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5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女，汉族，1961年7月26日出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岩，辽宁诚之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柯然，辽宁诚之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女，汉族，1956年10月9日出生，大连公交集团退休员工，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程，广东普罗米修（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某3，男，汉族，1954年11月3日出生，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某2、原审被告孙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6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具体改判事项为:(1)将第一项判项改判为大连市沙河口区号房屋由上诉孙某1荣继承1/3份额,被上诉人孙某2继承1/3份额,一审被告孙某3继承1/3份额”;(2)将第二项判项改判为“被继承人相淑昌名下存款90000元及利息144元由上诉人孙某1继承30048元,被上诉人孙某2继承30048元,一审被告孙某3继承30048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孙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代书遗嘱不应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配被继承人相淑昌遗产。(一)被继承人相淑昌不具备订立遗嘱的意思能力和表达能力,意思表示不真实,无法满足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首先,综合被继承人的身体及精神状态,被继承人的表达能力近乎丧失,已无法满足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相淑昌虽然患有脑血栓,留有后遗症半身不遂,但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淑昌在立遗嘱时意识不清,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被继承人相淑昌立遗嘱时意识清楚,能正确表达,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显然在,一审法院认定过程中存在着两点错误:第一,从举证分配的角度来看,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代书遗嘱有效,就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达到民事证明标准,而不是上诉人来提供证据证明其不具备意思表达能力。在上诉人的反驳意见能够使得被上诉人的证据材料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第二,从被继承人的病情来看,一审法院已经认为上诉人存在脑血栓留有后遗症半身不遂的病症,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去通过客观事实情况来论证此事,而是结合了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这是有失妥当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自圆其说,遗嘱见证业务是一个很严肃的过程,因为可能直接导致继承人损失大量的应得遗产,所以不应当是模糊不清的。一个完整的见证过程应当是不间断、连续的,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1段视频资料和一段录音资料,记录的情节支离破碎,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满足对整个见证过程的完整记录,也根本无法体现出代书遗嘱的被继承人意思表示和代书遗嘱的形成过程。而客观事实情况是,被继承人于2019年12月1日去世,于2019年11月9日形成了代书遗嘱,中间间隔的时间不足一个月,结合被继承人的病情严重程度及从视频中反映出来的精神萎靡、吐字不清的客观事实,此种情形下做出的意思表示的效力有无,显然是存在重大争议,也根本达不到意思表示真实的程度。其次,代书遗嘱的形成系由见证人整理形成的,无法证明是被继承人相淑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代书遗嘱是见证人刘淑玉律师在立遗嘱当天于相淑昌家中据见证人刘芳律师与相淑昌进行交流时,按相淑昌的口述所表达的真实意思用电脑打字记录形成的,明显是对代书遗嘱形成过程的美化,掺杂了法官诸多的主观倾向因素。其一,被继承人相淑昌的口述到底有多少,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体现出来的仅仅是只言片语和模糊不清,无法知晓形成的遗嘱是否为其口述的内容;其二,遗嘱内容是否为现场形成的,从视频中并没有体现出有机打形成遗嘱的经过,而且通过视频、录音资料和相关的书面证据的对比,内容差异巨大,大相径庭,所以上诉人有理由怀疑该代书遗嘱并非是现场形成,而是由见证人事前或者事后整理形成的。其三,即使被继承人相淑昌有口头的表达,见证人用电脑机打形成的文字稿是否就是口述的内容,上诉人认为并不必然,被继承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在其表达能力已经欠缺的情形下,如果代书人再不向其宣读代书遗嘱的内容,那么被继承人可能就会处于“人为刀姐,我为鱼肉”的境地。而本案中,显然代书人并没有完成此项工作,所以无法判定该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最后,被继承人的客观处境,存在无法保证其意思表示的自由极大可能性。一审法院认为因被继承人相淑昌的病情行动不便,所以委托外孙石崟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并做见证业务。而本节事实的关键在于代书遗嘱的意思表示、由律师事务所做见证业务的意思表示是不是被继承人发出的,如果不是,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被上诉人再代替被继承人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而且被继承人当时正处于被上诉人的家中照顾,所以很难排除上诉人的合理怀疑,按照一般人的思维,订立遗嘱时,都应当为了避嫌而将所有子女都集中到现场,然后共同见证遗嘱的形成,以备之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而上诉人显然没有将此事告知上诉人及一审被告,致使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未参与案涉遗嘱的形成过程。所以上诉人认为代书遗嘱的意思表示存在严重的不自由。