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2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男，1971年1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2，男，1943年1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吴某1、吴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某1、吴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武茂，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63年4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北京李顺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王某，女，1947年9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75年5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77年12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王某、刘某2、刘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北京李顺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某1，女，1952年5月4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原审被告：张某2，男，1957年5月4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原审被告：张某3，女，1962年10月4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原审被告：张某4，男，1967年3月6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原审被告：张某5，女，1971年3月6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时某1，男，1958年11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审被告：时某2，女，1953年1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审被告：时某3，女，1970年6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审被告：闫某，女，1983年11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审被告：时某4，女，1962年3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审被告：时某5（兼时某1、时某2、闫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吴某1、吴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原审原告王某、刘某2、刘某3，原审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时某4、时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5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某1、上诉人吴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被上诉人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原审原告王某、刘某2、刘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原审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时某4、时某5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1、吴某2上诉请求：针对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提出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即改判第一项为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某街某号院（以下简称：某号院）内西侧三间北房由吴某2、吴某1继承。主要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第5页3-7行，法院认为“刘某1虽不是传统继承法理论上的法定继承人，但刘某1对吴某3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刘某1自1989年任某与吴某3结婚以来，即对二老进行赡养，特别是任某去世后，继续赡养吴某3近6年，累计赡养吴某3近27年。吴某3生前多次表示去世后将遗产赠与刘某1”，认定事实错误。1、刘某1并未尽到主要扶养义务，并有遗弃吴某3的行为，已丧失继承权。2、吴某2、吴某1对吴某3尽到主要扶养义务，遗产应由吴某2、吴某1继承。二、原审判决第11页倒数1-6行认为：“吴某3去世后，其遗留在北京农商银行的三个账户累计被取出5271.9元，因取款发生在吴某2对该账户的管理期间，故在吴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他人取款，应推定取款人为吴某2。截至2021年1月22日，前述三个账户尚有余额共计1155.76元，该1155.76元以及前述5271.9元均应为吴某3的个人遗产”，认定事实错误。在吴某3去世后，吴某2将吴某3的银行卡进行清户处理，法庭只对吴某2领取吴某3存折的行为进行了表述，但表述不完整，存在断章取义，从最后一次吴某3向政府申请的补助来看，吴某3住院期间医疗费用为1万多元，政府按规定报销4300多元，吴某2实际为吴某3支付的医疗费及护工费要远远的大于吴某3的存款。法庭认定的吴某2取得吴某3存折内的5271.90元及存折内尚有的1155.76元，完全不够吴某2为吴某3支付的医疗费和护工费。