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4509号 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檀伯秋，女，196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建明，福建青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成榕，男，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添坚，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培基，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宝珍，女，196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添坚，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培基，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檀伯秋与上诉人方成榕、被上诉人赵宝珍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4民初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檀伯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建明，上诉人方成榕、被上诉人赵宝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添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檀伯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方成榕、赵宝珍向檀伯秋偿还197万元及资金占用费（按月利率2%计息，自2011年8月18日计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现有证据已表明方成榕、赵宝珍把包含赵宝珍转账的90万元、檀伯秋的转账350万元（及另案潘俞益转账的120万元）在内的款项共551.6万元，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及“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目的”转账给了案外人王玉桂，且檀伯秋的转账行为，发生在方成榕、赵宝珍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本案应当判决由方成榕、赵宝珍共同承担偿还檀伯秋197万元的责任。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生效时间是2018年1月18日，而本案的转账行为发生于2011年8月18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方成榕、赵宝珍辩称，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债务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认定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2.檀伯秋以方成榕、赵宝珍的个人银行账户间有相互转账行为来断定方成榕、赵宝珍具有“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目的”，从而认为本案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显然过于片面。3.檀伯秋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应当适用“解释”，但其在上诉状中却屡次以“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共同生产经营”等“解释”中规定的内容来试图说明本案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一方面主张不能适用“解释”，另一方面又多次以“解释”内容为基础来论证，行文逻辑上自相矛盾，内容上更不具有可取之处。二、檀伯秋主张方成榕应向其偿还197万元自2011年8月18日至清偿之日止的2%月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方成榕接受檀伯秋委托向合肥骅晋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骅晋达公司”）的吉瑞泰盛项目投资，将包括自己的450万元投资款在内的共计750万投资款通过案外人王玉桂投入骅晋达公司，该投资得到骅晋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计某和骅晋达公司的确认，由于该项目至今未清盘结算以及涉及骅晋达公司破产问题，无法确认投资的盈亏状况，不可能在未清盘结算的情况下直接向檀伯秋返还投资款。因此，退还投资的条件尚未成就，方成榕无需向檀伯秋返还197万元，从而也不存在需要返还资金占用费的情形。2.方成榕于2011年8月18日出具的《收据》中表明其收到檀伯秋的投资款250万元，但没有约定利息，檀伯秋主张的2%月息是另外50万元借款所需支付的，而该5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方成榕已经全部返还给檀伯秋。本案是投资款纠纷，檀伯秋在一审提交证据中也确认投资要清算时候才涉及投资款返还问题，本案返还投资款条件尚未成就，一审判决是错误的，檀伯秋的上诉不成立，依法应当驳回。 方成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檀伯秋的全部诉讼请求；3.檀伯秋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所涉款的性质为“投资款”，双方没有争议，有2016年8月22日檀伯秋的收条内容为证。2.方成榕受托后，即按民间投资习惯将全款汇给了王玉桂。对于该款在何时间、以何方式由王玉桂到达骅晋达公司，方成榕既没有举证能力，更不应负有举证责任。一审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判决方成榕承担不利后果亦错误。3.计某、肖某等均通过厦门和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对骅晋达公司间接持股，为该公司的隐名投资人，且计某系骅晋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事，在案证据充分，且为出庭作证的计某、肖某亲自证实。对此一审未作认定属事实不清。4.计某作为骅晋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当庭作出的证言并不仅仅代表个人，更代表骅晋达公司。该证言不存在《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五项情形中的任一情形，可以单独成立。一审对其证言以“无其他有效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为由不予采信，适用证据规则错误、认证错误。5.骅晋达公司收到来自王玉桂的投资款1500万元一事，有其法定代表人计某当庭作证的证言为证，且该证言有方成榕一审提交的计某于2016年7月14日通过王玉桂转交给方成榕的签名《证明》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却认为“不足以证明王玉桂将本案诉争款已实际投资于合肥骅晋达的吉瑞泰盛项目”，明显罔顾本案客观事实。6.案外人王玉桂将上述《证明》交给方成榕这一事实，不仅可以证实计某当庭证言属实，同时还证明了方成榕对于有关投资款是否进入骅晋达公司一事已经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注意。同时，方成榕取得上述《证明》后将该《证明》转交给了檀伯秋，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的义务，没有过错。7.前述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即方成榕与檀伯秋、另案原告潘俞益、案外人王玉桂均为骅晋达公司吉瑞泰盛项目的隐名投资人。8、在方成榕已经提交了将包括方成榕自己的450万元投资款在内的共计750万元投资汇至王玉桂处的银行流水单的情况下，一审对此事实不作认定，明显不当。