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6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平，女，土家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军，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佩奇，男，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玲，女，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刘佩奇、胡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柯楠，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佩奇、胡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汀雅，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平、刘佩奇、胡玲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刘佩奇、胡玲共同支付李平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3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佩奇、胡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就“李平认可现有证据只显示最晚工作到2019年9月2日，李平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之后仍然提供劳动，故法院对李平主张支付2019年9月3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难以支持”的认定是错误的。一是2019年8月1日—2019年10月31日是公司老板刘×洲安排李平在家办公，工作内容与工作强度与在公司办公一致，实际工作时间也至2019年10月31日；二是李平居家办公是受公司老板的指令进行，即使李平居家办公工作强度与在公司办公不一致，也不能作为公司不发或少发工资的依据；三是2019年9月3日至2019年10月31日提供劳动的证据举证责任不应该由李平承担；四是李平的居家办公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情形。李平所在公司并未停工停业，李平作为后勤职能人员，公司安排其在家进行工作。刘佩奇、胡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佩奇、胡玲无需支付李平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33000元，无需支付李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9500元。事实和理由（亦为对李平的答辩意见）：一是刘佩奇、胡玲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不应支付8月、9月、10月工资。根据北京乾×丰×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乾×丰×公司）与李平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经营状况调整薪金。李平作为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应就其出勤情况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否则应按照3月7日后就开始休假、退还多领取工资处理。另根据《北京工资支付规定》，公司于2019年5月已经停工停业，即使需要发放工资也应该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李平自认其在2019年8月18日去其他公司参加工作，就此刘佩奇、胡玲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在2019年8月18日就已经解除，离职原因为李平主动申请离职，故刘佩奇、胡玲不应支付其8月18日之后的工资；二是乾×丰×公司与北京量子金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子金服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用工行为，李平的工作年限不应连续计算。李平在两家公司任职时工作场所不同、主营业务不同、李平在两家公司任职的岗位不同，且任职期间两家公司均向李平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另根据李平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显示，李平仅是在产假期间处理乾×丰×公司安排的相关工作中涉及到量子金服公司而不是长期在量子金服公司工作。针对刘佩奇、胡玲上诉意见，李平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另李平认为，量子公司与乾兴公司为关联公司，且办公地点、工作内容、公司人员没有变化，且其于劳动合同到期前离职但量子公司没有补偿，故应自2015年10月26日起连续计算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李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刘佩奇、胡玲共同支付拖欠李平的2019年8、9、10月工资共计33000元；2．请求判决刘佩奇、胡玲共同支付经济补偿金49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刘佩奇、胡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平提交了劳动合同，显示：2015年10月26日，李平（乙方）与北京善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善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甲方善宽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刘×非，第一条劳动合同期限，本合同于2015年10月26日生效，其中试用期至2016年1月25日止。本合同于2018年10月27日终止。第二条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一）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人事行政部招聘经理岗位工作……第四条劳动报酬（一）……以银行转帐形式支付，在每月5日前发放上月工资。乙方的试用期月薪为8800元，转正后月薪为11000元。2015年12月16日善宽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量子金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子公司）。刘佩奇、胡玲对上述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2017年11月1日，李平（乙方）与北京乾×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乾兴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甲方乾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刘×洲。第一条劳动合同期限，（一）本合同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本合同期限为3年，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其中试用期为6个月，即从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第二条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一）乙方的工作岗位为：人力财务经理。……第四条劳动报酬，（一）甲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企业经营状况实行本企业的工资制度，并根据乙方所担负的职务和其他条件确定其相应的工资标准，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发放上月工资。李平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11000元，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为证。刘佩奇、胡玲认可李平的月工资标准为11000元，认可乾兴公司与李平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李平主张量子公司与乾兴公司为关联公司，且办公地点、工作内容、公司同事没有变化，且其于劳动合同到期前离职但量子公司没有给补偿，故应自2015年10月26日起连续计算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并提交天眼查股权关系图、邮件截图、微信截图进行证明。李平主张其提交的2019年11月19日和2019年11月20日的微信聊天截图系李平和刘×非的对话。刘佩奇、胡玲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天眼查股权结构图显示量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非，股东为杭州善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善宽公司），持股比例100％，杭州善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股东之一刘×非，持股比例36．0845％，刘×洲、刘佩奇为公司董事之一。李平主张刘×非与刘×洲为兄弟关系。2019年7月8日及2019年8月12日电子邮件显示，发件人nimin@lzjf．com，收件人李平，邮件内容显示：2019年6月、7月的薪资明细，制表人为倪×，落款处显示：倪×，人事行政专员，邮箱是nimin@lzjf．