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高民四(海)再终字第1号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某。委托代理人王英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姜兰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洋浦华泓船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委托代理人赵某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委托代理人严某某。原审第三人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某。委托代理人王某某。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公司)因与洋浦华泓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公司)、原审第三人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钢公司)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7日作出(2014)民申字第223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中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英波，被申请人洋浦公司委托代理人赵某某，被申请人宝钢公司委托代理人严某某，原审第三人日钢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7月11日，一审原告中材公司通过邮寄起诉材料至上海海事法院称，2012年7月25日，其与日钢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约定由日钢公司向其出售钢卷13,500吨，价款共计人民币49,518,000元(以下币种均同)。合同签订后，中材公司于2012年7月26日将全额货款支付给日钢公司，日钢公司将其中的1,466,664.08元作为运费和仓储费代为转付洋浦公司。日钢公司指定洋浦公司与其联系上述货物的运输事宜，2012年7月28日至29日，洋浦公司与其签订了六份《国内水陆货物运输合同》(以下简称运输合同)，上述合同载明承运人为洋浦公司，托运人为中材公司，但日钢公司和洋浦公司没有向其出具任何运输单证。中材公司在涉案货物到港后至上海宝钢码头提货时被告知涉案货物已被他人提取，去向不明。中材公司认为，日钢公司与中材公司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和代办托运关系，日钢公司收到货款后，涉案货物所有权转移给中材公司。洋浦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系涉案货物的承运人，其有义务在约定的到达港上海���钢码头向中材公司交付涉案货物，但洋浦公司不仅未能向中材公司交付货物，而且未向中材公司提供任何货运单证，致使中材公司失去对涉案货物的控制权，洋浦公司对中材公司的涉案货物损失负有责任。宝钢公司作为涉案货物到达港的港口经营人，对于抵达其监管区内的涉案货物负有交付给合法收货人的义务，或根据合法收货人的书面委托和指示放货。宝钢公司未将涉案货物交付给合法收货人中材公司，亦未根据中材公司的书面委托和指示放货，导致中材公司涉案货物损失。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对中材公司的损失均存在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向中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请求法院判令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向中材公司交付涉案货物13,095.215吨，如不能交付涉案货物，则连带赔偿中材公司涉案货物损失人民币49,518,000元(其中包括运费、仓储费1,466,664.08元)���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人民币基准贷款利率6.15％计算，自2012年8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被告洋浦公司辩称，中材公司诉请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洋浦公司已经按照与中材公司签订的六份运输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将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的合同义务，且已在涉案货物装船和运抵目的港时通知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所签买卖合同约定的收货人的联系人。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XXXXXXXXXXX”，由此说明中材公司是代理人，中琦公司是被代理人，刘某是中琦公司的员工，中琦公司自行委托物流公司从码头提货后，涉案买卖合同和运输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本案纠纷系因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向第三人购货产生，中琦公司与本案有直接法���关系，应被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中材公司以财产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其并非涉案货物的合法所有权人，主体不适格。中材公司计算损失方式不正确，侵权损害赔偿造成的损失应以起诉时涉案货物的价值为具体损失数额，而不应以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金额为准，利息损失也不是因侵权造成的损失，不应支持。