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2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来顺，男，汉族，1975年4月4日生，住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狄宝君，吉林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伟，吉林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光明路支行，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2111号。负责人：王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烨，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孙来顺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光明路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4民初6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孙来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工商银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一）本案系侵权纠纷，而不是合同纠纷，工商银行是否在《基隆·裕丰花园团购房销售协议》（以下简称“《购房协议》”）盖章或追认，不是其侵权成立与否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审判决以没有工商银行盖章或追认为由，认定组织销售团购房系徐安辉个人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更不是工商银行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一是行为人的行为与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二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三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以经营者的名义或身份实施；四是行为人的行为与职务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从徐安辉在本案中的行为看，其系职务行为，徐安辉时任工商银行信贷部客户经理，是工商银行的正式职工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二者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对此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工商银行相关领导的询问笔录中均予以证实。时任工商银行行长张子波及信贷部客户经理徐安辉、张健勇、案外人李世成均证实徐安辉的行为是利用了工商银行的收款窗口、VIP窗口（场地）的事实。也将就是说徐安辉在工作时间，利用工作场所组织销售团购房。时任工商银行行长张子波《询问笔录》（2017年11月3日）第1页，“问：当时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公司搞团购房的时候，在你们银行交的钱，签订的合同，你说一下事情经过。张子波回答“当时我是行长，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听大家说，是在我们行一楼VIP窗口交的钱，在我们一楼VP窗口对面的理财室签订的合同，我行职工徐安辉组织大家团购此房……”；时任工商银行信贷部客户经理徐安辉《询问笔录》（2017年11月7日）第4页：“问：收取购房人缴纳的购房款是以什么方式存入的。徐安辉回答：“当时群众都是到我们光明支行一楼大客户VIP窗口交的钱，然后在理财室签的合同”；工商银行信贷部经理张健勇《询问笔录》（2017年11月3日）第2页：“问：群众怎么交的钱和签署的合同。张健勇说：“群众是到大客户窗口交的钱，然后到理财室签署购房合同……”；合同诈骗罪被告人李世成《讯问笔录》（2017年12月12日）第3页：“问：接着讲。答：我公司派职员到工商银行光明支行后，光明支行领导将一间VIP窗口供我公司收取购房款使用，每个交款人都是由徐安辉带领过来的……”《购房协议》中落款处徐安辉以工商银行代表的名义进行签字，对外代表的是工商银行，这一点案外人李世成在其刑事案件中有着清晰而稳定的供述。在2017年12月13日李世成的《讯问笔录》中，在被问“工商银行员工徐安辉与你公司签订的协议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工商银行。”李世成供述“他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协议，但是他说他代表光明支行。”这是案外人李世成的稳定供述，在其刑事案件中没有一次对此进行否定。这是徐安辉对外以工商银行名义进行的，且有第三人证明的有利证据。事实上，徐安辉对广大购房者也曾表示“这是工商银行组织的团购房”，这也是以工商银行名义进行的。徐安辉组织销售团购房的行为，一方面有利于工商银行吸收购房者的房款，也就是说吸收公众存款（揽储业务），另一方面如果购房者不能全款购房，可以在工商银行处贷款（放贷业务）。这两项业务都是工商银行作为银行的基本的传统经营业务，徐安辉的这种组织销售团购房拉房款行为与其作为信贷部经理具有揽储和放贷业绩的职务存在高度关联。在徐斌的2017年10月31日《询问证人笔录》中，徐斌为银行信贷部主任，徐安辉和张健勇为其下属。