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2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淑萍，女，196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忠明，男，196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蕊妮，女，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常淑萍、张忠明因与被上诉人常蕊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2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淑萍、张忠明与被上诉人常蕊妮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淑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常蕊妮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常蕊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常蕊妮所称的50万元并非是借款，实际上是常蕊妮归还常淑萍的部分股票收益。常淑萍于2005年11月和2006年5月分别给常蕊妮14万元和11万元，共计25万元，作为香港奇峰国际这支股票的原始股购买资金。常某2的证人证言中曾提到，常淑萍的全部家当都在常蕊妮手中。常蕊妮说该笔50万元是借款，亦与其在另案中所称该笔50万元是代常蕊妮与常淑萍之兄常建华支付的款项不一致，其曾在诉讼中承诺按照市场价格给常建华，常蕊妮前后陈述矛盾。常蕊妮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诉讼中承诺按照市场价格给常淑萍房屋折价款，另案中起诉又说不是房屋折价款，是常淑萍和常蕊妮之间的民间借贷。常蕊妮将房产从常建华名下过户到常蕊妮名下，2017年常蕊妮给常淑萍发短信，常蕊妮提到，房子的钱该给常淑萍的一定给常淑萍。常蕊妮和常建华的案件是发生在2017年，而该笔50万元是2011年转给常淑萍的，之间时隔6年，2017年诉讼的时候，常蕊妮也没有主张过这笔款项。二、一审判决中，关于“常淑萍在答辩时还称这笔50万是房屋折价款”属认定事实错误，常淑萍在一审时始终主张该笔50万元是部分股票收益，而且一审笔录中也有相关记载。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以维护常淑萍的合法权益。常蕊妮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常淑萍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2010年，常建华应该给常蕊妮、常淑萍房屋折价款，但数额没有具体说明。2017年，常建华找常蕊妮借钱，常蕊妮跟常建华说其还欠常蕊妮房屋折价款没有给，且常蕊妮还替常建华向常某2垫付了20万元，常建华答应把从父母处继承的房产卖给常蕊妮，折价款用来抵常蕊妮借付常某2的折价款。常蕊妮与常建华之间有一个关于房屋折价款和常蕊妮垫付的20万元，以及常蕊妮在此之外再给常建华一个合理价格的买卖合同。常淑萍在2011年跟常蕊妮借款50万元以交房屋首付款，常蕊妮说既然常建华应该给常淑萍50万元的房屋折价款，那么常淑萍向常蕊妮借的50万元，就不用还了，可以作为常蕊妮替常建华给常淑萍的房屋折价款。但是后来因为房屋价格低于市场价，房屋买卖合同被（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判决书撤销了，因此就不存在常蕊妮代常建华偿还房屋折价款一事，常蕊妮当时起诉借给常淑萍的50万元也就不存在折价款的问题。关于当时短信的问题，应该是常蕊妮买了常建华的房屋，常建华应该给常淑萍折价款，但是没有成立。关于股票收益的问题，2011年，常淑萍购买北京市朝阳区远洋一方的房屋，常蕊妮给常淑萍50万元交的首付款，常淑萍曾于一审中陈述：“既然房屋折价款是50万元，就不存在是借款的问题”。张忠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常蕊妮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常蕊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张忠明与常淑萍多年感情不和，自2010年起与常淑萍一直分居，常蕊妮也知晓此情况，并在（2020)京02民终6765号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时证明过张忠明与常淑萍多年夫妻感情不和，且在2020年6月16日张忠明与常淑萍办理了离婚，二人财产独立，互不干涉。常蕊妮于2021年9月18日转给常淑萍的50万元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张忠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张忠明长期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XXX栋X门XX号的居住证明，同时也有三位同楼、同小区邻居的证言，该证言中写明了自2010年起张忠明一直与父母居住在社区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地址，有社区居委会和小区邻居出具居住证明，完全可以证明张忠明、常淑萍夫妻感情不和，处于长期分居状态。张忠明和常淑萍感情不和，一直分居，故财务上不可能与常淑萍有来往，一审法院为证实张忠明与常淑萍于婚姻存续期间是否存有资金往来的问题，让张忠明七日内提交银行账户流水，张忠明将名下的北京银行、农商银行、工商银行自2010年至2020年6月16日的账户流水打出来予以提交。