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民二终字第118号上诉人：中信大榭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中信大厦**。法定代表人：孙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琳紫，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高明，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法定代表人：李希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群伟，山东胜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孝刚，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德清晟泰煤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振兴南路**/div>法定代表人：董龙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学伟，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姜青青，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信大榭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煤公司）、原审第三人德清晟泰煤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晟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商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富博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颖、林海权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陆昱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4日、2013年1月21日、2013年3月5日，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先后签订了八份《煤炭买卖合同》，分别为：2012年12月4日签订两份（合同编号：2012-12-1、2012-12-2）；2013年1月21日签订两份（合同编号：mtxs-2013-3004-01、mtxs-2013-3004-02）；2013年3月5日签订四份（合同编号：mtxs-jy2013-3004-03、mtxs-jy2013-3004-04、mtxs-jy2013-3004-06、mtxs-jy2013-3004-07）。其中编号为2012-12-1的合同约定：货物数量为22000吨，执行煤炭含税价950元∕吨（货款2090万元）；交（提）货方式为乍浦港平仓交货；交（提）货时间为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结算方式为先付款，后交货，一票结算；违约责任为按《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合同一式二份，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还对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以及解决合同争议的方式等作了约定。八份合同除货物数量、执行价格及交货时间等有所不同，其他内容一致。根据以上八份合同约定，中信公司向兖煤公司购买煤炭共计19万吨，总价款16302万元。上述合同签订后，中信公司在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3月19日期间陆续依约向兖煤公司支付了全部合同价款16302万元。兖煤公司在收到款项后，自2012年12月25日至2013年3月21日，陆续向中信公司开具了18份共计19万吨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信公司认可收到该1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经进行了认证抵扣。2013年7月5日，中信公司向兖煤公司及其有关负责人发出《关于煤炭合同的函》载明：兖煤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向兖煤公司提出了两项争议解决方案：1、协商解除合同，并将全部货款退还中信公司；2、继续履行合同，尽快向中信公司交付八份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兖煤公司认可收到该函，但主张其已全部交付了货物。中信公司提交2013年7月15日双方会议录音，证明兖煤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张贤法就有关八份《煤炭买卖合同》的善后事宜作出承诺，17万吨的货物可于近期内交付，剩下的2万吨货物在2013年7月31日前全部交付。中信公司提交2013年8月5日寄送给兖煤公司的《律师函》，载明兖煤公司严重违反了与中信公司签订的八份《煤炭买卖合同》，并出尔反尔，未履行2013年7月15日会议上的承诺，恶意拖延至今。敦促其积极履行应尽的义务，妥善解决争议。兖煤公司质证认为，对私自录音的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张贤法出于商务礼节性见面，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其并不了解情况，仅录音证明货物有无交付，证明力不足。《律师函》系中信公司单方主张，不认可内容的真实性。另查明，关于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签订的全部合同，均为晟泰公司经办，通过邮件方式双方确认合同内容，无异议后，由兖煤公司盖章发给晟泰公司，晟泰公司再转发给中信公司，待中信公司盖章后由晟泰公司取回交兖煤公司，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双方合同签订完成。