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2民终88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尊伍，男，汉族，1950年7月11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系辽宁裕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荣泉，系辽宁裕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吉，男，汉族，1947年4月9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艳，系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421号。法定代表人：陶尊伍，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毅，男，系该公司员工，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上诉人陶尊伍因与被上诉人李德吉、原审第三人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5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召集，上诉人陶尊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林荣泉，被上诉人李德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艳，原审第三人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尊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毅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陶尊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实体问题的认定存在错误。事实是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是由上诉人全资设立的。一审法院认定工商登记记载为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其证明力大于其他证据错误。工商材料仅能证明李国财是对外公示的出资人，涉及电器厂和外部人员的纠纷，可以采用该工商材料作为证据，它起到的仅是向社会公示的作用。而且，留存于工商局的档案文件并不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其是申请人交给工商局的备案文件。工作人员并不进行实质审查，更不进行制作。验资报告属于工商文件的组成部分，并非股东出资的实质要件，股东内部出资争议应以实际出资为准。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实体问题按照的都是工商登记的材料。上诉人认为工商登记材料是用来起到对外公示的文件。公司内部的”股东''确定资格纠纷审查的应当是实际出资人、是否行使股东权利等等。上诉人已经举证多项书证、证人证言等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就自己的主张、观点进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原审程序违法上诉人对原审关键证据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没有作出释明。对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最重要的事实在于谁进行了实际出资。庭审原告举证一份实物交接单用以证明原告的实际出资行为。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提出鉴定申请，但由于该证据为1997年形成的，距离鉴定日20余年的时间，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会存在误差，而且公章不一致和虚假是不同的，也可能存在更换公章的情形，所以上诉人在庭审期间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再次鉴定的申请没有作任何说明直接下达判决，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同意再次鉴定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李德吉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工商档案文件是本案第三人的全部股东就公司的发起、设立、改制以及后续的股权安排以及各自对公司的权益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之后，就他们的意思表示向工商机关提供的向社会性的公示文件，这种公示意味着向社会承诺持股安排是真实可靠的，政府管理部门也据此对第三人产生一份信赖，进行与第三人有关的相关交易，上诉人认为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文件都是虚假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这一系列证据是欠缺的，所以上诉人需要承担败诉的结果。2、本案被上诉人系第三人的原始股东，其原始取得该工作公司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第三人的全部股东均具有约束力，上诉人无权否定同样记载于公司章程即被上诉人的身份，如果上诉人要否决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原审判决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安排是正确的，上诉人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承认公司法强调工商登记档案的外观主义，本案第三人公示外观的公司章程表明被上诉人为公司股东，被上诉人作为股东的权益即为公司法所认可，并赋予法律保护的当然效力，被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就意味着否认第三人的章程对其约束力，原审判决进一步认定第三人工商档案中的公司章程、出资协议均连续且稳定一致的记载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及出资额，所以工商档案等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系第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关于此节事实认定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持，而上诉人试图否决被上诉人的身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所以原审判决应予维持。3、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要求重新鉴定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6、27条的规定，只有在规定的四种情况下鉴定结论方可进行重新鉴定的安排，本案原审关于鉴定的程序并没有严重违法，结论并没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成立。原审第三人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其事实理由。企业经营需要的贷款都是上诉人出钱，承担股东风险，履行股东义务，被上诉人没有为公司承担任何风险，履行任何股东的义务，现在却主张其所谓的股东权利没有道理。关于1997年前后，工商公安对印章均没有强制的要求，印章与其他的章是否相同在当时来说是不重要的，现在文件仍在第三人财务处保存。实物交交接单只是记载性文件，第三人及其他六位股东都知道上诉人将交接单内容中的实物已经移交到公司，这个事实发生在1997年，被上诉人近20年中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现在对此提出异议，是为了利益，而不承认。