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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终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铁物资集团西北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东路150号。法定代表人：郑长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剑，北京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志强，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198号。法定代表人：李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沈阳东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正阳街285号。法定代表人：樊旭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日宏，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金华市万胜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文苑路5号3楼。法定代表人：俞益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盛亦江，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辽宁东宏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正阳街285号。法定代表人：金小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轶，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樊旭洪，男，195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系沈阳东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闻芳谊，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辉，男，196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琳琳，辽宁北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浩，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春，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建洪，男，1964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春，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铁物资集团西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西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及原审被告沈阳东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森公司）、金华市万胜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胜公司）、辽宁东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宏公司）、樊旭洪、刘辉、陈浩、陈建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一初字第00027号之一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合同性质系名为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东森公司、万胜公司、东宏公司为樊旭洪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中铁西北公司向东宏公司支付款项35500万元和万胜公司向中铁西北公司预付借款利息7100万元的情况下，尚有以下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第一，一审判决将38125万元与35500万元之间的差额2625万元和万胜公司向中铁西北公司支付的7100万元认定为利息，但没有查清是根据怎样的利率和起止时间计算出来的；也没有表述清楚在认定借款本金数额时，未将该710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从35500元中扣减的原因。第二，一审判决虽然认定本案《建材供货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按甲方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期限，在发票含税单价基础上每月加价0.7%”和《钢材销售合同》中约定的“甲乙双方结算总价款为甲方向生产厂商……支付的承兑总额*1.042”等内容反映出的代理费及结算价款部分即为中铁西北公司所要收取的贷款利息，但并未查清各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也未表述清楚将《钢材销售合同》中约定的“1.042”认定为“1.024”的根据。第三，一审判决并未查清中铁西北公司与万胜公司、东森公司、樊旭洪2013年12月14日签订的ZTXB-JHWS-20131214《协议书》关于38125万元欠款中七笔款项付款时间的约定，即认定约定的付款期限基本为2013年12月27日，并将此日期确定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第四，在甲方中铁西北公司与乙方东森公司、乙方委托代理单位万胜公司，乙方指定建材供货方东宏公司与担保方太平洋公司签订的ZTWZXB-DS-WS-201305-1《2013年度建材供货合同》中，各方当事人明确约定：甲方只负责在规定的时间内付款，付款之日起即视同甲方开始履行供货义务，银行承兑汇票解付前五个工作日视同甲方圆满完成供货；具体供货由乙方同乙方指定供货方协商，若未供货或供货不及时，甲方不负任何责任；在甲方中铁西北公司与乙方万胜公司（东森公司委托代理单位）签订的XB-WS-XS-201305《钢材销售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如东宏公司不能交货等原因，乙方仍须全额支付货款，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上述约定表明，只要中铁西北公司支付款项，即使没有交付货物，东森公司等亦应承担向中铁西北公司全额支付款项的义务。在太平洋公司与中铁西北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担保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为抵押权人中铁西北公司在上述《建材供货合同》《钢材销售合同》中的权利得到保障，太平洋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并没有在不发生钢材交易的情况下担保人即无须承担责任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主合同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欺骗太平洋公司，但对于恶意串通和欺骗的基本事实情况并没有查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一初字第00027号之一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中铁物资集团西北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93800元予以退回。审 判 长 王云飞审 判 员 冯文生审 判 员 崔晓林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纳 敏书 记 员 闫若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16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大道中5号路陆氏工业大厦*栋3C。诉讼代表人：黄衍能，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高帅，该公司管理人成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秋生，男，195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薄连明，男，196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史万文，男，196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贺成明，男，196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红波，男，196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海滨，男，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再审申请人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破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认为，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由本院提审。审 判 长 王毓莹审 判 员 陈宏宇审 判 员 曹 刚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 亚书 记 员 林文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11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车纯平，男，195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姝菲，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晓明，男，196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再审申请人车纯平因与被申请人王晓明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46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车纯平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之规定申请再审。事实与理由：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车纯平提交以下证据作为新的证据：一是东营和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美物业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和《证明》复印件，拟证明2014年6月16日，车纯平作为涉案房屋业主向和美物业公司报修，进而证明自该日起车纯平已实际占有涉案房屋。二是张学林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和张学林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拟证明2014年5月3日，车纯平与张学柱约定的交房过户期限到期，张学柱向张学林借款1.5万元用于支付车纯平房屋租赁费用，且车纯平与李国莉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交接手续。车纯平于2014年5月3日起已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二审判决认定车纯平2014年7月23日前未对涉案房屋实际占有使用，依据不足。王晓明提交书面意见称，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东开民初字第232号民事调解书记载，“张学柱、李国莉于2014年10月31日前将涉案房屋交付车纯平，并自该房屋抵押权涤除之日起十五日内将该房屋过户至车纯平名下”，说明至2014年9月30日，涉案房屋未由车纯平占有使用。车纯平一审提交一份《租赁合同》证明李国莉于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刘兆虎，故在2014年10月31日之前车纯平未占有涉案房屋。车纯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涉案房屋被查封之前已经实际占有房屋。本院经审查认为，车纯平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案外人张学林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车纯平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在本案诉讼之前形成，但是其在一、二审中却未予提交，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能确认。即便证据真实，和美物业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和《证明》的复印件仅能证明车纯平就涉案房屋维修事宜与和美物业公司进行过交涉、支付了维修费用，并不足以证明车纯平是业主。张学林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仅能证明张学林取款1.5万元，并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用于支付车纯平租赁费。因此，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车纯平已于2014年5月3日实际占有房屋。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东开民初字第232号民事调解书明确记载，“张学柱、李国莉于2014年10月31日前将涉案房屋交付车纯平”，说明至该民事调解书出具之日，即2014年9月30日，涉案房屋尚未交付给车纯平。车纯平一审提交的李国莉与刘兆虎签订的租期至2014年10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车纯平与东营圣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签订的租期自2014年10月31日始的房屋租赁合同亦能与上述民事调解书内容相互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结合全案证据和车纯平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二审判决认定车纯平在涉案房屋2014年7月23日被查封之前未占有该房屋并无不当。综上，车纯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车纯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谢爱梅审判员  王友祥审判员  肖 峰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乔禹博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8)渝委赔监13号杨先会：你不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四中院赔委会)（2017）渝04委赔6号赔偿决定，以该决定未支持你5倍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的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你不服石柱县法院(2013)石法民初字第00818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6月4日上午到该院大门口铺摆大字报辱骂该案一审承办人戴晓东，戴晓东未通过合法途径处理，与你发生抓扯导致你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石柱县法院对此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你在石柱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2天，产生医疗费用2607.22元，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继续检查产生费用902.96元，医疗费为3510.18元。你的伤情为软组织损伤，住院期间确定护理人员1人，按每天100元，护理费为3200元。你因住院32天导致误工32天，按照国家2016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258.89元计算，误工费为8284.48元。上述费用共计14994.66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依法减轻国家赔偿责任。本案中你被戴晓东抓扯受伤，系你辱骂戴晓东而引起，你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四中院赔委会考量各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过错程度，决定由石柱县法院承担70%的责任，你承担30%的责任，并决定石柱县法院赔偿你10496.26元，并无不当。你提出误工费应当按国家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倍计算的问题，因你没有举证证明你的收入等于或高于国家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五倍，你的该项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你提出误工期限应为受伤之日至能够劳动时止为三年时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公民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石柱县人民医院的出院证明没有另需休息的意见，你的误工时间算至出院之日止并无不当。