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513刑初698号公诉机关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黄绍权，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汉族，本科文化，中共党员，原系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队长，住汕头市潮阳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潮阳检诉刑诉[2017]6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绍权犯贪污罪，于2017年10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华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绍权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成立后，原潮阳统计局办事员朱某被安排到该队上班。2009年12月份，朱某以其父亲年老需要照料为由，向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队长被告人黄绍权提出不上班不领工资补贴的要求，被告人黄绍权碍于情面同意了该要求。2009年12月份起，朱某就一直没有到该队上班，而被告人黄绍权则吩咐该队队员隐瞒朱某不在岗的情况，同时让会计员唐某将朱某的工资、补贴列入预算上报，骗取上级财政拨款，出纳员则按时分发朱某的工资及补贴。2009年12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叶某任潮阳调查队出纳员，该队的工资补贴以现金的方式分发。在此期间，被告人黄绍权吩咐叶某在每月分发工资补贴时将朱某的工资补贴扣留下来交给他，并让叶某在工资补贴签领表上冒签朱某签名或交由朱某事后补签。叶某任出纳员期间，按被告人黄绍权的吩咐共领取朱某的工资补贴合计98268元，该款领取后由叶某先后交给被告人黄绍权。被告人黄绍权收到该款后，将其中2.8万元分给潮阳调查队的队员（叶某、彭某、马某、肖某及黄绍权各5000元，唐某3000元），余下70268元被其陆续用于个人日常开支。2012年3月至2013年6月，彭某接任潮阳调查队出纳员，该队的工资补贴以银行拨付的形式分发。在此期间，被告人黄绍权将朱某的工资卡（附密码）存放于彭某处，并先后5次吩咐彭某到中国建设银行潮阳支行领取朱某工资补贴共计22000元。彭某每次领取后均将所取款项交给被告人黄绍权。被告人黄绍权收到该款后，将其中1.5万元拿给朱某作为朱某父亲治病开销（朱某不清楚资金来源），余下7000元被其用于个人日常开支。2013年6月份，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现朱某在编不在岗的情况后，要求朱某主动辞职。当月，彭某卸任出纳员，并按被告人黄绍权吩咐将朱某的工资卡（卡中余额19046.2元）移交给报账员唐某。因朱某离职时情绪激动，广东调查总队要求被告人黄绍权做好善后工作。于是，被告人黄绍权于2013年11月吩咐唐某将朱某工资卡中余额取现，并由被告人黄绍权凑足2万元交给朱某作为离职补偿金。综上所述，被告人黄绍权在任职期间，共虚报冒领朱某工资及补贴款合计139314.20元，该款被其作为补贴进行分发，以及用于个人日常开支等费用。案发后被告人黄绍权已退还赃款116314.20元，叶某等人退还其余赃款23000元。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宣读出示了证人朱某、叶某、彭某、唐某、林某、肖某、马某的证言，被告人黄绍权原在检察机关的供述及自述材料，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广东省暂时扣留、冻结财物收据，广东省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收据，违规退回款收款证明，朱某银行账户流水账，朱某工资、补贴情况，记账凭证，潮阳区调查队在职人员工作发放表，其他补贴领款表，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朱某工资卡补贴发放情况，取款凭条，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出纳移交表，关于设立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的通知，关于印发《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关于黄绍权任职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队系统工作人员花名册，辞职申请书，关于同意朱某辞去公职的批复，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复通知书，潮阳调查队关于朱某处理情况的报告，2009年、2010年调查队预算，调查队系统2011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查队系统2012年中央财政预算“一下”控制数，调查队2013年财政拨款预算表，关于给予黄绍权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关于黄绍权涉嫌贪污案发、破案经过和人口信息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绍权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数额较大，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处。被告人黄绍权对被指控的事实作了供认。经审理查明，2009年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成立后，原潮阳统计局办事员朱某被安排到该队上班。