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3民再106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森博科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北湖渠村西南。法定代表人：孙树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邰阳，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硕，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兆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李家桥段13号。法定代表人：张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寅，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辅行，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北京森博科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博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北京兆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森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京03民终1246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21]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民抗3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段萍、检察官助理许威出庭。申诉人森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邰阳、庞硕、被申诉人兆森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寅、李辅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森博公司提交的《公司函》符合再审新证据的认定标准，足以推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2461号民事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森博公司提交的《公司函》记载的内容，双方就还款期限变更为兆森公司将在有偿还能力时再行偿还装修欠款，森博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兆森公司认可其应当承担涉案装修款的付款义务，仅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根据《公司函》所载明的内容，双方已于2010年10月27日将本案债务的履行期限变更为兆森公司“有偿还能力时”，但并未约定新的具体履行期限，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2014年7月孙某、赵某、孙树彬以股权转让纠纷起诉张洋、刘某主张2779548元装修款时，孙某、赵某、孙树彬已为森博公司工作人员，三人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以及后续参与诉讼审理的活动均应视为森博公司持续主张自身权利的过程，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民（商）初字第10616号判决生效起算，至2017年11月21日森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森博公司提交的《公司函》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存在，森博公司系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的，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本案中，《公司函》的作出时间为2010年10月27日，系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形成，森博公司称因保存该《公司函》的地点2012年7月21日被暴雨淹没一直未进行清理，在庭审结束后于2019年3月11日才发现该证据，为此，森博公司提交了其工作人员赵某的证言，为未能在原审中提交该份证据做出了解释。申请监督期间，森博公司同时提交法大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认为，《公司函》上加盖的兆森公司印章与2010年8月26日兆森公司为森博公司出具的书面材料中印章为同一印章，森博公司以此份鉴定意见佐证《公司函》真实性。综合以上因素，检察机关认为森博公司逾期提交该份证据理由成立。综上所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2461号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森博公司称，认可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撤销原两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森博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森博公司与兆森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十分明确，双方对此均表示认可。森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公司函》能够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经过。《公司函》形成于2010年10月27日，即兆森公司原股东孙某、赵某、孙树彬与新股东张洋、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日，此时兆森公司的公章由原股东保管。2010年8月26日，兆森公司曾向森博公司发函，确认欠我司装修款2779548元，待股权转让时一并付清。但直至2010年10月27日股权转让时，兆森公司未能按时偿还装修款。为明确该款项的权利义务关系，兆森公司出具了新的《公司函》，即森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公司函》出具时各方股东均在场并协商一致。《公司函》一直由森博公司会计戴某保管，存放于森博公司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的厂房内。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导致韩村河厂房被淹，该《公司函》一直未能找到。2016年底戴某去世，直到2019年3月11日公司新会计赵某重新整理戴某的遗物时，在韩村河的公司厂房铁皮文件柜内发现了戴某留下的袋子，内有此《公司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森博公司与兆森公司将本案债权债务的履行期限变更为兆森公司“有偿还能力时”，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形，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并未经过。综上，森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完全能够推翻原审判决。兆森公司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森博公司的申诉请求和理由。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所涉《公司函》不属于新证据。《公司函》是出具给森博公司的，时间是2010年10月27日。该《公司函》在原审庭审前已经客观存在，厂房进水等原因说明其保管不善，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客观原因。而且在2017年提起本案诉讼时，森博公司所主张的厂房进水、保管人去世等客观原因已经消除。森博公司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程序中已经作为新证据出示过，所以该《公司函》不属于本次程序的新证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程序中认为，该《公司函》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二）兆森公司不认可《公司函》的真实性。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10月27日，约定兆森公司的原股东孙某、赵某、孙树彬将100%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张洋、刘某，同时约定公司对外欠付的2779548元装修款由新股东负责处理。兆森公司的原股东无权对该债务作出变更或处分，更无权出具《公司函》。本案所涉《公司函》形成的时间是2010年10月27日，当时股权尚未过户给新股东张洋、刘某，也没有办理公章交接，新股东并不知情，兆森公司不认可《公司函》的真实性。即便按照森博公司所述，《公司函》是森博公司会计制作，因其不是兆森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取得授权，假设《公司函》加盖的是真公章，也应无效。（三）2010年8月26日出具的函中，明确约定装修款与股权转让款一并支付，即有明确履行期限，即便按照森博公司所谓的“有偿还能力时”属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也应推定为《公司函》未变更原履行期限。（四）以（2014）顺民（商）初字第10616号判决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时效没有任何道理。该案起诉时间为2014年7月，超过付款期限将近4年了，时效届满后不会发生时效中断效果。该案的诉讼主体均是自然人，不是本案的两家公司，不可能导致本案所涉债务发生时效中断。（五）即便《公司函》是真实的，其内容也是构成预期违约，森博公司主张债权时间点仍已超过诉讼时效。在森博公司于2010年10月27日收到《公司函》之日起，森博公司即知道其债权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森博公司收到该函之日起计算。本院再审认为，森博公司在再审期间提交了2010年10月27日《公司函》及其自行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于证明《公司函》的真实性以及双方对还款期限变更为兆森公司有偿还能力时再行偿还。虽兆森公司对《公司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表示不申请鉴定。故，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相关证据，该《公司函》形成的过程、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期等基本事实还需进一步审理查明，以判断森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同时需指出，虽本案因森博公司的申诉而启动再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诉讼时效，但本案系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在原二审审理期间，森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明确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装修，仅是以装修款的名义做账，原两审期间森博公司亦未提交双方之间存在实质性装饰装修关系的证据。因此，亦需对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予以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京03民终12461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2225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重审。审 判 长  孙 栋审 判 员  张 明审 判 员  赵 晖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詹晓莉法官助理  周子俊书 记 员  王 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