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民初102号原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北良港**。法定代表人：王德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瑄，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伍峰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分局铁南经济开发区长征路**。法定代表人：马殿成，该公司总经理。破产管理人：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住，住所地：北镇市/div>负责人：张立明，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勇，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心，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辽宁五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div>法定代表人：朱金凤，该公司董事长。破产管理人：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住，住所地：北镇市/div>负责人：张立明，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勇，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心，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金凤，女，汉族，1963年2月2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北镇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枫，辽宁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韵婷，辽宁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辽宁省锦州滨海新区洋山路**/div>法定代表人：田子清，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原爱学，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月肖，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简称华粮北良公司）诉被告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伍峰工贸有限公司（简称黑龙江伍峰公司）、被告辽宁五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宁五峰公司）、被告朱金凤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5年3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5年11月13日做出（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2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伍峰工贸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辖终481号民事裁定，以锦州直属库在其二审中提交了相应证据，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锦州直属库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公正审理纠纷为由，依法撤销本院（2015）辽民二初第00027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赵瑄，被告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伍峰工贸有限公司、辽宁五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振勇、李和心，第三人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原爱学、赵月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金凤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粮北良公司诉讼请求：1、确认现存于辽宁五峰公司位于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仓库内的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共23,520.81吨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具体为：（1）17号库的9292.74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2）20号库的6820.79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3）21号库的7407.28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2、判令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依约履行上述粮食的交付义务；3、朱金凤对黑龙江伍峰公司和辽宁五峰公司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朱金凤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9日，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签订《委托收储合同》，约定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粮食，粮食品名为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收购价格为3000元每吨，吨数为4万吨，委托期限从2013年12月9日起至2014年8月31日止，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的粮食一经收购即属于华粮北良公司所有，黑龙江伍峰公司及任何第三人不得主张权利和处置收购的粮食。未经华粮北良公司书面同意，在合同约定的委托收购期限内，黑龙江伍峰公司不得在本合同约定的收购储存库点自行收购粮食或受其他人委托收购、装卸、储存粮食。黑龙江伍峰公司将华粮北良公司粮食委托第三方仓储保管的，仓储保管单位应按华粮北良公司要求出具华粮北良公司为粮食所有权人的《粮食仓单》。2014年1月15日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签订《委托收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储存地点变更为辽宁五峰公司库内，辽宁五峰公司提供适合水稻安全储藏的库房并单仓存放，由监管方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沈阳粮食机械设备维修培训中心负责验仓检查及日常监管工作。2013年12月朱金凤向华粮北良公司出具保证担保书，自愿对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签订的《委托收储合同》承担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对《委托收储合同》项下的货款、货物数量、货物质量、主合同或对主合同进行修改、补充的其他文件中约定的全部义务负有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证责任。2014年7月10日，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签订《结算协议》确认《委托收储合同》已经执行完毕，并对合同项下的收购业务予以结算。确认黑龙江伍峰公司已于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3月17日期间分批次将合同约定的粮食40,000.015吨粮食存入约定仓库。华粮北良公司已支付完毕黑龙江伍峰公司采购粮款120,000,000.00元，依约定华粮北良公司已明确取得了上述粮食的合法物权，同时取得了黑龙江伍峰公司和辽宁五峰公司出具的粮食仓单和粮权确认单予以确认。另根据华粮北良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销售合同，黑龙江伍峰公司依华粮北良公司指示分批次向辽宁五峰公司共交付粮食13,635.985吨。2014年11月18日和2015年2月25日，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共同向华粮北良公司出具《确认书》，明确确认黑龙江伍峰公司共根据华粮北良公司授权向提货人交付水稻13,635.985吨，剩余水稻26,364.03吨现存储于辽宁五峰公司所属仓库内（具体地点为：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具体库位为：9、17、20、21号库），由黑龙江伍峰公司及辽宁五峰公司共同保管，所有权归华粮北良公司所有。综上，黑龙江伍峰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已认可存于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17、20、21号库的粮食所有权归华粮北良公司所有，并出具了证明粮食权属的书面材料。因此案涉水稻系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收取仓储，所有权属于华粮北良公司。另，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申请加入诉讼并主张，案涉粮食系其为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委托辽宁五峰公司代为收储，属于中央事权粮，故粮权归其所有。但根据锦州直属库与本案辽宁五峰公司账户往来及辽宁五峰公司的对外支付证据，锦州直属库所称用于收购粮食的资金并未真实用于粮食采购，全部款项并未如锦州直属库所述用于支付给对应的售粮农民，双方实际并未依据锦州直属库所称的粮食采购协议履行，且华粮北良公司的粮食采购入库时间要早于锦州直属库，锦州直属库主张的粮食系华粮北良公司采购入库储存在先，锦州直属库所述委托采购完全与事实不符，故锦州直属库关于案涉水稻系中央事权粮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案涉水稻所有权属于华粮北良公司，黑龙江伍峰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拒不交付水稻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华粮北良公司的合法权益。朱金凤依据担保协议约定，理应保障华粮北良公司案涉所有权的实现和顺利交付。