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再15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于荣惠，女，197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会东，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安琪，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于群慧，女，197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理人：王春月（于群慧之女），199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锦华，北京双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荣惠与被上诉人于群慧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2014）大民初字第3594号民事判决。于荣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11817号民事判决。后，于群慧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京民抗3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2020）京02民再11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二中民终字第11817号民事判决及（2014）大民初字第3594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发回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4日作出（2021）京0115民初1822号民事判决，于荣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荣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群慧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于群慧在其他案件中表现与正常人一样，能够清楚认知自己的行为，因此，于荣惠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于群慧的民事行为能力重新鉴定，但一审法院未准许，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判决所依据的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存在造假嫌疑首先，鉴定机构未进行客观全面完整的调查，而是通过主观判断得出的鉴定结论，违反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故鉴定结论不能证明于群慧在2017年之前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采信此鉴定结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据此，于荣惠在二审中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并申请调取该鉴定意见书的相关档案材料。其次，鉴定机构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关于被鉴定人于群慧鉴定民事行为能力的补充说明》，载明“因为精神发育迟滞是一种持续性的病程，自幼年期即表现智力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本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是自成年期开始的，延续终身”。该补充说明仅加盖了鉴定机构公章，没有相关鉴定说明、鉴定人员签名、鉴定过程等基本信息，不符合鉴定意见书的法定要件，且该补充说明与鉴定意见书做出时间时隔一年之久。因此，该补充说明不具备合法性和客观性。一审法院在未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不能以此补充说明作为认定于群慧行为能力的依据。再次，于群慧申请鉴定的时间节点存疑。于群慧申请鉴定是在与于荣惠多个诉讼之后，特别是在诉争两份协议确认无效一案终审败诉之后。鉴定机构出具的补充说明是在于群慧与其表妹刘某3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取得的，刘某3诉于群慧民间借贷案件案号分别为（2017）京0115民初21370号、（2017）京0115民初21373号、（2017）京0115民初21375号、（2017）京0115民初21376号，刘某3在上述案件中主张2011年、2010年、2009年、2002年分别借给于群慧5000元、5000元、10000元、5000元借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案号为（2017）京0115民初21376号民事判决书写明2002年刘某3借给于群慧5000元，而刘某3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在2002年刘某3尚不足16岁，没有收入来源且寄人篱下。而于群慧当时30岁，有自己的家庭和收入来源，刘某3是不可能借钱给于群慧的。另外，刘某3在与其父亲刘某1的诉讼中，曾向法官写过一封信，在该信中写明刘某3的父母离异，没有见过生母，父亲不给她钱也不抚养她，长达16年没穿过合体的新衣。因此，截至2011年，刘某3没有经济实力借钱给于群慧，刘某3与于群慧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极有可能是虚假诉讼。最后，补充说明与上述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鉴定机构不能进行鉴定的意见自相矛盾，上述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中均写明：刘某3向法院提出对于群慧进行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申请，经法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以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为由，决定不受理该鉴定委托；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以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为由，确定不受理；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认为，该鉴定所需技术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予以退案。