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8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1，女，1952年7月1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任×2，男，1954年1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包剑虹，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女，1963年3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3，男，1946年9月1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钱学志，北京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姚琪，女，1950年11月2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4，女，1949年6月1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于维化，男，1979年5月18日出生。任×1、任×2与任×3、任×4继承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区法院）2013年11月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1619×民事判决。任×1、任×2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7月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020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朝阳区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4月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33180号民事判决，任×1、任×2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3、任×2向原审法院诉称：任×1、任×2与任×3、任×4系兄弟姐妹关系，父亲任×5于1996年4月去世，母亲刘×于2011年12月6日去世。父母生前留有两套房屋，并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归任×1、任×2所有。现任×1、任×2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十街坊×楼3单元2层×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及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二街坊×2单元2层×房屋（以下简称×房屋）。任×3、任×4辩称：我们之前没有见过刘×的遗嘱，且刘×书写遗嘱时已经没有行为能力，因此我们对于遗嘱不予认可，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涉诉房屋。原��法院经审理查明：朝阳区法院作出的1619×判决查明以下事实：任×5与刘×系夫妻关系，育有任×3、任×2、任×4、任×1。任×5于1996年5月27日去世，刘×于2011年12月6日去世。×号房屋及×房屋登记在任×5名下。审理中，任×1、任×2提交一份书面材料，该材料上半部分载明“德民：我们二人结婚五十多年的生活费的节余的钱买的，我愿意先死后这两套房子由你处理，立字为证。刘×。1996年1月20日”；下半部分载明“文琴：我们的两套房子是我们从医院购买的，归我们所有。我死后由你处理，立字为证。任×5。1996年1月20日”。任×1、任×2表示该份书面材料为任×5、刘×共同书面的遗嘱，证明双方都要求对方处理遗产。任×3表示“任×5”的签字有些像是其本人书写，但对于其他内容均不予认可。任×4的意见同任×3。任×1、任×2各提交一份“刘×遗嘱”，其中一份载明“本人现在头脑清楚并自愿立此遗嘱，对我所有的财产做如下处理。房产：我与已故丈夫任×5共同所有的两套二居室住房如下：1.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十街坊×楼3单元2层×号房屋建筑面积66.15平方米，房产所有证号朝私优字第11265号，产权人任×5；2.��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二街坊×2单元2层×，建筑面积60.81平方米，房产所有证号朝私优字第60527号，产权人任×5。现我自愿将上述房产中我应得部分平均遗留给任×1、任×2（在我去世后由他俩继承。）我大儿子任×3和大女儿任×4对我未尽赡养义务，故我决定将属于我的所有财产在我去世后不给他们继承。立遗嘱人刘×。见证人郭×2010年3月23日（×××）。见证人苑××××，2010年3月23号。代书人郭×2010年3月23号。本遗嘱壹式贰份，由受赠人各持壹份。2010年3月23日”。另一份“遗嘱”载明的内容与之前所述“遗嘱”的内容基本一致，但见证人“苑×”的身份证号为“×××”。任×1、任×2表示此两份遗嘱为代书遗嘱，签字“刘×”系其本人书写。任×3、任×4对此两份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刘×”签字并非本人书写，且两份遗嘱的“刘×”签字不一致，并表示2010年3月，刘×精神分裂，没有行为能力。