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赤民再字第5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凤阳。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洪玉。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玉光。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程桂华。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玉林。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凤生。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鲁建彪。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玉。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相国。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素云，住赤峰市，系谷方平的妻子。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程凤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义。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宗林。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乌立军。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谷方玉。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洪章。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洪恩。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翠琴，住赤峰市，系赵洪杰妻子。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洪义。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洪光。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军民。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洪荣。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艳华。以上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推举的诉讼代表人：赵玉光，男，197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十二组。诉讼代表人：李凤生，男，196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十二组。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国勋，公务员。原审被告：赵玉峰，现住址不详。赵玉光、李凤生等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李国勋、原审被告赵玉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敖汉旗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4日作出（2011）敖民初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李国勋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7月10日作出（2013）赤民一终字第6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赵玉光、李凤生等二十三人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2015）赤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的诉讼代表人赵玉光、李凤生，被申请人李国勋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审被告赵玉峰下落不明，经本院依法向赵玉峰公告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赵玉峰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审原告、被上诉人赵洪杰、谷方平去世，由赵洪杰的继承人其妻子张翠芹、谷方平的继承人其妻子郭素云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2年3月12日，一审原告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十二组赵玉光、李凤生等二十三人诉至敖汉旗人民法院称，2002年9月2日，原告二十三名村民所在的乌兰召村十二组将村民组集体所有的位于乌兰召村三组地南的林地按人口分给了各户，每口人分得杨树14.4棵，因林地距营子远，约有25华里，不便于各自看护，所以林子的看护由护林员徐子会负责，二十三名村民平时很少去林地看树。2011年林业站来核实各户的林地面积，准备重新核发林权证，二十三名村民去林地看树打地时，发现该林地的树已全部被伐掉，经过打听，才得知自己分得的树已被被告赵玉峰、李国勋签订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树伐掉卖给了他人。赵玉峰、李国勋在未经二十三名村民同意的情况下，私下将二十三名村民的林地以家庭承包的形式签订合同后，将树砍伐卖掉，其行为已侵犯了二十三名村民的合法权益，故具状起诉，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赵玉峰、李国勋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赵玉峰、李国勋赔偿林木损失80000元。赵玉峰（一审被告）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国勋（一审被告）辩称，李国勋与被告赵玉峰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李国勋已将林地款22000元给付赵玉峰，二十三名村民应向赵玉峰主张权利。敖汉旗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十二组在乌兰召村三组地南有林地一块，四至是东至林场林地，西至二组耕地，南至林场林地，北至三组耕地，面积约40亩，林木、林地所有权性质是乌兰召村十二组集体所有,2000年12月11日林业主管部门为乌兰召村十二组颁发了集体林权证（林权证编号为SLB0802000458）。2002年9月2日，乌兰召村十二组182口人将该林木按每口人14.4棵树分到了各户。2011年2月24日，包括二十三名原告在内的乌兰召村十二组多数村民同意将该林地树木出售，原告在被告赵玉峰持有的《卖树协议书》上签了字。2011年3月28日，被告赵玉峰代表乌兰召村十二组，与被告李国勋签订了《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乌兰召村三组地南林地以22000元的价格发包给李国勋，赵玉峰自认李国勋已给付了承包款，承包款现在赵玉峰手中。后李国勋对上述林木进行了砍伐。根据原告申请，该院委托内蒙古建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林木的价值进行鉴定，该林地的树木价值为58820元。