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111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春英，女，1967年10月31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静伟，男，1962年6月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楠，女，1992年8月20日出生。上列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坤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春利，男，1962年5月1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谢萌萌（谢春利之女），1988年9月2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谷友军，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谢春利因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15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9月，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谢春英与谢春利系兄妹关系。2006年因北京市×××建设，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谢春利户籍地北京市×××77号宅基地及地上十二间住宅房屋（下称77号院）在拆迁范围内。谢春利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万年花城公司）于2006年3月31日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下称《货币补偿协议》），协议中列明谢春英与丈夫刘静伟及女儿刘楠系被安置人口。谢春利获得拆迁补偿款及回迁房指标后一直隐瞒我们，直到近日，谢春英从母亲处看到谢春利签署的相关拆迁补偿协议，才得知谢春利私自将属于我们的拆迁补偿份额霸占为己有。我们经向拆迁办了解，被安置人每人有45平米的回迁房指标，我们三人共计135平米回迁房指标。现我们已得知谢春利占用我们的回迁房指标购得两套房屋，一套位于北京市×××607号，现由谢春利居住使用，另一套位于北京市×××403号（下称403号房）。我们一家人现无房居住，经与谢春利协商无果，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403号房及拆迁补偿款300000元归我们所有。谢春利辩称：谢春英、刘静伟、刘楠所述不属实，我不同意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诉讼请求，我已经给了谢春英100000元。另，谢春英也已买了一套一居室。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案由系共有物分割纠纷，但综合本案证据来看，虽涉案403号房系由77号拆迁安置款购买所得，但77号之对应拆迁协议本质上仍属于货币补偿性质，并不直接指向具体房屋安置和购买，403号房所对应之回购房协议也列明了具体的出卖人和买受人，即403号房之房屋买卖合同对于该房的交易双方已进行了明确约定，该合同并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而谢春英、刘楠、刘静伟所主张之要求判决将403号房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与之前403号房的回购房协议之约定相冲突，且谢春英、刘楠、刘静伟亦不能提供其他相应充分证据证明其享有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和共有份额，故对于谢春英、刘楠、刘静伟要求判令将403号房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谢春英、刘楠、刘静伟要求谢春利给付其拆迁补偿款300000元的诉讼请求，鉴于77号之拆迁协议中被拆迁安置人列明有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同时，结合77号拆迁协议中对应的拆迁补偿款数额及安置人员情况等因素，考虑谢春英、刘楠、刘静伟曾在77号拆迁后得到了谢春利给予的100000元，以及谢春英、刘楠、刘静伟后又以谢春利名义购买了一套一居室等情况，法院酌情予以部分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判决：一、谢春利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谢春英、刘楠、刘静伟人民币二十四万元；二、驳回谢春英、刘楠、刘静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谢春利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403号房及拆迁补偿款300000元归我们所有。主要上诉理由：根据《货币补偿协议》、我们的户籍证明以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我们系77号院的被安置人，因此，我们不需要对403号房的所有权和共有份额进行举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被安置人每人有45平方米的回迁房指标，我们三人共计135平方米回迁房指标，我们对拆迁补偿款及回迁房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货币补偿协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报告、丰台区樊家村拆迁回购房协议书以及证人出庭证词足以证明我们享有403号房的所有权；谢春利未按《货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给予我们拆迁补偿款以及回迁房，使我们遭受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致使我们损失进一步扩大，本案诉讼费用应由谢春利承担。谢春利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原审诉讼请求。