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84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通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知行大厦七层707室。法定代表人徐京钢，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尹秀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治萍，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3层。法定代表人卢志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鉴庸，女，1981年1月15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郑欣，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法定代表人吴晓东，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庆华，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立新，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段永基，男，1946年7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知春里**楼****号。委托代理人尹秀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治萍，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通集团公司、上诉人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集团公司）与被上诉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公司）、原审被告段永基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商）初字第10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石东担任审判长，法官耿协阳、唐旭超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8月11日、2015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通集团公司与原审被告段永基的委托代理人尹秀超、胡治萍，上诉人泛海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鉴庸、郑欣，被上诉人华泰证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庆华、王立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泰证券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华泰证券公司曾因债权纠纷一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起诉四通集团公司，北京高院于2009年12月17日作出（2008）高民初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判决四通集团公司向华泰证券公司支付本金175533893.11元及相应利息。因四通集团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华泰证券公司向北京高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目前四通集团公司仍欠华泰证券公司近2亿元的本金和利息。北京高院在审理案件时，华泰证券公司曾将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有线公司）2000万元的股权向北京高院申请了冻结。在北京高院执行阶段，华泰证券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及北京四通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案外人，以下简称四通新技术公司）就解除对股权的冻结事宜，于2013年5月3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四通新技术公司以房产及现金代四通集团公司偿还华泰证券公司部分欠款，四通集团公司及四通新技术公司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后，华泰证券公司将向北京高院申请解除对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查封，并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该股权。但约定华泰证券公司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股权的意思是要求四通集团公司将处置股权所得到的钱款用于偿还华泰证券公司的欠款，所以华泰证券公司才向北京高院申请解除了对四通集团公司股权的查封。2013年11月6日，华泰证券公司经到北京市工商局查询，得知2013年10月31日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分别作为出质人、质权人、担保人，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该合同约定：为确保四通集团公司能切实归还欠泛海集团公司的债务，四通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2000万元出资额向泛海集团公司进行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四通集团公司在中广有线公司投资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质押期限自股权设立之日起至四通集团公司偿还全部欠款或段永基代为偿还全部欠款之日止。四通集团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明知四通集团公司欠华泰证券公司等多个债权人的几亿元债务，而且都是经过法院判决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的债务，却恶意串通，将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质押给泛海集团公司，使四通集团公司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华泰证券公司的合法权益。故现起诉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撤销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所做的质押行为。四通集团公司、段永基在一审中答辩称：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并不存在恶意串通。北京高院在审理华泰证券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的案件时，华泰证券公司已经对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的股权向北京高院申请了查封。在北京高院执行阶段，华泰证券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及其担保人四通新技术公司（四通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就解除查封事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四通集团公司及四通新技术公司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后，华泰证券公司将向北京高院申请解除对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查封，并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该股权。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四通集团公司及四通新技术公司履行了义务，后华泰证券公司向北京高院申请解除了对股权的查封。所以根据《执行和解协议》，是华泰证券公司向北京高院申请解除了被查封的股权，并同意由四通集团公司处置该股权的。让四通新技术公司代四通集团公司还款的目的，就是解除对股权的查封，四通集团公司就可以处置该股权。现华泰证券公司却以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恶意串通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质押合同》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所以不同意华泰证券公司的诉讼请求。泛海集团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华泰证券公司依据的法律条文是针对抵押行为的，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签订的是质押合同，不能适用该条文，所以不同意华泰证券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华泰证券公司曾因债权纠纷一案在北京高院起诉四通集团公司，2009年12月17日，北京高院作出（2008）高民初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判决四通集团公司向华泰证券公司支付本金175533893.11元及相应利息。因四通集团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华泰证券公司向北京高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高院在审理华泰证券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的案件时，华泰证券公司曾向北京高院申请冻结了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的股权。在北京高院执行阶段，华泰证券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四通新技术公司就解除对股权的冻结事宜，于2013年5月3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四通新技术公司以房产及现金代四通集团公司偿还华泰证券公司部分欠款。四通集团公司及四通新技术公司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后，华泰证券公司将向北京高院申请解除对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查封，并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该股权。除非出现四通集团公司和四通新技术公司对本协议的违约行为，否则自解封之日起3个月内，不再另行申请查封该股权。《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四通集团公司及四通新技术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后华泰证券公司向北京高院申请解除对股权的冻结，北京高院于2013年8月21日解除了该冻结。