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5381民初2926号原告：刘健，男，196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原告：李淑娟，女，197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诗红，广东碧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添健，男，199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炳标，男，住罗定市。是罗定市罗城街区屋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被告：姜永杰，男，199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强，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天楼，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志辉，男，199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杨军，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思华，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维良，男，199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被告：邓申铭，男，1992年7月7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衍，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怡，广东军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锭愉，女，1998年6月2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被告：廖家彬，男，199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被告：陈思敏，女，199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罗定市人，住罗定市。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住所地：罗定市罗城街道沿江四路**之一、之二第一、二层。负责人：谭良基。原告刘健、李淑娟与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健及原告刘健、李淑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诗红，被告吴添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炳标、被告姜永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强、覃天楼、被告徐志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杨军、沈思华、被告罗维良、被告邓申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衍、黄颖怡、被告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的负责人谭良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健、李淑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罗定市浩斯酒吧连带赔偿594333.6元给原告。二、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两原告为夫妻关系，受害人刘某为两原告的儿子。2017年8月22日晚上约十点半至23日凌晨一点半期间，原告的儿子刘某与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何锭愉、邓申铭、等人在罗定市浩斯酒吧玩骰子、猜拳、饮酒等。根据吴添健等被告陈述，事发当晚，该桌人员在罗定市浩斯酒吧购买了两瓶芝华士洋酒，酒吧工作人员用菊花蜜与上述部分酒兑好后，倒好一杯杯放在桌面上，刘某与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等饮用上述洋酒。当晚在酒吧玩耍期间，刘某饮酒后出现过头晕、翻白眼、跌倒睡在地上的情况，邻桌的被告廖家彬将刘某扶起，同桌的玩伴对刘某按人中后，刘某清醒，众人继续与刘某饮酒。直至凌晨一点半左右，被告吴添健才将原告的儿子送回原告家中。儿子刘某被送回家后，即发生强烈呕吐等症状。原告去电120求救，医生赶到原告家中，儿子刘某经抢救无效于23日凌晨两时左右死亡。原告认为，刘某被送回家死亡，前后不到半小时，吴添健等在酒吧参与玩耍的被告没有将刘某在酒吧饮酒后出现过头晕、翻白眼等身体不适的情况告知原告以及其他家属，以致于刘某失去及时的送院治疗救助。事发当晚同桌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与刘某饮酒、玩乐，被告何锭愉与刘某同桌玩耍，被告廖家彬等在邻桌与刘某饮酒、玩乐。原告认为，当晚是被告吴添健叫刘某在酒吧订台，最后是邓申铭付款，因而被告吴添健、邓申铭是当晚相约酒吧饮酒、玩耍的组织者。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何锭愉、邓申铭、廖家彬作为当晚相约在酒吧玩耍的伙伴，不论是否一起喝酒，在明知刘某饮酒后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既没有第一时间将刘某送院治疗，也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原告及其他家属，使刘某失去及时的送院治疗救助，最终导致刘某丧生，因而上述被告均未尽劝阻、提醒及醉酒后照看等义务，理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作为经营主体，酒吧内安装视频监控，理应有专人留意酒吧内现场情况，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然而，事发当晚在酒吧工作人员也在该桌参与饮酒的情况下，并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将刘某送院治疗，表明该酒吧缺乏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经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罗定市浩斯酒吧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原告痛失独子，造成极大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各被告对于刘某酒精中毒身亡的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刘某未婚、无子女，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各被告应当赔偿以下损失给原告：1、死亡赔偿金753686元（37684.3元/年×20年)；2、丧葬费41433元（82866元÷2）；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交通费3000元；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929.2元（37684.3元/年÷365天×3天×3人）。