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7行终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文杰，男，199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秦峰乡占村村下朱001号，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378号。 法定代表人龚淑娟，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健，代市长。 上诉人徐文杰与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义乌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782行初19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9日，原告徐文杰在乐购北苑分公司购买了3盒西洋参片、1盒鹿茸片。2017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举报，认为所购买的西洋参片、盒鹿茸片的商品标注有功能与主治、用法用量等内容，属于药品，且乐购北苑分公司无《药品经营许可证》，要求退一赔三。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接到原告举报后，对乐购北苑分公司销售的鹿茸片、冬虫夏草的索证备证情况进行检查。经调查，举报所涉西洋参片、鹿茸片为中药饮片，可以标注功效与主治，用法与用量，商品合格无违法事实。根据国食药监市[2006]78号文件的规定，普通商业企业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产品，均不需要领取《药品经营许可证》。故认定乐购北苑分公司不属于无证销售，不予立案。2017年8月2日，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作出义市监管举复函字[2017]63950号举报回复函并书面告知原告处理结果。原告不服，于2017年8月8日向被告义乌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义乌市政府于同日依法予以受理，并于2017年10月2日作出义政复决字〔2017〕第25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就原告的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另，经原审法院向被告核实并经查证，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原告徐文杰与徐文强两兄弟向被告提起的类似本案的举报有六十余起，针对被告的答复，已有14件提起了行政复议，有25件提起了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对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情形作了界定，该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情形。本案中，对原告徐文杰的投诉，被告义乌市场监管局根据其职责，已依法作出处理并告知原告徐文杰相应的处理结果，已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同时，经原审法院核实，原告徐文杰在短时间内购买了大量的各类商品，并向被告进行投诉，继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其并不能合理解释购买商品的用途，其投诉或者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目的是基于向被告施加压力，加重对第三人的处罚，动机不纯。原告徐文杰的行为完全符合“职业打假人”的特征。原告徐文杰与被告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不具利害关系，其不具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另，原告徐文杰明知提起该案诉讼应将商家列为第三人，原审法院在立案审查时也书面告知原告补正将商家列为第三人，在案件审查期间，也向原告释明申请追加商家为第三人，并提供商家的企业信息，但原告均予以拒绝或不提供，其主观恶意明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文杰的起诉。 上诉人徐文杰上诉称：一、上海嘉定乐购生活购物有限公司北苑分公司存在违法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已证明涉案鹿茸片、冬虫夏草为中药饮品的事实，而《关于非药品柜台销售以滋补保健类中药材为内容物的包装礼盒商品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中适用的主体为“中药材”，并非涉案“中药饮品”，上海嘉定乐购生活购物有限公司北苑分公司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即经营中药饮品已构成非法经营药品的行为，故被上诉人辩称的“第三人无违法行为，不予立案”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二、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了拒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是被上诉人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在接到上诉人的投诉举报后，应当依法进行查处，并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处罚。被上诉人虽已调查，也对涉案鹿茸片、冬虫夏草定性为中药饮品，但其未依法进行查处的行为已构成了拒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三、上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1.因上诉人在第三人处购买了涉案产品，根据其包装上的标注，并不是滋补保健品，其以中药饮品冒充滋补品销售的经营行为直接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二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相对于具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言的。所谓与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包含以下几个含义：一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二是与行政主体行使国家行政职权有关的行政行为，或者说行政主体的行为属于一种行政管理活动性质（即使是一种越权的行为）；三是该行为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形成了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四是该行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既应当包括形式（或程序）上的利害关系，也应当包括内容（或实体）上的利害关系。所谓形式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在外在形式上已明显与相对人形成了权利义务关系。所谓内容上的利害关系，是指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外在形式上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但实质上却直接涉及和影响了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指原告所主张的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利以外的利益。据此，本案上诉人享有的权益包括《宪法》赋予的检举权、监督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的知情权，以及基于与销售单位之间形成的消费者权益纠纷而产生的利益关系。3.依据201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77号指导案例“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一案已明确：举报人就其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与行政机关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而行政机关对与举报人有利害关系的举报仅作出告知性答复，未按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举报，不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和处罚，而是以适用主体为中药材的文件来回复，不依法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只是作出告知性答复，所以原告对被告的举报处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四、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在一审法院成了一纸空文。