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终29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贝丝达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洪运路782号。                法定代表人：沈金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伯英，嘉兴市秀洲区长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余姚市南滨江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陈志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忠华，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嘉兴市贝丝达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丝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姚市环球经贸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余姚市人民法院（2020）浙0281民初10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贝丝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贝丝达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至6月，双方签订四份《出品购销合同》，约定由贝丝达公司向环球公司提供化纤制针织女毛衫共计160470件，货款总计人民币6119108.40元。合同签订后，贝丝达公司于2014年5月至7月依约将涉案货物全部交付给环球公司，环球公司将货物分批报关出口，在收到外汇货款后，以增值税发票向余姚市国税局申报并得到涉案货款的全部退税金额人民币830000余元。但环球公司仅支付货款人民币1869070元，尚剩余应结货款人民币4250000余元至今未付。                环球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双方之间系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根据涉案《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环球公司并无向贝丝达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环球公司已经按照客户案外人项岁彬的指示，将代收的美元273061元（折合人民币1703433元）全部转付至贝丝达公司，并将实际到账的退税款美元165637元全部支付给贝丝达公司，其余未达账的美金预退税款已经退还至国库；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贝丝达公司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环球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完成了贝丝达所委托的事务，无须再承担责任，贝丝达公司应对其客户项岁彬已经向环球公司交付货款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贝丝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环球公司支付剩余货款人民币4250000元。2．判令环球公司支付逾期货款利息（以人民币42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至上述款项实际支付日止）。3．判令环球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0000元及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贝丝达公司发送化纤制针织女毛衫若干给外商客户项岁彬。按照交易习惯，环球公司根据贝丝达公司的要求为贝丝达公司货物出口安排船期及其他货物出口事宜，环球公司在收到外商美元货款后，根据约定的汇率及其他费用结算后，由贝丝达公司开具国内增值税发票予环球公司，环球公司收到外商项岁彬款项后向贝丝达公司支付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2014年5月25日，贝丝达公司向国外客户项岁彬装箱化纤制针织女毛衫47983件，由环球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经北仑海关报关出口，申报出口金额美元241723.96元；2014年6月27日，环球公司向贝丝达公司传真《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落款签订日期2014年4月23日，合同金额人民币1708194.80元。贝丝达公司于2014年6月28日出具合计总额为人民币1708194.80元的增值税发票15份。2014年6月9日，贝丝达公司向国外客户项岁彬装箱化纤制针织女毛衫38437件，由环球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经北仑海关报关出口，出口申报金额美元216477.18元；2014年6月27日，环球公司向贝丝达公司传真《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落款签订日期2014年4月29日，合同金额人民币1529792.60元。2014年8月29日，贝丝达公司向环球公司开具总额为人民币1529792.60元的增值税发票14份。2014年7月1日，贝丝达公司向国外客户项岁彬装箱化纤制针织女毛衫37985件，由环球公司于2014年7月2日经北仑海关报关出口，出口申报金额美元211056.06元；2014年8月18日，环球公司向贝丝达公司传真《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金额人民币1489012元，该合同落款签订日期2014年5月30日。2014年8月29日，贝丝达公司向环球公司开具总额为人民币1489012元的增值税发票13份。2014年7月14日，贝丝达公司向国外客户项岁彬装箱化纤制针织女毛衫36065件，由环球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经北仑海关报关出口，出口申报金额美元197643.41元。2014年8月18日，环球公司向贝丝达公司传真《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392109元，该合同落款签订日期2014年6月6日。2014年10月27日，贝丝达公司向环球公司开具总额为人民币1392109元的增值税发票12份。以上四份合同总计货款人民币6119108.40元。项岁彬收货后，向环球公司账户汇入美元后，由环球公司向贝丝达公司支付货款，对于涉案的上述货款，环球公司收到客户项岁彬支付的货款后，已结算给贝丝达公司合计人民币1869070元。涉案中，双方所签的四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均为格式合同，除单价、数量、金额、合同有效期限不一致外，其他主要内容一致，结算方式均为乙方（贝丝达公司，下同）需在交货后75天内将正确的增值税发票交给甲方（环球公司，下同），待甲方收到国外客户货款和乙方正确增值税发票并且确认国外客户与乙方就合同项下的货物不存在质量、代理费等未了结纠纷后与乙方结清货款。案涉的增值税发票由贝丝达公司交由环球公司，环球公司凭上述增值税发票已经向国税部门办理了退税，合计退税金额为人民币836801.25元。                一审法院认为：贝丝达公司、环球公司均认可双方的法律关系系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经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间实际存在的权利义务以及双方履行行为所体现的法律性质，对双方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予以确认。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贝丝达公司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贝丝达公司向环球公司主张未付货款人民币4250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关于贝丝达公司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具体而言，贝丝达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是以环球公司为被告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贝丝达公司主张其与环球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然区别于涉案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故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显然不同，贝丝达公司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故对环球公司主张的贝丝达公司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二、关于贝丝达公司向环球公司主张未付货款人民币4250000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贝丝达公司主张环球公司对贝丝达公司开具的54份增值税发票已办理全额退税，其认为退税的前提是已全部收汇，要求环球公司依照增值税发票的款额支付剩余货款人民币4250000元。