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文中民三终字第3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成英，女，苗族，1962年3月5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发辉，男，苗族，1981年12月14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发昌，男，苗族，1990年3月21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陶正华，男，苗族，1972年7月23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薄竹镇落水洞村民委么作村，身份证号码：5326211972********。系上诉人陶成英的堂弟。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项保琼，女，苗族，1964年9月16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小学文化，现住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项保珍，女，苗族，1967年7月17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小学文化，现住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项保仙，女，苗族，1973年4月16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小学文化，现住文山市。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丽、王正梅，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陶成英、项发辉、项发昌因与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马民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5年12月9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陶成英、项发辉、项发昌及共同委托代理人陶正华，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正梅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过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是：1982年，国家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文山市薄竹镇摆依寨村民委三家寨村将土地发包给以项友明（又名项有明）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承包户家庭人口有：项友明的父亲项世友、项友明、妻子杨凤英、大女儿项保生、长子项保旺及二女儿项保琼、三女儿项保珍、四女儿项保仙共8人。1999年农村土地延包时，大女儿项保生及三原告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已先后出嫁，三原告的爷爷项世友、父亲项友明已去世，根据我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延包的承包户主为项保旺（又名项保万），承包户人口有：杨凤英、项保旺、项保生及三原告共6人。2007年，文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第1110412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项保旺（又名项保万）为承包方代表人，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项保旺、杨凤英、陶成英共3人，项保生及三原告均未在延包的《文山州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登记为承包户人口。承包地块为“房子脚”（四至界限为：东至本人地埂，南至熊保周地埂，西至河边，北至陶承德田埂，面积为2.4亩）、“大冲子”（四至界限为：东至荒山，南至古绍余田埂，西至古绍余田埂，北至杨学忠田埂，面积为1.2亩）、“平坦”（四至界限为：东至熊保云田埂，南至小水沟，西至大沟，北至小沟，面积为1.2亩）、“房子脚”（四至界限为：东至熊保周埂，南至门前埂子，西至熊保周田埂，北至水沟，面积为1.7亩）、“腰碑”（四至界限为：东至大路，南至杨开林地埂，西至大沟，北至大土埂，面积为1.5亩）、“路脚”（四至界限为：东至陶凤云地埂，南至陶永亮地埂，西至干沟，北至干沟，面积为4亩）、“路脚”（四至界限为：东至陶正福地埂，南至干沟，西至陶永德地埂，北至陶永亮地埂，面积为1.1亩）。除项保生结婚后在新居住地已取得承包地外，三原告在现生活的居住地均未分得土地，且原村委会即薄竹镇摆依寨村民委三家寨村也未将三原告的承包土地收回。2012年，因文山市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摆依寨水库，文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第1110412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地块“房子脚”、“大冲子”、“平坦”、“腰碑”、“路脚”均被征收，经测量，田的总面积为8.62亩，地的总面积为25.62亩，共得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988646元（其中：2015年，项保旺名下的657632元已被项发昌领取，项发辉已领取331014元），经合计，其中：土地补偿费870280元、整治费96211元、青苗补偿费20544元、地上附着物杉树32棵800元、果树9棵810元，总计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988645元，本案以实际领取的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988646元计算。2013年项保旺去世，三原告多次向三被告主张返还属于自己份额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协商未果，为此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支持诉请。原审法院认为，家庭中的全体成员都是家庭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家庭承包户的其他成员有着同等的权利义务。三原告虽已出嫁，但在现生活的居住地均未分得土地，且原村委会也未将三原告的承包土地收回，依法仍具有原承包地所在地村民组成员资格，根据我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本案项保旺、杨凤英、项保旺的妻子陶成英、三原告共6人均是家庭承包中家庭成员的一员，是其家庭承包经营权人之一，享有家庭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权利。因项保旺已去世，陶成英和小儿子项发昌共同居住生活，项发昌、项发辉领走补偿款拒不分配给三原告的行为构成对三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侵害，应依法返还三原告各自应得的补偿费用。本案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共计988646元，因该土地是由三被告耕种管理，其青苗补偿费20544元、地上附着物归三被告所有，减去青苗补偿费20544元、地上附着物杉树32棵800元、果树9棵810元，三原告实际每人应得的土地补偿费用为：988646元-20544元-800元-810元=966492元÷6人=161082元/人。