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188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德军，男，汉族，1970年9月18日生，汉族，贵州省威宁县人，住威宁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禄安青，男，1950年8月15日出生，彝族，贵州省威宁县人，住威宁县，（姬东云系禄安青女婿） 上诉人刘德军因与被上诉人禄安青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26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德军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26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本次交通事故于2013年1月25日发生，上诉人受伤住院治疗以来，一直在与被上诉人协商赔偿事宜，甚至多次找人民政府和交警队出面组织双方协商赔偿事宜，2016年11月23日经上诉人申请，威宁交警三中队最后一次组织双方协商，最终，双方因赔偿数额上未达成一致而协商未果。开庭当天，被上诉人通过其代理人与被上诉人协商，称因其已年迈，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赔偿，其有心无力，故希望出5至6万元与上诉人协商解决该纠纷。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俨然回绝。当然，上述主张权利的事实，因上诉人法律知识的欠缺，除2016年11月23日时交警队组织协商外，其余事实上诉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但根据我国对诉讼时效的相关法律规定，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可知，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多次中断，至2017年诉至人民法院时，诉讼时效并未过。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禄安青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刘德军起诉请求：判决禄安青按30%的责任赔偿我以下损失：1.医疗费122000+（155023-122000）×30%=131907.1元；2.住院期间护理费64×2×138×30%=5299.2元；3.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4×138×30%=2649.6元；4.住院期间误工费64×138×30%=2649.6元；5.残疾赔偿金26742.62×34%×20×30%=54554.9元；6.出院之后的误工费300×138×30%=12420元；7.出院后营养费90×138×30%=3726元；8.出院后护理费120×138×30%=4968元；9.鉴定费1300×30%=390元；10.车旅费12734×30%=382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30%=9000元，以上各项合计231384.4元，并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3年1月25日19时许，我驾驶一辆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搭乘我儿子刘勇由威宁县麻乍镇往黑石头镇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黑石头镇至麻乍镇通村公路3KM+300M处时，与一辆对向驶来的由禄安青驾驶的云C74599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造成我和刘勇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威公交认字[2013]第732013012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德军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禄安青承担次要责任，乘车人刘勇不承担责任。我受伤后于次日到六盘水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两天（2013年1月26日至2013年1月28日），期间因伤情过重该医院建议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医院住院治疗了62天（2013年1月29日至2013年4月1日）。自我受伤住院治疗至今，我一直在与禄安青协商赔偿之事，甚至多次找人民政府和交警队出面组织双方协商赔偿事宜，直至2016年腊月威宁交警三中队组织双方协商处理仍然无果。2017年6月我前往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为：两处八级伤残、误工期300日、护理期120日、营养期90日。 一审被告禄安青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2、原告计算的各项费用标准过高；3、原告的计算是重复计算；4、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是1万×30%。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1月25日19时许，刘德军驾驶一辆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搭乘其子刘勇由威宁县麻乍镇往黑石头镇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黑石头镇至麻乍镇通村公路3KM+300M处时，与一辆对向驶来的由禄安青驾驶的云C74599小型越野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刘德军和刘勇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威公交认字[2013]第732013012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德军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禄安青承担次要责任，乘车人刘勇不承担责任。刘德军受伤后于2013年1月26日到六盘水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两天，随后由于伤情过重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医院住院治疗62天（2013年1月29日至2013年4月1日）。2016年11月23日，双方到交警三中队进行赔偿协商，经该中队组织调解，未达成赔偿协议。2017年6月刘德军前往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为：两处八级伤残、误工期300日、护理期120日、营养期90日。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禄安青提出，本案原告刘德军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原告虽主张曾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多次找政府和交警队处理过此事故的赔偿事宜，故而诉讼时效多次中断进而到原告提起诉讼时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经审查，2013年4月1日原告出院后至2016年11月23日双方到交警三中队进行赔偿协商这三年多的时间内，原告并未提交通话记录、协商记录、短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自己要求过被告履行义务，也未曾向本院提起过诉讼，也未证明被告同意履行义务，同时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情形，故本案从2013年4月1日起，已经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刘德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5元由原告刘德军承担。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德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因身体受到伤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次事故发生于2013年1月25日，上诉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从2013年1月25日起开始计算，但因上诉人住院期间不能主张权利，其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从2013年4月1日起至2014年4月1日。但上诉人自2013年4月1日出院后，直至2016年11月23日才到交警部门请求协商赔偿已过了三年多的时间，且双方并未达成赔偿协议。上诉人虽主张自其因本次事故受伤住院治疗以来，一直在与被上诉人协商赔偿事宜，甚至多次找人民政府和交警队出面组织双方协商赔偿事宜，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在诉讼时间内曾要求过被上诉人履行义务或者向人民法院及相关组织主张过赔偿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者有其他诉讼时效延长的特殊情形。且上诉人也认可因其法律知识的欠缺，除2016年11月23日时请求交警部门组织协商外，其余主张被上诉人赔偿的事实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因此，上诉人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因而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胜诉权。一审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上诉人所提其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直至2017年诉至人民法院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刘德军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70元，由上诉人刘德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黄塑希 审判员 张 晶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何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