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515民初1375号原告：陈伟权，男，19××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龙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贤，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昭英，男，19××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澄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少毅，广东正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婉婷，广东正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伟权与被告邹昭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受理，在适用简易程序过程中，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李智贤，被告邹昭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少毅、李婉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95700元；2、判决被告自2017年8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归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731000元；2、判决被告归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的利息183789.3元（请求从2013年5月18日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计息本金以人民币795000元计，其后按被告还款相应扣减，暂计至2017年9月3日为人民币183789.3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2年至2013年2月间汇款给被告，是基于原被告的借款关系，双方口头约定了利率，原告也完成了出借义务，共借款人民币1095700元给被告。被告在2012年3月至2013年5月共归还了利息人民币300700元，2015年12月至2017年7月归还了利息人民币64000元，合计归还原告利息人民币364700元。因原告给被告的款项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亲戚朋友们需要款项，原告要求被告还款，但是多年来一直催讨，被告仍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起诉至法院后，被告拒绝承认上述借款关系，但是确实收到了原告的款项。借款合同是本案当事人之间款项给付的原因，但是被告在收到原告汇给的人民币1095700元款项后，不承认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且没有举证证明其取得该款的合法依据，因此，属于不当得利，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应当予以归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至2013年5月18日，抵除被告归还的人民币300700元后，被告尚欠原告人民币795000元，原告主张该款从2013年5月18日开始计付不当得利的孳息依法有据。其后至今被告陆续归还了人民币64000元，计息本金做相应的扣减，所欠不当得利的本金也相应的调整为人民币731000元。被告长期拖欠款项不还的行为，导致了很多债权人向原告索债，迫于无奈，原告才诉至法院。希望被告能够诚信履约，将款项归还原告，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邹昭英辩称：原告所称被告向其借款1095700元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事实是原告经被告过桥向第三方投资共计95.3万元，第三方经被告过桥向原告借款13万元，且已归还10.6万元。2012年本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傅某，其在泰国做面粉生意，从中国发面粉到泰国，每条货柜资金8万5千元，大概45至60天货物可由中国发至泰国并售出回笼资金，每条货柜可得利2300元左右，2012年1月陈伟权在他的朋友处得知这一投资渠道后几经介绍多次电话联系本人想要见面，当时本人并不认识此人且比较繁忙，所以多次拒绝，最后一次正好有空，就在办公室会见了陈伟权，陈伟权提出要投资泰国的生意，本人于是电话向介绍人（杜某、也称××）求证，介绍人证实陈伟权已与傅某达成投资意向，需要找本人过桥，本人要求陈伟权及介绍人写个书面证明，证明此事为投资，与本人无关系，但当时陈伟权对本人说“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吗？”再加上杜某求本人帮忙，碍于面子，本人轻信了对方，最终没有要求对方写书面证明。当时陈伟权与傅某约定按8.5万元为一个投资单位，分红不固定，但大概为每个货柜周期2300元左右。在这次见面后陈伟权与2012年1月16日转账34万元（投资4条货柜）、2012年2月15日转账25.5万元（投资3条货柜）、2012年4月8日转账38.25万元（投资4.5条货柜）。陈伟权给本人转的帐均由本人转汇给了傅某（账户名傅丰弟）（见附件银行流水），并在收到回款后将获利支付给陈伟权（回款中含有其他人的分红，支付给陈伟权的具体数额均由傅某指定）。2012年1月16日陈伟权汇款34万元后，本人于2012年1月17日汇款40万元给傅某（账户名傅××），40万元中含其他人投资的6万元。2012年2月15日陈伟权汇款25.5万元后，本人于2012年2月16日汇款40万元给傅某，40万元中含其他人投资14.5万元。2012年2月25日收到傅某汇入的27000元分红。2012年3月5日汇款9200元给陈伟权（4条货柜1个周期，2300元×4=9200元）。2012年3月5日收到傅某汇入的15000元分红。2012年4月6日汇款6900元给陈伟权（3条货柜1个周期，2300元×3=6900元）。2012年4月8日收到陈伟权38.25万元分红（投资4.5条柜每条按8.5万元算）。2012年4月8日汇款35.8万给傅某（按傅某要求汇35.8万，差额后续返还，此时投资对象已不局限于面粉，还有油锯、割草机、链条、喷雾器、水泵、电池等）。至此陈伟权共计在傅某处投资11.5条柜（7＋4.5）。