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浙民终8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志斌，男，197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吉高，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李玲，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国欢东路678-1号。       法定代表人：林玉焰，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进，上海锦天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镇庆万路173号2层。       法定代表人：王卫，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卫东，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和枫园林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坪山南里63号6楼之五。       法定代表人：李金通，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吉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504号803室。       法定代表人：蔡雅玲，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蔡雅玲，女，197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志斌因与上诉人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隆公司）、上诉人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公司）、原审被告厦门和枫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枫园林公司）、厦门吉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初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志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吉高、靳李玲，上诉人荔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严进、上诉人融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卫东、原审被告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志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四项，依法改判；二、荔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袁志斌结算款69086452.42元（包括工程造价、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停工损失补偿款、进度款利息）；三、融信公司在欠付荔隆公司工程结算款79571457.03元的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责任；四、荔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袁志斌结算款利息损失（以69086452.42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五、由荔隆公司、融信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将“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2956374元计入结算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总承包合同》第3.1条以及招标答疑及补充说明中的附件，“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应由融信公司承担，故相应税费应计入结算款中。一审判决以“鉴定机构确定的造价中已含所有增值税，袁志斌再行主张，依据不足”为由，未将“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计入结算款中。事实上，“增值税”与“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是不同税种，鉴定机构在确定造价之外，也另行在《补充鉴定意见稿》中对“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进行了计算，为2956374元，并且，荔隆公司已缴纳的“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也已在应付袁志斌的结算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混淆了两个税种的概念，并遗漏了《总承包合同》上述有关融信公司应承担“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的约定，从而作出错误认定，请贵院予以纠正，将“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2956374元计入结算款中。二、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应以各方确认的《遗留材料明细表》为依据进行计算，一审判决认定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按荔隆公司单方委托形成的《公证书》计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关于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鉴定机构给出两种计算口径：①以各方共同确认的《遗留材料明细表》为依据计算，金额合计为16663924元；②以荔隆公司单方委托的《公证书》为依据进行计算，金额合计为3789820元。一审法院以《遗留材料明细表》形成之日至《公证书》形成之日，期间施工场地系由袁志斌控制，后者较前者记载的材料减少的后果，应由袁志斌自行承担为由，认定按《公证书》计算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袁志斌认为，《公证书》由荔隆公司在袁志斌退场后单方委托公证形成，其记载的材料较《遗留材料明细表》减少并非因为材料事实上有所减少，而是因为《公证书》本身记载就存在大量遗漏，以及计量方式不合理，导致大量材料数量、规格不明确，根本不能反映现场遗留材料的客观情况，不具有证明力。而袁志斌举证的《遗留材料明细表》系依据各方签订的《会议纪要》形成，各方签字确认，材料数量、规格记载详细，能够充分证明现场遗留材料的实际情况，在没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遗留材料明细表》的情况下，融信公司、荔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场遗留材料金额应按照《遗留材料明细表》计算。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公证书》计算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显属错误，应子纠正，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应为16663924元。此外，即使按照《公证书》计算，由于鉴定机构计算错误少算1120619.92元，故即使按《公证书》计算，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也应为4910439.92元（3789820元＋1120619.92元）。三、一审判决仅支持袁志斌主张的部分停工损失费用错误。（一）一审法院以荔隆公司单方发函“限袁志斌于2019年4月5日前退出施工现场，在此之后原告未腾退导致的扩大部分的损失，原告应自行承担”为由，认定停工索赔天数仅应计算至2019年4月5日，明显违背《总承包合同》及《会议纪要》约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一，截止至2019年4月5日，融信公司仍拖欠荔隆公司8252751.34元工程款，根据《总承包合同》的约定，荔隆公司享有停工权，袁志斌承继荔隆公司《总承包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也有权停工。因此，融信公司无权要求荔隆公司更换班组，荔隆公司也无权单方解除《内部承包协议》，无权要求袁志斌撤场。其二，融信公司、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于2019年7月签署《会议纪要》，融信公司、荔隆公司同意补偿袁志斌的停工损失，并未限定停工损失发生的时间，可见，融信公司、荔隆公司均不否认袁志斌在签署《会议纪要》之前一直有权停工。其三，《会议纪要》形成后，各方进行结算工作，融信公司、荔隆公司未再发函要求袁志斌退场，可见在此期间其仍默许袁志斌的停工行为，至融信公司起诉要求退场，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判决袁志斌于2019年11月22日退场，期间由于结算工作一直未完成、工程款也未付足，在被判决退场前，袁志斌仍有权停工。综上，截至2019年11月22日，袁志斌都有权停工，有权主张截至该日的停工损失费用。（二）一审判决未认定2019年2月起停工期间的管理人员费用的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袁志斌在2019年2月起停工期间实际发生的管理人员费用数额为由，对该费用不予支持。但袁志斌为证明2019年2月停工期间的管理人员费用数额，已提供《劳动合同》记载有案涉项目名称且经管理人员签字认可的工资结算单、月考勤表、月工资单等证据，证据充分，且鉴定机构据此并结合技术人员指导价计算停工期间的管理人员费用为700856元。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仍未认定管理人员费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袁志斌有权主张2019年2月28日至2019年11月22日的停工费用，包括停工期间管理人员费用、机械设备及钢板桩租赁费、钢管及扣件租赁费以及停工期间钢管扣件价格上涨增加费用。经鉴定机构鉴定，该费用金额共计6224411元。四、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停工损失补偿款均属于融信公司应向荔隆公司支付的工程结算款，融信公司应在欠付荔隆公司结算款的范围内向袁志斌承担连带责任。融信公司、荔隆公司与袁志斌签署的《会议纪要》第3点记载：“袁志斌提供工期停工等损失的金额以便三方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第8点记载：“各方安排人员对现场形象进度以及现场材料进行见证，统计数量确认，并对各方已确认的工程量进行公证，并作为工程结算依据”。根据《会议纪要》上述约定，融信公司同意向袁志斌支付停工费用，现场遗留材料经统计后也作为结算依据。因此，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停工费用也应计入融信公司应向荔隆公司支付的结算款中，并在其欠付荔隆公司范围内向袁志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未将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停工费用计入融信公司应支付的结算款，未判决融信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五、袁志斌有权向荔隆公司、融信公司主张进度款利息，一审判决遗漏融信公司持续拖欠进度款的事实，并依据《内部承包协议》条款认定袁志斌无权主张进度款利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施工过程中，融信公司持续拖欠荔隆公司工程款。根据《总承包合同》专用条款第16.1.2（2）条约定，荔隆公司有权向融信公司主张进度款利息；而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荔隆公司从融信公司取得的与本项目有关收入，扣除项目成本后均由袁志斌享有。因此，进度款利息属于融信公司应支付给荔隆公司工程结算款，袁志斌也有权享有。一审法院遗漏认定施工过程中融信公司持续拖欠荔隆公司进度款的事实，并且仅依据《内部承包协议》条款认定袁志斌无权向荔隆公司主张利息，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经鉴定机构计算进度款利息为310850元（暂计算至2019年5月30日），按鉴定机构计算公式计算至2019年11月22日（此后案涉项目应办理结算并开始计算结算款利息）的进度款利息共317347元，该款项应计入结算款中。六、袁志斌有权向荔隆公司主张结算款利息。一审法院以《内部承包协议》条款认定结算款利息不予支持，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由于《内部承包协议》无效，故其中关于结算、付款条件的约定也不具有约束力，属于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之情形。且袁志斌对于未结算、未付款也不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时，应以工程交付之日作为应付款之日，开始计付利息。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判决袁志斌于2019年11月22日退场，即交付案涉工程，故该日应视为应付款时间，次日即2019年11月23日开始计算结算款利息。一审法院以《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对外签订的购销或租赁合同结清后办理内部工程结算，而袁志斌并无证据证明已结清为由，对袁志斌主张的结算款利息不予支持，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七、一审判决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计入荔隆公司对袁志斌的已付款及在计算荔隆公司欠付袁志斌款项时扣除1％的“技术服务费”，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计入荔隆公司对袁志斌的已付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内部承包协议》已终止履行，案涉项目处于结算阶段，也未发生应扣除保证金的情形，故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应退还至袁志斌，不应视为荔隆公司对袁志斌的已付款。此外，保证金亦属于结算所涉款项，应在本案结算纠纷中一揽子解决，同时也减轻各方诉累。（二）一审判决在计算荔隆公司欠付袁志斌款项时扣除1％的“技术服务费”，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其一，荔隆公司未提供技术支持，除一名项目经理外，未派驻人员在现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荔隆公司确有提供相关服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二，所谓的“技术服务费”其实是转包费，荔隆公司不能因违法转包行为获得利益。一审判决在计算荔隆公司欠付袁志斌款项时扣除1％的“技术服务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荔隆公司有权从袁志斌应得的工程款中扣除的金额为56779284.58元（一审判决认定可扣除的金额60448939.58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0万元-履约保证金1672618元-1％的“技术服务费”997037元）。八、一审判决将履约保证金计入融信公司对荔隆公司的已付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由于《总承包合同》已终止履行，案涉项目处于结算阶段，故融信公司收取的履约保证金1672618元应退还至荔隆公司，不应视为融信公司对荔隆公司的已付款。故融信公司对荔隆公司的已付款应为46294279.97元（47966897.97元-1672618元）。综上，案涉工程的工程结算款为125865737元（一审判决认定的工程造价99703681元＋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2956374元＋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16663924元＋停工损失补偿款6224411元＋进度款利息损失317347元），荔隆公司欠付袁志斌工程结算款为69086452.42元（结算款125865737元-可扣除的56779284.58元）；融信公司应在其欠付荔隆公司结算款79571457.03元（结算款125865737元-已付款46294279.97元）的范围内对前述荔隆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责任。此外，荔隆公司应向袁志斌支付结算款利息，请求依法支持袁志斌的上诉请求。       荔隆公司辩称，袁志斌基于与荔隆公司的内部承包协议，在荔隆公司已经支付了工程材料款、租赁款以及民工工资，且在工程对外债务尚未结清，不符合合同约定及客观结算条件的情况下对于袁志斌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一、内部承包协议1.2项项目成本包括税费等由袁志斌承担，1.4条税费的项目及费率表包括项目所在地和企业所在地的税费，袁志斌在内部承包协议后所附的具有独立效力的承诺书也明确项目有关一切费用由袁志斌承担，因此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袁志斌应根据与荔隆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承担相应的义务。