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1963年4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昊，北京盛荣鑫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戈，北京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干某，女，1962年5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云进，北京众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作东，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某因与被上诉人干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4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干某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干某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特奇公司）的股份归吴某所有，干某无权主张。1.吴某与干某在（2004）年海民初字第4115号民事调解书中已就婚内财产最终确认，对夫妻共同财产已分割完毕。2.双方明确约定离婚后上述公司股权及收益归吴某所有，干某无权对吴某个人财产提出主张。双方签署的唯一生效且双方均认可的民事调解书第四条约定：吴某在思特奇公司的股份归吴某所有，吴某给付干某2841500股股份折价款600万元。于2004年1月24日前给付40万元（已给付），自2005年起每年3月15日给付干某股份折价款不少于40万元，直至600万元折价款付清为止；第五条约定：干某、吴某各自名下的财产及收益均归各自所有。据此，双方明确约定离婚之后，思特奇公司的股权及收益属于吴某的个人财产，干某无权提出主张。（二）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书是在法院调解后另行达成”，属于事实明显错误。（2004）年海民初字第4115号民事调解书是吴某与干某双方最终意思表示，是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吴某与干某在法院签订调解书时系分别签署，没有见面，离婚至今无任何往来，不可能离婚后再行签订任何《协议书》。干某在庭审中自认《协议书》落款日期不是吴某所写，充分证明该协议书是虚假的，是干某故意制作的所谓“后协议”。干某没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协议书是在调解书之后签署，一审法院主观断定是在法院调解后另行达成，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违反地域管辖及级别管辖。1.吴某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以及财产所在地均在北京市朝阳区。干某起诉状所提供吴某的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园公寓8号楼501号。该套房屋自始至终在干某名下，并在双方调解离婚时协议归女方所有。吴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身份证信息明确表明吴某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明知无管辖权仍然受理，违反了地域管辖的规定。2.干某民事起诉状明确了诉讼请求，并提供了所依据的主要证据系《协议书》。按照其主张的依据计算可以准确计算出该案件标的已高达两个多亿，但干某在已经打印好的起诉状中临时手写添加“暂估1亿元”字样，其目的就是为该案件由海淀法院东升法庭管辖，其行为严重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二）一审法院财产保全程序违法。干某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向海淀法院东升法庭申请财产保全，法庭于2017年6月20日、2018年5月10日、2019年4月17日作出三份《民事裁定书》。第一份《民事裁定书》于2017年10月17日送达给吴某，与作出裁定之日时隔五个月之久；第二、第三份《民事裁定书》于2019年11月1日送达吴某，也时隔一年有余。法院查封了吴某房产、银行卡，上述财产涉及案外人财产。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使吴某不能及时行使提出复议及异议的权利，剥夺吴某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及合法财产权。（三）一审法院重新进行司法鉴定程序违法。吴某提出司法鉴定并经合议庭批准，双方确定通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方式确定的鉴定机关为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京安鉴定中心），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9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协议书为干某伪造。上述鉴定结论及程序合法，应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为了得到干某想得到的结论，在严重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重新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严重损害公平正义原则。（四）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本案中干某聘请了两位专家辅助人后，在开庭时委派第三位专家辅助人出庭。