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06民初6231号 原告：付远东，男，196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天林，男，197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伟，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万富，男，196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皓，四川瑞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颖乔，女，199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皓，四川瑞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莎朗风情酒店，经营场所：四川省理县桃坪乡桃坪村。 经营者：杨天林。 第三人：四川莎朗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理县桃坪乡桃坪羌寨新区。 法定代表人：杨天林。 第三人：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阿坝州理县桃坪乡桃坪村。 法定代表人：杨天林。 原告付远东与被告杨天林、第三人刘万富、刘颖乔、莎朗风情酒店、四川莎朗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朗藏羌公司）、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朗风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10月30日开庭时原告付远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被告杨天林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伟，第三人刘万富、刘颖乔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皓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莎朗风情酒店、莎朗藏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2018年4月24日开庭审理时原告付远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被告杨天林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伟，第三人刘万富、刘颖乔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皓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莎朗风情酒店、莎朗藏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2018年6月20日开庭审理时原告付远东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被告杨天林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伟，第三人刘万富、刘颖乔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皓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莎朗风情酒店、莎朗藏羌公司、莎朗风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远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以及刘万富所签《投资合作协议》，由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投资款350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及实现本案债权律师费用。2017年8月23日付远东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撤销付远东与杨天林、刘万富在2015年12月23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2.判决撤销杨天林在2016年2月5日出具的《收条》；3.判决杨天林向付远东返还购买装修物的对应价款350万元；4.判决杨天林向付远东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5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杨天林承担。同时原告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说明或明确：1.请求撤销《投资合作协议》中第一条“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全部内容,因为双方系以此条约定的资产审计价值1750万元为基础计算的转让价格，至于《投资合作协议》第2、3、4条系杨天林、付远东、刘万富协商设立案外公司“四川莎朗风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与本案争议的杨天林转让莎朗风情酒店20%的装修资产给付远东用以设立“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没有必然关系，即使有争议，各方应另行处理，不是本案必须解决的问题，故不作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处理；2.请求撤销《收条》中“今收到付远东转账人民币350万元，用于购买杨天林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1750万元之百分之二十股份，此外再无其他任何费用”的约定内容，该收条实际系付远东与杨天林间就莎朗风情酒店20%的装修资产转让达成的协议。