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11民初3871号 原告（反诉被告）：厦门信行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万寿路88号1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678264499J。 法定代表人：汪彦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坚、程婷婷，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剑雄，男，1983年6月22日生，户籍地福建省惠安县，现住厦门市集美区。 被告（反诉原告）：厦门信溢弘（厦门）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董任路5号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1MA2Y6X7T6N。 法定代表人：柯书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利，许钰庭，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培养，男，汉族，1980年7月27日生，住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反诉被告）厦门信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行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信溢弘（厦门）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溢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后，本院根据信行公司申请，于2017年11月1日追加李剑雄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此后根据李培养的申请，于2018年1月1日依法追加李培养作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1月1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8年6月1日依法作出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于2018年6月7日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行工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信溢弘公司、李剑雄向其交付永生塑机（型号1380）1台、东华机械（型号130）1台、博创塑机2台（型号80T）、震邦机械（型号1180T）1台、华方塑机1台（型号110T）、永生塑机1台（型号100T）、空压机1台（型号捷豹），共计8台机器设备，并支付设备占有使用费暂计36000元（按每月9000元标准，自2017年7月6日起暂计至2017年11月5日，实际应计至实际交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信溢弘公司、李剑雄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18日李剑雄与信行公司签订《设备转让协议》，约定信行公司将讼争设备以2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剑雄。信行公司已按约定将全套设备进行了交付。李剑雄至2017年4月10日仅支付了设备款15万元，尚欠11万元未付。2017年4月27日信溢弘公司成立后，在《设备转让协议》上加盖了该公司的印章，此举系为债务的加入。信溢弘公司与李剑雄成为履行《设备转让协议》的共同债务人。2017年4月1日李剑雄与信行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将其承租的厂房4楼转租给信行公司，租期三年，信行公司向其支付了一个月租金的押金及两个半月的租金和水电费。2017年5月22日李剑雄又用信溢弘公司的名义与信行公司重新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该合同履行至2017年6月，李剑雄与合作股东发生纠纷，信溢弘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厂房租赁合同无法正常履行。2017年7月5日信溢弘公司、李剑雄出具了一份《付款凭证》，自认结欠信行公司设备款11万元及厂房违约金5万元，共计16万元；因其无力偿还，愿用公司所有生产设备作为抵扣该欠款16万元；抵扣后双方再无纠纷。信行公司同意了信溢弘公司、李剑雄的该抵扣请求。双方对作价抵扣的设备进行了确认，即之前信行公司转让给信溢弘公司的讼争设备，但之后信溢弘公司、李剑雄并未依约向信行公司交付讼争设备，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信溢弘公司、李剑雄辩称，一、信行公司基于付款凭证主张交付讼争设备及要求支付占用费，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剑雄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合。信行公司主张的付款凭证形成的要约合作关系，主体是其与信溢弘公司之间。信行公司认为是两被告共同出具的付款凭证是没有依据的。二、信行公司变更的诉讼请求和之前的诉求自相矛盾。起诉时说付款凭证是信溢弘公司出具。三、李剑雄和信行公司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李剑雄和信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彦辰签订了设备转让协议，约定汪彦辰向李剑雄转让设备，李剑雄向汪彦辰支付15万的设备款。这是两个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也不存在信溢弘公司自愿承担债务的情形。四、信行公司起诉的主要依据付款凭证，存在合同法110条规定的法律上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1、付款凭证约定“以公司所有的生产设备予以抵扣”，讼争的8台设备是否是所有的设备，约定不明确2、讼争设备并非信溢弘公司所有。