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民终44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锋，男，1985年8月10日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应红，男，1985年9月25日生，回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户籍所在地：普洱市墨江县。现下落不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艾芳，女，1987年6月2日生，回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娟，云南律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成贵，云南典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长锋与被上诉人李应红、谢艾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4民初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长锋上诉请求：1、维持原判第一项，撤销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谢艾芳对欠款170500元中的110484元与被上诉人李应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根据李应红在七甸派出所所做笔录即认为李应红向同事所借款项均用于投资“速可贷”以获取高额利息，借款并未用于维系夫妻共同生活。但该份笔录仅是李应红单方面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系孤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本案借款发生于李应红、谢艾芳婚姻存续期间，但一审判决对此事实予以回避，在说理部分也未对此问题进行评判。三、一审判决认定我是在没有现金或存款的情况下将信用卡交给李应红透支，此认定明显违背事实。四、我与李应红姐姐的通话录音已能侧面证实谢艾芳知晓李应红向我借款是为李应红父亲治病的事实，透支款项均发生在李、谢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用途为家庭成员一方的直系亲属治病，性质上属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畴，应将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五、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出借信用卡时已经明知李应红并非常规的使用信用卡而是套取现金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与事实不符。六、一审法院对以李应红和谢艾芳为共同被告的同类型案件裁判尺度不统一。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放任李应红使用其信用卡不断透支无法偿还而不及时追回，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这种逻辑推理没有法律依据，且逻辑混乱，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八，李应红多次刷卡交易地点为电器商店、超市、食品商店等，与谢、李二人日常生活有关，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谢艾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应红未到庭进行答辩。原告杨长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李应红、谢艾芳连带偿还借款170500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李应红和谢艾芳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底，李应红自述要在玉溪和岳父一起投资购买商铺，但是资金不足，于是李应红便找到我，向我说明此事并提出要我借款给他，因我和李应红平时关系不错，于是我答应可以借钱给他，但是由于我当时手头现金少。经过协商，出借款项通过李应红使用我名下银行信用卡刷卡透支的方式支付，双方口头约定，李应红及时处理其所透支的账单，否则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逾期手续费和代还款手续费等）由李应红承担，并且不得影响杨长锋的信用记录。约定后被告于2013年12月6日持我本人名下的一张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62×××76）两次透支分别为6214元、23786元，两笔合计30000元；于2014年5月24日持我本人名下的中信卡（卡号：62×××69）透支9500元；于2014年6月6日分四次持我本人名下的一张中信银行信用卡（卡号：62×××69）在取款机上分别取现1000元、1050元、2000元、2500元，四笔合计6550元，产生取现手续费80元。2014年下半年，李应红称其父亲因气胸反复发作住院需要做手术，又向我借钱，出于帮忙的心里，我又把我名下的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和工商银行三张信用卡借给李应红使用，李应红拿到卡后，持华夏银行信用卡（卡号：62×××92）于2014年8月5日透支三笔，分别为8961元，7989元，3050元，三笔合计20000元。持民生银行信用卡（卡号：62×××39）于2014年9月24日透支29952元。2014年10月29日持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55×××47）透支34978.5元。2014年年底，李应红又称其父亲病危急需住院治疗，又再次向我借钱，我又把我名下的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两张信用卡借给李应红使用，李应红于2014年11月2日持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55×××47）透支13500元，12月10日持农业银行信用卡（卡号：62×××97）透支19995元。上述透支款项到起诉时为止，被告李应红没有归还原告杨长锋一分钱，自原告的信用卡开始透支后，李应红一直采用第三方代还款的方式处理账单，并将部分产生的代还款手续费转给原告处理，直至立借条前，原告杨长锋一共自行支付了因李应红透支款项所产生的代还款手续费5944.5元。以上借款金额共计164475.5元，加上取现产生的手续费80元，加上原告自行支付的代还款手续费共计170500元。原告杨长锋一直联系被告李应红要求还款，均被被告李应红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搪塞，被告李应红甚至对我避而不见，万般无奈下，我只有诉请人民法院审理。被告谢艾芳与李应红原为夫妻关系，上述借款系二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被告李应红向我所借，属于二被告李应红与谢艾芳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二被告向我共同偿还，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应红、谢艾芳连带偿还我的上述借款，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应红向杨长锋借款，双方约定借款以李应红持有杨长锋信用卡刷卡透支的方式支付。2013年12月6日李应红持有原告杨长锋名下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62×××76）两次透支分别为6214元、23786元，两笔合计30000元。2014年5月24日李应红持有原告杨长锋中信银行信用卡（卡号：62×××69）透支9500元；于2014年6月6日李应红持有原告杨长锋中信银行信用卡（卡号：62×××69）在取款机上分别取现1000元、1050元、2000元、2500元，四笔合计6550元，产生取现手续费80元。