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59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工商登记名称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81号。法定代表人：刘湘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毅，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徽翔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浦区胜利路255号3幢东楼1121D室。法定代表人：黄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元，江苏东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曾艳娟，女，1969年10月2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徽翔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翔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曾艳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9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06月0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工集团十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同意合理合法的鉴定申请，剥夺了上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程序违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建设工程旋挖机成孔施工分包合同》（简称《分包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10月30日，在《分包合同》第11.1条（4）项约定“本合同暂估总价为100万元”，说明在签定《分包合同》时，双方未最终结算，签订该《分包合同》，本身就是对“未最终结算”事实进行确认。否则不可能再约定“暂估总价为100万元”内容，何况100万元还是从打印字体“200万”手书改写；在11.4条中，明确约定孔桩工程量的主要单价为500元每立方米包干，只有桩基出现塌孔、梭孔需要采用打拨机下钢护筒的才按790元计价。但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建筑工程结算书》，上诉人是在本案一审中才知晓，不仅形成时间是2018年6月30日（比《分包合同》还早4个月），且其内容与其后的《分包合同》明显冲突：1、结算金额2,684,334元，与其后4个月后签订的《分包合同》内容“暂估总价为100万元”明显不符。2、单价中全是“例外情形的”下钢护筒790元，反而没有孔桩工程量的主要单价为500元，明显违背常识。本案中，如果要认定《分包合同》效力及内容，则《建筑工程结算书》在本案中不应采用，因为《建筑工程结算书》形成在前，且无上诉人法人签字或盖章，核心内容又与其后签订且手续完善的《分包合同》内容冲突，自然应以形成在后的书面合同内容为准。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钻孔布置图》和2018年5月18日《证明》，显示整个项目共400个左右孔桩，其中在被上诉人的黄东、黄年海旋挖班组进场前，福建禹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段雨德班组已经施工了267根（总数的三分之二），即黄东、黄年海的旋挖班组只有一百三十来根孔桩的施工量。根据经业主、设计、地勘、监理、施工五家单位共同盖章签字的被上诉人的黄东、黄年海旋挖班组实际施工部分的《孔桩开挖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这是确定孔桩工程量的最直接的核心资料），需下钢护筒的只占不到一半，工程量共计仅1618.53立方米，工程造价约100万元左右，与《分包合同》内容吻合。而《建筑工程结算书》中的孔桩工程量高达2750.68方，高出《孔桩开挖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计算数据69.95％，差距极大，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钻孔布置图》、2018年5月18日《证明》《孔桩开挖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及计算，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说明案涉的工程量和价款争议明显，应由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作出专家报告，才能查清事实。为此，上诉人在一审中已依法申请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同意，剥夺了上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1、一审法院采用《建筑工程结算书》是错误的。如上所述，《建筑工程结算书》形成在前，《分包合同》签订在后且在时间上晚4个月，《分包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暂估总价为100万元，说明在签定《分包合同》时双方是认可没有结算的，否则直接明确结算金额即可，更无必要将本就比《建筑工程结算书》2,684,334元低的200万元再手书改成更低的100万元，这是其一；其二，《建筑工程结算书》中全是790元单价，而其后《分包合同》明确约定的孔桩工程量的主要单价为500元每立方米，如果在前的结算单价都是790元、没有500元，《分包合同》中又何别多此一举再约定孔桩工程量的主要单价为500元。以上两点，足以说明时间在前且未经法人签字或盖章的《建筑工程结算书》内容，与时间在后且加盖公章的《分包合同》内容冲突，应以时间在后的《分包合同》内容为准，本案不应采用《建筑工程结算书》内容。2、一审认定罗恒职务行为错误，该认定违背基本法律常识。（1）项目经理，是施工项目中的特殊岗位，首先要有项目经理证书，再得到公司书而聘任才具合法身份，和法律职业任职基本同理，不能靠推定认定其身份，罗恒不是案涉项目的项目经理，也未得到上诉人授权，其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项目经理处的僭越签字无效。（2）关于《分包合同》上的罗恒签字，上诉人在盖章时并未有人签字，也未授权任何人签字。经核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原件，细看不难确定是在上诉人盖章后加签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对先盖章后加签字的事实并未否认。这种加签字的行为，持有合同的被上诉人可以找任何人（如黄东本人或其私下交好的任何人）加签字，上诉人对此不可能防范，将这种加签字认定为上诉人授权，无限扩大对授权的理解，于法无据，也违背基本常识。（3）不管罗恒在《分包合同》上的签字是否得到授权，或是否该被认定为授权，其效力也仅限于《分包合同》的签订及效力，与结算无关，结算是上诉人核心权利，非上诉人书面授权，任何人无权代表上诉人。更为离谱的是，《分包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10月30日，即便罗恒得到授权或被认定为授权，其效力也仅及于2018年10月30日及之后，而不应对4个月前（2018年10月30日）的《建筑工程结算书》产生授权。（4）《建筑工程结算书》中，罗恒在项目经理处签字，因其并非项目经理，签字无效，且其签字内容明确具体工程价确定由曾总审批，说明其对工程价并无最终确定权，曾总也未审批，结算书无效。