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3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浩坤，男，汉族，1964年7月6日，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杨启文，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东莞市超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二路***号创业中心****室。法定代表人：罗世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连明，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舒，广东智捷律��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为国，男，汉族，1975年8月18日出生，住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上诉人黄浩坤、东莞市超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亿公司）与被上诉人章为国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民二初字第36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浩坤向原审法院诉称：黄浩坤与超亿公司有长期商业往来。黄浩坤向超亿公司提供缓冲器。超亿公司于2010年9月25日成立，在成立前一直以“超卓机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广东办事处”的名义与黄浩坤进行商业往来。因此，在超亿公司成立后，黄浩坤在送货单的客户名称栏继续将超亿公司记载为“广东办事处”，但在发票的购货单位栏记载为超亿公司。截止2012年12月���，超亿公司拖欠黄浩坤2012年9月部分货款及同年年10月至同年12月的全部货款合计247664元未付。黄浩坤已向超亿公司开具了截至2012年11月的发票。黄浩坤请求货款247664元的具体构成是：2012年9月交易金额为68754元，超亿公司欠付该月货款23767元；同年10月交易金额91003元，同年11月交易金额55659元，同年12月交易金额为45473元，超亿公司欠付前述3月的全部货款；黄浩坤与超亿公司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黄浩坤于同年9月至同年11月向超亿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黄浩坤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多于当月交易金额的原因是对双方此前发生的案外交易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黄浩坤于同年9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118340元，超亿公司应付税金11732元；黄浩坤于同年10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7158元，超亿公司应付税金10492元；黄浩坤于同年11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96217元，超亿公司应付税金9538元。黄浩坤多次催收货款，超亿公司均借口拖延未付。黄浩坤曾于2014年2月24日向超亿公司发出货款催告函，但超亿公司至今未付款。超亿公司是一人公司，章为国是超亿公司的唯一股东。章为国不能证实其个人财产独立于超亿公司财产的，应对超亿公司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综上，黄浩坤诉请判令：1.超亿公司支付货款24766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2.章为国对超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超亿公司、章为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超亿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超亿公司与东莞市寮步浩林五金厂（以下简称浩林厂）长期存有交易关系。黄浩坤只是浩林厂的持牌人，浩林厂的实际经营人是“超卓机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老板，超亿公司不清楚浩林厂实��经营人的名字。超亿公司与浩林厂于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各月交易金额如下：9月37991元，10月69852元，11月22122元，12月30846元。前述交易金额均含税。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付款268047元，已付清前述货款。章为国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章为国承认黄浩坤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同意黄浩坤对其的诉讼请求。章为国在一审中陈述：章为国是超亿公司的唯一股东，不经常在超亿公司工作。超亿公司就其与黄浩坤的交易情况曾向章为国做过汇报。黄浩坤提及的案涉交易各月的交易金额、欠款金额以及税金金额是属实的。超亿公司反诉称：超亿公司向黄浩坤购买货物。因超亿公司的资金等问题，交易双方由先供货后付款的交易方式变更为先付款后供货的交易方式，变更的时间是2012年11月。如黄浩坤的供货金额达不到超亿公司预付货款的金额，则对于差额，黄浩坤应���还给超亿公司。经超亿公司统计，黄浩坤需向超亿公司退还预付货款50000元。综上，超亿公司请求判令黄浩坤返还预付货款50000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反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及承担反诉的诉讼费用。黄浩坤针对反诉答辩称：黄浩坤与超亿公司的交易一直是先交货后付款，从未变更为先付款再交易。对于案外交易的已付货款，超亿公司曾拖延3个月至半年以上才支付。2012年11月，超亿公司曾分两次向黄浩坤支付了案外交易货款。其中，2012年11月5日的76567元支付的是2012年3月及同年4月的部分货款；同年11月15日支付的191480元支付的2012年5月的货款。