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9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国辉，男，196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杰，北京疏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紫薇，北京疏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丹铭，男，197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圣新，男，住昌平区，湖北省孝昌县周巷镇燎原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万升，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康国辉因与被上诉人刘丹铭、侯万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3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国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杰、韩紫薇，被上诉人刘丹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上诉人侯万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国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刘丹铭、侯万升的该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公寓楼利润水平错误；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3.合伙合同已被认定为无效，其收益属违法所得；4.一审法院认定支付收益数额错误。刘丹铭辩称，认为一审判决确认的数额少，但没有上诉。侯万升辩称，认为一审判决确认的数额少，但没有上诉。刘丹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公寓房B栋楼（以下简称涉案公寓楼）从1层到3层每层东数10间共30间归刘丹铭所有和管理，康国辉配合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租户移交手续；2.判令康国辉向刘丹铭支付合作期间拖欠的利润分红90万元（暂定），以及赔偿迟延支付分红的同期贷款利息（自2014年1月至实际支付之日）；3.判令康国辉公开合作期间的公寓租赁收支财务报告和票据（自2013年7月起至移交房屋日止）；4.判令诉讼费用由康国辉承担。诉讼期间，刘丹铭变更诉讼请求为：1.康国辉返还刘丹铭本金80万元；2.支付出资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6%的标准自2014年1月1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截止到2021年1月1日已欠付利息38.4万元）；3.判令康国辉支付合作期间的分红（房屋不能交付的折价款）共为338.4万元；4.支付拆迁款40万元；5.承担诉讼费。侯万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同意刘丹铭的请求，表示其与刘丹铭之间关于诉讼请求中应获得部分另行单独解决，不在本案中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当事双方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2012年10月31日，康国辉为甲方，刘丹铭、侯万升为乙方就位于昌平区原某洗浴中心地块共同签订《合作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乙方共同建造公寓楼三层（90间房），甲方拥有60间，乙方拥有30间。甲方乙方面积以实际量为准，东西长53米，南北长15米，每层面积为95平方米；2.甲乙双方每月所收房租一半给地皮费用；3.此公寓房在不拆迁的情况下，永远属于双方，合作期为8年合同，逾期地皮方高某续签，甲方和乙方同样享有共同权利；4.建房期间，公共基础设施的费用按房屋的多少比例来进行分担（如修路、水、电等）；5.合作期间，费用的开支都要经过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做出决定；6.房屋正常经营后，所有的正常开支都视为公共费用；7.合作期间，甲乙双方同样享有利润和承担风险的责任；8.协议期间，如遇到国家开发占地，建筑物补偿按甲乙双方各占比例享有；9.合作期间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本协议条款给对方造成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10.此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协议自双方签字按手印或盖章生效。该合同签订后，康国辉陆续收到了刘丹铭及侯万升交付的合伙投资款。但庭审中双方对于具体交付的投资款的数额存在争议。康国辉收到投资款后与他人合伙在原某洗浴中心地块进行公寓楼格局的房屋建设，并在2013年房屋建完后获得其中部分房屋的经营权用于出租经营。2020年11月底，涉案公寓楼被执法部门及当地村集体拆除腾退。二、与合同履行有关的其他情况1.诉讼过程中，法院进行了调查取证，对双方《合作合同》中所提及的“地皮方”的案外人高某及案外人周某进行了询问。高某称，某公寓是其从个人手里承租的地，地上原有**，仍归建设方所有，后期由其进行加盖（建）。其与周某有口头协议，周某出钱，扣除地皮钱（指场地租金）后利润双方对半分，周某占有72间房；其对于刘丹铭、侯万升、康国辉之间的纠纷不知情，不认识本案各方当事人。案外人周某称，康国辉是一个小股东，一起投钱（建房），按照投资比例分利润。回忆康国辉投资130多万，周称其与刘丹铭没有关系，听康国辉说刘丹铭投了一点钱，后来建房过程中有风险，刘丹铭没有投够钱，他俩就解除合同了。房屋建完后，每年与康国辉都分利润，没有书面利润分配底单，都是口头的，大概是一年一间房5000元左右，头两年2000左右，康国辉一共占了54间房。原有建设为三层，拆除后新建6层。庭审中，康国辉认可高某及周某的陈述内容，刘丹铭仅认可高某有关签字部分的内容及周某所述每年给康国辉利润的内容。2.对于三人合伙的建房投资款，经法院询问，康国辉陈述90间房屋的总造价为290万元，并称所建楼房共6层，每层30间，其只占下三层90间中60%的份额，即54间（其中一层30间，二层24间），另外36间归高某所有。与刘丹铭签协议时虽然约定建90间房屋并给刘丹铭30间，但后期因资金问题与刘丹铭三人共同只占有54间。