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6民终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重庆市朝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西沙北路。法定代表人：罗志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远，贵州驰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铜仁中瑞恒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梵净山大道**。法定代表人：秦小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家林，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小东，公司员工。上诉人重庆市朝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朝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铜仁中瑞恒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恒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8）黔0602民初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重庆朝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远、被上诉人中瑞恒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小东、蔡家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朝诚公司上诉请求：请求在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的基础上增加工程款450000元；改判驳回中瑞恒泰公司的反诉请求；一、二审受理费及反诉费由中瑞恒泰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中瑞恒泰公司应向重庆朝诚公司支付总工程款2765367元正确，但认定中瑞恒泰公司现仅欠工程款497471元错误。因为中瑞恒泰公司已向重庆朝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其中有450000元为中瑞恒泰公司代案外人蔡某支付的挖机租金，该款不属于中瑞恒泰公司支付工程款，因此，中瑞恒泰公司现欠重庆朝诚公司的工程款应为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上再加450000元。从一审庭审记录14页和20页载明的内容，中瑞恒泰公司的自认事实来看，足以证明重庆朝诚公司将案涉工程转让给案外人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中瑞恒泰公司与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和《土石方结算协议书》，以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瑞恒泰公司开具税务发票等事实，均是中瑞恒泰公司安排和要求，现中瑞恒泰公司再次反诉要求重庆朝诚公司提供税务发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黔0602民初2742号《民事裁定书》第3页载明的内容，足以证明重庆朝诚公司已经提供了案涉工程的税务发票，而且是根据中瑞恒泰公司安排和要求提供的。一审判决认定《土石方结算协议书》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错误。虽然中瑞恒泰公司未在《土石方结算协议书》上盖章，但在（2017）黔0602民初2742号庭审中，中瑞恒泰公司已经追认了该协议书，所以该《土石方结算协议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中瑞恒泰公司辩称，重庆朝诚公司上诉称450000元为中瑞恒泰公司代案外人蔡某支付的挖机租金，不属于中瑞恒泰公司支付工程款，该辩称意见不是事实。双方自合作开始已约定好开票纳税及工程自营的经营模式，重庆朝诚公司与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的协议系单方签订，中瑞恒泰公司要求重庆朝诚公司开具有效工程发票，符合双方的约定和国家税法所规定的经济行为，理应支持。双方员工草拟签订的《土石方结算协议书》对双方法人主体不具有约束力。重庆朝诚公司未按《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完成签署的工程量，严重违约，中瑞恒泰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发包给第三方继续施工，有权从应付工程款中直接扣除重庆朝诚公司因违约所产生的违约金。重庆朝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瑞恒泰公司支付工程款842380元及利息（该利息自2015年12月8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欠付工程款84238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中瑞恒泰公司承担。中瑞恒泰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驳回重庆朝诚公司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重庆朝诚公司向中瑞恒泰公司提供案涉工程税务发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重庆朝诚公司（乙方）与中瑞恒泰公司（甲方）签订《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约定乙方承包甲方位于铜仁市梵净山大道的“中瑞恒泰.水上明珠”项目地下室土石方开挖、填方、爆破、外运弃渣、场地进出口道路硬化、场地内道路维护等工程；施工范围面积约70000平方米，土石方工程量总量约30万立方米，最终工程量以现场签证为准，按实际测量结算；工程造价款最终以经甲方同意的实际工程量、合同价结算为准；工程价款计算单价为土石方综合包干单价，其中土方25元/立方米包干单价，非土方按28元/立方米包干单价，渣土场距离超过4.4公里部分需按市场价格另行计算（碎石机作业应按市场价格另算）；每月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完成甲方当期的全部土石方工程量，且人工、机械拆除场地后，每月月底甲方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在三日内支付乙方工程款的80%。土石方工程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资料交清后，甲方在乙方送审决算经甲方审核同意后三十日内付清全部决算价的工程款。