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3民终26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学艳，女，195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翔，山东翼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康（系上诉人杜学艳之子），男，198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燕玲，女，197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原审被告：张延龙，男，197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上诉人杜学艳因与被上诉人于燕玲、原审被告张延龙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1)鲁0305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学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飞翔、杜康，被上诉人于燕玲、原审被告张延龙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学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张延龙签订的《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有效，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张延龙达成的《和解协议》部分有效是错误的。1、该执行和解协议中涉及的被告人张延龙给予被答辩人于燕玲抵债的财产即位于稷下街道办王庄工业园2号院内地上附着物、两排办公室及厂房三间并非张延龙的合法财产，张延龙不具有所有权，该部分财产系案外人王爱军所有。另外，张延龙非院落所在地村居的村民，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上附属的不动产，其没有任何的所有权及处分权。所以，张延龙和于燕玲达成的执行协议根本就是虚假无效的。2、该执行和解协议未经法院确认，应视为无效。于燕玲提供的执行协议，只有张延龙与其双方的签字，并没有法院公章或者其他任何部门的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如果要认定有效，前提是应该通知法院执行员并记入笔录。如果不记入笔录，一方不履行等于无效，还是要执行原来的法律文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并未提供法院执行员的笔录，但是一审法院却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在执行卷宗中备案与事实不符。即使在执行卷宗备案，原执行法官明知双方的执行和解协议存在违法问题仍予以确认，原执行法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该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可能性。张延龙所有的只有三间厂房，除此之外无其他。并且该厂房坐落于案外人王爱军的院落内。张延龙从2016年开始未向王爱军缴纳过一分钱承包费，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合同早就自然解除，因厂房对土地的依附性，未经王爱军同意，张延龙只有权利将厂房当废品拆走，无继续留用的权利，更别提给予被答辩人于燕玲。并且，在张延龙将厂房转让给答辩人之前，2016年，其中一间厂房因为环保原因，已经被拆除，张延龙也领取了相应的补偿，后两间厂房也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被政府责令进行了拆除。所以，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张延龙达成的《和解协议》自始至终就是无效的，不具有执行期待性的。二、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不是善意取得的认定是错误的。1、上诉人对一审被告张延龙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知晓，并且取得涉案资产时支付了相应对价，而且双方实际交付。2016年7月16日，因被告张延龙欠答辩人556960元钱未能偿还，遂与答辩人达成协议，以556960元的价格将涉案院落中的剩余厂房转让给了答辩人。张延龙欠款556960元系张延龙多次向上诉人借款，最终双方合算的最终借款金额，双方借贷关系属实，并且张延龙将其所有的东西带走后交付给答辩人，一直由答辩人交付地租，并使用。土地出租方案外人王爱军与被上诉人并不认识，被上诉人以及一审被告自2016年来也未支付过王爱军任何的租金，甚至于被上诉人都不知道涉案厂房所在具体地址，根本就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交付问题。2、上诉人以债券折抵的是张延龙建设的三间厂房。上诉人对于一审被告张延龙与案外人出租方王爱军之间的协议约定并不知晓，上诉人承接的也是张延龙的三间厂房地段及地上附属物，且一直支付租金给王爱军，所以，上诉人对于张延龙对其他地上附属物无处分权并不明知。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被上诉人对于张延龙无处分权也是明智的，故其和解协议也应认定为无效，而不能单纯的以此认定上诉人的无效，而被上诉人的部分有效。3、上诉人为此三间厂房一并购买了案外人刘玉生同院落的资产，组足见上诉人是善意取得。上诉人承接涉案房屋后，为了使用，在承接的同时上诉人还购买了同院落中案外人刘玉胜的相关建筑物品，该行为得到了土地使用权人王爱军的同意，足见答辩人是善意取得。2019年初，王爱军与答辩人签订了新的租赁协议，该院落由上诉人一直租赁并使用。而张延龙以前所建设的三间厂房因查环保，其中一间早已经相关部门拆除并给予了张延龙补偿，剩余两间也因不符合环保要求无法使用，由上诉人与案外人王爱军协商后进行了翻新。综上，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张延龙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有效性，是无效协议，并且答辩人是善意取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贵院能够依法审判，改变一审的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补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了原审被告对厂房三座具有处分权。对上诉人明知原审被告无处分权而取得善意财产，是非善意取得的认定，就是自相矛盾的。于燕玲辩称，通过对一审判决，无效判决把前面的都推翻，我也没有上诉的必要。就是不通过法庭，也有先来后到，既然法院已经判决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转给别人，我认为就是无效。张延龙述称，我与上诉人是纯粹的债务关系，也有口头协议，厂房由上诉人出租收取租金，租金用来顶替我与上诉人之间的债务，等债务还清之后，厂房是要归还我的。于燕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签订的《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无效，并立即将位于临淄区间及厂房3座返还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3月28日，被告张延龙与案外人王爱军、王立军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张延龙租赁案外人王爱军、王立军坐落于临淄王家庄以南309国道以北的土地，租赁期限为2008年3月24日至2019年3月28日，租金为每年43000元，前两年不支付租金，以承租方在所租场地内建设的管线、路面、平房作为折合代替租金。