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6民再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文波，男，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峰，定州市北城区顺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生，定州市北城区顺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阿立，男，196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飞，男，199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系被申请人张阿立之子，住河北省定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支烨，河北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高文波因与被申请人张阿立无因管理纠纷一案，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4)定民初字第2678号民事判决，张阿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6）冀06民终2243号民事裁定，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定民初字第2678号民事判决，发回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重审。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冀0682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张阿立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2017）冀06民终222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文波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冀民申684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高文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峰、王明生，被申请人张阿立其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支烨、张龙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申请再审人高文波再审请求，撤销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6民终2229号民事判决，维持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6)冀0682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张阿立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在一审中已经查明符合无因管理的要件事实，也清楚地论述了认定构成要件事实的法律依据，该判决认定事实有理有据。一审和二审对本案的基础事实均认定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承揽关系，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的规定分配举证责任。二、原二审判决所罗列一审未查清的事实不属于本案的证明对象。刘建立因建筑物倒塌受伤，所实施的劳动不是在履行申请人承揽被申请人的承揽工作过程中。三、被申请人对刘建立死亡时受雇于申请人的承揽范围的反驳主张未尽到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认定刘建立死亡是被申请人邻居围墙倒塌砸伤致死，且该事实是双方都认可的基本事实，并无任何争议。被申请人基于与刘建立的雇佣关系就应承担履行受雇事务中的受害责任，与申请人无关，至于围墙所有人或管理人是否承担责任，是被申请人行使追偿权的问题，而不是否定被申请人对刘建立亲属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被申请人张阿立辩称，一、本案不适用无因管理法律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无因管理的关键在于管理人的管理或服务目的是为被管理人的利益免受损失。本案中申请人赔偿死者刘建立亲属55万元的行为，并不是在为被申请人管理或者服务，而是申请人自己的事务。因申请人长期以承揽民房建筑工程为业，且庭审时申请人也承认死者刘建立十多年来一直跟随其建民房，事发当日，刘建立也是为申请人承揽的被申请人家的民房施工，事发后，刘建立亲属不但从来没有找过被申请人家要求赔偿，而且申请人及村调解也从没任何人找过被申请人协商此事。申请人直接与刘建立亲属达成伤亡赔偿协议，说明申请人并非在管理被申请人的事务，而是申请人自己的事务。其二，申请人赔偿刘建立亲属55万的行为不是为了被申请人利益免受损失。刘建立被砸伤后，他人电话通知申请人，由申请人直接将刘建立送往了医院。这些事实说明刘建立的伤亡与申请人有着直接的法律关系，否则人们不会在第一时间通知申请人。二、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及证据效力。既然申请人以被申请人与死者存在雇佣关系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基础事实，则申请人应当提证据，证实该事实的存在，该举证责任依据民诉法第64条及证据规则第一条的规定，应该由申请人来承担，但至今申请人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实该基础事实的存在。申请人提供的所有证据除伤亡赔偿协议及收费收据，均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一)关于高某1、高国军、刘计平、刘少红出具证明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因为这些证明，不仅从形式上一份证据多人签字不合法，而且其内容与申请人出具的伤亡赔偿协议所证实的内容不一致，且上述证人均没有出庭做证，根据民诉法第73条以及证据规则第55条的规定，上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2013)定民初字第394卷宗中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依据申请人的申请调查核实的上述证人证言，违反法定程序，依据最高院对民诉法解释第97条规定，该调查笔录上只有被调查人的签名，调查人、记录人均没有在笔录上签名、捺印或者盖章，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三)定州市南城区派出所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性，该证明只是说接到中军帐高某1报案称:“张阿立在他家己杀狗的方式威胁他人。”