为证明刘×没有行为能力，任×3提交五份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病案记录及北京华信医院的病案记录。北京世纪坛医院病案记录分别载明：1.2008年10月2日至10月21日住院治疗，体检检查发育正常、神志清、精神可、言清、语利、查体合作；确定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抑郁焦虑状态。2.2009年5月19日至6月2日住院治疗，体检检查发育正常、营养中等、表情自然、自立体位、神志清楚、言语混乱、查体合作；确定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痴呆伴发的精神行为症状。3.2010年5月29日至6月23日住院治疗，体检检查发育正常、营养中等、表情自然、自立体位、神清语利、反应迟钝、查体尚合作；确定诊断为慢性肾炎……老年性精神障碍。4.2011年1月5日至1月20日住院治疗，体检检查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清楚，查体合作，对答尚切题；确定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谵妄状态、老年痴呆。5.2011年4月19日至12月6日住院治疗，体检检查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志不清，无法正确应答；确定诊断为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老年性精神障碍。北京华信医院病案记录载明：2009年12月5日至12月17日住院治疗，体检检查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神清语利、查体合作；确定诊断为功能性腹胀可能性大……双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聋。任×4认可此组证据。任×1、任×2认可此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2010年左右的病案载明了刘×神志清楚，并且刘×是否具备行为能力需要相关部门鉴定，不能依据病历判断刘×是否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任×3提交2012年3月的录音资料，证明其与任×1通话过程中，任×1认可刘×是老年痴呆，且任×1还表示刘×具有精神疾病。该录音中任×1表示“酒仙桥医院让妈去安定医院，安定医院说妈不是精神病，妈是用药不当引起的，妈有点老年痴呆，很轻，就是健忘”。任×4对此证据不持异议。任×1、任×2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认为根据录音内容不能证明刘×具有老年痴呆的疾病。任×3曾申请就任×1、任×2提交的三份“遗嘱”上签字是否为本人书写、形成时间等事项申请鉴定。此后，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函件，载明因样本数量不足够，致鉴定事项检验条件不充分，终止鉴定。任×3曾依���提交的六份病案及录音资料申请就刘×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后，任×3放弃该项鉴定申请，并表示依据其提交的证据就可以证明刘×具有老年痴呆的疾病，进而证明刘×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经法院释明后，任×3坚持放弃该项鉴定申请。任×4意见与任×3一致。经法院释明，任×1、任×2亦不申请就刘×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任×1、任×2提交照片，用以证明刘×书写2010年遗嘱时的情形及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任×3、任×4认可照片真实性，但表示不能反映任×1、任×2的证明目的，且照片中刘×状态呆��。任×1、任×2申请见证人郭×出庭作证。郭×表示：1.其与任×2的妻子是朋友；2.其基本每月去刘×家中一次，这种状况持续近一年。其中一次去看刘×时，刘×表示想立个遗嘱，于是去了任×2联系的宣武区某一公证处；3.刘×觉得公证费用较高，于是公证处的人建议可以找两个无其他关系的人见证，于是问到了其以及刘×的保姆苑×；4.在公证处时，公证处因见到了刘×本人，所以没有要求出示刘×的健康证明；5.刘×立遗嘱时会写字，身体状况可以，比较健谈，但刘×让其代为书写；6.任×1、任×2提交的代书遗嘱及照片内���属实，是其与苑×共同见证所立遗嘱；7.其未收取任×2及其妻子的任何费用。任×3表示对于郭×的证言不予认可，理由：1.郭×与刘×没有任何关系，一年中每月看望一次与常理不符；2.刘×住在朝阳区酒仙桥去宣武区做公证遗嘱与常理不符，且公证处有规定80岁以上老人需健康证明；3.刘×能够正常书写，在此情况下让陌生人的郭×代为书写如此重要内容的遗嘱与常理不符；4.遗嘱所立日期为工作日，郭×在工作日陪同他人去立遗嘱与逻辑不符。任×4意见与任×3一致。原审中苑×未出庭作证。另，原审中，任×1、任×2要求共同继承涉诉两套房屋，不要求彼此之间进行份额��处理。任×3、任×4表示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涉诉两套房屋，仅要求就份额进行处理。本案查明事实与前述事实无异。