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115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1099号5楼。法定代表人：李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涛，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悦，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红松园北里2号。法定代表人：程红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媛媛，北京市中伦文德（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卫东，男，196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杰，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中垒，男，198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县。原审第三人：刘明利，男，197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上诉人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隧道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六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任卫东、原审第三人李中垒、刘明利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2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隧道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2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驳回任卫东对上海隧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任卫东、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委托原告从事了土堆清理工作”，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存在共同委托，上海隧道公司与任卫东无事实合同关系，涉案合同相对人明确且仅为中铁十六局公司，上海隧道公司未参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本案工作无论是从联络牵线、工作委托、价款商定和款项收付等行为的对象均明确为中铁十六局公司，至于工作内容、工作位置，以及为获取何种利益而订立合同，均属于中铁十六局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与上海隧道公司无关，不影响对合同相对方是中铁十六局公司的确定。一审任卫东提交的录音证据明确表示，其由中铁十六局工作人员指派，此前并不认识上海隧道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时根据任卫东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约定，本案合同计价方式固定单价按实结算，而上海隧道公司从未参与单价的订立或认定工作，合同基本构成要件缺失，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海隧道公司委托任卫东从事土堆清理工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案涉弃土非上海隧道公司施工产生，上海隧道公司自己的土方清运工作也分包给了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无理由也不需要委托任卫东进行土方清运，相应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已经提交，请求二审法院核实采纳。二、上海隧道公司对《起点——机场东站区间大型土堆清理情况》（以下简称《土堆清理情况》）的确认不影响中铁十六局公司对弃土清理工作承担全部责任。1.本案土堆清理情况说明的出具对象是中铁十六局公司，且载明内容中铁十六局公司知晓并认可。首先，根据《土堆清理情况》的内容和表述，明确可知上海隧道公司的出具对象是中铁十六局公司。一方面，根据任卫东一审所称不知晓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之间《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的会议纪要》（郑轨项管三部会纪〔2017〕15号）（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的内容，以及《会议纪要》与上海隧道公司项经部在清理情况说明中对于位置的描述和“原地面高5.5米”等表述吻合的情况可知，中铁十六局公司就弃土清理事项向上海隧道公司负责，上海隧道公司不可能也无法向不知晓“设计要求”和公司间约定的个人任卫东对工程量进行确认。另一方面，《土堆清理情况》中对未清理完成堆土体积进行确认的表述，也反应了《土堆清理情况》作为阶段性告知材料的出具对象是中铁十六局公司。