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黔0522行初41号 原告余方秀，女，1963年10月3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 原告余芳琴，女，196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 原告余方琼，女，1971年10月28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 原告余芳菊，女，1973年5月13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 四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吉福（一般授权），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普底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大方县慈善街。 法定代表人陈萍，县长。 出庭负责人朱东权，贵州百里杜鹃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念（一般授权），大方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飞（一般授权），贵州百里杜鹃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法制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余永方，男，1976年9月29日出生，蒙古族，贵州省大方县人。 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不服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余永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于2018年2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余永方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吉福，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朱东权及委托代理人陈念、刘飞，第三人余永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998年，大方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余永方颁发了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承包户主余永方，承包人口3人，地址大方县普底乡庙角村白果组，承包面积3.03亩。 四原告诉称：四原告及第三人余永方系兄妹关系。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四原告与第三人余永方及父亲余洪书（已故）等十人以余洪书为户主承包了原大方县普底乡庙角村（现贵州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庙角村）的土地。后四原告相继出嫁,皆在出嫁的村未分得土地。1994年至1998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期间，普底乡庙角村委会将原以余洪书为户主承包经营管理的承包地分户变更为各以余永方、余方俊、余成方及余洪书为户主承包经营，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余永方颁发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0年，百里杜鹃花海文化城因建设需要征用了第三人余永方的承包地，四原告主张分割征地补偿款与第三人余永方发生纠纷。2014年4月5日，四原告为此以余成方等为被告向黔西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四原告撤回起诉，随后向贵州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以下简称鹏程管理区）提起土地确权申请，鹏程管理区作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处理决定》，该决定确认四原告对第三人等所承包的土地享有十分之一份额。现四原告认为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余永方的颁证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损害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余永方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四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四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册复印件，证明四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1、2017年10月19日鹏程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2、大方县普底乡庙脚村土地承包登记表，以上证据证明四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资格。 第三组证据：2017年10月20日鹏程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四份，证明四原告出嫁后，在嫁入的村，没有参与土地承包。 第四组证据：鹏程管理区的处理意见书（2017年3月23日出具）一份，证明四原告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资格。 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辩称：1、四原告请求撤销颁证行为起诉时已超过起诉期限，且本案不存在扣除或者延长起诉期限的情形，应依法裁定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余方琼、余芳琴出嫁后，已不是庙角村村集体组织成员，不能享有庙角村村集体的财产及利益；3、四原告主张的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被集体收回，目前涉案土地不在四原告外嫁时的承包期内，四原告请求分配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4、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承包户对其承包的土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其仅起到证明作用，不影响相对人利益，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与本案争议土地无利害关系，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5、被告对第三人余永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 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1、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4）黔县民初字第1033民事裁定书。2、庙脚村调解委员会调解材料。3、鹏程管理区处理意见书，以上证据证明四原告请求撤销颁证行为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第三组证据：庙脚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4份，证明余方秀、余芳菊现已不再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已余洪书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余方琼、余芳琴已不是庙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四组证据：1、庙脚村白果组1981年全组承包土地人口认定。2、大方县普底乡庙脚村土地承包登记表，以上证据证明被告颁证行为合法。 第三人余永方述称：1、第三人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依法取得；2、四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承包地登记在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综上，四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余永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 第二组证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证明该证系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依法颁发。 