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五街5号高立二千大厦5层。法定代表人：涂勤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威，男，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科，北京国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黄伟明，男，1965年3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鼎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伟明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7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方鼎欣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威、闫科，被上诉人黄伟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方鼎欣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同方鼎欣公司无需支付黄伟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工资差额477690元；2、由黄伟明承担本案日文证据材料翻译费用904元。事实和理由：一、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中的50万日元工资是基于日本清华同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清华同方公司）的日本软银项目，该项目于2018年3月底结束。黄伟明2018年4月后并未在日本清华同方公司工作，未从事日本软银项目工作。同方鼎欣公司无需支付黄伟明额外的50万日元的工资。根据一审中同方鼎欣公司证据3聊天记录，2018年3月15日，日本清华同方公司的负责人李某某与黄伟明的对话，李某某说：“您继续协助这边到3月底吧。”黄伟明回复：“知道了，工资发到3月底（实际4月发），业务做到3月底，还会给你支持的，谢谢了差不多2年的合作。”黄伟明一审的补充证据6中，同事和合作伙伴交流技术和业务内容第29页。黄伟明与李某某的对话，时间是2019年4月22日。黄伟明说：“软银那是不是又要重新启动吧？”这也表明黄伟明明知日本软银项目早已结束，所以问是否重新启动。另外与同方鼎欣公司的二审新证据结合起来，形成了证据链。日本软银项目于2018年3月底结束。因此，黄伟明在2018年4月后再要每月50万日元的工资没有合同依据。二、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黄伟明的工作量仅有14天，其余时间未向同方鼎欣公司提供劳动。同方鼎欣公司的证据是一审证据2，工作情况说明。黄伟明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在一审期间是认可的。黄伟明提交的补充证据1至9，日本先锋项目以及电力医院项目从黄伟明提交的证据也可以看出仅涉及不超过10天的日期，黄伟明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出日本先锋项目的前期交流沟通过程，该沟通只是前期磋商。日本先锋项目和电力医院项目，都是前期磋商，最终并未落地合作合同，这也是工作量不大的原因。黄伟明一审补充证据6第45页，黄伟明2019年4月26日发给赵某某的微信，也提到黄伟明参与磋商的项目包括日本先锋项目和电力医院项目都没有落地。黄伟明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黄伟明从事与同方鼎欣公司有关的或同方鼎欣公司安排的工作。综上，劳动合同是商务合同，工资是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对价。黄伟明除上述14天工作外，并未为同方鼎欣公司提供劳动，同方鼎欣公司无需支付工资差额。三、从工作地点上看，2018年4月之后，黄伟明并未为同方鼎欣公司提供劳动。黄伟明在仲裁中自认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底在清华大学实验室工作。2016年6月至2018年3月31日黄伟明在做日本软银项目。黄伟明的工作地点是在东京和国内，国内的工作地点是在清华大学实验室，是因为清华大学实验室以及北京孚睿星辰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孚睿公司、是清华大学所属公司）与日本清华同方公司存在技术开发合同。2018年3月31日，技术开发成果验收，合同完毕，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或同方鼎欣公司与清华大学方面再没有合作项目。2018年4月之后黄伟明没有在同方鼎欣公司的工作地点工作，一直在清华大学实验室工作，因此黄伟明从事的不是与同方鼎欣公司有关的工作，黄伟明是在从事个人研究工作，期间发表了研究成果的书籍，与同方鼎欣公司的业务毫无关系。四、事实上2018年4月日本软银项目结束后，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就新的岗位进行了协商，黄伟明明确表示不愿意从事语音识别外的任何工作。黄伟明主动要求在清华实验室做研究，同意同方鼎欣公司每月支付4000元的工资，双方口头协商一致对工资标准和工作内容进行了变更。具体情况是。