徐斌还陈述：“当时我们都在信贷部，每个人也都有信贷业务，徐安辉组织大家买房，其中有大部分按揭贷款，这也算完成他的个人业绩指标，对他个人进步有好处。”这说明徐安辉是为了完成银行的贷款业绩才实施的组织销售团购房的行为；工商银行行长张子波在其《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徐安辉在个贷部是客户经理，负责房屋按揭贷款的营销工作，每个客户经理都有此工作任务。”这也说明徐安辉放贷业务属于银行的经营范围，也是徐安辉的岗位职责。徐安辉在2016年8月11日《询问笔录》中在被问及是否认识李世成时，其回答“我认识，当时我任个贷经理，有一项业务就是拉各个楼盘的业户到我这贷款，业户到我这里贷款买房的越多我的个人业绩越好。”徐安辉本人也承认拉业户贷款是其本人职务范围。2017年11月7日，长春市朝阳区经侦大队所作的徐安辉询问笔录（第2页）：“问：你在工商银行光明支行任信贷部客户经理主要职责是什么。答：主要负责营销楼盘，个人按揭贷款。”又问：什么叫“营销楼盘”。徐安辉回答：就是联系各个开发商和购房群众到我行进行按揭贷款购房。我以前也多次做这样的工作。”徐安辉在2017年11月7日《询问笔录》中在被询问“基隆公司有对公账户，为什么收取购房款不存入该公司账户。”时回答“因为我和李世成谈购房款时我也提出过为什么不将购房款存入对公账户里，李世成说把钱存到银行就是为了避税，同时我当时想把钱存到银行也能完成我自己的存款任务，所以我就提出把钱存到工商银行。”这说明，徐安辉还有为银行揽储的职责，而将购房款都存入李世成在工商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也是为了其完成存款任务。在2016年8月11日徐安辉的《询问笔录》中，当被问“你当时作为个人贷款经理是否有这个权利开设一个单独窗口给客户交纳房款。”徐安辉明确承认“为了拉存款，我找到客服经理给我开的绿灯。”而拉存款也就是揽储正是徐安辉的职务行为。因此综合上述多份《询问笔录》，徐安辉组织销售团购房的行为本质上是完成信贷业务，信贷业务则是银行的常规业务，完成银行经营范围的信贷业务则是徐安辉的职务行为；同时将团购房款存入李世成工商银行账户则是为了银行的存款任务。无论是为了完成贷款业务，还是存款业务，都是银行的经营范围，也是徐安辉作为个贷经理的岗位职责，完全是一种职务行为。徐安辉组织销售团购房的行为，符合职务行为四要件，徐安辉为工商银行的职员，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其组织销售团购房的行为也是在工作时间、在工商银行的经营场所进行的，工作场所进行的；其组织销售团购房的行为也是以工商银行的名义进行的；其组织销售团购房为了完成拉存款以及放贷业绩，这与其职务存在内在关联。因此，徐安辉系列组织团购房的行为是法律意义上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抛开大量一系列具体事实，仅仅以《购房协议》是徐安辉个人签署为由，直接认定徐安辉组织销售团购房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错误认定。徐安辉安排其属下张健勇与李世成为购房者开设及解除共管账户，是徐安辉行使职权的职务行为，绝不是张健勇的个人行为。一审法院将开设及解除联名账户的行为认定为张健勇的个人行为，并不是工商银行指使的，是极其错误的。开设及撤出联名账户不是张健勇的个人行为，根据2016年8月15日张健勇的《询问笔录》，张健勇是在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工作，任个人信用贷款客户经理。当被问“为什么开设这个账户的另一管理人是你，是谁让你当的。”张回答“徐安辉让我当的。”被问“到你撤出两名账户的时，账户里还有多少资金，怎么处理的。”张回答“大概是2013年初，徐安辉告诉我撤出联名账户的时候，这个账户里还有800多万元，转给李世成了。”在2016年8月11日徐安辉的《询问笔录》中，徐安辉承认是“其安排张健勇与李世成开设联名账户，也就是说业户存到李世成账户的钱没有张健勇到场李世成自己取不出来。”根据这两份证言，无论是设立联名账户，还是撤出联名账户都是徐安辉安排张健勇实施的。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设立及撤出“联名账户”是张健勇的个人行为，那么，张健勇为何要受到徐安辉的管理。如果是张健勇的个人行为，张健勇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是否开立或撤出联名账户。显然，一审法院的认定不但与前述证据不符，也与常理相悖。2016年8月15日张健勇在《询问笔录》中被问及“群众交的房款包括你的钱都交到哪了。”张答：“钱都交李世成在我们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上，另一个共管人是我”。2016年8月15日张健勇在《询问笔录》中被问及“什么是联名账户，共管人是你是什么意思。”张回答“没有我到场，李世成支配不了这笔钱，必须我和李世成双人到场。”当被问及“当时有多少人交了团购房款。”张回答“详细数我不知道，因为存钱不经过我，取钱经过我。”“购买房子的都是银行内部职工吗。”张回答“我知道有我们银行内部职工张杰、王艳辉，其他人也有外单位的。”根据这两份证言，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将开设联名账户认定为张健勇的个人行为成立的话，那么按常理来讲，张健勇只监管自己的房款。但事实上，张健勇不但监管自己的房款，还要监管除了工商银行其他职员的房款，而且还要监管工商银行以外的购房人的房款。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更违背常理。张健勇开设及撤出联名账户是徐安辉安排的，而徐安辉这种利用职权的安排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从前述证据来看，张健勇开设及撤出联名账户是徐安辉安排的。张健勇不是徐安辉的私人跟班，不能由徐安辉随意安排，二人同为工商银行职员，而且都在信贷部工作，徐安辉的这种安排行为明显是一种职务行为。