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7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华实电力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伯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波，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永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姬亚丽。原审被告：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静，董事长。原审被告：西安华远电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永蒙，执行董事。上诉人重庆华实电力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实公司）与被上诉人江永蒙、被上诉人姬亚丽、原审被告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原审被告西安华远电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2012）九法民初字第12146民事判决，华实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华实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19日，原名称为西安华实电力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3月至2011年3月，江永蒙担任华实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公司股东为三人，包括杨某某甲、屈某某、江永蒙，持股比例分别为33.3%、33.3%、33.4%。2011年3月8日，华实公司召开股东会议，选举杨某某甲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1年7月21日，江永蒙将其持有的13.592%的股份转让给杨某某甲，13.592%的股份转让给屈某某，转让后华实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杨某某甲46.892%、屈某某46.892%、江永蒙6.216%。华远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28日，华实公司股东杨某某甲、屈某某、江永蒙均持有华远公司股份，华远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杨某某乙4%、屈某某15%、杨某某甲15%、江永蒙16%、王某某50%。2010年4月，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宣城合同》，约定由华实公司承包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1*600MW超临界机组烟气脱硝工程的全部分系统及整套系统调试项目，合同价款16万元。2010年5月，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临汾合同》，约定由华实公司承包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公司2*300MW机组烟气脱硝工程氨区热控部分施工和脱硝系统材料供应，合同价款为1488289元。上述两份合同华实公司的签约代表人均为姬亚丽。2010年6月23日，华实公司（甲方）与华远公司（乙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主要约定：1、因甲方资金及实施能力不足等原因，甲方委托乙方完成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公司2*300MW机组烟气脱硝工程氨区热控部分施工和脱硝系统材料供应项目的实际实施，乙方享有以上项目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该项目业绩归甲方所有，因项目所产生的盈亏、债权、债务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实际承担项目实施，项目所产生的资金需要、税金、收款、结算均由乙方完成；2、甲方负责宣传介绍公司，配合乙方协调管理，费用含在项目管理费中；3、乙方接受该项目委托，筹集项目所需资金、推进和实施项目，完成项目所需实施的工作，并保证项目获得业主单位认可；3、该项目汇款3日内由甲方转给乙方，乙方也可直接就该项目和业主方收款结算并打至乙方账户，甲方不得阻碍，但税金由乙方承担。该《项目合作协议》华实公司的签约代表人为姬亚丽。2010年11月1日，华实公司股东针对公司在山西临汾项目存在的经营管理不规范，股东江永蒙私自从公司账户取款等情况，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其主要内容有：“（1）由于股东江永蒙未到场，未对公司在山西临汾项目的运作不规范及擅自从公司账户取走资金做出合理解释，与会代表一致要求，股东江永蒙应立即停止损害公司及其它股东权益的行为，本项目按股东江永蒙向公司借资质（参照我公司在岳阳项目向四川中试所借资质的标准，即合同总额的15%收取费用）和借人力（按大唐类似项目600元/人/天）计算，具体工日数按我公司员工报销表核定。如股东江永蒙不同意，公司按侵占公司资产罪对江永蒙进行起诉。……。杨某某甲和屈某某在该次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江永蒙未签字。2010年11月26日，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氨区热控部分施工和脱硝系统材料采购-补充合同》作为《临汾合同》的补充，约定取消部分采购项目，从《临汾合同》价款中扣减15万元。2010年12月，《宣城合同》项下工程通过竣工验收。2011年2月17日，华实公司（乙方）与大唐公司（甲方）、华远公司（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主要约定：1、甲、乙双方于2010年4月签订的《宣城合同》，总价16万元，已支付3.2万元；2、2010年5月甲、乙双方签订的《临汾合同》，合同总价1338289元，已支付733912.5元；3、乙方现将上述两个合同的所有债权、债务转让丙方，合同的后续实施、收款、结算工作由丙方完成，合同价款由甲方直接支付丙方。《三方协议》中原告的签约代表人为姬亚丽。2011年7月21日，江永蒙（甲方）与屈某某（乙方）、杨某某甲（乙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一、双方共同承诺：至2011年7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前，双方共同承诺除临汾项目外无任何转包分包协议或合同，临汾项目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皆由当事人处理承担完成，其他项目如有类似情况参照临汾项目处理实行。