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6行初36号 原告王甫宪，男，1965年3月16日出生，住广西上思县。 原告王玉瑚，女，1964年12月4日出生，住广西上思县。 原告梁林珠，女，1942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西上思县。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庞统，广西合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兆强，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民政路**。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江海，上思县法制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韦良钢，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 法定代表人班忠柏，市长。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晓燕，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朝阳路。 法定代表人梁志高，经理。 委托代理人江文兵，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韵龙，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住所地上思县朝阳镇中华路。 法定代表人黄达志，经理。 原告王甫宪、王玉瑚、梁林珠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的上政裁[2017]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书），以及不服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1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3月16日送达给原告方），于2018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甫宪、王玉瑚及委托代理人黄庞统、黄兆强，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江海、韦良钢，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黄晓燕，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江文兵、潘韵龙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1月8日，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查明：一、争议地位于上思县百货公司职工宿舍大院内东侧（县财政局大院上思县行政服务中心楼西对面），土地面积为1.8796亩。争议地东至通道，南至六王巷居民房，西至百货公司用地，北至仁甫路人行道（其中争议地内北边建有一栋六层职工宿舍楼，南边建有一栋三层职工宿舍楼，中间为空闲地，种有两裸龙眼树及零星果树和砖瓦房一间）。申请人梁林珠等三人提供1953年3月上思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上述争议地《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三、现上思县百货公司营业部及职工宿舍用地（含争议地）为原上思县电信局旧址；原上思县电信局从1962年至1968年7月陆续使用上述争议地。四、1971年12月，原上思县电信局搬迁新址，经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上思县百货公司前身）购买电信局旧房（含争议地），交易金额为伍万伍千元，分两年付清。五、被申请人上思县百货公司职工宿舍大院和争议地未办理土地登记，土地房屋一直沿用至今。六、证人黄某（1984年任上思县财贸部部长）证明申请人亲戚两人曾向原县财贸部反映县百货公司侵占其祖传鱼塘、果园之事，财贸部办公室人员工作不慎将申请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丢失。七、证人罗某、宁振海相继于1984年至1992年期间任上思县百货公司经理，两人均证明申请人提出的鱼塘、果园土地赔偿之事，罗某当时还作出了“赔偿部分土地、并赔偿果园三年产量损失”的承诺，但由于当时县百货公司确实存在经济困难，加上当时公司党支部会议对该承诺存在不同的意见，最后，县百货公司就一直没有经济能力对他们做出经济和土地两方面的赔偿。八、申请人梁林珠等三人均为城镇居民，非农户口。1999年12月，县政府给梁林珠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座落于思阳镇××号，使用权面积88.103平方米。九、上思县百货公司于1971年从电信局购买的土地房屋（含争议地）无确实面积。综上事实，本府认为，本府于1953年3月将本案争议地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给王后庆，确定争议地及地上房屋为王后庆私有产业。但自农业合作化及1962年9月“六十条”颁布后，土地再无私有化，争议地的所有权已为国有。原上思县电信局自1962年开始使用现争议地，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转卖给被申请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前身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被申请人上思县百货公司自1971年一直使用争议地至今。现申请人请求将争议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归申请人无法律依据，县政府不予支持；被申请人上思县百货公司自1971年从电信局购买过来的土地房产范围界址一直沿用至今，房屋原状虽改变，但土地界址未改变。被申请人对争议地虽然未进行土地登记，但其土地使用权归属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案经调解，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和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本府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的位于上思县百货公司职工宿舍区内的1.8796亩土地为国有，由被申请人上思县百货公司使用（详见权属界线图）。本决定制作的权属界线及附图与本决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18年3月1日，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查明：1.争议地范围及沿革。争议地位于上思县百货公司职工宿舍大院内东侧（县财政局大院上思县行政服务中心楼西对面），土地面积为1.8796亩。争议地东至通道，南至六王巷居民房，西至百货公司用地，北至仁甫路人行道(其中争议地内北边建有一栋六层职工宿舍楼，南边建有一栋三层职工宿舍楼，中间为空闲地，种有两裸龙眼树及零星果树和砖瓦房一间）。王运迪为申请人王甫宪的爷爷，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五页，其当年的成分为地主，申请人无法提供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只有一份复印件，申请人声称上思县经贸部部长黄某出具了证言证明有原件存在，但是经核查，黄某已经死亡。原上思县电信局从1962年至1968年7月陆续使用上述争议地。1971年12月26日，原上思县电信局搬迁新址，上思县商业供销社服务站革命委员会（百货公司前身）做出《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的请示报告》，经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购买电信局旧房（含争议地)，交易金额为伍万伍千元，分两年付清。之后一直由其管理使用至今。2.案件处理过程。2016年7月21日，因梁林珠、王甫宪、王玉瑚与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对位于该公司职工宿舍大院内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属发生纠纷，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6〕7号）。