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05刑初490号公诉机关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李卫屏，女，1969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台山市。因本案于2021年1月2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辩护人黄致远、张春英，分别是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刑诉〔2021〕4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卫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1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9月7日、14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群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卫屏及其辩护人黄致远、张春英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卫屏于2017年7月经他人介绍加入优乐生活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乐公司”）传销组织。该组织以推销女性护理用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港币11200元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成为VIP会员的资格，通过设置直推奖、团队奖、分红等高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不断吸引VIP会员发展新会员加入，组成“金字塔”式会员层级关系，并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诱使会员不断发展下线，获取更多返利。被告人李卫屏加入该传销组织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发展了罗某、曾某、石某等人为其直接下线，通过组织网络会议、组建微信群等方式，宣传、介绍优乐公司运营模式和奖金分红制度，鼓励会员发展下线。经勘验，从2017年7月至案发时，被告人李卫屏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层级达34层，下线总人数为293人。被告人李卫屏从中非法获利港币42828元（折合人民币34247余元）。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有关书证，证人罗某、蒙某、陈某、石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李卫屏的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卫屏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建议对被告人李卫屏判处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公诉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建议对被告人李卫屏判处一年六个月以上二年三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李卫屏对指控事实、罪名没有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对公诉机关调整后的量刑建议没有异议。辩护人黄致远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就事实层面来看，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人数293人应该与事实不符，实际人数应当扣除上线挂单账号以及被告人到案后新增长的账号，在实际发展下线数量无法确定核实的情况下，则应当采用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数据来认定其发展下线数量。从本案的案卷材料来看，侦查机关在补充侦查期间，也即2021年5月27日对被告人的讯问过程中，通过登录被告人上线陈某的优乐会员系统，打印所谓的承接系谱交被告人确认，核实其发展下线的人数为293人。但是，该数据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承接系谱并不真实反映优乐会员发展下线的实际情况。从承接系谱来看，优乐公司采取的是双轨制发展模式。任一人只能发展左右两条直接下线，继续发展的，就只能下挂到直接下线的下面。因此，按照该模式，一旦发展两名以上的下线，基于承接系谱的双轨模式，第三名下线也只能下挂到已经占据直接下线名额的其他账号名下，成为自己的间接下线。这就正像本案被告人李卫屏提到的那样，“有一些账户是陈某放在自己下面（卷2第2页）。”证人李某1也明确指出“梁某1才是我真正直接推荐的，李某2是陈某推荐的，但放在我的直接下线。（正四卷第70页）”由此可见，对被告人李卫屏乃至任意一名优乐会员而言，下挂在自己下面的账号，可能并不是自己发展，甚至现实生活中都未必认识、接触的人，该名下线可能是上线实际发展，并且由上线直接收取20%的返利，但在承接系谱中，却会被记录为自己的直接下线，所继续发展的账号进而也会被记录为自己的间接下线。其次，承接系谱所反映的下线数量存在实时增长的情况。恳请合议庭注意到，本案被告人李卫屏主动投案后，侦查机关在2021年2月27日的讯问过程中，已经登录过被告人的优乐会员账号并调取承接系谱（卷2第35-44页），但当时，侦查机关并未对承接系谱中被告人账号下的下线数量进行客观统计，而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香港优乐爱心传播群”的基本情况，综合核实其发展下线的人数为90余人。但2021年5月27日（补侦卷第4-66页）再次登录后，承接系谱中所显示的数据已经出现明显变化。对比两次承接系谱的数据可以发现，被告人李卫屏的销售业绩虽然因其本人到案后无法继续发展下线进而不再增长，但其左右两区的下线销售数据都在明显升高。鉴于销售业绩升高的前提只能是再次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并成为会员，承接系谱中所反映的被告人账号下挂账号数量必然也是实时增长的。因此，2021年5月27日再次调取的承接系谱已经无法反映被告人到案前所实际发展下线的客观情况。综上，鉴于优乐会员系统中的承接系谱并不真实反映会员发展架构，存在上线挂单以及实时增长两个特征，相应数据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数量的依据。当前，被告人实际发展下线数量无法确定核实的情况下，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以承接系谱图中所显示的被告人李卫屏总销售业绩为准，结合被告人的供述，合理折算及认定被告人李卫屏发展的下线人数。二、就法律层面来看，被告人李卫屏具有自首、从犯、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等诸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恳请合议庭依法对其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一）根据被告人的地位和作用，被告人李卫屏系本案从犯。应当注意到，被告人李卫屏一不是优乐公司的发起人，二不是案涉传销制度、架构的策划人，在优乐公司也不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即便其对案涉传销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扩大作用，对其也理应认定为从犯为宜。