超亿公司反诉的事由不成立。章为国针对反诉陈述称：据章为国所知，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的交易习惯是先送货后付款，该交易习惯未发生变更。对于已付货款，超亿公司存有拖延支付的情形。黄浩坤提交的证据有：账款明细表、送货单、快递单、货款催告函、快递详情单、快递回执、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收据存根、2012年12月12日的电汇凭证。超亿公司提交的证据有：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对账单、明细表。章为国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浩林厂是个体工商户，已于2014年7月30日注销。浩林厂登记的经营者是黄浩坤，超亿公司主张黄浩坤仅是浩林厂的持牌人、浩林厂的实际经营人是案外人。黄浩坤否认超亿公司的前述主张。超亿公司对前述主张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也未能清楚说明浩林厂实际经营人的名字。超亿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19日，是一人公司，其登记的唯一股东是章为国。超亿公司主张章为国是挂名股东、���他人代持超亿公司的股权、与浩林厂有利害关系。章为国否认超亿公司的前述主张。超亿公司对前述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浩林厂与超亿公司长期存有买卖合同关系，超亿公司向浩林厂购买货物。黄浩坤与超亿公司确认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交易的期间是2010年9月至2012年12月。黄浩坤主张其在本案中请求超亿公司、章为国支付的货款及税金发生在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5日向浩林厂汇款76567元，于同年11月15日向浩林厂汇款191480元。关于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交易金额的查明。黄浩坤与超亿公司对该期间各月的交易金额存有争议。黄浩坤提交的交货凭证可分为两类。其一，对于客户签收栏有人员署名的送货单，超亿公司确认签收货物的人员是其员工。该类送货单应予采信。其二，对于客户签收栏没有任何签章的送货单，超亿��司否认收取其上所列的货物。黄浩坤针对该类送货单提交了快递单，主张该类送货单所列的货物通过邮寄的方式交付给超亿公司。由于在超亿公司否认收取该类送货单所列货物的情形下，黄浩坤提交的快递单均没有任何收件人的签章，而且黄浩坤不能提供其他可以证实超亿公司收取快递单所涉货物或该类送货单所列货物的证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黄浩坤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类送货单及快递单不应予采信。根据采信的送货单统计，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于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的各月交易金额为9月37991元、10月69852元、11月22122元（其中，11月15日前交易金额为17926，11月16日后交易金额为4196）、12月30846元。关于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约定的合同价款是否含税价的查明。��浩坤主张浩林厂与超亿公司口头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超亿公司则主张其与浩林厂约定的合同价款为含税价。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买卖货物的合同关系中，卖方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有依法缴纳增值税的法定义务，其接受的合同价款应考虑依法缴纳的增值税金，故在超亿公司否认合同价款不含税的情形下，黄浩坤应对其关于合同价款不含税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其一，黄浩坤提交了多份收款收据，该些收款收据上所有的字迹均为浩林厂的人员书写。部分收款收据（不包含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记载了单独收取税金的事项。除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外，超亿公司否认收取黄浩坤交付其他收款收据。由于黄浩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超亿公司收取了2012年8月15日收款收据外的其他收款收据，故除2012年8月15日收款收据外的其他收款收据不应予采信。其二，黄��坤未能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关于约定的合同价款不含税主张的证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黄浩坤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约定的合同价款含税。关于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汇给浩林厂的两笔款项是否用于支付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货款的查明。对此，超亿公司于调查中主张：2012年11月5日的汇款76567元中，19843元支付的是同年9月的部分货款，其余支付的是浩林厂与其案涉交易前的货款；2012年11月15日汇款191480元中，18148元支付的是同年9月的剩余货款，69852元支付的是同年10月的全部货款，剩余款项103480元是预付货款。黄浩坤主张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向浩林厂汇付的两笔款项支付的是案涉交易前的货款。其一，超亿公司于汇款时没有记载争议的两笔款项支���的是何期间交易的货款。黄浩坤与超亿公司均确认浩林厂或黄浩坤对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对账单所列的汇款（包含争议的两笔款项）没有开具收据给超亿公司。因此，不能通过交接款项的凭证直接查明争议的两笔款项支付的是何期间交易的货款。其二，黄浩坤提交了多份收款收据。