该事实和证据表明，方成榕及时完成了受托投资事项，从未占用过檀伯秋的投资款，并没有返还所谓“资金占用费”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证据规定均有错误。1.本案由檀伯秋提起，其诉讼请求为“返还投资款”。据此，檀伯秋至少负有以下举证责任：其交付了投资款；骅晋达公司没有收到有关投资款；投资款因为方成榕所占有；方成榕有返还的义务。但是，一审的审理过程表明，一审法院在檀伯秋证据不足，并且骅晋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计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其通过王玉桂于2016年7月14日交给方成榕的《证明》等证据均已经构成了对檀伯秋本证之反对的情况下，仍然进一步将证明王玉桂是如何将各方的联合投资款投入骅晋达公司一事的证明责任强加于方成榕，显属苛责，明显偏袒檀伯秋。2、基于方成榕与檀伯秋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关系并涉及向骅晋达公司投资这些基本事实，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法理和规定以及《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未适用实体法，而仅以证据规则的方法裁判本案，适用法律错误。 檀伯秋辩称,本案实质上是方成榕以“投资合肥骅晋达公司项目”的名义诱使檀伯秋作出错误的投资意向，而企图占用檀伯秋大额款项的行为，一审法院作出方成榕应当偿还檀伯秋被诱骗出资款项的判决内容是正确的，请求依法驳回方成榕的上诉。一、方成榕坚持声称把檀伯秋及另案潘俞益的款项“全额汇给了上家王玉桂”即已完成了代表檀伯秋、潘俞益向骅晋达公司投资的事实是荒唐可笑的说法，在法律上、证据上均不能成立。1、案外人王玉桂不持有合肥骅晋达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股份或股权。2、证人计某的证言也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且其所出具的骅晋达公司《证明》属明显的伪证！二、本案是方成榕以投资为名诱骗占用檀伯秋的资金及款项行为，并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委托”行为。三、方成榕、赵宝珍应共同偿还债务。我方认为方成榕、赵宝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仅共同对外投资且共同受益，应当判决共同承担责任。 赵宝珍陈述同意方成榕的上诉主张。 檀伯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方成榕、赵宝珍共同返还投资款本金197万元；2.方成榕、赵宝珍以53万元的基数，按年利率6.5%的标准自2011年8月18日计算至2016年8月17日止支付利息6.5万元；3.方成榕、赵宝珍以197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5%的标准自2011年8月18日计算至方成榕、赵宝珍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方成榕、赵宝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18日，方成榕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檀伯秋汇款300万元，其中50万元为借款，250万元作为“合肥骅晋达置业有限公司吉瑞泰盛项目”的投资款。2011年8月20日，方成榕与案外人王玉桂订立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合肥骅晋达置业房地产公司旗下吉瑞泰盛开发项目”，项目总股本一亿五千万元，双方共同出资1500万元，通过计某持有该项目10%的股份，双方各投资750万元，各占总股本的5%。2016年8月22日，檀伯秋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方成榕支付的53万元，该款系檀伯秋于2011年8月与方成榕一同通过王玉桂投资到“合肥骅晋达房地产公司旗下吉瑞泰盛项目”250万元投资款中赎回的部分投资。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一审法院对双方证据的分析，可以认定檀伯秋于2011年8月支付给方成榕250万元，方成榕将该款交由案外人王玉桂，但方成榕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玉桂将本案诉争款已实际投资于合肥骅晋达的吉瑞泰盛项目，故方成榕应返还檀伯秋投资款。方成榕在收取250万元后，曾向檀伯秋返还53万元，方成榕还须向檀伯秋返还余款197万元。檀伯秋向方成榕支付款项时未约定利息，故檀伯秋要求方成榕自2011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5%的标准计算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檀伯秋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主张自起诉之日（2017年1月9日）起的资金占用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方成榕收取檀伯秋250万元时虽处于方成榕与赵宝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250万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檀伯秋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方成榕与赵宝珍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本案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方成榕个人承担。 综上所述，方成榕应返还檀伯秋人民币197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一审判决：一、方成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檀伯秋返还人民币197万元及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1月9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檀伯秋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根据现有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委托投资关系而引发的纠纷，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是返还原物纠纷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檀伯秋主张按月利率2%计息，没有合同依据，且与一审时其诉讼请求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一条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檀伯秋主张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提交证据证明，但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本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方成榕上诉主张讼争款项已用于投资骅晋达公司旗下吉瑞泰盛项目，应当提交证据证明，但证人计某、肖某证言存在矛盾，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檀伯秋、方成榕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檀伯秋负担29572元;方成榕负担295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智远 审判员  谢 芬 审判员  陈 雯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吴文俊 书记员叶珊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