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南民初字第4510号 原告李成宗，男，194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澳门。 原告陈秀聪，女，195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澳门。 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丽荣，女，197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系二原告的女儿。 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邓珉，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振忠，男，197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黄生祥，福建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良加，男，195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潘伟安、江涛，福建协力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成宗、陈秀聪因与被告洪振忠、第三人王良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卢君玉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陈绵绵、人民陪审员陈秀瓶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成宗、陈秀聪及其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丽荣、邓珉，被告洪振忠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生祥，第三人王良加及其委托代理人潘伟安、江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成宗、陈秀聪诉称，1975年，南安县创办金属改制厂，隶属于南安县委和南安县支前办公室管辖。1978年3月13日，南安县手管局和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以南手（78）007号、南支（78）081号《关于南安金属改制厂扩建需要新建调换转移大队房屋的报告》向南安县委、泉州地区支前办公室申请，在水头邮电支局旁新建房屋，以调换转移大队（水头新村）在改制厂区的三座28间620平方米房屋。1992年元月22日，南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原则同意石井镇人民政府报市支前办《关于要求转让石井镇山后支前新村权属的请示》，将支前新村转让给石井镇政府，但不包括新村办公楼和门口埕空地、下尾磁厂四座、朝阳中学、小学围墙内的建筑物。1993年5月12日，南安县支前办公室经与泉州市支前办公室研究，决定将南安市院下村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处理给石井镇杨磊板材厂股份四人所有，但由石井镇杨磊板材厂付出适当旧材料费，缴泉州市支前办公室，按上缴之日起有效。5月13日，杨磊石材厂向泉州市支前办公室缴纳三万元支前办公楼材料费，收据编号为NO.0036474号。至此，支前新村办公楼完成了权属转让。5月14日，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书记杨怡利、主任沈某车同意将原石井镇院下支前新村办公大楼的股份转让给李成宗、陈秀聪。同日，石井镇杨磊板材厂四股东洪树其、许爱国、李成宗、陈秀聪达成契约，约定：原石井镇院下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壹座贰层（楼上拾间楼下拾间、厅贰间、楼梯壹个包括左右前后空杂地，系属四人共同向泉州市支前办、南安县支前办共同合伙购买）。经协商具体分配左侧楼上伍间，楼下伍间属李成宗、陈秀聪所有，右侧楼上伍间属洪树其、张爱国所有。办公大楼、楼上楼下厅、楼梯、大楼前后、左右空基杂地均属四人共同所有。该协议意见经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加盖印章许可。2009年10月19日，许爱国因洪树其管理不善，将本人购买杨磊板材厂股份25％转让给李成宗。至此，除了洪树其所有的右侧楼上25％股份产权外，整栋大楼基本属于李成宗、陈秀聪所有。2010年10月17日，洪树其之子洪振忠与王良加签署协议，约定洪振忠将原新村办公楼和门口埕空地一半（右侧）使用权转让给王良加，原在此地经营杨磊石材厂搬迁，使用权和搬迁费人民币壹拾捌万元等。洪振忠将不属于自己处分的财产做了处分，显然侵犯了原告李成宗、陈秀聪的财产权。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洪振忠与第三人王良加于2010年10月17日所签的《协议书》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洪振忠辩称，一、原告李成宗、陈秀聪对石井镇院下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及其附属土地并不享有任何使用权和所有权，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从南政（1982）综104号《关于坚决制止非法占用前沿战备支前新村土地的通知》及1997年4月17日南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南政国用（籍）字第009700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1年5月6日南安市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均已表明，石井镇院下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和门口埕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系国有土地，且已由南安市人民政府划拨给石井镇政府山后支前新村作为城镇土地使用，并且上述事实已经由南安市、泉州市、福建省三级人民法院裁决，二原告对诉争房屋及其附属土地依法不享有任何权利。二、被告与第三人王良加所签署的协议系搬迁费补偿，并不涉及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三、南安市石井杨磊石材工艺厂自始至终都是被告的父亲个人所有，并无其他股东，二原告所述的“张爱国”、“沈某车”、“杨怡利”并非南安市石井杨磊石材工艺厂的股东，无权转让股份。四、二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明显存在重大瑕疵，依法应不予采纳。综上，二原告对诉争房屋与土地并不享有任何权利，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良加辩称，二原告对南安市山后支前新村办公楼及相关土地即本案诉争房产没有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二原告提供给法院的证据加盖“福建省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公章系其伪造的，应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系列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二原告对诉争房产没有所有权或使用权，二原告不是本案合格的原告，应驳回其起诉。