事实和理由：付远东诉称，2015年12月23日原、被告及刘万富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第1条约定：理县桃坪镇新区13栋商业产权房，经委托租赁并装修成莎朗风情酒店（详见附件1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同时经四川同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资产审计价值1750万元（详见附件2.资产审计明细）等。2016年2月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付远东转账350万元用于购买杨天林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1750万元之百分之二十股份等，并确认以此和杨天林合伙注资成立“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但至今《投资合作协议》第1条所载明的附件即资产审计明细并未向原告出示，更未出具会计事务所资产审计报告，也未向原告交付所购买的“实物”，更未向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实物移交。2016年9月14日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被法院驳回起诉，后经成都市中级法院裁定撤销该驳回起诉裁定，指令按一审程序审理，由于原告对法律不精通，只知道维权，故在本案审理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请求变更，要求撤销《投资合作协议》的部分内容及《收条》，理由是：原告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及原告与杨天林以出具和接受收条的形式达成装修资产转让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欺诈、不公平之处，故请求依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请求撤销。具体“重大误解”表现有：1.双方均不知道装修资产不可以作为单独转让的标的物，不知道装修资产不可以作为股东出资的实物，该标的物实际交付并作为公司股东实物出资本身是不可履行和实现的，该障碍是协议订立时各方不知道的重大误解；2.对装修资产价值存在重大误解，成立装修资产转让协议时，原告系基于对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所载资产审计价值的信赖，该酒店装修资产价值系杨天林自称为1750万元，并载明经过审计，但事实上并没有该审计报告，原告以350万元购买其中20%装修资产是否物有所值无法确定，致形成相关协议时原告存在重大误解，同时杨天林一直没有提供审计报告，直到本案诉讼中才提供了一份《费用审核报告》，被告的该欺诈行为给原告对交易造成了重大误解，也违反了等价原则、有失公平等。“欺诈、不公平”表现在：1.订立协议时，杨天林明知转让对象“莎朗风情酒店”的资产已作为其名下另一公司莎朗藏羌公司的抵押物向银行申请了贷款，但其仅向付远东说明了莎朗藏羌公司有贷款及相关处理意见，并未告知莎朗风情酒店资产及部分房屋已抵押给银行等关于交易的重大情况，具有欺诈行为，致原告订立合同时对交易标的对象等产生重大误解；2.杨天林对原告的欺诈行为还表现在，2015年9月6日银行贷款文件证明原、被告投资合作协议及装修资产转让协议（收条）成立时莎朗风情酒店的相关房屋及附属装修等已由另一家公司（莎朗藏羌公司）抵押给银行，贷款760万元利益由另一家公司享有，被告此情明知而不相告，对原告有欺诈，而在本案审理中，莎朗风情酒店仍被杨天林的其他公司（莎朗藏羌公司）继续作为抵押物进行再次贷款，且未作任何披露，说明原、被告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后杨天林对付远东的欺诈行为一直持续；3.已经办理了抵押的资产不能进行转让和交接，审理中杨天林出具说明主张莎朗风情酒店的资产已经移交、作为实物出资，而根据法院依申请调查收集的贷款资料表明，该酒店资产事实上被装入杨天林另一公司莎朗藏羌公司继续抵押贷款，说明莎朗风情酒店资产由杨天林向莎朗风情公司的交付是虚假的，事实上无法进行交付也实际并未交付，莎朗风情酒店不属于莎朗风情公司享有，且该酒店房屋属于一房多租，说明在装修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杨天林继续在欺骗付远东。故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相关规定请求撤销。第三人刘万富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是他们的内部关系，付远东的诉讼请求不涉及刘万富与杨天林间的交易关系，至于各方在投资合作协议中协商设立案外公司（四川莎朗风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及莎朗风情公司股东不能以装修资产作为实物出资将引起公司解散或注销等相关争议的后续处理系另外的法律关应另行处理，与本案无关，原告的诉讼请求仅涉及撤销原告与杨天林间关于装修资产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等。 被告杨天林辩称，1.《投资合作协议》的实质目的为共同出资经营莎朗风情酒店，该目的已经实现。该协议三方采取先购买资产、再以资产作为出资共同成立公司来经营莎朗风情酒店的合作模式，协议的实质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买卖资产或成立公司，该合作模式系付远东委托的律师提出且按此拟定协议，协议签订后付远东参与了酒店的经营管理，享受了工资、分红等投资回报，至于装修资产能否转让和作为公司出资，不影响其投资目的的实现；2.《投资合作协议》为付远东委派律师拟定，为付远东真实意思表示，对协议内容不存在认识错误和重大误解。签订协议时付远东对先出资向杨天林购买酒店装修资产份额，再以装修资产为实物出资设立公司经营莎朗风情酒店的投资模式、对莎朗风情酒店系杨天林与另外三人合伙出资装修而成以杨天林个人名义注册经营、杨天林系名义经营者及刘万富的共同投资人身份均清楚，不存在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错误认识，协议签订后，莎朗风情酒店经营良好，付远东除了工资外，还有酒店分红，虽然暂未对利润进行分配，但投资回报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给付远东造成任何损失；3.付远东关于装修资产不能转让、不能作为公司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系付远东对法律的误解或不了解，不构成法律上的重大误解；4.