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32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超，男，1958年6月2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杰，女，1959年6月19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成，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君远，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旭洋，男，1987年8月1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玲君，女，1985年1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明，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超、杨杰因与被上诉人沈旭洋、李玲君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超、杨杰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XXX3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签约、贷款和所有权登记均发生在沈旭洋与李玲君婚前，购房款全部由我二人支付，且选择全部商业贷款没有使用沈旭洋的公积金贷款，故我们仅仅是表面上借用沈旭洋的名义购买房屋，杨杰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也正说明我们与沈旭洋之间达成借名买房合意。一审法院认定沈旭洋自认交房款前不知道父母买房，直到办理贷款才知道的事实，再次证明实际购房人为我二人，也证明沈旭洋在办理贷款时已经知道我们要借其名义购房，此时双方合意已经达成，再结合首付款及偿还贷款均为我们支付，装修款系沈旭洋爷爷支付的事实，沈旭洋仅系房屋的出名人，我们才是房屋的真正所有权人。2、一审法院简单以沈旭洋和李玲君婚后居住在诉争房屋内，且掌握该房屋购房文件及部分购房发票即否定我们为房屋实际购买人，是事实认定不清。沈旭洋和李玲君作为我们的儿子和儿媳，经我们允许居住在我们所有的房屋内符合人之常情。李玲君为了达到侵占财产的目的，与沈旭洋经常吵闹，而沈旭洋为了避免矛盾不惜侵犯父母的财产权益，将购房手续交给李玲君并私自处置了该房屋，这一情况是我们事实上无法控制的。3、沈旭洋表示在我们购买房屋时不知情，但同时也认可是我们借他的名义购房，并认可所有房款和还贷均是我们出资，故一审法院仅以“不知情”就认定我们与沈旭洋之间没有借名购房合意是错误的。4、沈旭洋和李玲君对诉争房屋系我们出资购买没有异议，房屋又已经出售，法院简单依据不能证明借名买房为由即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也是错误的。沈旭阳辩称，同意沈超、杨杰的上诉请求，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我原说不知道父母购买房屋是指知道他们在看房子，但具体位置还没有确定，他们看好房屋后因考虑贷款问题借用我名义购买，我也表示同意配合。我提议让他们用我的公积金贷款，他们怕影响我以后购房没有同意，而是全部使用了商业贷款。李玲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沈超、杨杰的上诉请求。沈超、杨杰与沈旭洋之间没有借名买房的事实。沈超、杨杰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沈旭洋、李玲君共同支付我们卖房款324.5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3日，北京保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与沈旭洋（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商品房认购书》，约定认购商品房为出卖人开发的位于XXX302号房，房屋用途为住宅，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每平方米18393.63元，总房价款1233293元，认购人应当自签订本认购书当日向出卖人支付认购定金10000元。同日，杨杰向北京保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认购定金10000元。2012年3月11日，北京保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与沈旭洋（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Y1278027《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住宅类）》，内容有：“第一条项目建设依据。出卖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坐落于沙河镇南一村居住项目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卖人经批准，在上述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暂定名为保利罗兰小区。第三条基本情况。商品房坐落为昌平区沙河镇南一村居住项目用地7#住宅楼3层二单元-302房屋，用途为普通住宅，预测建筑面积共84.25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67.05平方米。第五条计价方式与价款。该商品房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单价为每平方米17642.99元，总价款1182962元。”2012年11月30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支行（贷款人、抵押权人）、沈旭洋（借款人、抵押人）与北京保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开发商）签订《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借款、抵押及开发商保证合同》，约定沈旭洋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支行借款820000元用于购买上述房屋。同日，杨杰（保证人）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支行（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杨杰对沈旭洋在上述按揭贷款合同中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同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国支行发放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820000元。2013年12月16日，北京保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沈旭洋出具《入住通知书》，并与沈旭洋签订结算协议，确认诉争房屋核准后的地名及房号为北京市昌平区沙阳路34号院5号楼2单元3层302号（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同时约定因实测建筑面积差，沈旭洋应补缴房差款353元。2015年4月13日，诉争房屋登记在沈旭洋名下。2017年6月2日，沈旭洋与李玲君登记结婚，并居住在诉争房屋。2020年11月，沈旭洋（出卖人）与谷平（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将诉争房屋出售给谷平，约定房屋交易价款及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作价总计3850000元。2020年11月2日至12月13日，沈旭洋陆续收到谷平支付的购房款共计3850000元。沈超、杨杰表示其对沈旭洋出售房屋事宜并不知情。2020年11月17日，沈旭洋与案外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位于XXX702号房屋。