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庆民二民终字第9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负责人武加行，该清算组组长。委托代理人柴春柱，肇州县同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谢春雷，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彬，男，195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委托代理人刘亚杰（刘亚彬哥哥），男，1953年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淑芝，女，1964年1��7日出生，汉族，个体。委托代理人毕国锋，黑龙江峰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国辉（李淑芝丈夫），男，汉族，1964年10月24日出生，无职业。上诉人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与被上诉人刘亚彬、李淑芝物权保护纠纷一案，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7日作出（2014）州民初字第79号民事判决，李淑芝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庆民二民终字第471号裁定，撤销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2014）州民初字第79号民事判决，发回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重审。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30日作出（2015）州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1997年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县联营厂宣告破产，1998年3月20日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作出关于京都宾馆剥离经营的决定（盖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县联营厂清算组印章），将该厂所属京都宾馆与该厂生产厂房设备分离经营，京都宾馆评估后清偿租赁人刘亚彬的债权。刘亚彬依据《剥离决定》取得京都宾馆，2004年被告刘亚彬将京都宾馆转卖给被告李淑芝。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关于京都宾馆剥离经营的决定》无效；2、被告刘亚彬、李淑芝返还京都宾馆房屋及附属房屋；3、被告刘亚彬赔偿砖厂设备298187.4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法院于1998年2月1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破产程序，但该厂破产财产尚未进行变现、债权人未受领财产，因此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作为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1997年12月25日北京义���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作出的破产分配中第一分配顺序只有职工工资、福利费等，并未包含欠被告刘亚彬的债务，1998年3月20日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破产清算小组作出的京都宾馆剥离经营决定中所阐述的刘亚彬的债务列入应付工资，是当时县政府的意见，并无事实依据，所以该剥离决定损害了原破产企业职工的利益，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被告刘亚彬所取得的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砖厂设备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取得的合法性。所以被告刘亚彬应返还原告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以及砖厂设备的折价款298187.4元。由于该房屋已经出卖给被告李淑芝，被告李淑芝属于善意、有偿取得该房屋，并已办理了产权过户，被告刘亚彬与李淑芝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应依法予以保护。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已无法返还原物，所以，被告刘亚彬应按当时的评估价815441.53元赔��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破产清算小组）作出京都宾馆剥离经营的决定无效；二、被告刘亚彬于本判决书生效后立即返还给原告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折价款（当时的评估价）815441.53元、砖厂设备的折价款298187.4元，合计1113628.93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73元由被告刘亚彬承担。上诉人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上诉称，本案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淑芝对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是善意取得的认定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和采信证据错误。善意取得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了财产。本案被上诉人李淑芝购买被上诉人刘亚彬出卖的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时刘亚彬具有产权证书，并且被上诉人刘亚彬与被上诉人李淑芝2004年5月13日买卖此房的协议书载明“刘亚彬自愿将自己的合法产权的楼房……卖给李淑芝。”因此不具有善意取得的法定性质要件。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具有五个要件：1、受让人不知道和不应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2004年5月17日被上诉人刘亚彬与被上诉人李淑芝双方签的保证书载明：“京都宾馆原是肇州县糖果厂资产。”足见被上诉人李淑芝明知刘亚彬无处分权；2、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是善意的；3、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4、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5、处分财产不应该损害公众利益。李淑芝获得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的情形根本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本案中李淑芝在购买该房屋时，在形式上产权登记的是刘亚彬，刘亚彬也就在形式上成为了有权处分人，这不符合善意取得要件中的出卖人无处分权的要件。受让人善意的情形要求受让人在内心绝对确认出卖人有权处分出卖物，并且受让人没有任何一点怀疑和恶意。李淑芝购买房屋时也并非善意。刘亚彬获得房屋依据的前提是“剥离决定”。而当时的《破产法（试行）》规定了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破产债权在第三顺序。“剥离决定”的产生目的是用京都宾馆以及附属房屋赔偿刘亚彬的债权。但是在“破产分配方案”中能够知道，当时资产不够清偿第一顺序的员工工资和保险费用。在此种情况下，还用资产抵偿第三顺序的债权明显是不合法的，并且经过确认，该“剥离决定”是无效的。李淑芝明知道刘亚彬获得房屋的前提是“剥离决定”，其内心并不确认刘亚彬必然是有权处理房屋，所以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约定了高额的违约金。其心理状态就是因为不确信刘亚彬的处分权，即使发生其无法获得房屋的情形也可以要求刘亚彬承担高额违约金，做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所以说其并非善意。