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民二终字第000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法定代表人：陈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汪洪，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冷恒，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市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应城市浦阳大道**代表人：谈辉，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李俊，中国农业银行孝感分行职员。委托代理人：汪萍，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产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应城支行）因侵权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代理审判员张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孙刚，牛卓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江资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洪、冷恒，上诉人农行应城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李俊、汪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江资产公司一审时诉称：1995年9月，湖北金源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金源信用社）依据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应城市支行杨河营业所（以下简称杨河营业所）出具的0244440号存单，向金源信用社开立的账户存入900万元，但存款到期后，农行应城支行认为存单无效拒绝兑付。同时，农行应城支行主动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提起诉讼称，该存单系该行工作人员私自偷盖公章伪造，且以金源信用社单位名称出具的存单应属无效，请求确认存单无效。1998年7月，省高院作出（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该存单无效。随后，金源信用社的权利承接主体武汉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另案请求法院判令农行应城支行兑付0244440号存单，最高人民法院作出（1999）民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存单无效，若不服该判决，应当申请再审。此后，武汉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对（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请求确认存单有效。2009年1月5日，省高院作出（2009）鄂民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存单有效，判决撤销（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农行应城支行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1999）民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农行应城支行就此存单不承担兑付义务，其关于确认存单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农行应城支行在金源信用社开立账户，金源信用社向该账户转入900万元的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因该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应通过另案诉讼解决，故撤销省高院（2009）鄂民监二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维持（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原金源信用社于1998年4月27日曾变更名称为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武汉市商业银行将本案所涉存单的相关权利和依据存单向农行应城支行的账户划入900万元而享有的相关权利转让给了长江资产公司。长江资产公司认为，农行应城支行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请判令农行应城支行因侵权赔偿长江资产公司损失900万元及自1995年9月7日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900万元为本金，按照人民银行五年期存款利率计算）；农行应城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农行应城支行辩称：1、长江资产公司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本案债权转让无效且未履行通知程序，长江资产公司主体不适格。实体上，武汉市商业银行转让给长江资产公司的对杨河营业所900万元储蓄合同债权并不存在；程序上，没有依法通知农行应城支行所谓转让行为，对农行应城支行不发生法律效力。3、本案中的非法账户开立、资金划转均为犯罪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行应城支行未收到涉案资金，不承担返还或者兑付义务；存单已经被判决认定无效，农行应城支行没有兑付义务。4、农行应城支行对长江资产公司无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过错，更未对长江资产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依法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王光智诈骗犯罪，金源信用社一直明知并密切配合，并为此获得王光智支付的不当得利款10.8万元。综上请求驳回长江资产公司的起诉。原审法院查明：1995年9月6日，农行应城支行所属杨河营业所在金源信用社申请开立账户，提交一份《开户申请书》和预留一份《城市信用社印鉴片》，申请书载明：开户申请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应城市支行杨河营业所”，并加盖杨河营业所公章和负责人陈华明印章；印鉴片上预留杨河营业所公章、负责人陈华明和财务主管陈爱芳印章，开立账号为02×××24的账户。