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刘小红，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晋、侯婉玲，均为该公司职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桂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方明，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永权，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一审被告：邓燕芬，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黄永权、邓燕芬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志坚、杜健君，均为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花都区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因与王桂兰、黄永权、邓燕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1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43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30日进行庭询，并于2015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华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晋、侯婉玲，王桂兰的委托代理人方明，黄永权及邓燕芬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志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3月18日，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兹借到王桂兰女士人民币共款陆佰柒拾万零壹仟元正(6701000元)，此款定于2011年6月30日归还。此据”。黄永权在借款人处签名，华美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针对黄永权答辩称王桂兰无付款凭证，王桂兰称，该借款是约十年期间持续累计的借款，不是一次性借款，每次写新的借条时就把旧的借条销毁。另查明：邓燕芬与黄永权于198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为夫妻关系。黄永权是华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2011年12月23日，王桂兰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黄永权、邓燕芬、华美公司向其连带清偿借款6701000元，判令黄永权、邓燕芬、华美公司向其连带支付借款利息864458.72元（从2011年7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欠条，确认欠款6701000元，并承诺于2011年6月30日归还，借款到期后，黄永权未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还款责任。对王桂兰诉求黄永权清偿6701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从借据内容看，借据对黄永权已收到王桂兰借款的数额及归还时间均已作出了明确的表述，该表述清晰准确。黄永权抗辩认为该借据是借款协议，其未收到借款，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故对王桂兰的利息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调整为自逾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黄永权向王桂兰借款的行为发生在黄永权与邓燕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黄永权、邓燕芬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桂兰与黄永权对涉案借款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存在黄永权与邓燕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王桂兰知道该约定的情形。故本案债务为黄永权与邓燕芬夫妻共同债务。对王桂兰诉求邓燕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公司法第十六条将公司对外进行担保作了概括性的规定，表明公司具有担保的能力，可以成为保证的主体。只是在对外进行担保时，公司内部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华美公司作为有限公司，其在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的借据中，明确以担保单位的身份加盖公章，该行为是完全的企业法人行为。虽然黄永权是华美公司的股东，公司为其进行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但华美公司在借据上加盖公章前是否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并不会对外进行宣示或披露，而债权人亦未有正常渠道可以查阅，因此只要公司在协议上以保证人的身份加盖了公章，就应认定债权人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综上，华美公司与黄永权之间的保证法律关系成立并应确认有效，华美公司应当据此承担保证责任。由于王桂兰与华美公司对保证的方式、范围及保证期间均未作约定，故华美公司应对黄永权在本案中所涉的全部债务负连带保证责任，且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主债务于2011年6月30日届满，王桂兰于2011年12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是在保证期限内诉求华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对王桂兰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黄永权、邓燕芬、华美公司应向王桂兰连带支付借款6701000元及利息(从2011年7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判决：一、黄永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6701000元及利息(从201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给王桂兰；二、邓燕芬、华美公司对黄永权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王桂兰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32379.1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7379.11元。由黄永权、邓燕芬、华美公司负担。黄永权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至本院称：本案事实是2011年3月18日与王桂兰在花都办公室商议借款事宜，黄永权提出向王桂兰借款，当天由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两份以借据形式的借款合同，第一张“借据”约定向王桂兰借款6701000元，定于2011年6月30日归还，第二张借据约定向王桂兰借款5543200元，定于2011年12月30日归还。