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朝民初字第55804号原告周磊，男，1983年8月2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风志，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六号A座。法定代表人朱海，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委托代理人刘宇翔，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邢小燕，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实习律师。原告周磊（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白星晖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风志，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宇翔、邢小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我原系被告员工，后被告以经济性裁员为由解除与我的劳动合同，故我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北京仲裁委作出裁决，我对仲裁裁决不服，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被告辩称：我公司不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是在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经济性裁员，我公司的解除行为合法，无需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签有期限为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的质量与客户关爱部门担任技术支持工程师。原告主张其于2010年7月1日由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公司）派遣至被告处工作，原告就其主张提交社保缴费记录予以佐证，该缴费记录显示2010年7月至9月由外服公司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被告对社保缴费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此期间周磊被派遣至其处工作，并主张原告于2010年10月1日入职。另原告称被告进行了大批量裁员，但其依据的法律条文不明确，实施经济性裁员的原因不明确，也没有向员工或者工会进行公示并获得有效意见，而被告时任工会主席黄烁明确表示其并未认可或签署关于公司批量裁员的行为，其中国区总裁朱海在全体员工大会上明确说明中国市场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经济问题，裁员就是想对公司进行瘦身才进行的，但是被告完全可以将拟裁员工进行调岗来分解裁员压力，所以被告中国区北京QCS部门的裁员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事实依据，完全是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就其主张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宣布裁员的视频、中国区总裁朱海在季度沟通会上的讲话视频及上述视频的文字整理资料予以佐证，其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记载：“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由公司决定，向工会说明情况并听取工会意见后，经向劳动部门报告，公司现依法解除与您于2014年1月1日签署的劳动合同。公司与您的劳动合同将于2015年6月30日（解除日）解除，自2015年7月1日起，双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公司将依法向您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称上述视频显示被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到底因何客观经济情况的重大变化，而必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且裁员针对的不是被告在北京的全体职工，而是个别职工，员工也只是被动告知将被裁员，被告并未听取员工意见，会议声称的裁员时间与劳动部门备案材料显示的备案时间不一致，与劳动部门报告里的回执资料时间不一致，补偿方案等信息在会议中也未明确，所以裁员程序不合法。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被告就裁员事宜与员工进行了沟通，从沟通的内容可见公司提供的补充标准高于法定标准，也给了员工长时间去寻找工作，被告的裁员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中国区总裁朱海的讲话视频是针对其所管辖的大中国区范围，并非原告所在的用人单位主体或所在部门，公司进行经济性裁员所依据的条款并不以严重亏损为前提，其在讲话中也明确提到了公司目前情况“不健康”、“有危机”、“须调整”，均说明公司存在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事实基础。被告为证明其实行裁员符合法定程序而提交：《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朝阳区人社局）出具的接受公司经济性裁员回函、裁减人员报告、《营业执照》、《批准证书》、《实施方案即经济补偿金方案》、《董事会决议》、拟裁减人员花名册、《告知函》等材料。其中，《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中记载：“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工会2015年3月27日召开专项会议，就本集团公司QCS在北京的业务及办公室迁移至武汉的政策及经济背景进行了了解，对员工安置问题进行了沟通和讨论，形成决议如下：1、工会己知悉公司做出的员工安置方案，包括安置员工名单、员工情况与结构、安置时间表、员工援助计划及补偿方案等内容……”。该意见加盖有施耐德公司工会印章，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朝阳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出具的回函中内容为：“我科于2015年4月9日收到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交来的《裁减人员报告》、《营业执照》、《批准证书》、《企业基本情况》、《情况说明》、《实施方案即经济补偿金方案》、《董事会决议》、《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拟裁减人员花名册》、《拟裁减人员工资台账》材料。”该回函加盖有朝阳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印章，时间为2015年4月9日；裁减人员报告中记载：“为了配合施耐德全球的发展战略，适应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时也为了提高整个组织架构的运营效率。公司将基于现有的业务布局进行调整，决定我公司现在设于北京的‘质量和客户服务中心’部门在2015年6月30日前迁移至武汉。我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服务中心，从而更有效的服务我们的客户”；2014年12月1日《董事会决议》，记载“根据施耐德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于文首所载日期召开了董事会，出席董事会的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要求的人数，会议合法有效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在会上讨论并一致批准了如下事宜：兹决议，批准如下事宜：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要求，公司决定将QCS北京的业务及办公室撤销，并于2015年6月30日前迁至武汉”。原告对《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称被告于2011年名称即发生了变更，但该工会印章却仍使用原名称，即印章与被告工会名称不一致，另对其内容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称公司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原告对朝阳区人社局出具回函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营业执照》、《批准证书》、裁减人员报告、《实施方案即经济补偿金方案》、《董事会决议》、拟裁减人员花名册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另被告称其于2014年12月5日即向相关员工发出会议邀请，召开了QCS北京业务及办公室迁移沟通会，介绍裁员原因、背景、时间表、工作机会补偿方案等，为员工提供了额外的补偿和充裕的时间；并称2014年12月26日、2015年3月20日其又多次发送会议邀请进行答疑；被告就此提交会议邀请电子邮件及用于迁移沟通会的相关文件。原告对电子邮件及沟通会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另被告称其人事部门于2015年5月18日向部分尚未签署离职协议员工发送《员工告知信》，通报裁员进展，并再次提示拟裁减员工及时签署协商解除协议，以获得额外补偿，被告就此提交该电子邮件及《员工告知信》。原告对该邮件及《员工告知信》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另原告确认其2014年12月5日参加了会议，但其认为不是沟通会，因有员工在拍摄视频，会议开到一半就解散了。被告称其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己履行了工会告知程序，并依法向其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告知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予以佐证，其工会确认收悉该《告知函》并加盖有工会印章。原告对该《告知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在该函上出现了两个日期，落款处打印的工会文字内容，显示的是变更之前的工会名称及工会公章，工会只是在材料上盖章，被告并非听取工会意见，另原告确认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另查，原告就双方争议向北京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北京仲裁委出具京劳人仲字（2015）第53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提起本次诉讼，被告未起诉。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京劳人仲字（2015）第535号裁决书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进行组织架构调整是其经营的自主权。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召开了相关员工沟通会，介绍了裁员的原因、背景、时间表、工作机会、补偿方案等，明确了公司将QCS北京的业务及办公室撤销，并于2015年6月30日前迁至武汉，之后又召开答疑沟通会等方式，己履行了与劳动者协商过程；被告在听取工会意见后，就其裁减人员方案向朝阳区人社局进行了报告，2015年3月16日朝阳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回函收到施耐德公司裁减人员的相关材料，故本院认为被告在裁员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且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将解除理由通知了工会，向原告有效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故原告主张被告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该情形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可以另案依法追索经济补偿金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周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白星晖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谭嘉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