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3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苗玉苏，女，196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科，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苗风江，男，196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武安市。系苗玉苏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科，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万鹏，男，198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祥，河北玉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苗玉苏、苗风江与被上诉人张万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安市人民法院(2018)冀0481民初1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苗风江及上诉人苗玉苏、苗风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科，被上诉人张万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苗玉苏、苗风江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张万鹏归还人民币275000元及利息91166.71元(暂计至2018年5月11日，利息计算至275000元还清之日止)。2.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张万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证据应当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规定，一审判决也未客观、公正的审核证据。一审判决在没有鉴定机构鉴定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张万鹏提交的“收条”照片字迹与石家庄公安局新华分局新公(刑合)立字【2013】3600号卷宗材料中另一份收条“笔记一致”(判决可能存在笔误：笔迹一致)。“收条”照片注明为案外人出具，法庭未传唤案外人到庭，也没有原件，且苗玉苏、苗风江不认可，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无法核实；法院直接认定其真实有效不具有客观性、公正性。石家庄公安局新华分局新公(刑合)立字【2013】3600号立案决定书最多证明张万鹏报过案，如何证明与给苗栋立找工作有关联性？石家庄公安局新华分局新公(刑合)立字【2013】3600号卷宗材料记载内容没有进行实质审理、质证，只是公安机关做的笔录，其言辞证据本身就不具有真实性，又如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因此，判决认定张万鹏为苗栋立安排工作事项向中间人杨嵩转款15万元所依据的证据均不符合客观性、合法性，一审判决认定前述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曲解苗玉苏、苗风江在(2016)冀0481民初第3703号案件提交“承诺书”的证明目的，苗玉苏、苗风江提交“承诺书”只是要证明张万鹏收钱后给苗风江儿子找工作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苗玉苏、苗风江认可其花费及资金流向。苗玉苏、苗风江一再强调不认识中间人李跃忠、姚守银等人，张万鹏敷衍、欺骗苗玉苏、苗风江钱财的虚假证据被法院认定为定案事实，且“承诺书”也是案外人出具，法院没有调查核实，案外人未出庭，法院以“承诺书”认定事实不具有客观性、公正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的规定，前提应当是委托合同成立并生效，而收钱办工作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及社会公共利益，在全国各地发生的类似行为均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可一审判决执意认定委托合同有效，并且无视收取我方41万的事实，错误的认定苗玉苏、苗风江与张万鹏之间是无偿委托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无效。合同相对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规定行事，前提是委托合同成立并生效。本案中，张万鹏向苗玉苏、苗风江承诺，只需支付一笔巨额费用，无需正常招工程序即能给其儿子安排工作，既是利用了苗玉苏、苗风江为儿子找工作的急迫心里，又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在全国各地的类似判决中，均被认定为委托关系无效；遗憾的是在苗玉苏、苗风江已经将前述判决作为证据提交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将苗玉苏、苗风江与张万鹏之间因花钱找工作产生的纠纷认定为风险自担的无偿委托合同，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审理严重超期，自2018年5月15日苗玉苏、苗风江交费立案至判决送达我方的2019年4月2日，已将近一年。虽然一审判决写明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第二次庭审后，我方多次索要判决，但一审法院直至2019年4月2日才将判决交付给苗玉苏、苗风江，该案审理早已超过法定时限，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前述。 张万鹏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苗玉苏、苗风江为了让张万鹏给其儿子苗栋立找工作，多次找到张万鹏的父亲张海军，让他给张万鹏说给苗栋立找工作，花多少钱都出，并不是张万鹏找到对方非要给苗栋立找工作；张万鹏从没有欺骗、敷衍，找什么工作、在哪找工作、花多少钱，给谁多少钱，都是苗玉苏、苗风江、苗栋立和张万鹏商议后共同决定的，而不是张万鹏的单独行为。本案中给中间人杨嵩劳务费15万元，给单位保证金及有关人劳务费共25万元(姚守银6万元，杨维春3万元，单位16万元)，都是经苗玉苏、苗风江同意给付的，这可从苗玉苏、苗风江、苗栋立、张万鹏、姚守银一块去找杨维春、单位负责人李跃忠退款，二人给苗栋立写的退款《承诺书》姚守银的证明，苗玉苏、苗风江和张万鹏共同去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报杨嵩诈骗案，苗玉苏、苗风江给的款数恰好是40万元等得到证实。三、苗玉苏、苗风江通过张万鹏共同找到姚守银等人，给其儿子苗栋立找工作，姚守银等人要劳务费,单位要保证金,张万鹏考虑到苗风江和父亲张海军是同学关系，就帮忙性质的和苗玉苏、苗风江一块给其儿子苗栋立找工作，没有要分文，这怎么能说双方之间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这怎么能说双方是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呢?这怎么能说双方之间不是无偿委托合同呢?要说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无效的民事行为，那是指苗玉苏、苗风江、张万鹏与杨嵩、姚守银、杨维春、李跃忠他们之间的行为，而不是指本案双方之间的无偿委托合同。四、本案中，杨嵩的15万元至今没有返还，已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刑事立案;杨维春的3万元和李跃忠负责单位的16万元至今没有返还，二人因诈骗罪被判刑;姚守银的6万元已返还;苗玉苏、苗风江共给张万鹏转账50万元，给张万鹏的父亲1万元现金(答辩人事后才知);本案所说的找工作前张万鹏给苗玉苏、苗风江转回10万元，2013年9月13日，张万鹏转给苗玉苏、苗风江3万元，苗栋立在石家庄买房时，张万鹏给付苗栋立4万元现金，苗风江在北京住院到石家庄，答辩人给其3万元现金，其它时间又给付苗玉苏、苗风江现金4.5万元，合计24.5万元，这在苗玉苏、苗风江第一次起诉书中认可。