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139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唐竞，女，汉族，1974年3月22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莹，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高明威凯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代表人:谭伟雄，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胜华，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谭伟雄，男，汉族，1979年7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静，女，汉族，1984年2月2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林安政，男，1960年10月8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淑燕，女，1963年7月10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上诉人唐竞、佛山市高明威凯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凯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8民初3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竞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驳回原告唐竞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唐竞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谭某和已经将购地发票正件交给了谭伟雄，谭伟雄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购地发票的正件，但其为了逃避其应负的担保债务，才故意在签收单上虚假签名。同时，针对上述发票对应的土地，土地登记部门已经核发了相应的土地登记证，谭伟雄也对该土地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涉案的350万本金的借款实际用于威凯伦公司，而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等人为威凯伦公司的股东，其签署《担保书》确认其担保责任，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现该款项无法清偿，上述人员理应为该笔款项提供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二、谭某和已通过他人，将购地发票正件提供给谭伟雄。谭某和因患重病，在谭伟雄签署《担保书》之后已无力返回佛山查找购地发票正件，为此，谭某和委托谭某全（案外人，谭某和另一儿子，谭伟雄的亲弟弟）去查找购地发票原件，并转交给谭伟雄。随后，谭某全将发票正件签收单交还给了谭某和，并告知谭某和已经将发票正件给了哥哥谭伟雄。而谭某全接受委托并办理此事项的条件就是，谭某和赠送了一批设备给谭某全，一审已提交相关材料予以证明，此为事情的经过。三、谭伟雄已实际取得购地发票正件。谭伟雄要求取得购地发票正件，是为了办理土地的变更登记及后续开发，而根据唐竞查册的结果显示，涉案土地早已于2015年12月23日完成了土地变更登记，目前涉案土地早已开发建设。由此可见，购地发票正件是否取得实际上对谭伟雄没有任何权益上的影响。四、《担保书》所附加的作废条件本身就不可能实现，为此，该附加条件不成立。谭伟雄作为土地的权属人，完全可以自行取得购地发票正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但谭伟雄却将该义务加之不可能做到的谭某和身上，明显不合理。根据唐竞向高明不动产信息中心询问的情况得知，如果无法取得购地发票正件或发票正件遗失，土地的权属人或公检法机关可以向不动产信息登记中心申请调阅土地内档资料，取得购地发票正件的复印件后加盖登记部门的公章，同样可以作为发票正件使用。也就是说，谭伟雄作为涉案土地的权属人，其完全可以通过申请调阅土地内档资料的方式取得购地发票正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谭某和作为非土地权属人也非公检法机关，其不可能取得购地发票正件，而担保书中附加谭某和无法实现的条件，且以该条件作为担保书作废的依据，该附加条件明显不成立，不得基于该附加条件而认定担保书作废。五、退一万步讲，即使认定谭伟雄可以据此免除担保责任，其他三名担保人的责任也不应予以免除。已有生效判决确认涉案借款实际上用于威凯伦公司的运营，涉案四名担保人均是受益者。而根据担保书中的约定，担保书作废的条件是谭某和没有将发票正件提交给谭伟雄，但是谭伟雄是否取得发票正件仅与谭伟雄有关，跟另外三名担保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即使法院据此认为谭伟雄的担保责任免除，那么另外三名担保人也不得据此免除担保责任。六、从情理上讲，本案如认定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显失公平。首先，涉案借款是唐竞和谭某和在2015年6月12日与建行签订的合同，此时距离谭某和过世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为了扶持儿子的公司运作，唐竞仍然签署了借款合同，申请了借款用于支持本案四名担保人的公司运作。其次，谭伟雄之所以要求谭某和提供登记在谭伟雄名下土地的购地发票正件，是因为该土地的出资者是谭某和，谭某和出资购买后登记在谭伟雄名下的，所以谭某和才可能持有购地发票正件。而谭伟雄要求谭某和提供发票正件的时间是2015年6月11日，此时谭某和身患癌症在广州治疗，不可能返回佛山查找。谭某和去世的时间是2015年9月11日，前后刚好是3个月合计90天的时间。在亲生父亲重病，在可以通过调取内档资料并加盖公章的方式取得发票正件的情况下，谭伟雄仍然要求谭某和提供发票正件，情理难容。最后，如果从谭某和的死亡时间来看，其在担保书中约定的作废条件限定的120天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已经死亡，那么不代表就等于是谭某和如果还在世的话不会在120天内提交发票正件。为此，该作废条件不能据此就认定已成就。综上，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情理上，简单以未能交付购地发票正件这一理由免除实际用款人的担保责任，明显显失公平。上诉人威凯伦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唐竞的诉讼请求。2.唐竞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6月12日建行高明支行根据谭某和及唐竞的委托将两笔共350万元借款划到谭某和、唐竞指定的威凯伦公司出纳王淑燕的建行账户，从而认定谭某和、唐竞与威凯伦公司之间存在350万元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该笔350万元借款是谭某和、唐竞从建行高明支行借出的，借款时，谭某和同时是威凯伦公司的大股东（占70%的份额）、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者，谭某和、唐竞当时并未确认该350万元属注资性质，而不属于借货性质。