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浙民申字第2578号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长星。委托代理人：林才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田春静，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黄屿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黄屿村。负责人：王秀义，该村民委员会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瓯海三垟黄屿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黄屿村。法定代表人：黄晓义。以上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洁琼，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郑茂华，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市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宽带路**号德丰综合大楼*幢***室。法定代表人：郑加彪。委托代理人：林海，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置地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雁荡西路***号管理委员会大楼***室。法定代表人：曹锦飞。委托代理人：马文兵，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湉湉，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吴长星与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黄屿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屿村委会）、温州市瓯海三垟黄屿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黄屿经济合作社）、温州市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温州置地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委托代建合同纠纷一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2015）浙温民终字第206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吴长星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吴长星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审诉讼期间，四被申请人隐匿了安置房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商务标书、建设施工合同等证明造价的证据，现申请人已获取这些材料，证明本案C3地块1、4、5、6号楼地上部分造价为1911元/平方米，2、3号楼地上部分造价为2025元/平方米，C7地块地上部分造价为1865元/平方米，远低于四被申请人预算的3068元/平方米的造价，也低于优惠后2380元/平方米的造价。四被申请人不但没有给予申请人任何优惠，更赚取了实际造价与优惠造价之间的差价。因此，原判认定“房开公司以优惠688元/平方米作为获得2.0以上容积率的对价”这一基本事实存在重大错误，新证据已足以推翻。二、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再审条件。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四被申请人恶意串通，诱骗申请人签订《黄屿村三产安置地块代建、合作开发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损害了申请人合法权益，《协议书》应认定无效。首先，四被申请人早在2009年5月就已知晓安置房容积率经批准变更为3.0的事实，但签订《协议书》时却只约定村民放弃2.0以上容积率的内容，隐瞒了容积率变更这一足以影响申请人签约的事实。其次，《协议书》是四被申请人精心制作的格式合同，村民没有第二种选择，也没有修改的权利，想要获得安置房分配，只能在不知道容积率实际批准状况以及代建费是否存在优惠、是否合理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第三，黄屿村委会作为业主方本应是村民的代言人，却与“外人”房开公司合谋，将安置房造价的测算权交给房开公司一手把控，并将房开公司的测算价格作为给予村民优惠的根据，以代建费优惠为名，将2.0以上容积率赠与房开公司。而房开公司在未提供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虚构预算造价为3068元/平方米，制造688元/平方米的假优惠，骗取了2.0以上的容积率。2、黄屿村安置房容积率属于全体失地村民共同权利，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处分共有财产应当经全体共有人同意，而本案安置房处分并未经全体村民同意，依法应认定无效。3、根据村民会议纪要，对黄屿村委会的授权范围只是与房开公司洽谈安置房代建事宜并签订代建协议，而实际上黄屿村委会、黄屿经济合作社还将2.0以上的容积率赠与房开公司，显然超越了村民会议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八）项规定，该种处分行为应认定无效。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再审条件。1、根据规定，对于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四被申请人掌握着安置房建设的全部材料，鸿基公司、置地公司又是相应施工合同的履行方，理应对安置房造价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判却将该举证责任强加给申请人，违反了举证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诉讼中，一审法院发现申请人主张“无效”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其认定“有效”并不一致，却未告知申请人变更诉讼请求而迳行作出判决，违反了上述规定。四、二审法院剥夺了申请人的辩论权利，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再审条件。按照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的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属于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行为。本案二审诉讼期间，申请人提供了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却未开庭审理，只是组织当事人进行谈话后就迳行作出判决，违反了上述规定。