对于投资数额，康国辉主张其与刘丹铭、侯万升总投资额为174万元，其个人出资七八十万。其又称，相关出资及收益账册没有保留，经推算，每间房造价3.277万，总支出为177万。对此，刘丹铭、侯万升主张所建楼房确为6层，每层33间房，用于出租收益的是每层30间，1-3层为刘丹铭、侯万升、康国辉共同所有，均为康国辉与高某共同管理，4-6层为高某所有。不认可双方共计仅占54间房的说法，应共同占有90间房，其中刘丹铭、侯万升应获得30间房。刘丹铭、侯万升实际出资应为90万元，另外还包括以房租分红抵扣的款项8.6万元，总出资986426元。房屋于2013年7月份建完，开始对外出租。到2014年1月7日，康国辉拿来三张便条上面记载了建房总费用。另外，2013年7月至12月，房屋出租刘丹铭、侯万升应得分红8.6万元，刘丹铭、侯万升应付未付的工程款6.8万元，两者进行了抵扣，互不相欠。3.对于经营收益分配，据刘丹铭陈述，在康国辉经营期间，先后向刘丹铭支付了45万元款项，康国辉主张实际向其支付了56万元（又称给付了53万元）。侯万升陈述其出资10万元，房子建完后康国辉向其支付了10万元（2021年1月27日庭审中又称收到了11万元）。对于出租收益情况，康国辉称，刚开始房屋收益不行，所分得的一楼和二楼的房屋很潮湿，光线差，没人租赁，只能当库房，一间房一开始出租收益为1500元，后来到八九百元，同时认可周某所述一间房一年利润5000多元。4.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向规划部门发函调查涉案某公寓的规划许可手续情况，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向法院函复称，该局未制作、未保存过某公寓相关建设规划许可手续。刘丹铭及康国辉均表示对涉案公寓楼是否有相关建设规划手续不知情。各方对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的函复真实性无异议，也不能提供相关建设规划许可手续。5.诉讼中，刘丹铭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前往调查涉案公寓楼所在的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集体调查公寓楼被腾退后的腾退补偿协议及相关材料，法院出具了《调查令》，中滩村民委员会出具了《回执》称，不能提供腾退补偿协议等材料，原因是未签订相关补偿协议，此外另行提供了涉案土地的《租赁土地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记载承租方为中滩村村民吴某，承租地块名称为日化三厂仓库南墙外与朝阳区来广营乡立水桥村朝阳焊切厂北之间的十六米宽、一百米长的废弃排水渠，搞个体经营，租赁期自1997年4月至2045年4月。对于上述康国辉向刘丹铭、侯万升已付款项数额的认定，刘丹铭自认收到45万元，康国辉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持，侯万升自述收到款项11万元，康国辉未提出异议，由此法院对刘丹铭、侯万升的自述不持异议，予以采信。三、法庭对于刘丹铭、侯万升出资情况的调查及认定对于当事双方合作出资建房的出资金额，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法庭调查。刘丹铭、侯万升主张共计出资90万元，其中刘丹铭支付出资款80万元，侯万升出资10万元；康国辉主张共计收到80万元，其中刘丹铭出资70万元。对此，法院进行了重点调查：1.康国辉认可收到2012年11月26日收据记载的30万元、2013年1月20日收据记载的17万元，但认为其中包含侯万升交付的10万元，对此侯万升不予认可，并另行提交了分别发生在2012年11月3日、同年11月8日及12月10日，2013年3与8日及3月29日发生的金额共计7万元的转账凭证，对于另外3万元款项，其陈述为现金给付。康国辉认可7万元的转账凭证并陈述曾经收到过侯万升给付的现金。2.刘丹铭自述30万元的收据有包括银行转账12.5万元，现金给付17.5万元：其中相关转账凭证分别为2012年11月3日现金存款《客户回单》3万元、2012年11月8日银行转账《个人业务凭证》4.5万元、2012年11月18日银行转账《个人业务凭证》5万元；现金部分为刘丹铭2012年11月26日的银行《取款凭条》所记载的7万元，及自有现金10.5万元。侯万升认可当时陪同刘丹铭到银行取现并交付给了康国辉。3.刘丹铭自述17万元的收据有包括4笔银行转账金额共计15.5万元，现金给付1.5万元：其中相关转账凭证分别为2012年11月10日银行转账《个人业务凭证》5.5万元、同年12月15日5万元、2013年1月10日现金存款《客户回单》5万元；打收条当日给付现金1.5万元。侯万升称现金给付时其在场，认可现金给付的事实；康国辉否认现金存款《客户回单》为刘丹铭所存，但不能解释该单据为刘丹铭持有的缘由，对于所出具的17万元收据由哪些款项组成也表示记不清了。4.刘丹铭自述对于提交的显示为康国辉出具的给付人为“老陈”的4张收据，记载金额共计22万元，都是其委托舅舅陈某代交的款项，以现金及转账方式交付，包括2013年4月1日收条记载的7万元、同年4月16日收条记载的4万元、同年5月3日记载的5万元、同年10月10日记载的6万元（其中1万元为现金，5万元为2013年8月10日《个人业务凭证》记载的刘丹铭通过银行转账交付）；康国辉认可系代刘丹铭所交款项，有转账也有现金。证人陈某出庭证言认可代付的情节。侯万升认可上述代付款项情节。5.刘丹铭自述对于提交的显示为康国辉2013年5月21日出具的给付人为“老李”的收据，记载金额为3万元，其中“老李”系指刘丹铭的姐夫胡某，系康国辉写错了。康国辉认可收据系其书写，但情节记不清了，称没见过老李，也不认识。证人陈某出庭证言认可“老李”系指刘丹铭的姐夫胡某，陈述打收据当天证人本人在场，康国辉本人当场也承认写错了，但就是不改。侯万升对该收据所证明的事实认可。6.刘丹铭自述对于提交的显示为康国辉出具的给付人为“小刘”的两张收据，记载金额共计83万元，系刘丹铭的姐姐刘某代其所交的款项。其中2013年6月1日收据记载的5万元系同年5月29日刘丹铭转账4万元转给刘某，并由刘某加上自己的1万元后交付的。康国辉认可收据真实性，称小刘即是刘丹铭，是刘丹铭转款后补得收据。侯万升对此无异议。依据上述法庭调查，关于当事双方合作出资建房的出资金额问题，法院认定刘丹铭、侯万升关于共计出资90万元，其中刘丹铭出资80万元、侯万升出资10万元的事实主张，具有较为完整和优势的证据链条支持，康国辉的辩称存在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及违背常理的解释，且未能提供反证推翻刘丹铭、侯万升主张，故法院依据民事诉讼的相关证据规则对刘丹铭、侯万升的事实主张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刘丹铭提供的《合作合同》、《收据》、银行凭证、法院对高某、周某的询问笔录、法院《调查令》回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复函》，证人陈某的出庭证言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引起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发生在2021年1月1日前，故本案仍适用案件事实发生时的法律。