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西行初字第98号 原告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民委员会，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詹玉新，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剑锋，广西桂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詹香相，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民委员会副主任。 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武鸣县城厢镇兴武大道245号。 法定代表人宋日正，县长。 委托代理人韦卫平，武鸣县调处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8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京卫，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9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孟东，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10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荣贵，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11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锦营，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仕强，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13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飞元，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14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杰志，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20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明宗，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21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团宗，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22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国祖，组长。 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23村民小组，所在地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 诉讼代表人潘武斌，组长。 原告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民委员会(以下分别简称邓吉村委会)不服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11〕22号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3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在原告补正起诉材料后，于2014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并于2014年7月23日委托武鸣县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吉村委会的诉讼代表人詹玉新及委托代理人吴剑锋、詹香相，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卫平，第三人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第8、9、10、11、12、13、14、20、21、22、23村民小组（以下分别简称邓吉村8、9、10、11、12、13、14、20、21、22、23组），其中邓吉村9组诉讼代表人潘孟东、邓吉村10组诉讼代表人潘荣贵、邓吉村11组诉讼代表人潘锦营、邓吉村12组诉讼代表人潘仕强、邓吉村13组诉讼代表人潘飞元、邓吉村14组诉讼代表人潘杰志、邓吉村20组诉讼代表人潘明宗、邓吉村21组诉讼代表人潘团宗、邓吉村23组诉讼代表人潘武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邓吉村8、22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办理相关延长审理期限手续，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11〕22号《武鸣县人民政府关于仙湖镇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与邓吉村民委员会、邓吉村第8、9、10、11、13、14、20、21、22、23村民小组在地名“淀齐、淀增、淀勒、墓红”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中的“淀勒”，面积约120亩。土改时，现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的农户在“淀勒”有部分耕地。