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7)川0726行初14号原告：谢玉旭，男，195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绵阳市涪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飞，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巨达路13号。法定代表人：张康奇，系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四川石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雷德金，男，196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绵阳市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训勇，男，绵阳市安州区塔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谢玉旭诉被告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昌镇政府）、第三人雷德金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10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案审理中，原告谢玉旭于2017年11月28日向本院请求确认被告永昌镇政府、第三人雷德金对北川羌族自治县常乐机砖厂（以下简称常乐砖厂）的行政征收行为违法，本院依法合并审理，并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吴永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向云敏、陈厚俊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王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飞，被告永昌镇政府法定代表人张康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第三人雷德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训勇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玉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因违法拆迁给原告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2、依法安置、恢复生产；3、依法赔偿原告在常乐砖厂修建的彩钢房800多平方米，地面硬化1115平方米；4、本案诉讼费、评估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8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常乐机砖厂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第三人将场地租给原告用于有机肥科研、生产、销售，租赁期限为2012年1月至2021年12月。2013年12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函称，原告的有机肥生产己具备一定规模和工业化生产条件，要求经营转向并继续使用土地。2015年，被告在未通知砖厂实际使用人（原告）的情况下，私自与第三人签订拆迁补充协议，同时也未对原告的生产投入的设施、设备及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补偿的前提下，违法拆除原告的设施、设备，导致原告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告因拆迁非住宅房屋对房屋内的设施、设备及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都应当给予补偿。被告强拆行政行为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程序严重违法，给原告造成极大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请。原告谢玉旭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常乐砖厂租赁合同》、《收条》，证明原告与被拆迁人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第二组证据：《授权书》、给永昌政府的函、《鉴定报告》、《货运发票》、《购销合同》、员工说明、6张收条，证明原告在常乐砖厂研发、经营有机肥的事实，且被告知晓这一事实。第三组证据：《调查笔录》、《补偿明细表》、《彩钢棚修建合同》，证明常乐砖厂中彩钢棚、水泥地坪等属于原告修建，补偿款应属原告所有。第四组证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复查告知书、答复意见，证明原告依法维权过程，被告处理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应由第三人质证。即便具有真实性，也只能证明第三人2011年8月11日收到原告租金25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系常乐砖厂的法定代表人，亦不能证明原告系征收常乐砖厂的相对人；对《常乐机砖厂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该合同只有原告单方签字，常乐砖厂并未签字或盖章，且第三人在2016年9月31日在该份合同的空白处签署”实收租金壹年，壹年后未付本厂租金，合同自动作废”的内容，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租赁关系于2013年1月终止。租赁行为系该厂内部经营关系，对被告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与被告无关。同时该厂用地已于2009年4月10日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对第二组证据中的《授权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因原告与第三人的《租赁合同》已于2013月1月终止，2014年3月17日委托授权原告”承担企业转向工作”与租赁合同的期限、约定内容相互矛盾，且该《授权书》声称原告为”我厂股东”的说法与常乐砖厂为”个人独资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相互矛盾，所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持异议，该《授权书》不能证明原告系常乐砖厂征收拆迁的相对人；2013年4月8日常乐砖厂给被告递交《材料》1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材料的事实，但《材料》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持异议，一是其中”我厂各位股东”的表述与常乐砖厂”个人独资”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相矛盾；二是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其经营转向与被告无关，继续使用国有土地研制有机肥应向国土管理部门提出；《检验报告》、《鉴定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