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19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媚，女，198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春，男，195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系刘媚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忠明,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西河支行，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积善街2-14号。负责人：李福元，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倩,女，1985年10月17日出生，藏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系银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倩，女，198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系银行员工。原审被告：刘蕾，女，197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上诉人刘媚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西河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原审被告刘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1）川0112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中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并未向法院提交其履行放款义务的证据，关于何时放款，放款的具体金额，放款的资金去向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2018000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一审法院未进行查明即作出了错误的判决。2.针对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公式和依据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和法定凭证，仅依靠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陈述，一审法院即予以认定，系错误的。一审过程中，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未向法庭提交任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的裁定文书，相关财产拍卖和执行情况的法律文书以及法律上能够体现执行款具体金额和到位时间的有效票据也只字未见。一审法院显然没有依据客观合法的法律文书和凭证认定案件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尚作公司）针对借款用途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媚利益的情况，刘媚不需要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从2016年第一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开始，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就是为了以贷还贷偿还2015年成都尚作公司在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处的2,750余万元借款，2016年的借款不是用于购买农产品，而是归还高利贷，偿还过桥资金，而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明知该借款用途并非用于购买农产品，却和成都尚作公司串通，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恶意隐瞒，损害保证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六条关于“借新还旧”担保责任承担的规定，本案成都尚作公司借款的实际用途为“借新还旧”，但未告知刘媚，刘媚不承担担保责任。因为借款的流水、明细均掌握在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处，所以刘媚要求法院责令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提供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刘媚保证期间发放的每一笔款的借款合同和每一笔发放贷款的放款凭证，否则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和刘媚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和成都尚作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授信合同》内容不一致、保证的具体义务应视为约定不明，需要依靠单独的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确定保证义务范围。首先，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为哪份授信合同进行担保，保证的是一份不确定的义务。而且《最高额授信合同》中对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也没有明确约定，因此《最高额授信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项下产生的债权如需担保的，由相关各方另行签订担保合同。所有的担保合同都是依附于主合同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在签订第一笔单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时要求《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同时对单笔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独立的保证合同以确保保证的具体本金和应当承担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否则，《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即为约定不明的保证义务，在保证义务不明确具体的情况下，保证人当然不对不确定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刘媚在对借款用途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单独的具体的保证合同，2017年发现该笔借款存在恶意串通借款用途，以及对成都尚作公司偿还能力和经营前景感到不安，故拒绝再单独签订保证合同，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才要求成都尚作公司提供新的保证人替换了刘媚的保证义务。其次，2018000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十一款第二项约定该笔借款是依据2016003《最高额授信合同》订立，本合同项下的债权一并纳入2016001《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而没有约定纳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范围。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刘媚的上诉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媚及刘蕾承担。一审中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已经提交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据、公证债权文书等证据，足以证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已履行了相关放款义务，一审庭审中刘媚没有对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否认，且在放款后成都尚作公司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的真实性。2.刘媚认为其保证人身份已被撤销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案涉借款并非借新还旧，刘媚一直是借款人的股东，对于借款人的经营情况是知晓的，如果借款人未将款项用于合同约定的目的，那么刘媚也存在恶意隐瞒的责任。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是依据《最高额授信合同》确定的授信范围向贷款人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而刘媚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成都尚作公司自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间，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项债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刘蕾未作陈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媚、刘蕾对成都尚作公司所欠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债务【本金286万元及至本息结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20年11月17日为3,059,330.8元）、违约金26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执行费）均由刘媚、刘蕾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刘媚、刘蕾系成都尚作公司的股东。