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文中民一终字第2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顺才，男，1956年10月17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初中文化，居民，住砚山县。 委托代理人周廉凯，邓立南，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顺方，男，1967年6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砚山县号。 委托代理人沈思毕，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顺才因与被上诉人赵顺方共有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5）砚民初字第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4日组织上诉人赵顺才及其代理人周廉凯，邓立南，被上诉人赵顺方及其代理人沈思毕到庭进行法庭调查及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是：原告赵顺才与被告赵顺方系同胞弟兄。1981年10月原告当兵退伍，1982年5月19日以原、被告的父亲赵云忠为户主与维末公社长岭街生产队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书》，载明参加承包人口有6人，耕地面积有4.8亩。2007年7月1日被告与发包砚山县乡长岭街村签订了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姓名有赵顺方、赵廷凤、赵廷富、杨天秀、赵廷鸿，但承包地块无“涵洞地”的地块名称。2014年3月11日，砚山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国道323线砚山境内改造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该公告上载明的征地补偿标准旱地为33250元∕亩，在征地花名册底表上以户主为赵顺方之名的被征用旱地面积为6.831亩，无土地座落。原告赵顺才认为被征用的这6.831亩土地系1982年以其父赵云忠为户主所承包，地名为“涵洞地”，当时其也是承包人之一，并在2009年11月15日与被告赵顺方达成“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涵洞地一块原、被告各一半平分，故现这块地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227130.75元，其中的一半即113565.38元应归其所有为由诉至本院。另外，在审理中原、被告均认可这6.831亩土地所获得的征地款现在维摩乡政府，被告未领取。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原告赵顺才主张座落砚山县乡炭房村委会“涵洞地”所得的征地款与被告赵顺方共有，各享有一半即113565.38元，但审理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对“涵洞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承包地块名称也无“涵洞地”，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顺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2.00元，减半收取1286.00元，由原告赵顺才负担。 一审判决送达后，赵顺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1、撤销原判，改判位砚山县乡炭房村委会涵洞地征地款的一半（即113565.38元），归上诉人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审人民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审判程序超出其权力范围，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重新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上诉人赵顺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属于“涵洞地”地块的原始承包人。1、上诉人家(其父亲赵云忠为户主)是该争议土地的原始承包户，根据上诉人原审提供《证明》:“兹有长岭街村民委长岭街村小组赵顺才与赵顺方系兄弟关系，其位于涵洞地的地块，当初兄弟分家时，将涵洞地的地块分为两块，兄弟各持一块，情况属实，特此证明”的陈述，足以证明该争议地已经承包给赵云忠户耕种多年，如果没有承包给赵云忠家，当事人如何有权进行分家分割，况且在土地征用过程中，集体也没有主张权利，根据《征地花名册底表》证明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来主张该征地补偿款。根据我国土地承包的现状，农村有许多土地为了减少缴纳集资提留等农业税费，没有填在承包合同书上，或者如自留地、自留山等土地也都可能不填在承包含同书上，但是作为发包方的集体认可承包给农户。因此，“涵洞地”虽然没有填在承包合同书上，但是不能否定赵云忠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且在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已经向维摩乡人民政府领取了部分土地征用补偿款。我们试想，如果不是属于赵云忠家承包该地块，有其他人(作为发包方的村集体)主张争议地块的补偿款，被上诉人怎么可以能领取土地征收补偿款。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没有尊重历史，照顾现实，仅以《承包合同书》上没有登记，就故意否定赵云忠家享有经营权的事实，实属错误；2、上诉人属于该争议地块的原始承包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退役军人、在编职工粮食供应介绍信》证明，上诉人赵顺才于1981年10月27日退役复员回家，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承包户赵云忠编号第201号《承包合同书》证明，赵云忠作为户主于1982年5月19日签订了《承包合同书》，并且当时承包人口包括上诉人有六人。从时间上来看，上诉人于1981年10月27日复原回家，1982年5月19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诉人有成为原始承包人的时间条件，从国家政策来看，退伍军人的户口退回原户籍地，有参与土地承包的权利。从承包人数来看，当时上诉人家有六人，如不包括上诉人，其家庭成员不足六人。因此，上诉人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属于“涵洞地”的原始承包人。原审人民法院偏听偏信，实属不妥，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改判。二、上诉人认为，其有权参与分配“涵洞地”的征用补偿款。因上诉人赵顺才属于“涵洞地”的原始承包人，并且结合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赡养协议书》、《协议书》及《人民调解调查笔录》足以证明:涵洞地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人一半。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分得征地补偿款。三、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有民事司法裁判权干涉行政审批、确认权利的嫌疑。一审庭审中双方都确定维摩乡炭房社区砚平路(上诉人提交的维摩乡建字第20090013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维摩乡选字第2009001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地址)与“涵洞地”被征收地块属同一地块的事实，而原审人民法院作出否定评判。该两证足以证明，征收地块的部分土地上，上诉人已得到维摩乡人民政府批准，并办理了相应的建房手续。如果上诉人对该土地不具有相应权利，维摩乡人民政府不可能办理相应手续给上诉人。