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二法民四初第181号原告：廖贵，男，1952年1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代理人：王魏，广东约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伟明，广东约克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告：吴享芳，男，1952年12月27日，台湾地区居民，B）。委托代理人：王立荣，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日鹏，男，汉族，1967年1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原告廖贵诉廖椿名、被告吴享芳、方日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被告吴享芳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就前述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及同年8月17日组织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做调查，并作出（2015）东二法民四初字第18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吴享芳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述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审理本案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廖椿名的起诉，本院作出（2015）东二法民四初字第18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的前述撤诉申请，就原告诉被告吴享芳、方日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4日、2017年4月18日组织证据交换，于2017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于2017年6月26日组织调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魏、被告吴享芳的委托代理人王立荣到庭参加了前述证据交换、庭审及调查，被告方日鹏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吴享芳与原告合伙投资经营企业。后原告退伙，被告吴享芳应向原告支付退伙款，但被告吴享芳一直没有支付退伙款。经原告一再催款，被告吴享芳于2013年6月28日以书面形式确认，被告吴享芳如在2013年7月1日前未能向原告提供已支付关于拆伙退伙款文件的，则应向原告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东莞市厚街立得缝纫设备经营部（下称立得经营部）为被告吴享芳的前述债务提供担保。约定期间届满后，被告吴享芳没有向原告提供其已支付退伙款的相关文件。原告遂书面通知被告吴享芳于2013年7月5日前向原告支付退伙款，并以快递方式邮寄该通知给被告吴享芳。被告吴享芳一直没有履行付款义务，立得经营部也没有履行担保责任。经查询得知，立得经营部是已注销的个体工商户，被告方日鹏是立得经营部的经营者。被告方日鹏隐瞒立得经营部已注销的事实在协议书上加盖立得经营部的印章为被告吴享芳的前述债务提供担保，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吴享芳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00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退伙款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6月3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为人民币363875元)；2.被告方日鹏对被告吴享芳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提交的证据有：原告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境外人员住宿登记信息、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申请书、个体户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013年6月28日的协议书、存证函复印件、快递单存根、核证副本复印件、证明（无抬头）复印件。被告吴享芳辩称：原告与被告吴享芳从未有合伙关系，故被告吴享芳不应向原告支付退伙款及逾期付款利息。2013年6月28日签订协议书时，廖椿名在场，知晓该协议书签订的情况。廖椿名是台湾地区居民，与被告吴享芳认识，与被告吴享芳是普通朋友关系。此外，廖椿名与被告吴享芳经营企业的一名工作人员认识。被告吴享芳不清楚廖椿名与原告的关系。被告吴享芳提交的证据有：立案申请书、照片、文件（无抬头）。被告方日鹏没有答辩，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本院查明：2013年6月28日，原告与被告吴享芳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被告吴享芳保证确实有“于拆伙时”和原告“签订双方协议内容文及”，因事隔十多年一时未能立即找出“双方协议内容的文件”，请原告宽限至2013年7月1日14时前让被告吴享芳寻找“该份文件”；被告吴享芳在约定时间内未能寻找到“该份文件”的，必须无条件承担当时与原告协商的“退股金”人民币3000000元；如被告吴享芳在约定时间内能提供出“当事人双方同意之协议内容文及所有从合伙到终止的一切相关账单”，经原告核实后确认“事实”与被告吴享芳无关，则原告与被告吴享芳不再追究此事；如被告吴享芳无法找到“协议文及所有账单”的，则原告与被告吴享芳须协商处理人民币3000000元。关于原告有无胁迫被告吴享芳签署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的查明。被告吴享芳主张原告胁迫其签署该协议书。原告否认被告吴享芳该主张。其一，被告吴享芳为证明其前述主张提交了照片，并主张该照片反映的是原告于2013年6月28日带人站在被告吴享芳实际控制经营的“东莞市冠良针车有限公司”（下称冠良公司）大门对面饮食店的情况。原告确认该照片属实，确认拍照的地点，但否认拍照的时间是2013年6月28日，否认与照片中原告身旁的两名男子相识，否认曾带该两名男子找被告吴享芳，并主张该照片反映的情况是原告站在冠良公司大门对面的饮食店等被告吴享芳。该照片的内容不能证实原告于2013年6月28日胁迫被告吴享芳签署该协议书。其二，被告吴享芳为证明其前述主张提交了立案申请书，主张其于2013年8月14日交付立案申请书给公安机关、没有与公安机关形成交接立案申请书的凭证、公安机关对此口头回复不予立案，并主张其曾于2013年7月12日及同年7月23日两次就原告胁迫其签署该协议书的事宜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未出具报警回执及未处理其报警事项。即使前述被告吴享芳关于其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主张属实，由于被告吴享芳就其主张的原告胁迫其签署该协议书事宜报警的最早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该时间距离被告吴享芳签订该协议书的时间2013年6月28日有十余天且距离该协议书所列被告吴享芳履行交付相关文件义务的期限（即2013年7月1日）亦有十余天，即被告吴享芳就其主张的原告胁迫其签署该协议书事宜报警的时间不在合理时间的范围，故不能据此证实原告胁迫被告吴享芳签署该协议书。其三。该协议书落款有“担保人廖椿名先生签名：”栏，该栏有廖某的署名。