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8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宇飞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白各庄村16号。法定代表人：郭兰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北京尊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湘洋，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雄，男，1965年12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北京尊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湘洋，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郭兰平，女，1964年6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北京尊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湘洋，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军，男，1972年3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男，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宇飞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因与被上诉人刘卫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7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刘晓蕾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殷湘洋，被上诉人刘卫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若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7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卫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卫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将证明《承诺书》真伪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本案的唐雄、郭兰平，系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仅依据承诺书就认定刘卫军具备股东资格，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不但需要双方达成合意，还应当具备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的统一。（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02］民二他字第19号）及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的第17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2年诉讼时效和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具有股权转让、股东决定等多重意思表示，进而认定刘卫军的股东资格，属于认定本案的事实错误。该承诺书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主体上均不构成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及法律特征。（一）从形式上看，该承诺书不是股权转让协议，其不符合股权转让为双务法律合同的特征，也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最基本的形式要求。（二）从该承诺书所记载的内容看，承诺书中记载该款项为宇飞公司所欠，与唐雄、郭兰平无任何关联。在该承诺书中，唐雄、郭兰平也无将其股份转让给刘卫军代公司还债的意思表示。从该承诺书所记载的“将所欠刘卫军款项折抵公司总资产25%股份归刘卫军所有”的字面意思看，其明显含义为“将公司所欠款项折抵公司股份”，即“将公司债务折抵公司股份”属于“债转股”的法律关系。但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京工商发（2010）93号）的规定，债转股有限制性的使用范围及严格的程序要求，且《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京工商发（2010）93号）第三条明确规定“债权股只适用于住所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该约定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也导致法律上的履行不能，故从法律层面看，刘卫军不可能因为该约定成为宇飞公司的股东而具备股东资格。退一步说，即使该“债转股”的约定有效，但至今该债转股仍未完成，在完成之前，刘卫军不具有股东资格。（三）从宇飞公司的经营过程看，刘卫军从未有成为宇飞公司的股东的意思表示，其也从未参与公司经营，行使股东权利，获得股东利益。（四）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刘卫军身为区管干部，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其亦不能成为宇飞公司的股东。三、2019年8月19日，北京宇飞门业有限公司已增资至2000万元，之前的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公司增资后，必然对原股权进行了稀释。一审确定刘卫军享有宇飞公司25%的股权未考虑宇飞公司已增资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且显失公平。刘卫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的上诉请求。第一，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所主张的涉案承诺书，并不能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承诺书系本案核心证据之一，该承诺书中的内容明确表明两股东将当时所发生的欠款转化为股权来进行债务的抵消，在该份承诺书中不存在歧义以及法律所禁止的情形，所以该承诺书在双方之间系合法有效的。一审时唐雄、郭兰平主张承诺书不是本人签字，如果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否认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应当由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第二，关于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含义是，即便是股权确认之诉，也是受20年的时效限制，而非2年的时效限制。第三，股东是否有股东资格，一般情况下是以股东名册或工商变更为依据的，刘卫军在签署承诺书后是否参与公司经营，与是否有股东资格无关。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所主张适用的法律依据均系无效或错误的。第四，刘卫军向唐雄、郭兰平出借23万元时，该笔款项当时的价值是比较高的，公司的股权价值本来就存在变动和波动，公司的股权价值增值系正常的商业行为，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刘卫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刘卫军在宇飞公司的股东身份并确认其享有宇飞公司25%的股权；2、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协助刘卫军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手续；3、宇飞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雄、郭兰平为夫妻关系。2000年4月28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宇飞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唐雄、郭兰平，各出资2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唐雄。2006年7月至2019年8月，宇飞公司多次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变更事项涉及经营地址、人员、资金、经营范围、股东等多项内容。2006年7月3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宇飞公司的地址和人员进行了变更，经股东会决议，聘任唐雄为经理。2007年7月1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宇飞公司的地址和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2012年7月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宇飞公司的人员、股东、财产转移进行了变更。