关于付远东审计报告不具备的主张，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12月16日出具了审计报告初稿，三方均认可该初稿，便在正式报告未出具情况下签订了协议，此后未再要求出具正式报告，故付远东该主张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属欺诈行为不是重大误解；5.关于房屋抵押的问题，付远东在协议签订前就明知，且《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其与杨天林签订协议，确定银行贷款与酒店无关，由杨天林个人承担，因此杨天林未告知房屋抵押情况的行为不成立，即使成立，也属欺诈；6.付远东主张撤销合同已超过法律规定时限，其撤销权已经消灭。7.杨天林于2018年4月提交的《补充代理意见》观点有：付远东作为投资方的真实意思为出资购买莎朗风情酒店20%的经营权，因个体工商户无法办理股权或份额转让，故三方协商达成付远东、刘万富向杨天林出资购买装修资产，再以装修资产作为实物出资成立公司经营酒店，即使装修资产不能转让、不能作为公司出资的观点成立，三方事实上也可以采用合伙的形式来共同经营酒店，我们可以变更为合伙，并不必然导致付远东投资酒店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外，三方按《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成立了莎朗风情公司，付远东持有20%的股份，取得了分配酒店利润的权利，其签订投资协议后并无任何损失；付远东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即2015年12月23日起算，至迟应自2016年9月23日付远东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时起算，同时审理中其代理人陈述其于2017年5月向理县工商局了解情况时就知道装修资产不能转让及作为公司出资，距其变更诉讼请求也已超过了三个月的除斥期间等，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万富述称，订立《投资合作协议》时，无任何重大误解或欺诈情形，三方协商一致共同投资经营酒店，审计报告只是作为参考，各方协商后，通过购买份额的方式将购买的份额作为实物出资，我方认为当时酒店向公司进行了交付，三方成为莎朗风情公司股东后（股东是刘颖乔）也一直共同经营，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案涉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第1.2项诉讼请求不具备可撤销内容，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酒店经营状况良好，希望各方可以继续经营酒店等，请求驳回原告第1.2项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颖乔意见与刘万富一致。 第三人莎朗风情酒店、莎朗藏羌公司、莎朗风情公司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3日，原（乙方）、被告（甲方）及刘万富（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载明三方就莎朗风情酒店投资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投资项目基本情况”约定为：理县桃坪镇新区十三栋商业产权房，经委托租赁并装修成莎朗风情酒店（详见附件1.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同时经四川同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资产审计价值1750万元（详见附件2.资产审计明细）。该协议第二条“投资人出资及持股比例”约定：现有1750万元由杨天林个人先行垫资完成，杨天林、付远东、刘万富投资合作以1750万元注册成立“四川莎朗风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其中杨天林持股比例60%，付远东、刘万富持股比例均为20%（对应各自的350万股），付远东、刘万富均各自以350万元现金出资，资金均支付给杨天林。该协议第三条“甲方投资合作事前义务”约定：公司设立前，杨天林需妥善处理好其垫资装修酒店期间另外三个合伙人相关事宜，并需形成书面协议，杨天林个人参与的有关桃坪羌寨旅游管理的公司入股事宜与本公司无关，杨天林保证不会发生对现筹备公司（四川莎朗风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有影响事情，否则应赔偿给其他投资人造成的损失。协议第四条“乙方、丙方资金支付方式”约定：协议签订之日，付远东支付杨天林定金50万元，杨天林在五天时间出具上述第三条书面协议，注册“四川莎朗风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书面文件为准）后，公司重新委派酒店各部门负责人；付远东支付杨天林150万元，余款180万元付远东在2016年春节前天支付杨天林，付远东支付杨天林30万元系双方商议的商誉对价；丙方资金支付方式由甲方丙方商议确定等。 2015年12月29日，杨天林、付远东、刘颖乔三人召开莎朗风情公司股东会，通过股东会决议：由三人共同出资1750万元设立莎朗风情公司；杨天林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付远东为公司监事，刘颖乔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均为3年；通过公司章程等。莎朗风情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750万元，实行一次性出资；股东为杨天林、付远东、刘颖乔，分别出资1050万元、350万元、35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实物，出资时间均为：2015年12月29日缴纳等。2016年1月4日，莎朗风情公司经工商登记设立，根据其工商登记信息及企业年报显示：营业期限自2016年1月4日至2066年1月3日；经营范围为住宿、正餐服务、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零售、藏羌旅游商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水土流失防治服务及水土保持技术咨询等；注册资本为1750万元，杨天林、付远东、刘颖乔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050万元、350万元、350万元，认缴出资方式均为实物，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15年12月31日。