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京知民终字第169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820号2幢102室。法定代表人戴和忠，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童斯贝。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派博在线（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18号楼401室。法定代表人戴自更，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年彬质。委托代理人郜叶青。上诉人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咪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派博在线（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派博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东民（知）初字第7635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咪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童斯贝，被上诉人派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年彬质、郜叶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派博公司一审诉称：派博公司经新京报社授权，获得了《新京报》刊载文字作品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获酬权。派博公司发现咪咕公司未经派博公司许可，在其运营的增值服务“中国移动手机报－新闻早晚报”（号码为10658000）向用户发送含有派博公司作品的信息《艾滋男童的校园新世界》（简称新京报文章）。咪咕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派博公司的合法权利，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咪咕公司：1、停止在手机早晚报上使用派博公司享有权利的文字作品；2、在新京报、新京报网（www.bjnews.com.cn）和咪咕公司网站（www.cmread.com和wap.cmread.com）公开书面赔礼道歉；3、赔偿派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04，712元（其中包括经济损失100，000元及公证费等合理支出4712元）；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派博公司明确表示放弃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咪咕公司一审辩称：新京报文章属于时事新闻，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围，原著作权人没有禁止转载，故咪咕公司属于合理使用；派博公司取得的权利属于财产性权利，无权要求咪咕公司赔礼道歉；咪咕公司使用字数约为230字，派博公司主张的赔偿标准过高。综上，请求驳回派博公司的全部诉请。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9日，新京报A10／A11版刊载陈杰署名文章《艾滋男童的校园新世界》。派博公司提交了新京报社与陈杰（合同乙方）签订的《新京报社劳动合同书》，载明该社在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职工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内接受该社工作任务或委托，创作完成的作品为职务作品（包括但不限于进入新京报稿库的作品，在《新京报》及新京报网刊载的作品），该作品由该社享有著作权，乙方享有署名权。2012年1月1日，新京报社出具《许可及授权委托书》，载明：新京报社就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京报》刊载之文字作品、摄影作品和美术作品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取报酬权，以及推广、宣传和授权第三人使用的权利，在下列范围内许可和授权给派博公司：（1）数字报刊；（2）手机报；（3）互联网／移动／无线媒体，但须能够将使用作品的地域范围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4）触摸媒体。该文项下一切未专门授予派博公司均属新京报社所有。新京报社同意，如有任何个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的任何行为被派博公司合理认为构成侵害作品之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获得报酬权抑或侵害新京报社或派博公司对作品的权利，派博公司可以自己的名义采取其认为合理或必要的措施并提起权利主张或诉讼。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于2014年6月27日对“新京报”网站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公证，显示首页网址为www.bjnews.com.cn的网站上“关于版权”中显示：该网站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报导、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告、商标、商号、域名、软件、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均受有关法律的保护，为新京报社及／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使用者将新京报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商业、盈利、广告性目的时，需征得新京报社及或相关权利人的书面特别授权，注明作者及文章出处“新京报”，并按有关法律的规定向权利人支付版税。凡未经新京报的明确书面特别授权，任何人不得变更、发行、播送、转载、复制、重制、发动、散布、表演、展示或利用新京报的局部或全部的内容或服务或在非新京报所属的服务器上作镜像，否则以侵权论，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10658000是咪咕公司运营的“中国移动手机报－新闻早晚报”增值业务号码。经申请，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于2015年4月28日对咪咕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派博公司享有权利的作品情况进行证据保全，过程为：打开手机，浏览保存的信息，打开3月29日手机报，载有《四川被驱逐艾滋男童赴山西就学》内容，载明“据新京报”字样。经比对，该文字内容出自原告权利文章，版面字数约为230字。本案诉讼中，派博公司表示因其无证据证明手机用户可以重新阅读特定日期的手机报，故其放弃停止侵权这一诉讼请求。咪咕公司则表示认为手机用户无法查看以前的文章。另查，派博公司为包括本案在内的三个案件诉讼支出公证费4500元，派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1500元。一审庭审中，派博公司提交2015年3月北京往返临汾的火车票以及临汾住宿费票据、2015年1月加油费票据，用以证明为采写被诉侵权文章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上述事实，有《报纸出版许可证》、《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新京报》、《新京报社劳动合同书》、（2014）京东方内民证字5888号公证书、（2015）京东方内民证字第4366号公证书、（2015）京东方内民证字第4367号公证书（简称第4367号公证书）、《许可及授权委托书》、公证费发票、火车票、住宿费及加油费票据、一审谈话笔录及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著作权属于作者。