在一审笔录中也明确记载，银行流水中存、取、转账方的有显示，没有上述交易行为的则显示为空白，张忠明提交的银行流水是完整的，完全能够证明张忠明与常淑萍没有任何资金混同现象，但一审法院对其让张忠明调取的银行流水又不予认定，为还张忠明公平，请二审法院对张忠明的账户进行梳理。张忠明向—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完全能够证明张忠明对常蕊妮转账50万元资金不知情。2018年1月18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明确规定：如果债权人认为这个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中对常蕊妮与常淑萍、张忠明之间曾发生多次诉讼因而认定存在资金混同，属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法院提及的民间借贷纠纷以及不当得利纠纷两个案件中，张忠明、常淑萍与常蕊妮的纠纷都是独立案件，而且前述两个案件的判决书和张忠明提供的银行流水都能证明张忠明与常淑萍之间不存在任何资金往来，一审判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判定张忠明与常淑萍资金存在混同，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020）京0102民初5720号案件涉及的是常蕊妮和常淑萍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是由常淑萍偿还常蕊妮的本金及利息，在该案件中，常蕊妮并没有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用于了家庭生活支出，同时也没有在该案中判定是用于家庭所需、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案的判决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过张忠明。至于（2019）京0102民初18056号案件，涉及的是张忠明与常蕊妮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该案件判决由张忠明偿还常蕊妮资金。如果当初常淑萍把资金直接转到张忠明的银行账户，前述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也就不成立了，张忠明也就不用偿还常蕊妮了。正因为常淑萍把资金分别转到常蕊妮和案外人韩振平的银行账户，股票账户的资金全由韩振平转入，导致常淑萍与证券账户无关，方才败诉。另，该案件判决书中载明2015年6月7日至2019年9月19日期间常蕊妮持有与股票关联的银行卡，此期间常淑萍与股票关联的银行卡发生的资金往来均属常淑萍与常蕊妮之间的资金交易，一审法院凭借张忠明与常蕊妮以往的案件就判定张忠明与常淑萍存在资金混同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以维护张忠明的合法权益。常蕊妮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张忠明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借款50万元是用于购买夫妻共同房产，即北京市朝阳区XXX房屋的首付款，该笔借款是常淑萍和张忠明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常蕊妮认为张忠明、常淑萍应当共同承担。张忠明、常淑萍是在2020年接到一审法院判决以后为了逃避债务办理的离婚手续，二人现在还在一起生活，并不是离婚的状态。在常蕊妮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常淑萍提交了一份执行和解协议，常淑萍已经自认帮助张忠明偿还曾经对外的借款，对此，常蕊妮提交了相关的谈话笔录。张忠明、常淑萍二人存在长期财务混同的状态。2017年，常蕊妮借用张忠明的银行卡号炒股，常淑萍更改了常蕊妮的账户和密码，张忠明承认是常淑萍一手操作的。常淑萍帮助张忠明向常蕊妮还款123万元，是有相关判决书可以佐证的。张忠明、常淑萍不管离婚前后，都与常蕊妮的诉讼有联系，张忠明没有收入，完全是靠常淑萍的退休工资生活。常蕊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忠明、常淑萍偿还常蕊妮借款本金50万元；2.判令张忠明、常淑萍偿还常蕊妮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提交诉状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张忠明、常淑萍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淑萍与常蕊妮系姐妹关系。常淑萍与张忠明原系夫妻，二人于2020年6月16日离婚。2011年9月18日，常蕊妮向常淑萍转账50万元。关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常蕊妮主张为借款，常淑萍向常蕊妮借款用于支付购买北京市朝阳区双桥房屋的首付，因在转款之前已与常淑萍协商好，所以没有留下书面证据。常淑萍在一审庭审中称，确实购买了XX的房屋，但不是向常蕊妮借款50万元买房，常蕊妮向其转账的50万元，是常淑萍向常蕊妮索要的部分股票收益，因为其姐姐常某2也通过常蕊妮进行了股票投资，常蕊妮告知常某2股票没有挣钱，常淑萍从2005年、2006年开始投资，时间很长，常淑萍在知道此事后，为了减少损失，向常蕊妮提出支付50万元的股票投资收益。常淑萍为证明上述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常某2、党某的书面证言（证人未到庭）以及常淑萍自行统计制作的奇峰国际股票明细。