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六民一终字第009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合肥市科技城），组织机构代码78107026-2。法定代表人：靳展，系该研究中心负责人，理事会理事长。委托代理人：王鹏远，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国弢，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勇，男，1971年5月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委托代理人：刘中权，安徽皖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东流路30号（原太科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组织机构代码74893652-X。法定代表人：程杰，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利宏，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软件中心）与被上诉人文勇、被上诉人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科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的(2015)六金民二初字第00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联合软件中心委托代理人王鹏远、杜国弢，被上诉人文勇委托代理人刘中权、被上诉人太科公司委托代理人马利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联合软件中心诉称：一、案件基本事实。2013年5月7日，金安区法院就文勇与张庆丰、太科公司、朱继兵民间借贷纠纷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被执行人张庆丰于判决生效七日内偿还原告文勇借款本金752000元，太科公司、朱继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3年7月2日，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以下简称金安法院执行局）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执行裁定书，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同日，金安法院执行局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原告名下房屋。原告对此提起异议，金安法院执行局于2013年8月30日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原告不服，向安徽省六安市中院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六安中院）申请复议，六安中院经审查认为，金安法院执行局听证程序违法，撤销了金安法院执行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执行裁定书，发回重新审查。金安法院执行局重新审查后，再次作出（2014）六金执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与太科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太科公司系原告大股东为由，认定依法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妥，并裁定驳回原告的执行异议。原告对此不服，向六安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复议。2015年4月3日，六安中院作出（2015）六执复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１、驳回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的复议申请；２、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对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不服，……在收到本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原告认为，金安法院执行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书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理由如下：（一）裁定书以原告为被执行人太科公司股东、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为原告出资人为由，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事实认定错误。裁定书追加原告为本案被执行人的理由为：“被执行人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的出资人，且第三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也是被执行人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然而，根据原告的主管单位安徽省民政厅查询的信息显示，原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举办人变更情况如下：2008年2月被执行人太科公司出资2570万元举办原告，占比99.61%；2012年3月22日，太科公司已经将对于举办原告的出资转让给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安贝尔工会）和安徽爱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家公司），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太科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如下：（1）在2010年7月15日，程杰持股30.17%、靳展持股22.02%、安徽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以下简称民营科技协会）持股0.84%、安贝尔工会持股46.97%。（2）2011年1月17日，原告持股82.79%、安贝尔工会持股16.7%、安徽省民营科技成果交流中心（以下简称民营科技中心）持股0.84%。（3）在2012年3月26日，原告将其持有的太科公司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张先立、张爱洋，并且与其办理了公司的印章、财务等各项交接手续。（4）2013年11月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作出（2013）皖行终字第00064号判决书，撤销了2011年1月17日太科公司的股东变更，太科公司的股权结构恢复到了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也就是说，原告对于太科公司的股东权，仅存在于2011年1月17日至2012年3月26日，原告自2012年3月26日至今已经丧失了对太科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以及股东权利。据此，依据前述省高院判决书，金安法院执行局作出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时，太科公司的股东为程杰、靳展、民营科技协会、安贝尔工会，原告并非太科公司的股东。综上所述，原告早在2012年3月以后，原告的出资人为安贝尔工会和爱家公司，太科公司的股东为程杰、靳展、民营科技协会、安贝尔工会，裁定书认定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有交叉出资、持股的事实并不存在。（二）（2014）六金执字第00001号裁定书认定，原告与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之间公司人格、财产混同，并无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金安法院执行局以《专项审核报告》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人员、财产混同，并无事实依据。