上述1-5项合计849048.2元，刘某承担次要责任，各被告承担主要责任，因而上述八被告应连带赔偿原告594333.6元（849048.2元×70%）。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18年1月19日向本院提出追加被告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一、依法判令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连带赔偿594333.6元给原告。二、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根据法院从罗城派出所调取回的刘某于2017年8月23日死亡事件的案卷材料反映，陈思敏在派出所所做笔录时承认当晚与刘某等人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同桌玩游戏、饮酒。原告认为，陈思敏作为当晚在酒吧与刘某玩耍的伙伴，在明知刘某饮酒后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既没有第一时间将刘某送院治疗，也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原告及其他家属，使刘某失去及时的送院治疗救助，最终导致刘某丧生，因而陈思敏同样未尽劝阻、提醒及醉酒后照看义务，理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因而，陈思敏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因此申请追加陈思敏为本案的被告。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证实（1）两原告的身份信息、诉讼主体资格；（2）两原告为夫妻关系。证据二、原告儿子刘某的户口簿、身份证、火化证，证实（1）原告生育的儿子刘某的身份情况；（2）刘某于2017年8月23日逝世，于2017年10月2日火化。证据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两份，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的证明，证实原告的儿子刘某的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标注的死亡原因是自然死亡（不是属于他杀，也不是自杀）。证据四、吴添健的询问笔录，证实吴添健在22号凌晨的时候已经叫刘某帮订8月22日晚在本色（即罗定市浩斯酒吧）大厅的台，刘某依约帮吴添健订好台，在22日晚刘某应吴添健的邀请到所订的卡座玩游戏、饮酒，在酒吧玩耍期间，吴添健亲眼目睹刘某呕吐，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并且在笔录中吴添健亲自承认与刘某饮酒，同时在笔录中吴添健也明确当晚在席间互相玩游戏，玩输游戏是需要饮酒的事实。刘某回到家中吴添健当时是见到刘某是睡着了。证据五、廖天源的询问笔录，证实当晚是廖天源开车搭刘某以及吴添健回到刘某的家中，在酒吧的门口廖天源本人见到刘某在酒吧门前出现呕吐、身体不适的情况，当时刘某的状态是需要吴添健以及一个叫“亚超”的男子共同将刘某抬进小汽车后座的事实。证据六、姜永杰的询问笔录，证实当晚吴添健叫姜永杰以及徐志辉到酒吧饮酒参与聚会的。在席间，姜永杰本人在笔录中承认发现了刘某酒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证据七、酒吧的工作人员黄金珍、姚冰的询问笔录，证实当晚在卡5座饮酒的各被告是点了2支750ML的“芝华士”洋酒和12支“菊花蜜”饮料。证据八、陈思敏的询问笔录，证实吴添健邀请其到本案的酒吧饮酒，当时卡5座的被告以及刘某相互之间玩猜拳，在笔录中陈思敏本人也承认与本案的被告以及刘某饮酒。证据九、徐志辉的笔录，证实当晚徐志辉本人与刘某以及本案的其他被告玩游戏、饮酒。同时徐志辉的笔录也证实当日酒吧的台是吴添健本人订的，吴添健是当晚饮酒聚会的组织者。徐志辉本人也确认席间吴添健、邓申铭、姜永杰、刘某等人一起饮酒。证据十、云浮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鉴定意见告知书，证实刘某送验的心血中检出乙醇成份含量为147.6mg/100ml，未检出甲基笨丙胺及氯胺酮成份。该组证据与前面出示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证实刘某死亡原因急性酒精中毒可以相互佐证。证据十一、四个视频共同证实：1、刘某于8月22日晚22时41分坐在卡5座，与涉案的前8名被告在席间相互玩游戏，游戏包括猜拳、玩色仔，玩游戏玩输的需要饮酒的事实。2、证实23日凌晨1时28分09秒，刘某是坐在椅子上突然倒地的，刚倒地的10到15秒之间是没有任何人立即将其扶起的事实。3、证实刘某并不存在离开卡座超过1个钟，并且到其他台大量饮酒的情况，因为根据视频3刘某离开卡座的时间大概二十分钟左右，而除此之外的时间刘某一直在该卡座与本案的8名被告玩乐、饮酒的事实。4、通过视频3和视频4证实本案8被告是亲眼目睹刘某身体严重出现不适的情况的事实。被告吴添健辩称，1、吴添健不是相约到酒吧饮酒、玩耍的组织者。因刘某与酒吧老板较熟悉，吴添健叫刘某帮朋友预订2017年8月23日晚大厅的台可以打折，吴添健叫刘某订台的目的是打折，不是组织者。2、吴添健尽到同台共饮的注意、照顾的义务。吴添健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理由：当晚吴添健等人送刘某回家时，刘某是清醒的，在车上还与吴添健等人聊天，期间刘某还打电话给他女朋友，没发现刘某有疾病的症状，所以，吴添健将其送回家不送医院治疗，已尽到注意、照顾的义务。虽然视频显示刘某有跌倒的事实，但其被人扶起后还玩手机等，后离开时正常步行，证实刘某的跌倒是一般人饮酒后的正常表现，其身体没有出现重大异常，且吴添健不是医生，不能发现其存在疾病隐患，所以送其回家不送医院不存在过错。3、刘某的死亡是自身疾病造成。综上，请法院驳回对吴添健的诉讼请求。被告姜永杰辩称，答辩请求：一、请求判令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刘某的真正死亡原因无法确定。被答辩人认为刘某的死亡与答辩人有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8月22日晚上，刘某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内喝酒，后在家中死亡。