2018年4月后，江威与黄伟明协商，因为同方鼎欣公司没有语音识别项目，黄伟明要求在清华大学进行研究，同方鼎欣公司给黄伟明上社保并每个月开4000元工资，同方鼎欣公司同意并且表示黄伟明提供一些最新的技术咨询服务即可，不超出每个月4000元工资的范畴，同方鼎欣公司对黄伟明出勤等作出要求。同方鼎欣公司有新的语音识别项目，正式合同落地的话如果需要黄伟明全职作落地后项目，同方鼎欣公司会和黄伟明另行协商工资待遇，另行做岗位变更，黄伟明表示同意。黄伟明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5，电力医院的交流记录第8页第一行，写着2018年4月领导指示不用过来公司，在清华实验室持续工作状态，虽然是黄伟明自己记录不能反映事实真相，但是至少说明了2018年4月黄伟明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变化，并且与同方鼎欣公司领导就工作进行过协商。当时同方鼎欣公司之所以会与黄伟明签定工资变动表是因为双方对于日本软银项目的工作没有争议，之前同方鼎欣公司每月发放给黄伟明4000元工资，之后也继续发放，就没有签工资变动表。黄伟明工作严谨，行为习惯是以书面的形式留存，如果黄伟明认为从2018年4月起每个月欠薪50万日元，却没有书面形式提起，不符合常理。黄伟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同方鼎欣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黄伟明的工作职责除了日本软银的语音开发之外，还有语音项目的技术调查和与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进度结果确认，以及日本清华同方公司其他项目支持。所以50万日元工资不是仅针对日本软银项目。从2018年4月到2019年6月30日，黄伟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是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研发工作。一审中同方鼎欣公司提到的其他工作安排，黄伟明是认可进行了相应的工作安排，但是工作量远大于14天，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黄伟明的工作地点一直在清华大学实验室，从2016年6月到2019年4月一直在同一工作地点工作。同方鼎欣公司从未就岗位薪资与黄伟明进行过变动的协商。同方鼎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方鼎欣公司无须支付黄伟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25000元2.判令黄伟明承担本案日文证据材料翻译费用904元。黄伟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同方鼎欣公司支付黄伟明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之间克扣的工资84227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伟明于2010年6月1日入职同方鼎欣公司。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约定黄伟明的岗位为高级架构师。2016年5月24日，同方鼎欣公司向黄伟明出具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约定将黄伟明的岗位由原项目组“公共服务部”调整为新项目组“日本清华同方”；原主管经理为江威，新主管经理为李某某；原岗位为公共服务部高级架构师，新岗位为高级架构师。新岗位职责为：1、作为软银语音项目技术负责人；2、对应语音项目相关技术调查；3、负责协作方清华大学课题组的进度成果确认；4、应对日本清华同方公司其他项目技术支持。月工资由原薪酬人民币19000元调整为：“1、人民币：4000+五险一金；2、薪资：50万日元，由日本清华同方支付；3、5万日元特殊补贴（在东京工作期间每月发放，在北京工作期间作为赴日交通费暂不发放，均由日本子公司支付）”；工作地点调整为：“日本东京／北京得实”，调动原因为：“因日本软银调查项目需要与客户对接，长期在东京工作。因此进行社内转勤到日本清华同方公司，薪资及相关补贴由日本清华同方发放，国内保留最低额度的工资和五险一金。”黄伟明同意上述岗位、工资和岗位职责等的变动后，于2016年6月1日开始进入新项目工作，此后仍向同方鼎欣公司报送考勤情况，同方鼎欣公司一直按月向黄伟明支付工资4000元至今，日元工资部分由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支付。黄伟明提交的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2016年10月至2019年7月考勤确认电子邮件显示同方鼎欣公司在上述期间一直向黄伟明发送电子邮件确认黄伟明的考勤情况，黄伟明的部门自2017年2月起由“公共服务部其他”变更为“北京软银系统开发二期”。2017年12月20日，黄伟明向李某某发送电子邮件要求报销其2017年8月通勤及接待费用，2017年10月通勤报销。2018年3月15日，李某某向黄伟明发送微信信息“上次跟您说了。您继续协助这边到3月底吧。辛苦了。”黄伟明回复“已经商量好了主体，确定了标题，在沟通着的啊”。李某某回复“吴博士那边的东西不用复杂，大家有事情随时沟通吧。多谢！”黄伟明回复“知道了，工资发到3月底（实际4月发），业务做到3月底。还会给你支持的。谢谢了差不多两年的合作。”“为语音项目积累了不少技能，而且是在清华这条线上。