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128号原告曲延宁，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XX街XX号XX单元XX楼XX门。委托代理人许峰，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XX大道XX号、XX号XX室。法定代表人张文卿，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璟玲，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曲延宁诉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许峰，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璟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基于对被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信任，根据被告的信息披露公告情况对被告股票进行投资。2014年12月23日，被告发布公告称，其收到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处罚决定书，被告对将对其2012年度及以后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属《证券法》第六十七条所述的重大事件，未按规定及时披露，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原告认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对原告投资者的赔偿责任，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可认定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3年1月28日，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3年3月22日。现原告在该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买入被告股票，并在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仍然持有或卖出，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法定的因果关系。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8,04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答辩称：对原告主张的虚假陈述实施日和虚假陈述揭露日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虚假陈述实施日应认定为2013年2月1日，揭露日应为2014年3月13日。鉴于原告在此期间买入的股票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前大部分已经卖出，收回了大部分成本，没有造成经济损失，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欲证明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已受到行政处罚；2、被告于2013年3月22日发布的《风险提示公告》一份，欲证明该日系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3、原告对涉案股票的交易记录及损失计算，欲证明原告投资了本案系争股票并因被告的违规行为遭受损失；4、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给予被告及有关责任人通报批评的决定一份，欲证明被告的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3年1月28日。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风险提示公告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披露不准确不完整，故不能认定构成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且该份证据亦能证明被告2013年3月22日的披露不完整。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及被告关于收到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各一份，欲证明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及揭露日分别为2013年2月1日和2014年3月13日；2、被告从中国证券登记计算有限责任公司处调取的原告交易记录，欲证明原告的具体持股及涉讼股票交易情况；3、交易数据统计表，欲证明以2014年3月13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所对应的基准日为2014年6月18日，基准价为人民币6.13元/股；4、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3月21日期间被告股票收盘价与大盘收盘价对比图，欲证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股价未受明显影响。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且该组证据材料中未有涉及虚假陈述实施日的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按被告主张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以及基准价计算原告损失。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涉及涉讼股票交易的原告交易记录，因被告提交的证据2系取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且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采纳该份证据作为认定原告股票交易情况的依据，对原告证据3不再采纳。原告虽对被告证据4的真实性持异议，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包括该份证据材料在内的其余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确认，依法均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至于能否证明双方主张，本院将结合查明事实一并予以认定。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相关陈述，本院查明本案基本事实如下：被告系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600689。2013年3月22日，被告发布了一份《风险提示公告》。公告内容如下：被告下属子公司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2月6日起陆续发生B、C、D三家日本客户应收账款逾期。截止2013年3月21日，三家公司共有1,6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6亿元）货款逾期。A公司在催讨的同时，已就该事项向贸易承保单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通报。另外，A公司重要供应商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因此案税务机关目前已暂停了A公司的出口退税业务，由此对A公司的业务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根据被告2011年年报A公司的营业收入180,419.16万元，占被告73.18%。上述事项对被告的影响正在评估确认中，被告将密切关注其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3年9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被告以及被告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发送《关于给予被告及董事长张文卿等有关责任人通报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称：经其查明，被告存在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违规行为，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以及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通报批评。关于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决定》中查明的内容与被告在上述《风险提示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基本一致，具体如下：“2013年1月26日，A公司的供应商E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3月5日被批捕。1月28日起，A公司陆续发生日本B、C、D3家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截至3月21日，三家公司共有1,675万美元货款逾期。上述三家日本公司均由E公司介绍给A公司，采购的是E公司的羊绒产品。税务机关因此案暂停了A公司的出口退税业务，对A公司的业务造成重大影响。A公司2011年的营业收入180,419.16万元，占被告2011年营业收入的73.18%。”2014年3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被告发出《调查通知书》。同日，被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中称，被告于2014年3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通知书内容如下：“因被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被告立案稽查。”被告在该公告中表示，将积极配合稽查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2014年12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监管局）作出沪[201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被告存在以下违法违规事实：2013年1月，被告重要控股子公司A公司的供应商E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被告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从2013年1月底起与E公司相关的外商应收账款相继发生逾期。截至2013年2月15日，已有6笔货款计627.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05万元）逾期。A公司预计后续还可能有大额应收账款发生逾期。从2013年2月1日起，税务机关暂停对A公司出口退税，对已审核通过的退税款采取税收保全措施。A公司为被告主要控股子公司，A公司2011年的营业收入为18.04亿元，占被告2011年营业收入的73.18%。A公司发生的上述事件将对被告2012年度及以后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所述的重大事件。对于上述重大事件，被告没有及时披露，直至2013年3月23日才予以公告，并直至4月8日才发布因该重大事件导致公司2012年度经营业绩预亏公告。上海监管局认定，被告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关于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上海监管局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被告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同时对直接负责人员也作出相应处罚。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2013年1月28日，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为被告发布风险揭示公告之日，即2013年3月22日，相应的基准日为2013年7月18日，基准价为人民币6.62元/股。