(二)案涉代书遗嘱作为要式民事法律行为,其在形式要件上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保证其在实体上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法院认为中多次强调,案涉遗嘱是被继承人相淑昌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代书遗嘱法定形式的欠缺,也会导致遗瞩的无效,因为立遗嘱的行为是被继承人的终意处分行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力能得以执行,为了确保遗嘱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极大限度地防止他人伪造、改遗嘱内容,所以遗嘱的法定形式至关重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1）238号《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问题额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的答复了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而案涉遗嘱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形式上的缺陷,遗嘱内容系为见证人整理形成,遗嘱内容没有向被继承人宣读等等,均可导致代书遗嘱的无效。代书遗嘱的形成过程不满足时空一致性原则,无法保证其在实体上的真实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代书遗嘱应当保证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一致性,不仅要保证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代书行为时间上的一致性,也要保证代书遗嘱及相关的笔录确系在代书空间内形成的空间上的一致性,否则便是一种法定形式的缺失,不能保证确系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的视频、录音资料内容与遗嘱及询问笔录的内容大相径庭,无法达成一致,上诉人认为要么该遗嘱和询问笔录是在被继承人意思表示前形成的,要么是意思表示后形成的,无论前后都很难认定是同时同地形成的,再综合上述没有证据证明被继承人知晓遗嘱内容的事实,所以应当认定为代书遗嘱无效,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认定事实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达到民事证据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11段视频、询问笔录、授某、遗嘱等证据相互印证系形成了证据链条,那么上诉人想知道是如何形成的链条,录音和视频不是同步,录音和询问笔录不是同步,视频和遗嘱形成过程不是同步,遗嘱和询问笔录不是同步的,录音时长仅有7分钟,视频总时长不足20分钟而且不知是拍摄过程就是断续的还是经过截取后才形成的,谁询问笔录中的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如果被继承人相淑昌可以向询问笔录中记录的那样陈述事实,上诉人认为被继承人完全可以自行书写遗嘱,完全没有必要请人代书遗嘱。授某的签署过程中,需要见证人向被继承人说明签署的是授某。所以这些证据材料是否能被采信都存在很大的疑惑,而一审法院却不仅认为可以采信,还认为是互相印证,形成的完整的证据链条,荒唐至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从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的角度去逐一衡量,然后确定其证明力大小有无,显然都是不具有证明力的,综上,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将被继承人欠缺意思表示的代书遗嘱作为定案依据,为了达到目的对证据材料盲目的采信,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特向大连中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准予为盼。孙某2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三点理由：一、案涉代书遗嘱是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订立遗嘱时，被继承人意识清醒，能够准确说出儿女姓名、房屋地址以及自己的财产，并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即将房屋和存款给大姑娘也就是被上诉人，遗嘱内容没有违背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上诉人陈述的意思表示不自由。二、案涉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代书过程中，由遗嘱人口述财产处分行为、有代书人电脑书写行为、有见证人的现场见证行为，整个过程均发生在当日上午，从时间上看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从空间上看，上述行为出现在同一场合，基本上同步，满足上诉人提出的时空一致性。三、一审证据中的视频虽然是间断式，但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代书遗嘱应当全程不间断录音录像，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该视频是后期截取形成。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原审被告孙某3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按代书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相淑昌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份额；2.原告按法定继承被继承人孙传有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份额；3.原告按代书遗嘱继承被继承人相淑昌名下存款90000元及利息14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相淑昌、孙传有为夫妻关系，婚后育有子女五人：长子孙某3(1954年11月3日生)、次子孙开顺(1959年7月10日去世)、长女孙某2（1956年10月9日出生)、次女孙某1(1961年7月26日出生)、三女孙红润(1965年1月11日去世)，被继承人孙传有于2003年5月28日去世，相淑昌于2019年12月1日去世。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系二被继承人夫妻共同财产，取得时间为1998年7月20日，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孙传有名下。被继承人相淑昌生前留有存款90000元，原告于2019年12月1日取出，利息144元，本息共计900144元。2019年11月9日，被继承人相淑昌因病委托辽宁承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淑玉、刘芳见证并代书遗嘱，由刘芳律师询问了相淑昌意见后，刘淑玉律师制作了谈话笔录，刘淑玉律师机打代书《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相淑昌，女，汉族，1934年8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102041934××××××××，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现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259号6-3。