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石阁经济合作社。负责人：苏柏权，该社社长。委托代理人：岑文毅，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端，男。委托代理人：冼志敏、潘家源，均系广东大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石阁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石阁合作社”）因与上诉人苏国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4）江台法民二初字第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8月13日，石阁合作社为解决村经济困难问题，召开村民党员代表会议，共有35名与会人员签名同意时任石阁合作社主任黄炎光提出的“用石阁咸围（当时已由案外第三人承包经营）发包解决村经济问题，续期（实质在已承包合同期满后重新发包期）发包标准每年每亩不少于170元、押金不少于13万元”的建议。同日，石阁合作社与案外人陈灼文、许炳伦、赵伟峰签订《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约定石阁合作社将面积1280亩（其中上围820亩、下围460亩）的咸围发包给案外人陈灼文、许炳伦、赵伟峰，承包期限为十年（即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底），承包款为每亩170元／年（即每年承包款为217600元），押金为13万元，该合同的第一条第4小点为：“原赵杏富承包下围60亩以及石阁下水沟65亩给赵杏富管理”。同年8月24日，台山市海宴镇法律服务所在《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上加具意见：“甲方（即石阁合作社）经村民代表、党员代表讨论研究，同意续期发包。甲乙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身份及签名属实。以予法律见证”。上述合同签订后，同年9月16日，基于承包经济效益和对土壤保护等各种客观原因，石阁合作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通过将石阁村全部咸围（包括涉案咸围）由咸水养殖改为淡水养殖。同年10月26日，石阁合作社与多名案外人签订《海宴镇石阁咸围承包合同终止协议》，终止石阁合作社与案外人于1993年8月13日签订的《承包咸围合同》、1994年10月27日签订的《承包咸围合同书》、2001年5月6日签订的《石阁咸围转让承包合同》、2001年7月5日签订的《承包太平洋合同书》、2004年8月13日签订的《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其终止协议均约定：原合同甲、乙双方同意终止其双方原有承包关系，将其转租给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南水村南兴中路一街8号苏兴明经营水产养殖。同年10月27日，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签订《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石阁合作社将面积为1345亩的石阁咸围（四至：东至石阁客水河西基，西至石阁与六顷围分隔公路，南至凌冲围北基，北至石阁水稻田）发包给苏兴明，承包期限为二十年（即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0日），承包款为：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0日，原谭敬初承包太平洋大围面积400亩，按每亩30元／年计算；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原苏沃等六人承包横岭围面积820亩，按每亩220元／年计算；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原赵幸夫承包太平洋围仔面积125亩，按8000元／年计算；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按面积400亩、每亩220元／年计算；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按面积1345亩、每亩170元／年计算，二十年的承包款合计4702100元，该合同还约定苏兴明应于合同签订之日向石阁合作社支付押金13万元。当时，海宴镇政府主管农业的副镇长赵方悦在合同上签写“同意转让”。台山市海宴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作为鉴证单位于2004年10月28日在《转租承包合同》上加具“同意鉴证”的意见。合同签订后，承包人苏兴明依约投入承包经营涉案咸围。2008年12月19日，苏兴明因病死亡，苏兴明死亡后，其子（即苏国端）承继苏兴明在《转租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承包经营涉案咸围并缴交承包款。2012年9月27日，石阁合作社召开村民议事会议，并通过“关于石阁村咸围面积复核的决定问题。……现将石阁村咸围面积复核，若比原来咸围面积有所超多部分的，则从核实面积后经甲、乙双方协议签订日起至原合同期满日止，将超多部分的面积每亩每年以人民币800元正发包给原承包方养殖使用”的议事结果。2013年1月1日，石阁合作社与苏国端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涉案咸围的面积实为1507.28亩（1345亩＋162.28亩），石阁合作社同意将上述经测量超出原合同面积的162.28亩的土地以承包款每亩800元／年的标准发包给苏国端，承包款计算周期为2012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承包款共计1590344元，该《补充协议书》第五条为：“为了确保经营项目正常生产，原承包合同不变，……”。2013年11月1日，石阁合作社收取了苏国端交纳的《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1345亩咸围2014年承包款276400元，《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押金129824元、162.28亩咸围2012年10月至2014年底承包款292104元。