2、现场公证系经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认可，为配合先予执行，在袁志斌强占现场的情况下，应以后发生的公证时间点为准。现场遗留材料均系荔隆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支付款项，遗留料的物权应归属荔隆公司，袁志斌在出具的独立效力的承诺书上也载明因其怠于处理而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身承担，上述材料袁志斌在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先予执行后，荔隆公司处置材料本身并无不当，荔隆公司对委托保管和运输上述材料所产生的费用保留追偿的权利。3、本案系袁志斌擅自停工并拒不复工所产生。2019年3与29日，荔隆公司发函要求袁志斌于4月5日退场，袁志斌基于施工合同项目的施工资格已经结束，对此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的裁决书也对袁志斌停工占场的行为也作出的否定的评价。对于停工期间管理人员费用的问题，其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被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强占现场停工时产生的管理人员已经缺乏施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袁志斌主张的停工期间机械设备及相关租赁费用等，一审均酌定了损失金额，但这一部分费用是由荔隆公司和相应供应商进行结算并支付的，不属于荔隆公司需要向袁志斌支付的费用，一审判决是重复计算了这两笔费用。4、关于进度款的利息，内部承包协议及袁志斌的独立承诺书均明确，发包方进度款未到位或不足额支付时，袁志斌应自行筹集资金。本案中供应商和民工工资是由荔隆公司直接支付，因此袁志斌本人并没有取得进度款的权利，也就不存在进度款支付的利息承担问题。同时基于一审判决内部承包协议无效，袁志斌仅有1700余万元的相应投入，因此在供应商款项和民工工资均由融信公司支付给荔隆公司，由荔隆公司进行垫付的情况下，即便有进度款的利息，也应由荔隆公司收取。5、按照内部承包协议，结算款支付的前提是袁志斌提供外部单位债务结清证明以及劳务进度款结清证明，这是与袁志斌进行结算的前提，但至今仍有外部供应商向荔隆公司追索合同款项，荔隆公司也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支付了供应商的款项，并在海宁市政府的要求下垫付了民工工资，本案不存在可以与袁志斌结算的条件，本案工程款应在袁志斌施工部分和结清袁志斌产生的外部债务基础上进行，一审对于荔隆公司举证供应商追索的证据和诉请的限制，本案未完成外部债权清结的情况下判决不当。本案经过结算扣除工程成本后，剩余才有可能产生结算款的利息。6、内部承包协议约定保证金均由袁志斌承担，所以应当作为荔隆公司的已付款扣除，内部承包协议2.7条约定，各类保证金在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返还条件时，荔隆公司不予退还。本案由于袁志斌停工占场导致产生民工群体性事件。本案在荔隆公司垫付民工工资的情况下，不存在保证金返还的条件。关于技术服务费，荔隆公司作为项目的总承包人，对项目提供了包括合同审核、签订、盖章、合同履行管理等合同技术服务，以及现场资料的审核等现场技术支持，按照内部承包协议和袁志斌独立承诺书的约定，荔隆公司可扣除项目成本和技术服务费后再结算，该服务费不应由袁志斌享有，而在融信公司支付工程款中直接扣除，故荔隆公司请求驳回袁志斌的全部诉讼请求。       融信公司辩称，一、所谓“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款”不应计入工程造价。《总承包合同》第3.1约定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壹亿陆仟柒佰贰拾陆万壹仟柒佰伍拾肆元捌角肆分（￥167，261，754.84元）。其中不含税价格152056140.8元，增值税税率10％，税款金额15205614.04元。据此双方合同中明确计入工程造价的税费应仅包括增值税。另外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调整的通知》［建建发［2016］144号］规定第二条第（四）项规定工程造价中的税金由增值税销项税额和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构成。而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则根据《关于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通知》［浙财综［2016］43号］规定自2016年11月1日期暂停增收。因此根据计价规则计入工程造价的税费也仅包括增值税，实际上融信公司作为发包方收到的发票票面金额即可用于作为进项抵扣的金额也仅是包含增值税的金额。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袁志斌应当承担项目成本，而项目成本就包含了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款。鉴于该等税款将由荔隆公司作为主体予以缴纳，故袁志斌亦无权主张。因此，鉴定机构确定的造价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增值税，一审判决认为袁志斌再行主张上述税款，缺乏依据并无不当。二、现场遗留材料金额必须且只能依据《公证书》进行鉴定。从证据本身来看，袁志斌提交的《遗留材料明细表》中，仅部分有三方签名，其余均系袁志斌单方制作，毫无依据，依法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因此袁志斌提交的《遗留材料明细表》并不能全面反映现场材料情况。从形成时间看，《遗留材料明细表》于2019年7月9日作出，《公证书》则是在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对袁志斌实施强制腾退时，应执行法院的要求委托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书》记载的材料较《遗留材料明细表》有所减少。但是，上述期间施工场地一直由袁志斌单方控制，融信公司无法进入，袁志斌可以自行处置任何材料设备。因此，即便材料有所减少，也应由袁志斌自行承担，以《公证书》作为鉴定依据更为客观公正。从证据效力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除非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具有相同的证明效力，在公证书合法有效的情形下，一审判决也应当予以采信。此外，不论是从合同约定还是从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另案裁定来看，袁志斌均应及时搬离材料设备，而且完全有条件进行搬离。但袁志斌却置之不理，这种对抗行为不但构成对其财产权益的放弃，而且本质上属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根据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原则，袁志斌无权要求返还现场遗留材料或予以补偿。不仅如此，袁志斌遗弃材料行为的恶意明显，已经严重妨碍了案涉项目后续施工的正常开展，并产生不必要的运输、保管等费用，由此给融信公司造成的损失，融信公司保留依法追偿的权利。三、袁志斌应自行承担其所谓的停工损失。本案纠纷的起因，主要在于袁志斌要求超出合同约定增加工程价款，在各方尚在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采用停工和占场等过激手段，最终被司法及行政部门强制腾退。对此，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7201号生效判决已经认为缺乏正当性，明显超过合法正当范畴，构成民事权利滥用，应予否定性评价。因此，袁志斌自始至终没有擅自停工的权利，袁志斌应当自行承担长期停工及非法占场导致的损失，无权向融信公司索赔。此外，2019年7月2日形成的《会议纪要》只是在司法所的主持下对矛盾和纠纷的后续处理进行了安排，并未涉及实质性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提到由袁志斌提供损失、调差等金额，但仍需各方协商确定，且融信公司同意就损失、调差等金额进行协商的前提系袁志斌自行腾退，系融信公司对袁志斌腾退所做的让步和妥协，但直至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强制腾退，袁志斌也未自行搬离。因此，袁志斌认为《会议纪要》反映出融信公司愿意补偿其损失的意见，完全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有必要就产生的损失进行合理分担，由于袁志斌在2019年春节后经融信公司多次催促仍不复工，加之前期施工期间节点多处延误，工期严重滞后，融信公司早于2019年2月25日即依据《总承包合同》通用条款3.3.3条书面要求荔隆公司更换袁志斌班组。因此，自该日起，袁志斌即不再享有施工权利，应当立即退出施工场地，对于未及时腾退导致的扩大部分损失应由袁志斌自行承担。至于袁志斌所提2019年2月起停工期间的管理人员费用，即便确有发生，根据上述意见也应由袁志斌自行承担，更何况袁志斌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该等费用实际发生。另外，袁志斌提交的《工资结算单》列有2019年12月管理人员的工资，而袁志斌已于2019年11月被依法腾退出场，明显虚假。因此，一审未认定上述管理人员费用是正确的。四、融信公司对一审认定的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和停工损失补偿款不应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发包人仅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然而，一审认定的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和停工损失补偿款均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范畴，融信公司依法当然无需承担。同时，2019年7月2日形成的《会议纪要》，既不能证明融信公司愿意补偿袁志斌的损失，也不能据此认定融信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未判决融信公司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五、袁志斌无权主张所谓的进度款利息。袁志斌认为进度款利息属于融信公司应支付给荔隆公司的工程结算款，故其无权享有。融信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的工程款支付，属于《总承包合同》项下的履约事宜，而本案系袁志斌依据《内部承包协议》提起诉讼，实质上属于袁志斌与荔隆公司在《内部承包协议》项下的纠纷，二者相互独立，不能混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欠付“工程价款”是指发包人和承包人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依据该合同约定对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工程竣工价款进行结算所得的款项，并不包含总包合同项下利息。因此，袁志斌无权主张总包合同项下的进度款利息。虽然《内部承包协议》无效，但《内部承包协议》约定荔隆公司在收到融信公司工程款并扣除相关费用后，方能依据袁志斌的申请对外付款；在发包方支付的进度款未到位或不足额对外支付时，袁志斌应及时自行筹措资金。而且从荔隆公司的举证来看，其一直按照袁志斌申请对外付款，甚至垫付了部分款项。因此，袁志斌无权主张所谓的进度款利息。六、袁志斌主张结算款利息缺乏依据。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荔隆公司向袁志斌支付结算款的前提包括但不限于：袁志斌完成施工任务且竣工验收质量达到《总承包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袁志斌向荔隆公司提供竣工结算书并以融信公司与荔隆公司的结算为基础办理完毕双方之间的结算、荔隆公司收到发包方的竣工结算款、袁志斌提供签订的购销或租赁合同的结账证明或债权债务结清证明等。虽然《内部承包协议》无效，但袁志斌并未举证证明上述条件成就，而且长期非法停工占场拒不结算，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审认定完全正确。七、荔隆公司应付袁志斌的款项中应扣除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和技术服务费。根据《内部承包协议》之约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均由袁志斌承担。袁志斌长期停工并非法占场的行为导致《总承包合同》无法履行被迫终止，其拒不处理欠薪问题还引发多次农民工讨薪事件，给融信公司造成了重大的名誉及经济损失，融信公司依约有权不予退还上述保证金。关于技术服务费，融信公司注意到，案涉工程相关备案材料系以荔隆公司名义出具，工程进度款申请加盖了荔隆公司的项目部印章，对外购销合同也是以荔隆公司名义对外签订，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八、履约保证金应计入融信公司对荔隆公司的已付款。根据《总承包合同》约定，荔隆公司应向融信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但荔隆公司并未实际转账支付，而是以其可收取的等额工程进度款相抵扣，故在计算融信公司的已付工程款时当然应计入该笔款项，一审认定正确。综上，袁志斌所提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处理意见，请求驳回袁志斌的诉讼请求。       荔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袁志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鉴定费由袁志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判逻辑错误，未对案涉基础法律关系即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之间的转包合同关系的结算处理进行审理，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该份《内部承包协议》，协议的性质属于转包合同。转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在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处理原则仍是参照合同约定的履行情况据实结算。但本案一审判决显然偏离了这一裁判标准，未对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之间就无效转包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问题进行审理。转包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事项除查清总包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外，更重要的应围绕转包合同自身展开，包括：双方各自对项目的资金投入、以转包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履行情况的处理、应缴国家税费是否结清等问题，但一审判决未就无效转包合同的结算进行审理，却径行判决荔隆公司向袁志斌支付工程款39785638元，从而将转包合同未结算处理的风险责任全部留给了荔隆公司，明显地让袁志斌从该无效合同履行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根据一审查明，袁志斌就本工程个人投入仅17035944.24元，而判决需支付的款项为44196043.4元，投资回报率高达160％。而实践中，在施工合同按定额下浮8％的情况下，施工利润不可能超过工程造价的5％，如本案约1个亿的工程，即便全部施工完毕、据实依约结算，施工利润也不可能超过500万元，即便将袁志斌自有投入的款项全额退还，两项合计也不可能超过2200万元，更何况案涉工程属于袁志斌因亏损而中途退场的项目。1、袁志斌所能主张的款项不应包括以荔隆公司名义对外所形成的合同关系项下应付的款项工程款的构成包括“人工、材料、机械设备”（以下简称“人、材、机”）等直接费，管理费、规费、财务费用等间接费，还有应缴国家税金，最后是利润及风险费用。袁志斌在并非由其全额垫款投资的情况下不能基于司法解释所赋予的诉讼主体身份而当然取得工程造价鉴定确定的全部工程款，这是法律应有之意。讼争的内部承包合同第一条“承包方式和项目收支”对项目成本和开支顺序已做了明确约定，其中第1.2条约定“．．．履行上述义务及承担责任所需的一切费用（下称“项目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税费等．．．”第1.3条约定：“因履行《施工合同》，而从发包人取得的工程进度款、结算款等项目收入，扣除项目成本和技术服务费后由乙方享有，按第二条工程款收付管理规定的程序提取，讼争工程所涉的“人、材、机”均以荔隆公司名义对外签约，即便部分合同未以书面形式签订，但付款主体仍是荔隆公司，而非袁志斌个人。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袁志斌的自有资金投入仅1703万元，该款项系归集至荔隆公司一并对外支付的，此外，袁志斌并未另行对外支付案涉项目的分文款项，且发包方融信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也仅4796万余元，两笔款项根本不足以覆盖荔隆公司对外签订的“人、材、机”合同项下的应付款，荔隆公司迫于无奈已垫付了3000余万元，甚至有部分合同相对方起诉至法院，并通过法院对荔隆公司进行了强制执行，且截至目前仍有部分合同款项尚未对外支付。另袁志斌中途退场并未承担已完项目的“人、材、机”费用，而是将该相关合同项下的法律风险及责任均遗留给了荔隆公司。在此情形下，袁志斌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内部承包合同尚未完成结算，尚未对外足额付款前，尚无从计算出袁志斌对荔隆公司享有的剩余债权（包括折价补偿请求权或赔偿损失请求权），即无从确定袁志斌可要求退还的款项。