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终2028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毛某，女，1971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凤筹，江苏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婷，江苏恒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94年5月5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炳秋，江苏众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靖江市滨江新城区。法定代表人：徐玉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超超，江苏江豪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炼，江苏江豪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靖江市人民政府靖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靖江市迎宾东路。负责人：陆铭，该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峰，江苏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麟，江苏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某2，男，1971年3月11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上诉人毛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公司）、原审第三人靖江市人民政府靖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靖城街道办）、张某2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5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1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张某1不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当事人，协议上张某1的名字、协议下方说明及签名是在毛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添加的，毛某对此不予认可。2.离婚协议中只是房屋登记到张某1名下的约定，并没有将房屋产权赠与给张某1的意思。二、一审判决排除适用合同法错误。1.离婚协议没有对案涉房产进行处分，拆迁房屋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约定不构成赠与合同关系。2014年9月9日的协议明确约定房屋产权归张某1所有，但该协议是离婚之后的约定，与婚姻无关，可以适用合同法。2.一审判决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条款不能剥离出来作为财产约定看待而单独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条款，并据此排除对合同法的适用，是对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的错误理解。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在原合同法第二条基础上增加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即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赠与的问题，在民法典实施前无明确规定的，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处理。3.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错误。离婚协议只对离婚双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张某1没有权利基于离婚协议要求毛某履行。三、毛某撤销赠与给张某1的安置房屋、补偿款的行为于法有据，合乎情理。张某1对自己的母亲谈不上尊敬，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在公开场合肆意辱骂，对毛某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因此无论基于赠与人的法定权利，还是基于受赠人的错误行为，毛某都有权行使赠与撤销权，一审判决是对公序良俗的挑战。四、毛某系一审第三人，张某1要求滨江公司履行交付义务，毛某只承担协助义务，毛某不是担责主体，不应承担诉讼费用。张某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滨江公司辩称：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没有异议，在毛某与张某1就案涉房屋处置达成一致后我方仍然继续按照原来协议履行相应义务。靖城街道办述称：一审判决对有关靖城街道办的事实认定和判决内容正确且符合法律规定。张某2未陈述意见。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滨江公司立即将坐落于靖江市的两套拆迁安置房交付给张某1；2.靖城街道办、张某2、毛某对滨江公司的上述交付义务履行协助义务，均不得阻挠；3.本案诉讼费由滨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5日，滨江公司与靖城街道办、靖江市城中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委托协议书一份，约定滨江公司将其经过批准的滨江新城土地前期开发涉及的虹兴社区3组房屋拆迁事宜委托靖城街道办、靖江市城中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实施（包括对被拆迁户的补偿、安置等一切与拆迁相关的事项），拆迁时间自2014年5月4日至2014年8月31日。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0日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抬头处载明：“甲方：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靖江市城中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靖江市国友房屋拆迁实施有限公司，乙方：毛某（张某1）联系电话：138××××8861（张某2），因靖江市虹兴3组地块前期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需要，涉及乙方房屋及附属物需要拆迁，经甲、乙、委托代理人三方共同协商，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如下：”，该协议约定：拆迁补偿费合计1649260元，安置B型房两套、C型房一套，应预收安置房款合计672000元，拆迁补偿费与应预收安置房款相抵算，甲方应支付乙方977260元，盛某、朱某系经办人，安置房价格按层次差系数在交付使用时进行结算，多退少补等，滨江公司、靖江市城中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靖江市国友房屋拆迁实施有限公司在该协议落款处甲方栏加盖印章，乙方栏有毛某、张某2、张某1签名；该协议下方粘贴有打印的“说明”，内容为：“该户与拆迁协议签订后离婚，补偿款归儿子张某1，三套房子中两套B型房归儿子张某1，一套C型房归户主毛某。故由张某1签字结算。”，该“说明”后方有盛某、朱某签名。2014年8月26日，毛某与张某2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自愿离婚，位于靖江市虹兴村三组紫兴三圩某号两间三层楼房，因现已拆迁所得房屋补偿，相关补偿安置由张某2办理，在扣除拆迁所得套房款后，所余现金毛某无条件把余款转存至儿子张某1名下，由张某2负责监管至儿子成家为止，所拆迁得到的套房户名必须更名至儿子张某1名下（女方无条件配合变更户名手续），拆迁所得套房，其中毛某只有面积最小一套（毛坯房）的居住权，毛某名下共同存款壹佰万元归毛某所有等。毛某与张某2于同日在靖江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2014年9月9日，张某2与毛某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于2014年8月26日在靖江市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原在靖江市拥有两间三层楼房，因城市规划建设需要，2014年7月20日张某2、毛某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现双方就拆迁安置房及补偿金处置事宜经充分协商达成本协议：一、拆迁安置房中的一套C型房（面积约100平方米的毛坯房）的产权归毛某所有、使用，该房在交付时由毛某直接领取。二、其余拆迁安置房的产权归儿子张某1所有，户名自双方达成本协议之日变更至儿子张某1名下，房屋交付时由儿子张某1直接领取。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扣除上述安置房的购房应付款后的剩余补偿款，全部归儿子张某1所有，双方一致同意授权儿子张某1直接领取该补偿款。四、本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无任何胁迫、欺诈、威胁情节，为不可撤销之协议。五、本协议一式五份，双方各执一份，其余三份分别提交滨江公司、靖江市城中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靖江市国友房屋拆迁实施有限公司备案存档，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该协议书下方有见证人盛某、朱某签名。2019年10月，经靖城街道办通知，张某1择取靖江市安置房两套，毛某择取靖江市紫兴小区2幢一单元某室安置房一套，上述三套房屋均已满足交付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毛某能否撤销对张某1案涉房屋的赠与，张某1是否有权要求滨江公司交付案涉房屋。关于毛某能否撤销对张某1案涉房屋的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排除适用合同法，是因为婚姻、收养、监护等协议的约定内容直接牵涉到身份关系的变动，而身份关系的变动对当事人的影响甚大，法律应更加慎重处理，不能像对待财产关系的变动一样给予当事人更大的处分自由。