当然，张健勇因工作关系接受徐安辉指使安排，从事的是与工商银行揽储业务相关吸纳购房者房款的行为，也是职务行为。从联名账户设立的目的来看，一方面是徐安辉为了让更多的购房者相信房款安全，以便更多地吸收房款，达到揽储的业务目的。另一方面，设立联名账户也确实是为了保障团购房资金安全。一审判决以“本案中李世成与张健勇设立联名账户及办理联名账户的存取款业务依其二人申请可到银行自主办理，且没有证据证明系被告指示所为”为由，而认定系张健勇的个人行为。这种认定仅仅是从联名账户设立的形式标准判断，而回避了设立联名账户的根本目的以及重要用途，置张健勇监管众多购房者房款这一本质用途事实于不顾，认定其设立联名账户是其个人行为，不符合设立联名账户的目的和用途，忽略了联名账户根本目的和重要用途，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三）是否有单位盖章，不是认定职务行为或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一审判决仅以《购房协议》没有工商银行盖章为由，而从整体上否认徐安辉组织销售团购房系职务行为，也是错误认定。本案属于侵权纠纷案件，不是合同纠纷案件，不需要工商银行人盖章确认也能认定徐安辉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进而认定为单位行为。我方的房款被骗是由光明路支行工作人员徐安辉组织销售的，多数购房者的购房合同也是在工商银行理财室签订的，交纳房款是在工商银行的经营场所，工商银行没有审查基隆鼎宏公司的开发资质，就在其经营场所内由其工作人员组织销售房产，存在重大过错，工商银行职员徐安辉因职务行为先安排张健勇对房款进行监管，而后又擅自撤出监管，更是与我方房款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法律责任是法定的，无需工商银行在相关文件上盖章确认。一审判决仅仅以工商银行没有在《购房协议》上盖章，置整个案件大量事实于不顾，就认定是徐安辉的个人行为，没有考虑徐安辉的职务行为，没有考虑购房者的房款构成工商银行揽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考虑徐安辉安排张健勇对联名账户的监管而后又放弃监管的重大过错，完全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错误认定。（四）一审判决院认定“现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予以支持。”的说法更是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庭审中，我方提供了李世成刑事判决书的大量卷宗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言、书证以及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而且有众多购房者作为原告的陈述，均证明了徐安辉以职务行为组织销售团购房的事实。另外，最高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75号在“关于银行方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院认为：“本案系一般侵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银行方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基础是其是否存在过错。但民事诉讼的目的与刑事诉讼不同，认定某一具体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程度，即证据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亦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不同于刑事诉讼所要求的确实、充分以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虽然，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犯罪分子的行为知情”，但在民事诉讼中，结合郑××在本案中的一系列行为以及其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农行迎新支行原行长郑××因过错侵害泸州老窖公司财产权益的事实，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而农行红星支行未依规审核相关开户资料原件即为犯罪分子开立账户，原行长私刻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私章并伪造对账单以应对上级考核。综上，案涉银行方未按规定办理业务，疏于管理，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对泸州老窖公司案涉财产损失，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最高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院判例与本案类似，具有很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民事案件审查证据的标准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该案与本案相比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因为第三人犯罪、疏于审查，为犯罪分子犯罪行为提供方便条件。