金安法院执行局重审裁定据以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产混同的依据，系六安元一会计事务所作出的《专项审核报告》。该《专项审核报告》以案外人安贝尔公司与原告票据装订在一起，认定了太科公司、安贝尔公司、原告、爱家公司四家票据混同；以2012年1、2、3月，原告与太科公司人员工资发放混同，认定2012年12月15日，原告与太科公司人员混同；以原告与太科公司相互将各自持有的股权对外转让前的资金频繁往来，认定2012年12月15日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物混同；以案外人安贝尔公司与爱家公司之间存有债务相互转化的情形，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存有债权债务转化情形。该份《专项审核报告》既不能够证明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务凭证、财务给付混同，也不能够证明在太科公司与被告建立担保关系后，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有资金往来以及财务人员混同。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仅能对事实进行描述，而不能对事实进行认定，该《专项审核报告》直接作出了原告与太科公司财务、人员混同的结论，行使了法院的审判权，实属罕见。据此，裁定书依据《专项审核报告》，认定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财产混同，显然无事实依据。相反，该份《专项审核报告》说明：（1）在2012年3月29日太科公司交接清单日期之前，曾经在此办过公。而案件的借款日期是2012年10月。在案件发生之前，太科公司早已搬走。与交接清单反应的事实一致。没有一张单据日期在2012年3月29日之后的，从零星的单据日期来看均为2012年3月29日之前的。（2）与前面的法律判决书中描述的内容不一致，且自相矛盾。前面的法律文书中陈述了太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庆丰(根据（2013）六金民二初字第00470号民事判决书)，而后面的法律文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与原告资产混同，实为自相矛盾。张庆丰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2、原告与太科公司集中办公、印章统一保管、适用统一的公司制度并无事实依据首先，根据金安法院执行局执行搜查调取的印章可以反映，太科公司的印章并不存放于原告的办公地点，金安法院执行局以此认定太科公司与原告对公司印章进行统一保管，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关于金安法院执行局重审裁定书的认定，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使用带有“太科公司”LOGO的领用登记表（包括现场照片当中带有“太科公司”LOGO的规章制度），系因为在2012年初，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还并未进行股权转让，该领用登记表为当时遗留下来使用至今的物品。同时，领用文件登记表上所反映的领用材料均为太科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与原告的实际运营并无关联。金安法院执行局据此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按照同一种公司制度进行管理，是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判定。根据金安法院执行局的搜查材料还可看出：第一，没有搜查到太科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太科公司银行的印鉴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太科公司金融业从业许可证等核心证物。充分说明太科公司实际办公地点不在原告处。第二，材料日期都是在案件借款日期发生前的，与交接清单2012年3月29日之前的零星单据，均为案件借款发生日期2012年10月前的零星材料。实际上太科公司已经搬到万达广场。第三，太科公司在案件发生日期之前的2012年3月29日，已经搬到万达广场地点办公。案件借款日期也是在交接清单日期后，太科公司发生此业务的办公地点为万达广场。三、金安法院执行局（2014）六金执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若干意见》第20条的规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适用法律错误。金安法院执行局在重新审查后作出的（2014）六金执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原告为太科公司的股东，太科公司为原告的出资人，并无事实依据。同时，重审裁定书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的事实亦并不存在。原告与太科公司早于执行所依据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之前便已完成对外股权转让，太科公司与原告根本不具备通过财产混同的方式进行规避执行的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故意，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金安法院执行局裁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原告与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之间人格混同，也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于法人独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任意对法人独立人格揭破，将势必导致《公司法》“独立法人”的立法意义落空。在本案被告要求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时，金安法院执行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227条的规定，告知被告提起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而不是直接对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人格混同作出实体裁判，金安法院执行局越权对权利归属的实质进行认定，实质上是一种“以执代审”的行为。据此，原告特依据《民诉法》第227条规定，诉至法院，恳请对案件的全部事实进行综合考虑，停止将本案原告名下全部财产作为被执行标的，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法院：1、判决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执行裁定书，并停止对原告名下全部财产的执行；2、判决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书，停止执行，并解除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KF4-5地块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一层（合产字第××号），二层（合产字第××号），三层（合产字第××号），五、六层（合产字503496号）房屋的查封措施；3、判令因错误查封原告房产后造成的巨大损失由被告支付给原告经济赔偿；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被告文勇辩称：一、金安区法院（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与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人格混同，认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2013）六金执字第00358号执行裁定书并无不妥，符合法律规定：1、金安区法院依法搜查原告办公场所，现场基本事实和六安元一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报告，充分反映原告与爱家公司、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贝尔建设公司）及太科公司企业人格混同（集中办公、印章统一保管、人员互用、票据混同、公司间资金往来频繁）。