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3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11号4楼10、12、14、16、18号。法定代表人：张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四川信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维，四川信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杰，男，1989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四川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华（曾用名：罗双群），女，197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奇，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医药食品产业园加多宝大道3号。法定代表人：周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磊，男，系公司员工。上诉人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和公司）、罗杰因与被上诉人罗华、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1民初2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罗华、罗杰连带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79，022元作为基数，从2019年5月21日起至欠款结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罗杰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货物仅系自己与一和公司发生的交易，与罗华无关，罗杰单方面的陈述不应被采纳。2.《告知函》明确载明了其本次加多宝罐装饮料的赊销相对方是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加盖了该副食店的公章；《出库单》也加盖了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的公章，罗华是该副食店的经营者，且由罗华进行签名；一审中一和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罗华及其配偶对本次买卖用其仓库收货是知晓的且没有作出反对的意思表示；罗华侄儿罗杰与一和公司建立了买卖关系，罗华女儿杨小敏向一和公司转账支付货款25,978元，鉴于罗杰、杨小敏与罗华的特殊关系，应视为系罗华与一和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并且支付了货款25,978元。综上，与一和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罗华与罗杰，而非罗杰个人。罗华答辩称，1.一和公司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并未认定罗华与一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罗华与一和公司既无建立买卖关系的意思联络，也无建立合同买卖关系的实际行为，一和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相关货品并未被罗华占有和使用。3.一和公司提及的都江堰团结副食店与罗华并无关联，罗华本人虽经营有小型的日用品超市，但其超市规模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对单一产品进行如此巨大金额的进货，一和公司所主张内容与常理不符。罗杰答辩称，不认可一和公司的上诉请求，罗杰已经支付货款，对一和公司要求罗华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发表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未对罗杰支付105,000货款的性质予以认定。加多宝公司答辩称，加多宝公司是根据一和公司的发货指令，通过物流公司将该涉案的货品发往罗华经营的都江堰团结副食店，在本案一审中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才知晓该批货物系罗杰收取并安排卸货、支付卸货费用，在这之前，加多宝公司对于收货的情况完全不知情，无法判定究竟是哪一方与一和公司发生了买卖交易，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罗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和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罗杰与一和公司已经货款两清，不存在罗杰拖欠一和公司货款的事实。2.罗杰通过杨小敏向一和公司转款25,978元与本案案涉货款105,000元无关，该转款系罗杰受代军委托向一和公司转款。一和公司答辩称，1.罗杰向一和公司转账支付的105,000元货款，和案外人唐启勇、文伟江的转款一起，共向一和公司转款210,000元，该款项的买受人为酒久九商贸行，一和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已经于2017年的11月29日和30日分两次向酒久九商贸行发清了全部的货物，针对该次的交易关系已经终结，故罗杰声称的已经向一和公司付清货款的说辞纯粹是在偷换概念，而且本案的赊销关系发生的时间段是在2018年初，罗杰和其他案外人转账的时间在2017年，很明显这两笔交易完全是两笔不同的交易。2.从一审庭审中罗杰、罗华所列举的所有证据中均不能够证明是罗杰通过杨小敏的银行账户向一和公司转款的25,978元，该陈述是罗杰的单方陈述，一和公司作为尊重客观事实的考虑，将该25,978元自行进行品迭后将品迭的数据作为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并不存在任何的重复付款的情形。罗华答辩称，1.对于罗杰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均予以认可。2.本案一审原本罗华系单一的被告，第三人加多宝公司是后期一和公司追加的，原审被告罗杰原本系证人，在出庭作证后被一和公司追加为被告，而在一审当中罗华结合相关的证据材料，也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根据罗杰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他本人的陈述，一和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是付清了的。3.一和公司一审中所提交的主张罗杰所付款项系代酒久九商贸行所付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罗华在一审中也是否认的。4.罗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赊销的主要依据是一和公司所提交的告知函，那么在一审当中罗华也曾对告知函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告知函载明的货物品名与本案出货单所载明的品名不一致，告知函上并无时间，并无人签字，仅有一个根本未进行工商登记的都江堰团结副食店的签章，故罗华认为一和公司主张赊销的事实不能成立，其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加多宝公司答辩称，加多宝公司历来禁止业务人员与客户进行货款、货物的往来，都江堰一系列的诉讼案件暴露之后，罗杰以及罗杰提到的案外人代军以及文伟江都已向公司提出辞职，因此，不能排除这些业务人员违规操作、私下倒卖加多宝公司的货品，谋取私利，而且今天罗杰也未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没有本人的陈述，对于案件的事实也无法查明，因此，加多宝公司不认同罗杰的上诉意见，其是在规避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罗华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本金全部清结时止）。