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栖民初字第3314号、3317号原告（被告）戴洪伟，男，汉族，1975年12月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熠、茆海宁，南京市栖霞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原告）南京红旗国酒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和燕路408号晓庄国际广场1幢1225、1226室。法定代表人黄曙亮，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曹承平，男，汉族，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张超，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2015年9月22日，原告戴洪伟向本院起诉被告南京红旗国酒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同时，红旗公司亦起诉戴洪伟劳动争议纠纷，本院立案受理后，与前案并案处理，依法由审判员王明宝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3日、同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戴洪伟及其委托代理人茆海宁，被告（原告）红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承平、张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被告）戴洪伟诉称，我于2015年1月6日进入红旗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告红旗公司自2015年2月起一直拖欠我工资报酬，且自我入职起就没有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7月9日，我以被告红旗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支付工资为由，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5月至7月9日的工资700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500元。被告（原告）红旗公司辩称，原告戴洪伟认可是在2015年4月份离开公司，而且对4月份之前的工资已经提起诉讼，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2015年5月以后原告戴洪伟并没有向我公司提供劳动，因此原告戴洪伟主张2015年5月以后的工资我公司不应支付。原告戴洪伟擅自离开公司，至今未能交接，其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被告）红旗公司诉称，被告戴洪伟于2015年1月6日到我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工作职责为具体负责我公司红旗国酒系列酒水在扬州地区的销售工作，任区域销售总监一职。双方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被告戴洪伟于2015年4月20日无故离职，未办理交接手续，且占有公司价值18865元的白酒。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戴洪伟办理工作交接手续，返还52瓶白酒或按18865元折价返还。被告（原告）戴洪伟辩称，对原告红旗公司主张的酒的数量不能认可，只有30瓶左右，具体的原告红旗公司处有相应的单据。酒是发给客户品尝的。酒的数量与给客户的数量是相符的，原告红旗公司已经在拿酒之后和客户进行了核对。不应要求我返还酒或折价返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红旗公司的诉请。经审理查明，戴洪伟与红旗公司于2015年1月6日签订试用期劳动合同，试用期为2015年1月6日至2015年3月5日。合同约定戴洪伟在销售部门区域总监岗位，从事扬州市销售总监工作。2015年3月1日，双方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2015年7月10日，戴洪伟曾诉至法院，要求红旗公司支付其2015年1月至4月工资，戴洪伟在庭审中陈述其在红旗公司工作至2015年4月底后离开红旗公司，红旗公司则认为其工作至2015年4月20日，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判决红旗公司支付戴洪伟2015年1至4月工资8340元，现该判决已生效。戴洪伟于2015年7月9日向红旗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内容为：因红旗公司未支付工资、未依法缴纳社保，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同日，戴洪伟向南京市栖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红旗公司支付2015年5月至7月9日工资7000元及经济补偿金1500元，红旗公司提出反诉仲裁请求，要求戴洪伟办理工作交接手续，返还52瓶白酒或按18865元折价返还。仲裁委决定对此劳动争议纠纷终结审理。