大部分收款收据上记载了浩林厂确认收取货款对应的交易期间。除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外，原审法院已查明黄浩坤提交的其他收款收据不应予采信。对于2012年8月15日收款收据上手书字迹的“3月部分货款”，超亿公司提出异议，黄浩坤确认为浩林厂的人员于将该收款收据交付给超亿公司后在该收款收据存根上自行添加。此外，超亿公司主张除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外浩林厂未向其出具其他收款收据。因此，不能从收款收据推断查明争议的两笔款项支付的是何期间交易的货款。其三，首���，黄浩坤与超亿公司均确认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交易的期间是2010年9月至2012年12月，即浩林厂与超亿公司在案涉交易前存有长期大量的交易。超亿公司表示其已不能完整的提交与浩林厂全部交易的单据，但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明细表，并提出全部交易期间各月的交易金额。黄浩坤否认超亿公司提出的全部交易期间各月的交易金额，但表示不清楚全部交易的金额，也不能提供任何案涉交易前交易的单据。其次，黄浩坤提供了浩林厂于2010年11月至2012年11月向超亿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超亿公司确认对该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进行税款抵扣，但主张浩林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远超出浩林厂与其全部交易的金额。由于黄浩坤没有提供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应的浩林厂向超亿公司交付货物的凭证，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黄浩坤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不能等同于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的交易金额。综上两点，不能通过查明浩林厂与超亿公司全部交易金额以及全部付款金额的方式计算出超亿公司有否欠付浩林厂货款、超亿公司欠付浩林厂货款的金额。其四，超亿公司主张其与浩林厂于2012年10月前约定当月结清货款、于2012年11月后变更约定为先付款后交货。黄浩坤则主张，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约定货款月结30天支付，该约定从未变更。据此，对于2012年10月前约定的付款方式，黄浩坤与超亿公司均主张为先交货后付款。在黄浩坤否认的情况下，超亿公司主张付款方式由先交货后付款变更约定为先付款后交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超亿公司应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超亿公司未对该主张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超亿公司对该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浩林厂与超亿公司没有变更约定付款的方式为先付款再交货。争议的两笔款项支付的应是汇付该两笔款项前发生交易（包括2012年9月至同年11月15日交易）的货款，即争议的两笔款项未用于支付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后交易的货款。其五，超亿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向浩林厂汇付112961元，汇款的用途记载为货款。黄浩坤以该笔汇款为据，主张争议的两笔款项支付的是浩林厂与超亿公司在案涉交易前交易的货款。超亿公司则主张，该笔汇款与交易双方的买卖合同无关，该笔款项用于补偿浩林厂为超亿公司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生的税金。虽然超亿公司的前述主张与汇款���载的用途不相符，但如该笔汇款支付的是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交易的货款，则在黄浩坤未能提供足以证实该笔汇款具体用于支付何期间交易货款的情形下，该笔汇款亦只能按争议两笔款项的方式确定用于支付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前交易的货款。因此，在本案中，超亿公司关于该笔汇款与交易货款无关的主张有利于黄浩坤。另查明，超亿公司确认货款催告函，但不确认浩林厂在货款催告函中提出的欠款事宜。尚没有证据显示浩林厂与超亿公司曾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以上事实，有“客户签收”栏有人员署名的送货单、货款催告函、快递详情单、快递回执、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对账单。原审法院认为：浩林厂与超亿公司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浩林厂是个体工商户，黄浩坤是��林厂登记的经营者，且浩林厂已注销，故浩林厂的债权依法应由黄浩坤享有。超亿公司以黄浩坤是浩林厂的持牌人、浩林厂另有实际经营人为由抗辩黄浩坤的诉讼请求，由于超亿公司的前述抗辩事由证据不足，故原审法院对超亿公司的前述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黄浩坤与超亿公司争议的焦点是超亿公司有否欠付浩林厂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发生的货款、税金以及浩林厂有否多收取了超亿公司支付的货款。其一，虽然章为国作为超亿公司唯一的股东，确认黄浩坤向超亿公司主张的债权，但由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超亿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且章为国确认其不直接参与超亿公司的经营管理，加之超亿公司否认黄浩坤主张的债权，即超亿公司、章为国对黄浩坤在本案中主张债权持相反意见，故黄浩坤是否对超亿公司享有案涉债权，应全面审查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的交易单据确定，不应单独以章为国的主张确定。其二，黄浩坤与超亿公司对案涉交易（即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的金额存有争议。