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1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加彬，女，197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仪，系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凡（曾用名：吴帆），男，196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秀，系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泳雄，男，197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原审被告：古文杰，男，1960年2月27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暂住佛山市。上诉人叶加彬、吴凡因与被上诉人邓泳雄，原审被告古文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加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邓泳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涉案借款应为352000元，并非邓泳雄主张的500000元，一审法院在认定涉案借款是否发生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邓泳雄与叶加彬虽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2014年6月16日、2014年8月14日、2014年9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邓泳雄合计出借600000元给叶加彬，但合同签订后邓泳雄并没有依合同约定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叶加彬。在上述四借款合同书同页上印有收据，内容为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借款，收据的内容上除了收款人的姓名外，其他字迹均为邓泳雄的。上述两借款合同与收据签订的日期显示均为同一天，且邓泳雄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述借款合同与收据是在其未将借款支付给叶加彬前就已经签订了，而且收据上表述的是“收到现金”，但实际上邓泳雄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仅仅向叶加彬支付了352000元，事实与收据上的记载是不相符的，邓泳雄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将另外的148000元以何种方式支付给叶加彬，只是在庭上陈述其以现金方式将余下的款项支付给叶加彬，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资金来源。而且在2014年8月14日的借款合同书上约定的借款数额为300000元，收据上也记载着“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款300000元”，但邓泳雄在起诉以及庭审中均明确仅仅支付了150000元给叶加彬，这明显显示出收据与借款的实际支付情况是没有关联性的，收据并不能真实显示出借款交付的实际情况，即使一审法院认可邓泳雄提交的《承诺委托书》，但该承诺书并不能真实反映邓泳雄与叶加彬之间借款真实情况。因为，第一，该承诺书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但内容上却承认了2015年5月14日的借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叶加彬收到本案借款325000元后，已于2015年9月14日前陆续还清325000元，但在该承诺书上完全没有显示初叶加彬的还款情况。一审法院结合不能真实反映涉案借款情况的证据认定邓泳雄出借款项为500000元，这明显在审查本案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二、本案的涉案借款金额为325000元，叶加彬已向邓泳雄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叶加彬在收到邓泳雄支付的325000元的借款后，已在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陆续向邓泳雄归还借款325000元，邓泳雄2014年11月28日向叶加彬转账了93000元，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叶加彬的还款数额中应扣除掉93000元，这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邓泳雄向叶加彬转账93000元与本案没有关系，如果邓泳雄认为该笔款项是其另外出借给叶加彬的，其可以另案起诉，但一审法院并不应该因邓泳雄向叶加彬转账了93000元就认为叶加彬的还款数额应当相应减少。另外，案外人关锦屏已出具《委托书》证明其代古文杰向邓泳雄偿还了25000元，其中有13055元是用来偿还本案涉案债务的利息，一审法院基于邓泳雄否认该笔款项及关锦屏并未出庭作证就对古文杰委托关锦屏支付利息13055元不予采信是不正确的，邓泳雄虽然否认该笔款项是用来偿还涉案借款利息，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于关锦屏之间存在何种债权债务，关锦屏作为本案古文杰的母亲，其代替儿子偿还借款是合情合理的。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涉案借款金额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二审调查期间，叶加彬和吴凡共同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双方的交易习惯显示,合同金额与实际划款金额之间相差12%，是邓泳雄扣除当月7%的利息和5%的手续费，这是双方长期发生借贷的惯例，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27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所以原审法院以合同签订金额认定实际出借金额是错误的。涉及邓泳雄与叶加彬、吴凡的现有三个案件,涉及的实际发生借款行为的有以下借款合同:1、2014年4月28日合同，本金100000元[（2017）粤0703民初50号]。2、2014年4月30日合同，本金200000元[（2017）粤0703民初1374号]。