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2002民初1200号 原告:王少丰，男，1960年11月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四川法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振越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车城大道三段139号。 诉讼代表人：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海军，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万祥，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少丰与被告四川振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振越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立案受理，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川2002民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被告四川振越公司不服，依法向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6）川20民终1302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不清。故裁定：“一、撤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2002民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遂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少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与被告四川振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海军、任万祥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6月12日，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少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限期向原告清偿保证债务2,00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3月16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0年-2014年9月期间，原告共计向浙江振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振越公司）借款本金3,098万元，2015年3月16日，原告与浙江振越公司对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最终确定浙江振越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息共计3,000万元。原告向法院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金额与本案并非一一对应，只是证明原告借款给浙江振越公司的事实。浙江振越公司因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原告借款，浙江振越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提出用被告四川振越公司的土地（位于资阳市三贤文化公园右岸一号路四海国际东侧六号地块，以下简称六号地块）搞开发，用开发的收益抵偿原告及浙江振越公司其他债权人借款。原告和浙江振越公司其他债权人与何某一起对被告公司待开发的六号地块作了估价，都认同六号地块楼面价值约为1.9个亿，当时原告和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金额合计约1.49亿，并形成了一份《出借人资金汇总表》。因原告对浙江振越公司享有3,000万元债权，原告只愿意拿2,000万元的债权用于该地块开发，另外1,000万元由被告另行向原告出具了单独的借款合同。于是被告与浙江振越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债权认定书》，确认：“截止本认定书签订之日止，浙江振越公司共计欠原告借款本息2,000万元。终止该公司的履行之责，债务转入被告公司，由被告提供土地，原告和浙江振越其他债权人提供资金开发，通过开发收益实现债权。”，同日，原告及浙江振越其他债权人作为一方与被告、浙江振越公司共同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对土地开发事宜做了约定，同时，考虑到该地块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不易实现，三方又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提供六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该债务作抵押担保。被告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债务最后偿还期为2015年9月30日”。由于被告股东系浙江振越公司和徐君，徐君占25%股份，如果徐君不同意，那么六号地块开发的收益也不会全部用于抵偿债权，浙江振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称其出面与徐君协商，2015年5月29日，浙江振越公司、何某、徐君达成了三方《协议》，徐君同意将其在六号地块中享有的25%份额转让给浙江振越公司及何某，以便原告等债权人对该地块开发偿债。由于六号地块的股东都已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用该地块开发偿债，浙江振越的其他债权人又加入了一批，债权金额总计为3,788万元，并形成了另一份《出借人资金汇总表》，两批债权人的债权加在一起基本达到了1.9亿，同债权人与何某对六号地块开发后的楼面价值预估相当。为开发该地块，原告及其他债权人还出资255万余元用于办理六号地块土地使用权证，但至今被告未取得六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未完成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浙江振越公司也未清偿债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请求支持原告全部诉请。 被告四川振越置业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的连带担保关系并不成立。