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0民初3734号 原告：姚国勇，男，196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煜琴，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生芳，男，194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平，男，197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系被告王生芳儿子。 委托诉代理人：金力鸣，杭州市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杭州余杭华生自控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新桥路22号。 法定代表人：魏华麟，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姚国勇为与被告王生芳、第三人杭州余杭华生自控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生自控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于2018年3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慧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20日、5月18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建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圆，被告王生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平、金力鸣，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华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国勇起诉称：1999年2月7日，原余杭市工业自动化仪表厂（以下简称工业仪表厂）在余杭建设局的牵头下实施企业转制，经资产评估确认可转制净资产为50万元。为受让原工业仪表厂的出售资产，原工业仪表厂法定代表人即被告王生芳、职工闻根虎、王建中及原告姚国勇四人协商签订了《协议书》，主要约定：王生芳出资20万元、闻根虎出资5万元、姚国勇出资10万元、王建中出资5万元，不足资金由王生芳负责联系在本厂职工中募集。此后，王生芳找到职工魏华麟，后者表示愿意出面受让上述资产，并同意出资20万元。后魏华麟提出对新组建的公司拥有控股地位，故又追加出资10万元。1999年3月5日，王生芳、闻根虎、姚国勇、王建中依据王生芳与魏华麟之间的协议重新达成新的资产受让《协议书》，主要约定：以魏华麟出面受让原工业仪表厂的出售资产，魏华麟出资30万元、王生芳出资20万元共同组建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而王生芳的20万元出资实际为王生芳、闻根虎、姚国勇、王建中每人各5万元组成，且约定以各自出资比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1999年3月15日，王生芳出具收据一份，证实姚国勇出资的5万元已实际到位，并确认“本收据作为换取股权的依据”。1999年6月14日，华生自控公司完成组建，名义上的股东为魏华麟、王生芳，分别占有60%、40%的股权。综上，华生自控公司的原始股东实际为魏华麟、王生芳、姚国勇、闻根虎、王建中。此后，闻根虎退出，公司股东变更为魏华麟、王生芳、姚国勇、王建中，至今未再发生任何变化。此外，华生自控公司成立后，仅向各股东分红一次，其中股东姚国勇拿到的分红仅为7000多元。姚国勇认为，其虽未被载入华生自控公司股东名册，但王生芳所持华生自控公司40%股权中的四分之一属于其所有。姚国勇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王生芳所持有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即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10%的股权）归属原告姚国勇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生芳承担。诉讼中，原告姚国勇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王生芳所持有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即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归属于原告姚国勇所有。 原告姚国勇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资产评估底价确认通知书复印件一份； 2.余杭市转制企业资产核准、股本设置审核表复印件一份； 3.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一份； 证据1、2、3共同用以证实原工业仪表厂的住所地为，法定代表人为王生芳，已于1999年6月14日注销及企业转制前经整体评估后确定转制全部资产出让价格为50万元的事实。 4.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一份； 5.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复印件一份； 证据4、5共同用以证明华生自控公司住所地为，登记股东为魏华麟、王生芳，成立日期为1999年6月14日，该公司的设立系经受让原工业仪表厂的出售资产50万元，并经厂内职工王生芳、闻根虎、姚国勇、王建中、魏华麟一系列协商后最终约定由魏华麟、王生芳出面组建的事实。 