既然堆土非任卫东造成，结合任卫东与中铁十六局公司员工电话录音中任卫东所说的“当时咱（任卫东、刘明利）说的是拉多少以实际为准”的结算标准，则上海隧道公司对任卫东不可能存在“应清理”或“未清理完成部分”一说，只有对清理弃土事项负有责任的中铁十六局公司才有应清理和实清理的区分，因此可以明确《土堆清理情况》的对象是中铁十六局公司。其次，中铁十六局知晓并认可《土堆清理情况》的内容。根据任卫东一审提交证据电话录音内容：“任（任卫东）：…我（任卫东）一共干了五万多方的活，15元一方，这一共是70多万，是不是？刘（刘明利，中铁十六局工作人员）：没错。”可以证明中铁十六局公司收到并确认了上海隧道公司向其出具的《土堆清理情况》及其内容，系中铁十六局公司而非上海隧道公司，对任卫东进行工作量确认。一审法院对《土堆清理情况》理解存在偏差，未结合材料出具背景和内容表述，将该材料认定为上海隧道公司的工作量确认单从而作为确认任卫东与上海隧道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依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中铁十六局公司对弃土清理负有全部责任，不存在区分工作量情况。涉案工作系中铁十六局公司弃土影响上海隧道公司施工产生，根据2017年7月19日《会议纪要》记录和确认，终端井——机场东站上方两处弃土都是中铁十六局公司堆砌，并严重影响了上海隧道公司的施工，双方曾多次就弃土问题进行协商，并就具体处理事宜于2017年7月12日和7月19日分别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为2017年7月12日于城郊铁路二期工程上海隧道项目部会议室召开的协调会（以下简称“协调会”），在案外人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项目管理部三部（以下简称“郑州轨交公司”）的见证下，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确认，“机场东站基坑西侧的弃土，按照设计图纸说明，将车站基坑周边30ｍ范围内弃土清理，此部分土方量约为2万方，由中铁十六局负责协调地方关系，安排土方队伍清理，8月5日前清理完成，上海隧道协调配合。”第二次会议为2017年7月19日于郑州市召开的关于城郊铁路二期工程土建施工Ａ合同段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会（以下简称“处理会”），在郑州轨交公司的见证下，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确认，“以区间管片外边线为起点，以35°角斜向上至坡顶范围内，高出原地面5.5米的弃土均应清运……根据该盾构区间施工计划，终端井东侧弃土应于8月15日前清运完成，机场东站西侧影响盾构区间的弃土应于9月30日前清运完成，今后不得再次向影响区间隧道范围内弃土。弃土清理工作由十六局负责协调安排……”由此可知，根据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约定，关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应清理土方量实际上包含两次会议三部分内容，分别是2017年8月5日前应清理完成的车站基坑周边30ｍ范围内弃土、2017年8月15日前应清理完成的终端井东侧弃土、以及2017年9月30日前应清理完成的机场东站西侧影响盾构区间的弃土。其中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仅对协调会所指2017年8月5日前应完成的车站基坑周边30ｍ范围内弃土进行估算，数值约为2万方，至于处理会所指的仍应由中铁十六局公司清理部分并未进行估算。但根据《会议纪要》，无论终端井东侧弃土、机场东站西侧影响盾构区间的弃土是否估算或实际方量为多少均不影响中铁十六局公司应将其按要求完全清理完毕的义务。三、中铁十六局公司已收到上海隧道公司支付的协调费，上海隧道公司已按照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中铁十六局公司对任卫东的具体委托行为与上海隧道公司无关。根据2017年7月12日协调会，以及2017年7月19日处理会两次会议内容，中铁十六局公司负责按时将所有影响工程安全的弃土清理并承担所需费用，上海隧道公司承担管片配筋加强所需的60万元费用，并支付给中铁十六局公司40万元作为关于弃土清理的协调费。上海隧道公司已于2017年10月13日支付给中铁十六局公司20万元整，后中铁十六局公司未按时清理弃土，上海隧道拒绝支付剩余款项。后经郑州轨交公司协调，上海隧道公司于2020年1月18日再次支付给中铁十六局公司10万元整。上述款项已均按照中铁十六局公司的指示，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到其公司工作人员刘明利个人账户（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尾号5924）。因此，上海隧道公司已经根据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约定履行完相应的付款义务，中铁十六局公司也应该根据责任和约定完成土方清运工作。至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实际以何价款、委托何人、如何完成实际工作，收到款项是否用于协调土方清运，由中铁十六局公司自身决定，与上海隧道公司无关，上海隧道公司亦无权利义务干涉。待中铁十六局公司履行完毕弃土清理义务后，上海隧道公司按照约定向其支付剩余协调费，而任卫东要求上海隧道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劳务费的行为，突破合同相对性，于法无据不应支持。