1958年邓吉村岜仆屯从邓吉村搬迁到里建农场定居，搬迁后其在“淀勒”的耕地由现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接管经营。1967年邓吉大队办竹林场时，在“淀勒”只种有小部分面积竹子，大部分面积未种植。1985年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将“淀勒”84.80亩发包给本组农户承包经营。1987年1月至1994年12月底，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经邓吉村委、仙湖乡政府同意，将“淀勒”100亩土地发包给里建华侨农场洪建成承包经营。以上事实应予认定。邓吉村民委（除高级社时争议地属于邓吉高级社所有及1967年邓吉大队办竹林场时在“淀勒”种有小部分面积竹子外）和邓吉村第8、9、10、11、13、14、20、21、22、23村民小组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中的“淀勒”由其经营管理或土地权属归其所有。争议地中的“淀齐、淀增、墓红”，面积约310亩。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邓吉村第8、9、10、11、12、13、14、20、21、22、23组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由其经营管理或土地权属归其所有。高级社时，争议地“淀齐、淀增、墓红”属于邓吉高级社所有；1967年至1982年由邓吉大队办竹林场种植竹子，应予以认定。1982年大队竹林场解散后，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到“淀齐、淀增、墓红”经营不能作为其确定权属的依据。1988年4月3日，仙湖乡政府工作人员将争议地填发山界林权证（证号：xxxx号）给邓吉村公所，因发证前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已在该地种植经营，与邓吉村公所发生权属纠纷，且当时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并未有代表参加走界。第70280号山界林权证中的“地类”为“草地”，与当时争议地上的实际经营现状不符，该山界林权证落款处并未盖有县人民政府的公章。因此，该证的发证程序和内容均有瑕疵，应予撤销。2007年2月7日，该证已报经南宁市人民政府同意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国发[1980]135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二项、第四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项、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撤销邓吉村民委员会证号为70280号的山界林权证；二、争议地中“淀勒”面积约12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三、争议地中“淀齐、淀增、墓红”面积约31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邓吉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界限详见2011年11月16日附图）。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邓吉村12组提供的5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明该组土改时在争议地淀勒有耕地； 2、岜仆屯黄泰朝提供的2份《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岜仆屯土改时在争议地淀勒有耕地； 3、原岜仆屯黄泰朝的调查笔录及其在图上指认淀勒的位置，证明岜仆屯在土改时在淀勒有耕地，岜仆屯搬迁后由那料屯经营管理； 4、原岜仆屯李杰祖的调查笔录及其在图上指认淀勒的位置，证明岜仆屯在土改时在淀勒有耕地，岜仆屯搬迁后由那料屯经营管理； 5、潘天梅的调查笔录，证明1967年办大队竹林场的情况； 6、詹来知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岜仆屯在淀勒有耕地，其迁后由那料屯经营管理，1967年办大队林场； 7、詹建初的调查笔录，证明1967年办大队林场，大队办林场时在淀勒种上了大约40亩竹子； 8、潘朝天的调查笔录，证明1967年办大队林场，大队办林场时在淀勒种上了大约30亩竹子； 9、詹开枯的调查笔录，证明大队办林场时在淀勒只种竹子小部分； 10、邓吉村12组提供的《承包土地使用证》，证明邓吉村12组将淀勒84.8亩发包给本组农户经营； 11、邓吉村12组将淀勒荒地发包给洪建成的请示，证明邓吉村民委、仙湖乡政府同意发包； 12、邓吉村12组与洪建成的《承包土地合同书》及公证书，证明邓吉村12组将淀勒荒坡地100亩发给洪建成经营。 原告邓吉村委会诉称，一、从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各个历史时期、争议地均属原告所有。土改时、争议地为疏残林、草地，一直权属原告，作为全村的公共牧场，没有划分给任何个人和集体,邓吉村12组也认可此事实。邓吉村12组虽然在淀勒中有少许熟地，但不能扩大认为全部“淀勒”的山林为邓吉村12组所有。因土改时只确权划分熟地、山林权属没有划分，仍属邓吉村所有。合作化时第三人邓吉村12组都认可争议地属邓吉高级社所有。邓吉村12组也没有到争议地开荒种植，邓吉村12组以前的调处申请书也认可此事实。四固定时，邓吉村分为邓吉、那料、琊山三个大队。邓吉村12组属那料大队，在那料大队参加四固定，那料大队时任大队长为潘某，原告与邓吉村12组诉讼争议地的民事官司中（案号为1990年武法民判字第127号）在庭审时，邓吉村12组申请潘某到庭作证，当庭陈述争议土地四固定时没有固定给邓吉村12组，仍作为村集体所使用，潘金玉等人均也证实四固定时争议地没有固定定给任何集体组织，仍归原告所有作为村公共牧场。