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泰中民四终字第007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州市福人居铝塑节能门窗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兴市古溪镇横垛居委会官横路东侧。法定代表人黄改英，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钱龙虎（特别授权），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吉银。委托代理人蒋平华（特别授权），江苏卓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泰州市福人居铝塑节能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人居公司）与被上诉人吴吉银返还财产纠纷一案，泰兴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泰黄民初字第030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福人居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结。福人居公司起诉称：2013年2月8日，福人居公司与吴吉银达成退股协议，并就吴吉银手写的收支账单结算出应缴工程款。对于“回扣”一事，因当时福人居公司已向泰兴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故双方另立协议第（四）条对此事进行了约定。2013年9月25日，福人居公司从公安机关调到证据，吴吉银已将“回扣”据为己有。故诉至法院要求吴吉银返还“回扣”2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吴吉银答辩称：2013年2月8日，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是事实，但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双方账目已结清，28000元回扣已结清，并不存在返还的事实，请求驳回福人居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吉银原系福人居公司股东及生产厂长。2011年5月28日起，福人居公司承接案外人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泰州分公司位于南京大厂污水处理厂后续工程中的铝合金门窗、不锈钢栏杆等安装制作工程。期间，吴吉银给付工程发包方工作人员袁××工程业务介绍费28000元。2012年12月6日，吴吉银向袁××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袁××返回业务介绍费28000元。2013年2月8日，福人居公司（甲方）与吴吉银（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中第（四）条约定“关于袁××提出已退还的回扣事情，由袁××与公司对接，与乙方无关。”一审庭审中，福人居公司表示，吴吉银在2013年2月8日双方签协议之前，曾告知吴吉银已收到袁××返还的28000元。原审法院认为：福人居公司与吴吉银于2013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该协议约定履行。在吴吉银告知福人居公司其已收到袁××返还的28000元业务介绍费的情况下，双方��协议书第（四）条中约定袁××提出的已退还回扣，由袁××与福人居公司对接，与吴吉银无关。依据上述约定，福人居公司就回扣相关事宜应与袁××对接，而与吴吉银无关。故福人居公司要求吴吉银返还“回扣”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泰州市福人居铝塑节能门窗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泰州市福人居铝塑节能门窗有限公司负担（已缴纳）。上诉人福人居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纠纷第一次起诉案号为（2014）泰黄民初字第0615号，第二次起诉案号为（2015）泰黄民初字第0303号。1、2014年5月6日开庭，庭审中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63600元工程款是否包含28000元回扣”。2014年5月7日，原审法院到横垛派出��找韩旭所长调查并形成了“谈话笔录”，笔录内容表明工程款不包含回扣。2014年7月9日，第二次开庭，原审法院没有将其调查的“谈话笔录”当庭宣读，反而宣布休庭。福人居公司感到法院明显偏向吴吉银，并对审判长的办案产生怀疑，要求复印开庭笔录到公安机关另行主张权利，于是撤诉。福人居公司复印了韩旭的“谈话笔录”，并第二次起诉。2、一审法院对福人居公司提供的证据及理由没有采纳、具体为：（1）2013年2月8日福人居公司与吴吉银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是“工程款”，第（四）条是“回扣”，第（四）条表明28000元回扣的问题没有解决，否则不另立第（四）条。（2）2014年5月7日原审法院调查纠纷处理的承办人横垛派出所韩旭所长的谈话笔录，其证实工程款不包含回扣。（3）福人居公司从泰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的吴吉银收到袁××28000元的收条，说明福人居公司已与经侦大队对接过，否则就拿不到收条。“收条”确认袁××收到了回扣，2012年12月6日袁××将回扣退给了吴吉银，吴吉银打了收条。（4）吴吉银当时结账时手写的一组底稿和公安局调取的一组证据，证实应缴工程款是63600元，不包含28000元回扣。二、一审法院开庭中没有对吴吉银自相矛盾的谎言质疑，偏袒吴吉银。