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民再16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朱益鹏，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维剑，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坚，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丹阳金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金鹰天地广场****。法定代表人：冯卓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邬玲，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滟，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朱益鹏诉丹阳金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金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3日作出（2013）镇民初字第0058号民事判决。丹阳金鹰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751号民事裁定，指令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该院再审后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6）苏11民再22号民事判决。朱益鹏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益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维剑、钱志坚，被上诉人丹阳金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邬玲、徐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益鹏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1民再22号民事判决,维持该院（2013）镇民初字第0058号民事判决；2、由丹阳金鹰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苏11民再2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因高登置地（丹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登公司，2012年8月31日更名为丹阳金鹰公司）没有收入、缺少资金,该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叶曙光以“新加坡中国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即将上市需要寻找投资人的名义或以高登公司销售商铺收取预付款的名义所收取的资金均是为高登公司筹措资金。2、叶曙光收取上述款项的银行卡，即卡号为62×××56的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56的建设银行卡，均提供给高登公司使用,实际是高登公司的资金周转账户。朱益鹏支付到上述银行卡中的款项,均由高登公司用于资金周转。在2011年9月2日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叶曙光所作的讯问笔录中，叶曙光也认可上述银行卡平时放在高登公司的出纳会计戎娟花处,戎娟花按照其指令进行操作,一部分用于高登公司调头寸(短期借贷的资金周转)。戎娟花在2016年12月6日接受法院调查所作的谈话笔录中陈述高登公司账上没钱也会用到叶曙光卡上的钱,叶曙光个人卡上的资金和高登公司资金有往来流动。3、关于高登公司出具的2011年4月6日和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在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向叶曙光支付所谓1000万元投资款两个多月后,因叶曙光未能在承诺期限内实现投资收益,朱益鹏遂向叶曙光索要该款项，但叶曙光资金不足,提出朱益鹏先向高登公司支付销售商铺的预付款,再以该预付款返还朱益鹏的投资款,并同意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结算利息，叶曙光和高登公司遂出具2011年4月6日的借条确认了之前1000万元借款的利息。因朱益鹏确实想购买高登公司开发的商铺,遂在2011年4月6日按照叶曙光的要求向叶曙光个人账户支付了700万元购房预付款，叶曙光收款后向朱益鹏返还了1000万元投资款，朱益鹏在2011年4月7日又支付300万元现金给高登公司的会计戎娟花，故朱益鹏实际向高登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购房预付款。其后因高登公司的房产项目未能实现销售,高登公司遂出具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同意将上述款项转化为借款并支付利息。4、朱益鹏在原一审中的事实陈述错误不影响其对高登公司的借款主张权利。朱益鹏在原一审中为简便诉讼,错误地以2011年1月28日出借的1000万元主张债权，而未说明该款项系投资款,但根据现有证据,朱益鹏在2011年4月6日和4月7日确实与高登公司、叶曙光存在1000万元借款的事实，故上述错误不应影响朱益鹏对高登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本息主张权利。5、上述两份借条上均加盖有高登公司的公章，叶曙光使用高登公司的公章是否取得授权系高登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第三人，朱益鹏完全有理由相信叶曙光具有相应权限。朱益鹏在2011年4月6日和4月7日支付的1000万元是支付给高登公司的购买商铺的预付款，而不是支付给叶曙光的借款，高登公司在2012年1月16日以出具借条形式将上述预付款确认为借款，不存在明知是叶曙光个人借款而转化为高登公司借款的情形。即使叶曙光超越权限以高登公司的名义出具借条，朱益鹏也是善意相对人，本案也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认定上述借条对高登公司没有约束力。