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904号(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904号原告卓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THOMASM.JESPERSEN，首席执行官。委托代理人岑瑜。委托代理人崔志华，上海达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峨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袁逸飞，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丽萍、郑威波，上海百林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卓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峨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海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岑瑜，崔志华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黄丽萍律师、郑威波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5月订立《一般贸易代理出口协议》，约定由被告代理出口原告产品，并负责办理出口退税事宜，协议有效期为两年。2013年5月，双方续签上述协议。协议履行期间，被告于2013年5月10日支付最后一笔出口退税款，但对自2012年12月9日起至2014年4月11日止出口的货物至今尚未支付相应的退税款，共计1,321,297.54元。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未果，故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出口退税款1,321,297.54元；2、被告支付原告以1,321,297.54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从2011年5月开始，被告前员工陈维负责与原告的业务，具体为与原告指定的国外公司签订外销合同，收到货款后支付给原告指定的国内工厂，根据工厂提供的货物数据完成报关所需文件，并送至原告指定的报关公司完成出口报关，之后被告向税务局申请退税，收到退税后将相应金额通过变通方式支付给原告指定国外公司银行账户内。2013年4月，被告发现原告外销业务量越来越大，通过被告支付到国外公司的金额也越来越高，被告认为面临巨大风险，于2013年5月停止上述业务操作方式，并将陈维辞退。自2013年10月开始，双方合作模式为被告与原告指定的国外客户签订供货合同，与原告及其指定的国内工厂签订采购合同，被告按照内销合同金额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支付价款，然后被告根据原告或其指定的国内工厂提供的数据，完成出口报关所需文件，并送至原告指定的报关公司，完成出口报关。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不存在拖欠情况。原告提供的邮件往来中的陈维自2013年5月就已经离开被告公司，被告怀疑其与原告可能存在勾结，对陈维的意思表示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原、被告订立《一般贸易代理进口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业务，被告根据原告的委托向原告的供应商采购需要出口的货物，并代理出口给原告指定的国外客户。被告负责办理货物出口后的退税事宜，被告在合理退税期限内取得退税后，将退税款汇入原告的国外母公司账户。被告按代理出口金额收取0.5%的费用作为代理出口费用，单票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收取。协议有效期至2013年4月底。2013年5月，原、被告续签了上述协议，协议有效期至2014年6月底。2014年2月14日，原告向被告经办人陈维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其核实2012年5月起至2014年2月25日止的对账信息及退税申报情况。同年3月12日及21日，原告多次要求陈维核实、提供对账信息和退税申报情况。3月27日，陈维通过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回复原告，附件为出口日期自2012年6月13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的商品名称、数量、申报金额、开票金额、退税应退金额及退税情况，其中显示截止出口日期为2012年12月18日的所有货物均已经向原告支付相应退税，分别为2012年11月14日支付2012年6月13日至7月3日出口退税款10,855美元、2013年2月18日支付2012年6月30日至7月14日出口退税款4,300美元、2013年5月10日支付2012年8月13日至9月13日出口退税款28,150美元、2013年7月22日支付2012年12月9日至18日出口退税款14,970美元。2014年4月21日，原告向陈维发送电子邮件，称自2012年被告代理原告出口业务以来，原告共收到四笔退税，最后一笔退税是2013年7月22日支付的，之后未曾收到相应退税，要求被告作出说明。同年4月28日，原告再次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被告陈维，表示将在4月30日按照电话中约定开电话会议讨论解决退税问题，附件中提供了退税明细表，应退税额为1,224,367.67元，其中已申报但未退税的为1,042,986.50元。2014年7月29日，陈维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14年7月峨嵘退税情况”，其中载明截止2014年4月15日应退税额为1,224,327.67元。8月1日，陈维在电子邮件中称关于应退税，被告已经在努力筹集资金，会在筹集到资金后支付原告，预计时间为1-4周。之后原告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向陈维催讨退税款。8月27日，原告在发给陈维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当天陈维和被告老板至原告处开会，被告承诺于9月2日前提供给原告正式的还款协议等。9月2日，陈维通过电子邮件将协议发送给原告，协议载明被告承诺于2015年6月31日(应为6月30日)前支付原告退税款122万元等内容。当日原告回复表示无法接受还款日期，最迟应于2014年底前全部还清等。9月4日，原告将修改后的协议发送给陈维，要求被告确认。9月25日，原告再次发送电子邮件要求被告确认还款时间、方式和违约责任，但被告未有回复。上述陈维发送给原告的电子邮件中落款处均为被告公司名称、地址。2015年3月4日，原告的国外母公司经向银行查询得知，2012年11月19日、2013年2月18日及5月13日，被告支付款项10,855美元、4,300美元、28,150美元，并未收到2013年7月22日的款项14,970美元。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经向上海市奉贤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奉贤区分局查询，出口日期自2012年12月9日起至2014年4月11日止，开票日期自2013年2月19日起至2014年4月24日止，被告共收到退税款合计1,296,744.14元。