一审法院未按法律规定提前告知吴某，却违规批准第三位专家辅助人参与庭审全过程，吴某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未予理睬。此次庭审中在找不出任何重新鉴定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居然允许干某当庭电话向专家辅助人询问。一审法院从未向吴某说明重新鉴定的法律依据，即作出重新鉴定的决定。（五）一审法院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即作出实体判决，剥夺吴某陈述辩论的权利。综上所述，海淀法院东升法庭在长达四年的审理过程中，多次违反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六）干某与吴某在法院调解离婚，证明二人已经无法自行调和。干某自认协议书的日期和案号系吴某所写，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查，进一步说明该内容是干某自己所说。一审判决故意遗漏民事调解书中第五条内容，以虚假诉讼的方式协助干某非法侵占吴某合法权益的权益。第五条内容是各自名下的财产及收益归各自所有，一审法院遗漏的目的就是推翻调解书的合理性及唯一性。民事调解书已经对财产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思特奇公司的股权及收益与干某无关，协议书与民事调解书不一致，证明了协议书是虚假的。一审法院判决侵犯思特奇公司股东的权利。干某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协议书是在民事调解书形成的时间之后，并且一审法院也并没有进行鉴定。吴某在庭审中提出对日期和案号进行鉴定，由于干某自认非吴某书写以及案号与日期与本案无关而拒绝鉴定。一审法院司法鉴定程序违法，第一次鉴定是合法有效的，未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重新鉴定是违法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多次释明误导阻止吴某的申请鉴定的主张。本案严重超出审理期限。（七）一审认定干某提交的协议书适用法律错误，该协议不属于离婚协议，最多为单方赠与协议。首先，该协议不具备法律效益既非法院的文书，又不是民政局备案的协议。从内容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未分割的财产进行分割。法律性质最多是单方赠与。在单方赠与转移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现吴某明确不同意对方的请求，因此其已经撤销赠与。吴某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是干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吴某持有的股份与干某没有关系，且吴某持有的股份也不是与干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于2004年离婚，当时吴某已经给付干某股份折价款，干某对公司的经营扩大没有任何贡献。后吴某于2005年再婚，婚后的收益是其与再婚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干某离婚后13年要分割吴某以及与其再婚妻子的劳动成果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吴某的合法权益。干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吴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某认为双方已经约定股份归吴某所有，干某无权主张，但一审法院已经明确指出法院并不禁止夫妻双方在法院调解后另行协商。双方对上市后股权的财产进行了财产补充和约定合情合理。调解书的第4、5条约定，股权归吴某所有，个人名下财产归个人所有，这两个规定都是以吴某支付股权折价款所约定的。协议书是在法院调解后已经完成，干某认可一审的论述。协议书的签署时间无论是在调解之前还是调解之后，都是对民事调解书的补充的内容。协议书的具体结点并不是协议书认定的规定。干某一审中自认协议书落款日期不是吴某书写，干某一审的表述是不记得由谁书写，不主张是吴某书写，所以干某并不是表述不是吴某书写。落款日期是签署日期，无论是谁书写均不能否定吴某签署的真实性。吴某所述争议没有实质意义。关于管辖权异议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进行论述。在一审过程中，吴某先后五次认可协议书是其本人亲笔签字。调解书、协议书签订的顺序实际上是一起签订，双方离婚时股权经评估价值六亿，所以事先已经沟通好待公司上市后分割股权折价款，但因干某担心吴某不履行，吴某的律师就提议先通过法院的调解书中确定拿到600万，待上市给付折价款时再扣除。故双方在签订调解书后马上签订协议书。干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吴某将思特奇公司2841500股按该公司挂牌交易后第三十个交易日的每股股票中间价计算出的股份折价款，扣除已经支付的600万元后，剩余部分支付给干某；2.诉讼费由吴某负担。诉讼过程中，干某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吴某将思特奇公司2841500股按该公司挂牌交易后第三十个交易日的每股股票中间价计算出的股份折价款，扣除已经支付的600万元后，剩余部分207453480元支付给干某。事实和理由：干某和吴某原系夫妻关系，1988年7月4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政部门登记结婚，1991年10月8日生育一女吴某3，2004年2月19日在海淀法院调解离婚。双方于调解离婚当日补充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经双方签署后且在事关双方离异的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开始生效执行。