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湛江市环洲商务展览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法定代表人：李小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徐超一，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燕，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大平，住湖北省仙桃市。上诉人湛江市环洲商务展览公司（以下简称环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海燕、李大平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博耀行服务中心）于2011年12月2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核准成立，李大平为该服务中心的经营者。2013年5月23日，刘海燕以案外人何某乙未按约交付承包费为由，向案外人何某乙发出《关于解除与何某乙于2012年5月2日与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之间已形成一项事实上“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的通知书》，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2013年5月28日，刘海燕以发包人的名义与环洲公司签订《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在博耀行服务中心已向发包人作出书面委托授权下，约定如下主要条款：1、针对博耀行服务中心范围内的各项资产使用，现由刘海燕决定交由环洲公司负责承租；2、承租的时间从2013年7月1日开始至2015年7月30日截止；3、承租的费用为：从2013年7月1日开始计算，每月100000元。故在两年的承租期间，刘海燕将应从环洲公司获取到2400000元的预期经济收入。为保证合同的执行，将由环洲公司或签订本合同的经办人负责在本合同签署30天之内，向博耀行服务中心业主李大平代理人刘海燕名下的银行账户支付360000元的合同定金；4、由刘海燕负责承担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已与他人产生的纠葛，并在2013年7月1日前将博耀行服务中心范围内的各项资产使用权与经营权交付给环洲公司实际占用等条款。环洲公司表示合同签订后，因刘海燕、李大平未按约向其交付经营场地，导致其未向刘海燕、李大平交付租金。经环洲公司多次要求刘海燕、李大平履行合同未果，遂成讼。为证明刘海燕有权代表李大平与其签订《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刘海燕与李大平于2010年4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用以证明博耀行服务中心实际上是刘海燕、李大平共同合伙经营，刘海燕有权对外签署涉案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2、李大平出具的《委托书》一份，用以证明刘海燕将涉案博耀行服务中心承包给案外人何某乙经营是得到李大平的授权；3、刘海燕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刘海燕征得李大平同意代其收取承包款；4、《李大平诉何某乙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用以证明刘海燕与环洲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是获得李大平的授权。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环洲公司与刘海燕、李大平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2.判令由刘海燕、李大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环洲公司与刘海燕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关于该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博耀行服务中心为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为李大平，而涉案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是环洲公司与刘海燕所签订，刘海燕是否有权代表李大平与环洲公司签订该合同，需看刘海燕是否取得李大平的授权或涉案合同是否得到李大平的事后追认。本案中，尽管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合作协议》、《委托书》、《情况说明》、《李大平诉何某乙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等证据仅能证明李大平委托刘海燕将博耀行服务中心转包给案外人何某乙经营并负责收取案外人的承包费用，并不能证明李大平授权刘海燕与环洲公司签订涉案合同。且在诉讼期间，环洲公司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刘海燕签订的合同已获得李大平的事后追认。故结合环洲公司提供的证据并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刘海燕无权代表博耀行服务中心的经营者李大平与环洲公司签订《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故环洲公司诉请确认其与刘海燕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予以驳回。刘海燕、李大平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作缺席审判。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5年2月2日作出判决：驳回环洲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环洲公司负担。上诉人环洲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具体的上诉请求事项。1.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中，歪曲环洲公司在起诉状已陈述的基本案件事实与起诉的缘故，隐瞒案件事实的真相，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是枉法判决的审理行为；2.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中，隐瞒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二，即李大平与刘海燕在《合作合同》中，已作出“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现就广州市天河区汇彩路某登酒店南边骏宝行汽车服务部共同合作达成协议。甲乙双方分工：甲方刘海燕主要负责对外的关系与客户的沟通”等合作分工的法律事实，对诉讼当事人李大平与刘海燕之间是作为一种合伙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没有依法作出基本案件事实的查明；3.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中，隐瞒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三，即李大平在《李大平2012年4月1日全权委托刘海燕负责办理一切其他事务的委托书》中，已作出“…和一切其他事务全权委托刘海燕女士负责办理”之委托事项的法律事实，对诉讼当事人李大平与刘海燕之间已约定的具体委托权限与委托事项并没有依法作出基本案件事实的查明；4.