故在无效转包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结算时，袁志斌所能主张的款项不应包括以荔隆公司名义对外形成合同关系项下应付的款项，该部分款项在结算时应予扣除。一审虽对已完工程的造价进行了司法鉴定，但该司法鉴定并未对“人、材、机”等费用对应的具体金额进行拆分，一审也未对现有工程界面与第三方对应的合同及各笔应付款项进行审理，现在未有任何事实或证据证明袁志斌已对项目“人、材、机”另行付款的情况下，却径行判决由荔隆公司向袁志斌支付工程款3978万余元，明显属于事实不清、判决错误。2、正因为一审审判逻辑错误，从而导致对荔隆公司已举证的以下几笔合同付款未正确予以确认：（1）未认定荔隆公司向澜庭项目民工工资专户支付的4907213元；（2）未认定荔隆公司向福建翰德天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德天成公司）支付的多笔劳务款累计金额13542504.7元（截止至2020年1月）。翰德天成公司与荔隆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有劳务分包合同，其中部分款项还是在政府介入的情况下，依维稳要求由荔隆公司垫付的；（3）未认定荔隆公司已实际支付的案涉项目现场派驻人员的办证费用285006.11元。以上三笔合计1873万元，即属于工程造价中的部分人工费开支。一审未予确认出现极其荒谬结果就是，一审判决认可的荔隆公司对外付款中没有分文人工费开支，这显然不合逻辑。无法想象案涉工程没有人工费支出，是如何建成至退场时的界面的。一审既然要扣除该三笔人工费支出，理应查明袁志斌个人是否另行支付了人工费。支付的人工费是多少。项目有哪些。收款主体是谁。但一审并未查明相关事实；（4）未认定荔隆公司向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1684600元。3、正因为一审审判逻辑错误，从而在判决主文第三、四项错误判令荔隆公司应支付所谓遗留材料补偿款和停工损失补偿款。（1）一审判决第三项错误认定荔隆公司需向袁志斌支付遗漏现场材料补偿款。如前所述，案涉工程材料采购合同系荔隆公司与供应商直接签订并由荔隆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本案中，袁志斌被司法强制腾退后，遗留在工地现场的材料所有权归属于哪一方，应根据资金投入情况和合同付款义务进行认定。假设遗留于现场的材料系袁志斌出资购买或在荔隆公司对外付款后袁志斌已将相关款项归还荔隆公司的情形则该材料的所有权才归属于袁志斌。而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上述两种情形，故袁志斌无权主张现场材料所有权，因此不存在荔隆公司需向其支付现场材料补偿款的情形。另因项目现场系由袁志斌实际掌控，被司法腾退时现场遗留物的处置工作并非荔隆公司实施，此前，荔隆公司亦已发函要求袁志斌妥善处理，因此，该遗留物灭失产生的损失应由袁志斌承担，荔隆公司拟另案向袁志斌主张。（2）一审判决第四项错误认定荔隆公司需向袁志斌支付停工损失补偿款。一审判决认定应向袁志斌支付的停工损失包括：（1）停工期间的机械设备及钢板桩租赁费：（2）钢管及扣件租赁费。但该两项支出同样属于荔隆公司对外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项下的应付款，荔隆公司已举证向设备租赁供应商支付了相关款项，该款项包括了正常施工和停工期间的所有费用。本案中并不存在袁志斌另行向租赁设备供应商支付租赁费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实际将停工期间的租赁费重复计算了两遍。另讼争项目的停工及被司法腾退系袁志斌的未能依约履行所致，荔隆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是没有过错的，因此也不应由荔隆公司承担停工损失。至于停工期间额外产生的设备租赁等损失，荔隆公司拟另案向袁志斌主张。4、转包合同项下袁志斌所能主张的款项不应包括应向国家缴纳的税费。首先，一审鉴定报告确定的工程造价本身为含税价。一审判决载明原鉴定造价100234578元（含10％增值税），后因荔隆公司和融信公司提出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为9％，一审认定已开票部分只有开票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税率为9％，未付款金额按9％的税率计税，据此工程造价金额应为99703681元。但一审判决在计算袁志斌可主张的工程款金额时，仍以100234578元作为工程造价，该认定明显错误。其次，上述工程造价鉴定金额为荔隆公司与融信公司总包合同项下的造价。工程造价中应缴纳的税费依实务操作及合同约定，包含了荔隆公司应在项目所在地和公司注册地分别申报缴交的税费。纳税义务主体为荔隆公司，所涉税种及税率在《内部承包合同》第1.4.1条已做了明确约定。但一审判决在计算扣除项时仅扣除了已缴税费1280454.84元，而以“税费金额目前依本案现有证据难以确定，当事人可另行处理”为由，对于该案涉工程款的应缴税费未进行审理认定，即作出判决，该判决导致国家税款落入袁志斌个人口袋。结合上述两点理由，虽案涉项目工程款尚未足额收取，税费尚未全额缴纳，在双方结算时，应依据合同第1.4.1条约定的税率和税种进行计取才不致造成应缴国家税费的流失。二、一审未对被袁志斌恶意占场导致的额外费用支出进行认定和处理是不妥的。案涉合同无效，袁志斌恶意停工，后被司法强制腾退，由此造成的荔隆公司额外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安保费用、诉讼费用、公证费用等累计437554元，该额外开支应由袁志斌承担。一审时荔隆公司已提出答辩主张并充分举证，但一审判决却未作出认定和处理。综上，讼争合同对工程款的前后列支顺序已做了明确约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七十八条：“合伙合同终止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而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余的，依据本法第九百七十二条的约定进行分配”的规定，同理，工程转包合同在实际施工人并未全额垫资施工的情况下，也应当是在足额清偿履行过程中对外合同项下债务后的余款才可能支付给所谓的实际施工人。本案中，只有对无效转包合同的结算处理进行审理，才能计算出袁志斌实际可以取回和获得的款项。发包方融信公司应支付给荔隆公司的工程款经各项结算扣除后，剩余资金如超出袁志斌投入的自有资金部分，才是袁志斌所获得的利润；如剩余资金达不到袁志斌投入的自有资金，则袁志斌转承包这个工程出现了亏损，该亏损也应当由袁志斌自行承担。如法院在本案中要直接审理出袁志斌可得款项，则应就上述未处理的结算问题逐一审理扣除；如在本案中，依照现有履行结算情况尚无法直接审理查明该部分事实，则应认定袁志斌向荔隆公司主张所投入款项的返还及支取利润（或有）尚不具备结算支付条件，应待具备结算条件后再行起诉。综上所述，本案中，袁志斌并未对外实际支付项目所涉“人、材、机”等相关费用，也不是相关“人、材、机”合同项下的付款主体，一审判决却错误的将其认定为完整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代行了总包单位的权利，将总包合同作为案件审理的重心，通过造价鉴定确定出工程款总额，在扣除所谓已付款及管理费后，即将剩余款项全部判决支付给袁志斌，该认定和判决不符合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同时，一审判决却对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内部承包合同疏于审理，因此导致了判决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袁志斌辩称，一、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的约定，明确约定的项目成本是要由袁志斌承担，只是分包合同的签订必须要以荔隆公司的名义签订，而且还约定相应的分包合同付款作为项目成本从袁志斌的工程款扣除，所以虽然以荔隆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分包合同，以荔隆公司的名义对外付款，但是成本最终由袁志斌承担，从袁志斌的工程款中扣除，所以本案中袁志斌是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已经对内部承包协议项下的结算进行了审理，荔隆公司也举证，包括分包合同的付款和相应的税费，部分费用没有进行认可是因为荔隆公司没有举证完成，所以未予认定，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关于荔隆公司主张的合同付款，其中提到向翰德天成公司劳务公司的付款未予认定，该付款中只有付款凭证，没有袁志斌的付款申请等材料，无法核实是否支付了案涉项目的款项，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所以无法核实的款项不能认定。案涉工程是发生了人工费及荔隆公司对外付款应有相应的依据，且付款依据系合理才能予以认定。其他费用认同一审法院的认定。三、关于荔隆公司上诉中提到的遗留材料补偿款和停工损失，系荔隆公司混淆了工程结算款和工程成本的概念，遗留材料补偿款和停工损失赔偿款是工程结算款的范围，结算款是要支付给袁志斌，至于是否要扣除必须由荔隆公司举证证明。四、关于税费，荔隆公司只举证证明其交纳了120多万元，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剩余税费荔隆公司没有实际交纳，不应予以支持。五、关于恶意占场的费用，不应由袁志斌承担，该费用不属于工程项目的施工成本，不能由袁志斌承担。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之间关系是转包关系，但内部承包协议约定了以荔隆公司的名义签订分包合同，包括材料的约定，但是并不改变是一个转包合同关系的存在。实际上内部承包协议是转包协议，约定了袁志斌享有总包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和责任。涉及到袁志斌以荔隆公司的名义停工就是依据总包合同以及内部承包协议的约定而进行的。袁志斌享有总包合同项下的权利，但是内部承包协议约定了业主拖欠工程款、袁志斌也要施工，这与总包合同也是冲突的。荔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融信公司辩称，尽管袁志斌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直接将融信公司列为被告，但是本案上涉及两个合同关系，一是融信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的总承包合同，二是荔隆公司从融信公司承包到案涉工程后又转包给袁志斌，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融信公司欠付工程款和荔隆公司欠付工程款应该依据各自的合同关系确定。荔隆公司应支付袁志斌的款项，是袁志斌的请求权基础，所以荔隆公司欠付袁志斌款项的审查和认定是本案的关键，故同意荔隆公司的上诉请求。       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共同辩称，同意荔隆公司的上诉意见。       融信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袁志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改判由袁志斌依法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事实和理由：一、《内部承包协议》项下的纠纷与融信公司无涉。本案系袁志斌依据《内部承包协议》提起诉讼，实质上属于袁志斌与荔隆公司在《内部承包协议》项下的纠纷，涉及的结算、相关损失、赔偿等均属于袁志斌和荔隆公司履行该《内部承包协议》的争议。融信公司并非《内部承包协议》当事人，对此也并不知情，故《内部承包协议》项下纠纷与融信公司毫无关联。二、一审认定的案涉工程总包合同项下的工程造价有误。一审法院就案涉项目已完工程按退场时工程界面对应的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实际是针对融信公司与荔隆公司之间的工程总包合同履行情况所进行的鉴定。鉴于一审判决对于鉴定机构浙江博宏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已完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意见稿》及《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已完工程造价补充鉴定意见稿》的相关结论的认定有错误之处，可能损害融信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具体提出如下意见：1．开办费。鉴定意见按照已建建筑面积乘以综合单价，计算得出开办费。但是，案涉工程系中途停工，现场实际上并不存在符合竣工条件的已建建筑面积，因此上述方法不尽合理，有违规范。融信公司认为，《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GB／T51262-2017）5.10.6-2规定，开办费作为总价措施项目，应当按与单价项目的关联度比例折算。具体来说，即按照已完工程直接工程费占总包合同范围直接工程费的比例，再乘以总包合同约定的开办费总价计算，应当为7206800元，一审认定为8617767元有误。2．价格上涨引起的人工材料费用增加（调差费用）。一审认为2019年7月4日融信公司、荔隆公司、袁志斌签署的《会议纪要》是对总包合同约定的变更，并据此认定“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调差人工费803449元及安装人工材料增加费用（调差）66875元均应计入造价有误。第一，《会议纪要》系融信公司为解决撤场问题在各方协商解决纠纷基础上对后续工作所做的安排，但后来袁志斌并未配合撤场，因此《会议纪要》本身并未实际执行，而且《会议纪要》中并无关于工程结算及索赔问题等实质性权利义务的安排，不能作为诉讼和鉴定的依据；第二，《会议纪要》限时要求荔隆公司、袁志斌提供资料供三方协商，并在荔隆公司、袁志斌提供资料及金额的基础上，由三方协商是否需要确定相关费用及金额，而并非直接根据袁志斌提供的金额即可确定相关费用，更何况实际上后续三方也并未进行实质性协商；第三，《会议纪要》只是各方为解决纠纷所作的进度安排，虽然提到由袁志斌提供损失、调差等金额，但仍需各方协商确定，而且根本未提及可以脱离总包合同来认定金额。因此，对于工程造价的认定，必须也只能以总包合同为依据。根据总包合同，调差范围仅限于主体一次结构的钢筋、商品混凝土。一审认定的上述调差费用，均缺乏依据，不应计入工程造价。3．签证部分总包合同附件《关于设计变更、工程指令、成本调整及签证的规定》第2.1.2条约定，任何一份设计变更、工程指令、成本调整的工作联系单均应办理一份签证；第2.1.5、2.2.3条约定，承包人报送的签证单应当采用标准格式，并提供经发包人确认的完工确认单、工作联系单、实施前后照片／同期记录、造价表等附件；第4.1条约定，承包人报送的签证单须有经办工程师、项目经理、项目成本经理的签字确认，最终结算审核金额须有发包人项目负责人签字盖章，方可作为结算及支付进度款的依据。据此，凡是形式要件欠缺的签证单，均不得作为结算依据。一审仅依据袁志斌提供的签证单即认定1#、2#、5#、9#楼赶工措施费用为445338元，依据不足。袁志斌提交的签证单HZGS-HZGS．026．ixhnxq-0.11-2019-01-0123的鉴定金额完全是依据施工单位提报的材料得出，但融信公司并未确认，故当然不能按照单方主张的人员及数量进行鉴定。融信公司根据事项发生前提报的方案测算，认为该项费用仅为199800元。4．关于土建争议部分。（1）主体工程量争议。关于1#、5#楼部分工程内容，一审认为融信公司应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本案鉴定系袁志斌提出申请，当然应由袁志斌就其主张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举证，既然鉴定机构认为在公证书影像资料内无法判定已经完成，而袁志斌又未提供其它证据证明，那么当然应当由袁志斌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一审将1#楼部分工程量41053元、5#楼部分工程量6657均计入工程造价，缺乏依据，应予剔除。（2）脚手架争议。鉴定意见按照70％的比例计取脚手架费用，明显过高，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融信公司主张脚手架费用为765081.09元，计算方法为：［现场实际施工周期／总包合同约定总工期＊总包合同约定的单价-拆除人工单价（按定额中脚手架拆搭人工费的50％计取）］＊脚手架实际搭设部分建筑面积。（3）一审未采纳融信公司在一审期间所提“安装一层排水管”、“钢爬梯及预埋件”、“安装防水套管”三项均不应计入工程造价的意见。根据公证书影像资料无法证明上述工程由袁志斌实施，袁志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更何况融信公司还提供了监理单位的情况说明，足以证实上述工程并非袁志斌实施。监理单位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独立公正，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应予采纳。（4）一审将袁志斌主张的人防设备费用522076元计入工程造价，但鉴定机构认为无法确定人防门框数量，现场亦无证据证明，一审仅依据供货安装合同及荔隆公司的付款即予以认定，依据不足。此外，对于一审认定的“经鉴定机构鉴定，确定部分价款为：79279420元。其中土建造价74251484元，安装造价3468165元，材料调差1372943元，签证、变更、联系单造价186828元。对于该部分造价，各当事人基本无异议，对无争议的款项一审予以确认”，融信公司不予认可。在一审鉴定过程中，融信公司已经提出上述多项内容的鉴定造价存在偏差，包括但不限于安装工程部分子目单价有误、袁志斌与后期施工单位之间的施工界面划分有误等，但一审并未采纳，导致最终认定的工程造价虚高，依法应予纠正。三、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之间应依据《内部承包协议》进行结算，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导致判决错误。本案是袁志斌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起诉荔隆公司支付工程款，虽然融信公司需要在欠付荔隆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但前提是查明荔隆公司应付袁志斌的工程款金额。