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16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梅。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建平，浙江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宝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芬。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燕。以上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薛春晓，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花。委托代理人：王干士，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炜亮。上诉人张建海、王喜梅因与被上诉人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原审第三人沈炜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4）杭江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3月7日，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王桂花签订姐妹合约，约定：一、向孙某借款45万元，王桂萍、王勤、王小勤各出资5万元，合计60万元用于王桂花名下金牛坊1401室房屋扩面积所需费用；二、凯旋人民新村3-2-204公房是由王小勤出钱、用王桂花的工龄买下的，该房屋拆迁获得1502室、1401室房屋2套，1502室房屋为现房，潘宝珠有居住权，1401室房屋扩面后卖掉，卖掉后王小勤必须获得12平方米面积的相应资金；三、1401室房屋卖掉后所得款项全部打入王桂花账户，首先把孙某的45万元借款本息还清，其次归还王桂萍、王勤、王小勤的出资款各5万元不计息，潘宝珠获得20万元，王小勤获得12平方米面积的房款，余款由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桂花获得，其中王桂花30%、王桂芬25%、章燕15%、王桂萍15%、王勤15%，1502室房屋补偿给王桂花；四、1401室房屋最低卖价参照卖房价格协议；五、流水苑房屋潘宝珠提出赠送给王小勤，王小勤决定自愿接受；六、潘宝珠获得20万元全部用于养老，等20万元用完后，王小勤必须承担潘宝珠的养老资金；等等。2014年3月10日，王小勤将60万元款项转入王桂花账户。张建海于2014年5月10日看到过姐妹合约、知道潘宝珠对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有居住权。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原所有权人为王桂花。2014年5月12日，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约定：所转让房屋为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转让总价为10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1天内张建海、王喜梅一次性支付房款100万元，2014年8月12日交房，等等。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产权已于2014年5月13日登记至张建海、王喜梅名下。2014年5月13日，张建海、王喜梅向王桂花支付了50万元购房款。2014年5月13日，王桂花向王小勤转账付款50万元，同日王小勤向孙某转账付款45万元、14400元。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王桂花、张建海2014年5月12日签订的金牛坊1502室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张建海、王喜梅将金牛坊1502室房屋登记至王桂花名下。另查明，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现登记有抵押权，抵押权人为沈炜亮，登记日期2014年6月10日，债权数额85万元。原审法院认为：2014年5月12日，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就买卖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王桂花主张签订该合同的原因是为了将该房屋过户到张建海名下并以张建海的名义去申请贷款，但未能予以证明，王桂花的主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王桂花于2014年3月7日与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签订了姐妹合约，该姐妹合约虽约定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补偿给王桂花，但也约定了潘宝珠对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有居住权，王桂花将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转让给张建海、王喜梅，并约定了2014年8月12日交房，损害了潘宝珠的利益。张建海于2014年5月10日看到过姐妹合约、知道潘宝珠对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有居住权，但张建海、王喜梅仍于2014年5月12日与王桂花签订了损害潘宝珠利益的房屋转让合同，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于2014年5月12日就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买卖所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应属无效。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产权现已登记在张建海、王喜梅名下，张建海、王喜梅应将该房屋产权登记至王桂花名下；对于该房屋上所设立的抵押权，张建海、王喜梅应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于2014年5月12日就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买卖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二、张建海、王喜梅将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产权登记至王桂花名下，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桂花负担40元，由张建海、王喜梅负担4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宣判后，张建海、王喜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居住权问题。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之间私下签订的姐妹合约中关于潘宝珠对本案房屋享受有的居住权，系其无偿取得的第二个居住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仅仅保护唯一的居住权，如果家人之间约定或者法定的多个居住权，都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那么由于家人之间存在着赡养老人和扶养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或者互相之间约定居住权，这样几乎所有的二手房都不能进入流通，也没有一套住宅能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了，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因此潘宝珠在本案中的第二套房屋居住权不应受到能对抗第三人的法律保护。