根据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死亡的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所以，根据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刘某有可能因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对于急性心肌梗塞，其引发也具多样，常见的诱因有过劳、激动、暴饮暴食、寒冷刺激、便秘、吸烟、大量饮酒等。所以对于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大量饮酒并不是唯一的诱因，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认为刘某因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酒精中毒死亡的情形，并不能确定刘某是因参与聚会饮酒而导致其死亡。2017年9月30日，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推断刘某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自然死亡。因此，刘某生前在酒吧饮酒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所以，对于刘某的真死亡原因，罗定红十字会医院和罗定市公安局并不确定，同时相关部门并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及对死亡原因进行医学鉴定，刘某的真正死因已经无法确定。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刘某一起喝酒，然后因喝酒而导致刘某死亡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对刘某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需要对被答辩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答辩人与刘某并不相识，2017年8月22日晚，答辩人不是聚会的组织者，也没有邀请刘某参与聚会，对于刘某自身身体状况并不清楚。在聚会期间，刘某向答辩人敬酒时，答辩人由于与刘某并不认识，所以拒绝回敬，同时觉得刘某已经多次向周围敬酒，觉得其已经过量饮酒，劝其适量，不要多饮。刘某参与聚会离开后在家死亡的情形，答辩人也是事后才知悉。所以对于刘某的死亡，答辩人并不在存在任何过错，不需要对刘某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被告徐志辉辩称，答辩请求：一、请求判令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答辩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刘某的真正死亡原因无法确定，被答辩人认为刘某的死亡与答辩人有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8月22日晚上，刘某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内喝酒，后在家中死亡。根据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死亡的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所以，根据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刘某有可能因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对于急性心肌梗塞，其引发也具多样，常见的诱因有过劳、激动、暴饮暴食、寒冷刺激、便秘、吸烟、大量饮酒等。所以对于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大量饮酒并不是唯一的诱因，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认为刘某因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酒精中毒死亡的情形，并不能确定刘某是因参与聚会饮酒而导致其死亡。2017年9月30日，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推断刘某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自然死亡。因此，刘某生前在酒吧饮酒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所以，对于刘某的真正死亡原因，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和罗定市公安局并不确定，同时相关部门并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及对死亡原因进行医学鉴定，刘某的真正死因已经无法确定。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刘某一起喝酒，然后因喝酒而导致刘某死亡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对刘某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需要对被答辩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答辩人与刘某并不相识，2017年8月22日晚，答辩人不是聚会的组织者，也没有邀请刘某参与聚会，对于刘某自身身体状况并不清楚。在聚会期间，刘某向答辩人敬酒时，答辩人由于与刘某并不认识，所以拒绝回敬，同时觉得刘某已经多次向周围敬酒，觉得其已经过量饮酒，劝其适量，不要多饮。刘某参与聚会离开后在家死亡的情形，答辩人也是事后才知悉。所以对于刘某的死亡，答辩人并不在存在任何过错，不需要对刘某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被告罗维良辩称，一、请求驳回两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被答辩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答辩人罗维良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2017年8月22日晚上9时11分，刘某发微信邀请答辩人到本色酒吧（××罗定市浩斯酒吧）相见，当晚10时49分答辩人到了酒吧之后，答辩人罗维良坐在沙发上全程玩手机，间中看刘某与别人互动喝酒，答辩人并不参与喝酒，也表明是开车出来不宜喝酒。在晚上11时53分，答辩人在微信上与刘某打招呼“走先咯”，然后就起身提前走出酒吧。从答辩人22时49分到达本色酒吧至23时55分离开期间，答辩人从未与刘某喝酒，也没有劝其喝酒，而且其一直是正常清醒的状态，未发现有醉酒的迹象，答辩人罗维良不存在注意义务及侵权责任，对于刘某参与聚会离开后在家中死亡的情形，答辩人也是事后才知悉，况且公安机关也没有找到罗维良作询问调查，可以证实罗维良与刘某的死亡无关，所以刘某的死亡与答辩人罗维良没有因果关系，罗维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中，刘某也应承担责任。