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南二中民三终字第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TritonContainerInternationalLimited）。法定代表人：爱德华.施耐德（EdwardP.Schneider），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雪梅，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邱建文，女，汉族。委托代理人：周明磊，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清算组，系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李栋，该清算组组长。委托代理人：吴军，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符宇，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莱顿公司）、邱建文因与被上诉人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泛洋公司清算组）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特莱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雪梅、上诉人邱建文的委托代理人周明磊、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的委托代理人到庭符宇、吴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月12日起，海南泛洋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洋公司）向特莱顿公司租用集装箱。因泛洋公司拖欠特莱顿公司租箱费用，特莱顿公司通过司法程序扣押了泛洋公司船舶。2013年6月25日，特莱顿公司分别要求作为承租人或连带承租人的泛洋公司、海南泛洋航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洋香港公司）、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投公司）签订协议，该份协议涉及上述当事人分别于2010年1月1日起（HPO40号）、2010年4月1日起（HPO41号）、2011年1月1日起（HPO42号）、2011年4月1日起（HPO43号）、2011年5月1日起（HPO44号）、2011年9月1日起（HPO45号）生效的租赁协议。该份协议主要内容：A.解除司法扣押及船舶抵押的条件。泛洋公司应于2013年6月30日前出售其所有的洋浦湾轮船，应于2013年7月31日前出售其所有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湘路345号19楼的1907室、1908室、1909室、1910室、1911室、1912室、1913室、1915室、1916室、1917室、1918室、1922室、1923室、1925室，共14间房产，销售收益转给特莱顿公司认可的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提供泛洋公司所有的“龙沐湾”轮船抵押，担保2011年9月1日起生效的HPO45号租赁协议下的义务履行；支付特莱顿公司165，000.00美元，作为HPO45号租赁协议下的付款；提供给特莱顿公司一份建设银行与泛洋公司新贷款协议副本，周转信用额度至少五千万元。满足上述条件后，特莱顿公司收回2013年1月29日的解除合同通知，特莱顿公司申请解除司法扣押。B.承租人义务。应于2013年6月30日前向特莱顿公司支付110万美元作为HPO45下产生的费用，剩余的金额作为HPO40、HPO41、HPO42、HPO43、HPO44合同下产生的费用。应于2013年7月31日前向特莱顿公司支付2013年2月、3月、4月、5月在HPO40、HPO41、HPO42、HPO43、HPO44合同下产生的所有欠付费用及HPO45下所有欠付费用。2013年8月15日前返还HPO45下的5500个集装箱等。王波夫在该份协议的泛洋公司、海南泛洋航运（香港）有限公司、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三个单位的签名处签署自己的名字，并在泛洋公司、海南泛洋航运（香港）有限公司盖章处加盖泛洋公司的公司印章。2013年7月5日，双方在海南海事局办理了“龙沐湾”轮船抵押手续。由于泛洋公司未依约支付特莱顿公司165，000.00美元，特莱顿公司于2013年7月5日要求泛洋公司支付107万元至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的账号，待泛洋公司支付特莱顿公司165，000.00美元后，该107万元全额返还泛洋公司。2013年7月8日，泛洋公司通过网上银行支付至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银行账号107万元，摘要为箱租，同月23日，泛洋公司再次通过网上银行支付至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银行账号200万元，摘要为保证金。而特莱顿公司利用这两笔款替泛洋公司支付拖欠港口码头存放集装箱的费用，以赎回自己租给泛洋公司使用的散落在宁波、镇江等港口码头的集装箱。另查明，2013年7月29日，特莱顿公司向海口海事法院申请支付令，该院审查后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2013）琼海法督字第1号支付令，责令泛洋公司向特莱顿公司支付海运集装箱租金2384262.50美元（折合人民币14724966.77元）。支付令送达后，泛洋公司未提出异议，支付令生效。特莱顿公司遂依生效支付令向海口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泛洋公司在未经资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的情形下，于2013年8月27日与特莱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智勇达成《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径行将其所有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湘路345号19楼的14套房产（1907室、1908室、1909室、1910室、1911室、1912室、1913室、1915室、1916室、1917室、1918室、1922室、1923室及1925室）以1376317.62美元（折合人民币850万元）抵偿给特莱顿公司。抵债后，特莱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智勇代表特莱顿公司于2013年9月7日与其妻子邱建文（即本案上诉人之一）签订《房屋变卖协议》（该协议中乙方一栏邱建文未签名），将上述房产以更低的115万美元（按签约当天汇率计算，转让价款折合人民币仅为702.2万元）转让给邱建文。2013年9月17日，海口海事法院作出（2013）琼海法执字第463号《执行裁定书》，将泛洋公司的上述14套房产直接过户至邱建文名下。2013年10月21日，泛洋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破产清算申请，原审法院于同年同月31日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为破产管理人，遂引起本案纠纷。再查明，诉讼期间，经泛洋公司清算组申请，原审法院对上述14套房产进行查封时，发现其中1917室、1918室已被邱建文通过中介机构以155万元转让他人。