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7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1963年8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少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源源，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57年8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10（杨某2之子），男，1986年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1961年5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男，1964年10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海东，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4民初6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少华、田源源，被上诉人杨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10、于海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北京市昌平区某镇某村×1号院内南数第二排房屋北房西首第一间归杨某4使用，北房东首四间、东房两间、西棚子三间加厕所一间归杨某1使用；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北京市昌平区某镇某×2号院内北房东首第一间归杨某1使用，北房东首第二间、西房北侧一间归杨某2使用，北房西首第一间、西房过道归杨某3使用；东房一间归杨某4使用。主要事实与理由：第一，被继承人杨某11生前所立的公证遗嘱已明确将其个人全部财产遗留给我方，故杨某11的全部遗产应由我方继承。一审判决未能全面准确理解杨某11的遗嘱和其本人的真实意愿，以房屋已翻建且“遗嘱未提及翻建后房屋的继承问题”为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了翻建后房屋，该认定错误。第二，×1号院第三排北侧东跨院内有东房两间，并非西房两间。第三，我方2019年建设的房屋均应归我方所有，不属于遗产，一审认定三人共有属事实认定错误。第四，我方对阚某尽了全部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杨某2、杨某3、杨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北京市昌平区某镇某村（以下简称某村）城外×1号院内第三排的七间房屋、某村城外×1号院内南起第二排北房五间、西棚两间及厕所一间、某镇某×2号北房三间、东房一间和西房一间，我要求判令上述房屋归我所有，我折价补偿给杨某2、杨某3、杨某4，折价数额由法院确定；2.判令诉讼费由我和杨某2、杨某3、杨某4平均承担。杨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第一、同意对父母的遗产进行分割。父母的遗产除了杨某1所列的遗产外还有位于某村城外×3号院的北房两间。该房屋属于被继承人阚某继承所得，我调取了昌平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书。还有两位被继承人的存款512365.22元也应在本案中一并继承分割，其中杨某11的存款为267188.94元，阚某的存款为245176.28元。第二、杨某1所称被继承人在世时的生养死葬都由其负责并不属实。被继承人在世时2006年之前基本都是由我、杨某3、杨某4照顾的，我经常买米买油送过去，对父母的生活进行照顾。杨某3、杨某4也经常过去照顾二位老人的生活起居。2006年之后我们未尽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义务，是因为我要求探望并照顾被继承人但杨某1根本不让我们进门，为此我曾诉至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探望照顾被继承人，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后虽经强制执行但我们仅探望了一次，再次经过强制执行我们仍未能探望并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依法交纳了老人的赡养费，并将赡养费送至杨某1处，但杨某1不开门不收。我无奈之下才将赡养费送至昌平区人民法院，故我尽到了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第三、关于被继承人遗产的估值，我认为可以采用评估的方式决定该遗产的价值，待确定遗产价值后再确定具体的分割方式。杨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第一点和第三点同杨某2的答辩意见。杨某1称被继承人在世时，被继承人的生养死葬都是其负责的不属实。被继承人在世时我未尽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义务，是因为我曾要求探望照顾被继承人，但杨某1不让我进门，我支付了赡养费，对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杨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第一点和第三点同被告杨某2的答辩意见。