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董事、高管的忠实义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朱益鹏对于叶曙光是否违反忠实义务，没有义务进行判断，故一审法院关于朱益鹏应当知道叶曙光违反忠实义务的认定意见亦没有法律依据。丹阳金鹰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关于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支付给叶曙光的1000万元系投资款的事实认定正确。2、朱益鹏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并非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其在二审中主张的1000万元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朱益鹏在原一审中主张丹阳金鹰公司向其返还借款所提供的主要证据是2011年4月6日和2012年1月16日的两份借条，朱益鹏为证明其实际履行了交付义务，提交了其在2011年1月28日向叶曙光个人账户支付1000万元的证据，但该1000万元已经一审法院认定为系朱益鹏向叶曙光支付的购买“中国矿业”股权的投资款，且叶曙光已归还，故朱益鹏要求丹阳金鹰公司对该笔投资款所形成的债务承担偿还义务没有依据。3、朱益鹏支付给叶曙光的款项均未用于丹阳金鹰公司的日常经营，系叶曙光个人支配。朱益鹏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与叶曙光达成合意，由叶曙光出具借条将其个人债务转化为高登公司的债务，朱益鹏并非善意第三人。4、朱益鹏在本案中多次对自己提供的证据和主张进行变更，前后矛盾，违反了禁止反言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应不予采信。综上，请求驳回朱益鹏的上诉，维持（2016）苏11民再22号民事判决。本院审查查明：朱益鹏于2013年8月诉至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称:高登公司因开发房地产资金短缺向其借款1000万元，其按高登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曙光的指示，将借款打入叶曙光的银行卡内。高登公司分别于2011年4月6日和2012年1月16日出具借条，对借款本息及借款期限和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确认，同时约定叶曙光作为保证人担保履行债务。后高登公司变更为丹阳金鹰公司。但借款期限届满后，丹阳金鹰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故请求判令丹阳金鹰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利息884万元（自2011年1月28日起至2013年8月28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及自2013年8月29日起至付清本息止的利息（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并承担诉讼费用。该院其后作出（2013）镇民初字第0058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为：高登公司因经营发生困难急需资金周转，由其法定代表人叶曙光与朱益鹏协商，要求提供1000万元帮助资金周转。朱益鹏于2011年1月28日通过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账号11×××51）向叶曙光的银行卡（卡号为62×××56）内付款1000万元。2011年4月6日，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借条，内容为“今由我公司向朱益鹏先生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叁佰捌拾万元整（小写）380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7月31日止，逾期按银行贷款同期利率的四倍计息。并由叶曙光为我公司向朱益鹏就前述借款本息（含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律师等费用）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本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高登公司在借条上的借款单位处盖章，叶曙光在保证人处签名并留有电话号码826××××****。2012年1月16日，高登公司又向朱益鹏出具借条，除借款数额为15040000.00元及借款期限至2012年2月28日止外，其余内容与前一借条相同。2012年8月31日，高登公司变更为丹阳金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曙光变更为冯卓明。该院认为：高登公司与朱益鹏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除约定利息过高外，其余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因高登公司变更为丹阳金鹰公司，故朱益鹏请求丹阳金鹰公司归还借款的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虽然朱益鹏将1000万元出借款打入叶曙光个人银行卡上，但是根据叶曙光的指定打入，且事后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了借条并加盖印章，表明高登公司与朱益鹏之间借贷关系确定，意思表示真实。而叶曙光只是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如果是借款人则无需在担保人处签字。因此，本案借贷关系的主体是高登公司与朱益鹏，而非叶曙光与朱益鹏。故丹阳金鹰公司辩称借款人是叶曙光个人并非是高登公司，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丹阳金鹰公司提出高额利息的问题。