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榕民终字第502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荣增，男，汉族，1962年5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委托代理人孙传恒、王镇，福建金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振荣，男，汉族，1952年2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委托代理人胡建中、谢艺兰，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水妹，女，汉族，1946年12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委托代理人方美羡，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伊键，男，汉族，1962年2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罗源县。委托代理人于伟，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荣增因与被上诉人叶振荣、陈水妹、吴伊键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5）晋民初字第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的审理中，本院曾依法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刘荣增请求判令：1、叶振荣、陈水妹共同支付200万元违约金，并从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付款期限到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吴伊键对上述违约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叶振荣、陈水妹、吴伊键负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4月27日，叶振荣（甲方，转让方）与刘荣增（乙方，受让方）签订一份意向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以2380万元人民币收购甲方所持有的卡奴琦公司100％股权及公司固定资产等财产权益；本意向书签订后三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100万元履约保证金；甲方保证卡奴琦公司拥有位于罗源县松山镇罗源湾开发区北工业区内的工业用地30856平方米，并已经建设办公楼4501.4平方米，厂房（车间1）6417.01平方米，该地块建设工程款已经结清；甲方承诺并保证除已经告知乙方的l400万元贷款和800万元担保外，卡奴琦公司的股权及相关权益没有设置其他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等；双方同意共同委托税审公司对卡奴琦公司截止股权交接日为止的税务缴纳情况进行税务审计，审计费用由甲方负担，审计发现的漏缴、少缴税费由甲方补缴；双方同意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卡奴琦公司截止股权交接日为止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审计报告所发现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担；乙方支付履约保证金后，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提供相关材料，包括向受让方提供全部应交接资料和应交接物品的清单，并允许受让方派人查阅全部资料、图纸和报表等文件；本意向书签订后，甲方不得再与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转让意向书，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三倍返还履约保证金等。同日，刘荣增向叶振荣转账支付100万元履约保证金。2014年5月8日，叶振荣将100万元履约保证金转账退还给刘荣增。2014年5月16日，刘荣增以叶振荣单方面退回履约保证金无效为由委托律师致函叶振荣要求其继续履行意向书。意向书签订后至2014年8月16日，双方多次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洽商。其中，2014年8月10日，刘荣增委托代理人孙传恒律师发送给叶振荣委托代理人胡建中律师的邮件主要内容为：这是我方的修改版本，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2200万元的银行解押需要你方负责，以及违约责任。2014年8月13日，胡律师发送给孙律师的邮件内容为：今天下午叶总、陈总我们碰头开会讨论了你的邮件和电话内容，鉴于卡奴琦公司在内的福马集团为克服困境正在做结构性调整，确实无法再抽出资金办理解押，故我们之间的交易，仍需刘总那边出资解压，这个条款没办法退让了。鉴于公司结构调整比较紧急，希望您和刘总再考虑一下，本周日（8月17日）之前给予答复确定。2014年8月16日，孙律师发送给胡律师的邮件主要内容为：……请胡律师转告卡奴琦公司股东方，股权转让或土地买卖，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必须由你方先予解押，方可办理转让手续。2014年9月1日，卡奴琦公司的股东由叶振荣变更为叶振荣、吴伊键两人。一审法院认为，讼争的100万元履约保证金系刘荣增交付叶振荣的立约定金，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能够最终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即双方均应就具体的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积极协商，以促成股权转让合同的达成，否则违约方应按定金罚则承担责任。从双方往来的短信、邮件内容分析，可以认定刘荣增与叶振荣自2014年4月27日意向书签订后至2014年8月16日止多次就股权转让合同重要条款进行了协商，而未能最终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真正原因是双方就2200万元银行解押款由谁来承担这一重大事项（意向书中未做明确约定）磋商不成，并非哪一方当事人对意向书无故反悔，因此，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这种情况下，意向书应当解除，已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应当返还。叶振荣已于2014年5月8日将100万元履约保证金退回刘荣增，故叶振荣的返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刘荣增以叶振荣违约为由要求被告叶振荣支付200万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陈水妹在本次转让活动中仅起介绍作用，意向书系刘荣增与叶振荣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荣增对陈水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吴伊键与叶振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的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刘荣增要求叶振荣支付200万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未予以支持，故刘荣增要求吴伊键对上述违约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荣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刘荣增负担。上诉人刘荣增诉称：一、《股权转让意向书》已经确定合同主体的唯一性，不能擅自变更。其第7条约定“本意向书签订后，叶振荣不得再与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转让意向书”，双方对诉争公司的股权转让主体已经订立框架，确定主体只能在‘甲乙’双方之间进行，故双方未经合法的解除通知手续，不得变更。