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黄朝晖，主任。委托代理人：张长龙，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少忠，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同益律所）与上诉人潘少忠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同益律所、潘少忠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潘少忠因与潘少平、黄某合伙协议纠纷，于2013年11月25日与同益律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同益律所担任该案诉讼代理人。同益律所委派张长龙担任潘少忠原审诉讼��理人。潘少忠原审起诉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潘少平、黄某向潘少忠支付分伙结算的欠款本金4111000元；2.请求判令潘少平、黄某向潘少忠支付利息（暂计616650元，应以4111000元为本金，以千分之十为月利率，自欠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潘少平、黄某承担案件全部受理费用。后该案经原审法院原审审理，判决驳回潘少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潘少忠遂与同益律所于2014年7月18日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其中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互不支付任何款项；双方重新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协议》，同益律所根据潘少忠的委托，由张长龙律师担任潘少忠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代理该案的二审、执行、再审；潘少忠不得无故终止协议，如潘少忠无故终止，须按诉争金额（包括本金、��算至终止之日的利息）的31%支付违约金给同益律所；该案属于风险代理，潘少忠先不支付代理费，潘少忠获得潘少平、黄某给付涉案欠款后十天内按所得金额（包括本金、利息、迟延履行金）的31%支付代理费；如潘少忠分期获得款项（包括判决、执行或调解、和解所得），潘少忠则在每期获得款项后十天内按所得金额（包括本金、利息、迟延履行金）的31%支付代理费；本协议自签订生效，潘少忠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中止或终止案件的继续进行（包括诉讼程序、执行程序），潘少忠不能与对方私下和解、协商、调解，如潘少忠违反本规定，潘少忠按诉争金额（包括本金、计算至中止、终止、和解之日的利息）的31%支付违约金给同益律所；如同益律所需出差到广州之外的地方，潘少忠承担差旅费；潘少忠委托同益律所的权限如下：代为提起诉讼，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上诉，申请执行和代收执行款，以上授权需得到潘少忠的书面认可；同益律所按比例全部收到代理费后，再返还10万元现金给潘少忠。上述协议签订后，同益律所委派律师代理潘少忠上诉，潘少忠与潘少平、黄某的合伙协议纠纷进入二审。经本院审理，于2015年3月10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2015年3月18日，潘少忠与同益律所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其中约定：潘少忠与潘少平、黄某合伙协议纠纷，聘请同益律所张长龙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双方于2014年7月18日签订的协议只约定同益律所代理案件二审、执行、再审，而该案件经同益律所张长龙律师代理诉讼，被本院裁定发回重审，因此同益律所继续代理的范围、权限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不明确状态；为明确双方授权、代理范围和���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本委托代理合同；同益律所根据潘少忠委托，由张长龙律师担任潘少忠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代理该案重审的原审、二审、再发回重审的原审、二审、执行、再审；该案属于风险代理，潘少忠先不支付代理费，潘少忠获得潘少平、黄某给付（包括判决、执行给付和任何调解、合计给付及其他条件下的给付）涉案欠款后三日内按所得金额（包括欠款本金、应计算的利息、迟延履行金）的31%计算支付同益律所代理费；如潘少忠分期获得款项，潘少忠必须在每期获得款项后三日内按所得金额的31%支付代理费；如潘少忠未在上述规定时间内支付代理费，则潘少忠每逾期一日按所欠代理费的千分之五计算支付违约金；本协议自签订生效，潘少忠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中止或终止本合同，潘少忠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中止或终止案件的继续进行（���括不能中止或终止诉讼、执行及其他），潘少忠不能绕过同益律所私自与对方和解、协商、调解，如潘少忠违反本条任一规定，潘少忠按诉争金额（包括欠款本金和计算至中止、终止、调解、和解之日的利息）的31%支付违约金给同益律所；如同益律所需出差到广州之外的地方，潘少忠承担差旅费；潘少忠委托同益律所的权限如下：代为提起诉讼，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和参加反诉、上诉、再审，代理重审中的原审、二审，申请和参加执行，代收执行款和法律文书。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当日，潘少忠出具了相应的《授权委托书》给同益律所的张长龙律师。上述案件被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后，潘少忠于2015年4月16日向重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撤销授权委托书》，告知原审法院，已撤销对张长龙律师的授权。该案在发回重审后已进行过一次庭审，潘少忠本人到庭，未另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该案仍在重审审理中。因与潘少忠就律师代理费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同益律所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解决。案件庭审中，潘少忠称因2015年3月1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取消了原合同中关于同益律所按比例全部收到代理费后，再返还10万元现金给潘少忠的条款，潘少忠在双方签名后才发现，遂要求补充该条款，同益律所则要求另外支付5万元才同意，协商不成，潘少忠认为其实合同还未履行，潘少忠无需按约定承担中途解除委托的任何后果，因此决定解除对同益律所的委托。潘少忠并提供一份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的3000元的律师费发票，称潘少忠已于该时间之前在合同约定之外交付了20万元现金给同益律所的张长龙律师，双方口头约定该款不包含在合同约定的提成款内，潘少忠也同意不开相应金额的发票��收据。同益律所则称同益律所按比例全部收到代理费后，再返还10万元现金给潘少忠的约定违规，同益律所不同意，所以不能再写入合同，但双方之间还是有口头约定的，至于返还的10万元是何费用也不清楚，代理案件的受理费确系由潘少忠预付；关于该内容不写入合同，潘少忠是清楚也同意的，不存在欺诈、恐吓。同益律所确认3000元发票的真实性，但否认收取了潘少忠20万元现金。