在一审过程中，一和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罗杰为本案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决罗华、罗杰连带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本金全部清结时止）。一审法院判决书遗漏一和公司追加罗杰后对罗杰提出的诉讼请求，存在笔误，本院予以补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出库日期为2018年1月23日的《出库单》载明，销售单位为“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经销商名称为“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订单为“3000072730”，卸货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奎光路西上街184号（前进仓）”，品名规格为“C24凉茶-310ml铝质202罐-加多宝（1709版）”“C12凉茶-310ml铝质202罐-加多宝（1709）尊享版”，货款备注为“11月29日余款504,000元（60000422897），此次订货金额为105,000元，折扣销售金49,350元［YJ-DZ］，应发货3655箱，本次余货30箱”，“经销商签收”一栏加盖“都江堰市团结副食专用章”和签名“罗华”。庭审中，罗杰陈述其收到上述货物。一和公司持有的《告知函》载明：“尊敬的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感谢贵司一直以来对我司工作的配合和支持，时至年关，提前恭祝新年快乐，生意兴隆！加多宝春节大战临近尾声，同时也是众商家囤货时间，本着相互理解与支持，我司提前赊销给贵司一批加多宝（赊销时间：2018年1月15日前，还款时间：2018年3月10日前）。赊销明细：加多宝24罐赊销量1000箱、金额7万元，搭赠量450箱；加多宝12联赊销量1000箱、金额3.5万元，搭赠量450箱。合计金额105,000元。以上为本次赊销量及还款金额，如贵司确认无误，请签字确认！”“客户签字、客户盖章”处加盖“都江堰市团结副食专用章”。一和公司陈述，该告知函中的货物即为2018年1月3日出库单中的货物。2017年11月22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94,000元；2017年11月23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11,000元。2018年3月27日，代军向杨小敏转款25,978元；同日，杨小敏向一和公司转款25,978元。庭审中，罗杰陈述其借用杨小敏的银行卡进行前述两笔交易。加多宝公司的销售管理系统显示，一和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汇款630,000元对应的订单单号为3000072730。另查明，都江堰市团结副食未办理工商登记信息；杨小敏系罗华的女儿，罗杰系罗华的侄子。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罗华在第一次庭审后对一和公司提交的出库单上罗华的签字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理由如下：第一，罗杰在作为证人及被告时，均陈述案涉货物与罗华无关，卸货地址也与罗华无关，案涉105,000元系其与一和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第二，都江堰市团结副食未办理工商登记，一和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105,000元的交易系其与罗华之间形成。故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无启动的必要性。罗华、罗杰与一和公司之间均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罗杰认可其收到了出库单上的货物，并且罗杰通过杨小敏的银行卡向一和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为一和公司与罗杰。关于案涉买卖的货款问题。虽然出库单和告知函上载明的“箱数”不一致，但总罐数均是52200罐，并且载明货款金额均为105,000元。罗杰就105,000元向一和公司的转账时间为2017年11月22日和11月23日，而本案的交易模式为赊销，即为先发货后付款，案涉货物的发货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在该时间之后，罗杰仅通过杨小敏的银行卡向一和公司转账25,978元，故对罗杰抗辩其已支付案涉货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罗杰还应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关于一和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告知函中载明还款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罗杰未按时向一和公司支付货款。因此，一审法院对一和公司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以79,02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判决如下：一、罗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二、罗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以79,02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罗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6元，由罗杰负担。二审中，罗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书、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拟证明罗杰是加多宝公司的员工，起止时间为2014年至2020年。加多宝公司质证称，三性予以认可，该三份证据并非只涉及四川加多宝公司，还涉及到天津加多宝公司。一和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在关联性上不认可，虽然罗杰是加多宝公司的员工，但并不代表本案的货物买卖系罗杰代表加多宝公司与一和公司之间发生，因为一和公司货物的来源是加多宝公司，不可能自己与自己进行交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罗杰本人存在私自倒卖货物的可能性。