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商民再终字第34号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付鹏飞。委托代理人张晓聪。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学林。委托代理人朱震东。委托代理人赵杰。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亚平。委托代理人齐胜。申请再审人付鹏飞与被申请人朱学林、王亚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付鹏飞不服本院（2015）商民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商立二民申字第11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付鹏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聪，被申请人朱学林委托代理人朱震东、赵杰，被申请人王亚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齐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6月18日，原告朱学林向睢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原告朱学林与被告王亚平在2013年4月4日签订了白条鸡买卖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将32.6吨白条鸡预付款支付给了被告王亚平，之后被告王亚平联系承运人付鹏飞负责运输，货到青海西宁后再付运费。被告付鹏飞从石家庄接到货物后，一直没有运到青海西宁，直到现在被告付鹏飞仍强行占有该批货物，拒不交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合同并判令二被告返还预付款308750元，同时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99000元。被告付鹏飞在庭审中口头辩称：第一，被告付鹏飞是货物承运人，与王亚平产生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原告要求付鹏飞承担买卖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及经济损失没有依据，应当驳回原告对付鹏飞的诉讼请求。第二，即使被告付鹏飞承担相应责任，被告付鹏飞经多次催促原告及被告王亚平提货未果，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不得已依照法律规定采取变卖措施，被告付鹏飞愿意将变卖所得扣除相关费用后返还原告或者被告王亚平。被告王亚平在庭审中口头辩称：第一，被告王亚平已经履行买卖合同中交付货物的义务，因此没有违约，也不应当承担违约金及赔偿原告损失的义务。第二，被告王亚平没有联系承运人负责运送，也不承担运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4日，原告朱学林与被告王亚平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预付定金20000元，向被告王亚平订购白条鸡100吨，价格为每吨9500元，并约定拉货时付款，待拉完货最后一次抽回押金。原告于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2日向被告王亚平支付货款286000元；2013年10月21日，被告王亚平给原告出具2750元欠条一份，该款系被告王亚平所欠原告上期货款。2014年4月1日，被告王亚平委托褚某与被告付鹏飞签订货运协议书，约定将原告订购的32.6吨白条鸡由被告付鹏飞运送至青海省西宁市，约定运费为每吨600元。在运输过程中，被告王亚平指示被告付鹏飞将货物运回商丘。被告付鹏飞将货物运回商丘后，因被告王亚平与原告朱学林均不前来提取货物，被告付鹏飞多次电话、短信联系后将货物处理。因原告未收到被告王亚平的货物（白条鸡），而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朱学林与被告王亚平签订《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二者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对货物的履行地点未作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王亚平合同的标的物需要运输，作为被告王亚平将约定的标的物交付给承运人即被告付鹏飞，本应视为已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义务，但在被告付鹏飞承运货物过程中，被告王亚平因原告货款未全部付清，指示被告付鹏飞将货物改变运输地点，导致原告无法正常提取货物，因此应当认定被告王亚平没有按照约定交付标的物，被告王亚平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其与原告所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该买卖合同已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对于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买卖合同解除后，被告王亚平应当返还原告所支付的定金20000元、货款286000元及欠原告上期货款2750元，合计30875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因此，违约金的适用是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为前提的，如果合同中没有对违约金作出相关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在诉讼中主张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99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对其所主张的借款利息36000元及仓库租赁费33000元合计69000元的经济损失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与本案买卖合同有关联，故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考虑到被告王亚平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对本案买卖合同的解除存在过错，给原告造成一定损失，其应自2014年4月2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已付货款308750元的利息至款付清日止。