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屋等共同财产赠与子女,貌似纯粹的财产处分,实质牵涉到婚姻关系存续、子女抚养等人身关系,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考虑的往往不是抚养义务的履行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各种复杂的情感上或经济上的需求，弥补离婚对子女所带来的身心伤害、为子女未来婚嫁立业提前作出安排等,作出此类财产安排的背后往往是各种复杂的情感、伦理、经济动因的综合考量,与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子女财产不同,故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条款不能剥离出来作为财产约定来看待并进而单独适用合同法有关赠与的规定，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毛某与张某2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拆迁所得套房户名必须更名至儿子张某1名下（毛某无条件配合变更户名手续），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动机的目的赠与行为，是双方离婚协议的一部分，与离婚协议的其他内容不可分割，具有身份关系属性，该种赠与行为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鉴于自愿离婚协议书主要是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设定，这种发生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间有目的的赠与，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属一项诺成性的约定，在双方婚姻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的情况下，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实现，该赠与行为依法不能随意撤销，且毛某并未在法定期间内对财产分割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亦未举证证明与张某2在约定房产赠与条款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其与张某2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毛某与张某2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双方权衡利益、考量利弊后，围绕婚姻关系解除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机，各项内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在毛某与张某2离婚后，毛某以赠与财产权利尚未转移为由申请撤销自愿离婚协议书中涉及对张某1房屋的赠与，不予支持。关于张某1是否有权要求滨江公司交付案涉房屋。滨江公司系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靖城街道办受滨江公司委托实施虹兴社区3组房屋拆迁事宜，其与张某1及毛某、张某2之间就本案所涉纠纷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滨江公司、靖城街道办及其相关经办人员在本案中的陈述相较于张某1及毛某、张某2更为可信。根据滨江公司、靖城街道办的陈述，结合毛某与张某2于2014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应当认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下方粘贴的“说明”，系在毛某、张某2达成上述协议书后，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经办人员盛某、朱某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打印并粘贴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下方的，之后由盛某、朱某及张某1分别在“说明”的后方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落款处的乙方栏签名，且当时毛某、张某2均在场，现滨江公司认可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相对方是毛某、张某2、张某1，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下方粘贴的“说明”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亦予以认可，故应当认定张某1已成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之一，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下方粘贴的“说明”内容系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一部分。据此，根据滨江公司与毛某、张某2、张某1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约定，三套安置房中的两套B型房归张某1，一套C型房归毛某，由张某1签字结算，现张某1作为该协议的当事人有权基于上述约定要求滨江公司向其交付相应安置房，毛某、张某2负有协助义务。滨江公司向张某1交付安置房时，张某1应与滨江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结算。根据滨江公司与靖城街道办签订的拆迁委托协议书，靖城街道办受滨江公司的委托实施虹兴社区3组房屋拆迁事宜，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靖城街道办没有向张某1交付安置房的义务，故张某1要求靖城街道办履行协助交付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靖江市滨江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某1交付位于靖江市安置房两套，毛某、张某2负有协助义务；二、驳回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张某1负担4900元，毛某负担4900元。张某1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一审法院退回4900元，毛某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4900元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某，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引起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变化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故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2014年8月26日，毛某与张某2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所拆迁得到的套房户名必须更名至儿子张某1名下”。毛某主张房屋更名至张某1名下并无将房屋产权赠与张某1的意思表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一般而言，房屋登记在谁名下，房屋所有权即归谁所有。毛某的上述主张，既不符合一般大众认知，也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应当认定毛某与张某2协议离婚时约定拆迁安置房归张某1所有。离婚协议是毛某、张某2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张某1并未在离婚协议上确认接受赠与，因此，毛某、张某2和张某1之间并不构成赠与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不适用于本案。毛某、张某2在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与张某1的意思表示，实际是赠与人为换取另一方同意协议离婚而承诺履行的义务，该义务的特殊之处在于，赠与人的给付房屋义务不向离婚协议相对方履行，而是按约定向协议外第三人履行。在相对方已经按约定与赠与人协议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形下，赠与人也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给付房屋的义务。毛某要求撤销赠与，违反了离婚协议约定，本院不予支持。毛某、张某2离婚后，又于2014年9月9日达成协议，对离婚协议中涉及的拆迁安置房归属进行了变更。张某1依据该协议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乙方”处签名，成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当事人之一。在滨江公司未交付房屋时，张某1有权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要求滨江公司履行交付义务。毛某提出其对张某1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名不知情，但2014年9月9日协议的见证人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说明”部分的见证人相某，毛某和张某1也按照约定分别择取了安置房屋，说明毛某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加上张某1的名字是知情且认可的。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毛某分担部分诉讼费，不违反上述规定。综上所述，毛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毛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志军审 判 员 于 焱审 判 员 缪翠玲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丁 琴书 记 员 朱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