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翁牛特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内0426民初4024号原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二组。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二组。负责人：杨青宝，系村民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龙，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国良，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广利，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委员会。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法定代表人：赵刚，系主任。原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二组（以下简称宝泉嘎查二组）与被告张国良、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宝泉嘎查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宝泉嘎查二组的负责人杨青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龙、被告张国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广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宝泉嘎查二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龙、被告张国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广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二被告于2006年12月26日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书》无效；2、要求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宝泉嘎查二组有土地1000余亩，有自然水面184亩。2006年12月26日，宝泉嘎查委员会原嘎查达房永生在没有召集二组村民开会，也没有经过二组三分之二村民同意的情况下，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擅自越权将属于二组全体村民所有的109亩自然水面承包给被告张国良经营。2006年12月26日，张国良承包二组109亩水面时，张国良的亲弟弟张国才是二组组长，宝泉嘎查嘎查达房永生和张国才是连襟关系，张国良、张国才、房永生之间恶意串通，不经二组村民同意就将二组的109亩水面承包给张国良经营，有鱼池承包合同书为证，承包期限为30年，即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36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每年每亩承包费8元，年总计金额为800元，承包期内累计承包金额为24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张国良开始经营109亩水面，二组村民得知张国良作为外组村民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从宝泉嘎查嘎查达房永生手中承包了属于二组的涉案109亩水面之后，就开始到苏木和政府上访，但此事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2017年春季，原告见案外人彭某和刘子龙在耕种属于二组村民的73亩土地，二组村民便出面阻止。后彭某和刘子龙将宝泉嘎查二组的9名村民起诉至贵院，张明等9人接到法院开庭传票后，才从张国良处见到了2006年12月26日张国良与宝泉嘎查的原嘎查达房永生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书》复印件。综上，宝泉嘎查委员会对二组的109亩自然水面既没有合法的所有权，也没有合法的使用权，却违反民主议定程序，违法将二组拥有合法所有权和使用权的109亩自然水面承包给张国良经营30年，宝泉嘎查委员会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二组村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二组村民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张国良辩称，被告因宝泉嘎查二组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一、二被告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2006年12月11日，在宝泉嘎查二组张国才家召开了由二组户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北泡子（即涉案土地）的承包问题。会议决定：今年应该向外承包，承包年限为三十年，每年每亩承包费8元，（承包费）用于干渠配套。在召开会议时，二组的73户代表中的61户户代表到会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2006年12月22日，宝泉嘎查委员会向白音套海苏木人民政府及农业经营管理站递交了《呈报》，内容为：经宝泉嘎查党支部、村委会立会研究，将宝泉嘎查二组水泡子进行作价发包，通过二组全体村民以户为单位召开会议，经户代表同意发包。白音套海苏木政府及农经管理机构接到呈报后，对土地承包事宜进行了调查核实，在核查属实后同意发包。2006年12月26日，原告以宝泉嘎查委员会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鱼池承包合同书》，《合同书》的主要内容是：经嘎查委员会及代表会研究决定，将村内自然水面承包给乙方（张国良）使用，面积109亩。