派出所干警并没亲自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更没有现场照片，以及出警记录。其二，依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解释的第115条规定，定州市南城区派出所的证明因不符合最高院上述规定，该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的签名或盖章，不具有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属性。申请人提供的其与刘建立亲属签订的《伤亡补偿协议》，说明申请人承揽的不仅是被申请人家的主体，还包括了院内的附属工程，而且刘建立是受申请人高文坡的雇佣。伤亡补偿协议的甲方是申请人高文坡，证明了高文坡是刘建立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这份协议内容当中称:“在2012年7月21日张阿立家中室外施工中，因意外事故致使工人刘建立受伤抢救无效死亡。”从协议的具体条款看“一、甲方一次性付给刘建立死亡赔偿金、家人精神补偿费等各项补偿费用共计50万元整。二、双方不再对此事有任何反悔，不再追究其它责任。”这份协议证实了申请人是刘建立的雇主，是死者刘建立的赔偿义务主体。否则其不会不经被申请人同意，为被申请人垫付。高文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阿立给付垫付的赔偿款23万元，诉讼费由张阿立负担。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春天，高文波承揽了本村刘少红、刘计平和张阿立的三层楼房的主体建筑工程，均未签订书面协议。主体完工后，三家的附属工程由刘建立、高某1、高国军等人直接为三家施工，由三家分别向工人支付工资，需要使用的建筑设备，由高文波无偿提供给工人使用。2012年7月21日，刘建立在给张阿立家施工盖配房时东邻西围墙倒塌，将刘建立砸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刘建立死亡后，其亲属要求高文波给付赔偿款，高文波主张刘建立死亡时是直接承包的张阿立的活，与其无关，不同意赔偿，经高长栓、高庆海和村干部及其他在场人劝说，先让高文波出钱，以后该谁出钱再打官司，最后高文波与刘建立亲属达成了补偿协议，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方法计算，刘建立亲属应得的各项赔偿款共计392945.5元，但调解结果达成的协议数额高于该赔偿数额，协议载明:在2012年7月21日张阿立家室外施工中，因意外致使工人刘建立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文波一次性给付刘建立死亡补偿金及家人精神补偿费等各项费用50万元。高文波支付上述50万元后，还另行给付刘建立亲属丧葬费5万元。2013年1月16日，高文波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张阿立及其妻子返还垫付赔偿款中的23万元，因张阿立在该次诉讼开庭之日的早晨到证人高某1家以杀狗方式实施威胁行为，致使证人均未出庭作证。该次诉讼中，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南城法庭审判人员对证人进行了核实，证人均承认高文波提交的由他们署名的证言均为本人所作证言，内容真实，且均表示张阿立实施威胁高某1的行为不愿意再出庭作证，高文波便撤回了起诉。2014年9月26日，高文波再次向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刘建立受伤、死亡究竟是在履行哪一方的受雇事务过程中，以及双方之间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关系。第一个焦点属于事实认定问题，而事实认定需要按照双方的举证责任和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来确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高文波主张刘建立受伤时是在履行张阿立的受雇事务，与自己无关，经调解才按照调解人的要求先支付赔偿款，支付后可以通过诉讼追偿，应由高文波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高文波提交了建楼的另两家业主和工人高某1、高国军以及调解人高长栓、高庆海的证言，虽然证人未出庭作证，但根据《证据规定》第69条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是说这样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资格，而是说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言单独作为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在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才具有证明力，上述刘建立受伤是在履行张阿立的受雇事务过程的证人证言和刘建立死亡后调解过程的证人证言、张阿立威胁证人高某2的证言和派出所的证明、中军帐调委会关于高文波支付赔偿款后申请调解找张阿立还款的的证明，证人证言之间、证人证言和法院核实的证据、派出所、调委会的证明之间，相互关联，互相佐证。因此，均具有证明力，即具有证明高文波主张的事实的证据作用。另根据《证据规定》第56条、《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属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张阿立威胁证人致使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张阿立的行为违背诉讼诚信原则，应当认定为证人不出庭属于“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具有正当性，其证言具有完全的证明力，上述证人证言即使证人未出庭作证，也不影响其证言的证明作用。所以，对高文波主张的刘建立受伤是在履行张阿立受雇事务过程中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于张阿立质证提出的高文波所提证据形式不合法和不具有证明力的问题。