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民终2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新民街第3幢2层205号。 法定代表人：庄培清，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辉，福建法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朝鑫，福建法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进荣，男，196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漳州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宝聪，福建明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跃川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跃川，福建明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洪春，男，197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祖辉，福建法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朝鑫，福建法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正德劳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进荣、原审被告林洪春其他海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7）闽72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进荣原审诉请判令正德劳务公司与林洪春：1、支付船舶运输款137,750元，以及该款项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其还款之日止，按年率6%计付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支付船舶因无法按时开工可补三天费用15,000元；3、支付因无法保证每条船每年90万立方以上工作量的违约金180,000元；4、承担本案受理费。在原审庭审中，经原审法院释明，黄进荣当庭明确其诉称正德劳务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正德劳务公司原审反诉诉请判令黄进荣：一、返还工程款8万元，并赔偿自反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 原审查明：“海润99229”轮船舶所有权证书记载船舶种类为“散货船”，登记所有人为黄进荣与案外人肖金龙共有，船籍港漳州，所有权证书记载船舶种类为“散货船”，实际《内河船舶检验证书薄》载明属于内河“自卸砂船”，持有内河船舶相关法定证书。 根据正德劳务公司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系一从事建筑劳务分包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庄培清。2016年5月24日，林洪春先行以正德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方）名义与伟洋工程公司（甲方）签订《疏浚施工分包工程协议书》，具体约定了作业区、施工责任、合作期限（2016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劳务费用与计量支付、保证金以及责任承担、经济补偿、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 后经证人张某介绍，黄进荣与林洪春就租赁使用“海润99229”轮进行商谈。2016年6月15日，林洪春再行以正德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甲方）名义与黄进荣（乙方），双方明确就疏浚抽砂工程进行施工分包合作，签订了《疏浚施工抽砂工程协议书》（下称《疏浚协议书》）。载明：第一条“作业区的认定”，为乐东国电所在莺歌海海域；第二条“设备进场规定及施工责任”第1款，明确“甲方必须持有本海域疏浚抽砂施工的合法手续，并处理协调好各部门的事务；乙方必须对设备、船舶、船员和施工人员的合法性及安全承担全部责任。”第三条“合作期限、船舶舶（泊）位和船舶要求及乙方账号”，第1款载明，项目总工期为1（误打印为10）年，从2016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21日，有续签的优先权。第2款明确，甲方应提供作业船舶的维修、停靠的舶（泊）位，舶（泊）位的费用由甲方负责；船舶的证件必须齐全，要有年检和船舶及船员保险等等。第四条“劳务费用、计量和结算方式、保证金”，第1款约定，乙方在乐东国电所在莺歌海海域作业，并将疏浚物（海砂）运往三亚崖城南山国际货运码头卸装，运输距离32海里，但不能超过35海里。超海里每方加0.25元，甲方就疏浚物按税后14.50元／立方的劳工（务）费支付给乙方，计量按照实际船舶吃水吨位转换为立方米（按照实际船上量方来定），由双方在码头现场签收为准。第2款载明：保证金（调船费）为8万元整，经双方在签订合同6天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号汇入诚意金2万元，待船舶到位再付6万元，该款将在一（个）月内作为甲方支付乙方的劳工费，按实际发生扣除。如果因为甲方的问题造成工程停工，没有办法继续作业的乙方船只回航的费用，由双方协商定额赔偿。第3款载明：第一个月结算周期为三天，对清方量后次日100%付清。从第二个月开始结账周期为七天，对清方量后次日100%付清。第五条“责任承担、经济补偿、争议解决办法”第1款与第2款载明，“1、（在政府部门军队的演练及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造成的停工，甲方不负责但甲方的工期顺延）（但海事、海洋、渔政、海警、边防以外）双方本着真诚的合作意愿，如乙方的船只在作业和运输期间因甲方的问题或者手续的原（因）数被相关的监管部门扣押，甲方要负责解决并承担全部的行政罚款（如果有产生）；同时甲方要分担乙方的经济损失，按每天5000元补贴给乙方（若船舶吨位超过6500吨以上的，再另外协商补贴金额）。