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路某1，男，1965年2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路某2，男，1987年12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栗荆，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甜甜，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苏某，女，1966年11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杰，北京杰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某3，男，1968年2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路某4，女，1974年8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42年3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凤才，北京市鉴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路某1、路某2、苏某因与被上诉人路某3、路某4、李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民初4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后，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路某1、路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路某3、路某4、李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路某3、路某4、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路某3承租公房在22排2号（以下简称22排2号）内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根据（2017）京01民终98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路某3、李某、路某4主张，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涉及22排2号院内有路某3承租的公房两间，但京煤集团门城物业分公司（以下简称门城物业分公司）出具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仅显示路某3承租14.35平方米公房一间。路某3、李某、路某4无法证明拆迁时该房屋仍存在于院落内，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协议中包含有该14.35平方米的公房……”本案中，路某1及路某2对路某3、路某4、李某提供的《协议》内容不了解，且《协议》中所载明的安置房的状况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且根据上述判决书载明内容，路某3、李某、路某4无法证明拆迁时该房屋仍存在于院落内，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协议中包含有该14.35平方米的公房，故不应依据该协议认定拆迁时路某3承租的公房在22排2号院内。二、一审判决未认定《征收补偿协议》项下的安置房属于苏某所有，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被拆迁的22排2号房屋系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公房，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与路某3、路某4、李某无关。且22排2号房屋系苏某所建，路某2并未对该房屋建设出资出力，因此，路某2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获得的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D1地块10号楼2单元2104号房屋（以下简称2104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均应由苏某享有，其无权处分2104号房屋。三、一审法院判决2104号房屋上的相关权利由路某3、路某4享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2104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应由苏某享有，路某3、路某4、李某出具的《协议》中并没有苏某签字，在《协议》中签字者均无权处分2104号房屋，该协议约定内容对苏某不发生法律效力，路某3、路某4、李某无权依据该《协议》取得苏某所有的2104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另，路某2在家庭会议时并未在《协议》上签字，签字是后补的，故其并未仔细查看协议内容，对协议内容不清楚，协议中关于安置房屋的状况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即可证明路某1、路某2对《协议》内容不清楚，若其仔细查看《协议》内容，对《协议》中表述有误的内容定会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路某3、路某4、李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苏某辩称，同意路某1、路某2的上诉意见，当时的拆迁房屋属于农村宅基地上房屋，苏某享有的权利最多，家庭内部虽没有进行详细分割，但并未表示路某2能单独享有回迁房。路某3、路某4、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路某1、路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苏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将本案撤销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路某3、路某4、李某、路某1、路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22排2号的房屋拆迁均为农村宅基地拆迁，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公房，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公租房的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苏某为农业家庭户口，在22排2号房屋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公房。该房屋是苏某所建，路某2并没有出资出力，之所以部分房屋由路某2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房屋征收补偿政策，房屋允许分户签订协议，分户后能多拿补偿利益。苏某和路某2分户签订协议的行为，并不代表将拆迁利益赠与路某2。