（二）被告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应当依法认定为自首。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系主动到案，到案后，也如实对案涉优乐公司的整个营销模式，自己发展下线的数量，参与本案后的获利等基本案件情况向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进行稳定供述，所供述情况也和本案一众受害人、证人之间的陈述基本相符，但公诉机关并没有认定其自首情节。辩护人认为，尽管被告人因“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参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卷1第24页）”，没有明确承认自己已经触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这只是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应该阻却自首的成立。所谓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更应该侧重于是否如实供述整个案件主要事实，方便司法办案机关更快查清案件事实，节省司法资源，而不是僵硬地理解为被告人必须认罪。最高院于2004年《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也明确指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事实上，罪与非罪问题，是一个艰深的法律问题。实践中许多行为，连专业的法律人士尚且要争论不休，本案被告人作为一个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妇女，有所疑惑也是情理之中。况且，刑事诉讼法明确认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如果将自首中的如实供述解释为必须认罪，岂非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吗？（三）被告人李卫屏当庭认罪悔罪，对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案庭审时，被告人李卫屏已经当庭认罪认罚，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五条之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因此来讲，被告人李卫屏当庭认罪的行为仍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根据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九条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四）本案庭审前，被告人家属已经代被告人主动退回非法获利3万余元，并且主动上缴罚金5.5万元。（五）基于本案的实际案情以及被告人所具备的法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被告人李卫屏满足缓刑适用条件。鉴于被告人李卫屏系本案从犯，也具有认罪认罚、自首，主动退赃、上交罚金等情节，悔罪态度诚恳、再犯可能性较低，对其在量刑上理应更加宽宥，并可依法对其宣告缓刑。此外，本案被告人李卫屏作为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妇女，在辨别传销这类较为复杂的犯罪上存在客观障碍，主观恶性较一般人本身就更低，兼之被告人家中尚有脑梗老人卧病在床，亟待被告人的照顾，对其适用缓刑，不仅符合缓刑制度的立法目的，也更能彰显刑法宽严相济之精神。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卫屏于2017年7月经他人介绍加入优乐生活国际有限公司传销组织。该组织借推销女性护理用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港币11200元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成为VIP会员的资格，并规定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能购买一次商品。该组织通过设置直推奖、团队奖、分红等高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不断吸引VIP会员发展新会员加入，组成“金字塔”式会员层级关系，并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诱使会员不断发展下线，获取更多返利。被告人李卫屏加入上述传销组织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直接发展罗某、张某1、石某等人为其下线，又通过组织网络会议、组建微信群、召集会员活动等方式，宣传、介绍上述传销组织的运营模式和计酬、返利制度，鼓励下线继续发展他人参与传销组织。经核算，自2017年7月至案发时，被告人李卫屏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总人数为128人。被告人李卫屏从中非法获利港币42828元，折合人民币34247元。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李卫屏在其亲属的协助下退清全部违法所得。上述事实，被告人李卫屏及其辩护人黄致远、张春英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公诉机关提供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工商登记资料查询情况，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产品图片、生产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产品成分表、营业执照、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个人信息，微信账单详情，微信笔记详情，微信群成员截图，传销组织会员账号截图、承接系谱图，架构图，传销组织奖金制度及宣传资料截图，银行电子回单截图，证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历史，户籍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情况查询证明，社会危险性情况证据表，证人高某、陈某、罗某、张某1、石某、蒙某、叶某1、李某2、李某1、叶某2、韦某1、梁某1、梁某2、梁某3、谭某、张某2、李某3、张某3、李某4、梁某4、韦某2、邓某、黄某1、黄某2、林某、张某4、刘某、梁某5、李某5、钟某、黄某3、赵某、李某6的证言及相关辨认笔录，被告人李卫屏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远程勘验取证工作记录，被告人李卫屏手机电子数据，传销组织返利介绍视频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对本案的事实认定、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总人数的认定问题。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总人数为293人。经审查，分析如下：（1）被告人李卫屏供认其每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一名下线，其传销组织账户数值增加8960。该供述有其账户承接系谱图予以印证，本院予以采信。（2）被告人李卫屏供述其传销组织账户现有数值1005088是尚未产生“对碰奖”的数值，该供述有其他证人证言予以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前述，可推算出被告人李卫屏未领取“对碰奖”发展的会员是112人（1005088÷8960）。