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晋民申14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女，1967年9月7日出生，汉族，屯留县人，农民，住本村6组5号。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屯留县保英预制厂。住所地，山西省屯留县渔泽镇顾车村。负责人：李某，职务厂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男，汉族，1967年7月14日出生，屯留县人，农民，住本村。再审申请人王某因与被申请人屯留县保英预制厂、李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4民终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理由是：（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死者贺海荣自2014年起在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实际于2016年才办理了营业执照）工作，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双方已经形成了长期、持续、稳定的用工形态。被申请人是一家具有生产能力的经营实体，每月正常生产预制板。既然具有生产能力，那必然有生产工人，必然产生劳动关系。本案中死者贺海荣提供的劳动无论是裁板还是送板都是被申请人业务的组成部分，驾驶的车辆也是被申请人提供的、送板也是被申请人承揽的、货物亦是由被申请人生产的，显然死者贺海荣在完成被申请人的工作任务,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根本属性。2、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实行计件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根据标准工时制度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实行计件工资只是计算劳动报酬的方式，且该方式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工资结算方式，原审法院以工资结算方式认定被申请人与贺海荣之间为雇佣关系无任何法律依据。死者贺海荣与被申请人虽采用计件工资，但仍是按月发放工资，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工资条可以证实。事故发生后，被申请人李某将贺海荣7、8月份（截至事故发生前）工资4208元交给再审申请人。3、被申请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三名证人现仍在被申请人处工作，证言的证明效力明显低于其他证据。（2）针对张金龙的证人证言：其陈述“叫一天去一天，送一车50元，主要是送板”，李某在交警大队作出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贺海荣在厂里主要负责切板，张金龙与贺海荣二人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因此，该证言只能证明张金龙本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类推证明贺海荣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3）证人徐某是在贺海荣死后才到被申请人处工作，其不能证明贺海荣在被申请人处工作情况。4、贺海荣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1）在本案中，第一，贺海荣与被申请人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贺海荣具有劳动能力，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范围之内，被申请人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具有合法用工资格）；第二，贺海荣在被申请人处长期从事预制板的裁剪、运送工作，受被申请人的管理、安排，并领取工资，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第三，贺海荣在被申请人处提供的劳动（无论是裁板、还是送板）都是被申请人的主营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贺海荣与被申请人之间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贺海荣为被申请人提供了劳动，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所以完全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2）事故发生后，李某在屯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笔录中陈述：“我雇的贺海荣在我开的预制板厂工作”、“我让贺海荣拉上六块板送往西史村”，可以证实被申请人李某认可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同时证实了被申请人作为用工主体对劳动者安排和管理的属性，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指挥和管理的事实。（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贺海荣多年来领取工资是在被申请人的工资表签字领取，这一事实证人也明确表示领工资时需要签字。然而该证据（工资表）是由被申请人持有，再审申请人无法取得。该证据对被申请人明显不利，但被申请人均未提供，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同时，再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名册）、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以再审申请人王某未提供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和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及考勤记录等合法有效的证据，故而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为此，再审申请人王某请求：1、撤销屯留县人民法院（2018）晋0424民初69号民事判决和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4民终87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贺海荣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再审申请人王某提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劳动关系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项情形，劳动关系的内容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规章制度、劳动保险、职业培训等方面有明确的约定。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应形成长期稳定的用工关系，包括财产关系及人身隶属关系，即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工作接受用人单位的安排。本案中，贺海荣生前并未与被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双方无异议的事实；再审申请人王某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对贺海荣进行管理、购买社保。被申请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贺海荣生前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不存在人身隶属关系，也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原审法院关于“贺海荣与被申请人之间应为雇佣关系，并非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证据充分。再审申请人王某的该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再审申请人王某提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条第二款又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亦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拒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再审申请人王某主张贺海荣生前长达四年在被申请人处工作，每月定时领取3000-4000元工资。再审申请人王某既未提交能够证明贺海荣身份的“工作证”、“服务证”，且作为工资的领取方，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长达四年，月收入3000-4000元”相关事实的成立；其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申请人从未给贺海荣缴纳社会保险费；再审申请人王某并未主张贺海荣生前填写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被招用；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均证明贺海荣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长期、持续、稳定的劳动关系，而是临时性、随意性的雇佣关系，考勤记录无从谈起。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王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王某的该项再审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谢红雯审判员 王永胜审判员 樊文霞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