四至为：南至王军鱼池，北至二组个人沙地，东至王立江林地，西至一组边界。承包期限自2007年l月l日到2036年12月31日，累计30年。承包金额为每年每亩8元，年总金额800元，承包期内累计承包金额24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付清了承包费并着手对土地进行治理开发，经过多年开发，原荒滩湿地己经建成盛产鱼米的土地。以上为本案土地承包的基本事实。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确定，二被告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书》符合《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以及管理程序，未损害集体及村民利益，具有法律效力。二、原告主张宝泉嘎查委员会越权发包无根据l、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问题。涉案土地位于宝泉嘎查委员会管辖的境内，在宝泉嘎查二组村庄北侧。该地在土地分类上原属于未利用地，属于“四荒”中沼泽化的荒地。在土地承包前该沼泽化的土地长满杂草、芦苇。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在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的土地和实施《六十条》（即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而本案所涉及的土地，在土地改革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并没有确定给原宝泉二组。故在人民公社体制改革（1984年）至1986年《土地1管理法》颁布前，涉案土地也未确定给二组集体所有。1991年4月1日，赤峰市人民政府根据198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作出了的《赤峰市实施＜土地管理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赤政发【1991】39号）第七条规定，农村和半农半牧区《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发给村委会，牧区发给苏木政府。因此，在1991年以后至2012年土地确权登记之前，白音套海苏木政府持有全苏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政府未将土地权属确认给村集体，更没有确认给组集体。所以根据《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设立的规定，原告在2012年以前对涉案土地无土地所有权。在此期间，根据当时的“组有村管，村有乡管”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在白音套海境内，无论是组使用还是村使用的土地，都是以村委会名义发包的，其中就有包括家庭承包性质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所以在土地权属未登记在二组集体之时，村委会发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本案发包的土地实际决策主体是二组，实际发包方是二组，只不过二组是以村委会的名义进行的发包。这种做法在农村非常普遍。对此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立法以及以往的土地承包政策制定时，都将这种情况考虑在内并作出规定予以调整。故原告主张村委会越权发包无根据。三、被告为治理土地投入巨大，应确认合同效力《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程序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在2008年以前，赤峰市中院以及赤峰市基层法院均适用1997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司法解释，只要有实际投入且合同履行超过一年，应确认合同有效。且被告多年来己经投入50多万元，刚刚有了收益，但是投入的资金至今未收回。请维护被告的利益。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在法定期间内未做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宝泉嘎查二组村民签字同意到法院起诉的名单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质证认为，有异议。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关于村民小组作为原告起诉合同效力的问题，村民组起诉必须履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相关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而民主议定程序的规定是，在村民组主持下召开村民会议，设定议题，做出讨论，形成决议，但村民组在诉讼前并没有履行这样的程序，违反了最高法司法解释确定的原则。这份所谓的同意书，不能等同于会议决议，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原告方没有举证证明第二村民组目前有多少独立的户，无法确定是否超过一半以上，而且这93个自然人也不能确定来自不同的家庭，存在一个家庭有多人签字的情形，例如张起和张宝玉是一户。在户和自然人无法区分的情况下，该同意书存在严重瑕疵，不符合立案条件。还有部分的签名和按印不真实。另外这些签字的人员也没有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无法确定签字人员的真实身份。二组提交的同意书，并未以户为单位签字，而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签字，而二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应在300人以上，93人未达到一半以上。