据此，请求法院驳回中材公司对洋浦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被告宝钢公司辩称，宝钢公司已根据承运人装船通知的指令将涉案货物交给了中琦公司，并已根据中琦公司的指示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了中琦公司指定的车队，车队也已将涉案货物送到了指定仓库，中材公司在涉案买卖合同项下的权益已经实现。中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诉由是财产侵权损害赔偿，其损失应当只包含涉案货物价值，不包括运费、仓储费，其请求利息损失亦没有依据。涉案货物于2012年7月31日到达码头，中材公司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据此，请求法院驳回中材公司对宝钢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第三人日钢公司同意洋浦公司关于中材公司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同时认为，日钢公司并非涉案运输合同当事人，因此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日钢公司已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中材公司指定的承运人，法律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要件，因此涉案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中材公司自行承担。中材公司称其与日钢公司有代办托运关系与事实不符，本案运输合同是中材公司自行与洋浦公司签订。上海海事法院一审查明，2012年7月25日，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了编号为CD-120725-0001-NJ的买卖合同，约定由日钢公司向中材公司出售热轧带钢，重量共计13,500吨，总价值为49,518,000元；交(提货)地点、方式为日照轧钢仓库或指定地点提货；运输方式及到达港(站)为船舶运输，到上海宝源旺库，费用参照日钢公司当期指导价112元/吨，由中材公司委托日钢公司代收代付；收货单位(或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XXXXXXXXXXX”。中材公司称其并不认识刘某，亦不清楚刘某的身份，并称该收货单位的记载系日钢公司与中琦公司商量的结果，注明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系因日钢公司与中琦公司之间存在协议价，但日钢公司对中材公司的该说法予以否认。签订合同次日，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支付了上述全部货款。2012年7月28日和29日，中材公司和洋浦公司共签订了六份运输合同，约定由洋浦公司承运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购买的上述钢材。合同载明承运人为洋浦公司，托运人为中材公司，船名为“鑫城利”轮、“京华1010”轮和“中泰城��轮，运费价格为92元/吨，仓储费为20元/吨，起运港为岚山，到达港为上海宝钢码头。2012年8月，中材公司支付了全部运费，洋浦公司确认收到全部运费，并向中材公司开具了运费发票。2012年7月27日，日钢公司向洋浦公司发送收货人变更通知，通知洋浦公司“鑫城利”轮和“中泰城”轮运输货物的收货人由“丁公司代日照钢铁有限公司收”变更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联系人由“顾某某，XXXXXXXXXXX”变更为“刘，XXXXXXXXXXX”，到港仓库由“上海泉安库”变更为“上海宝源旺库”。2012年7月29日，日钢公司向洋浦公司发送通知函，向洋浦公司披露了上述六份运输合同运输的货物系其与中材公司签订的上述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通知函随附了该买卖合同。2012年7月29日，甲公司接收了由“鑫城利”轮运输的货物，并向戊公司予以交付。次日，己公司出具水路货物运单，运单上显示托运人为日钢公司，承运人为己公司，收货人为“丁公司代日照钢铁有限公司，顾某某，XXXXXXXXXXX”，船名为“鑫城利”，起运港岚山港，到达港上海宝钢码头。洋浦公司陈述，己公司系接受其委托运输涉案货物，随后己公司又委托了戊公司进行运输。2012年7月29日，甲公司接收了由“中泰城”轮运输的货物，并向庚公司予以交付。随后，己公司出具水路货物运单，运单上显示托运人为日钢公司，承运人为己公司，收货人为“丁公司代日照钢铁有限公司，顾某某，XXXXXXXXXXX”，船名为“中泰城”，起运港岚山港，到达港上海宝钢码头。洋浦公司陈述，己公司系接受其委托运输涉案货物，随后己公司又委托了庚公司进行运输。2012年7月30日，甲公司接收了由“京华1010”轮运输的货物，并向辛公司予以交付。随后，辛公司出具水路货物运单，运单上显示托运人为日钢公司，承运人为辛公司，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中琦，刘，XXXXXXXXXXX”，船名为“京华1010”，起运港岚山港，到达港上海宝钢码头。洋浦公司陈述，辛公司系接受其委托运输涉案货物。日钢公司陈述，涉案货物均由其交付承运人进行运输。洋浦公司陈述，水路货物运单上关于收货人的记载系根据日钢公司向其披露的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内容所作。涉案货物装上上述三条船舶后，洋浦公司向宝钢公司发送装船通知，告知宝钢公司涉案货物已由“鑫城利”轮、“京华1010”轮和“中泰城”轮运输，收货人处显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中琦”，联系人为“刘，XXXXXXXXXXX”，仓库为“宝源旺库”，并向其转发了上述日钢公司向洋浦公司发送的收货人变更通知。2012年7月31日，涉案货物全部运抵宝钢公司码头，宝钢公司码头在货物交接清单上盖章确认收到涉案货物。