刘某是一名完全民事行能力人，应预料到过量饮酒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而刘某没有控制自己，导致饮酒过量，理应知道大量喝酒的危害后果，其也应承担责任。综上，在本案中，答辩人罗维良没有参与喝酒，也没有劝刘某喝酒，而且罗维良在当日23时53分已离开酒吧，罗维良对于刘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罗维良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截图，证实事发当晚罗维良并没有喝酒，且于23时53分罗维良已离开酒吧，对事后的情况并不知情，所以无法预计后面所发生的事情。被告邓申铭辩称，一、请求判令驳回对答辩人邓申铭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答辩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答辩人邓申铭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参考性案例中确立“同饮人对醉酒人死亡无邀请劝酒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审判规则。本案中，邓申铭不认识刘某，未邀请刘某参加喝酒、未对其劝酒，未发现刘某有醉酒的迹象，邓申铭对刘某不存在注意义务及侵权责任，刘某的死亡与邓申铭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述案例确立的审判规则应予参照，邓申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刘某的真正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无法确定，无法证明刘某因参与聚会饮酒而死亡。（1）死亡时间未准确确定。现有证据未能确定刘某的具体死亡时间。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罗定市公安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刘某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两单位的证明材料均未能确定刘某于2017年8月23日何时死亡，而2017年8月23日共有24小时，24小时期间刘某干了什么、在哪里先喝了多少酒、吃了什么均无法确定是否对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2）死亡原因未确定。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刘某的死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该证据为无效证据，未能证实刘某因参与聚会饮酒而死。该证据的附注讲明“无公安部门盖章无效”，现该证据无公安部门盖章，不是有效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因饮酒而死亡。该证据只是推断死因，非确诊死因，且推断了两种死因（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刘某的死因不具有唯一性，不排除其因急性心肌梗塞死亡，原告的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引发急性心肌梗塞具有多样性，常见的诱因有过劳、激动、暴饮暴食、寒冷刺激、便秘、吸烟、大量饮酒等。故大量饮酒并不是引发急性心肌梗塞的唯一诱因，并不能确定刘某因参与聚会饮酒而死亡。据公安机关调查的笔录显示：刘某于2017年8月23日凌晨2点回到家，到凌晨4-5点被发现死亡，期间刘某到家至死亡的时间足有3小时，3小时的时间里刘某是否又喝酒、是否因其他原因导致其死亡，未清楚。罗定市公安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刘某的死亡原因：自然死亡。足以证实刘某非因饮酒而死亡。在刘某死因存疑的情况下，被答辩人未作死因鉴定（尸检鉴定），不足以证明刘某因饮酒而死亡。3、本案是由于刘某自身原因导致其死亡，应当由刘某承担全部的责任。刘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大量喝酒的危害后果，其在被告一到来之前已喝了大量的酒、已在酒吧喝了大量的酒，被告一到来后其又不断对其他人劝酒（公安机关的笔录证实），随后又到附近的卡座与他人大量喝酒，刘某的死亡是由其自身行为导致的，应由其对自身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的责任。4、如果法庭认定其他被告存在过错的，应由其他被告承担赔偿，与邓申铭无关。被告何锭愉辩称，一、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全部的诉讼请求，判令答辩人何锭愉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答辩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某作为成年人，应预料到过量饮酒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然而刘某在与被告一吴添健、被告二姜永杰、被告三徐志辉、被告四罗维良、被告五邓申铭、被告七廖家彬等饮酒过程中，没有控制自己，导致饮酒过量，最后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出现死亡的后果，其应承担全部责任。2、答辩人何锭愉不是今次酒吧活动的组织者，是刘某邀请答辩人来的。答辩人在活动中从头到尾都没有喝过酒，更没有劝说刘某喝酒。3、当答辩人何锭愉看到刘某睡倒了下去时，答辩人马上呼叫隔壁座位的朋友帮忙并连忙拿水给刘某喝。刘某说自己没事，并做了个头有点小晕的手势。答辩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劝说刘某不要喝那么多酒了。答辩人在离开的时候，也特意叮嘱了刘某喝酒不要驾车。答辩人何锭愉不符合《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没有侵权行为，不存在过错；对刘某给予帮助，有劝说勿喝酒、提醒勿酒驾行为。4、从程序上，二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最下端写着：“注：②无医师/法医及民警签字、签发机构及公安部门盖章无效”。二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均无民警签名。第二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没有公安部门盖章，故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无效。