常某2的书面证言部分内容为：本人常某2，是常淑萍、常蕊妮的姐姐。2005年11月常淑萍出资给常蕊妮14万，2006年5月出资给常蕊妮11万，共计25万做香港奇峰国际股票。从常某2那里也借钱做香港奇峰国际股票，通过朝阳法院打官司把钱要回等内容。党某的书面证言部分内容为：本人与常淑萍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公司于2011年3月5日至3月8日组织到香港学习交流，3月9日返京。我与同事常淑萍一起参加此次学习交流活动。3月8日上午同事常淑萍为安全起见，让我跟她一起办理10万元人民币现金兑换约98800元左右港币，然后又到旁边的香港中国工商银行柜台（在二楼）存入她妹妹的银行账户。常淑萍制作的股票明细记载，2005年11月投资14万元，2006年5月投资11万元，2011年3月8日投资98800元，合计盈余1756153元。常蕊妮对常某2、党某的证言均不认可，强调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不认可书面证言的证明目的；对股票明细，常蕊妮不认可真实性，认为与本案无关，是常淑萍自己制作的明细。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的50万元，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常蕊妮辩称……另继承案件调解书中已载明常建华应就涉案房屋给付我与常淑萍折价款，后因常淑萍要买房，常建华无能力支付，我代常建华向常淑萍支付了50万元房屋折价款。当时双方协商一致谁支付房屋折价款涉案房屋归谁，但因常建华无能力支付该款项，其提出将涉案房屋抵扣给我……另，常蕊妮称《房屋买卖合同》所约定的价格并非双方房屋交易的实际价格，双方另行签署了《协议书》……载明……2.2011年常淑萍索要继承款，常建华、常蕊妮、常淑萍口头商定常建华应分别给付常蕊妮、常淑萍继承房屋折价款50万元，常蕊妮于2011年9月代常建华向常淑萍支付该笔折价款50万元……常蕊妮账户明细载明2011年9月18日向常淑萍转账50万元。常建华对此不予认可，称其曾委托常蕊妮代其应诉，故曾向常蕊妮出具了多份有其签名的空白A4纸张，并申请证人常淑萍出庭作证……常淑萍还称常蕊妮在2011年9月18日向其所汇50万元不是代付涉案房屋折价款，而是给付代持股票的出售款等内容。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对常蕊妮的答辩意见以及《协议书》的认定为：《协议书》载明常建华、常蕊妮与常淑萍在2011年商定常建华应就涉案房屋的继承各给付常蕊妮、常淑萍折价款50万元，但经一审法院询问，常蕊妮未能就该折价款具体如何计算得出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所约定折价款明显高于常建华在当时应给付折价款数额，不符合常情常理……综上，一审法院实难对常蕊妮所提交《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常蕊妮据《协议书》进行辩解的意见不予采信等内容。张忠明为证明其与常淑萍自2010年开始与常淑萍分居，故不知道常蕊妮向常淑萍转账50万元的事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翟顺、冯某、廖兰奎三人的书面证言，证言内容均为张忠明父母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XX栋X门XX号，为照顾老人，自2010年元月至今一直同老人居住。张忠明为证明其与常淑萍分居多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自己有养老金收入，没有借款需求，提交了银行卡、存折的部分流水记录。常蕊妮对三位证人的书面证言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强调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银行卡、存折的流水记录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流水记录只是阶段性的，并不完整，而且不能证明其与常淑萍之间没有资金往来。一审另查，常蕊妮与常淑萍、张忠明之间曾发生多次诉讼，诉讼主张包括民间借贷纠纷、不当得利纠纷等。常蕊妮就本案诉讼请求于2020年6月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书主张权利。常淑萍于2020年7月24日签收一审法院向其送达的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常蕊妮不同意常淑萍提出的债务相互抵销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常蕊妮起诉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常蕊妮于2011年9月18日向常淑萍转账50万元，常蕊妮主张为借款。常淑萍称该笔款项是常蕊妮向其支付的股票收益，但常淑萍仅就其主张提交了未出庭证人常某2、党某的书面证言以及其自行统计的股票明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可见，常淑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常蕊妮转账的50万元是股票收益的主张。常淑萍在本案答辩时还称该笔50万元是常蕊妮代常建华向其支付的遗产房屋折价款。但是，在（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民事判决书中，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已对此进行认定，否定了常蕊妮在该案中提出的代常建华向常淑萍支付房屋折价款的辩解。