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02民初2262号原告:余艳，女，汉族，1977年1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告:郎学甫，男，汉族，1974年9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特别授权代理)，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199010156152。原告余艳与被告郎学甫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余艳，被告郎学甫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郎学甫支付原告中介费957,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方式为:以未付中介费957,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9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中介合同》，合同约定，经原告斡旋，被告与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毕节金海湖新区2015年易地扶贫双山镇安置点》项目总承包施工合同书。被告承诺给予原告130万元中介费，分三次付清。被告进场施工7个工作日内，先支付20万元;2016年春节前，支付50万元;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全部未付款项60万元。如被告未能按照上述约定支付原告中介费，则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的计付方式为从逾期付款之日起以月息2%的标准计付。合同签订后，被告分多次共计向原告支付中介费343,000.00元，余款957,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未予支付。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期判如所诉。被告郎学甫提出如下几点答辩意见，一、原告余艳所述被告已经承包工程的事实不存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介合同》证明合同中的“乙方”是郎学甫，是自然人。原告提交的另一证据“施工合同书”载明的工程承包方是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是法人，不是被告郎学甫本人，郎学甫仅是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与合同当事人是两回事，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法律行为的后果不同。因此，原告所述被告已经承包工程的事实不存在。二、原告余艳没有提供中介服务的事实。案涉单位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5月2日出具的“关于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镇2015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签订情况的说明”，证明了余艳是承包人身份，不是中介人身份，没有提供任何中介服务的事实。发包单位并不允许余艳转包渔利。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中介合同》无效。该合同涉及的内容是建设工程承包，最高人民法院曾以90民他字第31号《关于给承包单位介绍工程索要信息费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要求“发包工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严禁行贿受贿、索取回扣、弄虚作假，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私自介绍工程收取工程介绍费，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已经取得的部分“信息费”可予以收缴”。建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第六十五条：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这些规定表明，被告郎学甫作为自然人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资质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第四条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这些规定又表明，被告郎学甫属不具有承包建筑工程资质条件的人，无论其直接承包或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其承包工程的行为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以此为基础产生的《中介合同》就失去了生效的基础，该《中介合同》也就不具效力。即应当认定《中介合同》无效。四，原告已经收取的费用应退回被告。如前所述，无效的《中介合同》产生了导致被告支付费用的结果，原告取得该费用没有合法依据，依法应予退还。各方当事人依法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已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为凭。对各方当事人均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与认定：证据一：中介合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同答辩意见。证据二：毕节金海湖新区2015年易地扶贫双山镇安置点项目总承包施工合同书。被告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合同的承包方是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证据三：违约金计算清单。被告质证意见是：不属于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的。证据四：短信。被告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五：中介合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郎学甫已经得到涉案工程施工。证据六:证明。原告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证据七：案件调查笔录及银行流水。被告质证意见是：余艳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不实，被告通过付玉林介绍认识余艳后一直是合伙做工程，在涉案工程产生前双方先到清镇市承包迪拜城工程，未成功后由付玉林推荐共同找到曹昌银。认识曹昌银没有谁先谁后，没有任何中介与促成，一直是合伙，后余艳退出，强要分利130万元，被告不得已在《中介合同》上签字，付款也是在余艳的种种强索下支付的。本案中，被告已经明确主张中介合同无效，若被认定为有效，被告将请求撤销。对于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支持原告的主张。综合全案，对于原告提供的《中介合同》以及《短信》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毕节金海湖新区2015年易地扶贫双山镇安置点项目总承包施工合同书》，能够证实原告余艳提供居间服务，促成被告与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违约金计算清单》，虽属于原告单方制作，且该计算表并未得到被告签字认可，但是该计算表系对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上载明的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记录的统计汇总，且被告对其已支付原告共计343,000.00元中介费这一事实无异议，故该违约金计算清单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中介合同》，本院予以采信，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被告陈述以及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16年6月16日，以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为乙方，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甲方，双方签订《毕节金海湖新区2015年易地扶贫双山镇安置点项目总承包施工合同书》，合同书载明，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授权郎学甫为乙方签约及履约过程中各项资料、文件、手续费用等签字确认代表（以下简称乙方代表），乙方代表签字与加盖乙方公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被告郎学甫以武汉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合同书上签名捺印。