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29民终7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男，196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永靖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胥某，男，195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永靖县。    上诉人任某因与被上诉人胥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靖县人民法院（2021）甘2923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永靖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甘2923民初163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主要理由：一、本案案涉欠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依据关于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认定欠条的诉讼时效，于法无据。一审认为被上诉人主张房款所依据的欠条书写于2012年11月4日且未约定支付时间，而认定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27日发出律师函并于2015年9月10日起诉要求返还房屋属于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缺乏法律依据。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基于房屋买卖产生的合同欠款纠纷，借条是明确借贷权利义务的凭据，而欠条是明知诉讼权利开始主张时期的依据，即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出具欠条之日起算，而不能依据借款合同的规定认定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2012年11月4日起算，故自2014年11月3日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二、本案除欠条外，被上诉人并未在一审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售房及购房的合意，一审法院未履行全面审查案件事实的义务，未查明是否真的存在房屋交易行为。三、本案应当追加案外人罗某为本案当事人，上诉人申请追加但一审法院拒绝追加，案外人罗某未参与诉讼，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情况。    被上诉人胥某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在2012年11月4日给答辩人出具房屋欠款欠条之后，答辩人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但被答辩人迟迟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被答辩人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没有任何证据及依据，相反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关于诉讼时效的证据。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被答辩人给答辩人出具的欠条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售房及购房的合意，被答辩人在一审中也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售房及购房的合意，（2017）甘2923民初1号民事判决中被答辩人也陈述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以上几点，足以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买卖房屋的合意。一审法院对被答辩人提出追加案外人的申请审查后依法驳回，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    胥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所欠房款347160元，逾期付款损失189245.5元（按年利率7.35％计算自2012年11月4日至2020年4月4日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按年利率7.35％支付自2020年4月5日至实际全额偿还房款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房款本息共计536405.5元）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4日被告任某从原告处购买位于××县，该房屋面积144.65平方米，口头约定每平方米2400元，房款共计347160元。原告当日将房屋钥匙交付于被告任某，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欠条注明：“欠到胥某房款347160元（叁拾肆万柒仟壹佰陆拾元整），今欠人：任某，2012年11月4日”。后被告拖欠房款不还，原告以多种方式不断主张权利。2016年5月30日原告向永靖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退还房屋，后经永靖县人民法院、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确定原、被告房屋买卖合同实际已履行，基于买卖合同双方达成新的协议，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从买卖关系变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被告不按时归还所欠房款，由其一方过错给原告带来巨大损失，系买受人单方违约，请被告支付自2012年11月4日之后逾期付款损失。现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标准计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至人民法院，请贵院依法裁决。    任某辩称，一、答辩人诉被答辩人房屋欠款事宜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首先，答辩人于2012年11月4日向被答辩人出具欠条，被答辩人一直未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其虽在2016年起诉答辩人，但其诉求为返还房屋。显然被答辩人已经放弃依据欠条向答辩人主张还款权利，即自2012年11月4日至本案起诉之日这八年期间并未向答辩人主张任何还款权利，故应当认定为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其次，即便2016年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返还房屋，依据当时关于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其依据欠条起诉还款的诉讼时效也早已于2014年11月4日起超过，在此期间被答辩人并未向答辩人本人主张过还款，答辩人也未承认还款，故可以认定未出现任何法定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据此，被答辩人在不存在任何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下，未向答辩人主张还款权利，系其放弃其在法律上的胜诉权，应当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二、被答辩人应当向第三人即案涉房屋实际占有人罗某主张房款，而不应当向答辩人主张。2016年被答辩人在起诉答辩人返还房屋的同时将罗某即案涉房屋的实际占有人列为第三人，显然被答辩人于2016年即已经知道该房屋一直为第三人罗某占有使用的事实情况。故应当视为案涉房屋的房款还款义务的转移，在第三人罗某未向答辩人支付任何房屋款项的情况下，应当由第三人罗某向被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被答辩人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且其所诉主体不适格，故应当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4日被告任某从原告处购买位于××县，该房屋面积144.65平方米，口头约定每平米2400元，房款共计347160元。原告当日将房屋钥匙交付于被告任某，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欠条注明：“欠到胥某房款347160元（叁拾肆万柒仟壹佰陆拾元整），今欠人：任某，2012年11月4日”。后被告将该房屋出售（顶账）给第三人罗某。