2013年9月24日，因四通集团公司欲将股权转让给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数字公司），北京高院向华数数字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华数数字公司不得将转让款支付给四通集团公司或其他单位。后该股权未转让。2013年10月31日，四通集团公司、段永基、泛海集团公司分别作为出质人、担保人、质权人，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该合同约定：为确保四通集团公司能切实归还欠泛海集团公司的债务，四通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2000万元出资额向泛海集团公司进行质押担保，质押标的为四通集团公司在中广有线公司投资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质押期限自股权设立之日起至四通集团公司偿还全部欠款或段永基代为偿还全部欠款之日止。四通集团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一审庭审中，泛海集团公司提供了多份证据证明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2013年11月22日，北京高院应华泰证券公司的申请，又将四通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广有线公司的2000万元股权进行了冻结。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虽然是针对抵押行为制定的，但可以扩大到适用质押行为。另外，在四通集团公司将股权质押给泛海集团公司后，华泰证券公司又向北京高院申请冻结了该股权，且北京高院亦予以冻结，并且在四通集团公司欲将股权转让给华数数字公司时，北京高院向华数数字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华数数字公司不得将转让款支付给四通集团公司，应视为北京高院也是不同意四通公司处置该股权的。故四通集团公司将股权质押给泛海集团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华泰证券公司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了恶意串通，应予以撤销。对于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认为质押行为未构成恶意串通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四通集团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段永基于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所做的质押行为。四通集团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错误认定案外人四通新技术公司是四通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事实上二者没有任何隶属关系。2、错误认定北京高院不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中广有线公司股权。《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该协议须报备北京高院，之后，北京高院亦依华泰证券公司的申请，将冻结的中广有线公司股权予以解封。北京高院2013年9月24日向华数数字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仅是限制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而未限制四通集团公司转让股权。且北京高院于2013年11月22日再次查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也说明其严格遵守了《执行和解协议》第四条第四款的约定。3、《执行和解协议》是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华泰证券公司明知并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中广有线公司股权。4、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四通集团公司通过订立《执行和解协议》处置中广有线公司股权以延长真实债务的偿还期限，无可厚非。华泰证券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且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均无恶意串通的动机。5、华泰证券公司的利益并未因《股权质押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遭受任何实质损害，其在《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已获得相应对价。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仅适用于抵押，不能扩大使用到质押，一审法院不应扩大该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且该条款的适用须以恶意串通、债务人将财产抵押给某一债权人并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为前提，但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综上，四通集团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华泰证券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华泰证券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泛海集团公司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构成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亦确认了该事实。接受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质押前，泛海集团公司不清楚四通集团公司与华泰证券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四通集团公司亦未将股权查封与解封过程、北京高院限制股权转让款支付等情况告知泛海集团公司。华泰证券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二、一审法院作为基层法院，无权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进行扩大解释。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仅适用于债务人将其财产抵押给部分债权人的情形，一审法院无权扩大解释。泛海集团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华泰证券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华泰证券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华泰证券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针对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口头答辩称：一、四通集团公司与四通新技术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明显系恶意串通，目的是隐匿可供执行的财产。工商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显示，四通新技术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为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而根据四通集团公司2010年度年检报告书的记载，四通集团公司持有四通控股有限公司51.1%的股份。因此，四通集团公司是四通新技术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此外，四通集团公司与四通新技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多处重合，且如果二者没有关联关系，四通新技术公司也不会代四通集团公司偿还债务。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亦显示，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段永基，董事则包括泛海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卢志强、张迪生，股东则包括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民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泛海资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现名称为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能源公司，系泛海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四通信息产品技术公司、张迪生，从上述股权及人事情况看，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对四通集团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应当是明知的。二、华泰证券公司未放弃对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执行，北京高院亦未放弃执行。华泰证券公司同意解除对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查封，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包括股权转让款在内的四通集团公司其他财产的执行，且四通集团公司并未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华泰证券公司于2013年8月7日先申请查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转让款，之后于2013年8月15日申请解除轮候查封，北京高院于2013年8月21日解除查封，四通集团公司在接受北京高院询问时也称其未签订过任何股权转让协议，北京高院也明确要求其不得转让，在得知四通集团公司拟将股权转让给华数数字公司后，北京高院又要求华数数字公司不得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四通集团公司。三、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不真实的。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四通集团公司是泛海能源公司的发起人，说明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根据该判决的认定，泛海能源公司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四通集团公司追偿，四通集团公司和泛海集团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泛海能源公司已于2011年8月30日收到四通集团公司偿还的债务2亿余元，且泛海能源公司未申请强制执行，说明四通集团公司因该判决对泛海能源公司所负的债务已履行完毕。