3、2014年8月14日合同，本金150000元[（2017）粤0703民初1374号，合同金额是300000元，但邓泳雄确认实际出借150000元]。4、2014年9月30日合同，本金50000元[（2017）粤0703民初1374号]。而从双方银行账户往来可以看到，邓泳雄划款进入叶加彬账户的款项为：1、2014年4月28日划入88000元。2、2014年4月30日划入176000元。3、2014年8月15日划入44000和88000元。4、2014年9月30日划入44000元。由借款合同签订金额和实际转账金额对比可见，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每一笔借款签订金额和实际划款是相差12%。这是因为邓泳雄在借款时声明扣除当月的利息（利息按月息7%计算）和手续费（手续费按5%计算），所以在实际借出款项时是扣除了合同本金的12%后再支付的，根本不存在邓泳雄所说的相差金额用现金支付。根据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27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二、双方的交易习惯还反映在双方均是签订了合同和借据后，邓泳雄随后才划款给叶加彬。所以和借款合同书同一张纸上的《收据》不能证明叶加彬收到借款本金。在一审庭审中，邓泳雄已经确认是在签订了合同和收据后才进行划款的，也就是说在签订收据时，叶加彬是实际没有收到款项的，所以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本金的交付。而由双方的银行转账往来可见，划款通常是在当天或是在合同后的第二天，与邓泳雄的陈述吻合，所以原审法院以合同书和收据认定款项实际交付是错误的。收据不能证明款项实际发生的证明还表现在2014年8月14日，叶加彬和邓泳雄也签订了借款合同书和收据，收据也显示叶加彬收到300000元现金，转账是发生在第二天，2014年8月15日金额合共132000元，邓泳雄本人也确认还有150000元没有支付，因此这样的收据不能证明款项的交付。三、双方实际约定的利率是月利率7%，2015年5月13日和2015年9月30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在邓泳雄的威胁下双方对未付利息转为本金的一种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吴凡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703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邓泳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涉案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根据邓泳雄提交的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30日、2014年6月16日、2014年8月14日、2014年9月30日，虽然当时吴凡与叶加彬处于婚姻存续期间，但是由邓泳雄提供的资料可见，借款时叶加彬提供离婚时间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给邓泳雄，目的是告知邓泳雄叶加彬时单身的，该项债务是其个人债务，由其个人承担，作为债权人的邓泳雄在借出款项时是明确知道这是叶加彬的个人债务与配偶无关。退一步说，即使叶加彬在2015年5月13日向邓泳雄交付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也不影响邓泳雄对该债务在定性上的认识。因为吴凡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叶加彬是为了公司的资金周转而向邓泳雄借款的，即邓泳雄在出借款项时是知道借款人叶加彬借款时用于公司经营运作，而非夫妻共同生活。而且在《承诺委托书》上也明确载明叶加彬向邓泳雄借款是用于广州市凯金贸易有限公司及广州市邑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资金周转，所以自始至终邓泳雄都知道叶加彬借款是用于公司经营而非夫妻共同生活，该借款属于叶加彬个人债务。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中“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本案的证据以及邓泳雄在庭审上的承认均证明叶加彬的涉案债务是用于其公司的资金周转，并非用于夫妻生活，但一审法院仅仅认为叶加彬与邓泳雄对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离婚证的交付日期存在争议就认定涉案借款出借时没有约定为借款人的个人债务，吴凡需承担偿还责任，这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的涉案借款应为352000元，并非邓泳雄主张的500000元，一审法院在认定涉案借款是否发生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邓泳雄与叶加彬虽分别于2014年4月30日、2014年6月16日、2014年8月14日、2014年9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邓泳雄合计出借600000元给叶加彬，但合同签订后邓泳雄并没有依合同约定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叶加彬。在上述四借款合同书同页上印有收据，内容为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借款，收据的内容上除了收款人的姓名外，其他字迹均为邓泳雄的。上述两借款合同与收据签订的日期显示均为同一天，且邓泳雄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述借款合同与收据是在其未将借款支付给叶加彬前就已经签订了，而且收据上表述的是“收到现金”，但实际上邓泳雄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仅仅向叶加彬支付了352000元，事实与收据上的记载是不相符的，邓泳雄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将另外的148000元以何种方式支付给叶加彬，只是在庭上陈述其以现金方式将余下的款项支付给叶加彬，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资金来源。而且在2014年8月14日的借款合同书上约定的借款数额为300000元，收据上也记载着“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款300000元”，但邓泳雄在起诉以及庭审中均明确仅仅支付了150000元给叶加彬，这明显显示出收据与借款的实际支付情况是没有关联性的，收据并不能真实显示出借款交付的实际情况，即使一审法院认可邓泳雄提交的《承诺委托书》，但该承诺书并不能真实反映邓泳雄与叶加彬之间借款真实情况。