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03民初1795号 原告：张正信，男，194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原告：李克芳，女，194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原告：郑永芝，女，196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原告：张逸文，男，1995年3月7日出生，汉族，安徽省颍上县颍上大道新能源公交有限公司职工，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以上四位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平，安徽润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位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松，安徽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17号。 法定代表人：许戈良，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亮，该院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强，该院医生。 原告张正信、原告李克芳、原告郑永芝、原告张逸文与被告安徽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正信、原告李克芳、原告郑永芝、原告张逸文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平、张雪松，被告安徽省立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维亮、沈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安徽省立医院赔偿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因张某死亡遭受的各项损失共计971530元。2.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等由安徽省立医院负担。诉讼过程中，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安徽省立医院赔偿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因张某死亡遭受的各项损失共计1039502.4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32800元、护理费1579.76元、营养费6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医疗费、抢救费6266.68元、交通费32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7480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29551元、丧葬亲属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1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26日，张某因身体不适前往安徽省立医院就诊，经诊断为慢性乙型××及高血压病。当日，张某被安排在安徽省立医院感染医院接受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医生仅针对张某的肝病进行治疗。2017年1月8日13时10分，张某在输液后突发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安徽省立医院医生徐静、郑晓玮听诊后进行抢救，同时请示二线班医生，后张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安徽省立医院认为张某死亡原因为××后肝硬化，心源性猝死。2016年2月27日，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张某符合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分析死者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与高血压有关，并出具《鉴定文书》。张某在安徽省立医院就诊，医生在知晓张某患有慢性乙型××及高血压病两种疾病的情况下，仅仅针对慢性乙型××进行治疗，对其高血压病一直没有做出任何治疗及防范措施。2017年1月8日，医护人员在为张某输液前，张某曾向医护人员反映有头痛症状，但医护人员未予以重视并做出适当处理，导致张某因高血压引发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在抢救过程中，安徽省立医院医生对张某病情做出错误判断，导致其用错误的方式进行抢救，且抢救医生在请示二线班医生后，二线班医生始终没有到达现场进行抢救，致使张某死亡。综上，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本次医疗事故的全部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安徽省立医院辩称，1.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没有过错。2.张某死亡系自身疾病所致，与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3.张某的诉讼请求数额过高，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张某病历、鉴定意见书（尸检）、郑永芝病历、营业执照及工商资料、湖南湘雅司法鉴定意见书、医疗费发票、安徽省立医院住院病人费用清单。安徽省立医院围绕辩称依法提交了封存病历、吊水使用药剂。上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庭审质证，质证意见如下： 对于证明，安徽省立医院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张正信、李克芳等提交了证明的原件，且该份证明加盖有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人民政府、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新民村民委员会公章，结合张正信、李克芳的年龄，本院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安徽省立医院提交的张某病历，张正信、李克芳等对病历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涉案病历存在伪造可能。首先，安徽省立医院入院记录第二页中徐健医师签字日期为2017年1月28日，但张某临床死亡日期为2017年1月8日。其次，安徽省立医院陪护告知书中“郑永芳”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再次，安徽省立医院内科住院患者护理记录单中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1月6日记录缺失。最后，2017年1月8日，张某抢救过程，安徽省立医院仅提供主观病历，应当由客观病历佐证。另外，张某曾在门诊进行肝功能检查，但病历中未有相应的检查报告单、收费票据。本院认为，张正信、李克芳等仅对病历真伪提出怀疑，但未能举证证明涉案病历确有伪造行为。首先，关于徐健医生的签名日期。签名日期为2017年1月28日，仅能证明医生签名发生在张某死亡后，安徽省立医院病历记录存在瑕疵，不能证明病历内容确系伪造。同时，张某入院当日初步诊断处，医师签名日期为2016年12月26日，也能证明该份入院记录初次形成时间为张某入院当日。其次，关于“郑永芳”签名问题。郑永芝否认该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未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同时，该份陪护告知书签名处，亦有张某本人签字。再次，对于护理记录缺失，并不能证明病历伪造。同时，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针对安徽省立医院护理记录的缺失，亦认定了安徽省立医院的过错。最后，关于张正信、李克芳等主张的客观病历缺失、检查保单缺失，亦不能证明病历存在伪造行为。另外，关于肝功能检查报告单，张某的入院记录现病史处亦载明了“门诊检查肝功能提示ALT、AST增高，总胆红素轻度增高”。综上，张正信、李克芳等未在鉴定质证阶段对病历真实性提出异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病历系伪造，故对于涉案病历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证据，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某于1971年10月24日出生。张正信、李克芳系张某父母。张某与郑永芝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张逸文。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某、张逸文的户籍登记类别均为农业家庭户。 2016年12月26日，张某主诉纳差乏力一月余前往安徽省立医院接受治疗。门诊检查肝功能提示ALT、AST增高，总胆红素轻度增高。为进一步诊治，同日以慢性乙型××收入感染病科。入院初步诊断为：1.慢性乙型××。2.高血压病。2017年1月8日下午1时10分，张某突发意识丧失，呼之不应，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某治疗期间，自付医疗费6266.68元。 2017年1月11日，合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委托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张某死亡原因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2017年2月17日，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死者张某符合因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 张正信、李克芳等认为，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故于2017年4月26日诉至本院，要求安徽省立医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据郑永芝以及安徽省立医院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8月3日委托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安徽省立医院对张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郑永芝为此支付鉴定费3250元，安徽省立医院为此支付鉴定费3250元。 