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鲁刑终179号原公诉机关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昊，男，汉族，1980年8月11日出生于吉林省龙井市，大学文化，系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负责人，户籍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2016年3月22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青岛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刘峰，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英杰，女，汉族，1983年1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大学文化，系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经理，户籍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2016年3月22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青岛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肖义，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单位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注册号371002300002069,组织机构代码68481829-1，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海滨北路111号803室，法定代表人张丽芬。诉讼代表人张丽芬，女，1953年6月22日出生，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法定代表人。原审被告人张延红，女，汉族，1974年1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中专文化，系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会计，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2016年3月22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取保候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原审被告人吴昊、孙英杰、张延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2017）鲁02刑初1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吴昊、孙英杰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凯隆贸易中心于2009年1月20日成立，主要经营厨房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妆品的销售，及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等业务，法定代表人张丽芬，实际负责人吴昊。被告人吴昊为给被告单位凯隆贸易中心牟取非法利益，采取低报价格、少报数量的手段偷逃应缴税款，自韩国走私进口ZIPPO打火机在国内销售牟利。具体操作中，被告人吴昊经与韩国供货商商定后，供货商通过电子邮件向吴昊发送列明真实价格、数量的出口货物清单及虚假价格的报关单据，吴昊收到后在韩方低报价格的基础上，将其收到的虚假报关发票、箱单上的数量进一步改少，并将修改后的虚假报关单据转发给被告人孙英杰，把真实的韩国出口货物清单转发给被告人张延红记账使用。孙英杰负责将吴昊修改数量后的报关单据转交给威海中外运报关有限公司代理报送进口，并负责对走私的货物在国内销售。张延红根据吴昊转发的真实韩国出口货物清单核算货款总价，制作资金报表与韩国供货商对账，按照吴昊的指示支付报关部分的货款，并将部分差价货款通过地下钱庄支付给韩国供货商。