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579号原告：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席建新，任职经理。委托代理人：林妙霞，系该单位职员。委托代理人：刘辛，系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水松，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委托代理人：刘邦惠，系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诉被告李水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曹子彦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妙霞、刘辛，被告李水松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邦惠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诉称：我方对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劳人仲案[2015]2984号仲裁裁决书不服。我公司与被告曾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在我公司处工作期间严重违纪，不服从管理，且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我公司造成损害，属于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符合劳动合同约定我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2015年6月15日，我公司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依法不需要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我公司已足额支付被告2015年5月份的工资2206元、2015年6月份的工资520.98元。同时《劳动合同》已约定被告领取工资时应认真核对是否足额发放，如有异议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留存书面异议证据。如逾期未提出视为我公司已足额发放当月工资。这足以证明被告已足额收到2015年5月及6月的工资。故我们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我们无需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0192元，我们无需向被告支付2015年5月、6月的工资差额2294.04元。被告李水松辩称：我方同意穗劳人仲案[2015]2984号仲裁裁决书的裁决结果，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称其于1993年11月入职原告处，对此原告表示被告于1998年7月1日入职。原告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其于1994年5月16日登记成立。被告提供其与广东珠江汽车服务公司签订的期限自1994年7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主张其入职时间。原告表示广东珠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其并无关系。原、被告于1999年7月1日开始签订多份《劳动合同》，原告于1998年7月开始为被告缴纳社保。原、被告于2011年4月28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基本工资为1300元，被告每次领取工资时应认真核对是否足额发放，如有异议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原告已足额发放工资；若被告存在一个月内连续旷工2日或以上、不服从管理并一年内被书面警告达三次、严重失职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满1000元或给原告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情况，原告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原告提供工资表主张被告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的应发工资为24622元、应发奖金为28501.7元。被告提供注明被告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的社保缴费基数为5143元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主张其离职前平均工资应按5143元计算，除上述工资表显示的工资外其还有另外的收入。原告对此表示社保缴费基数是每年变更的，2014年7月被告的社保缴费基数是依据被告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而变更为5143元，不能据此认定被告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的月平均工资亦为5143元。上述工资表显示被告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原告每月向被告发放数百元“午夜餐”或“补贴费”，但2015年5月、6月则没有发放，其2015年5月应发工资为1600元、2015年6月应发工资为1144元。对此原告表示该两月的费用已并入奖金当中。上述工资表亦显示被告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期间原告每月向被告发放的奖金均在2000元以上，但2015年5月仅发放奖金1764元，2015年6月仅发放奖金534元。对此原告表示奖金按当月洗车收入计算，奖金中已包含“午夜餐”或“补贴费”。被告被安排至原告在南洲路开设的洗车点从事洗车工作。该洗车点是原告与广州市国家安全局签订的《定点洗车协议》约定的为该局提供定点洗车服务的地点。该协议约定原告每月向该局提交上月洗车记录，该局向原告支付上月洗车费用；如原告洗车记录不规范或弄虚作假，该局有权拒付相应洗车费用；如原告不能保证服务质量，该局有权解除协议。协议所附的《洗车价格一览表》显示，清洗小车（5-7座）的车身内饰收费18元/台，清洗小车（5-7座）车身内饰及地垫收费40元/台，清洗其他车辆收费40元/台或60元/台。被告表示对《定点洗车协议》不清楚。2015年5月及6月，原告南洲路洗车点仅有被告及唐某两名工作人员。原告提供2015年6月的《洗车登记表》主张被告及唐某存在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的行为，具体体现在表格中多次洗车记录没有填写车牌、车型、作业项目或金额；部分司机未签全名；被告及唐某于2015年6月15日已停止工作，但洗车记录中出现2015年6月16日及2015年8月15日的洗车记录。