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9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春雨通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26号楼4门112号。法定代表人：姜青雨，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隆达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D3056。法定代表人：张风献，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若迪，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来，山东智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春雨通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雨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隆达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7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春雨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青雨、被上诉人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若迪、孙春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雨通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商贸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商贸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一审法院对定案事实的认定不准确、不真实，没有将案件事实调查核实清楚便对案件进行裁决。具体表现为：（一）一审法院未对商贸公司更改诉讼依据的行为加以审查。商贸公司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共计167698.34元的销售单据，主张春雨通达公司欠款146269.94元。这些单据的签名均是商贸公司自行描画，除了签名的真实性无法证明外，这些单据中还存在部分疑点。例如：商贸公司提交的两张2017年4月16日的销售单，其中商品名称、数量、金额、日期完全一样（均为：沟槽蝶阀100×1，四氟垫300×2，两用扳手18×2，U型卡200×1，U型卡100×20，U型卡50×20），但销售单编号（一张为13006852，另一张为13006855）却不相同，签字位置也不相同。根据商贸公司向春雨通达公司邮箱发送的对账单显示，4月16日只有一笔沟槽蝶阀100×1，四氟垫300×2，两用扳手18×2，U型卡200×1，U型卡100×20，U型卡50×20的材料。但这种存有疑点的销售单并未出现在商贸公司一审庭审时提交的证据中，即商贸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对诉讼依据进行了更改。根据常理，增加或减少诉讼依据数额，总的诉讼标的也会随之变更，但是在商贸公司更换了诉讼依据的情况下，其起诉时诉称的供货总额、欠款金额均没有变更。针对商贸公司这种不变更诉讼请求却更换诉讼依据的情况，一审法院应当对商贸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案件的基础事实的真实性进行合理怀疑，但一审法院却并未要求商贸公司在一审开庭时说明理由。（二）经过一审庭审对账，春雨通达公司不存在拖欠货款问题。一审庭审时，双方一致认可，以春雨通达公司与商贸公司邮箱往来的对账单作为本案的对账依据。经双方对账，2017年商贸公司共计向春雨通达公司供货215648.44元，春雨通达公司共计向商贸公司付款289706元，春雨通达公司的付款总数已超出了商贸公司的供货总数，双方之间不存在欠款问题。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双方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对账时一致认可，以商贸公司按月向春雨通达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对账单作为对账依据。但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商贸公司提交的金额为122656.8元的电子表格，但在春雨通达公司与商贸公司的邮箱往来中从未出现过该电子表格，且该表格没有任何签名、盖章等痕迹留存，来源存疑，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春雨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邮箱对账单信息显示，春雨通达公司在2017年9月至12月期间仅收到过商贸公司金额为75586.1元的对账单。因此，商贸公司在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供货货款应当为75586.1元。（二）一审法院判决春雨通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商贸公司货款142751.04元，但纵观一审判决全文，一审法院并未对“142751.04元”这一具体数额的由来作出明确的说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具体数字为：商贸公司诉称向春雨通达公司供货285975.94元，春雨通达公司欠款146269.94元；春雨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张金额为106747.34元的发票（用以证明给付了商贸公司10万元现金），以及4张金额共计122706元的支票（2017年1月18日：5万元，2017年9月11日：9706元，2017年10月9日：6万元，2017年10月27日：3万元）；2017年2-3月对账单：106747.34元；2017年4-5月对账单：36834.8元，经一审庭审对账后更正为33315元；2017年9月对账单：75586.1元等。春雨通达公司根据这些数字金额进行反复计算，均未能够得到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该数额与春雨通达公司及商贸公司在一审的主张均无法对应。三、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证据规则适用错误。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法律规定要求双方的举证责任。1.一审法院关于“春雨通达公司主张给付商贸公司现金10万元，已开发票，货款已经基本付清，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给付货款的具体情况，故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春雨通达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交了4月17日金额为106747.34元的发票一张，主张已经在2017年4月17日之前通过现金向商贸公司支付了10万元（双方合作多年，有时结款存在抹零情况），为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钱后票”，春雨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组对比证据，2019年2月28日春雨通达公司的付款记录和2019年3月5日商贸公司向春雨通达公司出具的发票。