甲方向乙方支付每笔工程款时，乙方需提供持有效的工程发票票据，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乙方于每月25日前提交完成工程量的报表，甲方自收到报表后3天内以甲乙双方现场场地实测记录为基础，共同签字确认已完成的工程量；同时，该协议还对工程施工要求、违约责任等事宜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2015年10月，重庆朝诚公司、中瑞恒泰公司共同委托贵州省地矿局一〇三地质大队（以下简称一〇三地质大队）对重庆朝诚公司完成的案涉工程量进行测量。同年12月1日，根据一〇三地质大队提供的测量数据，双方公司工作人员签订《土石方结算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就重庆朝诚公司在中瑞恒泰公司“水上明珠”项目实施一期土石方结算退场事宜，达成一致协议如下：一、工程量110013.22立方米；二、工程款2765367.46元；违约处罚50000元；而且在付款方式中约定：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一个星期内支付总价78%工程款（前提是提供全额发票）；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8个月后一个星期内支付剩余22%工程款。另外，该协议还对支付条件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另查明，中瑞恒泰公司已实际支付重庆朝诚公司案涉工程款2267896元。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为完成商定的建设工程项目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就本案而言，中瑞恒泰公司取得案涉“中瑞恒泰.水上明珠”建设项目后，将该项目的地下室土石方开挖、填方、爆破、外运弃渣、场地进出口道路硬化、场地内道路维护等工程分包给具备从事建筑相关业务资质的重庆朝诚公司，并与其签订《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签订后重庆朝诚公司进场施工，中瑞恒泰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2267896元。因此，案涉《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双方应诚实、信用、善意、全面的履行合同义务。一、案涉工程款是否已达到支付条件。就本案而言，作为施工方的重庆朝诚公司的主要义务为按约定完成案涉工程施工；作为发包方，中瑞恒泰公司的对等义务则为按约定支付案涉工程款。首先，庭审中，中瑞恒泰公司虽抗辩案涉工程即“中瑞恒泰.水上明珠”项目地下室土石方工程没有进行结算，不能达到工程款支付条件。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重庆朝诚公司与中瑞恒泰公司签订案涉《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后已实际对案涉工程即“中瑞恒泰.水上明珠”项目地下室土石方工程进行施工，且已完成案涉工程量110013立方米（其中土方量为105000.9立方米、非土方量为5012.32立方米）。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具有相对独立性完成这部分工程时应当验收，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施工。就本案而言，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虽没有提供案涉土石方工程的竣工验收文件或确认案涉工程具体交付时间，但经释明，中瑞恒泰公司自认其已于2015年12月底将案涉“中瑞恒泰.水上明珠”项目地下室土石方工程重新交由其他施工企业进行施工。故中瑞恒泰公司将案涉土石方工程交由其他施工企业进行施工的时间最迟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换而言之，重庆朝诚公司最迟于2015年12月31日前已向中瑞恒泰公司完成了对案涉土石方工程的实际交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第十八条“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的规定，不论案涉工程是否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在案涉工程量已经确认的情况下，工程价款结算条件均已成就。重庆朝诚公司基于确定的工程施工债权债务关系对中瑞恒泰公司行使工程欠款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对中瑞恒泰公司提出案涉工程即“中瑞恒泰.水上明珠”项目地下室土石方工程没有进行结算，不能达到工程款支付条件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二、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书》对双方是否具有约束力。如前所述，中瑞恒泰公司理应向重庆朝诚公司履行相应付款义务。然而，当重庆朝诚公司以载有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志均及载有“文小东、莫斌、蔡家林、谢辅讯、冉景瑶、宋猛”等人签字确认的《土石方结算协议书》向中瑞恒泰公司主张权利时，中瑞恒泰公司却抗辩因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书》未得到双方公司盖章、签字确认，对双方不具约束力，不应作为双方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首先，工程价款结算是指施工企业按照承包合同和已完工程量向建设单位办理工程价清算的经济文件。它一般在施工完成已经竣工后编制，反映的是基本建设工程的实际造价。从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书》中达成的协议内容来看，参与人除对案涉工程量及工程款进行了明确，还对案涉工程的违约处罚、付款方式、支付条件重新进行了约定。并且，违约处罚计算标准及付款支付形式还对案涉《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中第2.2.3条工程逾期违约金、第3.3.4条工程款支付方式的约定作了变更，该变更虽仅是对原生效合同第2.2.3条、第3.3.4条的条款所作的局部修改，但却是对涉及双方当事人重大利益条款作的实质改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变更合同相应条款应取得合同签订主体真实意思表示后才能产生相应法律效力；其次，虽然庭审中中瑞恒泰公司自认在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上签名的“文小东、莫斌、蔡家林、谢辅讯、冉景瑶、宋猛”皆是其公司员工，主要负责现场核实和勘量工作。而且经双方确认且盖有双方公司印章的案涉《一期土方测量数据》（一〇三地质大队对案涉工程量的测量数据）中也有宋猛、莫斌、罗志均参与。虽然上述人员在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上签字行为具有表见代理迹象，但表见代理行为的发生必须是代理人有代理权表象，而相对人善意无过错。