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2民终76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号*层******层。负责人：孔祥歌，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森，系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岳峰，系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松山，男，汉族，1953年3月12日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伦，系辽宁泰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景东，系辽宁泰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灵街*号**号。法定代表人：韩旭，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旭，男，汉族，1981年11月30日生，现在南关岭监狱服刑。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号。负责人：杨建军，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森，系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岳峰，系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王松山、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大公司）、韩旭、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5）中民初字第6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后，由审判员吴巍立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川（主审）、林荣峰组成合议庭，依法公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松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作为受托人已将委托贷款的委托人及借款人向被上诉人王松山、铭大公司进行了披露，被上诉人王松山并非本案委贷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而是当事人，无权以第三人身份主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的约定，该合同项下委托贷款风险由委托方王松山承担，作为受托人的上诉人无义务审核借款人还款能力、无义务监督资金使用；即便存在被上诉人王松山所述情形，案件应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当事人受欺诈而签订合同的相关规定，应为可撤销合同，且被上诉人已超过申请撤销合同的除斥期间；一审判决导致被上诉人王松山就同一笔资金，既有权基于判决要求上诉人返还，也有权另行要求韩旭及孙善林依据还款协议偿还，民事权利混乱；上诉人并未取得案涉资金，即便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也不应由上诉人返还资金；案外人ＸＸ昊是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行长助理，如果说ＸＸ昊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恶意串通的行为人应认定为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而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并未签订案涉合同；既然已经判令合同无效，双方均应返还依据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资金，被上诉人王松山也应返还其取得的所谓利息110万元，冲抵后可视为已获偿还的本金，返还资金的利率应以居民存款利率作为返还依据为合理；一审未判决被上诉人铭大公司或韩旭承担责任错误；被上诉人王松山为取得高额利息将资金贷给铭大公司，应承担比一般民事主体更高的注意义务，被上诉人王松山依据合同关系对铭大公司、韩旭、孙善林享有债权，无任何损失而言。被上诉人王松山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其主要观点为：辽宁省高院（2016）辽刑终210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铭大公司在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协议》前进行了恶意串通，双方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损害被上诉人王松山的利益，因此，上诉人所谓的”披露”不具有对被上诉人的法律约束力；依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2款规定，上诉人有权检查铭大公司使用贷款情况，如未按照约定使用贷款，上诉人应停止发放并提前收回贷款，而实际上，上诉人明知铭大公司的《钢材购销合同》的收款人为大连市鑫昌昊商贸有限公司，但在铭大公司收到款项后，分两笔转给了案外人赵永庆，且在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内进行的转款，当时ＸＸ昊也在场，上诉人明知铭大公司未按照约定使用借款，未阻止、未提前收回贷款、未告知被上诉人，更加印证二者具有恶意串通；本案中存在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铭大公司二者的恶意串通，并非单方的一般的欺诈行为，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具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王松山向韩旭及案外人孙善林主张还款之时，刑事判决尚未作出，被上诉人王松山并不知晓本案上诉人与铭大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因此向二者主张还款并无不妥，韩旭以铭大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恶意串通，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对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已将韩旭自愿还款的60万元予以扣除，如本案判决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另行向二人主张还款，其二人也具有法定抗辩事由，不存在为被上诉人设定双倍债权问题；上诉人扣划了被上诉人民生银行账户的1000万元，合同无效其扣划行为没有依据，故应承担返还义务，并且上诉人与铭大公司恶意串通，将300万元归还铭大公司此前在上诉人处未偿还贷款，700万元转借给他人，实质是上诉人取得资金后与铭大公司按照事前串通的分配方案进行的分配；案涉合同是由上诉人签署，沙河口支行的员工办理案涉业务及履行相应扣划业务是经过上诉人的授权行为；恶意串通行为的过错程度实际远远高于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铭大公司认可并自愿支付了该利息110万元，并未超过其预见范围，也未超过法定限额24%/年，且铭大公司也未主张抵顶本金，故该100万元为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的损失，合同无效后，利率应比照央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被上诉人一审诉请中并未主张要求铭大公司或韩旭承担责任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上诉人与铭大公司恶意串通违反合同法规定，以此要求被上诉人能够预见没有法律依据，铭大公司、韩旭以及案外人孙善林的还款意愿至多属于债务加入行为，并不免除民生银行因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的返还责任。被上诉人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韩旭未作答辩。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同意一审判决。