6.1999年2月7日《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为受让原工业仪表厂的出售资产，王生芳、闻根虎、姚国勇、王建中作为发起人签订协议书，就出资比例及后续资金募集等各项事宜达成协议的事实。 7.1999年3月5日《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根据王生芳与魏华麟间的协定，为募集资金，王生芳、闻根虎、姚国勇、王建中就各人的出资比例及后续股东权利义务达成协议，故王生芳出资的20万元中包含了姚国勇5万元出资的事实。 8.1999年3月15日由王生芳出具的收据一份，用以证明王生芳收到姚国勇的出资5万元，并确认该收据为换取股权凭证依据的事实。 9.1999年12月28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一份，用以证明王生芳与王建中曾签订协议约定王生芳将其本人对华生自控公司的5万元出资以1：1.75的比例转让给王建中的事实，但此后并未实际转让。 10.结算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王建中、姚国勇实际参与华生自控公司经营管理并分红的事实。 11.授权委托书二份，用以证明姚国勇日常以接受王生芳委托的方式参与对华生自控公司的资产清查、出资转让、经营管理的事项事实。 12.王生芳于2000年7月27日出具的通知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王生芳曾就其持有的华生自控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向魏华麟发出通知，其中明确王建中、姚国勇系华生自控公司原出资人的事实。 13.华生自控公司2000年8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用以证明魏华麟、王生芳认可王建中、姚国勇为华生自控公司出资人的事实。 14.原工业仪表厂前任厂长闻根虎于2011年11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工业仪表厂转制时姚国勇、王建中各出资5万元以及1999年末华生自控公司分红时王生芳以股东身份分得红利14000多元，王建中与姚国勇以股东身份各分得红利7000多元的事实。 15.工作证明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姚国勇系原工业仪表厂职工，当年的企业转制系职工持股的改制，姚国勇出资5万元参与发起设立华生自控公司符合历史背景、符合当年企业改制的做法的事实。 16.租房协议三份，用以证明华生自控公司的经营收入均为收取的房租，姚国勇与华生自控公司签订了相应的房屋租赁协议用以开设宾馆，并以开设宾馆的经营所得作为华生自控公司向姚国勇的分红的事实。 17.王生芳于2018年1月20日给姚国勇发送的手机短信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至当时王生芳仍认可姚国勇通过王生芳向华生自控公司出资，也认可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事实。 18.在（2011）杭余余商初字第588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开庭审理后姚国勇与王生芳的对话录音（附部分文字整理材料），用以证明王生芳认可姚国勇通过王生芳入股华生自控公司，亦认可王生芳出具的收据上的5万元已收到的事实。 19.姚国勇于2013年12月6日出具的借条一份，用以证明在华生自控公司提起租金纠纷之后，经姚国勇与王生芳协商王生芳同意支付姚国勇20万元，但实际仅付款10万元，姚国勇收款后出具借条予以确认的事实。 被告王生芳答辩称：一、原告姚国勇曾于2011年以华生自控公司为被告、以王生芳、魏华麟为第三人提起过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后因无法证实其主张而撤诉，故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姚国勇起诉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应以华生自控公司为被告、以王生芳为第三人，本案姚国勇的起诉与此不符。二、王生芳持有的华生自控公司40%的股份，相应的出资款王生芳已缴纳，出资人为王生芳，该事实已经余杭市第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证实，也已经华生自控公司章程记载及登记机关登记。三、王生芳与姚国勇等人签署协议书是为了购买原工业仪表厂转制时出售的资产，但最后实际由魏华麟购买，故该些协议没有实质意义；王生芳向姚国勇出具收据时华生自控公司并未成立，由于此后在组建华生自控公司时魏华麟与王生芳约定股东仅为两人，不接受其他人出资，故姚国勇委托王生芳入股的行为无法实施，王生芳只能辞去委托，收据所涉5万元并没有向华生自控公司出资；姚国勇所谓的曾经取得过华生自控公司的分红与事实不符，华生自控公司并未分红过。四、根据双方的约定，在1999年3月15日当天王生芳向姚国勇出具收据的同时，姚国勇向王生芳的妻子出具了5万元的借条，实际双方均未交付相应款项，此后由于姚国勇委托的入股不成功，故收据和借条所涉款项应按双方间的债权债务来处理，现姚国勇诉称王生芳向华生自控公司的出资中的5万元实际系其出资，对此应举证证明，由于姚国勇并无证据证实该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姚国勇提出案涉主张的诉讼时效应为二年，故本案中姚国勇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姚国勇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生芳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招标通知书一份； 2.