思特奇公司于1995年12月，即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双方补充签订的《协议书》财产分割部分第1条约定：无论吴某是否将应付的其在思特奇公司2841500股股份折价款六百万元支付完毕，若思特奇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则吴某给予干某的股份折价款重新计算，新的股份折价款数额为吴某持有的思特奇公司5683000股股票市值的二分之一，但吴某已经支付的股份折价款部分应从中扣除，该股份市值按思特奇公司股票挂牌交易后第三十个交易日的每股股票中间价计算。近日，获悉思特奇公司已于2017年2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据此可以估算《协议书》中所约定的2841500股的股份折价款经重新计算后的价款，扣除吴某已支付的600万元，剩余部分应支付给干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吴某在一审法院辩称，除法院调解书外，吴某与干某未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吴某对干某提交的《协议书》不认可，也从未签署过。本案经京安鉴定中心作出鉴定，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正确，法院应当予以采信。吴某认为法院启动重新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且重新鉴定剥夺了吴某的权利，严重违法，不应得到认定。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违反了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干某在起诉书中写的吴某的住所地是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寓8号楼501号房屋，该房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干某名下，双方离婚时约定归干某所有，与吴某没有任何关系。干某在立案时以上述地址作为吴某的住所地，严重违反了地域管辖。吴某的户籍地及实际居住地均在朝阳区，法院在查封吴某名下房屋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吴某的居住地，本案存在明显违法。此外，本案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干某在立案时没有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金额，将诉请金额暂估为一个亿，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限金额就是一个亿。干某明知本案诉请金额会超出一个亿，存在明显主观恶意，规避级别管辖，本案的一审法院应当是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应当对地域管辖、级别管辖进行审查，但至今没有进行。本案干某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人员、信息没有告知吴某，侵犯了吴某的知情权，且专家辅助人白晓峰除了针对专业技术问题的陈述部分，还参加了庭审的其他部分。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违反程序，在查封近一年、吴某方多次催问情况下，才拿到了保全裁定书，剥夺了吴某方复议等救济渠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干某与吴某于1988年7月4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吴某3。思特奇公司于1995年成立，吴某为思特奇公司股东。2004年2月，干某将吴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2004年2月19日，双方经法院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干某与吴某解除婚姻关系；二、干某、吴某之女吴某3由干某抚养，自2004年3月15日开始，吴某每月15日给付吴某3抚养费人民币6000元直至吴某3自立止；三、吴某每周可探视女儿吴某3一次，时间由双方自定；四、吴某在思特奇公司的股份归吴某所有，吴某给付干某2841500股股份的折价款600万元，于2004年1月24日前给付40万元（已给付），自2005年起每年3月15日前给付干某股份折价款不少于40万元，直至600万元折价款付清为止……。双方于2004年2月19日领取了（2004）年海民初字第4115号民事调解书。2017年2月13日，思特奇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庭审中，干某主张在法院调解后，于调解当日与吴某另行签署《协议书》，约定在思特奇公司上市后，吴某给付的股份折价款应重新计算，要求吴某另行给付股份折价款。为此，干某向法院提交《协议书》1份，内容为：“吴某（以下称甲方），男，1963年4月4日出生，住501号；与干某（以下称乙方），女，住所同甲方，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4115号民事调解书中双方离婚及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事达成如下协议。一、子女抚养1.在乙方抚养亲生女儿吴某3期间，吴某3因重大疾病住院、升学等发生的医疗、升学赞助等大额费用由双方均担。2.若在乙方抚养吴某3期间物价明显上涨而影响子女生活学习的，甲方应依据吴某3所在地的消费物价总指数的上升比例适当增加抚养费。二、财产分割1、无论甲方是否将应付的其在思特奇公司2841500股股份折价款六百万元支付完毕，若思特奇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则甲方给予乙方的股份折价款应重新计算，新的股份折价款数额为甲方持有的思特奇公司5683000股股份市值的二分之一，但甲方已经支付的股份折价款部分应从中扣除，该股份市值按思特奇公司股票挂牌交易后第三十个交易日的每股股票中间价计算……。