2011年4月6日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的借条上记载的借款数额是380万元，朱益鹏对此解释为是高登公司按照约定应付的利息，但根据朱益鹏付款的时间计算，自2011年1月28日至2011年4月6日按照法律规定所得最高利息为55.6191万元，显然380万元的利息超过的数额太高。同理，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记载的借款数额为1504万元，朱益鹏称，其中504万元是利息，该利息亦超过的数额太高。对利息超出法律规定的部分，不予支持。对丹阳金鹰公司应当支付的利息依法应当进行调整。根据朱益鹏的请求，利息自2011年1月28日起算至2013年8月28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该期间的利息为663.5752万元。关于丹阳金鹰公司提出应代扣朱益鹏获得的利息税款问题，该问题不属民事法律范畴，本案不作处理。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一、丹阳金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朱益鹏归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二、丹阳金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朱益鹏支付利息663.5752万元（此利息自2011年1月28日至2013年8月28日止），自2013年8月29日起至丹阳金鹰公司付清本息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偿还的金额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三、驳回朱益鹏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2015年7月，丹阳金鹰公司以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751号民事裁定，指令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认定案件事实为：1、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通过工商银行界牌支行（账号为11×××51）向叶曙光的银行卡（卡号为62×××56）汇入1000万元。2、朱益鹏在再审中提交了2011年4月6日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2张（付款方户名均为陈建平）、存款凭证1张、陈建平的书面证言1份，拟证明2011年4月6日朱益鹏通过陈建平账号为62×××5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叶曙光的62×××56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入650万元，并向叶曙光的上述账户现金存入50万元。叶曙光在2011年9月14日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其所作讯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3、4月，朱益鹏说他公司要买地，急用资金，又要把钱要回去。我拿不出钱，让朱益鹏找他朋友借了700万元给我，当时正好何广琳投资了600万，我抽出300万，加上朱益鹏找人帮我借的700万，凑足了1000万还给朱益鹏的，现在这700万元，是算借款还是算投资款，要找朱益鹏商量……”。3、朱益鹏在再审中提交了2011年4月7日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1份（存款金额为100万元、确认签名处签有“戎娟花代叶曙光”）、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1份（存款金额为100万元、戎娟花在客户签名处签名）、中国银行转账支付存根及进账单1份（出票人为丹阳市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朱益鹏、金额为300万元）、2011年4月12日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1份（存款金额为80万元、客户签名处签有“戎娟花代”）、2015年9月15日戎娟花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2011年4月7日朱益鹏通过丹阳市丹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朱益鹏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会计孙传芳向高登公司的会计戎娟花交付现金300万元。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再审中分别对孙传芳、戎娟花进行了询问，二人陈述：朱益鹏于2011年4月7日通过孙传芳向戎娟花交付现金300万元，当日由孙传芳与戎娟花一起并由戎娟花经办将其中的200万元存入叶曙光的银行账户，剩余的100万元现金由戎娟花带走；戎娟花还陈述，剩余的100万元由其带回公司存放在叶曙光的保险柜，过了4、5天时间，叶曙光又让其将其中的80万元存入叶曙光的个人银行账户，留了20万元现金。4、丹阳金鹰公司在再审中提交了2011年4月7日的中国工商银行支付凭证、叶曙光的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2011年4月7日叶曙光通过其62×××56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朱益鹏11×××51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入1000万元。朱益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再审予以认定。5、关于高登公司向朱益鹏出具的两份借条。日期为2011年4月6日的借条载明“今由我公司向朱益鹏先生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叁佰捌拾万元整（小写）380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7月31日止，逾期按银行贷款同期利率的四倍计息。