2016年9月8日，申请人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12月7日，本机关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防政复决〔2016〕21号，撤销上思县人民政府的上政裁〔2016〕7号处理决定。2017年11月8日，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7〕14号)。2017年11月30日，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3.本机关调取的证据。(1)《调解笔录》2018年1月25日在上思县司法局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由于双方分歧大，调解不成功；（2)土地登记申请书审批表》1989年王运迪向国土局申请地址为六王巷24号的用地面积为88.403平方米的土地登记；（3)《证明》，1989年1月11日王运迪申请房契失落；（4)王运迪丈量草图；（5)王运迪界止调查表；(6)《土地证书年检申请表》，梁林珠以个人申请土地坐落六王巷24号；（7）《土地证书年检意见表》王运迪、梁林珠99年向县国土局申请年检获得同意；（8)《国有土地使用证》1989年土地使用者更名为梁林珠；（9)上思县《关于加强城镇建设管理的通告》发文稿纸；（10）上思县《关于严格控制基建用地的通知》（75）钦地革字第001号;（11）上思县《关于下放工作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73）上革字第22号；（12）上思县《关于下放人员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73）上革字第36号；（13）上思县《关于城镇当前斗、批、改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14）1956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二局发出《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第一条对私人房产改造的形式的第（五）项规定：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认为：1.申请人声称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并有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至今未能提供该证原件，申请人称原县财贸部部长黄某证明当时任县政府负责土地调处部门领导,证明下属工作人员不慎搞丢申请人《土地证》原件，但黄某已经过世，无法核实该份证据真实性，故申请人以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据主张争议地使用权本机关不予支持。2.原上思县电信局从1962年至1968年7月陆续使用上述争议地。1971年12月26日，原上思县电信局搬迁新址时，上思县商业供销社服务站革命委员会（百货公司前身）做出《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的请示报告》，经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购买电信局旧房（含争议地)，交易金额为伍万伍千元，分两年付清。上思县百货公司自1971年一直使用争议地至今。上思县人民政府据此确定该争议地使用权归上思县百货公司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机关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7〕14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上政裁〔2017〕14号）。 原告王甫宪、王玉瑚、梁林珠诉称，一、原告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合法有效的土地权属依据。1、于1953年3月19日，上思县人民政府将合计1.786亩（含房屋0.116亩；鱼塘1.271亩；亭城园地0.399亩）国有土地划拨给原告前辈王后庆使用，同期对该地块即争议地进行了登记造册，并将该地块即争议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颁发给了原告前辈王后庆，证号是叁拾柒号；该证的登记发证档案清册保存在上思县人民政府。原告梁林珠于1999年12月30日，根据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内容将其中房屋(袓宅）土地更换为《国有土地使用证》新证。剩余的1.8796亩（含四至土地）国有土地，因为自1971年12月26日起至今被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侵占，未能更换新证。2、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原告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3、原告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及其原始照片。原告《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于1984年被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丢失了，经原告再三请求，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至今拒不归还该原件给原告，也拒不提供该证的登记发证档案清册证据资料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九条，恳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4、证人黄某今虽死，但其佐证的书面证明和录像视频仍在，并且其在世时，上思县人民政府己经派人找到他本人调查过此事了，有其调查查明事实作证；上思县百货公司前经理罗某（1983年任经理）也有同期书面证明和佐证录像视频为证；上思县百货公司前经理宁振海(1984至1993年），东湖社区、老邻居和老街坊都有书面证明为证。5、上政裁[2016]7号和案诉行政处理决定书均调查查明了这个事实即“证人黄某（1984年任上思县财贸部长）证明原告亲属王运迪、王运全曾向原上思县财贸部反映上思县百货公司侵占其祖传鱼塘、果园之事，财贸部办公室人员工作不慎将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丢失”。这是实事求是的事实，请法院予以维持。6、生效的防政复决[2016]21号维持了这个查明事实，撤销了上政裁[2016]7号》，恳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7、在行政复议决定书当中，已经依法证明了“申请人只有一份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的事实。因此，该复印件的身份应当无需再审核，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维持。8、原告本案确实属于土地不动产物权被侵权之纠纷，而并非是土地权属的争议。二、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的争议地权属来源不清，无权拥有该争议国有土地的使用权。1、防政复决[2016]21号生效至今己经长达一年多了，其已经依法证明了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争议地权属情况没有杳明，争议地权属夹源不清”这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四款，恳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给予直接认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通则》第58条第2款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公民和法人或社会团体的行为必须是合法的，不能侵犯公民、法人、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违法的行为自始无效。因此，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及原上思县电信局，在使用原告国有土地的过程中均是非法的，上思县百货公司无权享有该争议国有土地的使用权。