2013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单位凯隆贸易中心以低报价格、少报数量的方式，先后从威海口岸走私进口ZIPPO打火机共计72票，涉案打火机共计780065个。其中，低报价格（72票）走私进口ZIPPO打火机592593个，案值1.14亿元，偷逃应缴税额29096734元；少报数量（72票中的67票）走私进口ZIPPO打火机186792个，案值3978万元，偷逃应税额12582793元。以上总案值共计1.53亿元，偷逃应缴税额41679527元。其中，吴昊、张延红偷逃应缴税额均为41679527元，孙英杰自2013年6月以来，参与少报数量部分犯罪行为,偷逃应缴税额10981565元。案发后，被告人吴昊、孙英杰、张延红均被抓获归案。青岛海关缉私局冻结涉案违法所得共计593万余元，并扣押涉案ZIPPO打火机19996个。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张延红自愿将向青岛海关缉私局缴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10万元及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的5万元转为补交税款。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立案决定书、发立案经过、到案经过证实，本案的发破案情况及被告人吴昊、孙英杰、张延红均被抓获归案的情况。（2）侦查机关根据《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与进口报关单据、凯隆贸易中心《进货单明细》一一比对、整理并提供的《2013年至2016年韩国供货商实际发货情况、凯隆贸易中心进口报关情况及实际入库情况比对表》一份证实，凯隆贸易中心走私进口ZIPPO打火机的报关单号、申报型号、申报数量和单价、总价，以及实际进口、实际入库数量、实际单价、实际总价等情况，其中从韩国进口的ZIPPO打火机单价为14.9美元至50美元不等。（3）侦查机关提取的QQ邮箱记录证实，威海中外运报关行林某与孙英杰的聊天记录情况，其中2013年6月26日10时许，林某向孙英杰发送的信息为:进口ZIPP0打火机报关7152个，而箱单上的数量是9778个。（4）侦查机关自张延红优盘、邮箱中提取的71份《韩国C&L公司出口货物清单》证实，凯隆贸易中心实际从韩国进口打火机的品名、规格、订货数量、建议零售价格、（韩国）实际出库数量、实际成交单价和实际成交总价情况（其中2013年25份，2014年26份，2015年18份，2016年2份）。（5）侦查机关自张延红优盘（2013年至2015年度）、吴昊邮箱提取的《韩国C&L贸易公司与凯隆贸易中心的货款清算对账表》一宗证实，凯隆贸易中心自韩国C&L公司走私进口ZIPPO打火机共计72票，及每票进口时间、货物真实成交总金额、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等情况。每票货物的真实成交金额与每票《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上货物价值能够一一对应。（6）侦查机关自张延红优盘提取的《韩国对账按日期调整账》一宗证实，凯隆贸易中心向韩国C&L公司付款的时间、金额及当期欠韩国货款金额等信息。系张延红根据每次向韩国C&L公司付汇和支付差价款整理制作。（7）侦查机关自张延红邮箱提取的内容截图一宗证实，2015年吴昊QQ邮箱向张延红QQ邮箱发送《韩国C&L公司与凯隆贸易中心的货款清算对账表》、箱单和提单，张延红邮箱草稿箱内存有2013年、2014年资金汇总表、《韩国C&L公司与凯隆贸易中心的货款清算对账表》等文件，涉及凯隆贸易中心向韩国支付货款（包括正常对外付汇和通过地下钱庄支付差价款部分）、核对付款金额的情况。（8）侦查机关自凯隆贸易中心“金蝶智慧记”仓库软件提取的自韩国进口ZIPPO打火机的时间（或入库时间）、单据编号、供货商、货品代码及品名规格、实际入库数量等进货单明细一宗证实，凯隆贸易中心每次自韩国进口ZIPPO打火机的真实数量及规格型号等情况。其中凯隆贸易中心实际入库数量与《韩国出口货物清单》的实际出库数量能够逐票一一对应。（9）侦查机关自吴昊邮箱提取的韩国C&L公司经理赵某于2016年3月3日给吴昊QQ邮箱发送的一份货款对账明细证实，2015年1月5日、2016年1月14日和同年2月26日，凯隆贸易中心分别向韩国C&L公司支付相应数额货款，截止2016年2月29日，凯隆贸易中心尚有4.13亿余韩元余款未支付。