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春红，女，196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艳艳，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颖，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田春红因与被上诉人张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4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春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张颖向田春红支付1135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颖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一、一审判决“田春红主张与张颖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及张颖在该合同关系项下负有个人付款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属于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一）由于“红利”依法属于个人所得（个人财产），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就是田春红个人与张颖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合同相对方就是田春红个人与张颖个人，在《收支结算》（以下简称《收支结算》）中张颖承诺以其个人财产“张颖红利”向田春红支付113500元的意思表示是清楚明确的。本案中，田春红诉讼请求的合同（事实依据）其实就是证据《收支结算》中的一句话，即“剩余的11.35万元在公司年底分红后从张颖红利中划拨给田春红，如果金额不够就从再下次分红中张颖红利中继续划拨。”田春红是针对这一句话让付款义务人张颖在这句话下面签名与填写落款日期的。上述一句话合同的相对人明确，就是“田春红”与“张颖”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协议。对于该条款的理解不可能产生歧义，只能理解为张颖以其个人财产承诺向田春红支付。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张颖曾经承认该签名是代表其个人签字。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收支结算》中的“公司年底分红后张颖红利”的性质属于“个人所得”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对于113500元的来源，《收支结算》所使用的词句是“在公司年底分红后张颖红利中划拨”“从再下次分红中张颖红利中继续划拨”，也就是说113500元来源于“张颖红利”。由于法律明文规定红利依法属于个人所得（个人财产），因此张颖如何处分支付给其的红利属于处分其个人财产，并不是在处分合伙财产。一旦红利支付至合伙人的个人账户，其性质就由合伙财产变成了合伙人的个人所得（个人财产），就不再是合伙财产了，因此本案的合同标的就是田春红个人与张颖个人之间关于金钱给付的法律关系，合同履行只与张颖的个人财产“张颖红利”有关，支付方式是“张颖红利中划拨”，付款义务人就是张颖个人。（二）张颖在一审中故意将个人所得“张颖红利”与合伙项目收支混为一谈，实际上在《导演工作室创始合伙人股份制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中项目薪金与股权分红是两类不同的合伙人收入。根据《收支结算》的约定，113500元明确来源于股权分红类别的合伙人收入“张颖红利”，因此本案合同的履行其实与《赢在中国》项目的结算完全不相关，一审判决认为113500元的“支付主体仍为合伙，而非张颖个人”是错误的。田春红认为一审判决的内容存在错误，具体包括两点：第一，本案合同仅为“剩余的11.35万元在公司年底分红后从张颖红利中划拨给田春红，如果金额不够就从再下次分红中张颖红利中继续划拨”这一句话，并非整张《收支结算》。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整张《收支结算》作为本案的合同，进而导致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本案是合伙项目结算纠纷。其实，本案并非项目结算纠纷，而是田春红个人与张颖个人之间的欠款纠纷。第二，一审法院将合伙人收入中的项目薪金与股权分红混淆了，错误将张颖签字认定为是代表合伙结算《赢在中国》项目的项目薪金，但本案113500元款项的来源是张颖的股权分红类合伙人收入。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项目薪金类合伙人收入与股权分红类合伙人收入的支付依据其实是截然不同的，股权分红的支付其实与具体项目结算并无关系。“剩余的11.35万元在公司年底分红后从张颖红利中划拨给田春红，如果金额不够就从再下次分红中张颖红利中继续划拨”这句话明确约定113500元从“张颖红利”中划拨。依据《合伙协议》“在公司年底分红后张颖红利”属于股东分红，《合伙协议》约定该收入为“工作室利润的20%进行股权分红”。也就是说，本案113500元款项的资金来源是股东分红“张颖红利”，“张颖红利”并不需要依据《赢在中国》项目毛利计算，而是依据工作室的年度利润计算，即依据“公司年底分红”计算。从合同目的来讲，这113500元实际上就是发起创始人张颖个人对田春红个人的承诺，由于并不支付自合伙财产，而是支付自张颖的个人财产“张颖红利”，所以并不需要征求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只需要有张颖个人签名认可即可。张颖自己也承认“为了稳定初创团队，鼓励田春红积极性，但又不违背合伙人约定，就分了两笔计算。”