综上，于群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书系欺诈所得，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主观性，鉴定程序存在着重大瑕疵，一审法院采纳此鉴定结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于荣惠与于群慧签订的诉争两份协议应为有效合同（一）签约一方当事人即于群慧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首先，通过于群慧的既往行为判断，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明，于群慧不存在智力发展迟缓情况，其对于自己的行为能够明确认知，且明白其行为的后果。如于群慧在2013年至2016年间以于荣惠为被告主动提起并参与了若干个诉讼，其外观表现绝对不存在智力障碍或智力低下的情形，这是日常生活经验及常识可以判断的。尤其是于群慧的代理律师经过与于群慧交流了解案情、签署委托代理协议、支付律师费、参加庭审等多个环节。在于群慧提起并参加的如此多的诉讼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发现她存在智力障碍，事实上如果任何一方发现于群慧行为能力有问题，均会提出异议。但如此多的诉讼参加人均没有发现于群慧智力低下，只能说明于群慧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能够辨认自己的行为。同时，通过指定监护人程序可以看出，相关民事程序全系于群慧主动提出并独立操作，甚至宣告自己的母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自己为监护人。通过判决书上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于群慧具有清晰的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同时根据常识可以得知，法院和村委会是不可能让一个智力明显残疾、与常人有异、无法辨认事实情况的人成为其母亲的监护人。综上，于群慧是一个平时表现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作出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自己的行为及相关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知。其次，于荣惠与于群慧系姐妹关系，按照当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只能有一个人享受二胎政策，于群慧为了生育二胎，曾要求于荣惠放弃生育二胎，将生育二胎的权利留给于群慧。假如于群慧智力低下，于荣惠智力正常，按照常识判断以及优生优育的基本认知，不可能让智力低下的于群慧去生育二胎。因此，于荣惠申请调取于群慧在北京市妇产医院生产两个孩子的病历。再次，于荣惠与于群慧前同事的录音证据证明，于群慧工作时完全正常。于群慧还可以通过种菜卖菜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具备较为灵活的社会交往能力，并不存在智力发育迟滞的情况。上述事实均证明于群慧完全具备正常的工作和社会交往能力。最后，即使于群慧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通过于群慧既往的表现可以得知，于群慧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水平完全能够处理社会交往中的经济交易活动，包括买卖房屋、种菜卖菜、参与工作、与人交流，都是与常人无异，因此可以推定于群慧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水平完全能够对诉争两份协议中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知。（二）协议内容未损害刘某利益且不存在侵占刘某财产的恶意。因于群慧的自有房屋已在拆迁安置中享有相关利益，出于公平及对于家人的照顾，诉争两份协议中对于拆迁安置五套房屋才约定于荣惠享有其中四套房屋所有权。且刘某在世时，拆迁安置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并未进行变更。因此，诉争两份协议是于荣惠与于群慧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侵占刘某财产、损害刘某利益的情形。（三）诉争两份协议的内容不仅包含处理刘某的财产，还包含了于荣惠的财产归属、于荣惠向于群慧支付对价取得房屋的内容，对于该部分内容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应予以撤销。于群慧辩称，不同意于荣惠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第一，于荣惠对鉴定结论存疑是其对鉴定结论片面的理解，根据目前的生效判决、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可以确定于群慧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首先，因于群慧的民事行为能力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且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书并非在本案中形成，是在另案宣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中形成，所以一审法院并未准许于荣惠重新鉴定、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申请合情合理合法。其次，于群慧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鉴定结论是法院按照法定程序确定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由该鉴定机构中具有从业资格的人员依据相关专业知识结合被鉴定人员的临床诊断作出的。该鉴定意见书第七条列明了三名鉴定人员的执业证号并有鉴定人员本人的签名。因此，于荣惠认为鉴定人员是通过主观判断方式做出的鉴定结论并主张鉴定人员无资质，无任何依据。再次，即使曾经有多个鉴定机构无法对于群慧的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不能以此否定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被鉴定人于群慧鉴定民事行为能力的补充说明》。