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二法厚民二初字第668号原告：周秋军，男，汉族，1979年9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吉安市。被告：东莞市宝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陈巧云，系该单位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林淑兰，女，汉族，1981年3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系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潘美凤，女，汉族，1990年9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新丰县，系该公司员工。原告周秋军诉被告东莞市宝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超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并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秋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淑兰、潘美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秋军诉称：2015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汽车销售合同及销售合同附件，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白色标配途锐汽车一辆，包牌价人民币665000元，在2015年10月份交车。合同签订当天原告向被告缴纳定金人民币30000元。但是直至2015年10月31日止，被告一直未能向原告交付车辆，期间经原告多次向被告销售顾问催问，但是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向原告交付车辆。被告作为收受定金一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履行交车义务，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应当向原告返还双倍定金。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只好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即返还原告人民币6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宝瑞公司辩称：一、案涉《汽车销售合同》对交易标的、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交车时间没有明确约定，且无原告公章，没有完整合同的效力。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第一条约定，销售车辆为白色的途锐标配版汽车一台，因该车是期货预销售，交易车辆的机动车号及车架号不确定；合同第二条约定付款方式选择为一次性付款，但同时又填选了汽车消费贷款方式付款，该付款方式不明确；合同第二条第3款第2项约定原告应于2015年10月支付余款，亦未明确具体付款日期；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交车时间预计为2015年10月，该日期为预计日期，且未明确预计为哪一日交车；最后，合同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但合同落款处并无被告或被告的授权人签字盖章，仅有原告与销售人员的签字，该合同对被告并无效力。以上合同中所有约定不明确的事项，均是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的必须明确的必备条款，双方应充分协商对上述事项加以明确，才可以完全履行。二、案涉合同是对汽车的预定合同，被告交车日期应由双方协商确定，原被告双方没有充分协商达成一致，被告不构成违约，无需双倍返还定金。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交易的标的是预定的白色途锐标配版汽车，签订合同时被告是没有现货的，对交车时间也约定是预计的时间，即原告是明知被告交车时间是不可确定的，应以被告提货到店可交货日期为实际交车日期，该曰期是应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不一定是10月交车。原告未与被告充分协商，就交车日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且原告在合同履期内与被告协商更换车型，就交易的标的也没有明确确定。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原告仅以被告未能在10月交车而主张双倍返还定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退一万步讲，即使原被告双方确认案涉《汽车销售合同》的效力，按合同约定原告应于2015年10月支付剩余车款，原告延迟付款被告有权延迟交车。案涉合同第三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在原告未付清全部车价款和相关税费前，被告有权将交车时间延期。事实上，原告至今未支付剩余车价款，被告有权延期交付车辆，甚至有权对原告之定金不予退还。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被告主张双倍返还定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本案原告在被告调货到店前向被告反复更换交易的车型，导致被告不能确定原告要购买的车型，现被告已将车辆提货到店，合同目的完全可以实现，案涉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责任在于原告。原被告签订案涉合同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的销售员调配货源，被告也积极向全国其他店铺调货。但原告在合同履行期内与被告协商更换车型为途锐舒适版汽车，双方就舒适版车型配置、交车时间、价格进行充分协商后，原告口头与被告确定其更换车型为白色途锐舒适版汽车。至11月1日，原告明确表示其只要标配版途锐，被告才能确定为其提货的车型，11月6日，被告已通知原告前来办理付款提车手续，但原告置之不理。基于预定合同的性质，被告提车到店的时间稍迟于预计时间，但合同具备完全履行的条件，合同目的可以实现，现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原告更换车型延误调货、拒绝提货的行为。被告基于合同的诚实守信，为原告提车到店，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无需双倍返还定金。