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6民终10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玉波，男，195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月玲（系胡玉波之妻），女，195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苗苗，安徽胡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孟山北路85号。法定代表人：朱龙，系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村，淮北市相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允节，安徽淮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玉波因与被上诉人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相山区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603民初4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玉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月玲、丁苗苗，被上诉人相山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村、陈允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玉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相山区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相山区政府和三城指挥部拆迁资格问题以及拆迁安置协议书效力问题。2000年11月15日，相山区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淮北市相山区三城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三城”指挥部）将胡玉波所有的位于相山区房屋拆除，拆迁房屋面积共为638.79平方米。根据《安徽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九条“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进行拆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之规定，“三城”指挥部系相山区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其受相山区政府的委托实施拆迁行为，但相山区政府是案涉拆迁项目管理部门，负责该行政区域内房屋拆迁的管理工作，其不得作为拆迁人实施具体的拆迁行为。因此，即便相山区政府获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相山区政府和“三城”指挥部也不具备拆迁资格，上述内容为茅业强判决书所认定，案号（2002）相民重字第17号。基于此，“三城”指挥部与胡玉波的妻子田月玲代为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采用补偿比例70%亦属无效。二、“三城”指挥部制定拆迁通告的行为违法问题。《城市房屋拆迁单位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三城”指挥部仅是临时组建机构，无权制定“关于市政府新址用地拆迁有关问题的通告”（以下简称拆迁通告），其制定行为违法，也与《安徽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相违背。三、关于涉案土地使用权性质是否影响房屋面积补偿问题。原审判决认定胡玉波获得的土地使用权系集体土地使用权，而非国有土地使用权，与茅业强的土地使用权性质不同，故不得要求与茅业强相同的补偿标准。首先，拆迁通告中已明确安置的标准是按宅基地的面积，该通告中并未规定或区分不同性质土地权的安置标准，原审判决以土地使用权性质不同为由不予支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而胡玉波所在的中城大队全体成员早在1995年底就已转为城镇居民，中城大队的土地性质也由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胡玉波的土地使用权系国有土地使用权，茅业强1999年3月31日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也从侧面说明中城大队早在1999年之前土地性质已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胡玉波被征收的房屋项下土地虽然形式上仍登记为集体土地，但并不影响本质上该项土地的国有性质，被征收的胡玉波的房屋系国有土地上房屋。一审判决以被征收房屋项下土地为集体土地为由认定胡玉波不适用相同补偿标准，属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根据《安徽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胡玉波要求按照一比一的房屋补偿标准于法有据，补偿面积应按照胡玉波房产登记信息上的房屋建筑面积即638.79平方米为准。四、原审判决对于胡玉波提交的证据材料未完全列明，遗漏证据材料。胡玉波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四信访局典型案例一份、张某证言一份在判决书中并未体现，也未有任何说明，损害了胡玉波的相关权益。结合胡玉波提交的茅业强民事判决赔偿履行情况（1:1的比例赔偿），及相山区信访局张某房屋的赔偿情况（1：1的比例赔偿）的证据材料，胡玉波与茅业强、张某系前后邻居，都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在相同情况下，胡玉波按照1:1的比例要求相同赔偿完全合法、合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同案同判司法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损害了胡玉波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相山区政府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当时的补偿标准，相山区政府已经给予胡玉波足额补偿。茅业强与胡玉波两人土地性质不同，茅业强案件不能参照适用于本案。二、胡玉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应支持。一是相山区政府实施“三城”改造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尚未公布，胡玉波认为相山区政府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正确，拆迁管理部门为市拆迁办。原“三城”指挥部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胡玉波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二是原“三城”指挥部发布拆迁通告的行为是向辖区居民公布拆迁相关情况和补偿标准，是正常履行拆迁人职责的行为，并非制定货币补偿评估的具体办法。三是胡玉波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充分证明其宅基地性质为集体土地，不适用一比一的产权调换标准。虽然拆迁时胡玉波已转为城镇居民，其所占用的宅基地集体土地性质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国有土地。四是胡玉波认为一审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未完全列明系认识错误，一审法院并未作为定案证据。胡玉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相山区政府补偿拆迁房屋面积233.79平方米；2.判令相山区政府补偿上述面积自2001年至今的房租费30万元；3.诉讼费由相山区政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3月17日，胡玉波获得位于渠沟镇中城村三队地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设用地使用证号：相渠中城集建（93）字第0203031604018号），用地面积522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348.8平方米，用途系住宅。同年3月29日，胡玉波获得在该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不动产权证：淮私产字第00000473号），建筑面积共638.79平方米。1998年5月16日，中共相山区委员会、相山区政府联合发文成立“三城”指挥部。