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20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瑞芝，女，193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本案指定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婵（田瑞芝之孙女），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婵，女，198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绘，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花芝，女，195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绘，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营，男，195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欣，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亮（刘云营之子），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斯炜，男，198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田瑞芝、刘婵、朱花芝因与被上诉人刘云营、刘斯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兼田瑞芝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婵，上诉人刘婵、朱花芝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绘，被上诉人刘云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欣、刘思亮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斯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瑞芝、刘婵、朱花芝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书；2．请求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刘云营、刘斯炜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刘云营、刘斯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涉案房屋使用田瑞芝已去世配偶刘景增工龄购买”错误。就此事实，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驻京军队企业化工厂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以下简称《出售协议书》）的全部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出售协议书》《购买现住房申请书》、两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情况调查表》《证明》，此档案材料均未显示出“涉案房屋购买时使用刘景增的工龄”的内容，包括工龄的长短、折价换算方式、所对应价值大小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刘景增生前与田瑞芝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该房屋的来源亦是刘景增曾就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分配所得，田瑞芝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工作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保存的购房相关档案中，包括了对刘景增工龄的调查表，故而涉案房屋系使用刘景增工龄购买所得系主观推断，并无证据支撑。本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刘云营、刘斯炜一方，如其无法举证证明该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房屋应包含有刘景增遗产部分”错误。一审法院作出“涉案房屋应包含有刘景增遗产部分”本身表述即非常不明确：刘景增与田瑞芝就涉案房屋建立的是何种共有关系？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一审法院均未明确论述。田瑞芝、刘婵、朱花芝认为此认定错误既是事实认定错误，又是法律适用错误，田瑞芝、刘婵、朱花芝将在法律适用错误部分具体论证。（三）一审法院认定“田瑞芝与刘金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错误。一审庭审中，刘云营、刘斯炜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田瑞芝与刘金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田瑞芝与刘金顺系亲属关系，在购房款金额，交付时间方面不同于一般的交易过程都不应过分苛责。一审法院认定田瑞芝与刘金顺存在恶意串通纯属主观臆断，不符合审慎认定恶意串通，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原则的立法趋势。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房屋应包含有刘景增遗产部分”系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房屋系田瑞芝于1998年10月21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签订《出售协议书》，并于2017年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我国婚姻法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限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或夫妻有明确书面约定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刘景增在田瑞芝签订购房协议及取得涉案房屋产权之前已去世，即便刘云营、刘斯炜能够举证证明涉案房屋购买时使用了刘景增的工龄，但因刘景增当时已经死亡，丧失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行取得财产，更不存在基于夫妻关系与田瑞芝共同共有房屋。其次，对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该问题予以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0年2月17日以（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对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作出回复，其中涉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但上述复函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废止。故购买涉案房屋是否使用夫妻双方共同积蓄以及是否使用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均不足以据此产生涉案房屋物权取得主体的认定基础。