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48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艳，女，198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仲辉，系夫妻关系。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仲辉，男，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燕琼，女，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原审第三人：乐忠毅，男，198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上诉人余艳、杜仲辉因与被上诉人曾燕琼，原审第三人乐忠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9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艳、杜仲辉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9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杜仲辉、余艳应曾燕琼及乐忠毅的要求在第一次见面准备借款时，即把收条、欠条等房屋手续提前给了曾燕琼，但曾燕琼未曾支付款项，之后杜仲辉多次催其退还“手续”，曾燕琼只是退还了20万元的借条，其他的“手续”一直以各种理由未退还，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2．曾燕琼未举证证明实际交付了现金20万元，一审判决也未查明现金的来源，曾燕琼在诉讼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涉嫌与乐忠毅恶意串通。曾燕琼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在该案中曾燕琼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6万元，即使法律关系弄错情由可原，但诉讼请求变更超过1/2也不符合常理。3．本案真实情况是杜仲辉应乐忠毅的要求，由乐忠毅与杜仲辉重新向曾燕琼借款20万元并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余艳未担保。借条出具后，杜仲辉只收到了5万元（原以为是6万元），且已归还4.15万元，余下的0.85万元三人口头约定由乐忠毅归还，所以曾燕琼将该20万元的借条也已退还。但是因乐忠毅的个人原因，从未明确是否收到曾燕琼交付的14万元借款，造成杜仲辉以为乐忠毅已经收到曾燕琼14万元，基于与乐忠毅的亲戚关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还款协议。曾燕琼辩称，余艳以及杜仲辉在民初552号案件中质证时承认收到20万元，仅在其举证时又辩称没有收到2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曾燕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艳、杜仲辉归还借款158500元，并支付从2015年3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余艳、杜仲辉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过程中，曾燕琼对第1项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自愿放弃主张利息，只要求归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艳、杜仲辉经乐忠毅介绍认识曾燕琼。2015年3月19日，曾燕琼、杜仲辉、乐忠毅协商借款。余艳向曾燕琼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曾燕琼购房预付款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收款人：余艳”。余艳将其所有的位于大邑县房屋相关手续资料（含《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发票联、税收通用完税证、成都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款凭证等）交给曾燕琼，但双方未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等手续。2015年3月20日，通过曾燕琼银行卡向杜仲辉转款50000元。2015年4月21日，杜仲辉向曾燕琼还款10000元；2015年5月21日、5月22日，杜仲辉分批还款给曾燕琼共计10000元；2015年6月27日，杜仲辉向曾燕琼还款10000元（上述共计30000元），上述转款均发生在曾燕琼同一银行账户内。余艳与杜仲辉于2006年登记结婚，该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20年5月8日，曾燕琼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川0129民初552号】，要求余艳退还购房款158500元并支付利息等。一审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2020年6月2日组织曾燕琼、余艳进行庭前证据交换，曾燕琼举证包括余艳于2015年3月19日出具给曾燕琼的《收条》；乐忠毅出具的《情况证明》；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2月1日曾燕琼与杜仲辉微信聊天记录；2015年3月19日余艳交给曾燕琼的《房屋过户委托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等。曾燕琼陈述借款当日即2015年3月19日才认识余艳、杜仲辉，并明确案涉200000元是借款，如果余艳无法归还就转为购房预付款。余艳对乐忠毅出具的《情况证明》不认可，对曾燕琼出示的其余三组证据皆予以认可。杜仲辉作为余艳的代理人，提出2015年4月21日，曾燕琼、乐忠毅分别向杜仲辉转款10000元、79500元；2015年4月24日，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5000元；2015年4月29日，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10000元。经核对杜仲辉银行流水明细，发现2015年4月21日，杜仲辉所述的曾燕琼、乐忠毅分别向其转款10000元、79500元，其实为杜仲辉分别向曾燕琼、乐忠毅两人转款。2020年6月5日，曾燕琼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余艳返还购房款60000元。