2009年12月份，朱某以照顾其父亲为由，向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队长被告人黄绍权提出不上班不领工资补贴的要求，被告人黄绍权表示同意。从2009年12月份开始，朱某便一直没有到该队上班，而被告人黄绍权吩咐该队队员隐瞒朱某不在岗的情况，同时让该队会计员将朱某的工资、补贴列入预算上报，骗取上级财政拨款，出纳员则按时分发朱某的工资及补贴。2009年12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叶某任潮阳调查队出纳员，该队的工资补贴以现金的方式分发。期间，出纳员叶某按照被告人黄绍权的吩咐，在每月分发工资补贴时将朱某的工资补贴扣留下来交给被告人黄绍权，并让出纳员叶某在工资补贴签领表上冒签朱某的签名或交由朱某事后补签。叶某在任出纳员期间，按照被告人黄绍权的吩咐领取朱某的工资补贴合计98268元，该款领取后交给被告人黄绍权，被告人黄绍权将其中2.8万元分给潮阳调查队的队员（叶某、彭某、马某、肖某及黄绍权各分得5000元，唐某分得3000元），余下70268元被被告人黄绍权用于个人日常开支。2012年3月至2013年6月，彭某接任潮阳调查队出纳员，该队的工资补贴以银行拨付的形式分发。期间，被告人黄绍权将朱某的工资卡（附密码）存放在彭某处，并先后5次吩咐彭某到中国建设银行潮阳支行领取朱某工资补贴共计22000元，该款领取后交给被告人黄绍权，被告人黄绍权将其中1.5万元拿给朱某作为朱某父亲治病开销（朱某不清楚资金来源），余款7000元被被告人黄绍权用于个人日常开支。2013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现朱某在编不在岗的情况后，要求朱某主动辞职。彭某卸任出纳员后，按照被告人黄绍权的吩咐将朱某的工资卡（卡中余额19046.2元）移交给报账员唐某。因朱某离职时情绪激动，广东调查总队要求被告人黄绍权做好善后工作。2013年11月27日，唐某按照被告人黄绍权的吩咐将朱某工资卡中的余额19046.2元取现交给被告人黄绍权，被告人黄绍权凑足2万元后交给朱某作为离职补偿金。综上所述，被告人黄绍权在任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队长期间，虚报冒领朱某工资及补贴款合计139314.2元，该款被其作为补贴进行分发及用于个人日常开支等。案发后被告人黄绍权已退还赃款116314.2元，叶某等人退还其余赃款共23000元。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他到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上班。2009年12月份，他因其父亲身体不好，家庭开销较大，他向队长黄绍权说明他不领取工资，也不去上班，黄绍权表示同意。2009年12月份至2013年期间，他没有领取过工资补贴，但期间黄绍权让他在一些工资领取单上补签名，但工资补贴没有领取。该队的财务体现2009年12月份向他发放工资补贴共6205元，2010年度向他发放工资补贴共29490元，2011年度向他发放工资补贴共54431元，2012年1月至2月份，向他发放工资补贴共8142元，但他没有领取上述款项共计98268元。他的工资卡流水明细体现2012年至2013年5月份，该队发放工资补贴共41050元到他的工资卡，但他没有领取该款。2012年前后，调查队叶某打电话要他提供信息办理工资卡，但他不同意，后听说工资卡留给黄绍权。经他对2009年12月至2012年1月份的工资、补贴签领表及三金代扣表进行辨认，确认该工资、补贴签领表中大部分是叶某代他签名的，小部分单据是黄绍权拿给他补签的，但他没有领取这些工资、补贴款。大部分三金代扣表是叶某代他签名的，小部分是黄绍权拿给他补签的，但他没有缴交过三金费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将工资补贴改为银行卡发放后，他没有拿到银行卡，也没有领取过工资。2013年6月份他办理辞职，截止2013年11月27日，他没有领取工资卡中余额为19046.2元的款项，该队的报账员唐某也没有将该款项交给他。2014年至2015年期间，他没有领取过财政部门向他的工资卡划拨的12000元公积金及特区补贴款3025元（合计15025元）。2012年中旬，黄绍权私下拿1.5万元给他父亲治病。2013年，他在办理辞职手续期间，黄绍权先后2次拿4万元给他作为离职补偿金，每次2万元。2、证言叶某（时任出纳员）的证言，证明2009年12月至2012年3月17日，他在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任出纳员。2009年，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成立后，朱某是该队的工作人员，2013年，朱某主动辞职。朱某在2009年12月份至辞职期间，朱某一直没有到该队上班，但黄绍权吩咐他们将朱某的工资补贴列为单位每年预算上报，故该队如期发放朱某的工资及补贴，签领表是队长黄绍权叫他代朱某签名，部分单据是朱某补签的，工资及补贴款由他交给黄绍权。2012年3月17日，他将其保管的朱某的工资约3万多元全部交给黄绍权，黄绍权决定分点钱给在场人，并吩咐他装4个5000元的信封交给他和彭某、肖某、马某，另外装1个3000元的信封交给唐某，余款交还给黄绍权，其中黄绍权也从中分得5000元。他向彭某移交出纳业务时，他将朱某的建行工资卡交给黄绍权。彭某接任出纳后，朱某一直没有上班，该队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通过银行划拨，但他不清楚朱某的工资如何处理。经他辨认，确认2009年12月份朱某的工资、补贴签领表共12单计6205元；2010年度朱某工资、补贴签领表共44单计29490元；2011年度朱某工资、补贴签领表共42单及54431元；2012年1月至2月份朱某工资、补贴签领表共12单及8142元，上述款项共计98268元，上述部分单据是他代签的，部分是朱某补签的。他按照黄绍权的吩咐将上述款项交给黄绍权。黄绍权还吩咐他及潮阳调查队其他成员，在接受上级调查时要谎称朱某有到单位上班。