法发（2007）1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要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大相对人诉权的保护力度，依法受理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与人身权、财产权密切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权利的行政案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发（2009）54号《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仅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也要顺应权利保障的需要，依法保护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与人身权、财产权密切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权利。所谓社会权利，属于公民权利的一种，主要指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那部分公民权利，其中包括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和监督权与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列司法性文件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他经济、社会权利的行政案件，特别是本案基于生活消费权益保护产生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一审裁定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上列司法性文件的规定相悖。综上，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辩称：一、我局作出义市监管举复函字（2017）63950号举报回复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具体内容同一审答辩状。二、我局根据其投诉举报请求，作出处理意见并答复，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满足其投诉举报诉求，投诉举报要求答复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损失。三、我局认为上诉人与我局作出的投诉举报答复不具有利害关系。截止本案答辩之时，经调查统计，上诉人与其哥哥徐文强两人（以下简称徐二人）从2017年3月底起至2018年2月2日止，陆续向我局提起至少88件投诉举报申请，投诉商品涵盖红糖、葡萄酒、玛卡精品酒、西洋参、燕窝、乳钙等，其中上诉人提起18件（16件提起时间在本案一审立案之前）；同时，从2017年7月起至本案答复之日止，徐二人就我局作出的投诉举报回复不服，提起68件行政复议申请，其中上诉人提起4件（时间跨度为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此外，徐二人不服我局作出的举报投诉答复，及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又陆续向义乌市人法院提起28件行政诉讼，其中上诉人提起3件（时间跨度为2017年9月至2017年10月）。我局认为上诉人与我局作出的举报回复答复不具有利害关系，具体理由如下：上诉人提起大量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真实目的想为被投诉举报人施加负担，要求我局加大对第三人的处罚，但现行法律、法规等并未规定或赋予原告有为第三人施加负担的请求权。上诉人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此，不承认其诉讼资格，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申请人的行为显然已超出了正常消费者理性购物消费的行为边界，其行为并非以消费为目的，而是通过复议、诉讼向行政机关施加压力，变向让被投诉举报人妥协，实现其牟利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申请人不是真正的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其值得法律保护的消费合法权益并不存在，谈何“损害”。本局作出的举报回复函，仅系对涉案举报事项所作处理情况的客观记载和事项的告知，并未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上诉人的权益义务不产生行政法上的直接实际影响。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只能满足当事人有效的行政和司法需求。原告的申请行为和诉讼行为，已经使行政和司法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有所失衡。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制度本旨，在申请——答复——复议——诉讼的程序中被异化。其行为已经背离了权利行使的本旨，超越了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界限。纵观本案及相关的一系列案件，无论是原告提起举报投诉，行政复议申请，还是提起行政诉讼，均构成了明显的权利滥用。综上，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侵犯，其与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无权提起诉讼，不具有原告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求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被上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材料。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所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目的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但应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接受法律及其内在价值的合理规制。经核查，在2017年、2018年期间，上诉人徐文杰与其兄弟徐文强在金华县范围内向各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大量的涉及酒、红糖、燕窝等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举报。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提起行政复议的案件达到50件以上，向金华县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近30件。上诉人徐文杰及其兄弟徐文强在金华范围内多次购买同种类或相类似的商品并提出众多的投诉举报，并提出要求商家赔偿、退一赔十等请求，进而提出大量的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其行为已超出了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合理范畴，超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边界，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已构成对权利的滥用。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管局提出上诉人徐文杰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徐文杰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以徐文杰与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涉案处理决定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规定，原审法院对涉案复议决定一并驳回亦无不当。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单晓剑 审 判 员 杨建进 审 判 员 钟雪丹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叶红莉 ?*ArabicDash?-8-? ?*ArabicDas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