一审法院认为苏某通过分户多拿征收补偿利益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苏某不认可，苏某对于自家宅基地的拆迁分户完全是符合当时拆迁政策条件要求的，并没有侵害国家利益，更没有恶意串通行为，原审法院以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为理由不予保护的说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李某本人在拆迁档案中的弃权声明与公房无关虽然在苏某签订的拆迁档案中，有一份以李某名义书写的声明，载明“本人李某自愿放弃在门头沟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整体征收项目房屋中的安置补偿，如有争议或出现法律纠纷，后果自负。”该份协议在宅基地拆迁的档案中，且李某放弃的仅为共同认定人口中，属于个人人身的利益，与公房并不存在任何关系。三、路某1的个人陈述与拆迁事实不符，不能以其口头陈述就作为公租房存在的证据，证明力偏低。审理中，路某1曾陈述其一直与李某共同生活，负担房屋的房租，房屋拆迁后其开始在外租房居住，22排3号房屋由路某2与征收单位订立了征收补偿协议，该部分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路某2根本就没有签订过22排3号的任何协议。四、门城物业分公司、龙泉镇政府、法院在之前的案件审理中，均未能查明22排3号公房系路某3承租的事实，在本案中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22排3号系路某3承租的公房，一审法院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系主观推断，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1.门城物业分公司曾向法院确认22排3号公房为京煤集团的公房，门城物业分公司为公房的管理单位，但22排3号公房的实际承租人经过征收档案调取系案外人，并不是路某3。2.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曾提出，门城物业分公司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是征收单位在拆迁前做的前期摸排工作，看不出统计的依据，不能将此作为确定性证据。房屋征收中心对于清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22排3号公房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并不清楚，也无法判断22排3号公房与苏某、路某2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房屋为同一院落的房屋。无法将被拆迁人或在册人口的户籍地址与拆迁档案中记载的实际居住房屋的门牌号一一对应。3.（2017）京01民终98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路某3、李某、路某4主张，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所涉及的22排2号院内有路某3承租的公房两间，但门城物业分公司出具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仅显示路某3承租14.35平方米公房一间。路某3、李某、路某4无法证明拆迁时该房屋仍存在于院落内，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协议中包含有该14.35平方米的公房。”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主观推断路某2所签订的拆迁协议即为22排3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无路某3承租的公房。五、一审法院以《协议》作为依据认定房屋权利，严重侵害苏某宅基地拆迁的利益，对苏某不公平。路某3、路某4、李某、路某1、路某2不能依《协议》的约定获得2104号房屋的权利，《协议》在内容上和事实存在严重矛盾之处，现有拆迁事实均系宅基地的情况下，协议中的22排3号根本不存在路某3承租房拆迁的事实，以该协议作为依据认定严重侵害了苏某对于自家宅基地的拆迁利益。综上，应依法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路某1、路某2辩称，同意苏某的上诉意见。公房的拆迁应当是由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协议，宅基地拆迁是由镇政府拆迁，本案诉争的拆迁利益是路某2、苏某签定拆迁协议，并与镇政府签订协议，从签订主体可以看出不存在公房的问题。路某3、路某4、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路某1、路某2、苏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2014年5月8日家庭成员签订的家庭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协议中对房屋有明确约定，路某2名下的房屋是承诺给路某3和路某4的。涉案房屋存在多年，在苏某与路某1结婚前房屋已经存在，苏某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户籍地并不是在涉案房屋内，所以不可能把宅基地批给苏某，涉案房屋包括其他房屋都是按宅基地补偿。苏某并没有出示其具有宅基地合法使用权的证据。李某并未放弃宅基地相关权利。路某3、路某4、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2104号房屋的权利由路某3、路某4享有；2.李某对2104号房屋享有永久居权。事实和理由：路某3与李某系夫妻，二人生有路某1、路某3、路某4三个子女。路某1与苏某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子路某2。路某3生前承租了北京市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房，坐落于22排2号。路某3于1993年4月6日去世。路某3去世后，22排2号公房由李某继续承租，全家人共同在此居住。在此期间，家人在此院落扩建部分房屋。2012年，22排2号房屋被政府征收，苏某、路某2分别与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苏某获得两居室、三居室安置房各一套，路某2获得两居室安置房一套，即2104号房屋。2014年5月8日，双方召开家庭会议，对拆迁利益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路某2所得的二居室安置房归路某3、路某4二人所有，李某对该房享有永久居住权。现2104号房屋已建成交付，故我们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路某1、路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2104号房屋是苏某所有的宅基地征收所得，并不是公房征收所得，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与路某3、路某4、李某无关。路某2在《协议》上的签字并不是家庭会议时签的，而是后来路某3给路某2打电话后补签的。路某1、路某2对《协议》内容并不了解，且《协议》中所写的安置房的状况与实际情况也不相符。路某3、路某4、李某之前就22排2号征收补偿利益多次诉讼，但在以往的诉讼中从来没有拿出过这份《协议》，路某3、路某4、李某的诉讼请求也是和《协议》内容相反的，故不同意路某3、路某4、李某的诉讼请求。苏某在一审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判令2104号房屋的权利归苏某享有。22排2号房屋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公房。该房屋是苏某所建，路某2并没有出资出力，之所以部分房屋由路某2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是因为根据22排2号房屋征收补偿政策，房屋可以分户，分户后能多拿补偿利益。