同时，因当时房屋占用的土地是划拨的，土地证并没有变更至刘亚彬名下，最后也没有变更至李淑芝名下，这也是导致李淑芝和刘亚彬约定高额违约金的原因，更加能够印证当时李淑芝内心对刘亚彬处分权的不确定。加之房屋转让后的登记不仅包括房屋所有权的登记，还包括土地使用权登记，实际上李淑芝没有完成登记，也不符合善意取得要件中已经登记的情形。此财产的处分严重的损害了企业破产职工1000多人的利益。特别是本案是破产案件，不应按一般性质的民事案件做善意取得衡平。所以说，一审法院认定李淑芝构成善意取得属于适用法律和适用证据错误。一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上诉人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宾馆房屋及附属房屋，但是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却判决刘亚彬给上诉人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的折价款。这种判决超出了上诉人的请求范围，违背了法律告什么理什么的原则，因是否请求折价款的权利在上诉人，上诉人如果不提起诉讼，法院则不可进行判决。虽然法律规定无法返还原物的可以折价赔偿。但本案不属于此情节：一是原物没灭失，完全可以返还；二是即使不能返还也应释明当事人，由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综上，请求撤销肇州县人民法院（2015）州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争讼的原糖果联营厂的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和砖厂设备折价款298187.4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刘亚彬辩称，我方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合理，京都宾馆是我方合理��法购买的。肇州县政府成立的清算组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当初的剥离决定就是县政府作出的，现在县法院认为剥离决定无效是不正确的，当初的清算组组长张传柱出庭作证法院没有采信。我方与李淑芝之间的房屋买卖是合理合法的，也是有效的。我方当初买下京都宾馆是因为当初糖果厂厂长和破产组组长找我谈，让我方清偿糖果厂的债务，京都宾馆就归我方。被上诉人李淑芝辩称，我方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李淑芝与刘亚彬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是正确的。本案虽然因为破产清算而引发，但破产争议仅发生在上诉人与刘亚彬之间，李淑芝与破产行为无关，李淑芝在购买房产时查询了刘亚彬所持有的产权证书，交付了相应的价款，属于善意取得，上诉人称李淑芝取得该房产时产权证已经登记为刘亚彬所有，故认为刘亚彬属于有权处分，这与善意取得并不矛盾，善意取得正是表面有权而实际无权，但无权的事实李淑芝当时并不知道。同时，上诉人断章取义认为京都宾馆原是糖果厂资产，就证明李淑芝明知刘亚彬无权处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京都宾馆后来经过破产清算组的决定已经剥离给刘亚彬并办理产权手续，这与剥离决定是否无效，以及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当年的破产清算组承担无效行为的后果。同时对上诉人的主体，及本案涉及的财产是否能够行使追回权已经在一审中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二审中，上诉人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提交三份证据，房屋买卖协议书、具结保证书、保证书。三份证据来源于肇州县房产处李淑芝购买房屋的房屋档案内。证明1、房屋买卖协议书第二条双方明确记载刘亚彬将房照交给李淑芝，由此证明本案李淑芝购买的房屋不属于善���取得的要件。2、两个保证书明确记载购买房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约定违约金一亿元，证明李淑芝已经预测到出卖人对此房屋可能无权处分，根据《物权法》106条，善意取得必须是购买人不知道或不应知道出让人无权处分，进一步证明本案并非善意取得。被上诉人刘亚彬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够证明其对京都宾馆是享有权利，有正规手续。被上诉人李淑芝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能够证实李淑芝是根据刘亚彬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及其陈述的该房屋的合法来源作为购买依据的，故李淑芝是出于善意，并且交付了价款，其购买行为属于善意取得。双方在合同及保证书中约定的违约金只是为了限制双方互不反悔，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刘亚彬提交肇州县公安局经侦科对张传柱的调查材料复印件3张，张传柱系当时糖果厂破产组组长，证明被上诉人是如何取得京都宾馆的。上诉人质证称，该份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实，对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中所显示出对刘亚彬的债务破产时应属于第三顺序分配，同时当时法院执行的是朱宝石经营的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公司并不是执行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联营公司和联营厂是两个主体。刘亚彬是否用车还贷款，与我方无关，即使有欠款也不在破产分配的第一顺序中，所以剥离决定无效。被上诉人李淑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我方购买房产是基于刘亚彬所持有的房屋产权证书，用车还贷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李淑芝提交证明材料一份，证明我方购买京都宾馆的过程。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刘亚彬质证称，对该份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上诉人李淑芝单方出具的说明，无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刘亚彬与李淑芝之间关于京都宾馆及其附属房屋的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在双方交易当时，刘亚彬系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形式上所登记的所有权人，现虽然剥离经营决定的无效导致刘亚彬成为房屋的无处分权人，但李淑芝在当时有理由相信其有权对该房屋进行买卖，且李淑芝支付了当时的合理对价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也办理了合法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作为房屋的买受人，李淑芝与刘亚彬约定违约金的行为属双方意思自治，并不能当然推定李淑芝购买房屋系恶意。其作为房屋购买人，只需负一般注意义务，并不可将房屋买卖的全部风险加之其身，故李淑芝购买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的行为属合法、善意，其对京都宾馆及其附属房屋享有的所有权应当依法得到保护。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折价赔偿。本案中，因剥离经营决定无效而导致刘亚彬应当返还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但因李淑芝现已因善意取得而成为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财产返还不能，故被上诉人刘亚彬返还相应的折价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73元，由上诉人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臧国燕代理审判员  赵丹晖代理审判员  杨 阳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范继超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