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81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胡英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胡英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美之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法定代表人：顾霞，该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程鹏，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上诉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美之宝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之宝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22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大昌行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一审判决第三项为：大昌行公司对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就2017年4月不退货返利8，462.15元未足额支付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根据案涉《经销合同》的约定，对于各项费用的核销，美之宝公司应当提供核销材料，但美之宝公司一直未提供210，662.99元的核销材料。2017年8月、9月，美之宝公司又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订购三批货物并抵扣177，000元，该交易内容不能当然构成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对美之宝公司未核销金额210，662.99元的认可。2．一审法院认定该210，662.99元系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认可的核销费用，但费用核销需直接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员无权作为确认方。此外，根据案涉合同附件的约定，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给予美之宝公司的终端销售支持费用标准为每人每月4，500元，每月的销售支持费用最多为54，000元，但前述210，662.99元中销售支持费用按每月58，500元计算，明显突破了合同约定。3．经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核实，美之宝公司还于2017年9月15日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订货187，449.6元，美之宝公司实际支付94，449.6元，抵扣93，000元。即使210，662.99元属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认可的核销费用，也应当扣除2017年9月15日的93，000元。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美之宝公司辩称：210，662.99元核销费用经过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员工的邮件确认，且在2017年8月、9月的三笔交易中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用核销费用抵扣了部分货款，表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对该核销费用210，662.99元是认可的。涉案业务系因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的原因而终止，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理应将核销费用210，662.99元支付给美之宝公司。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美之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向美之宝公司支付未核销的2017年1-5月促销员工资及2017年4月的推广费共计210，622.99元；2．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向美之宝公司支付2017年第二季度数据共享返利8，462.15元、季度目标达成返利21，155.37元、不退货返利8，462.15元；3．大昌行公司对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由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大昌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5日，美之宝公司(乙方)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甲方)订立《经销合同》，约定，鉴于甲方与南京妍庭商贸有限公司(“Coty”)签署了一份经销合同，根据该合同，甲方有权经销补充协议中指定品牌的商品，Coty已经授权甲方为该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总经销商，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委托乙方销售指定品牌产品，具体品牌及经销区域详见补充协议；交易方式为款到发货；乙方的付款、费用核销及对账等业务往来需直接与甲方财务人员进行，甲方业务员不作为甲方账务的确认方；合同有效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不自动续签等。上述《经销合同》附件2为《阿迪达斯(ADIDAS)品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江苏区域经销甲方阿迪达斯(ADIDAS)品牌系列产品；全年合计销售目标(NIS)为600万元，其中二季度销售目标(NIS)为180万元；销售目标(NIS)定义为，一定期间内不含税进货额减去不含税退货额，再扣除折扣的金额，该金额以甲方核定的数据为准；为了强化终端市场的建设，协助乙方完成销售目标，甲方向乙方提供用于提升甲方商品销售的营销支持返利，包括2％的数据共享返利、5％的季度目标达成返利、2％的不退货返利；乙方应于每周一在线提交统一模板的周库存报表到甲方要求的固定网址，甲方计算周库存报表按时提交和库存准确率后，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给予乙方上个季度实际NIS销售额2％的数据共享返利；乙方100％达成协议设定的季度销售目标，甲方根据乙方的同期间内实际NIS销售额，给予乙方5％季度目标达成返利；乙方在本协议期每季度内不得退换货，甲方根据乙方当季度内实际NIS销售额，给予乙方2％的不退货返利；前述三项返利将在季度完成后的次季度开始核销，返利金额的核销将在发票内直接折让，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费用核销材料，并出具对账单；甲方给予乙方月度进货额17％销售支持，按照含税计算，于次月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核销；甲方给予乙方12名PG用于终端销售支持，按照4，500元／名／月以费用形式于次月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核销等。合同订立后，双方按约履行。2017年4月，美之宝公司于4月17日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支付132，602.40元，于4月28日支付264，723.20元，共计397，325.60元。根据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的财务记录，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4月分两批向美之宝公司发货，发货日期分别为4月19日、28日，发货金额共计495，035.60元。2017年5月，大昌行上海分公司陆续向美之宝公司开具4月发货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5-7月，双方未发生货物往来。2017年5月，美之宝公司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开具金额为387，622.99元的促销费发票。2017年6月1日，美之宝公司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吕明发送电子邮件，载明：“由于贵司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或任何邮件通知我方，不再与我方合作，所以6月的人员工资还是继续存在的，如果这些人员不再留用，贵司需提前一个月出书面通知给予我方。若没有通知，人员工资贵司必须承担。”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未予回复。