5、从实体上，①红十字会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其意思是推断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导致、可能是急性酒精中毒导致、也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共同导致的，可能是其他综合原因导致的。②公安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死亡原因是“自然”，自然的内涵包括但不限于因喝酒导致死亡、非他杀、衰老死和疾病死。在证据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只是一个可能性的结果，不存在唯一性，是对刘某死因的不确定性的判断，没有尸体解剖及死因鉴定，不能直接认定为本案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告证据体系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刘某因何原因导致死亡，故不足以证明喝酒与刘某死亡形成因果关系。综上所述，答辩人何锭愉没有喝酒、没有劝说刘某喝酒；对刘某没有侵权，不存在过错；对刘某给予帮助；对刘某有劝说勿喝酒、提醒勿酒驾行为。故答辩人何锭愉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廖家彬辩称，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廖家彬的赔偿请求。事实与理由：1、答辩人并未邀约刘某饮酒，与刘某偶遇且并不同桌，完全属于不同的酒宴场合。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刘某的意外死亡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共同饮酒的同伴对刘某的死亡结果存在过错，包括同伴在饮酒中不顾受害人的酒量不断劝酒、在受害人醉酒或者过量饮酒后不提供安全救助等。但是，本案最为重要的客观事实是，答辩人并没有邀约被害人一同饮酒，也未与被害人同桌饮酒，仅仅是在酒吧偶然相遇，相做邻桌而已，完全属于不同的酒宴场合。也就是说，答辩人根本没有与刘某一起饮酒，双方在各自酒桌上，属于不同的酒宴场合，并无交集。而且，答辩人更没有跨桌敬酒、劝酒，事实上答辩人根本不知道刘某究竟喝了多少酒。不得不强调的是，法律义务的产生是有法律前提的，即邀约刘某饮酒、与其同行相伴饮酒的人因为邀约、共同饮酒的先行为，产生了照顾受害人的后义务，如果先行为并不存在，则不可能产生照顾、救助的法律义务。本案的客观事实，已十分清楚，答辩人没有邀约和被邀约、没有共同赴宴、没有同桌饮酒，完全是一个场地之下的两个不同酒宴场合，答辩人也不了解刘某饮酒的实际情况，因此，不应强加给答辩人照顾和救助的义务。简言之，刘某有意外身亡，与答辩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不能因答辩人与刘某相识，就强加法律义务给答辩人。需要强调的是，答辩人与刘某虽然相识，但答辩人并不是刘某一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与刘某相识，并不能成为法律义务产生的理由。答辩人与刘某虽然在酒吧偶遇，但是分属不同的宴请，分坐不同的桌子，因此不能因为刘某醉倒后，答辩人是恰巧同在酒吧现场的熟人，就不论答辩人是否一起饮酒、是否了解情况，就强加给答辩人法律责任和义务，这是极不公平的做法。事实上，答辩人对刘某在酒吧晕倒的事实不存在任何的原因力和作用力，其当天的行为与刘某回家后死亡的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3、答辩人在自己能力范围已经尽到了友善帮助的道义责任。从酒吧的监控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2017年8月23日01:28:12，答辩人出现在视频监控视野范围当中，01:28:14，刘某从沙发上晕倒在地上，答辩人后来走过去把他扶起来。相反，与刘某同桌朋友，在他晕厥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第一时间过去扶起他，无动于衷，只有答辩人走过去把他从地上扶到沙发。答辩人作为邻桌的人，已经在看到刘某发生晕倒时主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帮助是道义上的，基于善良。不仅如此，答辩人一直呼唤刘某，直到其苏醒，并多次问他有没有事，是否要去医院，在他清晰确认没有问题时才离开，回到自己的酒桌。难道因为答辩人把刘某从地上扶起来的善意之举，就要答辩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吗？值得一提的是，原告在起诉状称，当时一起喝酒的人看到刘某晕厥过去却没有及时打急救电话，更没有及时向刘某父母报告，使刘某错过了最佳入院治疗时间，导致其回家不久后最终死亡。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并不是当天与刘某一桌喝酒的组织者，更不是在同一桌和刘某玩乐喝酒的参加者，并不清楚其饮酒的实际状况，无法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本身没有相应救助的义务。答辩人扶起刘某，本身是一种道义的帮助，而不是履行法律义务，答辩人问询后离开的原因，也是依据一般基本常识和判断，即仅仅是普通的醉酒，而与他同桌饮酒，了解情况的同伴，也没有人坚持或者提出送他去医院救助。如果认为答辩人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那么答辩人认为当晚在酒吧喝酒的所有人都应该被起诉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他们都没有打急救电话，都没有及时通知刘某的监护人。4、刘某自身的过错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刘某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知道喝酒会对自己身体带来什么伤害，特别是过量饮酒的危害，更是应当能够充分认识到的，因此，刘某于8月23日凌晨在酒吧是一种自负风险的行为。综上，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并未邀约原告之子刘某饮酒，仅仅在酒吧偶然相遇，相做邻桌，也未敬酒、劝酒，其意外死亡与答辩人无任何事实和法律的因果关系，答辩人对其死亡无过错，因此请求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赔偿请求。被告陈思敏辩称，一、判令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预料到过量饮酒会有害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然而其本人未加以约束和控制，尽管回到家中，家属与女友均发现不同以往的喝醉表现症状，但未得到及时救治与处理。