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牛亚菁，女，1954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梅，北京伊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敏，北京伊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法定代表人：张本忠，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旭涛，男，197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恒宇，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振，男，194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恒宇，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牛亚菁因与被上诉人王旭涛、被上诉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住宅建设中心）、王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20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牛亚菁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牛亚菁起诉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旭涛、住宅建设中心、王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986年牛亚菁与王振再婚。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振承租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24、25号房屋被拆迁。1993年5月14日王振与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现由住宅建设中心接管）签订《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当时购买因拆迁分配的2套房屋，即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04号房屋（以下简称404号房屋）和北京市东城区302号房屋（以下简称302号房屋）。王振先交付了一半房款。1993年5月15日，住宅建设中心出具了《统一银钱收据》，并不存在有一个承租的过度。住宅建设中心与王旭涛签订合同的行为是恶意串通。被安置房屋是政策性房屋，拆迁人是对被拆迁人（指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和使用人）给予补偿。拆迁安置房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原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利益，而拆迁前，王旭涛户口并非在被拆迁房屋内，也并未在此居住。根据规定，他没有资格购买404号房屋。住宅建设中心是明知被安置人只有王振、牛亚菁、王菠萝、孟淑琴，没有王旭涛；也明知404号房屋只有被安置人才能购买。404号房屋虽然是以王振名义购买，但实际上是王振和牛亚菁共同购买的404号房屋。王振未得到牛亚菁的同意，就恶意转让他人，损害了牛亚菁的权益。王旭涛作为家庭成员也是明知404号房屋有牛亚菁的权益，只有被安置人能够购买。根据牛亚菁在一审提供的相应证据可以看出，住宅建设中心出具了多个证明文件，均显示是要满足5项条件（2次购房款和公共设施维修基金缴纳、准住证手续已办、提供拆迁安置协议）才有资格买。从这几点完全可以看出住宅建设中心是明知404号房屋有牛亚菁的权益，也明知王旭涛不符合购买条件，还配合出具了一整套的虚假购房材料。以上足以说明住宅建设中心与王旭涛恶意串通，损害了牛亚菁的权益。最后，一审法院认为购房款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非本案审理范围，牛亚菁认为实为不当。如果未侵犯牛亚菁的权益，牛亚菁就没有资格提起本案诉讼，也就不存在实体审理。另外，2019年10月，牛亚菁通过法院调取证据才知道404号房屋登记在王旭涛名下，一开始以为是先登记在王振名下，然后再通过买卖给王旭涛。2020年1月3日的笔录中，法官明确询问“谁能买这个房子”，王振表示“只能是我”。关于旧房改造的批示，1993年购房的回迁居民按照标准价购买。因为王振和牛亚菁是再婚家庭，婚姻存续期间对于房屋登记在王旭涛名下牛亚菁并不知情，王振在标准价改为成本价过程中，住宅建设中心配合伪造材料，侵害了牛亚菁的合法利益。住宅建设中心辩称，不同意牛亚菁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住宅建设中心与王振、王旭涛均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律条件。王旭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牛亚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第一、原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主要是基于牛亚菁在庭审时主张王振承认牛亚菁对于404号房屋登记在王旭涛名下、王振与住宅建设中心签订关于404号房屋一系列手续并完成404号房屋登记等事宜不知情。现在本案已经发回过，进行了重审程序，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并进一步从债权、物权的性质、物权取得条件充分论证了404号房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证实了王振、王旭涛及住宅建设中心办理产权符合法律规定。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就404号房屋办理相关材料过程中不存在恶意串通，材料也是真实存在的。牛亚菁主张恶意串通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第二、牛亚菁主张不知情不符合常理。王振辩称，同意王旭涛答辩意见。牛亚菁上诉重申其不知情是虚假的，因为买房是大事，牛亚菁同王振多次前往拆迁办。二人去过王旭涛女朋友家中，其母亲问过婚房事宜，牛亚菁回复：婚房已经买了，正在装修，牛亚菁不可能不知道王旭涛购房的事情。王旭涛上学、工作一直居住在这里，王振和牛亚菁再婚前，就居住在原拆迁房屋。2013年，王振和牛亚菁做过公证，404号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旭涛一直居住在404号房屋，有合法的产权证书。王振和牛亚菁购买的两居室、一居室都是王旭涛出资，牛亚菁并未出资。牛亚菁和其子女还有另外的住房，对404号房屋并没有任何权利，希望法院维护王振的权益。