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中，隐瞒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七，即刘海燕在《刘海燕2013年7月26日向天河区法院已作出的一项书面说明》中，已作出“针对这一种一贯性经营管理的做法在开展承包广州市天河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商务承包经营活动中一直延续到今日，并得到了李大平的认可”之陈述内容的法律事实，对诉讼当事人刘海燕已作出书面形式的自认事实没有依法作出基本案件事实的查明；5.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中，隐瞒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八，即李大平在《李大平诉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中，已作出以“由李大平的代理人刘海燕与他人公司已签定一项企业租赁合同书”为内容之自认事实的法律事实，对诉讼当事人李大平已作出书面形式的自认事实没有依法作出基本案件事实的查明；6.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判决书中“在本案中，尽管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合作协议》、《委托书》、《情况说明》、《李大平诉何某乙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等证据仅证明被告李大平委托刘海燕将博耀行服务中心转包给案外人何某乙经营并负责收取案外人的承包费用，并不能证明被告李大平授权被告刘海燕与原告签署涉案合同”为内容的审理认定结论，既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也违反《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有错误；7.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判决书作出以“且在诉讼期间，原告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刘海燕签订的合同已获得被告李大平的事后追认”为内容的审理认定结论，既有悖于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三，即李大平在《李大平2012年4月1日全权委托刘海燕负责办理一切其他事务的委托书》中，作出以“…和一切其他事务全权委托刘海燕女士负责办理”为授托内容与委托权限的已知法律事实，也有悖于环洲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八，即李大平在《李大平诉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中，作出以“由李大平的代理人刘海燕与他人公司已签定一项企业租赁合同书”为内容之自认事项的法律事实确认，违反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有错误；8.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判决书作出以“…，被告李大平为该服务中心的经营者”为内容的案件事实查明，遗漏了刘海燕作为该服务中心共同经营者之法律身份的法律事实，存在对基本案件事实查明不清的情形；9.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判决书作出以“本院认定被告刘海燕无权代表博耀行服务中心的经营者李大平与原告签订《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为内容的认定，既有悖于环洲公司已持有证据足以印证的法律事实，也超越环洲公司在本案提出诉讼请求事项的范围，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审理行为；10.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判决书适用《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来作为“本院认定被告刘海燕无权代表博耀行服务中心的经营者李大平与原告签订《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之审理结论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条文的错误；11.请求依法作出审理认定：原审判决书适用《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来作出“驳回原告湛江市环洲商务展览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内容的判决结果，属于适用法律条文的错误；12.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13.请求依法作出审理与确认：由环洲公司与刘海燕在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一份《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14.请求依法作出审理与判决：由刘海燕、李大平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二）关于提出上诉请求事项的具体事实、理由与法律依据。1.原审法院没有依法查明《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中“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审判决书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具体为以下情形：一是原审法院对《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中涉及的发包人的合伙民事主体并没有依法作出查明。有证据可证明，李大平与刘海燕在《合作合同》中，已作出以“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现就广州市天河区汇彩路某登酒店南边骏宝行汽车服务部共同合作达成协议。一、甲乙双方共同投资人民币三十万元作为购置场地使用。各付人民币一十五万元整。二、本着平等条件。各占股本百分之五十。利润平分亏损共担。三、甲乙双方分工：甲方刘海燕主要负责对外的关系与客户的沟通”为内容的合作分工的法律事实。因此，《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中涉及的发包经营的民事主体将是由李大平与刘海燕来共同组成，并因此成为一项合伙经营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刘海燕负责对外的关系”的方式来开展以“广州市天河东圃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为字号的经营活动。对于环洲公司列举提出的上述主张，另有李大平在《李大平2012年4月1日全权委托刘海燕负责办理一切其他事务的委托书》中，作出以“…和一切其他事务全权委托刘海燕女士负责办理”为内容之委托事项的法律事实给予印证。那么，所谓的“…和一切其他事务全权委托刘海燕女士负责办理”将必定是指在开展以“广州市天河东圃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为字号经营活动的一切合伙行为。