依据法律规定及一审法院的认定原则，在春雨通达公司出具这两组证据的情况下，应当由商贸公司承担对“商贸公司称没有收到过10万元现金”的反驳主张的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对春雨通达公司提交的4张支票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均。一审庭审时，春雨通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4张共计149706元的支票，主张履行了付款义务。依据民事证据规则，春雨通达公司主张其已经向商贸公司偿还了货款，并为此提供了收款人为商贸公司的支票存根为证，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果商贸公司主张春雨通达公司的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则需要提供证据证实，即举证责任转移给商贸公司。一审法院并未要求商贸公司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二）商贸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据不能作为证据。一审法院用以认定事实的“相关销售清单”均不具有证明能力，依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理由如下：1.商贸公司共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两次证据，第一次提交了大量的销售单，这些销售单上的签名均被人为后期描画，已无法证明签名的真实性；第二次提交了两张签名为“张玉龙”、日期分别为2017年9月3日和2017年12月14日的销售单据复印件，这两张单据的笔体、书写风格存在明显差异，显然不是同一人所写。并且这两张单据与商贸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陈述的“9-12月的销售单据均已向法庭提交”的事实相悖。依据证据规则，商贸公司两次提交的带有签名的单据均不具有证明力，无法作为证据使用。2.商贸公司作为材料销售商，手中存有大量的销售单据，如果仅凭借其提交的销售单据，不考虑销售单据的真实性和春雨通达公司已经支付过的货款，就认定春雨通达公司未支付材料货款，那么商贸公司可以反复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批次的销售单据主张欠款，会导致春雨通达公司遭受损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依据由对方签名的书证主张对方承担责任时，应当由主张权利方证明书证上签名的真实性，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签名的真实性不被认可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确认主张权利一方的举证不足，应由其承担继续举证责任，或告知其可申请鉴定，并应预交鉴定费用，如其不能继续举证或拒绝、放弃申请鉴定，将承担相应的败诉责任，不应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的认定，应当结合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根据证据规则，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必要时使用推定和司法认知等方法，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查判断，阐明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显然，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未按规定对本案证据进行认定。商贸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春雨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针对春雨通达公司上诉理由第一点，一审法院已经对案件事实全部查清。（一）商贸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并未更改诉讼依据。一审庭审过程中，商贸公司已提供了向春雨通达公司于2017年供货的全部销售单及报价清单的原件，销售单及报价清单上均明确载有商品名称、数量、价格、金额等项目，上面均有春雨通达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关于春雨通达公司所述存在一样的销售单，商贸公司在4月的对账单中仅计算了一笔金额，并不存在重复计算货款的问题，并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商贸公司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张销售单，不存在更改诉讼依据的行为。（二）春雨通达公司所述双方不存在欠款问题一事不属实。商贸公司与春雨通达公司起初是采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对账单的方式进行对账，但因为春雨通达公司于2017年3月至5月的货款均未支付，所以9-12月的对账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商贸公司先供货后月结货款变为供货后直接付款或先付部分款项后商贸公司再供货，最后再对未结账部分出具账单。商贸公司仅于2017年9月21日向春雨通达公司发送了9月部分对账单，因春雨通达公司一直拖欠此前月份的货款，故后续商贸公司没有再向其发送对账单明细。但在2017年9月21日发送对账单后至2017年12月，商贸公司仍然一直在向春雨通达公司送货，商贸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报价清单与9-12月对账单完全对应，且9-12月的大部分货款春雨通达公司已支付完毕，剩余2687.8元未予支付。根据商贸公司一审中提交的9-12月账单最后几行显示，黑龙江工地已付9706元、永丰基地工地已付60000元、清源西路工地已付30000元、中电环宇公司已付40000元，与春雨通达公司上诉状中所述于2017年9月11日支付9706元支票、2017年10月9日支付6万元支票、2017年10月27日支付3万元支票、2018年1月24日中电环宇公司转账4万元完全是吻合的，商贸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对上述几笔已收款项也已经予以认可。另，春雨通达公司所述在2017年年初以现金10万元支付了商贸公司3月货款106747.34元是不属实的，商贸公司从未收到任何现金，春雨通达公司也未提供支付现金的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春雨通达公司所述在2017年1月18日支付的5万元支票商贸公司认可已收到，但与本案诉求无关。