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3民终2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青山，男，1968年1月8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彬，女，196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宇，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专，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火车站春天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66058126Q。法定代表人：李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清，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青山、马彬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青山、马彬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驳回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承担。一、本案双方合同第一条第2款中“经营班线标志牌：无”是格式条款。本案合同是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关于格式条款的定义。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证明：其除用该合同文本与王青山、马彬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外，还分别于2013年12月与案外人黄洁玲、唐艺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第一条第2款“经营班线标志牌：无”的内容，均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事先打印、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合同相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二、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应当遵循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1、本案合同第一条第2款“经营班线标志牌：无”，至少存在两种解释：一是指在签订合同时没有经营班线标志牌，但之后发包方有义务为承包人补办；二是指签订合同时没有经营班线标志牌，之后发包方也没有义务为承包方补办。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按照在签订合同是没有经营班线标志牌，但之后发包方有义务为承包法补办来解释。即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有义务为王青山、马彬办理线路标志牌。三、“经营班线标志牌”是本案运营车辆法定必须要有的手续。1、我国《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客运车辆驾驶人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等有关证件，在规定位置放置客运标志牌。客运班车驾驶人员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2、证王某江出庭作证：在2014年以前，本案承包车辆是有线路牌；王青山、马彬提交王某江、罗开明（驾驶员）等人因为没有线路标志牌而被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分别罚款1000元的证据，也证明本案承包车辆是需要有线路牌的。3、双方合同第一条第2款约定“经营班线标志牌：无。起点：遵义，讫点：贵阳，途径075”，也说明需要线路标志牌。4、线路标志牌，只有客运公司才能办理，作为自然人的王青山、马彬是不能办理的，这说明办理线路牌的责任在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四、一审认定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无需为王青山、马彬承包的车辆办理线路牌系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前述论述，双方合同第一条第2款约定“经营班线标志牌：无”，是指签订合同时没有“经营班线标志牌”，但之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有义务为王青山、马彬补办，但从签订合同之日至今仍未补办，显属违约。五、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没有为承包车辆补办线路标志牌，属于重大违约行为，并且给王青山、马彬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其未补办前，王青山、马彬有权拒绝支付承包费。1、双方合同第二条也读“按规定办理完善相关手续后，甲方将车辆交乙方投入营运”，说明按照规定，不是按照约定完善相关手续，而规定是要办理线路牌的，办理线路牌是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的义务。2、双方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办理车辆行车和营运手续”的义务，而营运手续就包含了办理线路牌。3、由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没有补办线路牌，导致承包车辆被处罚、停运、驾驶员畏惧处罚和停运不愿继续开车，导致王青山、马彬重大经济损失。4、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在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未补办承包车辆线路牌前，王青山、马彬有权拒绝支付承包费。六、在原有驾驶员由于上述原因不开承包车辆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不招聘新的驾驶员，导致20辆承包车有10辆长期停驶，造成王青山、马彬巨额经济损失，这也属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重大违约行为。根据双方合同第十三条第1款约定，承包车辆的驾驶员必须经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考试、考核、审查符合客运驾驶员资格条件，即是否准许新的驾驶员驾驶承包车辆，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有决定权，另外，驾驶员是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必须以公司名义办理运营手续。证王某江出庭作证证实，由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不再招考新的驾驶员，导致没有驾驶员驾驶已经停驶的承包车辆。七、由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违约未及时办理车辆运营手续，在2015年贵阳实行“开四停四”期间，承包车辆无法正常运营减少收入，1万多条违章被罚款，不能年检等，给王青山、马彬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虽然采取更换营运车牌号，但造成的经济损失已无法挽回，对于其违约行为给王青山、马彬造成的巨额经营损失，我方将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特提起上诉。被上诉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所涉及的20辆运输车辆的经营性质属于旅游客运车辆，按规定旅游客运车辆是不发放班线线路牌的；2、本案所涉及的车辆承包从2014年开始至今，一致由王青山、马彬经营承包，相应的合同也经过多次签订，王青山、马彬对合同的认定和对合同订立的目的有充分认识；3、涉案车辆是由王青山、马彬出资购买。被上诉人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王青山、马彬支付截止2017年6月30日的客运车辆承包费840397元；2、请求判令王青山、马彬支付客运车辆从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的承包费；3、请求判令王青山、马彬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所欠款项利息约20000元（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4、请求判令王青山与马彬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王青山、马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遵运集团旅游公司（甲方）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乙方）签订有效期为2013年9月10日至2021年9月9日的《经营托管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车牌号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二十辆车交由乙方托管，该协议约定“如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因素税费调增，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按照每月7400元向甲方交纳经营资质使用费（含税收）”，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2013年12月20日，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甲方）与马彬（乙方）就车牌号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车辆分别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拥有并已取得营运线路资质的客运车辆交由乙方承包经营，约定车辆无经营班线标志牌号，起点为遵义，讫点贵阳，途经G75。