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72民初10436号原告：何宝兰，女，194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波，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文锋，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韦英棠，男，197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伟烈，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春，广东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丽欣，女，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崇岳，广东南鹏展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惠霞，广东南鹏展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宝兰、韦兴有与被告韦英棠、李丽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0月25日、2018年1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原告韦兴有在诉讼期间于2018年2月17日死亡，本院不再将其列为本案原告，并依法通知其继承人参加诉讼（韦兴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配偶何宝兰及儿子韦英棠、韦彬棠，因何宝兰、韦英棠已分别作为本案原告、被告参加诉讼，故本院依法通知了韦彬棠参加诉讼）。2018年5月11日，韦彬棠向本院提交声明书明确表示放弃参加本案诉讼的权利。此后，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宝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波、冼文锋，被告韦英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才满（变更前的代理人，参加第一、二次庭审）、陈琪春、伍伟烈（变更后的代理人，参加第三次庭审），被告李丽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崇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宝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韦英棠、李丽欣共同向何宝兰归还借款2920600元；2.韦英棠、李丽欣共同向何宝兰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244701.66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止）。事实和理由：韦英棠自2012年5月25日开始经营中山市东凤镇致远电器厂（以下简称致远电器厂）。因资金周转的需要，韦英棠于2015年9月22日至同年12月5日间向何宝兰借款六笔合计2720600元，于2015年至2016年间向韦兴有借款三笔合计500000元。后韦英棠仅于2016年6月8日还款300000元，余款至今仍未归还。韦英棠、李丽欣的婚姻存续期间为2003年11月5日至2017年3月30日，上述债务产生于婚姻存续期间，均用于共同从事的工商业经营，应由二人共同承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何宝兰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韦英棠承认何宝兰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并称本案借款中的2700000元用于归还中山市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3000000元），其余用于家庭生活及经营致远电器厂。李丽欣辩称，其与何宝兰、韦兴有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也未拖欠其任何款项。何宝兰、韦兴有系韦英棠的父母，韦英棠系其前夫。2017年3月30日，法院终审判决其与韦英棠离婚。何宝兰与韦英棠存在恶意串通、虚构婚内债务的可能性。何宝兰所称“借款”由韦英棠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入何宝兰银行账户（2014年12月、2015年2月）。其与何宝兰、韦兴有不存在借款合意，无需承担任何偿还责任。若韦英棠自认与何宝兰、韦兴有存在借贷关系，可自行清偿。何宝兰的银行账户实际上由韦英棠控制，何宝兰现均将近80岁，没有行动能力到银行存取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何宝兰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何宝兰、韦兴有系韦英棠的父母，韦英棠、李丽欣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3月30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韦英棠、李丽欣之间的离婚诉讼作出终审判决[（2016）粤20民终4289号民事判决，已生效]，判令准许韦英棠、李丽欣离婚。第一次庭审中，何宝兰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反映，韦兴有名下尾数为9559的账户曾分别于2015年2月6日、2016年3月1日、同年5月12日向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318的账户支付250000元、200000元、50000元，合计500000元。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反映，何宝兰名下尾数为4281的账户曾分别于2015年9月22日、同年10月23日（两笔）、同年10月30日、同年12月5日（两笔）向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318和1085的账户转账支付600000元、920600元、600000元、600000元，合计2720600元。