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05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昆林，男，196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涵嫣，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灿，女，197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刘灿之夫），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董昆林因与被上诉人刘灿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9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昆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训峰，被上诉人刘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昆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董昆林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刘灿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保全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1．刘灿受让瑞德中心相应登记合伙份额（认缴出资额735927元），但实际出资人、所有人是董昆林，刘灿分文未出。其一，一审遗漏了重大事实认定，即董昆林于2016年1月5日先行向经办人张某某账户支付了141万元，再由张某某于同日向刘灿账户支付735926．67元。其二，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的性质认定存在错误。认为该《情况说明》具有权利确认或处分的法律效果，即不存在其他主要股东另行向刘灿主张委托代持的可能性。2．刘灿除认购50万虚拟股支付40万元之外，另声称向董昆林支付60万元现金明显是虚假陈述。刘灿陈述其曾向董昆林支付过60万元现金，但对于如此巨额的现金，其当庭确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实上也从未支付。根据董昆林在一审中的相关证据，凯美瑞德（苏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开始启动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刘灿实际被公司授予50万虚拟股，认购价格为0．8元/股，后其根据公司邮件通知于2015年11月21日向认缴账户（张某某账户）支付了认购款40万元，凯美公司同日向刘灿发送了40万元认购款的收款确认单，并明确告知刘灿认购的股份将通过苏州夏姆洛克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因此刘灿向张某某账户支付的40万元仅用于认购50万虚拟股。3．本案所涉显示由金某某与刘灿签署的《委托持股协议》，不影响刘灿为董昆林代持相应合伙份额的认定。其一，有关瑞德中心与刘灿之前的除名纠纷，一审法院没有将董昆林已经举证的该案生效判决(2018)苏0591民初697号民事判书作为经市理明的事实，反而将该案审理过程中的诉讼材料引用认定，明显不当。其二，2018年瑞德中心对刘灿作出的除名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并未实质审理本案所涉的董昆林与刘灿间的代持关系，一审法院以刘灿本案陈述与瑞德中心代理人的陈述不一致为由，未予查明本案客观事实。其三，刘灿否认代金某某持有瑞德中心部分合伙份额，董昆林才是刘灿获得其名下全部合伙份额的实际出资人。其四，瑞德中心代理人在之前案件庭审陈述的是其中四分之一系代董昆林持有，而非一审法院所称的“代3个原始股东持有”。一审法院不应将瑞德中心代理人在之前案件中的陈述与董昆林本案陈述不一致作为驳回诉请的理由。4．双方后续退伙结算过程的一系列证据进一步印证刘灿名下另外三分之二合伙份额系董昆林代持的事实。刘灿辞职后，退伙结算过程自始至终仅涉及对刘灿认购50万虚拟股支付40万元而获得洛克中心相应合伙份额转让款的结算，且结算方式和金额刘灿的配偶明确表示“暂时没有问题”，其后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5．刘灿只返还董昆林第一笔转让款140万中130万，第二笔转让款160万不再返还。刘灿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董昆林的上诉请求和事实。1．董昆林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向张某某账户支付141万元，与张某某向刘灿账户支付73万余元之间存在联系。2．一审法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真伪不明时，认定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即使刘灿无法提供60万元的支付凭证，但仅凭剩余12万余元资金的事实，就可否定刘灿在夏姆瑞德中心的出资份额分文未出的主张；董昆林称刘灿在夏姆瑞德中心分文未缴付的主张，也必然是虚假陈述。3．查看（2018）苏0591民初696、697案件的庭审视频，董昆林当庭亲自陈述刘灿是如何在夏姆瑞德中心代持了金某某300万股虚拟股份。4．董昆林提供的一审证据21的微信截图，是经过刻意遮挡的。5．