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车义务，与事实不符，其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周秋军于2015年9月30日在被告处订购一辆标配车型的白色途锐，指导价720000元，包牌价665000元，并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及附件。汽车销售合同的甲方出卖人写明为东莞市宝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甲方落款是被告的销售人员成某签名，合同约定原告在签订合同时需支付含定金的首付30000元，余款635000元在2015年10月前支付，甲方预计交车时间是2015年10月前，在原告未付清全部车价款和相关税费前，甲方有权将前述交车时间延期。合同的附件写明应付总价款665000元，原告需预付定金30000元，余款为635000元。上述汽车销售合同及附件签订后，原告在2015年9月30日向被告支付了定金30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并加盖了财务专用章。之后原告于2015年10月25日与被告的销售人员成某通电话询问交车的情况，周秋军说“那个车找到没有啊？我的全款早就准备好了，你的车找到没有”，成某说“车还没有找到呢，我估计可能没有，本来准备就跟你协商退钱给你”，周秋军问“怎么退啊？”，成某说“我写份申请上去，你可以过来退，也可以直接给个账号，打到你卡上去也可以”，周秋军说“是只退三万啊？”，成某说“是的”，周秋军说“那肯定不行啊，如果你这样的话，肯定要退双倍的哦”，成某在电话中问周秋军是否考虑舒适版的车型，周秋军也顺带询问了一下舒适版的价格。之后双方从2015年10月26日至2015年10月27日间又在微信上就舒适版的配置、价格进行了沟通，但没有具体的结果。2015年10月28日晚上22:03分，成某发微信给周秋军，内容为“周哥，明天下午有时间就过来一趟，一起坐下慢慢协商，如果最后都协商不过，那就走那最后一步诉讼了”；2015年10月31日下午14:40分，成某又发了一条微信给周秋军，内容为“周哥，您今天还是过来一趟吧，协商下退款事宜吧”。2015年11月1日，原告与成某之间又进行了电话通话，原告周秋军问“你现在车也提供不了，那个定金你怎么退啊？”，成某说“就全款退给你嘛”，周秋军说“那肯定不行，那个定金怎么只能退三万呢，你现在提供不了车子给我，怎么可能只退三万块钱呢”，成某说“老总是这样说，…周哥，要不你过来看一下那个舒适版”，周秋军说“你不用跟我说舒适版了，我不需要你那个舒适版，现在都已经十一月份了，你还说舒适版”，成某说“不用说，周哥，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她是那样说，给你全额退款，退定金”。再之后被告公司在2015年11月6日给周秋军发送短信，内容为“周先生：你好，我是宝瑞进口大众销售部经理姜某，由于您订购的途锐标配版白色货源紧张，经销售顾问成某与您沟通后您同意转换至白色舒适版途锐，我司销售顾问及我本人就此事通过微信与电话进行了多次沟通与协调，最终公司同意了您提出的途锐舒适版白色72万包牌的价格要求，并将此台车从厂家提货到店，但您一直未能到店与我司办理车型变更的合同，后销售顾问再多次与您电话沟通，您表示又不再考虑途锐舒适版白色，仍然坚持选择途锐标配版，我司基于客户满意，仍尊重您的选择，帮您协调途锐标配版货源，现在我司已经落实了途锐标配版白色车，为避免您再次改变购买决定，而造成我司车辆库存重复积压，请您尽快短信回复最终确定要购买的车型及颜色，并确定合同余款的付款时间，以便我司帮您保留货源，我司将在收到您的余款后，为您办理车辆的验车，提车及上牌等手续，请您务必尽快回复”；2015年11月11日，被告公司姜某又向原告发出短息，称“现我司的途锐标配版白色和途锐舒适版白色车辆一直在等您前来办理合同余款及相关手续，并因此严重影响了库存车辆和资金的正常运作。现我代表公司再次通知您，请您在三个工作日内即2015年11月13日前，亲临我司办理车辆的余款支付及相关手续，否则我司不再保留车辆另行销售”。经本院询问，原告当庭表示之所以在微信及电话中会涉及途锐舒适版的询价，是因为被告进行了推荐，而原告基于好奇才进行了解，但没有购买舒适版的意向。被告也当庭确认没有与原告就舒适版车型达成书面的购买协议，都是电话中确认的，没有保存电话录音，被告还称途锐舒适版白色的车辆已经提回了公司，途锐标配版白色的车子在原告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没有提回公司。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销售合同附件、定金收款收据、名片、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被告宝瑞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短信记录，本院一审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涉案标的物为途锐白色标配版的汽车销售合同及附件有原告周秋军及被告销售人员成某的签名，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成某作为被告销售人员在合同及附件上签名，系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宝瑞公司享有及承担。现原告周秋军以宝瑞公司违约为由要求双倍返还已付的定金，本院认为符合法律的规定，理由为：第一，虽然原告有在微信及电话中对途锐白色舒适版进行过了解，但双方并未达成书面的购买协议，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就车型的变更有达成协议，故涉案合同应当履行的标的物仍为途锐白色标配版；第二，就途锐白色标配版，双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时约定了“预计交车时间是2015年10月前，且在原告未付清全部车价款和相关税费前，被告有权将前述交车时间延期”等内容，但被告销售人员成某在2015年10月25日的电话中表示途锐标配白色版的车子没有找到，准备找原告退款，之后成某在2015年10月31日的微信中明确要求原告过去办理退款事宜，还在2015年11月1日的电话中再次向原告明确退款是经过老总的批准，故被告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原告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再根据该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为6000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东莞市宝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周秋军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如果被告东莞市宝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50元，由被告东莞市宝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刘 超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龙容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