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11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加彬，女，197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仪，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凡（曾用名：吴帆），男，196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秀，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泳雄，男，197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原审被告：古文杰，男，1960年2月27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暂住佛山市。上诉人叶加彬、吴凡因与被上诉人邓泳雄、原审被告古文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1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加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邓泳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涉案借款并未实际发生，邓泳雄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其已将借款交付给叶加彬，一审法院在认定涉案借款是否发生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邓泳雄与叶加彬虽分别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9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邓泳雄出借201450元及106500元给叶加彬，但合同签订后邓泳雄并没有依合同约定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叶加彬。在上述两借款合同书同页上印有收据，内容为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借款，收据的内容上除了收款人的姓名外，其他字迹均为邓泳雄的。上述两借款合同与收据签订的日期显示均为同一天，且邓泳雄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述借款合同与收据是在其未将借款支付给叶加彬前就已经签订了，而且收据上表述的是“收到现金”，涉案借款高达307950元，如此巨额的借款用现金交付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除此收据外，邓泳雄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将款项支付给叶加彬，或者在与借款时间相近的时间内邓泳雄财产变动情况证明其支出过与借款数额相等的款项（邓泳雄仅仅以银行流水为证据证明其在第一笔借款的日期前一个多月通过多次提现的方式提取现金共100000元，以及声称向案外人借款，但上述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即使一审法院认可邓泳雄提交的《承诺委托书》，但该承诺书并不能真实反映邓泳雄与叶加彬之间借款真实情况。因为，第一，该承诺书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但内容上却承认了2015年5月14日的借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对于本案之外的借款叶加彬是有向邓泳雄偿还借款的，但在该承诺书上完全没有显示叶加彬的还款情况。一审法院结合不能真实反映涉案借款情况的证据认定邓泳雄已经分别全额出借款项201450元、106500元给叶加彬，这明显在审查本案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涉案借款金额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吴凡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涉案债务并非吴凡与叶加彬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邓泳雄提交的借款合同显示的借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13日、2015年9月30日，虽然当时吴凡与叶加彬处于婚姻存续期间，但是由邓泳雄提供的资料可见，借款时叶加彬提供离婚时间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给邓泳雄，目的是告知邓泳雄叶加彬时单身的，该项债务是其个人债务，由其个人承担，作为债权人的邓泳雄在借出款项时是明确知道这是叶加彬的个人债务与配偶无关。退一步说，即使叶加彬在2015年5月13日向邓泳雄交付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也不影响邓泳雄对该债务在定性上的认识。因为吴凡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叶加彬是为了公司的资金周转而向邓泳雄借款的，即邓泳雄在出借款项时是知道借款人叶加彬借款时用于公司经营运作，而非夫妻共同生活。而且在《承诺委托书》上也明确载明叶加彬向邓泳雄借款是用于广州市凯金贸易有限公司及广州市邑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资金周转，所以自始至终邓泳雄都知道叶加彬借款是用于公司经营而非夫妻共同生活，该借款属于叶加彬个人债务。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中“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在本案的证据以及邓泳雄在庭审上的确认均证明叶加彬的涉案债务是用于其公司的资金周转，并非用于夫妻生活，但一审法院仅仅认为叶加彬与邓泳雄对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离婚证的交付日期存在争议就认定涉案借款出借时没有约定为借款人的个人债务，吴凡需承担偿还责任，这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的涉案借款并未实际发生，邓泳雄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其已将借款交付给叶加彬，一审法院在认定涉案借款是否发生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邓泳雄与叶加彬虽分别于2015年5月13日、2015年9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邓泳雄出借201450元及106500元给叶加彬，但合同签订后邓泳雄并没有依合同约定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叶加彬。在上述两借款合同书同页上印有收据，内容为叶加彬收到邓泳雄现金借款，收据的内容上除了收款人的姓名外，其他字迹均为邓泳雄的。上述两借款合同与收据签订的日期显示均为同一天，且邓泳雄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述借款合同与收据是在其未将借款支付给叶加彬前就已经签订了，而且收据上表述的是“收到现金”，涉案借款高达307950元，如此巨额的借款用现金交付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除此收据外，邓泳雄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将款项支付给叶加彬，或者在与借款时间相近的时间内邓泳雄财产变动情况证明其支出过与借款数额相等的款项（邓泳雄仅仅以银行流水为证据证明其在第一笔借款的日期前一个多月通过多次提现的方式提取现金共100000元，以及声称向案外人借款，但上述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即使一审法院认可邓泳雄提交的《承诺委托书》，但该承诺书并不能真实反映邓泳雄与叶加彬之间借款真实情况。