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黑高商终字第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高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沈阳万瑞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法定代表人刘国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于某某，男，195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委托代理人赵静，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七台河市得力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定代表人苏庆镓，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学军，黑龙江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高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公司）与上诉人七台河市得力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得力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七民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某某、赵静，上诉人得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庆镓及委托代理人张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9月7日，沈阳万瑞丰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11月4日更名为辽宁高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高盛公司）与得力公司签订一份《代发合同》，约定得力公司根据高盛公司提供的发运数量负责报请计划，请车走车，并提供储煤场地，房屋两间。费用收取标准为，如系高盛公司的原因年发运量不足10万吨，则得力公司按每吨25元收取，如达到10万吨，按每吨18元收取，如达到20万吨，按每吨16元收取。如高盛公司需配煤，得力公司每吨收取5元，每月结算一次。高盛公司应按照提出的发运量提前把煤储好。高盛公司对外所发生的一切业务纠纷、法律责任全部由高盛公司自行负责。合同备注载明：一、如高盛公司在货场存三个月原煤不发运者，把货场场地清理干净，高盛公司自负费用。二、得力公司铲车打煤清煤，必须通知高盛公司。该合同签订后，从2011年9月至11月，高盛公司陆续向得力公司预付铁路运费、发煤代理费等款项共计437万元，得力公司于此期间陆续向高盛公司返款357.306万元。高盛公司于2011年9月向得力公司的货场储煤9559吨，从2011年9月23日至11月30日，得力公司共向高盛公司指定的发货地点吉林丰广发运煤炭60车，共计3959吨，得力公司代高盛公司交付了334，931.40元铁路运费及199，351.18元税金。2011年12月底，高盛公司与得力公司终止履行案涉《代发合同》。2012年3月至12月，高盛公司自行将存储在得力公司货场的剩余5600吨煤炭全部运走，并向得力公司支付了24，897.00元清场费用。2015年3月16日，高盛公司向得力公司发出一份《律师函》，要求解除前述《代发合同》并由得力公司赔偿损失。高盛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向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解除案涉《代发合同》；二、得力公司返还高盛公司已付款275，466.20元；三、得力公司返还高盛公司清场费、装车费24，897.00元；四、得力公司赔偿高盛公司损失735，974.96元。原审判决认为：案涉《代发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代发合同》中并无有关煤炭发运量及相应违约责任的约定，虽然高盛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每月发运量不低于1万吨的口头约定，但得力公司予以否认，而高盛公司举示的其与案外人吉林省煤炭储备基地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煤炭公司）签订的《优质煤购销合同》及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无法证实高盛公司与得力公司之间对发运量进行了约定。因此，高盛公司以得力公司每月发运量不足1万吨为由要求得力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因《代发合同》中明确约定，场地清理费用由高盛公司自负，故高盛公司要求得力公司返还24，897.00元清场费等费用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由于案涉《代发合同》并未约定履行期限，高盛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向得力公司发出了《律师函》要求解除《代发合同》，故高盛公司在诉讼中请求解除《代发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在合同履行期间，高盛公司先后向得力公司预付铁路运费及发煤代理费等费用共计437万元，得力公司已返还高盛公司3，573，060元，得力公司还为高盛公司垫付铁路运费334，931.40元、税金199，351.18元，同时，得力公司应收取发煤代理费98，975.00元（根据《代发合同》约定，发运量不足10万吨应按每吨25元收取，3939吨／元×25元=98，975.00元），故得力公司应返还高盛公司163，682.42元（437万元-3，573，060元-334，931.40元-199，351.18元-98，975.00元=163，682.42元）。