2020年6月22日，曾燕琼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于当日裁定准许曾燕琼撤诉。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2月1日，曾燕琼与杜仲辉通过微信协商还款事宜。2020年6月19日14：45，曾燕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通过微信与杜仲辉聊天，载明：“杜仲辉：这两天有空了吧，乐忠毅说余艳和你就这个把月要还曾燕琼一大部分，要不尚欠的158500元，你和余艳给曾燕琼写个还款计划，我们撤诉算了。”杜仲辉于同天14：59回复：“我在成都，下星期四回来给你们写嘛！”一审审理中，曾燕琼陈述于2020年6月21日，其与杜仲辉协商还款事宜，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杜仲辉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影印件一份，该《借条》载明：“借款人杜仲辉借到曾燕琼人民币20万元。杜仲辉已经归还曾燕琼4.15万元。双方于本日结算后，杜仲辉共尚欠曾燕琼本金15.85万元，从今日结算后，杜仲辉和余艳之前与曾燕琼（含第三方乐忠毅）所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协议，收条，委托书，借条，欠条等真实涉及经济方面的手续全部作废无效，以此结算借条内容为准……”尾部有借款人杜仲辉签名，并备注：“（此借条为二份，债务人与债权人各执一份）结算同意认定人：”。杜仲辉辩称：因曾燕琼本人和乐忠毅均未签字确认，杜仲辉认为借条形成条件没有成就，故销毁了《借条》原件。一审庭审中，曾燕琼、杜仲辉、余艳均认可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余艳出具《收条》并交付房屋买卖相关手续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2015年4月、5月、6月杜仲辉共还给曾燕琼借款本金30000元；后杜仲辉又陆续还给曾燕琼借款本金11500元。认定上述事实，有各方主体资格信息，婚姻关系证明，《收条》1份，房屋过户委托书、《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税收票据、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款凭证，曾燕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杜仲辉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2020）川0129民初552号庭前证据交换笔录及《民事裁定书》，曾燕琼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14××××6318）账户明细及杜仲辉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14××××0257）账户明细，双方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述等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亦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乐忠毅出具的《情况证明》，因乐忠毅本人承认为后补，对借款金额、转款方式等关键描述已记不清，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对曾燕琼提供的2020年6月21日杜仲辉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影印件无原件核对，当时过程的录像资料不完整，无法准确反映当时状态，故对上述《借条》和光盘证据效力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曾燕琼向余艳、杜仲辉借款的具体数额；2．余艳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曾燕琼与余艳、杜仲辉之间就借款金额是200000元还是60000元产生分歧。本案中，曾燕琼向杜仲辉借款，并以余艳的房产作为抵押，余艳出具购房预付款《收条》一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收条》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抵押担保，双方均认可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杜仲辉、余艳均否认2015年3月19日当天收到曾燕琼支付的现金借款200000元，杜仲辉只认可后续收到曾燕琼转款60000元，其余款项是乐忠毅借的，与余艳、杜仲辉无关。但从现有双方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流水明细显示，自2015年3月19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曾燕琼未向乐忠毅转过款，仅有乐忠毅向曾燕琼转款记录。3月20日曾燕琼通过本人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转款给杜仲辉50000元，其余曾燕琼与杜仲辉的款项往来是自2015年4月、5月、6月，杜仲辉每月归还曾燕琼的借款本金10000元共计30000元，后杜仲辉通过微信等方式陆续还款，总计归还曾燕琼借款本金合计41500元。一审庭审时双方均认可，借款前双方是通过乐忠毅认识，此前并不认识。曾燕琼表示对3月20日当天通过其本人银行卡转款给杜仲辉的50000元不知情，系案外人转款，也不认可属于案涉借款200000元。但杜仲辉自2015年4月起，连续3个月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归还曾燕琼借款本金10000元，曾燕琼对此知情并没有提出异议，可以推断出曾燕琼对案涉银行卡收支情况是知悉并掌握的。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如果曾燕琼2015年3月19日当天未向杜仲辉、余艳提供借款，余艳不可能出具《收条》，并将相关购房资料原件交付给不熟悉的人。余艳、杜仲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收条》《房屋过户委托书》，交付购房相关资料给其他人的法律后果，也应当知道事后如果没收到约定的借款数额，应当立即通过各种方式维权，但从微信聊天记录等现有证据无法体现杜仲辉在纠纷发生前，即2015年至2019年长达4年时间中，曾就借款金额与曾燕琼发生异议，或主张曾燕琼退还相应的购房手续。杜仲辉后续在与曾燕琼的协商和一审庭审时，均认可只要乐忠毅向其出具借条，则愿意帮忙还款。杜仲辉与乐忠毅、乐忠毅与曾燕琼之间在借款前后均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乐忠毅使用过该笔借款，杜仲辉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乐忠毅使用过该笔借款。