3、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至今未能提供使用原告土地的有效证据。其旁证证据的适用单位名称与其公司名称不相符合，其旁证证据的内容与原告无关，其旁证证据对使用原告的土地没有证明和确权的效力。其提供主管部门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的请示报告》的复印件来作旁证，未能提供原件，但购买电信局旧房的单位是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不是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其主管部门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并不是其前身，将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说成是其前身未能提供证据。其主管部门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是如何转让电信局旧房给其使用的情况未能提供证据。原上思县电信局是否购买和转让原告土地给其使用的情况未能提供证据。其主管部门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购买电信局旧房之事系历史遗留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登记办法》等规定实施以后，其应及时根据相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并登记造册，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以后才合法有效。原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征用土地的请示报告属于一般性质文书，只能说明当年存在过这样的事件，但不具有确认土地使用权权属的能力，因为土地使用权属于物权，我国现有法律对物权采取的是登记确权制度，《土地登记办法》第十六条也明确规定：“土地权利证书是土地权利人享有土地权利的证明”。本案被告上思县百货公司对涉争土地既没有进行建设土地使用权登记造册，又没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更没有充足合法证据支持，况且在该请示报告当中，根本没有讲到要求购买原告的鱼塘和亭城园地的问题，因此，其无权享有该争议国有土地的使用权。4、关于争议地是否包含购买和转让原告土地的问题，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和中国邮政上思分公司（原电信局己分开）至今均未能提供证据给其。5、在《上思县邮电局文件》（1981)计字第二号文件中有一段原话是“上思县邮电局旧址系县人民政府在土改时没收地主单国琳的房屋分配给邮电局使用的”，据此可知，其主管部门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购买电信局旧房就是购买地主单国琳的旧房屋，原告的争议地根本不包含在内。三、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其是在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决定书系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四款第二项规定的行为，因为其据以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还是与原上政裁[2016]7号所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一致的；两份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结论也是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这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四、被告第三人原上思县电信局没有购买和转让原告的国有土地。1、原上思县电信局现在己经分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思分公司和中国邮政集团上思县分公司，对于是否购买和转让原告的国有土地之事，其至今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原档案保存在电信上思分公司。2、于2015年8月份，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和中国邮政上思分公司分别出具了一份单位《证明》给原告，证明其从未占用过原告前辈王后庆的果园和鱼塘，也没有将其转交给上思县百货公司。3、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和中国邮政上思分公司至今都没有派人参与过原告的土地纠纷案件，其行为均已视为自动弃权。五、生效防政复决[2016]21号当中己经依法证明了的事实合法有效。防政复决[2016]21号生效至今己经长达一年多了，其已经依法证明了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争议地权属情况没有杳明，争议地权属来源不清”这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四款，恳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给予直接认定。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均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程序不合法，适用法律错误。1、其认为“原上思县电信局从1962年至1968年7月陆续使用上述争议地。1971年12月26日，原上思县电信局搬迁新址时，上思县商业供销社服务站革命委员会(百货公司前身)做出《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的请示报告》,经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购买电信局旧房(含争议地），交易金额为伍万伍千元，分两年付清。上思县百货公司自1971年一直使用争议地至今”，这个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因为其严重违反了生效防政复决[2016]21号当中己经依法证明了的事实，其对被告第三人原上思县电信局是否购买和转让原告国有土地的情况均未能查明，其对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的争议地权属来源情况也未能查明，其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充分，程序不合法。2、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处理决定适用《确认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根据该规定，争议地应当处理给原告，但其处理结果将争议地处理给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显然，处理结果与适用法规相矛盾。因为原告持有有效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生效防政复决[2016]21号当中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予以支持，并且原告才是真正具有“土地法人资格的个人”，因此，其应当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3、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谓的查明不属实：（1)认为“王运迪为申请人王甫宪的爷爷，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五页，其当年的成分为地主”是错误的，因为原告王甫宪的爷爷是王后庆，王后庆成分是小贩，而王运迪是王甫宪的爸爸，王运迪是王后庆的继子，于1959年，王运迪跟随母亲黄冰如嫁给王后庆。王运迪长大后娶原告梁林珠为妻子。原告梁林珠成分是贫农，王甫宪是梁林珠的儿子，王运迪是否地主与本案无关。（2)认为“申请人声称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并有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至今未能提供该证原件。