但征收后补偿的安置房屋仍应是苏某的，故不同意路某3、路某4、李某的诉讼请求。路某3、路某4、李某对于苏某的诉讼请求辩称，对苏某所述情况不认可，2104号房屋是路某2本人的房屋。路某1、路某2对于苏某的诉讼请求辩称，同意苏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路某3与李某系夫妻，二人生有路某1、路某3、路某4三个子女。路某3于1993年4月6日死亡。路某1与苏某系夫妻，生有一子路某2。2016年，李某、路某3、路某4以侵权责任纠纷将路某1、苏某、路某2、龙泉镇政府及第三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中心）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路某1、路某2、苏某赔偿李某、路某3、路某4现金5万元，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二居室，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赔偿三原告现金5万元，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二居室、一套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屋。该案案号为（2016）京0109民初1152号。在该案中，法院查明了如下事实：门城物业分公司提供的七棵树东大街地区公房信息清册，22排2号公房系京煤集团的房屋，路某3为公房承租人，公房建筑面积为14.35平方米。李某的户籍登记地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七棵树东大街22排3号（以下简称22排3号），路某1一家三口的户籍登记地址为22排2号，其中苏某为农业家庭户口。2012年，七棵树地区被列入征收范围，22排2号院房屋被认定为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苏某与路某2分别就22排2号院内的房屋与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订立了相应的补偿协议。根据拆迁房屋测绘示意图，22排2号院内有房屋8幢。2012年6月12日，苏某就22排2号院内的1-5幢房屋与征收单位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2号），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77.16平方米；在册人口和实际居住人口3人，分别为苏某、李某、路某1；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122.62平方米；选择安置房三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约为80平方米，二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约为60平方米；协议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17.38平方米，暂按标准层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被征收人应补缴差额安置面积房款78210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为88030元；征收奖励、补助费共计143942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或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153762元。2013年4月3日，苏某与征收单位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2号补），选定位于城子村委会周边地块的一套二居室、一套三居室作为安置房屋；补发周转补助费43200元，二次搬家补助费1157元；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总额为153762元，与上述周转费和二次搬家费合并计算，实发征收补偿款总额共计198119元。在苏某签订的拆迁档案中，有一份以李某名义书写的声明，载明“本人李某自愿放弃在门头沟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整体征收项目房屋征收中的安置补偿，如有争议或出现法律纠纷，后果自负。”声明下方有李某的名字并捺有手印。苏某就其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房屋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申请给予无证房补偿，属地村（居）委会在申请表上盖章同意申请并公示，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公司、龙泉镇政府均同意对无证房屋给予补偿。各方均认可李某不会写字，李某否认在声明中捺手印，但未申请鉴定。2012年6月12日，路某2就22排2号院内的6、7幢房屋与征收单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3号），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37.93平方米；在册人口和实际居住人口1人，为路某2；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70.45平方米；选择安置房二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约为60平方米；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为28201元；征收奖励、补助费共计225760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或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253961元。2013年4月3日，路某2与征收单位签订《补充协议》（编号：LQ-26-城子D-0033号补），选定位于城子C、D地块的一套二居室作为安置房屋；补发周转补助费36000元，二次搬家补助费569元；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总额为253961元，与上述周转费和二次搬家费合并计算，实发征收补偿款总额共计290530元。路某2就其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房屋填写了无证房申请确认表，申请给予无证房补偿，属地村（居）委会在申请表上盖章同意申请并公示，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公司、龙泉镇政府均同意对无证房屋给予补偿。另查，李某、路某3、路某4曾于2015年5月起诉路某1、苏某、路某2、北京住建新恒征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分割路某1一家就22排3号院房屋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审理中，路某1曾陈述，其一直与李某共同生活，负担房屋的房租，房屋拆迁后其开始在外租房居住，22排3号房屋由路某2与征收单位订立了征收补偿协议；经法院调查，门牌号为22排3号的房屋由佟某与房屋征收中心订立了征收补偿协议，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依据为原北京市矿务局城子煤矿将22排3号房屋转给佟某的证明书，佟某的户籍登记地址非22排3号院，后李某、路某3、路某4撤回起诉。