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6民终15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福清华发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融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1569298390P。法定代表人：施学顺，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华源发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光路15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12037082H。法定代表人：施学顺，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华发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吴宅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89027904L。法定代表人：施学顺，董事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壮，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成思，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梅岭街道世纪大道888号晋江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3幢B座B23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759395861Q。法定代表人：李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皓伦，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施学顺，男，1950年10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上诉人福清华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清华发公司”）、上诉人厦门华源发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华源发公司”）、上诉人福建华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华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臣公司”）、原审被告施学顺财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闽0681民初4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理臣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判令理臣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理臣公司并非《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理臣公司与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理臣公司无权作为本案原告主张权利。一审判决存在程序错误，应改判驳回理臣公司的起诉。（一）《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可以证明，合同主体是施学顺和连广芽个人，理臣公司并非合同主体。首先，合同首部已载明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施学顺（甲方）和连广芽（乙方），理臣公司不属于案涉协议的签订主体，案涉协议的条款上亦未注明理臣公司的任何信息。其次，根据《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约定，连广芽向施学顺名下的标的公司提供财务整理服务，施学顺向连广芽支付300万元的费用。在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施学顺也仅是向个人账户支付合同费用，从未向理臣公司支付费用，理臣公司也从未开具过发票。（二）连广芽没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一审中也未出庭作证，《说明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理臣公司为《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缺乏依据。首先，理臣公司并未提供与连广芽之前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书或其他任何书面委托材料，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并且，施学顺和连广芽的合同关系在2019年10月18日就已经终止，而连广芽在合同终止后的2020年3月23日单方出具的《说明函》显然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其次，一审过程中，连广芽并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说明函》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连广芽为《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连广芽没有当庭确认《说明函》的真实性，或者否认与理臣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那么本案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且直接损害连广芽的利益。二、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不是《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并非本案适格被告。首先，《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首部和签章处并均没有出现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的名称，施学顺不符合履行职务行为的基本特征。其次，从《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内容上看，合同第一段写道“乙方为甲方的福清华发包装有限公司、厦门华源发纸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华发包装有限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并且，合同中将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一并简称为“标的公司”，说明三家公司只是财务整理服务的对象，而非《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第三，从《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费用约定和支付行为上看，合同中约定甲方施学顺应当支付的费用，并未约定三家公司分别应支付的费用。并且，全部的300余万元的合同款项均系从施学顺的个人账户中支付，三家公司从未支付任何费用。最后，从交易习惯上看，福建华发公司与理臣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理臣公司为福建华发公司提供上市咨询服务。由此可见，双方对于公司行为和个人行为有明确的区分和安排，对于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双方会安排公司签订合同，而非以个人名义签订。因此，《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是施学顺个人聘请连广芽为三家公司进行财务整理，三家公司只是财务整理服务的对象，而非《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三、一审法院判决应由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向理臣公司支付82.