孟某某在夏姆洛克、夏姆瑞德转让协议中的税后净总额为574万余元。董昆林在本案中请求将转让总款扣除87万余元归刘灿所有后的剩余资金全部返还至董昆林，总额为488万余元，而从质证过程得知，刘灿已被骗取130万元。董昆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灿返还份额转让款686884．78元；2．刘灿赔偿利息损失（以686884．78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标准计算）；3．刘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美公司系2013年8月2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昆林（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始股东为一家外资企业；2015年6月2日，股东变更为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冯某某、董昆林；2015年11月11日，股东变更为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冯某某、董昆林、苏州夏姆森德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德中心）、瑞德中心、苏州夏姆洛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洛克中心）。2016年4月19日，凯美公司的性质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瑞德中心系2015年8月20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尼普顿公司，原始合伙人为董昆林、阚某、冯某某、米普顿公司。2016年1月8日新增刘灿等5名合伙人，共计9名合伙人；此后合伙人登记经过多次变更，目前合伙人有7名，其中董昆林出资比例为44．1963%、刘灿的出资比例为9．069%。尼普顿公司系2015年7月1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董昆林。刘灿与董昆林均确认董昆林系凯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昆林的妻子与刘灿的丈夫的系姐弟关系。2015年12月9日，董昆林向刘灿发送电子邮件，称“已和斌总说好，提醒有空请联系斌总签署代持文档事宜，三份你保留两份；老余、孔某某的快递也给她约你签，谢谢。”董昆林与刘灿均确认邮件中的“斌总”系董昆林的朋友张某2。刘灿主张董昆林要求其与张某2签署持股协议，由于当时刘灿不懂代持股的意思，所以按照董昆林的主张与张某2签署了一式三份代持股协议，协议是张某2草拟并提供的，刘灿当时并未注意载明的实际出资人是谁。协议签署后，刘灿拿走其中2份，并按董昆林要求全部交付给了董昆林，现在依然在董昆林处掌控，但实际刘灿并未代持任何人的合伙份额。董昆林主张当时本拟安排张某2出资，刘灿代张某2持股，但后来并未按照此计划实际履行，而是由董昆林出资，刘灿代董昆林持股。2016年1月5日，冯某某、董昆林、阚某分别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刘灿签署3份《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约定双方经友好协商，冯某某将其在瑞德中心的出资份额44．7805万元以44．7805万元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刘灿；董昆林将其在瑞德中心的出资份额16．8276万元以16．8276万元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刘灿；阚某将其在瑞德中心的出资份额11．9846万元以11．9846万元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刘灿；受让方刘灿于2016年1月31日前将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出让方。同日，瑞德中心作出《瑞德中心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普通合伙人董昆林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额467．6482万元中的109．0054万元转让给刘灿、嘉兴朱雀北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冕企业），其中刘灿受让份额为1．8565%，受让出资额16．8276万元，受让价格为16．8276万元；有限合伙人阚某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额204．02万元中的159．3703万元转让给刘灿、孟某某等4人，其中转给刘灿11．9846万元，转让价款为11．9846万元，对应份额1．3222%；有限合伙人冯某某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204．02万元中的44．7805万元，对应份额4．9404%，转让给刘灿。瑞德中心的全部原合伙人及受让方在协议后附的签字页上签字。同日，凯美公司员工崔磊向刘灿发送电子邮件称，公司今日启动瑞德中心合伙人资金转账事宜，公司今日从张某某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向刘灿工资卡汇入735926．67元。请您收到上述款项后拆分为3笔分别汇出，将119846．07元汇入阚某账户；将447804．