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海珠区好码头棋牌室，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投资人：潘玉海。委托代理人：项智辉，广东韬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兴辉，住广西隆安县。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好码头棋牌室（以下简称好码头棋牌室）因与被上诉人陆兴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好码头棋牌室系个人独资企业，原投资人为刘某英，2015年6月5日变更投资人为徐清江。2014年10月27日，陆兴辉与刘某英签订《保洁工作承包协议书》，约定“发包人好码头棋牌室酒家（甲方）与承包人陆兴辉（乙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承包期间：从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承包内容：每天全面卫生一楼、二楼大厅，走廊及楼梯（房间、包括下午收市、晚市收市一、二楼的扫地和拖地工作），每天早茶、午饭、晚饭的客人用餐用具（碗、筷、杯、碟、出品部所有餐具）等家私的清洁及整理，一、二楼的洗手间清洁，大门口范围所有卫生。甲方对乙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支付乙方承包金，甲方要求乙方交伍仟元（￥5000.00）押金给好码头棋牌室酒家，到期时无息退还。乙方保洁人员着装要整洁干净，必须保持每天有6人上班负责保洁卫生工作，每天早上7点半至晚上23点前乙方必须要有保洁人员在场。甲方按月在下月的25号支付乙方上月的承包金21000元，甲方不得超过五天支付乙方承包金，如超过五天不支付承包金，乙方有权暂停工作。任何一方违反协定，需赔偿对方一个月的承包金，无过错方有权提出解除协议并免除赔付。”《保洁工作承包协议书》签订后，陆兴辉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6月4日派遣人员为好码头棋牌室进行保洁，其中2015年4月部分时间陆兴辉派遣人员为4人、5人，2015年5月至6月4日陆兴辉派遣人员为5人。好码头棋牌室支付了2015年3月之前的承包金给陆兴辉，尚欠陆兴辉2015年3月的承包金3000元和4-6月的承包金未支付给陆兴辉。此外，2014年2月5日，好码头棋牌室向陆兴辉出具《收款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陆兴辉交后勤承包押金伍仟元整（￥5000.00），已交齐。”此后，陆兴辉因向好码头棋牌室追索承包金未果，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好码头棋牌室表示，陆兴辉从4月开始派遣少于6人上班并非基于好码头棋牌室的要求，对此好码头棋牌室曾与陆兴辉商量过减少承包费，但没有协商成功，好码头棋牌室要求按照每月15000元支付承包金。陆兴辉原审诉讼请求为：1.好码头棋牌室支付2015年3月份承包金3000元、4月份承包金17900元，5月份承包金17900元，6月份4天的承包金2300元以及承包押金5000元，共计46100元；2.确认陆兴辉与好码头棋牌室于2015年6月4日解除保洁工作承包协议书。原审法院认为：陆兴辉与好码头棋牌室签订的《保洁工作承包协议书》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陆兴辉与好码头棋牌室双方均应按上述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现陆兴辉在2015年3月至6月4日期间为好码头棋牌室提供了保洁服务，至2015年8月，好码头棋牌室仍未按约定支付承包金，构成违约。陆兴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押金及要求好码头棋牌室支付承包金，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承包金的数额，由于2015年4-6月期间，陆兴辉派遣的保洁人员人数低于《保洁工作承包协议书》约定的人数，好码头棋牌室要求减少承包金，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2015年4-6月期间陆兴辉派遣保洁人员的人数，按照每月承包金21000元有6名保洁人员上班的标准，原审法院酌定4月承包金减为15800元、5月承包金减为17500元、6月1-4日承包金减为2300元。因此，好码头棋牌室应向陆兴辉支付承包金38600（3000+15800+17500+2300）元，并返还押金5000元给陆兴辉。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好码头棋牌室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陆兴辉支付承包金38600元、押金5000元；二、解除陆兴辉与好码头棋牌室2014年10月27日签订的《保洁工作承包协议书》；三、驳回陆兴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6元，由陆兴辉负担26元，好码头棋牌室负担450元。判后，好码头棋牌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根据原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好码头棋牌室的投资人与法定代表人为徐清江，但好码头棋牌室与徐清江对于该原审案件的事实情况与审判情况均不知情，既未参与过原审案件的审判活动也未委托过代理人参加原审案件的诉讼活动。因而，原审案件是在未通知好码头棋牌室一方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审判程序不合法且审判结果显失公平。综上，好码头棋牌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陆兴辉答辩称：原审民事判决书已经载明罗某为好码头棋牌室的代理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好码头棋牌室的投资人经过了多次变更。