杨某1称在被继承人在世时，被继承人的生养死葬都是其负责的不属实。被继承人在世时我经常去被继承人住处对被继承人进行照顾，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11与阚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子女四人。阚某于2020年2月13日去世，杨某11于2020年10月1日去世。阚某、杨某11的父母均已先于其二人去世。杨某11、阚某于1985年从刘某11处购买了某村城外×1号的房产一处，共有房屋六间，其中南房三间、北房三间。该房屋于1994年3月取得房屋产权证，房产所有证号为昌移字第×××号。1995年至1996年间上述房屋被翻建为两排房屋，南起第一排房屋为北房五间，南棚六间和厕所一间，第二排房屋为北房五间、西棚一处。在该院内另有第三排房屋，即北房七间，该第三排房屋于1994年取得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杨某11，房产所有证号为昌字第×××号。杨某11、阚某于2009年将杨某1、杨某3、杨某2、杨某4诉至法院，要求确定某村城外×1号院第三排七间房屋归其所有。法院经审理后于2009年10月23日作出（2009）昌民初字第114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某村城外×1号院内第三排的七间房屋（房产证编号为昌字第×××号）归杨某11、阚某所有。该判决生效后，杨某2对该判决不服，于2010年5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2日作出（2010）一中民申字第98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杨某2的再审申请。2010年杨某11、阚某将杨某3、杨某2、杨某4、杨某1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分割某村城外×1号院第一、二排共计十四间房屋。法院经审理后于2010年6月5日作出（2010）昌民初字第56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某村城外×1号院内南起第二排北房五间及西棚等附属设施归杨某11、阚某、杨某4和杨某1所有，某村城外×1号院内南起第一排北房五间、南棚六间和厕所一间及附属设施归杨某2和杨某3所有。该判决作出后，杨某3、杨某2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0日作出（2010）一中民终字第123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组织双方现场勘验，现场勘验显示：某村城外×1号南起第二排现有北房五间、西棚子三间加厕所一间、东房两间，现北房西首两间由杨某4居住使用，其余房屋由杨某1出租。某村城外×1号南起第三排房屋现有北房五间加耳房两间共七间、西房两间加厕所一间。第三排北房东侧有一个跨院，跨院内有北房一大间、南房一间、东房两间（厨房、卫生间各一间）。经双方确认，某村城外×1号南起第三排除北房七间外，原有西房，第三排北房东侧原有房屋（杨某1主张为一间，杨某2、杨某3、杨某4主张为两间），已近坍塌，无法使用。杨某1主张其与丈夫张某15（二人于1987年7月结婚）于2019年4月对该院内南起第三排的北房七间进行装修，在第三排西房处修建厕所一间，在第三排北房东侧跨院修建北房一大间、南房一间、东房两间（厨房、卫生间各一间），并在该院内南起第二排房屋处修建东房两间。杨某1提交《施工协议》及录像予以证实。其中《施工协议》由杨某1与李某10于2019年4月1日签订，工程名称为平房改造工程，工程地点位于某村城外×1号院内，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承包总额为407791元。《施工协议》后附有第二排和第三排房屋改造工程的工程项目、数量、单价等。《施工协议》下方注明：按甲方的意图不再增项，按实际工程量计算总数407791元，不含3月17日2300元和4月2日2800元。甲方认可签字处由杨某1签字确认，乙方认可签字处由李某10签字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0日。录像显示有某村城外×1号院第二排、第三排房屋修缮前和修缮后的状况。杨某1未提交某村城外×1号院南起第三排西房厕所、第三排北房东侧跨院内房屋及南起第二排东房两间的建房审批手续。杨某2、杨某3、杨某4对杨某1的上述主张及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并主张因杨某11、阚某的收入由杨某1管理，故不能排除上述房屋系杨某1使用杨某11、阚某的收入而修建。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某15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表明其对某村城外×1号院所有房产不主张权利，不参与本案诉讼，由杨某1参与诉讼、主张权利。位于某镇某×2号的北房三间登记于杨某11名下，房产所有证号为昌南字第×××号。2002年2月杨某11向某镇人民政府提出翻建扩建房屋申请，申请将某×2号院原有房屋进行翻建。经翻建后，某×2号院现有北房三间、西房两间（靠南一间为过道，另一间为厨房加卫生间）、东房一间（面积约等于西房两间的面积）。杨某1主张某×2号院现有房屋均由杨某11夫妇翻建，杨某1提交某镇村民翻建扩建房屋审批表、收据、工程结算单予以证实。