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朝民初字第47223号原告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社区经济管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7号楼旁。法定代表人王凤潮，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福江，北京市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讶利，北京市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谷富华（崔鸣放之妻），女，1954年7月10日出生。原告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社区经济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小关经济中心）与被告崔鸣放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王巍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小关经济中心之委托代理人王福江、赵讶利，崔鸣放及其委托代理人谷富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小关经济中心诉称：崔鸣放于2014年11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我中心支付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护理费、支付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伤残津贴差额、补缴1997年10月至2014年1月的社会保险金。2015年7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00675号裁决书。我中心不服该仲裁裁决，认为：一、关于要求支付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伤残津贴差额，仲裁庭未查清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崔鸣放主张的是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伤残津贴的差额，而裁决书的裁判理由“本委认为”部分，并未体现出裁判差额的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2、我中心从2000年4月就开始为崔鸣放缴纳工伤保险，裁决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款裁决我中心支付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伤残津贴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3、崔鸣放四级伤残，认定工伤后，2007年10月开始，工伤保险基金已经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按月向崔鸣放支付伤残津贴，因此，不存在我中心再向其支付伤残津贴的问题。二、关于要求支付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护理费，仲裁庭裁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朝阳仲裁认为：“因三中院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崔鸣放现阶段日常生活还需他人护理，故本委从保护劳动者的切身权益的角度出发，酌定小关经济中心支付崔鸣放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期间护理费67341.75元。我中心认为：1、崔鸣放未提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其生活需要护理的证据，亦未提交有医疗或鉴定机构出具的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仍然存在护理依赖的证据，且其与我中心约定的护理费已经履行完毕，故其再行主张护理费，显属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2、事实上，崔鸣放从2006年起，在历次仲裁、法院诉讼庭审中，都能亲自出庭，对于案件也能自主大篇幅的发表意见。3、仲裁庭不能以原有的判决为依据进行裁决，我国还不是判例法国家，更何况诉讼请求的时间段本就不相同，在不同的时间段，护理的依赖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仅凭推断，就确认需要支付护理费，而应重事实，讲证据，从法律规定的本身出发进行裁决。故我中心诉至法院要求：1、不支付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伤残津贴122497元；2、不支付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护理费67341.75元。崔鸣放辩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和21条的规定，我的工伤认定时间应当是1997年10月22日至1997年11月22日，劳动能力鉴定时间应当是1998年1月31日（出院时间）。由于小关经济中心迟延履行工伤申报义务，导致我伤后十年才享受到并不完整的工伤待遇并失去护理费。因此，只能由亲属承担护理工作。各级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小关经济中心的过错并结合我的伤情对护理事实作出确认。其中二中院表述为“其伤情虽未提供护理证明，但考虑崔鸣放所受伤害程度，其受伤时，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事实存在，经治疗和恢复，现崔鸣放的自理能力虽有所提高，但仍长期需人护理，且小关经济管理中心未及时履行工伤申报义务”；三中院表述为：“崔鸣放对其的护理依赖程度虽未提供相关护理证明，但结合相关诊断证明及公安部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所确认的崔鸣放的伤情，本院认为基于崔鸣放所受伤害程度，虽经长期治疗和恢复，崔鸣放的自理能力有所提高，但其现阶段日常生活还需他人护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4款的规定，我无需再就护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二、关于伤残津贴。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弥补了我丧失8次伤残津贴的调整和因此造成的损失，经计算，8年共应当调整（增加）伤残津贴1458.3元，合每年调整（增加）182.3元。我无需再就支付伤残津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小关经济中心在历次诉讼中主张的我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不需他人护理。根据《民法通则》第11-13条的相关规定，是否需要他人护理与是否完全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综上，我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小关经济中心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崔鸣放原在小关经济中心（原名为企业发展中心）工作，1997年10月22日被人殴打致残，其先后住院治疗计140天。