罗华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罗杰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在本案中，罗杰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收一和公司的货物时系以加多宝公司名义进行，无法认定罗杰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退一步讲，若罗杰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加多宝公司系本案饮料的第一手出卖人，其出售给经销商一和公司后，一和公司又出售给罗杰代表的加多宝公司，这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审中，一和公司为证明罗杰在2017年11月22日向其转款94，000元，2017年11月23日向其转款11,000元系与唐启勇、文伟江共同支付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的货款210,000元，而不是本案案涉货款，一和公司举证了给酒久九商贸行的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文伟江2017年11月22日的转款86,000元的银行记录和唐启勇2017年11月14日的转款19,000元的银行记录，其中，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载明品名规格为C24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版，数量为3000箱，金额为210,000元；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载明品名规格为C24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版，数量为2910箱，金额为210,000元。一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往来清单载明货物规格为C24的货物单价为24元/箱。再查明，一和公司一审中主张其于2018年3月2日还向都江堰团结副食店送货91,500元，但一和公司自认该次送货通过先款后货方式交易，款项已经结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和公司与罗华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罗杰是否差欠一和公司货款。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一和公司与罗华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一和公司举证的2018年1月23日的出库单虽然有罗华签字的字样，但罗杰自认该出库单是其收货，也即罗杰自认该批送货的相对方是罗杰，在一和公司无证据证明罗杰与罗华系合伙关系或者家庭共同经营的情况下，该证据仅能证明一和公司与罗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一和公司举证的出库单和告知函虽然都加盖有都江堰市团结副食专用章，但该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并未进行工商登记，无法证明该印章就是罗华经营的店铺在实际使用。再次，一和公司举证的录音证据，其在录音前未告知罗华，带有诱导性发问，罗华在录音中也陈述其印章没办营业执照，系被他人盖上去的，只是将自家仓库借给他人堆货，未认可是自己购买了一和公司的货物后进行堆放，该证据亦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最后，一和公司举证的杨小敏的转账记录，杨小敏与罗华系不同的民事主体，一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杨小敏转账系接受罗华委托转账，而罗杰自认该转账系罗杰使用杨小敏账户进行转账，故该证据也无法证明是罗华向一和公司支付过货款。综上，一和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罗杰是否差欠一和公司货款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一和公司主张其本案货款系基于赊销交易产生，而罗杰在作为证人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时，均陈述或抗辩2018年1月23日的出库单系先收乡下客户的货款支付给一和公司后，一和公司再向其发货，也即先款后货，在此情况下，一和公司应当对赊销交易这种交易方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举证的告知函仅有一个未经注册的都江堰团结副食专用章，而无罗杰签字确认，无法证明罗杰认可与一和公司之间存在赊销交易方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赊销的交易模式证据不足。其次，一和公司举证的告知函载明的赊销时间在2018年1月15日前，而罗杰认可收货的出货单时间是2018年1月23日，不符合告知函载明的赊销时间；告知函载明的品项和数量分别是：“加多宝24罐”赊销量1000箱、搭赠量450箱，“加多宝12联”赊销量1000箱、搭赠量450箱，共计2900箱，而出库单载明的品名和数量是：“C24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版”725箱，“C12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尊享版”2900箱，共计3625箱，二者载明的名称和数量也不一致，故告知函载明的赊销欠款无法证明系罗杰认可的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再次，2017年11月22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94,000元，2017年11月23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11,000元，该款项10,500元与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一致，能够初步证明罗杰通过先款后货的方式支付了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一和公司主张罗杰该两笔付款系与唐启勇、文伟江的付款，共同支付其与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之间的货款210,000元，并举证了给酒久九商贸行的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和文伟江2017年11月22日的付款86,000元和唐启勇2017年11月14日的转款19,000元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其并没有证据证明罗杰与唐启勇、文伟江达成合意共同支付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的货款，也无证据证明罗杰与唐启勇、文伟江三人系受酒久九商贸行委托向一和公司付款；另一方面，其举证的给酒久九商贸行的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数量为3000箱、金额为210,000元，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数量为2910箱，金额为210,000元，货款金额共计420,000元，即使按照一和公司自认的C24单价24元/箱计算，该5910箱货物的价格也达到了413,700元，金额与罗杰与唐启勇、文伟江三人转款之和210,000元相差巨大，故无法达到一和公司拟证明的罗杰该笔款项系与唐启勇、文伟江共同支付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之间的货款210,000元的证明目的，故一和公司的举证不足以反驳罗杰的举证，应当认定罗杰该两笔转款已经付清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综上所述，一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罗杰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1民初21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元，均由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唐欣欣审 判 员 董荣昌审 判 员 冷 雪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曾 欢书 记 员 李 静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3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11号4楼10、12、14、16、18号。