另查明，2013年10月29日至2013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订立《订货合同》七份，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塑料装饰板(塑料背景板)。自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4月24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总额为2,895,775.93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1月21日至2014年6月23日被告共支付原告2,876,549.75元，差额部分由原告指定上海泰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一般贸易代理进口协议》、原告与被告陈维的往来电子邮件公证书、被告提供的《订货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因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15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等价值的财产。庭审中，被告提供了《在职个人账户信息查询》截屏图片，显示陈维在2013年4月之前的社保缴纳单位均为被告，6月为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证明自2013年5月起，陈维已经自被告处离职。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即使陈维已经离职，被告也未能及时告知原告，应视为陈维仍代表被告。经本院释明，被告表示如经审理认定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则要求在本案中对出口代理费用一并处理，原告对此亦无异议，同时原告也表示，双方合作期间从开具发票到收到退税款一般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原、被告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陈维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3、被告收到的退税款应当如何处理。首先，自2011年5月起，原告即与被告订立《一般贸易代理进口协议》(应为笔误，实为代理出口)，并在2013年5月进行续签，被告辩称2013年4月发现代理出口并负责退税的业务风险较高，于2013年5月停止该业务，与其签约行为自相矛盾。对于被告提供的2013年10月至11月间的若干份《订货合同》及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虽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外部特征，但亦属于被告办理出口退税过程中的必需材料，并不能必然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根据被告的陈述，其2013年10月与原告签订《订货合同》之前和之后与原告的合作模式并无实质区别，均为向原告指定国外客户供货并完成报关所需文件，结合原告与被告经办人陈维的电子邮件往来及被告曾向原告多次支付退税款并承诺支付后续退税款的内容，应当认定原、被告构成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其次，被告提供的《在职个人账户信息查询》截屏图片并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即使内容属实，陈维的社保自2013年6月份起由被告以外的单位缴纳，但被告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就陈维的身份变更告知过原告，且根据来往电子邮件，2014年8月陈维亦会同被告负责人至原告处协商支付退税款事宜，之后双方亦就付款协议多次协商，陈维所发送的电子邮件落款处均载明被告名称、地址，故原告有理由相信陈维在2013年6月之后仍代表被告为原告办理出口退税事宜，原告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陈维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对陈维的行为被告应向原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应原告申请，本院向税务部门调查得知被告基于本案出口业务共获得出口退税款1,296,744.14元，所涉出口货物日期自2012年12月9日起至2014年4月15日止。尽管在来往电子邮件中，原告确认收到四笔退税款，但经核实未收到2013年7月22日的款项14,970美元，即2012年12月9日至18日出口货物的退税款被告并未支付，审理中被告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上述款项。本案中被告作为出口企业，其实际完成出口合同项下的贸易取得出口退税符合国家相关出口退税制度的规定，被告在与原告的合同中约定将本案出口合同项下取得退税款支付给原告的国外母公司，属于对自有财产的处分行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被告并未按约将退税款支付原告的国外母公司，且其关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上述退税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合同约定的代理出口费用，原、被告均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按照出口金额的0.5%收取代理出口费用，上述出口退税所对应的出口金额合计9,977,155.32元，故原告应支付被告代理出口费49,885.78元，两者相抵，被告尚欠原告退税款1,246,858.36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迟延退税款利息的诉讼请求，虽然合同中对于被告何时应向原告支付退税款并无明确约定，原告自认一般自开具发票之日起三至四个月内，系争退税款最后一张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根据双方来往电子邮件，2014年7月2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明确应支付的退税款达120余万元，故被告至今未付显属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院酌情确定自2014年7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峨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卓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退税款1,246,858.36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以1,246,858.36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557元，减半收取为8,778.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3,778.50元，由原告负担776.25元，由被告负担13,002.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海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包希安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