至于杜仲辉与乐忠毅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经济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当另案向乐忠毅进行主张。故对曾燕琼主张借款200000元给余艳、杜仲辉，扣除已经归还的借款本金41500元，余艳、杜仲辉应当归还尚欠158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余艳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余艳与杜仲辉系夫妻关系，该笔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此案中，3月19日当天，由余艳本人向曾燕琼出具《收条》，且提供了自己保存的购房手续原件等，证明其对借款情况应当知晓。故对余艳、杜仲辉抗辩的余艳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曾燕琼一审庭审中自愿放弃主张利息，系对个人权益的处分，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曾燕琼主张要求余艳、杜仲辉承担本案诉讼费，曾燕琼诉讼中明确只主张诉讼费，上述费用均属于曾燕琼为主张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曾燕琼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余艳、杜仲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曾燕琼借款本金158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0元，由余艳、杜仲辉负担。二审中，余艳、杜仲辉围绕其上诉意见，曾燕琼围绕其辩称意见均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艳、杜仲辉提交证据：杜仲辉与乐忠毅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余艳向曾燕琼出具了手续，但曾燕琼并未交付现金20万元，后来乐忠毅与杜仲辉又另行向曾燕琼出具了20万元借条，曾燕琼只向杜仲辉转账了6万元（因记忆错误，实际只转账5万元），并未转款14万元，乐忠毅在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中认可上述事实。曾燕琼的质证意见为：乐忠毅与杜仲辉系亲戚关系，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曾燕琼提交证据：（2020）川0129民初552号案件庭前证据交换笔录，拟证明杜仲辉、乐忠毅、余艳认可收到曾燕琼交付的20万元现金。余艳、杜仲辉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中乐忠毅没有出庭，杜仲辉一直以为乐忠毅收到了14万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应综合全案分析，后文阐述。二审除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2021年5月31日，杜仲辉通过微信向乐忠毅发“我是想问你，曾燕琼到底有没有付过现金或转账20万元给余艳？曾燕琼有没有借过14万元给你让你转借给我呢？”乐忠毅回“哎．．．莫扯，打电话通知我出庭．．．我说我不出．．．她说有人给我拿传票过来签字，就这么简单。”杜仲辉发“我只是给余艳证明事实的真相！”乐忠毅回“老表，我没有收到过啥14万，哎，我不扯这个了，我跟曾早就两清。”杜仲辉发“曾燕琼到底有没有付过现金或转账20万元给余艳？”乐忠毅回“好好好，没有。”杜仲辉发“明天喝茶！”据杜仲辉于2020年9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余艳与杜仲辉和曾燕琼房屋买卖合同及借款纠纷的真实情况说明》载明，杜仲辉在“二、部分借款事实”部分陈述：杜仲辉和乐忠毅协商了20万元借款后由杜仲辉个人借用15万元，乐忠毅个人借用5万元的约定后，同意了曾燕琼的这种借款方式后，由乐忠毅写了借条，杜仲辉签了字，乐忠毅在电话中给曾燕琼说了借条已经具备的事，乐忠毅向曾燕琼发了杜仲辉的银行卡号后，杜仲辉于第二日2015年3月20日收到了曾燕琼的5万元和第三日2015年4月21日1万元的银行转账出借款项及乐忠毅在后面1个月后分批转账给杜仲辉的（7.95＋0.5+1）万元（曾燕琼当初说：她还是相信乐忠毅的，所以才把一部分借款转给乐忠毅）。剩余的5万元借款直接由乐忠毅自己借用（曾燕琼直接转给他）。在“九、情况证明的来源”部分陈述：“杜仲辉确实借到并且收到过曾燕琼的6万元（已还4.15万元）借款，尚欠1.85万元。至于曾燕琼转款给乐忠毅的款项，她只能向乐忠毅讨还，事实上与余艳和杜仲辉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曾燕琼主张系在余艳向其出具《收条》当日即现金交付20万元，杜仲辉、余艳上诉认为余艳虽向曾燕琼出具了《收条》但并未实际收到款项，此后因曾燕琼不愿意转款给余艳，所以又达成由乐忠毅与杜仲辉另行向曾燕琼出具20万元《借条》的合意，曾燕琼实际仅向杜仲辉转款5万元，故余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杜仲辉也仅欠0.85万元。本案中，综合二人在案涉纠纷中关于款项有无实际发生的陈述均存在疑点：第一，就曾燕琼的主张来说，其称20万元借款全部系现金交付，但是却在余艳向其出具《收条》的次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杜仲辉转款5万元，对于该5万元曾燕琼虽辩称系由其前夫使用保管该卡时向杜仲辉转款，但是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陈述，且从转款时间与出具《收条》时间来看，系支付案涉借款的可能性较大，曾燕琼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二，就杜仲辉的主张来说疑点更大，主要表现在：其一，杜仲辉称收到了曾燕琼于2015年3月20日向其转款5万元，于2015年4月21日向其转款1万元，但是据银行流水显示其只收到了5万元，另1万元系杜仲辉转给曾燕琼而非曾燕琼转给杜仲辉；其二，据杜仲辉在2020年9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二、部分借款事实”中对借款事实的陈述，杜仲辉称还有9万元系由曾燕琼转给乐忠毅后再转给杜仲辉，亦即杜仲辉至少认可在曾燕琼处收到了借款共计15万元，但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杜仲辉主张乐忠毅向其转款的9万元中，其中8.95万元实际由杜仲辉向乐忠毅转款而非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且在该情况说明“九、情况证明的来源”部分杜仲辉陈述收到的款项又只有6万