我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保护居住权，都是出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因此是只保护一个居住权，绝不会保护多个无偿取得的居住权，本案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杭州市下城区流水苑19幢1单元502室房屋系潘宝珠房改取得，公证赠与其女儿王小勤，同时保留永久居住权，目前用于出租。因此潘宝珠在本案房屋中的居住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权利，不受法律保护。二、关于恶意串通的问题。张建海、王喜梅与王桂花之间因民间借贷形成的债权债务的时间以及关于与本案的房屋以房抵债的形成时间，都早于《姐妹合约》形成的时间，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自己举证的证据八，正好能证明张建海、王喜梅与王桂花于2013年5月17日就已经达成本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及以房抵债的收款收据，只是因本案房屋当时未取得房产证，才于2014年5月12日签订房屋买卖的标准示范文本，这也充分证明张建海、王喜梅与王桂花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却认定于2013年5月17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和本案无关是错误的。相反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之间系直系亲属关系，而且潘宝珠在本案房屋上私自设定的居住权又是无偿取得的第二个居住权，依据合同法74条及其司法解释1、解释2，当事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又不是对价取得财产权益的，具有逃避债务的性质，应当认定是恶意串通的事实。而且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及其亲戚孙某合谋将张建海、王喜梅骗至家中限制人身自由，张建海、王喜梅为此报了110，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之间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录音证据理应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依法排除，一审法院却予以采信该非法证据是错误的。而且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张建海、王喜梅明知潘宝珠对本案房屋有居住权，仍与王桂花签订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更是违背常识，也与事实不符。三、关于合同无效的处理。一审法院就算是认定合同无效，也应判决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共同返还张建海、王喜梅购房款，否则按照一审判决，张建海、王喜梅将房屋返还给王桂花，张建海、王喜梅支付购房款中的现金500000元，实际上已经由王桂花转给了王小勤，而王桂花本人根本无力偿还这笔购房款，按照一审法院判决执行，张建海、王喜梅又让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骗取了500000元，进一步证明了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张建海、王喜梅利益的事实。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的判决必须以（2014）杭江立预字第49-1号案件的判决为前提。本案系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以王桂花与张建海恶意串通损害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合法权益为由，依据合同法52条主张王桂花与张建海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而（2014）杭江立预字第49-1号案件系王桂花诉张建海欺诈为由，依据合同法54条主张王桂花与张建海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那么，张建海与王桂花到底是恶意串通还是张建海欺诈了王桂花，只能有一个结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王桂花的主张不能成立，但是这一事实认定正是要通过（2014）杭江立预字第49-1号案件的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故本案一审判决将（2014）杭江立预字第49-1号案件搁置而直接作出王桂花的主张不能成立的事实认定违反了民诉法150条法定程序。本案恶意串通的证据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9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原出现在刑事诉讼法，按照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解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是要排除符合常理的怀疑，要排除有根据的怀疑，显然本案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与王桂花系直系亲属关系，他们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张建海、王喜梅的利益，这种可能性远高于王桂花与张建海恶意串通损害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的利益，这种合理的怀疑并没有被排除，更何况这种合理怀疑不但符合常识，还有证据证明，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和王桂花形成的姐妹合约的时间是在王桂花和张建海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和以房抵债的时间之后。潘宝珠无偿将自己流水苑的房子赠送给王小勤，又在本案的房屋上设定所谓的居住权。王桂花将张建海、王喜梅骗去参加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的家庭会议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录音。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将本案的购房款中的50万元转移后，就分别提起诉讼。既不还款，又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因此，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之间存在利益共同体，符合他们系直系亲属的身份关系。