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藏01民终1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光伦，男，197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经商，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强，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波，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通托运，经营场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经营者：周雪琴，女，196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拉萨市城关区人，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海波，男，1974年1月2日出生，汉族，驾驶员，住山东省潍坊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措姆，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阴中运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        法定代表人：公维军，其他情况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分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负责人：赵燕，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龙，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灿，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永福，男，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经商，住吉林省敦化市。        上诉人谢光伦因与被上诉人四通托运、郭海波、蒙阴中运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阴中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拉萨分公司）、葛永福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1）藏0102民初616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光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强，被上诉人四通托运经营者周雪琴，被上诉人郭海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被上诉人人保拉萨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龙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蒙阴中运公司、葛永福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按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光伦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1）藏0102民初616号之二民事裁定，指令该院继续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挖机产品合格证》为复印件，以及《买卖合同》《收条》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为由，认定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挖机的所有权由谢东全转给上诉人谢光伦的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挖掘机买卖合同》《收条》《挖机产品合格证》《发票》等证据，能充分证明案涉挖掘机的所有人为上诉人，至少能够达到该条第一款规定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其次，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该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定某事实不存在的前提有三个：一是对方当事人反驳、二是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三是人民法院结合相关事实审查。本案中，对方当事人仅仅是反驳，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在对方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径行认定案涉挖掘机的所有人为上诉人谢光伦这一事实不存在，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凭被上诉人葛永福的辩解，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葛永福之间并未形成运输合同，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运输合同并非法律规定的要式合同，双方之间虽然没有书面合同的存在，但被上诉人郭海波使用登记在被上诉人蒙阴中运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实际所有人为被上诉人葛永福的运输车辆鲁Q286EM运输案涉挖掘机，已是本案不争的事实，况且一审中葛永福已承认自己运输了案涉挖掘机（一审裁定原文：且葛永福对此辩解运输案涉挖掘机属帮忙），一审法院应当依据该事实，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其次，被上诉人葛永福的辩解纯属狡辩，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认定。葛永福在一审中辩解自己不认识上诉人谢光伦并且运输案涉挖掘机属帮忙。按照常理，第一，被上诉人葛永福购买运输车辆或者说运输案涉挖掘机的目的是盈利而绝不是为了帮忙；第二，在双方不认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运输上诉人重达三十吨的货物至八百公里外的地点，仅仅是免费帮忙的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三、时至本案诉讼期间，并无任何第三方向任何被上诉人主张相应权利，仅上诉人一人主张，从另一方面亦印证了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人系上诉人谢光伦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四、事发后的修理费用、工时费用、停车费用等，均由上诉人向相关单位予以支付，相关单位也向上诉人开具了等额发票。假设案涉挖掘机所有人并非上诉人，上诉人为修理他人所有的挖掘机从而冒险支付相关费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综上所述，对于案涉挖掘机的所有人为上诉人谢光伦这一基本事实，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证明责任或者至少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同时，通过《保单》、现场照片、《事故证明》、被上诉人葛永福的自认，也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据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四通托运辩称，上诉人谢光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谢光伦并未委托四通托运运输挖机，四通托运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我方只是出于友情帮葛永福买了运输保险，其他事宜我方不清楚。关于保险的问题，投保人并非谢光伦，保费亦非由谢光伦支付，故谢光伦没权利享受理赔。我方申请撤案放弃理赔是基于葛永福的要求，谢光伦主张的损失应该找与其形成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其向我方主张权利缺乏根据。        郭海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二审所争议的是上诉人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主体问题，其直接指向原告是否为案涉挖机所有权人以及是否为运输合同相对方的事实问题。