其中村民翻建扩建房屋审批表中显示同居人员为阚某、杨某3、杨某4、张某（12岁，系杨某11的外孙）。收据显示杨某11于2002年2月26日向某镇人民政府城建办公室交纳某×2号建房管理费50元。工程结算单由杨某11与沈某10签订，内容显示沈某10为杨某11翻建房屋五间已于2002年7月13日完工验收，双方于2002年7月13日办理了工程结算，杨某11已一次性结清清包工费9000元。杨某2、杨某3、杨某4对村民翻建扩建房屋审批表及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工程结算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某×2号院现有房屋系杨某2出资翻建，翻建后将发票交付给了杨某11。另查，阚某系智力残疾一级。自2006年6月起，杨某11、阚某一直与杨某1居住生活，由杨某1照顾直至去世。阚某、杨某11去世后的丧葬事宜均由杨某1办理。2006年7月4日，杨某11经某公证处公证，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与阚某系夫妻关系，在我去世后将下列财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全部由我女儿杨某1一人继承，不作为与其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他人无权干涉。本遗嘱中处分的财产为：1.坐落于昌平县某镇某×2号北向（建筑面积41.2平方米，共计三间）的房产一处，《房产所有证》编号为“昌南字第×××号”；2.坐落于昌平县某镇某村北向（建筑面积133.3平方米，共计七间）的房产一处，《房产所有证》编号为“昌字第×××号”；3.坐落于昌平县某镇某村（南向三间、北向三间，建筑面积95.0平方米）的房产一处，《房产所有证》编号为“昌移字第×××号”；4.上述三处房产内家具及配套生活设施中属于我的部分；5.其他属于我的财产权益。庭审中，杨某2、杨某3、杨某4对该份《遗嘱》不予认可，并申请法院向某公证处调取了杨某11立遗嘱时的卷宗材料。调取的卷宗材料显示有某公证处工作人员与杨某11的谈话笔录、杨某11手写的《遗嘱》一份及杨某11立遗嘱时的录像一份。其中杨某11手写的《遗嘱》中写明其与阚某名下的三处房产不作为其女儿与丈夫的共同财产。谈话笔录及录像显示某公证处工作人员询问杨某11时，杨某11明确表示其自愿将其财产在其死后交由女儿杨某1继承，因杨某1对其夫妇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杨某11在谈话笔录及公证《遗嘱》上签字确认。2006年阚某将杨某1、杨某3、杨某2、杨某4诉至法院，要求四人每月支付其生活费1500元、医疗费420元，共计1920元。法院经审理后于2006年10月8日作出（2006）昌民初字第103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某1、杨某2自2006年8月起，每月各给付阚某赡养费400元，杨某3、杨某4自2006年8月起每月各给付阚某赡养费200元，均于每月十日前交予阚某的监护人杨某11。该判决作出后，杨某2、杨某3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1日作出（2006）一中民终字第159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杨某2、杨某3履行了支付部分赡养费的义务。2010年杨某2以探望权纠纷为由将杨某11、杨某1诉至法院，要求杨某11、杨某1允许其对母亲阚某进行探望。法院于2010年9月14日作出（2010）昌民初字第72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某11、杨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允许杨某2自2010年11月1日起每月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六上午九时至上午十一时探望生母阚某。该判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双方仍存在矛盾。2018年8月14日，经法院判决，杨某11、阚某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杨某1诉至法院，要求指定其为杨某11、阚某的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京0114民特1094号、（2018）京0114民特1095号民事判决书，分别指定杨某1为杨某11、阚某的监护人。后杨某2、杨某3诉至法院，要求将杨某11、阚某的监护人由杨某1变更为其二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京0114民特120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4民特131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驳回杨某2、杨某3的申请。一审审理过程中，杨某2、杨某3、杨某4向法院申请调取杨某11、阚某名下的银行存款。经询，杨某1主张阚某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账户，杨某11在中国工商银行有账户。杨某2、杨某3、杨某4主张杨某11在中国建设银行亦设有账户，并申请法院调取杨某11、阚某名下银行卡自2017年1月1日至今的存取款明细。经法院调查，杨某11在中国建设银行未开立银行账户。