环球公司辩称其支付货款的前提条件之一为收到国外客户支付的货款，环球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并非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支付义务，而是代国外客户转交货款，截止目前环球公司并未收到国外客户项岁彬转交的人民币4250000元货款。贝丝达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根本无法证明环球公司具有货款支付义务，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仅为办理出口退税所用。环球公司虽然办理了退税，但办理了退税无法推导出环球公司收到了国外客户项岁彬转交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贝丝达公司为证明环球公司欠付货款人民币4250000元的事实，提供了经国税部门认证退税的增值税发票，认为出口退税的前提是已收汇。环球公司反驳称，案涉54份增值税发票确实已经国税部门认证退税，但该54份增值税发票项下的收汇并非逐笔退税，而是采用了批次退税的办法，退税的外汇款项不是由国外客户项岁彬所支付，由于环球公司没有收到项岁彬转交款项，环球公司已将部分退税款返还国税部门。根据一审法院向国税部门调查，案涉货物的退税方式为批次退税，贝丝达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退税的原因系国外客户项岁彬的汇款所导致。根据双方结算方式的约定：“乙方（贝丝达公司）需在交货后75天内将正确的增值税发票交给甲方（环球公司），待甲方收到国外客户货款和乙方正确增值税发票并且确认国外客户与乙方就本合同项下的货物不存在质量、代理费等未了结纠纷后与乙方结清货款。”贝丝达公司负有举证环球公司收到国外客户货款的义务。现贝丝达公司主张环球公司已实际收取国外客户项岁彬汇款并要求环球公司支付剩余款项的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支持。贝丝达公司要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及赔偿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贝丝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120元，由贝丝达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贝丝达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银行收付款凭证1组，拟证明环球公司从2013年12月3日至2016年1月26日收取国外客户支付给贝丝达公司的货款及转款给贝丝达公司的事实；2．微信聊天页面翻译件1份，拟证明环球公司收到国外客户支付的货款中，仅有一笔货款显示的付款人为项岁彬，其余货款均与项岁彬无关；3．代理费说明1份，拟证明环球公司所付的货款与涉案尾号为230的《出品产品购销合同》以及贝丝达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一致，均为人民币1708194.80元，且环球公司自认其应付货款总额为人民币6119108.40元，国税退税人民币836801.15元；4．掌上法庭资料1组，拟证明双方在浙江移动微法院平台与一审法院法官互动，贝丝达公司还对环球公司提供的证据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但环球公司却擅自撤回了证据；5．退税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一审法院于2021年4月16日向国家税务总局余姚市税务局调查了环球公司的退税情况，证明2014年12月三批次退税款达到人民币8363681.70元；6.2021年6月10日公证书1份，拟证明贝丝达公司对上述1至5组证据材料进行了公证。同时，针对贝丝达公司提举的证据，环球公司亦向本院提交了代理费说明1份（内容同贝丝达公司的证据3）、余姚环球代理嘉兴贝丝达出口过程中代收美金金额及收取代理费的说明1份、外汇单据和转付凭证9份（内容同贝丝达公司的证据1）、电子税务单据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1份，拟证明环球公司为贝丝达公司办理出口代理业务，约定按照报关美金（约1美元计0.11人民币左右）向贝丝达公司收取代理费，环球公司在收到国外客户项岁彬的美元273061元之后，根据其指示，已经全部转付至贝丝达公司，并因项岁彬迟迟未向贝丝达公司支付其余货款，环球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将原办理的人民币603201.91元退税款退还至国库。以上证据材料经双方相互质证后，本院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些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环球公司已经收取涉案四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所有外汇货款，故本院对贝丝达公司的举证意见不予采信。                据上，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贝丝达公司曾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环球公司支付货款，未获支持。现贝丝达公司以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为由再次起诉环球公司支付货款，并仍以涉案四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为据，则应视作其已确认双方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并已接受该四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的条款约束。从合同条款来看，涉案四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除产品数量、单价、合同编号等条款有差别外，其余条款基本一致，其中关于结算方式的约定均为“乙方（贝丝达公司）需在交货后75天内将正确的增值税发票交给甲方（环球公司），待甲方收到国外客户货款和乙方正确的增值税发票并且确认国外客户与乙方就本合同项下的货物不存在质量、代理权等未了结纠纷后与乙方结清货款”，由此可知，贝丝达公司向国外客户交货后将合同项下的增值税发票交予环球公司系贝丝达公司有权主张货款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待环球公司收到国外客户货款并确认该客户与贝丝达公司之间无产品质量纠纷等系环球公司转付货款的其余前提条件，以上条件缺一不可。但环球公司是否办理出口退税手续并非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且根据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余姚市税务局调取的退税情况说明，涉案人民币8363681.70元退税款采用了批次退税方式，故此，即便环球公司将贝丝达公司开具的所有增值税发票办理了出口退税，亦无法据此推定出国外客户已将全部货款交付给环球公司，故一审法院将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至贝丝达公司，并无不妥。况且在涉案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中，环球公司系进出口代理公司，而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环球公司享有的合同权利仅系获取进出口代理费，但其并不具有索取外汇货款的主动权。贝丝达公司在其与环球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败诉后，便应知晓环球公司的合同义务系代为支付货款，且代付货款的前提系涉案四份《出口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条件已成就。按常理，环球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其与贝丝达公司均一致希望国外客户能够按时支付货款，以实现自身的合同利益。故贝丝达公司认为环球公司已经代收了全部货款却不予支付贝丝达公司，缺乏事实依据，亦与商业逻辑不相符。至于贝丝达公司质疑环球公司在未足额收取外汇货款的情况下即办理出口退税，及环球公司自行返还退税款的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                综上所述，贝丝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120元，由上诉人嘉兴贝丝达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梅亚琴            审判员徐梦梦            审判员徐京波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