2012年4月30日收到傅某汇入30000元分红。2012年5月2日收到傅某汇入5000元分红。2012年5月4日汇款56300元给陈伟权（4月8日汇款差额38.25-35.8=2.45万退回，但投资额度仍按4.5条柜计算，31800元为分红，4条货柜2个周期+3条货柜1个周期=11个货柜周期2300×11=25300，外加2012年4月8日35.8万投资的分红6500元，共计分红31800元）。2012年5月31日收到傅某汇入57000元分红。2012年6月1日汇款17250元分红给陈伟权（7条柜的分红2500×7=17500）。2012年6月21日收到傅某汇入30000元分红。2012年6月22日汇款12650元分红给陈伟权（4.5条柜的分红2811×4.5=12650）。2012年7月23日收到傅某汇入57000元分红。2012年7月23日汇款16500元分红给陈伟权（7条柜的分红2357×7=16500）。2012年8月14日收到傅某汇入35000元分红。2012年8月15日汇款12100元分红给陈伟权（4.5条柜的分红2689×4.5=12100。2012年9月15日收到傅某汇入57000元分红。2012年9月17日汇款16500元分红给陈伟权（7条柜的分红2357×7=16500）。2012年10月9日收到傅某汇入30000元分红。2012年10月10日汇款12100元分红给陈伟权（4.5条柜的分红2689×4.5=12100）。2012年11月6日收到傅某汇入62000元分红。2012年11月7日汇款16500元分红给陈伟权（7条柜的分红2357×7=16500）。2012年11月28日汇款45万元给傅某。2012年12月3日汇款12100元分红给陈伟权（4.5条柜的分红2689×4.5=12100）（按傅某要求先行垫付分红给陈伟权）。2012年12月26日收到傅某汇入160000元分红。2012年12月28日汇款16500元分红给陈伟权（7条柜的分红2357×7=16500）。2013年1月16日收到傅某汇入74000元。2013年1月17日收到陈伟权汇入17900元。（傅某向陈伟权借款30000元，抵掉应付给陈伟权的4.5条柜的分红2689×4.5=12100元剩余17900元）。2013年2月7日泰国要过新年，傅某要给工人发工资，因为周转不开，向陈伟权借款10万，当天13时29分收到陈伟权汇入10万元，看到银行提醒短信到账10万元后本人不知道是什么钱，就电话问杜某，杜某答复是傅某向陈伟权借的，于是14时51分将10万元借款转汇给傅某。2013年2月15日收到傅某汇入61000元分红。2013年2月17日汇款27500元分红给陈伟权（11.5条柜×2391=27500）。2013年3月4日收到傅某汇入51000元。2013年3月8日汇款8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傅某2013年2月7日10万元借款）。2013年4月7日收到傅某（账户名吴××）汇入58000元。2013年4月7日汇款30600元给陈伟权（其中含4000元是用于归还傅某2013年2月7日10万元借款，26600为分红，11.5条柜×2313=26600）。2013年4月23日收到傅某（账户名傅××）汇入15000元。2013年5月2日收到傅某（账户名傅××）汇入27000元。2013年5月18日汇款30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2013年1月17日傅某30000元的借款。在汇款后电话通知了陈伟权。此时傅某已出现经营不善，且被诈骗200多万元，资金周转困难，开始无法分红。由于长期无法拿到分红，陈伟权想要撤资，于是前来商量让本人帮助讨回其投资资金。2015年12月4日汇款10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2013年2月7日傅某100000元的借款。2016年1月26日汇款10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2013年2月7日傅某100000元的借款。2016年7月18日汇款10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2013年2月7日傅某100000元的借款。2016年10月29日汇款10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2013年2月7日傅某100000元的借款。2017年1月17日汇款10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2013年2月7日傅某100000元的借款。2017年4月2日汇款10000元给陈伟权，用于归还2013年2月7日傅某100000元的借款。2017年7月21日现支4000元并存入陈伟权账户（因为银行卡磁条损坏无法直接汇款，系统中的显示操作作为现支，并产生了65元手续费），用于归还2013年2月7日傅某100000元的借款。傅某向陈伟权借款30000+100000=13万元，后续由傅某归还了30000+8000+4000+64000=106000元，仍有24000元未归还。陈伟权分三次共计汇入97.75万元进行投资，后返还了2.45万元差值，共计投资95.3万元（共计投资11.5条柜），自2012年3月5日起至2013年4月7日本人按实际用资方傅某的要求不定期地将分红汇给陈伟权，由于经营状况不同，所以分红数额不定。本人与陈伟权并不认识，初次见面之后，其就给我汇入34万元，在此后三个月又分别汇入25.5万元和38.25万元，并且没有立任何字据，说是借款，实在是有悖常理。傅某分两次向陈伟权借款共计13万元，傅某已归还10.6万，尚余2.4万未还。本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在同事朋友间有着一贯良好的信用和口碑，然而本人好心为原告过桥的事实被原告恶意歪曲为借款，本人出于对介绍人的信任未立下字据的疏忽却被原告恶意利用。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不符合事实，现恳请驳回原告之起诉。另外，原告变更返还不当得利的诉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1、原告先以民间借贷合同纠纷起诉，所凭的根据仅仅是划款凭证，根本没有任何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形成任何借贷关系的合意。在得知被告披露案件事实，明知其主张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的情况下，遂将原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变更为不当得利。原告对自已起诉请求和事实依据的随意变更和出尔反尔，直观地证明其诉称不具任何真实性可言！