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1民终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以权，男，196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以洲，男，197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增花，女，196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廷挥，广西贺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镜明，广西纵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贝荣碧，男，1981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亿培，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佐高，广西灵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因与被上诉人贝荣碧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7）桂1102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以权及其与上诉人李以洲、李增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廷挥、韦镜明，被上诉人贝荣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亿培、叶佐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改判：1.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土地租赁合同解除，贝荣碧退还承租上诉人的承包土地0.82亩，并恢复原状；2.支付2016年3月18日至2017年2月17日期间的租金2791.9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流转的任何书面协议书，也没有申请或者委托村委会同意土地流转，因此，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土地征用协议书》是伪造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签订的《土地征用协议书》，其内容为土地转让，有黄田镇公和村民委员会签署‘同意土地流转’的意见，原告领取的土地补偿款实为土地转让费用”、“领取的土地补偿款明显与当地当时的土地租赁价格不符，因此，原告实际领取该土地补偿款的行为，足以认定原告同意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一次性领取了转让款”，该事实认定实际是在偷换概念，认定事实含混不清。一审法院不能武断认为“领取土地补偿款”与当地当时的土地租赁价格不符就否定当事人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一审法院从土地征用到土地转让，从土地补偿款到土地转让款,变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表述，是将被上诉人的非法征用土地、买卖集体土地的行为变为可能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可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征用协议书》始终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内容和条款。一审法院将非法征用、买卖行为变为了其认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进而错误认定当事人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二）本案中，从土地征用到地块转让，从转让价再到一次性付清土地款，反映出的全是征用和买卖问题。根本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事实，系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凭空捏造出合法有效的土地经营权合同法律关系。(三）一审法院即已认定上诉人领取的是土地补偿款,又推定上诉人同意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一次性领取了转让款，而不是推定被上诉人实施的是土地征用行为，不符合法律逻辑。更不能推导出上诉人同意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一次性领取了转让款的事实。(四）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征用协议书》是一份不真实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协议，其形式和内容都不合法。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承包方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一式四份是法规的强制性要求，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征用协议书》只有其持有一份，上诉人与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并没有备份，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证明该协议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签订，没有经发包方同意。2.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与村委无关，村委代表上诉人签字或者代表发包方签字“同意土地流转”不具有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涉案土地为19组、20组的集体土地，只有19组、20组有权作出是否同意土地经营权转让,村民委员会无权对此作出决定。而19组、20组没有收到农户的转让申请也没有在该《土地征用协议书》上签字，应当认定该协议书违反上述司法解释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协议。3.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41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至少同时具备六个法定前提条件：承包方是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发包方同意；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非强迫；不得改变所有权的性质和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不具备上述任一法定条件，被上诉人只是到处大规模的圈地，并无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第二条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三、十、十一、十二条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五条、第六条明确规定“农户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不准借土地流转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用途。承包期不得超过农户承包土地的剩余承包期。土地流转的主要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征用协议书》确认无疑是一份不真实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的协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当事人双方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征用协议书》是不真实、不合法，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不应当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认定当事人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四、上诉人一审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口头土地租赁事实合同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当庭认可涉案土地为上诉人的承包地，2009年3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协议将位于公和村平地面前田的上诉人的土地出租给被上诉人用于养殖泥鳅，租期7年,租金为3715.26元每亩每年。上诉人将土地出租给被上诉人用于养殖泥鳅后，被上诉人支付租金。虽然，庭审中被上诉人否认双方为土地租赁法律关系，但事实上，双方口头约定的合同内容己经实际履行。双方的约定没有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得到法律的保护。(二）七年合同期满即2016年3月18日后，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后续租金，被上诉人拒绝支付租金的行为表明其已经拒绝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上诉人要求退还土地时合同已经解除。被上诉人荒废土地，拒不支付租金的行为实际是在单方解除、终止合同的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土地租赁合同为不定期租赁，上诉人有权单方终止和解除合同。因此，双方的合同经过3个多月合理的履行期限，被上诉人依然没有履行。在2016年6月28日，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土地时，应当认定为合同解除日。(三）被上诉人既不继续投资开发也不支付合同期满后的租金行为，已经违反双方的口头约定构成违约，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退还土地、支付占用期间的租金。综上，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贝荣碧辩称，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其签订的名为“土地征用协议书”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协议书”，是伪造的。但是，上诉人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书是伪造的。二、上诉人在“白纸黑字红印子”面前，竟敢说“原被告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上诉人这一非常不诚信的行为，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可见其上诉理由难以令人相信。三、上诉人认为，双方当事人没有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涉案土地，认为被上诉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事实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段就开宗明义的写着“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就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该“协议书”不仅经上诉人签字摁指印，还经当地村委会签字“同意土地流转”，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协议书”签订之后，上诉人领取了全部款项。