原告于2015年7月27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催告函，要求被告限期于2015年7月29日支付拖欠房款，被告逾期未支付房款，原告遂于2015年9月10日向永靖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退还该房屋，后经永靖县人民法院、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确定原、被告房屋买卖合同实际已履行，一审、二审、再审均驳回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房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任某从原告处购买位于××县，被告向原告出具全额房款的欠条，原告同时向被告交付该房屋钥匙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已认定其交易行为合法、有效。因此，被告任某理应支付原告出售房屋欠款；关于被告主张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涉案欠条书写于2012年11月4日，且未约定支付时间，原告于2015年7月27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催告函，要求被告限期于2015年7月29日支付拖欠房款，被告逾期未支付房款，原告遂于2015年9月10日向永靖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退还该房屋，后经永靖县人民法院、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确定原、被告房屋买卖合同实际已履行，一审、二审、再审均驳回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该房屋的诉讼请求。基于买卖合同双方达成新的协议即欠款协议，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从买卖关系变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因此，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自2012年11月4日起算至实际全额偿还房款之日的问题。因2012年11月4日欠条中既未约定还款时间，又未约定逾期利息，原告于2015年7月27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催告函开始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即“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应支持自主张之日2015年7月27日起的逾期利息及逾期罚息。综上所述，本院为维护正常的买卖合同，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任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胥某买卖房屋欠款347160元，并支付自2015年7月27日起按年利率7.35％的逾期付款损失。案件受理费9164元，减半收取4582元由被告任某承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1、上诉人任某与被上诉人胥某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胥某请求给付房屋出售款项的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原审法院审理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关于上诉人任某与被上诉人胥某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胥某请求给付房屋出售款项的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本案在案证据显示，本案纠纷系任某购买胥某所有的房屋引发，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合同指向的标的物已实际交付，出卖方胥某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而且买受人任某也已经接受该履行，并以出具购房款欠条的形式对自身给付房款的义务进行了确认，应当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该口头约定的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如前所述，任某所负合同义务为全额给付约定的购买房屋款项，但根据本案事实，任某并未在实际接收房屋后给付购房款，而是经出卖人胥某同意后迟延履行给付购房款的义务，为此出具了欠条。诉讼时效制度应当主要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理论，本案中双方之间因房屋买卖合同形成的债务属于合同之债，任某负有向胥某给付购房款的义务，该义务之下，任某系本案合同之债的债务人，胥某对其享有请求给付购房款的债权请求权，故本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效制度作为一种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法定期间，判断时效期间是否完成，其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期间的开始时点，期间开始时点的确认系判断权利人权利是否应受司法保护以及义务人是否享有时效抗辩利益的核心问题。原《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均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即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存在权利人权利遭受损害的事实，二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损害的事实，三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在计算时效起算时，上述三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本案中任某为所负债务出具欠条，该行为的作出说明其不能正常履行合同义务，胥某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但该欠条并未约定给付购房款的期限，即无法从履行期限已经届满而认定存在权利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损害的事实，故无法得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出具欠条之日起算的结论。原《合同法》和《民法典》均规定，合同约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早在2015年，胥某就以律师催告函的形式向任某请求其履行债务，后因任某不履行遂起诉到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房屋，该诉求虽未明确请求任某给付购房款，但诉讼仍因任某违反合同约定引起，应当认为该次诉讼属于引起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至2018年11月该次诉讼程序终结时，本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胥某于2021年1月所提本诉，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任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法院审理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的问题。任某主张其申请追加案外人为本案第三人未被准许错误，对此评析如下：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时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为第三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通知参加诉讼，并无案件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追加参与诉讼的规定，故任某申请追加第三人无法律依据。其次，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合同权利义务两方为任某与胥某，诉讼请求为金钱给付内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给付义务人明确，并无案外人承担给付的可能，案件处理结果也不会与案外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也无需由人民法院通知案外人参加本案诉讼。据上，一审法院对任某追加申请未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案件审理程序合法，对任某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64元，由上诉人任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苏晓华审判员吴贵裕审判员周通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祁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