故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之间恶意串通符合常理且有证据证明，而王桂花与张建海恶意串通损害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不符合常理，更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总而言之，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的姐妹合约系其家庭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张建海、王喜梅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答辩称：案涉房屋来源清晰，已在姐妹合约中写清。一是潘宝珠有居住权，其他姐妹具有债权，所以，该房屋虽然登记在王桂花的名下，但不是其所有。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显示时间是2014年5月10日，张建海及其妻子明确其看过姐妹合约，案涉房屋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基于姐妹合约，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具有债权。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使用了虚假的借条，不仅转让了1401房屋，而且转让了案涉房屋，案涉房屋转让的时间是张建海、王喜梅知道姐妹合约后二天，该案是民事案件，根据民事诉讼第九条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判断，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如何是判定是否恶意串通的关键，主观心态是个人的内心活动，除了当事人自己承认以外，难以予以证实和查实，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证明张建海、王喜梅和王桂花利用虚假借条转移两套房屋的行为。从这些证据上判断，应该是恶意串通，不需要通过刑法认定的判除合理证据的要求。最后，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根据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张建海、王喜梅与王桂花之间是恶意串通的行为。与另一案件没有冲突。被上诉人王桂花答辩称：一、关于潘宝珠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居住权问题。1.潘宝珠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是历史形成的，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从历史上看，用于拆迁置换涉案房屋的人民新村3-2-204室，原为潘宝珠承租的公有住房。1997年，由于王桂花当时没有住房，潘宝珠便让王桂花与其一起居住。2003年3月，按当时的房改政策，王桂花用27年的工龄并花费25963.02元将上述公房买进。潘宝珠继续居住在人民新村3-2-204室，并帮助王桂花操持家务。2006年，人民新村3-2-204室拆迁置换了金牛坊1幢1401室和5幢1502室，其中5幢1502室为现房。潘宝珠仍与王桂花居住在一起，居住在金牛坊××室，帮助操持家务，至今仍居住在金牛坊××室，一直没有改变过。《姐妹合约》涉及到的潘宝珠居住权仅是对长期以来的既定事实的重审和确认。因此张建海、王喜梅所谓的潘宝珠对涉案房屋的居住权，是通过私下签订《姐妹合约》的方式无偿取得的居住权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2.事实上潘宝珠对涉案房屋的居住权才是第一个居住权。如上所述，潘宝珠早在1997就与王桂花居住在一起，并自2006年起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而其对流水苑房屋的居住权则是从2012年8月30日开始。因此，流水苑房屋的居住权才是其享有的第二个居住权。3.潘宝珠对其他房屋享有居住权的事实，不影响对其就涉案房屋享有的居住权进行法律保护。不论是涉案房屋或是流水苑房屋，均是潘宝珠为了保障其居住需求而依法取得的居住权，在法律上均应予以同等保护，不会因取得时间的先后而区别对待。4.潘宝珠对涉案房屋的居住权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关键在于第三人就涉案房屋进行相关交易时主观上是恶意，还是善意。事实上，早在2013年5月17日张建海、王喜梅就知道潘宝珠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的事实。现场录音进一步确认张建海、王喜梅至少于2014年5月10日知道潘宝珠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张建海、王喜梅于2014年5月12日仍选择与王桂花进行交易，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主观上具有恶意是显然的。一审法院认定张建海、王喜梅主观上具有恶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正确的。而恶意的受让人是不能获得法律保护的。二、关于恶意串通的问题。1.一审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条与本案争议无关是正确的。其一、2013年5月17日，王桂花与张建海就案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不久，张建海便以涉案房屋的价值不足以抵债且已被居住为由，要求王桂花改用金牛坊1幢1401室抵债，而且金牛坊1幢1401室也已经抵债给了张建海、王喜梅。此份合同上“1幢1401，81.63”几个字就是张建海亲手写上去的，这可以佐证双方曾废弃这份合同并以2013年10月23日1401室的抵债合同来取代的事实。其二、此份合同亦被张建海、王喜梅与王桂花于2014年5月12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所取代。因此，一审以这份合同未实际履行为由，认定与本案争议无关是完全正确的。2.《姐妹合约》是王桂花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与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签订的，并非串通的结果。2014年3月，用于抵债的金牛坊房1401室具备了办证条件。张建海、王喜梅当时天天催着王桂花尽快将抵债的房屋过户给他，而且还让王桂花在假的《借条》上签字，以确认其利滚利而来的高额利息。但王桂花当时经济困难，自己拿不出回迁扩面的钱，以取得房产证。在此情况下，王小勤说可以帮王桂花筹钱，但条件是让王桂花在《姐妹合约》上签字，强迫王桂花认可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对人民新村3幢2单元204室拆迁置换的金牛坊5幢1502室和1幢1401室享有一定的利益。王桂花无法认同，2014年3月7日在开家庭会议时，王桂花愤然离去。但正在下楼过程中，王桂花被儿子叫住，说潘宝珠晕倒，又把王桂花拉回去签字。当时顾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不得已才在《姐妹合约》上签字。对于《姐妹合约》，除潘宝珠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这一点外，王桂花均不认可。《姐妹合约》完全是王桂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的，而且其内容又严重侵害了王桂花的合法权益。因此，王桂花与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串通，存在仅是矛盾和无休止的诉讼。3.从现有证据和事实结果来看，一审法院认定张建海、王喜梅与王桂花于2014年5月10日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损害了潘宝珠利益，构成恶意串通没有错，王桂花对此予以认可。