2020年12月4日，李玲君与案外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位于XXX7-1-1702号房屋，后，该房屋登记在李玲君名下。2021年1月6日，沈超、杨杰与沈旭洋签订《家庭协议》，内容有沈超、杨杰因贷款原因借用沈旭洋名义购买诉争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沈超、杨杰，沈旭洋同意将售房款385万元扣除归还银行贷款后剩余部分归沈超、杨杰所有。现沈超、杨杰主张其因其年纪大无法办理贷款，故借用沈旭洋名义购买诉争房屋，其与沈旭洋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并基于该理由要求沈旭洋、李玲君返还购房款。沈旭洋认可沈超、杨杰的主张，表示父母购买诉争房屋时其并不知情，除贷款合同外，其他相关购房文件均是由父母代签。李玲君对此不予认可。另查：一、沈超、杨杰提交了支票存根复印件、银行对账单、购房款发票等，证明其支付了诉争房屋的首付款和贷款。沈旭洋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李玲君对支票存根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银行转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转账记录显示的杨杰向沈旭洋转账金额与沈旭洋还贷金额并不对应，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李玲君提交了其与沈旭洋于2017年4月至7月与案外人签订的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家具建材销售合同、支付凭证等，证明其与沈旭洋出资对诉争房屋进行装修。沈超、杨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表示诉争房屋装修款均来源于其与沈超父亲沈克敏，并提交了2017年3月至7月向沈旭洋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李玲君认可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沈旭洋认可诉争房屋装修款来源于沈超、杨杰。三、沈超、杨杰提交了与购房相关的产权代办委托协议、前期物业费委托收款协议书、产权代办费收据、产权登记费、印花税收据、有线电视初装费收据、部分供暖费物业费收据及缴纳记录，证明相关费用由其交纳、票据由其持有。李玲君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仅能证明沈超、杨杰代沈旭洋交纳相关费用。李玲君向法院提交了诉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按揭贷款合同、保证合同、一张购房发票、2017年至2018年物业费、供暖费发票及部分费用支付记录，证明其持有诉争房屋购房文件并交纳了居住使用期间诉争房屋的相关费用。沈超、杨杰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相关购房文件系诉争房屋装修时交付给李玲君。一审诉讼过程中，依沈超、杨杰申请，法院于2021年3月15日作出（2021)京0102民初78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沈旭洋、李玲君名下价值3245200元的财产。沈超、杨杰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借名买房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的情形。当事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房屋的购买确实存在出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其主张确认房屋归其所有或要求登记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不予支持；其向登记人另行主张出资债权的，应当根据出资的性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双方争议焦点为沈超、杨杰与沈旭洋之间是否形成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沈超、杨杰与沈旭洋虽于诉争房屋出售后签订家庭协议，确认双方的借名买房关系，但沈旭洋自认诉争房屋购买时其并不知情，故沈超、杨杰与沈旭洋未在购房时形成借名的合意；其次，沈超、杨杰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并参与了诉争房屋买卖的缔约过程，但基于双方的父母子女关系，无法就此得出沈超、杨杰系基于自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而购买涉案房屋；再次，沈旭洋、李玲君结婚后，诉争房屋由二人居住使用，诉争房屋的相关购房文件及部分购房款发票亦由李玲君持有，沈超、杨杰所称的房屋借用关系，李玲君不予认可，且沈超、杨杰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最后，沈旭洋自认在出售诉争房屋时未询问沈超、杨杰意见，亦与沈旭洋关于其对诉争房屋仅系出名人的陈述相矛盾。综上所述，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合在案证据，法院无法认定沈超、杨杰与沈旭洋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沈超、杨杰依据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主张沈旭洋、李玲君返还售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沈超、杨杰的出资债权问题，因案件审查重点系沈超、杨杰与沈旭洋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故法院对于沈超、杨杰出资的性质不予进一步审查，沈超、杨杰可根据出资性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超、杨杰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沈超、杨杰与沈旭洋之间是否就购买涉案房屋形成借名登记的约定。根据在案书证显示涉案房屋系沈旭洋购买于2012年，其在2017年与李玲君婚后居住在该房屋，并偿还贷款，后持全部房屋手续将该房屋出售，利用售房款另行购置其他房屋，其中一套房屋登记在李玲君名下。依据上述事实，涉案房屋是否在沈超、杨杰与沈旭洋之间形成借名登记事实，涉及李玲君的权益，故该事实在李玲君不予确认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沈超、杨杰与沈旭洋之间的自认做为认定依据。沈超、杨杰实际寻找并操办购买涉案房屋，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可以确认，但因其与沈旭洋为父母与儿子的关系，故上述行为尚不能当然排除代为办理、借贷或赠与等等法律关系，亦不能当然推定为借名登记关系成立。据此，沈超、杨杰关于其与沈旭洋之间形成借名购买涉案房屋关系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驳回其该项主张正确，本院不持异议。另，沈超、杨杰关于其与沈旭洋之间存在借名登记关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则其依据该法律关系主张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亦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其二人上诉所述因出资购买涉案房屋而享有购房款返还请求权的问题，可根据出资性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沈超、杨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760元，由沈超、杨杰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杰审判员  王 佳审判员  杨志东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黑梦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