就本案而言，如前所述，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书》是一份针对案涉工程量、工程价款、违约处罚、付款方式、支付条件重新进行了约定的新协议，而上述人员只是作为中瑞恒泰公司负责现场核实和勘量工作的工作人员，其与重庆朝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志均共同委托一〇三地质大队对案涉工程量进行测量的行为仅为依据其职务特性与中瑞恒泰公司发生职务关联的接洽即一般履职行为，而并非是以中瑞恒泰公司代理人身份与重庆朝诚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因此，在上述人员未曾作为代理人与重庆朝诚公司发生过任何订立合同行为，也没有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提供加盖有被代理人印鉴的介绍信，更未事后得到公司追认的情况下，其在一份影响公司重大利益的合同上签字行为并不当然能代表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也并不必然具有代理权表象。而且，根据一般商业习惯和理性认识更不足以取得相对人信赖。另外，在中瑞恒泰公司对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重庆朝诚公司亦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对“文小东、莫斌、蔡家林、谢辅讯、冉景瑶、宋猛”在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上的签字行为是否能代表中瑞恒泰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进行佐证，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因此，重庆朝诚公司应对其未尽到代理权慎审注意义务的过错行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综上，虽然是否盖有公章并非公司之间合同变更生效的必备要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只能通过是否盖有公司印章才能确定。但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在未取得中瑞恒泰公司认可，也未有合同签约主体即重庆朝诚公司与中瑞恒泰公司盖章确认，更无确切证据证明文小东、莫斌、蔡家林、谢辅讯、冉景瑶、宋猛已取得中瑞恒泰公司授权，具有代表公司行使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因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存在瑕疵，故不能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亦即法律效力。因此，对中瑞恒泰公司提出的因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书》未得到双方公司盖章、签字确认，对重庆朝诚公司、中瑞恒泰公司不具约束力，不应作为双方结算工程价款依据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三、本案案涉工程款应如何结算。就本案而言，因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缺少生效合同要件，不能作为双方据以结算案涉工程款的依据。那么，本案已达到支付条件的案涉工程款应如何进行结算。首先，案涉《土石方结算协议》虽因缺乏合同生效要件，对重庆朝诚公司及中瑞恒泰公司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案涉《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生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次，经释明，中瑞恒泰公司与重庆朝诚公司对双方于2015年12月1日就案涉工程量进行过结算，且重庆朝诚公司已完成的案涉工程量110013立方米（其中已完成土方量105000.9立方米，已完成非土方量5012.32立方米）的事实予以认可。因此，依据案涉《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第3.3.1条的约定，中瑞恒泰公司应向重庆朝诚公司支付的案涉工程款为：[（105000.9立方米（土方量）×25元/立方米）+（5012.32立方米（非土方量）×28元/立方米）]=2625022.5元+140344.96元=2765367元。经当庭核实，中瑞恒泰公司已支付重庆朝诚公司案涉工程款共计2267896元，其实际还应向重庆朝诚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为：2765367元-2267896元=497471元。因此，对重庆朝诚公司向中瑞恒泰公司主张工程款497471元的诉求，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依法不予支持。如前所述，中瑞恒泰公司将案涉土石方工程交由其他施工企业进行施工的时间最迟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的规定，对重庆朝诚公司向中瑞恒泰公司主张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尚欠款项付清之日止，以尚欠工程款49747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超过部份，依法不予支持。四、重庆朝诚公司是否应当向中瑞恒泰公司提供工程税务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的规定，开具税务发票是付款方的法定义务，不能以任何理由不开、少开、漏开。但庭审中，当中瑞恒泰公司向重庆朝诚公司提起要求开具案涉工程税务发票的反诉请求时，重庆朝诚公司却抗辩其已根据中瑞恒泰公司要求以案外人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名义开具了案涉工程税务发票并向中瑞恒泰公司交付，因此，不应再向中瑞恒泰公司开具相应税务发票。首先，税务发票是记录经济活动内容的载体，也是国家监督经济活动，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理》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转让、代开发票”的规定，即便重庆朝诚公司以案外人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名义开具了案涉工程税务发票，这也属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有违民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对此理应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案涉《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第3.3.4条工程支付方式第3小项“甲方（中瑞恒泰公司）向乙方（重庆朝诚公司）支付每笔工程款时，乙方须提供持有有效的工程发票票据，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的约定，开具工程发票既为支付工程款的约定义务，也为法定义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皆具约束力。