82元汇入冯某某账户；将168275．78元汇入董昆林账户。2016年1月5日，张某某向刘灿、孟某某等5位同期受让瑞德中心合伙份额的新合伙人打款，其中支付给刘灿的金额是735926．67元。2016年1月20日，刘灿将447804．82元打入冯某某账户；2016年5月10日，刘灿将119846．07元打给阚某账户，将168275．78元打入董昆林账户。2016年1月29日，除北冕企业外的8名合伙人签署了《瑞德中心补充合伙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的目的是通过出资并持股凯美公司的方式，实现本合伙企业及全体合伙人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本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出资的认缴出资、实缴出资金额及出资期限以本补充合伙协议为准，如有入伙、退伙或出资份额转让的，应签署新的《合伙人出资名册》。其中，刘灿的出资金额为735927元，董昆林的出资金额为3586410元。2017年8月15日，刘灿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孟某某、丙方（执行事务合伙人）董昆林签订《合伙企业退伙及激励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退伙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因个人身体原因向凯美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其派驻的工作单位主动申请离职。甲方在任职期间，工作良好，无违章行为。乙方根据瑞德中心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丙方提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全部激励出资份额。甲乙双方协商后，共同向丙方提出申请。丙方同意甲乙双方关于份额转让的申请。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转让的合伙企业出资份额。按照《补充合伙协议》的约定，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从公司离职，均应从合伙企业退伙。乙方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之一，符合约定的受让主体资格。经甲乙双方自愿协商，甲方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735926．27元的出资份额按照5038290．41元对价向乙方转让。甲方因转让上述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印花税等税费共计862488元，由甲方承担，乙方从税前价款中扣除并代为申报缴纳。乙方实际支付甲方扣税后的净额为4175802．41元，分两次支付。首次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支付140万元。第二次支付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前，支付160万元，第三次支付时间为工商变更登记后续办结后15日内，支付尾款1175802．41元。丙方对此方式予以同意。2017年8月30日，孟某某向刘灿支付140万元；2017年9月4日支付160万元，共计支付300万元。刘灿主张上述两笔款项，根据苏州仲裁委员会（2018）苏仲裁字第555号裁决书、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民特95号的民事裁定书内容，只有280万瑞德中心的退伙转让款，2017年9月4日的160万中还有20万系洛克中心的退伙转让款，董昆林对此予以确认。2017年9月6日，瑞德中心及董昆林向刘灿出具函件称，瑞德中心已于2017年7月31日收到刘灿的退伙申请，清算手续已按约定启动。董昆林在此确认刘灿在出任瑞德中心合伙人期间没有违反过约定。董昆林保证并承诺在退伙手续工商变更完成后，刘灿不再持有瑞德中心份额，也不存在任何代他人持有合伙份额的情况。退伙手续办理完毕后，未来如发生与上述保证不符的相关民事或经营纠纷，由董昆林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2018年3月19日，董昆林、工商登记经办人崔磊向刘灿出具《关于刘灿持有的合伙份额及相应出资的说明》，称张某某尾号3926的招商银行卡曾作为凯美公司搭建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瑞德中心、洛克中心使用。2015年12月1日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刘灿转账275972．03元，2016年1月5日转账735926．67元。刘灿收到上述两笔款项后，分别于2015年12月6日汇出275972．03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阚某账户，作为洛克中心份额对价。于2016年1月20日汇出447804．82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冯某某账户；于2016年5月10日汇出119846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阚某账户，汇出168275．78元至合伙份额出让人董昆林账户，作为其受让瑞德中心合伙份额的对价。上述几笔资金均由凯美公司主要股东为搭建合伙平台设立，并非刘灿受让其相应合伙份额的真实出资。