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1行终26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呵护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所在地南宁市青秀区长园路18号永凯现代花园二、三层商铺。 法定代表人陆开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宏新，广西宏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慧华，广西宏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地南宁市桂春路南二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100561590549T。 法定代表人刘德宁，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婷婷，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翰超，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马福君，女，195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宜州市。 一审第三人韦捷，女，198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以上两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琳，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燕芳，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南宁呵护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呵护公司）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桂0107行初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6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庭就本案争议事项进行了调查和辩论。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宏新、杨慧华，被上诉人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宁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婷婷、李翰超，一审第三人韦捷、马福君及两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琳、李燕芳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本案第三人马福君系韦彦军的妻子，韦捷系韦彦军的女儿。韦彦军（男，1958年11月27日出生，住南宁市××路××号凤景湾8栋2单元1502号，公民身份号码：）生前系原告南宁呵护公司电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陆开杭，其同时兼任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的负责人。因上述药房需要安装电表，该药房店长黄某致电陆开杭汇报。陆开杭要求黄某与店员杨升航联系，让杨升航问韦彦军是否有空。杨升航遂致电韦彦军让其到药房看看。2016年5月26日11时40分许，韦彦军在上述药房安装电表过程中触电倒地。同日12时13分，南宁急救医疗中心急救医生抵达事故现场，发现韦彦军已经死亡。2016年6月20日，第三人马福君向被告南宁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相关材料，要求认定韦彦军死亡为工伤。被告于同日受理该案并于2016年7月8日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交相关举证材料。原告遂向被告作出《南宁呵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陈述意见》并提交相关举证材料。被告于2016年8月5日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并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南人社工伤认字[2016]129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韦彦军死亡为工伤。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韦彦军与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1日签订《关于有关问题的协议》，协议部分内容称因公司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公司全面停产，因此在《劳动合同》延续期间，韦彦军享受公司待岗期间的相关待遇。 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的在案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陆开杭，曾指示事发药房相关人员与韦彦军联系安装电表事宜，韦彦军前往事发药房安装电表，该工作应视为受原告指派安排。韦彦军在该药房安装电表时触电身亡，其死亡情形符合上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据此认定韦彦军死亡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至于原告称韦彦军在发生事故时仍是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该公司才是韦彦军工伤事故责任单位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规定，韦彦军在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公司待岗后，与原告签订《聘用合同》，约定韦彦军在原告处从事电工工作，由此韦彦军与原告建立了劳动关系。韦彦军在为原告工作时，发生工伤事故，原告应就此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因此对于原告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南宁呵护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呵护公司负担。 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在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程序中未对上诉人及涉案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全盘采纳一审第三人的意见，存在偏听偏信，显然不合法。一审判决认为其程序合法完全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一）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的举证通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举证，但是被上诉人作出涉案工伤认定时却未对发生伤亡事故所涉及的单位（含上诉人）和关键涉案人员，尤其是工亡人员韦彦军在上诉人处的主管领导黄奔仁，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的杨升航进行任何的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直接对韦彦军家属即一审第三人、钟亮的书面证言全盘予以采纳，而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只字未提，明显偏袒第三人，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结论显然是不客观的，不足以令人信服和采信。（二）南宁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乃是一种“行政认定行为”，被上诉人认定工伤的过程，理应对上诉人所提供的书面证言、各项规章制度、员工手册、考勤情况等书证和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进行调查核实，但被上诉人进行调查核实的仅有唯一的一份《调查笔录》，且该笔录的接受调查的对象还是与上诉人无关的药店店长黄某，没有任何—份对上诉人及有关人员调查核实笔录，被上诉人的调查行为明显有违程序公正，一审判决认为其程序合法，显然也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存在诸多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本案在案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证实上诉人有指派、安排韦彦军前往事发药房安装电表的行为。