被告付鹏飞承运货物后，未按照《货运协议书》约定将货物运送至约定地点—西宁，而在被告王亚平的指示下运回商丘，后将运输货物自行处置，由此产生的其与被告王亚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可另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亚平于一审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朱学林预付款30875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4月2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二、驳回原告朱学林对被告付鹏飞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朱学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负担800元，被告王亚平负担5000元。王亚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没有交付标的物无事实依据。2014年4月1日上诉人王亚平按照与被上诉人朱学林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约定，为被上诉人朱学林提供了32.6吨白条鸡，并将该批货物交给被上诉人指定的承运人付鹏飞。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已查明，根据《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第3款第3项、第141条第2款第1项等规定，上诉人王亚平将货物交付承运人付鹏飞，即已全面履行了买卖合同中的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货物在运输途中，因被上诉人没有付清全部货款，上诉人要求付鹏飞将运输车辆暂时返回，但不久后，朱学林将货款付清，运输车辆又折回继续向目的地西宁行驶，货物始终在承运人车上，因此上诉人没有违反合同的交付义务。一审判决认定王亚平构成根本违约，买卖合同符合法定解除事由错误。本案王亚平已经完全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其行为不属于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2、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朱学林无法正常提货的责任。上诉人将货交付承运人后，已全面履行合同。朱学林于2014年4月2日下午3点54分将所欠货款打给王亚平后，王亚平安排付鹏飞将车辆开往西宁，而将往返的运费5000元以及该5000元由朱学林承担达成一致。朱学林不能提货的原因是其没有依照付鹏飞的要求，在货物运输途中将1.9万元的运费付清，导致付鹏飞将货物拉回商丘所致。承运人付鹏飞将货物拉到睢县，致使朱学林无法按期提货，这是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无关。3、一审认定王亚平委托褚某与付鹏飞签订运输合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运输合同系被上诉人朱学林委托褚某与付鹏飞签订。4、一审认定王亚平指使付鹏飞将货物拉回商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无事实依据，本案涉案货物的发货地点为河北石家庄，上诉人王亚平的住所地为安徽省萧县，假如王亚平因朱学林不能按合同约定付清货款，而要求付鹏飞将货物拉回，那么王亚平也只能要求将货物拉回石家庄或者萧县，而不应该是拉回商丘或者睢县，这不符合常理及日常习惯。一审判决认定王亚平改变货物运输地点，导致朱学林无法正常提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5、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朱学林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朱学林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就本案的事实，王亚平没有委托褚某与付鹏飞签订合同是不成立的，一审证据有显示。王亚平在买卖合同履行中，没有履行交付货物，构成根本违约，这事实有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等印证，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付鹏飞辩称，1、上诉人称已将标的物完成交付义务不能成立。首先，虽然上诉人己将标的物交付给答辩人承运，但上诉人却告知答辩人原审原告因货款未全部付清，让答辩人等其电话，结果答辩人在运输过程中（已到达兰州，距西宁仅200多公里），上诉人却要求答辩人将货物运回商丘。答辩人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即“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之规定将货物运回商丘，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和过错。其次，正是由于上诉人要求答辩人中途中止运输西宁及变更到达地点，才导致答辩人拉着货物中途折返商丘。到达商丘后，答辩人多次催促上诉人及原审原告提货未果，因该货物是超期、变质的鲜活物品，答辩人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不得已才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采取变卖措施。但上述情形却导致答辩人也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在此答辩人保留要求上诉人及原审原告赔偿答辩人由此遭受损失的相关权利。2、上诉人称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更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称其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不能成立。本案按照原审原告和上诉人的约定，该货物的目的地是青海西宁，答辩人也是按照托运人即上诉人的指示和授权进行运输的。但由于上诉人要求答辩人中途中止运输西宁及变更到达地点，才导致原审原告无法接收货物。其次，上诉人将原审原告无法按期提货归责于答辩人和原审原告也是错误的。答辩人按照托运人即上诉人的指示和授权中途中止运输西宁及变更到达地点，等答辩人折返商丘后，上诉人反而再要求答辩人将货物运回西宁却又拒不支付答辩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原审原告无法提货及由此给答辩人造成的各项损失均是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3、本案的运输合同，不仅仅是答辩人（承运人）和原审原告（收货人）的法律关系，而更是和上诉人（托运人）存在相关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将自身置于运输合同关系之外更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2013年4月4日，朱学林与王亚平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朱学林预付王亚平定金20000元，订购白条鸡100吨，价格为每吨9500元，拉货时付款，待拉完货最后一次抽回押金，拉货期限双方协商。2014年4月1日朱学林委托褚某经藁城市南北物流货运公司与付鹏飞签订货运协议，约定将其订购的32.6吨白条鸡由付鹏飞运送至青海省西宁市，运费19800元，货到付清运费。