1、南安市人民法院（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判决书、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泉民终字第235号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申字第1523号裁定书及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泉检民（行）监[2015]35050000040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均已生效，均认定：李成宗、陈秀聪《通知》、《股份转让书》、《契约》、《收款收据》等均不足以证实两人对诉争房产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判决驳回两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2、二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侵犯了其财产权，但没有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权证等直接证据证明其拥有诉争房产的产权。二原告主张依1993年5月12日《通知》，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与泉州市支前办公室已将诉争房产转让给“扬磊板材厂股份四人”，但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南政国用（籍）字第009700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997年4月4日，该诉争土地仍被确权登记在石井镇政府山后支前新村名下，根据物权公示原则，“扬磊石材厂股份四人”并非产权人。诉争房产系南安县人民政府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划拨给山后支前新村作为城镇土地使用，这已经被生效判决书、裁定书确认。3、二原告提供证明其产权的证据系伪造的，属无效证据，根本无法形成证据链，更无法证明其享有产权。4、二原告请求宣告合同无效，是基于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的合同侵犯其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这仍属于物上请求权中排除妨碍的一种。鉴于二原告并不享有诉争房产的产权，其不具有相应的物上请求权，与诉争房产相关的合同并未侵犯其权益，其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二、本案的诉争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不存在欺诈和胁迫、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没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杨磊石材工艺厂不享有诉争房产的产权，被告洪振忠是作为该厂的经营者与第三人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是基于杨磊石材工艺厂占用诉争房产而支付的使用权补偿款。因该厂系石井镇政府的国有企业，第三人是向石井镇政府购买受让该房产的。三、二原告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犯罪，涉嫌伪造诉讼证据犯罪，法庭应立即扣押相关证据材料原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综上，二原告未享有诉争房产的产权，诉争协议书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其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依法驳回其起诉。 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1、二原告是否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2、二原告是否享有本案的诉权？3、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原告李成宗、陈秀聪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1991年9月28日、1993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各1份，证明二原告交付诉争房屋（水头新村仓库）处理款，并获得经营使用权。 2、南手（78）007号、南支（78）0001号《关于南安金属改制厂扩建需要新建调换转移大队房屋的报告》1份； 3、石政字（92）第002号《关于要求有偿转让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旧房的请示》1份、《关于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1份； 4、1993年5月12日《通知》1份； 5、1993年5月14日《股份转让书》1份。 证据2-5证明诉争财产的来源。 6、1979年3月10日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通知》1份，证明二原告由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委任职务的事实。 7、《契约》1份，证明二原告获得诉争财产经营权的事实。 8、《声明》及《股份转让书》各1份，证明二原告获取许爱国25%股份的事实。 9、2010年10月17日《协议书》1份，证明被告非法处置二原告财产的事实。 10、2010年10月17日《收据》1份，证明被告非法处置的事实。 11、1993年5月14日《收条》1份，证明二原告依照约定购买诉争房产的事实。 12、石井居委会《证明》1份、南安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1份、《土地登记卡》2份、《宗地图》2份，证明被告提供的编号为00970082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真实性存有异议，其土地证上明确该土地的位置在石井居委会但石井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该村不存在该土地。同时根据南安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宗地图的地图坐标，可以明确看出此份国有使用证上的土地不包括本案诉争房屋。之前法院的判决均是以该份土地使用证的效力来作为判决依据，现在此份证据可以证明之前法院依据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 对原告李成宗、陈秀聪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洪振忠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1991年9月28日《收款收据》上款项内容是写水头新村仓库处理款，而本案诉争的是石井山后支前新村，内容不一致；1993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与1991年9月28日《收款收据》格式不一样。对证据2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3中的石政字（92）第002号《关于要求有偿转让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旧房的请示》、《关于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无法证明二原告的主张。