原告与被告当时的实际控制人何某签订的协议以及由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一系列证据均系虚假、伪造的，原告与浙江振越公司之间的借贷早已由浙江振越公司通过浙江振越公司及其他个人全部偿还，通过资阳经侦调取的何某账册显示，王少丰的妻子王丽芬至少已经收到还款1287.934万元，同时，诸暨市检察院的起诉书认定已向王少丰支付本金2,091万元，利息1,821万元，由于诸暨侦查机关、控诉机关在刑事案件中权利更大，且在诸暨当地更了解情况，更容易调查取证，较资阳经侦能调取更多证据，故诸暨检察院起诉书认定的王少丰本金、利息金额较资阳经侦调取的更全面、客观，虽诸暨市检察院撤回了原起诉书对该部分的指控，但所依据的账目还是客观存在的，应认定浙江振越公司已经偿还完原告借款；2、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对于股东对外担保必须经其他股东同意方生效，本案无股东会决议，所以涉及被告担保内容的协议并未生效；同时，庭审中，王少丰陈述“徐君的股份为25%，当时要求徐君将其股份所占地块一并抵押，徐君不同意，我们地块也没有办法开发”，证明王少丰是明知被告的股东构成情形，明知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其并不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其与何某是恶意串通，应认定《抵押借款合同》无效；3、2015年5月29日之前，被告公司的公章一直被浙江振越公司侵占，2015年5月29日被告与浙江振越公司对公章进行了交接，并作了记号区分，公章中五角星朝“四”字那只角有刮痕的是交接后的公章印模，2015年3月16日的《借款合同》、《借款抵押合同》所盖的公章是交接后的公章，结合何某2015年7月27日盗走被告公章，可以认定《借款抵押合同》、《借款合同》是2015男7月27日公章被盗后盖的，上述合同是王少丰与何某恶意串通倒签形成的，并不是被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4、原告在原审一审、二审及本案第一次庭前证据交换时均陈述2,000万的借款本金是1,327万,利息671.30万，1,000万的借款本金是600万元，利息400万元，但在2018年4月17日庭审时又陈述1,000万元和2,000万元本息不可分，其所举转款凭证只是针对3,000万元总债务，并不是一一对应，只是选取了相应数额的凭证证明借款实际发生，本金和利息具体分不清楚。既然原告自己分不清本金、利息，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应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债权认定书》、《债务重组协议》、《借款抵押合同》。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均有异议，《债权认定书》没有债权人签字，且盖章时间是何某保管公章期间，不能代表被告意志；《债务重组协议》第七条第一款也约定项目如果做不了，也是浙江振越公司承担责任，而不是被告承担责任，重组协议实际免除了被告的责任与借款抵押合同是矛盾的；同时，《借款抵押合同》无债权人乙方签字，但又约定三方签章之日起生效，因此，即便是真实的也是没有生效的，《债权认定书》、《债务重组协议》、《借款抵押合同》是同一天签订的，相互之间内容有矛盾，都有倒签的嫌疑，都有虚假之处。本院认为，《债权认定书》、《债务重组协议》、《借款抵押合同》均有原件核对，且与本案有关联性，同时，被告并未举证证明上述证据加盖四川振越公司的印章系虚假的，因此，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2.三方《协议》，被告质证认为该协议有附件三份，原告并未提交完整的协议，不能证明股东徐君同意被告抵押担保原告的债权，更不能证明同意连带保证该债权。本院认为，三方《协议》明确约定了附件三份，其中附件一：债务担保清单、附件二：为资产抵偿清单，附件三：公司拍卖地块四、六规划用地红线图，但原告仅提交了协议，并未提交附件，该份协议不完整，不符合证据基本要求，本院不予确认； 3.九份银行转款回单及一份个人账户明细、银行本票申请书、进账单、一份银行流水，共计十一份转款记录，被告质证认为九份转款均系转给何某或诸暨佳邦建材公司账户，不能证明借款人是浙江振越公司，转账金额没有3,000万元，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银行个人账户明细、银行本票申请书及进账单，被告质证认为个人账户明细取现600万元，看不出取现人的账户名，不能证明是原告或其妻子取现600万元借给了浙江振越公司，银行本票及银行进账单均显示是何俐青转款给何某，转款用途是往来款，不能证明是原告借钱给浙江振越公司。本院认为，王少丰所举十一份转款凭证金额合计2,577万元，其中2012年9月14日转给何某的550万看不出转款人，也无法认定是借款；2013年4月19日上海浦东银行杭州求是支行转款凭证100万元是复印件，且未显示转款人和收款人信息，无法确认真实性；2015年1月24日工商银行杭州国际花园支行银行流水30万是复印件，无法确认收款人信息，该复印件上手写“……还有20万是现金……”字样，无法确定是谁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余转款凭证中，王少丰妻子王丽芬向何某账户转款合计347万元，王丽芬转入佳邦建材公司580万元，王少丰转入何某账户250万元，钱峰向何某账户转款100万元，王丽芬取现的600万元与本票涉及的何俐青付给何某600万元是否是同一笔款项无法确认，且本票600万元款项用途注明的是往来款，也不能证明是浙江振越公司的借款。上述凭证显示收款人均不是浙江振越公司，只能认定王少丰与何某及其他公司有资金往来，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进入浙江振越公司账户为公司使用。同时，原告提交证据也显示部分款项是往来款，不能证明是浙江振越公司借款。原告也当庭陈述，上述转款凭证仅是原告向浙江振越公司划转的部分借款凭证，并非全部转款凭证，其主张的借款金额本身不是一一对应，而是与浙江振越公司经结算后，双方认可的本息合计，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 4.变更起诉决定书，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变更起诉决定书》上认定的徐迪芳本金为130万，本息177.79万元，何光夫认定的本金360万元，本息472万元，但本案《出借人资金汇总表》中认定的徐迪芳借款金额为600万元，何光夫1,500万元，说明原告、徐迪芳等债权认定是虚假的。本院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予以确认； 5.委托书，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交的委托书与被告留存委托书相比，备注了收回时间，说明收回的时间是后补的，不能证明王少丰仅在2016年2月19日-2016年3月8日期间持有被告公章。本院认为，被告对委托书真实性并无异议，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6.何俐青、何某书面证明，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何俐青、何某出具的书面证明拟证明原告汇入诸暨佳邦建材公司的现金，实际由浙江振越公司支用，但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确认； 7.证人何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何某是浙江振越公司和四川振越公司股东，也曾是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浙江振越公司与王少丰等债权人的债务有工程款也有借款，都是从08、09年开始。