同益律所并称因所签订合同未约定前期基础费用，同益律所律师所盖章时提出要交一点管理费用，故来不及修改书面合同，而在合同之外收取了潘少忠3000元律师费。同益律所原审诉讼请求：1.判决潘少忠向同益律所支付违约金1140597元；2.判决潘少忠支付利息（以1140597元为本金，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潘少忠负担案件的受理费用。原审庭审中，同益律所将其违约金的请求变更为律师代理费。原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中，委托人或受托人均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限制潘少忠作为委托人的合同解除权的约定属于无效，相应的关于违反该无效约定仍按诉争金额31%计算支付代理费的违约责任条款自也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潘少忠未能举证证实第三份《委托代理合同》无原合同中关于同益律所按比例全部收到代理费后，再返还10万元现金给潘少忠的条款系因同益律所欺诈或自己存在重大误解，潘少忠因此提前解除委托，显非可归责于同益律所的事由。潘少忠��前解除委托，虽无需依违约责任条款按诉争金额的31%支付代理费，但仍应根据同益律所的代理工作量及业绩等支付相应报酬。同益律所、潘少忠之间先后签订的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并不是对应代理案件的诉讼阶段而分别签订、签订后合同时前合同已履行完毕，而是以后合同对前合同进行变更、补充，并取代前合同。潘少忠辩称之前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已履行完毕、2015年3月18日的《委托代理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同益律所已代理完成约定诉讼案件的原审、二审，在二审发回重审后又另获得重审诉讼代理授权。此为同益律所的实际代理工作量。双方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的计费方式为风险代理，而同益律所已因潘少忠提前解除委托而无法继续通过其代理工作使代理案件达到可计某律师代理费的结果。故宜参照《广东��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所附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中涉及财产的民事诉讼在收取基础费用1000-8000元的基础上再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取律师费的方式，计算同益律所应得律师代理费：同益律所已收取的3000元为基础费用，潘少忠起诉时标的4727650元，分阶段按比例累加计算的原审、二审的律师代理费（含基础费）244245元。再结合双方约定的是风险代理计费方式，潘少忠与潘少平、黄某的合伙协议纠纷案现并未取得胜诉结果的事实，原审法院酌情认定，潘少忠应按前述计费结果的三成支付律师代理费给同益律所。扣减潘少忠已收取的3000元，潘少忠还应支付70274元给同益律所。潘少忠拒绝支付，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潘少忠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律师代理费70274元给同益律所，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自2015年5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同益律所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33元，由同益律所负担7069元，潘少忠负担464元。同益律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委托合同的效力认定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限制被告作为委托人的合同解除权的约定属于无效，相应的关于违反该无效约定仍按诉争金额31％��算支付代理费的违约责任条款自也无效”错误。（1）限制合同解除权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同益律所和潘少忠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形成的合意，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原审判决没有提供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这一约定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2）限制合同解除权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同益律所和潘少忠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自签订生效，甲方(潘少忠)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中止或终止本合同，甲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中止或终止案件的继续进行……．如甲方违反本条任一规定，甲方必须按讼争金额(……)百分之三十一计算支付给乙方(同益律所)应得的代理费”。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案件应该属于“当事人另有约定，按照其约定”的情形。而原审判决无视《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应该予以纠正。（二）原审判决对损失赔偿的范围认定错误。《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说，潘少忠可行使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是必须赔偿同益律所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因此，合同履行后同益律所可以获得的利益至少是1140597元。此外，原审判决以起诉书本息合计470多万作为基数计算律师费不准确。因为同益律所代理潘少忠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时，潘少忠受理费不够，只列明了少部分利息，其实起诉时本息合计是674万多，解除合同时本息己达735万多，所以应以起诉时或合同解除时实际产生的本息合计计算律师费。（三）原审判决对代理工作量和代理效果认定错误。同益律所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指派张长龙律师作为潘少忠的代理人参加了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的原审、二审，并准备了重审必需的全部材料且获得了潘少忠的授权。同益律所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的是，重审应该要按一个审级的一半工作量计算，因为���益律所已经准备了代理意见及所有材料，而原审判决没有考虑重审阶段的工作量。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同益律所的不懈努力，潘少忠在二审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同益律所出色地完成了潘少忠委托的该阶段的工作，使潘少忠所托之事出现了转机。可以说，二审的判决，决定了该案今后的走向，明显有利于潘少忠。（四）原审判决两种代理费计算方式并用且打折扣错误。