1982年林业三定时仙湖乡政府组织原告、全村各队长、队代表、还有邓吉村12组队长、队代表到现场走界，最后才将争议地确权给原告，原告也领取了武鸣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证号为70280的山界林权证，此证不应撤销，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二、原告从土地改革至今均对争议地进行管理使用。土改时，争议地因没有确权给任何组织仍归原告，作为全村公共牧场。合作化时，仍作为村公共牧场共同使用，四固定时仍为全村公共牧场，到1966年邓吉大队林场成立，争议地由原告的林业大队种植林木竹子及农作物，此事实处理决定书也认可，收入也归原告所有，由于林场资金，人力有限，部分争议地仍处于未开发状态。生产责任制后，大队林场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全村各队包括邓吉村12组也趁机到林场开荒种植，邓吉村12组也趁机占用了“淀勒”部分土地，并自行填写承包证。1987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邓吉村12组人潘志康以职务便利，为本队利益出发，瞒其他大队干部，利用自己掌握公章的机会，擅自以大队的名义盖章同意邓吉村12组将争议地“淀勒”发包给洪建成，事情发生后，其他村干部知情后，极力反对，并向武鸣县公证处提出异议，公证处调查核实后于1988年已下文撤销了邓吉村12组与洪建成的承包合同公证书，争议地“淀勒”使用权仍归原告。1989年11月22日邓吉村公所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及队长会议一致决定将原村公所（大队）在责任制前经营的土地、竹林、荒地、水田等一律收回由村公所统一管理，与会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此后原告一直经营、管理“淀勒”等争议地，收益也均归原告。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武鸣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第一、二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应予撤销，第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为此，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处理决定书第一项、第二项处理决定，认定邓吉村民委证号为70280号的山界林权证继续有效，认定争议地中“淀勒”面积约12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原告所有；2、维持处理决定书第三项处理决定。 原告邓吉村委会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武鸣县人民法院（1990）武法民判字127号笔录，证明那料12组证人潘某到庭证实争议土地未固定给12组； 2、武鸣县公证处《关于撤销（86）武证字第212号公证书的决定》（90）撤字第1号，证明（86）号公证书违法已被撤销； 3、证人詹喜素等人证言，证实四固定的时候这些土地没有固定给哪个村哪个组，因此争议地权属归邓吉村所有； 4、证人詹来知等人证言，证实其任大队长时，并没有把土地固定给哪个村哪个组，争议地权属归邓吉村所有； 5、证人潘天梅等人证言，证实争议地权属归邓吉村所有。 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所作的武政行决字〔2011〕22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土改时，现邓吉村8、9、10、11、12、13、14、20、21、22、23组同在瑯山村参加土改。高级社时，现邓吉村8、9、10、11、12、13、14、20、21、22、23组同在邓吉高级社。1958年邓吉高级社进入人民公社化时转为邓吉大队。1961年邓吉大队分为邓吉、那料、瑯山三个大队，现邓吉村8、9、10、20、21、22、23组属于瑯山大队，现邓吉村11、12、13、14组属于那料大队。1962年邓吉、瑯山、那料三个大队合并为邓吉大队。2、争议地中的“淀勒”，面积约120亩。土改时，“淀勒”有现邓吉村12组农户的耕地，有土改时潘长安、林胜标、潘长寿、潘汉武等农户保留下来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实，但具体面积无法查清。1958年邓吉村岜仆屯从邓吉村搬迁到里建农场定居，搬迁后其原在邓吉村“淀勒”的耕地由现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接管经营，有原岜仆屯会计员黄泰朝、村民李杰祖和时任邓吉大队党支部书记詹来知等人证言证实，但接管具体面积无法查清。1967年邓吉大队办竹林场时，“淀勒”只有小部分面积种竹子，大部分面积并未种植，有时任邓吉大队党支部书记詹建初、大队长潘朝天及竹林场出纳员詹开枯等人证言证实，但当时在“淀勒”所种竹子具体面积无法查清。1985年邓吉村12组将“淀勒”84.8亩土地发包给本组农户承包经营，有3份《承包土地使用证》证实。1987年1月至1994年12月底，邓吉村12组经邓吉村委、仙湖乡政府同意，将“淀勒”100亩土地发包给里建华侨农场洪建成承包经营，有邓吉村12组向邓吉村委、仙湖乡政府作出的《关于华侨农场洪建成同志来我屯承包荒山坡的请示》和《承包土地合同书》证实。另查明，争议地“淀勒”除了高级社时属于邓吉高级社所有外，其他各个历史时期，邓吉村民委（除1967年邓吉大队办竹林场时在“淀勒”种植小部分面积竹子外），邓吉村8、9、10、11、13、14、20、21、22、23组等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淀勒”由其经营管理或土地权属归其所有。3、争议地中的“淀齐、淀增、墓红”，面积约310亩。