（10）侦查机关自吴昊邮箱提取的韩国C&L公司经理赵某于2016年2月29日向吴昊QQ邮箱发送的邮件内容证实，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一份（真实）、韩国供货商改低价格用于报关的箱单、发票等单据一套（价格改低，数量真实）、保险单据一套（总价真实）、货款对账明细一份。经侦查机关比对，2016年3月1日尾号4474报关单进口的ZIPPO打火机数量为9539个，申报总价为57302.33美元；而通过赵某发给吴昊的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上实际进口ZIPPO打火机数量为12539个，真实总价为3.273亿余韩元，折合美元约为261877美元；韩国C&L公司发给吴昊的《货款清算对账表》中的2016年2月29日应付价格也为3.273亿余韩元，折合美元约为261877美元。经计核，仅该票货物凯隆贸易涉嫌偷逃税款人民币共计629516.15万元。（11）侦查机关自凯隆贸易中心办公室提取并扣押的纸质现金账（2013年2月26到2016年3月15日）一宗证实，该现金账中有现金支付时间、金额、用途及批准人，其中支付时间及金额由王某根据现金支付情况填写，用途及批准人由吴昊或孙英杰填写并签名，用途一栏中有标注“独岛”、“DD”或“D”，“阿里”、“A”或“AL”的内容，系凯隆贸易中心通过“独岛海参”、“阿某”两家地下钱庄向韩国供货商支付ZIPPO打火机差价款的情况。（12）侦查机关自张延红办公电脑中提取的张延红根据王某手写的纸质现金账制作的凯隆贸易中心电子现金账（2012年10月至2016年3月21日）一宗证实，凯隆贸易中心通过“独岛海参”、“阿某”两个地下钱庄向韩国供货商支付ZIPPO打火机差价款的情况。（13）侦查机关从威海海关提取的涉案72票ZIPPO牌打火机报关单证证实，自2013年1月11日至2016年3月1日，凯隆贸易中心从韩国进口72票ZIPPO打火机，报关单价为5.8美元至6.4美元不等。其中的67票报关总数量，低于“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上的总数量。（14）侦查机关从凯隆贸易中心“金蝶智慧记”仓库软件提取的ZIPPO打火机销售单证实，2010年10月至2016年3月21日，凯隆贸易中心在国内销售ZIPPO打火机的出库时间、客户名称、品名规格、数量等情况。（15）侦查机关提取的凯隆贸易中心对ZIPPO打火机的销售明细、收款明细及银行交易明细证实，万某、高某、陈某2、倪某、张某等人从吴昊经营的凯隆贸易中心购买ZIPPO打火机及相关账目情况。（16）冻结存款、银行查询文书证实，青岛海关缉私局冻结凯隆贸易中心在建设银行账户存款47万余元；冻结吴昊在农业银行账户存款67万余元；冻结孙英杰在民生银行、威海银行、友利银行账户存款共计105万余元；冻结王某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恒丰银行存款共计59万余元；冻结梁某在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存款共计313万余元。以上冻结银行存款共计5932411.72元，上述银行账户自开户以来及冻结之前均有金额不等的大额提现。（17）扣押、处理物品文书及清单证实，海关扣押涉案ZIPPO打火机18930个，及U盘、手机、电脑、银行卡、日元、业务资料等款物一宗。（18）工商登记资料及户籍资料证实，被告单位凯隆贸易中心企业设立登记情况及被告人吴昊、孙英杰、张延红的身份情况。2.证人证言（1）王某证实，凯隆贸易中心主要负责人是吴昊和孙英杰，他们是夫妻，是其表哥和表嫂，他们二人在公司里都说了算。其是该公司员工，每月领取工资。该公司主要从事从韩国进口ZIPPO打火机在国内销售业务。在公司只有吴昊会韩语，他向韩国联系订购打火机，订购的价格、数量、韩国发货等都是他负责，他还负责联系朝鲜族人开办的“独岛海参”和“阿某”两个地下钱庄，将公司进口ZIPPO打火机的差价货款通过地下钱庄支付到韩国去，地下钱庄收钱的是两名女子，分别叫朴仙子和李某2。孙英杰负责对进口ZIPPO打火机的报关、销售及管理工作。会计张延红负责记录公司财务账目、保管公司使用的银行卡、向韩国支付货款，这些银行卡主要是以个人名义办的，有梁某的交通银行卡和民生银行卡，还有其个人的恒丰银行卡等卡，这些卡主要用来收取销售打火机的货款，还用来通过地下钱庄支付韩国的差价货款。沈某负责仓库保管，清点进口货物入库、出库及发货。其丈夫丛某负责公司在乐天百货的专柜。陈某1、刘某协助清点仓库货物数量和发货。