另查明，2013年6月7日，台山市海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海宴政府）作出海访答字（2013）7号《信访处理意见书》，其中第四点“关于石阁村咸围承包及面积复核的问题”的调查情况中载有：“2004年9月16日、2004年10月27日，石阁村小组分别召开两次的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通过石阁村咸围的咸转淡养殖与转让的民主议事内容。该咸围承包合同是按石阁村民议事习惯性的核心代表会表决通过发包（党员村民代表以及老协代表等40多人），民主议事程序和发包手续齐备”。再查明，苏兴明在承包涉案咸围期间因病死亡后，其发生第一顺序继承人现有：妻子洪桥珍、大儿子苏国端、女儿苏瑞云、小儿子苏国盛等四人，其父亲苏彦能和母亲卢志好均已先于苏兴明死亡。其中继承人洪桥珍、苏瑞云、苏国盛均到庭表示放弃继续承包涉案咸围，同意由苏国端一人继承承包涉案咸围。庭审中，石阁合作社、苏国端双方对对方诉讼主体资格均无异议。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其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转租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和苏国端是否能以继承人的身份继续承包的问题。石阁合作社以《转租承包合同》签订程序不合法、有关约定损害村民利益、合同签订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苏国端依法不能以继承人的身份继续承包等原因为由，认为《转租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转租承包合同》签订时是否有经村民议事同意的问题。本案中，苏国端根据涉案《信访处理意见书》载明的“2004年9月16日、2004年10月27日，石阁村小组分别召开两次的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通过石阁村咸围的咸转淡养殖与转让的民主议事内容。该咸围承包合同是按石阁村民议事习惯性的核心代表会表决通过发包，民主议事程序和发包手续齐备”内容，认为《转租承包合同》已通过村民议事同意。原审法院认为，海宴政府虽属国家公权力机关，但其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的规定中所列举的事实类型，且海宴政府并非村民议事的法定必经机构或专门管理部门或登记公示部门，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苏国端认为《转租承包合同》签订时已经村民议事同意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承包方案未经村民议事同意时《转租承包合同》的效力状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因此，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必然无效，而从我国立法实例来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条文中应含有“效力”、“有效”、“无效”或“不成立”等词，因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并未将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或承包合同签订程序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设定为一种明确禁止性的效力性规范形式。综上，涉案《转租承包合同》在签订时虽未经村民议事同意，但该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另要结合事后村民有否追认或通过民主议事程序作判断。同时，由于《转租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案在合同签订时未经村民议事通过，故时任石阁合作社原负责人黄炎光在《转租承包合同》上签字并加盖石阁合作社印章的行为是黄炎光以石阁合作社的名义与苏兴明订立合同，其实质属无权代理，因此，在石阁合作社村民通过村民议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追认或表示不予追认之前，该合同属效力待定合同。三、关于石阁合作社的村民是否有构成对《转租承包合同》追认行为的问题。《转租承包合同》自2004年10月27日签订至2012年9月27日期间，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苏国端均依该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石阁合作社也依该合同的约定向苏兴明、苏国端收取了承包款并用于村日常开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的规定，黄炎光以被代理人（石阁合作社全体村民）的名义订立合同后，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或苏国端已履行合同多年，承包方并对涉案咸围进行了大量投入生产将其由咸水养殖改为淡水养殖，从无证据证明石阁合作社或其村民在此期间曾对涉案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故石阁合作社的行为应视为对《转租承包合同》的追认。退一步讲，结合石阁合作社到庭确认苏国端提供的证据5之《民主议事签名表》中“民主议事内容”一栏所记载的“……则从核实面积后经甲、乙双方协议签鉴日起至原合同期满日止……”内容可知，石阁合作社的多数村民至少在2012年9月27日前便知晓“原合同”（即《转租承包合同》）的存在，在此情况下，石阁合作社的村民仅对《转租承包合同》中约定的面积这一项内容提出异议，而没有对《转租承包合同》的其他合同内容（如承包者、承包期限、承包款等）及《转租承包合同》未经村民议事同意或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且石阁合作社通过了村民议事同意将经测量超出原合同面积的部分发包给“原承包方”至原合同期满日止，并继续履行《转租承包合同》收取苏国端缴纳的后续年份的承包款。此外，石阁合作社根据该村民议事结果与苏国端（当时涉案咸围实际经营管理者，因原承包人苏兴明已病逝）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中还约定了“原承包合同不变”的内容，由此可见，石阁合作社或其多数村民至迟在2012年9月27日对《转租承包合同》进行了追认。且涉案合同分别经时任海宴镇政府主管农业的副镇长赵方悦签字“同意转让”和台山市海宴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作鉴证。