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522民初6268号原告：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长兴县夹浦镇太平桥村。法定代表人：沈卫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英，男，197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原告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公司）与被告邹英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田旦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7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卫海、被告邹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东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原告无需支付被告工资，驳回被告的仲裁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被告向长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声其自2016年6月12日至2017年1月12日村的原告处从事喷水机挡车工工作，但原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从未支付过加班工资，也未交缴纳社会保险，并于2017年2月16日无故解除劳动关系，故要求原告支付其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休假日的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并补缴社会保险。2017年8月4日，长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双倍工资23704.8元。事实上，被告系沈卫红个人雇佣，沈卫红自行购置的若干喷水织机一直村的家中从事轻纺代加工，2016年5月将织机搬迁村生产至今。东恒公司从未针对夹浦镇环城村的喷水机作坊及邹英制定过任何规章制度，邹英接受的是沈卫红个人而非东恒公司或长兴夹浦沈卫红化纤经营部（以下简称化纤经营部）的劳动管理、工作安排和劳务报酬，邹英的工作及喷水机作坊的生产加工也不是东恒公司或化纤经营部的业务组成部分，且化纤经营部与原告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让原告承担其尚未成立前的责任于法无据。其次，对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邹英承担举证责任，邹英未能证明其与东恒公司或化纤经营部存在劳动关系，故其仲裁请求应予以驳回。被告邹英辩称，长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长劳人仲案字〔2017〕第0068-1号仲裁裁决书是正确的。无论是沈卫红的化纤经营部，还是东恒公司均是国家合法的用人单位，理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约束和监督。被告自2016年6月12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的劳动场所、生产设备及原材料均由化纤经营部和东恒公司提供，在此期间接受其监督和管理，并向被告支付了劳动报酬。以上事实说明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在劳动纠纷中，劳动者只能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原始线索和初级证据，被告已尽到了举证责任。综上，原告所诉无事实依据，所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且与待证事实无关性，不能证明其主张，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东恒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长劳人仲案字〔2017〕第0068-1号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本案争议已经过仲裁裁决；2、2016年8月31日营业执照、企业公示信用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成立时间、经营范围及公司地点；3、资产负债表复印件二份、固定资产明细表复印件一份、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原告向税务局申报的资产负债表五份，证明被告邹英的人工工资非东恒公司发放，环城村织机不是东恒公司的资产，被告所称的喷水织机的业务不属于东恒公司的业务范围，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4、太平桥村村委会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沈卫红有织机家庭作坊，2016年5月搬迁到环沉村，织机加工是沈卫红个人经营。被告邹英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与本案无关，且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不能达到被告邹英与化纤经营部、东恒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证据4村委会无权对环沉村生产点的法律性质作出认定，故对证据3、4的效力不予认定。被告邹英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各一份，证明化纤经营部、东恒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化纤经营部于2016年8月31日变更为东恒公司，化纤经营部、东恒公司均系合法的用人单位；2、银行对账单一份，证明沈卫红向被告支付了劳动报酬；3、短信截图一份，证明被告在上班期间接受化纤经营部经营者沈卫红的监督和管理，以及化纤经营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拖欠工资的事实；4、微信截图一份，证明在2016年12月上班期间仍接受东恒公司的监督和管理；5、考勤表复印件二份、邹英自行记录的工作时间明细复印件四份，证明被告邹英的上班情况。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邹英是为化纤经营部工作；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邹英和沈卫红之间发生支付报酬的关系，款项是沈卫红个人支付而非东恒公司支付；对证据3来源不明，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即便属实也不能证明东恒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关系，而只能证明被告与沈卫红个人之间的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截图抬头“东恒纺织”是被告自已的标注，且内容与短信一样并不涉及东恒公司，是被告与沈卫红个人之间的关系；证据5的来源不明，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4、5本院无法确认其来源，故对该三份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被告邹英于2016年6月12日开始至2017年1月12日在沈卫红处村的纺织生产点从事喷水织机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沈卫红已按被告邹英的工作量支付了全部工资。另查明，自然人沈卫红在2009年5月25日登记成立了字号为“长兴夹浦沈卫红化纤经营部”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化纤布、化纤丝销售”。沈卫红村纺织生产点生产的布匹经化纤经营部销售。2016年8月30日，经营者沈卫红注销经营部，转型成“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沈卫红为股东之一，并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包括“化纤布、化纤丝、家纺用品加工、销售等”，公司登记住所地为村”。再查明，本案被告邹英就本案争议已向长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支付邹英双倍工资35488元、加班工资19913元、经济补偿金6100元，补缴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的社会保险。长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8月4日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7〕第0068-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向邹英支付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1月12的双倍工资23704.8元。长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8月11日向原告送达了仲裁裁决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邹英与化纤经营部及东恒公司之间的关系。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和《民法总则》相关规定，个体工商户实际上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或家庭，其性质为非法人组织，其字号并非必备登记事项，是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的代称。化纤经营部登记的范围虽为销售，但沈卫红村纺织生产点生产的布匹经化纤经营部销售，该生产行为是销售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分割性。邹英村纺织生产点工作时受化纤经营部的管理，服从其安排，付出了劳动并获得报酬，故邹英与化纤经营部在入职时即2016年6月12日已构成劳动关系。原告东恒公司系化纤经营部转型成立，其与化纤经营部之间属于承继关系，故应对邹英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被告邹英以工作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原告支付双倍工资35488元、加班工资19913元，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已经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举证证明未签订劳动合同系被告的原因，故应依法支付双倍工资。原告东恒公司虽成立于2016年8月31日，但其系由化纤经营部转型成立，对被告邹英来说属于非本人原因被安排至新用人单位的情形，其用工时间应当连续计算，即从2016年6月12日开始计算至邹英于2017年1月12日离职时止。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对工资仅有口头约定，被告所得报酬中无法区分被告的基本工资，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双倍工资的请求，结合被告提供的工资明细（银行对账单）按9月、10月、11月三个月的平均工资5644元的70%为基数予以支持，即23704.8元（5644×70%×6），被告请求中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主张要求原告支付加班工资的请求，因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也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6100元，补缴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的社会保险，长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另已作出终局裁决，不属于本院的受理范围，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第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支付被告邹英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1月12日的双倍工资23704.8元，限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被告邹英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已减半），由原告长兴东恒纺织有限公司承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旦颖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施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