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经营期限为1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经营合同’每年一签。承包经营期限届满、换车经营或保费推出新增时，甲方自行决定经营模式，若继续实行承包经营，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双方另行协商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承包费壹仟肆佰柒拾叁元（￥1473），车辆月折旧费贰仟零佰捌拾伍元（￥2085），但二月份交纳承包费壹仟陆佰贰拾零元（￥1620）。每月20日前交清次月承包费、折旧费。在合同期内，乙方不得要求减免应缴费用”，第十二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二）义务，3、按时足额交清各项应缴税、费”，合同还约定了甲乙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同日，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甲方）与王青山就车牌号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车辆分别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内容与前述一致。同日，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案外人黄洁玲就车牌号贵Ｃ××××**车辆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内容与前述一致。2014年12月31日，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唐艺就车牌号贵Ｃ××××**车辆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内容基本与前述一致。2015年，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与马彬、王青山就前述车辆重新签订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同时贵Ｃ××××**贵Ｃ××××**车辆乙方均为王青山。2015年11月2日贵Ｃ××××**号车牌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贵Ｃ××××**变更贵Ｃ××××**。2016年、2017年，王青山就前述变更车牌后的车辆分别与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遵运集团客运公司重新签订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合同内容基本与前述一致，上述车辆均办有道路运输证。在王青山、马彬2014年至2016年期间陆续向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交纳684032元承包费后，因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认为王青山、马彬未足额交纳费用，因此诉至法院，诉如所请。另查明，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已按照《经营托管协议》向遵运集团旅游公司交纳管理费及税费。遵运集团旅游公司从2014年1月至2017年4月每月已为涉案20辆车按照220元/月/辆车交纳了税费，2017年5月贵Ｃ××××**号车被扣，只交纳了19辆车的税费，2017年6月、7月只缴纳了15辆车的税费，2017年8月只交纳了14辆车的税费,2017年1-8月税费共计31460元。另查明，马彬与王青山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马彬、王青山等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恪守。一审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马彬、王青山是否应当按照1473元/月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承包费；2、马彬、王青山是否应当按照220元/月/车标准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税费；3、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未超过诉讼时效，王青山、马彬分别应当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的承包费、税费是多少。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一、马彬、王青山是否应当按照1473元/月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承包费。根据《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合同乙方应当按照1473元/月标准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承包费，虽然二月份标准高于其他月份，但现在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自愿全部按1473元/月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王青山、马彬辩称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未履行办理线路标志牌、运输证等而不应当交纳承包费，双方《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所有承包车辆无线路标志牌，而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已为20辆车办理了道路运输证，因此，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并无违约行为，王青山、马彬应当按照约定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承包费，对的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青山认可案外人黄洁玲承包贵Ｃ××××**车辆、唐艺承包贵Ｃ××××**车辆的承包费由其承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2014年马彬应当承担的承包费为1473元/月×10辆×12月=176760元，王青山应当承担的承包费为1473元/月×10辆×12月=176760元。2015年马彬应当承担的承包费为176760元，王青山应当承担的承包费为176760元。2016年王青山应当承担的承包费为1473元/月×20辆×12月=353520元。因2017年的承包费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仅主张至10月1日，因此，2017年王青山应当交纳的承包费为1473元/月×20辆×9月=265140元。王青山、马彬辩称部分车辆已经停运，不应当再计算承包费，但车辆停运并非遵运集团客运公司造成，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二、马彬、王青山是否应当按照220元/月/车标准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税费。根据《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王青山、马彬应当按照规定交纳税费。王青山、马彬认可税费是由其交给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由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代交，但辩称税费已经包含在承包费中，不应单独计算。交纳税费是王青山、马彬的义务，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王青山、马彬双方合同中并未约定税费已经包含在承包费中，王青山、马彬认可税费应当交给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而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已经将税费交由遵运集团旅游公司，该公司已完成纳税，因此，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王青山、马彬未举证证明税费的交纳金额，一审法院参照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向遵运集团旅游公司交纳的标准即220元/月/车计算。2014年马彬应当交纳的税费为220元/月×10辆×12月=26400元，王青山应当交纳的税费为220元/月×10辆×12月=26400元，而遵运集团旅游公司实际制作的费用表中，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托管的20辆车税费额为67320元。2015年马彬应当交纳的税费为26400元，王青山应当交纳的税费为26400元，而遵运集团旅游公司实际制作的费用表中，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托管的20辆车税费额为52800元。2016年王青山应当交纳的税费为220元/月×20辆×12月=52800元，而遵运集团旅游公司实际制作的费用表中，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托管的20辆车税费额为52800元。对于2017年的税费，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只提供了2017年1月至8月的费用表，且存在因被扣而停止交纳税费的情况，税费总额为31460元因此，2017年王青山应当向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交纳的税费一审法院亦计算至8月，为31460元。三、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未超过诉讼时效，王青山、马彬分别应当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的承包费、税费是多少。