既往行为能力鉴定与补充说明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是对某个时间点行为能力的鉴定，而补充说明是由做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对原鉴定意见的补充，该补充说明不受时间的限制，原鉴定机构有权利对自己做出的鉴定结论做出进一步的说明，该补充说明仅对鉴定结论中何为精神发育迟滞做出专业的说明和解释，这与于群慧医院就诊记录中对该疾病的解释完全一致，该补充说明的做出既合法也符合于群慧临床诊断的客观事实。最后，于荣惠主张补充说明是通过虚假诉讼取得、有造假欺骗的嫌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于荣惠曾以此为由向北京市残联、大兴区检察院投诉，均未获支持，足以说明其主张毫无根据，是于荣惠为达到占有刘某财产而做出的无端猜测。第二，于荣惠认为于群慧能辨认自己的行为，所实施的民事行为符合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态的主张不成立，也与司法鉴定结论及医院的临床诊断相矛盾。首先，于群慧参与的历次诉讼都有律师参加，诉讼中的沟通都是通过家人进行，在诉讼文件中的签字行为不代表一个人的行为能力，不能因为于群慧会签字就推断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次，是否生育二胎也不是衡量一个人行为能力的标准。于荣惠的母亲刘某自幼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生育了于荣惠和于群慧两个孩子。再次，于荣惠一审提交的于群慧原同事的录音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原同事已向原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材料，其认为没有人希望别人说自己的亲姐姐不好，所以出于礼貌和尊重对于群慧进行了“夸赞”。最后，于群慧从未卖过菜，是否能卖菜也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标准。第三，诉争两份协议内容全部虚假，是于荣惠为侵占刘某的财产而虚构的，应为无效合同。两份协议处分的财产全系刘某所有，并无于荣惠的任何权益。于荣惠一直都无工作无收入且离异还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一个平时连菜都需要于群慧供应的人其经济状况可想而知，所以于荣惠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出资盖房。被拆迁的房屋是刘某2为了自己姐姐刘某的利益垫资翻建，垫资款也是从刘某取得的拆迁款中偿还，刘某2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不会借钱给于荣惠盖房。因此，两份协议是针对刘某财产的分割协议，并非继承人之间达成的遗产分割协议。被继承人在世时，继承人提前分割被继承人财产的行为无效。综上所述，因于群慧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诉争两份协议的签约主体不适格，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关于监护人职责的强制性规定，严重损害了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两份协议应属无效。于群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于群慧与于荣惠于2011年10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于2013年7月4日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当事人及其母亲情况于群慧系刘某的长女，于荣惠系刘某的次女。1997年10月1日，刘某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认定为智力残疾。2009年，刘某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认定为智力残疾，残疾等级为一级。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西二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刘某为先天性痴呆，生活不能自理，一直需要亲属监护。经于群慧申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2013）大民特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刘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3年11月6日，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西二村村民委员会作出监护人指定书，指定于群慧、于荣惠共同担任刘某的监护人。于荣惠主张其未收到该指定书。2014年4月30日，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西二村村民委员会再次作出监护人指定书，仍指定于群慧、于荣惠共同担任刘某的监护人。于荣惠收到指定书后，对于于群慧被指定刘某的监护人不服，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西二村村民委员会对于群慧作为刘某监护人的指定。2014年6月6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大民特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于荣惠的申请。刘某于2014年8月4日去世。二、涉案房屋情况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西二村瀛海路南X条X号（以下简称X号院）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的姓名为刘某。证人刘某2（刘某之妹）出庭作证称：2008年，X号院的房屋进行翻建，刘某2为了让刘某的晚年生活有所保障，垫资进行了翻建；2010年，X号院被拆迁，刘某2代替刘某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从刘某的拆迁款中收取559339元以偿还相应的盖房垫资。于群慧认可刘某2陈述的建房过程，于荣惠不认可刘某2所述并称X号院内房屋是其出资翻建的。