主要上诉理由：根据《货币补偿协议》规定，涉案拆迁针对的是77号所有的房屋，所得的区位补偿价、重置成新价等补偿均是基于房屋而来，并非按人口补偿所得，涉案被拆迁房屋均系我和配偶共同所建、所有，宅基地也系批给我使用，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对被拆迁房屋没有任何贡献，其要求分割拆迁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下称《货币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也可以看出拆迁所获补偿系基于对拆迁房屋面积补偿，且系货币补偿，是退55平方米面积的拆迁补偿款购得一套一居，补偿与人口无关；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并未在被拆迁房屋居住过，如果拆迁利益确实与其有关，不可能在未获得利益情况下，近10年后才主张权利；《货币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二款只是对拆迁时在册人口情况的注明，纵观整个合同，并未提起拆迁利益与在册人口有关，谢春英、刘静伟、刘楠是空挂户，属于《×××二期拆迁补偿方案》第10条第（3）项B（d）规定的情形，不属于此计算和补贴范围，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不享有拆迁利益；拆迁获得补偿后，我给了谢春英、刘静伟、刘楠100000元拆迁补偿款，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也认可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同时获得一套一居室，即使有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利益，双方已经解决完毕，原审判决我再给付谢春英、刘静伟、刘楠240000元没有依据，且并未说明这240000元是什么钱，如何计算出来的。经审理查明：谢春英与谢春利系兄妹关系，刘静伟系谢春英之夫，刘楠系谢春英与刘静伟之女。2006年3月31日，万年花城公司（拆迁人、甲方）与谢春利（被拆迁人、乙方）签订《货币补偿协议》（2-295），约定：甲方因×××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77号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壹拾贰间，建筑面积179.07平方米，用地面积180.84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陆人，实际居住人口陆人，分别是谢春利、赵彦霞、谢萌萌、谢春英、刘楠、刘静伟；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为2200元／建筑平方米，基准房价为800元／建筑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容积率修正系数为1.1，区位补偿房价合计576605.40元；重置成新价合计为125756.25元；被拆迁房屋补偿款共计702363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共计224657.50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费3581.4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0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人均45补助82473元、电话移机470元、企业补贴59093.10元、有线电视340元、评估加项7500元、空调移机1200元、超占拆除10000元。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确认被拆迁的12间宅基地房屋包括北房3间、西房2间、南房5间、东房1间，以及北房东数第1间南侧所接出的1间房。关于其中南房5间、东房1间，以及北房东数第1间南侧所接出的1间房，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认可系谢春利所建。关于其中西房2间，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主张这里原有1983年谢春英的父母所建的配房，后来谢春利将之拆除重新建造。关于其中北房3间，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主张这是1983年谢春英的父母及谢春利、谢春启、谢春英共同出资建造，并当庭出示有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及谢春英父母谢长顺、张桂荣签名捺印的《情况说明》为证，《情况说明》记载：谢长顺与张桂荣婚后有三个子女，老大谢春利、老二谢春启、老三谢春英，五人户口一直在原×××72号，随子女长大，面临娶妻嫁人情况，谢长顺和张桂荣到当地大队申请了宅基地批房申请，登记在谢长顺和张桂荣名下，于1983年10月份盖起正房三间、两间配房带一院；于1983年10月份谢长顺和张桂荣出资盖房，参加盖房的人谢春利、谢春启、谢春英同父母谢长顺和张桂荣五人一起盖起×××77号院；×××77号院为谢长顺和张桂荣婚后共同建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谢长顺无权自己决定将×××77号院赠与谢春利、赵彦霞、谢萌萌三人。谢春利认为《情况说明》上有当事人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条件，谢春利认可1983年建造3间北房时有其父母的出资，但主张已经赠与谢春利作为结婚所用，其中也有谢春利、谢春启的出资，谢春英当时只有15岁，不具备出资能力，不认可谢春英出资。本院审理中，谢长顺、张桂荣出庭为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作证。谢长顺认可在《情况说明》上签字，称：1983年其和老伴张桂荣出资建造×××77号北房3间和西房1间，当时三个孩子都出力了，谢春利毕业了在农业社生产队干活，谢春启也干活了，谢春英当时还小，管家务事，做做饭什么的。张桂荣表示不认字，但认可在《情况说明》上签署姓名及所捺手印，称1983年其和谢长顺出资建造×××77号北房3间和西房两小间，一家五口人都出了力了。张桂荣先表示1983年张桂荣、谢春利、谢春启、谢春英都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后又表示谢春英没有去生产队参加劳动，而是去工厂上班。