2016年8月22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成都尚作公司签订《最高额授信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申请授信，乙方审核同意后向甲方提供一定期限内的最高额授信。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最高额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700万元，该授信由蒲薇、童欧等12人与乙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具体的担保范围以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为准。上述额度系甲方在授信期间使用乙方提供的信用额度后，由此形成的乙方对甲方各项债权余额的最高限额，包括：授信业务本金人民币2,900万元，授信业务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乙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代理费）870万元。本合同项下的授信，是指乙方向甲方直接提供的资金，或者乙方对甲方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贴现、透支、各项垫款、票据承兑、保函、借款担保、签发票据担保等业务。授信期限从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止。本合同项下单笔授信业务的起始日、到期日、金额、利率、费率、相关权利义务等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的单笔授信业务合同或借款合同为准。甲方需要使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时，必须逐笔向乙方提出申请，审核同意的，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单笔授信业务合同。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如需担保的，由相关各方另行签订担保合同。甲方使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时与乙方所签订的各笔授信业务合同产生的相应凭证、清单、申请书、承诺书等文书均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本合同与本合同项下各单笔授信业务合同的内容发生冲突的，以单笔授信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双方均在此合同上盖章。合同签订当日，双方申请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公证，该公证处于2016年8月31日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自前面合同（指最高额授信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6年8月22日，作为债权人的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作为保证人的刘媚、刘蕾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成都尚作公司）在一定期限内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保证的债权是指自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间，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本担保债权的本金最高额为3,770万元，保证范围覆盖上述本金及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产生的所有费用。上述期间仅指债权发生时间，不包括债权到期时间。上述各类业务具体包括人民币贷款（可选择的各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贷款，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银行保函）。尚未收回的债权本金余额仅仅包含剩余本金，尚未收回的债权余额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债权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债权人均可直接要求保证人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将不提出任何异议。除非有可靠、确定的相反证据，债权人有关本金、利息、费用和还款记录等内容的内部账务记载，债权人制作或保留的债务人办理提款、还款、付利息等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单据、凭证及债权人催收贷款的记录、凭证，均构成有效证明主合同项下债权关系的确定证据。保证人不能仅因为上述记录、记载、单据、凭证由债权人单方制作或保留而提出异议。保证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担保义务，债权人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保证人自愿接受依法强制执行。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债权人、保证人均在该合同上盖章及签名。同日，债权人、保证人作为申请人向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申请公证，该公证处于2016年8月31日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自前面合同（指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6年8月29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主合同债权人）与抵押人蒲薇、童欧等12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保障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成都尚作公司在一定期限内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被担保的债权是指自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间，抵押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其最高额为3770万元。抵押物为抵押人共有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商业房产（权2××9号）。同日，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作为申请人共同向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申请公证，该公证处于2016年8月31日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自前面合同（指最高额抵押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7年10月27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主合同债权人）与抵押人何啸宇、张昕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保障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成都尚作公司在一定期限内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位于成都市锦江区xx号房产（权1××0号）。被担保的债权是指自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间因抵押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额为3770万元。在上述期间内的任一时点，只要抵押权人对债务人尚未收回的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该最高额，抵押权人可以连续、循环地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抵押人对抵押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债权均提供抵押担保，而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也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是否超过上述期间。编号为成农商西公流借20170007《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于2017年9月22日已发生的金额为1200万元的借款，于2017年9月25日已发生的金额为900元的借款，于2017年9月27日已发生的金额为600万元的借款一并转入本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编号为成家商驿西公高授20160003最高额授信合同项下的各笔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编号为成农商西公流借20170007《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已发生及将发生的所有借款）一并纳入本合同的担保范围。抵押人在该合同上签名。