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7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玲，女，1971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舜夷，广东民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宇，广东民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井学，男，197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之，大连市普兰店区义诚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玲，大连市普兰店区赢博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刘玲因与被上诉人王井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1）辽0214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玲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1）辽0214民初2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刘玲不是讼争债权的借款主体。根据本案被上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案涉借条落款处写明借款人为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刘玲系作为公司负责人签名，被上诉人认可了借条记载事实。庭审中，被上诉人也确认，知晓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的存在，其受聘为该公司工作。且被上诉人知晓该笔借款系用于公司经营，并在起诉状中称该借款目的系用于公司经营及个人生活，上诉人亦能够提供银行交易流水证明案涉借款完全系用于公司经营，因此该借款实质上是公司借款。故此，上诉人不是案涉借贷关系的借款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即使认定上诉人系本案借款主体，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0万元亦依据不足。本案中，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的借款仅57万元，而借款人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两位股东李斯、刘玲共计支付还款87万元，已完全覆盖债权。且李斯、刘玲在2017年3-10月共向原告账户转账近160万元之多，其中数十万元备用金没有核销。原告凭借微信记录，意图证明其另有35万元债权，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的还款中有50万元系用于归还该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但即使微信记录为真，这段话也仅系原告自行表述，未得到确认，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实际存在，微信交流记录中说“上次那个是35万的本金，他们非得本息全部付清，考虑到你这里的难处，总算最终先付15万利息才告一段落，所以给他50万……”这里所说的“上次”是什么时候？50万是怎么给的？这50万和李斯2017年6月支付的50万有关系吗？这些问题完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庭审中称35万元借款是多方借的现金，无法自圆其说，也不合理，一两个人用现金有可能，向多人大额借款都用现金，太不合情理。而且从这段话的意思，借35万和57万是同一批人，为什么57万用转账，35万全部是现金？而且，即使35万借款存在，借款期不到半年，利息最多可以支持9%（LPR的四倍），本息总和不过37万，因此就算认定存在35万借款，50万还款中超出合法利息的部分亦应视为还款。一审法院认定“可以明确该50万元系案外人李斯代被告偿还的另一笔35万元的本息”于法无据。民间借贷纠纷，应综合考量双方的资金来往总和，既然被上诉人收到的款项远大于其借款及其他应得款项，就应当认定相应债权已消灭。原审判决认为备用金与本案无关联，显系适用法律不当。三、本案争议债权发生在2017年，约定归还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被上诉人不是案涉借贷关系的借款主体，纵然认定被上诉人系借款主体，案涉借款也已归还，且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王井学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刘玲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诉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刘玲系本案的适格主体。1.本案借条系上诉人刘玲本人出具，并在借款人处签署刘玲本人名字，该借款由被上诉人王井学在2017年2月23日汇款至刘玲本人的农业银行账户，同时，借条中的“天容国际集团实业”字样并未加盖公司印章，该公司至今也未在国内注册经营，故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刘玲系本案的借款主体，作为原审被告完全适格。2.案涉借款通过上诉人刘玲的个人农业银行账户接收，且上诉人刘玲通过本人的“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账户用于所谓的公司经营，并没有经过公司的注册账户进行收支，充分可见，刘玲的个人财产已经和其所谓的公司财产构成了财产混同，所以基于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刘玲也应为被告。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玲拖欠被上诉人王井学20万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通过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上诉人刘玲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相互印证，且真实有效。被上诉人王井学和上诉人刘玲共有两笔借款，第一笔为35万元，第二笔为本案的57万元。因为第一笔的还款时间拖延在第二笔的借款后，上诉人便违背诚信原则，谎称第一笔借款的还款系用于第二笔57万元的还款，并在第一次庭审中坚定陈述因为上诉人刘玲不知道案外人李斯已经向被上诉人还款，所以才向被上诉人出具了20万借条的各种虚假陈述。但是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详细明确地还原了双方之间的借款过程：2017年2月23日，被上诉人将57万元借款汇入上诉人农业银行账户；2017年6月23日，上诉人刘玲指令案外人李斯分四笔共计50万元转款，支付给被上诉人以前35万元的借款本金和利息；2017年7月8日，双方对于35万元借款还款情况进行了清算，同时被上诉人王井学对上诉人刘玲的本案的57万元借款进行了催要，刘玲答复“不够，等下周”；2017年7月18日，针对本案的57万元借款，上诉人通过李斯转账，还款37万元；2017年11月27日，经过被上诉人多次催要，上诉人为尾欠的20万元借款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上诉人刘玲不但知道李斯代为还款的事实，而且还亲自向被上诉人王井学对于还款的数额进行了确认。第一笔35万元借款，并非本案诉争的57万元借款，其借款的转账形式、利息的多少与本案无关联。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20万元借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诉讼时效并未经过。根据最高院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第四条规定，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该抗辩意见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且本案无论从2017年12月31日起算还是从上诉人刘玲在微信聊天记录（记录24页）中承诺春节前（2018年2月16日）起算，都没有期间经过。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公平正义，驳回其上诉请求。王井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原告借款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7年12月30日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原系朋友关系，原告为被告雇佣的员工。被告因经营所需于2017年2月23日向原告借款57万元，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刘玲交付该57万元。