现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赔偿原告树木损失80000元。另查明，乌兰召村十二组赵洪阳等十户共56口人在本案中放弃诉讼。敖汉旗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及乌兰召村十二组多数村民委托被告赵玉峰将其在乌兰召村三组南林地(林权证编号为SLB0802000458)的林木出售，且在《卖树协议书》上签字，属权利人对财产权的处分，该委托行为合法有效，但赵玉峰超越代理权限，将该块林地以低于已有林木的价格发包给被告李国勋并签订了《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二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对二十三名原告主张确认二被告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对原告的经济损失，应以鉴定结论为限，并扣除其余56口人的损失，由赵玉峰予以赔偿，因李国勋明知赵玉峰超越代理权限，还与赵玉峰签订《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李国勋对原告的损失应负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四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赵玉峰与被告李国勋于2011年3月28日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二、被告赵玉峰赔偿二十三名原告经济损失40721元，被告李国勋负连带责任（此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案件受理费1900元、送达费480元、评估费5300元，公告费300元，由二十三名原告负担2500元，由被告赵玉峰负担5480元。李国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该合同从内容来看应是林地承包协议，并经乌兰召村十二组村民协商一致同意出售，有多数村民签字为证。(二)乌兰召村十二组多数村民与赵玉峰签订卖树协议书，从该份协议书内容看是授权给赵玉峰向外承包该林地；李国勋正是基于此外部授权，并且签订合同时赵玉峰持有该林地的林权证，并将林权证交付给李国勋，当时乌兰召村村主任李守学也在现场，证实赵玉峰对该林地完全享有代理权限，从而进一步说明李国勋完全有理由相信赵玉峰具有代理权，同时说明李国勋在签订合同时也是善意的，故赵玉峰是否超越代理权限与李国勋签订合同都不应影响其合同本身的效力。(三)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卖树协议有效，那么李国勋将该林地内的树木予以采伐并无不当，故被上诉人要求李国勋赔偿林木损失没有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另外一审鉴定的林木损失数额过高，已经远远超出实际采伐林木的数额，李国勋对此有异议，请求对该林地的树木价值予以重新认定。(四)一审法院判令李国勋与赵玉峰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以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责任承担上由代理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李国勋与赵玉峰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作出公正判决。赵玉光、李凤生等二十三人（被上诉人）答辩称，(一)李国勋诉称合同有效没有法律依据，该合同签订程序及内容均与法律相悖，属于无效合同。1.赵玉峰是持卖树协议书与李国勋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该协议书是卖树协议，就是卖树，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内容，也没有特别授权。赵玉峰本人也不是十二组的组长和代表，连村民都不是，赵玉峰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以乌兰召村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李国勋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2.该林地承包合同将价值58820元的林木，连同40亩林地40年的承包期限，以22000元的价格承包给了李国勋，明显损害了十二组村民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3.李国勋不是十二组的农户，而且是国家公务员，根本不符合签订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的主体。该合同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二)赵玉峰手持卖树协议书就是卖树，没有其他约定，至于赵玉峰持有该林地的林权证，是因为卖树办砍伐需要林权证，并不是持有林权证就意味着要将林权证内的林地向外承包。说李守学在场能够证实赵玉峰对该林地完全享有代理权，这一说法更是不能成立，因为李守学既不是乌兰召村主任，更不是十二组村民，也不是签订卖树协议时的在场人，他凭什么能够证实赵玉峰对该林地向外承包享有代理权。(三)一审法院判决赵玉峰赔偿答辩人林木损失，由李国勋负连带责任，是因为李国勋明知赵玉峰已超越了卖树协议书的代理权限，还与赵玉峰签订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并将林地内的林木卖掉，这一点作为乡镇林业站站长，李国勋是最清楚的，为此一审法院判决赵玉峰赔偿答辩人林木损失，由李国勋承担连带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至于林木损失58820元是经过鉴定的，在一审中李国勋也没提出过重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凭什么采信李国勋的异议。李国勋的第四个上诉理由是对法律的曲解，根本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李国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赵玉峰（原审被告）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查明，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合同时，赵玉峰持有村民签字的卖树协议书及相关林权证，并且赵玉峰称其与李国勋并不相识是李守学介绍的，后李国勋办理采伐证亦是以村委会成员李守学的名字办理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李国勋主张赵玉峰持有村民签字的卖树协议书，并且签订合同时赵玉峰将林权证交付给李国勋，且当时乌兰召村村主任李守学也在现场，李国勋完全有理由相信赵玉峰对该林地享有完全处分权，同时说明李国勋在签订合同时也是善意的，至于赵玉峰是否超出代理权限并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故赵玉峰与其签订的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应该有效。