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河中法行终字第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国富，男，汉族。委托代理人何春荣，男，汉族。委托代理人骆培基，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赖伟忠，局长。委托代理人曾俊拔、黄春涛，龙川县公安局法制室干部。原审第三人袁英翔，男，汉族。原审第三人邓春龙，男，汉族。原审第三人邓平乐，男，汉族。上诉人骆国富因行政撤销纠纷一案，不服龙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河龙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骆国富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春荣、骆培基；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曾俊拔、黄春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3年8月11日下午17时度，凯日公司的管理人员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等人在龙川县黄石镇街道博峰山庄门口发现原告骆国富，怀疑其是当天上午纵火焚烧凯曰公司简易厂棚的可疑人员，便打电话报警并将骆国富带上车，载至相距500米远黄石东江大桥旁边凯日公司堆场，让工人对其进行辩认是否是焚烧厂棚的可疑人员。十多分钟后，龙川县公安局黄石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先后将相关人员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此案发生后，被告依法对案件展开调查，询问了双方当事人及现场证人并收集相关物证。在被告调查取证过程中，经黄石镇高进村委会干部杨水新辨认，第三人袁英翔是用脚踢原告骆国富的人。案发当天晚上，原告骆国富赶往深圳市。龙川县公安局黄石派出所民警多次与其联系并前往深圳市找到其本人，要求其作伤情鉴定并对违法嫌疑人进行辨认，但原告骆国富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2014年11月24日，被告龙川县公安局以原告骆国富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进行伤情鉴定及不对违法嫌疑人进行辩认，致使认定第三人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故意殴打他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作出龙公（黄）不罚决字[2014]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龙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3月17日，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川府行复[2015]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告不服，于2015年4月27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龙川县公安局作出的龙公（黄）不罚决字[2014]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龙川县公安局2014年11月24日向第三人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作出的龙公（黄）不罚决字[2014]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骆国富提出2014年8月11日（原审法院已裁定更正为2013年下午17时遭到第三人袁英翔等人绑架，第三人袁英翔等人构成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因涉及刑事法律，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原告骆国富提出2014年8月11日（原审法院已裁定更正为）曾遭到第三人袁英翔等人殴打，经被告龙川县公安局调查取证，仅有证人杨水新证实第三人袁英翔用脚踢了原告骆国富，且原告骆国富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被告进行伤情鉴定和对违法嫌疑人进行辩认。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被告龙川县公安局认定第三人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故意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对第三人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综上，被告龙川县公安局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的龙公（黄）不罚决字[2014]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支持。原告骆国富要求撤销龙公（黄）不罚决字[2014]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骆国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骆国富负担。上诉人骆国富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不清楚。被上诉人至今没有查清凯日公司是否存在，其公司全称是不明确的。从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可知，袁英翔确定用脚踢了上诉人一脚，上诉人确实也受伤了。另外，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对事实的陈述有出入，袁英翔还在一份笔录中否定了另外一份笔录的陈述，还称其这样做的目的是陷害上诉人。袁英翔等三人的陈述有虚假的成分，他们的陈述不足为证，杨水新的陈述与上诉人的控诉，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至今没有要求上诉人到指定机构鉴定伤情。被上诉人虽然称，其一直要求上诉人到县人民医院进行伤情鉴定。但是，这仅是被上诉人的辩解而无任何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是为摆脱其责任才这样辩解的。没有事实表明，袁英翔等人先打电话给派出所报案再将上诉人带到所谓的“凯日公司”堆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已经查明，上诉人骆国富遇到非法侵害的时间是2013年8月11日。原审判决书说理部分却两次都称事发时间是2014年8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没有鉴定期间，被上诉人最少应当在六十日内办结此案。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办结，故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河龙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被上诉人龙川县公安局答辩称：一、上诉人骆国富称被他人殴打一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3年8月11日下午5时度，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等人在黄石镇博峰山庄门口发现上诉人骆国富，怀疑其是当天上午毁坏凯日公司工棚的嫌疑人，邓平乐当即打电话报警，袁英翔则将骆国富带上车，载至相距500米远的公司堆场。接到报警后，黄石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骆国富带回派出所。经调查，骆国富陈述自己在堆场被他人殴打，未明确指认违法行为人。证人杨水新也证明骆国富被袁英翔殴打，但袁英翔、刘文明、邓春龙均否认有人殴打骆国富。