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均主张廖椿名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书上署名。被告吴享芳自认与廖椿名相识。其四，被告吴享芳主张原告胁迫其签署该协议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吴享芳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吴享芳不能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该主张的证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告吴享芳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原告没有胁迫被告吴享芳签订2013年6月28日的协议书。关于原告与被告吴享芳有无合伙关系的查明。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吴享芳于1991年至1992年期间在广东省××街镇合伙经营代销缝纫机的业务，没有就该合伙注册成立企业；被告吴享芳管理合伙的财务，原告于1997年或1998年发现合伙账目混乱而提出退伙；被告吴享芳开始不同意原告退伙，后在其亲属案外人陈满雄（陈满雄介绍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合伙）的劝说下同意原告退伙；陈满雄让原告将有关合伙的财务资料及原告、被告吴享芳第一次签订的协议书（下称第一份协议书）交给陈满雄，由陈满雄帮忙处理被告吴享芳尽快向原告付清退伙款的事宜；原告将前述资料交陈满雄后，陈满雄没有给原告任何答复；2013年6月，原告去被告吴享芳在广东省××街镇经营的冠良公司找被告吴享芳催款；被告吴享芳表示其已按第一份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付清了退伙款，并承诺于2013年7月1日14时前提供第一份协议书、合伙期间的所有财物资料、原告已收取第一份协议书所列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的凭证给原告，否则向原告支付第一份协议书所列的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因此第二次签订了协议书（即2013年6月28日的协议书）。被告吴享芳否认与原告有合伙关系。由于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在2013年6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关于“拆伙”、被告吴享芳必须无条件向原告承担“当时所协商的人民币3000000元退股金”、“所有从合伙到终止的一切相关账单”的记载，故原告提交的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已足以证实原告与被告吴享芳曾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曾从该合伙关系中退伙、被告吴享芳与原告于2013年6月28日前曾约定原告就退伙可获得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关于被告吴享芳有否按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履行交付相关资料义务的查明。被告吴享芳提交一份无抬头的文件，主张该文件是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中约定的其应于2013年7月1日14时前交付给原告的所有文件、其已于2013年7月1日下午14时至15时将该文件的传真件交原告核看。原告确认其于2013年7月底在被告吴享芳处看过该文件，但主张该文件不是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中约定的被告吴享芳应向其交付的文件。原告与被告吴享芳确认双方及案外人陈满雄作为见证人于1999年7月签订该份文件。该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有：“决定新台币3500000元解决”，“用存货抵是以成本计价”；“香港、长安的货全部交清给立大公司”；新台币3500000元“以存货各种类型分担抵清7月31日香港长安的货”；原告“已借款人民币100000元、港币30000元从新台币3500000元中扣除”等。其一，被告吴享芳主张：被告吴享芳是在台湾地区注册成立的“立大公司”的总经理，原告是“立大公司”的员工、为“立大公司”工作十余年；该文件中提及的新台币3500000元是“立大公司”为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约定支付给原告的“遣散费和补偿”；原告曾负责“立大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的业务，因此掌握了“立大公司”货值约新台币6000000元的货物，不肯将前述货物交还“立大公司”；原告与被告吴享芳签订该文件旨在以物抵债，即用“立大公司”保管于原告处的等值货物抵“立大公司”应付原告的“遣散费和补偿”新台币3500000元；原告曾收回“立大公司”客户支付给“立大公司”的货款人民币100000元及港币30000元未交回“立大公司”，该文件约定前述原告已收回的货款冲抵“立大公司”应付原告的“遣散费和补偿”新台币3500000元。原告否认其与“立大公司”存有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吴享芳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原告与“立大公司”存有劳动合同关系。其二，对该文件，原告主张：“立大公司”曾租用原告的亲属沈德岐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广东省××长安镇的仓库存放货物，因此欠付沈德岐租金；该文件所涉的新台币3500000元是“立大公司”应付沈德岐的租金；原告在该文件中代表沈德岐协商租金新台币3500000元如何支付的问题，具体是用“立大公司”存放在沈德岐仓库的等值货物抵“立大公司”应付沈德岐的租金新台币3500000元；后因“立大公司”设法取回了存放于沈德岐仓库中的全部货物，该文件约定的以物抵债没有实际履行；沈德岐已于2000年9月去世。被告吴享芳否认原告的前述主张，并主张：“立大公司”确有租用原告亲属的仓库，但已付清了租金；该文件所涉的新台币3500000元不是原告主张的租金。被告吴享芳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立大公司”曾支付其与原告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项下的租金。其三，被告吴享芳主张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所涉的人民币3000000元是其没有找到该文件的违约责任，但被告吴享芳未能合理解释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所涉的人民币3000000元与该文件所涉的新台币3500000元差额大的原因。其四，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已明确列明人民币3000000元是“退股金”，明确列明被告吴享芳在约定时间内应提供的是“当时双方同意之协议内容文，及所有合伙到终止的一切相关账单”，即使被告吴享芳对该文件所涉新台币3500000元性质的主张属实，该文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款项性质上均不符合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在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中约定的被告吴享芳应交付相关资料的要求。综上，被告吴享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按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履行交付相关资料的义务。