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62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扬，男，198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飞，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琦，女，197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浩，男，197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华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终卷，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顺彬，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优浜（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法定代表人：杨怀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优浜云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辉东路**。 法定代表人：陈跃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张扬因与被上诉人杨琦、袁浩、优浜（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云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优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1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9日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扬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李嵩飞，被上诉人杨琦、袁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终卷、赖顺彬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公司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张扬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张扬与杨琦、袁浩不存在借款关系错误。一、张扬与杨琦、袁浩之间通过新新贷（上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新新贷公司）创立的“新新贷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称新新贷平台）形成借贷合意。杨琦、袁浩、优浜（上海）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2016年1月6日分别与新新贷平台的管理方新新贷公司签订《新新贷·车贷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明确杨琦、袁浩以个人名义通过新新贷平台申请借款，并用于优浜（上海）公司的经营，优浜（上海）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张扬按照新新贷平台介绍的杨琦、袁浩的借款意愿，即借款要约，作出了同意出借款项的承诺，张扬与杨琦、袁浩达成了借款合意，且杨琦、袁浩实际经营和管理的优浜（上海）公司使用了该借款。二、张扬已按借贷双方的借款合意将借款实际交付至杨琦、袁浩实际控制的优浜（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怀玉的账户，履行了出借义务。1.杨琦与杨怀玉之间属于近亲属关系，杨怀玉早已退休并近古稀之年，事实上不具备实际管理优浜（上海）公司的精力和能力，优浜（上海）公司实际由杨琦管理，杨怀玉的收款账户也实际由杨琦控制；2.袁浩作为优浜（上海）公司的股东，明知杨琦实际控制、管理该公司和控制杨怀玉的银行账户；3.除涉案的往来款之外，张扬与杨怀玉之间未有其他经济往来。 杨琦、袁浩共同答辩称：张扬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 张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琦、袁浩共同向张扬归还借款4823204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公司对杨琦、袁浩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杨琦、袁浩、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0月22日，杨琦、袁浩、优浜（上海）公司与新新贷公司签订《新新贷.车贷授信合作协议》（以下称《授信合作协议》），约定：新新贷公司创立新新贷平台，优浜（上海）公司有借款需求，杨琦、袁浩自愿以个人名义通过新新贷平台申请借款，用于优浜（上海）公司的经营；优浜（上海）公司自愿为杨琦、袁浩通过新新贷平台所借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协议约定的200万元授信额度内，新新贷公司为杨琦、袁浩推荐新新贷平台资金出借人，并促使双方形成借贷关系；新新贷公司同意杨琦、袁浩提出的使用申请的，由新新贷公司、杨琦、袁浩及出借人另行签订借款协议，具体权利义务以具体合同约定为准，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杨琦、袁浩申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余额均不能超过200万元的授信额度；杨琦、袁浩通过新新贷平台申请的借款只能用于优浜（上海）公司或杨琦、袁浩实际控制的其他法人实体的经营活动；为保证协议及依据协议签署的借款合同的债权得到清偿，优浜（上海）公司自愿就本协议及与协议相关的具体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琦、袁浩申请使用授信额度时，须事先向新新贷公司账户缴纳申请使用的额度15%作为保证金，该费用不产生任何利息，若杨琦、袁浩未按约定向出借人归还款项，新新贷公司有权直接从保证金中予以扣除，代为支付给出借人；协议履行过程中，新新贷公司有权随时对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间进行调整和重新评定的权利。 2016年1月6日，杨琦、优浜（上海）公司与新新贷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授信合作协议》中部分表述有误或不明确之处，进行了变更。 2016年3月11日，四川优浜公司与新新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承诺对杨琦、袁浩在《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张扬向杨怀玉账户先后转账支付合计5559400元；企业信息网显示优浜（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怀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扬与杨琦、袁浩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张扬主张其与杨琦、袁浩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就双方有借贷合意及其履行了借款支付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张扬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第一、张扬为证明其与杨琦、袁浩之间达成借贷合意举示了《授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但该协议系案外人与杨琦、袁浩之间签订的有关新新贷公司为杨琦、袁浩推荐新新贷平台资金出借人的合作协议，并非借款协议，同时根据该协议内容，若杨琦、袁浩提出款项使用申请的，应由新新贷公司、杨琦、袁浩及出借人另行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具体权利义务，且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杨琦、袁浩申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余额均不能超过200万元。