（三）本案应当查明支付到张颖个人账户中的分红，这是与本案直接相关的应当查明但尚未查明的基本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张颖在一审庭审中提到其三年内不拿分红，先发到其个人账户再返回公司账户并没有《合伙协议》依据，一审法院也认为“关于张颖分红部分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对该陈述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此，只要分红发到张颖个人账户，该钱款的性质即变为张颖可以个人处分的私款，那么张颖就应当履行其在2016年11月7日对田春红的承诺，从其红利中划拨给田春红。一审开庭时法官曾经要求张颖“庭后3日内向法院明确你方在2018年和2019年从公司处转到个人账户的分红金额。”但是张颖没有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供相应证据。张颖在2017年、2018年、2019年所得分红是一审判决遗漏的重要证据，直接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关于证人高洁证言的真实性认定错误。田春红在一审中提交了证人高洁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在协助田春红对合伙账目处理时，询问了张颖关于涉案款项的财务处理方式，张颖当时亲口说涉案款项是其个人债务，不应作为合伙的应付账款入账。该份证据是为了证明涉案款项应当由张颖来负担。证人高洁并非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对于《收支结算》如何在公司账目中处理“并无印象”很正常，一审法院不应当据此否定高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三、一审存在程序违法，损害了田春红的诉讼权益。在2021年5月20日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官明确向张颖释明举证期限届满，张颖无权再就本案提供证据。但是在一审第三次开庭时，张颖又提供了辛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和相关书证，相应的证据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不应作为证据予以采纳。2021年5月20日，一审庭审同步录音录像的1小时06分处，张颖提到下次开庭提交证据，一审法官明确告知张颖说：“没有下次，这案子没有下次开庭，这个案子只有一周内提交书面答复。”但是一审法官在2021年6月8日仍然安排了第三次开庭。而且第三次开庭还存在着随意更改开庭时间、不让田春红对对方证人进行询问影响田春红诉讼权利的情况。一审法院径直对朱某的证言“效力不予确认”是错误的，因为一审法院“随意更改开庭时间”是导致田春红证人无法出庭的直接原因。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但是一审法院在2021年6月4日周五16时38分才短信通知田春红，于2021年6月7日周一9时开庭（5、6日为周末，实际上即为通知第二天开庭），然后又于2021年6月7日8时40分开庭前以短信通知无故取消了开庭，并且在2021年6月7日21时30分突然短信通知，于2021年6月8日8时30分开庭，但是2021年6月8日直到9时多法官才出现。这一系列违反开庭前三日通知规定，突然深夜通知变更开庭时间的操作，直接导致田春红联络好的证人朱某无法出庭。2021年6月8日一审云法庭开庭时，由于张颖的证人张某、辛某的网络环境不好，再次延误了审理时间，但是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仍旧强行开庭，造成田春红及律师无法与张颖的证人张某、辛某直接进行询问。这次庭审是在原本只安排了田春红证人庭审的时间内，违规加入了张颖的两个证人出庭，时间紧迫且不合理，还以后面有其他开庭为由阻止田春红提问、催促结束，剥夺了田春红的诉讼权利。张颖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田春红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田春红起诉张颖是基于《合伙协议》的纠纷。二、张颖没有签署过任何连带个人的文书和文件，所以公司损失不应由张颖承担。三、因为张颖是合伙人，所以在处理公司项目时所有签字，张颖是代表集体，以合伙人身份进行的，并非个人。田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颖向田春红支付项目提成113500元和利息损失（以11350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1日，田春红、张某、张颖、辛某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四、股份说明：工作室拟定100万元估值，100万股份，发起创始人张颖，注入现金20万元等于20万股份，注入资源核算约等于40万股份；联合创始人田春红，注入现金5万元等于5万股份，注入资源核算约等于5万股份；联合创始人张某，注入现金3万元等于3万股份，注入资源核算约等于3万股份；联合创始人辛某，注入现金5万元等于5万股份，注入资源核算约等于5万股份；预留合伙人：10%份额，预留股份，张颖代持。五、股东分工：张颖：战略发展、财务、法务、制度；拟定合理制度、规范股东权益秩序，规划发展目标，明确股东奋斗方向及分工。……备注：工作室对外财务对接使用辛某为法人的“文峰艺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公司）。……六、股东薪酬：股东收入结构：基本工资+项目薪金+股权分红。……2.项目薪金：按项目岗位领取提成和稿酬；种子阶段；A.项目提成薪金（毛利的10-30%），10%提成：只引进项目（包括自研项目）；20%提成：引进项目，负责主持项目；30%提成：引进项目，负责主持项目；有核心、创新贡献。2016年10月20日，四人签订《导演工作室创始合伙人股份制基本原则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2016年11月20日，四人签订《导演工作室创始合伙人股份制基本原则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2016年11月7日，张颖出具《收支结算》，载明：规定计划：实际项目总额1450449元，559457.11元（毛利）。559457.11元×20%=111891.42元（负责人收入）。