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浙06民终2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上虞和惠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环镇北路3号。       法定代表人：罗雅娟。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海，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浙江泽厚（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区城区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三号桥。       法定代表人：陈伯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莹，浙江德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丛越，男，196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阳，北京盈科（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哲瑜，北京盈科（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上虞和惠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惠租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区城区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区物资公司）、张丛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7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和惠租赁公司上诉请求（明确后）：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丛越返还和惠租赁公司借款本金40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城区物资公司对张丛越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不存在借贷合意。1．上诉人与张丛越存在借贷合意。（1）被上诉人在上诉人2016年、2017年两次起诉过程中均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同时也明确双方之间无其他任何经济关系，即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存在合作放贷的可能。（2）证人马斌斌证言及书面材料均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被上诉人张丛越欠上诉人400万元。（3）上诉人提供了全部与被上诉人的款项交付记录，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且被上诉人张丛越自认与上诉人不存在其他经济业务关系。2．本案借款金额400万元应当予以认定。上诉人经四次起诉，2016年、2017年起诉均以400万元作为起诉标的，实际上双方当时对尚欠借款金额曾有口头结算，即被上诉人张丛越尚欠400万元款项，但在2016年、2017年两次起诉中被上诉人均不承认有过借款，也否认尚有400万元款项未归还的事实。为查明双方之间实际借款情况，2019年、2020年上诉人以1555.157万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要是为了查明真实的借贷过程。后查明实际欠款金额为1890.027万元，在一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根据2008年口头对账金额重新核对了账目，将庭审后发现的900万元及案外人王其亚提供的情况说明项下500万元中的400万元进行了主动扣减，最终双方剩余金额590.03万元。虽然与2008年双方初步对账金额仍有出入但基本相符，也与证人马斌斌证言对应。特别是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最终也承认2008年确实有过一次对账且尚欠400万元。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欠款金额明确，即2008年对账后尚欠400万元款项。上诉人起诉1555.157万元仅是为了迫使被上诉人张丛越对账，并最终查明本案事实，而非谋取非法利益。二、一审法院在借款关系明确的情况下，驳回了上诉人和惠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判断借贷双方是否有借款合意不应当唯借据论。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足以认定400万元款项属于借款，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能提供借据等为由否定双方借款合意，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无法成立。被上诉人张丛越在一审中承认过2008年确实有过一次对账，尚欠上诉人400万元。但其主张其于2009年转账给罗雅娟的1050万元款项，系归还400万元欠款及罗雅娟590万元款项，不能成立。（1）该1050万元实际系用于归还2008年6月以后上诉人代张丛越的借款。（2）被上诉人张丛越主张1050万元款项是归还上述400万元的理由不成立。张丛越的理由是，其尚欠上诉人400万元，又因罗雅娟曾向其汇过590万元，故一起向罗雅娟支付了1050万元，以结清款项。但是，罗雅娟向张丛越的汇款时间是在2007年以及2018年初，而张丛越也认可其与上诉人曾就2008年款项有一次对账，故罗雅娟的款项应当已经包含在结算之内，因此1050万元不是支付罗雅娟款项，也不是归还400万元欠款。（3）被上诉人张丛越主张1050万元款项是归还上述400万元也不符常理。上诉人于2016年开始起诉，如张丛越该项主张属实，按常理其早应提供该付款证据，但迟迟未提供，说明该款项与归还400万元无关。（4）即使借贷关系不存在，被上诉人张丛越自认经2008年对账需要再支付给上诉人400万元款项，且至今未还，也应判令其归还。三、一审审理程序不当。1．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后明确告知上诉人将再次开庭审理，上诉人亦做好了相应的开庭准备，但未如期开庭，导致上诉人无法充分陈述事实。2．一审判决大量引用被上诉人代理词作为判决依据，有失公允，程序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审判程序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张丛越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丛越就本案不存在借贷关系。