故根据该协议内容，若张扬作为出借人向杨琦、袁浩出借款项的，双方应当另行签订借款协议，且对杨琦、袁浩通过新新贷平台借款的总额进行了限制，但张扬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其与杨琦、袁浩签订依据上述协议另行签订借款合同且突破借款总额限制。对此张扬则举证新新贷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张扬担任新新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其系实际借款人，但该证据恰能证明张扬对上述新新贷公司的合作协议内容知晓，在其明知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其仍未与杨琦、袁浩签订借款合同，其不能做出合理说明，故该两份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张扬有愿意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杨琦、袁浩有达成借款合意的意思表示。第二，关于张扬向案外人杨怀玉账户转账支付的款项。张扬主张该款项系其履行与杨琦、袁浩之间的借款合同而支付的借款。据此，张扬向杨怀玉账户转账支付款项是否与上述合作协议具有关联性，也即张扬的付款行为是否构成作为实际出借人与杨琦、袁浩达成借款合意，并实际履行了借款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张扬作为新新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愿意作为出借人向杨琦、袁浩借款的情况下，应当知晓该款项系杨琦、袁浩借取用于优浜（上海）公司的经营，但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张扬与杨怀玉均非上述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账务往来与上述协议当事人没有关联性，不能排除张扬与杨怀玉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故张扬向杨怀玉付款不构成其向杨琦、袁浩支付借款的事实。综上，对张扬的上述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张扬要求杨琦、袁浩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以上认定，对张扬要求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92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5926元，由张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张扬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杨怀玉、杨云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杨怀玉系杨琦之父，早已退休且年近古稀，不具备实际管理优浜（上海）公司的精力和能力，杨琦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怀玉的收款账户亦由杨琦实际控制；2.张扬银行转账明细表，以证明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张扬向杨琦指定的账户转帐支付5559400元，同一时期，杨琦通过其收款账户按《授信合作协议》第5.3条之约定向张扬支付770196元（含保证金、佣金），保证金于借款前按15%（从2015年12月29日起按10%）交纳、佣金在借款后按2%支付。且张扬将其在本案借款中抵充了770196元，仅按欠款4823204元主张。该证据张扬在一审中已提交，二审中对明细进行梳理、对比和说明。3.指定代表人或共同委托代理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书、两份委托书、公司登记申请书、准予登记通知书，以证明优浜（上海）公司的工商核名系他人代办，而非股东亲自办理，该公司系杨琦、袁浩实际经营管理；4.优浜（上海）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司章程，以证明袁浩为该公司股东，因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同意，故袁浩明知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及实际使用杨怀玉的个人账户这一事实，且该公司登记的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均为杨琦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杨琦系该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者；5.四川优浜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借款行为结束后，杨琦以其实际控制的优浜（上海）公司控股的四川优浜公司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杨琦、袁浩质证称：1.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张扬以杨怀玉年近古稀即不具备管理公司的精力和能力这一证明目的。2.证据2反映出的多笔转账不能证明张扬与杨琦、袁浩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即使采取P2P模式，借款也应在张扬与杨琦之间进行来往，且转账数目无法与合同约定借款本金15%的保证金吻合，另在授信协议中约定了额度为200万元，该额度为非循环额度，而案涉借款已达480余万元，与授信额度亦不匹配。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以及代办登记无法证明杨怀玉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亦无法证明杨琦、袁浩与案涉借款有关；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同意，而不能由此认定袁浩对优浜（上海）公司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知情；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优浜（上海）公司与四川优浜公司提供担保不能说明杨琦对上述公司实际控制。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据此，二审另查明： 1.上海（优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怀玉，股东为杨云、程斌、袁浩、杨怀玉，四川优浜公司股东为陈龙、优浜（上海）公司。 2.杨怀玉系杨琦之父。 3.《补充协议》约定：杨琦、袁浩（乙方）自愿以个人名义提供新新贷平台申请借款用于优浜（上海）公司经营。原新新贷公司指定账户修改为张扬账户。 4.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杨怀玉与张扬之间存在约40笔业务往来，大致有以下共性：同日内，先由杨怀玉向张扬转款（转款1），再由张扬向杨怀玉转款（转款2），又再由杨怀玉向张扬转款（转款3）。转款1金额为转款2金额的15%（2015年12月29日后降为10%），转款3金额为转款2金额的2%。其中仅有2015年11月20日转款3金额为转款2金额的6%、2015年11月30日转款3金额为转款2金额的3%、2015年12月23日转款1金额为转款2金额的16%、转款3金额为转款2金额的1%。另外，杨怀玉还支付了11笔款项，每笔几千不等。 二审还查明：2012年11月6日张扬在新新贷平台注册，用户名为“风清扬”。2015年10月21日，杨琦在新新贷平台注册，用户名为“U邦金融”。2015年10月26日，袁浩在新新贷平台注册，用户名为“haoyuan1975”。 二审审理中，新新贷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确认书》，载明：张扬系新新贷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本案的实际出借人。为避免诉累，张扬自愿在借款中扣除了杨琦于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1月29日通过其收款账户向张扬支付的保证金、佣金770196元。新新贷公司确认放弃在另案中向杨琦、袁浩、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公司主张张扬已在借款中扣除的保证金、佣金770196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扬与杨琦、袁浩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张扬是否履行出借义务。