原审法院已查明，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于前述期间的各月交易金额为9月37991元、10月69852元、11月22122元（其中，11月15日前交易金额为17926，11月16日后交易金额为4196）、12月30846元。其三，原审法院已查明，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5日汇付的76567元以及于同年11月15日汇付的191480元，用于支付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于汇款前交易（包括2012年9月至同年11月15日交易）的货款。对于2012年11月16日至同年12月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交易的货款35042元（4196+30846），超亿公司没有提供可以证实其已向浩林厂或黄浩坤支付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超亿公司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超亿公司逾期未向黄浩坤支付2012年11月16日至同年12月货款3504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超亿公司应向黄浩坤支付货款35042元，并从逾期付款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4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货款之日止。黄浩坤主张超亿公司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5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由于黄浩坤该主张属于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故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照准。黄浩坤主张超亿公司偿付货款215902元，超出原审法院查明的超亿公司欠付黄浩坤货款的金额，故对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超亿公司以其于2012年11月15日向浩林厂汇付191480元中部分款项属于预付货款为由，要求黄浩坤向其返还多收取的货款50000元，由于原审法院已查明该笔汇款用于支付浩林厂与超亿公司于该笔汇款前发生交易的货款，即超亿公司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原审法院对超亿公司的前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其四，黄浩坤以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浩林厂应超亿公司的要求于2012年9月至同年11月向超亿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主张超亿公司支付税金合计31762元。因黄浩坤未能提供可以证实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约定合同价款不含税的证据，原审法院已查明浩林厂与超亿公司约定的合同价款含税，故黄浩坤的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由于超亿公司是一人公司，其登记的唯一股东是章为国，章为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超亿公司的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独立，而且章为国承认黄浩坤对其起诉的事由，同意黄浩坤对其的诉讼请求，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章为国应对超亿公司欠付黄浩坤的前述债务向黄浩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及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超���公司应在判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货款35042元、逾期付款利息（从2014年5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给黄浩坤。二、章为国对超亿公司判项一的债务向黄浩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浩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超亿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5015元，由黄浩坤负担4339元，由超亿公司、章为国共同负担676元；本案反诉受理费525元，由超亿公司负担。一审宣判后，黄浩坤、超亿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黄浩坤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采纳不客观，导致判决错误。一、黄浩坤提交的收款收据是真实的。由于黄浩坤与超亿公司在交易中约定交易价格不含税金，超亿公司需承担开具发票的税金，所以黄浩坤收取现金时向超亿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并将该收款收据的客户联（红联）交给超亿公司，超亿公司提交的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客户联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超亿公司否认收到其他收款收据客户联，但黄浩坤提交的收款收据是真实的，理由在于：1.超亿公司提交的银行对账单、电汇凭证、收款收据中，包括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客户联，黄浩坤于2015年4月16日11时收到原审法院邮寄的上述证据后，当时就将2011年2月22日至2013年1月8日的所有收款收据邮寄给原审法院，因此黄浩坤提交的收款收据是在之前就已形成，不可能有时间进行伪造；2.