四、担保法解释的制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债务人将其财产为部分债权人的债权设定事后抵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其他债权人不公平。且质押、抵押的法律后果都是在债务人财产上设定优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也适用于本案。华泰证券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段永基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针对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口头答辩称：一、四通集团公司也是华泰证券公司的发起人，不能以四通集团公司是泛海能源公司发起人为由认定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二、四通集团公司曾参股过四通控股有限公司，但四通新技术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现不存在关联关系。段永基同意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但未提起上诉。针对四通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泛海集团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泛海集团公司同意四通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针对泛海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四通集团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四通集团公司同意泛海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四通集团公司提交收据3份、企业往来确认函2份，以及协议书、情况说明、与四通集团往来明细表各1份，以证明其将欠付泛海能源公司的债务转移至泛海集团公司。华泰证券公司认为收据在债务转移中并非必要，且泛海能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取得对四通集团公司的追偿权，但其并未行使。泛海集团公司认为其从泛海能源公司处受让对四通集团公司的债权有充分依据，出具收款凭证仅是做账需要。段永基则认可四通集团公司的陈述意见。四通集团公司提交北京乡村高尔夫别墅相关材料明细表、说明、承诺函、执行担保函、交接文件清单、通知各1份，以证明华泰证券公司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知悉北京顺义区乡村高尔夫别墅16号楼房产的所有情况，四通集团公司已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中与该房产有关的义务。华泰证券公司认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四通集团公司应交付与上述房产有关的原始文件原件，但其未交付，且因其怠于取得所有权，导致上述房产过户无法执行。泛海集团公司认为其与该事实无关，段永基则认可四通集团公司的陈述意见。四通集团公司另提交其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被查封情况表及附件，以证明其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曾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高院等多家法院多次查封。华泰证券公司认为《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其申请对上述股权的查封处于第一顺位，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泛海集团公司称其认为华泰证券公司在北京高院申请的股权查封系轮候查封，《股权质押合同》的签订未导致其实际损失。段永基则认可四通集团公司的陈述意见。泛海集团公司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和泛海能源公司2007年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以证明四通集团公司确系泛海能源公司的发起人，但其所持股权已于2007年转让给泛海集团公司。华泰证券公司称上述证据证明四通集团公司系泛海控公司的4个发起人之一，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也存在紧密合作关系。四通集团公司、段永基认可泛海集团公司的陈述意见。华泰证券公司提交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以证明截至《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前，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四通集团公司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查封一直处于第一顺位。四通集团公司、段永基称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查封系针对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多次查封之一，其查封时间滞后于其他查封。泛海集团公司同意四通集团公司的陈述意见，认为北京高院对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查封是轮候查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2010）高执字第00040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和解协议、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2010）高执字第000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0）高执字第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回证、北京高院询问笔录、泛海公司提供的多份证明泛海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当庭陈述意见等证据在案作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一、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二、四通集团公司将其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质押给泛海集团公司的行为是否应归于撤销，三、华泰证券公司是否有权请求撤销上述质押行为。一、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函、支票存根、收据，可以认定四通集团公司于2004年11月23日收到泛海能源公司款项180万元。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2004年12月7日作出的（2004）一中民初字第6728、6729、6730号民事调解书的记载，四通集团公司欠付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轴路支行的借款本金为6600万元，其中3000万元由泛海能源公司代偿。根据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电汇凭证、进账单、结算业务申请书，泛海能源公司自2005年1月6日至2007年1月31日实际代偿的金额为6600万元。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5月15日作出的（2006）民二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四通集团公司须偿还中国进出口银行借款本金1.36亿元及利息，泛海能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信汇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进账单等证据显示，泛海能源公司自2006年9月25日至2008年1月4日共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偿还借款本息157662416.10元。泛海能源公司于2008年12月31日向四通集团公司出具《企业往来确认函》1份，载明因泛海能源公司代偿北京商业银行贷款180万元、6600万元及代偿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157662416.10元，四通集团公司累计欠付泛海能源公司款项225462416.10元。四通集团公司在该函上加盖公章，并注明“数据核对无误。我公司承诺，尽快归还上述款项。”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泛海能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泛海能源公司将其对四通集团公司的债权215462416.10元转让给泛海集团公司。该《协议书》附件《与四通集团往来明细表》记载的泛海能源公司对四通集团公司的债权构成为：四通集团公司直接收取的180万元、泛海能源公司代偿北京商行贷款并经冲抵后的余额5600万元、泛海能源公司代偿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及费用157662416.10元。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将其对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债权3150万元转让给泛海集团公司，债权转让后，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对泛海集团公司负有债务3150万元。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泛海能源公司、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泛海能源公司将其对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债权3000万元转让给泛海集团公司，债权转让后，四通巨光高新技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对泛海集团公司负有债务3000万元。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四通集团公司、北京四通综投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显示，北京四通综投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对泛海集团公司的负债1200万元转让给四通集团公司，债务转让后，四通集团公司对泛海集团公司负有债务1200万元。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泛海能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北京四通电脑有限公司之间的《协议书》显示，泛海能源公司将其对北京四通电脑有限公司的负债800万元转让给泛海集团公司，北京四通电脑有限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四通集团公司，转让后，泛海集团公司对四通集团公司负有债务800万元。