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特621号申请人：王雷，男，198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危羿霖，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招霞，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北京歌石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1830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银时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何亚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剑滨，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纯，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仲裁被申请人：北京邦赢彩服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寺街91号6幢202。法定代表人：王雷。原仲裁被申请人：刘驰，男，197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仲裁被申请人：高屹然，男，1979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仲裁被申请人：林森，男，197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斌，北京思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王雷与被申请人北京歌石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歌石管理中心）、原仲裁被申请人北京邦赢彩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赢公司）、刘驰、高屹然、林森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雷称，请求法院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作出的〔202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508号裁决书（以下简称仲裁裁决）。事实与理由：一、贸仲超出歌石管理中心的仲裁请求范围作出与请求事项性质不同的裁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超裁”情形。歌石管理中心最终明确其仲裁请求的第3项为王雷等仲裁被申请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歌石管理中心多次确认该项请求。但仲裁裁决中贸仲一方面认为“申请人虽主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被申请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增资协议》第9.2条仅采用‘共同及连带’、‘赔偿’投资方损失等表述，未采用‘担保’或‘保证’表述，因此，第三项仲裁请求存在歧义。……由于连带责任既可以基于担保而产生，也可以因其他法定或约定事由而产生，不能把担保和连带责任等同起来或相互置换。在本案中……，歌石管理中心将仲裁被申请人承担的连带责任的约定等同于担保的说法，缺少法律和法理依据。”以此否定了歌石管理中心的该项请求。但另一方面，贸仲又认为由于邦赢公司迄今未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已违反其在《增资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和保证，王雷等仲裁被申请人既然在《增资协议》中概括承诺就此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且未提出其不应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的依据，仲裁庭支持歌石管理中心的此项请求，直接径行帮助歌石管理中心解释为概括的共同及连带责任。贸仲存在“超裁”：第一，仲裁裁决认定的共同及连带责任与歌石管理中心主张的连带担保责任是法律性质上存在区别的法律责任，仲裁裁决的事项性质与仲裁请求的性质根本不同，实质是变更了仲裁请求内容，属于超出仲裁请求裁决。第二，《增资协议》第9.2条应理解为违约责任承担。赔偿损失、成本或费用应限于返还投资款、合同解除的后果，并非违约责任的承担，不应等同于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的性质无关。贸仲的第3项裁决扩大解释违约责任的范畴，没有法律及协议依据，属于无权裁决的超裁情形。王雷离职得到歌石管理中心同意，在《增资协议》项下不存在违约行为，但却被贸仲以概括的共同及连带责任认定承担责任。按当然理解，作为共同签署《增资协议》赵文全、曹岩、顾宝军等也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股东，应与王雷承担相同的连带责任。但贸仲对该项未做查明、释明或要求当事人说明情形，径行裁决，只注重维护歌石管理中心的请求权而客观上损害王雷的合法权利，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二、贸仲在未取得当事人同意，未就当事人庭后补充提交的多项对案件认定有重要影响的证据组织开庭质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根据贸仲在仲裁裁决中所列流程：2020年10月22日，仲裁庭在北京开庭审理。2020年11月2日，仲裁院分别收到仲裁申请人提交的补充证据（二）及仲裁被申请人提交的补充证据（三）。2020年11月19日，仲裁院分别收到双方提交的质证意见和代理意见。2020年11月20日，仲裁院函告双方，仲裁庭决定受理仲裁申请人所明确的仲裁请求并将按此进行审理。同时给予仲裁被申请人答辩期限。仲裁案中双方所交多项证据均涉及足以影响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贸仲却不组织开庭质证，径行裁决，违反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根据该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在开庭时或者开庭后提交的证据，仲裁庭仍应开庭进行出示、质证。除非当事人有明确相反的意思表示。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仲裁案的当事人并未明确同意不再开庭进行书面质证，各方当事人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的方式也不得推定为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贸仲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强制性规定开庭质证，否则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三、歌石管理中心实质已成为邦赢公司境内外主体的股东并享受相应权利，但歌石管理中心隐瞒重要事实相关的证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歌石管理中心实际投资的标的是VIE架构下的境外公司及境内公司。《增资协议》的前期磋商过程中，双方就VIE架构下境内外公司的整体投资有充分商议。《增资协议》的多个条款均有关于开曼公司的约定。歌石管理中心投资价款对应的是境内外公司股权对价之和。在增资过程中，歌石管理中心亦明知未来上市主体是开曼公司，先变更开曼公司股权，再变更邦赢公司股权。基于这一思路，歌石管理中心指定了境外承接开曼公司股权的主体，办理了开曼公司股权变更，该主体取得了开曼公司股权。邦赢公司的管理团队与境外开曼公司的管理团队都是同一班子，歌石管理中心投资邦赢公司后，邦赢公司管理团队即按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向作为投资人的歌石管理中心汇报。