故该款项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配。三、遗产由吴某2和吴某1继承，是吴某3的真实意愿。吴某3虽未立有遗嘱，但其与吴某1于2016年4月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中已经明确了双方应该履行的权利和义务，并表示在吴某1对其养老送终后，吴某3的遗产归吴某1继承。签订协议的过程有证明人，视频为证，完全符合法律效力。吴某3与刘某1虽也签有协议，协议中也明确规定刘某1在为吴某3养老送终后才能继承遗产，但刘某1未能履行协议要求，也正是刘某1遗弃吴某3的恶劣行为，才致使吴某3病情加剧，且该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在吴某3与吴某1签订协议后，刘某1与吴某3签订的协议作废。虽说法庭判决2016年4月遗赠协议无效，但可以作为吴某3真实意愿表现的参考。在签订协议的视频的最后，有吴某3明确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房子在死后归吴某1所有，在此之前与别人签订的均无效。四、《民法典》第1131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法律规定是“可以”、“适当的遗产”，并不是应当，即使刘某1尽到扶养义务，也只是适当分得遗产。遗产仍应由法定继承人吴某2及吴某1继承，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刘某1辩称，刘某1对一审判决认定吴某2建的三间房不属于遗产是有意见的，法院的认定理由勉强，不符合宅基地相关法规的规定。因为宅基地是由政府来审批的，吴某2盖三间房是通过双方协议未经过政府批准的，所以宅基地使用权还应该是吴某3的。这个房子法院没有认定是遗产，刘某1是有意见的，但是法院认定了刘某1所建的三间房归刘某1继承，这个结果刘某1能接受。对于吴某1、吴某2的上诉意见，刘某1认为吴某1、吴某2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刘某1在赡养母亲的同时也赡养着吴某3，2010年刘某1母亲去世，刘某1遵守了当年吴某3与刘某1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继续扶养着吴某3，为了方便照顾吴某3的生活，刘某1把他接到家中一共生活了三年，到2014年时，吴某3要求去敬老院，所以刘某1在2014年时把吴某3送到敬老院，逢年过节还是要把吴某3接到家中过，当时刘某1可以选择吴某3在永宁住敬老院，也可以在延庆住敬老院，两处的养老费用相差500元左右，但是刘某1为了照顾吴某3方便，没有选择价格较低的永宁敬老院，而是把吴某3送到收费相对高一些的延庆敬老院养老。吴某1、吴某2提出吴某3被刘某1遗弃等主张不符合事实。吴某1、吴某2主张2016年以前吴某3没有生病住院，但是刘某1查询到2008年吴某3在延庆医院住院一个多月。另外刘某1还找到了吴某3在2015年和2016年3月这段时间的医疗手册，这段期间看病、拿药的费用都是刘某1支付的。所以吴某1、吴某2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2016年4月份吴某3和吴某1签订扶养协议，这个被法院认定无效了，当时吴某3已经85岁高龄，其认知能力受限，吴某3和吴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4月份签的，没有经过刘某1同意就签订这份协议，刘某1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刘某1扶养吴某3期间没有使用过他的费用，没有使用过吴某3的存折账户里面的钱。吴某1、吴某2实际扶养吴某3是从2016年5月份到2017年2月份，也就是八个月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吴某1、吴某2要求继承吴某3另外三间北房财产是不对的。一审法院判决由刘某1继承是有法律依据的。王某、刘某2、刘某3述称，同意刘某1的意见。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述称，同意吴某1、吴某2上诉请求和理由。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时某4、时某5未出庭，其在询问时述称，双方怎么说和我们没有关系，房产证是吴某4的，吴某3只有四分之一的份额，通过公证书闫某是吴某3的法定继承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坐落于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某街某号院内的六间北房由刘某1继承。王某、刘某2、刘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如果涉诉房屋有王某、刘某2、刘某3的继承份额，要求依法继承。吴某2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刘某1的诉讼请求。第一，吴某3与吴某2在2012年3月24日签订了“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约定某号院宅基地的东侧一半属于吴某2，吴某2于2012年在该宅基地上建房时虽是城镇户口，但其妻子郝某是本村农业户口，对该房屋拥有合法权利，该房屋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第二，吴某32007年在某号院建造的北房三间是由政府补贴和使用吴某3的存款建造而成，属于吴某3的个人财产，而刘某1在2012年对该房屋翻建的出资也是取自吴某3的存款，故翻建成的房屋也属于吴某3的个人财产。且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刘某1不能依据其与吴某3签订的协议及翻建行为取得其所翻建房屋的所有权。第三，刘某1承认其不是吴某3的法定继承人，所以不同意其诉讼请求。第四，虽然刘某1将吴某3送到敬老院，但是相应的费用均是从吴某3的存折中取款支付，所以不能认定刘某1对吴某3尽了扶养的义务。吴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刘某1的诉讼请求。某号院是吴某3、吴某2的父母购买的。2007年的翻建属政府政策的危房改造，如果没有经政府验收是不会给补助的，房屋质量没问题。至于2010年为什么拆，是因为刘某1准备在某号院重新翻盖一个大院子。由于院子有吴某2家一半，所以吴某2夫妇知道后提出不准刘某1盖。