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民终15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联加，男，1986年12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德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怡伶，女，1990年10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德昌县。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欣，四川欣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学清，男，1972年12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德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涛，四川元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秋，四川元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因与被上诉人杨学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21）川3424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欣，被上诉人杨学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涛、王莹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联加、刘怡伶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据以判决的证据不足，且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诉求得不到支持，故特依据法律规定提起上诉，望二审依法改判。首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借款420000元元的基本事实部分未查清，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420000元元是基于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17日、2018年9月1日、2020年8月25日的几次转款行为及上诉人唐联加于2019年10月、2020年4月7日及唐联加与刘怡伶于2020年8月25日向被上诉人书写的借条，其中2019年10日被上诉人唐联加书的209000元的借条系对被上诉人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17日、2019年10月三张转款凭证的借款金额总和，借款本金合计为189000元，被上诉人计算利息后要求上诉人唐联加向其出示借款209000元的借条，后在2020年4月7日，又要求上诉人唐联加将借条金额改为233500元，此为第一笔借款。2020年8月25日，被上诉人再要求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将借条改为420000元后，又于当日转款222717元给上诉人唐联加，据此一审法院单纯的认定2020年8月25日的借条及转款凭证真实合法，系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借款进行判决。但本案的真实情况为，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17日、2018年9月1日，上诉人唐联加因生意周转向被上诉人借款，借款本金为189000元，计算利息后唐联加向被上诉人出示了209000元的借条，在2020年4月7日，被上诉人强制要求上诉人将借条金额由209000元更改为233500元并另行出示借条。后因被上诉人的吊车在上诉人唐联加的工地上使用，经结算，上诉人唐联加经营的公司应付被上诉人吊车款170000元并出示欠条，于是在被上诉人收到属于上诉人唐联加经营的公司的民工工资款279550元后，扣除了自认为应当偿还的款项后将剩余222717元本身属于上诉人唐联加公司的民工工资款转给了上诉人唐联加，而在转款之前，就要求唐联加及妻子刘怡伶向其出示借款420000元元的借条，唐联加基于对2020年4月7日的借条金额和吊车款170000元的支付行为，为了被上诉人能够顺利的把公司的民工工资转过来，迫于无奈才向其出示了420000元的借条，但这420000元借款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020年4月7日所打的借条和2020年8月25日所转款项，而是2018年5月22日、2018年9月1日、2018年6月17日的三次款和吊车款170000元组成的。因此，一审法院简单错误的将上述款项相加而没有认定清楚420000元元借款的真实来源系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其次，对于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17日、2018年9月1日的三次借款行为及拖欠的吊车款170000元元，上诉人已偿还完毕，不存在还拖欠被上诉人借款的说法。上诉人唐联加在上述三次时间向被上诉人借款后，陆续2018年7月开始至2020年8月20日止通过现金、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上诉人进行了偿还和支付，其中通过唐联加的卡及微信转入被上诉人的卡及微信偿还的金额为180650元，通过唐联加员工廖海涵的卡代为转入被上诉人的卡的金额为80000元，通过被上诉人刘怡伶的微信转入被上诉人的微信的金额为25000元，合计285650元，同时，在2020年8月25日被上诉人转唐联加公司的农民工工资过程中，被上诉人合计收到的50位（包括被上诉人）农民工转入其卡上的金额为284550元，而被上诉人在收到这些款项后，仅转款222717元给被上诉人唐联加，扣除了自已应收还未收到的款项61833元用于偿还上述所欠的吊车款，以上两项合计金额为347483元，剩余部分上诉人唐联加均以现金及其他转账的形式偿还完毕。故一审法院不仅错误认定420000元的借款来源，更是在上诉人已经进行偿还且偿还完毕的情况下，忽略上诉人的偿还行为，仅仅认定被上诉人的借款行为明显违背事实和对上诉人不公平。再次，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转款交易记录来看，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从借款产生就一直在陆续在进行偿还而且早已偿还完毕，困此根本不可能存在还应支付利息问题，而且被上诉人的每次借条上的金额已经是计算了利息上去的，应当予以扣除。就算双方约定了利息，也应当以偿还的时间段进行区分来计算具体剩余借款的本金利息的问题，不然明显会导致重复计算利息和本金。最后，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刘怡伶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先是错误的认定了被上诉人420000元借款的组成架构，而后又根据错误认定的组成认定2020年8月25日书写的借条系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导致本案判决刘怡伶承担偿还责任错误。本案直至庭审前二上诉人收到的被上诉人的起诉状副本表述的内容均为被上诉人自述其于2020年8月25日向二人借款现金420000元，而二上诉人当日其实是没有向被上诉人借过任何现金，也没有借到被上诉人的现金的，后来在庭审时，被上诉人所宣读的起诉状与庭审前收到的副本不一致，才导致了二上诉人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新的抗辩理由及提供相应证据，二上诉人没有在2020年8月25日借到过或者借过任何被上诉人的钱。