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9民初7号原告（反诉被告）：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德市桃源县。法定代表人：丁德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林，男，汉族，1974年2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该公司总经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湖南大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反诉原告）：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益阳市资阳区。法定代表人：张佑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骞，湖南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代表人：李世林，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原告（反诉被告）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钦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艇公司）、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华印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2016）湘09民初122号民事判决，国钦公司、游艇公司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作出（2017）湘民终5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国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林、陈清，被告（反诉原告）游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普华印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钦公司诉称：2014年8月1日，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签订了《纺织品销售合同》，国钦公司向游艇公司购买纺织品，合同约定了纺织品的品种、数量、质量、货款结算方式等，国钦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8月1日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88万元至游艇公司账户，于同年8月4日委托杨水莲分两次汇款76万元至游艇公司银行账户，共计支付货款164万元。游艇公司收到货款后拒不提供纺织品，也不退还货款，国钦公司不能产生该货款的预期利润80万元，造成了国钦公司的损失。请求判令：1、解除2014年8月1日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2、由游艇公司返还货款164万元，并支付自收到货款之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226320元（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止；3、由游艇公司支付因违约给国钦公司造成的预期利益损失80万元（以评估为准）；4、由游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游艇公司答辩称：1、国钦公司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在2014年7月30日签订了第一份销售合同，并于7月31日支付45万元货款给游艇公司，之后国钦公司提货30吨。由于涉及到购买纺织品的产品质量、供货责任、税收问题。2014年8月1日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普华印染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之后国钦公司又支付了119万元货款，共计支付货款164万元。提货80.875吨，单价为23970元/吨。国钦公司要求游艇公司返还货款164万元没有事实依据。2、涉案销售合同的不履行是因为国钦公司没有及时支付剩余货款，导致货物没有及时从仓库内提出。由此给游艇公司造成了损失，国钦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国钦公司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游艇公司反诉称：2014年7月30日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约定国钦公司以400万元的总价购买游艇公司的纺织品317.55吨。2014年8月1日，双方就上述合同进行了完善，增加本诉被告普华印染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三方共同签订了《纺织品销售合同》。在2014年7月31日至2014年8月5日期间，国钦公司仅支付了164万元货款，从游艇公司储存在普华印染公司的大通湖仓库提走三车共计80.875吨32S/2D的棉纱，之后不再支付货款。2014年11月18日益阳市普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华纺织公司）被湖南省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通湖法院）裁定破产清算，普华印染公司大通湖仓库被大通湖法院指定的普华纺织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接管。游艇公司就储存的纺织品向法院起诉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要求取回，诉讼期间，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连同游艇公司的纺织品一并拍卖出售。2016年2月3日，游艇公司存储的212.225吨纺织品仅取回实际款项72万元。目前，国钦公司提走的80.875吨货物，根据国钦公司提供的证据，单价为每吨23970元，货物总价值为1938573.75元，国钦公司欠付298573.75元（80.875吨×23970元/吨－164万元＝298573.75元）。合同签订后，国钦公司不及时提货，导致存储在大通湖仓库的纺织品被法院接管并拍卖，游艇公司仅以每吨3392.6元的价格取回，如果国钦公司在支付164万元后按照合同约定，将400万元付足并提走货物，游艇公司能够得到236万元（400万元-164万元=236万元），现游艇公司仅获得72万元，差额164万元（236-72=164万元）为游艇公司的损失，游艇公司要求国钦公司承担该损失。