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5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53年9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泽民，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辉，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47年7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王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女，1950年12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男，1955年11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57年4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4、王某5、王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3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分割王某、周某名下房屋。事实与理由：一、周某的录像遗嘱是由他人诱导制作，录制不完整，遗嘱的内容并非完全由周某亲自陈述，遗产的处理意思不明确、不真实。录像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一，周某于2019年11月1日去世，王某2所提供视频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相差仅两个月，周某在去世前意识并不完整清晰，行为能力有限。视频中，周某与钱某对房屋信息存在争议，明显可以看出周某意识并不完全清晰。第二，王某2所提供视频中，见证人钱某为王某2儿子王某6的同学朋友，见证人陈某为王某2儿子多年同事，与王某2家庭关系密切，具有利害关系，依法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第三，一审诉讼中，钱某证明遗嘱草稿为王某2儿子王某6所起草，录像存在诱导欺骗的情形录制。第四，该视频录像并非是完整起始录像，该视频结尾时，钱某问“您爱人说一下，您老伴、爱人叫什么名字”，随即该视频便被中断，视频不具有完整真实性。二、王某“遗嘱”并非是其亲笔所写，且遗嘱内容不明确，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王某次子名字为“王某5”，遗嘱中对财产的处置并不完全明确。该遗嘱签署日期处存在涂改的痕迹。王某于2011年12月31日去世，该遗嘱时间为2011年8月18日，相差时间仅四个月，不能证明系王某真实意思。王某2辩称，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之前去过公证处，也去过中华遗嘱库，因为被继承人岁数大了没法做。故找见证人立遗嘱。王某4辩称，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父亲的遗嘱真实有效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名下位于222号（以下简称222号）房屋由王某2继承三分之二份额；2.判令周某名下位于142号（以下简称142号）房屋由王某2继承三分之二份额；3.诉讼费由王某4、王某1、王某5、王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周某曾分别于1984年10月8日至1987年年初、1993年12月25日至2001年4月24日、2016年1月1日至去世时都与王某2共同生活，王某2对周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1992年12月30日，周某与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了两份《建筑工程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周某购买142号房屋，由王某购买222号房屋。后两人都办理了房产证。自1996年周某允许王某1及其妻儿暂住于142号房屋，但王某1等人此后拒不搬出，周某先后提起排除妨害、返还原物两次诉讼要求王某1等人搬离未果，于第二次诉讼期间周某去世。2019年8月20日，在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见证下，周某录制了视频遗嘱，在视频中表示其去世后，自己名下的142号房屋及银行存款归王某2继承，因此王某2有权继承周某遗留的房屋全部产权。双方经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王某4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王某2的诉讼请求。父亲名下222号房屋有遗嘱，应该按照遗嘱继承，五个孩子都应该照顾到。对母亲的遗产，五个孩子也都要照顾到，认可母亲的遗嘱，但也要考虑王某1的情况，王某1几十年和母亲在一起，遗产分配时应予考虑。王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王某2的诉讼请求。王某1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与父母居住，并由王某1照顾。王某1对家庭付出较多，收入也都交给母亲。王某2背着王某1把母亲带走了，也不打电话。142号房屋是父母当着全家面说给王某1儿子的，分房的时候也是用王某1所在册的人口分的。父亲名下222号房屋应该大家一起分。录像是王某2挟持着母亲说的这些话，门牌号也不对。母亲要是留遗嘱，肯定会书写遗书，不会单方面录像。几个子女都在北京，完全可以通知到场。父亲的遗嘱王某1也不认可。王某5拿过一份父亲的遗书，是假的。王某5向一审法院辩称，夫妻双方名下财产夫妻各有一半的权利，这说明母亲周某名下财产一半是归父亲所有，父亲留有遗嘱把他名下的财产全部给王某5了，所以母亲名下的所有遗产的一半应归王某5所有。2011年8月，王某把王某5叫到他跟前，把所有现金、存折、户口簿、房产证和其他证件都要给王某5，并交给王某5遗嘱，王某5坚决不要，在父亲坚持下王某5收了遗嘱和房产证。当年12月，父亲要把他名下的房产过户给王某5，经房地产交易中心指明，必须有母亲放弃房产的声明，才能申请办理，于是父亲让王某5找母亲写了“放弃我父亲名下房产权利”的声明。所以，父亲名下的房产，父母都同意由王某5继承。