2、太科公司将举办联合软件公司股权（25530583元）于2012年3月22日文字转让给爱家公司、安贝尔公司，因企业人格混同和没有支付对价，是虚假转让。二、安贝尔公司、太科公司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均由靳展担任，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靳展本人与上述公司资金往来频繁，所谓股权不断在各公司间转让，目的是规避法律规定，逃脱还款责任。但是各公司在转让股权时，虽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甚至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但都因缺乏支付股权对价而使股权转让对外变成一种欺诈，更充分表明原告与被执行人等公司人格混同，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依法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太科公司称：第三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与原告不存在混同的情况。2013年股权已经全部转让，公司的部分财务及印章也已经办理了转让。2012年第三人实际经营地址是安徽马鞍山路和芜湖路。2013年省高院作出判决，原告受让第三人股权的行为已经撤销，现在公司股权恢复到2010年7月的情况。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正当经营行为，在一个地点办公，不代表人格混同。原审判决中第三人是担保人，但担保是虚假的无效担保，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第三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审法院查明：文勇与张庆丰、太科公司、朱继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3年5月7日作出（2013）六金民二初字第0047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张庆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文勇借款本金752000元，利息按2分从2012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本清息止。二、被告太科公司、朱继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张庆丰、太科公司、朱继兵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本院于2013年6月14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7条规定，于2013年7月2日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执行裁定：追加第三人联合软件中心为被执行人。同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联合软件中心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KF4-5地块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一层（合产字第××号）、二层（合产字第××号）、三层（合产字第××号）、五、六层（合产字第××号）房屋。联合软件中心对上述（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不服，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原审法院经审查，于2013年8月30日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号执行裁定：驳回联合软件中心的异议。联合软件中心对异议裁定不服，向六安中院申请复议，六安中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4）六执（复）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号执行裁定书，发回重新审查。发回重新审查后，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驳回联合软件中心的异议。联合软件中心不服，向六安中院申请复议，六安中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六执复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驳回联合软件中心的复议申请。2015年4月20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庭审中，原告放弃第三项诉请。另查明，太科公司设立于2003年5月6日，原名安徽太科信用担保有限公司。2005年3月7日（变更登记时间：2005年4月6日）名称变更为安徽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3月23日名称变更为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4月13日登记经营场所由合肥国家创新型试点市示范区变更为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路2221号；2011年12月7日名称变更为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靳展；2014年4月9日名称变更为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即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程杰。自太科公司2003年5月6日设立之日至今，其股权多次在法定代表人靳展、程杰、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民营科技协会、民营科技公司等公司之间相互变更。2010年7月15日，该公司实收资本由10562万元变更为12262万元，该公司股东变更为程杰（持股30.1700%）、靳展（持股22.0200%）、民营科技协会（持股0.840%）、安贝尔工会（持股46.9700%）。此后，太科公司曾以2010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请求省工商局变更股东及出资额，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靳展、程杰分别将其持有公司全部股权（分别为2700万元和3700万元）转让给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同意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其持有公司部分股权3752万元转让给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同意安徽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其持有公司全部股权103万元转让给安徽省民营科技成果交流中心”；“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持股10152万元82.79%、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2007万元，占16.37%、安徽省民营科技成果交流中心持股103万元，占0.84%”。2011年1月17日，省工商局作出了变更登记。2012年3月26日，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民营科技中心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张先立、张爱洋签订了一份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太科公司股权以600万元转让给张先立（受让股权65.24%），张爱洋（受让股权34.76%）（但均无证据证明实际支付资金对价）。