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深福法行初字第379号原告深圳市福田区香格丽苑业主委员会，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侨乡四道香格丽苑。负责人孙海峰，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刘芳，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中亚，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123号福田区政府大楼27楼，组织机构代码00754327-8。法定代表人刘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胡铁军，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巧静，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深圳市万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松岭路杰恩大厦1308室，组织机构代码73415338-0。法定代表人林瑞池，该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肖自立，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志刚，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深圳市福田区香格丽苑业主委员会诉被告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行政不作为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5日受理后，于2014年4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芳，被告委托代理人胡铁军、刘巧静，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肖自立、杨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理审理期限延长手续，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第三人深圳市万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香格丽苑小区的开发商，2006年9月香格丽苑小区入伙时，小区开发商未按法律规定为小区提供物业管理用房，第三人的行为损害了小区业主的权益。为解决问题，原告及一些业主多次向被告投诉。原告委托代理人于2013年3月20日向被告提交书面《申诉书》，向被告反应情况，请求被告按法律规定责令第三人提供物业管理用房，其后，原告多次口头、书面投诉，希望被告能尽快予以处理。2013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香格丽苑有关问题的回复》（深福建函（2013）81号）文件，被告认为原告投诉事宜属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简称市住建局）管辖，并称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市住建局。原告又多次与市住建局及市法制办沟通，最后结论为投诉事宜确属被告管辖。2013年8月23日，被告出具《关于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问题的回复》（深福建函（2013）225号）文件，称将对香格丽苑小区物业管理用房问题立案调查。2013年11月20日，被告出具《关于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问题的回复》（深福建函（2013）256号）称：“无依据给予万地投资公司（第三人）行政处罚，但为了维护小区业主利益，将要求万地投资公司主动与小区业主委员会协商物业管理用房问题。”《深圳经济特区住宅物业管理条例》（1994年6月18日通过，自1994年11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六条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移交住宅区时，按市政府有关规定以建造成本价向管委会提供住宅区物业管理用房，其产权属管委会。”第四十九条规定：“开发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市住宅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在规定的期间内仍不履行的，市住宅主管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告投诉之初是要求按2007年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新法）执行，被告称应按上述94年的规定（旧法）执行，无论按新法旧法，目前被告都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原告也多次向被告说明如果被告认定按旧法规定处理，原告已准备好需支付的建造成本价，原告希望被告能尽快依法行政，按法律规定，责令万地公司提供物业管理用房，但被告一直拖延。后被告对原告的请求明确予以拒绝，被告的行为属于违法不作为。无奈之下，原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责令第三人按规定面积为香格丽苑小区提供物业管理用房；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均为复印件）：1、信访事项收受回执；2、《投诉书》；3、《关于香格丽苑有关问题的回复》（深福建函（2013）81号）；4、《关于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问题的回复》（深福建函（2013）225号）；5、《关于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有关问题的函》（深福建函（2013）256号）；6、《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2007年9月25日）；7、《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1994年）；8、《﹤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4年）；9、《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79号令，2003年9月1日起施行）10、《关于香格丽苑有关问题的复函》（深福建函（2013）80号）。被告辩称，一、本案涉及到的责令第三人提供物业管理用房这一行政事项不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根据被告向第三人调查了解的情况，香格丽苑小区由第三人于2004年4月16日向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福田分局报建，2004年5月24日该局审批通过，并向第三人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6年10月，第三人向该小区业主交房并办理入伙，同年12月第三人向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缴交了房屋公用设施专用基金。不难看出，香格丽苑小区规划报建和审批都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之前（《条例》修订于2004年6月25日）。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关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相关规定，香格丽苑小区物业管理用房的配备问题应适用于1999年6月30日第一次修正后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虽然被告在深福建函（2013）79号和80号复函中，认为应适用2004年6月25日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及同年8月26日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被告发现这一理解错误后，即在深福建函［20l3］256号函中，作了纠正。