王某5要求父亲名下222号房屋按照父母遗愿由王某5全部继承，母亲名下142号房屋中父亲并未放弃的一半，按照遗嘱虽由王某5继承，但王某5同意其中10%给王某5的儿女，剩余90%母亲名下遗产分为四份，分别送给王某4、王某3、王某2之子王某6和王某1之子王兴佳。王某3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王某2的诉讼请求。父亲的遗嘱如果是真的，则同意给王某5。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周某系夫妻，二人婚内育有子女五人，即王某2、王某4、王某1、王某5、王某3。王某于2011年12月31日死亡。周某于2019年11月1日死亡。222号房屋登记在王某名下，142号房屋登记在周某名下，上述两套房屋均系王某与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2主张周某于2019年8月20日留有视频遗嘱。视频中，周某陈述：“我叫周某，1928年4月18号生日，今天是2019年8月20号，他们俩是我的遗嘱见证人。”两位见证人钱某、陈某依次陈述自己姓名、生日、住址，并在镜头前出示身份证。后周某陈述：“遗嘱内容，就是我的家产都给我大闺女王某2。”钱某问：“有房产，还有什么？”周某表示“有房产，还有银行存款”，后钱某持142号房屋的房产证原件宣读房产证号和房屋坐落，并在镜头前展示房产证。周某补充道“是1门402号，1门四层2号”。经核实，142号房屋即1门四层2号房屋。王某4、王某1、王某5、王某3对录像不予认可，怀疑周某存在被威胁、挟持的情况。另王某2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陈某出庭陈述：我与王某2的儿子王某6是多年同事，2019年8月20日，王某6邀请我见证他姥姥的遗嘱，所以王某6接我们去另外一个见证人办公的地方作见证。见证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见到老人，当时老人意识清醒，还跟我聊了几句，老人说将来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大女儿，还把房产证给我看了，我全程在场。证人钱某陈述：我和王某6是同学、朋友。2019年7、8月份王某6叫我做一个遗嘱的见证，因为我与王某6家离的比较远，所以我提议去我的办公室比较方便。当时在场的有老太太周某、王某2、王某6、还有另外一个见证人。当时老人精神不错，神志清晰，还跟我聊天。老太太自己把遗嘱内容说了一遍，大概意思是自愿将复兴路的房屋给大女儿，老人给我看了房产证。王某6录制了视频。王某6当时打了一个草稿，但老人没有照着草稿念。王某5对证人证言陈述均认可。王某4对证人证言表示不清楚，王某1、王某3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王某5主张王某于2011年8月18日留有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在我生前将我的财产（不动产主要是住房产权及动产如家具家电等生活资料），在我离世后，均由次子王某5（王某5）继承。”王某在落款处签名、注明日期，并加盖人名章。王某5另提交周某于2011年12月14日出具的《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位于222号住宅，是我丈夫王某在1998年购买，出资人是我儿王某5，今后对该房产权处置由王某自行处置，我不再干涉。”王某1对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声明》内容不像是周某所写，签名像是周某写的，认为系王某5逼迫周某签的名。王某4、王某3对遗嘱及《声明》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王某2对王某自书遗嘱不予认可，并申请对遗嘱全部字迹是否为王某本人所写进行鉴定；对《声明》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并非周某自愿书写，且其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依法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遗嘱字迹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11月26日出具《不予受理函》，主要内容为：经我中心专家初检后，认为本案检材《遗嘱》全文字迹的鉴定，现有样本材料数量较少，且与检材相同字较少，样本比对条件不充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之规定，对于本案鉴定我中心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自书遗嘱应当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王某5主张王某留有自书遗嘱，该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王某4、王某3对该遗嘱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王某2、王某1虽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合理理由或提交相反证据材料予以佐证，故对于王某2、王某1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据此认定王某遗嘱真实有效。142号房屋和222号房屋均为王某与周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王某的一半按照遗嘱由王某5继承。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王某2提交的录像遗嘱中记录了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肖像，出示了身份证件，说明年、月、日，周某本人陈述了遗嘱内容，明确了处分财产的意愿，且证人与继承人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周某的录像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属有效。