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13民终6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广西三建），住所地：柳州市北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27298084XF。法定代表人：张凯，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坤华，广西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星师，广西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善朗，男，1993年7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柳州市柳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祖，广西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建华，男，196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柳州市柳**。上诉人广西三建因与被上诉人陶善朗、原审被告徐建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人民法院（2020）桂1322民初1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案件基本事实清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西三建上诉请求：改判广西三建无需给付陶善朗工程款902497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徐建华在案涉工程及本案的地位至关重要，应予以查明，否则会造成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的主体错误并最终错误认定责任主体，这也是（2020）桂13民终107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桂1322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的重要原因。但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仍未予以查明。上诉人认为，徐建华在原审提供了其与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内部承包合同》作为证据，该证据证实了其从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接工程。徐建华承接工程后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分包了陶善朗，因此，徐建华对于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而言为承包人，对于陶善朗而言为分包人。而徐建华是否是上诉人的员工，在《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和《内脚手架、高支模满堂架搭拆施工合同》所盖的印章是否属于上诉人的，亦应予以查明。因为该些事实对于判断徐建华能否代表上诉人与陶善朗签订合同至关重要，但原审判决未予以查明，亦构成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上诉人认为，徐建华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印章不属于上诉人，徐建华不能够代表上诉人与陶善朗签订合同。陶善朗原先是与覃袓勇建立合同关系，在覃袓勇退出工程后，徐建华接回工程，而陶善朗所负责的部分也属于《终止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中徐建华接回的内容，因此，陶善朗在签订合同时是能够清楚地知道其是与徐建华建立合同关系。此外，原审判决遗漏查明总金额为1241013元的《施工-3-任务单》上甘有全、朱云欢、徐建华签署的意见均为工程量属实。而甘有全、朱云欢、徐建华签署的该意见可以证实他们只是对工程量进行了核实并予以认可，并未对单价进行核对，更不能说明他们对载明的单价予以认可。原审判决在认证时，以“施工任务单的各分项工程量、单价、总价款的数据均为徐建华提供，待原告核对无异议后签字确认”为由，认定徐建华认可了单价，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因为原审判决没有证据证实施工任务单是徐建华提供，原审判决的该认定与徐建华签署的意见也不符，如施工任务单是徐建华提供的，其不会再去核对工程量及签署工程量属实的意见。二、原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原审判决认定的“依据《终止承包经营合同协议》的约定，为保持项目施工的延续性，2018年6月11日徐建华以广西三建第三分公司代表的身份与陶善朗签订象州县中心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N01标段）6#、7#、8#仓库工程《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和《内脚手架、高支模满堂架搭拆施工合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了《终止承包经营合同协议》是由徐建华与覃袓勇于2018年5月16日签订，约定覃袓勇把该项目的现状施工、劳务、外架、材料等全部移交给徐建华，徐建华愿意承担覃祖勇在该项目所有未支付的材料款、劳务费、外架费及管理费等在该项目内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此可见，承接覃袓勇在涉案工程项目的外架等并承担覃袓勇此前未支付的外架费等的是徐建华。而陶善朗所负责的正是外架等部分，因此，在《终止承包经营合同协议》签订后，陶善朗的合同相对方由覃袓勇变为徐建华。陶善朗在原审庭审时亦认可其是与徐建华及徐建华的聘用人员朱云欢协商并签订《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和《内脚手架、高支模满堂架搭拆施工合同》。因此，不管是从各方主体的变动规律还是从签订合同时的过程，均是由徐建华与陶善朗发生合同关系。