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37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解国英，女，197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阳广，系解国英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元，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绵群，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现住淳安县。 上诉人解国英因与被上诉人余绵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0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9年3月2日，解国英及其丈夫商阳广共同向余绵群夫妻作出承诺，载明：今向姐姐商金枝、姐夫余绵群借房产证（知丰路14幢404室）向银行（信用社）抵押贷款200000元，期限2年；我们以房产证（富房权证移字第0××6号）作抵押；若到期不能还清贷款，愿把上述房产转让到姐姐、姐夫名下，价格由市场成交决定。 2009年3月4日，余绵群以其自己的名义向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200000元，并将该贷款交由解国英夫妻使用。 2010年1月1日10时许，周生龙驾驶所有人为王树林的浙ＡＫ××××号货车（在都邦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从富阳区银湖街道受降村上宋驶往富阳区高桥镇加油站，沿320线西侧辅道由北向南途经银湖街道高桥村新桥路段时，车辆正前与横过320线的行人商阳广碰撞，造成商阳广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商阳广与周生龙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事发后，商阳广先后在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杭州邵逸夫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共计住院338天，其伤势被评定构成一个五级伤残、两个十级伤残。2011年6月30日，商阳广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1、都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2000元（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扣除其已垫付的10000元，尚应赔偿112000元；2、都邦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由周生龙承担60%，计923017.06元，扣除其已垫付的149057.35元，尚应赔偿773959.71元。案经审理，该院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2011）杭富民初字第1383号民事判决：1、都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商阳广物质性损失102000元，并赔偿商阳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122000元，扣除其已垫付的10000元，尚应支付11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2、周生龙赔偿商阳广因本次事故导致的损失867883.44元，扣除其已支付的149057.35元，尚应支付718826.0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3、王水林对周生龙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驳回商阳广的其他诉讼请求。对赔偿款项，解国英称第一次打款给余绵群200000元时（即2012年5月19日）已拿到七八十万元，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时第二次拿到了一二十万元。 2010年7月底、8月初，因解国英夫妻向商阳广父亲、兄弟等人借钱未还，相应债权人要求解国英夫妻通过转让涉案房屋变现的方式还款，双方在淳安县人民医院产生争执，其中部分人还发生了打架。 2010年8月4日，余绵群替解国英夫妻还清了涉案房屋按揭贷款本息合计262636.87元。 2010年8月12日，解国英夫妻共同向余绵群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两人系夫妻，两人拟出售涉案房屋，建筑面积119.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富房权证移字第0××6号；因委托人事务繁忙，不便亲自办理上述房屋的出售手续，故委托余绵群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就上述房地产代表委托人办理下列附录中所列事项；受托人在代理权限内就上述房地产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均予以认可；上述委托的期限自委托人前述本委托书之日起至2011年5月1日；委托人有转委托权。附录载明：1、代为办理抵押登记的注销手续，领取相关证件；2、代为出售上述房屋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为交付房屋；3、代为确定房屋售价，代为收取房款，代为交付房屋；4、代为办理上述房屋买卖的过户登记等手续，代为办理证件校验；5、代为协助买方办理公积金贷款或银行按揭贷款手续，并代为到相关部门或银行、公积金中心领取房款；6、代为缴纳房屋买卖的纳税费，代为办理水电、物业、电视等交接手续；7、代为办理房屋买卖过程中涉及的其他相关事宜。同日，该《委托书》经淳安县公证处公证。 2010年8月13日，解国英与余绵群夫妻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解国英，乙方商金鱼，仅就甲方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乙方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必须遵守：一、在甲方过户给乙方后，乙方无任何理由将房产挂牌上市或转让给他人；二、甲方在还清乙方所借款（2010年8月）462636元及其贷款利息后可随时将房产收回；三、如发生双方都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则可由双方协商解决。