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43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山，男，1961年6月25日生，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吉林迪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斌，吉林昆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延生，男，1950年2月1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宽城区浙江路1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秀山因与被上诉人陈延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吉0192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秀山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吉0192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二、判令陈延生返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利息起算日期从王秀山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本息时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一、二审诉讼费由协议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陈延生并不是长春市铭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延生捏造事实，虚假陈述1997年4月4日，长春一汽四环集团有限公司设立长春一汽四环顺达汽车零件厂，是厂办的集体制企业，上诉人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8月10日，在上诉人的主持下进行了改制，2008年4月14日，铭泰公司成立，注册资金只有30万元，是上诉人投入大量资金处理的原企业改革遗留事项及后续发生的费用。成立时，上诉人借用被上诉人的名称作为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12月14日，变更为上诉人，该公司为上诉人的独资公司。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出资投入到该公司资本，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一份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6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系刘星（证人刘玉坤的女儿）起诉上诉人要求分割铭泰公司拆迁补偿款的析产案件，被上诉人不是作为实际控制人参加诉讼，而是作为证人参加诉讼，并认可刘星应分得铭泰公司50%的补偿款。刘星在起诉中证明2009年上诉人取得铭泰公司全部股权，是铭泰公司的负责人。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也承认铭泰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如果被上诉人是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不应作为该案的证人，而是作为该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来抗辩刘星的主张符合常理。（二）被上诉人从未出借给铭泰公司300万元。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出示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出借给铭泰公司300万元，被上诉人仅提交了由其自已书写的一份《证明》复印件。该份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只能是被上诉人的陈述和辩解。该份《证明》和董锐的证言证明借款时间发生在2016年，这与被上诉人在2021年4月27日答辩意见陈述的时间（是发生在2017年）相互矛盾，更何况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用何种方式出借资金30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陈述出借给铭泰公司300万元是不成立的。（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其他钱款往来”，从而排除2018年3月3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借款50万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为了证明自己出借给上诉人借款仅提供了一份2013年10月29日，金额为20万元的借款单，甚至还把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期间，汇给上诉人儿子王太莹，共计14.7万元转账凭证都提供出来用于证明上诉人向其借款，并向法庭陈述自己“之前有借条，但时间长了找不到了，本次庭审不能提供”，来搪塞法庭。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举证不能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更何况2017年12月28日，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100万元，足以偿还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数额。（四）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和其他人之间有诉讼，从而不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是错误的。（2019）吉0106民初948号民事判决书中刘星的陈述能证明，被上诉人与铭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也不是铭泰公司的职工。上诉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诉讼与本案无关。刘玉坤的证言也能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处于朋友关系，被上诉人多次帮助上诉人，上诉人出于答谢，2017年12月28日，一次性转给被上诉人100万元，2017年12月份之前的双方往来已经结清。本案审理的是2018年3月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50万元，由于双方关系好，上诉人没有问其任何借款事由就借给被上诉人50万元，也没有要求其出具借据。被上诉人必须提供从2018年1月1日以后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其还有其它往来款项，才能抵销该笔借款。被上诉人在本次开庭中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被上诉人依法应返还借款50万元。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5条的规定，存在漏审漏判，并且采信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在一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都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都直接或间接与上诉人有纠纷，因此其证明效力低。一审庭审后，上诉人针对开庭笔录，向主审法官递交了补充辩论意见，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质疑并未重新组织庭审进行调查，而是在事实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草草了事，作出判决。三、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导致适用法律存在错误。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裁判。陈延生二审辩称，一、陈延生为铭泰公司实际控制人；二、王秀山同时对铭泰公司多位员工提起诉讼不符合常理；三、王秀山向陈延生借款300万元的事实存在。四、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不存在剥夺上诉人知情权，陈延生提供的证据形式是合法有效的。王秀山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1.判令陈延生给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5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延生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3日，王秀山向陈延生尾号1308账户转入50万元；王秀山称：陈延生没有说明借款的理由，该50万元是王秀山个人资金，双方口头约定2020年之前偿还，因为关系好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也没有收条等凭证。现王秀山据此转账凭证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诉至法院。王秀山出示2017年12月18日转账给陈延生100万元的银行凭证，证实之前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案涉50万元为新的借款。另查明：自2021年2月，王秀山分别在长春市辖区内多家法院起诉董锐、孙岩、刘玉坤、安波、陈延生、杨丽艳，以不当得利或民间借贷为由要求对方返还款项。上述部分案件起诉状及转款凭证记载：王秀山于2018年3月12日向杨丽艳汇款48万元、于2018年1月-3月向孙岩汇款40万元、于2018年1月-3月向董锐汇款116.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延生提供的相应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其他钱款往来；特别是王秀山在2018年3月这同一时间段向同一单位员工多次大额汇款，又在2021年初起诉返还（返还理由又有不同）；与正常的借贷行为并不相符。故王秀山应进一步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王秀山未能充分证明此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秀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王秀山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09年12月14日铭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延生变更为王秀山。本院认为，王秀山主张2018年3月3日向陈延生转款50万元系陈延生向其借款，而陈延生否认向王秀山借款，并抗辩称该款项与2017年12月18日转款100万元均是王秀山的借款还款，并非形成新的借贷关系。王秀山认可曾向陈延生借款及铭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下发后向陈延生偿还借款，并主张2017年12月18日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陈延生对此予以否认，结合双方没有对借贷进行结算确认及王秀山在案涉时间段向铭泰公司多名员工多次大额汇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没有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证明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的情况下，王秀山应进一步就50万元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王秀山要求陈延生偿还借款，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驳回王秀山的诉讼请求正确。原审法院在王秀山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不存在漏审漏判、未重新开庭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综上，王秀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王秀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素香审判员  梁 明审判员  杨 洋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郑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