最后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出现死亡后果，其本人及其家属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2、刘某的真正死亡原因无法确定，被答辩人认为刘某的死与答辩人有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对刘某的死亡原因提出质疑，无法认定是否属于非正常死亡。2017年8月22日晚上，刘某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内喝酒，后在家中死亡。根据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对于急性心肌梗塞，其引发也具有多样，常见诱因有过劳、激动、暴饮暴食、寒冷刺激、便秘、吸烟、大量饮酒等。所以对于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大量饮酒并不是唯一的诱因，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认为刘某因心肌梗塞或者急性酒精中毒而死亡的情形，并不能确定刘某是因参与聚会饮酒而导致其死亡。2017年9月30日，罗定市公安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刘某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自然死亡。因此刘某生前在酒吧饮酒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所以，对于刘某的真实死亡原因，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和罗定市公安局并不确定，同时相关部门并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及对死亡原因的医学鉴定，刘某的真正死因已经无法确定。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刘某一起喝酒，然后因喝酒导致刘某回到家中死亡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答辩人对刘某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不需要对被答辩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答辩人与刘某并不相识，2017年8月22日晚，答辩人不是聚会的组织者，也没有邀请刘某参与聚会，聚会前并未见过刘某，然而对于刘某自身身体状况并不清楚。在8月22日被告一吴添健邀请答辩人当晚到罗定市浩斯酒吧聚会。聚会期间，刘某主动自我介绍并向答辩人主动敬酒，答辩人由于与刘某素不认识，所以拒绝敬酒且未与刘某喝酒。答辩人只是与同台被告一吴添健与在座的其他朋友玩了会游戏和喝了几杯酒，随后在当晚凌晨一点前，答辩人一直以来自身身体状况多喝几杯会出现过敏症，由于自身是一女子，怕太深夜不安全，便提出先回家，随后答辩人起身离开了。在答辩人离开的时候，看到刘某在隔壁台，具体在干什么并未看清楚。在走到罗定市浩斯酒吧门口时碰见第一被告吴添健并与其打招呼，说先回家了。离开后，对刘某的情况毫不知情，按照无义务就无责任原则，答辩人对于刘某的死亡，答辩人并不存在不履行义务行为，所以不需要对刘某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了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条件是必须有法律特别规定，即法律必须明确规定，一旦饮酒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事件，共饮者必须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死者刘某并非在饮酒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且死因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加上现行我国法律未禁止成年公民饮酒，只是限制或禁止公民饮酒后进行某些特定行为。因此，死亡者刘某亲属（即被答辩人）应当举证证明共同饮酒者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过程。答辩人不存在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辩称，刘某在罗定市浩斯酒吧消费期间，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内容与一般消费者并无差异，期间所出现的各种情况亦与本酒吧其他客人无特别的地方，刘某个人应对自己是否适合喝酒和喝多少酒的情况和后果负绝大部分责任，刘某有同伴结伴步行离开本酒吧，其喝酒后发生的各种情况与本酒吧经营和服务没有直接关系，本酒吧合法依规经营，法律规定的设备设施齐全，期间刘某出现摔倒的情况，由于本酒吧工作人员不是专业医护人员，无法评估刘某是否适合继续喝酒，也没有权力制止他继续喝酒，因此也不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对于刘某的酒精中毒死亡，本人深表遗憾，也对原告夫妻痛失爱子深表同情，但刘某酒精中毒毕竟是他的个人行为，是他的饮酒习惯和身体状态造成的，所以不应把责任推到提供正常销售酒吧身上，请法院驳回对罗定市浩斯酒吧的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如下：一、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两份证据，各被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被告吴添健对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推断书无异议，对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推断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刘某死亡的原因不明确，究竟是心肌梗死亡还是酒精中毒未知，推断书只不过是推理。被告姜永杰提出异议：1、对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推断书的证据三性有异议，推断书最后一行有两点注明的，推断书上没有民警的签字，不具合法性。该推断书是用于到公安机关办理户籍注销手续，并不是用于证实其他内容的，这个是属于推断书，不是死亡鉴定书，无法证实死亡原因的，不具有证明力的。