乙方落款处签有商金鱼及余绵群的名字。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其中乙方处的“商金鱼”文字内容，由余绵群之妻商金枝代为书写。 2010年8月17日、2010年10月17日、2010年11月25日、2010年12月9日、2011年1月7日、2011年1月20日、2011年1月25日、2011年2月2日，余绵群按解国英的借款要求，分别向解国英丈夫商阳广账户中汇入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对该500000元借款，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未约定还款时间，解国英称因款项系余绵群向他人所借，故需要支付利息，余绵群则称当初也未曾约定利息。 2011年2月9日，由余绵群以解国英的名义作为出卖人，将涉案房屋以6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余绵群的弟弟余绵小。《房屋转让合同》落款处甲方“解国英”及甲方共有权人意见处的“同意转让，商阳广”的文字内容，由余绵群方代为书写。余绵群提交的2011年2月9日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开）》载明的涉案房屋售房款为682700元。 2011年2月24日，余绵群向信用联社归还了贷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息1725.75元。余绵群称此前向信用社所贷之款解国英已归还了50000元；解国英称在2010年1月1日出车祸前确曾给余绵群打过一笔钱，但时间及金额记不清了。 2012年5月7日、2012年5月19日，解国英分别将50000元和200000元汇入余绵群之妻商金枝账户。 2013年9月29日，解国英夫妻再次向余绵群借款30000元。 2015年5月，解国英全家（包括解国英夫妻及两个子女）搬出涉案房屋，另行到杭州转塘杭州第七中学对面租房居住。对搬出另行租房的原因，庭审中解国英解释称其一个子女已工作，另一个子女在杭州留下读书，商阳广身体欠佳，且余绵群方还经常去催款，租住于涉案房屋中有诸多不便。 根据解国英的申请，该院委托江苏象仁土地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对涉案房屋以2018年2月7日（实地查勘之日）为价值时点的估价结果为1810000元。解国英为此支付平付费6630元。在对外委托鉴定前，该院已就其中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向解国英作了必要的释明。现解国英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余绵群赔偿解国英擅自将解国英所有的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逸城掬水湾14号402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转让给他人造成的损失1377326.83元；2、该案诉讼费由余绵群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双方讼争的主要焦点之一是2010年8月13日的《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该如何理解？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或期限，附条件或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或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或者解除；但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时，视为条件已成就。《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在转让给余绵群后，余绵群不得以任何理由挂牌上市或转让他人。首先，双方对涉案房屋在转让给余绵群后由解国英赎回的条件是需还清所欠余绵群462636元借款及利息，而双方对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时间没有作出明确约定，应视为约定不明；其次，在签订该协议书之后的半年之内，解国英夫妻不仅分文未还此前所欠的462636元借款及利息，反而又陆续向余绵群借款500000元，也应视为双方对协议约定的赎回条件等内容的变更；如果仍然限制不得以任何理由转让，对余绵群而言显失公平，也与法律及道德所创导的精神不符；第三，根据解国英陈述，其因交通事故可获得的830826.09元赔偿款在2012年9月20日前均已拿到，而其仅于2012年5月归还了250000元，且根据其自认，截止2013年9月29日或至今为此，如不考虑涉案房屋转让抵作借款的因素，累计结欠余绵群借款达到了992636元，更能印证前述观点。解国英诉称公证《委托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及公证处并未充分释明，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涉案房屋原本由解国英夫妻以按揭方式购买，余绵群于2010年8月4日代为清偿了剩余按揭本息262636.87元，解国英对余绵群提交的《存款回单》不持异议，结合按揭款的特征之一为逐月向银行还本付息，《委托书》授权委托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5月1日，以及前述又陆续借款500000元、解国英全家于2015年5月搬出涉案房屋、本地区房地产行情等事实，该院有理由相信解国英早已知悉房屋被转让他人的事实，解国英诉称其于2015年7、8月份才知悉，并无证据印证，且未能就此以及搬出房屋的原因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故余绵群提出的解国英本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信。综上，解国英要求余绵群赔偿损失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8年4月3日判决：驳回解国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40元（已预交17196元），减半收取602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1020元，由解国英负担。