另查一，1983年3月15日《黄土岗公社社员盖房占地申请表》记载姓名谢长顺，全家人口5，原有房间数3，申请间数3，“家庭人口性别年龄及申请盖房原因”一栏记载：谢长顺，男，46岁；张桂荣，女，45岁；谢春利，男，21岁；谢春启，男，18岁；谢春英，女，15岁；全家五口人，两个大人，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男孩都参加劳动，长子已订婚，快要成亲，需用房，特此申请盖房三间；盖房地点：谢长顺房后，另置地。该申请表上有相关部门签署同意字样并加盖印章。另查二，2004年9月11日盖有北京市丰台区花乡樊家村村民委员会、万年花城公司印章的《×××二期拆迁补偿方案》记载：6、户的认定，按照2001年11月1日公安机关发放的户口簿认定。10、关于人均45平方米的补贴办法：（1）计算标准：凡属应由樊家村报批宅基地范围内的被拆迁户全部以户内人均宅基地面积45平方米计算。户人均宅基地面积不足45平方米，其相差面积部分将在拆迁过程中按其级差类别给予不同差价的补贴。（2）级别划分及差价贴补标准，其中“级别3”级差30.1-35平方米的贴补单价为925元／平方米。（3）人均宅基地计算办法及范围：A：计算办法：被拆迁户中有多处住宅的，在计算人均宅基地面积时，其家庭所有成员只享受一宅、一次人均面积计算。B：此计算和补贴范围不含以下被拆迁户：（d）被拆迁户中属非正常增长以外的，如投亲、挂靠等特殊情况迁入本户的人口。13、回迁购房奖励政策：（1）按照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京价（房）字（2003）71号文件的批示，×××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确定为3800元／平方米（实际均价3700元／平方米），根据户型及朝向的不同，给予相应的优惠。诉讼中，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主张，根据《×××二期拆迁补偿方案》第6条、第10条第（1）、（3）项及第13条第（1）项的规定，每人享有45平方米的优惠购买回迁房的资格，但是，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上述资格被谢春利使用了，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三人共有135平方米的资格，现在只使用了55平方米左右，如果把403号房的面积加上，与135平方米差不多，故主张403号房归谢春英、刘静伟、刘楠所有。谢春利对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表示《×××二期拆迁补偿方案》第10条“关于人均45平方米的补贴办法”所述的是人均面积补贴，涉案拆迁宅基地面积是180.84平方米，6口人，人均30.14平方米，不足45平方米，符合第10条第（2）项中的第三档，即级差30.1-35平方米一档，补贴单价为925元／平方米，相差面积为：（45平方米×6=270平方米）-180.84平方米=89.16平方米，补贴金额为89.16平方米×925元／平方米=82473元，此金额即为《货币补偿协议》中“拆迁补助费”中所记载的人均45补助82473元，此82473元补助费里面考虑了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因素。本院向万年花城公司调查，万年花城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开发部经理李朝华协助本院调查，李朝华在接受本院调查时表示：《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费主要对房屋、宅基地的补偿，针对人口的补偿只有人均45平方米补贴，其他的补偿都是针对房屋、宅基地的补偿，人均45平方米补贴的具体办法即《×××二期拆迁补偿方案》第10条，本案中《货币补偿协议》记载在册人口6人，乘以45是270，实际宅基地面积是180左右，人均是30出头，享受《×××二期拆迁补偿方案》第10条第（2）款中第3档，用270减去实际宅基地面积就是差的面积，乘以925单价就是补贴金额；本案中×××77号拆迁系危改项目二期，当时是纯货币补偿，没有房屋安置，在册人口没有优惠购房资格或者指标。谢春利对万年花城公司的委托书及李朝华接受法院调查时所作陈述认可。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对万年花城公司的委托书真实性认可，但对李朝华接受法院调查时所作陈述的真实性不认可，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另提交其在网络上搜索到的本院（2014）二中民终字第11075号民事判决书、标题为《樊家村地王守望者》打印件，以及有“谢长顺”“张桂荣”签字并捺有手印的《补充材料说明》，用以证明每人有45平方米回迁房购房面积。谢春利认为（2014）二中民终字第11075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不能证明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请求，《樊家村地王守望者》打印件是个人意见，不予认可，应以拆迁方案以及拆迁单位解释为准，对《补充材料说明》不认可。2006年4月3日，万年花城公司（出卖人）与谢春利（买受人）签订《丰台区樊家村拆迁回购房协议书》，约定：买受人原房地址×××77号，在拆迁区内有正式住房12间，建筑面积179.0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陆人，安置人口陆人；买受人自愿购买出卖人的樊家村住宅楼（暂用名），房屋用途为普通住宅，该回购房为2-8号楼4层03号房屋，建筑面积为96.51平方米。2012年5月7日，万年花城公司（拆迁人、甲方）与谢春利（被拆迁人、乙方）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于2006年3月31日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一致同意将被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方式变更为部分货币补偿加部分或全部回迁房屋产权调换，由乙方将已经获得的，对应回迁房屋实物补偿的拆迁补偿款退还给甲方，甲方在回迁房建成交付给乙方后，视为甲方已经按照《货币补偿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拆迁补偿义务；乙方要求甲方提供以下户型：一居室1套，面积共约55平方米（上述房屋套型、房屋套数、房屋建筑面积、房屋交房日期等信息，以房屋所在小区获得行政主管单位的各项审批后，由甲方再定），乙方自愿将上述面积对应的拆迁补偿款209000元退还给甲方。