最后，关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弃土影响上海隧道公司施工安全，中铁十六局公司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样，即清理弃土，清平土面，不影响上海隧道公司按正常工艺进行施工。但上海隧道公司从郑州城市整体规划建设的大局出发，勇于担当，愿意通过自己增加管片钢筋，减少对方弃土清理的方式，尽快消除对城郊铁路施工进度的影响。这种加强管片而地上可存土5.5米的方案，已经比正常管片但需要土面恢复原状清平的方案节省了181万元，即上海隧道公司作为受害人自身花费60万元为中铁十六局公司侵害行为的处理节省了181万元，而且为使中铁十六局公司尽快推进工作不影响郑州市城市建设发展大局，上海隧道公司还实际支付了30万元协调费。目前，本案弃土行为给上海隧道公司造成的额外损失，仅在管片配筋加强费用一项上就已经超过60万元。而在弃土未完全清运且仍对施工安全存在威胁的情况下，根据任卫东所主张一共76万余元的清运费用来看，若上海隧道公司向责任单位中铁十六局公司支付了30万元协调费后，还要继续为责任单位、实际合同相对方中铁十六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也不符合公平原则。综上所述，上海隧道公司非本案合同相对方，对任卫东给付劳务费的诉请不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共同向任卫东支付劳务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依法判令支持上海隧道公司的上诉请求。中铁十六局公司辩称:一、中铁十六局公司委托任卫东清理的土方量仅仅为26188.2ｍ3，中铁十六局公司在将该土方清理完成后，中铁十六局公司按照该土方量向其全额支付了劳务费，中铁十六局公司不欠任卫东任何劳务费用。案涉弃土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北京鸿翔世纪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鸿翔公司）、天津合嘉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合嘉公司）在豫机城际铁路一标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土方开挖产生的，弃土产生后两家公司租赁了临时的弃土场堆放弃土，这才产生了机场东站西侧和终端井东侧两处弃土。由于对该两处弃土对上海隧道公司基坑开挖及区间隧道施工造成影响，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经过协商于2017年7月19日形成了《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为：机场东站西端口中的车站基坑周边30米左右的弃土全部清理，机场东站西端口其他地方的弃土以及终端井东端的弃土则是以区间管片外边线为起点，以35°角向上至坡顶范围内，将弃土降低高度至5.5米。随后，中铁十六局公司即安排了北京鸿翔公司、天津合嘉公司以及任卫东三方开展土堆清理工作，其中机场东站西端口弃土先由任卫东对东站基坑周边30米左右的弃土全部清理完毕后，北京鸿翔公司将该土堆的其他弃土进行翻土降低高度；终端井东端的弃土则由天津合嘉公司进行翻土降低高度。也就是说任卫东仅仅是对东站基坑周边30米左右的弃土进行了清理，任卫东土方清理前后中铁十六局公司也对其清理的土方量进行了实际测量，经测量后最终确定任卫东清理的土方量为26188.2ｍ3。中铁十六局公司也是按照该土方量对任卫东支付的劳务费，任卫东收到该劳务费后也并未对其工作量及其得到的劳务费金额提出任何异议。二、任卫东在一审时提交的《起点——机场东站区间大型土堆清理情况》（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并非中铁十六局公司制作的，中铁十六局公司也并未在该情况说明中盖章认可上面的工作量是任卫东的工作量，因此，该情况说明并不能作为确定任卫东工作量的依据。1.会议纪要显示中铁十六局公司施工产生的弃土应由中铁十六局公司负责协调安排队伍进行清理，那么在确认每个清运队伍的工作量时是需要中铁十六局公司进行确认的，但是一审法院却以不是中铁十六局公司制作的情况说明作为认定任卫东应得的劳务费的依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实际上，中铁十六局公司在任卫东进行土堆清理前及清理后均对土堆的土方量进行了测量，在任卫东将土堆清理完成后经计算任卫东的工作量为26188.2m3。中铁十六局公司测量出来的该土方量正好与会议纪要中显示的“机场东站西侧的弃土，按照设计图纸说明，将车站基坑周边30米范围内弃土清理，此部分土方量约为2万方”大致相吻合。因此，关于任卫东的工程量确认应当按照中铁十六局公司出具的弃土测量数据图为准。2.实际上，上海隧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并不是对任卫东工作量的确认。首先，情况说明中显示了机场东站西侧和终端井东侧两部分的土堆清理情况，而任卫东仅仅是车站基坑周边30米左右的弃土的清运人，按照常理来说，上海隧道公司向任卫东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工作量，该情况说明上面应该只是任卫东工作范围的内容，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不是任卫东工作范围的内容。其次，上海隧道公司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均称，该情况说明是对着中铁十六局公司出具的，出具该情况说明也是在向中铁十六局公司说明两处土堆清理情况。