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2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南街6号院1号楼3层3C205。法定代表人：付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军，内蒙古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斌贤，男，197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冉，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恒达公司）与上诉人白斌贤因双方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进行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天恒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五项，改判支持我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白斌贤原系我公司财务负责人，月工资17800元，双方从未形成、履行年薪40万元的劳动合同，也从未按此标准支付过其工资。因白斌贤任财务总监一职，掌管公司公章，其有途径随时获取、制作加盖公章的劳动合同，对本案劳动合同履行的真实情况应综合各项证据评判。2.白斌贤擅自离职属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给我公司造成严重损失，不应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白斌贤辩称，不同意航天恒达公司的上诉请求。航天恒达公司未足额支付我劳动报酬，我系根据公司《降薪减员的通知》而递交的离职申请，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航天恒达公司应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白斌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改判航天恒达公司向我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432536.94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工资33333元。事实和理由：航天恒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未支付我2019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应当予以补足。我虽于2020年1月7日向航天恒达公司提出离职申请，但实际工作到2020年1月底，航天恒达公司应向我支付全月工资。航天恒达公司辩称，不同意白斌贤的上诉请求，坚持我公司的上诉意见。航天恒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我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432536.94元；2.我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工资7662.76元；3.我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999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白斌贤于2018年1月22日入职航天恒达公司，航天恒达公司与白斌贤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8年1月22日至2020年1月2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白斌贤的工作岗位为财务主管，月工资标准为32000元。白斌贤的工资计算周期为自然月，航天恒达公司于每月月初向白斌贤支付上个自然月的工资。白斌贤的工作职责中包括审核员工工资。2019年12月28日至2019年12月29日，航天恒达公司召开股东会暨董事会，白斌贤亦参加会议，该会议的会议纪要中载明：“……五、……形成决议：1.对于公司要裁的员工，结清工资，按法律规定补偿；2.对于留下来的员工，进行协商，用电费逐渐补发工资；3.依照合法合规要求，与员工进行协商，不同意降薪的员工，依法补偿，解除劳动合同；4.再次确认了高管工资：董事长60万/年、总经理50万/年、副总经理40万/年……”。2019年12月30日，航天恒达公司发布《关于航天恒达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降薪减员的通知》，其中载明：“全体员工：因公司目前生存发展存在困难，资金状况不好，财务陷入困境，到目前为止已有七个月未支付员工工资。考虑到员工下一步的发展和公司渡过难关考虑，经董事会决议，作出如下安排：一、员工自愿与公司共渡难关的，公司待电费结算后逐步补发2019年所欠工资；从2020年1月1日开始，降薪，标准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标准。二、由于员工生活困难，急需资金的，员工在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申请，公司按照劳动法，补齐欠发工资，按N+1标准进行补偿，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申请的员工，视为自愿留职。三、继续在公司留职的员工，公司进行试用，依据试用考核结果录用，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特此通知。航天恒达公司（盖章）；2019年12月30日。”白斌贤在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为正常出勤。航天恒达公司为白斌贤缴纳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航天恒达公司在2018年2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奖金”4850元，在2018年3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前期费用报销”1923元，在2018年4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差旅费”20785.5元（白斌贤称该款项为“报销抵工资”），在2018年4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差旅费”20654元（白斌贤称该款项为“报销抵工资”）。白斌贤在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期间每月应负担社会保险费1278元、住房公积金1500元。航天恒达公司未向白斌贤发放过补充岗位工资。航天恒达公司和白斌贤均认可真实性的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工资表中载明的白斌贤的月工资构成中包括“基础工资（10700元）、绩效工资（4586元）、通讯补贴（400元）、交通补贴（1200元）、住房补贴（1000元）和其他（金额不固定）”，白斌贤在上述期间每月的应发工资金额分别为：17886元、18886元、18886元、19686元、18386元、17886元、17886元、18368元、18486元、18986元、18486元、18486元、18986元、18486元、18846元、19466元、18986元、18986元、18486元、18486元。航天恒达公司与白斌贤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1月解除。航天恒达公司未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的工资。2020年8月10日，白斌贤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京开劳人仲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航天恒达公司支付：1.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432536.94元；2.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33333元；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9999元。