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民终1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经营场所：四川省会理县木古乡明河村3组。经营者：曹发英，女，1984年4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现住四川省会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贵，男，住四川省会理县，由会理县木古镇建政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顺富，男，1982年8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现住四川省会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佳丽，四川淳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因与被上诉人蔡顺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2021)川3425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2021）川3425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农资等买卖进行结算，并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农资货款24925.0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依法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首先，案涉纠纷经庭审举证、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其与范某、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此《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明确了被上诉人将其在上诉人处赊购的农药、果袋等农资产品的《销售凭据》、《记账单》明细发给了范某、李某，《销售凭据》内容详细记载了小英农资销售标的物名称、购货人姓名，蔡顺富及其电话、住址、购货的品名、数量、单位、单价、金额等。被上诉人将前述凭证发给范某、李某的行为，是纠纷发生以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上一级经销商反映所购买标的物的事实，这一事实是一种自认行为。并且，被上诉人发给范某、李某的《销售凭据》、《记账单》内容与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凭据》、《记账单》内容完全一致，这能说明这些单据是交易时形成。因此，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凭据》、《记账凭证》与被上诉人发给范某和李某的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赊购的具体农资种类和价值，故上诉人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仅从上诉人提供的《销售凭据》及《记账单》无被上诉人签字这一方面进行认定，忽略了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效力等，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发生错误。其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提交的2020年8月4日《通话录音》、2020年9月16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录音内容中被上诉人亲自口述欠付上诉人修车钱、饲料钱、袋子钱、农药钱及副食钱，但是庭审中却声称前述欠款已支付，但被上诉人却未明确各项费用具体是多少，总计又支付了多少。一审未对这一事实进行查明，导致了本案判决结果错误。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于货款支付的举证责任在于购货方即本案的被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仅仅是口头陈述其已经支付，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和划分举证责任给被上诉人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忽略了重要证据及事实，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公平、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蔡顺富辩称，一、本案一审庭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的九张《销货清单》、一张《记账单》、一张《欠款单》，均无我方的签字，系上诉人自己单方制作，且《销售单》与《记账单》内容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无法形成证据锁链。我方提交了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上诉人要求我方在咨询时谎报20瓶药的事实，而上诉人发送给我的《记账凭证》、《销售凭证》与我咨询时的也不一致。因此，上诉人诉称其提交的《记账凭证》、《销售凭证》与我发给范某、李某的《记账凭证》、《销售凭证》两者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等明显与事实不符。二、2020年9月16日，曹发英与我电话联系，意图诱导我与其在电话中进行结算，我一再表明对账应当以我亲笔出具的欠单、账单为准，上诉人均没有否认，且默认我咨询用药等不是结算行为。2020年9月23日，在我家石榴卖后不久，曹发英和其丈夫便到我家拿出签账单与我进行结算，我用卖石榴所得的现金支付了上诉人，上诉人将我亲笔出具的欠账单返还给我后，我就随即撕毁丢进了垃圾桶，便没让上诉人另行出具收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依法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资款24，9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20年，蔡顺富为种植石榴先后向小英商行购买农药、果袋等农资用品。2020年6月左右，蔡顺富所种植石榴出现异常，先后与小英商行及小英商行上一级经销商联系后双方为此发生矛盾。现小英商行以蔡顺富未支付货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小英商行与蔡顺富买卖事实成立，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小英商行要求与蔡顺富进行结算并支付货款的主要证据为销售单，销售单中的九张销货清单（凭据）中，收货人一栏处均为空白，其余欠款单、记账单等均无蔡顺富签名，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故小英商行提供的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00元，减半收取212.00元，由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但上诉人补交了其一审所提交的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发给一审两个证人李某、范某的销货清单导出内容清晰件，并让一审两位证人当庭出示了原始载体，拟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的所购商品及欠付货款与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销货清单存根联的内容一致，该联为交付给被上诉人持有的一联。