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64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莹，女，198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红，上海市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忠娟，女，198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蓉，女，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基云，上海林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蓓春，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袁胜，男，197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徐莹因与被上诉人童忠娟、黄海蓉，原审第三人袁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7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红，被上诉人童忠娟、黄海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蓓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袁胜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徐莹的一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1、徐莹系因女儿在童忠娟、黄海蓉处学习，基于对老师的特殊信任才在不确定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资产状况和市场价值的情况下支付30万元转让费。因此，撤销权行使期限期间不应从签订协议时计算，而应从其知道被欺诈时计算。正是童忠娟、黄海蓉的恶意欺诈才导致徐莹违背真实意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2、童忠娟、黄海蓉从未向其告知袁胜是A公司股东，而袁胜是三次被法院列入失信名单的人，其表述没有可信度，徐莹没有任何理由信任袁胜。3、2017年12月27日，徐莹与其母和黄海蓉协商解决纠纷，谈话录音显示黄海蓉明确表示其与童忠娟各自拥有A公司50%股份，转让15%股份后还剩余35%股份，这与《代持股协议》和《确认书》的内容是相悖的。4、徐莹申请对《代持股协议》和《确认书》的签订时间进行鉴定，以证明童忠娟、黄海蓉系伪造证据；同时要求向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调查黄海蓉签订的关于2049海上传奇二层半岛柜台的租赁合同、交费凭证等相关资料，以证明徐莹签署的“股东和股东会”文件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无关。5、童忠娟向徐莹转账的9,000元并非分红，仅是为诱惑徐莹从原单位辞职至A公司上班而支付的款项。童忠娟、黄海蓉共同辩称：撤销权已超过行使期限，且徐莹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之前完全可以获知A公司的股东情况，童忠娟、黄海蓉并不存在欺诈。袁胜本人失信与合同履行并无关联。童忠娟、黄海蓉是愿意积极履行协议的，合同应继续履行，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胜未作陈述。徐莹于2018年1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撤销徐莹与童忠娟、黄海蓉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童忠娟、黄海蓉共同返还徐莹股权转让款30万元以及支付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2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童忠娟、黄海蓉共同承担徐莹支出的律师费2万元整；4、童忠娟、黄海蓉共同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2日，徐莹作为受让方，童忠娟、黄海蓉作为转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童忠娟、黄海蓉系A公司股东，持有公司100%股份；童忠娟、黄海蓉将其持有的A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徐莹，转让价格为30万元。2017年1月12日，童忠娟、黄海蓉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徐莹投资款20万元，收款方式：现金5万元、银行转账15万元。余款10万元承诺于2017年1月底之前支付。同日，徐莹向童忠娟转账15万元；2017年2月5日，徐莹向童忠娟转账10万元。A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12日，注册资本为10万元，股东为童忠娟和袁胜，法定代表人为童忠娟，监事为黄海蓉。2017年3月17日，童忠娟向徐莹转账9,000元，附言处载明为“公司分红”。对于此笔款项，徐莹认可确为A公司向其支付的公司分红。一审中，童忠娟、黄海蓉提供了黄海蓉与袁胜签订于2016年1月20日的《代持股协议》复印件一份，载明，袁胜所持有的A公司15%的股份系其自愿无偿代黄海蓉持有；根据黄海蓉的指示，袁胜应随时配合出让所持A公司股权给黄海蓉指定第三方；等等。一审中，童忠娟、黄海蓉称，因《代持股协议》原件丢失，故黄海蓉和袁胜于2017年4月20日在复印件中再次签字、署期予以确认，并载明“因本原件遗失，故重新签字确认”，袁胜对上述陈述予以认可。2017年4月20日，童忠娟、黄海蓉与袁胜签订《确认书》，载明，鉴于童忠娟、黄海蓉与徐莹于2017年1月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由童忠娟、黄海蓉（由袁胜代持）共同将所持A公司30%的股份作价30万元出让给徐莹，因原始协议并未就各自转让份额明确，现确认如下：童忠娟出让25%的股份给徐莹，黄海蓉出让5%的股份给徐莹；出让后童忠娟持有60%的股份，黄海蓉持有10%的股份。2017年4月25日，徐莹与童忠娟、黄海蓉召开股东会并共同签订“股东和股东会”文件一份，载明：1、各方缴纳出资后，即成为公司股东，公司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2、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3、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等等。因未履行（2015）沐执字第01668号、（2017）沪0101执1356号、（2017）沪0101执1361号案件，袁胜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8年1月8日，徐莹丈夫刘某向徐莹委托代理人赵春红支付律师费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否则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徐莹认为，童忠娟、黄海蓉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未告知A公司的股东为袁胜，童忠娟、黄海蓉使用欺诈的方式使徐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协议，故请求撤销。