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赖世东，男，1962年4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树明，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广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万豪中心A座805。负责人：徐广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北京广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宰晓楠，北京广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赖世东、上诉人北京广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广盈所）因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62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赖世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2项，改判广盈所返还赖世东律师费110万元、购车款22.9万元并支付利息（第一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3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第二笔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广盈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赖世东未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广盈所从事具体代理事项。《法律服务协议》就赖世东可能发生的法律事项进行了粗略约定，未明确具体法律事项及代理权限，专门约定了“乙方律师代理权限以甲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确定”。《法律服务协议》签订后，赖世东从未向广盈所出具《授权委托书》，广盈所因此没有实行基于授权的代理行为。广盈所向一审法院举证的《法律咨询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专家法律意见》等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并没有向赖世东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没有得到赖世东的授权，不能认定为《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可能发生的法律事项所包含的服务内容。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法律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标准及支付方式”的合法性。《法律服务协议》第四条“律师费标准及支付方式”记载，广盈所已出示并说明了《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等有关规定，约定了第一期律师费60万元，第二期律师费40万元。根据约定“于甲方第一次被司法机关询问或讯问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律师费用”，可以判断当时该100万元律师费是基于与司法机关询问或讯问有关的法律事项，而不是与司法机关询问或讯问无关的其它法律事项，可以判断第一期、第二期律师费都是基于与司法机关询问或讯问有关的法律事项。由于《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可能发生的法律事项在签订时并未发生，广盈所约定的律师费100万元是基于何种具体的法律事项按照《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等有关规定的何种依据，一审法院并未查明。3.广盈所向一审法院举证的《法律咨询意见书（一）》等证据均不真实，不能证明其向赖世东提供过法律服务。徐广明在广盈所执业前执业于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2015年作为赖世东经营的云南泛亚农业合作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在广盈所执业期间，2016年作为泛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与北大荒粮食集团锦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该案件二审判决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在此期间，徐广明作为泛亚公司法律顾问参与相关的法律事务。广盈所向法庭举证的《法律咨询意见书（一）》等证据是徐广明在赖世东2017年3月2日要求解除合同退回代理费后编辑的，从形式上说，律师工作报告、律师结案报告是律师事务所管理所需要文件材料，并不是向委托人提供的一项具体法律服务，从内容上看，都与赖世东个人需要的可能发生的法律事项无关。《检查报告》是赖世东向中储粮纪委汇报材料，是由其亲手书写的。4.徐广明无意为赖世东辩护。《法律服务协议》是徐广明在赖世东没有明确法律服务事项的情况下，提出为赖世东对可能涉及刑事、民事或者行政等的法律事项提供法律服务。基于对徐广明的信任，赖世东达成了协议，并支付律师费。在《法律服务协议》达成并支付律师费6个月后，赖世东被刑事拘留，急需徐广明提供法律帮助，但徐广明拒不为赖世东辩护。赖世东于2017年2月9日被刑事拘留，徐广明始终未会见赖世东，仅有左坚卫、彭安银律师于2017年2月21日会见了赖世东，赖世东不同意左坚卫、彭安银律师为其辩护。赖世东于2017年3月2日提出解除与广盈所的委托关系后，徐广明安排左坚卫、彭安银律师于2017年3月11日会见赖世东，赖世东拒绝了会见，不同意在授权委托书及会见笔录上签名。徐广明不是赖世东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案件的证人，也不是涉案控方证人，即使是控方证人，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不能作为辩护人，也应当提前向赖世东及其家属如实说明情况，主动解除已达成的《法律服务协议》。