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34民初1146号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横沥镇新城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包敏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宝霖，广东臻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全礼，四川森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木五且，男，1972年6月18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越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忠，四川西恒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呈威公司）与被告吉木五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宝霖、孙全礼，被告吉木五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呈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劳务派遣管理费108536.62元；2、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108536.62元；3、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108536.62元为基数，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以月利息2%为标准计算；2019年8月19日后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才公司）（现三才公司已变更为东莞市宏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高公司”）曾建立劳务派遣合同关系，被告为宏高公司派遣至原告处的领班，并被告自述其为宏高公司的合伙人，主要劳务派遣服务费归其本人所有。2018年4月，因宏高公司劳务派遣工瓦七木且与他人打架受伤，被告及宏高公司拒不出面处理，导致原告遭受重大损失，故，原告解除了与宏高公司的劳务派遣合同并要求宏高公司承担原告的相关损失，双方一直协商未果。2018年11月，被告以需要回老家过年为由多次到原告公司讨要2018年3-5月管理费，因当时双方均无法联系到宏高公司的负责人祝宏斌，故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将108536.62元管理费以现金方式支付予被告（第二次庭审中，明确为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并提供银行转账依据），被告出具收据且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如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或通过其他方式要求甲方（原告）按照《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的，乙方（被告）应积极出面协调，无法协调的，乙方同意先行返还上述管理费用，并自行依据乙方与第三方的内部协议向第三方追偿。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占有使用上述管理费期间的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等额违约金。”。2020年，宏高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原告承担108536.62元管理费及利息，原告以已支付予被告为由进行抗辩，但并未得到支持。2020年12月2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原告在扣除宏高公司应当承担的损失后，另行一次性向宏高公司支付相关费用81334.42元。2021年1月5日，原告以微信方式通知被告返还108536.62元，否则将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及利息，但被告一直未返还任何费用。据此，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被告吉木五且辩称，1、被告在《协议书》及“收据”上签字、捺印属实，但《协议书》及“收据”系原告方提前拟定后让被告签字，因被告不识字，被告并不清楚《协议书》及“收据”的内容，出具上述依据，是为了配合原告与宏高公司的诉讼，但被告确未收到过原告所述的管理费；2、2018年11月6日，被告收到呈威公司财务邱明贤108536.62元的转款属实，但被告工人工资的发放，一至是由呈威公司的财务邱明贤进行转款，被告收到的该笔转款，属被告的工人工资而非2018年3-5月的管理费；3、根据2018年3-5月的工时单，该期间的管理费应不到50000元，原告主张108536.62的管理费不符合客观实际，且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由原告支付给三才公司的金额与原告主张的管理费金额亦不符，综上，被告未收到原告2018年3-5月的管理费，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4、原、被告约定等额违约金，同时约定按月利息2%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属违约责任约定过高，不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协议书》及“收据”各一份。拟证明，2018年11月，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由原告直接向被告支付108536.62元管理费用，同时约定“如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或通过其他方式要求甲方按照《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的，乙方应积极出面协调，无法协调的，乙方同意先行返还上述管理费用，并自行依据乙方与第三方的内部协议向第三方追偿。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占有使用上述管理费期间的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等额违约金。”；被告收到上述管理费用。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被告在《协议书》及“收据”上签字捺印属实，但因被告不识字，不清楚具体内容，签字是为了配合原告与三才公司打官司，被告并未收到原告主张的管理费。第二组证据：“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2018年11月，被告以回老家过年为由多次到原告公司讨要管理费，因当时双方均无法联系到宏高公司的负责人祝宏斌，故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将108536.62元管理费支付予被告；被告已确认收到上述管理费的事实；宏高公司起诉原告后，原告通知被告处理，但被告仅同意出具“情况说明”，不同意返还已收到的费用。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情况说明”无落款时间，字虽然是被告签的，但被告不识字，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广发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拟证明，宏高公司起诉要求原告支付案涉管理费及利息，原告以已支付予被告为由进行答辩未得到支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原告支付宏高公司108536.62元管理费及利息，在扣除宏高公司应承担的42370元损失费用后，原告向宏高公司支付金额合计为81334.42元。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判决书确定的具体的金额与原告的诉讼请求金额有矛盾，原告向宏高公司支付的金额为81334.42元、加损失费用42370元后的金额为123704.42元，上述金额均与原告的诉讼金额有出入，上述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四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1页、“通知书”1页。