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文中民二终字第2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关大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39740223-4，地址马关县马白镇骏城路**。负责人王明锐，职务理事长。委托代理人樊文学、刘光宇，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关县马白镇方山村委会中嘎达一村小组。负责人李光德，职务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李汉志，马关县马白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马关大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与被上诉人马关县马白镇方山村委会中嘎达一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马关县人民法院马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马关大昌农合作社理事长王明锐及委托代理人刘光宇，被上诉人中嘎达一村村小组组长李光德及委托代理人李汉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原、被告于2014年7月2日自愿签订《租地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中嘎达一村将其位于马关县马白镇方山村委会中嘎达一村小组村头的林地出租给原告马关大昌农合作社，地，地块权益证号号B530601483339，小地名：山角岗，租期为30年，自2015年1月1日至2045年1月1日止，租金总计60万元，第一次付款4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第二次付款20万元，付款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该地块主要用于种植核桃树。在签订协议之前，原、被告到出租地块查看了所租地的四至界线和范围，但双方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四至界线。协议签订后，原告已支付被告定金20000元。另查明双方出租地块的标的以实地走的四至界线为准，双方走界后，原告大昌农合作社负责人王明锐已按所走的四至界线对所承租的土地进行了相应的开垦，且其负责人王明锐于2014年6月16日与王玉发、黄自忠、熊光保协议约定其将该林地开垦好出租给王玉发、黄自忠、熊光保。现原告以被告用欺诈的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协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被告禁止原告将该地转租他人栽种三七，已构成违约为由。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的《租地协议书》；并判决由被告赔偿原告因履行《租地协议书》开垦荒地、种植、对外出租土地等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477315元；且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实际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应对被告在订立、履行《租地协议书》过程中存在欺诈原告的行为即所出租的土地是以面积约定为准，还是以双方签订协议前所走的四至界线为准，约定明确的面积是多少，所出租地的现面积是多少，双方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是否约定准许原告将该地转租给他人栽种三七等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前述待证事实，依法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原、被告在签订协议前已到实地查看了界线，双方协议明确约定原告承租该地主要用于种植核桃，原告马关大昌农合作社负责人王明锐却将该地转租给他人作为耕地种植三七，欲改变该土地为林地的性质，其转租行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行为。综上所述，原告的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双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关大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60元，由原告马关大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一审判决送达后，原告马关大昌农合作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村小组组长及其他村小组成员的陈述认定“双方出租地块的标的以实地走的四至界线为准”，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事实是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土地的相关情况，以欺诈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租地协议书》。在本案原、被上诉人双方就马关县达一村山角岗林地出租事宜的谈判过程中，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该地块面积有229.24亩，并向上诉人出示了该地块的《林权证》，登记面积同样是229.24亩。在此基础上，双方就地块出租的其他事宜进行了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并经被上诉人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并在《租地协议书》文本经被上诉人村小组成员反复阅读确认后，上诉人于2014年7月2日与被上诉人代表和村民代表共同签订了《租地协议书》。《租地协议书》约定：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马关县达一村山角岗的集体所有土地，土地面积约为229.24亩。上诉人于2014年8月底与胡朝永结算土地开垦费用时，胡朝永使用GPS对该地块的面积进行了实际测量，测量结果表明该土地面积仅约为115亩，仅仅是《租地协议书》约定面积的一半。随后，上诉人又委托马关沛裕测绘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了测量，测绘报告显示该地块面积仅为109.48亩。上诉人认为，《租地协议书》约定的土地面积为“约229.24亩”，该地块的实际面积比约定面积少了不是10亩、20亩，而是一半多，在任何情况下，109.48亩都不可能被解释为约等于229.24亩。虽然在订立《租地协议书》的过程中，双方对该地块进行走界，但走界的目的只是为了确认和区分被上诉人集体所有土地与被上诉人村小组村民个人已承包土地之间的界线。在走界过程中，由于该地块上灌木、杂草很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村民无法深入该地块，双方只是围着该地块走了半圈，被上诉人村民也只是为上诉人指了一下该地块大概的范围，上诉人在当时根本无法根据走界来确定该地块的四至，也无法对该地块的实际面积进行测量。此外，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两名证人也表示被上诉人曾与姚朝勇等人就该地块的租赁事宜进行过协商，姚朝勇等人曾对该地块面积进行过丈量，由此可知，在订立《租地协议书》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是知晓该地块的准确面积的，但被上诉人在签署该协议的时候未告知上诉人该情况。上诉人认为，《林权证》上由县人民政府和县林业局划定的林地范围以及测量的面积应当是准确的，只是被上诉人在双方签订《租地协议书》之前，已将该地块中的一部分（100余亩）出租给第三方用于种植草果。