黄浩坤提交的收款收据均有浩林厂财务人员许道敏、蔡艳梅签字，而浩林厂已于2014年7月30日注销，财务人员早已离开，因此黄浩坤提交的收款收据也不可��伪造；3.黄浩坤提交的收款收据与超亿公司提交的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在时间上连贯，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而是真实存在的；4.黄浩坤既保存有2012年2月22日之后的收款收据，之前的收款收据亦有保存，在收款时间上连贯。原审法院未对上述事实进行审查，仅凭超亿公司的否认进行认定不当。二、黄浩坤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交易金额。黄浩坤主张2012年9月至12月与超亿公司的交易金额分别是68754元、91003元、55659元、45473元，有黄浩坤提交的账款明细表、送货单、快递单以及发票予以证明。账款明细表虽是黄浩坤单方统计形成，但记载的交易日期、型号、数量与送货单、快递单吻合，章为国对此均予以确认。超亿公司对对账款明细表所记载的单价及有其员工签名的送货单也予以确认，只是因为黄浩坤提交的部分送货单及所有快递单没有其员工签名而否认交易。事实上，黄浩坤送货给超亿公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送货给超亿公司，由超亿公司的人员在送货单中签名，有时由于疏忽也没有签名；另一种是通过快递公司送货，黄浩坤接到超亿公司电话或传真订货后，根据超亿公司的订货填写快递单，送货地址通常已事先打印，均为超亿公司的住所地，注明货物型号、数量等信息，然后电话联系快递公司寄件，快递公司揽件签名后将快递单第四联交给黄浩坤保存，然后将货物送交超亿公司，因此黄浩坤所持的快递单第四联不可能有超亿公司的人员签收，这是快递行业的惯例，且黄浩坤提交的快递单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设计的金额等方面，均不存在伪造的可能。从双方长期交易的角度看，该订货方式、送货方式以及签收方式也是符合情理的，因此超亿公司以黄浩坤提交的快递单没有其员工签收而否认存在交易没有依���。另外，超亿公司仅承认2012年9月双方交易金额为37991元，但从黄浩坤提交的2013年1月9日的收款收据中记载收取“广东办事处9月（指2012年9月）部分货款40000元”可以看出，该部分货款就已超出超亿公司承认的9月份交易金额，足以说明超亿公司的不诚信和故意否认交易的事实，从而证明黄浩坤提交的所有送货单、快递单所记载的交易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三、超亿公司从未按双方约定时间付款，且严重延误付款。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是月结30天，实际上，超亿公司的付款时间均延迟，一般延迟3至4个月，有时延迟达5个月、甚至半年。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超亿公司从未按时支付货款。从黄浩坤提交的发票以及超亿公司提交的银行对账单、电汇凭证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黄浩坤于2010年11月25日、12月28日开具两张发票，金额分别为61309元、2673元，合计金额为63982元，超亿公司���2011年4月2日才支付该款；2.黄浩坤于2011年6月21日开具金额为59807元的发票，超亿公司于2011年10月15日才支付该款；3.黄浩坤于2011年11月25日开具金额为25189元的发票，超亿公司于2012年2月29日才支付该款；4.黄浩坤于2011年12月23日开具金额为12660元的发票，超亿公司于2012年4月5日才支付该款……可见，超亿公司的付款均迟于黄浩坤开具发票时间数月。也就是说，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支付的268047元所对应的发票开具时间约为2012年6至8月，而黄浩坤2012年6至8月开具的发票金额为264736元（差额3311元应为2012年5月发票的一部分），该发票金额与超亿公司的付款金额相当，足以说明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支付的款项主要是2012年6月至8月的发票金额，即黄浩坤主张的2012年3至5月的货款。因此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支付的191480元不可能是支付2012年9月至2012年11月15日期间的案涉货款。原审判决认定该款支付的是至2012年11月15日的案涉货款显然是错误的。四、章为国已对黄浩坤的主张全部予以确认，应当采纳章为国的主张。1.超亿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章为国是其实际投资人，章为国虽然不经常参与超亿公司的经营，但超亿公司的财务及法定代表人罗世杰定期向章为国报告公司财务状况，章为国当然对公司财务有所了解，章为国对黄浩坤主张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全部予以确认，足以证明黄浩坤的主张是真实的。2.超亿公司虽然是企业法人，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财产与章为国的个人财产是相互独立的，章为国承认黄浩坤的主张意味着需承担实质性的法律责任，在此情况下章为国仍然确认黄浩坤的主张，足以证明黄浩坤的主张是真实的，应当予以采纳。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没有证据证明章为国与超亿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判决章为国对超亿公司的债务���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又否认章为国对黄浩坤主张的确认，显然是矛盾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改判超亿公司支付黄浩坤货款24766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2.章为国对超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超亿公司、章为国承担。超亿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一、本案证据足以证明超亿公司的主张。1.本案中，黄浩坤通过送货单证明其送货义务的完成，超亿公司通过付款行为证明付款义务的完成以及多付款项的事实。黄浩坤不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送货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却认定由超亿公司承担不利后果。