法定代表人：张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四川信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维，四川信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杰，男，1989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四川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华（曾用名：罗双群），女，197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奇，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医药食品产业园加多宝大道3号。法定代表人：周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磊，男，系公司员工。上诉人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和公司）、罗杰因与被上诉人罗华、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1民初2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罗华、罗杰连带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79，022元作为基数，从2019年5月21日起至欠款结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罗杰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货物仅系自己与一和公司发生的交易，与罗华无关，罗杰单方面的陈述不应被采纳。2.《告知函》明确载明了其本次加多宝罐装饮料的赊销相对方是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加盖了该副食店的公章；《出库单》也加盖了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的公章，罗华是该副食店的经营者，且由罗华进行签名；一审中一和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罗华及其配偶对本次买卖用其仓库收货是知晓的且没有作出反对的意思表示；罗华侄儿罗杰与一和公司建立了买卖关系，罗华女儿杨小敏向一和公司转账支付货款25,978元，鉴于罗杰、杨小敏与罗华的特殊关系，应视为系罗华与一和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并且支付了货款25,978元。综上，与一和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系罗华与罗杰，而非罗杰个人。罗华答辩称，1.一和公司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并未认定罗华与一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罗华与一和公司既无建立买卖关系的意思联络，也无建立合同买卖关系的实际行为，一和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相关货品并未被罗华占有和使用。3.一和公司提及的都江堰团结副食店与罗华并无关联，罗华本人虽经营有小型的日用品超市，但其超市规模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对单一产品进行如此巨大金额的进货，一和公司所主张内容与常理不符。罗杰答辩称，不认可一和公司的上诉请求，罗杰已经支付货款，对一和公司要求罗华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不发表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未对罗杰支付105,000货款的性质予以认定。加多宝公司答辩称，加多宝公司是根据一和公司的发货指令，通过物流公司将该涉案的货品发往罗华经营的都江堰团结副食店，在本案一审中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才知晓该批货物系罗杰收取并安排卸货、支付卸货费用，在这之前，加多宝公司对于收货的情况完全不知情，无法判定究竟是哪一方与一和公司发生了买卖交易，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罗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和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罗杰与一和公司已经货款两清，不存在罗杰拖欠一和公司货款的事实。2.罗杰通过杨小敏向一和公司转款25,978元与本案案涉货款105,000元无关，该转款系罗杰受代军委托向一和公司转款。一和公司答辩称，1.罗杰向一和公司转账支付的105,000元货款，和案外人唐启勇、文伟江的转款一起，共向一和公司转款210,000元，该款项的买受人为酒久九商贸行，一和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已经于2017年的11月29日和30日分两次向酒久九商贸行发清了全部的货物，针对该次的交易关系已经终结，故罗杰声称的已经向一和公司付清货款的说辞纯粹是在偷换概念，而且本案的赊销关系发生的时间段是在2018年初，罗杰和其他案外人转账的时间在2017年，很明显这两笔交易完全是两笔不同的交易。2.从一审庭审中罗杰、罗华所列举的所有证据中均不能够证明是罗杰通过杨小敏的银行账户向一和公司转款的25,978元，该陈述是罗杰的单方陈述，一和公司作为尊重客观事实的考虑，将该25,978元自行进行品迭后将品迭的数据作为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并不存在任何的重复付款的情形。罗华答辩称，1.对于罗杰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均予以认可。2.本案一审原本罗华系单一的被告，第三人加多宝公司是后期一和公司追加的，原审被告罗杰原本系证人，在出庭作证后被一和公司追加为被告，而在一审当中罗华结合相关的证据材料，也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根据罗杰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他本人的陈述，一和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是付清了的。3.一和公司一审中所提交的主张罗杰所付款项系代酒久九商贸行所付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罗华在一审中也是否认的。4.