《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1999年6月30日修订版）第47条虽然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移交住宅区时，按市政府有关规定以建造成本价提供住宅区物业管理用房，但对于建设单位在移交住宅区时未按市政府规定提供物业管理用房时，并无相应的处罚措施。对于行政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被告作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每一项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遵循一定的行政程序，做到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不得越权行政，更不得乱作为。在法律未给予被告该项行政处罚权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责令第三人提供物业管理用房的诉讼请求明显超出了被告的职能范围，要求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于法无据的。二、本案中被告对于原告的信访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书面回复，履行了信访中的行政职责。2013年3月4日，被告收到市住建局发来的深建函（2013）176号信访事项转办函。收文后，被告高度重视，对信访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将信访处理情况于2013年4月11日及时回复给市住建局（深福建函（2013）79号）和原告（深福建函（2013）80号）。在上述两项回复中，被告明确向市住建局提出，被告认为该信访件由区级主管部门作为处理主体不妥，建议市住建局指导处理，同时，将这一情况及时告知原告。2013年7月8日，市住建局向被告复函（深建函（2013）723号），要求被告依新旧法律适用原则处理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等问题并答复信访人。2013年8月23日，被告向原告进行回复（深福建函（2013）225号），告知原告，被告将对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问题作立案调查，如行政相对人构成违法，将启动行政处罚程序。2013年8月27日，被告对第三人未按规定提供物业管理用房进行了行政处罚立案。为调查了解相关事实，2013年8月、9月，被告先后向第三人办公室主任谭理坚和原告负责人孙海峰进行了调查询问，随后，原告、第三人也分别向被告提交了相关书面材料。根据被告调查了解的事实以及原告、第三人提交的书面材料，被告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并将会议研究结果以书面形式于2013年11月20日向原告进行了回复（深福建函（2013）256号），明确告知原告，被告无权对第三人进行行政处罚，但为维护香格丽苑小区业主利益，同时提出被告将要求第三人与原告协商物业管理用房问题，并告知原告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相关问题。2013年11月27日，因对第三人无行政处罚依据，被告作了行政处罚销案处理。本案中涉及到行政机关应作为的事项包括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和处理第三人未配备物业管理用房的问题。被告对于原告的信访事项依法进行回复并不等同于被告要越权解决原告反映的物业管理用房问题。从上述材料反映的事实可以看出，被告虽不是香格丽苑小区配置物业管理用房的监管单位，但为了维护该小区利益，被告已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开展了相应工作，并按照我国信访的相关规定对原告进行了及时回复，履行了信访处理的作为义务。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被告既不存在责令改正和处罚第三人的不作为，也不存在信访回复的不作为，在被告已履行了相应信访职责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行政不作为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均为复印件）：1、福编（2011）20号文件（2011年4月20日）；2、深建函（2013）176号（2013年3月4日）；3、深福建函（2013）79号（2013年4月11日）；4、深福建函（2013）80号（2013年4月11日）；5、深建函（2013）723号（2013年7月8日）；6、深福建函（2013）225号（2013年8月23日）；7、深福建函（2013）256号（2013年11月20日）；8、调查询问笔录；9、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0、缴交房屋公用设施专用基金证明书（2006年12月15日）；11、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2013年8月27日）；12、行政处罚销案审批表（2013年11月27日）。第三人述称，一、第三人已依法履行其法定义务。1、第三人系原告所在小区即香格丽苑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该小区项目由第三人于2004年4月16日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福田分局报建，该局于2004年5月24日审批通过并向第三人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后第三人依照房屋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后的规划许可方案对涉案小区进行动工建设。当时，《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仍然适用的是1999年6月30日的第一次修正版，第二次修正版于2004年6月25日方才通过并颁布，因此，本案应当适用1999年6月30日第一次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而且不论是1999年版还是2004年版，《条例》第45条均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住宅区移交时，按住宅区除地价以外的建设总投资百分之二的比例，一次性向业主委员会划拨住宅区的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用于购买管理用房和住宅区公用设施的重大维修工程项目。”第47条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移交住宅区时，按市政府有关规定以建造成本价提供住宅区物业管理用房，其产权属该住宅区全体业主共有。”而涉案小区于2006年10月份开始向各业主交房并办理入伙，根据《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住宅区已入住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或第一个业主入伙之日起满两年的，开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单位应当及时告知区住宅主管部门，区住宅主管部门应在接到告知之日起六个月内召集第一次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协助召集业主大会。”之规定，第三人本应于当时向业主委员会一次性划拨涉案小区的公用设施专用基金，但当时原告尚未成立，第三人于是在2006年12月一次性向涉案小区住宅主管部门按地价外建设总投资额百分之二的标准足额缴纳了房屋公用设施专用基金2062993.32元。此外，第三人也依法为涉案小区建设了物业管理用房并设置在小区D栋、E栋之间，该物业管理用房也一直由涉案小区物业管理企业实际作为物业管理用途使用。2、如前所述，第三人作为涉案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已依照《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之规定提供了涉案小区的物业管理用房并缴纳了房屋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已依法履行了自身义务。而根据《条例》第45条第2款：“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用于购买管理用房和住宅区公用设施的重大维修工程项目。”之规定，第三人作为涉案小区的建设单位，其缴纳的房屋公用设施基金中已包含了物业管理用房的购房款，故原告理应用该公用设施基金向第三人以当时的建设成本价购买物业管理用房。