因此，从本案的法律关系和基本事实来看，上诉人唐联加确实向被上诉人在2018年借过钱，但已经进行了偿还，确实也拖欠其吊车款170000元，也进行了偿还，就算没有偿还或者没有偿还完毕，那也是唐联加之前的个人行为，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仅凭2020年8月25日出示的一张根本没有实际履行的借条就将刘怡伶列为共同被告并由德昌县法院判决其承担偿还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规定。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界定清楚420000元借款来源的基础上，错误的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忽略上诉人已经实际偿还完毕的金额明显与基本事实不符，判决结果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同时，被上诉人不仅在本案中混淆420000元借款的来源，更是在德昌县法院又另案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唐联加的公司支付其吊车款170000元的诉讼，明显涉嫌虚假诉讼，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杨学清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判案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驳回两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从两被答辩人的上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来看，是认可了拖欠答辩人420000元的债务，仅辩称债务的性质错误并且已经偿还完毕案涉全部借款。但在一审中，两被答辩人在法庭中拒不承认借款的事实，甚至不承认双方存在转账行为，两被答辩人这种前后矛盾，谎话连篇的理由足以说明其缺乏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审中，两被答辩人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时已明确答辩人系其工地管理人员，在发生诉讼前，答辩人为被答辩人在云南省工地上的采购人员，很多生活开销、金额不大的采购均由答辩人完成，因此双方存在大量经济往来。两被答辩人以答辩人为其工地花销作为案涉还款依据，答辩人甚为痛心和愤怒。从案涉2019年10月、2020年4月、2020年8月的三份借条内容来看，每张借条均明确了还款期限。若被答辩人声称已经偿还完毕答辩人的借款，按照常理逻辑理解，被答辩人又如何会在后续的借条中不断明确还款期限，约定利息，甚至在最后形成的借条被答辩人刘怡伶共同签字，继续以被答辩人名下车辆进行抵押。显然，答辩人的辩解理由不符合常理逻辑，进一步证实了其抗辩理由不合理性和虚假的情形。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最后借条所形成的时间远远晚于被答辩人所辩称还款时间，其还款金额、期限、方式明显不符合案涉借款形成的关联性和合理性，其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案涉借款形成于两被答辩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且被答辩人刘怡伶在2020年8月向答辩人出具借条的签字行为应视为对案涉借款的确认和追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共债共签的法律形式，原审判决被答辩人刘怡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妥。答辩人所主张的权利有当事人连续不断做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款合意，客观上向两被答辩人交付了案涉借款，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两被答辩人无论如何辩解，但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证实了案涉借款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综上，两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不顾借款事实，炮制各种推诿不偿还债务，应当给予否定性的法律评价，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学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420,000元，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15,12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435,120元；2.依法判决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420,000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以420,000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8月25日至上述第一项诉请款项全部支付完毕为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及原告主张权利所产生的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二被告系同乡村民，被告唐联加与刘怡伶系夫妻关系，被告唐联加长期在外承包工程修建。被告唐联加因工程急需资金周转，从2018年开始，被告唐联加多次向原告提出借款请求，被告分别于2018年5月22日、2018年6月17日、2018年9月1日多次向原告借款，此后双方对该四笔借款计算利息后，被告唐联加先后于2019年10月1日、2020年4月1日两次向原告出具两张借条。至2020年8月25日，原告再次借款222717元给被告唐联加用于资金周转，二被告于当日与原告经结算后，共同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大冯1队杨学清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420000.00），以2分利息结算，在2020年10月31日前全部归还。此款于2020年10月31日未归还，经双方协商好杨学清有权处理唐联加于大冯三队的住房及车子（川ＷＫ××××牌号），所产生的费用开支均由唐联加付。欠款人：唐联加（签字、捺印）刘怡伶（签字、捺印）5134241986120716112020年8月25日”。到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后，二被告未归还原告借款，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要该笔借款均无果，遂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已经查明，被告唐联加多次向原告借款412,517元，在2020年8月25日双方经结算后，借贷双方确认二被告需归还原告借款420,000元的事实。该案民间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原被告借款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被告唐联加、刘怡伶向原告借款420,000元并约定了还款期限，二被告未按约定期限返还原告借款，理应承担返还借款的民事责任，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其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唐联加、刘怡伶辩称其与原告系合伙关系，存在经济往来，且其虽向原告提出借款要求，但原告未依约向其转款，但在庭审过程中二被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二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对二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且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与二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借款本金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实际共向被告唐联加转款数额为412,517元，但经结算后，二被告向其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款本金为42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9日）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之规定，双方约定将利息7,483元计算入后期借款本金并未超过法律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借款本金以420,000元予以认定。