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鲁0202行初8号 原告姜嫄，女，汉族，1984年1月30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原告杨颖，女，汉族，1995年10月31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县。 原告张志中，男，汉族，1963年7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原告李耀，女，汉族，1969年6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原告贺杰，女，汉族，1988年11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原告艾晟，男，汉族，1986年11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原告谢永详，男，汉族，1963年4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原告林建平，男，汉族，1962年11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以上八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希宝、孙燕燕，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住所地青岛市市**东海西路**世纪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文鑫，局长。 委托代理人孔祥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韬文，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706426601X。 法定代表人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伟、于悦坤，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嫄、原告杨颖、原告张志中、原告李耀、原告贺杰、原告艾晟、原告谢永详、原告林建平诉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第三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不作为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希宝，被告委托代理人孔祥杰、于韬文，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袁伟、于悦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第三人股票的投资者。2015年12月8日及以后买入第三人股票，主要原因是看好该公司重组对象红塔创新的盈利能力。但第三人于2015年12月7日收到的《关于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审核意见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函》（以下简称《意见函》），该意见函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推进存在较大影响，第三人未及时披露，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为此原告多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举报投诉，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6年1月24日对第三人发出监管函，认定“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收到的《意见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推进存在较大影响，你公司在收到该函件后未及时公布，而是在内部商议并与交易对方沟通后，于2015年12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披露相关公告，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据此认定华仁药业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对于原告民事赔偿责任方面的诉求，要原告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亏损合计400多万元。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第三人发出监管函同时抄送被告上市公司监管处和抄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被告收到后，一直未对第三人进行查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答复后，原告按照答复内容，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函不是行政处罚，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必须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为前置条件，驳回原告的起诉。鉴于被告迟迟不对第三人实施处罚，原告特以书面报告的方式，于2017年7月3日向被告举报，要求对第三人进行处罚。被告于2017年9月5日对原告进行了回复，认为第三人收到的《意见函》，是否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有明确结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发生实质变化。没有证据表明第三人存在未及时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原告认为被告上述答复函存在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系故意违法袒护第三人。被告认为《意见函》不是对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或否决，而是对交易协议具体条款的修改与调整。被告不顾该《意见函》是对于推进此次华仁药业重组成功与否的不确定性的关键，是直接导致可能产生实质性变化的事实，第三人收到该《意见函》后未及时公告，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被告的行为也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调查认定的事实矛盾。为了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打击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以及《侵权行为法》、《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规定，依据规则第二章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及一般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的答复没有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第三人信息披露不及时的事实予以否认，仅是陈述了第三人信息披露的经过，明显侵犯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了企业的违法行为。被告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函后，违法不对第三人进行查处，且在收到原告投诉举报后，仍然袒护违法企业、不实施行政处罚，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请求1、确认被告不处罚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不及时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立即对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 被告辩称，一、被答辩人与起诉的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非本案适格原告，也无为第三人施加负担之请求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行政诉讼予以受理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案中，涉案答复函及对第三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调查处理之结果，并不直接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原告作为投资者个体，其与被告是否履行对第三人进行查处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次，根据《证券法》第一条规定以及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被告作为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应在上述立法本意下履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职责，但并不具体到特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个人合法权益应通过对整体证券交易市场秩序的维护监督予以实现。此外，原告要求被告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并未规定原告为第三人施加负担之请求权。二、被告对举报事项依职权履行了核查程序，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被告收到原告《关于对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举报》后，针对举报事项展开全面调查，下发了监管问询函及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约谈。被告在本次独立核查基础上，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认为第三人于2015年12月7日收到的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意见函》中，财政部提出的关于调整过渡期损益归属的审核意见及建议并非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终批复或裁决，系重大资产重组过程性磋商行为，且该《意见函》并不必然引起股价波动。此外，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始至终未能向第三人提供所谓财政部意见的书面材料，第三人无法辨别也无法保证《意见函》所称内容的真实性。据此，被告作出“没有证据表明华仁药业存在未及时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的结论，并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关于张志中等举报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违法事项的答复函》（青证监函[2017]255号）。被告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一是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当事人私法上的利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利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原告的权利义务继而才可能受到实际影响。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其仅有反射性利益，原告等人不能因提起本诉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虽然本案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作出答复，但被告对第三人是否作出处罚决定，不会对原告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与被告作出的《答复函》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并不因被诉答复函》取得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二是原告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举报请求权在于促使行政机关对于举报事项发动行政权。如果行政机关发动了行政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就属履行了法定职责。举报人对调查处理结果不符，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为第三人施加负担。本案原告要求被告加重对于第三人的处罚，则依赖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就《证券法》而言，原告的举报请求权并不包括为本案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三是被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履行合法合规。第三人同意被告《答复函》的结论。第三人自宣布拟与红塔创新投资股份公司进行重组以来，已经公告广大投资者，本次重组存在终止的可能。自2015年2月起，第三人关于此次重组的各项信息披露连续、完善，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情形。2015年12月7日，第三人收到的交易方之一转发的《意见函》不属于《信息披露办法》中的“重大事件”，其性质仅为整个并购项目中双方磋商的一个环节，对资产重组的成功与否不能产生决定影响，不是资产重组的终局性决定。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原告主张其八人自2015年12月8日至14日分别购入第三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2016年1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对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该监管函称第三人在“收到《意见函》后未及时公告，而是在内部协商并与交易对方沟通后，于12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披露相关公告，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该监管函抄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并抄送被告上市公司监管处。 2017年7月，原告八人向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提交《关于对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举报》，认为第三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披露其2015年12月7日收到的《意见函》，要求被告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2017年9月5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关于张志中等举报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违法事项的答复函》：针对举报事项，我局开展全面核查，下发监管问询函，约谈相关当事人，审阅证据资料。经核查，华仁药业2015年12月7日收到的《意见函》不是对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或否决，而是对交易协议具体条款的修改与调整。财政部审核意见属于此次重组诸多协商事项之一。在2015年12月17日华仁药业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重组前，针对意见函提出的过渡期损益安排调整方案，华仁药业内部进行反复论证，交易各方进行多次沟通协商。在此过程中，华仁药业未收到交易对方及上级主管机关的正式批复意见或要求终止重组的意见，是否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有明确结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发生实质变化。综上，没有证据表明华仁药业存在未及时披露信息的违法行为。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张志中、林建平、李耀、姜嫄，分别起诉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四案，2017年6月14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2民初843-846 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必须已经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这是投资人提起该类诉讼的前置程序，原告起诉不符合前置程序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姜嫄等八人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要求履行职责之诉，该类诉讼并非依申请便获得原告主体资格，仍需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才有权提起诉讼。具体到本案而言，一方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的查处，是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监管行为，该监管行为是履行法定职责，关系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共利益，并不直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即证券行政处罚行为不会直接导致原告权益的增加或减损；另一方面，《证劵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进行监管时需要对个别投资者的利益给予特别考虑和保护，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上市公司进行行政处罚与否均与个别投资者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另，原告主张其民事赔偿需要以被告的行政处罚为前置条件，故具有利害关系，本院认为，民事赔偿需要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为前置条件，并不能反向推出原告等人与证劵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姜嫄等八人作为个别投资者，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其本案起诉。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姜嫄、原告杨颖、原告张志中、原告李耀、原告贺杰、原告艾晟、原告谢永详、原告林建平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曲亚男 人民陪审员  余 珍 人民陪审员  王晓菊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毛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