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40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房兆雨，男，193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房兆平，男，195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房兆华，男，1957年9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振华，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三林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三林路******。法定代表人叶志敏，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侯清，上海三林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秀英，女，194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于浩冉，上海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南丹，上海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9年11月3日，上海三林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林建管公司）因三林镇沿江路（华夏西路－林浦路）道路新建工程项目建设，取得浦建委房拆许字（2009）第3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上海XX集团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系拆迁实施单位。经有权机关批准，该许可证拆迁期限延长至2015年11月2日。位于本市浦东新区XX村******（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性质为公有住房，房屋使用面积为48.03平方米，在上述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内。孙秀英原系A厂职工，1995年因居住困难，其丈夫金某1（同为该厂职工）向该厂分房小组申请增配住房，经单位分房小组及领导批准，承诺将涉案房屋分配给孙秀英承租使用，待刘某去世后再搬入居住。1998年6月，孙秀英搬入涉案房屋实际居住至房屋被拆，其户籍未迁入涉案房屋内，亦未办理过公房租用凭证。在原审庭审中，其自述向公房所有权人交付过数次租金后未再交付。2014年4月29日，上海XX有限公司一分公司（闵行）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记载：“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原属上海XX厂职工福利住房，于1995年8月增配给职工孙秀英居住”。在本案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即2009年11月3日，涉案房屋内无在册户籍人口。三林建管公司依据该证明认定孙秀英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于2014年10月21日与孙秀英签署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被安置人为孙秀英，孙秀英之女金某2在《安置协议》上签字，协议约定安置孙秀英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一套，并补偿人民币274,500元，至本案诉讼，《安置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原审另查明，案外人刘某生前丧偶，其育有三子即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1984年，A厂将涉案房屋分配给刘某承租使用，至1998年3月3日刘某去世，其户籍从未迁入至涉案房屋内，亦未办理过公房租用凭证。房兆雨等三人未交付过涉案房屋的承租租金。房兆华户籍曾于1989年迁入至涉案房屋，并于1996年迁出。另有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局1997年劳动新村户口审批材料记载：“新编住址门牌号XX厂公房XX，无户口，户主姓名刘某”。原审庭审中，三林建管公司陈述，涉案房屋所在劳动新村公房原系A厂（即上海XX厂）所有，后经企业转制，至涉案房屋被拆迁时，该地块劳动新村公房所有权由上海XX有限公司概括继受。在本次拆迁过程中，对部分未办理公房租用凭证的租户均以上海XX有限公司一分公司（闵行）出具的《证明》为依据认定承租人。2017年11月，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安置协议》无效。原审认为，《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共同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二十条规定，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以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租用公房凭证、房屋租赁合同计户，由拆迁人按户进行补偿安置。本案中，三林建管公司依法取得涉案房屋所在地块的拆迁许可证，具有拆迁人资格，有权与涉案房屋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时的承租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地块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时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涉案房屋内无户籍，孙秀英户实际居住于涉案房屋内，其虽未办理租用公房凭证，但结合该动迁地块涉案房屋的历史沿革，三林建管公司收集了上海XX有限公司一分公司（闵行）出具的《证明》，作为认定房屋承租人的主要依据，并无明显不当。庭审中，孙秀英也陈述了涉案房屋承租的来龙去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观房兆雨等人的陈述，无论其母亲刘某还是房兆雨等人均从未办理过公房租用凭证，1998年刘某去世后至动迁时，长达十余年，房兆雨等人从未到涉案房屋中实际居住使用，甚至连钥匙也没有，其称孙秀英户是借用房屋，但十余年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在明知涉案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的情况下，房兆雨等人从未向拆迁人主张过任何权利，这些均有悖常理，难以证明房兆雨等人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至于房兆华户籍曾迁入迁出涉案房屋内，因迁出迁入日期均早于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故无法证明房兆雨等人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三林建管公司认定孙秀英为承租人，与之签订《安置协议》，并无合同无效之情形。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参照《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负担。判决后，房兆雨等三人不服，上诉于本院。上诉人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诉称，浦建委房拆许字（2009）第3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其延长许可未经法庭质证。原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以被上诉人孙秀英的单方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书面证明可以证实孙秀英所持落款为上海XX有限公司一分公司（闵行）的《证明》系由其伪造，孙秀英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上诉人作为涉案房屋原承租人刘某的儿子，可以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应被认定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三林建管公司辩称，涉案房屋在拆迁时由被上诉人孙秀英实际居住使用，三林建管公司作为拆迁人，根据孙秀英提供的企业转制后概括继受的公有租赁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证明，认定孙秀英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孙秀英辩称，上诉人房兆雨等三人不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承租人，无权要求确认《安置协议》无效。上海XX有限公司一分公司（闵行）出具的《证明》并非证实孙秀英承租涉案房屋的唯一证据，孙秀英实际居住涉案房屋至拆迁，系合法承租人。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情形。本案中，涉案房屋的性质为公有住房，从未办理过租赁凭证，亦没有户籍在册人员。被上诉人三林建管公司作为拆迁人，根据被上诉人孙秀英自1998年6月实际居住涉案房屋至拆迁的事实，结合企业转制后概括继受的公有租赁房屋所有权人上海XX有限公司一分公司（闵行）出具的证明，认定孙秀英为涉案房屋承租人，并与该户签订《安置协议》，双方就拆迁涉案房屋的补偿安置事宜进行了约定。经审查，该协议系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既未违反有关拆迁补偿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不存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于《安置协议》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在签订《安置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上诉人房兆雨等三人仅以其母亲刘某生前曾租住过涉案房屋，上海XX有限公司一分公司2018年2月12日作出的书面证明记载该公司未出具过《证明》，也未加盖公章等为由，要求确认《安置协议》无效，依据尚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房兆雨、房兆平、房兆华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婷婷审判员  陈根强审判员  侯 俊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