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署且在事关双方离异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开始生效执行。五、本协议由双方于2004年02月19日签署。”上述内容中，民事调解书案号“4115”，及签署日期“2004”、“02”、“19”为手写填写，其余均为打印字体。《协议书》下方甲乙双方签署处，有干某签字及“吴某”字样，“吴某”三字为纵向书写、笔画相连。就《协议书》签署过程，干某表示双方仅在法院处理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的部分内容，《协议书》系双方针对法院调解书的补充约定。经质证，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在第一次开庭中认可《协议书》中“吴某”三字为吴某所签，当庭陈述吴某本人看过《协议书》这份材料，可以确认上面的签字为吴某所签，但又表示吴某不记得《协议书》内容，主张该《协议书》是在法院调解之前签署，关于股权分割应以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内容为准。后在第二次开庭中，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又表示经吴某本人反复回忆，吴某与干某协议离婚时曾签署多份协议，但未签署过本案《协议书》，否认《协议书》中“吴某”三字的真实性。吴某申请对《协议书》中手写部分“4115”、“2004、02、19”及“吴某”是否为同一人书写，是否为吴某书写进行鉴定。法院组织双方质证比对样本，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使用2004年离婚诉讼卷宗中吴某在授权委托书、询问笔录、送达回证等六处签字作为比对样本，样本中“吴某”三字均为纵向书写、笔画相连。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摇号方式确定鉴定机构。法院委托京安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京安鉴定中心致函表示针对“4115”、“2004、02、19”的鉴定项目，因数字书写习惯和文字书写习惯差异较大而不能进行。后京安鉴定中心出具京安拓普【2018】鉴（文）字第10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过程、分析说明记载检材上的签名字迹“吴某”与样本上吴某签名字迹进行对比检验，发现它们的书写风貌相似，但在“吴、飞、舟”三字的写法、起收笔、笔顺、连写动作及笔力分布等书写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且检材签名字迹吴某字迹有停顿、重新起笔、形快实慢等模仿笔迹现象。上述检验表明，检材上的签名笔迹“吴某”与样本上吴某的签名字迹书写风貌及笔迹特征不相符，且有模仿痕迹，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为否定同一提供了客观依据。京安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2004年02月19日《协议书》上落款处签名字迹“吴某”与样本上吴某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吴某为此支出鉴定费19500元。吴某另申请对《协议书》中“4115”、“2004、02、19”、“吴某”与2004年离婚诉讼卷宗中吴某在询问笔录、送达回证等材料上签字及日期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因目前北京法院随机确定机构系统中没有具备形成先后时间鉴定资质及能力的鉴定机构，终止了该项鉴定。经质证，吴某认可上述笔迹鉴定结论，干某则不予认可，双方当事人均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干某申请专家辅助人白晓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文件检验技术教授）、王世全（广东开元文书司法鉴定所刑事技术教授）针对鉴定提出意见。干某及其专家辅助人主要提出如下问题：1.鉴定报告检验过程中只有第三项明确了规范依据，第一项、第二项为何不按照规范进行。2.对检材中“吴某”三字没有分析笔迹是否正常。3.检验过程第二项是对样本分析，为何出现“检材”上签名字迹吴某为硬笔所写。4.鉴定报告中使用了“模仿”二字，按照相应规范，应当使用“摹仿”。5.鉴定报告认为写法存在差异，应明确检材和样本的写法是什么？差异在哪里？6.针对起收笔的差异在哪里？7.笔顺、连写动作、笔力分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8.鉴定报告中写明书写风貌相似，又表示写法、起收笔等存在差异，是否矛盾。9.样本的提取人是谁？鉴定报告为何无打印签字文本？鉴定人对此答复：1.本次鉴定的鉴定依据是文书鉴定通用规范和笔迹鉴定规范，在报告中已经写明了，不需要再次写明。2.鉴定报告中已经分析了字迹清楚，可供检验。3和4均属于笔误，不影响鉴定结论，可以补正。5.写法在书本上有分类，但针对检材、样本不能应归类为草书还是楷书。本案检材和样本存在较大区别，检材中吴的起笔是封闭的，样本不封闭。6.检材中吴的起笔是封闭的，样本不封闭。检材中间一横到最右侧、下方存在明显停顿，样本没有。可以庭后提交对比图。7.庭后提交对比图。8.不矛盾，猛地一看相似，实际不同。9.提取人是王冬芳和本所工作人员王丰，鉴定报告要求手写签名。双方当事人各支付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庭后，京安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针对上述3、4问题进行了补正，将鉴定意见书中笔误予以更正，对检验过程对样本的分析中的“检材”更正为“样本”，将“模仿”改为“摹仿”。