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0603民再15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廖树珍，女，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防城港市防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民辉，男，196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防城港市防城区，系廖树珍的丈夫。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中学，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镇教育路2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600327404656R。法定代表人：唐桂东，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奇，男，该学校老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翠福，男，该学校老师。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廖树珍因与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中学（以下简称“防城中学”）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按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作出的（2020）桂0603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作出(2021)桂0603民申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廖树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民辉，被申请人防城中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奇、黄翠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廖树珍申请再审称，请求改判被申请人防城港市防城中学偿还申请人20531.5元。事实及理由：申请人廖树珍诉请的给付之诉，来由是其用人单位防城中学未依法为劳动者廖树珍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主要就欠缴行为而产生的滞纳金应由谁承担产生纠纷，申请人廖树珍垫付后向被申请人追偿相应款项。但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廖树珍存在过错，按照共同过错让原告自负50%的滞纳金责任，只判令原审被告归还原告10265.75元。申请人廖树珍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自己存在过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按共同过错平均分摊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滞纳金即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在欠缴养老保险费用或者是缴款逾期后产生的费用。而加收滞纳金，其性质是行政机关（社保经办部门）对负有社保缴纳义务的行政相对人迟延履行缴纳义务而加处的金钱执行罚，属于间接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亦即是一种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这种法定的强制性责任并不能因为民事协定而免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本案中的用人单位即被申请人防城中学因自身过错导致其被加收滞纳金，其中申请人廖树珍并无过错，反而因被申请人不依法为其办理社保登记的行为，蒙受被连带加收滞纳金的不利后果。因为养老保险属于法定强制险，用人单位有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的法定义务，而若用人单位尚未给劳动者办理养老保险登记，职工个人就无法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费用（能个人自行参保的是居民养老保险），用人单位在职工参保事项中完全居于主导者和决定性的地位，劳动者要越过用人单位自行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再缴费属于客观上的不能为。2006年入职至2010年间，申请人廖树珍本应当从入职时就由单位为其参保职工养老保险而避免在经年之后再往前补缴，增加滞纳金费用。但本案中被申请人防城中学于申请人廖树珍入职后的第4年（2010年）才为其办理职工养老保险登记，已经违反法律规定，并耽误参保时机，因此申请人廖树珍只能事后参与补缴并被加收滞纳金，这完全是源于被申请人防城中学的过错。所以，被申请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当包括申请人廖树珍被加收个人滞纳金的损失部分，还包括被申请人自身被加收的单位滞纳金部分，简言之，被申请人应当全额承担滞纳金费用。原审判决原告自负50%的滞纳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将用人单位过错和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损害后果转嫁给劳动者来承担，违法违规的同时也不符合我国社保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2.即使就民法上的过错而言，2014年被申请人知悉因政策原因无法为包括申请人廖树珍在内的4名劳动者办理往前补缴养老的手续后，分别给这些受害者打钱。其中，给申请人廖树珍的工资卡打入15000元，原告持有该笔款项后并不为获取额外利益，从始至终都是抱着补缴养老保险的目的，这一点从申请人从2014年起坚持每年通过社保部门关注补缴政策、按正当途径维权时积极主张自己收到过该笔费用的事实即可佐证，该笔费用的用途最终也确实落实在补缴养老上，抵消了被申请人的一部分民事责任。被申请人在原审中称申请人默认收取这笔费用是已经同意不再追究用人单位的责任，现在还追偿费用违背了约定，申请人因而有过错的观点不成立。因为该项内容意在以约定的形式排除用人单位自身行政责任的承担，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申请人廖树珍对此没有理由认同也从未认同过。相反，由请人廖树珍坚持每年关注补缴政策，在政策开放后即要求被申请人为其申报补缴手续，后续出于无奈垫付养老保险费用和所有滞纳金的行为，才真正终结被申请人与自己被行政机关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的不利状态，申请人廖树珍采取的措施客观上制止损害后果继续扩大，其垫付行为也并不属于过错行为，但形成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审判决认定适用3年诉讼时效正确，但认为申请人廖树珍存在50%的过错要负担一半的滞纳金，缺乏事实根据的。