2、鱼池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二被告签订合同时，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在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处分了属于二组的土地，属于越权发包。合同中注明一式三份，有备案机关一份，但合同书中却没有备案机关负责人的签字或加盖备案机关的公章，说明该合同没有获得人民政府的备案和审批。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外承包土地，应由人民政府批准。该合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签订程序上，都没有法律效力。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鱼池承包合同书》中的鱼池是地名，自然水面的表述也不准确，涉案土地按照现行的地类分类，属于沼泽化的荒地。这份合同书只是被告以其他方式承包土地履行的一部分手续，另外还有苏木政府的批准手续、调查核实手续、村委会的会议记录、户代表的会议记录等，原告仅提交了一部分，仅凭这份合同书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3、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档案一份，来源于国土局。证明涉案双方争议的土地系原告所有，二被告无权进行处分，二被告签订的合同损害了二组的利益，应确认为无效。且被告在答辩中也认可了涉案土地属于二组所有，只是认为村委会代为处分二组的权利，但这种认为是不合法的。该证据均在（2015）翁民初字第5527号民事案件卷宗中及（2017）内0426民初5532民事案件卷宗中。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包含在该档案的宗地之内。原告方至今也没有领取土地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局也没有为原告颁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从档案来看，该土地没有进行公告，按照土地登记办法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未经公告不得发证，所以这份档案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从不动产登记局内部管理的角度，这仅仅是一份调查资料，还没有发生不动产登记确权的效力。档案的形成时间是2012年11月份，在此之前白音套海地区农村牧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登记在白音套海苏木政府名下，既没有给村集体发证，也没有给组集体发证。按照现行和以往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即便是组管理的土地，大部分都是以村委会的名义进行的发包。2006年，二组并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村委会有权发包。4、（2017）内0426民初5332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内04民终2165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与本案类似的宝泉嘎查委员会与张国才、王军签订的合同，法院已做出生效判决，确认宝泉嘎查委员会与张国才、王军签订的合同无效，确认涉案地块位于宝泉嘎查二组206.69公顷的土地范围之内，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和另案合同均属于村委会侵犯二组的利益，属无权处分。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原告是错误的，这是属于法院超越司法权限，在行政机关还没有正式确认二组享有土地所有权时，司法机关先行确认，是违法违宪的。对于村组集体确权发证问题，翁旗国土局曾经向翁旗法院出具过相应证明，明确说明翁旗行政机关虽然进行了地籍调查，但是没有进行确权。翁旗法院和赤峰中院在这种情况下作出认定属于代行了行政机关的权利，请合议庭慎重处理。另外王军针对此问题已经向内蒙高院申请再审，高院已经立案，该认定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也不能证明涉案地在该宗地之内。5、宝泉嘎查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在2006年至2012年间，宝泉嘎查二组的村民代表有李海生、毛喜峰、杨青山、隋富、房永军五人，被告曾经在另案中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调查表中，所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中的“代表”均是错误的，根本不是二组的村民代表。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证明的内容也不能确定是由嘎查委员会成员书写的。这种单位证明不能转化为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予以采纳。假定是村委会出具的，二组的村民代表成员以及任职时间应当在档案局存档，并在政府备案，原告应当提交原始的村民代表档案和记录。6、证明四份，由宝泉嘎查委员会出具，2018年10月30日和2018年12月6日的证明证实2006年-2012年宝泉嘎查的村民代表有李海生、房永军、毛喜峰、杨青山、隋富。2018年12月10日的证明证实宝泉嘎查二组现有户籍人口292人，共125户。另一份证明证实村民贾宝怀、郭春芳、张国峰、刘会、张海林、王成死亡的事实。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还能证明农经站存档的土地承包合同调查表中所谓的群众代表张勤、贾宝怀、张国栋、江玉河均不是村民代表，土地承包合同调查表及其材料存在虚假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从书面的形式上看，这属于先盖章后书写的文字，不具有真实性。