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73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东高地建华金属结构厂，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四中后500米。投资人：姚建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国森，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卿，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迎续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双峪路35号院5层096号。法定代表人：王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花，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东高地建华金属结构厂（以下简称东高地厂）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迎续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9民初2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高地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迎续公司向东高地厂偿还货款30万元；2.迎续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费。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案外人姚萃芝是东高地厂的表见代理人有误。东高地厂与迎续公司是两个公司，涉案合同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东高地厂通过公司公对公账户向迎续公司支付合同价款，在合同无法履行迎续公司退还货款的情况下，迎续公司未收到东高地厂的明确授权，应该退款至东高地厂支付货款的公账户，而不是支付给中间介绍人的账户。姚萃芝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东高地厂会计委托接受合同退款；2020年1月4日的买卖合同与涉案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涉案合同不是2020年1月4日已经完成的合同的后续合同，一审不能以2020年1月4日的买卖合同由姚萃芝联系，就推断出涉案合同中姚萃芝是东高地厂的表见代理人；东高地厂从来没有向姚萃芝出具过授权委托书，也未在买卖合同中确定姚萃芝为合同的执行人或代理人。一审认定案外人、中间人姚萃芝为涉案合同东高地厂的表见代理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应当依职权追加姚萃芝为第三人或向当事人明示是否追加姚萃芝为第三人。迎续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东高地厂的上诉请求。1.在双方业务往来中，联系业务、组织双方签订合同、打款、邮寄发票等环节均由姚萃芝负责，东高地厂的上诉理由中没有反对，可以确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中，姚萃芝具有东高地厂的代理权限。2.姚萃芝并非迎续公司的职工。关于涉案合同，迎续公司从未与东高地厂的其他人有过业务上的联系，没有东高地厂和姚芳的联系方式。直到2021年3月17日姚芳添加王鹏微信，才知道剩余货款姚萃芝未支付给东高地厂的事实，也才开始有了联系。3.按照交易习惯和惯例，迎续公司可以将货款全部返还姚萃芝。迎续公司已经完成了退款，且是在姚芳与迎续公司联系之前支付的。如果东高地厂认为姚萃芝没有代理权限，应以不当得利另行主张。4.一审中东高地厂不同意追加姚萃芝为被告，也不另行起诉，现在又申请追加姚萃芝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迎续公司不同意。5.东高地厂通过对公账户给迎续公司汇款是正常的合同交易行为，需要纳税，迎续公司才能给其出具发票，与退款不同。东高地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迎续公司偿还货款30万元；2.迎续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高地厂与迎续公司订有签订日期表明为2020年3月1日的购销合同，约定东高地厂向迎续公司采购冷轧低碳钢带、冷轧卷板等，金额为557875元。供方处载有迎续公司单位名称、地址、委托代理人王鹏、电话、开户银行、税号、账号等信息并盖有迎续公司合同专用章。需方处仅有东高地公司盖章，无其他详细信息。关于经办人，东高地厂主张为姚芳（东高地厂）和姚萃芝（迎续公司），迎续公司主张为姚萃芝（东高地厂）和王鹏（迎续公司）。2020年3月5日，东高地厂向购销合同载明的迎续公司账户转账557875元。2020年3月9日，王鹏向案外人姚萃芝银行账户转账502645元。2020年3月13日，姚萃芝向姚芳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2020年3月17日，姚芳添加王鹏为微信好友，2020年3月24日姚芳将东高地厂的章拍照发给王鹏，并将东高地厂开增值税票信息、收货地址、盖有东高地厂章的购销合同照片发给王鹏。