具体如下：当公司出示吴吉银手写结账底稿说明63600元构成后，在7月9日“开庭笔录”第（四）页第三节吴吉银质证“对南京第一工程量的单子，只能说明工程是吴吉银经手的，工程款是168800元，但被告没有收到这个工程款……”其连续陈述了三个不是事实。吴吉银接着陈述“63600元包含了28000元回扣，是39600元的欠条加28000元回扣让掉4000元构成”，这有两个谎：（1）没有收到南京的工程款；（2）63600元工程款包含了28000元。吴吉银的���63600元包含28000元回扣”的说法不攻自破。2、2014年7月9日开庭笔录第七页第四行至第九行吴吉银陈述“经侦大队的人把我喊到派出所调查，原告说我贪污了账目，我就把所有的帐都报给经侦大队，算来算去就只有4000元的来去”、“讲了（28000元回扣）的，结账时我就承认这28000元已经到了我身边，算的我的工资，我跟经侦大队的人也讲的。我与原告结账时原告说是6万元的玻璃款，我跟他说实际上是9万元的玻璃款”。吴吉银又说了两个谎：（1）协议第（二）条载明“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19万元（股本加工资）”，与吴吉银对经侦大队尹建生说的“算的工资”与协议所载不符。（2）在2012年5月24日吴吉银自己所写的一组证据中，明确写的“支出6万元玻璃款”，而他跟经侦大队尹建生讲支出9万元的玻璃款与证据不符。以上证明吴吉银在庭审中说了四个谎，自相矛盾，另���场合说了两个谎：（1）跟福人居公司狡辩“袁××派得，还要给袁××”，（2）签订协议时对韩旭所长说他应该得。前后一共六个谎。三、一审法院判决罔顾事实。判决书中第二页第三节法院认为“根据上述约定，原告就回扣相关事宜应与袁××对接，而与被告无关”是错误的。1、“应与袁××对接”，罔顾了已经对接的事实。由于袁××没有主动与公司对接，协议签订后福人居公司就找经侦大队尹建生解决，经侦大队找了吴吉银，吴吉银对经侦大队说了两个谎。因为吴吉银的说谎，一时无法弄清事实，经侦大队提供“收条”叫福人居公司起诉。这说明福人居公司已经找袁××依法对接了。2、吴吉银对“与乙方无关”的含义，其陈述“63600元工程款包含了28000元回扣”，这句话正面意思是28000元回扣已交给了福人居公司，所以与他无关。按照反证法，这笔回扣他如果没有交给公司，就与乙方有关。这种解释双方没有争议，判决书不分青红皂白妄下结论。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吴吉银“63600元包含回扣28000元”是不是事实，再确定与乙方无关还是有关。四、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地引用福人居公司的陈述。一审法院判决书中说“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在2013年2月8日双方签协议之前，曾告知其已收到袁××返还的28000元”，这段叙述断章取义。2015年3月18日开庭笔录第七页最后一节福人居公司的陈述是“在我们签订本协议之前，被告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袁××已经把回扣退给我，我跟他说已经报案，拟把钱送到公安局去，我接电话的时候是在公安局地税办公室……”，判决书中引用了上一句没有引用下一句“原告叫他送到公安局去”的内容。五、协议书第（四）条双方解释有歧义，一审法官没有公正判决。福人居公司围绕第（四）条进行了陈���：（1）依据《合同法》，退款应交给公司；（2）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不先上账后支账就犯了行贿收贿罪；（3）按照《刑法》第163、164条，行贿1万元以上构成行贿罪要追究，福人居公司是为了自身安全订立第（四）条的。一审中，福人居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一篇题目是《收15万元好处费纠结了两年退回去，虽然退了但退得不及时，他仍被认定受贿》报道。福人居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作出交代，违反了公正的原则。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重审改判支持福人居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吴吉银答辩称：1、福人居公司认可在2013年2月8日双方签订协议时其已经知道袁××已将28000元业务介绍费退还给了福人居公司，且在协议中也明确了关于袁××提出已退还的回扣事情，由袁××与福人居公司对接，与吴吉银无关。2、��于证人证言，事实上是2014年5月6日庭审时，福人居公司所在地的村支书吴全开出庭作证，证明了双方签订协议时福人居公司已明确袁××退还给吴吉银的28000元，不再要求吴吉银返还，双方在结账时由福人居公司在给付吴吉银19万元股金中扣除，而韩旭并没有出庭作证，所以韩旭的证言没有证明力。3、在签订协议前即2012年4月份，福人居公司就终止了吴吉银的股东资格，吴吉银就离开了福人居公司，后来双方在2012年5月24日进行了结算，吴吉银出具了一份39600元的欠条给福人居公司，所以吴吉银实际欠福人居公司是39600元，而在2013年2月8日双方签订协议时福人居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给吴吉银，证明以前打的39600元的欠条作废。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在2013年2月8日签订协议时吴吉银实际只欠福人居公司39600元，双方在2013年2月8日协议中就明确了袁××退还给吴吉银的回扣以后与福人居公司无关。4、协议第三条明确了双方当事人唯一存在争议的是32000元，其余没有任何争议，且这32000元吴吉银已经通过诉讼形式获得了解决，所以这份协议已经没有任何争议，福人居公司要求吴吉银返还2800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福人居公司提供了由泰兴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2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63600元不包含讼争的28000元。