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0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易金聪。委托代理人：胡胜文，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向荣，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扈献民。委托代理人：张宇，广东诺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易金聪。原审被告：刘运雄。委托代理人：杨晨名，广东悦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伟君。原审被告：赵晨媚。上诉人易金聪因与被上诉人扈献民、原审被告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冠联公司）、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扈献民提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上显示，2009年7月12日，扈献民与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约定如下事项：1、扈献民投入现金100万元持股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25%的股份，协议签订后7日内到账30万元人民币，其余资金于2009年8月31日前分批到账；2、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优先保障2009年7月12日到2010年7月12日的第一个年度扈献民的分红不低于40万元，第二、第三年度原则上也照此办理；3、若上述第一个年度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亏损，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将以10%-25%的股份补偿给扈献民；4、扈献民支付的资金到位后，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将变更公司章程，成立以易金聪为首的新董事会，将公司注册资金更改为300万至500万元人民币；5、该协议是由该公司全体股东全权委托公司法人代表易金聪与扈献民签订，以确保公司利益的合理性和协议的合法性。《合作协议》上加盖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并有易金聪、赵晨媚、陈伟君、刘骏雄等人的签名。易金聪、刘运雄当庭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否认协议上的“刘骏雄”系刘运雄。扈献民提交了《境内汇款申请书》并经易金聪、刘运雄当庭确认，扈献民于2009年7月12日至2009年8月31日分六次支付了款项共计人民币100万元，扈献民已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2009年7月20日，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向扈献民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扈献民投资资金30万元。2009年7月29日易金聪、赵晨媚、陈伟君、刘骏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易金聪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将个人所持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刘运雄，赵晨媚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将个人所持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陈伟君。当日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股权转让见证书》，证明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2009年10月23日，深圳市纬冠联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易金聪变更为刘运雄，股东由易金聪、赵晨媚变更为刘运雄、陈伟君。2011年5月17日，纬冠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运雄变更为易金聪。扈献民一审诉讼请求为：1、终止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连带返还扈献民1000000元并赔偿损失1173333.33元；2、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承担诉讼费。原审法院认为：扈献民与纬冠联公司、易金聪、陈伟君、赵晨媚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股权转让部分条款，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合作协议》中的盈利保障和亏损补偿等约定，扈献民未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根据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扈献民是否已经依照《合作协议》约定取得股东地位。易金聪、刘运雄在庭审中认为扈献民已经履行完出资义务，公司出具了出资证明，认可其占公司干股，扈献民是实际股东，扈献民认为纬冠联公司没有如约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也没有实际参与到纬冠联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原审法院认为，扈献民在履行完出资义务后，并未按照《合作协议》取得股东地位，理由为：1、纬冠联公司向扈献民出具的《收据》仅能证明其承认扈献民向其支付过部分投资款的事实，但没有完整记载扈献民的出资状况，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纬冠联公司没有向扈献民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且2009年8月31日前，扈献民已经向纬冠联公司全额支付了《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款项，但在2009年10月23日及2011年5月17日的纬冠联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两次变更过程中，扈献民都没有被登记为纬冠联公司股东，故扈献民不是纬冠联公司的显名股东；2、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2009年10月23日以前，纬冠联公司股东人数为两人，即易金聪和赵晨媚，各持有50%的股份，而之后股东变更为刘运雄和陈伟君，此二人各持有50%的股份，并且在2011年5月17日纬冠联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再次变更后，并没有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之外的其他人成为公司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上述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仅为名义股东，其实际上是代扈献民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扈献民曾参加过公司股东会、享受股东权益等事实，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扈献民也不是纬冠联公司的隐名股东。