罗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赊销的主要依据是一和公司所提交的告知函，那么在一审当中罗华也曾对告知函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告知函载明的货物品名与本案出货单所载明的品名不一致，告知函上并无时间，并无人签字，仅有一个根本未进行工商登记的都江堰团结副食店的签章，故罗华认为一和公司主张赊销的事实不能成立，其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加多宝公司答辩称，加多宝公司历来禁止业务人员与客户进行货款、货物的往来，都江堰一系列的诉讼案件暴露之后，罗杰以及罗杰提到的案外人代军以及文伟江都已向公司提出辞职，因此，不能排除这些业务人员违规操作、私下倒卖加多宝公司的货品，谋取私利，而且今天罗杰也未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没有本人的陈述，对于案件的事实也无法查明，因此，加多宝公司不认同罗杰的上诉意见，其是在规避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罗华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本金全部清结时止）。在一审过程中，一和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罗杰为本案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决罗华、罗杰连带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本金全部清结时止）。一审法院判决书遗漏一和公司追加罗杰后对罗杰提出的诉讼请求，存在笔误，本院予以补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出库日期为2018年1月23日的《出库单》载明，销售单位为“四川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经销商名称为“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销售订单为“3000072730”，卸货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奎光路西上街184号（前进仓）”，品名规格为“C24凉茶-310ml铝质202罐-加多宝（1709版）”“C12凉茶-310ml铝质202罐-加多宝（1709）尊享版”，货款备注为“11月29日余款504,000元（60000422897），此次订货金额为105,000元，折扣销售金49,350元［YJ-DZ］，应发货3655箱，本次余货30箱”，“经销商签收”一栏加盖“都江堰市团结副食专用章”和签名“罗华”。庭审中，罗杰陈述其收到上述货物。一和公司持有的《告知函》载明：“尊敬的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感谢贵司一直以来对我司工作的配合和支持，时至年关，提前恭祝新年快乐，生意兴隆！加多宝春节大战临近尾声，同时也是众商家囤货时间，本着相互理解与支持，我司提前赊销给贵司一批加多宝（赊销时间：2018年1月15日前，还款时间：2018年3月10日前）。赊销明细：加多宝24罐赊销量1000箱、金额7万元，搭赠量450箱；加多宝12联赊销量1000箱、金额3.5万元，搭赠量450箱。合计金额105,000元。以上为本次赊销量及还款金额，如贵司确认无误，请签字确认！”“客户签字、客户盖章”处加盖“都江堰市团结副食专用章”。一和公司陈述，该告知函中的货物即为2018年1月3日出库单中的货物。2017年11月22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94,000元；2017年11月23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11,000元。2018年3月27日，代军向杨小敏转款25,978元；同日，杨小敏向一和公司转款25,978元。庭审中，罗杰陈述其借用杨小敏的银行卡进行前述两笔交易。加多宝公司的销售管理系统显示，一和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汇款630,000元对应的订单单号为3000072730。另查明，都江堰市团结副食未办理工商登记信息；杨小敏系罗华的女儿，罗杰系罗华的侄子。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罗华在第一次庭审后对一和公司提交的出库单上罗华的签字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理由如下：第一，罗杰在作为证人及被告时，均陈述案涉货物与罗华无关，卸货地址也与罗华无关，案涉105,000元系其与一和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第二，都江堰市团结副食未办理工商登记，一和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105,000元的交易系其与罗华之间形成。故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无启动的必要性。罗华、罗杰与一和公司之间均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罗杰认可其收到了出库单上的货物，并且罗杰通过杨小敏的银行卡向一和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为一和公司与罗杰。关于案涉买卖的货款问题。虽然出库单和告知函上载明的“箱数”不一致，但总罐数均是52200罐，并且载明货款金额均为105,000元。罗杰就105,000元向一和公司的转账时间为2017年11月22日和11月23日，而本案的交易模式为赊销，即为先发货后付款，案涉货物的发货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在该时间之后，罗杰仅通过杨小敏的银行卡向一和公司转账25,978元，故对罗杰抗辩其已支付案涉货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罗杰还应向一和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关于一和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告知函中载明还款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罗杰未按时向一和公司支付货款。因此，一审法院对一和公司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以79,02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判决如下：一、罗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欠款79,022元；二、罗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以79,02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罗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6元，由罗杰负担。二审中，罗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书、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拟证明罗杰是加多宝公司的员工，起止时间为2014年至2020年。加多宝公司质证称，三性予以认可，该三份证据并非只涉及四川加多宝公司，还涉及到天津加多宝公司。一和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在关联性上不认可，虽然罗杰是加多宝公司的员工，但并不代表本案的货物买卖系罗杰代表加多宝公司与一和公司之间发生，因为一和公司货物的来源是加多宝公司，不可能自己与自己进行交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罗杰本人存在私自倒卖货物的可能性。