截止2016年底，实缴出资额和实缴出资方式、实缴出资时间均显示为空白。 2016年1月15日，杨天林、付远东、刘颖乔签署《补充协议》，载明：酒店2015年11.15日至2016年11.14日经营额暂定780万元，杨全面负责，付、刘协助，三人工资5000元，公司2万元以下开支3人同意等。 2016年2月1日，杨天林、付远东共同签署一书面文件，其上载明：原四川莎朗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向中国农业银行理县支行贷流动资金760万元贷款合同编码：51010120150004711，此债务系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前发生，现约定760万元债务由股东杨天林个人全额承担利息及本金归还；因此借款未能按时履约而发生相关经济事项影响到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或资金使用，对其投资人形成的损失由杨天林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如个人未能赔偿，将用杨天林在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其股权按2015年12月23日价值作转让支付等。 2016年2月5日，杨天林向付远东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付远东转账人民币350万元，用于购买杨天林“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1750万元之百分之二十股份，此外再无其它任何费用，并确认以此和杨天林（说明：此处原载有“刘万富”，但被涂划遮盖并加捺手印）合伙注资成立“四川莎朗风情藏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该收条主文尾部同时手书加捺手印注明“以此为最终解释”。 另查明，付远东分别于2015年12月24日、2016年1月8日向杨天林通过银行转款50万元、100万元，于2016年1月28日及同年2月3日通过张梅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杨天林分别转款100万元、110万元，该两次转款均注明：代付远东付杨天林莎朗（风情酒店）出资款。 又查明，莎朗藏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天林，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住所地为理县桃坪乡桃坪羌寨新区，成立于2014年9月23日。2015年6月11日，该公司股东杨天林、张传魁召开股东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在中国农业银行理县支付贷款760万元，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为抵押，贷款用于该公司采购室内必须设施及超市货物。2015年8月26日，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县支行与抵押人杨天林、肖蓉、杨天文、余勇签订了合同编号为51100620150007189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自愿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莎朗藏羌公司）间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8376340元：（1）抵押权人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18年8月25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2）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已形成的编号为510101201500047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尚未受偿的债权本金及其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抵押人同意以抵押清单上抵押物设定抵押【抵押清单载明抵押房产证号有：杨天林名下理房权证（2014）字第2819、2820、2848、2849、2850、2851号；杨天林、肖蓉名下理房权证（2014）字第2872、2873号；杨天文名下理房权证（2014）字第2908号；余勇名下理房权证（2014）字第2894号。抵押、出租情况均载明为：无】，抵押物暂作价11966200元；抵押人应如实告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已出租等情况；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对抵押物作出转让、出租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的处分；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约定义务或者抵押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的，抵押权人有权宣布债权确定期间提前届满等。前述抵押给农业银行的杨天林名下及肖蓉名下房屋均于2013年1月29日签订租赁合同出租给莎朗藏羌公司，租期自2013年2月1日至2028年2月1日止；前述抵押给农业银行的杨天文名下房屋于2014年12月28日签订租赁合同出租给莎朗藏羌公司，租期自2015年5月1日至2030年4月30日止。2015年8月27日，莎朗藏羌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县支行签订编号为510101201500047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以一般流动资金借款方式借款760万元，借期3年，借款用途为采购室内必须设施及超市货物；担保方式为商业用房抵押；按分期还款计划还款，2016年9月15日归还100万元……至2018年8月25日归还最后一笔140万元等。