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法定代表人：徐潇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豆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龙，男，195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江西诚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岛两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富春江路。法定代表人：马海潇，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杨某，男，199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上诉人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时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文龙、原审第三人青岛两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两公司）、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7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升时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东升时代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朱文龙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杨某购书过程中的系列行为系行使业务指导权的表现，属于代理权的范畴，其后果应该由景德镇市珠山区学达文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学达中心）亦即朱文龙承担，一审判决认为杨某的购书行为法律后果不应由学达中心承担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1.根据《委托管理合同》，学达中心与两两公司系委托运营管理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两两公司作为受托人，其行为产生的结果应由委托人学达中心承担。按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杨某系两两公司派驻到学达中心行使两两公司运营管理权的管理人，其依据《委托管理合同》第3.2.2的约定对学达中心具有包含但不限于定价、服务项目选定、服务质量检查评定等业务指导权，依据《补充协议》第3条第6项约定的对学达中心书籍和文创产品的选择、提供各类产品清单等业务指导权。该业务指导权来源于《委托管理合同》，属于代理权范畴。本案中，杨某的系列购买行为均是其行使业务指导权的具体表现。该行为既不是杨某个人的购买图书行为，也不是两两公司的购买图书行为。杨某虽负责多家门店的管理及收货，但根据杨某和东升时代公司、学达中心盛旺兴等聊天记录，足以证明杨某的业务指导行为是指向学达中心而不是其它门店，学达中心对此亦明知，即学达中心将和东升时代公司建立图书买卖合同关系。东升时代公司一审证据三，杨某和东升时代公司于2019年6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表明杨某是在让学达中心和东升时代公司建立图书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杨某个人或两两公司与东升时代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2019年6月10日，根据杨某的对接，东升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潇潇和学达中心盛旺兴、朱文龙，在景德镇进行当面磋商缔约，学达中心对杨某联系其与东升时代公司签约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学达中心、一审法院认为是两两公司和东升时代公司存在业务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经过商谈之后，双方实际上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约，东升时代公司将签字盖章的《采购协议》给学达中心，朱文龙签字，因学达中心在工商注册中公章没下来，故双方同意等公章下来之后盖上章再邮寄给东升时代公司。一审庭审中朱文龙亦确认收到了东升时代公司签署的《采购协议》，只是关于为何未盖章说法不同。学达中心主张是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2019年11月2日东升时代公司与学达中心骆剑明的聊天记录推翻了这一说法：“骆剑明：购书合同找到了，肖锋：是一样的内容吧，骆剑明：是一样的，有盖章”。2019年6月19日下午13：42分杨某和东升时代公司的聊天记录、2019年6月19日杨某和东升时代公司的聊天记录亦能证明上述内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委托的事项并非委托向案外人采购图书，两两公司也非按照学达中心的指示购买图书，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亦证明杨某本身也身负多家门店的管理及收货，故不应产生杨某购买图书行为由学达中心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予以纠正。杨某虽负责多家门店的管理及收货，杨某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其行使业务指导权的买书行为指向的是学达中心和东升时代公司，并不涉及其它门店或个人。两两公司和学达中心虽未在《委托管理合同》中明确约定向案外人采购图书，但《委托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赋予两两公司业务指导权，明确包含对书籍和文创作品的选择权和定价权，因此两两公司安排杨某根据学达中心的订单要求，自主联系东升时代公司和学达中心签订图书买卖合同并不违反《委托管理合同》的约定，其结果应由学达中心承担。退一步讲，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一审法院亦不能以两两公司和学达中心之间的《委托管理合同》对抗东升时代公司。《委托管理合同》是学达中心在一审中提供，东升时代公司事先并不知晓《委托管理合同》的具体内容，学达中心对杨某联系洽谈、签收图书等行为并没有向东升时代公司提出异议，对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东升时代公司来讲，杨某联系东升时代公司购买图书以及签收东升时代公司运单的系列行为对学达中心具有约束力，其后果应由学达中心承担。