你也考虑进去吧。”2019年7月5日，黄伟明向同方鼎欣公司发送电子邮件，附件《关于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称同方鼎欣公司一直未足额交纳社保五险一金，委托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支付的日元部分工资自2017年8月起长期拖欠至今，2019年5月，因劳动合同即将到期，黄伟明多次要求与同方鼎欣公司签订薪资待遇不低于原待遇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同方鼎欣公司以需请示领导为由，至今未回复，故书面要求在2019年7月12日前予以解决。黄伟明于次日将附件纸质版邮寄给同方鼎欣公司。2019年7月9日，同方鼎欣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高某某与黄伟明通话称收到邮件。双方关于工资发放及续签合同问题沟通无果。2019年7月15日，黄伟明针对同方鼎欣公司的回函向该公司发送电子邮件，附件《关于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回复》称自2017年8月起同方鼎欣公司长期拖欠工资，不足额发放约定薪酬。2019年7月18日，黄伟明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同方鼎欣公司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拖欠工资842279元。仲裁委于2019年9月6日作出裁决如下：一、同方鼎欣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伟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2.5万元；二、驳回黄伟明其他仲裁请求。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均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方鼎欣公司起诉在先。2020年11月3日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黄伟明自2010年6月1日至今仍在同方鼎欣公司工作。审理中，黄伟明明确其日元工资部分系按照2019年7月16日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每1万元日元兑人民币636.92元标准换算。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同方鼎欣公司提交日文转账凭证及中文翻译件、李某某与黄伟明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及文字稿，证明已向黄伟明支付日元部分工资至2018年3月。转账凭证显示为六份转账记录明细，其中包含2017年9月29日以后的转账记录。通话录音文字稿显示为高某某与黄伟明在2019年6月5日的通话，有关内容有“高：啊，然后你去李某某那边，然后从2018年3月份你们也是沟通结果是确定了，工资发放到3月底。黄：嗯，嗯。高：对吧？你也是同意的。黄：嗯，日本工资发到3月底，对！”黄伟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询问，黄伟明认可收到截至2018年1月的工资。法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以认定，可以证明黄伟明的日元工资部分已支付至2018年3月。2.同方鼎欣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3月以后黄伟明的工作状态，未在同方鼎欣公司指定地点工作，未受同方鼎欣公司管理，从事自己的事情；该证据显示2019年4月22日黄伟明称“去年4月份以后你那里我也只是零零碎碎地做了一点事而已。”“再没活干我就惨了”，提交工作安排说明，证明2018年至2019年基于要帮黄伟明在国内上社保，根据每月4000元给黄伟明安排工作，折合工作天数为14天，从事工作仅仅是交流和技术咨询。经质证，黄伟明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对工作安排说明的真实性认可，称其中第4、5、6项是日本清华同方公司让其帮助在国内出差做项目的内容，不是同方鼎欣公司安排的；第7项是日本清华同方公司的客户总经理让其到国内考察，让其与江威联系，负责一下接待，因为同方鼎欣公司工作调动，其主要精力是项目研发。黄伟明为证明其持续为同方鼎欣公司提供劳动并接受管理，提交考勤确认邮件、2018年共同研究年度成果报告往来邮件及报告书、2019年共同研究年度成果报告微信记录、邮件记录及报告书、日本先锋项目往来邮件及微信交流记录、内部项目总结、电力医院项目工作记录及微信交流记录、同事和合作伙伴交流的技术和业务内容、研究开发设计的技术内容、日本出差记录、护照签证记录及公司差旅费报销邮件、研究开发工作的内容记录、仲裁庭审笔录、录音、第3858460号发明专利证书、同方鼎欣公司官网2020年7月29日新闻中心发布的“坚持创新屡获成果！同方鼎欣“履历”再添发明专利认证”、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6月27日的先锋项目沟通邮件、2018财年度合作研究成果报告“针对语音识别、声纹识别、环境声音问题的通用课题的研究开发”。