（3）被告人李卫屏提出其账号下有部分下线并非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是其上线发展的会员放置到其账号下，当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得下线时，可与非其发展的会员账户形成“对碰奖”。结合侦查机关调取的2021年2月、5月两份账户承接系谱图，被告人李卫屏的账户数值没有变化，但其下线账户的数值发生变化，可见该传销组织的运营模式与被告人李卫屏供述的一致。（4）被告人李卫屏供认其领取15次对碰奖，根据“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李卫屏至少直接或者间接发展15名会员后领取对碰奖。（5）被告人李卫屏供认其成为传销组织的超级VIP后，其账户数值不会再发生变化，不能再领取对碰奖。其成为超级VIP后只发展了1名会员。（6）鉴于在案证据并无被告人李卫屏归案时其传销组织账户下线层级、人员数据，故本院根据该传销组织的运营模式，推算出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的总人数为128人（112人+15人+1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超过部分，不予认定。二、关于被告人李卫屏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辩护人黄致远提出被告人李卫屏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审查，被告人李卫屏虽然有投案的行为，但其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时，只供认其直接发展会员所获得的返利，并辩解其行为的目的是销售商品，没有供认其犯罪的主观故意，没有供述加入传销组织后“占位”与计酬的关系，也没有供述间接发展下线的返利模式。故被告人李卫屏没有如实供述主要的犯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上述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卫屏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李卫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卫屏在法庭上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愿意接受处罚，又在亲属的协助下积极退清全部违法所得、预缴罚金，确有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相应的辩护意见合法有据，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提出调整后的量刑建议恰当，应予采纳。被告人李卫屏有悔罪表现，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本院依法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卫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已预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李卫屏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扣押被告人李卫屏的作案工具华为nova5Pro手机一台，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梁锦荣人民陪审员  刘玉珍人民陪审员  何德文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钟敏榆书 记 员  李宇阳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05刑初490号公诉机关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李卫屏，女，1969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台山市。因本案于2021年1月2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辩护人黄致远、张春英，分别是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刑诉〔2021〕4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卫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1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9月7日、14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群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卫屏及其辩护人黄致远、张春英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卫屏于2017年7月经他人介绍加入优乐生活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乐公司”）传销组织。该组织以推销女性护理用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港币11200元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成为VIP会员的资格，通过设置直推奖、团队奖、分红等高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不断吸引VIP会员发展新会员加入，组成“金字塔”式会员层级关系，并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诱使会员不断发展下线，获取更多返利。被告人李卫屏加入该传销组织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发展了罗某、曾某、石某等人为其直接下线，通过组织网络会议、组建微信群等方式，宣传、介绍优乐公司运营模式和奖金分红制度，鼓励会员发展下线。经勘验，从2017年7月至案发时，被告人李卫屏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层级达34层，下线总人数为293人。被告人李卫屏从中非法获利港币42828元（折合人民币34247余元）。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有关书证，证人罗某、蒙某、陈某、石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李卫屏的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卫屏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建议对被告人李卫屏判处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公诉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建议对被告人李卫屏判处一年六个月以上二年三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李卫屏对指控事实、罪名没有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对公诉机关调整后的量刑建议没有异议。辩护人黄致远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就事实层面来看，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人数293人应该与事实不符，实际人数应当扣除上线挂单账号以及被告人到案后新增长的账号，在实际发展下线数量无法确定核实的情况下，则应当采用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数据来认定其发展下线数量。