同日，杨河营业所出具一张《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编号：0244440），存单记载：户名：金源城市信用社，存入人民币金额：900万元，存款期：1995年9月6日至1996年3月6日，并加盖农行杨河营业所储蓄专用章。1995年9月7日，金源信用社填写一份《湖北省城市信用社进账单》，收款人：农行应城杨河营业所，账号：02×××24，进账金额：人民币900万元，进账单以数码章注明转账日期为1995年9月7日。就上述杨河营业所在金源信用社申请开立账户及900万元存款存单资金的事实，根据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是：1994年4月至1995年9月，犯罪分子王光智等人，采取盗用“北京康发商贸公司”等名称，虚构事实，以高回报率为诱饵，吸引投资和私自在金源信用社开户、造假存单的手段，进行诈骗作案。1995年8月下旬，王光智又组织900万元资金到金源信用社，要求该信用社主任刘士军就此款贷给自己，刘不同意，又提出由另外一家银行接下此款再转给王光智。此后，通过犯罪分子（同案犯）周火忠（原系农行应城支行信贷科信贷员，已判刑），指使农行应城支行信贷科信贷员李新明将偷盖有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储蓄公章的定期存单（NO：0244440）填上户名为金源信用社、金额900万元等内容。9月7日，王光智和陈爱芳、李新明一起到金源信用社，由李新明用伪造的杨河营业所执照副本和私刻的负责人陈华明印章及陈爱芳（杨河营业所出纳员）私自带出的杨河营业所公章以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的名义开户。随后，将存单交给金源信用社，该社将900万元资金转入杨河营业所在该社开立的帐户内，并经杨河营业所指令后通过转帐支票的方式将上述900万元转入王光智在金源信用社开设的北京康发商贸公司账户上，被王光智骗走。存款到期后，农行应城支行向省高院提起诉讼称，该存单系该行工作人员私自偷盖公章伪造，且以金源信用社单位名称出具的存单应属无效，请求确认存单无效。1998年7月，省高院作出（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认定：“名为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0244440号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已经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认定该存单系伪造，且该存单以金源信用社单位名称开具，故该储蓄存单为无效”，判决“盖有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应城市支行杨河营业所印鉴的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0244440号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无效”。同期，金源信用社的权利承接主体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另案请求判令农行应城支行兑付0244440号存单，省高院以（1998）鄂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驳回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以（1999）民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存单无效，若不服该判决，应当申请再审。此后，武汉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对（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请求确认存单有效。2012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认为（1999）民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农行应城支行就此存单不承担兑付义务，其关于确认存单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农行应城支行在金源信用社开立账户，金源信用社向该账户转入900万元的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因该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应通过另案诉讼解决，维持（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06年6月30日，武汉市商业银行和长江资产公司签订一份《不良资产剥离转让合同》，将包括本案所涉列入不良资产的对农行应城市支行杨河营业所900万元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长江资产公司。2006年12月26日，武汉市商业银行、长江资产公司联合在《长江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通知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向长江资产公司履行债务偿还等全部义务。金源信用社于1998年4月27日更名为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于2002年4月26日被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办公室撤销，其债权债务由武汉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承接，后更名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东门支行，2010年8月20日，又更名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应城市支行，于2009年7月22日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市支行。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检察院1999年3月26日证明，“我院于1996年办理王光智利用北京康发公司诈骗一案中，发现1995年9月7日由北京康发公司付金源城市信用社利息10.8万元”。该笔付款系通过北京康发商贸公司在金源信用社开立的0243-009396账户转账支付。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主要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长江资产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二、长江资产公司900万元资金损失的责任问题。