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庆辉，女，196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一菲，女，1984年5月31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晓燕，北京明高典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友谊联盟文化交流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范伟，副主任。原审第三人：仵延东，男，197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审第三人：魏诗云，女，197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罗山县。上诉人魏庆辉因与被上诉人黄一菲以及原审被告北京友谊联盟文化交流中心（友谊中心）、原审第三人仵延东、原审第三人魏诗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20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庆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黄一菲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黄一菲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黄一菲称：2017年1月24日魏庆辉以其单位组织赴澳大利亚演出交流及后续行程无法安排为由找到黄一菲帮忙，后魏庆辉通过各种关系直至2017年2月3日方才找到某公司安排后续相关行程、住宿等事务，报价48240澳币，按照当时汇率换算人民币为264355.2元，魏庆辉通过其员工分两次向黄一菲支付人民币共计150000元，余下110048元由魏庆辉垫付，魏庆辉应当予以归还。魏庆辉认为当时双方在沟通中是以单位的名义对接洽谈的，本案中黄一菲作为原告是不适格的，诉讼主体应该是北京菲比创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魏庆辉当时是代表单位与黄一菲进行的商谈，其行为实际上是职务行为，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亦没有收取任何人员的费用及获利等，不应该向黄一菲支付任何费用。另外，黄一菲要求魏庆辉偿还所谓代垫款项、利息。魏庆辉不予认可，因为在合同的履行中黄一菲的违约行为给魏庆辉的工作单位造成了实际的损失共计77000元，魏庆辉要求两个单位之间进行相应的抵消减免。一审法院认定：黄一菲与魏庆辉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就委托事项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了委托合同。判令魏庆辉偿还黄一菲垫付款项110048元。魏庆辉认为一审法院将魏庆辉与黄一菲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魏庆辉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能体现公平正义。为了维护魏庆辉的合法权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黄一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魏庆辉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在魏庆辉与黄一菲微信沟通过程中，虽然提到过北京菲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但最终双方并未签署书面合同，而且魏庆辉在双方沟通过程中从未披露过公司的名称，而是以虚假的文联工作人员的身份沟通。最终实际上是魏庆辉指示黄一菲处理事务，黄一菲为其找到仵延东及其公司，为魏庆辉完成旅行团的服务事项，因此委托合同为魏庆辉与黄一菲之间订立，黄一菲作为一审原告合法有效。2.黄一菲在为魏庆辉处理委托事项时垫付了相关费用110048元，魏庆辉作为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黄一菲支付处理委托事务时垫付的必要费用。3.魏庆辉本应在完成委托事项之后返还垫付费用，利息为魏庆辉占用黄一菲资金期间的实际损失，因此魏庆辉应当向黄一菲支付利息。4.魏庆辉主张的损失为其自身在另案中为提供承诺的服务而应承担的返还义务，与黄一菲无关，无权要求黄一菲承担。5.本案件相关事实发生时间为2017年2月，却拖延至2021年8月，完全是由于魏庆辉伪造身份，且拒不回复法院电话也不领取法院文书，长期恶意拖延所致。6.开庭时魏庆辉作为上诉人并未出庭，应当视为撤诉处理。综上，请法院驳回魏庆辉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仵延东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魏庆辉的上诉请求。友谊中心、魏诗云未到庭进行陈述。黄一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魏庆辉、友谊中心偿还黄一菲垫付款项110048元并赔偿损失（以110048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魏庆辉、友谊中心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一菲提交的其与魏庆辉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黄一菲向魏庆辉发送了团费报价为人民币264355.2元，并提供了其名下账号；魏庆辉回复“黄一菲，我刚让小张问了那边住单房的客人，他说可以把每晚90澳币给小张，但他说是7晚（6号抵达，13日离开），不是8晚，你在确认一下吧（地接费220*8*27人=47520澳币单房差90*7=630澳币费用总计48150澳币人民币：48150*5.48=263862元）”；黄一菲回复“嗯嗯，我去确认一下。是！对的！……”。黄一菲提交其与魏庆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为黄一菲与魏庆辉之间沟通过程。“……（2017年1月25日）魏：行程没有问题，请尽快告知价格，以便尽快落实……（2017年1月28日）魏：把你的单位名称发给我，我一并呈报。就是能签合同的单位……黄：北京非比创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要不要写在那上面？魏：好的，钱交北京还是悉尼？黄：北京。魏：付人民币，对吗？……黄：对就人民币……魏：黄一菲，刚刚书记说他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后天把合同文本发给你，你先看看，没问题2月3日你过来签一下，这样团组抵达前才能把钱给你。黄：好……魏：你先定了，没问题，因为现在放假盖不了章。2月3日可以盖章签字。财务才可以安排专职……魏：我可以保证你在团组抵达前收到全部款项……（2017年2月2日）黄：明天去哪儿签字盖章？魏：去文联或者去你处都行，我问问办公室。你在什么地方？请今天把修改后的合同发给我一份，我让办公室先去找领导签字……（2017年2月3日）黄：包括垫钱这样的事情，除非是跟您这么熟，没人能接这样的事了。请您知悉！魏：知道了，我正在沟通相关人员，稍后电话联系你……（2017年2月10日）黄：魏老师，我这边剩下的钱什么时候能结？时间太长了，我和我妈卡里都是空的，我还有房贷要交，都没有钱。垫的钱数额太多了，时间也太长了。魏：好的，知道了，下周吧……（2017年2月17日）黄：魏老师，团队是不是已经顺利回来了？尾款什么时候可以弄清楚？