李剑雄因与第三人李培养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7年李剑雄已将讼争设备抵付给了李培养，现由信溢弘公司向李培养支付租金使用。付款凭证不能履行，信行公司主张的设备占用费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付款凭证》还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即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重大误解表现如下：1、《付款凭证》系基于重大误解而订立。信溢弘公司并不存在《付款凭证》所称“因欠信行公司设备款11万元”的情形，属于重大误解。信溢弘公司与信行公司之间不存在设备买卖关系及设备款债权债务关系。讼争设备系李剑雄个人债务而非信溢弘公司的债务。因此信溢弘公司不存在欠设备款的事实，信溢弘公司因重大误解出具《付款凭证》；2、《付款凭证》中所称“因欠（信行公司）厂房租金违约金5万元”，属于重大误解。诉争厂房系信溢弘公司向房东承租后，再将部分转租给信行公司，信行公司至今仍在使用并一直拖欠租金，不存在信溢弘公司违约的情形。3、《付款凭证》中所称“信溢弘公司已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形，属于重大误解。4、信溢弘公司目前仍在正常经营。讼争设备并非信溢弘公司所有，李剑雄已于2017年3月将设备转让给李培养，再由李培养将设备租赁给信溢弘公司使用。如果将《付款凭证》中所称的用于抵扣的信溢弘公司的“所有生产设备”解读为讼争设备的话，显然信溢弘公司将李培养的设备误认为是自已的设备并进行了处分，属于重大误解。5、信溢弘公司本意系要表达将设备抵押给信行公司，而《付款凭证》却表述为将设备“作为抵扣，用于偿还款项”，属于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表现如下：即便讼争设备信溢弘公司有权处置，但李剑雄2016年11月18日购买设备款为26万元，时隔半年，信行公司就要以11万元的价格收回，显失公平。 信溢弘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信行公司与信溢弘公司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付款凭证》；2、解除信行公司与信溢弘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信行公司立即搬离位于厦门市集美区杏北工业区董任西路5号厂房，并将上述厂房移交给信溢弘公司；3、信行公司按4400元/月,支付至搬离并移交讼争厂房之日止的租金及水电物业管理费（计至2017年12月为36892.98元）;4、信行公司按应付租金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自反诉之日起计至租金付清之日止）。 信行公司辩称，一、关于重大误解撤销之诉求。1、信溢弘公司、李剑雄作出用其公司生产设备抵偿债务的意思表示，系为要约；信行公司同意，系为承诺，各方签字盖章，付款凭证即成立生效，各方均应严格履行该协议。协议各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协议内容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签订《付款凭证》时，两被告对用讼争设备抵债债务的行为性质、对系与信行公司订立协议等有关情况不存在错误认识，也未与抵偿债务的意思相悖，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法定情形。3、两被告主张的重大误解的理由，不是法定理由。①李剑雄购买设备，信溢弘公司成立后，在《设备转让协议》上加盖公司印章，此举系为债务的加入。李剑雄与信溢弘公司成为共同债务人。设备交付后，亦是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在使用。信溢弘公司辩称其没有欠付设备款而产生误解，与事实不符。②信溢弘公司因其与信行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履行问题，自愿作出承担5万元违约金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误解。③信溢弘公司是否能够正常经营，不是以物抵债协议生效的必要条件，不影响其作出的以物抵债意思表示的效力，也不能否定协议的效力。④讼争《付款凭证》中写明是以公司所有生产设备作为抵债，双方也进行确认。两被告明确知道“所有生产设备”的含义，绝非现在两被告主张的信溢弘公司的其他设备。两被告称讼争生产设备又转让给了李培养，再由信溢弘公司回租并非事实。⑤原被告双方都不存在“设备抵押”的意思表示，双方表达的、达成的是明确的以物抵债的协议。综上，信溢弘公司主张的上述情形，均不构成法律上的“重大误解”。二、关于显失公平撤销之诉求。1、两被告以物抵债，抵偿债务金额是16万元，不是11万元。设备存在折旧、贬值等因素，价值多少完全由当事人自愿确定，抵偿债务16万元亦是等价有偿。以物抵债亦是两被告自愿行为，不是他人强迫所为，也不存在信行公司强行收回机器设备的情形。2、李剑雄从事生产经营多年，具有丰富社会经验，其系自愿发出以物抵债的要约。本案中不存在信行公司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而迫使两被告作出某种违背其真实意思的行为的情形，不构成法律上的“显失公平”。综上所述，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三、1、其他反诉请求均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与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行提起诉讼。2、信溢弘公司主张的水电费没有水务部门、电力部门抄表读数及交费通知，无法认定；要求违约金没有合同依据。信溢弘公司从2017年9月15日开始断电，导致信行公司无法正常使用厂房，有权拒付租金。信溢弘公司违约在先，无权要求解除合同。3、合同没有约定逾期支付租金，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第三人李培养诉称，请求确认讼争8台设备所有权为李培养所有。事实与理由：信行公司起诉信溢弘公司与李培养无关，但是讼争设备是李培养的，2017年3月李剑雄已经将讼争设备转让给了李培养。 信行公司对李培养的陈述均不予认可。 