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9民初4662号 原告：沈来灿，男，196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陈桂凤，女，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沈志军，男，198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沈志燕，女，198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96858055486，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三宏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国钧，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来灿、陈桂凤、沈志军、沈志燕（以下简称“四原告”）与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及被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履行《钱江世纪城征迁补偿、安置特殊问题的处理意见表》预支一人安置的处理意见，为四原告多安置一人的住房面积及支付相应的补贴款项75000元；2.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四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明确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履行《钱江世纪城征迁补偿、安置特殊问题的处理意见表》预支一人安置的处理意见，为四原告分配安置房60平方米（按成本价3500元/平方米结算购房款）并支付10平方米增购面积相应的货币补偿款75000元。事实和理由：2006年，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四原告位于原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利二村（以下简称“利二村”）×组的房屋进行拆迁。当时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约定沈来灿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即四原告。其中，沈来灿与陈桂凤系夫妻关系，沈志军与沈志燕系沈来灿与陈桂凤的双胞胎子女。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后，沈来灿得知邻村一户同样是夫妻二人加上一对双胞胎儿子合计4人的家庭，却享有5个安置人口份额，遂对《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产生异议。后沈来灿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之规定，向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出异议。2009年，双方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达成补充协议，并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向四原告出具《钱江世纪城征迁补偿、安置特殊问题的处理意见表》（以下简称“《处理意见表》”）一份。根据该《处理意见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同意为四原告预支安置一人，具体安置面积及房款待安置时一并结算处理。但四原告至今未获得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补充安置的安置面积及相应的货币补偿款。综上，四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辩称，2006年7月10日，沈来灿作为户主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了《安置协议》，双方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钱江世纪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实际为《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达成协议。同时约定沈来灿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即户主沈来灿、配偶陈桂凤、长子沈志军、长女沈志燕，安置面积为230平方米。同日，沈来灿之母姚阿二作为老年户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另行签订了《安置协议》，约定该户可安置人口为1人，安置面积为55平方米。经姚阿二申请，其安置面积合并到沈来灿户的安置面积中。2013年4月8日，沈来灿之子沈志军与案外人赵渭丽结婚，并于2015年2月9日生育双胞胎女儿沈依萱、沈依菲，从而沈来灿户新增安置人口3人。至此，沈来灿户可安置人口增加到8人，现已实际安置8人。沈来灿户与合并安置的姚阿二户共分得安置房5套，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安置房分配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认为，首先，四原告要求多安置一人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与现行安置政策不符，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无法为其再增加一人的安置面积。其一，案涉《安置协议》系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愿签订，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沈来灿户的安置补偿方案应以《安置协议》约定为准，《安置协议》约定的沈来灿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加上姚阿二户可安置人口1人及因沈志军结婚生育新增加的安置人口3人，沈来灿家庭户可安置人口合计8人，不存在通过补充协议增加安置人口的情形。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依约对该8人进行安置分房，无法在《安置协议》之外再自行增加安置人口。其二，沈来灿户在协议签订后出现的新增人口，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将其纳入安置人口范围，增加三人的安置面积。其三，四原告关于双胞胎子女应再增加一人安置面积的主张，与现行安置政策不符。相关法律与政策中，并没有关于双胞胎子女须增加一人安置的规定。类似规定是《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四类家庭照顾安置面积的批复》（萧政发〔2010〕114号，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规定：“……2.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对以上四类家庭的照顾面积，多层不超过50平方米（高层同比例提高）。”其本意是针对签订《安置协议》时生有两个儿子或男性双胞胎的拆迁户，若两个儿子既未结婚又未达到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标准的，可予照顾安置不超过多层50平方米安置面积。其限制条件为“在安置期间”。也就是说，若在协议签订后的过渡期间内，该拆迁户内的儿子结婚的，上述照顾安置政策不再适用（因原先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系基于拆迁户内的儿子既未婚也未满28周岁，不符合大龄未婚青年标准，只能按一人安置。但该儿子将来必然要结婚，基于照顾安置的目的，特提前预留安置人口一人。若在过渡期内、安置分房前，该户内的儿子结婚，则将因此增加其配偶的安置人口份额，当该二人生育子女时，则将再增加子女的安置人口份额。此时，原先预留一个安置人口份额的照顾安置政策即无继续适用的必要也不再适用。也就是说，同一人不可能既因结婚生育增加配偶、子女的安置份额，又重复享受前述未满28周岁未婚青年的照顾安置份额）。具体到本案中，沈来灿之子沈志军结婚后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按新增人口数为沈来灿户增加了三个安置人口。退一万步讲，即便原先基于前述《批复》的规定，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同意为沈来灿户的双胞胎子女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因在过渡期内沈志军已结婚生女，故原先预留一个安置人口份额的照顾安置政策不再适用，而应直接适用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计算安置人口的政策。