2016年9月8日，以原告余艳为甲方，被告郎学甫为乙方，原被告双方签订《中介合同》，合同约定，经原告居间（中介）斡旋，被告与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镇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移民安置房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被告承诺给予原告130万元中介费，分三次付清。被告进场施工7个工作日内，先支付20万元;2016年春节前，支付50万元;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全部未付款项60万元。如被告未能按照上述约定支付原告中介费，则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资金占用费）的计付方式为从逾期付款之日起以月息2%的标准计付。合同签订后，被告分多次共计向原告支付中介费343,000.00元，余款957,000.00元及违约金未予支付。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陈述，本案争执的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中介合同》是否有效？2.居间费及违约金（资金占用费）如何计算？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中介合同》是否有效？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中介合同》有效。理由如下：第一，所谓居间合同，指的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余艳与被告郎学甫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该居间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居间人的作用仅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在居间行为中，原告余艳仅系工程信息的提供者，并不直接参与被告郎学甫与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订立，这一点可以从被告提供的《证明》中得到印证：“我单位取得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镇2015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后，富强公司法人代表付玉林推荐余艳来承包，余艳带着郎学甫一起来。”，“余艳带着郎学甫一起来”的行为说明余艳有向被告郎学甫介绍工程的行为。第二，在促成被告郎学甫与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后，应当履行的后续法定程序与规定应由被告郎学甫与贵州山麟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第三，居间合同是独立的合同，与目的合同之间没有从属性，目标合同的效力并不影响居间合同的效力，目的合同无效居间合同是否有效应严格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独立判断，现并无证据证实案涉居间费系用于行贿和回扣等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形。第四，即便如被告郎学甫所言，其与余艳开始系合伙承建涉案工程，后余艳退出合伙，与之“强行”签订《中介合同》，但是被告郎学甫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余艳存在哪些“强迫”行为，且在《中介合同》首页明确写明：“……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该内容可以说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中介合同》，系协商一致的结果，而并非强迫签订，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余艳退伙后，原被告之间重新签订《中介合同》，这说明原被告之间就余艳退伙后的费用问题重新达成新的合意，签订《中介合同》，且从被告郎学甫提供的证明内容来看，原告余艳确实提供案涉工程的信息，签订《中介合同》，名副其实。因此，本院确认原告余艳与被告郎学甫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有效。2.居间费及违约金（资金占用费）如何计算问题。既然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中介合同》属于有效合同，那么，原被告之间均应按照《中介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原告已向被告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媒介服务，被告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居间费，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居间费130万元，现已支付343,000.00元，余款957,000.00元及违约金未予支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957,000.00元居间费及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违约金计算方式，根据中介合同约定，如被告逾期付款，则从逾期付款之日起以月息2%的标准计付。结合被告付款情况（详见违约金计算统计表），截止2018年3月12日，被告尚欠原告中介费本金957,00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25,438.29元。对于原告要求从2017年7月1日起，以未付款957,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标准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理由为：经核算，从2017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3月12日，根据被告还款情况（详见违约金统计表），被告应当支付的违约金为174,007.99元（225,438.29元-51,430.30元），而按照以957,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至计算2018年3月12日，被告应当支付的违约金为957,000.00元×24%（月利率2%×12=年利率）÷365日×255日=160,461.37元，160,461.37元小于被告应当支付的174,007.99元，并未加重被告负担，且截止2018年3月12日，被告仍尚欠中介费本金957,000.00元，故对原告要求从2017年7月1日起，以尚欠中介费本金957,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标准计付违约金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郎学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余艳中介费余款957000.00元及违约金（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以未付款957,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标准，从2017年7月1日起开始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85.00元，保全费5000.00元，共计11685.00元，由被告郎学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运成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姜童尧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0502民初2262号被告：郎学甫，男性，1974年09月08日出生，住七星关区市东办事处天河东路**，居民身份证5224011974********。原告：余艳，女性，汉族，1977年01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司法路**居民身份证5224011977********。余艳与郎学甫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审判长审判员审判员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邓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