借款都是通过何某、何俐青、何某儿子等个人账户以及由浙江振越公司实际控制的佳邦建材公司、诸暨振越大酒店等公司账户走账。何俐青是何某老婆的妹妹，也是浙江振越公司财务人员。借款有一些用于了四川振越公司，但具体是哪一笔用的没有办法区分。向王少丰的借款也偿还过利息，具体偿还了多少记不清了，证人提交的《历次利息结算明细》有记载。2015年3月，与王少丰等债权人就债务问题进行协商，决定用资阳的土地提供给债权人开发，抵偿债权，当时签了两个协议，一个是《债务重组协议》用于搞开发，土地价值也是按楼面价协商确定的，另一个是《借款抵押合同》，当时土地证没有拿到，债权人的借条也被收走了，为了保障债权人利益，就签了《借款抵押合同》。债务总金额在3月就确定下来了，但需要经另一个股东徐君同意，因为四川振越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徐君后来也同意用土地抵押担保还债，浙江振越公司、四川振越公司和徐君签了三方协议，就没有再开股东会，没有做股东决议。徐君同意后6月份就将出借人名单确定下来了。与王少丰的债权总额3千万，本金多少记不清，分成了两笔，一笔两千万用于开发偿债，一笔一千万要还他，但是还不出来。证人与王少丰除了三千万借款，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王丽芬是王少丰妻子，王丽芬收的通过何俐青账户的钱都是代表王少丰收取的浙江振越公司的钱。四川振越公司有2枚公章均在证人处，四川振越破产重整期间，证人认为没必要交公章，仍未交出公章，但公章是否做过记号证人称不清楚，2016年2月19日，证人将公章给过王少丰，大概十多天，具体多少天记不清了。被告当庭向证人出示的资阳经侦大队调取的转账材料，证人不清楚”。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本息金额与事实严重不符；徐君作为四川振越公司股东没有同意本案所涉借款四川振越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王丽芬作为王少丰就本案争议的借款的实际付款人，王丽芬与浙江振越公司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王丽芬收取的何俐青等款项实际为王少丰收取的浙江振越款项。本院认为，何某曾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且本案所涉借款及《借款抵押合同》等均系其签订，其证言经被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证人陈述其亲历的事实不清楚的证言部分，本院不予确认；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四川振越公司公司章程，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章程仅对公司内部股东有约束力，对原告没有效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公司章程效力对股东有约束力，对原告并无当然的约束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9.《关于未经股东授权而刻制公章和印鉴的说明》和《关于未经股东授权而开设银行账户的说明》，原告质证认为私刻的公章并非这枚公章，与本案的公章不是一枚公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私刻公章与本案协议等加盖的公章并非一枚公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10.2013年12月11日浙江振越公司领取公章说明及2015年5月29日公章交接手续，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只是股东之间内部对印章管理的争议，何某当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占有、使用公章能够代表四川振越公司的意志。本院认为，经原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11.2015年5月7日会议纪要、2015年5月13日借条、2015年5月13日工商银行流水，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王少丰知道四川振越公司内部股东的争执，也不能证明3月16日的合同是倒签的。本院认为，会议纪要以及借条、银行流水的内容主要是王少丰等债权人与何某协商六号地块土地出让金由王少丰等筹集事宜，确认参与重组的债权人利息计算事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12.2015年7月27日接（处）警登记表、收条、雁江区人民法院（2015）雁江民初第3563号民事判决书、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资民保字第58号民事裁定书、2016年2月19日委托书，原告质证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王少丰与何某恶意串通倒签合同及修改公司章程，也不能证明王少丰与何某恶意串通侵占被告资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经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13.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涉及王少丰的事项已由变更起诉决定书纠正，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起诉书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14.账簿及汇总表复印件，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浙江振越公司已偿还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也未提供证据来源，本院不予确认。 结合本院认定的证据材料及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何某曾同时系浙江振越公司、被告四川振越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2015年因其个人及其经营的关联公司与王少丰之间有资金往来，遂于2015年3月16日向王少丰出具《债权认定书》，载明：“王少丰在本公司所出借的资金到本认定书签订之日止，本金加利息合计总额为本息2,000万元，终止该公司的履行之责，转入被告公司六号地块作抵押开发项目。以债务重组规定协议上的条款办理为准”。加盖了浙江振越公司、被告四川振越公司公章。 同日，浙江振越公司、四川振越公司、王少丰等18人分别作为甲、乙、丙三方签订《债务重组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王少丰等18名债权人的债权通过开发四川振越公司所有的位于资阳市四海国际东侧六号地块，用开发所获得的收益或开发的商品房折算实现债权。 2015年3月16日，何某代表浙江振越公司、四川振越公司分别作为甲方、丙方与作为乙方的债权人王少丰等18人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一、浙江振越公司、四川振越公司共同确认，截止2015年3月16日，浙江振越公司向王少丰等18人的借款本息总额为18718.9万元，每人的借款额详见附件：出借人资金汇总表。