货装好过磅后，因王亚平、朱学林均不在石家庄，褚某向双方进行了通报。2014年4月1日17时朱学林转帐支付王亚平货款200000元，在朱学林没有打清货款情况下，经褚某劝说，王亚平让付鹏飞起运。2014年4月2日13时朱学林仅转帐支付货款50000元，但朱学林仍没有付清货款，王亚平指示付鹏飞车辆返回。2014年4月2日15时朱学林转帐支付货款36000元后，王亚平指示付鹏飞车辆折返西宁。因暂停、折返增加的5000元运输费用，经三方协商，约定由朱学林负担。货运途中，付鹏飞要求朱学林付清全部运费，朱学林以协议约定货到付清运费为由予以拒绝。付鹏飞未将货物运至西宁市，却将货物拉至自己的家乡睢县。付鹏飞通过电话、短信联系，让王亚平、朱学林将货物自行拉走，王亚平与朱学林均未去睢县提取货物，付鹏飞将货物自行处理。朱学林支付王亚平货款共308750元（转帐286000元、定金20000元、上期剩余货款2750元）。二审认为，朱学林与王亚平签订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合同约定“拉货时付款”，根据合同文义、双方交易习惯及当事人陈述，朱学林付清全部货款后，方可将货物（白条鸡）拉走。2014年4月1日，朱学林在没有支付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基于对朱学林的信任，王亚平即指示付鹏飞起运。上述事实有买卖合同、证人褚某证言、朱学林付款记录、王亚平农行明细对帐单等证据印证。朱学林委托付鹏飞将货物运到西宁市，付鹏飞运输货物途中，朱学林未及时支付下余货款，王亚平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指示付鹏飞途中停留、折返并无不当。朱学林将货款付清后，王亚平指示付鹏飞将货物送到西宁市交付朱学林。王亚平认可货款已付清，朱学林认可货物已交承运人运输。故朱学林履行了支付货款义务，王亚平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故原审认定王亚平构成根本违约，判决王亚平返还货款及利息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货物发运地为河北省石家庄市，货物交付地为青海省西宁市。按照协议约定付鹏飞将货物从石家庄市运至西宁市，运费19800元，货到付清运费，中途因停留、折返给付鹏飞增加费用5000元，经三方协商，约定由朱学林负担。而付鹏飞未将货物运至西宁市，却将货物拉至自己的家乡睢县，违反货运协议，致使朱学林不能提取货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因货物已被付鹏飞处置，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故付鹏飞应承担赔偿朱学林货款损失308750元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判处不当，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睢县人民法院（2014）睢民初字第88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付鹏飞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朱学林货款损失308750元及利息（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计算，自2014年4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朱学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共计11600元，由被上诉人付鹏飞负担。付鹏飞申请再审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法院擅自改变案由并超出原告诉请径行作出判决，错误。王亚平是托运人，其并未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三方对增加运费的数额及负担方式也未达成合意，申请人按托运人的要求将货物运回商丘并无违约和过错，对最终损失的产生，王亚平与朱学林均有过错。王亚平提交的录音资料及证人褚某的证言均是孤证，不属于新证据，且所证内容不能相互印证，不应采信。申请人将货物变卖是行使法定留置权，申请人的运费损失应予扣除。请求撤销（2015）商民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对申请人的诉请。被申请人王亚平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付鹏飞的申请再审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被申请人朱学林答辩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运输合同为本案的从合同，托运人是王亚平，承运人是付鹏飞。原告已履行交付全部货款的义务，王亚平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并由付鹏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亚平与付鹏飞之间的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亚平是否全面履行买卖合同的义务；原审判决付鹏飞向朱学林返还308750元及利息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庭审中，申请人付鹏飞向法庭提交两份证据：1、付鹏飞与朱学林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是王亚平委托褚某签订的运输合同，与朱学林无关；2、王亚平与付鹏飞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付鹏飞往返运费38000元由王亚平承担。被申请人王亚平对上述两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付鹏飞与朱学林的通话，证明目的有异议，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应该是朱学林；对付鹏飞与王亚平的录音，认可其真实性，录音形成于货物拉回商丘之后，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申请人朱学林对上述两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付鹏飞与朱学林的通话录音，认可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对王亚平与付鹏飞的通话录音，对证明目的无异议，王亚平是本案的托运人。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上述二份录音证据，通话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纳。从货物被拉回商丘后王亚平与付鹏飞的录音可以看出王亚平仍认可货物是自己的，并愿意承担总的运费。本院再审查明，2013年4月4日，朱学林与王亚平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朱学林预付王亚平定金20000元，订购白条鸡100吨，价格为每吨9500元，拉货时付款，待拉完货最后一次抽回押金，拉货期限双方协商。