但原告直至今日未向第三人支付该购房费用，却在本案中主张要求第三人另行提供物业管理用房，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二、原告主张适用《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于2007年10月17日方才颁布，而涉案香格丽苑小区于2004年4月16日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福田分局报建，并于2004年5月24日通过审批，且房屋属于不动产，一经确定建设方案无法擅自进行调整，更何况香格丽苑小区早已于2006年办理入伙并入住。因此，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原告依照《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要求被告责令第三人提供物业管理用房并进行处罚，属于重复主张以及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且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三、被告的处理意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条例》（1999年修正版）第四十五条：“开发建设单位应在住宅区移交时，按住宅区除地价以外的建设总投资百分之二的比例，一次性向业主委员会划拨住宅区的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用于购买管理用房和住宅区公用设施的重大维修工程项目。”、第四十七条：“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移交住宅区时，按市政府有关规定以建造成本价提供住宅区物业管理用房，其产权属该住宅区全体业主共有。”之规定，涉案香格丽苑小区建筑总面积为67873.52平方米，第三人作为香格丽苑小区的开发商，其于该小区设计之初就设定了将D、E栋设备转换层等作物业管理用房之用，亦即原告所述之D栋一层架空层、消防控制室及D、E栋的设备转换层实际上就是物业管理用房，其面积总计为400多平方米，而现在物业管理公司也正在使用该房屋；而依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物业服务办公用房面积按照下列标准提供：（一）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总建筑面积二十五万平方米以下的，按物业总建筑面积千分之二提供，建筑面积在五万平方米及以下的，按不少于建筑面积一百平方米提供”之规定，物业用房面积为已完全符合前述法规规定之标准。而且，第三人于2006年12月已向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缴纳了前述法规规定的房屋共用设施专用基金计人民币2062993.32元，当时业主委员会尚未成立，第三人主动向主管部门缴交该基金并无不当，于法有据。综上，第三人并不存在未依法提供物业管理用房之行为。况且，依据《条例》之规定，即便建设单位在移交住宅区时未按规定提供住宅区物业管理用房的，也无相应的处罚措施。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2003年版）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第三人已于建设之初设立了物业管理用房，但鉴于当时业主委员会尚未建立无法移交，且涉案小区原告在没有向第三人支付成本价的情况下已经占有并使用了物业管理用房，鉴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起诉被告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第三人已依法提供了物业管理用房，被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依法不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无须再向原告提供物业管理用房，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第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缴交房屋公用设施专用基金证明书；2、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4、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意见书；5、竣工验收证明；6、房屋预售许可证；7、新闻报道。本院于2014年4月23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可以确认以下事实：2013年3月4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向被告发出深建函（2013）176号《转办函》，将有关香格丽苑物业管理问题的投诉事项转交被告调查处理。2013年3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投诉书》，请求被告履行职责，责令第三人在三个月内为原告提供物业管理用房。被告在收到相关转办文件及申诉书后，于2013年4月11日作出深福建函（2013）80号《关于香格丽苑有关问题的回复》，该回复称香格丽苑小区竣工时间为2006年9月，其物业管理用房配备问题适用1994年11月1日施行、2004年6月25日第二次修正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及1996年9月20日发布、2004年8月26日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关小区物业管理用房问题已向市住建局书面反映。2013年4月15日，被告对相关投诉人胡中亚作出深福建函（2013）81号《关于香格丽苑有关问题的回复》，相关回复内容同深福建函（2013）80号。2013年8月23日，被告经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请示回复后，被告作出深福建函（2013）225号《关于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问题的回复》，称“根据市法制办、市住建局对新旧物业管理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和指示。我局决定对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问题做立案调查，立案后我局将在法定时间内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如行政相对人构成违法，我局将启动行政处罚程序。”被告于2013年8月27日对涉案投诉事宜立案，并于2013年8月28日、9月13日对第三人员工及原告业主代表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2013年11月20日，被告作出深福建函（2013）256号《关于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有关问题的回复》，称香格丽苑小区由第三人于2004年4月16日报建，2004年5月24日审批通过。该小区规划报建和审批都发生在2004年6月25日《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之前，有关物业管理用房问题适用1999年6月30日第一次修正的《条例》。第三人于2006年10月向小区业主交房并办理入伙，2006年12月向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一次性足额缴交了房屋设施专用基金，事实上第三人并未违反上述《条例》（1999年修正）第45条的规定，且上述修正《条例》及现行《条例》均未对未按照规定提供物业管理用房的情形作出处罚措施。被告后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销案决定。原告收到上述回复后，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存在不作为，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2003年2月4日，第三人和中华工商时报社与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签订深地合字（1997）0050号《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二补充协议，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同意中华工商时报社将其取得的地块编号B401-0022土地使用权转到第三人名下。