为证明刘灿持有瑞德中心的合伙份额并非代董昆林持有，董昆林在本案中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刘灿提交了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的（2018）苏0591民初696、69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委托持股协议》、（2019）苏05民特95号民事裁定书、（2018）苏0591民初697号瑞德中心代理词、上诉状、证据目录为证。庭审笔录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6日，孟某某已按照《退股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刘灿支付第一、二笔共计300万元的份额转让款，刘灿以孟某某尚未支付完毕洛克中心的退伙转让款为由，拒绝配合办理瑞德中心的工商变更登记，瑞德中心以此为由作出决议将其除名。瑞德中心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称，刘灿在瑞德中心持有的份额对应凯美公司400万元虚拟股份，每股0．8元，刘灿应出资320万元，但实际并未付款。刘灿持有的400万虚拟股实际分别是代金某某持有300万股，代3个原始股东持有100万股。在刘灿诉瑞德中心除名纠纷一案中，瑞德中心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3包括一份2015年12月9日，金某某作为甲方（实际出资人）与乙方（名义持有人）刘灿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内容为甲方自愿向瑞德中心以150万元购买6．0893%的出资份额，合伙企业作为凯美公司的股东持股平台，持有凯美公司29．5%的股权份额，甲方通过瑞德中心间接持有凯美公司1．7963%的股权。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在合伙企业持有出资份额的名义持有人，待甲方持有出资份额并代为行使合伙人权利。乙方作为显名出资人并未对合伙企业实际投入任何等价资本金。乙方对合伙人权益不享有任何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落款处有金某某和刘灿签字，刘灿在该案庭审中主张该协议中刘灿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对协议真实性不认可。代理词和证据目录显示，瑞德中心主张刘灿持有的400万虚拟股中，有300万系代金某某持有，100万系代董昆林持有。上诉状显示，瑞德中心主张刘灿应付出资320万元，实际付款0元，违反合伙企业法，瑞德中心有权对其除名。董昆林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瑞德中心之所以在该案中主张刘灿由3/4的份额是代金某某持有，是因为金某某向瑞德公司提供了代持协议，但由于刘灿不认可该协议真实性，且刘灿受让瑞德中心的全部转让款来源都是董昆林，所以本案中董昆林主张刘灿持有的瑞德中心全部份额都是代董昆林持有。本案庭审中，刘灿再次表态瑞德中心在苏州的诉讼中提交的《委托持股协议》中刘灿的签字肯定不是其本人所签。当时其与张某2签署的代持股协议中载明的实际出资人是谁，刘灿并未注意。为证明刘灿持有的瑞德中心份额有部分系代董昆林持有，董昆林提交了冯某某、阚某、尼普顿公司出具的《关于刘灿代持相关合伙份额的说明》。该说明载明，瑞德中心、洛克中心均系凯美公司主要股东董坤林、冯某某、阚某为搭建员工持股平台设立，其中瑞德中心的原始合伙人系董昆林、冯某某、阚某三人，以及尼普顿公司。阚某、冯某某、尼普顿公司一致确认刘灿系董昆林妻弟配偶，董昆林委托其持有的合伙份额（除刘灿本人自行认购的50万虚拟股权对应份额外），受托代持的实际出资均来源于董昆林。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尼普顿公司并未到庭作证，刘灿对该说明形式真实性认可，内容真实性不认可，主张上述三方与董昆林均存在利害关系。另查一，2017年12月31日，瑞德中心作出《瑞德中心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议称决定对有限合伙人刘灿除名，并同意将刘灿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孟某某……刘灿的出资额为73．5927万元，同意刘灿将其出资以73．5927万元（税前）的价格转让给有限合伙人孟某某……同意有限合伙人汤爽廷将其持有的合伙出资2．76万元以191214．25万元（税前）的价格转让给有限合伙人孟某某……。落款处仅有董昆林、阚某、冯某某、孟某某签字及尼普顿公司、瑞德中心的公章。2019年3月26日，瑞德中心再次做出《瑞德中心合伙企业变更决议》称刘灿于2017年7月31日从凯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速达客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速达客公司）离职，2017年8月15日与孟某某签署了《退伙转让协议》。协议签署后，刘灿未配合工商变更登记，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决议对其除名……除名后，将刘灿的合伙份额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转让给合伙人董昆林。落款处有董昆林、尼普顿公司、阚某等3名合伙人的签章。董昆林与刘灿均确认上述两份合伙决议已经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为无效。