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浙0104民初2901号     原告姚爱英，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金卫民，男，1959年8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系原告姚爱英丈夫。       被告祝仙红，女，1975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姚爱英诉被告祝仙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8日受理，后因原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被撤销，由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曹圆圆独任审判，于2021年5月11日及2021年8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爱英诉请：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9年2月18日因缺乏资金，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一年，自2019年2月18日至2020年2月18日止，借款利率为每年10％，违约金为10％，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现借款期限已届满，但被告至今未归还任何钱款，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祝仙红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支付利息人民币40000元（以人民币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8日起按年利率10％的标准暂算至2021年2月18日，实际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祝仙红辩称：双方系经相明贤介绍认识，原告是被告的客户，双方是投资关系，因为其公司有理财项目，但是要达到100万元才有年息10％的收益，原告为了赚取1分的利息将款项放在其处，其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期间于2019年1月31日向原告交付了公司回馈客户的礼金券2500元，后面原告为了有个交代才让其出具了《借条》，实际上双方无借贷合意。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姚爱英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借条》1份，拟证明被告祝仙红向原告借款并承诺支付利息等情况。       2、银行账务回单2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款项的事实。       3、录音光盘、民事判决书1组，拟证明双方之前也有借贷50万元并且本院判决已生效的事实。       4、微信聊天记录1组，拟证明被告祝仙红在微信中承诺要归还款项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被告祝仙红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双方是投资关系，且只有16万元是投资款项，剩余的4万元是原告的还款。本院认为，该3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款项人民币20万元，被告出具《借条》确认20万元款项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祝仙红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微信聊天记录并不是完整的，有些是原告伪造的。本院认为，因该组证据原告未提供原始载体，故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祝仙红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录音光盘、录音文字稿1组，拟证明被告与原告是客户关系，是经相明贤介绍认识的，原告是将款项放在被告处投资。       2、劳动合同、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债务融资奖励计划协议1组，拟证明被告祝仙红是杭州锦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是公司的业务员，该公司主要为其他公司销售理财产品，其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理财。       3、银行转账明细1组，拟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款项的当日将款项打入公司购买理财。       4、警方通报1份，拟证明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正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杭州锦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上述其中一家的子公司。       5、相明贤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相明贤向原告说起把钱放在被告公司做理财，后推荐原告认识被告，原告之后也有在被告公司处购买理财。       对被告祝仙红提供的证据1，原告姚爱英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原告未提供原始载体，故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被告祝仙红提供的证据2、3、4，原告姚爱英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能够证明被告祝仙红向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理财及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的情况。对被告祝仙红提供的证据5，原告姚爱英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故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综合以上有效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本案的事实如下：       2019年2月18日，祝仙红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姚爱英借给祝仙红贰拾万元整，现预付壹拾陆万元整，剩下肆万元到2019年2月23日付清，期限一年，利息10％，在这期内不能拿出，违约金10％（2019年2月18日-2020年2月18日利息共计20000元-55，共19945元）”，祝仙红在借款处签字确认，上面还备注“四万元2月23日已给，利息55元”。       2019年2月18日姚爱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祝仙红交付款项人民币160000元，2019年2月23日交付款项人民币40000元。       另查明，2019年2月18日，祝仙红与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债务融资奖励计划协议》，认购额度为100000元，同日祝仙红向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塘分公司转账人民币100000元，之后又向该公司账户转账人民币100000元。浙江之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处理。       庭审中双方确认：姚爱英曾在祝仙红处领取礼金券2500元，该款项姚爱英同意抵扣利息。之后祝仙红未再付款。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祝仙红在案涉《借条》签字确认，应认定系被告祝仙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祝仙红具有约束力，被告祝仙红将款项用于何处并不影响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被告祝仙红虽辩称双方系委托理财关系，但根据被告祝仙红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故被告祝仙红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姚爱英已按约交付款项，现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届满，被告祝仙红理应按期归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一项，原告主张自2019年2月18日起以人民币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本院认为，该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计算起点应为以人民币16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8日起计算，以人民币4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3日起计算，暂算至2021年2月18日合计金额为人民币40000元，原告计算的金额未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扣除祝仙红支付的2500元礼金券及已支付的利息55元，剩余利息金额为人民币37445元。       关于违约金一项，虽《借条》中约定违约金10％，但该内容约定并不明确，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祝仙红归还原告姚爱英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祝仙红支付原告姚爱英利息损失人民币37445元（暂计算至2021年2月18日，此后以欠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0％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姚爱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600元，由原告姚爱英承担人民币226元，由被告祝仙红承担人民币2374元。被告承担的诉讼费用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曹圆圆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朱凌佳     代书记员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