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4民终4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玉溪金熙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法定代表人：鲁兴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实龙，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溪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吉新街**法定代表人：张昆宁。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志远，云南红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桂，系该公司的监事。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李丽，女，1982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原审第三人：滕海涛，男，1971年6月1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上诉人玉溪金熙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玉溪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滕瑞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丽、滕海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7）云0402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鲁兴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实龙、被上诉人滕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志远、曹桂、原审第三人李丽、滕海涛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滕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昆宁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金熙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滕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该笔借款滕瑞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股东曹桂对此不知情”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第三人李丽作为时任滕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当庭陈述借款时与曹桂协商一致过，出具借条时曹桂在场。对此，曹桂虽当庭否认。但曹桂作为现滕瑞公司的股东、代理人，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曹桂基于自身的利益予以否认当时的事实，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形，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而，关于滕瑞公司在向金熙公司借款是否召开过股东会、原审第三人李丽代表滕瑞公司在向金熙公司出具借款借据时，曹桂是否知情，是否在场，仅仅为原审第三人李丽与曹桂之间的争议问题。原审判决没有任何其它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曹桂的陈述认定事实，是错误的。而且，滕瑞公司在向金熙公司借款时，是否召开股东会，曹桂是否知情，与本案借款关系及借款事实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对金熙公司依据借款借据及流水要求滕瑞公司偿还借款本息也没有任何影响。原审判决认定“滕海涛任董事长、鲁兴林任总经理、李丽任副总经理”的事实是错误的。原审庭审中，鲁兴林、李丽均认可与滕海涛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并未就分工问题作为陈述。所谓的“滕海涛任董事长、鲁兴林任总经理、李丽任副总经理”仅仅是滕海涛个人的单方陈述。原审判决对此的认定是偏听偏信，缺乏证据支撑。而且，滕海涛、鲁兴林、李丽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本案滕瑞公司向金熙公司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原审判决认定“滕瑞公司、金熙公司、滕瑞公司及滕海涛、曹桂之间存在大量的银行现金往来关系”的事实属于语义不详，内在表达的意思不清楚。原审中，能证明各方诉讼当事人之间账目往来情况的证据仅有上诉人提交的金熙公司的四页银行流水。该四页银行流水帐目往来清晰，不存在所谓的“大量的银行现金往来关系”。原审判决对此作出语义不详、内在表达意思不清的事实认定，实际是搞混了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事实，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法律的正当、准确适用。二、原审判决围绕证据对归纳的争议焦点的分析避重就轻、流于形式，忽视证据能证明的核心事实，据此作出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原审将双方的争议焦点归纳为“玉溪澳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转到滕瑞公司账户内的500万元，是金熙公司借给滕瑞公司的借款，还是澳亚公司归还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到澳亚公司的500万元的款项。”原审判决围绕证据分析后认为，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转到滕瑞公司账户内的500万元是归还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到澳亚公司的500万元的款项。对此，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的分析是避重就轻、流于形式，忽视证据能证明的核心事实，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上诉人提交的澳亚公司的银行流水能够证明：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到澳亚公司的500万元的款项，澳亚公司已于2016年3月15日归还，双方于2016年3月15日已经平账。澳亚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1、2016年3月11日，滕瑞公司分两笔转款650万元到澳亚公司银行帐户。当日，澳亚公司分三笔转款650万元至滕海涛银行账户。2、2016年3月14日，滕瑞公司转款360万元到澳亚公司银行帐户。当日，澳亚公司分二笔转款360万元至杨伟龙银行账户。3、2016年3月15日，曹桂转款100万元到澳亚公司银行帐户；滕海涛分三笔转款910万元到澳亚公司银行帐户；玉溪紫隆商贸有限公司转款60万元澳亚公司银行帐户。当日，澳亚公司分四笔转款1070万元到滕瑞公司银行帐户。通过以上银行流水可见，2016年3月11日、3月14日，滕瑞公司共向澳亚公司分三笔转款1010万元。2016年3月15日，澳亚公司分四笔向滕瑞公司转款1070万元。对以上银行流水证明的客观事实，原审判决在分析证据时视若无睹，仅仅流于形式的分析澳亚公司与他人之间关于账目的往来情况，从而做出与本案没有关联的结论，而对抛开转账过程而证明的实质事实，即2016年3月15日，澳亚公司分四笔向滕瑞公司转款1070万元的事实视若无睹、只字不提。对原审判决如此避重就轻的分析证据，适用证据，上诉人难以理解，更难以信服。澳亚公司与滕瑞公司没有任何货物买卖关系，庭审中，也没有任何证据及任何诉讼参与人陈述澳亚公司与滕瑞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因而，虽然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转账给滕瑞公司时记载用途是“货款”，但也不能凭此认定该款项性质就是“货款”，而且根据银行转账的管理规定，企业的之间的账目往来的记载用途是没有“借款”选项的。