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682民初339号 原告：李增祥，男，196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女，1981年4月23日生，汉族，住定州市北城区，系李增祥的妻子。 被告：张建召，男，197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定州市北城区。 被告：王亚敏，男，197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清，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定州分所律师。 原告李增祥与被告张建召、王亚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冀0682民初5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被告王亚敏不服提起上诉，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6民终62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原审判决，发还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增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被告张建召、被告王亚敏的委托代理人王玉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增祥向本院提出了如下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运费款44万元及按3分利率计算应给付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定州焦化厂煤炭供应商。2015年4、5、6月份，原告为二被告代付运费74万元，但被告只偿还了30万元，剩余44万元及利息一直未还，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张建召辩称，我只是王亚敏的雇员，为焦化厂送煤是王亚敏的业务，我虽参与了他们的协商，但原告是为王亚敏垫付运费，约定的是每车给原告50元的利润，满20万元偿还一次，超过20万元未还按月息3分计算给付利息，应由王亚敏承担还款责任。 被告王亚敏一审初审辩称，我和张建召是运输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原告为张建召垫付运费我不知道，利润怎么分配我也不清楚，原告和张建召之间约定垫付运费与我无关。我和张建召之间，我该给张建召的运费已经全部给付完毕，经过我与张建召结算，我多给付了张建召300多万元，我无需原告垫付运费。原告曾向定州市公安局控告张建召诈骗，如果我与原告存在垫付运费关系，原告应当一并将我进行控告，这也说明原告知道不是在为我垫付运费。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亚敏在本次重审庭审辩称，原告要求王亚敏偿还车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王亚敏和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王亚敏既没有书面也没有口头委托李增祥代付运费。王亚敏与张建召之间实际是委托关系，而并非雇佣关系，王亚敏并没有授权张建召和李增祥之间代付运费关系。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要求王亚敏偿还车费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王亚敏系定州市旭阳焦化公司的煤炭供应商，王亚敏口头约定雇佣被告张建召为其联系运输车辆从外地向旭阳焦化公司运煤，由张建召用王亚敏打给他的款负责向司机支付运费，月工资2500元。 就雇佣关系的内容，被告王亚敏在2016年4月14日，定州市公安局环城刑警队对他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张建召是雇佣关系，我和定州旭阳焦化有业务来往，具体的就是给焦化厂供精煤，张建召负责代付运费。……运煤车来了以后，张建召接待，一天下来，张建召打电话给我，要多少钱，我给他打多少钱，最后张建召拿着运费的票据给我结账。”；张建召在2016年5月31日，定州市公安局环城刑警队对他的询问笔录中进行回答陈述“王亚敏给旭阳焦化厂送煤，我原来在旭阳焦化厂上班，这样我俩就认识。后来，他就雇佣我在定州市旭阳焦化厂为他找运煤车并代付运费……就是我为王亚敏联系运煤车，从山西拉煤，煤款我不管。运煤车到后，我就接待运煤车司机，负责进旭阳焦化厂厂区卸煤。之后将运费给运煤车司机。”。双方所陈述的雇佣关系或事务从2014年4月份开始至2016年2月份停止。 就原告与被告王亚敏是否有业务关系，王亚敏在2016年4月14日，定州市公安局环城刑警队对他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问过张建召，张建召称他和李增祥之间的业务来往和我们之间的业务关系没有关系。”。 就原告代付运费的由来，在2016年5月31日，定州市公安局环城刑警队对张建召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通过朋友认识了李增祥，都想挣个钱。于是我就给李增祥说，可以替王亚敏代付运费。因为运煤车是我联系的，这样就可以把100元信息费挣了。这100元信息费王亚敏和李增祥每人50元。”。 就原告代付运费一事是否征得了被告王亚敏同意，以及事后是否得到了王亚敏的追认，张建召称王亚敏同意。被告王亚敏对此不予认可，原告李增祥和被告张建召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院对二人陈述的王亚敏同意的说法不予采信。 