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通中民终字第00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敏。委托代理人黄桂芳，如皋市江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红星。上诉人刘亚敏因与被上诉人许红星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如皋市人民法院（2014）皋民初字第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许红星与卢印兵系雇佣关系，许红星系雇主，卢印兵系雇员（从事裁剪工作）。2014年4月份，卢印兵与周晶晶协商加工事宜，因价格问题未能商定。后许红星再次与周晶晶协商加工事宜，双方约定加工小孩棉服，32元／件，由许红星组织人员进行加工。后双方因交货事宜产生纠纷，在高明派出所的主持下，卢印兵、许红星与刘亚敏于2014年5月29日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一、甲方刘亚敏与乙方许红星一致确认，上述剩余1000件服装的加工费价格为35元／件，并以此价格计算上述剩余1000余件服装的加工费的数额，服装的实际件数以双方共同清点的实际数量为准。二、乙方许红星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将上述剩余1000余件服装与甲方刘亚敏共同清点并交付甲方，由甲方出具收据以资证明乙方交货的数量及交付的事实。三、甲方刘亚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即20日内，即2014年6月18日前将上述服装加工费以现金方式在如皋市高明法律服务所给付乙方许红星。四、如甲方刘亚敏迟延履行或拒绝履行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给付义务，致使乙方需通过相关法律途径实现债权，则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计算的加工费总额的30%承担违约金，并承担乙方实现债权所花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甲方刘亚敏，乙方许红星、卢印兵，在场人周晶晶均签字，见证单位如皋市高明法律服务所加盖公章。后于当日，刘亚敏出具收条一份交由许红星收执，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许红星童氏儿童棉衣997件刘亚敏2014.5.29”。后该款到期，刘亚敏未能按约履行。2014年6月20日，许红星与卢印兵作为共同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2014年11月20日，卢印兵向法院申请退出诉讼，相关加工费由许红星享有。审理中，刘亚敏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4年6月22日，许红星、周晶晶、刘岳兵签订的一份协议，内容为：“许红星（××）帮周晶晶加工的小孩棉袄与卢印兵结算。2014年5月29日在高明派出所与刘亚敏写的协议书作废。2014年6月22日许红星周晶晶见证人：孙晓祥刘岳兵”，证明其与许红星、卢印兵在高明派出所签订的协议无效，无需再按照该份协议履行。2、南通福通进出口公司服装加工定作合同、产品加工结算表、催货通知各一份，证明因许红星违约，导致的损失，其要求许红星承担违约责任。许红星质证认为：对于第一份证据，协议是我写的，字也是我签的。但写这份协议是在刘亚敏厂里，当时是喊我去拿钱的，去了之后没有钱，在场的人都是上次到我家打架的人，让我写协议，我就写的，我是被胁迫写的，该份协议无效，写完之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搬经镇司法所所长刘平林反映了情况。对于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也有异议，因为刘亚敏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诉，如果许红星确实存在违约行为，刘亚敏可以另案诉讼解决。后法院向如皋市搬经镇司法所所长刘平林了解，其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情况反映，反映2014年6月22日，许红星打电话向其反映：“当天下午，刘亚敏打电话给卢印兵，约卢印兵到如皋市江安镇胜利居刘亚敏处就双方之间的服装加工合同纠纷结账私了。卢印兵到场之后，打电话催我到场。我到场之后，刘亚敏和卢印兵均不在场，周晶晶、孙晓祥、刘岳兵等人强迫我与周晶晶签订协议一份，主要内容是：许红星帮周晶晶加工的小孩棉袄与卢印兵结算，2014年5月29日在高明派出所与刘亚敏签订的协议作废。”听许红星反映了上述情况之后，我问许红星：“为什么要签这份协议？”许红星说：“周晶晶他们把卢印兵支走了，只剩下我一人，如果当时不签协议，就走不了。”许红星还说：“我不承认这份协议，这份协议无效。”我就回答许红星：“如果你认为这份协议无效，那就应找你的律师走法律程序。”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依法订立的协议，自签订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4年6月22日许红星书写的协议是否生效，能否推翻2014年5月29日许红星与刘亚敏在高明派出所签订的协议。对此法院认为，2014年6月22日的协议未能生效，不能视为对双方于2014年5月29日签订的协议的变更。理由如下：一、2014年6月22日的协议系刘亚敏为排除自己义务为第三人卢印兵设定义务，但卢印兵作为义务人未在该份协议上签字确认。事实上卢印兵与许红星之间系雇员与雇主的关系，虽然刚开始系卢印兵与周晶晶协商加工事宜，但最终是许红星与周晶晶协商确定价格，组织人员加工该笔服装业务，故该笔加工业务的主体系许红星并非卢印兵。再者“与卢印兵结账”也并非许红星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份协议内容上不符合客观事实，形式上也未得到卢印兵的签字确认，未能生效。二、2014年5月29日在高明派出所签订的协议系甲方许红星、卢印兵与乙方刘亚敏三人签订的协议，若要变更该份协议需三人签字确认，但卢印兵未在2014年6月22日的协议上签字，故而2014年6月22日的协议不能推翻2014年5月29日的协议。因许红星与刘亚敏在高明派出所签订的协议依法有效，双方就加工数量、价格、加工费支付时间及违约责任约定明确。协议签订后，许红星依约向刘亚敏交付了997件儿童棉服，有刘亚敏向许红星出具的收条为证，法院予以认定。但在约定的付款时间，即2014年6月18日，刘亚敏未能按约向许红星支付加工费，其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和违约责任。故依照协议第一条约定，加工费35元／件，许红星实际向刘亚敏交货997件，故加工费为34895元（35元／件×997件）。依协议第四条约定，刘亚敏依约需承担加工费总额30%的违约金10468.5元（34895元×30%）。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刘亚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许红星加工费34895元、违约金10468.5元，合计45363.5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0元，由刘亚敏负担。宣判后，刘亚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直接口头订立合同，后来上诉人是在急于交货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在派出所签下了协议；2014年6月22日，被上诉人许红星又与周晶晶签订了一份协议，这就视为许红星同意刘亚敏对其债务的转移；许红星陈述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2014年6月22日协议纯属谎言。被上诉人许红星未到庭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2014年6月22日的协议是否可以推翻或变更2014年5月29日协议，从而刘亚敏不承担给付加工费之责任。从2014年5月29日的协议看，签订该协议的当事人为刘亚敏和许红星以及卢印兵，而2014年6月22日的协议书，则当事人为许红星与周晶晶，两份协议的当事人并不相同，如果变更或废止协议，一般应事人一致。如果以2014年6月22日的协议将案涉的债务转移至卢印兵身上，应得到卢印兵的同意或许可，但卢印兵未在该协议上签名，故亦无法得出所谓后协议推翻前协议之结论。因此，上诉人提出的债务转移的上诉理由，本院对此不予认可。此外，从实际的法律关系来看，本案中许红星和卢印兵之间系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卢印兵也无需承担案涉债务，故许红星向卢印兵主张权利也与常理不符。再者，从刘平林的情况反映看，当时许红星与周晶晶签订的协议也是事出有因。综上所述，原审确认许红星与刘亚敏在派出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刘亚敏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时间给付加工费，应当承担给付加工费以及给付相应违约金的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元，由上诉人刘亚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盛代理审判员  张峥嵘代理审判员  刘玉蓉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瞿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