同日，迎续公司按照姚芳提供的收货地址向东高地厂邮寄发票。2020年3月25日，姚芳发微信给王鹏表示发票已收到。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陈述口头解除购销合同。关于口头解除合同的双方代表人，东高地厂主张为姚芳（东高地厂）和王鹏（迎续公司），具体日期东高地厂表示说不清楚。迎续公司主张经办人为姚萃芝（东高地厂）和王鹏（迎续公司），具体解除日期为迎续公司收到东高地厂货款后一两日左右。另，东高地厂工商登记材料显示，东高地厂系1999年11月23日由姚芳个人投资的私营投资企业。2016年5月5日，该厂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由姚芳变更为姚建华。一审庭审中，东高地厂自认姚芳与姚建华系亲姐弟关系。另，东高地厂自认2020年3月13日收到案外人姚萃芝转给姚芳的20万元，该20万元为迎续公司就案涉合同向东高地厂的部分退款，关于姚芳如何将该20万元交给东高地厂，该厂表示说不清楚。当事人有争议事实和证据为：姚萃芝系代表东高地厂还是代表迎续公司，迎续公司是否已将剩余货款退还给东高地厂。东高地厂表示姚萃芝系代表迎续公司，该厂仅收到姚萃芝向姚芳转账的20万元，合同解除事宜系姚芳与迎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洽谈。东高地厂提交了该厂账户及姚芳账户流水，姚芳与王鹏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3月17日姚芳添加王鹏为好友，2020年3月24日姚芳将东高地厂的章拍照发给王鹏，并将东高地厂开增值税票信息、收货地址、盖有东高地厂章的购销合同照片。2020年3月25日，姚芳发微信给王鹏表示发票已收到）。迎续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表示姚萃芝系代表东高地厂与迎续公司联系，该公司已将502645元退给姚萃芝；姚芳系在2020年3月17日才联系王鹏，要求王鹏不要将发票寄给姚萃芝，不要再和姚萃芝就该厂业务对接，王鹏怀疑姚芳身份，要求姚芳出示东高地厂公章，姚芳通过微信向王鹏发送了该厂公章照片并在合同上盖了该厂章的照片，王鹏才相信姚芳身份，并且按照姚芳要求将发票寄至姚芳提供的地址。庭审过程中，经一审法院询问，东高地厂表示，无证据证明姚芳在2020年3月17日之前与王鹏有过联系。迎续公司主张姚萃芝一直代表东高地厂与该公司联系，该公司有理由相信姚萃芝有权代表东高地厂，迎续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证据一、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尾号8067的上海浦发银行交易对手打印单（显示王鹏该账户在2020年3月9日向姚萃芝尾号为6434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502645元），证据二、王鹏与姚萃芝微信聊天记录原件（显示自2019年1月双方微信聊天，其中2019年1月21日，王鹏给姚萃芝发微信“开票信息赶紧给我”，姚萃芝向王鹏发送东高地厂的开增值税税票信息；2020年3月5日，姚萃芝给王鹏发银行截屏照片，3月6日，姚萃芝给王鹏发微信“款收到没”，王鹏表示收到了；2020年3月8日王鹏给姚萃芝发微信“卡号记得给我哈”，2020年3月9日，姚萃芝将其尾号6434的建设银行账号发给王鹏；2020年3月23日，姚萃芝给王鹏发微信“票开出来了吗”，王鹏回复“没有开，你们解决完了吗？”，姚萃芝回复“他又打过电话吗？”王鹏回复“你电话之后又打过一次，说一堆实在不行就说没收到货啥的，你协调好了吧”，姚萃芝回复“你给她开出来吧？！你寄给我，我找她解决！她坑了我40多万！我只扣了一部分！”……2020年3月25日姚萃芝给王鹏发微信“票给她开了吗？”王鹏回复“给了，邮寄走了”，姚萃芝回复“你先给她作废了！她又说要货呢！”王鹏回复“票不在跟前没法作废，财务不干，发票必须到手才能作废”……2021年4月19日，王鹏给姚萃芝发微信“对了姐，你记得去年3月份我给你退的502645给北京市东高地建华金属结构厂的款你和他解决了吗？”姚萃芝回复“后来我俩谈了一下，没再要过钱！他给你打电话了！”王鹏回复“嗯前几天给我打电话了，说起诉我。你看看怎么协商下吧，我看气势像真格的了”，姚萃芝回复“她不会起诉的，这两年一直是我转给她钱，她起诉到法院，只能最后贪污公款，我问了律师，她吓唬你呢，你有给我转账记录，跟你没关系！她清楚的很。她不会起诉的。”2021年5月4日，王鹏给姚萃芝发微信“你好姚总，就是咱们2020年1月份合作的合同号BJYX2020010001北京东高地建华金属结构厂发票共计11张给您邮寄你收到了吗？我这边财务想问问都认证了吗？”，姚萃芝回复“这么久了，姚芳早就认证了，要认不了的话早就退回来了！我收到就转给她了”，王鹏回复“噢明白了，这11张发票你确定是收到了，因为我们这边会计统计去年的发票呢，麻烦了。”姚萃芝回复“哦早就认证了，我之前问过姚芳，她说认证了”），证据三、东高地厂与迎续公司签订的签订日期载明为2020年1月4日、合同编号为BJYX2020010001的购销合同复印件、东高地厂2020年1月4日给迎续公司银行转账的电子回单打印件、迎续公司作为销售方、东高地厂作为购买方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顺丰速运邮寄单复印件，共同证明在迎续公司自2020年1月4日与东高地厂产生合同关系、支付货款、开具发票等均系与姚萃芝联系，案涉合同的解除、退款均系姚萃芝代表东高地厂与王鹏联系，王鹏应姚萃芝要求将退款转账姚萃芝账户。