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4民终9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必江（又名：代壁江），男，1968年6月7日生，汉族，务农，住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兴中，男，1955年9月30日生，苗族，务农，住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上诉人代必江因与被上诉人杨兴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425民初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代必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停止侵占上诉人4.8亩林地的侵权行为，归还上诉人之4.8亩林地；2、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砍伐上诉人林地上的树木450棵的损失折合人民币36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上诉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父母从四川广安县搬到贵州省××自治县××（现××街道××）××村哑院组居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诉人之大家庭共6个人口以父亲代江绿为户主，承得当地政府关怀，承包耕种了哑院组的田地，其中名为“叫顶山”或“教顶山”和“老包包”“岩口”的林地（四至见《紫云县人民政府荒山使用证》）也发给上诉人之大家庭耕种管理。1987年，上诉人之大家庭分成三户，第一户是代和平（上诉人之长兄），第二户是上诉人，第三户是代老五（上诉人之弟），分成三户后上诉人继续承包了“教顶山”的部分林地，四至为东抵李小六（叶天才租给李小六）地、南抵坡顶、西抵代老五（上诉人之弟）林地、北抵代和平（上诉人之长兄），后该林地一直系上诉人植树管理至今。以上事实有《紫云县人民政府荒山使用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哑院组的村民均能证明。2017年3月，被上诉人乘上诉人外出务工之机，砍割破坏上诉人林地里的成林树木共450棵，损失达人民币3600元，这是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也认可的事实。然一审确主观地错误认证，导致其作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二、一审判决是因认证毫无依据，主观意断，越权认证的行为作出的错误判决。一审判决的认证叙述“原告提交的经营权证与被告提交板乡村登记表和本院依职权调取五峰街道办保存的登记表内容不符，及原告提交的荒山使用证的印章是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的印章与被告提交的本村王龙光的荒山使用证上的是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印章不同，格式不同，革命委员会已于1979年前结束。”一审以此为由否认上诉人提交的荒山使用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效力，是毫无事实依据、主观意断、越权认证的行为，理由是：原告提交的荒山使用证不能等同于被告提交的王龙光的荒山使用证，原告的证登记于1982年，而王龙光的证登记于1984年，年限不同，登记人执笔人不同有不同之处系情理当中，1979年我国虽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制”但在我国特别是象上诉人所处在的贵州××经济文化相当××县，还存在使用“革命委员会”的印章等管理混乱的现象不可否认，故该证是“革命委员会印章”系正常现象，再则，上诉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不会想到私刻公章。三、一审偏听偏信，采信被告的证人证言，是其主观意断最突出的表现。原告一家是从四川搬到哑院居住的单家独户，而被告一家是本地的，为其出庭作证的人大多都与其系亲戚关系，且证人连争议地四至边界都不清楚，一审却不考虑这些因素，武断、主观地采用这些证言，更进一步捏造其作出错误判决的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杨兴中二审中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正确。答辩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原审原告代必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杨兴中强占原告家4亩8分林地返还原告；2、要求被告赔偿被砍的树木450棵，按每棵8元计算，共计3600元。3、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我父亲代江绿在1983年3月6日领到第一轮承包证，后来就把这片林地分给我弟兄三个，大哥代和平，兄弟代老五。又在1998年我领取第二轮承包证，使用和管理到今。2017年3月16日我发现我家叫顶山（小地名）的山林被砍，我去问李小友，李小友说我没砍，只是割草，那边是杨兴中砍的，我去找杨兴中返还我的责任山，被告拒不返还，说是他家的草山，我找村组领导解决，村组领导说被告强占是合法的。被告已侵犯我的合法权益和财产，特向法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原审被告杨兴中辩称，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后，1982年本组村民在组长的带领下，对荒山进行划分，没有成功，最后决定按照各家原来管理使用的荒山、林地范围由原承包户自行管理使用，但没有将荒山范围填写在原承包户的土地承包证上。原告诉称的这片荒山一直都是我家管理使用，并种植一些树木，因经常火烧山，树木长不好，我家并没有毁坏。在今年以前原告家也没有提出异议，1998年原告的土地承包证登记表中，并没有登记争议的荒山，原告所提交的荒山使用证是原告自己填写，不真实，是虚假的。原告要求无理，我不同意，请求驳回原告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代必江（又名代壁江）与被告杨兴中同属于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五峰街道办（原为松山镇）板香村哑院组村民。在1981年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以原告父亲代江绿为户主、被告杨兴中（杨兴忠）为户主，两个家庭分别承包有本组土地。对本案争议所指的地名为教顶山（叫顶山）荒山，未登记在双方的农村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中。被告杨兴中家庭按原来生产小组砍柴割草的习惯范围，对争议荒山范围进行管理使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争议荒山也未登记在原、被告农村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中。2017年3月，原告以对争议荒山有承包权为由，要求被告返还管理使用权，双方引起争议，原告向本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讼请求。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争议荒山的承包经营权确定，即原告对争议荒山是否有承包经营权。二、被告是否对原告权益造成损害。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土地承包人对其所承包的土地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告主张对争议荒山有承包经营权，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原告不能证明对诉争土地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利，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害事实的产生。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争议荒山经营权，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代必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代必江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代必江提交代和平的《证明》及代和平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郭小刚的《证明》及郭小刚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韦玉平的《证明》及韦玉平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唐忠华的《证明》及唐忠华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以及叶有忠的《证明》，因上诉人代必江提交的上述证据不是证明争议地（荒山）权属的证据，故本院不予组织质证和采信。被上诉人杨兴中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除与一审认定相同外,补充认定: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曾于1981年以《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启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印章的通知》[紫府发（1981）14号]，通知“各区公所、镇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颁发了‘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印章，现定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启用，原‘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印章同时停止使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四十四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本案中，上诉人代必江一审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杨兴中强占原告家4亩8分林地返还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被砍的树木450棵，按每棵8元计算，共计3600元”，并提交1982年盖“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印章的《紫云县人民政府荒山使用证》[紫山证字（037773号、“雅院生产队社员代江绿一户宜林荒山”）及自行记载树木数量、损失计算数据的记录证明其主张，虽其一审诉讼请求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但其提交的上述《紫云县人民政府荒山使用证》因“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印章已于1981年3月27日停止使用而应当认定为无效，即因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地（荒山）享有承包经营权或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错误或不当。上诉人代必江可在经人民政府依法对争议地（荒山）的承包经营权或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进行确权后，另行起诉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代必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代必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熹审判员 黄 光 美审判员 李 德 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