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1民终8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新求，男，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以忠，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东良，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世光，男，194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国，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润生，男，195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原审被告：毛艳秀，女，1968年10月20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刚，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新求因与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原审被告徐润生、毛艳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12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新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以忠，被上诉人毛东良及其与被上诉人谢世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国，原审被告毛艳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徐润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新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对新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没有出资，不是合伙人，该认定不符合事实和法律：1.被上诉人及案外人董某（合伙人）均承认，上诉人从2007年开始合伙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这一合伙关系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全体合伙人皆予以认可。这也是合伙的开始，这一经营班线合伙体已形成。2.长途汽车客运经营资源和体系有其特殊性，经营一条班线后会再经营相近班线。所以2008年1月14日合伙体新增麦岭至东莞班线（原告诉状也称此事实)，但这一班线大家都是用原来经营班线的利润投资经营。董某在（2015）富民一初字第839号案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其是用前一年的盈利入股。所以，被上诉人所称的2008年1月班线的费用共100万(实际费用可能没有100万),由于是���上诉人管理经营，上诉人只是同意再扩大经营，按原来的模式占股比例，也同意先用原来的经营收益再投资而已，所以，包括2008年12月合伙体再投资新增的富川至深圳班线的投资都是利用合伙体原来的营运收入投资，2010年各合伙人才领取分红。鉴于以上合伙经营状况及投资情况，各合伙人均在第一条线路出资经营后,用经营所得进行第二、第三条线路投资，被上诉人只是作为经营所得的管理者，诉称自己投资了多少，但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投资不是用经营所得投资而是另外投资，所以大家都是用原来经营所得投入新增线路，怎么能说被上诉人出了资而上诉人就不算出资。所以一审法院偏听被上诉人一面之词就认定上诉人没有出资是不符合事实的。二、这四条线路的经营、管理虽然上诉人没有参与，但不可否认，不是上诉人的协调、沟通，没有上诉人的人脉关系，不可能取得营运经营权。所以这合伙体能顺利获得经营，上诉人当然除了投入资金外，对合伙体的取得,与华安公司签订合同与各车站取得进驻权等均起到不可取代作用。怎么能说上诉人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三、经营过程中,被上诉人一直按四条线路为合伙体共同经营来计算收益、分配利润。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没有投资，不应分配利润,怎么会主动支付利润所得给上诉人。该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承认、同意上诉人为四条线路合伙体的具体表现。这是一种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且这种行为一经成立，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所以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判决返还上诉已取得的合法收入，既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要求，也是滥用不当得利的法律原则，这根本不属于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范畴。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既不符合���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纠正。毛东良、谢世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恰当，被答辩人的上诉无理，应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一、被答辩人上诉称，一审认定上诉人对新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没有出资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该述称无理，对此，有如下证据足以认定：1.被答辩人在本案一审时明确陈述其对该两条班线没有直接出资。2.被答辩人在（2016）桂11民终480号案作证时也作出了一致的陈述，如在该案庭审笔录的第7页第2-11行被答辩人作证称“后面增加一条富川麦岭到东莞的车……但当时说我没有钱，谢世光当场就说他给我垫资，将其他两条线的分红款来抵偿这条线路的出资。……后面08年底按照这个模式又申请了一条富川至深圳的班线，我也没有出资”，第8页第2-5行其再次证实“都是四分之一。25万元、17.5万元。是用原来两条班线的分红款来帮我垫付麦岭-东莞的线路，谢世光借了25万元给我，然后用原来两条班线和现在这条线路的分红款来还谢世光的款，是2010年春运结束后还完的这笔借款。（另一条富川至深圳班线）是直接从分红款里面扣除我的借款，也是谢世光说借款给我的，也是在2010年春运结束后归还扣除分红款的”。3.董某在该案一审作证时也有与此一致的证言，（2015)富民一初字第839号案民事开庭审理笔录第8页倒数第9-10行董某称“郭新求之前说没有钱，后来是谢世光帮他交的，谢世光从他自己的利润款里扣”。4.答辩人毛东良和谢世光亦均称对于麦岭至东莞和富川至深圳班线，被答辩人郭新求没有出资，谢世光更是明确否认有借钱给郭新求出资的事实。因此对于该两条班线被答辩人没有出资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及证人董某的一致陈述，足以认定。二、不存在上诉人所称大家分红所得进行投资的情况。