2、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理由是“被告在收到原告汇给的人民1095700元款项之后，不承认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且没有举证证明其取得该款项的合法依据”，依照原告的逻辑，原告主动划款的原因自已无须证明，反倒应由被告证明？另外，划款的原因只能是借款，除此之外就是不当得利？原告这样诉称显然违背常理、常识，根本不能成立。二、原告向被告帐户划款的原因是代转投资款，被告根本没有向原告借款，也没有获取原告的任何利益。2012年之前，被告与原告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来往交集。原告是在与案外人杜某联系有关投资另一案外人傅某在泰国的生意之后，为核实联系人杜某的情况，原告主动联系被告，并提出通过被告向傅某划付投资款的。被告出于对杜某、傅某的信任，为方便他们之间进行交易，被告同意通过其本人的帐户代原告和傅某之间划转有关款项（包括投资款、投资回报和后来傅某向原告要求的借款）。而事实上，原告也按照其与杜某、傅某的约定（按每85000元为一个投资单位），分3次向被告帐户划付了997500元（即11.5个投资单位），另外2次是傅某向原告要求的借款130000元（因傅某应付原告的当期投资回报12100元，扣除后借款实付117900元）。对于原告的上述5次划款，被告均按原告和傅某的要求，划至傅某指定的帐户，被告完全没有取得或截留原告的任何资金款项。至2013年5月18日之前被告向原告帐户的划款，则是被告根据傅某的要求按期将他们之前约定的回报分红划还原告，所付还原告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傅某所提供，并不是被告本人的资金。由于傅某生意经营上出了问题，2013年5月18日之后其未能再向投资人继续支付投资回报，在原告一再要求傅某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应傅某的要求，被告自2015年12月4日起，分7次代傅某付还原告的借款共64000元。上述资金来往情况从被告所提交的银行帐户交易记录均能够完整反映。既然被告并没有占有原告任何资金，没有获取一分一毫的利益，何来不当得利呢？三、原告对其主张的所谓“不当得利”依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1、原告所主张的所谓“不当得利”指向的其本人在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之间向被告划付的5笔款项共1115400元。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原与被告互不相识的情况下，每次以几十万元大额资金主动地向被告划款，而且原告至今也未反映其向被告划款系受到任何欺诈或胁迫。在这种情况下，原告5次划款的行为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自愿实施的民事行为，这一民事行为不仅有效，而且必然事出有因。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原告首先对其本案所主张当时其本人基于自主、自愿所实施的划款属于原因缺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显然，原告出尔反尔起诉理由和所提供依据均不能推翻或否认其自主划款系非法，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四、原告主张“不当得利”已超诉讼时效。原告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因行为和起诉行为均发生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因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之日起计的规定，如原告所称，至2013年2月7日之前的5笔划款都属于无原因的“不当得利”划款的话，那么，本案不当得利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2月8日开始起计，至2015年2月7日，所谓“不当得利”请求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告至2017年9月6日才向被告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显然已超诉讼时效，其请求依法也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被告，其诉称诉求缺乏事实法律根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了原告身份证、人口信息登记表、银行转账凭证、《邹昭英向陈伟权返还款项明细清单》、不当得利资金占用费清单、资金对应明细、客户通话详单、《通话录音》光盘及记录；被告提交了邹昭英的银行流水、《关于邹昭英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的情况说明》。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有银行加盖印章，原告提交的客户通话详单也有加盖出具单位的印章，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邹昭英向陈伟权返还款项明细清单》、不当得利资金占用费清单、资金对应明细，被告提交的《关于邹昭英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的情况说明》均是当事人单方制作的，双方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资金的往来情况应以银行转账明细为准；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光盘及记录，因原告进行录音没有经过被告同意，且该录音材料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确认、鉴定，被告对其有异议，本院对该录音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还向本院申请杜某、傅某出庭作证，本院依法照准了被告的申请。证人杜某作证称：本人是被告的表妹，2012年的时候，原告打错电话给我，双方有电话联系，然后原告就问我在哪里做什么，我说我做配件和面粉，他跟我说要投资，我说可以，我就问傅某，说有这样一个朋友要投资，傅某说可以，我与原告都是在QQ上聊天，有聊过两三年，当时原告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我说是澄海的，而且我还有个表哥在澄海公安局上班，叫邹昭英，原告认为我说的属实。