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绍诸璜商初字第216号原告：赵建祥。委托代理人：黄长江，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伟英。委托代理人：楼旭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建祥为与被告金伟英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于2012年4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6月7日、10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祥的委托代理人黄长江、被告金伟英的原委托代理人蔡水鑫、王斌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原告申请给予和解期两个月。2012年12月10日，本院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期间，被告金伟英与蔡水鑫、王斌解除了委托代理关系，并委托了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楼旭东为其委托代理人。2015年6月24日，经原、被告申请，本案恢复诉讼。本院于2015年7月2日、10月20日、11月11日三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祥的委托代理人黄长江、被告金伟英的委托代理人楼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建祥起诉称：2011年9月21日，杨锦铭因经营所需向原告借款50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1个月，借期到2011年10月21日止，杨锦铭立具借条一份。2011年10月13日被告对该笔借款以其所有的座落于嘉定区宝钱公路5000弄158号103室、302室，外冈宝钱公路5000弄169号103室、302室，外冈镇宝钱公路5000弄170号101室、201室的房产进行了担保，2011年10月20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房地产登记处办理了抵押登记。现该笔借款到期后杨锦铭至今分文未归还。原告对杨锦铭享有的500万元债权由被告提供了房产担保，并进行了抵押登记，原告对该房产在500万元债权中享有优先受偿。故要求被告金伟英归还抵押担保的借款5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10月21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之日止按每天总借款的百分之一计算的逾期赔偿金。审理中，原告在第四次庭审中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对被告金伟英的抵押财产优先受偿。被告金伟英未作书面答辩，在2012年6月7日第一次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原告与杨锦铭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已涉嫌犯罪，请求法庭依法中止诉讼。被告始终没有为杨锦铭与原告之间的借款提供物的担保的意思表示。被告金伟英在2015年7月2日庭审中口头答辩称：被告没有委托斯卫莉与原告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根据委托书，被告委托斯卫莉办理的事项为办理并领取商铺的他项权证，《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他项权证的主要内容是向登记机关提交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抵押登记申请书、抵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资料，该项委托不包括与原告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受托人斯卫莉应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无权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去伪造或者制造该资料，而是应当通知委托人补齐该资料；因此该项委托不包括委托斯卫莉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原告提供的借条与抵押借款合同没有关联性，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借款人为被告，而并非为其他债务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借款合同第一段内容即“乙方为了借款将自有房地产抵押给甲方”，明确是乙方即被告金伟英为了借款，而不是为他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该抵押合同签订后，乙方如未能按约履行债务，当事人双方可以协商拍卖等合法方式处分抵押房地产”，该内容反映出该合同所指的借款人是被告金伟英，而不是他人；故原告提供的借条与该抵押借款合同无关。当时被告之所以委托斯卫莉办理他项权证，是因为被告同学黄国华临时周转资金需要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黄国华与被告商量借房产证去抵押借款，被告夫妇没有时间去办理他项权证，而办理抵押手续还需要评估，在此过程中被告才向斯卫莉出具了委托办理他项权证的委托手续。在前两次庭审中，被告当时的委托代理人王斌陈述到原告提供的借条借款存在支付利息的事实，对该借款、付息等情况被告并不知情，有关付息的情况，是因为王斌、蔡水鑫原系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知道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有关借款的一些情况；被告也不认识杨锦铭、斯彩英等人。被告金伟英在2015年10月20日庭审中针对原告增加的一项诉讼请求口头答辩称：被告没有给原告提供抵押担保，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主张即使能够成立，其起诉状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息也是不成立的。原、被告为证实各自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如下：1.原告在2012年6月7日庭审中提供借条一份，以证明原告对杨锦铭享有500万元的债权。经质证，被告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借款是2011年7月21日汇入斯彩萍账户，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1年9月21日，该借条系事后出具或者是原借条归还之后出具的新借条。2.原告在2012年6月7日庭审中提供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一组证据，以证明诉状上所指的房地产抵押权人是原告，抵押人是被告，抵押债权金额是750万元。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抵押登记属于登记错误，被告将依法提起行政诉讼。3．