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路军，住湖南省邵阳县，系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成达模具加工厂个体经营者。委托代理人：周小强，系广州市花都区花山成达模具加工厂员工。委托代理人：张春良，系广州市花都区花山成达模具加工厂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乐，住湖南省茶陵县，系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艾利森电子配件商行个体经营者。委托代理人：彭歆，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露露，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路军因与被上诉人刘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路军、刘乐双方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存在模具和手机保护套定制采购合同关系，刘乐向某军定制采购手机保护套和模具，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后杨路军、刘乐因货款问题发生纠纷，杨路军遂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庭审中，杨路军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证明杨路军系花都区华山成某模具加工厂的经营者；2.工商资料，证明刘乐系荔湾区艾某电子配件商行的经营者；3.送货单（产品），证明刘乐签收产品的事实；4.杨路军的对账单（产品），证明产品货款总额为554368.4元，杨路军同意减收46598.4元；5.双方的对账单（产品），证明杨路军、刘乐双方确定产品货款总额为461270元；6.送货单（模具），证明刘乐签收模具的事实，模具款为1147124元；7.对账单（模具），证明刘乐签收模具的事实，模具款为1147124元。刘乐经质证，对于杨路军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无异议。对于证据3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均不予确认。首先，这些送货单并无刘乐本人签名确认，且签名确认的人不是刘乐档口的工作人员，送货单上签名只写了姓，也确非档口的工作人员。产品送货单的编号从006852到0008193，而后面模具部分的送货单是2012年4月至2013年1月，编号是006734到000662，如果按照常理来说，针对刘乐一个商户，送货单应该按照顺序使用，一个编号从小到大，一个编号是从大到小，刘乐认为有后期伪造的可能。按照交易习惯，杨路军不是直接向刘乐提供交易成品，均会先送往第三方，再由第三方送往刘乐，不是由杨路军直接送货给刘乐。刘乐模具有一部分没有收到，塑胶模具对应的塑料壳刘乐有一大部分收到，是由白云区加工厂收到。双方之所以要对账，是因为刘乐需从第三方拿到成品入库作为最终确认。塑胶模具至今杨路军实际都没有给到刘乐。对于证据4，三性不予确认。因为对账单双方均为盖章和签名，杨路军起诉状和证据5中，均是手机套塑料产品的总额461270元，与证据4中的表述是相矛盾的。而且从杨路军提交的证据中得出，杨路军实际自认了在双反交易中存在交易金额的协商和确认过程，而并非按照所谓送货单和对账单结算。对于证据5，刘乐确认证据5中第63页上最下面一段手写的文字，“2012.12.30入总帐461720（素材）刘乐”是刘乐亲笔所写，也确认是在2012年12月30日所签署的。“461720”是笔误，实际的数字应该是表格中最后确认的数字461270。这段文字上“2015.1.8号”这个日期非刘乐本人签署，且刘乐在签这份确认时并没有“2015.1.8号”这个日期，应该是杨路军之后加上去的，从笔迹上也可以明确看出不是刘乐本人所写。双方交易规则：第一，双方交易过程中存在结算过程，需经双方确认方可作为结算依据；第二，双方结算是按年为单位结算；第三，相同交易主体即杨路军、刘乐之间，在相同时间内，交易习惯应当一致。既然塑胶手机壳存在该份证据，模具交易中同样应该存在证据。实际上，模具的确认是有的，在2012年12月30日，刘乐已经将塑料手机壳和手机模具的计算单签名确认交给杨路军，但杨路军未将模具的相关结算单出示，目的是为了多要货款。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跟证据3的质证意见类似，这些送货单并无刘乐本人签名确认，且签名确认的人不是刘乐档口的工作人员。对证据7的三性均不予确认，杨路军与刘乐均无签字确认。且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应当由双方对货款进行最后确认。刘乐为其抗辩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模具的对账单一份，证明模具的总额应该是642500元，模具的交易最后日期是2012年12月30日。杨路军经质证，认为刘乐的证据共64项交易记录均包含在杨路军的证据7中，说明杨路军的证据6中的64项交易记录对应的送货单是真实的。刘乐的证据仅仅体现了部分交易记录，且“单价”这一项与客观事实不符。综合证据6、证据7和刘乐的证据看，“日期”“品名规格”和“单价”等数据均相互印证，说明证据6中的共113项交易记录是真实的。证据6、证据7和刘乐的证据三分证据的不同之处就是“单价”这一项存在不同，证据7和刘乐的证据都是刘乐制作的，但这两份证据记录的同一项交易记录的单价就不相同，说明刘乐改变“单价”的随意性。证据7中手写即打“√”部分是刘乐本人所写，证据6中P82页是刘乐的本人签名。证据7与杨路军的证据5即确认的产品对账单的格式一致，而证据5与杨路军的产品送货单也仅仅只是“单价”上存在争议，说明杨路军送货单的真实性，双方未能完成对帐的原因是刘乐随意改变“单价”。刘乐的证据中显示的模具款总额为320500元与刘乐在庭审中主张的模具款总额为650000余元自相矛盾，说明刘乐在其证据中漏记交易记录及随意改变单价的事实客观存在。