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新0105行初87号原告：田春贵，男，1942年2月20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原告：房莲秀，女，1942年9月16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任旭(系原告的女婿)，男，1961年5月6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龙泉街**。法定代表人：巴哈尔古丽赛买提，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莫良，男，1983年4月21日出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卫生事业管理主管医师，住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委托代理人：范茹君黛，新疆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春贵、房莲秀与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卫计委）要求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春贵、房莲秀诉称，自田某坠楼事故发生后，我们就多次要求原自治区卫生厅进行全面调查。当我们把所有相关的病历复印后，发现病例中包含大量的造假内容，随后即向原新疆××自治区卫生厅以及现新疆××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先后多次要求处理参与造假病历的违法医生，但未获得任何回应。一、《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由卫生部于2010年1月22日印发卫医政发(2010)11号，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的行业法规性文件。该文件对于病历的书写规范有非常严格的定义和规范。《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之第二十八条规定：“医嘱是指医师在医疗活动中下达的医学指令。医嘱单分为长期医嘱单和临时医嘱单”。“长期医嘱单内容包括患者姓名、科别、住院病历号(或病案号)、页码、起始日期和时间、长期医嘱内容、停止日期和时间、医师签名、执行时间、执行护士签名。临时医嘱单内容包括医嘱时间、临时医嘱内容、医师签名、执行时间、执行护士签名等”。“医嘱内容及起始、停止时间应当由医师书写。医嘱内容应当准确、清楚，每项医嘱应当只包含一个内容，并注明下达时间，应当具体到分钟。医嘱不得涂改。需要取消时，应当使用红色墨水标注“取消”字样并签名”。“一般情况下，医师不得下达口头医嘱。因抢救急危患者需要下达口头医嘱时，护士应当复诵一遍。抢救结束后，医师应当即刻据实补记医嘱”。并且在第四章“打印病历内容及要求”之第三十一条规定：“打印病历是指应用字处理软件编辑生成并打印的病历(如Word文档、WPS文档等)。打印病历应当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录入并及时打印，由相应医务人员手写签名”。第三十二条：“医疗机构打印病历应当统一纸张、字体、字号及排版格式。打印字迹应清楚易认，符合病历保存期限和复印的要求”。第三十三条：“打印病历编辑过程中应当按照权限要求进行修改，己完成录入打印并签名的病历不得修改。”在第二次住院的病历中共有护士签名处43处，其中未签名处就有32处之多，签过名的只有11处，这样的病历可能真实吗？没有执行护士的签名，怎样才能证实病历的真实性呢？而且在临时医嘱的病历的第一页上，下嘱时间均被提前了整整十天。这样的病历怎么才能真实呢？二、根据被告提供的六名医师的注册信息(虽然这个信息未经法院核实认定)，这六名医生的注册范围是三名外科医生，三名皮肤××科医生，这些医生均没有取得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资质，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诊治精神类疾病的医学记录，这些病历显然都是假的。没有经过临床心理科医师会诊，病名就从“抑郁焦虑状态”就变成了“焦虑症”，这难道还不是伪造病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还规定：“医师不得出具与自己执业范围无关或者与执业类别不相符的医学证明文件。”这些法律条款会非常准确地界定这些病历是真是假的。三、“关于医院病历造假等问题及调查情况的答复”一文中，“经调查，患者住院过程中该院皮肤科依据疼痛科会诊后提供的病史，发出临床心理科普通会诊单，医院按照工作程序将会诊医嘱予以记录，因会诊时限位24小时内，待会诊医师来皮肤科会诊时，该患者已经坠楼身亡。”病例记录显示该院疼痛科吴某医生是2011年9月20日上午来皮肤科会诊的。如果要发出临床心理科会诊单，无论如何都不晚于2011年9月20日下午，或2011年9月21日上午，那么两天多的时间应该足够心理科医生去会诊。这显然是在造假。因为，此前已经进行过临床心理科病区医生会过诊，并得出了会诊结果。难道一个皮肤××科医生可以界定临床心理科医生的诊断出了错，需要再进行诊断不成！“请临床心理科病区会诊”的医嘱是2011年9月24日9时55分下的，此时病人已经过世25分钟。我想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人相信医生会给离世的病人下医嘱。这还不是造假吗？2011年9月23日14点06分下医嘱开取“盐酸舍曲林片和阿普唑仑片”，正是原先由陈某医师在临床心理科医生会诊之后，所开具治疗“抑郁焦虑状态”的药物，而且，原来开具的两盒药正好在这一天用完，需要补充的药物。四、“关于医院病历造假等问题及调查情况的答复”一文中，另行记述“另在患者死亡后，医院对其住院期间所有账目进行核对，发现2011年9月17日对患者实施的静脉穿刺置管术未进行扣费，遂予以补记”，按医嘱记载，2011年9月24日16点19分由迪某医师下的医嘱并且签名落实：“静脉穿刺置管术”，由张1护士执行并签名，时间是2011年9月24日16点21分。这个看来是完整的一条医嘱，怎么看它都不像是假的。也不是补记的结果，如果是补记的话，一定不会有医生下嘱的时间和护士执行的时间，并且一定会标明原因。所以说“补记”之说是根本不成立的，“补记本身就是造假，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实际依据，完全是托词。不巧的是，医院所打印的费用清单中，曾记录是扣过材料费用的。没有收注射费用的原因并不像被告所述。田某住院时进行腰痛病的治疗，医院的医生经诊断发现进行微创手术治疗效果会好，就实施了手术治疗，出院的时候开具了不少药物让患者服用。这些药物中不乏含有可待因的物质，患者称未有过过敏是以前在治疗其他的疾病的过程中从未出现过过敏现象，但是并不能确定她对特别物质不产生过敏反应。