原告在2012年6月7日庭审中提供工商银行个人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二份，并申请法院调取该500万元存入的账户是斯彩萍账户的证据，以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500万元汇入斯彩萍账户也无异议，斯彩萍是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员工，也是该公司董事长斯彩英的妹妹，该借贷行为是该公司的职务行为，现该公司已涉嫌犯罪。4.原告申请本院调取抵押登记的资料，以证明诉状所指房地产已进行了抵押登记的事实。本院向上海市嘉定区房地产登记处调取了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委托书、诸暨市公证处公证书、抵押借款合同。该组证据经2012年6月7日庭审中出示，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对诸暨市公证处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该公证书公证的委托书的委托权限仅是办理他项权证，没有委托斯卫莉对外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的权限；对原告出具给斯卫莉的委托书，原告赵建祥只是委托斯卫莉领取房地产登记证明；对房地产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抵押人处的签字是斯卫莉所签，而被告并没有为原告的借款提供房地产抵押的意思表示；对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中“金伟英”的签字是斯卫莉所签，斯卫莉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效力待定；即使斯卫莉有代理权限，合同载明甲方即抵押权人、债权人为赵建祥，乙方即抵押人、债务人为金伟英，则该合同的借款关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金伟英以其房产对其向赵建祥的借款作抵押，但合同签订后该750万元借款并未交付，故根据合同法，该合同是不生效的；原、被告均委托了斯卫莉，斯卫莉有损害被告合法利益的故意。对此，原告陈述补充意见认为，原告出具的委托书是委托斯卫莉领取房地产登记证明，并不是委托斯卫莉办理抵押登记；被告委托斯卫莉办理他项权证，进行抵押权登记，必须要有抵押合同，本案所涉抵押权合法，且已经生效；原告另有一笔金额为250万元的款项借给杨锦铭，两笔借款，总金额为750万元；抵押借款合同中“赵建祥”的名字是原告本人所签，“金伟英”的名字是斯卫莉所签。5．被告在2012年6月7日庭审中提供诸暨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一份，以证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于2012年3月22日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如果是真实的，也是对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立案侦查，并不是针对被告的立案侦查，与本案无关。6.被告在2012年6月7日庭审中提供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会计清单一份，以证明该公司分5次向原告归还本金14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明原告收到140万元的事实；借条是2011年9月21日出具，借期为一个月，如果是事实的话，也是出具借条之前的事情。7.在2012年6月7日庭审中，经本院及被告方询问，原告陈述称：本案所涉抵押合同的主合同是2011年9月6日、9月21日原告借给杨锦铭的借款25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借款于2011年7月21日交付，当时出具有借条，后原借条撕掉，在2011年9月21日重新出具了借条；原告是否收到140万元代理人不清楚，但在2011年9月21日之前，对借款利息等都是协商处理好的；斯彩萍与斯彩英是两姐妹，杨锦铭是斯彩英女儿；借款时杨锦铭说是经营所需。在该次庭审中，被告接受询问后陈述称：借条的出具和借款的交付应该是真实的，但重新出具借条是为了逃避已付140万元本金和利息的事实；杨锦铭是斯彩英女儿，斯彩英和斯彩萍是两姐妹，杨锦铭当时担任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副总，该借款用于公司，用途是归还其他借款的利息。8.原告在2012年10月18日庭审中提供杨锦铭出具的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条一份，以证明抵押借款合同记载的750万元债权的另外250万元的债权。经质证，被告认为，该债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此，原告表示该250万元的借条已经另案起诉。9.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调取并于2015年11月11日庭审中出示本院（2014）绍诸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书，该案被告人为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斯彩英，该判决书第20页中认定事实部分载明“56、2011年7月21日、同年9月6日，被告单位兴荣门业两次向赵建祥借款共计人民币750万元。已支付利息人民币135万元，本金未还，造成实际损失人民币615万元。”该判决认定被告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判决已经生效。经质证，原告认为，原告没有借款给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原告是借款给杨锦铭，该判决书的该节事实认定错误；原告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没有发生过借款，原告不属于该案的被害人；支付利息一节原告也不认可。被告认为，对该节认定事实无异议，但该笔借款与本案被告无关。10.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调取并于2015年11月11日庭审中出示本院（2013）绍诸商破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裁定“被申请人斯彩英、杨锦铭个人财产、债务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财产、债务合并处置”。经质证，原告认为，杨锦铭个人同意将其个人名下的资产纳入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有明显的区分，个人债务不可能并入公司的债务，而应该由个人承担，这做法不合理、不合法；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不能混同，这做法对原告是严重不利的，将会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被告对该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11.