除高级社时属于邓吉高级社所有外，其他土改、“四固定”等特定历史时期，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淀齐、淀增、墓红”由其经营管理或土地权属归其所有。1967年邓吉大队召开支部、队长、群众代表会议，决定办大队竹林场，在争议地“淀齐、淀增、墓红”和“淀勒”的小部分面积种植竹子。1982年大队竹林场解散后，邓吉村12组到争议地耕种。1985年邓吉村12组将“淀齐、淀增、墓红”部分争议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领取了《土地承包使用证》。1988年邓吉村12组与邓吉村公所在现争议地发生土地权属纠纷，仙湖乡政府工作人员组织邓吉村干部、代表到纠纷现场走界，将争议地填发山界林权证（证号：70280号）给邓吉村公所。当时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并未有代表参加走界，且争议地是邓吉村12组经营管理。第70280号山界林权证中的“地类”为“草地”，与当时争议地上的实际经营现状不符，且该山界林权证落款处并未盖有县人民政府的公章。1988年仙湖镇邓吉村公所与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在地名“淀齐、淀增、淀勒、墓红”发生土地权属纠纷。2006年4月，邓吉村8、9、10、11、13、14、20、21、22、23组也对争议地提出权属主张。4、1988年4月3日，仙湖乡政府工作人员将争议地填发山界林权证（证号：70280号）给邓吉村公所，因发证前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已在该地种植经营，与邓吉村公所发生权属纠纷，且当时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并未有代表参加走界。第70280号山界林权证中的“地类”为“草地”，与当时争议地上的实际经营现状不符，该山界林权证中落款处并未盖有县人民政府的公章。因此，该证的发证程序和内容均有瑕疵，应予撤销。2007年2月7日，该证已报经南宁市人民政府同意撤销。 二、原告所谓的“从土改至今均对争议地进行管理使用”的说法，不正确，没有事实依据。被告认为，争议地中的“淀勒”，面积约120亩。土改时，现邓吉村12组的农户在“淀勒”有部分耕地。1958年邓吉村岜仆屯从邓吉村搬迁到里建农场定居，搬迁后其在“淀勒”的耕地由现邓吉村12组接管经营。1967年邓吉大队办竹林场时，在“淀勒”只种有小部分面积竹子，大部分面积未种植。1985年邓吉村12组将“淀勒”84.8亩发包给本组农户承包经营。1987年1月至1994年12月底，邓吉村12组经邓吉村委、仙湖乡政府同意，将“淀勒”100亩土地发包给里建华侨农场洪建成承包经营。邓吉村民委（除高级社时争议地属于邓吉高级社所有及1967年邓吉大队办竹林场时在“淀勒”种有小部分面积竹子外）和邓吉村8、9、10、11、13、14、20、21、22、23组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中的“淀勒”由其经营管理或土地权属归其所有。争议地中的“淀齐、淀增、墓红”，面积约310亩。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邓吉村8、9、10、11、12、13、14、20、21、22、23组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由其经营管理或土地权属归其所有。高级社时，争议地“淀齐、淀增、墓红”属于邓吉高级社所有；1967年至1982年由邓吉大队办竹林场种植竹子，应予认定。1982年大队竹林场解散后，邓吉村12组到“淀齐、淀增、墓红”经营不能作为其确定权属的依据。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国发[1980]135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二项、第四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项、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所作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政策正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请予维持。 第三人邓吉村12组述称，一、武政行决字〔2011〕22号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决定正确。1、邓吉村12组与村民委争议的“淀勒”土地，土改时有邓吉村12组农户经营的耕地，邓吉村12组农户保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可以证实，村民委在起诉中也承认这一点。高级社、“四固定”时，“淀勒”土地均属邓吉村12组所有并经营。1967年邓吉大队办竹林场时，只是在“淀齐、淀增、墓红”种竹子，“淀勒”仍是邓吉村12组经营。1985年时邓吉村12组把“淀勒”发包给本组农户经营。1987年1月至1994年12月底，邓吉村12组把“淀勒”100亩土地发包给里建华侨农场洪建成承包经营，邓吉村民委也盖章同意认可。综上可以证实“淀勒”属邓吉村12组所有并一直经营至1997年。武政行决字〔2011〕22号将“淀勒”土地确权给邓吉村12组是正确的。2、邓吉村12组与村民委争议的“淀齐、淀增、墓红”土地，土改、合作社、“四固定”时均属邓吉村12组所有。但因历史原因，没能保留证据，没有能够证实争议地属邓吉村12组所有的证据。加上邓吉村民委在1967年时也在“淀齐、淀增、墓红”办竹林场，因此邓吉村12组也同意武鸣县人民政府武政行决字〔2011〕22号文的认定及作出的处理决定。二、村民委在起诉状中称争议地从土改至今均属他们所有并由他们经营，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村民委在起诉状中也承认“淀勒”土地在土改时有邓吉村12组经营的耕地，邓吉村12组也有《土地房产证》和《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可以证实。