现实生活中，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在转账时将用途记载为“货款”也屡见不鲜。因而，原审判决以此作为裁判的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澳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滕瑞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及澳亚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能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应做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审判决武断的将其排除，不予确认是错误的。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给澳亚公司的500万元款项，澳亚公司已于2016年3月15日已经转回给滕瑞公司，原审判决对证据避重就轻、流于形式，忽视证据能证明的核心事实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证据确实充分，理应获得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滕瑞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丽向玉溪金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充分证明滕瑞公司向玉溪金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事实及相关情况。澳亚公司的银行流水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充分证明2016年3月18日澳亚公司受金熙公司委托将借款500万元出借给了滕瑞公司。滕瑞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经归还了2016年3月18日金熙公司委托澳亚公司出借给其的500万元借款。其提供的2016年3月11日的转款500万元给澳亚公司的银行流水，澳亚公司已证明2016年3月15日已转回。而且，滕瑞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是2016年3月18日的，借款也是在当日，滕瑞公司应提供此后的还款凭据来证明借款清偿的事实，而不能用此前的3月11日的银行流水证明。被上诉人滕瑞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李丽述称，同意上诉人金熙公司的上诉意见。原审第三人滕海涛述称，同意被上诉人滕瑞公司的答辩意见。金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滕瑞公司偿还金熙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3月18日始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利随本清，利息暂计至2017年11月18日为200万元，二项暂合计为700万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滕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9日至2016年12月5日，滕瑞公司有股东二人，即李丽、曹桂，李丽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5日至今滕瑞公司有股东二人，即张昆宁、曹桂，张昆宁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3月18日，李丽以滕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金熙公司出具《借款借据》一份，内容为，致：“金熙公司，今向贵公司借到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6年3月11日起至2017年3月18日止。借款按照月息20‰，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借款人于2016年3月18日已全额收到贵公司的借款(备注：该笔款项由澳亚公司转入滕瑞公司建行玉溪分行玉溪路支行账户)。借款人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郑重承诺：该笔借款用于经营周转。借款人：滕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李丽”。当天，澳亚公司分二笔，一笔220万元，一笔280万元，共计500元转入滕瑞公司账户。用途：货款。汇款附言：货款。该《借款借据》未加盖滕瑞公司印章。该笔借款滕瑞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股东曹桂对此不知情。2016年3月11日，滕瑞公司转款500万元到澳亚公司账户。用途：往来款。金熙公司、澳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鲁兴林。澳亚公司现已注销。滕海涛与李丽、鲁兴林曾经存在合作关系，滕海涛任董事长，鲁兴林任总经理，李丽任副总经理。金熙公司、澳亚公司、滕瑞公司及滕海涛、曹桂之间存在大量的银行现金往来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转到滕瑞公司账户内的500万元，是金熙公司借给滕瑞公司的借款？还是澳亚公司归还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到澳亚公司的500万元的款项？针对该争议焦点，金熙公司认为，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转到滕瑞公司账户内的500万元，是金熙公司委托澳亚公司转到滕瑞公司的借款，其提交了银行流水记录予以证实；滕瑞公司认为，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转到滕瑞公司账户内的500万元，是归还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到澳亚公司的500万元的款项，其提交了银行转款记录予以证实；李丽对金熙公司的主张无异议；滕海涛认为金熙公司所述是假的，对滕瑞公司的抗辩无异议。从金熙公司提交的证据三中云南农信电子银行流水来看，2016年3月18日澳亚公司分二次转到滕瑞公司的500万交易信息是货款，结合滕瑞公司股东曹桂的陈述，其并不知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丽于2016年3月18日向金熙公司借款500万元，也没有召开股东会讨论过此事，2016年3月18日，滕瑞公司收到是澳亚公司支付的货款500万元，该陈述与银行流水记录的货款是一致的；李丽陈述借款时，曹桂在现场，而曹桂当庭予以否认。再结合滕瑞公司提交的证据三中的银行流水，2016年3月11日，滕瑞公司转款500万元到澳亚公司账户内，用途：往来款。另结合金熙公司提交的证据四，金熙公司认为澳亚公司自2016年3月11日至2016年3月18日的银行流水，澳亚公司转入转出的账是平的。但从2016年3月11日，澳亚公司分二次收到滕瑞公司转入的650万元，于当天分三次共650万转到滕海涛的个人账户，而金熙公司陈述的是平账，金熙公司的这一说法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说法，不予采信；同理，2016年3月14日，澳亚公司一次性收到滕瑞公司转入的360万元，于当天分二次共360万元转到杨伟龙的个人账户，而金熙公司陈述的同样是平账，金熙公司的这一说法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说法，不予采信；对其它几次认为是平账的说法，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均不予采信。再结合金熙公司与滕瑞公司均提交的2016年3月18日的银行转款记录来看，用途是货款，而并不是记载用途是借款。