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6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志强，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愚公移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志，男，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中国人民大学职员，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金荣，女，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中国人民大学职员，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吕志强因与被上诉人齐志、原审第三人王金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2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志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齐志、原审王金荣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齐志、原审王金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吕志强提交的部分转账凭证、《收据》和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齐志收到了款项，吕志强通过转账、现金形式已向齐志和王金荣支付90万元，其余20万元，齐志同意作为停业损失予以抵扣。对于王金荣，吕志强除20万元是转账形式给付，剩余30万元是给付齐志后，由齐志转交给王金荣，故吕志强已将全部合同款50万元交给了王金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吕志强不存在任何违约之处，故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错误。齐志辩称，不同意吕志强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庭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关于所谓收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吕志强提交的收据齐志均不予认可，从形式看，这些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交易的过程中，收据不是唯一凭证，应有相应的聊天记录或支付凭证予以佐证，所以一审法院对收据不予采信是正确的。吕志强在上诉状和一审对停业损失的陈述存在矛盾。一审判决第9页第1段中的20万元一审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齐志不认可。王金荣述称，不同意吕志强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齐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吕志强向齐志支付欠款19.5万元及逾期利息（以19.5万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自2018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吕志强代齐志向王金荣支付欠款35万元及逾期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自2018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吕志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日，齐志（甲方）与吕志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其上载明，甲方愿意以拥有合法使用权的房屋的使用权及以北京三号府欧洲艺术博物馆的经营权委托乙方，同时乙方以“愚公移山”的相关权益与甲方合作经营。第二条：合作内容。甲方以前条所述房屋（场地）的使用权，乙方以北京市三号府欧洲艺术博物馆的经营权及经营项目许可进行合作。合作期间乙方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及投资。第三条：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为：合作期限分为两期，总计拾年，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第一期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第二期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在第一期自然终止前叁个月双方对本协议第四条、第九条第三款、第五款进行协商，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双方不进行第二期合作。第四条：合作管理费交纳期限：甲方向乙方收取合作管理费的标准为每年：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圆整（1，200，000.00￥）。为减轻乙方负担，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乙方以压一付一的方式支付合作管理费（押金为壹个月的合作管理费，每期支付壹个月的合作管理费）。第十条：违约责任和违约金：1、若甲方在乙方没有违反本合同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合同，甲方违约，甲方负责赔偿乙方违约金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圆整（3500000￥）。2017年6月29日，齐志（甲方）、吕志强（乙方）与王金荣（丙方）签订《代还款三方协议书》，其上载明：2017年02月0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乙方所欠甲方房租款项为人民币110（壹佰壹拾）万元整。（注：每月房租为10万元人民币，水电费、暖气费、物业费等未计）。其中，甲方2016年向丙方的借款人民币50（伍拾）万元未能按约定于2017年上半年还清，因而对甲方形成债务。因此，现就乙方偿还甲方壹佰壹拾万元债务有关事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一致认同：2017.02.01至2017.06.30计五个月，乙方所欠甲方房租款为人民币50（伍拾）万元（每月房租款为人民币l0（壹拾）万元），甲乙丙三方达成具体还款方式如下：l、乙方于2017年10月代甲方还款给丙方人民币贰拾万元；2、乙方于2017年11月代甲方还款给丙方人民币贰拾万元；3、乙方于2017年12月代甲方还款给丙方人民币壹拾万元；二、甲乙双方一致认同：2017.07.01至2017.12.31计六个月，乙方所欠甲方房租款为人民币60（陆拾）万元（每月房租款为人民币10（壹拾）万元），甲乙双方达成具体还款方式如下：乙方于2017年12月底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房租款60（陆拾）万元。庭审中，齐志与吕志强均认可2017年6月29日签订的《代还款三方协议书》系提前对2017年12月前债务做出的约定。并齐志认可收到吕志强给付款项555000元，其中5万元转给王金荣，王金荣认可收到吕志强给付款项200000元（其中包含齐志代吕志强给付5万元，他人代吕志强给付15万元），齐志、王金荣认可吕志强共计给付705000元，吕志强则认为其还款共计80万元，因2017年10月-12月房屋租赁问题无法营业，其余30万元，吕志强称齐志同意作为损失予以抵扣，对该30万元债务抵扣损失一节，齐志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齐志与吕志强于2014年7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齐志、吕志强和王金荣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的《代还款三方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在《代还款三方协议书》中，齐志将其对于王金荣的50万元债务转让给吕志强，并得到了王金荣的同意。故吕志强应当按照《代还款三方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对王金荣及齐志的债务。该债务转让行为同时抵销了吕志强应向齐志支付的50万元的房租款。故吕志强应于2017年12月底前向王金荣支付50万元、向齐志支付60万元。根据齐志与吕志强《合作协议》的约定，吕志强应向齐志支付2017年的合作管理费120万元。后在《代还款三方协议书》中确认，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吕志强欠齐志房租款110万元。