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再7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杨国龙，男，196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锋，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杭，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王天德，男，197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忠，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告：吴中元，男，196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伟强，广东莞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杨国龙诉被申请人王天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6)粤1972民初1333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2017）粤1972民申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追加吴中元为再审被告，于2018年1月3日分别公开进行了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杨国龙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张建锋、张思杭，被申请人王天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忠，再审被告吴中元的委托代理人钟伟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龙申请再审称，杨国龙此前加盟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并设立东莞分公司开展速递业务，系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王天德、吴中元见杨国龙加盟开设东莞分公司有利可图，表示想加盟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开设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因杨国龙与总公司熟络，遂希望杨国龙协助其加盟。经三人协商，于2014年年底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由三人共同出资，以王天德、杨国龙的名义加盟，开设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公司，王天德为该分公司的负责人，杨国龙与吴中元参股分红。此后，杨国龙联系总公司，商谈加盟事宜，总公司也同意以王天德、杨国龙的名义加盟经营佛山南海区速递业务。2015年1月26日，王天德、杨国龙作为加盟方，与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签订《高铁速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并由总公司任命王天德为佛山南海分公司的负责人。加盟合同签订后，杨国龙即向总公司交纳了20万元的保证金，王天德、吴中元也分别向杨国龙转账20万元，杨国龙在同日随即将该40万元支付给总公司。2015年4月8日，杨国龙将其自身剩余出资额5万元（约定出资25万元，之前已经出资20万元作为交付总公司的保证金）以及预先垫付的物料费12930元，连同王天德在2014年1月3日支付的原本用于加盟厚街经营部的费用35万元，合计412930元支付给总公司。王天德、吴中元确实分别向杨国龙支付过55万元及20万元，但是杨国龙连同自己出资的25万元以及物料费12930元，合计1012930元，交付给了总公司。在向总公司支付了加盟费用后，总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快递经营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王天德作为分公司的负责人，在拿到上述总公司提供的材料后开始办理分公司的设立事宜，并于2015年1月29日以个人名义承租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留存大道六巷2号作为分公司的经营场所，并交纳了押金，后王天德以家人生病为由搁置分公司的设立。在王天德承租下经营场所后，合伙三人决定补签一份《股份协议》确认三方的出资及占股比例，但因吴中元有提出退伙或者置换出资（最后合伙各方并未就其退伙达成一致意见），遂其并未在协议上签名。在向总公司支付各项费用后，发现总公司虽然给予了分公司快递特许经营权，但是其快递系统一直未完善，分公司要短时间内获利比较困难，因此王天德提出要以总公司违约为由要求总公司返还加盟金，杨国龙表示愿意与王天德共同维权，但总公司拒绝退还加盟金。2016年年底，总公司涉及多项债务纠纷，法定代表人蔡荣耀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下落不明。王天德在了解上述情况后，发现向总公司退款无望后，反而虚构事实与理由，起诉要求杨国龙退还加盟金。原审剥夺了杨国龙诉讼权利，在答辩期未满时即开庭审理。吴中元是合伙人之一，应参加诉讼，原审遗漏当事人。原审认定的事实与真实事实不符，处理结果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王天德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天德辩称，杨国龙是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其成立东莞分公司后，大力发展厚街、虎门、长安、石排等镇区的经营部，每个经营部收取100万元到170万元等不等的加盟费，总获益1000万元以上。在获取大额利益之后，杨国龙就向王天德及吴中元宣称他可以拿到佛山市南海区的特许经营权，可以效仿东莞分公司的经营模式，再获取高利。王天德和吴中元看到东莞分公司的设立和经营，基于这点就相信杨国龙的陈述。王天德分两次将部分资金转入到杨国龙的账户，但是杨国龙收取了资金之后，迟迟没有取得特许经营权。王天德数次催促之后，杨国龙于2015年8月24日与王天德签订一份股份协议，确认王天德出资的55万元资金是合伙的资金，同时确认其本人收取了该资金。王天德与杨国龙之间的合伙关系是成立的，王天德履行了合伙协议，将合伙资金支付给杨国龙，但是截至再审时该合伙组织还尚未成立，合伙事项也未展开经营，合伙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故王天德申请解除合伙关系，退还合伙资金。王天德认为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无错误，应当予以维持。吴中元辩称，原审案件中吴中元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再审案也不应该追加为当事人。吴中元已退出合伙，本案讼争事项与吴中元无关。王天德向本院起诉请求：1.解除《股份协议》；2.杨国龙向王天德返还股份金55万元。本院原审认定事实：王天德与杨国龙协议合伙经营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的速递业务，双方于2015年8月24日签订《股份协议》，约定：王天德、杨国龙、吴中元合伙加盟高铁速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经营快递业务，王天德出资55万元，占55%份额，杨国龙出资25万元，占25%份额，吴中元出资20万元，占20%份额。