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黔水民初字第02789号原告邵举龙，男，1982年12月7日生，汉族，水城县人，农民，住水城县。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程立，系水城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水城县杨梅林场（以下简称“杨梅林场”），住所地：水城县杨梅乡姬官营村街上组。组织机构代码：42937011-9。法定代表人王声隆，系该林场场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金卫萍，系贵州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011743931。原告邵举龙诉被告杨梅林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锡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举龙委托代理人程立、被告水城县杨梅林场委托代理人金卫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举龙诉称：1983年8月13日，原水城特区人民政府就将原杨梅公社群联大队田家寨生产队（现水城县杨梅乡五星村田家寨组）地名火烧坡、面积约150亩（实际面积）四至界限为东至杨梅至发耳路、南至老屋基水沟、西北面至黄长明、陶某家耕地、北面王兴朝、王兴文家耕地的这片林地。承包给邵修良、周信平、邵修态（邵举龙父亲，已故）、邵修亮（冯会群丈夫，已故）、邵举龙经营、管理、使用。西北面邵举龙承包的林地东至邵修亮、邵修良、邵修态承包的林地、南至老屋基水沟、西北面至黄长明、陶某家耕地，习惯亩2.1亩，丈量亩约43.75亩。1998年10月11日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时水城县杨梅乡、群联村民委员会也依法将上述林地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使用。2006年后被告在原告依法承包的上述林地上种植经济作物，强行将原告依法承包的林地占为自有；2010年后又将上述林地以每年4万元的租金转包给刘镇斌。现该片土地主要种植猕猴桃。原告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未得到解决。原告认为，地名水城县杨梅乡群联村田家寨组火烧坡的林地约43.75亩，有二轮承包证和登记表证实，有原村支书保明忠、主任保道全及其他村民王兴朝、陶某、黄长明、王兴文等人可证明。杨梅林场没有证据证实此片林地的权属，此案不属于权属不清，需要确权的范围，特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停止对原告依法承包的火烧坡林地习惯亩2.1亩，丈量亩约43.75亩的侵害，返还被侵占的林地；2.由被告承担本案费用。原告邵举龙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置留山地证，证明原告对争议土地有承包合同及使用权；3.承包土地登记表，登记表上有争议土地火烧坡的地，证明邵举龙对争议土地享有经营管理的事实；4.1984年4月6日签订的第一轮承包合同手册，记载火烧坡的荒山2.1亩，证明原告邵举龙对火烧坡部分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事实；5.2014年5月19日杨梅乡政府对原告上访要求解决争议土地进行处理的答复，证明原告对火烧坡争议土地上访后，杨梅乡政府进行相应答复处理。2014年5月19日杨梅乡政府对原告上访要求解决争议土地进行处理的答复，证明原告对火烧坡争议土地上访后，杨梅乡政府进行相应答复处；6.证人何某1庭审证言，证明争议土地确实是群联村田家寨组的土地，四至界限是明确的，当时队长邵修良参与分配的，时间长了五原告都分不清各自土地范围。证人何某2庭审证言，证明分地时我是村主任，1983年有文件，火烧坡良子分给几户人家。证人王某庭审证言，证明火烧坡的山由群联村委会分给生产队中的五家人。证人陶某庭审证言，证明火烧坡的山分给生产队，分给五户人。被告杨梅林场辩称：一、“火烧坡”区域的林地属于国有，林木所有权属于答辩人。根据1986年10月9日水城特区人民政府［86］水通字第106号文件，及水城县人民政府“水政发1990年7号文件”指示水城县杨梅林场（以下简称杨梅林场）所辖区域包含“火烧坡”在1982年已由政府规划纳入国有林地范围，且对回收管理前具有相关权属的农户已经进行了处理（即将“鸡落包包”地块用于与该区域承包户置换）。该区域已由杨梅林场管理使用30多年，该期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对该土地主张过任何权利，并且该地已于2009年由林场承包给案外人使用，被答辩人在知晓情况的也未提出异议。杨梅林场对该区域林地、林木进行管理使用于法有据。被答辩人若认为政府的行政行为侵犯其权利可向作出行政行为的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是诉讼，在有关机关未对政府文件作出法撤销前杨梅林场依法对“火烧坡”区域的林地享有使用权，对林木享有所有权。二、被答辩人据以起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四至范围与政府保管的证据不相一致，不能证明被答辩人主张的承包地范围已经包含在答辩人管理使用的国有林地范围内。该案在仲裁时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与仲裁委调取的证据相矛盾，况且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已经含争议地在内的荒山作了划分，1986年政府再次行文固定。