退一步讲，即使在李世成的刑事案件中不能证明光明路支行对李世成诈骗行为知情，但结合上诉人提供的一整套证据，已完全达到民事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视而不见，在判决书中不予引用，不予评论，仅以一句“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为由而全盘否定其证明效力，是对事实的严重错误认定。二、徐安辉这种系列职务行为，给包括我方在内的22名购房者造成了房款损失。徐安辉组织销售工行团购房，并安排张健勇开立联名账户进行宣传，这都使得不明真相的上诉人更加相信基隆公司销售房屋的真实性，购房资金的安全性，从而决定买房并交钱付诸实施。虽然最终以李世成合同诈骗判处刑罚收场，但包括我方在内的20多个受害者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至于有些购房者签署了同意退出监管第二次认购协议，完全是李世成为了拖延还款，虚构事实继续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如果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李世成也不会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刑罚。在李世成合同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李世成在与部分购房人签订两年内可以交房，并与22名购房人重新签订协议，系虚构事实行为，且造成购房人损失，因此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该协议也不是工商银行、徐安辉以及张健勇退出监管账户，放任我方房款损失的正当理由。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吉0104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包括我方在内的22名购房者房款损失。而这种损失正是徐安辉先是通过张健勇对房款进行监管，而后又擅自撤出监管导致的，其这种职务行为与我方的房款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三、既然徐安辉组织销售基隆鼎宏公司房产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依据侵权法应当由工商银行承担侵权责任。工商银行信贷经理徐安辉为了开展信贷，拉存款储蓄业务，才组织销售基隆鼎宏房地产所谓的“房产”。同时徐安辉为了将购房者的存款都存入工商银行处，授意安排张健勇在工商银行处建立联名账户，并对外宣称“银行监管”。同时工商银行为购房者提供签约场地，提供收款窗口。而事实上，经过徐安辉的一系列操作，也确实给工商银行拉了包括我方在内的叁仟多万元的储蓄存款，都存到了李世成在工商银行处开立的银行卡里了。因此，徐安辉组织销售基隆鼎宏公司房产的系列行为系职务行为，是执行工商银行的工作任务，根据侵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徐安辉的这种职务行为导致包括我方在内的购房者的房款损失应当由工商银行承担侵权责任。只要是职务行为侵权的，即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法律没有规定该责任必须由单位盖章或领导知情为前提条件。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不清，我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判决，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工商银行辩称，一、孙来顺主张的基本事实不成立。孙来顺所称的“团购”与工商银行无关，也不是徐安辉履行职务的行为，确系徐安辉个人行为。首先，孙来顺引用经侦大队于2017年11月3日对时任工行光明路支行行长张子波(男)的询问笔录“当时我是行长，这件事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听大家说，是在我们行一楼VIP窗口交的钱，在我们一楼VIP窗口对面的理财室签订的合同，我行职工徐安辉组织大家团购此房……”、同时以2017年11月7日徐安辉的询问笔录、2017年11月3日张健勇的询问笔录、2017年12月12日季世成的讯问笔录，以证实徐安辉在工作时间、利用工作场所组织销售团购房是职务行为。但事实上，包括本案孙来顺在内的共计12位上诉人，有9人不是在工行光明路支行存款，这9人中有6人根本就不是在工行的任何网点存款，至于同时签订合同就更与事实不符了，因为这12人中只有1人的交款时间与认购协议签订时间一致，还不是在工行光明路支行存的，其余上诉人，交款时间与协议签订时间少则相隔1个月多，多则相差半年以上，说明，孙来顺缴纳购房款和签订协议的全过程与证人的陈述不一致，更与工商银行无关，所以，孙来顺主张其参与所谓“工行团购房”的事实不成立。而且，孙来顺没有全文阅读证人证言，只是截取了其自认为对其有利的部分，首先，张子波明确表示：徐安辉、张健勇是光明路支行个贷部员工，当时我是行长，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问“在团购房以前或者以后，徐安辉是否向你汇报过此事？”张子波回答“从来没有，我是2015年群众到我行来找说法我才知道此事情的。”问“徐安辉组织大家交款井签合同，都在你们行，你解释一下”，张子波明确回答“他组织团购是他的个人行为，交款和签订合同在VIP或理财室，也都是他个人行为，因为那两个地点只要是大客户或者客户业务需要都是正常行为，这两个地点也不是专为此次团购专设的窗口和地点，交钱时也没有任何提示标识或标志，和平时比较是同一个状态，”侦查人员问“徐安辉有没有和你说过团购房的事？”回答“没有说过”。结合2011年5月27日，基隆鼎宏房地产与徐安辉个人签订的《销售奖励协议》的表述“徐安辉(以下称乙方)系吉林省基隆宏房地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销售经理，主要负责基隆裕丰花园团购销售工作。”整个协议只字未提工商银行。