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7行终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文强，男，199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秦峰乡占村村下朱001号，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378号。 法定代表人龚淑娟，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健，代市长。 徐文强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义乌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浙0782行初188号行政裁定。徐文强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调阅一审卷宗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7年4月13日，原告徐文强通过数字城市管理中心向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内容为“申请人于2017年4月6日在义乌市××城街道××湖广场世界商城××楼沃尔玛超市购买了2双拖鞋和6双皮鞋，2双拖鞋为59.8元，拖鞋吊牌上标的是深圳市叠申贸易有限公司，但是经搜索商品条码6924289854427查询该鞋是晋江酷趣鞋业有限公司，该产品有问题，要求退一赔三，不足500元按500元处理，所购买的6双皮鞋为1314元，皮鞋上没有生产日期，侵害申请人知情权，违反产品质量法，要求退一赔三”。同日，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作出受理消费者投诉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同月14日，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对义乌好又多百货有限公司（即沃尔玛超市）现场进行检查，并作出义市监管责改字〔2017〕02068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对销售的酷趣彩虹女鞋、焦点保罗男式商务休闲鞋、男士休闲鞋（Makexiniu）、男士休闲鞋（LUYZQZAOZHZ）标签标示不规范的行为进行改正，并分别作出义市监管案移字〔2017〕02067、02068号案件移送函，将案件移交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瓯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同月19日，作出义市监管举复函字〔2017〕02068号举报回复函并直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于2017年7月27日向被告义乌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义乌市政府于8月2日作出受理通知书并送达原告。2017年9月20日作出义政复决字〔2017〕第230号行政复议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送达于原告。另，经向被告核实并经查证，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原告徐文强与徐文杰两兄弟向被告提起的类似本案的举报有六十余起，针对被告的答复，已有14件提起了行政复议，有25件提起了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对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情形作了界定，该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情形。本案中，对原告徐文强的投诉，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根据其职责，依法作出处理并告知原告徐文强相应的处理结果，已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同时，经本院核实，原告徐文强在短时间内购买了大量的各类商品，并向被告进行投诉，继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其并不能合理解释购买商品的用途，其投诉或者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目的是基于向被告施加压力，加重对商家的处罚，动机不纯。原告徐文强的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打假人”的特征。原告徐文强与被告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不具利害关系，其不具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另，原告徐文强明知提起该案诉讼应将商家列为第三人，法院立案审查时也书面告知原告补正将商家列为第三人，在案件审查期间，也向原告释明申请追加商家为第三人，并提供商家的企业信息，但原告均予以拒绝或不提供，其主观恶意明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文强的起诉。 上诉人徐文强上诉称：一、义乌市好又多百货公司存在违法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以证明涉案拖鞋和皮鞋分别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规定。因拖鞋的存在冒用他人的厂商识别代码以及商品条码的情况，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理应按照该办法第36条处理，该情形不仅责令其改正，还需要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故被上诉人作出责令改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二、被上诉人的行为己构成了拒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是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在接到上诉人的投诉举报后，应当依法进行查处，并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处罚。义乌好又多百货有限公司已构成违法，应当依法进行查处，故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了拒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责令改正的同时又不告知上诉人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日期的合法权益，致使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超过法定期限，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与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超时具有因果关系，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拒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三、上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1.因上诉人在义乌好又多百货有限公司处购买了拖鞋和皮鞋，因拖鞋和皮鞋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义乌好又多百货有限公司将涉案拖鞋和皮鞋销售给上诉人，已经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二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相对于具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言的。所谓与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包含以下几个含义：一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二是与行政主体行使国家行政职权有关的行政行为，或者说行政主体的行为属于一种行政管理活动性质（即使是一种越权的行为）；三是该行为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形成了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四是该行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既应当包括形式（或程序）上的利害关系，也应当包括内容（或实体）上的利害关系。所谓形式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在外在形式上己明显与相对人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所谓内容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外在形式上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但实质上却直接涉及和影响了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指原告所主张的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利以外的利益。