原审判决未能充分分析，仅从合同上加盖有名为“广西三建”的印章就认定徐建华能够作为广西三建第三分公司代表，构成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因-4-合同上所盖的名为“广西三建”的印章并非上诉人的，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是该两份合同的当事人。在上诉人多次要求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但原审法院以“在本院（2019）桂1322民初591号案中，三建公司在庭审后提交的代理词中不仅认可是徐建华代表公司与原告签订了《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也认可合同加盖了公司的印章，故徐建华在与原告签订案涉合同及处理合同相关事宜时，取得了三建公司的合法授权，合同所盖印章与备案公章一致与否，已无实际意义”为由，不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拒不进行司法鉴定，是致使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原因。原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1月4日，被告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廖威芳与原告结算，确认在覃袓勇承包期间原告的工程款为534098元。2018年1月30日，被告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廖威芳与原告再次结算，确认已支付267000元工程款给原告，余267098元未支付；2018年11月24日，被告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甘有全、签发工长龙衫达与原告结算，确认7#仓库临时施工架的工程款为29484元；2019年4月6日，被告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甘有全、劳务审核朱云欢、徐建华与瓦告结算，确认围墙等脚手架工程款为58000元及6#、7#、8#仓库内外工程款共1241013元（含2018年5月前在覃袓勇承包期间原告施工的工程款224922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虽然有上诉人的员工在《施工任务单》上签名，但上诉人的员工的签名并不是与陶善朗结算，而是作为总承包人的代表核对与徐建华存在合同关系的陶善朗所完成的工程量及相应工程款的支付情况，以便上诉人及时掌握项目的施工进度及统筹项目安排的需要，是履行总承包人职责的表现。原审法院以《工程结算单》、《施工任务单》上有上诉人的员工签名，就认定是上诉人的员工与陶善朗结算，是未能正确认定合同主体及不熟悉项目总承包人的管理职责而造成的错误认定。三、原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原审判决以“在本院（2019）桂1322民初591号案中，三建公司在庭审后提交的-5-代理词中不仅认可是徐建华代表公司与原告签订了《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也认可合同加盖了公司的印章”为由，认为上诉人自认其为是《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的一方主体，即构成自认，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原审庭审时，主审法官询问代理词是否为假设之意，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回答是假设之意，即假设徐建华代表公司与陶善朗签订了《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而“《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加盖了公司的印章”亦只是对《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的外观的描述，即《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加盖有上诉人名称的印章，并不是认可加盖的印章是上诉人的。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自认必须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即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而（2019）桂1322民初591号案的代理词并不是发生在本案审理过程，不能适用自认规则。另外，在（2019）桂1322民初591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在答辩和质证时均不认可《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上所盖的印章属上诉人，在代理词中对合同外观进行了描述，可见，即使在（2019）桂1322民初591号案中，上诉人对《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上所盖的印章不属于上诉人的意见也是一贯的。众所周知，自认对当事人的利益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如（2019）桂1322民初591号案的代理词构成自认将直接导致陶善朗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因此，应当从严认定。现原审法院断章取义地认为代理词构成自认，是不负责任的认定。从原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原审法院仅以代理词认定上诉人为《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的一方主体并判决上诉人对陶善朗承担责任，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判决。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徐建华作为直接与原告签订分包合同的当事人”，另一方面又认为“本院难以否定……三建公司与原告的合同关系。”