2000年11月6日，“三城”指挥部发布关于市政府新址用地拆迁有关问题的通告，该通告主要内容：拆迁范围系位于相山路以西、××以北、××、相山社区服务中心大楼以东以南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必须在11月22日前全部拆除；补偿标准以1996年村、队宅基地分配底根为依据，按照每户所分宅基地面积的70%比例异地安置，地面附属物不予赔偿；凡在11月10日至15日期间自行拆除的，按宅基地面积的70%的标准安置，另外奖励5%的安置面积（总安置面积为宅基地面积的75%）。同年11月15日，“三城”指挥部（甲方）与相南办事处所属居委会拆迁户（乙方）签订相山区“三城”改造指挥部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于2000年11月10日至2000年11月20日将位于改造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拆除清理完毕；甲方保证按政策规定对乙方黎苑路北相山区政府东侧安置，不再另行分配宅基地；乙方回迁实际分配的新建住房面积（建筑面积）如与应返迁房面积之间存在差额，对不足或超出部分，均按每平方米800元互补；产权手续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协助办理等内容。胡玉波的妻子田月玲在该协议下方乙方（盖章）处签署胡玉波名字。房屋建成后，相山区政府向胡玉波交付8间安置房屋共计337.47平方米，尚欠22.53平方米未补偿。后胡玉波认为相山区政府在拆迁安置补偿中少补偿其一间45平方米房屋多次向相山区政府反映该问题。2014年8月28日，相南街道办事处（甲方）与田月玲、胡玉波（乙方）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因市行政中心拆迁时少算1间房屋（少补偿45平方米），加上乙方剩余安置面积22.53平方米未补偿，共计67.53平方米；甲方安置给乙方约70平方米房屋一套，不足或超出70平方米部分在交房时按照1000元／平方米价格互相找补；乙方在市行政中心拆迁安置问题全部解决完毕，双方再无任何纠纷。协议签订后，胡玉波、田月玲领取了国购心苑小区71.33平方米房屋一套，并缴纳1330元房屋差价款。一审另查明，相山区政府于2000年11月9日获得拆许字[2000]第0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一审法院认为，相山区政府获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即具有拆迁资格，“三城”指挥部系相山区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三城”指挥部受相山区政府委托与相南办事处所属居委会拆迁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进行拆迁亦具有相应资格，所签协议应为有效。根据“三城”指挥部于2000年11月6日发布的通告，拆迁补偿标准系以1996年村、队宅基地分配底根为依据，按照每户所分宅基地面积的70%比例异地安置，后胡玉波、田月玲与“三城”指挥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按照该通告标准进行补偿，胡玉波获得的集体土地使用面积系522平方米，相山区政府两次补偿其房屋面积共407.47平方米，无论按宅基地75%或是9间房屋计算，已足额对胡玉波进行补偿。胡玉波另提供一审法院作出的茅业强诉相山区政府、“三城”指挥部房屋侵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证明在该案件中茅业强按照其房屋建筑面积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故主张相山区政府亦应按该标准对其补偿，但茅业强获得的系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胡玉波获得的土地使用权系集体土地使用权，二人土地使用权性质不同，茅业强案件与本案并不相同，胡玉波以此为由主张相山区政府再补偿拆迁房屋面积233.79平方米及相应的房租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相山区政府的辩称理由成立，予以采信。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胡玉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29元，由胡玉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玉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批复一份，拟证明中城大队的土地性质已经由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证据二、土地登记申请表一份，拟证明：1.人民路北、相山路西、向阳路东范围内的土地于1996年就是国有土地，位于上述范围内的胡玉波原被拆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在被拆迁前早已是国有土地，而非集体土地；2.仲继光的房屋与胡玉波的房屋位置紧邻，属同一地块,仲继光在1999年购买该地块上的房屋时土地使用权性质是国有土地，胡玉波原被拆迁房屋所在的土地使用权早在拆迁前就已是国有土地。相山区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胡玉波还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张某与胡玉波是邻居，张某的房屋拆迁后按照1:1的比例获得赔偿，相山区政府应按相同标准对胡玉波赔偿。相山区政府质证认为，张某的房屋被强拆，情况与胡玉波不同，按照张某所述，张某的30%补偿是其出资8万元购买，不是补偿所得，是政府为了解决信访问题所作处理。本院经审查认为：胡玉波提交的证据和证人所作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相山区政府和“三城”指挥部的拆迁资格及涉案拆迁安置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涉案拆迁是否违法；胡玉波应获得的补偿利益如何认定。本案中，“三城”指挥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城市发展背景下，相山区政府为了加快对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而成立的临时机构，其受相山区政府委托具体实施拆迁行为，不违反当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山区政府亦具有房屋拆迁许可证，故相山区政府和“三城”指挥部具有拆迁资格。胡玉波上诉状所援引的《安徽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系2003年实施，性质上为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评价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涉案拆迁安置协议书虽是胡玉波妻子代签，但胡玉波妻子作为家庭成员并不当然无权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且胡玉波多年来并未对其妻子的代签行为提出过异议，故该协议书应认定为胡玉波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相山区政府按照拆迁安置协议书和“三城”指挥部通告向胡玉波交付337.47平方米安置房屋后，胡玉波向相山区政府多次信访，最终于2014年与相南街道办事处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相南街道办事处安置给胡玉波70平方米房屋一套，不足或超出部分互相找补，并约定胡玉波涉案拆迁安置问题全部解决完毕，胡玉波承诺从此息诉罢访，双方再无任何纠纷。相山区政府已经按照上述两份协议书履行义务，胡玉波也已经接收安置房屋，现胡玉波提起诉讼要求相山区政府再补偿其233.79平方米安置房屋，有违诚信原则。胡玉波主张比照茅业强、张某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但是茅业强被拆迁房屋项下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张某系相山区政府为解决信访问题所作补偿方案，均不能类推适用于本案。胡玉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胡玉波并未举证证明拆迁时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经全部转为城镇居民，故其土地使用权性质仅能依据拆迁时的登记情况予以认定，其主张土地性质已经转为国有依据不足。综上，胡玉波请求相山区政府按照拆迁房屋面积1:1进行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违背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玉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229元，由上诉人胡玉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冬宁审 判 员 化启武审 判 员 王 晖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周文锦书 记 员 谢瑞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