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02民初3262号原告：杨某，女，197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告：朱贤明，男，193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告：朱美云，女，199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告：朱祖训，男，200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告：朱某1，女，200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告：朱某2，男，200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原告朱祖训、朱某1、朱某2的法定代理人杨某（本案原告），系朱祖训、朱某1、朱某2之母。原告杨某、朱贤明、朱美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青松（特别授权），系贵州时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夏永华，男，197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被告：王国松，男，1981年3月3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被告：阮友贵，男，198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告阮友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界（均为一般授权代理）,系毕节市七星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杨某、朱贤明、朱美云、朱祖训、朱某1、朱某2与被告夏永华、王国松、阮友贵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朱美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青松，被告夏永华、王国松、阮友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朱贤明、朱美云、朱祖训、朱某1、朱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692819.00元（庭审中变更为726324.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7月20日，被告阮友贵将其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的建房工程发包给夏永华。2018年8月28日，被告夏永华又找到被告王国松参与管理该工程。2018年12月20日，原告杨某的丈夫朱珍红在做工时，因被告提供的架子崩塌，导致朱珍红从架子上掉下摔伤，经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无效后，于2019年1月3日死亡。因原告的赔偿事宜与被告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处理。被告夏永华辩称：2018年7月20日，经朋友介绍，我和阮友贵达成建房协议，后来我把木工转包给王国松。我们修建的房屋是三层楼房，事发时我不在工地。我知道后就把朱珍红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我们已经给了死者家属10万元安葬费。我们是帮阮友贵打工的，我认为阮友贵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被告王国松辩称：我是2018年8月进入工地，从夏永华那里分了木工活路。死者朱珍红是我联系来做工的。我们修建的房屋是三层楼房，事发时我在工地，但没在事故现场，朱珍红摔下了时没有戴安全帽。出事后，我们把朱珍红送到医院，后来我和夏永华出了10万元作为死者的安葬费。被告阮友贵辩称：朱珍红的死亡与我没有关系，我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我的建房工程是包工不包料承包给夏永华的，我们建房合同第六条约定了施工期间一切安全事故由承包方负责。我与夏永华是承揽关系，故我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我与夏永华签订修建合同后，夏永华把木工工程转包给王国松，死者朱珍红是王国松喊来做工的，朱珍红死亡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夏永华、王国松承担。我与朱珍红未签订合同，不是合同相对人，也不是直接侵权人，所以我不承担责任。另外，死者朱珍红的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我要修建的房屋是三层楼房。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举证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证据，即原、被告提交的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结婚证、户口注销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对原告提交的七星关区阴底乡对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赡养证明），只能证实各扶养人的身份情况，不能证实各扶养人是否具有赡养能力；对房屋修建承包合同，能够证实被告阮友贵将房屋修建工程承包给被告夏永华的事实，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死亡协议，能够证实被告夏永华、王国松与死者朱珍红家属即原告杨某就丧葬费及医疗费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病危通知书、国发［2014］25号文件及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阴底乡对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告未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诸如居住证明、租房合同等材料予以佐证，故该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王国松提交的证明1张，实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故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20日，被告阮友贵将其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的建房工程（三层楼房）发包给夏永华。2018年8月，被告夏永华将该建房工程的木工活分包给被告王国松，后王国松找来朱珍红做工。2018年12月20日，朱珍红在做工时，不慎从施工架子上掉下摔伤，经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无效后，于2019年1月3日死亡。另查明：朱珍红与原告杨某共生育二子二女，即长子朱祖训，2001年10月14日出生；次子朱某2，2004年7月26日出生；长女朱美云，1998年11月25日出生；次女朱某1，2002年8月9日出生。朱珍红之父朱贤明，1936年5月25日出生。朱贤明夫妻共生育三子三女，即长子朱珍国、次子朱珍红（本案死者）、三子朱珍福、长女朱珍飞、次女朱珍飞（重名）、三女朱珍菊。本院认为：被告夏永华承建被告阮友贵的三层房屋，所承建的工程并非一般“铺砖、挖沟、零星土建”等小工程。该三层楼房亦不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被告阮友贵与被告夏永华之间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的法律关系，而非承揽关系。被告阮友贵应将其房屋建设工程交由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或工匠建设。被告王国松安排死者朱珍红在工地施工并支付工资，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夏永华、王国松、阮友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朱珍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施工过程中忽视了自身的安全注意义务，其亦存在一定过错，亦应承担一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所述，结合本案案情，综合分析原、被告的诉辩及其所提交的证据材料，酌定由朱珍红承担20%，被告夏永华、王国松、阮友贵连带承担80%的责任比例为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本院审查核实，原告在本次事故中受到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为9716.00×20＝194320.0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朱祖训抚养期间为9个月，朱某2为3年7个月，朱某1为1年7个月，朱贤明为5年，故本项计为9170.00×（1＋7÷12）＋9170.00×2÷2＋9170.00×（3＋5÷12）÷6＝28910.97元；3.精神抚慰金，为40000.00元；以上各项共计人民币263230.97元。该笔款项，由被告夏永华、王国松、阮友贵连带承担263230.97×80%＝210584.7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主张有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但未能提供相应病历材料予以证明，经本院释明后，其仍不能提交相关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有交通费，其亦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夏永华、王国松、阮友贵连带赔偿原告杨某、朱贤明、朱美云、朱祖训、朱某1、朱某2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10584.78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杨某、朱贤明、朱美云、朱祖训、朱某1、朱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532.00元，由原告杨某、朱贤明、朱美云、朱祖训、朱某1、朱某2承担人民币3928.00元，由被告夏永华、王国松、阮友贵负担人民币160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田应军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