戴洪伟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红旗公司亦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红旗公司就工作交接的诉讼请求说明即要求戴洪伟将其2015年1月至4月份所发展的客户列出明细。庭审中，红旗公司提交《南京红旗国酒价格表》，其中1号酒品名为金卡，价格每瓶126元；2号酒品名为透明装，价格每瓶255元；3号酒品名为白金卡，价格每瓶300元；4号酒品名为老酒典藏，价格每瓶499元；5号酒品名为精装，价格每瓶360元；9号酒品名为外交专供，价格每瓶420元；10号酒品名为外交专供（精装版），价格每瓶719元。在《南京红旗国酒价格表》下注有“此价格从2014年10月1日起执行，如价格发生变动，以公司通知为准”。红旗公司提交《出库单》、发货凭证和仲裁庭审笔录以证实戴洪伟于2015年1月8日领取2号、3号、4号、5号样品酒各2瓶，计8瓶；同年1月12日领取3号酒6瓶、9号酒1瓶、10号酒1瓶，计8瓶；同年1月29日领取3号酒8瓶、10号酒2瓶，计10瓶；同年2月9日领取1号酒4瓶、3号酒6瓶、5号酒4瓶，计14瓶；同年3月2日领取3号、5号、10号酒各4瓶，计12瓶，共计52瓶。戴洪伟认可收到52瓶酒，但有些酒是公司直接发给客户的，这些样品酒，就是给客户品尝的酒，红旗公司核实过了这个样品酒都是给客户喝的，不可能样品酒还要收钱的。公司所有的客户单位都打电话确认了，问客户是否喝了这个酒，询问这个酒怎么样。当时公司给我们所有的酒都是做推广让客户喝的，酒不是卖的。酒已全部喝完，没有回收酒款给公司。红旗公司认为样品酒不是品鉴酒，样品是放在那的，不是免费的，品鉴酒才是免费品尝的，品鉴酒和样品酒是两码事，其他的酒，公司从来没有说过免费推广。戴洪伟还对酒的价格提出异议，红旗公司有市场投入的几个点。另外，在红旗公司提交的仲裁庭审笔录中，证人吴某的陈述关于酒的价格，春节前公司工资发不出，姚总口头提出半卖半送，卖一赠一的促销手段，在问到销售酒是否先领取样酒给客户品鉴，这个酒销售员是否需要付钱时，吴某回答，统称叫样品酒，其中有给客户品鉴的，有些要进场提供的样品酒基本也收不回来，这些由公司承担。上述事实，有仲裁决定书、劳动合同、仲裁庭审笔录、《江苏各区域总监领取样酒数量》、《出库单》、《南京红旗国酒价格表》、原被告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报酬的支付是以劳动者提供劳动为前提。戴洪伟在第一次与红旗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理中陈述其于2015年4月底离开红旗公司。戴洪伟已自行离开红旗公司，不再向红旗公司提供劳动，其主张2015年5月至同年7月9日的工资，没有依据。红旗公司虽未为戴洪伟缴纳社会保险，但戴洪伟已于2015年4月底离开红旗公司，事后在2015年7月9日以此为由向红旗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本院对戴洪伟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红旗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员工从事酒的推销工作中应就其从业要求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建立相关规章制度。戴洪伟称所有酒都是公司为推广红旗国酒免费给客户品尝没有证据证实。作为在红旗公司从事酒水销售的员工，戴洪伟应将相关销售酒给客户的凭证给红旗公司，因戴洪伟不能提交销售酒的凭证，致使红旗公司无法向购买者讨要酒款，给红旗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戴洪伟应予以赔偿。关于酒的数量和价值问题，戴洪伟认为所有的酒都是红旗公司为推广和打开市场，红旗公司免费给客户品尝的，戴洪伟的说法没有依据；红旗公司认为所有的酒都不是免费的，即便是样品酒也不是免费的品鉴酒。关于样品酒和品鉴酒是否一样免费的问题，在双方产生歧义时，根据仲裁庭审时证人吴某的证词，应作对劳动者有利的理解，本院认定2015年1月8日戴洪伟领取的8瓶样酒的酒款，红旗公司不应向其主张，结合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仲裁庭审时吴某的证词，本院认定其他酒的价值应按红旗公司提交的价格表中价格的一半计算，即戴洪伟销售的酒认定的数量为1号酒4瓶、3号酒24瓶、5号酒8瓶、9号酒1瓶、10号酒7瓶，价值为8018.5元〔（126元×4瓶+300元×24瓶+360元×8瓶+420元×1瓶+719元×7瓶）÷2〕。作为用人单位对其因酒款不能收回的造成经济损失，不能全部由劳动者承担，戴洪伟承担经济损失8018.5元50%的责任即4009.25元。至于红旗公司主张的要求戴洪伟交接工作即2015年1月至4月份所发展的客户列出明细，因红旗公司未就其该主张提出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这一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被告）戴洪伟对被告（原告）南京红旗国酒酒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原告）戴洪伟赔偿原告（被告）南京红旗国酒酒业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4009.25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依法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明宝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朱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