本案存在争议的货款是从2017年3月的送货单开始计算的，且春雨通达公司在一审中已经认可了商贸公司提交的2017年3月对账单，在此之前支付的货款是支付此前的货款，与本案无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春雨通达公司所述2017年商贸公司仅供货215648.44元，完全是用9月部分货物的对账单来混淆视听。如前所述，在2017年9月21日之后至2017年12月，商贸公司仍然一直在向春雨通达公司送货，商贸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报价清单与9-12月对账单完全对应。2017年商贸公司实际供货金额为285975.94元，实际收到春雨通达公司139706元货款，春雨通达公司欠付146269.94元。商贸公司诉求的金额具体由三部分构成，其中2017年3月对账单欠付货款106747.34元（该笔货款商贸公司已向春雨通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春雨通达公司已收到并认证）、4-5月对账单欠付货款36834.8元、9-12月欠付货款2687.8元，共计285975.94元。一审庭审过程中，因4-5月的销售单原件仅有33315.9元，与对账单存在3518.9元的差额，故一审法院认定4-5月欠付金额为33315.9元。最终判决金额为106747.34元+33315.9元+2687.8元=142751.04元。因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商贸公司仅找到282457.04元货款对应的销售单原件（均已提交一审法院），与商贸公司主张实际供货285975.94元存在3518.9元的差额，所以最终一审法院认定以销售单为准，判决结果在商贸公司的诉求146269.94元中减去了3518.9元，得出142751.04元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按照送货金额减去已付金额倒推得出欠付金额，还是按照每月欠付金额相加所得出的金额均为142751.04元，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完全正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法院证据规则适用正确。1.春雨通达公司引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关于普通发票的内容，但本案中，针对2017年3月货款104767.34元，商贸公司向春雨通达公司开具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春雨通达公司已抵扣，并非普通发票，不适用上述条款，不能作为春雨通达公司已履行付款义务的依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规定：“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增值税发票的主要功能是票随货走，抵扣税款用，不能直接作为付款一方履行付款义务的凭证，需要买受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支付价款。春雨通达公司所述在2017年年初以现金10万元支付该笔款项，但其未提供支付现金的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针对春雨通达公司所述4张支票的举证责任，第一张5万元支票时间在前，本案诉求所对应的销售单，即使是时间最早的一张日期为2017年3月1日，显然2017年1月18日支付的5万元支票与本案无关。如果春雨通达公司认为该支票是预付3月的货款，那也与春雨通达公司所述双方先供货后通过电子邮箱对账再结算货款的交易习惯相违背，春雨通达公司的说法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剩余3张支票商贸公司已认可为支付本案货款，故商贸公司对4张支票均不存在任何的举证责任。（二）商贸公司提交的销售单应当作为证据使用，销售单与商贸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能够相互对应，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关于春雨通达公司所述销售单签字的描画问题，部分销售单因复写纸书写的字迹不清，商贸公司的人员在缺乏法律意识的情况下对部分销售单有描画，但描画的笔迹下均有春雨通达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的印记。并且其余大部分均是没有描画的销售单，商贸公司提供的销售单也能够与对账单一一对应，对账单中的金额均是由销售单一一组成的。春雨通达公司在认可商贸公司通过邮箱发送对账单的前提之下，不认可作为对账单组成部分的销售单，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另，在一审过程中，春雨通达公司只对商贸公司提供的2017年3月的对账单106747.34元予以认可，但主张该金额已用现金10万元支付。除此之外，春雨通达公司对商贸公司提供的其他月份的对账单均不予认可。但在其二审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中，却又对商贸公司提供的邮箱发送的对账单均予以认可，显然也是自相矛盾的，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春雨通达公司支付商贸公司货款146269.9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春雨通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6年至2017年期间，商贸公司多次为春雨通达公司提供五金建材等货物。春雨通达公司收到货物后，由其工地负责收货人员张立民等人在商贸公司制作的销售单上签名确认。销售单上载明有商品名称、数量、价格、金额等项目。商贸公司根据供货月份按月向春雨通达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对账单。2017年3月的对账单载明：3月份货款合计98655.84元，2月份货款4801.2元，去年未结3290.3元，总计106747.34元。商贸公司向春雨通达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6747.34元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14日期间，商贸公司向春雨通达公司供货货款合计为33315.9元。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商贸公司向春雨通达公司供货货款合计为122656.8元。现春雨通达公司已经给付商贸公司139706元，尚欠142751.04元。一审审理中，春雨通达公司仅认可商贸公司提供的2017年3月的对账单。春雨通达公司称2017年给付过商贸公司现金10万元；对此，商贸公司称没有收到过10万元现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商贸公司提供的载明有货物的商品名称、数量、价款等项目的2017年的销售单、报价清单及电子邮件中发送的对账单，且销售单上的签收人员张立民等人均为春雨通达公司工地上的工作人员，故相关销售单、报价清单应当作为确定春雨通达公司购买商贸公司货物价款的依据。