（一）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陆开杭从未指示过韦彦军到药店进行电工作业，而是就药店安装电表事宜，让店长黄某自行联系，黄某就安装电表事宜请示陆开杭，乃是基于陆开杭是南宁市奎十一药店（个人独资企业，亦可称“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并非基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因为黄某与上诉人根本无任何的隶属关系，其请示陆开杭不属于上诉人管领和控制的范围。另外，陆开杭基于其药店负责人的身份，让黄某与药店采购员杨升航联系商量解决，完全是在药店正常管理的流程之中，与上诉人扯不上任何关系;韦彦军前往事发药店进行电工作业不是接受陆开杭的指示，更未向上诉人报告和履行任何的外出手续，上诉人对韦彦军不可能存在指示、指派其外出作业的可能性。（二）本案中，药店采购员杨升航询问韦彦军是否可以帮忙，韦彦军答应帮忙，黄某方告知韦彦军其该购买电表的款项由药店报销，故可以认定杨升航找韦彦军帮忙属于韦彦军的私自外出帮工行为。一审开庭时，上诉人当庭提供有关杨升航的身份备案信息及其与药店的《劳动合同书》以证实杨升航与药店的劳动隶属关系，足以证明杨升航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而一审判决却对该项证据未做任何认定。（三）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证实韦彦军前往药店安装电表，完全是药店相关人员自行联系韦彦军所为，与陆开杭没有关系;药店相关人员与韦彦军安装电表事宜，在未经过上诉人相关主管机关同意和允许的情况下，韦彦军自行前往，该工作自然不能视为受上诉人指派所为，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事实。 上诉人呵护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补充以下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韦彦军受上诉人安排到涉事药店安装电表是错误的。首先，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并无证据证明韦彦军外出到涉事药店去安装电表是受上诉人安排。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涉案证人黄某的证言，但黄某在证言中称为安装电表一事，她联系了杨升航，之后杨升航让韦彦军到涉事药店安装，但杨升航只是涉事药店的员工，其无权代表上诉人；其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陆开杭，曾指示事发药店相关人员与韦彦军联系安装电表事宜，韦彦军前往事发药店安装电表，该工作应视为受原告（即上诉人）指派安排。而在本案中，并没有任何一份证据直接证明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到安监部门调取的三份笔录，也都没有直接证明这一事实；第三，涉事药店早在2013年9月25日便由陆开杭一人出资设立，而上诉人直到2015年4月3日才由企业法人广西港源投资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麦锦燕共同出资设立。虽然陆开杭同是上诉人和涉事药店的负责人，但由于这两个企业均为独立经营的企业，其不但名称不同，而且，经营范围、经营地点等方面都不同，二者之间并无隶属关系，故不能将陆开杭履行药店负责人职责的行为等同于其履行上诉人负责人职责的行为。一审法院将二者负责人分别履行职责的行为混为一谈，于法无据。二、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存在以下程序方面的错误：（一）被上诉人受理程序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说明，作为韦彦军亲属的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必须在作为用人单位的上诉人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后，方可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案发时间是2016年5月26日，第三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是同年6月20日（距离案发时间还有6天才满30日），而被上诉人受理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也是同年6月20日，显然，被上诉人在未到期的情况下便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程序违法。（二）被上诉人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后又向上诉人收集由南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作出本案工伤认定的时间为2016年8月23日，而被上诉人在本案立案受理后，却仍于2017年3月7日提供的证据材料收集—份由上诉人提供的、南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月4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作为其认定事实的证据，其收集证据的程序显属违法。三、被上诉人作出本案工伤认定的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被上诉人适用该条规定是错误的。韦彦军死亡地点并非其工作场所，而是涉事药店的经营场所，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韦彦军在案发地点安装电表系受上诉人指派，即韦彦军的死亡并非“在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也是错误的。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为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答辩称，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韦彦军与上诉人于2015年10月8日签订了期限为2015年10月8日至2017年10月7日的聘用合同，合同约定韦彦军从事电工工作（工种）。2016年5月26日11时40分左右，韦彦军按照南宁呵护公司安排在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进行电工作业时，不慎被电击伤。因伤情过重，经南宁急救医疗中心现场抢救无效于当日12时13分宣布死亡。以上事实有第三人马福君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聘用合同、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南宁院前急救病历、病历补充材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出警情况说明、工伤认定调查笔录、韦捷、钟亮出具的书面证言等材料为据。据此，韦彦军2016年5月26日进行电工作业时被点击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韦彦军受伤死亡为工伤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上诉人提出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一）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书确认的承担工伤责任的单位主体有误，原告与韦彦军签署的《聘用合同》性质为劳务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于法无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指出：“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因此，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伤职工与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定职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由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共同证明了韦彦军接受上诉人的日常工作管理，从事上诉人安排的水电工工作，为上诉人提供正常劳动并获得报酬，其从事的水电维护工作是上诉人开展经营业务范围所需的相关工作。根据上述劳社部发〔2005〕12号文的规定，很显然，2016年5月26日韦彦军进行电工作业被电击死亡时与上诉人之间符合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定构成要件，上诉人系适格的工伤认定主体，应依法对韦彦军的受伤致死事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被上诉人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责与工伤认定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被追责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不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排除工伤的范围，即使存在上诉人所述“原告不是事故责任方”的情形亦不影响上诉人认定韦彦军当天受伤死亡为工伤。