从证据来源和形成时间来看，证据6是交易当时形成的证据，是最原始的证据；证据7是诉讼前杨路军、刘乐双方对账时刘乐制作并提供的，故证据7与证据6之间仅仅只有“单价”上的差别，而刘乐的证据是在诉讼后由刘乐制作并提交，故其内容与证据7差别迥异，但刘乐的煞费苦心在客观事实面前漏洞百出，一方面其“日期”“品名规格”和单号等数据与证据7和证据6相符，证明了证据6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说明其篡改交易记录和单价仅为应付诉讼，符合正常的诉讼逻辑。对刘乐的证据中“补入库”部分，杨路军不予认可。1.双方没有“补入库”的书面记录；2.即使偶尔存在“补入库”的情形，也因杨路军在双方认可的期限内“补入库”完成交付，从而恢复了送货单。3.即使偶尔“补入库”，刘乐也应提交相应的退货重做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刘乐的证据中“需归还模具”部分，杨路军不清楚刘乐的证明目的，刘乐应提供相应的原始单据予以证实。杨路军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刘乐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426394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乐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杨路军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及刘乐是否欠杨路军货款问题。首先对于杨路军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问题，由于杨路军、刘乐双方的交易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不定期的对账结算，在双方没有最终对账结算前，杨路军有权随时向刘乐主张权利，故杨路军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于刘乐是否欠杨路军货款问题，杨路军向刘乐供应手机保护套等产品及为刘乐供应各类模具，综合杨路军、刘乐双方提供的证据，其中杨路军向刘乐供应手机保护套等产品的货款金额已经双方对账确认，确定产品款总额为461270元，对此，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杨路军向刘乐供应各类模具的货款金额问题，虽然杨路军提交了证据6送货单及证据7对账单，拟证明刘乐签收模具的事实，模具款为1147124元。但杨路军的证据6送货单中除0006743送货单有刘乐的本人签名确认外，其他送货单均没有刘乐的本人签名确认，刘乐也表示签名确认的人不是刘乐档口的工作人员；而证据7是杨路军单方制作，也没有刘乐方的签名确认，故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刘乐签收模具及模具款为1147124元的事实。对于刘乐提供的证据，因该证据也是刘乐方单方制作，没有相关单据予以佐证，也没有与杨路军对账确认，故对刘乐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法亦不予采信。由于杨路军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刘乐尚欠其货款426394元，故杨路军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杨路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48元，由杨路军负担。杨路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杨路军提供的送货单中除0006743送货单有刘乐本人的签名外，其他送货单均没有刘乐本人的签名确认从而不予认定欠款存在的事实，这是错误的。杨路军提交的《送货单》中均有刘乐的员工签名确认，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审法院却孤立的认定证据，只凭不是刘乐本人签名就片面的否定《送货单》，从而否认相应货款，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鉴于此，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杨路军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杨路军的合法权益。杨路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645号判决书；2.改判刘乐向某军支付货款426394元；3.原审、二审受理费由刘乐负担。刘乐答辩称：本案的焦点是双方对于模具买卖是否已经支付完毕，刘乐是否欠付杨路军货款。刘乐认为除了原审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外，刘乐还想强调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是有交易流程和习惯，原审中杨路军也确认双方对价格存在协商并要经双方确认签收后作为结算依据，而不是杨路军提供的《送货单》作为依据。在原审中，杨路军出具了手机壳对账单证明双方有这样的交易习惯，相同的交易主体在相同的交易中习惯应当一致，既然手机壳有这样的方式，那在模具交易中也应当存在。杨路军没有证据证明模具结算价，其与刘乐之间已于2012年12月30日完成对账，双方所有的货款1103770元，至2013年1月，刘乐已向某军支付货款1228000元，刘乐不存在欠付杨路军款项的情形。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路军的上诉请求。经审理，本院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杨路军、刘乐之间共存在两种货物的买卖，一种是手机壳，一种是模具。杨路军、刘乐均确认手机壳已经对过账，依据是由刘乐制作，杨路军签名确认的“成某对账明细表”。