com，量子公司。李平主张其只有邮件截图，无法打开原始邮件内容，主张根据上述邮件可知，量子公司将乾兴公司作为其公司一级部门进行管理。李平主张2019年8、9、10月是乾兴公司刘×洲安排其在家办公，工作强度与在公司办公一致，实际工作至2019年10月31日，故乾兴公司应支付其工资，并提交授权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为证。李平主张微信聊天记录系其和刘×洲、刘×非的对话，认可现有证据只显示最晚工作到2019年9月2日。其中，李平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示：“本人是北京乾×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兼执行董事刘×洲。因李平在产假期间，需要从事公司安排的涉及北京量子金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从上海将北京量子金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邮寄给李平，另通知李平从刘×非家里取走财务账薄（2018年）。李平产假期限于2019年7月21日届满，因公司原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白家庄路23号锦湖园公寓C座15G租房到期，软件研发人员外派至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工作。我暂安排李平在家办公，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社保公积金等业务、协助财务扫描、整理资料等工作。……本人知晓该授权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并愿意承担。”落款处有刘×洲签字，日期为2019年7月25日。李平提交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因贵单位对本人存在以下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1．自2019年8月至今，贵公司一直拖欠本人的工资，未发放分文；2．公司未及时缴纳本人的8月、9月份社保、公积金。综上，贵司的行为侵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迫使本人依法提出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现致函，郑重通知贵司，本人于2019年10月31日正式解除事实劳动关系……”并当天通过微信和邮寄向乾兴公司送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乾兴公司虽主张李平2019年8月18日已经提出离职，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为证，但是其中内容未显示其主张，故法院对此难以采信。因李平于2019年10月31日向乾兴公司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乾兴公司已收到，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0月31日解除。《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国家或者本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关于2019年8、9、10月工资，根据李平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李平确实按照刘×洲的要求在家进行办公，因此，法院对李平要求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2日期间的工资，予以支持，经核算数额为12011．49元。关于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因李平认可现有证据只显示最晚工作到2019年9月2日，李平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之后仍然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对李平主张支付2019年9月3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难以支持。关于李平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节，李平以乾兴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上述认定可知，乾兴公司确实存在未足额支付李平工资事实，故李平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存在依据，应予支持。关于李平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一节，李平主张应当将其从量子公司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主张量子公司和乾兴公司是关联公司，并提交了其和量子公司的劳动合同、其和乾兴公司的劳动合同、其和刘×洲、刘×非的聊天记录、授权委托书等为证，因上述证据能够显示李平和刘×非、刘×洲都有工作上的联系，授权委托书内容显示刘×洲委托李平从事有关量子公司的工作，而刘×非是量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洲是乾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法院对李平的主张予以采信，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应当从2015年10月26日起连续计算到2019年10月31日。法院依法核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为49500元。根据本案查明内容可知，乾兴公司应当预见到和李平之间或存在劳动争议，但是，乾兴公司清算组并未通知李平，其出具的清算报告显示各项税款、职工工资已经结清，并不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二十条之规定，李平要求刘佩奇、胡玲承担乾兴公司的责任，存在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一、刘佩奇、胡玲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平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9月2日工资12011．49元；二、刘佩奇、胡玲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9500元；三、驳回李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平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其与乾兴公司工作人员于2019年9月2日至10月29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在此期间，按照乾兴公司领导的安排和要求正常提供劳动。刘佩奇、胡玲对该证据不认可，并称：除刘×洲以外，该证据中的其他人均不是乾兴公司的员工。但该证据中的人员与刘佩奇、胡玲提交一审法院的考勤记录中的人员有重合。除李平在乾兴公司劳动截止时间以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平主张其在乾兴公司工作至2019年10月31日，对此在二审补充了证据，刘佩奇、胡玲虽然不认可，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且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部分人员即为刘佩奇、胡玲提交的考勤记录中的工作人员，故本院对李平的该证据予以采信。对李平主张的2019年8、9、10月工资应予支持。刘佩奇、胡玲未提供证据证明乾兴公司在此期间停产停业，亦未证明双方在此期间对李平的工资达成了新的约定，故应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工资共计33000元。刘佩奇、胡玲不同意支付该工资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一审法院结合刘×洲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李平与刘×洲、刘×非的微信聊天记录、李平与量子公司、乾兴公司分别签订的劳动合同、天眼查股权结构图等证据，认定李平在量子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乾兴公司的工作年限是正确的，刘佩奇、胡玲关于不应合并计算的上诉请求，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佩奇、胡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鉴于李平提供了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该部分予以纠正，对李平的该项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佩奇、胡玲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李平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33000元；四、驳回李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佩奇、胡玲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佩奇、胡玲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时 霈审 判 员  王 磊审 判 员  胡珊珊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力之书 记 员  黄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