关于三被告辩称在“路脚”及“房子脚”的开荒地、房屋周边的空地、林地及与他人的互换田被征收的土地补偿费，应归三被告所有的意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实际征收的土地面积与批准登记的土地面积不一致的，按实际征收的土地面积计算，故被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被告陶成英、项发辉、项发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项保琼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61082元、退还原告项保珍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61082元、退还原告项保仙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61082元；二、驳回原告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10元，减半收取4355元，由被告陶成英负担355元、被告项发辉负担2000元、被告项发昌负担200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陶成英、项发辉、项发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1、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马民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对本案进行改判。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位于房子脚、大冲子、平坦、腰碑、路脚的承包地均被征用，土地征用补偿费共计988646元，减去青苗补偿费20544元、附着物1610元，所余966492元由三原告和项保旺、杨凤英、陶成英等六人进行平均分配。故判决被告退还给三原告各161082元。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背离了本案的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将属于上诉人自己开垦的土地，用于异地安置的房屋周边的空地、林地，老人的养老地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给无权利的被上诉人，不但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影响了杨凤英的养老生活来源和上诉人的搬迁安置规划。1、上诉人所被征用的土地类型、征用补偿费情况为，承包土地地块、面积：房子脚田2.40亩、房子脚地1.32亩、路脚地两块5.10亩，总金额234553.06元；上诉人自己扩垦的田地、老人的养老地、用开荒地对换的田、房屋周围的空地林地：房子脚换来的田1.30亩、房子脚老人养老田1.10亩、房子脚扩垦的田4.36亩、路脚扩垦的耕地5.61亩、房屋周围的空地林地13.05亩，总金额731938.94元；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22154元。2、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是，有权利分配自己1982年参与上诉人承包土地的土地征用补偿费份额。对于被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并无异议。但所有被征用的土地中含有上诉人自己开垦的土地，老人养老地和用开荒地对换的地。该份土地已经上诉人在一审所举的由村民委、村小组干部参与的《土地丈量现场勘察笔录》陶某文（已出庭）熊某明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质证，陶某文熊某明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在认证中已确认为“三原告对……证陶某文熊某明的证言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采信”，但一审判决在评判中又认为“被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予以否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予以否定；对自己认定的证据又任意予以推翻，这是违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遵循的证据制度，是不严肃的，荒唐的。3、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已主张被征用的土地中含有老人项友明、杨凤英的1.1亩养老田；有用开荒地与他人对换的1.3亩田；有上诉人项发辉、项发昌两户房屋周边的13.05亩空地和林地，该项土地征用补偿费属于上诉人搬迁安置费用。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此未提出异议予以默认，也未提供证据予以否定。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这一主张既不履行查明事实，调查取证，也不加予评判，不问青红皂白地将上诉人的老人养老地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于异地的安置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判决由被上诉人参与分配，严重地侵害了上诉人和杨凤英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上诉人的异地安置规划。其后果是严重的。二、一审判决不但无依据扩大认定上诉人被征用的承包土地地块，还将其他享有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的权利人排除在外，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判案宗旨。1、在本案，上诉人所有承包土地中，被征用的承包土地只有位于房子脚、路脚两处，共有9.92亩。其中：有房子脚田3.16亩，地1.32亩；有路脚田1.1亩（老人养老地）、地两块4.34亩。但一审判决却无依据将未被征用的“大冲子”、“平坦”、“腰碑”等三处承包地都列入被征用的地块，总面积为25.62亩，从而扩大了被征用的承包土地地块、面积，扩大了被上诉人参与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数额，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在本案中，确认共同享有承包地成员，是公平公正处理本案的基础。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已主张将1982年参与家庭承包土地的项友明之父亲、项友明、项保生和1999年参与土地延包的家庭成员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列入权利人参与分配承包土地征用补偿费成员。但一审判决对上述权利人未作出评判就剥夺了他们的分配权利于法无据。（1）项友明之父亲和项友明虽已去世，但他们的土地承包份额仍然属于他们的名下，其土地征用补偿费是他们的遗产。剥夺了他们的分配权，就是侵害了继承人的继承权。（2）关于项保生的分配权问题。在本案中，项保生己明确表示，自己的份额归上诉人赡养其母杨凤英而放弃诉讼。项保生依法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不能因项保生不参加诉讼就剥夺了她的分配权。（3）关于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三人的分配权问题。