本案八份合同签订后，晟泰公司与中信公司同时签订与之相对应的八份合同，合同号分别为2012rmsm／n-mm0012-1s、2012rmsm／n-mm0012-2s、2013rmsm／n-mm0001-1s、2013rmsm／n-mm0001-2s、2013rmsm／n-mm3004-3s、2013rmsm／n-mm3004-4s、2013rmsm／n-mm3004-6s、2013rmsm／n-mm3004-7s。合同第一条约定货物及其交付时间、地点、地点和方式商为兖煤公司，交付地点为乍浦港平仓交货，货物交付时间以“兖煤”向卖方的交货时间为准。合同第四条约定付款，其中第1项约定：买方应于合同签订后2日内，在卖方向“兖煤”付款前向卖方支付相当于暂定总价的25%预付款。第2项约定：买方必须在“兖煤”向卖方交货前向卖方付清该批货物的全款，如兖煤向卖方交货的当日或次日，买方仍未将全部货款支付卖方，卖方有权处置货物，并且没收上述25%预付款。前两个合同第6项约定：如果“兖煤”未能按时为卖方发货，买方需在卖方向“兖煤”付款之日起90日内将所有货款支付给卖方。如买方90天内未能按时向卖方支付货款并提货，超过90天买方需按合同总金额的0.1%／天向卖方支付滞纳金。后三个合同中第8项还约定资金占用费的条款，约定资金占用费为年利率6.6%，自卖方向“兖煤”支付合同项下货款之日起按实际占用金额及占用时间计息直到买方付清合同项下全部货款止。合同第五条第1项约定卖方义务为应当及时向买方发出提货通知，并为买方顺利提取货物提供便利。合同第六条第1项约定买方义务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接收货物。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其他内容。在中信公司与晟泰公司签订每一份合同的同时，燎原公司向中信公司均出具《担保函》，对上述合同中的全部义务与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信公司在2013年4月23日通过北京市众一律师事务所向晟泰公司发出《律师函》载明：关于合同编号2012rmsm／n-mm0012-1、2012rmsm／n-mm0012-2两份合同，晟泰公司应于中信公司支付兖煤公司支付货款后三个月内向中信公司支付全部货款。中信公司已经于2012年12月20日向兖煤公司支付货款，晟泰公司应于2013年3月20日前向中信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如果晟泰公司未能支付，中信公司将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对货物进行处置。2013年5月17日，晟泰公司给中信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关于我司与贵司合同2012rmsm／n-mm0012-1、2012rmsm／n-mm0012-2、2013rmsm／n-mm0001-1、2013rmsm／n-mm0001-2项下逾期货款及相关费用作出还款安排，如未能按照还款造成贵司对受我司委托与兖煤公司所签订的上述四个合同相对应的合同拒收货物和退款以及产生的其他相关责任和损失全部由我司承担。晟泰公司提交其工作人员与中信公司部门经理甄今往来邮件，证明《还款承诺书》系其根据甄今发来的邮件内容出具的。中信公司认可《律师函》及《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兖煤公司已交付货物。再查明，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除涉案8笔煤炭合同买卖外，还发生过同样的五十三笔买卖合同，履行方式一致且已全部履行完毕。双方在履行的共计61笔煤炭买卖合同中，每笔煤炭买卖关系均涉及到四方主体三个合同。实际货物交付方为燎原公司，买卖合同的下家分别为兖煤公司、中信公司、晟泰公司。各方分别签订买卖合同。同一笔买卖标的物一致，交付地点及方式一致（乍浦港平仓交货）。晟泰公司依约支付中信公司合同标的25%的货款，燎原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担保函，中信公司按约向兖煤公司支付全部货款，燎原公司收到兖煤公司货款后依约发货，在乍浦港按兖煤公司的指示直接交货给晟泰公司。中信公司给兖煤公司出具收货证明，兖煤公司进行内部结算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中信公司，交易结束。在交易中，兖煤公司认可没有参与实物交货，将燎原公司的交付视为自己交付，认为经办人胡海洋、戴璐、穆霞等人是代表中信公司履行合同，故在货物运至乍浦港时通知经办人接收货物。中信公司则认为参与实物交货，是根据与晟泰公司合同约定，在晟泰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后，其开具放货通知由晟泰公司交兖煤公司，兖煤公司在收到放货通知后放货给晟泰公司，才视为货物交付。另，中信公司不认可收货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向兖煤公司出具过收货证明。因涉案八份合同的收货证明均为复印件，且各方认可系晟泰公司工作人员交付，故原审法院对晟泰公司交付兖煤公司的收货证明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另，关于中信公司、兖煤公司及晟泰公司之间的61笔买卖合同的签订、货物的交接、发票的开具及受领、收货证明的交付等均由胡海洋、戴璐、穆霞等人经办。经查，以上几人均系晟泰公司的工作人员。兖煤公司与中信公司从未直接联系，中信公司的收货证明（或放货证明）均为中信公司交晟泰公司工作人员转交兖煤公司。为便于了解各方实际的履行过程，各方同意分别以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已履行完毕的合同编号为2012-10-2及涉案的合同编号为2012-12-1的煤炭合同为例进行说明。2012年10月23日，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签订编号为2012-10-2的买卖合同，中信公司与晟泰公司相应签订2012rmsm／n-mm0010-2s，燎原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担保函》。2012年10月25日，晟泰公司依约支付保证金后，中信公司办理承兑汇票。2012年10月29日，中信公司向兖煤公司支付全部货款。2012年10月29日，晟泰公司工作人员向兖煤公司出具中信公司开具的收货证明（复印件），载明收到26000吨煤炭。2012年10月30日，兖煤公司开具结算单，并开具26000吨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栏有晟泰公司工作人员李双霞签字。2013年3月18日，中信公司出具的26000吨煤炭的放货证明。2013年3月19日，晟泰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26000吨煤炭的收到证明。