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981民初740号原告:符春兰，1953年5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宗建，江苏正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逸，江苏正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振华，男，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东台市。第三人：赵观泽，男，196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东台市。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臧申秋，江苏天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银春，江苏天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符春兰与被告戴振华、第三人赵观泽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6月7日、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符春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宗建、被告戴振华及第三人赵观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臧申秋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符春兰在起诉时曾以江苏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新公司）为共同被告，后申请撤回对该公司的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符春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被告戴振华在东新公司的股权4.6%为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2003年1月，陈某、戴振华、盛文玉、赵观泽、戴呈勇五人在宁波成立了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并与东台高新研究所合作，生产销售“四合氧化三钴”。2003年5月，因资金不足该公司引进徐建红、戚宝鸿为新股东，后于2003年12月又与东台高新研究所决定资产核算后合并成立东新公司，原告为东新公司股东。2004年5月4日，东新公司股东与被告戴振华签订协议，约定戴振华以其专利“四合氧化三钴制造方法”计算20%干股，由其享有收益权益，保证专利技术永久属于公司全体股东，股东还决定拿出4%的股权作为员工激励股由戴振华代持。2007年东新公司为拓展国际业务决定引进外资，考虑到与外商合资的自然人股东过多，经协商将徐建红的股权交戚宝鸿隐名代持，股东盛文玉、符春兰的股权交戴振华代持，股东戴呈勇的股权交赵观泽代持。2015年3月28日，东新公司召开内资实际投资人会议，确认原告交由戴振华代持的股权为3%，戴振华名下股权为33%，其中2.4%为代持的员工激励股，由于戴振华股权中20%为代持的专利技术干股，故戴振华代持的14.4%股权应为徐建红、盛文玉、赵观泽、戴呈勇、戚宝鸿所有。现原告不同意将该股权登记在戴振华名下，要求确认为原告所有，故诉至法院提出诉称之请求。被告戴振华、第三人赵观泽共同辩、述称，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和东台高新研究所并未实际清算注销，两者具有债权债务往来，原告在东新公司初始成立及其后的增资中均未实际出资到位，其未履行出资义务，又已进行了股权转让，故原告请求确认戴振华名下2.49%的股权归其所有没有依据，且其未经半数以上股东同意，不能成为公司股东，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东新公司实际投资人会议纪要、2004年5月4日协议书、2008年2月25日戴振华等三人出具的承诺书、出资转让协议书，2004年11月8日东新公司给原告等人的对账清单、2004年5月18日东新公司出具的三份股权证明、陈某的证人证言、2015年3月28日的实际投资人会议纪要、东新公司和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相关公司登记资料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出资情况登记表因系其单方制作、被告提交的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东台高新研究所之间汇款凭证及借据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1月，盛文玉、戴呈勇、赵观泽、戴振华与陈某五人共同发起设立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公司股权结构为戴振华不实际出资，以“四合氧化三钴制造方法”专利作为20%的干股，享有收益权，其余五人按出资比例分摊20%干股出资。该公司与戴振华的东台高新能源研究所有业务及借贷往来。2003年5月，该公司又吸收徐建红、戚宝鸿成为公司股东。2003年12月，两公司股东决定合并新设东新公司，陈某决定不再参与新公司经营，将股权转让，符春兰成为该公司股东。2004年4月，徐建红、戴振华、戚宝鸿、盛文玉、赵观泽、戴呈勇、符春兰作为共同发起人发起设立东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2004年5月4日，徐建红、戚宝鸿、盛文玉、赵观泽、戴呈勇、符春兰六名股东代表东新公司与戴振华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戴振华的“四合氧化三钴制造方法”专利以20%干股在公司拥有收益权益，专利方法授权公司使用，合作期内不得授权公司以外任何单位使用。庭审中原告陈述7名股东同时约定设立4%股权比例的员工激励股，由戴振华代持，上述24%的股金由除戴振华以外的六名股东实际出资。其后，七名股东以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东台高新能源研究所的原股权、债权等作为实际出资，其中符春兰出资额为32.8948万元，为分摊20%的干股及4%的员工激励股，符春兰登记出资额仅为25万元。东新公司成立时的公司章程载明，戴振华出资275万元，出资比例55%；徐建红、戚宝鸿、盛文玉、赵观泽、戴呈勇各出资40万元（实际出资52.6316万元），各人出资比例均为8%，符春兰出资25万元（实际出资32.8948万元），出资比例5%。东新公司于2004年5月17日向七名股东出具了收到各自投资款的收款收据，并由东台华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2004年5月18日，东新公司领取营业执照，并向各股东颁发了股权证书。2008年，东新公司计划与韩资企业合资引进外资，因韩资企业提出东新公司自然人股东过多，经七名股东协商，决定将徐建红、盛文玉、戴呈勇、符春兰的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其他三名股东，变为隐名持股。为此形成2008年2月25日股东会决议，决定将盛文玉出资额40万元、符春兰出资额25万元，转让戴振华，将戴呈勇出资额40万元转让赵观泽，将徐建红出资额40万元转让戚宝鸿，并修改公司章程。同时，由七名股东共同出具承诺书，承诺2008年2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系与韩国合资办理工商手续的需要，不作实质股份变动，待以后股本变动时再恢复原股份比例。戴振华、赵观泽、戚宝鸿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金，原告也未再直接以本人名义参与公司经营或参加分红。