2012年4月18日，张先立又委托联合软件中心代持股权8000万元（占65.24%）；张爱洋又委托安贝尔工会代持股权2007万元占（16.37%），委托民营科技中心代持股权103万元（占0.84%），委托联合软件中心代持股权2152万元（占17.55%）。《太科财务交接清单（二）》载明，2012年4月19日曾有2439456.64元转入法定代表人靳展的工行个人账户。但2010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由于该“股东会决议”中“程杰”的签名系靳展在缺乏程杰本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代签的，JieCheng(程杰)知悉后不予认可，于2013年1月7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涉案变更登记。2013年4月15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合行初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撤销省工商局2011年1月17日对太科公司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责令省工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太科公司、联合软件中心不服判决，上诉于省高院，省高院经审理，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2013）皖行终字第00064号终审判决，维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一项关于撤销省工商局2011年1月17日对太科公司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省工商局遂作出皖公商注撤字（2013）01号《关于撤销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对联合软件中心受让太科公司股东转让他人出资3700万元的行为以及太科公司股东变更的行为予以撤销。太科公司股东及股权登记情况恢复至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又查明，联合软件中心由安贝尔建设公司、安徽安贝尔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贝尔物业）共同出资组建，于2005年10月取得安徽省民政厅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原出资额为30万元。后联合软件中心修改章程，申请增加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550万元，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房地产出资，同时接受安贝尔建设公司转让的出资额20万元，变更后出资额为2580万元，并将联合软件中心地址变更为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合肥科学城）。截止2008年1月26日，联合软件中心已收到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出资额合计25730583元，其中用于登记的出资额2570万元；资本公积金30583元。2008年1月31日，联合软件中心出资者为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2570万元，占99.6%）、安贝尔物业（10万元，占0.39%）。2008年2月20日安徽大成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额变更进行了验资。2012年3月22日，联合软件中心召开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长为靳展。同日，新一届理事会审议通过出资额转让事宜：同意太科公司（原名称：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出资额2580万元进行转让。转让后，联合软件中心的出资者为：安贝尔工会出资1280万元（49.61%）；爱家公司出资1300万元（50.39%）。同日，太科公司分别与安贝尔工会、爱家物业签订了《出资额转让协议》，但无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验资，并支付了对价。同日，联合软件中心理事会变更了章程，2012年4月29日安徽省民政厅对联合软件中心新章程进行了核准。2012年5月21日，安徽省民政厅向联合软件中心颁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证书载明其开办资金为2580万元；住所地为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合肥市科技城）；法定代表人为靳展。再查明，2014年3月26日，本院在太科公司位于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办公地点依法执行搜查时发现太科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安徽安贝尔集团、安贝尔建设公司、安徽安贝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贝尔工程公司）、爱家公司等数家公司均在太科公司、联合软件中心登记住所地即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同一办公处所集中办公，办公场所悬挂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公司等各单位岗位职责标饰，且上述等公司的部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公司及财务资料等在同一处由同一人保管；档案亦集中存放；且数家公司人员通讯录也打印在一张纸上，张贴在一个办公处所。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安徽安贝尔集团等不同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19枚）均由朱蓉一人集中保管。标记有太科公司LOGO（标志）的联合软件中心的《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上面详细记载了自2012年4月18日至2014年3月24日期间，不同领用人从同一收管人朱蓉处领取、归还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工会、安贝尔建设公司、爱家公司等公司全套证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房产证、土地证、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验资报告、银行U盾、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重要文件、物品、印章的情况。《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记载有朱蓉、靳国东、武冬、倪升福、张秀梅、郑爱华等同一人不同时间领用不同公司重要文件、印章的情况；记载有同一人同时领用不同公司重要文件、印章的情况。例如：靳国东于2012年4月24日领用联合软件中心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转让协议，又于2012年4月25日领用安贝尔建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去工行望支办贷款事宜，又于2012年5月9日领用联合软件中心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又于2013年9月26日同时领用安贝尔建设公司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资质证及太科公司股权转让全套资料，又于2013年10月23日领用太科公司2006年验资报告、股东变更资料等。朱蓉于2012年4月18日同时领用联合软件中心的工行望支U盾、安贝尔工会工行望支U盾用于审检等。2014年6月8日，六安元一会计事务所根据本院搜查现场所提取的财务凭证，作出六元一专审字［2014］第022号《专项审核报告》，其中查明：太科公司每月发放靳展、李静、张丽娟、黄荣海、朱蓉等人员工资。