原审判决参照了《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所附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中的有关规定，先是采用基础费+按标的额分段比例累加的计费方式，但是，后来，又同时采用了风险代理计费方式。但是，《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对以上两种计费方式是不能并用的，两者只能取其一。因此，原审判决对按照前一方式计算的代理费再参照代理效果打三折属于逻辑混乱，显然是错误的。（五）原审判决极易纵容恶意逃避代理费的行为。一般来说，只有当受托人的行为未能达到或无法达到委托人的预期目的时，委托人才有可能解除委托。然而，恰恰相反，潘少忠是在预期目的可以达到时，恶意地踢开律师以达到不支付律师代理费的目的。潘少忠讼争的事实己于2009年以借贷合同纠纷起诉，然而，原审、二审和再审，潘少忠均败诉，检察院也不同意抗诉。潘少忠在极度绝望之时，才与同益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不惜以讼争金额的百分之三十一作为律师代理费以刺激同益律所的积极性。可见，该案极其复杂，突破的难度非常大；潘少忠对该案的胜诉已不抱太大希望。然而，经过同益律所的不懈努力，该案竟然有了转机，这是潘少忠始料不及的。���少忠经历过很多官司，经验非常丰富；见此情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于是就单方面解除合同，企图达到逃避律师代理费的目的。潘少忠恶意逃避律师代理费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主义信用体系，不利于交易安全，更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综上同益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由潘少忠支付给同益律所律师代理费l140597元；2.由潘少忠承担案件原审和二审的全部受理费用。针对同益律所的上诉，潘少忠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对委托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中止或终止合同”与上述规定相抵触，亦即法律赋予委托人或者受托人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本案合同却限制当事人行使此项权利，���为无效，相应的违约责任的条款也无效。（二）同益律所对损失范围的观点是错误的。（1）关于可预期利润的损失。可预期利润属于尚未发生的收益，具有不可确定性，本案中，同益律所代理的案件必须取得胜诉，而且必须执行到款项，才产生收益，而这一切均未看到转机，因此不应将可预期利润的损失计算在内。（2）计算律师费的基数当然是以诉状列明的金额470多万元计算，因为若非风险代理，按规定也是按诉状列明的诉讼标的计算律师费，法院的受理费也是以诉状列明的金额计算。（三）关于工作量的认定。潘少忠与同益律所在另案原审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于2014年7月18日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其中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互不支付任何款项。也就是说，另案原审的委托已经完成，由于判决驳回潘少忠的诉讼请求，潘少忠是不需要支付任何款项给同益律所，此事已经完结。而2014年7月18日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是一个新的委托代理协议，只代理二审、执行及再审，而2015年３月10日再次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由于没有约定二审事项的处理，因此才是对2014年7月18日《委托代理协议》的补充、变更。因此，计算同益律所的代理工作量，应仅仅是二审，而不应包括原审。潘少忠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签订的三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后合同对前合同进行变更、补充，并以此认定同益律所代理的工作量为诉讼案件的原审、二审及二审发回重审后又获得代理授权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已查明，潘少忠与同益律所在原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于2014年7月18日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其中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互不支付任何款项。也就是说，另案原审的委托已经完成，由于判决驳回潘少忠的诉讼请求，其不需要支付任何款项给同益律所。而2014年7月18日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是一个新的委托代理协议，只代理二审、执行及再审，而2015年3月10日再次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由于没有约定二审事项的处理，因此才是对2014年7月18日《委托代理协议》的补充、变更。因此，计算同益律所代理的工作量，应仅仅是二审，而不应包括原审。按《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指导价，不办理原审而直接办理二审案件的律师代理费为160829元，应按此为基数酌情计算代理费给同益律所。(二)由于潘少忠与同益律所之间签订的是风险���理合同，同益律所是必须胜诉，且再执行到款项后才可以收到律师费，而案件能否胜诉却是未知之数，胜诉后能否执行到款项也是未知之数。根据同益律所的工作量，应以直接办理二审案件的律师代理费160829元为基数，酌情按20%以下计算律师代理费，再扣减事前支付的3000元，才比较合适。潘少忠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进行改判。针对潘少忠的上诉，同益律所答辩称：不同意潘少忠的上诉意见。同益律所认为后面的合同是对前面合同的变更和补充，有连续性，所以都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即标的额的31%计算。同益律所的代理工作量既包括原审、二审，也包括重审的准备阶段。如果是按广东省的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分段计费，基数为7350000元，从对方欠款的2008年8月计至2015年4月16日合同解除日止。另，虽然是风险代理合同，但��于潘少忠单方解除合同，致使同益律所代理无法进行，给同益律所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潘少忠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经审理,本院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同益律所、潘少忠对于双方当事人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同益律所、潘少忠的上诉意见来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同益律所在其与潘少忠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限制潘少忠权利的条款及对应的条款是否有效；（二）潘少忠支付给同益律所的律师费数额应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同益律所、潘少忠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潘少忠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中止或终止案件的继续进行（包括不能中止或终止诉讼、执行及其他），潘少忠不能绕过同益律所私自与对方和解、协商、调解”的条款是否有效的��题，由于该条款与《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相违背，故原审法院认定该条款及对应的关于违反该无效约定仍按诉争金额31%计算支付代理费的违约责任条款也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同益律所以《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中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认为上述合同条款有效的问题，从该规定的内容来看，该条款是因委托事务而产生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而非关于委托合同是否能解除的问题。