判决：一、依法解除案涉《代发合同》；二、得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高盛公司货款本金163，682.42元；三、驳回高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69.00元，由得力公司负担3，573.65元，由高盛公司负担11，895.35元。高盛公司上诉称：一、案涉《代发合同》第一条约定，“得力公司根据高盛公司提供的发运数量负责报请计划，请车走车。”该约定表明，得力公司必须按照高盛公司提供的发运数量将相应煤炭全部发走，而非仅仅根据高盛公司提供的发运数量向铁路部门报请计划。虽然《代发合同》中并未约定得力公司的具体发运数量，但双方之间口头约定每月的发运量为1万吨，而得力公司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仅发运煤炭3959吨，并未按该前述约定完成代发煤炭的义务。根据高盛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以及得力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的自认，可以证实得力公司未完成每月代发1万吨煤炭的原因系其申请不到足够的铁路车皮，而非高盛公司的原因所致，故得力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二、根据《代发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如因高盛公司的原因导致年发运量不足10万吨，则得力公司可按每吨25元收取发煤代理费，但本案中导致年发运量不足10万吨的原因是得力公司未能申请到足够的铁路车皮，并非高盛公司的原因，故原审判决按照每吨25元的标准计算发煤代理费错误，应按每吨18元的标准计算发煤代理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得力公司向高盛公司返还预付款191，355.70元，支付清场费、装车费等费用24，897.00元，赔偿经济损失713，523.40元，并由得力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得力公司辩称：一、《代发合同》中并未约定得力公司必须将高盛公司的煤炭全部发走，双方之间也无每月发送1万吨煤炭的口头约定，得力公司的义务仅是按高盛公司提供的发运数量向铁路部门报请计划，并在铁路计划获得批准之后，按照获批计划发运煤炭。虽然高盛公司已在得力公司的货场存储了煤炭，但并不代表得力公司应将存煤全部发出。得力公司未发煤炭的原因系高盛公司未向得力公司发出有关发运数量的指令，而最终是由于向高盛公司买受煤炭的合同相对方吉林煤炭公司要求停止发运，所以高盛公司解除了案涉《代发合同》，得力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并无违约行为。二、由于高盛公司发运的煤炭并未达到10万吨，故根据《代发合同》的约定，应按每吨25元的标准收取发煤代理费，且截止《代发合同》终止，得力公司不仅不欠高盛公司的款项，高盛公司反而尚欠得力公司的费用。得力公司上诉称：一、高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其在起诉状中主张的诉讼标的额为1，185，393.00元，在庭审中变更为735，974.96元。由于诉讼标的额减少，本案已不属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原审法院未能将本案移送，其继续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的法律关系应系场地租赁及委托代理关系，并非买卖关系，原审判决确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错误。三、高盛公司尚欠得力公司的款项。高盛公司在履行案涉《代发合同》过程中交付给得力公司的款项总额并非437万元，而是434万元。高盛公司曾向得力公司交付一张3万元煤检费的付费票据，其并未向得力公司支付相应钱款，故应在437万元的付款总额中扣除该3万元。截止合同履行完毕，高盛公司尚欠得力公司819.4吨煤炭的税款、请车费用以及发煤代理费等共计25万余元。四、双方实际终止合同近三年，高盛公司在这三年中从未主张过权利，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盛公司承担。高盛公司辩称：一、高盛公司提起诉讼符合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在庭审时可以减少诉讼请求，故本案不存在原审法院管辖错误的情况。二、虽然原审判决将案由列为买卖合同纠纷，但原审法院一直是按代发合同进行审理，案由正确与否，并未影响本案的审理。三、由于原审判决认定得力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致使有关发煤代理费及其他费用的责任划分有误，高盛公司并不欠得力公司的款项。而且得力公司提及的其他费用在《代发合同》中并无相应约定，其主张高盛公司尚欠其25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由于案涉《代发合同》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高盛公司2015年3月向得力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得力公司在本案一审时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时提出，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二审期间，得力公司向本院举示了经高盛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13张单据。