第二，1985年邓吉村12组将“淀勒”土地发包给本组农户经营，有《土地承包证》可以证实。第三，1987年1月至1994年12月底，我组将“淀勒”100亩土地发包给洪建成，村民委也盖章同意。综上可以证实村民委的说法不可信。 综上，邓吉村12组认为，武政行决字〔2011〕22号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第三人邓吉村12组当庭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仙湖镇政府调解协议，证明1986年仙湖镇政府、邓吉村委组织调解把淀勒分给邓吉村12组； 2、证明，证明原来邓吉村委已经参加调解，调解内容是把淀勒分给邓吉村12组； 3、证人证言，证明潘孟龙是调解人，参加了调解，调解结果是争议地属于邓吉村12组； 4、请示，村委向仙湖乡政府的请示，证明争议地淀勒属于邓吉村12组； 5、1952年发的土地所有权证，上面有淀勒的土地，邓吉乡分为两个大队，邓吉乡管的是瑯山大队，证明争议地淀勒属于邓吉村12组所有。 第三人邓吉村9、10、11、13、14、20、21、23组述称，“淀勒”这块土地其他小组都有份，并不是只属于邓吉村12组，同原告意见一致。 第三人邓吉村9、10、11、13、14、20、21、23组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下列证据作出如下确认： 被告提交的证据1、10-12、原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的证据2-4黄泰朝提供的2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黄泰朝、李杰祖调查笔录及在图上指认“淀勒”的位置，因黄泰朝、李杰祖系岜伏屯人，非邓吉村12队村民，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5-9、原告提交的证据1、3-5系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出庭参加质证且对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均有异议，也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邓吉村12组当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5，第三人邓吉村12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对于逾期提供且无正当理由的，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邓吉村委会与第三人邓吉村8、9、10、11、12、13、14、20、21、22、23组在“淀（定）齐（济）、淀（定）曾、淀勒、墓红（宏）”发生争议的土地，地名、其四至范围、面积与被诉武政行决字〔2011〕22号处理决定认定一致。土改时，争议地“淀勒”中有少量土地是划分给现邓吉村第12组农户及岜伏屯（又称岜仆屯）农户所有。高级社时，现邓吉村8、9、10、11、12、13、14、20、21、22、23组同在邓吉高级社，争议地属邓吉高级社集体所有。1961年邓吉大队分为邓吉、那料、瑯山三个大队，现邓吉村11、12、13、14组属那料大队，第8、9、10、20、21、22、23组属瑯山大队，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已划分给哪个大队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那料、瑯山大队各自进行四固定，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已进行固定划分。1962年底，邓吉、瑯山、那料三个大队合并为邓吉大队。1967年邓吉大队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在包括争议地在内的荒山办林场，种植竹子。大队林场一直经营至1982年解散。1983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邓吉村的少数村民（各队均有）擅自到竹林砍伐，逐步开垦种植农作物。1985年邓吉村13、14组将争议地“淀齐”50亩发包给13组村民梁彩球经营，第4组、第12组也将争议地中部分土地发包给本组农户经营。1986年9月，邓吉村12组与第9组在争议地“淀勒”发生纠纷，仙湖镇政府曾作过调解，但纠纷未能解决。同年12月，邓吉村第12组将争议地中的“淀勒”约100亩发包给华侨农场的洪建成。1988年邓吉村12组与邓吉村公所就现争议地发生争议，后仙湖乡政府组织邓吉村公所代表到现场走界，将包含争议地在内的山界林权证发给邓吉村公所，证号为70280。1989年11月22日，邓吉村公所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及队长会议，一致决议将原村公所（大队）在责任制前经营的土地、竹林、荒地、水田等一律收回由村公所统一管理。后第三人邓吉村12组就争议地提出权属争议，向被告申请解决。被告于1990年7月3日作出武政发(1990)81号文件，将争议地确权归邓吉村公所集体所有。邓吉村12组不服，向武鸣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武鸣县人民法院于1990年12月19日作出(1990)武法民判字第12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邓吉村12组的诉讼请求。邓吉村12组不服，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年7月20日，市中院作出(1991)南中法民上字第58号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邓吉村12组不服，申请再审。1996年12月26日市中院作出了(1996)南民监字第18号判决，维持了二审判决。