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桂市民四终字第44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楼八层。法定代表人张洁峰，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仁祥，该公司中南分部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梁武灵，广西象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永红。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中国诚通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楼八层。法定代表人陈胜杰，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4号楼。法定代表人马正武，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梁武灵，广西象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因与上诉人梁永红及一审第三人中国诚通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诚通资产公司）、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集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3）星民重字8号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吕秀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卫新和代理审判员蒋子秀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申峰峰担任记录。上诉人新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仁祥、梁武灵，上诉人梁永红，第三人诚通公司、诚通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武灵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批准，准许延长审限2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大型企业集团，被告新元公司是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是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该厂于2005年7月28日经国资改革（2005）第797号文批准划转到新元公司管理。2005年9月26日，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将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划转到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管理。被告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职工，2002年5月16日，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任命被告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副厂长，2006年3月28日，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任命被告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常务副厂长；2006年9月14日，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任命被告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厂长。2007年12月27日，桂林市中级人级法院宣告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同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清算组，原告的总经理助理丁东湖为破产清算组组长。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后，原告与被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08年1月生效。乙方（即被告，下同）担任甲方（即原告，下同）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厂管理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桂林，乙方工作应达到按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以及委托书涉及的工作内容、工作要求。乙方工资按原企业的原工资标准执行。如遇出资人对薪酬标准调整，按调整后新标准执行。甲方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乙方待工的，甲方支付乙方的生活费按企业所在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支付标准执行。甲方为乙方提供以下福利待遇：按经甲方核定后的乙方上报方案执行。乙方的工资、社保等费用由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支付。被告2007年的工资为：2750元／月＋148元年工资，年工资为本企业工龄5元／年，2008年工资增加到2903元／月。2008年1月，被告由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聘用为留守工作人员，被告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支付2903元／月，一部分由原告支付1857元／月，合计4760元／月。2008年5月，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将被告的工资降为1903元／月，原告仍支付被告工资1857元／月。2008年6月30日，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向被告出具《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并与被告签订《终止劳动合同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确认书》，确认被告领取的一次性安置费为77398.58元，被告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后，其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之间的劳动合同即于2007年12月27日终止。2010年1月15日，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向被告出具《不再聘用为留守人员的通知》，支付原告2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5816元。2010年1月18日，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为做好破产收尾工作、维持稳定等工作，临时聘用被告等部分人员，并自2010年2月起调整被告的工资为2400元／月（含各项保险费用及200元的通讯费），原告仍按1857元／月的工资标准支付被告工资。2010年4月20日，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组建中国诚通资产管理公司，为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将其所属二级企业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即原告、中国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新华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诚通资源再生开发利用公司、中物信息技术发展公司等5家公司划归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管理，2011年6月20日，中国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更名为“中国诚通资产管理公司”。2010年12月31日，桂林市中级人级法院宣告终结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程序。2011年1月18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解除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清算组作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管理人的职务，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管理人自即日起终止执行职务。此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管理人、原告仍分别按2400元／月、1857元／月的标准支付被告工资至2011年6月。2011年7月以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管理人、原告停发了被告的工资。