申请人称原县财贸部都长黄某证明当时任县政府负责土地调处部门领导证明下属工作人员不慎搞丢申请人《土地证》原件，但黄某己经过世，无法核实该份证据真实性，故申请人以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据主张争议地使用权本机关不予支持”，这个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因为不仅两份行政处理决定书己经先后两次调查查明了这个事实，而且防政复决[2016]21号也维持了这个调查查明事实，才据此撤销了上政裁[2016]7号。（3)行政复议决定书严重违反了生效防政复决[2016]21号当中已经依法证明了的事实，属于新官不理旧案。在最后调解阶段中，其既不质疑这个已经依法证明了的事实，既不调取黄某佐证视频等证据材料，也不核实原告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始照片等情况，反而故意过度夸大被告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提供的《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的请示报告》复印件的作用，其所调取的证据，根本没有涉及到购买和转让原告土地的证据，这些证据根本没有证明效力，这是指鹿为马的错误结论，其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七、原告认为本案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公民的其它合法财产属于公民的遗产。3、《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令第55号）第四十八条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人，其土地使用权可以继承。4、《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即土地使用者经国家依法划拨、出让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过依法转让、继承、接收地上建筑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5、关于城市私宅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诉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给国家土地管理局发有公函。国家土地管理局在1990年4月23日有一复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你庭(90)民事字第10号函收悉。经研究，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1）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公民对原属自己所有的城市土地应该自然享有使用权。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年1月1日）第一章总则第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7、《中央办公厅文件中转发[1986]6号文件》根据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第一条“对于平反冤、假、错案，要进行一次清理，妥善解决遗留问题”；第三条“文化大革命中没收、挤占的私人房屋，应确认原房主的所有权，由现占用单位和现住户负责退还”。“落实城市私房政策，仍应坚持‘谁占用谁退还’的原则”，退还房屋和土地给原告。综上所述：本案显然属于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了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违法无效的行政处理决定书；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据此作出违法无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二者显然都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合法、使用法律错误，今请求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依法撤销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撤销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3、依法责令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本案争议的1.8796亩（含四至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重新做出行政处理决定；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经合议庭庭审释明，原告当庭撤回了其原第4、第5项诉讼请求，即“4、依法责令上思县百货公司按市价把长达46年的经济损失赔偿给原告，依法责令上思县百货公司停止使用原告1.8796亩（含四至土地）国有土地，责令上思县百货公司马上腾出侵权占用本案所涉的1.8796亩国有土地；5、依法确认原告《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并准许原告将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更换为《国有土地使用证》新证；”]。 原告王甫宪、王玉瑚、梁林珠为证明其诉请，提交证据：1.王后庆《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照片复印件，证明涉争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原告。2.王后庆原始户口簿彩色复印件，证明王后庆和原告是一家人以及原《土地房产所有证》地址跟原户口簿地址一致。3.1988年《申诉书》副本彩色复印件，证明原告亲属王运迪和王运全上诉法院，法院以没有县政府调处决定书为由不受理，内说争议地是电信局上盖材料，土地证书丢失亦有提及。4.黄某《证明》及身份证彩色复印件、VCD视频，证明当时任县政府负责土地调处部门领导，证明下属工作人员不慎搞丢原告《土地证》原件。5.罗某《证明》及身份证彩色复印、VCD视频，证明没有赔偿土地给原告。（其视频含在黄某VCD碟内）。6.宁振海《证明》及身份证彩色复印件，证明没有赔偿土地给原告。7.上思县国土局《证明》彩色复印件，证明因县百货公司土地来源不清，证据不足，加上原告全家不签字，至今无法办理其《土地证》。8.上思县思阳镇东湖社区《证明》彩色复印件，证明管辖东湖社区证明原告拥有该国有土地的真实有效性。9.老邻居和老街坊居民《证明》及身份证，证明原告拥有该国有土地的真实意思表示。10.《上思县邮电局文件》(1981)计字第2号《关于申请赔偿占用单宝田房屋损失问题的请示报告》，证明原邮电局旧址只包括县政府分配给其的地主旧房，并不包含原告土地。11.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思分公司《证明》，证明原县邮电局没有占用和转让过原告土地之事。12.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上思县分公司《证明》，证明原县邮电局没有占用和转让过原告土地之事。13.上政裁【2016】7号文，证明原告原件被上思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搞丢。其事实、结论与讼争行政处理决定书一样。14.防政复决【2016】21号文，证明市级人民政府查明了“上思县百货公司的争议地权属来源不清”这个事实，并且己生效。15.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原告原件被上思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搞丢。其事实、结论与上政裁【2016】7号一样。1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其违反防政复决【2016】21号己经生效的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 被告上思县政府答辩称，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被答辩人主张案涉土地归其所有，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1、被答辩人本案所提出的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该份证据虽然系上思县人民政府1953年出具的，但在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生效后，土地私有化制度已经不存在，所有土地统一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因此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失效，对本案而言，没有任何证据力。