因为，第一，该承诺书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但内容上却承认了2015年5月14日的借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叶加彬收到本案借款325000元后，已于2015年9月14日前陆续还清325000元，但在该承诺书上完全没有显示出叶加彬的还款情况。一审法院结合不能真实反映涉案借款情况的证据认定邓泳雄出借款项为500000元，这明显在审查本案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三、本案的涉案借款金额为325000元，叶加彬已向邓泳雄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叶加彬在收到邓泳雄支付的325000元的借款后，已在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陆续向邓泳雄归还借款325000元，邓泳雄2014年11月28日向叶加彬转账了93000元，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叶加彬的还款数额中应扣除掉93000元，这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邓泳雄向叶加彬转账93000元与本案没有关系，如果邓泳雄认为该笔款项是其另外出借给叶加彬的，其可以另案起诉，但一审法院并不应该因邓泳雄向叶加彬转账了93000元就认为叶加彬的还款数额应当相应减少。另外，案外人关锦屏已出具《委托书》证明其代古文杰向邓泳雄偿还了25000元，其中有13055元是用来偿还本案涉案债务的利息，一审法院基于邓泳雄否认该笔款项及关锦屏并未出庭作证就对古文杰委托关锦屏支付利息13055元不予采信是不正确的，邓泳雄虽然否认该笔款项是用来偿还涉案借款利息，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于关锦屏之间存在何种债权债务，关锦屏作为本案古文杰的母亲，其代替儿子偿还借款是合情合理的。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以及涉案借款金额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2017）粤0703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切实维护吴凡的合法权益。邓泳雄辩称：一、本案涉案借款为500000元。2014年4月30日，邓泳雄和叶加彬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200000元。同日，邓泳雄通过银行转账176000元给叶加彬，另向叶加彬交付了现金24000元（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能够佐证邓泳雄的出借能力及资金来源），随后叶加彬向邓泳雄出具《收据》一份：现收到邓泳雄现金款人民币200000元。2014年6月16日，邓泳雄和叶加彬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100000元。同日，邓泳雄交付了现金100000元给叶加彬，随后叶加彬向邓泳雄出具《收据》一份：现收到邓泳雄现金款人民币100000元。2014年8月14日，邓泳雄和叶加彬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300000元。次日，邓泳雄通过银行转账132000元给叶加彬，另向叶加彬交付了现金18000元，叶加彬向邓泳雄出具《收据》一份：现收到邓泳雄现金款人民币300000元。2014年9月30日，邓泳雄和叶加彬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50000元。同日，邓泳雄通过银行转账44000元给叶加彬，另向叶加彬交付了现金6000元，随后叶加彬向邓泳雄出具《收据》一份：现收到邓泳雄现金款人民币50000元。2015年5月13日（实为5月14日），叶加彬给邓泳雄出具一份《承诺委托书》，确认第二笔款项借于2014年4月30日，借款金额贰拾万元正；第三笔款项借于2014年6月16日，借款金额壹拾万元正；第四笔款项借于2014年8月14日，借款金额壹拾万元正；第四笔款项借于2014年9月30日，借款金额五万元正。邓泳雄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书》、《收据》、《承诺委托书》、银行账户流水清单等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认定叶加彬向邓泳雄借款500000元。二、叶加彬在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14日通过银行向邓泳雄转账25900元是支付其所欠邓泳雄的货款，并非偿还本案借款。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14日期间叶加彬通过银行合共向邓泳雄转款352000元，其中于2014年11月28日分三次向邓泳雄转款共100000元，邓泳雄当日已转账退回93000元给叶加彬，该93000元并没有纳入本案借款金额，故邓泳雄实际收到叶加彬259000元。叶加彬在一审庭审中否认向邓泳雄借款，既然叶加彬确认没有向邓泳雄借款，可以证实上述款项不是用于偿还借款。三、涉案债务属叶加彬、吴凡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叶加彬、吴凡的上诉是无理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叶加彬、吴凡的上诉。古文杰对叶加彬和吴凡的上诉无意见，对一审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亦无意见。邓泳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加彬、古文杰、吴凡向邓泳雄偿付借款500000元及其利息（按月利率2%计，其中2014年4月30日至6月15日期间以200000元为本金、2014年6月16日至8月13日期间以300000元为本金、2014年8月14日至9月29日期间以450000元为本金、2014年9月3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500000元为本金）；2.诉讼费由叶加彬、古文杰、吴凡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30日，叶加彬与邓泳雄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主要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2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4月30日起，月利率2%等内容。