故华粮北良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确认存放于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仓库内的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共23,520.81吨的所有权归华粮北良公司所有,并判令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依约履行交付义务，判令朱金凤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对于华粮北良公司的起诉内容共同答辩称：黑龙江伍峰公司与华粮北良公司签署《委托收储合同》(CG-JD0001-1311002)后，华粮北良公司又与辽宁五峰公司签署了《粮食定向销售合同》(XS-JD0001-1402002)，但实际上两份合同都未实际履行，上述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以“委托收储、定向销售”的形式掩盖华粮北良公司向黑龙江伍峰公司出借12000万元的企业间借贷行为。理由如下：一、《委托收储合同》第四条第二款：委托收购费用为20元/吨，但华粮北良公司未提交相应的委托费用支付凭证来证明《委托收储合同》是实际履行，实际上华粮北良公司并未向黑龙江伍峰公司支付该笔费用。作为受托方的黑龙江伍峰公司在没有收到委托费用，并且没有给予仓储费用的情况下帮助华粮北良公司无偿收储粮食，这显然不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然而，关于未支付任何委托收购费用这一重大疑点华粮北良公司应当做出合理解释。很显然，黑龙江伍峰公司在未获得任何利益情况下是不可能为华粮北良公司收储粮食的，结合其他证据便可知该《委托收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只不过是掩盖借款关系制作材料而已。二、《委托收储合同》第四条第三款及第五条第1-3款可知，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储粮食，是由黑龙江伍峰公司先行垫付收购款，华粮北良公司根据每批实际入库粮食对应的金额再拨款给黑龙江伍峰公司。但从华粮北良公司提供付款凭证及《水稻干粮收购入库日报表》可以看出，2013年12月13日华粮北良公司便向黑龙江伍峰公司付了1500万元，而《水稻干粮收购入库日报表》显示2014年1月12日第一批粮食才实际入库。在未收到粮食的情况下便主动给对方打款，这不仅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与合同约定不符，并且增加了风险。华粮北良公司作为合同委托方，这种严重有损其利益的行为，其是绝不能允许其发生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委托收储合同》的签订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只是掩饰双方真实目的的材料。三、华粮北良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委托收储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将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执行完的3.5万吨圆粒水稻储存地变更为辽宁五峰库内，但华粮北良公司却对此未提供相关的移库证据，证明现在位于辽宁五峰库内的粮食为华粮北良公司所有。同时，依据《委托仓储合同》第九条第四款可知，运输由黑龙江伍峰公司代办的，运费由华粮北良公司在运输前汇给黑龙江伍峰公司，但在实际的付款中并无相关的运费。退一步讲，签订的《粮食仓库租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那么相关的移库证明应保存于黑龙江伍峰公司和辽宁五峰公司手中，但在华粮北良公司未给黑龙江伍峰公司委托收购费用也未付相关运费的情况下，黑龙江伍峰公司怎会主动代付此笔运费。从运输距离及运输重量上可知该笔运输费数额不小，黑龙江伍峰公司作为盈利的企业法人机构，根本不可能无条件的代付此笔费用。因此《委托收储合同》（补充协议）及《粮食仓库租赁协议》也未实际履行，也是掩盖真实借款关系的书面材料。四、关于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签订的《结算协议》表明：截止到2014年7月10日，华粮北良公司已支付合同项下采购粮款12000万元，华粮北良公司尚需支付剩余货款800045.3元。但实际并非如此，华粮北良公司并未按《结算协议》向黑龙江伍峰公司支付剩余的800045.3元，如《委托收储合同》真的履行，那么华粮北良公司已经支付了12000万元的巨额粮食款，又怎会拖欠剩余的这点尾款呢？并直至现在也未曾履行。这只能证明《结算协议》也只是制作的虚假材料而已。五、从华粮北良公司庭审提供的证据《仓储监管协议》中可看出，监管方为培训机构，并不具备监管仓储的资质；同时，监管方地址为沈阳于洪区，而作为保管方的黑龙江伍峰公司地址为黑龙江建三江，两者相距甚远，这根本不利监管，也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该监管协议只是书面形式，也是为了掩盖借款关系的补充制作的材料而已。六、《水稻出库协议书》中出库粮食共计11135.985吨，但在《确认书》中表明实际提货出库的粮食为13635.985吨，两者之间相差200多吨，如果合同是实际履行，200多吨的粮食必然会有相关记录，但华粮北良公司却对此200多吨的粮食提供不出任何出库记录，这也就说明了相关的《水稻出库协议书》及《确认书》都是为了掩盖实际的借款关系而制作的虚假材料。七、华粮北良公司提供的粮食仓单显示，粮食的入库时间为2013年11月，而粮食仓单的填报日期却为2014年5月19日，两者时间上相差半年之久，时间上就已经自相矛盾，明显是制作的虚假材料；同时，从《粮食实验检查工作底稿》中可知，辽宁五峰公司为被检查人，这说明华粮北良公司并未实际占有该粮食也并非是该粮食的所有权人。八、华粮北良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了《粮食定向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华粮北良公司向辽宁五峰公司销售存于黑龙江伍峰及辽宁五峰公司库内的粳米4万吨，即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代收的粮食。并且在销售价格上做了详细的约定，约定辽宁五峰公司的付款日期与其利润直接挂钩，付款越晚其利润越高，这与实际的交易习惯不符。并且黑龙江伍峰公司作为辽宁五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如辽宁五峰公司确实需要收购粮食直接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即可，何必大费周折并且由华粮北良公司挣去较大差价呢？结合其他证据不难看出，该合同也只是掩盖借款关系的书面材料，而该合同的销售价格实质为向华粮北良公司还款的利息约定。综上，黑龙江伍峰公司与华粮北良公司实际上就是借款关系，所签订的合同及相关材料均是为了掩盖企业之间的融资借款行为，故其合同在当时法律下是无效的，因此华粮北良公司无权主张辽宁五峰公司17号库9292.74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米、20号库6820.79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米及21号库7407.28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米的所有权。鉴于黑龙江伍峰公司与华粮北良公司之间实际为借贷关系，并且黑龙江伍峰公司也一直不间断的向华粮北良公司还款，故请求一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认定黑龙江伍峰公司与华粮北良公司之间为借款关系，并驳回华粮北良公司诉讼请求，以维护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的合法权益。第三人锦州直属库对于华粮北良公司的起诉内容答辩称：一、关于诉争三个仓位内粳稻的权属争议，此前已有多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加以确认，认定粳稻的所有权归属于锦州直属库。本案诉争的粳稻系锦州直属库使用农发行提供的专项贷款资金委托辽宁五峰公司在当地收购的2013年产国家最低收购价水稻，属国家政策性粮食。关于该批粳稻的权属争议，先后有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69号之一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891号判决加以确认，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均认定诉争粳稻归锦州直属库所有。在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中，人民法院通过查明事实，全面展示了锦州直属库对案涉粳稻的收购、存储和管理等活动，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逐一还原，能够清晰地解释存放于辽宁五峰公司的七个货位内共计48571吨（包括本案诉争的三个仓位）粳稻的数量、品质以及各个货位形成的始末。尤其是对于案涉粳稻的来源、收购资金的使用、货位的形成和变动情况、质量验收、粮食拍卖出库的去向等关键环节均有坚实的证据支撑，锦州直属库始终在实际管理和控制案涉粳稻，其粮权主张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二、华粮北良公司并未委托辽宁五峰公司真实收购粳稻，其所有权的请求不能成立。第一、华粮北良公司就其与辽宁五峰公司之间的争议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这一举动已表明其自认并不享有诉争粮食的所有权。自2015年10月粮权争议系列案件发生之后，先后有中国工商银行锦州分行、锦州银行沟帮子支行、中国民生银行盘锦分行等多家银行报案称辽宁五峰公司以其代为保管的国家政策性粮食向银行设置质押担保，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发后，辽宁五峰公司法人代表朱金凤因涉嫌金融诈骗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现已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所认定的事实与各受害人报案陈述的事实一致。原告亦于2016年10月向大连市公安局报案，称辽宁五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金凤涉嫌合同诈骗，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后开展了一系列侦查活动，目前该刑事案件仍然在侦办过程之中。第二、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五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之间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双方于2014年2月9日签订的《粮食定向销售合同》暴露了真实的意图——先是华粮北良公司费尽周折委托两个五峰公司从黑龙江省收购粳稻，紧接着就要把粳稻加价卖给受托方。华粮北良公司按辽宁五峰公司占用收购资金的时间分段计算粮食回购单价、加收款项，这显然就是利息。