牛亚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之间针对404号房屋订立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振与王旭涛系父子关系。1986年牛亚菁与王振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1993年5月14日，王振（乙方，被拆迁人）与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甲方，拆迁人）订立《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和平里24、25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两间，居住面积26.6平方米，有正式户口四人，应安置人口四人。临时过渡方式为自行周转，过渡期限1993年5月14日至1995年5月14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和平里404号、302号，房屋三间，居住面积47.26平方米。正式户口人口包括王振、牛亚菁、王菠萝、孟淑琴。1993年5月15日，王振交纳了302号房屋、404号房屋第一次60％购房款。1995年4月25日，王振交纳剩余40％购房款及维修金。1995年5月13日，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向王振发放《住房证》，载明王振承租302号房屋（两间）及404号房屋（一间）。同日，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房管科出具404号房屋《购房证明》，载明住户姓名王振，（1）预付购房款第一次60%已交；（2）第二次购房款40%已交；（3）公共设施维修基金已交；（4）准住证手续已办；（5）拆迁安置协议。以上（1）（2）（3）（4）（5）项该住户已经办理手续，在办理进住手续时将准住证、拆迁安置协议书已交给改建处房管科，待领取产权证时请携带此证明和购房发票，公共设施维修基金发票一起到房管科领取产权证。根据《购房证明》载明情况，404号房屋是否只能将产权办理登记至王振名下，住宅建设中心称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经被拆迁人同意将产权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情况，且404号房屋是政策之外补偿的特殊安置，根据性质可能按照被拆迁人的意志办理到子女名下，但该中心现无法提供文件依据。因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未移交档案材料，现资料已遗失，所以住宅建设中心无法出示404号房屋相关办理手续等文件，也无法就拆迁、安置等相关政策进行解释说明。2000年12月25日，《交款通知单》载明王振补交404号房屋费用3022.29元，该房已交清各种费用。根据404号房屋档案资料显示：2000年10月25日，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向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提交《改按成本价购房变更产权申请》，载明职工王旭涛于1993年按标准价优惠办法购买404号房屋，现申请按成本价购房，补交房价款3063.29元。牛亚菁与王振、王旭涛均认可补交款2000年12月25日已交纳，因房屋面积存在偏差，故补交款项数额存在差异。就为何《交款通知单》载明由王振补交问题，王旭涛及王振解释称因拆迁协议由王振签署，所以补交房款即以王振名义。2000年12月18日，王旭涛（乙方）与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甲方）订立《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原以标准价购房，售价18256.5元，于2000年自愿申请改按成本价购房，补交房款3063.29元。由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房屋买卖过户及所有权登记手续。2003年12月15日，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出具《购房交款证明》，载明404号房屋购房人为王旭涛，根据标准价计算该房屋的价款18256.5元。2004年5月10日，王旭涛领取404号房屋产权证。《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显示404号房屋未使用工龄折抵。该房屋档案材料中，还包括1995年4月30日由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房管科出具的《购房证明》，除住户姓名载明为“王旭涛”以外，与1995年5月13日由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房管科出具的《购房证明》内容完全一致。对此，住宅建设中心未予以解释，王旭涛及王振称，办理房屋拆迁时，王振是以户主的身份订立合同并履行一系列手续，后期需要变更到王旭涛名下，所以为王旭涛开具《购房证明》。办手续过程中，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称不符合政策条件，让房主王振又补办了一个《购房证明》，但应以王旭涛的证明为准。一审中，牛亚菁提交《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准住证》，302号房屋、404号房屋交纳通气费的收据，拟证明王振名下的房屋被拆迁，回迁两套房屋，王振持有404号房屋住房证，所以只有王振有资格购买该房屋，王振也持续交纳两套房屋的相关费用。经质证，王旭涛、住宅建设中心及王振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否认证明目的。王旭涛、住宅建设中心提交公证《遗嘱》及公证相关材料，证明牛亚菁知晓404号房屋系王旭涛所有，才未要求王振就404号房屋进行遗嘱公证。该《遗嘱》订立于2013年11月21日，立遗嘱人为王振，载明302号房屋所有权登记为王振，但系夫妻共同财产，王振去世后，房产中属于王振的份额由牛亚菁继承。就该遗嘱的订立情况，牛亚菁在2020年4月14日庭审中称其与王振共同至公证处办理，当时以为两套房子都登记在王振名下，双方商量302号房屋归牛亚菁、404号房屋归王振，所以没有将404号房屋进行公证。2020年7月21日庭审中，牛亚菁又称双方并未协商404号房屋归属问题，因牛亚菁认为该房屋登记在王振名下，故自然认为房屋归属于王振。现牛亚菁与王振正在进行离婚诉讼，在离婚过程中发现404号房屋未登记在王振名下。牛亚菁称其见过302号房屋产权证，但从未见过404号房屋产权证，因404号房屋《准住证》显示王振，所以认为404号房屋产权登记在王振名下。404号房屋自2003年即由王旭涛居住，当时王振只表示给王旭涛居住，未表示由王旭涛取得产权。王振称当时办理遗嘱时考虑已经将404号房屋给了王旭涛，牛亚菁也是知情的，所以在处分302号房屋时没有考虑由王旭涛继承部分份额；且王振得知有另行分房的消息，牛亚菁提出将该房屋由其继承，故双方办理了公证。对此，牛亚菁予以否认，称因王振婚内不忠诚，双方无法在一起生活，提出房屋分配问题时才将302号房屋遗嘱公证给牛亚菁继承。根据牛亚菁调取证据的申请，法院调取了(2019)京0101民初21979号案件于2020年1月3日的庭审录像。