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闽05行终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存大，男，197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代理人周伟生，福建宝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溪美街道湖中路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83003838220B。法定代表人庄文斌，局长。委托代理人刘龙土，南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清祥，南安市公安局民警。上诉人陈存大因诉被上诉人南安市公安局不履行保护财产权法定职责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502行初25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裁定查明，原告诉称，2016年3月6日原告承包经营的南安东田镇蓝溪金山水库租给案外人张恶弟养鸭用,双方签订了书面租赁合同,将水库养殖场房屋、水电设备及相关的设施租给张恶弟使用。2017年4月3日及之前东田镇蓝溪村岭头部分村民纠集多人以原告出租的蓝溪金山水库已到承包期为由采取威胁、恐吓张恶弟,后来将张恶弟部分财物损毁,并将原告出租给张恶弟的金山水库养殖场房屋门窗砸坏、玻璃砸碎、鸭舍及水库水电设备及饲料加工机器设备损坏。这已是蓝溪岭头部分村民第二次到原告出租的水库养殖场打砸毁坏原告及张恶弟的财物。每次原告接到张恶弟电话后均向110或被告下属内设机构东田派出所报警,请求依法处理。然而被告下属并未及时出警,即使出警后也是敷衍了事,没能制止部分村民的违法行为,更没有对该故意损坏财物行为有关人员进行立案作出相关处理。时至2017年6月18日,曾参与故意损坏财物的岭头部分村民,看到自己的违法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处理,觉得他们行为可能并没有违法,公安机关都不处理和制止,于是气焰更加嚣张。趁张恶弟惊吓被赶跑不在现场,原告家里张罗婚事女儿出嫁也不在现场,岭头部分不法村民雇装载机等工程设备一不做二不休将原告承包的蓝溪金山水库养殖场所有房屋及屋内物品、鸭舍全部推倒，水库养殖场水电设施及饲料加工设备损毁,并将原告在水库周围种植的大量名贵榕树、桂花树、龙眼树等上千株拔除,最后将通往水库养殖场的道路也损坏,挖两个大坑,不让车辆及人员通行。尤其令人气愤和不解的是,岭头小组村民的部分故意损坏财物行为是在被告下属东田派出所出警后,在警方人员眼皮底下所为,出警人员并未加以制止。然而被告的不履行及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并非到此为止。原告承包的蓝溪金山水库财物遭到蓝溪村岭头不法村民第三次(2017年6月18日)故意损坏原告财物行为未受到被告的任何处理，后仅隔8天即同年6月26日又发生了原告承包的金山水库中,原告所养的鱼疑似被人投毒大面积死亡的事件(500担约50000斤),被告虽接警后派人现场勘查,但被告查勘人员未按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现场勘察规范进行认真勘查,而仅是提取水库水样标本和现场疑似投毒空瓶,并没有提取采集死鱼标本进行定性鉴定。如此鉴定,得出的结果根本不能确定死鱼的原因及排除人为的原因,由此造成原告水库鱼死亡的原因至今无法认定,以致该案性质至今无法定性,原告的损失无从索赔,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公安机关具有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预防和惩治违法及犯罪行为的法定职责,由于被告不履行及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是一种违法行政行为,该违法行为与原告的财产损害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违法行政行为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于2017年9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被告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故意损毁原告财物行为人员立案及做出处理决定违法；2.被告限时对故意损坏原告财物人员违法行为依法做出处理；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原审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对于原告诉状中所称的报警事项，被告已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南公(东田)立字〔2017〕00101号立案决定书，该立案决定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对陈存大财物被故意毁坏案立案侦查。被告于同日作出南公(东田)立字〔2017〕00101号立案告知书，并于2017年8月16日将该立案告知书送达给原告。故本案被告对原告报警事项已立为刑事案件处理并告知原告，原告在本案中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原告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存大的起诉。陈存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均是在陈存大本案起诉后作出的，南安市公安局系将制作日期用打字方式提前表示为2017年8月15日。从本案《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及陈存大曾向南安市检察院请求对南安市公安局不依法履职进行法律监督的事实可以佐证，不存在南安市公安局所谓的其在每次报警后立案侦查的事实，更不存在南安市公安局于2017年8月15日将陈存大的一系列故意损毁财物案立为刑事案件并告知陈存大，陈存大拒签相关文书的事实。一审未对陈存大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采信违反证据规则。无论南安市公安局系于2017年8月15日还是于陈存大起诉后将本案立为刑事案件，均不影响其之前对陈存大的故意损毁财物案件不依法履行保护公民财产权职责的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南安市公安局对本案所诉报警虽均有出警及在现场，但既未对有关违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阻止和处理，也未对财产损失进行评估或者委托评估，其在未立为刑事案件前的作为及不作为均应受行政诉讼监督，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仅凭南安市公安局的《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及其单方面陈述就认定南安市公安局实施的是系刑事侦查司法行为，显然错误。南安市公安局系假借《立案决定书》与《立案告知书》规避行政诉讼，并非是真实行使刑事司法行为。经审理查明，陈存大在二审中明确其起诉的系南安市公安局对2017年4月3日及2017年6月18日的报警事项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不作为行为。本院认为，陈存大在二审中自认本案2017年4月3日报警事项的报警人系其侄儿和张恶弟，其并非该日报警事项的报警人。南安市公安局主张其对2017年4月3日报警事项已于当日以“张恶弟被故意损毁财物案”进行了立案受理，并已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张恶弟。显然，陈存大并非2017年4月3日报警事项的行政相对人，南安市公安局不负有将该日报警事项的处理情况告知陈存大的法定职责。故一审驳回陈存大关于确认南安市公安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2017年4月3日报警事项涉及的人员作出立案及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及判令南安市公安局限时对故意损坏陈存大财物人员违法行为依法做出处理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是正确的。根据陈存大在南安市公安局提供的《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告知书》上签名确认的行为，以及其对南安市公安局对2017年6月18日报警事项有出警及在现场的自认,另结合本案《立案告知书》、《立案决定书》的内容及南安市公安局的陈述，可以认定南安市公安局对2017年6月18日报警事项于当日出警，于2017年6月19日将该案的受理情况告知了陈存大，于2017年7月17日将该案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的情况告知了陈存大，并于2017年8月16日将其于2017年8月15日将该案立为刑事案件侦查的情况告知了陈存大。因此，南安市公安局对2017年6月18日报警事项立为刑事案件侦查前的处理未超过法定办案期限，而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于2017年8月15日决定对该案以陈存大财物被故意毁坏案立案侦查的行为，系其对该案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一审驳回陈存大关于确认南安市公安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2017年6月18日报警事项涉及的人员作出立案及处理决定的行为违法及判令南安市公安局限时对故意损坏陈存大财物人员违法行为依法做出处理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3912,0)?)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规定，是正确的。终上所述，陈存大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裁定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鹏腾审 判 员  邱旭锋代理审判员  何淑婷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庄贞贞附:本裁定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