资产出让中标通知书一份； 3.通知一份； 证据1、2、3共同用以证明王生芳于1998年参加原工业仪表厂整体出让项目招标并中标，但由于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故被取消中标资格的事实。 4.公证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工业仪表厂于1999年3月19日与魏华麟签订转制资产受让协议的事实。 5.收款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魏华麟向原工业仪表厂支付转制资产出让金50万元的事实。 6.验资报告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华生自控公司的注册资金50万元系由股东魏华麟实缴30万元、王生芳实缴20万元的事实。 7.华生自控公司章程一份，用以证明华生自控公司股东目前仍然是魏华麟和王生芳的事实。 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答辩称：1998年原工业仪表厂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整体转制，后确认魏华麟为前企业整体资产受让人。1999年3月19日，原工业仪表厂与魏华麟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依法出让了原工业仪表厂的所有资产。1999年4月12日，魏华麟向原工业仪表厂支付50万元转让款，原工业仪表厂出具相应收据予以确认。1999年4月22日，魏华麟邀请原工业仪表厂厂长即被告王生芳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并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了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公司名称中有魏华麟的“华”字与王生芳的“生”字。1999年6月8日，根据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魏华麟出资30万、王生芳依法出资20万作为华生自控公司注册资金，由余杭市第一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证明，华生自控公司成立至今的股东只有魏华麟和王生芳两人，华生自控公司设立后由魏华麟担任法定代表人。因此，华生自控公司的发起人为魏华麟，魏华麟从未与姚国勇协商过设立公司的事情，姚国勇也无证据证实向华生自控公司出资5万元，且华生自控公司成立后未进行过分红，姚国勇也未参与过经营管理，故姚国勇起诉所称均与事实不符。 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1999年4月22日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工业仪表厂的债务需要转制后的企业承担的事实。 2.现金缴纳单复印件五份，用以证明1999年6月7日和6月9日，魏华麟分次出资30万元、王生芳出资20万元作为华生自控公司的注册资金的事实。 3.票据复印件九份，用以证明华生自控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已支出注册资金50万的事实。 本院依职权出示本院在审理（2011）杭余余商初字第588号案件中对案外人闻根虎制作的调查笔录，闻根虎在该笔录中主要陈述：其曾系原工业仪表厂厂长，王生芳在其之后担任厂工；为原工业仪表厂的转制其曾与王建中、王生芳、姚国勇于1999年2月7日、3月5日签订二份《协议书》，其中3月5日的《协议书》约定由其与王建中、王生芳、姚国勇各出资5万元，但由于后来其拿不出钱，虽王生芳提出可以帮其代付但要其支付利息，其觉得负担太重没有出钱而退出了，其知道王建中、姚国勇各出资5万元，其中王建中是现金出的，对此王生芳向其确认过，姚国勇如何出资的其不清楚了；其参与并与王生芳、魏华麟一起办理了原工业仪表厂的注销手续及华生自控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由于其已退出出资，所以当时并未关心华生自控公司登记的股东是哪些人；华生自控公司成立后其做了五年销售后离开，姚国勇在公司协助王生芳做事；2011年11月10日的证明系姚国勇打印好后由其签字，手写部分也系其书写，打印文字中关于新公司成立由王生芳办理一切事项、1999年末股东分红等情况其是不清楚的，只是在与王建中、姚国勇聊天时听王建中、姚国勇说到过分红的事情。 被告王生芳对原告姚国勇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可以证明转制后的股本设置为王生芳和魏华麟二人；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华生自控公司的发起人及公司股东为王生芳和魏华麟二人；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实王建中参与华生自控公司设立；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当时王生芳、闻根虎、姚国勇、王建中合作受让原工业仪表厂资产，但后来实际由魏华麟受让，故该协议与本案无关；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在王生芳出具该收据同时还由姚国勇向王生芳妻子出具了5万元的借条，由于后来约定的由王生芳受让转制的原工业仪表厂未能成功，故该收据也应废弃；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并未实际履行；证据10，除姚国勇的签名外，其余确系王生芳所写