2020年10月13日，京开劳人仲委作出京开劳人仲字[2020]第3068号裁决书，裁决：一、航天恒达公司向白斌贤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432536.94元；二、航天恒达公司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7662.76元；三、航天恒达公司向白斌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9999元；四、驳回白斌贤的其他仲裁请求。航天恒达公司不同意上述裁决，诉至法院。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法院认定如下：关于白斌贤的月工资构成及标准调整情况。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白斌贤入职航天恒达公司时的工作岗位为财务主管，月工资标准为32000元。白斌贤主张其工作岗位从2018年4月1日起调整为副总经理，同时其工资构成及标准调整为基础工资17800元（按月发放）+补充岗位工资15533元（年终一次发放）。航天恒达公司对白斌贤的主张不予认可。白斌贤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签订时间为2018年4月1日的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薪酬补充协议。其中，劳动合同载明的起止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白斌贤的工作岗位为“副总经理”，基础工资为“人民币17800元/月”；劳动合同薪酬补充协议中载明的工作岗位和期限与前述劳动合同相同，工资构成：“基础工资为人民币17800元/月，按月发放；现补充岗位工资为人民币15533元/月”。上述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薪酬补充协议均为A4纸散页装订而成，均无重复拆订的痕迹，均未加盖骑缝章，尾页均加盖有航天恒达公司的公章，尾页盖章处均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航天恒达公司认可上述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薪酬补充协议中所加盖的其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称其公司的公章在白斌贤的掌控之下，且其公司管理混乱，谁都有可能接触到公章，白斌贤亦有机会随时获取公章并在其制作的劳动合同上加盖公章。然而，航天恒达公司却不能就上述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薪酬补充协议上的公章为白斌贤私盖进行举证。同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白斌贤入职航天恒达公司时的月工资标准为32000元。按照航天恒达公司的陈述，确实存在将白斌贤的月工资标准变更为17800元的情况，该陈述与白斌贤所主张的变更后的基础工资数额一致，如按照航天恒达公司所述，则会出现大幅降低白斌贤劳动报酬的情况，该情况明显与常理不符，而航天恒达公司既不能就白斌贤的工资标准变化的协议内容及合理性进行举证，亦不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故相应不利后果应由航天恒达公司承担。另外，从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薪酬补充协议中所载明的白斌贤的工资构成及标准来看，白斌贤所主张的变更后的劳动报酬总额，仅是在其原月工资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轻微上浮，考虑到变更后的月工资发放金额会大幅下降，剩余部分直到年底才会发放的事实，可以认定白斌贤所主张的劳动报酬变更情况，并无明显不当，相应情况亦基本能够与法院已查明的白斌贤在有关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相印证。综上，法院对航天恒达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并采信白斌贤的相应主张，认定白斌贤的工资构成及标准从2018年4月1日起调整为：基础工资17800元（按月发放）+补充岗位工资15533元（年终一次发放）。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白斌贤在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为正常出勤。白斌贤在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为32000元；从2018年4月1日起，白斌贤的工资构成及标准调整为：基础工资17800元（按月发放）+补充岗位工资15533元（年终一次发放）。航天恒达公司与白斌贤就2018年1月22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发放是否足额的问题发生争议。首先，白斌贤主张航天恒达公司未向其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然而，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航天恒达公司在2018年2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奖金”4850元，在2018年3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前期费用报销”1923元，在2018年4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差旅费”20785.5元（白斌贤称该款项为“报销抵工资”），在2018年4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白斌贤支付“差旅费”20654元（白斌贤称该款项为“报销抵工资”）。从上述事实可知，白斌贤关于航天恒达公司未向其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但航天恒达公司亦存在向白斌贤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的名目和方式不规范的问题。结合上述款项的发放时间和白斌贤的工资支付周期，法院认定上述几笔款项为航天恒达公司向白斌贤支付的2018年1月至2018年3月的工资。结合白斌贤在上述期间应当负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金额进行核算，可以认定航天恒达公司未足额支付白斌贤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故白斌贤有权要求航天恒达公司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差额。其次，根据法院查明和认定的事实，白斌贤在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构成中包括补充岗位工资15533元（年终一次发放），而航天恒达公司未向白斌贤支付该部分工资，故白斌贤有权要求航天恒达公司向其支付上述期间的该部分工资差额。据此，对航天恒达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京开劳人仲委关于要求航天恒达公司向白斌贤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的裁决数额，高于法院核定的数额，法院予以调整。航天恒达公司未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的工资。航天恒达公司虽主张其公司与白斌贤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1月1日解除，但其公司亦认可双方在该日均未向对方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白斌贤主张其在2020年1月7日向航天恒达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且不能举证证明其在此后为航天恒达公司提供过劳动。据此，法院结合已查明的情况和双方的陈述情况，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1月7日解除。