但是，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是总包合同项下的工程款，只能解决融信公司应付荔隆公司工程款总额的问题，袁志斌并不能直接据此主张工程款。根据《内部承包协议》及《承诺书》，袁志斌应当负责与施工相关的一切费用、债务等，并自负盈亏。但在停工后，案涉项目出现大量荔隆公司按袁志斌要求对外签订的材料及劳务合同的纠纷，甚至发生了农民工聚众计薪的群体性事件，导致荔隆公司对外垫付了巨额款项，这种情形持续至今，不排除将来仍有可能发生。然而，一审对于《内部承包协议》项下的结算情况并未彻底查明，即简单依据工程造价支持了袁志斌对荔隆公司的工程款主张，进而判决融信公司在欠付荔隆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明显错误。融信公司认为，在袁志斌与荔隆公司完成结算前，袁志斌无权向荔隆公司主张工程款，更无权向融信公司主张工程款，即便融信公司需要付款，也只能支付给荔隆公司以用于案涉工程的支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袁志斌辩称，一、袁志斌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融信公司是发包人，根据相关规定，融信公司应该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融信公司上诉第二点同意一审法院的观点。关于融信公司上诉第三点同对荔隆公司的答辩意见。       荔隆公司辩称，一、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是荔隆公司与袁志斌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该协议与荔隆公司和融信公司的总包合同没有关系，因此本案审理的范围应当是本案工程造价和荔隆公司已经支付的所有费用。二、关于工程造价，同意由法院根据鉴定报告客观真实进行认定，关于融信公司提出的意见，荔隆公司在一审中发表过相应的答辩意见，荔隆公司同意融信公司对工程造价的意见。       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共同辩称，同意荔隆公司的答辩意见。       袁志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荔隆公司立即向袁志斌支付工程款129003049元；2．判令荔隆公司立即向袁志斌赔偿逾期支付工程结算款的利息损失142479元（以袁志斌融资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11月23日起暂计至2019年12月3日止，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判令融信公司在其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工程款承担支付义务；4．确认袁志斌就上述工程款对其施工的位于海宁市斜桥镇九线北侧、庆万路西侧的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拍卖或折价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在其认缴但未实缴的3900万元出资范围内对荔隆公司不能清偿的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损失向袁志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判令蔡雅玲就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损失在吉辉贸易公司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7．判令荔隆公司、融信公司、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融信公司与荔隆公司签订《融信［海宁融信澜庭］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协议书》（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6月10日），约定：融信公司将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工程（工程地点：斜桥镇姚九线北侧、庆万路西侧）发包给荔隆公司施工；计划开工日期：2018年7月11日，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计划竣工日期：2020年1月20日。工期总日历天数：558天；签约合同价为167261754.84元，其中不含税价格152056140.8元，增值税税率10％，税款金额15205614.04元；合同价格形式：本合同是基于工程范围及技术要求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为综合单价包干；但双方按《成本管理规定》之《工程预（结）算编制管理规定》核对并确认总价后，按该固定总价包干；总包协调服务费、总包措施费项目为总价包干项目；专用条款11.1条【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除另有说明外，中标合同金额应视为已包括应付成本因任何原因涨落的所有费用。本合同内发包人只会考虑承担主体一次结构的钢筋、商品混凝土供应价的涨落风险，承包人与发包人将根据清单中商品混凝土、钢筋价格（不含税价，下同）（“基准价”）作为计算标价的基础。工程开展后，进场当月及施工期间进行材料调差，如果项目所在地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中（如杭州市《杭州造价信息》等）在此节点施工阶段的平均价（“调差价”，不含税价，下同）比基准价增减在3％以内时（包括3％），则增减的幅度由承包人承担。如增加的幅度超过3％（“差价”），3％以上的增幅（“调整金额”）由发包人承担，中标合同金额按此计算调整；如跌幅超过3％时，3％以外的降幅（“调整金额”）从承包人合同价格内扣除。材料调差部分仅加计税金，不加计管理费等费用，详见“差价计算方法”，等等。       袁志斌（乙方）与荔隆公司（甲方）签订《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协议》一份（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日），约定，乙方代表甲方参与《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下称“本项目”）投标和谈判，甲方与融信公司（下称“发包方”）就该项目签订了《融信［海宁融信澜庭］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协议书》（下称《施工合同》）；在甲方对施工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监管的前提下，乙方内部承包经营［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项目，全面负责组织该项目施工。本项目从招投标到竣工交付使用及工程保修期间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税金、保证金、违约金、罚款等均由乙方承担；本工程质量要求按本项目招标文件及甲方与发包方答订的《施工合同》所约定的质量标准执行；工程名称：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工程地点：斜桥镇姚九线北侧、庆万路西侧，工程内容：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11072平方米（以最终竣工备案面积为准），工程造价（含增值税）人民币（大写）：壹亿陆仟柒佰贰拾陆万壹仟柒佰伍拾肆元捌角肆分（￥167261754.84元），以最终发包方确认的结算审计金额为准（本项目总合同采用一般计税方法）；1.1在甲方对本项目施工质量、安全、进度等全方位监管的前提下，乙方应当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承包本项目，代表甲方全面履行与发包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确定的责任和义务，承担项目成本与风险，享有项目利润；1.2除本协议约定需由甲方完成或协助完成的事项外，乙方应当组织完成《施工合同》约定的施工任务，并承担因合同履行而产生的违约金等全部责任。履行上述义务及承担责任所需的一切费用（下称“项目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税费等，均由乙方承担：在发包方支付的进度款未到位或不足额对外支付时，乙方应及时自行筹措资金；并通过甲方对外支付。1.3因履行《施工合同》而从发包方取得的工程进度款、结算款等项目收入（下称“项目收入”），扣除项目成本和技术服务费（定义见第1.5条）等各类应扣款项后由乙方享有，按第二条“工程款收付管理”规定的程序提取。甲乙双方应共同建立记载项目成本与项目收入的台账。1.4税费及其它费用1.4.1为进一步明确项目成本，本协议所指项目成本包含了《施工合同》中约定由承包人承担的税费，或《施工合同》中虽未约定但实际发生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印花税、按工程结算收入待征的企业所得税、合同鉴证费、防洪费、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计划外用工社保统筹费、民工工伤保险费、招投标费用、工程评优费等。本项目为一般计税方法，销项增值税税率为10％。乙方提供了符合税务部门要求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可抵扣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扣除（允许抵扣上限为不含税造价的7.5％，超过工程不含税总价7.5％的可抵扣进项税额不予退还）；由乙方向甲方提出开票申请后，在甲方给发包方销项发票时，若乙方未能在开票当月25日前提供有效足额的进项增值税发票的，由此产生的多缴税费由乙方承担。1.4.2乙方申请支付工程款前，必须提供符合项目成本特征（指符合项目决算报告的人工、机械、材料等实际使用情况）同等金额的原材料、机械、劳务等发票给甲方（原则上乙方所提供的税务发票不得低于工程结算不含税造价的95.2％，其中技术服务费部分乙方无需提供成本发票），其中人工费比例不得高于不含税造价的30％），否则，甲方有权拒付工程款。在竣工结算领取至97％结算款前，乙方须提供该项目的全额发票。乙方所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符合“四流合一”（即“货物、劳务及应税服务流”，“资金流”、“发票流”、“合同流”）原则，否则不予抵扣，可抵扣税额需经税务部门认可后方能生效。1.4.3乙方应按税务部门的要求在项目所在地缴纳个人所得税，若未按要求在项目所在地缴纳的，甲方有权代收代缴，并由乙方承担。1.4.4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按各区域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按实缴纳，费用由乙方承担。若甲方在准入备案时需提前缴纳的，费用由甲方先行垫付，项目中标后乙方7个工作日之内全额打入甲方指定账户，若逾期乙方则按甲方代垫款项金额支付每日千分之一资金占用费用，且甲方有权直接从工程款项中直接予以扣划。如若该地区今后有多个项目，同时开工建设，则由各项目分担该笔费用。1.5技术服务费甲方为乙方承接项目的质量、安全、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与监督，乙方应当向甲方缴纳技术服务费，单项合同工程总价在3亿元以内（含3亿元）的，技术服务费按发包方实际支付总金额的1.0％收取；工程总价超过3亿元的，超过部分的工程造价按发包方实际支付总金额的0.7％收取。若乙方需要甲方提供本协议约定需要另行收费的支持，或需要甲方提供本协议未约定的支持，乙方应另行支付费用。二、工程款收付管理2.1工程进度款。甲方收到发包方的工程款，有权扣除乙方须向甲方缴纳的技术服务费、违约金、罚款、各种代缴的规费、税费及项目按规定办理的保险费用、甲方派驻现场人员（包括乙方本人）的工资、福利、奖金、现场津贴和项目备案人员的证件费用及社保费用等、各类由甲方代付的款项等费用后，依据乙方申请经甲方派驻项目负责人确认的资金使用计划表支付后复核原则，若因乙方款项安排不到位，发生5人以上群体讨薪事件或其他可能导致甲方信誉损失的重大风险事件且乙方怠于处理，甲方有权直接按本合同2.1.1、2.1.2、2.1.3程序分批向工程各权利方支付工程款。2.1.1农民工工资：所有劳务款项需通过劳务公司结算，在经甲方公户转入劳务公司账户后，根据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办法，在公司派驻的项目经理的监督下，每月在现场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并留存影像资料备查后，再支付其它应由公司基本账户支付的款项及余款。2.1.2经济合同款项：经项目经理确认现场民工工资已实名足额支付后，再支付与甲方有合同关系的公司的对公账户当期应支付的款项。2.1.3余款支付：分批支付农民工工资及与甲方有合同关系的经济合同款项后，剩下余款直接转账到乙方指定账号上。2.2工程结算款。乙方完成合同约定的施工任务，且工程竣工验收质量达到《施工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根据发包方的时间要求，乙方向甲方提供竣工结算书（含所有经发包方或监理签证的认价凭证、资料）、甲方应在十日内审核完毕并送发包方审定。经审定后，甲、乙双方以发包方最终的审定结算为基础办理本项目结算。双方办妥结算，且在甲方收到分包方的竣工结算款后，甲方按约定向乙方支付本项目结算款，本项目若有对外签订购销或租赁合同等，在甲、乙双方办理内部工程结算时，乙方需提供与对方单位的结账证明及对方单位出具的债权债务结清证明及劳务进度款结清证明，甲方才能给予办理内部工程结算，否则甲方有权按购销或租赁合同结欠金额的两倍预留相应工程款，待乙方手续完备后按无息退还，2.3若因本项目需要对外签订材料购销合同、专业分包合同及有关涉及经济和法律类文书需甲方盖章的，需严格按照甲方的盖章申请流程并经甲方审核批准后予以办理，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负责承担。以甲方名义对外签订的所有经济合同，甲方有权监控其工程款是否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如果乙方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的，甲方有权且无需经过乙方同意可直接从乙方工程款中支付给第三方。乙方以甲方名义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均得送两份原件给甲方存档，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报送当月的资金使用计划表（内容：支付给各材料供应商、班组工程款、民工工资的情况汇总和票据，若未按时提供，甲方有权延迟支付工程款）。2.4本合同项目的一切款项（含预付款、进度款、发包方供应的材料及设备结算款、保修金等）均由甲方向发包方办理和收取。乙方不得私自向发包方领取工程款及现金。2.5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主要材料、劳务、主要机械租赁及模板、脚手架租赁合同，乙方必须经甲方相关部门会签审核后以甲方的名义采购，否则，甲方除直接在乙方的工程款和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上述发生的全部款项外，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支付乙方工程款。2.6甲方应当依据乙方要求，从项目账户对外支付材料、劳务、分包等款项，但乙方应当提供经甲方派驻的项目负责人确认的付款所依据的合同及其他证明材料，以供甲方审核付款去向的正当性。2.7工程款支付与保证金退还申请约定：为确保合同履约风险可控，乙方申报的工程进度款申请必须与实际吻合，即必须是实际已完成且经建设单位验收合格的工程量，任何不合理的超前计价申请甲方均不予受理或不予支付；各类保证金在未达到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返还条件时，甲方一概不予受理或不予退还，等等。       2018年5月1日，袁志斌向荔隆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一、工程实行独立核算，由本人自负盈亏，与施工相关的一切费用、债务等均由本人负责，按《协议》应向贵司缴纳的技术服务费等由本人承担。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按章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进度及施工安全。二、本人及本人的代理人不以工程或贵司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购销合同、借款或对外担保等。三、保证工程款专款专用，不挪作他用。在工程款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工程资金缺口由本人自行筹集，保证项目部员工及农民工工资待遇按时发放，材料款、机械费等工程支出按合同支付，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四、因工程产生任何纠纷，由本人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费用；若本人怠于处理或处理不到位，因此给贵司造成任何损失及费用（律师费、诉讼费等）支出，贵司可向本人追偿，本人愿承担一切赔偿责任。五、若本人与贵司发生任何争议，同意由贵司企业住所地有管辖权法院管辖。六、上述承诺事项均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承诺独立于《协议》，即便《协议》效力有争议、或被认定无效，也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       协议签订后，袁志斌进场施工，并组织管理人员进行施工管理。2018年6月9日，融信公司向荔隆公司发出工作联系单，其上载明：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请贵司于2018年6月9日12点前全面停工，具体复工时间待甲方书面通知。2018年7月11日，融信公司向荔隆公司发出工作联系单，载明我司于2018年7月10日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现场已可全面复工（示范区已于2018年6月22日复工），请贵司立即展开施工。       