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长江资产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5日作出（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农行应城支行就本案所涉存单不承担兑付义务，并确认该存单无效。同时认为农行应城支行在金源信用社开立账户，金源信用社向该账户转入900万元的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因该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应通过另案诉讼解决。现长江资产公司以侵权赔偿纠纷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6月25日起开始计算，长江资产公司于2014年1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金源信用社于1998年4月27日更名为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于2002年4月26日被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办公室撤销，其债权债务由武汉商业银行大东门支行承接。2006年6月30日，武汉市商业银行将包括本案所涉的900万元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长江资产公司，并于同年12月26日在《长江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通知所列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长江资产公司履行债务偿还等全部义务。故长江资产公司合法取得本案所涉债权，其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并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二、长江资产公司900万元资金损失的责任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的问题。根据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犯罪分子王光智从他人处组织900万元资金到金源信用社，要求该信用社主任刘士军就此款贷给自己，刘提出由另外一家银行接下此款再转给被告人王光智。此后，由应城市农行信贷科信贷员李新明用伪造的杨河营业所执照副本和私刻的负责人陈华明印章及杨河营业所工作人员陈爱芳私自带出的杨河营业所公章以“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的名义开户。通过另一名犯罪分子周火忠，指使李新明将偷盖有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储蓄公章的定期存单（NO：0244440）填上户名为金源信用社、金额900万元等内容。随后，王光智将该定期存单交给金源信用社，该社将900万元资金转入“杨河营业所账户”，再由此账户转入王光智在金源信用社以虚假名义开设的北京康发商贸公司账户上，被王光智骗走。上述事实表明，王光智等人采取盗用北京康发商贸公司等名称，虚构事实，以高回报率为诱饵，吸引投资和私自在金源信用社开户、造假存单的手段，骗取他人资金，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因此，金源信用社与杨河营业所之间不存在存款合同关系。金源信用社在北京康发商贸公司、农行杨河营业所账户开立之前，即明知王光智等从他人处组织900万元资金到金源信用社的目的就是要将此款给王光智自己使用，同时，金源信用社作为金融机构，违反常规，为农行杨河办事处开立帐户的行为，亦为犯罪分子骗取资金提供了方便，且900万元资金也没有按照规定在农行杨河营业所柜台办理，并获取了10.8万元利息收入。故金源信用社对王光智组织资金、并实际使用资金的行为，主观明知，客观放任和许可，是导致王光智等诈骗得逞的原因之一，应当自行承担扣除获利部分后30%的民事责任。现金源信用社的该项权利义务均由长江资产公司承继，长江资产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农行应城支行工作人员李新明与杨河营业所工作人员陈爱芳，用伪造的杨河营业所执照副本、私刻的负责人陈华明印章和私自带出的杨河营业所公章以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的名义开户，并将私自偷盖公章的存单交给王光智等行为，对王光智等实施、完成资金转移，达到诈骗目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城市农行信贷科信贷员李新明能够拿到空白定期存单，并成功偷盖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储蓄公章，杨河营业所工作人员陈爱芳能够私自带出杨河营业所业务公章用于开户，并用转帐方式将900万元资金转入王光智控制的北京康发商贸公司，表明农行应城支行在空白存单等重要银行单证及银行印鉴管理制度上，存在重大漏洞，且存在过错，这种过错发生在开户和资金转出两个关键环节，是导致王光智等人诈骗得逞的主要原因。故农行应城支行因其过错，应对长江资产公司的资金损失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并赔偿该部分资金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酌定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对长江资产公司主张的按照人民银行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市支行赔偿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622.44万元；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市支行赔偿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622.44万元利息损失（自1995年9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302元，由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6990.6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城市支行负担86311.4元。长江资产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改判农行应城支行赔偿长江资产公司900万元；2、改判农行应城支行赔偿长江资产公司900万元的利息损失（自1995年9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按同期人民银行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农行应城支行承担。