元，亦即在同一份情况说明中杜仲辉对于收到款项的陈述均存在矛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在曾燕琼凭借《收条》等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之时，杜仲辉、余艳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应当对未实际发生的情形作出合理说明，但是如前述分析疑点所述，杜仲辉、余艳的抗辩尚未能达到作出了“合理说明”的状态，而《收条》的本身含义即表示收到，因此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杜仲辉、余艳尚未能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基于在双方对于款项有没有实际发生的陈述均存在疑点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现有证据，根据各方陈述，综合案件事实客观作出评判，现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借款的发生经过，据杜仲辉上诉称，其经乐忠毅的介绍准备向曾燕琼借款，基于对乐忠毅的信任，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形下由余艳与曾燕琼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出具了《借条》《收条》，并将相关房屋买卖手续等交给曾燕琼作为借款担保，此后因曾燕琼不愿意转款给余艳，所以又改变了借款方式，由乐忠毅与杜仲辉一起向曾燕琼出具了20万元《借条》，但是曾燕琼仅转款5万元给杜仲辉，且杜仲辉已归还4.15万元，余下的0.85万元三人口头约定由乐忠毅归还，此20万元的借条曾燕琼也已经退还。本院认为，第一，若如其所称，余艳向曾燕琼出具的《借条》以及乐忠毅、杜仲辉向曾燕琼出具的《借条》原件均已由曾燕琼退还给杜仲辉，该原件理应由杜仲辉持有，但是杜仲辉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该事实；第二，依据杜仲辉的陈述，余艳不仅向曾燕琼出具了《借条》，还出具有《收条》，签订有《房屋买卖合同》，并将购房合同等手续交付给曾燕琼作为借款担保，如果曾燕琼仅仅退回《借条》，杜仲辉、余艳不要求其退回《收条》以及购房合同等手续也不符合常理，杜仲辉虽称一直在催曾燕琼退还但无证据证明，且从杜仲辉于2020年6月21日向曾燕琼出具后又撕毁的《借条》载明“杜仲辉和余艳之前与曾燕琼（含第三方乐忠毅）所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协议，收条，委托书，借条，欠条等真实涉及经济方面的手续全部作废无效”来看，曾燕琼持有未退回的《收条》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等手续并非没有合法原因。其次，关于款项有没有实际发生，若如杜仲辉称没有收到案涉借款，但是在曾燕琼就本案提起诉讼之后，针对曾燕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20年6月19日通过微信向其就尚欠的15.85万元催写还款计划时，杜仲辉并未表示异议没有收到借款，反而回“我在成都，下周四回来给你们写嘛。”此后，杜仲辉于2020年6月21日向曾燕琼出具了尚欠曾燕琼借款本金15.85万元的借条，据其陈述系因曾燕琼及乐忠毅没签字所以后来对该借条销毁，上述事实均表明杜仲辉认可向曾燕琼还款，对此杜仲辉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虽然双方对于款项如何交付的陈述均存在疑点，但相对而言，杜仲辉、余艳所作陈述更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本案中还涉及到原审第三人乐忠毅，乐忠毅与曾燕琼存在借贷关系，而乐忠毅与杜仲辉也存在经济往来，据杜仲辉于2020年9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余艳与杜仲辉和曾燕琼房屋买卖合同及借款纠纷的真实情况说明》载明其收到了曾燕琼通过乐忠毅向其转付的9万元，但经核实其中8.95万元实际由杜仲辉向乐忠毅转款而非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杜仲辉上诉状中又称其以为乐忠毅收到了曾燕琼14万元所以在微信中同意写还款计划，其前后表述的收款方式明显矛盾。基于三方之间的关系，不排除中间除了转款交付，还有部分系通过债务转移方式，即乐忠毅欠付曾燕琼的款项由余艳、杜仲辉以向曾燕琼借款的方式来承接，但是从曾燕琼以及杜仲辉的陈述来看，均不认可存在该事实，而综合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来看，根据证据推定，曾燕琼所作陈述以及所举证据更具有优势证据标准。为了排除合理怀疑，本院于2021年9月26日再次通知曾燕琼到庭向其宣读了虚假陈述可能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其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曾燕琼承诺其陈述的现金交付事实真实存在。第三，乐忠毅系案涉纠纷中的第三人，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利害关系，在一、二审中经依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据一审法院庭前向其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乐忠毅称杜仲辉向曾燕琼借款是事实，款项交付记不清了，可能有现金也可能有转款。二审中杜仲辉提交其与乐忠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乐忠毅认可曾燕琼没有向余艳交付过现金，但是根据微信载明内容，在杜仲辉发“曾燕琼到底有没有付过现金或转账20万元给余艳？”乐忠毅回“好好好，没有。”从回复的语气来看，明显带有应付或者迫于无奈而作出的表述。其回答内容与其一审中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也不一致，不足以作为否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余艳向曾燕琼出具了《收条》，杜仲辉在曾燕琼提起本案诉讼后还在承诺还款，其二人以行为表明与曾燕琼之间借款事实实际发生，而余艳以及杜仲辉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辩称意见的成立，故一审判决确定案涉款项实际发生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余艳、杜仲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70元，由余艳、杜仲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龙小丽审判员  姚 兰审判员  傅 敏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杜俊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48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艳，女，198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仲辉，系夫妻关系。