京安鉴定中心另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回复说明》（以下简称《回复说明》），针对写法、起收笔、笔顺、连写动作及笔力分布的差异处进行说明，并附有特征比对表（特征比对表见本判决书附录1），内容如下：1.字的写法又称字形特征：指的是文字的基本构造和书写方法，构成汉字字形要素、笔画、笔数及汉字的部件的位置关系。是写字时的书写方法，具体到吴某三字，检材吴字口的一竖与样本的一竖书写位置不同，检材竖的位置与口的位置紧密相连，而样本竖的位置在口的其它笔画的左边，有的还留有空隙，见比对表①。2.起收笔：是书写时每一笔画的开始与收笔的写法，吴字的一竖收笔检材为实笔，而样本的收笔不是实笔，多为轻收笔。见比对表①。吴字的口字横画检材下重笔、位置与竖笔画的位置靠近，并连接，而样本的口字横画下笔轻、位置与竖笔画有距离，见比对表①②。3.笔顺：是书写时的笔画顺序及方向，吴某三字③④检材的写法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样本③④笔画都是分开并有分叉，并没有几点重合在一起。见比对表③④。4.连写动作：书写时笔画与笔画的链接方式，吴某三字笔画③与⑤，④与⑥检材的连写方法与样本的连写方法不一致，检材在连写过长时③与⑤，④与⑥为同一个点回笔，并有停顿和重起笔现象。而样本的③与⑤，④与⑥的交叉点不同，不是同一点，并且也没有交叉在同一个位置上。见比对表③④⑤⑥。5.笔力分布：书写时笔画用力大小及分布。书写吴某三字时，检材与样本的书写笔力分布是不一样的，检材的①⑦收笔，②起笔的力度比较实，而样本①⑦收笔，②起笔的力度比较轻而虚。见比对表①⑦②。干某对鉴定人出庭质询及书面回复均不予认可，主张鉴定人没有使用专业术语，概念混乱。针对《回复说明》，干某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关于字的写法，样本中有5个留有空隙，但样本3中吴字口的一竖与其他笔画也相连，与检材一致，符合同一人的书写习惯。2.关于起收笔，实笔对应的概念是虚笔，轻笔对应的是重笔，鉴定人概念错误。吴字口的一竖，样本1、2、5是轻收笔，样本3、4、6收笔重，并非多为轻收笔。针对吴字的口字横画，样本1、5横画起笔轻，样本2、3、4、6起笔重。3.关于笔顺，笔顺是指笔画顺序问题，鉴定人的回复内容是针对搭配。六个样本中的③④处也各有不同，在快速书写中，交叉具有随机性，属于非本质差异。4.关于连写动作，鉴定人回复内容与笔顺内容相同，属于概念错误，没有论述哪一笔与另一笔的连接、形态、方向不同。鉴定人所述的重起笔实为连写中的转折，如认定为重起笔，则样本中也普遍存在。5.关于笔力分布，鉴定人回复概念混乱，回复内容属于起收笔问题。针对①②处已在第2点起收笔回复过，针对⑦处没提及，样本之间也存在不同，样本4收笔重，样本3、6收笔较轻。干某以京安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存在鉴定程序违法、结论错误为由申请重新鉴定，法院批准重新鉴定申请，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排除京安鉴定中心后，以摇号方式确定鉴定机构。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重新进行鉴定，并提供与首次鉴定相同的比对样本。法源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2019】文鉴字第3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过程、分析说明记载将检材上的“吴某”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吴某签名字迹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两者在字的书写风貌、笔画搭配、运笔形态、运笔压力分布等细节特征上均相符合。经综合评断，检材上的“吴某”签名字迹其特征反映了书写工具直接书写形成的特点，检材上的“吴某”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吴某签名字迹特征符合点的质量高，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其总体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法源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检材上的“吴某”签名笔迹与样本上的吴某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干某为此支付鉴定费100000元。经质证，干某认可法源鉴定中心鉴定结论，吴某则以启动重新鉴定违法，法院未告知最终确定的鉴定机构名称、鉴定人员姓名，侵犯其知情权利为由，对法源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干某向法院提交《公证书》，内容显示登陆“巨潮资讯”网站，查询思特奇公司的历史收盘行情，思特奇公司股票挂牌交易后第三十个交易日即2017年3月24日，思特奇公司每股股票最高成交价77.65元，最低成交价72.59元。现干某主张按照中间价75.12元计算吴某应付2841500股的股权折价款，同意扣除吴某已支付的600万元。吴某认可《公证书》真实性。吴某未在答辩期内针对管辖提出异议，但提出本案违反地域管辖及级别管辖的抗辩意见。经查，针对地域管辖，干某递交起诉书中吴某的住所地为501号。吴某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某于2017年9月22日到庭领取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2017年10月17日庭审时，吴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口头提出管辖异议。因未在答辩期内提出，法院未予受理，吴某未再坚持，并应诉答辩。在本案此后多次开庭、询问笔录中，吴某住所地均记载为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园公寓8号楼501号，吴某均未提出异议，但又在本案最后一次庭审中提出地域管辖异议，主张其住所地位于本市朝阳区。