王松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松山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订立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编号：2H1300000095520）、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订立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编号：公委代字第2H1300000095520）无效；2、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共同向王松山返还1000万元并赔偿损失（自2014年5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1000万元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被告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原胜利路支行）行长助理ＸＸ昊联系第三人韩旭，以第三人铭大公司的名义取得原告王松山的1000万委托贷款。2013年5月，原告向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出具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资金来源证明、委托贷款通知书，并于2013年5月9日，与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订立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编号：第2H1300000095520号），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向第三人铭大公司发放贷款，本金10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年利息12%，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收取手续费10万元整，由借款人铭大公司支付；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合同第7条特别约定了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第三人铭大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韩旭、孙颖颖签订的《担保合同》。同日，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订立《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编号：公委贷字第2H1300000095520号），合同约定，被告民生银行受原告委托为铭大公司贷款，本金10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息12%，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铭大公司一次性向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支付手续费10万元整，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有权检查铭大公司使用贷款的具体情况，如铭大公司未按约定使用贷款，被告有权停止发放贷款并提前收回已发放贷款。铭大公司向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提交了《钢材购销合同》，货款金额为12065200元，供货方为大连市鑫昌昊商贸有限公司，收款账号尾号0911，并由本次委托贷款业务经办人ＸＸ昊、乔旭签字确认与原件核对一致。同时铭大公司向民生银行提交了2012年度《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表中记载2012年度铭大公司主营业务收入41153657.21元、流动资产合计30435309.04元、固定资产10805466.7元等。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又与担保人韩旭、孙颖颖订立《担保合同》，担保人对《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对第三人铭大公司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同日，被告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扣划原告账户×××内存款1000万元，向第三人铭大公司放款时，查询到铭大公司尚有民生银行300万小微贷款没有偿还，无法放款。当日下午，300万贷款归还，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向铭大公司放款990万元（扣除手续费10万元），铭大公司出具单位借款凭证。2013年5月10日及5月13日，铭大公司转给案外人赵永庆4949500元、4949500元，合计9899000元，赵永庆按照ＸＸ昊及韩旭的安排，分别转给案外人朱宪章、大连洁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朱礼滨、由海洋等人。另查明，第三人铭大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法定代表人韩旭，住所地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灵街1号-A。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期间，ＸＸ昊、龚素芳等人将铭大公司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利息按月以转账的形式转入铭大公司账户，共转账11笔，合计110万元，原告自认已经收到。借款逾期后，原告在被告沙河口支行行长朱雷的引领下与韩旭协商还款事宜，通过谈话录音可以证实，王松山与韩旭、孙善林等此前并不认识，签订合同时也未见过面。此外，韩旭自认公司年产值100余万。2015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17日，被告韩旭累计向原告还款60万元。再查明，2015年1月28日，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经侦大队依法询问案外人赵永庆，赵永庆陈述：因为当时胜利路支行有个行长助理叫ＸＸ昊，他找到我和韩旭，说他行里有任务，叫韩旭把他公司的1000万贷款转到我的民生银行账户里，再写上员工的工号，我们就同意了。......后来到同年5月13日，大连铭大工业转给我4949500元后，朱宪章又转给我3891219.27元，我又从我的民生卡转到我的工商银行卡900万，在民生银行胜利路支行转的，ＸＸ昊也在场。2015年2月4日，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经侦大队依法询问民生银行案涉贷款业务员乔旭，乔旭陈述：后来查韩旭账户的资金流水，看到韩旭将这笔1000万转给一个叫赵永庆的自然人，是否购买钢材我们也不知道。......韩旭在2012年12月17日在我行做过一次小微贷款，贷款人民币300万元，是通过ＸＸ昊做的。2015年2月27日，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经侦大队依法询问韩旭，韩旭陈述：2013年4月末左右，赵永庆打电话给我说，ＸＸ昊要用我的公司的壳做一笔委贷，你帮ＸＸ昊的一个朋友孙善林通过你的公司贷这笔款。......赵永庆给我打电话，说他和ＸＸ昊正往我公司去，ＸＸ昊拿了好几份空白合同，叫我在其中几份合同上签了我的名字，完后又把我的公司公章和法人章要走了，说他回银行做材料用，当天他俩又找我老婆孙颖颖签了个名字。......2013年5月9日上午，ＸＸ昊给我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民生银行胜利路支行办公室，ＸＸ昊告诉我1000万已经到我公司账户了，一会孙善林能过来，我让他给你打个借条，我给你写个担保，当时赵永庆也在场。2016年11月8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刑终210号刑事裁定书，ＸＸ昊、韩旭等人在另案中犯诈骗罪被处以刑罚，其中认定”2013年5月，王松山通过ＸＸ昊从民生银行办理一笔1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后ＸＸ昊联系韩旭，以其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取得该笔1000万元的委托贷款，该笔贷款中的300万元用于归还此前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的贷款，其余700万元由孙善林使用，并由孙善林以其公司的名义向韩旭出具了借款1000万元的借据”。一审法院认为，委托贷款是指由贷款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由于允许收取费用并免除贷款风险，贷款人应当提供中立、客观、谨慎的受托服务，完成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协助清收的受托事项，不应为委托人推荐或指定借款人，且有义务监督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款项。