二、双方共同承诺：至2011年7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前，本公司所有银行贷款、公司外债皆由当事人责任方自行承担。三、双方共同承诺：至2011年7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后，本公司产生的银行贷款和公司外债、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等皆由乙方或乙方授权人处理承担完成。”2012年8月7日，大唐公司与华远公司就《临汾合同》项下相关工程进行了结算。一审另查明，华实公司与被告华远公司的办公地点完全一致。一审庭审中，1、华实公司称，2011年3月之前，《宣城合同》和《临汾合同》均是由华实公司实际履行，并举示记账凭证1份，发票11份加以证明。2、华实公司称，江永蒙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前便有转移公司资产的故意，其委托罗某某领款，但罗某某并不是华实公司公司员工，说明罗某某领取的款项并未进入公司账户。华实公司为此提交华实公司公司出具的委托罗某某领款的委托书复印件及银行承兑汇票传真件加以证明。3、华实公司认为前述汇票收款人为华实公司，出票日期为2011年1月17日，亦可佐证付款当时仍然是华实公司在履行合同义务。但江永蒙、华远公司认为，江永蒙是代表公司委托罗某某收款，是公司行为，且该汇票列明的收款方为华实公司，可见并不是转移公司资产。4、华实公司称其无法确认《项目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但并未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华实公司认为《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当时江永蒙同为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协议的签订违反了公司法规定，恰恰证明了江永蒙利用其法定代表人身份擅自转让公司债权。5、华实公司认可《三方协议》系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华实公司于2011年3月之后未再履行合同义务，但不认可《三方协议》的效力。6、华实公司认可大唐公司答辩状所陈述的已付款金额。一审庭审中，1、华远公司、江永蒙认为，华实公司共三个股东，江永蒙与另外两个股东签订《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临汾项目的债权债务由当事人江永蒙处理承担完成，其他项目参照临汾项目执行，且杨某某甲和屈某某也持有华远公司股份，可以证明杨某某甲和屈某某对《三方协议》是知情并同意的，故《三方协议》并未损害华实公司利益。但华实公司称《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所称“当事人”为合同当事人，即华实公司和大唐公司，杨某某甲和屈某某对《三方协议》并不知情。2、华远公司、江永蒙认为，2010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可以证明临汾项目实际上是江永蒙向华实公司借资质，双方约定按15%收取费用和借人力，进一步证明《三方协议》并未损害华实公司利益。后来只是因为华实公司股东屈某某、杨某某甲和江永蒙对借资质的费用问题未达成一致，故通过《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商一致将临汾项目和宣城项目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江永蒙，借资质的费用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但华实公司认为2010年11月1日召开股东会的时候江永蒙并未到场，且该决议针对的是江永蒙的华实公司股东身份，并不是针对江永蒙作为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该次股东会要求临汾项目按照向公司借资质及借人力的标准支付费用，但该决议并未执行。一审庭审中，华实公司明确表示放弃对华远公司和大唐公司的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请求江永蒙赔偿经济损失732376.50元，姬亚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华实公司在一审中诉称，江永蒙是华实公司的股东，原持有华实公司33.4%的股份,现持有原告6%的股份，曾任华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经营。在江永蒙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之间有环保工程合同关系。2010年4月1日，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1*600MW超临界机组烟气脱硝装置EPC工程总承包分系统及整套系统调试合同》（以下简称“《宣城合同》”），合同总价为16万元，工程于2011年1月验收通过，大唐公司已支付32000元，尚有128000元未支付。2010年5月26日，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2*300MW机组烟气脱硝工程氨区热控部分施工和脱硝系统材料供应合同》（以下简称“《临汾合同》”），合同总价1338289元。2010年10月前后，均是由华实公司履行该合同，大唐公司已支付工程款733912.50元，尚有604376.50元未支付。上述两个合同工程款未付金额共计732376.50元，华实公司向大唐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时江永蒙知该款已支付给华远公司。华远公司和华实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其法定代表人也是江永蒙。江永蒙在得知自己不能继续担任华实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利用其掌握华实公司公司印章的机会，和姬亚丽一起私自将华实公司的应收工程款通过《三方协议》转让给华远公司，金额为732376.50元，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利。大唐公司经华实公司要求停止付款后，仍向华远公司支付了工程款。