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向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调取了申报人为赵建祥的债权申报表一份，并于2015年11月11日庭审中出示，经质证，原告认为，原告是根据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了担保才申报的债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笔债务与金伟英无关。12.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调取并于2015年11月11日庭审中出示本院（2013）绍诸商初字第83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原告赵建祥就本案债务已与案外人达成协议但尚未履行，使本案债务数额暂时无法明确”，就此，本院询问原告该协议的履行情况。原告委托代理人当庭表示不知情。后原告于2015年12月4日到庭接受询问陈述称，该协议已于2014年9月30日履行，其收到赣州银行吉安分行支付的200万元。13.因原告已对杨锦铭所借的250万元另案起诉即本院（2011）绍诸璜商初字第168号、（2013）绍诸商初字第834号案件，本院在2015年11月11日庭审中询问原告是否在该案中主张抵押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原告回答称，因按现有房产价值该抵押财产远远不足500万元，该房产在本案中处理就可以了。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2、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4，系本院向上海市嘉定区房地产登记处调取的材料，其真实性可予认定。证据5，系诸暨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其真实性可予认定。证据6，可结合证据9，在认定本案事实部分再予分析认定。证据8，结合证据9，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9、10，系本院生效裁判文书，具有证明力。证据11，其真实性可予认定。本案当事人诉争焦点为本案所涉抵押是否有效。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可分解为以下几点：1.从委托关系分析，斯卫莉代原告金伟英于2011年10月13日与原告赵建祥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斯卫莉是否超越了代理权限；2.该合同是否系第三人即被告金伟英为原告赵建祥借给杨锦铭的借款债权提供抵押担保；3.因案涉借款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原告赵建祥与杨锦铭之间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问题；4.原告赵建祥债权的数额。一、关于诉争焦点1，2011年10月13日金伟英夫妇经诸暨市公证处公证，向斯卫莉出具委托书，委托斯卫莉全权代表金伟英夫妇办理并领取本案所涉抵押财产的他项权证；当日，斯卫莉与原告赵建祥至上海市嘉定区房地产登记处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记的有关事项。该节事实由证据2、4可供佐证。被告主张其没有委托斯卫莉缔结抵押借款合同，斯卫莉与原告签订该合同已经超越了代理权限；假如抵押借款合同有效，原告提供的借条与抵押借款合同之间也缺乏关联性。原告则主张该合同有效。本院认为，首先，应对委托书中的“办理并领取……商铺的他项权证”的委托内容作分析。该处的他项权证应理解为房屋他项权证，故其委托内容应为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被告金伟英具有将房地产抵押的意思表示，我国《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地产抵押，抵押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抵押合同”，第三十二条规定“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下列文件：（一）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或法人资格证明；（二）抵押登记申请书；（三）抵押合同；（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共有的房屋还必须提交《房屋共有权证》和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证明；（五）可以证明抵押人有权设定抵押权的文件与证明材料；（六）可以证明抵押房地产价值的资料；（七）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从上述条文理解，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需要提供抵押合同等文件，且结合被告金伟英夫妇委托斯卫莉办理的事项为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具有将房地产抵押的意思表示，故该“办理”的授权可以理解为包括签订抵押合同，斯卫莉代被告金伟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未超出授权范围，斯卫莉在代理权限内签订的合同，对被告金伟英具有约束力。其次，根据上述条文内容，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需要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故被告金伟英夫妇委托斯卫莉办理他项权证时，必然将本案所涉抵押财产的权属证书交给斯卫莉，这可以印证被告金伟英夫妇全权授权斯卫莉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的事实。第三，斯卫莉办理并领取商铺的他项权证后，根据委托关系，斯卫莉必然将权证交付给被告金伟英夫妇。被告金伟英夫妇收到相应权证后，若发现斯卫莉有超过授权的行为，侵害了被告方的利益，则被告金伟英早就可以提出异议。综上分析，本院认为，斯卫莉代被告金伟英与原告赵建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并未超越授权范围。二、关于诉争焦点2，首先，结合上述分析，被告金伟英夫妇委托斯卫莉的事项为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故斯卫莉代被告金伟英与原告赵建祥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实质应为抵押合同，并未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则该合同可认定为被告金伟英作为第三人为他人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其次，《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地产抵押的，登记机关应当在原《房屋所有权证》上作他项权利记载后，由抵押人收执。并向抵押人颁发《房屋他项权证》”，据此，可知被告金伟英获颁的《房屋他项权证》上对他项权利有相应的记载，从持有该房屋他项权证后到该案诉讼之前，被告金伟英也未提出相应异议。第三，从被告金伟英委托斯卫莉办理他项权证到被告金伟英持有该他项权证，该事实行为可以佐证抵押权人为原告赵建祥，也即被告金伟英为原告赵建祥债权提供抵押保证。