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2071民初315号之一原告：广东政和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以下简称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康湾路**机安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70148023M。负责人：王明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坤，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来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名称:中山好来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来顺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朗第一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Y039XM。法定代表人：郭蕊，总经理。被告：中山妙想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中山市车帮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帮办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朗第一居****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WX25XX。法定代表人：郭蕊，总经理。被告：杨琼芳，女，197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国，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彭湘杰，男，1987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国，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明越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越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康湾路****4卡信用代码91442000MA4UUE7X8X。法定代表人：吴剑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婉飘，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明越，男，197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原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诉被告好来顺公司、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彭湘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受理后，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粤2071民初875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起诉。原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不服裁定，提出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粤20民终66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7）粤2071民初8752号民事裁定书，本案指令本院立案受理。本院于2018年1月3日重新立案，案号为（2018）粤2071民初315号。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明越公司、王明越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负责人王明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坤，被告好来顺公司、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彭湘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国，第三人明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婉飘，第三人王明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好来顺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2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7年5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2.被告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及彭湘杰对被告好来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好来顺公司与原告之关联企业明越公司因合作经营事宜，约定由作为项目管理方的好来顺公司向原告借款620000元，作为项目经营之用。原告基于对关联方的信赖关系，于2016年12月27-30日期间向好来顺公司提供临时拆借资金620000元。其后，原告知悉好来顺公司未按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经多次向好来顺公司催讨还款，均被拒绝。好来顺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9日，其股东均未向好来顺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好来顺公司实质为“空壳”公司，对外欠缺清偿债务的能力。好来顺公司的股东分别为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及彭湘杰，车帮办公司未缴出资额2295000元、杨琼芳未缴出资额1170000元、彭湘杰未缴出资额1035000元，故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彭湘杰均应对好来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被告好来顺公司、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彭湘杰共同辩称：一、本案纷争的缘由实质是王明越控制的明越公司以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与好来顺公司合资经营中山富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腾公司）的合资纠纷，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合资纠纷。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也确认款项的来源及依据是《合伙经营协议书》，显然该协议书本身对王明越及其控制的上述两家公司为一体，协议书签订方王明越既是明越公司的代表，也是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代表，结合《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二条第四点，所有的款项由明越公司履行出资的，故案涉的620000元显然是王明越代表明越公司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履行出资的一种行为，试想，如果是真实的民间借贷，怎么会没有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与好来顺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况且，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主张借款的来源也是依据《合伙经营协议书》，但是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只看转款行为，而不看转款的实质，好来顺公司只是代为收取款项，实际的资金使用人是明越公司，因此，明越公司才是涉案款项的借款人。二、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为了回避合资经营困局，制造了本案的民间借贷，而且为达到所谓的民间借贷关系，制作了大量的虚假证据，涉及虚假诉讼，应予以惩处。例如王明越出具的声明，王明越在声明中称受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委托给好来顺公司提供借款，这与其在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悖。再如富腾公司出具的声明，由于富腾公司的公章实际由王明越掌控，故富腾公司出具的证明未经其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合伙人同意而直接由王明越自行加盖，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出具证明的程序要求，该声明依法不具有证明力。富腾公司的财务实为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及明越公司控制，我方提供的系列证据可反证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和明越公司为了回避合资纠纷而选择性、倾向性地提供财务资料，反证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财务账册的不真实性，反证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没有如实提供其与富腾公司之间的全部账务往来，而仅以其当初根据王明越的出资指示而转出620000元的凭证而当然直接主张所谓的借款，以达到所谓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目的。三、即使涉及《合伙经营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其中120000元属于民间借贷性质，但该120000元的借款主体是富腾公司与明越公司，而非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之间与我方之间，故原审依法驳回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起诉，合法有据。