按日常经验法则分析，市场上真实的粮食买卖合同双方不可能有类似于“回购”的约定，故双方之前签订的《委托收储合同》只是个幌子，借贷才是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三、《委托收购合同》中的“收购粮食”内容并未实际履行，原告关于诉争粳稻存储地点变更的陈述更是不能自圆其说。华粮北良公司主张其委托黑龙江五峰公司收购的是黑龙江产粳稻，数量达4万余吨，根据《委托收购合同》第四条和第九条的约定，其支付给五峰公司的收购费用为20元/吨，其中包括短途运输的运费。然而，诉争三个仓位内存储的“黑龙江产粳稻”如何跨省运输来到辽宁省市，则语焉不详。事实上，该合同第九条第4款第（4）项约定，乙方代办运输的，运费由甲方在运输前及时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凭出具给甲方的正式铁路票据或其他有效票据按照甲方要求及时与甲方进行结算。按照常理分析，数万吨的粮食不可能自己长腿从黑龙江走到辽宁来，两省之间的粮食物流主要靠铁路，但是在本案中，铁路运输大票、原告支付运费的凭证等基础性证据一概皆无，由此可推断黑龙江五峰公司并未从黑龙江省实际收购粳稻，所谓的粳稻存储地点变更，无非是因为彼时辽宁五峰公司的仓库里刚好有粳稻，原告为锁定其出借款项后让与担保物，补做的一纸协议而已。第四、华粮北良公司主张的17、19、20号仓内粮食的数量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且已被新的事实所证伪。华粮北良公司主张20号仓内存储水稻6820.79吨，锦州直属库账面记载则为7960.35吨，前者比后者少了1100余吨！那么实际上20号仓内存放粳稻是多少呢？2017年6月至7月，因执行国家政策，经国家粮食局核定，辽宁五峰公司院内第20号仓的粳稻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通过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拍卖成交，已全部完成出库，实际出库数量7915.6吨，扣除水分杂质减量和自然损耗，与锦州直属库账面记载的保管数量基本符合。这一事实说明锦州直属库管理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质量完好，数据真实。而根据常识判断，粮食经过长年储存，水分会慢慢降低，变得越来越轻。华粮北良公司主张的粳稻存储数量为6820.79吨，假设其主张为真，这意味着，经过几年的储存，实际出库的粳稻竟然比当初入库的数量还多了1000余吨，由此可见华粮北良公司的主张与实际情况不符，由此也可断定其并未真实委托黑龙江五峰公司收购粳稻。综上，华粮北良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基础，其对诉争粳稻不享有所有权，请求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释明原告变更诉请，或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第三人锦州直属库诉讼请求：1、确认存储于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17、20、21号仓内共计24535.28吨水稻（价值73,605,840元）归己所有，驳回华粮北良公司第一、二项诉讼请求；2、我方支付的案件受理费由案件败诉方承担。事实与理由:华粮北良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对储存于辽宁五峰公司位于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17号、20号、21号仓库内共计23,520.81吨的水稻享有所有权，并由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及朱金凤对华粮北良公司履行该批水稻的连带交付义务。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该批水稻系锦州直属库为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使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提供的专项贷款，委托辽宁五峰公司收购形成的国家政策性粮食（2013年产国家最低收购价水稻）。自2014年2月15日至3月31日，锦州直属库委托辽宁五峰公司收购入库水稻50000吨，验收后交由辽宁五峰公司代为提供仓储保管，且锦州直属库一直履行管理职责。该批水稻从确定政策性粮食收购存储库点，到空仓验收、组织收购、付款、烘干入库、质量验收、倒仓、拍卖出库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均未脱离锦州直属库的实际管理和控制。根据锦州直属库的保管账显示，本案涉及的第17、20、21号仓内水稻共计24535.28吨，收购价格为3000元/吨，使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提供的专项收购资金73,605,840元。具体情况如下：2013年11月20日，在确定辽宁省第二批2013年产粳稻最低收购价指定收储库点后，锦州直属库与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共同对辽宁五峰公司的仓库情况进行验收，其中12、14、15、16、17、19号均为空仓。2014年1月26日，收储库点正式启动，此后锦州直属库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了《2013年最低收购价粳稻委托收购合同》，辽宁五峰公司代为收储2013年产最低收购价水稻50000吨，锦州直属库向辽宁五峰公司共计支付收购资金15,073.8万元。截至2014年5月，该批水稻全部烘干入库，存储在上述六个仓内。以上事实及50000吨水稻的权属业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此后，根据国家政策和粮情管理的需要，锦州直属库分别对该批粮食进行了倒仓处理，仓房货位也有所变动：2014年10月、11月自17号仓分四次将部分水稻分别倒入至20号、21号仓内；同年11月又将12号、16号仓拍卖出库后剩余的水稻全数倒入至20号、21号仓内。至此，本案案涉的17、20、21号三个仓内存储水稻分别为9010.65吨、7960.35吨、7564.28吨。以上事实有《政策性粮货位变动审批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并由生效的法律文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69号之一、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891号判决所确认。2017年6月23日，在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举行的“国家政策性粮食及国家销售交易会”上，本案诉争的第20号仓内的水稻全部拍卖成交，成交总数为7961吨，实际出库数量7915.60吨。这次20号仓的拍卖出库再次印证了本案诉争水稻是国家政策性粮食，以及锦州直属库一直对其实际管理的有关事实。综上所述，本案诉争水稻是锦州直属库管理的国家政策性粮食，并不是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的贸易粮，望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支持锦州直属库的全部请求。华粮北良公司对锦州直属库的诉讼内容答辩称：不同意锦州直属库主张的请求权。一、锦州直属库所谓的向辽宁五峰公司支付的采购款，实际上由辽宁五峰公司挪作他用，并未用于中央储备粮的采购，案涉粮食根本不是中央事权粮，锦州直属库对其不具有所有权。1、锦州直属库主张的购粮款并未实际用于中央储备粮的采购。根据锦州直属库委托辽宁五峰公司收储的文件、辽宁五峰公司及相关个人银行账号的资金流转明细等证据能够证明，锦州直属库支付的所谓15073.8万元的收购资金，一部分通过中国银业发展银行直接支付于辽宁五峰公司后并未全部用于中央储备粮的采购向粮农支付，另一部分由锦州直属库直接向非售粮农民的个人支付，后又转回至辽宁五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朱金凤的银行账户中。因此，辽宁五峰公司仅是以收购中央储备粮为幌子，实际控制采购款后，将其挪作他用，并未全部用于中央储备粮的采购。而且通过锦州直属库直接向非售粮农民个人支付部分款项的行为，不排除锦州直属库在明知辽宁五峰公司意图恶意占用中央储备粮采购款的前提下，帮助其完成挪用目的。综上，锦州直属库主张的购粮款并未按照《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专户管理、专款用于中央储备粮的采购。2、辽宁五峰公司为了掩盖其挪用采购款的行为，恶意编造虚假的采购事实，且相关数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根据辽宁五峰公司向锦州直属库提供的收购小票，部分售粮农民实际收款金额与收购小票记载的粮款数额严重不符，有的差额竟高达数十甚至上百万元。例如售粮农民马殿富，其名下收购小票记载的售粮数量为98.81吨，粮款29.69万元，但收取的收购款却是82.58万元；再如售粮农民白国江，其名下仅有一张收购小票，记载的售粮数量为13.74吨，粮款4.12万元，但收取的收购款却高达300万元。同时，部分收购小票中记载的售粮农民实际上并未收到任何款项，而且数量相当庞大。例如售粮农民白迪，其名下收购小票记载的售粮数量为3961.64吨，粮款1191.81万元，但根据所谓采购款项的相关流转，辽宁五峰公司并未向其支付任何采购费用；如售粮农民代景君，其名下收购小票记载的售粮数量为3861.10吨，粮款1161.22万元，但根据所谓采购款项的相关流转，辽宁五峰公司未向其支付任何采购费用；再如售粮农民金丽娟，其名下收购小票记载的售粮数量为1989.83吨，粮款597.64万元，但根据所谓采购款项的相关流转，辽宁五峰公司未向其支付任何采购费用。更有部分收购小票中记载的售粮数据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如售粮人张明，收购小票记载的售粮数量为3904.37吨，应得粮款1175.32万元，但实际没有查到其收到收购款的任何记录。而且其售粮数量过于庞大，远超普通农户出售的正常数量，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综上，锦州直属库所谓支付的储备粮采购款并未用于储备粮的采购，在相关款项未购粮的情况下，案涉水稻根本不可能是中央事权粮。而且国家对中央事权粮的收购具有严格的规定，本案中，锦州直属库所谓的中央事权粮采购，无论是收购程序、款项支付流程均违反国家关于中央储备粮收购的相关规定，更能证明案涉水稻并非中央事权粮。因此，锦州直属库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经侦大队已调查了2014年初锦州直属库委托辽宁五峰公司收储的文件、辽宁五峰公司及相关个人银行账号的资金流转明细等证据，该证据材料完全能够证明华粮北良公司的主张，对确认本案案件事实至关重要。因此，华粮北良公司坚持申请贵院至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经侦大队，调取上述证据，明确本案案件事实。二、根据华粮北良公司与锦州直属库主张粮食的入库时间，案涉20号、21号仓的水稻所有权理应为华粮北良公司所有，与锦州直属库无关。根据华粮北良公司与锦州直属库提供的相应证据，案涉20号库、21号库的水稻均是由华粮北良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收购入库完毕。