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财物整理服务协议书》的约定，乙方应完成40个月（即2014年12月至2018年3月）的账务整理和构建工作。甲方应向乙方支付300万元的费用，即乙方的收费标准为：每整理一个月的账务可获得7.5万元的报酬。因案涉项目无法如期上市，在《财物整理服务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届满后，连广芽继续提供理账服务。对于继续提供理账服务的费用标准，双方没有另行签订书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在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且未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参考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因此，就连广芽提供的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共计13个月的理账服务，应按照每整理一个月的账务可获得7.5万元的报酬的标准进行结算，连广芽无权主张高达82.5万元的费用。理臣公司答辩称，一、连广芽在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上签字并代表理臣公司收取部分服务款项的行为，乃是其作为公司项目经理履行的职务行为，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理臣公司。首先，为公司提供企业财务整理工作应当至少具有会计代理记账的资质，而理臣公司满足该资质要求，符合为三家公司提供服务的专业资质要求。连广芽长年以来一直是理臣公司的员工，为三家公司提供财务整理服务的团队也是由理臣公司组织并安排工作的，连广芽不具有财务整理服务的资质和能力，仅作为项目经理进行统筹工作，其一直是代表理臣公司在履行职务行为。其次，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施学顺对于合同相对方是理臣公司而非连广芽也是明知的。本案已付服务费款项中，在2018年4月之后的钱款都是直接付给理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亚，此时《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尚未履行完毕。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大量工作也是由理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项目总负责人李亚进行沟通和对接，三家公司和施学顺对此明知且从未提出过异议，说明他们完全清楚实际签订并履行案涉合同的是理臣公司而非连广芽个人。最后，理臣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直至2020年8月连广芽一直是理臣公司的员工。且根据连广芽提交的《说明函》并结合案涉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可知，一审法院认定理臣公司为《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主体并无不当，理臣公司有权作为原告向三家公司主张权利。二、施学顺作为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其在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三家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并无不妥。根据《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约定，理臣公司为三家公司提供财务整理服务，而三家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施学顺则在合同上签字确认。案涉合同的被服务方和实际受益方是三家公司，合同的履行地点也是在三家公司内。不论是三家公司还是施学顺在签订案涉合同时以及后续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未向理臣公司披露过签订合同是施学顺的个人行为。施学顺作为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从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上来看，施学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理臣公司有理由相信三家公司是《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书》的相对方，三家公司作为本案适格的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并无任何错误。三、本案各方已在2018年8月29日达成合意，从2018年8月起，理臣公司继续为三家公司提供财务整理服务，每个月服务费用按照12.5万元计算，三家公司及施学顺应当遵守契约精神，按照约定支付服务费用。原审法院认定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应支付的剩余服务费用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期限均与事实相符，并无不当。施学顺未到庭参加调查，庭后其向本院邮寄一份《关于庭审中若干问题的回复》，主要内容如下：1.2017年签订的《财务整理服务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施学顺与连广芽没有续签书面合同，双方口头约定按原《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内容继续履行合同；继续提供服务事宜是由连广芽与施学顺进行洽谈的。2.施学顺认为与其签订《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是连广芽，不管入场提供服务的团队是何人，服务费都应该支付给连广芽。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付款是按照连广芽的指示，支付给其本人或指定账户。3.聊天记录是施学顺与连广芽指定的联系人李亚进行磋商，但双方就可以计费的月份和每月的服务费标准没有达成一致。施学顺说的162.5万元是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说法，这个金额最后也没有得到连广芽和李亚的认同。施学顺认为162.5万元是以13个月为计费时间的前提下，认同对方提出的月服务费12.5万元得出的总价，但连广芽和李亚不认同计费时间是13个月，因此施学顺认为双方没有达成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仍应按照《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约定以每月7.5万元的标准计算服务费。4.《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签约主体分别是施学顺与连广芽，施学顺认为其已将协议项下的服务费全部支付完毕，按照7.5万元/月*13个月=97.5万元的标准计算服务费，施学顺已支付98万元，故不论是施学顺本人还是其名下的三家公司，都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理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施学顺立即支付理臣公司剩余财务整理服务费82.5万元；2.判令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施学顺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施学顺作为甲方与连广芽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的福建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清华发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建立一套符合会计准则核算要求的财务帐套，共同推进甲方标的公司财务正规化管理和核算。