上诉人认为，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在土地延包时已属于土地延包的家庭成员取得了土地承包权的主体。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虽然未载明他们的名字，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和权利，他们是与延包土地有着生产、生活和生存紧密联系的依赖性，应享有分割承包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权利。同样，三被上诉人在土地延包时虽未载明她们的名字，也不能否认她们参与分配的权利。三、在正确区分本案被征用的承包地、扩垦地，附属房屋周边的空地和林地的性质后，公平、公正地对共同享有的承包地的土地征用补偿费进行合理分配，这是处理本案的基本原则。案经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所被征用的土地共计34.24亩，获得土地征用补偿费9886646元。其中：土地补偿费870280元、整治费96211元、青苗补偿费20544元、附着物杉树32棵800元、果树9棵810元。除青苗、附着物补偿费外，土地补偿费加整治费两项合计966492元。所被征用的34.24亩土地的类型分别为：1、承包土地面积共8.62亩，获得土地征用补偿费234553.06元。其中：房子脚田2.4亩74390.40元；房子脚地1.32亩21881.26元；路脚地两块5.1亩138281.40元。该项土地征用补偿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和其他权利人共同享有分配权，应由上诉人在一审提到的12个权利人共同分配。应参照州中级法院（2014）文中民三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的判例，分别对承包土地人员的生产生活的依赖程度进行调整各当事人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比例，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和执法的统一性。2、路脚老人的养老田1.1亩；房子脚上诉人用开荒地对换来的田1.3亩、上诉人扩垦的田4.36亩；路脚上诉人扩垦的地5.61亩；上诉人两房周围的空地、林地13·05亩，共获得土地征用补偿费731938.94元。该项土地及土地征用补偿费为上诉人及杨凤英所有，被上诉人无权享有该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权利。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及2007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可以证实被征用的地块都在两本证书内，且两本证书内的承包地块也是一致的，分别为房子脚的田1.1亩、大冲子的田1.2亩、平坦的田1.2亩、房子脚的地1.7亩、腰碑的地1.5亩、路脚的地4亩，路脚的地1.1亩。其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在路脚扩宽的耕地有5.61亩、房子脚扩垦的田有4.36亩，但其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开荒的事实，反而是一审庭审中其提供的证人陶某客观地证实了答辩人家现在被征用的土地全是承包地，无开荒地，且该证言也经法庭质询。因此，答辩人认可的是陶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而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单方调取的陶某《询问笔录》，证人熊某虽未出庭作证，但其证言并不能证实上诉人在房子脚及路脚有开荒地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可两证人的证言并无不妥。再次，房子脚老人养老田是上诉人单方认为是养老田的，其未经三答辩人同意该田系养老田，且房子脚养老田也属承包地，三答辩人均是承包户内人口，承包地被征用，三答辩人就享有分配的权利。同样，上诉人亦无证据证实被征用的土地有换来的，也无证据证实被征用的土地有房屋周围空地、林地的事实，反而是一审中，答辩人提供的由文山市薄竹镇摆依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两组《证明》，可以证实征地面积丈量记录表上被征用地块的地名，且该征用地块均是承包地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因此，上诉人的辩称依法不能成立。最后，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陶某在第一轮承包土地时，是薄竹镇摆依寨村民委三家寨村组长，其在一审中证实了，三家寨村的土地是用抽签的方式进行分配，答辩人家所抽到的承包地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内的地块，当时丈量土地亩积是用竹竿丈量的。那么，在本案中，竹竿本身不是丈量工具，其丈量出来的土地亩积是不准确的，故才导致了本案土地的实际面积与承包合同书上的不一致。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上的四至界线与实地一致，但实地面积与批准面积不一致的，按实地四至界线计算土地面积，确定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之规定，在本案中，承包土地应以实际面积为准。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判决并无不当。二、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无权参与分配土地征用款。首先，上诉人认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答辩人户内的承包人口有项世友、项友明、杨凤英、项保生、项保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8人。在本案中，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既不是第一轮承包人，也不是第二轮延包人，因此，三人无权参与土地征用款的分配。其次，我国农村土地是以“户”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模式，那么，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只要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在，就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而由家庭中的其他承包人员继续承包。故在本案中，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继承权问题，不是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再次，三答辩人在现居住地均未分到土地，其对原承包土地具有依赖性，现原承包地被征用，应对土地补偿款享有分配的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以维护答辩人权益。经询问，上诉人陶成英、项发辉、项发昌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认定“三原告在现生活的居住地均未分得土地”错误，认为不能仅凭三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来认定。认定“房子脚、大冲子、平坦、腰碑、路脚均被征收”错误，事实是被征收的地块只有房子脚和路脚。