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3民终28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雅，女，199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光辉，朝阳市双塔区南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红丽，女，198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朝阳市双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九，辽宁怡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霖，男，198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朝阳市双塔区。上诉人刘安雅因与被上诉人于红丽、被上诉人刘霖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21）辽1302民初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原告于红丽与被告刘霖系夫妻，双方于2006年10月24日登记结婚。被告刘霖与被告刘安雅相识后，被告刘霖自2020年1月4日至2020年8月6日期间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多笔共计向被告刘安雅转账人民币65,040.20元，被告刘安雅均予接收，被告刘霖向被告刘安雅通过微信转账的前述总计人民币65,040.20元中单笔金额绝大部分为5,210元、521元、1,314元、521.21元、2,121.21元、2,121元、2,020元、5,215.21元、616.16元、188元、188.88元。被告刘霖于2020年3月8日为被告刘安雅支付汽车修理费人民币2,790元。被告刘霖于2020年10月19日为被告刘安雅购买了一部价值10,699元的苹果手机。被告刘安雅于2020年3月26日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被告刘霖一笔7,000元，一笔400元，被告刘霖予以接收。被告刘安雅于2020年4月2日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分三笔总计转给被告刘霖25,000元。被告刘安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可被告刘霖为其支付过汽车修理费，也认可被告刘霖为其购买过手机，并称其向被告刘霖微信转账的7,000元就是预先向被告刘霖支付的其委托被告刘霖为其购买手机的价款。现原告于红丽以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行为无效为由将被告刘安雅、刘霖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刘安雅返还被告刘霖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赠与给其的65,040.20元和为其支付的汽车修理费2,790元，并要求被告刘安雅返还被告刘霖为其购买的价值10,699元的手机一部。原告于红丽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其与被告刘霖的结婚证、被告刘霖的微信转账记录一组、汽车修理费收据和购买手机的发票各一张予以证明，被告刘安雅针对其答辩意见依法向本院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微信转账记录予以证明。被告刘霖在收到本院依法向其送达的民事起诉书和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后，未出庭应诉。本院根据原告于红丽和被告刘安雅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和询问笔录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认定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引起纠纷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虽然被告刘安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辩称其曾于2020年1月10日向被告刘霖出借借款人民币100,000元，于2020年4月2日向被告刘霖出借借款人民币25,000元，并称被告刘霖在2020年1月4日至2020年8月6日期间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付其的款项系偿还的上述借款。首先，被告刘安雅针对其上述辩解意见仅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其自己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予以证明，通过该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显示其于2020年1月10日在其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的账户中现金取款100,000元，被告刘安雅提取100,000元现金并不能证明其将该款项出借给了被告刘霖，故被告刘安雅提出的其于2020年1月10日向被告刘霖出借100,000元借款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刘安雅虽然于2020年4月2日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转给被告刘霖25,000元，但被告刘霖于2020年4月3日又向被告刘安雅微信转账25,000元，据此亦不能认定前述25,000元系被告刘霖向被告刘安雅借取的借款。另外，如被告刘霖向被告刘安雅借过款，也是被告刘霖为被告刘安雅出具借条，并在被告刘霖还清借款后被告刘安雅将被告刘霖为其出具的借条返还给被告刘霖，而被告刘安雅却在答辩状中称是被告刘霖将被告刘霖为其出具的借条返还给其，被告刘安雅的该陈述与前述辩解意见相互矛盾，本院对其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其次，通过原告于红丽提供的被告刘霖的微信转账记录单显示被告刘霖向被告刘安雅所转的款项中绝大部分的单笔转账金额均为5,210元、1,314元、521元、521.21元、2,121元、2,121.21元、2,020元、5,215.21元、188元、188.88元等带有感情色彩的数字，根据正常的交易和生活习惯，偿还借款不可能每笔总以上述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进行偿还，故被告刘安雅提出的被告刘霖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付其的款项系偿还其借款的辩解意见，既缺乏事实根据，又违背常理，本院不予采纳。据此，被告刘霖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付被告刘安雅的总计65,040.20元应认定为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如被告刘安雅与被告刘霖之间确实存在借贷事实，双方均可另行主张权利。同理，被告刘霖为被告刘安雅支付的2,790元汽车修理费和为被告刘安雅购买的价值10,699元的苹果手机也属于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虽然被告刘安雅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称其不清楚原告所提供的收据中载明的辽Ａ×××××号福特牌汽车是否为被告刘安雅所有，但被告刘安雅认可被告刘霖确实为其支付过汽车修理费，且其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对辽Ａ×××××号福特牌汽车并非其所有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虽然被告刘安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辩称原告于红丽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的购买手机的发票中载明的手机即为被告刘霖为其购买的手机，但其认可被告刘霖确实为其购买了手机，而又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刘霖为其购买的手机的型号和价格，本院认定原告于红丽提供的发票中载明的手机即为被告刘霖为被告刘安雅购买的手机，发票的金额即为购买手机的价格。