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30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法定代表人：刘福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凤春，黑龙江鑫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实方缘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新民市。法定代表人：吴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志薇，男，汉族，住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财，新民市忠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刘路明,男,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原审被告：杨春,女,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上诉人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实方缘米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刘路明、杨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民市人民法院（2020）辽0181民初6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2020年3月5日，原告卖给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大米33吨，66000斤，每斤2元，共计132000元，并由原告委托代理人苏志薇和司机王某签订货运协议书，……”一审法院作出这一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存在严重错误，理由如下：第一、一审法院未查明双方终端设备微信登录过程，仅依据被上诉人陈述认定微信对方使用人为杨春，微信截图是杨春与被上诉人的谈话内容，明显错误。微信聊天证据属性作为电子数据，当然有可能存在剪接、篡改等形式造假和内容造假的情况。一审法院既未对微信头像进行辨认，也未对网络实名、电子数据发出人认证及机主的身份认证，如何确保获取微信聊天记录的途径和手段的合法性？况且，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截图发生时间均在大米交易时间之后，内容并不完整，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三份货运协议书均是被上诉人单方自行制作，涉及的三名承运人均未出庭，货运协议书中的“恒大米业”字样明显是篡改和添加的字迹，故三份货运协议书不应具有证明力。2020年3月5日的货运协议书，因王某未能出庭作证，承运人处是否王某本人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三、一审法院出示的王某录音资料应否采信作为证据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未签订任何形式的买卖合同。根据录音资料，一审法院主审法官未要求证人王某到庭，仅通过电话询问所谓的“王某”。更为严重的是，一审主审法官违反法官中立原则采取诱导性的询问方式，损害了法官中立形象。上诉人认为，该录音资料属证人证言，证人王某不到庭，法庭无法核实证人的真实身份，证人证言需要出庭作证才是合法的，并接受原、被告双方及诉讼代理人的询问，以查明案件事实。录音中王某身份真实性存疑，该录音不应具有证据效力。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证据调查程序，采信该证据有失公平、公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如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大米款。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截图显示的“封心＆锁爱”不能确定是杨春本人。假使微信名称“封心＆锁爱”的使用人是杨春，杨春也未以公司名义购买大米。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大米的交易行为。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向被上诉人支付前两车大米款的是杨春、刘路明，而不是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在一审出示的微信截图、货运协议书、账户对账单等证据及法庭出示王某的录音，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或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上述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未达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核被上诉人的提供的证据，甚至货款支付的事实都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以杨春当时系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由，草率的判决上诉人偿还大米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给付大米款的主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录音证据调查程序违法。为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要求上级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判决并对本案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1）主要事实：答辩人系从事大米加工出售企业，从2020年1月起与上诉人建立大米买卖合同关系。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2日答辩人两次出卖给上诉人大米2车，双方约定通过货车运输。由货车司机签署货运协议书，协议上标明货物明称、吨数、卸货地址、收货人电话、运费、车牌号、驾驶证号、司机姓名电话、货到付款，最后由托运方、承运方签名、标注时间。上诉人依约将两次货款给付。2020年3月5日，上诉人再次从答辩人出购买大米1车，共计33吨，66000斤，每斤2元，共计132000元，有上诉人雇佣货车司机王某签订货运协议书，货运协议书写明托运方实方缘米业，货物名称大米，吨数34吨X2元=132000元，收货地址绥化北林恒大米业，收货人电话150××××9222，车牌号黑Ｍ×××××，司机姓名王某，电话187××××7770。上诉人已将2020年1月3日大米款13.6万元、2020年3月2日大米款13.2万元，分别由刘路明、杨春给付了答辩人，但2020年3月5日的大米款13.2万元未给付。（2）双方的交易行为符合交易习惯。上诉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系杨春，其代表上诉人与答辩人订立大米买卖合同，均是通过上诉人雇佣的货车司机签订货运协议书，并约定收货人为绥化市恒大米业，货付款。前二次大米款到货后，由刘路明、杨春给付完毕，刘路明、杨春二人均代表上诉人与答辩人订立大米买卖合同，2020年3月5日又第三次订立大米买卖合同。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欠答辩人大米款132000元未给付。答辩人与上诉人大米买卖关系存在，有货运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货运司机王某通话录音、微信记录、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在答辩人处购买三车大米，已给付二车大米款268000元，尚有132000元未给付。（2）一审并非只依据微信记录认定的事实。答辩人在一审提供了三次货运协议书，分别是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2日、2020年3月5日，该三份协议书上均有货物名称、货物吨数、收货人恒大米业、车牌号、货车司机、司机电话等。