而且，唐竞在原审诉讼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350万元属于借款，而不是投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唐竞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审判决认为（2015）佛明法民二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608民终7125号民事判决书充分证明威凯伦公司受法定代表人谭某和指示已收取了谭某和、唐竞从建行高明支行获得的借款350万元，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从而认定谭某和、唐竞与威凯伦公司之间存在350万元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没有依据，因为上述两份判决书并没有认定在谭某和、唐竞与威凯伦公司之间存在350万元借款合意的事实。原审判决歪曲了所引用的两份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再次，原审判决认为在高明地区存在向银行贷款需经过第三方借贷的交易习惯，纯属主观臆断，完全没有依据。最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唐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谭某和在2015年6月12日指示建行高明支行划给威凯伦公司的350万元是借款，而不是对威凯伦公司的注资行为，就只能由唐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也只能认定唐竞无法举证证明该350万元属于借款性质，从而驳回唐竞的诉讼请求。尤其对主张借款纠纷的案件，原告必须提供借贷关系成立的直接证据，否则不能确定该笔款项是借款。因此，原审法院在唐竞没有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的情况下，擅自判定该350万元是借款，而不是注资行为，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谭伟雄针对唐竞的上诉辩称：一、唐竞称将购地发票已交给谭伟雄不是事实，谭伟雄没有签收条，唐竞称发票原件是交给谭伟雄弟弟谭某全转交给谭伟雄，也不是事实。二、对方可以到税务机关调查是否有向谭伟雄补发过购地发票原件。唐竞认为是否取得购地发票对谭伟雄没有影响，这与谭伟雄是否有拿到发票原件是两个问题，不能因没有对谭伟雄造成影响就代表不需要给谭伟雄购地发票。由于是土地开发项目，越早拿到购地发票就可以越早开发，对谭伟雄是有影响的。三、唐竞没有证据证明我收到发票原件。不动产查询信息不能证明谭伟雄收到发票。四、担保书成立的条件是将购地发票原件交给谭伟雄，但谭伟雄没有收到发票原件。而且，担保书中的四个担保人的责任是平等的，不存在某个担保人可以免责。五、若谭某和当时将购地发票原件给谭伟雄，谭伟雄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唐竞针对威凯伦公司的上诉辩称：一、担保书上已载明谭某和向银行借款350万是业务借款，借款定性明确，威凯伦公司认为借款没有用于公司运营没有事实依据。二、谭某和与唐竞签署银行借款文件。银行放款的日期2015年6月12日。该借款日期距离谭某和去世时间不足三个月。那么说，即将离世的人不可能在去世前还向银行借款，因此威凯伦公司的观点不成立。唐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威凯伦公司立即偿还本金3500000元给唐竞;2.判决谭伟雄在1166666.67元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判决叶静在1166666.67元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4.判决林安政在583333.33元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5.判决王淑燕在583333.33元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6.判决威凯伦公司、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按照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佛明法民二初字第306号判决书第一项所判决的利息标准连带向唐竞支付利息(暂计至2016年4月26日止，利息为153642.32元，罚息3860.03元，从2016年4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102%计算)及律师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威凯伦公司系谭某和及其儿子谭伟雄于2012年8月8日投资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占有70%、30%的股权，谭某和为法定代表人。叶静、林安政、王淑燕也是威凯伦公司员工。威凯伦公司因需要经营资金周转拟向建行高明支行贷款。银行按本地交易习惯提出通过有信用的第三方贷出，再划转给威凯伦公司。威凯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某和同意后，遂于2014年6月8日以自己及妻子唐竞名义与建行高明支行签订《个人助业借款合同》，又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了两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支用单》。上述协议约定：建行高明支行向谭某和、唐竞和谭某全提供贷款350万元，用于经营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11个月；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上浮35%，逾期则罚息利率为执行贷款利率水平上上浮50%。双方还约定了建行高明支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拍卖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均由谭某和、唐竞承担。为保证还款，双方于2014年6月8日另行订立了《抵押担保合同》，由谭某和提供其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河江开发区跃华路479号的房产作担保，但未办抵押登记。2015年6月12日，建行高明支行根据谭某和及唐竞的委托将两笔共350万元借款划到谭某和、唐竞指定的威凯伦公司出纳王淑燕的建行账户。谭某和于2015年9月11日因病去世。因借款利息逾期未还，建行高明支行依约宣布借款到期而于2015年12月16日将唐竞及其他谭某和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作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案件经一、二审审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民终7125号生效民事判决判令唐竞归还建行高明支行350万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4月26日止，利息为153642.32元，罚息3860.03元，从2016年4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102.50%计算)及律师费5万元，谭某和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唐竞、关某意、谭伟雄、谭某全、谭某珍、谭某、谭某严对上述债务在继承谭某和遗产的范围内向建行高明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6月11日，威凯伦公司与谭某和签订了一份《担保书》，约定：2014年至2015年谭某和向建行高明支行的借款350万元是威凯伦公司的业务借款，愿意在2016年6月9日前向谭某和还清350万元，并与担保人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负担350万元借款的每月银行利息;如威凯伦公司无法按时归还350万元，担保人谭伟雄、叶静分别在1166666.67元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林安政、王淑燕分别在583333.33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同时，谭某和承诺“将担保人1（谭伟雄）名下地块的的购地发票正件于120天内交给担保人1（谭伟雄），若该条不成立，则整份《担保书》作废”。