韦彦军受伤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认定为工伤的范围，上诉人系适格的工伤认定主体，理应对韦彦军受伤事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二）上诉人主张“韦彦军在原告处的工作范围和职责，没有包括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其发生触电事故并非发生在原告的工作场所；韦彦军前往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作业而发生触电事故，也不是接受原告的意志安排或者经由原告的业务流程组织指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不认为韦彦军受伤死亡系工伤，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本案中，上诉人提出韦彦军“不是在工作场所发生触电事故，也不是受原告安排或指派到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工作”，但是，直至工伤认定终结前，上诉人未能向被上诉人提供有效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该主张，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韦彦军在进行电工作业时被电击死亡为工伤，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韦彦军被电击死亡的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11时40分左右，该时间系韦彦军当天工作时间；被电击死亡的地点为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该地点为上诉人安排韦彦军前往完成工作任务的地点，系韦彦军事发当天工作的场所；韦彦军死亡是基于为完成上诉人安排的工作任务而发生被电击致死，系因工作原因受伤致死。因此，韦彦军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据此，韦彦军2016年5月26日进行电工作业时被电击死亡的情形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被上诉人对韦彦军的工伤认定工作法律适用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马福君、韦捷口头陈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无理，应予以驳回。 各方当事人除依据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陈述诉辩主张外，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南宁呵护公司营业执照；证据2、南宁市奎十一药房新竹店营业执照及药品经营许可证；以上证据1-2证明呵护公司和奎十一药房新竹店是分别依法成立的不同的经济主体，二者经营范围和经营地点不同；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陆开杭，说明陆开杭履行对药店的管理职责，不等于其同时履行对南宁呵护公司的管理职责；证据3、水电工管理制度，证明2015年11月23日南宁呵护公司颁布并实施了规范本单位水电工人员行为的《水电工管理制度》，规定作为电工的韦彦军的工作职责仅限于全体检中心的电及有关设施的维修、保养和管理，没有规定韦彦军可以随便到那个药店去务工；证据4、南宁市奎十一药房新竹店在广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员工资料，证明包括该药店员工花名册、任命书、工作证、劳动合同书、健康证明等备案资料，足以证明邀请韦彦军到药店务工的杨升航是该药店的采购员，而不是南宁呵护公司的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及一审第三人韦捷、马福君对于上述证据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均不同意质证。 由于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没有在一审程序中向法庭提供上述证据，且无正当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接纳。 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工伤事故，依法享有处理和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韦彦军原系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的员工,其受该公司的指派到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安装电表过程中触电身亡的事实，有南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南宁市安监局)作出的南安监客复决字[2017]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对证人黄某等人的调查笔录以及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南宁院前急救病历》、《病历补充材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佐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的规定,韦彦军到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安装电表,应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在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安排的与工作性质有关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应视为工作原因。因此，韦彦军受伤死亡符合上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韦彦军受伤死亡为工伤，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上诉提出韦彦军“不是在工作场所发生触电事故，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开杭从未指示韦彦军到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安装电表，韦彦军到药店安装电表是药店相关人员自行安排”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南宁市安监局对同为南宁呵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负责人陆开杭、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员工杨升航、黄某等人的调查笔录以及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对黄某等人的询问笔录，上述证人相互印证共同证实了出事当日店长黄某就该店安装电表是“找南宁呵护公司电工韦彦军还是另外请人来安装”电话请示过陆开杭。陆开杭让黄某与杨升航联系，杨升航即通知韦彦军到南宁市奎十一大药房新竹店安装电表的事实。因此，对于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提出一审审判决认定韦彦军受上诉人安排到涉事药店安装电表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不予采信。 此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认为韦彦军受伤死亡不属于工伤，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在被诉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终结前，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未能向被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上述主张，故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对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提出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南宁市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南宁呵护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宁呵护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晓霞 审判员  宁 静 审判员  戴声长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黄世璇 书记员何丽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