四、关于《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款标准是否过低、严重损害了石阁合作社及其村民利益的问题。石阁合作社以《转租承包合同》中约定的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期间的承包款标准（每亩170元／年）低于该合同中约定的往年承包款标准为由，认为该约定严重损害了石阁合作社及其村民的利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石阁合作社于2004年8月13日召开村民议事会议通过为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特别是石阁市场欠款问题，用涉案咸围以不低于每亩170元／年的承包款标准续期发包的决议，且其于同日将涉案咸围发包给陈灼文、许炳伦、赵伟峰时签订的《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款单价也为每亩170元／年（承包期限也为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底）。此外，石阁合作社在庭审中也认为本次发包经过了村民议事同意、该《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石阁合作社为解决其当时经济问题，特别是石阁市场欠款问题，尽管该承包款标准（每亩170元／年）较每亩220元／年低，但并没有违背当时石阁合作社村民在当时条件背景下作出对于涉案咸围发包的承包款标准的意志或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五、关于石阁合作社与涉案咸围原承包人终止原承包合同效力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各原承包人于2004年10月26日分别与石阁合作社签订《海宴镇石阁咸围承包合同终止协议》，虽该终止承包合同一事未经村民议事同意，但各原承包人已实际向石阁合作社交回了涉案咸围的承包经营权，石阁合作社实际上也转向苏兴明或苏国端收取承包款，且石阁合作社村民在2012年9月27日知晓《转租承包合同》存在后，仍继续收取苏国端缴纳的后续年份的承包款，因此，石阁合作社或其村民事实上也对终止原承包合同一事进行了追认，也即原承包合同均已终止。六、关于石阁合作社原负责人黄炎光是否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而签订《转租承包合同》的问题。对此，石阁合作社以《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后续年份承包款较之前年份低、面积差异达162.28亩、合同签订时未进行村民议事等原因为由认为该合同是石阁合作社原负责人黄炎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而签订的。原审法院认为，由于石阁合作社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涉案《转租承包合同》属黄炎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而签订，依法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结合在此之前原审法院有关论述和事实认定，原审法院依法对石阁合作社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七、关于苏国端能否以苏兴明的继承人继续承包涉案咸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规定，由于涉案《转租承包合同》的原承包人苏兴明并非石阁合作社成员，故其承包涉案咸围的方式非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家庭承包”，而属“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的“其他方式的承包”，另由于苏国端是苏兴明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其他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续承包涉案咸围情况下，故苏国端可在《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涉案咸围。石阁合作社认为非本集体组织成员“以继承人之身份继续承包至原承包期满（以下简称为继承承包）”仅适用于承包土地为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四荒”土地，对于耕地、水面等非“四荒”土地只允许本集体组织成员继承承包，而不允许非本集体组织成员继承承包。原审法院认为，法律并未规定非“四荒”土地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发包，也未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非“四荒”土地不能适用继承承包。因此，苏兴明之继承人（苏国端）当然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继续承包涉案咸围，且石阁合作社或其村民于2013年1月1日与苏国端签订《补充协议书》时也确认苏国端作为涉案合同相对方（涉案咸围经营者身份）履行相关合同权利与义务。故原审法院对石阁合作社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涉案咸围承包经营权的设立，经过了权利人（即石阁合作社及其多数村民）的追认，故该处分行为有效。另，涉案《转租承包合同》经过了台山市海宴镇人民政府同意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鉴证，且其不存在其他阻碍合同效力的因素。因此，涉案《转租承包合同》依法有效。石阁合作社起诉要求确认《转租承包合同》无效，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石阁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石阁合作社负担。上诉人石阁合作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关于《转租承包合同》签订时是否有经过村民议事同意的问题”，认定苏国端因在签订该合同时未经石阁合作社村民议事同意，这一事实是正确的。