信溢弘公司、李剑雄对李培养的陈述均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信行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1、设备转让协议、转让设备清单、信溢弘公司营业执照，证明信行公司2016年11月18日与李剑雄签订设备转让协议，约定将讼争设备以26万元转让给李剑雄。2017年4月信溢弘公司成立后，在该转让协议上加盖其公司印章，加入债务，成为共同债务人。 两被告质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转让协议是李剑雄与汪彦臣签的，是个人债务，与信溢弘公司无关，公司在上面盖章属重大误解。 2、设备租赁合同，证明讼争设备转让协议生效前，李剑雄欲租用注塑厂全套设备，以厦门众开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与信行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9000元。该份合同未履行，但约定的租金可作为使用讼争设备的使用费的参考标准。 两被告质证：三性不予确认。该合同在2017年2月份与案外人签订，信行公司在将设备转让给李剑雄的情况下，又把设备转让给案外人是不合理的，且该合同也没有实际履行。 3、厂房租赁合同、押金及租金支付记录，证明信行公司与信溢弘公司于2017年5月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并支付相应费用。 两被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实际从2017年4月1日就开始租赁，租金应相应抵扣。 4、短信截图、联络函、微信截图，证明厂房租赁合同履行至2017年6月，李剑雄与股东发生纠纷，信溢弘公司无法经营，厂房租赁合同无法正常履行。2017年6月30日信行公司向被告发函，追索设备款及要求厂房违约金50000元。 两被告质证：1、对短信截图、微信截图，真实性无异议，从短信、微信内容可以看出信仁公司有进行胁迫的情形“必须对我赔付，否则你别想拍卖”；且付款凭证也是因此在胁迫情况下出具；拍卖并没有发生，也属于重大误解。2、对联络函不予确认，是信行公司单方出具，也体现了胁迫的情形。 5、付款凭证、设备清单及确认单，证明2017年7月5日两被告出具付款凭证，自认结欠设备款11万及厂房违约金5万共计16万，因无力偿还，愿用公司所有设备抵扣欠款。信仁公司予以同意。双方对抵扣设备进行确认，即讼争设备。 两被告质证：对三性均不予认可。付款凭证主体是信溢弘公司与信行公司，李剑雄是代表公司签名，不是个人行为，信行公司要求李剑雄交付设备是错误的。付款凭证存在因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而可撤销的情形。 6、通知函，证明被告未按付款凭证交付设备，2017年8月15日信行公司发函催促。 两被告质证：真实性不予认可，是信行公司单方出具，也没有收到该函，且该函件不存在实际履行的依据。 李培养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均为：不清楚，与其无关。 本院对信行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第1、3、4组证据，两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第2组证据，该设备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讼争设备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与信行公司所要证明的“在设备转让协议生效前，李剑雄欲租用注塑厂全套设备”相矛盾；且在该租赁合同中并没有写明租赁设备的名称，无法判断该租赁合同的标的是否就是讼争设备，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第5组证据，有原、被告双方公司加盖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且两被告对签订该份付款凭证的事实亦予以确认，只是认为该付款凭证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第6组证据为信行公司单方制作，且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函已送达给两被告，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信溢弘公司、李剑雄提交证据如下： 1、注塑机设备转让协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设备租赁合同，证明2017年3月1日李剑雄将讼争设备转让给李培养，李培养已付清设备款，讼争设备系信溢弘公司向李培养租赁使用，对设备没有处分权。 信行公司质证：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没有李培养给付26万元的凭证；也没有信溢弘公司支付设备租金的凭证；设备一直在信溢弘公司，不存在交接的问题，故转让协议所附交接清单是画蛇添足。2017年3月1日转让了设备，为何到5月19日才回租。 2、设备报价单及银行转账回单，证明信溢弘公司于2017年4月购买价值59732元设备，该公司仅对该部分设备拥有所有权。 信行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并不涉及上述设备。 3、厂房租赁合同（4份）、收款收据、通知函，证明讼争厂房由信溢弘公司向杏林顺发公司承租，于2017年4月转租给信行公司；信行公司拖欠租金及水电费用，构成违约。 信行公司质证：对其与李剑雄、信溢弘公司先后签订的2份厂房租赁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信溢弘公司与房东签订的2份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通知函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 4、终止租房合同告知函、厦门市环境保护局集美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证明信行公司及信溢弘公司未办环保手续，2017年7月信溢弘公司股东误以为公司无法经营，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但事后证实股东存在重大误解，双方公司都仍在经营，厂房租赁合同可以履行。 