黄永权写下借据后便将借据交付给王桂兰，但王桂兰拿了借据后并没有向黄永权履行借款义务，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存在以下疑点：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黄永权与王桂兰的借贷纠纷涉及2011年3月18日出具的两份借据，该两张借据仅仅是借款金额、还款时间不同，其他内容均一样，若按王桂兰主张借款6701000元是约十年期间累计的借款，不是一次性借款，则在2011年3月18日出具两张借据中应当有一张借据已经作废。二、一审法院审理（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786号案时，王桂兰在2012年3月20日的庭审中提出涉案两张借据的借款实际是王桂兰向黄永权购买开发华美公司位于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水泥厂地块的房产时，因房产未能交付而转变为借款。与王桂兰在本案一审中的陈述十年累计借款相互矛盾。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意见，结合本案涉及借款金额特别巨大的事实，法院应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要求王桂兰提供付款凭证，对于王桂兰提出是向黄永权购买房产未能交付而转变为借款的诉请承担举证责任。且黄永权出具这两张2011年3月18日借据前，黄永权以转账或支票方式支付清款给王桂兰，故黄永权在一审诉讼期间以书面形式提出将（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案与（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786号案合并审理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采纳。如果按王桂兰在本案一审中的陈述十年累计借款，那十年间借款难道没有一次是通过银行转账？为什么在2011年3月18日会出现两张借据仅是金额、还款时间不同，其他内容均一样的借据？综上，黄永权上诉请求本院撤销（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本案上诉费由王桂兰负担。王桂兰对黄永权上诉意见答辩称：王桂兰和黄永权间的借贷关系是从1999年开始的，现累计形成本案的借据，黄永权提交证据不是新证据，也确定了双方的借贷关系，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一审被告邓燕芬、华美公司的意见与黄永权上诉意见一致。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书已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本案借据（金额为6701000元）与另案（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786号案件借据（金额为5543200元）均是2011年3月18日出具的，二审期间，黄永权对两笔借款中尾数部分均解释为根据自己经营需要才借尾数部分。本院二审认为：根据黄永权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是王桂兰与黄永权是否存在借款的事实。王桂兰主张黄永权向其借款6701000元，提供了黄永权出具的借据印证。黄永权在借据中注明借到6701000元，并定于2011年6月30日归还。如果按黄永权所主张该笔借款实际未收到，黄永权却注明“借到”，且有具体归还日期，还有借款尾数，明显不符合常理。黄永权主张本案借款未收到，却在同一天出具两份不同金额的借据给王桂兰更不符合常理。而且，若黄永权出具借据后未收到借款，黄永权却未主张返还借据或者申请撤销借据，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王桂兰对其主张借款事实提供了相应借据印证，黄永权主张未收到借款，与其出具借据行为不符合，本院予以采信王桂兰主张借款事实。黄永权提出上诉理由不充分，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遂于2012年10月29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64758.21元，由黄永权负担。华美公司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及(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申请人于2014年5月30日取得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原一审被告黄永权涉嫌经济犯罪被刑事立案，该《立案告知书》属新证据，本案应再审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黄永权自1995年6月2日至2013年11月6日期间是申请人公司股东，其中2013年4月8日前一直担任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11月6日黄永权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并完全退出申请人公司，股权转让时黄永权向新股东表示申请人无任何未清偿的债务，但自2014年2月起，申请人却接连收到15起向申请人追讨借款或要求申请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案件(案涉金额近3亿元，含本案)。经核查，申请人不存在上述债务，也未收到过相关款项。上述案件涉嫌黄永权在担任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与他人虚构债务、挪用和侵吞公司资产，并存在明显的利益输送，黄永权涉嫌诈骗等犯罪行为。为此，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时间跨度长，案情复杂，公安机关无法在法定的审查期限内查明黄永权涉嫌的全部犯罪事实，于是，广州市公安局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立案告知书》以已初步查明的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并继续查明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二、为了骗取新股东的财产，获取非法利益，黄永权涉嫌多次与他人串谋虚构债务，本案也涉嫌串谋虚构债务，虚假诉讼。三、本案原一、二审法院在未对出借人两份借据所涉款项的资金来源、支付凭据、借款真实性作出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唯一证据——黄永权出具的一份不合常理的借据便认定巨额借贷成立并作出判决，明显证据不足。且根据另案[(20l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47号]显示，黄永权在同一天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另一份欠款为人民币5543200元的借据，该两份借据除金额和还款时间不同外，其他内容一字不差，假设该两份借据记载的借款属实且均已支付给黄永权，则根本无需在同一时间分开两份出具借据，黄永权同时分别向被申请人出具上述两份借据的行为明显不合常理。四、申请人未对本案所谓借款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黄永权从未披露过本案，申请人的新股东收到本案的执行材料后，才知道本案。经核查，申请人无在上述借据上盖章的用章记录，实际上也未对本案的所谓借据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退一步，即使《借据》申请人的公章真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是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应遵守的特殊规定，是强制性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就此作出同意担保的决议，应为担保生效的必要条件。