对证据4《通知》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与原来(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中二原告提供作为证据的《通知》不一样，属于伪造变造的证据。对证据5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股份转让书》所盖的公章是假的，对内容也有异议，支前新村办公楼属于国有资产，个人无权处分，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不是国有资产法定所有人或管理人，无权处分。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但对内容有异议，该通知中李成宗管理的是坂头新村而不是本案的支前新村。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契约》与原来(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中作为证据的《契约》内容不一样，属于伪造变造的证据，且立约人没有权利处分国有资产。对证据8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许爱国的签名不知是否其本人亲笔签名，许爱国没有到庭，无法确认。对证据9、10无异议，但与二原告无关。对证据11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中的南安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土地登记卡》、《宗地图》的真实性无异议，与第三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不矛盾；对石井居委会《证明》有异议，该《证明》的内容不完整，国有土地使用证可以看出使用者是石井镇政府山后支前新村而不是石井居委会，该地的地点确实是在石井居委会境内。 对原告李成宗、陈秀聪提供的上述证据，第三人王良加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来源合法性有异议，两份《收款收据》，尤其是1991年9月28日的《收款收据》应当由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保管，二原告持有原件，来源合法性有问题；1993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出纳写明是杨怡利，而杨怡利是二原告主张的购买人，这是互相矛盾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没有原件。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南安县支前办无权在批复中决定转让房产以及转让的范围，更不能以此认定支前新村办公楼及门口空地属于杨磊石材厂。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与原来(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中作为证据的《通知》不一样，原来案件提供的《通知》左边还有一个“南安市石井杨磊石材工艺厂”的印章，下面也没有一行手写字，这次没有“南安市石井杨磊石材工艺厂”的印章，多了下面一行字，属于伪造变造的证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公章是伪造的，两个立字人没有使用权和所有权，也没有股份，无权转让。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但对内容有异议，该通知中李成宗管理的是坂头新村而不是本案的支前新村。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与原来(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中提供的《契约》不一样，原来没有许爱国，四个立约人都没签名以及按手印，这次二原告在《契约》中添加了“许爱国”签名及手印，而且该份《契约》没有成立以及生效。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许爱国没有到庭说明，也不享有诉争房产的权利，无权转让。对证据9、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侵犯二原告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对证据11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2中的南安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土地登记卡》、《宗地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宗地图所表示的范围与第三人主张的杨磊石材厂的范围归石井镇政府并不矛盾。支前新村土地与杨磊石材厂的土地都已经收归石井镇政府所有。对石井居委会的《证明》有异议，应以第三人提供的《证明》为准，因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明》时间在后。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被告洪振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民事判决书》、（2013）泉民终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申字第1523号《民事裁定书》、（2015）南民初字第5517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证明二原告本案诉讼与（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诉讼是一码事，实质上是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事不二理”原则，二原告对诉争房屋及其附属土地依法不享有任何权利的事实。 对被告洪振忠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李成宗、陈秀聪质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上述判决的作出只是认为二原告在当时诉讼条件下提供的证据不能很充分地证明二原告对诉争房屋享有明确的所有权。本次庭审时，二原告补充相应的证据并且本案的关键证人沈某车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明确表述了当时诉争房屋的基本情况，可以证明二原告拥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因此上述判决是当时情况下做出的，本次诉讼出现新情况和证据，而且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的基础是被告和第三人承认二原告包括被告对诉争房屋拥有使用权和所有权，因此才有《协议书》和转让款的存在。 对被告洪振忠提供的上述证据，第三人王良加质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二原告本次庭审提供的新证据，在上次诉讼案件中就有，不能作为新证据。同时二原告说沈某车熟悉当时转让经过，但是沈某车承认自己自始至终都不是杨磊石材厂的股东，杨怡利也不是股东，诉争房产是要安置给李成宗和洪树其。这些与二原告提供的契约、股份转让书、通知均也相矛盾。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第三人王良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1份，证明二原告向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对双方先前恢复原状一案的监督被依法驳回。 