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中中法民一终字第4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业，男，197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委托代理人：谢斐、刘胜文，分别系广东谢斐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东明，男，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丹，女，197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冬勤、郭嫦娥，均系广东登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建业因与被上诉人叶东明、叶丽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3月18日，叶东明出具一份欠条给朱建业，上载明“现我叶东明因工作需要收取朱建业交来预付人民币肆拾陆万贰仟元整（462000元）作为本人与澳门UPS公司合作的预付款之用，本人承诺朱建业的款项���伍月贰拾陆日前退还清（2012年5月26日前），超时间还款，本人将承担法律责任。欠款人：叶东明。”朱建业在诉状中主张欠条上的款项系因叶东明资金周转困难向其借款48万元，后归还1.8万元，并在2012年3月18日给朱建业出具欠条，确认借款事实，并承诺了还款期限。朱建业对其主张提供了建设银行转账凭条1张和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查询记录4份，证明其于2011年4月17日通过建设银行向叶东明转账15万元，通过工商银行分别于同年11月25日、12月13日、12月15日、12月15日分别向叶东明转账支付20万元、18万元、5万元、5万元，以上合计63万元，其中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的4笔转账记录“自记用途”栏注明用途为“还款”。朱建业在原审庭审中进一步说明2011年4月17日的款项系双方合作时向叶东明支付的诚意保证金，后4笔款项系借款，本案借款即后4笔款项系叶东明因资金周转困���向朱建业的借款，后叶东明并未偿还借款，但在出具欠条时强行扣除了1.8万元，朱建业也只能视为叶东明还了1.8万元。叶东明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否认系借款，认为是双方业务合作的预付款。因叶东明未依约还款，朱建业遂于2014年4月17日诉至原审法院，主张1、叶东明、王丽丹立即偿还欠款46.2万元，并从2012年5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清全部款项止；2、叶东明、王丽丹承担案件受理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原审法院关于借款具体事实的询问，朱建业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叶东明由于生意需要向朱建业借款，借款金额为63万元，第一笔为银行存款5万元，另有四笔转账合计58万元，朱建业在2011年共向叶东支付63万元，叶东明称需与澳门的UPS公司合作，产生欠款，双方为朋友关系，因此朱建业向叶东明提供借款，借款后至2012年3月叶东明���生意亏损，无法还款，朱建业要求叶东明出具欠条，叶东明仅出具欠款46.2万元的欠条，借款后叶东明未还款，也未支付利息。朱建业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朱建业、叶东明系认识几年的一般朋友关系，叶东明一直从事快递业务。2011年4月，朱建业与叶东明决定合作快递业务，并向叶东明交纳了15万元诚意金，双方具体合作模式为：如有客户委托朱建业托运货物，朱建业接单后再低价转委托给叶东明，并把需要托运的货物运送至中山市顺景花园，由叶东明负责运送至澳门，再发往目的地，朱建业从中赚取转运的差价。因为朱建业个人不能接单，所以对外以隆进货运代理公司名义接单，朱建业接单后先向叶东明询价，确定价格后朱建业收单、收款，然后把货物送至中山叶东明住所地处，至于何时将货款付给叶东明，代理人不清楚。双方业务合作期间从2011年4、5月至8、9月份，在此期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2011年11月，叶东明以其货物在澳门因欠运费和货款被扣，向朱建业提出借款50万元左右用于赎回货物，为便于以后合作，朱建业分四次向叶东明转账48万元，此后叶东明未再与朱建业有业务往来。2012年3月18日叶东明叶东明向朱建业出具欠条一份，扣除其中1.8万元后出具的欠条记载欠款金额为46.2万元；另外15万元诚意金因叶东明拒绝出具书面材料，所以朱建业起诉仅主张48万元。朱建业本人在第三次庭审中陈述：朱建业与叶东明是认识5、6年的普通朋友，在2011年4、5月份，双方合作快递业务，叶东明在澳门的UPS公司以最低价承运朱建业方的货物，货物交给叶东明后叶东明把单据打印出来交给朱建业，之后货物由叶东明运走。