这四份证据证明的内容与本案合同效力纠纷无关，在二组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发包土地的时候，是二组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并不是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在2018年12月份，宝泉嘎查二组的户籍为125户，但是不能说明在2006年宝泉嘎查二组为125户，所以与本案无关。郭春芳等村民的死亡时间与本案无关。7、申请法院调取的农经站存档的鱼池承包合同及相关附属资料一份，证明农经站存档的文件也是复印件，正常的情况下农经站在存档时应要求申请人提供合同原件、调查表原件及会议记录和村民签字记录的原件，没有原件进行存档备案无法反映出村民会议的真实性，我们从村民签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所有村民签字上没有写明研究会议的内容，并且人为在整篇幅的最上边填写了承包北泡子的字样，更重要的是，该签字与会议记录无法认定为同时出具。且会议记录中整个篇幅下半页根本没有任何村民签字，这不符合会议记录的常理。另外，土地承包合同调查表中有关群众代表四人根本不是群众代表，而被调查人大多是与张国才、张国良有关系的人员，并不是村民或知情人，因此从这份存档的文件中能够看出相关附属资料存在人为作假的可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质证认为，对合同和相关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相关的承包合同、会议记录及户代表签字等资料是原告以及村委会按照法定的职责上报给苏木政府，由苏木政府进行审查批准，相关原件在村委会及二组应有存档，在农经站存档的合同及资料是有原件的，被告曾经在农经站见过原件，2014年，张明起诉张国良之后，当时的白音套海苏木政府人大主席王建伟从农经站将原件取走，留下复印件。虽然是复印件，但是并不能否定当时的村委会、二组召开户代表会议决定发包土地的事实。至于苏木政府目前留存复印件，这属于苏木政府的管理问题。苏木政府存档的合同书与被告方持有的合同原件内容是一致的，其绘制的图形也是一致的，都有村委会的盖章和负责人签字，可以确定苏木政府并没有造假。作为村级组织召开会议形成文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没有规定户代表签字必须在会议记录下方，只要表现出当时二组的村民意志，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为过。苏木政府调查的相关人员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经调查核实不存在违反村民意志的行为，确认合同的签订程序合法，并无不当。8、申请法院对杨青宝等22户村民调查的询问笔录一组，证明上述证人有的在2006年曾参加过会议，有的没有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当时村民不同意对外发包，会议没有开成就散了，上述人员均未在农经站存档的村民签字的名单中签字，所以被告方所签订的合同程序不合法，应当被确认为无效。被告质证认为，这些询问笔录中关于不是本人签字的陈述是不真实的，关于本人没有参加会议的陈述也是不真实的。2006年召开了户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发包问题的事实是存在的，这些证人与本案原告方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存在问题，且证人证言本身就有易变性，所以这些陈述不实的部分属于伪证。被告张国良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承包合同、平面图、宝泉嘎查委员会呈报书、白音套海苏木政府的土地承包合同调查表、关于二组北泡子承包的会议记录、各户同意签字表各一份，证明2006年12月11日，在张国才家召开了二组户代表参加的村民会议，会议决定将北泡子对外发包，承包期限为30年，每年每亩收承包费8元。在会议决议做出之后，宝泉嘎查委员会依据会议记录于2006年12月26日向白音套海苏木政府及农经站做出呈报。宝泉嘎查村委会也对各户签字发包情况进行了核实。苏木政府及农经站接到呈报后，经实地勘察确认，承包地无纠纷，所以同意进行发包。农经站的负责人王丰华在调查表上签字同意发包，即使在未确定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由于该地位于二组的村北，历史上在其管理的范围之内，应由二组履行民主议定程序进行发包，承包方式为其他方式承包。且发包土地履行了行政管理审批程序，涉案合同有效。二组的毛喜峰、杨青山、隋富、房永军也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原告质证认为，（1）尽管该组证据中加盖了农经站的公章，但这组证据均不是原件，且承包合同中载明承包合同一式三份，被告张国良手中应当持有原件，无论是什么机关所出具的证明或者存档的资料，我们均有权来核实原件，故对被告提供该组证据，我们不予认可。（2）土地承包合同调查表记录的被调查单位是宝泉嘎查一组，却没有调查二组，但地块的权属属于二组，最关键的是，调查表认定通过群众代表会议，进行会议决定，至少应当附群众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王丰华既作为调查人，又在苏木人民政府意见中进行了批注同意，这不符合人民政府对土地状况调查的备案批准程序。该土地调查表中没有加盖人民政府的公章予以确认，且农经站的调查意见是请人民政府审批，所以该调查表并未实际进行审批。（3）2006年12月22日的呈报存在错误和漏洞，呈报是以党支部村委会来研究将二组的土地作价承包，明显属于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的财产，且呈报反映出发包土地应进行拍卖，并经政府核实后进行公证，但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既未进行公开拍卖，获得政府批准，也没有进行公证，所以双方的合同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4）关于二组北泡子承包会议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中没有列明任何参加会议的人员，也没有相关人员在会议记录中签字确认。