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5）二中行终字第21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兴荣（系死者王向春之夫），1963年3月21日出生。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冰傲（系死者王向春之子），1990年6月11日出生，在校大学生。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道周（系死者王向春之父），1940年1月12日出生。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呈芬（系死者王向春之母），1938年6月2日出生。上述四名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岐龙，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黄村西大街35号。法定代表人贺安钢，男，局长。委托代理人周陆阳，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巍，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干部。上诉人黄兴荣、黄冰傲、王道周、张呈芬（以下简称黄兴荣等4人）因诉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2）大行初字第1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兴荣、上诉人黄兴荣等4人之委托代理人赵岐龙，大兴公安分局之委托代理人李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兴荣等4人向一审法院起诉，2011年5月11日清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对北京国凯腾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造的南大红门建材城二期工程进行强拆。在强拆过程中，黄兴荣（公司董事长）的妻子王向春上前阻拦，被镇政府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强行带走，并非法拘禁于青云店镇中心卫生院，四个小时后才将其放走。当日下午二时左右，王向春就被他人非法拘禁一事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青云店镇派出所（以下简称青云店派出所）报案，王向春在派出所办案区一楼被公安民警录取完笔录后欲离开派出所，遭到派出所民警的阻拦，声称有事不让其离开。当晚七点左右，王向春的儿子黄冰傲接到其母亲电话来到派出所欲接其母亲离开派出所，但是派出所大门已关闭并有人把守不让其进入，黄冰傲遂给其母王向春打电话告诉其已经到达派出所门口。王向春欲再次离开派出所，但是走到一楼走廊时被人堵回，王向春回到办案区嚎啕大哭。当晚七点一刻左右，王向春走出派出所办案区进入派出所的另一办公楼，后王向春从楼上坠下死亡，至今坠楼原因不明。黄兴荣等4人认为，被害人王向春作为报案人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保障其人身安全，但是大兴公安分局不但未能履行保障报案人人身安全的基本义务，而且还限制报案人的人身自由，不允许其离开派出所，最后导致报案人离奇死亡的严重后果。尽管公安机关事后调取了事发派出所办公楼门窗玻璃的指纹、查阅了相关监控录像，并进行了法医鉴定，但是至今没有给出被害人王向春坠楼死亡的原因，并且对部分关键情节的监控录像不予提供，声称该部位没有安装监控。黄兴荣等4人认为，被害人王向春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阶段（公安机关提供观看的监控录像可以显示），王向春在这一阶段死亡，公安机关须就被害人的死亡与公安机关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现大兴公安分局不能就王向春如何坠楼进行说明，即不能排除大兴公安分局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故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大兴公安分局作为赔偿义务人，向黄兴荣等4人支付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47580元（52379元×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2、依法赔偿王道周、张呈芬作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每人每月524元至被抚养人死亡时止。大兴公安分局辩称，2011年5月11日14时许，王向春到青云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非法拘禁。青云店派出所依法受理后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在询问程序结束后，王向春自行进入办公楼并从三层西侧窗户坠楼身亡。经法医鉴定，王向春符合高坠引起心脏破裂、肺挫伤、左侧胸腔积血等，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经刑侦部门调查，认定王向春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现场勘查、证人证言以及关于王向春死亡的调查结论予以佐证。青云店派出所及民警在处理王向春报案的整个执法过程中，没有非法拘禁等侵犯王向春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因其自身的行为致使损害结果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故黄兴荣等4人申请国家赔偿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王向春因自身行为致使其高坠死亡，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我分局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黄兴荣等4人的诉讼请求。2015年9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大行初字第117号行政判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六条第二款“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的规定，本案黄兴荣等4人作为受害人王向春的继承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黄兴荣等4人认为大兴公安分局在履行接受报案职责的过程中，限制了报案人王向春的人身自由，但根据本案证据，并不能证明当时王向春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故，黄兴荣等4人认为王向春在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阶段死亡，应由大兴公安分局就王向春的死亡与公安机关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就现有证据来看，只能证明王向春死亡属高空坠亡，不能证明大兴公安分局在此期间有违法行为，亦不能证明大兴公安分局的行为与王向春的死亡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黄兴荣等4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兴荣等4人的诉讼请求。黄兴荣等4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大兴公安分局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死于自杀，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大兴公安分局赔偿黄兴荣等4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0475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赔偿王道周、张呈芬作为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每人每月524元至被抚养人死亡时止。