上海隧道公司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更能证明该情况说明并不是对任卫东的工作量的确认。再者，上海隧道公司称其与任卫东没有合同关系，其不是合同相对人，既然不是合同相对人，那么当然不能对任卫东出具任何材料来确认其工作量，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当然不是任卫东的工作量确认单，更不能依据该情况说明认定任卫东的工作量。综上所述，中铁十六局公司不欠任卫东任何劳务费，中铁十六局公司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主张，中铁十六局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推翻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是任卫东工程量的认定，而任卫东除了情况说明之外并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中铁十六局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任卫东的诉讼请求。任卫东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土方清运合同系中铁十六局公司刘明利与上海隧道公司李中垒与任卫东共同协商达成，且土堆涉及到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的整体利益，双方公司之间存在协调配合、费用分摊、共同完成的关系，故第一审判决认定任卫东与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形成合同关系正确。二、清理土方量应以最终实际清理量为准。《会议纪要》中2万方左右的表述仅针对2017年7月12日协调会的初步估算，且系针对整个弃土的西侧土方部分，在2017年7月19日的会议纪要中，该内容也仅在“1.事情原因及经过”部分表述，但是在《会议纪要》的“2.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的正文内容部分，并未再对土方量进行估算，最终实际清理量增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李中垒陈述意见：支持上海隧道公司的上诉请求。刘明利陈述意见：同中铁十六局公司的答辩意见。中铁十六局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2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任卫东、上海隧道公司承担。中铁十六局公司已经将应向任卫东支付的劳务费支付完毕，一审法院判决中铁十六局公司向任卫东支付劳务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一、中铁十六局公司委托任卫东清理的土方工程量仅为2万方左右，在任卫东将土方清理完毕后，中铁十六局公司已经将相应的劳务费支付给了任卫东。1.由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将在其承接的新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项目中产生的弃土堆积在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上方，2017年7月19日，中铁十六局公司与上海隧道公司等相关单位就该部分弃土的清理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了《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明确显示：“由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向影响隧道区间施工的范围内弃土，严重影响城郊铁路施工进展，……按照设计图纸说明，将车站基坑周围30米范围内弃土清理，此部分土方量约2万方，由中铁十六局负责协调地方关系，安排土方队伍清理……”，也就是说在案涉项目中需要清理的土方很多，中铁十六局公司只需要将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的中铁十六局公司因施工造成的弃土进行清理，其他的非中铁十六局公司原因造成的弃土不属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清理范围，该土方工程量经估算为2万方左右。2.会议纪要中明确该弃土的清理工作应当在2017年清理完毕，实际上，任卫东确实是在2017年将该弃土清理完毕，后经双方测算任卫东清理的具体工程量为26000方左右，中铁十六局公司按照双方的约定以15元每方的单价在2017年向其支付了40万元的劳务费。即中铁十六局公司支付的劳务费针对的中铁十六局公司委托给任卫东的工程，关于案涉工程其他的土堆清理工作不属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应当清理的范围，中铁十六局公司也并未委托任卫东清理，但是一审法院却以中铁十六局公司支付了任卫东40万元劳务费而认定中铁十六局公司与上海隧道公司在整个案涉工程清理均共同委托了任卫东从事土堆清理工作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任卫东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工程量清单系上海隧道公司出具的，中铁十六局公司并未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且该清单上显示的土方清理范围、相应的工程量以及清理时间均与会议纪要的约定相矛盾，因此，该清单并不能作为认定任卫东为中铁十六局公司清理土方的工程量的依据。