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4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营业场所：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宝严村。负责人：刘军鹏，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男，198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系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诚，女，199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系该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杰，男，198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聪慧，女，198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林，男，196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贵菊，女，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李杰、黄聪慧、王春林、张贵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5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黄寅公开开庭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张诚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杰、黄聪慧、王春林、张贵菊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上诉请求：1.改判张贵菊对《个人贷款授信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改判李杰、黄聪慧按照《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的约定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支付违约金439900元；3.改判王春林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支付违约金219950元；4.改判王春林、张贵菊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支付违约金219950元；5.改判李杰、黄聪慧按照固定年利率8.25%支付利息，按照固定年利率12.375%支付罚息与复利；6.改判李杰、黄聪慧支付复利的计算基数为未支付的利息、罚息与复利。事实和理由：王春林与张贵菊为夫妻关系，王春林是张贵菊同住的成年家属，并且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向王春林主张权利应当视为同时向张贵菊主张权利，张贵菊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春林与张贵菊共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可以认定案涉债务为王春林与张贵菊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在保证期间，连带保证责任债权人向其中一个保证人或一部分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其效力应及于其他保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根据以上规定，在连带共同保证中，即使债权人未对部分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但在其他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情况下，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仍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按约定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或均担责任。农商行对王春林主张保证责任效力及于其他保证人，可视为在保证期间内对张贵菊主张了保证责任。农商行向李杰、黄聪慧主张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违约金之和未超过年利率24％。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改判李杰与黄聪慧支付违约金439900元。王春林、张贵菊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合同，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王春林与张贵菊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签署后，李杰等人实际上按照固定年利率8.25%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支付利息，合同双方通过实际行为对原合同进行了实质性的变更，应认定双方已将年利率变更为8.25%。罚息是利息中的一种，复利是一种一直将本金产生的利息计入利息计算基数的计算方式，是一种对借款合同违约的惩罚措施，应当对合同中的利息做扩大解释，复利的计算基数应包括利息、罚息与复利等。李杰、黄聪慧、王春林、张贵菊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本案一审中起诉请求：1.判令李杰、黄聪慧、王春林、张贵菊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偿还截止2020年12月11日借款本金4399000元，违约金439900元，利息、罚息、复利共计4384868.49元，其中利息2508605.08元、罚息1094510.87元、复利781752.54元。按《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偿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判令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对王春林名下单独所有的位于宣汉县（原石岭路森华林业Ａ幢集资楼第三层1号营业房）、宣汉县的房产享有第一顺位抵押权，有权就上述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请求判令王春林、张贵菊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支付违约金219950元；4.请求判令王春林按《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支付219950元；5.判令各被告承担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证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7日，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授信人、乙方）与李杰（被授信人，甲方）、黄聪慧（共同申请人，甲方）签订《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约定：第一条、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是指在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内乙方给予甲方的授信本金余额的最高限额，并非指期间内历次使用额度的累计额。乙方给予甲方的授信额度为个人生产经营贷款500万元。甲方须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贷款用途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及环保政策等，甲方不得利用该授信获得的贷款认购和买卖股票，不得将该授信获得的贷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并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将该授信项下的贷款转入甲方指定的在乙方开立的户名为李杰，账号为622Ｘ××××Ｘ984的结算账户（贷款发放账户）；第二条、授信额度有效期限。额度有效期限是指本合同约定的授信的实际发生期和最后清偿期。本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为36月，即自2014年1月7日起至2017年1月6日止。在额度限额内和额度有效期限内发放的贷款必须在额度有效期限届满之日前清偿。具体每笔贷款的贷款期限以“借款借据”或其他债权债务凭证所载明的贷款发放日和到期日为准。