基于原有证据及补充证据，在前述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查明以下事实：任×1、任×2另提交以下证据：1、苑×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刘×订立遗嘱时之精神状态及将涉诉房屋留给任×1、任×2的原因等；2、刘×生前邻居王×等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刘×订立遗嘱时之精神状态；3、任×1与刘×好友贾×之对话录音，证明目的同前述第一项；4、任×2配偶赵×与鉴定机构人员录音，证明原审对刘×行为能力进行的鉴定工作于2012年11月完成，但未出具正式的鉴定报告；5、刘×生前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同前述第一项；6、任×1与任×3录音；7、世纪坛医院出具的刘×病重、病危通知书，证明刘×精神状态正常；8、任×1为刘×缴纳住院期间护工费收据，证明任×1在刘×住院期间尽到主要赡养义务（费用缴纳人中主要为任×1、任×2）；9、刘×日记，证明刘×视力不影响其书写能力；10、任×3及其配偶姚琪写给刘×及任×5的书信，证明任×3夫妇与刘×夫妇存有矛盾等。任×3、任×4不认可前述证据。任×3提交的世纪坛医院病案记录、华信医院诊断记录，病案登记联系人姓名均为任×1。任×3另提交原审庭审笔录、苑×书面证明、报纸截图及证明、照片、荣誉证书、照片等，以证明涉诉刘×遗嘱无效及任×3“品行兼优”，是“孝顺父母的”等。任×3还补充出租车发票若干，以证明任×3多次看望刘×，尽到赡养义务。任×1、任×2不认可前述证据。鉴于任×1、任×2对刘×行为能力鉴定问题提出质疑并补充证据以佐证，法院向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函询有关刘×行为能力鉴定问题。2015年2月26日，该鉴定机构函复我院称，据现有资料难��确定被鉴定人刘×2010年3月23日出具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无法明确其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本案庭审中，郭×再次出庭作证，陈述内容与原审陈述并无矛盾之处。另外，苑×作为任×1、任×2证人出庭作证，称其于2009年6、7月份左右到京作刘×的保姆，当时与刘×住在一起。2010年3月刘×遗嘱上“苑×”签名是其本人签名，当天现场还有“小郭”，女的；任×2以及任×2的爱人。由于刘×书写太慢所以让“小郭”写，刘×说什么小郭就写什么，“小郭”写完之后念了一遍刘×还是���放心自己又看了一遍。刘×当时脑子不糊涂。当时其询问刘×为何让其签字，刘×表示如果她死了让其给证明一下。当时之所以未做公证是因为刘×怕花钱。平时任×1、任×2“老是去看刘×”。任×3有时候去看刘×。刘×说“大儿子、大女儿（任×3、任×4）”不孝顺，说要将遗产都给“小儿子、小女儿（任×2、任×1）”。另外，苑×表示其不识字。任×1、任×2证人刘×出庭作证称，任×1、任×3等系其表姐、表哥。刘×去世前精神状态没问题，能够表达意思。刘×身体不好让其找个保姆，于是就在老家找了苑×。其“小哥、小姐（任×2、任×1）”经常去刘×处，“大哥、大姐（任×3、任×4）”去的少。对于前述证人证言任×3、任×4均不认可，任×3认为是任×2给苑×发工资。本案庭审中，任×4之子表示任×4已经出家，“2007年就过去了”，正式剃度是2010年。对此事实，任×1、任×2及任×3均表示属实。任×3还表示，1995年至2000年一直是任×4陪护��×。任×1、任×2认为这期间任×4不跟刘×一起住，只是任×4给做饭。任×3配偶姚琪表示其于2000年患尿毒症，每次都是打车去华信医院做透析，有时候从中关村（本市海淀区）过去，有时候从花家地（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过去。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刘×、任×5共同书写的材料是否有效。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该材料应当认定为真实有效，可以认定任×5所留有的遗产，由刘×继承、处分。刘×有权就涉诉的×号房屋及×房屋进行处分。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刘×的代书遗嘱是否有效。经过此次审理法院仍认为任×1、任×2提交之2010年3月形成的代书遗嘱无效，论述如下：见证人（代书人）郭×系任×2妻子的朋友（同事），即使其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但其在该遗嘱形成过程中的公正性存疑；另一见证人苑×虽然不识字，但此次到庭可以清楚表达意思，且其系刘×为刘×找的保姆，与本案及各方当事人亦无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之真实性本院认为可以采信。但是，鉴于苑×文×有限且无任何专业背景，其对于刘×行为能力的判断本院无法采纳。刘×生前邻居、同事仅提交书面证言并未出庭作证，且这些人证言均无法推翻相关医疗诊断结论，故任×1、任×2提交的相关书面证言及证明，不予采纳。本案当事人曾就刘×行为能力提出鉴定申请，但鉴定机构回函表示现有证据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但是，鉴定不能的后果以及相应举证责任应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应是焦点。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知，刘×生前在作出2010年遗嘱前后，有证据显示其在精神方面存在痴呆伴发的精神行为症状、老年性精神障碍、谵妄状态、老年痴呆、老年性精神障碍等症状。基于这些初步证据的存在，任×1、任×2作为2010年遗嘱的获益方应负担举证责任推翻前述证据。而且，任×1、任×2在刘×生前经常看望之，当时通过鉴定等手段证明刘×行为能力的条件对于任×1、任×2是完全具备的。