1997年9月、10月小关经济中心支付崔鸣放月工资平均为1291.5元。1999年2月，小关经济中心出具《关于崔鸣放同志被殴打致伤后工资待遇的处理意见》，基本内容为：崔鸣放同志于1996年1月由企业发展中心借调到小关办事处经济办公室任负责人；崔鸣放同志在1997年10月22日上午物价检查后，在11：40左右，离开办事处机关外出就餐的路上，被三名不明身份的人殴打造成脑外伤，经手术后留有后遗症，至今不能工作；崔鸣放同志被殴打致伤后，经派出所侦察至今没有结果；在不能认定崔鸣放因公务负伤的情况下，经企业发展中心研究报街道工委同意，对于崔鸣放同志的工资待遇以及医疗费用暂作如下处理意见：一、崔鸣放同志治疗脑外伤的费用，除大病统筹报销之外的费用（即个人自费部分），凭大病统筹报销单票据由办事处暂垫付。二、崔鸣放同志在下一次治疗脑外伤凹陷部分手术中的费用，除大病统筹报销之外的费用（即个人自费部分），凭大病统筹票据由办事处暂垫付。三、考虑到崔鸣放同志伤后的实际困难，由办事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0元。四、对崔鸣放同志工资待遇，在参照企业发展中心关于病假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适当给予照顾，具体如下：（1）崔鸣放同志在家养病期间享受本人的基本工资全额，即每月工资全额，中心每月以补助的形式发给其生活补助费150元。（2）崔鸣放同志提出承包小卖部事宜企业发展中心给予照顾解决。（3）崔鸣放同志待遇问题，因办事处与企业发展中心脱钩，此问题交发展中心决定……（5）此意见从1999年1月1日起执行。五、待崔鸣放同志案件查清并结案后，根据其案件结果，企业发展中心再做处理决定。2000年4月14日，崔鸣放申请离岗。2000年4月29日，小关经济中心（甲方）与崔鸣放签订《协议书》，其中约定：协议有效期限为2000年5月1日起至乙方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时止；乙方待遇规定：1、保留公职，连续计算工龄；2、本人离岗之前基本工资620元加300元生活补助费，以此作为离岗工资，每季度初（4日）发放一次；乙方与在岗职工同时享受正常的基本工资调整，并计入发放工资基数；甲方负责乙方医药费的报销，报销标准及报销的有关事宜同在岗职工相同，每季度报销一次；甲方负责乙方冬季取暖费的报销（按原政策规定执行）；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养老、大病统筹、失业及国家规定的各项保险，保险费个人交纳部分由甲方负责上缴（养老保险交纳标准按在岗职工同年限同标准工资总额为基数），根据北京市规定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住房公积金，标准与在岗职工相同。2002年10月30日，小关经济中心作出《关于﹤崔鸣放致伤后工资待遇的处理意见﹥的有关条款说明及补充规定》，内容为：一、处理意见第一条的规定，是指1997年10月崔鸣放致伤住院手术治疗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除大病统筹报销之外的费用（即个人自费部分），凭大病统筹报销单票据由办事处暂垫付；二、根据处理意见第六条规定，我中心已于2001年9月参加了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故崔鸣放同志的医疗报销问题按新的医改政策执行；三、经研究决定，一次性补助崔鸣放2000元，崔鸣放所提出的药费报销等问题就此了结。2006年9月14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崔鸣放下发了《残疾人证》（其等级为“肢体残疾贰级”）。2007年3月6日，崔鸣放与小关经济中心签订了《约定》，其中内容有：工伤认定工作由中心为主进行，崔鸣放应给予积极的配合，其间如遇到中心无能为力解决的问题时，崔鸣放同志应无条件的接受各种实际结果；在工伤伤残等级的认定问题上，崔鸣放同志应认同劳动部门等级的认定，如有异议只可就伤残等级问题提出一次复议，但不能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无论复议结果如何，崔鸣放同志均应予认可；考虑到崔鸣放同志的实际身体状况及家庭经济情况，中心决定根据不同伤残等级再给予崔鸣放同志一次性经济救助，其标准如下：如伤残等级认定为二级，则一次性救助3万元，如定为三级则为3.5万元、如定为四级则为4万元，如定为五级则为5万元，如定级为六级（含六级）以下则没有救助；工伤认定工作完成后，崔鸣放的一切福利待遇及标准均应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此方面的政策、规定执行，崔鸣放同志在被打致残的问题上只保留与公安部门沟通交流以利早日破案的权益主张，不应再在与被打致残有关的其他问题上主张权益。上述一次性救助款已支付崔鸣放。2007年3月7日，小关经济中心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2007年5月30日确认崔鸣放为工伤。2007年7月20日，崔鸣放对北京市朝阳区（2007）劳鉴00453号鉴定、确认结论不服，再次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该鉴定委员会于2007年9月18日再次进行鉴定、确认，结论：目前已经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伤残肆级。2007年11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出崔鸣放的《工伤职工待遇核准表》，显示：本人受伤前十二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为2010元，伤残津贴为2010×75%=1507.5元，给付起始日期为2007年10月；护理费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两栏为空白。关于伤残津贴，崔鸣放主张此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三中民终字第04151号判决中，曾认定小关经济中心应支付其1999年10月至2007年10月伤残津贴差额14万元，这期间共计84个月，也就是说小关经济中心每月应支付其伤残津贴差额1458.3元，其以此为标准要求小关经济中心支付其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期间每月伤残津贴差额共计122497元。小关经济中心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中心支付的是2007年10月之前的伤残津贴，而非伤残津贴差额。且自2007年10月开始，社保机构已按月向崔鸣放支付伤残津贴。庭审中，崔鸣放认可其2007年10月开始由工伤保险基金向其支付伤残津贴，其主张的是伤残津贴的差额。关于护理费，崔鸣放主张根据小关经济中心与其于2008年达成的约定，每月支付其1500元的护理费，社会上护理费的标准是每年增加8%，其以1500元为基数每年增加8%要求小关经济中心支付其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护理费。就该主张崔鸣放提供了约定（二），其中约定：在双方对工伤伤残护理费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小关经济中心可以暂时代支付此期间的“护理费”，但需说明的是，此“护理费”不同于达到工伤伤残等级时享受的护理费，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此护理费支付时间暂定为六个月，自2008年4月1日起至2008年9月30日止，其标准，因崔鸣放提出还是由其爱人照顾较为方便，双方在考虑崔鸣放这一要求、其实际身体状况、大致的社会标准的情况下，定为每月1500元，每月支付一次。