而且，该份证据也没有原件，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不予认定。2、被答辩人提交的多位证人提供的《证明》，证人黄某（已逝）、罗某仅以个人名义以回忆的方式来出具的《证明》，这些证据实际上均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接受各方及法庭的质询。因此，上述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对于该些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以及合法性不予认可。3、上思县国土局出具的《证明》，也仅证明案涉地块尚未办理土地使用证，并不能证明该土地的权属，更不能证明该土地归被答辩人所有。4、关于上思县邮电局出具的文件(1981)计字第2号《关于申请赔偿占用单宝田房屋损失问题的请示报告》，该证据仅仅表明上思邮电局就当时其单位占用单宝田房屋赔偿问题的请示报告，涉及内容仅包括单宝田被占房屋的内容，与本案所诉标的物没有任何关系，该价证据与本案无关。5、关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司分公司《证明》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上思县分公司《证明》，这两份证据恰恰可以证明，案涉的土地使用权是第三人所有，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归被答辩人所有。由此可见，被答辩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土地所有权归被答辩人所有。（二）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是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原上思电信局）转让给第三人百货公司（原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的，第三人百货公司自1971年起占有、使用至今，被答辩人主张土地所有权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上思县电信局自1962年开始获得土地使用权并使用现争议地。第三人百货公司的前身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向上思县革命委员会（现上思县人民政府）请示报告，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转卖给第三人百货公司的前身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购买价格为五万五千元。第三人百货公司经过合法的手段取得了争议地的使用权，并且自1971年一直使用争议地至今，房屋原状虽改变．但土地界址未改变。第三人百货公司以合法方式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答辩人认为争议地所有权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以上事实，答辩人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之规定，答辩人上思县政府以及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程序正当。（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正确，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争议地重新做出行政处理决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只有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即土地公有制。1953年以前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是当时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发的，当时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个人拥有土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962年，国家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所有的土地都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1953年以前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在该条例正式实施后就自然的失效了，不再作为土地权属的有效证明。从1962年9月27日生效时起，所有土地都只能是国家或者集体所有，除此之外，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于土地都没有所有权，只有土地使用权。因此，被答辩人提出的土地所有权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规定：“土地使用者经国家依法划拨、出让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过依法转让、继续、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公有制之前，通过购买房屋或土地及租赁土地穷式使用私有的土地，土地转为国有后迄今继续使用的，可确定现使用者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三人百货公司所占用的1.8796亩国有土地系百货公司从本案另一第三人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处购买而来并沿用至今的，并不是被答辩人诉称的非法占用。从1971年12月26日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向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1日房的请示报告》得知，百货公司已于1971年向电信局购买取得案涉的土地使用权，并已经交付使用至今。争议地与被答辩人无任何关系，被答辩人让答辩人重新做出行政处理决定于法于事实均无依据。二、被答辩人要求确认《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并将《土地所有权证》更换为《国有土地使用证》新证违反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及土地公有的基本制度，被答辩人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无效证件，且被答辩人无法提供原件，对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依法不应予以认可，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基本制度。1962年9月生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已明确，“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那时起，土地私有化制度已经不存在，所有土地统一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即土地所有权只能由国家和村民集体所有。我国《土地管理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此，土地私有化制度在我国已经不存在了，所有土地只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不可能会存在土地所有权个人所有的情况。