因为，第一，该承诺书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但内容上却承认了2015年5月14日的借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对于本案之外的借款叶加彬是有向邓泳雄偿还借款的，但在该承诺书上完全没有显示叶加彬的还款情况。一审法院结合不能真实反映涉案借款情况的证据认定邓泳雄已经分别全额出借款项201450元、106500元给叶加彬，这明显在审查本案时没有尽到谨慎义务。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以及涉案借款金额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二审调查期间，叶加彬和吴凡共同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双方的交易习惯显示,合同金额与实际划款金额之间相差12%，是邓泳雄扣除当月7%的利息和5%的手续费，这是双方长期发生借贷的惯例，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27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所以一审法院以合同签订金额认定实际出借金额是错误的。涉及邓泳雄与叶加彬、吴凡的现有三个案件,涉及的实际发生借款行为的有以下借款合同:1、2014年4月28日合同，本金100000元[（2017）粤0703民初50号]。2、2014年4月30日合同，本金200000元[（2017）粤0703民初1374号]。3、2014年8月14日合同，本金150000元[（2017）粤0703民初1374号，合同金额是300000元，但邓泳雄确认实际出借150000元]。4、2014年9月30日合同，本金50000元[（2017）粤0703民初1374号]。而从双方银行账户往来可以看到，邓泳雄划款进入叶加彬账户的款项为：1、2014年4月28日划入88000元。2、2014年4月30日划入176000元。3、2014年8月15日划入44000和88000元。4、2014年9月30日划入44000元。由借款合同签订金额和实际转账金额对比可见，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每一笔借款签订金额和实际划款是相差12%。这是因为邓泳雄在借款时声明扣除当月的利息（利息按月息7%计算）和手续费（手续费按5%计算），所以在实际借出款项时是扣除了合同本金的12%后再支付的，根本不存在邓泳雄所说的相差金额用现金支付。根据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27条规定，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二、双方的交易习惯还反映在双方均是签订了合同和借据后，邓泳雄随后才划款给叶加彬。所以和借款合同书同一张纸上的《收据》不能证明叶加彬收到借款本金。在一审庭审中，邓泳雄已经确认是在签订了合同和收据后才进行划款的，也就是说在签订收据时，叶加彬是实际没有收到款项的，所以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本金的交付。而由双方的银行转账往来可见，划款通常是在当天或是在合同后的第二天，与邓泳雄的陈述吻合，所以一审法院以合同书和收据认定款项实际交付是错误的。收据不能证明款项实际发生的证明还表现在2014年8月14日，叶加彬和邓泳雄也签订了借款合同书和收据，收据也显示叶加彬收到300000元现金，转账是发生在第二天，2014年8月15日金额合共132000元，邓泳雄本人也确认还有150000元没有支付，因此这样的收据不能证明款项的交付。三、双方实际约定的利率是月利率7%，2015年5月13日和2015年9月30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在邓泳雄的威胁下双方对未付利息转为本金的一种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使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邓泳雄辩称：邓泳雄与叶加彬、古文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邓泳雄已将涉案借款307950元交付给叶加彬和古文杰。2015年5月13日，邓泳雄和叶加彬、古文杰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叶加彬、古文杰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201450元。2015年5月14日，邓泳雄向叶加彬、古文杰交付了现金201450元（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及邓泳雄的陈述能佐证邓泳雄的出借能力及资金来源），随后叶加彬、古文杰向邓泳雄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邓泳雄现金201450元；2015年9月30日，邓泳雄和叶加彬、古文杰签订《借款合同书》约定叶加彬、古文杰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106500元。同日，邓泳雄向叶加彬、古文杰交付了现金106500元（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能够佐证邓泳雄的出借能力及资金来源），随后叶加彬、古文杰向邓泳雄出借《收据》一份，确认收到邓泳雄现金106500元。2015年5月13日（实为5月14日），叶加彬给邓泳雄出具一份《承诺委托书》，确认第六笔款项借于2015年5月14日，借款金额为201450元整。邓泳雄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书》、《收据》、《承诺委托书》、银行账户流水清单等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认定邓泳雄已交付涉案借款307950元给叶加彬。二、涉案债务属叶加彬、吴凡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叶加彬、吴凡的上诉是无理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叶加彬、吴凡的上诉。古文杰对叶加彬和吴凡的上诉无意见，对一审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亦无意见。邓泳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加彬、古文杰、吴凡向邓泳雄偿付借款307950元及其利息（按月利率2%计，其中2015年5月14日至9月29日期间以201450元为本金、9月3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307950元为本金）；2.诉讼费由叶加彬、古文杰、吴凡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3日，叶加彬、古文杰与邓泳雄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主要约定叶加彬、古文杰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201450元，借款期限由2015年5月14日至6月13日止，月利率2%，叶加彬、古文杰如到2015年6月13日不能归还本息，除支付利息外，按借款总额20%支付违约金给邓泳雄等内容。该《借款合同书》下方附有《收据》，载有叶加彬、古文杰收到邓泳雄现金201450元等内容,叶加彬、古文杰在“收款人”一栏签名，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14日。