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采购协议》依法成立，一审法院认定《采购协议》未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杨某根据学达中心的订单要求向东升时代公司发送图书目录，学达中心盛旺兴根据《采购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向东升时代公司支付预付款，后东升时代公司根据图书目录向学达中心发送图书，学达中心亦签收了图书，并未提出不接受图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本案中，学达中心和东升时代公司事先进行了磋商，在盖章之前给东升时代公司发送了图书目录并支付了预付款，相应的图书被学达中心签收。据此，东升时代公司和学达中心均履行了各自义务，并被对方接受，因此双方之间的《采购协议》已依法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采购协议》未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杨某的《情况说明》这一关键性证据不予采信，没有法律依据。杨某提供《情况说明》，证明东升时代公司给学达中心发送的514件20414册图书已经全部进入学达中心仓库。杨某是两两公司派驻学达中心行使业务指导权的代表，是学达中心和东升时代公司购买图书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该《情况说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情况说明》形式和来源亦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一审判决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径行不予采信，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四、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东升时代公司已向学达中心发送了合计514件20414册、价值为1004221.1元的图书，一审法院不顾基本事实，驳回东升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损害了东升时代公司的利益。一审中，东升时代公司通过多份证据证明学达中心收到了东升时代公司的图书，学达中心也自认收到了图书目录一半数量的图书。尽管东升时代公司的证据因学达中心的不诚信而存在瑕疵，但学达中心除口头否定外，并未提供证据反驳东升时代公司的主张，亦未证明其没有收到东升时代公司的图书。综合全部事实，可确认东升时代公司已向学达中心发送合计514件20414册、价值1004221.1元图书。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东升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在证据认定上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在解决纠纷的层面也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出错误，应该予以撤销。朱文龙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东升时代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杨某并不是学达中心的代理人，而是两两公司的员工。杨某的行为后果应由两两公司承担，不应产生杨某购买图书行为由学达中心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1.2018年底学达中心朱文龙与两两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两两公司根据协议委派杨某到学达中心负责运营管理，协议约定学达中心不得从两两公司的物资合作供应商处或其他门店采购物品或调配物资。2.东升时代公司是两两公司的图书供应商，东升时代公司与两两公司之间是长期的、稳定的、多家门店的图书购买和代理合作关系。第一，两两公司杨某和东升时代公司肖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体现了两两公司管理的多家门店的图书均由杨某集中从东升时代公司代购，两两公司与东升时代公司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第二，东升时代公司肖锋自认是两两公司拖欠图书尾款，是两两公司与其沟通并下单采购图书。第三，东升时代公司业务员肖锋自认发货联系人和收货人均为两两公司杨某，而并非东升时代公司举证的托运单上写的收件人朱文龙。第四，东升时代公司业务员肖锋自认学达中心打款等相关事宜是受两两公司指派，两两公司为购书合同主体。二、学达中心并未签订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的《采购协议》，双方自始至终未达成合意，买卖合同未成立。1.两两公司书店项目取消前，根据学达中心与两两公司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学达中心的图书只能由两两公司代购，不得向东升时代公司此类合作供应商采购。2.两两公司书店项目取消后，学达中心与两两公司的合同关系尚未清算，无义务与东升时代公司重新签订采购协议。3.学达中心打款时间在东升时代公司主张的物流时间之前，不构成对收货事实的自认。三、东升时代公司出具的杨某《情况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要件，不应当被法庭采信。1.真实性存疑，杨某未到庭接受质证，且情况说明为复印件，不具备证明效力。2.即使情况说明是杨某本人签字，由于东升时代公司与两两公司之间存在长期业务往来，杨某作为两两公司员工与东升时代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不属实。3.情况说明的落款时间是2020年12月，即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前已经形成的证据，为何第一次开庭时不提供。4.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的发货单上写的收件人是朱文龙，杨某却说是自己签收了，朱文龙未签收任何货物。5.情况说明上称“所有图书均已签收入库”，却没有任何关于签收入库的证据。6.据朱文龙了解，一审中东升时代公司也未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四、东升时代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托运图书的数量、金额，也没有学达中心朱文龙的签收凭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1.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的托运单证据明显造假且自相矛盾，真实性存疑。