二、一审判决对于“承包方案未经村民议事同意时《转租承包合同》的效力状态问题”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和第四十八条及《土地管理法》及《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承包方案和承包合同是否经过符合法定要求即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村民代表的村民议事程序，是承包合同依法是否成立、生效的法定的先决条件，否则将架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定权利。本案中，前任主任黄炎光违反法定程序擅自与苏兴明签订的《转租承包合同》因为违法而无效。一审判决没有依法直接认定该《转租承包合同》无效，而是认为该合同效力待定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关于石阁合作社的村民是否构成对《转租承包合同》追认行为的问题”是错误的。首先，《转租承包合同》在签订时未经村民议事同意而依法无效，不存在效力待定和效力追认问题。其次，该合同是前任主任黄炎光违反法定程序擅自签订的，根本不属于无权代理人签订，需被代理人追认效力的问题。最后，该合同是黄炎光一直保管的，村民完全不知道合同条款和内容，根本无法提出异议。上述《补充协议书》及其村民民主议事内容和决议，都只要求对咸围面积进行复核和作出相应处理，并没有任何内容涉及对《转租承包合同》效力追认的问题。对于《补充协议书》中超出部分咸围面积按照每年每亩800元交纳租金一事，也没有经过村民议事程序通过。多达162.28亩土地，多年来一直由苏国端无偿占用牟利。该《补充协议书》只是为了纠正前一任负责人黄炎光错误行为给村集体和村民所造成危害的补救措施。四、一审判决“《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标准不存在标准过低及严重损害村民利益”是错误的。根据查明的事实，承包合同中2005-2014年的租金为220元／亩，而2015-2024的租金为170元／亩，每亩降低50元，即下浮22.7%，仅仅以合同约定面积1345亩计算，十年间租金损失金额就达到672500元之巨。如果以实际面积1507.28亩计算，则实际损失金额更加达到753640元之多。而且，按市场价格咸围的租金一直都是越来越高，目前已达到800--1200元／亩。现在苏国端并未自己承包经营相关咸围，而是将其分拆，高价转包给其他人经营，自己从中谋取巨额租金差价利益，而石阁合作社村民却因此蒙受巨额经济损失。五、一审判决认为“石阁合作社与涉案原承包人终止承包合同关系的效力”是错误的。涉案原承包人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提前终止承包合同关系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虽然最后是原承包人退出承包经营，但并不能说明该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更不能说明将咸围转包给苏国端是合法有效的。六、一审判决认为“石阁合作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原负责人黄炎光与苏兴明存在恶意串通签订《转租承包合同》”是错误的。虽然符合法律关于举证的规定，但从上述众多疑问不难看出，原负责人黄炎光在与苏兴明签订《转租承包合同》过程中存在无法明说的利益关系应当是“大概率”事件。对此，村民将依法向纪委、检察机关举报，查个水落石出。七、一审判决认为苏国端能够以苏兴明的继承人继续承包咸围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承包方是《民法通则》第二十七规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该规定明确了家庭承包的主体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本案中，苏国端并非石阁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不能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苏国端并非石阁合作社的农户，只能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只有“林地”才可以由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以上规定仅是针对“林地”和“四荒”地做出的，并不包含耕地和咸围等“熟地”。由于垦荒初期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在承包人死亡后，允许其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直至承包期满。故对于耕地、水面等“熟地”，只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方可由继承人继承承包权，否则只能对其应得的承包收益继承，但是最长时间不得超过承包人死亡时的这个收获季节。因此，在苏兴明去世后，苏国端依法没有继续承包经营上述咸围的权利，应当在收获苏兴明投放养殖的最后一批水产品后，将上述咸围交回给石阁合作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没有正确适用法律。遂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石阁合作社与苏国端之间的《海宴镇石阁咸围转租承包合同》违法、无效；3、由苏国端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人苏国端答辩称：一、案涉《转租承包合同》已经石阁村民主议事决议通过同意，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已履行长达十多年。首先，石阁合作社与苏国端父亲签订案涉《转租承包合同》时已确认出租涉案咸围给苏兴明，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也作出“同意鉴证”的盖章确认。所以，苏国端有充分理由相信签订案涉合同时已经石阁合作社村民会议通过。且镇政府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可证实案涉《转租承包合同》已经石阁村民主议事决议通过的事实。其次，案涉《转租承包合同》从2004年10月签订至今已实际履行十年多时间，苏国端一直在案涉咸围水产养殖并依约支付租金，石阁合作社也悉数收取了租金。从2012年9月27日的《民主议事签名表》及《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可知，石阁合作社实际对原承包合同，即案涉《转租承包合同》是知情并认可的，双方只是对后来咸围超出面积存在争议而对案涉《转租承包合同》中承包人、承包金、承包期限及合同效力是不存在异议的。再次，案涉《转租承包合同》是否经过民主议事同意的举证责任在于石阁合作社。