大概2年后，原告表示愿意进行投资，当时我跟被告说了，被告说好，我就报了被告的电话给原告，原告跟我说有到澄海公安分局与被告坐一下，当时原告问我怎么分红，我说一条柜8万元，45天左右可以分红2300元，一直做生意几年多，原告也有分红几十万。原告跟我说认识被告，也有在局里坐过两三次，比较相信我，后来原告一直就将款项转给被告，然后由被告通过地下庄转给客户，后来泰国水灾，我跟被告说可能傅某要破产，被告也很着急，就向傅某催讨，而且当时傅某因为一千多万被客户跑掉了，也没有办法还款了。当时我不好意思，不敢跟原告打电话，但是我天天有跟被告打电话，让被告跟原告解释一下，因为傅某遭受水灾，且被客户跑了一千多万元，现在也没有钱还。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原告，只是原告有发给照片给我。我有打印出来两张照片，但这个人是不是陈伟权本人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将照片提交法庭。原告的款项是投资款，投资给傅某。我通过QQ联系原告，原告问我名字，我告诉他在泰国朋友都叫我阿敏，我没有告诉过原告我的真实名字、身份证号码、住址等；傅某的生意投资我没有参与，也没有分红、利益，我也没有约傅某和原告见面，也没有将傅某的联系方式和原告的联系方式互相介绍、交换；原告的钱没有汇给我和傅某，而是汇给被告，是因为钱不是做原告一个人的，还有其他客户，都是被告帮忙，包括分红都是委托被告去汇的，我在泰国的时候是汇给被告，被告将钱汇到地下钱庄换成美金，然后汇给义乌的客户。因为我到现在还有5、6个客户，都是这样操作，都是被告帮我转，转投资款，转分红款给客户。当时原告跟我说有到被告那里坐了两三次，也很放心；第一次投资的时候就说好了由被告账户进行转账。钱不是我用的，我也没有钱来解决纠纷；我跟原告说投资的事情之后，给了被告的电话，然后原告自行找到被告；2015年原告约被告去坐，让被告写欠他多少钱，我就知道原告的真实姓名，是被告告诉我的。我帮傅某投资牵线的不只原告一个，还有其他客户，都是通过被告的账户，都没有签订书面投资合同。同时杜某提交了《证人证言》及照片各1份。证人傅某作证称：我是2007年左右通过泰国的朋友认识杜某，又是2011年通过杜某介绍认识被告，我在泰国帮我老婆打工，负责面粉、摩托轮胎贸易。2012年的时候，我跟杜某都在泰国，杜某跟我说有一个叫陈伟权的人要投资面粉生意，我就跟她说好，面粉这个生意泰国现在缺货，可以共赢。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原告，都是通过杜某联系的，一共汇了三笔款项，大概95万元以上，不到100万元。当时杜某跟我说这个款要怎么进来，因为我家里的亲戚都在泰国居住，也没有人在国内，我跟杜某说能不能借被告的账户来用一下，然后被告在杜某要求下，就用他的账户来帮忙，当时是汇到普宁的傅××的账户，然后傅××将钱直接汇到客户的手上。关于投资都是杜某与陈伟权在约定，一条柜85000元，获利大概4600元，每个人一半，就是我占2300元，陈伟权分红2300元。2010年开始汇款，总共汇了三次，总数不到100万元，每次多少钱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是三次。每一条柜的分红是2300元。如果有分红，我都是直接将款汇到邹先生的账户。汇款我是通过地下庄直接打到邹昭英的账户的，然后被告通过电话联系跟我说已经汇给原告了，分红多少次不记得了，我后来听说陈伟权要起诉邹昭英，我就在泰国打电话给陈伟权，8月份左右，就打过这一次，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我不知道原告的账户，也不知道被告的账户；无法确认我汇出的凭证和账户收到款项的凭证，傅××是我的侄儿，代表我一方，当时杜某没有中国账户，我也没有中国账户，所以用了被告的账户，杜某主要是帮我介绍了原告，其他客户都是杜某自己在操作，除了原告还有三个，也有通过被告账户。我认为涉案款项应由我来偿还。同时傅某提交了《证实材料》1份。经审查，证人杜某是被告的表妹，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且杜某的证词中有多处和傅某的证词互相矛盾，其在作证中提出自己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原告，原告的姓名也是起诉前才知道，证人杜某连原告的真实姓名都不清楚，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原告，证人杜某也确认没有将傅某的联系方式和原告的联系方式互相介绍、交换，没有让他们互相见面联系，且杜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故无法证明原告系经其介绍给傅某进行投资，对杜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傅某的证词中与证人杜某的证言存在矛盾，傅某没有与原告通过电话，也没有与原告见面，傅某陈述原告投资三次总数不超过100万元也与被告提交的材料不符，其自己也确认不知道原告的账户，其款项往来都是通过被告，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款项由傅某收取，对傅某的证言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故无法证明原告的款项是向傅某的生意进行投资。本院对证人杜某、证人傅某的证言及证实材料均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月16日、2012年2月15日、2012年4月8日、2013年1月17日、2013年2月7日，原告分别通过银行账户（账号：62×××13）转账汇款340000元、255000元、382500元、17900元、100000元至被告的银行账户（账号：62×××17）合共1095400元。2012年3月5日、2012年4月6日、2012年5月4日、2012年6月1日、2012年6月22日、2012年7月23日、2012年8月15日、2012年9月17日、2012年10月10日、2012年11月7日、2012年12月3日、2012年12月28日、2013年2月17日、2013年3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5月18日、2015年12月4日、2016年1月26日、2016年7月18日、2016年10月29日、2017年1月17日、2017年4月2日被告通过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汇款9200元、6900元、56300元、17250元、12650元、16500元、12100元、16500元、12100元、16500元、12100元、16500元、27500元、8000元、30600元、3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合共360700元。