该《借款合同书》下方附有《收据》，载有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200000元等内容,叶加彬在“收款人”一栏签名，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古文杰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款合同书》上签名。同日，邓泳雄通过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66向叶加彬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43转账176000元，另向叶加彬交付了现金24000元。2014年6月16日，叶加彬（乙方）与邓泳雄（甲方）又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主要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100000元，月利率2%等内容，另叶加彬还手写上“本人愿意将本人名下的房产抵押给甲方，本人位于江门市蓬江区嘉悦豪庭3幢401的房产证正本交给乙方抵押”等文字。该《借款合同书》下方附有《收据》，载有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100000元等内容,叶加彬在“收款人”一栏签名，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16日。古文杰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款合同书》上签名。同日，邓泳雄向叶加彬交付了现金100000元。2014年8月14日，叶加彬与邓泳雄再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主要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3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8月14日起，月利率2%等内容。该《借款合同书》下方附有《收据》，载有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300000元等内容,叶加彬在“收款人”一栏签名，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4日。古文杰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款合同书》上签名。次日，邓泳雄通过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66向叶加彬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43转账两笔分别为44000元和88000元共132000元，另向叶加彬交付了现金18000元，但约定的余款150000元未有再交付。2014年9月30日，叶加彬与邓泳雄又再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主要约定叶加彬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50000元，月利率2%等内容。该《借款合同书》下方附有《收据》，载有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50000元等内容,叶加彬在“收款人”一栏签名，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古文杰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款合同书》上签名。同日，邓泳雄通过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66向叶加彬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43转账44000元，另向叶加彬交付了现金6000元。上述实际借款金额合计500000元。借款后，叶加彬于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14日期间通过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43向邓泳雄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66转账偿还了259000元，其中2014年8月27日还款21000元、9月17日还款7000元、9月27日还款7000元、9月28日还款14000元、10月13日还款3000元（该日转账共3500元,其余500元叶加彬主张用于偿还另案借款）、10月14日还款7000元、10月15日还款7000元、11月20日还款17500元、11月28日还款7000元（该日转出款项三笔分别为30000元、30000元和40000元共100000元,但同日退款93000元）、12月4日还款17500元、2015年1月16日还款59500元、2月16日还款10000元、4月17日还款20000元、5月11日还款10000元、6月15日还款6500元（该日转账共20000元,其余13500元叶加彬主张用于偿还利息）、7月13日还款30000元、9月14日还款15000元。2015年5月13日，叶加彬给邓泳雄出具一份《承诺委托书》，主要载明叶加彬因经营广州市凯金贸易有限公司及广州市邑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金周转需要，将名下江门市蓬江区嘉悦豪庭3幢401室房屋抵押给邓泳雄，合共借款801450元，第一笔借款100000元借于2014年4月28日，第二笔借款200000元借于2014年4月30日，第三笔借款100000元借于2014年6月16日，第四笔借款150000元借于2014年8月14日，第五笔借款50000元借于2014年9月30日，第六笔借款201450元借于2015年5月14日，以上各项详见正本借款合同。承诺如未能在双方协定期限内清还本息，将委托邓泳雄全权处理抵押物业的出卖、转让等手续，以作还清所欠全部款项为止等内容。古文杰作为见证人在该《承诺委托书》签名。2017年2月17日，邓泳雄提起本案诉讼。案经审理，叶加彬辩称邓泳雄实际出借金额为352000元及其已分多次转账还清借款。而邓泳雄则称出借金额为500000元，并主张叶加彬向其转款并非偿还借款而是支付货款。另查明：叶加彬与吴凡于1994年1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2月7日登记离婚。叶加彬曾交付给邓泳雄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复印件，至于交付时间，叶加彬主张为2014年4月28日，而邓泳雄则主张为2015年5月13日签订《承诺委托书》时。