上述《洗车登记表》中大部分洗车记录的收费金额为18元，若收费40元以上均有记录金额；上述2015年6月16日及2015年8月15日的洗车记录均有司机签名确认，且记载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12日均有洗车记录。原告表示被告有如实登记并核实司机签名的责任，表格上司机签名是否客户司机所签需由客户确认。被告对此表示该表格本应在每月月底上交原告处，由原告向客户主张洗车费，故其在每月月底会对表格补填完毕，现原告于6月中旬即已收取，又未让其补填，所以才出现某些项目没有填写完整的情况。被告表示该表格已于2015年6月15日交至原告处，2015年6月16日及2015年8月15日的洗车记录并非其本人填写，但其并不申请笔迹鉴定。原告又称被告工作期间，每周会安排人员前往南洲路洗车点巡查，巡查人员曾发现《洗车登记表》偶尔出现上述问题，多次让被告改正，对此被告不予确认。广州市国家安全局于2015年6月15日向原告发出函件，称原告的南洲路洗车点于2015年6月12日结束营业，但《洗车登记表》中却出现2015年6月16日及2015年8月15日的洗车记录，且2015年6月16日整页记录均为一人所签；另该表格多处出现车号填写错误，存在“车型、作业项目、金额”、“签名不全或无”和“造假”问题，而且连续几个月洗车的质量相当差，综上原因，其拒付2015年6月的洗车费用2144元。该局于同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称2015年5月及2015年6月期间，南洲路洗车点洗车服务多次出现服务拖延、洗车质量差等情况，甚至多次出现工作人员拒绝洗车的情形，故决定解除《定点洗车协议》。原告提供三份《书面警告》主张其曾三次书面向原告警告，要求被告改正工作态度，对此被告表示从未收到《书面警告》。原告并未提供被告签收《书面警告》的记录。原告提供其职员陈某、郭某、曾某、王某书写的《证人证言》主张被告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对此被告表示不予确认。原告于2015年6月15日向被告发出《通知》，称根据《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三）款的约定，自2015年6月15日起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称被告存在符合上述《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三）款约定的情形，包括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16日、2015年6月17日旷工（即连续旷工2天）；已超过三次向被告发出书面警告；严重失职造成原告洗车费损失2144元；严重失职造成客户解除与原告的洗车协议（即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原告表示客户之前已多次向其投诉被告工作失职，其已依据客户的投诉向被告发出书面警告。被告被解除劳动合同后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0192元、2015年5月及6月的工资差额2294.04元。该委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5]298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3432元、2015年5月及6月的工资差额2294.04元。原告对该裁决不服，遂于2015年9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原告是否尚未全额发放2015年5月及6月的工资。根据工资表显示，原告于2015年5月及6月减少发放了数百元“午夜餐”或“补贴费”，原告对此解释为该费用并入奖金中，但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文件证明奖金的计算方式，亦未在奖金发放表中体现该费用。故本院认定原告无故减少发放“午夜餐”或“补贴费”，原告应将该费用补足给被告。故按原告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的平均应发工资2092.91元[（24622元－1600元）÷11个月]计算原告应向被告发放2015年5月的“午夜餐”或“补贴费”为492.91元（2092.91元－1600元）。原告于2015年6月15日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故原告应向被告发放半个月的“午夜餐”或“补贴费”512.46元（2092.91元×0.5个月－534元）。综上，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5年5月、6月的工资差额1005.37元。原、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奖金如何计算，奖金作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物质奖励，其发放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范畴，故原告于2015年5月及6月减少发放奖金，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要求原告补足奖金缺乏依据。综上，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5年5月、6月的工资差额1005.37元。原告以《劳动合同》中的约定主张被告签收工资时并未提出书面异议，应认定被告确认已足额领取工资。但原告尚未发放的款项属“午夜餐”或“补贴费”，并非工资范畴，故该约定对此并不生效，因此本院对原告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于2015年6月15日向被告发出《通知》表示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被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故本院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是否违法。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的依据是《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三）款，且原告已明确被告存在该条款规定的连续旷工2日或以上、不服从管理并一年内被书面警告达三次、严重失职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满1000元、严重失职给原告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情况，故作出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情况。因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故本院应审查被告是否存在上述情形。