综上，扈献民并没有成为纬冠联公司的显名股东或隐名股东，其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关于责任承担主体。扈献民主张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对其投资款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认为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在《合作协议》上的签名并不代表对纬冠联公司责任的担保，也没有证据证明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是故意转移资产骗取扈献民投资款，因此扈献民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查，《合作协议》签订时，易金聪、赵晨媚为纬冠联公司股东，刘运雄、陈伟君与《合作协议》上的约定事项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因此扈献民要求刘运雄、陈伟君承担返还投资款的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纬冠联公司接受了扈献民的投资款，但并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扈献民要求纬冠联公司返还相应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合作协议》中约定：“该协议是由该公司全体股东全权委托公司法人代表易金聪与扈献民签订，以确保公司利益的合理性和协议的合法性。”此约定意为该公司的全体股东即易金聪、赵晨媚亦为协议中的一方，与纬冠联公司负有相同的合同义务，因此易金聪、赵晨媚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关于扈献民提出的诉讼请求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届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合作协议》中并没有约定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扈献民认为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其庭审中主张的2014年初开始计算，因此纬冠联公司、易金聪、刘运雄、陈伟君、赵晨媚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扈献民提出的损失赔偿。扈献民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年利率的四倍从2009年8月31日起计算。经查，《合作协议》中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及原理，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否则逾期付款违约金均以赔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扈献民主张的损害赔偿金额过高，应当予以调整，应从2009年9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准，上浮50%计收损失赔偿，计至原审法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易金聪、赵晨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返还扈献民人民币1000000元并赔偿损失（以人民币1000000元为基数，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50%从2009年9月1日起计至原审法院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二、驳回扈献民对刘运雄、陈伟君的诉讼请求。如果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易金聪、赵晨媚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187元，由扈献民负担人民币7256元，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易金聪、赵晨媚共同负担人民币16931元。上诉人易金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扈献民的全部诉讼请求；2．扈献民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本案案情，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将纬冠联公司与扈献民之间的《合作协议》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是明显错误的。首先，从事实上看，纬冠联公司与扈献民签订合作协议是基于纬冠联公司在纬冠联公司研发出三种类型的电脑主机，此时正处于产品测试及准备投产阶段，扈献民看好研发产品的利好前景遂决定以投资该项目的方式向公司投入了资金100万，同时就该笔投资的期望收益进行了原则性约定。其次，从法律上看，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有两种转让形式，即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和公司外部的股权转让，由此可知股权转让应有对应的持有公司股权的股东作为转让方，且他人以一定价格受让，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且有相应的对价支付给股份出让方。但合作协议中没有特定的股东转让股份，并收取对价的约定，事实上扈献民投入的100万现金是作为投资款投给公司的，更准确的说是当时正在实施的精微主机项目。故一审判决将纬冠联公司与扈献民签订的合作协议行为认定为股权转让是完全错误的。2、一审判决关于扈献民既非名义股东也非隐名股东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纬冠联公司与扈献民之间非股权转让，则根本不存在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办理工商登记之说。其次，扈献民未与任何人签订代持公司股份的协议，不存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关于合同效力的争议，也不存在任何关于投资权益归属的争议，但一审判决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的规定，认定扈献民非公司隐名股东，从而进一步认定扈献民的合同没有实现，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3、一审判决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该协议是由该公司全体股东权权委托公司法人代表易金聪与乙方扈献民的签订，以确保公司利益的合理性和协议的合法性，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此约定意为公司全体股东即易金聪与赵晨媚也为协议中的一方，与纬冠联公司负有相同的合同义务，因此，易金聪、赵晨媚应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易金聪及其他股东在协议上签名，仅表示公司负责人及股东就扈献民向公司进行投资一事是知悉并且同意的，但签名并不代表其具有了与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应承担与公司同等的合同义务。