针对级别管辖，干某于2017年10月17日开庭时，明确其诉讼请求金额为207453480元，并补交了相应诉讼费，吴某直至2020年1月15日开庭时针对级别管辖提出异议。诉讼中，干某于2017年6月20日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吴某名下价值5000万元的财产，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出具（2017）京0108民初24440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吴某名下价值5000万元的财产。法院于2017年10月17日向双方送达上述裁定书。后干某分别于2018年5月7日、2019年4月17日、2020年5月19日提出续保申请，法院继续冻结吴某名下价值5000万元的财产。后吴某对上述续保提出复议，法院经审查后驳回吴某的复议申请。干某另于2019年12月18日申请保全吴某名下价值1亿元的财产，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2444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冻结吴某名下价值1亿元的财产，后依裁定内容开始进行保全工作。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戈于本案2020年1月15日庭审中，当庭表示已得知保全内容，法院当庭向其送达上述保全裁定，但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戈拒绝签收。后吴某又申请复议，法院予以驳回。干某支出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吴某针对程序及实体问题均提出抗辩意见。首先，针对吴某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即管辖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婚姻家庭类案件，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类案件，本案由法院管辖不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吴某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申请鉴定，且在多次开庭、询问环节中，均向法院提供了居住地址，故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法院对吴某针对程序性问题提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针对本案实体性问题，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可由双方协议处理。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干某提交《协议书》的真实性，即吴某是否签署《协议书》。就双方争议，本案开展了两次笔迹鉴定程序。针对两次鉴定结论的认定及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法院认为，京安鉴定中心具备鉴定资质，鉴定人依当事人申请到庭接受质询，对干某提出的鉴定规范依据、样本提取人等程序问题作出答复，对《鉴定意见书》中笔误作出补正，鉴定程序无严重违法之处。但干某及其专家辅助人针对《回复说明》提出的不同意见具备合理性。首先，关于字的写法，样本3中吴字口的一竖与其他笔画相连，确与检材一致，而京安鉴定中心未对该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其次，关于起收笔，通过肉眼可见，吴字口的一竖，样本3、4、6收笔重，与京安鉴定中心回复内容并不相符。再次，关于笔顺一节，京安鉴定中心虽解释笔顺是指笔画顺序及方向，但并未针对③④处进行笔顺分析。最后，京安鉴定中心关于起收笔及笔力分布的分析中，对①②处进行了重复分析，未体现出起收笔与笔力分布两个概念的不同。《回复说明》的内容是京安鉴定中心作出鉴定结论的主要理由，应明确检材与样本之间在写法、起收笔等项目的明显差异，但京安鉴定中心对差异分析无法令人信服，干某提出的质疑存在合理性。结合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在庭审中自认《协议书》上签字真实性的事实，且《协议书》中字体与样本中字体均纵向书写而成、笔画相连，通过肉眼判断确属相似，法院认定京安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并启动重新鉴定程序。京安鉴定中心应退还已支付的相关费用。法源鉴定中心作为进行重新鉴定的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未违反相关规定，鉴定结论所依据的材料真实有效。鉴定意见书中体现了鉴定资质情况及鉴定人情况，并未侵犯吴某的知情权利，法院认定法源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合法有效。综上，京安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法院对法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认定《协议书》中“吴某”三字为吴某书写，对干某提交《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吴某与干某签署《协议书》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针对吴某在第一次庭审提出《协议书》在法院调解书出具前签署，系双方针对离婚问题达成的协议之一的抗辩，法院认为，《协议书》日期虽与法院调解书日期为同一天，但《协议书》抬头已写明协议系针对第411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而达成，可证明双方签署时，已取得了法院出具的调解书。由《协议书》内容看，双方并未将解除婚姻关系、子女由哪一方抚养作出明确约定，且仅约定了增加抚养费的情形，而未体现每月固定抚养费金额。