2、甲方确保每条船每年90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作量予乙方，如果是甲方的原因造成年工作量达不到90万立方米，甲方要按全部分以0.20元每立方米补偿给乙方，年底给付。”第七条明确，“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在当地司法部门备案。”林洪春在《疏浚协议书》“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加按手印并手写加注身份证号码，正德劳务公司加盖了公司合同专用章确认。 签订《疏浚协议书》后，2016年6月16日，正德劳务公司通过林洪春个人账户汇付20,000元给黄进荣。随后，该公司分别于6月29日、30日通过公司财务个人账户转账汇付黄进荣60,000元。2016年7月7日，三亚海事局以“海润99229”轮超船舶核定航区航行，违反了《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规定为由，根据该法第十九条规定，责令该船自是日起停航。为此，林洪春即先行与三亚海事局积极协调，试图排除障碍恢复履行；及至其协调无果后，2016年7月19日，林洪春出具《运输款欠条》，载明：“与伟洋公司运输3船，欠运输款137,750元，大写壹拾叁万柒仟柒百伍拾元整，在这个月25日前付清。”同时载明：“到这周日至（止），如无法明确正式开工，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后因林洪春协调未果，也未依据上述欠条承诺期限与内容履行款项给付义务，黄进荣即行指令“海润99229”轮返航。双方为此尚进行协商，终因未果成诉。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林洪春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案涉《疏浚协议书》的效力；三、双方本、反诉诉讼请求是否合理、合法。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港口疏浚合同纠纷，后经审理查明，实际为双方定期租用“海润99229”轮进行海上疏浚、抽砂、运输、卸载作业后，因案涉《疏浚协议书》明确约定施工地点为莺歌海海域，施工作业性质为抽取海砂，进行运输、卸载作业；并明确约定以抽砂、运输、卸载海砂作业量计算工程报酬。故案涉《疏浚协议书》非属以船舶通行安全为目的，为完成航道、港口等特定区域疏浚为特征的施工合同纠纷；也非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项下“建设施工合同”所调整适用范围。故该案案由应改为海上施工作业合同纠纷。 一、关于林洪春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登记。”根据正德劳务公司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庄培清，并非林洪春本人。林洪春在案涉《疏浚协议书》上“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按个人手印，但并非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而且即便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约，依法也属于代行公司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因缔约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公司承担。故黄进荣诉称其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于法不符，不予支持。其次，就黄进荣述称其为挂靠正德劳务公司签约而言，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属于举证不足，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正德劳务公司辩称林洪春为公司业务经办人，林洪春自称为正德劳务公司工作人员，虽然均未提交授权委托书、业务介绍信，或者双方签订劳动合同/雇佣合同等相关凭证佐证，因案涉《疏浚协议书》明确缔约一方当事人为正德劳务公司，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认定合同相对人为正德劳务公司。故适格、正当的诉讼主体应为该公司。最后，林洪春出具的案涉《运输款欠条》中，明示“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也已进一步明确欠付款项与补贴费用的债务主体是正德劳务公司，而非其本人。故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本项辩驳有理，应予采信，林洪春在本诉中的被告主体不适格。黄进荣诉称林洪春为共同被告，既无事实依据佐证，又与法律规定不符，应予驳回。 二、关于案涉《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强制性规定。”黄进荣主张案涉《协议书》有效，而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辩称案涉合同性质上，黄进荣作业内容是在海域抽砂再运输，本身属于施工合同的内容。而疏浚合同也是施工合同的一种，也就需要一定施工资质，故黄进荣因作业资质问题导致案涉合同无效；况且由于黄进荣船舶跨区域作业，也应当认定无效。可见，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并未举证证明本案《疏浚协议书》存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存在，故其本项辩称无理，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筑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疏浚协议书》项下的施工作业性质与协议内容，明确为正德劳务公司租用黄进荣所属“海润99229”轮进行海上疏浚、抽砂、运输、卸载作业，而非为陆地建筑工程施工，故其适用法律依据不当。仅就案涉施工作业与运输工具而言，该轮船舶种类（类型）为内河“自卸砂船”，持有内河船舶相关法定证书，查有实据，应予认定。正德劳务公司辩称疏浚合同也是施工合同的一种，也就需要一定施工资质，故黄进荣因作业资质问题导致案涉合同无效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佐证，逻辑推理错误，不予支持。