基于以上分析，刘景增不可能享有涉案房屋份额，那么刘景增不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均不具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二）田瑞芝与刘金顺不存在恶意串通，并且在刘云营、刘斯炜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份额的情况下，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前提条件。刘景增对房屋都不享有任何份额的情况下，其继承人对该房屋的份额更是无从谈起。那么，田瑞芝与刘金顺签订的购房合同损害他人利益、田瑞芝与刘金顺恶意串通等认定也是毫无依据。（三）一审法院将财产性权益与物权混为一谈系适用法律错误。田瑞芝、刘婵、朱花芝在上一点中已经论述了刘景增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份额，故刘景增继承人基于继承权也无法享有涉案房屋份额。一审法院认为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了刘景增工龄，工龄属于财产性权益，故其他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均享有一部分财产性权益，田瑞芝与刘金顺在明知此存在其他继承人的情形下签订的购房合同是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暂且不提涉案房屋是否使用了刘景增工龄，一审法官将财产性权益与物权混为一谈是此认定错误的关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明确提出在被继承人购买公房时根据工龄政策福利，使用已死亡配偶工龄折抵房款的，所获工龄政策福利怎样分割，此问题应另行解决，使用工龄带来的财产性权益不应影响田瑞芝与刘金顺签订的购房合同的效力。三、购房合同系田瑞芝与刘金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田瑞芝与刘金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购房合同，双方已经分别履行支付对价及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义务。至于双方约定的购房款为多少，因双方系母子关系，不应苛求按照市场标准来衡量是否适当。田瑞芝在此之后将购房款赠与刘金顺，这是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后产生的新的意思表示，该新的意思表示无法否定之前签订购房合同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综上所述，田瑞芝与刘金顺签订的购房合同真实有效，刘云营、刘斯炜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本案审理过程中，刘云营将一直由刘金顺夫妻照顾的田瑞芝老人强行搬离，拒绝刘金顺与田瑞芝有任何沟通，刘云营对刘金顺更是多次殴打辱骂，正是带着对亲情的失望及对家人的亏欠，刘金顺在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拥有四十多年党龄的刘金顺，一生光明磊落，乐于助人，多次被评为年度优秀党员，曾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三等功，曾被评为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先进生产者称号，在去世之后被认定为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是上诉人无法接受的。田瑞芝与上诉人朱花芝朝夕相处四十余年，关系融洽，在刘金顺去世后朱花芝也愿意照顾田瑞芝，田瑞芝的养老问题无需也不应作为影响本案购房合同效力认定的影响因素。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维护田瑞芝、刘婵、朱花芝的合法权利。刘云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田瑞芝、刘婵、朱花芝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涉案房屋系刘景增和田瑞芝的共同财产，是田瑞芝利用共同工龄购买，在未进行遗产分割的情况下，田瑞芝无权自行处理，更无权低于市场价格出卖。2．田瑞芝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刘金顺在明知田瑞芝患有老年痴呆的情况下恶意购买，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3．刘金顺明知田瑞芝的精神状态，刘金顺自身表述可以看出其明知母亲的精神状态，刘金顺依然购买，存在主观恶意。因此，本案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刘斯炜未发表答辩意见。刘云营、刘斯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金顺与田瑞芝于2017年11月2日签署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1562110）无效；2．判决刘婵、朱花芝协助将北京市朝阳区xx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变更至田瑞芝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景增、田瑞芝夫妻育有三子，长子刘金顺，次子刘云营、三子刘某某，刘金顺于2020年3月13日去世，刘某某于2019年7月26日去世，刘景增于1997年12月3日去世。朱花芝系刘金顺之妻，二人育有一女刘婵。刘某某于1999年1月26日离婚，离婚后没有再婚，育有独子刘斯炜。刘景增去世后，未进行继承分割遗产。关于田瑞芝与刘景增的工作单位，双方当事人一致述称：田瑞芝工作单位是朝阳衬衫厂，刘景增的工作单位情况如下：开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然后去部队服役，然后转业回来在北京汽车靠垫厂，后来靠垫厂改名为东伟汽车靠垫厂，然后就退休了。1998年10月21日，田瑞芝与售房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签订《出售协议书》，约定，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军队有关房改售房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xx号住房壹套出售给田瑞芝。为查清案件情况，一审法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出具调查令，调取1998年10月21日田瑞芝签署的《出售协议书》中的附件《房价计算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涉案《出售协议书》全部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出售协议书》《购买现住房申请书》、两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情况调查表》《证明》。《购买现住房申请书》载明，申请人田瑞芝为北京市朝阳衬衫厂单位职工，在职实际工龄25．7年，配偶刘景增为江森自控汽车饰件公司单位职工，在职实际工龄41年。《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职工情况调查表》其中一份载明，江森自控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贵单位职工刘景增同志，根据北京市和驻京军房改办相关政策，申请购买现承租（或现住）我厂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请协助证明该同志下列有关情况。