“借款借据”或其他债权债务凭证和甲方申请文件等资料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第三条、贷款利率、罚息利率和计息、结息。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7.8%。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本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起息日是指本合同项下首次发放的贷款转存到本合同所约定的贷款发放账户之日。贷款自转存到贷款发放账户之日起视为已经发放，贷款自即日起按日计息，日利率＝年利率／360；按月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乙方于结息日未足额收到相应的利息，即视为甲方未按时付息，乙方有权对未付利息按本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第五条、还款。本合同项下甲方的任何还款，乙方均有权首先用于偿还本合同约定的应由甲方承担而由乙方垫付的各项费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剩余款项按先还息后还本、利随本清的原则偿还，还款方式为双方订立书面还本计划；第六条、存在以下三项中任一项的，即构成贷款逾期：（一）甲方连续三次未按约定归还贷款利息；（二）甲方累计六次未按约定归还贷款利息；（三）贷款到期，甲方未清偿贷款本息。贷款逾期，乙方有权就逾期贷款部分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收逾期罚息。贷款逾期后，甲方必须尽快归还所欠款项，并同时向乙方支付逾期罚息，否则乙方有权持续计息并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第十条、违约责任及发生危及乙方债权情形的补救措施。甲方未按约定归还债务本息视为违约。出现本条的任一情形，乙方有权停止发放贷款、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甲方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费用。保证人是自然人，保证人无法联系，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失踪、死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按未清偿本金的10%向甲方收取违约金。借款逾期的，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包括被乙方宣布或部分提前到期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第十一条、其他条款。本合同及与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资信调查、检查、保险、评估、登记、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由甲方承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均由甲方承担。2014年1月7日，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抵押权人）与王春林（抵押人）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保障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李杰、黄聪慧在一定期限内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并愿共同遵守执行。第二条、被担保的债权。被担保的债权是指自2014年1月7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因抵押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其最高额为650万元。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主合同项下产生的一切债权均属于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抵押物对实际产生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提供担保。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办理具体业务签订借款凭证或电子数据或具体业务合同时无须征得抵押人同意也无须在通知抵押人；第七条、如果抵押财产被第三方查封、冻结……或者进行其他处置，抵押人应当立即通知抵押权人；第十条、抵押权的实现。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抵押权人有权选择下列任意方式处分抵押财产：1、以抵押物折价方式实现抵押权。2、以变卖抵押物方式实现抵押权。3、以拍卖方式实现抵押权；第十一条、违约责任。抵押人违反本合同的任一约定或陈述与保证的事项存在任何虚假、错误、遗漏，均属于违约，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赔偿损失并支付主债权金额5%的违约金。第十六条、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为王春林名下的位于宣汉县的房产（房权证东乡字第1××2号）和宣汉县东乡镇石岭路森华林业Ａ幢集资楼二楼夹层的房产（房权证东乡字第1××0号）。2014年3月7日，抵押双方将宣汉县和宣汉县（原石岭路森华林业Ａ幢集资楼第三层1号营业房）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抵押登记编号为房他证抵押字第10493号。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债权人）与王春林（保证人）、张贵菊（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李杰、黄聪慧在一定期限内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并愿共同遵守执行。第一条、被保证的债权。被担保的债权是指自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期间因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实际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本担保债权的本金最高额为650万元。保证范围则覆盖上述本金及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和实现债权产生的所有费用；第二条、保证方式。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的，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第三条、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贷款分别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的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人在此无条件同意对展期后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七条、保证责任。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保证人应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承担保证责任；第十条、其他条款。保证人违约的，除了应在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外，还应当支付主债权金额5%的违约金；第十一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人是自然人，保证人无法联系，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失踪、死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视为违约。2014年3月10日，李杰（借款人）、黄聪慧（共同借款人）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贷款人）签订分期还款计划表，约定：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每月偿还1万元。2015年3月，偿还495万元。2014年3月11日，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发放了贷款，《个人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李杰和黄聪慧签字认可。