徐广明是泛亚公司法律顾问和未结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明知赖世东在《法律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可能发生的法律事项，委托徐广明作为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都与泛亚公司存在利益冲突，按照律师执业要求原本就不应当与赖世东达成《法律服务协议》，即使是赖世东主动要求，徐广明也应当告知赖世东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存在的执业障碍。从2016年8月8日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到赖世东2017年3月2日要求解除委托关系，广盈所及徐广明没有向赖世东提供任何法律帮助，徐广明无意为赖世东辩护的事实是清楚的。5.广盈所向赖世东索要的50万元现金及22.9万元购车款，应当认定为赖世东支付的律师费。2016年7月16日，赖世东的前妻甄春宁在广州白云机场将50万元交给了陈进，徐广明电话确认陈进收到了50万元。2016年7月18日，徐广明使用赖世东的银行卡消费22.9万元用于购买汽车，车辆登记在陈进名下。以上费用赖世东是基于对徐广明信任，基于徐广明承诺有能力提供法律帮助支付的律师费用，陈进是广盈所工作人员，受徐广明安排取得以上款物，应当认定以上款物为赖世东支付的律师费。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是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属于委托合同项下之案由。由于《法律服务协议》一方是广盈所，约定合同标的为法律服务，故本案应优先适用《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广盈所从事了部分法律服务并确定价值为3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也无合同约定。广盈所辩称，一、《法律服务协议》在第一条服务事项中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服务内容，《授权委托书》仅在需要的时候出具，用于确定代理权限，并非用于确定代理事项。二、律师费的定价、支付等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遵行。第一期律师费60万，对应的服务工作是为赖世东可能涉及的民事及行政问题提供法律服务，第二期律师费为可能存在的律师费，即如果赖世东涉嫌刑事犯罪，广盈所才收取该笔律师费。60万元定价是双方协商确定，系真实意思表示，该60万元与是否提供刑事辩护、会见等无关。三、广盈所在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之前及之后都提供了大量法律服务，除了刑事辩护工作，其他工作都已经尽职尽责完成。四、徐广明未向赖世东提供辩护，并非赖世东解除协议并要求退费的理由。五、50万现金和购车款广盈所并不清楚，系赖世东与案外人的争议。广盈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2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赖世东一审第2项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赖世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广盈所已按照《法律服务协议》的约定，向赖世东全部履行完毕第一期服务事项，故不应向赖世东退还律师费。广盈所与赖世东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之前，就已经提供大量法律咨询服务，因此才会有建立委托关系的事实基础，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广盈所就赖世东在任职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各项民事问题，制作大量法律分析文件，但此量化的法律文件并不能涵盖《法律服务协议》所约定的广盈所全部代理工作。双方之间协商确定的第一期代理费用也是包含了前期提供的法律服务及除了书面文件之外的其他全部咨询工作。所以根据协议约定，广盈所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第一期服务事项，一审法院判决广盈所退还部分服务费用，是没有依据的。二、《法律服务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系赖世东未按照约定支付第二期律师费，广盈所对《法律服务协议》解除无过错责任，不应承担退费责任。《法律服务协议》系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双方都应恪守履行，并且协议明确约定了第二期律师费用支付的条件。在该条件成就时，赖世东应该立即支付律师费，否则广盈所有充足理由要求解除合同。《法律服务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是赖世东违约不支付第二期律师费。徐广明仅是未能亲自提供刑事法律服务，民事法律服务部分已亲力亲为按约服务。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因徐广明未能提供法律服务，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系事实认定错误。三、广盈所主任徐广明一直都是为赖世东个人提供法律服务，按照赖世东的指示为泛亚公司提供部分法律服务，双方信任关系是基于徐广明在前期已经提供大量法律服务而建立，并非徐广明为泛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期间建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广盈所主任徐广明在为赖世东提供法律服务之前是与泛亚公司无任何联系的，也未向泛亚公司提供过任何法律服务。徐广明出现在泛亚公司的相关会议纪要及文件中，皆是按照赖世东的要求开展的工作。广盈所接受这样的安排和指示，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法律服务协议》的约定，更好的服务赖世东。只有深入到赖世东的工作单位及岗位中，才能更清楚地知道赖世东的工作风险，更精准地为赖世东提供法律服务。并且，徐广明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广盈所是以团队的形式为赖世东提供全面服务，并非只有徐广明一人，所以赖世东是与广盈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并非只针对徐广明一人，这也是《法律服务协议》中未明确指定某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原因。