2、对公安机关的推断书的合法性有异议，不具有证明力，只是用于办理户籍注销手续，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徐志辉对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死亡原因里面注明是属于自然死亡，而自然死亡不能够证实死者的死因与九被告存在任何的关联，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的两份证明只是推断的，并不是医生通过相关的检查而得出的结论，并且在第三联的推断书上备注的第三点是注明死于救治机构以外的死亡原因，是死后推断，从这句话表明里面的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塞、急性酒精中毒并没有经过医院的临床检验所得的结论，被告徐志辉认为该证据不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且在其他的地方，包括罗定农村，在家中死亡为了要注销户口及进行系列的火化，必须由死者当地的医院出一份居民医学证明（推断）书才能够进行火化、注销户口或其他，所以这个居民医学证明（推断）书只是程序性的东西，并不是实质诊断的内容，再者，在居民医学证明（推断）书里面的死亡原因也有两个，第一是急性心肌梗塞，这个急性心肌梗塞导致的诱因是什么，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死者死亡的原因是否是急性心肌梗塞是不能够排除的，而第二个原因是急性酒精中毒，根据近段时间酒驾入刑的案件中，有部分人的酒精含量是180mg/100ml、160mg/100ml等均没有导致人员的死亡，所以被告徐志辉认为该份证据在本案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被告邓申铭同意上述被告的意见，并补充：对两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推断书载明的死亡地点是罗城西区，而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门诊部出具的推断书记载的死亡地点是家中，无法证实死者的具体死亡地点。被告何锭愉认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没有民警签字，所以无效。被告罗维良、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对上述证据提出意见由法院依法审查。二、对于原告就视频所证明的内容，各被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被告姜永杰提出异议：被告姜永杰是在凌晨25分47秒才到现场的卡座，凌晨29分之后就离开，在这期间与刘某没有任何的饮酒行为和游戏行为。到凌晨的52分的时候，姜永杰再次回到卡座，从凌晨52分到1时05分，被告姜永杰与刘某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敬酒和游戏的行为，刘某是1时05分之后离开卡座，于1时26分回到卡座，回到卡座之后是没有饮酒的，是自己一个人玩手机，在1时28分时其他卡座人员前来敬酒的时候，刘某突然跌倒，当时卡座在场的人已经将刘某扶起来，根据视频显示刘某是没翻白眼或头晕的症状，刘某在被扶起来之后，其翘二郎脚玩手机，一直到1时34分离开卡座就没有再回来，姜永杰与刘某在卡座的整个期间，是没有超过二十分钟，对于刘某的情况，根据视频显示是没有任何异常的。被告徐志辉提出异议：按照视频显示，刘某倒地坐起来之后玩手机没任何的异常。这个事实与被告询问笔录所讲的刘某在饮酒期间是清醒的相一致。原告所称竞酒的问题，本案是不存在竞酒，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自斟自饮，并且徐志辉是与姜永杰一同到场的，期间多次离开卡5座，与刘某的互动极少。被告罗维良提出异议：罗维良是在当晚23时55分离开，在视频中显示，罗维良只饮了一杯酒，其他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邓申铭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未能证实被告邀请刘某到场饮酒、对刘某劝酒、知道刘某醉酒等事实，相反从该证据可以证实刘某多次对不同的人劝酒，刘某自己大量饮酒，刘某多次离场，不排除刘某离场期间与他人大量饮酒，刘某系因自身原因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被告不存在关联性。原告称刘某没有离场串台以及死者身体瘫软不是事实。当晚23时37分至23时40分刘某是离场到其他台饮酒的，次日00时50分至00时58分刘某也是离台与其他人饮酒的，次日1时05分至1时26分刘某也是离开去其他地方串台饮酒的。被告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对上述视频证据提出意见由法院依法审查。原告对被告罗维良提供的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实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在庭审中罗维良承认是饮了一杯酒，对于具体罗维良是何时离开酒吧以酒吧监控视频为准。综合原、被告对上述证据提出的意见。本院认为：刘某死亡后，未依法定程序作出死因司法鉴定，上述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并没有确定刘某死亡的真实死因，不是死因司法鉴定书，其证据效力不足以确认刘某死亡的真实原因。对于视频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全面质证核实，由于视频证据的特性，能真实记录事发的现场及过程，具体事实以视频记录为准，本院根据视频记录内容以及其他书证、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日常经验法则综合作客观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两原告为夫妻关系，刘某为两原告的儿子。2017年8月22日晚上，原告的儿子刘某与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何锭愉、陈思敏、邓申铭等人在罗定市浩斯酒吧玩骰子、猜拳、饮用菊花蜜与芝华士洋酒兑好的饮品。当晚刘某与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陈思敏等在同一卡座共饮上述饮品期间，上述人员均没有出现醉酒的表现。01:05:39当刘某离开同一卡座时，刘某的神志清醒，并与邻桌嬉戏。01:26:00刘某回到卡座时，刘某的神志清醒，并与邻桌嬉戏及看手机，01:28:12刘某在看手机过程中从沙发上晕倒在地上，邻桌廖家彬走过去把刘某扶起来。陈思敏与同桌及邻桌的人也对刘某关心问候，陈思敏并倒了一杯水给刘某喝。刘某清醒后继续在沙发上看手机。01:34:08刘某离开卡座，01:35:40后被告吴添健与刘某打电话叫来的朋友廖天源一起将刘某送回原告家中。刘某被送回家后，其家人发现刘某身体情况异常，原告去电120求救，医生赶到原告家中，刘某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8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死亡。又查明：刘某于1992年9月29日出生。2017年9月30日，罗定市公安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刘某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8月23日，死亡原因：自然死亡。2017年9月30日，罗定市公安局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确认送检的刘某心血液（约40ml），检出乙醇成份，含量为147.6mg/100ml，未检出甲基苯丙胺及氯胺酮成分。