拟证明，原告在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通知被告，要求其返还原告向其支付的108536.62元管理费，但原告拒不返还。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未回复，也没有明确收到过钱，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原告代理人邓宝霖与被告吉木五且本人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原告的代理人邓宝霖与被告吉木五且通话要求其退还原告支付的管理费，原告未明确否认其收到过管理费的事实，只是要求进行协商。被告吉木五且认可其通话人系其本人，但认为，在该份通话录音中，不能明确被告收到过案涉管理费，也未明确金额，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六组证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邱明贤账户）及邮政储蓄逻辑集中系统。（第二次庭中补充）。拟证明，原告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邱明贤的账户于2018年11月6日向被告吉木五且转账108536.62元（因时间久远，原告代理人记不清是现金给付还是转账，后经查实，确认该笔费的支付方式为转账支付）。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收据”及起诉状内容相矛盾，原告诉状中称其以现金方式支付予被告、“收据”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现原告又主张系以转账方式支付，其转账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属自相矛盾；转款人邱明贤并非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是原告公司的财务，原告与被告系长期合作关系，一年要发工人工资好几次，被告对邱明贤的该笔转款无异议，但该款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工人工资而非管理费，且该款的金额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金额有出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吉木五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三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二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被告吉木五且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是否具有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5日，三才公司作为乙方，呈威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协议内容第13条约定：“甲方在每月25-31日前结算乙方上月所有人员工资……，工资金额发放给乙方工人账户，管理费部分则发给乙方负责人指定账户”；且三才公司与呈威公司曾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关于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离职人员薪资发放，……在职人员薪资发放给员工，管理费发放至祝宏兵账户……。”2018年3-5月期间，被告吉木五且属三才公司派遣至呈威公司的员工、领班（劳务派遣工的实际管理人），2018年4月后，因原、被告无法联系到三才公司的负责人祝宏斌，原告未向三才公司支付2018年3-5月份的管理费，2018年11月，被告吉木五且以回老家过年需要钱为由与呈威公司商谈管理费事宜，双方于2018年11月2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针对全体派遣工2018年3月至5月份的管理费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内容如下：1、呈威公司作为甲方共需承担2018年3-5月管理费用108536.615元；2、甲方同意一次性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上述管理费用，乙方（吉木五且）收到后需开具相应收款收据；3、如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或通过其他方式要求甲方按照《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的，乙方应积极出面协调，无法协调的，乙方同意先行返还上述管理费用，并自行依据乙方与第三方的内部协议向第三方追偿。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占有使用上述管理费期间的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等额违约金。同日，被告吉木五且出具“收据”一张。“收据”内容：“兹有收到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2018/03-05月管理费，金额为RMB108536.62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万零捌仟伍佰参拾陆元陆角贰分）。收款人吉木五且日期：2018/11/02。”2018年11月6日，原告通过公司财务邱明贤向被告吉木五且转账108536.02元。2020年12月18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三才公司与呈威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明确双方对2018年3月至5月的管理费数额无争议，金额为108536.62元，并作出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4310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即“呈威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三才公司支付管理费108536.62元及利息（以108536.62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判决生效后，呈威公司扣减判项中三才公司应赔偿的损失费用42370元后，已向三才公司支付81334.42元。后原告以微信、电话、发放“通知书”等方式要求被告退还案涉管理费无果，原告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呈威公司明确未产生担保费并撤回担保费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立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但本案中，原、被告对案涉管理费支付的约定无合同关系法律事实，原告提出案涉管理费返还的主张，系基于其给付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从而引发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案件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问题。本案中，原、被告以签订《协议书》的方式确定案涉劳务派遣管理费的支付方式，但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基于原告与案外第三人三才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关系，确认案涉管理费应由原告向三才公司支付，且原告已按上述判决履行了案涉管理费的支付义务。故，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原告须向被告支付案涉管理费的法律事实。