一审法院错误论证赖世东仅与徐广明建立信任关系，否定广盈所团队提供的法律服务，从而论证广盈所对合同的解除负有过错，这是错误的内心确信及不严谨的认证逻辑。四、徐广明未能会见赖世东是因其在赖世东涉嫌刑事犯罪中证人的身份影响，且广盈所在赖世东未按约支付第二期律师费的情况下，仍然安排律师会见提供刑事法律服务。因赖世东的家属告知徐广明，其在赖世东涉嫌的刑事犯罪中，需要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故徐广明律师已无法再以辩护人身份去会见赖世东。如果徐广明继续提供刑事代理服务，势必会造成有碍侦查甚至刑事犯罪的严重后果，所以广盈所不再指派徐广明作为赖世东的辩护人继续提供刑事服务，改为指派另一合伙人彭安银及邀请合作所左坚卫律师继续为赖世东提供法律服务，这也是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并且即便广盈所不再为赖世东提供第二阶段刑事法律服务，原因也是赖世东未按约定支付第二期刑事法律服务律师费用。如果赖世东支付了第二期费用，并且指定徐广明为辩护人，此时广盈所不提供该服务而导致协议解除，那么广盈所负有过错责任，很显然本案事实并非如此。赖世东辩称，不同意广盈所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法律服务协议》没有明确法律服务的内容，也没有明确合同标的，广盈所没有收到赖世东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也没有向赖世东提供任何法律服务，所以合同中所约定的法律服务事项实际上没有形成，因此合同标的不存在，故收费标准无法确定。二、《法律服务协议》虽然约定律师费分两期支付，但并未区分律师费对应的服务内容，赖世东支付的60万元并非第一期律师费，而是按照100万元律师费中的60万元，赖世东在《法律服务协议》签订前已经支付了50万元，按照徐广明的要求又购买了22.9万元的车辆，所以律师费并非分两期支付。三、一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的依据是委托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四、《法律服务协议》签订时，赖世东没有事由需要广盈所提供法律服务，广盈所主张向赖世东提供了法律服务与事实不符。五、赖世东涉及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或案件的举报人是泛亚公司，徐广明系泛亚公司的法律顾问，徐广明代理赖世东存在法律上的利益冲突。六、赖世东在签订《法律服务协议》时明确要求由徐广明提供辩护，赖世东有权要求徐广明为其辩护。赖世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广盈所与赖世东之间的《法律服务协议》（广盈合字（2016）第010号）；2.判令广盈所返还赖世东已支付的代理费110万元、购车款22.9万元及利息（其中50万元从2016年7月16日开始计收利息，60万元从2016年8月13日开始计收利息，22.9万元从2016年7月19日开始计收利息，至广盈所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广盈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赖世东原为泛亚公司总经理，赖世东与广盈所徐广明相识，该公司曾委托广盈所徐广明等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参与诉讼。其间，因赖世东个人可能涉嫌职务犯罪，赖世东（甲方）与广盈所（乙方）于2016年8月8日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现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泛亚公司总经理。因甲方在上述两公司的任职期间，可能涉及刑事、民事或行政等的法律事项，现为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甲方特委托乙方律师作为代理人，提供法律咨询、参与可能的民事诉讼或刑事等相关法律程序等。一、服务事项：双方确认，乙方的服务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云南分公司和泛亚公司任职期间，可能涉及刑事、民事或行政等法律事项咨询服务、拟定法律意见书、出具专项法律论证分析与建议书；代为甲方参与听证会等各类会议、发表代理意见；经甲方授权，代为处理各类纠纷事宜，代理阶段包括各纠纷产生的诉讼和执行程序，不包括再审程序和申诉程序；如纠纷涉嫌刑事犯罪的，作为甲方的代理人参与刑事报案及相关刑事诉讼的一审、可能的二审和执行程序。乙方律师代理权限根据甲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确定。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2.甲方应当确保按时、足额支付律师代理费、报销款等相关费用。三、乙方的责任与义务。2.根据甲方介绍，对甲方任职期间的职务行为进行全面而细致梳理；并对特定事项，拟定相关法律意见书，或出具法律论证意见和建议书；3.根据甲方书面要求和授权，指派律师担任甲方的代理人，起草相关法律文书、整理相关证据及材料提交法院等司法部门。6.在法律服务过程中，乙方的工作内容包括法律咨询、代理民事纠纷和可能的刑事案件，参与诉讼程序或非诉的和解、谈判、报案等程序。因此，甲方确认，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时，不以是否参与民事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作为是否履行法律服务义务的判断标准。四、律师费标准及支付方式：1.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第一期律师费用，合计60万元；2.于甲方第一次被司法机关询问或讯问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律师费用，合计40万元。3.双方确认，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上述100万元律师费用不含增值税。因此，甲方在向乙方支付了每期律师费用后三日内，需额外支付比例为3％的增值税税款，分别为1.8万元和1.2万元，合计3万元。乙方在收到每期税款后，立即向甲方开具对应的增值税普通发票。4.（2）以下费用不含在内，应由甲方另行支付：乙方律师根据工作需要，前往北京以外地区出差前应征得甲方同意并由甲方安排的机票、火车票及酒店住宿费用等。（3）本协议项下的各项律师费用一经支付，甲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乙方退还。