2016年12月14日，莎朗藏羌公司再次通过股东会决议，以抵押担保方式申请流动资金贷款560万元用于该莎朗风情酒店三期装修及一、二三期该酒店用品货款、莎朗超市土特产采购及酒店停车场维修加固，并据此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县支行提交借款申请书，2017年莎朗藏羌公司与该银行签订编号为5101012017000212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以一般流动资金借款方式借款560万元，借期3年，借款用途为超市物品、酒店用品采购、三期客房装修、停车场维修；担保方式为商业用房抵押，担保合同编号为51100620150010719；按分期还款计划还款，2017年10月15日归还10万元……至2020年6月1日归还最后一笔100万元等，该借款合同抵押担保物仍为前述杨天林、肖蓉、杨天文、余勇名下房屋。据该贷款银行统计，截止2018年3月23日莎朗藏羌公司名下的前述贷款尚有320万元借款余额未归还。 根据案中各方提交的租赁合同显示：2015年12月25日，杨天林、王秀珍与莎朗风情公司（注：当时尚未工商登记设立）签订合同将二人共有的理房权证（2014）字第2851号房屋(注：该房屋此前已出租给莎朗藏羌公司并抵押给农业银行)出租给后者，2016年12月3日，杨天林、王秀珍、肖蓉、杨天文、吴雪芹签订租赁合同将其各自名下所有或共有的房屋出租于莎朗风情公司(注：相关房屋此前已出租给莎朗藏羌公司并抵押给农业银行)；刘万富、王疏影于2016年12月3日将其所有的房屋签订合同出租给莎朗风情公司；袁怀虎于2015年3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将桃坪羌寨编号19号、合同编号22号房屋出租给杨天林，租期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35年9月1日止，该合同第七条第7项约定租赁期满后出租方无偿享有承租方对房屋主体的装修投入；余明康于2015年签订合同将房产证字2014第2871号、2821号房屋出租给莎朗藏羌公司使用，租期为2015年5月1日至2030年5月1日，该合同第八条第6项约定租赁期完后承租方应将房屋装修无偿给出租人等，2016年12月4日莎朗藏羌公司、余明康签订房屋转租协议将前述房屋转租给莎朗风情公司。 莎朗风情酒店系杨天林作为个体经营者名下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理县桃坪镇桃坪村，经营期限自2015年8月3日至2099年12月31日，注册登记资金数额为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住宿、正餐服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至本案审结前，该酒店仍存续经营。根据2018年3月23日本院对莎朗风情酒店经营用房现场调查情况，杨天林确认该酒店所使用的房屋中，杨天林、肖蓉、杨天文名下所有的房屋均已于2014年抵押给银行贷款至今仍未解除抵押，该次调查中，杨天林明确现酒店使用的房屋中除余明康房屋有转租协议外其余房屋均无转租协议。2016年12月3日本案诉讼中，杨天林提交一份由莎朗风情公司和莎朗风情酒店共同签章的《情况说明》，载明：莎朗风情酒店及其附属的所有装修资产已经于2015年12月29日前全部移交给了莎朗风情公司。 再查明，2016年11月28日，莎朗风情酒店与四川同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所）签订《审核业务约定书》，约定对莎朗风情酒店前期投入进行审核，莎朗风情酒店及其负责人有责任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并约定该约定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该约定书尾部由同济所批注：该项审核工作实际开始时间为2015年12月，莎朗风情酒店于2015年12月10日付第一笔审核费用，2015年12月23日付清审核费用。2016年12月2日，同济所出具川同济审字【2016】117号《莎朗风情酒店前期投入专项审核报告》载明：根据莎朗风情酒店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以客观评价其前期投入的情况，保证相关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是莎朗风情酒店的责任；审核的范围为莎朗风情酒店提供的各种单证，该酒店未提供固定资产或低值易耗品明细表，我们无法对照明细单证、明细表与实物资产进行对照盘点；根据该酒店提供的原始票据、单证，按照酒店经营者杨天林说明的用途我们进行了分类统计（如招待费、医疗费等归集为装修类），汇总金额为17498271.94元，其中固定资产类合计3543130元，装修类合计13955141.94元等。该专项审核报告特别说明：莎朗风情酒店未提供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相关内容内控制度，未对以上投入进行账务处理，费用支出未见购销合同和未取得正式发票，多为收据、白条、送货单、说明等，票据要素不全，如未填写付款人名称等，支付方式为现金或个人银行卡支付，由于装修工程、家具的安装工程等已完工，涉及相关工程也未见验收资料及工程审核报告，没有装修及安装工程的明细资料，我们无法将酒店提供的各种支出单证与装修、家具等进行一一核对，仅就酒店经营者杨天林说明的用途和单证载明的名称或用途进行分类汇总，供参考。 还查明，2017年5月4日，付远东向理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致函咨询：莎朗风情公司以杨天林原有的“莎朗风情酒店”1750万元（待确认）装修资产作实物出资，该装修资产（含费用）能否作为实物出资？该装修资产依附在租赁来的十三套房屋上，并有部分在银行抵押贷款等。2017年5月18日，该局回复称：该公司出资的实物是否为装修资产，不属于工商登记审核的范畴。2017年6月28日，阿坝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付远东就其关于莎朗风情公司股东未按期、虚假出资等进行的举报答复称：我局认为你所反映的情况不实。2017年8月8日，阿坝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付远东出具告知函，告知已将付远东《第二次举报信》转理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等。