综上所述，申请人廖树珍请求法院判决被申请人防城中学偿还20531.5元，如此才能填平申请人所受损失。补充事实与理由：（2020）桂0603民初2065号案件里面也清楚的计算20531.5元，原告共缴纳养老滞纳金39728.5元，其中个人应缴纳4099.2元，防城中学于2014年偿还15097.8元，这样计算防城中学应缴纳20531.5元，这原本是学校应缴纳的，但是后面由申请人自行缴纳了。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中学辩称，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廖树珍认为自己补缴2006年至2010年社保及被加收滞纳金完全是学校的过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廖树珍于2014年要求学校为其补缴保险，但当地没有幵放养老保险补缴政策，这是历史和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在2018年当地政策允许补缴后，学校为廖树珍补缴保险提供了各种帮助，这也说明学校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负责任的态度。2.廖树珍在2014年要求补缴保险，学校和廖树珍以及其他人就补缴社保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即学校把当时欠缴的社保费用一次性支付给廖树珍，由其自己补缴保险。因此，学校于2014年9月30日给廖树珍工资卡打款15O97.8元。廖树珍收款后没有提出异议，其作为成年人，有处理民事事务能力和权力，也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18年，在学校的积极配合支持下，廖树珍得以补缴完保险，完成补缴后其向学校追索滞纳金，把所有责任推给学校，这是背离诚信原则推卸自己责任的行为。3.防城区人民法院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兼顾历史及政策因素，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公平公正，且原判决已生效，学校也已按判决结果向廖树珍支付10265.75元。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廖树珍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保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原审原告廖树珍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防城港市防城中学偿还给原告廖树珍20531.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6年4月16日入职被告防城中学，任宿舍管理员。2014年上半年，因被告的其他职工与被告发生社保纠纷，原告偶然发现被告在2006年5月到2010年4月期间没有依法为原告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是事件的受害人之一。这本属于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少缴、欠缴社保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受限于当年本地未开放养老保险补缴政策，无法补缴，即当时被告因客观原因未能自行纠正、补救其过错导致的事实结果。因此，被告于2014年9月30日向原告的银行工资卡中打入15097.8元，但事前没有相关的通知或说明。由于原告不认同被告的处理方式，自2014年起每年都向人社部门了解、关注养老补缴政策的动向。至2018年第一季度，当地放开补缴政策后，原告再次向被告要求补缴养老，之后收到被告方转交的《单位转账征集缴费通知单》，据此得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补缴手续，但被告并未缴费，只告知原告需要缴费。在受到被告的指示和催促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5日通过建设银行向社保部门的账户交款两次，共计支付39728.5元。其中：单位金额10245.6元，个人金额4099.2元，滞纳金25383.7元。至此，原告廖树珍实际承担的缴费额度超出了自己本应承担的数目（即个人金额4099.2元），换言之，原告为被告垫付了社保费用（单位金额）和滞纳金，共计垫交35629.3元，用被告2014年打到原告工资卡中的15097.8元进行部分抵消后，原告应当还有20531.5元可向被告主张财产返还请求权。原告多次向被告追索其垫付的钱款无果，于2020年6月向防城区人民法院起诉，2020年9月8日防城区人民法院以该争议属于仲裁前置案件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于2020年9月12日向防城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2020年11月25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在仲裁裁决中，仲裁委实体上釆纳了我方观点：按照《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属于社保的职工养老保险是国家强制保险，社保费用和滞纳金本该由用人单位防城中学承担，即本案被告是社保费用和滞纳金的法定承担者。但在程序上，仲裁委依法审查仲裁时效，认为：原告应当于2018年4月15日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因提出仲裁申请的时间超出了1年仲裁时效而不予支持原告的请求。然而，原告为被告垫付、垫交费用20531.5元，并非出于自愿，更非主动放弃财产权益，而是基于自身救济先行垫付款项。具体言之，被告对原告所为完全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要件：第一，加害行为。被告主要以不作为方式侵权，其迟延履行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义务导使自身受到被加收滞纳金的处罚，却将缴纳社保费用和滞纳金的义务违法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该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二，损害事实。被告让职工承担了其违法行为的后果，直接损失即原告代为垫付的20531.5元钱款。第三，行为人有过错。被告多次拒绝履行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义务，在受害人无奈垫付钱款后，仍然拒绝给付所欠款项。同时利用劳资关系中的天然优势地位，辅以一定的心理暗示：以再提要求将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单位给了你工作你要知足感恩等言语给予原告压力，致使本应由被告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与滞纳金，实际上迫使原告来垫付。造成这种法定承担者与实际承担者不一致的错位给付事实，被告是明显的过错方。