苏国端及其父亲苏兴明均不是石阁村的村民，无权参加石阁村的民主议事会议，无法掌握会议记录。而石阁合作社作为民主议事会议记录的持有人和管理人，却拒不提供有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法院应认定案涉《转租承包合同》已经过民主议事同意的事实。二、案涉《转租承包合同》承包款按每亩170元／年标准已经石阁合作社村民议事决议通过同意，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符合当时市场价格及特定背景，没有损害石阁合作社的合法权益。案涉咸围因经济效益低下，原承包养殖户无法继续支付租金。2004年石阁村兴建石阁市场，急需资金偿还拖欠工程款。遂于2004年8月13日的村民代表会议号召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发挥作用联系老板承包。为扭转效益低下的境况必须转为淡水养殖，需要长期稳定投入和保证收益，故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签订了案涉《转租承包合同》故租金按每年每亩170元符合当时市场价格及背景。2005年至2014年期间的租金价格是原承包人与石阁合作社以前约定的，苏兴明只是承接后按原租金支付至原合同期满。案涉咸围范围内不同地方租金相差巨大，并不是全部土地为每年每亩租金为220元。因此，案涉《转租承包合同》承包款按每亩170元／年标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当时市场价格及特定背景，没有损害石阁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三、案涉石阁咸围超出面积已经复核丈量完毕，石阁合作社与苏国端已达成了《补充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因案涉咸围1345亩面积是当时各生产小队上报的数字总和，实际面积可能超出1345亩。2012年4月24日，石阁村经村民民主议事决议通过，要求重新丈量核实咸围面积。2012年9月27日，石阁合作社的村民户代表民主议事签名通过同意将超出合同面积部分的咸围以每年每亩800元的价格给苏国端承包经营至合同期满。在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石阁合作社和苏国端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合同签订后，苏国端依约向石阁合作社支付了押金和每年超出面积承包款129824元，石阁合作社收取后也出具了相关《收款收据》给苏国端，苏国端也按原承包合同经营至今。四、2004年8月13日，就有关案涉咸围表决以每年170亩承包方案时，现今石阁合作社负责人苏柏权也有签名同意。因此，案涉《转租承包合同》手续齐全，程序合法，石阁合作社称是原负责人黄炎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没有事实根据。五、苏国端父亲苏兴明去世后，苏国端依法可以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苏国端父亲苏兴明因病去世，此后由苏国端一直履行上述承包合同，向石阁合作社支付承包款，石阁合作社也一直没有异议。并且，在2013年1月1日，就处理有关咸围超出面积事宜时，苏国端作为咸围承包人与石阁合作社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的事实可见：石阁合作社已承认苏国端是承包者一方，认可苏国端可继续承包经营案涉咸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法律并没有规定非“四荒”土地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发包给非本集体成员，也没有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非“四荒”土地不能适用继承承包是正确的，苏国端作为承包方的继承人在承包经营期内继续承包经营，是合法有效的，原审法院支持由苏国端继承承包经营案涉咸围是正确的，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案涉《转租承包合同》已经石阁村民主议事决议通过同意，是合法有效的，苏国端依法可以继续履行原承包不合同。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决，维护苏国端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苏国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苏国端认为《转租承包合同》签订时已经村民议事同意的主张不予支持”是适用法律错误。苏国端以及苏国端的父亲苏兴明均不是石阁村的村民，无权参与石阁村的民主议事会议，无法掌握石阁合作社的民主议事会议记录。上述民主议事会议记录明显是由石阁合作社保管的。因此涉案《转租承包合同》是否经过民主议事同意的举证责任在于石阁合作社。原审庭审中，苏国端举证证明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同意鉴证”该合同。苏国端有理由相信该合同签订过程是合法的，因此苏国端已经尽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苏国端没有证据证明而认定是效力待定合同，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虽然判决正确，但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转租承包合同》在签订时已经通过石阁合作社议事同意，是合法有效的。自1993年起石阁合作社将1345亩土地分别以每年每亩30元至220元的价格发包给多人承包经营。后因咸水养殖经济效益不高，原承包户亏损难以继续支付租金。且石阁合作社兴建石阁市场拖欠工程款急需资金，遂于2004年8月13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涉案承包方案，现任石阁合作社负责人苏柏权当时也签名表示同意。2004年9月16日召开村民会议同意通过咸水改淡水养殖的决议。2004年10月26日石阁合作社分别与咸围原承包经营者签订了《海宴镇石阁咸围承包合同终止协议》。2004年10月27日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签订了案涉《转租承包合同》，由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鉴证并备案。案涉合同签订后，苏兴明投入了1500万元进行改造，并向石阁合作社缴足了合同押金13万元和每年承包款。石阁合作社也悉数收取上述款项并出具收据凭证给苏国端，双方至今已履行合同近十年。