2、《国有土地使用证》1份，证明1997年4月诉争房产仍登记在石井镇政府山后支前新村名下。 3、南安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支援前线办公室《证明》1份，证明1990-1993年10月该单位只使用“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一枚公章。 4、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二原告提供证据中“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不是出自同一枚公章。 5、1993年5月14日的《契约》1份，证明（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二原告所提供的《契约》的内容。 6、石井镇人民政府《证明》1份，证明杨磊石材工艺厂的土地使用权归石井镇政府所有。 7、《收款收据》5份，证明南安县支前办公室购买房产的情况，杨磊石材厂支付3万元是在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向泉州市支前办公室付款之后。 8、《关于南安市启用新印章的通知》1份，证明南安设市撤县新公章统一于1993年10月16日启用。 9、2015年9月11日石井居委会《证明》1份，证明第三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中土地的四至情况以及土地属于石井镇政府所有。 10、石政办（2012）34号《石井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要求鉴定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办公楼安全隐患的请示》1份，证明诉争房屋是石井镇人民政府拆迁以及诉争房屋是支前办下辖的资产。 对第三人王良加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李成宗、陈秀聪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样。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诉争房产没有关联性。此份使用证的范围不包括本案诉争房产，石井居委会也证明此份使用证的土地不在该居委会。对证据3、4有关公章的情况有证人沈某车的证言可以证实，证人可以解释出现多枚公章情况。对证据5中的《契约》真实性无异议，本次诉讼中之所以有许爱国的签名、捺印，是因为上次诉讼案件结束后许爱国自己补充签名捺印。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石井镇人民政府无权出具上述证明，无权对公民个人房产归属问题进行确认，如果本案诉争房产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归石井镇政府，其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对证据7的质证意见以庭审调查情况为准。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国有土地使用证范围不包括本案诉争房产。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有二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 对第三人王良加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洪振忠均无异议。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原告李成宗、陈秀聪申请证人沈某车出庭作证，证人沈某车出庭陈述称：他与杨怡利是原南安县支前办公室的干事，杨怡利已故。当时支前新村解散后，支前新村的土地给石井镇政府使用，但是李成宗和洪树其生活没有出路，南安县支前办请示泉州市支前办如何安置李成宗和洪树其，泉州市支前办和南安县支前办协商后，同意把支前新村办公楼即本案诉争办公楼折价卖给李成宗和洪树其，大约折价5万元，他经手收取3万元上缴给泉州市支前办。二原告提供的1993年5月14日的《股份转让书》中杨怡利、沈某车的签名是他和杨怡利所签，该份《股份转让书》以及1993年5月14日的《契约》中所盖的“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公章不是他盖的，但是公章是真的，该两份证据是他拿给二原告的。当时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使用的公章有两三个。二原告提供的1979年3月10日的《通知》是他写的。二原告提供的2009年10月19日《股份转让书》中证明人沈某车的签名是他签的。二原告提供的1993年5月14日的《收条》是他写的，但是该收条中的款项是退给他和杨怡利的投资款，而不是南安县支前办公室的。至于杨磊石材厂具体何时办厂，由谁经营他不太清楚。第三人所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办证事宜他没有参与，是其他人员办理，他有告诉许爱国、洪树其以及李成宗，后来他们是否办证他不清楚。 对证人沈某车出庭陈述的证言，原告李成宗、陈秀聪质证如下：证人沈某车是本案土地情况的实际经历者，可以完整表述相关处理情况，其身份当时是支前办工作人员，因此其证人证言具有真实性并且可以证明本案诉争的房产二原告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事实。 对证人沈某车出庭陈述的证言，被告洪振忠质证如下：证人证言有部分不属实，从证人证言可以体现出本案诉争的房屋二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房产已经被收归国有。 对证人沈某车出庭陈述的证言，第三人王良加质证如下：1、该房产转让是为了安置新村员工，许爱国不是新村管理人，无权接受转让。2、沈某车证实支前办存在多个的公章，违背常识，任何单位刻制新公章需要销毁旧的公章。3、沈某车证实了他与杨怡利在杨磊石材厂没有股份，所以说他们不是诉争房产的受让人。4、沈某车证实1997年可以办证，他有通知二原告等人去办证，但是他们没有去办，二原告因为没有去办证而不能主张所有权和使用权，支前新村办理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应该确认其所有权和使用权。 根据当事人的上述举证、质证以及庭审陈述，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1991年9月28日《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内容是南安县支前办向泉州市支前委员会办公室交纳的水头新村仓库处理款，与本案诉争的石井镇山后支前新村房产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中的1993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所盖的公章是“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公章，因南安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支援前线办公室证明其单位于1990年至1993年10月只使用“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公章一枚，并未同时使用其他公章；故对于该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南手（78）007号、南支（78）0001号《关于南安金属改制厂扩建需要新建调换转移大队房屋的报告》，虽系复印件，但与（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本院向南安市档案馆调取的该份报告内容相同，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二原告提供的证据3石政字（92）第002号《关于要求有偿转让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旧房的请示》、《关于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石井镇人民政府于1992年1月6日请示县支前办，要求将山后支前新村的所有地上建筑物有偿转让给石井镇政府，由镇政府付给支前办转让费7万元。