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杭西行初字第228号原告阮晓宇。被告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古荡派出所，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36号。法定代表人郭焱。委托代理人章玮。原告阮晓宇（以下称原告）诉被告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古荡派出所（以下称被告）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9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立案，于同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晓宇、被告的负责人陈卓旻和委托代理人章玮到庭参加诉讼。案经合议庭评议，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9月5日，被告作出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现查明，2015年8月31日9时许，因房屋拆迁问题，阮晓宇乘坐T110次火车到达北京市火车站，前往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查，该阮晓宇曾于2015年3月10日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予以训诫。该阮晓宇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阮晓宇警告的行政处罚。原告诉称，原告因不服浙江省高院（2014）285号行政判决江干区政府违法却无任何赔偿结果问题及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对患者马黎（原告之妻）医疗纠纷政策回复等问题，需到北京依法向最高法院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理再审申请和政策咨询手续，于2015年8月31日上午9：30左右达到北京火车站，即被杭州市驻京办人员送到北京久敬庄中心。原告是正常涉法涉诉案件，有依法进北京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的正当权利。9月1日下午古荡街道人员强行将原告带离久敬庄中心，于9月4日下午3：15左右达到办事处，即向被告报案。被告接到报案后，以口头传唤将原告强行从办事处带到讯问室做笔录，过程中拒绝出具办事处所谓证据给原告当面质证。9月5日下午，在原告进行了申诉的情况下，被告仍枉法作出行政警告处罚决定，并强制采集原告指纹信息，却拒绝出具相关法律条款。被告认定事实错误，没有公安执法记录仪的录音、录像事实等关键性证据，不构成证据要件形式和证据链。古荡街道办事处无举报公民的主体资格，被告办案程序违法，无管辖处置权。原告无“经查，该阮晓宇曾于2015年3月10日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予以训诫”的事实记录存在。诉请判令：1、撤销被告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被告需公开向原告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彻底删除被告在国家公安系统内制作的所谓原告违法记录及指纹信息采集记录。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对涉案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2、邮寄挂号信清单、回执单。证明原告到中南海邮局办理履行公民举报义务向国家领导人发挂号信，行为合法。3、西公（古）行传字（2015）第70号传唤证。证明原告被非法传唤，但未作出任何处罚。4、2015年8月30日T110火车票。证明原告陈述的时间段。补充证据：1、原告于3月15日在市一医院门诊病历与发票票据。证明3月12日原告生病被看护，与被告未提供取暖设备有因果关系。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训诫不是行政处罚，仅是告知。3、被告开具的原告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3月10日原告无违法犯罪记录。被告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5年8月31日9时许，因房屋拆迁问题，原告乘坐T110次火车到达北京市火车站，前往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查，原告于2015年3月10日原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信访场所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予以训诫。原告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二、本案程序合法、量罚得当。2015年8月31日9时许，原告乘坐T110次火车到达北京市火车站，前往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古荡街道工作人员得知后，向被告报警，于9月4日将原告劝导至古荡派出所门口。被告经了解情况，依法口头传唤原告，并对案件进一步调查取证。经调查，原告于2015年3月10日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予以训诫。后办案民警对其制作告知笔录。在原告提出陈述和申辩后，办案民警再次为原告制作笔录记录其申辩情况。查清案件事实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警告的行政处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第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行政处罚的内容、诉权告知情况。2、送达回执。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的情况。3、受案登记表。证明3月10日案件来源。4、传唤证。证明书面传唤文书。5、受案登记表。证明8月31日案件来源。6、查获经过。证明原告的到案过程。7、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履行告知程序。8、任飞雄的询问笔录。证明报案人任飞雄对案件事实的陈述。9、原告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对案件事实的陈述。10、尹喆的询问笔录。证明尹喆对案件事实的陈述。1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训诫书。证明接受证据材料“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训诫书”1份。12、嫌疑人办案区管理综合情况记录表。证明嫌疑人办案区饮食休息情况及延长传唤情况。13、西湖区信访办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西湖区信访办出具的关于原告赴京非访的情况说明。14、情况说明。证明办案情况说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原告的证据，被告的质证辩论意见如下：证据1、3，无异议。证据2、4，与本案无关。补充证据：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认可训诫书不是行政处罚，被告作出的警告是行政处罚。