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91民初1073号原告：襄阳市飞龙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环山路10号。法定代表人：亓鹏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英，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晓明，男，汉族，1978年5月19日出生，住湖北省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晶，湖北道博（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襄阳市飞龙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晓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李晓明不服本院（2016）鄂0691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书，在法定期间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16）鄂06民终2681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阳市飞龙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龙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英，被告李晓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飞龙达公司诉称，其于2012年1月聘请被告李晓明任公司整机销售部长一职，公司为被告配车使用，由公司一次性付款购车，被告李晓明再分期付款还给公司。首付款21840元由公司承担，余款119960元由被告李晓明分期支付。直至被告离职，购车余款一直未支付给公司。故诉至法院，提出下列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购车款11996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李晓明辩称：1.为被告购买讼争车辆系原告聘请被告任公司销售部长一职的入职条件，原告为被告全款购买车辆并将车辆登记至被告名下是双方协商好的条件，不存在被告不当得利之说；2.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四组证据：1.《车辆补贴管理制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公司为员工购车标准为裸车价不高于7.28万元的一汽捷达车，但是被告李晓明认为该类车辆档次较低，向公司要求购买更高档次的大众朗逸车辆，公司表示愿意提供30%的首付，但是余款119960元应当由被告偿还。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不能提供该份证据的原件进行比对，无法核实真伪。且该补贴管理制度上签署的日期均为2011年8月31日，而讼争车辆的购买时间为2011年4月，该管理制度不可能适用于讼争车辆。原告飞龙达公司如果不满足被告的购车条件，被告不可能跳槽至原告公司。由于原告不能提交该份证据的原件以供比对，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2.2011年4月21日《现金付款凭证》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各一份，以证明原告飞龙达公司支付了购车全款14180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3.《劳动合同书》一份，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签署内容有异议，认为其签订合同时内容均为空白，仅在合同末尾处签字。该合同中约定的工作期限不属实，被告实际于2011年2月已经入职，但是劳动合同载明的工作期限自2012年1月才开始。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4.《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一份，以证明原告已经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通知书上无原、被告双方签字，多项内容均为空白。且被告离职时事先一个月通知了原告公司负责人，相关工资提成等均已结清，不存在欠付购车款的问题。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上没有双方签字或盖章，也没有相关送达证据予以印证，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四组证据：1.2011年4月11日签订的《上海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及机动车登记证书各一份，以证明讼争车辆在签订购车合同及办理登记手续时均记载在被告名下，系被告所有。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原告并不知情，由公司财务垫付的全款，结果由被告擅自登记在自己名下。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2012年至2014年讼争车辆的保险费发票、汽车修理费发票、维修结算单，汽车油费发票，2011年至2013的车辆GPS登记表，2011年4月、5月、10月、11月及2012年1月、2月工资条，2014年12月挖机装机提成全年结算单及被告李晓明工资卡交易明细清单各一份，以证明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为讼争车辆的保险费、维修费、油费花费合计十万余元。而原告未向被告发放过任何购车及交通补贴，即原告所主张的《车辆补贴管理制度》从未对被告履行和实施过。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依据《车辆补贴管理制度》的约定保险费用、维修费本来就是由个人自理，而被告提交的油费发票也不能证明其未获得过任何油耗补贴。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3.新利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绩效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员工离职管理制度，以证明在新利通、飞龙达公司内部实施的文件均需通过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签字。原告提交的《车辆补贴管理制度》中制定者、审核者、批准者均没有签名，也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因此该制度从未在飞龙达公司实施过。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新利通公司与飞龙达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不能等同。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4.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协商由原告为被告配备15万元以内的车辆，并登记在被告名下，条件是被告须在原告公司干满3年。原告对该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人是从原告公司擅自离职的员工，对公司有意见，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存疑。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原告飞龙达公司与被告李晓明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到原告公司任整机销售部部长，合同约定了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共3年的劳动期限。2011年4月，原告出资141800元为被告购买配备了大众朗逸轿车一辆，并将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于2014年12月离职。原告飞龙达公司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购车款11996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对车款是由原告所出均无异议，但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该购车款属于不当得利还是对于员工的福利待遇。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原告主张是先由原告垫付车辆全款，后由被告李晓明根据公司《车辆补贴管理制度》规定分期偿还，原告对主张的垫付事实缺乏依据，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从原告所举出的证据来看，原告自2011年4月出资购买讼争车辆并登记在被告名下后，一直未向被告及时主张返还购车余款，明显有悖常理。且在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车辆补贴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五、购车条件：整机部长的购车标准为8-10万。新车向公司缴纳保证金为10000元；···七、购车程序：购车人员与公司签订代垫担保协议；首付款应由购车人全额支付，如果购车人首付款不足，可以向公司借款并办理借款手续，个人按照《车辆购车协议》按揭年限进行每月缴纳按揭款；购车人应向公司缴纳1万元的购车保证金，对于高出公司规定裸车价的购车款及其附加部分由购车人自负且款项必须现款交付公司···购车人员在购车后一年内向公司支付完首付款，解除代垫担保协议；当个人收益不足以偿还银行按揭月供时，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向公司借款，并以此车作为对该款项进行二次抵押，当购车人连续3个月或累计4个月不能偿还借款时，公司有权收回该车辆并无需告知对方予以处置；款项未结清前产权归属公司”，故原告垫付购买车辆的全款不符合该制度的规定；其次，原告即使垫付了购车全款，根据该《车辆补贴管理制度》也应当及时要求被告分期偿还贷款，可以采取按月从被告的奖金、提成、补贴等进行扣款；且该《车辆补贴管理制度》还规定了在款项未结清前车辆的产权应当归属公司。但是原告自购车日起即将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明显不符合《车辆补贴管理制度》的规定。在庭审中，对于被告所举证的工资条、汽车油费发票、车辆GPS登记表等以证明其未领取过原告公司的车辆补贴，原告对该项主张予以否认，但是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按《车辆补贴管理制度》的规定向被告发放了车辆补贴，同时，结合证人王某的证言，可以认定该车辆的购买是用于对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时间满三年的车辆补贴。综上所述，原告以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119960元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阳市飞龙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艳人民陪审员 杨 炜人民陪审员 谭泽梅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孙心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