第四，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代为垫付20531.5元钱款与被告未依法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拒绝给付原告所垫款项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综合上述，该案在社保纠纷过程中产生了民事侵权行为，故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本案已经不能作为纯粹的劳动争议或社保纠纷来给予当事人救济，究其缘由：我国劳动法或社保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保险的民事责任，从而导致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在解决该类垫付事件时陷入两难境遇，毕竟偿还垫付、垫交钱款所对应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返还财产，而非裁决用人单位再重复补缴一次社保费和滞纳金。因而本类型案件需要衔接诉讼程序，确认该类债务纠纷属于法定之债中的侵权之债，通过法院将仲裁时效转化为民事侵权行为的3年诉讼时效，并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垫交的款项。因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其法定义务，不能因为单位长期欠交社保，职工未及时提起仲裁申请而免除单位的此项法定义务，更不因所谓的私下协商、约定而免除。否则，既不利于职工权益的保护和实现，客观上也纵容了用人单位不缴费的违法行为。考虑到案件性质，本案不应当沿用一年仲裁时效的规定，而应当适用侵权之债的三年诉讼时效规定。自2018年4月15日原告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截至原告此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时，仍未超过诉讼时效，并且期间因原告向法院与劳动仲裁部门主张权利而中断时效，重新起算。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防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防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原审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4月16日签订《防城中学聘用工作合同书》，被告聘用原告为其教学后勤岗位。原告与被告又分别于2007年8月1日、2008年7月1日、2009年6月30日签订《防城中学聘用工作合同书》，被告聘用原告为其教学后勤岗位。随后，原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至退休。2014年上半年，因被告的其他职工与被告发生劳动纠纷，原告发现被告在2006年5月到2010年4月期间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经原告强烈要求，被告才于2010年4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由于当时国家尚未放开社会保险补缴政策，被告无法进行补缴，因此,被告于2014年9月30日向原告的银行卡打入了15097.8元作为社会保险补缴费用，让原告自行进行补缴。自2014年起，原告每年都在通过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联系，来关注社会保险政策的动向。2018年国家放开社会保险往前补缴政策，原告分别于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5日向防城港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及滞纳金共计39728.5元（其中：单位金额10245.6元、个人金额4099.2元、滞纳金25383.7元）。另查明，原告为追偿其多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及滞纳金，于2020年6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经依法审理认为原、被告的纠纷，不属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范畴，应由劳动仲裁机构作出仲裁为前置条件。为此，本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桂0603民初10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随后，原告便向防城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防港仲裁委）申请仲裁，防港仲裁委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防劳人仲字第【2020】第307号仲裁决定书，裁决如下：对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于2020年12月3日向本院起诉，请求防城区人民法院支持其如上诉讼请求。本院原审认为，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属于原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行为，故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越民事诉讼时效。本案涉及仲裁前置，尽管原告申请仲裁超过仲裁的时效，但不必然导致其民事诉讼超过民事诉讼时效。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其20531.5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由于政策的原因，造成原、被告没有按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致使原告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滞纳金25383.7元。原告分别于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5日向防城港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及滞纳金共计39728.5元（其中：单位金额10245.6元、个人金额4099.2元、滞纳金25383.7元）。被告已于2014年9月30日向原告的银行卡打入了15097.8元作为补缴社会保险的费用，让原告自行进行补缴。在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15097.8元减去被告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10245.6元，余额为4852.2元，视为冲抵原告所交纳的滞纳金25383.7元的一部分后，原告已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滞纳金为20531.5元（即：25383.7元-4852.2元）。