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民终27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溪口村。 法定代表人：杨子德，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毅强，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振杨，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五金科技工业园银川东路**。 法定代表人：黄伟标，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泰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银川东路**第** 法定代表人：黄伟锋，执行董事。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月红，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灿，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期翰工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龙铝轮公司）、浙江泰龙科技有限公司（泰龙科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4民初7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期翰工贸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浙0784民初7874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第一项“赔偿因拖延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42546.20元（按年息6%从2016年5月26日起计算到2017年8月25日止，以后计算到实际履行止）”的诉请，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反诉请求。三、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自相矛盾。一是认为上诉人“行贿”错误，认定自相矛盾，二是认为按阳光协议约定计算违约金为1844549.041元错误。（一）上诉人不存在“行贿”的事实。被上诉人原审以上诉人“行贿”为由，反诉要求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844549.041元，原判认定本案的事实，均表明朱啟兵的行为属于“索贿”，并非上诉人“行贿”（二）《阳光协议》没有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的约定。《阳光协议》没有约定上诉人违约（行贿）需支付对方违约金的约定。如查实行贿，甲方将冻结支付乙方货款，扣除因乙方贿赂导致的损失，可见上诉人违约的将承担“冻结货款，扣除损失”的违约责任，并没有违约应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原判所谓“按阳光协议约定方法计算违约金”纯属主观臆断，与约定内容不符。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将被勒索支付“好处费”的行为定性为“行贿”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务的是行贿罪。”第三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务，没有获得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上诉人是被勒索、被敲诈情况下出于无奈支付好处费，既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也没有实际获得任何不正当利益。（二）支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可见违约责任承担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违约金，二是赔偿损失。违约责任的追究不等于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支付应当有协议（合同）明确约定，没有约定的不能主张违约金。原判以所谓的《阳光协议》约定违约金计算方法为由，判决上诉人支付违约金是对事实的歪曲，也是错误的适用法律。上诉人因没有违约（“行贿”）的事实，也不应承担所谓的违约责任。（三）原判决对格式条款的适用不符合法律规定。《阳光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追究前提是“行贿”，本案反诉被告并非行贿。约定第三条的内容即被上诉人主动违约即“索贿”情况下的责任追究与第二段明确的“行贿”情况的责任追究前提相冲突，应属无效。《阳光协议》属于格式合同，即使有效，第三条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主动违约—“索贿”。鉴于《阳光协议》第三条约定不明，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能适用该格式条款，任由被上诉人套用《阳光协议》第二段关于“行贿责任”的内容对被勒索的受害者主张违约责任的权益，而应当对上诉人“免于对乙方违约责任追究”的解释和适用。更何况本案中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索贿，应当追究的是其本身对职工教育、管理不严的责任。三、本诉部分，驳回上诉人诉请赔偿损失的请求错误。鉴于上诉人并无违约（“行贿”）的事实，被上诉人也无实际损失，原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请，主张被上诉人赔偿因拖延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应予纠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原审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诉请。 另补充：一、原审判决遗漏了以下事实。（一）原判决认定2014年10月至2016年7月期间，斯翰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子德向煤气站站长朱啟兵支付好处费却遗漏了是朱啟兵挟索取好处费的前提。（二）在2013年3月份至2016年6月份，朱啟兵利用职务便利，以提高煤炭产气量为要挟，向其他公司索取好处费。（三）2013年8月至2016年4月份，朱啟兵利用其职务便利，以提高焦油质量为由，向购买焦油的林瑜索取好处费。（四）2016年7月，朱啟兵利用其职务便利，以提高煤炭产气量为要挟，向浙江恒通煤炭有限公司索要好处费，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其员工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对上诉人被索贿一事具有重大过错。二、《阳光协议》的第三条，既没有就相关内容做出特别说明，也没有采用加粗、加黑形式予以提醒。三、《阳光协议》无效，退一步讲，即使《阳光协议》有效且《阳光协议》第一条的约定为违约金条款，原判决判定上诉人支付违约金645582元，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损失，根据规定，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违约金。 被上诉人泰龙铝轮公司、泰龙科技公司答辩称，一、《阳光协议》是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二、上诉人严重违反《阳光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贿送好处费的违约行为明确。本案中，烧锅炉的锅炉工在三年的时间里居然收受高达1435610元的回扣，在永康少见，朱啟兵辩解说这些都是对方企业自愿给的好处费。从材料中可以看杨子德是怎么贿送的：被上诉人采购部领导电话告知上诉人所供煤炭质量不好的时候，杨子德不是采取加强质量管理，而是暗地里打听谁能够把不合格的煤变成合格的煤，然后就是协商怎么给好处费，这样的行为如果不能定性为腐败、行贿受贿行为，难道这好处费是朱啟兵的合法所得？三、有关违约金判决是否合理的问题，虽然一审法院根据《阳光协议》第三条约定大幅度减轻了上诉人的违约金，被上诉人也不服，考虑到现在企业经营困难，不想过多把精力用再打官司上。涉案交易的煤已经烧了，无法还原出质量问题，案发后公安机关追缴的非法所得是全部上缴国库，并未有一分钱作为损失补偿给被上诉人。四、对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判决驳回正确。双方的《阳光协议》不但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计算方法，同时还约定在处理时有权采取扣留款项的措施，扣留货款是被上诉人的合同权利，并未构成逾期付款。 