作者可以将著作财产权许可他人使用。除法定情形外，使用他人作品应当经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根据报纸、授权书等证据，可以判定派博公司享有涉案作品《艾滋男童的校园新世界》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专有使用权及获得报酬权。咪咕公司未经派博公司许可，在其管理的手机报增值服务中向用户提供派博公司享有权利的作品，侵犯了派博公司依法享有的著作权权利，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至于咪咕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征在于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是综合本案的证据情况，手机报并不具备用户选定性的特征，且使用行为是一次实施完毕，因此咪咕公司侵犯的是派博公司依法享有的复制权。针对咪咕公司提出的合理使用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新京报文章的性质不属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也不属于为报道时事新闻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咪咕公司的使用行为系移动增值服务的商业性使用，而新京报网已经明确禁止转载，故咪咕公司的抗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合理使用的范畴，故对该项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停止侵权和赔礼道歉一节，鉴于派博公司无证据证明咪咕公司侵权行为持续且放弃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赔偿数额，一审法院综合作品的知名度、咪咕公司行为的主观过错、使用情况等酌情确定。关于派博公司主张的合理支出，一审法院根据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原则酌情确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十二）项、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咪咕公司赔偿派博公司经济损失三百元及合理支出一千五百元；二、驳回派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咪咕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新京报文章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时事新闻，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即使我公司转载新京报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亦不会构成对被上诉人著作权的侵犯。二、我公司对该文章的使用系为了报道时事新闻目的，因此，该行为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不会构成对被上诉人著作权的侵犯。三、公证人员未对公证用手机进行清洁度检查，该手机中所显示内容可能由被上诉人所预置，新京报文章及发送号码均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性，因此，涉案公证书不能证明我公司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四、被诉侵权文章仅有230字，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付酬标准，本案赔偿数额应为50元，一审法院判令我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三百元，该数额过高。此外，被上诉人提交的票据不能证明其与包括本案在内的三个案件的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我公司支付合理支出于法无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有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派博公司不同意咪咕公司的全部上诉理由及请求，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中所查明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查，新京报文章全文1700余字（见附件1），被诉侵权文章约230字（见附件2），后者的文字表述与前者的相应部分几近相同。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被诉侵权行为系咪咕公司向手机用户发送派博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文章的行为。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焦点：一、新京报文章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的时事新闻。《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二）时事新闻”。对于何为时事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著作权案件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单纯事实消息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时事新闻”。由上述规定可知，《著作权法》第五条中时事新闻的含义与通常语境下时事新闻的含义并不相同，其特指“单纯事实消息”，只有构成“单纯事实消息”的时事新闻才被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之外，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则仍可能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因《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及《著作权案件司法解释》中对于“单纯事实消息”均无相关界定，故对这一概念需要结合立法部门的相关说明作进一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中指出，著作权法之所以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其主要原因在于“时事新闻反映一种客观事实的存在，它不属于作品的范围。……如一则新闻……只是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实，谁都可以报道这个消息”。由此可见，著作权法不对时事新闻提供保护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报道者对“事实”本身的垄断。［1：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第66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该释解由著作权法的立法部门全国人民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写，该书客观反映了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立法部门对每一条款的具体意见。