被上诉人作为出租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应对出租标的物的相关情况如实告知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却未能履行该项义务。上诉人认为，租金与土地面积为正比是普通常识，如果实际交付的土地面积只有约定面积的一半，那么上诉人显然不可能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支付租金。被上诉人在订立《租地协议书》过程中故意对上诉人隐瞒了该情况，致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租地协议书》，被上诉人在订立《租地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过错。《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着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被上诉人在订立《租地协议书》过程中故意对上诉人隐瞒土地面积不足的情况，致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租地协议书》，已经构成欺诈。此外，由于该地块的实际面积远远小于《租地协议书》约定的229.24亩，而上诉人需要支付租赁229.24亩的租金，导致该协议内容显失公乎，上诉人据此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租地协议书》。一审法院在其判决书明确，“双方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四至界线”，但一审法院不顾双方反复协商并经被上诉人全体村民代表反复确认后签署的书面协议，仅基于被上诉人村小组组长及村小组成员单方面陈述即认定“双方出租地块的标的以实地走的四至界线为准”，显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与一万当事人或者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被上诉人村小组组长李光德、小组成员赵天福、赵权富、李照良等人均是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该等人员所作出的陈述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双方已确定该地块的四至界线，双方为什么不在《租地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反而要以林权证为准呢？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组证据不予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年法院在其判决书中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组证据载明主要内容为上诉人开发经营所承租的土地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及损失，与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无关，与本案无关，故对上述证据不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共有三项诉讼请求：第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双万签订的《租地协议书》；第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履行《租地协议书》开垦荒地、种植、对外出租土地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477315.00元（赔偿清单附后）；第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案件的诉讼费。上诉人所提供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组证据的目的在于证明上诉人开发经营所承租的土地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及损失，上述证据显然与本案有莫大的关联。一审法院认为上诉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不予以认定，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在《租地协议书》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未能按照《租地协议书》交付约定面积的土地以及禁止上诉人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的行为违反了《租地协议书》的相关约定。上诉人认为，租金与土地的面积是成正比的，该地块的实际面积不到约定面积的一半，上诉人应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对租金进行调整。因此，在提起诉讼之前，就土地面积不足的问题与被上诉人进行了交涉，希望对土地租金及付款万式进行调整。但被上诉人主张《租地协议书》约定的面积只是该土地大概的面积，被上诉人对土地的实际面积不负责任，并要求上诉人立即支付第一期租金4000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交付的土地面积不足《租地协议书》约定的一半，已实质性违反了《租地协议书》的约定。在被上诉人实质性违约的情况下，上诉人当然有权暂停支付租金，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将该地块转租给他人耕地种植三七，欲改变土地的性质，该转租行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于无效行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是对法律和事实曲解。第四，在马白镇司法所《调解笔录》中（调解笔录第6页）。被上诉人村小组组长李光德明确表示，“在2012年当时有个冯老板就去谈了，他栽三七并套种杉树，我们到林业部门批，当时林业部门不批，所以就没有栽了。”由此可知，被上诉人村小组其实是不反对在该地块内套种三七的，其种植三七可能污染水源等理由纯属无稽之谈。被上诉人之所以不同意上诉人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其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将该地块出租给他人，收取的租金为每亩每年1400元，远高于《租地协议书》约定的租金，企图通过禁止上诉人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的方式来要求上诉人支付额外的租金。其次，在不违反《租地协议书》关于土地用途约定并经被上诉人同意的前提下，上诉人引入王玉发、黄自忠和熊光保三名三七种植户，由该三名三七种植户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期限为两年，三名三七种植户向上诉人支付了人民币150000元作为预付款并投入资金近20万元用于种植三七。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村小组组长李光德、成员董延珍、张国芬等人还接受上诉人的聘用，为上诉人开垦土地及王玉发、黄自忠、熊光保种植三七造园提供劳务，在当时被上诉人村小组组长李光德及其他成员以自身行为同意了该地块的转租。综上，认为，被上诉人交付土地面积远远低于合同约定的面积，已实质性违反合同约定，在该情况下，上诉人当然有权暂停支付租金，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此外，被上诉人禁止上诉人种植三七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理由的支持且违反了《租地协议书》的约定。