原告主张被告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12日旷工，但《洗车登记表》已记录被告该两日有洗车记录，故原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2015年6月16日、2015年6月17日连续旷工，但原告已于2015年6月15日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既已解除，则不存在旷工事实，原告该主张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不存在连续旷工2日或以上的情形。原告主张其已三次向被告发出书面警告，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书面警告》发出，故仅凭原告提供的《书面警告》不能证实其已向被告发出书面警告。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不存在已被原告三次以上书面警告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填写《洗车登记表》存在部分项目漏填项目、部分司机未签全名、出现2015年6月16日及2015年8月15日的洗车记录等情况，且洗车服务不佳，导致客户拒绝支付洗车费用2144元，造成原告2144元的经济损失。第一，原告并未提供2015年5月以前的《洗车登记表》举证证明被告在之前的工作中存在上述情形，原告主张客户之前有多次投诉，亦未能提供相应投诉记录，其提供的《书面警告》并无被告的签收记录，不能据此证实存在客户多次投诉。第二，根据《定点洗车协议》，原告每月月底将该表格收集提交给客户并向客户主张洗车费，即被告只需于每月月底将表格整理后上交原告处，现原告在6月中旬已获取表格，则被告辩称其并未对表格补填完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根据《定点洗车协议》，小车清洗收费18元，小车加清洗地垫及其余车辆清洗收费40元至60元不等，而大多数洗车记录均是小车清洗，收费金额并非18元的均有记录金额且由司机签名，即被告对收费18元的洗车记录不填写车型、项目及金额，并不会造成无法统计的情况，且被告可事后补记；对于收费40元至60元的记录，因被告已记录作业项目或车型，故被告亦可事后补记未填写的项目。因此被告未填写完整表格并不影响表格的统计。第四，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司机签名并非司机本人所签，故本院认定司机签名确为司机本人所签。原告客户的司机既已对每项洗车记录签名确认，即表示原告的客户已确认被告的洗车服务，司机未签全名不应归责于被告。第五，虽然表格中确实存在2015年6月16日及2015年8月15日的洗车记录，但该记录均有原告客户的司机签名，故不能据此认定存在上述记录的过错全部在于被告，且即使对上述洗车记录存疑，原告可不主张上述洗车记录的费用，并不必然导致无法收取2015年6月的全部洗车费用。综合上述原因，本院认定原告客户拒绝支付2015年6月全部洗车费用的原因，不能归责于被告。原告主张被告严重失职导致客户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确有存在《解除合同通知书》所称的“服务拖延、洗车质量差等情况，甚至多次出现工作人员拒绝洗车的情形”，故本院认定原告客户解除合同的原因，亦不能归责于被告。原告还提供《证人证言》主张被告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但证人均为原告的职员，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书面证词的证明能力较低，且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存在符合《劳动合同》第九条第（三）款约定的情形或被告存在严重违反劳动记录的情形，故本院认定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属违法解除。因此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在于赔偿金如何计算。原、被告对原告的入职时间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举证证明被告的工作年限，现仅凭《劳动合同》和社保缴费记录不能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原告未能提供被告的入职手续、职工名册等证据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称其于1993年11月入职并提供了其与广东珠江汽车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广东珠江汽车服务公司与原告之间有何关系，亦未能举证证明原告愿意承接该《劳动合同》的工作年限，故结合原告于1994年5月16日登记成立的事实，本院认定被告的入职时间即为原告登记成立时间。则直至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被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在原告处连续工作21年1个月。关于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原告已提供工资表予以证实，故加上原告应向被告补足的工资差额1005.37元，计算该平均工资为4510.76元[（24622元＋28501.7元＋1005.37元）÷12个月]。被告主张其平均工资应按社保缴费记录中的缴费基数计算，但原告主张该基数应为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的平均工资，该主张符合社保缴费惯例，较为合理，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又主张其另有其他工资收入，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被告该主张不予采纳。因此计算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赔偿金为193962.5元（4510.76元/月×21.5个月×2倍）。然而被告在仲裁阶段仅主张原告支付赔偿金123432元，是被告对其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准许。故最终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赔偿金数额为123432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李水松支付2015年5月及6月的工资差额1005.37元；二、原告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李水松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3432元；三、驳回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珠江汽车服务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代理审判员  曹子彦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黎丹丹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