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任斌，男，1974年4月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雪，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立涛，男，197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虞荣俊，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婉，女，197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松山，男，195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逯宁，北京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北京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斌、上诉人周立涛因与被上诉人伍婉、被上诉人惠松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9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任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周立涛、伍婉、惠松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借款数额有误。一、依据一审法院的推理，周立涛在2017年2月1日之前只有11.7万元未偿还，那么周立涛签署2017年2月1日、2017年6月13日、2017年11月13日三张借条，与常理不符。周立涛能三次签署借条，2017年6月13日借条有证明人，2017年11月13日借条有担保人，足以证明借款的真实性。二、一审法院只关注银行及取现记录、转账，忽略其它证据的证明内容及关联性，这些证据均可以证明137万元债务的存在：1.无论是微信聊天记录、还是录音，任斌均主张周立涛按140万元偿还，周立涛并无异议。2.2018年3月5日30万借条与2017年11月16日的录音相对应，针对2017年11月13日借条中威海房子不能达到双方约定价格的补偿，如果137万元债务不是真实存在的，周立涛不会承诺给予补偿，也不会在录音中强调威海的房子是110万元购买的。3.通过任斌提交的任斌、周立涛、案外人的转账明细及400万元、124万元、24万元、20万元借条之间的关系，可以计算出2017年三张借条的数额，这也说明137万借款的真实性。4.周立涛没有证据证明2017年三张借条中记载的借款数额有误，反而通过任斌提交的其它证据可以证明借款数额的真实性。5.周立涛否认双方有现金给付，却无法解释不合理的转账为高利，也就证明周立涛与任斌之间有大量现金往来，现金往来贯穿整个借贷过程中。综上所述，依据周立涛在庭上不符合常理的陈述及转账方式，及综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2017年11月13日借条、周立涛的视频等证据，都可以证明周立涛与任斌之间借贷的真实及数额的真实。三、一审法院在周立涛没有抗辩的情况下，对借条随意组合缺乏客观认定。一审法院认定24万元借条包含在400万元借条之内，124万元借条系400万元之后对账，20万元借条与转账为同一笔债务，124万元还款期为2016年12月20日因与2017年2月份借条签订时间间隔一个月，而认定2017年借条是对124万元借条的延续。这些内容周立涛并没有主张也未提出过抗辩。四、一审法院认定的83.9万元与2017年2月1日借条差距56.1万元，与2017年6月13日借条数额不相对应，最终认定的11.7万元与2017年11月13日借条数额差距125.3万元，在这样的巨大差距下，对任斌提供仅相差千元的对账不予认可，也说明一审法院的认定缺乏合理性。任斌提交24万元、400万元、124万元、20万元借条和银行转账明细，是为证明三张借条的形成经过，且在周立涛分别签署三张借条之时，所对账的借条、转账明细、还款与三张借条约定的数额几乎一致。2017年2月1日借条数额为140万元，对账后为139.3万元。2017年6月13日借条数额为140万元，对帐后为149.2万元。2017年11月13日借条数额为137万元，对账后136.2万元。针对任斌的上诉请求，周立涛辩称，周立涛和任斌之间的借条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并没有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没有现金交付的事实。针对任斌的上诉请求，惠松山辩称，任斌没有借给周立涛2017年2月1日借条中的140万元，之后针对140万元的借条也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是双方对之前借款本金利息对账后形成的借条。周立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周立涛一审反诉请求；2.诉讼费由任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周立涛向任斌存在以大额现金方式给付借款的情况错误，没有事实依据。2012年，任斌及其妻子陈君向周立涛转账金额为100万元，该100万元分3笔支付给周立涛，分别是：第1笔2012年1月12日由陈君转账给周立涛50万元、第2笔2012年2月27日由陈君转账给周立涛20万元、第3笔2012年8月27日由任斌转账给周立涛30万元（上述转账经过庭审过程双方多次对账进行了确认，包括双方提交的要素表等都对上述转账金额没有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任斌仅向周立涛转账20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周立涛向任斌转账还款4笔共114万元，其中2012年1月2日周立涛转账给任斌的39万元，双方均认可是偿还2011年30万元的借款本息，与2012年的借款无关。