刘某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显示：被拆迁的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400.5平方米，宅基地面积为400.5平方米；包括房屋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奖励及周转费在内，X号院拆迁补偿款共计2887811元，在支付刘某5套拆迁安置房屋的购房款1218625元后，剩余款项为1909486元。三、诉争协议情况2011年10月24日，于荣惠与于群慧签订《协议书》，约定：1.于群慧在刘某老房院内盖有2间南房，于荣惠已付清全款给了于群慧。2.于荣惠因离婚照顾母亲生老病死直至去世，于群慧同意将母亲的老院归于荣惠。3.2008年6月胡某和于荣惠将老院全部翻盖，债权债务由于荣惠和胡某已全部还清。4.如于荣惠有意外，由胡某照顾刘某直至去世，于群慧给胡某帮助和建议。5.2010年6月25日胡某和于荣惠翻盖的新房拆迁安置：安置房五套，其中四套86平米的安置房归于荣惠和胡某先后继承，为了感谢于群慧在盖房期间的帮助，刘某和于荣惠同意将D1号楼3单元1401室83.50平米赠给于群慧，回迁后刘某和于荣惠配合于群慧过户。于群慧自己补房屋多余面积差价，自己装修。6.不管以后发生怎样的改变，D1号楼3单元1401室83.50平米归于群慧或于群慧孩子所有。7.回迁后安置房XX号楼X单元1202室86.00平米写在母亲刘某名下，将来去世以后由于荣惠或胡某先后继承。为了避免过户费用高，会写赠给于荣惠，如有需要请于群慧配合。2013年7月4日，于荣惠与于群慧签订《财产分割协议》，约定：1.2002年3月28日于群慧在母亲刘某老宅院内盖有2间南房，于荣惠已付清于群慧全款，现金13400元整买卖房屋。2.2002年3月28日于荣惠因离婚回家照顾不能自理的母亲生老病死直至去世一切费用都由于荣惠负担，于群慧同意将母亲刘某的老宅归于荣惠所有（已有协议）。3.2008年6月于荣惠和胡某将老宅全部翻盖，债权债务由于荣惠和胡某已全部还清。4.2010年6月25日于荣惠和胡某所翻盖的新房拆迁，分得拆迁安置房5套（现在刘某名下）。回迁过户时：XX号楼X单元1101室86.00平米、XX号楼X单元1102室86.00平米、XX号楼X单元1201室86.00平米、XX号楼X单元1202室86.00平米，以上四套拆迁安置房归于荣惠所有，于荣惠拥有其四套房产的独立产权。于荣惠将D1号楼3单元1401室83.50平米室赠与于群慧，于群慧拥有该处房产的独立产权，领房时需要的各项手续费用均由于群慧本人自己承担。5.本协议一式两份。四、宣告于群慧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案件情况2016年，于群慧之夫王连江申请宣告于群慧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对于群慧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7年3月13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出具京安精鉴[2017]065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于群慧临床诊断精神发育迟滞，受所患疾病影响，认识及意思表达能力不完全，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据此，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6）京0115民特95号民事判决，宣告于群慧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在另案（2017）京0115民初21376号诉讼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于2018年8月17日出具《关于被鉴定人于群慧鉴定民事行为能力的补充说明》，表示“因精神发育迟滞是一种持续性的病程，自幼年期即表现智力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本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是自成年期开始的，延续终身”。于荣惠对于前述鉴定意见和补充说明不予认可，其主张于群慧的行为能力，可以通过承办法官、诉讼参加人对庭审过程的参与、观察、感受确定，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及常识就可以判断，于群慧参加了数次诉讼，没有任何人发现其存在智力障碍，证明于群慧能够正常表达自己意志，辨认自己的行为。于荣惠申请证人孙某、刘某3、刘某1出庭作证，证明从日常生活中可以判断于群慧不存在行为能力欠缺。于群慧对三位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主张通过日常生活感知不能判定一个人的行为能力，证人证言不能推翻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X号院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某，拆迁协议中的被拆迁人为刘某，无论X号院新建房屋的出资人为谁，该院落被拆迁后获得的补偿款及安置房屋中均应当包含刘某的份额。于群慧与于荣惠在2011年10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3年7月4日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中，约定将刘某的老院（X号院）归于荣惠，将刘某名下的拆迁安置房屋进行分割，上述二份协议处分了无行为能力人刘某的财产，侵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虽然协议中亦有对刘某赡养问题的约定，但是赡养义务以及监护人职责的履行并不应作为监护人取得被监护人财产的合法依据。且两份协议均写于刘某去世之前，在刘某生前，于荣惠二人就已经开始处分刘某的财产，不能认定为是于荣惠二人对继承刘某遗产问题的约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于荣惠主张于群慧行为能力是正常的，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以其日常生活经验判断于群慧是正常人。但有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确认于群慧患有精神发育迟滞并延续终身。一审法院认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对于判定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更具有专业性，应当被采用。现有证据证明于群慧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所签订的两份协议之内容已超出于群慧的认知水平和意思表达能力，且其法定代理人亦不予追认。