2015年8月李某、路某3、路某4起诉路某1、苏某、路某2、房屋征收中心，再次要求分割路某1一家就22排3号院房屋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取得的征收补偿利益，经法院补充调查，门牌号为22排3号的房屋尚有一份由安某与房屋征收中心订立的征收补偿协议，其签订协议的依据为安某与门城物业分公司订立的《北京市住宅租赁合同》，合同载明的住宅坐落为七棵树东大街22-3号，安某的户籍登记地址非22排3号院，后李某、路某3、路某4撤回起诉。门城物业分公司向法院确认22排2号公房为京煤集团的公房，门城物业分公司为公房的管理单位。上述两处22排3号院房屋非同一处院落。关于苏某、路某2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房屋与路某3承租的公房是否为同一地址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存在不同意见：李某、路某3、路某4提出，22排2号公房登记的承租人为路某3，路某3一家均曾在此居住，路某3于1985年左右因工作搬离，路某4于1996年左右搬离，路某3去世后，李某一直与路某1一家在院中居住，苏某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李某为共同居住人，门牌号登记的混乱不影响三原告的实体权利；李某提出，在路某3去世后，路某1曾承担公房的承租费用，院中的自建房屋部分为公房产权单位所建，部分为路某1出资建设，李某、路某3、路某4提交李某的户口登记簿、门城物业分公司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苏某与路某2分别与征收单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予以证明。路某1、苏某、路某2提出，李某长期在22排3号院居住，户籍也登记在22排3号，22排2号院房屋为路某1一家建设并长期在此居住，22排2号院没有公房，房屋和征收补偿利益均与李某、路某3、路某4无关。龙泉镇政府提出，门城物业分公司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是征收单位在拆迁前做的前期摸排工作，看不出统计的依据，不能将此作为确定性证据。房屋征收中心对于清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22排2号公房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并不清楚，也无法判断22排2号公房与苏某、路某2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房屋为同一院落的房屋。就（2016）京0109民初1152号案件，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法院调取的七棵树东大街地区部分房屋的相关拆迁档案及门城物业分公司出具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可以看出该地区房屋存在公房产权单位内部登记的门牌号与公安部门确定的门牌号不一致的情况，无法将被拆迁人或在册人口的户籍地址与拆迁档案中记载的实际居住房屋的门牌号一一对应。本案中，李某的户籍地虽登记为22排3号院，但结合路某1在相关诉讼中曾陈述其与李某共同居住、自己负担房租及路某2就22排3号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陈述，以及22排3号公房实际承租人为案外人的事实，法院认定李某、路某3、路某4与路某1一家此前争议的路某3承租公房在22排2号院内，登记承租人为路某3。22排2号公房与苏某、路某2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对应房屋所在院落为同一地址。但争议房屋无公房租赁合同，在公房产权单位未出具现承租人证明、李某自述自建房屋除产权单位建设的外全部由路某1所建、路某1一家长期在22排2号院居住、有以李某名义放弃22排2号院房屋拆迁利益书面声明、苏某与路某2填写的无证房申请公示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龙泉镇政府、房屋征收中心与苏某、路某2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并不构成侵权行为，故对李某、路某3、路某4以侵权为由要求路某1、苏某、路某2、龙泉镇政府及房屋征收中心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作出后，李某、路某3、路某4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京01民终9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为：“路某3、李某、路某4主张，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所涉及22排2号院内有路某3承租的公房两间，但门城物业分公司出具的公房承租信息清册仅显示路某3曾承租14.35平方米公房一间。路某3、李某、路某4无法证明拆迁时该房屋仍存在于院落内，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协议中包含有该14.35平方米的公房……”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某、路某3、路某4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协议》。内容为：“座落于22-3号平房二间，系承租人路某3承租的京煤集团的公房。路某3去世后，由路某3之妻李某和路某3大儿子路某1继续居住。2013年，该房拆迁，取得安置房三套。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两居室一套，兰龙大队地块二居室两套。现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达成协议如下：一、座落于门头沟区东七棵树地块二居室安置房归路某3、路某4所有；二、门头沟区东七棵树地块安置房二居室，母亲李某享有永久居住权；三、门头沟区东七棵树地块二居室一套，如需将来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则大哥路某1、侄子路某2应积极配合，并承担相关费用；四、全体家庭成员对城子东七棵树22-3号拆迁安置房中的其他两套房产归属均无异。”该《协议》由路某1、路某3、路某4、李某、路某2签字捺印，其中李某的签字系路某3代签。时间为2014年5月8日。证明人处有宋某3、曾某3签字捺印。当事人对《协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苏某要求证明人宋某3、曾某3出庭作证。宋某3证明：路某3是我干爹，2014年，路某1、路某3、路某4、路某2、李某一起商量七棵树拆迁的事；路某1说拆迁补偿了三套房，肯定有李某的一套房；上午先在我家商量的，后来去新桥大街那边找了一个律所，我和我爱人曾某3也去了；协议内容是路某1口述，律师写的。曾某3证明：路某1一家签过一份协议，我做的证；当时签字有我爱人宋某3的两个哥路某1、路某3，我爱人的干妈李某，还有路某2；协议说拆迁有一套房归李某居住；当时是在一个律所协商的。经质证，李某、路某3、路某4对证人证言不持异议。路某1、路某2认为，两位证人证言不一致，第一位证人说房屋给李某，协商地点先在证人家后去的律所，第二位证人说房屋由李某居住，整件事协商地点都在律所；不认可路某2在现场，路某2的签字是后来补的。第三人认为，两位证人对房屋归李某所有还是居住陈述不一致；当时苏某并不在现场，对该份《协议》完全不知情。另查，苏某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项下的两套安置房坐落于1502号（以下简称1502号）及1101号（以下简称1101号），现两套均已交付，由苏某居住使用。路某2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项下的房屋于2021年1月份交付，即为2104号房屋。