你提出应当赔偿抚养无劳动能力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及《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伤害致残是支付抚养无劳动能力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基本条件，你的伤情属于软组织损伤，未被致残，故你主张赔偿抚养无劳动能力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综上，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渝04委赔6号赔偿决定正确，你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2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珠海市斗门区恒业房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城东开发区永福2路21号东升贸易广场。法定代表人：陈达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永光，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棋，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诉讼代表人：郑斌，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晖，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方，北京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汕头市金园区华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石榴园3/39首层。法定代表人：陈敏毅，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敏毅，男，196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婵銮，女，193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为群，男，196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因犯贷款诈骗罪曾被关押于广东省揭阳监狱，2015年9月25日释放后下落不明。再审申请人珠海市斗门区恒业房产开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金园区华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陈敏毅、江婵銮、林为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经审查认为，珠海市斗门区恒业房产开发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 判 长 张颖新审 判 员 钱小红审 判 员 奚向阳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鹏书 记 员 王天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8)渝委赔监2号杨如兵、李廷建：你们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渝05委赔19号赔偿决定，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永川区法院）执行违法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永川区法院在执行你们强制搬迁过程中，依法向你们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发布了强制执行公告，在强制执行时对你们房内物品进行了清理、登记，当地基层组织和永川区公证处对整个执行过程进行了见证。执行完毕后，永川区法院通知你们到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办理领取物品手续，你们收到通知后未领取。故永川区法院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你们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书中无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及执行公告上无院长签字的问题，这类文书只要有法定代表人印章即符合法定形式要求。你们提出执行未经上一级法院批准的问题，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执他1149号文件证明该执行案已经上一级法院批准。你们提出房屋不在征地红线内的问题，你们收到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永川区法院不但在非诉审查程序且在之后的执行程序中均对此问题进行了审查，确认你们的房屋属于征地红线范围内。你们提出恢复强制执行不具备相应条件的问题，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案件的执行方式，永川区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采取中止执行方式多次做你方工作但仍未促成安置补偿协议达成而恢复执行并无不当，期间在发布执行公告上存在程序瑕疵但不影向你们的实体权利。你们提出永川区法院强拆时未通知你们到场以及拆除了你们的养殖场问题，经审查与事实不符。综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渝05委赔19号赔偿决定并无不当，你们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11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北京博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法定代表人：李雪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丰华，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丽琼，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苏东生，男，1966年9月15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西昌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徐国超，男，196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县。以上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华林，广东度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北京博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苏东生、徐国超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博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2011年10月20日，博泰公司向苏东生、徐国超发出《关于对的回复》，系行使不安抗辩权，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定，存在错误。博泰公司签订协议、支付定金后，在尽职调查期间发现协议所涉转让标的因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11年7月7日在其官网公布的《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公告暂停全省范围内煤矿采矿权转让审批》，无法完成采矿权的转让，博泰公司有合理正当理由迟延支付转让款，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所签合同处于中止履行状态，苏东生、徐国超未与博泰公司积极协商，亦未提供相应担保，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应为博泰公司，而非苏东生、徐国超。苏东生、徐国超收到《关于对的回复》当天即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即使苏东生、徐国超行使合同解除权，亦应根据法律规定给博泰公司必要的履行时间，苏东生、徐国超属于恶意解约。一审判决认定苏东生、徐国超系行使法定解除权，系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博泰公司无权要求苏东生、徐国超返还定金，亦无权请求支付资产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合理划分博泰公司与苏东生、徐国超的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苏东生向博泰公司返还定金24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1年7月15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3.改判徐国超向博泰公司返还定金16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1年7月15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4.本案一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苏东生、徐国超承担。苏东生、徐国超提交意见称，（一）博泰公司未经上诉而直接提出的再审申请，应不予支持。（二）博泰公司注册资本仅为四千万元，因缺乏资金导致其无力履行案涉合同，并非因苏东生、徐国超或政策原因才暂缓向苏东生、徐国超支付转让款项。并且，在签订《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之前，博泰公司即已经知道案涉煤矿法定代表人登记为李永桂和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于2011年7月1日所发通知内容。（三）苏东生、徐国超享有不安抗辩权和合同解除权。因博泰公司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防止损失扩大，苏东生、徐国超只能解除合同。请求驳回博泰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从诉讼制度设计看，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从民事诉讼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应当诚实守信，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对对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当损害，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从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的保护力度看，二审程序针对当事人上诉请求，对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全面的实体审理，对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均更为周延和全面。而再审审查程序针对的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属于特别救济程序，启动再审的条件更为严格。因此，当事人选择二审程序进行救济能够更充分保护其民事权利。本案中，博泰公司没有在法定上诉期间内向本院提起上诉，且其再审申请中未提出任何理由，在本院询问过程中，博泰公司亦称，“对没有上诉的问题不清楚”。博泰公司的申请再审存在不当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且经本院审查，其再审理由与一审理由基本一致，对此，一审判决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述，本院予以认可。博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博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 丹审 判 员  张 纯审 判 员  李晓云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 朋书 记 员  陈思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11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任翔飞，男，蒙古族，1978年4月19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珂，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学峰，男，汉族，1973年3月13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贺斌，男，汉族，1974年8月9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一审第三人：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贾海。一审第三人：乔三荣，男，汉族，1976年8月1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再审申请人任翔飞因与被申请人李学峰、贺斌及一审第三人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乔三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内民终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任翔飞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李学峰、贺斌付款数额错误。在李学峰、贺斌提交的11张收条中，2013年7月3日的200万元任翔飞仅收到100万元，2013年10月21日的800万元、2013年11月11日的250万元、2013年12月24日的120万元、2014年3月9日的500万元均未收到。此外，李学峰、贺斌代任翔飞向案外人刘斌偿还900万元债务抵顶承包款亦不符合事实，任翔飞于2013年9月21日出具的欠条与本案无关，不应采信。鉴于案涉款项数额巨大，且李学峰、贺斌不能提交付款凭证，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精神，不能认定付款事实的发生。任翔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李学峰、贺斌提交意见称，任翔飞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学峰、贺斌是否按照《煤矿承包合同书》的约定足额支付了承包款。经查明，李学峰、贺斌提交的证据包含11张收条和1张欠条，任翔飞主张未收到其中的5张收条和1张欠条载明的款项。针对任翔飞的上述主张，本院分析如下：（一）2013年12月24日、2014年3月9日的两张收条系以车、房、土地抵顶承包款。李学峰、贺斌在二审庭审中表示随时可以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鉴于任翔飞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故二审判决认定上述款项已经支付并无不当。（二）2013年7月3日、2013年10月21日两张收条分别载明收到煤矿“预付款”200万元和“首付款”800万元。任翔飞在一审诉状中，自认收到第一笔煤矿承包款1000万元。同时，根据《煤矿承包合同书》的约定，李学峰、贺斌应当在前期支付200万元，并在相关手续办理完成后支付首付款800万元。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任翔飞在起诉状中自认收到的1000万元应为2013年7月3日、2013年10月21日两张收条载明的1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李学峰、贺斌无需就上述两张收条载明的1000万元是否已实际支付进一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任翔飞主张李学峰、贺斌仅支付了其中100万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三）2013年11月11日的收条明确载明任翔飞收到煤矿承包款250万元，意思表示明确且没有瑕疵。从形式上看，该收条与案涉其他收条相比，亦无特殊之处。李学峰、贺斌虽不能提供实际付款凭证，但任翔飞亦未就其为何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况下仍出具收条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证据证明。况且，在该收条载明的款项尚未支付的情况下，任翔飞此后仍继续出具数张收条亦与常理不合。故对任翔飞关于未收到该笔250万元的申请再审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说，即便该笔250万元李学峰、贺斌尚未支付，但相对于总额4000万元的承包款而言，不属于根本违约，亦不能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规定的情形，任翔飞关于解除合同的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四）案涉欠条1张系任翔飞向案外人刘斌出具，现李学峰、贺斌已经从刘斌处取回，可以证实其二人已经代任翔飞向刘斌偿还欠款。尽管任翔飞对此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况且，经任翔飞认可的2013年9月19日收条就是刘斌向李学峰、贺斌出具，表明李学峰、贺斌曾有代任翔飞向刘斌还款的行为。