关于模具是否对过账，刘乐主张模具已经对过账，杨路军则对此不确认，并称刘乐从来没有跟其对过模具的账。刘乐在杨路军否认模具已经对账的情况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关于杨路军、刘乐签名确认的手机壳对账明细，该对账明细载明，截止对账日，刘乐共收取杨路军价值461270元的手机套，在该对账明细末尾处有以下两行签名，第一行内容为：“2015.1.8号杨路军”、第二行内容为：“2012.12.30入总帐461720（素材）刘乐”，上述两行字均为红色笔书写，杨路军主张为同一支笔，同一时间书写。刘乐主张2015.1.8号是杨路军自己写上去的，刘乐坚持对账的时间为2012.12.30。从该证据原件来看，直观上，两行字为同一支笔书写，且色泽相同。针对刘乐主张上述对账明细是在2012年12月30日对的帐，本院询问刘乐2012年12月30日后其是否支付过款项给杨路军，刘乐称：“我们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是边交易边支付的，虽然在2012年12月30日对账的时候双方有461270元的交易额，并不代表我方欠杨路军这么多款项。”原审审理中，杨路军主张：“原告杨路军于2012年4月至10月为被告刘乐供应手机保护套等产品，于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为被告刘乐供应各类模具，共计货款1701492.4元，其中模具款1147124元，产品款554368.4元，经双方对账确定产品款总额为461270元。买卖过程中被告刘乐共付款1182000元，尚欠426394元。”刘乐对此回应为：“我方不确认。我方认为货款总金额是1103770元，截止2013年1月5日我方已经支付了1262500元，已经超过了原告提出的款项数额。”杨路军在二审向本院递交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汤仁伍在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公安分局花山派出所所（以下简称花山派出所）所做的一份《询问笔录》，杨路军主张汤某伍即为其提供的《送货单》中“汤”字的签名人。为了能够全面了解本案的事实，本院同意了杨路军的申请，并发函询问花山派出所是否曾基于杨路军的报案，为汤某伍做过笔录。花山派出所在接到本院函件后，将2015年9月9日汤某伍所做的《询问笔录》寄送至本院。上述《询问笔录》经质证后，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在上述汤某伍的《询问笔录》中，汤某伍确认杨路军提供的《送货单》中的“汤”字为其签名，并陈述其是代刘乐收取杨路军的手机套进行加工，在其加工过后，再交给刘乐，其只从刘乐处收取加工费。汤某伍在《询问笔录》还陈述“刘某、陈某乙”等都是刘乐的员工。经质证，刘乐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确认其和汤某伍之间仅存在加工关系。针对上述笔录，刘乐也提交了一份署名为汤某伍的情况说明。由于汤某伍未到庭，经质证，杨路军不确认其真实性。杨路军本人原审、二审均到庭参加诉讼，陈述事实。刘乐本人原审、二审均未出庭，其诉讼均由其代理人代为进行。本院认为：杨路军、刘乐对于双方曾存在模具及手机壳买卖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杨路军的上诉及刘乐的答辩意见来看，现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杨路军主张刘乐拖欠其426394元货款是否成立。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杨路军为证明其与刘乐之间就模具及手机壳共产生了1701492.4元货款，为此提交了由“汤”、刘某、刘乐、陈某乙等人签名的《送货单》。经原审法院质证，刘乐除其本人所签之外，对于杨路军主张其他人员系代表刘乐所签均不予确认。但根据本院向花山派出所调取的汤某伍《询问笔录》的内容来看，汤某伍确认杨路军提供的《送货单》中的“汤”字为其签名，并陈述其是代刘乐收取杨路军的手机套进行加工，在其加工过后，再交给刘乐，其只从刘乐处收取加工费。经质证，刘乐确认上述笔录的真实性。刘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取汤某伍的货物是基于其与汤某伍之间的买卖，而不是加工。其次，根据刘乐制作的手机套对账明细来看，杨路军、刘乐均签名确认刘乐共收取杨路军价值461270元的手机套。刘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其与杨路军对账之后其向某军支付了超过杨路军自认的34876元款项。第三，刘乐在诉讼中主张其与杨路军之间买卖的货款总金额为1103770元，截止2013年1月5日已经支付1262500元，已经超过了所欠杨路军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由刘乐该项主张来看，其截至2013年1月5日止多支付了杨路军158730元。158730元对于一个个体经营者来讲，不是一笔小数目，若刘乐确实多支付了该笔数目给杨路军，依照常理，刘乐不可能不向某军追偿。故基于上述三个理由，本院对于杨路军主张刘乐尚欠其426394元货款予以支持。本案的改判基于原审判决在认定杨路军、刘乐已对双方手机套的交易进行结算的情况下，没有查明刘乐在结算之后是否支付过货款给杨路军的事实。杨路军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64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杨路军货款426394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96元，均由被上诉人刘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许东劲审判员  陈舒舒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剑文郭华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