最后，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案涉《疏浚协议书》第七条明确，“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在当地司法部门备案。”双方业已签字，并分别加按个人手印、公司印章确认，说明自双方签字之日后生效。“生效”，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法律约束力，或称法律效力。案涉《疏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作有效认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至于正德劳务公司辩称黄进荣船舶跨区域作业，也应当认定无效的主张，原审认为，显然其将合同效力与其依法成立生效后的合同履行混同。合同法理论上，合同自始、客观履行不能，可以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嗣后、客观不能，则仅导致合同解除而非无效。在双方签订案涉《疏浚协议书》前，黄进荣业已将相关船舶类型与相关法定证书告知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由此说明其方对此事先知悉。双方并在《疏浚协议书》第二条第1款明确约定，“甲方应持有本海域疏浚抽砂施工的合法手续，并处理协调好各部门的事务；乙方则对设备、船舶、船员和施工人员的合法性及安全性承担全部责任。”第五条第1款尚且就“海润99229”轮因跨（海）区域作业，可能引发的风险、损失分担与责任进行明确约定与划分，也可说明双方对此均事先知悉案涉船舶类型为内河自卸砂船，不得从事跨海区运输或作业，否则势必影响合同成立生效后的全面、适当履行。但是，在“海润99229”轮为当地海事局责令停航后，林洪春本人尚且在《运输款欠条》上明确承诺“到这周日至（止），如无法明确正式开工，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也可推定至少在当地海事局责令船舶停航后，“海润99229”轮为内河抽砂船舶的事实，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是知悉并认可的。而就疏浚、抽砂、运输船舶而言，三亚海事局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十条规定，“船舶、设施航行、停泊和作业，必须遵守中华人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船舶、设施由下列情况之一的，主管机关有权禁止其离港或令其停航、改航、停止作业：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显然海事局以船舶“超船舶核定航区航行”为由，责令其“停航”，由此必然导致其客观效果等同于船舶“停止作业”，势必影响合同的嗣后履行，属于合同履行受挫。至此，合同相对人可以依法或依约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进而主张合同终止履行，或者可以依法或依约解除合同并主张违约损害赔偿。 至于案涉《疏浚协议书》是否已终止履行或是已解除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合同解除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对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而对于解除权的行使，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明确，“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得知案涉船舶被责令停航后，先行与三亚海事局积极协调，试图排除障碍恢复履行；及至其协调无果后，并进而单方承诺“到这周日至（止），如无法明确正式开工，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即可说明其已明确表示合同解除。而黄进荣见协调复工无望后，即行通知船舶返航，由此说明其也“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故至此可以确认双方均同意解除案涉《疏浚协议书》。对此，双方也均无异议，应予确认。 三、关于双方本、反诉诉讼请求是否合理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双方均可以依法主张权利。本项焦点实际涉及本诉中，黄进荣诉称的欠付运输费137,750元、停航补贴费用15,000元以及工程量不足补贴18万元是否合理；反诉中，正德劳务公司诉称返还工程款8万元，是否合理。对此，原审分析、处理如下： 本诉部分，1、黄进荣诉称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连带支付欠付“运输款”137,750元及其该款项自2016年7月26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正德劳务公司租用“海润99229”轮期间，双方对该轮因疏浚、抽砂、运输进行结算，正德劳务公司单方出具《运输款欠条》进行确认，查有实据，应予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根据正德劳务公司、林洪春提交的《疏浚议书》，明确其为承包方而非发包方，该类型合同性质决定了应由发包方支付工程款项，而非相反由实际从事施工的承包方支付；尤其是其并未提交相关凭证或证据加以说明，故其本项辩称有悖常理。其次，《运输款欠条》载明为“与伟洋公司运输3船欠运输款…”，并未明确债权人主体是“伟洋公司”。鉴于案涉施工作业由正德劳务公司自伟洋工程公司处承包而致，故作欠付费用与该司有关联，并无不当。再次，黄进荣提交的《运输款欠条》，明确是由林洪春出具，对此正德劳务公司未能做出合理说明或解释，为何其辩称与案外人伟洋工程公司结算费用欠条，却由黄进荣收执的事实。最后，根据双方签订的《疏浚协议书》约定内容以及黄进荣陈述、举证材料，可以合理、完整说明因“海润99229”轮实际疏浚、抽砂、运输共计三船（航次），正德劳务公司实际欠付黄进荣“运输款”137,750元的事实。故本项正德劳务公司辩称其欠付的该款项，实为其方欠付伟洋工程公司费用，现已支付完毕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佐证，抗辩无理，不予采信。 