（5）案涉项目系国家资金的扶贫安置项目，施工人员配备规范且公示，被上诉人作为分包人，是明知项目经理是另有其人的，却仍要罗恒僭越签字，恶意串通意图明显，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3、业主、设计、地勘、监理、施工五方确认、被上诉人实际施工部分的《孔桩开挖隐蔽工程验收记录》，不仅证实需下钢护筒的只占不到一半，且工程量共计仅1618.53立方米，工程造价约100万元左右，与《分包合同》内容基本吻合，而《建筑工程结算书》中的孔桩工程量高达2750.68方，高出《孔桩开挖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实际计算数据69.95％，差距极大，被上诉人对《孔桩开挖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及计算，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案涉的工程量和价款争议明显客观存在，客观上应通过司法鉴定，由专业人员作业报告，供人民法院定争止纷参考。根据原始的隐蔽工程资料，显示每一个孔装的钢护筒都只是孔装的顶端部分，其底部大部分是无钢护筒，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工程量内容全是有钢护筒，与隐蔽资料内容明显出入。所有的隐蔽资料均是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于2018年7月底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启用项目资料章之后才盖章完善形成，2018年6月30日是没有经各方确认隐蔽资料的，也不具备工程量计算条件，且工程量与隐蔽资料据实计算工程量有极大出入。项目经理是罗方雄，项目上有公示的且项目经理必须持有项目经理证书。在隐蔽资料齐备的情况下，专业人员计算工程量实际只需要一两天时间，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基本不影响人民法院正常结案。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作出裁决。徽翔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未准许上诉人对涉案工程量的鉴定申请，是符合最高院法释（2018）20号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12条的规定；二、一审原告提交的结算书虽未加盖单位公章但是有项目经理罗恒的签字，同时上诉人单位的施工员、工程部及财务人员也有代表签字，一审认定罗恒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对工程结算的签名构成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即合理合法。上诉人认为一审采用结算书违法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综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曾艳娟未到庭发表意见。上海徽翔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给付拖欠工程款1,234,334元，支付利息96,920元（暂计算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9月30日，请求支持到判决给付之日）；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徽翔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25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营业期限至2020年3月24日，经营范围为机械施工工程；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械设施安装、维修、租赁；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机电设备。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8日，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878万，营业期限至2025年6月12日，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电梯安装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防雷工程设计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消防设施施工；土地治理；建筑装修装饰；土石方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楼宇设备的销售、安装、维修；技防系统设计、施工、维修；二、三类机电产品的销售、安装、维修；铝合金、塑钢门窗的生产、安装、销售；电梯安装、维修。2018年5月16日，案外人贵阳花溪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溪城投公司）作出《中标通知书》［花筑招（2018）034］，载明“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公司贵阳花溪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花溪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施工，入场登记号（JSGSG5201112018041001），经2018年5月8日公开开标后，经评标委员会评定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确定你单位为中标人。工程名称花溪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工程施工；主要建设内容为安置房新建，配套区景观绿化、室外硬质铺地等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类别房屋建设；中标价8,060.820343万元；工期540日历天；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35036.93平方米；项目负责人罗方雄（证书号贵152131502634）”2018年5月19日，案外人花溪城投公司（发包人）与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承包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花溪城投公司将花溪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项目发包给建工集团十公司，工程内容为安置房新建，配套区景观绿化、室外硬质铺地等配套设施建设；合同计划开工日期为2018年5月19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工期总日历天数316天；签约合同价人民币80,608,203.43元；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为罗方雄，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建造师注册证号为贵152131502634，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号（B类）为黔建安B（2018）0000839【01】；该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2018年5月，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将上述工程中的工程桩基机械转孔及孔桩砼浇筑工程分包给原告徽翔公司，徽翔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进场施工。