双方是以个人名义合作，以电话方式沟通，偶尔用传真。朱建业给叶东明转账15万元作为诚意保证金，2011年9月开始合作，11月12日前交易均正常，到11月12日有运费及货值超过十几万元的货物被扣，客户要求朱建业拿货，朱建业催促叶东明尽快发货，但叶东明告诉朱建业货物由于欠货款被扣，要求朱建业转账50万元，于是朱建业按照要求转账，直到2012年3月18日，朱建业要求叶东明出具借条，叶东明才出具了欠款为46.2万元的欠条，欠条内容都是叶东明自己书写的。叶东明对本案款项的由来陈述：叶东明没有借过朱建业的钱，欠条是朱建业提供内容由叶东明抄写的。从2011年3月起，双方开始合作快递业务，由朱建业通过隆进公司委托叶东明在澳门开办的澎朔公司承运朱建业接收的快递，具体合作方式为：朱建业在深圳接单后将需要托运的货物运至中山交给叶东明，叶东明再通过澎朔公司在澳门转给实际承运人UPS公司（2012年3月后是DHL公司）运至目的地，双方在早期通过单��确认货物数量、重量、目的地等，后来用电子邮件形式确认，账单由叶东明用电子邮件发给朱建业。但到2011年底双方仍未明确对账，叶东明出具欠条时只是经大致对账。因为UPS公司的收据要滞后几个月，所以叶东明当时并不确定是否欠朱建业运费，但考虑到以后双方还要继续合作，可以在以后的业务往来中抵扣，所以签下欠条，注明是预付款，实际上2012年3月后的运费就是由欠条中提及的朱建业预付款抵扣的。但后来UPS公司又发回四张单据，叶东明才发现实际对朱建业没有欠款，便要求朱建业重新对账、继续向叶东明支付运费，但因协商不成，双方于2012年10月底11月初结束合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以及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与借款人就借贷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并实际交付借款时生效。从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朱建业主张的款项性质，对此评析如下：首先，涉案的欠条中对于朱建业所主张款项的性质表述为“与澳门UPS公司合作的‘预付款’”，而非通常情况下民间借贷常用的“借款”，按照朱建业的说法，涉案款项系与双方业务往来款无关的借款，那么按常理欠条中应该直接表述或至少应包含“借款”等类似的字眼，即使需要反映款项的形成原因，也应该在此之外明确款项的性质与借款有关，对此朱建业并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换句话说，欠条的内容并不能直接反映叶东明具有举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欠条中涉及的款项来源，朱建业提供的银行记录中，在款项用途栏朱建业自己注明系“还款”。朱建业作为成年人，具有多年的市场经营经验，理应明白“还款”和“借款”的区别，不可能犯把“借款给别人”的事实却表述为“还款”这种完全颠倒的低级错误，在朱建业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反而能够印证叶东明的说法。再次，在对借款事实的细节陈述上，朱建业代理人及其本人在诉状和三次庭审中，对于借款和还款金额、形成原因、性质等陈述，多次出现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且无法将涉案款项与双方业务往来款截然区分开来。反观叶东明的陈述和举证，其对涉案款项的性质系双方业务往来款的说法更合乎逻辑与情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在叶东明否认涉案款项系借款性质，而是双方的业务往来款，并就此举出证据的情况下，朱建业应对其主张的借贷合同成立且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纵观双方的陈述和举证，朱建业未能就其主张的款项性质系基于真实借贷意思而非双方业务往来的预付款的事实做出合理解释和提供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后果，故对其要求叶东明偿还借款的诉请，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判决：驳回朱建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74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合共11994元（朱建业已预交），由朱建业负担。宣判后，上诉人朱建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过程中，法官不能保持客观中立，严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1、原审第一次开庭叶东明刚答辩完毕，原审法官即以可能存在虚假诉讼、当事人本人必须到庭为由取消庭审。还未法庭调查，如何认定存在虚假诉讼呢？因而原审法院存在先入为主倾向；2、第二次开庭朱建业提出回避申请被驳回。