，但应该是王生芳当时随便写写的，上面记载的部分行为华生自控公司尚未成立，不能证实姚国勇的待证事实；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姚国勇的待证事实有异议，恰恰可以证实姚国勇并非华生自控公司股东，否则就无需委托；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所载内容确系王生芳所写；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所载内容除魏华麟的签名外确系王生芳所写；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证据15，系复印件，不予认可；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姚国勇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其中就姚国勇拖欠华生自控公司租金纠纷，华生自控公司曾于2012年2月提起诉讼，法院于2012年7月作出判决，该案判决书可以证实姚国勇所称参与华生自控公司经营与事实不符的；证据17，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姚国勇的待证事实；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系姚国勇与王生芳于2011年6月16日的对话，其中姚国勇提到的股份的事情系王生芳在代理姚国勇向华生自控公司入股不成功后王生芳给予姚国勇的一个口头承诺，与王生芳持有的华生自控公司股份无关；证据19，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对原告姚国勇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华生自控公司设立至今的股东仅为王生芳和魏华麟，魏华麟从未与姚国勇商量过设立公司的事宜；证据6、7，不清楚，就原工业仪表厂转制的事情，魏华麟仅和王生芳商量过而未与其他人商量过；证据8，不清楚，系王生芳的个人行为；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魏华麟此前并不知道；证据10、11、12、14、17、18，不清楚；证据15、16无异议；证据19，与本案无关。 原告姚国勇对被告王生芳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王生芳的待证事实有异议，从形式来看华生自控公司登记的股东为王生芳与魏华麟，但实际还应包括王建中、姚国勇等，该些证据中关于王生芳参与原工业仪表厂的转制、招标以及中标后又取消、向中国银行交纳出资款等等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印证姚国勇的相关陈述，且证据5、6所涉两笔50万元款项实际系同一笔款项。 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对被告王生芳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姚国勇对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由于系复印件，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实际运作中购买转制资产与设立华生自控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同一个50万元，由于原工业仪表厂注销、华生自控公司设立后，华生自控公司可收取应收款，亦有其它经营收入，华生自控公司现所提供的款项支出凭证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是注册资金的用途。 被告王生芳对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可以证实购买转制资产的50万元与出资华生自控公司的50万元并非同一笔款项。 对本院在审理（2011）杭余余商初字第588号案件中对案外人闻根虎制作的调查笔录，原告姚国勇无异议；被告王生芳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实华生自控公司的股东仅为王生芳与魏华麟，与姚国勇在转制前的5万元没有关系；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质证认为，基本认可，闻根虎所述签订协议书的情况魏华麟不清楚。 根据以上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姚国勇提交的证据1、2、3、4、5、6、7、8、9、11、12、13、14、15、16、17、18，被告王生芳提交的全部证据以及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提交的证据2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姚国勇提交的证据10、19及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提交的证据1、3，无其它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余杭市建设局下属原工业仪表厂于1997年、1998年间开始改组、转制工作，经余杭市资产评估中心评估，至1997年10月31日评估基准日，原工业仪表厂资产（不包括土地）总额为1471252元，负债总额为1131516.85元，净资产为339735.15元，余杭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于1998年9月7日对该资产负债数额予以确认。此后，原工业仪表厂对资产出让项目进行招投标，被告王生芳中标但未能签署相关协议，故原工业仪表厂于1998年12月7日取消了王生芳的中标资格。 