首先，关于案涉挖机是否为原告所有问题，鉴于挖机属于特种机械设各，并无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直接予以载明所有人，但是根据上诉人陈述，该挖机为厂家卖给谢东全，再由谢东全卖给上诉人，为二次转让。那么厂家出售给谢东全时的买卖合同、销售发票、产品合格证应该不难取到，如此才能达到上诉人所说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一、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仅为和谢东全的买卖合同、收条以及产品合格证，那么如何来证明该挖机最开始归谢东全所有？况且上诉人和谢东全的买卖合同上载明的挖机型号与产品合格证上的型号并不一致，挖机款80万元上诉人解释为现金支付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其次，关于上诉人是否为运输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根据我方陈述，该挖机先是由一台板车运输，只是因为板车在波密出现故障，我方接受老板葛永福的指示，进而进行转运，葛永福一直声称是帮忙把挖机拖回拉萨。而上诉人所称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联系到郭海波，并约定好了费用为6000元，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上诉人却不肯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即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跟谁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同时上诉人对于之前板车一事也闭口不谈，似乎有所隐瞒。综上，民事案件的审理是依据证据所证实的“案件事实”而并非客观事实，上诉人在核心关键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未能证明自己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即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恳请驳回其上诉请求。        人保拉萨分公司辩称，1．上诉人主张案涉挖机是上诉人从案外人谢东全处购买而来，但上诉人却未向法庭提交谢东全购买挖机时的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案涉挖机真正的第一手所有权人。那么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收条》等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就无法得到认可，上诉人主张的其是从案外人谢东全处购买挖掘机的事实就无法得到证实。即使上诉人存在购买挖机的情况，那么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收条》可以确认，上诉人购买挖机的金额为800000元，却在没有向谢东全索要第一手的购挖机发票和保存任何交易凭证、转账记录的情况下，就进行购买的行为，与常理严重不符；2．上诉人所提交的《合格证》，只能证明合格证中所载的发动机信息编号等内容，但无法以合格证证明具体的所有权人，证据和证明目的之间不具有关联性；3．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于案外人谢东全的《挖机买卖合同》拟证明案涉挖机是上诉人从谢东全处购买的事实，但该《挖机买卖合同》中所载的出售挖机的编号为：DEO8T13106099ED，但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合格证》中所载的发动机编号为：DEO8TIS106099ED，两份上诉人自己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的编号却无法一致，该两份证据存在严重的瑕疵；4．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维修费发票》也只能证明产生了相应的维修费用，但是有维修事实与谁是案涉挖机的所有权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并且维修公司在进行维修时也不会确认维修物的产权归谁所有。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基础。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        蒙阴中运公司、葛永福未到庭应诉，也未进行答辩。        谢光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车辆维修费90000元，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共计140000元整；2．判令被告人保拉萨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原告主张案涉挖机系原告所有，原告与葛永福形成口头运输合同。对此提交的挖机产品合格证属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买卖合同及收条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该挖机的所有权由谢东全转给原告谢光伦的事实。关于原告主张与葛永福形成口头运输合同的事实，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且葛永福对此辩解运输案涉挖机属于帮忙，并未形成运输合同，且当时并不是由原告谢光伦商议运输事宜，自己不认识原告谢光伦。原告谢光伦无证据证实其个人为案涉运输合同的相对一方，也无证据证实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谢光伦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谢光伦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100元，退还谢光伦。        二审期间，谢光伦向本院提交了《产品合格证》原件1份，提出一审中未找到原件，二审中将该证据作为补强证据提交，欲结合案涉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证明其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四通托运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郭海波认为该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亦不能体现其所有人为谢光伦，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人保拉萨分公司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确认，该《产品合同证》与谢光伦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其系案涉托运装载机的权利人，故对其证明目的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谢光伦为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在一审中提交了《挖机买卖合同》《收条》《保单》《事故图片》《事故证明》等原件及《产品合格证》复印件，二审中提交了《产品合格证》原件，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对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现各被上诉人虽对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结合一、二中承运车辆车主葛永福及驾驶员郭海波所述就装载机运输事宜仅与谢光伦联系的陈述内容，谢光伦作为托运人的身份可以确定。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具体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以及各被上诉人是否承担运输货物的损害赔偿责任，系案件实体审理中需进一步确定的问题，故应认定谢光伦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一审驳回谢光伦的起诉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21）藏0102民初616号之二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加央曲珍审判员    格珠审判员    常德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罗布旺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