2018年10月30日，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甲方）与原告徽翔公司（乙方）补签了《旋挖机成孔施工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花溪易地扶贫安置点项目中的桩基成孔、孔桩砼浇筑分包给乙方，开始工作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结束工作日期为2018年6月20日，总日历工作天数为35天；本工程的劳务报酬采用下列第1种方式计算（1）固定综合单价……（4）该合同暂估总价为100万（该价款原为200万，被手动改为100万，更改处加盖被告公章）；机器设备进出场费由乙方承担，成孔综合单价按设计图孔径500元每立方米包干，每米不足1立方米，按每米500元计量，此综合单价含钻孔、桩芯混凝土浇筑、挖机、吊车、钢筋笼制作安装等。桩基出现塌孔、梭孔需要采用打拔机下钢护筒的，成孔综合单价按设计图纸孔径加10cm计，单价为790元每立方米包干；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报酬方式的，施工过程中计算工时和工程量……采用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劳务报酬的，由乙方按月（或旬、日）将完成的工程量报甲方，由甲方指派的主管工长核实后报项目经理确认……工程完成后由甲方组织对乙方完成的工作量进行验收（乙方完成的工作量以验收合格完成量的确认依据），验收合格后，由乙方提交工程进度申请资料及增值税普通发票、实名制资料由甲方实行实名制支付，经甲方审核通过后一周内，按工程总造价支付85%给乙方，剩余部分待桩基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后，出据桩检合格报告后再行支付。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章，案外人罗恒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原告法定代表人黄东在乙方处签名。2018年8月7日，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与第三人曾艳娟签订了《工程施工管理责任书》（楼宇总【2018-045】土建-33），就花溪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项目约定“公司同意组建以曾艳娟为项目责任人的项目部，项目责任人是项目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经济核算的第一责任人，完全认可并履行公司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所有条款，对本项目的质量终身负责，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完成公司聘用手续……”当日，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向第三人曾艳娟颁发《项目责任人任命书》，载明“兹聘请曾艳娟同志任‘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花溪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项目（项目部）项目部负责人”。同日，第三人曾艳娟向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载明“我以项目花溪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项目责任人身份在此承诺该工程中标价80,608,203.43元及工程量清单所有内容我已核实均已认可，工程施工合同中所有条款我已仔细阅读并接受该合同条款全部约定无任何异议。若项目产生一切经济、法律风险均由我本人全权承担，与公司无关……因合同条款出现的任何纠纷，造成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我项目部（责任人）承担……”原告徽翔公司提交了载明其与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结算的《建筑工程结算书》就下表中的工程内容进行了结算：花溪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施工地点1#-9#楼时间2018年5月——2018年6月序号完成工程内容单位单价工程量金额（元）备注下护筒机械开挖孔桩米1024.231米孔桩下护筒机械开挖孔桩立方米1271.31.2米孔桩下护筒机械开挖孔桩立方米455.151.5米孔桩加大孔径增加米加大孔径补助下护筒加大孔径增加立方米111.2加大孔径补助下护筒C15素混凝土回填立方米回填小计小写：2,684,334.00元大写：贰佰陆拾捌万肆仟叁佰叁拾肆元该结算书共两页，第一页载明“分包单位黄东；施工员罗鹏；工程部张静；公司财务曾今权．2018.6.30；项目经理工程量属实，具体工程价确定由曾总审批，罗恒，2018年7月5日”。在第二页中，原告徽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东在“乙方”处签名，“甲方”处为“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打印字体）”无公章，“甲方”之“工程部”处有署名为“张静”的签名，“甲方”之“项目经理”处有署名为“罗恒”的签名并注明“工程量属实2018年7月5日”。2018年7月3日，原告徽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东向第三人曾艳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花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项目曾艳娟总经理现金贰拾万元整”。2018年11月1日，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向原告徽翔公司转账人民币400,000元。2019年1月29日，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向原告徽翔公司转账人民币600,000元，银行电子回单上载明该款项性质为施工劳务费。庭审中，原告称案涉工程总价款2,684,334元，被告已经支付工程款1,450,000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建筑工程结算书》。被告称，对该结算书之三性均不认可，案涉工程原告施工的部分既未验收，也未结算，且结算书上既无公司公章也无法定代理人或项目经理（罗方雄）签字，结算书上所有的签字人员均无公司授权，其与罗恒既未聘用，又无授权。原告主张的工程量与其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不符，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钻孔布置图、《证明》、工程量计算汇总、方量计算明细表、贵州省省厅的审计通知书、贵州异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黔迁领发2020-1号）、花溪区城投公司的紧急通知。其与第三人曾艳娟系挂靠关系，第三人曾艳娟述称，该结算书中的“罗恒”是其找来的涉案项目施工人员，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施工班组、施工进度、施工质量。他不是被告的项目经理，没有代被告签字的权利，被告的项目经理是罗方雄。另查明，1．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的原工商登记名称为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其于2019年11月14日变更为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诉讼过程中，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案涉工程量以及工程价款进行鉴定。3．