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2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伟，男，1996年4月2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松阳，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畅航，男，1994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辽宁宣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学伟因与被上诉人杜畅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3民初17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学伟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3民初17394号民事判决，驳回杜畅航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杜畅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不成立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第三页：“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包括微信、支付宝等)、证人证言均可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事实上，原告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借贷事实成立。(一)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借钱，被上诉人也从未将钱实际借给上诉人，双方无借贷事实，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提供的流水凭证认定为借款证据，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提现记录14300元；微信转账记录2772元；支付宝转账19045元，共计36117元，以证明完成借款。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凭证只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转款事实，却无法证明转账的钱与欠条款项是相互对应的。转款凭证多则一次千元，少则百元，甚至有十几块钱的转款。资金往来的时间跨度很大，次数频繁，根本不符合日常借款行为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将这些琐碎资金往来全部认定为借款，上诉人王学伟难以解释。其次，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提现记录上看，该记录为2017年4月21日至2017年5月24日被上诉人全部银行流水记录，被上诉人将上述期间所有提现记录(4月21日一笔提现300元；5月12日四笔提现各3000元，一笔提现2000元，共14300元)均主张为向上诉人的借款，严重不合理，上诉人亦从未收到过对应现金。此外，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上诉人曾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间，向被上诉人转款共计39385元，一审法院错把被上诉人取现记录全部认定为借款，忽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款事实，事实认定严重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为2016年、2017年部分时间双方的收支往来记录。被上诉人总结双方收支差额，主张微信多向上诉人转款2772元、支付宝多向上诉人转款19045元为借款。但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记录不全，其刻意将多笔上诉人的转款隐瞒。最后，根据上诉人调取的全部流水，并核对双方收支差额(银行转账、支付宝、微信)，上诉人反而多向被上诉人转款46309.6元!一审法院草率地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转款认定为借款，而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款忽略，根本没有查清事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一审中证人与被上诉人有明显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董峰出庭作证。事实上，董峰与被上诉人杜畅航系多年好友，同时也是唱响时光酒吧的共同经营人，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关系，二人共同逼迫上诉人签署案涉欠条。庭审中，董峰与被上诉人杜畅航相互串通，编造虚假借贷事实，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其二人有明显的利害关系，董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上诉人王学伟二、2016年上诉人、被上诉人、董峰曾合伙经营酒吧，被上诉人提供的资金往来凭证系经营形成，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案件基本事实2016年上诉人、被上诉人、董峰、乔添四人，各出几万元合伙开酒吧(名称：唱响时光，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安宁大学城富安村未央酒吧斜对面)，酒吧由被上诉人实际控制。2017年初酒吧经营不善需要转让，由被上诉人负责酒吧转让的相关事宜，案涉资金往来系酒吧经营期间形成。一审法院在未查清资金往来凭证形成原因、忽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多笔大额转款的前提下，以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借贷事实成立，明显错误。三、案涉欠条系被上诉人、董峰逼迫上诉人签署，即便欠条系上诉人本人签署，被上诉人应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实际发生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只有实际完成借款给付借贷关系才成立。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过钱，被上诉人亦从未向上诉人现实支付过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上诉人于2017年3月离校后一直独自在外租房居住，杜畅航董峰二人于2017年5月找到上诉人，逼迫签署欠条。被上诉人应对借贷关系形成的原因、交付方式等进一步说明，如支付上诉人借款的时间、地点、金额等，并进行合理解释，否则无法认定借贷事实成立。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部分凭证杜畅航、王学伟资金往来凭证及证据已经向一审提交，但是没有质证，一审判决中没有体现，判决违法，事实不清。王学伟与杜畅航、董峰是大学室友2016年合伙经营酒吧3人网贷出资，后酒吧经营不善倒闭，王学伟及杜畅航双方资金往来，也就是杜畅航一审提交的借贷事实成立的证据，其实是为酒吧经营所发生的资金，欠条中所载的欠款事实并未发生，王学伟因经营网吧借了网贷，酒吧倒闭后，杜畅航主张向王学伟主张找人费2万元，配电脑1万元，事实上这些资金都是没有发生的，2017年5月12日被二人找到带到宾馆逼迫其签署第一张欠条，其中包含找人费2万元，配电脑1万元，3天后5月15日，王学伟上班路上被堵，被抢走1400元，没有把3天前的第一张欠条收回，2017年6月15日王学伟父亲与杜畅航电话录音中明确说明欠条时间及所载款项包括电脑费用及人情费。杜畅航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晰，裁判依据充足，判决公平公正。