附带的所谓村民签字同意承包北泡子的名单中存在诸多问题，本身会议记录中能签字，为何要附带空白纸来让村民签字。据我方了解，绝大部分人根本没签过字，少部分签字时并没有“2006年12月11日承包北泡子签字住户名单”的字样，我方有理由怀疑签字的纸和本案承包合同无关，后添加了“2006年12月11日承包北泡子签字住户名单”的字样。所以我方保留对添加的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权利。名单中李学甫、李伟、李海生、毛希丰、张海林、贾波、贾宝怀、刘万有、王春芳、王成、张国丰、张国军、何玉文、韩富贵、宗玉民、毛希田、房永军、杨建国、毛希义、刘海江、刘会有、刘会民、刘荣、杨青宝、吴树学、杨青山、隋富、杨庆龙、郭春芳、李相甫、贾宝臣、李海强、钟洪民、张起、房玉山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2、张国良持有的鱼池承包书一份，证明与农经站存档的合同一致。原告质证认为，该合同仅是将自然水面承包给张国良使用，不涉及土地。3、王羽祥、杨学民、张雷、袁国军、宋永辉的书面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从2007年1月以来，上述证人用自己的机械设备为张国良治理土地，包括开挖鱼塘两个、开挖土方、摊平土方、运土改良、推围堰和坝沿、打机井等，先后投资了50多万元。张国良将涉案沼泽化的荒滩土地改造成能够养殖水产并种植水稻（稻田养鱼）的土地，并没有损害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原告质证认为，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假设有关证人从事了鱼塘开挖等事宜，恰恰说明张国良未按合同约定经营自然水面，人为扩大经营范围，擅自将土地内的肥沃土壤挖出卖掉，损害了二组的利益，这也是二组村民提起诉讼的主要原因。4、照片四张，由张国良于2018年11月20日在涉案土地拍摄，证明通过治理，已经有两个能够养鱼的池塘，池塘两侧的土地已经得到平整治理，形成了以两个池塘为中心的稻田养鱼区域。打了两眼机电井，架设了高压线杆，张国良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原告质证认为，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和本案合同效力无关，更加印证了被告没有经营自然水面，人为将土地现状改变，极大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5、法院调查询问房永生、张国才、韩洪华的笔录各一份，证明2006年张国才任二组组长、房永生任嘎查达兼书记、韩洪华是嘎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证实2006年二组召开了户代表会议，参加的人员有60多户，符合法定的条件，会议决定将涉案土地发包给张国良。户代表的签字是张国才入户找村民签的，且都是本人所签，所以涉案土地发包给张国良符合当时村民的意志。原告质证认为，上述三人证实的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上述三人本身就是涉案合同签订的直接参与人，是他们违背了村民的意愿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告张国良签订的合同，虽然三人认为村民签字是真实的，但是根据法院调查大多数村民，可以认定至少有20多人没有在记录上签字。因此该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6、录音光盘2张及整理资料2份，分别为张国良在2019年1月9日与宝泉嘎查支部书记韩洪华的通话录音，2019年1月9日、1月11日与白音套海苏木农经站站长白音仓的通话录音，证明合同签订后，宝泉嘎查委员会留有合同的原件，白音套海苏木农经站存档的合同相关资料原件都是来源于村委会的呈报，农经站存档的合同原件及相关资料在4年前被当时苏木的人大主席王建伟取走，现在还没有归还农经站，这说明合同签订及村民代表签字的事实是存在的，苏木政府的审批也是依据相关的真实资料做出的。原告质证认为，对于上述录音的谈话内容我方不予认可。如果有人借出，农经站的档案室应当有借出的手续，不能以工作人员的这种说法为理由来认定相关存档资料的真实性，故该组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答辩及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能够证明其目的，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2、3、7号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4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5号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有效形式，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6号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8号证据，能够证明部分村民未参加会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证明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1、2、4、5、6的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3号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对案涉土地进行了治理，本院予以采信。但对被告证明的治理土地花费的数额，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12月11日，由时任宝泉嘎查二组组长张国才召集，在张国才家，由时任宝泉嘎查委员会嘎查达（兼书记）房永生主持召开了由二组户代表参加的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户代表有73人，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北泡子即涉案土地对外承包问题。