后来经过村委会协议，将院子一分为二，一东一西。2014年，吴某3被刘某1送往养老院，吴某3的钱取出来完全可以支付养老费，并不是刘某1出资。2015年，有一次吴某3身体不舒服，从温馨之家养老院步行到延庆妇幼保健院找刘某1给他看病，吴某3等了一天，刘某1也没有露面，吴某3说“都是一路鬼”，然后步行回养老院，之后住的院。2015年期间，本是刘某1在照顾吴某3，但却是吴某2带去住院的，刘某1没有露面，从此吴某3寒心，身体一日不如一日。2016年4月份，吴某3和吴某1签了遗赠扶养协议，因为对刘某1太失望了。吴某3在温馨养老院期间，吴某2和吴某1一直对吴某3有照顾，衣服一直是吴某2和吴某1拿回去洗的。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向一审法院辩称，意见同吴某2、吴某1，如果有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的继承份额，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都将份额赠与给吴某2。时某1、时某2、时某3、时某4、时某5、闫某向一审法院辩称，盖房也好，住养老院也好，吴某3自己的钱就足够，不用别人出钱。吴某3和任某在1991年收养闫某作为养孙女，从法律上讲，闫某是吴某3的第一继承人，吴某3的遗产应当由闫某继承，如果有时某1、时某2、时某3、时某4、时某5、的遗产份额，都赠给闫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某4（1940年左右去世）与国某（1989年去世）系夫妻，二人育有两子两女，分别为吴某3（2017年去世）、吴某2、吴某5（2013年去世）和吴某6（2013年去世）。吴某3与任某（2010年去世）于1989年结婚，二人未生育子女，任某与前夫育有一子刘某4（2015年去世）和一女刘某1。刘某4与妻子王某生育刘某2、刘某3和刘某5（已故，未婚、无子女）。吴某5与丈夫时某7（2009年左右去世）生育时某1、时某5、时某2、时某3和时某4。吴某6与丈夫张某7（1996年去世）生育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和张某5。吴某1系吴某2之子，此二人与刘某1均非某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吴某2之妻郝某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吴某4、国某夫妇于建国前购置今位于永宁镇某街某号一处宅院。吴某4去世后，吴某2于1979年拆除某号院内的南房并在村内另批宅基地建房，后国某一直随吴某3共同生活在某号院，并于1989年去世。吴某3与刘某1的母亲任某结婚后，一直居住于某号院。2007年，吴某3将某号院内原有的四间北房拆除建成三间北房；同年11月1日，吴某3、任某立《遗嘱》一份，表示上述房屋将来由刘某1继承。2010年6月17日，任某立《遗嘱》、吴某3与刘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各一份，内容均为上述房屋在二人去世后由刘某1继承。2010年3月22日，吴某2以吴某3为被告诉至法院，以分家协议为依据，要求法院判决某号院院落的一半宅基地归其所有，吴某3不得私建房屋，并要求吴某3给其北房半间折价款5000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吴某3、吴某2均认可双方曾于1980年与母亲国某协商了分家事宜。2011年5月13日，法院作出（2011）延民初字第01369号民事判决书，以分家协议遗漏了部分继承人，且协议上只有代书人的书写且无吴某2之外继承人的签名为由，认定分家协议无效，驳回吴某2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后，吴某2、吴某3均未上诉，而是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了《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约定将某号院的宅基地一分为二，西面属吴某3所有，东面属吴某2所有。2012年4月18日，吴某3与刘某1签订协议书，约定：吴某3一直并继续由刘某1赡养，并同意刘某1在某号院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且建成的房屋归刘某1所有。2012年6月，刘某1找来工程队对前述三间北房进行了翻建。同年，吴某2在某号院内紧邻刘某1翻建的三间北房东侧建北房三间。2014年3月，刘某1将吴某3送入养老院，并由刘某1向养老院交纳费用。2016年4月14日，吴某3与吴某2之子吴某1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吴某3由吴某1负责生养死葬，其遗产，即某号院平房归吴某1所有。协议签订后不久，吴某1即拿到钥匙，管理某号院房屋。2016年6月份后，吴某3的养老院费用由吴某2一方交纳。2017年1月，吴某3病重，离开养老院；2017年2月16日，吴某3去世，其丧葬事宜由吴某2和吴某1操办，丧葬费亦由该二人领取。2019年4月22日，刘某1诉至法院，以任某的遗嘱、其与吴某3签订的协议，及翻建行为为依据，要求确认某号院内西侧三间北房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属刘某1所有，要求吴某2从该房屋中撤出占有，并按每月500元支付房屋占用费。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京0119民初5518号民事判决，认为吴某3将其享有的某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让与非永宁镇某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刘某1，并准许其建造房屋的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为无效，刘某1亦不能依据翻建行为取得某号院房屋的所有权，并据此驳回了刘某1的所有诉讼请求；该判决同时认定，非永宁镇某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吴某1与吴某3签订的受遗赠某号院内平房的遗赠扶养协议亦属无效。刘某1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20）京01民终967号终审判决，驳回刘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现双方以某号院内房屋涉及遗产继承，诉至法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时某1、时某5、时某2、时某3和时某4向法庭出示编号为（91）延证字第×××号的《公证书》一份，载明吴某3、任某夫妇于1991年1月23日收养时某4之女闫某作为养孙女。