2017年11月2日，双方向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申请公证，2017年11月6日，公证处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018年9月27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乙方）与成都尚作公司（甲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依据成农商驿西公商授20160003最高额授信合同订阅，成都尚作公司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借款2,600万元用于购买农产品，借款期限为11月，即从2018年9月25日至2019年8月21日，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借款金额与本合同项下的贷款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下同）、还本计划表不一致时，按如下顺序优先适用：贷款转存凭证、还本计划表、本合同项下约定。贷款转存凭证和还本计划表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即在起息日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60%。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本合同项下甲方的任何还款，乙方均有权首先用于偿还本合同约定的应由甲方承担而由乙方垫付的各项费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剩余款项按先还息后还本、利随本清的原则偿还。甲方应在结息日向乙方支付到期利息。首次付息日为借款发放后的第一个结息日。最后一次还款时，利随本清。甲方应于本合同约定的利息或本金还款日当天的18点以前，在还款准备金账户内存入或转入足以偿还当期应付之款项，以供乙方扣收。乙方可直接从该账户中划收借款本息。甲方未按上述方式还款，导致乙方于本金或利息到期日的18点之前未足额收到相应款项的，即视为甲方未按时还款，乙方有权对未付本金计收罚息，对未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甲方特此授权乙方以甲方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开立的账户上的资金代甲方偿还欠款。如甲方违约，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按未清偿本金10%的违约金。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均由甲方承担。甲方承诺分别于2019年6月21日、7月21日、8月21日分别归还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本金50万元、50万元、2,500万元。同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作为债权人与保证人童欧等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成都尚作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履行，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次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成都尚作公司、童欧等保证人向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申请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处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自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上述合同签订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分别于2018年9月29日、11月5日、11月20日向成都尚作公司发放借款2,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计2,600万元。2019年10月24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申请对向成都尚作公司、保证人、抵押人分别邮寄（邮寄地址为合同约定的地址）催收通知书、逾期贷款协助催收函的行为及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予以公证并出具公证书。向刘媚、刘蕾邮寄的逾期贷款协助催收函载明“根据2016年8月22日和2018年9月27日我行与借款人成都尚作公司签订的编号为成农商驿西公高授20160003号最高额授信合同、成农商驿西公流借2018000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协议下的债务已全部于2019年8月21日到期，借款人尚未向我行偿还到期应付款项。该合同项下的债务由贵方提供担保，并与我行签订了成农商驿西公高保2016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截至2019年10月22日，借款人尚未偿还的款项为：贷款本金2,600万元，利息（含罚息）及其他款项：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计收。此后，借款人及保证人、抵押人均未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还款。2019年10月24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申请出具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童欧等人签订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执行证书。该处审查后于2019年11月8日出具（2019川国公证执字第371号）执行证书，载明被申请执行人为成都尚作公司、童欧等人，申请执行标的为：贷款本金2,600万元及至本息结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截止2019年10月20日欠息为621,222.57元，贷款利息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为起息日同期档次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60%，执行年利率6.96%；罚息利率按照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为贷款利率上浮50%，执行年利率10.44%；复利按照第四条第五款约定按照罚息利率计收）、违约金260万元（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出现第十条第三款第八项第二目抵押财产被查封的情况，违约金为未清偿本金的10%）、违约金130万元（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出现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目抵押财产被查封的情况，违约金为主债权金额的5%）、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1,000元、邮寄公证费1,000元、律师费、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执行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相关的费用。2019年11月12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申请出具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授信合同，与何啸宇、张昕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蒲薇、童欧等人签订的成家商驿西公高抵20160001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执行证书。该处审查后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川律公证执字第415号）执行证书，载明申请执行人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可持本证书向成都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成都尚作公司（债务人）、何啸宇、童欧等人。执行标的：四川省国力公证处于2019年11月8日出具了（2019）川国公证执字第371号《执行证书》中所列的执行标的……本执行证书的执行标的为：1、与申请人向本处申请的基于成农商驿西公高授20160003最高额授信合同、成农商驿西公高抵20170003最高额抵押合同、成农商驿西公高抵20160001最高额抵押合同出具的执行标的一致。2、申请人对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商业用房（权2××9号）和位于成都市锦江区xx号住宅（权1××0号）享有的抵押权，对上述房产公开拍卖、变卖或折价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被申请执行人承担申请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证书费等，此次向本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公证费1000元，邮寄费446元。此执行证书仅能与（2019）川国公证执字第371号执行证书合并使用，不能作为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执行人进行两次单独执行主张的依据。