自2011年3月起，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派员到桂林，就被告多次反映的“按工伤8级领取工伤待遇、按责任书约定兑现专项奖励、足额兑现2008年和2009年度奖励、按原新元公司规定兑现节约奖、补发自2010年1月以来的工资差额、报销到北京和南宁等地的费用、补发其丈夫刘灵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问题及被告在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终结之后的工作安置问题与被告进行协商。2011年12月14日，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指派其副总经理周纪文与被告签订了《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约定：“一、由中国新元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支付梁永红40万元人民币，一揽子解决原告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工伤、劳动关系解除、破产终结后个人安置等）。二、从协议签订之日起，中国新元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与梁永红2007年12月2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三、协议签订后，2012年1月20日前由中国新元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先支付20万元人民币，余款于2012年2月底前付清。四、本协议双方签字后，梁永红承诺不再就本人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向诚通集团任何一级组织提出诉求。”周纪文代表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在上述协议上签字，并于当日给被告写了一张欠条，载明：“根据《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欠肆拾万元整，款项付清后欠条收回，付款最终日期为2012年2月底前。”庭上，被告对上述协议提出质疑，称协议上的名字非其本人所签，被告要求对《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上梁永红的名字及公章进行鉴定，后又自行撤回鉴定申请。2012年9月26日，被告向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2012年12月31日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第一被申请人（原告）继续履行与申请人（被告）的劳动合同；二、第一被申请人（原告）支付申请人（被告）2008年5月至2011年6月少支付的工资29551元及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没有支付的工资22080元，合计51631元；三、第一被申请人（原告）按照桂林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缴费基数和比例为申请人（被告）缴纳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其中，个人缴费本金部分由申请人（被告）承担；四、第一被申请人（原告）支付申请人（被告）2008年绩效奖金14825元、2009年绩效奖金16250元，合计31075元；五、申请人（被告）的各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本委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桂林市劳人仲字（2012）1051号仲裁，向该院提起“一、原、被告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效；二、原告不支付被告工资51631元；三、原告不支付被告绩效奖金31075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的诉讼请求。在该院重审时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原告无须继续履行与被告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原告不支付被告工资51631元；三、原告不支付被告绩效奖金31075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另查明，2007年5月18日，原告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项目组签订了《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专项工作责任书》，就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人员分流安置工作约定：“1、在2007年10月30日前完成符合破产启动令要求的全部文件的报批工作，在资金能够到位的前提下，6个月之内完成全部在职职工领取安置费和生活补偿金的职工的分流安置工作。2、工作中要坚持依法依规，平衡有序操作，防止发生人员群体性上访和重大不稳定情况的发生。按期完成上述全部工作内容，视为此专项工作任务完成，奖励23.25万元。企业法人代表的奖励额为总奖金额的30％-40%。”由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实际在2008年6月30日完成，比约定时间延迟两个月，原告只同意按原定金额的85％支付奖金。原告2008年、2009年度奖励原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4名领导班子绩效奖分别为：5.93万元、6.45万元，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将上述奖金在4名班子成员中进行了平均分配。被告因奖金分配问题与原告产生争议，没有领取上述绩效奖。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梁永红原系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的厂长、法定代表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于2007年12月27日被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梁永红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的劳动合同于2007年12月27日终止后，再与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08年1月生效。”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与梁永红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由于劳动关系是具有人身关系性质的社会关系，劳动合同的全面履行要求劳动合同主体必须亲自履行劳动合同。虽然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于2010年4月20日组建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将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等5家公司划归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管理，但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并未注销，仍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因此，梁永红与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必须由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和梁永红亲自履行，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也必须由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和梁永红亲自作出。2011年12月24日的《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是由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与梁永红梁永红签订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由于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其作出了解除与梁永红劳动合同的决定，故对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要求无须继续履行与梁永红签订的《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与梁永红的劳动合同约定，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工资按原企业的原工资标准执行。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确定梁永红2008年的工资为4760元／月，2008年1月至4月，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按4760元／月足额支付梁永红工资；2008年5月至2010年1月，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支付梁永红3760元／月，少支付梁永红工资21000元［（4760—3760）×21个月］；2010年2月至2011年6月，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支付梁永红4257元／月，少支付梁永红工资8551元［（4760-4257）×17个月］，因此，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应补足梁永红2008年5月至2011年6月工资29551元（21000＋8551）。