泛洋公司清算组因本案纠纷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特莱顿公司与泛洋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签订的《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将上述14套房产返还泛洋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五条规定“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原审法院受理泛洋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就是依据该法的第二条，本案的个别清偿确属经执行程序，且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争议的焦点在于泛洋公司与特莱顿公司是否恶意串通。从特莱顿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选择申请支付令起，至2013年8月27日与泛洋公司达成《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再到海口海事法院2013年9月17日作出（2013）琼海法执字第463号《执行裁定书》，时间不足二个月，且标的额大，此时，泛洋公司早已停止经营活动，破产已成定局，然后泛洋公司未经评估，却积极配合特莱顿公司以物抵债，双方明显存在恶意串通。邱建文系特莱顿公司委托代理人周智勇的妻子，且房产是从泛洋公司直接过户至邱建文名下，而非先过户至特莱顿公司名下后，再由特莱顿公司出卖给邱建文，因此，应当推定邱建文知晓泛洋公司与特莱顿公司之间的恶意串通，其取得上述房产亦不属于善意，因此，泛洋公司清算组要求返还上述房产的诉请，理应得到支持，但因1917室、1918室已被他人善意取得，因此，应由特莱顿公司将购房款退还泛洋公司清算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特莱顿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与泛洋公司达成的《部分执行和解协议》，限邱建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湘路345号19楼的12套房产（1907室、1908室、1909室、1910室、1911室、1912室、1913室、1915室、1916室、1922室、1923室及1925室）返还给泛洋公司；二、限特莱顿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泛洋公司售房款155万元。如果特莱顿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特莱顿公司负担。上诉人特莱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3年8月27日签署的《部分执行和解协议》是泛洋公司和特莱顿公司在执行程序中依法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合同，不属于个别清偿行为，不能成为破产撤销权的客体，也不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依法应予以保护。一审判决既没有对《部分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进行认定，也未释明撤销理由，直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判决撤销该协议，不仅适用法律错误，也违反了合同法规定。二、涉案房产的转让时依据法院民事执行程序依法履行生效裁定书的行为，按照《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不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泛洋公司和特莱顿公司在海口海事法院的执行程序中“明显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其理由均不能成立。1.上诉人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取得海口海事法院申请支付令以及《执行裁定书》符合支付令程序简单、高效的特点，并无不当。泛洋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积极清偿债务是债务人理应承担的责任，按照法院裁定履行义务也是法律强制性的义务，不能成为认定恶意串通的理由。2.泛洋公司在清偿债务时的资产状况并不是认定其主观恶意的因素，泛洋公司有义务以其全部财产履行法院司法文书确定的义务。3.涉案房产所有权的转移不以评估为前提条件，且海口海事法院在作出《支付令》和《执行裁定书》时也并未要求房产转让必需经过评估，一审法院以泛洋公司未经评估以房产抵债认定其存在恶意，没有任何法律依据。4.泛洋公司配合特莱顿公司办理以房产抵债是法律强制性的义务，一审法院将其视为债务人与债权人的串通行为毫无根据。三、一审法院仅仅推定上诉人和泛洋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并不符合《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适用条件，一审判决据此撤销涉案房产的转让行为不当，事实不清，适应法律错误。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泛洋公司和上诉人之间存在对“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有主观恶意和串通行为，一审法院也没有做出认定。2.泛洋公司以房抵债的行为并不会损害泛洋公司的利益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依法应予以保护。一审法院未对涉案房产抵债价格的合理性予以查明和认定，缺乏充分依据。四、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的诉讼主体资格进行审查，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的组成违反《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不具有提出撤销之诉的合法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起诉。综上，上诉人请求：一、撤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浦民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泛洋公司清算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邱建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邱建文合法享有涉案房产的所有权。1.特莱顿公司有权变卖涉案的房产。特莱顿公司在《支付令》的强制执行程序中，与泛洋公司达成了《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并依据该协议取得了使用、收益、处分泛洋公司涉案房产的全部权利。2.邱建文与特莱顿公司之间签订《房屋变卖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3.《房屋变卖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涉案房产经法院裁定办理完过户手续，登记至邱建文名下。二、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邱建文既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债务人，不存在恶意串通之说。