2012年1月20日周立涛转账给任斌53万元是偿还上述第1笔2012年1月12日由陈君转账给周立涛50万元借款的本金50万元及利息3万元。2012年周立涛转账给任斌的22万元，是偿还上述第2笔2012年2月27日由陈君转账给周立涛20万元借款的本金20万元及2万元利息。而上述第3笔借款即2012年8月27日由任斌转账给周立涛30万元，借款周期为2012年8月27日至2013年11月27日，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15％，共15个月，本金为30万元，利息为67.5万元，共计97.5万元。而周立涛在2013年向任斌转账97万元，正好与该本息金额基本一致。因此，根据上述2012年及2013年双方的转账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任斌的取现行为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证实周立涛所主张的不存在现金交易及双方之间约定了高额利息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大额现金给付借款的事实为基础，在此错误基础上判断双方之间的借款不存在利息，也显然是错误的。周立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双方之间全部的转账记录，并提交了相关的还款及利息计算方法，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高额利息的事实。而任斌自2011年起至2017年期间长达7年时间内将300余万元（任斌甚至认为出借的金额高达900多万元）出借周立涛用于生意而不收取利息，严重有悖于常理，而且任斌也向法庭陈述出借资金并不全部是其自有资金，那双方之间的借款不存在利息更加没有合理性了。三、周立涛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任斌向周立涛存在768.4万的巨额现金给付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依据的贸然作出双方之间存在现金方式给付借款及双方之间不存在利息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严重损害了周立涛的权益。通过双方的对账，可以证实周立涛向任斌的转账金额多于任斌向周立涛转账的金额部分属于借款利息，该部分利息中对于超出国家法律规定的利息部分，任斌应该返还给周立涛。针对周立涛的上诉请求，任斌辩称，一、不认可周立涛主张的不存在现金交易的意见，实际履行过程中，存在利息给付的情况。二、惠松山曾向法院说明其在签字前询问过任斌和周立涛，二人均认可有借款，惠松山作为证明人在2017年6月13日借条上签字，能够证明借条真实性。三、周立涛在与任斌聊天记录中没有否认欠款数额。惠松山辩称，其不清楚任斌与周立涛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140万元的借条任斌和周立涛均没有说清具体的数额。伍婉未参加本院庭审，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任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立涛、伍婉、惠松山连带偿还任斌137万元，以11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1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起按年6％支付利息，以27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起按年6％支付利息；2.诉讼费由周立涛、伍婉、惠松山承担。周立涛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周立涛已还清与任斌的借款；2.请求判令任斌返还不当得利500万元；3.请求判令任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斌与周立涛原系朋友，双方自2011年起存在经济往来。周立涛与伍婉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8年10月30日登记结婚。2011年9月底10月初，周立涛向任斌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有周立涛向任斌借款39万元，2011年12月31日前归还。双方确认此款项已还清。此后，周立涛又向任斌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从任斌处借款24万元，借期2015年6月19日至2015年8月18日。对此借条，周立涛陈述：此借条出具时间已无法确定，2015年5月29日、6月23日、6月26日周立涛从任斌处分三笔共计借款45万元；此前，周立涛欠付任斌2015年之前本金与利息共计102.6万元；因此，共欠付任斌147.6万元；以上147.6万元本金，自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共13个月，按月息15％计算，应给付任斌利息287.82万元；所以本息合计435.42万元；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6月23日，周立涛分33笔共计给付任斌366万元，此款偿还任斌以上本息后，尚欠本息69.42万元，因除45万元外无欠条，所以又出具了24万元欠条。任斌不认可周立涛所述。2015年8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借款协议》，载明：因资金周转，今有周立涛从任斌处借到现金400万元，借期自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自愿将远洋沁山水***室房屋抵押。