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于1992年1月22日批复石井镇人民政府，同意将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给石井镇（但不包括新村办公楼和门口埕空地、下尾磁厂四座、朝阳中学、小学围墙内的建筑物）等内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1993年5月12日的《通知》，被告以及第三人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该《通知》中的打印部分与二原告在（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中提供的《通知》内容相同，而在那个案件中，被告及第三人对其内容真实性是无异议的，故对该《通知》中打印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而对于该《通知》中的手写部分，并不是《通知》的原始内容，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该《通知》可以证明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于1993年5月12日发出《通知》，决定将原石井院下支前新村办公楼处理给石井镇扬磊板材厂股份四人所有，由石井镇扬磊板材付出适当旧材料费，缴泉州市支前办，按上缴之日起有效。二原告提供的证据5即1993年5月14日的《股份转让书》，对于该《股份转让书》所盖公章“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理由同证据1；但对于该《股份转让书》中的其他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因为立字人沈某车出庭作证称是他和杨怡利的亲笔签名，而该《股份转让书》所讲的也是其二人转让股份之事，所以该《股份转让书》可以证明杨怡利、沈某车于1993年5月14日签订一份《股份转让书》，同意将他们二人合购买石井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的股份转让给李成宗。二原告提供的证据6即1979年3月10日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通知》，证人沈某车出庭陈述称是其手写并盖章，且该公章与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即南手（78）007号、南支（78）0001号《关于南安金属改制厂扩建需要新建调换转移大队房屋的报告》中所加盖的公章相同，使用年限也接近，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安排洪树其负责山后支前新村的管理工作，李成宗负责坂头新村的管理工作，每人每月津贴27元。二原告提供的证据7《契约》，比二原告在（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中提供的《契约》多了许爱国签名捺印，即该《契约》的原始状态是四个立约人均没有签名、捺印，而所加盖的“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公章的真实性本院又不予认定（理由同证据1），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二原告提供的证据8《声明》及《股份转让书》，系许爱国所签，而在（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中许爱国对于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许爱国于2009年9月15日声明委托李成宗全权代理其本人持有的扬磊石材工艺厂物业办公楼25％的权益以及2009年10月19日同意将其上述股权转让给李成宗的事实，至于许爱国是否有权转让，则需综合认定。二原告提供的证据9即2010年10月17日《协议书》、证据10即2010年10月17日《收据》，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二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洪振忠与第三人王良加于2010年10月17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洪振忠将原新村办公楼和门口埕空地一半（右侧）使用权转让给王良加，原在此地经营原杨磊石材厂搬迁，使用权转让和搬迁费人民币18万元，由王良加提供；同日王良加支付给洪振忠搬迁费人民币18万元；至于该协议的效力问题则应另行分析。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1即1993年5月14日《收条》，证人沈某车承认该收条系其所写，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沈某车、杨怡利收到李成宗、陈秀聪支付的山后小楼转让费15000元，但并不能证明李成宗、陈秀聪向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交纳购房款的事实。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2石井居委会《证明》，该《证明》与第三人王良加提供的证据9中2015年9月11日石井居委会《证明》，均系石井居委会对南政国用（籍）字第009700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土地情况所做的证明，但两份证明内容却不一样，表明石井居委会对于该问题并不清楚，故对该两份《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中的南安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土地登记卡》、《宗地图》，来源于南安市国土资源局，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与第三人王良加提供的证据2《国有土地使用证》相结合可以证明，1997年4月17日南安市人民政府将位于南安市石井居委会，包括杨磊石材厂在内的东至延平大道，西至农地，南至山后村民房、果林地、北至朝阳中学、美丰小学的土地，以行政划拨的形式划拨给石井镇政府山后支前新村使用。 被告洪振忠提供的证据即（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民事判决书》、（2013）泉民终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申字第1523号《民事裁定书》、（2015）南民初字第551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第三人王良加提供的证据1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均系生效的法律文书，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些证据可以证明李成宗、陈秀聪以王良加拆毁其址在南安市办公大楼及门口埕为由，于2011年3月28日诉至本院，要求王良加停止侵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本院于2012年10月10日作出（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成宗、陈秀聪的诉讼请求。