汇报事项包括境内外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详细情况，且在境内外都设置了歌石管理中心派驻人员的董事会席位，形式、实体上都参与了邦赢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境外的开曼公司股东变更为歌石管理中心指定主体已完成，境内股权变更也正办理中，但由于非王雷的原因而停滞，但股权变更与否并不影响歌石管理中心实质享受股东权利与义务。歌石管理中心在仲裁过程中有意隐瞒相关证据，导致贸仲作出错误的仲裁裁决。歌石管理中心称，不认可王雷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及理由。具体意见为：一、仲裁裁决未超出歌石管理中心的请求范围。首先，歌石管理中心提出仲裁请求是要求仲裁庭确认连带清偿责任，尽管歌石管理中心在仲裁请求中使用了连带保证的表述，但不管是保证还是其他连带事由，最终结果都体现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仲裁庭已充分考虑到此点，并在歌石管理中心的请求具有合同依据的情况下，裁决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承担连带责任。其次，根据《增资协议》第9.2条约定，仲裁被申请人应就其各自违约行为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仲裁庭已认定邦赢公司未按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林森、刘驰提前离职构成违约，鉴于此，歌石管理中心有权解除《增资协议》并要求邦赢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返还增资款，王雷也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王雷认为返还增资款不属于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属于理解错误，且王雷该主张已涉及案件实体范畴，不应在本案中审理。再次，王雷称其离职得到了歌石管理中心的同意，故不应承担责任，涉及实体审理范畴，不应在本案中进行审理。如前所述，仲裁裁决王雷承担责任依据是其作出了对邦赢公司违约行为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的承诺，而不限于其自身违约行为，在目标公司、林森、刘驰均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仲裁裁决王雷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王雷在仲裁过程中未指出歌石管理中心的仲裁请求与合同约定之间有差异，也未就此问题作出抗辩，足以说明王雷并不认为歌石管理中心的仲裁请求与合同约定之间有差异。二、仲裁各方已同意就庭后证据书面质证，不属于程序违法。仲裁庭开庭审理时各方就争议问题充分发表意见，仲裁庭还就庭后证据提交和质证进行安排，各方均同意对庭后提交的补充证据进行书面质证。2020年11月16日王雷及其他仲裁被申请人发表了书面质证意见，认可歌石管理中心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可见其已认可此种质证方式。三、歌石管理中心不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王雷称歌石管理中心隐瞒了境外开曼公司经营的相关证据并以此为由申请撤裁，明显缺乏依据。首先，仲裁案涉争议是《增资协议》项下境内公司及邦赢公司的增资协议，开曼公司的经营情况不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其次，王雷作为邦赢科技及开曼公司的核心人员，掌握开曼公司的经营情况，如其认为有必要提交相关证据，可以自行提交，该等证据并非仅由歌石管理中心掌握。最后，王雷在仲裁过程中未要求歌石管理中心提交或请求仲裁庭责令歌石管理中心提交，故歌石管理中心不存在拒绝提交。高屹然称，关于境外公司问题，仲裁员原话说如果邦赢公司退回投资款，海外投资怎么办。仲裁被申请人说返还邦赢公司。后仲裁员又问如判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愿意做工商变更登记，均表示愿意，但最终裁决书没有体现。关于境外公司问题仲裁员是询问过的。林森称，同意王雷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意见。仲裁裁决中存在漏裁问题，增资合同应予以解除，应恢复原状，承担违约责任，但增资过程涉及境内和境外股权，应投资方返还投资款，恢复到解除之前的状态。王雷和林森离职问题，仲裁庭要求创始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前提是实施了违约行为，但歌石管理中心的委派代表何亚平同意了二人离职，离职行为并不属于违约行为。邦赢公司、刘驰未到庭，亦未答辩。经审查查明：2016年，甲方歌石管理中心（原名为北京歌石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乙方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及案外人赵文权、曹岩、顾宝军、北京掌中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及目标公司邦赢公司签订《增资协议》，该协议约定有仲裁条款。歌石管理中心以邦赢公司、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为被申请人，于2019年8月21日向贸仲提出仲裁申请，贸仲予以受理，案号为DS20191706。该案适用该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歌石管理中心的仲裁请求为：1.邦赢公司向歌石管理中心返还增资款32786500元。2.邦赢公司以歌石管理中心支付的各笔增资款为基数，自各笔增资款支付日分段计算至相应的增资款实际返还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至五年期）即4.75%1年的标准向歌石管理中心支付相应的利息；暂计至2020年10月22日，邦赢公司应付利息为6309741.36元。3.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对邦赢公司支付上述第1、2项请求对应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邦赢公司、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赔偿歌石管理中心为该案支付的律师费200000元。5.邦赢公司、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赔偿歌石管理中心为该案支付的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责任保险费44933.37元。6.该案仲裁费用由邦赢公司、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承担。关于第三项仲裁请求，即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对邦赢公司支付第1、2项请求对应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歌石管理中心提出，根据《增资协议》第9.2条关于“公司及创始股东应就其各自违反交易文件中所列举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协议的行为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并应赔偿投资方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的约定，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作为《增资协议》约定的创始股东，对邦赢公司向歌石管理中心返还增资款项及支付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雷等仲裁被申请人反驳认为上述约定不属于担保法所称连带责任保证，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作为《增资协议》约定的创始股东，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一方面，歌石管理中心虽主张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增资协议》第9.2条仅采用“共同及连带”“赔偿”投资方损失等的表述，未采用“担保”或“保证”的表述，因此，歌石管理中心的第三项仲裁请求存在歧义。