东高地厂对上述证据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王鹏应将货款退还给东高地厂而非姚萃芝；证据二中王鹏与姚萃芝2020年3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王鹏回复“你电话之后又打过一次，说一堆实在不行就说没收到货啥的，你协调好了吧”），表明王鹏与姚萃芝串通。证据三真实性认可，中间人为姚萃芝，东高地厂经办人为姚芳，但与本案无关。为查清姚萃芝系代表何方，一审法院向东高地厂、迎续公司发出要求姚芳、王鹏出庭的书面通知。王鹏出庭参加了诉讼，但东高地厂以姚芳已于2020年12月底离职为由表示无法让姚芳出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电话联系了姚萃芝，在当庭核实身份后，姚萃芝陈述“我既不是东高地厂的人也不是迎续公司的人，我和姚芳是朋友，我之前是卖钢材的，姚芳从我这里进货，姚芳让我介绍进铁板的人，然后我就介绍了我经常买铁板的这家，也就是王鹏所在的公司，姚芳就让我代替她去和迎续公司联系。（你说进钢材，是姚芳个人进还是单位进？）单位。（姚芳是什么职务？）我最早认识她的时候他是东高地厂的法人。她和现在东高地厂的法人姚建华应该是亲姐弟。（签合同的流程你知道吗？）购货合同先迎续公司盖章发给我，然后我发给姚芳，然后姚芳怎么盖章我不知道，她盖完章再微信照片传给我，我再给迎续公司……发不发货不归我管，我就知道他俩要解除要退款。是姚芳跟我说，然后我跟王鹏谈，王鹏同意了……王鹏和姚芳有没有就解除的事情直接沟通过。（后来钱怎么就直接退到你的账户上了？）因为他俩没有沟通过。（迎续公司给你50多万，为什么你给姚芳转20万？）因为我跟姚芳之前有过经济纠纷，账到我这，我就直接给扣了。（你跟姚芳个人还是跟东高地公司的纠纷？）我现在也分不清楚是跟谁，应该是跟姚芳个人有矛盾。我就知道她该我钱，我就直接扣钱。（关于是姚芳个人还是公司该你钱，你有区分吗？）我分不清楚，她个人没买过钢材，都是给公司买。（当时姚芳有跟你说过把钱退到你账上吗？）她说过了，不然怎么会把钱退我账户上。（姚芳通过什么方式？）打电话说的。我跟王鹏认识7、8年了，跟姚芳认识小20年了，我原来卖不锈钢材料，她在我家进货，熟了就成朋友了，2002年就认识她了……”。东高地厂认可姚芳和该厂现任法定代表人姚建华系亲姐弟关系，但表示姚芳并未授权姚萃芝接受迎续公司退款。迎续公司表示，基于对姚萃芝的信任，该公司未向姚萃芝要过东高地厂对其的授权书。一审法院认为，东高地厂与迎续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双方一致陈述已口头解除合同，现东高地厂以迎续公司仅退还20万元为由，要求迎续公司退还剩余货款30万元。迎续公司辩称已将全部货款退还给东高地厂代表人姚萃芝。东高地厂主张姚萃芝系代表迎续公司，姚萃芝代表迎续公司与东高地厂姚芳进行案涉合同的签订，并向东高地厂退还20万元，合同解除系姚芳与迎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直接联系。结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首先要处理的是姚萃芝是代表东高地厂还是代表迎续公司。如姚萃芝代表东高地厂与迎续公司进行案涉合同的签订、解除、及接收退款等，则需判断是否为有权代理；如系无权代理，需进一步审查本案中东高地厂是否构成追认，或者是否属于表见代理。如姚萃芝代表迎续公司与东高地厂签订合同、退款，则迎续公司需向东高地厂退还剩余货款。关于姚萃芝是代表东高地厂还是迎续公司。迎续公司主张姚萃芝一直代表东高地厂与该公司进行合同的签订、收款、开票等事宜，姚萃芝代表东高地厂与迎续公司进行案涉合同的签订、解除、及接收退款等事宜。迎续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与姚萃芝、姚芳的微信聊天记录，王鹏向姚萃芝转账502645元的银行转账记录，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收款情况、开票情况等作为证据。东高地厂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表示之前的合同姚萃芝系中间人，案涉合同系姚萃芝代表迎续公司与该厂姚芳联系合同签订等事宜，姚芳直接与王鹏联系案涉合同的解除事宜，但该厂未就姚萃芝代表迎续公司与该厂姚芳联系合同签订等事宜提供证据，该厂提交的姚芳与王鹏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仅能体现姚芳在2020年3月17日与王鹏微信聊天，并不能证明姚芳与王鹏直接就合同解除进行沟通。经一审法院书面通知，东高地厂未能让该厂前法定代表人即现任法定代表人亲姐的姚芳出庭与相关经办人对质，应负举证不利责任。迎续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证明其主张，故对于迎续公司关于姚萃芝代表东高地厂与该公司进行案涉合同的签订、解除等事宜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解除，姚萃芝、王鹏、姚芳就案涉合同的转账、微信聊天等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当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有权代理的，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无权代理的，除非被代理人追认，或者构成表见代理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关于姚萃芝是否有权代表东高地厂一节。