办理房屋交付手续时，路某2另行补交了11610元的差额面积房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如果举证不能或不利，将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苏某、路某2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中》所涉及22排2号院内是否有路某3承租的公房。二、路某2《征收补偿协议》项下的安置房是否归苏某所有。三、路某3、路某4、李某能否依《协议》的约定获得2104房屋的相关权利。对此，法院作出如下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在（2017）京01民终98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路某3、路某4、李某主张22排2号院内有路某3的公房证据不足。但本案中，路某3、路某4、李某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据，即2014年5月8日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写明：“座落于22-3号平房二间，系承租人路某3承租的京煤集团的公房。路某3去世后，由路某3之妻李某和路某3大儿子路某1继续居住。2013年，该房拆迁，取得安置房三套。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两居室一套，兰龙大队地块二居室两套……”由此可见，路某1、路某2认可路某3的公房拆迁后获得了相应的安置房。结合路某1在相关诉讼中曾陈述其与李某共同居住、自己负担房租及路某2就22排3号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陈述，以及22排3号公房实际承租人为案外人的事实，法院认定路某3承租公房在22排2号院内。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苏某主张，22排2号房屋是苏某所建，路某2并没有出资出力；之所以部分房屋由路某2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是因为根据22排2号征收补偿政策，房屋可以分户，分户后能多拿补偿利益。首先，苏某未就其主张的建房情况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第二，即便22排2号房屋系苏某所建，苏某所述通过分户多拿征收补偿利益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对于该行为法院不予保护。故对于苏某要求确认2104号房屋上权利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路某3、路某4、李某及路某1、路某2对《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则该《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协议》写明，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二居室一套归路某3、路某4所有，李某享有永久居住权，路某1、路某2在将来办理过户手续时予以配合。结合上述约定及1502号、1101号房屋已由苏某领取并居住使用的事实，法院认定《协议》中所述的东七棵树回迁地块二居室即为2104号房屋。故法院对于路某3、路某4、李某要求确认2104号房屋上相关权利归路某3、路某4所有，李某对2104号房屋享有居住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路某2主张其签名系事后补签，但未就其主张提交相应证据。且其签名是否为补签亦不影响合同效力。路某1、路某2亦提出《协议》中所写的安置房情况为三套二居室，与苏某、路某2获得的一套三居室、两套二居室情况不符；且苏某未在《协议》中签名。对此，法院认为，涉诉的《征收补偿协议》并非路某3、路某4、李某签订，路某3、路某4、李某只能通过路某1一家了解安置房的具体情况；且苏某名下的房屋并非分割给路某3、路某4、李某的房屋，路某3、路某4、李某亦在《协议》中表示对苏某名下的两套安置房权属无异议，故上述情况对《协议》效力亦不产生影响。遂于2021年4月2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2104号房屋上的相关权利由路某3、路某4享有；二、李某对坐落于2104号房屋享有居住权；三、驳回苏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于2104号房屋相关权属的认定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依据2014年5月8日签订的《协议》，路某1、路某2认可路某3的公房拆迁后获得了相应的安置房。结合路某1在相关诉讼中曾陈述其与李某共同居住、自己负担房租，路某2就22排3号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陈述，以及22排3号公房实际承租人为案外人的事实，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路某3承租公房在22排2号院内，并无不当。路某1、路某2、苏某上诉认为路某3承租的公房不在22排2号院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2014号房屋是路某2就22排2号院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所得房屋。就该房屋的权属问题，因在22排2号院拆迁过程中，路某1、路某3、路某4、李某、路某2曾签署协议约定“一、安置房归路某3、路某4所有；二、二居室，母亲李某享有永久居住权”，该协议中约定的二居室安置房即为2014号房屋。上述协议系家庭成员之间就房屋归属问题达成的协议，为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协议签订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于该协议效力予以确认，按照协议内容确认2014号房屋的相关权利由路某3、路某4享有，李某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路某1、路某2上诉称22排2号院拆迁前没有路某3房屋及该房屋属于苏某所建，主张2014号房屋应属于苏某所有，但本案为分家析产纠纷，李某与其子女及路某2之间签署的家庭协议从性质上看属于分家协议的范畴，家庭成员在处理家庭财产时会基于家庭生产生活关系有方方面面的考量，且相关权利主体路某1、路某2亦签字确认该协议中对家庭财产的分配方案，故应按照协议中的约定履行。路某1、路某3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苏某上诉称上述协议侵犯其权利，亦主张2014号房屋应由其所有。但是该房屋系由路某2单独签订协议享有权益，且路某2已经在协议中就房屋权利进行处分，故苏某的上诉主张依据亦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路某1、路某2、苏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16元，由路某1、路某2负担10058元（已交纳），由苏某负担10058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红萍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何 锐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李骁洋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