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红民一初字第191号 原告杨甫收，女，1975年9月27日生，哈尼族，文盲，农民，红河县人，住红河县。 委托代理人周色山，男，1964年1月25日生，哈尼族，中专文化，红河县人，住红河县，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告侬哈秋，女，1961年5月26日生，哈尼族，文盲，农民，红河县人，住红河县。 委托代理人潘晓顺，云南华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杨甫收诉被告侬哈秋物权保护纠纷，本院于2015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李卓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甫收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色山，被告侬哈秋及其委托代理人潘晓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甫收诉称，2011年10月，我丈夫杨欧干病故，正处丧夫之痛时，被告乘人之危，将我所拥有的林地“牛干把的”（地名）靠近大路边约12亩地毁林开荒，强行霸占。为此，我与被告争吵多次，但被告非但不停止侵害，反而变本加厉，到2014年12月，在我“牛干把的”林地范围内靠近水沟边又强行霸占近13亩地。当时已向红河县阿扎河乡林业站反映，但未得到解决。由于被告的恶性行为，使我的林地损失近三分之一，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一、请求红河县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二、判令被告赔偿损失30000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侬哈秋辩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的公公叫杨泽欧，被告的丈夫叫杨车龙，原告公公的哥哥叫杨昂秋，此三个人是同胞兄弟，在1980年之前，进行山林确权登记的时候，原告的公公和被告的丈夫杨车龙的林地是现在争议的林地，叫“牛干把的”。83年林权确权登记的时候，只登记了原告公公杨泽欧一人的名字。侬哈秋1978年嫁给杨车龙之前，杨车龙和其母亲一直在该地栽种花生直至2012年，2012年至2014年栽种玉米，2014年之后才栽种杉木树。1994年的时候杨车龙夫妇就栽种了杉木树，并不是像原告所说的，在其丈夫去世之后才去栽种的。其实在1980年的时候，被告家就一直在栽种，2013年的时候，是原告多挖了被告的6、7亩地栽种了木薯，下面栽种杉木树。所以原告诉被告侵害其土地不符合客观事实，要求赔偿也不成立。该林地是原、被告双方家庭共同共有，没有划分过。同时该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1、争议林地“牛干把的”使用权属于谁？ 2、被告应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0元？ 3、该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针对以上争议，原告杨甫收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林权证》一本，证实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属于原告。 经质证，被告认为林权证是红河县人民政府颁发，对其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林权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林权证最初登记的是原告的公公，并且共有人有6个人；现在原告还有4个成年的子女，该证的登记剥夺了相关权利人的权利，证件应该包括被告夫妇及其的子女；原告应该提供原始的林权合同、发包合同，只有林权合同才能证明该林地的使用权属于谁。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和支持其诉讼请求，申请证李某1皮车李某2忠出庭作证。 证李某1皮车证实，侬哈秋是1978年左右嫁给杨车龙，当初是原告的公公和被告的丈夫共同共有这一块林地，杉木树也是一个人种一半。他们只有一本自留山证，侬哈秋家一直没有自留山证。但是侬哈秋的丈夫和原告家的公公是两弟兄，他们一起栽种，该自留山属于他们两个人。我做过干部，这些我是听之前的老队长说的。自从原告的公公死后，原、被告对争议林地就有纠纷了。 证李某2忠证实，原、被告只有一个自留山，他们两家一起栽种该片林地。自留山证登记的一直是杨泽欧（原告的公公），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原告的公公和被告的丈夫一起栽种这片林地。被告嫁给杨车龙之前，杨车龙就已在该片地里种植。2014年农历11、12月份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 经质证，原告对两个证人证言均有意见，认为林权证上是我公公的名字和我家的人，如果被告家有自己的林地，应该也有自己的林权证。证李某2忠不认识字，怎么会知道自留山证上只有原告家的名字；证李某1皮泽怎么会知道他的前任干部划地的情况，对两个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两个证人客观的证实了被告一家在1983年林权制度登记以前，就一直在原告所说的争议林地里面栽种的事实，也说明了被告一家与原告一家一起栽种，虽然林权证只是一本，但是被告在林权确权以前就对争议地取得了栽种权，该地是双方共同共有。证言是真实的，说明了历史的情况。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欲证实被告侬哈秋的身份信息及其家庭情况。 证据2、现场勘验图一张，欲证实争议林地中原告占了三分之二，被告占了三分之一，本应该是每人二分之一。 证据3、照片一张，欲证实原告、被告占有争议土地的状况。 证据4、村委会提供的证明一份，欲证实83年的时候“牛干把的”登记为原告的公公杨泽欧，但是遗漏了被告家，林权证在登记的过程中是不真实的，应该把被告家也登记在里面；在2015年登记的时候，原告有4个子女，但是在林权证上并没有登记其子女的名字，所以说明该证是不真实的，该林权证应该和承包合同书相互核对。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中侬哈秋的家庭情况与本案无关联系，对侬哈秋的自然情况无异议。对证据2，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的使用权属于原告，全部应该由原告栽种，被告不应该栽种；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证据4只可以证明“牛干把的”这块地登记于原告的公公杨泽欧的名下，不能证明其他任何问题。 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到争议现场拍摄了照片5张，制作现场草图1份，证实争议林地状貌。 经质证，原告对照片、现场草图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对照片、现场草图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也说明了被告占的地很少。 经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林权证》是红河县人民政府颁发，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实争议林地使用权属，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实被告侬哈秋的身份情况，予以采信，其余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与原告诉称相互印证，对其证明目的原告占了林地三分之二，被告占了林地三分之一予以采信，其余内容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3，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4，能够证实1983年时争议林地“牛干把的”登记在原告的公公“杨泽欧”名下，予以采信，对其余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拍摄的照片及制作的现场草图，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能够证实争议林地现状，予以采信。被告申请的证人李某1车、李某2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现争议林地原登记在原告的公公杨泽欧的自留山证上，被告家没有自留山证，本院予以采信，其余内容不予采信。 根据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杨甫收的公公杨泽欧与被告侬哈秋的丈夫杨车龙系同胞兄弟，1983年林地确权登记时争议林地“牛干把的”登记在杨泽欧的自留山证上，现争议林地“牛干把的”登记在原告杨甫收的名下。2015年5月11日，红河县人民政府颁发红林证字（2015）第0610070039号《林权证》给原告杨甫收，林地“牛干把的”四至登记为：东至龙干水沟，南至李作干自留山，西至千马大路，北至杨拉三自留山。因被告侬哈秋侵占原告杨甫收约三分之一的林地栽种杉木树等，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无果，双方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原告杨甫收持有的《林权证》上明确记载双方争议的“牛干把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杨甫收。被告侬哈秋在争议林地栽种杉木树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林地使用权，故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解争议林地为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的主张，不能对抗原告依法取得的《林权证》，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被告毁林开荒，造成其30000元的经济损失，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被告的侵权行为一直持续至今，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侬哈秋立即停止对原告杨甫收“牛干把的”林地的侵害。 二、驳回原告杨甫收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侬哈秋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代理审判员  李卓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海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