二、在意向书签订后到叶振荣擅自转让股权的4个多月里，其始终没有履行意向书约定的任何一项义务（包括税务审计、财务审计和提供资料文件），构成严重违约。意向书第3条C部分约定：‘共同委托税审公司进行税务审计’、D部分约定：‘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债权债务进行审计’；经2014年5月15日上诉人刘荣增发出短信（该短信内容已经一审法院认定证明效力）催告后，叶振荣回复短信将责任推托给陈水妹，仍然拒绝履行。意向书第4条约定：‘上诉人支付履约保证金后，被上诉人有义务配合提供相关材料，包括向上诉人提供全部应交接资料和应交接物品的清单，并允许上诉人派人查阅全部资料、图纸和报表等文件。’被上诉人需要配合提供的材料清单，上诉人于2015年4月21日发出短信（该短信内容已经一审法院认定证明效力）要求提供，但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任何资料。同时，由于被上诉人违约，至今都没有向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提供有关其所告知的‘1400万元贷款和800万元担保’的具体资料，包括贷款主体，担保主体，担保顺序等等，这也造成上诉人对‘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是否确实存在‘2200万元银行解押款’的疑问。三、在2014年6月23日被上诉人叶振荣修改确认并回传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其已经承诺并保证解决‘因借贷发生的债务、担保和税费’，证明被上诉人叶振荣承诺承担因借贷及担保所产生的银行解押款等费用，该事实应当予以确认。2014年6月23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为切实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转让方承诺并保证：1、卡奴琦公司现有债权、债务、担保及固定资产的内容和数据等应披露事实以转让方提供的附件、清单和资产负债表及税务审计报告记载内容为准。转让方应解决完毕上述附件、清单和税务审计报告中所记载的全部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因借贷发生的债务、担保和税费，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可证明被上诉人叶振荣已经承诺承担包括银行解押款在内的，因借贷及担保所发生的一切债务、担保和税费。四、意向书确定双方为股权转让的唯一主体，即使正式合同的某些条款无法达成一致，双方也必须履行必要的解除通知手续或保证另一方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认购权，而不是在谈判协调期间擅自将股权转让给他人。被上诉人叶振荣、陈水妹在双方谈判协调期间，隐瞒事实，不顾上诉人在谈判过程中已经释放最大善意，甚至于2014年8月16日发出邮件表示愿意补贴被上诉人50万元作为补偿，但被上诉人仍置若罔闻，不予回复。上诉人于2014年9月28日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诉讼后（案号2014晋民初字第××号），才发现被上诉人叶振荣于2014年9月1日即已经将部分股权私下转让给被上诉人吴伊键，叶振荣擅自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吴伊键的行为，属于严重过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在2014年8月16日双方仍在继续磋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却于2014年9月1日与吴伊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且始终没有告知上诉人。直到上诉人提出要求履行合同之诉后才发现被上诉人与他人转让股权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42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上诉人刘荣增请求：1、撤销（2015）××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刘荣增、陈水妹共同支付上诉人200万元违约金，并从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付款期限到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改判被上诉人三吴伊键对上述违约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三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叶振荣辩称，一、案涉《股权转让意向书》已于2014年5月初终止，相应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完结，刘荣增仍据以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1、答辩人因债务危机曾与刘荣增达成股权转让意向，并如实告知刘荣增面临的债务危机。2014年4月，答辩人及其持股的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有两笔贷款及贷款担保共计2200万元即将到期需要偿还，答辩人为筹集还贷金额，遂准备转让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2014年4月，刘荣增通过朋友（原聚春园郭总经理和陈水妹）找到了答辩人，答辩人如实地向刘荣增说明了公司股份出售的背景系为了归还即将到期的贷款，公司实际在2013年12月停业，主要管理人员和员工待岗，2013年之前的年税务审计都有依照法律规定办理，现在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名下在罗源拥有的土地及厂房的相关证件等。刘荣增了解了公司的现状后，称其愿意出资2380万元收购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2014年4月27日，双方草签了《股权转让意向书》，意向书约定了转让金额2380万元，且公司现有债务2200万元，并约定了刘荣增需支付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2、刘荣增因融资不足，放弃了股权收购，并要求答辩人于2014年5月8日返还了履约保证金，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已经终止。2014年5月初，由于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收购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且没有找到融资合作伙伴，双方协商是否能退回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以终止双方的《股权转让意向书》。答辩人因急于变现清偿债务，也是出于商场诚信为本、交易自由的原则，同意终止《股权转让意向书》。并于2014年5月8日将100万元履约保证金退回了刘荣增提供的建行广达支行的账户。刘荣增支付履约保证金时，是用兴业银行账号转账至答辩人兴业银行账号，而要求答辩人还款时，是使用其建设银行账号。这一事实，从刘荣增发给答辩人的短信（因答辩人手机系统奔溃，短信未能作为证据提交法院）、银行转账单可以证明。如果不是刘荣增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并发信息，答辩人不可能掌握之前并不熟悉的刘荣增其他账号。在《股权转让意向书》终止，且已经收回履约保证金后，为谋取不当利益，威胁答辩人，答辩人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急于出售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以归还贷款。刘荣增却在2014年5月8日收回100万元履约保证金后，在2014年5月16日向答辩人发了一份《律师函》--内容主要围绕：“要求答辩人支付三倍履约保证金，否则就将要向社会公开、求舆论同情”等威胁字眼，刘荣增始终不是以收购股权为目的进行磋商的，而是始终觊觎着三倍的履约保证金为目标的。