根据《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上述证据属于法律明定的必须排除的证据，即只有上述三种证据才属于不合法和不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除此之外，均属于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高文波提交的证人证言和法院核实证人证言的调查笔录、高文波代理人对证人所作的询问笔录、派出所的证明和中军帐调委会的证明，均不属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也不是违反公序良俗和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获取的证据，因此，高文波所举证据具有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张阿立的质证意见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在高文波举证完成后，张阿立对其反驳主张，应由张阿立承担举证责任，但张阿立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刘建立受伤是在履行高文波的受雇事务过程中，因此，张阿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高文波主张的刘建立受伤是在履行张阿立受雇事务过程中的事实予以认定。第二个焦点属于法律定性问题，也即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法律关系的性质也就是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以及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义务，取决于刘建立受伤时是在履行谁的受雇事务，履行高文波的受雇事务受伤应由高文波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履行张阿立的受雇事务受伤应由张阿立承担雇主赔偿责任，事实已经查明刘建立受伤时是在履行张阿立的受雇事务，故本应由张阿立承担雇主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93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入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的规定，张阿立应承担赔偿责任而由不应承担赔偿者任的高文波承担了赔偿责任，但高文波不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和与张阿立的约定承担该赔偿责任，也不是基于赠与将款无偿交付给张阿立，张阿立再履行赔偿责任，且调解让高文波承担赔偿责任是在人们劝说先出钱后打官司的情况下才出的钱，所以，高文波也不是以放弃追偿权为目的的无偿为张阿立代办事务。因此，高文波的垫付行为导致了高文波对刘建立亲属赔偿责任的终局性消灭，高文波的付出造成的损失与张阿立应当支付赔偿款而未支付取得的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高文波又不是无偿为张阿立代办事务，该垫付行为就走一种管理行为，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故高文波对管理张阿立事务支付的费用享有追偿权，张阿立应当给付高文波垫付款。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债分为四种，即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属于合同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基于高文波管理张阿立事务垫付款导致利益失与得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采用排除法，也应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债属于无因管理之债。高文波考虑到张阿立的给付能力，自愿放弃部分追偿权，属于高文波对自己的民事权利进行的处分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判决:“被告张阿立给付原告款23万元，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被告张阿立负担。”张阿立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6)冀0682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判以排除法适用无因管理判决本案自十分错误的。(一)本案无因管理法律关系的法定事实不存在。《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收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由此可见，无因管理的关键在于管理人的管理或服务，目的是为被管理人的利益免受损失。据此上诉人认为:其一，本案中被上诉人赔偿死者刘建立亲属55万元的行为，并不是在为上诉人管理或者服务，而是被上诉人自己的事务。因被上诉人长期以承揽民房建筑工程为业，且庭审时被上诉人也承认死者刘建立十多年来一直跟随被上诉人建民房，事发当日，刘建立也是为被上诉人承揽的上诉人家的民房施工，事发后，刘建立亲属不但从来没有找过上诉人家要求赔偿，而且被上诉人及村调解也从没任何人找过上诉人协商此事。被上诉人的行为本身及协议的内容，均说明被上诉人并非在管理上诉人的事务，而是被上诉人自己的事务。上诉人既无明示，被上诉人也难以推知让其管理赔偿刘建立之事，尤其是该事务是一种人身损害赔偿之债，上诉人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抗辩权，即死者刘建立是受上诉人之雇，还是受被上诉人之雇，上诉人有着明显的抗辩权。被上诉人赔偿刘建立的行为，并不是为上诉人管理事务。其二，被上诉人赔偿刘建立亲属55万元的行为更不是为了上诉人利益免受损失。如果说刘建立是受上诉人之雇，其被砸伤后上诉人未在现场、或不积极施救，为防止刘建立死亡。被上诉人赔偿给被上诉人55万元，是在刘建立死之后，况且事发时恰恰上诉人在场，被上诉人不在现场，刘建立被砸伤后，有人电话通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直接将刘建立送往医院。这些事实说明刘建立的伤亡与被上诉人有着直接的法律关系。其三，如果是为了上诉人的利益免受损失，被上诉人为何要多赔高达55万，而在向上诉人追偿时又为何只追偿23万。2.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其一，“主体完工”是错误的。因事发时上诉人家的主体并没有完工，而且被上诉人承揽的不单是主体，而是除三层屋顶彩钢板及门、窗口外，三层楼房及院内南围墙护坡、厕所、洗浴间和院落硬化的全部土建工程，因第三层屋顶是彩钢板，由彩钢板厂家负责安装这是惯例，减少了土建工程量，双方约定按三层楼房建筑面积计算工费，而不再计算东西小房及地面硬化的工费，整个三层楼房按每平方米180元清包，实际东西小房加起来不足十平米，院子硬化包括南墙护坡不足20平方米，并非原判认定的只是主体工程。