2.学达中心收到的约11000册书是两两公司交付的，不是东升时代公司交付的，两两公司交付的图书数量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的图书数量也不一致。综上，学达中心与东升时代公未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合同未成立；向东升时代购书的是两两公司，杨某是两两公司的员工，并不是学达中心的代理人，不应产生杨某购买图书行为由学达中心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东升时代公司出具的杨某的《情况说明》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要件，且东升时代公司与两两公司、杨某之间存在长期合作的利害关系，不应当被法庭采信；东升时代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托运图书的数量、金额，也没有学达中心朱文龙的签收凭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东升时代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东升时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文龙向东升时代公司支付下列款项共计274714.34元（货款266670元，图书下架费7204.2元，运费840元）；2.朱文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升时代公司主张与学达中心存在采购合同关系，并向法庭提交空白《采购协议》一份，主张该协议东升时代公司签署后交给学达中心，学达中心推脱手续未办成，所以未返回合同。学达中心对《采购协议》真实性及上述说法均不予认可，主张东升时代公司确实交来了自己签署的一份协议，但学达中心未签署，双方未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编号为0017030、0082790、0004158、0004164、0004171的物流托运单五份，主张其于2019年6月26日、7月2日、7月10日曾委托案外人分别向学达中心发送图书44件、22件、118件、243件、87件，共计514件。对于上述五份托运单的签收情况，东升时代公司主张，小托运公司提供不了签收情况，不知道签收人。对于118件、243件图书的运输情况，东升时代公司当庭提交的托运单原件与立案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不相符合，原件与复印件载明的托运公司名称、编号均不相同，该情况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是由于当时物流单丢了，后来让物流公司后补的。对于“一件”图书是多少本，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一件系60到80本，不一定。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其公司员工肖峰与两两公司员工杨某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信息显示，杨某陈述“肖老师，22件的图书已经收到，118+44件的预计明天送到，剩下的发货物流信息您帮忙看下后发我哈。”后肖峰向杨某发了物流单据，杨某陈述：“ok，好哒”，肖峰回复：“还有个118件，118+44+22件”。另，杨某陈述：“我现在在总部这边，没在店里，LIPPO公社石油大学店。”“之前西安店首批的都发完哈。”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其公司员工肖峰与学达中心工作人员骆剑明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信息显示，肖峰陈述：“要不我们一起在景德镇起诉两两”，“你起诉他诈骗，我起诉他拖欠尾款。”肖峰陈述：“对，而且两两是有要求的，不许跟客户接触。”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其公司员工肖峰与学达中心工作人员盛旺兴的聊天记录，微信聊天信息显示，肖峰陈述：“盛总，请你帮个忙可以吗？出个证明，大体意思是，你受两两安排，把书款打到东升账户，图书选品及其他相关事宜皆是受两两指派，这么个证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东升时代公司提供了自行制作的发货清单明细，主张共计发货514件，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每件的册数由其自主统计，单价是按照每本书价格码洋的62%计算，具体册数的清单由其自主统计。学达中心对上述发货清单不予认可。对于东升时代公司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图书货款、图书下架费、运费的依据，经法庭询问后，东升时代公司主张图书费是基于其制作的明细，下架费是依据合同约定，运费是实际支出的费用。当时两两公司通知其项目取消，后来联系不上，28件的货就退回了，就是这个运费，但运费单没有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图书签收入库情况。学达中心对该证明不予认可，主张证人杨某应出庭说明，且杨某负责石油大学店、西安店以及江西多家加盟店的管理，即使杨某收到书不能证明向朱文龙给付，且其与东升时代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另查一，两两公司（甲方，受委托方）与学达中心经营者朱文龙（乙方，投资方）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载明：乙方将投资的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丁西路门店委托甲方进行日常运营管理。甲方接受乙方委托并将乙方投资经营的书店纳入甲方“两两”管理系统，按照甲方统一的管理和技术规范组织经营、培训、考核……乙方按合同约定数额和时间交纳项目咨询和商标许可费等所有费用……同意并保证营业中部分必需的设备、设施、原材料、器具、用品、包装等物品由甲方集中代购，以便降低成本，维护品牌，提高收益……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从甲方合作供应商及其加工厂（或代加工厂）、委托甲方管理的各门店采购物品或调配物资。原合同生效时，乙方应按原合同约定交纳款项共计290000元，费用明细包括项目咨询费、工程指导费、履约保证金、商标许可使用费……甲方承诺乙方门店为景德镇市内独家甲方委托管理门店。一审法院另查二，2019年6月19日，学达中心盛旺兴向东升时代公司给付款项355947元。东升时代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学达中心给付的部分货款。