检验单位没有资质证、许可证、执业证，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是征收行为的相对人，也不能证明被告在常乐砖厂生产；原告与肖兴成的合同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是征收行为的相对人；对运输货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农户产品购销合同是安县鸿原公司与别的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原、被告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6张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收条中有三张同样，都是黄天兴出具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梁光华的说明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更不能证明原告是被告征收行为的相对人。对第三组证据中雷德金的《调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反证明了原告在砖厂没有机器设备，没有生产；《补偿明细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被告已将原告诉称的彩钢棚、地坪补偿给了常乐砖厂；《彩钢棚修建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是征收行为的相对人。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及其他有关部门提出信访，被告及有关部门对原告的信访诉求进行调查核实、按相关程序和法律政策给予回复。第三人对原告所举证据质证意见：1、第三人未与原告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原告与第三人仅存在一年不定期的租赁关系，原告给第三人缴纳了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30日的租金，第三人在租赁合同上注明实收租金一年，一年后未付租金，合同自动作废；2、原告提供的第三人出具的收条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无异议，第三人确实收到了原告第一年的租金25000元；3、原告提交授权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因常乐砖厂的印章于2013年丢失，未授权原告进行转向，授权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请求法院不予认定；4、原告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不予质证；5、修建彩钢棚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支付了修建费用，原告与肖兴成签订修建彩钢棚合同后，原告并没有支付费用，其费用是第三人支付的，原告仅凭合同来印证彩钢棚的所有权达不到其证明目的；6、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永昌镇政府辩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关系，原告不是被告征收拆迁补偿行为的实际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2、被告没有对原告实施过任何征收拆迁行为，更不存在违法行为；3、被告对常乐砖厂的征收行为严格依法，无任何不妥之处；4、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永昌镇政府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张康奇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适格。第二组证据：常乐机砖厂法定代表人雷德金向北川县政府提交的《申请书》、北府改[2001]146号文件、[2014]193号文件、招标核准意见、北川新县城规划图、永府函[2015]12号《关于对安县黄土镇伍家碑机砖厂进行一次性补偿的请示》、北国土资[2015]28号《关于常乐一组雷德金机砖厂地面附着物补偿的建议》、北川县政府三届第56次常务会《会议纪要》。证明（1）常乐砖厂法定代表人雷德金自愿申请北川县政府拆除常乐砖厂并补偿，申请补偿项目包括原告诉称的彩钢棚、地坪等全部地上附着物及构建筑物；（2）被告对该厂征收拆除补偿行为是经县政府授权的行政行为，没有超越职权，完全合法；（3）征收拆除常乐砖厂是修建龙翔大道的需要，被告征收拆除常乐砖厂的必要性、合法性；第三组证据：绵府函[2008]105号文件、《北川新县城和北川山东产业园规划区企业拆迁补偿操作意见》、常乐砖厂《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被告《关于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常乐机砖厂的情况说明》、常乐伍家碑机砖厂与黄土镇政府、常乐村委会、常乐村一组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川府土[2009]211号文件，《关于北川县2009年第十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北府征告字[2009]1号《征地告知书》、常乐村一组与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北川新县城和北川——山东工业园建设征收土地协议书》。证明（1）被告征收拆除常乐砖厂操作程序、补偿标准的依据；（2）被征收的常乐砖厂与安县黄土镇伍家碑机砖厂属于同一企业，该厂的投资人、法定代表人是雷德金，且系个人独资企业，没有其他股东或合伙人。原告与常乐砖厂征收拆迁无关，被告没有对原告实施过行政行为；（3）被征收拆迁的常乐砖厂的经营范围是页岩砖生产、销售，根本没有原告声称的有机肥生产、研究；（4）常乐砖厂2008年的用地来源及土地性质是租用常乐村一组的集体土地，但2009年4月10日已被征收为国有土地；（5）常乐机砖厂用地及地上附着物、构建筑物被征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第四组证据：《北川新县城常乐一组砖厂实物量补偿明细表》、绵阳德恒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永昌镇政府与常乐砖厂签订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常乐砖厂拆迁补偿协议》、北川县国土局征地拆迁资金拨付审批表、《指令明细信息》和《现金（转账）支出报销单》。证明（1）被告对常乐砖厂的补偿合法有据，是严格按程序进行实物量核实，双方共同委托专业机构评估，补偿项目包括彩钢棚、水泥地坪等全部构建筑物及地上附着物，征收拆迁补偿款已发放给常乐砖厂。其程序、补偿标准、补偿对象完全合法；（2）常乐转厂被征收拆迁时没有进行有机肥生产；（3）常乐转厂拆迁前的债权债务均由该厂自行处理，与被告无关。第五组证据：雷德金出具的《承诺书》、永昌镇经发办对雷德金的《调查笔录》、永昌镇经发办对梁光华的《调查笔录》、朱世华《证明》及朱世华身份证复印件、《关于谢玉旭赔偿请求答复意见会议记录》，证明（1）常乐砖厂拆迁前所有的债权债务均由第三人自行负责，且该厂系第三人独资企业，原告不是该厂的股东和合伙人，原告与第三人已就该厂拆迁补偿款的归属及债权债务处理达成一致，其补偿款和债权债务均与原告无关；（2）原告与第三人2011年8月10日签订的《常乐机砖厂租赁合同》上”实收租金壹年，壹年后未付本厂租金，合同自动作废”的内容系第三人亲笔书写，该《合同》已于2013年1月自行终止；（3）常乐砖厂的公章在2013年7月遗失，其法定代表人雷德金从来没有给原告出具过《授权书》，根本没有委托原告负责转向，没有在常乐砖厂搞科研和生产有机肥。