施工前为防止南土墙滑坡，被上诉人首先垒好南墙护坡，主体才动工，事发时主体尚未完工，如楼梯踏步大理石砖的铺设，与主房连体的车库地面垫层、抹灰等都没有做。其二，原判认定三家的附属工程由刘建立、高某1、高国军等直接为三家施工，由三家分别向工人支付工资，需要使用的建筑设备由被上诉人无偿提供给工人使用更是错上加错。刘建立三人都是跟随被上诉人打工十多年的民工，被上诉人也并非只承揽着上诉人等三家的民房工程，上诉人也不可能从被上诉人处雇佣工人，被上诉人更不会无偿提供设备让其使用。倘若是高国军高某1、刘建立单独承揽了上诉人等三家的附属工程，并单独白其支付工资的话，请问高国军、高某1等是否从上诉人等三家支取过工费？而在刘建立死亡后，高某1、高国古作为刘建立的合伙人，其二人应当对刘建立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垫付行为则应当是代高某1、高国军所出，并不是代上诉人所出。实际上是三家相连共同施工，上诉人家在东边，首先做上诉人家的附属工程，当天是被上诉人给工人安排活后才离开现场。原判既已认定砸伤致死刘建立的是上诉人家的东邻西墙倒塌所致，对刘建立的死亡赔偿义务主体也不应当认为上诉人。原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1月6日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因被告在该诉讼开庭之日的早晨到证人高某1家以杀狗的方式实施威胁行为，致使证人均未出庭作证。该次诉讼中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南城法庭审判人员对证人进行了核实，证人均承认原告提交的由他们署名的证人证言均为本人所作，内容真实，且均表示因被告实施威胁高某1的行为不愿意再出庭作证。”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从原判论证的证据效力来看，原判根据《证据规定》第69条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是说这样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在其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才具有证明力。上述刘建立受伤是在履行被告的受雇事务过程的证人证言和刘建立死亡后调解过程的证人证言，被告威胁证人高某1的证人证言和派出所的主前，证人证言之间，证人证言和法院核实的证据、派出所、调安会的证明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佐证，因此具有证明力。”这是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无效的前提下对证据规则的曲解。《证据规定》69条规定的证人证言有效的前提示其他证据必须合法有效，而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人证言及证明均不具有公法有效性，进而也就失去了适用《证据规定》第69条的基础。作为证据之王的书证《伤亡补偿协议》还原了事实真相，即死刘建立受被上诉人之雇。因该协议载明“在2012年7月21日张阿立家室外施工中，因意外致使工人刘建立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文坡一次性给付刘建立死亡赔偿金及家人精神补偿费用等各项费用50万元。”这就充分说明刘建立是被上诉人的工人，况且庭审时被上诉人也陈述刘建立长期为其干活，死者、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是中军帐村人，死者亲属也知道砸伤致死的地点，事发后从未找上诉人，直接找被上诉人并闹丧，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很快与死者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如果死者是上诉人所雇佣，被上诉人怎么肯直接赔偿呢？长年的包工头完全能够预测这样做的风险，而今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后，却心生邪念，硬拉出上诉人为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买单，编造出附属工程由上诉人直接找刘建立干的谎言。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证据不予排除，却随意对《证据规则》及民诉法规定做有利于被上诉人的扩大解释，而不对证据本身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实质性论证，完全否认上诉人提交的两个录音证据，有失客观公正。被上诉人长年对外承揽农村的房屋建设工程，并有固定工人，死者就是其一。被上诉人所称不符合包工头承包工程的惯例，况且上诉人是个残疾人，不可能将如此少量的附属工程再包给别人，增加自己的麻烦，也增加工程造价，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逻辑。综上，原判适用法律不当，且采信有严重瑕疵的证据并错误的认定事实。高文波辩称，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取决于受害人刘建立的死亡是否是为上诉人提供劳务所致。双方当事人应当各自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被上诉人一审已经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只是承揽了上诉人等三家的主体工程。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应当就被上诉人承揽工程范围包括附属工程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由于三层屋顶是彩钢板，所以按照三层楼房建筑面积计算工费而不再计算东西系房及地面硬化的工费。其意思是三层建筑的工费包含了附属工程。但是，上诉人就该主张并没有提供证据。因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对此重要事实的陈述与其在定州市人民法院的陈述相矛盾，显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是虚假的，目的是掩盖刘建立等人施工的附属工程是由上诉人直接与刘建立建立劳务关系这一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构成无因管理关系。