1．从借贷形式上来看，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借贷凭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汇款凭证中没有一份备注的是借款，相反，凭证中注明的多是往来款。2．从上诉人的行为来看，上诉人多次变更其主张的借款金额，从2016年、2017年诉讼时主张的400万元，到2019年诉讼时变更借款金额至1500余万元。从本案一审时主张借款金额1500余万元，又到在上诉状中自行确认借款金额在2008年对账后为400万元。上诉人对本金以及利息约定、利息支付等的陈述，多年来反复变更，始终闪烁其词，显然不合常理。如一审法院所述，上诉人在2006年2月27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仅660万元，而其提交的转账均发生在其成立后两年半的时间内，1500万元的巨额款项关系到上诉人企业的生存，如果确实存在借款，上诉人应该对借款本金、利息等情况清晰明了，而不是像现在反复变更、陈述模糊不清。因此，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涉及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应当依法予以惩处。3．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来看，借款人一般会有催讨行为。然而，上诉人第一次起诉距离最后一笔流水发生时间2008年8月，约有8年时间。在此期间，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借款本金或所谓的“三分”利息。4．城区物资公司尾号2003账户与上诉人实际控制人朱杰所关联的其他几家公司，有大额资金往来，包括朱杰作为总经理的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朱杰作为法定代表人且由罗雅娟独资的浙江理想同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等。一审中，城区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伯华也当庭陈述，城区物资公司及上虞华新置业有限公司与张丛越之间没有借贷关系，上述两公司与尾号2003账户之间的转账大多系依照朱杰的指示。因此，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根本不能证明本案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朱杰控制的浙江理想同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在流水记录上还欠尾号2003账户1亿多元资金，也应当予以返还。二、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经过一审庭审，辩论已终结，双方亦已作最后陈述，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情况进行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城区物资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合意，是正确的。二、即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丛越之间成立借款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城区物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依据。从法律依据来看，没有法律规定出借账户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事实依据来看，上诉人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楚将款项汇付至尾号2003银行账户，款项交付对象是被上诉人张丛越，而张丛越也明确该账户是由其独立支配、管理和使用，被上诉人城区物资公司更没有从中获益，对该账户资金往来也不清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和惠租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明确后）：一、张丛越返还和惠租赁公司借款本金1555.157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城区物资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1月16日，张丛越经城区物资公司同意，在杭州银行西湖支行开设一般结算账户，户名为城区物资公司，账户尾号为2003，于2010年9月21日销户。该账户一直由张丛越控制、使用。2006年3月20日至2008年8月18日，和惠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杰与张丛越协商后，和惠租赁公司向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开具银行汇票及转账方式交付款项总计7196万元、和惠租赁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雅娟通过向张丛越转账方式交付款项590万元，两项合计7786万元。经和惠租赁公司与张丛越核对，双方一致确认2006年4月5日至2008年12月2日张丛越通过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转账或开具银行汇票方式交付至和惠租赁公司银行账户款项合计4845.973万元，及张丛越个人于2009年1月2日、5月18日、5月19日、6月4日分别向和惠租赁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雅娟银行账户转入5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合计1050万元。       和惠租赁公司曾于2016年1月7日向该院起诉张丛越，案号：（2016）浙0604民初525号，该案中和惠租赁公司认为张丛越的借款余额为400万元，后和惠租赁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该案起诉。       和惠租赁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又向该院起诉张丛越及城区物资公司，案号：（2017）浙0604民初3990号，该案中和惠租赁公司认为张丛越的借款余额为400万元。该案中，和惠租赁公司提供的马斌斌书面证言提及“经张丛越、马斌斌、朱杰协商一致，截止2008年，上虞市城区物资有限公司（张丛越）欠上虞市和惠租赁有限公司（朱杰）欠款400万元（大写：肆佰万元整）。后由张丛越与我、朱杰三人口头商量，该笔款项由我马斌斌付给上虞市和惠租赁有限公司，当时我是同意支付的。