实施计划：合同总额：230.23-2-13.5=214.73万元（文艺，后期未承接），理应总额214.73万元，朱某理应提成21.5万元，已付13.5万元，还差8万元；郭强理应提成5万元；总提成理应13万元；214.73-（13+89.09）=112.63万元，理应毛利；112.63×20%=22.53万元（负责人收入）。支付方式：项目负责人田春红收入总额22.53万元；第一次支付11.18万元；剩余的11.35万元在公司年底分红后从张颖红利中划拨给田春红，如果金额不够就从再下次分红中张颖红利中继续划拨。张颖在该《收支结算》右下角签署姓名和日期。经一审法院询问，辛某、张某均不认可该《收支结算》内容。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已以文峰公司名义向田春红支付提成11.1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田春红在本案中主张其与张颖存在合同关系，并要求张颖支付《收支结算》中载明的113500元项目提成，故田春红应就其与张颖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项目背景来看，《赢在中国》项目系以四人成立的工作室为单位开展的项目，《收支结算》载明的结算内容亦为对整个项目的结算，虽然张颖在《收支结算》尾部签字确认，但依据《合伙协议》第五条股东分工，张颖负责合伙财务工作，且张颖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亦主张其系代表工作室进行公共预算支出工作，故《收支结算》本身并非田春红和张颖二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从内容来看，《收支结算》写明田春红应得款项性质为项目提成，且详细写明了提成计算方式，可以看出田春红的提成金额来源于合伙项目的结算。虽然《收支结算》中有“剩余的11.35万元在公司年底分红后从张颖红利中划拨给田春红，如果金额不够就从再下次分红中张颖红利中继续划拨”的表述，但上述内容并未明确赋予张颖以个人财产向田春红支付113500元的义务，款项的“划拨”代表其支付主体仍为合伙，而非张颖个人。综上，田春红未在本案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张颖之间订立的合同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张颖对此亦不予认可，故田春红主张与张颖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及张颖在该合同关系项下负有个人付款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田春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田春红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明朱某完全参与了涉案项目，其作为公司的代表和甲方签字，朱某可以证明涉案项目在2016年10月就结束了，但其表示没有参与田春红与张颖签定《收支结算》。张颖发表质证意见：对朱某的身份认可，但朱某所述有悖事实，张颖并未跟朱某说过项目结束的事情，项目结束张颖没有和朱某接触过了，后面都是张颖和田春红商量后续事宜。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所述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期间，田春红另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调取文峰公司2017年1月至3月、2018年1月至3月、2019年1月至4月的银行账户收付款记录，证明文峰公司存在分红的事实。因庭审中，张颖认可存在上述分红的事实，且确认分红的总金额超过了田春红本案主张的金额，故本院对田春红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双方均认可在《合伙协议》期间，各合伙人拉来项目的结算方式是项目负责人作出结算单，由张颖最后签字确定，再由财务负责支付。同时《合伙协议》中股东分工亦约定张颖负责合伙财务工作，且张颖也主张其系代表工作室进行公共预算支出工作，因此本案张颖在《收支结算》最后的签字应代表的是合伙企业，《收支结算》本身并非田春红和张颖二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其次，《收支结算》中写明田春红应得款项性质为项目提成，来源于合伙项目的结算。虽然《收支结算》中有“剩余的11.35万元在公司年底分红后从张颖红利中划拨给田春红，如果金额不够就从再下次分红中张颖红利中继续划拨”的表述，但从文字表述来看，“划拨”代表其支付主体仍为合伙企业，《收支结算》并未明确张颖要以其个人财产向田春红支付113500元。综上，田春红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张颖之间存在其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其要求张颖付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田春红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损害其诉讼利益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其上述主张并不足以改变本案判决结果，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严重违反审判程序的事项，二审期间本院已让其证人出庭作证，故本院对其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田春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0元，由田春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伟审 判 员  王国才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 婷书 记 员  佟世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