白斌贤不能举证证明其在提交了申请后向航天恒达公司提供了劳动，故白斌贤关于要求航天恒达公司向其支付2020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故对航天恒达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该期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结合白斌贤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可以认定航天恒达公司应就其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的工资承担举证责任，而航天恒达公司未就此进行举证，故相应不利后果应由航天恒达公司承担。据此，对航天恒达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航天恒达公司是否应向白斌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如前所述，航天恒达公司与白斌贤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于2020年1月7日解除。同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航天恒达公司曾在双方的劳动合同解除前向包括白斌贤在内的员工发出过《关于航天恒达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降薪减员的通知》，提出大幅降薪的要求，并要求不同意降薪的员工限期辞职，同时表示航天恒达公司会按照N+1的标准给予辞职的员工经济补偿。此后，航天恒达公司与白斌贤的劳动合同确实在短期内解除。基于上述情况及白斌贤的陈述情况，法院认定航天恒达公司与白斌贤之间的劳动合同系由航天恒达公司提出并与白斌贤协商一致解除，航天恒达公司应按照《关于航天恒达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降薪减员的通知》中所载明的标准向白斌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据此，航天恒达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京开劳人仲委相应仲裁的数额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白斌贤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45416.61元；二、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的工资7662.76元；三、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白斌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9999元；四、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无需向白斌贤支付2020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五、驳回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询，白斌贤与航天恒达公司均表示2019年8月至12月期间，航天恒达公司未向白斌贤发放工资，仅代缴了社会保险、公积金和个税。此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生争议时，在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之日前二年的保存期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对于白斌贤的工资标准各执一词，白斌贤主张其入职航天恒达公司时月工资标准为32000元，自2018年4月1日起调整为基础工资17800元（按月发放）+补充岗位工资15533元（年终一次发放），并提交了加盖航天恒达公司公章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薪酬补充协议为证。航天恒达公司未能就所主张的白斌贤月工资标准为17800元提供相应依据，且其公司认可白斌贤提交的上述证据中公章的真实性，虽然航天恒达公司称白斌贤掌管公章进行了私盖，但白斌贤不予认可，航天恒达公司并未就白斌贤掌管公章及擅自使用公章等情况进行举证，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同时，航天恒达公司在一审中认可双方签订过月工资标准为32000元的劳动合同，其公司未能就降低薪资至17800元进行举证或作出合理解释。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采信白斌贤关于其月工资标准的主张并以此为标准核算相应的工资差额，并无不当。关于2018年1月22日至3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白斌贤认可有两笔“报销抵工资”的款项，说明该期间其工资的发放名目与方式确实存在不规范的情形，虽然白斌贤不认可2018年2月8日的“奖金”及2018年3月5日的“前期报销费用”同样为工资，但其未能就该款项的实际名目及构成予以说明和举证，故一审法院在核算工资差额时将上述款项均认定为航天恒达公司向白斌贤发放的工资亦属合理。关于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双方均认可未发放过补充岗位工资，以及2019年8月起除了代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以外未向白斌贤支付过工资，而综合本案整体诉讼过程、卷宗材料及双方具体陈述情况来看，白斌贤在同意仲裁裁决结果的基础上未明确作出过放弃主张2019年8月至12月期间每月基础工资部分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于上述期间航天恒达公司需支付白斌贤的工资差额确定有误，本院予以重新核算。关于2020年1月的工资，白斌贤自述其于2020年1月7日提出离职，亦未能就所主张的实际工作到1月31日提供任何证据，故白斌贤要求支付2020年1月8日至1月31日期间的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航天恒达公司曾向包括白斌贤在内的全体员工发布过《关于航天恒达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降薪减员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了员工不接受大幅降薪可限期提出申请，公司按照N+1的标准进行补偿，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方案。白斌贤主张其据此通知于2020年1月7日提交了离职申请，航天恒达公司虽否认收到离职申请，但未就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情况进行任何举证。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证据及实际情况，认定航天恒达公司与白斌贤之间的劳动合同系由航天恒达公司提出并与白斌贤于2020年1月7日协商一致解除，进而判决航天恒达公司按照《关于航天恒达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降薪减员的通知》中载明的标准向白斌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白斌贤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航天恒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三、变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白斌贤支付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410746.05元；四、驳回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航天恒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白斌贤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庞妍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余未书 记 员 张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