李杰（借款人、甲方）、黄聪慧（共同借款人、甲方）、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贷款人，乙方）、王春林（担保人、丙方）签订《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约定：第一条、调整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即延长期限11个月，调整后的期限为23个月，自2014年3月11日起至2016年2月10日止；第二条、借款期限延长的，除协议另有约定之外，乙方按照调整后的累计借款期限对应的利率档次和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浮动比例计收利息，已计收的利息不作调整。借款期限缩短的，利率不变。相关罚息、复利参照原借款合同约定的方式执行；第三条、本协议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但该约定未填写具体的年利率）；第六条、丙方对本协议无异议。丙方同意按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本协议的约定继续就甲方对乙方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5月8日，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作出了（2015）川国公证执字第126号《执行证书》，载明：该笔贷款于2015年3月10日到期，申请执行人（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于2015年4月3日向李杰、黄聪慧邮寄送达了《贷款还款通知书》，于2015年4月16日向王春林邮寄送达了《履行义务通知书》，要求被申请执行人尽快还清，所欠贷款及相应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截止2015年4月27日，被申请执行人仍未履行还款义务，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4,399,200元……申请执行标的为：1、被申请执行人（李杰、黄聪慧、王春林）所欠借款本金人民币4,399,200元，实际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具体金额以实际结清日为准）；2、我行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执行费、律师费等）。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与李杰、黄聪慧、王春林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了（2019）川0106执异216号执行裁定，载明：2016年3月2日，一审法院受理农商银行商贸城支行申请强制执行李杰、王春林、黄聪慧公证债权文书一案并作出（2016）川0106执90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于2016年3月2日用公告方式送达执行通知书并将该执行通知书在一审法院公告栏张贴。2016年l2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0106执901号执行裁定，终结该案执行。20l9年2月22日，一审法院恢复执行该案，执行案号为（2019）川0l06执恢266号，2019年3月4日，一审法院向李杰、王春林、黄聪慧邮寄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异议人关于一审法院不具有管辖权的异议请求成立。农商银行商贸城支行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故裁定不予执行。李杰提供了其子李翰泽的出生证明、营业执照、以及离婚证，证明李杰名下的经营部的注册资金为2万元，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的放贷部门的负责人王长秀及王春林本人联合骗取李杰办理本案的贷款。李杰和黄聪慧于2019年5月24日离婚。自2015年3月长期分居，在之前双方感情就已经出现矛盾，基于夫妻关系，黄聪慧签订本案相关合同，但黄聪慧未签订《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黄聪慧在此前后期间系怀孕和哺乳期间，没有正常工作，不具备贷款条件。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提供《计算机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王春林提供的抵押物已被查封。截止到2020年12月11日，李杰已归还贷款本金601,000元，利息549,108.08元。其中2014年12月31日偿还本金10,000元，2015年3月12日偿还本金590,800元，2015年6月26日偿还本金200元。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2015年1月21日，每月的21日李杰分别偿还利息10,883.33元、33,583.33元、32,500元、33,583.33元、32,500元、33,583.33元、33,583.33元、32,500元、33,583.33元、32,500元、33,537.83元。2015年2月25日偿还利息16,029.05元，2015年3月12日偿还利息39,212.17元，2015年6月7日偿还利息124,387.38元，2015年6月26日偿还利息27,165.06元，2016年10月29日偿还26.60元，2016年12月21日偿还0.01元。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根据双方约定自行计算出被告尚欠贷款本金4399000元，利息、罚息、复利共计4384868.49元，其中利息2508605.08元、罚息1094510.87元、复利1330834.01元。上述计算结果中，2015年6月25日前，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适用的贷款年利率为7.8%，之后适用年利率8.25%，罚息利率和复利利率做相应调整。同时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以保证人无法联系为由，认为：李杰违反《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约定，要求承担439000元违约金；王春林、张贵菊违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要求承担219,950元违约金；王春林违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要求王春林承担219,950元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有：《个人贷款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放款凭证（复印件）、借据、李杰总体债务情况表、银行流水、执行裁定书、公证书、《计算机信息查询结果单》及当事人陈述等。一审法院认为，《个人贷款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全面适当履行约定合同义务。李杰、黄聪慧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自认收到偿还的贷款本金601000元，利息549108.08元。因李杰、黄聪慧对贷款适用的利率以及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方式持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个人贷款授信合同》对罚息和复利的收取有约定，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的要求，故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有权要求李杰、黄聪慧支付罚息和复利。关于2015年6月25日后适用的贷款利率问题，《个人贷款授信合同》规定的年利率为7.8%，贷款展期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自行以年利率8.25%来计算利息、罚息和复利，但《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中未明确载明应适用的贷款利率，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未举证证明其适用年利率8.25%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展期后的贷款利率仍应适用年利率7.8%，相应的罚息利率和复利利率仍应以年利率7.8%上浮50%来确定。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主张截止到2020年12月11日的利息为2508605.08元、罚息为1094510.87元、复利为1330834.01元，但上述金额系依据年利率8.25%计算的，并且复利的计算是以各期累计的利息、罚息、复利累计之和为基础，乘以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而计算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规定，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仅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罚息和前期复利，由于本案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复利的计算基数为各期累计的利息、罚息、复利累计之和，故复利应以合同期内的正常利息为基数进行计算。