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显示，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将其对四通新技术公司的负债500万元转让给泛海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四通集团公司，转让后，泛海集团公司对四通集团公司负有债务500万元。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泛海能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上海四通沪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泛海能源公司将其对上海四通沪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负债300万元转让给泛海集团公司，上海四通沪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四通集团公司，转让后，泛海集团公司对四通集团公司负有债务300万元。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与泛海能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泛海能源公司将其对四通新技术公司的负债200万元转让泛海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四通集团公司，转让后，泛海集团公司对四通集团公司负有债务200万元。2013年1月18日，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段永基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泛海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经过账目核对、债权债务转让及相互抵消后，最终确认四通集团公司欠付泛海集团公司的债务总额为131218202.61元，四通集团公司应于2014年6月30日前分期偿还该款项，段永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据此，泛海集团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其与四通集团公司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四通集团公司亦认可其欠付泛海集团公司债务的事实。华泰证券公司辩称因四通集团公司与泛海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泛海集团公司代偿债务并取得追偿权后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此可推定泛海集团公司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真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四通集团公司将其所持中广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给泛海集团公司的行为是否应归于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对债务人实施的放弃到期债权、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诈害债权的行为，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在适当状态，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只要债务人的行为减少了责任财产，并害及债权人的债权，不论是具有减少债务人财产还是具有增加债务人财产负担的法律效果的行为，均应成为撤销权的对象。正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债务人放弃其未到期的债权或者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将债务人放弃未到期的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履行期的行为纳入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的对象范围。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四通集团公司对华泰证券公司、泛海集团公司等多家债权人负有到期债务且不能清偿，在华泰证券公司等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后，因四通集团公司未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义务，人民法院已对四通集团公司名下财产实施了查封措施。在同时对多家债权人负有到期债务且不能清偿的情况下，四通集团公司以与泛海集团公司、段永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的方式将其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质押给债权人之一的泛海集团公司，增加了债务人四通集团公司财产的负担，也将导致可用于向其他债权人清偿的债务人财产的减少，华泰证券公司作为债权人请求撤销该质押行为，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第四项的约定，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公司履行完毕约定义务后，华泰证券公司应向受理其申请对四通集团公司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采取查封措施的法院提出有效的解封申请，法院解封后，华泰证券公司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中广有线公司股权。四通集团公司上诉称其将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质押给泛海集团公司，属于约定的“处置”的范围，其未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但在对多家债权人负有到期债务且不能清偿的情况下，四通集团公司对其财产的处分应以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为目的，将财产质押给某一债权人无异于针对该特定债权人进行清偿，应当归于撤销，故对于四通集团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而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不适用于动产质押，虽《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权利质押可适用动产质押的相关规定，但本案所涉权利质押显然并不适用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关于抵押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华泰证券公司是否有权请求撤销上述质押行为。依照《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第四项的约定，大连房产完成过户、四通新技术公司用顺义房产为四通集团公司偿还华泰证券公司债务提供执行担保、四通新技术公司将1000万元现金汇到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监管账户三个条件均已成就之日起三日内，华泰证券公司向受理其申请对四通集团公司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采取查封措施的法院提出有效的解封申请，华泰证券公司向法院提出解封申请后及时通知四通集团公司，并配合督促法院尽快依法解封。在华泰证券公司提交解封申请后，北京高院于2013年8月21日解除了对四通集团公司所持中广有线公司的查封。此外，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第四项的约定，北京高院依华泰证券公司申请解除对四通集团公司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的查封后，四通集团公司有权处置该股权。但即使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公司已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华泰证券公司对四通集团公司享有的债权亦未清偿完毕，华泰证券公司仍是四通集团公司的合法债权人，且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诉讼利益将及于四通集团公司的全体债权人，也就是说，华泰证券公司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主体资格并不因同意四通集团公司处置其所持中广有线公司股权而丧失。四、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争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四通新技术公司为四通集团公司的“下属单位”，但现有证据显示：四通新技术公司注册资本为17500万元，其中北京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出资16625万元，张迪生出资525万元，张迪生担任董事长、段永基担任董事；北京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130万元，均由四通控股有限公司出资，段永基、张迪生担任董事。华泰证券公司提交的四通集团公司2010年度年检报告书显示，四通集团公司持有四通控股有限公司51.10%的股份，四通集团公司称其现已不持有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华泰证券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四通集团公司现仍持有四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本院认定华泰证券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四通集团公司现仍通过持股或者其他方式控制四通新技术公司，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四通新技术公司为四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在纠正瑕疵后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九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四通集团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段永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四通集团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代理审判员 耿   协   阳代理审判员 唐   旭   超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李诚书记员许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