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原审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对于金钱债务，第一百零九条进一步明确，“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鉴于案涉《运输款欠条》明确“在这个月25日前付清”，即正德劳务公司承诺约定支付款项的履行期限至本月25日前，否则即行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对于其逾期付款的责任，在案涉《疏浚协议书》与《运输款欠条》均未涉及，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黄进荣诉称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请求合理，原审予以一并支持。 2、关于停航补贴费用15,000元，原审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率自己的义务。”案涉《运输款欠条》附载内容，业已明确因“海润99229”轮为三亚海事局责令停航，为此林洪春代表正德劳务公司承诺“到这周日至（止），如无法明确正式开工，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而且根据《疏浚协议书》第五条“责任承担、经济补偿、争议解决办法”第1款载明，“1、（在政府部门军队的演练及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造成的停工，甲方不负责但甲方的工期顺延）（但海事、海洋、渔政、海警、边防以外）双方本着真诚的合作意愿，如乙方的船只在作业和运输期间因甲方的问题或者手续的原（因）数被相关的监管部门扣押，甲方要负责解决并承担全部的行政罚款（如果有产生）；同时甲方要分担乙方的经济损失，按每天5,000元补贴给乙方（若船舶吨位超过6500吨以上的，再另外协商补贴金额）。”本案海事局虽未扣押或滞留当事船舶，但责令停航实际效果与“扣押”无异，必然产生船舶、人员费用损失。故黄进荣本项诉称有理，事实有据，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一并支持。 3、关于黄进荣诉称工程量不足补贴18万元是否合理问题。原审认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黄进荣负有举证义务，应先行举证证明本项诉求损失，属于对方违约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范围，否则属于举证不能，即应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其次，根据双方约定，案涉《疏浚协议书》第五条“责任承担、经济补偿、争议解决办法”第2款明确，“2、甲方确保每条船每年90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作量予乙方，如果是甲方的原因造成年工作量达不到90万立方米，甲方要按全部分以0.20元每立方米补偿给乙方，年底给付。”本条款明确正德劳务公司（甲方）承担补贴费用的前提是期限为“一年”，且因“甲方的原因造成年工作量达不到90万立方米”。黄进荣既未举证证明其依据本项约定诉称主张损害赔偿，系属“甲方（正德劳务公司）的原因”，造成年工作量达不到合同规范要求；也未举证证明或者由于正德劳务公司的原因导致施工作业船舶停航，致而导致黄进荣如期履约后，可以获得其在签订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相反，其方证人证言称为施工作业海域无海砂可采，约定即属客观因素导致的自始、客观履行不能，即应作无效认定。最后，黄进荣自始明知其指派案涉“海润99229”轮属于内河“自卸砂船”，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进行跨海区航行与作业，自始即存有履行障碍。尤其是根据《疏浚协议书》第二条“设备进场规定及施工责任”第1款，明确“甲方必须持有本海域疏浚抽砂施工的合法手续，并处理协调好各部门的事务；乙方必须对设备、船舶、船员和施工人员的合法性及安全承担全部责任。”由此，正德劳务公司理应对该轮的“合法性”负责。最后，案涉施工作业船舶因自2016年7月7日始，已以“超船舶核定航区航行”，而为三亚海事局责令停航，由此说明案涉合同已构成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对此，在正德劳务公司业已明确补偿停航三日补贴后，双方均已实际同意解除合同。故自2016年7月19日林洪春出具补偿承诺后，黄进荣再行诉称本项补贴费用，即无事实依据。故黄进荣本项诉称无事实依据佐证，也与约定内容不符，应予以驳回。 反诉部分，正德劳务公司诉称因黄进荣指派船舶“海润99229”轮为内河船舶，不能在海域航行作业；并为当地海事局责令停航，该轮并未实际施工，故应返还工程款8万元。黄进荣则辩称该款项为“诚意金”（保证金），系为船舶调遣费；且因对方无法理顺监管部门，导致“海润99229”轮停航，无法正常施工，使其遭受船舶停航、人员费用以及船舶返航损失，故反诉请求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2016年6月15日，双方签订《疏浚协议书》。2016年6月16日，正德劳务公司通过公司财务转账汇付2万元。2016年6月29日，继续转付5万元。2016年6月30日，再行转付1万元。故可以确认正德劳务公司已依据约定先行支付了8万元款项，对此黄进荣也无异议，查证属实，应予确认。 但是，尚应进一步明确前述8万元款项的性质，其究竟属于正德劳务公司诉称的“工程款”，因正德劳务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而应予返还；或是属于正德劳务公司辩称的“诚意金”(保证金、调船费)，系为船舶调遣费而无须返还，均需结合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确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为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反诉的目的通常在于吞并、抵销或消灭本诉全部或部分请求，属于一种独立的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一定具有自己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以及实体方面的内容，而与本诉具有一定的牵连性。