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常乐机砖厂法定代表人雷德金向北川县政府提交的《申请书》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北府改[2001]146号文件、[2014]193号文件、招标核准意见、北川新县城规划图是复印件，与本案无关；永府函[2015]12号《关于对安县黄土镇伍家碑机砖厂进行一次性补偿的请示》，不能证明被告的征收行为合法，《请示》附有赔偿明细表包括原告修建的彩钢棚和水泥地坪，都是原告的财产；北国土资[2015]28号《关于常乐一组雷德金机砖厂地面附着物补偿的建议》无异议，但国土局的建议不能作为被告征收行为合法的证据；北川县政府三届第56次常务会《会议纪要》是复印件，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主要想证实县政府对征收行为进行了授权，但只是安排被告对一些征收手续进行核实，并不是授权征收拆迁具体行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经过县政府进行授权的事实，县政府是否有权或已授权，本就存在争议。对第三组证据中绵府函[2008]105号文件，文件本身无异议，但与征收行为是否合法没有关联性；《北川新县城和北川山东产业园规划区企业拆迁补偿操作意见》提到了企业的补偿标准，被告出具的补偿标准只有实物补偿，没有停业、停产的补偿，与被告提交的文件相矛盾；常乐砖厂《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无异议，常乐砖厂的财产不等同于全部是常乐砖厂的，租赁的事实也向被告进行了告知；被告《关于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常乐机砖厂的情况说明》没有异议；《土地租赁协议》没有异议；川府土[2009]211号文件《关于北川县2009年第十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里面涉及本案征收的合法性的问题，批复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就是授权的拆迁单位是北川县人民政府，拆迁的时间是2009年至2011年，两年内没有实施行政征收的自动失效，那就应该重新申报审批；北府征告字[2009]1号《征地告知书》，告知书是对省国土厅的响应，明确了征收主体是北川县人民政府，这是2009年发布的，本案是2012年才开始实施，2009年的公告只能管到2011年，2015年的拆迁就是违法行为，因2015年没有发布公告和告知；常乐村一组与县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北川新县城和北川——山东工业园建设征收土地协议书》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系。对第四组证据中《北川新县城常乐一组砖厂实物量补偿明细表》无异议，里面包含原告的财产，也没有对停产、停业的损失进行补偿，被告的拆迁没有按照相关的文件执行；绵阳德恒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无异议，只是对实物进行了评估，没有对损失进行评估；《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常乐机砖厂拆迁补偿协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常乐砖厂所有的财产中有原告的财产，签订的主体应该是北川县人民政府，县政府没有授权永昌镇政府签订补偿协议的权利，包括土地储备中心也是代表县政府签订合同，被告签订这份合同是违法行为；北川县国土局征地拆迁资金拨付审批表、《指令明细信息》和《现金（转账）支出报销单》证明拆迁款发给了第三人，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拆迁款的审批是县政府，拆迁的主体始终都是县政府。对第五组证据中第三人出具的《承诺书》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承诺书是虚假的，也证明了被告在拆迁中没有保护其他人的权利；永昌镇经发办对第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是原告修建的彩钢棚、地坪，调查笔录是永昌镇政府作的，那就应该对这个事情负责；永昌镇经发办对梁光华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是否在经营，但原告举出了大量的书证证明在进行有机肥的研发，书证能完全证实，其他人的调查里面与生产经营只有一句话，初步合作后就没有了，指双方没有了还是单方没有了，陈述不具有确定性；朱世华《证明》是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不应采信，从证明内容看，是想证明原告与第三人补偿达成了协议，本案的证据看不出达成了协议，如果达成了协议，为什么原告要上访，明显与事实不符；《关于谢玉旭赔偿请求答复意见会议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任何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所举证据质证意见：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实被告征收是对常乐砖厂的财产进行补偿，不包括原告的财产，其行为是否合法由法院认定。原告将第三人的两台变压器丢失，第三人还为原告支付了守厂人员的工资，原告还应支付第三人各项损失费110000元。第三人雷德金述称，第三人与被告是自愿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不存在原告所诉的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被告征收的是常乐机砖厂的财产，是对第三人进行的补偿，原告与第三人仅存在一年不定期的租赁关系，并没有签订租赁合同。至于被告的征收行为是否合法，应由法院依法认定。原告请求的被告行政赔偿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雷德金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收条》证明第三人收取原告2012年租金的事实成立，第三人予以认可，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一组证据中的《常乐机砖厂租赁合同》，合同上只有原告单方签字，且第三人于2016年在合同上注明的内容证明双方租赁关系已于2013年1月终止，该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中的《授权书》是2014年3月17日出具的，而原告与常乐砖厂的租赁关系于2013年1月终止，《授权书》虽然加盖有常乐砖厂公章，但没有该厂法定代表人雷德金的签字，且雷德金对《授权书》不予认可，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与该厂有其他关系，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及第三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2000年1月，原安县黄土镇常乐村一组村民陈富荣等人合伙开办”安县黄土镇伍家碑机砖厂”。2008年9月，第三人以价款93万元购买了该厂经营权、建筑设施、机器设备等。2008年10月20日，第三人代表该厂租用了常乐村一组集体土地30亩，双方签订了《土地租用协议》。