本案为有关土地开发利用引起的合同纠纷，依法应当依照土地及城乡规划管理法律及合同法律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事项。首先，关于合同效力争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双方签订合同实际目的系将原废弃排水渠地块土地进行改建用于居住用途，且未办理任何建设规划许可手续，显然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范。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本案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因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构成合同双方以签订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改变土地用途的非法目的情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制的合同无效情形之一，应予确认无效。其次，关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的善后处置问题。依照法律规定，诉争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双方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争议即进入善后处置程序，因此取得的财产利益应当返还或折价补偿，并依据过错原则确定相应损失责任。因此：一、关于刘丹铭、侯万升、康国辉共同出资建设的公寓楼处置问题。鉴于当事三人共同出资建设的公寓楼系与他人共同出资，且已于2020年11月底被执法部门及当地村集体拆除腾退，且至今无补偿费用，故不涉及该共同出资形成的合伙财产即公寓楼的处置问题。二、关于双方合伙期间形成的合伙财产的清算问题。刘丹铭、侯万升、康国辉签订《合作合同》约定了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利润分配等事项，符合合伙合同的法律特征，《合作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不影响合伙财产的清算处置。据此，1.对于合伙财产的认定与划分。依据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建造公寓楼三层90间房，康国辉拥有60间、刘丹铭、侯万升拥有30间，而公寓楼实际建成后共分得54间，刘丹铭、侯万升实际现金出资为90万元，庭审中双方均引述刘丹铭尚欠6.8万元出资款未付，由此可以认定刘丹铭、侯万升可分得房间数为30间，康国辉可分得房间数为24间。2.对于合伙期间经营收益的认定与划分。依据庭审查证及认定的事实，公寓楼于2013年建成后投入出租经营收益，至2020年11月底被拆除腾退。期间，康国辉与高某、周某等人共同经营收益，对于54间房的经营收益除向刘丹铭支付45万元，向侯万升支付11万元外，并未支付其他款项。对于经营期间的收益，法院综合诉讼参与人陈述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认定，并综合已付款项后酌定分配。综合，刘丹铭、侯万升、康国辉签订合同形成违法合伙合同关系，应予宣告无效。对于无效后的善后处置问题，因合伙出资已经物化为合伙财产公寓楼的一部分并被有关部分拆除腾退，故对于刘丹铭、侯万升请求返还本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刘丹铭、侯万升可就合伙期间形成的财产按照实际出资情况进行分割，超出合理部分的收益分配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丹铭、侯万升请求出资利息的请求，因相关出资已经物化为合伙财产并进而形成出租经营收益，故刘丹铭、侯万升请求支付出资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康国辉辩称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及相关分红款项已经完全支付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丹铭、侯万升与康国辉于2012年10月3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无效；二、康国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刘丹铭、侯万升支付合伙收益共计77万元；三、驳回刘丹铭、侯万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康国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康国辉提交营业执照、证明、支出清单、信访答复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公寓楼利润水平错误，刘丹铭均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伙合同已部分实际履行，虽违法无效，但产生的收益应当予以清算。康国辉作为合伙的代表与案外人结算涉案公寓楼收益，有义务保留相关的材料，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正确。现康国辉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所获收益数额，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酌情确定收益数额并予以分配，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虽刘丹铭在审理中变更诉讼请求，将支付拖欠利润分红90万元的请求拆分成几项，但要求实现合伙关系产生的债权的实质没有变化，仅是计算方法不同，一审法院一并予以处理，并未超过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康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0元，由康国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磊审 判 员  刘 芳审 判 员  赵 蕾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昊婷书 记 员  张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