现任翔飞主张欠条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任翔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任翔飞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魏文超审 判 员 刘小飞审 判 员 贾清林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叶 阳书 记 员 齐 欣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行申192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武汉市科达云石护理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办事处金海工业园路**号（10）。法定代表人：辛克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丽娜，北京市慧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号。法定代表人：赵刚，该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强，该委员会审查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苏力宝建材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大义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岳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惠磊，北京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武汉市科达云石护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云石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苏力宝建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宝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229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科达云石公司申请再审称，（一）被异议商标（详见附件）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予撤销。1.被异议商标“铁力士”与引证商标“大力士”（详见附件）均由三个汉字构成，仅首个汉字不同，均为“X力士”的结构，且读音近似，整体含义均是指“力量强大”的“力士”。二者在文字构成、呼叫、含义上构成近似。2.在异议复审阶段，科达云石公司提交了“大力士”商标在全国的行业排名、获得湖北省著名商标等荣誉，以及销售宣传等证据材料，同时，科达云石公司的“大力士”商标被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另案中认定为“驰名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和一、二审法院均在相应的文书中认定，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引证商标在云石胶商品上已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3.被异议商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攀附引证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恶意。（1）被异议商标外围的矩形框与引证商标在云石胶产品包装上的设计一致。（2）力宝公司与科达云石公司是云石胶生产和销售的同行业者，有相同的销售渠道、目标市场及消费群体。力宝公司不仅模仿“大力士”推出“铁力士”云石胶产品，还模仿“大力士”推出“大力宝”云石胶产品。（3）科达云石公司对“大力士”云石胶产品的包装罐拥有外观设计专利权，力宝公司曾经营过假冒的“大力士”云石胶产品，包装设计也几乎相同。（4）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均实际使用在云石胶商品上，其包装均为圆柱体包装和方形盒装包装。在这两种包装上，力宝公司均模仿了科达云石公司的设计。在圆柱体包装设计下，二者的包装罐颜色完全相同。且圆柱体的形状特点会导致相关公众在识别过程中，因为摆放角度而只能看到“力士”两个字。在盒装包装设计上，二者的包装几乎一模一样，且被异议商标实际使用的字体由申请图样的华文新魏体改为与引证商标相同的宋体。请求本院：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并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3]第106852号《关于第6646236号“铁力士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力宝公司提交意见称，（一）被异议商标是图文组合商标，文字部分是粗体字，而引证商标是纯文字商标，笔划有粗有细。两个商标首字笔划不同，发音也不同，并且被异议商标是臆造词、没有含义，而引证商标是常用词、有明确含义。已生效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1565号行政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978号行政裁定均已认定两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二）被异议商标自2008年就开始广泛使用。科达云石公司提交的有关证据与引证商标不具有对应性，不足以证明引证商标在相关行业中具有广泛知名度。（三）力宝公司及被异议商标在云石胶行业具有很高知名度，不存在恶意模仿的主观故意。力宝公司的股东之一浙江力宝高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力宝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云石胶生产厂家和化学建材产品生产基地。力宝公司制造的产品品质优良，多次获得奖励。（四）“大力士”商标由浙江力宝公司最早在相关商品上使用及宣传，曾于1998~1999年在本行业的专业杂志上刊登宣传广告。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本院另查明：浙江力宝公司是力宝公司的股东，再审申请人对此没有异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行终字第136号判决认定：“1998年至1999年期间在《石材》杂志上刊登的广告复印件、部分销货合同复印件以及部分经销商的证言等证据能够表明浙江力宝公司曾经在云石胶商品上使用过‘大力士’商标”。本院再查明，2016年11月29日，本院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2978号行政裁定，认定：“（该案）争议商标（铁力士）指定使用在‘工业用粘合剂、贴广告用粘胶、工业用胶’等商品上，引证商标（大力士）核定使用在‘工业用粘合剂、粘胶液、固化剂’等商品上。……争议商标为文字‘铁力士’外加长方形边框，引证商标仅为文字‘大力士’……二审法院认定争议商标和引证商标不构成商标近似，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构成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是否符合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本院认为，首先，虽然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虽均含有“力士”文字，但被异议商标为文字“铁力士”外加长方形边框，而引证商标仅为文字“大力士”。被异议商标为臆造词汇，引证商标含义较为固定，二者含义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二者的读音也存在明显差异，能够被相关公众区分。其次，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科达云石公司和力宝公司在相关商品上对各自的商标标识均进行了实际使用，尽管科达云石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引证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基于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标识上的不同，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不会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最后，再审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先使用相关包装装潢，其申请相关外观设计专利的情形亦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在实际使用中存在恶意攀附的主观故意。故二审法院认定被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不构成商标近似，并无不当。科达云石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武汉市科达云石护理材料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武汉市科达云石护理材料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艳芳审 判 员 毛立华审 判 员 杜微科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海珠书 记 员 张栗萌附件：被异议商标引证商标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皖行终74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韩桂民，男，195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3020031917117。法定代表人张建军，该区区长。上诉人韩桂民因诉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简称埇桥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13行初3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桂民在一审中诉称：埇桥区政府虽在复议决定中认定宿州市埇桥区北杨寨行政管理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北杨寨行管区）不作为，但未确认其违法，违反法律规定；埇桥区政府虽责令北杨寨行管区依法对韩桂民申请政府公开内容进行答复，但未确定答复期限，违反法律规定。请求判决：埇桥区政府更正复议决定，在复议决定中增加确认北杨寨行管区不作为违法，以及确定答复期限的内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4日，埇桥区政府针对韩桂民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埇政复决[2017]36号行政复议决定：一、确认被申请人北杨寨行管区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二、责令北杨寨行管区依法对韩桂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进行答复。韩桂民对该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因韩桂民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一审法院多次向其释明，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如其对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可要求撤销该复议决定或者确认该复议决定违法。韩桂民表示对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不满，要求维持该复议决定，不同意撤销该复议决定，但认为该复议决定不完整，要求判决埇桥区政府增加复议决定内容，且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告知其司法机关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无权直接变更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内容，再次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韩桂民仍表示，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之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韩桂民既要求维持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又要求判决埇桥区政府增加复议决定的内容，属诉讼请求不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本案中，该院曾多次向韩桂民释明，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韩桂民拒不同意明确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韩桂民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韩桂民的起诉。韩桂民上诉称:其在一审中诉讼请求第二项是：请求判决埇桥区政府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或作出行政复议更正告知书；第三项是：确认埇桥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判决维持。一审庭审中，其对法庭询问，多次回答：埇桥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合法，不同意撤销，但同意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照埇桥区政府答辩状中所说“埇桥区政府认为行政不作为就是确认违法”、“埇桥区政府认为北杨寨行管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应当责令其履行，而期限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确定（即15天）”。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埇桥区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韩桂民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虽不明确，但其实质上是对复议机关未明确“确认北杨寨行管区不作为行为违法”、未明确“责令北杨寨行管区答复的期限”的复议决定内容不服，而提起本案诉讼。因为复议决定中“责令北杨寨行管区依法对韩桂民申请政府公开内容进行答复”，其前提即为北杨寨行管区不予答复的不作为行为违法，否则不能作出责令答复的决定，故无增加“确认北杨寨行管区不作为行为违法”的必要，且复议决定中的责令“依法”答复，亦包含依照法定期间进行答复的应有之意，故涉案复议决定的内容并无不当之处。鉴于一审中韩桂民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且韩桂民实质上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故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玉圣审判员  宋 鑫审判员  蒋春晖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 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2018）甘委赔2号赔偿请求人：宋友侠，男，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赔偿义务机关：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定代表人：秦卫民，该院院长。赔偿请求人宋友侠因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不予受理决定错误，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下简称兰铁中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甘71法赔1号不予受理案件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义务机关兰铁中院作出（2018）甘71法赔1号不予受理案件决定，认为赔偿请求人主张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决定对赔偿请求人宋友侠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宋友侠称，兰铁中院对下级法院不予立案的行为拒绝查处；对于投诉下级法院开庭审理中违反回避规定不予答复；对于起诉兰州市公安局的案件不予立案违法为由，不服兰铁中院不予受理案件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国家赔偿案件，是指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下列案件：（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五）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六）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八）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九）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本案中，宋友侠的申请明显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立案工作的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决定如下：驳回赔偿请求人宋友侠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陕行终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连玲侠，女，汉族。委托代理人：胡斌，陕西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一路809号。