经本院审查，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中，对于涉及林木出售部分，虽然被上诉人称并未授权赵玉峰对外出售，但赵玉峰持有乌兰召村十二组村民签字同意出售的卖树协议书，故应认定赵玉峰已获得全组村民的授权，该委托行为合法有效，赵玉峰将该林地上的林木卖给李国勋的行为符合被上诉人委托的本意，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不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因而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关于出售林地的内容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从卖树协议书中反映村民只委托赵玉峰对外出售林木，并未委托其将林地对外发包，且对于赵玉峰对外发包林地的行为并未取得委托人即被上诉人的追认，赵玉峰将涉案林地承包给李国勋的行为已经超出其代理权限范围，该行为应属无效，故赵玉峰与李国勋之间签订的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关于林地承包的内容应属无效。但一审确认赵玉峰与李国勋签订的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全部无效的处理原则，应属不当，本院依法应予以纠正。李国勋主张其完全相信赵玉峰获得涉案林地的完全处分权，才与赵玉峰签订了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自己本身没有过错，且其亦支付了相应的价款，现亦无证据证明李国勋与赵玉峰恶意串通，故对于采伐林木给村民造成的损失其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查因卖树协议书约定不明，导致李国勋误以为赵玉峰有权卖林地，对此李国勋没有过错，且其亦支付了相应的价款，现亦无证据证明李国勋与赵玉峰恶意串通；并且结合一审法院2011年9月7日询问赵玉峰的笔录中赵玉峰称“是我和赵洪余将乌兰召一组南不足四十亩连树带地卖给林业局一个姓李的了，是李守学介绍的，这块地是乌兰召村十二组的……当时大伙同意卖树，谁给价高给谁，后来卖不出去又重新定价，定价8万元，包括已经卖的三块（三块地一共卖了3.6万元，一块卖了2.2万元，一块卖了1.4万元，一块卖了1万元），另外还有最好的一块没有卖。”及乌兰召村村委会成员李守学在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后以李守学的名为该林地办理了采伐证来看，一审法院认定李国勋明知赵玉峰超越代理权限还与其签订合同应承担相应责任明显依据不足，故李国勋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李国勋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李国勋主张原审鉴定的林木损失数额过高，请求重新鉴定，因李国勋对此已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责任承担者赵玉峰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鉴定请求不予准许。综上，李国勋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2012）敖民初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原审被告赵玉峰与上诉人李国勋于2011年3月28日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卖树部分有效，卖林地部分无效；三、原审被告赵玉峰赔偿二十三名被上诉人经济损失40721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四、驳回二十三名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评估费5300元、公告送达费300元，总计9400元由赵玉峰负担。邮寄送达费960元，由二十三名被上诉人和李国勋各承担40元。赵玉光、李凤生等二十三人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故意歪曲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毫无根据的为李国勋开脱责任，明显的偏袒李国勋一方，从而损害了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的利益。1.李国勋系干部，四道湾子林业站站长，二审判决直接将李国勋的身份改为农民，为其开脱责任埋下伏笔。2.赵玉峰与李国勋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58820元的林木，连同40亩林地的承包期限，以22000元价格承包给了李国勋，明显损害了十二组村民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为此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赵玉峰与李国勋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公正。可二审判决却认定“赵玉峰将该林地的林木卖给上诉人符合被上诉人委托的本意，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不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因而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合法中关于出售林地的内容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判决这一认定断章取义，前后矛盾。前者是卖林木，后者是出售林地，不知二审判决“予以确认”的是哪种行为。3.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的是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可李国勋不仅不是十二组的农户，而且是国家公务员，不符合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的主体，所签订的合同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二审没有说清楚合同的哪一部分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全部无效不当在哪里，二审判决这一认定根本不成立，因为在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除了林地承包的内容之外，再无其他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全部无效并无不当之处，二审法院的纠正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4.二审判决认定“经查因卖树协议书约定不明，导致上诉人误以为原审被告赵玉峰有权卖林地，对此上诉人没有过错，且其亦支付了相应的价款”，二审法院这一认定系为李国勋辩解，因为赵玉峰手持的卖树协议书就是卖树，没有其他约定，这怎么能说约定不明？赵玉峰手持有该林地的林权证，因为卖树办砍伐证需要林权证，作为基层林业站站长，怎么能连卖树和卖林地都分不清？怎么能说是“误以为原审被告赵玉峰有权卖林地”？李国勋的一系列行为可以证明李国勋不仅是没有“误以为”，而且有故意恶意串通，据此原审判决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5.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有明显的偏袒。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根本就没有卖树部分，合同的全部内容就是发包林地，即卖林地，因此该合同全部属于无效。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不当，判决结果公正，请求再审，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被申请人李国勋再审庭审中答辩称，二审判决正确。二审判决书把李国勋的身份证写成农民是法院的笔误。