2010年4月22日，该厂通过北川羌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为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常乐机砖厂，住所地为北川××自治县永昌镇××组，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雷德金。2008年5.12地震后，国家行政区划调整原安县黄土镇8个村中66个社划规北川羌族自治县行政区域（其中包含常乐砖厂）。2009年初，北川新县城异地重建，因建设用地，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2月11日颁发北府征告字［2009］1号《征地告知书》，同年12月2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川府土［2009］211号《关于北川县2009年第十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北川县永昌镇常乐村1、2、3、4组，红岩村4、5、6、7、8、9组，东鱼村1、6、9组44.4634公顷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将农用地转用土地及上述集体的建设用地13.1159公顷，未利用地3.1540公顷，合计60.7333公顷土地收为国家所有（其中含常乐砖厂使用的土地）。2009年4月1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土地统征筹备中心与北川羌族自治县常乐村第一村民小组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书》，并于2010年1月支付了土地补偿款22749450.89元，自此，常乐砖厂使用的土地被收为国家所有。由于北川新县城建设情况特殊，常乐砖厂占用的土地虽然被收为国家所有，但该厂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一直未即时征收拆迁。因该厂因经营状况不佳，于2010年停产停业。2011年8月，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口头协议，原告租用常乐砖厂场地进行有机肥料科研、生产、销售，每年支付常乐砖厂租金25000元，同时，原告向常乐砖厂支付了2012年租金25000元，并从2012年1月起使用常乐砖厂场地。2013年1月，原告未再向常乐砖厂支付租金，也未从事任何经营活动。2014年4月3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颁发北发改［2014］146号文件批准立项龙翔大道一期建设工程，同年4月28日，该局颁发北发改［2014］193号文件批准立项龙翔大道二期建设工程。因建设龙翔大道，需要征收拆迁常乐砖厂房屋及地上其他附着物，同时，第三人于2014年12月23日向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常乐砖厂房屋及地上其他附着物进行征收拆迁补偿。2015年4月14日，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三届第56次常务会研究决定对常乐砖厂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进行征收拆迁补偿，并授权被告负责具体实施该项工作。被告接受县政府安排后，对常乐砖厂房屋及地上其他附着物进行清理登记，后与常乐砖厂共同委托绵阳德恒房地产估价事务所对常乐砖厂所有财产价值进行评估，该所于2015年4月7日作出绵德恒房地评（2015）第105号《报告书》，评估价值为813117.96元。被告依照绵阳市人民政府绵府函［2008］105号《关于印发绵阳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的规定，与常乐砖厂达成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双方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常乐机砖厂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常乐砖厂限期自行拆迁，被告（甲方）一次性补偿常乐砖厂（乙方）各项损失费785067.92元（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40％，余额待乙方清场后7个工作日内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同时，第三人作为常乐砖厂法人代表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2、承诺人系该砖厂法定代表人，承诺人在合法取得该砖厂经营权时己与该厂原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等结清了一切债务。所以，拆迁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承诺人自行负责，与政府无关。……”。根据双方约定，常乐砖厂按时拆除了厂内房屋及地上其他附着物，被告永昌镇政府于2015年5月21日支付常乐砖厂补偿款300000元，2015年6月25日支付常乐砖厂补偿款485067.92元。2015年5月14日，原告得知常乐砖厂拆迁事宜，自2015年7月20日起至2017年7月17日止，曾多次向被告及其他有关部门提出信访，要求被告赔偿因征收拆迁常乐砖厂造成其停产停业损失，并恢复生产。被告及其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信访事务复查复核委员会分别给原告进行了书面答复，原告不服，遂起诉来院。本院认为，原告请求行政赔偿，首先，应当基于被告存在违法行为而提出主张，而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及第三人行政征收行为违法一案，经本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7）川726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的行政征收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的行政征收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况。其次，被告是对常乐砖厂实施行政征收行为，而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常乐砖厂与其存在关联性。其三，原告虽然租用了常乐砖厂场地，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原告支付了一年的租金后，使用一年期满，既未办理续租手续，也未再向常乐砖厂支付租金，更没有从事任何经营活动。并且常乐砖厂使用的土地系租用常乐村一组集体所有土地，该宗土地在原告租用前己被收为国家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之规定，原告使用国有土地，应当向国有土地管理部门申请批准后方可使用，常乐砖厂对国有土地无任何处分权利，故双方形成的租赁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的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玉旭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谢玉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永莉人民陪审员  向云敏人民陪审员  陈厚俊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徐红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