经法院走访某街村委会和该村村民，均不知晓吴某3有养孙女，并表示吴某3、任某夫妇多年来一直由刘某1照顾。闫某本人以及时某4亦表示，闫某从未与吴某3、任某共同生活，且自小与吴某3、任某就很少来往，闫某一直由亲生父母扶养，闫某成年后亦未对吴某3、任某尽赡养义务。另查，吴某3去世后，其银行卡、存折由吴某2掌管，在吴某2管理期间，吴某3在北京农商银行的三个账户（账户号分别为×××1、×××2和×××3）累计被取出5271.9元。截至2021年1月22日，前述三个账户余额共计1155.7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二：一是某号院六间北房的权属及本案所涉遗产的范围；二是对给予或应当给予吴某3生活扶助的各主体及其行为如何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争议焦点一：即某号院六间北房的权属及本案所涉的遗产范围。首先，本案中涉诉的某号宅院原系吴某3、吴某2的父母（吴某4、国某夫妇）于建国前取得，在吴某4去世后，该房屋虽然转化为国某、吴某3、吴某2、吴某5和吴某6的共有状态。但结合吴某21979年拆除该院内南房并另批宅基地建房，国某、吴某3、吴某2于1980年协商过分家事宜的事实，吴某3于2007年对该院内房屋进行翻建等情形；以及自吴某2另批宅基地建房开始，至2010年起诉分割宅基地前，此期间三十多年里，某号院一直由吴某3居住，且吴某2、吴某5和吴某6均未对此院内房屋权属提出任何异议的事实；再综合考虑农村传统风俗习惯，父母生前心愿以及长期稳定的居住生活状态不宜被轻易打破的保护需求，法院确认某号院的权属已以事实分家的形式由吴某3实际取得。由于这种状态开始于吴某3与任某结婚以前，而翻建并不会导致房屋权属的变更，故某号院的房屋在经过吴某3、任某于2007年和刘某1于2012年的两次翻建后，仍属于吴某3的个人财产。其次，吴某3与吴某2于2012年3月24日签订了《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约定将某号院的宅基地一分为二，西面属吴某3所有，东面属吴某2所有。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故该协议关于宅基地归吴某3、吴某2所有的约定无效。但该协议系吴某3就其占有使用的某号院东侧宅基地建设使用权利的放弃及对由吴某2建成的房屋权利的放弃，系双方的真实意思；吴某2虽非某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吴某2的配偶郝某系该村农业户口，故吴某2依据该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村宅基地建房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现吴某3已去世，其在某号院内的遗产仅限于西侧三间北房。另外，吴某3去世后，其遗留在北京农商银行的三个账户累计被取出5271.9元，因取款发生在吴某2对该账户的管理期间，故在吴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他人取款，应推定取款人为吴某2。截至2021年1月22日，前述三个账户尚有余额共计1155.76元，该1155.76元以及前述5271.9元均应为吴某3的个人遗产。对于争议焦点二：即对给予或应当给予吴某3生活扶助的各相关主体及其行为如何评定。首先，关于闫某。吴某3、任某夫妇收养闫某作为养孙女，应当参照养父母子女关系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闫某在被吴某3、任某夫妇收养后，虽然从未与吴某3、任某夫妇共同生活，但作为法律所拟制的子女，其成年后仍有对养父母进行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然而，闫某在成年后并未对吴某3、任某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其次，关于吴某2与吴某1。吴某2虽然交纳了吴某32016年6月以后的养老院费用，并和其子吴某1操持了吴某3的丧葬事宜，但其二人对吴某3的扶助照料时间较短、投入的精力和物力有限，且领取了吴某3的丧葬费。相较而言，刘某1并无扶养吴某3的法定义务，但自吴某3与任某于1989年结婚后，其在生活上一直对二人进行帮扶照顾，甚至在母亲任某去世后多年，也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对吴某3给予关怀照顾。基于该事实，并结合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法院从某街村委会调查了解的情况，刘某1为吴某3组织翻建房屋，以及吴某3与刘某1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中吴某3对刘某1长期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的积极肯定，法院综合认定刘某1对吴某3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吴某2对吴某3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扶助。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闫某作为吴某3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未对吴某3尽到扶养义务，对于其要求继承吴某3遗产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而刘某1并非吴某3的法定继承人，但却对吴某3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其应当分得吴某3适当的遗产。对于吴某2、吴某1，其对吴某3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扶助，且操持了吴某3的丧葬事宜，其行为值得肯定，对于其付出，亦应当适当分得吴某3的遗产。