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2701行初15号 原告王兰，女，汉族，1968年7月24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系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下司社区村民。 委托代理人罗毅、李嘉炜（实习），系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瓮安县行政新区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黄桂林，系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石忠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粟源林。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瓮安县猴场镇下司社区居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赐兵，系该社区居委会主任。 第三人喻友珍，女，汉族，1951年5月28日生，贵州省瓮安县人，住贵州省瓮安县。 委托代理人王仲、覃礼良，均系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王兰诉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瓮安县猴场镇下司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司居委会）、喻友珍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登记一案，于2017年4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6月8日作出（2017）黔2701行初49号行政判决后，原告王兰不服，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同年10月11日作出（2017）黔27行终18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黔2701行初49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兰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毅、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石忠佐、粟源林、第三人下司居委会法定代表人张赐兵、第三人喻友珍及其委托代理人覃礼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兰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喻友珍均系瓮安县草塘镇下司村（现猴场镇下司社区）唐家冲组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第三人喻友珍在该村承包了杨村田、土改田、山边土改田三宗土地，并承包了窝凼山、云盘坡两幅山林。1987年左右，第三人将其承包的上述土地租给原告王兰耕种，并由王兰负责交纳公粮。1993年，喻友珍户全家搬迁至瓮安县城居住，并转为非农业户口。由于喻友珍承包的耕地位置偏僻，缺乏水源灌溉，上缴公、余粮任务重，喻友珍便明确向当时的下司村委会提出不再承包上述土地和山林，要求村委会另行发包。于是下司村委会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将喻友珍承包的上述土地及山林收回，并多次做原告王兰的工作，要求王兰承包原由喻友珍户承包的土地及山林。原告王兰同意承包后，按照规定每年承担了上缴国家公粮、余粮、统筹提留等任务。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下司村委会登记错误，将本应登记在原告王兰名下的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喻友珍名下。 2016年，因瓮安县草塘镇“十二塘”建设项目需要征收前述土地，建设项目指挥部及下司居委会通知原告王兰到现场指认，并将征用土地丈量登记在原告名下，并将征地补偿款发放给原告。后第三人喻友珍向相关部门提出征用土地系其承包，并拿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才发现该证书登记的名字为第三人喻友珍。双方协商未果，喻友珍向瓮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征收土地的补偿款归其所有，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在向第三人喻友珍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未认真审查喻友珍的农村集体经济成员主体资格以及提供的申请材料，未实地调查核实争议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也未询问相关当事人，且第三人喻友珍与原草塘镇下司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不是本人所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予撤销。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向第三人喻友珍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王兰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草发（1992）17号文件，拟证明第三人喻友珍户已“农转非”的情况下，符合文件要求应当依法收回承包土地另行发包的情形，被告明知该情形还为第三人颁证不合法； 被告质证认为1992年开展收回“三户一人”土地的试点工作，后因出现大量矛盾没有收完，该项工作已经失败； 第三人下司居委会无异议； 第三人喻友珍认为真实性不清楚，该文件违背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2、证人邓某、雷某、刘某证言，拟证明第三人喻友珍户原承包的土地已经收归村集体并另行发包给原告王兰，后由王兰一直耕种，承包经营权主体发生改变，喻友珍的承包合同不是本人所签。 被告质证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下司居委会无异议。 第三人喻友珍只认可承包合同由工作人员代签的事实，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 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的颁证行为事实清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有关文件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二轮土地延包是以第一轮承包为基础，第三人喻友珍第一轮承包就享有承包权，其虽迁入城镇居住，但未提出书面申请交回土地，其仍然自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生效时享有承包经营权；二、被告颁证程序正当，被告严格按照《中共黔南州委、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和完善全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在第一轮承包基础上延长承包期，第三人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承包经营权，被告只是进行登记确认。且第二轮土地延包进行了全面的宣传发动，原告应当知晓该事实，但一直未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故被告的颁证程序正当，原告诉请理由不成立，且原告起诉已超过期限，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耕地情况登记表》，拟证明被告根据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耕地登记表进行确权登记颁证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承包合同不是喻友珍本人所签，不符合合法的合同构成要件，不应当基于该未生效的合同作出颁证行为；耕地登记表的制作时间是2016年5月6日，不能反映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经过合法审查，不能证明颁证行为合法。 第三人下司居委会质证无异议，称档案材料里面只有承包合同书，没有坵块名称，登记表是后面才补的。 第三人喻友珍无异议。 第三人下司居委会述称，因为搬迁只找到第三人喻友珍与原下司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土地一直由王兰耕种直至被征收。被告颁证行为合法，原告起诉超过期限。 第三人下司居委会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 第三人喻友珍述称：一、第三人喻友珍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且已经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二、第三人虽于1993年迁入瓮安县城居住，但并未丧失或放弃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也没有收回土地，而是继续与第三人签订承包合同；三、被告的颁证行为是对承包合同进行确认，属于形式审查，不是实质审查；四、原告与被诉颁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诉讼主体资格，应当驳回其起诉；五、涉案土地已被征收，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权利已经全部丧失，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原告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六、原告最迟于2016年5月10日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向第三人颁发争议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应当在6个月内提起诉讼，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人喻友珍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瓮安县纪委谈话笔录等证据材料，拟证明第三人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2016年5月10日就知道被告将涉案土地办证给第三人。 