而锦州直属库是于2014年10月28日通过其他仓倒库存入。因此根据双方主张粮食的存入时间来看，在20号、21号库，华粮北良公司已实际存放粮食的前提下，锦州直属库所谓20号库、21号库系其通过倒库存入的事实也根本不可能发生，相应水稻所有权也不可能系其所有。综上，无论是所谓购粮款的实际用途以及案涉仓库，各方主张的存储时间，都可以证明案涉粮食并非中央储备粮，因此锦州直属库主张案涉粮食系其所有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应予以驳回。在本案中锦州直属库声称的已取得生效判决，华粮北良公司已经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已经明确了锦州直属库所称的相应判决主文没有确认存储于相应粮库的粮食属于锦州直属库所有。另，锦州直属库已申请参加了本案的二审诉讼，相应粮食的所有权人将由另案确定。因此，结合华粮北良公司未参加上述案件的事实，华粮北良公司认为锦州直属库所称的生效判决均不应在本案中直接予以适用。被告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对锦州直属库的诉讼内容共同答辩称：同意锦州直属库的请求，我方认为其对本案诉争标的有独立的诉讼请求权，完全同意锦州直属库对17、20、21号库的粮食所有权的主张。本院审理过程中，华粮北良公司、锦州直属库围绕各自诉讼请求，分别向法庭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各方当事人在质证中提出的质证意见，开庭中对案件的事实陈述和辩论意见，和经法庭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华粮北良公司对于辽宁五峰公司17号仓、20号仓、21号仓内水稻主张所有权相关事实认定：2013年12月9日，华粮北良公司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黑龙江伍峰公司、担保方辽宁五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CG-JD0001-1311002号的《委托收储合同》，约定：华粮北良公司以有偿方式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在该公司所在地为华粮北良公司收购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4万吨。收购价格为水稻3000元/吨，如调整，需华粮北良公司确认，委托收购费用20元/吨。委托收购期限：从2013年12月9日起至2014年8月31日止。黑龙江伍峰公司每批粮食入库完成后，华粮北良公司支付该批粮款的100%。收购过程中，黑龙江伍峰公司每日核算前一天收购票据，确定前一天的收购数量及收购资金使用情况，并向华粮北良公司上报前一天的《收购（入库）日报表》，由双方代表签字确认并经黑龙江伍峰公司盖章后以此作为入库和结算依据。黑龙江伍峰公司须向华粮北良公司代表提交《入库验收单》原件，经华粮北良公司代表审核无误并签字确认后，黑龙江伍峰公司根据确认内容向华粮北良公司出具《粮权确认单》，货物入库完成。粮食出库时，华粮北良公司向黑龙江伍峰公司开具标有出库粮食数量、质量、货位和出库时间的《发货通知单》。黑龙江伍峰公司根据华粮北良公司发运的书面通知，负责申报车皮计划、请车、缴费或联系配货汽车等事宜，并及时将运输计划通知甲方。铁路大票需注明“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伍峰工贸有限公司代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发运”。合同还约定辽宁五峰公司自愿为黑龙江伍峰公司的义务及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3年12月，朱金凤向华粮北良公司出具《保证担保书（个人担保）》，承诺为保障CG-JD0001-1311002号的《委托收储合同》的正常履行，为黑龙江伍峰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4年1月15日，委托方华粮北良公司、受托方黑龙江伍峰公司、储存方辽宁五峰公司、监管方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沈阳粮食机械培训中心（简称机械培训中心）签订《委托收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双方就水稻出入库、保管及租仓费用等内容签订《租库协议》。华粮北良公司和黑龙江伍峰公司未执行的3.5吨圆粒粳稻，储存地点变更为辽宁五峰公司库内。机械培训中心负责验仓检查及日常监管工作。2014年1月5日，黑龙江伍峰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粮食仓库租赁协议》，约定：黑龙江伍峰公司租赁辽宁五峰公司房式仓库用于存储2013年度黑龙江伍峰公司为华粮北良公司收购的黑龙江粳稻。辽宁五峰公司提供库房总仓容不少于3.5万吨的标准仓储库房，仓号以黑龙江伍峰公司实际使用房式仓号为准。使用期限为2014年1月5日至黑龙江伍峰公司所租赁房式仓水稻全部出库为止。租金为140万元。2014年1月5日，存货方华粮北良公司、保管方黑龙江伍峰公司、监管方机械培训中心、监管担保方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辽宁分公司签订《仓储监管协议》，约定机械培训中心就案涉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的水稻承担起协议所约定的监管责任。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辽宁分公司为机械培训中心的义务和责任向华粮北良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监管期限为2014年1月3日至2014年8月31日止。2014年8月31日，上述各方又签订了《延期监管确认书》，将监管期限由原来的2014年8月31日止变更为“至该批货物全部按华粮北良公司指令出库时止。”华粮北良公司提交的《水稻干粮收购入库日报表》（证据四编页12—46）记载显示，自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3月17日期间，黑龙江伍峰公司为华粮北良公司完成了委托收购水稻任务，共计收购水稻40,000.015吨。在第046号《水稻干粮收购入库日报表》上记载所收购水稻存放地点为：在黑龙江伍峰公司存放5135.985吨；在辽宁五峰公司存放34864.03吨。华粮北良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证据五编页49—58）记载显示，自2013年12月13日至2014年3月18日华粮北良公司共向黑龙江伍峰公司汇款120,000,000元。2014年7月10日，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签订《结算协议》，确认CG-JD0001-1311002号《委托收储合同》已经执行完毕，已收购水稻数量为40000.015吨，单价3020元/吨，货款120,800,045.3元。华粮北良公司已支付12,000万元，仍需支付黑龙江伍峰公司800,045.3元。从现有证据看，该欠款800,045.3元至今未付。2014年2月9日，华粮北良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粮食定向销售合同》，约定：华粮北良公司向辽宁五峰公司定向销售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数量暂定4万吨，销售期限从2013年12月直至2014年8月31日止。销售价格为：基础价即华粮北良公司的收购单价3000元/吨，加上收购费用20元/吨，加上利润，约定卖方利润依买方实际付款时间而确定：买方在2014年2月28日前付款，卖方利润为35元/吨；买方在2014年3月1日—2014年4月30日期间付款，卖方利润为45元/吨；买方在2014年5月1日—2014年6月30日期间付款，卖方利润为50元/吨；买方在2014年7月1日—2014年8月31日期间付款，卖方利润为60元/吨。华粮北良公司庭审中讲，依据该销售合同，陆续出货给辽宁五峰公司，并提供4张《水稻出库协议书》（证据七编页69—72）。在华粮北良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机械培训中心等四方2014年4月12日签署的第一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中记载：华粮北良公司拥有4万吨仓储粮食所有权，该粮食存放在黑龙江伍峰公司仓库，通知由机械培训中心于2014年4月23日前办理2700吨水稻提货手续，由辽宁五峰公司提货。在2014年4月29日签署的第二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中记载：华粮北良公司拥有4万吨仓储粮食所有权，该粮食存放在黑龙江伍峰公司仓库，通知由机械培训中心于2014年5月6日前办理2435.985吨水稻提货手续，由辽宁五峰公司提货。在2014年9月4日签署的第三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中记载：华粮北良公司拥有4万吨仓储粮食所有权，该粮食存放在黑龙江伍峰公司仓库，通知由机械培训中心于2014年9月28日前办理1000吨水稻提货手续，由辽宁五峰公司提货。而在2014年9月29日签署的最后一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中记载：华粮北良公司拥有4万吨仓储粮食所有权，该粮食存放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通知由机械培训中心于2014年10月14日前办理5000吨水稻提货手续，由辽宁五峰公司提货。该份《水稻出库协议书》较前三份变更了粮食存放地点，从黑龙江伍峰公司仓库变更至辽宁五峰公司仓库。这4份《水稻出库协议书》记载共向辽宁五峰公司出货水稻11135.985吨。华粮北良公司还向法庭提供了两份向辽宁五峰公司出库水稻后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2015年2月25日共同出具的《确认书》（证据七编页73—76），记载：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40000.015吨，有5135.985吨存放于黑龙江伍峰公司库内，有34864.03吨存放在辽宁五峰公司库内。依据粮食定向销售合同，截至2014年11月18日，辽宁五峰公司已向华粮北良公司支付货款37,038,616.22元，出库粮食13635.985吨，剩余未出库粮食26364.03吨，现存于辽宁五峰公司库内。华粮北良公司还向法庭提供了黑龙江伍峰公司为其收购水稻后给其出具的4份《粮权确认单》（证据八编页87—90）。此4份《粮权确认单》上均记载确认货物品名：水稻；产地：黑龙江省；生产期：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其中，第一份即2014年3月27日《粮权确认单》记载：数量：5135.985吨。存放地点及数量：1）黑龙江伍峰公司新厂罩棚，2700吨；2）黑龙江伍峰公司01号立筒仓，2435.985吨。第二份即2014年5月26日《粮权确认单》记载：数量：34864.03吨。存放地点及数量：辽宁五峰公司18号仓9595.74吨、20号仓9540.38吨、21号仓7407.28吨、8号仓3183.44吨、9号仓4519.44吨、10号仓920.75吨。第三份即2014年8月14日《粮权确认单》记载：数量：34864.03吨。存放地点及数量：辽宁五峰公司17号仓9292.74吨、20号仓8987.79吨、21号仓7407.28吨、8号仓3183.44吨、9号仓4519.44吨、1号仓1473.34吨。