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法民初字第04699号原告杨宇恒，男，汉族，1988年3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代理人刘夫军，重庆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华城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6号3-2号。法定代表人陈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颜君，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向远刚，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宇恒与被告重庆华城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富丽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潘渝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宇恒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夫军，被告华城富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颜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宇恒诉称，我于2012年3月7日到被告的关联公司重庆爱华建筑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华公司）任职，岗位为研发中心助理设计师。2013年1月1日，被告安排我到被告公司任职，岗位为总裁办助理设计师，工作内容无变化，每月工资16666.67元，包含银行转账支付和现金支付两部分。被告从2014年10月开始拖欠我工资，截止2015年2月，共计拖欠我工资80912.19元。我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未果，被告违法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并要求我在2015年2月3日交接工作。我办理工作交接后，被告拒绝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影响我寻找新的工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拖欠的工资80912.19元（其中2014年10月未发工资现金部分4000元、2014年11月未发工资现金部分4000元、2014年12月未发工资打卡部分5654.40元、2014年12月未发工资现金部分4000元、2014年下半年年薪37200元、2015年1月工资11828.29元、2015年2月工资14229.5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0000.02元（16666.67元/月×3个月×2倍）、拖欠工资应加付的赔偿金80912.19元（80912.19元×100%），出具解除时间为2015年2月3日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并赔偿因不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造成的损失50000.01元（16666.67元/月×3个月）。被告华城富丽公司辩称，对原告于2013年1月1日入职我公司的事实无异议，我公司与爱华公司均系独立法人，是否是关联公司由法院查明。原告入职后职务为总裁办助理，月薪3000元。2015年1月31日，由原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我公司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我公司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员工发放工资，并无原告主张的现金发放部分，且工资按月支付，不存在半年发或年终发的情形。原告在职期间，我公司已足额发放工资，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并且，加付赔偿金必须经过行政前置程序，没有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不应承担加付赔偿金的责任。我公司于解除劳动关系当日向原告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并未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缺乏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7日，杨宇恒与爱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2年3月7日起至2015年3月6日止，试用期2个月，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为研发中心助理设计师，转正后每月税前基本工资900元、岗位津贴700元，合计1600元等内容；尾部甲方签章栏载明的爱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勇。同日，杨宇恒签字确认了《爱华公司薪资通知及确认表》，载明杨宇恒合同期限3年，入职时间2012年3月7日，试用期2个月拟任岗位助理设计师，约定转正薪资为年薪制税前10万元/年等，人事行政部门栏有刘星宇签名。2015年1月13日，爱华公司向杨宇恒出具一份《收入证明》，载明兹证明杨宇恒自2012年3月7日至今在我公司任建筑设计师，年收入为20万元等。杨宇恒于2013年1月1日入职华城富丽公司。双方于同年1月4日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合同期限为3年，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试用期2个月；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为总裁办从事助设（助理设计师）工作；实行综合工时制度，以月为周期；劳动报酬实行月薪制，每月税前基本工资1000元、岗位津贴2000元，合计每月税前3000元（试用期工资相同）；薪酬发放日为每月10日支付上月薪酬；甲方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乙方工作绩效，在支付约定薪酬的基础上发放绩效工资，绩效工资为不确定数，具体发放标准与程序按甲方规章制度执行等。2015年1月31日，华城富丽公司向杨宇恒出具一份《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华城富丽公司与杨宇恒于2012年3月7日订立了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签收人栏有杨宇恒签名捺印；尾部说明部分载明本通知书一式四份：用人单位一份，劳动者本人一份等内容。2015年3月4日，杨宇恒、孙军社等8人就拖欠工资并加付赔偿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该委逾期未受理，杨宇恒、孙军社等8人遂于同年3月19日诉至本院，本院依法合并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就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违法解除进行了释明。杨宇恒表示，如果法院认为华城富丽公司没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则变更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为支付经济补偿。庭审中，杨宇恒还陈述，其多次向江北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华城富丽公司拖欠工资一事，但劳动行政部门未作出责令限期支付的通知。另查明，华城富丽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宇恒发放了部分工资，分别于2014年3月11日、4月15日、5月14日、6月12日、7月16日、8月29日、9月23日、10月29日、11月28日向杨宇恒支付了2014年2月至10月的工资分别为3565.96元、4438.96元、4538.96元、4547.96元、4547.96元、5906.70元、5798.70元、5665.20元、5685.30元。还查明，另案原告孙军社于2014年6月23日入职华城富丽公司，任人事行政总监，并于2015年1月21日与华城富丽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庭审中，杨宇恒为证明其工资标准，还举示一份《华城富丽公司薪资通知及确认表》，载明填表日期为2014年12月7日，姓名杨宇恒，合同期限3年，入职时间2012年3月7日，拟任岗位助理设计师，约定转正薪资为年薪制（税前）20万元，月发60%为1万元，半年发20%为4万元，年终发20%为4万元，2014年7月1日起执行，尾部本人确认签署栏有杨宇恒签名，人事行政部门栏有孙军社签名。杨宇恒还陈述，其2014年6月以前的年薪为16万元，从2014年7月起调高至20万元。华城富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没有其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孙军社与其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正在法院处理中，存在利害关系；载明的薪资标准与劳动合同约定相冲突。