原告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承包合同和承包证都是结果性材料，且承包合同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不能证明颁证行为合法。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兰与第三人喻友珍原同系原瓮安县村民。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第三人喻友珍户承包了该村“杨村田”、“土改田”及“山边土改田”土地，后第三人喻友珍将其承包的土地租给原告王兰耕种。1993年喻友珍举家迁至瓮安县城居住，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后村、组负责人将喻友珍户承包地收回交由原告王兰一直耕种，并由王兰负担上缴公粮、余粮等义务。1998年11月30日，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喻友珍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登记承包户姓名为“喻有珍”，承包地为“杨春田”、“土改田”，面积为2.992亩。同年12月30日，原瓮安县民委员会（现变更为瓮安县猴场镇下司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喻有珍”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将耕地2.992亩发包给“喻有珍”耕种。第三人喻友珍在庭审中认可《土地承包合同书》上“喻有珍”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2016年因瓮安县草塘“十二塘”项目建设需要，前述登记为“喻有珍”户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原告与第三人喻友珍因征收补偿款分配发生纠纷并诉至人民法院，一、二审法院均认为第三人喻友珍与下司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取得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三人喻友珍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遂判决确认耕地补偿款250690.95元归第三人喻友珍所有。原告王兰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黔民申221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王兰的再审申请。现原告王兰起诉来院，请求撤销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喻友珍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另查明，1992年1月16日，原瓮安县草塘镇人民政府以草发（1992）17号文件转发中共瓮安县委、县人民政府瓮发（1992）8号《关于推行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意见》，其中第一条方法步骤第3点规定“处理违法用地，收回‘三户一人’土地。……；对于农转非户、外迁户、死亡绝户和农转非人口原承包的责任地、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责任山、承包山等要依法收回；凡是多占或强占的土地要无条件交回集体，另行发包、划拨、造册登记。”1998年7月9日，中共黔南州委、黔南州人民政府作出州发（1998）23号《中共黔南州委、黔南州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和完善全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实施意见》，其中第二条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第五点规定“在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中，要按规定认真清理并由集体收回‘四户一人’的承包土地：一是正式农转非的农户和人口，……四是外迁户，集体收回的这部分土地实行招标发包，可优先发包给原种植农户或人口多、土地少的农户。”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陈述、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提供的草发（1992）17号文件、证人邓某、雷某、刘某的证言，被告提供的州发（1998）23号文件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土地承包耕地情况登记表》系2016年补登，不能证明颁证行为合法，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一、第三人喻友珍户于1993年举家迁入瓮安县城居住，并转为非农业户口。根据当时施行的《贵州省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个人使用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使用权：（1）农业户转为非农业户、外迁户或死亡绝户承包的责任地、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责任山、承包山，不再使用的宅基地；……收回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招标另行发包。”的规定，第三人喻友珍户在原瓮安县承包的土地、山林，都应由村集体收回另行发包，第三人喻友珍已不再享有继续承包经营的资格。二、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及黔南州人民政府均先后对集体收回农转非户承包的土地作出文件要求，结合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证人邓某、雷某、刘某等人的证言，可以证实喻友珍户原承包的土地已由村集体收回并另行发包给原告王兰，并由王兰一直耕种，承包经营的主体已实际发生变更。三、原草塘镇下司街村委会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未与第三人喻友珍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而是由工作人员以“喻有珍”名义代签合同，违反了当时施行的《贵州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发包方和承包方依法就承包合同的条款协商一致，签字盖章，承包合同即为成立。承包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报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备案。”的规定，该合同并未成立，也未生效，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根据未成立的土地承包合同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属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四、对被告及第三人喻友珍提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意见，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何时知道颁证行为的内容，第三人喻友珍提供的瓮安县纪委谈话笔录也只能证实王兰于2016年5月10日知道颁证行为的内容，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二年”的规定，原告王兰起诉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对被告及第三人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五、原告王兰系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土地的耕种管理者和实际承包人，该登记颁证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对第三人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六、对第三人提出争议土地已经被征收，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权利已经全部丧失，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的意见，因本案争议的是被告的颁证行为，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故土地是否被征收与本案无关，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证已被发证机关收回注销作废，故对第三人该项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诉请撤销该颁证行为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1998年11月30日向第三人喻友珍颁发的登记承包户姓名为“喻有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瓮安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勾    宇 人民陪审员 广  家  雍 人民陪审员 陈  维  安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胡礼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