信行公司质证：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存大重大误解。 5、房租、水电收款通知（2017年`6-10月），证明信行公司2017年7月15日后仍承租使用租赁厂房，不存在信溢弘公司违反厂房租赁合同及应向信行公司支付违约金5万元的情形。 信行公司质证：三性不予认可，均为被告自行制作。 6、2017年9月30日微信，证明信行公司一直使用租赁厂房。 信行公司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被告对信行公司进行停电。 7、信溢弘公司营业执照、企业信息公示，证明信溢弘公司仍在存续经营中。 信行公司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 8、借条，证明2016年7月30日李剑雄向李培养借款20万元，月息1分，后李剑雄以设备款抵偿借款方式，将讼争设备转让给李培养。 信行公司质证：三性不予认可，被告虚假制作的，没有支付凭据；不到还款期限（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2018年7月30日）何需以设备抵借款。 李培养对第1组、第8组证据予以确认，其他证据则认为与其无关，其并不清楚。 本院对两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第1组证据，没有提供相应的借款转账记录及设备租金支付凭证为佐证，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第2组证据，系信溢弘公司向案外人购买其他设备的相关材料，与本案无关，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第3组证据，对其中信行公司与李剑雄、信溢弘公司先后签订的2份厂房租赁合同本院予以确认；李剑雄、信溢弘公司分别与房东厦门市杏林顺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工贸公司）签订的2份租赁合同及收款收据，合同上均有租赁双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原、被告双方对租赁的事实也无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通知函系信溢行公司单方制作，且没有证据表明有送达给信行公司，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第4组证据，终止租房合同告知函，加盖有房东厦门市杏林顺发工贸公司印章，信行公司对该告知函真实性不认可，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该告知函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厦门市环境保护局集美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发放对象是案外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第5组证据，收费通知上均加盖有“顺发工业园物业管理处”印章，房屋面积、每平方米租金均与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一致，且信行公司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第6组、第7组证据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第8组证据，两被告未提交相应的转款凭证予以佐证，无法认定该笔借款已经实际发生，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李培养提交证据： 2011年9月20日借款单、农业银行转账凭单、建设银行交易明细、2016年7月30日借条、注塑机设备转让协议（2017年3月1日签订）及设备租赁合约（2017年5月19日），证明李剑雄将26万元讼争设备转让给李培养，除李剑雄之前向李培养借款20万元本金及1.4万元利息外,李培养再支付李剑雄46000元。该笔款项已支付完毕。此后李培养将上述设备租赁给信溢弘公司使用。 信行公司质证如下：对2011年9月20日借款单，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借款期限是2011年到2012年与本案无关。 农业银行转账凭证，没有体现转出账户和转入账户户名，不能证明与李剑雄主张的借款有关联性，金额仅10万元，没有20万。 2016年7月30日借条，三性不予确认。李培养没有于当日向李剑雄支付20万元的记录。 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没异议，关联性不认可。 注塑机设备转让协议及设备租赁合约，三性不予认可。 两被告对李培养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李培养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农业银行转账凭单、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农业银行转账凭单上没有显示相应的转出及转入账号所对应的姓名，且上述两家银行的转账金额与李培养所主张的借款金额无法对应，故对上述证据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2011年9月20日借款单及2016年7月30日借条，金额与所提交的农业银行转账凭单、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的转账金额不相吻合，无法认定该笔借款实际发生，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注塑机设备转让协议（2017年3月1日签订）及设备租赁合约，如前所述李培养所提交的借款单、借条金额与农业银行转账凭单、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的金额不相吻合，不足以证明双方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存在，故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确认。 根据上述证据的认证情况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8日信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彦臣（转让人）与李剑雄（承接人）签订《设备转让协议》，约定将讼争设备以26万元转让给李剑雄。