韦英棠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账号查询信息、来账详细信息凭证、转账凭证、金融业务收入凭证、存折等证据反映，韦英棠名下原尾数为4318的账户于2017年5月12日以挂失换卡方式变更账号尾数为2443；该账户分别于2015年9月22日、同年10月23日收到来自何宝兰账户的转账款600000元、900000元后，于同年10月30日向韦英棠的另一尾数为4359的账户转账支付1000000元，又向韦英棠的尾数为1085的账户转账支付10000元，后又在同日收到来自何宝兰账户的转账款600000元，在同年12月5日收到来自何宝兰账户的转账款600000元；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359的账户分别于2015年10月8日、同年10月30日、11月18日、12月9日向韦英棠的另一尾数为4883的账户转账支付516000元、1000000元、1013000元、505000元；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883的账户于2014年12月22日收到贷款500000元，于同年12月30日收到贷款1500000元并于当天转出（未显示收款账户情况），于2015年10月9日偿还贷款500000元，于同年11月2日偿还贷款1000000元，于同年11月20日偿还贷款1000000元，于同年12月10日偿还贷款500000元，另该账户的交易记录始于2014年12月21日，且在2015年1月4日至2015年9月21日之间因“压缩”而缺失。何宝兰（代理人）述称，何宝兰、韦兴有共出借3220600元，已还款300000元，故诉讼请求偿还的借款金额为2920600元；何宝兰、韦兴有的收入来源于自己经营的企业以及其与韦英棠共同经营的企业；不存在韦英棠借用何宝兰名义开户或者借用何宝兰账户进行操作的情况；除早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外，在本案借款发生期间的2015年、2016年，何宝兰、韦兴有与韦英棠不存在其他任何资金往来；本案借款由韦英棠以经营需要向何宝兰、韦兴有提出，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文件，当时李丽欣不在场但知情。李丽欣述称，何宝兰、韦兴有的账户实际均为韦英棠控制，相关账户的交易往来均为韦英棠所为。何宝兰经本院责令在第一次庭审后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反映，何宝兰名下尾数为4281的账户在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8月8日期间与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359、4318、1085、6130、0729、0375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何宝兰的账户共计收到韦英棠的账户转账支付6468610元，又向韦英棠的账户转账支付合计8132800元（已包含何宝兰主张为本案借款构成部分的前述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反映的2720600元）；何宝兰名下尾数为4281的账户在上述期间内还与“广*）”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交易摘要注明为“银证”字样）。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流水清单反映，何宝兰名下尾数为1240的账户曾分别于2014年10月24日、同年12月23日、2015年2月4日收到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883的账户转账支付三笔金额均为500000元的款项（合计1500000元）。中山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流水清单反映，何宝兰名下尾数为5214的账户曾于2014年12月30日收到一笔转账款项1500000元（未显示对方账户情况），后该笔款项分两次于2015年1月4日取出。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反映，韦兴有名下尾数为9559的账户曾于2015年2月6日对外转账支付250000元（未显示对方账户情况），曾于2016年3月1日、同年5月12日向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318的账户转账支付200000元、50000元。第二次庭审中，李丽欣述称，何宝兰现年72岁，没有上网操作银行账户的能力，其名下尾数为4281的账户应为韦英棠炒股使用；从何宝兰第一次庭审后提交的上述证据可见，何宝兰与韦英棠之间的账户往来密切，不能证明何宝兰本案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何宝兰名下账户收到的三笔金额为500000元的款项和一笔1500000元的款项即为韦英棠向银行贷款的3000000元。韦英棠述称，何宝兰与韦英棠是母子关系，双方的借款随借随还，相关账户往来恰恰证明韦英棠已向何宝兰偿还部分借款。何宝兰（代理人）述称，何宝兰、韦兴有与韦英棠是父、母子关系，双方还共同或分别投资经营工厂，双方之间偶有小额资金往来是正常现象，而大额的款项经双方商定作为借款，韦英棠向何宝兰所付款项则为还款。因何宝兰与韦英棠的账户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本院责令何宝兰庭后提交书面说明，对双方之间金额在2000元以上的资金往来作详细说明，但其未提交，仅于庭后提交补充说明称，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何宝兰与韦英棠之间除涉案借款外，还有同时或各自投资工厂的其他资金往来；何宝兰主张的借款支付时间、金额与韦英棠提交的证据反映的偿还银行贷款时间、金额大致对应，足以证实本案借款事实；何宝兰提交的证据所示“广*）”确系广发证券系统的相关操作，部分为何宝兰操作，部分为其儿子即韦英棠或韦彬棠操作。本院认为，本案中，何宝兰、韦兴有名下涉案账户曾于韦英棠、李丽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015年2月6日至2016年5月12日间向韦英棠名下涉案账户转账支付款项合计3220600元（含何宝兰名下账户支付2720600元及韦兴有名下账户支付500000元，以下简称案涉款项）是事实，何宝兰据此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虽然韦英棠对何宝兰的主张予以确认，但李丽欣抗辩称何宝兰主张的借贷关系不存在，故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何宝兰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何宝兰主张的借贷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属借款合同关系的类型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应包含两个条件，即借贷合意的达成和借款的实际给付。其中，借贷合意的达成亦即借款合同的达成根据订立合同的形式应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首先，关于借贷合意的达成问题。