江门市蓬江区嘉悦豪庭3幢401室房屋权属登记为叶加彬、吴凡共有，两本房地产权证已由叶加彬交给邓泳雄持有。叶加彬于2014年5月14日成立广州市凯金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登记为叶加彬。又查明：2014年11月12日，微信号×××（昵称大雄）向叶加彬微信号×××（昵称*^-^*加加）发信息“叶小姐，你农行转这个账户，户名：梁秀玲，卡号：62×××13”。叶加彬因而委托古文杰通过其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77向案外人梁秀玲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13转账24500元，并将转账凭证拍照及通过其微信号×××（昵称*^-^*加加）发送给微信号×××（昵称大雄），随后询问是否收到转款，微信号×××（昵称大雄）回复“刚收到回复已确认到账24500”。在本案审理期间，叶加彬主张微信号×××（昵称大雄）使用人为邓泳雄，上述委托古文杰划入邓泳雄指定的梁秀玲银行账户的转款24500元，其中19998元用于偿还本案借款的利息,余款4502元用于偿还另一案借款的利息。但邓泳雄否认使用微信号×××（昵称大雄）及收到上述转款24500元，表示不认识梁秀玲，认为古文杰转款24500元给梁秀玲与其无关。2017年10月30日，古文杰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载明“本人于2014年11月12日的通过本人卡号为62×××77的银行卡向梁秀玲卡号为62×××13的银行卡转账人民币24500元。该笔款项是叶加彬还款给邓泳雄时，邓泳雄要求转入梁秀玲银行账户的，本人受叶加彬的委托将上述款项转账到梁秀玲银行账户”。此外，案外人关锦屏于2016年4月13日和8月22日通过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95×××74向邓泳雄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66分别转账15000元和10000元共25000元。其于2017年3月30日出具一份《委托书》，内容载明“本人代古文杰支付邓泳雄（工商银行账户：62×××66，户名：邓泳雄）两笔款项，合共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25000.00），其中2016年4月13日付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15000.00），2016年8月22日付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叶加彬主张上述关锦屏2016年4月13日的转款15000元中13055元是代其支付本案借款的利息。但邓泳雄对叶加彬该主张不予认可，表示关锦屏曾向其分别借款15000元和10000元共25000元，上述转款属于关锦屏本人的还贷，与本案无关。再查明：邓泳雄名下中国银行账户72×××48提取现金的记录有:2014年3月21日取20000元、4月2日取2000元、4月17日取3000元、5月6日取6500元、5月16日取2000元、5月30日取5000元、6月9日取15000元、6月16日取40000元。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66提取现金的记录有:2014年4月10日取5000元、4月17日取1000元、4月26日取5000元、5月14日取1800元、6月5日取20000元、6月16日取5000元、7月23日取15000元、8月15日取10000元、9月25日取1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关于双方争议的有否欠借款问题。首先，关于出借本金数额。邓泳雄举证《借款合同书》、《收据》、《承诺委托书》、银行账户流水清单等证据以证实叶加彬于2014年4月至9月期间向其四次提出借款共650000元，其实际出借共500000元，由于《借款合同书》能够证实双方有借贷的合意，《收据》、《承诺委托书》能够证实叶加彬已收到相关借款，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能够佐证邓泳雄的出借能力及资金来源，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资认定，而叶加彬辩称只收到借款352000元，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确认邓泳雄已出借本金共500000元给叶加彬。其次，关于还款数额。叶加彬主张其于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14日期间通过银行转款已偿还本金共352000元，提供了银行账户流水清单佐证，一审法院审核认为，叶加彬虽然在上述期间确实有向邓泳雄转款352000元，但鉴于邓泳雄于2014年11月28日转账退款93000元，故上述期间的还款数额实为259000元（352000元-93000元），同时，邓泳雄确认收到上述银行转款，但认为该款只是支付货款而非偿还本案借款，由于无证据证明邓泳雄与叶加彬之间除了借贷关系外还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叶加彬已还款259000元，并据此认定叶加彬尚欠邓泳雄借款本金241000元（500000元-259000元）。由于涉案《借款合同书》未有明确约定还款日期，因此，本案借贷应认定为不定期借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邓泳雄请求叶加彬偿还借款，合法合理，叶加彬应向邓泳雄偿还尚欠的借款241000元。对于邓泳雄请求偿还本金超过上述金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问题。叶加彬举证银行账户流水、情况说明、公证书等证据，主张其委托古文杰向邓泳雄微信[微信号×××（昵称大雄）]指定的梁秀玲银行账户转款支付了利息19998元，但邓泳雄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审核认为，由于叶加彬未能进一步举证微信号×××（昵称大雄）的使用人为邓泳雄，无法认定邓泳雄通过上述微信号指定梁秀玲银行账户收取相关利息，因而古文杰转款给梁秀玲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对叶加彬关于委托古文杰已支付利息19998元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叶加彬举证银行回单、关锦屏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等证据，主张关锦屏向邓泳雄转款25000元中13055元是代其支付利息，但邓泳雄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审核认为，该委托书内容仅显示关锦屏代古文杰支付款项25000元给邓泳雄，并无反映代叶加彬支付利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关锦屏并未出庭作证，该委托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叶加彬关于委托关锦屏已支付利息13055元的主张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在所有《借款合同书》中均明确约定按月利率2%计息，该约定的利率并无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合法有效。