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43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段内江万达广场A区1#楼幢1单元第15层1-15-6号。法定代表人：秦君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予，四川地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联发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三星村12组58号。法定代表人：林丽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胜，四川众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红松，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雪丽，女，199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上诉人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联发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顺公司)、郭红松、邓雪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3民初2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民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联发顺公司要求民通公司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联发顺公司、郭红松、邓雪丽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需方为民通公司，联发顺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郭红松的行为系代表民通公司的认定理由系错误推断。联发顺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和合同履行过程中具有重大过失，不应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以民通公司与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和《木方模板采购合同》的供货地点在同一地方即推断认为联发顺公司有理由相信民通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的观点极为牵强。联发顺公司作为专业商贸公司，其签订合同时应当认真审查郭红松是否有权代表民通公司签订合同。联发顺公司签订合同时，未进行相应审核，说明在签订合同时明知与其交易的主体是郭红松而非民通公司，因此联发顺公司与郭红松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2.案涉合同前期货款40万元均由邓雪丽为法人代表的成都赢信津川科技有限公司转款支付，对该笔货款联发顺公司在一审中也予以承认。联发顺公司作为专业商事主体，理应清楚付款对象是确定合同相对人的主要依据。联发顺公司在郭红松没有民通公司的特别授权，也没有与民通公司有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接受成都赢信津川科技有限公司这一“陌生人”的大额转款且认定为民通公司的货款支付，有悖常理，违反一般交易习惯。3.案涉合同签订履行至今近两年时间，案涉合同的货物往来、货款支付均由郭红松及以邓雪丽为法人代表的成都赢信津川科技有限公司所经手。且其后拖欠的货款，联发顺公司也仅向郭红松、邓雪丽催索，并由郭红松个人作出承诺。联发顺公司从未向民通公司发出过任何关于催索货款的通知或信息。由此可知，联发顺公司应当知道合同相对方仅为郭红松。因此，联发顺公司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善意且无过失的构成要件。4.从联发顺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多份由郭红松个人出具的《承诺》也可看出联发顺公司实际清楚与其交易的真实主体是谁。综上所述，民通公司认为，郭红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依据联发顺公司郭红松个人出具的《承诺》确认民通公司欠付联发顺公司联货款合计564629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联发顺公司辩称，本案事实清楚，民通公司与联发顺公司签订合同后，联发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郭红松进行交接，因此产生了相关的票据。关于民通公司提出款项是由其它公司支付，在此简要说明：第一，联发顺公司作为接收货款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民通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向联发顺公司支付货款，联发顺公司无法干涉，民通公司让其他人支付，不能作为推翻其为合同主体的事实。郭红松辩称，本案争议与民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郭红松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没有与联发顺公司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徐亚展拿合同来的时候说需要让民通公司盖章，当时郭红松也说了让民通公司盖章，但实际上与民通公司没有关系，盖章的时候没有经过民通公司的允许。联发顺公司和民通公司没有产生任何交易和资金往来，也没有产生发票，所以实际上是联发顺公司想把责任转移到民通公司。本来证人朱某出庭作证，但是因为他的家属生病，所以没有办法到庭。徐亚展和朱爱华、何海彬是合伙关系，徐亚展是实际交易的参与者，他说他是联发顺公司的业务经理，但是并没有出具任何联发顺公司的授权，也没有提供工资发放及社保证明其与联发顺公司的关系。因此郭红松认为本案诉讼与联发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应该由郭红松、徐亚展及朱爱华三人之间进行争议。邓雪丽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联发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民通公司、郭红松、邓雪丽向联发顺公司支付货款63万元及利息（以63万元为基数，按年率18%计算，从2020年4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民通公司、郭红松、邓雪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4月26日，民通公司（需方、甲方）与联发顺公司（供方、乙方）签订《木方模板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由联发顺公司向民通公司位于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项目供应各类木方、模板，并约定了产品单价、规格等，约定交付地点为“乙方送至甲方滨江左岸项目工地”。关于付款方式，合同第七条约定：从送货之日起到七月三十一日之前支付货款不低于50万元，剩余货款逐次支付，九月三十日之前支付货款不低于30万元；十二月三十日之前支付货款不低于20万元；春节之前支付总货款不低于80%，剩余款2019年8月份前付清。