1.任卫东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载明“起点——机场东站区间大型土堆清理情况：1.本次清理土堆体积为V=S*H=2426.38*21=50963.98平方米”，但是会议纪要中显示中铁十六局公司应当清理的范围为“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部分”、“按照设计图纸说明，将车站基坑周围30米范围内弃土清理，此部分土方量约2万方，由中铁十六局负责协调地方关系，安排土方队伍清理……”，两者显示的范围与清理土方量明显不一致且相差极大。关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应当清理的土方工程量是中铁十六局公司、上海隧道公司、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等专业人员一致估算的，该估算量可能与实际土方量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在本案中估算工程量却与工程量清单中显示的50963.98立方米的工程量存在了2.5倍的误差，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该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不可能是会议纪要中中铁十六局公司应当清理的弃土的工程量。2.会议纪要显示“根据该盾构区间施工计划，终端井东侧弃土应于8月15日前清理完成，机场东站西侧影响盾构区间的弃土应于9月30日前清理完成”，即中铁十六局公司需要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将应当清理的土方清理完毕，实际上任卫东也是在2017年将应清理的土方清理完毕，中铁十六局公司也是在2017年向任向东支付了40万元劳务费。但是，本案任卫东在起诉状中称“2019年9月份，按照上海隧道公司的指示停止施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任卫东认可其在2019年9月之前一直听从上海隧道公司的指示清理弃土，且在其清理完成后上海隧道公司为其出具了工程量清单，该事实明显与会议纪要的约定相矛盾，很显然，上海隧道公司也单独委托了任卫东从事土堆清理工作，该工程量清单就是其对任卫东清理的土堆工程量的确认。总之，鉴于任卫东在一审时提交的工程量清单与会议纪要存在种种矛盾，该工程量清单不能作为认定任卫东为中铁十六局公司清理的工程量。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任卫东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中铁十六局公司还需要向其支付劳务费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三、工程量清单是由上海隧道公司为任卫东出具的，如果任卫东主张劳务费用，其应当向上海隧道公司主张，而非向中铁十六局公司主张。任卫东在起诉状中所称“2019年9月份，按照上海隧道公司的指示停止施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上海隧道公司为原告出具了一个工程量的确认单，载明已经理的工程量为50963.98立方米。”，也就是说2019年9月之前任卫东一直是在上海隧道公司的指示下从事了土方清理工作，并且在其清理完成后上海隧道公司为其出具了工程量清单，加盖有上海隧道公司项目部印章，中铁十六局公司并未参与，也并未在该清单中签字认可，实际上，中铁十六局公司也并不认可该清单中的工程量是中铁十六局公司委托任卫东清理的弃土的工程量。因此，该工程量清单中显示的工程量与中铁十六局公司无关，其应当支付的劳务费更是与中铁十六局公司无关。既然上海隧道公司为任卫东出具了工程量清单，那么，如果法院认定应当向任卫东支付劳务费也应由上海隧道公司支付。但是一审法院却以“任卫东清理的土堆涉及到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的整体利益”，认定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委托原告从事了土堆清理公司判决中铁十六局公司与上海隧道公司支付任卫东劳务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中铁十六局公司已经将应当支付的劳务费支付完毕，任卫东请求支付的劳务费与中铁十六局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判决中铁十六局公司、上海隧道公司向任卫东支付劳务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任卫东对中铁十六局公司的诉讼请求。补充意见同答辩意见。上海隧道公司辩称：关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委托任卫东清理土方量和相应费用支付情况。