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3民终27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明星，男，198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济南市莱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昃文政，山东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德政，男，196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凤，女，196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博山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升伟，淄博博山光正律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甘晓燕，女，198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枣庄市滕州市。上诉人崔明星因与被上诉人徐德政、杨凤及原审被告甘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4民初3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明星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徐德政、杨凤的诉讼请求；2.两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争议的30万元借款上诉人并没收到。上诉人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并未支付借款。一审在开庭以前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并形成质证笔录。在第一次质证时，被上诉人对30万元借款的履行方式陈述为，从工商银行贷款后，35万元打到孙立军账户，孙立军提出35万元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又将其中的30万元现金在家中交付给上诉人,以证明被上诉人有30万元的资金，以及借款交付的方式是现金。之后，法院调取孙立军银行卡交易明细，又组织双方质证，被上诉人又改口称，孙立军的银行卡由上诉人崔明星实际支配和使用。被上诉人的说法显然是虚假陈述：首先，30万元借款对于普通人来讲是数额巨大，是现金交付还是别的方式应该很清楚，而被上诉人却出现前后矛盾的说法，不合常理。其次，孙立军银行卡交易明细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杨凤曾经贷款35万元，但这35万元钱款的去向是否与上诉人崔明星有关，却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实际持有、使用孙立军银行卡，只要调取银行卡提款记录和消费记录，就能证实谁在实际使用，且相应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对于如此前后矛盾的说法不予以查实，未再调取交易明细中支出项目的相关证据，对于被上诉人无证据支持的陈述予以认定，显然错误，应予以纠正。二、本案另一重要证据即2020年7月20日形成的债权债务确认书，该确认书的形成原因，是上诉人之前向被上诉人借款20万元，多年来因无力偿还，被上诉人起诉，后法院形成(2019)鲁0304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书。之后在法院组织双方协商时，上诉人认可借款20万元本金，应支付利息30万元，所以确认书表述为“两被告于2020年12月20日前欠两原告借款20万元整及30万元整”。但该确认书并不构成对实际收到30万元借款的自认。首先，(2019)鲁0304民初337号案件在2019年6月17日开庭审理，庭审时被上诉人徐德政、杨凤均到庭，上诉人未到庭，被上诉人庭审时均未表述除20万元借款外，还有30万元的借款，显然这不是遗漏，而是当时被上诉人也认可不存在30万元借贷。其次，该确认书体现的是双方协商调解的过程，实际内容是双方在磋商还款协议，上诉人同意支付20万元本金的利息30万元。但最终两被上诉人未签字认可，协议未达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本案确认书形成的时间，是双方在本案诉前调解中制作，目的是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从而尽早解决纠纷，息诉止争。这与自认有着明显的区别，是上诉人为着宏观的调解和解目的解决纠纷而对具体的诉争权利的放弃，其体现的是一种更大的价值。最终调解失败，上诉人签字的东西落到了被上诉人手中，如将这种在调解、和解中所作的让步或者认可，作为裁判的重要依据,以后谁还会在诉前调解中表态。再者，确认书中认可归还50万元，是有明确的条件的，就是每月还款3000元，依次归还。如果抛开此条件，50万元的欠款是不成立的，对上诉人也是不公平的。一审法院不考虑确认书的形式、效力、形成背景以及各种因素间的关联，武断的把其中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因素推定为对上诉人不利的自认行为，实属错误。三，民间借贷案件，上诉人抗辨借贷未实际发生，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借款交付，法院就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对于本案中，关于被上诉人借款交付这一环节存在明显的证据缺失，应当认定借款未实际交付，驳回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本案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借款30万元，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在一审过程当中，上诉人也认可30万元当中的12万元，由其支配购买了汽车等。在该借款当中，是由上诉人实际持有孙立军名字的银行卡实际支配消费了30万元，所以上诉人上诉中陈述不知道30万的消费情况，是不真实的。对于上诉人所称30万元是上诉人所借被上诉人20万元的利息一说是不真实的。在2020年7月20日的时候，上诉人曾经找到被上诉人要求通过人民法院进行债权债务还款确认，当天在人民陪审员的主持下，上诉人提供了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一份，在该确认书当中上诉人明确写明了欠被上诉人欠款20万元和30万元，并不是欠20万元及利息30万元。在该确认书中，上诉人明确约定自2020年8月份起，每月归还被上诉人3000元，直到把50万元本金还完为止，并没有提到利息问题。在该确认书中，上诉人均签名认可，只是因为被上诉人对还款数额不满意，因此，被上诉人没有在该确认书中签字。徐德政、杨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崔明星、甘晓燕归还借款30万元；2.赔偿原告30万元（2011年3月17日至2020年10月17日计110个月）同期银行贷款所产生的银行利息（经济损失）20万元；3.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1年3月14日，杨凤作为借款人，山东金挚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以位于博山区西户的房产作为抵押，从工商银行淄博南定支行贷款35万元，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为购营业房，并约定将贷款一次性划入孙立军工行的账户（账号：6222××××6329）。2011年3月21日，该贷款发放至孙立军的上述账户。两原告主张崔明星因经营饭店资金周转困难需临时使用该贷款，故在上述贷款到账后，由崔明星实际支配和使用孙立军的涉案银行卡即上述贷款。