理由如下：一、本案所涉900万元资金损失是因农行应城支行的过错造成的，应由农行应城支行承担全部过错赔偿责任，金源信用社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金源信用社应自行承担30%的民事责任错误。农行应城支行的在职工作人员周火忠、李新明等人，使用农行应城支行的真实印章、真实单位名称在金源信用社开立账户；又使用农行应城支行的真实存单和账户吸纳了金源信用社的900万元存款；并使用盖有农行应城支行真实印章的转账支票将该900万元转走，最终导致金源信用社的资金损失。这一系列事实均是经相关生效判决认定，并经原审查明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农行应城支行在职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以及农行应城支行对公章、存单等管理不善的过错，是金源信用社资金损失的直接原因和唯一原因。金源信用社根据农行应城支行在职工作人员提供的真实印鉴、真实机构名称为其办理开户，根据农行应城支行的真实银行存单将自有资金900万元存入该账户，已经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根本不可能预见存入银行账户的款项会形成损失。金源信用社对王光智“组织资金，并实际使用资金的行为，主观明知”，并不是对损害结果的明知，根本不构成过错。王光智介绍他人将900万元资金存入金源信用社，并要求该社主任刘士军将款贷给自己，刘未同意，但表示可以由另外一家银行接下此款再由该银行转给王光智。这只是金融机构为了维护与揽储大户之间关系的变通之策，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王光智找来农行应城支行的工作人员与刘接触后，刘派人到现场考察了农行应城支行机构的真实性以及工作人员身份的真实性，其为保障自有资金确实存入了农行应城支行的银行账户并能够到期获得兑付，已经尽到了充分必要的注意义务，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农行应城支行的在职工作人员会使用银行印鉴、存单等，伙同王光智实施诈骗。并且，相关刑事案件的查处结果显示，金源信用社没有任何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金源信用社这种对“王光智实际使用资金”的明知，并不是对诈骗行为和损害结果的明知，根本不构成过错。原审判决认定金源信用社“违反常规”为农行应城支行开立账户，为犯罪分子骗取资金提供了方便，对王光智实际使用资金“客观放任和许可，是导致王光智等诈骗得逞的原因之一”系认定事实错误。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开户、存款，在经济生活中比比皆是，法律并没有任何禁止性规定。金源信用社根本不存在对王光智实际使用资金“客观放任和许可”。金源信用社将自有资金900万元存入农行应城支行的账户，属同业存储关系，与农行应城支行将900万元转给王光智，在法律上没有必然联系。人民币是种类物，并非特定物，金源信用社将900万元自有资金存入农行应城支行的账户，即已将资金交付由农行应城支行所有，并由其自主控制、支配，根本不需要金源信用社放任和许可。农行应城支行在金源信用社开立账户，提供的是真实机构名称，预留的印鉴是真实银行公章，该账户是由农行应城支行控制的账户，农行应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必须使用真实的银行公章才能划转账户内的资金。若农行应城支行能够对其公章等印鉴严格管理，无论其账户开在何处，该账户上的资金也不会形成损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金源信用社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方便。事实上，农行应城支行的工作人员正是使用盖有真实的公章的转账支票，才将账户内资金转入了王光智的账户。因此，农行应城支行对公章管理不善，才是本案资金损失的唯一原因，所谓的金源信用社“违反常规”以及“客观放任和许可”与资金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此外，农行应城支行提交的一份王光智向金源信用社转入10.8万元利息的凭证，并无任何证据佐证与本案有关。原审法院径行将该款项认定为金源信用社获益，并将该款从900万元损失中扣除不当。二、原审法院酌定按人民银行同期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金源信用社于1995年9月将自有资金900万元存入农行应城支行开立的账户，至今已近二十年，期间历经多次多轮诉讼，饱受讼累，遭受了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次起诉仅以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存款利率主张利息损失，而没有以标准更高的贷款利率主张利息损失，并无任何不当。农行应城支行答辩称：本案背景复杂，民刑交错，农行应城支行为此案的相关案件进行了长达十六年七次的诉讼。通过历次诉讼查明的事实，农行应城支行是作为受害人被动卷入此案的，金源信用社900万元资金被犯罪分子所骗取，是金源信用社违规操作，与犯罪分子恶意串通欲转嫁资金风险给农行应城支行，金源信用社诉称本案资金损失系农行应城支行的过错造成，应由农行应城支行承担全部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实际上，金源信用社在资金被骗取的每个环节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违规和过错责任，并与资金被骗有直接因果关系，应由金源信用社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金源信用社对虚假存单的出具过错明显，其对异地违规开户行为完全明知，对假冒杨河营业所工作人员身份也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而存款行为不是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进行，与杨河营业所无关。涉案900万资金是1995年9月7日转入私设帐户内，而犯罪分子用于转帐的支票是1995年9月6日开具的，因当时帐户未设立，帐上更没有资金，金源信用社用无效支票将900万从杨河营业所帐户转出是严重违规行为，也是900万元资金被骗的重要原因。另外，犯罪分子得以最终将900万资金骗走的一个最重要环节，就是犯罪分子控制的北京康发商贸公司帐户。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王光智本人在检察机关的供述，犯罪分子王光智并非北京康发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盗用了该公司的名称，金源信用社主任刘士军违规为王光智以北京康发商贸公司名义开设了帐户，而通过此虚假帐户，900万最终被王光智个人骗取。本案证据证明，1995年9月7日，王光智的北京康发商贸公司收到900万元的当天，又通过转帐支票支付了金源信用社利息10.8万元。金源信用社对虚假存单视而不见，将款项转给犯罪分子控制的北京康发贸易公司帐户，并从中盈利10.8万元，足以说明金源信用社对犯罪行为不仅主观明知，还授意犯罪方法，放任许可，互相串通，以达到犯罪目的。