说明，无论是基隆公司的李世成还是徐安辉本人均明知，所谓的团购与工商银行无关。徐安辉未取得工商银行授权，也无工商银行事后追认，其无权代表工商银行签署任何协议。首先，孙来顺以李世成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徐安辉在与基隆鼎宏房地产签订《基隆裕丰花园团购房销售协议》时代表的是工商银行”说徐安辉代表工商银行违背客观事实，且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其次，该协议没有工商银行的公章以及时任行长的签字，徐安辉从未取得工商银行的授权，更未得到工商银行的追认，而且徐安辉任职的光明路支行以及工商银行的上下各级主管领导对徐安辉与基隆鼎宏房地产签订协议的行为均不知情。徐安辉也从未就“工行团购房”等情况向光明路支行行长以及上下各级主管领导进行书面或口头汇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提前支付乙方(徐安辉)销售奖励100万元，从未向工商银行交付，而是由徐安辉个人收取，至今仍有50万元在徐安辉处未予返还。最后，李世成作为刑事被告人在回答“徐安辉与你公司签订的协议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工商银行”时，称“他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协议，但是他说他代表光明支行”，结合2011年5月27日，基隆鼎宏房地产与徐安辉个人签订的《销售奖励协议》的表述，李世成明知徐安辉在组织团购时的身份是基隆鼎宏房地产的销售经理，仅能代表其个人，不可能代表工商银行，而李世成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其应深知没有工商银行公章的协议，与工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徐安辉组织团购的结果，无论是有利于吸收存款还是开展放贷业务，都不能将徐安辉的个人行为与银行的传统业务混淆为职务行为。所有孙来顺的钱都有到李世成或李世成指定的案外人陈克名下的银行卡内，是其履行房屋认购协议的行为，是将其自有资金转为购房款的处分行为，基于交付的事实，此时该笔存款的所有人是开发商(李世成)，孙来顺享有的是接收房屋以及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工商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只能保证钱款在账户内不被盗刷而损失，但不能保证，款项存入他人账户后，该款项的用途不出现任何风险，这也不是金融机构的义务。在此，孙来顺与基隆鼎宏房地产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首页说明中明确告知“签订本协议时出卖人尚不具备销售条件即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书，买受人对此明知且无异议”说明，孙来顺对于购买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事实是明知且认可的，不能交房的风险，只能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或收款的开发商承担，而不能由提供存款服务的金融机构承担。对此，孙来顺仍未全文阅读工行光明路支行信贷部主任徐斌的询问笔录，徐斌并不否认，徐安辉向工行的同事销售房屋的事实，徐斌也买了两套，但明确说明是徐安辉个人跟我和同事说的，不是我们单位的行为，信贷部和上级领导从来没有给银行员工开过会，说有团购房的事，后来，开发商给我们购房户打电话，说房子一时半会建不起来，如果能等就等，等不了就先给我们退了，所以我就退了。该内容与李成世的陈述以及客观相符。二、张健勇与李世成开设的联名账户，其性质是“个人联名账户”，与工商银行无关，而且存款人没有与任何人订立资金监管协议。对此，无论是张健勇还是徐安辉对于设立个人联名账户均属个人行为，不可能是职务行为。工商银行对该账户不仅没有监管义务，甚至毫不知情。首先，12位上诉人存入的账户，有6个人存入李世成名下尾号365777的账户内，其余分别存入李世成名下尾号275876、275776两个账户内，还有4人存入陈克名下。说明孙来顺交房款时，并不是基于所谓的个人联名账户，而是单纯的向开发商支付购房款。而且12人中至少有4人是在2011年5月9日设立个人联名账户前交的购房款。综合整个事实，张健勇与李世成开设个人联名账户，只是为了监管自己及同事的购房款。作为个人联名账户，张健勇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对所有购房人的房款进行监管。其次，根据李世成于2012年11月8日设立尾号275876的个人账户以及个人联名账户的交易明细可以看出，自2012年11月17日，个人联名账户的最后一笔843965元转入李世成尾号275876的个人账户后，联名账户再来使用。此时，开发商已于2012年10月前通知可以选择退款或另签协议，所以退款都是从李世成的个人账户退出的。说明，张健勇与李世成的个人联名账户，只在形式上监管了张健勇的个人资金，不可能监管所有购房人的资金。而孙来顺将购房款直接存入李世成于2012年11月8日设立的个人账户，更能说明所谓的个人联名账户，与其他购房人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个人申请联名账户开户，不受金融机构的监管，而是单纯的个人行为。通过《个人联名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及《个人联名账户管理协议》的约定，任何有该项业务需求的自然人均可申请办理，工商银行只提供服务，根据《个人联名账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联名账户，是指由2-5名(含)个人客户，为实现经营资金、家庭财产等多人共管的需要，而在银行开立的共有的人个定活期账户，从而实现共管存款的目的”，业务主要包括“开户销户、续存支取、交更查询、特殊业务、监督与检查”，这里监督与检查是指防范差错事故和经济案件，以及相关业务办理符合国家反洗钱的有关规定等，而不是让银行监管账户内资金的去向。