出现药物过敏反应的本身，并不是患者自身的疾病，而是在治疗过程用药不当所造成的，最终被医院证实了导致药疹的物质是可待因。这种治疗费用也有可能是不予以报销的，因此，就没有显示在收取到的费用之中。之所以出现会未扣费的说法，是因为原自治区卫生厅的工作人员在看完证据后杜撰的。这是一条完整的医嘱，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而变得很假。首先，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基本错误，人只能在他活着的时候才能进行注射，一旦去世就完全不能进行，因为没有心跳，血液不会再流通，是根本无法注射的。就算退一万步说你能安放滞留针，你也得看见人才行，连人都看不见你去哪里给他安置留针。田某的尸体早在2011年9月24日上午12点35分就已经移送到了殡仪馆的停尸房里，就根本不在医院。五、只凭借上述两个部分杜撰出来的“结果”来否认病历造假中许多内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提交申请时列举了大量的证据都附在了申请之中，用这样以点带面的说法来否认有病历造假的嫌疑，是无法掩盖事实真相的。而且，这个答复也并不是2016年5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给新疆××自治区卫计委的回复，应该是从自治区卫生厅在2013年129号答复函中第二项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动地照搬过来。2016年5月13日所给与的“答复”是再当时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重复了2013年129号文件的内容，但是提交的“调查报告”的时间确是2015年5月13日。不管如何，假的东西它就真不了。综上所述，区卫计委做出的(2017)26号函中第三项所列举的内容依然在造假。原告认为作为省一级的政府机关，本应该成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模范，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常识，视国法如儿戏，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希望贵院能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1、依法撤销新疆××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7年4月17日做出的(2017)26号《关于对患者田某医疗纠纷案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一文中第三项“关于医院病历造假等问题及调查情况的答复”；2、依法认定医院病历的造假行为成立；3、判令被告在法定的时间内对病历造假行为做出行政处理；4.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自治区卫计委辩称，答辩人不同意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理由如下：一、没有经过专业技术鉴定机构确认为医疗事故，没有确认有涂改、伪造、隐匿病历资料的违法事实，在法律没有授权卫生行政部门享有鉴定确认的情况下，卫生行政部门无法行驶行政处罚的职权，被答辩人要求我委履行职责，立案查处没有法律依据。二、我委对病历的真伪没有鉴定权，如被答辩人对病历的真伪存有异议，则需专门机构鉴定确认。在中级法院的审理中也告知原告可以诉自治区人民医院，看看病历是否造假，救济途径也已经告知了原告。三、对被答辩人要求我委公开的其他事项，属于我委公开的事项已予以公开，不属于我委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的范围，我委无法进行答复，且已向被答辩人作出过说明。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3日，原告田春贵、房莲秀的女儿田某因腰部疼痛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住院治疗，2011年9月16日出院。2011年9月17日田某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科住院治疗，2011年9月24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科楼10楼坠楼身亡。2013年7月31日，被告新疆卫生厅针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提出的《关于对自治区人民医院陈某、刘某医师存在超范围行医非法开处方进行查处的申请书》和《关于对自治区人民医院病历造假的处罚申请书》，作出《关于对田某亲属申请核查自治区人民医院陈某等医师超范围行医非法开处方有关情况的答复》（新卫医函[2013]129号），认为医院在患者诊疗期间有无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需要医学鉴定专家通过技术鉴定后确定。同时认为尚未发现病例造假情况。2014年4月18日，被告新疆卫生厅针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的要求，作出《关于对田某亲属申请核查自治区人民医院相关医师资质的答复函》（新卫医函[2014]54号），对自治区人民医院吴某、陈某、安某、普某、刘某、张2等六名医师执业资质进行了答复。2015年3月12日，原告田春贵、房莲秀向被告新疆卫生厅邮寄《有关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被告新疆卫生厅公开：1.普某、刘某、张2等六位医生准确无误的注册信息；2.上述六位医生曾于何时起止、在何处、因为何事参加了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公开的医疗活动；3.从2011年元月至2011年9月间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的高坠事故进行调查，并公开调查结果；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公共安全设施的全部信息；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及其医生私自篡改和伪造病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公开调查结果；6.确认医院方面在治疗患者田某疾病的过程中存在着违反卫生行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并公开处理结果。被告没有答复。