但《股份协议》只有王天德与杨国龙签署。王天德已向杨国龙交付了55万元出资款。王天德主张吴中元原亦为合伙人之一，但中途退出了，故合伙人最终为原告王天德及被告杨国龙。王天德还主张双方一开始并未签订《股份协议》，案涉55万元出资款应用于支付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作为加盟费，以取得该公司于佛山市南海区的特许经营权，但由于杨国龙一直未取得相应的授权，故王天德于2015年8月24日要求杨国龙签订案涉《股份协议》并出具案涉收款凭证。王天德主张杨国龙至今未能获得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的加盟权，亦未成立合伙组织开展业务。本院原审认为，案涉《股份协议》虽记载了吴中元的出资份额，但落款处未有其签名确认，故吴中元不受案涉《股份协议》约束。《股份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杨国龙一直未取得相应的特许经营权，已超过合理的期限，《股份协议》的目的已不能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王天德有权解除案涉《股份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法院于2017年1月4日向杨国龙送达应诉材料，故案涉《股份协议》于2017年1月4日解除。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王天德主张杨国龙返还股份金55万元有理，依法予以支持。本院原审判决：一、确认案涉于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于2017年1月4日解除；二、限杨国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王天德返还股份金55万元。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本案当事人均确认杨国龙此前加盟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并设立东莞分公司开展速递业务，系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为谋利，王天德、杨国龙、吴中元三人约于2014年底口头协议合伙加盟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在佛山市南海区经营速递业务，由杨国龙联系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商谈加盟事宜。2015年1月26日，王天德、吴中元分别向杨国龙转款20万元作为合伙出资。王天德并与杨国龙协商一致，将其之前已另外支付给杨国龙的35万元作为合伙出资。2015年8月24日，王天德与杨国龙签订一份《股份协议》，约定：王天德、杨国龙、吴中元合伙加盟高铁速递（福建）集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经营快递业务，王天德出资55万元，占55%合伙份额，杨国龙出资25万元，占25%合伙份额，吴中元出资20万元，占20%合伙份额。吴中元没有在该《股份协议》上签名。再审期间，杨国龙提供了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蔡荣耀身份证、广东风雨兼程速递有限公司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复印件、广东风雨兼程速递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查询结果，《福建高铁速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个人账户信息清单，保证金收款凭证，南海分公司经营场所的押金单，出租房屋的地址及现状照片，出租房主的书面证明及与杨国龙的合照，南海分公司的负责人任职证明书，福建高铁速递南海分公司网点物资清单复印件等证据。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蔡荣耀身份证等证据的复印件均盖有“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原件，蔡荣耀身份证复印件并注明仅限于办理分公司营业执照使用。广东风雨兼程速递有限公司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盖有“广东风雨兼程速递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原件。广东风雨兼程速递有限公司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及广东风雨兼程速递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查询结果显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蔡荣耀，该公司被批准在东莞××××等地从事国内快递业务。王天德、吴中元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认为即使真实，因杨国龙有经营其他加盟分公司，不能证明相关资料用于佛山市南海区分公司。《福建高铁速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显示由王天德、杨国龙于2015年1月26日与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落款盖有“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的印章，合同记载王天德、杨国龙加盟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在佛山市南海区经营快递业务，合同期从2015年1月26日至2018年1月25日，合同缺少第13页内容，合同有提及到保证金及加盟费，但未见其具体金额的内容约定。杨国龙主张第13页因王天德及吴中元说要复印，后来弄丢了，第13页是关于加盟金及保证金的约定，保证金20万元，加盟金80万元。杨国龙据上述证据拟证明合伙体获得了在佛山市南海区开办分公司的材料及授权。王天德确认合同上其签名的真实性，并确认其看到过合同上约定加盟费80万元，保证金20万元，且加盟时间是一年，其认为应该是三年，还有其他内容其有异议并在第13页作出修改，要求杨国龙到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更正。吴中元则表示其没有看过合同，不确认合同的真实性，但确认共同出资额为100万元，不清楚具体的加盟费和保证金数额。个人账户信息清单显示杨国龙于2015年1月26日收到王天德、吴中元的各20万元后，向蔡荣耀转款40万元，杨国龙于2015年4月8日再向蔡荣耀转款412930元。保证金收款凭证以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具，盖有“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26日，内容为确认收到佛山市南海区杨国龙、王天德合同保证金20万元。杨国龙据上述两证据拟证明其已将合伙体的加盟保证金及加盟费支付了给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王天德、吴中元确认个人账户信息清单的真实性，但否认保证金收款凭证的真实性，认为杨国龙与蔡荣耀之间有众多经济往来，不能证明相关款项是交付南海分公司的相关款项，且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收取保证金是有专用的收据的。