解国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院申请退费。 宣判后，解国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双方借款和以房抵押的基本经过。2009年3月，解国英与丈夫商阳广因经营需要欲贷款，但由于解国英的房屋尚在银行按揭，故无法抵押贷款，解国英和丈夫商阳广即与余绵群商定，由余绵群出面同时以其房产抵押向银行（信用社）抵押贷款200000元人民币，余绵群再借给解国英两夫妻使用。解国英将其自有房屋的权证交给余绵群保管作为抵押。2009年3月2日，解国英和丈夫商阳广向余绵群两夫妻出具书面承诺，载明：今向姐姐商金枝、姐夫余绵群借房产证（知丰路14幢404室）向银行（信用社）抵押贷款贰拾万元人民币，期限两年。我们以房产证富房权证移字第0××6号作抵押。若到期不能还清贷款，愿把上述房产转让给姐姐、姐夫名下，价格由市场交易决定。这个承诺是双方的第一个书面约定，很明确地设立了双方的借款抵押法律关系，案涉房产是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的，但两年时间未到，只过了十个月不到一点，2010年1月1日，解国英丈夫发生了极其严重的车祸，生命垂危，急需巨额费用救命，故不得不在前债未还的情况下又向包括余绵群在内的哥哥、姐姐借款。余绵群担心最终解国英的丈夫救不活，借给解国英的钱无法收回，就要求并叫亲人用下跪的方式逼迫解国英将案涉房产办理公证，确保余绵群的借款可以拿回。本来办理抵押公证即可，但由于解国英缺少法律知识，公证处又不解释清楚，在余绵群的操作下，于2010年8月12日，解国英夫妻向余绵群出具《委托书》，公证处违规办理了担保性质的全项委托公证。这是双方之间的第二个书面材料，但不是解国英真实意思的表示。第二天201Ｏ年8月13日解国英与余绵群夫妻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甲方解国英，乙方商金鱼，仅就甲方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乙方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必须遵守：一、在甲方过户给乙方后，乙方无任何理由将房产挂牌上市或转让给他人；二、甲方在还清乙方所借款（2010年8月）462636元及其贷款利息后可随时将房产收回；三、如发生双方都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则可由双方协商解决。这是双方之间的第三个书面约定，意思很明确：案涉房产同意转让给余绵群，但可以随时赎回。从这个过程可见，解国英为了借款，先把案涉房产抵押给余绵群，最后同意过户给余绵群，但可随时赎回，发展脉络一清二楚。二、公证的《委托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属无效。该《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包含代为办理抵押登记的注销手续、代为出售房屋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为交付房屋、代为确定房屋售价、代为收取房款、代为办理房屋买卖的过户登记手续、代为办理公积金贷款或银行按揭贷款手续、代为交纳房屋买卖的税费、代为办理水电物业电视等交接手续、代为办理买卖过程中涉及的其他相关事宜，是典型的全项委托公证，其真实目的不是买卖房屋，而是以房屋买卖的全项委托公证的形式提供一个还款担保，给余绵群一个保障，该类委托公证已被司法部明令禁止。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公证机构、公证员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委托公证，应当按照“重大事项一次一委托”的原则，告知当事人委托抵押、解押、出售、代收房款等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不得办理一次性授权全部重要事项的委托公证，不得在公证书中设定委托不可撤销、受托人代为收取售房款等内容。第四条规定：不准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公证机构、公证员在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委托公证时，应当严格审查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查其与受托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不得办理名为委托实为担保，或者可能存在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案涉《委托书》就是典型的具有担保性质的全项委托，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属于非真实意思的表示，显属无效。原审判决却说证据不足。这一事实是明摆着的，从双方先抵押到同意转让给余绵群并随时赎回这一发展过程一看便知，证据非常充分。可是，原审判决对这些证据却视而不见。三、退一步说，即使《委托书》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余绵群也不能将案涉房产转让给余绵小，余绵群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2010年8月13日双方的《协议书》对之前的《委托书》进行了变更。《协议书》明确约定的是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余绵群，并在第一条特别强调“在甲方过户给乙方后，乙方无任何理由将房产挂牌上市或转让给他人”。可是余绵群却用之前的《委托书》和《公证书》，并且冒充解国英两夫妻的签名，将案涉房产转让给了自己的亲弟弟余绵小，显然违反了《协议书》的约定。对此违约行为，余绵群毫无疑问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可是原审判决对余绵群将房产不是过户给自己而是过户给余绵小这一事实又视而不见，没有一句评判。原审判决显然认为余绵群将案涉房产过户给自己和过户给余绵小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还是因为疏忽没有注意这一事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原审判决没有对余绵群将案涉房产转让给余绵小这一事实作出评判，没有以此认定余绵群违约，都是极其错误的。