法定代表人：苗志忠，区长。委托代理人：李江波，灞桥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郭鹏，陕西哲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连玲侠因诉被上诉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灞桥区政府）行政通告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陕71行初58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连玲侠系原西安市灞桥区堡子村村民。2009年3月17日，灞桥区政府、西安市纺织城地区综合发展办公室作出灞政告字[2009]4号《关于对堡子村商圈建设及半坡博物馆景区周边环境整治项目拆迁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载明为确保堡子村商圈建设及半坡博物馆景区周边环境整治工作顺利进行，灞桥区政府决定对堡子村转盘及半坡博物馆景区周边进行拆迁，并载明了拆迁范围、补偿办法、工作要求等内容。原告自认于2010年8月14日通过被告工作人员宣传获知涉案拆迁改造工作，并于9月与被告相关部门签订了《西安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领取了拆迁补偿费用，但认为补偿费用过低，未达到规定补偿标准。原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立法目的在于充分保障并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对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不予鼓励或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自认在2010年8月14日已经知道了涉案拆迁改造工作，并于当年9月签订了《协议书》，领取了拆迁补偿费用。足以认定原告在2010年就已经知道了《通告》与其有关的具体内容，故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从2010年8月起算。而原告却于2017年11月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明显超过了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法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连玲侠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连玲侠。上诉人连玲侠上诉称：其虽于2010年8月见到了当年堡子村拆迁的宣传单，之后签订了《协议书》，但该宣传单并非灞桥区政府制作，也未载明灞桥区政府是拆迁单位，灞桥区政府并未将《通告》予以公示。2017年，同村村民连月侠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知《通告》内容，其于2017年10月从连月侠处获知《通告》内容后于同年11月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通告》内容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确认《通告》违法。被上诉人灞桥区政府辩称：1、拆迁过程中，被上诉人已将《通告》连同相关文件进行公示，并无违法行为；2、被上诉人已将《通告》之内容告知原告，并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支付了全部拆迁安置款，本案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3、《通告》仅是将拆迁范围、补偿办法等内容进行公示的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与其所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诉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以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本案中，被诉《通告》于2010年8月15进行了公示，上诉人连玲侠也自认于当年得知了堡子村的拆迁改造工作，并于当年9月签订了《协议书》，领取了拆迁补偿费用，其现在对《通告》提起诉讼，既无诉的利益，也已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上诉人连玲侠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建军审判员  杨成会审判员  王 勇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媛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8)渝委赔监6号杨光林、陈朝兰：你们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渝01委赔1号赔偿决定，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川区法院）的审判行为和执行行为违法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合川区法院在(2004)合刑初字第19号刑事附带民事一案的执行中，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发布执行公告，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合川区法院于2006年3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09年8月，合川区法院对该执行案件恢复执行，再次查询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因被执行人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合川区法院再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合川区法院依法采取了相应的执行措施，不存在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故意不执行导致财产流失的问题，该案未执行到位的原因是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不是合川区法院执行不力。故你们提出合川区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一案中存在执行不力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你们提出合川区法院长时间扣留案款7500元的问题，你们在刑事诉讼中已经知道刑事被告人向司法机关交了7500元赔偿款，但你们在执行程序没有提出领取此款的要求，而执行人员并不知道被执行人已交纳了7500元并已移交到法院，合川区法院未及时支付7500元案款的行为不能定性为故意扣留，你们提出支付该款利息的赔偿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你们提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审判程序违法判决错误这一问题，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审查处理，不属国家赔偿案件审查范围。综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渝01委赔1号赔偿决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你们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通知书（2018）甘委赔监11号邹光明：你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甘01委赔立1号决定，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宁区法院）错误执行赔偿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国家赔偿属法定赔偿，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才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依据现行国家赔偿法，非刑事司法赔偿的范围只有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这三种情形，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错误导致执行错误，或者由行政机关具体实施造成损害的，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本案中，你主张的执行行为系行政非诉强制执行，由兰州市安宁区规划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你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正确。因此，你主张由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赔偿损失的申请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你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辽民申202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舒适艾姆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街道前沙包村。法定代表人:杨钰来，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鸿顺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街道火石岭村。法定代表人：王波，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大连舒适艾姆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姆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大连鸿顺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4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艾姆斯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艾姆斯公司与鸿顺公司之间的劳务派遣合同无效；鸿顺公司返还艾姆斯公司劳务管理费165322.46元。主要理由：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五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劳务派遣行为无效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故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本院审查认为，关于艾姆斯公司提出其与鸿顺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应认定无效的再审申请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均规定了劳务派遣用工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但该规定并不足以导致《劳务派遣协议书》无效。故艾姆斯公司与鸿顺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判认定该协议有效，并驳回艾姆斯公司要求鸿顺公司返还其劳务管理费165322.46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五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确认了郑桂莲与艾姆斯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艾姆斯公司支付给郑桂莲35万元赔偿款系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因赔偿问题自愿达成的协议，艾姆斯公司依此要求鸿顺公司赔偿上述损失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大连舒适艾姆斯橡塑制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宋 华审判员 王建筑审判员 罗建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杨 悦
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黔0527民初1479号原告：熊正智，男，1954年03月03日出，汉族，住赫章县，被告：赫章县平山乡中心幼儿园，住赫章县平山乡平山社区上街组，组织机构代码32203392--1。法定代表人：林长坤，园长。本院在审理熊正智与赫章县平山乡中心幼儿园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中，原告熊正智以“双方已经协商好，被告已经支付了劳动报酬“为由，于2018年6月1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申请撤诉，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的撤诉条件，依法应予准许。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熊正智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熊正智负担。审判员  朱明俊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玲
文书内容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豫0185民初2800号                  原   告              王德强，男，汉族，1951年7月7日生。                  被   告              崔洪闯，男，汉族，1973年6月30日生。      委托代理人：崔桂霞，女，汉族，1970年10月2日出生。      马银龙，男，汉族，1973年4月20日出生。                  案   由              民间借贷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30万元及利息；2、被告马银龙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王德强诉被告崔洪闯、马银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认为，被告崔洪闯向原告借款，被告马银龙担保，二被告应依借款合同承担相应责任。借条显示借款本金30万元，但原告与被告马银龙均认可预先扣除六个月利息共36000元，故应当认定借款本金为264000元，月息2分（年利率24%）。截止庭审时，二被告并未偿本付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崔洪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德强偿还借款264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本金264000元年利率24%自2017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马银龙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王德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王鸿涛                 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新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鲁执53号之二申请执行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201室。法定代表人：刘学民，董事长。被执行人：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崮山镇山水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和平，董事长。本院在执行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融资融劵交易纠纷一案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鲁民初89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8月18日向被执行人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山西山水水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出资171650万元）。2018年1月22日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申请，称其与被执行人于2017年12月27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被执行人分期履行义务，直至2019年12月31日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据此申请中止执行，本院于2018年2月5日裁定本案中止执行。2018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法［2018］14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近期执行工作相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需要长期履行的，可以以终结执行方式报结。现申请执行人依据该通知及前述和解协议，向本院申请终结执行。