首先，本案中的全部弃土都是中铁十六局公司堆砌产生，并影响上海隧道公司施工，弃土的具体方量不影响中铁十六局公司作为侵权人对于由其产生弃土造成的损失和清理工作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在会议纪要中也明确，中铁十六局公司作为弃土方对对土堆清理负有责任和义务，“负责将所有影响工程安全的弃土清理并承担所需费用”；其次，中铁十六局公司作为责任方如何清理，是否产生费用，具体工作量的安排分配和费用的金额和结算情况等等都属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内部事宜，与上海隧道公司无关；再次，任卫东作为中铁十六局公司的合同向对方，受十六局委托提供工作，接受十六局支付款项，上海隧道公司无权限也没有理由要求任卫东完成任何工作，对于任卫东，上海隧道公司既没有与他商定合同订立，也不向其支付任何费用，从常理来看也不可能听从上海隧道公司的指示。因此，中铁十六局公司称上海隧道公司指示任卫东进行工作既没有证据，显然也与常理不符。二、上海隧道公司关于弃土的情况说明与会议纪要内容相符，其内容中铁十六局公司知晓并认可。根据会议纪要，中铁十六局公司影响上海隧道公司的弃土，包括机场东站西侧弃土和终端井东侧弃土，其中，2017年8月5日前应清理完成的车站基坑周边30m范围内弃土、2017年8月15日前应清理完成的终端井东侧弃土、以及2017年9月30日前应清理完成的机场东站西侧影响盾构区间的弃土。上海隧道公司向中铁十六局公司出具阶段性情况说明的目的，一方面是告知认可中铁十六局公司确实进行了清土，另一方面在第二段中关于未清理部分说明意在提醒中铁十六局公司没有按照会议纪要的约定完全完成清理工作，不能随意停工应继续清理直至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弃土情况说明的第一段内容，“机场东站西端头影响结构施工土堆”指的是会议纪要中“车站基坑周边30m范围内弃土”和部分“机场东站西侧影响盾构区间的弃土”，结构包括车站结构和盾构区间结构。土堆清理情况的情况说明和会议纪要是对应的，证明其相对方都是中铁十六局公司，中铁十六局公司也认可该情况。三、上海隧道公司关于弃土的情况说明出具对象是中铁十六局公司而非任卫东，上海隧道公司与任卫东没有合同关系，不存在工程量确认。任卫东在起诉状所称内容系自述而非事实，且没有证据佐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中铁十六局公司称任卫东接受上海隧道公司指派与其委托任卫东从事土方清运并支付劳务费的行为称显然自相矛盾，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海隧道公司与任卫东不存在合同关系，上海隧道公司对其不负有任何义务。任卫东辩称：一、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土方清运合同系中铁十六局公司刘明利与上海隧道公司李中垒与任卫东共同协商达成，且土堆涉及到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的整体利益，双方公司之间存在协调配合、费用分摊、共同完成的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任卫东与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形成合同关系正确。二、清理土方量应以最终实际清理量为准。《会议纪要》中2万方左右的表述仅针对2017年7月12日协调会的初步估算，且系针对整个弃土的西侧土方部分，在2017年7月19日的会议纪要中，该内容也仅在“1.事情原因及经过”部分表述，但是在《会议纪要》的“2.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的正文内容部分，并未再对土方量进行估算，最终实际清理量增加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李中垒陈述意见：同上海隧道公司的答辩意见。刘明利陈述意见：支持中铁十六局公司的上诉请求。任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名被告支付原告364459.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64459.7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中铁十六局公司员工刘明利与上海隧道公司员工李中垒找到原告，与原告清运土方一事达成口头协议。庭审中，原告提交工程量清单一份，称该清单系上海隧道公司在测量过工程量后交给原告的。被告上海隧道公司称该清单系向中铁十六局公司出具，不知为何到了原告手中。该工程量清单载明：“起点——机场东站区间大型土堆清理情况：1.机场东站西端影响结构施工土堆本次清理土堆体积为V=S*H=2426.38*21=50963.98立方米……”，该书证加盖有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市城郊铁路二期土建A合同段项目部印章。诉讼过程中，刘明利认可清理土方单价为15元每立方米，并认可收到了上海隧道公司支付的300000元。其向任卫东支付了400000元，同时辩称该400000元和上海隧道公司没有关系。