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范行初字第00036号原告赵玉祥，男，195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潘丁祥，濮阳县一实小退休教师。被告濮阳县公安局，住所地濮阳县。法定代表人张祥珍，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谷献锋，濮阳县公安局民警。委托代理人邢娅斐，濮阳县公安局民警。原告赵玉祥不服被告濮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5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玉祥，被告濮阳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谷献锋、邢娅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9月1日，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对原告赵玉祥作出濮县公（治）行罚决字（2015）07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5年8月31日8时许，在北京天安门“9.3”大阅兵重要活动举行之际，赵玉祥在非信访场所中纪委上访，被北京警方带离。其行为扰乱了中纪委的正常办公秩序，构成扰乱单位秩序，违法行为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赵玉祥行政拘留七日。原告赵玉祥诉称，原告赵玉祥于2015年8月31日8时到中纪委反映濮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及办理问题，请求依法督促办理解决，在中纪委大门西侧，被中纪委工作人员送到北京市久敬庄接济中心，濮阳县信访局工作人员于40分钟后将原告拉到其所住的东风宾馆，同日下午16时，赵玉祥同濮阳县人民法院、教育局、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返回，于9月1日早晨到达濮阳。后对原告进行询问等，9月1日下午作出处罚决定，赵玉祥被送到濮阳县拘留所、送到处罚决定书。原告没有扰乱中纪委的正常办公秩序，被告滥用职权作出的该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依法履行告知程序，没有送达处罚决定。原告赵玉祥如果扰乱中纪委的正常办公秩序，也应当由北京警方处理，不应由濮阳县公安局处理。被告滥用行政处罚权，作出错误的行政拘留处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濮阳县公安局作出的濮县公（治）行罚决字（2015）07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在相关知名媒体对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造成的一切损失。被告濮阳县公安局辩称，2015年8月31日，被告接濮阳县信访局工作人员报案称，赵玉祥于2015年8月31在北京中纪委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民警查获后送人久敬庄。被告接警后迅速处警，同日在久敬庄调取了赵玉祥在中纪委非法上访的登记表，经调查查明：赵玉祥于2015年3月3日在中纪委非访（未处理）、3月9日在国家“两会”期间重复到中纪委非访（未处理），赵玉祥因反映濮阳县法院一案两立、立假案为由进京越级上访后被被告民警及时劝阻，同时告知应按规定去指定场所依法反映问题及非访的违法性。在工作人员明确告知“9.3”大阅兵活动的重要性及活动期间北京不接访情况下，赵玉祥于2015年8月31日8时许在中纪委非法上访，并被北京警方查获带离至久敬庄分流中心，其行为已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被告受案后，在查清违法事实存在的基础上，对其处罚告知，程序合法。被告作出的该行政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程序方面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濮县公（治）行罚决字（2015）0700号赵玉祥行政处罚决定书；4、濮县公（治）执通字（2015）第0610号行政拘留执行回执；5、被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书。第二组：事实方面的证据。1、对赵玉祥询问笔录；2、赵刚身、赵同彪证明；3、申俊峰、范金刚情况说明；4、城关镇南环小学证明材料；5、非访人员劝返接回登记表；6、赵玉祥携带相关信访资料共9张；7、联席会议办公室通知及附件；8、濮阳县信访局情况说明；9、濮阳县信访局证明；10、赵玉祥身份证明及前科证明。第三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被告濮阳县公安局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赵玉祥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异议为，原告没有被北京警方带离，没有进入中纪委办公场所，没有扰乱中纪委办公秩序；证据2、3内容不真实；证据5异议为，没有通知家属，程序违法。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部分内容不真实，没有被北京警方送到久敬庄，没有查看身份证；证据2、3证明人应出庭作证，证据是事后补的，没有法律效力。证据4内容不真实；证据8异议为，3月9日去北京给老伴看病，不是上访。证据10异议为，8月31日进京不是非访。第三组证据的异议为，原告没有扰乱公共秩序，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对被告其他证据无异议。原告赵玉祥庭审时未出示证据。上述证据，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濮阳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收集方法及取得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至8月，原告赵玉祥因反映濮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及办理问题多次到中纪委走访。2015年8月31日，赵玉祥以在“9.3”大阅兵敏感时期信访给地方政府领导施加压力为目的，携带信访材料到中纪委走访，被北京警方送往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濮阳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将赵玉祥带到其住所东风宾馆，经做思想工作，赵玉祥同日16时同意随濮阳县人民法院、教育局、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返回濮阳，9月1日早晨到达濮阳。2015年9月1日，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受案登记审批，履行了询问、调查，权利义务告知等法定程序，认定赵玉祥违法行为严重，被告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等告知原告后，同日作出濮县公（治）行罚决字（2015）07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赵玉祥行政拘留七日。同日直接送达赵玉祥，将其送至濮阳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并通知了其家属。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第四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中，赵玉祥就反映濮阳县法院同一事项多次到中纪委走访，应当知道中纪委对其走访不予受理，中纪委也不是信访场所；在县有关部门多次告知其不要在9.3国家重大活动期间不要到北京信访的情况下，还到中纪委信访，本次信访发生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之敏感时期，其行为显然扰乱了单位秩序。被告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和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该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故被告濮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故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对其辖区内居民涉嫌违法信访的行为有权管辖，原告诉称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管辖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作出该行政处罚的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办案程序，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诉称不是非访的理由，没有相关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请求被告在相关知名媒体对原告公开赔礼道歉，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赔偿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造成的一切损失，诉讼请求不具体且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玉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玉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金坤审判员  曹秀增审判员  段惠敏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袁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