罗华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罗杰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在本案中，罗杰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收一和公司的货物时系以加多宝公司名义进行，无法认定罗杰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退一步讲，若罗杰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加多宝公司系本案饮料的第一手出卖人，其出售给经销商一和公司后，一和公司又出售给罗杰代表的加多宝公司，这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二审另查明，一审中，一和公司为证明罗杰在2017年11月22日向其转款94，000元，2017年11月23日向其转款11,000元系与唐启勇、文伟江共同支付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的货款210,000元，而不是本案案涉货款，一和公司举证了给酒久九商贸行的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文伟江2017年11月22日的转款86,000元的银行记录和唐启勇2017年11月14日的转款19,000元的银行记录，其中，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载明品名规格为C24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版，数量为3000箱，金额为210,000元；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载明品名规格为C24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版，数量为2910箱，金额为210,000元。一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往来清单载明货物规格为C24的货物单价为24元/箱。再查明，一和公司一审中主张其于2018年3月2日还向都江堰团结副食店送货91,500元，但一和公司自认该次送货通过先款后货方式交易，款项已经结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和公司与罗华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罗杰是否差欠一和公司货款。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一和公司与罗华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一和公司举证的2018年1月23日的出库单虽然有罗华签字的字样，但罗杰自认该出库单是其收货，也即罗杰自认该批送货的相对方是罗杰，在一和公司无证据证明罗杰与罗华系合伙关系或者家庭共同经营的情况下，该证据仅能证明一和公司与罗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一和公司举证的出库单和告知函虽然都加盖有都江堰市团结副食专用章，但该都江堰市团结副食店并未进行工商登记，无法证明该印章就是罗华经营的店铺在实际使用。再次，一和公司举证的录音证据，其在录音前未告知罗华，带有诱导性发问，罗华在录音中也陈述其印章没办营业执照，系被他人盖上去的，只是将自家仓库借给他人堆货，未认可是自己购买了一和公司的货物后进行堆放，该证据亦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最后，一和公司举证的杨小敏的转账记录，杨小敏与罗华系不同的民事主体，一和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杨小敏转账系接受罗华委托转账，而罗杰自认该转账系罗杰使用杨小敏账户进行转账，故该证据也无法证明是罗华向一和公司支付过货款。综上，一和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罗杰是否差欠一和公司货款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一和公司主张其本案货款系基于赊销交易产生，而罗杰在作为证人和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时，均陈述或抗辩2018年1月23日的出库单系先收乡下客户的货款支付给一和公司后，一和公司再向其发货，也即先款后货，在此情况下，一和公司应当对赊销交易这种交易方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举证的告知函仅有一个未经注册的都江堰团结副食专用章，而无罗杰签字确认，无法证明罗杰认可与一和公司之间存在赊销交易方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赊销的交易模式证据不足。其次，一和公司举证的告知函载明的赊销时间在2018年1月15日前，而罗杰认可收货的出货单时间是2018年1月23日，不符合告知函载明的赊销时间；告知函载明的品项和数量分别是：“加多宝24罐”赊销量1000箱、搭赠量450箱，“加多宝12联”赊销量1000箱、搭赠量450箱，共计2900箱，而出库单载明的品名和数量是：“C24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版”725箱，“C12凉茶310ml铝制202罐-加多宝（1709）尊享版”2900箱，共计3625箱，二者载明的名称和数量也不一致，故告知函载明的赊销欠款无法证明系罗杰认可的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再次，2017年11月22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94,000元，2017年11月23日，罗杰向一和公司转款11,000元，该款项10,500元与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一致，能够初步证明罗杰通过先款后货的方式支付了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一和公司主张罗杰该两笔付款系与唐启勇、文伟江的付款，共同支付其与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之间的货款210,000元，并举证了给酒久九商贸行的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和文伟江2017年11月22日的付款86,000元和唐启勇2017年11月14日的转款19,000元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其并没有证据证明罗杰与唐启勇、文伟江达成合意共同支付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的货款，也无证据证明罗杰与唐启勇、文伟江三人系受酒久九商贸行委托向一和公司付款；另一方面，其举证的给酒久九商贸行的2017年11月29日出库单数量为3000箱、金额为210,000元，2017年11月30日出库单数量为2910箱，金额为210,000元，货款金额共计420,000元，即使按照一和公司自认的C24单价24元/箱计算，该5910箱货物的价格也达到了413,700元，金额与罗杰与唐启勇、文伟江三人转款之和210,000元相差巨大，故无法达到一和公司拟证明的罗杰该笔款项系与唐启勇、文伟江共同支付案外人酒久九商贸行之间的货款210,000元的证明目的，故一和公司的举证不足以反驳罗杰的举证，应当认定罗杰该两笔转款已经付清2018年1月23日出货单载明的货款。综上所述，一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罗杰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1民初21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元，均由成都一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唐欣欣审 判 员 董荣昌审 判 员 冷 雪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曾 欢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