2015年6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以书面方式公开吴某、陈某、安某、普某、刘某、张2等六位医生准确无误的详细的注册信息；3.判令被告以书面形式告知上述医生曾于何时起止、在何处、因为何事参加了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公开的医疗活动，有过发文的请附复印件；4.判令被告对从2011年元月至2011年9月间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的高坠事故进行调查，并公开调查结果；5.判令被告以书面形式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公共安全设施的全部信息；6.判令被告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及其医生私自篡改和伪造病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公开调查结果；7.判令被告以书面形式确认医院方面在治疗患者田某疾病的过程中存在着违反卫生行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并公开处理结果。2015年11月2日，本院作出（2015）水行初字第53号行政判决，判决：一、确认被告新疆××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提出的《有关信息公开的申请》不予答复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新疆××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作出答复。原告于2017年2月22日就被告自治区卫计委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8月17日本院作出（2017）新0105行初46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自治区卫计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2016年10月5日邮寄的《关于再次要求被告履行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2015）水行初字第53号判决书的申请》中关于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病历造假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形成的全部依据、证据的申请作出书面答复。2017年4月17日被告自治区卫计委针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和本院的要求，作出《关于对患者田某医疗纠纷案相关问题的答复意见》（新卫医函[2017]26号），对自治区人民医院吴某、陈某、安某、普某、刘某、张2等六名医务人员信息予以公布，同时对病历的问题，经调查，该病历未发现造假情况。原告不服该答复意见，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庭审中，法庭询问原告，本案诉讼请求的内容是否已经包含在本院作出的（2015）水行初字第53号判决书中要求被告履行的法定职责当中，原告向法庭陈述：包含在你院作出的（2015）水行初字第53号判决书及（2017）新0105行初46号行政判决中，被告有义务按照我们的申请进行答复，但是被告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答复。被告所作的答复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被告没有再给我们答复。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答复时应当履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的义务，行政机关不仅应当遵循，而且应当尽可能地准确说明理由，并切实避免随意。本案中，本院2015年11月2日作出的（2015）水行初字第53号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责令被告自治区卫计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作出答复。同时，该判决明确指出被告自治区卫计委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田春贵、房莲秀作出答复，对于属于被告公开范围的，应予公开；对于属于不予公开范围、不属于被告公开、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或者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均应向原告田春贵、房莲秀明确告知并说明理由。在履行生效的（2015）水行初字第53号行政判决时，被告自治区卫计委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只是作了部分的信息答复；没有全面的明确告知原告，不公开其他没有公开信息的理由，也没有明确告知申请人对其申请作出更改、补充；被告自治区卫计委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严肃、严谨、全面履行信息公开、明确告知、说明理由的义务；暨，被告自治区卫计委没有严肃依法全面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亦导致原告田春贵、房莲秀对被告自治区卫计委连续、重复的诉讼。庭审中，经法庭询问原告，本案诉讼请求的内容均已包含在本院已生效的（2015）水行初字第53号行政判决及（2017）新0105行初46号行政判决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第（六）项重复起诉的，因此，二原告要求被告自治区卫计委履行已生效的（2015）水行初字第53号行政判决无须启动新的诉讼，故对二原告的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田春贵、房莲秀的起诉。本案不收案件受理费。原告田春贵、房莲秀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退回原告田春贵、房莲秀。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薛 琳人民陪审员 宋 峰人民陪审员 王雪峰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杨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