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9民终100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阳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负责人:杜广珍，经理。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勉县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汉中市勉县。负责人：周鹏，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科，陕西兴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邱超，男，197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紫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家华，男，1969年3月26日出生，住陕西省紫阳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阳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勉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勉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超保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紫阳县人民法院(2021)陕0924民初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科、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家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紫阳县人民法院（2021）陕0924民初76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邱超的诉讼请求；2.由邱超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不清，兴安煤矿发生顶板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邱超并没有向两名工人家属赔偿240万元，其实际向陆忠华家属赔偿120万元，向陈小军家属赔偿115万元。即便保险人在本案中赔偿，最高限额也是235万元，邱超不能因为没有发生的损失而获利。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保险条款明确约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兴安煤矿发生顶板事故前，邱超承包的煤矿存在安全隐患，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邱超未履行反应或告知义务，导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应承担责任。邱超辩称，1.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邱超给陈小军的家属赔偿数额确实是120万元，此前因陈小军母亲生病，先行支付了5万元，之后又给陈小军的家属赔偿了115万元，但在写赔偿协议的时候并未将前面的5万元写在协议中。故赔偿金额确实为240万元。2.关于危险程度的问题，煤矿本就是高危行业，邱超的煤矿属于爆破作业，每天都有隐患，无法评估每天的风险大小，邱超每天都给保险公司汇报风险程度不符合实际情况。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邱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立即向邱超支付赔偿金240万元；2.诉讼费用由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8日，邱超与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签订雇主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20年4月9日零时起至2021年4月8日二十四时止，保障项目为：人身伤亡责任。保险金额为840万元，每人伤亡责任限额为60万元，保险费为59220元。2020年4月9日，邱超与人保财险紫阳公司签订雇主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20年4月10日零时起至2021年1月31日二十四时止，保障项目为：人身伤亡责任。保险金额为360万元，每人伤亡责任限额为60万元，保险费为25380元。人保财险紫阳公司向邱超送达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条款（2015版）。上述保险系邱超在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一并购买并向紫阳公司一并交纳两份保单的保险费。2020年11月2日，邱超兴办的兴安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煤矿工人陆忠华、陈小军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系重复保险？2.邱超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是否属于免责情形？3.邱超是否尽到了如实告知义务，是否属于免责情形？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本案中，邱超向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投保，两份保单中均确定了保险金额，但未对保险价值进行确定，故不构成重复保险。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称，邱超未如实告知在两家公司投保的事实，但邱超在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一并签订两份保险合同、一并支付两份保单的保险费，故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对邱超签订两份保险合同的事实知情，其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以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渭南监察分局文件认定邱超存在重大过失。法院认为，该文件是政府职能部门在案涉事故发生后,依据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的处理决定,系针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的事故原因、性质、责任承担所进行的认定,而非针对雇主责任保险事故的认定,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文件作出依法对兴安煤矿相关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处理意见,也并非要求邱超等人员承担事故责任,不得据此认定邱超存在免责条款约定的重大过失。另,虽然保险合同约定“因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行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实践中煤矿领域的事故发生后,煤矿相关管理人员在事故发生后也必定会受到相关行政处罚，若将行政处罚认定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重大过失,则雇主责任保险将丧失保险价值,使该险种的设立失去意义。故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以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渭南监察分局文件认定邱超存在重大过失进而免责，依据不足，其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该条明确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但投保人如实告知的前提和范围是保险人提出询问及询问的事项范围,即投保人投保时只有义务对保险人询问的问题进行回答,对未询问的问题,投保人无义务进行告知。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合同约定的询问事项逐一进行了询问，故其欲证明邱超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进而免责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邱超与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签订的雇主责任保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按照保险单约定进行赔付。2020年11月2日，投保人邱超个人投资的兴安煤矿发生顶板事故，造成2名煤矿工人死亡，按照双方的保单约定，每人伤亡责任限额为60万元，故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应分别在各自的承保范围内就2名煤矿工人的死亡各自进行理赔，对邱超主张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应按照保险单约定分别向邱超赔付因2名煤矿工人死亡的保险金120万元，共计24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邱超主张本案诉讼费用由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承担的诉讼请求，根据雇主责任保险条款（2015版）第四条约定了诉讼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邱超因煤矿工人陆忠华、陈小军死亡的保险金120万元。二、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邱超因煤矿工人陆忠华、陈小军死亡的保险金12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00元，减半收取13000元，由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各自负担650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书、领条、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邱超在事故发生后向保险公司索赔，索赔资料显示赔偿金额为235万元。邱超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赔偿资料并不包含邱超另行支付给陈小军母亲的5万元。邱超提交收条一份，拟证明邱超另行向陈小军母亲支付了5万元，但该笔款项并未写在赔偿协议之中。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认为邱超在索赔时并未提交该收条，故对该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书、领条、身份证复印件，邱超提交的收条均真实，且与本案相关，应予采信。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20年11月8日，许祖芳向邱超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邱超赔付陈小军死亡赔偿金五万元整。领款人：许祖芳2020年11月8日”。本院认为，综合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是否应当向邱超支付保险赔偿金，如应支付，数额应当如何认定。邱超在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购买雇主责任保险，双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双方均应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邱超已经支付保费，现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履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合同义务。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上诉认为邱超在煤矿存在安全隐患，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并未及时通知保险人，故保险人对因此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不应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首先，二审中，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认可邱超此前一直在人保财险紫阳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等保险，且在投保时已告知是为其经营的煤矿投保，煤矿作业本就属于高危行业，故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应当在邱超投保之时即对本案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有一定预知。其次，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认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源于事故调查报告中煤矿存在安全隐患的记载。经审查，紫阳经贸局在2020年10月26日对煤矿进行安全监管现场执法，提出煤矿存在“敲帮问顶制度执行不到位、人行上山排险清方不彻底、材料上山、人行上山上口有悬矸未及时清理”等5条安全隐患，责令煤矿限期改正，煤矿已将其中四条列入《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其中一条已经整改到位。经庭审查明，案涉煤矿矿井作业呈现出爆破——清理——爆破的循环作业特点，上述安全隐患属于清理不到位，本起保险事故系在整改隐患即清理过程中发生。由此可知，虽然本起事故是在清理隐患过程中发生，但工作内容也是煤矿作业工作内容的一部分。结合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知晓案涉保险系为煤矿投保的事实，本院认为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主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上诉认为赔偿最高限额应当为实际赔偿的235万元。经查，虽然邱超在申请理赔之时提交的赔偿协议书载明赔偿数额为235万元，但在二审中，邱超已经提交陈小军母亲许祖芳出具的收到赔偿款5万元的收条，也就该笔款项为何未计入协议进行了说明。陈小军的赔偿协议中约定115万元应于协议签订次日支付100万元，剩余15万元待甲方配合乙方提供相关资料，办理保险相关手续时一次性付清，而案涉5万元收条形成于协议之前，因此，115万元并不包含该笔已提前支付的5万元，故邱超认为实际赔偿款应为240万元的理由成立，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认为实际赔偿额应为235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人保财险紫阳公司、人保财险勉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阳支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勉县支公司各负担1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及海审判员  王 佳审判员  刘慧琴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马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