李静、朱蓉分别是安贝尔工程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财务上的审核人员及经办人员；靳展分别是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集团的法定代表人等。审核结论为：1、同一人在不同公司任职；2、不同公司的票据装订在一起；3、资金往来频繁，很多资金在这些公司之间往来；4、靳展在多家公司任法定代表人；5、各公司与靳展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频繁。另，原告、被告、第三人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KF4-5地块联合软件中心一层（合产字第××号）、二层（合产字第××号）、三层（合产字第××号）、五、六层（合产字第××号）房屋登记在联合软件中心名下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法人人格是否混同；原审法院（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第00358-2号执行裁定追加联合软件中心为被执行人及查封其房屋事实认定是否正确；联合软件中心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如果公司在人格上丧失独立性，成为股东或其他公司逃避债务的掩体和工具，则应当否认其独立的法人人格。本案中，原告联合软件中心虽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但其系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民事行为应适用有关法人的制度规定。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在人员、财务、经营场所等形式上混同，财产无法区分，违背了法人条件的外在表现，已丧失独立人格，构成法人人格混同。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第00358-2号执行裁定追加联合软件中心为被执行人并查封其房屋符合法律规定。具体理由如下：一、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人员交叉或互用。首先，在本院（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作出前后，靳展作为两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两家单位。其次，靳展、李静、朱蓉等人员工资由太科公司发放，但社会保险却在安贝尔建设公司缴纳，形成高层管理人员交叉互用。第三，朱蓉同时收管两家单位重要文件、印章，在两家单位兼任重要职务。第四，联合软件中心工作人员靳国东同时为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办理核心业务。两家单位实际控制人一致，相关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相互交叉兼职、混同使用，无法分清、界定相关人员属于哪家公司，对外表现“多块牌子，一套人马”。二、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财务交叉或混同。首先，李静、朱蓉是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两家单位的财务审核人员及经办人员，两家财务人员混同。其次，两家单位与关联公司票据、账单交叉装订在一起，账簿合一，形成票据、财务混同。第三，靳展作为两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不仅两家单位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靳展个人与其代表的单位之间资金也往来频繁，且数额较大，形成公司与股东之间财务混同。三、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经营场所一致。在文勇申请执行太科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期间，本院依法搜查太科公司时发现，包括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等多家关联公司均在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同一办公场所办公，主要办事机构一致，不分彼此。四、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管理制度一体。首先，两家单位的各项岗位职责标饰、档案集中存放，统一管理，形成一体。其次，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等重要文件均集中一处由朱蓉一人保管，管理人员混同。第三，联合软件中心与多家公司电话通讯录打印在一张纸上，形式表现为一家单位。第四、联合软件中心的《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却标注“太科公司”的标志，且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的重要文件、印章等的领用、归还均记录在一起，相互混同如一家公司。五、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与多家公司相互持股，且相互多次变更股权，形成相互控制，法人的行为能力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首先，2012年3月22日联合软件中心同意太科公司将全部出资额（占联合软件中心总出资额的99.61%）转让给安贝尔工会（占49.61%）、爱家物业，没有证据证明经过验资，并支付对价，无证据证明出资转让已经实际履行。其次，太科公司自设立之日至今，其股权多次在靳展、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等公司之间变更，且靳展作为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伪造太科公司股东签名变更公司股东及出资额，使联合软件中心持有太科公司82.79%的股权，而此时太科公司也是联合软件中心99.61%的出资人，致使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之间财产相互混同，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更为甚者，在所谓的“交接”过程中将2439456.46元资金直接转入靳展个人账户，混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虽然省高院撤销了省工商局的上述变更登记，太科公司股东及股权恢复到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但至2013年11月8日省高院终审判决前，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相互持股、相互控制，已经混为一家，形成一体，不能分辨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代表哪家公司或单位，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第三，即使太科公司股东及股权恢复到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安贝尔工会仍然持有太科公司46.9700%的股权，系该公司最大股东，且同时“登记”是联合软件中心49.61%的出资人，该公司与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之间呈现放射型交叉持股的形态，成为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之间逃避债务的工具。在此情形下，法定代表人靳展的意思表示既可能是联合软件中心的意思表示，也可能是太科公司的意思表示，相对人难以辨别，持续损害了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至于文勇与太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形成于联合软件中心出资人变更之前已无关紧要。