李成宗、陈秀聪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9日作出（2013）泉民终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成宗、陈秀聪不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2014）闽民申字第15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李成宗、陈秀聪又向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泉检民（行）监[2015]35050000040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 第三人王良加提供的证据1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证据2《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上已作分析。第三人王良加提供的证据3南安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支援前线办公室的《证明》，系有权机关出具的，且（2013）泉民终字第235号生效判决对其真实性亦予以认定，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1990年至1993年10月该单位只使用“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一枚公章，并未同时使用其他公章。第三人提供的证据4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其私自委托，且二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第三人提供的证据5即1993年5月14日的《契约》，与（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二原告所提供的《契约》的内容相同，可以证明本案二原告所提供的《契约》比二原告（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案件所提供的《契约》多了许爱国签名捺印。第三人提供的证据6石井镇人民政府《证明》，系有权机关出具的，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2011年5月6日，南安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实“根据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关于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文件精神，原南安市杨磊石材工艺厂土地使用权属石井镇人民政府所有”。第三人提供的证据7中南安县支前办向泉州市支前委员会办公室交款的四张《收款收据》，系南安县支前办向泉州市支前委员会办公室交纳旧房处理款的有关收据，与本案新村办公楼及门口埕的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7中杨磊石材厂交款的《收款收据》与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收款收据》相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8《关于南安市启用新印章的通知》，来源于南安市档案馆，且二原告及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南安撤县设市，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市直各部、办、委、局、各群众团体的新印章统一于1993年10月16日启用。第三人提供的证据9即2015年9月11日石井居委会《证明》，上面已作分析。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0石政办（2012）34号《石井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要求鉴定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办公楼安全隐患的请示》，二原告以及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2012年6月13日，南安市石井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南安市政府办申请组织有关单位对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办公室进行危房鉴定。 证人沈某车出庭陈述的证言，对于他所陈述的“南安县支前办请示泉州市支前办如何安置李成宗和洪树其，泉州市支前办和南安县支前办协商后，同意把支前新村办公楼即本案诉争办公楼折价卖给李成宗和洪树其，大约折价5万元，他经手收取3万元上缴给泉州市支前办”，因与1993年5月12日《通知》内容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部分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他所陈述的“二原告提供的1993年5月14日的《股份转让书》中杨怡利、沈某车的签名是他和杨怡利所签；二原告提供的1979年3月10日的《通知》是他写的；二原告提供的2009年10月19日《股份转让书》中证明人沈某车的签名是他签的”，系其对自己签名的认可，故对该部分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他所陈述的“二原告提供的1993年5月14日《股份转让书》以及1993年5月14日的《契约》中所盖的‘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公章是真的，当时南安县支前办公室使用的公章有两三个”，与南安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支援前线办公室的《证明》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部分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上述举证、质证及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1979年3月10日，福建省南安县支前办公室安排洪树其负责山后支前新村的管理工作，李成宗负责坂头新村的管理工作，每人每月津贴27元。1992年1月6日，石井镇人民政府请示县支前办，要求将山后支前新村的所有地上建筑物有偿转让给石井镇政府，由镇政府付给支前办转让费7万元。1992年1月22日，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批复石井镇人民政府，同意将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给石井镇（但不包括新村办公楼和门口埕空地、下尾磁厂四座、朝阳中学、小学围墙内的建筑物）等内容。1993年5月12日，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发出《通知》，决定将原石井院下支前新村办公楼处理给石井镇扬磊板材厂股份四人所有，由石井镇扬磊板材付出适当旧材料费，缴泉州市支前办，按上缴之日起有效；该《通知》中没有明确写明石井镇扬磊板材厂股份四人的名称。