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8）晋行终3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福英，男，196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大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文瀛湖办公区太阳宫主楼。   法定代表人武宏文，市长。   委托代理人贺振宇，大同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喜梅，大同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周福英诉大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晋06行初67号行政判决，周福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福英，被上诉人大同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贺振宇、刘喜梅到庭参见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10月23日，大同市人民政府作出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周福英的行政复议申请。周福英认为大同市人民政府以原有的理由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拒绝改正原有的行政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周福英于2015年2月通过信息公开方式获知拆迁方案，于2017年1月9日因不服该拆迁方案提出复议申请确已超出60日法定申请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大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理结果适当。故周福英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福英的诉讼请求。   周福英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是2016年12月17日在一次庭审中才第一次知道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曾经因房屋拆迁作出过关于大同市府南街城市棚户区改造拆迁方案，而并非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6行初67号行政判决中认定的2015年2月通过信息公开的途径知晓，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二、原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该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行终549号行政判决，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以同样的事实、同样的理由、同样的审判人员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款，拒绝采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行终549号判决书认定事实和判决，枉法判决。故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6行初67号行政判决；2.依法确认大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行为违法。   大同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规范，论理清楚，所做判决正确；二、大同市人民政府严格执行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06行初67号行政判决内容，对案件重新进行了复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决。   周福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大同市人民政府同政行复字[2017]第三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大同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   大同市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大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2、南郊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南政行答字[2017]64号）。以证明证明重新复议时，南郊区人民政府按照法定期限进行答复。第二组：3、大同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登记表、请示报告卡、告知书；4、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城中村改造”项目调整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通知（同政办发[2010]232号）；5、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同行初字第26号；6、相关图片资料。以证明周福英在南郊区实施项目时，经过宣传告知，2012年9月14日已经知晓拆迁方案全部内容；2015年2月又通过信息公开方式获知；周福英完整知晓拆迁信息的时间最迟为2015年2月11日。第三组：7、大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结案审批表（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8、大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意见书（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9、大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送达回证（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   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并随案移送本院。在本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质证意见，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能够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9日，大同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同政发[2010]178号《关于南郊区新旺乡红旗村实施“城中村”改造建设拆迁征地的通告》。周福英所属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并于2013年4月20日被拆除。2010年12月31日，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同政办发（2010）232号关于将“城中村改造”项目调整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通知。2012年9月14日，大同市南郊区红旗村村委会张贴《大同市南郊区新旺乡红旗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拆迁须知》。同日，大同市南郊区城市棚户区领导组办公室作出《大同市红旗村南街“城市棚户”改造工程拆迁方案》。2017年1月9日，周福英就《大同市红旗村南街“城市棚户”改造工程拆迁方案》向大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大同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周福英不服该复议决定，起诉至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6行初8号行政判决，驳回周福英的诉讼请求，周福英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晋行终549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6行初8号行政判决，撤销大同市人民政府2017年1月23日做出的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大同市人民政府在三十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大同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23日重新作出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周福英不服该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复议决定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系大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引起的行政争议，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大同市政府2017年10月23日作出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复议决定与2017年1月23日作出的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同一行政行为，二是上诉人周福英申请复议时是否超出了法定的申请期限。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实施的被动行政行为,具有行政监督、行政救济和行政司法行为的特征和属性，上诉人因不服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复议决定仅就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作出认定，并没有对被申请行政行为作出审查，故只有大同市人民政府是适格被告，上诉人起诉的亦是大同市人民政府，原审法院将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不妥。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大同市政府2017年10月23日作出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复议决定与2017年1月23日作出的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同一行政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该法条所说的“事实”是行政决定所认定的、据以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法律事实，“理由”是行政行为作出所依据的证据和法律文件。判断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是否同一的标准，是视其所认定的主要事实与主要理由是否一致。主要事实与理由一致，就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主要事实和理由发生了变化，就不属于同一事实与理由。如果两个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与理由发生了变化，则不属于以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现被诉的复议决定是执行本院生效判决-（2017）晋行终548号判决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但该复议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与主要事实发生了变化。原复议决定依据的证据有：复议申请书、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拆迁方案及拆迁须知公告张贴存档照片等材料；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依据的证据有：复议申请书、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大同市红旗村南街“城市棚户”改造工程拆迁方案》、《大同市南郊区新旺乡红旗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拆迁须知》、申请人拍摄的视频资料光盘、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同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信息公开告知书等材料。显而易见，大同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时补充了证据。原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与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所认定的主要事实也发生了改变。故上诉人认为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与原复议决定一致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周福英申请行政复议时是否超过申请期限的问题。大同市政府在2017年10月23日作出新的同政行复字[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时复议被申请人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补充了《大同市红旗村南街“城市棚户”改造工程拆迁方案》、《大同市南郊区新旺乡红旗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拆迁须知》、申请人拍摄的视频资料光盘、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同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等证据证明《大同市红旗村南街“城市棚户”改造工程拆迁方案》、《大同市南郊区新旺乡红旗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拆迁须知》一经作出后就在被拆迁范围内广泛张贴，《大同市南郊区新旺乡红旗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拆迁须知》是大同市红旗村村委会受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委托将《大同市红旗村南街“城市棚户”改造工程拆迁方案》的内容在被拆迁地区进行公告，虽然红旗村委会受委托宣传时仍然使用“城中村”改造的名称，但是上诉人周福英2012年就已经知晓了“大同市南郊区新旺乡红旗村棚户改造项目”的情况，并且上诉人周福英在2015年通过刘建忠信息公开的途径已经知晓了该项目已于2010年由“城中村改造”调整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故上诉人周福英于2017年1月9日因不服《大同市红旗村南街“城市棚户”改造工程拆迁方案》向大同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明显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申请行政复议期限的规定，且上诉人周福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法定延期的理由。故上诉人认为其没有超过申请复议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诉人周福英因房屋被拆除后，与相关部门因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信访、起诉各个关联行政行为等各种途径，历经数年的诉讼，以获得赔偿。大同市人民政府作为大同市城市建设、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主导者，应当本着关爱民生的宗旨，建设美丽的生活环境，创造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上诉人的诉求，以实现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建霞   审 判 员 韩广春   审 判 员 李振华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超   书 记 员 谢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