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关于被告是否取得不当利益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告是否已收取案涉管理费存在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被告签字确认的“收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管理费金额、结合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能够确认，被告于2018年11月6日收到的108536.62元转款，属2018年3月至5月份原告与三才公司确认的劳务派遣管理费。被告提出收到的该款属民工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返还不当得利范围的问题。返还不当得利，应包括原物和原物所产生的孳息。本案中，原、被告在明知案涉管理费支付主体错误的情况下，以《协议书》的方式明确了如权利人通过诉讼或其它方式主张权利，则被告具有返还义务，同时约定了资金占用利息及违约金的支付方式。现权利人三才公司已通过诉讼方式取得了案涉管理费，根据契约精神，被告吉木五且应按约定返还案涉管理费，并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被告收取案涉管理费的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双方约定资金占用利息为月利率2%，故原告提出从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月利息2%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定的最高利息保护上限，本院予以支持；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故，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率，本院依法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1年1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即按年利率15.4%计算。原告请求从2018年11月2日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同时提出支付等额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被告虽未按约定及时返还案涉管理费造成违约，但双方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给付方式，足以弥补给受损方实际造成的损失，且原告在明知主体错误的情况下，仍向被告支付涉案管理费，其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本案中，不再判定被告支付违约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木五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管理费108536.6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分两段计算：第一段从2018年11月7日起以108536.6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第二段从2020年8月20日起以108536.6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3元，由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承担1235元，由被告吉木五且承担13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晓 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阿西阿叁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八十六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四川省越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34民初1146号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横沥镇新城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包敏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宝霖，广东臻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全礼，四川森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木五且，男，1972年6月18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越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忠，四川西恒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呈威公司）与被告吉木五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宝霖、孙全礼，被告吉木五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呈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劳务派遣管理费108536.62元；2、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108536.62元；3、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108536.62元为基数，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以月利息2%为标准计算；2019年8月19日后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才公司）（现三才公司已变更为东莞市宏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高公司”）曾建立劳务派遣合同关系，被告为宏高公司派遣至原告处的领班，并被告自述其为宏高公司的合伙人，主要劳务派遣服务费归其本人所有。2018年4月，因宏高公司劳务派遣工瓦七木且与他人打架受伤，被告及宏高公司拒不出面处理，导致原告遭受重大损失，故，原告解除了与宏高公司的劳务派遣合同并要求宏高公司承担原告的相关损失，双方一直协商未果。2018年11月，被告以需要回老家过年为由多次到原告公司讨要2018年3-5月管理费，因当时双方均无法联系到宏高公司的负责人祝宏斌，故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将108536.62元管理费以现金方式支付予被告（第二次庭审中，明确为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并提供银行转账依据），被告出具收据且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如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或通过其他方式要求甲方（原告）按照《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的，乙方（被告）应积极出面协调，无法协调的，乙方同意先行返还上述管理费用，并自行依据乙方与第三方的内部协议向第三方追偿。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占有使用上述管理费期间的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等额违约金。”。2020年，宏高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原告承担108536.62元管理费及利息，原告以已支付予被告为由进行抗辩，但并未得到支持。2020年12月2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原告在扣除宏高公司应当承担的损失后，另行一次性向宏高公司支付相关费用81334.42元。