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民终9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某1，男，194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南京市六合区，现住南京市六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俊，江苏信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2，男，195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南京市六合区，现住南京市六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恩华，江苏天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3，女，1948年8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六合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某4，男，194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南京市雨花台区交通运输管理所退休员工，住南京市雨花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某5，男，1955年7月8日出生，汉族，金联华广场有限责任公司退休员工，户籍地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现住南京市六合区。上诉人谷某1与被上诉人谷某2、谷某3、谷某4、谷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6民初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谷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谷某1原居住地原为六合县长芦公社湾北大队三组，后由于行政区划调整，诉争房产所在地变更为长芦街道水家湾街××号，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拆迁安置补偿是对被拆迁安置对象给予的安置和补偿，这不能按遗产继承处理，不在拆迁安置范围内的人员，无权享有安置补偿待遇，本案中只有登记在长芦街道水家湾64号户籍人员才有权利得到安置和补偿。本案中所谓“地大于房”的地不属于遗产，所谓“地大于房”的补偿，应归长芦街道水家湾街道64号拆迁时登记时的居住人口、土地使用权人所有，被上诉人等无权要求按遗产继承进行分割。谷某2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事实不能成立。上诉人在土地局办理土地证时提交的证明证实所办证的房屋的土地就是祖业房产，一审认定正确。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系上诉人之前的集体土地没有证据，谷某1的个人申请应视为一种代表登记，因为祖业房产是大家的，并不是谷某1个人的。谷某3、谷某4、谷某5辩称，同意谷某2的意见。谷某2、谷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谷某2依法继承六××区长芦街道××号“地大于房”的宅基地拆迁补偿金1890410元的四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谷成华与王金仙共育有七个子女，分别为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5，谷某3、谷素芹、汪荣。汪荣于1959年过继给双方当事人的姑妈。双方父亲谷成华于1981年7月11日病逝。双方母亲王金仙于2008年8月25日因死亡被注销户籍。双方爷爷、外公、外婆均先于双方父亲去世。双方奶奶盛如兰于1989年1月6日去世。谷素芹在本案中明确表示放弃其继承权，其应继承的份额平均分给双方。在法庭限定的时间内，双方未能提供其奶奶所有继承人的身份信息。1981年7月12日，在双方舅舅王金余、王金府的见证下，由双方叔祖父谷立金执笔，为谷某4、谷某1、谷某2、谷某5订立书面“分家房屋凭证”，对水家湾64号房屋予以分割，未对房屋外空地予以分割。谷某1、谷某2、谷某5、王金余、王金府、谷立金在“分家房屋凭证”上签字。谷某4当时在新疆工作，没有在“分家房屋凭证”上签字，其认可“分家房屋凭证”的效力。同日，在谷立金、谷成贵、王金余、王金府等人见证下，为双方兄弟四人达成书面养老协议，约定了双方兄弟四人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双方兄弟四人均履行了赡养义务。2002年4月8日，水家湾社区居委会出具给谷某1“证明”一份，内容为“我社区居委会谷某1同志，其家中房屋属解放前祖业房产，位置位于水家湾街××号，宅基占地面积约480平方米……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书。”谷某1依据该“证明”至原长芦土地所办理了水家湾64号的初始登记，原长芦土地所只负责形式上的审查。土地登记申请书上的家庭成员情况由申请人自行填写，在水家湾64号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上，谷某1将其家庭成员情况填写为其与谷凯东（其儿子）、方晓慧（其儿媳）、谷治清（其孙子）四人，而当时其母亲王金仙尚健在，其未填写其母亲名字。后谷某1于2004年领取了宁国用（2004）第002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谷某1，土地坐落于六××区长芦街道××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22.8㎡。2016年12月7日，长芦街道征收拆迁安置办公室与谷某1签订长芦中心社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计算确认表，其中“地大于房”的空地补偿款为1890410元。2016年8月，谷某4与谷某1就因“分家房屋凭证”上后进三间小（平）瓦房房屋权属产生争议，谷某4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水家湾街××号后进三间51平方米房屋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苏0116民初551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未办理相关建房手续或未领取相应权属证的房屋，法院在无法确认房屋合法性的情况下，不宜对房屋所有权做出确认，谷某4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裁定驳回了谷某4的起诉。谷某4不服提起上诉，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1民终11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一审法院至国土部门对谷某1办理水家湾64号土地使用权证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情况为：谷某1办理该土地使用权证时未能提供原始的建房及土地手续，土地部门只能根据水家湾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确认水家湾64号的房屋权属问题。根据当时政策，申请人可以作为家庭代表申请办理土地证。2008年，水家湾64号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谷某1一人名下的事被谷某4发现，谷某4遂向区政府、土地部门等反映问题，土地部门曾会同居委会等处理此事，但协商未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事实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争议：一、谷某4是否过继给他人。谷某1主张谷某4于1985年办理过公证手续，其过继给了双方叔叔谷成贵，但同时又认可谷某4系由其父母抚养长大。谷某4则主张其从小跟随父母长大，其父亲是谷成华，母亲是王金仙，提交了1998年5月13日南京市公证处的出生公证书、2003年6月17日南京市公证处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予以证明。谷某2、谷某5、谷某3均认为谷某4没有过继给他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谷某4提供的证据及双方陈述，谷某4由其父母谷成华、王金仙抚养长大，不存在过继的问题。