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7月19日，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三部印发《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的会议纪要》（郑轨项管三部会纪〔2017〕15号），主要载明：“由于中铁十六局公司向影响隧道区间施工的范围内弃土，严重影响城郊铁路施工进展，根据2017年7月12日在城郊铁路二期工程上海隧道项目部会议室召开协调会意见，机场东站基坑西侧的弃土，按照设计图纸说明，将车站基坑周边30米范围内弃土清理，此部分土方量约2万方，由中铁十六局负责协调地方关系，安排土方队伍清理，上海隧道公司协调配合；为保证区间隧道管片安全及后期土方卸载后隧道不发生上浮，受弃土影响段采用涉及Π型加强管片，可承载弃土5.5米，对隧道结构影响的多余弃土全部清理，该方案每环管片钢筋用量增加约300ｋｇ，每环增加费用为1614元，管片配筋加强增加费用约59万元，相应弃土费用减少，该方案总费用降低181万元，机场东站西侧弃土影响区间段为Ｋ62＋860-Ｋ63＋007（左右线合计196环），终端井东侧弃土影响区间段为Ｋ62＋106-Ｋ62＋234（左右线合计172环），上述弃土影响段均需采用Π型加强管片；因大部分弃土为城郊铁路二期工程开工进场后发生，相应费用应由主责单位十六局承担，上海隧道理应分摊部分费用，上海隧道公司承担管片配筋加强所需60万元费用及40万元弃土清理费用，中铁十六局将所有影响工程安全的弃土清理并承担所需费用；上海隧道及十六局共同测量，按照设计单位要求，以区间管片外线为起点，以35°角斜向上至坡顶范围内，高出原地面5.5米的弃土均应清运，双方现场测量，确定弃土清理边线。根据该盾构区间施工计划，终端井东侧弃土应于8月15日前清运完成，机场东站西侧影响盾构区间的弃土应于9月30日前清运完成，弃土清理工作由十六局负责协调安排，行动应迅速，不得影响城郊铁路施工进展”。中铁十六局公司人员胡锦华，上海隧道公司人员钱晓华、陈振鹏、唐立成分别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中铁十六局公司工作人员刘明利与被告上海隧道公司工作人员李中垒共同去任卫东家里找到任卫东，让任卫东从事土堆清理工作。同时依据上海隧道公司提交的《郑州市南四环至郑州终端井——机场东站区间上方弃土问题处理方案的会议纪要》可知，任卫东清理的土堆涉及到上海隧道公司和中铁十六局公司的整体利益，双方公司之间存在协调配合、费用分摊、共同完成的关系。实际中，原告施工完成后，上海隧道公司向原告出具了载明原告清理土方面积的清单，被告中铁十六局公司向原告支付了劳务费400000元。综上，根据被告两公司共同参与建立合同、履行合同的关系来看，认定本案涉案工程系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委托原告从事了土堆清理工作，故原告向中铁十六局公司、上海隧道公司主张费用，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上海隧道公司出具清单载明的50963.98立方米认定的原告的工程量及被告中铁十六局公司认可单价为每平方15元，故认定原告的劳务费为764459.7元（50963.98×15元），庭审中原告认可已经收到中铁十六局公司支付的400000元，故中铁十六局公司、上海隧道公司应共同向原告支付364459.7元（764459.7元-400000元）。关于上海隧道公司、中铁十六局公司内部责任，可另行主张解决。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双方未进行结算，该院酌情认定被告应以欠付364459.7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21年4月28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LPR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向原告任卫东支付劳务费364459.7元及利息（利息以364459.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1年4月28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任卫东的其他诉讼请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766元，减半收取计3383元，由被告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38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中铁十六局公司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北京鸿翔世纪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天津合嘉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土石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中铁十六局公司委托北京鸿翔公司、天津合嘉公司两家公司对豫机城际铁路一标项目土石方工程进行土方开挖以及土方回填工程，合同约定土方开挖时产生的弃土由两家公司自行考虑临时弃土场进行弃土存放,案涉土堆系这两家公司产生的。第二组、北京鸿翔公司用工派工单、天津合嘉公司用工派工单、北京鸿翔公司证明。证明：因北京鸿翔公司、天津合嘉公司两家公司的临时弃土场在上海隧道公司施工区间上方，影响上海隧道公司施工安全，中铁十六局公司要求两家公司将该弃土进行清理。其中，北京鸿翔公司的临时弃土场的清理工作由北京鸿翔公司和任卫东共同完成。第三组、任卫东弃土测量数据图。证明：任卫东在进行弃土清理前以及清理后，中铁十六局公司对其进行了测量，任卫东清理完成后经测量其实际清理的土方量为26188.2m3，中铁十六局公司已经将该部分劳务费全部支付给任卫东，任卫东在一审庭审时也承认中铁十六局公司向其支付了40万元的劳务费，中铁十六局公司并不欠任卫东任何劳务费用。第四组、北京鸿翔公司付款凭证、天津合嘉公司付款凭证。证明：北京鸿翔公司、天津合嘉公司在将土方工程完工后中铁十六局公司将相应的工程款支付至两家公司处。上海隧道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合同签订时间是2016年，本案土方清理时间是2017年，不能证明与本案关系。