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的终结执行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本案终结执行后，如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终结（2017）鲁执53号案件的执行。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审判长  马向伟审判员  陈远生审判员  陈居山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阎 滨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皖行申28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人)合肥厚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屯溪路168号风和园30A幢303室。法定代表人潘来顺，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肥东县沿河西路18号。法定代表人马宜文，该局局长。再审申请人合肥厚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诉肥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行赔终字第0000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合肥厚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强制行为的违法性质及法律后果错误，导致判决脱离了事实基础。被申请人作为市容主管部门，其职权范围仅限于��区范围，其对申请人建设在高速公路两侧的广告牌实施强制拆除，属于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2、一、二审判决以申请人的广告牌超过审批期限系违法设置，与客观事实不符。申请人在设置前依法获得被申请人许可，许可期限为一年。自2010年开始，被申请人全面停止对户外广告设置的延期许可。3、姑且不论申请人设置涉案广告牌合法与否，即使违法也不能改变广告牌本身价值属申请人的事实。一、二审判决以广告牌系违法设置为由认定拆除行为未造成申请人财产损失，显属认知错误，且与申请人至少18万元的建造成本损失的事实不符。4、被申请人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经造成申请人广告牌建造成本、租金、客户违约赔偿等损失。在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情况下，一、二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第三十三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赔偿请求，适用法律错误。5、与本案情形相同的案件，在浙江、江苏等地无一例外判令予以赔偿。“同案不同判”。一、二审判决未依法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因广告牌被违法拆除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138．1万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行政赔偿必须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前提。本案中涉案广告牌在强制拆除时已经超出行政许可期限，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重新办理过相应行政许可等合法手续，故其所主张的经营收益及其他损失并非合法利益，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一、二审法院驳回申请人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合肥厚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合肥厚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志强审 判 员 朱达远审 判 员 王新林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昂永华书 记 员 潘玉丹附：本裁定适用的相���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人民��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经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立案并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予以驳回。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甘民再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红梅，女，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甘肃省临夏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玉芳，女，1954年4月4日出生，汉族，新华教育集团退休教师，住甘肃省临夏市。再审申请人赵红梅因与被申请人吴玉芳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29民终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7）甘民申2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赵红梅，被申请人吴玉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红梅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申请人托被申请人为儿子办理工作一事，是由被申请人主动给申请人打电话告知的，并在其”事情若办不成，17万元的钱我全部退还给你”的承诺下，才将17万元现金交给被申请人的，现被申请人承诺的事情没有办成，理应依法由被申请人全部予以返还。2.一、二审法院判决将申请人的17万元予以没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既然一、二审法院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依法应判令被申请人全部返还申请人的17万元。请求：依法撤销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29民终514号民事判决，并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改判，即支持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返还17万元的诉讼请求。吴玉芳辩称，1.对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及请求无法认同，被申请人是出于好心为家人找工作，但是行为严重违反社会规则，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2.此案实质是张丽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也是被张丽所利用，做了申请人与张丽中间的传话人；3.张丽以代人办理工作为由，违反法律规定，现已经接受了法律的制裁，申请人忽视了钱实际上被张丽所骗，现向被申请人要钱不合理。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赵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财产；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6日，被告吴玉芳找到原告赵红梅称可以给原告儿子办理工作，但需费用17万元，原告于当月18日下午2点30分左右在新华街将现金15万元交付给被告吴玉芳，被告出具了收条，又于2014年6月25日向被告给付2万元，后由被告吴玉芳补写了收条。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原告赵琴为给儿子办理工作，交给被告吴玉芳17万元，虽目的未达成，但原被告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损害了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劳动就业秩序，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应依法予以追缴，收归国家。判决：一、驳回原告赵红梅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吴玉芳所得17万元予以追缴，收归国家。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赵红梅承担。赵红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赵红梅为给儿子办理工作，交给被上诉人吴玉芳17万元，这种花钱买工作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损害了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劳动就业秩序，属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上诉人吴玉芳所得17万元予以追缴，收归国家，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赵红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赵红梅负担。案经开庭审理，对原一、二审判决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次庭审后，调取了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的（2017）甘刑终17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自2009年至2015年，张丽以”帮助办理廉租房”、”帮助办理工作”等为名，骗取裴兰芳、娄长林等一百多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作案30起，诈骗数额1955.5万元。苏全珍、陶进奎参与其中，诈骗数额443万元。其中张丽涉及赵红梅、赵琴案的事实具体认定如下：2014年5月以来，张丽通过沈美娇及其母亲吴玉芳联系，以”帮助办理工作”为名，骗取沈美娇11万元、胡文林17万元、李霞17万元、鱼春芳17万元、赵红梅17万元、赵琴17万元、王碧婷17万元、陈爱萍、陈光霞15万元、陈光旭17万元、赵亚燕15万元，共骗取11人177万元，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甘29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张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苏全珍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20000元；以诈骗罪判处陶进奎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000元，非法所得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张丽、苏全珍、陶进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作出前述二审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张丽在其所犯诈骗罪一案上诉中要求追究原判第3、4、5、6、7、8、9、10、11、13、16、22等12起诈骗人的刑事责任（赵红梅、赵琴案为第5起），对此，本院前述刑事裁定认定如下：张丽所提原判12起诈骗犯罪的所谓”诈骗人”，系被张丽虚构的能办理工作、廉租房等事实所欺骗而帮助联络他人的联系人，这些联系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其所提追究上述12起诈骗犯罪中联系人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本院再审认为，根据上述刑事案件查明认定的事实，能够确定赵红梅交给吴玉芳的17万元确系被张丽所骗，并在刑事案件中已经得到处理，即张丽的非法所得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张丽系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赵红梅、赵琴、沈美娇等系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吴玉芳系被张丽虚构的事实所欺骗而帮助联络他人的联系人，生效刑事裁判已经认定赵红梅交给吴玉芳的该17万元系张丽诈骗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并且已经确认了该17万元被张丽诈骗的犯罪事实属于刑事犯罪而非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则依法不应当再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本案出现新的事实与原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矛盾。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对涉案民事纠纷处理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29民终514号民事判决及临夏市人民法院（2017）甘29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临夏市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袁亚伟审判员魏漪审判员柳虹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杨瑞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甘民再4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琴，女，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临夏州印刷厂退休职工，住甘肃省临夏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与赵琴为母子关系），男，198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玉芳，女，1954年4月4日出生，汉族，新华教育集团退休教师，住甘肃省临夏市。再审申请人赵琴因与被申请人吴玉芳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29民终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7）甘民申21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赵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被申请人吴玉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琴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申请人托被申请人为儿子办理工作一事，是由被申请人主动给申请人打电话告知的，并在其”事情若办不成，17万元的钱我全部退还给你”的承诺下，才将17万元现金交给被申请人的，现被申请人承诺的事情没有办成，理应依法由被申请人全部予以返还。2.一、二审法院判决将申请人的17万元予以没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既然一、二审法院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依法应判令被申请人全部返还申请人的17万元。请求：依法撤销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29民终515号民事判决，并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改判，即支持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返还17万元的诉讼请求。吴玉芳辩称，1.对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及请求无法认同，被申请人是出于好心为家人找工作，但是行为严重违反社会规则，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2.此案实质是张丽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也是被张丽所利用，做了申请人与张丽中间的传话人；3.张丽以代人办理工作为由，违反法律规定，现已经接受了法律的制裁，申请人忽视了钱实际上被张丽所骗，现向被申请人要钱不合理。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赵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财产；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6日，被告吴玉芳打电话给原告赵琴称可以给原告儿子办理工作，但需费用17万元。2014年7月8日，因被告在兰州，原告于当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在新华街将现金5万元交付给被告吴玉芳女儿沈美娇，又于次日在百盛超市后门门口给沈美娇5万元，一周后又在同一地点给了被告女儿沈美娇7万元，后由被告吴玉芳出具收到17万元收条。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原告赵琴为给儿子办理工作，交给被告吴玉芳17万元，虽目的未达成，但原被告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损害了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劳动就业秩序，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应依法予以追缴，收归国家。判决：一、驳回原告赵琴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吴玉芳所得17万元予以追缴，收归国家。