并由叶曙光为我公司向朱益鹏就前述借款本息（含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律师等费用）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本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日期为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载明：“今由我公司向朱益鹏先生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壹仟伍佰零肆万元整（小写）1504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2月28日止，逾期按银行贷款同期利率的四倍计息。并由叶曙光为我公司向朱益鹏就前述借款本息（含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律师等费用）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本借条载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该两份借条中，高登公司均在借款单位处盖章，叶曙光在保证人处签名并留有电话号码826××××****。6、叶曙光在2011年9月2日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其所作讯问笔录中陈述：“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在上海王律师签署协议，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1000万元，当天汇给我的钱，2011年4、5月，朱益鹏说急用资金，又把钱要回去，隔了一个礼拜，朱益鹏又把投资款给我了”。叶曙光在2011年9月14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1000万元，按上市后股价的50%折算股票……朱益鹏当天给我汇的钱，一次性汇到我个人丹阳工行卡上。有500万资金被我汇给谢建亮了，剩下500万，大约有一、二百万被我转到新加坡去了，用于支付新加坡高登公司和中国矿业公司办公场所租金，约有一、二百万给我儿子用于他个人开销和做生意，一部分被我用于还款……2011年3、4月，朱益鹏说他公司要买地，急用资金，又要把钱要回去。我拿不出钱，让朱益鹏找他朋友借了700万元给我，当时正好何广琳投资了600万，我抽出300万，加上朱益鹏找人帮我借的700万，凑足了1000万还给朱益鹏的，现在这700万元，是算借款还是算投资款，要找朱益鹏商量……”7、朱益鹏在2011年9月7日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其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叶曙光签的是一份投资协议，主要内容是叶曙光拥有中国矿业一部分股权，30%或40%的股份，具体多少股份我记不清了，叶曙光将其名下的部分股份转让给朱振宇（朱益鹏之子），协议投资额是1000万。协议还有第二个条款，如果中国矿业没有上市，投资者可以选择等待，或退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011年1月28日，我儿子朱振宇和叶曙光签署的”，“我按蒋国锦的要求，将1000万元资金从丹阳界牌镇的工商银行汇到叶曙光的工行卡上，不过到2011年3月下旬，我因为公司要缴土地款，我打电话给蒋国锦，让他向叶曙光要这笔资金，过了一段时间，到2011年4月7日，叶曙光通过银行把这笔资金又汇给我工行卡上了。由于时间短，我也没有向叶曙光按照协议要求支付利息。”8、2012年8月31日高登公司变更为丹阳金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曙光变更为冯卓明。9、再审审理中，丹阳金鹰公司提交了高登公司2010年度、2011年度审计报告，在上述审计报告中，朱益鹏的借款未在高登公司2010、2011年度账册中有所体现。朱益鹏对上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丹阳金鹰公司称未就收购对高登公司进行专项审计，亦不能提供审计报告。再审一审争议焦点为：丹阳金鹰公司是否应当向朱益鹏偿还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朱益鹏系基于与叶曙光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款项。首先，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向叶曙光账户汇入1000万元，系为履行双方个人之间的投资协议。朱益鹏、叶曙光在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二人所作笔录中均陈述：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以其子名义与叶曙光签订了投资协议，目的是投资购买叶曙光持有的中国矿业原始股份，当日朱益鹏向叶曙光汇款1000万元；其二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认定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通过其子与叶曙光签订投资协议并因此向叶曙光个人账户汇款1000万元的事实。其次，根据朱益鹏、叶曙光的陈述，2011年4月6日、4月7日朱益鹏向叶曙光提供款项，系用于偿还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支付的投资款。叶曙光在公安机关陈述“2011年3、4月，朱益鹏说他公司要买地，急用资金，又要把钱要回去，我拿不出钱，让朱益鹏找他朋友借了700万给我，具体朱益鹏的哪些朋友我记不清楚，当时正好何广琳投资了600万，我抽出300万，加上朱益鹏找人帮我借的700万元，凑足了1000万元还给朱益鹏的。现在这700万元的钱是算借款还是算投资款，要找朱益鹏商量确定。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朱益鹏在再审庭审中陈述“叶曙光被经侦支队弄进去了，我怕出事，让叶曙光把钱还我，他说他没有钱，让我走个账”，“2011年4月7日打给我的1000万元是我的”。二人虽然对2011年4月朱益鹏提供资金的数额及来源在陈述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对朱益鹏提供款项的目的和用途的陈述一致，即为叶曙光提供资金以偿还朱益鹏先前的投资款。第三，朱益鹏在再审中主张，其多次向叶曙光支付款项系为购买高登公司房屋而提供的借款，依据不足。