金熙公司、澳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鲁兴林，两公司之间属关联公司，对澳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而，金熙公司认为借款500万元给滕瑞公司的主张，不符合常理，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滕瑞公司认为2016年3月18日澳亚公司转入滕瑞公司的500万元是归还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到澳亚公司的500万元的款项，其提交的银行流水证实其主张，对滕瑞公司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综上所述，金熙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故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滕瑞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由于金熙公司主张滕瑞公司向其借款，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主张，故对金熙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滕瑞公司的抗辩意见成立，予以采信。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玉溪金熙商贸有限公司对被告玉溪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800元，减半收取304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滕瑞公司、原审第三人滕海涛均无异议，针对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丽提出的异议，本院审查认定如下：1、原审第三人李丽主张原审判决第8页第一段第4行“当天，澳亚公司分二笔，一笔220万元，一笔280万元，共计500万元转入玉溪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账户。用途：货款。汇款附言：货款”遗漏认定该款项的实际用途应为“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系对银行流水单据内容的客观描述，并不存在遗漏认定，至于款项的性质，本院将在之后的“本院认为”部分分析。2、上诉人金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丽均主张原审判决第8页第一段第5行错误认定“该笔借款玉溪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股东曹桂对此不知情”，事实是，召开过股东会且曹桂知情。对此，由于其未提交股东会决议等证据予以证明，且曹桂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该项异议不予采信。3、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第8页第二段错误认定“2016年3月11日，玉溪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转款500万元到澳亚公司账户。用途：往来款”，事实是，该天，滕瑞公司向澳亚公司转款的金额共650万元，一笔是500万元，一笔是150万元。对此，由于该项异议与双方各自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均相符，本院予以确认。4、上诉人金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丽均主张原审判决第8页第四段错误认定“滕海涛与李丽、鲁兴林曾经存在合作关系，滕海涛任董事长，鲁兴林任总经理，李丽任副总经理”。对此，上诉人金熙公司认为，鲁兴林与滕海涛虽有合作关系，但未成立过合作体，滕海涛没有担任过合作体的董事长，不清楚李丽与滕海涛有无合作关系；原审第三人李丽认为，其与滕海涛之间只有合作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滕海涛从未向李丽发过工资，也不存在职务分配。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的“滕海涛与李丽、鲁兴林曾经存在合作关系”并无不当，而原审法院认定的“滕海涛任董事长，鲁兴林任总经理，李丽任副总经理”依据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对此不作认定。5、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第8页第五段错误认定“玉溪金熙商贸有限公司、澳亚公司、玉溪滕瑞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及滕海涛、曹桂之间存在大量的银行现金往来关系”，事实是，仅有4笔款项往来，达不到大量的程度。对此，经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资金流水，以上主体之间的银行现金往来较为频繁，故本院对该项异议不予采信。6、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遗漏认定滕瑞公司与澳亚公司完整的账目往来情况：滕瑞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转款650万元到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转款360万元到澳亚公司，总金额为1010万元；2016年3月15日澳亚公司分4笔，转款1070万元到滕瑞公司；2016年3月18日金熙公司分2笔转款500万元到滕瑞公司，一笔220万元，一笔280万元，总共500万元，即本案借款；对此，本院认为，由于该项异议与双方各自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均相符，故予以确认。除了前述第3、4、6点纠正及补充认定的事实以外，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它案件事实均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问题是：澳亚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转到滕瑞公司账户内的500万元，是否金熙公司通过澳亚公司过账后出借给滕瑞公司的借款？还是澳亚公司归还滕瑞公司2016年3月11日转给澳亚公司的500万元款项？经审查，上诉人金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丽主张是借款的理据并不充分，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滕瑞公司在2016年3月18日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即原审第三人李丽虽然曾向上诉人金熙公司出具过《借款借据》，显示向上诉人借入500万元；但借款人“滕瑞公司”一栏并无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也无证据显示另一名股东曹桂对此知情或同意，且上诉人金熙公司提交的作为基础转账凭证的证据所显示的款项用途及由过桥公司即澳亚公司自行填写的“汇款附言”均为“货款”，无法佐证《借款借据》。其次，上诉人金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丽虽然主张2016年3月11日由滕瑞公司转给澳亚公司的包含500万元在内的共计650万元，已于当天从澳亚公司转出给滕海涛，从而滕瑞公司与澳亚公司之间当天已经平账，进而2016年3月18日由澳亚公司转给滕瑞公司的500万元就不会是澳亚公司归还滕瑞公司2016年3月11日的前述500万元，而是金熙公司通过澳亚公司过账的本案争议借款；但是，上诉人金熙公司对此既未提交证据证明滕海涛与滕瑞公司之间的关系，更未提交证据证明滕海涛的收款行为可视为滕瑞公司的收款行为，而滕海涛在诉讼中亦不确认其与滕瑞公司之间的实际控制人关系，故不能认定澳亚公司与滕瑞公司之间就2016年3月11日的500万元已于当天平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金熙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金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438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玉溪金熙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周云焕审判员 刘 惠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爽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