上述协议签订后，赖世东按照约定于2016年8月12日向广盈所支付第一期律师费人民币60万元；赖世东称另有50万系现金支付，但并无收条，广盈所对此予以否认；赖世东提交了2016年7月18日“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杨锡杰人民币22.9万元（用于本人购买别克汽车一辆），收款人“陈进”。赖世东称此亦为徐广明借双方协议而索取的财物。2017年2月，赖世东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因在赖世东涉嫌单位犯罪案件中徐广明可能作证，不能会见赖世东并为其提供法律服务，赖世东委托熊树明担任其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辩护人。赖世东在被羁押期间于2017年3月2日在《会见笔录》中写下：赖蔚甄、赖世源：我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一是我多次要求徐广明来见，但一直未来见面，我本人要求取消其与广盈所所签订的代理律师协议；二是我没有与左律师、彭律师签订任何协议，没有委托他们进行代理律师问题。三是取消与徐广明律师代理关系，并退回原支付的代理费60万元。2017年3月23日，赖世东之女赖蔚甄在微信中告知徐广明，要求解除合同返还60万元及车辆，并向徐广明发送了赖世东签字要求解除协议的《会见笔录》，徐广明称解除协议要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关于车辆问题，徐广明在微信中称：“上次在广州不是说了嘛。随时都可以过户处理的。陈进也有买车收条在你们手里。直接到昆明车管所办理手续。”其中双方多次谈及陈进将车辆配合办理过户手续问题。广盈所认可微信内容，但认为是否为赖世东真实意思表示其不清楚。2018年，赖世东因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昆明市五华区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七年。对于双方协议是否明确要求由徐广明从事法律服务，赖世东称是口头上说的，因徐广明是该事务所负责人，其他律师赖世东也不熟悉，当时该所只有三个人。广盈所否认作出过此口头约定，并称本所其他律师为其提供过服务，其还认识毛阿馨、彭安银。赖世东对此否认，并与其他律师并无直接联系。赖世东提交了相关会议纪要、初步法律意见书、裁定书等，证明广盈所及徐广明等系泛亚公司法律顾问。一审庭审中，广盈所提交了其自2016年7月16日起向赖世东提供的法律咨询，先后向其出具了两份《法律咨询意见》、六份《律师工作报告》、两份《专家法律意见》及其他工作文件；上述文件中有广盈所为赖世东及赖世东原所在公司从事法律服务的内容。广盈所提交了其单位律师出差的交通费单据，以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合同。但广盈所未能提供将上述文件向赖世东送达的证据。广盈所提交了《律师会见笔录》，证明其在赖世东被采取刑事措施后，指派彭安银、邀请左坚卫律师，前往看守所会见赖世东，同时赖世东还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明确向彭安银和左坚卫的授权，但因赖世东未支付第二期律师费而无法继续提供服务。广盈所称其与赖世东任职的泛亚公司从未签订过《常年法律服务协议》，广盈所委派律师前往昆明，皆是为赖世东个人提供法律服务，广盈所与泛亚公司仅在一起诉讼案件中，存在具体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证据显示，2016年4月28日，广盈所与泛亚公司签署《委托代理协议》，代理泛亚公司进行相关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赖世东支付了第一笔费用，广盈所亦提供了部分法律服务。但在履行中，因徐广明律师不能亲自提供法律服务，双方产生纠纷，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关于合同解除，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故赖世东有权随时解除合同。赖世东在羁押期间写下解除通知，通过其女儿用微信方式于2017年3月23日将此通知了徐广明，此可以认定解除通知送达广盈所，合同于此时解除，故对合同解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对于赖世东已支付的60万元的返还，虽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中约定已支付款项不退还，但双方之间委托是基于徐广明在泛亚公司从事法律服务期间与赖世东个人之间建立了较强的信任感产生的，此通过赖蔚甄与徐广明的微信记录亦可体现，即赖世东系想委托徐广明作为其代理律师，但徐广明因故不能亲自会见并代理，此系导致赖世东解除合同的根本原因，虽合同中未明确指定由徐广明代理，但通过证据可以认定《法律服务协议》代理人指向明确，即为徐广明，故赖世东解除协议、拒付第二期代理费并无不当。对于合同中约定的款项不予退还，应以收款方按合同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为基础，本案中广盈所不能按约定提供法律服务，应当退还相应款项。对于退还款项的具体数额，通过广盈所提供的证据可见，广盈所在签订协议后确实履行了部分义务，且很多法律服务是无书面材料且不可量化的，亦无必要均由委托方签字确认，故对于广盈所称其从事了部分法律服务，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具体应支付的数额，一审法院依据其提交证据、法律服务性质等综合认定为30万元。对于广盈所称其在代理协议签订前即已从事法律服务，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提供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的时间应从协议签订之日起算，而本案协议中并无追及之前行为的约定，故广盈所称的其在协议签订前即已从事法律服务内容不应计入协议履行范围。对于利息一节，因徐广明不能亲自代理案件系因赖世东职务犯罪及徐广明在该案中的身份导致，双方均无过错，系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造成，但对于合同解除后广盈所仍占用律师费并获得的利息损失，应予一并返还，时间自2017年3月23日解除通知送达之日起算。对于赖世东所称支付过现金50万元，证据不足，其主张返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赖世东主张返还的车辆，根据收条及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涉及徐广明与陈进等个人，不能认定是履行与广盈所《法律服务协议》的一部分，故现赖世东在本案中要求广盈所返还，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1.