四、解国英赎回房产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是否公平无需探讨，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认为《协议书》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没有看清《协议书》是从之前的承诺书、《委托书》发展而来、一脉相承的，其性质是双方进一步约定以房产转让给余绵群的方式为借款提供担保，是一个以房产提供担保的约定，而不仅仅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原审判决还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了赎回房屋所附的条件对余绵群显失公平，可是分析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是否公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房产过户给余绵群，而本案的房产并没有过户给余绵群，而是被余绵群违约转让给余绵小了，根本不存在从余绵群处赎回的可能性，原审判决的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五、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之间约定的是案涉房屋可以过户给余绵群，把房子过户给余绵群是解国英同意的。但余绵群于2011年2月9日违反约定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余绵小的事情解国英并不知情。这从余绵群转让时冒充解国英夫妻签字就可以印证。余绵群从来没有也不敢告诉解国英房产是过户给余绵小的。解国英后来只知道房子已经过户，所以也于2015年9月1日搬出案涉房屋，但是哪里知道房子被过户给了余绵小。直到2015年10月，有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打电话说有人要看房，才知道案涉房屋被余绵群挂牌了。解国英就赶到该房产中介公司，才知道案涉房屋被过户给了余绵小。解国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就与余绵群两夫妻多次交涉要求赎回房屋或赔偿损失，但余绵群拒不答应，以致成讼。可见，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余绵群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却说“本院有理由相信解国英早已知悉房屋被转让他人的事实”，纯属猜测，把解国英知道房产被过户当成解国英知道房产被过户给余绵小，显系错判。综上，请求：一、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0099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余绵群违约并赔偿损失1073994元［案涉房屋评估价1810000元-尚欠借款（2010年8月13日之前借款462636元＋2010年8月13日之后借款500000元-2012年5月还款250000元＋2013年9月29日借款30000元）742636元＋评估费6630元］，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余绵群承担。 针对解国英的上诉，余绵群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余绵群向本院提交：1、协议书一份，拟证明解国英本意是要将房产转让给商阳广的二姐，在一审时对方谎称是在二姐、三姐的参与下达成这份协议；2、活一本通清单，拟证明解国英2015年5月份就搬出了涉案房产，因为2015年房价跌到低谷，解国英所要支付的利息越来越多，就离开了。解国英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针对余绵群提交的证据，解国英认为，这两份证据并不是在一审判决后形成的新证据，不应当作为二审的新证据。在保留上述意见的前提下，如果法院认为是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解国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余绵群是否应赔偿解国英损失。解国英主张余绵群擅自转让房屋造成其损失，理应予以赔偿；而余绵群则认为其对转让房屋不存在过错，亦没有造成损失，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解国英、商阳广出具了一份《委托书》以委托余绵群办理出卖案涉房屋的相关事宜，且并无证据证明余绵群将案涉房屋以明显低价转让至案外人，故余绵群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案外人系正当行使代理权，并不存在擅自转让案涉房屋并造成损失的情形。至于解国英、商阳广辩称《委托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意见，因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此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于该意见不予采信。其次，解国英与余绵群虽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但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未转移至余绵群名下，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份《协议书》，故解国英以余绵群违反该份《协议书》内容为由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依据。据此，原审法院驳回解国英的全部诉请当属正确。如果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可另行解决。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40元，由解国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骏 审 判 员  金瑞芳 审 判 员  盛 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丁 晔 书 记 员  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