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城市市区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依据一九五O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有关规定，凡当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施一九六二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王后庆及其后人一直都为城镇居民，非农户口，他们不可能享有土地所有权，城镇的非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已全部归为国家所有。因此，被答辩人在本案所提的享有土地所有权的主张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及法律规定相矛盾，其主张不应该得到支持，并且其所谓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无效证件，被答辩人也无法提供该证件原件予以核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书证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属于书证的原件。”的规定，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不予认定。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本案答辩人上思县人民政府及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为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国有土地确权调处申请书，证明2015年9月7日原告等人要求政府将本案争议地确权给其；2.黄某《证明》，证明梁林珠等人曾想原财贸部反映上思县百货公司侵占其祖传鱼塘、果园之事，该部工作人员不慎将其《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丢失；3.罗某、宁振海等人《证明》，证明两证人曾于1984-1992年任百货公司领导，曾提出要对原告方进行经济和土地补偿；4.2015年7月1日县国土局《证明》，证明县国土局证实县百货公司至今未办理过土地使用证；5.《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1953年，县政府给王后庆核发土地证；6.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的请示报告，证明1971年12月，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上思县百货公司前身）向当时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报告要求购买县电信局旧房，得到当时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7.踏查笔录及附图，证明2015年9月16日政府办案人员组织争议双方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地范围；8.上思县国土资源局送达回证，证明百货公司签收调处申请书和告知书；9.2015年10月13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思分公司《证明》，证明1971-1972年县商业服务站与本单位（电信局）房产交易协议及财务的材料未查到；10.2015年10月10日调解笔录；11.2015年9月29日调解笔录，证据10-11证明办案人员分别召集各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12.2015年9月7日调查笔录，证明办案人员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查，询问相关事项；13.2015年11月23日调查王运官的笔录，证明1953年王庆后分配得的一块地位于现上思县百货公司宿舍大院内两栋大楼之间的空地。1955-1956年合作社时王庆后的土地没有归集体；14.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梁林珠等人户口；15.2017年7月14日勘查图，证明梁林珠等人户口；16.上国用（1999）字第12-1-0147号，证明1999年，政府给梁林珠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原告方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方不服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上思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原告不服下一级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复议机关查明事实及复议理由与行政复议决定内容一致。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认为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予以维持。三、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四、原告之诉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38号《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三款规定：“三、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原告讼争标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按照上述文件规定，其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五、原告之诉已过诉讼时效。原上思县电信局从1962年至1968年7月陆续使用上述争议地，迄今已有50余年，原告称多次反映问题，但并未到到法院起诉依法行使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没有在诉讼时效内依法行使诉权，视为放弃，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当事人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3.送达回证、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授权委托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受理复议申请；4.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审批表、国有土地使用证、关于加强城镇建设管理的通告、关于严格控制基建用地的通知、关于下放人员的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关于下放工作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城镇当前斗、批、改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进行调查、收集证据；5.行政复议庭笔录，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未果；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7.送达回执，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送达。 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陈述称，一、案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一直归第三人所有，第三人自1971年起使用至今，该地块上不可能存在原告的土地所有权，原告主张土地所有权归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争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从1962年至1968年归上思县电信局（邮电局）所有使用，1971年12月，上思县电信局（邮电局）搬迁后，第三人经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批准，购买了该土地使用权，并自1971年12月一直使用至今。