朱益鹏在再审中称，其一开始是为了购买房屋而提供借款，其间又发生了投资关系，但其因购房而提供款项的目的始终未发生改变。该院认为，朱益鹏的该主张除1张借条复印件以外，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朱益鹏在公安机关及庭审中的多次陈述相矛盾，故不予采信。综上，朱益鹏向叶曙光账户支付款项系基于履行双方个人之间的投资协议及为叶曙光提供资金以偿还个人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叶曙光在此过程中未代表高登公司作出过向朱益鹏借款的意思表示。二、朱益鹏提供款项不具有转化为公司借款的事实基础。首先，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汇入叶曙光账户的1000万元，直至清偿其性质仍为投资款。根据朱益鹏的当庭陈述及朱益鹏、叶曙光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其二人均认可：2011年4月7日叶曙光汇给朱益鹏1000万元系用于清偿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给付的投资款，朱益鹏在再审庭审中亦陈述“2011年4月7日叶曙光归还的1000万是投资款”。根据上述陈述，朱益鹏2011年1月28日所付投资款直至2011年4月7日由叶曙光清偿完毕，在性质上并未发生转化，朱益鹏与叶曙光在主观上均认为该款项仍为投资款。第二，朱益鹏、叶曙光均认可，2011年4月6日、4月7日朱益鹏向叶曙光账户提供的款项，已用于偿还叶曙光个人收取的投资款，故该款项不具有再转化为高登公司借款的可能性。首先，朱益鹏、叶曙光均陈述，2011年4月朱益鹏要求叶曙光返还投资款，叶曙光称没有资金，故朱益鹏才又向叶曙光账户汇入款项用于偿还其先前的投资款；其次，丹阳金鹰公司在再审中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叶曙光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可以证明2011年4月7日叶曙光向朱益鹏账户汇款1000万元的事实；再次，朱益鹏在再审中亦陈述“2011年4月7日打给我的1000万元是我的”。根据以上事实，朱益鹏所称其于2011年4月6日、4月7日提供给叶曙光的款项，无论是仍然作为投资款还是转化为借款，均基于朱益鹏与叶曙光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其实际也用于偿还叶曙光个人债务，朱益鹏、叶曙光对此均知情，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流入高登公司账户或被高登公司所使用，因而该款项不具有转化为与高登公司之间借款的事实基础。三、案涉两份借条不能作为认定朱益鹏与高登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首先，高登公司出具的借条与朱益鹏提供的转账凭证在时间和数额上不能相互印证，朱益鹏对此所作解释前后矛盾。1、根据朱益鹏提交的转账凭证及当庭陈述，朱益鹏向叶曙光提供款项的时间分别为2011年1月28日、4月6日、4月7日，数额分别为1000万元、700万元、300万元，而高登公司出具给朱益鹏的借条载明的借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6日、2012年1月16日，借条载明的借款本金分别为380万元、1504万元。朱益鹏称，2011年4月6日出具的380万元借条系对2011年1月28日提供1000万元利息的结算，2012年1月16日出具的借条系对2011年4月6日、4月7日提供款项本息的结算。而2011年4月6日高登公司出具的借条上载明了借款本金和借款期限，同时也对利息进行了约定，无法与朱益鹏“该借条仅结算利息”的说法相印证。同时，2011年9月朱益鹏在公安机关陈述“2011年4月7日，叶曙光通过银行，把这笔资金（指2011年1月28日汇出的1000万元）又汇给我工行卡上了，由于时间短，我也没有向叶曙光按照协议要求支付利息”；朱益鹏在该次询问中亦未向公安机关提及2011年1月28日支付给叶曙光的投资款已在2011年4月6日经高登公司出具借条转化为公司借款的事实。故朱益鹏主张该借条系结算2011年1月28日提供的1000万元的利息并进而认为该1000万元是其与高登公司的借款，依据不足。2、朱益鹏在再审中称，其于2011年4月6日、4月7日又向叶曙光提供了1000万元，而高登公司直至2012年1月16日才向其出具上述款项的借条，系因提供款项时叶曙光不在国内，但该陈述与朱益鹏所提交的2011年4月6日叶曙光以高登公司名义出具的另一借条自相矛盾。其次，叶曙光以高登公司名义向朱益鹏出具借条的行为，系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以公司资产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在朱益鹏为非善意相对人的情况下，该行为对高登公司及丹阳金鹰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1、叶曙光以高登公司名义向朱益鹏出具借条，系超越法定代表人权限的无权代表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本案中，朱益鹏所有提供给叶曙光的款项均是基于其与叶曙光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上述款项汇入叶曙光个人账户，亦被叶曙光个人支配和使用；在此情况之下，叶曙光以高登公司的名义向朱益鹏出具借条的行为，系以高登公司财产偿还其个人债务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定的忠实义务，无论高登公司章程对此有无作出明确的规定，该行为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明显超越了叶曙光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属无权代表行为。2、朱益鹏系非善意相对人，故叶曙光的无权代表行为对高登公司及丹阳金鹰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朱益鹏的款项均汇至叶曙光个人账户，根据朱益鹏在再审庭审中以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对款项系提供给叶曙光个人并由其个人使用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朱益鹏与叶曙光达成合意，由叶曙光出具借条将其个人债务转化为高登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较为明显。