本案中，没有证据反映存在书面形式的合同，何宝兰称借款时均由韦英棠提出，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文件，当时李丽欣不在场但知情，即双方的借款合同系以口头形式达成的。虽然韦英棠对何宝兰的主张作出自认，但鉴于何宝兰、韦兴有与其之间存在的特殊利害关系及其与李丽欣之间已离婚的客观事实，在李丽欣提出明确抗辩的场合，该自认行为的效力存疑。而除此之外，何宝兰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形式的借款合同，甚至未明确主张口头合同的具体约定内容如何（包括借款期限、利息等）。因此，双方之间是否曾达成借贷合意存疑。其次，关于案涉款项是否为何宝兰、韦兴有给付的借款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虽然一般情况下，在原告仅持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场合，应先由提出否认借贷关系成立抗辩的被告一方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何宝兰主张为直接借款人的韦英棠与其及韦兴有存在特殊利害关系，未对其主张提出抗辩，而提出抗辩的李丽欣并非案涉款项的经手人。因李丽欣并非案涉款项的经手人，故在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对案涉款项的发生充分知情的场合，应认为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举证能力和条件，若僵化地依据上引规定要求其举证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不符合上引规定的本意及公平合理原则。因此，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在李丽欣已对何宝兰主张的借贷关系提出明确的抗辩，并对案涉款项的转出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及资金实际所有人提出合理怀疑的场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由主张借贷关系存在的何宝兰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至少应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排除李丽欣提出的合理怀疑。当然，作为案涉款项经手人的韦英棠具备相应的举证能力和条件，也可以举证排除李丽欣提出的合理怀疑。为此，综合何宝兰和韦英棠的证据及相关陈述，本院分析如下：其一，相关证据反映的相关涉案账户上述交易情况反映，除何宝兰、韦兴有名下账户向韦英棠名下账户支付的案涉款项外，双方账户之间在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8月8日间还发生了大量的资金往来，韦英棠名下账户在该期间共向何宝兰名下账户支付款项9468610元（其中何宝兰名下账户于2014年12月30日收到的1500000元虽未显示付款方账户情况，但韦英棠名下尾数为4883的账户曾于同日收到贷款1500000元并于同日转出，两者时间、金额一致，李丽欣称两者对应，何宝兰和韦英棠均未提出异议，结合何宝兰名下账户曾收到来自韦英棠该账户的三笔各500000元的付款事实，可以认定），而何兰宝名下账户在该期间共向韦英棠名下账户支付款项8132800元（含何宝兰主张为案涉款项构成部分的2720600元），即加上何宝兰主张为案涉款项构成部分的其余500000元（韦兴有名下账户支付），何宝兰、韦兴有名下账户向韦英棠支付款项亦仅为8632800元，比韦英棠所付款项少835810元。对此，何宝兰的相关主张及陈述存在如下疑点：1.何宝兰曾称，除早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外，在本案借款发生期间的2015年、2016年，何宝兰、韦兴有与韦英棠不存在其他任何资金往来，与上述事实明显不符；2.针对双方账户之间存在的上述大量资金往来，本院责令何宝兰作详细说明，但其未作详细说明，又称双方之间除案涉款项外，还有同时或各自投资工厂的其他资金往来，该说法与其此前的陈述矛盾，缺乏可信度；3.何宝兰称，在双方的上述资金往来中，大额的款项经双方商定作为借款，韦英棠向何宝兰所付款项则为还款，且案涉款项与韦英棠提交的证据反映的偿还银行贷款时间、金额大致对应，可证实借款属实，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在韦英棠向其账户付款多于其账户向韦英棠付款的场合，不能成立。其二，在何宝兰向韦英棠支付款项合计8132800元及收到韦英棠支付款项合计6468610元的尾数为4281的账户中，存在与广发证券系统的相关操作，即该账户为与广发证券挂钩的账户，结合何宝兰的年龄因素和可能导致的证券投资能力欠缺，以及该账户与韦英棠名下账户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且何宝兰未能对此作合理说明的事实，李丽欣主张该账户为韦英棠炒股使用，由韦英棠实际控制存在极大的可能性。综上所述，何宝兰和韦英棠的举证及相关陈述既不能充足有效地证实案涉款项为何宝兰、韦兴有向韦英棠给付的借款，也不能排除李丽欣提出的合理怀疑。反之，若如李丽欣的合理怀疑，在何宝兰、韦兴有的相关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及资金实际所有人为韦英棠的场合，则以上分析所见的所有不合理之处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在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何宝兰、韦兴有与韦英棠之间曾达成借贷合意，又不能排除李丽欣提出的合理怀疑，证实案涉款项为何宝兰、韦兴有向韦英棠给付的借款之场合，应由何宝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何宝兰主张的借贷关系不成立。故何宝兰据此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韦英棠个人对何宝兰所主张的本案借款或借贷关系的自认，可以认为其与何宝兰之间对此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何宝兰清偿，本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宝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12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7122元，由原告何宝兰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庆争人民陪审员  崔国添人民陪审员  邹晓虹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书 记 员  何尧敏书 记 员  王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