第三人以合法方式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在该地块上不可能有其他第三方的土地所有权存在。二、原告要求确认土地所有权归其所有，违反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及土地公有的基本制度，其所谓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无效证件，且原告没有证据原件，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原告的主张违反我国基本原则及基本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基本制度。1962年9月生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已明确，“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土地私有化制度已经不存在，所有土地统一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即土地所有权只能由国家和村民集体所有。我国《土地管理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此，土地私有化制度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所有土地只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不可能会存在土地所有权个人所有的情况。因此，原告的主张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相悖，不应该得到支持，其所谓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无效证件，且原告也无法提供该证件原件，真实性、合法性也无法证实。（二）原告的主张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1、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据《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失效，因此对于本案而言，没有证明力。2、原告提交的多位证人提供的《证明》，因其所证的事实太过于久远，且证人黄某（己逝）、罗某仅以个人名义以回忆的方式来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上述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对于该些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以及合法性不予以可。3、上思县国土局出具的《证明》，仅证明案涉地块尚未办理土地使用证，并不能证明该土地的权属，更不能证明该土地归原告所有。4、关于(1981)计字第2号《关于申请赔偿占用单宝田房屋损失问题的请示报告》，该证据仅仅表明上思邮电局就当时其单位占用单宝田房屋赔偿问题的请求报告，涉及内容仅包括单宝田被占房屋的内容，与本案所诉标的物没有任何关系，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5、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证明》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西上思县分公司《证明》，这两份证据恰恰可以证明，案涉的土地使用权是第三人所有，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原告曾向出具《证明》的两个单位请求调取当时相关档案，而两单位均出具未见任何记录的证明，但从1962年以后，土地私有化取消，所有土地都收归国有，而邮电局当时作为国家机关单位，被分配得本案所涉国有土地，在使用后转让给百货公司系合法行为，而非占用所得。三、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土地所有权的争议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涉案土地已经交由人民政府处理过，符合法律规定，程序正当。其次，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被告将本案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百货公司，均系依据法律作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四、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依据所谓《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案涉土地所有权归其所有、确认《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据1962年9月生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从1962年9月27日起，所有土地都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除此之外，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于土地都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因此，三原告提出的土地所有权说法根本无事实依据。而第三人百货公司通过向电信局购买取得并使用的江子兵国有土地与三原告无任何关系，三原告让百货公司腾出并归还的诉求于法于事实均无依据，第三人百货公司所占用的江子兵国有土地系百货公司从本案另一第三人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原上思电信局）购买而沿用至今，并不是原告诉称的非法占用。根据1971年2月26日上思县商业供销服务站革命委员会（现百货公司前身）向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要求购买电信局旧房的请示报告》得知，百货公司己于1971年向电信局购买取得使用权，并已经交付使用至今。五、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据原告自称其所有的土地是1971年12月26日被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侵占，但直到现在才向人民政府申请确认并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案涉土地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土地所有权归其所有，且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我国土地公有制原则，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该土地归其所有，二被告所出的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且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法庭就其陈述提交证据。 经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5无异议。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请示报告，后获政府批准的不是本案的争议地；对证据7-12、14-15无异议，对证据13的笔录中，说原告原来的土地就在现在的百货公司两栋宿舍楼之间有异议，原告土地实际范围应与《土地房产所有证》中一致。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3三性无异议。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复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5-7无异议。 被告上思县政府、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没有原件，真实性有异议。证该土地所有证不能证明使用权属于原告。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的申诉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的处理决定无关联。证据4证明的证明人已经去世，真实性有异议。证据5是证明人个人意见，没有得到其党委的最后同意，该证明只能说明其在任时没有就是否赔偿原告事宜达成意见。