2018年7月11日，融信公司发出工程开工令，其中记载，海宁澜庭项目示范区（1号、2号、5号、6号、9号楼）总承包工程（区段／部位／工程）现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开工日期为2018年5月17日，请贵单位按此开工日期准备示范区开工，大区总承包工程（区段／部位／工程）预计2018年7月11日具备开工条件，请贵单位按次日起准备开工。我部已于2018年5月16日组织现场交接及协调会。       2019年1月25日，袁志斌班组因遇春节假期停工，但假期结束后并未复工。2019年2月25日，融信公司责令荔隆公司更换袁志斌班组，并承担总包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       2019年3月7日，荔隆公司向袁志斌班组发出《关于限期进场复工的通知》，其中记载：限你（袁志斌）班组于2019年3月23日前尽快组织劳务作业队伍进场复工，并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否则荔隆公司有权依约解除合同。2019年3月29日，荔隆公司向袁志斌班组发出联系函，记载：1．解除双方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关于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内部承包协议》；2．限你方人员于2019年4月5日前，携带自身所有私人物品退出项目部施工现场，并与荔隆公司妥善交接，逾期后果自负。       2019年4月25日，融信公司与荔隆公司签订《融信【海宁澜庭】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解除、退场、结算及付款协议》。2019年6月24日，融信公司向荔隆公司发出《清退催告函》，要求荔隆公司按解除协议之约定履行退场、交接等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清除施工现场残余垃圾、承包人施工设备和剩余材料、施工现场周边及附近道路施工堆积等应退场的其他物料、相关人员和设备同时退场，退场后应将场地移交给我司并做好移交记录）。       2019年7月2日，融信公司、荔隆公司、袁志斌在海宁斜桥镇司法所签署《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袁志斌提供工期停工等损失的金额以便三方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完成时间2019年7月8日；袁志斌提供人工费、材料费调差金额以便三方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完成时间2019年7月8日；袁志斌提供外架单价、租赁设备相关费用，完成时间2019年7月8日；各方共同确认袁志斌留在工程现场的机械设备、材料等，2019年7月10日开会确认；各方安排人员对现场现象进度以及现场材料进行见证，统计数量确认，并对各方已确认的工程量进行公证，并作为工程结算依据，开始时间2019年7月4日，完成时间2019年7月10日。融信公司人员张新宇、荔隆公司人员范永生及袁志斌参加并签字确认。       2019年7月4日，由融信公司、荔隆公司以及袁志斌授权人员李忠三方对现场进度进行盘点。2019年7月9日，融信公司代表方琪斌、马超，监理单位，施工方李忠在《海宁澜庭项目遗留材料明细表》上签字确认。       2019年9月20日，融信公司以荔隆公司、袁志斌为被告，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荔隆公司、袁志斌立即退出位于海宁市斜桥镇姚九线北侧、庆万路西侧的“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工地，并向融信公司移交项目全部施工资料；荔隆公司、袁志斌按照100000元／日的标准承担自2019年5月11日起至上述工地实际退场移交、项目全部施工资料移交给融信公司之日止的逾期退场赔偿责任（暂计至2019年8月25日，具体赔偿责任计算方式为100000元／日＊107日=1070万元）。同日，融信公司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先予执行，请求裁定：责令被申请人荔隆公司、袁志斌立即退出本案所涉项目工地，并向融信公司移交项目全部施工资料。2019年10月29日，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481民初72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申请人荔隆公司、袁志斌于裁定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位于海宁市斜桥镇姚九线北侧、庆万路西侧的“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工地腾退并交付给申请人融信公司；驳回融信公司的其余先予执行申请。2019年11月24日，海宁市人民法院向荔隆公司、袁志斌发出《通知书》，其中记载：关于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融信公司与被执行人荔隆公司、袁志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向二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并于2019年11月13日在案涉工地张贴腾退广告，责令二被执行人于2019年11月22日前将上述工地自行腾退完毕，逾期未腾退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截止至2019年11月22日，你方并未将上述工地腾退完毕。故本院自2019年11月25日起对上述工地实施强制腾退。       2020年2月28日，荔隆公司向袁志斌发出《物料搬离催告函》，告知袁志斌：根据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481民初7201号民事裁定书，海宁市人民法院已完成海宁澜庭项目工地强制腾退工作，你方留置在工地内的物料均已清退出工地，相关物料应由你方自行保管处置。因你方未按要求配合腾退工作，且我司已多次催告并书面发函要求你方于2020年2月13日前搬离物料，你方至今也未做任何沟通、联系，我司不得不为你方租赁场地用于临时堆放物料。现基于考虑受疫情的影响，我司再次向你方发函并要求你方在2020年3月5日前联系我司工作人员处理物料搬离事宜。同时，因堆放物料产生的运输费、保管费、人工费及其他费用均由你方承担，并在物料搬离前向我司一次性付清。若你方未在上述期限内搬离所有物料并向我司付清全部费用的，我司将不再租赁场地，所有物料毁损、灭失的风险均由你方自行承担，与我司无关。2020年3月16日，袁志斌复函表示：一、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裁定错误，在法院正式判决要求本人退场或你司和融信公司结清本人工程款之前，你司无权要求本人退场，无权要求本人搬离现场物料、临时设施或设备。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你司和融信公司拖欠本人巨额工程款，为达到延迟付款甚至不付款的目的，你们两方恶意串通，拒绝与本人结算，并恶意起诉，申请先予执行要求本人退场。在此情况下，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违法作出的要求本人退场的错误先予执行裁定，本人被迫退场。为维护合法权益，本人也已经向你司和融信公司提起支付工程款之诉。目前，两个案件均在审理中，相关争议依法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在法院正式判决本人退场或工程款结清之前，你司无权要求本人退场，无权要求本人搬离现场物料、临时设施或设备。二、鉴于法院先予执行裁定错误，你司无权要求本人退场，无权要求本人搬离现场物料、临时设施或设备，但本人目前已被迫退场，你司有义务妥善照管该等物料、临时设施及设备并承担相关费用。如果因你司照管不当或处置不当而导致发生毁损、灭失，本人将追究你司法律责任。三、本人对留置在项目现场的物料、临时设施及设备，依法享有物权，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你司无权使用、占用。如果你司有使用或占用行为，请立即停止，并向本人支付相应占用费或使用费。       另查明，截止目前，融信公司已付荔隆公司47966897.97元。荔隆公司为袁志斌垫付材料款及民工工资（具体付款金额见裁判理由部分）。案涉项目监理单位为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李忠是原告委派在现场的项目经理。       再查明，荔隆公司由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共同出资设立。2018年2月28日制定的荔隆公司章程中记载，股东1：和枫园林公司认缴出资额31284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99％，出资方式为货币。其中27423万元人民币于2013年7月4日缴足；其余3861万元人民币于2018年3月17日前缴足；股东2：吉辉贸易公司认缴出资额316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1％，出资方式为货币。其中277万元人民币于2013年7月4日缴足；其余39万元人民币于2028年3月17日前缴足。吉辉贸易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蔡雅玲为其股东。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经袁志斌申请，一审依法委托浙江博宏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袁志斌施工的位于海宁市斜桥镇九线北侧、庆万路西侧的海土字18004号地块海宁融信澜庭项目已完工程造价（含施工图范围内的金额，开办费，调差及材料机械增加费用，签证、变更及联系单金额，税金，停窝工损失，现场遗留材料价格等）进行司法鉴定。浙江博宏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2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稿》（浙博鉴定（2021）02号），鉴定结果为：（一）确定部分：合计79279420元。1．土建造价，鉴定造价为74251484元；2．安装造价，鉴定造价为3468165元；3．材料调差，鉴定造价为1372943元；4．签证、变更、联系单，鉴定造价为186828元。（二）争议部分：1．开办费。袁志斌主张投入开办费共计12577300元。鉴定机构鉴定造价按照已建部分建筑面积进行测算，鉴定的金额为86177677元，供法院参考。2．价格上涨引起的人工材料费用增加（调差费用），袁志斌主张合同约定范围外的调差，“按红线内大开挖”方式调差人工费为744386元，“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调差人工费为730408元。安装人工材料增加费用（调差）为66875元。3．签证、变更、联系单：（1）关于施工现场安全文明增加的施工措施，只有施工单位和监理签字，甲方未确认，未计入确定的鉴定造价，鉴定金额为205587元；（2）关于1#、2#、5#、9#楼赶工措施，甲方未做确认，鉴定金额为445338元。4．索赔费用，分为以下几项内容，鉴定金额如下：（1）停工后机械设备租赁费：2505901元；（2）停工期间钢管租赁费用：2636772元；（3）人工误工费：637142元；（4）机械设备及钢板桩租赁费（增加15天）：148571元；（5）周转材料租赁费（增加15天）：156330元；（6）停工期间钢管扣件价格上涨增加费用：75981元，合计：6160697元。5．现场遗留材料，鉴定金额如下：（1）袁志斌主张以双方现场确认数据鉴定（无法鉴定部分，未计入）：确定部分材料设备的鉴定金额：2970426元；折旧无法计提按原值计入的材料设备金额：2758685元，不包括双方未做确认部分。双方未做确认的材料设备金额（折旧无法计提按原值计入金额）：10934777元。（2）以浙江省海宁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确认数据鉴定（无法鉴定部分，未计入）：①称重移交材料及临时设施移交鉴定金额：确定部分材料设备的鉴定金额：1444452元；折旧无法计提按原值计入的材料设备金额：2372477元；②项目现场未运出材料鉴定金额：确定部分材料设备的鉴定金额：1074879元。6．土建争议部分：（1）主体工程量争议，1#、5#部分工程内容，在公证书影像资料内鉴定机构无法判定已经完成，袁志斌主张已经完成，这部分金额分别为1#楼41053元，5#楼6657元。（2）脚手架争议，70％已计入确定造价中，袁志斌主张应该按100％计入，剩余30％部分由法院判定。综合单价剩余的30％部分金额为1324137元，以法院判定为准。（3）土方工程量，袁志斌认为项目红线内从海拔标高4.55米整体挖掉0.95米厚度后再进行各单体土方开挖，鉴定造价为11048294元；荔隆公司认为只在各单体基坑范围内从海拔标高4.55米开始土方开挖，其他附属区域未开挖，鉴定造价为10451943元。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后，鉴定机构于2021年3月22日出具《补充鉴定意见稿》，载明：1．“索赔费用”中的进度款利息：（1）依据袁志斌提供的证据资料计算，可计算的逾期利息为206625元。按袁志斌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目前至今还有累计款项10553093元（含利息）未支付，利息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目前鉴定单位无法计算。（2）依据融信公司提供的证据资料计算，可计算的逾期利息为310850元。按融信公司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目前至今还有累计款项307605元（含利息）未支付，利息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目前鉴定单位无法计算。2．案涉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鉴定意见稿确定金额79279420元的税费为2195738元。争议部分的税费金额，具体金额详见附表。3．补充更正说明：2021年2月20日出具的鉴定意见稿中部分人工费另计税，税率按合同约定税率10％。（1）价格上涨引起的人工材料费用增加（调差费用），袁志斌主张合同约定范围外的调差（争议内容）：“按红线内大开挖”方式调差人工费为744386元，计税后金额为818825元。“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调差人工费为730408元，计税后金额为803449元（3）索赔费用第3项人工误工费：637142元，计税后金额为700856元。4．说明：本补充鉴定出具的数据因依据、基础数据等存在争议，是否支持双方主张，由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袁志斌与荔隆公司签订的协议名称为内部承包协议，但袁志斌并非荔隆公司的在册职工，双方间不存在内部隶属关系，故两者间不成立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各方均陈述荔隆公司从融信公司承接案涉工程后将工程全部转包给袁志斌。鉴于各方均认为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之间是转包法律关系，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因袁志斌与荔隆公司之间是转包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无效。袁志斌的施工投入转化为损失，有权向荔隆公司主张。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袁志斌所施工的案涉工程造价如何认定；二、现场遗留材料的价格如何确定；三、袁志斌主张的索赔金额应否支持；四、荔隆公司已支付袁志斌的工程款金额如何认定；五、袁志斌诉请的欠付工程款利息应否支持；六、融信公司是否欠付荔隆公司工程款；七、袁志斌是否有权就案涉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八、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工程造价。经鉴定机构鉴定，确定部分价款为：79279420元。其中土建造价74251484元，安装造价3468165元，材料调差1372943元，签证、变更、联系单造价186828元。对于该部分造价，各当事人基本无异议，对无争议的款项一审予以确认，不再赘述。针对当事人有争议的部分，分述如下：       （一）开办费       袁志斌认为，开办费中所列项目大部分已经完成，其已实际投入开办费，鉴定机构计算的开办费应计入结算款项。融信公司认为，由于案涉工程系中途停工，实际不存在符合竣工条件的已建建筑面积，鉴定意见稿根据已建建筑面积计算开办费，不合理，有违规范。融信公司主张开办费为7206800元。       合同约定的开办费为12945632.33元，该开办费涉及的内容较多，包括前期、后期，所涉及的部分内容是以整个项目考虑的。由于合同约定的开办费未明确具体内容及相应费用明细，较难量化计算，考虑到前期投入较大，部分内容后续还需持续投入，鉴定机构按照已建部分建筑面积进行测算，也无不当。一审采信鉴定机构确定的开办费8617767元，该款应计入工程造价。       （二）价格上涨引起的人工材料费用增加（调差费用）       袁志斌认为，因施工期间融信公司指令停工导致工期延误等原因，导致施工进度缓慢甚至停工，根据2019年7月4日融信公司、荔隆公司、袁志斌签署的《会议纪要》，价格上涨引起的人工费、材料费增加均应计入结算价款。荔隆公司则认为，根据总包合同的约定，调差范围仅限于主体一次结构的钢筋、商品混凝土，袁志斌要求在总包合同范围外对人工及材料进行调差，不应支持。一审认为，虽然合同约定的可调差范围不包括人工费、调差费，但三方在此后签订的《会议纪要》中明确约定，袁志斌提供人工费、材料费调差金额以便三方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完成时间为2019年7月8日。由此可见，三方在会议纪要中认可人工费、材料费可调差，此可视为对总包合同约定的上述内容的变更。       对于人工费调差金额如何认定，本案双方的争议在于应采用“按红线内大开挖”方式还是“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计算。袁志斌认为项目红线内从海拔标高4.55米整体挖掉0.95米厚度后再进行各单体土方开挖，人工补差（土建）应采用“按红线内大开挖”方式而非“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计算，袁志斌对该主张负有举证义务。