2021年1月5日，原告以微信方式通知被告返还108536.62元，否则将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及利息，但被告一直未返还任何费用。据此，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被告吉木五且辩称，1、被告在《协议书》及“收据”上签字、捺印属实，但《协议书》及“收据”系原告方提前拟定后让被告签字，因被告不识字，被告并不清楚《协议书》及“收据”的内容，出具上述依据，是为了配合原告与宏高公司的诉讼，但被告确未收到过原告所述的管理费；2、2018年11月6日，被告收到呈威公司财务邱明贤108536.62元的转款属实，但被告工人工资的发放，一至是由呈威公司的财务邱明贤进行转款，被告收到的该笔转款，属被告的工人工资而非2018年3-5月的管理费；3、根据2018年3-5月的工时单，该期间的管理费应不到50000元，原告主张108536.62的管理费不符合客观实际，且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由原告支付给三才公司的金额与原告主张的管理费金额亦不符，综上，被告未收到原告2018年3-5月的管理费，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4、原、被告约定等额违约金，同时约定按月利息2%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属违约责任约定过高，不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协议书》及“收据”各一份。拟证明，2018年11月，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由原告直接向被告支付108536.62元管理费用，同时约定“如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或通过其他方式要求甲方按照《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的，乙方应积极出面协调，无法协调的，乙方同意先行返还上述管理费用，并自行依据乙方与第三方的内部协议向第三方追偿。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占有使用上述管理费期间的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等额违约金。”；被告收到上述管理费用。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被告在《协议书》及“收据”上签字捺印属实，但因被告不识字，不清楚具体内容，签字是为了配合原告与三才公司打官司，被告并未收到原告主张的管理费。第二组证据：“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2018年11月，被告以回老家过年为由多次到原告公司讨要管理费，因当时双方均无法联系到宏高公司的负责人祝宏斌，故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将108536.62元管理费支付予被告；被告已确认收到上述管理费的事实；宏高公司起诉原告后，原告通知被告处理，但被告仅同意出具“情况说明”，不同意返还已收到的费用。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情况说明”无落款时间，字虽然是被告签的，但被告不识字，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广发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份。拟证明，宏高公司起诉要求原告支付案涉管理费及利息，原告以已支付予被告为由进行答辩未得到支持，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原告支付宏高公司108536.62元管理费及利息，在扣除宏高公司应承担的42370元损失费用后，原告向宏高公司支付金额合计为81334.42元。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判决书确定的具体的金额与原告的诉讼请求金额有矛盾，原告向宏高公司支付的金额为81334.42元、加损失费用42370元后的金额为123704.42元，上述金额均与原告的诉讼金额有出入，上述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四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1页、“通知书”1页。拟证明，原告在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后通知被告，要求其返还原告向其支付的108536.62元管理费，但原告拒不返还。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未回复，也没有明确收到过钱，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原告代理人邓宝霖与被告吉木五且本人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原告的代理人邓宝霖与被告吉木五且通话要求其退还原告支付的管理费，原告未明确否认其收到过管理费的事实，只是要求进行协商。被告吉木五且认可其通话人系其本人，但认为，在该份通话录音中，不能明确被告收到过案涉管理费，也未明确金额，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六组证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邱明贤账户）及邮政储蓄逻辑集中系统。（第二次庭中补充）。拟证明，原告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邱明贤的账户于2018年11月6日向被告吉木五且转账108536.62元（因时间久远，原告代理人记不清是现金给付还是转账，后经查实，确认该笔费的支付方式为转账支付）。被告吉木五且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收据”及起诉状内容相矛盾，原告诉状中称其以现金方式支付予被告、“收据”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现原告又主张系以转账方式支付，其转账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属自相矛盾；转款人邱明贤并非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是原告公司的财务，原告与被告系长期合作关系，一年要发工人工资好几次，被告对邱明贤的该笔转款无异议，但该款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工人工资而非管理费，且该款的金额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金额有出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吉木五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三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二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被告吉木五且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是否具有关联性及证明力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5日，三才公司作为乙方，呈威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协议内容第13条约定：“甲方在每月25-31日前结算乙方上月所有人员工资……，工资金额发放给乙方工人账户，管理费部分则发给乙方负责人指定账户”；且三才公司与呈威公司曾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关于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离职人员薪资发放，……在职人员薪资发放给员工，管理费发放至祝宏兵账户……。”