王某4、王某1、王某5、王某3主张周某可能存在被威胁、挟持的抗辩，未举证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录像遗嘱中，周某明确指出其处分的财产为142号房屋，对222号房屋并未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故142号房屋中属于周某的部分按照遗嘱由王某2继承，222号房屋中属于周某的部分，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关于周某出具的声明，王某2、王某1认为该声明并非周某自愿出具，但二人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王某2、王某1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声明》中称“今后对该房产权处置由王浩洋自行处置，我不再干涉”，上述表述并不能等同于周某将其享有的222号房屋份额赠与王某或同意由王某5继承的意思表示。故周某享有的222号房屋一半份额由王某2、王某4、王某5、王某1、王某3均等继承。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周某名下位于142号房屋由王某2、王某5按份继承所有，其中王某2继承二分之一所有权份额，王某5继承二分之一所有权份额；二、王某名下位于222号房屋由王某2、王某5、王某1、王某4、王某3按份继承所有，其中王某5继承五分之三所有权份额，王某2、王某4、王某1、王某3各继承十分之一所有权份额；三、驳回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王某1申请对王某自书遗嘱中笔迹进行鉴定，具体为：1、《遗嘱》落款“王某”是否为王某本人所签；2、《遗嘱》中“生”“的”“房”“如”“等”“次子王某5”“年月日”是否为王某本人所写。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提交比对样本，经双方确认，一致同意将“字帖”、“电话纸”、“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册”、“北京老年中医专家门诊部”、“北京通远达家电维修有限公司保修凭证”、“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社会科源敏家电维修中心”、“心口痛（即胃疼）”、“存放衣物”、“古桥空调”、“临床表现”、“配制成食品”、“老年人便秘的饮食疗法”、“欲腴膳”中相应字迹作为比对样本。双方均表示已穷尽样本材料。经本院摇号确认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以下简称长城鉴定所）。2021年8月23日，长城鉴定所向本院来函表示，依据现有样本材料只能对《遗嘱》上的“王某”签名字迹进行司法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由于样本中出现的与《遗嘱》相同的字迹频次少，并且特征不稳定，因此《遗嘱》中的“生”“的”“房”等字迹是否为王某所写不具备检验条件。本院向鉴定申请人王某1告知上述意见，王某1表示同意仅就“王某”签名字迹进行司法鉴定。2021年9月17日，长城鉴定所出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标注日期2011年8月18日《遗嘱》下方“立遗嘱人”处的“王某”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王某”签名和书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王某5、王某4对该意见无异议；王某1、王某2表示不同意该意见，经本院释明，王某2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王某1口头向本院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充分的理由或证据材料。上述事实有鉴定申请书、司法鉴定移送表、司法鉴定文书、长城鉴定所说明函、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周某录像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二、王某自书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被继承人周某于2019年8月20日订立录像遗嘱，原继承法并未规定录像遗嘱形式，故不应苛责严格遵循民法典规定的录像遗嘱形式。但与原继承法规定的最相类似的录音遗嘱相比，录像遗嘱包含了录音，且经过与画面的结合，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订立遗嘱的环境，可以直观的观察被继承人的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其证明力较高，可以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案涉录像遗嘱记录了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肖像，出示了身份证件，说明年、月、日，周某本人陈述了遗嘱内容，意思表达较为清楚，明确了遗产处置意愿，形式合法，内容无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王某1主张并非遗嘱人真实意思，但并未向本院提供遗嘱人受欺诈、胁迫的证据材料；主张见证人与王某2儿子关系密切，见证不合法，本院认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案涉录像遗嘱见证人与王某2并无直接关系，且同学、朋友、同事亦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中两位见证人亦出庭说明遗嘱见证过程，故本院对于王某1的上述意见均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8日的王某自书遗嘱全文系手写，落款处有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且经鉴定，落款处“王某”的签名与样本签名是同一人所写，在各继承人已穷尽鉴定样本的情况下，涉案遗嘱主文内容未鉴定系客观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涉案自书遗嘱的真实性。关于遗嘱中表述的“次子王某5”一节，王某5已作出合理解释，且该表述与鉴定样本“电话本”中出现的“王某5”一致，故不存在遗产处置不明问题。王某1主张并非王某本人意思表示，但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对其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两份遗嘱合法有效，一审法院采纳两份遗嘱并结合本案继承人具体情况对本案遗产作出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柳惠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