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76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2号B座301（2号楼）。法定代表人：张阔夫，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琪，男，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晴，女，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鹏，男，198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信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瑞鹏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民初3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9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电信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琪，被上诉人刘瑞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电信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瑞鹏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改判电信通公司不支付刘瑞鹏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549.2元。事实和理由：1.根据双方签订的《岗位聘任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电信通公司有权对刘瑞鹏的工作场所及岗位进行调整，且电信通公司将刘瑞鹏的岗位由保安调整至验收工程师，不具有任何歧视性，属于电信通公司的自主管理权。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五）》征求意见稿第60条规定，劳动者拒不接受用人单位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对其工作场所及岗位进行调整的，用人单位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3.刘瑞鹏自2018年10月9日至2020年4月15日解除劳动合同期间，一直未到岗上班，违反电信通公司的管理制度，符合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电信通公司向刘瑞鹏支付劳动报酬、交纳社保直至2019年12月，劳动报酬和社保也是一种补偿，所以不应当再向刘瑞鹏支付经济补偿金。刘瑞鹏辩称，1.《岗位聘任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公司不能单方面调整劳动者的岗位，该约定无效。2.电信通公司调整刘瑞鹏岗位导致刘瑞鹏的工资待遇降低，而且是跨专业的调岗，对刘瑞鹏有不利影响，双方就调岗问题没有达成一致。3.是电信通公司让刘瑞鹏待岗而不是刘瑞鹏旷工。且电信通公司所称管理制度没有经过公示，也没有证据证明送达给刘瑞鹏，电信通公司不能据此认定刘瑞鹏旷工，也不能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电信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刘瑞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电信通公司支付刘瑞鹏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549.2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一、入职时间：2005年6月。二、工作截止日期：2018年9月底。三、工资支付情况：电信通公司已向刘瑞鹏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工资，数额分别为6060.21元、6060.21元、6060.21元、6060.21元、6060.21元、6060.21元、6108.71元、6244.96元、6244.95元、6196.46元、6196.45元、6196.46元。四、仲裁请求：刘瑞鹏以要求电信通公司支付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给付经济补偿金等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五、仲裁结果：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京海劳人仲字[2020]第123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电信通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瑞鹏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4月15日工资27580.95元；2.驳回刘瑞鹏的其他仲裁请求。刘瑞鹏认可仲裁裁决第一项结果，不服其他结果，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电信通公司未提起诉讼。刘瑞鹏主张及证据：刘瑞鹏主张2020年4月15日其以公司未缴纳社保及未支付2019年12月以后的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刘瑞鹏提交的快递封皮显示其曾向电信通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收件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航星科技园2号楼一层，收件人为张阔夫，其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显示其辞职理由与其主张一致。庭审中，法院当庭查询，上述快递于2020年4月16日由他人代收。电信通公司主张及证据：电信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否认曾收到《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亦不认可刘瑞鹏所述之离职理由，但该公司确认上述快递的收件地址为该公司办公地址，亦认可刘瑞鹏所述解除时间。法院另行查明的事实：刘瑞鹏主张公司因内部变动要求变更其工作地点及岗位，因双方未协商一致公司安排其回家待岗；电信通公司主张该公司所在办公大厦不再租用，且取消刘瑞鹏所在的岗位，故公司另行安排刘瑞鹏从事验收工程师岗位，但刘瑞鹏到岗一天后认为不合适即不再出勤。电信通公司主张刘瑞鹏自2018年10月9日后旷工。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本案中，刘瑞鹏与电信通公司曾就调岗问题发生争议，电信通公司未能就该公司对刘瑞鹏调岗之合理性及必要性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亦未能就双方就调整工作岗位达成一致提交相应证据，故法院对于电信通公司所持刘瑞鹏2018年10月9日之后旷工之主张不予采信，刘瑞鹏要求电信通公司按原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并无不当之处。仲裁裁决电信通公司支付刘瑞鹏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4月15日工资27580.95元，电信通公司未就裁决结果提起诉讼，刘瑞鹏对该结果不持异议，故法院对该项仲裁裁决结果予以确认。依据刘瑞鹏提交的快递封皮可显示，刘瑞鹏曾向电信通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快递收件地址确为电信通公司办公地址，且已经签收，法院有理由相信电信通公司已收到上述快递。加之，电信通公司认可刘瑞鹏所述离职时间，其理应就反驳刘瑞鹏上述离职理由之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鉴此，法院确认刘瑞鹏已将以拖欠工资为由提出离职之意思表示送达电信通公司，其离职理由成立。经核算，刘瑞鹏要求电信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549.2元，未高于法定标准，对此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瑞鹏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4月15日工资27580.95元；二、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瑞鹏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549.2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刘瑞鹏与电信通公司于2009年12月20日签订《岗位聘任协议书》，载明刘瑞鹏在电信通公司行政人事部门从事保安岗位工作。该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内容为：“乙方收到甲方晋升、降级或变更工作岗位通知后三日内，如拒绝重新签订《岗位聘任协议书》，将视为乙方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甲方不予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刘瑞鹏于2005年6月入职电信通公司，双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电信通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向刘瑞鹏支付劳动报酬。电信通公司自2019年12月起未向刘瑞鹏支付工资，刘瑞鹏以电信通公司拖欠工资、未缴纳社保为由，于2020年4月向电信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依法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电信通公司上诉主张刘瑞鹏在调整工作岗位后长期旷工，其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电信通公司关于其可以依据《岗位聘任协议书》约定，单方调整刘瑞鹏工作场所及工作岗位的上诉理由，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电信通公司称其单方调整刘瑞鹏工作场所及岗位属于用工自主权的意见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其次，因电信通公司无权单方调整刘瑞鹏工作岗位，且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瑞鹏就变更工作岗位达成一致，故其所称岗位调整对刘瑞鹏不发生效力。在电信通公司取消原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刘瑞鹏未到岗不构成旷工。故本院对于电信通公司所持其有权单方调整刘瑞鹏工作岗位以及刘瑞鹏长期旷工的事实主张不予采信，对电信通公司所持其有权依刘瑞鹏旷工解除合同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再次，电信通公司虽主张刘瑞鹏构成旷工，但并未以此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电信通公司所持其可以根据刘瑞鹏旷工解除合同，与双方劳动关系的实际解除原因之间缺乏关联性，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因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电信通公司负有向刘瑞鹏支付劳动报酬及缴纳社保的法定义务，故其在2019年11月以前向刘瑞鹏支付的劳动报酬及缴纳的社保不具有补偿性质，与其应向刘瑞鹏支付的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不能进行折抵。因此，刘瑞鹏以电信通公司拖欠工资、未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电信通公司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向刘瑞鹏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因刘瑞鹏主张的经济补偿未高于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综上所述，电信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徐 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唐静静书 记 员  侯顺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