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浙10民终14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联峰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卖芝桥东路**。 法定代表人：江领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程飞，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立兵，男，196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 上诉人联峰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立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4民初1113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4民初11139号民事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主体不适格，苏林公司应该是诉争合同的实际交易方，上诉人认为原审裁定查明事实不清，导致做出错误裁定，应当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着真实的交易往来。原审裁定脱离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4）淮商初字第0923号民事判决以及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淮中商终字第00276号民事裁定关于被上诉人自认的部分事实，是不正确的。1、原审裁定认为业务人员黄伟杰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时，具体经办的业务人员是黄伟杰，黄伟杰为沭阳苏林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林公司）的员工，并明确表示出售给被上诉人汪立兵的货物是苏林公司的。上诉人认为结合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4）淮商初字第0923号民事判决，被上诉人汪立兵是自认黄伟杰为上诉人的业务员，并提出已经支付给黄伟杰80000元抵充本案的货款，从而提出被上诉人已全部付清上诉人诉称的电缆货款。同时在该份判决书中，黄伟杰陈述自2011年4月至2013年7月在上诉人处担任业务员，其根本没有讲到自己是苏林公司的业务员。现在本案一审中黄伟杰又提出自己是苏林公司的业务员，说明黄伟杰与被上诉人的讲法在淮阴区人民法院与在路桥区人民法院的讲法均是自相矛盾的，不应当采信。一审法院忽略该矛盾并断章取义作出裁定是不适当的。2、原审裁定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记录，并认为双方除欠条外没有其他交易凭证，不符合常理。上诉人认为双方存在着真实交易往来，本案除了欠条外，还有其他证据及事实足以证实。2013年1月25日，淮阴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立案查处被上诉人汪立兵销售上诉人联峰公司生产的不合格电缆一案，2013年4月11日，该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联峰公司处以162680元罚款，2013年4月23日，联峰公司缴纳了罚款162680元。上述处罚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真实交易往来。如果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着交易往来，那淮阴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亦是错误的。因此，从这一事实亦可以看出一审裁定的第二点理由认为双方不存在着交易记录亦是错误的，该事实亦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着除欠条外的其他真实交易情况。（二）本案上诉人主体适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有真实交易往来，后双方通过书写欠条的形式进行结算，欠条内容表述明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货款228000元的事实是清楚的，故原审裁定错误。1、本案中欠条是双方进行结算的依据。双方在进行结算后没有保留相应的送、发货单据等书证，也是符合常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没有进行结算的情况下才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进行认定，但本案双方是进行结算后由被上诉人出具欠条给上诉人，从欠条的内容可以明确双方存在着交易往来。现上诉人提供回执单两份及联峰公司买卖合同一份，证实上诉人主体适格，双方存在真实交易。2、原审裁定认定两家公司同时生产联峰电缆，没必要舍近求远。上诉人认为苏林公司与联峰公司生产不同型号电缆，被上诉人根据实际需要订购电缆亦是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原审裁定该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被上诉人不存在对交易主体作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原审裁定以此理由认为存在着高度概然性是错误的。联峰公司与苏林公司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名称，被上诉人长期经营电缆生意，应当能够独立做出准确判断，且在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时被上诉人均对欠条内容无异议，可见被上诉人当时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本案事实。结合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4）淮商初字第0923号案件，被上诉人当时申请法院调查相关证据，均是可以体现出双方之间存在着交易往来。可见，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多次交易往来，根据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均不会出现被上诉人对交易主体作出错误判断。显然，一审以此认定高度概然性的理由是不合理的。 联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偿付货款2280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7日，被告汪立兵出具欠条一份，欠条内容为“今欠联峰电缆有限公司货款贰拾贰万捌仟元，￥228000”。2014年12月，原告以此欠条为证据，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28000元及利息，淮阴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淮商初字第09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淮中商终字第002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4）淮商初字第0823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淮阴区人民法院重审。诉争案件在淮阴区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8月9日向法院申请撤回对被告的起诉，淮阴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另查明，苏林公司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林正军，其于2014年变更名称为江苏万德力电缆有限公司，投资人为林正军、林江、张菊花、联峰公司、林建。联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林正军，股东为江领香、林正军，2013年4月8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江领香，股东人员未变。