陶尊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不具有第三人的股东资格及股东权利；2、请求确认被告所持有的第三人的股份及权利为原告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成立于1992年1月21日，企业负责人李国财，性质为独资，注册资本35万元，经营地址位于普兰店市城子坦镇城西街。其于1993年7月5日更名为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并于1997年5月变更经营地址为普兰店市碧流乡栾甸村。1999年8月23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1997年6月3日，大连市残疾人康复教育活动中心（以下简称残疾人中心）与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签订《协议书》，约定大连船用电器厂同意将其企业名称无偿转让给残疾人中心，残疾人中心为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主管部门；大连市船用电器厂转让企业名称时要将其厂址、办公电话等一并迁入市内；企业名称转让后，不得继续使用已转让的企业名称，否则将按照工商内资企业管理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企业名称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承担并负责处理，残疾人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协议双方加盖公章且负责人加盖私人印章，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负责人处加盖李国才的私人印章。1997年7月24日，残疾人中心向大连市中山区工商分局申请成立大连市船用电器厂，该厂法定代表人为原告陶尊伍，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注册资本180万元。验资单位大连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于1997年7月7日出具《出资方投入资本（股本）明细表》，载明注册资本组成为：残疾人中心实物出资10万元；陶尊伍实物出资90万元；李德吉实物出资30万元；马伟实物出资20万元；王钟真实物出资20万元；孙业桐实物出资10万元。2000年6月15日，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主管部门变更为大连市西岗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西岗区残联），注册资本变更为380万元，新增资本由上级拨款及企业积累形成。2000年7月2日，集资职工签订了《撤资决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因企业不断发展，职工集资部分早已返还，分别为：陶尊伍90万元；李德吉30万元；马伟30万元；孙业桐实物出资10万元；王钟真10万元，上述各方均在此决议书上签字、按手印。2002年11月25日，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召开职工大会，会议由工会主席李德吉（被告）主持，并通过多项决议，其中包含：同意大连市船用电器厂改制为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同意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99万元，股东由7人组成；以净资产分配入股；同意本企业集体净资产分配给陶尊伍、李德吉、马伟、芦朝阳、王泽忠、王维生、黄玉新共计7人。2002年11月18日，陶尊伍、李德吉、马伟、芦朝阳、王泽忠、王维生、黄玉新签订《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员工出资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了净资产分配额：陶尊伍356.5万元、李德吉1**.33万元、马伟115.33万元、芦朝阳27.96万元、王泽忠27.96万元、王维生27.96万元、黄玉新27.96万元。第七条约定：协议七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在发生争议时，协议七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各方当事人均可以向大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述各方在该协议上签字摁手印。2003年，西岗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西体改办发【2003】2号文件批准同意大连市船用电器厂改制为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大连市船用电器厂资产评估审核后的净资产为699.34万元，量化给七个自然人699万元作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人员及持股比例同《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员工出资协议书》，溢出3，400元作为企业”盈余公积”入账。2003年4月1日，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经核准成立，注册资本699万元，法定代表人陶尊伍。2010年4月15日，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699万元人民币修改为1989万元人民币，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陶尊伍以净资产出资356.5万元，以资本公积出资412万元，以盈余公积出资142万元，以未分配利润出资106万元，合计出资1，016.5万元；李德吉以净资产出资115.33万元，以资本公积出资133万元，以盈余公积出资46万元，以未分配利润出资34万元，合计出资328.33万元；马伟以净资产出资115.33万元，以资本公积出资133万元，以盈余公积出资46万元，以未分配利润出资34万元，合计出资328.33万元；芦朝阳以净资产出资27.96万元，以资本公积出资32万元，以盈余公积出资11万元，以未分配利润出资8万元，合计出资78.96万元；王泽忠以净资产出资27.96万元，以资本公积出资32万元，以盈余公积出资11万元，以未分配利润出资8万元，合计出资78.96万元；王维生以净资产出资27.96万元，以资本公积出资32万元，以盈余公积出资11万元，以未分配利润出资8万元，合计出资78.96万元；黄玉新以净资产出资27.96万元，以资本公积出资32万元，以盈余公积出资11万元，以未分配利润出资8万元，合计出资78.96万元。同日，辽宁明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确认该公司变更后注册资本1，989万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1，989万元。2010年5月24日，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产生决议，内容包含：公司原章程作废，另立新的公司章程；将注册资本由1，989万元变更为2，460万元，其中陶尊伍增加货币出资471万元，其余股东注资额未发生变化。同日，大连凯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陶尊伍以货币形式出资471万元，该公司变更后注册资本2，460万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2，460万元。2010年6月28日，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产生决议，内容包含：变更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460万元，变更为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陶尊伍增加货币出资540万元人民币，根据以上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正。