就原告代付运费的期限和时间，张建召称是从2015年4月15日开始，2016年6月中旬，李增祥就不再投入了。 就违约责任，原告和张建召口头约定垫付满20万元偿还一次本金，超过20万元未还按月息3分计算给付利息。 就被告张建召陈述的尚欠原告垫付的运费41万元去向，被告张建召在2016年5月9日，定州市公安局环城刑警队对他的询问笔录中，回答“李增祥给你的钱你都干什么了？”的问话时陈述：“王亚敏欠我20万元，剩下的21万元我十万元投资了我的饭店，剩下的十一万元我自己花了。”。 就被告张建召陈述的“王亚敏欠我20万元”来源和去向，张建召在在2016年4月5日，定州市公安局环城刑警队对他的询问笔录中回答：“2014年，我用了王亚明20万元左右，但是我给王亚明说的是3万元左右。我用的多了。后来一对帐，账上少了20万元左右，王亚明就把我挪用的20万元左右的钱滚到李增祥的钱上了。我挪用的这些钱我投资了。所以我还欠李增祥40多万。”。笔录中，就20万元是否支付给了原告，笔录载有：问：你挪用的这20万元左右的钱王亚明是怎么处理的？答：是给李增祥的钱。问：现在你有没有把钱都给了李增祥？答：没有，李增祥的本金还差41万元，利润也没有给他。 根据本案所有证据和原告李增祥与被告张建召的表述，尚欠原告本金44万元属实。 2015年12月15日王亚敏给张建召打款12万元，王亚敏的附言注明建召运费12万元，建召运费2万元，老李10万元。 原告停止垫付运费后，经向张建召催要欠款无果后，又开车拉着张建召去唐县王亚敏家要过两次，王亚敏以已经给了张建召为由拒还欠款，原告认为张建召占用了王亚敏用于偿还他的款，于2016年4月份向定州市公安局控告张建召，公安局刑警队在调查期间对原告和张建召、王亚敏均制作了询问笔录，刑警队经过调查认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撤销了该刑事案件，原告遂提起了本案诉讼。 上述事实，有本院调取的公安刑警队对原告和张建召、王亚敏的询问笔录、本院制作的核对账目笔录、银行卡的流水账单、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二被告对雇佣关系内容的描述，被告张建召是受被告王亚敏的“雇佣”为被告王亚敏办理联系车辆、处理代付运费等事务，月工资2500元，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月工资2500元应认定为委托费，二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有偿委托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就原告与被告张建召之间的关系，被告张建召自行与原告约定垫付的运费和支付“信息费”及3分利息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上约定明显超越了二被告之间的委托权限，属于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该约定效力仅限于二人之间，未经被告王亚敏明确表示同意和追认，即使在被告王亚敏在给张建召打款时曾经注明“老李10万元”，该约定并不对被告王亚敏产生约束力，应当由行为人被告张建召承担责任；该约定是为原告在被告张建召处投资挣取利润的委托行为，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对于原告所述的款项中，原告向被告张建召支付了74万元，被告张建召已经支付30万元，应当返还原告所欠剩余本金44万元。就44万元欠款的用途，根据张建召在刑警队的自认，其中21万元用于自己投资饭店，被告张建召从原告处取得的其他23万元是否用于其代付运费无证据证实，另外挪用王亚敏20万元也未用于返还李增祥欠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王亚敏支付44万元欠款及利息的请求明显不当。至于被告王亚敏与被告张建召之间是否存在拖欠及超支问题，系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直接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二人可另行解决。 原告和张建召陈述一致的约定垫付满20万元偿还一次本金，超过20万元未还按月息3分计算给付利息，月息3分超过了司法解释规定法律保护的最高限度2分，对超过法律保护部分的利率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一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建召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的垫付运费款44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6月9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给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对被告王亚敏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被告张建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预交上诉费信息：账户名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07开户行中国银行保定市西城支行），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和履行期满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王良杰 人民陪审员  赵国民 人民陪审员  陈 萌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康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