3、证人彭某（时任出纳员）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17日至2013年6月份，她在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任出纳员期间，该队人员的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分发到各人的建行银行卡中。朱某于2009年12月份至其辞职期间，朱某一直没有到该队上班，但按照队长黄绍权的吩咐，该队如期发放朱某的工资及补贴，黄绍权将朱某的工资卡（附密码）交给她保管，她多次按照黄绍权的吩咐持朱某的工资卡到银行取款并交给黄绍权。2012年3月17日，叶某与她移交出纳业务后，黄绍权向大家说朱某之前的工资被其拿了，并决定分给她和马某、肖某、叶某各5000元，分给唐某3000元。2013年6月份，她卸任出纳后将朱某的银行卡交给唐某。经她对朱某银行账户的流水账进行辨认，确认2012年7月30日提现10000元；2012年8月27日提现5500元；2012年9月24日提现2000元；2012年9月24日再次提现2000元；2012年11月9日提现2500元，上述提现5次共22000元，其中二张取款凭证上的“朱某”是她叫林某代签的，该款交给黄绍权，她不清楚黄绍权如何使用该款。经她对客户朱某的银行流水账进行辨认，确认2013年11月27日，该账户转账19046.2元到唐某的账户。2012年前后，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到潮阳调查队调查朱某是否在岗时，黄绍权吩咐他们向上级谎称朱某有到单位上班。4、证人唐某（报账员）的证言，证明2013年7月份开始，她被返聘到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任报账员。该队成立后，朱某一直没有上班，在叶某任出纳期间，该队的工资及补贴签领表上有朱某的签名。2012年3月份，队长黄绍权向大家说朱某之前的工资被其拿了，并决定分给马某、肖某、叶某、彭某各5000元，她分得3000元。彭某接任出纳员后，该队的工资通过银行划拨的方式分发，朱某虽然一直没有上班，但该队每年会将朱某的工资列入预算并逐月划入其工资卡。2013年7月，彭某卸任出纳员后，黄绍权吩咐彭某将朱某的工资卡及密码移交给她，2013年11月27日，她将朱某银行卡里的余额19046.2元转入她的银行卡，后来按照黄绍权的吩咐将该款提现交给黄绍权。2012年至2013年期间，国家统计局广东总调查队到潮阳调查队调查朱某是否在岗时，黄绍权吩咐他们欺骗上级说朱某有上班。5、证人林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底，她在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工作期间，她没见过朱某到该队上班。她曾陪同原出纳员彭某到银行取款，彭某取款后叫她在取款凭证上代签“朱某”的名字，并对她说要将款项交给黄绍权。经她对二张户名为“朱某”，金额分别为10000元和5500元的取款凭条进行辨认，确认“朱某”的签名是她签写的。6、证人肖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她在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工作。2009年12月至2013年5、6月，该队的办事员朱某一直没有上班，但该队有按期给朱某分发工资。2012年3月份的一天，黄绍权对工作人员说朱某的工资被其拿了，并决定分给她及叶某、彭某、马某各5000元，唐某分得3000元，叶某将黄绍权分得的5000元及余款交给黄绍权。2012年至2013年期间，国家统计局广东总调查队到潮阳调查队调查朱某是否在岗时，黄绍权吩咐他们欺骗上级说朱某有上班。7、证人马某的证言印证了证人肖某的证言。8、被告人黄绍权原在检察机关的供述及自述材料，证明2009年12月，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成立后，原国家统计局职工朱某调到该队工作，朱某以其要照顾其父亲为由，向他提出不来上班，也不领取工资，他表示同意。2009年12月份，朱某一直没有到该队上班，但他故意向上级虚报朱某在岗，并吩咐会计将朱某的工资补贴列为单位的预算上报上级，从而骗取上级的财政拨款。该队每月如数分发朱某的工资补贴，但款项并没有实际发放给朱某。2009年12月份至2012年3月份，他吩咐该队的出纳员叶某将朱某每月的工资补贴交给他，工资签领表由叶某代签或事后拿给朱某补签。在叶某担任出纳员期间，该对实发给朱某的工资补贴共98268元，该款由叶某交给他，其中70268元被他用于个人日常开支，余款2.8万元分给他和马某、肖某、叶某、彭某各5000元，唐某分得3000元。2012年3月份，彭某任该队的出纳员，该队的工资补贴以银行拨付的方式分发，该队为朱某办理了工资银行卡，并由彭某负责保管，他仍然交代财务人员将朱某的工资补贴列入预算上报上级。期间他先后5次吩咐彭某到银行提取朱某银行卡的工资补贴共22000元，其中7000元被他用于个人日常开支，余款15000元于2012年中旬交给朱某，但他并没有告诉朱某该款项的来源。2013年6月份，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现朱某一直不在岗，要求朱某主动辞职。2013年7月份，彭某将出纳业务移交给报账员唐某，他叫彭某将余额为19046.2元的朱某工资卡交给唐某，后他吩咐唐某将该款提现后交给他。因朱某辞职时怨言非常大，上级要求他们做好朱某善后工作。2013年底，唐某将上述款项交给他后，他凑足2万元交给朱某作为离职补偿，但朱某嫌太少，情绪比较激动，后他私下拿再2万元给朱某。9、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广东省暂时扣留、冻结财物收据和广东省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收据，分别证明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提收被告人黄绍权赃款116314.2元；汕头市监察局暂扣押肖某5000元、叶某7800元、唐某3000元、马某5000元、彭某5600元。10、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出具的“违规退回款收款证明”，证明该队收到黄绍权的违规退款69165元，唐某的违规退款14000元。