李应红持有原告杨长锋华夏银行信用卡（卡号：62×××92）于2014年8月5日透支三笔，分别为8961元，7989元，3050元，三笔合计20000元，民生银行信用卡（卡号：62×××39）于2014年9月24日透支29952元，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55×××47）于2014年10月29日透支34978.5元，于2014年11月2日持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55×××47）透支13500元，于2014年12月10日持农业银行信用卡（卡号：62×××97）透支19995元。原告杨长锋自行支付了因李应红透支款项所产生的代还款手续费5944.5元。2015年1月1日，李应红向杨长锋出具借条载明：“今向杨长锋借款170500元，期限为18个月，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6月1日止。”借款170500元包含刷信用卡及体现金额共计164475.5元、取现手续费80元以及原告自行支付的代还款手续费5944.5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借条以及信用卡刷卡记录均有李应红的签字确认，能够证实原告与李应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被告李应红应当承担向原告偿还欠款170500元的责任。至于是否构成夫妻共同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两被告结婚仅仅四年，家庭的大额开支是购买集资房，购房款是向被告谢艾芳的父母借款，从李应红在七甸派出所的笔录可以证实，李应红以购房为由陆续向谢艾芳父母借款近700000元，而李应红借款的真实用途、目的，谢艾芳及父母并不知情，此后李应红又向其同事朋友借款均投资于网络平台“速可贷”获取高额利息，之后投资失败，款项无法收回，李应红下落不明，可知其上述借款均不是用于维系夫妻的共同生活。其次，从借款的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方面来看，按照常理，出借人应当在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情况下才向他人出借款项，本案原告在自己已经没有存款或现金的情况下，将信用卡交由被告李应红透支，并且在2013年12月的两笔刷卡记录信用卡账单已经显示刷卡消费的项目明显与李应红借款时的理由截然不同，但原告仍然放任李应红使用其信用卡，之后还将多张信用卡提供给李应红使用，显然原告在已经明知李应红借款用途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前提下，向其提供信用卡进行透支。另，原告陈述李应红向其借款时，因自己没有现金，所以向其提供信用卡进行透支，李应红及时处理账单，否则产生的逾期手续费和代还款手续费等应当由李应红承担，由此，原告在出借信用卡时已经明知李应红并非常规地使用其信用卡而是用于套取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从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12月一年以来，李应红使用原告信用卡刷卡、提现十几笔，原告并未找其妻子谢艾芳核实情况，李应红出具借条时，谢艾芳并未予以确认签字，并且一年时间中，原告放任李应红使用其信用卡不断透支无法偿还而不及时追回，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李应红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向原告杨长锋偿还欠款170500元；二、驳回原告杨长锋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上诉人杨长锋提交（2017）云01民终290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云01民申46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与本案相类似的他案生效判决已判决谢艾芳对李应红所负借款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应参考该生效判决作出处理。被上诉人谢艾芳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2017）云01民终2904号案件系早于2018年新司法解释实施前做出判决，且谢艾芳已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故对本案判处无任何影响。被上诉人谢艾芳提交（2018）云01民终1788号民事判决及该案庭审笔录，欲证明：1、谢艾芳对李应红借款投资“速可贷”及李应红为偿还投资失败所借的款项后又对外借款一事并不知情；2、生效判决已认定李应红向黄东汉所借款项为李应红的个人债务，并改判谢艾芳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杨长锋对此质证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但对被上诉人举证欲证实速可贷相关内容不予认可，关于李应红借款是否均是向速可贷投资并无确凿证据证实，仅有李应红在七甸派出所的单方陈述。针对上述法律文书，本院确认真实性及合法性。审理中，上诉人杨长锋明确下列七笔款项的信用卡对账单及交易流水显示刷卡系为购买电器、食品、日用品等物品，该类物品用于李应红及其岳父所投资经营的商铺及酒店，并非用于“速可贷”投资，故李应红前妻谢艾芳应对该七笔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1、2013年12月6日，6214元，俊逸电器；2、2013年12月6日，23786元，美的；3、2014年8月5日，8961元，五华区华盛家用电器商行；4、2014年8月5日，3050元，昆明市官渡区家家悦超市；5、2014年10月29日，34978元，宇硕电子；6、2014年11月2日，13500元，同升和食品商店；7、2014年12月12日，19995元，太兴五金交电商店。被上诉人谢艾芳对此陈述：第一，杨长锋在其一审举证时已明确上述款项系刷卡套现，且李应红在七甸派出所民警询问时已对刷取杨长锋信用卡款项投资“速可贷”的事实做了明确陈述；第二，李、谢二人于2012年年初登记结婚，婚后两地分居，结婚时已配置了足够的家用电器等生活用品。故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内花费近十万元巨款再行购置家电物品，且一次性购买上万余元的食品也与生活常理相悖；第三，谢艾芳及其父母均为教育界从业人员，并未投资开办其他经济实体，李应红告知他人借款用于其与岳父投资商铺仅是其借款的虚假由头，杨长锋所述电器、食品、用品用于李应红及其岳父所投资的商铺及酒店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杨长锋明确的七笔款项从对账单及流水明细上可看出交易对手或交易场所系电器商店、超市、食品店及五金店等处，杨长锋虽主张上述交易物品系用于李应红及其岳父经营商铺及酒店，但其并未举证证实李应红及其岳父确有投资商铺及经营酒店的事实；且杨长锋在一审提交上述七笔款项交易记录的举证目的系印证李应红刷卡套现的行为。故综上，杨长锋主张七笔款项系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归纳诉辩双方当事人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谢艾芳是否应对杨长锋主张的110484元款项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借款人李应红以使用杨长锋信用卡的方式向杨长锋共计借款164475.5元，并以个人名义向杨长锋出具《借条》，该借条上并无其配偶谢艾芳的署名，且谢艾芳主张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故本院确认该笔借款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借；《借条》虽未明确借款用途，但李应红在七甸派出所陈述案涉款项系用于“速可贷”投资。债权人杨长锋未能举证证实本案借款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509.68元由上诉人杨长锋承担，杨长锋预交的3710元，本院退还1200.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海燕审判员  古维贤审判员  姚 丹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