沈来灿户正是基于其儿子沈志军结婚生育而自然增加安置人口三人。其四，四原告要求增加安置面积所依据的《处理意见表》并非关于沈来灿户拆迁安置补偿的补充协议。事实上，双方并未就此签订补充协议，沈来灿户的情况也不符合安置政策规定的应增加安置人口的情形。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未审批同意为沈来灿户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案涉《处理意见表》并未完成最终审批流程，其既不能等同于《安置协议》，也未发生效力。另外，四原告提交的《处理意见表》系复印件，故其上加盖的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印章系复印件证明章，而非审批同意章。其次，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支付75000元货币补偿款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因为安置房屋的购房款须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相应政策结算。而基于《安置协议》的特殊性，该款项并非民事主体经过协商可以确定。综上，本案无论从证据角度，还是政策角度，四原告要求再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诉请，均于法无据，既不符合安置政策，亦不符合拆迁安置实践，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四原告提交的沈来灿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06年7月10日）一份、《钱江世纪城利二（利二花苑）高层安置房结算清单》二份，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交的姚阿二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沈来灿户《居民户口簿》一本、姚阿二《常住人口登记卡》一份、《出生医学证明》二份、安置情况表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四原告提交的证据。1.《钱江世纪城征迁补偿、安置特殊问题的处理意见表》一份，欲证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确实承诺为四原告预支安置一人的事实。2.浙江教育科技频道《走进今天》栏目2009年8月6日晚播放的节目视频光盘一张，欲证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承认《处理意见表》的性质为补充协议的事实。经质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包括“村、工作组意见”及“征迁安置一科意见”“分管领导意见”等内容及签名均不是原件。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该证据第二页加盖的印章只能证明此证据与原件核对无误，而非代表“审核同意”或“同意上述意见”所加盖的印章。事实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在《处理意见表》复印件上直接加盖表示“同意”的印章。且从该《处理意见表》载明的内容来看，利二村村民委员会、征迁安置一科将相关安置意见上报后，最终并未获得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主管领导审批同意。也就是说，该《处理意见表》的审批流程尚未完成，未形成最终审批意见。因为根据惯例，该《处理意见表》中“主管领导意见”一栏应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主任签字，并写明处理意见，然后再经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城乡一体办”）审核。在城乡一体办同意该处理意见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才能与四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增加的安置面积。也只有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后，才能视为整个流程已经完成。综上，该证据不能实现四原告的证明目的。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根据该视频显示的内容，通过记者采访，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原工作人员宋云亮称愿意进一步处理四原告的情况，采访的记者遂称“将要签订补充的《补偿安置协议》”。但实际情况是，采访之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并未通过正式的审批流程完成审批，双方也未签订补充协议。因此，该证据仅能证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原工作人员当时曾经提出的一个说法，至于最终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是否同意、有无审批通过，该证据无法证明。另经核实，视频中接受采访的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原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宋云亮因犯受贿罪于2014年被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处缓刑，原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开发建设指挥部征迁科科长丁文华亦因同案被判处缓刑。其二人的犯罪事实是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故该视频中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原工作人员的说法并不能代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最终意见。综上，该证据无法证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最终审批同意为沈来灿户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也无法证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与沈来灿户签订了补充协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虽系复印件，但加盖了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印章，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关于该证据加盖的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印章的性质及意义，鉴于印章加盖于该复印件的备注栏处，而非最终审核意见“主管领导意见”落款处，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该印章系证明该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的证明章，而非表示同意宋云亮签署的“分管领导意见”的审核确认章的质证意见，既符合常理，也与《处理意见表》应加盖印章的“主管领导意见”处系空白的客观情况相符，故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对象，结合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下文详述。证据2，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浙江教育科技频道记者就沈来灿反映的龙凤双胞胎在安置过程中遭遇“政策歧视”，比男性双胞胎少获得一个安置人口面积这一情况反映，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原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宋云亮进行了采访。宋云亮解释了政策背景，但未直接表明同意为沈来灿户的双胞胎子女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关于将会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方式为沈来灿户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表述系采访记者的说法。