任斌陈述，此协议系双方对此前债务对账后出具的欠款凭证。周立涛表示：此借款协议是对借款本金、利息的归纳，并非真正借款400万元。根据转账记录，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9月24日期间，周立涛向任斌转账374.1万元，抵扣任斌向周立涛转账5万元，双方确认此款项为还款，数额为369.1万元。2016年9月25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周立涛因为工程资金周转需要，特从任斌处借款20万元，借期2个月，2016年9月25日至2016年11月24日。根据转账记录，2016年9月27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8万元。任斌陈述此借条系给付现金，与2015年8月1日《借款协议》400万元无关，与18万元转账是否存在关系不确定。周立涛表示：2016年9月25日《借条》之20万元与2016年9月27日转账18万元为一笔款项，差额2万元为任斌预先扣除的利息。2016年9月30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借条，载明：因工程资金周转需要，特从任斌处借款人民币124万元，借期三个月，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6年12月30日。任斌陈述：此借条系多次给付现金与转账后总体出具。周立涛不予认可。2017年2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借条，载明：今因工程需要，特从任斌处借款人民币140万元，借期自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任斌一方陈述：此借条系对此前400万元、42万元转账、24万元借条、124万元及现金等多笔剩余欠款进行结算后，周立涛所出具。周立涛不予认可。2017年6月13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借条，载明：本人周立涛因工程资金周转需要，今从任斌处借到现金140万元，借期自2017年6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证明人惠松山。任斌一方陈述：此借条又对之前欠款汇总并出具。周立涛认可此后已转账给付任斌3万元，但主张系被迫所给。2017年11月13日，甲方任斌、乙方周立涛签订补充协议，载明：截止2017年11月13号乙方欠甲方人民币共计137万元，经双方协商，采取如下方式还款：1.乙方自愿将威海乳山房产证号2XXXX号项目银滩福海苑**栋2-***号房（以下简称：威海房屋）以双方约定价格110万元直接偿还137万元的部分欠款，剩余27万元于2018年2月28日之前一次性全款支付。2.房屋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承诺全力配合与甲方关于过户的工作。3.如乙方不能配合甲方在30天内完成过户，则依据本协议，该房将自动转成为期50年的租赁合同，由乙方无偿租借给甲方，以作为偿还甲方人民币137万元欠款。4.自房屋成功过户之日起，除本协议约定的偿还金额以外的欠款均视为无效。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担保人惠松山执一份。如有本协议未约定之事项，三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担保人承担。落款处，惠松山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对此，惠松山陈述：认可签名与按捺手印，但我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只作为证明人，而非担保人。2018年3月5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借条》，载明：因资金周转，特从任斌处借款现金30万元，定于2018年5月1日全部归还。任斌陈述：因威海房屋价值不足110万元，故出具补充欠条。关于借款事实，任斌一方陈述：2012年5、6月，五捆共50万，学而思口袋装，周立涛家附近加油站；2013年6、7月，石槽中路加油站，50万；玉泉路呷哺呷哺，40万；莲石路七一小学门口，20万；其余多笔现金给付目前无法记清；相关借条并非一次性给付，而是双方多年经济往来对账后得出的结果。周立涛、伍婉一方对任斌给付现金与对账形成借条的陈述不予认可，并陈述：我方还清借款时，向任斌索要借条，任斌表示借条已撕，故借条未收回；另，有时因周立涛着急用钱只要任斌要求就按其要求出具借条，出具借条时还受到胁迫等情况，任斌之前表示月息3％，但此后称变为月息10％，则我方无法接受，伍婉对任斌与周立涛借款均不知情。惠松山一方表示：对现金给付并不知情，对2017年6月13日前双方经济往来亦均不知情。另，任斌提供录音与视频光盘，录音中周立涛表示意思为：威海房屋价值110万余元，愿意用威海房屋过户抵债，另于春节前再给付20余万元，于五一前再给付30万元。视频中周立涛手持2017年11月13日补充协议，自述：本人同意、配偶伍婉同意，把威海房屋过户给任斌。周立涛陈述：录音系被迫，当时不清楚高息不合法。审理中，双方确认：任斌方向周立涛方转账金额共313万元，周立涛方向任斌方转账及他人代付金额共944.4万元，双方除借款还款外，无其他生意等经济往来。其中，双方转账、银行取现等情况如下：根据现有银行记录，2011年任斌一方共取现约80万元左右。2012年，周立涛于1月2日、1月20日、4月1日分别向任斌转账39万元、53万元、22万元，任斌于2月27日向周立涛转账20万元。根据现有银行记录，2012年任斌一方共取现约134万元左右。2013年，周立涛于1月24日、6月18日、6月20日、10月17日分4次共向任斌转账97万元，当年任斌无向周立涛转账情况。根据现有银行记录，2013年任斌一方共取现约210万元左右。2014年，任斌于1月22日向周立涛转账50万元，周立涛于3月6日至7月22日分7次共向任斌转账48万元，9月29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8万元，11月6日周立涛向任斌转账19万元，11月7日周立涛向任斌转账1万元。