被上诉人补充质证意见：（对向二位证人发送上述清单的）事实认可，但是被上诉人发给二位证人的清单图片是转发上诉人发送的图片，且为红色与上诉人一审作为证据提交的黑色单据不一致，且被上诉人发给证人是进行咨询,与结算不能等同。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所补充的上述证据虽然真实，但仅能证实双方间产生过上述交易，被上诉人发给证人的目的是向农药销售商咨询相关问题，并不能直接证实其自认了所购上诉人的商品数量、单价，即不能直接证实所欠上诉人的货款金额，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其他事实和证据综合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20年，被上诉人蔡顺富向上诉人小英商行赊购农药、果袋等商品和在该商行修理车辆。2020年8月4日，小英商行的经营者曹发英与蔡顺富通电话，向蔡顺富追付所欠货款及车辆修理费。蔡顺富在通话中以其软籽石榴尚未卖完为由，未同意马上支付，但认可要支付。2020年9月16日，曹发英再次与蔡顺富通电话要求对方支付所欠款项，蔡顺富在该次通话中亦认可要给付所欠对方的货款及修理费，但强调应以双方对账确认的账单和欠单为准，且前提条件是自己的石榴用了对方农药后出现问题，要求对方一并进行处理。曹发英遂依据其自己制作的“欠款单”、“小英农资经营部销货清单”、“小英农资销售凭据”、与蔡顺富的通话录音及蔡顺富与一审两位证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还应当支付上诉人的货款及修理费，若应支付金额为多少。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上诉人所举证据能证实在其与被上诉人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存在被上诉人赊购商品和拖欠车辆修理费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对其辩称的双方就案涉欠款已于2020年9月23日进行了结算并已支付的事实，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被上诉人对双方结算和自己向上诉人支付的金额为多少记不清的陈述不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尚拖欠其货款及修理费的事实和理由成立。但是，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所提交的“欠款单”、“小英农资经营部销货清单”、“小英农资销售凭据”均系其自己单方制作，未经被上诉人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又不予认可，以及虽然被上诉人曾向作为农药销售商的证人用微信发送过“小英农资经营部销货清单”、“小英农资销售凭据”照片，但被上诉人发送上述凭证的目的是就其认为其种植的石榴使用了农药出现了问题向农药销售人员进行咨询，并不能据此认定其是对所欠上诉人款项的自认。即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向其赊购商品的数量及所欠款项的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上诉人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尚应支付其欠款的金额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00元，由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发蓉审 判 员 郑 坚审 判 员 刘志涛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 波书 记 员 唐 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民终1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经营场所：四川省会理县木古乡明河村3组。经营者：曹发英，女，1984年4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现住四川省会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贵，男，住四川省会理县，由会理县木古镇建政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顺富，男，1982年8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现住四川省会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佳丽，四川淳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因与被上诉人蔡顺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2021)川3425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2021）川3425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农资等买卖进行结算，并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农资货款24925.0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依法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首先，案涉纠纷经庭审举证、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其与范某、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此《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明确了被上诉人将其在上诉人处赊购的农药、果袋等农资产品的《销售凭据》、《记账单》明细发给了范某、李某，《销售凭据》内容详细记载了小英农资销售标的物名称、购货人姓名，蔡顺富及其电话、住址、购货的品名、数量、单位、单价、金额等。被上诉人将前述凭证发给范某、李某的行为，是纠纷发生以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上一级经销商反映所购买标的物的事实，这一事实是一种自认行为。并且，被上诉人发给范某、李某的《销售凭据》、《记账单》内容与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凭据》、《记账单》内容完全一致，这能说明这些单据是交易时形成。因此，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凭据》、《记账凭证》与被上诉人发给范某和李某的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赊购的具体农资种类和价值，故上诉人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仅从上诉人提供的《销售凭据》及《记账单》无被上诉人签字这一方面进行认定，忽略了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效力等，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发生错误。其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提交的2020年8月4日《通话录音》、2020年9月16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录音内容中被上诉人亲自口述欠付上诉人修车钱、饲料钱、袋子钱、农药钱及副食钱，但是庭审中却声称前述欠款已支付，但被上诉人却未明确各项费用具体是多少，总计又支付了多少。