一、A：帐务整理的范围，根据甲方标的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具体要求，完成三年四个月（即2014年12月-2018年3月）甲方帐务的整体构建和整理工作，包括各项总帐、明细帐、各项需要辅助帐或报表。三、A：乙方工作的总费用为三百万元。协议还对甲乙双方的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8月29日，理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亚给施学顺发微信，载明“另：按我们原来的合同是做到3年4个月的账，另外因项目时间延的5、6、7月账就我来承担不算你的了，把5、6、7的印章和票的款到时给我下就可以了，这个不多，我算后报你，从8月开始每月的按实际开支找你报，每月项目组工资大约在12.5万左右，还有印章和补票费。原来的300万，包括工资、印章、网银、税务系统、发票合计已经开支达330多万了。”施学顺回复“理解”。2019年10月18日，施学顺发微信给李亚，载明“李总：大家相识一场，你认为困难，我们就放去吧！你可以通知各大财务组撒去”。李亚回复“可以，我会安排好交接，……”。2019年12月2日，施学顺发微信给李亚，载明“李总好：很感谢你们的服务，前面总共应是13个月不是15个月，因为2018年8月不能算，2019年10月不能算，总共162.5万……”。协议签订后，施学顺于2017年11月29日向连广芽汇款100万元，施学顺于2018年4月10日向连广芽汇款100万元，施学顺于2018年7月3日向李亚汇款50万元，施学顺于2018年9月13日向李亚汇款50万元，施学顺于2018年10月17日向李亚汇款48万元，施学顺于2018年12月14日向李亚汇款50万元。连广芽于2020年3月23日出具一份《说明函》，证实2014年11月，本人受理臣公司委托与施学顺签订《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约定由理臣公司为福建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清华发公司提供账务服务。该合同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理臣公司享有与承担。理臣公司成立日期为2004年4月14日，经营范围为代理记账；财务管理咨询……。理臣公司从2017年1月至2020年8月为连广芽缴纳了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合同主体及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签订的《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体现的签订合同方为施学顺和连广芽，施学顺系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臣公司从2017年1月至2020年8月为连广芽缴纳了养老保险，且连广芽出具的《说明函》证实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理臣公司享有与承担，根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可以看出，是对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提供财务服务，施学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合同主体为理臣公司与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该财务服务属于企业内部自身的规范性行为，并非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无需金融证券投资资质，故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合法有效。二、关于双方何时终止履行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及服务费用的问题。根据施学顺与李亚的微信聊天记录体现，对服务费双方已达成新的合意为每月12.5万元，双方亦于2019年10月18日已达成终止合作的合意，理臣公司主张服务费为82.5万元，因2019年10月18日双方已达成终止合作的合意，故服务费应从2018年8月起至2019年10月18日止，为14个月×12.5万元+17天×（12.5万元÷30天）=182.08万元。施学顺已支付98万元。三、关于施学顺是否应共同承担支付服务费的责任问题。双方签订的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施学顺仅是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签署合同，故其在合同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该后果应由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承担，其个人无需对此承担责任。综上，施学顺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纠纷。查明合同主体为理臣公司与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理臣公司已为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提供了财务服务，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服务费。根据上述争议焦点的分析，理臣公司请求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支付82.5万元，可以支持；但理臣公司请求施学顺共同支付82.5万元，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福清华发包装有限公司、厦门华源发纸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华发包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82.5万元；二、驳回福建省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50元，由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负担。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理臣公司无异议；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认为连广芽出具的《说明函》属于证人证言，但连广芽没有出庭接受质询，《说明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施学顺未到庭参加调查，亦未提出书面异议，视为无异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由于连广芽未出庭接受质询，其出具的《说明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对此提出的异议成立。二审中，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施学顺没有提交新证据；理臣公司补充提交：李亚与连广芽的微信聊天记录2页，拟证明：2017年11月29日与2018年4月10日，理臣公司项目负责人连广芽在代收到三家公司和施学顺支付的服务费后，当天马上就转给了理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亚，连广芽只是作为项目负责人代收部分服务费钱款。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质证认为：首先，看不出来聊天记录的相对方身份信息，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聊天记录是李亚和连广芽的，案涉协议的签订方是连广芽，其收到款项后用于何处与本案无关。施学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理臣公司补充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识别与李亚聊天的微信用户身份信息，无法证明系连广芽与李亚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双方合同主体分别是谁？