同时，常蕊妮在该案答辩时，曾提及转账的原因是“因常淑萍要买房，常建华无能力支付”。常淑萍于一审庭审中确认购买了双桥的房屋，强调并非向常蕊妮借款。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常蕊妮于2011年9月18日向常淑萍转账50万元，双方建立了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常淑萍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又因常蕊妮不同意常淑萍提出的债务抵销主张，故常蕊妮起诉要求常淑萍偿还借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常淑萍未还款，常蕊妮有权要求常淑萍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支付利息。关于利息起算点，常蕊妮起诉要求常淑萍还款，应给与对方合理返还的期限，故一审法院酌情确认利息的起算点为常淑萍收到常蕊妮起诉状等诉讼材料之日，即2020年7月24日。一审法院对常蕊妮要求常淑萍支付利息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张忠明与常淑萍原系夫妻，二人于2020年6月16日离婚。本案涉及的50万元借款，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内，且常蕊妮与常淑萍、张忠明二人之间发生多次诉讼，可以说明常淑萍与张忠明之间夫妻财产处于混同状态。张忠明对其主张与常淑萍分居，对本案争议的50万元借款不知情的答辩意见，提交了翟顺、冯某、廖兰奎三人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张忠明提交的银行卡、存折的流水记录，仅能证明其自己账户的收入、支出情况，不足以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对50万元借款不知情的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忠明应当与常淑萍一同向常蕊妮返还借款50万元及相应利息。据此，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常淑萍、张忠明向常蕊妮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常淑萍、张忠明向常蕊妮支付利息（计算方法：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常蕊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常淑萍、张忠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为支持己方主张，常淑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20）京0102民初5720号、（2020）京02民终6765号判决书，证明实际上是常淑萍和常蕊妮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常蕊妮没有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用于家庭生活支出，该债务既没有被判定是家庭所需，也没有被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实际上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证据2.2020年6月24日常淑萍收到常建华36.39万元兴业银行汇款的案款，证明常淑萍收到36.39万元是在张忠明交纳案款之后，所以常蕊妮所说常淑萍替张忠明还款不是事实。常蕊妮针对上述常淑萍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当时没有经验，但常蕊妮事后追加了张忠明作为第三人，常蕊妮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有常淑萍在笔录上的自认。本院对常淑萍提交证据的认定意见为，以上证据真实性可以确认，但因与本案并非同一笔款项，故与本案没有必然关联性。张忠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20）京0102民初33384号案件于2021年7月6日开庭的笔录，其中证人冯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常淑萍与张忠明处于分居状态；证据2.户名均为张忠明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北京农商银行西城支行账户交易对手信息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礼士路支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张忠明的流水是完整的，张忠明与常淑萍不存在资金混同的情况；证据3.（2019）京0102民初18056号、（2019）京02民终14459号判决书，证明常淑萍与张忠明之间没有资金混同。常蕊妮针对上述张忠明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已经提交了书面材料，但没有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张忠明多年没有工作，完全靠常淑萍的退休金生活，可张忠明在2017年才开始领退休工资，张忠明所有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常淑萍；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虽然钱是张忠明转给常蕊妮的，但是后来常淑萍自认是常淑萍跟张忠明对外借款给常蕊妮的，其二人资金混同。