，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分包合同的双方是确定的，既然已经认定徐建华与陶善朗签订分包合同，那么就可以得出上诉人与陶善朗不存在分-6-包合同关系。可见，原审判决在合同相对性的判断上，亦出现了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综上，原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均错误等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陶善朗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使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存在着虚假陈述的情形，主要由上诉人一直在强调徐建华与康路劳务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是真实的，并以此用以证明上诉人讲涉案劳务发包给康路公司才与徐建华签订的劳务合同，但这些所有的陈述都与本案以及（2019）桂1322民初938号查明的事实不符，理由：1、在2016年12月15日徐建华与覃祖勇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方式是包工包料，承包金额1189万元，而该金额正是与上诉人投标中标的合同金额相差无几，同时覃祖勇在履行与徐建华的承包经营合同时，将履约保证金与农民工保证金将近90万元汇入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由此可知上诉人对于徐建华签订的该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是充分了解并且认可的；且在（2019）桂1322民初938号判决中确认了覃祖勇于2017年8月28日、9月30日、10月30日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象州县储备管理公司申请拨付工程款时在工程款支付申请书中有覃祖勇在项目经理一栏签名，同时上诉人加盖了其公司的印章，从这两点可以证实上诉人对于徐建华以包工包料将工程转包给覃祖勇是明知的，徐建华不可能在与康路劳务公司此承接劳务的情况下与覃祖勇签订1189万元的包工包料合同，因此上诉人对于徐建华从康路公司承接劳务的陈述是虚假的，只是为了非法分包或转包采取了建筑行业通常采用的伎俩而已就是通过有资质的劳务公司签订所谓的不实际的劳务合同来支付部分劳务分给实际施工人，完成项目的转账走账而已；2、关于上诉人在（2019）桂1322民初591号的代理词中不仅认可的是徐建华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施工合同也认可了合同加-7-盖了上诉人的印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的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另外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刚才上诉人在引用法条的时候只用的本条第一款陈述的事实，于己不利的事实的规定，明显有误导法庭的嫌疑；3、上诉人以其员工在施工任务单上的签字仅仅只是认为工程量属实且是为了履行总包人的职责而进行认可的一种管理行为，也与本案的事实不符。首先在第一次一审时对于被上诉人所举证的2019年4月6日的施工任务单徐建华不仅认可了工程量在法官的询问下也认可了相应的单价，由此可知在施工任务单上签署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一种认可，上诉人之所以以此工程量为抗辩完全是误导法庭的行为，同时涉案工程由于业主的资金问题导致工程一再停工，在此等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紧急完成或者临时增加工程或者是加班完成施工认为的情形，确实存在情形，这也是在施工任务单中与合同确定单价有出入的原因，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建设工程的工期长工序复杂等原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施工任务单等方式对合同调整是普遍现象；4、上诉人辩称聘请的员工在任务单上签字是为了了解施工进度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仅需要徐建华签字向上诉人上报施工任务单即可掌握相应的情况，而无需上诉人的员工签字。徐建华未答辩。陶善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内外脚手架工程款902497元及从2019年7月20日暂计至2019年10月20日的利息10717元，之后利息以90249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4.75％标准计至付清工程款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8日，象州县储备粮管理公司与广西三建签订《象州县中心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N01标段）－6#、7#、8#仓库-8-工程施工合同》，由象州县储备粮管理公司将位于象州县旁的象州县中心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工程（Ｎ01标段）－6＃、7＃、8＃仓库工程项目发包给三建公司承建。合同约定：合同价为11892713.32元，承包人项目经理：卢志诚。合同还对工程工期、工程质量标准等作了约定。2016年12月15日，徐建华与案外人覃祖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徐建华将其通过内部承包方式从三建公司承接的上述工程再转包给覃祖勇施工。合同签订后，覃祖勇即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人员进场施工，原告施工的主要项目为混凝土、脚手架等。在施工过程中，案外人覃祖勇由于组织机构人员未到位、基坑临边防护不到位等原因致使工程存在质量、安全问题，被监理单位要求停止案涉工程的全部施工。因停工影响到工程施工进度，徐建华与覃祖勇协商后，覃祖勇退出施工，由徐建华转承接回工程。