从本案的案卷材料来看，侦查机关在补充侦查期间，也即2021年5月27日对被告人的讯问过程中，通过登录被告人上线陈某的优乐会员系统，打印所谓的承接系谱交被告人确认，核实其发展下线的人数为293人。但是，该数据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承接系谱并不真实反映优乐会员发展下线的实际情况。从承接系谱来看，优乐公司采取的是双轨制发展模式。任一人只能发展左右两条直接下线，继续发展的，就只能下挂到直接下线的下面。因此，按照该模式，一旦发展两名以上的下线，基于承接系谱的双轨模式，第三名下线也只能下挂到已经占据直接下线名额的其他账号名下，成为自己的间接下线。这就正像本案被告人李卫屏提到的那样，“有一些账户是陈某放在自己下面（卷2第2页）。”证人李某1也明确指出“梁某1才是我真正直接推荐的，李某2是陈某推荐的，但放在我的直接下线。（正四卷第70页）”由此可见，对被告人李卫屏乃至任意一名优乐会员而言，下挂在自己下面的账号，可能并不是自己发展，甚至现实生活中都未必认识、接触的人，该名下线可能是上线实际发展，并且由上线直接收取20%的返利，但在承接系谱中，却会被记录为自己的直接下线，所继续发展的账号进而也会被记录为自己的间接下线。其次，承接系谱所反映的下线数量存在实时增长的情况。恳请合议庭注意到，本案被告人李卫屏主动投案后，侦查机关在2021年2月27日的讯问过程中，已经登录过被告人的优乐会员账号并调取承接系谱（卷2第35-44页），但当时，侦查机关并未对承接系谱中被告人账号下的下线数量进行客观统计，而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香港优乐爱心传播群”的基本情况，综合核实其发展下线的人数为90余人。但2021年5月27日（补侦卷第4-66页）再次登录后，承接系谱中所显示的数据已经出现明显变化。对比两次承接系谱的数据可以发现，被告人李卫屏的销售业绩虽然因其本人到案后无法继续发展下线进而不再增长，但其左右两区的下线销售数据都在明显升高。鉴于销售业绩升高的前提只能是再次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并成为会员，承接系谱中所反映的被告人账号下挂账号数量必然也是实时增长的。因此，2021年5月27日再次调取的承接系谱已经无法反映被告人到案前所实际发展下线的客观情况。综上，鉴于优乐会员系统中的承接系谱并不真实反映会员发展架构，存在上线挂单以及实时增长两个特征，相应数据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数量的依据。当前，被告人实际发展下线数量无法确定核实的情况下，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以承接系谱图中所显示的被告人李卫屏总销售业绩为准，结合被告人的供述，合理折算及认定被告人李卫屏发展的下线人数。二、就法律层面来看，被告人李卫屏具有自首、从犯、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等诸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恳请合议庭依法对其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一）根据被告人的地位和作用，被告人李卫屏系本案从犯。应当注意到，被告人李卫屏一不是优乐公司的发起人，二不是案涉传销制度、架构的策划人，在优乐公司也不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即便其对案涉传销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扩大作用，对其也理应认定为从犯为宜。（二）被告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应当依法认定为自首。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系主动到案，到案后，也如实对案涉优乐公司的整个营销模式，自己发展下线的数量，参与本案后的获利等基本案件情况向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进行稳定供述，所供述情况也和本案一众受害人、证人之间的陈述基本相符，但公诉机关并没有认定其自首情节。辩护人认为，尽管被告人因“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参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卷1第24页）”，没有明确承认自己已经触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这只是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应该阻却自首的成立。所谓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更应该侧重于是否如实供述整个案件主要事实，方便司法办案机关更快查清案件事实，节省司法资源，而不是僵硬地理解为被告人必须认罪。最高院于2004年《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也明确指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事实上，罪与非罪问题，是一个艰深的法律问题。实践中许多行为，连专业的法律人士尚且要争论不休，本案被告人作为一个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妇女，有所疑惑也是情理之中。况且，刑事诉讼法明确认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如果将自首中的如实供述解释为必须认罪，岂非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吗？（三）被告人李卫屏当庭认罪悔罪，对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案庭审时，被告人李卫屏已经当庭认罪认罚，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五条之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因此来讲，被告人李卫屏当庭认罪的行为仍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时，根据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第九条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同时认罪认罚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四）本案庭审前，被告人家属已经代被告人主动退回非法获利3万余元，并且主动上缴罚金5.5万元。（五）基于本案的实际案情以及被告人所具备的法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被告人李卫屏满足缓刑适用条件。鉴于被告人李卫屏系本案从犯，也具有认罪认罚、自首，主动退赃、上交罚金等情节，悔罪态度诚恳、再犯可能性较低，对其在量刑上理应更加宽宥，并可依法对其宣告缓刑。此外，本案被告人李卫屏作为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妇女，在辨别传销这类较为复杂的犯罪上存在客观障碍，主观恶性较一般人本身就更低，兼之被告人家中尚有脑梗老人卧病在床，亟待被告人的照顾，对其适用缓刑，不仅符合缓刑制度的立法目的，也更能彰显刑法宽严相济之精神。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卫屏于2017年7月经他人介绍加入优乐生活国际有限公司传销组织。