如今刘×已去世，其行为能力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任×1、任×2负担，现有证据无法推翻原有对刘×行文能力产生的合理怀疑，故双方争议的2010年遗嘱因刘×行文能力问题而无效。综上所述，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相关规定就刘×遗产进行分割。需要解释的是，本案未就刘×行为能力状况给予确定结论，前述后果仅系举证责任分配所导致。根据任×1、任×2及任×3提交的证据可知，任×1、任×2对刘×生前尽到较多赡养义务。而任×3证明其尽到赡养义务提交的证据为出租车发票，但该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予采信。证人刘×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且系各方当事人亲属，应较为熟悉相关情况，故其证言真实性可以采信。从证人刘×证言亦可知，任×1、任×2经常去看望刘×，而任×3则较少看望。而同样作为刘×子女的任×4，尽管有证据证明其早年曾对刘×进行赡养，但其在刘×离世前数年选择出家已不可能再尽赡养义务。综合前述，对于涉诉房屋继承份额的判处应考虑到各子女对刘×赡养情况，故任×1、任×2应较多继承遗产，任×3次之。任×4虽然已出家，但念及早年其亦对刘×有所照顾，故亦酌情由任×4继承部分遗产。原审中任×1、任×2表示其二人之间不进行份额分配，任×3、任×4表示要求就遗产份额进行明确，在当事人没有做出变更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任×1、任×2判处共同所有遗产的份额，对任×3、任×4所有遗产之份额分别予以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判决：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十街坊×楼3单元2层×号��屋由原告任×1、原告任×2共同继承百分之七十的份额，由被告任×3继承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由被告任×4继承百分之五的份额；二、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二街坊×2单元2层×房屋由原告任×1、原告任×2共同继承百分之七十的份额，由被告任×3继承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由被告任×4继承百分之五的份额；三、驳回原告任×1、原告任×2及被告任×4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决后，任×1、任×2不服原判，以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按照遗嘱继承刘×的遗产，诉讼费用全部由任×3、任×4承担。任×3、任×4同意原判。任×1、任×2的上诉理由为：一、代书遗嘱有效，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遗嘱见证人符合我国继承法和司法解释的要求，原审法院不应仅以对遗嘱见证人的怀疑否认代书遗嘱的效力；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具有行为能力，原一审行为能力鉴定报告已经完成，该报告不足以得出刘×老人无行为能力的结论，任×3提交了医院诊断结论作为书证，但医院的诊断结论无法证明刘×没有行为能力，缺少与行为能力证明的关联性，且在同一书证中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任×3提供的五份病历中三份是在刘×遗嘱日之后的记录，与本案无关，任×3并无提供根据国家规定确诊疾病必须由���科医生出具的确诊单，苑×出庭作证证明了刘×具有行为能力，法院由于苑×的文化水平而怀疑苑×不具有判定行为能力的能力，不符合自由心证中的经验法则，能否判定行为能力与文化程度无关，而且社会生活中对行为能力的判断并不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原审法院对见证人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要求不符合经验法则，刘×老人1996年至2011年一直独自生活，生活完全自理，任×3也多次在法庭承认，并有大量证人及书证加以佐证，而老年痴呆病人的主要特征即是不能辨识及生活不能自理，原一审中行为能力鉴定报告已经完成，无法得出在遗嘱日刘×无行为能力的结论，任×3是在得知鉴定结论于己不利时才提出撤销鉴定申请；三、即使刘×的行为能力处���事实不清的状态，原审法院错误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当由任×3、任×4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没有按照法律的明确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原审法院无权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自由裁量，任×1、任×2在2010年前后刘×立遗嘱时没有对刘×做出鉴定的事实并不构成证明妨碍，不会导致举证责任倒置，原审法院将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让任×1、任×2承担既无法律依据又显失公平；四、即使适用法定继承，任×1、任×4所尽赡养义务也与原审法院所判决的比例不符，应当比照任×4所分份额下调任×3的份额，任×3、任×4几乎未尽赡养义务，任×1、任×2几乎已负担全部赡养义务，任×1、任×2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为刘×本人、街坊邻居与保姆等多人可予证明。