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30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永安，男，1972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揭绪勇，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元秀，女，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勇，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岑嘉培，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永安因与被上诉人李元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7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永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元秀立即向梁永安退还不当得利238428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10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为止）；2.李元秀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3日，梁永安使用母亲张翠银的招商银行账户向李元秀转账538428元。梁永安曾于2016年10月12日向李元秀寄去律师函，称错误转账538428元给李元秀，要求李元秀返还，但梁永安并未通过查询快递记录确认李元秀是否收到该邮件。2016年10月21日，李元秀向梁永安转账300000元。同日，梁永安向李元秀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由今日开始本人同李元秀的所有款汇已结清”。2017年5月19日，梁永安诉至法院。另查明，梁永安多次使用母亲张翠银的银行账户并通过网上银行向李元秀转账支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于本案中梁永安向李元秀转账的538428元是否属于李元秀取得的不当得利，法院分析如下：一、涉案转账538428元的原收款人是否为案外人梁丽嫦。梁永安主张其曾向案外人梁丽嫦借款491911元，但未能提供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或其他借款凭证。梁永安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交易清单虽然显示梁丽嫦曾于2014年10月15日转账476911元，但梁永安承认自己并非该笔款项的收款人。梁丽嫦虽在转账时附言“借款”二字，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而梁永安未能提供相关的借款合同或其他借款凭证证明借款金额及约定利率，无法确认梁永安所述的借款金额、梁丽嫦的转账金额及梁永安涉案转账538428元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无法确认梁永安提供的该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交易清单与本案存在关联，法院不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对于梁永安主张涉案转账538428元是用于偿还梁丽嫦的借款，法院不予采纳。二、梁永安是否不可能向李元秀转账支付538428元。如果对此能够认定为不可能，则李元秀取得涉案转账538428元当然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但李元秀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之间有多次通过网上银行支付款项的行为，金额从数万元至百万元不等，梁永安对此也予以确认，即存在梁永安向李元秀进行大额款项转账的可能性。因此，无法排除李元秀是涉案转账538428元的正确收款人的可能。三、李元秀向梁永安转账300000元是否属于返还不当得利。梁永安提供的个人客户收付款回单显示，李元秀曾于2016年10月21日向梁永安转账30万元，并在交易用途中注明为“还款”。但仅从“还款”二字无法判断李元秀是基于返还不当得利或是返还其他款项向梁永安转账300000元，而李元秀在庭审中否认返还的是不当得利。梁永安虽于2016年10月12日向李元秀寄去律师函称涉案转账538428元为李元秀的不当得利，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元秀确实收到该函件，故也无法认定李元秀是在承认律师函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转账。梁永安提供的2016年10月19日、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内容仅表明双方在该段时间存在经济纠纷，但未明确反映该经济纠纷与不当得利相关。因此，对于梁永安主张李元秀基于返还不当得利向梁永安转账300000元，法院不予支持。梁永安主张涉案转账538428元的行为存在错误，李元秀并非正确的收款人，则梁永安对此应负有举证责任。但如前所述，梁永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梁丽嫦才是涉案转账538428元的原收款人，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元秀收取涉案转账538428元没有合法依据。梁永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梁永安作为经常通过网上银行进行转账的使用者，理应清楚并习惯在转账前对收款人信息进行核对区分。李元秀与梁丽嫦两人的姓名存在明显差异，梁永安也完全可以对此进行区分。因此，对于梁永安主张李元秀收取的涉案转账538428元属于不当得利，法院不予支持。梁永安曾于2016年10月21日以书面形式确认与李元秀之间的款项已经结清，即梁永安已明确同意李元秀再无发生于该日以前的款项需要向其支付。因此，基于上述各项理由，对于梁永安主张李元秀返还238428元并计算逾期利息，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永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438.21元（梁永安已预交），由梁永安负担。