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民再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中国凤凰大厦*栋21屋。法人代表：王鹏，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伯，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负责人：康芳，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祥，男，该居民小组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映江，四川东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维强律师事务所）因与被申请人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以下简称下沙沟居民小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攀民终字第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2016）川民申181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维强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伯、王跃，下沙沟居民小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祥、李映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维强律师事务所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不以原始书证记载的客观内容认定事实，主观臆断失地村民应得l0万元以上的补偿，才是支付代理费的论断违背客观事实及合同约定。客观事实是，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了代理费基数为征用人已经补偿的4万元，4万元以上按比例收取代理费，这既有合同约定，又有证据证明，根本不存在争议。所谓8000元的亩产值在庭审中既没有证据出示，也无法经过质证。攀枝花市仁和区历届政府也没有向法庭提供下沙沟居民征地补偿款应按每亩8000元计算出人均l0万元以上的补偿安置资料。增加土地补偿款、生活安置款824万元，实现了4万元以上目的合同约定代理费收费标准，但下沙沟居民小组却不予承认，并得到二审判决的支持，致使维强律师事务所8年有成效服务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劳动报酬，二审判决明显不公正。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维强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下沙沟居民小组辩称，1.《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政府相关部门作出拆迁村民人均不低于4万元补偿费这一标准是按照被征用土地年产值3千余元／亩计算确定，由于拆迁村民认为征地违法可以获得政府部门赔偿，并且拆迁前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已经证实被征用土地年产值为8千余元／亩，拆迁村民补偿费应为人均10万元以上，政府部门作出的征地补偿标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是双方的共识，也是代理合同产生的背景。因此，下沙沟居民小组与维强律师事务所协商一致，维强律师事务所对新争取补偿费超过4万元部分按照15%收取代理费。因为《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拆迁村民能够得到的补偿费人均就已经超过4万元，如果约定拆迁村民每人所得补偿费4万元以上就要支付代理费，那么村民对于其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已经确认能够得到的补偿费还要向维强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这显然不可能，也不符合情理。下沙沟居民小组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没有另外获得征地补偿费，8249655元这笔费用是政府部门拨付的安置房修建专项资金，不属于补偿费。2.维强律师事务所错误的法律意见，导致了下沙沟居民小组与政府多年未决的纠纷，维强律师事务所有过错。请求维持二审判决。维强律师事务所向一审起诉请求：判令下沙沟居民小组支付维强律师事务所代理费91万元；诉讼费由下沙沟居民小组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为实施攀枝花市城市规划建设，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向四川省人民政府请示，将仁和区仁和镇沙沟村下沙沟社区土地转为建设用地。2004年3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2004）25号文件批准《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同意将下沙沟农业合作社23.4227公顷土地作为攀枝花市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2004年4月22日，攀枝花市政府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土地被征用的居民认为征用的土地补偿标准过低，于是聘请律师为其争取合法权益。后经人介绍，下沙沟居民小组找到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玉伯，希望帮助维权。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于2009年10月20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四、代理的完成方式，以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为宜。五、维强律师事务所同意采取风险代理收费的方式进行服务，代理约定为，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在肆万元以上按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维强律师事务所应为下沙沟居民小组争取多占的69亩土地的赔偿。其所得的赔偿按8%收取代理费。如两项都不成功，则维强律师事务所不收取代理费，如成功一项则收取一项的代理费。六、费用支付方式为下沙沟居民小组获得赔偿时，由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双方委托赔偿付款单位将代理费划付到维强律师事务所账户。七、维强律师事务所系风险代理，非经协商一致，下沙沟居民小组不得另行委托他方代理；如下沙沟居民小组单独与相对人和解，无论维强律师事务所是否参与谈判，视为维强律师事务所完成代理，向维强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双方在代理合同书上盖章。双方签订合同后，维强律师事务所指派杨玉伯律师为下沙沟居民小组居民进行维权。其间，下沙沟居民小组支付了杨玉伯律师到北京的差旅费35000元，2013年底，杨玉伯律师回家，下沙沟居民小组向其支付了3万元。2013年4月18日，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答复意见》，内容为：“…1.协调小组同意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2.此笔款只能用于下沙沟居民小组修建生活安置房，同时由仁和镇政府监督使用，此款按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下沙沟居民小组，支付方式为（1）下沙沟居民小组启动生活安置房建设时先支付50%；（2）生活安置房基础完工后支付30%；（3）生活安置房竣工验收后支付20%”。下沙沟居民小组共有住户260多户，居民751人。另，2011年，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因下沙沟居民小组诉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附带行政赔偿一案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下沙沟村民小组于2006年10月19日撤销村民小组建制，纳入居民管理，并更名为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维强律师事务所负担。维强律师事务所不服一审判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维强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下沙沟居民小组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中，维强律师事务所对下沙沟居民小组陈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政府相关部门以被征用土地年产值3千余元／亩这一数据作为征地拆迁补偿费的计算依据，作出拆迁村民人均不低于4万元补偿标准这一征地补偿决定。由于拆迁村民认为征地违法可以获得政府部门赔偿，并且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已经证实被征用土地年产值为8千余元／亩，由此计算拆迁村民补偿费应为10万元以上。