任×1就所称内容提供：1、安定医院老年精神科门诊手册，证明刘×在立遗嘱一年后无痴呆，只是用药不当引起的副反应；2、2012年3月1日任×3打给任×1的电话录音，证明任×3是从当天的两个电话中删改；3、2012年5月26日、2012年6月4日任×1和任×3的电话录音，证明任×3对其母在病重时不关心，认可其母2011年春节去小医院时其母神志清楚，有行为能力；4、2010年、2011年的住院收费单，证明任×1花了钱，2010年5月任×2花了钱；5、刘×4月底至5月住ICU期间消耗品收据；6、任×1的补充材料，证明刘×立遗嘱时神志清醒；7、邻居侣×、陈××手写的证明，证明刘×立遗嘱时神志清醒。任×2就所称内容提供：1、2009年春节期间家庭聚会录像，证明在2009年春节期间刘×行动自如、谈吐清晰、神志清楚、与他人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可以自由表达个人意志，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2、法大（2015）函字第08×，证明：①、朝阳区法院2012年7月委托的刘×行为能力鉴定已经按时完成并制作了‘法大（2012）医鉴字110×鉴定书’；②、鉴定结论为根据（被告提供的病历等）现有资料，无法明确被鉴定人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③、鉴定书客观上证明：被告提供的6份病历等资料，在证明刘×遗���日不具有行为能力方面为无效证据。任×3表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及无补充，任×1、任×2新提供的证据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认可属于新的证据，不同意任×1、任×2所提上诉意见及要求。任×3提供：1、任×3给任×2的信，证明通行权接受重审判决，要求尽快卖房分钱及任×2向法院提供虚假住址；2、任×3给任×1的信，证明任×3接受重审判决，要求尽快卖房分钱；3、任×3去世纪坛医院ICU和任×2的谈话录音，证明任×3看了病重的母亲、母亲是重度老年痴呆、任×2承认母亲老年痴呆；4、任×3和任莹去世纪坛医院ICU看母亲，证明任×3和怀孕6个月的女儿看母亲；5、任×3去世纪坛医院和任×1的谈话录音，证明上次我带了营养品看母亲，任×1不高兴给扔了；6、日记和出租车票复印件，证明任×3经常回家看望母亲；7、协和医院听力图，证明任×3到母亲看病听力图；8、酒仙桥医院急诊病历，证明任×3带母亲看心脏急诊。任×1、任×2对任×3新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不认可任×3提供的证据材料属新的证据。任×4表示不认可原审法院判决，但是没有上诉，原审法院判决确定分给任×4的财产份额少，对于任×1、任×2、任×3等人的上诉和提供的证据材料等项没有任何想说的，也没有意见。任×1、任×2与任×3、任×4在审理中未能就双方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房屋所有权证、照片、病案记录、证人证言、录音证据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任×1、任×2与任×3、任×4的争议在于遗嘱效力及遗产继承份额问题。任×1、任×2、任×3在本院审理中提供的证据材料，并非基于客观原因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无法提供的证据材料，亦非新出现的证据，故不应确认属于新的证据。被继承人刘×在任×5去世后单独居住，刘×的子女对于刘×在2011年3月之前和之后的身体状况及患病情况应属了解，刘×行为能力鉴定情况亦为刘×的子女了解，双方争议的刘×遗嘱的形式亦非经过公证的公信力相对较高的遗嘱形式。现任×1、任×2上诉主张按照遗嘱遗产遗产，尚无充分证据能够证实刘×在2011年3月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身体及精神的相应证据，尚难以据任×1、任×2述称内容确认所提上诉主张成立，任×1、任×2述称内容亦不足以否定已有证据能够证明的相应事实情况，不能表明所提上诉主张成立。已有事实和证据不能表明任×1、任×2所提上诉主张成立，任×3表示不同意任×1、任×2所称意见及要求，加之��×4表示对任×1、任×2、任×3等人的上诉及证据等均没有意见，故对任×1、任×2所提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所查明的事实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应予指出，任×3、任×2、任×4、任×1四兄弟姐妹，宜以兄弟姐妹手足情谊为重，认真对待及妥善解决所遇问题及矛盾，以有利于正常的生产生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任×1、任×2共同负担四十九元（已交纳），由任×3负担十八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由任×4负担��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任×1、任×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文祯审 判 员  王 朔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二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