同日，叶加彬给邓泳雄出具一份《承诺委托书》，主要载明叶加彬因经营广州市凯金贸易有限公司及广州市邑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金周转需要，将名下江门市蓬江区嘉悦豪庭3幢401室房屋抵押给邓泳雄，合共借款801450元，第一笔借款100000元借于2014年4月28日，第二笔借款200000元借于2014年4月30日，第三笔借款100000元借于2014年6月16日，第四笔借款150000元借于2014年8月14日，第五笔借款50000元借于2014年9月30日，第六笔借款201450元借于2015年5月14日，以上各项详见正本借款合同。承诺如未能在双方协定期限内清还本息，将委托邓泳雄全权处理抵押物业的出卖、转让等手续，以作还清所欠全部款项为止等内容。古文杰作为见证人在该《承诺委托书》签名。2015年9月30日，叶加彬、古文杰与邓泳雄又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主要约定叶加彬、古文杰因生意资金周转向邓泳雄借款106500元，借款期限由2015年9月30日至10月30日止,月利率2%，叶加彬、古文杰如到2015年10月30日不能归还本息，除支付利息外，按借款总额20%支付违约金给邓泳雄等内容。该《借款合同书》下方附有《收据》，载有叶加彬、古文杰收到邓泳雄现金106500元等内容,叶加彬、古文杰在“收款人”一栏签名，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上述两笔借款合共307950元。2017年2月17日,邓泳雄以叶加彬、古文杰、吴凡、颜君玉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后因未能证实古文杰、颜君玉是夫妻关系而申请撤回对颜君玉的起诉。一审法院于同年4月14日裁定准许邓泳雄申请撤回对颜君玉的起诉。案经审理，叶加彬、古文杰、吴凡辩称邓泳雄并未交付借款307950元，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而邓泳雄则称其已现金交付借款307950元给叶加彬，表示其中第一笔借款201450元资金来源为其流动资金1450元、工商银行提现多次共100000元及向案外人袁卓聪借款100000元，第二笔借款106500元资金来源为其流动资金6500元及向案外人周健伟借款100000元。另查明：叶加彬与吴凡于1994年1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2月7日登记离婚。叶加彬曾交付给邓泳雄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复印件，至于交付时间，叶加彬主张为2014年4月28日，而邓泳雄则主张为2015年5月13日签订《承诺委托书》时。江门市蓬江区嘉悦豪庭3幢401室房屋权属登记为叶加彬、吴凡共有，两本房地产权证已由叶加彬交给邓泳雄持有。叶加彬于2014年5月14日成立广州市凯金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登记为叶加彬。又查明：邓泳雄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66提取现金的记录有:2015年4月10日取20000元、4月15日取20000元、4月18日取20000元、4月24日取20000元、5月7日取10000元、5月11日取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是邓泳雄与叶加彬、古文杰之间是否存在307950元的借贷关系。在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中，借款合同、借条、借据、收据或欠条等证据系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在本案中，邓泳雄主张叶加彬、古文杰向其借款307950元，提供了叶加彬、古文杰签署的《借款合同书》、《收据》佐证，叶加彬、古文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邓泳雄并未实际交付307950元借款。一审法院审核认为，由于《借款合同书》能够证实双方有借贷的合意，《收据》能够证实叶加彬、古文杰已收到相关借款，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构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由此，邓泳雄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叶加彬、古文杰抗辩称借款并没有实际交付，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叶加彬、古文杰并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叶加彬、古文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出具《借款合同书》、《收据》的行为所代表的含义及其法律后果,其应对自身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叶加彬、古文杰认为未收到借款但又不讨回《借款合同书》、《收据》有悖常理。叶加彬、古文杰上述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邓泳雄已实际交付涉案借款307950元给叶加彬、古文杰。邓泳雄已经履行出借义务，叶加彬、古文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偿还过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邓泳雄所主张的叶加彬、古文杰尚欠其借款本金30795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叶加彬、古文杰逾期未能还款给邓泳雄，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邓泳雄诉请叶加彬、古文杰偿还借款30795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问题。双方在《借款合同书》中明确约定按月利率2%计息，该约定的利率并无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叶加彬、古文杰应按月利率2%向邓泳雄计付相应利息，其中2015年5月14日至9月29日期间以201450元为本金计、9月3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307950元(201450元+106500元)为本金计。关于吴凡的责任。首先,关于叶加彬提供登记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的离婚证复印件给邓泳雄的行为,能否构成吴凡免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规定，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债务属于欠债人个人债务的，债务人配偶免于承担清偿责任。在本案中，上述离婚证所反映的叶加彬、吴凡离婚时间为2012年3月12日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叶加彬与邓泳雄双方对该离婚证的交付时间存在争议，叶加彬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佐证该离婚证是在债务形成时交付，不足以断定叶加彬在借款时曾明确表明其系单身、债务是其个人债务及邓泳雄明确知道并同意该债务是叶加彬的个人债务，加上双方并无达成叶加彬给邓泳雄提供离婚证视为双方约定本案债务是叶加彬个人债务一致意见，此外《借款合同书》也并无载明涉案借款为叶加彬个人债务的内容，故吴凡不能据此对抗邓泳雄的请求。