这样，张万鹏给苗玉苏、苗风江帮忙为其儿子找工作，不但分文未得，反而又赔了7.5万元，这公平吗?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苗玉苏、苗风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万鹏归还人民币275000元及利息91166.71元（暂计至2018年5月11日，利息计算至275000元还清之日止）；2.判令张万鹏支付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苗风江、苗玉苏委托张万鹏为其儿子苗栋立安排工作，于2012年8月11日、2012年10月20日分两次向张万鹏转款50万元，并给张万鹏父亲现金1万元[该事实由张万鹏在武安市人民法院（2016）冀0481民初第3703号民事卷宗询问笔录中予以确认）。2012年11月7日，张万鹏又给苗风江转回10万元，至此确定苗风江、苗玉苏付给张万鹏安排工作款项共计41万元。张万鹏为安排苗栋立到北京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心工作，向中间人杨嵩转款15万元，向姚守银转款25万元（其中姚守银收取6万元，剩余19万元交给单位及负责人）。苗栋立、苗风江儿子苗栋立于2012年10月底到北京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心上班，2013年春节后，无法继续上班。随后苗风江与张万鹏一起到北京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心索要“保证金”，2013年6月5日，北京工作单位杨维春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在（2016）冀0481民初第3703号案件卷中苗风江、苗玉苏将“承诺书”作为自己证据向法庭提交]，载明“关于苗栋立交给单位16万、交给我本人3万元，共计19万元，大写壹拾玖万元，苗栋立要求退出，由单位负责人李跃忠月底之前退完，剩余叁万元由杨维春6月11日前退完”，李跃忠在承诺书上载明“同意按此办理”，并签字。2013年7月，姚守银将其收取的6万元退给了张万鹏。2013年7月30日，李跃忠、杨维春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抓获，承诺没有兑现。2013年6月25日，张万鹏因其被杨嵩诈骗向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报案，该笔款项杨嵩未返还。由于苗栋立工作未得到落实，经苗风江、苗玉苏多次催要，张万鹏分几笔退款，双方认可数额为13.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苗风江、苗玉苏委托张万鹏为其儿子苗栋立安排工作，张万鹏同意并且处理委托事务，双方具有委托合意且没有约定报酬，故双方为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张万鹏应当在苗风江、苗玉苏委托的范围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苗风江、苗玉苏应当支付张万鹏办理委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并且承担委托事务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苗风江、苗玉苏给付张万鹏41万元，张万鹏为完成委托事务向中间人杨嵩交付15万元，向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心单位及负责人交款19万元,两笔款项共计34万元，张万鹏系办理委托事务实际支出。苗风江、苗玉苏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人应当知晓其将大额资金交付给张万鹏为苗栋立办理工作事项的法律后果，且苗风江、苗玉苏没有举证证明张万鹏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对于款项不能返还的责任应当由委托人苗风江、苗玉苏承担。对于剩余的1万元以及姚守银返还给张万鹏的6万元，张万鹏应当返还给苗风江、苗玉苏。至于张万鹏多支付的6.5万元，视为其对苗风江、苗玉苏的自愿补偿，张万鹏不得要求返还。张万鹏辩称，苗风江、苗玉苏起诉属于重复起诉，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在(2016)冀0481民初第3703号案件中，苗风江、苗玉苏认为该笔款项已经转化为借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而在本次起诉中其依据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两次起诉虽然当事人相同、诉讼请求类似，但是诉讼标的不同，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同，不属于重复起诉，故对张万鹏辩称的理由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苗风江、苗玉苏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93元，由苗风江、苗玉苏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张万鹏是否应返还苗风江、苗玉苏人民币275000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首先，苗风江、苗玉苏委托张万鹏替其儿子苗栋立找工作，张万鹏接受该委托，故委托合同的委托方为苗风江、苗玉苏，受托方为张万鹏。苗风江、苗玉苏、张万鹏是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委托合同的内容是通过花钱找工作，该事项违反了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的公平原则，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利于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故该委托合同应认定无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获得的财产，应该予以返还，双方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本案中，苗风江、苗玉苏先采用花钱走捷径的违法手段为其儿子找工作，是无效合同的发起者，其过错责任更大，而对于张万鹏明知花钱找工作是不合理、不合法，但仍然藐视法律为其行之，对于合同的无效同样具有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因苗风江、苗玉苏后续对张万鹏所找工作不满要求张万鹏退款后，张万鹏已退还部分款项，故对于剩余款项的损失因苗风江、苗玉苏过错责任更大，应由其自行承担。 关于一审程序问题。本案于2018年5月14日一审立案，后因需调取刑事卷宗，故于2018年8月14日扣除审限，一审卷中均有扣除审限审批表予以显示。在后续的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2018年10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的审理程序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将该裁定书于2018年10月10日送达双方当事人，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年4月2日向苗风江、苗玉苏送达该判决书，故该审理期限内并未有违反法定程序的事由，且也并未影响苗风江、苗玉苏的上诉权利，因此，苗风江、苗玉苏上诉称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苗风江、苗玉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90元，由上诉人苗风江、苗玉苏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琪 审判员 孙 佳 审判员 赵建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杜志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