关于利息问题，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已明确约定双方借期内利息按月息2%计算，双方已经约定了利息及利息的计算方式，但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仅要求二被告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9日）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原告主张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8月25日发布的一年市场报价利率为3.85%，以最高四倍计算年利率最高为15.4%，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以法律规定的按年利率15.4%计算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超出年利率15.4%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告主张二被告支付的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金4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自借款之日起（2020年8月25日）至清偿之日止。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其主张权利产生费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具体损失，一审法院无法对该项费用进行核实，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杨学清要求被告唐联加、刘怡伶返还借款本金42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自2020年8月25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他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唐联加、刘怡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杨学清借款42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自2020年8月25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学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826元，减半收取计3,913元，由被告唐联加、刘怡伶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和被上诉人杨学清均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唐联加向杨学清微信转账记录，合计140650元；2.唐联加向杨学清银行卡转账凭证40000元；3.刘怡伶向杨学清微信转账记录25000元；4.廖某向杨学清银行卡转账记录80000元；5.廖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该组证据拟证明1.唐联加通过微信、银行卡，刘怡伶通过微信，唐联加委托廖某通过银行卡向杨学清转款285650元，其中部分归还全部借款，部分用于支付吊车租金；2.杨学清所称的2018年5月22日、6月17日、9月1日转账产生的借款已还清。第二组证据：1.《劳务施工合同》及相关建设资料；2.四川民天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3.四川民天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报送的《农民工工资发放表》、项目部出具的《建设银行贷收付汇总清单》；4.杨学清与唐联加的微信聊天记录、杨学清书写的取款情况。该组证据拟证明1.杨学清所称2020年8月25日转账222717元不是借款，一审法院将该笔款项与2018年5月22日、6月17日、9月1日转账产生的借款共同构成所称420000元借款与事实不符。该笔款项是四川民天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杨学清去取的农民工工资，本身就属于公司自有资金；2.唐联加是四川民天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收222717元的款项是代公司收款；3.杨学清收款后实际应向唐联加转账284550元，但仅转222717元，剩余222717元未转被其作为抵充剩余吊车款直接扣除；4.杨学清所述的420000元借款产生的由来是2018年5月22日、6月17日、9月1日转账产生的借款及171000元的吊车款组成，实际金额为360800元，而唐联加等人通过转账方式合计还款347483元，剩余的10000多元杨学清已通过自造工资表的方式收取，故双方的债权、债务及吊车款已经全部偿还完毕。第三组证据：杨学清另案起诉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1.唐联加向杨学清支付的多余款项为支付的吊车租金；2.杨学清将本身不存在的420000元借款混淆唐联加公司自有资金后滥用诉权企图套取唐联加及其公司的资产；3.杨学清的171000元吊车款属于重复起诉及虚假诉讼。被上诉人杨学清质证意见：第一组的微信、银行卡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转款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7、8、12月，2020年4、5、6、7、8月均晚于2020年8月25日所形成的借款时间（借条载明的时间），同时该转账系杨学清在唐联加工地采购物品的资金往来，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转款凭证40000元，该转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款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2日，二上诉人第一次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9年10月1日，该款与本案的借款没有任何关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一组的3号证据与第一组的1号证据质证意见一致，第一组的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5号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无法提供当事人身份，因情况说明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其应当出庭接受法庭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因此对其三性均有异议，且该转款与本案无直接的关联性，转款时间迟于上诉人第一次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所载明的时间。