因此在本侵权赔偿纠纷案中，农行应城支行对金源信用社无任何侵权行为，也无任何过错，王光智诈骗案中没有任何人的行为是农行应城支行的职务行为，只有被犯罪分子盗用公章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农行应城支行。金源信用社900万元资金被犯罪分子所骗取，是金源信用社违规操作，与犯罪分子恶意串通转嫁资金风险给农行应城支行的结果，农行应城支行不是侵权人而是受害人，金源信用社主张因农行应城支行过错造成的900万经济损失的上诉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长江资产公司的上诉，依法改判农行应城支行不承担任何侵权赔偿责任。农行应城支行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长江资产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原审法院认为“农行应城支行在空白存单等重要单证及银行印鉴管理制度上，存在重大漏洞，是导致王光智等人诈骗得逞的主要原因”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和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这三份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1995年的8月下旬，犯罪分子王光智“组织”了900万元资金到金源信用社，要求金源信用社主任刘士军将此款贷给自己，刘不同意，“提出由另一家银行接下此款再转给被告人王光智”。王光智为达到刘士军去寻找“另一家银行”的要求，将犯罪目标锁定为农行应城支行，于是才有后面的盗盖农行应城支行公章的假存单、虚开的假帐户、假转帐支票，而这一切不仅是原审判决中认定的“金源信用社对王光智组织资金、并实际使用资金的行为是主观明知，客观放任和许可”，更为关键的是，金源信用社应是本案发生的根源，原审判决已查明“金源信用社是明知王光智等从他人处组织900万资金到金源信用社的目的，就是要将此款给王光智自己使用”，为达到犯罪分子的目的，又转嫁自己的风险，金源信用社作为专业金融机构，该社主任刘士军向犯罪分子教唆犯罪方法-——找另一家银行先接下此款，再转给王光智。因为刘士军之前就为王光智违规开设“北京康发商贸公司”虚假帐户，深知直接将钱转给王光智的巨大风险。此案是金源信用社与犯罪分子共同策划，相互串通的结果，金源信用社涉嫌共同诈骗，农行应城支行保留向相关部门举报的权利。在以上过程中，农行应城支行只是被犯罪分子盗用了公章，成为金源信用社转嫁风险的对象，被动转入此案。900万元始终在金源信用社帐上，也是从金源信用社把钱转给王光智的，在900万元转至北京康发商贸公司的当天，王光智通过该帐户向金源信用社支付利息10.8万元，说明真正的“出借人“是金源信用社，而不是农行应城支行。盗用公章开假存单，虚开杨河营业所帐户，转帐支票，都只是金源信用社主任刘士军精心策划的形式。因此农行应城支行不是侵权人，而是受害人。金源信用社是王光智等诈骗得逞的根源，原审判决长江资产公司承担30%责任显然不当。二、原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5日作出的（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之日，作为长江资产公司侵权之诉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金源信用社侵权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是涉案存单确定不能兑付之日，即确定涉案存单系犯罪分子伪造的作案工具的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1997年12月9日），金源信用社作为原告取得承兑之诉的民事终审判决日期是1999年5月28日，但之后金源信用社一直没有提出侵权之诉，而（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是确认之诉的终审判决，但该案是农行应城支行为维护自身权利而作为原告于1996年12月起诉至省高院所引发的诉讼，并不是金源信用社提起的诉讼案件，不能作为金源信用社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达日期2012年6月25日，不能作为本案侵权之诉的起算点。长江资产公司自称2006年6月30日“取得了原金源信用社的全部相关权益”，但2006年6月30日之前，金源信用社侵权之诉已过诉讼时效。故长江资产公司2014年1月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三、原审法院以长江资产公司在《长江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认为长江资产公司履行债权转让通知，取得本案主体资格，没有法律依据，事实认定不清。从长江资产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其所称转让无事实依据。长江资产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不良资产剥离转让合同》和《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农行应城支行均尚未见到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原审法院对该复印件进行了认定。第一，其中的《不良资产剥离转让合同》签订于2006年6月30日，如果武汉市商业银行与长江资产公司之间发生了包含本案0244440号存单债权的转让行为，那么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诉讼的就不应该是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中案件当事人也不可能是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昌支行（2010年8月20日由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东门支行更名）。至于长江资产公司称不变更主体是为诉讼需要，没有法律依据。第二，转让合同内容本身不完整，无反映转让债权具体情况，且合同第1条明确约定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专项审核报告》，无合同转让价款支付的证明，故不能证明该合同有效签订并得到实际履行。长江资产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并不是武汉市商业银行针对农行应城支行的一项通知，该公告并不产生债权转让通知的法律效力。武汉市商业银行及长江资产公司作为普通民事主体，并无在武汉市级报纸上发布公告以产生债权转让或诉讼时效中断法律效果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仅对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过程中发布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力的报纸上的转让催收公告、通知规定可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对长江资产公司这种普通资产管理公司登报催收为债权通知没有法律依据。