宝钢公司陈述，涉案货物到达码头后，其即通过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收货人处显示的“刘某”的手机与其进行电话联系，“刘某”称其系中琦公司员工，将派车队前往提货。宝钢公司根据“刘某”的指令，开具了提货单给乙公司和丙公司，用于该两家车队至宝钢公司码头处提取涉案货物。乙公司和丙公司前往提货时均称系根据中琦公司的指令提货。洋浦公司亦陈述，其也与“刘某”取得过联系，“刘某”称其系中琦公司的员工。2013年10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中琦公司原职员朱某某进行询问。朱某某称，其于2010年进入中琦公司工作，2012年8月离职，公司负责人系宋某某，公司共分三个部门，资源(采购)部、销售部和经营管理部，其系经营管理部下属的技术部主管，即运输专员，主要负责安排车队运输公司采购、销售的钢材及处理质量问题。2012年7月底前后，其的确安排了车队从宝钢公司码头运走了13,000余吨钢材，在该批钢材尚未运至宝钢公司码头时，中琦公司采购部经理顾某某通知其有一批日钢公司的钢材即将运至宝钢公司码头，让其安排车队将该批钢材运至宝源旺库。关于该批钢材的来源朱某某称不清楚，顾某某会通知其该批钢材运输的船舶、卷数、总吨位以及停靠的码头。关于安排的车队，朱某某称其安排的运输车队系中琦公司的协议车队，运输涉案货物的协议车队是乙公司和丙公司，该13,000余吨钢材均运至了宝源旺库。货物运至宝源旺库后的去向并不清楚，应该是销售部的事情。关于装船通知上收货人处显示的“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中琦”，联系人“刘，XXXXXXXXXXX”，朱某某表示具体什么意思不清楚，其仅是按照顾某某的指示操作，其也不认识刘某，也没打过刘某的手机。2013年10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被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内的中琦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某进行询问。宋某某称，中琦公司于2006年成立，主要经营钢材贸易和融资贸易。2012年7月底前后，中琦公司确从宝钢公司码头运走了13,000余吨钢材到上海宝源旺库，该批钢材系中琦公司委托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采购。中琦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了融资期限为三个月的融资合同，约定中琦公司向中材公司支付20％的保证金，中材公司将全额货款支付给日钢公司后，日钢公司将该批钢材发往宝钢公司码头，再由中琦公司派运输单位运至宝源旺库。中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保证金支付给中材公司，��融资未到期之前，从法律意义上讲该批钢材属于中材公司，但货物自日钢公司出厂后，从运输到进仓库保管，运费及仓储费均由中琦公司负责，中材公司均不参与。中琦公司和中材公司长期保持合作关系，比较熟悉，所以对于融资的钢材中材公司也放心让中琦公司负责运输和保管。对于目前该批钢材的下落，宋某某表示因其自2012年10月就被广州警方拘留，拘留之前该批钢材全部存放在宝源旺库，之后的情况其不清楚。2013年10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被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内的中琦公司采购部经理顾某某进行询问。顾某某称，中琦公司与中材公司自2012年开始做过几单钢材融资业务，具体由中琦公司支付20%－30％的保证金给中材公司，中材公司支付全额货款给日钢公司，日钢公司发货后由中琦公司负责运输和保管，中琦公司必须在约定的时间内回购该批钢材，融资期限一般为2－3个月，双方订有书面合同。中琦公司向中材公司融资的均是日钢公司的钢材，全部存放在宝源旺库，中材公司委托中远供应链公司监管钢材。关于装船通知上收货人处显示的“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中琦”，顾某某称其意思是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向日钢公司采购钢材，即表明是融资采购的钢材。中材公司陈述，其与中琦公司就涉案货物确实订立了买卖合同，由中琦公司向中材公司支付保证金后，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购买钢材。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之间只发生过两票业务，涉案业务是其中一票，对涉案货物全部由中琦公司提取的事实中材公司并无异议。2013年10月30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乙公司副总经理钱某某进行询问。钱某某称，乙公司与中琦公司于2012年3月开始业务合作，中琦公司委托乙公司运输钢材。2012年7月29日，乙公司接受中琦公司指令从宝钢公司码头将“中泰城”轮运输的5,202.48吨热轧带钢运送至中琦公司指定的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飞乐路的宝源旺库，就该单业务，中琦公司与乙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仅为口头约定，乙公司制作运输费用结算清单与中琦公司核对结账，中琦公司已将该单业务的运输费用支付给乙公司，乙公司亦向中琦公司开具了运费发票。该单业务系中琦公司的“朱某某”与乙公司联系，包括口头或者书面合同的确定以及货物运输、入库等事项，乙公司就运输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均服从中琦公司的指令，整个运输过程除了中琦公司并无其他单位参与。钱某某还提供了宝钢公司开具的提货单、开源公司与中琦公司的运输费用结算清单、中琦公司的付款凭证、乙公司开具的运费发票以及乙公司将货物全���运至宝源旺库的送货单以佐证其陈述的事实，在该送货单上显示收货单位为“中琦”，送达仓库为“飞乐路XXX”，送货单上均有相关人员的收货确认。2013年10月30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丙公司业务经理齐某某进行询问。