王桂花明知潘宝珠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仍私下与张建海、王喜梅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不论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实上确实损害了潘宝珠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要说明的是，王桂花的这一行为并不会损害除潘宝珠之外的其他被上诉人的利益，因为她们对涉案房屋原本就不存在任何合法权益。三、关于合同无效的处理问题。虽然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恢复原状。但司法判决恢复原状，则是基于当事人的诉请，而在本案一审中，张建海、王喜梅并未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因此，一审判决未涉及到50万元购房款的返还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正是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的体现。本案不存在以2014年杭江立预字第49-1号案件为前提，两个案件的诉讼请求并不冲突。一审判决认定王桂花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也不存在问题。因为一审中，王桂花并未向法庭出示任何证据证实自己的事实主张。对于恶意串通的司法认定标准，应达到合理怀疑的标准，王桂花认为，刑事和民事上对合理怀疑的要求标准存在差异，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只要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即可，不需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可能。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张建海、王喜梅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沈炜亮二审期间未发表意见。被上诉人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原审第三人沈炜亮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张建海、王喜梅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产权调换协议书，欲证明案涉房屋系王桂花参加公房房改后拆迁安置取得，潘宝珠已经将户口迁到流水苑19幢1单元502室的公房并参加房改。因此，潘宝珠在将户口迁到流水苑19幢1单元502室的公房并参加房改的同时，也就丧失了人民新村204室公房的承租权和居住权，也就是不享有人民新村204室拆迁安置后本案房屋的居住权。对上诉人张建海、王喜梅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认为该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人民法院不应采纳。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潘宝珠对该房屋没有居住权，其恰好说明后来两套房屋的产权来源。被上诉人王桂花认为该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诉请没有关联性。原审第三人沈炜亮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王桂花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潘宝珠对于案涉房屋没有居住权。本院经审理查明，潘宝珠居住在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至今。其余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于2014年5月12日就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凯旋金牛坊5幢1502室房屋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经查案涉房屋原登记所有权人为王桂花，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就案涉房屋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后案涉房屋已变更登记所有权人为张建海、王喜梅。虽然2014年5月10日张建海已看到过《姐妹合约》，知晓潘宝珠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但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就案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至今，潘宝珠仍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张建海、王喜梅二审期间也明确表示愿意保证潘宝珠的居住权，承诺让潘宝珠居住到其百年之后。综合前述事实，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就案涉房屋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并不损害潘宝珠的利益。至于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等认为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侵害其享有的债权，并不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的事由。王桂花认为其与张建海、王喜梅签订案涉《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是为了以张建海的名义申请贷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为本案中现无有效证据能够证明王桂花与张建海、王喜梅之间就案涉房屋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存在恶意串通，也未实际损害潘宝珠的利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确认合同无效不当，应予纠正。但张建海、王喜梅应按其承诺保证潘宝珠就案涉房屋独占排他的居住权，在潘宝珠享有居住权期间不得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不擅自处分案涉房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4）杭江民初字第1139号民事判决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驳回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负担。张建海、王喜梅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应退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潘宝珠、王桂萍、王桂芬、王勤、王小勤、章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瞿 静审判员 张一文审判员 盛 峰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