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赵琴承担。赵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赵琴为给儿子办理工作，交给被上诉人吴玉芳17万元，这种花钱买工作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损害了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劳动就业秩序，属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被上诉人吴玉芳所得17万元予以追缴，收归国家，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赵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赵琴负担。案经开庭审理，对原一、二审判决查明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次庭审后，调取了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的（2017）甘刑终17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自2009年至2015年，张丽以”帮助办理廉租房”、”帮助办理工作”等为名，骗取裴兰芳、娄长林等一百多名被害人钱款，共计作案30起，诈骗数额1955.5万元。苏全珍、陶进奎参与其中，诈骗数额443万元。其中张丽涉及赵琴、赵红梅案的事实具体认定如下：2014年5月以来，张丽通过沈美娇及其母亲吴玉芳联系，以”帮助办理工作”为名，骗取沈美娇11万元、胡文林17万元、李霞17万元、鱼春芳17万元、赵红梅17万元、赵琴17万元、王碧婷17万元、陈爱萍、陈光霞15万元、陈光旭17万元、赵亚燕15万元，共骗取11人177万元，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甘29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张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苏全珍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20000元；以诈骗罪判处陶进奎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000元，非法所得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张丽、苏全珍、陶进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作出前述二审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张丽在其所犯诈骗罪一案上诉中要求追究原判第3、4、5、6、7、8、9、10、11、13、16、22等12起诈骗人的刑事责任（赵琴、赵红梅案为第5起），对此，本院前述刑事裁定认定如下：张丽所提原判12起诈骗犯罪的所谓”诈骗人”，系被张丽虚构的能办理工作、廉租房等事实所欺骗而帮助联络他人的联系人，这些联系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其所提追究上述12起诈骗犯罪中联系人的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本院再审认为，根据上述刑事案件查明认定的事实，能够确定赵琴交给吴玉芳的17万元确系被张丽所骗，并在刑事案件中已经得到处理，即张丽的非法所得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张丽系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赵琴、赵红梅、沈美娇等系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吴玉芳系被张丽虚构的事实所欺骗而帮助联络他人的联系人，生效刑事裁判已经认定赵琴交给吴玉芳的该17万元系张丽诈骗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依法追缴后发还被害人，并且已经确认了该17万元被张丽诈骗的犯罪事实属于刑事犯罪而非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则依法不应当再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本案出现新的事实与原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矛盾。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对涉案民事纠纷处理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29民终515号民事判决及临夏市人民法院（2017）甘2901民初3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临夏市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袁亚伟审判员魏漪审判员柳虹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杨瑞+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通知书（2018）甘委赔监12号邹平刚：你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甘01委赔立4号决定，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国家赔偿属法定赔偿，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才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依据现行国家赔偿法，非刑事司法赔偿的范围只有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这三种情形，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错误导致执行错误，或者由行政机关具体实施造成损害的，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本案中，你主张的执行行为系行政非诉强制执行，由兰州市安宁区规划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你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正确。因此，你主张由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赔偿损失的申请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你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皖行终57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友峰，男，195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委托代理人王新超，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汪奎，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临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临泉县政务新区前楼住所地临泉县政务新区前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21003173206K。法定代表人梁永勤，该县县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临泉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安徽省临泉县工业园区管委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210031732229。法定代表人邓安东，该局局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安徽省临泉县人民西路18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210031731778。法定代表人王大波，该办事处主任。上诉人周友峰因诉临泉县人民政府、临泉县国土资源局、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简称城关街道办）房屋强制拆除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行初11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友峰在一审中诉称：其系临泉县张营乡张营行政村新庄村民，所建造的房屋位于临泉县2013年第9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因为被告所作的征地补偿方案的征地标准适用的是2013年的补偿标准，对于房屋的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一直没有与被告达成补偿安置协议，也未将房屋交付被告。2017年4月14日，被告为了加快拆迁进度，共同组织人员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强拆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共同对原告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19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皖政地[2014]301号《关于临泉县2013年第9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在临泉县张营乡张营村，宋集镇段庄村、宋集村，滑集镇滑集村用地范围内，征收集体建设用地6.0284公顷，用于城镇建设。临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28日发布临政秘[2014]26号《征地公告》，临泉县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4月15日发布临国土资[2014]85号《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公告》。2016年10月26日，临泉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临泉县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通知》，撤销张营乡，将原张营乡所辖的行政区域划入城关街道。原告周友峰是临泉县张营乡张营村村民，所建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因认为补偿标准过低，未与有关部门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其后，城关街道办相关单位将原告的房屋强制拆除，原告不服，以临泉县人民政府、临泉县国土资源局、城关街道办、张营乡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因张营乡已被撤销，其所辖的行政区域划入城关街道，经释明，原告撤回对原张营乡人民政府的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临泉县人民政府、临泉县国土资源局均否认参与拆除原告的房屋，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两被告参与拆除其房屋，原告针对临泉县人民政府、临泉县国土资源局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城关街道办庭审中自认拆除了原告涉案房屋，城关街道办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管辖的规定，本案应当由基层法院管辖，不属于该院管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周友峰的起诉。周友峰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其起诉不适格的被告没有履行释明义务，且对其起诉适格被告未依照法律规定移送管辖，而是迳行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且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判决确认城关街道办对其房屋实施的强拆行为违法。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周友峰对涉案拆除行为主体无法确认的情况下，以临泉县人民政府、临泉县国土资源局、城关街道办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但在庭审中城关街道办明确强制拆除行为由其组织实施，周友峰对此亦无异议，故城关街道办应为本案适格被告，临泉县人民政府、临泉县国土资源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虽然一审法院未向周友峰予以释明及对本案移送管辖，有可能导致起诉期限的耽误，确有不当，本应依法予以纠正，但考虑到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周友峰对城关街道办另行起诉的权利，旨在谋求对于原告的便利，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因此决定不对本案指令审理再由一审法院移送管辖，周友峰可以以本裁定为据，另行起诉主张相应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玉圣审判员  宋 鑫审判员  蒋春晖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 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辽民申19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抚顺市新抚区康益鞋材加工厂。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华山街一委*组。经营者：徐庆艳，女，196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并案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庆艳，女，196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并案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吕长顺，男，196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被申请人（一审并案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薄卓艳(吕长顺妻子)，女，196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再审申请人抚顺市新抚区康益鞋材加工厂（简称康益鞋材）、徐庆艳因与被申请人吕长顺、薄卓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终1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康益鞋材和徐庆艳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判决二被申请人偿付徐庆艳支付的垫付款21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申请人承担。主要理由是：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吕长顺因自身原因摔倒在工厂门口外的公路上，事发时吕长顺骑自行车尚未进入厂区内，其所受伤害不属于提供劳务过程中或雇佣活动中。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年的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吕长顺受雇于康益鞋材，双方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正确。吕长顺在上班途中于工厂门口摔倒受伤，此期间属于提供劳务的过程。原判认定康益鞋材作为吕长顺的雇主，应对吕长顺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中断后应重新计算，故吕长顺于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抚顺市新抚区康益鞋材加工厂、徐庆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宋 华审判员 王建柱审判员 罗建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 悦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通知书（2018）甘委赔监6号王兴强：你不服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3委赔4号决定，以该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本案中，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法院非诉执行行为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一）法律行为是指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永行执字第238号、（2005）永行复字第4号复议决定的行为。你对于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法院非诉执行裁定及复议决定不服，不属于国家赔偿受案范围。国家赔偿属法定赔偿。依据国家赔偿法，非刑事司法赔偿的范围只有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妨碍诉讼的��制措施、保全措施以及执行错误这三种情形，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裁判行为不产生国家赔偿责任，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非诉执行审查裁判与民事、行政审查裁判的性质相同，其救济途径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而非国家赔偿程序，非诉执行裁定是否错误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的审查范围。