2014年4月1日，王亚平委托褚某经藁城市南北物流货运公司与付鹏飞签订货运协议，约定由付鹏飞运送至青海省西宁市，运费19800元，货到付运费。2014年4月1日17时朱学林转帐支付王亚平货款200000元，在朱学林没有打清货款情况下，王亚平让付鹏飞起运。2014年4月2日13时朱学林转帐支付货款50000元，但仍没有付清货款，王亚平指示付鹏飞车辆返回。返回途中，即2014年4月2日15时，朱学林转帐支付货款36000元后，王亚平又指示付鹏飞车辆折返西宁。因暂停、折返增加的运输费用，经协商，确定为5000元，并约定由朱学林负担，但对付款时间未达成一致。付鹏飞要求先付，并要求连同之前的运费19800元，一并支付，朱学林拒绝支付。因运费不能达成一致，导致付鹏飞将货拉到商丘。后付鹏飞通过电话、短信联系，让王亚平、朱学林将货物自行拉走，王亚平与朱学林均未去商丘提取货物。鉴于货物鲜活易腐，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付鹏飞自行将货物处理。朱学林支付王亚平货款共308750元（转帐286000元、定金20000元、上期剩余货款2750元）。本院再审认为，关于运输合同的托运人是谁的问题。褚某证言系孤证，不能证明朱学林系托运人。从运输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王亚平在行使着托运人的实质权利，指挥承运人暂停及折返。并且在货物返还商丘后，仍愿意负担总运费。所以，王亚平是托运人更符合实际情况。关于被告王亚平是否全面履行了买卖合同的义务，即货物是否交付的问题。朱学林与王亚平签订《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但合同对货物的履行地点未做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系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王亚平买卖合同的标的物需要运输，作为被告王亚平将约定的标的物交付给承运人本应视为已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但在被告付鹏飞承运货物过程中，被告王亚平因原告货款未全部付清，指示被告付鹏飞将货物改变运输地点，暂停并折返，并因增加的运费三方未达成一致，导致付鹏飞将货物运至商丘。虽然货物已交付承运人，但在整个运输途中，王亚平始终在控制着货物，承运人亦认为货物所有权属王亚平，所以，其间的暂停、折返，承运人均听从王亚平的指挥。显然，在运输途中，不能视为货物已交付买受人，货物所有权实质并未转移。因为买受人对货物的风险无法掌控。同时，在货物被付鹏飞运至商丘后，王亚平起初仍认可货物的所有权属于自己，且愿意承担总运费。综上，货物的所有权并未因交付承运人而转移，王亚平并未履行完交付货物的义务。本案虽系买卖合同纠纷，但却包含两个法律关系：朱学林与王亚平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王亚平与付鹏飞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王亚平因付鹏飞违约导致对朱学林违约，无法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依照上述规定，王亚平应先向朱学林承担交付货物不能的违约责任，其与付鹏飞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可另行解决。但本案原告朱学林诉请被告王亚平与付鹏飞共同承担责任，同时让王亚平一人对朱学林承担违约责任，不让本应承担责任的付鹏飞承担责任，不仅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更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鉴于此，本院对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及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一并审理，并根据三方各自在合同中的违约行为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在买卖合同的履行中，朱学林未及时付清货款，违约在先，应承担一定责任；而王亚平基于对朱学林的信任，让承运人提前起运，并无不当。但在朱学林仅剩36000元货款未付清（货款共计308750元），且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王亚平要求付鹏飞返回；在货款全部付清后，其又要求付鹏飞折返西宁，但对增加的运费5000元未达成一致（数额达成一致，但付款时间未达成一致），导致付鹏飞将货物拉倒商丘，王亚平对此应负有一定责任。在货物被拉回商丘后，王亚平起初认可货是自己的，并愿意承担总运费。但其后，经付鹏飞的多次联系，王亚平与朱学林均未去提货。故王亚平应对货物的扩大损失承担一定责任。而付鹏飞作为承运人，因5000元运费未谈妥，将30余万元的货物运到商丘，并在通知王亚平与朱学林提货未果后，将鲜活易腐的货物处理，其行为构成重大违约，应对最终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基于上述考虑，本院酌定付鹏飞承担70%的责任，王亚平承担15%的责任，朱学林承担15%的责任。付鹏飞一审中辩称其运费应予以扣除，本院既然对买卖合同及运输合同一并审理，对其抗辩予以支持。本院确定本案共造成损失333550元，其中货物损失308750元，运费24800元（19800元＋5000元）。按照上述划分的责任，付鹏飞应赔偿朱学林208685元（333550元×70%-24800元），王亚平应赔偿朱学林50032.5元（333550元×15%）。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不当之处，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睢县人民法院（2014）睢民初字第889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5）商民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二、解除王亚平与朱学林签订的《买卖合同》；三、付鹏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朱学林货款损失208685元及利息（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计算，自2014年4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四、王亚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朱学林货款损失50032.5元及利息（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计算，自2014年4月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朱学林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1600元，由付鹏飞负担9000元，王亚平负担1300元，朱学林负担1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时见业审判员  谢劳动审判员  白中哲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