1．刘景增同志自194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90年11月退休实际工龄41年。另一份载明，贵单位职工田瑞芝同志，根据北京市和驻京军房改办相关政策，申请购买现承租（或现住）我厂直管公有住宅楼房，请协助证明该同志下列有关情况。1．田瑞芝同志自195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84年2月在职（或离休、退休）实际工龄二十六年。经查，双方争议的房屋坐落于朝阳区xx。2017年11月10日，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由田瑞芝转移登记至刘金顺名下。关于涉案房屋的来源，刘云营、刘斯炜述称，原来大约一九五几年3501工厂分给刘景增宿舍，然后到1982年左右拆迁了，搬到了现在的涉案房屋，当时是交房租居住。然后就是1998年房改购买了，当时是田瑞芝付钱购买的，利用了双方的工龄、双方夫妻存续期间的存款购买了。田瑞芝、刘婵、朱花芝述称，一九五几年3501工厂分给刘景增、田瑞芝一家人的宿舍，大约是1981年宿舍拆迁，分到了涉案房屋，由二老交房租进行居住。然后就是1998年房改购买了，当时是朱花芝掏的房款，通过田瑞芝购买的，据我们了解，刘景增的工龄已经用在刘云营一家换房的时候使用的，不清楚在本案中是否使用了工龄。关于田瑞芝、刘婵、朱花芝述称朱花芝支付涉案房屋的房款，田瑞芝、刘婵、朱花芝称，当时是现金汇款，我方持法院调查令前往中国邮政储蓄西安向阳营业所调取1998年朱花芝向田瑞芝的汇款记录，但银行答复是现金汇款，仅保留六个月，无法提供1998年的汇款记录，向我方出具账户信息，显示2001年11月3日朱花芝在该所开户。2017年11月2日，出卖人田瑞芝与买受人刘金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以下简称《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所售房屋为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50．55平方米，房屋成交价为1060000元。经查，2017年11月3日，刘金顺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转账50000元，业务类型为存量房监管交易资金存入。2018年4月25日，刘金顺向田瑞芝银行转账1010000元，交易摘要载明购房款。2018年4月27日，田瑞芝向刘金顺银行转账1010000元。田瑞芝、刘婵、朱花芝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房产过户款》的声明，载明，我将北京市朝阳区xx号通过买卖方式过户给我大儿子刘金顺，《房屋买卖合同》中应支付房款1060000元，已付款。我今后的生活还需要到大儿子刘金顺陪伴照顾为我养老送终。我的1060000元房款赠与我大儿子，其他人不得有异议，特此声明。声明人处，有田瑞芝签字、手印。见证人处，有王金英、任跃军、潘某签字、手印。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6日。田瑞芝、刘婵、朱花芝申请证人潘某出庭作证，潘某述称：在2018年4月份我和我们厂任耀军一块去刘金顺家看望刘金顺母亲，我带的是绿豆糕，任耀军带的是月饼。在刘金顺家里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房子，老太太说房子送给刘金顺，后来把楼上有个老太太叫了上来，刘金顺的母亲把这个事又说了一遍，刘金顺把这个事记录了下来。记录完成后就念了一遍，是否符合老太太的意思。我们喝着水，刘金顺就让我们等着，他下楼到了打印店，等了一会就打印回来了。让我们又看了一下，没啥问题，然后大家都签名摁指印。2018年6月1日，应申请人刘云营、刘某某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一、对田瑞芝目前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二、对田瑞芝2017年11月2日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于2019年1月29日出具不受理鉴定说明，载明，要求鉴定田瑞芝于2017年11月2日的民事行为能力，由于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本机构决定不受理该鉴定委托。2019年1月29日，一审法院应申请人刘云营、刘某某申请，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对田瑞芝目前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于2019年2月25日向本院出具京安精鉴［2019］030号，载明：被鉴定人田瑞芝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辨认能力受损，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刘云营、刘某某预交鉴定费4650元。本案审理中，田瑞芝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指定田瑞芝之孙女刘婵为其在本案中的指定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景增生前与田瑞芝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该房屋的来源亦是刘景增曾就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分配所得，田瑞芝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工作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保存的购房相关档案中，包括了对刘景增工龄的调查表，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涉案房屋虽由田瑞芝购买并登记在其名下，但该房屋系使用刘景增、田瑞芝的工龄购买，即在刘景增去世后，田瑞芝享受了双方相应购买福利房的资格和优惠，据此，涉案房屋系属于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工资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优惠福利，该福利表现形式虽不同于一般财产，但是仍属于财产性权益。故在刘景增死亡后，田瑞芝购买并登记为自己单独所有的房屋中应包含有刘景增遗产部分，在刘景增未进行遗产继承的情形下，刘景增的其他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均享有一部分财产性权益。田瑞芝与刘金顺对刘景增尚有其他继承人应属明知，其在未告知刘景增其他继承人即刘云营、刘某某的前提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显属损害了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关于田瑞芝与刘金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一审法院认为，刘金顺在向田瑞芝支付1010000元房屋价款后的两日后，田瑞芝即将该1010000元向刘金顺返还，双方还在转回1010000元的前一天，找到见证人，签署了关于赠予房款的声明，而作为证人的见证人之一潘某在本案中表示其当天是为探望田瑞芝前往田瑞芝家，当天见证签署了该声明。