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天恒机车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钟宇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丛泽，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石火，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托日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法定代表人：洪峰，经理。委托代理人：杨娟，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艳丽，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天恒机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托日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托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4）穗番法学民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托日公司主张于2013年3月期间，由天恒公司向托日公司订购摩托车磁电机线圈等产品，订货单约定上述货物由托日公司交货至天恒公司指定的送货地点：广州从化市明珠工业园宝聚路1-2号Qlink仓库，并约定付款条件为货物装柜后20天付清（必须是确认收到发票后才行），交货后托日公司应按天恒公司内容的要求在付款期前开具增值税发票。天恒公司认为上述订货单只是复印件，对该订货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托日公司所主张的送货地址并非是天恒公司的住所地。托日公司于2013年1月3日、2013年2月21日、2013年4月11日、2013年4月23日、2013年5月14日、2013年6月17日开具了共15张购货单位为天恒公司，销货单位为托日公司，票面金额分别为87658.08元2张、87680元5张、87592.32元1张、72006元2张、69780.36元2张、87280元2张与85970.8元1张的增值税发票，合计1245412元。天恒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15日、2013年3月11日、2013年5月3日、2013年5月10日向托日公司支付了托日公司于2013年1月3日至2013年4月23日所开具共10张的增值税发票所对应的金额一致的货款，即支付的金额分别为175316.16元、438400元与87592.32元、144012元。另外天恒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20日、2013年12月期间、2014年1月20日分别为余下5张增值税发票支付了119282.67元、42675元、40000元及40000元，以上合计支付1087278.15元。天恒公司确认已收到托日公司所开具的上述15张增值税发票，并已进行认证抵扣，但天恒公司否认与托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并没有向托日公司订购货物，其向托日公司支付的货款是受案外人台湾荃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为支付给托日公司的。天恒公司只是给案外人台湾荃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一个出口的平台，增值税发票亦是由天恒公司暂代台湾荃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收取。另查明：天恒公司主张本案所收取的发票及支付给托日公司的款项是为案外人台湾荃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收代付，对此天恒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托日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托日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为：1.天恒公司向托日公司支付货款158133.85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6月1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4年10月10日为13593元，即158133.85元×6.55%/年÷365天/年×479天=13593元，计至付清为止）；2.天恒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托日公司与天恒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天恒公司是否是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对此争议，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天恒公司虽然否认托日公司所提供的订货单，但天恒公司确认已收取托日公司就本案所发生的货款对应所开出的15张增值税发票，并已将发票认证抵扣，而且天恒公司还已支付了部分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1087278.15元给托日公司。如果天恒公司与托日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天恒公司不可能收取托日公司（发票所对应的销货单位）所开出购货单位为天恒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并支付了部分发票的金额给托日公司，而且天恒公司在汇款单上对汇款的用途并无注明是代付货款。天恒公司向托日公司支付货款行为明显与天恒公司否认存在交易的主张自相矛盾，天恒公司抗辩是为案外人台湾荃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收取发票及代为支付货款，但对此天恒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亦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对天恒公司的该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托日公司所提供的订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银行汇款凭证，其与天恒公司收取发票及实施发票认证、抵扣、支付部分货款行为之间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托日公司与天恒公司存有买卖合同关系，托日公司向天恒公司所供货总金额为1245412元，减除天恒公司已支付的1087278.15元，现天恒公司尚拖欠托日公司货款158133.85元未支付，对此天恒公司应承担清偿责任。由于订货单对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标准并无约定，故托日公司所主张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应从向原审法院起诉之日（即2014年10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至货款清付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天恒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托日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58133.8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58133.85元为本金，从2014年10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至货款清付之日止，所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总额以不超过158133.85元为限）；二、驳回托日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天恒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34元、财产保全费1379元、合计5113元，由托日公司承担271元，由天恒公司负担4842元。判后，上诉人天恒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有关托日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订货单》，因为上述证据是复印件，天恒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更没有一个真实无误的连接点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所以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天恒公司与托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天恒公司有收取托日公司未付款的货物的事实。（二）有关已支付过货款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天恒公司已支付货款的事实是“支付部分货款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部分是相对于全部而言，在没有认定全部之前就把已支付的货款认为是支付部分，在逻辑上完全错误；其次，在“是否有交付未付款的货物”这一事实上托日公司没有举出实质性的证据，并且支付过货款只能证明已付款或曾经有交易往来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有欠货款的事实。（三）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问题。原审庭审中，法官问到天恒公司有关代付代收问题，并要提供有关证据。因当时与台湾公司确是这样操作，并没有签订书面委托，所以天恒公司无法提供有关证据。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天恒公司与托日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托日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有交付未付款的货物给天恒公司。有关托日公司所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效力问题。现实生活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付款的记帐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作为直接要求付款的凭证。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还应当提供货物交付的其他证据为证。有关已付款凭证及已付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证明双方曾经有交易往来，无法证实天恒公司仍然拖欠托日公司的货款。根据上面一、二两点，就“是否有交付未付款的货物”这件事上，托日公司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资料予以证明，在托日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交付未付款货物的前提下，该增值税发票亦缺乏证明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托日公司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资料”就认定天恒公司有欠托日公司货款，明显错误。上诉请求：1.驳回托日公司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托日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托日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本案查明事实与二审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二是托日公司诉请天恒公司支付158133.85元货款及相应利息是否应予支持。关于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天恒公司主张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收取增值税发票及付款的行为是代案外人而为。对此，本院认为，在托日公司已提供订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的情况下，托日公司已完成基本的举证，证明责任已转移至天恒公司，天恒公司应提供证据对其反驳主张加以证明。但本案在原审及二审中，天恒公司均不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证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后果。此外，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天恒公司已事实上收取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并进行认证抵扣及支付部分货款，这与天恒公司所称其并非合同相对人相矛盾，于常理也不合，而天恒公司对此却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天恒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应认定天恒公司和托日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托日公司诉请天恒公司支付158133.85元货款及相应利息的问题。天恒公司上诉认为托日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已交付货物，故天恒公司不应支付货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托日公司虽不能提供送货单等直接证据，但其提供了订货单、开票资料、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上述证据中，订货单和增值税发票中货物数量、单价、金额能一一对应，证据之间彼此相互印证。再考虑到天恒公司收取发票进行抵扣和支付货款行为，本院认定托日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天恒公司的行为之间已然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托日公司交付了货物的事实。反之，天恒公司声称未收到未付款部分货物，却将该货物对应的发票予以抵扣税额却又从未向托日公司催要货物，显然违背常理。其次，天恒公司称增值税发票及抵扣不能作为直接要求付款的凭证。本院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确定了不宜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履行交付义务的直接证据予以采信，但也不能以此否认其作为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证明效力及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参考价值。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税务机构监制的商业活动和抵扣税款的凭证，较之其他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更何况，本案中增值税发票的出具和抵扣不仅符合双方订货单中约定的交易习惯和双方已经履行的交易习惯，而且也与现阶段市场经济运行中形成的“先货后票”、“先票后款”的交易习惯相吻合，更与托日公司提供的其它证据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综合考虑托日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发票已实际被天恒公司抵扣税额的情况，本院对托日公司的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天恒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34元，由上诉人广州天恒机车工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书 记 员  张剑文郭华蓉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