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5211号原告乔建军，男，1974年4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蒋华杰，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南汇汇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唐天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皎媚，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源，上海��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两港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倪辉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闵慧红，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孙文，镇长。委托代理人谢健美，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金婷婷，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乔建军诉被告上海南汇汇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集公司)、上海两港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港拆迁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宣桥镇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5年8月6日、2015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乔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蒋华杰，被告汇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皎媚，被告两港拆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闵慧红，被告宣桥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谢健美、金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乔建军诉称,2013年11月2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3份《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针对原告的苗木和挖塘，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7,850,340元；针对原告的房屋及附属物，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6,157,894元；针对原告的观赏鱼，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8,950,0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立即将相应拆迁地块予以腾出，交由被告处理。后被告宣桥镇政府于2014年1月26日向原告预付了14,008,234元拆迁补偿款，剩余观赏鱼部分的补偿款8,950,000元至今未支付。所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拆迁补偿款8,950,000元；2、判令三被告支付上述补偿款的逾期利息，自2014年1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被告汇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认可原告所依据的补偿安置协议，其并没有在协议上盖章，该协议对被告没有法律效力。汇集公司没有盖章的原因是补偿范围及金额需要审计，由于原告要求补偿的范围很大部分在征地范围外，补偿金额也超过政府标准，本案的审计并没有通过。此外，被告浦东新区宣桥镇重大工程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宣桥镇重大办)无权代表被告汇集公司，其盖章对被告汇集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只有审计通过了，被告汇集公司才可以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该协议成立并生效。被告两港拆迁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被告两港拆迁公司接受宣桥镇重大办的委托，仅是房屋拆迁实施单位，并且本案协议只是初步的意向。被告宣桥镇政府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涉案的争议协议是行政拆迁补偿协议，宣桥镇政府在动迁中受被告汇集公司委托，负责摸底、调查、前期评估等工作。虽然被告宣桥镇政府下属部门宣桥镇重大办在协议上盖章，但并不表示被告宣桥镇政府就是拆迁主体，拆迁补偿款应由拆迁人支付，与被告宣桥镇政府没有关系。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日，宣桥镇重大办与两港拆迁公司签订《委托实施绿化搬迁协议》，前者委托后者以两港拆迁公司名义负责实施签约的具体工作。2013年8月22日，被告宣桥镇重大办委托上海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腰路村十组乔建军“上海苗彩特种养殖场”的25亩活体观赏鱼进行现场评估。2013年10月25日，浦东新区重大办、宣桥镇政府、宣桥镇重大办、宣桥镇动迁办、浦发集团、汇集公司等单位召开下盐公路(申江路—南六公路)宣桥段动迁工作推进会，会上决定，关于原告乔建军鱼塘事宜，请被告宣桥镇政府按照动迁补偿口径进一步约谈，11月10日前完成签约，如不能达成拟采取应急腾地处置措施，请被告汇集公司和征收二所10月底前准备好应急处置的相关材料。2013年11月29日，原告乔建军与三被告签订了三份《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第一份协议中，拆迁人(甲方)为汇集公司，其代理人两港拆迁公司，被拆迁人(乙方)为上海苗彩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乔建军)；双方约定甲方支付乙方苗木和挖塘拆迁补偿款7,850,340元；甲乙双方对上述协议约定事项，均无异议。在第二份协议中，拆迁人(甲方)为汇集公司，其代理人两港拆迁公司，被拆迁人(乙方)为上海苗彩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乔建军)；双方约定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和附属物拆迁补偿款6,157,894元；甲乙双方对上述协议约定事项，均无异议。在第三份协议中，��迁人(甲方)为汇集公司，其代理人两港拆迁公司，被拆迁人(乙方)为上海苗彩特种养殖场(乔建军)，双方约定双方约定甲方支付乙方观赏鱼拆迁双方约定甲方补偿乙方房屋和附属物拆迁款8,950,000元；甲乙双方对上述协议约定事项，均无异议。三份协议中，在甲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处，盖有宣桥镇重大办印章；在乙方(签章)处，有乔建军签名；在拆迁实施单位(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处，有两港拆迁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颜海军和朱国荣签名。2014年1月26日，宣桥镇重大办预付原告乔建军拆迁补偿款14,008,234元，付款凭单上注明苗木、房屋附属物补偿。对此，宣桥镇重大办的内部地上物补偿汇总表中，该预付款对应的被拆迁人和种植名称分别上海苗彩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渔塘、苗木、房屋、附属物。2015年6月4日，宣桥镇重大办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因下盐公路(申江路—南六公路段)拓建工程所涉乔建军户鱼塘动拆迁，已于2013年11月底完成签约，签约总金额为22,958,234元，同年12月完成腾地，但因鱼塘范围超出红线，故审计一直没有通过。我办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后于2014年1月26日预付其协议补偿款14,008,234元。再查明，在第一份和第二份补偿安置协议中，被拆迁人(乙方)为上海苗彩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注册登记，具备法人属性，属于独立的法律主体。