2017年8月28日，该局向付远东再次出具告知函，告知理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了核查延期的决定，待核查工作结束后再及时回复等。 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了沪工商复决字（2008）第9号《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房屋装修”一旦附合于不动产之上，其与不动产构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更无法单独予以转让，因此，“房屋装修”单独被用以出资，并不符合《公司法》对出资方式所要求的“可依法转让”的规定等。 2016年9月23日原告以解除《投资合作协议》、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等为请求起诉到本院，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川0106民初878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上诉并经成都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于2017年6月9日立案，2017年8月23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撤销《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及《收条》的相关内容等。 审理中，本院询问原、被告双方《收条》上所载350万元转让款的性质时，原告称为购买酒店装修资产的20%款项，被告称系“先购买装修资产，再成立公司”；本院询问原告何时产生重大误解时，原告称2017年5月，原告去理具工商局递交信件时“产生争议”，未明确回答产生重大误解时间。2017年10月30日本案开庭审理中，原告当庭询问被告贷款时是否以酒店相关房屋作抵押，被告答复为“与本案无关，房屋是否抵押是原告的举证责任”等。本案2018年4月24日开庭审理中，对本院据原告申请依法调取的案涉相关贷款文件的质证中，原告表示：该批文件证明原、被告在签订协议时酒店所涉房屋及附属装修已被另一家公司（莎朗藏羌公司）抵押给银行，且贷款用于莎朗风情酒店采购，即该酒店采购的设施及货物归莎朗藏羌公司享有，被告对原告有欺诈行为。同时本案审理中，莎朗藏羌公司仍然将酒店所涉相关房屋继续抵押贷款，证明被告杨天林所说莎朗风情酒店已向莎朗风情公司的移交是虚假的，该酒店不属于莎朗风情公司享有，说明被告在转让合同签订前后对原告有欺诈行为，原告可以撤销该合同等；该次庭审中，被告询问原告何时知晓装修资产不能转让，原告回答称原告向相关部门举报过但未得到正式书面答复，无法界定具体知晓时间，并称原告系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依据欺诈和重大误解两种理由综合提出撤销的请求。本案于2018年6月20日开庭审理中，付远东、杨天林、刘万富、刘颖乔均确认：莎朗风情酒店就酒店所使用的房屋对外未以自身名义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各方并没有实际成立该协议约定的四川莎朗风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对2016年2月5日杨天林签署的《收条》上手书“以此为最终解释”内容原告称系杨天林书写捺印，包括删除“刘万富”等增加改动部分都是杨天林所为，杨天林代理人对此仅表示作为代理人不清楚，未明确表示异议；原告称《收条》所载“以此为最终解释”内容系对350万元资金性质的最终解释界定，双方通过收条形式重新达成了合作内容，系不同于《投资合作协议》的新的合同关系，此合作关系中无刘万富，故特意删除了刘万富，被告杨天林代理人表示“原告方提出的收条和合伙协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身份、户籍、企业信息、企业年报，银行转账凭条、交易回单，投资合作协议、收条、股东会决议、章程、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银行批注等贷款文件，关于760万元贷款承担的书面材料，莎朗风情酒店前期投入专项审核报告、审核业务约定书，房屋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情况说明，复议决定书、民事裁定书，函、复函、答复、告知函，现场勘查图及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请求撤销2015年12月23日《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及2016年2月5日杨天林《收条》相关内容，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前述合同形成时存有法定可撤销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有关合同撤销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现就案中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一、关于原告请求撤销对象的认定问题 原告主张撤销的核心对象是杨天林的《收条》，原告认为该《收条》实质是原、被告双方就转让杨天林名下莎朗风情酒店20%装修资产所形成的买卖合同，是不同于《投资合作协议》的新的合同关系，且以新合同的约定为准。本院认为，首先，该《收条》由杨天林出具，付远东接受认可，明确约定了转让的标的物、数量（其中“装修资产20%股份”根据该收条上下文表述及购买后作为实物出资的合同目的等应理解为“20%的部分”，系界定转让范围或数量的表述）、价款和其他事宜，具备买卖合同的相关要素，能成立为独立的合同关系；其次，该《收条》形成于《投资合作协议》之后，两者存在合同主体不同（一为两方，一为三方）、合同目的不同（一为购买装修资产用以出资设立公司，一为莎朗风情酒店投资合作设立公司）、合同约定设立的目标公司不同（一为成立莎朗风情公司，一为成立莎朗风情酒店管理公司）、合同约定的付远东出资方式不同（一为购买装修资产后实物出资，一为现金出资）、合同合作对象不同（一个特别删除刘万富、登记为刘颖乔，一个有刘万富无刘颖乔）等；第三，在《收条》形成时，付远东已实际先后全部支付350万元价款，该《收条》系对付远东履行情况及其所付款项为装修资产转让价款之性质的书面确认，且明确约定以该《收条》所载为“最终解释”，综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收条》得以成立为与《投资合作协议》相对独立的装修资产转让合同，系双方在《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另行成立的新的合意及履行的体现，而非《投资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或履行行为的表现。