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35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瑛，女。委托代理人席中玉，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新年，男，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瑞红，女。委托代理人孙美荣，女，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刘瑛因与被上诉人赵瑞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4）石民初字第9502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梁志雄担任审判长，法官李妮、法官杨建国参加的合议庭。2015年4月9日，本院召集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刘瑛之委托代理人席中玉，被上诉人赵瑞红之委托代理人孙美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管辖权纠纷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赵瑞红在一审起���称：赵瑞红与刘瑛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赵瑞红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花园×路××号院××号楼××××号房屋卖给刘瑛，总价款1800万元。赵瑞红按照合同约定将房屋过户到刘瑛名下后，刘瑛仅支付780万元，尚欠1020万元未付。因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一、刘瑛给付房价款1020万元；二、刘瑛按照未付房款1020万元的10%支付违约金102万元；三、诉讼费由刘瑛承担。一审法院向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瑛送达起诉状后，其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其住所地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县，且未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经常居住；二、由于赵瑞红主张付款而并非基于物权请求，故本案不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且本案合同履行地并未进行约定；三、赵瑞红没有证据证实北京市石景山区分别为原告赵瑞红的经常居住地和被告刘瑛的住所地。因此，本案应移送至黑龙江省漠河县法院审理。原告赵瑞红认为，首先，本案应由不动产物权所在地的法院专属管辖；其次，合同履行地应是接受货币一方的所在地，因赵瑞红居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按照合同履行地的管辖原则，也应由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审理。因此，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赵瑞红提供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均共同确认，赵瑞红以买卖合同为请求权基础主张价款，因此本案争议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首先，合同纠纷的解决可以采用约定管辖方式，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载明：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向房屋所在地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上述约定管辖内容，并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故应属有效。因涉案��屋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约定管辖条款。其次，因合同案件所涉管辖权问题，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本案中，包括房屋交付、所有权转移登记在内的履约行为均发生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并能够作为本案合同履行地。因此，根据协议管辖和合同履行地管辖原则，均足以说明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此，刘瑛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瑛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一、赵瑞红并非依据双方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而是基于双方于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提出的诉讼请求，因此，双方��《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不适用于双方因《补充协议》产生的纠纷。二、本案不是针对物权的权属关系产生的争议，而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发生的债务纠纷，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即不应当由房屋所在地的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三、因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此类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本案被告刘瑛的住所地在黑龙江省漠河县；本案合同的履行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接受货币一方的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赵瑞红作为接受货币的一方，其住所地在浙江省东阳市，因此，该地点才是本案所涉合同的履行地。综上，在本案不属于专属管辖，双方也未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由一审法院管辖，且一审法院又不是合同履行地法院的情况下，请求撤销一审法院的民事管辖裁定，将本案移送至被告刘瑛的住所地法院——黑龙江省漠河县法院审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瑞红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其针对刘瑛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故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审理本案。二、《补充协议》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产生，所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管辖条款应当适用于《补充协议》，进而适用于本案。三、虽然赵瑞红的户籍所在地不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但其实际居住在该地，因此，此地为合同履行地。综上，一审法院作为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以及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请求驳回刘瑛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管辖裁定。本院查明：一、赵瑞红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6日。二、赵瑞红的住所地位于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社区×××东路东×号。刘瑛的住所地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劲涛镇××街×委×××号。三、2011年7月19日，赵瑞红作为出卖人，刘瑛作为买受人，双方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其中与管辖权争议有关的内容：（一）所售房屋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花园××号院××号楼××××号（本院注：合同第一条第一款之约定）。（二）“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本院注：合同第十二条之约定）。2012年11月28日，赵瑞红与刘瑛签订《补充协议》，就刘瑛尚欠赵瑞红购房款的金额、支付方式及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等作出了约定。本院经审理认为：一、本案是否属于不动产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分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原因行为即债权合同行为，由合同法调整；结果行为即物权行为，由物权法调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生效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所规定的不动产纠纷，通常是指不动产的物权纠纷及侵害不动产物权所产生的纠纷。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是基于不动产变动的原因行为产生的纠纷，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本案当然也就不应按照专属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能否作为确定合同履行地的法律依据。换言之，本案合同的履行地在哪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所要解决的��题是在合同当事人未就合同中的一些具体权利义务，比如标的物的质量、价款和履行地点等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如何履行合同的问题，它与确定合同履行地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在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或者履行地约定不明的情况，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生效之前，通常是以该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之地点作为合同的履行地。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履行地点能否作为合同的履行地，要在具体的合同法律关系中来考察这个履行行为是否构成该合同的特征性履行，如果构成特征性履行，该条款所规定的履行地点就可以被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否则，就不能被认定为合同的履行地。具体到本案，虽然房屋买卖合同是双务合同，但其特征性履行系房屋的���付行为，因此，房屋的交付地点，也即房屋的所在地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地，故刘瑛有关合同履行地为赵瑞红住所地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管辖约定是否适用于《补充协议》的问题。《补充协议》是对基础合同的补充约定，其本身不具有独立性，构成基础合同的一部分。因此，《补充协议》不能作为确定本案管辖的事实依据，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基础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权的事实依据。鉴于双方当事人在该合同中已经约定由房屋所在地，即合同履行地的法院管辖此案，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刘瑛有关不应依据《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刘瑛负担（于本裁定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梁志雄代理审判员  李 妮代理审判员  杨建国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昝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