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民终10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祥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莞太路**创意产业中心园区**楼**。法定代表人：林肖媚，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昊扬，广东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湛江市弘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开发区乐山东路**银隆广场**iv>法定代表人：唐德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栋，广东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维贤，广东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新象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鸿禧商业大厦****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梁祖献。上诉人东莞市祥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祥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湛江市弘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弘唐公司）、东莞市新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象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18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祥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弘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弘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祥行公司至始至终没有收到弘唐公司任何押金，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案涉押金的支付情况是弘唐公司于2014年5月6日支付15万元给新象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支付3万元给梁祖献。祥行公司自2015年1月1日取得LEE品牌的经销授权，所以弘唐公司自此也只能从祥行公司处进货，与祥行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性质现有证据也明确为货款。弘唐公司主张的收款账户变更所涉款项也是货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祥行公司收取弘唐公司押金18万元。新象公司收取的押金，应由新象公司承担返还责任。二、从时间上说，祥行公司接着新象公司成为新的授权商，但两家公司实际上没有任何关联，弘唐公司主张新象公司与祥行公司是同一家公司，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雁冰并非祥行公司的员工，其个人行为与祥行公司无关。在没有证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高度盖然性判断祥行公司返还保证金、押金、衣服账款等，并无依据。三、弘唐公司向祥行公司发出终止合作的邮件确认其存在违约行为，因弘唐公司退出导致《加盟店合作协议》无法继续，根据《加盟店合作协议》的约定，祥行公司有权没收保证金。被上诉人弘唐公司答辩：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祥行公司上诉理据不足，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祥行公司与新象公司名义上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但实际上是同一套人事。LEE品牌商授权期满后，新象公司与弘唐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全部由祥行公司承接，依约应当由祥行公司负责向弘唐公司返还合同保证金15万元、道具押金3万元及员工工衣差额6138.9元。一、祥行公司发送的《加盟商对账单》证实祥行公司已从新象公司取得弘唐公司支付的合同保证金15万元及道具押金3万元。（2017）粤湛港城第400号《公证书》显示祥行公司员工袁雁冰于2015年4月1日以祥行公司的名义向弘唐公司发送了一份电子邮件，附件中的《加盟商对账单》中载明弘唐公司已支付了保证金15万元及道具押金3万元。二、祥行公司与新象公司是同一套人事、两块牌子，新象公司对弘唐公司负有的义务由祥行公司承接。（2016）粤湛港城第4302号、（2017）粤湛港城第400号《公证书》可以证明新象公司员工袁雁冰、林建成、朱菲菲在2014年12月就以祥行公司的名义与弘唐公司合作，合作方式以新象公司、弘唐公司签订的《加盟店合作协议》为依据。林建成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为祥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亦担任新象公司的经理。新象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通知弘唐公司将货款汇至林建成个人账户，且自2014年12月起向祥行公司提货，在此期间，祥行公司、新象公司均以林建成的名义收取货款。三、祥行公司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行使新象公司对弘唐公司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从事实上承接了新象公司对弘唐公司的义务。祥行公司在2014年11月就电话通知弘唐公司其承接新象公司的权利义务，且袁雁冰于2015年4月1日发出的《加盟商对账单》的统计日期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4月1日。2015年7月13的《加盟店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了2014年提货额，可以直接体现祥行公司承接了新象公司的权利义务。四、弘唐公司、祥行公司签订的《加盟店合同协议》所载合作期限与弘唐公司、新象公司签订的《加盟店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一致，并且祥行公司在协议第11条第3款中约定了新象公司处的保证金可抵作祥行公司处的保证金，正是祥行公司不另行向弘唐公司收取保证金和押金的原因。根据常理，若祥行公司不是承接了新象公司的权利义务，不可能不向弘唐公司收取合同保证金15万元，道具押金3万元，否则如弘唐公司违约，祥行公司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综上，祥行公司在与弘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以其行为承接了新象公司对弘唐公司的权利义务，三方对此不予持异议。被上诉人新象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弘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弘唐公司与祥行公司合同已到期，双方解除合同关系；2.祥行公司应返还弘唐公司押金180000元、员工衣服账款6138.9元，合计186138.9元；3.案件受理费用由祥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象公司、祥行公司先后由威福服饰（中国）有限公司授权在湛江地区经销LEE品牌，新象公司取得授权后，再授权弘唐公司在湛江地区经营LEE专卖店。在新象公司授权弘唐公司经销期间，新象公司于2014年5月6日出具一张收据，确认收到弘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德勇缴纳的合约保证金150000元，弘唐公司2014年9月17日亦以转账方式支付30000元道具押金至新象公司法定代表人梁祖献。新象公司的授权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后，威福公司授权祥行公司，祥行公司再授权弘唐公司经销，并与弘唐公司签订《加盟店合作协议》及《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期限为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协议第五条约定，作为协议签订后双方之间发生的债务及弘唐公司忠实执行协议的担保，弘唐公司须在本协议签约时向祥行公司预交15万元保证金，本协议保证金可充作更新协议的保证金。弘唐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须完成以下提货额：1.第一年：（2014年店铺开业到2014年12月31日）为店铺新开业阶段，由祥行公司开业为弘唐公司铺货，弘唐公司后续补货。……；2.第二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新款全年提货额为200万元，其中春夏季新款货品提货额为90万元、秋冬季新款为110万元。秋冬补充货品金额双方根据明年实际情况在2015秋冬订货会前另行确定；3.