意在证实得力公司为高盛公司筛煤、配煤及装车，高盛公司尚欠前述工作产生的费用。高盛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代发合同》约定，高盛公司应向得力公司交付的费用只有发煤代理费及配煤的费用，除此之外的费用与高盛公司无关。该部分费用系因得力公司违约造成煤炭积压所产生，应由得力公司自行承担。且该组证据不属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采信。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由于高盛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得力公司在二审诉讼中举示了13张原始单据意在证实高盛公司尚欠得力公司清场费及装车费，但高盛公司在原审诉讼中已举示七张交费票据证实其交付了24，897元清场费及装车费，得力公司在质证时对此并无异议。由于得力公司并未列明该24，897元清场费及装车费的具体构成，而高盛公司的交费时间又均在案涉13张原始单据的形成时间之后，故该13张原始单据不足以证实高盛公司尚欠得力公司的清场费及装车费，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8月29日，高盛公司与吉林煤炭公司签订一份《优质煤购销合同》，约定：高盛公司为吉林煤炭公司提供煤炭，结算价格为到站（丰广或吉舒）含税价每吨530元，交货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之前，交货数量以实际到货为准。以上数量仅为双方的意向约定，具体由每月月初吉林煤炭公司所提供的计划单为准，吉林煤炭公司每月提出的发运数量要求，必须以书面材料在前月的24日提供给高盛公司，上报有关部门审批执行。高盛公司发运的煤炭以吉林煤炭公司化验的质量数据为准。高盛公司应提供质量合格的煤炭，煤车装载上下一样，如掺杂使假，按质量低劣部分的热值作为结算依据并终止供货。同时查明，2011年12月26日，得力公司向高盛公司开具两张增值税发票，煤炭数量总计为3139.6吨，金额总计为1，172，654.02元。还查明：2012年4月2日，经得力公司与高盛公司共同确认的一份《证明》载明：2011年9月8日至12月29日，高盛公司先后向得力公司转货款及铁路运费共计383万元，扣除得力公司代交的铁路运费，货款由高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某某提取现金自行购煤。由于吉林煤炭公司停发，得力公司为高盛公司代发60车（计3139.6吨）。得力公司在该《证明》上加盖公章，高盛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于某某在《证明》上签字。又查明，2015年3月10日，吉林煤炭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1年8月29日，吉林煤炭公司与高盛公司签订一份《优质煤购销合同》，由高盛公司向吉林煤炭公司提供煤炭，价格为每吨530元（含税），同时，双方口头约定，高盛公司每月向吉林煤炭公司提供1万吨煤炭，多发不限，否则吉林煤炭公司有权要求高盛公司停发煤炭。合同签订后，高盛公司于2011年9月从七台河市向吉林煤炭公司发送了670吨煤炭，由于其发煤量未达到双方口头约定的数量，故吉林煤炭公司要求高盛公司2011年10月停发煤炭。此后高盛公司一再保证能够按约定数量发运煤炭，故吉林煤炭公司同意继续履行《优质煤购销合同》。但在2011年11月，高盛公司仅发送2430吨煤炭，仍未达到约定数量，故吉林煤炭公司再次要求高盛公司停发煤炭，并终止履行《优质煤购销合同》，产生的损失应由高盛公司自行承担。另查明：得力公司与高盛公司在原审诉讼中共同确认高盛公司向得力公司预付款项共计437万元。其中，铁路运费、发煤代理费以及高盛公司借用得力公司账户转给该公司的购煤款总计434万元，除此，高盛公司还向得力公司交付3万元煤检费的票据，双方确认该3万元款项亦计入高盛公司向得力公司交付的预付款中。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前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案涉《代发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又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得力公司接受高盛公司的委托代为发送煤炭，其合同标的系劳务，而非转移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故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原审判决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得力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代发合同》第一条“得力公司根据高盛公司提供的发运数量负责报请计划，请车走车”如何理解产生争议，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予以认定。从该条款中所使用的词句看，并不具有得力公司必须或保证根据高盛公司提供的发运数量将相应煤炭全部代发运走的意思表示。从《代发合同》的其他条款看，第三条以及备注约定的“高盛公司要按照提出的发运量提前把煤储好”、“如在货场储存三个月不发运，应将货场场地清理干净，由高盛公司自付费用”等内容表明，并非高盛公司将拟发煤炭存放在得力公司，则得力公司必须将煤炭全部代发运走。