而朱益鹏自身亦作为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对公司法的规定及法定代表人的忠实义务知晓并有所了解，其应当知道叶曙光出具借条的行为是违反公司法强制规定侵占公司财产行为，故朱益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该借条对高登公司及其后承接其权利、义务的丹阳金鹰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综上，该院认为，丹阳金鹰公司主张朱益鹏与高登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理由成立。因朱益鹏在原一审审理中隐瞒了其与叶曙光签订投资协议、叶曙光已向其偿还1000万元等事实，导致原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再审应予改判。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镇民初字第005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益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840元，由朱益鹏负担。二审中，朱益鹏提交了从裁判文书网下载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02849号民事裁定书（郦武飞与丹阳金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湖商外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陈忠杰与丹阳金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2848号民事裁定书（陈忠杰与丹阳金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镇民初字第0072号民事判决书（眭品与丹阳金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本院（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1178号民事裁定书（眭品与丹阳金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各1份，拟证明高登公司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缺少运营资金，遂通过叶曙光向郦武飞、陈忠杰（原债权人为徐干勤）、眭品等人筹集资金，高登公司均以借款协议的形式对债权进行了确认，故朱益鹏与叶曙光的案涉1000万元借款，高登公司亦应确认。丹阳金鹰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朱益鹏的证明目的，因为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可说明叶曙光存在与他人串通将其个人债务转嫁给高登公司的情况。朱益鹏还提交了蒋国锦于2017年12月20日书写的情况说明、戎娟花于2017年12月23日书写的证明，并申请二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与叶曙光、高登公司发生两次1000万元借款的经过及高登公司出具借条的情况；叶曙光银行卡中的资金用于高登公司的日常运营及个人开支，说明叶曙光的银行账户中的资产与高登公司的资产混同。蒋国锦在情况说明中称：其从2006年9月至2011年12月担任高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叶曙光不在国内期间，其负责公司全面工作；高登公司从2006年至2011年底开发了贤桥广场商铺项目，因公司股东投入的1000万美元全部用于支付土地款，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高登公司没有预售许可证无法预售商铺即没有收入，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均由叶曙光以各种名义向朋友和老板筹集；高登公司开发的商铺地处黄金地段，虽然当时不能预售，但仍有许多老板想提前预定，其中包括朱益鹏；2010年上半年，朱益鹏和其讲想购买高登公司的商铺，其就将朱益鹏推荐给叶曙光认识，后在吃饭时叶曙光提出如朱益鹏先预付1000万元房款，可以在价格和位置方面予以优惠；2010年底，叶曙光、戎娟花和其带着图纸到明都饭店让朱益鹏挑选，最后双方口头确认了3号商铺及面积、单价等，总价约1000万元；过后不久，在吃饭时叶曙光对朱益鹏说有一个投资机会，即中国矿业原始股即将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一个多月就可以翻一番，但只能由高登公司购买，朱益鹏投资商铺的钱就可以赚回来；在过年前几天，朱益鹏就按叶曙光的要求打了1000万元到叶曙光的卡；大约到了2011年4月，朱益鹏打电话给其要求约叶曙光见面，要求叶曙光退回投资款，后来双方见面，叶曙光同意退还投资款，但说公司钱不够，要求朱益鹏把商铺款先预付，朱益鹏同意后就让朱益鹏的司机、其、戎娟花一起到南京办理，先付了700万元，第二天又付了300万元现金；因为高登公司没有预售许可证，高登公司收取预购房款会受到处罚，所以叶曙光要求将房款打入其个人账户，其他购房人的预付款也都打入叶曙光个人账户；因为高登公司当时没有出具购买商铺的收款凭证，后来朱益鹏打电话向其索要；叶曙光在2011年8月回国时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其后又去上海看病，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到丹阳，其就约叶曙光、朱益鹏见面，叶曙光将预收的1000万元购房款算作高登公司的借款，还计算了利息，本息合计数字补了借条给朱益鹏。蒋国锦出庭陈述：其在2008年、2009年就和朱益鹏熟悉；戎娟花系其妻子；其清楚朱益鹏在2011年1月28日打给叶曙光1000万元的事，该款项原是用于朱益鹏向高登公司购买商铺，但没有书面协议，仅是口头确定；高登公司也向其他人出售商铺，均没有签协议；出售商铺所收取的款项打至叶曙光个人银行卡，叶曙光应会出具收条，但其无法提供。