请求判令：1、国钦公司支付货款298573.75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8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赔偿游艇公司损失164万元；3、反诉费用由国钦公司承担。国钦公司答辩称：游艇公司主张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1、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在2014年8月1日重新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之后已经作废。该两份合同签订后，国钦公司向游艇公司共计付款164万元，但是游艇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发货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除应当返还货款外，还应当赔偿损失及支付利息。2、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已明确货物的品种、数量、总价，因此，双方货物的单价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依据双方约定的价格进行，而不是游艇公司所主张的23970元。3、国钦公司在另案调解中，因放弃权益而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游艇公司自行承担。4、并不是国钦公司不提货，而是游艇公司不发货。国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4年8月1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1份。证明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约定交易货物的型号、数量及总价。证据2、银行付款凭证4张。证明国钦公司共计向游艇公司支付了货款164万元。证据3、普华纺织公司账目单1份、《2014产品及原料销售明细》2张、《产品出库通知单》11张。证明11张《产品出库通知单》总数量与《2014产品及原料销售明细》相对应，国钦公司与普华纺织公司在2014年6月30日-2014年8月5日共发生11笔交易，普华纺织公司共计发货303.175吨32S/2D、OE10S棉纱给国钦公司。游艇公司提供的3张《产品出库通知单》有编号为0002309和0002311在11张《产品出库通知单》中，但编号0002316《产品出库通知单》不在其中。游艇公司用以证明已发货80.875吨32S/2D棉纱的3张《产品出库通知单》并非是合同约定的供货方普华印染公司的发货凭证，而是普华纺织公司发货给国钦公司的发货凭证，并且其中编号0002316《产品出库通知单》其来源不实。证据4、李学东书面证词。证明普华纺织公司发货的程序是先经销售科长出具《产品出库通知单》签字确认后通知仓库备货，仓管员李学东备好货后再经销售专员闵桂华签字后开具《物资起运通知单》，再由承运人在《物资起运通知单》上签字然后才发出。为了规避承运风险，承运人的签字是必经程序，承运人必须在该单据上签字货物才能出库，且该单随承运人一起随货同行。证据5、《物资起运通知单》11张、《国钦公司入库单》10张。证明普华纺织公司的《物资起运通知单》与《产品出库通知单》、《国钦公司入库单》一一对应，共计发货303.175吨。该单据中并没有游艇公司提供的编号为0002316出库通知单，而杨立军作为承运人签字的《物资起运通知单》对应的32S/2D棉纱的吨数是29.925吨，与游艇公司提供的杨立军承运的棉纱重量不符。刘军和杨立军作为承运人在《物资起运通知单》上签名的共有四批货物，共计119.925吨。证据6、刘军、屠泽君《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游艇公司提交的3张《产品出库通知单》上的签名并非是刘军、杨立军本人的签名；刘军和杨立军分别开湘X、湘X货车承运该批货物，两人均供述运送了四批货，而不是游艇公司主张的三批共计80.875吨货；承运人均不知道该批次货物隶属哪家公司，是哪笔交易，只知道应当送往何处。证据7、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益阳中院）在中国工商银行益阳银城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调取的《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仓库租赁协议》、加盖湖南星沙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沙公司）公章的《质物清单》、《星沙公司监管区域图》各1份、工商银行还贷记录。证明普华印染公司将500吨棉纱质押给工商银行获取贷款，该批棉纱中有32S/2D棉纱，该批货物存放在大通湖1-5号仓库。普华印染公司清偿完贷款的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证据8、加盖长沙豪捷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捷公司）公章的《质物清单》及附件。证明游艇公司将1000多吨货物质押给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长沙银行），质物清单中显示，该批质物中没有32S/2D棉纱，且该批货物全部存放在大通湖仓库7、8、9、10号仓库；编号为20140509-001质押清单中关于棉纱的型号与数量与《纺织品销售合同》约定的棉纱的型号与数量完全一致，因此，《纺织品销售合同》的签订是基于游艇公司质押给长沙银行现有的棉纱型号和总量。既然该批质押物中都没有32S/2D的棉纱，那又如何能交付80.875吨32S/2D棉纱。证据9、《仓库租赁合同》1份。证明游艇公司租赁普华纺织公司的仓库为7-10号仓库，质押给长沙银行的质押物全部在这几个仓库中。证据10、《提货申请书》1份、《提货通知书》2份、《大通湖仓库出库单》1份、过磅单10张。证明游艇公司已经质押给长沙银行的货物若要出库要经过严格的出厂程序，出厂前必然有经出货方、监管方和接收方共同盖章签字的仓库出货单，货物出厂时会过磅，过磅后要有参与过磅人员与监管公司盖章签字。而游艇公司声称发出的80.875吨32S/2D棉纱，虽提供了《提货申请书》《提货通知书》，不能提供经三方签字盖章的仓库出货单。游艇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只能证实游艇公司发出了提货申请，不能证实其已经发货。证据11、加盖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公章的《通知书》《补充通知书》各1份。证明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于2015年10月10日就普华纺织公司从2014年6月30日至8月5日发给国钦公司的棉纱主张债权。该批货物与游艇公司无关联，是普华纺织公司与国钦公司发生的交易，早就计入普华纺织公司的账目。