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在2011年7月以后没有安排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依据双方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甲方（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生产工作任务不足使乙方（梁永红）待工的，甲方支付乙方的生活费按企业所在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支付标准执行。”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所在地为北京市，北京市2011年1月至12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60元／月，2012年1月至12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260元／月，因此，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应支付梁永红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工资22080元［（1160×6）＋（1260×12）］。2008年、2009年，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经考核，确定梁永红等4名原普天电信设备厂领导班子的绩效奖分别为5.93万元、6.45万元，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管理人将上述奖金在4名班子成员中进行了平均分配，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应分别支付梁永红2008年、2009年绩效奖金14825元、16125元。由于被告梁永红在收到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书十五天内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故被告梁永红要求原告与诚通集团连带补足其各种欠费及补偿费合计5831070.7元的要求，该院不予审理。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履行与被告梁永红的劳动合同，至被告梁永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止；三、原告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支付被告2008年5月至2011年6月少支付的工资29551元及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未支付的工资22080元，合计51631元；四、原告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支付被告2008年绩效奖金14825元、2009年绩效奖金16125元，合计30950元。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负担。上诉人新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援引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认为诚通资产公司代新元公司解除与梁永红的劳动合同系主体资格不符是错误的，新元公司、诚通资产公司均为诚通集团公司全额投资的下属公司，根据内部规定，诚通资产公司是新元公司的上级主管公司，《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是梁永红向诚通集团公司领导提出要求形成的。梁永红于2011年11月14日给领导的信中提出：“将未达成一致的问题及安置问题由第二层面能拍板的领导来最后拍板签字认可”，领导才派出第二层面诚通资产公司领导周纪文副总经理代表新元公司与梁永红谈判，解决新元公司与梁永红之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所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揽子协议是梁永红自愿与诚通资产公司签订的，而且梁永红按协议领取了40万元补偿款，梁永红在该协议第四条明确表示“本协议签订后，梁永红承诺不再就本人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向诚通集团任何一级组织提出诉求”，新元公司与梁永红的劳动关系因一揽子协议的签订和履行而解除，梁永红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其工资51631元、绩效奖金30950元、为其缴纳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社保费用，于法无据。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新元公司无须继续履行与上诉人梁永红签订的劳动合同；三、改判上诉人新元公司不支付上诉人梁永红工资51631元；四、改判上诉人新元公司不为上诉人梁永红缴纳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社保费用；五、改判上诉人新元公司不支付上诉人梁永红绩效奖金30950元；六、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梁永红承担。梁永红针对上诉人新元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梁永红自从中国普天集团划转到诚通集团公司之日起，就是诚通集团公司内部成员。梁永红是桂林市七星区区委任命的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党委书记，故桂林市七星区有责任在梁永红履职的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主体消失后与诚通集团公司共同安置梁永红，解决梁永红的后顾之忧；二、梁永红与新元公司在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后签订的劳动合同，是一份无效合同、也是无法执行的劳动合同；三、梁永红从未就其解除劳动关系与新元公司、诚通集团公司达成过任何协议。新元公司主张劳动关系已解除并已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新元公司让诚通资产公司形成的《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自形成起就是无效的；四、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9月26日，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将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划转到第三人诚通资产公司管理”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9月14日，第三人诚通集团公司任命被告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厂长”，而没有将诚通集团公司任命梁永红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法定代表人、桂林市七星区区委任命梁永红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党委书记的事实记载在审理查明中，明显属遗漏事实；六、一审法院查明出现多次查明和认定错误，以致梁永红与四个单位存在劳动人事合同关系。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也是笑话；七、一审法院将《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专项工作责任书》的相关内容的标点符号写错及绩效奖分配方案的事实查明错误，造成梁永红的专项奖被打折扣、绩效奖的分配错误，利益受到损失，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裁决。上诉人梁永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梁永红的用人单位是诚通集团公司，不是诚通资产公司，更不是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不存在梁永红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之间有劳动合同关系以及终止的问题，梁永红与诚通集团公司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后，其用工主体资格消失，全体职工劳动关系终止，但不等于厂长与上级部门之间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同时终止。故在诚通集团公司与梁永红解除劳动合同前，梁永红与诚通集团公司之间始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新元公司与梁永红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新元公司是诚通集团公司的下属机构，与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同属诚通集团公司的二级企业，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新元公司在2005年就参与了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的工作，但梁永红分别于2006年3月28日、2006年9月14日被诚通集团公司聘任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常务副厂长、厂长，新元公司不具备聘用梁永红的主体资格。