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5民终2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镇上桥村大榜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09326534N。法定代表人：黄德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重庆盟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静，女，汉族，1975年3月2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重庆无缝管件厂，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土桥王家坝新溪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203102285J。法定代表人：陈忠东，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军，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佩祐，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无缝管件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3民初12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杨晓静，被上诉人重庆无缝管件厂（以下简称管件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军、何佩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菲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管件厂一审本诉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无缝管件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一、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送货单上记载的数量或规格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即被上诉人的送货数量远远少于发票上记载的数量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严重错误。在增值税专用票显示的送货量为303666只，送货单显示的数量是173949只，两项对比，被上诉人提出的送货量比上诉人提出的多了129717只，几乎是多处一倍的数量，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多出的送货量举证，只有签收的送货单才能最直接客观反映实际的收货量，同时双方的交易是连续数月发生且每月均存在送货单签收的情况，如果存在上月少签的情况，在之后的情况也应当补签。二、送货单虽然不能证明物品的单价，但是能够证明送货的数量和型号，因此，实际收货数量应当以送货单为准，才符合客观实际。虽然送货单没有标明单价，但是标明了型号和数量，只要将当月对应发票上的单价根据相同型号进行比对，就可以计算出货物的价值，因此不能简单因为没标明单价，就否认送货单的效力。同时送货单是由被上诉人方制作，其未标明单价的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不能完全推卸到上诉人方。根据以上两点，上诉人一方已经对差额部分做出了合理解释，并列明了计算方式，送货量以及送货的价值的举证责任就应当归于被上诉人方，如果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多出的13万只有上诉人的签收行为，被上诉人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三、虽然增值税发票用于了抵扣，但不能就此认定上诉人收取了相应的货物，被上诉人方是每月底向上诉人开具发票，并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取回后经公司财务核对，上诉人发现有误后多次向被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却不予理睬，我们也不清楚被上诉人方每月都要多开，同时由于出票时间为月底，上诉人一方面临报税的紧迫性，以及被上诉人频繁更换财务无法对接的现状并考虑双方一直在合作，可以下月对账的实际情况就直接报税。四、2.26、2.27对规格25.3X19X492总共开2个不同的单价的发票编号4427（单价为4.59元）、4437（单价为4.74元），发票的总数为11235，4427数量为7000个,4437数量为是4235个，我们2月份收到的是3017个，同一时期开出的单价不一样，说明被上诉人为了配合总价的数字，虚构单价配合计算。五、一直以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系长期合作关系且基本以先预付款后交货的交易模式，故不能简单以上诉人仍然在支付货款为由认定上诉人存在欠款。对于2014年9月4日支付货款的事，因为双方采用先预付款后交易的模式，同时在2014年8、9月时，被上诉人提出其困难，要求我们再预付2万元，双方继续合作，我方也是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才又支付了2万元，不能认定为在支付欠款。被上诉人管件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1、我方认同上诉人代理人的意见，送货单能够证明送货数量和型号，同时间段，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签收的11张发票反映了同时间段货物交易的金额。2、上诉人指出的2014年9月4日的2万元是预付货款，事实为上诉人在我方的反复催告下支付的少量欠款。3、上诉人辩称发票供货数量与事实有误，但是并未举证且上诉人在一审中说送货中有处理品并未举证，且辩解无法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管件厂向一审法院提出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菲柯公司支付货款249423.78元；2、判令菲柯公司支付自2016年8月9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事实和理由：管件厂与菲柯公司存有买卖合同交易往来，管件厂供货后由菲柯公司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双方一直以送货单为依据结算货款。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期间，管件厂向菲柯公司供应了价值859423.78元的精轧管，菲柯公司在此期间支付了590000元货款。后菲柯公司又于2014年9月4日支付了货款20000元。现菲柯公司尚欠管件厂货款249423.78元未付。管件厂遂起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上。菲柯公司辩称，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期间，管件厂向菲柯公司供货，双方未签订书面供货合同，货物单价以管件厂向菲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对应的货物型号的单价为依据并结合收货数量来计算货款。但管件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规格大部分与实际供货不付，菲柯公司实际收到的货物数量低于发票记载的数量。菲柯公司共计向管件厂付款610000元，菲柯公司的付款超过了管件厂的供货价值。菲柯公司请求法院驳回管件厂的本诉诉讼请求。