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民终19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州镇燕山村。 投资人：林月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文疆，福建宇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仙景社区繁荣路**。 法定代表人：许远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育明，男，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以下简称迦乐包袋厂）因与被上诉人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远包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3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迦乐包袋厂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583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驳回凌远包袋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支持迦乐包袋厂的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凌远包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苏世威不是凌远包袋公司员工，明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迦乐包袋厂与凌远包袋公司进行本案货物交易的过程中均与苏世威联系，包括货物的生产细节、货款的支付、货物的质量问题及生产时间等，苏世威在与迦乐包袋厂沟通时以凌远包袋公司员工自称，凌远包袋公司与迦乐包袋厂的聊天记录中也体现“跟小苏”联系。此外，迦乐包袋厂提供苏世威与凌远包袋公司法定代表人许远丽的银行流水，证明凌远包袋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许远丽的银行账户向苏世威支付工资；提供与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体现苏世威自认其与迦乐包袋厂联系有关本案货物交易事项时，确实是作为凌远包袋公司员工在履行工作职务。二、一审法院认定苏世威不是凌远包袋公司员工，则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明显存在案件事实不清。首先，本案中苏世威长期与迦乐包袋厂沟通本案的货物做工细节、货物支付及货物质量问题等，2016年7月2日至2016年7月6日，苏世威与迦乐包袋厂核对并确认本案诉争货物存在质量问题，2016年7月6日上午10点54分苏世威在诉争货物出货前突然通知迦乐包袋厂：“林小姐，我们老板订的材料供应商现在要叫付钱才发货，客人国外转的款要过些天才能到，但是生产又等不了，所以麻烦您帮忙把上次出货和明天要出的货款先帮忙付下，谢谢！”，后又于2016年7月6日晚上18点催促迦乐包袋厂：“林小姐，明天要出货的款，及前批出的，明天要先帮忙付下哦！以免耽误出。”迦乐包袋厂于2016年7月6日晚上20点36分回复：“小苏，请你拿合同看一下再说话。”苏世威以凌远包袋公司员工的身份通过微信威胁迦乐包袋厂不先支付货款则凌远包袋公司将会毁约不发货，迦乐包袋厂为履行与案外人的合同迫于无奈，于2016年7月7日出于非真实意思表示地向凌远包袋公司出具付款协议，一审法院认定苏世威不是凌远包袋公司的员工，则迦乐包袋厂有权据此向苏世威追究责任，要求苏世威赔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其次，2016年8月份，迦乐包袋厂通过苏世威通知凌远包袋公司要出第三批货物，苏世威以凌远包袋公司员工的身份告知迦乐包袋厂工期要两个半月，预计十一月份能出货，并且同意补第一批及第二批货物的不良品包袋1500个，2016年9月份，苏世威告知迦乐包袋厂凌远包袋公司已经安排开始做第三批货物，并且凌远包袋公司要求迦乐包袋厂支付部分货款，为此，迦乐包袋厂听信作为凌远包袋公司员工苏世威的上述言辞，支付部分货款。因此，苏世威若非凌远包袋公司的员工，则苏世威明显在编造事实，欺瞒迦乐包袋厂，导致迦乐包袋厂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付款协议。据此，迦乐包袋厂有权要求苏世威赔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故苏世威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也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人，一审法院不但没有追加苏世威作为本案的第三人，亦没有向苏世威调查案件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三、一审法院遗漏对迦乐包袋厂请求判令凌远包袋公司双倍返还迦乐包袋厂定金54600元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裁判。2016年4月25日，迦乐包袋厂与凌远包袋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迦乐包袋厂于2016年10月期间，向凌远包袋公司支付第三批货物的定金27300元，凌远包袋公司收到定金后至今未履行合同义务，并于2017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迦乐包袋厂与凌远包袋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凌远包袋公司的行为以明示的方式表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为此，迦乐包袋厂有权要求凌远包袋公司双倍返还第三批货物的定金54600元。对此，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或裁判。四、一审法院认定凌远包袋公司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证据不足，与客观事实不符。迦乐包袋厂多次与凌远包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远丽及员工苏世威联系，反映第一批和第二批货物均存在质量问题，凌远包袋公司的员工苏世威通过微信与迦乐包袋厂确认，凌远包袋公司将会在第三批货物生产中一起补给迦乐包袋厂，2016年9月份凌远包袋公司的员工苏世威通过微信告知迦乐包袋厂，已经将部分生产好的包包装起来。五、凌远包袋公司未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迦乐包袋厂经济损失，证据充分。凌远包袋公司至今未向迦乐包袋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迦乐包袋厂无法向案外人主张相关权利，造成经济损失52859.11元，为此，迦乐包袋厂提供案外人出具的损失计算凭证予以证明，证据充分。六、凌远包袋公司存在逾期违约支付货物，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迦乐包袋厂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迦乐包袋厂及凌远包袋公司双方均认定凌远包袋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逾期交货的行为，既然凌远包袋公司存在逾期交货，那么迦乐包袋厂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凌远包袋公司承担。但一审法院在认定凌远包袋公司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下，并不要求凌远包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不具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七、通过迦乐包袋厂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凌远包袋公司存在逾期交货，且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不予认定，歪曲本案的客观事实。