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第一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67015.92元，赔偿因拖延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42526.20元（按年息6%从2016年5月26日起计算到2017年8月25日止，以后计算到实际履行止），合计609542.12元，由第二被告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反诉被告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1844519.041元；二、反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4年10月13日，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与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煤，价格1100元/吨，如市场价格变动双方提前一个月协商调整，具体数量与交货期以被告采购部下发清单为准。货款计算以每月30日为当月结算截止日，付款时间为下个月25号左右以现汇方式支付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供货，均将煤运抵泰龙公司煤场内。期间双方于2014年11月3日、2015年3月20日、4月17日和6月2日等协商调整价格，分别从1100/吨下降1085元、1070元、1010元、930元和900元/吨（含税17%）。2015年12月28日前与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发生买卖货物交易总额为17145190.41元。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支付部份货款后，尚欠货款567015.17元。被告泰龙科技公司愿意为泰龙铝轮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2014年10月13日，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与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同日，双方还签订《阳光协议》一份，约定如乙方（反诉被告）对甲方（即反诉原告）人员实施行贿，甲方有权按照如下标准向乙方追究违约责任：1、合同标的总额小于等于10万元的按合同标的总额的50%，但不得低于3万元；2、合同标的总额超过1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按20%计算；3、合同标的总额超过100万元部分，按10%计算。并约定如查实行贿，甲方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将冻结支付乙方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的货款。《阳光协议》第三条约定对属于泰龙铝轮公司人员索贿等主动违约行为，可视情节轻重减或免于斯翰工贸公司违约责任的追究。2014年10月至2016年7月间，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子德共向反诉原告的煤气站站长朱啟兵支付好处费1065696元。2016年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的煤气站站长朱啟兵商业受贿案案发，2017年3月28日，永康市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朱啟兵有期徒刑七年，没收财产20万元，该（2017）浙0784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4年10月至2016年7月间，泰龙铝轮公司的煤气站站长朱啟兵以提高煤炭产气量为要挟，向斯翰工贸公司索取好处费1065696元。另经统计，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反诉原告从反诉被告处采购煤炭共计18020.917吨，合计货款总额17145190.41元。按《阳光协议》约定方法计算违约金，违约金合计金额1844519.041元。 一审法院认为，对本诉部份，泰龙铝轮公司对与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由原告向被告供应煤，至今尚欠货款567015.17元的事实均双方无异议，故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应承担付款的义务。泰龙科技公司愿意为泰龙铝轮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故对该欠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签订的《阳光协议》中双方约定，如查实行贿，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将冻结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的货款。现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行贿事实清楚，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有权冻结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的货款，故对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承担逾期付款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对反诉部份，原被告双方在签订《采购合同》，同时签订《阳光协议》。《阳光协议》是《采购合同》的补充，其内容是对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廉洁行为的约束，是为了保证合法、公平、公正履行合同，是在双方自愿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违犯法律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该《阳光协议》签订后，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履行。本案在履行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泰龙铝轮公司的煤气站站长朱啟兵以提高煤炭产气量为要挟后，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朱啟兵行贿1065696元，违犯了《阳光协议》中双方当事人有关约定，原告（反诉被告）斯翰工贸公司应按《阳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斯翰工贸公司向朱啟兵行贿是在朱啟兵以提高煤炭产气量为要挟后进行，存在朱啟兵索贿的情形，按《阳光协议》第三条对属于泰龙铝轮公司人员索贿等主动违约行为，可视情节轻重减或免于斯翰工贸公司违约责任的追究的约定，结合泰龙铝轮公司自己存在用人不当及斯翰工贸公司向朱啟兵行贿的数额的情节综合考虑后，宜由斯翰工贸公司承担违约金总额1844519.041元的35%即64558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 一、由被告（反诉原告）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货款567015.17元，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浙江泰龙科技有限公司为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由原告（反诉被告）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的违约金645582元，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91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40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负担749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浙江泰龙铝轮有限公司负担13911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出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斯翰工贸公司与泰龙铝轮公司签订的《阳光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阳光协议》约定的“行贿”不能与刑事犯罪的“行贿”相等同，其应泛指给予对方好处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考量原审法院（2017）浙0784刑初252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等本案的客观情况，本案斯翰工贸公司向泰龙铝轮公司工作人员“行贿”、谋取利益事实清楚，即使泰龙铝轮公司工作人员朱啟兵存在索贿的行为，斯翰工贸公司完全可以按照《阳光协议》的约定，通过举报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且原审法院也考量了朱啟兵索贿的行为对其违约金进行了调整。 综上，上诉人斯翰工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26元，由上诉人永康市斯翰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彦 审 判 员 杜月婷 审 判 员 周楚臣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周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