被上诉人为了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代上诉人对刘建立家属进行了赔偿，这一行为的受益人正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追偿其应当承担的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况且被上诉人主张的追偿数额远远低于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数额，被上诉人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定州市人民法院(2016)冀0682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详细论述了认定本案事实和证据的理由和依据，被上诉人不在重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双方均认可砸伤刘建立的墙的是上诉人张阿立东临王彦辰的;被上诉人高文波当庭陈述，在事发当日早上，其曾去上诉人家将工现场，看到刘建立正在铺水管子，墙没有倒。与刘建立亲属签订补偿协议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在签署协议时没有通知上诉人张阿立，也没有通知倒塌围墙的所有人，其当庭主张是上诉人张阿立把其院子挖底，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有二审笔录为证。其他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原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建筑物发生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收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本案的基础事实应是人身损害赔偿之债的责任分担。上诉人张阿立将房屋交由被上诉人高文波承建，应属于定作，双方之间应构成承揽关系。原审法院虽查明2012年7月21日，刘建立在给上诉人张阿立家施工盖配房时东邻西围墙倒塌，将刘建立砸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但没有查明被上诉人高文波有无建房资质，双方就本案建房应否签订书面的施工合同，上诉人张阿立对其有无建房资质是否明知，刘建立受伤的具体原因，当时其施工的具体内容是否属于上诉人张阿立与被上诉人高文波就施工建房约定的范畴，刘建立自身对事故发生有无重大过失，该倒塌伤人的围墙是否已存在随时倒塌隐患，而该围墙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是否存在疏于管理维护而导致围墙倒塌，刘建立与高某1、高国军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刘建立受伤时是受雇于上诉人张阿立还是受雇于被上诉人高文波，在上诉人张阿立与被上诉人高文波之间是否存在无因管理的客观事实没有查清。被上诉人高文波长期以承揽民房建筑工程为业，刘建立十多年来一直跟随其建民房。在事发当日早上，被上诉人高文波还曾去上诉人张阿立家施工现场，看到刘建立正在铺水管子，墙没有倒。被上诉人高文波与刘建立亲属签订补偿协议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在签署协议时没有通知上诉人张阿立，也没有通知倒塌围墙的所有人。从该协议载明的“在2012年7月21日张阿立家室外施工中，因意外致使工人刘建立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文坡一次性给付刘建立死亡赔偿金及家人精神补偿费用等各项费用50万元。”内容中不能反映出刘建立受伤死亡的原因，也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高文波是替谁垫付了赔偿款及约定了事后追偿的责任主体。原审判决既然认定砸伤致死刘建立的是上诉人张阿立家的东邻西墙倒塌所致，就应对刘建立受伤的事故原因及赔偿义务主体综合分析认定。被上诉人高文波主张刘建立受伤时是在履行上诉人张阿立的受雇事务，与自己无关不符合常理且无充分有效证据证实。其原审提交的另两家业主和工人高某1、高国军以及调解人高长检、高庆海的证言，均不能证实刘建立受伤致死的具体原因，也不能证实上诉人张阿立是对此事故承担责任的法定唯一主体，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高文波的垫付行为导致了上诉人张阿立对刘建立亲属赔偿责任的终局性消灭理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债属于无因管理之债理据不足。综上，上诉人张阿立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6)冀0682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高文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均由被上诉人高文波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本案中，高文波主张刘建立受伤时是在履行张阿立的受雇事务，与自己无关，并提交了建楼的另两家业主和工人高某1、高国军以及调解人高长栓、高庆海的证言和刘建立死亡后调解过程的证人证言、张阿立威胁证人高某2的证言和派出所的证明、中军帐调委会关于高文波支付赔偿款后申请调解找张阿立还款的的证明，证人证言之间、证人证言和原一审法院核实的证据、派出所、调委会的证明之间，相互关联，互相佐证。张阿立对其反驳主张具体是什么，应由张阿立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刘建立受伤是在履行高文波的受雇事务过程中，故张阿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高文波的付出造成的损失与张阿立应当支付赔偿款而未支付取得的利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高文波对管理张阿立事务支付的费用享有追偿权，张阿立应当给付高文波垫付款。高文波考虑到张阿立的给付能力，自愿放弃部分追偿权，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原二审判决以原审法院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债属于无因管理之债理据不足为由驳回高文波的诉讼请求欠妥。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高文波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冀06民终222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6)冀0682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均由被申请人张阿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皓审判员  段超审判员  钱娜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