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仲辉，男，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燕琼，女，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原审第三人：乐忠毅，男，198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上诉人余艳、杜仲辉因与被上诉人曾燕琼，原审第三人乐忠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9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艳、杜仲辉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9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杜仲辉、余艳应曾燕琼及乐忠毅的要求在第一次见面准备借款时，即把收条、欠条等房屋手续提前给了曾燕琼，但曾燕琼未曾支付款项，之后杜仲辉多次催其退还“手续”，曾燕琼只是退还了20万元的借条，其他的“手续”一直以各种理由未退还，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2．曾燕琼未举证证明实际交付了现金20万元，一审判决也未查明现金的来源，曾燕琼在诉讼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涉嫌与乐忠毅恶意串通。曾燕琼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在该案中曾燕琼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6万元，即使法律关系弄错情由可原，但诉讼请求变更超过1/2也不符合常理。3．本案真实情况是杜仲辉应乐忠毅的要求，由乐忠毅与杜仲辉重新向曾燕琼借款20万元并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余艳未担保。借条出具后，杜仲辉只收到了5万元（原以为是6万元），且已归还4.15万元，余下的0.85万元三人口头约定由乐忠毅归还，所以曾燕琼将该20万元的借条也已退还。但是因乐忠毅的个人原因，从未明确是否收到曾燕琼交付的14万元借款，造成杜仲辉以为乐忠毅已经收到曾燕琼14万元，基于与乐忠毅的亲戚关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还款协议。曾燕琼辩称，余艳以及杜仲辉在民初552号案件中质证时承认收到20万元，仅在其举证时又辩称没有收到2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曾燕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艳、杜仲辉归还借款158500元，并支付从2015年3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余艳、杜仲辉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过程中，曾燕琼对第1项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自愿放弃主张利息，只要求归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艳、杜仲辉经乐忠毅介绍认识曾燕琼。2015年3月19日，曾燕琼、杜仲辉、乐忠毅协商借款。余艳向曾燕琼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曾燕琼购房预付款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收款人：余艳”。余艳将其所有的位于大邑县房屋相关手续资料（含《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款发票联、税收通用完税证、成都市城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款凭证等）交给曾燕琼，但双方未办理房屋抵押登记等手续。2015年3月20日，通过曾燕琼银行卡向杜仲辉转款50000元。2015年4月21日，杜仲辉向曾燕琼还款10000元；2015年5月21日、5月22日，杜仲辉分批还款给曾燕琼共计10000元；2015年6月27日，杜仲辉向曾燕琼还款10000元（上述共计30000元），上述转款均发生在曾燕琼同一银行账户内。余艳与杜仲辉于2006年登记结婚，该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20年5月8日，曾燕琼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0）川0129民初552号】，要求余艳退还购房款158500元并支付利息等。一审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2020年6月2日组织曾燕琼、余艳进行庭前证据交换，曾燕琼举证包括余艳于2015年3月19日出具给曾燕琼的《收条》；乐忠毅出具的《情况证明》；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2月1日曾燕琼与杜仲辉微信聊天记录；2015年3月19日余艳交给曾燕琼的《房屋过户委托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等。曾燕琼陈述借款当日即2015年3月19日才认识余艳、杜仲辉，并明确案涉200000元是借款，如果余艳无法归还就转为购房预付款。余艳对乐忠毅出具的《情况证明》不认可，对曾燕琼出示的其余三组证据皆予以认可。杜仲辉作为余艳的代理人，提出2015年4月21日，曾燕琼、乐忠毅分别向杜仲辉转款10000元、79500元；2015年4月24日，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5000元；2015年4月29日，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10000元。经核对杜仲辉银行流水明细，发现2015年4月21日，杜仲辉所述的曾燕琼、乐忠毅分别向其转款10000元、79500元，其实为杜仲辉分别向曾燕琼、乐忠毅两人转款。2020年6月5日，曾燕琼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余艳返还购房款60000元。