迦乐包袋厂提供的凌远包袋公司员工的微信，与凌远包袋公司的聊天记录、物流公司的发票、空运费用的单据等证据组成证据链可以证实凌远包袋公司存在违约的事实。八、一审审判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迦乐包袋厂向法院申请调取案外人苏世威与凌远包袋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以证实本案中苏世威为凌远包袋公司员工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没有回复，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本案的客观事实，但一审法院却未予以采信并向迦乐包袋厂出具调查令等材料。 被上诉人凌远包袋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依法驳回迦乐包袋厂的上诉请求。 凌远包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凌远包袋公司、迦乐包袋厂签订的购销合同；2.判决迦乐包袋厂立即支付凌远包袋公司货款658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判决迦乐包袋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迦乐包袋厂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凌远包袋公司与迦乐包袋厂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LY001）；2.判令凌远包袋公司返还迦乐包袋厂货款6600元及货物加工原材料折合约3025元，共计9625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凌远包袋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凌远包袋公司双倍返还迦乐包袋厂定金54600元；4.判令凌远包袋公司支付迦乐包袋厂损失赔偿款125500.07元及利息（其中出口合同不能履行损失为25550元、产品质量问题损失为32509.96元、空运费用5610元、海运费用8971元及税费52859.11元，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凌远包袋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5日，凌远包袋公司与迦乐包袋厂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由迦乐包袋厂向凌远包袋公司购买学生手提包20000个，合同价人民币335000元，其中，2016年6月24日前出货5000个，2016年7月7日前再出货10000个，其余5000个待定，有迦乐包袋厂及凌远包袋公司盖章确认的《购销合同》为据。该合同内载：“甲方：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乙方：迦乐林小姐189××××7830合同编号：ＬＹ001签约时间：2016-4-25签约地点：泉州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二、交（提）货地点、方式：2016年6月24号（先出5000个100＃包）2016年7月7号85＃包和ＰＶＣ迷彩各出5000个，余100＃包5000个待定。三、交货方式为如下第（1）方式：（1）甲方送货到乙方指定的地点；（2）乙方上门提货；四、运输方式：（含运费货送厦门）五、包装标准六、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双方对货物质量是否符合约定存在争议的，应当共同委托一家独立的检验机构，以该检验机构所作出的检验报告作为依据。七、结算方式及期限：先付30%定金，尾款出货船走后25天付清（中途分批出货，先出数量的尾款需25天付清）。如果双方不存在货物质量、数量的争议，甲方应在出货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八、违约责任……甲方：单位名称（章）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乙方：单位名称（章）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合同签订后，凌远包袋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向迦乐包袋厂交付第一批货物完毕，于2016年7月7日向迦乐包袋厂交付第二批货物完毕，第三批货物双方未确定生产及交付时间。2016年7月7日，双方进行结算，迦乐包袋厂向凌远包袋公司出具了付款协议一份，确认第一批货物总款为1232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960元，尚欠余款86240元；第二批货物总款为1208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240元，尚欠余款84560元，至此，迦乐包袋厂结欠凌远包袋公司货款170800元。迦乐包袋厂在付款协议中承诺第一批余款86240元于7月14日付清，第二批余款84560元于7月20日付清。后经催讨，迦乐包袋厂又陆续支付105000元，尚欠货款65800元未能支付。凌远包袋公司未向迦乐包袋厂开具关于本案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凌远包袋公司与迦乐包袋厂签订《购销合同》，内容真实、合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凌远包袋公司、迦乐包袋厂均要求解除双方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迦乐包袋厂尚欠凌远包袋公司货款65800元未能支付，对此，迦乐包袋厂认为应由凌远包袋公司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货款，鉴于凌远包袋公司、迦乐包袋厂订立的是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主合同义务在于交付标的物，买方的主合同义务在于支付货款，本案中，凌远包袋公司已履行合同明确约定的第一批、第二批货物交付义务，不论其是否存在其他附随义务，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迦乐包袋厂均不能以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的卖方附随义务作为其不履行买方给付义务的抗辩理由，且迦乐包袋厂也要求依法解除《购销合同》，可见，迦乐包袋厂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该请求予以支持。凌远包袋公司已依约向迦乐包袋厂交付第一批、第二批货物，迦乐包袋厂尚欠凌远包袋公司货款65800元，有迦乐包袋厂盖章确认的付款协议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现凌远包袋公司要求迦乐包袋厂偿还欠款65800元，予以支持。凌远包袋公司要求迦乐包袋厂支付自起诉之日起以人民币65800元为基数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鉴于迦乐包袋厂未能如约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凌远包袋公司要求迦乐包袋厂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应予支持，计息时间调整为至判决生效后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为妥。现迦乐包袋厂要求1.请求判令解除凌远包袋公司与迦乐包袋厂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LY001）；2.请求判令凌远包袋公司返还迦乐包袋厂货款6600元及货物加工原材料折合约3025元，共计9625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凌远包袋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凌远包袋公司双倍返还迦乐包袋厂定金54600元；4.