根据案件需要，办案民警开具法医鉴定委托书通知骆国富到龙川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情鉴定，但骆国富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也没有对违法嫌疑人进行辨认。由于上述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且证据之间存在矛盾，致使骆国富称被他人殴打的违法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上诉人对骆国富控告一案的有关调查情况。凯日公司的工棚被毁坏后，黄石派出所民警对案件展开调查。袁英翔在第一次的笔录中提到他丢失了人民币12000元以及一套衣服，目的是恐吓毁坏工棚的村民，经过办案民警的说服教育工作，在第三次询问时袁英翔已经承认错误并予以纠正。2013年8月11日，邓平乐看到凯日公司的工人围住骆国富，怕引起打架遂将此情况电话通知黄石派出所民警；此时凯日公司的陈武勇在黄石派出所陈述公司工棚被毁坏情况的同时接到袁英翔的电话称其看到一个毁坏公司工棚的嫌疑人，并要将此人带去给工人辨认，陈武勇将该情况向派出所民警作了报告，还让袁英翔在黄石镇的博峰山庄等侯，派出所的民警也会很快到达公司堆场处理此事。按照骆国富的陈述，当日他被袁英翔等人带到一间房屋内并受到他们的殴打，其中袁英翔还用脚踢了他的腹部。因此办案民警开具法医鉴定委托书通知骆国富到龙川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情鉴定。民警多次电话联系骆国富并前往深圳找到其本人，要求其作伤情鉴定并对违法嫌疑人进行辨认，可骆国富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也不愿对袁英翔等人进行辨认，只有杨水新的询问笔录中提到这一点，但袁英翔等人均不承认。致使被上诉人在认定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殴打他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故对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三、被上诉人在办理骆国富控告被他人殴打一案中的办案期限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调查取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及时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也是公安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要求公安机关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查处治安案件。对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治安案件，公安机关仍应继续调查，待案件调查终结后尽快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上诉人对这一法律条文的理解有误。因此，被上诉人在2014年11月24日作出的行政行为是依法而作，不存在超过办案期限的问题。四、被上诉人对袁英翔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此案发生后，黄石派出所及时对案件展开调查，依法收集固定了相关证据。由于案情较为复杂，调查工作难度较大，且骆国富又拒不配合调查，虽经办案民警反复查证，案件事实始终无法查清。由于本案证据不足，骆国富被他人殴打的违法事实无法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被上诉人依法对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对袁英翔、邓春龙、邓平乐等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骆国富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龙公（黄）不罚决字[2014]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未作答辩意见。原审随案移送本案证据材料。另，二审时，被上诉人补充提供了一份《呈请延期办案期限审批报告》。经庭审质证，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认为该份证据应在一审时提交却没有提交。本院认为，《呈请延期办案期限审批报告》是被上诉人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的程序性证据材料，被上诉人能在一审时提供而没有提供，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因此，被上诉人二审时提交的《呈请延期办案期限审批报告》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原审查明的主要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出治安案件发生后，曾通知上诉人去领取伤情鉴定委托书进行伤情鉴定，并对殴打（踢一脚）其的违法行为人进行辨认，但上诉人未配合，此事实也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为证，上诉人在庭审中也认可上述事实。上诉人在2013年8月12日前往龙川县人民医院进行了数字化影像检查，《数字化影像（十六排螺旋CT）诊断报告书》诊断意见：下腹部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作出的龙公（黄）不罚决字[2014]00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上诉人提出2013年8月11日遭到了第三人袁英翔等人的殴打，但根据被上诉人的调查取证，仅有案外人杨水新证明第三人袁英翔用脚踢了上诉人骆国富一脚，且袁英翔、邓平乐、邓春龙均否认有人殴打上诉人。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数字化影像（十六排螺旋（CT）诊断报告书）》的诊断意见显示为“下腹部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诊断结果无法证实上诉人有遭到殴打的事实。被上诉人接到报警后，通知上诉人领取伤情鉴定委托书进行伤情鉴定，但上诉人不配合进行伤情鉴定，导致无法及时确认上诉人是否有遭受殴打的事实。被上诉人组织上诉人辨认实施殴打行为的行为人时，上诉人以“时间太久，辨认不出”为由拒绝辨认，导致无法确认本案第三人是否是行为人。至此，上诉人称遭受第三人殴打的事实，仅有案外人杨水新的证言，并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缺乏完整的证据链，被上诉人无法对上诉人所述事实进行查清。综上，被上诉人以第三人故意殴打他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成立，无法对其作出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被上诉人办理该案的程序有违上述法律规定，存在不当。但从案件处理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对本案进行调查，从接到报警，立案，出警，对现场进行调查，询问上诉人、第三人和在场的案外人，通知上诉人进行伤情鉴定以及辨认违法嫌疑人等一系列调查活动，是一个连续的没有中断的过程。上诉人有不配合被上诉人龙川县公安局进行伤情鉴定和辨认行为人的情形，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鉴于此，被上诉人作出的实体处理没有不当，上诉人以此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驳回骆国富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骆国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建民审 判 员  张玉斌代理审判员  邱 毅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