学达中心对该主张不予认可，主张该款项系学达中心根据杨某的指示付款，其履行的是与两两公司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另查三，学达中心于2020年11月13日在诉讼过程中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其经营者朱文龙承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东升时代公司与学达中心是否签订了《采购协议》、达成了采购图书的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东升时代公司将签署完毕的《采购协议》交由学达中心，该行为系要约行为，学达中心并未将《采购协议》签署完毕后返回，故东升时代公司的发出的要约已经失效，合同并未成立，其依据《采购协议》要求学达中心承担图书下架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且东升时代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学达中心所需图书由尚美公司联系采购”，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其工作人员肖峰与学达中心工作人员骆剑明、盛旺兴的聊天记录中，肖峰明确陈述“两两是有要求的，不许跟客户接触”，并要求学达中心员工出具“你受两两安排，把书款打到东升账户”的证明，故东升时代公司主观明知其系与两两公司或案外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学达中心是否收到东升时代公司的运输的图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物流托运单五份，主张其曾委托案外人向学达中心发送图书514件，但在庭审过程中，东升时代公司未向法庭提交物流单的签收情况，且其提交的证据原件与复印件载明的托运公司名称、编号均不相同，证据本身具有任意性和随意性，一审法院对此难以认定。另，虽2019年6月19日学达中心盛旺兴向东升时代公司给付款项355947元，但该款项的给付时间早于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供物流托运单上载明的图书运输时间，故不能认定该款项系学达中心对收货事实的自认。东升时代公司向法庭提交杨某与其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主张，基于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的委托关系、学达中心作为委托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杨某的签收就是代表学达中心签收。对于上述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经营者朱文龙签订了《委托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但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的委托合同关系系委托两两公司运营管理其投资经营的门店，且明确约定营业中部分物品由两两公司集中代购，未经其书面同意，学达中心不得从其合作供应商采购物品或调配物资。故两两公司与学达中心委托的事项并非委托其向案外人采购图书，两两公司也非按照学达中心的指示购买图书，东升时代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亦证明杨某本身也负责多家门店的管理及收货，故不应产生杨某购买图书行为由学达中心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经法庭释明后，东升时代公司对其主张已发货的、与其诉讼请求密切相关的每件图书的本数，双方一致认可的图书的价格明细，以及退回图书的本数、价格明细、支出运费情况等均由其单方陈述，而无法举证证明，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东升时代公司主张其与学达中心存在买卖图书的合同关系，亦实际向学达公司交付图书20414册，进而依据涉案《采购协议》要求学达中心支付尚欠的图书款、下架费及运费。学达中心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与东升时代公司并不存在图书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东升时代公司与两两公司之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东升时代公司与学达中心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东升时代公司认为其与学达中心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东升时代公司向学达中心交付了涉案采购协议，学达中心认可已经盖章；二是学达中心直接向东升时代公司支付了购买图书的预付款，三是杨某向东升时代公司采购图书的行为系受学达中心的委托；四是学达中心已经实际接收了东升时代公司交付的图书。本院注意到：一是东升时代公司未提交双方签字盖章的《采购协议》，且学达中心骆剑明在2019年11月2日聊天记录中的表述：“购书合同找到了”“是一样的，有盖章”，在学达中心未向东升时代公司返回加盖公章《采购协议》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就此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并生效。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东升时代公司在图书购买磋商阶段，知晓杨某系两两公司职员，并非学达中心员工，学达中心系两两公司的加盟书店，且经查，就本案图书交易，东升时代公司向两两公司交付了1万元的保证金，故杨某磋商购买图书事宜系哪个公司委托并不确定。三是在未能按约收回图书款情况下，东升时代公司一直经手涉案图书买卖的员工肖峰在与学达中心人员的聊天中陈述：“要不我们一起在景德镇起诉两两”，“你起诉他诈骗，我起诉他拖欠尾款。”“两两是有要求的，不许跟客户接触”，并要求学达中心员工出具“你受两两安排，把书款打到东升账户”的证明，此行为表明东升时代公司认为涉案购书合同的主体为两两公司。在上述情形下，学达中心向东升公司支付预付款及学达中心接受图书的行为，本院难以据此认定东升公司与学达中心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采购协议》成立并生效。现东升公司依据《采购协议》约定，要求学达中心支付相应款项，依据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东升时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北京东升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耀斌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洁云书 记 员 史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