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8民初2965号原告：张玉森被告：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地址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组织机构代码：K0037003-1。负责人刘玉洪，职务村委会主任。原告张玉森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街村委会”）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赵彩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玉森、被告三街村委会负责人刘玉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的协议约定款项102500元及2018年1月至2月奖金15848元共计118348元，并按被告成员同等工资待遇给付原告自2018年5月以后的协议约定款项；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之前系被告所有并经营的老三街童鞋厂职工，工种为裁剪工。1982年在工作中受伤丧失四根手指，1983年8月3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由被告保证原告以后的生活，并由原告享受村委会干部待遇。2008年10月1日至2012年11月的工资静海法院已作出判决，且现已兑现。后经静海法院判决，2012年12月份至2016年3月份工资已经兑现。但经多次协商，被告拒绝继续给付各项福利和待遇，故原告再次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1、被告认为此前就此案作出的判决结果均为错误的。1983年协议第一条约定在有生产队的形式下享受同等劳力的经济收入，并注明原告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在改变生产队的形式下，享受街村干部的经济收入标准，此条款也包含第一条的内容，协议并没有说明款项数额，也没有关于享受终身的叙述。2、由于1983年协议不尽完善，原、被告于1998年订立新的协议以取代1983年协议。2008年之前原告一直在村委会工作，故原、被告此期间实行的是1998年协议，2008年后原告因患病不能上班，故停发工资，但以后的福利及老人补贴一直发放至2015年底。2016年后因村委会资金短缺，故停发所有的老人补贴，2012年村委会换届，原告即以村委会不为其安排工作为由持1983年协议提起诉讼。3、关于原、被告争议的1998年协议，因原告否认1998年协议，故被告申请就1998年协议中原告签字进行司法鉴定，鉴定过程中村委会对原告自行提供1994年农工商联合公司的收据样本为检材并不认可，原告亦对村委会提供的检材不认可，在此情况下做出的笔迹鉴定结果是不准确的，故被告要求重新进行笔迹鉴定。原告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2016）津0118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民终519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津民申494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法院就此案的先前判决是正确无误的。证据二、《静海镇三街第二季度财务公开》及《财务公开榜》各一份，证明村委会干部工资情况。证据三、《静海区离任村干部享受生活补贴情况公示》一份，证明时任村主任的宫学良任职到1997年4月。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不认可；对证据二不清楚；对证据三不认可。被告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1983年协议及1998年协议各一份、工资表三份、证明三份，均证明1998年协议属实。同时要求对1998年协议中原告签字重新鉴定，对1994年农工商联合公司收据三张的书写年限进行鉴定。见为。对1983对1983年协议无异议，1998年协议并非原告所签，对三份工资表及三份证明均不认可，工资表上签字并非原告所签。本院依原告申请，依法调取了2016年度及2017年度三街村委会干部工资发放表并当庭进行出示，原、被告就该发放表均无异议。结合原、被告举证质证及双方当庭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原告张玉森曾系静海县静海镇三街大队管理委员会所有并经营的老三街童鞋厂职工，当时工种为裁剪工，1982年7月在工作中受伤丧失四根手指，1983年8月3日原告与静海县静海镇三街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在1982年7月份社员张玉森同志在裁剪机车间工作，由于机器设备发生故障，致使张玉森同志因公致残，丧失右手四根手指，失去了劳动能力，大队为了保证张玉森一家的正常生活，体现集体的优越，特定协议如下：①在有生产大队这个集体形式下，张玉森享受同等劳力的经济收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②由于张玉森同志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大队保证口粮水平每天一斤，如家属愿意种一些自留地，吃粮标准不减。③凡属以后，大队领导改选，不论哪一任干部都要遵守此协议。④以后如体制改革，改变生产队形式，张玉森享受街村干部的经济收入标准。⑤在日常生活中，凡属需要大队出劳力帮助干的重活，自己不能承担的，大队给派人帮助解决。⑥此协议从盖章日起开始生效。⑦以后凡属有违反此协议的，由现任的支部给帮助解决并监督执行此协议。……”后体制改革，静海县静海镇三街大队管理委员会改制为静海县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后更名为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另查，2008年10月以前被告按月给付原告工资。自2008年10月，被告未再给付原告工资。原告曾就2008年10月至2012年9月期间的约定款项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12月28日作出判决，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3月1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2013）静民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自本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被告静海县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一次性支付原告张玉森2008年10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的协议约定款项20300元，2009年5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协议约定款项108800元，2012年1月1日到2012年11月30日的协议约定款项242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53300元整。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后被告不服再次提起上诉，2015年7月1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民四终字第0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被告就该民事判决书申请再审，2016年3月23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6）津民申4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的再审申请。”后原告就2012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约定款项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津0118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给付原告2012年12月至2016年3月的协议约定款项88000元，被告不服该判决结果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6）津01民终51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2016年度三街村委会在职村干部月平均工资实际发放每人2134.35元，2017年度三街村委会在职村干部月平均工资实际发放每人1589.58元。2018年度工资尚未发放。又查，原告曾对被告提供的1998年协议提起司法鉴定，经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结论为：“1998年10月1日《协议书》落款“乙方”处“张玉森”签名字迹不是张玉森所书写”，对此（2013）静民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四终字第056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津民申494号民事裁定书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张玉森与静海县静海镇三街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应承继静海县静海镇三街大队管理委员会义务，按协议约定履行，原、被告应遵照协议第④条执行。协议第④条约定事项明确了张玉森在有生之年享受村干部的经济收入标准。经审理，2016年度三街村委会在职村干部月平均工资实际发放每人2134.35元，2017年度三街村委会在职村干部月平均工资实际发放每人1589.58元，故原告2016年4月至12月工资为19209.15元（2134.35×9月），2017年工资为19074.96元（1589.58×12月），以上共计38284.11元。另因2018年及以后工资尚未实际发放，村委会各成员工资不尽相同且处于变化中，本院无法确定给付数额，原告权益如受损害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1月至2月的奖金15848元，因奖金系对劳动者提供的超额劳动所支付的报酬，原告并未实际为被告提供劳务，不能获得该项报酬，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奖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虽认为就本案作出的先前判决结果有误并要求重新对1998年协议中原告签字进行鉴定，但前述判决书、裁定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若当事人无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张玉森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协议约定款项38284.11元。二、驳回原告张玉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33元，由原告张玉森负担902元、由被告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三街村民委员会负担43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彩娟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丕岳书记员王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