为避免我去世后，子女之间因遗产继承发生纠纷，特立遗嘱如下：我与孙传有是夫妻关系，我们共有三个子女，大儿子孙某3、大女儿孙某2、小女儿孙某1。老伴孙传有去世，老伴孙传有名下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私有产权房屋一套，建筑面积32.63平方米，系我和孙传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我把其中属于我所拥有的和继承孙传有那部分房屋产权全部遗留给我的大女儿孙某2个人继承；截止到订立遗嘱之日我个人所有的我名下的存单共五张，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账号34×××95内存款贰万元、中信银行账号81×××59内存款贰万元、中信银行账号81×××50内存款壹万元、中信银行账号81×××30内存款贰万元、中信银行账号81×××08内存款贰万，本金总共玖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全部遗留给我的大女儿孙某2个人继承。若将来我名下还有的存款也全部遗留给我的大女儿孙某2个人继承。上述遗嘱内容，是我在神志清醒，能正确表达意思的条件下订立的，是我真实意思表示，望实现我的遗愿。相淑昌在《遗嘱》中立遗嘱人处签字并捺手印，刘淑玉、刘芳律师在见证律师处签字，代书人为刘淑玉，时间2019年11月9日。另查，2019年11月9日，见证律师刘芳、刘淑玉在被继承人相淑昌家中做代书遗嘱录制了一段音频、十一段视频：1、2019年11月9日9时55分45秒，时长35秒，9时56分49秒，时长1分钟27秒，这两段视频是见证律师刘芳与被继承人相淑昌关于银行存单及存款留给谁进行交流的视频；2、2019年11月9日10时02分，时长1分钟11秒，关于见证律师刘芳与被继承人相淑昌聊天的视频，视频中有见证律师刘淑玉的影像；3、2019年11月9日11时09分，时长1分01秒，关于见证律师刘淑玉询问被继承人相淑昌《遗嘱》中房屋及90000元存款是否给大女儿孙某2的视频；4、2019年11月9日11时51分01秒，时长1分钟31秒，被继承人在《遗嘱》补正处按手印的视频，该视频系由见证律师刘芳录制；5、2019年11月9日11时26分26秒，时长1分01秒刘淑玉与被继承人交流视频；6.2019年11月9日遗嘱签字两次视频、遗嘱按手印两次视频；7.委托律师代书遗嘱授某签字视频、捺手印视频。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个人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代书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相淑昌真实意思表示及遗嘱的效力。被继承人相淑昌虽患有脑血栓，留有后遗症半身不遂，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淑昌在立遗嘱时意识不清，结合律师见证书、11段视频、录音及见证律师证言，能够证明相淑昌在立遗嘱时意识清楚，能正确表达，代书遗嘱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孙某1关于相淑昌意识不清，缺乏辨认能力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遗嘱效力，被告孙某1认为被继承人欠缺意思表达能力，代书遗嘱本身为机打，未体现代书过程，当日遗嘱形成过程中两名见证人一人在与被继承人相淑昌交流，一人在进行录像，遗嘱是代书人和见证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整理形成，不符合时空一致性，不能认定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认定有效。本案遗嘱虽系打印，但该遗嘱系见证人刘淑玉律师在立遗嘱当天于相淑昌家中据见证人刘芳律师与相淑昌进行交流时，按相淑昌口述所表达的真实意思用电脑打字记录整理形成，形成后到打字复印社打印并返还至相淑昌家中，出具给相淑昌，由相淑昌在遗嘱上签字并捺手印形成。签字后，刘淑玉律师再次向相淑昌确认遗嘱中所涉房产、存款是否留给原告孙某2，得到了相淑昌的明确答复。为此原告及见证人提供了录音、11段视频、询问笔录、授某、遗嘱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遗嘱的见证过程及遗嘱内容系被继承人相淑昌真实意思表示，且遗嘱中注明了年月日、代书人、见证人及遗嘱人相淑昌均在遗嘱上签字，故可认定案涉代书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合法有效。关于委托合同由相淑昌外孙石崟与辽宁承仁律师事务所签订一节，相淑昌患有脑血栓，留有后遗症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其委托外孙石崟联系律师及签订委托合同，并无不当。立遗嘱当天，相淑昌在其家中当场签订了委托刘淑玉、刘芳律师代书、见证遗嘱的授某，故见证律师刘淑玉、刘芳的见证行为合法有效。被告孙某1关于代书遗嘱见证人不适格，其见证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系被继承人相淑昌、孙传有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孙某2、被告孙某3、孙某1系相淑昌、孙传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孙传有先于相淑昌死亡，案涉房屋1/2份额为孙传有的遗产，由继承人相淑昌、孙某2、孙某3、孙某1均分；案涉房屋1/2份额、相淑昌继承孙传有的遗产即案涉房屋1/8份额、银行存款90000元及利息124元均为相淑昌的遗产，据相淑昌的遗嘱，应由原告孙某2继承。因此，原告主张按遗嘱继承、法定继承被继承人相淑昌、孙传有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份额，继承相淑昌银行存款90000元及利息144元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由原告孙某2继承6/8份额，被告孙某3继承1/8份额，被告孙某1继承1/8份额；二、被继承人相淑昌名下存款90000元及利息144元由原告孙某2继承。如果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孙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补充查明，孙某2于2019年12月1日取出相淑昌生前留有存款9万元，利息144元，本息共计90144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通过音视频证据可以看出立遗嘱时相淑昌虽表达能力不强，但神志清醒，本案代书遗嘱中关于相淑昌对其遗产的处理意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孙某2及见证人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并能够证明代书遗嘱内容是相淑昌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案涉代书遗嘱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应为合法有效。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相淑昌不具备订立遗嘱的意思、表达能力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孙某1已预交，由孙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胥涛勇审判员  高明伟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