阚某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尾号为703的账户自2017年1月14日起每月均有养老金汇入，至2020年2月14日尚有余额4172.82元，至2021年3月21日尚有余额84976.28元。杨某11在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286的账户每月均有工资汇入，至2020年10月14日尚有余额16072.33元，至2021年2月25日尚有余额16688.94元。杨某1认可杨某11、阚某的银行卡在其手中，并主张杨某11、阚某的收入用于支付保姆工资、医疗费用及日常生活花销，其为父母购买墓地花费10万元，办理丧葬事宜共花费4万元左右。杨某1提交医疗费票据、病历、收据、发票、北京某陵园收费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其中医疗费票据及病历系杨某11、阚某因生病治疗产生的费用及病历材料。收据、发票系杨某1为杨某11、阚某办理后事支出的费用。北京某陵园收费清单显示杨某1为购买墓地花费94830元。杨某2、杨某3、杨某4认可杨某11夫妇去世前与杨某1共同生活，后事由杨某1办理，但主张某某1未能尽心照顾父母，父母在世时其三人亦履行了相应的赡养义务，不认可父母的工资收入均用于支付保姆费用、医疗费及日常生活花销。关于遗产的分割，杨某1要求将父母遗留的房屋均判归其所有，由其向杨某2、杨某3、杨某4支付房屋折价补偿款。杨某2、杨某3、杨某4坚持要求对父母遗留的房屋进行实物分割并要求分得房屋，且要求对其三人各自应享有的房屋份额进行分割。经法院释明后双方同意法院对涉案房屋的份额进行确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进行分割，不考虑上述分割方法是否会影响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再查，法院于1986年12月25日作出（1986）昌南法民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坐落在某村北房六间靠东首两小间北房由阚某10继承，阚某11、阚某12各继承一间北房；阚某、阚某13各继承一间北房、棚子一间（由东至西计算，隔断墙、柁先拆者留给后者使用）。经双方确认，阚某继承所得的北房一间、棚子一间位于现某村城外×7号院，上述房屋已倒塌，现被翻建为北房六间。杨某1主张某村城外×7号院现有房屋由其与其大姨及两个舅舅四家人共同翻建，并提交《房屋共建协议》、《协议书》予以证实。其中《房屋共建协议》由杨某1与阚某13之子宋某13、阚某12之女阚某14及阚某11签订，内容为：鉴于位于某村城外×7号院房屋，因年久失修，部分房屋已坍塌的现状，依据昌平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1986）昌南法民字第27号的调解，属于阚某13、阚某、阚某12、阚某11的房屋已属于危房，经四方协商一致同意共同翻建此房，各自承担所属房屋面积的一切费用（各人所属房屋另外要求所产生的费用由其本人自己承担）。1.现存房屋四间自东至西13.3米，南北6米，由四方各占四分之一。2.西面两间棚子（已塌）8.8米由阚某13、阚某各占二分之一。《协议书》由杨某1（甲方）与冯某14（乙方）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约定甲方将某村房屋改建工程发包给乙方，采用包工包料制，每平方米价格为1200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明、《房产所有证》、（2006）昌民初字第10383号民事判决书、（2006）一中民终字第15939号民事判决书、（2009）昌民初字第11454号民事判决书、（2010）一中民申字第9879号民事裁定书、（2010）昌民初字第5672号民事判决书、（2010）一中民终字第12353号民事判决书、（2010）昌民初字第7221号民事判决书、（1986）昌南法民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2018）京0114民特1094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4民特1095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114民特120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14民特131号民事判决书、银行存取款明细、《某镇村民翻建扩建房屋审批表》、收据、《房屋共建协议》、《协议书》、照片、《遗嘱》、北京市某公证处卷宗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因阚某、杨某11均已于2020年去世，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权男女平等。继承开始后，由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继承。