另查二，诉讼中董昆林、刘灿均确认孟某某仅在2017年向刘灿支付瑞德中心退伙转让款280万元，后来未再付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电子邮件、银行流水、合伙决议、《出资份额转让协议》、《退伙转让协议》、函件、说明、《关于刘灿持有的合伙份额及相应出资的说明》、庭审笔录、《委托持股协议》、代理词、上诉状、民事裁定书、证据目录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董昆林主张刘灿在瑞德中心曾经持有的全部份额均系代董昆林持有，故应把退伙时转让全部份额所得4175802．41元及利息损失赔付给董昆林，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代持关系。董昆林、刘灿均确认双方并未签署过书面代持协议，董昆林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灿曾确认其在瑞德中心的份额系代董昆林持有。现董昆林主张刘灿代其持有全部份额，但仅能提供张某某向刘灿支付合伙份额受让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并主张张某某的付款行为系基于董昆林的安排，拟以此证明董昆林的实际出资行为。但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可知，张某某不仅向刘灿支付了合伙份额的全部受让款，还对同一时期的其他4位新增合伙人转让了合伙份额受让款，董昆林也曾确认张某某的银行卡曾作为凯美公司搭建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瑞德中心、瑞德中心使用，张某某转给刘灿的合伙份额受让款均由凯美公司主要股东为搭建合伙平台设立，并非刘灿受让其相应合伙份额的真实出资，故董昆林以此主张自己是实际出资人的观点，该院不予采信。董昆林提交的阚某、冯某某、尼普顿的情况说明应为证人证言，但证人并未出庭，且三人与董昆林亦存在利害关系，故该院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此外，瑞德中心在此前与刘灿的除名纠纷中，曾经主动提交刘灿与金某某的《委托持股协议》，并主张刘灿持有的瑞德中心的份额中有3/4系代金某某持有，还有1/4的份额也曾作出系代3位原始股东持有的陈述，与本案董昆林的主张不一致。故董昆林要求刘灿返还份额转让款、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董昆林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1《金某某出具的》。证明刘灿在一审中声称在斌总处曾经签署过《委托代持协议》，金某某出具的说明确认系其与刘灿签署过《委托代持协议》；刘灿否认在该协议上的签名，完全是虚假陈述，可通过笔迹鉴定鉴别真伪；金某某确认未实际出资，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证据2《苏州仲裁委员会（2018）苏仲裁字第0555号裁决书及刘灿在该案中的举证材料和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刘灿在之前与孟某某的仲裁案件中曾举证称在其收到孟某某140万元款项后根据董昆林的要求转交至其指定人账户130万元，这是除董昆林直接与其结算应得退伙款项金额之外，双方存在委托代持关系又一明证，若不是刘灿明知其转让登记在其名下证的合伙份额包括了董昆林的权益，其怎么可能将收到的合伙份额转让价款按董昆林指令转付至其指定账户。其二，印证了刘灿明知其转让登记在其名下的合伙份额包括了董昆林委托其代持的份额。证据3《公司登记机关有关夏姆洛克、夏姆端德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刘灿与孟某某之间有关夏姆洛克、夏姆姆瑞德相应份额的转让，于2021年2月18日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刘灿已经实际取得与孟某某转让协议约定的办理工商登记前所需支付的转让款。对于董昆林提交的上述证据，刘灿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刘灿签名的两份协议在强光下看无法重合，没有办法证明是刘灿签名，董昆林提交的该证据第七页签字页有页码，与刘灿手中材料不一致。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刘灿没有实际收到孟某某的所有资金。董昆林申请证人阚某出庭作证，阚某出庭陈述称，其现为凯美公司股东，任运营副总裁。阚某和董昆林、冯某某是最原始的创始股东，股改之前是其三人持股，除了员工激励机制外剩余的股份归其三人所有，刘灿50万股份之外剩余的股份是代持董昆林的部分。董昆林对于阚某的证言表示认可，认为阚某的证言证明董昆林一审中提交《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董昆林、阚某、冯某某是原始股东，被激励的股东有实际出资的获得虚拟股，没有实际出资的权利属于原始股东。刘灿对于阚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刘灿和董昆林均未向阚某支付90万元剩余款项，因此阚某所称刘灿实际出资款来源于董昆林是虚假陈述。董昆林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出庭陈述称，其现为凯美公司人事部负责人，2015年其向刘灿发送股权激励通知，刘灿是50万股，当时认购价是0．8元。刘灿退伙时陈某根据公司要求计算了退伙价格，退的时候按照40万计算，30%按照2元（一股）退，70%按照10%的利息标准退。董昆林对于陈某的证言表示认可，称刘灿名下三分之二的股权系代持，刘灿对于40万元买的是什么自始至终都很清楚。