更何况，《不良资产剥离转让合同》第五条规定：双方一致同意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由甲方在债权项目档案资料移交完成前以邮寄或公证送达等法律认可的方式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主、从债务人。而事实上，武汉市商业银行未以约定形式通知农行应城支行，如果债权成立，在武汉市商业银行没有合法通知农行应城支行的情况下，长江资产公司所称转让对农行应城支行当然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三、公告中的武汉市商业银行新路支行作为债权人与杨河营业所之间900万元债务的性质、内容不明确，根据之前的生效判决和本案查明的事实，均没有查明金源信用社更名为武汉市商业银行新路支行，本案储蓄存单与武汉市商业银行新路支行无关。以上事实说明长江资产公司所称本案存单和相关权利转让不成立。因此，长江资产公司所称的转让无事实依据，长江资产公司所称的武汉市商业银行通知农行应城支行更无事实、法律依据，长江资产公司无权就本案存单向农行应城支行主张任何权利，长江资产公司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主体不适格。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农行应城支行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没有过错，侵权法律关系不成立。犯罪分子的行为不能代表农行应城支行的职务行为，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判决农行应城支行承担过错责任，适用法律不当。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认定了0244440号存单上杨河营业所的公章系“盗盖”，杨河营业所在金源信用社开立的帐户是犯罪分子私自开立的非法帐户。杨河营业所出纳陈爱芳没有掌管和使用公章的职责，未经杨河营业所主任陈华明的同意和批准私自带出公章交给李新明，李新明不是杨河营业所的工作人员，而是冒充杨河营业所的主任陈华明去金源信用社办理开户手续，其在开户申请书加盖的杨河营业所公章，与存单上加盖的公章应是同一性质——“盗盖”。至于转帐支票上杨河营业所的公章，在（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以及刑事庭审笔录中，李新明都供述只进行了开户行为，其它情况不知，因此对公章的真实性在开庭质证中农行应城支行就提出了异议。退一步讲，即便转帐支票上的公章是真实的，由于办理开户手续的李新明（冒充杨河营业所主任陈华明）、王光智均不是杨河营业所的工作人员，也不在杨河营业所的工作场所，其盖章行为不是代表杨河营业所的职务行为，而是未经批准同意“盗用”杨河营业所公章的不法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犯罪分子个人承担，与杨河营业所无关，更与农行应城支行无关。非法账户开立、资金划转均为犯罪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法律适用上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农行应城支行不应对犯罪分子盗用公章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五、原审法院受理长江资产公司的侵权之诉，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此观点农行应城支行在书面答辩状中作了充分阐述，但原审判决在归纳农行应城支行辩称内容中却只字未提，在判决中也未作任何认定。1996年12月，农行应城支行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金源信用社及第三人湖北省财政证券公司孝感分公司，请求确认0244440号存单无效。1998年5月，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起诉农行应城支行，请求兑付0244440号存单。通过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终审判决确认了0244440号存单无效，农行应城支行不承担兑付义务，农行应城支行无过错，不应对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201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是对农行应城支行存单确认之诉的终审判决，认为“农行应城支行在金源信用社开立帐户，金源信用社向该账户转入900万元的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的内容，因该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应通过另案诉讼解决”。长江资产公司依此判决，以金源信用社权利承继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是对上述判决的曲解。该案案由是存单确认之诉，900万元的给付问题自然是另一法律关系。1998年5月，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起诉农行应城支行，请求农行应城支行兑付存款本金人民币900万元及利息一案，即为900万元的给付之诉，生效判决认定如下事实：金源信用社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024440号人民币900万元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虽然形式完备，亦有实际资金转入有关帐号，但该存单已经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该存单上的被告所属单位公章系盗盖，属伪造存单行为，故该存单无效。且用于在原告处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应城市支行杨河营业所执照（副本）系伪造，该所主任陈华明的私章系私刻。原告将人民币900万元转入该帐户，被王光智骗走。上述存储行为实属刑事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且已被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兑付责任，故农行应城支行在该案中不应承担兑付900万元存款的民事责任。在该生效判决显然已通过另案的给付之诉解决了（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提到的“900万转入”的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作为权利承继人，又以同一事实理由，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的给付之诉（后在开庭时当庭变更为侵权之诉），再次要求农行应城支行偿付900万本金和利息，长江资产公司在诉状中，将900万虚假存单的“因”强行剥离，认为900万元打入犯罪分子开设的帐户为单独法律关系是断章取义。