至于被答辩人所称“2008年1月14日合伙体新增麦岭至东莞班线，但这一班线大家都是用原来经营班线的利润投资经营......包括2008年12月合伙体再投资新增的富川至深圳班线的投资都是利用合伙体原来的营运收入投资”。首先，该主张完全改变了其前述说法，将其原来述称的没有实际出资、是向谢世光借款投资的，改变为以原来的班线利润投资，上诉人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对一审陈述进行反悔，是不成立的。其次，此属被答辩人基于相同的事实、相反的理由在同一事件中提出自相矛盾的抗��，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诉讼过程中禁止反言原则，因此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此事实作出改变的说法是不可采信的。三、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这四条线路的经营、管理虽然上诉人没有参与，但……怎么能说上诉人没有参与经营管理呢”，这是典型的前后自相矛盾的抗辩。关于上诉人是否参与管理的问题，被答辩人郭新求在（2016）桂11民终480号案件中也已作出“我只负责出资，不参与管理”的陈述。也由此可见，被答辩人对案件事实多次多处不断地改变说法，毫无基本的诚信可言，这直接导致其失去诚信的基础，我方及人民法院根本无法相信其任何说法。而与此相反的是两答辩人对于整个系列案的有关事实的陈述始终前后如一、从未改变，每次陈述均按照事实作出，从未改变说���，故两答辩人的诚信明显可靠，请人民法院在对有关事实因缺乏其他佐证材料而双方的陈述不一致时，不能采信失去诚信的被答辩人陈述，而应采信诚信可靠的答辩人陈述。四、至于被答辩人称，为何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没有投资，不应分配利润，怎么会主动支付利润所得给上诉人，认为该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承认、同意上诉人为四条线路合伙体的具体表现等。首先，答辩人再次清楚地说明，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两条班线被答辩人确无实际出资，答辩人从未主动向被答辩人支付该两条班线的利润分红，而是因为被答辩人以职权强行索取了该两条班线的干股，才导致过去不得不向被答辩人支付该两条班线的干股分红。被答辩人以有分红而反推投资存在，是将因果关系倒置，企图以此误导法庭，本案分红之果来源于干股之因。既然被答辩人取得该两条班线的分红��因干股之因所得，那么该所得就属于其没有合法依据的所得，此属典型的不当得利。另外，被上诉人的份额问题与本案无关，本案无需对此作出处理。因此被答辩人的该上诉无理。请二审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毛艳秀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对于本案的合伙体组织，不应该将四条班线割裂，其是同一个合伙经营组织经营的。原审被告徐润生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毛东良、谢世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郭新求和徐润生在与原告合伙经营长途汽车客运班线的合伙体中，对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合占1/8的合伙份额，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至始至终无合伙份额；2.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向原告返还近2年内其在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的不当得利人民币137500元及从即日起的利息；3.请求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毛东良与谢世光一直从事长途汽车客车运输业服务，在2007年下半年之前，原告毛东良和谢世光合伙承包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客运班线，2007年下半年，董某、郭新求要求入伙参与经营，当时经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同意，将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以200万元作价，分8个份额，每个份额25万元，其中1个份额转让给了徐润生、郭新求，1个份额转让给董某，毛东良持有4个份额，谢世光持有2个份额，郭新求、徐润生和董某均支付了相应的转让款给谢世光。2008年1月14日新增开麦岭至东莞客运班线，毛东良、谢世光将其作价100万元，共分4个份额，其中每个份���25万元。其中董某出资25万元占1个份额，原告毛东良、谢世光系主要出资者，按照2个份额的比例分配红利，郭新求是否出资存在争议，但是郭新求一直按照1个份额分配红利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2008年12月，新增富川至深圳客运班线，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将其作价70万元，分成4个份额，每个份额17.5万元，董某出资17.5万元占1个份额，按1个份额比例分配红利，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也系主要出资者，按照2个份额比例分配红利，郭新求是否出资存在争议，但郭新求一直按照1个份额分取红利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合伙经营期间，每年分红次数都有3-5次。从2011年11月份起毛艳秀取代郭新求从合伙体中领取各条班线的分红款，直至2014年底。另查明:2015年，因高铁开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原告方认为郭新求的干股不应再分红，导致原告方与当时一直领取分红款的被告毛艳秀产���争议。被告毛艳秀认为自己受让了郭新求转让的股份，其股东权利受到侵害，于2015年11月25日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本案原告给付其合伙经营客车分红款25万元，后经该院及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2015）富民一初字第839号、（2016）桂11民终第480号民事判决，确认毛艳秀不是合伙人，不享有合伙人的权利，驳回了毛艳秀的诉讼请求。还查明：原告方认为被告徐润生参与了客车班线的运营，并领取干股，要求确认被告徐润生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无股份并返还不当得利的问题。被告徐润生否认自己参与客车班线的运营。原告对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被告徐润生、郭新求对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客运班线享有1/8份额的股权依据是否充分；2.原告毛��良、谢世光主张被告徐润生、郭新求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两条班线自始至终没有份额的证据是否充分；3.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被告毛艳秀、徐润生和郭新求返还不当得利137500元的证据是否充分；4.