证据12、国钦公司与普华印染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1份、《国钦公司2014年往来明细表》2张、农业银行转账记录3张。证明早在2014年2月20日，国钦公司就与普华印染公司发生了交易，普华印染公司向国钦公司购买700吨坯布，而国钦公司从2014年3月13日至7月11日共计发货216.148吨给普华印染公司，货款达600多万未支付。普华纺织公司在破产时为支付工资向国钦公司分三次共计借款165万元支付员工工资，上述两个公司虽为不同的主体，但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均对国钦公司负有债务。这也是普华纺织公司与国钦公司发生303.175吨交易往来的背景。证据13、文玉华的《询问笔录》。证明文玉华供述，普华纺织公司确实将货拖到了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张佑军及长沙银行无关；文玉华解释了2D、2C的概念，实际上存在有2C的棉纱。证据14、《纺织材料性能及识别》书中复印的部分资料及阿里巴巴截屏记录。证明游艇公司声称，根本不存在2C概念的棉纱，合同中约定的32S/2C的棉纱是笔误纯属诡辩。这两份证据证明棉纱中既有2C也有2D，在阿里巴巴网站上有32S/2C的棉纱出售。游艇公司就本诉答辩，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4年7月30日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证明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在2014年8月1日之前就发生了棉纱买卖关系，只是前一合同中没有约定普华印染公司为供货人。证据2、由普华纺织公司开出的交给豪捷公司再交给游艇公司的产品出库单3张（分别是2014年7月31日，票号0002309，32S/2D棉纱30吨；2014年8月2日，票号0002311，32S/2D棉纱30吨，均由湘X号车主刘军运送，2014提8月5日，票号0002316，32S/2D棉纱20.875吨，由湘X号车主杨立军运送）。证据3、豪捷公司证明2份。证据4、游艇公司的提货申请书、长沙银行出具的提货通知书、豪捷公司的提货通知书回执、银行相关证明各1份。证据2、3、4，证明国钦公司已从豪捷公司提走游艇公司的80.875吨棉纱。证据5、大通湖法院（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经与游艇公司协商并确认国钦公司已提走80.875吨棉纱，且游艇公司在处理剩余仓储货物时仅按比例取得72万元货款。证据6、游艇公司于2016年2月3日向大通湖法院出具的承诺书。证明游艇公司在（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调解案件中，已自愿放弃40万元的情况。证据7、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赫山公安局）向常德德强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强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泽君及该公司湘X号车驾驶员刘军进行询问所形成的笔录4份。屠泽君、刘军证实其与国钦公司宋正林之间有货物运输业务，这3车共80.875吨棉纱是宋正林要他们从大通湖一个厂里送到国钦公司的。证据8、申请法院调取的（2015）益法民二初字第39号案卷中普华印染公司与游艇公司于2014年5月9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证明游艇公司依合同约定向普华印染公司购买775.22吨棉纱等货物并存放在位于大通湖的7、8、9、10号仓库。证据9、备货融资合同等证据（共81页）。证明于2014年1月21日和3月27日分两次向长沙银行借款1600万元（每次800万元），以315.75吨棉纱及600多吨坯布等作质押，双方签订了质物清单，星沙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租用普华印染公司位于益阳市赫山区千家洲和大通湖的仓库存放上述货物，并于2014年3月26日开始监管。证明原质押给工商银行的货物已于2014年3月24日变更质押权人为长沙银行。证据10、大通湖法院（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案卷材料20页。证明国钦公司从游艇公司提走80.875吨棉纱的事实已被确认。证据11、国钦公司付款凭证及质物清单共计19页。证明国钦公司已从大通湖仓库提货且与仓库中32支棉纱的总数相符。证据12、质物清单和2014年5月9日长沙银行与豪捷公司、游艇公司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即2014长银营物协字第D003号）。证明2014年7月30日提货申请及通知单中所涉文件的真实性。证据13、纺织公司管理人情况说明。证明国钦公司依据与游艇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提货的事实。游艇公司就其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4年8月1日《纺织品销售合同》1份。证明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发生价值400万元的棉纱买卖。证据2、长沙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受理凭证4张。证明游艇公司仅收到国钦公司货款164万元。证据3、产品出库通知单3张。证明国钦公司提走了游艇公司80.875吨纺织品。证据4、赫山公安局对屠泽君、刘军的询问笔录。证明国钦公司提货的事实依据。证据5、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作出的（2015）普华破管字第4-10号通知书、补充通知书及记账凭证。证明80.875吨纺织品的单价。证据6、大通湖法院（2015）大法民初字15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游艇公司剩余纺织品212.225吨仅取回72万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和质证，游艇公司对国钦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之前双方签订了另外一份纺织销售合同，并且国钦公司支付了货款，提走了一车货物。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反映的国钦公司从大通湖仓库拖走货物的事实无异议，且游艇公司的80.875吨棉纱当中60吨已在该记账凭证中反映，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通过核实，已将80.875吨棉纱确认为游艇公司所有，不但有调解书内容予以证明，还有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赫山公安局对承运司机的调查，国钦公司聘请司机从仓库内提走并运输纺织品的事实确凿。李学东关于出货程序的证言不能够推翻该司机运输货物的事实。