春雨通达公司称仅指定张立民一人签收货物，对此，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商贸公司不予认可，故春雨通达公司仅认可张立民一人签字的销售单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商贸公司要求春雨通达公司给付尚欠货款的请求，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春雨通达公司应付货款的具体金额，一审法院根据销售单载明的价款及相关对账单并结合春雨通达公司货款的给付情况计算确认。春雨通达公司主张给付商贸公司现金10万元，已开具发票，货款已经基本付清，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给付货款的具体情况，故应承担不利后果，其认为销售单不真实不能作为确定货款的依据及超过诉讼时效，不同意支付欠付全部货款等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春雨通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北京隆达升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42751.04元；二、驳回北京隆达升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京春雨通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春雨通达公司提交：证据1：春雨通达公司2016-2018年对外通知，证明2016-2018年春雨通达公司认可材料采购凭证为带有4方签字的材料清单。证据2：带有“赊欠专用章”的销售单，证明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春雨通达公司欠款单据上均加盖“商贸公司赊欠专用章”。商贸公司向法院提交的销售单据均没有加盖“赊欠专用章”。证据3：证人证言并附光盘，证明商贸公司存在信誉问题，在双方合作期间多次将已送至工地的货物私自拉走。商贸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商贸公司没见过证据1的通知，且没有原件，故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这三张通知落款时间均在本案一审之前，不属于新证据，春雨通达公司在一审中也从未提过对外通知一事。这三张通知的落款时间格式一模一样，显然是后期制作，且该通知是春雨通达公司单方制作，从未通知过商贸公司，商贸公司也不知情。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商贸公司起诉的是2017年之后，春雨通达公司提交的是2015年的，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证据3，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按照法律规定，视频属于证人证言的形式，证人应该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因证人没有出庭，所以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两个证人在视频中，证人杨某是按照书面证词念的，另外一个证人宋某对面是有人的。2.春雨通达公司提交证据3的证明的目的是张风献盗窃拉走东西，经与商贸公司人员核实，并未有该事实，若存在该事实，应由刑事案件审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3.若有盗窃拉走东西的事实，即使没有构成刑事案件，春雨通达公司也应该在一审中提起反诉，没有提起反诉也不应当一并处理。4.两个证人自己描述，都属于春雨通达公司员工，与春雨通达公司存在明显利害关系，而且两个证人都某证人证言，没有其他物证、书证相佐证，故不应采纳。本院认为，证据1属于春雨通达公司单方制作，且无证据证明提前通知过商贸公司，故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2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二审争议焦点是：1.商贸公司2017年供货总金额如何认定；2.春雨通达公司是否已经支付了全部未付货款。关于争议焦点1，春雨通达公司主张双方供货量应以电子邮件对账单为准，2017年9月之后没有对账单，故其认定商贸公司在2017年9月之后没有供货，且对商贸公司提供的9月之后的销售单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对2017年2-3月、4-5月电子邮件对账单金额均无异议，而商贸公司提供的2017年2-3月、4-5月销售单据上有张立民、张玉龙等人的签字且最终结算金额一致，故可以认定张玉龙等人的签字对春雨通达公司发生效力。商贸公司提供的2017年9月至12月的销售单据均是由张立民、张玉龙等人签字的，虽然双方没有进行过电子对账单确认，但上述部分单据的金额与春雨通达公司已经支付的金额可以一一对应，且与单据上标注的“已经付款”也可以对应，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2017年9月之后仍供货的事实，在春雨通达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春雨通达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核对销售单原件，认定2017年9月至12月的货款金额为122656.8元，最终认定2017年商贸公司供货总金额为282457.04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2，春雨通达公司主张其已经支付了全部货款，则其应对此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017年1月18日春雨通达公司支付了5万元支票，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此笔款项是春雨通达公司的预付款，且在2017年3月对账单中双方并没有确认曾有5万元预付款，故，本院对春雨通达公司表示2017年1月18日支付的5万元属于本案欠款支付范围的主张不予认可。春雨通达公司主张于2017年年初支付过10万元现金，其提供的证据是商贸公司开具的106747.34元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增值税发票的主要功能是抵扣税款用，不能直接作为付款一方履行付款义务的凭证，因商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在双方后续对账单中也没有体现，故在春雨通达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春雨通达公司此项主张不予认可。2017年商贸公司供货总金额为282457.04元，春雨通达公司现已支付了139706元，尚欠货款142751.04元，商贸公司要求春雨通达公司支付欠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春雨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5元，由北京春雨通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潘 伟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 婷书 记 员  佟世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