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15民初476号原告：程敏，女，1979年12月12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从福，南京市江宁区麒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麒麟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115555535172J），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开城路60号。法定代表人：祁林，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翠明，江苏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海春，江苏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春英，女，1956年4月14日生，汉族。原告程敏与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麒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麒麟街道办事处）、第三人王春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从福，被告禄口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海春以及第三人王春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原告不发生效力；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份，原告居住村庄江宁区被征地拆迁，在商谈有关拆迁补偿事宜时，麒麟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知其已在2012年9月29日S122道路扩建时已享受到拆迁安置补偿计划，此次拆迁不再享受拆迁安置计划的安置，此时其才知晓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其母亲已和麒麟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将其的名字登记在被拆迁人名下，该登记没有得到其同意，拆迁协议也没有其签名。根据其了解，此次拆迁安置协议中其没有获得拆迁安置，此种行为两被告已严重侵占其主权及损害其拆迁利益，致其无法获得拆迁安置，故诉至法院。被告办事处辩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系原被告与第三人王春英协商一致签订，拆迁时应原告程敏和第三人王春英的要求进行分户拆迁，符合拆迁政策，且安置房交付的时候分别由程敏和王春英与其就拆迁房的买卖签订了买卖合同，故请求驳回原告程敏的诉请。第三人王春英述称，其与原告程敏系母女关系，《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的人只有其一人，但签字处是其让被告办事处加上去的，程敏不知道也不在场，与程敏无关。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2年9月29日，被告办事处（甲方）与第三人王春英（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对位于麒麟门社区的S122拓宽改造及拆迁安置房项目红线范围内的住宅房屋实施拆迁。《拆迁补偿协议》第一条约定“坐落于拓宽改造及拆迁安置房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其中砖混结构房屋面积213.7㎡、砖木结构房屋面积/㎡，系乙方所有，已列入此次拆迁范围，乙方同意甲方予以拆除。”。第二条约定“乙方的房屋拆迁补偿款总计人民币：994803.3元，（大写）：玖拾玖万肆仟捌佰零叁元叁角整；其中：1、房屋拆迁补偿款：804557.5元；2、附着物拆迁补偿款：51284.6元；3、房屋拆迁装修补偿款：138961.2元。”。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此次拆迁补偿安置为产权调换方式，安置房地点为丁家村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小区。”。第五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申购安置房贰套，面积约240㎡（准确面积以交房时产权管理部门核定的面积为准），其中大套（约120㎡）贰套、中套（约90㎡）/套、小套（约60㎡）/套。具体楼幢号及楼层房号，以签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搬家腾空房屋交出钥匙的先后时间顺序，由乙方选房确定。”。第六条约定“按2011年《南京市江宁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规定，安置房均价为2900元/㎡，甲方在乙方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中预收安置房购房款696000元，安置房交付时一并结算差价，多退少补；乙方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余额298803.3元在搬家腾空房屋交出钥匙后三日内由甲方以银行存单方式支付给乙方。”。《拆迁补偿协议》抬头拆迁人处署名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办事处以下称甲方”，被拆迁人处署名为“麒麟门社区麒西路自然村王春英（程敏）以下称乙方”。《拆迁补偿协议》尾部落款处乙方处为王春英签名并捺印。《拆迁补偿协议》封面抬头及正文抬头处“程敏”均系办事处工作人员添加书写。2016年9月30日，王春英就《拆迁补偿协议》安置房屋与南京市科技创新投资有限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一、…。乙方经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核准，向甲方购买上述项目中的江宁区天麒路150号麒麟紫荆城锁石苑1幢2601室房…四、该房屋的建筑面积117.73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94.76平方米，共有共用分摊建筑面积22.97平方米。