1999年2月7日，原告姚国勇与被告王生芳以及案外人闻根虎、王建中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为受让余杭市工业自动化仪表厂的出售资产，重新组建有限责任公司，经本厂职工闻根虎、王生芳、姚国勇、王建中等四人协商决定闻根虎出资人民币伍万元整，王生芳出资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姚国勇出资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王建中出资人民币伍万元整，合计出资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不足资金由王生芳负责联系在本厂职工中募集，如仍达不到受让金额伍拾万元，则由王生芳本人负责解决所差额之款项。公司成立后按公司章程规定，以各自的出资比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本协议一式四份，经立约人签字后即日生效，不得反悔。”协议落款处由闻根虎、王建中、王生芳、姚国勇签字。 1999年3月5日，原告姚国勇与被告王生芳以及案外人闻根虎、王建中再次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为受让余杭市工业自动化仪表厂的出售资产，现经王生芳与魏华麟二人协商，决定以魏华麟出面受让。魏华麟出资人民币叁拾万元，王生芳出资人民币贰拾万元。根据1999年2月7日闻根虎、王生芳、王建中、姚国勇四人达成的协议内容，以王生芳出资的贰拾万元人民币，调整为闻根虎、王生芳、王建中、姚国勇每人各伍万元，并以各自的出资比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本协议一式四份，经立约人签字后生效，不得反悔。”协议落款处由闻根虎、王建中、王生芳、姚国勇签字。 1999年3月15日，被告王生芳向原告姚国勇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为受让余杭市工业自动化仪表厂出让资产，根据王生芳出资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其中姚国勇出资人民币伍万元正。今王生芳收到王建中人民币伍万元正。本收据作为换取股权证的依据，其它事项均按协议书规定办理，未及事项协商解决。此据。” 1999年3月19日，在余杭市建设局的鉴证下，原工业仪表厂作为甲方，与案外人魏华麟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位号厂区内的自有房屋、设备（包括1997年10月31日评估时未进行评估的属甲方所有的房屋、辅助设备及水、电设施）、库存原轴材料以及评估时核销的仓库材料、应收呆帐和原属甲方所有的其他资产等等转让给乙方，甲方同意号甲方厂区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给乙方（以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手续为准）……；甲方全部资产出让金额为50万元，在签订协议时乙方应付清全额出让金，以现金缴入甲方工会帐户；缴入指定帐户的出让金用于甲方离退休人员剥离、预留甲方现有在职职工风险保障基金、拨付乙方安置甲方现有在职职工的安置费；甲方现有离退休人员12人、5年内将退休1人，合计13人由甲方按有关规定剥离入市社险委，剥离后的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工作由乙方负责；甲方在职职工23人全部由乙方接收安置，职工与甲方的劳动关系终止，乙方与职工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本协议生效后15天内甲方将职工安置费每人1100元合计25300元一次性汇入乙方帐户……；截止本协议生效之日甲方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清偿，甲方未经结算的经营、承包帐款、应收租金及其他应收付账由乙方清算，盈亏由乙方承担；本协议生效后将协议条款中所述资产权属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由甲、乙双方委派代表依法办理……。 1999年4月12日，原工业仪表厂工会出具收款收据一份，确认收到魏华麟支付的转资出让金50万元，并在收据备注栏载明其中264703.90元已现金交建设局企管科用于剥离退休工人。 1999年4月22日，由被告王生芳与案外人魏华麟为股东签署华生自控公司章程，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华生自控公司。1999年6月7日与6月9日，王生芳与魏华麟分次向拟设立的华生自控公司在中国银行余杭支行宝塔分理处开设的临时帐户内缴入投资款50万元，其中王生芳缴款20万元、魏华麟缴款30万元。余杭第一会计师事务所于1999年6月9日出具验资报告，确认了王生芳、魏华麟的出资事实。1999年6月14日，华生自控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设立，登记股东为王生芳与魏华麟，其中王生芳实缴出资20万元、魏华麟实缴出资30万元。1999年12月8日，以王建中为受让方、王生芳为出让方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了华生自控公司股东王生芳将其本人的出资额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百分之十）以1：1.75转让给王建中的相关事宜。