同日，谭某和与五被告均在《担保书》上签名盖章或按指模。事后，谭某和并未在120天内将购地发票正件交给谭伟雄。2015年6月19日，谭某和立下遗嘱，其中遗嘱的第12条“我本人名下的债权、出租物、保险、银行存款等交由妻子唐竞继承”指定谭某和名下的债权由唐竞继承。2016年10月14日，唐竞以其本人名义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年5月16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6民终2856号继承案终审判决，判决认定2015年6月19日谭某和自书遗嘱时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所书立遗嘱符合法定有效形式，并排除了存在其他有效遗嘱的可能，同时，认定唐竞系遗嘱继承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宗涉及台湾居民的保证合同纠纷，因原、被告所在地及合同履行地均在一审法院辖区内，本案依法由一审法院管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双方当事人对唐竞的主体资格、谭某和遗嘱第12条中“债权”条款（下称债权遗嘱）的效力、《担保书》是否具备作废条件以及如《担保书》作废的法律后果等存在异议，围绕上述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关于唐竞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这是威凯伦公司针对唐竞的起诉资格而提出的抗辩，可以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作出认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威凯伦公司在答辩中对上述四个法定起诉条件的后三个条件无异议，仅是主张唐竞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人，理由是：唐竞与威凯伦公司之间从未产生过借贷关系；唐竞主张取得债权的债权遗嘱的真实性未经司法确认且不是继承案终审判决的审查范围，应另案审查债权继承人资格后才能提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唐竞在起诉时提供了身份证、遗嘱、司法鉴定意见书、《担保书》、借款支用单、个人贷款支付凭证和（2016）粤06民终7125号民事判决书等诉讼材料，已构成法律事实，这些材料证实本案的合同债权发生在唐竞与谭某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以两人名义的对外贷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唐竞作为夫妻一方具有平等的完全的处分权；同时，继承案终审判决也已确认唐竞既是遗嘱的指定继承人，也是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其享有继承权，是法定的遗嘱执行人，所有要件均足以证明唐竞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唐竞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如唐竞胜诉债权得以受偿，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基于其认为的合法理由另行向唐竞主张分割继承谭某和遗产的份额。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关于谭某和债权遗嘱的效力问题。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在唐竞资格已确定的前提下无需再超越唐竞诉讼请求范围审查谭某和债权遗嘱的效力，该问题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关于《担保书》是否应作废及作废的法律后果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由于谭某和承诺的交付土地发票的条件未履行，因此，按照《担保书》的约定整份《担保书》作废并无不当。但对于“作废”一词的理解，一审法院认为仅是针对书面纸质文书而言，《担保书》作废并不等同于其背后的法律关系全部无效，应理解为《担保书》从不存在过，唐竞不可依据其主张权利。各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亦丧失证据支持。但是，由于有《担保书》以外的其它证据如（2015）佛明法民二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6民终7125号民事判决书等得以充分证明威凯伦公司受法定代表人谭某和指示已收取了谭某和、唐竞从建行高明支行获得的借款350万元，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再结合两次借款合同订立的时间、在高明地区存在向银行贷款需经过第三方借贷的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谭某和、唐竞与威凯伦公司之间存在350万元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且该法律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生效条件，一审法院确认其已生效。威凯伦公司认为借款系谭某和向公司入股的股金，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且，谭某和与威凯伦公司在法律上系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在无证据证明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不能理解为自己告自己，或变相转移财产。关于偿还借款的责任问题。由于谭某和、唐竞从建行高明支行获得350万元借款已成为其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再出借给威凯伦公司则构成如上所述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现唐竞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向借款人威凯伦公司追讨借款本金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订立的《担保书》已作废而视同没有利息约定，但唐竞起诉时主张了借款期内及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102%计算），所以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支持唐竞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10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其超过6%部分不予支持。