其负责为公司取钱、送钱，还担任仓库记账员。每次进口ZIPPO打火机后，吴昊或孙英杰会安排会计张延红把“韩国货物出口清单”电子版发给其，这个清单上有韩国出口打火机的时间、规格型号、数量、建议零售价、真实价格等数据，其将时间、打火机规格型号及数量输入到金蝶智慧记系统。自2013年以来，公司每年进口ZIPPO的打火机约二十多次，每次进口约一、两万个，具体数量以其记录账目为准。民警从凯隆贸易中心金蝶智慧记系统提取的其制作的“进货单明细”、“库存”、“销售单”及其手工制作的2012至今凯隆贸易中心“现金账”，是公司进口ZIPPO打火机的入库及出库记录，其是严格按照公司的出入库情况进行记录，是真实的。公司通过地下钱庄对外支付差价货款时，采取的方式是秘密的，支付时需要吴昊或孙英杰签字，他俩谁在公司谁签字。民警扣押其记录的有吴昊或孙英杰签字的“现金账”中，通过“独岛海参”或“阿某”两个地下钱庄支付的差价货款，其只写时间和金额，不写用途，吴昊或孙英杰谁签字谁写用途，他们在用途上写“独”、“阿”、“A”或“D”、“DD”或“AL”。通过地下钱庄支付走私进口的ZIPPO打火机差价款先由吴昊与张延红商量一下，后张延红告诉其需要支付的数额，其再到银行取钱，通过地下钱庄支付出去。正常付汇是张延红操作的。经其分别辨认照片，辨认出了地下钱庄收款人，即“独岛海参”的负责人朴仙女及“阿某”的女子李某2。（2）丛某（凯隆贸易中心销售员）证实，由其经营凯隆贸易中心在威海乐天百货的ZIPPO专柜，老板吴昊最清楚凯隆贸易中心从韩国进口ZIPPO打火机的情况，吴昊妻子孙英杰负责进口报关和国内批发业务，会计张延红负责财务工作，其妻子王某按照吴昊的指示办理汇款、取款等业务。其经手销售的韩国进口打火机在其电脑里留存有业务单据，能统计出进口打火机的数量、对外批发的价格和零售的价格。其经手的相关业务单据有：一是其电脑里有张延红通过QQ发给其的单据，上面有批发价格，用于确定零售价格，最终核算成本；二是店铺的销售记录，记录打火机的销售价格和数量；三是其在电脑里统计的核算表。（3）刘某（凯隆贸易中心销售员）证实，凯隆贸易中心每次进口ZIPPO打火机，都是吴昊联系韩国供货商，并商谈确定进口的型号、价格、数量等，韩国供货商给吴昊先发一份“韩国出口货物清单”。孙英杰负责报关进口并安排会计张延红付汇。张延红付汇后，孙英杰安排沈某开货车提货，并将所提的打火机运至仓库。每次到货后，王某根据孙英杰的安排制作一份进口货物明细，上面标有进口打火机的规格型号、数量，沈某、陈某1根据这份明细进行清点货物。同时孙英杰、张延红、王某会相互对账，核对打火机的入库数量。在提货前后，孙英杰安排王某到银行提钱并付出去。孙英杰还负责对进口ZIPPO打火机在国内的销售，每次销售时，孙英杰联系好客户，并按客户需求制作具体的销售清单，有时孙英杰不在公司，张延红也会根据孙英杰安排去制作。张延红负责收取国内客户货款。吴昊、孙英杰、张延红、王某4人对进口ZIPPO打火机的韩国成交价格都清楚。公司每次开会时，吴昊、孙英杰都不让员工打听公司有关进口ZIPPO打火机的事项，尤其不要打听价格。张延红有时替王某提取现金，并送到“独岛海参”和“阿某”，由司机徐某或沈某开车拉着去。2013年之前，其在办公室听到吴昊打电话安排王某或者张延红去“独岛海参”和“阿某”送现金，自2014年，由孙英杰安排王某或者张延红到这两个地方送现金。凯隆贸易中心没有从“独岛海参”或“阿某”的店里采购过海参、韩国食品及礼品。（4）沈某（凯隆贸易中心仓库保管员）证实，凯隆贸易中心总共10人，主要经营从韩国进口ZIPPO打火机及在国内的销售业务。吴昊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他会韩语，由他负责与韩国人联系进口ZIPPO打火机，包括与韩国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商谈价格、确定型号和数量。吴昊的妻子孙英杰负责报关及在国内的货物销售工作。张延红是公司会计，主要负责对外付汇、收取在国内销售货物的货款、制作财物报表。王某是公司出纳，负责公司与银行有关的业务，还将从银行提取的现金送到“独岛海参”店。其负责仓库保管，具体办理从韩国进口的ZIPPO打火机进出库业务。每次进口ZIPPO打火机，韩国供货商会发送给吴昊一份“韩国出口货物清单”，吴昊将该清单转发给孙英杰和张延红。张延红根据清单核算成本、制作财物报表，并将“韩国出口货物清单”发给王某，由王某录入到公司金蝶智慧记软件中，用来统计入库数量。货物通关后，孙英杰或者王某给其发一份标有ZIPPO打火机型号和数量的装箱单，让其和陈某1到港口点货、提货。这个装箱单列明了箱号、型号、数量、每箱公斤数、总数量等，这是实际进口ZIPPO打火机的真实数据。