甲方落款处盖有“北京万年基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花城项目部安置房部”印章。诉讼中，关于该《货币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所购房屋，谢春利表示此系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以谢春利之名义于2012年5月7日购买，购房款209000元为谢春英、刘静伟、刘楠所交，该房尚未交房。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表示其确系在2012年5月7日用谢春利名字购买了上述房屋。原审庭审中，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表示认可谢春利曾在77号院拆迁后不久向其支付了100000元。另，谢春利表示77号院拆迁后，其用拆迁款买了2套回迁安置房，分别是：1、403号房，该房系2006年4月3日购买，建筑面积为96.51平方米，登记产权人为谢春利，现由谢长顺和张桂荣居住；2、北京市丰台区首经贸中街1号院5号楼607号房屋，该房为2008年4月23日购买，建筑面积为116.48平方米，登记产权人为谢春利，现由谢春利一家居住。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二期拆迁补偿方案》、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评估报告、《货币补偿协议》、《丰台区樊家村拆迁回购房协议书》、《货币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委托书、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关于403号房，虽然谢春利使用×××77号的拆迁款购买了上述房屋，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系×××77号《货币补偿协议》所列的在册人口，但是，403号房系谢春利以买受人的名义向万年花城公司购买，并登记在谢春利名下，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系403号房的产权人，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上诉主张403号房归其所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上诉主张被安置人每人有45平方米的回迁房指标，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三人共计135平方米回迁房指标，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对回迁房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节，经本院向拆迁单位万年花城公司调查，×××77号拆迁并没有优惠购房资格或者指标，虽然谢春英、刘静伟、刘楠对李朝华接受法院调查时所作陈述真实性不认可，但是李朝华系受万年花城公司委托所作陈述，应认定为系代表万年花城公司的意见，且谢春英、刘静伟、刘楠所提交的本院（2014）二中民终字第11075号民事判决书、标题为《樊家村地王守望者》打印件，以及《补充材料说明》不足以反驳李朝华的陈述，亦不足以证明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上述主张，故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拆迁补偿，根据本院向拆迁单位万年花城公司调查，人均45平方米补贴系针对人口的补偿，故人均45平方米补贴82473元中应有在册人口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份额，因该补贴系根据人口数计算，现《货币补偿协议》记载在册人口6人，故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三人应享有该补贴的二分之一即41236.5元，但鉴于谢春利已经给付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三人100000元，故本案中谢春利无须再向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三人给付上述补贴。根据调查结果，《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费中，除了人均45平方米补贴，其他的补偿都是针对房屋、宅基地的补偿，虽然诉讼中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主张被拆迁的北房3间系1983年谢春英父母及谢春利、谢春启、谢春英共同出资建造并提交谢春英父母谢长顺、张桂荣的证言为证，但是，二人在谢春英是否出资问题上的证言并不一致，且1983年建造北房时谢春英尚未成年，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谢春英存在出资的事实，本院不能认定谢春英对被拆迁3间北房享有所有权，谢春英、刘静伟、刘楠主张人均45平方米补贴以外的拆迁补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谢春利给付谢春英、刘静伟、刘楠240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谢春利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1536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驳回谢春英、刘静伟、刘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70元，由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070元，由谢春英、刘静伟、刘楠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蔚林代理审判员  何江恒代理审判员  赵胤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祝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