即便采访记者系转述宋云亮的说法，结合四原告提交的《处理意见表》来看，宋云亮作为时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副主任的分管领导，其职权范围系在该《处理意见表》的“分管领导意见”处签署意见，不能超越权限在“主管领导意见”处签署意见，故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态不能代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最终审批意见。综上，该证据无法实现四原告的证明目的，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相关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交的沈来灿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06年7月20日）一份。经质证，四原告认为，该《安置协议》落款处乙方“沈来灿”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但确认收到该协议载明的补偿款5000元。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乙方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协议载明的内容（增加补偿款金额5000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四原告系同一户内家庭成员，沈来灿与陈桂凤系夫妻关系，沈志军与沈志燕系沈来灿与陈桂凤的双胞胎子女。案外人姚阿二系沈来灿的母亲。沈志军与案外人赵渭丽结婚后于2015年2月9日生育双胞胎女儿沈依萱、沈依菲。2006年7月10日，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甲方）与被拆迁人沈来灿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对沈来灿户坐落于利二村×组共计建筑面积450.22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并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及其支付、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沈来灿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即本案四原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安排沈来灿户安置用房建筑面积230平方米，分别为小高层110平方米（户型为120平方米）、高层120平方米。《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沈来灿作为户主，在该《安置协议》上签名确认。同日，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还与案外人姚阿二户另行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对姚阿二户坐落于利二村×组共计建筑面积120.86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姚阿二户可安置人口为1人，安置用房建筑面积为小高层55平方米（户型为60平方米）。协议签订后，沈来灿户因沈志军、沈志燕双胞胎子女增加一人安置的诉求未获解决，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房屋。2009年4月，沈来灿户通过《处理意见表》反映：“本户系06年国际OFS项目拆迁户，合同签订时安置人口以实有4人安置，至今尚未腾房，户主要求双胞胎子女预置壹人安置。”同年4月2日、4月21日、4月22日，利二村村民委员会、原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开发建设指挥部征迁科科长丁文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原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宋云亮分别在“村、工作组意见”“征迁安置一科意见”“分管领导意见”等处签署了意见。其中宋云亮在“分管领导意见”栏处载明：“同意预支安置一人，具体安置面积及房款待安置时一并结算处理。”该《处理意见表》“主管领导意见”处系空白，亦未加盖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印章。前述二份《安置协议》履行过程中，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按约向四原告发放了临时过渡费，城乡一体办将沈来灿、陈桂凤、沈志燕、沈志军与案外人赵渭丽、沈依萱、沈依菲、姚阿二作为一户进行审核公示并合并安置，审核公示的安置面积为合计560平方米。至本案诉讼时止，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为前述八人分配包括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利二花苑（以下简称“利二花苑”）×幢×室建筑面积为60.22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利二花苑×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148.07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及车位号为×的汽车位一个，利二花苑×幢×单元×室建筑面积为102.78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及车位号为×的汽车位一个在内共计五套安置房（其余二套安置房坐落不明），并支付了高层可增购面积相应的货币补偿款。前述二份《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另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2月24日发出萧政办抄〔2006〕22号《抄告单》，同意《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上下文统称“《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六）款第2项规定：“农户购买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需经资格审查认定。具体条件按本实施细则安置人口确定的具体规定，由村委会集体讨论，张榜公布7天无异议，经钱江世纪城?宁围镇审核后报区一体办核准，经区级新闻媒体公示无异议后，再由区一体办出具购房证明。”2010年10月1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向城乡一体办作出《关于对四类家庭照顾安置面积的批复》（萧政发〔2010〕114号，上下文统称“《批复》”）。该《批复》载明：“根据区长办公会议讨论的意见，为顺利推进拆迁工作，经研究，决定对以下四类情况的家庭，在其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前提下，以成本价进行适当的照顾安置：……2.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对以上四类家庭的照顾面积，多层不超过50平方米（高层同比例提高）。”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对《处理意见表》性质及效力的认定。结合前述认定事实，沈来灿户因其位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征收，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了案涉《安置协议》，对安置人口、安置面积等拆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了合意。该《安置协议》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平等主体达成的民事协议，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也表明双方自愿受该协议约束。故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之规定，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也就是说，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沈来灿户进行安置的过程中，双方均应按照该《安置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如对安置人口、安置面积等《安置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产生争议，应通过平等协商达成补充协议，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故沈来灿户基于《批复》关于“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在其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前提下，以成本价进行适当的照顾安置，照顾面积多层不超过50平方米（高层同比例提高）”的安置政策，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应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达成补充协议。