2020年6月22日，曾燕琼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于当日裁定准许曾燕琼撤诉。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2月1日，曾燕琼与杜仲辉通过微信协商还款事宜。2020年6月19日14：45，曾燕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通过微信与杜仲辉聊天，载明：“杜仲辉：这两天有空了吧，乐忠毅说余艳和你就这个把月要还曾燕琼一大部分，要不尚欠的158500元，你和余艳给曾燕琼写个还款计划，我们撤诉算了。”杜仲辉于同天14：59回复：“我在成都，下星期四回来给你们写嘛！”一审审理中，曾燕琼陈述于2020年6月21日，其与杜仲辉协商还款事宜，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杜仲辉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影印件一份，该《借条》载明：“借款人杜仲辉借到曾燕琼人民币20万元。杜仲辉已经归还曾燕琼4.15万元。双方于本日结算后，杜仲辉共尚欠曾燕琼本金15.85万元，从今日结算后，杜仲辉和余艳之前与曾燕琼（含第三方乐忠毅）所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协议，收条，委托书，借条，欠条等真实涉及经济方面的手续全部作废无效，以此结算借条内容为准……”尾部有借款人杜仲辉签名，并备注：“（此借条为二份，债务人与债权人各执一份）结算同意认定人：”。杜仲辉辩称：因曾燕琼本人和乐忠毅均未签字确认，杜仲辉认为借条形成条件没有成就，故销毁了《借条》原件。一审庭审中，曾燕琼、杜仲辉、余艳均认可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余艳出具《收条》并交付房屋买卖相关手续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2015年4月、5月、6月杜仲辉共还给曾燕琼借款本金30000元；后杜仲辉又陆续还给曾燕琼借款本金11500元。认定上述事实，有各方主体资格信息，婚姻关系证明，《收条》1份，房屋过户委托书、《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发票、税收票据、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款凭证，曾燕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与杜仲辉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2020）川0129民初552号庭前证据交换笔录及《民事裁定书》，曾燕琼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14××××6318）账户明细及杜仲辉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14××××0257）账户明细，双方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述等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亦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乐忠毅出具的《情况证明》，因乐忠毅本人承认为后补，对借款金额、转款方式等关键描述已记不清，其证据效力不予采信。对曾燕琼提供的2020年6月21日杜仲辉作为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影印件无原件核对，当时过程的录像资料不完整，无法准确反映当时状态，故对上述《借条》和光盘证据效力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曾燕琼向余艳、杜仲辉借款的具体数额；2．余艳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曾燕琼与余艳、杜仲辉之间就借款金额是200000元还是60000元产生分歧。本案中，曾燕琼向杜仲辉借款，并以余艳的房产作为抵押，余艳出具购房预付款《收条》一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收条》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款抵押担保，双方均认可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杜仲辉、余艳均否认2015年3月19日当天收到曾燕琼支付的现金借款200000元，杜仲辉只认可后续收到曾燕琼转款60000元，其余款项是乐忠毅借的，与余艳、杜仲辉无关。但从现有双方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流水明细显示，自2015年3月19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曾燕琼未向乐忠毅转过款，仅有乐忠毅向曾燕琼转款记录。3月20日曾燕琼通过本人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转款给杜仲辉50000元，其余曾燕琼与杜仲辉的款项往来是自2015年4月、5月、6月，杜仲辉每月归还曾燕琼的借款本金10000元共计30000元，后杜仲辉通过微信等方式陆续还款，总计归还曾燕琼借款本金合计41500元。一审庭审时双方均认可，借款前双方是通过乐忠毅认识，此前并不认识。曾燕琼表示对3月20日当天通过其本人银行卡转款给杜仲辉的50000元不知情，系案外人转款，也不认可属于案涉借款200000元。但杜仲辉自2015年4月起，连续3个月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归还曾燕琼借款本金10000元，曾燕琼对此知情并没有提出异议，可以推断出曾燕琼对案涉银行卡收支情况是知悉并掌握的。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如果曾燕琼2015年3月19日当天未向杜仲辉、余艳提供借款，余艳不可能出具《收条》，并将相关购房资料原件交付给不熟悉的人。余艳、杜仲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收条》《房屋过户委托书》，交付购房相关资料给其他人的法律后果，也应当知道事后如果没收到约定的借款数额，应当立即通过各种方式维权，但从微信聊天记录等现有证据无法体现杜仲辉在纠纷发生前，即2015年至2019年长达4年时间中，曾就借款金额与曾燕琼发生异议，或主张曾燕琼退还相应的购房手续。杜仲辉后续在与曾燕琼的协商和一审庭审时，均认可只要乐忠毅向其出具借条，则愿意帮忙还款。杜仲辉与乐忠毅、乐忠毅与曾燕琼之间在借款前后均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乐忠毅使用过该笔借款，杜仲辉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乐忠毅使用过该笔借款。