根据《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第五条的先息后本的约定以及先上期后本期、先复利后罚息再利息的还款顺序，一审法院计算可得截止到2016年2月10日，被告李杰、黄聪慧尚欠贷款本金4399000元、利息258021.86元、罚息109132.40元、复利10121.28元。2016年2月1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未还贷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2016年2月11日起至利息还清之日止的复利，以未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关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主张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向李杰、黄聪慧主张的违约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本案中的损失主要为资金占用利息，而违约金兼具赔偿性与惩罚性，以赔偿性为主，在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已经主张了罚息、复利的情况下，已经足以弥补其损失，故对其主张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杰、黄聪慧提出的实际借款人为王春林以及《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不是黄聪慧所签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个人贷款授信合同》载明的借款人为李杰、黄聪慧，二人在签订合同时系夫妻，且合同款项全部发放至李杰的账户，故应认定李杰、黄聪慧为《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的借款人。虽然黄聪慧抗辩未在《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签字，但签订《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时，与李杰仍是夫妻关系，即使黄聪慧未签订《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但也未在《个人贷款授信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偿还贷款本息，其未还款的违约行为仍然导致产生利息、罚息、复利，黄聪慧仍应对此承担责任，故对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王春林作为案涉债务的抵押人，因李杰、黄聪慧未按约偿还本息，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作为抵押权人有权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行使抵押权，依照《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和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规定，故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对王春林名下的案涉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并有权在650万元限度内就抵押物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被告王春林作为案涉债务的保证人，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于2015年4月16日要求王春林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故依照《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王春林应在650万元的限度内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杰、黄聪慧追偿。由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未举证证明在保证期间内（2015年3月11日至2017年3月10日）向张贵菊主张权利，故张贵菊的保证期间已过，依照《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张贵菊不承担责任。关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向王春林、张贵菊主张的违约金，因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担保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能超过主债权的范围，同时担保合同为单务合同，担保人只能在主债权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担保人承担额外的违约金有违公平。故对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的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杰、黄聪慧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偿还贷款本金4399000元和利息、罚息、复利（1、截止到2016年2月10日，利息为258021.86元、罚息为109132.40元、复利为10121.28元；2、2016年2月11日起至贷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未还贷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3、2016年2月11日起至利息还清之日止的复利，以未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二、王春林对第一项判决内容确定的金额在650万元的限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杰、黄聪慧追偿；三、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对王春林名下的位于宣汉县和宣汉县（原石岭路森华林业Ａ幢集资楼第三层1号营业房）的房屋（抵押编号：房他证抵押字第1××3号）享有抵押权，对第一项判决内容的确定的金额650万元的限度，有权就上述房屋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376元，公告费260元，共计24636元，由李杰、黄聪慧、王春林负担（上述费用已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垫付，李杰、黄聪慧、王春林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支付24636元）。二审中，经本院要求，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4月16日向王春林发出的《履行义务通知书》。据此，本院在二审中查明：2015年4月16日，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向王春林发出《履行义务通知书》，载明：“尊敬的王春林：李杰、黄聪慧于2014年1月7日向我行借款伍佰万元整，你用位于宣汉县（原石岭路森华林业Ａ栋集资楼第三层1号营业房）、宣汉县东乡镇石岭路森华林业Ａ栋集资楼第一层夹层房产作为抵押与我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于李杰、黄聪慧该笔贷款于2015年3月10日已到期，我行于2015年4月3日向李杰、黄聪慧寄送了《贷款还款通知书》，截止2015年4月16日李杰、黄聪慧未履行还款义务，现我行要求你于2015年4月22日前履行担保责任”。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纠纷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提出因其在保证期间内对王春林主张了保证责任，故该主张行为在保证期间上的效力及于共同保证人张贵菊，张贵菊的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应当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一审中提交的《执行证书》载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于2015年4月16日向王春林邮寄送达了《履行义务通知书》，但经二审审理查明，该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该《履行义务通知书》中仅明确提出王春林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提及王春林、张贵菊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签订有《最高额保证合同》，故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该《履行义务通知书》中要求王春林承担的担保责任应指最高额抵押担保责任而不能当然包括保证责任，仅凭该《履行义务通知书》不能证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2015年4月16日向王春林主张了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2015年4月16日向王春林主张保证责任的认定错误。