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泸行终字第115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霍强恩，男，生于1950年6月30日，汉族，住古蔺县。委托代理人朱祥洪，四川远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先容，女，生于1983年5月6日，汉族，住古蔺县。原审被告古蔺县公安局。负责人罗庆华，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黎明，古蔺县公安局法制室民警。委托代理人彭伟，古蔺县公安局石屏乡派出所民警。上诉人霍强恩因与被上诉人邓先容、原审被告古蔺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15年9月7日作出的（2015）古蔺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霍强恩及其委托代理人朱祥洪、被上诉人邓先容、原审被告古蔺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黎明、委托代理人彭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因“菜籽田”（小地名）土地使用权发生纠纷，原告于2015年3月16日将第三人在“菜籽田”所种的白菜砍掉，并犁地后自己耕种。被告经过调查，于2015年4月13日向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原告拒绝在告知笔录上签字），2015年4月14日，被告作出古公（屏）行罚决字〔2015〕209号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认定“2015年3月16日，邓先容以霍强恩‘菜籽田’所耕种的土地是罗宗奇承包给自己的为由，将霍强恩在‘菜籽田’所种的白菜砍掉，并将地犁了自己耕种。经查证，罗宗奇所有的‘菜籽田’土地从2007年6月24日起协议承包给第三人至今，与邓先容无关。”，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015年4月1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该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古公（屏）行罚决字〔2015〕209号行政处罚决定。另，原告之夫罗林与罗宗奇于2007年6月25日签订承包合同协议，约定将罗宗奇含“菜籽田”在内的责任田转包给罗林，期限三年，租金平均每年400元，在合同期内由罗林管理耕种，合同期满如继续转包，罗林有优先权等。第三人作为组长在协议上加盖了自己的印章。原审庭审中，第三人未提供2007年6月24日与罗宗奇订立的承包合同协议原件。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古蔺县公安局证明；2、古公（屏）行罚决字〔2015〕2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3、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复印件；4、送达回执复印件；5、受理报警登记表复印件；6、受案登记表复印件；7、传唤证及呈请传唤审批报告复印件；8、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复印件；9、综合报告复印件；10、行政处罚公告告知笔录复印件；11、邓先容、霍强恩户籍证明及罗宗奇身份证复印件；12、对邓先容、霍强恩（两次）、霍从恩、罗宗奇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3、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复印件；14、现场照片复印件两份；15、承包合同协议（两份）复印件；16、罗宗奇证明复印件。17、古蔺县公安局适用法律依据一份；18、邓先容身份证复印件；19、承包合同协议；20、对邓先容、杨于桥的调查笔录；21、情况说明；22、丁龙飞等五人的联合证明；23、陈德江、王学江、刁学斗的证明；24、见证书复印件；25、照片四张。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因对“菜籽田”土地使用权存有争议而发生纠纷。庭审中，第三人未能向法庭提交2007年6月24日协议原件。被告的处罚决定认定“罗宗奇所有的‘菜籽田’土地从2007年6月24日起协议承包给第三人至今，与邓先容无关。”的事实无确凿证据佐证，故被告作出的古公（屏）行罚决字〔2015〕20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古蔺县公安局作出的古公（屏）行罚决字〔2015〕209号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霍强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原审中，霍强恩虽然当庭未能提供2007年6月24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协议》原件，但庭审结束后可补充提交，该证据能够证实“罗宗奇所有的‘菜籽田’土地从2007年6月24日起协议承包给第三人至今，与邓先容无关”，未得到法庭采纳；2、是否应当给予行政治安处罚的前提是是否存在故意损毁财物的行为，原审的审理焦点放在了确认“菜籽田”承租使用权归属上，与本案争议焦点不符。故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行政处罚决定。为支持其主张，上诉人在二审提交了协议原件。被上诉人邓先容以原审判决正确抗辩。原审被告古蔺县公安局述称：其作出的是故意损毁财物的认定，邓先容存在故意损毁财物的行为即应当接受处罚，争议“菜籽田”承租权究竟归谁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应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行政处罚决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另查明：1997年霍强恩与罗林（又名罗宗林）的母亲再婚后，到罗林家与罗林母子共同生活。邓先容与罗林结婚后也与罗林一家共同生活。2007年6月，罗宗奇将包括争议“菜籽田”（面积约0.3亩）在内的田土转包，由罗林和霍强恩一家实际耕种。后因罗林母亲去世，霍强恩与罗林、邓先容夫妇于2008年左右协议分开生活，罗宗奇转包的土地，由霍强恩和罗林夫妇分别耕种一部分，争议“菜籽田”由霍强恩耕种。2015年3月16日邓先容以“菜籽田”系罗宗奇转包给自己，应由自己耕种为由，将霍强恩在“菜籽田”所种白菜（价值约150元）砍掉，并犁地后自己耕种。邓先容认为罗宗奇将其田土地转包给其丈夫，提供了一份协议为据，霍强恩主张罗宗奇将其田土转包给自己，也提供了一份协议为据。本院认为：霍强恩与邓先容夫妇分家另过后，霍强恩实际耕种争议“菜籽田”，一直没有争议，即使是罗宗奇将田土转包给邓先容的丈夫罗林，霍强恩耕种“菜籽田”也是得到罗林同意，霍强恩在“菜籽田”耕种的庄稼，应属霍强恩所有。罗林一家要收回自己耕种，也应等霍强恩将所种庄稼收获后再收回。何况对罗宗奇将土地转包给罗林还是霍强恩还存在争议。被上诉人邓先容于2015年3月16日将上诉人霍强恩在“菜籽田”所种的白菜砍掉，确属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但是，邓先容主观上认为其耕种土地有法律上的依据，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未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利，而是采取过激行为，虽属违法，与无故损毁公私财物有本质差别，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损毁的财物价值很小。况且，霍强恩与邓先容系翁媳关系，二人之间的纠纷，本质上属于家庭纠纷，对邓先容课以行政处罚，反而激化家庭矛盾。综合上述因素，邓先容违法行为，应属情节特别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免予处罚。原审被告对邓先容处以十日治安拘留，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霍强恩认为应给予被上诉人邓先容治安处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存在的暇疵，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霍强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红审判员  向林江审判员  马金川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谢承浩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三）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五）有立功表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