菲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判令管件厂退还菲柯公司多支付的货款92818.59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期间，菲柯公司与管件厂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双方系先付款后供货，菲柯公司先后向管件厂预付货款610000元，但收到的货物数量与管件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数量严重不符。送货单中记载的货物数量为173949支，而管件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数量为302766支。菲柯公司根据每月收到的货物数量、规格以及发票上记载的货物型号单价计算出应付货款共计517181.41元，而菲柯公司实际付款610000元，故管件厂应当退还菲柯公司货款92818.59元。管件厂辩称，菲柯公司反诉诉称的事实不属实，菲柯公司尚欠管件厂货款249423.78元未付。一审认定事实：管件厂与菲柯公司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期间存在长期供货往来，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管件厂在此期间多次向菲柯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不同的精轧管，并分11次向菲柯公司开具了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货款金额共计859423.78元。菲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德才在每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记账联上签字予以了确认。双方供货往来期间，管件厂在每次供货时均出具了送货单，送货单也上载明有所供精轧管的规格和数量。菲柯公司在前述供货期间共计向管件厂支付货款590000元，后又于2014年9月4日向管件厂支付货款20000元。此后，菲柯公司未再向管件厂支付货款。现菲柯公司尚欠管件厂货款249423.78元未付。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双方提交的供货单据与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核对，确系存在少部分发票记载的规格或数量与送货单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菲柯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其已将其收到的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纳税抵扣。一审认定上述事实，有管件厂和菲柯公司的到庭陈述以及管件厂提交的送货单、货运明细表、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和菲柯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复印件、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在卷为凭，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管件厂与菲柯公司与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无缝管件向菲柯公司供应了货物，菲柯公司应当向管件厂支付全部货款。现菲柯公司辩称因送货单载明的供货数量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不符的情形，其已经向管件厂支付了全部货款，并多支付了92818.59元，其要求管件厂予以返还，并在本案中提起了反诉。一审法院对此评述如下：第一，菲柯公司与管件厂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不同规格型号的货物单价进行约定，在双方交易往来的过程中，唯一能体现价款的凭据即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菲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每张发票均予以了签字确认，即使存在送货单与发票载明的规格或数量不一致的情形下，因送货单上未载明单价，故送货单无法直接作为计算货款的依据；第二、菲柯公司在供货期间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或价格从未向管件厂提出过异议，如确系存在实际供货价值与发票金额不符的情形，其应当及时提出，由双方协商处理，现菲柯公司已接受管件厂开具的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了纳税抵扣，应视为其认可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价格；第三，菲柯公司在管件厂最后一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的一年之后仍支付了部分货款，该行为与其反诉诉称的存在多付款的行为明显存在矛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双方结算货款的依据，菲柯公司应当按照发票载明的金额向管件厂支付货款。一审法院对管件厂诉请菲柯公司支付货款249423.7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菲柯公司诉请管件厂返还货款92818.5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次，菲柯公司拖欠货款不付的行为违反了双方买卖合同的约定，其应当就其逾期付款行为向管件厂承担违约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管件厂诉请菲柯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符合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对管件厂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菲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管件厂货款249423.78元；二、菲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管件厂自2016年8月9日起付清欠款之日止，以所欠货款249423.7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三、驳回菲柯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42元，减半收取252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20元，减半收取1060元，共计3581元，由菲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举示了一张其自行制作的一张实际收货数量及价值表的差额表，本院组织对方当事人对该证据和一审在卷的增值税发票、送货收货材料等证据重新进行质证。本院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2012年11月23日开具的编号为430211的增值税发中，规格为31.3*24*554，数量为2500只的产品，被上诉人称其送货依据为一审卷宗第88页的《产品发运明细表》，但该《产品发运明细表》没有收货人签名，上诉人不认可其收到该《产品发运明细表》上所记载的货物。该2500只产品的不含税金额为18269.23元。