2013年3月20日，中信公司开具相应该合同项下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中信公司《2012年库存商品明细账》记载：科目：库存商品-国内贸易-国内货值。2012年11月29日，凭证号56，摘要2012-10-2收进项税票煤，借方发生额21111111.11元。中信公司《2013年库存商品明细账》记载：3月20日，凭证号60，摘要2012-10-2销项税同时结转收入成本，贷方发生额21111111.11元。关于2012年12月1日双方签订了编号为2012-12-1的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中信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支付合同货款2090万元。2012年12月19日中信公司向兖煤公司出具收货证明（复印件），载明收到该合同项下22000吨货物。2012年12月25日，兖煤公司开具结算单，同日开具22000吨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栏有晟泰公司工作人员穆霞签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认证抵扣税款。2012年12月，中信公司与晟泰公司对应该合同签订编号为2012rmsm／n-mm0012-1s《货物销售合同》，燎原公司给中信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中信公司《2012年库存商品明细账》记载：12月27日，凭证号43，摘要收进项税票2012-12-1兖煤公司，借方发生额17863247.86元。中信公司《2013年库存商品明细账》没有记载。在中信公司关于兖煤公司的《2013预付账款明细账》记载：2012年12月26日，预付兖煤货款2090万元；12月27日，收进项税票2090万元。截止2013年4月，中信公司对兖煤公司的预付账款，借／货记载为平。而在《2013年预付账款明细账》中，至10月31日，记载摘要煤炭库存转入预付账款并提取资产减值损失，借方发生额17863247.86元。2014年4月4日，燎原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自2012年12月4日到2013年3月5日期间，兖煤与我公司共签订2份《补充协议》和6份《煤炭买卖合同》，兖煤共计向我公司采购煤炭19万吨。2份《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均是2012年12月4日，6份《煤炭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1月22日、3月5日，合同编号分别为：mtcg-jy2013-3004-01、mtcg-jy2013-3004-02、mtcg-jy2013-3004-03、mtcg-jy2013-3004-04、mtcg-jy2013-3004-06、mtcg-jy2013-3004-07。以上《补充协议》和《煤炭买卖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已按双方合同约定完成全部的交货义务。交货时兖煤不参与煤炭的实物交付，而是由我公司按照兖煤的要求将19万吨煤炭直接交付给了兖煤的买家，负责接收货物的是晟泰公司的工作人员。我公司与兖煤的以上煤炭交易均货款两清，结算完毕。同时，燎原公司出具双方买卖合同。兖煤公司质证认可，中信公司质证认为，晟泰公司收到货物不等于兖煤公司向中信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该证明与本案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的争议无关。上述事实有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签订的61份煤炭买卖合同、兖煤公司与燎原公司签订的8份买卖合同、中信公司与晟泰公司签订的8份买卖合同、中信公司出具的《关于煤炭合同的函》、《律师函》、各方的付款凭证、兖煤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当事人公司账簿、燎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涉案《收货证明》、往来邮件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卷为证。中信公司因要求兖煤公司交付本案买卖合同约定中的货物未果，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兖煤公司立即返还中信公司支付的货款16302万元；2、依法判令兖煤公司赔偿中信公司经济损失65.03万元（以16302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8月31日，最终应支付的金额以退还货款的最终日期为计算标准。）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兖煤公司承担。2013年10月15日中信公司增加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解除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之间签订的八份《煤炭买卖合同》，并将该请求列为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燎原公司与兖煤公司、兖煤公司与中信公司、中信公司与晟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燎原公司、兖煤公司、中信公司、晟泰公司之间形成的是连环购销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各自合同约定严格履行。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涉案八份合同应否解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涉案八份合同的付款情况及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双方均无异议。合同是否解除取决于兖煤公司是否履行了向中信公司的交货义务。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八个合同的货物兖煤公司实际已经交付。首先，晟泰公司认可已全部收到货物。