综上，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确认申请人与四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被申请人黄屿村委会、黄屿经济合作社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协议书》合法有效。1、四被申请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诱骗吴长星签约的行为。首先，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容积率变更的事实已由相关部门予以公开，《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也曾事先公示，其中就包含了容积率变更的事实，吴长星对此完全知晓，四被申请人没有隐瞒必要。其次，本案不存在村民为了分配安置房被迫签订协议的情形。黄屿村共有3个地块用于安置，给予村民不同的代建模式选择，其中C7地块属于纯代建项目，如果吴长星不同意C3地块中2.0以上容积率由房开公司享有，则完全可以选择在其他地块安置，四被申请人不需要强迫其选择C3地块。第三，黄屿村委会、黄屿经济合作社已为村民争取利益最大化，安置房造价测算并非由房开公司一手把控。第四，《协议书》中关于代建工程造价的约定合理合法，不存在虚构预算、制造假优惠、赠送或骗取2.0以上容积率的事实。实际上，在代建工程造价让利688元/平方米的基础上，作为对价，房开公司才享有2.0以上容积率的利益，但地价款由其自行缴纳，其已因此为C3、C8地块交纳了1.6亿元；而采取纯代建方案的C7地块，村民也按2380元/平方米造价交款，实际造价超过了该价款，超过部分由黄屿村委会、黄屿经济合作社全额支付。相比同时期吕家岸安置房建设中高达4680元/平方米的造价，本案按2380元/平方米包干收取房款，远低于实际造价和温州同类房屋造价。至于吴长星所指“中标价”，只包括土建和安装工程，实际上C3地块这两项平均造价已达2524元/平方米，其中并不包括配套附属工程、电梯配电等设备设施费、设计费、管理费等。2、本案被征用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安置房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不属于村民共同共有，吴长星混淆“安置房”、“被征用土地”这两个不同的物权对象，以部分村民对安置房建设持有异议而主张容积率的变更属于无权处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黄屿村曾两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授权由村委会出面选择房开公司，决议还明确，委托开发的具体细则条款由村委会出面商谈并签订协议。代建工程造价及容积率问题属于委托开发的具体细则事项，黄屿村委会拟定合同中关于容积率的条款合理合法，程序正当，没有超越授权范围。事实上，包括吴长星在内的一千多户安置户还曾参加安置户大会并签订《协议书》，也完全同意容积率的处分，吴长星现提出黄屿村委会越权处分容积率的主张缺乏依据。二、吴长星再审申请中所提的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是对社会公开的，其在一审期间完全可以在相关政府部门获取，这些材料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再审“新的证据”。三、原判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本案争议焦点是合同的效力，而不是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原判对相关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2、吴长星一审起诉时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庭审宣读完起诉书后又当庭增加诉讼请求为确认协议无效并予以撤销。合同“可撤销”与“无效”是两个不同的基本概念，一审法院已对此予以说明，并要求其明确自己的诉讼请求，正确地履行了释明义务。3、本案二审已公开开庭审理，为查明事实，以询问、多轮发言的方式由各方发表意见、主张权利，充分保障了吴长星的辩论权利。综上，本案不存在再审事由，请求驳回吴长星的再审申请。被申请人鸿基公司、置地公司也分别提交了书面意见，具体内容与黄屿村委会、黄屿经济合作社的意见基本相同。本院认为：一、关于四被申请人是否恶意串通、诱骗申请人签订《协议书》的问题吴长星主张其利益因四被申请人的恶意串通、诱骗签约行为而受到损害，因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项规定针对的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吴长星自身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并不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以该规定为据主张合同无效，无法予以支持。而就事实而言，吴长星诉讼中提出的“四被申请人恶意串通、诱骗其签约”等主张，也不能成立。首先，温州市规划局曾于2009年12月7日在黄屿村张贴《温州市规划局建设项目批前公示》，其中包含了涉案地块容积率调整为3.0的内容，包括吴长星在内的黄屿村村民对此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而从《协议书》本身约定条款以及签订《协议书》之前黄屿村委会公示的协议主要内容看，进一步印证了吴长星知道容积率调整的事实。其在再审申请中所提“四被申请人在签约时对此故意予以隐瞒”之主张，与事实不符。其次，涉案地块安置房测算造价为3068元/平方米，置地公司、鸿基公司让利688元/平方米，安置户按建筑面积2380元/平方米的造价支付综合房款，作为对价，安置户放弃2.0以上容积率的开发权益，由置地公司、鸿基公司“自行调剂、自负盈亏、承担风险、投资建设”，以上内容已在《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作为理性人，吴长星对于安置房的造价应当有其自身的合理预期与测算，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其对黄屿村委会公示的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安置房造价并未提出异议，之后又已在《协议书》中签字，证明其已对此予以接受，现提出“房开公司一手把控测算价”的主张不能予以支持。在置地公司、鸿基公司对安置房造价让利688元/平方米的基础上，安置户向其让渡2.0以上容积率的开发权益，应当认定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吴长星事后对《协议书》约定内容提出异议，主张自己因受诱骗而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则应对四被申请人实施欺诈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其在原审诉讼中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向本院申请再审时虽然提供了安置房中标通知书、商务标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材料，但均属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已存在，其有能力在原审诉讼中取得这些证据材料却直至申请再审时才提交，应当认定缺乏正当理由，依法可以不予采纳。