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叶加彬应按月利率2%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计付利息给邓泳雄。根据叶加彬的借款及还款情况，一审法院核定其各阶段计息本金如下：2014年4月30日至6月15日期间以200000元为本金、6月16日至8月14日期间以3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为本金、8月15日至8月26日期间以450000元（300000元+150000元）为本金、8月27日至9月16日期间以429000元（450000元-21000元）为本金、9月17日至9月26日期间以422000元（429000元-7000元）为本金、9月27日以415000元（422000元-7000元）为本金、9月28日至9月29日期间以401000元（415000元-14000元）为本金、9月30日至10月12日期间以451000元（401000元+50000元）为本金、10月13日以448000元（451000元-3000元）为本金、10月14日以441000元（448000元-7000元）为本金、10月15日至11月19日期间以434000元（441000元-7000元）为本金、11月20日至11月27日期间以416500元（434000元-17500元）为本金、11月28日至12月3日期间以409500元（416500元-7000元）为本金、12月4日至2015年1月15日期间以392000元（409500元-17500元）为本金、1月16日至2月15日期间以332500元（392000元-59500元）为本金、2月16日至4月16日期间以322500元（332500元-10000元）为本金、4月17日至5月10日期间以302500元（322500元-20000元）为本金、5月11日至6月14日期间以292500元（302500元-10000元）为本金、6月15日至7月12日期间以286000元（292500元-6500元）为本金、7月13日至9月13日期间以256000元（286000元-30000元）为本金、9月14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以241000元（256000元-15000元）为本金。至于叶加彬于2015年6月15日转账还款金额20000元，其中6500一审法院已列入偿还本金，其余13500元叶加彬主张用于偿还利息，考虑邓泳雄确已收到该款且无证据反驳叶加彬所主张的款项用途，故一审法院采信叶加彬该主张，认定叶加彬已支付利息13500元。因此，在计算叶加彬应付本案借款利息时，该款应作相应扣减。关于吴凡的责任。首先,关于叶加彬提供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复印件给邓泳雄的行为,能否构成吴凡免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规定，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债务属于欠债人个人债务的，债务人配偶免于承担清偿责任。在本案中，上述离婚证所反映的叶加彬、吴凡离婚时间为2012年3月12日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叶加彬与邓泳雄双方对该离婚证的交付时间存在争议，叶加彬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佐证该离婚证是在债务形成时交付，不足以断定叶加彬在借款时曾明确表明其系单身、债务是其个人债务及邓泳雄明确知道并同意该债务是叶加彬的个人债务，加上双方并无达成叶加彬给邓泳雄提供离婚证视为双方约定本案债务是叶加彬个人债务一致意见，此外《借款合同书》也并无载明涉案借款为叶加彬个人债务的内容，故吴凡不能据此对抗邓泳雄的请求。由于本案债务形成于叶加彬与吴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叶加彬、吴凡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叶加彬与邓泳雄明确约定本案债务是叶加彬的个人债务，叶加彬、吴凡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二人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此外，在本案中亦没有证据显示叶加彬所借债务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本案债务应属叶加彬与吴凡的夫妻共同债务，吴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古文杰的责任。古文杰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该知道其在《借款合同书》作为担保人签名的意义及可能承担的风险，其在《借款合同书》签名自愿为叶加彬借款提供保证，依法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故依法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由于涉案借款并未约定还款日期，邓泳雄在起诉叶加彬还款的同时请求古文杰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古文杰抗辩本案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邓泳雄诉请古文杰对叶加彬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古文杰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叶加彬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叶加彬、吴凡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泳雄偿还借款241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按月利率2%，其中2014年4月30日至6月15日期间以200000元为本金、6