汪彦臣在协议“转让人”的落款处加盖其私章；李剑雄在“承接人”的落款处签名。2017年4月信溢弘公司成立后，在该转让协议“承接人”处补盖其公司印章。该协议附转让设备清单，有空压机等共计8台，亦有汪彦臣私章、李剑雄签名及信溢弘公司印章。李剑雄将150000元设备款支付给案外人钟祥文，汪彦臣向李剑雄开具上述设备款的收条。信溢弘公司与信行公司于2017年5月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信行公司向信溢弘公司租赁生产车间，租期三年。2017年6月汪彦臣给李剑雄发短信和微信（联络函），要求支付设备款及厂房合同违约金5万元。2017年7月5日信溢弘公司向信行公司出具付款凭证，写明信溢弘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因欠信行公司设备款11万元及厂房租金违约金5万元，无力偿还，用公司所有生产设备作抵扣，用于偿还信行公司款项共计16万元，今后两公司再无债权纠纷。李剑雄在该付款凭证上签名并加盖信溢弘公司印章。汪彦臣在付款凭证下方空白处写明“同意，信溢弘公司用设备抵扣所有欠款”并签名，加盖信行公司印章。李剑雄在付款凭证所附的讼争设备照片上签名，并加盖信溢弘公司印章，汪彦臣亦在照片上加盖其私章。 另，2017年4月起信溢弘公司向顺发工贸公司租赁位于厦门市集美区厂房）4楼的厂房，面积961平方米，租期自2017年4月15日至2020年4月14日。信溢行公司将其所租赁的上述部分厂房，面积400平方米转租给信行公司，约定月租金11元/平方米，租期三年。2017年6月信行公司给李剑雄发短信、微信（联络函），要求支付设备欠款并由于租房合同违约，要求赔偿违约金50000元。2017年9月30日顺发工贸公司向信溢弘公司发出《终止租房合同告知函》，通知双方的租赁合同于当日终止，但直至2017年12月28日，信行公司才从信溢弘公司租赁的厂房里搬离所有物品。 此外，经信行公司申请，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闽0211民初38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信溢弘公司价值165220元的等值财产。根据该份裁定书，本院依法对讼争设备进行了查封，并暂时交由信行公司进行保管。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设备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讼争协议是信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彦臣与李剑雄签订，但汪彦臣是履行职务行为，而信溢弘公司成立后在讼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视为债务加入，故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是讼争协议的共同债务人，讼争协议的相对方应是信行公司与李剑雄、信溢弘公司。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主张讼争协议的相对方应是汪彦臣与李剑雄个人，信溢弘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主张付款凭证存在合同法110条规定的法律上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本院认为，付款凭证所附的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的设备照片，可以证明付款凭证所约定的用以抵扣款项的就是讼争的8台设备，不存在两被告所主张的设备约定不明无法履行的情形。此外，两被告及李培养均主张李剑雄已于2017年3月将讼争设备抵付给了李培养，用于偿还借款，讼争设备已经归李培养所有。在此前证据认证部分，本院对李培养所提交的证据均不予以确认。故李培养与两被告主张李剑雄向李培养借款2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确认，上述借款事实不能成立，则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讼争设备的转让及租赁自然无从谈起。综上两被告主张付款凭证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形，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主张付款凭证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两被告在答辩中提出付款凭证存在重大误解的5点理由。本院认为，如前所述，信溢弘公司系设备转让协议的共同债务人，故两被告第1点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付款凭证》中所提到的“欠（信行公司）厂房租金违约金5万元”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对当时信溢弘公司同意支付违约金的原因陈述不一致。信行公司提交短信截图、微信截图证明因李剑雄与股东发生纠纷，信溢弘公司无法经营，厂房租赁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故同意支付上述违约金，不存在重大误解。两被告提交终止租房合同告知函、厦门市环境保护局集美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证明信溢弘公司系因未办环保手续，导致其股东2017年7月误以为公司无法经营，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但事后证实股东存在重大误解，双方公司都仍在经营，厂房租赁合同可以履行。在之前的证据认证部分，本院对信行公司提交的短信、微信及两被告提交的终止租房合同告知函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不予确认。据此，本院对信行公司所主张的信溢弘公司同意支付违约金的上述原因予以确认。明信溢弘公司提交的终止租房合同告知函，证明房东解除与信溢弘公司租赁合同的原因是其拖欠款项及与同层楼房合作双方纠纷不断；而厦门市环境保护局集美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则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两被告所主张的上述原因不予确认。