根据《疏浚协议书》第四条“劳务费用、计量和结算方式、保证金”第2款约定，“保证金（调船费）为8万元整，经双方在签订合同6天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号汇入诚意金2万元，待船舶到位再付6万元，该款将在一（个）月内作为甲方支付乙方的劳工费，按实际发生扣除。如果因为甲方的问题造成工程停工，没有办法继续作业的乙方船只回航的费用，由双方协商定额赔偿。”可见，反诉讼争8万元款项，合同明确为“保证金（调船费）”，结合约定款项的内容、支付方式与用途，先行汇付的“诚意金”2万元，以及“待船舶到位再付6万元”，共计8万元，因其履行支付的时间发生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约定的船舶履行到位期间，属于正德劳务公司为保证合同履行，目的是为了显示其履行合同的诚意，促使黄进荣尽快派遣、调派船舶履行合同，而预先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因双方明确约定该款项“将在一（个）月内作为甲方支付乙方的劳工费，按实际发生扣除”，而案涉事实表明正德劳务公司确已如期调派“海润99229”轮履行施工作业义务，故正德劳务公司诉称黄进荣未施工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诉讼基础事实与理由错误，应予驳回。但是，黄进荣辩称无须返还的主张，既与约定内容不符，也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采信。 而抗辩是对对方当事人主张请求权的一种拒绝，目的在于直接否定对方的诉讼理由或者请求，虽属被动防御工具，但其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使其得不到全部支持甚至败诉。而且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法定抵销”与第一百条“意定（合意）抵销”规定，除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外，当事人互负债务均可抵销。故仅就本案“保证金（调船费）”与“先期应付工程费用（合同中约定的‘劳务费’、‘劳工费’）”而言，正德劳务公司在本诉中依据约定内容据以抗辩即可，而无需另行反诉。尤其是在本案黄进荣第一项诉请正德劳务公司支付“运输款”时，正德劳务公司径直援引《疏浚协议书》第四条“劳务费用、计量和结算方式、保证金”第2款约定内容即为已足。依据“不告不理”与“所判应所请”原则，鉴于正德劳务公司未明确主张抵销，也未明确援引本条约定内容进行抗辩，故其反诉无理，予以驳回，正德劳务公司可以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黄进荣施工作业款（运输款）137,750元，以及该款项自2016年7月26日始，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黄进荣船舶停航补贴费用15,000元；三、驳回黄进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黄进荣对林洪春的全部诉讼请求；五、驳回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292元，黄进荣负担3,292元，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00元，由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正德劳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纠纷应为航道疏浚合同纠纷。本案双方签订的是《疏浚协议书》，该名称即体现了合同性质为疏浚工程协议；工程实际也是在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司指定的海域进行航道疏浚，该工程目的是为船舶安全通行。虽然，合同第二条第2项约定：被上诉人不仅为疏浚作业提供劳务，并且自带大型施工机器、设备、自备疏浚施工技术等内容，但其所负合同义务已经完全超出海上劳务作业的范围，故，即便合同中个别词语冠以“劳工费”字样，也不能改变其施工工程分包合同的性质。2.根据《航道法》、《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5号)等所规定的“从事航道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航道工程建设活动”，以及双方在《疏浚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所约定的“被上诉人必须对设备、船舶、船员和施工人员的合法性和安全承担全部责任”，本案被上诉人作为工程承包人，对于自身不具备疏浚工程施工所要求的资质条件，且对于到涉案项目海域施工属于超越船舶核定作业水域范围施工这些事实，一开始就是明知的。因此，《疏浚协议书》因违反我国合同效力强制性法律规定而自始无效。3.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施工款137750元及船舶停航补贴费用15000元不能成立。首先，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施工。双方约定“项目工期从2016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21日”，由此推定被上诉人船舶按照合同约定本应于2016年6月20日到达项目所在地，但被上诉人船舶于2016年6月29日方才到达工程项目所在地。之后由于被上诉人船舶作业不合法被三亚海事局于2016年7月3日口头通知责令停止作业，后于2016年7月6日向被书面通知书责令停航、停止作业，其在项目所在地停留仅4天时间，根本不可能从事实际的疏浚施工，更谈不上施工3船的工程量。其次，假如被上诉人认为其有实际施工，应提供开工报告、施工记录、现场签证单或结算单据等资料，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据以证明的有效单证；被上诉人一审提供《运输款欠条》作为结算凭证，但该欠条并非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故欠条虽在被上诉人手中持有，但并不代表相应债权就属于被上诉人。其次，假如按照被上诉人所述其疏浚施工3船，那么3船的工程量价款应为47415元，欠条所载明的137750元亦明显不符事实。