2013年4月8日苏洪庆、苏正茂等村民认为该村咸围等土地资源存在违规发包情况向省信访局反映。镇政府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确认涉案合同已实际履行并应继续履行。原审法院抛开镇政府查明的事实，认为涉案合同未经村民议事同意而效力待定是错误的。综上，原审法院虽然判决正确，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遂请求：二审法院重新认定事实，并维持原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石阁合作社负担。二审审理期间，苏国端向本院提交了2004年10月27日石阁合作社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复印件，证明2004年10月27日石阁合作社通过了涉案咸围改为淡水养殖的决议。其主张该证据原件保留在石阁合作社里。针对苏国端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石阁合作社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对其不予确认。本院对苏国端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在原审审理时已形成，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关于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规定。且石阁合作社对此也予以否认，对于该证据的真伪无法核实，故本院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转租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2004年10月27日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签订《转租承包合同》后，苏兴明当日依约支付合同押金130000元，并且石阁合作社也一直收取承包款至今，在此期间石阁合作社并无提出异议。2012年9月27日的《民主议事签名表》载明，石阁合作社通过了复核涉案咸围面积，并从协议签订日起至原合同期满日止，将超多部分的面积以每亩每年800元发包给原承包方养殖使用的议事结果。2013年1月1日《补充协议书》的签订主体甲方是石阁合作社，乙方是苏国端，该合同经苏国端签名及石阁合作社盖章确认，且石阁合作社对此次议事签名和《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认定该《补充协议书》是经石阁合作社民主决议的结果。《补充协议书》中载明：一、……乙方在原承包面积1345亩上同意丈量核实，……三、丈量核实超出的面积，双方同意超出的面积不符在2012年10月1日前承包的免收乙方承包租金，但从2012年10月1日后超出面积部分的承包租金按每年每亩800元计算。……五、为了确保经营项目正常生产，原承包合同不变，乙方必须履行自己的承包义务……。《补充协议书》所涉及的土地虽与《转租承包合同》所涉及的土地属同一土地，但《补充协议书》是新的主体对新事项所形成的新的意思表示，石阁合作社在该合同中签字盖章确认，即表明其认可苏国端作为新的合同主体签订该份合同。《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承包合同不变，实质应是双方重新对《转租承包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不论之前《转租承包合同》的效力如何，自签订《补充协议书》之日起，双方达成新的协议确认《转租承包合同》有效，并约定继续履行。且事实上在苏兴明死亡后，是苏国端一直向石阁合作社缴纳承包款至今，在《补充协议书》签订之前的时间段内，对于苏国端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缴纳承包款的行为，石阁合作社也并未提出异议。故苏国端作为合同主体继续履行《转租承包合同》是因《补充协议书》的签订而得以确认，且石阁合作社对《补充协议书》签订之前合同的履行也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对《转租承包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关于石阁合作社主张苏国端无权以苏兴明继承人身份继续承包的问题。2012年9月27日石阁合作社通过民主决议的内容也仅是要求复核咸围面积，并未对承包人的身份及其它合同条款内容等提出异议。因在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代表承包方签名的是苏国端，则表明石阁合作社是认同苏国端作为承包方身份的。在签订《补充协议书》后，石阁合作社再以苏国端无权以苏兴明继承人身份继续承包咸围为由否认苏国端作为承包者的身份，明显不符合诚信原则。因此，本院对石阁合作社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石阁合作社主张《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款价格过低、严重损害村民利益的问题。因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对合同价款内容的调整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范畴，且当事人也未就此提出相关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调整。《转租承包合同》签订于十年之前，约定承包期限为二十年，因合同未对承包款随年限变化而有一定浮动调整，受经济水平等客观因素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若石阁合作社认为按原价格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可依据公平原则对合同约定的承包价格另循法律途径救济。综上所述，上诉人石阁合作社、上诉人苏国端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石阁经济合作社负担100元，由苏国端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萍辉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代理审判员  刘 蕊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李美珊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