而且一审判决认定邱建文与特莱顿公司代理人串通损害泛洋公司的利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三、即使泛洋公司与特莱顿公司签订的《部分执行和解协议》被撤销，上诉人邱建文受让涉案房产也属于善意取得。邱建文已经支付了合同对价，并完成了产权变更登记。四、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的诉讼请求，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向作出生效的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即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裁定，而不是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为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保护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上诉人请求：一、撤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浦民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泛洋公司清算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针对上诉人特莱顿公司及邱建文的上诉，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答辩称，一、本案当中存在未经评估情形下，将国有资产进行以物抵债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抵债行为依法应当无效。二、泛洋公司在已经丧失经营能力且停业的情况，仍积极地向特莱顿公司清偿债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三、泛洋公司将涉案的14套房产直接过户给邱建文，存在逃避大笔过户税费的问题，由此可见，泛洋公司与邱建文恶意串通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四、海口海事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违背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以物抵债和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以物抵债违法，当事人代理人利用职务上便利，恶意勾结，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二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3年10月31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浦破字第1-1号决定书，指定本案被上诉人泛洋公司清算组作为泛洋公司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泛洋公司清算组作为泛洋公司管理人具有提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诉讼的法定职权。上诉人特莱顿公司关于泛洋公司清算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因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上诉人邱建文关于泛洋公司清算组应当向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泛洋公司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下，于2013年9月17日向特莱顿公司作出以其名下的14套涉案房产抵债的清偿行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2013）浦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泛洋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泛洋公司对特莱顿公司的以房抵债的个别清偿行为是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期限内。因此，泛洋公司对特莱顿公司上述以房抵债的个别清偿行为是否应当被撤销，关键在于上述个别清偿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例外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属于破产撤销权的除外情形。本案中，泛洋公司的财产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不足以清偿其全部所欠的到期债务，在此种情形下，泛洋公司对特莱顿公司的优先清偿行为，必然导致泛洋公司破产财产的减损，也不能产生为泛洋公司提供后续的信用拓展等使泛洋公司财产受益的效果。因此，泛洋公司对特莱顿公司上述以房抵债的个别清偿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除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五条规定“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本案中，泛洋公司在上述以房抵债的个别清偿行为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其名下的14套房产未依法评估即确定抵债价格为850万元，而且对于最终的抵债价格也未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和批准。泛洋公司在出现停止正常的经营活动，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状态时，仍然以其名下所有的14套涉案房产用于抵消对特莱顿公司850万元债务的个别清偿行为，加剧了泛洋公司陷入破产状态的进程，从而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和获得最大比例清偿的权利，应推定泛洋公司和特莱顿公司主观上存在恶意。邱建文作为特莱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智勇之妻，应当知道泛洋公司与特莱顿公司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仍然作为买受人参加到该笔交易中来，因此，邱建文取得涉案的14套房产不属于善意。上诉人邱建文关于其善意取得涉案14套房产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泛洋公司清算组要求返还上述房产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特莱顿公司、邱建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600元，由上诉人特莱顿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负担71300元，上诉人邱建文负担71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晶晶审判员  钟鸣亮审判员  赖永驰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林艳嘉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