戎娟花在证明中称：其曾于2006年9月至2012年8月担任高登公司的出纳会计；叶曙光的工商银行卡62×××16，建设银行卡62×××56，农业银行卡62×××19等均由其和叶曙光同时去银行办理并一直交由其保管；平时其都是按照叶曙光的电话指令进行转款操作，公司账上的钱和卡里的钱一直在相互调用；由于高登公司一直没有收入，当时公司股东汇入的1000万美元全部用于缴纳土地款，所以公司的日常运营开支都由叶曙光个人筹集，然后再从他的卡上转入公司，用于公司的各项开支；那些名义上投资中国矿业股票的钱，事后从账务上看，并没有买股票，都用于公司开支、还款及叶曙光个人开支，例如2011年1月28日朱益鹏汇给叶曙光的1000万元，其中100万元在2011年2月23日转入高登公司的工行账户。丹阳金鹰公司质证认为，蒋国锦和戎娟花的证言不属于新证据；蒋国锦陈述其与朱益鹏相识已久，叶曙光也是经其介绍认识的朱益鹏，而两位证人是夫妻关系，故其二人与朱益鹏存在利害关系；两位证人的证言有多处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朱益鹏认可的事实相矛盾，两位证人证言本身也存在矛盾之处，故不应采信。丹阳金鹰公司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何广琳于2011年3月31日向叶曙光汇款600万元，结合叶曙光在2011年9月14日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证明朱益鹏主张的2011年4月6日、4月7日向叶曙光支付的1000万元中有300万元实际来源于何广琳，故朱益鹏对该1000万元不享有债权。朱益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丹阳金鹰公司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只能证明叶曙光在2011年4月7日还给朱益鹏的1000万元中有300万元可能来源于何广琳出借给叶曙光的600万元当中。本院对朱益鹏提交的裁判文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郦武飞、眭品等人和高登公司发生借款关系、股权转让关系的具体情形与本案并不相同，故本院对上述裁判文书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蒋国锦的证言，因其与朱益鹏系多年朋友，其关于朱益鹏系为购买高登公司开发的商铺而预付1000万元购房款的陈述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对于戎娟花的证言，因无其他证据印证，且与叶曙光关于所收取朱益鹏款项后的流向的陈述不符，故本院对其证言亦不予采信。本院对丹阳金鹰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该证据结合2011年9月14日叶曙光的陈述，仅能说明叶曙光认可其在2011年4月7日归还给朱益鹏的1000万元中有300万元来源于何广琳出借给其的600万元当中，而不能说明朱益鹏主张的其2011年4月6日、4月7日出借的1000万元中有300万元来源于何广琳。二审庭审中，朱益鹏明确2011年1月28日其汇给叶曙光的1000万元已经归还，其现主张丹阳金鹰公司归还的是2011年4月6日、4月7日其所支付的1000万元，此款项与2011年1月28日的款项有关联;2011年4月6日的借条实际是对2011年1月28日的1000万元结算利息后计为本金而出具，该借条与2011年4月6日、4月7日出借的1000万元没有关联;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是高登公司对2011年4月6日、4月7日的1000万元借款的确认，借条中载明的1504万元本金实际是双方结算利息为504万元后将1000万元本金和该利息合并计算形成，504万元利息系从2011年4月6日、4月7日开始计算至2012年2月28日，至于利息计算标准说不清楚。二审争议焦点为：丹阳金鹰公司应否向朱益鹏偿还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原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变更其在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质证及辩论意见的，应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应的证据，理由不成立或证据不充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依据本院（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751号民事裁定指令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案件，故再审程序也应围绕朱益鹏的原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朱益鹏的原诉讼请求为，判令丹阳金鹰公司归还其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利息884万元（自2011年1月28日起至2013年8月28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及自2013年8月29日起至付清本息止的利息（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朱益鹏提交了三份关键证据，即2011年1月28日其向叶曙光账户汇款1000万元的凭证、落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6日（载明借款本金为380万元）和2012年1月16日（载明借款本金为1504万元）的加盖有高登公司印章的两份借条，以证明其于2011年1月28日实际出借了1000万元，高登公司其后出具借条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但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朱益鹏于2011年1月28日汇入叶曙光账户的1000万元实为购买“中国矿业”股权而支付的投资款，叶曙光已于2011年4月7日归还。朱益鹏遂变更其诉讼主张称其现要求丹阳金鹰公司归还的1000万元系2011年4月6日、4月7日所出借，即2011年4月6日其通过陈建平向叶曙光账户汇入的650万元、现金存入的50万元、2011年4月7日戎娟花代叶曙光收取的300万元现金，并明确2011年4月6日的借条和其现主张的1000万元借款无关，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是对该笔借款本息的确认，其中504万元实际为利息。