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42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其勇，男，198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志金，四川普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嘉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555号万贯五金机电市场17号大厅C11/C12号。法定代表人：顿国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瑞，四川督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胡新杰，男，195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上诉人聂其勇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嘉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晟公司）、原审被告胡新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1）川0106民初4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院提起上诉。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本院依法适用独任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其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嘉晟公司的起诉。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聂其勇与嘉晟公司具体联系购买轴承及配件等物资事宜，但该行为并非聂其勇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四川筑瑞邦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筑瑞邦公司）或四川白塔新联兴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兴公司）采购生产经营所需物资的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定聂其勇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并判决其承担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既是关键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也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2.嘉晟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的买方是筑瑞邦公司和新联兴公司，筑瑞邦公司和新联兴公司也直接向嘉晟公司付款，故筑瑞邦公司、新联兴公司具有买卖关系的合意和实际履行行为。3.一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筑瑞邦公司和新联兴公司，程序违法。嘉晟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嘉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聂其勇、胡新杰向嘉晟公司连带支付货款279,815.5元及利息26,932.24元，共计306,747.74元(利息以279,815.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8年7月26日起计算至2021年1月25日止,以后利息计算至二聂其勇、胡新杰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买卖交易双方未签订买卖合同。2018年5月8日，胡新杰作为经办人与嘉晟公司进行对账，确认截止2018年5月8日欠款42.1万元，在对账单上载明采购单位（人）为聂其勇。后，胡新杰手书“2013年-2018年7月26日”清单一份，清单详细记载了总发货、退货、销货、增票、设开票、付款及欠款的数额，在清单上载明实欠货款279.815.5元。聂其勇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与新联兴公司、筑瑞邦公司及四川鑫德建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德公司）的对账函三份，拟证明在本案中所实施的行为系履行的筑瑞邦公司的职务行为。嘉晟公司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庭审中，嘉晟公司主张本案的合同相对方为嘉晟公司与聂其勇。对于资金利息，嘉晟公司主张“2013年-2018年7月26日”清单证明上显示截止2018年7月26日欠付货款279,815.5元，故主张从2018年7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支付责任的主体应当如何认定。首先，对于胡新杰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结合庭审所查明的事实，聂其勇雇佣胡新杰，由胡新杰代聂其勇收货并与嘉晟公司进行对账，胡新杰所实施的该行为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其行为后果应当由雇主聂其勇承担。其次，对于聂其勇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本案中，虽然聂其勇抗辩其采购货品的行为系履行筑瑞邦公司的职务行为，并提交与筑瑞邦公司、新联兴公司、鑫德公司的对账函三份，但纵观该三份函件的具体内容，并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且嘉晟公司对于聂其勇拟证明的事实并不认可，故，对于聂其勇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嘉晟公司明确本案的合同相对方为嘉晟公司与聂其勇，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原则上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而对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无约束力，因本案的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嘉晟公司与聂其勇，嘉晟公司要求胡新杰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嘉晟公司与聂其勇之间形成的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履行各自义务。2018年5月8日，胡新杰代聂其勇确认欠嘉晟公司货款421,000元，聂其勇即应及时付清所欠货款。由于聂其勇未按约支付货款，现尚欠货款279,815.5元未支付，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对于嘉晟公司请求聂其勇支付货款279,815.5元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资金利息，嘉晟公司主张从2018年7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在买卖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及利息的前提下，出卖人交付货物时，买受人已经负有付款义务。