2013年2月27日开具的编号为434437的发票中规格为27.3*22*264，数量为16762只的产品中，被上诉人称该数量由尾号为3737、3740、37413、3746和3744（一审卷宗第84页）的送货单中的该规格产品的数量所构成，但对该3744的送货单，上诉人称该送货单签字的收货人不是其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该收货系上诉人单位的工作人员，该送货单位记载规格为27.3*22*264的产品数量为5000只，该5000只产品的不含税单价为2.3760683761元，不含税金额为11880.34元。2013年2月27日开具的编号为434438的增值税发票中记载的规格为30.3*327的产品数量为10140只，其中有2000只的也为尾号3744的发货单中所记载，该2000只产品的不含税单价为4.3931623932元，不含税金额为8786.32元。被上诉人开具的编号为432765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规格31.3*24，数量为134277只，单价为0.4256413694元，不含税金额为57153.85元，含税总价66870元。对该发票，被上诉人称该发票中的数量和单价均有误，但总价没有错误，实际所送产品为尾号6244、3701、3726的送货单所记载的货物，其中规格为31.3*24*329的产品5000只，为26.3*18.3*366的产品4000只，规格26.3*19*366的产品5000只。上诉人则称该发票所记载的产品均为次品，并称一审中被上诉人有工作人员参加一审庭审时已经承认为次品，但被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该工作人员只是旁听，并未参加一审诉讼且没有承认是废品，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该工作人员是来旁听。本院二审还查明，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中涉及31.3*24*329的产品共3张，除上述编号为432765外，一张编号为430211，该规格产品的单价为4.3418803419元，另一张编号为441037，该规格产品单价为4.5811965812。涉及规格26.3*19*366产品的发票共3张，除上述编号为432765外，一张编号为434427，该规格产品单价为4.0512820513元，另一张编号为434437，该产品单价为4.1794871795元。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中没有涉及编号为432765中记载的规格为26.3*18.3*366的产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产品发运明细表》和尾号为3744的发货单上所记载的9500只产品，上诉人不认可其已经收到，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对该9500只产品所对应的不含税金额38935.89元，应当从上诉人应支付的货款中扣除（涉及的增值税部分，因上诉人已经抵扣，由当事人按照国家税收管理的相关规定自行办理）。对于编号为432765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所涉及的产品，被上诉人虽然称其数量和单价错误，但其没有举证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了该发票上记载的货物，对该以票所记载的货款，本亦应从上诉人所应支付的货款中扣除。但被上诉人举示的尾号6244、3701、3726的送货单所记载的14000只产品，上诉人认可已经实际收到，惟上诉人所称该批产品为废品的意见，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参照本案其他产品的价格，上诉人所主张的按照该发票记载的0.4256413694元的不含税单价认定价款明确不合情理，本院难以支持，本院依法认定该14000只产品为正品。对于该14000只产品，因送货单没有记载单价，应当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认定。由于本案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本案又没有书面合同，但就同类产品进行过交易，可以参照本条有关“交易习惯”的规定，参照本案同类产品的交易价格确定。其中，涉及31.3*24*329的产品不含税单价有4.3418803419元和4.5811965812两种，依存疑利益归属义务人的原则，本院酌定该产品不含税单价为4.3418803419元，按此计算，5000只31.3*24*329产品的不含说金额为21709.4元。涉及规格26.3*19*366产品不含税单价有4.0512820513元和4.1794871795元两种，本院酌定该产品不含税单价为4.0512820513元。对于规格为26.3*18.3*366的产品，本案中没有其他交易中涉及，鉴于壁厚18的产品价格理论上应该比壁厚19的产品价格高，本院酌定以规格26.3*19*366产品不含税单价4.0512820513元为案涉规格26.3*18.3*366产品的单价。按此计算，4000只规格为26.3*18.3*366和规格5000只为26.3*19*366的产品的不含税金额为36461.53元，三种规格共计14000只产品的不含税总金额为58170.93元。鉴于该金额已经超过编号为43276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57153.85元，本院认定以被上诉人主张的该发票记载的金额为本案上述3种规格产品的金额。综上所述，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新事实，本案上诉人应当支付的货款金额为210487.89元（一审认定的249423.78元-扣除的未实际交付产品的价款38935.89元），上诉人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同时，据此，上诉人主张其支付货款已经超过其应付货款并无事实依据，其关于支持其反诉请求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3民初12817号民事判决；二、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重庆无缝管件厂货款210487.89元；三、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重庆无缝管件厂自2016年8月9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以所欠货款210487.8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四、驳回重庆无缝管件厂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审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42元，减半收取2521元，由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118元，重庆无缝管件厂负担40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120元，减半收取1060元，由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581元，由重庆菲柯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008元，重庆无缝管件厂负担5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柳光洪审 判 员 吴贵平审 判 员 沈 娟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 曦书 记 员 杜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