这个装箱单上的打火机数量比报关用的箱单上的数量要多。孙英杰明确跟其说过，每次清点到货数量时，以她或王某给其的装箱单为准，不要看报关单上的数量。其每次将进口的货物入库完毕后，孙英杰都让其将这种装箱单粉碎，不让其保留。约在2012年、2013年，青岛海关多次要求公司提高进口打火机的报关价格，其中有一次，孙英杰通电话时，其听到海关人员说公司的价格报得太低，要求提价，吴昊回办公室时，孙英杰对此向吴昊作了汇报，当时在办公室的人员都听到了。因此，其认为凯隆贸易中心对进口的ZIPPO打火机，也低报了价格。货物销售时，孙英杰会把销售的货物明细给王某，王某将出库数量统计到金蝶智慧记软件中，王某把统计好的销售货物明细给其发一份，其和陈某1联系快递根据销售明细给国内客户发货。每发一次货，其会在金蝶智慧记软件中进行记录，用来跟王某核对。其曾开车拉着王某到“独岛海参”店支付进口ZIPPO打火机的货款，收取货款的是一位女的。后来，听王某讲她还通过一个叫“阿某”店支付过进口ZIPPO打火机的货款。吴昊、孙英杰在公司会议上多次告诉大家，不要乱打听价格，公司的事不要乱传。（5）陈某1（凯隆贸易中心仓库保管）证实，吴昊与韩国供货商订购ZIPPO打火机进口的型号、数量、价格，孙英杰负责报关及国内销售，孙英杰将韩国供货商发送的发货清单转发张延红、王某，张延红据此清单做账，王某负责清点入库。凯隆贸易中心向韩国供货商付款需要吴昊或孙英杰签字，张延红、王某具体支付，包括通过地下钱庄支付。王某通过地下钱庄支付进口ZIPPO打火机货款，是由其或徐某开车拉着去。其知道有两个地下钱庄，一个在威海威盛大厦附近，叫“独岛海参”，另一个在威海望岛村附近，叫“阿某”。其知道公司没有从“独岛海参”和“阿某”买过海参或韩国食品等货物。（6）徐某（凯隆贸易中心司机）证实，张延红是凯隆贸易中心会计，王某是公司出纳，其经常开车拉着张延红去银行是办理报关进口ZIPPO打火机的付汇业务，拉着王某到银行提取现金，再送到“独岛海参”和“阿某”支付进口打火机的差价款。王某有事时，其拉张延红去送，但大部分是王某去办理。吴昊经常不在公司上班，平时王某与张延红商量后，由王某向孙英杰汇报，再去“独岛海参”或者“阿某”支付货款。王某每次取约5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有时也会取80万左右。付款后，王某会制作一个审批的单子，找吴昊或者孙英杰签字。这部分货款应该是凯隆贸易中心未通过正常报关低报部分货款。公司每次进口的ZIPPO打火机到货时，沈某到港口提货并运到仓库，其再与丛某、刘某、陈某1和沈某点货，都是根据孙英杰或者王某交给的装箱单点货入库，这份装箱单上标有英文，列明了纸箱的编号，以及每个编号纸箱内装的ZIPPO打火机的型号、数量和总数等。公司开会时，吴昊、孙英杰专门向公司的人说过不要打听公司有关ZIPPO打火机的事情。（7）林某（威海中外运报关有限公司职员）证实，其具体操作凯隆贸易中心进口韩版ZIPPO打火机的报关事宜，主要与孙英杰通过QQ联系报关。每次办理进口前，孙英杰通过QQ将用于报关的装箱单、发票、合同、提单传给他，其根据这些单据填写报关单。每个打火机报关价格为5美元至6美元，均是凯隆贸易中心提供的，经营单位和收货单位都是凯隆贸易中心,其每票收取150元左右报关费。（8）李某1证实，自1996年开始，其主要与韩国人做水产品加工生意，其有一家从事水产生意的店铺叫“独岛”。其知道妻子朴仙女之前偶尔把韩币换成人民币，交给来到中国的韩国人使用，然后这些韩国人回国时也会把没用完的人民币，在朴仙女处再换成韩币，她从中赚取差价。（9）张丽芬（凯隆贸易法定代表人）证实，凯隆贸易中心于2009年1月以其名义注册，其系法人代表，以进口韩国芝宝牌打火机为主。吴昊是第一负责人，孙英杰也是主要负责人，很多事他们商量着办。其外甥王某和王某丈夫丛某都在公司上班，王某任出纳，张姐(张延红)是会计，还有员工沈某、小陈等。从公司成立其就不参与经营。孙英杰大约在2011年到凯隆贸易中心上班，之前在威海港金丰报关行工作。其不知道吴昊在韩国采购芝宝打火机的价格，也不知道吴昊从韩国进口芝宝打火机存在什么问题。吴昊、孙英杰挣的钱在公司及他们个人账户上。2013年，吴昊和孙英杰购买了威海名座的房子，又先后买了途锐、尚酷、本田和福特等轿车，都是进口打火机挣的钱。（10）梁某（孙英杰之母）证实，其不知道涉案银行卡的事情，身份证放在孙英杰那里，应该是孙英杰偷着用其身份证办的银行卡，孙英杰从来没有跟其说过这两张卡（即尾号5360交通银行卡及尾号6506民生银行卡），其除了退休金以外没有其他收入。（11）倪某（上海市黄浦区锦汇百货店主）证实，其从凯隆贸易中心老板吴昊处采购ZIPPO打火机都是从韩国进口的，采购单价一般在60-130元人民币之间。