待由徐建华对工程施工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完毕后，2018年5月26日，徐建华（甲方）即与覃祖勇（乙方）签订《终止承包经营合同协议》，协议载明：甲方从广西区三建内部承包本工程后发包给乙方…，三、协议内容：由于各方原因乙方不继续承包该项目的一切工程的施工及管理工作，现乙方把该项目的现状施工、劳务、外架、材料等全部移交给甲方，甲方愿意承担乙方在该项目所有未支付的材料款、劳务费、外架费、及管理费等在该项目内发生的一切费用，…。依据《终止承包经营合同协议》的约定，为保持项目施工的延续性，2018年6月11日徐建华以广西三建第三分公司代表的身份与陶善朗签订象州县中心粮食储备库项目一期（Ｎ01标段）－6＃、7＃、8＃仓库工程《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和《内脚手架、高支模满堂架搭拆施工合同》，合同上加盖有“广西三建”字样印章，将案涉工程的钢管外脚手架和高支模满堂架搭拆项目发包给原告施工（含原告已施工的部分）。《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约定：“建筑面积：5803.68平方米，分别为6＃1934.56㎡、7＃1934.56㎡、-9-8#1934.56㎡；外墙脚手架包工包料，按实际面积计算，其中，材料费20元／㎡，人工费15元／㎡结算；民工厨房包工包料，按实际面积计算，其中，材料费20元／㎡，人工费15元／㎡结算；临时设施围挡包工包料，按实际搭设长度计算，按35元／㎡；单栋仓库封顶后支付工程款70％，余下工程款等外架拆除之后二个月内付清；工程款结算方式，在脚手架全部拆除一个月内办理结算手续；甲方（三分公司）负责现场材料数量的签单、协调、验收、办理签证、结算等工作；…”《内脚手架、高支模满堂架搭拆施工合同》约定：“乙方（陶善朗）以包材料、包人工、包质量、包进度、包安全、包文明施工、包验收的方式承包本工程；本合同为综合包干价，按建筑库内面积计算（图纸标注为准）90元／㎡，质量、工期、安全文明施工达到甲方要求；本合同工期为3个月（延期30天内不计算延期费用）；本工程不设预付款，架体全部搭设完成后付总工程款60％，架体全部拆除后付总工程款的30％，剩余工程款3个月内付清，…”。合同签订后，原告在案涉工程继续施工，并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程。2018年1月4日，被告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廖威芳与原告结算，确认在覃祖勇承包期间原告的工程款为534098元。2018年1月30日，被告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廖威芳与原告再次结算，确认已支付267000元工程款给原告，余267098元未支付；2018年11月24日，被告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甘有全、签发工长龙衫达与原告结算，确认7#仓库临时施工架的工程款为29484元；2019年4月6日，被告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甘有全、劳务审核朱云欢、徐建华与原告结算，确认围墙等脚手架工程款为58000元及6#、7#、8#仓库内外架工程款共1241013元（含2018年5月前在覃祖勇承包期间原告施工的工程款224922元）；另，2018年5月20日原告代徐建华偿还欠尤志标的勾机费18000元，取得了对徐建华的债权。至2019年4月19日原告将所有的内外脚手架全部拆除，撤离了工地。截止至-10-2019年4月29日，徐建华共支付给原告工程款711098元（覃祖勇承包期间的工程款267098元＋勾机费18000元＋部分内外脚手架款426000元），余款902497元未支付。陶善朗无建筑施工资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法查询到广西三建第三分公司的信息，被告认可第三分公司是其内部机构。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虽然《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和《内脚手架、高支模满堂架搭拆施工合同》因违反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现原告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其有权请求合同的相对方支付尚欠的工程款。被告三建公司认为案涉合同的印章与其备案的印章不相符，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但在法院（2019）桂1322民初591号案中，三建公司在庭审后提交的代理词中不仅认可是徐建华代表公司与原告签订了《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也认可合同加盖了公司的印章，故徐建华在与原告签订案涉合同及处理合同相关事宜时，取得了三建公司的合法授权，合同所盖印章与备案公章一致与否，已无实际意义。故，被告以合同所盖印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三建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合同相对性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规定精神，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应当以不突破合同相对性为基础。本案中，与原告就案涉工程施工签订分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被告广西三建。被告徐建华在答辩中称案涉工程系其从柳州市康路劳务公司承包，然后再分包给原告，涉-11-案工程款与被告广西三建无关。法院认为，虽然被告三建公司否认授权被告徐建华在案涉工程中作为公司代表签订合同，被告徐建华亦自愿对该合同涉案工程款负责。但是被告徐建华作为直接与原告签订分包合同的当事人，在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抗辩意见的情况下，法院难以否定其与原告间的合同关系及三建公司与原告的合同关系。因此，被告三建公司与徐建华均应对本案工程款承担付款责任。至于被告徐建华与三建公司间的争议，双方可另案诉讼解决。