故姬亚丽、大唐公司、华远公司对江永蒙侵犯华实公司权利的行为共同参与，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华实公司起诉来院请求：1、江永蒙赔偿华实公司经济损失732376.50元；2、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江永蒙在一审中辩称，华实公司将两个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华远公司，是由于华实公司无力履行合同义务，华远公司受让合同是避免华实公司遭受损失，该转让行为并未损害华实公司利益，江永蒙和华远公司也没有损害华实公司利益的故意。该合同义务由华远公司实际履行，《临汾合同》的合同价款发生变化后，是由大唐公司与华远公司进行的结算，可以看出华远公司是实际履行人。故请求驳回华实公司的诉讼请求。姬亚丽在一审中提交答辩状称，1、姬亚丽并非华实公司股东，主体不适格；2、姬亚丽系华实公司员工，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完成工作任务，系职务行为，未损害华实公司利益。故姬亚丽不应承担责任。华远公司在一审中辩称，1、本案的案由是损害公司利益纠纷，华远公司不是华实公司股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之说，华实公司与华远公司是合作关系；2、华实公司与华远公司一起办公，两个公司的三个股东互相持股，大部分公司行为均为三股东一致决议，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故请求驳回华实公司的诉讼请求。大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答辩状称，华实公司不是适格主体，应由公司监事、股东提起诉讼；《三方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是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并非华实公司所称的债权转让；《三方协议》所盖公章真实，大唐公司无义务核实华实公司内部的决策程序，没有过失，也没有从中获益；《三方协议》涉及的合同有两份，其中宣城项目（合同编号为CDTE-HBTX042-TS01-10）合同价款160000元，已向华实公司支付32000元，另一份临汾项目（合同编号为CDTE-HBTX042-GC01-10、CDTE-HBTX042-GC01（B1）-10）合同总价款为1338289元，已向华实公司支付733912元，大唐公司共计向华实公司支付765912元。后与华远公司就临汾项目进行结算，结算金额1419426元，已向华远公司支付797504.5元，现仅剩宣城项目16000元质保金未付。故大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姬亚丽、大唐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作出判决。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之诉，华实公司认为江永蒙的行为导致其利益受损，华实公司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利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故大唐公司认为华实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华实公司认为被告损害公司利益，理由有三：其一，江永蒙利用其法定代表人身份通过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将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的《宣城合同》及《临汾合同》项下权利转让给华远公司，导致华实公司无法收取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损害了华实公司利益；其二，《三方协议》签订之时江永蒙同时任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三方协议》的签订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其三，江永蒙有转移公司财产的故意，江永蒙委托不具有华实公司员工身份的罗某某代为收款，导致款项未进入公司账户，造成损失。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评述：首先，《宣城项目》和《临汾项目》分别签订于2010年4月和5月，但同年6月23日，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即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华实公司委托华远公司完成临汾项目的实际实施，并且由华远公司享有该项目的所有权利并承担所有义务，项目所产生的资金需要、税金、收款、结算均由华远公司完成；华实公司负责宣传介绍公司，配合华远公司协调管理，费用包含在项目管理费中。此后，华实公司又于2010年11月12日召开股东大会，明确华实公司在临汾项目中存在经营管理不规范，要求临汾项目按江永蒙向公司借资质和借人力计算。2011年2月17日，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华远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华实公司将宣城项目和临汾项目的债权债务转让给华远公司，并明确合同的后续实施、收款、结算由华远公司完成。2011年7月江永蒙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出让给华实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杨某某甲和屈某某，并与杨某某甲和屈某某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再次明确了临汾项目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当事人处理承担完成”，同时还约定了其他项目如有类似情况参照临汾项目处理实行。由此可见，《三方协议》并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该协议只是之前《项目合同协议》的延续，而华实公司股东在《三方协议》签订前对临汾项目的情况也是知晓的，并作出了处理。此后，在华实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华实公司的全体股东再次明确了临汾项目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当事人处理承担完成”，同时还约定了其他项目如有类似情况参照临汾项目处理实行。虽然在一审审理中，华实公司与江永蒙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由当事人处理承担完成”中的“当事人”的内涵在理解上发生分歧，但综合本案事实，对该“当事人”的合理理解应为：签订《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三个股东中对“临汾项目”或“其他项目”负有责任的“人”。