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是中铁十六局公司与案外人的内部材料，上海隧道公司不知晓，也与上海隧道公司无关，不能证明与本案关系。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材料系任卫东与中铁十六局公司之间结算依据，上诉人既未参与，也不知晓该情况。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无法证明该付款行为是基于本案弃土产生，也无法证明该付款情况与本案涉案合同相关联。任卫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四组证据的合法性均不认可，所有证据形成于第一审开庭前，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其中针对北京公司《证明》的内容，1.由未履行施工义务的北京公司出具，有合理理由怀疑其推卸自身责任，所出证明内容不具有真实性；2.另根据第四组证据计算，中铁十六局公司尚未付清北京公司工程款，此时出具的证明明显系与中铁十六局公司有利害关系，更不具有证明力；3.天津公司在工程款付清的情况下没有出具证明，也可以佐证北京公司证明的不可信。4.该证据与中铁十六局公司所称仅有2.6万方影响安全自相矛盾，在任卫东无争议的实际施工5万多方情况下，中铁十六局公司仍需安排北京公司继续清理土方，恰恰说明影响安全的工程量不止2.6万方；同时，任卫东提交清单显示有未清运量，正好和该证明相互印证，影响安全的土方总量绝不仅仅是2.6万。综上，可以明确北京公司的《证明》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证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上诉主张。其中针对《派工单》均系中铁十六局公司及其利害关系的分包公司出具，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另北京公司《派工单》显示需清土方量为3万方，与中铁十六局公司上诉矛盾。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系中铁十六局公司单方制作，签字三人均不认识，没有任卫东签字，另任卫东清运土方系连续作业，未见中铁十六局公司测绘，测绘图也未显示测绘时间，没有测绘标高数据等，完全系单方电脑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该证据与第二组《证明》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达到中铁十六局公司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北京公司付款记录经核算不足2000万元，结合第一组北京公司的合同，该金额尚不足以支付合同签订的工程款金额，更不能说明已经支付了变更部分的增量金额。另因中铁十六局公司尚未付清北京公司工程款，故北京公司出具的所有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李中垒质证意见：同上海隧道公司意见。刘明利质证意见：同中铁十六局公司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关于违约责任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关于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纠纷系因土方清运劳务施工引起，由于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共同与任卫东达成口头协议，由任卫东清运土方工程。约定清运土方单价为每立方米15元，任卫东持上海隧道公司出具的工程量清单主张权利，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关于本案是否系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共同委托任卫东。根据2017年7月19日会议纪要，任卫东负责清理的土方涉及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的整体利益，两公司之间存在协调配合、费用分摊、共同完成的关系。且上海隧道公司向任卫东出具有工程量清单，中铁十六局公司已向任卫东支付了劳务费40万元。故基于合同达成、履行情况及合同目的而言，一审认定两公司共同委托任卫东实施劳务施工合法有据。关于上海隧道公司与中铁十六局公司均称任卫东主张的施工费用与自己公司无关，并提供相关证据，显然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至于两公司是否另行委托其他公司实施土方清运，不能作为任卫东没有清运土方的抗辩理由；至于两公司应清运土方量、未清运土方量，以及各承担费用多少，因涉及专业铁路建设问题，可先行协商或由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明确意见后另行解决。同时上海隧道公司向刘明利支付的30万元，由于刘明利不认可系其向任卫东支付的40万元中的一部分，其可另行协商或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32元，由上诉人上海隧道公司负担6766元，由上诉人中铁十六局公司负担67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崔航微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