在签订《代还款三方协议书》时，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房屋租金欠款50万元，系为已实际发生之债务，齐志对此享有到期债权，并对王金荣负有债务，齐志将其到期债权转让于王金荣用以清偿王金荣之债务，经王金荣及吕志强同意，该债权转让有效，吕志强应当按照《代还款三方协议书》的约定向王金荣履行其对齐志债务清偿的义务，且三方在《代还款三方协议书》明确约定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房屋租金系为向王金荣履行偿还义务，但吕志强在履行债务清偿的过程中，将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的房屋租金仍然转给了齐志，虽未按照约定给付王金荣，但吕志强向齐志还款的行为仍然构成债务清偿的行为，而齐志亦应明确知道2017年2月至2017年5月协作费的还款355000元，应当系对王金荣之还款，在齐志对吕志强之60万元债务尚未发生以及尚未到期时，齐志收到吕志强的还款后未拒绝吕志强或将收到款项全额转给王金荣，对此造成的王金荣仅收到200000元还款以及迟延收到款项造成利息损失的责任，吕志强对此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故齐志要求吕志强对王金荣承担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代还款三方协议书》中约定的吕志强对齐志的60万元债务，现双方均认可，签订协议书中，该债务并未实际发生，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故该约定应视为对齐志与吕志强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关于支付房屋租金的给付期限的变更，即由《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按月支付变更为2017年底一次性支付，且金额为6个月的房租60万元，吕志强抗辩称60万元中的30万元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再次发生了变更为30万元，对此吕志强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债务应当履行，现约定的债务均已到期，吕志强应向齐志还款60万元，并且应当在2017年12月底之前还清，双方在《代还款三方协议书》中未对逾期还款利息做出约定，但吕志强确有予以偿还的情形，故对齐志要求的逾期还款内的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判定。对吕志强实际还款金额一节，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依据支付宝及微信聊天记录，齐志认可的部分为405000元，另200000元不予认可，王金荣认可的部分为20万元，结合齐志认可其收到款项为505000元（不包含其转给王金荣的50000元）推定，齐志认可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其对证据部分认可的405000元，虽然其对2017年12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表示记不清了，但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的齐志认可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推定为真实，并予以采纳，故一审法院判定吕志强给付齐志共计605000元。因齐志将其中5万元转给王金荣，故吕志强已偿还齐志555000元，尚欠45000元，故对齐志要求吕志强要求还款及支付利息的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过部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吕志强提供的收据复印件，因与本案中查明事实不符合，且收据作为证据在形式上存在明显瑕疵，故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收据不予采信。因王金荣尚未全额收到欠款，且吕志强现尚欠345000元尚未偿还，债务应当清偿，吕志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王金荣偿还，但因齐志收款的行为导致王金荣未按期全额收到款项的结果，且王金荣作为第三人并未向一审法院提出主张，故吕志强不承担相应给付逾期利息之责任，故对齐志要求吕志强向王金荣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齐志称微信中所称“收到房租20万元”系2018年的部分房租，不是《代还款三方协议书》中涉及的债务，该主张与《合作协议》中约定的给付房租的方式不符，且未经吕志强认可，故在齐志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对齐志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吕志强未按照协议约定于2017年12月31日前分别向王金荣和齐志支付剩余款项30万元和4.5万元，应向王金荣和齐志赔偿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分别应向王金荣和齐志支付以30万元和4.5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在各方对逾期利率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齐志请求的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的计算标准过高，应予以调低，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超出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吕志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齐志支付4.5万元及逾期利息（以4.5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吕志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金荣支付30万元；三、驳回齐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虽曾表示要提交新证据，但最终均未实际提交。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齐志与吕志强于2014年7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齐志、吕志强和王金荣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的《代还款三方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吕志强是否已经依约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根据《代还款三方协议书》的约定，吕志强应于2017年12月底前向王金荣支付50万元、向齐志支付60万元，其中2017年2月至6月的房租50万元应向王金荣支付，但吕志强在实际履行中，仍然将该期间房租转给了齐志。齐志明知该期间的355000元应向王金荣支付，却并未退回吕志强或全额转给王金荣，造成王金荣仅收到20万元还款。吕志强虽主张除前述20万元外，其转给齐志的款项中还有30万元是给王金荣的还款，但一方面，吕志强主张的该还款路径不符合《代还款三方协议书》的约定，另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吕志强有明确要求齐志将其中30万元转交给王金荣，也没有证据证明王金荣收到了该款。故一审判决将该30万元计为对齐志的还款并无不当。据此，吕志强尚欠王金荣30万元合同款未付，其认为已履行完毕对王金荣付款义务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吕志强应于2017年12月底前履行向齐志支付60万元的合同义务，吕志强虽主张齐志免除了其中20万元的支付义务，但在齐志否认的情况下，吕志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其该项主张，故本院对吕志强的该项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吕志强给付齐志共计605000元。因齐志将其中5万元转给了王金荣，故吕志强已偿还齐志555000元，尚欠45000元未付。在协议各方对逾期利率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对齐志请求的过高利率标准予以调低亦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吕志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92元，由吕志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