从2010年12月至2016年3月，其从吴昊处采购韩国进口ZIPPO牌打火机共计约35000多个,货款汇入了吴昊提供的李淑英和梁某的交通银行卡,卡号尾号分别为7589及5360。（12）张某（上海市黄浦区黄艺店主）证实，其自2010年开始从吴昊处采购韩国进口的ZIPPO打火机，每次采购时，其列一张采购清单，通过QQ号发送给吴昊。采购单价一般在150-230元人民币之间，吴昊将其订购的货物从威海发送到上海，其根据吴昊提供的银行账号支付货款。2010年12月至2016年3月，共从吴昊处共采购了约75000多个ZIPPO打火机，有很多种型号。（13）万某、高某、陈某2证实，其三人分别从吴昊或孙英杰处购买ZIPPO打火机的事实，订购方式、付款方式与上述证人倪某、张某证言基本一致。3.鉴定意见（1）青岛海关出具的青关税核字（2016）15号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凯隆贸易中心涉嫌少报数量偷逃应缴税额共计12582793元。（2）青岛海关出具的青关税核字（2016）8号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凯隆贸易中心涉嫌低报价格偷逃应缴税额共计29096734元。以上偷逃应缴税额共计41679527元。（3）青岛海关出具的青关税核字（2016）16号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孙英杰自2013年6月以来，涉嫌少报数量偷逃应缴税额共计10981565元。4.被告人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吴昊供述，2009年1月，其以母亲张丽芬的名义注册成立凯隆贸易中心，主要经营从韩国进口ZIPPO打火机在国内销售业务。其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并与韩国供货商C&L公司经理赵某联系、订购ZIPPO打火机。其妻子孙英杰负责联系报关进口及在国内销售。公司会计是张延红，出纳是其表妹王某，货物入库出库是沈某、陈某1负责。其在威海乐天百货设有一个ZIPPO打火机专柜，是以其以个体户的名义办的，由王某丈夫丛某负责经营。其公司进口的韩国ZIPPO打火机，与韩国成交价格为每个3美元到26、27美元不等。海关一直对其公司申报价格有质疑，最后调整到最高每个6.5美元，之后一直按照海关调整的价格进行申报，并将这价格告诉韩国供货商赵某，由他们制作报关用的箱单、发票、提单等单据。韩国供货商通过电子邮件向其发送列明真实价格、数量的“韩国出口货物清单”及报关单据，其收到后在韩方低报价格的基础上，将其收到的虚假报关发票、箱单上的数量进一步改少，并将修改后的虚假报关单据转发给孙英杰报关，把真实的“韩国出口货物清单”转发给张延红记账使用。“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上面有ZIPPO打火机的时间、品名、订购的数量、实际发货数量、规格、建议零售价、实际进货单价、真实总价，这是本次其进口的ZIPPO打火机的真实数据。其不在公司的时候，会把改少的数量告诉孙英杰，由她来负责修改报关单据。韩国供货商发给其的箱单、发票等单据都是电子版的excel表，可直接在电子表格上修改数量。（2）被告人孙英杰供述，凯隆贸易中心实际负责人是其丈夫吴昊。其自2012年到凯隆贸易中心工作，担任该公司经理。吴昊主要负责联系韩国供货商对进口ZIPPO打火机的订货以及对外支付货款。其主要负责联系报关行报关和对国内客户的销售，也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吴昊目前不怎么管理公司，公司的业务平时基本由其管理。韩国供货商在发货前，会给吴昊发一份包括实际型号和数量的“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以及用于报关用的合同、装箱单、发票，后吴昊通过QQ转发给其，其再将收到的报关用的单据直接转发给报关行的林某报关，报关实际少报了数量。吴昊对每次发给其报关单据中的价格没有修改，只是把数量修改少了，吴昊不在公司时其会在电子表格上把数量改少。吴昊通过QQ向其发送的除箱单、发票、合同、提单外，还发送一份装箱单，只有品名和数量，其会将这份装箱单交给仓库保管员沈某，由他点货入库。每次进口打火机后，公司都会组织员工到仓库清点型号、数量。在进口打火机的销售上，公司在国内的主要客户有上海的倪某，还有北京、江西等地的客户，具体向国内客户发货的是公司员工沈某。