虚假存单、开户、划款是环环相扣的犯罪行为，是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其产生的相关民事责任问题，诸如存单效力、农行应城支行是否有过错、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在省法院（1998）鄂民初字第26号生效判决中都一并予以了解决，现原审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的判决，显然与（1998）鄂民初字第26号生效判决书内容相抵触。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长江资产公司主体不适格，主张侵权之诉已过诉讼时效，长江资产公司的债权出让人金源信用社900万元的损失，是金源信用社与犯罪分子互相串通共同过错造成的，农行应城支行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此案无论是存单确认之诉，还是存单给付之付，侵权之诉，农行应城支行都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长江资产公司答辩称：一、农行应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周火忠等人使用银行公章、存单等实施诈骗，是经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农行应城支行对公章、存单等重要印鉴、单证的管理存在过错，是诈骗得逞和资金损失的原因。二、农行应城支行推卸责任的逻辑明显错误，在受害人金源信用社无一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农行应城支行却声称金源信用社是策划诈骗行为的共同主谋不符合事实。1、退一步讲，即便金源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是诈骗行为的共同主谋，也被判处了刑罚，农行应城支行和金源信用社双方都对诈骗得逞和资金损失负有过错，应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从事实上看，农行应城支行称金源信用社是诈骗行为共同主谋没有任何依据。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是，农行应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在实施诈骗，欺骗金源信用社，金源信用社不仅没有参与诈骗，而且是诈骗行为的受害者。3、至于王光智组织900万元资金存入金源信用社，要求金源信用社主任刘士军将此款贷给自己，刘士军不同意，提出由另外一家银行接下此款再贷给王光智这一细节，根本不能作为认定金源信用社存在过错的依据。民事过错责任原则适用的前提首先是存在过错，其次是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就本案而言，原审判决认定农行应城支行在公章和存单等重要银行印鉴和单证管理方面存在过错，是导致诈骗得逞和资金损失的原因，并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无疑是正确的。三、农行应城支行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农行应城支行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但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法院判决农行应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四、金源信用社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金源信用社向农行应城支行的账户存入900万元后未获得兑付，围绕该900万元存单的确认和兑付，金源信用社及其权利承继主体一直在进行诉讼，积极主张权利。2012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指出，金源信用社向农行应城支行账户存入900万元的行为属另一个法律关系的内容，如因该法律关系发生纠纷，应通过另案诉讼解决。至此，长江资产公司才知道应当另案诉讼。并且，在上述判决作出之前，长江资产公司也无法另行诉讼。五、原审判决认定长江资产公司已经合法取得原金源信用社的全部权利正确，长江资产公司受让债权和公告通知等程序均符合法律的规定。六、农行应城支行认为本案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明显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在查明本案所涉900万元存单确认、兑付纠纷相关民事事实后，作出的（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判决指出，金源信用社向农行应城支行存于900万元属另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诉讼，长江资产公司据此提起本案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查明本案所涉存单经过了存单兑付纠纷的审判，当然不会再指出长江资产公司应再提出存单兑付诉讼。然而，农行应城支行却仍认为另一法律关系指的是存单兑付法律关系，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刻意歪曲。本案是侵权赔偿纠纷，长江资产公司此前没有提起诉讼，更不可能受理并审理，根本不存在“一事再理”的问题。综上，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农行应城支行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农行应城支行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农行应城支行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院对此分析评判如下：本案系因长江资产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继受取得原金源信用社对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因存单兑付法律关系项下债权后，以侵权为由提起的诉讼。有关双方纠纷所涉刑事犯罪以及涉案定期存单的效力及兑付问题，前已分别由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故本案审理应以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和裁判结果为依据，对长江资产公司侵权损害请求权的事实基础、诉权选择权的行使以及提起侵权诉讼案件是否超过法定时效等方面综合进行分析评判。