］基于上述考虑，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则新闻仅用“最为简明的语言或文字”记录了该新闻事实的“各基本构成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则此类新闻属于单纯事实消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如果在时事新闻中报道者夹叙夹议地对时事新闻进行了整理、加工，以综述、评论等表达方式进行报道，这样的报道，报道者付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应当享有著作权，受著作权法保护”。［2：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第66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之所以作此认定，主要考虑因素在于如果一则新闻仅用“最为简明的语言或文字”记录了该新闻事实的“各基本构成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则意味着他人对这一事实的记录均必然会涉及到同样的要素，并使用与之基本相同的语言或文字，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选择。如对此类新闻提供保护，必然影响到他人对该客观事实的使用。此外，从著作权法基本原理角度分析，独创性是著作权对其保护客体的基本要求。但上述情形的新闻报道显然已属于事实与表达相混同的情形，报道者在该报道中所采用的语言或文字均属于报道该事件所必不可少的语言或文字，无法体现出报道者自己的独创性劳动，因此其并亦不符合独创性的基本要求。具体到本案，新京报文章《艾滋男童的校园新世界》并非仅仅使用了最简洁的语言文字，亦并不仅仅涉及该事件的基本要素，而是对该事件进行了相应整理、加工、采访等。可见，该文章已不属于单纯事实消息，未构成《著作权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时事新闻”。上诉人认为该文章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时事新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是否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上诉人主张公证过程中使用的是被上诉人代理人的手机，且未进行清洁度检查，该手机中所显示内容可能由被上诉人所预置，被诉侵权文章及发送号码均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性，故涉案公证书不能证明被诉侵权内容系由上诉人所发送。对此，本院认为，公证过程中是否需要对公证用电脑或手机进行清洁，取决于是否有清洁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本案中，被诉侵权行为系向用户手机发送短信内容的行为。但该发送行为仅为一次性行为，用户除在手机上保存该内容之外，并无其他方式获得该内容，上诉人对此亦予认可。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被上诉人代理人对其手机进行清洁，则将意味着被上诉人难以对被诉侵权内容提供证据。这一客观情形使得对于公证用手机进行清洁既无必要，亦不可行。当然，未进行清洁的手机确存在预置被诉侵权内容的可能性，但该可能性是否确为事实，取决于上诉人的举证。本案中，上诉人虽否认被诉侵权内容系由其所发送，但在其认可该号码为其所有的情况下，却既举证证明其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日通过该号码所发送信息的具体内容，亦未提交任何其他反证，而仅是对公证用手机的清洁度提出质疑，这一情形显然难以证明公证用手机中事先预置有被诉内容。鉴于此，上诉人认为其并未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调整的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对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一审判决则认定该行为侵犯被上诉人的复制权。虽然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提出上诉，但考虑到被诉侵权行为性质较为特殊，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极少涉及，故本院仍对此予以评述。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侵权行为是上诉人向手机用户发送信息的行为，因该行为涉及作品的传输，而《著作权法》第十条著作权各权项中与作品传输有关的权项仅为第十条第（十一）项广播权及第（十二）项信息网络传播权，故本院现首先对该行为是否属于上述两权项调整的行为予以评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该规定可知，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的传播行为应具有交互式特点。但本案中，上诉人实施的行为是单方向用户发送信息的行为，用户仅能被动接受，而无法选择获得该内容的时间及地点，因此，该行为不具有交互式特点，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项规定，广播权是指“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知，广播权调整三种行为：无线广播行为、有线转播行为以及公开播放广播的行为。其中，“无线广播”为初始广播行为，后两种行为均是在接收到无线信号后对无线广播的转播。因本案并不涉及转播行为，因此，认定其是否可受广播权调整的关键在于该传播行为可否被认定为“无线广播”。对于何为“无线广播”，立法机关对此的解释是，其一般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广播行为。如果首次广播采用的是有线方式，则不属于广播权的调整范围。本案中，因被诉侵权行为系上诉人将存储于其服务器中的被诉侵权文章向用户发送的行为，该传播行为属于互联网传播行为，这一过程中并未采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无线广播方式，因此，该行为并不符合广播权有关初始传播应是无线广播的限定，不属于广播权的调整范围。［3：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96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在被诉侵权行为无法适用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的情况下，下一步需判断的是如将该行为视为合法行为是否明显有失公平。将被诉侵权行为与广播权所调整的广播行为相比，两行为的实质均是向公众传播信息的行为，其差别主要在于采用的技术手段不同（即本案被诉内容的传播采用的是互联网传播方式，但广播行为则采用的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无线传播方式）。原则上，著作权具体权项的设置与划分应以“行为”本身的特点，而非该行为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手段”作为依据，仅仅是技术手段的不同不足以对行为的定性产生影响。这一原则在《著作权法》第十条相关财产权项的规定中均有明确体现。例如，复制权调整的是他人未经许可将作品制作成一份或多份的行为，至于行为人采用的是印刷、录音、录像还是其他手段则在所不论。再如，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的是交互式的传播行为，至于行为的采用的是有线方式或是无线方式，同样不会影响该行为性质的认定。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法》中对广播权采用的以技术手段作为划分依据的作法系立法原因所致。这一情形意味着，在被诉侵权行为与广播行为的行为性质并无实质不同，仅技术手段有所不同的情况下，不适宜认定被诉侵权行为具有合法性，否则将明显有失公平。［4：《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鉴于此，本院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便在于，除上述传播类权项外，是否有其他权项可用以禁止被诉侵权行为的发生，且这一权项的适用在赔偿责任的承担上不会对权利人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上述考虑，目前具有适用可能性的有两个条款：一为《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一为《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的复制权。