应当支付服务费的主体是谁？二、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服务费收费标准是多少？计费期间如何确定？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双方合同主体分别是谁？应当支付服务费的主体是谁？本院认为，虽然《财务整理服务协议》显示的“甲方”签约主体是施学顺，但施学顺是福建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清华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签订《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目的是为三家公司提供财务服务，建立一套符合会计准则核算要求的财务帐套，共同推进三家公司财务正规化管理和核算，因此三家公司是接受财务整理服务的对象，也是实际收益方，一审法院认定施学顺签约、履约行为系履行其作为福建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清华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并无不当；《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甲方”合同主体应为福建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清华发公司；三家公司应承担支付服务费的义务。《财务整理服务协议》显示的“乙方”签约主体是连广芽，但根据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施学顺一审答辩内容可知，连广芽是经过理臣公司的推荐才与施学顺签订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而为施学顺的三家公司提供财务整理工作至少应具有会计代理记账的资质，理臣公司满足该资质要求，连广芽个人并不具有财务整理服务的资质；在本案中，理臣公司已举证其自2017年1月至2020年8月为连广芽缴纳养老保险的依据，可以证明《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签约、履约过程中，连广芽系理臣公司员工。在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履行过程中，施学顺代表福建华发公司与理臣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亦在履行过程中，施学顺与理臣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亚对《财务整理服务协议》及《协议书》的履行一直保持密切沟通，本案《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费300万元，其中200万元支付至连广芽账户，剩余100万元支付至李亚账户；《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约定的帐务（即2014年12月-2018年3月期间的账务）整理工作完成后，双方之间没有续签书面合同，而是口头约定继续进行2018年3月份之后的帐务整理工作，双方关于后续服务费收费标准以及协议终止履行合同等均是由李亚与施学顺进行沟通、确定的。由此可知，施学顺对于理臣公司是《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明知的，连广芽在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上签字及代为收取部分服务费的行为，系履行其作为理臣公司项目经理的职务行为；李亚代为收取《财务整理服务协议》项下100万元服务费并与施学顺就后续合同的履行进行协商等，亦属于履行其作为理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乙方”合同主体为理臣公司，合法有据；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关于“理臣公司并非合同主体、连广芽才是合同主体”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二、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服务费收费标准是多少？计费期间如何确定？本院认为，《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约定的帐务整理范围是：完成叁年肆个月即2014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帐务整体构建和整理工作；总费用为叁佰万元人民币。李亚与施学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亚于2018年8月29日向施学顺发送文字：“施总好：抽空帮忙把原来少的50万汇给我下，我最近也缺资金，也要给项目组发工资。另：按我们原来的合同是做到3年4个月的账，另外因项目时间延的5、6、7月账就我来承担不算你的了，把5、6、7的印章和票的款到时给我下就可以了，这个不多，我算后报你，从8月开始每月按实际开支找你报，每月项目组工资大约在12.5万左右，还有印章和补票费。”施学顺回复：“理解”。2019年12月2日，施学顺向李亚发送文字：“李总好：很感谢你们的服务，前面总共应是13个月不是15个月，因为2018年8月不能算，2019年10月不能算，总共162.5万。本不应计较，但我前期确实花费太多，大家互相帮忙一下。就以162.5万计算，其他都没有问题。万望支持。”李亚回复：“施总好，你说的有你理由，我也说了8月份本来做7月的账，7月份本来也没有收钱，后面理账组也均是按月发放他们工资……所以我没有向你多要一分……”从前述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对于理臣公司继续提供理账服务期间以每月12.5万元的标准收取服务费已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仅对具体计费期间有争议。由于《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约定的理账范围截至2018年3月份，三家公司2018年4月份发生的账务，理臣公司自2018年5月份开始才能进行整理，以此类推，故李亚在微信聊天中说到的“另外因项目时间延的5、6、7月账就我来承担不算你的了”应该理解为2018年5月-7月理臣公司（完成三家标的公司2018年4月-6月发生的帐务整理工作）不收取服务费；自2018年8月份开始收取服务费。双方于2019年10月18日达成终止合同的合意，自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18日，计费期间为14个月+17天。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施学顺主张2018年8月及2019年10月不计费，无事实与合同依据，不予支持。三家公司应支付后续服务费182.08万元（12.5万元/月*14月+12.5万元/30天*17天），施学顺已支付后续财务整理服务费98万元，理臣公司要求三家公司支付剩余财务整理服务费82.5万元，合法有据。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施学顺主张双方未就每月的服务费标准达成一致，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主张双方仍应按照《财务整理服务协议》的约定，以每月7.5万元的标准计算服务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福清华发公司、厦门华源发公司、福建华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50元，由福清华发包装有限公司、厦门华源发纸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华发包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若贤审 判 员 张海泉审 判 员 卢津津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洁平书 记 员 郭少进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