2017年11月29日，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湘雅司鉴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是多种病因引起脑底部或脑及脊髓表面血管破裂导致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疾病，血液直接流入蛛网膜下腔。SAH的预后差，死亡率高。临床上将SAH分为外伤性与非外伤性两大类。非外伤性SAH又称为自发性SAH，是一种常见且致死率极高的疾病，SAH的病因中85%为脑动脉瘤破裂，10%为中脑环池SAH，5%是因为罕见原因所致。SAH的独立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国别、高血压、吸烟、酗酒、口服避孕药、冠心病、家族史等。高血压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危险因素，血压波动可与SAH发作有关。本例患者尸检未见明显血管畸形及动脉瘤病变，因此本例SAH的发生目前并无明确的预见和预防手段，其发生具有突发偶然性。2.本例患者入院时血压正常，患者有高血压病史5年，现口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医方入院诊断高血压病，而诊疗计划中缺乏对患者高血压病动态血压监测等相关检查及治疗计划，医方诊疗计划欠全面存在过错。3.医方护理计划中记载：监测血压变化，观察有无头晕等不适，嘱活动时动作宜慢，但护理记录中未见血压监测记录（三测单中有两次记录），医方未按照护理计划动态监测血压存在过错，血压异常或波动可增加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病风险。综上所述：医方在对张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诊疗计划欠全面及未按照护理计划动态监测血压等过错，上述过错与张某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由于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无明确的预见和预防手段，发病到死亡时间短救治难度大，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轻微原因力。 针对上述鉴定意见，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及安徽省立医院提出书面异议，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书面回函予以具体说明，未改变原鉴定意见。 2017年12月26日，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申请撤回对安徽省立医院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2018年3月8日，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再次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2018年4月8日，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向本院递交书面重新鉴定申请书，经审核，本院未予准许。 另查明，张某生前系个体工商户，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乡新民村第六村民组25号经营合肥市包河区张家葡萄园鱼庄。郑永芝曾于2016年4月24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入住安徽省立医院，入院诊断为乳癌术后化疗。2017年4月19日，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新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张正信、李克芳系大圩镇新民村六组村民，有子女五人：长子张标（已去世），次子张树强，三子张兵，四子：张某，女儿张玉年。张正信、李克芳无其他生活来源，依靠子女抚养。特此证明”。2017年4月20日，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人民政府在该份证明上加盖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 本院认为，张某至安徽省立医院治疗，双方形成医患关系。依据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安徽省立医院在对张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诊疗计划欠全面及未按照护理计划动态监测血压等过错，上述过错与张某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由于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无明确的预见和预防手段，发病到死亡时间短救治难度大，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轻微原因力。综上，本院确定由安徽省立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关于张正信等人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 1、医疗费。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病历、住院病人费用清单、医疗费票据等证据，张某在治疗期间自付医疗费6266.68元，本院予以确认。 2、住院伙食补助费。张某共计住院13天，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50元（50元/天×13天）； 3、营养费。张某共计住院13天，参照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确定营养费为650元（50元/天×13天）； 4、护理费。张某共住院13天，本院参照2016年度安徽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标准44353元，确定护理费为1579.7元（44353元/年÷365天×13天）； 5、死亡赔偿金。张某的户籍登记类别虽为农业家庭户，但其生前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乡新民村第六村民组25号经营合肥市包河区张家葡萄园鱼庄，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确定，其死亡时年满45周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故应根据安徽省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640元的标准计算20年，确定死亡赔偿金为632800元（31640元/年×20年）；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人民政府、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新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张正信、李克芳生育五名子女，其中长子张标（已去世），张正信、李克芳无其他生活来源，依靠子女抚养。结合张某去世时，张正信已年满74周岁，李克芳已年满73周岁的实际情况。张正信、李克芳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予以支持。因张某生前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故本院参照2017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40元/年的标准计算张正信，李克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据此，张正信的被扶养费生活费为31110元（20740元/年×6年÷4人），李克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6295元（20740元/年×7年÷4人）。关于郑永芝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郑永芝提交的病历材料，其曾于2016年4月24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入住安徽省立医院，入院诊断为乳癌术后化疗。根据郑永芝患病的实际情况以及病情的严重程度，郑永芝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本院予以支持。张某死亡时，郑永芝年满48岁，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计算20年，郑永芝被扶养人生活为207400元（20740元/年×20年÷2人），以上合计274805元。 6、丧葬费。张正信等人主张按照安徽省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9102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经计算确定丧葬费为29551元； 7、交通费。结合张某的治疗情况，酌定张某治疗期间交通费为300元； 8、处理丧葬事宜发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张正信等人未举证证明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及交通费、住宿费等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本院根据张正信等人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5000元。 上述费用合计为951602.38元，安徽省立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为9516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张某的死亡使张正信等人精神上遭受到巨大伤害，结合安徽省立医院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本院酌定安徽省立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综上，安徽省立医院应向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赔偿105160元（95160元＋1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支付赔偿款105160元； 二、驳回原告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7063元，由原告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共同负担6346元，由被告安徽省立医院负担717元。鉴定费6500元，由原告张正信、李克芳、郑永芝、张逸文共同负担5850元，由被告安徽省立医院负担6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 袁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成婷婷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