小关经济中心对该约定（二）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护理依赖应该由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机构来认定，其中心不同意支付。崔鸣放还提交了（2009）二中民终字第07743号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4151号判决书及（2014）高民申字第03209号民事裁定书。其中（2009）二中民终字第07743号判决认定：“关于崔鸣放主张补发1997年10月22日至2007年5月期间护理费的诉讼请求。根据崔鸣放提供的住院诊断证明、公安部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及崔鸣放在2007年期间所作的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等证据确认的伤情：1997年10月22日崔鸣放因伤致残，造成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重型），脑内血肿，颅骨粉碎凹陷骨折（右顶），头皮血肿（右顶）。其伤情虽未提供护理证明，但考虑崔鸣放所受伤害程度，其受伤时，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事实存在，经治疗和恢复，现崔鸣放的自理能力虽有所提高，但仍长期需人护理，且小关经济管理中心未及时履行工伤申报义务，故本院从保护劳动者的切身权益角度出发，对崔鸣放主张要求支付1997年10月22日至2007年5月期间的护理费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本院将依法酌判。”；（2014）三中民终字第04151号判决认定：“关于崔鸣放主张2007年5月至2011年2月期间护理费的上诉请求。2007年9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崔鸣放的鉴定结论为：目前崔鸣放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伤残四级。崔鸣放对其的护理依赖程度虽未提供相关护理证明，但结合相关诊断证明及公安部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所确认的崔鸣放的伤情，本院认为基于崔鸣放所受伤害程度，虽经长期治疗和恢复，崔鸣放的自理能力有所提高，但其现阶段日常生活还需他人护理。崔鸣放的此项上诉请求应属合理，故本院予以支持。”崔鸣放以小关经济中心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提出申诉，要求：1、小关经济中心支付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共45个月护理费112500元；2、小关经济中心支付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的伤残津贴差额122497元；3、补缴1997年10月至2014年1月社会保险金128110元。2015年7月21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00675号裁决书，裁决：一、小关经济中心支付崔鸣放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伤残津贴122497元；二、小关经济中心支付崔鸣放2011年3月至2014年11月护理费67341.75元；三、驳回崔鸣放的其他仲裁请求。小关经济中心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我院。以上事实有（2009）二中民终字第07743号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4151号民事判决书、京朝劳人仲字（2015）第00675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崔鸣放主张的伤残津贴差额，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4151号民事判决认定：“关于崔鸣放主张补发1999年10月至2007年10月期间伤残津贴的诉讼请求。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显示：崔鸣放在1997年10月22日受伤后，小关经济中心未能及时履行工伤申报义务，导致崔鸣放直至2007年10月才开始享受领取伤残津贴的待遇。一审法院基于小关经济中心支付了崔鸣放相关工资及补助，且崔鸣放无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间内享受的待遇低于其应获得的伤残津贴数额的意见，本院认为小关经济中心的迟延申报工伤行为直接导致崔鸣放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小关经济中心向崔鸣放支付的相关工资、补助等款项与崔鸣放所主张的法定伤残津贴之间不具有可替代性，一审法院的此项判决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现本院对于崔鸣放要求支付1999年10月至2007年10月伤残津贴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法院判定小关经济中心支付崔鸣放1999年10月至2007年10月伤残津贴系因为小关经济中心的迟延申报工伤导致崔鸣放至2007年10月才开始领取伤残津贴，并非崔鸣放主张的伤残津贴差额，且崔鸣放自2007年10月已经开始从社保机构领取伤残津贴，故其要求小关经济中心支付2007年11月至2014年11月伤残津贴差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护理费，2007年9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崔鸣放的鉴定结论为：目前崔鸣放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伤残四级。崔鸣放对其的护理依赖程度虽未提供相关护理证明，但结合相关诊断证明及公安部门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所确认的崔鸣放的伤情，本院认为基于崔鸣放所受伤害程度，虽经长期治疗和恢复，崔鸣放的自理能力有所提高，但其现阶段日常生活还需他人护理。崔鸣放的此项诉讼请求合理，故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本院酌情判定。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社区经济管理中心无需支付被告崔鸣放二〇〇七年十一月至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伤残津贴差额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七元；二、原告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社区经济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被告崔鸣放二〇一一年三月至二〇一四年十月期间护理费五万八千五百元；三、驳回原告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社区经济管理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社区经济管理中心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书，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巍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谢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