因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本案一、二审中亦未提交其在保证期间内向王春林或张贵菊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其他证据，故王春林、张贵菊的保证责任均已超过保证期间，在王春林、张贵菊未明确表示愿意继续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情况下，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要求王春林、张贵菊在本案中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虽然王春林并未提出上诉，但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属于属于人民法院主动审查之范围，且王春林与张贵菊系共同保证人，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王春林主张保证责任的事实直接影响张贵菊的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的认定，故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一审判决中涉及王春林的保证责任的内容一并予以纠正。虽然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与王春林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如抵押人违约，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赔偿损失并支付主债权金额5%的违约金，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与王春林、张贵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也约定保证人违约的除了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外还应当支付主债权金额5%的违约金。但根据担保的从属性，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本案中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在与王春林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与王春林、张贵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违约金的约定均造成担保人担保责任范围大于主债务，上述两份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均应认定为无效，故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要求王春林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219950元，以及要求王春林、张贵菊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219950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主张李杰、黄聪慧实际按照年利率8.25%支付利息，应当认定双方通过实际行为对原合同利息标准进行了变更，但李杰、黄聪慧在本案中的还款明细并不能反映出实际按照年利率8.25%支付利息，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的主张，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上诉主张罚息属于利息的一种，复利也是利息的一种计算方式，故应当对合同中的利息作出扩大解释，复利的计算基数应当包括利息、罚息与复利，对此本院认为，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主张对复利计收复利没有法律依据，而案涉《个人贷款授信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复利的计算基数包括各期利息、罚息和复利累计之和，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主张在本案中罚息亦为复利计算基数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故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个人贷款授信合同》中约定，债务人未按约定归还债务本息，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有权收取10%的违约金，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主张按照尚欠借款本金的10%收取违约金，也没有造成李杰、黄聪慧基于《个人贷款授信合同》所承担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和其他费用总计超过年利率24%。故一审以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已经主张的罚息和复利足以弥补损失为由对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要求李杰、黄聪慧承担尚欠本金10%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不当，农商行国际商贸城支行要求李杰、黄聪慧支付尚欠借款本金10%的违约金43990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农商行国际商贸城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对于王春林的保证责任是否超过保证期间以及《个人贷款授信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条款的适用认定不当，判决结果部分应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5379号民事判决；二、李杰、黄聪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偿还贷款本金4399000元、违约金439900元和利息、罚息、复利（1、截止到2016年2月10日，利息为258021.86元、罚息为109132.40元、复利为10121.28元；2、2016年2月11日起至贷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未还贷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3、2016年2月11日起至利息还清之日止的复利，以未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11.7%计算。）；三、如李杰、黄聪慧未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中的给付义务，则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有权对王春林名下的位于宣汉县和宣汉县（原石岭路森华林业Ａ幢集资楼第三层1号营业房）的房屋（抵押编号：房他证抵押字第1××3号）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在最高额65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四、王春林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李杰、黄聪慧追偿；五、驳回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诉讼费24636元由被上诉人李杰、黄聪慧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8751元由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支行负担45751元，被上诉人李杰、黄聪慧负担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员 黄 寅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恒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