其一，本案中，四原告提交的《处理意见表》从形式和载明的内容来看，系沈来灿户向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出为双胞胎子女预支一人安置的申请，该申请应经村、工作组、征迁安置一科、分管领导、主管领导等逐级上报、审批。换言之，沈来灿户的相关诉求最终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并非沈来灿户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实现，取决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乃至城乡一体办的最终审核意见。该《处理意见表》具有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申请与审批性质，而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补充协议性质。其二，所谓“协议”，是指协议双方就各自权利义务达成的合意。从《处理意见表》“主管领导意见”处无人签署审批意见且未加盖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审核同意”的印章的情况来看，该《处理意见表》并未完成最终审批程序，无法代表作为“补充协议”一方的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最终意思表示。故即便将《处理意见表》视为原、被告双方作为平等主体就《安置协议》之外增加安置人口与安置面积进行协商的载体，将沈来灿户的利益诉求视为要约，则只有在受要约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才构成对该要约的承诺。而只有在承诺生效时，合同才成立，也就是四原告所主张的“补充协议”才宣告达成。显然，该《处理意见表》因缺乏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承诺”而未成立并生效。至于宋云亮在“分管领导意见”处签署的意见及其在接受浙江教育科技频道采访时的表态，不能代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最终审批意见，具体理由在前述证据认证意见中已详述，此处不再赘述。其三，退一步讲，即便宋云亮在“分管领导意见”处签署的意见结合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态，足以认定其审批意见代表了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最终审批意见。因宋云亮在“分管领导意见”处载明“同意预支安置一人，具体安置面积及房款待安置时一并结算处理”，故该《处理意见表》对于沈来灿户可增加的安置面积实际上并未予以明确。即便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同意为沈来灿户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具体安置面积亦属“约定不明”。四原告主张根据安置政策及安置实践的惯常做法，按照一个安置人口可享受60平方米高层安置面积及10平方米高层增购面积折算的货币补偿款75000元的方式，对《处理意见表》“预支安置一人”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但从宋云亮在“分管领导意见”中载明的“具体安置面积及房款待安置时一并结算处理”的内容来看，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显然未承诺按照安置政策及安置实践的惯常做法为沈来灿户增加安置面积，而将确定安置面积的主动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可见，即便宋云亮签署的意见代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最终意见，该《处理意见表》因缺乏“补充协议”的核心内容即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同意为沈来灿户增加的安置面积，仍然无法视为成立并有效的“补充协议”。综上，案涉《处理意见表》不具有补充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二、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即再分配安置房60平方米并支付75000元货币补偿款是否具有合同、法律或政策依据。其一，结合前述分析，因《安置协议》未约定沈来灿户可增加安置人口一人及相应的安置待遇，而原、被告双方亦未达成补充协议，故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即再分配安置房60平方米并支付75000元货币补偿款的诉请，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其二，结合前述查明事实，根据《批复》规定的安置政策，只有“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的拆迁户”才有可能基于《批复》的规定获得增加不超过多层50平方米（高层同比例提高）安置面积的照顾安置待遇。本案中，沈来灿户的家庭情况（生有龙凤双胞胎）显然不符合上述政策要求。至于该《批复》作为安置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涉及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理范围。故四原告关于该《批复》等安置政策违反《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男女平等原则的规定的相关主张，不应在本案中评价，本院不予采信。其三，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男大当家、女大当嫁”的农村习惯，将《批复》规定的照顾安置政策平等适用于生有女性双胞胎或龙凤双胞胎的拆迁户，从该《批复》的政策背景及意图来看，“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拆迁户生有两个儿子（包括男性双胞胎），在安置期间均未婚，且不符合大龄未婚照顾安置政策的，在其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前提下，以成本价进行适当的照顾安置，照顾面积多层不超过50平方米（高层同比例提高）”的安置政策，系基于被拆迁人户内二个子女在安置期间既未结婚，无法享受因结婚生育所必然增加的安置人口份额，也未达到28周岁以上的适婚年龄，无法享受28周岁以上未婚大龄青年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的安置待遇，故对其中一个子女进行照顾安置，预先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份额。这也意味着，在协议签订后分房安置前，如该被拆迁人户内子女结婚生育或满足28周岁以上未婚大龄青年的条件，将自然而然基于《实施办法》等普适性的安置政策新增安置人口（主要是该子女结婚后的配偶及子女）。显然《批复》规定的照顾安置政策及因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安置人口的基本安置政策，目的是同一的，故不存在重复享受安置待遇的空间。具体到本案中，即便沈来灿户的双胞胎子女因适用前述《批复》规定的照顾安置政策而可增加安置人口一人，鉴于沈志军在安置期间已结婚生育并因而增加安置人口三人，且已实际安置完毕，沈来灿户当然无法再重复享受《批复》对双胞胎家庭的照顾安置政策。综上，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即再分配安置房60平方米并支付75000元货币补偿款的诉请，无政策依据。 综上所述，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其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即再分配安置房60平方米并支付75000元货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沈来灿、陈桂凤、沈志军、沈志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76元，减半收取计2788元，由沈来灿、陈桂凤、沈志军、沈志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知飞 书记员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