证据5、6不能否认国钦公司提走80.875吨纺织品的事实。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由于2014年3月24日普华印染公司与长沙银行、星沙公司有融资质押协议及工商银行的贷款在2014年5月28日已还清，说明1、2、3、4、5号仓库的棉纱已变更质押权人为长沙银行，故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国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质物清单正因为没有32S/2D的棉纱，游艇公司出售给国钦公司的棉纱，在合同上才属笔误。并且，现有证据证明仓库内没有32S/2C的棉纱品种。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出库产品的流程可能存在多种形式。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中的内容已经由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出具情况说明予以说明。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目前国钦公司提走的货物除60吨是依据的与游艇公司的合同之外，其余的没有任何的合法依据。证据13的质证意见详见文玉华笔录的质证意见。文玉华能够证明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有部分合同的履行。对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游艇公司一直主张仓库内没有32S/2D的棉纱品种。普华印染公司对国钦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以法院审核认定为谁。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其中仓管员李学东对出库产品和流程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内容以法院审核认定为准。对证据6的询问笔录存在异议，普华印染公司认为赫山公安局违法了办案程序，属于非法收集证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内容以法院审核认定为准。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证明80.875吨32S/2D棉纱不是从游艇公司提的货。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游艇公司与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及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与国钦公司之间不是同一关系。对国钦公司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3系法院询问文玉华的笔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普华印染公司也认为棉纱存在2D和2C的区别。证据14不符合证据的属性，属于学术基本的概念，可以供合议庭作为判决和认定的依据。国钦公司对游艇公司就本诉答辩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2014年7月30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之前并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与2014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且该合同第6条已明确写明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销售合同作废，该合同已作废。2、对3张《产品出库通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单据上的刘军、杨立军的签字均非承运人其本人签字，其真实性有很大的质疑；该单据没有发货人游艇公司的签章，没有国钦公司的收货签章，不能证明游艇公司进行了发货，不能证明国钦公司收到了单据上的80.875吨货物，不能证明国钦公司在游艇公司处提取了80.875吨货物的事实；该三张单据中编号为0002309、0002311的单据系普华纺织公司账目中的发货单，与游艇公司无任何关系；该单据显示出库的产品为32S2D的货物，而不是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双方合同约定的32S2C货物，游艇公司根本就没有履行发货的义务。3、对豪捷公司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证明力大小均有异议。该证明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存在瑕疵。且该两份《证明》必须有发货方、监管方、收货方三方签章的《仓库出库单》、《过磅单》等客观性较强的材料予以佐证才能证实该份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该证明没有由发货方、监管方、收货方三方签章的《仓库出库单》予以佐证，该证明作假的可能性大。4、对《提货申请书》、银行的《提货通知书》以及回执，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申请书和提货通知书并不能证实游艇公司进行了发货。对银行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证明力大小均有异议。该证明没有银行负责人或者经办人的签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真实性存疑。且《证明》中的第三段明显是摘抄的证据3中豪捷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第三段的内容，银行作为电话语音外的第三方不能证实游艇公司的张佑军对豪捷公司进行了电话通知，该证明的真实性、客观性明显有瑕疵。5、对大通湖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调解书与本案无关。调解书中提到的有关80.875吨货物的部分的文字表述系调解书中游艇公司起诉状的内容，并不是法院查明的事实，普华纺织公司无法证实国钦公司提走了游艇公司的货物。6、对承诺书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游艇公司放弃的款项多少与国钦公司没有关系。