因此，本案诉争两份协议应属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于群慧与于荣惠于2011年10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确认于群慧与于荣惠于2013年7月4日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无效。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当事人相关情况于群慧、于荣惠的父亲于国胜于1996年去世。于群慧的学历为初中肄业。于群慧的鉴定意见书载明：于群慧的外祖父、母亲均智力低下。二、X号院拆迁情况刘某2代刘某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及五份《拆迁安置房买卖合同》均载明被拆迁人为刘某。三、鉴定机构出具的补充说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于2018年8月17日出具《关于被鉴定人于群慧鉴定民事行为能力的补充说明》，全文如下：“2017年3月2日北京安定医院司法鉴定科受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委托，对被鉴定人于群慧（女，44岁，汉族，身份证号：×××）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经过法定程序鉴定，鉴定意见书（京安精鉴[2017]065号）结论为：于群慧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因为精神发育迟滞是一种持续性的病程，自幼年期即表现智力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本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是自成年期开始的，延续终身。”四、当事人陈述情况于荣惠认可刘某的拆迁补偿款偿还了刘某2垫付的翻建X号院资金559339元，同时于荣惠主张刘某的拆迁补偿款中应包含其份额。于荣惠在上诉状中主张于群慧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于群慧与其配偶王连江作为共同签约主体，且王连江代表于群慧在合同上签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于群慧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诉争两份协议的效力。一、关于于群慧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群慧于2017年3月22日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在该案中“于群慧临床诊断精神发育迟滞”的鉴定意见，再结合该案鉴定机构在另案中对上述鉴定意见出具的《关于被鉴定人于群慧鉴定民事行为能力的补充说明》中“因为精神发育迟滞是一种持续性的病程，自幼年期即表现智力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本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是自成年期开始的，延续终身”的内容，认定于群慧在签订诉争两份协议时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荣惠因对上述鉴定意见有异议在本案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鉴定人员出庭申请及调取证据申请等，但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2016）京0115民特95号生效判决关于于群慧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存在错误。本案可以根据该生效判决结果认定于群慧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本院对于荣惠提出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对于荣惠提出的重新鉴定等申请不予准许不违反法定程序。二、关于诉争两份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诉争两份协议分别签订于2011年10月24日和2013年7月4日，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诉争两份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五十八条规定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则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审查诉争两份协议的效力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于群慧与于荣惠签订的诉争两份协议中均包括于群慧向于荣惠出售X号院内2间南房、于群慧放弃继承权同时免除其赡养刘某义务、分配刘某的5套拆迁安置房屋以及确认X号院翻盖扩建的资金已由于荣惠等人向刘某2偿还的内容，涉及的金额从1万余元至121万余元不等。上述内容均不属于日常生活方面，而是涉及家庭大额财产的处分、自身重要权利的放弃等。于群慧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两份协议的内容不能准确理解，对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能完全预见，该内容已超出了其智力能力范围，且于荣惠等人是否已向刘某2偿还了X号院翻盖扩建的资金55万余元完全超出了于群慧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范围。同时，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以任何形式被免除，包括放弃继承权亦不能作为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因此，于荣惠上诉主张诉争两份协议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现于群慧起诉要求确认两份协议无效，应视为其法定代理人拒绝对协议进行追认，故一审判决确认诉争两份协议为无效合同正确。综上所述，于荣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于荣惠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菁审判员 许 英审判员 吴 宏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