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杨某11经某公证处公证所立的《遗嘱》符合公证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从法院调取的某公证处办理该份遗嘱公证时的卷宗材料可知，上述《遗嘱》系杨某11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某11在设立该份遗嘱时精神状况正常，意思表达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虽规定：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但上述规定并非效力禁止性的法律规定，立遗嘱人未在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办理遗嘱公证的，并不因此导致公证遗嘱的无效，故杨某2、杨某3、杨某4以杨某11所立的公证遗嘱并未在争议房屋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为由对该份遗嘱的效力提出异议，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杨某11所立的公证《遗嘱》虽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杨某11在设立该份遗嘱时，该份遗嘱中所涉及的某×2号即《房产所有证》编号为昌南字第×××号的北向三间房屋及昌平县某镇某村、《房产所有证》编号为昌移字第×××号的南向三间、北向三间房屋早已被翻建，原有的房屋已不复存在，而杨某11所立的该份《遗嘱》系针对上述两处特定房产所设立的，并未提及上述两处房产被翻建后的房屋如何继承的问题，故杨某11所立《遗嘱》中涉及该两处特定房产部分的内容应当认定为失去效力，该份《遗嘱》中涉及其他财产部分的内容应认定为有效。据此，某村城外×1号院第三排北房七间中属于杨某11所有的份额及杨某11所有的除该三处房产以外的其他财产权益，在杨某11去世后应当根据《遗嘱》的内容由杨某1继承。因阚某生前未设立遗嘱，且阚某先于杨某11去世，故在阚某去世后阚某享有的财产权益应根据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由其法定继承人即杨某11、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继承。杨某11自阚某处继承的财产权益亦属于杨某11所有，根据《遗嘱》的内容，杨某11自阚某处继承的财产权益亦应由杨某1继承。杨某11在某村城外×1号院第二排房屋及某×2号房屋享有的份额在其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即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继承。因杨某11、阚某自2006年6月开始一直与杨某1居住生活，由杨某1照顾，后事亦由杨某1办理，杨某1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故在分配遗产时法院对杨某1适当予以多分。根据生效判决书的认定，某村城外×1号院内第三排的北房七间归杨某11、阚某所有，该院内南起第二排北房五间及西棚等附属设施归杨某11、阚某、杨某4、杨某1所有。经法院现场勘验可知，某村城外×1号院第三排现有北房七间、西房两间加厕所一间，第三排北房东侧跨院有北房一大间、南房一间、东房两间，南起第二排有北房五间、西棚子三间加厕所一间，东房两间。杨某1主张其于2019年4月对该院内南起第三排的北房七间进行装修，在西房处修建厕所一间，在第三排北房东侧跨院修建北房一大间、南房一间、东房两间（厨房、卫生间各一间），并在该院内南起第二排房屋处修建东房两间，杨某1提交了《施工协议》及录像予以证实。上述证据虽能显示上述房屋系杨某1出资修建，但考虑到杨某1在修建上述房屋时杨某11夫妇尚在人世，与杨某1共同生活，杨某11夫妇的经济收入由杨某1负责管理，且上述房屋系在杨某11、阚某夫妇享有所有权的某村城外×1号院第二排、第三排房屋所在土地范围内修建，另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认可某村城外×1号院第三排北房东侧原有房屋，现第三排东侧跨院内的房屋系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翻建，故某村城外×1号院第三排房屋东侧跨院翻建后的房屋及第三排房屋西侧的厕所、第二排的东房两间亦应有杨某11、阚某的部分份额，具体份额由法院考虑建房贡献大小酌情予以确定。据此，法院认定某村城外×1号院内第三排北房七间、西房两间原属杨某11、阚某所有，南起第二排北房五间、西棚子三间加厕所一间原属杨某11、阚某、杨某4和杨某1所有，第三排北房东侧跨院内的房屋、南起第二排的东房两间、第三排西房处厕所一间由杨某11、阚某、杨某1共有。关于某×2号的房屋，原有房屋系登记在杨某11名下，属于杨某11、阚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1主张某×2号院现有房屋均由杨某11夫妇翻建，杨某1提交了某镇村民翻建扩建房屋审批表、收据、工程结算单等予以证实。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杨某11以自己的名义申请翻建某×2号院的房屋，杨某11委托了施工方进行施工并结算了工程款，杨某2、杨某3、杨某4虽对此不予认可，且杨某2主张系其出资翻建了某×2号院现有房屋，但杨某2、杨某3、杨某4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杨某2、杨某3、杨某4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便杨某2在翻建某×2号院现有房屋时确有出资行为，该行为亦应视为其对父母杨某11夫妇的帮助或赠与，并不导致杨某2取得某×2号院房屋的所有权，故某×2号院的现有房屋亦应视为杨某11夫妇的共同财产，依照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由杨某11夫妇的继承人进行分割。