故本案中仅审查原告请求的以《收条》形式成立的装修资产转让合同是否应予撤销，而根据案中证据及审理中各方表述，《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内容系《收条》中转让价款核算的依据和信赖，实质系《收条》这一载体所体现的装修资产转让合同的组成条款，故一并纳入应否撤销的审查范围（仅限于付远东签字认可的意思表示）。至于《投资合作协议》第二、三、四条原告未请求撤销，同时亦属另一独立合同关系，故其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履行或是否应撤销等，本案中不予审查处理，如有争议，当事人可另行主张处理。 二、《收条》应否撤销的问题 合同应否撤销，并不以合同基础法律关系性质差别和合同目的是否实现为裁判的要件，而是依法从合同成立时是否存有法定的可撤销情形考量。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撤销理由主要有两方面：欺诈和重大误解，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分析如下： 1.关于欺诈 首先，莎朗风情酒店无以自身名义就其所使用的房屋对外独立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在《投资合作协议》及《收条》形成时，其所使用的房屋大多是莎朗藏羌公司所租、部分是杨天林所租，部分租赁合同中还明确约定合同期满后装修资产归出租人所有。而莎朗风情酒店所使用的房屋的装修、设施、部分经营资产等多系莎朗藏羌公司使用银行贷款所装修或采购，合同成立时无证据显示该公司已将其对酒店所使用房屋的租赁、装修、采购等所形成的对酒店装修资产的权益全部转让给莎朗风情酒店享有，也无余明康、袁怀虎等出租人放弃对合同期满后装修资产权益的主张权的书面文件。故签署《收条》时杨天林转让给付远东的“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无所依附的对象，不能证明莎朗风情酒店名下相对独立地存有《收条》所载的用于转让的“装修资产”且杨天林对其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对此关涉杨天林处分权缺陷及交易对象的重要情况于杨天林均为明知，按一般人情理也完全能判断会对交易产生重大影响，但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杨天林在交易前向付远东进行了披露，也无证据显示合同成立时付远东对前述情况已然明悉且无异议。 其次，《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载明莎朗风情酒店经同济所审计资产价值1750万元，列明了关于酒店房屋产权证土地证的附件1和资产审计明细的附件2，杨天林在《收条》形成时注明“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1750万元”。而实际情况是：当时莎朗风情酒店自身并无租赁的房屋，仅是使用他人租赁的房屋经营，并无相对其他主体独立拥有的所谓“装修资产”；协议订立时至今实际并不存在附件2即同济所的资产审计明细报告（事后于2016年11月委托、12月取得的审核报告也仅是“前期投入”专项审核报告，且该报告明确说明仅根据杨天林提供的各种单证、白条等及杨天林说明的用途进行分类汇总，未对实物资产进行对照盘点，不对酒店提供的资料的真实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即并非一般交易中所指的资产审计报告）。杨天林当时对前述情况知悉，但未有证据显示其在《收条》形成前向付远东披露说明。即使如杨天林所称该审核业务自2015年12月即已开始且付远东知晓结果，但亦无证据显示杨天林于合同成立前向付远东明确说明了该审核仅是前期投入的专项审核而非酒店（装修）资产的审计，更无证据证明付远东知悉后有接受该专项审核结果作为资产审计结果的意思表示。 第三，莎朗风情酒店所使用的房屋（莎朗藏羌公司承租）中杨天林、肖蓉、杨天文名下的房屋在《投资合作协议》、《收条》签署时均已由莎朗藏羌公司抵押给银行进行借款，且至2018年3月23日仍一直处于抵押状态，虽然杨天林于2016年2月1日向付远东就贷款主体、金额及承担等问题作了书面的披露，但未同时就转让标的所涉房屋的租赁及抵押情况作披露，案中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就此向付远东作了披露说明。 第四，杨天林提交情况说明称莎朗风情酒店及其附属的所有装修资产已于2015年12月29日前全部移交给了莎朗风情公司。如前所析，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莎朗风情酒店自身具有自有或租赁房屋及附属的所谓装修资产，而莎朗风情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认缴实物出资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该公司2016年企业年报显示尚未出资到位，而杨天林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诸如移交接收清单等佐证实际移交，同时依附于其他公司所租赁房屋之上、部分出租人保留无偿取得权的装修资产在事实和法律上也存在移交障碍，故杨天林该情况说明本院不予采信，莎朗风情酒店在《收条》签署前并未也无法向莎朗风情公司实际移交所谓的装修资产。现无证据显示杨天林在《收条》签署前将上述情况向付远东进行披露说明。 综上，在付远东主张杨天林隐瞒上述情况致付远东违背真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收条》的情况下，杨天林作为数家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经常性从事经济活动的理性经济人，无证据显示其将前述对交易性质、对象、结果等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在《投资合作协议》、《收条》形成前告知付远东，应属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付远东以欺诈为由要求撤销《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仅限于付远东签字认可的意思表示）、《收条》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关于重大误解 根据原告的主张和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在本次装修资产转让交易中，产生了如下重大误解： （1）对交易对象（标的物）和交易性质的重大误解。