本案中，张健勇与李世成共同于2012年12月17日将个人联名账户中余额全部转给李世成新设的个人账户的根本原因是：开发商已通知购房人因不能按时建房，允许选择退款或另行签订购房协议。基于此，该个人联名账户就失去使用的必要性。事实上，所有退房款均不是从该个人联名账户中转出的，而是从李世成个人的银行卡退回的。也足以说明，该个人联名账户对房款没有监管义务，事实上，该个人联名账户自开户、转存支取等，工商银行并不知情，所以，张健勇与李世成设立个人联名账户的行为就是个人行为。三、工商银行对孙来顺的财产损失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损害后果与工商银行无因果关系。首先，工商银行是金融机构，向储户提供金融服务。本案中，无论是李世成还是所有购房人，对银行而言均是客户，银行提供的是存取服务。孙来顺缴纳购房款的相对方的是基隆鼎宏房地产，而不是银行。其将购房款存入银行行为，不是缴纳房款，而是向房地产履行付款义务。孙来顺反复强调徐安辉是职务行为，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孙来顺又以证人证言表述购房过程就发生在工行光明路支行，但12位上诉人中，只有孙来顺、邹绍军、孙来顺三人是光明路支行存的款，而且上述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是工行的团购，因上述三人的协议只是与基隆鼎宏房地产签订的，房款也是向其法定代表人李世成支付的，与工商银行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其他9人，根本就没在工行光明路支行存款，却以“在光明路支行VIP窗口缴款，在理财室签合同”的一套说辞，强调参与了工行的团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次，12位上诉人中有10人是2012年10月以后重新签订的购房协议，上述10人中有2人是2012年缴的房款，但均不是在工行光明路支行存款，其余8人都是在2011年4、5月份交的房款，而开发商早于2012年10月开始退款了。说明该8人自愿放弃退款，而选择等房，并到开发商所在地“长春市南关区东三马路777号”重新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协议》，该商品房认购协议已明确说明，签订协议时，预售房屋未取预售许可，买受人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与工商银行没有任何关系。另外2人虽然是在2011年底签订的房屋认购协议，但该二人均是通过中国银行或吉林银行缴纳的房款，从未到过工行光明路支行，上诉人主张的“团购”过程，根本不存在。所以，自孙来顺将房款转入开发商指定账户时起，该存款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金融机构仅有义务保证储户账户内的资金安全，不能保证孙来顺与开发商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因开发商违约导致房屋没有交付，对此，工商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为所有储户提供存取款的服务，对孙来顺因开发商违约而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过错。最后，中国不适用判例法，而且孙来顺所列举证的案例中，存在银行行长私刻公章伪造对账单等违法行为，与本案不具有可比性，不能类比适用。综上，工商银行光明路支行，从未组织过案涉房屋的团购事宜，员工徐安辉从未就团购事宜以任何形式向行内主管领导进行汇报，其与基隆鼎宏房地产签订的任何协议仅能代表其个人，其目的无论是揽储还是放贷，都是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所有银行业务均有与之相对应的合同来约束各方当事人，储蓄合同的相对人是银行卡的持有人，而不是向该卡存款的人，徐安辉销售房屋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购房人签订认购协议的相对人是开发商，不是银行，所存款项作为购房款其所有权已转移至开发商名下，是购房人对认购协议的履行。购房人未与任何人签订资金监管协议，所有购房人支付房款均未通过张健勇，张健勇对购房人交付到开发商处的资金无监管义务。工商银行对个人联名账户无任何监管权利和监管义务。孙来顺的损害后果是开发商违约甚至犯罪行为造成的，在此过程中，工商银行既不是合同相对人，亦不是监管主体，不存任何过错，且与孙来顺的损害后果无任何因果关系。综上，请求查清案件事实，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孙来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工商银行赔偿孙来顺经济损失511,4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511，45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工商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以来，李世成（服刑中）以其在2010年注册的吉林省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在没有任何开发手续的情况下，找人制作了景观图、户型图、宣传册等，并于2011年10月17日以吉林省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徐安辉（时任工商银行光明路支行个人贷款客户经理）作为乙方签订《基隆.