同时我也与上虞市和惠租赁有限公司朱杰说清楚，如我先收到款，该款代为上虞市城区物资有限公司归还给上虞市和惠租赁有限公司；如果未收到款，由张丛越（上虞市城区物资有限公司）自行归还给上虞市和惠租赁有限公司”。后因张丛越在该案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转账金额大于和惠租赁公司对其的转账金额，和惠租赁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该案的起诉。       和惠租赁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再次向该院起诉张丛越及城区物资公司，案号：（2019）浙0604民初6940号，该案中和惠租赁公司认为张丛越的借款余额为1890.027万元。因张丛越否认收到和惠租赁公司开具的四张银行汇票，和惠租赁公司2020年8月25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该案的起诉。       现和惠租赁公司通过该院下发的律师调查令，核实张丛越已收到之前庭审否认的四张银行汇票，故再次诉至该院，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与（2019）浙0604民初6940号案相同。       另查明，张丛越控制的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与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理想同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上虞华新置业有限公司、城区物资公司在2006年至2008年间有大量资金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关系成立必须具备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要素。经审查，该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和惠租赁公司与张丛越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具体评析如下：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据此，出借人对于借款合意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依据和惠租赁公司起诉的事实，其三年间共借给张丛越27笔款项，合计金额7786万元，如此频繁、大额的款项其却没有让张丛越出具过一份借条、欠条等借款凭据，甚至连交付银行汇票都未让张丛越出具收条。而且，和惠租赁公司提供汇款凭证款项用途没有一笔标注为借款，大多标注为“往来”。和惠租赁公司的上述作为与正常的民间借贷表现不符，也与企业会计制度相悖。此外，对于如此大额的借款，和惠租赁公司先后四次起诉中，对于借款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利息支付情况、支付方式，始终闪烁其词，不正面回应。因此，该院对和惠租赁公司主张款项为借款的事实存在合理怀疑。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丛越对于同和惠租赁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提出了抗辩，认为系与朱杰合作对外放贷，并提供了初步证据。经审查，双方确存在合作放贷的可能，结合上述合理怀疑，和惠租赁公司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借款合意的责任，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2016年、2017年，和惠租赁公司曾二次起诉张丛越要求清偿借款，二次起诉都确认截至2008年借款余额仅为400万元，包括其提供的马斌斌证言也陈述只有400万元，现其通过账户往来款项抵减，认定借款余额为1890余万元，借款余额从400万元提升至1890余万元，差额高达近1500万元。经查询，和惠租赁公司于2006年2月27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660万元，本案的转账均发生在其成立后二年半的时间内，1500万元的借款余额关系到其能否继续生存，其对借款余额应该清晰明了。但和惠租赁公司在诉讼中不能就前后主张的借款本金不一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不利后果。在庭审结束后，和惠租赁公司在提交的代理词中又认可张丛越在2006年12月6日向和惠租赁公司还过900万元及张丛越通过案外人王其亚在2009年7月还过朱杰400万元，合计1300万元，事实上将主张的欠款本金降至590.03万元。和惠租赁公司多次变更欠款本金，也从侧面印证在没有结算凭证佐证的前提下，仅凭账户之间往来款项差额认定借贷关系及借款余额，难以与事实相符，容易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       三、依据和惠租赁公司与张丛越的庭审一致陈述，本案的款项往来均是朱杰与张丛越之间联系，城区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伯华也陈述其控制的城区物资公司及上虞华新置业有限公司与张丛越基本没有经济往来，上述二公司向张丛越控制的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转账大多为依照朱杰指示。而张丛越控制的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本身不从事实体经营，因此，在该账户与受朱杰控制的和惠租赁公司及浙江理想同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朱杰配偶罗雅娟银行账户、陈伯华控制的二公司之间均有大量款项往来的情况下，该院足以怀疑和惠租赁公司向张丛越控制的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转账行为及开具票据行为、罗雅娟向张丛越转账行为、陈伯华控制的前述二公司向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转账行为，已不能体现汇款账户所有人的意思表示，就如同城区物资公司尾号为2003杭州银行账户进出款项体现的是张丛越的意思一样。       另外，和惠租赁公司在代理词中认可的上述二笔款项，附上了中信银行于2020年5月12日出具的补发入账证明及王其亚于2020年7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述材料和惠租赁公司在（2019）浙0604民初694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获取，但其在该案中并未向该院提供或进行说明，在本案诉讼请求中也未予扣减，庭审中亦未提及。