已经附合于不动产之上的装修资产无法依法单独或独立予以转让，即使转让也只能与所附合的不动产一并或单独作价同时转让。付远东与杨天林在成立装修资产转让合同时对交易对象这一流通性限制即标的物性质均发生认识错误（如果杨天林明知不能单独转让而故意签署即构成欺诈），同时对交易结果认识错误，即双方均预期该标的物能进行单独交付转移且能作为股东实物出资，而事实上的交易结果与行为人的意思相悖。 （2）对标的物价值的重大误解。双方对所转让的“装修资产”作价1750万元，除了前文所述因杨天林的欺诈行为致付远东对转让标的物的价值发生认识错误外，因付远东自身基于对《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所载明的内容即附件1、附件2真实的信赖，基于对载明的资产审计明细系一般交易中的资产审计报告的信赖，基于一般情理中酒店应有自身名下独立所有或独立租赁的房屋的认识，从而对杨天林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价值确定为1750万元予以认同，而事实上其对前述信赖基础均发生认识错误，故致其对标的物的价值亦发生重大误解。 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的规定，本案中付远东由于对交易的标的物的性质、标的物价值、交易结果等发生错误认识，交易行为与其交易真意和目的相悖，并造成了较大损失，本院依法认定构成其主张的重大误解。 三、关于本案撤销请求权是否已过除斥期间的问题 1.在本案诉讼中，付远东询问酒店相关房屋是否有抵押情形，杨天林方未明确告知实际情况，并主张应由原告举证。故本院确认，经本院依法调取莎朗藏羌公司相关贷款资料后于2018年4月24日开庭审理时出示，原告始确切知悉杨天林隐瞒酒店使用的相关房屋已于2015年8月被莎朗藏羌公司抵押贷款且至今仍处抵押状态的事实。付远东虽于2017年5月向有关机关咨询致函时提到部分房屋在银行抵押贷款，但当时其并未确切地掌握有该抵押贷款资料，不能以此证明其确切知道或应当知道抵押的具体情况。即使按此时间点起算，付远东于2017年8月23日明确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亦未过除斥期间，杨天林辩称付远东于2016年2月1日前即已知悉抵押的情况，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杨天林订立合同时未披露酒店所使用的杨天林、肖蓉、杨天文名下房屋的承租人系莎朗藏羌公司而非莎朗风情酒店的情况，应确认付远东系于本院2018年4月24日开庭审理中出示银行贷款资料时知悉。 3.关于付远东确切知悉并无约定的资产审计报告即《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所载附件2、只有酒店前期投入专项审核报告的时间本院确定为该报告的出具时间即2016年12月3日。 4.关于付远东知道或应当知道杨天林并未于2015年12月29日实际交付其所受让的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用于公司登记实物出资的时间，本院根据其知悉的渠道即莎朗风情公司2016年企业年报确定最早为2017年1月1日。 5.关于付远东知悉其对交易对象和交易结果发生误解的时间，虽然其2017年5月曾致函相关部门求解装修资产能否独立转让作为股东实物出资，但直至其提出撤销请求前，均未有相关部门对其疑问作出明确答复，也无证据证明其于2016年8月23日前已知或应知其对交易标的物的性质、交易结果发生重大误解。 综上，本案原告付远东的撤销合同请求的提出及主要案件事实的发生均在民法总则生效实施前，关于合同撤销权的诉讼时效规定应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即使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本案的合同撤销请求权亦未过除斥期间，故被告杨天林关于付远东的撤销请求权已过除斥期间的辩解主张不能成立。 四、付远东要求返还款项及支付资金利息的请求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被告间的装修资产转让合同被撤销后，杨天林应依法返还付远东已支付的350万元。因付远东在签订成立该转让合同过程中及向杨天林付款前，应对莎朗风情酒店使用房屋各项权属及设施、装修等综合情况进行全面必要的查验，而其未尽到一理性经济人应有的审慎调查和注意义务，对合同被撤销这一后果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故对其要求杨天林承担资金占用利息的请求，本院综合全案情况，酌情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等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付远东、杨天林、刘万富于2015年12月23日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条“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全部内容（仅限于付远东签字认可的意思表示）；撤销杨天林于2016年2月5日向付远东签署的《收条》中“今收到付远东转账350万元（大写：叁佰伍拾万元整），用于购买杨天林莎朗风情酒店装修资产1750万元之百分之二十股份，此外再无其它任何费用”之内容； 二、杨天林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付远东返还3500000元； 三、驳回付远东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85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杨天林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皇传刚 人民陪审员  何世芳 人民陪审员  张学琨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干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