2017年7月18日，美之宝公司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吕明发送电子邮件，载明：“二季度因贵司5月底通知暂停供货，造成我司二季度订货指标未达成，现申请4月5月进货季度返利9％。”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未予回复。2017年8月，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在其内部邮件中确认美之宝公司已申请核销的费用为387，622.99元(包括2017年1月促销员工资54，000元、2-5月促销员工资每月各58，500元、2017年4月17％推广费99，622.99元)，均未曾抵扣。2017年8月、9月，美之宝公司共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订购三批货物，均经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审核后同意以核销费用抵扣部分货款，共计抵扣177，000元，剩余210，622.99元未抵扣。之后，双方未再发生交易往来。2018年4月10日，大昌行公司名称由“南京利丰英和商贸有限公司”变更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5月21日，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名称由“南京利丰英和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变更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一审另查明，大昌行公司与南京妍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妍庭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订立《经销协议》，约定由大昌行公司在中国境内独家经销阿迪达斯护理产品，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2017年5月16日，妍庭公司向大昌行公司发送解除《经销协议》的通知。2017年6月14日，大昌行公司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妍庭公司继续履行《经销协议》。2018年5月4日，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沪贸仲裁字第255号裁决书，认为《经销协议》已在不晚于2017年5月17日大昌行公司表示收悉妍庭公司发送的解除通知时被解除，裁决驳回大昌行公司的仲裁请求。一审审理中，美之宝公司陈述，合同履行过程中，美之宝公司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是通过电子邮件、QQ等进行沟通，由于时间较长，美之宝公司举证存在困难，故美之宝公司对诉请进行调整，根据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认可的2017年4月份的发货金额主张2017年第二季度的三项返利，不再主张2017年5月的推广费。根据合同约定，返利计算的基数应为不含税进货额减去不含税退货额后再扣除折扣的金额，2017年4月不存在退货及折扣，故返利计算基数为发货金额495，035.60元中的不含税部分即423，107.35元，则数据共享返利为8，462.15元，季度目标达成返利为21，155.37元，不退货返利8，462.15元。美之宝公司2017年4月支付的397，325.60元对应的就是大昌行上海分公司4月份的发货，金额不足部分是用账面余额抵扣了，并非折扣。2017年5月，案外人苏州克劳丽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劳丽公司”)联系美之宝公司并提供《授权关系说明函》，告知美之宝公司妍庭公司已授权克劳丽公司销售阿迪达斯品牌相关产品、大昌行公司不再享有授权。美之宝公司询问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吕明，吕明表示向公司核实，但一直未予答复；后吕明通知美之宝公司货品不全，5月底暂停供货。但因时间久远，美之宝公司现无法提供相关依据。后美之宝公司于2017年6月向吕明发邮件询问后续合作问题，但吕明未予回复。2017年8月、9月的部分订单是三折订单，是临期品，是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在处理库存。合同履行过程中，美之宝公司按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要求提供库存表到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址，现该网站被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关闭了，故美之宝公司无法提供相关依据；由于返利都是发票内直接折让，故美之宝公司亦无法提供之前曾享受过数据共享返利的依据。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大昌行公司陈述，大昌行公司的股东发生过变更，案涉业务的经办人员已离职，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仅能通过还原财务数据来了解相关事实。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认为促销员工资、推广费以及季度返利均是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给予美之宝公司的折扣，故只有美之宝公司实际支付货款的金额才能作为实际进货额，故不同意美之宝公司的返利计算基数。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大昌行公司曾向吕明核实相关情况，吕明曾告知没有提供数据共享的网址，后又称有一个网址给美之宝公司共享数据，前后陈述不一，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没有其他途径再去核实相关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8月对2017年1-5月的促销员工资及4月推广费数额进行确认并陆续进行了抵扣，美之宝公司于2020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故美之宝公司的诉请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现案涉《经销合同》期限已届满，美之宝公司有权要求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支付已核销但未抵扣的210，622.99元。对于美之宝公司主张的2017年二季度目标达成返利，根据合同约定，该项返利的给付条件是美之宝公司完成该季度销售目标。实际履行中，该条件未能达成。美之宝公司主张系大昌行公司丧失品牌方授权、通知美之宝公司暂停发货所致，系大昌行公司以不正当手段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大昌行公司则辩称其虽然与品牌方产生争议，但争议有待裁决，不存在货品不全、通知暂停发货的情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美之宝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大昌行公司与品牌方产生争议、美之宝公司希望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就合同的后续履行进行协商，但不能证明系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美之宝公司未能完成销售目标，故不能视为条件已成就，美之宝公司无权主张该项返利。对于美之宝公司主张的2017年二季度数据共享返利，美之宝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提交共享数据，故其该项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对于美之宝公司主张的2017年二季度不退货返利，由于美之宝公司在该季度内没有退换货，故有权要求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按实际NIS销售额的2％给予返利。美之宝公司按双方认可的2017年4月份不含税发货金额423，107.35元的2％主张返利8，462.15元，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主张核销费用、返利等均应作为折扣予以扣除，故仅应按照美之宝公司实际付款金额确定销售额，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应向美之宝公司支付促销员工资及推广费210，622.99元、2017年二季度不退货返利8，462.15元。美之宝公司主张大昌行公司对其分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美之宝公司支付2017年1-5月促销员工资及2017年4月推广费210，622.99元；二、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美之宝公司支付2017年4月不退货返利8，462.15元；三、大昌行公司对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付款义务未足额支付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驳回美之宝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59元，由美之宝公司负担530元，由大昌行公司、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共同负担3，929元。