现原审人民法院在《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没有撤销的情况下，就否定上诉人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权利，己经改变了维摩乡人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属司法行为干预行政行为，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赵顺方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不具有参与答辩人所在村集体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首先，被答辩人1978年参军入伍，1981年转业后，已安排工作，属于国家正式在编职工，享受了国家在编职工的所有待遇，户口从原来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其次，被答辩人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至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均没有参与答辩人所在村集体的土地承包，2007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也没有被答辩人的名字，人民政府确认的土地承包共有人只有答辩人一户的名字，说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所在村集体，未形成土地承包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二、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所列举的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有一组证据提交，即《转款计划》及《转账支票存根》。用以证明：1、被上诉人已经领取了争议地部分补偿款10万元。2、案外人赵云忠在80年代的时候就是现在争议地的实际承包人，虽然争议地没有登记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上。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也不能说明其是争议地的款项。2、即使赵云忠是实际承包人，但是不能证明上诉人享有争议地的款项。 本院认为，结合法庭调查可以确认，在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确实领取了争议地的部分补偿款10万元，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但被上诉人的领款行为并不能证明赵云忠在80年代时是争议地的实际承包人，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部分采信。 被上诉人有一组证据提交，即砚山县人民政府1982年《征超购任务》。用以证明：吴光田也是当时的承包人之一。同时证明赵顺全、吴光田已经分户出去。 经质证，上诉人赵顺才认为，对真实性不认可。1、认为赵顺全三人、四人处有涂改痕迹，2、该份证据与82年的承包合同书六人不一致。 本院认为，该证据确有涂改痕迹，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即使其客观真实，也不能证明吴光田（双方当事人三嫂）是当时的承包人之一，也不能证明赵顺全（双方当事人三哥）、吴光田已经分户出去等证明观点，故本院不予采信。 另外，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部分证据认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并综合表述如下：即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一组2号证据《协议书》、3号证据砚山县维摩司法所出具的《人民调解调查笔录》及第四组2号证据长岭街村民委出具的《证明》。本院认为《协议书》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也有在场人及执笔人，且执笔人龙家禄在砚山县维摩司法所出具的《人民调解调查笔录》证明了《协议书》上赵顺才、赵顺方的签字确系他们本人所签；长岭街村民委属于当事人所在地基层组织，其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其出具的《证明》可信度比较高，且其证明内容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具有一致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经审查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除一审认定的以外，本院还查明：2009年11月15日上诉人赵顺才与被上诉人赵顺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系1996年《赡养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该协议书第二条载明：“涵洞地一块二兄弟一半平分，靠东一半属赵顺方所有，靠西一半属赵顺才所有，其余庄稼地全部属赵顺方所有。”并有执笔人龙家禄、证明人赵顺友签字。同时，被征“涵洞地”经双方确认属于水淹地，也未登记在任何承包合同书及承包经营权证上，长岭街村民委出具的《证明》证实被征“涵洞地”原为一块，在兄弟分家时分为两块，双方各执一块。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辨主张，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赵顺才是否享有“涵洞地”土地补偿款一半的份额。 本院认为，首先，双方于2009年11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有赵顺才及赵顺方本人签字，也有在场人、执笔人签字，双方约定的内容也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虽然赵顺方认为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砚山县维摩司法所出具的《人民调解调查笔录》中执笔人龙家禄的笔录证明了《协议书》上赵顺方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因此，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协议，对双方均具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其次，被征“涵洞地”属于水淹地，未登记在《承包合同书》及《承包经营权证》中，不属于承包地，且长岭街村民委已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该地拥有管理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双方对于“涵洞地”的分割是有效的，即通过签订《协议书》，上诉人赵顺才实际取得了“涵洞地”一半的管理使用权。因此，在“涵洞地”全部被征收后，被上诉人已经实际领取部分补偿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也应取得该地一半的收益权，但考虑到该地在征收前一直由被上诉人实际耕种管理，故对征地补偿款可以适当多分给被上诉人，本院酌情由上诉人享有110000元，被上诉人享有117130.75元。 另外，需要说明：关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不具有长岭街村民委集体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属于行政管理问题，上诉人确实不具备长岭街村民委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其自然没有承包农村土地的资格，但承包经营权资格解决的是承包方与发包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而本案的纠纷并非涉及承包经营资格问题，其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效力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纠纷，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也未取得“涵洞地”的承包经营权，而村集体已确认“涵洞地”属于当事人，即“涵洞地”仅存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土地管理使用权问题，不存在涉及行政管理的土地权属问题。综上，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不当，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5)砚民初字第521号民事判决书，即“驳回原告赵顺才的诉讼请求。” 二、原审原告赵顺才享有被征“涵洞地”补偿款11000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砚山县人民政府领取。 三、驳回原审原告赵顺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按一审判决处理，二审诉讼费2572元，由上诉人赵顺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曾建宏 审判员  陈国淑 审判员  陈登荣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伊寿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