诉讼过程中，因原告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黔0111民初9398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建工集团十公司银行存款1,3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旋挖机成孔施工分包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举证质证意见及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罗恒是否有权结算涉案工程价款以及案涉工程价款的金额。本案中，原告主张工程款的依据是《建筑工程结算书》，该结算书中有罗恒在项目经理签字，结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旋挖机成孔施工分包合同》中加盖了被告公司公章，且罗恒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一审法院认为，罗恒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并对工程量进行结算的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被告应当对罗恒的上述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根据该工程量的结算，按照合同约定单价计算的工程价款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针对被告及第三人申请对案涉工程量以及工程价款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理由如下：罗恒作为被告公司代表已经与原告签订的《建筑工程结算书》，该结算书明确了工程方量与结算价款，案涉工程造价可以依据《建筑工程结算书》作为结算依据。因此，再行鉴定扩大损失，故对被告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的主张应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工程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因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计算标准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时间从原告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9月26日计算，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徽翔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人民币1,234,334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26日起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上海徽翔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78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1,781元，由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19）黔0113民初5361号《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没有原件）；合同评审记录；工程施工管理责任书；刻制项目部资料专用章、承诺书、资料印章责任书。拟证明：一、2018年7月6日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还在办理合同手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在2018年7月底才正式签订的；二、项目资料章是在2018年8月份才刻制交付使用的；三、项目的孔装隐蔽资料是在资料章启用后才确认补盖且倒签的时间是应甲方要求填写，目的是要满足甲方对项目的时间节点监督管理要求；四、在2017年6月30日隐蔽资料都未经各方盖章确认，根本不存在计算工程量的基本条件。所以，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书内容没有基础资料支撑。被上诉人质证称，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是原件不符合法院的基本要求。不能支持上诉的观点，所引用的判决书的内容与案涉工程并非同一施工内容，与本案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印证关系。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而且该组证据是在一审庭审期间就已经存在，所以不属于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因本案纠纷由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被上诉人施工的孔桩工程系先施工后补签合同，在补签合同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签订《建筑工程结算书》，该结算书载明了被上诉人的施工的工程量，该工程量已经得到相关工作人员的确认，其中，上诉人的项目负责人曾艳娟的工作人员罗恒系以项目经理名义对工程量进行确认，罗恒虽注明工程价确定由“曾总”审批，但结算书中载明的孔桩均为下护筒的孔桩，相应的单价790元与此后双方补签的分包合同中载明的相应单价一致，故即使罗恒并非项目经理，即使结算书无上诉人的实际项目负责人曾艳娟签字确认，因相应单价双方在合同中确认为790元，故结算书载明的结果可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依据双方合同约定，采用固定综合单价计算报酬的，施工工程中的工程量由主管工长核实后报项目经理确认，现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曾艳娟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主管工长另有他人，而上诉人的项目负责人曾艳娟一审中认可罗恒负有管理施工班组等职责，故罗恒签字认可的工程量应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对罗恒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因诉争的工程量已经明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孔桩开挖隐蔽工程验收记录》亦显示孔桩均有钢护筒，相应单价双方已通过补签的合同予以确认，故本案工程款足以认定，一审未准许进行鉴定并无不当。无论合同中载明的合同暂定价款100万元是否系从打印字体“200万”手书改写，合同约定的该100万元仅为暂定价，不能据此推断出签订该《分包合同》本身就是对“未最终结算”事实进行确认的结论。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补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结算，合同系补签与结算书是否真实、是否有效并无必然关联，上诉人据此主张不应采信《建筑工程结算书》依据不足。上诉人主张工程量仅1618立方米、工程造价约100万元系其自行计算，上诉人本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6,781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晓珊审判员  邹爱玲审判员  邓禹雨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鄢 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