齐某某称，丙公司与中琦公司于2011年年初即开始业务合作，中琦公司委托丙公司运输钢材。2012年7月，中琦公司委托丙公司从宝钢公司码头处运输7,800余吨(7,892.74吨)热轧带钢至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飞乐路XXX号的宝源旺库。中琦公司与丙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书，该7,800余吨钢材系由“鑫城利”轮和“京华1010”轮运至宝钢公司码头。通豪公司根据宝钢公司开具的提货单至宝钢公司码头处提货，并运至中琦公司指定的卸货地点宝源旺库，丙公司制作运费结算单与中琦公司核对结账，中琦公司确认无误后将运费支付给丙公司，丙公司向中琦公司开具运费发票，该单业务的运输费用中琦公司已予支付。该单业务系中琦公司的“朱某某”与丙公司联系，包括口头或者书面合同的确定以及货物运输、入库等事项，丙公司就运输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均服从中琦公司的指令，整个运输过程除了中琦公司并无其他单位参与。齐某某还提供了宝钢公司开具的提货单、丙公司与中琦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书、丙公司与中琦公司的运输结算单明细以及丙公司开具的运费发票以佐证其陈述的事实。另查明，2012年6月12日，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签订钢制品码头装卸合作协议，约定由洋浦公司委托宝钢公司对洋浦公司的钢制品在宝钢公司码头进行装卸船作业，洋浦公司在每艘船从起始码头开出时应将船名及所载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以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及时通知宝钢公司，宝钢公司委托壬公司负责单船���港使费、拖轮费的现场收费。2013年11月22日，壬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确认洋浦公司已向其全额支付了2012年底前所有船舶的码头装卸费等相关费用，其已将相关款项转付给宝钢公司，其中包括涉案货物的装卸费用。2013年7月11日，中材公司通过快递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寄送了本案起诉材料，上海海事法院于次日签收。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二、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是否有义务向中材公司返还涉案货物，如不能返还，应否赔偿中材公司的涉案货物损失，如需赔偿，中材公司的损失依据及具体金额；三、中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各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问题。日钢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该合同显示，日钢公司为涉���货物的卖方，中材公司系涉案货物买方。同时，中材公司与洋浦公司签订了六份运输合同，上述运输合同载明中材公司系托运人，因此，中材公司既是涉案货物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亦是涉案货物的托运人。洋浦公司系与中材公司签订涉案运输合同之人，在上述运输合同中载明洋浦公司为承运人，各方当事人对于洋浦公司系涉案货物承运人的事实并无异议，应予确认。洋浦公司与宝钢公司之间签订有钢制品码头装卸合作协议，约定由洋浦公司委托宝钢公司对洋浦公司的钢制品在宝钢公司码头进行装卸船作业。洋浦公司陈述其与宝钢公司系合作关系，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义务，宝钢公司陈述在涉案货物装船后洋浦公司将装船通知发送给宝钢公司，宝钢公司接受洋浦公司委托放货。根据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签订的协议，并结合双方陈述，可以认定宝钢公司在本案中��接受承运人洋浦公司的委托操作涉案货物到达码头后的装卸船作业，并将涉案货物交付给收货人，其应为洋浦公司的代理人。关于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是否有义务向中材公司返还涉案货物，如不能返还，应否赔偿中材公司涉案货物损失的问题。中材公司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事实表明，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上约定的收货单位(或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XXXXXXXXXXX”，据此可以理解为收货人是中材公司、中琦公司或者是刘某，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只要将涉案货物运抵并交付给其中任何一个即可认定已完成了交付货物的义务。现有证据表明，涉案货物由日钢公司交予洋浦公司后运至宝钢公司码头，对此，日钢公司、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均予确认。之后，乙公司和丙公司根据中琦公司的指令至宝钢公司码头提取了涉案货物，并送至上海宝源旺库，即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货物最终到达地。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乙公司和丙公司员工所作的调查笔录看，该两家车队均确认系根据中琦公司委托至码头提货并运至中琦公司指定仓库，其中并无其他公司参与，运费亦与中琦公司结算。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中琦公司员工所作的调查笔录看，中琦公司确认乙公司和丙公司系接受其委托提取涉案货物，并已送至宝源旺库，中琦公司法定代表人亦陈述货物自日钢公司出厂后，从运输到进仓库保管，运费及仓储费均由中琦���司负责，中材公司均不参与。