其中：执行董事由唐雄变更为郭兰平，监事由郭兰平变更为唐雄，经理由唐雄变更为郭兰平，经股东会决议，聘任唐雄为经理；郭兰平以货币方式投入49.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99%，唐雄以货币方式投入0.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2019年8月1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宇飞公司的资金、经营范围、股东进行了变更，其中：注册资本从5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郭兰平、唐雄各自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当事人对于案涉借款发生的事实无异议，但对于借款主体以及数额存在争议。刘卫军称其将23万元借给了宇飞公司的两个股东，即唐雄和郭兰平，没有约定利息。宇飞公司则称，借款数额不是23万元而是18万元，没有约定利息，但系宇飞公司从刘卫军处借款，而不是唐雄、郭兰平。2008年2月28日，唐雄、郭兰平为刘卫军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宇飞公司设立初期，曾以借款方式从刘卫军处借款人民币贰拾叁万多元，至今未归还。现公司日益发展扩大，经营形式很好。为感谢刘卫军的友好支持帮助，公司股东唐雄、郭兰平一致决定：将所欠刘卫军款项折抵公司总资产25%股份归刘卫军所有。另查明，刘卫军为北京市平谷区石油液化气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北京市平谷区石油液化气公司的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效力，不能仅以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的记载作为确认股东身份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1)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2)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综上，确认股东资格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有实际出资行为的亦可获得股东资格。本案中，刘卫军称涉案款项是借给了唐雄和郭兰平，后唐雄和郭兰平将宇飞公司25%股权转给刘卫军，以抵顶借款。23万元应为出资款。在承诺书上签字的唐雄、郭兰平为夫妻关系，同为宇飞公司股东，而且郭兰平还担任宇飞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承诺书兼具股权转让、股东决定等多重意思表示。刘卫军为此具有宇飞公司股东资格。对刘卫军提出的要求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协助刘卫军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手续之诉讼请求，案涉承诺书虽明确唐雄和郭兰平将宇飞公司25%股权转给刘卫军，但未明确唐雄和郭兰平各自持有股权的份额，本案中唐雄和郭兰平又均不同意与刘卫军进行协商，法院不宜直接确定宇飞公司各股东股权比例；同时，刘卫军的该项请求应为公司变更登记纠纷，与股东资格确认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处理。此外，本案为确认之诉，并非债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刘卫军为宇飞公司股东，享有宇飞公司25%的股权；二、驳回刘卫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询，刘卫军表示其要求确认自身享有宇飞公司25%的股权，系指宇飞公司增资后的25%的股权，亦同意就增资部分按照增资前的持股比例（即25%）认缴相应出资份额。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表示宇飞公司增资时确未告知刘卫军，未告知刘卫军系因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不认可刘卫军系宇飞公司股东，亦不同意刘卫军按照25%股权比例认缴新增资本。宇飞公司表示其公司章程中对公司增资事项并无特别约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卫军是否对宇飞公司享有25%的股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涉案承诺书的效力问题。唐雄、郭兰平为刘卫军出具承诺书，诉讼过程中唐雄、郭兰平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公司股东唐雄、郭兰平一致决定：将所欠刘卫军款项折抵公司总资产25%股份归刘卫军所有。根据承诺书约定，刘卫军所获取的股份并非来自宇飞公司新增资本，系唐雄、郭兰平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所得，故此约定本质上为唐雄、郭兰平将其持有的宇飞公司的25%的股权转让给刘卫军，而对价为欠付刘卫军的23万余元，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上系股权转让。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以双方之间为“债转股”法律关系，并且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由要求确认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涉案承诺书的履行问题。依上述分析，承诺书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且在双方签订承诺书之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未再履行，也从未主张过或协商过履行事宜。可见，双方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认可以宇飞公司的股权抵偿所欠刘卫军的债务。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不仅要遵循合同法的规定，亦要遵循公司法的规定，符合相关的程序要求。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为保障公司的人合性，第三人加入公司需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但宇飞公司的股东为唐雄、郭兰平二人，两人的合意即为宇飞公司的意思表示。故在签订涉案承诺书之时，唐雄、郭兰平同意给付刘卫军股权，可视为唐雄、郭兰平同意股权转让并同意刘卫军加入公司，此时股权转让的合意与同意刘卫军加入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统一的。即便宇飞公司并未变更股东名册和股东登记，但股东名册和登记等公示要件主要目的在于对抗第三人，在本案未出现第三人因此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合意对内即可产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故刘卫军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应属正确。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主张刘卫军不符合取得股东资格的要件，从未有成为宇飞公司的股东的意思表示，其也从未参与公司经营，行使股东权利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主张刘卫军身为区管干部，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其亦不能成为宇飞公司的股东。但上述规定并非法律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无法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因为本案为确认之诉，并非债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一审认定应属正确。最后，关于刘卫军享有的股权份额问题。2019年8月19日，宇飞公司的注册资本从5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郭兰平、唐雄各自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关于此次增资事宜，郭兰平、唐雄并未征求刘卫军意见，二审中，经本院询问，刘卫军同意按照股权比例增加出资，对此本院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确认的刘卫军享有宇飞公司25%的股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宇飞公司、唐雄、郭兰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宇飞门业有限公司、唐雄、郭兰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晓蕾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杨 琳法官助理 刘 栋法官助理 卢恺晨书 记 员 祖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