因该证据系原件，除工资标准、入职时间以外的其他内容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一致；该证据载明的入职时间与杨宇恒主张其入职爱华公司的时间一致，与华城富丽公司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载明的劳动合同订立时间亦相符；实践中，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标准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情形十分常见，且该工资标准并不明显高于房地产行业助理设计师的工资水平；孙军社作为华城富丽公司人事行政总监，负有代表公司进行人事管理的职责，故孙军社在人事行政部门栏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表华城富丽公司对员工工资标准进行确认的职务行为；虽然孙军社与华城富丽公司正在进行劳动争议诉讼，但不能当然排除孙军社在发生劳动争议之前履行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从填表日期上看，该证据形成于孙军社与华城富丽公司发生劳动争议之前，华城富丽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证据为孙军社事后补签，综上，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爱华公司薪资通知及确认表》、《收入证明》、《华城富丽公司薪资通知及确认表》、银行交易明细、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书、仲裁申请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书面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证明，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庭审中，杨宇恒还举示了如下证据：1.《员工离职审批表》、《离职交接表》（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华城富丽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其中《员工离职审批表》载明，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情况为公司提出解除，预计离开公司日期为2015年1月31日；行政人事部意见栏审批人批准从2015年1月31日正式解除劳动合同，从2015年2月3日开始办理移交手续，审批时间为2015年2月3日。《离职交接表》载明部门工作、财务部、行政人事部的交接情况，杨宇恒在尾部签名并落款2015年2月3日，杨宇恒还陈述《离职交接表》载明日期即为其工作的截止日期。2.《华城富丽公司员工杨宇恒待支付工资结算明细表》（复印件），拟证明拖欠工资的金额及构成。该证据尾部审批栏有“陈勇”签名。表格载明：姓名杨宇恒，职级设计师，平均月工资16666.67元，入职时间2012年3月7日；经济补偿金38265元，10月未发工资（现金部分）4000元，11月未发工资（现金部分）4000元，12月未发工资（打卡部分）5654.40元，12月未发工资（现金部分）4000元，2014年下半年年薪37200元，1月工资应得13218.39元、餐费300元、社保扣款334元、应扣个税1316.10元、迟到扣款40元、1月实得工资11828.29元，2月工资总额16666.67元、社保扣款334元、应扣个税2103.17元、2月实得工资14229.50元，合计119177.19元；备注：2015年2月工资为代通知金等；尾部财务复核栏有“刘瑶”签名。杨宇恒还陈述其主张的拖欠工资就是以该表合计金额减去经济补偿金确定的。3.工资月份为2014年9月、10月的《华城富丽公司工资支付明细表-重庆（总表）》（其中9月为复印件，以下简称9月总表；10月为原件，以下简称10月总表），拟证明其工资标准。其中9月总表无杨宇恒相关记录；10月总表载明杨宇恒基本工资1500元、岗位加班津贴8500元，工资总额1万元，品迭其他工资组成、扣款、社保及个税后，实发工资9685.30元。杨宇恒还主张尾部审批栏为“陈勇”签名。4.刘瑶的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上述证据2中在财务复核栏签名的“刘瑶”为华城富丽公司员工。5.网页宣传报道（打印件），（2014）渝五中法民保字第00234号诉前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139号管辖异议民事裁定书（均为打印件），华城富丽公司及重庆老虎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虎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陈勇系华城富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华城富丽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老虎公司于2012年8月出资设立了华城富丽公司，高山雪为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刘星宇为经理；2012年12月，老虎公司将其持有的95%的股份转让给了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信托公司），老虎公司继续持有华城富丽公司5%的股份；2013年、2014年，刘星宇均为监事等内容。老虎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2013年5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梁正容变更为高山雪，股东由梁正容、郑洪强变更为陈勇、高山雪，陈勇持股比例为80%，高山雪持股比例为20%等。6.《重庆华城富丽地产2014年上半年年薪结算表》（复印件），拟证明工资除按月发放外还存在半年、年终发放部分。该证据载明：杨宇恒，年中标准2.6万元、3.2万元，年中小计1.3万元、1.6万元，实发工资28878.20元等内容。7.工资月份为2014年9月的《爱华公司工资支付明细表-重庆（总表）》（复印件），拟证明陈勇及孙军社在该表中签字，故爱华公司与华城富丽公司系关联公司。华城富丽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刘瑶以其公司名义购买社保，不能证明劳动关系及职务；对证据5中网页宣传报道及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只能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对证据5中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陈勇为老虎公司股东之一，而老虎公司仅持有华城富丽公司5%的股份，陈勇对华城富丽公司不具有控制权；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无公司印章，且无法说明证据来源；对证据7的来源和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因杨宇恒举示的上述证据1、2为复印件，未与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中9月总表为复印件，未与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10月总表待结合证据5一并评析。华城富丽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即使刘瑶系华城富丽公司员工，也只是证据2中多个签名人中的一人，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网页宣传报道为打印件，形式上的真实性尚不能确认，即便真实，也不能仅凭新闻报道内容认定企业法人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故网页宣传报道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两份裁定书，一份为诉前财产保全的裁定，一份为管辖异议的裁定，上面所列当事人信息均为申请人提供，人民法院并未对华城富丽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陈勇的事实做出认定，即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陈勇与华城富丽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华城富丽公司对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工商登记信息内容上看，华城富丽公司虽由老虎公司出资设立，但老虎公司并非由陈勇出资设立，陈勇是在华城富丽公司成立且老虎公司已将95%的股权转让给了国际信托公司之后，才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老虎公司80%的股权，故仅凭工商登记信息不足以认定陈勇是华城富丽公司实际控制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证据3中的10月总表虽为原件，审批栏签字人“陈勇”是否是作为老虎公司股东之一的陈勇尚不能确认，即便是同一人，因陈勇未在华城富丽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证据证明陈勇受华城富丽公司委托或有权代表华城富丽公司，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纳。