综合以上查明的事实，刘金顺与田瑞芝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交易显然与正常买卖房屋的过程不符，刘金顺与田瑞芝有较为明显的采取以买卖加上赠予的形式掩盖无偿转移房屋所有权的事实之行为，田瑞芝与刘金顺在明知该房屋存在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该行为显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故刘云营、刘斯炜主张田瑞芝与刘金顺于2017年11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刘云营、刘斯炜要求刘金顺的法定继承人朱花芝、刘婵协助将涉案房屋变更至田瑞芝名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判决如下：一、确认田瑞芝与刘金顺于2017年11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朱花芝、刘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田瑞芝名下。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另，就田瑞芝购买涉案房屋是否使用了刘景增和田瑞芝的工龄的问题，本院与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有限公司进行核实，该公司房管员答复：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这批房改房的购房款，均是按照1450元每平米的统一成本价计算，出售总额和实际售价之间的差额，是考虑到刘景增和田瑞芝双方的工龄、军队企业自身享有国家优惠及其他等因素进行了扣减，扣减后是实际售价；军队企业自身享有国家优惠占比不超过2%；其他因素记不清楚了，占比很少，其余是双方工龄；《出售协议书》中注明的所附房价计算表实际并没有。田瑞芝、刘婵、朱花芝对本院核实情况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工龄不能直接转化为房屋份额，田瑞芝获得涉案房屋时，刘景增已去世，其无法获得房屋份额，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解答，房产分割应当另行解决。刘云营对本院核实情况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涉案房屋是田瑞芝用刘景增的工龄购买的，田瑞芝不是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有限公司的员工，刘景增是员工，所以应该是利用刘景增的工龄购买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全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房屋的财产权属；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房屋应否变更登记回田瑞芝名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在案证据及本院二审核实情况，可以证明田瑞芝在购买涉案房屋时，使用了刘景增与其双方的工龄，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田瑞芝、刘婵、朱花芝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使用刘景增工龄购买有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虽然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了刘景增的工龄，但刘景增在田瑞芝签订《出售协议书》及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前已死亡，已丧失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行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且购买涉案房屋使用刘景增的工龄优惠部分，仅为归属于刘景增的财产性权益，并不足以据此产生涉案房屋物权取得主体的认定基础，故不能以购买涉案房屋使用刘景增的工龄为由认定刘景增系涉案房屋的共有人。因此，涉案房屋所有权应归属于田瑞芝，田瑞芝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处分涉案房屋所有权。关于争议焦点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田瑞芝与刘金顺于2017年11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金顺；2018年4月，刘金顺向田瑞芝支付剩余房款；两日后，田瑞芝将刘金顺支付的上述房款赠与刘金顺。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出庭证人的证言可见，田瑞芝的真实意思系将涉案房屋无偿赠与刘金顺，故通过房屋买卖的方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金顺，系田瑞芝与刘金顺之间虚伪的意思表示，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该项认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田瑞芝、刘婵、朱花芝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前述认定，田瑞芝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有权处分涉案房屋所有权，有权将涉案房屋赠与刘金顺，且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刘金顺名下，故该赠与行为已完成。根据本院前述认定，虽然涉案房屋中包含刘景增的财产性权益，但田瑞芝将涉案房屋赠与刘金顺系田瑞芝对其所享有的所有权进行处分的行为，并未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利益。刘云营、刘斯炜一方主张田瑞芝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并未充分举证予以证明，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据此，虽然田瑞芝与刘金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该项虚伪民事法律行为所隐藏的赠与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且赠与行为已完成，故刘云营、刘斯炜主张应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回田瑞芝名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律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因田瑞芝赠与刘金顺的涉案房屋中包含刘景增的财产性权益，且刘金顺无偿接受涉案房屋，故对于刘景增的财产性权益对应的财产价值部分，其他继承人可向田瑞芝或刘金顺另行予以主张。综上所述，田瑞芝、刘婵、朱花芝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刘云营、刘斯炜的其他诉讼请求。鉴定费4650元，由刘云营、刘斯炜负担（已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刘云营、刘斯炜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田瑞芝、刘婵、朱花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田瑞芝、刘婵、朱花芝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李圆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