本案中，在胡新杰代聂其勇向嘉晟公司出具的“2013年-2018年7月26日”清单中，已明确确认截止2018年7月26日欠付嘉晟公司货款279,815.5元，对于欠付货款聂其勇并没有主张宽限期，聂其勇逾期支付货款就应当承担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16日就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发布公告，根据公告要求，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前述规定中所涉利率的参照标准即“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应当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嘉晟公司的就利息部分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聂其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成都嘉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279,815.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实际未支付货款本金为基数，从2018年7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成都嘉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960元，由聂其勇负担（此款已由成都嘉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垫付，聂其勇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成都嘉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二审中，聂其勇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拟证明聂其勇自2009年至2020年期间，养老保险缴费单位先后是鑫源、白塔工业园区、四川鑫源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筑瑞邦公司，这些缴费单位均是关联公司，聂其勇与上述单位存在劳动关系。2.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八张，拟证明嘉晟公司向筑瑞邦公司、新联兴公司销售案涉货物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为筑瑞邦公司、新联兴公司，聂其勇不是案涉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3.转账凭证两张，拟证明筑瑞邦公司作为案涉货物的购买方，直接向嘉晟公司转账支付部分案涉货款。4.嘉晟公司发送给鑫德公司的对账函照片一份，拟证明聂启勇是受鑫德公司委托实施的代理行为。嘉晟公司质证称，聂其勇所提交的证据1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由于2018年聂其勇在筑瑞邦公司，其手上不可能有2018年5月6日开具的新联兴公司的发票，筑瑞邦公司、新联兴公司的开票信息均系聂其勇委托胡新杰向嘉晟公司提供，是聂其勇要求开这样的发票，嘉晟公司与新联兴公司、筑瑞邦公司没有任何的买卖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聂其勇向嘉晟公司购买货物是持续的状态，筑瑞邦公司系聂其勇委托打款的公司，只有款项打过来后，嘉晟公司才向聂其勇发货，货物的签收人也是聂其勇委托的胡新杰，嘉晟公司与嘉晟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存在该对账函。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聂其勇提交的证据1-3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纳，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评述；聂其勇提交的证据4为照片打印件，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审中，嘉晟公司举证105张送货单及退货单，收货人分别为“聂勇”、胡新杰，聂其勇本人质证称，对送货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胡新杰质证称，对送货单无异议；嘉晟公司举证“2013年-2018年7月26日”清单一份，聂其勇本人质证称，对清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胡新杰质证称，清单是胡新杰本人书写，欠款金额也经过了确认，但是达不到嘉晟公司要胡新杰承担支付责任的证明目的。嘉晟公司举证胡新杰2018年5月8日签字确认的额对账单一份，聂其勇本人质证称，对清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胡新杰质证称，对账单上载明的需要货物的人是聂其勇，胡新杰只是经办人，这是雇佣行为，是胡新杰代聂其勇签字，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再查明，聂其勇自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四川鑫源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社保；2016年期间在筑瑞邦公司缴纳了10个月的社保；2017年-2019年未有在任何单位缴纳社保的记录；2020年期间在筑瑞邦公司缴纳了6个月的社保，其中筑瑞邦公司的缴费金额为0。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于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根据聂其勇的上诉意见和嘉晟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聂其勇是否是与嘉晟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之规定，本案中，嘉晟公司举证了其向聂其勇及其雇佣人员胡新杰发货的送货单及退货单，聂其勇对上述发货单、退货单均无异议；嘉晟公司举证了聂其勇雇佣人员胡新杰手书的结算清单、对账单，聂其勇对该结算清单也无异议，嘉晟公司的举证已经能够证明其与聂其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聂其勇主张其是履行筑瑞邦公司的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虽然聂其勇举证了其在2016年、2020年在筑瑞邦公司缴纳了社保，能够初步证明其在2016年、2020年与筑瑞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根据胡新杰书写的结算清单，嘉晟公司与聂其勇的交易关系自2013年持续到2018年7月26日，故即使聂其勇在2016年与筑瑞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聂其勇在任何时间均是在履行筑瑞邦公司的职务行为，且聂其勇也未举证其2016年在筑瑞邦公司的职务、职权范围和执行筑瑞邦公司的何种工作任务，故其主张其是履行筑瑞邦公司职务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再次，聂其勇主张其是履行新联兴公司、鑫德公司委托的代理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聂其勇也未举证其新联兴公司、鑫德公司给其的委托授权，未举证其系以鑫德公司、新联兴公司的名义与嘉晟公司发生买卖关系，未举证鑫德公司、新联兴公司对其代理行为的追认，故聂其勇主张其是履行鑫德公司、新联兴公司委托的代理行为不能成立。最后，退一步讲，即使聂其勇的主张属实，也并不必然能得出聂其勇不可能以个人名义与嘉晟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结论，聂其勇存在长期雇佣胡新杰收货的事实，这也与日常中公司工作人员履行本公司职务行为的常理不符。此外，筑瑞邦公司、新联兴公司与本案诉争标的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其未本案当事人并不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聂其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0元，由上诉人聂其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员 董荣昌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曾 欢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