因两被告一直未返还借款，在两原告多次催要的情况下，两被告出具借条及借款协议书（附件）各一份。其中借条内容为：今借杨风、徐德政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落款崔明星、甘晓燕，落款时间2011年3月17号。借款协议书（附件）的内容为：崔明星、甘晓燕于2011年3月17日向杨凤、徐德政借用人民币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以签收到人民币借条为证）。借款人用夫妻双方共有的企业和家庭财产作为抵押担保。借用期为93个月。到期后要如数返还，否则，借款人要支付30万元93个月同期银行利息的四倍和违约金3万元，办理完毕后，借款人如需再借用另外签约，本协议一式二份，夫妻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出款人：杨凤、徐德政，借款人：甘晓燕、崔明星，落款时间2011年3月17日。两原告主张上述借条及借款协议书（附件）中的日期2011年3月17日系两被告估摸写的。崔明星对借条中的“杨风”即本案杨凤无异议，但辩称涉案30万元借款并未收到，且借条的出具日期即为2011年3月17日。2020年7月20日，原、被告曾就涉案借款进行过调解，并由两被告单方签署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一份，其内容为：两被告于2020年12月20日前欠两原告借款20万元整及30万元整；两被告承诺自2020年8月份起，每月10日还两原告借款本金3000元整，直到把50万元本金还完为止。两原告及崔明星均认可其中的20万元即一审法院（2019）鲁0304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中所涉20万元。两原告主张其未签字的原因系不同意两被告的还款方式。崔明星辩称该确认书因两原告未签字故并未生效，且若两原告主张该确认书有效，则其无权向两被告主张一次性还款；另，涉案确认书中的30万元实为20万元借款的利息。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孙立军的涉案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自2011年3月21日贷款发放后至2011年3月22日，ＡＴＭＤ5笔合计18300元，转入颜省账户1笔20000元，消费2笔合计126600元，卡取1笔36400元，转入崔明星账户120000元，转入徐金海账户28700元。两原告亦提供了上述转入崔明星账户120000元的业务凭证。两原告主张两被告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借款30万元至今未返还，且其贷款已经张店区人民法院（2013）张商初字第293号案件依法判决，产生了实际损失，故要求两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6%，支付自2011年3月17日至2020年10月17日（两原告只主张110个月）的经济损失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两原告提供的借条、借款协议书（附件）、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等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两被告欠两原告30万元借款的事实。因涉案30万元借款系杨凤从工商银行淄博南定支行贷款而来，故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但两被告仍应履行返还借款本金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两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借款本金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崔明星虽然辩称其并未收到借款，以及涉案确认书中的30万元实为20万元借款的利息，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其上述辩称不予采信。关于崔明星提出的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因两原告未签字故并未生效，且若两原告主张该确认书有效，则其无权向两被告主张一次性还款的意见，两原告提供该确认书，仅用于证明两被告自认欠两原告借款30万元的事实，与该确认书是否生效无关，且两原告未签字的行为亦是对两被告的还款方式不予认可，故两原告现有权要求两被告一次性还款，一审法院对崔明星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两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20万元。因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两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在双方的借款合同中存在过错，故两原告无权要求两被告支付其经济损失，对两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经济损失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甘晓燕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合法处分，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修正）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崔明星、甘晓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德政、杨凤借款本金300000元；二、驳回原告徐德政、杨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徐德政、杨凤负担2320元，由被告崔明星、甘晓燕负担348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应否偿还案涉本金300000元。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争议的30万元借款并没收到，但在二审中又认可收到其中的12万，其陈述前后矛盾；上诉人主张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中的30万为利息，但从该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内容来看，并没有利息的内容，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该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中的30万元为利息。上诉人对其主张无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借款协议书（附件）、债权债务还款确认书等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欠两被上诉人30万元借款的事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崔明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崔明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杰审判员  马士军审判员  冯慧芳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巩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