在第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中，被拆迁人(乙方)为上海苗彩特种养殖场，仅是上海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会员名称，没有在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不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另查明，被告宣桥镇政府发放给原告的动迁补偿款来源于被告汇集公司。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附属设施评估结算表》、��况说明、付款凭证、浦东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会议纪要、观赏鱼存量估价委托书及评估报告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上海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会员证书，被告两港拆迁公司提供的委托实施绿化搬迁协议，被告宣桥镇政府提供的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汇集公司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结算表、宣桥镇重大办地上物补偿汇总表，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三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第三，三份合同中，甲方履行了哪些内容；第四，延期履行的起始时间的确定。关于三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汇集公司自称，其委托被告宣桥镇政府拆迁，但签约主体仍然是汇集公司，同时，被告两港拆迁公司也陈述，被告汇集公司委托被告宣桥镇政府拆迁，宣桥镇重大办是镇政府的一个部门，不是独立法人，被告两港拆迁公司受宣桥镇重大办也就是被告宣桥镇政府的委托实施拆迁。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汇集公司自称其签约代理人是被告两港拆迁公司，其认可委托被告两港拆迁公司开展实施动迁工作。同时，被告汇集公司和被告宣桥镇政府均主张，后者配合前者实施其动迁，但在之后的谈话中，被告宣桥镇政府进一步明确配合关系就是委托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结合下盐公路(申江路—南六公路段)宣桥段动迁工作推进会纪要和委托实施绿化搬迁协议授与的被告宣桥镇政府和被告两港拆迁公司的权限，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汇集公司和被告宣桥镇政府所谓的动迁工作中的配合关系，法律属性上实为委托关系，被告汇集公司是拆迁人，其委托宣桥镇政府实施拆迁工作，被告宣桥镇政府又转委托被告两港拆迁公司开展拆迁工作。关于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的问题。首先关于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在下盐公路(申江路—南六公路段)宣桥段动迁工作推进会纪要中，被告汇集公司等单位授权被告宣桥镇政府按照镇动迁补偿口径进一步约谈、11月15日前完成签约。在《委托实施绿化搬迁协议》中，被告宣桥镇政府授权被告两港拆迁公司以两港拆迁公司名义负责实施签约的具体工作。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汇集公司认可被告两港拆迁公司作为其拆迁代理人。综上，基于上述委托和转委托关系以及被告汇集公司的认可，被告两港拆迁公司和被告宣桥镇政府都具有签约的授权。现被告两港拆迁公司两位工作人员在三份安置补偿协议上的签名和被告宣桥镇政府的下属单位宣桥镇重大办在上面的盖章，应视为被告汇集公司的签名或盖章，因此，三份安置补偿协议已经成立。退一步说，被���汇集公司通过被告宣桥镇政府于2014年1月26日向原告乔建军支付协议补偿款14,008,234元的行为，属于《合同法》第37条的情形，即“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其次，关于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在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上，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约定生效条款，但三被告均主张，由于补偿安置范围超出红线范围，三份安置补偿协议没有通过审计，所以合同没有生效。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宣桥镇政府在庭审中陈述，鱼塘在红线内大约10亩，绿化1.13亩，但是这样鱼塘就对半开了，所以当初三被告等单位开会协商，决定整体评估30亩左右。也就是说，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前，在被告方对补偿范围超过红线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内部协商一致后，单方提出整体评估的方案，并最终通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得到原��方的认可。现被告方在签约后以没有通过其内部审计为由，主张合同未生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三份补偿安置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关于被告汇集公司已经履行了哪些合同内容的问题。被告汇集公司通过被告宣桥镇政府于2014年1月26日向原告乔建军支付了协议补偿款14,008,234元。对此，被告宣桥镇政府认为，其预付的协议补偿款14,008,234元，针对的是三份补偿安置协议，而不是第一份和第二份补偿安置协议。本院认为，这里的“预付”的内涵，对被告方来说，与其内部审计结算相对应的，但对原告方来说，仅具履行时间上的意义。第一份补偿安置协议中的房屋和附属物拆迁补偿款为6,157,894元，第二份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苗木和挖塘拆迁补偿款7,850,340元，两者合计14,008,234元，与被告汇集公司预付的金额完全一致。同时，付款凭单��注明苗木、房屋附属物补偿。此外，在宣桥镇重大办的地上物补偿汇总上，列明预付14,008,234元的被拆迁人和种植名称分别对应第一份、第二份补偿安置协议上的上海苗彩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第一份补偿安置协议上的渔塘、苗木、第二份补偿安置协议上的房屋、附属物。结合上述事实，被告汇集公司向原告乔建军支付了协议补偿款14,008,234元，应是对第一份、第二份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关于延期履行的起始时间的确定问题。对此，原告乔建军主张，被告对第三份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时间参照被告对第一份、第二份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时间，即2014年1月26日。现被告汇集公司自2014年1月26日至今没有履行，其延期履行的时间应当从2014年1月26日起算。本院认为，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中都没有约定履行时间。被告汇集公司在2014年1月26日预付了第一份、第二份合同的补偿款，并不能由此推定出被告汇集公司对第三份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时间为2014年1月26日。由于第三份补偿安置协议没有约定各自的履行期间，所以，原告乔建军可以随时要求被告汇集公司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有鉴于此，本院酌定，被告汇集公司延期履行第三份补偿安置协议的起始时间确定为原告向本院的起诉日，即2015年7月8日。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南汇汇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乔建军拆迁补偿款8,950,000元；二、被告上海南汇汇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乔建军上述补偿款的利息损失(以8,9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7月8日起算至判决生��之日止)。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450元，减半收取计37,225元，由被告上海南汇汇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王保林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刘 露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