梁永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李元秀立即向梁永安退还不当得利238428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10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为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元秀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梁永安与其姐姐梁丽嫦之间借款是事实，梁永安向李元秀银行转账538428元是错误转账的结果。梁永安已经提供其姐姐梁丽嫦借款476911元给其的农业银行转账记录，该记录的备注是借款，后梁永安姐姐又借款现金15000元给梁永安。因梁永安与其姐姐梁丽嫦是亲姐弟关系，相互之间不写借款合同合乎常理，且梁永安与其姐姐在上述借款时没有约定利息，是梁永安认为借款了约2年，所以自愿向其姐姐支付利息46517元，该情况也非常正常。一审法院以梁永安与其姐姐之间借款没有借款合同及利息约定，否定上述银行转账记录的关联性，明显错误。（二）李元秀认为涉案转账不是不当得利，而是正常的货款结算，应当提交相关的合同证明。一审法院要求李元秀提供本次货物买卖的相关合同资料，李元秀一直没有提供，一审法院也未对此进行分析。在本次不当得利纠纷中，梁永安就涉案转账记录进行合理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后，已履行完其举证责任，李元秀应当对该转账不是不当得利进行举证，但其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梁永安认可李元秀提交的双方之间过往的历史转账交易记录，该交易记录恰恰证明双方之间有多次业务往来，梁永安不可能只选取本案一笔转账主张不当得利，除非本次系错误转账。同时，该交易记录也证明梁永安将李元秀设为常用转账账户之一，在本应转账还给梁永安姐姐梁丽嫦538428元时，梁永安未看清楚即用鼠标点错至李元秀账户，该事实从梁永安要求李元秀还款的微信中也能得到印证。（三）梁永安与李元秀之间的微信记录、李元秀还款300000元的记录清楚反映涉案转账系错误转账，李元秀收取的538428元属于不当得利。梁永安转账538428元后，及时联系要求李元秀退还该笔错误转账的款项，当时李元秀不愿意退还，梁永安与李元秀沟通称其欲通过诉讼追讨，并委托律师向李元秀发送律师函，李元秀在微信中答复“律师已说了：准备两年时间吧”，李元秀的上述表述已经明确说出了梁永安即使通过法律途径成功拿回538428元，亦需要两年时间，即承认了涉案款项是不当得利。正是由于听李元秀说诉讼可能拖两年时间，而梁永安当时急缺资金，所以才向李元秀出具收条，并被迫在收条写上“由今日开始本人同李元秀的所有款汇已结清”字样，在梁永安被迫向李元秀出具收条后，李元秀才向梁永安转账300000元，并备注为还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梁永安一审已经向法院提交错误的转账记录、梁永安与其姐姐梁丽嫦之间借款的转账记录，梁永安对于不当得利的举证已经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当由李元秀就该转账并非不当得利进行举证，但李元秀并未举证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在上述举证责任分配上适用法律错误。李元秀辩称，梁永安提供的梁丽嫦的农业银行转账记录的转账人和收款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实梁永安所主张的借款关系。梁永安一审已经确认其与李元秀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于2016年10月21日出具收条的同时要求李元秀将所有业务单据交还给其。李元秀已举证证实双方之间的款项关系已结清，且该收据是梁永安出具，表明其确认李元秀是基于合法理由取得涉案款项，并且李元秀再无款项需要向其支付，李元秀的举证与陈述相互印证，已完成举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审期间，李元秀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梁永安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案外人梁丽嫦出具的说明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梁永安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本案的关键在于李元秀收取梁永安转账的538428元是否有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涉案款项系梁永安主动转给李元秀，鉴于双方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且梁永安之前曾多次通过涉案账户转账给李元秀，数额涉及几万、上百万元不等，故梁永安应对其主张此次为错误转账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纵观梁永安提供的证据，其称涉案款项原本系其偿还给姐姐梁丽嫦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但其在李元秀对款项金额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并未就对应的利息计算方式（包括利率、计息日等）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称在发现转账错误与李元秀沟通无果后曾向李元秀邮寄律师函，但在李元秀否定的情况下未提供相应的邮单证明其曾实际寄出律师函并被李元秀签收；其称与李元秀就本案沟通时，李元秀曾在微信告知诉讼可能拖两年时间，即承认收取了不当得利，但微信内容仅反映其与李元秀之间存在款项纠纷，并不能反映与涉案转账的关系；其称李元秀于2016年10月21日转账给其并备注为“还款”的300000元系返还本案部分不当得利，即便如此，李元秀亦提供其当日出具的载明“由今日开始本人同李元秀的所有款汇已结清”的收条表明其对相关权利已作出处分，其主张该收条系其因资金紧缺而被迫出具，但此情形并不构成李元秀对其的胁迫，按其描述，在其已安排律师发送律师函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委托律师及时提起诉讼或者在其向李元秀追讨款项并被李元秀驱赶、报警的情况下，亦采取报警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综上，梁永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元秀收取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76.42元，由上诉人梁永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维审判员 陈星星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叶萃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