第四份即2014年10月24日《粮权确认单》记载：数量：26364.03吨。存放地点及数量：辽宁五峰公司17号仓9292.74吨、20号仓6820.79吨、21号仓7407.28吨、9号仓2843.22吨。本次庭审中，华粮北良公司提出其虽然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4万吨，但只有2014年3月27日《粮权确认单》记载的5135.985吨是在黑龙江伍峰公司所在地收购的，其余近3.5万吨是由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当地完成的收购任务。然而，华粮北良公司一直在起诉状中请求：确认现存于辽宁五峰公司位于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仓库内的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共23,520.81吨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具体为：（1）17号库的9292.74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2）20号库的6820.79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3）21号库的7407.28吨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如果是在辽宁五峰公司所在的辽宁当地收购的争议水稻23,520.81吨，却起诉要求确认存于辽宁五峰公司仓库内的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23,520.81吨所有权归其所有，两者自相矛盾。在法庭询问履行定向销售合同中如何向辽宁五峰公司出库交付13635.985吨水稻的问题时，华粮北良公司回答“在辽宁五峰公司院内由辽宁五峰公司自提运输，同时包括在黑龙江伍峰院内出库的约5000吨”，并答应庭后提交从黑龙江伍峰公司出库的5000吨水稻的出库单、运输大票。然而，庭后华粮北良公司未向法庭提交从黑龙江伍峰公司出库的5000吨水稻的出库单、运输大票。2016年10月，华粮北良公司向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公安机关报案，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以辽宁五峰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朱金凤涉嫌合同诈骗为其立案侦查。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在锦州直属库处调取了一系列证据材料，目前该刑事案件仍然在侦办过程之中。诉讼中，华粮北良公司递交了一份《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本院到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经侦大队，调取锦州直属库与辽宁五峰公司之间粮食采购证据和支持证据。上述事实，有华粮北良公司提供的《委托收储合同》、《保证担保书（个人担保）》、《委托收储合同（补充协议）》、《粮食仓库租赁协议》、《仓储监管协议》、《延期监管确认书》、《水稻干粮收购入库日报表》、付款凭证、《结算协议》、《水稻出库协议书》、《确认书》、《粮权确认单》、《调取证据申请书》，锦州直属库提供的《粮食定向销售合同》、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以及质证笔录、开庭笔录等在卷佐证。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认证，可资认定，本院予以采信。二、关于锦州直属库对于辽宁五峰公司17号仓、20号仓、21号仓内水稻主张所有权的相关事实认定：2013年11月20日，锦州直属库与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共同对五峰科技公司的仓库情况进行验收，编制了三方共同盖章的《空仓情况验收明细表》，确认12、14、15、16、17、19号仓库均为空仓。2014年1月26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联合下发中储粮辽[2014]18号文件，确定辽宁五峰公司为锦州直属库在辽宁省第二批2013年粳稻最低收购价指定收储库点，合作方式为委托收购。锦州直属库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营业部签订数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用于收购2013年粳稻。2014年2月7日，锦州直属库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2013年最低收购价粳稻委托收购合同》，约定：锦州直属库以有偿方式委托辽宁五峰公司在当地为锦州直属库收购2013年生产的粳稻5万吨。收购价格为1.5元/斤（国标三等质量标准），委托收购费用2.5分/斤。委托收购期限：从2013年11月16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辽宁五峰公司自2014年2月15日至3月31日，共依收购合同为锦州直属库收购粳稻5万吨，所收购的粳稻均来源于辽宁五峰公司所在当地及周边地区。锦州直属库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营业部于2014年2月18日至3月28日向五峰科技公司共汇出购粮款150,738,600元。锦州直属库驻辽宁五峰公司仓库监管员、监管科长及辽宁五峰公司共同盖章签订《最低收购价水稻收购确认单》，确认截止2014年3月31日收购水稻5万吨，合计付款150,738,600元。2014年4月1日，锦州直属库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最低收购价粮仓储保管合同》，约定：锦州直属库将收购的5万吨粳稻分别存放于12、14、15、16、17、19号仓内。保管费用86元/吨，按季支付。辽宁五峰公司不得擅自动用所保管粮食，不得用粮食作为标的物向任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辽宁五峰公司需根据锦州直属库开具的《粮油出库通知单》办理出库。未经锦州直属库批准，辽宁五峰公司不得将粮食出库。锦州直属库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营业部定期向辽宁五峰公司支付了仓储保管费。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6月3日，锦州市国家政策性粮验收监督领导小组组织锦州直属库、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的专业人员对锦州直属库保管总账记载的粮食数量、品种、等级与分保管账、货位明细表的一致性进行了核对，在账账相符的基础上，对托市粳稻进行了实物测量，确认账实相符，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并于2014年6月10日出具了由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锦州直属库三家共同盖章的《关于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2013年度国家托市粳稻市级复验的批复》。锦州市粮食质量监督管理站受锦州直属库、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委托，对锦州直属库存储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的最低保护价稻谷进行了质量验收，对12、14、15、16、19、17号六个仓所存储水稻的数量、质量逐一进行了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于2014年6月18日向委托的三部门出具了《锦州市2013年度国家最低保护价稻谷质量验收报告》，判定存储的稻谷数量、质量均符合标准。对于存储在辽宁五峰公司上述6个仓库内的水稻，锦州直属库做了《中央储备粮（油）分仓保管账》。2014年10月至11月，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向锦州直属库下达三张《政策性粮货位变动审批单》，批准从12号仓、16号仓、17号仓向20号仓移库7960.35吨粳稻，向21号仓移库粳稻7564.28吨。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辽宁五峰公司对锦州直属库存储在其公司仓库内的粳稻进行了部分仓位的倒仓移库。锦州直属库提交的《中央储备粮（油）分仓保管账》上记载了向20号仓、21号仓进行水稻移库的时间、来源仓位的明细。辽宁五峰公司依据倒仓移库的不同时间段所产生的不同变化，向锦州直属库依次出具了一系列《粮权确认书》。自辽宁五峰公司2014年11月30日出具的《粮权确认书》至2015年9月30日出具的《粮权确认书》，均记载锦州直属库在17号仓存储水稻9010.65吨、在20号仓存储水稻7960.35吨、在21号仓存储水稻7564.28吨。2014年6月至2015年7月期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通过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与中穗粮油有限公司、佳木斯市大众粮油有限公司签订多份《国家临时存储粮食（东北粳稻）竞价交易合同》，给锦州直属库下达《出库通知书》，将锦州直属库存储于辽宁五峰公司12号仓4049吨、14号仓2000吨、16号仓4000吨、19号仓1000吨粳稻拍卖出库。2017年6月至8月期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通过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与辽中县裕来精米有限公司、沈阳长富米业有限公司签订《粮食竞价交易购销合同》，给锦州直属库下达《出库通知书》，将锦州直属库存储于辽宁五峰公司20号仓7960.35吨粳稻全部销售出库，20号仓现为空仓。另查明，2015年锦州直属库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简称工行锦州分行）、辽宁五峰公司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工行锦州分行上诉后，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这两份判决均认定如下基本事实：2013年11月20日，锦州直属库与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共同对五峰科技公司的仓库情况进行验收，确认其中12、14、15、16、17、19号仓库为空仓。2014年1月26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联合下发中储粮辽[2014]18号文件，确定辽宁省第二批2013年粳稻最低收购价指定收储库点名单，确定承贷企业为锦州直属库，收储企业为辽宁五峰公司。锦州直属库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借款，用于2013年粳稻的收购。2014年2月7日，锦州直属库与五峰科技公司签订《2013年最低收购价粳稻委托收购合同》。