关于违约责任，合同第八条约定：如甲方未按合同履行支付，每张模板每个月加收垫资费2元，木方每立方米每月加收垫资费30元，基数以剩余价款为准，并且乙方有权终止合同。上述合同的落款甲方（需方）处有郭红松签名，并加盖民通公司公章；合同落款乙方（供方）处有徐亚展签名，并加盖联发顺公司公章。其后，联发顺公司向“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项目工地供应各类木方、模板。2019年5月10日，郭红松出具承诺书交由徐亚展，承诺：付货款1000000元，其中5月内支付400000元、6月内支付300000元、7月内支付300000元，如果未履行，愿承担利息100000元。2019年3月16日，郭红松向徐亚展出具承诺书，承诺：阆中恒大项目材料款，于2019年4月15日前后支付300000元，于2019年5月15日前后再支付400000元，2019年7月内付150000元，剩余款项于2019年9月底付清，若未按承诺履行，则按双方合同执行。2020年5月16日，郭红松向徐亚展出具承诺书，承诺：今郭红松欠徐亚展材料款共计630000元，经双方协商按以下方式归还:①2020年6月-7月左右支付一笔，具体为50000元-100000元之间；②如2020年10月前后还未达到支付条件，郭红松自愿拿二套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过户给徐亚展，价格以市场价为准，除去欠款后，徐亚展承诺多余部分现金支付；③以前所写所有条子均无效；④如若未按承诺执行，剩余款项从2020年4月1日起按月息1.5%执行至所有欠款及利息支付完毕为止，如若郭红松按承诺执行，徐亚展自愿少收30000元。关于货款金额，联发顺公司陈述实际供货金额为964629元，认可已收到案涉《木方模板采购合同》项下货款400000元，未付货款564629元；2020年5月16日承诺书中载明的630000元，实际包含货款本金564629元和利息65371元。另查明，民通公司作为承包人与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模板制安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名称为“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工程地点为阆中市七里新区阆州大道与三台东路交叉路口，承包方式为包人工、辅料及施工机具，计划工期为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民通公司授权委托郭红松作为其公司代理人签订上述劳务分包合同。庭审中，联发顺公司申请徐亚展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徐亚展陈述，其为联发顺公司员工，为公司业务经理，从事木方模板销售工作，以联发顺公司的名义向民通公司销售、供货、催收货款，案涉付款承诺书中所载明的货款系联发顺公司的货款。关于案涉《木方模板采购合同》上民通公司公章的情况，庭审中，郭红松陈述，案涉合同上的民通公司公章系自己想办法在民通公司加盖的、合同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民通公司陈述，案涉合同系郭红松在民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民通公司名义签订并加盖了民通公司公章，且郭红松当时仅为公司的一般员工，故其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相对方；邓雪丽陈述自己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问题。关于案涉买卖合同主体的问题。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供方，民通公司认为案涉《木方模板采购合同》系郭红松在民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民通公司名义签订且加盖了民通公司公章，且郭红松当时仅为公司的一般员工，故其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相对方；郭红松亦陈述，案涉合同上的民通公司公章系自己想办法在民通公司加盖的、合同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认为自己是与徐亚展和另一个朋友做交易，并非与联发顺公司交易；徐亚展在本案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其为联发顺公司员工，从事木方模板销售工作，以联发顺公司的名义向民通公司销售、供货、催收货款，案涉付款承诺书中所载明的货款系公司的货款。徐亚展系联发顺公司的员工，其以联发顺公司名义事实的销售、供货、催收货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由联发顺公司承担，故案涉买卖合同的供方为联发顺公司。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需方，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需方为民通公司。理由如下：一、案涉《木方模板采购合同》上加盖了民通公司的公章，民通公司自述案涉位于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的由其公司承接劳务分包工作，并授权郭红松作为其公司代理人与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案涉《木方模板采购合同》载明需方为民通公司、工程名称为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且作为供方的联发顺公司在合同订立后向民通公司承接的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项目供应货物，从合同签订到书写付款承诺书，联发顺公司一直与郭红松联系，联发顺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与其订立合同的另一方为民通公司。二、民通公司认为其公司承包了阆中恒大左岸项目的劳务部分，仅委托郭红松就签订该工程项目的劳务分包合同，而郭红松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合同，但对联发顺公司而言，在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郭红松系有权代理。三、合同订立后，联发顺公司分多次将货物运送至案涉位于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项目并经由郭红松等人签收，民通公司作为该工程的劳务分包方，应当在管理时注意到购买货物等情况，而时至今日才辩称其公司不知木方模板等材料的运送情况，有悖常理。联发顺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郭红松的行为系代表民通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联发顺公司与民通公司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合法有效。联发顺公司供应了货物，并由民通公司员工郭红松出具了付款承诺书对于应付款项630000元予以确认。联发顺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最后一份承诺书即2020年5月16日承诺书中载明的630000元，实际包含货款本金564629元和利息65371元。故对于联发顺公司主张民通公司支付货款本金564629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最后一份承诺书即2020年5月16日承诺书中约定最后付款期限为“2020年10月前后”，逾期利息为“从2020年4月1日起按月息1.5%执行至所有欠款及利息支付完毕为止”。