第二组证据，1、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请法院依法认定，与本案无关联性，3号证据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公司法人为上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该证据系其公司与其他个人产生，与本案无关联性。汇总清单的三性也有异议，该清单无原件核实，同时支付单位是云南交投集团云岭建设有限公司，与本案当事人无关联性，同时该清单总笔数与上诉人在庭审陈述的金额差距明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4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无原始载体，无法核实真实性，且无法确认聊天人员就是本案当事人杨学清，而取款情况不属于新证据，一审已经提供，质证意见与一审一致。第三组证据，该案尚未在法院受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杨学清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20年6月结算单、2020年4月物流单、2020年4月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2020年4月销货清单、2020年5月汽车维修服务清单、2020年5月销货清单、2020年6月寻甸县鸡街镇顺发汽车修理厂收款收据，拟证明2020年4月，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云南省寻甸镇工地上为上诉人负责工地日常采买工作，在工地需求报上诉人后，被上诉人负责采购并替上诉人向工地收款商家付款并由工地负责人进行相应的结算。第二组证据：微信交易转账记录截图，拟证明被上诉人在替上诉人支付工地日常开支，所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大量多笔转账记录，进一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是用于结算代付工地开支，与本案借款事实没有关联性。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质证意见：对两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根据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其与上诉人存在420000元借款的证据，但截至目前为止，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与争议焦点没有任何的关联关系。被上诉人一方面否认其在上诉人唐联加所经营的公司上班，另一方面又出示大量的证据证明自己在唐联加公司上班，前后矛盾，依法不予认可。本院认证，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有微信转账、银行卡转款记录、他人《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借款已经还清，但上述资金交往的时间均早于唐联加、刘怡伶最后向被上诉人杨学清书写的2020年8月25日借条时间（既已还清借款，何须再书写借条），明显违背日常生活逻辑，故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涉及唐联加公司经营情况和唐联加与杨学清使用民工工资情况，说明二人之间不仅有借贷关系，还有其他租赁关系，以资金混杂说明借款偿还完毕，缺乏其他证据辅助证明，故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系杨学清因与唐联加及其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中书写的《起诉状》，是否滥用诉权，不属本案审查范围。被上诉人杨学清提交的两组证据，结合唐联加在一审庭审笔录第8页中的自认，说明杨学清为唐联加代管工地的事实存在，双方之间存在大量多笔款项交往，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分析。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中上诉人唐联加书面申请调取杨学清尾号为958（建行）、577（农行）自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10月1日的银行账户明细，在本院通知唐联加和杨学清当庭对质询问过程中，杨学清认可自己取过工人工资卡上的20多万，并已向唐联加微信告知，经向唐联加释明，本院不再调取。另查明，1.本庭在二审询问中，唐联加承认一审的抗辩理由为虚假陈述，具体理由以二审上诉为准；2.杨学清不仅借款给唐联加，还将自己的吊车租赁给唐联加使用，在唐联加组织工人施工过程中，杨学清又为唐联加代管工地，二人之间因工地事宜，存在大量、多笔资金往来。在唐联加公司造册工人领取工资名单中，杨学清名字也在其中；3.唐联加、刘怡伶代理人二审陈述，向杨学清实际借款18.98万元，吊车欠款17.1万元，已经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偿还28.565万元，杨学清自行在唐联加的公司中民工工资中扣除了6.1833万元，又将自己名字添加进唐联加公司并以民工工资的方式获取款项1.2万元，唐联加累计向杨学清还款35.9483万元，现只欠杨学清借款1317元未还。本案争议焦点：杨学清与唐联加、刘怡伶关于420000元元的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二人对该款应否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唐联加与杨学清系同乡村民，二人从2018年开始，便存在借款关系，为此唐联加多次向杨学清书写借条以确立借贷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学清不仅将自己的吊车租赁给唐联加使用，更是参与唐联加公司的工地管理，并以工人身份领取工资，双方经济往来频繁，既有借款，又有吊车租赁费，还有杨学清参与唐联加公司工地管理后各种费用的转入、支出，在此情况下，只有当事人之间更为清楚彼此的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仅能依据当事人所举证据予以甄别判断。一审中唐联加、刘怡伶辩称先出具借条，但杨学清并未按借条约定履行借款义务，自己也未收回借条，二审中唐联加、刘怡伶上诉称为将民工工资20多万元转回，在杨学清要求下共同书写了420000元元的借条，实际所欠债务早已归还清，经计算只尚欠1317元，一审的抗辩理由为虚假陈述，为此唐联加举了大量证据以说明其陈述的真实性。但经本院审查，其所举证据中转款行为均发生于2020年8月25日书写的借条前，而该借条内容详实，归还期限明确，未还款的后果确定，唐联加、刘怡伶夫妻二人均签名捺印，且对借条的真实性二人均不否认，仅抗辩借条中表述的借款已经还清，但对“还款”行为为何发生于2020年8月25日书写借条前不能合理解释。本院认为，借条是借款合同的凭证，也是证明借款关系成立的有力书证。唐联加、刘怡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知其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杨学清提交了借条和转款凭证来证明与唐联加、刘怡伶存在借贷关系，唐联加、刘怡伶反驳其主张，就应当提交相应证据来证明自己主张成立。在唐联加、刘怡伶所举证据和陈述理由不足以推翻借条证明力的情况下，理应承担420000元元借款及利息的偿还责任。综上所述，唐联加、刘怡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26元，由上诉人唐联加、刘怡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强审判员 朱 江审判员 江毅夫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机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