五峰科技公司自2014年2月15日至3月31日，共收购粳稻5万吨。收购的粳稻均来源于当地及周边地区。锦州直属库于2014年2月18日至3月28日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五峰科技公司共汇出购粮款150,738,600元。2014年4月1日，五峰科技公司与锦州直属库签订了《最低收购价粮仓储保管合同》，将替锦州直属库收购的5万吨粳稻分别存放于12、14、15、16、17、19号仓内，其中14、17、19号仓内共存放粳稻22,861吨。锦州直属库向五峰科技公司支付仓储保管费2,210,826元。2014年5月30日至2015年9月30日间，锦州直属库与辽宁五峰公司仓储库管理人每月共同出具粮权确认书，对锦州直属库租用辽宁五峰公司包括14号、17号、19号等多处仓库存放稻谷的数量、质量变化情况及权属进行确认，确认该多处仓库内存放的稻谷属于锦州直属库，锦州直属库亦对14号、17号、19号仓库存放的稻谷，在分仓保管帐中进行了记载。2014年6月18日，锦州市粮食质量监督管理站受锦州直属库与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三方的委托，对五峰公司承储在12号、15号、16号、14号、17号、19号仓库的50003吨收购的最低保护价稻谷进行了质量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认为，由于五峰公司对作为质押的稻谷没有所有权，其与工行锦州分行签订的质押合同无效，工行锦州分行对质押物不享有质权，不能对争议的14号、17号、19号仓内22000吨稻谷享有优先受偿权。故此，判决撤销该院（2015）锦民初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工行锦州分行对辽宁五峰公司的质押物（22000吨稻谷）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项。本院（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还查明，2015年锦州直属库作为第三人参加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简称民生银行盘锦分行）、辽宁五峰公司、镇赉县五峰公司、黑龙江伍峰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69号之一民事判决。民生银行盘锦分行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891号民事判决。这两份判决均认定如下基本事实：首先，确认并引用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锦州直属库诉中国工行锦州分行、五峰科技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8日作出的（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的（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如上事实。其次，认定依据2014年12月31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启动辽宁省2014年第二批粳稻最低收购价指定收储库点的通知》，2015年1月1日，锦州直属库与五峰科技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CCZL201509号《仓储设施租赁合同》。约定：锦州直属库租用五峰科技公司仓储设施用于储存中央事权粮食。一、租赁仓储设施情况。租用仓房及储粮有关情况如下，仓房号为12、14、18，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库点批准文号为中储粮[2014]348号，仓容为27,500吨，品种为稻谷。二、粮权归属。租用仓房中储存的所有中央事权粮食粮权归属国务院，五峰科技公司不得擅自动用，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中央事权粮食对外进行抵押、担保和清偿债务。三、租赁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四、租赁费用标准为每吨50元／年支付租赁费用。2015年1月22日，锦州直属库与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人员共同对五峰科技公司的12、13、14、16、18号仓库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意见均为合格。2015年12月31日锦州直属库与五峰科技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期限调整为2015年1月1日起至该批粮食出库日止。2015年2月12日至3月31日，锦州直属库自行收购2014年产粳稻数量11,620吨，支付购粮款3,674.2万元。锦州直属库提交《最低收购价水稻收购进度日报表》《2014年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结算凭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锦州直属库《记账凭证》《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等证据，证明锦州直属库自行收购粳稻11,620吨存储于五峰科技公司仓库。锦州直属库提交两张《倒库申请》、九张《政策性粮货位变动审批单》，证明2014年10月至11月末期间，为确保中央事权粮食储粮安全，五峰科技公司向锦州直属库申请并办理了存储粮倒库，将部分中央事权粮食由12、16、17号仓调入20、21号仓库内存储。2014年6月至2015年7月期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通过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与中穗粮油有限公司、佳木斯市大众粮油有限公司签订十二份《国家临时存储粮食（东北粳稻）竞价交易合同》，将锦州直属库存储于五峰科技公司仓库内的中央事权粮食拍卖出库，中穗粮油有限公司出具《验收确认单》，确认2014年8月5日至2015年6月26日期间，实际收到粳稻10,049吨。佳木斯市大众粮油有限公司出具《验收确认单》，确认2015年7月3日实际收到粳稻3000吨。至此，锦州直属库两次委托五峰科技公司保管中央事权粮食粳稻合计61,620吨，扣除通过竞价拍卖出库的13,049吨，尚有粳稻48,571吨存储于五峰科技公司自有的第12、14、15、17、19、20、21号等七个仓库内。2017年2月23日，本院组织民生银行盘锦分行、锦州直属库、五峰科技公司、远成物流公司及案外人锦州银行沟帮子支行、锦州恒大国际物流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物流园公司）对五峰科技公司1-21号仓库进行现场勘验，其中1、3、7、10、11、13、16、18号等八个仓库为空仓，对剩余的十三个仓库中存储粳稻，锦州直属库主张所有权的仓库为12、14、15、17、19、20、21号等七个仓库；案外人锦州银行沟帮子支行主张质权的仓库为8、9、14、15、17、19、20、21号等八个仓库。锦州直属库、远成物流公司及案外人恒大物流园公司三方提交的存储粮保管台账记载的数量并不一致。本院（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69号之一民事判决认为，锦州直属库主张所有权的48,571吨粳稻系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包括锦州直属库委托五峰科技公司自2014年2月15日至3月31日期间代为收购粳稻5万吨，及2015年2月12日至3月31日期间，锦州直属库自行收购2014年产粳稻数量11,620吨，合计61,620吨。根据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五峰科技公司受锦州直属库委托，代为收购粳稻5万吨的事实，属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民生银行盘锦分行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对此应予以认定。针对2015年2月12日至3月31日期间，锦州直属库自行收购2014年产粳稻数量11,620吨，锦州直属库提交了《最低收购价水稻收购进度日报表》《2014年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结算凭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电汇凭证》、锦州直属库《记账凭证》《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等证据，可以证明锦州直属库自行收购2014年产粳稻数量11,620吨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远成物流公司提交的《质押监管台账》《质押物日出库控货通知单》等证据，虽证明其履行了监管职责，但不能否定锦州直属库对案涉粳稻享有所有权，故对民生银行盘锦分行、远成物流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根据锦州直属库提交的《国家临时存储粮食（东北粳稻）竞价交易合同》《验收确认单》，证明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通过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以竞价拍卖的方式出库粳稻13,049吨，委托五峰科技公司保管的中央事权粮食现剩余粳稻48,571吨。锦州直属库主张其所有权有事实根据，应予支持。五峰科技公司作为案涉中央事权粮的承储企业，其对锦州直属库委托收购或自行收购的粳稻不享有所有权，应是明知的，但其却仍与民生银行盘锦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损害了国家对中央事权粮的宏观调控及监督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辽宁五峰公司对于所有权属于锦州直属库的仓内粮食质押无效。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属于部分有效合同。判决民生银行盘锦分行对于第2、4、5、6、8、9号仓库内质押粳稻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891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虽认为一审关于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性质与效力不当，但判决结果适当，故维持一审判决。上述事实，有锦州直属库提供的《空仓情况验收明细表》、中储粮辽[2014]18号文件、《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3年最低收购价粳稻委托收购合同》、《最低收购价水稻收购确认单》、《最低收购价粮仓储保管合同》、《关于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2013年度国家托市粳稻市级复验的批复》、《检验报告》、《锦州市2013年度国家最低保护价稻谷质量验收报告》、《中央储备粮（油）分仓保管账》、《政策性粮货位变动审批单》、《中央储备粮（油）分仓保管账》、《粮权确认书》、《国家临时存储粮食（东北粳稻）竞价交易合同》、《出库通知书》、《粮食竞价交易购销合同》、（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69号之一民事判决、（2017）最高法民终891号民事判决，以及质证笔录、开庭笔录等在卷佐证。