本案中，时任民生银行胜利路支行行长助理的ＸＸ昊系案涉委托贷款经办人，为帮助案外人孙善林获得贷款，与韩旭事先勾结，将1000万元贷款中300万元归还此前铭大公司的贷款，700万元转借给孙善林，并非购买原材料，是导致铭大公司无法还款的主要因素。放款过程中，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查询到铭大公司尚有300万元贷款未还，不符合放款条件，该情形是关系到借款人财务情况、能否按期还款的重要因素，但并未告知原告。放款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审查了铭大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且能够查询案涉款项的流转情况，应当知道该笔款项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但没有履行提前收回借款或向原告告知的义务。此外，在借款期限内，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知道或应当知道ＸＸ昊曾为铭大公司支付过利息，业务经办人代替借款人支付利息应当引起怀疑，而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并未采取相关措施。款项到期后，铭大公司未能偿还借款。据此，《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不正常履行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合同双方具有事先勾结、串通的客观行为，同时又有损害结果的发生。而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也并未就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可以认定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间存在恶意串通，故对原告主张《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由于案涉委托贷款系《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共同组成，二者在订立目的及约定事项上相互关联，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是基于这两份合同，才能实现恶意串通的目的，二者具有不可分割性。故对原告主张《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无效，予以支持。《合同法》五十九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第三人。本案中，案涉贷款所有权人为原告王松山，款项的流转是经原告账户划扣至被告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至于款项再次流转至铭大公司、赵永庆、大连洁晨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等系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导致，即款项流转是按照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事先串通的意图进行的再次分配，故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已经实际取得案涉贷款，应当返还。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应承担连带责任，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承担返还义务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的请求，因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并不是合同主体，履行扣划职责是经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的授权及批准，故对于原告该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返还数额及损失赔偿数额的问题。二被告抗辩原告已经向韩旭、孙善林主张还款并达成还款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韩旭等人主张还款并不能免除被告因合同无效承担的返还责任，也并不能免除被告因恶意串通导致的连带责任，但原告收到的款项应当冲抵其受到的损失。本案中，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第三人铭大公司的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占用资金期间应当承担原告的资金损失，该损失当属补偿性质。因合同履行期限内，原告并不知道被告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铭大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所得的110万元利息系合同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且低于24%的法定保护限额，因此，原告在此期间的损失数额应确定为110万元。2015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17日，被告韩旭累计还款金额60万元，韩旭为铭大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是案涉委托贷款的保证人，该还款应当视为铭大公司还款。但还款期限已过，应当优先冲抵本金。故该60万元的利息应当截止计算至2015年2月10日，余额940万应自2014年5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至款项还清之日，总利息为二者累加之和。关于被告抗辩已经履行了披露义务，合同的主体是原告与铭大公司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代理人完成披露义务直接约束被代理人及第三人是基于被告正常履行受托义务，本案中被告存在恶意串通，因完成披露义务而免责于法无据，故被告该节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抗辩原告追求高额回报，主观上具有过失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无过错，且是按照并遵守被告的业务流程进行的，导致合同无效系银行机构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原告亦无过错。因此被告该节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等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王松山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订立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编号：2H1300000095520）、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订立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编号：公委贷字第2H1300000095520）无效；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返还王松山940万元；三、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本金94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赔偿原告损失；四、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2015年2月10日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赔偿王松山损失；上述二、三、四款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王松山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86900元，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已返还110万元与证据不符，依证据并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松山确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期间，ＸＸ昊、龚素芳等人将铭大公司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利息按月以转账的形式转入铭大公司账户，共转账11笔，合计110万元，原告自认已经收到”更正为”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期间，ＸＸ昊、龚素芳等人将铭大公司应当支付给王松山的利息按月以转账的形式转入铭大公司账户。