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将该地块转租给他人耕地种植三七，欲改变土地的性质，该转租行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于无效行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因履行《租地协议书》开垦荒地、种植、对外出租土地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477315.00元。《租地协议书》签订之后，经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在2014年首先，《租地协议书》第七条约定：“该地块主要用于种植核桃树”，据此，上诉人有权在该地块上进行套种，在主要将该土地用于种植核桃树的同时，种植包括三七在内的其他农、林作物。上诉人在种植核桃树的同时，套种三七等农作物，并不会改变该土地的性质。理由如下：第一，就合同条款文意而言，《租地协议书》第七条明确约定：“该地块主要用于种植核桃树”。大昌农合作社在种植核桃树的同时，在核桃树还是幼苗的前两三年内，在该地块上套种一季三七并不违反《租地协议书》的约定。众所周知，就三七种植而言，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一季三七之后，该土地在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不能再次种植三七。由于长成的核桃树树体高大寿命长，在《租赁协议书》约定的30年租赁期限内，大昌农合作社也只可能种植一季三七。第二，《租地协议书》条款并没有禁止大昌农在该地块上种植核桃树之外的农、林作物。大昌农合作社在该地块上进行套种，在主要将该土地用于种植核桃树的同时，种植包括三七在内的其他农、林作物，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套种，可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兼顾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违反《租地协议书》的约定，也没有损害他人利益。第三，被上诉人主张在订立《租地协议书》的过程中其曾口头提出，该地块不得用于种植三七或桉树，种植三七的农药和化肥残留可能污染被上诉人村民的生活水源，并造成其他环境污染问题。三七种植对于土地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根据一般常识及在网上的检索，文山州三七大规模种植开展几十年以来，并没有任何事实或证据表明三七种植会污染水源或造成其他环境污染问题。此外，上诉人也承诺在进行核桃树、三七套种的同时，挖掘专门的排水沟，以杜绝任何可能发生的环境或污染问题。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双方曾口头同意不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且《租地协议书》也没有禁止上诉人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7月中旬至2014年10月底期间，上诉人前后共计投入人民币296315元，通过对外承包、租用挖机、雇佣工人对该土地内灌木丛、老树疙瘩、杂草进行了清理，对该土地进行了充分的开垦，并在该土地内修铺了道路。该地块面积为109.48亩，上诉人每亩的投入为2706.57元，每平方米的投入为4.05元，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损失是合理、合法的，应得到法院支持。由于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及违约行为，导致上诉人与王玉发、黄自忠、熊光保签订的《租地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王玉发、黄自忠、熊光保三人除要求上诉人退还己付租金人民币150000元外，还要求上诉人赔偿三人三七种植投入损失共计人民币197442元。上诉人目前为止因此遭受租金收入损失及赔偿王玉发、黄自忠、熊光保三七种植投入损失共计人民币181000元。因此，上诉人目前实际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为人民币477315.00元，如果王玉发、黄自忠、熊光保向上诉人主张进一步赔偿的，该部分损失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来承担，上诉人保留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将来发生的损失的权利。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土地的相关情况，以欺诈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租地协议书》，而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依据被上诉人村小组组长、成员等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人员的陈述，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放纵欺诈一方，漠视弱者的合法民事权益，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中嘎达一村辩称，一、上诉人马关大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在上诉状中称“本案的事实是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土地的相关情况，以欺诈的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租地协议书》”、“在《租地协议书》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未能按照《租地协议书》交付约定面积的士地以及禁止上诉人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的行为违反了《租地协议书》的相关约定”等话之说，是上诉人违背《民法通则》第四条。诚实信用的原则，断章取义的说法。答辩人与上诉人是2014年6月28日签订《租地协议书》的，签订协议书后，上诉人交20000元的定金，当天上诉人说拿回去打印。2014年7月2日，上诉人背离答辩人，把更改了协议内容的《租地协议书》格式协议条款拿来给答辩人签字，这是客观事实。在一审时原告的诉状中《租地协议书》签订之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人民币20000元的定金，这与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收条所写的时间是相符的，也是上诉人与答辩人双方真实协议条款，该协议中，双方出租地块的标的是以实地走的四至界线为准，是以出租地块总价600000元，租期30年计算的，并明确禁止栽种“三七、油桉树、漆树”等条款，上诉人故意隐瞒双方协议的真实内马关县马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上诉人说该协议“没有在了”，而现在上诉人反过来说“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土地的相关情况，以欺诈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租地协议书》”，这显然是上诉人偏离客观事实，是上诉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本案从上诉人把双方协商好的租地条款有意隐瞒，以“没有在了”而偏离双方协商内容另立格式租地协议，更改租地协议内容条款等就违背了诚实守信原则。在2014年7月2日签订《租地协议书》时，答辩人看后就认为双方不是以面积计算的，是以双方走的四至界线为准，与双方协商的内容不相符，就提出异议，上诉人说写亩积只是为了办理开发申请证件需要，与双方走的四至界线扯不上关系，当时上诉人加了“约”字，并叫答辩人盖手印。