在本案连环购销法律关系中，燎原公司为实际发货人，其出具证明认可自2012年12月4日到2013年3月5日期间，与兖煤公司签订2份《补充协议》和6份《煤炭买卖合同》，并且已按照兖煤公司的要求将19万吨煤炭直接交付给晟泰公司，与兖煤公司的煤炭交易均货款两清，履行完毕。燎原公司交付的19万吨煤炭即是本案争议的标的物。晟泰公司也认可该19万吨煤炭已全部收到。其次，放货证明并不是认定提货的权利凭证。本案中，在连环购销法律关系中所形成的三个买卖合同均约定交（提）货方式为乍浦港平仓交货，而直接交接货物的两方为燎原公司和晟泰公司，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并不参与实物交货。中信公司称其参与实物交货，是依据其与晟泰公司的买卖合同关于晟泰公司必须在兖煤公司向中信公司交货前付清该批货物的全款的约定。中信公司认为在收到全部货款后，方出具放货证明，而晟泰公司应凭放货证明去提货。原审法院认为，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只约定乍浦港平仓交货，没有约定提货是凭放货通知或收货证明，晟泰公司与中信公司付款约定并不约束燎原公司或兖煤公司的发货行为。晟泰公司与中信公司买卖合同约定货物交付时间为以“兖煤”向卖方的交货时间为准，八份合同中其前两份合同还有如买方90天内未能按时向卖方支付货款并提货的，对超过90天买方需按合同总金额的0.1%／天向卖方支付滞纳金的约定，后三份合同还有关于资金占用费的约定。另外，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的买卖合同并没有约定货物如何仓储、卸货及费用承担问题。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并非系中信公司所称要在收到晟泰公司全款后才能提货或者说应凭放货证明提货。事实上，晟泰公司是直接与燎原公司进行实物交货，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并不参与实物交货。晟泰公司在收货后30—90天内销售该批煤炭，再支付中信公司该批煤炭货款，至于放货证明或收货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完善财务制度的形式，收货证明的真假并不影响对本案货物是否交付的认定。另外，中信公司与晟泰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卖方应当及时向买方发出提货通知并为买方顺利提取货物提供便利，中信公司在庭审中也认可会给晟泰公司90天的筹集资金时间，从而也可予以佐证。因此，有无放货通知或收货证明并不是认定中信公司是否收货的依据。中信公司称其参与实物交货，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中信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并已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可以认定中信公司知悉晟泰公司已收货或可证明已经收到货物。本案中，兖煤公司与中信公司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先付款后交货，一票结算。票是指增值税发票，兖煤公司对八笔合同已制作决算单，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并交给晟泰公司的工作人员。中信公司认可收到增值税发票并已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原审法院认为，中信公司的认证抵扣行为对于认定收货是具有相当强的证明力。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一般纳税人经营活动中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凭证，一般纳税人必须自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部门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当月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期进项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一般纳税人取得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废条件的，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的，购买方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依据该条规定，如果未收到货物，买方应及时退票，由购买发票方开具红字发票冲抵。如果不退票，且认证抵扣税款，应认定其认可已经收到货物。另，涉案货物的交易结算及接收发票行为均为晟泰公司的工作人员，中信公司认可接收增值税发票且认证抵扣税款，也可视为对晟泰公司代为交易结算的追认。第四，中信公司涉案账簿等可以印证，中信公司知道晟泰公司已收货并表示认可。本案中，中信公司《2012年库存商品明细账》载明借方发生额对兖煤公司，记载了涉案八笔收进项税票。《2013预付账款明细账》也载明截止2013年4月，中信公司对兖煤公司的预付账款，借／贷记载为平。只是在诉讼发生后，至2013年10月31日，记载煤炭库存转入预付账款并提取资产减值损失，将未收回的货款列入损失。另外，中信公司给晟泰公司的《律师函》以及晟泰公司的《还款承诺书》也可印证。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八个合同的货物，晟泰公司已实际接收。因中信公司的放货通知并不是交提货物的权利凭证，且其在知悉晟泰公司收到货物后对涉案八个合同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和抵扣，结合各方交易习惯及中信公司的财务账簿，可以认定晟泰公司收到货物即可视为中信公司收到货物。因中信公司已收到货物，合同已履行完毕，故原审法院对其关于解除合同、兖煤公司退还货款以及赔偿货款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中信公司的损失可依据其与晟泰公司的合同另行主张。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0151.5元，由中信公司负担。中信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判决无视在案事实，仅以燎原公司宣称已向兖煤公司供货、晟泰公司实际收到货物这一结果，即倒推作出“晟泰公司收到货物即可视为中信收到货物”的认定结论，既与在案证据相矛盾、缺乏证据的支持，又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和充分性。