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其上载明是5月27日之前，案涉警告的行政处罚是在9月5日作出。对被告的证据，原告的质证辩论意见如下：证据1，合法性有异议，未列出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后果以及被何地公安机关查获等内容。证据2，没有付海荣到场的事实也没有见证人的签名。证据3，报案人和移送单位空白，陈述有虚假，载明是在工作中发现，当时陈卓旻和郑警官是和原告一起回杭州，且与扰乱社会秩序的陈述有矛盾，受案民警王志明当时没有接触，没有签字。证据4，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与公共场所秩序有矛盾，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证据5，被告单方制作，涉嫌伪造文件，接警时间与实际时间有误差，民警没有签名。证据6，被告单方制作，没有证明力，北京警方没有查获移交手续，被告违法。证据7，合法性有异议，付海荣不在场，被告应提供录音录像。证据8，系伪造，政府机关无举报主体资格，工作人员没有附古荡街道介绍信。因其不是亲力亲为，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存在虚假。证据9，郑警官的签字是事后添加，涉嫌违法传唤，口头传唤只适合现场违法行为，其未见过李国伟，传唤超过8小时，申诉被告没有仔细审查。证据10，未附古墩社区介绍信，涉嫌伪造，也不是亲历亲为，不能作为证言，存在虚假，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证据11，系伪造，社区工作人员没有权利持有训诫书，承办民警的签字违规。证据12，系伪造，案由记录错误，时间表达和陈警官的笔迹不对，陈卓旻违规审批。证据13，系非法人机构，认定非访非法；没有证明力，落款和章涉嫌伪造。证据14，被告单方制作，没有证明力，应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了解情况而非古荡街道。时间出现偏差。经审查，本院对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的证据。证据1，所载处罚决定的合法性系本案审查对象，予以认定。证据2、3、4，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补充证据1、2、3，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定。二、被告的证据。证据1，与原告的证据1一致，前已认证，不予赘述。证据2，可以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情况，予以认定。证据3、4，可以证明受案及传唤情况，予以认定。证据5、6，可以证明本案来源，属于程序性文件，予以认定。证据7，可以证明被告作了处罚前事先告知，予以认定。证据8，可以证明被告对报案人作了询问，予以认定。证据9，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询问，予以认定。证据10，可以证明劝返原告的事情经过，予以认定，但其中有关原告行为定性的内容不属于对事实的陈述，不予认定。证据11，2015年3月10日的训诫书，可以证明北京公安部门的处理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2，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询问期间，予以认定。证据13，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14，仅是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亦非程序性文件，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向原告出具训诫书，训诫主要内容为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2015年3月12日，被告在工作中发现原告于3月10日前往北京市中南海附近非信访接待区域非法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予以受案，并传唤原告进行询问。2015年8月31日，原告乘坐火车到达北京市火车站，被杭州市驻京办工作人员带至北京市久敬庄救助站。同日，古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任飞雄向被告报案，被告予以受案。2015年9月1日，古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任飞雄、古墩社区社工尹喆等人将原告从该救助站送回杭州。2015年9月4日，被告传唤原告，对原告进行询问。2015年9月4日，被告对古荡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任飞雄进行询问。2015年9月5日，被告对古墩社区社工尹喆进行询问。被告接收了尹喆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于2015年3月10日向原告作出的训诫书。2015年9月5日，被告告知原告，拟认定其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同时告知了陈述、申辩权。原告陈述了其申辩理由，被告制作了笔录。当日，被告作出杭西公（古）行罚决字（2015）10759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原告警告的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为当场训诫。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明确，要求被告赔偿身体损害、失去工作等损失共5万元及精神赔偿15万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该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被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于2015年3月10日在中南海周边进行信访，于2015年8月31日前往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非正常上访。根据《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据此，被告对原告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方面，从在案证据看，被告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程序，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作了事先告知，程序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并要求赔偿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阮晓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阮晓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    俊    洁人民陪审员 狄建华人民陪审员王文仙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何    治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