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223号原告上海彩婷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姬莹，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薛敏，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军，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承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李时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业华，上海方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金卢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马文龙，负责人。原告上海彩婷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婷纺织品公司”）诉被告上海承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鼎实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由审判员丁伟独任审理。因案情需要，本院于2015年3月追加上海金卢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卢箱包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同时，因金卢箱包公司下落不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5年2月13日、3月16日、同年6月19日，本案先后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彩婷纺织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军，被告承鼎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时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业华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本案的第三次开庭审理，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彩婷纺织品有限公司诉称：2014年6月10日、同年8月12日，原、被告双方就被告向原告采购餐包、旅行包等事宜分别签订编号为SK14-0312、SK14-0505、PT140804三份《购销合同》。合同就产品型号、数量、单价、交货日期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并约定付款方式为：货物凭进仓单入库单支付百分之九十货款，余下百分之十等开票后再付。合同签订之后，彩婷纺织品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指定的仓库交付了所有的货物，取得相应的进仓单、入库单，并向被告开具发票。经被告向原告确认，原告向被告供货的总价款合计人民币412,167.50元（以下币种同），被告已经支付的货款为310,680.36元，尚余货款101,487.14元未付。为此，原告经多次催讨未果。故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偿付原告货款101,487.14元；二、被告赔偿原告公证费4,000元。被告上海承鼎实业有限公司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应为加工合同关系，而非原告所述的买卖合同关系，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是按照被告的要求对箱包进行加工，被告实际已经不欠付原告加工款；第二，被告曾与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存在加工关系，后因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之后，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的加工义务由原告承接，故再由原告与被告签订书面的合同。原告承接第三人加工义务的同时一并接收了存放在金卢箱包公司仓库中，归属于被告的价值92,364元的原材料，该笔面料应作为原告与被告结算加工款时的甲供部分予以扣除，因此被告已经不结欠原告加工款；第三、原告自第三人处取得属于被告的面料合计137,538.50元，该金额与92,364元的差额为44,580.37元在第三份合同中予以扣除；第四，原告实际开票的金额是310,680.36元，而并非原告陈述的412,167.50元；第五、对于原告自行搜集证据产生的费用不应当由被告承担。综上，鉴于双方争议的合同尾款，被告已与原告结清，故被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上海金卢箱包有限公司未作书面陈述。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0日，彩婷纺织品公司作为供货方，承鼎实业公司作为购货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号：SK14-0312，以下简称“合同一”）。合同一约定：购货方采购男、女童各类餐包、背包，合计数量11,370只，合计价格275,023元（该报价含百分之十七增值税，含上海仓库运费）。合同一第三条就付款方式约定为：货物凭进仓单入库单，承鼎实业公司支付百分之九十货款，余下百分之十开票后再付（备注1，餐盒预付采购，届时从大货款中扣除；2，其余如织标，吊牌，贴纸，塑料袋，纸箱，拉链，面料等一切外购材料，由供货方先支付，然后由购货方在三天内将此批物料款项支付给供货方，此部分物料货款最终从大货货款中扣除。合同一还就产品约定如下特殊要求：材料及样板需经承实业公司确认后方可订料生产；规格、尺寸严格按照订单要求，最大允许误差0.3厘米。合同一的落款部分加盖双方公司的公章。同日，彩婷纺织品公司与承鼎实业公司又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号：SK14-0505，以下简称“合同二”）。合同二约定：购货方采购男、女童各类餐包，合计数量5552只，合计价格118,821.60元（该报价含百分之十七增值税，含上海仓库运费）。合同二的付款方式及特别要求的约定与合同一一致。2014年8月12日，彩婷纺织品公司与承鼎实业公司再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号：PT140804，以下简称“合同三”）。合同三约定：购货方采购旅行包，数量460只，单价40.50元，合计18,630元（该报价含百分之十七增值税，含上海仓库运费）。合同三的付款方式与合同一、合同二均一致。三份合同签订之后，彩婷纺织品公司按约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2014年8月4日至同年11月3日期间，彩婷纺织品公司向承鼎实业公司开具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九份，承鼎实业公司收取其中的七份，收取的各份发票的具体情况是，开票日期为2014年8月4日的三份，发票号码：11979070、11979074、11979075，金额分别为：7,011元、16,060.70元、26,629元；开票日期为2014年9月24日的两份，发票号码：11979084、11979085，金额均为60,120.80元；开票日期为2014年10月29日的发票两份，发票号码：11979093、11979094，金额分别为：18,900元、20,610元。承鼎实业公司拒绝收取的发票两份，开票日期为2014年11月3日，发票号码：11979095、11979096，金额均为101,357.60元。2014年6月17日，承鼎实业公司分两笔向彩婷纺织品公司付款24,598.26元（一笔为6,588元，一笔为18,010.26元）；2014年6月23日，承鼎实业公司付款28,560.50元；2014年7月8日,承鼎实业公司付款100,000元；2014年7月23日，承鼎实业公司付款49,334.02元；2014年7月29日，承鼎实业公司分两笔付款77,675.42元（一笔20,070元，一笔57,605.42元）；2014年10月9日，承鼎实业公司付款16,767元；2014年11月10日，承鼎实业公司付款13,745.16元，合计承鼎实业公司付款310,680.36元。2014年12月22日，彩婷纺织品公司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函件中彩婷纺织品公司要求承鼎实业公司及时支付剩余的价款101,487.14元。另查明：承鼎实业公司与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于2014年3月、同年5月也曾签订购销合同各一份，合同约定由金卢箱包公司向承鼎实业公司供应各类餐包，两份合同对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作出相应约定。两份合同约定的价格分别为118,821.60元及275,023元。2014年6月2日，由承鼎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时华起草财务对账凭证协议，内容为：经双方财务对账，截止于2014年6月1日，上海承鼎实业公司和上海金卢箱包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全部履行，双方货款均结清，无任何债务。协议落款部分，金卢箱包公司盖章确认。