该组织借推销女性护理用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港币11200元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成为VIP会员的资格，并规定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能购买一次商品。该组织通过设置直推奖、团队奖、分红等高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不断吸引VIP会员发展新会员加入，组成“金字塔”式会员层级关系，并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诱使会员不断发展下线，获取更多返利。被告人李卫屏加入上述传销组织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直接发展罗某、张某1、石某等人为其下线，又通过组织网络会议、组建微信群、召集会员活动等方式，宣传、介绍上述传销组织的运营模式和计酬、返利制度，鼓励下线继续发展他人参与传销组织。经核算，自2017年7月至案发时，被告人李卫屏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总人数为128人。被告人李卫屏从中非法获利港币42828元，折合人民币34247元。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李卫屏在其亲属的协助下退清全部违法所得。上述事实，被告人李卫屏及其辩护人黄致远、张春英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公诉机关提供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工商登记资料查询情况，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产品图片、生产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产品成分表、营业执照、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个人信息，微信账单详情，微信笔记详情，微信群成员截图，传销组织会员账号截图、承接系谱图，架构图，传销组织奖金制度及宣传资料截图，银行电子回单截图，证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历史，户籍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情况查询证明，社会危险性情况证据表，证人高某、陈某、罗某、张某1、石某、蒙某、叶某1、李某2、李某1、叶某2、韦某1、梁某1、梁某2、梁某3、谭某、张某2、李某3、张某3、李某4、梁某4、韦某2、邓某、黄某1、黄某2、林某、张某4、刘某、梁某5、李某5、钟某、黄某3、赵某、李某6的证言及相关辨认笔录，被告人李卫屏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远程勘验取证工作记录，被告人李卫屏手机电子数据，传销组织返利介绍视频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对本案的事实认定、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评判如下：一、关于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总人数的认定问题。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总人数为293人。经审查，分析如下：（1）被告人李卫屏供认其每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一名下线，其传销组织账户数值增加8960。该供述有其账户承接系谱图予以印证，本院予以采信。（2）被告人李卫屏供述其传销组织账户现有数值1005088是尚未产生“对碰奖”的数值，该供述有其他证人证言予以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前述，可推算出被告人李卫屏未领取“对碰奖”发展的会员是112人（1005088÷8960）。（3）被告人李卫屏提出其账号下有部分下线并非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是其上线发展的会员放置到其账号下，当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得下线时，可与非其发展的会员账户形成“对碰奖”。结合侦查机关调取的2021年2月、5月两份账户承接系谱图，被告人李卫屏的账户数值没有变化，但其下线账户的数值发生变化，可见该传销组织的运营模式与被告人李卫屏供述的一致。（4）被告人李卫屏供认其领取15次对碰奖，根据“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李卫屏至少直接或者间接发展15名会员后领取对碰奖。（5）被告人李卫屏供认其成为传销组织的超级VIP后，其账户数值不会再发生变化，不能再领取对碰奖。其成为超级VIP后只发展了1名会员。（6）鉴于在案证据并无被告人李卫屏归案时其传销组织账户下线层级、人员数据，故本院根据该传销组织的运营模式，推算出被告人李卫屏发展下线的总人数为128人（112人+15人+1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超过部分，不予认定。二、关于被告人李卫屏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辩护人黄致远提出被告人李卫屏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审查，被告人李卫屏虽然有投案的行为，但其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时，只供认其直接发展会员所获得的返利，并辩解其行为的目的是销售商品，没有供认其犯罪的主观故意，没有供述加入传销组织后“占位”与计酬的关系，也没有供述间接发展下线的返利模式。故被告人李卫屏没有如实供述主要的犯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上述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卫屏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李卫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卫屏在法庭上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愿意接受处罚，又在亲属的协助下积极退清全部违法所得、预缴罚金，确有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相应的辩护意见合法有据，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提出调整后的量刑建议恰当，应予采纳。被告人李卫屏有悔罪表现，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本院依法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卫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已预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李卫屏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扣押被告人李卫屏的作案工具华为nova5Pro手机一台，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梁锦荣人民陪审员  刘玉珍人民陪审员  何德文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钟敏榆书 记 员  李宇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