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奉民三(民)初字第714号原告童叶青。委托代理人任孝林（系原告童叶青丈夫），住同原告童叶青。委托代理人乔振平，上海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名友家具厂。法定代表人钟小威，厂长。委托代理人沈振山，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超，上海市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童叶青诉被告上海名友家具厂（以下简称“名友家具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5年3月16日、2015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童叶青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孝林、乔振平，被告名友家具厂委托代理人沈振山、徐超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被告名友家具厂法定代表人钟小威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童叶青诉称，原告自2013年4月1日进入被告处从事木工工作，厂里免费提供住宿，工资计件发放。2013年11月30日15时左右，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眼睛被铣床打出的密度板碎片刺伤，后送医院治疗。原告在职期间，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亦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受伤后，被告拒绝支付医疗费用，且拒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明确表示不愿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处其他员工一样工作和吃住，工资与其丈夫一起发放也是公司老板的建议，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被告自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从未在被告处工作过。被告处木工是技术性的木工，非流水线上的木工。在被告处工作的木工都是男性，需要手艺，原告不符合木工岗位要求。原告自称于2013年11月30日在被告处受伤，却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告向员工了解过，被告处于2013年11月30日从未发生过任何工伤事故。经审理查明，原告与案外人任孝林系配偶关系。任孝林于2013年4月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在被告处从事木工工作。任孝林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原告为任孝林提供辅助性工作。被告处木工的工资实行计件制，根据家具成品数量和单价计算工资，多劳多得。被告法定代表人钟小威之妻出具的2013年7月2日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作量结算清单》均载明系任孝林个人的工作量。任孝林的工资支付方式为平时预支一部分作为生活费，年底结账。2013年4月23日至2013年12月13日期间，任孝林共从被告处预支了11笔生活费，原告以任孝林名义签字从被告处预支了2笔生活费。被告未单独向原告发放过工资。原告于2013年11月30日受伤。2014年11月12日，原告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12月31日，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奉劳人仲（2014）办字第2566号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讼来院。另查明，原、被告之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被告亦未为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费。被告处家具制作非流水线作业，需要木工具备一定技术、手艺和体力，能独立完成家具成品制作。被告处木工均为男性。被告为每个木工单独提供一间宿舍。被告公司规模较小，未制定过规章制度，亦无考勤。2013年中秋节时，被告给任孝林发放过一盒月饼，但未发放给原告。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丈夫任孝林做上手活，其做下手活，其帮任孝林打下手，任孝林上据台、做床、床头柜和抽屉等家具，原告为任孝林订钉子、刷胶、夹板子等。原告无法独立完成家具成品的制作。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和没有原告的辅助，任孝林能够独立完成家具成品的制作，但达不到老板的量。有事情不能上班时不用请假，只要活干完就行。入职时，被告与任孝林约定过，如果没有活的情况下有保底工资，后来没有兑现，但未与原告约定过保底工资。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询问笔录》、《门急诊就医记录册（自管）》、《工作量结算清单》、《现金预支单》、《车间照片》等证据予以佐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而由劳动者提供职业性的劳动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其为木工，但被告处家具制作非流水线作业，需要木工具备一定技术、手艺和体力，能独立完成家具成品制作。而原告于庭审中陈述其不能独立完成家具成品的制作，故原告主张其为木工身份的说法不能成立。结合《询问笔录》中被告处员工陈述原告帮其丈夫任孝林打下手、帮帮忙的事实以及原告于庭审中陈述的打下手意见，本院认定，原告系为任孝林在家具制作过程中提供辅助性工作。本案中，原、被告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本院认为，第一，从工作量的统计对象来看，被告处出具的2013年7月2日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作量结算清单》仅统计任孝林个人的工作量，并未统计原告的工作量。这表明被告仅接受和认可任孝林提供的劳动。第二，从工资的支付对象来看，任孝林于2013年4月23日至2013年12月13日期间共从被告处预支了11笔生活费，原告以任孝林名义签字从被告处预支了2笔生活费。这表明被告仅认可任孝林提供的劳动并为此向任孝林支付过劳动报酬，并未向原告支付过劳动报酬。关于原告以任孝林名义签字从被告处预支了2笔生活费的事实，被告辩称基于被告只认可任孝林系被告处员工，所以要求原告以任孝林名义签字预支；至于允许由原告代签的缘由，被告辩称系基于被告知晓原告与任孝林系夫妻关系的原因。被告的该辩称意见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从原告提供的劳动来看，原告于庭审中陈述，其帮丈夫任孝林打下手，无法独立完成家具成品的制作；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和没有原告的辅助，任孝林能够独立完成家具成品的制作，但达不到老板的量。在被告处以家具成品的数量作为木工工资计算依据的背景下，被告处需要的是具有一定技术、手艺和体力，能独立完成家具成品制作的木工。原告为其丈夫任孝林提供的辅助性劳动不构成被告处认可的木工劳动。第四，从工资的计算方式来看，被告处木工的工资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另外，被告公司规模较小，未制定过规章制度，亦无考勤，管理相对松散。在该工资计算方式背景下，原告基于与任孝林的夫妻关系，在多劳多得的共同目标的激励下，为提高家具制作的数量，为任孝林提供辅助性工作，协助任孝林完成完成家具制作。该辅助行为系原告的个人行为，并未得到被告的认可。综上，虽然任孝林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原告为任孝林提供辅助性工作，但被告仅认可任孝林提供的劳动并向任孝林支付劳动报酬。原告未独立制作过家具成品，未提供过被告认可的劳动，亦未从被告处获取过劳动报酬，故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结合原、被告之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被告未为原告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原告未享受被告的月饼福利待遇，双方亦未约定过保底工资等事实，本院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童叶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童叶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谭文忠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毛振亚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