实际上，申请人的其他股东并不知道申请人为黄永权提供担保一事，也未就此作出决议，因此，申请人为黄永权提供担保无效。就算本案所涉的借款存在，由于被申请人明知黄永权为申请人的股东，并明知申请人公司股东未作出同意申请人为黄永权提供担保的决议，被申请人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被申请人过错明显。同时申请人公章是黄永权利用法定代表人掌管公章的便利，在其他股东及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加盖，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人对黄永权在《借据》加盖公章的行为无任何过错。黄永权利用申请人作担保并在私自加盖申请人公章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转移债务并加害申请人的行为，本案所涉保证担保的无效是黄永权、王桂兰的过错行为造成的，申请人无需对黄永权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王桂兰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对方的申请理由。对方的理由都是出于自己成为股东后想改变原来的事实，对方所说都跟王桂兰没有关联。借款单的形成原因是黄永权以土地开发为由，当时开发不能办证只能作为内部认购，借据是一直延续的，是不同金额及不同时期借款形成的。2014年2月份，申请人变更新股东后收到15案件，当时黄永权持有60%的控股。且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在此前股权交易后我方申请执行，新法定代表人不可能不知道。我方在2011年起诉，不能证明我方与黄永权串通损害申请人利益，申请人所说黄永权策划骗取申请人资产也不符合常理。申请人所说同一天签署了2份借据，其实还款时间及金额都是不一样的，当时黄永权还了部分钱后我方去立案，因为另一张借据期限没有到期所以没有立案。我方申请法院执行，是黄永权付款200万元，剩下的钱分期付款，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来黄永权没有履行和解协议，本案又继续执行，执行200万元的款项在花都法院都有证明。我方认为申请人没有将2案件提起再审而是把其中一件案件提起再审本是抱着侥幸心理。黄永权答辩称：我方不同意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存在骗取新股东财产行为。黄永权被华美股东的新股东派人到公安机关报案，立案后公安机关曾经向黄永权进行调查。到了2014年9月5日，华美公司新股东见没有把黄永权拘留，又以同样理由、事实向花都区报案，花都区公安局进行调查后也没有对黄永权进行拘留或进一步处理。一直到2015年9月20日，华美公司的新股东认为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又去报案，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对黄永权采取穷追猛打方式，根据证据显示，黄永权并没有构成上述犯罪。对于与王桂兰之间的债务问题，坚持一审答辩意见。重新签订借据是为了借一笔新的款项，但却没有收到王桂兰的借款，所以不成立。邓燕芬答辩称：同意黄永权的答辩意见，并且不清楚借贷关系，意见与原审意见一致。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再审期间，华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广州市公安局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4年9月5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广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9月21日出具的《移送案件告知书》和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1月4日出具的《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拟证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驳回王桂兰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经审理，本院再审另查明：广州市公安局于2014年5月30日向华美公司代理人王晋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对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案已立案侦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4年9月5日向华美公司代理人王晋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对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案已立案侦查。广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9月21日向华美公司代理人王晋出具《移送案件告知书》，告知对朱伟强告华美公司黄永权合同诈骗案已移送海珠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并案处理。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1月4日向华美公司出具《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内容为：“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于2014年4月到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于2014年7月到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报称黄永权串通王桂兰等人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花都经侦大队已分别于2014年5月和9月对案件立案侦查。由于黄永权涉嫌其他犯罪被我局抓获，现羁押于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为便于案件的侦查，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花都经侦大队已于2015年10月将案件移交我大队并案处理，现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本院再审认为:黄永权在担任华美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期间，以自己为借款人、在担保位置加盖华美公司公章的形式，向包括本案当事人王桂兰在内的众多个人出具借款借据，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对王桂兰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因有新证据证明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应撤销一、二审判决，裁定驳回一审原告王桂兰的起诉。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桂兰的起诉。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已收取黄永权、邓燕芬、华美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32379.11元，本院已收取黄永权二审案件受理费64758.21元，分别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尚清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日书记员  周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