本案中，东高地厂不认可姚萃芝代表该厂，迎续公司亦表示未向姚萃芝要过东高地厂对其的书面授权手续，姚萃芝表示系姚芳口头授权其代表东高地厂向迎续公司采购货物、接收退款，但因姚萃芝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于东高地厂关于姚萃芝无权代表该厂的主张予以采纳。关于东高地厂是否追认姚萃芝代表该厂一节。迎续公司主张东高地厂自认收到自姚萃芝转给姚芳的20万元，即表示对姚萃芝代表该厂的追认。因追认系对无权代表人行为结果的追认，涉及到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故追认的意思表示应该明确、具体。本案中东高地厂自认收到姚萃芝转给姚芳的20万元，并不能得出该厂追认姚萃芝代表该厂的结论，故对于迎续公司关于东高地厂已追认姚萃芝代表该厂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姚萃芝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一节。迎续公司主张双方之前合同的签订、开票、收款事宜均与姚萃芝联系，本案合同亦是姚萃芝代表东高地厂与其签订、解除等，在2020年3月17日前东高地厂无除了姚萃芝之外的人与该公司联系，亦未有人提供其他账户要求该公司将货款退至该公司账户，该公司有理由相信姚萃芝有权代表东高地厂。因根据迎续公司提交的证据，就双方2020年1月4日合同的签订、开票等事宜，案涉合同东高地厂的付款、退款账户的提供，均系姚萃芝与王鹏联系，案涉合同中东高地厂未载明该公司联系人、联系方式、收款账户等信息，东高地厂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2020年3月17日之前该厂有其他人与迎续公司联系，故对于迎续公司关于该公司有理由相信姚萃芝有权代表东高地厂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迎续公司已将502645元货款转账至姚萃芝账户，故对于东高地厂以仅收到姚萃芝转账20万元为由要求迎续公司退还剩余3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东高地厂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一审判决书存在笔误，姚翠芝应为“姚萃芝”，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东高地厂和迎续公司于2020年3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一致陈述口头解除购销合同，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合同解除后，迎续公司应当向东高地厂返还货款。2020年3月9日，迎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向姚萃芝银行账户转账502645元。关于东高地厂主张姚萃芝并非东高地厂的表见代理人的上诉理由。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首先，东高地厂否认姚萃芝为东高地厂的代理人，姚萃芝虽陈述东高地厂姚芳让姚萃芝代替姚芳和迎续公司联系，但是并未提交姚芳授权的证据，因此，姚萃芝没有代理东高地厂的权限。其次，根据迎续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姚萃芝于2020年3月5日至3月9日期间，与迎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沟通东高地厂向迎续公司转账、迎续公司向姚萃芝退款事宜，姚萃芝实际收取了迎续公司的退款。因此，姚萃芝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仍然实施了代理行为。再次，东高地厂、迎续公司认可2020年1月4日的购销合同的中间人为姚萃芝；根据迎续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3月1日的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均由迎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和姚萃芝联系；2020年3月9日，迎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鹏向姚萃芝银行账户退款，2020年3月17日，东高地厂姚芳和王鹏取得联系，东高地厂认可姚芳于2020年3月17日才给王鹏打电话。因此，在王鹏退款时，姚萃芝具有代理东高地厂的外观。最后，根据2020年1月4日、2020年3月1日两份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迎续公司有理由相信姚萃芝具有代理东高地厂的权限。因此，姚萃芝的代理行为有效，东高地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迎续公司已经退还货款，无需再行支付。综上所述，东高地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北京市东高地建华金属结构厂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顾萍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武 旋书 记 员 朱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