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5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新力惠中学校，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南路131-1号。法定代表人：宋丹，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云峰，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天海鸿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35号院2号楼1626室。法定代表人：丁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永刚，北京市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太原新力惠中学校（以下简称惠中学校）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天海鸿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9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中学校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天海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惠中学校和天海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惠中学校和天海公司之间借贷关系的主要证据是银行转账和两张看不清具体内容的收据。首先，在收据的内容上，仅有“款”字，而未标明具体的款项用途，一审法院不应将40万元认定为“借款”。其次，银行凭证中没有标注款项的具体用途。上述款项进账后都是以现金形式对外支出，具体用途只有王某和担任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董事长的陈某说得清楚。一审法院机械性地适用法律，不考虑款项的具体用途和目的，将天海公司转给太原惠中外语学校的款项认定为民间借贷，没有事实根据。二、天海公司向惠中学校所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属于虚假诉讼。1.天海公司向惠中学校所提起的本诉金额是100万元，其中60万元已经偿还。在本案审理时，王某、陈某和丁薇以财务管理和自己不知情为由将这60万元一笔带过，明显是推卸责任。在惠中学校被起诉之前，不知道与天海公司之间有银行转账，不知道其中的60万元已经不复存在，而天海公司比惠中学校对此更了解。一审法院不考虑这些内容，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内容，准许天海公司撤诉，明显违法。2.惠中学校所提供的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审计报告》，是王某所认可的，该审计报告书的效力不仅针对举办者王某，同时针对担任董事长的陈某，继而影响到陈某所控股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天海公司。一审法院否定《审计报告》对于本案中借款行为的重大影响，作出“不足以否定案涉借款的真实性”的判断，明显违背客观事实。本案银行转账的特殊性是发生于关联主体间的，如果《审计报告》不具备影响力和证明力，那么《审计报告》何来对内的法律效力，其作用将一无是处。3.王某将太原惠中外语学校的举办者变更为宋丹，双方之间是有《审计报告》和《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在上述材料中，王某根本没有提及学校对外还存在《审计报告》之外的借款。换言之，借款对象是其子陈某经营的公司，如果该笔款项真实，王某不可能损害其利益。陈某作为太原惠中外语学校的董事长，不可能在《审计报告》中遗漏天海公司的债权，损害自己。事实上,《审计报告》中载明了陈某的欠款，金额是5745.44元。《审计报告》如果不能作为证明关联交易人的有效证据进行认定，王某和宋丹之间基于举办者变更所带来的诉讼风险将会无穷无尽。4.在王某将太原惠中外语学校举办者变更为宋丹之前，太原惠中外语学校的经营和管理是由陈某和王某负责的，上述款项的具体用途只有其二人知道。《审计报告》未显示，财务账目未移交，上述款项是否用于学校经营不能仅以王某和陈某一家之言而判定。上述款项不应作为太原惠中外语学校的债务，亦不能成为惠中学校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疑难案件裁判要点与观点》关于虚假诉讼的认定的裁判观点，对于虚假诉讼的认定，应注重审查当事人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必要时应求证原、被告双方纰漏身份关系或依职权调查其身份关系。在诉讼双方具有密切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对关联当事人作出的陈述、提供的证据，应严格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审慎作出裁判。通过诉讼参与人的庭审表现、诉讼标的的最终归属等情形，甄别诉讼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利益冲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当事人对事实和证据的承认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天海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天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惠中学校偿还天海公司借款400000元；2.诉讼费由惠中学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3日，天海公司向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200000元，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出具收据，收款事由处载明“款”，2013年5月23日，天海公司分两笔向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共计200000元，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出具收据，收款事由处载明“款”，2013年11月11日，天海公司分两笔向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共计600000元，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出具收据，收款事由处载明：“借款”。以上收据右下方均有“王某”签字字样，均盖有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公章。以上转账，双方均称并未约定还款期限。2013年11月25日，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分两笔向天海公司转账共计600000元。2014年3月24日，太原惠中外语学校更名为“太原新力惠中学校”。双方对以上转账是否构成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存在争议。天海公司主张借款发生时惠中学校的校长王某系天海公司原股东陈某的母亲，为了学校建设向天海公司借款100万元，后惠中学校还款60万元，尚欠40万元，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惠中学校辩称天海公司与原太原惠中外语学校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本案系虚假诉讼，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天海公司章程，证明天海公司系陈某于2011年10月21日出资50万元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股权转让协议和章程，证明2013年11月27日，天海公司股东陈某将其所持公司的100%股份以50万元价格转让给丁薇；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7民再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丁薇和陈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系天海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省民办学校（2012）和（2013）年检报告书，证明转款期间，天海公司的股东陈某同时是太原惠中外语学校的董事长；审计报告，证明2014年2月26日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在王某担任学校举办者期间，只和陈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5745.44元；公证书，证明王某认可审计报告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和陈某之间存在5745.44元借款的事实；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董事会关于变更举办者法人代表的决议，证明惠中学校现任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系在2013年12月28日加入学校，担任董事长；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天海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向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的60万元，太原惠中外语学校已于2013年11月25日转给天海公司，且具体流动系2013年11月11日转入太原惠中外语学校，2013年11月22日转入天海公司，同日该款又转入太原惠中外语学校，2013年11月25日再次转入天海公司，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特征；2013年4月、5月太原惠中外语学校的账户明细，证明其中存在几笔现金支取，故转账40万元并未用于公司经营。