首先，系争股权转让合同属于商事合同，徐莹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合同主体，在缔结合同关系之前应做好订立合同的准备，在其从尚未缔约的状态进入到想要缔约的积极状态时就需要明白自己所负的首要义务即为必要的注意义务，包括了解交易对方、合同标的的基本情况、合理的自我衡量与判断、自我保护等等。本案中，A公司的股东登记信息是在国家行政主管机关依法登记并公开、公示的，徐莹随时可以查阅并获知有关股东的姓名等情况。而徐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未查询A公司相关登记资料，未了解A公司股东构成等相关情况，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自身存在过失，难以认定童忠娟、黄海蓉及袁胜对其存在欺诈。黄海蓉表示A公司登记的股东即袁胜是代其持股，袁胜也确认上述代持关系。黄海蓉作为A公司实际股东，向徐莹转让股权，袁胜和另一位股东童忠娟均无异议，故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与法不悖，应属有效。其次，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17年1月12日，徐莹当时就应当知道A公司股东构成情况，而徐莹于2018年1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即便童忠娟、黄海蓉存在欺诈行为，徐莹行使撤销权也已经超过一年的行使期间。最后，从徐莹参加股东会、签署“股东和股东会”文件、领取分红的行为可以看出，徐莹已经实际参与公司经营，行使了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系争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综上，徐莹以童忠娟、黄海蓉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判决：驳回徐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325元，减半收取计3,162.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162.50元，由徐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徐莹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12月27日徐莹与其母和黄海蓉谈话的录音，欲证明直至当日黄海蓉还声称其持有A公司50%股份，与《代持股协议》相悖；2、A公司开具给徐莹的退工证明，欲证明童忠娟向徐莹转账的9,000元系为让其从原单位辞职而支付。童忠娟、黄海蓉的质证意见是：对谈话录音，认为黄海蓉明确说到股份系“私下”对半，说明与公开登记中的股份比例不同；对退工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袁胜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就证据1，黄海蓉在谈话录音中表示“因为我跟她（童忠娟）就是私下对半开的”，也提及“我这个投资的形式是我以房租的形式”，该证据无法证明徐莹主张的待证内容；就证据2，即便徐莹入职A公司时间是2017年5月24日，亦无法证明此前转账的9,000元就是徐莹所称诱使其入职的款项。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本院均不予确认。童忠娟、黄海蓉和袁胜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徐莹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理由是童忠娟、黄海蓉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具体而言即黄海蓉并非如其所称持有A公司50%的股份，以及恶意隐瞒袁胜作为失信人员却担任A公司股东的情况。对此，首先，徐莹主张其系基于童忠娟、黄海蓉的信任故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对A公司的股东情况并不知情。然，诚如一审法院所言，A公司的股东情况已在国家行政主管机关登记并公示，徐莹作为商事活动主体，在缔约前理应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因此，徐莹在签订合同之时即2017年1月12日就应当知道A公司公示的股东信息，而徐莹于2018年1月15日方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一年撤销权行使期限。其次，就徐莹主张的黄海蓉隐瞒其并未持股的情况，黄海蓉主张A公司的登记股东即袁胜系代其持股，在一审中袁胜对代持关系已予确认，童忠娟和袁胜对黄海蓉作为实际股东向徐莹转让股权均无异议。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约定童忠娟、黄海蓉将其持有的A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徐莹，而并未约定童忠娟、黄海蓉二人分别转让的比例。据此，徐莹以黄海蓉对其所持股份份额和所转让股份份额作出虚假陈述故而存在欺诈，依据不足，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对于徐莹要求就2017年4月20日《代持股协议》和《确认书》签字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即便能够鉴定出两份文件并非当时所签，仍然不能以该鉴定结论证明《代持股协议》原件系伪造，或否认黄海蓉与袁胜之间的代持股合意。因此，对于徐莹要求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再次，就徐莹主张的童忠娟、黄海蓉隐瞒袁胜作为失信人员担任A公司股东的情况，本院认为，袁胜系失信人员的情况与其在工商登记中作为A公司股东或履行为黄海蓉代持股的义务之间并无关联性。徐莹以此为由主张童忠娟、黄海蓉存在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就《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已履行，童忠娟向徐莹转账的9,000元上载明为公司分红，徐莹在二审中称该款项并非分红而是诱使其从原单位离职的款项，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就徐莹签署的“股东和股东会”文件，徐莹陈述当时被告知系公司决议，曾就此坐在一起聊过，如不签字就无法分红，故而签字。据此，徐莹对于其参与A公司的决策是知晓的。徐莹现申请就“股东和股东会”文件中涉及的A公司投资项目的合同和交费凭证等进行调查，该调查结果与本案审理并无关联性，本院对该申请亦不予准许。鉴于徐莹已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系争合同已实际履行，并无不当。综上，徐莹以童忠娟、黄海蓉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徐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25元，由上诉人徐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胡玉凌审判员  成 阳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 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