民通公司未按承诺及时付清款项，该行为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在承诺书中载明了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联发顺公司主张应以承诺书中约定的年利率18%计算利息（月息1.5%×12月）；民通公司认为主张的利息过高，请求法院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调减。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而言，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酌定利息以未付款本金564629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关于联发顺公司认为案涉债务系郭红松和邓雪丽二人共同经营所欠，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邓雪丽和郭红松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意见，以及认为邓雪丽提供自己的房产提供担保，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的付款义务人为民通公司，郭红松的行为系履行职务，其行为后果由民通公司承担；同时联发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邓雪丽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故对于联发顺公司的上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民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联发顺公司支付货款本金564629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564629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联发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50元、保全费3670元，合计8720元，由民通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经本院询问，民通公司、郭红松陈述郭红松系挂靠民通公司，借用民通公司的资质承揽劳务。《木方模板采购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确系民通公司印章。郭红松陈述案涉木材用于民通公司承建的阆中恒大滨江工程。朱爱华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8年4月26日，联发顺公司与内江市民通劳务签订《木方模板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联发顺公司曾十余次向民通劳务公司供木方、模板，其中由我本人经手的有7批次，均出具有送货单，具体如下：2018年4月28日供货35239元、2018年4月29日供货27300元、2018年5月4日供货28860元、2018年5月10日供货70092元、2018年5月19日供货82697元、2018年9月9日供货43275元、2018年9月13日供货78356元，以上7笔合计金额为365819元。本案中有关我所经手的《送货单》实际为联发顺公司与内江市民通劳务之间的产生货物买卖凭证，上述货物的供货方为联发顺公司，相关债权应由联发顺公司主张。”何海彬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因我本人系木方模板采购合同中的参与人，故在此进行说明，具体如下：2018年4月26日，联发顺公司与内江市民通劳务签订《木方模板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联发顺公司曾十余次向民通劳务公司供木方、模板，其中由我本人经手的有2批次，均出具有《送货单》，具体如下：2018年9月5日供货140000元、2018年9月8日供货147168元、以上2笔合计金额为287168元。本案中有关我所经手的《送货单》实际为联发顺公司与内江市民通劳务之间的产生货物买卖凭证，上述货物的供货方为联发顺公司，相关债权应由联发顺公司主张。”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本案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商事纠纷，且有相应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调整。因此，本案应适用争议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民通公司的上诉意见及联发顺公司、郭红松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的支付主体是民通公司还是郭红松。本院认为，郭红松与民通公司一致确认，郭红松挂靠民通公司，借用民通公司资质承包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劳务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郭红松向联发顺公司提出购买木材的需求。在联发顺公司要求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郭红松向联发顺公司提供了由民通公司加盖印章确认的《木方模板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联发顺公司向《木方模板采购合同》约定的滨江左岸项目工地供应了木材，并由郭红松等人签收，后郭红松出具承诺书，承诺支付货款。据此，联发顺公司有理由相信《木方模板采购合同》约定的货物系民通公司为实施阆中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劳务分包项目而购买，郭红松的行为系履行其作为民通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联发顺公司作为供货方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其向民通公司主张权利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民通公司应承担支付欠付货款的义务。至于民通公司上诉认为案涉前期货款系由案外人支付的问题，因民通公司系《木方模板采购合同》的签约主体，联发顺公司所供货物为《木方模板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案外人支付的款项经联发顺公司认可为本案诉争合同项下货款，该情况并不能改变民通公司系合同主体的事实。郭红松及民通公司陈述《木方模板采购合同》系由郭红松私自加盖的情况也不能改变郭红松对外以民通公司名义与联发顺公司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的事实。联发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10元，由内江市民通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员  冷雪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唐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