同日，大连凯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陶尊伍以货币形式出资540万元，该公司变更后注册资本3，000万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2015年10月15日，原告向本院递交鉴定申请，请求鉴定事项如下：1、请求贵院依法委托有关部门对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1997年7月1日的”职工集资名单”上李德吉处”指纹”是否为被申请人李德吉指纹进行鉴定；2、贵院依法委托有关部门对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2004年2月18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04年2月18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04年7月1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04年7月1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05年12月6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06年6月9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上六处”李德吉”签名是否为被申请人李德吉签名进行鉴定。2017年6月23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因样本材料不足，鉴定工作终止，鉴定材料退还。2016年3月10日，被告向本院递交鉴定申请，请求鉴定事项如下：1、就标明时间为1997年7月的”实物交接单”上的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就实物交接单上”大连市船用电器厂”与”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报告”中的印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关于第1项鉴定请求，2017年6月14日，大连市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说明函，说明因样本不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关于第2向鉴定请求，2017年6月14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一九九七年七月《实物交接单》中”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印文与九七年八月一日《劳动合同书》”甲方”处”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印文、一九九八年八月四日《关于大连市船用电器厂收购破产企业大连无线电十厂后所面临困境的报告》末页”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印文、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廿四日《关于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协议》第3页”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规定，故原告就其主张的被告系代其持有第三人股份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基于以下四点主张其是第三人的唯一股东：1、原告全资设立了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本案第三人是由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演变而来，故对资本性质的认定应尊重历史。虽然工商档案显示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的企业负责人为李国财，且性质为独资，但如此登记是为办手续方便，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只有原告一人；2、原告全资设立了大连市船用电器厂。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后更名为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即本案第三人的前身，该厂在1997年7月因经营需要，将名称挂靠在残疾人中心，原告为享受优惠政策，将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登记为集体企业，但实际出资人为原告一人；3、其他股东均认可原告系第三人唯一实际股东。除本案被告外的股东均通过签署代持协议，向法院出具说明的方式认可其均是代原告持有股份,且2014年12月，第三人制作了股东名册，确认原告为第三人的唯一股东，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人仅是代原告持有股份；4、本案被告从未参与第三人的分红及高层管理。被告仅是在原告需要的情况下在相关文件上签字，而包括职工集资名单在内的几份文件上的手印、签字非出自本人，且2000年7月2日，被告已在撤资决议书上签字，故工商档案无法证明被告的股东身份。关于以上四点一审法院认为：1、认可第三人与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之间存在历史关联，但其出资人为李国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工商档案记载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的负责人为李国财，性质为独资企业，原告仅提供李国财儿子的证言证明原告为该厂的唯一出资人，工商档案应为优势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的出资人为李国财；2、大连市船用电器厂为集体出资设立。依据工商档案，大连市船用电器厂企业性质为集体，注册资本180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和职工集资，集资人名单及出资额有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出具明细表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实际系其个人出资180万元设立该厂，其中的108万元有实物交接单为证，该交接单上的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印章经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与同时期该厂的其他文件印章不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系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法定代表人，理应掌管公司公章，即便鉴定结论为几份文件印章相同，在无其他证据辅证的情况下，亦不能仅凭一份加盖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公章和其法定代表人私人印章的交接单认定原告以实物出资108万。故对原告主张其为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唯一出资人，不予支持；3、其他股东对于其本人系代陶尊伍持有第三人股份的认可无法推及被告。而关于股东名册一节，公司的股东名册可作为确认股东身份的依据，但是本案股东名册的制作时间在被告就股东权益起诉第三人之后，故具体到本案，不能依据该股东名册确认被告是否具有第三人的股东身份；4、原告关于工商档案中包括职工集资名单在内的几份文件中被告的签名及手印真实性的鉴定申请，被鉴定机构退回，原告再无证据证明被告签名系伪造，且原告与被告及其他出资人均签署了《撤资决议书》，故原告未能提供证据否定被告的出资。