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7056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奥维拉箱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任湛初，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朱瑞昌，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莲英，住广西。委托代理人：潘慧玉，广东保得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伟达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任伟初。委托代理人：付克江，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奥维拉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称奥维拉公司）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一初字第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莲英主张其于2013年8月9日入职广州市伟达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称伟达公司）工作，岗位是注塑工，平均月工资为3200元，请假就发放现金，不请假就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伟达公司也未为刘莲英参加社会保险。2014年8月29日早上约六点，刘莲英在伟达公司车间上班时从注塑机台上跌下导致左手受伤，受伤后到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检查，中医诊断是上肢骨折，后在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一直请假没有上班。刘莲英自己支付了部分医疗费，伟达公司报销了医疗费1500元。刘莲英另主张伟达公司与奥维拉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请求确认其与伟达公司、奥维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刘莲英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工作证1份，有“伟达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字样及印章；2、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1份，拟证明伟达公司通过财务人员任某的账户向刘莲英发放工资；3、工作计量卡24张，有“花都伟达”字样；4、工作服1件，有“伟达公司”字样；5、病历1本、放射影像学诊断建议书1份，拟证明刘莲英受伤就诊的过程；6、请假单2份，主管部门意见处签名为“华”，刘莲英主张系伟达公司的主管汪某；7、2014年12月的通话清单1份，拟证明伟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通过电话与刘莲英协商赔偿事宜；8、录音录像光盘1张，拟证明伟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伟初与刘莲英协商赔偿事宜。伟达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主张工作证上的公章与伟达公司的公章大小不一致，仁建梅、汪某不是伟达公司的员工，工作计量卡、工作服均不是该公司使用或发放的，通话记录、录音录像均与伟达公司无关。伟达公司主张刘莲英与奥维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伟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伟达公司与奥维拉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没有关联性。对此，伟达公司提供了医疗保险理赔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投保单位是奥维拉公司，有刘莲英的签名。刘莲英确认其在理赔通知书上签名并收到了理赔款，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伟达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莲英因与伟达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向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该委于2015年2月16日出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刘莲英的仲裁请求。刘莲英于2015年3月2日收到该仲裁裁决书，于2015年3月13日向法院起诉成讼。诉讼中，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并至奥维拉公司进行调查，对奥维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湛初及员工汪某做询问笔录。任湛初陈述称：“刘莲英以前是我厂员工，具体入职时间我也不清楚。汪某、任某均是我公司员工，分别负责车间管理和财务。我对刘莲英的受伤经过不清楚。刘莲英的工卡是以前伟达公司的样式，我大约在2012年收购了伟达公司部分车间。我司没有统一的工服，有统一的厂牌，工服是刘莲英自带的。我司都有给员工投保商业保险。我司现租用伟达公司老板的厂房，一至四层都是我司在使用，两个公司是独立的不同主体。注塑车间工作时间是两班或三班倒，一天打几次卡，都有打卡记录。”汪某陈述称：“我是奥维拉公司的车间主管，刘莲英以前是注塑车间的工人，入职时间大概是2014年的上半年。刘莲英提供的请假单上是我的签名。我不清楚刘莲英受伤的经过。当天是上晚班，八点上班，七点半的时候刘莲英找我请假说自己手痛，前一天上班时她还好好的，身体受伤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刘莲英的厂牌与我们的厂牌样式不一样，计算工作量一直使用的是生产跟踪单，我们没有统一的工作服。任某是公司的财务。”原审法院认为：刘莲英主张与奥维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医疗保险理赔通知书为证，且奥维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湛初对此予以确认，奥维拉公司员工汪某亦确认其在请假单上签名。奥维拉公司未举证证明刘莲英的入职、离职时间，故原审法院确认刘莲英与奥维拉公司自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2月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刘莲英主张伟达公司与奥维拉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与伟达公司之间亦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工作证、工作服、工作计量卡、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请假单等证据，但伟达公司对此均不予确认；奥维拉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湛初确认汪某、任某均为奥维拉公司员工，医疗保险系奥维拉公司为刘莲英购买，而伟达公司与奥维拉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综上，刘莲英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奥维拉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刘莲英与广州市奥维拉箱包有限公司自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12月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刘莲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奥维拉箱包有限公司负担。判后，奥维拉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奥维拉公司与刘莲英之间的劳动争议没有经过仲裁程序，原审法院应驳回刘莲英对奥维拉公司的起诉，不应做实体判决。二、刘莲英的入职时间应为2014年3月，不应是2013年8月9日。刘莲英入职奥维拉公司时填写的“履历表”可以证明刘莲英的入职时间是2014年3月，汪某陈述，刘莲英的入职时间大概是2014年的上半年。三、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应为2014年9月，不是2014年12月。刘莲英最后一次治疗时间为2014年9月29日，治疗终结后，刘莲英一直没有回公司上班，即刘莲英在2014年9月29日治疗终结后，一直没有上班，没有提供劳动，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在2014年9月30日终止，而非2014年12月。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刘莲英对奥维拉公司的起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莲英承担。奥维拉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变更上诉理由为刘莲英的入职时间是2014年2月份。刘莲英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14日施行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无需经过仲裁程序即可追加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程序无误。伟达公司陈述称原审判决认定刘莲英与伟达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对奥维拉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奥维拉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了《履历表》，该表上载明安排刘莲英正式上班日期为2014年2月12日，刘莲英对此质证称，确认该履历表的真实性，但刘莲英的入职时间并不是填写该表的时间，实际上班时间早于填写该表时间。伟达公司质证称，对该履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再查明，户名为“任某”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4年1月21日、3月31日、6月30日、7月31日向刘莲英的银行账户支付款项，其中2014年6月30日、7月31日的支付摘要为“工资”。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由于奥维拉公司在仲裁阶段向花都区仲裁委确认与刘莲英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刘莲英在原审将奥维拉公司列为第三人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为查明本案案情，将奥维拉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本院对奥维拉该项上诉理由不予确认。关于刘莲英与奥维拉公司的劳动关系起止时间认定问题，奥维拉公司在本案二审提交了履历表，拟证明刘莲英的入职时间是2014年2月12日，但根据刘莲英在原审提供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早在2014年1月21日即有任某的银行账户向刘莲英的银行账号支付款项，奥维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原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也确认任某为奥维拉公司的财务，结合任某向刘莲英银行账户汇款的时间及摘要，本院认为2014年1月21日任某向刘莲英账户支付款项的性质为工资。因此，刘莲英已提供证据证实其入职时间早于2014年2月12日，故本院对奥维拉公司上诉主张刘莲英的入职时间在2014年2月不予采信。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根据刘莲英提供的《请假单》，奥维拉公司的员工汪某在“主管部门意见”一栏中有签名确认，签署日期为12月24日，刘莲英在原审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在2014年12月1日终止，因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各10元，由广州市奥维拉箱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瑞晖审 判 员  崔利平代理审判员  印 强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彭 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