如依吴某抗辩所述，《协议书》为双方针对离婚问题所达成，但缺乏上述内容，明显不具合理性。《协议书》并未体现思特奇公司股权归属，而直接针对股份折价款作出的约定，与法院调解书内容相呼应。此外，《协议书》还写明在“调解书生效后开始生效执行”。上述协议内容均可证明《协议书》形成于法院调解书之后，干某现主张《协议书》系双方针对财产分割的补充约定，具备合理性，法院对吴某的相应抗辩不予采信。同时，双方调解离婚时，约定思特奇公司的股份归吴某所有，吴某给付干某股份折价款600万元，该股份折价款每年支付40万元。按双方约定，吴某应在15年内支付。在此情况下，双方约定如思特奇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则由吴某按一定标准向干某支付新的股份折价款并扣除已支付的股份折价款，能够体现出双方对股份归属处理时对未来预期利益的考量。法律并不禁止夫妻双方在法院调解后另行达成协议，吴某应依《协议书》约定履行自身义务。现思特奇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上市，干某以该公司股票挂牌交易后第三十个交易日即2017年3月24日的每股股票中间价主张股份折价款，并已扣除600万元，符合双方约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遂于2020年12月28日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吴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干某股份折价款2074534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另查明，在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的开庭笔录中，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一审法院决定启动重新鉴定的意见为，本案不符合鉴定司法程序通则31条的规定，不应当重新鉴定，依据30条的规定，是关于补充鉴定的，我方认为在原有鉴定基础上补充鉴定就可以。同日，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马戈律师签订《鉴定评估风险告知书》及《当事人确定鉴定机关》意见表，同意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并载明“回避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依据干某提交的《协议书》对于双方共同财产的分配是否适当的问题。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可由双方协议处理。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干某向法院提交《协议书》，主张该协议系双方针对（2004）海民初字第4115号民事调解书的补充约定。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最初认可吴某本人看过《协议书》这份材料，可以确认上面的签字为吴某所签，但不记得《协议书》内容，但在后续的开庭中否认《协议书》中“吴某”三字的真实性。为此，一审法院两次进行笔迹鉴定程序，因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明显瑕疵，一审法院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排除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后，以摇号方式确定法源鉴定中心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根据法源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协议书》中“吴某”三字为吴某书写，对干某提交《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维持。吴某上诉认为双方已通过（2004）海民初字第4115号民事调解书将财产分割完毕，一审法院根据双方陈述及《协议书》的具体内容分析，认定该协议系双方针对财产分割的补充约定并无不当，该协议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予以明确约定，故吴某关于该协议为单方赠与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法律并不禁止夫妻双方在法院调解后另行达成协议，吴某应依《协议书》约定履行自身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婚姻家庭类案件，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吴某未在一审法院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吴某对财产保全提出复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驳回吴某的复议申请。吴某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一审法院已经予以审查并在一审判决书中载明，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对吴某的上诉主张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6417元，由吴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红萍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何 锐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李骁洋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