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认证，可资认定，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原告华粮北良公司与第三人锦州直属库诉讼争议的焦点为：辽宁五峰公司17、20、21号仓内存储的粳稻归华粮北良公司所有，还是归锦州直属库所有。原告华粮北良公司与第三人锦州直属库在诉讼过程中均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自己对辽宁五峰公司17、20、21号仓内存储的粳稻拥有所有权。本院认为，评判所争议的三个仓内存储的粳稻所有权归谁所有，应综合分析各方所提交的系列证据是否矛盾，是否充分，有无案外第三方参与作证，是否环环相扣、相互印证，系统分析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客观证明力的大小强弱，进行综合评判。一、审查华粮北良公司提交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存在如下自相矛盾之处：1、华粮北良公司在本次庭审中提出虽然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4万吨，但只有5135.985吨是由黑龙江伍峰公司在黑龙江收购的黑龙江产圆粒粳稻，其余近3.5万吨是由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当地收购的辽宁省产粳稻。然而，其在开庭陈述诉讼请求时却请求确认现存于辽宁五峰公司位于北镇市产圆粒粳稻共23,520.81吨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华粮北良公司如果明知存于辽宁五峰公司17号仓、20号仓、21号仓内粳稻是在辽宁五峰公司所在地收购的辽宁省产粳稻，为何还在开庭陈述诉讼请求时请求确认存在这3个仓库内的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归其所有？此为其自相矛盾点一。2、2014年2月9日，华粮北良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粮食定向销售合同》，共向辽宁五峰公司销售水稻11135.985吨，陆续出货给辽宁五峰公司，并提交4张《水稻出库协议书》证明此事。在2014年4月12日、4月29日、9月4日签署的前三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中均记载：华粮北良公司拥有4万吨仓储粮食所有权，该粮食存放在黑龙江伍峰公司仓库，并分别记载出库水稻2700吨、2435.985吨、1000吨，合计6135.985吨。只是在2014年9月29日签署的第四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中记载：华粮北良公司拥有4万吨仓储粮食所有权，该粮食存放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出库水稻5000吨。而华粮北良公司在本次庭审中陈述黑龙江伍峰公司依委托收储协议只为其收购水稻5000余吨，其余3.5万吨是由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当地收储的。如果真的只在黑龙江收购水稻5000余吨，其余3.5万吨都是在辽宁收购的，为何前三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上均记载甲方（华粮华粮北良公司）拥有《水稻经营合同》和《粮权确认单》、《仓单》项下40000.015吨仓储粮食所有权，该粮食存放在黑龙江伍峰公司仓库，只是在9月29日签署的第四份《水稻出库协议书》中才记载该粮食存放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为何在黑龙江伍峰公司出库水稻不是5000余吨却是6135.985吨？此为其自相矛盾点二。3、华粮北良公司还向法庭提交了两份水稻出库后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2015年2月25日向其出具的《确认书》，记载：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购粮食（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40000.015吨，有5135.985吨存放于黑龙江伍峰公司库内，有34864.03吨存放在辽宁五峰公司库内。依据《粮食定向销售合同》，截至2014年11月18日，辽宁五峰公司已向华粮北良公司支付货款37,038,616.22元，出库粮食13635.985吨，剩余未出库粮食26364.03吨，现存于辽宁五峰公司库内。如若华粮北良公司庭审陈述有3.5万吨是由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当地收储属实，为何两份《确认书》中均确认收储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40000.015吨，只是有5135.985吨存放于黑龙江伍峰公司库内，有34864.03吨存放在辽宁五峰公司库内？且这两份《确认书》均记载销售出库水稻13635.985吨，为何比四份《水稻出库协议书》记载的出库数量多出2000吨？此为其自相矛盾点三。4、为证明对案涉三个仓库内水稻具有所有权，华粮北良公司还提交了黑龙江伍峰公司为其出具收购水稻的4份《粮权确认单》。此4份《粮权确认单》上均记载货物产地：黑龙江省；生产期：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2014年3月27日出具的第一份《粮权确认单》记载：数量：5135.985吨。存放地点及数量：1）黑龙江伍峰公司新厂罩棚，2700吨；2）黑龙江伍峰公司01号立筒仓，2435.985吨。在2014年5月26日出具的第二份《粮权确认单》和8月14日出具的第三份《粮权确认单》上均记载：数量：34864.03吨。存放地点及数量：辽宁五峰公司仓库。在10月24日出具的第四份《粮权确认单》记载：数量：26364.03吨。存放地点及数量：辽宁五峰公司17号仓9292.74吨、20号仓6820.79吨、21号仓7407.28吨、9号仓2843.22吨。如若华粮北良公司庭审陈述有3.5万吨是由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当地收储属实，为何此四份《粮权确认单》上一直均记载货物产地：黑龙江省；生产期：2013/2014年度黑龙江省产圆粒粳稻？后3.5万吨如果是在辽宁五峰公司所在地收购的辽宁产粳稻，为何不在后三份《粮权确认单》上记载为辽宁省产粳稻？此为其自相矛盾点四。二、华粮北良公司对于与黑龙江伍峰公司《委托收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事实细节，提供的证据不足：1、华粮北良公司庭审陈述只有5000余吨水稻是在黑龙江伍峰公司所在地收购的，其余近3.5万吨都是由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当地收购的，以此回复锦州直属库提出的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内3万余吨黑龙江产圆粒粳稻是如何移库运输至辽宁五峰公司的质询。对于将委托收储水稻主要履行地变更问题，华粮北良公司当庭自认其未与黑龙江伍峰公司及辽宁五峰公司签订过委托变更协议，也不能提交在辽宁收购3.5万吨水稻的入库记账单。而华粮北良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粮权确认单》、《水稻出库协议书》、《确认书》等基本证据均未证明其有近3.5万吨水稻是由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当地收购的事实，相反却全部记载收储的是2013/2014年度黑龙江产圆粒粳稻。华粮北良公司庭审陈述的这一节事实，证据不足。2、2014年7月10日，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签订《结算协议》，确认双方之间的《委托收储合同》执行完毕，已收购水稻40000.015吨，单价3020元/吨，货款120,800,045.3元。华粮北良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显示，自2013年12月13日至2014年3月18日华粮北良公司共向黑龙江伍峰公司汇款120,000,000元，尚欠800,045.3元未付，相当于4万吨粳稻的委托收储劳务费。如果双方签订和履行的是真实的委托收储合同，怎么会只给付委托收储水稻的货款而迟迟不给委托收储劳务费？又怎么会未见黑龙江伍峰公司向华粮北良公司主张索要收粮劳务费的事实证据呢？3、华粮北良公司庭审陈述履行定向销售合同，向辽宁五峰公司出库交付所销售的13635.985吨水稻时，讲“在辽宁五峰公司院内由辽宁五峰公司自提运输，同时包括在黑龙江伍峰院内出库的约5000吨”，并答应庭后提交从黑龙江伍峰公司出库的5000吨水稻的出库单、运输大票。然而，庭后华粮北良公司并未提交任何从黑龙江伍峰公司出库5000吨水稻给辽宁五峰公司的出库单、运输大票等证据。因此，华粮北良公司陈述所主张只有5000余吨水稻是在黑龙江收购的，余下3.5万余吨都是在辽宁收购的这一事实，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如果华粮北良公司主张的4万吨水稻是黑龙江伍峰公司在当地收购的黑龙江产粳稻，那么其主张有3.5万吨存于辽宁五峰公司仓库内，是如何运输移库至辽宁五峰公司的，也同样缺乏证据证实。三、华粮北良公司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与履行的《粮食定向销售合同》违背市场客观规律，性质不明。华粮北良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黑龙江伍峰公司是在2014年1月12日—3月17日间为华粮北良公司收购完水稻的。然而在水稻刚开始收购不久的2014年2月9日，华粮北良公司就签订《粮食定向销售合同》，约定将黑龙江伍峰公司为其收购的水稻全部销售给辽宁五峰公司。价格为收购价3000元/吨，加上收购费用20元/吨，加上利润。利润约定方式独特，依买方付款时间远近而升降：2014年2月28日前付款，利润35元/吨；3月1日—4月30日间付款，利润45元/吨；5月1日—6月30日间付款，利润50元/吨；7月1日—8月31日间付款，利润60元/吨。本院认为，这一《粮食定向销售合同》显示华粮北良公司委托黑龙江伍峰公司收储粳稻的真实性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第一，委托收储水稻刚刚开始还未收购完毕就签订销售合同，把即将收储的水稻转手卖给作为《委托收储合同》担保方和货物存储方的辽宁五峰公司，时间很早，不合常理；第二，辽宁五峰公司作为黑龙江伍峰公司的全资母公司如果需要收购黑龙江产粳稻，为什么不直接让黑龙江伍峰公司去直接收购低价粳稻，却要从华粮北良公司购买被加价的高价粳稻；第三，华粮北良公司庭审陈述其只在黑龙江收购了5000多吨粳稻，其余的3.5万吨均系辽宁五峰公司在辽宁所购，辽宁五峰公司明知这些情况为什么还要向华粮北良公司高价收买呢？；第四，定向销售合同的价格不是依市场供需情况而定，而是按照卖方收到货款近和远的不同时间段不断提高的固定利润，这是违背市场交易规则的，这种利润约定方式近似于借款还款时间越久，利息越高的借款合同情形。