从上述调查笔录可以看出，乙公司和丙公司提货并送至仓库的行为均系接受了中琦公司的委托，即中琦公司实际提取了涉案货物。中材公司对涉案货物全部由中琦公司提取的事实亦无异议。因此，可以认定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已将涉案货物交予中琦公司，完成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另一方面，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对于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知情，并知道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就涉案货物形成的联系，洋浦公司根据日钢公司披露的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收货人在水路货物运单上作了相同的记载，宝钢公司根据洋浦公司发送的装船通知上显示的收货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中琦”，联系人“刘，XXXXXXXXXXX”，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了中琦公司委托的车队，并送至了最终到达地宝���旺库。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均陈述曾通过手机联系了收货人处显示的“刘某”，“刘某”表示其系中琦公司的员工。因此，涉案货物最终交付给中琦公司系根据买卖合同的记载，中材公司将收货人约定为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并确认其并不认识“刘某”，亦不清楚“刘某”的身份，其在合同中将自身地位约定为收货人的代理人，并将一个并不认识的人记载于合同约定的收货人处，有失谨慎，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中材公司称该收货人的记载系日钢公司与中琦公司商量的结果，注明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系因日钢公司与中琦公司之间存在协议价，但日钢公司对该说法予以否认，故该说法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上述事实表明，涉案货物已全部由中琦公司委托车队提取后运至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最终到达地宝源旺库。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在运输和交付涉案货物的过程中实施了违法行为，且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中材公司要求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中材公司的损失依据及具体金额的问题不再赘述。关于中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材公司已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于2013年7月11日向上海海事法院寄送了起诉材料，上海海事法院于次日签收，可以认定中材公司的起诉日期最迟为2013年7月12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涉案货物于2012年7月31日全部到港，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的日期必定晚于该日。因此，中材公司于2013年7月12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上述批复中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上海海事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293号民事判决：对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289，390元，由中材公司负担。中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当事人主体地位认定错误。中材公司不仅是涉案货物的托运人，也是所有权人和收货人。本案中，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宝钢公司应为共同过错或者分别过错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对涉案买卖合同约定的“收货人”解读错误，买卖合同收货人条款约定的中材公司是完整的公司名称，“上海中琦”仅是简称，不能理解为中琦公司，因此，涉案合同的��货人只能是中材公司。退一步讲，即使中材公司是中琦公司的收货代理人，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不征询代理人的意见，将涉案货物直接交付给被代理人存在明显过错。三、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在放货阶段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中材公司丧失了对涉案货物的控制权，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在一审中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在放货过程中没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开庭，中材公司在之后收到了判决日期为“2014年2月27日”的判决书，程序不当。五、按照《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水运交易习惯，中材公司和洋浦公司的运输合同中未指定收货人，表达的意愿即托运人自己为收货人。