因此，对中瑞恒泰公司要求重庆朝诚公司开具案涉工程款税务发票的反诉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铜仁中瑞恒泰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重庆市朝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497471元及利息（该利息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尚欠款项付清之日止，以尚欠工程款人民币49747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重庆市朝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铜仁中瑞恒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工程款人民币2765367元的税务发票；三、驳回重庆市朝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铜仁中瑞恒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2224元，由铜仁中瑞恒泰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重庆市朝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中瑞恒泰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重庆朝诚公司提交了2018年3月5日蔡某出具的书面《证明》1份，拟证明蔡某在中瑞恒泰公司处租赁挖机做工程，根据三方协议，由蔡某直接支付款项给重庆朝诚公司。经质证，中瑞恒泰公司认为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蔡某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证人蔡某应出庭作证，重庆朝诚公司称有三方协议，也未能提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重庆朝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书执业），重庆朝诚公司至今未办理建筑资质证书。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中瑞恒泰公司欠付重庆朝诚公司多少工程款；2、重庆朝诚公司是否应向中瑞恒泰公司出具工程款税务发票。关于中瑞恒泰公司欠付重庆朝诚公司多少工程款的问题。重庆朝诚公司与中瑞恒泰公司签订的《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约定的工程实为中瑞恒泰公司开发的“中瑞恒泰???水上明珠”项目的地基基础工程，重庆朝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书执业），重庆朝诚公司至今未办理建筑资质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故双方签订的《土石方工程施工协议》为无效合同。重庆朝诚公司要求中瑞恒泰公司支付工程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均未提供竣工验收合格的证据，中瑞恒泰公司自认重庆朝诚公司已将工程交付，以中瑞恒泰公司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中瑞恒泰公司应向重庆朝诚公司支付工程价款。重庆朝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志均与中瑞恒泰公司的员工文小东等人签订《土石方结算协议书》，文小东等人只是作为中瑞恒泰公司负责现场核实和勘量工作的工作人员，未曾作为代理人与重庆朝诚公司发生过任何订立合同行为，事后未得到中瑞恒泰公司的追认，重庆朝诚公司未提交文小东等人经中瑞恒泰公司授权的证据，文小东等人无权代表公司行使民事行为，故《土石方结算协议》对双方不具约束力，不能作为双方结算工程价款依据。重庆朝诚公司已完成工程量110013立方米，工程款为2765367元，中瑞恒泰公司已支付重庆朝诚公司工程款2267896元，还应支付工程款为497471元。重庆朝诚公司上诉称中瑞恒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450000元是代蔡某支付挖机租金，该款应在已付工程款中扣除，对此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重庆朝诚公司是否应向中瑞恒泰公司出具工程款税务发票的问题。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转让、代开发票”的内容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587号令修改为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发票管理规定使用发票，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转借、转让、介绍他人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本案中，重庆朝诚公司以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并未实际经营，重庆朝诚公司的行为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重庆朝诚公司系在工商登记的合法法人，其收取工程款，应当履行开具工程款税务发票的义务，重庆朝诚公司称其只能开具重庆市的发票，以贵州黔投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具税务发票是中瑞恒泰公司的安排和要求，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中瑞恒泰公司要求重庆朝诚公司出具工程款税务发票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庆朝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重庆朝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稼祥审 判 员 代静云审 判 员 李 娟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代书记员 倪庆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