故本院对于同益律所以该条款为依据，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条款有效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同益律所、潘少忠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来看，同益律所所获得的律师费为“潘少忠获得潘少平、黄某给付（包括判决、执行给付和任何调解、合计给付及其他条件下的给付）涉案欠款后三日内按所得金额（包括欠款本金、应计算的利息、迟延履行金）的31%计算支付同益律所代理费”，而同益律所诉请的律师费基础也是依照上述规定。但由于潘少忠已经明确与同益律所解除合同，且该案至今没有审结，故同益律所要求潘少忠以上述约定作为依据支付律师费，缺乏依据。根据同益律所、潘少忠的上诉理由来看，同益律所对于原审法院依照《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计算律师费也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而潘少忠仅是对计算基数及同益律所应收律师费的比例有异议，故基于上述原因，本院以《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作为计算同益律所为潘少忠代理案件律师费的依据。从本案现查明的事实来看，同益律所作为潘少忠另案的委托代理人，已经为潘少忠代理了另案原审、二审诉讼，在另案发回重审诉讼原审即将开审的时候，潘少忠解除了与同益律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下面本院围绕着同益律所、潘少忠所争议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首先，关于同益律所主张的另案原审代理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同益律所、潘少忠在该案原审结束后签订的2014年7月18日《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互不支付任何款项”的约定来看，同益律所已经明确不需要潘少忠支付任何款项，故本院对于同益律所要求潘少忠支付其另��原审律师代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潘少忠对此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同益律所主张的另案二审代理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虽然另案经二审法院审理发回重审，但同益律所作为代理人已经参与了整个二审诉讼程序，故潘少忠应支付同益律所该次诉讼的律师代理费。由于同益律所已参加了另案原审的代理，故依照上述规定，该次二审案件受理费以上述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即50%收费。第三，同益律所主张其已为另案重审准备了代理意见及所有材料，因此应以一个审级一半工作量计费。对此，本院认为，由于同益律所、潘少忠在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已经约定，同益律所为潘少忠代理另案的重审，故在此情况下，同益律所主张其已为潘少忠重审准备了代理意见及所有材料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潘少忠在另案进入重审之前解除该合同，阻止合同条件的成就，故基于公平原则，本院对于同益律所要求潘少忠支付其一个审级一半工作量的代理费予以支持。依照上述规定，重审案件受理费以上述规定的50%收费。由于同益律所已参加了另案原审的代理，故依照上述规定，该次重审案件受理费以上述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即50%收费。故本院采纳同益律所关于一个审级一半工作量计费的主张，同益律所应收取潘少忠另案重审的费用为25%。第四，关于律师费的计算基数，潘少忠另案起诉时的本金及违约金共计4727650元，因此本案律师费的计算基数为4727650元，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同益律所主张以本案起诉或潘少忠要求解除合同时的本息作为计算基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理由，本院依照《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所附的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规定，认定潘少忠应支付同益律所律师代理费的数额为106372.125元。此外，同益律所已收取潘少忠3000元基础费，依照前述规定同益律所应收取该部分律师服务基础费。原审判决对于同益律所付出劳动后应得的律师费的计算依据认定错误，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纠正。原审判决对于潘少忠应支付同益律所律师代理费利息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同益律所部分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其他请求由于依据不充分，故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潘少忠部分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其他请求由于依据不充分，故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上诉人潘少忠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6372.125元及利息（以本金106372.125元为基数，从2015年8月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三、驳回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533元，由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负担5120元，由上诉人潘少忠负担24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66元，由上诉人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负担10240元，由上诉人潘少忠负担48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许东劲审判员  陈舒舒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剑文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