由于本案债务形成于叶加彬与吴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叶加彬、吴凡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叶加彬与邓泳雄明确约定本案债务是叶加彬的个人债务，叶加彬、吴凡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二人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此外，在本案中亦没有证据显示叶加彬所借债务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本案债务应属叶加彬与吴凡的夫妻共同债务，吴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叶加彬、古文杰、吴凡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泳雄偿还借款30795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按月利率2%，其中2015年5月14日至9月29日期间以201450元为本金、9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以307950元为本金计）。叶加彬、古文杰、吴凡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639元，公告费260元，合共7899元，由叶加彬、古文杰、吴凡共同负担。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邓泳雄与叶加彬、古文杰之间是否存在307950元的借贷关系；2、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叶加彬与吴凡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叶加彬上诉主张邓泳雄并未实际交付307950元借款，双方实际约定的利率是月利率7%，2015年5月13日和2015年9月30日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在邓泳雄的威胁下双方对未付利息转为本金的一种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叶加彬、古文杰并未否认《借款合同书》、《收据》中签名的真实性，叶加彬上诉主张涉案两份《借款合同书》中所涉的借款本金307950元是在邓泳雄威胁下将未付利息转为借款本金的一种确认，叶加彬在一审中虽然否认涉案借款已交付但并未提出涉案《借款合同书》、《收据》是受邓泳雄胁迫下所签及是将未付利息转为借款本金确认的抗辩，叶加彬在诉讼中亦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从叶加彬与邓泳雄所涉另两件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所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均为月利率2%，在该两案一审期间叶加彬亦从未陈述双方实际按月利率7%收取利息，故本院对其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借款合同书》、《收据》明确载明叶加彬借款的金额合计为307950元，《借款合同书》中邓泳雄、古文杰和叶加彬签具时间为2015年5月13日，而《收据》叶加彬和古文杰签具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借款合同书》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6月13日，虽然叶加彬和古文杰在2015年5月13日签具的《承诺委托书》时间与确认的2015年5月14日借款时间有出入，但从双方签具《借款合同书》和《收据》形成过程来看，叶加彬和古文杰出具《承诺委托书》确认的借款本金2015年5月14日向邓泳雄借款201450元即是本案双方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所涉的借款201450元。从双方举证来看，邓泳雄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对于其与叶加彬、古文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叶加彬、古文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出具《借款合同书》、《收据》的行为所代表的含义及其法律后果,叶加彬上诉主张邓泳雄并未交付借款本金，但对于其在尚未收到借款本金的情况下却签订借款合同书并签具收据及《承诺委托书》确认收到涉案借款中其中一笔201450元借款，且在其后也未能收回《借款合同书》、《收据》，叶加彬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邓泳雄所持《借款合同书》、《收据》及《承诺委托书》所主张的事实，故叶加彬上诉主张邓泳雄未实际交付涉案借款30795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在没有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情况下，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符合两种情形，一种是债务人的配偶有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另一种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如不属于该二种情形之一的，债权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对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涉案《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均无吴凡的签名确认，吴凡事后对涉案借款也不予追认，除涉案借款外在同一时期叶加彬还同时向邓泳雄借款高达600000元，明显超出普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不符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的特征。诉讼中，邓泳雄也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叶加彬与吴凡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吴凡上诉主张涉案借款不属于吴凡与叶加彬的夫妻共同债务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叶加彬与吴凡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137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叶加彬、原审被告古文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邓泳雄偿还借款30795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按月利率2%，其中2015年5月14日至9月29日期间以201450元为本金、9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以307950元为本金计）。三、驳回被上诉人邓泳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叶加彬、古文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案受理费7639元，公告费260元，合共7899元，由叶加彬、古文杰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639元，由叶加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秉锋审判员  李 海审判员  张萍辉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吴飞凡书记员胡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