造成原告代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滞纳金20531.5元，虽然存在有一定的政策原因，但不排除原、被告存在有过错。因此，对这20531.5元，由原、被告共同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就本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很难分清过错的大小，故应由原、被告平均承担，即由原、被告各承担20531.5元的50%责任为10265.75元（20531.5元÷2＝10265.75元）。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给原告20531.5元中超出10265.75元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防城港市防城中学偿还给原告廖树珍10265.75元；二、驳回原告廖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防城中学作为聘用方（甲方）与廖树珍作为受聘方（乙方）分别于2006年4月16日、2007年1月1日签订的两份《防城中学聘用工作合同书》第九条均约定：甲方为乙方缴交壹年的教师平安保险（团体）费用，但甲方不为乙方缴交职工养老、失业和大病医疗统筹等其他社会保险费用。双方又分别于2007年8月1日、2008年7月1日、2009年6月30日分别签订的三份《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中学聘用工作合同书》第六条均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的月薪内含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以上费用在月薪中扣除缴纳。再查明，原审判决作出后，防城中学于2021年1月11日向廖树珍转款10265.75元。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廖树珍请求改判防城中学向廖树珍偿还20531.5元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及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本案中，廖树珍于2006年4月16日与防城中学签订劳动合同进入防城中学工作，根据法律规定防城中学即负有为廖树珍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但防城中学未依法履行义务，直至2010年4月起才为廖树珍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因当时政策原因未能为廖树珍办理2006年5月至2010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手续，未能及时补缴虽有政策原因，但根源在于防城中学未依法按时为廖树珍缴纳社会保险费，才导致后来补缴不能，责任在于防城中学。其次，虽然防城中学与廖树珍分别于2006年4月16日、2007年1月1日签订的两份《防城中学聘用工作合同书》第九条均约定防城中学不为廖树珍缴交职工养老、失业和大病医疗统筹等其他社会保险费用，但该条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条款，防城中学不能因此对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后果免责。双方又分别于2007年8月1日、2008年7月1日、2009年6月30日分别签订的三份《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中学聘用工作合同书》第六条均约定：防城中学为廖树珍提供的月薪内含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以上费用在月薪中扣除缴纳。但防城中学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为廖树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属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属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对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加收的款项，缴纳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本案中，防城中学没有按时为廖树珍缴纳社会保险费致使后续未能及时补缴，如前所述责任在于防城中学，因此被加收的滞纳金25383.7元的缴纳义务主体为防城中学，故本院认为产生该笔滞纳金的责任应由防城中学承担。综上，本案中防城中学未按时为廖树珍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后续廖树珍进行补缴养老保险费及缴纳滞纳金共计39728.5元（单位金额10245.6元、个人金额4099.2元、滞纳金25383.7元）。其中，单位金额10245.6元及滞纳金25383.7元，合计35629.3元的缴纳义务主体为防城中学，因廖树珍已代为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故廖树珍有权要求防城中学予以返还。防城中学已于2014年9月30日向廖树珍银行转账15097.8元，因此，现廖树珍请求防城中学偿还代为支付的社保费用和滞纳金20531.5元（35629.3元-15097.8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在作出判决时认为造成原告代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滞纳金虽然存在一定的政策原因，但不排除原、被告存在有过错而作出“一、被告防城港市防城中学偿还给原告廖树珍10265.75元；二、驳回原告廖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本院再审予以纠正。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廖树珍于2018年4月份补缴社保费用并缴纳滞纳金，至廖树珍于2020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防城中学偿还代付款项，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20）桂0603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中学偿还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廖树珍20531.5元。原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再审被申请人防城港市防城中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凌 聪审 判 员  陈飞凤审 判 员  刘 丹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颜倩云书 记 员  冯渝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