审理中，原告彩婷纺织品公司为了证明本案中不存在甲供料的情况，故其有权向被告主张货款101,487.14元，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2014）沪松证经字第1441号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曾主动与原告对账,明确货款总金额为412,167.50元,同时被告还要求在第一份合同中扣除提供的面料款92,363.40元,原告未予同意;二、2014年5月29日，原告与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签署的对账单、原告开具给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单、送货单一组，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对于第三人享有债权267,356.99元；三、2014年6月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署的协议书，证明第三人确认欠付原告货款金额267,356.99元，由第三人将其所有的原材料等以物抵债给原告，抵偿金额为180,000元。对于上述三组证据，被告承鼎实业公司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是被告认为该证据更能证明在被告要求扣除九万余元的甲供料之后,原告故意回避；对于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被告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第三人从未告知被告该批原料以物抵债给原告，原告使用的原材料就是被告提供的，因此原告和第三人是否抵债与被告无关。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承鼎实业公司为了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一、2014年6月2日，由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与被告承鼎实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双方于2014年3月12日、5月5日签订的协议解除，并确认承鼎实业公司已付的材料款尚剩余137,538.50元（属于合同未履行部分的材料款），在甲方（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的仓库里，退还给乙方（承鼎实业公司），由乙方自行处理，同时由甲方一次性给乙方违约金10,000元；二、2014年6月7日，由第三人公司员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加工的箱包的原料是由被告提供；三、原料供应商的证明五份，证明原告购买的原材料是被告指定的厂家；四、付款明细、定金说明、情况说明、购货明细一组，证明放在第三人出的原材料属于被告所有，价值137,538.50元，原、被告签订合同时，原告对此是明知的。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原告均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原被告的合同最早签署于2014年6月10日，在双方合同尚未签署之前，被告不可能将剩余材料交给原告。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审理中，本院依职权传原告彩婷纺织品公司的王伟文作为证人到庭。王伟文陈述：其是原告公司的总经理，本案中的业务正是由其负责洽谈。其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见过两次，第一次是2014年的4至5月间，在向第三人要钱的时候，遇上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第二次是去被告的公司与第三人商谈合同的事宜。当时商谈的结果是，由被告和第三人终止合同，由原告继续完成被告的业务，且在商谈时原告明确要求被告和第三人没有纠纷才签合同。对于多余的原材料，是第三人说要抵给原告的，当时被告也在场。上述原材料是6月2日晚大约12点送到原告工厂的，当时第三人公司的王海真说，有很多人要抢东西，所以派了两辆车送东西过来。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原告并无异议。而被告对于上述证人证言认为与事实并不一致，故不予确认。以上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三份购销合同，原告提供的进仓单和入库单、入账通知书，被告提供的与案外人的购销合同及协议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承鼎实业公司与第三人金卢箱包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解除合同协议书、原告彩婷纺织品公司与被告承鼎实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均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主体适格，内容真实合法，应为有效的合同，原、被告双方均应严格予以遵守。围绕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原、被告双方就交易金额合计为412,167.50元并无异议，对于被告已经支付价款310,680.36元也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之焦点在于两个方面，本院逐一分析：一、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号：SK14-0312、合同号：SK14-0505）及同年8月12日签订购销合同三（合同号：PT140804），其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两种法律关系区别的重点在于，前者是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后者则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目的。在本案中，被告对于合同的标的物提出了具体要求，原告则根据被告的图样要求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出售给被告，以原告而言，其主要义务是向被告交付符合要求的标的物；其次，承揽合同关系，一般需要承揽人亲自完成主要工作，以满足定作人的特殊需求。买卖合同关系则不然，出卖方可以自行完成，也可以从他人处购买，或者转由第三人完成。而本案中，被告的重心在于了解标的物是否按约完成，对于是否系原告自身完成并非是被告关心之重点。因此，结合双方所签合同约定的内容，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本案所体现的应为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因此双方之间所签的三份合同的实质，应是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所涉的合同是否存在甲供料的情况，或者说在原告主张的货款中，是否应将被告辩称的92,363.40元作为甲供料直接予以扣除。对此原告认为，其与第三人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因第三人无力偿还债务，故双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并由第三人将物交付原告。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供其与第三人的合同、送货单及其与第三人的以物抵债协议等证据。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原告为此还向本院提供由被告法定代表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财务对账凭证协议一份。并说明，正是由于自第三人处看到财务对账凭证协议，使得原告更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向其抵债的原材料属于第三人，故原告以抵偿部分债权为对价取得第三人的原材料为合法有效。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分析，尚无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被告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尚难证明其辩解意见的成立，故被告辩称的92,363.40元，不应作为甲供料予以扣除。至于原告主张的公证费用，因并非本案必然发生之费用，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承鼎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彩婷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01,487.14元；二、驳回原告上海彩婷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1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1,045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3,455元，由原告上海承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5元（已付），由被告上海承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3,4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 伟代理审判员  蔡承颖人民陪审员  马蒙恩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顾凌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