二、谷某3对其母亲尽了多少赡养义务。谷某3认为其虽没有四个兄弟尽的赡养义务多，但还是尽到了赡养义务，其每半个月探望母亲一次，并给母亲洗头、洗衣服等，逢年过节也会探望，有时候也会补贴母亲零花钱，没有承担母亲的吃住是因为其他人不要其尽这些义务。谷某2认为谷某3一年探望母亲一、二次，没有给过母亲钱、粮。谷某1认为谷某3会帮母亲洗涮，也给过母亲零花钱，母亲在其处居住时谷某3每半月探望一次。谷某4认为谷某3对母亲经济上无帮助，逢年过节会探望母亲，但对她陈述的探望频率有异议，母亲在其处的三个月里，谷某3并没有探望。谷某5认为按照养老协议，女儿不需出钱，谷某3探望频率没有她陈述的多，母亲在其处居住的半年里，谷某3只去过一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谷某3对母亲的赡养义务远少于其他四个兄弟。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先执行遗嘱继承，无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处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一、关于本案“地大于房”部分的拆迁补偿款是否属于遗产。一审法院认为，谷某1申请并办理水家湾6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主动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其申办土地使用权证时未能提供原始的建房及土地手续，而是依据水家湾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此后才完成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申请及领取工作。而水家湾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中写明水家湾64号系“解放前祖业房产”，并非归谷某1一人所有。谷某1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没有征得其母亲和其兄弟姐妹同意，且未在土地登记申请书上填写其母亲、其兄弟姐妹的名字，综合本案的证据来看，谷某1申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应视为一种代表登记。谷某2提供的养老协议和分家房屋凭证系复写纸原件，且双方对其中的内容不持异议，其效力予以认定。但分家房屋凭证未对房屋外的空地的处分做出约定，故“地大于房”的空地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应属于双方父母未被分割的遗产归其法定继承人继承，不应归谷某1一人所有。二、关于本案继承人的范围。双方父亲谷成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王金仙、盛如兰、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5、谷某3、谷素芹。双方母亲王金仙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5、谷某3、谷素芹。汪荣已在1959年过继给双方姑妈，故汪荣丧失对其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谷素芹在本案继承开始后，放弃了其继承权，并表示将其应继承的份额平均分给双方，其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三、关于本案的继承顺序和继承份额。“地大于房”拆迁补偿款1890410元的二分之一应作为谷成华的遗产由其继承人均等分割，谷素芹放弃的部分归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5、谷某3所有。“地大于房”拆迁补偿款的另外二分之一和王金仙从谷成华继承来的拆迁补偿款应作为王金仙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谷素芹放弃的遗产归谷某1、谷某4、谷某2、谷某5、谷某3所有。因双方未能提供其奶奶盛如兰继承人的具体身份信息，故一审法院对双方奶奶盛如兰应继承的份额即“地大于房”拆迁补偿款的十六分之一（具体数额为118150.6元），予以保留，待其继承人出现时，再依法予以分割。综合双方对其父母履行赡养义务的多寡，酌定谷某2、谷某1、谷某4、谷某5各继承“地大于房”拆迁补偿款的383989.5元，谷某3继承“地大于房”拆迁补偿款的236301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被告谷某1与长芦街道征收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的“地大于房”的拆迁补款由原告谷某2、被告谷某1、被告谷某4、被告谷某5各继承383989.5元，由原告谷某3继承236301元。本院二审期间，谷某1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土地征地收件单（原件）、证明（复印件，内容为“兹有湾北大队第三生产队谷某1与居住水家湾街××＃居民谷某1是同一个人，所住房子是同一个居所，没有其他居民，故特此证明”）及江苏省事业服务收费收据（原件）、南京市土地管理局收据（原件），主张谷某1办理国有土地证时，提交了集体土地证，并不是单纯依据街道证明所办理的国有土地证，另外，1989年谷某1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经质证，谷某2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该证明是复印件，且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关于土地征地收件单，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被上诉人不知道土地登记的是什么东西。关于南京市土地管理局收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知道证据的来源，关于江苏省事业服务收费收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谷某4对证明的复印件的真实性认可，认可证明上所述的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但证明中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谷某4认为收据上有改动的情形，其他同谷某2的意见。谷某3、谷某5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民事裁定书，水家湾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分家房屋凭证，养老协议，房屋征收补偿计算确认表、分户评估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登记申请书，户籍信息证明，长芦中心社区居委会、大厂国土资源所的谈话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谷某1与拆迁办签订的“地大与房”的拆迁补偿款是否属于谷成华与王金仙的遗产，应当如何分割。虽然谷某1于2004年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但领取时的主要依据水家湾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中明确其家中房屋属解放前祖业房产，一审认定谷某1申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代表登记并据此认定本案所涉“地大于房”的空地部分的拆迁利益属被继承人的遗产，并无不当，谷某1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否认本案所涉的“地大于房”的空地部分属双方当事人“祖业房产”部分的事实，其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该部分遗产所作的分割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谷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750元，由谷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钰审判员 相媛媛审判员 朱卫国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