因此，你主张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法院（2005）永行执字第238号执行裁定及（2005）永行复字第4号复议决定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不予审查。（二）关于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法院执行的事实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该执行行为系依据（2005）永行执字第238号执行裁定及（2005）永行复字第4号复议决定，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法院在执行该裁定时存在违法的情形。（三）你的其他申诉理由涉及认定甘肃省永昌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及永昌县建设局的行政裁决是否错误，这些主张显然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审查范围。综上，你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合议庭成员署名：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通知书（2018）甘委赔监10号邹平祥、张翠英：你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甘01委赔立5号决定，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国家赔偿属法定赔偿，只有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才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依据现行国家赔偿法，非刑事司法赔偿的范围只有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这三种情形，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错误导致执行错误，或者由行政机关具体实施造成损害的，依法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本案中，你们主张的执行行为系行政非诉强制执行，由兰州市安宁区规划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受理范围，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你们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正确。因此，你们主张由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赔偿损失的申请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你们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终5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普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号*栋***室。法定代表人：高洪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珍，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梦醨，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市东方汇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牛角坪国鑫综合大楼***室。执行事务合伙人：萍乡市善邦资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市善邦资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牛角坪国鑫综合大楼****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柯旭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经贸中心**层******号。法定代表人：刘龙九，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深圳市普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萍乡市东方汇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萍乡汇富）、萍乡市善邦资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善邦资本）、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初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普泰公司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萍乡市东方汇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协议》）及《有限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有效系认定错误，该仲裁条款应当为无效条款。普泰公司与善邦资本签订的《有限合伙协议》以及与善邦资本和深圳汇富公司共同签署的《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务涉及协议之外第三人的义务，而该约定由于第三人萍乡汇富并没有在该两份协议中盖章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为无效的仲裁条款。普泰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委员会以萍乡汇富并非《有限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一方，不能作为当事人为由不予仲裁立案。如本案驳回起诉，则普泰公司无救济途径。（二）一审裁定认定《有限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萍乡汇富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属认定错误。萍乡汇富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善邦资本只是萍乡汇富的合伙人之一，不能因为善邦资本是萍乡汇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就可以认为善邦资本等同于萍乡汇富。合同具有相对性，只能拘束加盖了公章的各方当事人，没有加盖萍乡汇富公章的合同对萍乡汇富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三）普泰公司主张善邦资本和深圳汇富公司应对萍乡汇富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请求：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初1号民事裁定，裁定该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萍乡汇富、善邦资本、深圳汇富公司答辩称，（一）《有限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均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存在该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应认定案涉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二）案涉仲裁条款对于案涉合同的签约主体普泰公司、善邦资本、深圳汇富公司均具有约束力，作为合伙企业的萍乡汇富也应受到合伙协议有关规定的拘束。即使案涉仲裁条款对于萍乡汇富不具有拘束力，普泰公司与善邦资本、深圳汇富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缔约主体，也应当按照该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合同争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从《有限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内容看，善邦资本既是以萍乡汇富普通合伙人的身份与普泰公司等其他有限合伙人签订入伙协议，同时又是以萍乡汇富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身份就工商变更登记以及相应违约责任等事项与普泰公司签订协议。由于善邦资本的双重缔约身份，《有限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应拘束萍乡汇富，本案本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鉴于仲裁机构已经以萍乡汇富并非《有限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当事人为由对普泰公司提起的仲裁申请不予准许，加之普泰公司系基于同一违约事实提起的诉讼，为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及贯彻诉讼经济原则，案涉纠纷应当一并通过诉讼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初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展飞审 判 员 周伦军审 判 员 仇晓敏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牧晗书 记 员 陈则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21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英才，男，196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星，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稳昆，男，197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何燕，女，197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昆明恒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3栋12楼A户。法定代表人：杨稳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恒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壹城南亚星河苑C4幢1-911室。法定代表人：占斌佳，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云南中恒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幢9B1号。法定代表人：黄树馨，该公司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吴英才因与被申请人杨稳昆、何燕、昆明恒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誉基础公司）、云南恒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誉地产公司）、云南中恒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吴英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再审费用及保全费等其他诉讼费用由杨稳昆、何燕、恒誉基础公司、恒誉地产公司、中恒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杨稳昆以个人名义向申请人所借的1900万元款项，应由杨稳昆、何燕、恒誉地产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恒誉基础公司依保证合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均未认定恒誉地产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中恒泰公司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恒誉地产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均未认定中恒泰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系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恒誉地产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中恒泰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还款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条》《借据》《保证担保》《补充协议》以及转账凭证等书证中，所载明的借款人均为杨稳昆个人，并无恒誉地产公司。在此情况下，吴英才要求恒誉地产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须证明该借款系杨稳昆与恒誉地产公司共同所借，或为恒誉地产公司所实际使用。本案借款发生时，杨稳昆已不再担任恒誉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未取得恒誉地产公司就该借款行为的明确授权，在其借款均以个人名义所借，而其向案外人转款也均是以个人名义所转，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案涉借款系杨稳昆与恒誉地产公司共同所借。同时，从在案证据判断，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实际用于恒誉地产公司，对此原审判决已作充分论证，本院予以认可。据此，原审判决关于恒誉地产公司无需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判定并无不当。而中恒泰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还款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恒誉地产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现恒誉地产公司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中恒泰公司亦无需承担补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吴英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对其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吴英才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竹梅审 判 员 李晓云审 判 员 王 丹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危浪平书 记 员 罗映秋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回申诉通知书（2018）甘委赔监13号吕效玉：你不服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甘05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以该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经查，1999年9月23日，你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7日被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原秦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2000年7月11日被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秦州区法院）取保候审。同年11月30日，你被解除取保候审，羁押至2001年3月19日被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你第一次被羁押时间为1999年9月23日至2000年7月11日，共293天。第二次因羁押时间为2000年11月30日至2001年3月19日，共110天，被羁押时间合计为403天。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赔偿义务机关秦州区法院对饮料生产包装设备、饮料包装箱、饮料周转箱、柳州五菱车等财产进行了扣押，因此你的该申请没有事实依据。你请求赔偿生活费、住宿费、资产评估费等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损失与秦州区法院的判决有因果关系。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秦州区法院造成了你身体伤害，故你请求赔偿医疗费用并无事实根据。关于误工损失，这一部分的损失并不作为财产权予以赔偿，而是作为人身自由赔偿金予以赔偿，至于赔偿标准则是依据作出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人身自由金的赔偿标准是法定的，而不以赔偿请求人的收入作为依据。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已经支持了你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请求，你主张在《天水日报》刊文没有依据。