第三，《运输款欠条》上之所以载明“到这周日如无法明确正式开工，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是由于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工程分包商迟迟无法提供合格的船舶等机械进行疏浚施工，导致伟洋公司向上诉人施压，故由原审被告代表上诉人向伟洋公司承诺“到这周日如无法明确正式开工，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根据《疏浚协议书》第五条第1项约定“如被上诉人的船只在作业和运输期间因上诉人的问题或手续的原因被相关的监管部门扣押，上诉人要负责解决并承担全部的行政罚款......”，要上诉人负责解决并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因上诉人的问题或手续的原因”，本案是由于上诉人自身船舶不具备在案涉海域施工条件这个事实，将此合同责任归结于上诉人并判决船舶停航补贴费用，有失公平。4.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支付的8万元性质应为预付款，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该8万元。对于该8万元的性质不能仅凭个别词句断章取义。根据《疏浚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约定“双方在签订合同6天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指定账号汇入诚意金人民币2万元，待船舶到位再付6万元，该款将在1月内作为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的劳工费按实际发生扣除”。故该8万元应理解为工程预付款项，如果被上诉人有实际施工再据实扣除。在合同实际履行中，被上诉人船舶于2016年6月29日到达涉案项目所在地海域，但于2016年7月10日离开施工现场，既然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施工，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8万元。退一步说，假设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款项的话，上诉人已付8万元也应当从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款项中扣除，原审法院混淆了“已付款从应付款项中扣除”与“当事人互负债务相互抵销”的概念。并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预付款8万元完全是基于双方在同一份合同事务中所产生的纠纷，假设法院认为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款项，既然上诉人在合同履行中已付被上诉人8万元，那么，该8万元应从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款项中扣除，原审法院一方面将上诉人一审反诉要求返还8万元的请求驳回，另一方面又以上诉人未提出主张债务抵销为由要求另案主张权利，增加了上诉人的诉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二、第五项，并改判为：被上诉人主张要求上诉人支付施工款137750元及船舶停航补贴费用15000元不能成立，且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8万元。 黄进荣答辩称：1.案涉《疏浚协议书》约定上诉人租用被上诉人所属船舶进行海上疏浚、抽砂、运输及卸载作业，从作业性质与内容看，并非单纯的以船舶通行安全为目的的航道疏浚合同纠纷，上诉人主张纠纷性质为航道疏浚合同纠纷，并依据资质不符合进而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案件事实，不足采信。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并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2.本案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照约定调遣船舶到施工现场，可是上诉人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让船舶进行工程施工，无法让船舶进行正常抽、卸和运输，船舶到达合作项目现场后，长达一个多月时间，船舶只施工运输3船，直到2016年7月19日，才由上诉人的经办人员出具了一份《运输款欠条》给被上诉人收执，该欠条欠款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可以确认。原审认定上诉人结欠船舶运输款13775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予以确认。3.上诉人提出船舶并未实际施工，完全与事实不符。《运输款欠条》很明显地记载了结欠船舶运输款的具体数额，双方是根据每次船舶运输的具体数量来进行结算的，结算后这些结算凭证就由上诉人收回，并由上诉人的经办人员出具了欠条结欠船舶运输款137750元，并非上诉人所说的没有任何单据。上诉人提出所谓《运输款欠条》并非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的理由完全不足采信。首先，本案工程系上诉人向伟洋公司承包，那么，承包方理应收取工程款项，根本不可能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所谓超额预付款项而按照要求出具欠条写明欠款的问题，其辩解完全有悖常理。其次，该《运输款欠条》并未明确债权人主体是伟洋公司，相反地，该《运输款欠条》在被上诉人手中，说明债权人确系被上诉人，而非其他人。再次，上诉人根据海润99229船舶登记记载的净吨位数来测算推算所谓工程量，这不足于推翻上诉人的经办人员林洪春出具的《运输款欠条》载明数额，林洪春作为上诉人公司的经办人员完全不可能毫无根据地乱写欠条。4.根据双方《疏浚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本案8万元款项是作为合同履行的诚意保证金(调遣费)，由甲方垫付款做为乙方船舶调遣费用，事实上，乙方船舶也确实有调遣来施工现场，由于本案的客观情况发生，乙方船舶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正常施工作业，导致提前解除合同返航，故上诉人无权要求返还所谓保证金(调遣费)8万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提出如下异议：1.