至于杜仲辉与乐忠毅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经济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当另案向乐忠毅进行主张。故对曾燕琼主张借款200000元给余艳、杜仲辉，扣除已经归还的借款本金41500元，余艳、杜仲辉应当归还尚欠1585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余艳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余艳与杜仲辉系夫妻关系，该笔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此案中，3月19日当天，由余艳本人向曾燕琼出具《收条》，且提供了自己保存的购房手续原件等，证明其对借款情况应当知晓。故对余艳、杜仲辉抗辩的余艳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曾燕琼一审庭审中自愿放弃主张利息，系对个人权益的处分，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曾燕琼主张要求余艳、杜仲辉承担本案诉讼费，曾燕琼诉讼中明确只主张诉讼费，上述费用均属于曾燕琼为主张债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曾燕琼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余艳、杜仲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曾燕琼借款本金1585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0元，由余艳、杜仲辉负担。二审中，余艳、杜仲辉围绕其上诉意见，曾燕琼围绕其辩称意见均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艳、杜仲辉提交证据：杜仲辉与乐忠毅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余艳向曾燕琼出具了手续，但曾燕琼并未交付现金20万元，后来乐忠毅与杜仲辉又另行向曾燕琼出具了20万元借条，曾燕琼只向杜仲辉转账了6万元（因记忆错误，实际只转账5万元），并未转款14万元，乐忠毅在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中认可上述事实。曾燕琼的质证意见为：乐忠毅与杜仲辉系亲戚关系，通话录音以及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曾燕琼提交证据：（2020）川0129民初552号案件庭前证据交换笔录，拟证明杜仲辉、乐忠毅、余艳认可收到曾燕琼交付的20万元现金。余艳、杜仲辉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中乐忠毅没有出庭，杜仲辉一直以为乐忠毅收到了14万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应综合全案分析，后文阐述。二审除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2021年5月31日，杜仲辉通过微信向乐忠毅发“我是想问你，曾燕琼到底有没有付过现金或转账20万元给余艳？曾燕琼有没有借过14万元给你让你转借给我呢？”乐忠毅回“哎．．．莫扯，打电话通知我出庭．．．我说我不出．．．她说有人给我拿传票过来签字，就这么简单。”杜仲辉发“我只是给余艳证明事实的真相！”乐忠毅回“老表，我没有收到过啥14万，哎，我不扯这个了，我跟曾早就两清。”杜仲辉发“曾燕琼到底有没有付过现金或转账20万元给余艳？”乐忠毅回“好好好，没有。”杜仲辉发“明天喝茶！”据杜仲辉于2020年9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余艳与杜仲辉和曾燕琼房屋买卖合同及借款纠纷的真实情况说明》载明，杜仲辉在“二、部分借款事实”部分陈述：杜仲辉和乐忠毅协商了20万元借款后由杜仲辉个人借用15万元，乐忠毅个人借用5万元的约定后，同意了曾燕琼的这种借款方式后，由乐忠毅写了借条，杜仲辉签了字，乐忠毅在电话中给曾燕琼说了借条已经具备的事，乐忠毅向曾燕琼发了杜仲辉的银行卡号后，杜仲辉于第二日2015年3月20日收到了曾燕琼的5万元和第三日2015年4月21日1万元的银行转账出借款项及乐忠毅在后面1个月后分批转账给杜仲辉的（7.95＋0.5+1）万元（曾燕琼当初说：她还是相信乐忠毅的，所以才把一部分借款转给乐忠毅）。剩余的5万元借款直接由乐忠毅自己借用（曾燕琼直接转给他）。在“九、情况证明的来源”部分陈述：“杜仲辉确实借到并且收到过曾燕琼的6万元（已还4.15万元）借款，尚欠1.85万元。至于曾燕琼转款给乐忠毅的款项，她只能向乐忠毅讨还，事实上与余艳和杜仲辉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曾燕琼主张系在余艳向其出具《收条》当日即现金交付20万元，杜仲辉、余艳上诉认为余艳虽向曾燕琼出具了《收条》但并未实际收到款项，此后因曾燕琼不愿意转款给余艳，所以又达成由乐忠毅与杜仲辉另行向曾燕琼出具20万元《借条》的合意，曾燕琼实际仅向杜仲辉转款5万元，故余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杜仲辉也仅欠0.85万元。本案中，综合二人在案涉纠纷中关于款项有无实际发生的陈述均存在疑点：第一，就曾燕琼的主张来说，其称20万元借款全部系现金交付，但是却在余艳向其出具《收条》的次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杜仲辉转款5万元，对于该5万元曾燕琼虽辩称系由其前夫使用保管该卡时向杜仲辉转款，但是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陈述，且从转款时间与出具《收条》时间来看，系支付案涉借款的可能性较大，曾燕琼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二，就杜仲辉的主张来说疑点更大，主要表现在：其一，杜仲辉称收到了曾燕琼于2015年3月20日向其转款5万元，于2015年4月21日向其转款1万元，但是据银行流水显示其只收到了5万元，另1万元系杜仲辉转给曾燕琼而非曾燕琼转给杜仲辉；其二，据杜仲辉在2020年9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二、部分借款事实”中对借款事实的陈述，杜仲辉称还有9万元系由曾燕琼转给乐忠毅后再转给杜仲辉，亦即杜仲辉至少认可在曾燕琼处收到了借款共计15万元，但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杜仲辉主张乐忠毅向其转款的9万元中，其中8.95万元实际由杜仲辉向乐忠毅转款而非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且在该情况说明“九、情况证明的来源”部分杜仲辉陈述收到的款项又只有