2019年11月12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申请出具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被告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执行证书，2019年11月25日，该处作出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2019年11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执行申请，案号（2019）川01执3837号，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以（2019）川国公证执字第371号执行证书、（2019川律公证执字第415号）执行证书为执行依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拍卖了被执行人抵押房产，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发放了该案执行案款，经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计算，成都尚作公司尚欠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贷款本金2,304,190元（截至2021年2月3日），按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20年11月17日）3,059,330.8元。一审诉讼过程中，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申请对刘媚、刘蕾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裁定予以准许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支付保全费5,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最高额授信合同》及（2016）川律公证内经字第2659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及（2016）川律公证内经字第2659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最高额抵押合同》及（2016）川律公证内经字第2659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最高额抵押合同》及（2017）川律公证内经字第3896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2018）川国公证字第108239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单位借款凭证，（2019）川国公证字第128698号《公证书》及逾期贷款协助催收函，（2019）川国公证执字第371号《执行证书》，（2019）川律公证执字第415号《执行证书》，（2019）川律公证文字第833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强制执行申请书及受理案件通知书》，情况说明等在案证据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为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间的债权是否在最高额保证合同被保证的债权范围内，刘媚、刘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刘媚、刘蕾等人于2016年8月23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后，经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公证并赋予执行效力，该合同系合同双方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也符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的规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九十条第一款“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协商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保证”的规定，因此，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被保证的债权是指自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间，债权人（指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以下同）为债务人（指成都尚作公司，以下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本担保债权的本金最高额为3,770万元，保证范围则覆盖上述本金及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产生的所有费用。上述期间仅指债权发生时间，不包括债权到期时间。上述各类业务具体包括人民币贷款（可选择的种类包括但不限于：（1）人民币贷款（2）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4）银行保函））。”“尚未收回的债权本金余额仅仅包含剩余本金，尚未收回的债权余额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上述约定，如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之间发生的债权发生在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间，且债权符合双方的约定，则刘媚、刘蕾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最高额授信合同》，约定由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从2016年8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21日止，为成都尚作公司提供授信业务本金2,900万元。他人为成都尚作公司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2018年9月27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成都尚作公司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借款2,600万元用于“购买农产品”，借款期限为11月，从2018年9月25日至2019年8月21日，同日，他人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成都尚作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于2018年9月29日、11月5日、11月20日分别向成都尚作公司发放了贷款2,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履行了主要义务。此后，因成都尚作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公证处申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执行证书，因刘媚提出异议，致使公证处不为《最高额保证合同》出具执行证书。从《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债权时间为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为2018年9月25日至2019年8月21日，因此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要求刘媚、刘蕾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符合双方的约定期间。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要求刘媚、刘蕾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是否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刘媚认为其未为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因此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2月12日发布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流动资金贷款，是指贷款人向企（事）业法人或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组织发放的用于借款人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的本外币贷款。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流动资金贷款不得用于固定资产、股权等投资，不得用于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第十八条规定，贷款人应和借款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需担保的应同时签订担保合同。