证据6只证明证明人在任期内没有处理和赔偿原告方，也反而证明1984年到1993年间原告没有就此权属问题提出任何异议。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的内容和本案无关。证据8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和事实不符，不能证明原告具有土地使用权。证据9，证人没有出庭质证，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和事实不符。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1、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事实相符，电信局没有占用原告的鱼塘和果园。证据13，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把原件丢掉”，这一说法只是原告的陈述。证据14，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该处理决定已经被撤销。证据15无异议，但是该裁决没有确定的处理内容。证据16无异议，但客观事实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不一致。 第三人上思县百货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无法提供原件，无法确认是否真实，证据内容是1953年县政府颁布的证件，该证书的效力已经因1962年9月份的“四固定”而失去法律效力。该证据表述的地理范围和百货公司是否同一土地也无法确认。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无法确认证明人身份。证据3的三性有异议，没有看到原件和收到上思县法院的受理材料等，是原告单方提供的。证据4-6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不认可证言。证据7，从证据内容证明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不能证明土地使用权归属。证据8三性有异议，如果是代表单位出具的证明，需要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才有法律效力。证据9证言质证内容与证据4、5、6的意见一致。证据10的三性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也与办案无关，证据中的81年邮电局出具的文件中所述的土地和本案讼争土地不是同一地方，与本案无关。证据11、12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有异议，这两个单位没有占用土地和转让给百货公司，与本案诉争的土地与本案无关。证据13-1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生效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的。 针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4，被告方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与本案案争焦点有所关联，虽然原告未提出原件，但上述证据相互佐证，证人黄某身故亦非人力所能控制，故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关于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可说明原告身份、家庭情况，作为本案参考依据。证据3并无法院签收章等相应内容，不能证实其曾向法院提交相关起诉文书的事实，不予采纳。证据9，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该证据不作为单独定案的依据，仅作为参考。证据10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不予采纳。其余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三性无异议，仅对部分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故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查明事实，除王运迪与王甫宪的亲属关系所查不实外，其他与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焦点是：1、原告是否具有诉权；2、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调查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法律是否正确，是否是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同样的行政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系原告不服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而提起的行政裁决纠纷诉讼，而非直接向法院提起地产权属要求，原告方系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的当事人，也在针对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其具有本案诉权。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本案讼争的行政处理决定和上政裁[2016]7号行政处理决定相比，增加了当事人中国电信上思分公司，查明事实部分增加了争议地的四至界线，也修改了援引的法条，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作出同样的行政行为。其次，讼争地块属于国有土地，我国实行城镇土地国有化管理制度，原告虽举其1953年以前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作为权属依据，但该证作为土地私有凭证早已失去法律效力。且根据原告所有的上国用（1999）字第12-1-014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来看，其及其前辈亦知悉土改后土地产权过渡的基本流程，却未对讼争地块进行同样操作，亦未能提供其持有讼争地块使用权的有效证据。其三，根据查明事实来看，讼争地块由1971年起即由第三人前身上思县供销社服务站革命委员会使用至今，参考《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告方不符合该规章第二十七条“解放初期接收、沿用”和第二十八条“土地转为国有后迄今仍继续使用”的情况，第三人符合该规章第二十六条“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的规定，故被告上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基本事实查明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甫宪、王玉瑚、梁林珠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王甫宪、王玉瑚、梁林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审 判 员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陆雄林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莫骐祯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六条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但法律、法规、政策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土地使用者经国家依法划拨、出让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过依法转让、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八条土地公有制之前，通过购买房屋或土地及租赁土地方式使用私有的土地，土地转为国有后迄今仍继续使用的，可确定现使用者国有土地使用权。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