本院对张忠明提交证据的认定意见为：证据1的证人未出庭，其证言无法单独采信；证据2真实性可以认定，但尚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常蕊妮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20）京0102民初5720号、（2020）京02民终6765号判决书及谈话笔录，证明常淑萍与张忠明存在资金混同的情况，常淑萍有自认；证据2.（2019）京0102民初18056号、（2019）京02民终14459号判决书，证明常淑萍与张忠明之间是资金混同状态，常淑萍也亲自操作张忠明的资金账户；证据3.张忠明的交易信息，证明尾号为2209的手机号是张忠明借常蕊妮使用的，6月7日之前都是常淑萍登录张忠明手机号的信息。常淑萍针对常蕊妮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常淑萍当时确实是有自认，但实际上常淑萍并没有帮张忠明还款；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常淑萍和张忠明共同炒股，但并不能证明常淑萍和张忠明资金混同；关于证据3，是常蕊妮主张用常淑萍的电话号码，仅凭电话号码认定资金混同是不正确的。张忠明针对常蕊妮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36万元的转账是在常淑萍和张忠明离婚以后发生的，张忠明转给常蕊妮关于不当得利的款项，都是从张忠明的账户转的，并没有常淑萍的款项，和解协议和张忠明没有关系；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常淑萍与张忠明之间没有资金混同；证据3是常淑萍、常蕊妮合炒账户，所以才发生改账户的情况，并不能证明是资金混同，如果是资金混同，不当得利就不存在。本院对常蕊妮提交证据的认定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可以认定，常淑萍确有相关自认，但不足以直接证明常淑萍实际帮张忠明还款；证据2、证据3尚不足以证明常淑萍和张忠明资金混同。常淑萍与张忠明对彼此提交的证据均认可。二审庭审过程中，常淑萍申请证人常某2出庭作证，常某2述称：一审中常淑萍提交给法院的证人证言确实是其真实意思，亦是其亲笔签名。常淑萍给常蕊妮两笔款项，其中一笔是14万元，2016年给了另一笔11万元，共计25万元，购买香港的股票。当时常某2是在母亲家吃午饭，当时在场的有父母、常淑萍、常某2、常蕊妮、张忠明。常淑萍是在客厅给的常蕊妮钱，常某2还问常淑萍怎么给那么多钱，也不转账，常淑萍解释说常蕊妮只要现金。此外，2006年前后，常蕊妮从常某2处拿了10多万元，但写了借条，也是用于购买股票。常某2当时想着，即便不给收益，至少按照借款走，本金也能回来。常蕊妮不认可常某2的证人证言，认为常某2与常淑萍存在利害关系，且在继承案件中，常某2对常蕊妮耿耿于怀，故不能作为证人。常蕊妮的确向常某2借过款，但也打了借条、付了利息。本院另查，关于常建华诉常蕊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其二，就《协议书》而言，常蕊妮称该协议所载交易价格方系双方所约定的真实交易价格，但本院认为，首先，协议书所约定涉案房屋成交价格与评估值仍相差97.22万元，亦明显低于涉案房屋的合理价格；其次，《协议书》载明，常建华、常蕊妮与常淑萍在2011年商定常建华应就涉案房屋的继承各给付常蕊妮、常淑萍折价款50万元，但经本院询问，常蕊妮未能就该折价款具体如何计算得出作出合理解释，鉴于继承案件中常蕊妮、常淑萍均曾明确表示认可常建华应多分遗产，加之该案调解书已就应给付另一继承人常某2的折价款进行了确认，结合涉案房屋在2011年的正常市值，本院认为《协议书》所约定折价款明显高于常建华在当时应给付折价款数额，不符合常情常理；再次，经本院核实，就《协议书》约定的剩余购房款98万元，常蕊妮称其已支付完毕，但经常蕊妮确曾持常建华名下工行卡自存自取制造已给付购房款证据的行为，常蕊妮对此行为不能自圆其说。综上，本院实难对常蕊妮所提交《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常蕊妮据《协议书》进行辩解的意见不予采信。”此外，该案庭审笔录记载，常蕊妮向法庭陈述：“在2011年继承房屋的时候，因为原告（常建华）还要给被告（常蕊妮）及被告的二姐（常淑萍）补偿款，因被告的二姐要买房，原告没有能力支付，也是被告代其将50万元支付给了被告的二姐，当时说了谁给的钱就将房给谁。”另，常蕊妮在该案中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其亲笔签名确认的关于该案中50万元支付原因的书面意见，其中记载：“在2011年6、7月份常淑萍多次找我和常建华诉苦说自己的房子太小了，女孩子这么大总和父母住一间屋内实在不方便，提出要买房急需钱，大家协商将通州区XXX房屋以市场价进行合理分配。于是我们各自去了房屋中介进行询价后，常建华表态愿意多出一点钱给我们姐俩表示感谢之心，源于在2010年继承诉讼一案中我作为常建华的诉讼代理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和常淑萍最大化维护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且还替他垫付了给常某2的房屋折价款，常建华提出给我和常淑萍各50万的房款以解决常淑萍着急用钱的需要，但他又没有现钱，就让我先支付给常淑萍50万房款，并对我承诺等他妻子娘家的房屋拆迁款下来一起给我100万的借款和房款。”本院另查，2017年9月20日，常蕊妮曾与常淑萍进行短信对话，常蕊妮：“我们找评估公司对房子进行评估价格来解决问题吧”“本着解决问题出发”，常淑萍回复：“按市场价格”。2017年10月17日，常蕊妮曾与常淑萍进行短信对话，常蕊妮：“这几天单位事很多你放心吧房子的钱妹妹该给你的一定给你”，常淑萍回复称：“昨天说定的下周日之前必须把合同签完，别套近乎耍花招”。