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认可被告郭新求于2007年下半年出资了25万元购买谢世光拥有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的1个份额，双方均无异议，该院确认被告郭新求对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占有1/8合伙份额。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被告郭新求、徐润生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是否有股份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结合本案的情况，在本案中，各合伙人是否具有合伙份额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无有出资，并以出资比例来确定各合伙人享有的合伙份额比例。本案被告郭新求明确表示，对于2008年开通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没有出资，但认为是向原告谢世光借资，并用2010年以前所经营的全部班线的营运利润款偿还原告谢世光，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这一说法与情理相悖。首先，被告郭新求在2007年就加入了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与本案原告方以及董某共同运营，在2007年就已经有营运利润。被告不可能预见到2008年将新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而不处分当年的分红款并留作不可预知的将来是否开通的新班线的投资款；其次，即使被告留下了2007年的分红款作为2008年新开通的班线投资款，按常理也是先把自己的分红款投入后，不够才向他人借资以补充资金的不足，但是，被告辩驳称2008年新开通班线的投资款全部是向原告谢世光所借，这与常理不合；再次，被告称2010年春运之前未领取任何分红，全部用于偿还新开通班线的借资42.5万元，从2007年到2010年春运之前，到底有多少利润分红，被告也不清楚,亦即被告不知道自己还了多少钱，这也与常理相悖。被告郭新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自己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有出资。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郭新求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自始至终无股份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徐润生对本案争议的各条客运班线是否具有股份的问题，因被告徐润生否认自己参与上述各条班线的运营，并有证人董某的证言证实，原告方亦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徐润生参与运营。因此，该院确认被告徐润生未参与上述各条班线的运营，即应认定被告徐润生对富川至东莞、富���至惠州班线以及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自始至终无合伙份额。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不当得利的返还问题。本案中，被告毛艳秀领取的两笔客运分红款，即2014年9月20日领取87500元和2014年10月20日领取100000元，除原告认可后一笔中有5万元是被告应得款项外，剩余137500元，是属于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分红款，被告方对领取数额及款项来源无异议，认为是被告毛艳秀基于合伙人身份应得款项。因被告郭新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自己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占有合伙份额，被告毛艳秀也不具备合伙人资格，无法证实是自己的合法收入。因此，原告主张这一款项为不当得利，该院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原告方要求被告毛艳秀、郭新求予以返还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同样分析，因被告徐润生未参与上述客运班线的经营，不占有客运班线的任何股份，也就不存在对不当得利予以返还的问题。因此，对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徐润生共同返还不当得利13750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二年内请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均可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原告方起诉要求被告毛艳秀、郭新求返还的两笔款项，被告毛艳秀取得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9月20日和2014年10月20日，距原告向该院起诉之日2016年9月1日，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被告认为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驳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郭新求和毛艳秀支付137500元的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的从2016年9月1日起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原告毛东良、谢世光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郭新求在与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及他人合伙经营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客运班线中占1/8的份额；在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与他人合伙经营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的客运班线中自始至终不占有份额；被告徐润生对上述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四条客运班线自始至终不占有份额；二、被告郭新求、毛艳秀共同向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人民币137500元及利息（利息以137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1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告徐润生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3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郭新求、毛艳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郭新求、原审被告徐润生、毛艳秀未向本院提交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新证据。