7、对《询问笔录》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相当于一般书证或证人证言，其客观性、证明力大小存在疑，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直接证据，且该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并没有证实其运输的货物的发货人系游艇公司的仓库提出，且提出三张单据中承运人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8、对游艇公司与普华印染公司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该组证据中《大通湖仓库明细》可以证明存在32S2C的货物。9、《备货融资合同》等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中并没有工商银行质押物在2014年3月24日变更质押权人为长沙银行的证据。普华印染公司对工商银行的贷款于2014年5月28日还清，之后工商银行释放质押物。游艇公司提出该批货物于2014年3月24日变更质押权人为长沙银行，不符合逻辑。10、对（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案卷材料的关联性、证明目的、证明力大小有异议，该案卷材料不能证明国钦公司在游艇公司处提走了80.875吨货物。11、对付款凭证及质物清单。该组证据中汇报材料是游艇公司的自述，不能作为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李丙方所作的说明、李学东、何霞森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李丙方的签字，且达不到证明目的。对大通湖出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上面没有任何签章，没有显示任何供货、收货人信息，且表格中湘X车的挂车车牌和湘X的挂车车牌一样，两个不同车牌的车，挂车的车牌号是不可能一样的。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国钦公司已支付游艇公司货款164万元。质物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对2013年11月11日工商银行的质物清单中2D货物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在2013年11月份，普华印染公司并没有破产，还在继续生产，那么仓库的总量就是增加。对长沙银行的质物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盖《与复印件核对一致林毅》的章，其真实性存疑，《游艇公司大通湖仓库货物明细》并不是质物清单的附件，该张表格明显与游艇公司提交的证据12的质物清单的表格数量、内容不一致。游艇公司的质物清单中并没有2D货物，不存在总数相符一说。12、对《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国钦公司对游艇公司就反诉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2014年8月1日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普华印染公司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签订前后，国钦公司共支付了164万元的货款，但是游艇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发货，合同没有履行，游艇公司应退回货款。2、对《长沙银行电子受理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无异议。3、对3张《产品出库通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单据上的刘军、杨立军的签字均非其本人签字，单据没有发货人游艇公司、收货人国钦公司的收货签章，不能证明游艇公司发了货、国钦公司收到了单据上的80.875吨货物，该3张单据中编号为0002309、0002311的单据系普华纺织公司账目中的发货单，与游艇公司无关。该单据显示出库的产品为32S2D的货物，而不是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合同约定的32S2C的货物。4、对《询问笔录》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相当于一般书证或者证人证言，其客观性、证明力大小存在质疑，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直接证据。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并没有证实其运输的货物从游艇公司的仓库提出，且提出3张单据中承运人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5、对通知书以及记账凭证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游艇公司没有向国钦公司发货，即使发货也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方式计算。且游艇公司将该组材料作为证据提交，证明游艇公司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该证据可以证实游艇公司提交的3张单据中的两张（编号0002311号、0002309号）60吨提货单与该组材料吻合，其提交的两张提货单为普华纺织公司的财物单据，游艇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就没有履行发货义务。6、对调解书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调解书与本案无关。调解书中提到的有关80.875吨货物的部分的文字表述系调解书中原告方起诉状的内容，并不是法院查明的事实。普华印染公司就游艇公司本诉答辩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基本同意国钦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2、证据6是游艇公司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及放弃。3、对证据9，如果游艇公司将质押给工商银行的质押物在尚未解押之前质押给长沙银行，该质押合同依法应当无效。实际上游艇公司只要出具国钦公司签收其货物的签收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普华印染公司就游艇公司反诉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付款凭证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达不到游艇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达不到游艇公司证明国钦公司提货事实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应当以双方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准。