二、双方再次开始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是关于“股权转让”的新民事行为，因对主要内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三、刘荣增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是导致“股权转让”没能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主要原因，答辩人在协商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刘荣增数次更改其自身的《股权转让协议》、《土地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可以证实：A、2014年6月刘荣增代理人发来其起草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刘荣增愿以2380万元收购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且协议内容双方明确知晓目标公司存在2200万元的债务需要解押。B、2014年7月6日，刘荣增发来其第二稿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已经变更为，需要答辩人筹集2200万元的解押款，其才肯出资受让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并且要求答辩人将公司的股权转让至非刘荣增的第三人名下，违背答辩人的交易意愿；而对于目标公司原存在的劳动合同则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想在转让后置之不理，违背了股权转让涉及的重要条款，违背答辩人最初的磋商意愿。如果答辩人有能力解押，还不至于转让股份融资。C、2014年7月30日，刘荣增为剥离需要继续履行的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原有员工的《劳动合同》，改为只收购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不动产、厂房，其第三稿的协议为《土地转让协议》，其希望购买卡奴琦公司名下罗源的土地及厂房，转让的价款为2430万元。D、2014年8月5日，刘荣增发来其第四稿的协议，《土地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已经变更为，转让的价款是2380万元，50万元是解押的补偿款，土地转让的违约金变更为500万元，单方加重了答辩人的违约责任，并且更改为需要答辩人筹集2200万元的解押款，其才肯出资购买福州卡奴琦服装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不动产、厂房。刘荣增四次修改的《股权转让协议》、《土地转让协议》主要交易内容不断变动，包括受让方、金额、合同的主要义务、合同义务的履行顺序、违约责任等，刘荣增的恶意磋商，致使答辩人的机会成本遭受重大损失、丧失多次商机，谈判成本增多，直至2014年8月16日，双方无法达成最终意向后结束了磋商。磋商结束前，答辩人曾两次书面函告，数次邮件告知，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谈判终止。尽到了善意的告知义务。被上诉人陈水妹辩称，答辩人在本案的意向转让双方协商过程中，仅起介绍作用，对于刘荣增与叶振荣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并没有直接合同义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吴伊键辩称，一、在一审应诉前，答辩人并不知道叶振荣与刘荣增之间的约定，从接洽到完成工商登记，均是叶振荣出面完成。答辩人在与叶振荣接洽时，叶振荣说明了银行结押款的情况，答辩人在交易前也查过确实存在这个事实，答辩人按照叶振荣的要求，先支付了一部分钱让叶振荣去银行办理解押。至于本案的《股权转让意向书》是刘荣增与叶振荣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基于合同相对性，该意向书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与答辩人无关。二、答辩人与叶振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已经办理工商登记，与刘荣增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跟本案的纠纷也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答辩人无需对上诉人刘荣增承担任何责任。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荣增提交以下证明资料：1、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收费票据。2、起诉状。以上两组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在2014年9月28日即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进行税务审计、财务审计，提供应交接资料和交接物品清单，并允许上诉人查阅全部资料、图纸和报表等文件。3、撤诉申请书。4、2014晋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以上两组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在2014年9月的诉讼中，发现被上诉人已经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吴伊键，致使股权转让意向书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只好撤诉并另行起诉。经质证，被上诉人叶振荣、陈水妹、吴伊键对上诉人刘荣增提交证明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刘荣增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股权转让意向书》虽对意欲转让股权价款支付方式、时间等具体事项未加明确，但其对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拟转让股权的价款、履约保证金等予以约定，因此，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意向书，而是预约合同。该《股权转让意向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按照其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刘荣增与叶振荣多次就股权转让合同重要条款进行了协商，根据双方往来邮件和短信，可以明确其未能最终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真正原因是就2200万元银行解押款由谁来承担这一重大事项（《股权转让意向书》中未做明确约定）磋商不成，并非哪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意向书违约，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不存在违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股权转让意向书》未对决定成约与否的重大事项（解押款的承担）做明确约定。双方协商不成，致使双方无法正式签约。叶振荣已于2014年5月8日及时将100万元履约保证金退回刘荣增，其返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陈水妹在案涉股权转让中仅起中介作用，《股权转让意向书》亦无其签名。故刘荣增诉请叶振荣、陈水妹支付200万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吴伊键与叶振荣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的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要求吴伊键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刘荣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刘荣增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执行一审法院的决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华代理审判员  周琼代理审判员  陈曦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林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