四、被告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在本案庭审答辩中始终主张其与华粮北良公司系以委托收储及定向销售的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实质。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在两次庭审答辩时均陈述华粮北良公司与黑龙江伍峰公司签署的《委托收储合同》及与辽宁五峰公司签署的《粮食定向销售合同》，都未实际履行，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以“委托收储、定向销售”的形式掩盖其向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出借12000万元的企业间借贷的实质。在本次庭审询问时又讲：没有在辽宁北镇收购3.5万吨水稻入库存放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之事。华粮北良公司提交的证据是制作的证据，实际上借款合同，没有实际的粮食交付行为。同时答辩称同意锦州直属库的请求，认同锦州直属库对案涉17、20、21号库的粮食所有权的主张。作为委托收储合同受托方的黑龙江伍峰公司和担保方的辽宁五峰公司，不仅在本次庭审中如此陈述案件事实，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前的本院原审庭审中也一直如此陈述。五、锦州直属库提交的证据有案外第三方参与作证，并环环相扣，相互印证，证明力强，能够比较充分地证明其对案涉17、20、21号三个仓库内的粳稻拥有所有权。首先，为了确保辽宁五峰公司能够有足够大的空仓库容收储粳稻，2013年11月20日，锦州直属库与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共同对辽宁五峰公司仓库进行了验收，编制出《空仓情况验收明细表》，确认12、14、15、16、17、19号仓库为空仓。之后，才于2014年2月7日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2013年最低收购价粳稻委托收购合同》，委托辽宁五峰公司在当地收购2013年生产的粳稻5万吨。辽宁五峰公司在2014年2月15日至3月31日为锦州直属库收购水稻5万吨，不仅每天都有双方领导及工作人员共同签字确认的《最低收购价水稻收购进度日报表》记载当天收购水稻的数量为证，而且在收购完成后的2014年3月31日—6月3日，锦州市国家政策性粮验收监督领导小组还组织锦州直属库、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的专业人员对锦州直属库保管总账、分保管账、货位明细表进行了逐一核对，对储存的粳稻进行了实物测量，确认账实相符，出具了由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锦州直属库三家共同盖章的《关于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2013年度国家托市粳稻市级复验的批复》。此外，锦州直属库还与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又委托锦州市粮食质量监督管理站对存储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12、14、15、16、19、17号六个仓所存储水稻的数量、质量逐一进行了检验，出具了《检验报告》与《锦州市2013年度国家最低保护价稻谷质量验收报告》，判定存储的稻谷数量、质量均符合标准。上述有案外第三方锦州市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锦州市分行参加的空仓验收、由锦州市国家政策性粮验收监督领导小组组织的专业人员对5万吨收储水稻账目核查与实物测量《批复》、以及由锦州市粮食质量监督管理站对12、14、15、16、19、17号六个仓所存储水稻的数量、质量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和《锦州市2013年度国家最低保护价稻谷质量验收报告》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辽宁五峰公司为锦州直属库完成了委托合同所约定的收购5万吨地产粳稻的事实存在。其次，锦州直属库提交的证据还能够清晰证明案涉17、20、21号仓库内水稻移库、出库等变动发生的情况。为确保存储在辽宁五峰公司仓库的政策性粮不腐坏变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于2014年10月至11月向锦州直属库下达了《政策性粮货位变动审批单》，要求从12号仓、16号仓、17号仓向20号仓移库7960.35吨粳稻，向21号仓移库粳稻7564.28吨。据此，辽宁五峰公司在2015年1月前，对锦州直属库存储在其公司仓库内的粳稻进行了相应的移库。在锦州直属库的《中央储备粮（油）分仓保管账》上详细记载了如何向17号仓、20号仓、21号仓进行水稻移库的时间、仓位之间水稻来往移动的明细。辽宁五峰公司根据倒仓移库的不同时间段所产生的仓位库容数量变化，还向锦州直属库出具了系列《粮权确认书》。在2014年11月30日—2015年9月30日出具的《粮权确认书》上，一直记载锦州直属库在17号仓存储水稻9010.65吨、在20号仓存储水稻7960.35吨、在21号仓存储水稻7564.28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2014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辽宁分公司通过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与中穗粮油有限公司、辽中县裕来精米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粮食竞价交易购销合同》，给锦州直属库下达《出库通知书》，将锦州直属库存储于辽宁五峰公司12号仓、14号仓、16号仓、19号仓、20号仓内存储的粳稻陆续拍卖出库，并于2017年8月将20号仓内7960.35吨粳稻全部销售出库，该仓现为空仓。上述移库、出库证据充分有效，能够充分证明案件所争议的17、20、21号三个仓库内水稻的所有权属于锦州直属库。六、现有两件由锦州直属库参加诉讼的关联案件的生效判决，确定了锦州直属库对存储于辽宁五峰公司12、14、15、16、19、17号六个仓，以及20、21号仓内粳稻拥有所有权的事实。其一为：锦州直属库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辽宁五峰公司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锦民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6）辽民终596号民事判决。其二为：锦州直属库作为第三人参加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辽宁五峰公司、镇赉县五峰公司、黑龙江伍峰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有本院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5）辽民二初字第00069号之一民事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12月21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终891号民事判决。七、关于华粮北良公司申请调取证据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华粮北良公司有权申请本院调取证据。华粮北良公司申请本院调取其在向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经侦大队报案，中山分局对以辽宁五峰公司及其法人代表朱金凤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中，向锦州直属库调取的锦州直属库与辽宁五峰公司之间粮食采购证据和支持证据，本院认为锦州直属库对于其与辽宁五峰公司之间委托采购案涉粳稻已经提供了系列相关证据，能够比较充分，也比较清晰地证明其与辽宁五峰公司间委托收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的事实，本院已无必要到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经侦大队调查收集锦州直属库曾经向中山分局提供的证据材料。故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对华粮北良公司提出的现无调查收集必要的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华粮北良公司就其所主张的案件事实，提交的证据存在自相矛盾。对于其与黑龙江伍峰公司《委托收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事实细节，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其与辽宁五峰公司签订与履行的《粮食定向销售合同》违背市场客观经济规律，性质不明。而被告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在两次庭审答辩中又一直主张其与华粮北良公司系以委托收储及定向销售的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实质。故此，本院认为华粮北良公司在诉讼中提出其与黑龙江伍峰公司、辽宁五峰公司之间的委托收储合同、定向销售合同的签订履行真实有效，请求确认案涉17、20、21号三个仓库内的粳稻归其所有，不能认定与支持。而锦州直属库所提交的证据和主张的案件事实，不仅有案外第三方参与作证，而且环环相扣，相互印证，证明力强，能够比较充分地证明其对案涉17、20、21号三个仓库内的粳稻拥有所有权。且有两件锦州直属库参加诉讼的关联案件已做出的生效判决，认定了锦州直属库对存储于辽宁五峰公司12、14、15、16、17、19号六个仓，以及20、21号仓内粳稻拥有所有权的事实。故此，本院认定与支持锦州直属库对于案件所争议的17、20、21号三个仓库内的粳稻拥有所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储存于辽宁五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三家子村17、20、21号仓库内共计24,535.28吨水稻的所有权属于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有限公司；二、驳回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437,260.45元，因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在原审时部分撤回起诉，退回诉讼费23,578.12元，余款413,682.33元及保全费5000元，合计418,682.33元，由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负担。中央储备粮锦州直属库有限公司交纳的案件受理费409,829.20元，由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华锋审判员  张辉审判员  陈建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王军书记员李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