更何况，就证明力而言，这些证据材料所涉的工程造价与本案约定造价并不具有可比性，不足以证明吴长星的相应主张：从外延看，吴长星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所涉C3地块工程造价只涉及土建与安装工程，而本案《协议书》约定的造价中，除此之外还包括附属配套工程、电梯配电等设备设施费用，工程招投标、监理费，白蚁防治费，设计费以及按2%计收的代建管理费等其他费用，二者显然并非同一概念；从内涵看，一项建设工程一般都包括桩基等地下部分，本案《协议书》虽然约定地下车库由置地公司、鸿基公司自行投资建设并销售处理，但并没有排除桩基等其他地下工程，其中约定的2380元/平方米造价当然也包含相关地下工程成本。而吴长星根据招投标材料及施工合同计算的造价中，却将包括桩基在内的所有地下工程费用一概予以排除，只计算了地上部分，主张C3地块安置房1、4、5、6号楼地上造价为1911元/平方米，2、3号楼地上造价为2025元/平方米，显然缺乏依据，与《协议书》约定的造价显非同一概念。据上，吴长星申请再审时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涉案工程实际造价远低于《协议书》约定造价”的事实，更不能证明“四被申请人恶意串通、虚构造价制造假优惠骗取2.0以上容积率”等事实。第三，从形式上看，本案《协议书》尽管属于格式合同，但在此之前，黄屿村曾为安置房建设问题两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相关决议，根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选定代建单位后，又多次磋商形成纪要并议定合同主要内容，且于2010年5月6日对合同主要内容予以公示。从上述过程看，村民事后签约的行为无法认定系被迫所为。而且，根据原判认定的事实，村民与四被申请人签订合同后，黄屿村还曾于2010年10月10日召开全体安置户大会，包括吴长星在内的1000多户安置户参加会议，通过了安置地块“摸文方案”等，这也进一步印证，吴长星再审申请中提出的“村民被迫签订协议”之主张，与事实并不相符。二、关于安置房容积率约定内容是否应由全体村民同意的问题容积率是一个小区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容积率及由此产生的房屋开发权益并不属于法律上“共同共有物”的范畴。本案合同关于置地公司、鸿基公司以造价让利方式取得涉案地块2.0以上容积率所涉开发权益的约定，是合同各方对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安排，并不是对共同共有物的物权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关于处分共有物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吴长星再审申请中以此为据，主张安置房容积率的约定因未经全体共有人同意而无效，无法予以支持。三、关于黄屿村委会相关行为是否超越授权范围的问题正如原判所指出的，吴长星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系2010年修订版，于2010年10月28日开始施行，而本案相关行为发生在此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应适用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时该法关于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规定在第十九条，其中并未涉及现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内容。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而当时《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也规定，住宅用房安置指标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自行开发建设或者委托代建，并应当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本案中，黄屿村委会于2005年11月25日、2006年4月4日两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安置房开发建设事宜，符合当时法律以及当地政策规定。按照黄屿村两次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该村安置房委托给村委会选择房开公司统一建设，委托开发的具体细则条款由村委会出面商谈并签订协议。本案合同就涉案地块容积率问题所作相关约定，属于委托代建的具体细则条款，并未超出村民会议的授权范围；更何况，合同主要内容已经在全村范围内公示，合同最终也由村民以自己名义签署，故吴长星提出的关于“黄屿村委会、黄屿经济合作社相关行为超越村民会议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应认定无效”之主张，并不能成立。此外，置地公司、鸿基公司取得涉案地块2.0以上容积率的开发权益，以其在造价上让利688元/平方米作为对价，吴长星主张“黄屿村委会向房开公司赠送容积率相关权益”，也与事实不符。四、关于原审诉讼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诉讼中，吴长星在起诉状所载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协议书》无效”，但在庭审中又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并予以撤销”。由于合同“无效”与“可撤销”属于不同的概念，不可能同时并存，为此，一审合议庭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该种释明行为并不存在违法或不当之处。合同有效抑或无效不属于法律关系性质的范畴，本案并不涉及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议；由于吴长星最终明确其唯一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并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等方面的其他诉请，故一审法院对此不可能向其释明要求其变更诉请为“确认合同有效”。吴长星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为据，在再审申请中对一审法院释明行为所提异议明显不能成立。二审诉讼中，吴长星虽曾提供部分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涉案地块安置房实际造价低于合同约定造价的事实，但这些证据材料均系复印件，而且证明力明显不足。二审合议庭已对相关证据材料予以审查，在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基础上，决定不开庭审理案件，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在调查、询问当事人过程中，包括吴长星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均已充分发表各自意见，行使其诉讼权利，不存在辩论权利被剥夺的情形。吴长星再审申请中就二审诉讼程序所提异议也不能成立。综上，吴长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吴长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建勋代理审判员谢静华代理审判员沈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