四、根据前述分析，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向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彭湘杰提出诉请，更显失理据，依法应当驳回。第三人明越公司述称：一、我方确认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与好来顺公司签署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但是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与我方之间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本案涉及的620000元与明越公司没有关系，不能认定为明越公司向富腾公司的投资款或借款，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初衷，该款项应该是用于富腾公司前期运营资金。二、我方与620000元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因为620000元借款一直由好来顺公司占有，并没有转账至富腾公司账号，也没有用于富腾公司的运作，在好来顺公司没有把本案涉及的620000元支付至富腾公司的情况下，富腾公司的前期运营一直均由我方及我方的法人吴剑云进行借资，通过我方提供的证据可以佐证，我方与富腾公司没有享受到该620000元的任何权利。第三人王明越述称：我是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负责人，总公司才是独立法人，我只是部门经理，管理技术工作，对于中间的闲置资金可以借出去，但要向总公司申请的，本案借款由于属于短期借款，所以我同意向好来顺公司出借。我与另外一个股东吴剑云合作成立明越公司，当时有一笔550000元的资金通过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汇给好来顺公司，我当时理解是短期借贷，故不用签订借款合同，另外一笔70000元，因为当时好来顺公司需要70000元的现金，而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没有充足的资金，故要求我把70000元汇给好来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耀开，当时我有要求好来顺公司补办借款手续，但是好来顺公司没有给我补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车帮办公司原名称为中山市车帮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变更为现名称。好来顺公司原名称为中山好来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变更为现名称，好来顺公司股东分别为车帮办公司、杨琼芳、彭湘杰。明越公司于2016年9月6日登记成立，其股东分别为王明越、吴剑云。2016年12月24日，好来顺公司（甲方）与明越公司（乙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自愿按照出资比例成立富腾公司；甲方以品牌及管理团队出资，股份比例为51%，乙方投入500000元现金，股份比例为49%；富腾公司注册手续完成之前，由于前期运营需要资金，暂以甲方的名义向乙方的关联公司即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借款共计620000元，待富腾公司注册手续完成后，其中500000元作为乙方投入富腾公司的资金，剩余120000元作为富腾公司向乙方的借款，按月息0.5%向乙方支付利息。协议书还约定其他事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后，王明越于2016年12月27日向好来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耀开转账70000元，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好来顺公司转账550000元。后来，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认为好来顺公司获得借款后并未用于富腾公司的经营，好来顺公司存在恶意骗取借款的情形，故起诉至本院，主张其实体权利。另查，富腾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登记成立，其成立时股东分别为明越公司、好来顺公司，后于2017年3月27日增加一名股东为金海昌。富腾公司经营过程中，由明越公司、好来顺公司各派驻会计负责富腾公司的财务工作，富腾公司的公章则由明越公司掌控。又查，王明越于2017年6月29日向本院出具《声明》，述称其于2016年12月27日向张耀开转账的70000元是受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所托向好来顺公司提供的临时拆借资金。但根据2016年12月27日早上11：00由王明越发出的微信则称：“@蜗牛邓总，您好！因新公司更名和银行账号未弄好，现富腾公司又急需7万元现金前期开展业务，所以上午我已以个人名义转款至昨天你发给我的好来顺法人张耀开的个人卡上，请查收！”对此，王明越解释称，其是明越公司的股东，其要代表明越公司筹集款项，因为其亦是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负责人，比较方便借到钱，所以第一笔550000元由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转出，第二笔70000元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要求以其名义转出。诉讼中，好来顺公司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邓某述称，其系好来顺公司的经理，后来负责富腾公司的运营，其认识本案被告及第三人，但在整个合作过程中都不认识原告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在合作过程中，王明越称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及明越公司都系其掌控的公司，按双方约定由好来顺公司出品牌、由明越公司出资金共同成立富腾公司，王明越又称以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走账方便点，因此，本来是明越公司出钱的，由于富腾公司还未成立，只好以好来顺公司名义借钱，待富腾公司成立后再转为明越公司的投资款，《合伙经营协议书》由丁总起草，后由王明越进行修改；富腾公司成立后经营运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双方在经营细节上未能达成共识，导致富腾公司于2017年5月停业。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认为证人邓某与四被告关系密切，故其证言有倾向性，但对于证人陈述的借贷背景与事实是相符的。好来顺公司对证人证言真实性确认。明越公司坚持好来顺公司没有将涉案的620000元用于富腾公司。王明越否认曾说过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明越公司都是其掌控的公司。本院认为，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以《合伙经营协议书》及银行转账凭证为主要证据，主张与其好来顺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故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与好来顺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伙经营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分别是好来顺公司与明越公司，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并非该协议书合同主体，却以该协议书内容主张其与好来顺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退一步讲，好来顺公司在该协议书中承诺，在富腾公司成立之前，案涉的620000元作为好来顺公司向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借款，富腾公司成立之后，则其中的500000元转化为明越公司的出资金额、剩余120000元作为富腾公司向明越公司的借款，该承诺的意思表示明确，表明了好来顺公司对涉案款项的义务是附条件的，即富腾公司成立之前视为好来顺公司向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借款，富腾公司成立之后，其对该款项不负担任何义务，富腾公司已于2017年1月3日登记成立，故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仍以该协议书主张好来顺公司拖欠其借款，也是依据不足的。其次，根据证人证言和王明越的陈述及相应证据可证实，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负责人与明越公司的股东均为王明越，故两家公司为关联企业，《合伙经营协议书》载明的620000元实为明越公司的出资，由于富腾公司尚未成立，故由好来顺公司作为代收款人，而富腾公司成立后因公司内部管理原因经营至2017年5月，因此，对于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主张的好来顺公司获得借款后并未用于富腾公司的经营，实为明越公司与好来顺公司之间的股权纠纷，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或明越公司可另行主张其权利。综上，本院认为，因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与好来顺公司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政和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政和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广东政和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佩坚人民陪审员  梁素轼人民陪审员  彭 红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雷绮婷简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