在一审诉讼期间，大兴公安分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1、2011年10月9日制作的《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明黄兴荣控告的王向春被故意杀害案无犯罪事实，因此大兴公安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2、2011年7月8日制作的《关于王向春死亡的调查结论》，证明王向春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3、2011年5月14日制作的《关于王向春死亡调查意见书》，证明王向春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4、2011年6月3日，大兴公安分局对证人田×1的询问笔录，证明案发时田某在青云店派出所院内铺砖，看见王向春从三楼摔下；5、2011年6月2日，大兴公安分局对证人田×3的询问笔录，证明案发当日，田某在青云店派出所院内铺设地砖，看到王向春从三楼坠下；6、田某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田某的身份；7、田某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田某的身份；8、2011年5月13日，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王向春死亡情形符合高坠死亡；9、2011年5月14日，大兴公安分局对黄兴荣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大兴公安分局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的内容告知黄兴荣；10、2011年7月5日，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王向春符合高坠死亡；11、2011年7月8日，大兴公安分局对黄兴荣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大兴公安分局将《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告知黄兴荣；12、2011年5月11日，大兴公安分局对王向春坠楼现场进行勘查后所作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明大兴公安分局经过现场勘查，未发现有异常情况。在一审诉讼期间，黄兴荣等4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如下证据：1、黄建平（黄兴荣的侄子，当天送死者王向春去派出所）、黄建生（黄兴荣的侄子）、胡伟新（北京市中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的笔录证言，证明案发当日青云店派出所没有施工，大兴公安分局所说两位证人所×证言；2、《法医学专家论证意见》，证明死者王向春头部损伤较难用高坠一次损伤形成加以合理解释，不能排除其系高坠前其他外力所致。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黄兴荣等4人提交的证据材料1，因三位证人与黄兴荣等4人存在利害关系，故证言的证明力较弱，不足以证明案发当日青云店派出所没有施工；证据材料2《法医学专家论证意见》，只是一种可能性论证意见，并不能证明死者王向春头部损伤系高坠前其他外力所致。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材料1、2，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具有较强证据力，在未经法定程序被撤销或被新证据推翻之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法院予以采纳；证据材料3《关于王向春死亡调查意见书》，在落款处无盖章，缺乏效力，法院不予采纳；证据材料4、5、6、7中，证人田某二人的笔录，因大兴公安分局无其他证据证明二人当时是否在现场，且开庭时二位证人未到庭，故两份笔录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法院不予采纳；证据材料8、9、10、11、1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监控录像和对协警姜俊丰、丁鹏的询问笔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能帮助查明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采纳；但调取的监控录像不能达到黄兴荣等4人申请调取监控录像的证明目的，即不足以证明王向春报案后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事实，亦不能证明大兴公安分局对王向春死亡具有过错。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黄兴荣等4人、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故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1日下午14时许，王向春和法律顾问胡伟新到大兴公安分局下属青云店派出所报案，称王向春被他人非法拘禁。当日下午14时31分至15时50分，青云店派出所民警谢勇杰在西侧办案区一询问室对王向春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因王向春报案被非法拘禁，涉嫌有刑事犯罪行为，谢勇杰作完笔录后，即打电话给大兴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报案。至17时许，王向春一直在询问室等候，期间由协警姜俊丰引导，去过一次南侧办公楼一楼洗手间，接打过几个电话并不时哭泣，情绪不稳定。16时40分许，大兴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杨云光、王忠到达青云店派出所。17时10分许至17时30分许，杨云光对王向春进行询问并作了询问笔录。作完笔录后，杨云光告知王向春，其报案的情形不够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看是否属违反治安管理违法行为并进行处理，让王向春在询问室等会儿。17时37分至18时51分许，王向春一直在询问室等候，期间王向春接听、拨打多个电话，并在询问室门口楼道内与侄子黄建生说话。18时51分20秒许，王向春让协警姜俊丰帮忙问一下什么时候能走，后二人走到询问室门口北侧与人说话。18时52分37秒，王向春回到询问室，情绪失控，并开始哭泣。18时55分50秒，王向春提出要上厕所，协警丁鹏带领王向春出询问室所在的西侧楼。18时56分30秒许，王向春进入南侧办公楼。18时58分许，王向春从南侧办公楼三楼西侧一窗户坠下。民警谢勇杰立即打“120”呼救。19时11分许，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并将王向春送青云店卫生院救治。经抢救无效，21时45分宣布王向春临床死亡。2011年5月14日，大兴公安分局出具京公治亡查字（2011）第089号《关于王向春死亡的调查结论》，认定：1、该人符合高坠死亡；2、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2012年7月15日，黄兴荣等4人向赔偿义务机关大兴公安分局提起行政赔偿请求。2012年9月24日，大兴公安分局作出京公大行赔字（2012）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青云店派出所及民警在处理王向春报案的整个执法过程中，没有非法拘禁等侵犯王向春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因其自身的行为致使损害结果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故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2012年10月22日，黄兴荣等4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另查明，2011年5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将黄兴荣任董事长的北京国凯腾达投资有限公司兴建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曹村村南土地上违法建造的“南大红门建材批发城”二期的房屋予以强制拆除。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黄兴荣等4人与大兴公安分局未能就调解意见达成一致。大兴公安分局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意给予黄兴荣等4人50万元人民币补偿款。本院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六条第二款“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的规定，本案黄兴荣等4人作为受害人王向春的继承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黄兴荣等4人认为大兴公安分局在履行接受报案职责的过程中，限制了报案人王向春的人身自由，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向春被大兴公安分局限制人身自由事实的存在。故，黄兴荣等4人认为王向春在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阶段死亡，应由大兴公安分局就王向春的死亡与公安机关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王向春死亡系高空坠亡，但不能证明大兴公安分局在此期间有违法行为，亦不能证明大兴公安分局的行为与王向春的死亡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黄兴荣等4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兴荣等4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黄兴荣等4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黄兴荣、黄冰傲、王道周、张呈芬共同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天毅代理审判员  王 琪代理审判员  宋 鹏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高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