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桂民申字第17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昊哲。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琳。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宋家庆，个体户。委托代理人：兰日东，南宁市衡东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唐庆春，个体户。委托代理人：宋家庆，系唐庆春丈夫。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建军，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李勇鸿，金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因与被申请人黄建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崇民终字第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合同性质认定错误。双方签订的《木薯收购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经营协议》），除约定黄建军提供合作资金300万元外，还约定了超额收购木薯部分的利润分配、黄建军监管合作期间的资金使用和流向、支付收购款和回笼资金、派员参与木薯过磅、出库和仓储等管理工作，符合个人合伙的一般特征，应视为个人合伙。此后，黄建军与李昊哲签订的《补充协议》变更了双方原签订的《经营协议》，合同性质变更为新的借贷关系。故二审判决将本案合同性质错误认定为“名为合伙，实为借贷”是错误的。（二）二审判决认定黄建军向李昊哲、宋家庆支付300万元资金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黄建军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黄建军支付的资金数额为2999689元，故二审判决认定黄建军支付的资金数额为300万元明显错误；其次，有新的证据证明李昊哲转给黄建军方的款比黄建军方转给李昊哲的款还多2483011元。二审判决只认可黄建军等人转款给李昊哲的证据，却不认可李昊哲转款给黄建军等人的证据，致使案件关于黄建军向李昊哲、宋家庆支付资金数额的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审判决认定黄建军或其通过钟兆林、张东宁汇款给李昊哲，这里的“或”字新华字典解释为“也许、可能、这样、那样”都行，这样，钟兆林、张东宁汇款给李昊哲就有了不确定性，实际上钟兆林、张东宁转给李昊哲多少款，李昊哲又与钟兆林、张东宁有多少款项往来，这些款项的权利义务由谁承担，必须要钟兆林、张东宁参加诉讼才能知晓，故原审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钟兆林和张东宁。（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经营协议》中按“月利率3%”计收资金占用费的约定已在《补充协议》中变更为按“月利率3‰”计收资金占用费的事实，且《补充协议》中按“月利率3‰”计收资金占用费的约定未超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故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的资金占用费均超过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并判决按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资金占用费是错误的；第二、《补充协议》约定2010年12月20日前退还最后一笔本金及相应资金占用费，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0年12月20日起至2012年12月19日止，黄建军于2013年5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未超两年诉讼时效错误；第三、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了黄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在维持一审判决关于驳回黄建军其他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又同时判决黄建军关于148万元利息和尚欠款152万元违约金等诉讼请求的支持，在判决主文上存在冲突。此外，宋家庆、唐庆春还提出因《补充协议》的签订已改变了《经营协议》的合同性质，其未参与木薯收购的实际经营，也未参与《补充协议》的签订，其不再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黄建军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对案件法律关系的定性准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正，请求驳回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合同性质问题。根据双方2009年7月29日签订《经营协议》的内容，黄建军向李昊哲、宋家庆提供300万元资金共同经营木薯生意，经营风险由宋家庆、李昊哲承担，黄建军在一定条件下有权参与合伙所得利润的分配，但不需承担任何风险，其所提供的合作资金到期后要全部收回，并按约定每月收取资金占用费9万元，对方违约后还要按每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由此可见，该协议虽名为“合伙”，但实为“借贷”。黄建军与李昊哲2010年9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内容主要是涉案借款300万元如何退还及资金占用费如何确定，该《补充协议》第3点特别约定，李昊哲在未还清黄建军的借款300万元前，双方原签订的《经营协议》仍然生效，与本协议同俱法律效力。由此可见，《补充协议》是在《经营协议》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补充签订的，两者在内容上并不冲突，性质上并不改变，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借贷纠纷，并无不当。（二）关于借款资金数额的认定问题。黄建军在原审中提供的13张银行汇款凭条和现金支出凭单可以证实，2009年7月31日至8月5日，黄建军或其通过钟兆林、张东宁汇款给李昊哲人民币共计2298725元，黄建军通过钟兆林、张东宁代宋家庆、李昊哲支付他人货款共计700964元，两项合计2999689元。黄建军提供的所有代付他人货款的汇款凭条，宋家庆都出具有相应的现金支出凭单予以确认。此外，根据黄建军与宋家庆、李昊哲签订的《经营协议》，再结合李昊哲2009年8月1日出具给黄建军的收条及李昊哲与黄建军签订的《补充协议》，可以证实黄建军履行了《经营协议》中支付借款的合同义务。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在原审中并没有申请法院对本案当事人的银行转款流水账凭证进行调查收集，李昊哲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转账凭证及在申请再审中提交的建设银行《活期个人交易明细查询》，均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黄建军向李昊哲、宋家庆支付借款资金300万元的事实，如李昊哲、宋家庆认为他们与钟兆林、张东宁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应属另一法律关系，李昊哲、宋家庆可另行主张权利，但以此申请再审理据不足。故原审判决关于黄建军向李昊哲、宋家庆支付借款资金数额为300万元的事实正确。（三）关于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如前所述，根据《经营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内容，可以认定本案借贷法律关系发生于黄建军与李昊哲、宋家庆之间，钟兆林、张东宁并非本案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钟兆林、张东宁不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故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关于钟兆林、张东宁是应当参加诉讼而没有参加的当事人的再审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适用法律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经营协议》约定本案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为2009年7月30日至2012年7月29日，同时约定黄建军按月利率3%向李昊哲、宋家庆收取资金占用费，《补充协议》就涉案借款300万元的分期还款及资金占用费问题达成补充协议：即于2010年9月17日还50万元，同年9月27日还50万元，10月11日还50万元，11月18日还款100万元，12月20日前还50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李昊哲、宋家庆未还清黄建军借款前，资金占用费按3‰计付，并于2010年12月20日前一次性结清；李昊哲、宋家庆未还清黄建军借款300万元前，双方原签订的《经营协议》仍然生效，与本协议同俱法律效力。根据《经营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上述内容，李昊哲、宋家庆2010年12月20日前还清借款300万元的，资金占用费按3‰计付，如李昊哲、宋家庆2010年12月20日前不还清300万元全部借款，资金占用费即应按原《经营协议》约定的3%计付。本案中，李昊哲、宋家庆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仅还款148万元，没有在《补充协议》约定的还款日期2010年12月20日前还清全部借款，故不论是已还部分的借款本金148万元，还是未还部分的借款本金152万元，均应按《经营协议》约定的3%计付资金占用费。因《经营协议》所约定的3%的利息计算标准已超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故原审判决在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利息内判决，并无不当。《补充协议》对双方原债务的履行达成新的约定，即300万元的最后一笔还款于2010年12月30日前退还，但协议同时约定在300万元未还清前，原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仍然生效，由于李昊哲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后没有按约定于2010年12月30日前退还300万元借款，故300万元的使用期限仍在《经营协议》所约定的2年期限内，而《经营协议》约定300万元借款的使用期限至2012年7月29日才届满，故黄建军于2013年5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李昊哲与宋家庆同为《经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两人之间也是一种合伙关系，李昊哲向黄建军出具收条、与黄建军签订《补充协议》乃至出具书面承诺的行为，可视为是李昊哲行使其与宋家庆之间合伙事务的行为，其效力及于宋家庆。因此，宋家庆、唐庆春提出《补充协议》的签订已改变了《经营协议》的合同性质，且因其未参与《补充协议》的签订，其不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黄建军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最终判决支持黄建军关于要求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还本、付息及支付违约金的部分诉讼请求，同时以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的方式驳回黄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昊哲、黄琳、宋家庆、唐庆春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冯 奇代理审判员  黄滔滔代理审判员  韦荣龙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池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