2008年3月3日，东新公司将工商登记变更为戴振华出资340万元，占68%；赵观泽、戚宝鸿各出资80万元，各占16%。2008年3月17日，东新公司办理增资登记，注册资本增加为972万元，戴振华出资660.96万元，占68%；赵观泽、戚宝鸿各出资155.52万元，各占16%。此后，韩资企业入股，2008年4月15日变更工商登记为注册资本400万美元，公司章程载明出资比例为戴振华出资163.2万美元，占40.8%；赵观泽、戚宝鸿各出资38.4万美元，各占9.6%；株式会社L＆F出资130万美元，占32.5%；光星电子株式会社出资30万美元，占7.5%。新章程同时载明，任何一方转让其出资额，除合资合同另有规定以外，都须经合营他方同意，一方转让时，他方有优先购买权。2011年6月，东台市钴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认购韩资企业株式会社L＆F130万元中的60万元的出资额，股权占15%。2015年3月28日，东新公司的中方登记股东及隐名股东戴振华、赵观泽、戚宝鸿、盛文玉、戴呈勇、符春兰、徐建红、东台市钴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代表人戴正乾，为确认各投资人的权利义务，召开实际投资人会议确认各实际投资人在公司的股权比例。其中，戴振华33%、赵观泽、戚宝鸿、盛文玉、戴呈勇各4.8%，符春兰3%，戴正乾15%，其他股东25%，且注明戴振华代持2.4%，并形成会议纪要，纪要中载明各参加会议人员对各实际投资人的实际股权比例确认无误，且确认所有投资人的投资均已实际出资到位，各投资人同意按确认的比例在公司中拥有所有权和分配权，公司分红或分配时按实际股权比例拥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参会人员均在纪要上签名，其中，戴正乾签字时注明了对自己的15%确认，戴振华签字时注明对代持2.4%保留异议，确认33%的股权比例。审理中，原告主张合并成立东新公司时，经全体股东协商，确定东台高新能源研究所资产以评估价2039472元入股，因该研究所有部分设备是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出资购买，故确定以其中155万元折算为戴振华的出资款，其余48.9472万元由其他六名股东按工商登记的出资比例8%和5%分享，作为资产出资。据此，徐建红及赵观泽、戚宝鸿、盛文玉、戴呈勇五人以原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股金及债权出资52.6316万元，以东台高新能源研究所的资产出资8.7017万元，合计61.3333万元，工商登记股金40万元，每人多出21.3333万元，计106.6665万元；符春兰以原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股金及债权出资32.8948万元，以东台高新能源研究所的资产出资5.4387万元，合计38.3335万元，工商登记股金25万元，多出13.3335万元，六名股东合计多支付120万元，占注册资本500万元的24%,就是承担的20%的专利干股和4%的员工激励股，但原告未能对七名股东协商将48.9472万元由其他六名股东分享的事实进行举证。原告陈述，东新公司成立后的两次增资，各股东及实际投资人均未实际缴纳出资，对此，戴振华认为原告未实际增资，但其与戚宝鸿、赵观泽三名登记股东履行了出资了义务。被告戴振华主张，2004年5月4日协议中约定的其“四合氧化三钴制造方法”专利以20%干股在公司拥有收益权益是指在公司总利润中先行扣除20%归自己，其余作为股东可分配利润，但未能举证证明。证人陈某到庭证明，东新公司成立时因其另有投资项目，将其持有的35%的原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中26%转让给戴振华，各股东决定保持戴振华原有的20%干股不变，由其享有收益权，并设立4%的员工激励股由戴振华代持，20%干股及4%的员工激励股出资由其余股东按比例承担。另除本案原告外，其他被代持的实际投资人戚宝鸿、盛文玉、戴呈勇、徐建红亦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原告作为东新公司的原发起人及股东为公司发展将持有的股份转由他人代持，从而不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但仍按约定享有相应投资者权益，承担公司盈亏风险，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可以向名义股东主张投资权益和请求变更公司登记但限于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本案中原告要求确认名义股东代持的比例和投资者权益，徐建红、盛文玉、戴呈勇、符春兰与戴振华、戚宝鸿、赵观泽为引进新股东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签约股东内部具有约束力，原告依据代持协议主张被代持的比例和投资权益，应予支持。本案中，对于戴振华代持的3%的股权有2008年2月25日戴振华等三人出具的承诺书、2015年3月28日的实际投资人会议纪要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的股权和4%的股权。20%（增资后为12%）的股权，有七名股东共同签订的2004年5月4日协议书为证，且与证人陈某的证言相印证，陈某系原宁波腾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大股东，参与了合并成立东新公司的前期协商，且未参股新公司，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言具有较高证明效力，且其证言与书证相印证，应予采信。对于4%（增资后为2.4%）的股权，在2015年3月28日实际投资人会议纪要中有明确记载，虽戴振华在签字时表示保留意见，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且该证据与陈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应予认定。原告在审理中陈述了东新公司的股权结构及资金来源，其关于24%股金的来源虽未有直接书面协议证明，但根据东新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股金证明等证据，结合六名股东的实际出资确实高于公司章程记载的份额，由此亦可佐证原告主张。据此,戴振华名下的12%股权中原告出资股权为1.3333%，戴振华名下2.4%股权中原告出资股权为0.2667%,戴振华名下原告出资股权合计为4.6%（3%+1.3333%+0.2667%）。至于戴振华主张的原告出资不足以及未实际履行增资义务问题，对戴振华代持的股权部分原告有无实际出资,属于名义股东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现股权比例在东新公司已登记在戴振华名下,原告作为投资人即有权向戴振华主张投资者权益。综上，原告请求确认戴振华名下4.6%的股权实际出资人为原告，但徐建红、盛文玉、戴呈勇、符春兰、戚宝鸿、赵观泽已与戴振华约定，由戴振华对12%的股权享有收益权，故原告无权对1.3333%股权主张投资者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登记在被告戴振华名下的江苏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6%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原告符春兰，原告符春兰对其中3.2667%股权享有股权权益。案件受理费1796元，由被告戴振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于 俊审 判 员  于志丽人民陪审员  徐宏珠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桑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