上述人员中，江领香系林正军的母亲，林正军与张菊花系夫妻，林江、林建系林正军之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亦即与被告汪立兵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原告联峰公司还是苏林公司。虽然被告出具的欠条中载明“欠联峰电缆有限公司货款”，但基于联峰公司与苏林公司之间在人员、经营产品的内容等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有可能使被告作出错误的判断，并且原告认为联峰公司与苏林公司在财务、人员方面是各自独立的，两公司之间不存在混同，故不能仅以该欠条表面所载明的内容确定真实交易方，而应结合与被告发生交易的业务人员的身份、双方曾发生交易的记录等相关方面综合考虑。首先，对于与被告汪立兵之间具体交易的业务人员的身份确认。林正军（同时为苏林公司与联峰公司的股东，且系苏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联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院向其询问时陈述与被告对接的业务人员中，“苏林公司的联系人是黄伟杰，联峰公司的联系人是夏志远”，但该表述明显与江苏法院审理时的陈述不一致。在淮安中院二审时，林正军为原告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在庭审中明确认可黄伟杰是与被告汪立兵发生业务往来的业务员（淮安中院二审卷宗第50页），同时另一代理人施允锋也表示“黄伟杰是业务员，催款收款是夏志远”（淮安中院二审卷宗第52页）。同时，林正军在本案中陈述，对于出售给被告的产品，已经明确告知被告联峰公司与苏林公司系分开交易的，且是与夏志远对接的。但夏志远在淮安中院的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其是苏林公司的销售总监，诉争交易并不是其经手的，其只是根据林正军儿子林江的指示去被告处要求被告打欠条（淮安中院二审卷宗第59页）。原告的陈述与夏志远的陈述明显存在矛盾之处。此外，夏志远也曾表述“黄伟杰一直是在沭阳的苏林和万德力上班，从来没有在联峰公司上过班，黄伟杰是万德力公司的员工”（淮安中院二审卷宗第65页）。同时，黄伟杰在江苏法院及该院审理中均认可其系与被告发生交易的经办业务人员。综上可确认以下事实：与被告发生业务时，具体经办的业务人员为黄伟杰，黄伟杰为苏林公司的员工。作为具体业务经办人员，黄伟杰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出售给被告的货物，均是苏林公司的。其次，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记录。根据原告在淮阴法院起诉时诉状中自认的事实载明“被告汪立兵与原告联峰电缆有限公司长期存在电缆买卖交易，截止2013年7月27日，被告尚欠价款228000元”。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是持续的，被告出具的欠条系双方经结算所得，因此，之前势必存在相应的往来款记录、发货记录等交易凭证。但在该院调查过程中，原告股东林正军称除欠条外，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易凭证，不管是发货单、内账、外账，均没有保存或记录，双方从不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货款。上述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作为一家财务独立的公司，与客户长期存在交易关系，不应该除欠条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交易痕迹，包括公司内部账目都已经清理。而与此同时，被告与苏林公司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交易记录。在淮安中院二审时，被告所提供的明细账中，其有多笔款项系支付给江霞，而江霞是苏林公司的财务人员。按照林正军的陈述，苏林公司与联峰公司均与被告发生交易，已经明确告知被告汪立兵哪一笔是联峰公司的、哪一笔是苏林公司的，但对此说法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林正军称苏林公司生产的电缆是苏林牌的，联峰电缆均是由浙江公司出货的，该说法与其在淮阴法院再审时的说法也是互相矛盾的。淮阴法院再审时，原告申请证徐某芳到庭作证徐某芳作证称，“万德力厂的品牌是联峰电缆……我们只和沭阳的万德力做生意……这里所说的联峰电缆就是指万德力”，而原告在质证时也明确“证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其所购买的联峰电缆是万德力公司生产的”，由此可见，苏林公司（现万德力公司）同时亦生产联峰牌电缆。既然两家公司均生产联峰电缆，那么被告汪立兵有无必要一边向远在浙江的原告购买联峰电缆、一边向在江苏当地的苏林公司购买联峰电缆？向两家区域不同的公司购买同种品牌，显然亦是不符合常理的。再次，被告在出具欠条时，有无可能对交易主体作出错误判断。从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苏林公司亦在销售联峰电缆。同时，根据原淮阴法院、淮安中院的调查以及该院在本案中的调查结果，苏林公司的厂区挂有联峰电缆的招牌。此外，包括苏林公司员工在内，对苏林公司与联峰公司的区分并不十分清晰。如侯先龙，其应为苏林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但其在接受法院调查时，将其公司表述为“联峰电缆”（淮阴法院一审卷宗第42页）；如苏林公司的业务员黄伟杰，其对外的名片中就同时标识着联峰公司和苏林公司，且均是以“联峰”的名义进行产品推销。故对外而言，对于苏林公司所销售的联峰电缆，极易使人作出出售方即为联峰电缆公司的误判。因此，被告汪立兵在出具欠条时，基于原告方的要求，在欠条中载明债权人为原告，系基于其对联峰牌电缆与联峰电缆公司存在误判而为，存在着高度概然性。综上，该院认为，在苏林公司与联峰公司人员、财务均独立分开的情况下，从上述查明的与被告发生业务联系的业务人员、被告出具欠条前的交易记录等相关情况，足以明确诉争合同的实际交易方应为苏林公司，也就是说，诉争货款的实际债权人应为苏林公司，原告与本案的诉争债权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其无权向被告主张相应的债权。至于被告是否已经向苏林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应在苏林公司（即现江苏万德力电缆有限公司）向被告主张债权时另行审查，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联峰电缆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27日，被上诉人汪立兵出具欠条一份，欠条内容为“今欠联峰电缆有限公司货款贰拾贰万捌仟元，￥228000”。2014年12月，上诉人联峰公司以此欠条为证据，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货款228000元及利息，淮阴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淮商初字第09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后上诉人不服该判决，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淮中商终字第002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4）淮商初字第0823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淮阴区人民法院重审。诉争案件在淮阴区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上诉人于2016年8月9日向法院申请撤回对被上诉人的起诉，淮阴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4民初11139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童明强 审判员  徐黎明 审判员  陈永领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庞昭君 ?*ArabicDash?-10-? ?*ArabicDas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