案涉工程系被上诉人承揽作业，原审查明表达的意思不是事实；2.案涉欠条本意不是出具给被上诉人的，而是给伟洋公司。双方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当事双方所签《疏浚协议书》内容看，双方约定了定期租用船舶进行海上疏浚抽砂、运输、装卸作业，并明确以立方量计算工程报酬，合同内容并非单纯以航行安全为目的、为特定区域进行疏浚施工，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所涉的建设施工合同范畴，亦非原审法院界定的海上施工作业合同纠纷所能涵盖，宜界定为其他海商合同纠纷。 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上诉人在本案主张案涉协议无效，从其援引的依据看，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评判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基于前述协议性质的界定，本案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原审认定为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协议无效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施工作业款项即“运输款”、以及船舶停航补贴费用的认定处理。首先，施工作业款的数额来源于被上诉人持有、原审被告林洪春所出具的《运输款欠条》，该证据载明的是“与伟洋公司运输3船欠运输款”，虽未明确债权主体为“伟洋公司”,但结合被上诉人持有该条，二审答辩中被上诉人根据船舶可运载吨位数及单价所计算得出工程款14万元与欠条所载欠款数额基本吻合，以及《运输款欠条》后半部所记载“到这周日如无法明确正式开工，我司按正式补三天费用”之承诺对象的合理性等综合分析，原审认为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对此问题的陈述、举证可以形成证据锁链，完整、合理说明上诉人欠付上述施工作业款的事实，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该“运输款”实际为欠付伟洋公司工程款，并已支付完毕，但未进行举证，原审故对此主张不予采纳正确。原审关于施工作业款项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船舶停航补贴费用。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停航而产生的费用补贴事项，本案船舶因超船舶核定航区航行收到海事部门责令停航、停止作业的通知，鉴于船舶亦系远程调拨，责令停航必然发生船舶、人员费用损失，其实际效果与协议所约定的被监管部门扣押并无不同；上诉人及林洪春亦在《运输款欠条》后半部对此作出补偿三天费用的承诺，故被上诉人据此主张三天的停航补贴，有合同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保证金（调船费）80000元”的认定及处理。“保证金（调船费）80000元”的性质，应结合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前后条文、目的、履行等因素加以综合全面判断。双方在该条文中约定了在合同签订六天内先支付诚意金2万元，待船舶到位后再付6万元，而该款项“将在1（个）月内作为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的劳工费按实际发生扣除”，据此，可以分析得出，2万元的支付目的是为了让船舶尽快到位，待船舶到位后被上诉人再支付6万元，尽管对款项的表述不一，但该8万元款项的性质应为履约保证金性质；并且在合同条文中亦明确的约定付款人即被上诉人仍要将该款项在实际应付的工程款或劳工费用中按实际扣除。从双方对于合同的实际履行看，对于提供内河船舶进行跨航行区域作业，被上诉人一方作为船舶提供及工程作业方是有过错的，上诉人作为接受作业船舶一方，对此是明知的，并在合同中作了“对相关问题或手续负责解决”的承诺，基于案涉船舶被责令停航导致协议不能履行，双方均负有过错，从公平角度出发，8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应返还给上诉人。该保证金是基于同一合同事务而引发的款项纠纷，且正德劳务公司就此提起了反诉，该款项应在本案中作出处理。据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该8万元及该款项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由于上诉人在其民事反诉状中已经明确将该利息的起算点确定为反诉之日即2017年9月27日，应视为其对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本案上诉人该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对此处理有偏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对于其不能成立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海事法院（2017）闽72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判决； 二、撤销厦门海事法院（2017）闽72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判决； 三、黄进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80000元，以及该款项自2017年9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黄进荣负担900元。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292元，黄进荣负担3292元，泉州市正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00元，由黄进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胜 审 判 员  黄志江 代理审判员  林文勋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法官助理陈丽萍 书记员李龙霞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