综上，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虽登记为彼此独立的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线模糊、人格混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联合软件中心应当对太科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依法裁定追加联合软件中心为被执行人清偿债务本金752000元及利息，并依法查封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符合法律规定。联合软件中心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诉请不予支持，应予驳回。联合软件中心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其应承担相应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同理，第三人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太科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意见，不予采纳。第三人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本院原审判决中太科公司的担保是虚假、无效担保的意见，由于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不予采纳。由于《专项审核报告》系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4条规定，依职权委托具备审计资格的专门审计机构作出的，是一种执行方法，该项审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联合软件中心关于《专项审核报告》程序违法的意见，不予采纳。虽然张庆丰、朱继兵系文勇申请强制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张庆丰、朱继兵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朱继兵作为证人参加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关于本案程序违法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告当庭放弃要求判令因错误查封原告房产后造成巨大损失的，由被告支付给原告经济赔偿的诉请，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据此，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九十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原告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负担。上诉人联合软件中心上诉称：一、张庆丰、朱继兵均系本案的被执行人，原审法院不仅未将该二人列为原审被告，还将朱继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拒绝调取太科公司实际经营地址相关证据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执行局搜查所得的证据来源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关于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之间法人混同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三、涉案借贷关系发生在太科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之后，上诉人对文勇债权没有恶意侵害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恶意，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作出的上诉人损害债权人利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并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执行裁定书，并停止对上诉人名下全部财产的执行；3、改判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书，停止执行并解除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KF4-5地块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一层（合产字第××号），二层（合产字第××号），三层（合产字第××号），五、六层（合产字第××号）房屋的查封措施；4、文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文勇答辩称：1、一审追加太科公司为第三人系基于我方的申请，张庆丰、朱继兵不是必须到庭的当事人，一审程序并无不妥。2、朱继兵作为证人是基于对案件事实的知晓出庭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情形并未禁止。3、事实方面，并非上诉人所述，仅凭《专项审核报告》上诉人与太科公司人格混同，从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看，太科公司领用持续到2014年1月13日，可以看出共同办公、重要物品共同保管。4、2012年3月22日上诉人债权对外转让是虚假转让，损失了我方的利益，安贝儿工会亦是联合软件中心的股东。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太科公司答辩称：太科公司有独立的场所和独立财产，上诉人成为我公司股东时，并未参与我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我公司与联合软件中心在人员、财务、经营场所不存在混同，2012年开始一直在万达广场办公，与上诉人并未在同一场所办公。上诉人受让我公司的股权行为仅存在于2010年10月至2012年3月26日，上诉人自2012年3月26日之后丧失对我公司的股东权利，股东转让协议被省高院撤销，在原审民间借贷发生时，上诉人已经不是我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与上诉人存在人格混同，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同意被执行人朱继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违反法律规定，因朱继兵在借贷合同中是担保人，其出庭作证有损于我公司的权益，故其证言不足以证明我公司与上诉人存在法人人格混同情形。二审期间，上诉人联合软件中心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证明一审庭审中文勇申请涉案被执行人朱继兵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是太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文勇诉联合软件中心的庭审中，朱继兵作为被告人陈述第三人太科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至张先立、张爱洋，张先立、张爱洋又将股权转让至张庆丰、吴文波的事实。朱继兵的上述陈述与本案一审的证言内容并不一致，相互矛盾。朱继兵陈述其是本案被上诉人文勇的同学，又是执行异议之诉的担保人、被执行人，其本身与上诉人是否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以及被执行的问题，存在有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证言属于补强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证据二、公证书。证明涉案借贷关系发生在联合软件中心将股权转让给张爱洋、张先立之后；且股权对外转让的事实，经合肥市衡正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故借贷关系发生时，上诉人已丧失了对太科公司的控制权，不具备损害本案债权人文勇利益的权利基础和客观条件。证据三、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用印申请表。证明2012年12月3日太科公司员工吕媛媛申请张庆丰进行盖章，说明太科公司公章实际由本案实际股东张庆丰进行控制，上诉人对于太科公司用章并无任何管理的权利。