根据以上双方转账，此期间任斌转账出借周立涛共计68万元，周立涛亦向任斌偿还68万元。2014年11月16日、11月20日周立涛分2次共向任斌转账10万元。根据现有银行记录，2014年任斌一方共取现约85万元左右。2015年，1月9日、2月5日周立涛分别向任斌转账5万元、42万元；2月11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0万元，2月15日周立涛向任斌转账10万元；2月28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5万元，周立涛于3月20日、5月8日、5月9日向任斌转账共计15万元；5月29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25万元，6月9日周立涛向任斌转账25万元；6月10日，周立涛向任斌转账1.5万元；6月23日、6月26日，任斌向周立涛分2次共转账20万元；7月21日周立涛向任斌转账1万元。根据现有银行记录，2015年1月至7月，任斌一方共取现约120万元左右。2015年8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400万元《借款协议》后至2016年9月30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24万元借条之前，周立涛向任斌转账共计374.1万元，抵扣期间6月23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5万元，周立涛还款转账369.1万元。另，2016年9月27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8万元。根据现有银行记录，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任斌一方共取现约56万元左右。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2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40万元借条之前，周立涛向任斌转账共计77.1万元，抵扣2016年11月28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9万元，周立涛向任斌转账共计58.1万元。自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7月28日，周立涛向任斌转账共计78.3万元，任斌于2017年2月13日、6月15日向周立涛分别转账31.5万元、1万元，另2017年1月28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5000元，抵扣此三笔款项，周立涛向任斌转账共计45.8万元。另外，2017年8月15日、9月30日、10月10日，惠松山分3笔替周立涛向任斌分别还款2.4万元、15万元、9万元，共计26.4万元。诉讼中，一审法院依任斌申请，对周立涛名下位于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银滩之心**苑**幢2-***号房屋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本诉反诉及庭审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现金给付情况、借条形成是否真实、借款还款数额确定、是否欠款或存在超额还款等。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大额现金给付问题。2012年周立涛在任斌仅向其转账20万元、2013年任斌未向周立涛转账的情况下，周立涛2012年向任斌转账114万元、2013年向任斌转账97万元，差额达191万元。而任斌2011年取现约80万元、2012年取现约134万元、2013年取现约210万元。虽然无证据证明任斌取现全部给付周立涛，但取现情况能够证明任斌存在大量银行取现后的使用现金情况。如任斌不存在现金给付，而周立涛超额大量转账，则与常理不符。周立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行为后果予以明知。现结合双方转账差额较大、任斌取现情况及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认定任斌与周立涛之间存在以大额现金方式给付借款的情况。第二，2015年8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400万元《借款协议》，任斌陈述系双方对此前债务对账后出具的欠款凭证。一审法院对此从以下三方面情况予以认定。首先，双方存在2011年至2013年存在以现金方式给付借款的交易情况；其次，任斌一方2014年取现约85万元左右、2015年1月至7月任斌一方取现约120万元左右；再次，自2015年8月1日周立涛出具400万元《借款协议》至2016年9月30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24万元借条之前，抵扣6月23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5万元，此期间周立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实际还款转账369.1万元，属于通过履行还款义务认可双方存在400万元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400万元借款，此借款应系对包括24万元借条在内的，此前全部债务汇总之欠款凭证。第三，2016年9月30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24万元借条，任斌陈述系多次给付现金与转账后总体出具。