凯隆贸易中心一般申报进口单价是6美元左右，在国内销售批发价为130元-140元左右，带花纹的能贵10元-20元。凯隆贸易中心是按照海关确定的最低限价申报进口的，其不知道公司有低报价格进口打火机的违法行为，也不知道进口打火机的真实价格。凯隆贸易中心对报关进口的ZIPP0打火机的货款，按正常渠道付汇。少报的差价款，由张延红和王某通过威海“独岛海参”和“阿某”两家地下钱庄支付出去。由王某手写的“现金账”上，有其书写的“独岛”、“D”、“DD”、“阿里”、“A”或“AL”和签名，这是吴昊不在公司时其书写和签名的。公司有两张其妈妈梁某的银行卡，平时由张延红保管，分别是交通银行卡和民生银行卡，专用于公司收取国内客户的货款，也用于通过“独岛海参”和“阿某”地下钱庄向韩国供货商支付差价款，这些账户内的资金都是公司的。公司平时日常的开销由其批准，对外付款由其老公吴昊管理。（3）被告人张延红供述，自2011年以来，其在凯隆贸易中心担任会计。2013年之前，吴昊通过QQ将韩国供货商的一份“韩国出口货物清单”发送给其，包括货物品名、型号、数量、建议零售价、威海供货价及总价，自此其知道了吴昊从韩国采购的ZIPPO打火机的真实成交价格，并通过报关付汇、制定报表，也知道了凯隆贸易中心自韩国进口ZIPPO打火机报关时存在低报价格、少报数量的问题。凯隆贸易中心进口韩国ZIPPO打火机的流程是：每次都是吴昊联系韩国供货商从韩国订购ZIPPO打火机，订好货之后，韩国供货商会给吴昊发一份“韩国出口货物清单”，吴昊通过QQ邮箱转发其一份，其通过QQ即时发给王某一份，她用于录入到公司金蝶智慧记软件中，用于统计入库数量。所有的“韩国出口货物清单”都保存在其个人U盘中。报关事宜都是孙英杰联系。进口货物到港后的点货、提货，由沈某负责，孙英杰会给沈某一份货物明细表。沈某也负责向国内客户发货，货物销售后，孙英杰会把销售的货物明细、价格交给王某，王某将出库数量统计到金蝶智慧记软件中，然后王某再交给其和沈某一份，其制作公司销售账。公司销售进口ZIPPO打火机的货物，一般通过梁某、王某等人的个人账户收取。梁某银行账户是交行、民生银行，王某银行账户有恒丰银行的，公司支付差价款也是从这些账户提的钱。孙英杰、王某、沈某都统计、核对打火机入库数量，都是依据“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他们从来不看报关单上的数量。吴昊向其说过，要根据“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上的成交价格给韩国付款，根据“韩国对账单”与韩国供货商对账。孙英杰依据“韩国出口货物清单”上的入库数与王某进行核对，她应知道报关少报了数量。报关低报部分的差价款是通过“独岛海参”、“阿某”两个地下钱庄支付给韩国供应商的，是吴昊安排其和王某支付的，支付时要经过吴昊签字，吴昊不在时由孙英杰签字。吴昊、孙英杰平时向公司的人员说，邮箱里的业务单据要定期清理掉，不要保存，在公司会上也嘱咐大家不要打听价格的事情。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昊、孙英杰、张延红为给被告单位凯隆贸易中心牟取非法利益，逃避海关监管，实施走私犯罪，其中，吴昊、张延红采取低报价格、少报数量方式偷逃税款4千万余元，孙英杰采取少报数量方式偷逃税款1千万余元，情节均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吴昊、孙英杰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延红作为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均应惩处。在共同犯罪中，吴昊、孙英杰系主犯，依法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张延红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对张延红适用缓刑。