以上事实表明，华实公司的三个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各股东有意以股权转让的时间为分界点，对各方债权债务的承担进行划分，华实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对于江永蒙对股转让之前的部分“本公司产生的银行贷款和公司外债、及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有处分权的状态，明知并予以认可。再从《项目合作协议》和《三方协议》的内容来看，该两协议是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华实公司并不是只转让了债权，同时也将合同相关的债务一并转让，由华远公司承担履行。而华远公司与大唐公司进行临汾项目的结算的事实也印证了由华远公司继续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庭审中，华实公司也认可《三方协议》系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并自认其于2011年3月之后便未再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可以认定《三方协议》系在《项目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对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且华实公司的其他股东在之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也对之前华实公司在经营中的问题进行了处理。故，华实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三方协议》的签订损害了公司利益。其次，虽然在《三方协议》签订之时，江永蒙同时任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从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华实公司的三名股东几乎平均持股，华实公司的三名股东亦分别持有华远公司15%左右的股份，两公司股东身份有所重合，且华实公司与华远公司的办公地点一致，可见华实公司与华远公司联系紧密。故仅凭江永蒙同时担任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江永蒙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再次，华实公司举示的证据仅证明不具有华实公司员工身份的罗某某代领承兑汇票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未进入公司账户，未被公司掌握支配，更无法直接证明江永蒙有转移公司财产的故意。综上所述，华实公司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江永蒙在担任华实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支配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华远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亦不足以证明姬亚丽共同实施了侵害行为，故对于华实公司请求江永蒙赔偿损失732376.50元，姬亚丽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一审庭审中，华实公司自愿放弃对大唐公司，华远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尊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华实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124元由华实公司负担。一审理宣判后，上诉人华实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2）九法民初字第12146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江永蒙承担。其上诉理由是：1.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认定上诉人华实公司认可了《项目合作协议》及《三方协议》错误，对于上述二份协议上诉人华实公司没有认可，这二份协议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华实公司才见其真面目，才知被上诉人江永蒙以《项目合作协议》及《三方协议》的方式侵害上诉人华实公司的利益。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华实公司没有向法庭申请鉴定为由认定上诉人华实公司知道该二份协议的存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时，上诉人华实公司向一审法院立案时提交的大唐公司传真的《三方协议》，并没有填写时间，后在诉讼质证时，被上诉人江永蒙才拿出了《三方协议》原件，上面日期栏中又填上了时间，可以证明《三方协议》形成时间并不是2011年2月17日，表面上，《项目合作协议》和《三方协议》加盖了各方公司印章是真实的，但被上诉人江永蒙当时担任上诉人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保管二家公司印章，完全有能力实施以形式上合法的项目转让为名，俺盖实质上的侵害上诉人华实公司利益的行为。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华实公司认可了《项目合作协议》及《三方协议》与本案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基本的罗辑推理。3.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内容认定错误。4、一审法院对《宣城项目》的认定错误。5一审法院审理用时过长，对上诉人华实公司的权利不利。被上诉人江永蒙、被上诉人姬亚丽在二审中均未答辩。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华实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认定上诉人华实公司认可了《项目合作协议》及《三方协议》错误，上诉人华实公司对上述二份协议没有认可，被上诉人江永蒙以《项目合作协议》及《三方协议》的方式侵害上诉人华实公司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华实公司认可了《项目合作协议》、《三方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与事实不符，内容认定错误的问题，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签订的《宣城合同》及《临汾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中，于2010年6月23日，上诉人华实公司与华远公司即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上诉人华实公司委托华远公司完成《临汾合同》项目的实际实施，由华远公司享有该项目的所有权利并承担所有义务，项目所产生的资金需要、税金、收款、结算均由华远公司完成。