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你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青2521民初716号原告：冶建忠，男，回族，1974年5月2日生，公民身份号码×××，系共和县.被告：林洪飞，男，汉族，约38岁，系海南省三亚市。原告冶建忠与被告林洪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原告于2018年8月14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不明确为由提出撤诉，其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冶建忠撤诉。案件受理费213元，减半收取计106.50元，由原告负担。审判长  都财庭审判员  赵生兰审判员  王秀红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毛太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皖行终47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蒋科举，男，197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砀山县。委托代理人杨小燕，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海东，北京市凯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砀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砀山县政务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321752950906K。法定代表人陶广宏，该县县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砀山县砀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砀城西河北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321798117012H。法定代表人仇卫东，该镇镇长。上诉人蒋科举因诉砀山县人民政府、砀山县砀城镇人民政府(简称砀城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3行初13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科举在一审中诉称，其系砀山县西南门镇蒋营行政村前蒋营村村民，承包了砀城镇二套河的土地几十年，用于果树种植。2017年7月30日，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的领导带领城管、派出所、土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指挥多辆推土车将其果树强行推毁。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在未经法定程序，也未与其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推倒其果树的行为严重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采取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蒋科举系砀山县西南门镇蒋营行政村前蒋营村村民，其种植的果树部分位于砀山县废黄河治理工程项目范围内。砀山县废黄河治理工程系水利薄弱环节治理三年行动民生工程项目，砀山县水务局成立了以局长为指挥长的“砀山县废黄河治理工程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废黄河治理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该项目内土地附属物的补偿款也由砀山县水务局发放。砀城镇人民政府负责该项目附属物补偿的协调工作。蒋科举认为土地附属物补偿标准不公平、公正，补偿标准偏低，未能就土地附属物的补偿与砀城镇人民政府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7月30日，砀山县水务局将蒋科举种植的果树强制清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该规定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应当负有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是由被告作出的基本义务。对行政行为是否由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等事实的认定，应当达到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本案中，蒋科举既未能提供有砀山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清除现场的证据，也未能提供该清除行为是由砀山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证据，其认为是砀山县人民政府实施了该强制清除行为，证据不足。砀城镇人民政府虽有工作人员在清除现场，但因具体负责废黄河治理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的单位为砀山县水务局，对工程范围内附属物的清除并非砀城镇人民政府的职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现场的砀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了清除行为，且砀山县水务局已认可蒋科举的果树系由其予以清除。砀山县水务局作为砀山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其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蒋科举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参与拆除行为，相关事实无法予以确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认为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对蒋科举的果树实施清除的行政机关是砀山县水务局，并非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蒋科举将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经向其释明，蒋科举拒绝变更被告，依法应裁定驳回其对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的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蒋科举对被告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蒋科举。蒋科举上诉称，1、其提交的报警电话记录和证人证言，证明涉案强制拆除行为系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所实施；2、一审中其发现新证据2017年7月30日村委会的《关于故黄河开发蒋营段河道附属物清除情况汇报》和镇政府的《情况说明》，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但一审法院在收到该申请的当日即裁定驳回其起诉，未能调取，该新证据也能证明涉案强制拆除行为系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所实施。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蒋科举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系认为强制清除其种植果树的实施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其应提供基本的证据证明该实施强制清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但其在一审中提供的报警电话记录、现场录像视频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实施行为系由砀山县人民政府及砀城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二审中，蒋科举向本院邮寄了三份证据材料复印件：1、宿州市公安局关于蒋科举不服砀山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的听证笔录；2、2017年7月30日砀山县砀城镇蒋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故黄河开发蒋营段河道附属物清除情况汇报》；3、2017年7月30日砀城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该三份证据能够证明砀城镇人民政府自认其对黄河故道西南门蒋营段进行了清理，但不能证明砀山县人民政府实施了强制清除行为，故砀山县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另经一审查明，蒋科举种植的果树部分位于砀山县废黄河治理工程项目范围内，砀山县水务局成立了以局长为指挥长的“砀山县废黄河治理工程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废黄河治理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该项目内土地附属物的补偿款也是由砀山县水务局发放。因此，一审认定砀山县水务局应系砀山县废黄河治理工程现场清理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二审中，砀山县水务局亦向本院出具书面的情况说明，认可蒋科举在废黄河故道种植的果树系“砀山县废黄河治理工程现场指挥部”组织实施强制清除行为。故蒋科举可依法另行以砀城镇人民政府、砀山县水务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玉圣审判员  宋 鑫审判员  蒋春晖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 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辽民申20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艾春波，男，195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临江路中段19号第一、二、五、六、九层部分及第三、四层全部。负责人：邹乃国，该支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艾春波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终1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艾春波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主要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且适用法律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艾春波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之后双方因合同条款产生争议，经协商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已返还艾春波缴纳的保险费用及利息7920元。现艾春波诉至法院认为利息计算方式不对，主张保险公司应再行补偿其利息12320元。保险公司提供2016年12月26日艾春波签署收到利息7920元的收条、2016年12月30日艾春波签署的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解约声明（注明：保险公司将退保金支付艾春波，艾春波不再就涉及到本保险合同项下所有内容向保险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及批注等证据证明双方就利息问题已达成合意。艾春波称本人未在上述证据上签名，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伪造的。法庭向其释明可通过司法鉴定予以确认，但艾春波表示放弃鉴定申请，理由是保险公司处有其签字的空白纸张，对此艾春波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便艾春波所述属实，则在空白纸张签字的法律后果亦应由艾春波自行承担。原判驳回艾春波要求保险公司再行补偿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判适用法律正确，艾春波的再审申请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艾春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宋 华审判员 王建柱审判员 罗建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悦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结 案 通 知 书(2018)川13执157号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营山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一百二十八店：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与营山县康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一百二十八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申请执行标的共计4200.00元。经本院立案执行，现已强制执行到位4250.00元，其中，本金4000.00元，利息、迟延履行金（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申请人垫付诉讼费200.00元，本案执行费50.00元。本院已于2018年6月20日将执行案款4200.00元转付给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至此，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的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3民初162号判决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准兴重载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民建路**号。法定代表人：高志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龙，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天途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北路***号世界金龙大厦**层。法定代表人：何钦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孟英，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准兴重载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准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天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初9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准兴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不动产权利使用权、收益权确认纠纷即物权纠纷，错误的认定为一般性经营合同纠纷，从而错误的认定双方的约定管辖有效，排除了不动产的专属管辖。本案诉争的是服务区内房屋建筑以及其他服务设施等不动产的建设、经营权纠纷，是因服务区内房屋建筑等不动产权利而发生的诉讼，属于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即准兴高速项目沿线服务区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本案诉争的准兴高速项目沿线服务区已经国土部门确权，并向准兴公司颁发了服务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准兴公司对服务区不动产享有经营权，而本案中天途公司却又向准兴公司主张其享有服务区不动产的经营权，因此本案实际上是不动产权利的确认纠纷，即物权纠纷。请求：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初9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院经审查认为，准兴公司与天途公司系就转让案涉公路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服务区及其全部服务设施的经营权签订《经营权转让合同》，天途公司亦是以准兴公司根本违约为由诉请解除讼争合同、返还转让款以及赔偿违约金，并不属于不动产权利确认、分割等引起的物权纠纷，亦非房屋租赁合同或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故本案不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讼争《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由原告方即天途公司一方的法院管辖，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故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上诉人准兴公司主张本案属于不动产权利确认引发的物权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展飞审 判 员 郭清国审 判 员 周伦军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牧晗书 记 员 陈则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