关于阚某继承所得的位于某村城外×7号院的两间房屋，因原有房屋已灭失，根据杨某1提交的《房屋共建协议》、《协议书》，该院内现有房屋系杨某1与他人一起出资翻建，涉及案外人的相关利益，故法院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该处房屋的分割问题，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就某村城外×7号院现有房屋的分割问题可另行解决。本案中涉及的房屋除某村城外第三排北房七间未经翻建，且与原《房产所有证》显示的房屋状况一致以外，其他房屋即某村城外×1号院第二排房屋、某×2号院现有房屋均在《房产所有证》颁发后进行了翻建，翻建后的房屋或未经合法审批，或虽经合法审批但尚未取得新的《房产所有证》，故对除某村城外×1号院第三排北房七间之外的房屋，法院仅处理使用权问题，不就该部分房屋的所有权作出认定，本案判决不影响相关行政部门对该部分房屋合法性的认定，亦不作为相关行政部门办理房产证的相关依据。因杨某2、杨某3、杨某4坚持要求对父母遗留的房产进行实物分割，且要求对其三人各自应享有的份额进行分割，双方同意法院对各方应继承的份额进行确定的同时就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进行分割，故法院从有利生活、方便居住的角度出发，在不减损涉案房屋的实际价值并考虑涉案房屋现有居住使用情况等因素酌情予以处理；关于阚某、杨某11生前存款的继承问题，考虑到杨某1在阚某、杨某11生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阚某、杨某11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支付其二人的保姆费用、医疗费用及日常生活支出，且阚某、杨某11去世后杨某1为其二人办理了后事，购买了墓地，花费了相应的丧葬费用，杨某11立有遗嘱将其财产权益均交由杨某1继承，故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法院判令阚某、杨某11生前所有的存款均由杨某1继承，不再予以分割。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昌平区某镇某村×1号院内南数第三排北房七间归杨某1所有，第三排的西房两间加厕所一间及第三排北房东侧跨院中的北房一大间、南房一间及东房两间归杨某1使用；二、北京市昌平区某镇某村×1号院内南数第二排房屋由杨某1享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份额，由杨某4享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份额，其中北房西首两间、西棚子三间加厕所一间归杨某4使用，北房东首三间及东房两间归杨某1使用；三、北京市昌平区某镇某×2号院内房屋由杨某2及杨某3各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份额，其中北房东首第一间及东房归被告杨某2使用，北房西首第一间、第二间及西房靠北一间归杨某3使用，西房过道由杨某2、杨某3共同使用；四、被继承人阚某、杨某11名下的银行存款由杨某1继承；五、驳回杨某1及杨某2、杨某3、杨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公证《遗嘱》中两处特定房产部分内容的效力问题；2.某村城外×1号院内东侧跨院中的房屋、西房两间和厕所、东房两间是否因杨某1出资修建为其个人财产；3.杨某1是否应多分遗产问题。本院论述如下：关于公证《遗嘱》中两处特定房产部分内容之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遗嘱系遗嘱设立人对本人死亡后个人遗产如何处分的意思表示。如果遗嘱的意思表示中仅涉及特定财产的处分，而不涉及特定财产发生形态转化后如何处分时，则属于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漏洞。按照遗嘱严格形式要件和不承认默示遗嘱的一般规则，在财产情况发生变化原遗嘱意思表示不能涵盖新情况时，不能当然推论原意思表示及于新财产。本案中，杨某11订立遗嘱时《遗嘱》中载明的房产所有证编号为“昌南字第×××号”和“昌移字第×××号”中的房屋早已被翻建，原有房屋已不复存在，且无法与现有院落中的房屋相对应。故《遗嘱》中涉及该两处特定房产部分的内容应认定为无效。此外，杨某1上诉提出应依据《遗嘱》中第5条“其他属于我的财产权益”继承上述两处特定房产之理由，本院认为，从《遗嘱》完整性上对其中条款予以解释，不能得出上述两处特定房产之条款无效时，可适用第5条款予以继承的解释规则，其条款之间并非包含与被包含之逻辑关系，故综合上述，杨某1之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某村城外×1号院内东侧跨院中的房屋、西房两间和厕所、东房两间是否因杨某1出资修建为其个人财产。本院认为，杨某1出资修建上述房屋时杨某11夫妇尚在人世，经济收入由杨某1负责管理，且上述房屋系在杨某11夫妇所享原房屋所在土地范围内修建，且未存在合法审批手续，故杨某1仅以出资修建为由主张上述房屋均归其一人所有，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杨某1是否应多分遗产一节，本院认为，对遗产的分配系针对被继承人之全部遗产范围，并非某一特定遗产。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分配遗产时，已考虑到杨某1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分配时对杨某1予以了倾斜。故杨某1上诉要求多分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杨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