评述如下： 一、关于张扬与杨琦、袁浩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1.本案中张扬与杨琦、袁浩并未签订借款合同，张扬仅依据杨琦、袁浩与新新贷公司签订的《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其向杨怀玉的转款凭证主张借款关系成立并履行。《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借款前借款人需要新新贷公司交付借款金额的15%作为保证金，收款账户为张扬账户。从张扬和杨怀玉的款项往来看，符合上述规律。张扬主张新新贷公司收取2%佣金虽然在合同上没有体现，但新新贷公司作出融资居间平台，其收益当然应该通过收取佣金得以实现。且从款项往来情况看，每收到张扬支付的一笔借款，杨怀玉均按借款金额的2%在向张扬回款。故张扬就其与杨怀玉之间的每一笔款项性质和金额都作出了合理解释。由此可见，上述款项往来反映出双方均按照新新贷公司与杨琦、袁浩签订的《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确定的操作模式进行操作。 2.张扬主张其为案涉借款的出借方，证据为2015年2月11日（2015）沪虹证经字第211号《公证书》，该证据反映“风清扬”为新新贷公司平台用户。张扬还提交了新新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12年11月6日张扬在新新贷平台注册，用户名为“风清扬”。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张扬通过新新贷平台撮合，陆续向杨琦、袁浩出借资金。虽然张扬为新新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新新贷公司仅作为居间平台自身并不作为借款人出借款项，且新新贷公司认可在张扬向杨怀玉转款的业务中，张扬是基于新新贷平台登记的用户履行借款出借人的出借义务。故在此，张扬的身份为案涉款项的出借人。 3.张扬主张借款人为杨琦、袁浩，其未向杨琦、袁浩账户转款，而是按照杨琦、袁浩在《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借款用于优浜（上海）公司的意愿，将借款直接支付至优浜（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怀玉的账户，履行了出借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优浜（上海）公司既是新新贷公司与杨琦、袁浩、签订的《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担保人和实际用款人，杨怀玉又是优浜（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是杨琦的父亲。但一、二审中，优浜（上海）公司、杨怀玉均不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中，本院要求杨琦通知其父亲杨怀玉到庭陈述其与张扬款项往来的相关事实和往来原因，但杨琦代理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签有“杨怀玉”字样和加盖有指印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本人与张扬之间的交易往来系我们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杨琦、袁浩无关。本人因近期身体抱恙无法出庭。而杨怀玉并未提交证明其与张扬之间存在其他合同关系的证据和线索。故本院认为，在杨怀玉不能证明其个人与张扬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怀疑杨怀玉的收款行为与优浜（上海）公司或者其女杨琦有关。再结合张扬与杨怀玉款项往来的交易模式就是新新贷公司与杨琦、袁浩、优浜（上海）公司所签《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易模式，以及杨怀玉系杨琦之父、优浜（上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系因为优浜（上海）公司的资金需求以及袁浩系优浜（上海）公司股东、优浜（上海）公司为四川优浜公司的股东等事实，同时辅之以对优浜（上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怀玉拒不到庭参加一二审诉讼、躲避案件调查和拒不提交杨怀玉所称的其个人与张扬存在其他合同关系的证据的行为判断，本院认为，杨怀玉的收付款行为系基于按照杨琦、袁浩的安排或者被控制而接受张扬的出借款项和支付新新贷公司保证金、佣金所产生，杨琦、袁浩为本案借款人，杨怀玉账户即为杨琦、袁浩的实际收款账户。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虽然张扬不能提交书面借款合同这一直接证据，但张扬在本案中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具有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张扬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杨琦、袁浩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张扬已实际履行出借义务。故张扬有权要求杨琦、袁浩归还借款。 二、关于欠款金额 在案证据显示张扬向杨琦、袁浩出借5559400元，杨琦通过杨怀玉账户支付新新贷公司保证金和佣金770196元，张扬和新新贷公司自愿作为还款本金扣除，同时对其中295000元的借款也自愿按借款本金的17%扣除保证金和佣金（扣除金额为50150元），新新贷公司还承诺不再另行要求借款人支付，故张扬的该项主张系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并实际减轻了借款人的负担，新新贷公司对此也无异议，故本院予以支持。照此计算欠款本金金额为4739054元。 张扬请求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请求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超过年利率6%时以6%为限。 三、《授信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杨琦、袁浩自愿以个人名义通过新新贷平台申请借款，用于优浜（上海）公司的经营，优浜（上海）公司作为担保人承诺自愿为杨琦、袁浩通过新新贷平台所借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川优浜公司与新新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承诺对杨琦、袁浩在《授信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优浜（上海）公司、四川优浜公司应当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杨琦、袁浩进行追偿。 综上，张扬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11374号民事判决； 二、杨琦、袁浩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扬归还借款本金4739054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11月9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且以年利率6%为限。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优浜（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优浜云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杨琦、袁浩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杨琦、袁浩追偿。 四、驳回张扬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92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5926元，由杨琦、袁浩、优浜（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优浜云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926元，由杨琦、袁浩、优浜（上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优浜云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卫红 审判员  姚 兰 审判员  王 婷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