然而在审理过程中审判长不厌其烦地要求朱建业代理人重复讲欠条形���经过，却没有询问叶东明本人任何问题，可见法庭是针对朱建业本人要亲自到庭的；3、第三次开庭时，审判长出其不意地向朱建业本人问了带有陷阱式的问题，并且法庭还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变换各种方法来询问朱建业，且在叶东明已明确表示收到涉案款项的情况下，却极少询问叶东明相关问题；4、直到原审庭审结束，原审法院都没有审理共同债务的问题，说明法庭已认为没必要审理这一问题了，叶东明都不需承担还款责任，更何况其配偶王丽丹！二、该案争议焦点不在于叶东明主张的款项性质，而在于主张的款项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归还。1、本案的法律基础就是借款法律关系，借款的原因和过程朱建业在原审时已向法庭陈述。因叶东明一直未归还该借款，双方达成了将该款转化为预付款即预收运费，但此后双方未进行任何业务往来，合作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所以该款仍是借款性质；2、虽然欠条中没有上没有借款或者相关字样，也不影响该笔债务的真实存在和根本性质，何况叶东明在明确自认为借条，这一自认见原审判决叶东明答辩部分；3、朱建业提交的有“还款”字样的银行记录是用来佐证欠条中的涉案款项的，核心证据仍然是欠条。如叶东明不认可该银行记录，否认两者的关联性，那么既然叶东明已确认了欠条的真实性，也等于确认收到了朱建业的预付款46.2万元，请问叶东明是如何说明收到该朱建业的预付款的，原审法院为何不要求叶东明对此详细说明；4、原审驳回朱建业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即使原审法院查明本案欠款不是借款而是业务预付款，根据案由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法院应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相应变更案由。因此原审即使查明本案不是借款，也不应简单��刀切驳回诉讼请求，而应变更案由后继续审理涉案款项是否存在、有无归还，何况即使变更案由朱建业的诉讼请求也没有变化。朱建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朱建业原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叶东明、王丽丹共同答辩称：本案诉争款项不属借款而属于预付的运费，朱建业在转账凭证中将款项标注为“还款”，与其主张的借款完全颠倒，本案是基于运输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款项应从朱建业应付运费中产生。叶东明出具欠据时对朱建业不存在46.2万元的债务，这已由叶东明原审时提交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且欠条出具后朱建业继续委托叶东明运送货物，从而拖欠叶东明运费约36万元，该款应从预付运费中抵扣。叶东明认为朱建业预付运费已全部抵扣完毕，朱建业对叶东明不再享有债权，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院查明：原审时��案经过三次开庭审理，朱建业在原审当庭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和主张的理由、事实。经查，原审判决中记录的叶东明、王丽丹答辩内容来自二人原审时的当庭答辩内容，二人答辩称本案欠款为预付款，否认本案欠款是借款的性质。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朱建业以本案所涉款项属借款性质为由提起上诉，但经查其提交的欠据和其他证据上均没有任可证明相关款项系出借与叶东明的内容，而是载明系业务“预付款”性质或“还款”的内容，被上诉人叶东明本人也否认相关款项是借款性质，因此本院认为朱建业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坚持涉案款项为借款性质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以朱建业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朱建��如仍认为该笔欠款应予归还，可另择法律关系寻求处理。至于朱建业所称叶东明、王丽丹原审答辩时讲欠条说成“借条”因而构成自认的问题，本院认为叶东明、王丽丹原审当庭答辩观点清晰明确，且其诉讼意见在原审整个审理过程中未发生根本变化，原审法庭记录出现个别电脑录入内容与二人基本或整体观点相悖的情况尚不足以构成当事人的自认。综上，上诉人朱建业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74元，由上诉人朱建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吴朝晖审判员 杨雪燕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欧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