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调解书的双方当事人对其本身权益的处分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益。该调解书未经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是双方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能损害他人的权益。普华印染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答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3年11月11日工商银行作为质权人，普华印染公司作为出质人、星沙公司作为监管人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普华公司以存放于大通湖1、2、3、4、5号仓库的500吨棉纱（其中含32S/2D棉纱235.33吨）作600万元贷款的质押物，并交由星沙公司监管。同月14日工商银行与普华印染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约定普华印染公司向工商银行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2014年5月28日普华公司清偿了上述全部贷款。2014年5月9日，普华印染公司与游艇公司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约定游艇公司以支付对价的方式向普华印染公司购买其存放于益阳市千家洲仓库的411.92吨纺织品和存放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7、8、9、10号仓库的775.22吨纺织品。其中，存放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仓库的纺织品明细如下：17支双线股漂纱16吨、21支纱16吨、20支双线股纱11吨、32S/2C白纱171.15吨、21S/2C白纱48吨、21S/C色纱5吨、21S/2C色纱50.4吨，上述棉纱共计317.55吨，单价为20000元/吨，金额为635.1万元，棉花170吨，单价为13500元/吨，金额为229.5万元，坯布287.67吨，单价为28000元/吨，金额为805.476万元，共计金额为1670.076万元。2014年5月9日长沙银行作为质权人，游艇公司作为出质人，豪捷公司作为监管人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协议载明：鉴于长沙银行与豪捷公司签署了《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且长沙银行与游艇公司签署了或即将签署一个或多个融资合同，游艇公司同意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货物作为质押物质押给长沙银行，长沙银行和游艇公司均同意将质物交由豪捷公司存储监管，豪捷公司同意接受长沙银行的委托并按其指示监管质物。质物为游艇公司存放于大通湖7、8、10号仓库的全部货物共465.1吨，其中棉纱224.605吨（含32S/2C白沙89.205吨）、坯布240.495吨。协议还对监管期间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4年7月30日，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约定国钦公司向游艇公司购买317.55吨棉纱（其中各种纱的规格与前述游艇公司向普华印染公司购进并存放在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7、8、9、10号仓库的棉纱的型号及数量一致），货款总金额为400万元，货款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增值税发票由普华纺织公司开具。同年8月1日，游艇公司（出售方、即甲方）与国钦公司（购买方、即乙方）、普华印染公司（实际供货方、丙方）又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20140801），约定普华印染公司为实际供货方并负责提供相应增值税发票；甲、乙双方此前所签销售合同作废。合同的其他内容与同年7月30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一致。2014年7月31日至8月4日，国钦公司先后四次共向游艇公司支付164万元，其中7月31日支付45万元、8月1日支付43万元、8月4日两次分别支付36万元、40万元。2014年7月30日，游艇公司向长沙银行提交317.55吨棉纱的提货申请书。长沙银行于同日向豪捷公司发出317.55吨棉纱的提货通知书，其中明确提货经办人为国钦公司宋正林，提货时以游艇公司的即时电话通知为准。豪捷公司亦于同日致函长沙银行，表示收到提货通知书并同意其办理提货、出库手续。2014年7月31、8月2日、5日，国钦公司通过德强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泽军，指派司机刘军、杨立军从豪捷公司监管的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仓库先后提走30吨、30吨、20.875吨，共计80.875吨棉纱。普华纺织公司供销科长李丙方将普华纺织公司开具的并有签发人李丙方签名的《产品出库通知单》（一式四联的第四联——出厂证，单号分别为0002309、0002311、0002316）原件交给豪捷公司，豪捷公司发货后将上述三张《产品出库通知单》交给了游艇公司。2014年11月大通湖法院裁定受理普华纺织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之后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聘请益阳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圆会计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国钦公司从方圆会计公司调取的2014年12月31日普华纺织公司的记账凭证、2014年产品及原料销售明细、产品出库通知单显示，自2014年6月30日至8月5日，国钦公司先后11次从普华纺织公司拖走棉纱共303.175吨，32S/2D棉纱单价为23970元/吨，11份产品出库通知单中有两份通知单单号与豪捷公司交给游艇公司的通知单号单相同，即0002309、0002311通知单单号相同，载明的货物重量分别为30吨、30吨。2015年4月28日，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宋正林调查情况时，宋正林向管理人出示了2014年8月1日游艇公司与国钦公司、普华印染公司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并说明其于2014年7月31日、8月2日和8月5日共计提走32S/2D棉纱80.875吨。