因对于《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这一兜底性权利条款的适用原则上应采用严格标准，以避免对权利法定原则造成不当影响。原则上，只有在任何权项均无法适用于被诉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考虑适用该兜底条款进行调整。因此，本案中首先需考虑该行为是否可以适用复制权调整。《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简单地讲，复制权就是将作品制成有形复制品的行为”。本案中，被诉侵权行为是上诉人向用户发送信息的行为，该行为的实施虽然通常会以上诉人将新京报文章复制在其服务器中为前提，但因该行为并非本案被诉侵权行为，故本案中仅需考虑的是上诉人复制之后进行的后续传播行为。尽管该后续传播行为的实质是传播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发送行为会在用户手机中形成新的复制件，本案被上诉人所作公证即是对于用户手机中所存储内容进行的公证。在这一过程中，用户虽然可以选择是否定制手机报服务，但只要定制了该服务，其对手机中复制件的形成并无任何控制能力，可见该复制行为的实施者为信息发送方，即上诉人，而非用户。在此情况下，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复制行为亦无不可，适用复制权亦可达到停止被诉侵权行为的效果。此外，适用复制权调整被诉侵权行为，在赔偿数额计算方面亦并不会产生不利于被上诉人的后果。在侵犯复制权案件中，复制数量是计算赔偿数额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在传播类权项赔偿数额的计算中，则主要考虑的是传播范围。针对被诉侵权行为而言，因每个用户手机中均会形成单独的复制件，该数量与传播范围基本重合，故对被诉侵权行为适用复制权进行调整不会影响被上诉人所获赔偿数量的计算。［5：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第87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综上，本院认为，虽然被诉侵权行为实质上仍为传播行为，但适用复制权对其进行调整亦无不当。在现有权项可以适用的情况下，《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七）项并无适用必要。据此，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行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复制权，该认定并无不当。在此基础上，因被诉侵权文章的全部文字均系对《艾滋男童的校园新世界》中文字表达的摘录，该部分系该文作者独创性的表达。在未经派博公司许可情况下，通过手机报增值服务向用户提供被诉侵权文章的行为落入被上诉人复制权的权利范围，除非该行为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否则该行为构成对被上诉人复制权的侵犯。四、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该条款中对于作品的使用行为设置了多个限制条件，其中之一为该使用行为应以“为报道时事新闻”为目的。对于何为“为报道时事新闻”为目的，在《著作权法》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并无具体说明，而该条款的设置亦是为了履行公约义务6的情况下，《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第10条之二第2款的具体内容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中的解释可作参考。上述文件中记载，“时事新闻报道的主要目的是让公众有一种参与其中的感觉”，7从而有必要“复制和向公众提供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看到或听到的文字或艺术作品”。8可见，该条款目的在于解决“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9的合理使用问题。依据上述规定，如果该引用或再现行为系为报道时事新闻所“不可避免”，则该行为无需著作权人许可，以“鼓励传播新闻，促进信息交流。”10［6：6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第159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7：7刘波林译：《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附英文文本），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8《伯尔尼公约》第10条之二第2款规定，“在用摄影或电影手段，或通过广播或对公众有线传播报道时事新闻时，在事件过程中看到或听到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为报道目的正常需要范围内予以复制或公之与众的条件，与本同盟各成员国的法律规定。”］［9：9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第160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10：10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第160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具体到本案，将被诉侵权文章与新京报文章相比可以看出，二者均系针对同一事件（即艾滋男童被村民驱逐后赴山西就学）的报道。新京报文章显然并不属于在该事件发生过程中客观出现的作品，上诉人对于该文章的使用并不属于为报道这一事件而对该事件中所出现的“他人作品”的使用，因此，上诉人这一行为并不属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情形。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五、一审判决赔偿数额认定是否正确。上诉人认为本案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规定付酬标准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如侵犯著作权损害赔偿标准按照普通稿酬标准计算，则无法体现从著作权人处获得授权与损害赔偿的区别。侵权赔偿标准高于普通稿酬标准，在体现对侵权行为惩罚性的同时，还有鼓励通过正当途径获得著作权人授权的效果，因此以高于普通稿酬的标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新京报文章的知名度、上诉人行为的主观过错、作品使用情况等酌情确定的赔偿数额，以及根据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原则酌情确定合理支出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赔偿数额及合理支出过高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作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九十四元，由派博在线（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千二百元（已交纳），由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负担一百九十四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芮松艳审判员杨钊审判员宋堃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谭乃文书记员 李 益 晨 书  记 员 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