洋浦公司擅自填写运单，没有向托运人交付运单，也未通知托运人涉案货物到港情况，应认定洋浦公司上述行为直接侵犯了托运人的权利。因此，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中材公司全部诉请。洋浦公司辩称，一、根据涉案买卖合同和运输合同的约定，中材公司是涉案货物的买方和托运人。对于中材公司是否为涉案货物的所有人，中材公司在庭审中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涉案货物已经被提走，可能处于流转过程中，一审法院也无法对涉案货物的权属作出认定。买卖合同中记载的收货人是“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中材公司并非合同约定的收货人。二、一审法院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收货人的理解准确。买卖合同中收货人的约定是中材公司自己指定的，并且洋浦公司在承运涉案货物时均已通知收货人一栏中的“刘某”。结合收货人栏中的“刘某”关于“上海中琦”即为中琦公司的陈述，宝钢公司将涉案货物交给收货人一栏中的“刘某”指定的中琦公司是符合合同约定的。三、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都已按照合同履行了相关义务，并且在发货和到货时均已通知“刘某”，没有任何过错，也就没有侵权行为。据此，请求本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中材公司的上诉请求。宝钢公司辩称，一、宝钢公司在业务发生时对中材公司的贸易关系不清楚。宝钢公司的发货依据只能根据承运人发给其的装船通知指定的收货人进行发货。在发货过程中，宝钢公司依据装船通知联系“刘某”，“刘某”明确告知由中琦公司收货。在这个过程中，宝钢公司没有过错。二、从合同对收货人约定的条款理解来看，涉案货物真正的收货人是中琦公司，作为代理人中材公司没有否定被代理人中琦公司的权利，联系人“刘某”也明确告知收货人是中琦公司。三、本案中，中琦公司与中材公司是有融资关系的，涉案货物自始至终中材公司没有收过，运到上海一年多时间��材公司也没有主张过，直到中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抓以后其才主张权利，所以中材公司对涉案货物没有收货的意愿和意思表示，涉案货物的收货人系中琦公司。据此，请求本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中材公司的上诉请求。日钢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中材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关键问题是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在涉案货物到目的港后的放货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并对中材公司造成损失。从在案证据来看，首先，洋浦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称宝钢公司负责其货物在港口的装卸货事宜，宝钢公司在一、二审庭审中均称其根据承运人的放货指令进行放货。从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之间的协议及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一、二审庭审确认来看，宝钢公司在本案中从事的业务系根据洋浦公司装船通知和收货人变更通知进行，并无证据证明其行为有违背洋浦公司指令之处。其次，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涉案货物到达港(站)为上海宝源旺库，收货单位(或收货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XXXXXXXXXXX”，最终涉案货物到目的港后，宝钢公司是通过“刘，XXXXXXXXXXX”这个号码与刘某联系，并在确认刘某为中琦公司的员工之后，与其联系涉案货物交付事宜。因此，这表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放货时与“刘某，XXXXXXXXXXX”联系，符合中材公司和日钢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约定。在中材公司和洋浦公司对收货人未能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公安机关对实际运输车队和中琦公司员工的调查笔录所记载，涉案货物被中琦公司委托的车队运至中琦公司指定的上海宝源旺库。公安机关于2013年10月15日对宋某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钢材从“日照钢厂出来之后，中材供应链公司就什么也不管了，从运输到进仓库保管，运费与仓储费用都是我负责的”，同时提到“我与中材供应链公司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彼此比较熟悉，所以融资的钢材他们也放心，让我负责运输与保管”。因此，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答辩认为双方已经依约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有事实依据佐证。中材公司认为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在交付货物中存在过错，应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本院作出(201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390元，由中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请再审人中材公司称，一、原审判决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认定错误。