魏：回来了，我现在在台湾，周日下午回京，回来后联系你吧……（2017年2月27日）黄：魏老师，您需要投诉什么人我昨晚我妈这层关系，我帮您继续联系，但您作为我们个人垫钱的费用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您没有理由扣着不给……魏：抱歉，今天有事，明天上午联系吧……”魏庆辉、友谊中心提交《北大学生新春悉尼汇报演出团队26+1人》行程单，并主张该行程单系黄一菲于2017年2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向魏庆辉发送的文件。该行程单显示了2017年2月3日至同月13日的旅行团行程，其中2月12日下午的行程为“悉尼歌剧院交流演出（已确认）”。黄一菲提交“2017-悉尼活动接待（3）”的微信群聊记录，显示“……（2017年2月4日）魏：一会儿王丽丽会再汇给你一笔款项，收到后请说一下……黄：嗯嗯，我这边上午收到您的第一笔费用之后，自己凑齐，全部交过去了。魏：我也会尽快都转给你……（2017年2月7日）黄：全家给您们凑钱，春节都没过好。现在才刚收到一半费用……”2017年2月4日，魏诗云向黄一菲转款100000元，王丽丽向黄一菲转款50000元。对此，魏庆辉、友谊中心在一审庭审中主张魏诗云、王丽丽系代友谊中心向黄一菲付款；黄一菲认可魏诗云、王丽丽系代魏庆辉付款。同日，黄一菲向仵延东分4笔共计转款253998元。2017年2月12日，黄一菲向仵延东转款6050元。黄一菲、仵延东在一审庭审中均主张黄一菲向仵延东支付的260048元为涉案旅行团的团费。魏庆辉、友谊中心提交一审法院与本院多份判决书，均系案外人与友谊中心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判决书，内容主要为：因友谊中心未安排拜会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悉尼歌剧院演出，判令友谊中心向案外人返还部分活动费。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黄一菲与魏庆辉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就委托事项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委托合同。关于委托人的认定，虽然魏庆辉在聊天记录多次提到“书记”，但在订立合同过程中，魏庆辉未曾向黄一菲披露委托方为友谊中心，也未向黄一菲出示有权代表友谊中心的文件，事实上一直由魏庆辉与黄一菲沟通委托事宜。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魏诗云及案外人王丽丽向黄一菲支付费用后，魏庆辉也表示会尽快把剩余款项都转给黄一菲。结合全案证据，黄一菲系按照魏庆辉的指示处理事务。关于受托人的认定，魏庆辉主张系北京菲比创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系黄一菲与魏庆辉讨论签订合同时曾提及，但实际本案中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实际由黄一菲与魏庆辉订立与履行。一方面与魏庆辉对接委托事项的是黄一菲；另一方面，魏诗云、王丽丽将涉案款项打给了黄一菲，又由黄一菲向仵延东支付了款项。故受托人应为黄一菲。黄一菲起诉主张友谊中心系实际收益人，故应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黄一菲在处理魏庆辉事务时垫付了款项，魏庆辉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在黄一菲与魏庆辉的短信记录中，黄一菲曾发送费用报价“18240*5.48=264355.2元”，魏庆辉曾发送了其认可的费用为“48150*5.48=263862元”。黄一菲接受魏庆辉的委托，为其安排旅行团澳洲旅行事宜，并在收到魏诗云、王丽丽代魏庆辉支付的费用后，连同自行垫付费用共向仵延东支付了费用260048元。仵延东实际为魏庆辉的旅行团提供了服务。黄一菲、仵延东在一审庭审中均主张黄一菲向仵延东支付的260048元为涉案旅行团的团费。魏庆辉虽主张黄一菲向仵延东支付的费用与本案无关，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魏庆辉应向黄一菲支付剩余费用110048元及利息。黄一菲2017年2月向仵延东支付了款项，其要求魏庆辉自2017年3月1日起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对于利息标准，双方并未约定，应当按照法定利率计算。对于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率，黄一菲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计算。魏庆辉主张委托合同的最终结算款为150000元，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就此与黄一菲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魏庆辉亦主张因黄一菲未完成令旅行团团员在悉尼歌剧院登台演出的合同义务，应承担相应损失。魏庆辉主张行程单中“悉尼歌剧院交流演出（已确认）”为黄一菲已经对演出进行了确认，但黄一菲主张该项行程由魏庆辉自行安排确认。因魏庆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义务应由黄一菲承担，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魏庆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黄一菲偿还垫付款项110048元；二、魏庆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黄一菲支付利息（以110048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黄一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友谊中心、魏诗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出庭陈述及相关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讼主体的适格性。本案中，纵观双方前后沟通过程，可看出直接沟通人员为黄一菲与魏庆辉。自然人与法人均有民事行为能力，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应根据双方沟通过程中的披露情况以及最终签约情况综合认定。魏庆辉未曾向黄一菲披露委托方为友谊中心，也未向黄一菲出示有权代表友谊中心的文件。故在黄一菲与魏庆辉沟通过程中的相关意思表示乃至确认行为，难以将法律效果当然归于法人。魏庆辉在沟通中所提到的“书记”等称谓，亦不能当然指向友谊中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魏诗云及案外人王丽丽向黄一菲支付费用后，魏庆辉也表示会尽快把剩余款项都转给黄一菲。结合全案证据，黄一菲系按照魏庆辉的指示处理事务。关于受托人的认定，魏庆辉主张系非比公司。虽黄一菲与魏庆辉讨论签订合同时确曾提及，但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且黄一菲提供给魏庆辉的银行账号也是自己的而不是非比公司的银行账号，故难以将受托人当然指向非比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委托合同实际由黄一菲与魏庆辉订立与履行，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黄一菲的垫付情况，判决魏庆辉偿还垫付的款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魏庆辉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87元，由魏庆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磊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