侦查机关于案发后冻结违法所得593万余元，扣押涉案ZIPPO打火机19996个，张延红补交税款15万元，依法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七十六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被告单位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罚金人民币四千二百万元；判处被告人吴昊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判处被告人孙英杰有期徒刑十年；判处被告人张延红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青岛海关缉私局扣押的ZIPPO打火机一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个系赃物，冻结的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吴昊、孙英杰、王某、梁某的银行存款共计人民币五百九十三万二千四百一十一元七角二分及利息系违法所得，被告人张延红补交的税款十五万元，均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其他U盘、手机、电脑、日元等款物一宗由青岛海关缉私局依法处理。原审宣判后，被告人吴昊以“一审量刑过重”为由，被告孙英杰以“一审没有认定从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上诉人吴昊的辩护人提出吴昊虽系主犯，但认罪态度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系初犯，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孙英杰的辩护人提出孙英杰系从犯，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相同。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吴昊、孙英杰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关于上诉人吴昊及其辩护人所提“认罪态度好，量刑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吴昊在侦查阶段没有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在一审庭审中虽然供述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但对已供述同案犯孙英杰的犯罪事实部分予以翻供，认罪态度一般。吴昊自2013年至2016年，采取低报价格、少报数量的方式多次故意实施走私犯罪，偷逃税款4千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原审判决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对其量刑系罚当其罪。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孙英杰及其辩护人所提“系从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孙英杰作为被告单位威海市环翠区凯隆贸易中心的经理，在吴昊向外商订购的走私货物运至我国港口后，负责走私货物的虚假报关、提货、核对货物数量及在国内的销售，且参与通过地下钱庄向外商违法付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所提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凯隆贸易中心为牟取非法利益，逃避海关监管，采取低报价格、少报数量方式报关进口打火机，偷逃税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上诉人吴昊、孙英杰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原审被告人张延红系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吴昊、张延红采取低报价格、少报数量方式偷逃税款4千万余元，孙英杰采取少报数量方式偷逃税款1千万余元，其行为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吴昊、孙英杰系主犯，张延红系从犯，均应依法惩处。上诉人吴昊、孙英杰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运通审 判 员  唐 驰审 判 员  袁 丽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代理书记员  姚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