最后经户代表讨论决定，北泡子今年应该向外承包，承包年限为30年，每亩每年收承包费8元，资金（承包费）用于干渠配套。会议结束后，时任宝泉嘎查委员会会计韩洪华制作了会议记录。后张国才到参加会议的户代表家中让他们签了字。2016年12月22日，宝泉嘎查委员会向白音套海苏木农业经营管理站递交了《呈报》，内容为：经宝泉嘎查党支部、村委会立会研究，将宝泉嘎查二组北泡子进行做价发包，通过二组全体村民以户为代表召开会议，经户代表同意进行发包。白音套海苏木农经站接到呈报后，派员对土地承包事宜进行了调查核实，核实结果是：经实地踏查，走访代表户，承包地无边界纠纷，程序合法，请政府审批。2006年12月26日，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甲方）与被告张国良（乙方）签订了《鱼池承包合同书》，合同书的主要内容是：经嘎查委员会及代表会研究决定，将村内自然水面承包给乙方经营使用，此水面位于宝泉二组北，面积109亩，其中9亩地扣除泄水渠面积。（1）四至为：南至王军鱼池，北至二组个人沙地，东至王立江林地，西至一组边界。（3）承包年限：自2007年l月l日到2036年12月31日止，累计30年。（4）承包金额：约定每年每亩承包金额为8元，年总金额800元，承包期内累计承包金额24000元。（5）交纳承包费日期：2006年12月26日交纳10000元；2007年3月10日交纳14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将涉案土地交给了被告张国良经营使用，被告张国良亦付清了承包费。而后，被告张国良对涉案土地进行治理并经营至2013年，期间，原、被告未发生任何纠纷。2014年，原告与二被告就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发生纠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宝泉嘎查委员会留存的合同原件现已不存在。白音套海苏木农经站现存档的只有合同复印件及相关资料复印件，合同原件及相关资料原件因故亦不存在。再查明，2006年12月26日，被告张国良承包涉案地块时，涉案地块是沼泽地。后被告张国良钩了两个鱼池、打了两眼井、埋设了六根线杆、对土地进行了平整。还查明，2012年，全旗农村（牧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中，将涉案土地所有权确定为二组集体所有。本院认为，首先，通过本院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二被告在签订《鱼池承包合同书》之前，召开了二组村民户代表会议，且在会议上形成了对外承包北泡子即涉案土地的决定。决议形成后，宝泉嘎查委员会按程序向白音套海苏木农经站递交了《呈报》，农经站原站长王丰华亦赴实地进行了调查。虽部分村民主张未参加会议或签字名单上不是本人所签，但纵观整个《鱼池承包合同书》的签订过程，足以认定二组绝大多数户代表同意将涉案土地承包给张国良经营使用。另外，在张国良经营案涉土地7年多的时间内（2014年之前），二组村民对谁在经营使用涉案土地应当熟知，但均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对宝泉嘎查委员会对外发包涉案土地行为的默认。故二被告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书》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未直接规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将导致合同无效，违反该强制性规定也不必然导致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强制性规定属于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合同签订后，张国良全额交纳了承包费，履行了合同义务。张国良承包涉案土地后，一直对涉案土地进行治理，确有很大的经济投入。现原告以宝泉嘎查委员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同时有碍交易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此外，二被告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书》亦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其次，涉案土地位于宝泉嘎查境内。2006年，土地所有权为宝泉嘎查全体村民所有，故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将涉案土地依法对外发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全旗农村（牧区）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中，虽将涉案土地所有权确定为二组集体所有，但这仅是宝泉嘎查对其拥有的土地在嘎查内部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分配。故此次确权不影响被告宝泉嘎查委员会在此前的2006年12月26日将涉案土地对外发包的效力。所以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6年12月26日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二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翁牛特旗白音套海苏木宝泉嘎查二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丛宝审 判 员 王 辉人民陪审员 高吉忠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荀孟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