李国勋身份是农民还是干部都不影响其承包荒山、荒地，治理造林，李国勋承包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村民组发包时是四块地一起发包，谁的价高谁得。李国勋也给了赵玉峰几万元，赵玉峰把钱拿到后，未给村民分，所以村民现在在合同上挑毛病，和李国勋一样情况的还有别人，因为把钱分了，所以村民找不着。李国勋对涉案林地现在没有经营。赵玉峰的委托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李国勋也保留承包的权利。所以李国勋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村民应去找赵玉峰要钱，而不是让李国勋来负责任。一审开庭未通知李国勋具体时间，李国勋未出庭。对鉴定有异议，对树的价值鉴定过高。卖树的协议，在农村来说就是委托协议，协议的意思是连树带地都包给李国勋。原审被告赵玉峰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赵玉光、李凤生等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庭审中陈述称，再审申请人卖的是集体的那一块地，不是卖的已经分到再审申请人手里的个人的。因为集体的地离家太远，没分，大家就商量把那块地卖了。协议是赵玉峰起草的，拿着去各家各户找人签的字。第二年换林权证时才知道树卖给李国勋了。赵玉峰说没卖。当初同意委托赵玉峰卖树，所以把林权证给赵玉峰拿着。十二组共有五十多户，这块地涉及二十三户。集体的地也让赵玉峰卖了，卖了10000元。再审申请人辩论称，通过39000元收据和22000元合同，能够看出李国勋与赵玉峰恶意串通。要求维持一审判决，由李国勋承担连带责任。被申请人李国勋庭审中陈述称，他是通过李守学认识赵玉峰的，赵玉峰拿着50多户签字的卖树卖地协议和这块地的林权证，提出卖70亩地39000元，经过讲价，定下树归李国勋，承包权也归李国勋，李国勋当时带钱去的，当时就把钱给了，赵玉峰给打的收据。后发现70亩地中的30亩，十二组不能卖，办采伐之前才签订的合同，在合同上写的40亩地22000元，现在找不到赵玉峰，多的钱没退回来。当时四块地定价80000元。所有的地都种的杨树。李国勋辩论称，赵玉峰的委托是合法的，李国勋不负连带责任。此案是因赵玉峰未给村民分钱引起的，再审申请人应去找赵玉峰要钱。李国勋现在没有经营这块地，李国勋不要地了，但李国勋要保留经营的权利。李国勋与赵玉峰无串通，对方这一观点未提出证据证明。对二审李国勋提交的证据收据39000元，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发表补充质证意见称，李国勋与赵玉峰恶意串通，赵玉峰多得了17000元，肯定李国勋得了回扣，要不为何帮助赵玉峰多得钱。李国勋反驳称，李国勋给赵玉峰39000元是真事。当初说39000元是卖给李国勋70亩地，后来发现他们骗了李国勋，其中30亩地是一组的。李国勋卖树卖了9000元，办证花了15000元。树和地一起卖的，李国勋共花39000元。李国勋已经放弃对该林地的经营。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另查明，李国勋为敖汉旗四道湾子镇林业站站长，公务员。赵玉峰与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等村民签订卖树协议书后，十二组的林地共卖出四块，本案林地系其中一块。本院再审认为，包括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在内的乌兰召村十二组多数村民签字的卖树协议书，系赵玉峰受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等村民委托双方自愿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赵玉峰受再审申请人的委托卖树，这是本案三方当事人都认可的事实，一审、二审确认卖树协议书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将树木卖出后赵玉峰没有将卖树款给付再审申请人，因而给再审申请人造成经济损失，再审申请人请求赔偿，该诉讼请求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赵玉峰应当承担赔偿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经济损失的责任。李国勋凭赵玉峰手持的卖树协议书和林权证与赵玉峰签订了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将涉案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和处分权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该林地由李国勋承包经营，李国勋支付了相应的价款。虽然在该卖树协议书中约定了出售杨树地，但再审申请人不认可，称只是委托赵玉峰卖树，没有委托赵玉峰将该树地的使用权予以出售，结合该协议书的题目为“卖树协议书”，赵玉峰将再审申请人的涉案林地发包给李国勋，超越了代理权限，该行为无效。因赵玉峰持有卖树协议书和林权证，李国勋与赵玉峰签订了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再审申请人凭22000元的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和39000元的收据称李国勋与赵玉峰存在恶意串通，李国勋不认可，赵玉峰也未曾认可，不足为凭。经本院核实，李国勋为公务员，二审判决将李国勋的身份写为农民，系笔误。李国勋虽为公务员的身份，但其买树卖树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认为李国勋明知赵玉峰超越代理权限将涉案林地以低于已有林木价格发包缺乏证据支持，再审申请人要求李国勋与赵玉峰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陈述称，他们当时委托赵玉峰卖的是集体的那块林地，并不是已经分给二十三户再审申请人家庭的涉案林地。经本院核实，卖树协议书中没有明确约定卖哪一块或哪几块林地，再审申请人也未能举证证实，且其在起诉状、一审、二审的庭审过程中均没有过这方面的陈述，经再审庭审调查，集体的那块林地也已经被卖出，其上述说法因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二审论理中“赵玉峰将该林地上的林木卖给上诉人的行为符合被上诉人委托的本意，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不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因而上诉人与赵玉峰签订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关于出售林地的内容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中的“出售林地”表述错误，应为出售林木，再审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关于赵玉峰出售林地超越了代理权限应属无效的再审请求在上诉时就已经提出，并在二审已经得到了确认。二审据实确认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卖树部分有效，卖林地部分无效是正确的，即该合同中对涉案林地上林木的所有权和处置采伐权的约定是有效的，对涉案林地承包部分的约定是无效的。二审论理表述有错误并不影响判决结果的正确性。赵玉峰不当行使代理权，给二十三名再审申请人造成了损失，应按照树木本身的鉴定价值赔偿。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3）赤民一终字第68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艳华审判员  吕 岩审判员  高海霞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江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