因为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是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其次，易金聪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对外代表公司，他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实施的行为即是公司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由公司承担。故一审判决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合作协议并未就扈献民的投资行为进行退出机制的约定，则只能依据法律约定对公司进行清算后，才有相应的投资返还之说，而单就扈献民某项权益受到侵害而言，是有相应的诉讼时效的，即按照约定何时应向其支付投资收益而未支付，以此作为时效的起算，故一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关于扈献民提出的损失赔偿的认定是矛盾，其混淆了法律责任和合同义务。扈献民要求解除合同，返还100万投资，根据协议的约定利润金额并赔偿利润损失，一审判决参照逾期付款违约金确定利润损失金额显然是矛盾，首先，按照协议约定，利润金额即为投资收益，如解除了合同，何来投资利润。综上，一审认定错误的原因在于主观臆断该合作协议中框架性的约定，因为本合作协议主要是扈献民与公司之间的投资行为，即投资回报，其中涉及到意向性的股权架构并未做具体的约定，需各参与方进一步协商。被上诉人扈献民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正确的，关于易金聪称双方之间是投资协议明显不正确，根据合作协议有明确约定，扈献民投资的钱是要受让股权，具体约定的比例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原有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对应给扈献民，合作协议实际上就是股权转让协议。合作协议签订之后，扈献民完全按照合作协议中的约定出资股权转让价款，前面约定是增资到300万到500万，原来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在扈献民按照合作协议履行了出资款后，原有的股东都没有履行他们的出资义务，也没有履行将扈献民实际登记为股东的义务。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很清楚。因为易金聪、赵晨媚、陈伟君、刘骏雄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返还款项的义务，这是正当的合理的。关于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如果按照当时预期的收益，我方起诉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已经把损失酌减了，但是一审法院调整为上浮50%，我们认为这是偏低的，应按照我们起诉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于说没有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易金聪、赵晨媚、陈伟君、刘骏雄，我方认为法院认定缺乏依据，从公司与扈献民签订合同后，几次股东变更过程中完全可以看到易金聪、赵晨媚、陈伟君、刘骏雄实际上都是公司股东，实际上应由他们承担连带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约定扈献民投入资金100万元后，持有纬冠联公司股份25%，在注资后易金聪持股52%，其他员工23%。同时约定在扈献民资金到位后，需变更公司章程，成立以易金聪董事长为首的新董事会，将公司注册资金更改为300-500万。根据上述约定，涉案《合作协议》实质为纬冠联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易金聪上诉关于扈献民该100万元系投资款性质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当事人的上述约定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扈献民依约投入增资款项后，公司亦有按约定履行增资扩股的相应义务。涉案《合作协议》签订时间为2009年7月12日，虽然合同未约定纬冠联公司履行义务的具体时间，但直至本案诉讼之时纬冠联公司还未履行义务，扈献民未能按照《合作协议》取得股东身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纬冠联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扈献民有权解除涉案《合作协议》，涉案《合作协议》在本案起诉状送达纬冠联公司时即2014年1月22日已依法解除，本院予以确认。扈献民亦有权要求纬冠联公司向其退还注资款100万元并赔偿相应的损失，由于涉案合同没有约定纬冠联公司履行义务的期限，本案的诉讼时效从扈献民认为其权利被侵害之时开始计算，故易金聪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易金聪上诉主张其不需对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合作协议》约定“该协议是由该公司全体股东全权委托公司法人代表易金聪与扈献民签订，以确保公司利益的合理性和协议的合法性。”，根据该约定，公司股东易金聪、赵晨媚均在协议中签字，但该约定只能表示公司股东易金聪、赵晨媚同意涉案《合作协议》的签订，签字确认以确保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并没有公司股东愿意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据此即认定易金聪与赵晨媚亦为协议的一方，属认定错误，本院不予确认。同时，扈献民亦未举证证明易金聪、赵晨媚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原审判决认定易金聪与赵晨媚应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因此，易金聪关于不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易金聪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扈献民人民币1000000元并赔偿损失（以人民币1000000元为基数，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50%从2009年9月1日起计至本院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三、扈献民与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已于2015年1月22日解除；四、驳回扈献民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1118元，由扈献民负担12335元，由深圳市纬冠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87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潮声审  判  员 聂 效助理 审 判员 王丹妮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兼） 李全慧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