下沙沟居民小组与维强律师事务所均认为政府部门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与实际补偿标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且在合同中作出“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费在4万元以上，按照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的约定”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另外，维强律师事务所举证的《大河中学扩建征地拆迁补偿通知》主要载明“对陆某某农户补偿（助）项目：集体生活补助金额2.6万元；青苗补偿金额6060元；安置补偿金额1.4万元。另外还载明了补偿（助）期限、补偿（助）奖励办法这些内容”。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约定内容，均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审法院对下沙沟居民小组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费在肆万元以上，按照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该约定中代理费计算基数“4万元”，究竟是以拆迁村民每人所得补偿超过4万元来进行确定，还是以拆迁村民每人新增补偿超过4万元来确定发生争议。为此，二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据依法予以审核认为：1.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其认为政府的征地行为违法拆迁村民可以获得政府部门赔偿，另外因政府部门依据被征用土地年产值3000余元每亩作出拆迁村民人均补偿费4万元这一征地补偿标准，而实际上政府部门的数据表明被征用土地年产值为8000余元每亩，按此计算，拆迁村民应当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为人均10万元以上，拆迁村民应当获得的补偿费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双方当事人为此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此，双方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就是为了实现拆迁村民应当获得人均不低于10万元补偿费用这一目的；2.对于《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4万元”这一代理费计算基数，维强律师事务所作出了“因为当时已经确认拆迁村民人均补偿费为4万元，对于4万元以上才收取代理费，由此做出了该条约定”这一解释。下沙沟居民小组的解释为“虽然当时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做出拆迁村民人均4万余元这一补偿决定，但事实上拆迁居民人均补偿费应在10万元以上，由此约定对于新争取部分补偿费超过4万元计算支付代理费”。同时，下沙沟居民小组以“在拆迁村民实际所得补偿费人均已经超过4万元的情况下，拆迁村民还要为合同签订前获得的超过4万元部分补偿费支付代理费，显然不合情理”来对维强律师事务所的解释予以反驳；3.无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还是维强律师事务所二审举证证据《大河中学扩建征地拆迁补偿通知》载明内容，证明了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已经能够确认下沙沟居民小组拆迁村民获得的补偿（助）费高于4万元这一事实成立；4.维强律师事务所作为依法设立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其必然具备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维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无论是其专业知识，还是其法律职业，维强律师事务所均负有对合同约定条款内容进行认真审核，以避免合同条款约定内容发生争议的这一职业审慎注意义务；5.政府相关部门支付给拆迁村民的征地安置补偿费，是为了保障土地被依法征用后失地村民的基本生活所支付的费用。既然维强律师事务所陈述其提供法律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拆迁村民维权，那么维强律师事务所在与下沙沟居民小组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就应当从法律服务代理行为也应具备社会公益性的角度对代理费用的收取标准作出符合情理的约定。本案中政府部门拨付的费用8429655元是用于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260余户居住户、751位拆迁村民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并且明确答复此费用只能用于下沙沟居民小组修建生活安置房。在此情况下，若维强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观点成立，下沙沟居民小组就将支付维强律师事务所120余万元的代理费，该费用必然对拆迁村民所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造成实际影响，有违维权法律代理服务行为的公益原则。基于以上的事实、理由，二审法院对维强律师事务所对本案争议问题的解释意见不予采纳。维强律师事务所举证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负担。本院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出新的证据，双方对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1.关于《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在4万元以上按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中4万元基数是否包括签订该合同之前村民已获得的4万元的补偿问题。维强律师事务所认为，因为当时已经确认拆迁村民人均补偿费为4万元，对4万元以上的补偿才收取代理费，由此作出了该条约定。下沙沟居民小组认为，在签订委托合同前拆迁村民实际所得补偿费人均已经超过4万元，拆迁村民在此情况下还要为合同签订前获得的超过4万元部分补偿费支付代理费，显然不合情理。合同中约定的4万元是签订合同后增加补偿4万元以上为基数。本院认为，首先，2006年下沙沟居民小组被拆迁村民每户已获得4万元以上不等的拆迁补偿，下沙沟居民小组与维强律师事务所于2009年10月才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如果该合同以村民已获得的4万元为基数必然导致维强律师事务所是否履责都将获得一定代理费，其与风险代理的本意相悖；其次，在二审庭审中，法官询问下沙沟居民小组，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有哪些政策还能争取到补偿款？下沙沟居民小组称，政府占用土地违法可以获得赔偿，另外在补偿过程中，对村上土地的产值评估过低，村民有争取权利的空间，所以才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当时政府按每亩产值3000元计算的补偿费，村民知道每亩土地产值是8000元，这样计算村民应当得到10万元的补偿。维强律师事务所的代理人当庭赞成下沙沟居民小组的说法，并称在代理期间确实是以这个为目标。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就是为了实现拆迁村民可能获得人均不低于10万元补偿费用这一目标，对委托代理合同解释为以新增4万元补偿为基数符合情理；再次，维强律师事务所作为依法设立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其必然具备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维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无论是其法律素养，还是专业知识，均负有对合同约定条款内容进行认真审核，以避免合同条款约定内容发生争议的这一职业审慎注意义务，故在合同产生歧义时法院可以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因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在4万元以上按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中4万元基数不包括签订该合同之前村民已获得的4万元的补偿。2.8429655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人民政府《情况说明》载明2013年4月18日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人民政府《关于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答复意见》及依据该意见拨付下沙沟居民小组的8249655元款项并非是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拆迁的赔偿或补偿。该8249655元款项是解决下沙沟居民相应时期困难的专项费用，且该款是拨付用于下沙沟居民小组修建生活安置房的款项，并非是征地拆迁补偿款性质，该款与征地拆迁补偿无关。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人民政府作为拆迁安置机关，对拨付下沙沟居民小组的款项具有解释的权利，故8429655元款项不能认定为拆迁安置的补偿款，维强律师事务所无权就该款项提取代理费。综上，维强律师事务所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攀民终字第87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漆光碧审判员  张蜀俊审判员  张 忠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崔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