仲裁庭认为，连带责任与担保系不同范畴。担保是担保人和担保权人为实现主债权而实施的法律行为，也可以指基于该法律行为所形成的担保法律关系，在担保关系成立后，依照约定或法律规定，既可能产生担保人的一般责任，也可能产生担保人的连带责任。因此，担保系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性质，连带责任则是担保产生的法律后果之一。由于连带责任既可以基于担保而产生，也可以因其他法定或约定事由而产生，不能把担保和连带责任等同起来或相互置换。《增资协议》约定了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承担连带责任，但未约定其为担保人或歌石管理中心是担保权人，歌石管理中心将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承担的连带责任的约定等同于担保的说法，缺少法律和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关于连带范围的分歧。仲裁庭注意到，《增资协议》第9.2条并列采用了“公司及创始股东应就其各自违反交易文件中所列举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协议的行为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以及“并应赔偿投资方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的表述。前一语句所称共同及连带责任指向的是违反“任何陈述、承诺和协议的行为”，而未明确指向返还增资款；后一语句所称“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也未明确返还增资款。《增资协议》上述约定或者表述不清晰，是诱发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重要原因。仲裁庭认为，由于邦赢公司迄今未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已违反其在《增资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和保证，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既然在《增资协议》中概括承诺就此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且未提出其不应承担该“共同及连带责任”的依据，仲裁庭支持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的此项仲裁请求。2021年6月18日，贸仲作出〔2021〕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508号仲裁裁决：（一）邦赢公司向歌石管理中心返还增资款人民币32786500元。（二）邦赢公司向歌石管理中心支付利息人民币1328366.60元，并向歌石管理中心继续支付以人民币32786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计算自2020年10月23日至实际支付日的利息。（三）王雷、刘驰、高屹然、林森对邦赢公司支付上述第（一）（二）项对应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邦赢公司向歌石管理中心支付人民币200000元，以赔偿歌石管理中心为该案支付的律师费。（五）邦赢公司向歌石管理中心支付49933.37元，用以赔偿歌石管理中心为该案支付的保全费及保全责任保险费。（六）仲裁费计人民币356973元，由邦赢公司承担80%，即285578.40元；由歌石管理中心承担20%，即71394.60元。鉴于仲裁费已由歌石管理中心全额预缴并相冲抵，故邦赢公司还应向歌石管理中心直接支付285578.40元，以补偿歌石管理中心代其垫付的仲裁费。（七）驳回歌石管理中心的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本案是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针对王雷提出的前述撤销仲裁裁决理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王雷提出的仲裁裁决超出歌石管理中心的请求，裁决的事项与请求的事项性质不同，该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歌石管理中心针对王雷的请求事项体现在仲裁请求第三项，即王雷等仲裁被申请人对邦赢公司给付返还增资款、支付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仲裁庭经审理，最终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王雷等对邦赢公司返还增资款、支付利息的裁决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仲裁庭裁决王雷承担连带责任未超出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在歌石管理中心主张王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当事人对法律概念表述不清的情况下，仲裁庭结合合同约定予以明确或修正，裁决王雷承担合同约定的连带责任，不存在王雷所主张的仲裁裁决超出歌石管理中心的请求的问题。王雷的此项撤销裁决的主张实质上涉及的是当事人仲裁请求不清的情况下，仲裁庭对释明权的行使，而释明权的行使属于案件实体问题，不属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审查范围。王雷提出的仲裁庭存在“超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雷提出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本案中，王雷提出仲裁庭在未取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未就当事人庭后补充提交的多项对案件认定有重要影响的证据组织开庭质证，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在当事人对庭后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的情况下，仲裁庭未再次开庭审理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仲裁规则》的规定。王雷提出的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雷提出歌石管理中心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一）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二）该证据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三）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本案中，王雷提出歌石管理中心实质已成为邦赢公司境内外主体的股东并享受权利，但歌石管理中心隐瞒重要证据，对此，本院认为，王雷提出歌石管理中心隐瞒的证据不属于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的证据，亦未证明存在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的情形，王雷未提出符合上述法定要件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王雷提出的对方当事人隐瞒证据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王雷提出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雷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王雷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朱秋菱审 判 员  于颖颖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靳贤泽书 记 员  郭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