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纠纷。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刘某的死亡原因是什么？由于刘某死亡后，未依法定程序作出死因司法鉴定。因此，刘某死亡的真实原因还未能依法确定。在刘某死因存疑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死亡的真正原因。刘某死亡的真实原因可能因饮酒、自身疾病原因或者因饮酒、自身疾病原因两者结合或其他原因所致。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鉴定意见告知书，结合视频资料等证据，因本案属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采信规则，根据上述证据可以推定，刘某死亡与刘某死亡前喝酒有一定的原因力。争议焦点二，各被告对刘某的死亡有无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群众性活动主要指的是大型集会活动，其大多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活动参与人数的庞杂性。群众性活动通常具有众多的不特定人群参与。参与人既包括应邀而来的，也包括自发而来的。如果某人邀请两位朋友一同前去爬山，组织几个人打篮球，即使发生伤害事故，这些都不属于组织群众性活动。二是活动开展的非普遍性。此种活动往往是偶发的活动或者事件，吸引了不特定群众的参与。如果特定场所经常性地开展某种活动，则属于“公共场所”责任的范畴。三是有组织性。虽然“群众性活动”的参与人具有不确定性、开展的非普遍性，但其仍然是有人组织开展的。酒吧是特定的娱乐场所，作为酒吧经营者，对在该经营场所活动的人员，应尽安全保障义务。原告提出事发当晚在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的工作人员也在该桌参与饮酒的情况下，并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将刘某送院治疗，表明该酒吧缺乏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经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主张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负担赔偿责任。根据日常经验法则，酒吧作为特定的娱乐场所，出现醉酒者也是常有的现象，刘某娱乐活动中出现过醉酒的现象，但很快就回复正常，还在玩手机，在此情况下，要酒吧经营者作出判断送其去医院治疗，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正常判断。本案中，没证据证明刘某在离开酒吧时在酒吧不醒人事、有生命危险无法离开酒吧而需要立即送院治疗救助的事实，且刘某是在他人陪同下离开酒吧。因此，本案不存在酒吧经营者对在该经营场所活动的人员刘某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事实。原告主张被告罗定市浩斯酒吧赔偿，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我国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尤其是成年人饮酒，只是限制或禁止公民饮酒后进行某些特定行为（如醉酒驾车）。同样，法律也不禁止多人共饮。至于劝酒是否构成侵权，要看劝酒的具体情节。如果是非强制、礼节性劝饮，被敬酒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就既不为法律所禁止，也为传统和风俗民情所接受，不宜将这种行为界定为侵权行为。酒吧作为娱乐场所，成年人都有进场消费娱乐的权利。本案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某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娱乐、喝酒或其他饮料只是在娱乐场所这种特定场合娱乐活动的消费内容，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某彼此之间相约在罗定市浩斯酒吧娱乐行为，彼此之间各有不熟识，并没有参加生日晚会、同学聚会或庆贺活动等特定目的，没有特定的组织者。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某在罗定市浩斯酒吧消费娱乐活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群众性活动。本案不能简单以刘某的死亡这个结果来认定上述被告的法律责任，而是要看上述各被告在与刘某相处期间的行为是否有过错。根据过错原则，民事主体只有在行为上存在过错，并且这种行为给他人带来损害和损失时，民事主体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过错责任，相互之间一齐喝酒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过错。本案中，从视频资料显示，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陈思敏以及刘某在罗定市浩斯酒吧消费娱乐，期间只是进行正常的娱乐活动，没有强行劝酒的行为，因此，相互之间并没有因先行危险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刘某离开卡座时神志清醒，刘某离开卡座之后，再没有出现在卡座与上述各被告喝酒娱乐。刘某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过量喝酒会对身体带来的危害，在娱乐场所进行喝酒娱乐活动，应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适度控制，对于事件的发生，刘某自身有过错，原告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吴添健、姜永杰、徐志辉、罗维良、邓申铭、何锭愉、廖家彬、陈思敏、罗定市浩斯酒吧对刘某的死亡存在过错，而且被告吴添健已同刘某叫来的朋友一起把刘某送回家，交由其亲人照料，已尽到合理的安全照顾义务。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述各被告的抗辩，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健、李淑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4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健、李淑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建光审判员  王节林审判员  陈国恒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罗列君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