故法院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本着公平合理、物尽其用、方便生活的原则，酌定位于某号院内属于吴某3所遗留的西侧三间北房由刘某1继承；吴某3遗留的账户号分别为×××1、×××2和×××3的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内的余额及吴某2从该账户取出的5271.9元由吴某2、吴某1继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某街某号院内的西侧三间北房由刘某1继承；二、吴某3遗留的账户号分别为×××1、×××2和×××3的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内的余额及吴某2从该账户取出的5271.9元由吴某2、吴某1继承；三、驳回刘某1、吴某2、吴某1、闫某、时某1、时某5、时某2、时某3、时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王某、刘某2、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某1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08年11月10日—11月18日吴某3在延庆医院住院病历，证明刘某1对吴某3进行了扶养。证据二医疗手册和收费收据，证明刘某1不存在对方说的遗弃吴某3，2015年、2016年还送吴某3就医。吴某1、吴某2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是刘某1支付的相应的医疗费用，而且也不能根据住院病历写的说刘某1和吴某3是父女关系就来认定这个事实。王某、刘某2、刘某3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可刘某1证据及证明目的。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同吴某1、吴某2质证意见一致。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时某4、时某5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这些证据，我们不发表意见。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刘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在一审期间已客观存在，且逾期提交并无正当理由，故本院对其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中，吴某1、吴某2、王某、刘某2、刘某3、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时某1、时某2、时某3、闫某、时某4、时某5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2007年11月1日吴某3订立遗嘱中载有如下内容：“我和我妻子结婚已近20年。生活早已不能自给，我们的衣食、有病、有事，一直由我妻子的女儿刘某1照顾、供养。刘某1虽不是我亲生女儿，对我却胜似亲生。”2012年4月18日吴某3与刘某1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有如下内容：“吴某3与刘某1为继父女关系，吴某3无亲生子女，吴某3一直由刘某1进行赡养。”二审中，吴某2、吴某1称“给吴某3交纳的养老院费用、丧葬费等相关款项，吴某2、吴某1的账是混在一起，共同支付的。三间房屋面积一样大。”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号院内西侧三间北房的继承问题。吴某2、吴某1认可某号院内西侧三间北房为吴某3的遗产范围，且吴某3生前未留有有效遗嘱。关于被继承人吴某3之法定继承人问题，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吴某3去世时，其已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应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即吴某3之兄吴某2为吴某3的法定继承人，故吴某2对吴某3之遗产具有继承权。一审法院在分割涉案房屋时未考虑吴某2之继承份额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关于吴某1、刘某1是否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之问题，本院认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虽然吴某3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但在吴某3签字的上述材料中均能体现出吴某3对于刘某1长期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的积极肯定。相较而言，吴某1虽亦主张对吴某3尽了较多扶养，但从照料时间长短及精力、物力投入上均不及刘某1。故综合上述，本院认为刘某1系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其适当的遗产。基于上述分析，吴某3的遗产应由吴某2、刘某1予以继承。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本着公平合理、物尽其用、方便生活的原则，考虑一审法院对于存款的处理等因素，本院酌定某号院内西侧三间北房中西数第三间由吴某2继承，西数第一间、第二间由刘某1继承。综上所述，吴某2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56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56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某街某号院内的西侧三间北房中西数第三间由吴某2继承，西数第一间、第二间由刘某1继承；四、驳回吴某2、吴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刘某1、吴某2、吴某1、闫某、时某1、时某5、时某2、时某3、时某4、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王某、刘某2、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刘某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吴某2、吴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