牛亚菁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404号房屋购房款由王振缴纳；2.404号房屋登记在王旭涛名下，牛亚菁不知情；3.拆迁政策只有承租人、被拆迁人才能购买；4.王旭涛没有购买资格，应认定王旭涛、住宅建设中心及王振存在恶意串通。王旭涛、王振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住宅建设中心认为该份证据与其无关联，不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旭涛、住宅建设中心于2000年12月18日签订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1993年王振因24、25号被拆迁与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订立拆迁安置协议书，虽然1995年王振取得302号、404号房屋承租权，但在此之前王振已经支付上述两套房屋的购房款，而作为承租权凭证的《住房证》办理时间与《购房证明》为同一天，可见上述文件均系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为办理302号、404号房屋回迁事宜进行的一系列购房手续。王振作为和平里五区16楼24、25号被拆迁人及回迁房屋的承租人，根据相关政策以标准价购买回迁房屋，并无不妥。王振交纳上述两套房屋购房款并由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出具《购房证明》，虽然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已成立事实合同关系。因物权尚未登记，因此王振并未取得相应物权。2000年，在上述房屋根据政策变更为成本价购房过程中，404号房屋买卖合同主体由王振变更为王旭涛。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现根据档案材料记载，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同意王振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王旭涛，作为中央国家机关危旧房改建处承继主体的住宅建设中心，也认可该转让行为，故上述合同中权利义务转让不违反相关法律。现牛亚菁称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存在恶意串通，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更难以判断两者存在共同损害牛亚菁利益的故意，故牛亚菁以此为由认为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之间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不足。牛亚菁诉称仅有被安置人才能购买404号房屋的意见，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根据证据显示，王振虽有对404号房屋出资的行为，但购买房屋的法律行为并未登记为物权，仅为债权性质，因此该出资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以及王振的出资是否侵犯牛亚菁的权利，非本案审理范围。应当指出，牛亚菁对404号房屋产权登记是否知情，不足以得出被告及第三人恶意串通之结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于2021年6月判决如下：驳回牛亚菁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牛亚菁提交了新证据：证据一、王振的记事本，欲证明404号房屋于2000年已下发产权证。证据二、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欲证明牛亚菁撬锁后才发现404号房屋房本不在，同时发现了王振的记事本。欲证明王振一直都在撒谎。住宅建设中心质证意见：证据一来源不合法，且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王振本人书写的情况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应以法庭查明为准。是否办理产权登记应有相关证明，目前并未提供王振办理产权的手续。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旭涛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取证不合法；证据内容只能体现王振对日常生活、404号房屋处分个人财产的叙述，无法体现恶意串通。证据二取得不合法，不属于新证据，只能证明王振与王旭涛沟通情况，无法证明牛亚菁证明目的。王振质证意见：同王旭涛质证意见，另，证据一只是通讯记录本，王振居住在哪里与记事本没有关系。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二审庭审情况及牛亚菁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旭涛与住房建设中心于2000年12月18日签订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牛亚菁主张404号房屋系其与王振夫妻共同财产，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对404号房屋的共有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依据牛亚菁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在签订合同时存在互相串通的情形，亦无法证明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依据举证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牛亚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一审法院关于王振未就404号房屋进行物权登记，因此并未取得相应物权的认定并无不当，且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签订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未支持牛亚菁要求确认王旭涛与住宅建设中心签订的《公有住宅楼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牛亚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元，由牛亚菁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妍审 判 员  宋 猛审 判 员  陈雨菡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肖彦青书 记 员  孙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