1、有意忽略“中信公司作出过向合同之外第三人交付货物的指示”这一关键事实，对兖煤公司如何向中信公司交货的过程，未予查明。原审判决认定兖煤公司已经履行交货义务的主要事实依据是第三人晟泰公司实际收到了货物，明显是以既成事实与结果倒推原因及责任的主观擅断。因为晟泰公司提走货物这一事实，正是上诉人一审诉讼主张的基础。2、所谓晟泰公司代表中信公司履行合同的“交易习惯”，是不成立的。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之间的全部六十一份煤炭买卖合同，对交货方式的约定都是“乍浦港平仓交货”，但中信公司作为煤炭买卖的中间商而非最终消费者，为便于转卖，实践操作中采用向下家买方出具《放货证明》，下家持《放货证明》向兖煤公司提货的方式，兖煤公司验证《放货证明》后向凭证持有人交货，视为中信公司收货——这才是兖煤公司与中信公司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的“交易习惯”，这一“交易习惯”已有大量在案证据可以证明，且这一“交易习惯”又与国际国内间的通常贸易习惯互相吻合。相反，原审法院错误地认定的、所谓晟泰公司代表中信公司履行合同的“交易习惯”，是不成立的。二、针对五十九份伪证据《收货证明》，原审判决既然已经宣布为不予采信，但在查明和认定全案事实过程中，尤其是关于同一交易习惯的查明过程中，多次使用该无效证据来认定本案所谓“同一交易习惯”的事实，自相矛盾，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认定的程序要求。原审法院未要求第三人说明伪造该证据的动机和作用，审理存在疏漏和硬伤。三、原审判决还错误的理解和认定了《放货证明》的性质和作用，武断地做出了不符合逻辑的法律判断。《放货证明》才真正是上诉人交由第三人晟泰公司、由第三人晟泰公司向被上诉人兖煤公司出具、用以提货的通知。尽管第三人晟泰公司在履行过程中向兖煤公司隐藏了所有《放货证明》，但该《放货证明》在本案中确实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实际存在，且至关重要。原审法院否定《放货证明》具有据以提货的权利凭证性质的理由是“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只约定乍浦港平仓交货，没有约定提货是凭放货通知或收货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在交易中经常采用的做法，可作为“交易习惯”对合同双方产生约束力。四、原审判决还存在遗漏对《补充协议》、2013年7月15日会议录音、晟泰公司工作人员的“经办”权力、来源及限制等事项的认定，而这些遗漏事项都是与原审判决所持观点相矛盾的、可以用以推翻和否定原审判决相应观点的重要事实。五、原审判决在有关税务和财务会计法律方面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和错误。原审判决以“中信公司收到增值税票并已经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中信公司的涉案账簿可以印证”、“中信公司在没有收到货物时，没有及时退票”印证“中信公司已经收到货物”不能成立。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不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作为出卖人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的独立证据”的原则。中信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和抵扣的行为，系依法进行的合法的发票行为。无论是否收到货物，增值税纳税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对增值税发票进行认证抵扣。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依法不以确认收货为前提条件。中信公司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涉案账簿对该货物进行“入库”处理，系遵守国家企业财务制度的守法行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按照有关增值税法律和企业财务制度的法律法规要求，是否实际取得货物不是财务记账的判断准则。财务处理的事实不能引领或者对抗法律的认定，不能仅从财务事实来推定法律事实。兖煤公司答辩称：一、兖煤公司已经完成了货物交付义务，原审判决驳回中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在案涉8份《煤炭买卖合同》之前完成的五十三笔煤炭买卖交易中，合同签订、货款支付、收取货物、给付《收货证明》等事宜，均由中信公司的经办人穆霞、胡海洋、戴璐及李双霞等人办理，案涉8份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也是中信公司上述几个经办人办理，与该五十三笔煤炭买卖交易是同一交易习惯。中信公司对履行完毕的五十三笔煤炭交易无异议，足以证明同一模式履行的案涉8份买卖合同兖煤公司也履行了交付义务。二、中信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中信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忽略其向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交付货物的指示”，与案件事实不符，无依据。2、中信公司所谓的《放货证明》不真实，其主张的理由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兖煤公司与中信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中从没有关于《放货证明》的约定，实际履行中中信公司也从未向兖煤公司给付过《放货证明》，中信公司主张以《放货证明》来约束兖煤公司的交货行为，无事实和合同依据。无争议的五十三笔煤炭交易中，中信公司从未向兖煤公司交付《放货证明》，兖煤公司根本就不知晓存在所谓的《放货证明》。3、中信公司关于《收货证明》的主张和理由，与案件事实不符，不能以《收货证明》是复印件来否定兖煤公司完成货物交付义务的事实。兖煤公司已经证实了《收货证明》来源的真实性，只要《收货证明》体现的内容真实即可，不一定必须是原件。4、《补充协议》的内容都不真实，只是中信公司用来完善财务凭证后补的手续，不能用来证实兖煤公司未交付货物。