新元公司为规避法律，超越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与梁永红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其提供的《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遗留问题的协议》是无效的。梁永红与诚通资产公司无上下级隶属关系，故诚通资产公司无权处理梁永红与诚通集团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且该协议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梁永红与被上诉人诚通集团公司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且无法律事实证明劳动合同关系已终止。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一、撤销（2013）星民重字8号民事判决，改判梁永红与诚通集团公司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二、判令被上诉人依法给予上诉人梁永红补发和支付2005年7月28日至今未足额支付和未支付的同工同酬的年薪工资、支付工伤待遇、支付所有拖欠费用及相关福利待遇计6414573.55元；三、判定三被上诉人赔偿未出具合法有效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造成对上诉人梁永红的损害的赔偿金2813786元；四、依法判令被上诉人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与上诉人梁永红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对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劳动报酬的数额，社会保险，经济补偿及其他劳动者应享受的待遇，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的劳动者的确定，并依法支付赔偿金769166.8元；五、判定三被上诉人因违法解除和终止与原告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计434465元；六、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新元公司、诚通资产公司、诚通集团公司针对梁永红的上诉，答辩称：一、梁永红诉称其与诚通集团公司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破产时，破产管理人向其出具的《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及与其签订的《终止劳动合同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确认书》均证实，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与梁永红存在劳动关系。诚通集团公司聘任梁永红担任厂长，建议地方党委任命梁永红为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党委书记，只是体现央企对下属企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不能认定诚通集团公司与梁永红建立了劳动关系；二、梁永红诉称新元公司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没有合法根据；三、梁永红诉称一揽子协议无效亦没有合法根据，因为一揽子协议是梁永红请求诚通集团公司领导：“将未达成一致的问题及安置问题由第二层面能拍板的领导来最后拍板签字认可”，诚通集团公司领导才派出第二层面诚通资产公司领导周纪文副总代表新元公司与其就解除劳动关系、各种补偿问题谈判，《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并且已履行完毕，应为有效协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梁永红的全部诉请。二审中，上诉人梁永红提供了两份文件作为证据：1、诚通党字（2007）第4号文件。2、新星函（2007）1号文件。两份文件证明中共诚通集团公司党委、中共七星区党委均建议梁永红同志担任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党委书记。新元公司、诚通资产公司、诚通集团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梁永红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形成、来源真实合法，但与本案事实无关联，不作为证据认定。本院另查明：2012年2月27日，新元公司通过诚通资产副总经理周纪文个人账户汇款40万元至梁永红工商银行账户21×××90。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梁永红就其在桂林普天电信设备厂工作期间有关工伤、工作待遇以及个人安置等问题，先后向破产管理人、新元公司、诚通资产公司、诚通集团公司提出申诉，要求一揽子解决其反映的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并在请示中提出“将未达成一致的问题由第二层面能拍板的领导来最后拍板签字认可”。为此，诚通集团公司指定诚通公司出面解决梁永红的历史遗留问题。2011年12月14日，诚通资产公司与梁永红签订《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原则上在当事人之间履行，但法律不禁止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义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义务。本案所涉协议便约定了梁永红向协议第三人新元公司履行义务。本案中，诚通资产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向梁永红支付了40万元，已经完成其应履行的义务。梁永红作为该协议当事人也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本案所涉协议相对人诚通资产公司作为一审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在诉讼中亦要求梁永红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履行义务。因此，梁永红应按协议约定不再就其本人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向诚通集团任何一级组织提出诉求。本案所涉协议当事人约定由义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义务的，第三人获得受领的资格。新元公司作为协议的受领人获得受领之资格，并不因此而成为本案所涉《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之权利主体，但亦不影响其受益，受益人并不当然是合同的权利主体。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因权利主体的原因而不按协议约定支持新元公司的诉讼主张不妥，应予以纠正。上诉人新元公司上诉主张诚通资产公司与梁永红签订的《关于一揽子解决梁永红所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新元公司不存在与梁永红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及支付其工资、绩效资金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新元公司上诉主张不为梁永红缴纳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社保费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催缴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税务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畴，对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处理。关于上诉人梁永红提出的上诉请求第一、二、三、四、五、六项上诉内容的问题。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申诉人梁永红的请求作出桂林市劳人仲案字（2012）1051号仲裁裁决后，梁永红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就该具体裁决项依法起诉，现在二审中提出，本院依法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作出的判决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3）星民重字第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无须继续履行与上诉人梁永红签订的劳动合同；三、上诉人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不需支付上诉人梁永红工资51631元；四、上诉人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不需支付上诉人梁永红绩效奖金30950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合计20元，由上诉人梁永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吕秀文审 判 员  胡卫新代理审判员  蒋子秀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申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