从双方缔约的合同目的看，系高盛公司委托得力公司凭借其具有货场及铁路专用线等代发条件，代为向铁路部门报请计划及在计划获得批准之后完成装车义务。而对货物运输车皮计划的审查批准系铁路部门的管理权限和职能，不受《代发合同》的约束，亦不以高盛公司、得力公司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高盛公司及得力公司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对此均应知晓。从当事人双方的履行情况看，2012年4月2日，得力公司与高盛公司形成的具有阶段性结算性质的《证明》亦载明停止代发煤炭的原因系由于吉林煤炭公司停发，而非得力公司违约，高盛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于某某在该《证明》上签字确认。故此，综合《代发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以及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停发原因的确认等因素，应认定《代发合同》第一条不具有得力公司必须将高盛公司存放在其货场的煤炭全部发走的含义。尽管高盛公司主张其与得力公司之间就发运量另有约定，即口头约定每月发送1万吨煤炭，并举示吉林煤炭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但该《情况说明》系吉林煤炭公司于《优质煤购销合同》终止履行三年后作出，其中所载“高盛公司每月向吉林煤炭公司提供煤炭数量为1万吨（多发不限）”与《优质煤购销合同》所载“交货数量以实际到货为准，具体由每月月初吉林煤炭公司所提供的计划单为准”的约定亦不相符。而且，高盛公司与第三人吉林煤炭公司之间的约定亦不足以证实其与得力公司之间存在前述每月代发1万吨煤炭的口头约定。由于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当事人双方对得力公司应完成的月代发量作出了明确约定，故高盛公司关于得力公司没能每月代发1万吨煤炭构成违约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得力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二、得力公司尚欠高盛公司的款项数额如何确定。本案二审中，当事人双方主要对以下四笔款项存有争议：一是3万元煤检费应否计入高盛公司向得力公司的预付款中。由于得力公司在原审诉讼中确认其于2011年9月至12月期间共收到高盛公司交付的各种款项共计437万元，其中包括该3万元煤检费，虽然其在二审诉讼中主张该笔费用不应由其承担，但并未举示充分证据推翻其在原审诉讼中的自认，故应认定该3万元煤检费应计入高盛公司向得力公司的预付款中。二是发煤代理费的计算标准。根据《代发合同》的约定，如因高盛公司的原因年发运量不足10万吨，按每吨25元收取费用，达到10万吨，按每吨18元收取。得力公司履行案涉合同为高盛公司代发的数量为3959吨，并未达到10万吨，且双方于2012年4月2日确认不再代发煤炭的原因系由于吉林煤炭公司停发，而并非得力公司的原因导致案涉《代发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审判决以每吨25元计算发煤代理费并无不当。三是清场费的承担主体如何确定。根据《代发合同》备注的约定，如高盛公司在三个月不发煤炭，则其应将场地清理干净，并自负费用。得力公司为高盛公司代发最后一部分煤炭的时间为2011年11月30日，而高盛公司从得力公司货场自行运走煤炭的时间为2012年3月，高盛公司不发煤炭的时间已超三个月，故原审判决确定清场费由高盛公司自负亦无不当。四是高盛公司应否向得力公司支付819.4吨煤炭的税款及其他费用。得力公司共计为高盛公司发运3959吨煤炭，其为高盛公司开具了3139.6吨的增值税发票，尚有819.4吨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由于得力公司并未就该部分代发煤炭向高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故其要求高盛公司先行支付税款缺乏依据。得力公司上诉主张高盛公司尚欠其他费用，但并未举示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三、本案是否存在原审法院管辖错误及得力公司在二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应否予以支持。高盛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数额为1，185，393元，其在原审庭审时变更为1，036，338.16元，并非得力公司上诉所提及的735，974.96元。原审法院对一方当事人非七台河市住所地的受案标准为100万元以上，故本案由原审法院管辖并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由于得力公司在原审诉讼期间并未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故其在二审期间提出该项抗辩，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然确定案由不准确，但适用法律正确。高盛公司及得力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38.00元，由高盛公司负担15，469.00元，由得力公司负担15，46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剑代理审判员  张静峰代理审判员  马 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孙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