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4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邬仁杰，男，199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曾丹，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邬仁杰因与被上诉人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8601民初3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邬仁杰通过携程网站订购了2017年8月8日19:00由杭州出发经北京飞往曼彻斯特的HU7678∕HU7903联程航班机票一张，邬仁杰在赶到机场后，海南航空通知由于航班延误，如赶第二行程需改签HU767R航班前往北京，邬仁杰同意改签并于当日18：20乘坐HU767R。由于天气原因造成邬仁杰乘坐航班在内的100余次航班均延误或者取消，邬仁杰乘坐的航班备降在济南，于2017年8月9日04：19到达北京。邬仁杰在当日05：21网上订购了EK019机票前往曼彻斯特，支出票款6430元。2017年10月13日，邬仁杰在网上退回了联程机票中北京至曼彻斯特的票款1863元。邬仁杰于2017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海南航空赔偿邬仁杰损失6430元。 原审法院认为：邬仁杰购买海南航空运营的联程机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海南航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乘客送至目的地，承运人延迟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现海南航空由于天气原因已经为旅客安排了其他航班到达中转地北京，邬仁杰同意并实际乘坐了换乘航班前往中转地；由于当天及次日华北大部分地区均因为天气原因而造成了大面积的航班延误，航班被迫备降济南，至到达中转地时，邬仁杰所购的第二程行程无法按时起飞。海南航空运营的航班发生了天气原因无法正常到达，根据庭审调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案涉航班不正常是由于不可抗力所引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权限内提供证明”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海南航空的义务不仅仅在于证明不可抗力的事实，而尚应当举证证明是否及时通知相对方，现海南航空不能举证，故原审法院认为海南航空在案涉纠纷起因中负有相应的责任。纵观本案，邬仁杰与海南航空是具有订立合同和平等身份的一方民事主体，本案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邬仁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应当明知，邬仁杰亦应当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及时与合同相对方联系行程安排、了解后续保障措施、提出索赔申请等，本案中邬仁杰未采取上述措施，而直接以自己行程紧张为由，另行购买机票出港，其实从当天天气原因考量，海南航空安排的“不正常航班签转”出发的航班并不过分晚于邬仁杰自行购买航班的出发时间，故邬仁杰在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时有不当之处，不得就扩大损失要求海南航空赔偿。邬仁杰要求海南航空赔偿损失6430元，首先计算有误，邬仁杰已经退回了联程机票中北京至曼彻斯特的票款1863元，现要求再赔偿全部票款有重复；其次，确有不可抗力事件发生；第三，双方对纠纷的发生均有不当之处；第四，本案案由是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均应具有契约意识，各自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义务，海南航空应当履行积极的通知义务，邬仁杰也应及时与海南航空取得联系，不应在事件发生时毫不顾及、不了解合同相对方的原由，而过度行使自己权利；综上因素考量，原审法院酌定海南航空赔偿邬仁杰损失500元，超过原审法院认定之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邬仁杰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国际条约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该案当事人均属中国公民或者企业，运输过程亦发生在国内，故本案无涉外因素，不适用国际条约，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海南航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邬仁杰经济损失500元；二、驳回邬仁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海南航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邬仁杰自行负担。 宣判后，邬仁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应为涉外民事案件，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并适用国际条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均属中国公民或企业，运输过程亦发生在国内，故本案无涉外因素，不适用国际条例”。然而本案显然为涉外案件，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其中，法院认定“运输过程发生在国内”与事实严重不符，本案为中国杭州飞往英国曼彻斯特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杭州飞北京的飞行里程仅为1159.33公里，然而北京飞曼彻斯特的直线距离为8099.53公里，该航空运输合同的主体系国际航线，法院认定该案无涉外因素，与事实不符。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应当适用国际条例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被上诉人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损失。一审法院适用了《合同法》相关规定，却没有适用最密切相关的国际条例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这显然是法律适用有误。无论是《经1955年海牙议定书修订的1929年华沙统一国际航空运输一些规则的公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均规定，承运人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避免延误给旅客造成损失，否则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至今未具体说明、也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延误原因。且其在上诉人到达北京机场后未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做了何种努力与上诉人联系。庭审中，被上诉人还多次提出上诉人应当自行前往海南航空柜台处理，证明被上诉人并没有尽力履行任何通知上诉人的义务。更何况，被上诉人提供了多份补充证据证明其与多家航空公司有着延误补救的私下协议，但是其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却从未向公众披露该类信息，且其不积极为乘客提供补救方案，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6430元。 被上诉人海南航空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应当适用国际条约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依据。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为中国自然人和法人，不存在涉外因素。其次，上诉人到达北京后没有选择与被上诉人联系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是另行与其他航空公司建立起新的客运合同关系，使得双方原本的客运合同客观上不能履行，其意思表示表明上诉人已自愿终止了与被上诉人的合同关系。因此，本案运输过程实际上只是杭州至北京，并无涉外因素。原审法院亦认为，本案当事人均为国内公民、企业，运输过程亦发生在国内不存在涉外因素，不适用国际条约。因此，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判决并无不当。《合同法》关于客运合同的规定调整的是承运人与旅客之间的客运合同关系，航空客运合同关系是其中一种。本案被定性为航空客运合同纠纷，显然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畴。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联系提出后续行程安排，原审法院据此认为上诉人没有尽到合同相对方的义务，属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三、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合理时间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损失，被上诉人应免责。2017年8月9日04:19航班到达北京，正常情况下飞机滑行至指定停机坪至少需15分钟时间。但是8月8日、9日由于北京地区雷雨天气，首都机场滞留大量航班，飞机滑行至指定停机坪至少需35分钟时间，在此期间，上诉人未与乘务员、客服等人员进行沟通确认后续行程，下机后也没有去候机厅不正常航班处理柜台咨询，而是于（05:21）短时间内自行购票，建立起新的合同关系。客运合同客观上已不能继续履行，如此短时间内被上诉人亦不可能采取相应措施，被上诉人应免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另认定，邬仁杰原订的杭州出发经北京飞曼彻斯特的HU7678/HU7903联程航班，计划北京出发时间为2017年8月9日01：45。邬仁杰自述：其原计划到达曼彻斯特时间为14-15小时以后；其在改签HU767R航班备降济南后，曾找过海南航空，海南航空答复可以改签8月10日凌晨北京至曼彻斯特的机票，如乘坐该航班比原定到达曼彻斯特的时间至少晚24小时；邬仁杰自行另购机票，实际到达曼彻斯特的时间为8月9日19：20。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在1929年华沙条约基础上订立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规定，公约所指的“国际运输”系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不论在运输中有无间断或者转运，其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两个当事国的领土内，或者在一个当事国的领土内，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有一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任何运输，即使该国为非当事国。本案邬仁杰订的联程航班出发地为杭州，目的地为曼彻斯特，属于公约所指的国际航空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鉴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九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延误的规定一致，均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引起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本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可合理要求的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承运人不对因延误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邬仁杰乘坐的HU767R航班因天气原因无法正常到达，该事由虽属不可抗力，但海南航空作为联程国际航运的承运人仍应承担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减少或避免旅客损失的义务。同样邬仁杰也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根据邬仁杰陈述，海南航空曾同意改签8月10日凌晨北京至曼彻斯特的机票，邬仁杰自行另购机票的出发时间为8月9日下午14：15，海南航空安排的转签航班并不过分晚于邬仁杰自行购买的航班的出发时间，邬仁杰在海南航空已同意采取合理措施的情况下自行购票，亦未说明其自行购票的必要性，故本院认为其存在扩大损失，原审法院据此酌情判令海南航空赔偿邬仁杰损失500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邬仁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