5、对于电话录音，应结合其形成的背景综合予以认定，电话录音形成的背景是兖煤公司领导本着双方都是国有企业的目的去了解情况，而且在谈话中兖煤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多次陈述说“货已经交了，要去晟泰公司码头查看煤炭”，更多的内容是去了解“为何货交了中信公司却说没收到货”；张贤法并未参与合同的履行，对于合同的履行情况实际上并不了解。6、中信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对于税务和财务会计法律方面的理解存在偏差和错误”，与案件事实不符。原审判决从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涉案账簿在内的几个事实和依据来综合认定兖煤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可以与其他案件事实和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是完全正确的。三、中信公司在多次发函向晟泰公司追索货款的情况下，才向兖煤公司主张未交货，目的在于转嫁风险。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中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兖煤公司提供了乍浦港2014年8月6日出具的《说明》，晟泰公司提交了德清汇通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该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79份。两当事人提供以上证据均欲证明晟泰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了19万吨煤炭。中信公司质证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晟泰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了19万吨货物，但将这些证据与原审中燎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信公司已抵扣增值税发票、中信公司账簿记载以及中信公司自认晟泰公司已提走货物等证据或事实相结合，可以证明晟泰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了案涉19万吨货物，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可。中信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两组证据：一为顺丰快递底单，用以证明兖煤公司知道中信公司更名及公章变更事宜，知晓晟泰公司出具的《收货证明》是伪造的；二为两份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结果，用以证明晟泰公司与燎原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兖煤对此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收货证明》是否伪造并无定论，快递底单不能证明《收货证明》系伪造以及兖煤公司主观上对此明知，且原审法院并未以《收货证明》为据驳回中信公司的诉请，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两份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因来源于工商公示信息，有据可查，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两份证据可以证明晟泰公司与燎原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兖煤公司是否向中信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双方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应否解除。本案中，中信公司对指令晟泰公司到乍浦港提货以及晟泰公司已经实际提货均予认可，并坚称“晟泰公司提走货物这一事实，正是上诉人一审诉讼主张的基础。”燎原公司、兖煤公司、晟泰公司对晟泰公司已经提取货物亦不持异议，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中信公司否认晟泰公司收到货物即视为其收到货物，主要理由是兖煤公司应根据其指令、凭其出具的《放货证明》才能向晟泰公司放货，否则即为擅自交付，对其不产生法律效果。本院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从合同内容看，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签订的八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了煤炭交（提）货方式为“乍浦港平仓交货”，但这仅明确了交货地点和以何种价格交货，而未约定交货的具体流程。事后双方也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故中信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合同依据，无从得出兖煤公司须凭中信公司出具的《放货证明》才能交货的结论。中信公司主张根据其与晟泰公司的合同约定，晟泰公司在支付全部货款后，需凭其开具的《放货证明》向兖煤公司提货，兖煤公司应验证《放货证明》后才能向晟泰公司放货。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中信公司与晟泰公司关于凭《放货证明》提货的约定并不能拘束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兖煤公司，兖煤公司不负有履行他人之间所签合同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合同中没有约定且不能补充协议的事项，应当按照交易习惯确定。因此，即便《煤炭买卖合同》中没有关于兖煤公司应凭《放货证明》才能向晟泰公司交货的约定，但如双方存在此种交易习惯，兖煤公司亦应遵守。在本案诉争发生前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已经完成了五十三笔类似交易，中信公司主张在此期间均向晟泰公司出具了《放货证明》，但晟泰公司称从未将《放货证明》交付兖煤公司，兖煤公司也称从未收到《放货证明》。