计入上述共有分摊面积的建筑部位见附件3。”。同日，程敏亦与科创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一、…。乙方经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核准，向甲方购买上述项目中的江宁区天麒路150号麒麟紫荆城锁石苑11幢2501室房….四、该房屋的建筑面积115.99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94.76平方米，共有共用分摊建筑面积21.23平方米。计入上述共有分摊面积的建筑部位见附件3。”。第三条约定付款方式、时间为“乙方已将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大写）叁拾叁万陆仟叁佰柒拾壹元整（小写）336371元支付给甲方，余款应按下列方式和时间向甲方支付：…。”。另查明，《S122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S122拆迁细则》）第二条约定分户的认定为“1、符合以下条件可分户计算补偿安置，享受分户搬家奖励：（1）产权人的父母、儿子（已婚），户籍在本行政辖区内，可分户补偿安置；（2）产权人已婚女儿及其配偶户籍均在本拆迁区域的，可分户补偿安置。……”。第三条约定产权调换面积的认定为“1、拆迁补偿安置依据江宁区2011年新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文件规定执行，住宅房屋中的居住房屋实行产权调换安置。每户被拆迁人产权调换房的面积最少按60㎡面积安置，最多按240㎡面积安置。超过240㎡部分不实行产权调换。”。程敏户口所在地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王春英户口所在地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审理中，就程敏是否系《拆迁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及程敏是否属于被安置人口。程敏认为其未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名，并非被拆迁人，其与王春英户口不在一起，其在《房屋买卖契约》上签名系应其母亲王春英要求，其是去帮忙签名，由王春英拿房，其并未仔细阅读《房屋买卖契约》，其与科创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并非双方当面协商的结果，不能证明其享受到S122拆迁的安置，其直到2017年年底因老家王后村拆迁才得知其曾有案涉拆迁。第三人王春英陈述《拆迁补偿协议》上仅有其一人签名，程敏的签名是其为避免以后房产纠纷，同时能够节省一笔过户费，要求办事处工作人员加上去的，拆迁的房屋是其所有，程敏并不知情，《拆迁补偿协议》的主体是其与办事处。因《拆迁补偿协议》上有程敏的名字，故拿房的时候其通知程敏在《房屋买卖契约》上签名，其与程敏的户口不在一起，其因《拆迁补偿协议》共分得两套房屋，一套登记在其名下，一套登记在程敏名下，《拆迁补偿协议》加上程敏的名字对其安置面积没有任何影响，都是240平方米。办事处认可程敏并非《拆迁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但认为其是应程敏和王春英要求进行分户拆迁，程敏属于被安置人口，可以享受安置政策，且安置房交付的时候分别与程敏和王春英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拆迁补偿协议》如果没有程敏的名字，王春英可以获得24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实际安置给王春英的房屋面积也是240平方米。程敏未提交书面的分户申请，但拆迁时程敏与王春英户口均在区域，且程敏已婚，符合分户安置的规定，分户由被拆迁人申请，不需要被拆迁人子女同意或提交申请，但需要按照拆迁细则提供部分文件，分户也仅与被拆迁人签订协议，拿房的时候单独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本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王春英与办事处均确认《拆迁补偿协议》上“程敏”的签名并非程敏所签，且无证据证明程敏授权他人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名，故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程敏”名字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另，事实上王春英就《拆迁补偿协议》获得的安置房屋面积与程敏是否是被拆迁人并无关联，王春英实际获得的拆迁安置面积也并不因《拆迁补偿协议》上是否添加有程敏的名字而变化。程敏虽在《房屋买卖契约》上签名，但无证据证明办事处就《拆迁补偿协议》所涉拆迁安置事宜与《房屋买卖契约》的签订之间的关系向程敏进行告知，并不能当然得出程敏对《拆迁补偿协议》追认的结论。综上，案涉《拆迁补偿协议》依法对程敏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程敏诉请要求判令《拆迁补偿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办事处辩称程敏与王春英就《拆迁补偿协议》系分户安置，但办事处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程敏及其配偶户籍均在本拆迁区域，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程敏符合分户安置的条件，故对办事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办事处与第三人王春英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对原告程敏不发生效力。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史朝霞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龚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