袁志斌据以主张的证据是：1．《海宁澜庭项目地下室基坑围护设计方案专家论证意见回复书》，袁志斌认为该意见回复书中记载“已进一步调查基坑周边道路标高情况，统一按3.60考虑；明确基坑北侧坡顶卸土标高为3.60”；2．《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报审》。专家论证意见回复书和方案报审仅仅针对有关方案的论证和报审，并不能就此表明袁志斌实际已按此施工，且也无签证单等确认该部分工程量。袁志斌对其主张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采信融信公司的意见，按照“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计算调差人工费。经鉴定，“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调差人工费为803449元，应计入造价。安装人工材料增加费用（调差）经鉴定为66875元，亦应计入造价。       （三）签证部分       1．关于袁志斌主张的施工现场安全文明增加的施工措施费。       总包合同协议书3.3条约定，总包措施费项目为总价包干项目，总包合同专用条款6.1.6条约定，安全文明施工费在清单措施费项目列项经承包人报价总价包干，除非日后发包人指令导致措施费某项整项取消外或承包人未按措施费设置内容施工给予相应扣除外，无论实物工程量有否变化，该费用不能更改。袁志斌根据其提供的签证单（2018-12-0102）主张该费用计入造价，但签证单并无甲方签字确认，不应视为双方达成变更合意。袁志斌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总包合同双方此后已就此达成变更的合意，应遵照总包合同的上述约定，该费用不应计入造价。       2．关于袁志斌主张的1#、2#、5#、9#楼赶工措施的费用。从袁志斌据以主张的相关签证单看，监理单位初审意见栏记载“赶工事项已完成，费用以甲方审核为准”，建设单位意见栏载明“赶工工作已完成”。虽未签证具体的金额，但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已确认袁志斌完成相应赶工工作，现经鉴定确定该项金额为445338元，应计入工程造价。       3．关于基坑围护联系单的问题，根据基坑围护联系单（编号LL-总包-2018-009），监理单位的意见为是否进行引孔施工及费用明确以甲方审核为准，而甲方建设单位的意见是引孔费用需要根据实际引孔孔径、深度、总长度，经三方签证确认后以明源审批为准。袁志斌主张该部分费用，但未提供各方确认的工程量，鉴定机构亦认为无法计算该费用，主张该费用的袁志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定机构未将袁志斌主张的费用计入造价，并无不当。       （四）关于土建争议部分       1．主体工程量争议。关于1#、5#楼部分工程内容，袁志斌认为其已实际完成，应当计入造价，荔隆公司认为并非袁志斌完成。鉴定机构经鉴定认为，在公证书影像资料内无法判定已经完成。一审认为，在双方未对工程量进行结算的情形下，融信公司申请先予执行，袁志斌被强制退场后新的施工单位进驻，导致新旧施工队工程界面无法准确区分，融信公司作为袁志斌退场后控制施工现场的一方，既然主张上述争议工程量系由新的施工单位完成，应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况且，融信公司在申请先予执行时曾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承诺：本案先予执行后，如后续案件审理过程中，因鉴定机构在证据保全过程中有误，导致工程鉴定中的部分事实不清，或按证据规则难以认定，融信公司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融信公司现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争议工程量系其他施工单位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采信袁志斌的主张，认定1#楼部分工程量鉴定金额41053元、5#楼部分工程量鉴定金额6657元，计入工程造价。       2．关于脚手架争议。合同约定综合脚手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外墙架、内墙架、满堂架等，工程量为建筑面积，砌筑及装饰脚手架都包含在本项综合单价内。综合脚手架内容涵盖整个施工工期及其他部位，由于本案项目的实际情况是工程尚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鉴定机构按照合同综合单价的70％计入造价，也无不当。袁志斌主张按100％计入，依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       袁志斌还认为，鉴定机构在《鉴定意见稿》中称“脚手架争议，70％已计入确定造价中”，但对于地库脚手架鉴定机构仅按33％计入确定部分造价，鉴定机构少计算了186697.83元，故应将少算的186697.83元计入结算价款。一审认为，根据证据资料显示，满堂脚手架未搭设，地库中部分钢筋混凝土结构未浇筑，砌体施工未全部完成，故鉴定机构经测算该部分按三分之一计入鉴定造价，也无不当。       3．土方工程量。袁志斌认为，项目红线内从海拔标高4.55米整体挖掉0.95米厚度后再进行各单体土方开挖。荔隆公司认为，只在各单体基坑范围内从海拔标高4.55米开始土方开挖，其他附属区域未开挖。一审认为，袁志斌主张项目红线内从海拔标高4.55米整体挖掉0.95米厚度后再进行各单体土方开挖，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所述，袁志斌据以主张的证据是《海宁澜庭项目地下室基坑围护方案专家论证意见回复书》及《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报审》，实际是否按此施工并无证据证明，且也无签证单等确认该部分工程量，袁志斌未能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采纳融信公司的主张，该部分金额按鉴定金额10451943元计入造价。       （五）针对鉴定结论中“确定部分的土建造价、安装造价及材料调差”，融信公司提出了如下异议：1．关于15#楼3个门头的主体结构，实际系由后期新的总包单位施工，不应计入造价。2．“安装一层排水管”一项及“钢爬梯及预埋件”一项，均非袁志斌施工，实际系由后期新总包单位施工，不应计入造价。3．“安装防水套管”一项，意见稿视作随结构预埋完成，继而均计入造价，实际除卫生间外的其余区域仅预留孔洞，并未安装防水套管，故造价应予调低。4．在土建及安装造价按照上述意见调整的基础上，材料调差金额需相应调整。融信公司为此提供了监理单位出具的《关于海宁融信澜庭项目新旧总承包单位部分工作界面及现场土方开挖范围的说明》予以证实。       从公证处提供的影像资料看，15#楼3个门头未施工，鉴定报告实际并未将此部分内容计入造价，融信公司的上述第1点意见不能成立；融信公司提出的上述第2、3点异议，所涉及的均属安装工程专业预埋部分，现场已隐蔽无法核实，鉴定机构根据公证书意见“安装工程已随主体全部预埋完成”，再结合图纸，将此部分计入，并无不当。融信公司虽然在庭后提供了监理单位的情况说明，然，一则，情况说明严格意义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单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则，监理单位是融信公司委托的，两者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单独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融信公司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       另，袁志斌提出“土建安装工程费”中的人防设备费用522076元应计入造价，虽然鉴定机构认为现已无法确定人防门框的数量，但从荔隆公司提供的证据看，荔隆公司曾与海宁凯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人防工程防护（化）设备供货安装合同，且荔隆公司已经支付相应款项，故可将此部分计入造价。       综上，袁志斌所施工的案涉工程造价金额为100234578元（含10％的增值税）。荔隆公司和融信公司提出，自2019年4月1日起，案涉工程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9％，鉴定机构计算的税率为10％有误。一审认为，虽然总包合同约定的增值税税率为10％，但此后增值税税率有调整，应按实调整。根据荔隆公司提供的融信公司已付款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只有开票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税率为9％，应按9％的税率计算，其余均为10％，应按10％的税率计算。未付款金额按9％的税率计税。据此，工程造价金额应为99703681元。袁志斌还诉请案涉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因鉴定机构确定的造价中已含所有增值税，袁志斌再行主张，依据不足。       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现场遗留材料，袁志斌与荔隆公司的争议在于遗留材料的归属以及遗留材料的数量、费用如何认定。       关于归属问题。袁志斌认为现场遗留材料归属于袁志斌，其有权主张相应费用。融信公司认为，从荔隆公司的举证看，现场材料均系荔隆公司付款购买，应归属于荔隆公司，袁志斌无权主张现场遗留材料费用。退一步讲，即便属于袁志斌，因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袁志斌被强制腾退后荔隆公司发函要求袁志斌办理现场材料设备移交手续，袁志斌仍拒不搬离现场物料，构成对其财产权益的放弃，无权要求返还现场遗留材料或予以补偿。       一审认为，2019年7月2日融信公司、荔隆公司、袁志斌三方签订的《会议纪要》记载，各方共同确认袁志斌在工程现场的机械设备、材料等，2019年7月10日开会确认；各方安排人员对现场现象进度以及现场材料进行见证，统计数量确认，并对各方已确认的工程量进行公证，并作为工程结算依据。据此可认定现场遗留材料应归属于袁志斌。根据荔隆公司的举证，其已将现场遗留材料进行处置，袁志斌有权主张损失赔偿。       关于金额。袁志斌提供《海宁澜庭项目遗留材料明细表》，以证明各方曾于2019年7月9日签署《海宁澜庭项目遗留材料明细表》，袁志斌认为应当按此明细表计算现场遗留材料的价款。荔隆公司认为，应当以浙江省海宁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确认数据为依据加以计算。一审认为，对于现场遗留材料的数额，《海宁澜庭项目遗留材料明细表》与公证书存在不一致之处，公证书所载的现场遗留材料数量较前者要少。据袁志斌自述，自停工起至被强制腾退前袁志斌人员一直在施工现场内部。由此可见，自2019年2月工程停工至2019年7月9日各方现场确认材料设备，直至2019年11月底现场公证材料设备，期间施工场地系由袁志斌一方控制。现场公证时材料相较各方现场确认时减少的后果，应由袁志斌自行承担。因此，以公证时的现场情况认定现场遗留材料的金额更为公正。       经鉴定，以浙江省海宁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确认数据鉴定（无法鉴定部分，未计入）：称重移交材料及临时设施移交鉴定金额：确定部分材料设备的鉴定金额：1444452元；折旧无法计提按原值计入的材料设备金额：2372477元；项目现场未运出材料鉴定金额：确定部分材料设备的鉴定金额：1074879元。       鉴定机构认定的上述金额中未包含无法鉴定部分，对于该部分金额，袁志斌也认为无法计算而未提出主张，一审暂不计入造价。今后如有新证据或新事实，袁志斌可另行主张。       融信公司认为，开办费中所包含的部分临时建筑、设施、机械设备等，在袁志斌被腾退后仍遗留在现场，意见稿一方面认可开办费中已经计取了相关材料设备的摊销费，另一方面却在“现场遗留材料”中直接重复计取或者未予折旧而按原值计入，有误，应将重复计算部分予以剔除。       鉴定机构针对公证书所确定的现场遗留材料与开办费是否存在重复计取的问题，专门出具了回复意见：除无法鉴定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因无法知道已使用年限、使用次数、新旧程度、材料进场具体时间、在本工程使用情况等因素，鉴定机构无法计算剩余价值，按市场询价原值计入争议价格中。按市场询价原值计入争议造价的可能重复计取的材料总价值为185291元。根据本案实际，结合双方过错，一审酌定残值率40％，即74116.4元。依本案现有证据，可支持的现场遗留材料金额为3678645.4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袁志斌认为，由于融信公司长期拖欠工程款，袁志斌被迫于2019年2月开始停工。三方达成《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纪要》，停工期间管理人员费用、机械设备及钢板桩租赁费、钢管及扣件租赁费等损失均应计入结算价款。融信公司则认为，由于袁志斌擅自停工，并以此作为解决争议的条件，故即便存在损失，也应由袁志斌自行承担，无权要求索赔。融信公司同时认为，即便认定袁志斌存在停工损失，因其拒绝腾退导致扩大的损失也应由其自行承担。       一审认为，2019年7月2日，袁志斌与荔隆公司、融信公司形成的《会议纪要》中记载：“袁志斌提供工期停工等损失的金额以便三方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完成时间2019年7月8日”。此后，袁志斌根据《会议纪要》向融信公司人员张新宇邮箱发送费用补偿说明及其附件，要求补偿包括“停工损失费用”等在内的费用，虽无果，但从《会议纪要》看，荔隆公司、融信公司并不否认袁志斌存在停工损失的事实，只是未确定金额。       针对袁志斌主张的索赔费用，分述如下：       1．停工期间管理人员费用       袁志斌认为，2019年2月停工后，为照管案涉项目、做好复工准备，袁志斌委派至本项目的管理人员仍有部分在岗。袁志斌索赔该部分费用，应当举证证明，袁志斌所提供的证据为停工后管理人员费用计算表、劳动合同书14份、海宁澜庭项目管理人员2019年度工资结算单、月考勤表、月工资单。首先，费用计算表系袁志斌自行制作的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劳动合同书中所载的雇佣单位为上海锦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本案荔隆公司，其他当事人也不认可，真实性难以确认。管理人员2019年度工资结算单、月考勤表、月工资单都只有人员的签字，并无上海锦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盖章，真实性难以确认。袁志斌主张按照劳动合同记载的工资标准计算管理人员的费用，依据不足。且赔偿损失以实际发生为准。袁志斌并未提供其实际已支付工资的证明材料。一审对该费用不予支持。       2．停工期间机械设备及钢板桩租赁费       袁志斌认为，2019年2月28日停工起至2019年11月22日被强制退场期间机械设备、钢板桩的租赁费，可向荔隆公司进行索赔。从袁志斌提供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井架式物料提升机）、钢板桩围护合同等看，确有相关设备、钢板桩在停工期间仍在施工现场，袁志斌遭受了一定的停工损失，但鉴于2019年2月25日融信公司已责令荔隆公司更换班组，荔隆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向袁志斌发出联系函，限袁志斌于2019年4月5日前退出施工现场，在此之后袁志斌未腾退导致的扩大部分的损失，袁志斌应自行承担。据此，结合鉴定结论，综合双方过错，一审认定袁志斌该部分损失为356570元。       3．钢管及扣件租赁费       袁志斌主张钢管及扣件租赁费，据本案现有证据看，现场应有钢管、扣件，但数量不确定，袁志斌提供的证据载明的金额荔隆公司不认可，各方2019年7月9日清点的材料清单中对于该部分标注为“暂未确认”，根据“暂未确认”一项现场清点数量为钢管587311m、扣件452776个，袁志斌要求索赔数量为钢管441199m、扣件373898个，鉴定机构按后者计入，并无不当。如上所述，因袁志斌存在未及时腾退导致扩大损失的情形，综合双方过错，一审酌定该部分损失为375190元。       关于争议焦点四。荔隆公司认为截止至2021年1月，包括袁志斌垫付的17035944.24元在内，其已垫付下游材料商、供应商款项、各类规费及农民工工资等共计93729821.05元。袁志斌则认为，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第2.6条约定，荔隆公司应当根据袁志斌的要求从项目账户对外付款，荔隆公司对外的付款都系由袁志斌申请，只有袁志斌申请的才能视为对袁志斌的已付款。故袁志斌只认可袁志斌申请或袁志斌未申请但有李忠签字的款项、水电费及农民工工资共计58067935.39元（其中包括袁志斌已垫付的17035944.24元）。       荔隆公司认为，内部承包协议明确约定，如果袁志斌未按照有关合同足额支付款项，总包方无需经过袁志斌的同意，有权直接审核有关合同支付给第三方。且因为荔隆公司是总包方，材料商起诉的对象是荔隆公司。       荔隆公司证明其已支付93729821.05元的证据是其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即案涉项目发生费用的汇总表、合同、对账单、履约备忘录、支付凭证、明细等，针对该组证据，袁志斌逐一发表了意见。对双方无争议的金额予以确认，对荔隆公司与袁志斌存在争议的部分分析如下：       （一）2018年6月5日收款方为社保专户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0万元，2018年12月3日收款方为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履约保证金1672618元，袁志斌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故对付款事实可予确认。根据荔隆公司与袁志斌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履约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由袁志斌承担，故可认定为荔隆公司的已付款，予以扣除。如果融信公司经与荔隆公司结算退回荔隆公司，则袁志斌可另行主张。       （二）向材料供应商支付的款项：       1.2019年10月28日收款方为海宁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的20万元；       2.2019年7月19日，收款方为海宁市嘉海混凝土有限公司、资金性质为材料款的500万元，以及2019年12月20日的1432690.24元；       3.2019年11月7日，收款方为江苏勇超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分包款1782072元，2019年12月31日收款方为江苏勇超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分包款445518.2元；       4.2019年12月16日荔隆公司向上海升海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支付的378000元，2019年12月10日荔隆公司向吴江市振兴彩钢板活动房厂支付的86万元，2019年12月16日荔隆公司向海盐海滨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支付的21600元，2020年1月19日荔隆公司向海宁嘉益建材有限公司支付的123930元，荔隆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25日和2020年1月10日向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中亿钢管租赁站支付的219万元和3108054.08元，2019年12月6日荔隆公司向上海升发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96000元。       荔隆公司提供了上述款项的付款凭证，袁志斌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并不否认，只是认为无袁志斌的付款申请，无法确认是否因案涉工程而支付及是否存在超过合同约定付款金额的问题。       一审认为，荔隆公司与袁志斌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约定，以甲方名义对外签订的所有经济合同，甲方有权监控其工程款是否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如果乙方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的，甲方有权且无需经过乙方同意可直接从乙方工程款中支付给第三方。同时，袁志斌出具承诺书，承诺：保证工程款专款专用，不挪作他用。在工程款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工程资金缺口由本人自行筹集，保证项目部员工及农民工工资待遇按时发放，材料款、机械费等工程支出按合同支付，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四、因工程产生任何纠纷，由本人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费用；若本人怠于处理或处理不到位，因此给贵司造成任何损失及费用（律师费、诉讼费等）支出，贵司可向本人追偿，本人愿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据此可见，荔隆公司在袁志斌未足额支付时有权直接支付。针对上述款项，荔隆公司提供了其与相应材料供应商的合同。其中上述第4项所涉各笔款项还有履约备忘录予以对应，第1、3项所涉款项系有关调解书中确定的付款内容。综上，上述第1、2、3、4笔款项应认定为荔隆公司已付款，荔隆公司有权请求从袁志斌工程款中扣除。       5.2019年1月30日荔隆公司向福建翰德天成公司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德天成公司）支付的劳务款6323268.8元，2019年1月31日支付的1322550元，2019年2月18日退的13936.5元，2020年1月14日荔隆公司向翰德天成公司支付的5910622.4元，袁志斌不认可，认为无袁志斌的付款申请，无对应的合同、履约、结算文件，无法核实是否为案涉工程而支付及是否存在超付等问题。一审认为，对于上述款项，荔隆公司仅提供了付款凭证，并无袁志斌的付款申请，也无合同相印证，且前两份付款凭证上未注明工程名称，依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是否用于案涉工程，故本案中不予认定。       6．荔隆公司向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1684600元，无对应的合同，只有付款凭证，其上也未记载是案涉工程款项，故不予认定。       （三）水电费（2018年6月至12月，19年1月至12月）373035.2元，荔隆公司提供了发票，主张其支付了373035.2元的水电费，融信公司陈述其代扣了水电费363052.07元。袁志斌与融信公司的意见一致，一审采信袁志斌、融信公司的意见，认定荔隆公司垫付的水电费为363052.07元。       （四）项目人员证件备案费285006.11元，荔隆公司据以主张的证据是其单方制作的表格，并无付款凭证等佐证，且袁志斌认为荔隆公司实际并未派驻人员在现场，故不予认定。       （五）技术服务费479668.98元，无相应的付款凭证等证据证明，不予认定。       （六）2019年7月1日荔隆公司向海宁市保安服务公司支付的69174元，以及荔隆公司向江苏国安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的22600元，2019年8月29日支出的诉讼费39625元，2019年11月7日向海宁市人民法院交纳的受理费6155元，2019年11月22日支付给海宁市公证处的30万元。荔隆公司认为，该三笔款项系因袁志斌擅自停工占场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及依照法院要求对现场界面进行公证所产生的公证费用，应当在结算袁志斌的工程款时予以抵扣。一审认为，首先，上述款项不属于项目成本，不应在本案工程款中抵扣，荔隆公司如需追偿或索赔，应另行提出主张。       （七）2019年12月10日收款人为张新宇的6800元，无法看出与案涉项目有关，袁志斌不认可，故不予认定。       综上，可以认定荔隆公司为袁志斌垫付75207391.71元，扣除袁志斌付给荔隆公司的前期款项17035944.24元后的余款58171447.74元，荔隆公司有权要求从袁志斌应得的工程款中扣除。       此外，荔隆公司还主张扣除税费、技术服务费等。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甲方收到发包方的工程款，有权扣除乙方须向甲方交纳的技术服务费、违约金、罚款、各种代缴的规费、税费及项目按规定办理的保险费用、甲方派驻现场人员（包括乙方本人）的工资、福利、奖金、现场津贴和项目备案人员的证件费用及社保费用等、各类由甲方代付的款项等费用。虽然内部承包协议无效，但相关的结算条款仍可参照适用，且袁志斌在承诺书中也承诺扣除技术服务费。考虑到荔隆公司确有提供相关服务，荔隆公司主张扣除1％的技术服务费，可予支持。至于税费，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由袁志斌承担税费，故税费应从工程款中扣除。荔隆公司根据其提供的项目税费明细表，主张应从袁志斌工程款中扣除税费2076312.42元，但对此仅提供了实缴金额1280454.84元的税收缴款书，实际已缴纳的1280454.84元税款可在袁志斌工程款中扣除。对于其他税费，虽然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应在结算时扣除，但荔隆公司目前未提交已实际缴款的凭证，且据荔隆公司陈述，目前正有、将来或有其他材料供应商向其主张案涉工程的材料款，故税费金额目前依本案现有证据难以确定，当事人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袁志斌目前可主张的工程款金额总计39785638元（工程造价100234578元-荔隆公司已付款58171447.74元-1％的技术服务费997037元-已缴税费1280454.84元）。       关于争议焦点五。关于进度款利息。袁志斌认为，融信公司拖欠进度款，进度款利息317347元应计入结算价款。虽然内部承包协议无效，但仍应坚持无效不能反而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关于工程进度款，荔隆公司收到融信公司的工程款，有权扣除袁志斌须向荔隆公司缴纳的各项费用后依据袁志斌的申请对外付款。可见，荔隆公司支付袁志斌工程款的前提是其收到发包方融信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内部承包协议》还约定，在发包方支付的进度款未到位或不足额对外支付时，袁志斌应及时自行筹措资金，并通过荔隆公司对外支付。实际荔隆公司也已对外垫付了部分款项，袁志斌无权向荔隆公司主张进度款利息。       关于结算款利息。袁志斌认为，内部承包协议无效，对付款时间视为未约定，工程结算款利息应自工程移交之日即袁志斌被强制退场之日起计算。荔隆公司认为，首先，按照内部承包协议，袁志斌在工程结算时有配合的义务，本案系因其停工占场拒不结算所致，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其次，本案工程的结算款尚未最终认定，按照内部承包协议2.2条约定，结算的前提是工程对外债务均已结清，而事实是至今工程对外的一些租赁和经济合同纠纷仍在发生。结算款尚未经司法认定，不存在已确定结算款而逾期支付的情形。       一审认为，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甲方收到发包方的竣工结算款后，本项目若有对外签订购销或租赁合同等，在甲、乙双方办理内部工程结算时，乙方需提供与对方单位的结账证明及对方单位出具的债权债务结清证明及劳务进度款结清证明，甲方才能给予办理内部工程结算，否则甲方有权按购销或租赁合同结欠金额的两倍预留相应工程款。虽然内部承包协议无效，但无效不能反而更有利于当事人。袁志斌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就对外签订的购销或租赁合同结清，其要求荔隆公司承担结算款逾期付款利息，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六。关于融信公司已付金额，融信公司提供了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5月30日其向荔隆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付款记录汇总表、相应的付款凭证及发票，以证明融信公司已向荔隆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47966897.97元，已付清审定的全部付款金额。袁志斌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融信公司所谓已付清审定金额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审定的金额并非47966897.97元。融信公司称，融信公司通过银行向荔隆公司转账的金额是45931227.90元，此外还有荔隆公司按约需支付的履约保证金1672618元（已相互抵扣），加之融信公司代扣了水电费363052.07元，三项合计融信公司目前已支付工程款47966897.97元。关于融信公司已付款金额，融信公司的上述意见有相应证据对应，一审予以采信。       融信公司认为，融信公司和荔隆公司签订《融信【海宁澜庭】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解除、退场、结算及付款协议》。依据上述协议，其与荔隆公司互不欠付款项，故其不再欠付荔隆公司款项。袁志斌认为该协议系两公司恶意串通，应认定为无效，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有效，因融信公司与荔隆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未通知袁志斌，对袁志斌也不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认为，该协议确存在诸多疑点：1．工程并未经审计，双方即确认工程结算款77278513元，而根据荔隆公司提供的证据，荔隆公司对外付款已经超过上述结算款，同时荔隆公司还称尚有其他材料供应商或向其主张款项，违背常理；2．上述协议中确定的工程价款仅为77278513元，而确定的荔隆公司应当赔偿的损失却达到142445712元，不合常理；3．上述协议中明确自2019年4月25日起双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解除，双方均无需向对方支付费用。但根据融信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于2019年5月13日、5月24日仍在向荔隆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与双方的约定相悖；4．既然协议约定融信公司对荔隆公司具有1.4亿元的赔偿请求，本案诉讼中应当提出主张，但本案中并未提出诉请。综上，袁志斌主张该协议对其不发生效力，具有一定的依据。综上，对照本案认定的造价，融信公司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袁志斌要求融信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有据可依，应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三十五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从上述法律规定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应为承包人，而本案袁志斌系实际施工人，并不具有承包人的身份，工程也尚未经竣工验收，故其主张价款优先受偿权，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八。关于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据荔隆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工商备案登记资料显示，两公司的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袁志斌请求其承担出资未到位的补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袁志斌认为荔隆公司故意修改章程，延长认缴出资期。一审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从案涉公司章程及工商备案登记资料看，本案的债务产生于公司修改章程延长认缴出资期之后，故不符合上述除外情形。袁志斌的上述主张不成立。吉辉贸易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付款责任，其股东蔡雅玲也不应承担付款责任。       综上，袁志斌要求荔隆公司支付工程款及赔偿损失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一条、第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袁志斌工程款39785638元；二、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欠付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52267680元的范围内对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袁志斌支付工程款39785638元承担责任；三、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袁志斌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3678645.4元；四、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袁志斌停工损失补偿款731760元；五、驳回袁志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3765元，由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30495元，由袁志斌负担48327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袁志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荔隆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荔隆公司通过翰德天成公司垫付民工劳务费情况汇总表、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2018年各班组工资汇总表、班组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及工资单四十份、翰德天成公司付款单据及明细、回单四份、澜庭劳务税金计算明细、会议纪要二份，拟证实荔隆公司于2019年1月支付劳务费7275340元及税金356542.28元，2020年1月已支付劳务费5634493元及税金276129.36元，合计已支付系争工程劳务班组劳务款及税金合计13542504.7元，应计入系争项目已发生费用，并需扣除税金等；证据二、荔隆公司与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十八张，拟证实荔隆公司按照合同应支付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系争项目设备租赁款1684600元；证据三、关于海宁融信澜庭项目氧气瓶乙炔瓶采购的履行备忘录、会议纪要一份、回单一份、款项结清证明及送货单各一份，拟证实荔隆公司应支付海森制氧有限公司的剩余货款6800元，由融信公司张新宇垫付，荔隆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向张新宇支付了该笔垫付款；证据四、涉案工程项目已诉讼合同案件清单及清单所列判决书、调解书、付款凭证、聘请律师合同等材料，拟证实荔隆公司与袁志斌内部承包合同项下，荔隆公司累计对外付款金额5114021.86元；证据五、涉案工程项目尚未发生诉讼的未结合同清单及上述未结合同、盖章申请、结算单据，包括对外合同中尚欠上海迈索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司62278元，尚欠海宁市硖石鑫诚砂石料装卸站20555元，尚欠上海锦惠建筑材料有限公司4567505元，尚欠淮安市忠维建材有限公司76997元，上述未结清款项总计为4727335元，拟证实荔隆公司与袁志斌内部承包合同项下，荔隆公司已知尚未发生诉讼未结清付款金额4727335元应予扣减；证据六、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月8日会议纪要各一份、2020年10月后荔隆公司人工费支出明细及凭证、班组工资发放汇总表及凭证、领款确认、承诺书等，拟证实按地方政府要求，荔隆公司为维稳需要，同意替袁志斌垫付75％的农民工工资，余款1739703元于2020年12月通过劳务公司垫付完毕。       