答辩人还说为什么不把双方谈的禁止栽种“三七、油桉树、漆树”写在协议书上，上诉人说“已当着群众说过，我遵守不栽种就是了”这样的表态，叫答辩人签字后还说要拿去公证，接着上诉人就按双方认可的四至界线开荒整地，直到格式《租地协议书》规定的第一次付款规定时期内，双方都没有争议，上诉人也没有对地块的情况提出任何异议。2014年11月初，按照上诉人写的格式协议书规定第一次付款时间到时，答辩人向上诉人追要第一次付款，上诉人确说“一个星期才五个工作日，现在时间不到”为借口拒绝履行付款，随后，答辩人就接到马白司法所打来的电话，叫答辩人到司法所调查答辩人与王明锐租地情况，答辩人到司法所把租地的情况作了说明。在此期间，上诉人不断地叫工人动工做要栽种三七的相关工作，群众到地块内叫工人通知上诉人，叫上诉人履行双方所谈认可的协议承诺，上诉人拒绝还是强行叫工人施工。2014年12月2日，马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召集上诉人和答辩人在马自司法所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双方认可了2014年6月28日租地协议的相关条款，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审法院审理时，原被告双方出示相关证据，法庭已记录在案。在铁的事实面前上诉人还断章取义，诡辩“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在《租地协议书》履行过程中，被告人未能按照《租地协议书》交付约定的面积的土地以及禁止上诉人在该地块上种植三七的行为违反了《租地协议书》的相关约定”等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也是违反《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二、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组证据，以及要求答辩人赔偿上诉人因履行《租地协议书》开垦荒地、种植、对外出租土地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477315.00元的请求，在一审法庭上，答辩人已按法律规定，说明是上诉人违反双方签订的《租地协议书》条款和《合同法》的相关条款，是上诉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合理合法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与答辩人无关。所以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马关大昌农合作社、被上诉人中嘎达一村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基本一致。另在二审中，因上诉人诉请撤销合同并认可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被上诉人认为因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租金，依照合同约定（即《租地协议书》第六条：“违约及责任：如在任何一次应付款时间到时30个工作日内乙方（即上诉人）未能及时付款，即视为乙方自动放弃租约。”），现双方之间的《租地协议书》已实际终止履行。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在二审中争议焦点问题为：上诉人马关大昌农合作社以被上诉人中嘎达一村存在欺诈和违约要求撤销《租地协议书》，并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477315元的主张能否成立。关于被上诉人中嘎达一村在签订《租地协议书》时是否对争议土地面积存在欺诈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2日签订的《租地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将其位于马关县马白镇方山村委会中嘎达一村小组村头的林地出租给原告马关大昌农合作社，“地块权益证号：编号B530601483339，小地名：山角岗，面积约229.24亩。”后因履行《租地协议书》存在争议，2014年12月2日，上诉人的理事长王明锐与被上诉人的村小组组长李光德及部分村民代表在马关县马白司法所的主持下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在签订《租地协议书》前双方已通过走界确认了争议地块的四至界限，明确了地貌地况，《调解记录》也载明：“经调解：达成补充协议（地（地块面积以实地走界为准……”双方当事人均在调解笔录上签字按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已对争议土地进行了走界确认四至界限，后又协商一致将约定的“面积约229.24亩”变更为“地块面积以实地走界为准”。现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对争议土地面积存在欺诈，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协议，侵犯了其的合法权益为由主张撤销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关于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哪一方存在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地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租金总计六十万（￥600000.00）元整人民币，分两次付清，第一次付款四十万（￥400000.00）元，付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第二次付款二十万（￥200000.00）元，付款时间为2025年1月1日。”但除2014年6月28日支付的2万元定金外，至今上诉人一直未按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依据《租地协议书》第六条“违约及责任”之约定：“如在任何一次应付款时间到时30个工作日内乙方（即上诉人）未能及时付款，即视为乙方自动放弃租约。”另，《租地协议书》第七条约定，“该地块主要用于种植核桃树。”2014年12月2日双方在马白司法所所做的《调解记录》中达成的“补充协议”也未就能否在争议土地栽种三七达成合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之规定及平等自愿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对能否在争议土地栽种三七达成一致，对合法有效的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对上诉人未严格按合同约定使用土地，被上诉人以此为由进行阻止并不构成违约。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477315元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未严格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租金及使用土地，已构成违约，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存在过错，故其诉请被上诉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477315元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审理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判决结果适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60元，由上诉人马关大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杨 琴审 判 员  沈盈吟代理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缪松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