在土地二轮承包时不应当将已经作为国有的土地作为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是第一轮土地承包基础上的延续，没有第一轮土地承包何来第二轮土地承包，被答辩人提交的《承包合同书》和“六盘水市延长农村土地承包周期调查情况登记表”有涂改情况，不能反映其承包土地的真实性，其次，根据水城县林业局调查核实出具“水林报（2014）42号”文件及对吴仕红等人的答复均可认定被答辩人等对“火烧坡”不具备任何权属。因此被答辩人所持有的承包合同书当属无效，其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拥有争议地合法使用权，其提出的土地侵权情况不存在，答辩人依法取得含争议地在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应当受法律保护，争议地内林木系答辩人所有，被答辩人等人从未对争议地行使管理权，被答辩人提交的登记表及承包证对“火烧坡”四至界限均不一致，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梅林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证明，证明诉讼主体资格；2.水城县特区人民政府文件，证明将林场用地进行调整；3.水城县人民政府7号文件，证明政府对杨梅林场范围内的土地进行清理，有争议的就各自处理，没有争议的划给林场，在处理完毕后，没有任何人对火烧坡土地的处理提出异议；4.水城县林业局文件，证明已作出处理意见；5.种植合同，证明引起本案的原因。通过当事人的陈述、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邵举龙为水城县杨梅乡群联村田家寨组农户，早在1983年8月12日，原告邵举龙取得了《水城特区社员自留山证》，该证载明地名火烧坡为邵举龙自留山，面积2.1亩。1984年4月1日，原告邵举龙取得了由水城特区杨梅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手册》，该手册中内容载有：承包的山林、荒山、荒地基本情况为地名火烧坡，面积为2.1亩，坡度30，四至界限（东：地，南：山、西：沟、北：山）。1998年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邵举龙的延长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期调查登记表中载有承包户邵举龙地块名称为火烧坡的面积2.1亩，四至界限（东：地，南：山、西：沟、北：山）。2014年，原告邵举龙等5户农户以被告杨梅林场在其承包的火烧坡林地占有并种植经济作物为由发生纠纷向水城县杨梅乡人民政府反映，请求协调处理问题。经协调达不成一致意见。之后原告邵举龙等5户农户又向水城县林业局反映，水城县林业局答复意见为：维持原告水城特区人民政府［86］水政通字第106号文件的决定，杨梅林场对火烧坡林地经营管理已有20年。火烧坡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属杨梅林场。此后，原告邵举龙等5户农户向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杨梅林场停止对火烧坡林地的侵害，返还林地并赔偿损失。2015年9月28日，水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水农仲案（2015）第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邵举龙等5户农户的仲裁请求。原告邵举龙等5户农户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另查明，1986年10月9日水城特区人民政府作出［86］不政通字第106号《关于对杨梅林场与集体山林的权属进行权属部分调整的决定》，决定中说明对林场与集体部分山、林进行调整、互换。1990年5月12日水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水政发（1990）7号《关于认真搞好国有林定权发证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要求了对国有林定权发证进行清理，并说明在林业“三定”以后提出争议的，一律无效等意见。2009年，被告杨梅林场将位于水城县杨梅乡群联村（右侧火烧坡及老甘寨坡）荒山（面积50亩）承包给刘镇宾进行经果林及相关种植开发。本院认为，原告邵举龙在1983年《水城特区社员自留山证》及1984年《承包合同手册》，表明取得了水城县杨梅乡群联村田家寨组地名为火烧坡2.1亩荒山的经营使用权。原告邵举龙提供的1998年《延长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期调查登记表》虽有不同表格，但其均证明了火烧坡2.1亩荒山原告邵举龙继续二轮承包经营使用。本案中，原告邵举龙诉讼侵权之争，其提供的土地界限四至虽有记载，但现在已经处于四至不能判别的状况，证人证言也未具体说明原告邵举龙的现有四至界限及面积，且原告邵举龙请求中的习惯亩2.1亩，丈量亩约43.75亩述亦不能判别，只有在土地发包方重新丈量确定原告邵举龙的界限四至后，才能确定本案原告请求侵权的事实能否成立，而原告邵举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举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邵举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王锡钢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景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