被上诉人吴吉银质证认为，该证据仅是根据福人居公司及吴吉银的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佐证，且泰兴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也没有核实相关材料。被上诉人吴吉银针对该《情况说明》申请了证人肖某出庭的证人证言，其主要内容为肖某共向福人居公司送玻璃的货款应为9万多元，自己根吴吉银交接的货款，前后一共收到吴吉银代福人居公���支付的玻璃款为9万多元。上诉人福人居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肖某的证言不属实，事实上福人居公司与肖某之间仅为6万多元的玻璃款。二审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一、2013年2月8日，福人居公司（甲方）与吴吉银（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中第（二）条约定“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壹拾玖万（股本加工资）。减去乙方应付给公司的工程款（63600元），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壹拾贰万陆仟元整。……”该协议由钱龙虎在落款的“甲方：”处签名、吴吉银在落款的“乙方：”处签名，另有韩旭、吴全开、庄再跃三人依次在落款的“协调方：”处签名。二、一审中，福人居公司提交了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7日对韩旭的《谈话笔录》，其主要内容为：1、该协议由韩旭与庄再跃起草的；2、协议书第（二）条的63600元为工程款，不包含本案讼争的28000元；3、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28000元，韩旭主张由泰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处理。三、在原审审理（2014）泰黄民初字第0615号案件中，吴全开于2014年5月6日出庭证明协议书第（二）条的63600元是指本案讼争的28000元加吴吉银欠福人居公司的钱。四、庄再跃于2014年12月18日向原审法院出具《有关情况反映》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庄再跃于2013年2月8日接受指派为福人居公司与吴吉银之间的纠纷书写协议，其到场后经了解双方本应按18万元结账，后吴吉银提出土地费等事情，后经韩旭调解钱龙虎（福人居公司的代表）再补贴1万元，合计19万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吴吉银是否应向福人居公司交付28000元“回扣”。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人居公司与吴吉银就退股等事宜于2013年2月8日达成了《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该协议约定履行。福人居公司上诉提出《协议书》中第（二）条中的63600元不包括讼争的28000元，故吴吉银应返还28000元。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1、因在《协议书》上作为“协调方”签字的韩旭与吴全开分别作出了内容相矛盾的证言，而庄再跃所出具的《有关情况反映》并未就63600元以及28000元的来历进行详细说明，故根据上述三位证人的证言或情况反映内容及现有证据，无法确认63600元是否包含28000元。2、对于二审中福人居公司提交的由泰兴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同样未明确说明福人居公司与吴吉银最终如何处理28000元“回扣”，故该份证据内容不明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即63600元是否包含28000元无关联性。对于被上诉人二审中肖某的证言，其内容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即63600元是否包含28000元也无关联性，且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故该证人证言本院亦不采纳。根据以上两点分析，本院无法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中的63600元是否包含本案讼争的28000元。因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关于袁××提出已退还的回扣事情，由袁××与公司对接，与乙方无关。”此条内容具体、明确，与《协议书》第（二）条相互独立存在，且两者内容并不矛盾、冲突，也不会令人产生歧义，故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应认定福人居公司起诉的28000元与吴吉银无关，福人居公司要求吴吉银返还此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福人居公司提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泰州市福人居铝塑节能门窗有限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继元审 判 员  丁万志代理审判员  黄方林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曹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