袁志斌经质证后对证据一中翰德天成公司付款单据及明细、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班组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及工资单、回单四份、澜庭劳务税金计算明细、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翰德天成公司垫付民工劳务费情况汇总表中的支付2019年班组劳务费合计7275340元予以认可（包括2018年各班组工资汇总表劳务费合计5520797元及经李忠签字的班组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及工资单中的1754543元），对2020年1月支付的劳务费5634493元及税金276129.36元因没有袁志斌方签字，故不予认可；对证据二荔隆公司与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予以认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予认可，不能认定为对袁志斌的已付款；对证据三因无袁志斌方签字，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四荔隆公司累计对外付款金额5114021.86元、对证据五荔隆公司已知尚未发生诉讼未结清付款金额4727335元、对证据六荔隆公司为维稳需要替袁志斌垫付75％的农民工工资1739703元予以认可，但认为系荔隆公司在二审中新增加的应计入对袁志斌已付款的款项，故在二审不应予以抵扣。       融信公司、和枫园林公司、吉辉贸易公司、蔡雅玲经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核后认为，袁志斌对翰德天成公司垫付民工劳务费情况汇总表中的支付2019年1月份支付班组劳务费合计7275340元、荔隆公司因涉案工程诉讼累计对外付款金额5114021.86元、荔隆公司已知尚需支付的诉讼未结清付款金额4727335元、荔隆公司为维稳需要替袁志斌垫付75％的农民工工资1739703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2020年1月支付的劳务费5634493元及税金276129.36元，因袁志斌已于2019年1月停工，故虽无袁志斌方签字，但荔隆公司提交了班组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及工资单四十份、翰德天成公司付款单据及明细、回单四份、澜庭劳务税金计算明细、会议纪要二份予以佐证，在袁志斌无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9年1月支付的税金356542.28元，因约定税金由袁志斌承担，故对该税金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荔隆公司按照其与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应支付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系争项目设备租赁款1684600元，该款项有相应的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荔隆公司应支付海森制氧有限公司的剩余货款6800元，有海宁融信澜庭项目氧气瓶乙炔瓶采购的履行备忘录、会议纪要、回单、款项结清证明及送货单等证据佐证，故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除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荔隆公司于2019年1月分两次向翰德天成公司支付劳务费及税金共计7631882.3元。荔隆公司于2020年1月向翰德天成公司支付劳务费及税金共计5910622.4元。荔隆公司于2020年10月、12月共计支付农民工工资1739703元。荔隆公司于2019年11月支付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涉案项目设备租赁费1684600元，支付海宁融信澜庭项目氧气瓶乙炔瓶采购款6800元。还查明：涉案项目对外形成的经法院判决确认的需荔隆公司支付的债务为5114021.86元。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鉴定结论中有争议部分及补充鉴定意见中三个方面的费用应如何确定；二、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1％技术服务费应否计算；三、荔隆公司所主张的民工工资专户、翰德天成公司劳务费、嘉兴吴淞建设设备租赁费、恶意占场产生的费用及其他材料费应否在本案中扣除；四、融信公司应否对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停工损失费承担连带责任；五、税费及利息。       一、鉴定结论中有争议部分及补充鉴定意见中三个方面的费用应如何确定       1、关于开办费问题。鉴定结论确定的开办费为8617767元，原审基于因合同约定的开办费未明确具体内容及相应费用明细，较难量化计算，考虑到前期投入较大，部分内容后续还需持续投入，鉴定机构按照已建部分建筑面积进行测算，故原审按照鉴定结论来确定开办费并无不当。       2、关于价格上涨引起的人工材料费用增加（调差费用）问题。双方争议在于应采用“按红线内大开挖”方式还是“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计算，因袁志斌无法举证证明采用“按红线内大开挖”方式，故原审采用“按基坑范围开挖”方式计算调差人工费并无不当。       3、关于主体工程量争议问题。袁志斌认为其已实际完成，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而鉴定机构经鉴定则认为在公证书影像资料内无法判定已经完成。原审考虑到在双方未对工程量进行结算的情形下，融信公司申请先予执行，袁志斌被强制退场后新的施工单位进驻，导致新旧施工队工程界面无法准确区分，融信公司作为袁志斌退场后控制施工现场的一方，既然主张上述争议工程量系由新的施工单位完成，应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融信公司现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争议工程量系其他施工单位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符合法律规定。至于脚手架内容因涵盖整个施工工期及其他部位，由于本案项目的实际情况是工程尚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原审按照鉴定机构确定的合同综合单价的70％计入造价，并无不当。对于“安装一层排水管”、“钢爬梯及预埋件”、“安装防水套管”，因“安装一层排水管”及“钢爬梯及预埋件”，均非袁志斌施工，实际系由后期新总包单位施工，原审未计入造价，并无不当。“安装防水套管”，意见稿视作随结构预埋完成，继而均计入造价，实际除卫生间外的其余区域仅预留孔洞，并未安装防水套管，故原审据此应予调低造价，符合实际情况。       4、关于“土建安装工程费”中的人防设备费用522076元问题。鉴定机构认为现已无法确定人防门框的数量，但原审从荔隆公司提供的证据，认为荔隆公司曾与海宁凯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人防工程防护（化）设备供货安装合同，且荔隆公司已经支付相应款项，故可将此部分计入工程造价并无不当。       5、关于项目人员证件备案费285006.11元问题。因荔隆公司在原审阶段据以主张的证据是其单方制作的表格，并无付款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且袁志斌亦不予认可，故原审未予认定，并无不当。       二、民工工资保证金、履约保证金、1％技术服务费应否计算       根据《内部承包合同》的约定，履约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由袁志斌承担。而2018年6月5日收款方为社保专户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0万元，2018年12月3日收款方为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履约保证金1672618元，袁志斌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故对付款事实可予确认，原审据此认定为荔隆公司的已付款予以扣除，并无不当。如果融信公司经与荔隆公司结算退回荔隆公司，则袁志斌可另行主张。       根据《内部承包合同》1.5条的约定，技术服务费甲方为乙方承接项目的质量、安全、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与监督，乙方应当向甲方缴纳技术服务费，单项合同工程总价在3亿元以内（含3亿元）的，技术服务费按发包方实际支付总金额的1.0％收取；工程总价超过3亿元的，超过部分的工程造价按发包方实际支付总金额的0.7％收取。若乙方需要甲方提供本协议约定需要另行收费的支持，或需要甲方提供本协议未约定的支持，乙方应另行支付费用。原审据此扣除1％技术服务费，并无不当。       三、荔隆公司所主张的民工工资专户、翰德天成公司劳务费、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费、恶意占场产生的费用及其他材料费应否在本案中扣除       根据《内部承包合同》2.1.1条的约定，农民工工资：所有劳务款项需通过劳务公司结算，在经甲方公户转入劳务公司账户后，根据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办法，在公司派驻的项目经理的监督下，每月在现场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并留存影像资料备查后，再支付其它应由公司基本账户支付的款项及余款。荔隆公司于2019年1月分两次向翰德天成公司支付劳务费及税金共计7631882.3元，荔隆公司于2020年1月向翰德天成公司支付劳务费及税金共计5910622.4元，荔隆公司于2020年10月、12月共计支付农民工工资1739703元。因袁志斌在一审阶段不予认可，认为无袁志斌的付款申请，无对应的合同、履约、结算文件，无法核实是否为案涉工程而支付及是否存在超付等问题。一审经审查后以上述款项，荔隆公司仅提供了付款凭证，并无袁志斌的付款申请，也无合同相印证，且前两份付款凭证上未注明工程名称，依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是否用于案涉工程，故本案中未予认定。在二审阶段，荔隆公司提交了荔隆公司通过翰德天成公司垫付民工劳务费情况汇总表、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2018年各班组工资汇总表、班组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及工资单四十份、翰德天成公司付款单据及明细、回单四份、澜庭劳务税金计算明细、会议纪要二份，袁志斌对翰德天成公司垫付民工劳务费情况汇总表中的支付2019年班组工资及税金合计7631882.3元予以认可，虽对2020年1月支付的劳务费及税金共计5910622.4元不予认可，但在荔隆公司已提交班组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及工资单四十份、翰德天成公司付款单据及明细、回单四份、澜庭劳务税金计算明细等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相应劳务款项及税金应予扣除，原审未予认定及扣除，存有不当。此外，对于袁志斌无异议的荔隆公司于2020年10月、12月支付农民工工资1739703元亦应予以扣除。       根据《内部承包合同》2.5条的约定，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主要材料、劳务、主要机械租赁及模板、脚手架租赁合同，乙方必须经甲方相关部门会签审核后以甲方的名义采购，否则，甲方除直接在乙方的工程款和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上述发生的全部款项外，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支付乙方工程款。荔隆公司向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的1684600元，荔隆公司提交了荔隆公司与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十八张，袁志斌对荔隆公司与嘉兴吴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并未提出异议，故应予确认。原审对该笔款项未予确认，存有不当。       对于涉案项目对外形成的经法院判决确认的需荔隆公司支付的债务为5114021.86元，应予扣除。至于荔隆公司在二审阶段主张的对外合同未结清款项4727335元及其它未结款，上述款项因荔隆公司尚未对外支付，最终应否支付及实际支付的金额亦尚未确定，本院酌情先予暂扣500万元，待双方在工程款最终结算后按实际发生的金额予以抵扣。       对于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荔隆公司与袁志斌间存有争议，原审在未查清施工现场材料系属荔隆公司所有还是袁志斌所有的情况下直接判令荔隆公司向袁志斌支付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3678645.4元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本案系因袁志斌停工导致纠纷发生，且在此过程中因袁志斌未支付农民工工资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袁志斌系违约方，原审判令荔隆公司向袁志斌支付停工损失费731760元存有不当，应予纠正。       四、融信公司应否对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停工损失费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的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融信公司系发包方，与袁志斌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故原审未判令融信公司对现场遗留材料补偿款、停工损失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五、税金及利息       本案虽总包合同约定的增值税税率为10％，但此后增值税税率有调整，原审在审理过程中已按实调整。根据荔隆公司提供的融信公司已付款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只有开票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税率为9％，应按9％的税率计算，其余均为10％，应按10％的税率计算。未付款金额按9％的税率计税。现袁志斌再主张“项目所在地要求缴纳的税费”，缺乏法律依据，不应支持。至于利息，根据内部承包协议及袁志斌出具的承诺书表明，发包方进度款未到位或不足额支付时，袁志斌应自行筹集资金，且结算款支付的前提是袁志斌提供外部单位债务结清证明以及劳务进度款结清证明，在内部承包合同尚未完成结算，尚未对外足额付款前，尚无法得出袁志斌对荔隆公司享有的剩余债权数额，故原审对袁志斌主张的进度款及结算款利息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本案工程款在经司法确认后，荔隆公司对欠付的工程款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袁志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荔隆公司、融信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初183号民事判决；       二、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袁志斌工程款12167111.86元，并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欠付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51736783元范围内对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袁志斌支付工程款12167111.86元承担责任；       四、驳回袁志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班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13765元，由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7320元，由袁志斌负担64644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袁志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57872元，由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3026元，由袁志斌负担2948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傅贤生     审判员吴飞明     审判员田建萍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李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