综上，徐建华所签订的两份案涉合同，应由被告三建公司与徐建华承担民事责任，虽然二被告对工程单价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被告对原告施工的内容及工程量予以确认，包含涉案工程在内的总承包工程也已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原告要求三建公司给付内外脚手架工程款90249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于2004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7次会议通过）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广西三建、徐建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陶善朗工程款902497.00元及利息（利息以902497.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32元，由被告广西三建、徐建华负担（于判决生效起七日内交纳）。-12-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于上诉人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的问题。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本案项目分配给三分司监督和管理”，而徐建华恰恰以上诉人三分司的名义与陶善朗先后签订《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和《内脚手架、高支模满堂架搭拆施工合同》；其次，在象州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也已生效的（2019）桂1322民初591号民事判决中认定：2016年12月15日，徐建华与案外人覃祖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徐建华将其通过内部承包方式从三建公司承接的上述工程再转包给覃祖勇施工。最后，上诉人的员工廖威芳、甘有全等人参与本案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具体体现在廖威芳签署《工程结算单》、甘有全先后签署了三份《施工任务单》。综上三点所述，足以确认徐建华是以上诉人三分司的代表的身份参与本案工程的施工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可知，虽然上诉人三分司登记注册，但上诉人私自所设立的三分司的民事责任仍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主张其将案涉工程以劳务分包的形式发包给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但其未提交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履行案涉工程施工、监管的相关证据，反而从案涉审理中可知，案涉工程是由上诉人与其三分司负责施工监管工作；另外，徐建华亦未提交其与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未提交其与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就施工案涉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施工管理文件。综上，结合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向陶善朗付款的事实，本院可以确定柳州市康路建筑工程劳务有限责任公司是案涉工程的过账公司，故，对-13-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根据徐建华自愿承担向陶善朗支付工程款责任，判决上诉人与徐建华共同向陶善朗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广西三建、徐建华尚欠陶善朗多少工程款。首先，覃祖勇在履行其于2016年12月15日与徐建华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过程中，组织包括陶善朗在内的人员进场施工，陶善朗施工的主要项目为混凝土、脚手架等。覃祖勇、柳州市康路建筑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此期间通过银行付款给陶善朗。上诉人员工廖威芳在2018年1月4日核对了陶善朗混凝土班组的施工工程金额为531098元，并于2018年1月30日，再次确认“经核对已支付267000元，余额267098元”，因此，上诉人、徐建华应支付267098元给陶善朗。其次，对于上诉人员工甘有全签字确认的三份《施工任务单》，共计1328497元（29484元+58000元+1241013元）工程款问题，上诉人主张甘有全只是对工程量予以确认，并不是对工程款的确认，但从《施工任务单》来看，报给项目经理甘有全的《施工任务单》上有施工项目的名称、工程量、单价、合价，且《施工任务单》上的外架、外架人工费、围墙、工人厨房的单价均与三分司与陶善朗签订的《钢管外脚手架搭拆施工合同》是一致的，由此，本院亦可推出，未在合同中约定单价的施工项目，亦是上诉人、徐建华与陶善朗进行协商确认后，甘有全才签署上述《施工任务单》；同时结合，徐建华、柳州市康路建筑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甘有全在一直给陶善朗支付款项的事实可知，上诉人提出甘有全只是对工程量的确认，而非对单价及合价的确认是与事实不符的。因此，本案涉案工程应支付给陶善朗的工程款为1613595元（1328497元+267098元+代徐建华偿还龙志标勾机费18000元）。截止2019年4月29日，上诉人、徐建-14-华等共支付给陶善朗工程款711098元，故上诉人、徐建华尚欠陶善朗工程款902497元（1613595元-711098元）。一审判决上诉人、徐建华支付尚欠陶善朗工程款90249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5.00元，由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宁芳审判员  覃学敏审判员  黄启平二〇二一年九月二日-15-法官助理张茜书记员覃兰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