针对该项环洲公司已提交证据给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在原审程序中，本应查明“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但原审法院仅作出证据名称的查明，并没有将上述已列举的事实作出查明，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存在事实查明不清的情形是一项不争的事实。二是原审法院对《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所涉及的经营者刘海燕与李大平之间所具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特征，以及彼此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没有依法作出查明。有证据可证明，在《李大平2012年4月1日全权委托刘海燕负责办理一切其他事务的委托书》中，李大平向刘海燕已作出一项“…和一切其他事务全权委托刘海燕女士负责办理”的书面委托。刘海燕在《刘海燕2013年7月26日向天河区法院已作出的一项书面说明》中“针对这一种一贯性经营管理的做法在开展承包广州市天河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商务承包经营活动中一直延续到今日，并得到了李大平的认可”的自述内容，已给予印证并因此形成了一条证据链，足以证明在李大平与刘海燕之间还存在一项书面形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李大平在《李大平2012年4月1日全权委托刘海燕负责办理一切其他事务的委托书》中，向刘海燕作出以“…和一切其他事务全权委托刘海燕女士负责办理”为内容形式的委托代理合同。针对该项委托代理合同，李大平已在《李大平诉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中，作出以“由李大平的代理人刘海燕与他人公司已签定一项企业租赁合同书”为内容的自认，给予了进一步的印证。根据环洲公司列举的一系列事实并由此构成的证据链，说明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针对李大平与刘海燕之间已并列存在合伙经营的法律关系和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的事实，并没有依法作出查明。二审法院应当根据环洲公司作出的上述第一项阐述与举证，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原审判决书中，原审法院所适用的各项法律条文内容，全部都有错误。在原审判决书中，适用《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是错误的，因为其法律定义与适用的宗旨，与原审判决书认定“…，被告李大平为该服务中心的经营者”的审理结论无任何关联，以此作为驳回环洲公司在本案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另原审判决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也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三项诉讼事项，第一项是指环洲公司在原审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在二审中涉及的需要重新审查的证据，都已在原审程序中由环洲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并在原审开庭时当庭作出了质证；而另两项规定，则是对原审法院设置的审判职责规范，这与环洲公司无关。3.在原审判决书中，原审法院存在程序上的违法行为，即原审裁判已超越了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诉讼请求范围，也遗漏了环洲公司起诉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5项规定：“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或者法庭调查重点，并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这显然是一项法定的诉讼顺序，也属于诉讼程序上规定的法定事项。然而，在庭审前，主办法官没有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审判方案，在庭审中，主办法官也没有依法作出归纳，并当庭要求环洲公司就此提出证据与举证。由此可见，“在本案中，尽管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合作协议》、《委托书》、《情况说明》、《李大平诉何某乙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等证据仅证明被告李大平委托刘海燕将博耀行服务中心转包给案外人何某乙经营并负责收取案外人的承包费用，并不能证明被告李大平授权被告刘海燕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的事项，已超越了环洲公司在原审程序中要求原审法院给予审理的问题，已超越了环洲公司在原审程序中所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该裁判事项也违背了由环洲公司列举的已有证据可证明的法律事实。《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作出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这说明原审判决必须按照环洲公司在起诉中所涉及的争议问题来进行裁判结论的书写。再说，本案的案由是合同效力的范畴；本案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原审法院对合同状态作出判断，给予肯定性的确认。但原审法院却对环洲公司在起诉中确认合同有效的主张没有作出具体的审理意见，而是绕开了合同效力是否有效的争议问题，直接驳回环洲公司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遗漏了环洲公司在本案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事项，是在诉讼程序上违法的审判行为。4.在原审判决书中，原审法院的法官存在故意枉法判决的情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之规定，原审法院就应当“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而原审法院主办法官仅对证据的名称作出了查明，却不对上述足以印证的法律事实作出查明，据此，原审法官在原审判决书中作出以“驳回原告湛江市环洲商务展览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内容的实体判决，就属枉法判决。基于本案上诉事项，请求二审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来审理环洲公司提出的一系列上诉请求事项。被上诉人刘海燕、李大平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0年4月1日，刘海燕为甲方，与乙方李大平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现就广州市天河区汇彩路某登酒店南边骏宝行汽车服务部共同合作达成协议。一、甲乙双方共同投资人民币三十万元作为购置场地使用。各付人民币一十五万元整。二、本着平等条件。各占股本百分之五十。利润平分亏损共担。三、甲乙双方分工：甲方刘海燕主要负责对外的关系与客户的沟通。监管财务。控制费用的发生及使用。……六、如因甲方的任何问题影响乙方。乙方要求退股则按乙方投入的资金全额退出。反之。因乙方的任何问题影响甲方应全额退给甲方。”