证据四、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财务报表。证明上诉人与太科公司在2012年3月股权转让以后，太科公司实际经营场所位于合肥市包河区万达广场写字楼的事实，并非与原告在同一地点办公。其他应收应付款项明细中第三项万达广场商业停车场押金，是为张爱洋的车在万达广场停车场停车支付的押金；1907至1910室房屋押金是太科公司为其办公地点自2012年3月20日至2015年（即上诉人将太科公司的股权对外交割后）支付的押金，侧面说明双方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手续。万达广场办公室装璜预付款，也可以证明实际上太科公司的经营地址为万达包河区，并非一审宣称的在同一场所经营。被上诉人文勇质证称：对证据一，开庭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具有关联性，上面仅仅是记载，是否认定由法院判决为准。对证据二，公证书仅仅公证了按手印的行为，对其转让是否合法没有公证，也不具备关联性。所谓的转让内容，公证书没有确认，其实上述股权转让因违反了国家禁止性规定，都是无效的，担保公司的转让应当经过国家有关机构的批准，私自转让应属无效。对证据三，本案焦点是太科公司与上诉人人格混同，统一都是由靳展实际控制，故相关内部资料一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正是因为人格混同，被上诉人申请追加上诉人作为被执行人。对证据四，财务报表，该份证据恰能证明，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已取得关于太科公司办公地址的证据，不需要原审法院调取，且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太科公司质证称：对上诉人二审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012年3月张庆丰作为股东之后，太科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张庆丰，靳展只是名义上法人代表。本院认证：对上诉人联合软件中心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一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两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因朱继兵并不是本案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的规定，朱继兵出庭作证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证人证言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决定，故上诉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公证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三、证据四，被上诉人文勇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双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一审相同，相对方质证意见也同于一审，本院认证意见与一审一致。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朱继兵作为证人参加本案一审诉讼，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金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追加联合软件中心为被执行人并查封其房产，是否正确；联合软件中心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利以及其享有的实体权利是否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与被执行人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案外人并未提出对执行标的确权的诉讼请求，被执行人可以不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且本案案涉房产与张庆丰、朱继兵没有权属纠纷，故原审未将此二人列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的规定，朱继兵作为证人参与本案庭审，并无不当。太科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及其他多家关联公司经营场所均在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上诉人认为太科公司实际经营场所在2012年3月26日后迁至合肥市包河区万达广场写字楼6栋1902室，但是，在太科公司与朱继兵2012年7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的封面载明甲方（用人单位）住所依然是“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路2221号国家创新示范区”，且该份合同约定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乙方同意根据甲方需要，从事副总经理岗位（工种）工作，乙方工作地点在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路2221号”，故上诉人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省高院2013年11月8日作出的撤销省工商局2011年1月17日对太科公司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终审判决。在该终审判决作出之前，联合软件中心自2010年10月至2012年3月26日，实际持有太科公司82.79%股权；此期间，太科公司亦是联合软件中心99.61%的出资人。虽然涉案的借贷关系发生在太科公司股权转让之后，但是根据省高院终审判决，太科公司股东及股权登记情况恢复至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即程杰占30.1700%；靳展占22.0200%；民营科技协会占0.840%；安贝尔工会占46.9700%；与此同时，联合软件中心的股权登记情况是：安贝尔工会占49.61%；爱家物业占50.39%。而且，原审法院委托专业审计机构作出的《专项审核报告》不仅查明靳展分别是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还得出上述公司之间及公司与靳展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同一人在不同公司任职；不同公司票据装订在一起的鉴定结论。综合以上种种情况，结合安徽安贝尔集团2012年4月1日作出的《关于相关人员职务任免的通知》、太科公司与朱继兵2012年7月2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以及合同书所记载公司的经营场所为“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路2221号国家创新示范区”等情形，原审关于安贝尔工会与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之间呈现放射型交叉持股的形态，成为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之间逃避债务的工具的认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因此，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集团法人混同的情形，损害的是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故上诉人关于股权已经转让，亦不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联合软件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武审 判 员  王世如代理审判员  魏晶晶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张 丽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