11、朱某银行账户流水账，朱某工资、补贴情况，记账凭证，潮阳区调查队在职人员工作发放表、其他补贴领款表、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朱某工资卡补贴发放情况和取款凭条等材料，证明2012年7月30日、8月27日、9月24日、11月9日，该账户被提取现金共22000元及朱某在2009年12月至2012年2月的工资、补贴情况等。12、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出纳移交表，证明2012年3月17日，叶某向彭某移交出纳业务的情况。13、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粤调字[2007]56号“关于设立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的通知”、粤调字[2008]87号“关于印发《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调任免[2009]34号“关于黄绍权任职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队系统工作人员花名册，证明经国家统计局批复，决定设立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潮阳调查队是国家统计局的派出机构，为正科级机构，法定代表人是黄绍权，任命黄绍权为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队长。14、辞职申请书、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粤调函[2013]88号“关于同意朱某辞去公职的批复”、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复通知书、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潮调字[2013]3号“潮阳调查队关于朱某处理情况的报告”，证明2013年3月3日，朱某向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申请辞职，2013年5月17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同意朱某辞去公职的申请，2013年4月25日，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同意朱某辞职申请。15、2009年、2010年调查队预算，调查队系统2011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查队系统2012年中央财政预算“一下”控制数，调查队2013年财政拨款预算表，证明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在2009年至2013年财政预算的情况。16、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粤调字[2013]35号“关于给予黄绍权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证明2013年5月21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决定给予黄绍权行政警告处分的情况。17、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关于黄绍权涉嫌贪污案发、破案经过”，证明2016年12月27日，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接到群众来信举报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队长黄绍权有关经济问题的信件，该局遂于2017年1月10日派员开展初查。2017年5月9日，黄绍权主动到该院如实交代有关问题，经侦查发现，黄绍权确实存在涉嫌贪污的犯罪事实。该院遂于2017年5月23日对黄绍权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同日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18、人口信息，证明被告人黄绍权于1966年5月1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上述证据，均经当庭质证核实，对能够相互印证部分，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的根据。本院认为，被告人黄绍权无视国家法律，利用担任国家统计局潮阳调查队队长的职务之便，骗取公共财物，数额较大，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绍权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黄绍权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案后退清赃款，有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绍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随案移送的被告人黄绍权退赃款116314.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林子平审 判 员  钟泽珍人民陪审员  邱奕钦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陈婷婷附：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三款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第三款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