确认赖世东与广盈所于2016年8月8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广盈合字（2016）第010号］于2017年3月23日解除；2.广盈所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退还赖世东30万元；并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第一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3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第二笔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3.驳回赖世东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赖世东和广盈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赖世东上诉主张《法律服务协议》并未约定合同标的，故无法确定律师费金额，虽然协议约定律师费100万元，但不符合《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法律服务协议》约定了服务事项、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且经双方协商确定了律师费金额及支付方式，并未违反上述相关规定，故本院对赖世东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赖世东已付款金额一节，赖世东主张虽然《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律师费为100万元，但除协议签订后其支付的60万元之外，广盈所于协议签订前向其索要的现金50万元亦应认定为其支付的律师费。首先，赖世东虽主张存在向广盈所交付现金50万元的事实，但在广盈所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其并未就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法律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律师费金额为100万元，并未提及协议签订前赖世东曾支付律师费的事实；再次后，赖世东在会见笔录中书写要求解除与徐广明律师代理关系时，提出要求广盈所退还代理费的金额为60万元，并未提及现金交付50万元。综合上述，本院认定赖世东实际支付了律师费60万元，赖世东关于现金50万元应认定为律师费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赖世东和广盈所均对一审法院判决《法律服务协议》于2017年3月23日解除不持异议，但对解除的原因各执一词，赖世东主张《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广盈所需向其提供法律帮助，为其可能涉嫌刑事案件提供辩护，因广盈所未履行合同义务，故主张解除《法律服务协议》并由广盈所退还律师费。广盈所则主张《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不仅包括刑事辩护，还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法律事项的咨询服务等，其已实际提供了服务，因赖世东未按约支付第二期律师费40万元，故其未提供后续服务工作，故其不同意退还已收取的律师费6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事项为：包括但不限于赖世东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云南分公司和泛亚公司任职期间，可能涉及刑事、民事或行政等法律事项咨询服务、拟定法律意见书、出具专项法律论证分析与建议书；代为赖世东参与听证会等各类会议、发表代理意见；经赖世东授权，代为处理各类纠纷事宜，代理阶段包括各纠纷产生的诉讼和执行程序，不包括再审程序和申诉程序；如纠纷涉嫌刑事犯罪的，作为赖世东的代理人参与刑事报案及相关刑事诉讼的一审、可能的二审和执行程序。因此赖世东主张《法律服务协议》约定服务事项是为其可能涉嫌刑事案件提供辩护，与合同上述约定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通过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协议签订前，徐广明系泛亚公司法律顾问，徐广明曾代理泛亚公司进行相关诉讼，赖世东被羁押期间曾多次要求徐广明前去会见，赖世东女儿赖蔚甄与徐广明之间的微信记录亦有所体现，故应认定赖世东与广盈所签订案涉协议亦系基于对徐广明的信任，一审法院认为《法律服务协议》代理人指向徐广明，本院予以认同。在徐广明不能提供刑事辩护的情况下，赖世东主张解除《法律服务协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赖世东拒付第二期律师费合理并无明显不妥。再次，《法律服务协议》中约定，广盈所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时，不以是否参与民事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作为是否履行法律服务义务的判断标准。因此赖世东以广盈所未提供刑事辩护为由主张广盈所退还律师费，依据不足。通过查明事实可知，广盈所出具的两份《法律咨询意见》、六份《律师工作报告》、两份《专家法律意见》能够说明其履行了部分义务，鉴于其的确未向赖世东提供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一审法院根据其提交的证据以及法律服务性质等综合认定律师费为30万元并无不当。综合上述，赖世东及广盈所关于律师费应否退还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信。关于赖世东主张广盈所应返还购车款22.9万元一节，本院认为，车辆登记于陈进名下，陈进亦出具了收条，通过徐广明与其女赖蔚甄微信记录显示，双方就车辆归还、过户事宜进行沟通，但不能就此认定上述款项应由广盈所予以返还。赖世东、广盈所所提其他上诉理由亦不足以导致其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不再一一评述。综上所述，赖世东、广盈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49元，由赖世东负担10962元，由北京广盈律师事务所负担58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