经质证，天海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案涉借款系公司借款，与个人无关，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情况与本案无关；认可2013年11月25日收到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60万元，对于2013年11月22日的转账称系因转款未成功，故银行退回后于2013年11月25日重新转账；对于现金支取部分认为不能证明未用于公司经营。经询问，惠中学校不认可涉案转账系借款，但称因转账发生时惠中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系王某，故其不清楚当时转账目的和用途。另，天海公司起诉时诉讼请求数额为100万元，庭前谈话时惠中学校提交转账记录，证明已于2013年11月25日转给天海公司60万元，天海公司经查账核实认可已偿还60万元，故变更诉讼请求数额为40万元。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天海公司2013年全年的银行交易明细，其中与太原惠中外语学校有关的交易记录分别为2013年4月23日向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20万元，2013年5月23日分两笔向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共计20万元，2013年11月11日分两笔向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账共计60万元，2013年11月25日分两笔自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转入共计60万元。经质证，双方对法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与王某进行谈话，王某到庭时陈述陈某系其子，丁薇系其儿媳，2013年其任太原惠中外语学校法定代表人时，因学校刚建设，需要资金，故向陈某为股东的天海公司借款100万元，收据系由其签名，记不清是否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了，具体财务管理，不清楚后来是否还过款，并称不清楚为何审计报告没有这笔债务，学校变更举办者时其已口头告知过宋丹学校因建设借了很多钱，其中有一笔向公司大额借款100多万。一审法院与陈某进行谈话，陈某到庭时陈述王某系其母亲，丁薇系其妻子，2013年其母亲王某担任太原惠中外语学校法定代表人时因学校经营发不出工资，故向其任股东的天海公司借款100万元，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开始并不知道太原惠中外语学校是否还款，诉讼中经查账核实已偿还60万元，不清楚学校审计报告的情况，因当时其母亲王某与宋丹签订合并办学协议，约定其母亲在北校区办，宋丹在南校区办，但宋丹变更为举办者后不给其母亲出具手续，垄断资源，剥夺了其母亲北校区办学的权利，其公司之前借款是资助其母亲办学，后其母亲不能办了，故其公司主张偿还之前的借款。经质证，天海公司对王某、陈某的陈述予以认可，天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丁薇称王某系其婆婆，陈某系其丈夫，2013年因王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太原惠中外语学校需要建设，故联系陈某借款，因有这层亲属关系，故天海公司陆续借款100万元，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就说经营好转了就还，起诉时因为时间长了且都是财务管理故没有想起来是否还款的情况，起诉后惠中学校提出已转账60万元，经其公司财务查账才想起来，不清楚为何学校审计报告没有这笔债务，系因宋丹变更为学校举办者后，不让其婆婆王某办学了，故其公司之前的借款现要主张偿还。惠中学校认为王某所述没有反映客观事实，其以记不清回避审计报告中的事实不符合常理，审计报告效力性和客观性毋庸置疑，且王某并未向宋丹提过向天海公司借款情况；对于陈某所述，认为借款发生时陈某系太原惠中外语学校董事长、董事会成员，审计报告对陈某有对抗性，权利延伸至天海公司，本案中的60万元是陈某担任学校董事长期间偿还的，天海公司再次提起诉讼主张该60万元明显存在恶意，对陈某抗辩是财务人员行为不予认可，且在转让之后天海公司没有向惠中学校主张该笔债权。王某与宋丹是有合并办学协议，但不存在宋丹不给王某出手续的情况，北校区是教育局没有批下来，当时北校区环境条件差，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合并后北校区将学生移送南校区，惠中学校也处理过很多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天海公司提交银行转账记录及收据，证明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并实际给付，惠中学校虽辩称双方之间不构成民间借贷关系，但未明确转款性质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惠中学校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惠中学校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主要理由是天海公司原股东曾任惠中学校董事长，天海公司原股东与惠中学校前校长、法定代表人系母子，惠中学校审计报告未审计出本案债务等，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事项不足以否定案涉借款的真实性，亦不足以说明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惠中学校称天海公司起诉时未扣除已转回的60万元，涉嫌虚假诉讼的意见，根据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与王某、陈某的谈话情况，无法认定天海公司系故意隐瞒已偿还事实，故对惠中学校以此为由主张构成虚假诉讼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天海公司与惠中学校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天海公司出借款项后，惠中学校应按约定偿还借款。关于惠中学校所提诉讼时效抗辩，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天海公司可以催告惠中学校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天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太原新力惠中学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北京天海鸿图科技有限公司借款400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十六条之规定，一方依据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或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另一方抗辩转账并非民间借贷行为或者系其他债务的，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天海公司持银行转账凭证、收据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依据上述规定，惠中学校抗辩涉案款项并非借款，惠中学校应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惠中学校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关于涉案款项并非借款的相关主张，故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双方就实际诉争的4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惠中学校上诉主张天海公司起诉属于虚假诉讼，但在案证据显示，天海公司与惠中学校实际存在转账往来行为。在案关于王某的审计报告不足以作为认定天海公司与惠中学校之间是否存在本案借贷事实的依据。一审对审计报告以及60万元还款的相关审查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惠中学校的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鉴上，惠中学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太原新力惠中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唐述梁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晓韬书 记 员 付鑫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