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与王青山、马彬双方的合同连续未断，王青山、马彬陆续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684032元，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认为这些费用不是承包费，而是办理手续的费用，但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王青山、马彬双方合同并未约定办理手续的费用由王青山、马彬交纳。针对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来说，其认为王青山、马彬该费用是交纳的承包费且同意抵扣，而王青山、马彬每一次交纳的承包费也并未足额交清之前所欠费用，因此，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合上述意见，马彬应当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的承包费、税费共计406320元，王青山、马彬马青山应当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的承包费、税费共计1109240元。对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2014年支付遵运集团旅游公司的税费超出52800元的部分，不应当由王青山、马彬承担。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要求王青山、马彬承担连带责任，从王青山、马彬在2014年、2015年共同承包20辆车来看，王青山、马彬对20辆车的承包进行了共同经营、共同管理，虽然2016年、2017年仅有王青山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签订了合同，但王青山用其经营所得向交纳了684032元，该笔费用也并未区分是马彬交纳还是王青山交纳，因此，马彬、王青山所欠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马彬、王青山应当就所欠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王青山、马彬共同应当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的承包费、税费为406320元+1109240元=1515560元，扣除王青山、马彬已经交纳的684032元，王青山、马彬还应当支付截止2017年10月1日的承包费、截止2017年8月31日的税费共计831528元。对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超过该金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要求王青山、马彬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合同约定在每月20日前交清次月承包费，而王青山、马彬在2017年1月1日后未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交纳过任何费用，现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青山、马彬支付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承包费、税费共计831528元及利息（以831528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联运客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12400元，保全费4720元，共计17120元，由王青山、马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青山、马彬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第一组：1、2018年4月25日遵义申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证明》；2、2014年10月31日遵义申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案涉车辆是由王青山出钱购买的；第二组：1、2013年11月7贵Ｃ××××**（贵Ｃ××××**）《机动车行驶证》；2、2015年11月2贵Ｃ××××**（贵Ｃ××××**）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案涉车辆原营运性质为公路客运，也有客运线路牌，否则无法营运；王青山购买20辆新车更换老车时，老车是公路客运，案涉车辆后被改成“旅游客运”，与原有长期合作的“公路客运”相比，效益大减，且因无线路牌经常被停运、罚款。被上诉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质证意见为：1、涉案车辆是由王青山购买，正是基于其出资购买车辆，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在与王青山、马彬签订合同中，对车辆的折旧费2042元一直未收取。2、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其提供的车辆并非本案涉案车辆，且所涉及的是2013年之前的车辆和合同，内容及标的物均发生了变化，与本案无关。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诉人王青山、马彬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其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本案案涉车辆是由王青山出资购买。案涉车辆行车证现登记的使用性质为：旅游客运；遵运集团客运公司已为案涉车辆办理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为：市际旅游客运、省际旅游。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是否负有向王青山、马彬办理经营班线标志牌的义务；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未办理经营班线标志牌是否构成严重违约？王青山、马彬是否有权拒付承包费。本案中，根据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与王青山、马彬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第一条“经营班线标志牌号：无”之约定，双方已明确约定案涉车辆没有经营班线标志牌，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不负有向王青山、马彬办理经营班线标志牌的合同义务，该条款并不存在可能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情形。至于该约定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是否无效，则需要根据格式条款的定义、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是否尽到了提示义务、是否存在免除一方主要责任等情况综合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虽然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是由遵运集团客运公司预先拟定并用于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但格式合同中所约定的条款内容并不当然无效。本案中，根据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集团）添驰旅游有限公司与遵运集团客运公司签订的《经营托管协议》，该协议已明确注明案涉车辆为旅游车，亦用于旅游客运；同时，在遵运集团客运公司为案涉车辆办理的《道路运输证》中，亦注明经营范围为“市际旅游客运，省际旅游客运”，足以说明王青山、马彬明知案涉车辆系旅游客运车辆。根据交通运输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条之规定，道路客运经营，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加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其中旅游客运是指以运送旅游观光的旅客为目的，在旅游景区内运营或者其线路至少有一端在旅游景区（点）的一种客运方式。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九条之规定，旅游客运按照营运方式分为定线旅游客运和非定线旅游客运。定线旅游客运按照班车客运管理，非定线旅游客运按照包车客运管理。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客运车辆驾驶人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等有关证件，在规定位置放置客运标志牌。客运班车驾驶人员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之规定，从事道路客运经营需要《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并放置客运标志牌。“客运标志牌”并不等同于“经营班线标志牌”，“经营班线标志牌”是指从事班车客运所需要的固定班线的经营许可证明，即《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如前所述，旅游客运属于道路客运经营的一种方式，旅游客运车辆可以在规定区域或线路内从事客运经营，案涉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旅游客运并不影响王青山、马彬作为承包人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对上诉人王青山、马彬提出遵运集团客运公司负有办理“经营班线标志牌”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王青山、马彬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遵运集团客运公司支付承包费。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青山、马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0元，由上诉人王青山、马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张 鹏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刘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