2015年3月16日起至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办理完毕之日的利息按月息1%计算。二、四川振越公司为上列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三、四川振越公司提供位于资阳市三贤文化公园右岸一号路四海国际东侧六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该借款作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乙方按本合同第五条代丙方垫付的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四、由于六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在本合同签订时尚未办理完毕，……待丙方取得六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后，……尽快会同乙方共同到国土局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手续。……六、款项最后偿还期为2015年9月30日……。附件《出借人资金汇总表》两份，载明欠各债权人债权金额，一份签证日期为2015.3.16和2015.3.17，合计金额为14,930.79万元，包含了王少丰的2,000万元债权。一份签证日期为2015.6.15，合计金额为3,788.11万元。两份《出借人资金汇总表》均加盖了浙江振越公司及四川振越公司公章。上述拟抵押担保债权的土地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2013年12月11日-2015年5月29日，四川振越公司公章一直由浙江振越公司、何某持有。2015年5月29日，13时30分，浙江振越公司与四川振越公司办理了四川振越公司公章交接手续，交接后的公章对四川振越公司公章“四”字对应的五角星的角用刀刮模糊了，并对交接前后的公章都留了印模。2015年7月27日四川振越公司公章再次被何某持有。2016年2月19日，何某以四川振越公司名义向王少丰出具《委托书》，委托王少丰保管四川振越公章，委托保管期限为一年。2016年3月8日，何某收回四川振越公司公章持有至今。 2015年10月16日，四川振越公司股东徐君起诉四川振越公司请求撤销2015年8月20日股东会决议，该案经由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5）雁江民初字第3563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四川振越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会会议作出的修改章程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四川振越公司在2015年8月20日股东会由浙江振越公司提出的对四川振越公司章程修正案未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因此，2015年8月20日所作的《股东会会议决议》违反章程规定，徐君主张撤销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2016年1月28日浙江振越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原告未向浙江振越公司管理人申报本案所涉债权。2016年3月16日原告起诉来院。 2017年1月17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诸检刑诉（2017）77号《起诉书》，载明“被告单位浙江振越公司、被告人何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依法审查查明：……77.另查明：（1）2010年10月13日起，被告单位浙江振越公司向王少丰借款共计3098万元，月息1.5%，共支付利息1821万余元，归还本金2091万余元。”2017年7月13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诸检刑变诉（2017）6号《变更起诉决定书》载明“被告人何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现根据查明的事实对诸检刑诉（2017）77号起诉书作如下变更：1.撤回起诉书指控的第49节、第77节第（1）小节、第77节第（19）小节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四川振越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关键在于其担保的主债权是否真实、有效。原告依据《借款抵押合同》第二条主张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实际是主张被告承担保证合同责任。保证合同是从合同，是基于主合同成立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债权真实、有效，本案所涉主合同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但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等均不能证明款项转入了浙江振越公司，也不能证明转款性质属于浙江振越公司的借款，因此，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向浙江振越公司交付过借款。在原审一审及本次庭前证据交换时，原告均陈述其2,000万元是由其提交的九份转款凭证和银行流水明细组成，庭审中，原告陈述2,000万元是基于其持续向浙江振越公司借款本息的结算，其提交的转账凭证金额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其主张的债权金额，借款期间收到过浙江振越公司的还款，但其分不清楚本金、利息。原告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案件基本事实（即主债权形成）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按照其在本次庭审中的陈述，原告将其分不清楚的本息作为本金，同时以此为基数主张利息，其主张的主债权明显超出了其实际出借的本金，原告主张的主债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而不能认定被告四川振越公司担保债权的数额，如仅凭《债权认定书》确认担保主债权数额，对被告四川振越公司显失公平，也违背了诚信原则。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故原告王少丰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少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900元，由原告王少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 静 审 判 员  向 杰 人民陪审员  杨柳芳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宋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