裕丰花园团购房销售协议》，约定徐安辉负责工行团购房销售、抽房号等工作，甲方提前支付给徐安辉销售奖励100万元（徐安辉于2011年5月份实际收到100万元，徐安辉陈述已返还给李世成50万元，另50万元为李世成出具了欠条），该协议下方有吉林省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章，李世成签名，徐安辉签名。2011年5月9日，李世成与张健勇（工商银行员工）建立联名账户，李世成将包括孙来顺在内的购房款3000余万元存入李世成与张健勇的联名账户内。孙来顺与吉林省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基隆.裕丰圣景团购确认书》，合同载明签约地点为长春市东三马路777号，孙来顺支付购房款511,450.00元。2019年一审法院作出（2018）吉0104刑初351号判决书，认定联名账户内剩余款项已转至李世成个人账户内，造成孙来顺等22户购房款损失合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李世成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时判处李世成返还被害人孙来顺511,450.00元，继续追缴徐安辉处的购房款50万元，用以返还被害人的损失。本案孙来顺曾以不当得利为由对本案工商银行及李世成、徐安辉、张健勇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孙来顺起诉，现孙来顺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再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权纠纷，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和因果关系。吉林省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徐安辉签订的《基隆·裕丰花园团购房销售协议》中虽然乙方载明徐安辉为长春市工商银行员工，但该协议仅有徐安辉个人签名，无工商银行签章确认及事后追认，故签订该协议行为应为徐安辉个人行为，孙来顺虽主张此次团购房是由工商银行组织，但无相关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孙来顺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孙来顺所述的联名账户问题，联名账户是指由2至5名个人客户，为实现个人存款多人共同管理的需要，在银行开立的人民币个人存款账户，开立联名账户的个人客户是联名账户的联名人，由所有联名人自行协商确定一名联名账户牵头人作为联名账户申报人。联名账户业务系银行的正常存款业务，联名账户的开立系由客户自行申请，存取款业务由联名人共同办理。本案中李世成与张健勇设立联名账户及办理联名账户的存取款业务依其二人申请可到银行自主办理，且没有证据证明系工商银行指示所为，故李世成与张健勇设立联名账户及该联名账户的存取款行为亦应为个人行为。纵观本案，孙来顺虽有财产损失，但无证据证明其损失系工商银行侵权所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孙来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孙来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无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驳回孙来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7.00元，由孙来顺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孙来顺一审诉状记载，其主张经人介绍参与案涉房屋团购，并将购房款511,450元经李世成个人账户转至由李世成和职工张健勇共同监管的在工商银行处设立的联名账户中，在理财室签订购房协议。孙来顺认为徐安辉与张健勇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使其财产损失，工商银行为李世成实施合同诈骗犯罪提供收款窗口，提供签约场地，未尽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请求工商银行对其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庭审中，孙来顺陈述其与开发商签署过一份《基隆·裕丰花园认购意向书》，载明甲方为吉林省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且其自述并非在工商银行转款。本案中，吉林省基隆鼎宏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徐安辉签订的《基隆·裕丰花园团购房销售协议》中虽然乙方载明徐安辉为长春市工商银行员工，但该协议仅有徐安辉个人签名，并无工商银行签章确认及事后追认，故签订该协议的行为不宜认定成工商银行所为。结合前述孙来顺的相关陈述等进行分析评判，孙来顺虽有财产损失，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损失系工商银行侵权所致，故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孙来顺的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来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15元，由孙来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泉审判员 高云燕审判员 张 聪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祺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