本院认为，朱益鹏诉请的基础事实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朱益鹏先后主张的债权本金数额均为1000万元，但其款项性质已发生重大变化，朱益鹏明知其2011年1月28日汇入叶曙光账户的款项系为购买“中国矿业”股权而支付的投资款，且叶曙光已于2011年4月7日归还，但其在原审时隐瞒了该事实，其行为显然有违诚信。至于朱益鹏现主张的2011年4月6日、4月7日的1000万元款项，丹阳金鹰公司并不认可朱益鹏向其实际出借，且朱益鹏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及出借过程、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与该款项的关联性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朱益鹏以现有证据要求丹阳金鹰公司向其偿还该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依据不足。具体分析如下：一、朱益鹏对于2011年4月6日、4月7日为何又出借1000万元的陈述缺乏合理性。朱益鹏在2011年9月7日常州市公安经侦支队对其询问时陈述“到2011年3月下旬，我因为公司要缴土地款，我打电话给蒋国锦，让他向叶曙光要这笔资金，过了一段时间，到2011年4月7日，叶曙光通过银行把这笔资金又汇给我工行卡上了”，由此可见，朱益鹏是因为其公司要用钱而向叶曙光要回其2011年1月28日支付的1000万元投资款，此与叶曙光在公安机关陈述“2011年3、4月，朱益鹏说他公司要买地，急用资金，又要把钱要回去”的内容相吻合。二审庭审中，朱益鹏称其仅是以公司需要用钱为借口将1000万元投资款要回，其在2011年1月28日汇给叶曙光1000万元是为了购买股权，但在两个月后，其发现叶曙光所谓的投资存在很大问题，且传言涉嫌诈骗，所以其就要求叶曙光将其误以为投资的1000万元款项转为购买房屋的款项，才有叶曙光将1000万元先返给其，其再借给叶曙光1000万元的操作，以达到款项性质变化的目的。本院认为，朱益鹏的该解释缺乏合理性。朱益鹏称上述1000万元是其为了购买高登公司的商铺而预先支付的购房款，但未能提供其和高登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亦未能提供叶曙光或者高登公司出具的收到上述款项并载明收款性质的凭证；如果朱益鹏的目的是为了要回2011年1月28日的1000万元投资款，则其在听闻叶曙光涉嫌诈骗的传言后，更无必要和可能再筹款1000万元给叶曙光。二、朱益鹏对于该1000万元出借过程的陈述也缺乏合理性。朱益鹏明知叶曙光的银行账户，其完全可以直接转账给叶曙光，但朱益鹏对于为何经由陈建平在南京向叶曙光账户转账650万元、现金存入50万元、在丹阳将300万元取现后通过其公司会计转交给戎娟花等方式出借款项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三、根据叶曙光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仅明确认可收到700万元，且不确定款项的性质。叶曙光在2011年9月2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1月28日在上海王律师签署协议，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1000万元，当天汇给我的钱，2011年4、5月，朱益鹏说急用资金，又把钱要回去，隔了一个礼拜，朱益鹏又把投资款给我了”；在2011年9月14日的讯问笔录中陈述“为了还朱益鹏的投资款，我让朱益鹏找他朋友借了700万元给我,……现在这700万元，是算借款还是算投资款，要找朱益鹏商量……”。至于朱益鹏主张的2011年4月7日出借的300万元，朱益鹏和叶曙光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均未提及，在朱益鹏未起诉叶曙光的情况下，仅根据朱益鹏再审提交的存款凭条、戎娟花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不足以认定朱益鹏出借了该款项。四、虽然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上加盖有高登公司的印章，但不能据此即认定高登公司应承担朱益鹏现主张的2011年4月6日、4月7日的1000万元的还款责任。首先，朱益鹏称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是其2011年4月6日、4月7日出借的1000万元加上504万元利息合并计算为本金后由高登公司出具，但该借条的出具时间及内容均无从体现其与朱益鹏所主张的1000万元款项的关联性，朱益鹏亦无法说明504万元利息如何计算得出。其次，朱益鹏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1000万元款项实际用于高登公司经营，该款项在高登公司的账册中也无记载。根据叶曙光在公安机关的陈述，2011年4月其通过朱益鹏所借的700万元已用于归还朱益鹏在2011年1月28日支付的1000万元投资款。至于2011年1月28日的1000万元，叶曙光陈述“有500万资金被我汇给谢建亮了，剩下500万，大约有一、二百万被我转到新加坡去了，用于支付新加坡高登公司和中国矿业公司办公场所租金，约有一、二百万给我儿子用于他个人开销和做生意，一部分被我用于还款”。由此可见，叶曙光也未认可朱益鹏的款项实际用于高登公司的经营。再次，无论是2011年1月28日的1000万元投资款还是朱益鹏现主张的2011年4月6日、4月7日的1000万元，朱益鹏均认可系叶曙光个人收取，朱益鹏在2011年9月即接受公安机关询问，其也知晓叶曙光被公安机关讯问，而2012年1月16日的借条形成于此之后，在此情况下，朱益鹏应对该借条的形成过程以及叶曙光将其个人收取的款项在此时转化为高登公司的借款作出合理解释，在朱益鹏不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再审后认定朱益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所要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并认定该借条对高登公司及丹阳金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综上，朱益鹏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840元，由朱益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马 燕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