一审未对这一事实进行查明，导致了本案判决结果错误。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于货款支付的举证责任在于购货方即本案的被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仅仅是口头陈述其已经支付，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和划分举证责任给被上诉人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忽略了重要证据及事实，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公平、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蔡顺富辩称，一、本案一审庭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的九张《销货清单》、一张《记账单》、一张《欠款单》，均无我方的签字，系上诉人自己单方制作，且《销售单》与《记账单》内容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无法形成证据锁链。我方提交了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上诉人要求我方在咨询时谎报20瓶药的事实，而上诉人发送给我的《记账凭证》、《销售凭证》与我咨询时的也不一致。因此，上诉人诉称其提交的《记账凭证》、《销售凭证》与我发给范某、李某的《记账凭证》、《销售凭证》两者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等明显与事实不符。二、2020年9月16日，曹发英与我电话联系，意图诱导我与其在电话中进行结算，我一再表明对账应当以我亲笔出具的欠单、账单为准，上诉人均没有否认，且默认我咨询用药等不是结算行为。2020年9月23日，在我家石榴卖后不久，曹发英和其丈夫便到我家拿出签账单与我进行结算，我用卖石榴所得的现金支付了上诉人，上诉人将我亲笔出具的欠账单返还给我后，我就随即撕毁丢进了垃圾桶，便没让上诉人另行出具收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依法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农资款24，9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20年，蔡顺富为种植石榴先后向小英商行购买农药、果袋等农资用品。2020年6月左右，蔡顺富所种植石榴出现异常，先后与小英商行及小英商行上一级经销商联系后双方为此发生矛盾。现小英商行以蔡顺富未支付货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小英商行与蔡顺富买卖事实成立，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小英商行要求与蔡顺富进行结算并支付货款的主要证据为销售单，销售单中的九张销货清单（凭据）中，收货人一栏处均为空白，其余欠款单、记账单等均无蔡顺富签名，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故小英商行提供的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00元，减半收取212.00元，由原告会理县小英商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但上诉人补交了其一审所提交的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发给一审两个证人李某、范某的销货清单导出内容清晰件，并让一审两位证人当庭出示了原始载体，拟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的所购商品及欠付货款与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销货清单存根联的内容一致，该联为交付给被上诉人持有的一联。被上诉人补充质证意见：（对向二位证人发送上述清单的）事实认可，但是被上诉人发给二位证人的清单图片是转发上诉人发送的图片，且为红色与上诉人一审作为证据提交的黑色单据不一致，且被上诉人发给证人是进行咨询,与结算不能等同。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所补充的上述证据虽然真实，但仅能证实双方间产生过上述交易，被上诉人发给证人的目的是向农药销售商咨询相关问题，并不能直接证实其自认了所购上诉人的商品数量、单价，即不能直接证实所欠上诉人的货款金额，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其他事实和证据综合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20年，被上诉人蔡顺富向上诉人小英商行赊购农药、果袋等商品和在该商行修理车辆。2020年8月4日，小英商行的经营者曹发英与蔡顺富通电话，向蔡顺富追付所欠货款及车辆修理费。蔡顺富在通话中以其软籽石榴尚未卖完为由，未同意马上支付，但认可要支付。2020年9月16日，曹发英再次与蔡顺富通电话要求对方支付所欠款项，蔡顺富在该次通话中亦认可要给付所欠对方的货款及修理费，但强调应以双方对账确认的账单和欠单为准，且前提条件是自己的石榴用了对方农药后出现问题，要求对方一并进行处理。曹发英遂依据其自己制作的“欠款单”、“小英农资经营部销货清单”、“小英农资销售凭据”、与蔡顺富的通话录音及蔡顺富与一审两位证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还应当支付上诉人的货款及修理费，若应支付金额为多少。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上诉人所举证据能证实在其与被上诉人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存在被上诉人赊购商品和拖欠车辆修理费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对其辩称的双方就案涉欠款已于2020年9月23日进行了结算并已支付的事实，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被上诉人对双方结算和自己向上诉人支付的金额为多少记不清的陈述不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尚拖欠其货款及修理费的事实和理由成立。但是，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所提交的“欠款单”、“小英农资经营部销货清单”、“小英农资销售凭据”均系其自己单方制作，未经被上诉人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又不予认可，以及虽然被上诉人曾向作为农药销售商的证人用微信发送过“小英农资经营部销货清单”、“小英农资销售凭据”照片，但被上诉人发送上述凭证的目的是就其认为其种植的石榴使用了农药出现了问题向农药销售人员进行咨询，并不能据此认定其是对所欠上诉人款项的自认。即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向其赊购商品的数量及所欠款项的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上诉人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尚应支付其欠款的金额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00元，由上诉人会理县小英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发蓉审 判 员 郑 坚审 判 员 刘志涛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 波书 记 员 唐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