南海分公司经营场所的押金单、出租房屋的地址及现状照片、出租房主的书面证明及与杨国龙的合照等证据记载案外人麦细基于2015年1月29日收到王天德租赁房屋定金4500元，拟租赁房屋位于佛山市南海区，麦细基表示后因王天德放弃租赁及造成其租金损失，其没收定金。杨国龙据此拟证明王天德有租赁经营场所准备经营。王天德确认曾租赁相关房屋拟开展经营，并确认相关定金实由吴中元交付，其已按合伙份额比例向吴中元补偿了相应的款项。南海分公司的负责人任职证明书，以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名义出具，盖有“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内容为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任命王天德为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分公司负责人。杨国龙据此拟证明王天德是南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承担分公司的设立及运营事务。对该证据，王天德、吴中元均不确认其真实性。福建高铁速递南海分公司网点物资清单，清单上列明了一些办公经营设施及用材，杨国龙据此拟证明经营分公司需要向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购买单上的物资，费用共12930元，其向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支付了该物料费。王天德、吴中元均认为相关单据是杨国龙单方制作，不予确认。王天德在再审期间提供了一份以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名义出具的《高铁速递—加盟收据》作证，该收据是表格式的，记载的内容为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收到佛山禅城区加盟保证金30万元及加盟费100万元，盖有印章除有“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字样外，还有13位阿拉伯数字的编码。王天德主张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收费有专用收据，其印章亦有相关编码，杨国龙提供的证据中，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的印章均没有相关编码，相关证据是不真实的。杨国龙确认该收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凭该收据不能否认其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其之前与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的交往中，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使用的印章都没有相关编码，无编码的印章才是真实的，即使印章不真实，亦是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单方原因造成的。吴中元对王天德的该证据没有异议。再审诉讼期间，王天德表示曾听说吴中元与杨国龙协商退伙。杨国龙表示没有同意吴中元退伙，不同意解除合伙协议，王天德、吴中元则表示同意解除。杨国龙并表示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现没有正常经营。再审诉讼中，本院去函福建高铁速递有限公司调查核实该公司是否有与杨国龙签订加盟合同及是否有收到杨国龙支付的南海分公司加盟保证金、加盟费及物料费，但邮政快递反馈该公司的登记经营地址已不存在该公司，未能成功调查核实。另查明，2017年8月，吴中元以杨国龙、王天德为被告另案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三人间的合伙关系，相关诉状于2017年9月5日最后送达杨国龙、王天德。后吴中元于2017年12月变更诉求为要求确认其与杨国龙、王天德的合伙关系于2015年6、7月已解除，相关变更诉求申请书于2017年12月12日送达杨国龙、王天德。本案再审期间，于2017年11月24日向吴中元成功送达王天德的诉状等应诉材料。本院再审认为，王天德、吴中元与杨国龙先口头达成合伙协议经营南海分公司，后王天德、吴中元分别按口头协议向杨国龙交付合伙出资款，又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南海分公司经营场所的押金单收据等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三人曾租赁经营场所拟开展合伙经营业务，上述种种事实，可以认定三人已就合伙达成一致协议，合伙体已经成立并开始对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是合伙体开展经营的表现。吴中元没有在《股份协议》上签名，不影响合伙关系的成立。王天德以杨国龙没有取得特许经营权、合伙组织未领取相关营业执照、未开展快递业务为由，认为合伙体未正式成立，属其错误理解，本院不予采纳。现王天德要求解除《股份协议》，实际上是要求退伙或散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股份协议》未对退伙事宜作出约定，也无证据证明三方另有书面协议对此作出约定，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王天德及吴中元要求退伙,应准许，但应在通知其他全体合伙人后才生效。本案在没有证据证明吴中元早已退伙的情况下，王天德的诉求在原审时未通知合伙人吴中元，不能认为在其退伙、散伙的主张在原审送达诉状给杨国龙时成就。在吴中元起诉的另案均成功向杨国龙、王天德送达诉状，以及本案再审期间于2017年11月24日将王天德的诉状成功送达吴中元后，全体合伙人均得知王天德及吴中元要求退伙的主张，应认定王天德及吴中元的退伙主张此时生效，合伙体只剩杨国龙一人，已经丧失了合伙基础，故应认定为三方散伙，合伙终止。原审对于散伙时间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对于王天德要求杨国龙向其退还出资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故在合伙关系成立后，有关出资款已转化成合伙财产，现王天德要求退还出资款，实质上是要求分割合伙财产，其需要举证证明目前存在合伙财产可分割，但王天德对杨国龙提供的开支证据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尚不能证明目前存在合伙财产，可分割的财产尚需与原合伙体的债权债务人清算后方可确定，故王天德该诉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上述援引法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粤1972民初13337号判决；二、确认案涉于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于2017年11月24日解除；三、驳回王天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杨国龙其他再审请求。本案受理费9300元，由王天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国洪审 判 员  梁美华人民陪审员  严勇兵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书 记 员  陈玉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