第三年：（2016年1月1日到合同期）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2016春夏订货会前另行确定该年度货品指标；4.双方实行款到发货。弘唐公司主张前后品牌经销商新象公司、祥行公司为关联企业，并提供了对账单、收据、邮件、汇款单等予以证实。祥行公司认为其与新象公司相互独立，两者也无债务承继关系。出具收据的是新象公司，祥行公司并没有收到该款，弘唐公司、祥行公司于2015年4月之后才开始合作，对账单统计日期为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4月1日，即上述对账单发生在弘唐公司与案外人新象公司以及梁祖献之间。再查，弘唐公司提供了一份祥行公司收取弘唐公司员工衣服差额6138.9元的邮件，祥行公司确认该邮件真实性，但认为该金额已于出货账单中冲抵了货款。以上事实，有加盟店合作协议、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广发银行的流水、授权经销交接证据、对账单、收据、邮件、汇款单、邮件、弘唐公司与东莞新象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加盟店合作协议》、LEE授权经销商交接、邮件截图6份、公证书等证据以及一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祥行公司应否返还弘唐公司支付新象公司的担保金及押金，员工衣服款是否在货款中予以了抵扣。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其一，弘唐公司向新象公司支付合约保证金150000元及道具押金30000元，分别有收据、转账记录等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新象公司的授权到期后，弘唐公司即与祥行公司签订《加盟店合作协议》及《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其中，《加盟店合作协议》第五条、第十一条约定弘唐公司签约时向祥行公司预缴150000元保证金，该协议保证金可充作更新协议的保证金；《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合同有效期内第一年即2014年店铺开业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弘唐公司的提货额及祥行公司的铺货义务。弘唐公司与祥行公司上述两份协议的相关内容可说明，弘唐公司与新象公司合同期间包含于弘唐公司与祥行公司补充协议的期间内，祥行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在签约时应向弘唐公司收取的保证金数额与弘唐公司已支付新象公司的保证金数额一致。其二，由原新象公司工作人员袁雁冰于2015年4月1日发给弘唐公司的对账单，统计了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4月1日的货款收付情况，并列明合同保证金150000元、道具押金30000元。需指出的是，2014年底新象公司与弘唐公司的授权加盟协议即已到期，而祥行公司自2015年起取得授权，结合弘唐公司与祥行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2015年起弘唐公司与祥行公司实际上已开始履行双方之间协议，因此，对账单跨越2014-2015年的收发货及付款，不能排除祥行公司的实际履行行为。同时，从发送该对账单的邮件反映，发送人袁雁冰明确其单位为祥行公司，地址亦与祥行公司工商登记一，地址亦与祥行公司工商登记一致混淆。以上两点可证实，祥行公司在获得授权后，即取代新象公司的地位。鉴于祥行公司与弘唐公司签订的《加盟店合作协议》及《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与新象公司签订的《加盟店合作协议》在2014年合同期上存在的重叠、袁雁冰以祥行公司名义发送的对账单明晰记载保证金与押金内容等事实，从高度盖然性判断，弘唐公司主张的事实更为可信，祥行公司在合同期满后应返还弘唐公司保证金及押金。故弘唐公司该项诉求依法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弘唐公司诉求祥行公司应返还员工衣服账款6138.9元，祥行公司确认该款数额但认为已在货款中予以了抵扣，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弘唐公司要求确认合同已到期并解除合同，其中合同到期系事实认定，该合同现已到期而终止，弘唐公司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除合同，理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祥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弘唐公司保证金、押金共180000元、员工衣服账款6138.9元；二、驳回弘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22.77元，由祥行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1.关于合同期限。祥行公司于二审法庭调查中主张应依据《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备注A项的约定，合同履行期限应到2016年，每年单独计算，2016年继续订货，故2016年仍在合同期限内，2017年才另行确定；弘唐公司主张双方并未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合同期限是到2015年。案涉《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备注A项约定“每年是按照一月至十二月为一年，如当季货品因品牌公司原因提前或者推后发货，也计算在本年度考核范围内”。2.二审法庭调查中，祥行公司主张弘唐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终止合作应尽事宜的邮件，并主张弘唐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弘唐公司主张于2015年12月31日合同履行期满，一直合作至2016年。3.祥行公司于二审法庭调查中主张电子邮件可以证明其已提出工衣款在提货款中抵扣，并主张该抵扣是折扣，没有单独计算，在证据中没有显示。本院认为：弘唐公司依据《加盟店合作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为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祥行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祥行公司应否向弘唐公司返还保证金、押金并支付员工衣服账款。综合案涉证据以及各方之陈述，本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有效期早于2015年7月6日的《加盟店合作协议》，且原新象公司员工袁雁冰以祥行公司名义发出的对账单跨越了2014年至2015年的收发货及付款，结合保证金金额相符等案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判决认为弘唐公司主张的事实已具有高度概然性并认定该事实存在具有法律依据，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第二，案涉《湛江LEE品牌加盟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备注A项仅是约定了“一年”的起算月份，并未明确变更《加盟店合作协议》关于“合同期限从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约定，在弘唐公司亦不确认合同期限变更的情况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应推定为未变更，故《加盟店合作协议》的合同期限于2015年12月31日届满。在双方没有另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即使弘唐公司在合同期限届满后仍向祥行公司订货，亦未能根据双方的事实行为而当然认定合同期限应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祥行公司主张其有权没收保证金依据不足，本院对祥行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祥行公司应向弘唐公司返还保证金与押金的诉讼请求于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第三，祥行公司主张其已在货款中抵扣员工衣服账款6138.89元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祥行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祥行公司就此提出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祥行公司应向弘唐公司支付员工衣服账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祥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22.78元，由东莞市祥行贸易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晓娜审判员  何 飞审判员  邓晓畅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黄志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