这就充分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而办的。四、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谓的转让也没有经发包方19组、20组同意。该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作为法律赋予“承包方”身份的上诉人，按照该法规定，完全有权将其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没有赋予被上诉人任何权利与义务去调查上诉人是否有稳定的非农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2.相对于上诉人这个承包方来说，发包方并不是19组、20组，而是本村的村民委员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不仅经上诉人签字摁指印，还经当地村民委员会签字“同意土地流转”，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五、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改变了土地用途，将原来的水田变为旱地，种植葡萄和桂花树，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的规定。事实上上诉人在把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之前，是种植花生、玉米等旱地作物的。被上诉人受让该土地使用权之后，种的葡萄和桂花树等，也是旱地作物，并没有改变该土地的农用性质。六、上诉人所主张的“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口头土地租赁事实合同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这一荒谬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民事判决事实清楚，理据充分，判决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毫无理据的上诉请求。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土地租赁合同解除，被告退还原告的承包土地0.82亩，并恢复原状；2.被告支付给原告租金2791.9元（2016年3月18日至2017年2月17日期间的租金：21320元÷7年÷12个月×11个月＝2791.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贝荣碧在黄田镇公和村个人经营黄田裕东种养场，办理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范围：花卉种植及牲畜饲养、销售。被告贝荣碧因经营黄田裕东种养场的需要，于2009年4月1日以原告李以权为甲方与黄田裕东种养场为乙方（代表：贝荣碧）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内容为：“……一、地块概况。1、地块位于平地寨面前，土地面积为515.72平方米（折0.7735亩）。宗地四至及界址点座标详见附件地块平面图。2、现该地块的用途为集体。二、转让方式。1、甲方自愿把该地块转让给乙方。2、土地的转让价为每亩贰万陆仟元正，转让总价为人民币贰万零壹佰壹拾壹元正（20111元）。……”2009年12月13日以原告李以洲为甲方与黄田裕东种养场为乙方（代表：贝荣碧）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内容为：“……一、地块概况。1、地块位于平地寨面前，土地面积为95.2平方米（折0.1428亩）。宗地四至及界址点座标详见附件地块平面图。2、现该地块的用途为集体。二、转让方式。1、甲方自愿把该地块转让给乙方。2、土地的转让价为每亩贰万陆仟元正，转让总价为人民币肆仟贰佰捌拾肆元正（4284元）。……”黄田镇公和村民委员会在上述两份协议书签署了“同意土地流转”的意见。两原告领取了共计0.9163亩的土地补偿款24395元及青苗补偿款350元，并将土地交付给了被告承包经营。被告与包括原告在内的50多户分别签订了协议书，对连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流转。被告对连片转让流转的土地进行了平整及建设了一些基础设施，种植了葡萄、桂花树等。由于经营不善，现除种植桂花树等部分观赏性植物外，部分土地荒草丛生。李善聪等7人向黄田镇人民政府信访，反映村民土地被被告侵占。2016年7月23日，黄田镇人民政府对李善聪等7人的信访作出了黄访复字[2016]5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为反映的问题属于土地流转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建议双方协商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6年8月22日，李善聪等村民向贺州市平桂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提出信访复查申请，2016年8月25日，贺州市平桂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作出了《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认为该信访事项不属于《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处理范畴，不应纳入信访处理程序，建议双方直接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7年5月9日，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系李吉发子女，李吉发于2015年7月28日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以权、李以洲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原、被告签订的《土地征用协议书》，其内容为土地转让，有黄田镇公和村民委员会签署“同意土地流转”的意见，原告领取的土地补偿款实为土地转让费用，原告辩称该协议书不真实，双方是土地租赁关系，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实，且领取的土地补偿款明显与当地当时的土地租赁价格不符，因此，原告实际领取该土地补偿款的行为，足以认定原告同意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并一次性领取了转让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原、被告之间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将本案原属其承包的土地以转让的方式流转给了被告，被告的辩驳主张，证据充分，该院予以采纳。因此，原告诉称与被告存在土地租赁关系的主张，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25元），由原告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被上诉人贝荣碧均未向本院提交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新证据。上诉人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意见：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以及认定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流转有异议，认为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签订该协议书，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转让流转。被上诉人贝荣碧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上诉人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提出事实异议的分析、认定：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及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流转的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交的书面《土地征用协议书》、征地补偿发放表予以证实，上诉人虽对该事实有异议，却未能举出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该事实异议与在案证据材料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土地流转方式如何？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租赁合同关系还是转让合同关系？涉案《土地征用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有无法律依据。关于本案土地流转方式如何的问题。其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案在案证据材料《土地征用协议书》、征地补偿发放表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就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将涉案承包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并从被上诉人处领取了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因此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转让合同关系，与在案证据和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该协议书不真实，双方之间存在是土地租赁关系，但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从所领取的款项数额来看，明显与当时当地的土地租赁价格不符，且若按上诉人所主张的租赁关系，所领取的款项分摊到每亩每年的价款每户之间又不等，与常理亦不相符。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二，关于涉案《土地征用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经发包方同意，所签订的流转合同，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但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本案涉案的协议书，虽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并未违反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原系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其实属有权对其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相应的方式进行流转，因此是否经发包方同意及将所签订协议备案，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流转协议的效力。因此，本院认为涉案《土地征用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双方应遵照所签订的协议执行。关于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有无法律依据的问题。上诉人已将原属其承包的土地以转让的方式流转给被上诉人，并收取了相应的土地补偿款，而现却要求确认解除租赁合同，返还土地并支付租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以权、李以洲、李增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永茂审判员  吕小莉审判员  陈小坤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钟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