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常蕊妮与常淑萍之间，就案涉50万元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以上相关规定可看出，民间借贷关系之认定通常有两个构成要件，一为款项实际交付，二为存在借贷之合意，二者缺一不可。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需要指出的是，举证证明责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举出证据，第二个层次为证明之。也就是要将所举证据与所主张的案件事实进行具体化、合理化之阐述。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如果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借贷合意的信息，原告至少要就借贷合意的形成进行具体化的事实主张。如借贷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原告仅仅完成了举出证据的义务，而不能完成证明层面的义务，比如所提供的说明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洽，那么原告即没有完全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证明责任。在被告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合理说明，并初步证明有可能存在其他债权债务之可能性，而证明力又难以达到确证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存在时，因原告具有行为意义上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仍需要原告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本案中，综合各方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尚不足以认定常蕊妮与常淑萍之间就案涉50万元构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理由如下：一、常蕊妮未能完成借贷合意的初步证明责任。常蕊妮主张其与常淑萍之间案涉50万元为民间借贷，仅提供了当事人陈述，以及相关转账凭证。以上证据中的转账凭证可充分证明存在款项实际交付，但由于转账凭证中没有任何关于借贷合意之备注信息，本院需要对常蕊妮之陈述以及针对证据的说明和阐释进行综合考量。首先，常蕊妮关于案涉款项50万元实际交付原因的陈述前后矛盾、缺乏“一贯性”，导致其陈述的证明力降低，难以被采信。根据本院调取证据，常蕊妮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案件中提交的关于案涉50万元支付原因的书面意见中，表示了以下内容：“在2011年6、7月份，常淑萍多次找我和常建华诉苦，说自己的房子太小了，女孩子这么大总和父母住一间屋内实在不方便，提出要买房急需钱，大家协商将通州区中仓小区房屋以市场价进行合理分配，于是我们各自去了房屋中介进行询价后，常建华表态愿意多出一点钱给我们姐俩表示感谢之心。源于在2010年继承诉讼一案中，我作为常建华的诉讼代理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和常淑萍最大化维护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且还替他垫付了给常某2的房屋折价款。常建华提出给我和常淑萍各50万的房款，以解决常淑萍着急用钱的需要，但他又没有现钱，就让我先支付给常淑萍50万房款，并对我承诺，等他妻子娘家的房屋拆迁款下来，一起给我100万的借款和房款。”常蕊妮的以上意见显示：常蕊妮给付常淑萍50万元不仅常建华当时即知情，甚至常蕊妮的给付行为都是常建华主导和安排的，且用意是解决常淑萍买房着急用钱之需要；而常蕊妮在本次诉讼中，却将给付案涉50万元的情形表示为：常蕊妮给付常淑萍案涉50万元时，仅发生在常蕊妮和常淑萍之间，而与常建华完全无关，且常建华当时完全不知情。直到2016年常蕊妮、常淑萍、常建华三人协商转让房屋时，才涉及到将常建华应当给付常淑萍的房屋折价款，与常淑萍欠常蕊妮的借款进行抵消，而进行抵消并不是为了解决常淑萍买房着急用钱之需要。以上两种说法虽均出自于常蕊妮，但从给付款项的提出者、三人协商的时间、事件背景和目的、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上，均存在着严重自相矛盾之处。常蕊妮虽对此解释为（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案件因其没有亲自出庭，是律师代言，但提交的关于案涉50万元支付原因的书面意见与笔录记载内容一致，且有常蕊妮签字确认，故常蕊妮的相关解释，实难采信。其次，经生效判决认定，常蕊妮在以往相关诉讼活动中，多次存在“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不能给与合理解释”之情形，甚至存在“持他人银行卡自存自取，以制造已给付购房款证据”之情形，使其陈述之证明力，进一步降低。在（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常建华诉常蕊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协议书》载明，常建华、常蕊妮与常淑萍在2011年商定，常建华应就涉案房屋的继承，各给付常蕊妮常淑萍折价款50万元，但经本院询问，常蕊妮未能就该折价款，具体如何计算得出作出合理解释；经本院核实，就《协议书》约定的剩余购房款98万元，常蕊妮称其已支付完毕，但经查，常蕊妮确曾持常建华名下工行卡自存自取，制造已给付购房款证据的行为，常蕊妮对此行为不能自圆其说。”