刘媚、刘蕾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的债权为人民币贷款，而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成都尚作公司发放的流动资金借款，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因此刘媚、刘蕾认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刘媚、刘蕾应对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成都尚作公司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经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催告未履行还款义务，经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担保人催告，担保人也未主动履行担保义务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成都市中级人民申请执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拍卖了抵押人提供的抵押物房产，因抵押房产拍卖款未能全部清偿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债权，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进而要求刘媚、刘蕾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原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被保证债权的约定，被保证债权包括未清偿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成都尚作公司应支付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剩余贷款本金2,304,190元（截至2021年2月3日），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20年11月17日）3,059,330.8元，刘媚、刘蕾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的违约金26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违约金应以弥补损失为原则，惩罚为例外。本案中，因成都尚作公司违约，导致刘媚、刘蕾应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承担保证责任。虽按合同约定，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有权主张违约金260万元，但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已经主张了违约行为下的罚息及复利，已能弥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损失，如再按合同约定的标准主张违约金，人民法院予以全额支持，则对承担保证责任的当事人显失公平。根据目前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债权实现的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违约金为23万元。考虑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申请，案号为（2019）川01执3837号，而该案的执行标的，为成都尚作公司的债务，而本案处理的债权系该案目前未能执行到位的部分，因此，二者具有同一性，如该案在2021年1月29日后又有执行到位的款项，则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刘媚、刘蕾应承担的部分。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媚、刘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成都尚作公司未返还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借款本金2,304,190元（截至2021年2月3日），利息、罚息、复利3,059,330.8元（截至2020年11月17日，此后的罚息、复利按约定的年利率标准10.4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2019）川01执3837号案继续有执行到相应款项，则应予抵扣）；二、刘媚、刘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违约金230,000元。刘媚、刘蕾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成都尚作公司追偿；三、驳回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717.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0,717.5元，由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负担5,717.5元，刘媚、刘蕾负担35,000元（此款已由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垫付，刘媚、刘蕾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本院二审期间，刘媚提交如下新证据：1.2016年9月1日的特种转账传票6张，拟证明2016年借款的放款方是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羊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青羊支行）；2.2016年8月31日的单位借款凭证，上面加盖了成都农商行青羊支行的印章，而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凭证上是没有成都农商行青羊支行盖章的，拟证明一审认定的单位借款凭证是缺乏其应有要素的，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账户交易明细。2018年11月5日贷款上账200万元，同日委托支付出去了，却委托支付给了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也即款项又回到了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账户。2018年11月6日，即2,600万元借款之后，有一笔贷款正常扣款，拟证明一审时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漏算了1,946,376.13元的还款金额；4.成都尚作公司于2016年9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孟强出具的结清证明及委托书，拟证明在成都尚作公司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签订《最高额授信合同》之前就已经欠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2,000余万元借款，签订《最高额授信合同》后成都尚作公司通过在外过桥借款偿还了旧贷，新贷的目的是为了偿还上述过桥资金，而不是用于购买农产品，且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明知该借款是用于偿还过桥资金；5.成都尚作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案涉借款也未用于购买农产品，而是支付给了建筑公司、汽车公司；6.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于2016年12月7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尚作公司贷款利息逾期情况说明，拟证明2014年的借款成都尚作公司就已经存在逾期情况，按照规定其已经不符合被放款人的条件，而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依然向其不断放款，然后让担保人最终承担担保责任；7.2014年至2021年6月的交易明细，2014年9月2日，2015年8月28日，2016年8月31日，2017年9月22日、9月25日、9月27日，2018年9月29日、11月5日、11月20日，放款摘要都是“委托支付贷款上账”，拟证明刘媚在2016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前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和成都尚作公司就存在借款关系，2016年的借款就是为了返还之前还贷款的过桥资金，而不是用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购买农产品。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2016年的这笔贷款已于2017年8月30日结清，与本案诉争借款无关，关于印章的问题，本案凭证因是银行留存的，故未加盖印章，该笔贷款由成都农商行青羊支行放款是因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的放款中心设在青羊支行；证据3显示2018年11月6日的扣款1,946,376.13元系2017年发放贷款的余额，2018年11月5日发放的200万元系履行2018年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两笔不同的款项；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单方陈述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承诺书系成都尚作公司的单方陈述，没有相应的佐证，且与本案诉争的焦点无关；证据6的真实性需庭后核实，对其关联性，银行对于借款主体的信用评判有一系列的内部标准，并非有逾期就不能进行放款。对证据7的三性认可，2014年至2018年的借款是不同借款合同对应的借款，不能达到返还过桥资金、新贷还旧贷的证明目的。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提交如下新证据：1.2017年借、还款记录，拟证明2017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金额2,900万元是分四笔发放，借款期限为一年，2017年9月22日发放1,200万元，于2018年9月21日结清；2017年9月25日发放900万元，于2018年9月21日结清；2017年9月27日发放600万元，于2018年9月26日结清；2017年11月7日发放200万元，于2018年11月6日结清；2.2018年借、还款记录，拟证明2018年借款金额为2,600万元，2018年9月29日发放2,200万元，2018年11月5日发放200万元，2018年11月20日发放200万元，同时，该还款记录也能清晰反映该笔贷款逾期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通过处置资产收回资金的情况；3.