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7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民，男，1955年3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巍，北京拓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燕民，男，1966年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李伍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莺，北京道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新民因与被上诉人李燕民、北京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发投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8民初5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陈立新独任审理，于2021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新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巍,被上诉人李燕民、被上诉人京发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新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赔偿王新民99万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王新民与李燕民签订的两份《股权信托协议》的约定，未经委托方授权而作出的任何以股东名义作出的任何意思表述，作出的任何作为和不作为均无效。受托方超越授权委托范围，应负责向委托方赔偿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一审法院对李燕民、京发投公司违反上述约定的事实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燕民、京发投公司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一审时，我方亦据此主张损害赔偿，援引的是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但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进行裁判，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本案应予改判。此外，我方虽然起诉李燕民，但李燕民本身也是受害者，当时签订协议也是其出于好心帮助大家共同做这件事，我的所有经济诉求与李燕民没有任何关系，李燕民没有占有我的任何利益，如果赔偿应该是谁受益谁赔偿。李燕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新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京发投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新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新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赔偿我99万元；2.判令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据法院（2018）京0108民初39537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载：一、有关《股份信托协议》的相关事实2003年6月10日，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集团）任命王新民为北京首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科技公司）的党委副书记。2006年首创科技公司成为同仁堂商业投资公司的股东。2007年11月11日，王新民（委托方）与李燕民（受托方）签订《股份信托协议》，约定：鉴于：（1）李燕民联合其它企业和个人对“同仁堂商业投资公司”增资扩股；（2）王新民拟通过信托方式委托李燕民向“同仁堂商业投资公司”投资，并持有该公司股份。鉴于上述，……达成如下协议：1.1委托方在此委托受托方以受托方的身份认购并持有“同仁堂商业投资公司”发行的25万股股份（以下简称受托股份）。受托方确认，受托方认购受托股份的全部股份认购25万元人民币均由委托方提供，与受托股份有关的所有股东权利和义务均由委托方实际拥有和控制。1.2受托方仅受托持有上述受托股份，并严格遵守委托方的指示代替委托方行使与受托股份相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义务。第2条受托声明和保证：2.1受托方在此确认，受托股份由委托方投资而形成，受托股份的所有权及其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均归委托方所有。2.2受托方进一步确认，受托方受委托方委托以受托方名义持有受托股份，受托方就受托股份以股东名义作出的任何意思表示、作出的任何作为和不作为，均是遵照委托方的指示作出的，除非经委托方事后追认，否则所有未经委托方授权而作出的任何以股东名义作出的任何意思表示，作出的任何作为和不作为均属无效。……第5条，受托方的义务：5.2未经委托方许可，受托方不得擅自以转让、转委托、留置、抵押、质押、减值、放弃、毁损、撤销及其他任何方式处分任何一部分或全部受托股份。……第9条违约责任：9.1受托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处分受托股份的一切行为均属无效，受托方应同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上的一切责任。同日，王新民向同仁堂商业投资公司转帐25万元。2011年8月8日，同仁堂商业投资公司名称变更为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二、有关《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事实2017年4月7日，李燕民（转让方）与京发投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照国家国资委制定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5】78号）、《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09】49号）等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国资委《首创集团、同仁堂集团审计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要求，转让方同意将其所持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2.46%的股权全部转让于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股权。……转让方同意将其所持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2.46%的全部股权以550万元的转让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以此价格收购该股权。2017年4月6日，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一日，京发投公司曾向王新民发送短信，载明：按照【2005】78号文件、【2008】139号文件、【2009】49号文件等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国资委《会议纪要》和首创集团【2016】书决-24号董事会决议的要求，京发投公司将与李燕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特告知。2017年5月3日，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的股东李燕民变更为京发投公司。2017年，王新民起诉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案中京发投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规定：二、规范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职工持股行为：（四）严格控制职工持股企业范围。职工持股原则限于持有本企业股权。……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权……国有企业中已持有上述不得持有的企业股权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本意见印发后1年内应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职务。2、2009年3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09】49号），规定：五、进一步加强对股权清退转让的监督管理。各级国资监管机构要掌握所监管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持股情况，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规范有关人员持股行为。国有企业要对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持股情况进行摸底，按【2008】139号文件和本通知的要求做好有关工作，要认真制订股权清退、转让方案，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并将股权清退、转让方案和完成情况报同级国资监管机构备案；逾期不规范有关人员持股行为的，要追究当事人及企业负责人的责任，隐匿持股情况或不按要求进行规范的要严肃查处。