2000年7月27日，王生芳致函魏华麟，称“……本人准备依法转让全部或部分出资，此事与你磋商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今提出如下方法：一、如你愿意全部收购，本人愿意转让全部出资，条件……；二、如果你不准备购买本人转让的出资，本人将部分出资依法转让给原出资人王建中、姚国勇二位，由于他们是原出资人，本人准备以1：1比例转让，希望你不要恶作剧争相购买，如果你不顾事实想享受优先购买权，那么部分出资将采取竞价拍卖，竞买人为王建中、姚国勇和你三人，谁叫价高卖给谁……。”2000年8月8日，王生芳与魏华麟又就王生芳转让对华生自控公司的出资形成股东会决议。但实际王生芳并未转让相应股权，华生自控公司登记股东构成亦至今未变。 2011年11月3日，原告姚国勇以华生自控公司为被告，以王生芳、魏华麟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姚国勇为华生自控公司股东并持有10%的股权。华生自控公司、魏华麟、王生芳于该案诉讼中均答辩认为华生自控公司系由魏华麟、王生芳出资组建，姚国勇未出资也未参与过公司经营，故姚国勇要求确认为华生自控公司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但姚国勇与王生芳间如有纠纷可另行解决。2012年2月24日，姚国勇向本院撤回该案的起诉，本院于同日裁定准许。 另认定，2011年期间，被告王生芳在与原告姚国勇的对话中曾针对姚国勇提到的股份陈述“股份的事体，就这么弄，我不赖的”、“你这个5万头我是认可的，到辰光我会分给你的。我可以跟你讲灵清。你不用担心思的，还是按照我的承诺，按照我的承诺不会赖的，这点你放心好了”。2018年1月20日，被告王生芳向原告姚国勇发送手机短信“你好，现在拆迁补偿协议还没有签订，什么时候签订还不知道，协议签订后，补偿款要分二次到位，也不知什么时候下来，等补偿款全部到位，先予结清由拆迁人支付给各租赁户的临时建筑物和装修附属物的拆迁补偿款。然后公司进入依法清算纳税阶段，清算纳税后的剩余财产在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后才能到达个人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计算”。后双方协商未果，姚国勇诉至本院，请求上判。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告姚国勇于诉讼中明确的诉讼请求，本案系姚国勇与被告王生芳之间关于登记在王生芳名下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相应的财产权属产生的争议，故以王生芳为被告、以华生自控公司为第三人并无不当，王生芳关于本案所列当事人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不符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收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姚国勇与被告王生芳及案外人王建中等人签订的《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第三人华生自控公司系因原工业仪表厂转制而设立，根据1999年3月5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以及王生芳于1999年3月15日向姚国勇出具的收条所述、于2000年7月27日致函给案外人魏华麟时所作陈述、于2011年期间与姚国勇对话时所作陈述、于2018年1月20日向姚国勇发送手机短信所载内容等，足以证实在原工业仪表厂转制及设立华生自控公司过程中，姚国勇通过向王生芳交付5万元并由王生芳投入到对华生自控公司的出资之中，亦即王生芳对华生自控公司20万元的出资中有5万元的出资义务系由姚国勇实际履行，故姚国勇要求确认王生芳所持有的华生自控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即华生自控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属姚国勇所有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王生芳关于与姚国勇等人签署《协议书》系为购买原工业仪表厂转制时出售的资产，但实际由魏华麟购买故该些协议没有实质意义；王生芳对华生自控公司40%股份的出资款已经验资及登记，并不包括姚国勇的5万元；王生芳向姚国勇出具收据的同时姚国勇向王生芳的妻子出具5万元借条，实际双方均未交付相应款项等的抗辩意见，与其在2000年7月27日给魏华麟的函件、2011年期间与姚国勇对话时所作陈述、2018年1月20日向姚国勇发送手机短信所载内容所述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华生自控公司关于发起人魏华麟从未与姚国勇协商过设立公司的事情等的相关抗辩，不影响姚国勇依法向王生芳主张权利。 第三，被告王生芳亦无证据证实原告姚国勇在提起本案诉讼前的三年以外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案涉权利已受到侵害，故王生芳关于姚国勇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王生芳所持有的第三人杭州余杭华生自控电器有限公司40%股权的四分之一（即第三人杭州余杭华生自控电器有限公司10%股权）相应的财产权利属原告姚国勇所有。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王生芳负担。 原告姚国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王生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慧农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唐启祥 书记员夏丽云 ?*ArabicDash?-18-? ?*ArabicDash?-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