案外人李斯于2017年6月23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四次共计向原告转款50万元，均备注刘玲还款，同日被告刘玲将该四张电子回单截图发给原告。2017年7月8日原告在微信中与被告确认：“这次你把那个钱安排一下吧，上次是35万元的本金，他们非得本息全部付清，考虑到你这里的难处，总算最终先付15万利息才告一段落，所以给他50万。这次这个是本金就57万，我也照样做了解释，所以你那里先把本金给他们付了，我确实在中间不好说话，理解为盼！”，被告并未予以否认。之后原告多次通过微信要求原告偿还案涉57万元借款，案外人李斯于2017年7月18日以银行转账方式代被告刘玲向原告偿还37万元，原、被告于当日在微信中予以确认。2017年11月27日，被告刘玲为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今借到王井学人民币贰拾万元整，12月30日前归还。被告在借款人处签名，借款人处有书写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但未加盖该公司印章。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原告多次通过微信要求被告偿还20万元借款，被告并未予以否认，2018年1月10日被告承诺春节前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2017年2月23日将57万元借款交付给被告，被告通过案外人李斯于2017年7月18日向原告偿还37万元，被告于2017年11月27日为原告就剩余欠款20万元出具借条并在借条中签字确认，因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尚欠20万元未予偿还。借条中虽然有书写“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但并未加盖公章，案涉款项并未交付给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被告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款是由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实际使用，借款亦未通过天容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因此被告辩称案涉借款主体为天容国际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案涉借款已经由案外人李斯向原告偿还完毕，案涉20万元借条是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原告出具的。本院认为，原、被告均认可案外人李斯于2017年7月18日向原告汇款37万元，是用于偿还本案所涉57万元借款。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案外人李斯于2017年6月23日分四次向原告共计汇款50万元是否是用于偿还本案所涉57万元借款。被告称并不知道案外人李斯于2017年6月23日代被告向原告偿还50万元，方于2017年11月27日扣除李斯于2017年7月18日偿还给原告的37万元，为原告出具20万元借条。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与被告2017年6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告对于该50万元是知情，且与原告确认过，被告陈述的当时对该50万元还款不知情并不属实。同时根据原告与被告在2017年7月8日的聊天记录，可以明确该50万元，系案外人李斯代被告向原告偿还本案所涉借款之前原、被告之间的35万元借款的本息，与本案所涉57万元借款并无关联。被告在清楚了解李斯于2017年6月23日已经向原告偿还了50万元的情况下，仍在2017年11月27日为原告出具20万元的借条，可见被告对于案涉57万元借款尚欠20万元未还的事实并无异议。案涉借条形成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借条约定的还款日期为12月30日前，结合原告于2018年1月通过微信向原告讨要借款，可以确定原、被告在欠条中约定的还款日期应为2017年12月30日前。现原、被告约定的还款日期已过，被告未按期偿还借款，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原、被告之间即未约定借期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息，则应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刘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井学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原告已预交），被告刘玲负担，被告刘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未缴纳依法强制执行。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及在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23日向上诉人转账交付了57万元，之后被上诉人多次通过微信与上诉人就还款事宜进行了沟通，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符合民间借贷一般的法律特征，即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对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辩称该借款并非个人借款，其并非适格借款主体，本院认为，案涉借条系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其在该借条上签字确认，并无公司印章，并非公司行为，应系其个人借款，至于该借款是否用于个人消费或是公司经营，均是借款用途范畴，并不能否认上诉人作为借款人的适格性。故上诉人的该项抗辩主张并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偿还数额及尚欠数额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时间脉络，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23日向上诉人转账57万元，上诉人于2017年6月23日通过案外人李斯向被上诉人分四次转账共计50万元，2017年7月8日被上诉人通过微信与上诉人就尚欠借款本金进行了核对，即尚欠本金57万元。2017年7月18日上诉人通过案外人李斯向被上诉人转账37万元，2017年11月2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显示尚欠本金20万元，2018年1月10日上诉人承诺偿还剩余20万元，2018年1月28日上诉人通过微信回复被上诉人为“如果你那个朋友要买房的话，我就把20万到账，我马上就可以转给你了”，由此可知，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尚欠金额与上诉人还款金额及承诺偿还余额可以一一对应，并符合民间借贷中通常的借贷行为。综合本案，可以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应为2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之间曾有多次经济往来，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2017年7月8日的聊天记录，可以明确该50万元，系案外人李斯代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本案所涉借款之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35万元借款的本息，与本案所涉57万元借款并无关联。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的管理者，其仅以“账目不清”辩称2017年6月23日转账支付的50万元系对被上诉人出借本金57万元的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该项抗辩主张难以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偿还届满日为2017年12月30日，之后被上诉人多次通过微信向上诉人催要借款，上诉人于2018年1月28日再次承诺还款，足见被上诉人并未怠于主张权利，本案债权诉讼时效尚未届满。且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中的诉讼时效抗辩亦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刘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 丽审判员 王良家审判员 张萍萍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