2018年3-5月期间，被告吉木五且属三才公司派遣至呈威公司的员工、领班（劳务派遣工的实际管理人），2018年4月后，因原、被告无法联系到三才公司的负责人祝宏斌，原告未向三才公司支付2018年3-5月份的管理费，2018年11月，被告吉木五且以回老家过年需要钱为由与呈威公司商谈管理费事宜，双方于2018年11月2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针对全体派遣工2018年3月至5月份的管理费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内容如下：1、呈威公司作为甲方共需承担2018年3-5月管理费用108536.615元；2、甲方同意一次性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上述管理费用，乙方（吉木五且）收到后需开具相应收款收据；3、如第三方东莞市三才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或通过其他方式要求甲方按照《企业用工劳动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相应管理费用的，乙方应积极出面协调，无法协调的，乙方同意先行返还上述管理费用，并自行依据乙方与第三方的内部协议向第三方追偿。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占有使用上述管理费期间的利息（以月利率2%计算），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等额违约金。同日，被告吉木五且出具“收据”一张。“收据”内容：“兹有收到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2018/03-05月管理费，金额为RMB108536.62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万零捌仟伍佰参拾陆元陆角贰分）。收款人吉木五且日期：2018/11/02。”2018年11月6日，原告通过公司财务邱明贤向被告吉木五且转账108536.02元。2020年12月18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三才公司与呈威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明确双方对2018年3月至5月的管理费数额无争议，金额为108536.62元，并作出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4310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即“呈威公司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三才公司支付管理费108536.62元及利息（以108536.62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判决生效后，呈威公司扣减判项中三才公司应赔偿的损失费用42370元后，已向三才公司支付81334.42元。后原告以微信、电话、发放“通知书”等方式要求被告退还案涉管理费无果，原告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呈威公司明确未产生担保费并撤回担保费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立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但本案中，原、被告对案涉管理费支付的约定无合同关系法律事实，原告提出案涉管理费返还的主张，系基于其给付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从而引发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案件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问题。本案中，原、被告以签订《协议书》的方式确定案涉劳务派遣管理费的支付方式，但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基于原告与案外第三人三才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关系，确认案涉管理费应由原告向三才公司支付，且原告已按上述判决履行了案涉管理费的支付义务。故，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原告须向被告支付案涉管理费的法律事实。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关于被告是否取得不当利益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告是否已收取案涉管理费存在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被告签字确认的“收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9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管理费金额、结合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能够确认，被告于2018年11月6日收到的108536.62元转款，属2018年3月至5月份原告与三才公司确认的劳务派遣管理费。被告提出收到的该款属民工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返还不当得利范围的问题。返还不当得利，应包括原物和原物所产生的孳息。本案中，原、被告在明知案涉管理费支付主体错误的情况下，以《协议书》的方式明确了如权利人通过诉讼或其它方式主张权利，则被告具有返还义务，同时约定了资金占用利息及违约金的支付方式。现权利人三才公司已通过诉讼方式取得了案涉管理费，根据契约精神，被告吉木五且应按约定返还案涉管理费，并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被告收取案涉管理费的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双方约定资金占用利息为月利率2%，故原告提出从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月利息2%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定的最高利息保护上限，本院予以支持；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故，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率，本院依法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1年1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即按年利率15.4%计算。原告请求从2018年11月2日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同时提出支付等额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被告虽未按约定及时返还案涉管理费造成违约，但双方约定的资金占用利息给付方式，足以弥补给受损方实际造成的损失，且原告在明知主体错误的情况下，仍向被告支付涉案管理费，其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本案中，不再判定被告支付违约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木五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管理费108536.62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分两段计算：第一段从2018年11月7日起以108536.6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第二段从2020年8月20日起以108536.6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3元，由原告呈威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承担1235元，由被告吉木五且承担13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晓 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阿西阿叁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八十六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