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依法提交证据：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桂1123民初75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实该判决对富川至深圳班线的投资出资经营情况作出的事实认定，根据该法院认定该案的富川至深圳线路的合伙份额，可以证明郭新求在该路线中没有合伙份额。上诉人郭新求对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该判决没有说后面二条路线的份额，该判决也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一审被告毛艳秀对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上诉人郭新求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意见：对一审认定“毛东良、谢世光系主要出资者”有异议，认为是等额出资。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一审被告毛艳秀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意见：对一审认定“2011年11月份起毛艳秀取代郭新求从合伙体中领取各条路线分红”有异议，认为领取的是合伙经营的款项而不是各条线路分开的款项。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及上诉人郭新求、一审被告毛艳秀提出事实异议的分析、认定：对麦岭至东莞及富川至深圳班线的投资出资经营情况及上诉人在该线路中是否享有合伙份额，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在以下的判决中再予分析、认定。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郭新求是否在麦岭至东莞及富川至深圳班线投资中有实际出资、是否享有合伙份额。2.被上诉人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上诉人和一审被告是否应当返还被上诉人137500元及相应利息。一、关于上诉人郭新求是否在麦岭至东莞及富川至深圳班线投资中有实际出资、是否享有合伙份额的问题。上诉人提出其虽然对2008年开通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没有直接付款出资，但该班线的合��人都是用原来经营班线的利润投资，至2010年各合伙人才领取分红。且上诉人虽然没有参与四条线路的经营、管理，但对合伙体的线路取得，与华安公司签订合同以及与各车站取得进驻权等均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说明上诉人参与了合伙经营管理。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其在以前的诉讼中所主张的事实不相一致。上诉人一审时主张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出资全部是向被上诉人谢世光先行借资，此后以2010年以前获得的所经营利润分红款偿还，但被上诉人谢世光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与案外人董某是在2007年下半年加入两被上诉人经营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客运班线合伙经营体，至2008年1月新增开麦岭至东莞班线时，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陈述，该两条线路经营至2008年1月是有盈利的，而上诉人主张后经营的两条班线是以前两条��路的利润出资，又主张后两条线路的出资全部向被上诉人谢世光借资，且2010年以前，其从未领取过利润分红，其他合伙人均已认可2008年1月以前领取过利润分红，如果2008年1月前的经营利润未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又从未提出过异议，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也认可新增后两条线路时，对前两条线路是有过结算的，但却未能说明结算的具体情况以及后两条线路的出资情况，只简单主张后两条线路的出资是以前两条线路的利润出资。除了上述的分析外，对于上诉人主张事实的矛盾之处，一审判决已作了详细论述。因此，对于上诉人主张其在麦岭至东莞及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出资是以其参与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客运班线的合伙利润出资，并享有合伙份额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上诉人及���审被告是否应有返还被上诉人137500元及利息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虽然没有参与四条线路具体事务的经营、管理，但对合伙体的线路取得，与华安公司签订合同与各车站取得进驻权等均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对线路取得，与华安公司签订合同与各车站取得进驻权等所起的作用被上诉人未予否认，也是基于此原因被上诉人拿出一个“空股”的利润给上诉人，作为其所起作用的利益分配，但从未承认上诉人在后两条线路中享有合伙份额。且上诉人也有参与合伙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客运班线，在未经合面结算的情况下，该款给付的原因不明确，故被上诉人主张137500元系上诉人和一审被告共同返还该款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和一审被告共同返还1375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新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部分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2016）桂112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2016）桂112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要求上诉人郭新求、一审被告毛艳秀返还不当得利1375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338；二审案件受理费21338元，合计42676元。由上诉人郭新求、一审被告毛艳秀负担39096元，由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负担3580元。上述金钱给付���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生效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立峰审判员  吕小莉审判员  陈小坤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钟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