第三组证据：第三人户口本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家庭成员情况。 本院依法调取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余洪书及杨思敏户口注销证明两份及陈目英的死亡证明，证明余洪书、杨思敏及陈目英已故； 第二组证据：对四原告、第三人及普底乡庙角村村干部的询问笔录各一份。 经庭审质证，四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第一、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2、3项的合法性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对四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三组证据均无异议；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四原告与第三人余永方系同胞兄妹关系。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四原告与第三人余永方及余方俊、余成方、陈目英（已故）、杨思敏（已故）、余洪书（已故）十人以余洪书为户主共同承包了原大方县普底乡庙角村（现贵州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庙角村）的土地。1985年原告余方秀出嫁到本村，1989年原告余芳琴出嫁到普底乡箐门村，1990年原告余方琼出嫁到普底乡启化村，1993年余芳菊出嫁到本村。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期间，普底乡庙角村委会将原以余洪书为户主承包经营管理的承包地分户变更为各以余永方、余成方、余方俊及余洪书为户主承包经营。1998年，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为余永方、余方俊、余成方及余洪书各颁发了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以余永方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3人，分别为余永方、彭明琴、余小兵；以余方俊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6人，分别为余方俊、卢绍芬、余虎、余国艳、余国义、余艳，以余成方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4人，分别为余成方、万庭艳、余国雄、余杏；以余洪书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3人，分别为余洪书、杨思敏、陈目英。2010年百里杜鹃花海文化城因建设需要征用了余永方、余方俊、余成方及余洪书的部分承包土地，四原告因征地补偿款分配与余成方等发生纠纷，并知晓了本案涉案的颁证行为。后四原告于2014年要求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与余成方等发生纠纷并以余成方等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申请撤诉。四原告另向百里杜鹃鹏程管理区申请对余成方等的征地补偿款进行分配，2017年3月23日，鹏程管理区作出了《处理意见书》，意见为四原告依法享有与余洪书、杨思敏、陈目英、余方俊、余成方、余永方同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家庭共同承包的土地收益应按照相应的份额（十分之一）进行分配，该《处理意见书》原告及第三人均未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2018年2月6日，四原告认为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的涉诉颁证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损害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余永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四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四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一、关于四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0年实施，是针对旧行政诉讼法颁布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2014年行政诉讼法作了修订，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一律在六个月内提起诉讼，并没有规定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可以超过六个月提起诉讼。在旧的司法解释与新修订的法律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当适用新修订的法律的规定。因此，本院审查本案起诉期限问题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另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并于2018年2月8日起施行。关于起诉期限，该《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该款将未告知起诉期限情况下的起诉期限延长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一年内。从最有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角度，本院审查起诉期限问题适用该《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此外，《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中，因百里杜鹃花海文化城建设需要，于2010年征用了余永方、余方俊、余成方及余洪书的部分承包土地，四原告因征地补偿款分配与余成方等发生纠纷，并于2010年知晓了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四原告即便不知道起诉期限，根据《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其于2018年2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扣除或者延长起诉期限的情形。 二、关于四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2001年5月8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规定：“要解决好出嫁妇女的土地承包问题。根据传统习俗，妇女出嫁后一般都在婆家生产和生活。因此，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妇女嫁入方所在村要优先解决其土地承包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出嫁妇女娘家所在村不得强行收回其原籍承包地。对于在开展延包工作之前嫁入的妇女，当地在开展延包时应分给嫁入妇女承包地。对于妇女嫁入时已经完成延包工作的，如当地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办法，应在‘小调整’时统筹解决；如当地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则出嫁妇女原籍的承包土地应予以保留。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要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有女无儿、儿子没有赡养能力或者女儿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家庭，男到女家生产和生活的，应享受同等村民待遇。”。故出嫁妇女原籍的承包土地予以保留只是针对土地延包后出嫁的特定情况。本案中，原告余方秀于1985出嫁到本村，原告余芳琴于1989年出嫁到普底乡箐门村，原告余方琼于1990年出嫁到普底乡启化村，余芳菊于1993年出嫁到本村。四原告已非余洪书户成员。并且贵州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始于1998年，四原告在开展延包工作之前外嫁，不存在对其原承包土地予以保留的问题。故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余永方作出的颁证行为，与四原告并无利害关系，四原告无权对该涉案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之规定，对四原告的起诉，应当依法裁定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余方秀、余芳琴、余方琼、余芳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燃 人民陪审员  李学伍 人民陪审员  肖明忠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