综上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二、本案是公司内部的股权争议，双方内部合意优先,但现无据证明被告认可代原告持有股份，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替其他股东对第三人公司履行全部出资义务。而第三人工商档案中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出资协议均连续且稳定一致地记载被告的股东身份及出资额，故一审法院采信工商档案记载，确认被告系第三人的股东。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被告所持有的第三人股份及权利为原告所有，该项诉讼请求的成立要以第一项诉讼请求即确认被告不具有第三人的股东资格及股东权利成立为基础，现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第二项诉讼请求失去请求基础，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陶尊伍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60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33,11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鉴定费20,500元（被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1、确认被上诉人不具有第三人的股东资格及股东权利；2、确认被上诉人所持有的第三人的股份及权利为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对其诉请认为对第三人的出资均为其一人出资，被上诉人仅是挂名股东，被上诉人则不予认可认为其进行了出资是第三人合法股东。故判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对第三人公司的出资是上诉人全部出资，还是被上诉人也进行了出资的事实如何认定的问题，这也是本案的焦点问题。如果能证明第三人的出资全部是由上诉人出资，则被上诉人也进行了出资的事实就不能成立。故本院首先对上诉人主张第三人公司的出资全部是由其出资的问题进行分析。上诉人主张对第三人的出资全部系其出资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本案第三人是从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演变而来，而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的实际出资人就是其本人，故其是第三人的唯一出资人。对于第三人公司是由最初的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变更为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后又改制为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的事实各方均未提出异议，但对于上诉人是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出资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并不予认可，故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工商档案的记载，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性质为独资企业，负责人为李国财，虽上诉人提供了李国财儿子的证人证言，但仅以该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工商档案材料记载的内容，在上诉人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是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唯一出资人的情况下，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对第三人的出资全部系其出资的主要依据之二是，对于普兰店市船用电器厂变更而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注册资本180万元系上诉人个人出资。对此其提供了一份载明金额为108万余元的实物交接单作为其出资的证明，经鉴定该交接单上所盖的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印章与该厂其他文件所盖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印章不同，且其上载明的金额亦少于大连市船用电器厂的注册金额180万元，故上诉人主张其系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唯一出资人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就此提出重新鉴定一节，上诉人主张重新鉴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重新鉴定的情形，一审法院未进行重新鉴定亦无不妥。上诉人主张对第三人的出资全部系其出资的主要依据之三是，第三人其他股东均认可上诉人系第三人的全部出资人。其他股东对此所作说明应系证人证言，在缺少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此，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系第三人的唯一出资人，其主张第三人股份全部系其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由于上诉人无据证明第三人的出资全部系其一人出资，则对于被上诉人是否是第三人的出资股东是本案需要继续判断的焦点问题。根据查明事实，1997年7月大连市船用电器厂注册成立时，经大连东方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出资方投入资本（股本）明细表》，明细表载明被上诉人实物出资的数额为30万元，同时载明了被上诉人的实物出资数额90万元，对该明细表的真实性各方均未提出异议，虽该明细表系从工商局调取，但该明细表系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大连市船用电器厂各出资人出资的事实经实质性审查后得出的结论，在无据证明该明细表为虚假报告的情况下，该明细表可以证明当时被上诉人出资的事实。且此后，2002年11月18日的《大连市船用电器有限公司员工出资协议书》进一步确认了被上诉人的出资事实，2003年西岗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西体改办发【2003】文也载明了被上诉人的出资事实，2010年4月15日辽宁明科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2010年5月24日、2010年6月28日大连凯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两份验资报告，均载明了被上诉人的出资事实，第三人工商登记档案中亦记载了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这些证据均连续稳定的证明了被上诉人作为第三人出资股东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系第三人股东，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60元，由上诉人陶尊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卢宏翔审判员王歆审判员吴义军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尚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