发票，拟证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债权的费用共计产生63,568元，其中成都市国力公证处执行证书费2,000元、执行证书债务核实邮寄费446元，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的邮寄催收公证1,000元、邮寄费300元，评估费59,822元；4.来账凭证，证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汇划1,700万元，2020年8月19日汇划6,210,975.52元，2021年1月29日汇划555,810元；5.房屋信息查询记录，拟证明：案涉抵押物于2019年6月被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查封，触发借款合同违约条款；6.系统查询，拟证明本案借款分多笔进行发放，交易对手信息空白是因为贷款通过一借多贷的形式进行转入，交易对手信息不能展示。刘媚质证认为，证据1、2从证据形式上而言相当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陈述，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该提供更加正规的账户交易明细、转账凭证，而不是自己绘制的表格，该两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缺乏支付依据，无法确认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6只是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内部做账资料，无法证明放款情况，对三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刘媚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两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对证据4、5、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依法不予采信；对证据3、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另，刘媚超过举证期限向本院提交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于2017年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拟证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陈述2017年借款期限是根据放款时间确定一年后的还款期限，与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8月29日不符，且按此逻辑，2018年借款的到期日已超过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时间，刘媚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一审法院已论述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系债权发生期间而非债权到期时间，本院亦持此观点。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一审在卷证据、二审新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系统查询显示，2018年9月29日向成都妙仕康食品有限公司发放500万元，收款行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2018年9月29日向成都天润云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放100万元，收款行是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技支行；2018年9月29日向成都大作商贸有限公司发放1,600万元，收款行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益州支行；2018年11月5日向成都天润云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放200万元，收款行是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技支行；2018年11月16日向成都天润云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放200万，收款行是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技支行。该系统查询显示内容缺乏放款单位的信息。2.刘媚提交的开户银行为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账号为0215××××3100的成都尚作公司账户2014年至2021年6月的交易明细显示：（1）2014年9月2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贷款上账”“委托支付”3,000万元，2015年8月24日“一般贷款偿还结清”30,022,500元；（2）2015年8月28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贷款上账”“委托支付”2,900万元，2016年8月25日“一般贷款偿还结清”27,523,711.12元；（3）2016年8月31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贷款上账”“委托支付”2,900万元（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713）,2017年6月30日、7月31日“小贷随还还款”各50万元（对方账户尾号0713），2017年8月30日“小贷随还还款”12,059,668元（对方账户尾号0713）、“贷款正常扣款”15,994,465.33元（对方账户尾号0713）；（4）2017年9月22日、9月25日、9月27日、11月7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贷款上账”“委托支付”分别为1,200万元（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770）、900万（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788）、600万（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796）、200万（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804），2018年6月21日“贷款正常扣款”9,512.38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70），2018年6月22日“贷款逾期扣款”18,145.16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190），2018年6月25日“按揭贷款逾期扣款”182,559.3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190）、20,023.2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224）、160,185.6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208）、110,127.6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216），2018年7月21日“贷款正常扣款”2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804）、11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96）、16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88）、21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70）,2018年8月21日“贷款正常扣款”2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804）、11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96）、16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88）、21万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70），2018年9月21日“贷款正常扣款”11,372,198.2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70）、“小贷随还还款”8,521,647.2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88），2018年9月26日“贷款正常扣款”5,676,577.2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796），2018年11月6日“贷款正常扣款”1,946,376.13元（对方账户尾号为0804），2017年借款的上述交易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提交的2017年借、还款记录一致；（5）2018年9月29日、11月5日、11月20日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贷款上账”“委托支付”分别为2,200万元（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846）、200万（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853）、200万（贷款上账的对方账户尾号为0861）。3.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汇划1,700万元，2020年8月19日汇划6,210,975.52元，2021年1月29日汇划555,810元。4.