再次，常蕊妮不能就其向常淑萍所发短信内容进行合理解释。常蕊妮与常淑萍曾于2017年9月20日短信聊天“妮：我们找评估公司对房子进行评估价格来解决问题吧。本着解决问题出发。萍：按市场价格。”常蕊妮与常淑萍曾于2017年10月17日短信聊天“妮：这几天单位事很多，你放心吧，房子的钱，妹妹该给你的一定给你。萍：昨天说定的下周日之前必须把合同签完，别套近乎耍花招”。常蕊妮对以上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虽称未能确认，但未提出相关反证予以推翻，故本院予以采信。常蕊妮在本案一审中称以上内容与本案无关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常蕊妮将出借案涉50万元款项长达约九年之后才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归纳为（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案件的判决撤销了常建华与常蕊妮的房屋买卖合同，进而不再有房屋折价款抵消借款之依据。因此本院认为，常蕊妮与常淑萍之间关于房屋折价款是否应当给付、给付价格按什么标准的聊天内容，显然对查明本案事实有积极作用。常蕊妮在二审中，就双方短信聊天的原因解释为因为常建华把房子卖给常蕊妮。对此，本院认为，如果按照常蕊妮的说法，在2016年三方已经签署协议完毕，并达成合意完成了房屋折价款和借款的抵消。也就是说，常蕊妮和常淑萍之间已就此抵消问题结清，常蕊妮无需再给常淑萍房屋折价款。需要指出的是，（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案件的判决下达时间为2019年，而短信聊天的时间为2017年。也就是说，在双方短信聊天时，常建华与常蕊妮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还没有被法院撤销。常蕊妮在房屋折价款和借款早已抵消完毕，而房屋买卖合同尚未被撤销时，仍与常淑萍就房屋折价款如何确定进行协商，并对常淑萍称：“你放心吧，房子的钱，妹妹该给你的一定给你”，与常理不符。基于以上分析，并考虑到常蕊妮本次诉讼的起诉时间距离案涉款项实际交付已逾九年的情形，财产状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而常蕊妮未能提交此前曾就案涉款项存在催款情形，亦未能提交在以往与家人的众多诉讼中曾经提到过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常淑萍所借之证据，本院认为常蕊妮未能完成借贷合意的初步证明责任。二、常淑萍虽未能确证案涉借款系投资收益，但考虑到常淑萍陈述具有的一贯性和合理性，以及所提供书面证人证言的出具者身份，不能完全排除存在性质为投资收益的可能。常淑萍在（2017）京0112民初38320号案件中即称案涉款项为投资收益，与本案中的意见相符，陈述较为稳定，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常淑萍所在二审中申请常某2到庭作证，基于证人常某2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常蕊妮、常淑萍均为亲姐妹，且三人在多次诉讼中均曾对簿公堂，难以认定证人和本案当事人一方存在利害关系，加之常某2的房屋折价款问题早在2010年的继承纠纷中就早已解决，证人地位相对超脱，故该书面证人证言，可在对各方陈述的认定上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三、在常淑萍、常蕊妮均未能对自己主张事实的举证和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时，而常淑萍初步证明有可能存在其他债权债务之可能性，此时各方当事人均不能进一步向法院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案件事实属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原告具有行为意义上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仍需要原告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常蕊妮未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结合其在所主张事实的具体化过程中出现的自相矛盾、缺乏“一贯性”情形，应当由常蕊妮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常淑萍、张忠明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本案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举证责任分配之变化，故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日通过）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24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常蕊妮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常蕊妮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常蕊妮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磊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