2014年6月17日由李某甲变更为刘某英，2015年6月2日由刘某英变更为徐清江，2015年7月8日由徐清江变更为李某乙刚，2015年9月14日由李某乙刚变更为潘玉海。好码头棋牌室的投资人变更情况并未告知本院，在2015年11月3日二审庭询时，好码头棋牌室的投资人早已非徐清江，但好码头棋牌室向本院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上除了好码头棋牌室的公章外，徐清江仍以好码头棋牌室投资人的身份签名。在原审阶段，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所函，告知原审法院由罗某律师接受好码头棋牌室的委托作为原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罗某律师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以及《民事反诉状》上均加盖有好码头棋牌室的公章。虽然二审阶段，好码头棋牌室对上述文书上“徐清江”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却无提供相反证据否定上述文书中好码头棋牌室公章的真实性。二审阶段，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派员到庭说明原审接受好码头棋牌室的委托过程：“本案是被上诉人与好码头棋牌室的签订承包协议，当时签订承包协议好码头棋牌室的法定代表人叫刘某英，后来发生诉讼纠纷，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变成了徐清江，刘某英依然是合伙人的状态，这个案子是刘某英到公某律师事务所寻求委托。我们也知道现法定代表人变成徐清江，当时罗某律师要求刘某英将委托书拿回去给徐清江盖公章并签名的，刘某英后来就拿回盖好章签好字的委托书回来，刘某英是当时纠纷的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我们是没有权质疑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公章作为公司的权力的象征，对外效力是具有绝对性，一经加盖就代表了公司的意思表示。所以，公章也是包括了授权行为，是不需要法定代表人的同意和认可，公司可以自己的名义委托代理人，这个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另外提请注意，今天早上我在市工商红盾网上查询了，上诉人现的企业法人又变成了另一个人潘玉海，可想而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无时无刻在变，那么又否定之前的代理行为，这个行为就点恶意，法律风险不可能由律师来承担的。”经本院释明，好码头棋牌室的代理人表示对本案的案情不了解，对案件实体处理不发表意见。而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好码头棋牌室并未申请对原审代理人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以及《民事反诉状》上其公章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也未提交其主体资料。本院认为：好码头棋牌室于2015年9月7日撰写上诉状、并于2015年9月11日递交上诉状，上诉主张其投资人是徐清江，表示无论是好码头棋牌室还是徐清江对本案原审的事实情况和审判情况全然不知，也没有委托过任何代理人参加过诉讼活动。对此，本院依法查核了好码头棋牌室在原审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以及《民事反诉状》，发现上述文书上均加盖有好码头棋牌室的公章，也有“徐清江”的签名。虽然好码头棋牌室否认上述文书中“徐清江”签名的真实性，却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否定好码头棋牌室公章的真实性。本案被告并非徐清江，而是好码头棋牌室。在好码头棋牌室已在一系列诉讼文书中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好码头棋牌室辩称其不知道原审诉讼、没有委托律师到庭显然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此外，本院注意到，好码头棋牌室的投资人在2015年7月8日已经由徐清江变更为李某乙刚，但好码头棋牌室仍然在2015年9月7日由徐清江作为投资人在《上诉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在本案二审庭询时也未向本院披露投资人早已变更的事实。而据好码头棋牌室二审代理人在庭上的陈述显示，好码头棋牌室甚至未告知其代理人投资人发生变更的情况。根据好码头棋牌室在上诉状中所述的理由和逻辑，如果在诉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上虽加盖了公章但签字的并非好码头棋牌室当时的投资人，则意味着好码头棋牌室不知道诉讼情况、其所有诉讼行为无效，那么以此类推，好码头棋牌室是否也要否认其提起上诉和委派律师二审到庭应诉的行为，进而要求本院认定其没有提起上诉？显然，好码头棋牌室的此种诉讼行为是极不诚信的。经本院释明，好码头棋牌室并未申请对所有诉讼文书中其公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也未就原审判决的实体处理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可予维持。上诉人好码头棋牌室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好码头棋牌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谢佩君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