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本院提交的加盖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江分公司发票专用章的200元定额发票2张，10元定额发票5张，20元定额发票15张，共计750元。5.川忠平司法第2003-07-01号《司法鉴定评估收费的函》载明，四川忠平金典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3月2日受理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执3837号），对案涉抵押房产进行估值，评估费为59,822元。四川忠平金典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四张金额为1万元及一张金额为9,822元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6.根据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提交的2018年借、还款记录以及来账凭证，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于2021年8月25日向本院提交说明，自认生成贷款账号尾号为0846的2,200万元贷款通过执行方式分别于2020年7月31日归还本金16,930,000元，2020年8月20日归还本金2,230,000元，2021年1月29日归还本金555,810元；生成贷款账号尾号为0853的200万元贷款于2020年1月21日归还本金982元，2020年8月20日通过执行方式归还本金1,989,018元；生成贷款账号尾号为0861号的200万元贷款于2020年8月20日通过执行方式归还本金1,990,000元，主张尚欠本金2,304,190元。根据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本院提交的利息、罚息、复利情况说明及计算明细表，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认可执行款扣减其实现债权的费用后剩余的7,868.61元归还的是生成贷款账号尾号为0846的2,200万元贷款的罚息及复利，1,957.52元归还的是生成贷款账号尾号为0853的200万元贷款的罚息及复利。7.法庭向刘媚释明若对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的案涉债务金额及计算方式有异议，需限期提交书面意见，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刘媚未提交书面意见。8.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逾期的，对成都尚作公司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成都尚作公司加盖公章的《单位借款凭证》上载明逾期利息按贷款执行利率计收复利。9.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向本院提交《关于成都农商银行青羊支行作为我行对公授信业务集中代理上账机构的情况说明》，载明：“我行于2016年3月17日起正式开展全行所有对公授信业务放款集中工作，按照对公放款操作流程，在放款上账流程中，由我行青羊支行作为集中代理上账机构，办理放款上账手续。”10.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成都尚作公司违约情形包括资产被有权机关查封，出现该违约情形的，违约金为未清偿本金的的10%。2019年6月28日，案涉抵押物即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商业房产，被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限制登记。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一、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是否实际放款，二、成都尚作公司尚欠本息如何确定，三、刘媚是否对成都尚作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针对争议焦点一，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提交的《最高额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凭证、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系列公证文书等，结合成都尚作公司还款情况以及案涉债权执行情况，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按约发放了案涉借款。而刘媚抗辩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未发放贷款仅为质疑和推断，不足以推翻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主张，故本院对刘媚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关于本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自认成都尚作公司已归还案涉借款本金982元，执行款项1,700万元中的1,693万、执行款项6,210,975.52元中的6,209,018元、执行款项555,810元均用于归还案涉本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收到案涉本金还款共计23,695,810元，成都尚作公司尚欠本金2,304,190元。至于执行款项剩余的金额，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1,700万元中的7,868.61元归还罚息和复利，62,131.39元归还其实现债权的费用，该费用未超过其主张并提交证据证明的实现债权的费用63,568元；主张6,210,975.52元中的1,957.52元亦用于归还罚息和复利，前述主张符合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任何款项首先用于偿还本合同约定的应由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实现债权的费用，剩余款项按先还息后还本、利随本清的原则偿还的约定，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的主张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支持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并酌情调减违约金，并无不当。经本院释明后，对于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的成都尚作公司尚欠的案涉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的具体金额及计算方式，刘媚未在限期内提出明确异议主张或证据，应视为对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主张的案涉债务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三，首先，刘媚抗辩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针对借款用途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媚利益的情况，但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案现有证据显示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与成都尚作公司自2014年起至2018年发生的几笔借款，后笔借款均发放于前笔借款清偿后，并不存在刘媚所称的案涉借款系借新还旧的情形，亦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刘媚所称的案涉借款系归还过桥资金的情形，刘媚对于其主张不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刘媚抗辩其签署的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未约定在《最高额授信合同》内，且与《最高额授信合同》约定不一致，以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义务约定不明且未有依附的主合同为由认为其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保证的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义务约定是否明确主要在于债权发生期间以及最高债权额限度是否确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已明确约定被保证的债权发生期间以及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保证人的保证义务具体明确。同时，最高额保证人所担保的债权的确定是以该债权是否发生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债权发生期间内来进行判断，发生在该期间内的债权，其依据的借款合同即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刘媚的该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案涉借款发生在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债权期间内，刘媚应当按约为成都尚作公司的案涉债务向成都农商行西河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刘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0,955元，由刘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任文磊审 判 员 谈光丽审 判 员 刘一颖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黄 瑜书 记 员 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