三、关于诉争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本案所涉杨锦铭向原告赵建祥的借款500万元，在本院（2014）绍诸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书中也有认定，被告人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斯彩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两被告人已经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本院认为，行为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其与社会公众之间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不应认定为无效。首先，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要开展吸收公众存款的市场活动，首先必须获得国家主管机关（主要指银监会）的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是从禁止的角度加以规定的，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该条规范的完整表达是：任何主体要吸收公众存款，需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未经批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公众存款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从该项指导意见，可以清楚地看出，公法规范所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该种类型的合同。因此，这一类规范在民法上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市场准入制度构成犯罪的，只是合同一方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本身仍然是有效的。其次，之所以当事人的行为违反市场准入制度构成犯罪，而与此相关的民间借贷合同仍然有效，还因为该行为是由一方缔约主体单独实施，而非双方主体共同实施的。刑法所评价的正是该当事人的单独实施的非法经营行为（犯罪行为），而民法评价的则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合同行为。第三，非法经营类犯罪的构成是多个非法经营行为叠加的结果。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言，该罪的构成同样也是由若干个民事借款行为的叠加从而导致发生由量变到质变。具体到每一笔借贷业务，均是在当事人自愿情形下发生的，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也没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而都是合法有效的。第四，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债权人在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一般并无过错，其利益更应受到保护；相反，如果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无过错方的利益恰恰有可能会受到损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般在合同中往往约定了较高的利息，如果认定合同无效，犯罪人只归还本金和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却免除了归还事先约定的较高利息的合同义务，其反而获得了额外利益。这对于保护无过错的合同相对方而言，是极其不利的，也不符合民法的公平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而本案所涉原告赵建祥与杨锦铭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原告赵建祥与杨锦铭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有效。本案主合同有效，而抵押借款合同也不具有上引条文及担保法有关规定的无效情形，则本案中从合同即抵押借款合同也属有效。四、关于诉争焦点4，根据本院生效的（2014）绍诸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借款总金额750万元，已支付利息135万元，本金未还，造成实际损失615万元。根据本院生效的（2013）绍诸商破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已裁定将斯彩英、杨锦铭个人财产、债务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财产、债务合并处理。本案系杨锦铭向原告赵建祥借款500万元，因本案抵押债权总金额为750万元，原告赵建祥就此提起了两案诉讼，一为本案，另一案为本院（2011）绍诸璜商字第168号原告赵建祥诉被告杨锦铭、被告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被告诸暨市野珍食品有限公司、被告金伟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借款金额为250万元，后该案依法裁定中止诉讼；经当事人申请恢复诉讼后，即本院（2013）绍诸商初字第834号案件，因原告就该案债务已与案外人达成协议但尚未履行，使该案债务数额暂时无法明确，法院再次裁定该案中止诉讼；2014年9月，原告依上述协议受偿200万元；目前，该案尚处于中止诉讼。本案审理中被告提供一份会计清单，以证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已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40万元；该清单显示支付的款项为2011年7月22日付30万元、2011年7月22日付10万元、2011年8月23日付50万元、2011年9月23日付20万元、2011年9月23日付30万元，因支付的金额经本院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为135万元，故本院依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原告已受偿的金额；其款项性质，本院认定为系归还本金，理由是：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两份借条，均未书面约定借期内的借款利息，故依该交易习惯，可以确定原告赵建祥与杨锦铭之前的借条上也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其次，依被告提供的会计清单，原告赵建祥交付500万元借款后的次日，即2011年7月22日原告赵建祥即受偿40万元，杨锦铭于2011年9月21日出具借条后第二日，原告赵建祥即受偿50万元，从该支付情况来看，系认定归还借款本金较为适宜；第三，因未约定借期内利息，故在借条约定的还款日即2011年10月21日前支付的款项，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较为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综上分析，本院认定被告金伟英提供抵押担保时本案所涉借款的实际债权金额为365万元。