对此，首先，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任斌一方共取现约40万元左右，且任斌此前存在取现后现金给付的借款情况。其次，针对2015年8月1日400万元借款，扣除已还款部分，剩余约30.9万元未还；再次，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2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40万元借条之前，抵扣2016年11月28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9万元，此期间周立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实际还款转账约58.1万元，属于通过履行还款义务认可双方存在124万元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124万元借款。第四，2016年9月25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20万元《借条》一张，借期至2016年11月24日。根据转账记录，2016年9月27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8万元。任斌陈述此20万元借条系给付现金，与2015年8月1日《借款协议》400万元无关，与18万元转款是否存在关系不确定。周立涛表示：2016年9月25日《借条》之20万元与2016年9月27日转账18万元为一笔款项，差额2万元为任斌预先扣除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在借条形成时间与款项给付时间相近的情况下，且存在数额接近之转账记录，而任斌未提供证据证明20万元系现金给付，故一审法院对周立涛陈述予以认定，此笔借款实际应为18万元，2万元为预先收取的利息，同时认定此18万元与124万元系两笔借款。第五，2017年2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40万元借条，任斌陈述系对此前400万元、42万元转账、24万元借条、124万元及现金等多笔剩余欠款进行结算后，由周立涛所出具。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一审法院认定借款过程与往来金额，至2017年2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40万元借条时止，周立涛尚欠任斌数额包括：124万元借条出具后至2017年2月1日周立涛向任斌出具140万元借条之前，抵扣2016年11月28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9万元，周立涛已实际还款转账约58.1万元，未还款65.9万元；2016年9月27日，任斌向周立涛转账18万元；以上共计83.9万元。周立涛出具124万元借条为对此前现金与转账之借款的汇总凭证，2016年9月30日124万元借条还款期限截止日为2016年12月30日，而时隔一个月，即2017年2月1日周立涛又向任斌出具140万元借条。两张借条时间首尾相连，且与83.9万元欠款金额相差较大，且自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2月1日前任斌并无大额取款记录，亦无其他欠款凭证佐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2017年2月1日借条的140万元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一审法院对此借条不予采信，认定实际欠款金额为83.9万元。而2017年6月13日140万元借条与2017年11月13日137万元补充协议系同一借款事实而形成，故对此两张借条借款金额亦均不予采信。自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7月28日，抵扣任斌于2017年2月13日、6月15日向周立涛分别转账31.5万元、1万元和2017年1月28日向周立涛转账5000元，周立涛向任斌转账还款共计45.8万元。另，2017年8月15日、9月30日、10月10日，惠松山替周立涛向任斌还款共计26.4万元。因此，周立涛实际欠款金额应为83.9万元扣减已还款45.8万元与26.4万元，据此周立涛尚欠11.7万元。庭审中，任斌主张的款项往来、借条形成过程，与借条、转账等款项往来时间、金额并不相符，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各款项之间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任斌所主张的借款形成过程不予采信。虽然任斌一方提供录音、视频等证据材料，但内容仅能够证明周立涛存在欠款事实，但欠款金额并无交易记录佐证，且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款项往来核算之数额，与借条形成之数额差距较大，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对周立涛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周立涛、伍婉一方陈述受到胁迫，但无证据证明，亦未法定期间申请撤销，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审理中，周立涛针对借期为2015年6月19日至2015年8月18日24万元《借条》来源的陈述，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为后补，亦未针对其陈述提供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无法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予以综合判断，认定本案上述借贷事实。