本院认为，长江资产公司请求农行应城支行因侵权赔偿其损失900万元及相应利息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农行应城支行认为其不应承担本案侵权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法院认定农行应城支行在本案中应当承担长江资产公司资金损失70%的侵权民事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查明事实表明，在长江资产公司2006年6月30日通过与武汉市商业银行签订《不良资产剥离转让合同》取得对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存单债权之前，与本案所涉的刑事犯罪部分，已由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9日作出了（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了王光智等人伪造存单诈骗金源信用社900万元的事实。农行应城支行于1996年12月就涉案存单向本院提起确认存单无效之诉。本院经审理后于1998年7月2日作出（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确认盖有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印鉴的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0244440号整存整取定期存单无效。而在该案一审期间，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于1998年5月另案向省高院起诉要求农行应城支行要求兑付0244440号存单。省高院于1998年10月20日作出（1998）鄂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的诉讼请求。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对该兑付纠纷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5月28日下达（1999）民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因原金源信用社不服本院（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本院（1998）鄂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上述案件的审理经过及判决结果：首先表明涉案0244440号整存整取存单早已在长江资产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受让原金源信用社因存单而产生的合同债务之前，就因伪造形成及无存款事实的原因已被生效判决确定为无效。在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提起的存单兑付诉讼二审过程中，其向最高人民法院陈述“对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并承认存单无效，农行应城支行不是兑付义务人，不负有兑付义务”。而已生效的本院（1998）鄂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认定“金源信用社将900万元转入农行应城支行杨河营业所账户并被王光智骗走，该储蓄行为实属刑事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故长江资产公司通过债权转让取得的原金源信用社因存单兑付法律关系项下债权，因存单的无效和生效民事判决的存在而丧失了实现的可能性。其次，由于长江资产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受让的系合同之债，而非侵权之债，其提起本案侵权诉讼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在违约与侵权请求权相竞合的情形下，法律允许权利人有权选择依据合同要求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法律规定选择由对方承担侵权责任。即金源信用社可以自主选择在900万元存单无法兑付时要求农行应城支行承担民事责任的途径。但该选择权存在法律的限制和制约，对于同一个法律事实，不能多次的反复适用，更不允许当适用某一种责任求偿方式失败或者不足后，又补充适用另外一种责任方式。一旦确定选择了违约或侵权中某一种责任形式后，不允许再选择另外一种责任形式。而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向农行应城支行提起的存单兑付之诉的行为表明，其在双方纠纷存在责任竞合的情形下明确选择了以违约作为向农行应城支行主张权利的途径。故武汉市商业银行在明知下属的阅马场支行提起存单兑付之诉被驳回后，仍将存单项下债权转让给长江资产公司，并由长江资产公司另行提起本案侵权诉讼，要求农行应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再者，从侵权诉讼时效角度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则金源信用社早在得知0244440号存单不能兑付之日起，就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然而，金源信用社或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自知道存单兑付被拒直至认定存单系伪造的湖北省孝感市（1997）孝中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一直未向农行应城支行提出侵权之诉的主张。故即使武汉市商业银行阅马场支行其后提起侵权诉讼，也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是确认之诉的终审判决，系由农行应城支行为维护自身权利而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不能作为金源信用社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综上，长江资产公司以侵权纠纷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农行应城支行关于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不当并导致实体处理错误。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06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23302元，均由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炎代理审判员  孙刚代理审判员  牛卓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华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