2013年5月20日至2014年4月20日期间，王松山共收到1153333.31元，分别为：2013年5月20日36666.67元、2013年6月20日103333.33元、2013年7月20日100000元、2013年8月20日103333.33元、2013年9月20日103333.33元、2013年10月20日100000元、2013年11月20日103333.33元、2013年12月20日100000元、2014年1月20日103333.33元、2014年2月20日103333.33元、2014年3月20日93333.33元、2014年4月20日103333.33元”，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其一，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是否因存在恶意串通事由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其无效是否与法有据；其二，如上述合同无效，上诉人是否应对被上诉人王松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上诉人应承担赔偿义务，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王松山赔偿数额的认定是否与法有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辽刑终210号刑事裁定书已认定”2013年5月，王松山通过ＸＸ昊从民生银行办理一笔1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后ＸＸ昊联系韩旭，以其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取得该笔1000万元的委托贷款，该笔贷款中的300万元用于归还此前大连铭大工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的贷款，其余700万元由孙善林使用，并由孙善林以其公司的名义向韩旭出具了借款1000万元的借据”，另，通过案外人赵永庆、乔旭、被上诉人韩旭在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经侦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也证明了在案涉贷款发放前，时任原审被告民生银行沙河口支行行长助理ＸＸ昊为帮助案外人孙善林获得贷款，与被上诉人铭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旭串通，以铭大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而且在放款过程中，上诉人查询到被上诉人铭大公司尚有300万元贷款未归还，不符合放款条件，未告知被上诉人王松山，且由ＸＸ昊协调后实际将该笔委托贷款中的300万元用于归还该笔贷款的事实。上诉人审查了被上诉人铭大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明知该委托贷款借款用途，而案外人赵永庆、被上诉人韩旭在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经侦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均表明，ＸＸ昊明知该笔委托贷款不会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而按照其事先的意图实际确定了案涉委托贷款的实际流向，并在借款期限内，由ＸＸ昊等人为被上诉人铭大公司向被上诉人王松山支付利息。而根据金融行业的规定，委托贷款是指由贷款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由于允许收取费用并免除贷款风险，贷款人应当提供中立、客观、谨慎的受托服务，完成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协助清收的受托事项，不应为委托人推荐或指定借款人，且有义务监督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款项。因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铭大公司签署，ＸＸ昊是案涉贷款的经办人，ＸＸ昊的上述行为代表上诉人的履职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则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前述《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铭大公司恶意串通而签订的合同，损害了被上诉人王松山的利益，该《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而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是为达成《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而签订，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在订约目的、合同内容等事项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在《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已因存在恶意串通事由而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亦应无效，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无据证明被上诉人王松山在导致《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上存在过错，被上诉人王松山资金损失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铭大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铭大公司应对其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给被上诉人王松山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现被上诉人王松山诉讼主张作为其代理人的上诉人对其承担赔偿责任，系对自己权利所作处分，一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王松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赔偿数额问题，被上诉人王松山的损失应为未能获得偿还的资金本金损失及自合同无效时起资金被占用利息损失。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王松山在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期间取得的1153333.31元利息应否扣减本金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虽依法被认定为无效，但该《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的原因系因签订合同的双方即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铭大公司恶意串通所致，即该合同为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铭大公司通谋而为虚假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王松山对此无过错且为善意第三人。基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已履行完毕的利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被上诉人王松山在此期间的利息损失，体现了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此项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9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吴巍立审判员何川审判员林荣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