据此，本案上诉人享有的权益包括《宪法》赋予的检举权、监督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的知情权，以及基于与销售单位之间形成的消费者权益纠纷而产生的利益关系。3.依据201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77号指导案例“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一案已明确：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而行政机关对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举报仅作出告知性答复，未按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举报，不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和处罚，而是以“作出责令改正”为由，不依法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帮助第三人逃避行政处罚责任，所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四、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性文件成了一纸空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7）19号《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意见的通知》和法发（2009）54号《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司法性文件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他经济、社会权利的行政案件，特别是本案基于生活消费权益保护产生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一审裁定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上列司法性文件的规定相悖。且，一审法院强制要求上诉人追加商家作为第三人，明显存在违法增设受理条件的行为。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辩称：一、我局作出义市监管举复函字【2017】02068号举报回复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具体内容同一审答辩状。二、我局根据其投诉举报请求，作出处理意见并答复，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满足其投诉举报诉求，投诉举报要求答复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受到损失。三、我局认为上诉人与我局作出的投诉举报答复不具有利害关系。截止本案答辩之时，经调查统计，上诉人与其弟弟徐文杰两人（以下简称徐二人）从2017年3月底起至2018年2月2日止，陆续向我局提起至少88件投诉举报申请，投诉商品涵盖红糖、葡萄酒、玛卡精品酒、西洋参、燕窝、乳钙等，其中上诉人提起70件（27件提起时间在本案一审立案之前）；同时，从2017年7月起至本案答复之日止，徐二人就我局作出的投诉举报回复不服，提起68件行政复议申请，其中上诉人提起64件（时间跨度为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此外，徐二人不服我局作出的举报投诉答复，及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又陆续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28件行政诉讼，其中上诉人提起25件（时间跨度为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我局认为上诉人与我局作出的举报回复答复不具有利害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提起大量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真实目的想为被投诉举报人（第三人）施加负担，要求我局加大对第三人的处罚，但现行法律、法规等并未规定或赋予原告有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上诉人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此，不承认其诉讼资格，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二）申请人的行为显然已超出了正常消费者理性购物消费的行为边界，其行为并非以消费为目的，而是通过复议、诉讼，向行政机关施加压力，变相让被投诉举报人妥协，实现其牟利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申请人不是真正的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其值得法律保护的消费合法权益并不存在，谈何“损害”。（三）我局作出的举报回复函，仅系对涉案举报事项所作处理情况的客观记载和事项的告知，并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行政法上的直接实际影响。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只能满足当事人有效的行政和司法需求。原告的申请行为和诉讼行为，已经使行政和司法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有所失衡。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制度本旨，在申请-答复-复议-诉讼的程序中被异化。其行为已经背离了权利行使的本旨，超越了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界限。纵观本案及相关的一系列案件，无论是原告提起举报投诉，行政复议申请，还是提起行政诉讼，均构成了明显的权利滥用。综上，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侵犯，其与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无权提起诉讼，不具有原告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求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被上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目的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但应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接受法律及其内在价值的合理规制。经核查，在2017年、2018年期间，上诉人徐文强与其兄弟徐文杰金华县区范围内向各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大量的涉及酒、红糖、燕窝等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举报。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提起行政复议的案件达到50件以上，向金华县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近30件。上诉人徐文强及其兄弟徐文杰金华市范围内多次购买同种类或相类似的商品并提出众多的投诉举报，并提出要求商家赔偿、退一赔十等请求，进而提出大量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其行为已超出了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合理范畴，超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边界，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已构成对权利的滥用。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管局提出上诉人徐文强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徐文强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以徐文强与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但，应指出的是，本案中义乌市人民政府系以上诉人徐文强的复议申请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提起的60日期限为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驳回复议申请的决定，原审法院未作释明，将徐文强诉原行政行为和诉行政复议决定两个完全独立的行政行为合并，将两个行政机关列为共同被告一并审理作出裁判，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审判程序严重违法。鉴于上诉人徐文强滥用权利，其行为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且从实际司法效果而言，本案程序的纠正也不会有助于上诉人徐文强诉讼目的的实现，故本院对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在此予以指正。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旭良 审 判 员 单晓剑 审 判 员 钟雪丹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朱丽敏 ?*ArabicDash?-10-? ?*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