邓吉村12组仍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4年12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桂民再字第103号民事判决，撤销了一、二审判决及被告的处理决定,由被告对争议地重新作出确权。被告经重新调查后，于2007年5月15日作出武政发(2007)44号处理决定，撤销邓吉村委会持有的70280号山界林权证；将争议地全部确权归邓吉村第12组所有。邓吉村委会不服，申请复议。2007年12月29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以南府复议[2007]1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理决定。邓吉村委会不服，向武鸣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8年11月19日，武鸣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武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武政发(2007)44号处理决定，由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邓吉村12组不服，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9月21日，市中院作出(2009)南市行终字第90号判决维持一审判决。2011年11月16日，被告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邓吉村委会不服，申请复议。2013年8月15日南宁市人民政府以南府复议[2013]6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本案被诉处理决定。原告邓吉村委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武鸣县人民政府作为县一级人民政府，有调处本案位于其辖区内的原告邓吉村委会与第三人邓吉村8、9、10、11、12、13、14、20、21、22、23组之间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的法定职权。 农村集体的山林权属，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2002年颁布）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凭证）：（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本案中，双方争议地中“淀勒”，1952年土改期间邓吉村12组村民取得《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在该争议地取得部分耕地。另，1987年1月至1994年12月，邓吉村12组将争议地中的“淀勒”约100亩发包给华侨农场的洪建成经营和管理。因此，被告依据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和邓吉村12组管理使用争议地的事实，决定将争议地中“淀勒”面积约12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第三人邓吉村12组集体所有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撤销原告证号为70280号的山界林权证是否合法的问题。1988年邓吉村12组与邓吉村公所就现争议地发生争议，后仙湖乡政府组织邓吉村公所代表到现场走界，邓吉村12组未参加现场走界。武鸣县人民政府在上述情况下将包含争议地在内的山界林权证发给邓吉村公所且未加盖公章，故被告撤销该山界林权证并无不当。 关于被诉处理决定对争议地“淀齐、淀增、墓红”约31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认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争议双方未能举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上述争议地权属归己的确凿证据。1967年邓吉大队将包括该争议地在内的荒山办林场，种植竹子，大队林场一直经营至1982年解散。1983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邓吉村的少数村民（各队均有）擅自到竹林砍伐，逐步开垦种植农作物。被告依据上述事实认定争议地“淀齐、淀增、墓红”约310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原告邓吉村委会所有并无不当，且争议方邓吉村12组对该认定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武鸣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的武政行决字〔2011〕22号《武鸣县人民政府关于仙湖镇邓吉村第12村民小组与邓吉村民委员会、邓吉村第8、9、10、11、13、14、20、21、22、23村民小组在地名“淀齐、淀增、淀勒、墓红”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鸣县仙湖镇邓吉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 实 审 判 员  颜 瀚 人民陪审员  张卫红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文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⒈主要证据不足的；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⒊违反法定程序的；⒋超越职权的；⒌滥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