6万元，亦即在同一份情况说明中杜仲辉对于收到款项的陈述均存在矛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在曾燕琼凭借《收条》等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之时，杜仲辉、余艳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应当对未实际发生的情形作出合理说明，但是如前述分析疑点所述，杜仲辉、余艳的抗辩尚未能达到作出了“合理说明”的状态，而《收条》的本身含义即表示收到，因此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杜仲辉、余艳尚未能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基于在双方对于款项有没有实际发生的陈述均存在疑点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现有证据，根据各方陈述，综合案件事实客观作出评判，现分析如下：首先，关于借款的发生经过，据杜仲辉上诉称，其经乐忠毅的介绍准备向曾燕琼借款，基于对乐忠毅的信任，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形下由余艳与曾燕琼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出具了《借条》《收条》，并将相关房屋买卖手续等交给曾燕琼作为借款担保，此后因曾燕琼不愿意转款给余艳，所以又改变了借款方式，由乐忠毅与杜仲辉一起向曾燕琼出具了20万元《借条》，但是曾燕琼仅转款5万元给杜仲辉，且杜仲辉已归还4.15万元，余下的0.85万元三人口头约定由乐忠毅归还，此20万元的借条曾燕琼也已经退还。本院认为，第一，若如其所称，余艳向曾燕琼出具的《借条》以及乐忠毅、杜仲辉向曾燕琼出具的《借条》原件均已由曾燕琼退还给杜仲辉，该原件理应由杜仲辉持有，但是杜仲辉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该事实；第二，依据杜仲辉的陈述，余艳不仅向曾燕琼出具了《借条》，还出具有《收条》，签订有《房屋买卖合同》，并将购房合同等手续交付给曾燕琼作为借款担保，如果曾燕琼仅仅退回《借条》，杜仲辉、余艳不要求其退回《收条》以及购房合同等手续也不符合常理，杜仲辉虽称一直在催曾燕琼退还但无证据证明，且从杜仲辉于2020年6月21日向曾燕琼出具后又撕毁的《借条》载明“杜仲辉和余艳之前与曾燕琼（含第三方乐忠毅）所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协议，收条，委托书，借条，欠条等真实涉及经济方面的手续全部作废无效”来看，曾燕琼持有未退回的《收条》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等手续并非没有合法原因。其次，关于款项有没有实际发生，若如杜仲辉称没有收到案涉借款，但是在曾燕琼就本案提起诉讼之后，针对曾燕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20年6月19日通过微信向其就尚欠的15.85万元催写还款计划时，杜仲辉并未表示异议没有收到借款，反而回“我在成都，下周四回来给你们写嘛。”此后，杜仲辉于2020年6月21日向曾燕琼出具了尚欠曾燕琼借款本金15.85万元的借条，据其陈述系因曾燕琼及乐忠毅没签字所以后来对该借条销毁，上述事实均表明杜仲辉认可向曾燕琼还款，对此杜仲辉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虽然双方对于款项如何交付的陈述均存在疑点，但相对而言，杜仲辉、余艳所作陈述更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本案中还涉及到原审第三人乐忠毅，乐忠毅与曾燕琼存在借贷关系，而乐忠毅与杜仲辉也存在经济往来，据杜仲辉于2020年9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余艳与杜仲辉和曾燕琼房屋买卖合同及借款纠纷的真实情况说明》载明其收到了曾燕琼通过乐忠毅向其转付的9万元，但经核实其中8.95万元实际由杜仲辉向乐忠毅转款而非乐忠毅向杜仲辉转款，杜仲辉上诉状中又称其以为乐忠毅收到了曾燕琼14万元所以在微信中同意写还款计划，其前后表述的收款方式明显矛盾。基于三方之间的关系，不排除中间除了转款交付，还有部分系通过债务转移方式，即乐忠毅欠付曾燕琼的款项由余艳、杜仲辉以向曾燕琼借款的方式来承接，但是从曾燕琼以及杜仲辉的陈述来看，均不认可存在该事实，而综合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来看，根据证据推定，曾燕琼所作陈述以及所举证据更具有优势证据标准。为了排除合理怀疑，本院于2021年9月26日再次通知曾燕琼到庭向其宣读了虚假陈述可能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其签署《当事人如实陈述保证书》，曾燕琼承诺其陈述的现金交付事实真实存在。第三，乐忠毅系案涉纠纷中的第三人，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利害关系，在一、二审中经依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据一审法院庭前向其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乐忠毅称杜仲辉向曾燕琼借款是事实，款项交付记不清了，可能有现金也可能有转款。二审中杜仲辉提交其与乐忠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乐忠毅认可曾燕琼没有向余艳交付过现金，但是根据微信载明内容，在杜仲辉发“曾燕琼到底有没有付过现金或转账20万元给余艳？”乐忠毅回“好好好，没有。”从回复的语气来看，明显带有应付或者迫于无奈而作出的表述。其回答内容与其一审中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也不一致，不足以作为否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余艳向曾燕琼出具了《收条》，杜仲辉在曾燕琼提起本案诉讼后还在承诺还款，其二人以行为表明与曾燕琼之间借款事实实际发生，而余艳以及杜仲辉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辩称意见的成立，故一审判决确定案涉款项实际发生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余艳、杜仲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70元，由余艳、杜仲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龙小丽审判员  姚 兰审判员  傅 敏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杜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