月16日至8月14日期间以300000元为本金、8月15日至8月26日期间以450000元为本金、8月27日至9月16日期间以429000元为本金、9月17日至9月26日期间以422000元为本金、9月27日以415000元为本金、9月28日至9月29日期间以401000元为本金、9月30日至10月12日期间以451000元为本金、10月13日以448000元为本金、10月14日以441000元为本金、10月15日至11月19日期间以434000元为本金、11月20日至11月27日期间以416500元为本金、11月28日至12月3日期间以409500元为本金、12月4日至2015年1月15日期间以392000元为本金、1月16日至2月15日期间以332500元为本金、2月16日至4月16日期间以322500元为本金、4月17日至5月10日期间以302500元为本金、5月11日至6月14日期间以292500元为本金、6月15日至7月12日期间以286000元为本金、7月13日至9月13日期间以256000元为本金、9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以241000元为本金计；叶加彬已支付的部分利息13500元应予扣减）；二、古文杰对叶加彬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邓泳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叶加彬、古文杰、吴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870元，保全费2020元，公告费260元，合共14150元，由邓泳雄负担7195元，叶加彬、古文杰、吴凡共同负担6955元。二审期间，叶加彬围绕上诉请求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邓泳雄于2009年9月9日与梁秀玲登记结婚，并于2016年2月24日登记离婚。由此可见，古文杰于2014年11月12日向梁秀玲转账的24500元，即是应邓泳雄要求转账用以偿还本案借款。2、微信号×××，昵称大雄的微信号信息及头像照片，证明该微信号的使用者为邓泳雄。3、公证书，证明关锦屏于2016年4月13日向邓泳雄转账15000元以及2016年8月22日向邓泳雄转账10000元，是关锦屏受古文杰委托替叶加彬偿还借款给邓泳雄的。邓泳雄确认微信号×××（昵称大雄）的使用者为其本人，2014年11月12日古文杰向梁秀玲转账24500元，关锦屏于2016年4月13日向邓泳雄转账15000元、于2016年8月22日向邓泳雄转账10000元。古文杰对叶加彬提供的证据并无意见。古文杰在诉讼中提供其与邓泳雄聊天记录证实邓泳雄向其提供账号并催款的事实。邓泳雄确认该微信账号是其本人的账号及与古文杰聊天记录的内容。叶加彬对古文杰提供的证据并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叶加彬和古文杰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邓泳雄确认微信号×××（昵称大雄）的使用者为其本人，从邓泳雄与叶加彬、古文杰的聊天记录显示邓泳雄向叶加彬提供梁秀玲银行账户并确认收到转款24500元及邓泳雄曾向古文杰催款、古文杰承诺先转款15000元，上述证据可以与叶加彬提供的转款记录相互印证，古文杰亦确认2014年11月12日向梁秀玲转账的24500元的款项是受叶加彬委托向邓泳雄偿还借款，关锦屏确认其于2016年4月13日、2016年8月22日分别向邓泳雄转账15000元和10000元是受其儿子古文杰的委托转账给邓泳雄，古文杰确认关锦屏转账的25000元是委托其母亲关锦屏转账给邓泳雄，该款项是受叶加彬委托转账给邓泳雄。邓泳雄在二审中称不认识关锦屏，亦对上述关锦屏所转账的款项是何款项无法解释清楚，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与银行流水记录，可认定叶加彬所主张的其委托古文杰转款24500元至邓泳雄指定的梁秀玲账户及关锦屏受古文杰委托转款25000元给邓泳雄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另查明：梁秀玲与邓泳雄于2009年9月9日登记为夫妻，并于2016年2月24日离婚。二审中邓泳雄确认微信号×××（昵称大雄）的使用者为其本人，2014年11月12日古文杰向梁秀玲转账24500元，关锦屏分别于2016年4月13日转账15000元、2016年8月22日转账10000元给邓泳雄。古文杰于2014年11月12日转账24500元的款项是叶加彬委托古文杰转账至邓泳雄指定的梁秀玲账户，古文杰委托关锦屏转账至邓泳雄账户的25000元是代叶加彬偿还给邓泳雄。叶加彬主张2014年11月12日转账24500元款项中有19998元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利息，关锦屏转账的25000元有13055元是偿还本案的借款利息。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叶加彬向邓泳雄借款的金额及尚欠借款本息金额是多少；2、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叶加彬与吴凡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叶加彬上诉主张其仅向邓泳雄借款的本金为352000元而并非借据中载明的500000元，邓泳雄并未交付其余148000元借款，明显该148000元是邓泳雄在出借款项给叶加彬时扣除当月7%的利息和5%的手续费。对此，本院认为，叶加彬与邓泳雄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书》、《收据》中载明叶加彬于2014年4月30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叶加彬向邓泳雄借款65000元，邓泳雄确认实际出借金额为500000元，并提供了银行流水、收款收据及《承诺委托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叶加彬抗辩仅收到352000元，但对于其在仅收到352000元借款本金后却在时隔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次确认收到邓泳雄借款本金为500000元，对此叶加彬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叶加彬在二审中称邓泳雄在借款本金中预先扣除7%的利息和5%的手续费，但对于该抗辩意见叶加彬在一审中并未提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或提供相反证据推翻邓泳雄所举证据，故叶加彬上述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叶加彬向邓泳雄借款的金额为50000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还款金额。