唐竞请求的律师费双方并无约定，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的连带保证责任问题，因《担保书》已作废，唐竞的该部分诉讼请求缺乏证据和事实支持，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威凯伦公司应偿还唐竞借款350万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35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0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不须承担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威凯伦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唐竞借款350万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35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0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二、驳回唐竞的其他诉讼请求。唐竞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佛山市（高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虽然谭伟雄声称没有取得购地发票原件，但相应的土地已经办理了变更手续，可见谭伟雄已实际取得购地发票原件。经认证，威凯伦公司、谭伟雄对唐竞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除威凯伦公司与谭某和存在借款合意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2010年4月8日，明国用（2003）字第246号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权利人是谭伟雄。本院认为：唐竞依据谭某和与威凯伦公司、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签订的《担保书》，要求威凯伦公司归还借款，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对此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担保书》内容以及唐竞的诉讼请求，本案可能存在借款主债务以及担保从债务两重民事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非限定在单一的担保类民事关系范畴中。本案的案由不应定为保证合同纠纷。综合本案案情以及当事人的主张，本案纠纷以《担保书》为依托，该书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因此，本案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唐竞、威凯伦公司、谭伟雄对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审理本案无异议。本案其他当事人，特别是台湾居民林安政、王淑燕并没有对本案的准据法提出异议。因此，本院确认本案适用大陆法律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上诉案的争议焦点是：1.《担保书》的效力以及该协议的当事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谭某和与威凯伦公司是否存在350万元借贷关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对《担保书》效力的争议在于该书第四条约定的条件是否足以导致整份协议无效。从合同约定来看，《担保书》第四条约定谭某和应当在120天内将谭伟雄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购买款发票正本交还给谭伟雄。对于该义务的不履行，双方当事人特别约定：“若该条不成立，则整份《担保书》作废。”从此处的约定对《担保书》效力的影响来看，《担保书》第四条实质上是关于“整份”合同失效条件的约定：若谭某和不能按期交还“购地发票”正本给谭伟雄，《担保书》的全部内容不再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从合同履行来看，谭伟雄主张谭某和没有将《担保书》第四条约定的发票原件交给他。唐竞虽主张该发票已经通过案外人交付给谭伟雄，但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唐竞应当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无论谭伟雄取回发票正本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管谭伟雄未能从谭某和处取回发票是否对谭伟雄的权益造成影响，谭某和客观上没有促使《担保书》第四条约定的条件成就。《担保书》据此失效。所以，本院认定《担保书》对威凯伦公司、谭伟雄、叶静、林安政、王淑燕不再具有约束力。唐竞不得要求上述当事人履行《担保书》的相关义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350万元款项源于谭某和、唐竞与银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在该笔款项由银行放贷之时，谭某和正是威凯伦公司占70%股权的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对该笔借款的用途、去向，唐竞与威凯伦公司、谭伟雄均确认该350万元银行贷款用于威凯伦公司的经营。唐竞认为该款由谭某和、威凯伦公司共同确定为是谭某和对威凯伦公司的贷款。威凯伦公司、谭伟雄则予以否定，认为该款是谭某和作为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如前所述，《担保书》已失效，其中约定的威凯伦公司确认该350万是其向谭某和的借款，该司对此负有清偿义务，谭伟雄等人须承担担保责任等内容，对威凯伦公司、谭伟雄等人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除此之外，唐竞在本案中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谭某和与威凯伦公司对该350万元存在借贷的合意。考虑到谭某和对威凯伦公司的投资以及该当事人在威凯伦公司的职务，虽然谭某和、唐竞向银行借款350万元用于威凯伦公司的经营，但是，不能仅以该款的实际用途及去向来推断款项使用人威凯伦公司对该款具有向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谭某和借入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错误。因此，威凯伦公司对案涉350万元没有清偿的义务。综上所述，威凯伦公司的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唐竞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改判。威凯伦公司在本案中无须向唐竞偿还350万元及相应利息。唐竞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8民初31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唐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8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828元，全部由上诉人唐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代理审判员  霍 娟代理审判员  梁亦民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