2012年4月1日，委托人李大平出具《委托书》：“兹有本人李大平因业务需要，常年出门在外，故将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汇彩路前进街自编36号博耀行汽车维修中心承包给何某乙先生，博耀行的承租合同以及收租和一切其它事务全权委托刘海燕女士负责办理。”2013年6月16日的《李大平诉何某乙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记载：“证据七、由李大平的代理人刘海燕与他人公司已签定一项企业租赁合同书。”2013年7月26日，说明人刘海燕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汇彩路自编36号，字号：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业主是李大平。2010年4月1日，由李大平针对将由何某乙来负责开展承包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商务向我作出一项委托书，因此，我就成为给李大平全面执行发包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资产由何某乙负责开展经营活动的一名具体代理人。由于李大平并没有把其的身份证交给我，因此我就无法开设一个以李大平名字的银行账户。为了收取何某乙在开展承包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商务承包经营活动中的有关收入，我在得到李大平的允许下，就用我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告诉了何某乙知晓，并要求何某乙应将已约定的承包金，以此方式来先存入我名下的账户之中，以备今后进行核查，而后再交付给了李大平。针对这一种一贯性经营管理的做法在开展承包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商务承包经营活动中一直延续到今日，并得到了李大平的认可。由此可见，这就是在目前出现了在当时，何某乙在开展承包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将有关承包费存入以刘海燕名下账户的缘故。特此说明。此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环洲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至五，环洲公司邮寄2013年5月23日解除何某乙“企业经营承包合同”的书面通知书给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何某乙及吴某收，证据一、二是退件，证据三至五证明环洲公司寄出了信件，有无收到也不清楚。证据六，2013年6月13日企业法定负责人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李大平是作为广州市天河区东某博耀行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的法定负责人。李大平目前的常住地址为：广东省湛江市椹川大道中73号203室。证据七，李大平的身份证复印件，该身份证复印件上注明：“民事诉讼状用李大平2013.5.26”。上述证据拟证明环洲公司已经履行了涉案合同，李大平自己将其常住地址写入环洲公司经营地址，这证明李大平在履行合同。本院认为：环洲公司诉请确认其与刘海燕、李大平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环洲公司主张涉案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是否成立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涉案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是环洲公司与刘海燕于2013年5月28日签订的，该《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约定，刘海燕以发包人的名义将博耀行服务中心范围内的各项资产交由环洲公司承租，而从博耀行服务中心的工商登记资料看，博耀行服务中心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李大平，因此，本案应审查刘海燕是否有权代理或代表李大平签订涉案《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根据环洲公司提交的证据，首先，刘海燕与李大平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刘海燕与李大平就骏宝行汽车服务部共同合作达成协议，该《合作协议》中的骏宝行汽车服务部与涉案《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中的博耀行服务中心并非同一主体，环洲公司以此主张刘海燕与李大平是博耀行服务中心的合伙人，刘海燕与李大平合伙经营博耀行服务中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从李大平于2012年4月1日出具的《委托书》内容看，李大平是针对将博耀行服务中心承包给案外人何某乙事项，委托刘海燕负责办理博耀行服务中心的承租合同以及收租和一切其它事务，并无授权刘海燕与环洲公司签订涉案《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因此，环洲公司以此主张刘海燕已获得李大平的授权与其公司签订涉案《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刘海燕于2013年7月26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刘海燕是针对李大平将博耀行服务中心发包给案外人何某乙收取承包金做出说明，刘海燕代李大平收取承包金，要求何某乙将约定的承包金存入其名下的银行账户，该经营管理的做法在开展承包博耀行服务中心商务承包经营活动中一直延续到今日，并得到了李大平的认可。环洲公司以此主张刘海燕有权代理李大平与其公司签订涉案《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四，环洲公司提交的《李大平诉何某乙承包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的举证目录》，虽记载由李大平的代理人刘海燕与他人公司已签定一项企业租赁合同书，但仅凭该举证目录，并不能证明刘海燕与他人已签订的一项企业租赁合同书就是涉案的《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因此，环洲公司主张其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理据亦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审查环洲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环洲公司主张涉案《企业资产租赁合同书》获得李大平的认可。综上，经审查本案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刘海燕有权代理或代表李大平将博耀行服务中心的各项资产租赁给环洲公司，故原审判决驳回环洲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虽有不妥，但原审判决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环洲公司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湛江市环洲商务展览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永忠审 判 员  刘革花代理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何 浩张罗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