综上分析，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7月21日，杨锦铭向原告赵建祥借款500万元，该借款汇入斯彩萍工商银行诸暨市支行账户，后原告赵建祥受偿部分款项135万元，2011年9月21日，杨锦铭由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诸暨市野珍食品有限公司连带担保向原告赵建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500万元，借期一个月，到2011年10月21日止，逾期归还则按每天总借款的百分之一向赵建祥支付赔偿金；该借条的实际债权金额为365万元。2011年9月6日，杨锦铭由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诸暨市野珍食品有限公司连带担保向原告赵建祥借款250万元，借期两个月，到2011年11月6日止，逾期归还则按每天总借款的百分之一向赵建祥支付赔偿金。该两份借条均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2011年10月13日，经诸暨市公证处公证，被告金伟英夫妇向斯卫莉出具委托书，委托斯卫莉为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办理并领取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5000弄158号103室［沪房地嘉字（2006）第010935号］、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5000弄158号302室［沪房地嘉字（2006）第010926号］、上海市外冈宝钱公路5000弄169号103、302室［沪房地嘉字（2010）第033929号］、上海市外冈镇宝钱公路5000弄170号101室、201室［沪房地嘉字（2010）第033138号］商铺的他项权证。据此委托，斯卫莉代被告金伟英与原告赵建祥在2011年10月13日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金伟英的上述房产对原告赵建祥享有的上述750万元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并约定抵押担保内容为被担保债务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有关税费。据此，上海市嘉定区房地产登记处办理了上述房产的房地产抵押登记，并颁发了房屋他项权证。2012年3月22日，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被诸暨市公安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2012年4月20日，原告赵建祥向本院起诉，2012年12月10日，本院裁定中止诉讼。2013年7月，本院裁定受理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为管理人。2015年5月15日，本院判决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犯罪事实部分认定“56、2011年7月21日、同年9月6日，被告单位兴荣门业两次向赵建祥借款共计人民币750万元。已支付利息人民币135万元，本金未还，造成实际损失人民币615万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2015年1月8日，因斯彩英、杨锦铭的个人资产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财产存在高度混同，其个人债务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无法严格区分，斯彩英、杨锦铭同意将个人资产纳入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等原因，本院裁定将斯彩英、杨锦铭个人财产、债务与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财产、债务合并处理。经本案原、被告申请，2015年6月24日，本案恢复诉讼。本院认为，原告赵建祥与杨锦铭之间的借贷关系，虽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该刑事处罚并不影响该借贷关系的效力，因该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属有效。斯卫莉接受被告金伟英夫妇委托办理相关商铺的他项权证，斯卫莉代被告金伟英签订抵押借款合同，该行为并未超出委托权限，应属有效，相关商铺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后，抵押合同生效。借款届期后杨锦铭未能归还部分借款，现原告要求被告金伟英直接承担归还借款的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享有抵押财产的优先受偿权，本院予以支持，但其债权金额应据实调整为，借款本金365万元，借款利息为该款自2011年11月7日起至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破产案受理之日止即2013年7月8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被告金伟英主张斯卫莉无权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等辩解意见，与本院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第四十六条，《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赵建祥有权对被告金伟英提供的抵押物即座落于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5000弄158号103室［沪房地嘉字（2006）第010935号］、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5000弄158号302室［沪房地嘉字（2006）第010926号］、上海市外冈宝钱公路5000弄169号103、302室［沪房地嘉字（2010）第033929号］、上海市外冈镇宝钱公路5000弄170号101室、201室［沪房地嘉字（2010）第033138号］商铺（他项权证号：嘉201113029897号）依法定程序处理所得的价款在杨锦铭应偿还原告赵建祥借款本金365万元及该款自2011年11月7日起至2013年7月8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二、驳回原告赵建祥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赵建祥负担12800元、被告金伟英负担34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款汇至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并注明上诉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恒丰人民陪审员  朱火成人民陪审员  严助云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郦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