同方鼎欣公司对上述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法院认为，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以认定，至于能否支持各自证明目的，在法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事实统一论述。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黄伟明在其主张的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与同方鼎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该期间提供劳动并依据与同方鼎欣公司的约定享有劳动报酬的权利依法受到保护。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于2016年5月24日约定调整了黄伟明的岗位及工资标准，工资构成中的日元工资部分由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支付，但黄伟明的劳动关系并未发生转移，同方鼎欣公司在2016年6月后仍基于黄伟明的考勤情况向其支付劳动报酬，黄伟明的日元工资部分虽约定由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支付，但该部分工资仍属黄伟明的工资构成部分，同方鼎欣公司作为黄伟明的用人单位对黄伟明日元工资部分的获取负有相应的管理保障责任。本案双方关于黄伟明上述期间的日元部分工资从何时开始欠发存有争议，根据查明事实可以认定黄伟明的日元工资部分已支付至2018年3月，黄伟明未获得2018年4月以后的日元工资部分，故法院对黄伟明要求同方鼎欣公司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期间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中同方鼎欣公司就黄伟明由第三方支付工资差额部分的管理保障责任范围，双方虽然约定日元工资部分的支付主体为日本清华同方公司，但日本清华同方公司系依据与同方鼎欣公司的合作向黄伟明支付工资，故在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未依照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的约定向黄伟明支付2018年4月以后工资的情况下，同方鼎欣公司作为黄伟明的用人单位，对黄伟明的劳动报酬仍负有相应的给付义务。黄伟明在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一直在北京工作，故黄伟明主张上述期间每月5万日元的特殊补贴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同方鼎欣公司虽主张黄伟明于2018年3月结束在新项目组的工作后未回到其公司办公地点提供正常劳动，而是一直在外从事外接项目，黄伟明认可只需支付每月4000元薪酬，但同方鼎欣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黄伟明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在2018年4月以后仍继续向日本清华同方公司和同方鼎欣公司提供了与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中新岗位职责相关的劳动，且上述劳动并非仅限于同方鼎欣公司主张的仅符合每月4000元薪酬的协助、支持类工作，因此，同方鼎欣公司在2018年4月以后仅支付黄伟明每月4000元薪酬的行为侵犯了黄伟明的合法权益，应按照每月50万日元标准向黄伟明补发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差额。黄伟明主张的日元换算人民币标准合理，法院予以采纳，并计算出上述期间工资差额为477690元（计算方法：31846元×15月）。同方鼎欣公司主张翻译费904元，但并未提交相应票据证明其主张金额，且其主张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伟明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工资差额477690元；二、驳回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黄伟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同方鼎欣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2018年3月28日日本软银公司对“声纹认证开发项目”进行验收的3个文件及翻译件共6页。证明目的是：2018年3月28日日本软银公司对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所作的声纹认证开发项目进行验收，至此黄伟明所做的项目已完成，没有其他日本软银公司的项目。证据二、同方鼎欣公司使用“时间戳”电子取证平台对证据一的文件进行取证的录屏视频及截图、证书、验证截图4页。证明目的是：证据一未被篡改，真实可信。证据三、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与日本清华同方公司签署的两份技术开发合同，以及孚睿公司与日本清华同方公司签署的两份技术开发合同共33页。证明目的是：黄伟明在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在日本软银项目中能够在清华大学实验室工作，是因为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清华大学、孚睿公司有技术开发服务关系。