2015年10月10日普华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发出通知书，载明国钦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至8月5日分12批从普华纺织公司共拖走32支棉纱322吨，要求国钦公司返还财产或支付价款。2016年11月30日国钦公司向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提出异议书，认为通知书所载棉纱数量有误，从普华纺织公司仓库实际拖走的棉纱数量只有303.175吨，要求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变更棉纱数量，对棉纺单价未提出异议。2016年12月7日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发送补充通知书，载明国钦公司提供给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的从普华纺织公司财务账复印的凭证及附件记载的是分11车拖至国钦公司的棉纱，只有303.175吨，但没有记载在该凭证里的还有18.825吨，国钦公司已拖去。所以，国钦公司自2014年6月30日至8月5日分12批从普华纺织公司共拖走32支棉纱数量是322吨，再次要求国钦公司返还财产或支付价款。2015年7月30日游艇公司以一般取回权纠纷为由，将普华纺织公司诉至大通湖法院，请求确认游艇公司储存在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7、8、10仓库的212.225吨纺织品归游艇公司所有并要求普华纺织公司将该纺织品交付游艇公司。大通湖法院认定国钦公司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仓库拖走的80.875吨棉纱系游艇公司所有，普华纺织公司予以认可。对于游艇公司要求取回的其余212.225吨货物，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该批货物折价120万元由游艇公司取回，游艇公司支付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8万元管理费。大通湖法院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并于2016年2月3日制作了（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同日，游艇公司向大通湖法院作出书面承诺，自愿从中拿出40万元支付员工工资，游艇公司就该批货物实际取回72万元。2014年11月益阳中院裁定受理普华印染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普华纺织公司和普华印染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文玉华，两公司财务混乱，相互交叉严重，两公司的事务文玉华自己处理、资料文玉华自己保管。文玉华于2014年9月失联，本案三方当事人对2C纱的概念没有一致认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2014年8月1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是否应予解除；2、游艇公司是否应返还国钦公司货款164万元并支付收到该货款之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226320元（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3、游艇公司是否应支付因违约给国钦公司造成的预期利益损失80万元；4、国钦公司是否应支付游艇公司货款298573.75元及利息（自2014年8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5、国钦公司是否应赔偿游艇公司损失164万元。关于焦点一：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后，又于同年8月1日国钦公司、游艇公司、普华印染公司三方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约定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此前所签销售合同作废。故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双方已协议解除。本案中，国钦公司请求判令解除2014年8月1日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普华印染公司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游艇公司在庭审中同意解除合同，普华印染公司虽为该合同当事人和本案被告，但国钦公司起诉、游艇公司反诉均未向普华印染公司主张权利。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普华印染公司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约定游艇公司收款、普华印染公司供货，因游艇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并未要求普华印染公司供货，而是将发货责任经质权人长沙银行转移给了合同约定的棉纱监管单位豪捷公司，游艇公司的这种行为已取消了普华印染公司的供货责任，故普华印染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供货和退还货款等民事责任。故游艇公司是涉案合同的实际供货人，因游艇公司庭审中同意解除合同。故国钦公司请求解除2014年8月1日所签《纺织品销售合同》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游艇公司是涉案合同的实际供货人，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之间的棉纱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2014年7月30日，国钦公司与游艇公司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后，游艇公司书面向长沙银行提出了解除部分货物监管的提货申请，长沙银行亦向监管单位豪捷公司发出了提货单，明确提货经办人为国钦公司宋正林，国钦公司也于7月31日起向游艇公司付款45万元，由此说明双方在合同签订后有履约行为。国钦公司、游艇公司、普华印染公司于8月1日所签《纺织品销售合同》虽明确7月30日的合同作废，但因两个合同的买卖双方的主体并未变更，合同标的物等主要内容也未变更，且8月1日的合同并未对双方7月30日双方签订《纺织品销售合同》后所发生的行为作出处理，故游艇公司7月30日办理的提货行为及国钦公司7月31日的付款行为均系履行8月1日三方合同的行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签订后国钦公司向游艇公司支付货款164万元的事实无争议。