2004年3月10日，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和第三人签订深地合字（1997）0050号《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三补充协议，该协议明确地块编号B401-0022总建筑面积为67800平方米，其中：住宅66950平方米；商业500平方米；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100平方米；健身、棋牌活动室210平方米，茶室、咖啡室40平方米。其余规划仍按深规土许字01-2002-0069《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执行。上述合同和规划并没有将物业管理用房列入规划；第三人在建设过程中也未实际建设物业管理用房。在庭审中，原告及第三人确认涉案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目前将第三人建设的D、E栋设备转换层作为物业管理用房正在使用。再查，2006年12月13日，第三人向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缴纳了香格丽苑项目房屋公用设施专用基金2062993.32元。香格丽苑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于2011年10月30日成立。本院认为，被告作为深圳市物业管理行政部门，依法有权对当事人投诉涉及物业管理等问题作出处理的职责。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庭审调查情况，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主要焦点问题是：被告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要从法律的适用，开发商和业主委员会就涉案小区物业管理用房问题的权利义务，被告履行的职责等问题去分析。首先，就法律适用而言，在本案中，香格丽苑小区由第三人于2004年4月16日报建，2004年5月24日审批通过。该小区规划报建和审批都发生在2004年6月25日，即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之前，有关物业管理用房问题应适用1994年11月1日实施、1999年6月30日第一次修正后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同时，该行为发生在2004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修订之前，应适用1996年9月20日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其次，关于开发商和业主委员会双方就涉案小区物业管理用房问题的权利义务问题。《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1999年修订版）第四十五条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在住宅区移交时，按住宅区除地价以外的建设总投资百分之二的比例，一次性向业主委员会划拨住宅区的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用于购买管理用房和住宅区设施的重大维修工程项目。第四十六条规定，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由区住宅主管部门设立专账管理。区住宅主管部门对业主委员会正常使用公用设施专用基金不得干涉。第四十七条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在移交住宅区时，按市政府有关规定以建造成本价提供住宅区物业管理用房，其产权属该住宅区全体业主共有。”根据上述《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1999年修订版）第四十五条、四十六条、四十七条的规定，第三人作为开发建设单位应在住宅区移交时，有义务按住宅区除地价以外的建设总投资百分之二的比例，一次性向业主委员会划拨住宅区的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并提供住宅物业管理用房供业主委员会购买，同时有权按建筑成本价收取物业管理用房的款项。作为业主委员会有向区住宅主管部门申请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并向开发商提出购买物业管理用房的权利义务，有按建筑成本价向开发商支付物业管理用房款项的义务。根据上述所明确的权利义务，结合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开发商于2006年12月13日向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缴纳了香格丽苑项目房屋公用设施专用基金2062993.32元，履行了缴纳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的义务，没有直接提供物业管理用房。鉴于物业管理用房涉及给付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为权利方理应及时申请，作为义务方有依法依申请给付。而涉案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并没有直接履行向区住宅主管部门申请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并向开发商提出购买物业管理用房的权利义务，而是在2013年3月20日才向被告提出申诉，因此，作为涉案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存在不履行职责行为。再次，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情形。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及结合庭审情况来看，被告在收到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的《转办函》及原告的申请书后，对原告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了立案调查，最终作出深福建函（2013）256号《关于香格丽苑物业管理用房有关问题的回复》，将相关结果告知了原告；并且依据《条例》（1999年修正）第47条的规定敦促第三人主动与原告协商物业管理用房。根据被告调查的结果，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涉案小区在规划时，国土规划部门并没有规划建设物业管理用房，开发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也没有直接建造物业管理用房；涉案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已将第三人建设的D、E栋设备转换层作为物业管理用房使用；业主委员会成立比较晚，且没有及时履行向区住宅主管部门申请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并向开发商提出购买物业管理用房的义务；原告申请被告作为时，房地产市场发生了情势变更（如能及时申请，或许开发商能按当时的商品房价格购买给付作物业管理用房，但因原业主委员会未能及时申请，房地产价格已经暴涨，再按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提供物业管理用房本身也不公平）。故正是因为存在上述情形，被告建议双方协商解决是合理合法的。综上，被告处理涉案事项的过程中已尽到相应的法定义务，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福田区香格丽苑业主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原告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7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金额与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金额相同）。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黄劭辉人民陪审员  陈绍粦人民陪审员  张穗芬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江红虹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第17页共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