2017年7月21日，被告又付还原告4000元。因此，被告共支付原告364700元。本院认为，原告先以被告向其借款为由提起诉讼，后被告在庭审中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不当得利，该变更诉讼请求属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按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依法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取得的款项是否有法律根据，即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本案中，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抵减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后，被告共收取原告款项730700元，对此原告提供了银行汇款凭证，被告对收到汇款的数额没有异议。开庭时，原、被告均确认其中68000元是借款，对此应以双方确认的为准，对该借款关系，本院在本案不作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对于其余款项662700元，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原告按不当得利主张，原告已完成对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其合法占有涉案款项应就占有的事实构成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能就其抗辩理由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关于被告在答辩时提出的原告向其划款的原因是代转投资款，款项实际是通过杜某介绍投资傅某的生意。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第一，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与划付给傅××的款项并不一致，资金的支付、资金的走向和金额均无法看出对应关系；第二，被告提出款项是投资给傅某，但客观证据无法证明款项实际到达傅某账户，傅某对款项的实际情况也说不清楚；第三，傅某与原告没有联系，没有见面，也不认识，原告与傅某之间没有证据证明有投资往来；杜某对原告的真实姓名直到起诉前才清楚，由其介绍原被告相识也于常理不符；第四，傅某不清楚原告的账户，款项是否到达原告等情况从来没有确认，也不清楚，双方既不认识，也没有签订书面投资协议，被告提出款项是原告投资傅某的生意，有悖常理。故被告提出的该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依据不足，不予采纳。被告不能证明其收取款项有法律根据，故应认定被告的取得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应将取得的不当得利662700元及其产生的孳息即相应利息返还原告。原告请求返还不当得利731000元及自2013年5月1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对超过本院确认的数额部分不予支持，应以本院确认的数额为准，对于请求孳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利息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实际，可予照准。但2013年5月18日后被告分别付还部分款项，应按抵扣返还的款项后的基数进行计算，即2013年5月18日起至2015年12月3日以726700元为基数，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6年1月25日以716700元为基数，2016年1月26日起至2016年7月17日以706700元为基数，2016年7月18日起至2016年10月28日以696700元为基数，2016年10月29日起至2017年1月16日以686700元为基数，2017年1月17日起至2017年4月1日以676700元为基数，2017年4月2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以666700元为基数，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662700元为基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邹昭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陈伟权6627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相应孳息（其中：自2013年5月18日起至2015年12月3日以726700元计、自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6年1月25日以716700元计、自2016年1月26日起至2016年7月17日以706700元计、自2016年7月18日起至2016年10月28日以696700元计、自2016年10月29日起至2017年1月16日以686700元计、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17年4月1日以676700元计、自2017年4月2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以666700元计、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662700元计）。二、驳回原告陈伟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61.30元，由原告陈伟权负担5803.87元，被告邹昭英负担8867.4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琳代理审判员  林锐琴人民陪审员  林欣才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陈 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３１．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