关于被告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是否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项下担保人的查明。该协议书加盖有立得经营部名称字样的印章。原告主张被告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是该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其一，立得经营部是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的经营者是被告方日鹏，已于2009年11月5日注销，其登记的注销原因为经营不善。立得经营部注销的时间早于该协议书签订时间3余年。其二，原告主张立得经营部名称字样的印章是被告吴享芳加盖的。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均确认被告方日鹏于签订该协议书时未在场。被告方日鹏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署名。其三，该协议书的主文没有任何关于立得经营部是该协议书项下担保人的记载。该协议书的落款有“担保人廖椿名先生签名”栏，该处落款没有任何关于立得经营部是该协议书项下担保人的记载。其四，该协议书的落款有“乙方吴享芳先生签名：”栏，被告吴享芳在该栏后署名。该栏下方打印了“（立大/立得公司）”的字样，立得经营部字样的印章即加盖在前述字样上。综上，被告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不是该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在庭审中约定适用大陆的法律解决争议。以上事实，有前述证据及原告、被告吴享芳的陈述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主从合同法律关系。主合同关系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吴享芳之间的合伙协议关系，由于原告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及被告吴享芳是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主合同关系纠纷为涉港、台合伙协议纠纷。原告与被告吴享芳约定适用大陆的法律解决主合同关系所涉争议，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主合同关系纠纷应适用大陆的法律。从合同关系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方日鹏或被告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由于原告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从合同关系纠纷为涉港保证合同关系纠纷。原告与被告方日鹏没有约定解决前述从合同关系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案涉从合同关系纠纷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由于2013年6月28日的协议书签订于内地，被告方日鹏的住所地位于内地，故内地是与案涉从合同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地，案涉从合同纠纷应适用内地的法律。本院已查明原告与被告吴享芳曾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曾从该合伙关系中退伙、被告吴享芳与原告于2013年6月28日前曾约定原告就退伙可获得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在2013年6月28日的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吴享芳在限期未向原告交付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应向原告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本院已查明被告吴享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按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履行交付相关资料的义务，被告吴享芳未向原告支付前述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吴享芳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以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前述退伙款之日止），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吴享芳在2013年6月28日的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吴享芳在2013年7月1日14时未向原告交付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应向原告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原告起诉主张其曾通知被告吴享芳于2013年7月5日前支付前述退伙款，故原告主张被告吴享芳从2013年7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吴享芳应从2013年7月6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原告以被告方日鹏登记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立得经营部是2013年6月28日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为由，主张被告方日鹏对被告吴享芳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于本院已查明被告方日鹏登记经营的立得经营部不是该协议书项下的担保人，原告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对原告的前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享芳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退伙款人民币300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00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7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退伙款之日止)给原告廖贵；二、驳回原告廖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3711元，由被告吴享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廖贵、被告吴享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审 判 长  陈 莹审 判 员  吴振滨人民陪审员  李子聪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书 记 员  董亚茹谢淑慧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５２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