被告则主张虚假陈述实施日应当为2013年2月1日，虚假陈述揭露日应当为2014年3月13日，即被告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之日，相应的基准日为2014年6月18日，基准价为人民币6.13元/股。被告并称，如原告关于揭露日的主张成立，被告确认对应的基准日为2013年7月18日，基准价为人民币6.62元/股。截至2013年1月28日A股收市，原告曲延宁共计持有600689股票47,300股。2013年1月29日至2013年3月22日期间，原告曲延宁共计卖出600621股票16,700股，共计买入600621股票18,800股，买入成交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49,865元。此后至2013年7月18日期间，原告曲延宁又陆续卖出600689股票10,400股。原告认为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了原告的投资损失，故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仅主张投资差额损失。本院另查明：600689股票2013年3月21日收盘价为人民币8.10元/股，2013年3月25日收盘价为人民币7.63元/股，跌幅5.8%。2013年3月21日上证指数收盘为2,324.24，3月25日收盘为2,326.72；在以达到100%换手率为计算依据的基础上，以2013年3月23日为揭露日所对应的基准日为2013年7月18日，基准价为人民币6.62元/股。本院认为，上海监管局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关于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重大事件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并对被告进行了行政处罚。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本院认为，被告存在不正当披露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其应就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双方争议的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本院认为，依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具体为两项，一是针对其全资子公司A公司1月底起陆续发生外商应收账款逾期的情况未进行及时披露；二是针对2月1日起税务机关暂停对A公司出口退税，对已审核通过的退税款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情况未予以及时披露。鉴于上述两事项均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故针对任何一个事项的未及时披露均构成不正当披露行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对本案所涉的上述应披露事项，被告应在自起算日起或者触及披露时点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信息披露。据此，只有在上述信息披露法定期限未予公告者，才构成若干规定第十七条所指的不正当披露行为，而法定期限的最后一个期日即为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书虽对A公司发生应收账款逾期的时间未作详细表述，但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2013年9月6日所作的《决定》中对被告违规行为的查明，可以认定A公司陆续发生应收账款逾期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月28日起，据此，被告应在两个交易日内即2013年1月29日前进行信息披露，否则构成信息披露违规。现被告并未在上述时间节点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院据此认定，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应当为2013年1月29日，原告与被告主张的虚假陈述实施日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原、被告双方亦存在争议，原告主张以被告2013年3月22日发布《风险提示公告》之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而被告则主张以2014年3月13日被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并予以公告之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对此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以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故在判断是否构成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或更正日时，应首先考察该揭露或更正行为是否与虚假陈述行为人此前作出的虚假陈述行为相对应，是否对市场和投资者具备足够的警示强度。同时，虚假陈述行为一旦被揭示，股票价格将不可避免地因此受到影响，如市场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波动，也能进一步证明市场得到了足够的警示信号，因此，在判断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或更正日时，该揭露或更正行为是否对所涉股票价格产生影响，也是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案中，被告在2013年3月22日自行发布的《风险提示公告》中对A公司发生应收账款逾期和被税务机关暂停出口退税业务的情况进行了披露，其披露的事项与上海监管局在其后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中认定其未予及时披露的事项具有高度对应性，本院认为，被告发布的上述公告在性质上属于对其此前虚假陈述行为的自行更正，公告中披露的相关内容已具备足够的警示强度以提醒投资者重新判断股票价值，同时，从原告主张的被告虚假陈述行为被更正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来看，当日本案系争股票在上证指数上涨的情况下以5.8%的跌幅收盘，显然，被告于2013年3月22日收市后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的这一行为，对股票价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由此应当确认，该公告在实际上确实向股票市场释放了足够的警示信号，故可以将上述公告的发布作为认定虚假陈述更正日的依据。现原告主张以公告发布当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对此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被揭示或被更正是要对证券市场发出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鉴于该公告的发布是在2013年3月22日收市后，投资人在获悉公告内容后已无法在当日根据重新做出的价值判断交易股票，因此公告发布后影响的是其后交易日的股票市场价格，故本院认为，不应以2013年3月22日作为本案系争虚假陈述行为的更正日，结合上海监管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作出的“被告对重大事项没有及时披露，直至2013年3月23日才予以公告”的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争虚假陈述行为更正日应当为2013年3月23日。根据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股票，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的，可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对原告发生于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更正日之间的买卖股票行为，如果原告在该期间的证券买入平均价与其卖出平均价或基准价之间存在差额，则差额部分属于投资差额损失，被告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问题，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关于买入证券平均价格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所指的买入证券平均价格，系指投资人买入证券的成本，由此，投资人在虚假陈述被揭示之前，即揭露日之前卖出股票而收回的相应资金，属于投资人提前收回的投资成本，应当在总投资成本中予以扣除。本案中，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已持有600689股票存量47,300股，此后直至虚假陈述更正日期间，原告共计买入18,800股，买入成交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49,865元，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更正日期间卖出的共计16,700股，根据先进先出原则，属于对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已持有股票的卖出，故不作为投资人提前收回的投资成本，不在原告买入股票的总投资成本中予以扣除。据此，原告的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为人民币7.97元/股[149,865元÷18,800股]。虚假陈述更正日至基准日期间，原告虽卖出部分持股，但根据先进先出原则，该部分卖出的股票数量仍未超出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持有的股票存量，据此可以认定，原告对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更正日期间共计买入的18,800股，在基准日之后仍持有，故原告的投资差额损失应按原告买入证券价格与基准价之间的差额，在乘以原告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即人民币25,380元[（7.97元/股-6.62元/股×18,800股]。综上所述，被告应当就其虚假陈述行为向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曲延宁损失人民币25,38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1.03元，由原告曲延宁负担人民币47.55元，被告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53.4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冬梅代理审判员  张文婷人民陪审员  耿晓光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万曙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条【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临时报告制度】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三）证券承销商；（四）证券上市推荐人；（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二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认定。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误导性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券交易市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以投资人因虚假陈述而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一）投资差额损失；（二）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前款所涉资金利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投资人在基准日及以前卖出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１００％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