2018年3月31日之后合同履行完毕，黄伟明继续在清华大学实验室工作不是为同方鼎欣公司提供劳动。黄伟明发表质证意见：不认可上述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证据一系同方鼎欣公司自行制作，不是日本软银公司出具。证据二的操作过程不能完整反映双方合作项目，亦无法证明双方除该合同外不存在其他合作项目。证据三的合同中日本清华同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黄伟明，但黄伟明从未见过该组合同，无法确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同方鼎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形式及内容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2016年5月24日，同方鼎欣公司向黄伟明出具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约定了黄伟明新岗位、新岗位职责、薪酬调整等。其中薪资调整为4000元＋五险一金；50万日元（由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支付）；5万日元特殊补贴（在东京工作期间每月发放，在北京工作期间暂不发放，由日本子公司支付）。日本清华同方公司向黄伟明支付每月50万日元工资至2018年3月，之后未再支付。黄伟明要求同方鼎欣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每月50万日元的工资差额。现同方鼎欣公司主张日本软银项目于2018年3月底结束。黄伟明在2018年4月后再要每月50万日元的工资没有合同依据。本案中，系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并每月向其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在2018年4月之后依然为黄伟明上社保，并支付4000元工资。另外黄伟明是被同方鼎欣公司派至“日本清华同方”项目组工作，虽然黄伟明工资构成中的日元工资部分由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支付，但黄伟明的劳动关系并未发生转移。该部分工资仍属黄伟明的工资构成部分，同方鼎欣公司作为黄伟明的用人单位对黄伟明日元工资部分的获取负有相应的管理保障责任。日本清华同方公司依据与同方鼎欣公司的合作向黄伟明支付工资，在日本清华同方公司未依照同方鼎欣公司与黄伟明的约定向黄伟明支付2018年4月以后工资的情况下，同方鼎欣公司作为黄伟明的用人单位，对黄伟明的劳动报酬仍负有相应的给付义务。同方鼎欣公司主张2018年4月之后黄伟明没有在同方鼎欣公司的工作地点工作，一直在清华大学实验室工作，因此黄伟明从事的不是与同方鼎欣公司有关的工作，黄伟明是在从事个人研究工作。黄伟明陈述其在2018年4月之前在北京的工作地点就是在清华大学实验室，日本清华同方公司不向其支付50万日元工资以后，其在北京仍然在清华大学实验室工作，并没有改变工作地点。同方鼎欣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18年4月之后，黄伟明从事的不是与同方鼎欣公司有关的工作。而黄伟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黄伟明在2018年4月以后仍继续向日本清华同方公司和同方鼎欣公司提供了与员工岗位调动审批表中新岗位职责相关的劳动，且上述劳动并非仅限于同方鼎欣公司主张的仅符合每月4000元薪酬的协助、支持类工作。对此，同方鼎欣公司又主张黄伟明在2018年仅提供14天工作，除此之外并未向同方鼎欣公司提供劳动。同方鼎欣公司此项主张亦缺乏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采信。另同方鼎欣公司主张，2018年4月之后，黄伟明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变化，并且与同方鼎欣公司领导就工作进行过协商，重新调整了薪酬。黄伟明对此予以否认，且同方鼎欣公司未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同方鼎欣公司在2018年4月以后仅支付黄伟明每月4000元薪酬的行为侵犯了黄伟明的合法权益，应按照每月50万日元标准向黄伟明补发2018年4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差额。黄伟明主张的日元换算人民币标准合理，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计算上述期间工资差额的数额适当，本院不持异议。同方鼎欣公司不同意向黄伟明支付上述工资差额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方鼎欣公司主张由黄伟明承担本案日文证据材料翻译费用904元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同方鼎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瑞审 判 员  朱 华审 判 员  王丽蕊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范楷强书 记 员  李雅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