双方系同学关系，被答辩人在校就读时，因生活所需，多次向答辩人及其他同学提出借款，后因负债过多，被学校劝退，在其离校时，经所在院校导员通知，大多数同学要求其按照借款金额书写借条，本案答辩人前后总共要求被答辩人出具三份借据，这些借款是用于被答辩人日常生活开销，与被答辩人所谓的酒吧经营行为无关，另答辩人、被答辩人及董峰、乔添共同经营了一间酒吧，四人口头协议分别出资三万元，而董峰出资一万元，后该酒吧因经营不善，无力支撑酒吧日常开销被迫歇业。被答辩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大量借款，被迫离校，而出具借条的行为，应是对于同学之间友谊的珍视，其是在双方核对后才出具的借据，对于该部分债务予以承认是他们之间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最后见证。二、被答辩人故意混淆合伙经营行为和借贷行为，试图蒙蔽真相，逃避债务。被答辩人一审时举证的是支付宝转账2017年3月及招商银行3月27日9900元转账系同一笔款项，该款项及其他银行卡大额转账一万元及两次伍仟元皆是酒吧投资，并非是对答辩人个人的出借行为。合伙经营行为与本次借贷无关。三、被答辩人主张其是被迫签订借条的行为而又无法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按照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所规定，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若不能完成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答辩人反复强调是胁迫所写但又无力提出证明，结合经营行为试图混淆法官的视听，无法对案件进行完善的梳理，岂不就是在钻法律的漏洞。综上所述，本次民间借贷发生在两个在校大学生之间，双方当时尚未走出象牙塔，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认识不够清晰，不能完全做到对于证据的留存工作也在情理之中，但可以审理清晰的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合伙经营关系，二者并不能够进行混同，答辩人本人恳请贵院审明此事，维持原判。杜畅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王学伟给付欠款64300元；2.判决王学伟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畅航与王学伟系同学关系。在学校就读期间，王学伟多次向杜畅航借款。2017年5月12日，王学伟为杜畅航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本人王学伟已收到杜畅航31300元借款……于2017年7月15日之前还清。”2017年5月15日，王学伟为杜畅航出具欠条两份，内容分别为：“本人王学伟欠杜畅航11000元，于2017年7月17日前还清”和“本人王学伟由于个人原因欠杜畅航、董峰22000元，于2017年7月15日前还清”。王学伟在以上欠条上签名，并按手印。后王学伟未向杜畅航还款。杜畅航催要欠款未果，起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杜畅航与王学伟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约定的义务。王学伟未按约定归还杜畅航欠款，已经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关于王学伟欠款数额的问题。金额为22000元的欠条中注明王学伟欠杜畅航及案外人董峰22000元，故该债权所涉主体系杜畅航与案外人董峰，杜畅航在案外人董峰未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不宜单独向王学伟主张权利。故本院对该22000元产生的纠纷不作审理，杜畅航可另行主张权利。杜畅航提供的转账记录（包括微信、支付宝等）、证人证言均可证明王学伟向杜畅航借款的事实，该事实与杜畅航提供的另外2份欠条（欠款31300元和11000元）具有关联性和一致性，故杜畅航主张王学伟归还欠款42300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王学伟抗辩“欠条”系受胁迫所写的问题。王学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王学伟作为成年人，应对“欠条”内容的法律意义和后果具有预见性。按常理来说，如果王学伟当时受到胁迫而写下“欠条”，那么在胁迫情况解除后，王学伟就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手段去撤销该承诺，而王学伟并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法律规定为1年内）行使撤销权。现该撤销权可以行使的法定期限已过，王学伟此时关于受胁迫的抗辩理由，已经不是可以否定杜畅航主张的法定事由。故对王学伟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王学伟抗辩杜畅航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欠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7年7月15日，杜畅航向本院递交诉讼材料的时间为2020年3月5日，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对王学伟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王学伟抗辩欠条所涉款项并非借款的问题。王学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项抗辩理由，王学伟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所涉款项不应当归还给杜畅航具有法定理由。故对王学伟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学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杜畅航欠款42300元；二、驳回杜畅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6元，由杜畅航承担481元，由王学伟承担9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学伟向本院提交了证据，但杜畅航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对王学伟提交的证据将结合本案案情综合分析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曾经是大学同学，存在特殊身份关系，不能单纯依据转账记录来认定为借款。杜畅航就出借事实仍应承担举证责任。杜畅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王学伟书写的三张欠条。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欠条是否是王学伟在杜畅航的威胁下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学伟提供的证人并没有在场见证王学伟书写欠条的经过，仅仅在事后听到王学伟对上述过程的陈述；证人称曾经向小区物业公司调取监控录像，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该录像且杜畅航否认曾经威胁过王学伟。王学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书写欠条的法律后果，而其却两次为杜畅航书写了三张欠条，且在书写欠条后也没有报警。因此，王学伟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法院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王学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王学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6元,由上诉人王学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 猛审 判 员  郭 文审 判 员  邰越群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 飞书 记 员  宋佳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