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因原告于红丽与被告刘霖系夫妻，且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行为发生在原告于红丽与被告刘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被告刘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赠与给被告刘安雅的财产不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而被告刘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原告于红丽之间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被告刘霖赠与给被告刘安雅的财产属于原告于红丽与被告刘霖的夫妻共同财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不属于其与原告于红丽的日常生活需要，且金额较大，同时被告刘霖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被告刘安雅实施上述赠与行为时与原告于红丽进行了协商，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而被告刘安雅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刘霖对其的赠与行为系原告于红丽与被告刘霖的共同意思表示，故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行为属于对其与原告于红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的单方处分行为，该行为因违反了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处分行为无效。据此，原告于红丽提出的要求确认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被告刘安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获得了财产，其所获得的财产属于不当得利，应返还给原告于红丽。关于被告刘安雅应返还给原告于红丽的财产金额，虽然原告于红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要求被告刘安雅返还被告刘霖赠与给其的苹果手机，但结合被告刘安雅在庭审中作出的其还预先给付了被告刘霖7,000元的购买手机款的陈述以及被告刘安雅确实还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付了被告刘霖共计32,400元的事实，同时结合被告刘安雅已对被告刘霖为其购买的手机进行了使用的事实，本案不宜进行实物返还。综合本案案情，被告刘安雅应返还原告于红丽不当得利款人民币46,129.20元（65,040.20元+2,790元+10,699元-32,400元），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原告于红丽于庭审后又向本院提供了一组被告刘霖的微信转账记录，并称被告刘安雅在庭审中所称的其于2020年4月2日向被告刘霖转账的25,000元被告刘霖于转账的第二天即2020年4月3日又转给了被告刘安雅，但经本院认真核对，原告于红丽庭审后提供的被告刘霖的微信转账记录中所记载的被告刘霖于2020年4月3日向被告刘安雅所转账的25,000元已经在原告于红丽在庭审中提供的被告刘霖的微信转账记录中有体现，即该款项已经包含在原告于红丽所主张的被告刘霖向被告刘安雅所转的65,040.20元范围内，属于原告于红丽重复计算，本院对此不能叠加。综上所述，原告于红丽提出的要求确认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和要求被告刘安雅返还其不当得利款的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款、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霖对被告刘安雅的赠与行为无效；二、被告刘安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于红丽不当得利款人民币46,129.20元；三、驳回原告于红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2元（原告于红丽预交），由原告于红丽负担727元，由被告刘安雅负担1,0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未予缴纳，依法强制执行。原告于红丽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762元，应予退还1,035元。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刘安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刘安雅的主要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将刘霖通过微信还款65,040.20元认定是赠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对刘安雅汇给刘霖的32,000元不审查、不认定、不定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对刘安雅与2020年1月10日出借给刘霖10万元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原审法院将由于丽红持有的，与刘安雅没有任何关系的购买手机发票认定为刘霖对刘安雅的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五、原审法院将刘霖赔偿的7,000元，认定为刘霖对刘安雅的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六、原审法院将因借车刘安雅将车开坏，赔偿车辆维修费2,790元认定为刘霖对刘安雅的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于丽红答辩称服从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刘霖未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结婚证、刘霖的微信转账记录一组、汽车修理费收据、购买手机的发票、银行流水明细、刘安雅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载卷佐证，并经一、二审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刘安雅虽主张刘霖通过微信还款65,040.20元认定是赠与，事实认定错误；出借给刘霖10万元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将由于丽红持有的，与刘安雅没有任何关系的购买手机发票认定为刘霖对刘安雅的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刘霖赔偿的7,000元，认定为刘霖对刘安雅的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赔偿车辆维修费2790元认定为刘霖对刘安雅的赠与，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上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安雅主张原审法院对刘安雅汇给刘霖的32,000元不审查、不认定、不定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通过本院审查，一审判决中对上诉人刘安雅汇给被上诉人刘霖的32,000元的事实进行了详细描述，且不存在不当之处。综上，上诉人刘安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3元，由上诉人刘安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 锋审 判 员  韩智伟审 判 员  袁 莉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 焜书 记 员  刘雨竺法官助理  （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