而且前二次货款已给付完毕，给付人为刘路明、杨春，杨春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路明与杨春系共同经营者。杨春系以法人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并支付相应款项，刘路明的付款也是经杨春授权的行为。本案事实证据有：货运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账户对账单、工商档案、询问笔录、微信记录等，通过上述证据已充分证明上诉人尚欠132000元货款未给付，一审并非只依据微信记录认定事实。（3）货运协议书并非答辩人单方制作。答辩人提交的三份货运协议书上均有货运司机本人签字，也有司机电话。一审法院经与司机王某问询，王某明确确认货运协议书上是其本人签字，33吨大米是给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运输，已卸货到恒大米业完毕，法定代表人杨春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付运费2970元。一审法院为查明本案事实问询王某并制作了问询笔录符合法律规定，货运协议书也不是答辩人单方制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刘路明称：同上诉人意见。原审被告杨春未到庭，未答辩。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20年1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我公司通过与被告刘路明、杨春电话、微信联系，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购买我公司大米2车，双方约定货到付款，前两次被告依约给付了货款。2020年3月5日，被告刘路明、杨春再次与我公司电话、微信联系，又购买我公司大米1车，共计33吨，66000斤，每斤2元，共计132000元，有被告刘路明、杨春雇佣的司机王某出具的货运协议书为凭。被告收到大米后，未依约支付款132000元，故起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3日，原告卖给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大米34吨，68000斤，每斤2元，共计136000元，并由原告委托代理人苏志薇和司机徐凤有签订货运协议书，货运协议书写明托运方实方缘米业，货物名称大米，吨数34吨，×2元，收货地址绥化北林恒大米业，收货人电话159××××9222，车牌号黑Ｍ×××××，司机姓名徐凤有，电话189××××7049。2020年3月2日，原告卖给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大米33吨，66000斤，每斤2元，共计132000元，并由原告委托代理人苏志薇和司机马亮签订货运协议书，货运协议书写明托运方实方缘米业，货物名称大米，吨数33吨，×2元，收货地址绥化北林恒大米业，收货人电话150××××9222，车牌号黑Ｍ×××××，司机姓名马亮，电话131××××8599。2020年3月5日，原告卖给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大米33吨，66000斤，每斤2元，共计132000元，并由原告委托代理人苏志薇和司机王某签订货运协议书，货运协议书写明托运方实方缘米业，货物名称大米，吨数34吨，×2元=132000元，收货地址绥化北林恒大米业，收货人电话150××××9222，车牌号黑Ｍ×××××，司机姓名王某，电话187××××7770。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1日、3月6日支付了两车大米款，分别为13.6万元、13.2万元，尚欠132000元未予给付。另本院到绥化市北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档案显示被告杨春2019年12月26日至2020年6月24日担任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春的固定电话为156××××9444，移动电话159××××9222.另本院与王某电话联系，王某表示在2020年是从新民拉过一车大米到绥化，货运协议书也是其本人签字，但是具体时间和收货具体地址记不住了。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货运协议书、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光盘、微信记录以及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买卖关系的存在。本案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处购买三车大米后，即双方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偿还义务，但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未按约定全面履行偿还义务，仅偿还原告货款268000元，尚欠132000元货款未予偿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偿还货款132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杨春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杨春当时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其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刘路明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刘路明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责任，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其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货款132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4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被告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就双方当事人是否成立买卖关系问题，被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因杨春在案涉交易期间系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杨春的行为足以使被上诉人相信有权代表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审理期间提供了与杨春的微信聊天记录、货运协议、曾与上诉人另两笔交易的货运协议及杨春、刘路明的付款证据，且一审法院亦向案涉货物的货运司机对相关交易进行了核实，以上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货物存在买卖关系一事已具有证据上的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相关货款正确，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就微信聊天记录中谈话人是否为杨春及对其他证据提出的异议，同前述论述，被上诉人已就案涉买卖关系存在进行举证，相关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上诉人对各项证据的质疑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否定，故本院对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及主张，均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上诉人绥化市恒大米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啟星审 判 员 朱闻天审 判 员 林 红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 刘 鹏书 记 员 张 冲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