中信公司并无证据否定该项事实，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在兖煤公司并未收到《放货证明》的情况下，中信公司与兖煤公司之间未能形成凭《放货证明》交货的交易习惯。故中信公司主张兖煤公司应凭其出具的《放货证明》才能向晟泰公司交货，亦不存在交易习惯可资佐证。中信公司虽出具了《放货证明》却未具实效，主要应归咎于晟泰公司的不诚信，中信公司有权主张晟泰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中信公司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轻信晟泰公司并将《放货证明》交由其转呈，事后也未及时与兖煤公司核实货物交接情况，过失亦为明显，对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通常情形下，提货人向供货人主张提货时，应提供身份证明及相关提货凭证，供货人验证核实后才能放货。否则，供货人擅自放货，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买卖双方当事人兖煤公司与中信公司均未直接参与货物交付，而是指令供货方燎原公司与晟泰公司代为完成货物交接，而晟泰公司与燎原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燎原公司对晟泰公司通过中信公司向兖煤公司买货是知悉的，且为其提供了担保。因此，在买卖双方对交货程序未作特定限制的情况下，燎原公司受托与晟泰公司直接联系提货，不至于发生交付错误，不违背交易常理。因此，在交货程序不存在瑕疵的情况下，燎原公司向中信公司指定的提货人晟泰公司交货即应视为兖煤公司向中信公司交货。《收货证明》本为认定货物交付情况的直接凭证，但因晟泰公司交付给兖煤公司的《收货证明》仅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故原审法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又因本案当事人均认可中信公司并未实际接收货物，故《收货证明》亦不能反映货物交付流转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其仅为当事人完善财务制度的形式，《收货证明》的真假并不影响本案货物是否交付的认定，并无不当。由于该证据对认定兖煤公司是否擅自放货不具证明力，故人民法院无需再费周折，浪费司法资源就此进行深入查证。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未对此进一步查证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不能成立。《补充协议》仅涉及交货时间的调整，对认定兖煤公司是否应凭《放货证明》交货、是否构成擅自放货无证据效力，原审法院未予认定采信，并无不当。中信公司认为《会议录音》能够证实兖煤公司已承认尚未交付货物，但从《会议录音》的内容看，张贤法本人对连环买卖合同项下的煤炭是否实际交付给中信公司并不清楚，这与兖煤公司述称的未实际参与货物交付可以相互印证。会议最终商定双方派人去进一步了解港口货源、货权情况，张贤法并表示愿意补足港口存货不足的部分，这显然是出于商业合作目的而做出的让步，并不能由此证明兖煤公司认可未向中信公司履行交货义务。而且，在会谈期间，当中信公司提出货权未转移的问题时，兖煤公司的另一代表明确表示不予认可。故中信公司以《会议录音》证明兖煤公司承认未履行交货义务，不能成立。至于晟泰公司工作人员经办权力及其来源，因中信公司已经认可指令晟泰公司工作人员具体办理合同签订、提货等事宜，故人民法院无需再行查证。中信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在税务和财务会计法律方面存在理解偏差和错误，以中信公司收到增值税票并已经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论证中信公司已经收到货物，有所不当。本院认为，中信公司的该项主张以偏概全，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根据该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作为认定货物交付的直接证据、唯一证据，但并未否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的间接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并没有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认定中信公司已经收到货物，而是结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交易习惯、账簿记载、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等，综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判断。中信公司提出的原审判决在税务和财务会计方面存在的其他理解偏差和错误，均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结果，不能证明其诉求成立，故本院不再赘述分析。从结果上看，中信公司虽否认收到了《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19万吨煤炭，认为晟泰公司收到货物不应视为其收到了货物，却并未否认晟泰公司已经向其支付了销售案涉19万吨煤炭所得的部分货款1.1亿余元。货款是货物的对价，中信公司接受晟泰公司支付的货款后非但未提出异议或退还，而且还向晟泰公司继续催缴剩余货款，只是在催缴未获清偿的情况下，才另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兖煤公司返还全部货款1.6亿余元，这显然是在主张双重受偿，且有转嫁交易风险之嫌。故从这一角度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中信公司关于兖煤公司未履行约定交货义务、合同应予解除并由兖煤公司返还货款、赔偿损失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诉讼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60151.5元，由中信大榭燃料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富博代理审判员  张 颖代理审判员  林海权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陆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