���材公司既是涉案货物的托运人，又是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和收货人。宝钢公司不是洋浦公司的代理人，而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港口经营人，是独立于承运人的一方当事人。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相关规定，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应就其共同过错或分别过错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对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中材公司向洋浦公司、宝钢公司主张权利是基于其与洋浦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而非其与日照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在运输合同对收货人约定不清的情况下，洋浦公司应按照托运人中材公司的指令行事，原审判决以买卖合同约定的收货人来确定运输合同关系下的收货人错误。三、原审判决将买卖合同上填写的收货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理解为收货人是中材公司、中琦公司或者“刘某”，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只要将涉案货物运抵并交付给其中任何一方即可认定已经完成了交付货物的义务，有违通常认知及相关法律规定，涉案货物的合法收货人是中材公司。四、原审判决关于“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在运输和交货过程中实施了违法行为且主观上存在过错”的认定错误。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中材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被申请人洋浦公司辩称，原审判决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认定客观准确全面，买卖合同记载的收货人并非中材公司，而是“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中材公司未在一审庭审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系涉案货物的所有人，故原审判决无法对涉案货物权属作出认定。原审判决对买卖合同约定的收货人理解准确，买卖合同中的收货人是中材公司特别指定的，对此引起不同理解，中��公司应当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宝钢公司将涉案货物交付“刘某”指定的中琦公司符合买卖合同约定。洋浦公司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对中材公司侵权的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洋浦公司依据买卖合同约定的收货人联系涉案货物交付事宜符合当事人的约定。综上，请求本院维持原判。被申请人宝钢公司辩称，宝钢公司并未擅自将涉案货物交给中琦公司，对于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代中琦”应当以正常的、善意人的观念全面分析，宝钢公司是根据联系人“刘某”的要求，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中琦公司，中琦公司指派合作车队提货，并送至仓库，上述事实有相应证据印证。因此，原审判决正确，请求本院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日钢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中材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经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运输合同的收货人是谁；二、洋浦公司、宝钢公司将涉案货物交付给中琦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经查，2012年7月25日，案外人中琦公司作为买方与中材公司作为卖方签订《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交(提)货点为“中远乾晋仓库(仓库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飞乐路XXX号)”，即上海宝源旺库所在地。同日，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收货单位(或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刘某，XXXXXXXXXXX”。同月28日、29日，中材公司与洋浦公司订立运输合同六份。涉案货物到港后，宝钢公司根据洋浦公司装船通知和收货人变更通知，通过“XXXXXXXXXXX”手机号码与刘某联系，并在确认其为中琦公司员工后进行涉案货物交付事宜。在中材公司与洋浦公司对收货人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洋浦公司、宝钢公司根据涉案买卖合同的约定与刘某联系交货事宜并无不当。更何况公安机关的相关调查笔录亦显示，涉案货物已被中琦公司的协议车队运至其指定的上海宝源旺库。中材公司关于其是涉案货物的唯一收货人，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在交货过程中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宁代理审判员  马晓峰代理审判员  陈 岚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一日书 记 员  陈星然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