本院经审理查明，除“之后，双方未再发生交易往来”这节事实双方存有异议外，双方对其他事实均无异议，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公司提交一组证据，包括2017年9月18日美之宝公司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发出的订货电子邮件、2017年9月18日至9月19日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内部的电子邮件及付款凭证一份，证明2017年9月18日美之宝公司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订货，订货金额为410，046元，该金额为7折后的金额，原价为585，780元，3.2折与美之宝公司结算，美之宝公司应支付187，449.6元，抵扣核销费用93，000元后，美之宝公司只需支付94，449.6元。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委托关联公司上海慎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慎昌公司)向美之宝公司发货，慎昌公司向美之宝公司发货后，美之宝公司于9月19日向慎昌公司支付了货款94，449.6元。同时证明前述93，000元应从案涉210，622.99元中扣除。美之宝公司对订货电子邮件及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的内部电子邮件不予认可。美之宝公司称其虽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发出了订货意向，但实际未履行。美之宝公司向慎昌公司支付的94，449.6元并非前述订货电子邮件项下货款，而系与慎昌公司发生业务的其他货款。经本院询问，美之宝公司称与慎昌公司之间除案涉94，449.6元的交易外，无其他业务往来，并表示就案涉94，449.6元对应的货物，慎昌公司已向美之宝公司发货，因时间久远，无法提供相应的凭证。二审审理中，本院对慎昌公司进行了调查，慎昌公司表示：慎昌公司与美之宝公司没有业务往来，案涉94，449.6元款项系前述2017年9月18日订货电子邮件项下货款，慎昌公司代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向美之宝公司发货后，美之宝公司向慎昌公司支付了94，449.6元。本院另查明：2017年9月18日，美之宝公司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发出订货通知，订货总金额为410，046元。9月19日，美之宝公司向慎昌公司支付了货款94，449.6元。大昌行公司为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大昌行食品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慎昌公司为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大昌行食品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本院认为，虽然案涉合同约定核销费用应由美之宝公司提供费用核销材料，但2017年8月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确认了核销费用为387，622.99元(包括2017年1月至5月的促销员工资及2017年4月的推广费)，该行为应系大昌行上海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应当严格履行。之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在美之宝公司订购的三批货物中用前述核销费用抵扣了部分货款，进一步表明了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对核销费用387，622.99元的认可。现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以美之宝未提供费用核销材料、业务员无权结算、促销员月工资高于案涉合同标准等为由否认应向美之宝公司支付前述核销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大昌行上海分公司主张扣除的93，000元，结合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应从前述核销费用中扣除。理由在于：美之宝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发出的订货通知、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就该订货进行的内部电子邮件沟通记录与美之宝公司向慎昌公司支付94，449.6元的付款凭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美之宝公司向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订货后，根据订货金额进行折扣后美之宝公司应支付187，449.6元，核销费用抵扣93，000元后美之宝公司实际支付了94，449.6元。慎昌公司明确表示与美之宝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该94，449.6元货款系协助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履行2017年9月18日订单并向美之宝公司发货后由美之宝公司支付的，且慎昌公司与大昌行公司系同一股东全资设立的关联公司，慎昌公司的说法较为可信。相反，美之宝公司虽否认案涉94，449.6元货款系2017年9月18日订单项下货款，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慎昌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综上，前述核销费用中应扣除93，000元，大昌行上海分公司还应支付美之宝公司2017年1月至5月促销员工资及2017年4月推广费共计117，622.99元。此外，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完全有能力在一审时提交。因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未在一审时提交，导致前述93，000元未能从核销费用中扣除，该93，000元对应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仍应由大昌行上海分公司承担。据此，大昌行上海分公司、大昌行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223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223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三、上诉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江苏美之宝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1月至5月促销员工资及2017年4月推广费共计117，622.99元；四、上诉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对上诉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2017年1月至5月促销员工资及2017年4月推广费共计117，622.99元、2017年4月不退货返利8，462.15元的付款义务未足额支付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五、驳回被上诉人江苏美之宝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余一审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59元，由被上诉人江苏美之宝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30元，上诉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共同负担3，9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9元，由被上诉人江苏美之宝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638元，上诉人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南京大昌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共同负担2，82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云审判员 王逸民审判员 朱志磊书记员 段 夏书记员 黄琪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