2.对于整个交易行为，超亿公司提供了整个交易的数量、款项及付款情况，充分证明超��公司全部付款以及多付款项的事实，完全可以通过送货金额与付款金额的比对来确认双方的主张。二、原审判决以超亿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交易方式的改变来进行推理，是不当的，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事实上，双方交易中随时有修改之前的约定，随时改变付款方式，这种改变不一定均通过书面约定确定，原审判决的认定是要求超亿公司必须提供双方签字确认的书面证据才能认定交易方式的改变，是机械的。2.现实的交易行为均要求快速、高效，事事都需要书面证据是不符合现实的，交易行为包括书面合同及口头约定，原审判决将口头约定排除在外，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3.超亿公司付款金额多于黄浩坤送货金额，已经证明双方交易方式的改变。综上，超亿公司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超亿公司不需要支付黄浩坤货款35042元及利息；3.改判黄浩坤退还超亿公司多付款项50000元以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浩坤承担。案经本院审理，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黄浩坤、超亿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双方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交易金额问题。黄浩坤上诉主张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前述期间的双方交易金额有误，黄浩坤应就其主张的前述期间的双方交易金额举证予以证明。本案中，黄浩坤据以主张其履行交付货物义务的送货单，有一部分送货单的客户签收栏中并无超亿公司的签章或员工签名确认，而超亿��司亦否认收到该部分货物，同时黄浩坤主张其通过邮寄方式向超亿公司交付部分货物，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邮寄的相关货物已被超亿公司签收的事实，在黄浩坤未能就其主张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黄浩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根据双方确认的送货单认定双方2012年9月至同年12月的交易金额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是否为含税价的问题。黄浩坤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合同价款为不含税价，应由黄浩坤对其主张举证予以证明。黄浩坤就此提交了收款收据予以证明，但黄浩坤提交的收款收据（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除外）并无超亿公司相关人员签名确认，超亿公司亦否认曾收取除2012年8月15日的收款收据外的其他收款收据，而黄浩坤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超亿公司交付了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收款收据，在此情况下，仅凭���浩坤上诉中所作的推论不足以认定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为含税价亦无不当。再者，关于超亿公司于2012年11月所支付的两笔款项所对应的交易期间的问题。双方对此问题各持己见，而如可查明双方全部交易金额以及全部付款金额，并进行比对，则可推断该两笔款项所对应的交易期间，但黄浩坤既否认超亿公司一审中主张的双方全部交易期间的各月交易金额，又未能就双方全部交易期间的交易金额作出明确的说明，亦未能提交相应的交易单据并佐证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故不能仅凭超亿公司所支付的该两笔款项与浩林厂开具的某一月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接近辄推断该两笔款项系支付该月的货款。黄浩坤对该问题的上诉意见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超亿公司对该问题的诉讼主张，超亿公司主张双方在交易中曾变更交易方式，理应由超亿公司对此举证予以证明，但超亿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原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正确。在双方均未能就各自主张提交充分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就所能查明的事实对该两笔款项所对应的交易期间所作出的认定是合理的，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章为国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虽然章为国系超亿公司工商登记中的唯一股东，但其并非超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单方陈述并不必然具有代表超亿公司的效力，在超亿公司对黄浩坤的诉讼主张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仅凭章为国的陈述不足以直接认定黄浩坤的诉讼主张成立，原审判决对此问题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黄浩坤、超亿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充分，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41元，由黄浩坤负担5015元，超亿公司负担19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鹏审 判 员  覃婴桃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彭晓君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