叶加彬主张其于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14日期间通过银行转款已偿还本金共352000元，另外其委托古文杰转账给邓泳雄指定的梁秀玲账户的24500元中有19998元是偿还本案的利息，关锦屏转款给邓泳雄25000元中有13055元是支付本案的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叶加彬虽然在2014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14日期间转款352000元给邓泳雄，但邓泳雄在2014年11月28日退款93000元给叶加彬，叶加彬主张与本案无关但又不能解释该笔款项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邓泳雄亦未主张该款项是属于双方之间新发生的借款，故一审法院在叶加彬还款的352000元中扣除该93000元款项并认定叶加彬尚欠邓泳雄借款241000元本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邓泳雄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抗辩是叶加彬支付货款而并非偿还本案借款并无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叶加彬于2015年6月15日转账还款金额20000元中有13500元是支付本案利息应做相应扣减并无异议，亦无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叶加彬主张的偿还本案借款利息的两笔款项的问题。叶加彬主张其委托古文杰转账24500元至邓泳雄指定的梁秀玲账户，上述款项有19998元是偿还本案的利息；关锦屏受古文杰之托转账合计25000元至邓泳雄账户，是叶加彬委托古文杰偿还涉案借款的款项，其中有13055元是偿还本案借款利息，结合邓泳雄与叶加彬、古文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邓泳雄在二审期间确认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叶加彬的上述主张可信，本院予以支持。上述两笔款项中叶加彬偿还本案借款利息合计33053元（19998元＋13055＝33053元），再加上一审法院已确认的叶加彬已支付利息13500元，总共46553元应在计算利息时予以扣减。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在没有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情况下，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符合两种情形，一种是债务人的配偶有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另一种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如不属于该二种情形之一的，债权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对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涉案《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均无吴凡的签名确认，吴凡事后对涉案借款也不予追认，除涉案借款外在不到一年时间叶加彬还同时向邓泳雄借款高达40多万元，明显超出普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不符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的特征。诉讼中，邓泳雄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叶加彬与吴凡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吴凡上诉主张涉案借款不属于叶加彬与吴凡的夫妻共同债务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叶加彬与吴凡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二、叶加彬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泳雄偿还借款241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按月利率2%，其中2014年4月30日至6月15日期间以200000元为本金、6月16日至8月14日期间以300000元为本金、8月15日至8月26日期间以450000元为本金、8月27日至9月16日期间以429000元为本金、9月17日至9月26日期间以422000元为本金、9月27日以415000元为本金、9月28日至9月29日期间以401000元为本金、9月30日至10月12日期间以451000元为本金、10月13日以448000元为本金、10月14日以441000元为本金、10月15日至11月19日期间以434000元为本金、11月20日至11月27日期间以416500元为本金、11月28日至12月3日期间以409500元为本金、12月4日至2015年1月15日期间以392000元为本金、1月16日至2月15日期间以332500元为本金、2月16日至4月16日期间以322500元为本金、4月17日至5月10日期间以302500元为本金、5月11日至6月14日期间以292500元为本金、6月15日至7月12日期间以286000元为本金、7月13日至9月13日期间以256000元为本金、9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以241000元为本金计；叶加彬已支付的部分利息46553元应予扣减）；三、原审被告古文杰对叶加彬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被上诉人邓泳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叶加彬、古文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870元，保全费2020元，公告费260元，合共14150元，由邓泳雄负担7195元，叶加彬、古文杰共同负担69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35元，由叶加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秉锋审判员  李 海审判员  张萍辉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吴飞凡书记员胡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