3、2015年9月18日，北京市国资委作出《北京市国资委关于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退所属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经营层持股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载明：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团）：你公司《关于清退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经营层持股有关涉税问题的请示》已收悉。按照市国资委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要求，现批复如下：一、按照【2005】78号文件、【2008】139号文件、【2009】49号文件的相关规定，你公司应当按照原始投资额收购所属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经营层持股。其中李燕民持有2.64%股权（550万元）……，收购完成后经营层个人不再持有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股权。4、京发投公司提交2016年11月18日北京市国资委审计工作处主持召开首创集团、同仁堂集团审计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形成的《会议纪要》的复印件。《会议纪要》载明：2016年12月底前，完成首创科技公司原管理层个人违规持有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股权的清退工作……对于首创科技公司管理层（李燕民代持）个人违规持有的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的股权由首创集团一方进行收购，涉及中层以上领导人员违规持股问题严格按照【2008】139号文件、【2009】49号文件进行处理……。5、首创集团董事会作出《关于京发投公司受让首创科技公司原管理层所持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股权的决议》（【2016】书决-24号）（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载明：2016年12月29日，首创集团董事会以书面方式进行了表决，全票赞成通过了以下决议：……现根据北京市国资委相关政策规定及整改工作会会议纪要要求，需在2016年底前完成原管理层持有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2.64%股权的清退工作。……会议审议决定：1、同意京发投公司按照1元/股的价格受让首创科技公司原管理层所持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全部2.64%股权……。该案法院认为王新民与李燕民签订《股份信托协议》，约定王新民委托李燕民认购并持有同仁堂商业集团公司的25万股股权，认购款25万元由王新民提供。2017年4月7日，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燕民作为名义股东，在王新民未授权其转让股权的情况下，转让其名下股权,构成无权处分行为，但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王新民以无权处分为由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王新民25万股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之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新民主张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明确知道其不同意转让股权却依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法院认为，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依据北京市国资委的《批复》、《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进行的管理层股权清退工作，故不应认定为恶意串通。因此，王新民以恶意串通为由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王新民25万股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之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确认李燕民与北京经济发展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王新民25万股股权转让的部分有效。王新民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民终58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2006年11月17日，王新民与李燕民就持有“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5万股股份的信托签订《股份信托协议》。后京发投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支付王新民转让款30万元，于同年7月支付王新民资金占用费，自2013年-2017年6月按照每年6.1%计算。就2013年-2017年分红，京发投公司提交说明，其中2013-2015年王新民所对应份额分红309310.9元，2016年及2017年根据同仁堂公司分红股东会议决议确定的金额分别为89280元和95139元。本案中，王新民诉请李燕民、京发投公司支付2013年-2017年股权分红款及转让股权的价差共计99万元，主张李燕民未经其同意转让股权，转让行为应属无效，且应赔偿其损失；京发投公司明知其不同意转让而受让，与李燕民构成共同侵权，故要求李燕民、京发投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京发投公司与李燕民均不予认可，否认存在侵权行为，主张转让款定价系根据首创集团董事会决议而定，自2013年国资委要求整改之日起，王新民即无权分得分红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王新民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主张己方权利，故其诉请是否能得到支持，首先需从李燕民、京发投公司对其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李燕民、京发投公司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在法院前案已对李燕民、京发投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予以认定，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李燕民、京发投公司依据北京市国资委相关文件要求而签订，认定该协议有效，李燕民、京发投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王新民利益的情形。故本案中，王新民诉请李燕民、京发投公司未经其同意转让股权属于侵权行为的主张无法成立，进而本案其依据侵权法律关系而主张己方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因李燕民、京发投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仍适用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新民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新民以财产损害赔偿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因而从法律层面，本案属于一般类侵权类案件。法律规定，一般的侵权构成要件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有侵权行为、行为人存在过错、有损害后果的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上四要件缺一不可。本案中，王新民以财产损害赔偿为案由要求李燕民、京发投公司赔偿其损失的理由是：李燕民、京发投公司存在共同违反王新民与李燕民签订的《股份信托协议》的行为，在王新民不同意的情况下将王新民的股权转让，给王新民造成了损失。其依据是涉案《股权信托协议》中的相关条款。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系李燕民、京发投公司依据北京市国资委相关文件要求而签订，该协议有效，李燕民、京发投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王新民利益的情形。上述事实的发生，系因国家针对特定群体相关政策进行调整，王新民作为特殊群体的一员，组织上不再允许其持有涉案股份，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王新民所持股份转让，系按国家相关政策要求而为，在此过程中，李燕民与京发投公司均不存在主观过错，也不存在侵权行为。因本案为侵权类案件，因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判决本案并无不当，王新民称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本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王新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王新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陈立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丽君书 记 员 苏 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