请求判令凌远包袋公司支付迦乐包袋厂损失赔偿款125500.07元及利息（其中出口合同不能履行损失为25550元、产品质量问题损失为32509.96元、空运费用5610元、海运费用8971元及税费52859.11元，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凌远包袋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鉴于迦乐包袋厂对自己上述的诉讼请求中的2、3、4项举证不力，因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凌远包袋公司与迦乐包袋厂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二、迦乐包袋厂支付凌远包袋公司欠款658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后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款项应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付清;三、驳回迦乐包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45元，减半收取为723元，由迦乐包袋厂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163元，减半收取为1582元，由迦乐包袋厂负担，款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 二审期间，除了上诉人迦乐包袋厂提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三批货物双方未确定生产及交付时间。2016年7月7日，双方进行结算，迦乐包袋厂向凌远包袋公司出具了付款协议一份，确认第一批货物总款为1232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960元，尚欠余款86240元；第二批货物总款为1208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240元，尚欠余款84560元”之事实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另查明，迦乐包袋厂就本案诉争货款已经支付给凌远包袋公司款项205500元，其中包括诉争合同约定的三批货物定金100500元，一、二批货款1050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争议焦点为：1.迦乐包袋厂是否应支付凌远包袋公司尚欠的货款65800元及相应利息？2.凌远包袋公司是否应返还迦乐包袋厂货款6600元及货物加工原材料3025元及相应利息？3.凌远包袋公司是否应双倍返还迦乐包袋厂定金54600元？4.凌远包袋公司是否应支付迦乐包袋厂损失赔偿款125500.07元及相应利息？5.本案原审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的意见与其诉、辩主张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迦乐包袋厂主张苏世威系凌远包袋公司的员工，但凌远包袋公司明确予以否认，而从迦乐包袋厂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并无法证实苏世威为凌远包袋公司的员工；迦乐包袋厂另主张其与凌远包袋公司签订的诉争《付款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对此其所提供的其与苏世威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并无法证实其相应主张，故诉争《付款协议》系凌远包袋公司、迦乐包袋厂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双方对本案诉争第一、二批货款的结算，故一审认定迦乐包袋厂应依约支付凌远包袋公司尚欠的货款658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妥。其次，迦乐包袋厂主张凌远包袋公司应返还剩余PP袋价值6600元及第三批没有交付货物所对应的加工辅料款3025元，但凌远包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诉争《购销合同》并未对交付辅料等材料进行特别约定，迦乐包袋厂提供的其与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无法证实其相应主张，故迦乐包袋厂主张凌远包袋公司应返还货款6600元及货物加工原材料3025元及相应利息，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妥。再次，诉争《购销合同》第二条约定：“余100#包5000个待定”体现双方对于第三批货物的生产及交付时间并未确定，而凌远包袋公司、迦乐包袋厂一审均诉请解除诉争《购销合同》，表明双方并无继续履行生产第三批货物的意思表示，故对于第三批货物未能确定生产，双方并不存在过错，且凌远包袋公司二审中明确其已收取迦乐包袋厂第三批货物的订金27300元，故凌远包袋公司应依法将上述订金返还给迦乐包袋厂，而迦乐包袋厂诉请主张凌远包袋公司应双倍返还上述订金，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从迦乐包袋厂一审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并无法证实凌远包袋公司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以及因凌远包袋公司未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迦乐包袋厂经济损失；另因双方已对第一、二批货物的货款进行结算并签订诉争《付款协议》，故迦乐包袋厂现主张凌远包袋公司第一批货物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对于迦乐包袋厂主张凌远包袋公司应支付其损失赔偿款125500.07元及相应利息不予认定亦无不妥。最后，因现有证据并无法证实苏世威系凌远包袋公司的员工，故苏世威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而对于迦乐包袋厂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苏世威与凌远包袋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一审已向迦乐包袋厂口头释明后退回该调取证据申请书，故一审并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诉人迦乐包袋厂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3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3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订金27300元； 四、驳回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的原审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445元，减半收取723元，由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负担；反诉受理费3163元，减半收取1582元，由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负担400元，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负担11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08元，由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负担600元，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负担40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丽阳 审 判 员 陈美雅 审 判 员 刘志健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法官助理 吴钟毅 书 记 员 庄晓思 速 录 员 李光炜 附注： 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