上诉人华实公司负责宣传配合华远公司协调管理，费用包含在项目管理费中。该《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华实公司于2010年11月12日召开股东大会，明确上诉人华实公司在临汾项目中存在经营管理不规范，要求临汾项目被上诉人江永蒙向上诉人华实公司借资质，参照上诉人华实公司在岳阳项目向四川中试所借资质的标准，即合同总额的15%收取费用；被上诉人江永蒙向上诉人华实公司借人力，按大唐类似项目600元/人/天计算，具体工日数按上诉人华实公司员工报销表核定。2011年2月17日，上诉人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华远公司又签订了《三方协议》，按该协议约定，大唐公司与上诉人华实公司双方于2010年4月签订的《宣城合同》，总价16万元，已支付3.2万元；2010年5月大唐公司与上诉人华实公司双方签订的《临汾合同》，合同总价1338289元，已支付733912.5元，上诉人华实公司现将上述两个合同的所有债权、债务转让华远公司，合同的后续实施、收款、结算工作均由华远公司完成，合同价款由大唐公司直接支付华远公司，该《三方协议》由上诉人华实公司的签约代表人被上诉人姬亚丽签字并加盖上诉人华实公司的印章确认。2011年7月，被上诉人江永蒙将其持有的上诉人华实公司部分股权出让给上诉人华实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杨某某甲和屈某某，并与杨某某甲和屈某某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明确了临汾项目产生的债权债务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华实公司其股东在《三方协议》签订时对《临汾合同》项目的情况是明知的，并就《临汾合同》项目作出了处理。嗣后，上诉人华实公司全体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诉人华实公司的全体股东再次明确了《临汾合同》项目的债权债务处理。虽然《临汾合同》项目，上诉人华实公司与被上诉人江永蒙在一审审理中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由当事人处理承担完成”中的“当事人”的理解有分歧，但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看，《三方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该当事人的理解应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三个股东，对临汾项目应理解为《临汾合同》项目，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华实公司的三个股东被上诉人江永蒙、杨某某甲和屈某某在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三个股东对债权债务的承担进行划分。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和《三方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对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上诉人华实公司在转让债权同时，同样将协议中约定的相关债务一并转让给了华远公司，由华远公司承担履行，从华远公司与大唐公司履行的《临汾合同》项目的结算的事实也印证了由华远公司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华实公司认可了《三方协议》为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自认其于2011年3月之后便未再履行合同义务。另外，在上诉人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华远公司签订《三方协议》时，虽被上诉人江永蒙同时任上诉人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从上诉人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的股权结构看，三名股东平均持股，另该三名股东还持有华远公司的股份，两个公司之间股东身份有所重合，上诉人华实公司与华远公司的办公地点一致，可见公司之间联系紧密，仅凭被上诉人江永蒙同时担任上诉人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上诉人华实公司和华远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江永蒙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三方协议》系在《项目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对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上诉人华实公司的其他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对之前上诉人华实公司在经营中的问题进行了处理，上诉人华实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江永蒙在担任上诉人华实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支配上诉人华实公司与大唐公司、华远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姬亚丽共同实施了侵害行为，故对上诉人华实公司请求被上诉人江永蒙赔偿损失，被上诉人姬亚丽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华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华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124元，由上诉人重庆华实电力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谢天福代理审判员  王雪飞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