证据6、7系复印件，未与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即便陈勇确为华城富丽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人，杨宇恒本案诉讼主要依据的《华城富丽公司员工杨宇恒待支付工资结算明细表》也为复印件，亦不能被采纳。本院认为，双方对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并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1.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和方式；2.杨宇恒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平均应发工资金额；3.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4.杨宇恒主张拖欠工资加付赔偿金的依据；5.杨宇恒主张未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损失依据。本院分别评述如下：第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和方式。华城富丽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向杨宇恒出具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杨宇恒进行了签收。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1月31日解除，且华城富丽公司已向杨宇恒送达该解除通知。而对于解除方式，《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载明所依据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八条，但同时载明“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而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是劳动者单方解除的情形。由于上述两个法条规定了不同的解除方式，一段劳动关系不可能同时采取两种不同方式解除，故应当认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引用法条有误。而从其中明确载明的“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上看，与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劳动者单方解除相悖。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由华城富丽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故对杨宇恒主张违法解除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对华城富丽公司关于是由杨宇恒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的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第二，杨宇恒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平均应发工资金额。本院采纳的《华城富丽公司薪资通知及确认表》载明了杨宇恒年薪为税前20万元，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同时，杨宇恒主张其2014年6月以前年薪为16万元。从杨宇恒举示的银行交易记录上看，2014年7月以后确实存在工资调整，故在华城富丽公司未举示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杨宇恒的上述主张予以采纳。对杨宇恒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应发月工资金额，本院按15277.78元[（16万元÷12个月×5个月+20万元÷12个月×7个月）÷12个月]予以确认；对工资发放方式，从2014年7月起按月发1万元、半年发4万元、年终发4万元予以确认。发放工资的事实及金额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华城富丽公司未举示相应证据，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从杨宇恒举示的银行交易记录上看，2014年10月工资仅为5685.30元，加上其诉请的4000元，也低于当月应发工资1万元，故对杨宇恒要求支付2014年10月未足额发放工资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银行交易记录并无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的工资发放记录，故对杨宇恒要求支付2014年11月未足额发放工资4000元、2014年12月工资9654.40元（5654.40元+4000元）、2015年1月工资11828.8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予支持。劳动报酬系劳动者提供劳动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对价。本案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1月31日解除，杨宇恒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2月1日以后仍向华城富丽公司提供劳动，故杨宇恒主张2015年2工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宇恒本案还主张了2014年下半年年薪37200元，低于《华城富丽公司薪资通知及确认表》载明的半年发4万元，本院对该项请求亦予支持。第三，关于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本案中，杨宇恒于2012年3月7日与爱华公司订立劳动合同，于2013年1月1日与华城富丽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虽无确切证据证明爱华公司与华城富丽公司之间的关系，但华城富丽公司出具的《华城富丽公司薪资通知及确认表》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均载明杨宇恒入职时间或劳动合同订立时间均为2012年3月7日，与杨宇恒入职爱华公司的时间，即其主张的工作年限起始时间一致。应当认定华城富丽公司与杨宇恒对工作年限连续计算已经形成合意，杨宇恒从爱华公司被安排到华城富丽公司工作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符合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本市2014年度社平工资为4738元/月，三倍即为14214元。本院认定的杨宇恒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应发工资15277.78元/月，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对杨宇恒经济补偿的标准，本院按14214元计算。华城富丽公司应支付杨宇恒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2642元（14214元×3个月）。第四、关于杨宇恒主张拖欠工资加付赔偿金的依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据此，劳动者要求加付赔偿金应当满足经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而用人单位逾期仍不支付的前置条件。本案中，本院虽然认定华城富丽公司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但劳动行政部门未责令限期支付，不满足加付赔偿金的条件。对杨宇恒关于加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关于杨宇恒主张未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损失依据问题。根据查明事实，华城富丽公司已向杨宇恒出具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杨宇恒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华城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杨宇恒2014年10月未足额发放的工资4000元、2014年11月未足额发放工资4000元、2014年12月工资9654.40元、2015年1月工资11828.89元、2014年下半年年薪37200元，合计66683.29元。二、被告重庆华城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杨宇恒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2642元。三、驳回原告杨宇恒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重庆华城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重庆华城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渝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宋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