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2012年，因文山市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摆依寨水库，第1110412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地块“房子脚田”、“房子脚地”、“路脚地”二块以及上诉人用“大冲子田”与他人互换的位于碾米房的田均被征用。本院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三被上诉人应当分得土地征用补偿款的数额为多少？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于一审阶段提交的摆依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二份以及杨学林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相互印证2012年被征用的地块就是项保万户《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记载的“房子脚田”、“房子脚地”、“路脚地”二块以及上诉人用《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记载的“大冲子田”与他人互换的位于碾米房的田。上诉人提出被征用的土地包括其扩垦的农地以及用开荒地互换的田、房屋周围的空地、林地，被上诉人对以上部分土地的征用款没有分配权的主张，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单独进行开荒、扩垦的具体时间、四至范围等事实，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故2012年被征用34.24亩田地均应认定为项保万户家庭共同承包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经审理查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三被上诉人作为项友明户的家庭人口，取得了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三被上诉人未被登记为该户的承包人口，但该户的承包地并未因三被上诉人的出嫁被收回或调整，三被上诉人在出嫁地也未另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系本承包户的承包人口，故应当确认三被上诉人对项保万户34.24亩承包地被征用所得的征用补偿款享有分配的权利。上诉人提出将项世友、项友明、项保生、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纳入承包人口参与分配的主张，因项世友、项友明已于2012年土地征用之前死亡，项保生已在出嫁地另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项发辉、项发昌、项发凤不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家庭人口，第二轮延包时也未将该三人登记为本户的承包人口，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这一主张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项保万户现登记确认的承包人口为项保万、杨凤英、陶成英。因本案土地征用发生在2012年，自测量确定被征用面积以及确定补偿标准时起，项保万所享有份额即已确定。故虽然项保万于2013年死亡，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款时仍应保留其份额。综上，应由项保万、杨凤英、陶成英、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六人对本案土地征用补偿款进行分配。其次，本案被征用的34.24亩承包地是由三上诉人耕种管理的，因征用所产生的整治费96211元、青苗补偿20544.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杉树32棵800.00元、果树9棵810.00元，共计118365.00元应当归三上诉人所有。因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已外嫁，出嫁后就实际脱离了原承包户的生产生活。三被上诉人在生活上依赖本户承包地收益的紧密性相对较小。而陶成英、项保万、杨凤英实际耕种管理本户承包地多年，其日常生产、生活收益都紧密依赖被征用的承包地。故在分割本案870281.00元（988646.00元－118365.00元）土地征用补偿款时，应结合当事人对被征收承包地的依赖程度，通过调整各当事人对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比例，达到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因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对被征用承包地的依赖程度较小，则三被上诉人每人应分得六个承包人口平均分割份额的70%。即三被上诉人每人应分得101532.78元（870281.00元÷6人×70%），剩余部分归陶成英、项保万、杨凤英所有。一审判决由项保万、杨凤英、陶成英、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六人平均分割土地征用补偿款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因本案土地征用补偿费均由上诉人项发昌、项发辉领取占有，故应由上诉人项发昌、项发辉共同返还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土地征用补偿款各101532.78元。上诉人陶成英未领取本案土地征用补偿款，故其不承担返还责任。综上所述，原判决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马民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原告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马民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陶成英、项发辉、项发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项保琼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61082元、退还原告项保珍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61082元、退还原告项保仙的土地征收补偿费161082元。三、上诉人项发昌、项发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项保琼土地征用补偿款人民币101532.78元、返还项保珍土地征用补偿款人民币101532.78元、返还项保仙土地征用补偿款人民币101532.78元。四、上诉人陶成英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8710元，减半收取4355元，由项发昌、项发辉承担2684元，由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承担16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10元，由上诉人项发昌、项发辉承担5368元，由被上诉人项保琼、项保珍、项保仙承担33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唐 丽审 判 员  韦祖庆代理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