并约定租赁合同期满后，双方可协商继续租用，如不再租用，承租方所建设的平房、管线、路面归出租方所有，厂房由承租方自行处理。合同签订后，被告张延龙在租赁土地上建设道路、管线及两排办公室10间及厂房3座。后，原告于燕玲因与被告张延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于2013年5月23日达成调解，形成（2013）临民初字第1243号民事调解书，因被告张延龙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于2015年7月14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被告张延龙用其位于临淄区院内的地上附属物（两排办公室10间及厂房3座）折价41万元抵偿给原告于燕玲所有”。2015年8月30日，原告于燕玲又与被告张延龙达成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涉案租赁物反租给被告张延龙使用，租金为每年10万元”。2016年7月13日，两被告签订了《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张延龙）将王家庄工业园2号院内乙方所属的厂房、房屋及资产以556960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杜学艳）所有”。原告认为该转让协议是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诉至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于燕玲与被告张延龙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达成了和解协议中约定：“被告张延龙用其位于临淄区院内的地上附属物（两排办公室10间及厂房3座）折价41万元抵偿给原告于燕玲所有”。但根据本院依法确认的被告张延龙与案外人王爱军、王立军签订的《租赁合同》可以认定，被告张延龙仅对厂房3座有处分权，对办公室10间并无处分权，事后也未得到有处分权人的追认，故上述和解协议中仅对厂房3座的转让具有法律效力。另，从被告杜学艳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对被告张延龙对涉案资产没有处分权是明知的，并非善意取得，因此，两被告之间签订的《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因原告于燕玲与被告张延龙已经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原告将包括厂房3座在内的涉案资产反租给被告张延龙，应视为被告张延龙对有处分权的厂房3座已经交付原告，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涉案资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依法确认被告张延龙、杜学艳于2016年7月13日签订的《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于燕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6900元，由被告张延龙、杜学艳负担100元，原告张燕玲负担6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调查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均称，案涉厂房中有两间已经进行了改装，现承租方案外人系与上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诉求确认原审被告与上诉人签订的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无效并诉求返还涉案的财产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律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返还原物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对无权占有或侵夺其所有物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原物的权利，属于物权请求权之一，本质是物权追及效力的具体体现，表现了物权的对世权、绝对权的特征。权利人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时，须证明其权利的存在，即物权人须履行举证义务，对于其系案涉标的物所有权人或他物权人承担证明责任，以作为请求返还原物的依据。依据法律规定的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以房抵债协议后，是否发生物权变动，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实际履行该协议，即是否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此时创设物权仍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规则进行，即办理过户登记方可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根据本案查证事实，被上诉人主张其系案涉办公室、厂房的所有权人，并主张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其返还，其依据的是与原审被告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并无法院出具的以物抵债裁定文书。该执行和解协议是关于以案涉财产抵顶债务的约定，被上诉人基于以物抵债合意订立的协议，实质内容是债务人用以物抵债方式来履行债务，并非对物权权属的变动，不宜认定以物抵债协议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不能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以物抵债协议的本质属于债的范畴，只能表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达成以房抵偿债务的利益安排，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被上诉人取得要求原审被告转移案涉房产的请求权，并不能产生设立、变更物权的法律效力，其以返还原物为由主张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缺乏理据。关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订立的《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财产即便存在原审被告转让被上诉人之后又再行转让上诉人的无权处分情形，参照上述规定，亦不能径行认定合同无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应予以纠正。上诉人基于上述协议占有案涉财产，不构成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前提即无权占有，被上诉人以此为据主张返还，不能成立。对被上诉人的诉请确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订立的案涉《厂房及资产转让协议》无效，并返还其案涉财产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1)鲁0305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于燕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于燕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熙审判员  李灵福审判员  王 娜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