综上，本院认为，信溢弘公司因为其内部纠纷，决定停止经营并与信行公司达成解除厂房租赁合同并支付违约金的协议，是基于其公司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策，事后虽然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纠纷得以解决），信溢弘公司又决定继续经营并履行与信行公司的租赁合同，但不能就此推定之前其与信行公司所达成的支付违约金协议就是属于重大误解。综上两被告主张重大误解的第2、3、4点理由均不能成立。两被告主张信溢弘公司本意系要将设备抵押给信行公司，却因在付款凭证上表述错误，造成重大误解。本院认为，两被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其主张没有依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两被告主张的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与信行公司达成付款凭证，同意以讼争设备抵作160000元的价款转让给信行公司，是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形；也不存在信行公司利用优势或者利用两被告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形，故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以付款凭证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为由，要求予以撤销，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付款凭证签订后，信溢弘公司与信行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实际上并没有解除，双方当事人确认厂房租赁合同继续履行至2017年12月底，才因本案诉讼而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当时双方关于解除租赁合同并支付5万元违约金的约定并没有实际履行，但这并不影响付款凭证的效力。 综上，本院认为，付款凭证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信行公司据此主张李剑雄及信溢弘公司交付讼争设备，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李培养要求确认讼争设备归其所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为付款凭证未对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故信行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信行公司提交2017年8月15日通知函，证明其已经要求被告交付设备，但其无法证明该函有送达给被告，故本院对该通知函不予确认，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付款凭证签订后直至本案诉讼前，信行公司有向两被告要求履行。本院认定信行公司要求履行的时间应当是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日，因此信行公司已经给了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信行公司要求两被告按月租金9000元的标准，自2017年7月6日起支付讼争设备的占有使用费。本院认为，信行公司的该项主张，实际上是要求两被告赔偿因逾期交付设备所造成的损失，但信行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损失已经实际发生，故其该项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因付款凭证约定的设备抵扣款为160000元，除信溢弘公司110000元的欠款外，尚有50000元的款项差额（违约金50000元并未实际发生），信溢弘公司可以要求信行公司予以支付。为减少讼累，本院已就付款凭证效力问题向信溢弘公司进行了释明，并询问其是否同意变更其反诉诉讼请求，信溢弘公司不同意进行变更。综上，信溢弘公司反诉请求判令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付款凭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信溢弘公司反诉请求除第1项外，其他反诉请求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没有关联，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剑雄、厦门信溢弘（厦门）工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信行工贸有限公司交付8台机器设备[永生塑机（型号1380）1台、东华机械（型号130）1台、博创塑机2台（型号80T）、震邦机械（型号1180T）1台、华方塑机1台（型号110T）、永生塑机1台（型号100T）、空压机1台（型号捷豹）]； 二、驳回厦门信行工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厦门信溢弘（厦门）工贸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3900元，由厦门信行工贸有限公司负担400元；由李剑雄、厦门信溢弘（厦门）工贸有限公司负担3500元及保全费1320元；反诉受理费722元，由厦门信溢弘（厦门）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芳芳 人民陪审员  卢团和 人民陪审员  林志任 法官助理杨超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陈小卢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三十九条当事人没有约定标的物交付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官提醒：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