第六，周立涛、伍婉一方虽陈述借款过程中与任斌对于利息存在沟通，但其表示利息过高无法接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此沟通系双方因借款发生争议而进行的协商，并非对借款存在利息或对利息标准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双方借款期间是否存在利息应以借款凭证为准。现双方相关借款凭证均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无借款期间的利息约定，并依法确定逾期利息按年息6％计算。2017年11月13日补充协议约定剩余欠款于2018年2月28日前一次性全款支付，故本案逾期利息从2018年3月1日起算。伍婉系任斌之配偶，周立涛从事工程等事项的收入应属夫妻共同财产，现其因工程需要而借款，亦应系周立涛、伍婉共同生产经营活动行为，且伍婉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故伍婉应当承担连带偿还义务。2017年11月13日补充协议落款处，惠松山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惠松山主张真实意思表示为仅作为证明人并非担保人。虽然补充协议所附身份证复印件标明“仅作为任斌与周立涛过户协调所用”，但补充协议落款处明确写明“担保人”字样，并由惠松山签名按捺手印，故应以补充协议签字确认的身份为准，一审法院对惠松山意见不予采纳。惠松山作为担保人应当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周立涛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偿还任斌借款11.7万元；2.周立涛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任斌自2018年3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11.7万元为基数，按年6％标准计算；3.伍婉、惠松山对判决书主文第1项、第2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回任斌的其他诉讼请求；5.驳回周立涛的全部反诉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任斌与周立涛之间存在多年款项往来，任斌提供了多份周立涛签署的《借条》《借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等债权凭证，主张周立涛尚欠借款本金137万元未予偿还，周立涛对与任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持异议，但主张任斌存在收取高息的情况，上述债权凭证不能真实反应双方借贷金额，其偿还的金额远远大于任斌出借的款项，故主张任斌返还其超过法定利息部分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鉴于任斌与周立涛之间借贷关系始于2011年且持续时间较长，款项往来金额大且笔数多，借款还款穿插进行，周立涛亦出具多张《借条》等债权凭证，款项往来与债权凭证尚不能完全认定一一对应关系，故本院将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以及金额，因此虽然周立涛于2017年2月1日、6月13日均出具《借条》确认欠款本金140万元，双方又于2017年11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再次确认欠款本金137万元，但鉴于本院上述论述，均不能作为认定欠款本金的直接依据。第一，关于任斌向周立涛交付借款的方式。诉讼中，双方对转账交付借款不持异议，任斌主张除此之外还存在现金交付，并提交了大量取款凭证，周立涛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1年9月底10月初，周立涛向任斌出具过一张金额39万元的《借条》，该借款系现金交付，周立涛对此并无异议，故应认定双方多年借款关系中，转账交付并非借款交付的唯一方式。其次，通过2012年和2013年双方转账金额来看，周立涛向任斌转账的金额远远大于任斌向其转账金额，如不存在任斌给付现金的情况，则周立涛上述转账明显与常理不符。再次，任斌提交了大量大额取现记录，能够说明其具有现金交付的经济能力及可能性。综合上述，本院认为任斌与周立涛之间存在以大额现金交付借款的情况。第二，关于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约定。任斌主张借款均为无息，周立涛不予认可，主张双方约定了高额利息，利率在月息10％至25％之间，据此主张任斌返还其超出法定利息部分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借条》《借款协议》等债权凭证上并未有利息的约定，与任斌主张相符。其次，周立涛虽主张存在高息，但未能针对多笔借款一一举证证明借款本金、利率标准以及其实际偿还的利息数额。再次，周立涛关于任斌返还超出法定利息部分款项的主张系建立在双方之间不存在现金交付借款的基础上，在双方之间存在现金交付借款的情况下，周立涛主张任斌返还款项不具有事实基础，本院无法支持。综合上述，本院认为在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现金交付借款的情况下，任斌主张借款均为无息，一审法院根据《借条》《借款协议》等债权凭证以及转账金额、取现记录等认定周立涛尚欠本金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任斌、周立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893元，由任斌负担14093元，由周立涛负担46800元（周立涛已预交3037元，剩余43763元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