刘灿对于陈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陈某所主张的金额与董昆林的证据显示金额以及董昆林向法庭主张的金额均不一致。刘灿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1《饶伟与董昆林2017年9月5日至9月7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灿只知道曾经与张某2签订代持协议，并不知晓还代持董昆林的合伙份额。董昆林也明确表示刘灿没有代持任何人的合伙份额。证据2《饶伟与董昆林2017年9月8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刘灿都认为配合董昆林资金倒账的目的，是在善意帮助董昆林控股的企业能成功上市，避免因刘灿离职退伙而带来的不必要麻烦。证据中提到的“配合后续事宜，不是应尽义务”已经表明刘灿当时就件明确认为配合资金倒账的行为与代持董昆林合伙份额的主张无关。证据3《饶伟与董昆林2017年9月8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微信截图，是饶伟与董昆林所有谈话记录的最后一段，谈话内容依旧是围绕着刘灿代持张某2股份，擅自转让张某2追讨的情形，整个过程董昆林都没有提及其刘灿名下份额包含自身权益。由此可以证明，从刘灿加入合伙企业到退伙，再至引起纠纷，都不知道代持了董昆林的合伙份额。对于刘灿的上述证据，董昆林发表质证意见，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刘灿没有和张某2签署代持协议，是和金某某签署代持协议，刘灿明知其并非基于实际出资获得相应份额。认可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经查，董坤林所提交的证据1，属于案外人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说明，应属于证人证言性质。因该《情况说明》的提供者未能到庭接受当事人及法庭询问，该情况说明证明力明显不足。同时，董坤林所提交《情况说明》也不符合新证据的行使构成要件。关于董坤林所提交的证据2，相关内容也与本案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且不符合新证据形式要件。关于董坤林所提交证据3，证据内容与董坤林所主张的待证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同样不符合新证据形式要件。对董坤林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阚某、陈某对涉案事实的陈述，均无旁证可以证明。在刘灿质证否认证言真实性的状态下，本院对该证言无法采信。刘灿所提交的证据，亦不符合新证据形式要件。相关证据均为饶伟与董昆林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聊天记录内容，本院不能直接确认刘灿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对刘灿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董坤林上诉主张刘灿受让瑞德中心相应登记合伙份额（认缴出资额735927元）的实际出资人及所有人是董坤林，刘灿分文未出。而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董昆林、刘灿均确认双方并未签署过书面代持协议，董昆林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灿曾确认其在瑞德中心的份额系代董昆林持有。董坤林坚持认为系刘灿代其持有全部份额，提供张某某向刘灿支付合伙份额受让款的银行转账记录。但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张某某转账行为涉及多个主体，且张某某的银行卡存在由其他主体使用的情况。董坤林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董坤林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的性质认定存在错误，未能提交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其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董坤林上诉提出刘灿在一审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行为、金某某与刘灿签署的《委托持股协议》不影响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后续退伙结算过程等可以证明刘灿名下另外三分之二合伙份额系董昆林代持的事实及还款的问题。该上诉主张具有推测的内容，并无证据予以支持。对董坤林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董昆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206元，由董昆林负担（已交纳20103元，剩余2010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0206元，由董昆林负担（已交纳20103元，剩余2010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贾宇飞法官助理 甘义军书 记 员 杨艳娇书 记 员 刁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