游艇公司提交了三张出库单原件证明向国钦公司交付了棉纱80.875吨，三张出库单虽无国钦公司的签收认可，但公安机关对德强公司法定代表人屠泽军、驾驶员刘军进行调查时所作的笔录能够认定国钦公司收到了80.875吨棉纱。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宋正林调查情况时宋正林提供的三方买卖合同及提货明细，进一步证实国钦公司已从游艇公司提走了80.875吨棉纱的事实。国钦公司以游艇公司所持3张出库单已记入普华纺织公司会计账为由，否认游艇公司已供货的诉辩意见，因普华纺织公司交付国钦公司的几百吨棉纱的行为并无合同约束，应交未交情况亦无相应规范制约，而国钦公司宋正林又向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自认提走了80.875吨棉纱，且在游艇公司诉普华纺织公司取回权纠纷一案中，大通湖法院确认国钦公司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仓库拖走的80.875吨棉纱归游艇公司所有，普华纺织公司也予以认可。故国钦公司关于游艇公司未提供货物的诉辩意见不能成立。国钦公司提出普华纺织公司交付的11车棉纱系在工商银行600万元贷款还清后解除的质押物，因工商银行600万元贷款的质押物为500吨棉纱（其中含32S/2D纱235.33吨），该批质押物存放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1、2、3、4、5号仓库，2014年5月28日，该贷款还清后，该批质押物被释放。且长沙银行通知豪捷公司给国钦公司宋正林办理提货、出库手续的棉纱存放于普华纺织公司大通湖7、8、10号仓库。因涉案的11车棉纱的出库单中并未注明从哪个仓库发出，故国钦公司以仓库编号为由否定游艇公司已供货的诉辩意见不成能立。游艇公司按合同约定应供给国钦公司的棉纱规格型号为32S/2C，其购进及交付豪捷公司监管的纺织品明细也只有32S/2C纱，而普华纺织公司交付国钦公司的棉纱以及游艇公司据以抗辩的3车80.875吨纱均为32S/2D，二者之间虽有矛盾，但因三方当事人对2C纱均无准确解释，故国钦公司以2C棉纱型号为由否认游艇公司已供货的诉辩意见不能成立。根据国钦公司提供的从方圆会计公司调取的2014年12月31日普华纺织公司《记账凭证》及《2014产品及原料销售明细》显示，国钦公司从大通湖仓库拖走的游艇公司的棉纱单价为每吨23970元，普华纺织公司管理人向国钦公司发送通知书，要求国钦公司返还纺织品322吨或支付货款时，国钦公司仅对货物重量提出异议，对纺织品的价格并无异议，证明国钦公司拖走的棉纱实际单价为每吨23970元，游艇公司提供的80.875吨棉纱总价值应为1938573.75元（80.875吨×23970元/吨），国钦公司已支付货款164万元，还应付游艇公司货款298573.75元（1938573.75元－1640000元＝298573.75元）。故游艇公司无需返还国钦公司货款164万元并支付收取该货款之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226320元（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6年6月30日）。关于焦点三：因游艇公司向国钦公司提供了80.875吨棉纱，80.875吨棉纱总价值为1938573.75元，国钦公司仅支付货款164万元，游艇公司并无违约行为，未给国钦公司造成损失，游艇公司无需支付国钦公司预期利益损失80万元。关于焦点四：游艇公司向国钦公司提供了棉纱80.875吨，所供棉纱总价值为1938573.75元，国钦公司仅支付货款164万元，还应付游艇公司货款298573.75元。因双方在《纺织品销售合同》中对支付利息并无约定，游艇公司主张国钦公司支付自2014年8月5日起，以298573.75元货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五：游艇公司反诉称，因国钦公司不及时提货，导致其存储在大通湖仓库的除80.875吨以外的纺织品在普华纺织公司破产时，被大通湖法院接管并拍卖，游艇公司仅取回72万元货款，造成游艇公司损失164万元（400万元－164-72=164），应由国钦公司赔偿。因三方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对国钦公司提完所购纺织品的时间并无约定，游艇公司也未提供国钦公司有拒绝提货的证据。游艇公司与普华纺织公司一般取回权利纠纷一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大通湖法院作出（2015）大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调解书对协议予以确认。游艇公司实际收回货款仅72万元，系权利人游艇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游艇公司在调解中放弃的权利与国钦公司无关，游艇公司不能以放弃的权利作为损失要求国钦公司予以赔偿。故游艇公司请求国钦公司赔偿损失164万元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国钦公司主张游艇公司返还货款164万元，并支付自收到货款之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利息226320元、由游艇公司支付因违约给国钦公司造成的预期利益损失8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游艇公司主张国钦公司支付货款298573.75元的反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游艇公司主张国钦公司支付货款利息，并赔偿损失164万元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普华印染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与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益阳市普华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8月1日签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二、由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98573.75元；三、驳回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281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11124元，共计44254元，由桃源县国钦纺织有限公司负担34843元，由湖南桃花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负担941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夏立群审判员  刘文煜审判员  傅爱军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书记员  李凤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