1993年5月14日，杨怡利、沈某车签订一份《股份转让书》，同意将他们二人合购买石井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的股份转让给李成宗。同日，杨怡利、沈某车收取李成宗、陈秀聪的转让费人民币15000元。1997年4月17日，南安市人民政府颁发南政国用（籍）字第009700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南安市人民政府将位于南安市石井居委会，包括杨磊石材厂在内的东至延平大道，西至农地，南至山后村民房、果林地、北至朝阳中学、美丰小学的土地，以行政划拨的形式划拨给石井镇政府山后支前新村作为城镇土地使用。2009年9月15日，许爱国声明：撤销对洪树其的委托权，委托李成宗全权代理其扬磊石材工艺厂物业办公楼25%的权益；2009年10月19日，原告李成宗与许爱国签订一份《股份转让书》，约定：许爱国将其扬磊石材工艺厂物业办公楼25%股份转让给原告李成宗。2010年10月17日，被告洪振忠与第三人王良加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洪振忠将原新村办公楼和门口埕空地一半（右侧）使用权转让给王良加，原在此地经营原杨磊石材厂搬迁，使用权转让和搬迁费人民币18万元，由王良加提供等内容。同日，第三人王良加向被告洪振忠支付了杨磊石材工艺厂搬迁费人民币18万元。2011年2月24日，第三人王良加雇人对原南安县石井镇院下村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进行拆除。2011年3月28日，李成宗、陈秀聪以王良加拆毁其址在南安市办公大楼及门口埕为由，诉至本院，要求王良加停止侵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本院于2012年10月10日作出（2011）南民初字第1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成宗、陈秀聪的诉讼请求。李成宗、陈秀聪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9日作出（2013）泉民终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成宗、陈秀聪不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7日作出（2014）闽民申字第15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李成宗、陈秀聪又向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泉检民（行）监[2015]35050000040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另查明，1993年10月16日，南安市委办公室、南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下发南委办（1993）21号《关于南安设市启用新印章的通知》，通知南安撤县设市，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市直各部、办、委、局、各群众团体的新印章统一于1993年10月16日启用等内容。2011年5月6日，南安市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实根据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关于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文件精神，原南安市杨磊石材工艺厂土地使用权属石井镇人民政府所有。2012年6月13日，南安市石井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南安市政府办申请组织有关单位对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办公室进行危房鉴定。2013年5月16日，南安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支援前线办公室出具一份《证明》，证实1990年至1993年10月该单位只使用“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一枚公章，并未同时使用其他公章。所谓的南安市（县）杨（扬）磊石材工艺厂、杨磊板材厂、扬磊石材工艺厂、扬磊板材厂，经向南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均无上述主体的登记信息。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虽然1992年1月22日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关于石井镇山后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载明：“经我办请示市支前办，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原则同意将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给石井镇人民政府，但不包括新村办公楼和门口埕空地。”但根据南安市人民政府1997年4月17日颁发的南政国用（籍）字第009700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诉争的原南安县石井镇院下村山后支前新村办公大楼和门口埕土地系以行政划拨方式已由南安市人民政府划拨给石井镇政府山后支前新村作为城镇土地使用。2011年5月6日南安市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亦证实“根据南安县人民政府支前办公室《关于石井镇山后原支前新村权属转让的批复》文件精神，原南安市杨磊石材工艺厂土地使用权属石井镇人民政府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李成宗、陈秀聪所提供的《通知》、《股份转让书》以及1993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均不足以否定南政国用（籍）字第009700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效力，原告李成宗、陈秀聪主张其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依据不足。为此，原告李成宗、陈秀聪无法证明被告洪振忠、第三人王良加于2010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与其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原告李成宗、陈秀聪的起诉不符合条件，应予以驳回。原告李成宗、陈秀聪申请本院向南安市石井边防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以证实第三人王良加将诉争房屋拆毁，亦无进行的必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成宗、陈秀聪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原告李成宗、陈秀聪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洪振忠与第三人王良加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卢君玉 审 判 员  陈绵绵 人民陪审员  陈秀瓶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汪惠玲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