和惠租赁公司上述隐瞒行为，有刻意获取非法利益之嫌，也侧面印证和惠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杰及其相关企业与张丛越有复杂的经济往来，不能仅凭转账凭证来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及仅凭单个账户与账户间的差额来认定借贷余额。       综上所述，对和惠租赁公司要求张丛越清偿借款之诉请，证据不足，该院难以支持。城区物资公司作为账户出借人之连带责任亦自难以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和惠租赁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举证质证。和惠租赁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借据两份（复印件），和惠租赁公司述称内容为和惠租赁公司向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2008年8月15日借款1000万元，2008年8月18日借款500万元，对应和惠租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008年8月15日出借给张丛越1000万元、2008年8月18日出借给张丛越500万元。       证据2.2009年5月19日收据记账联、罗雅娟转账凭条两份（均复印件），和惠租赁公司述称分别对应2009年5月18日张丛越还款300万、2009年5月19日张丛越还款200万；该款实际系张丛越归还和惠租赁公司替张丛越从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所借的1500万元中的500万元。       证据3.2009年6月4日记账联一份、现金缴款单一份（均复印件），和惠租赁公司述称对应2009年6月4日张丛越归还和惠租赁公司替张丛越从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所借的1500万中的500万元。       针对上述三组证据，张丛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上述证据是复印件而不是原件，无法核对真实性；证据上记载的时间显示，证据早已存在，但和惠租赁公司一直没有提供，超过了举证期限；从内容来看，证据上没有张丛越的名字，其中显示的借款人是朱杰而不是张丛越，与张丛越无关；如果证据属实，表明和惠租赁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在借款关系中存在借据，而本案中和惠租赁公司与张丛越之间没有借据，反向证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城区物资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城区物资公司对相关资金往来不清楚。       本院认为，和惠租赁公司提供的上述三组证据，待证目的指向张丛越在2009年向罗雅娟转账交付的1050万元是用于归还和惠租赁公司代张丛越向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所借的1500万元，而与和惠租赁公司自认尚欠的400万元款项无关。上述三组证据不能达到和惠租赁公司的最终待证目的，故本院不作为二审中的新证据采纳，具体理由可见裁判理由部分。       张丛越、城区物资公司在二审中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张丛越与和惠租赁公司是否存在讼争借款关系及尚欠借款金额，以及城区物资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连带清偿责任。       一、关于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等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确均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当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时，应由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纠纷是基于款项的给付。综合分析款项给付的原因，大致有清偿法定或约定义务、赠予、为第三人而给付、因不法原因而为的给付、创设债权的给付等等，显然并非所有给付均得以要求收款方予以归还或返还，而因借款所作给付也仅是诸多给付原因之一。因此，和惠租赁公司作为诉讼的发起者，以借款法律关系诉请张丛越偿付债务，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就此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证据及相关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举证规定，和惠租赁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其举证通过银行转账及汇票方式向张丛越控制的城区物资公司账户交付款项、通过罗雅娟向张丛越转账交付款项，并主张和惠租赁公司与张丛越之间就此存在借款关系，但是：第一，相应银行凭证多备注为“往来”，而没有一笔标注“借款”，本身即削弱了银行凭证对借款的证明力。第二，张丛越释称张丛越与和惠租赁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雅娟丈夫朱杰共同向第三方提供借款，共同将款项打入城区物资公司相应账户，朱杰通过其控制的浙江理想同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该账户汇款，还通过朱杰关联的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及陈伯华控制的上虞华新置业有限公司、城区物资公司向该账户汇款，借款收回后张丛越再将款项转回朱杰指定的上述几家公司银行账户。张丛越为此在一审中提供了城区物资公司相应账户与相关公司之间的大量往来明细，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进一步削弱了和惠租赁公司所持借款主张的盖然性。综上，和惠租赁公司主张借款关系，不具备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进一步进行举证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一审法院未认定借款关系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和证据规则，并无不当。       二、关于尚欠借款金额。第一，如前所述，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和惠租赁公司与张丛越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和惠租赁公司所主张金额的借款性质不能确定。第二，和惠租赁公司主张的与张丛越之间的借款构成，已经超出该两者之间的往来范围，含盖了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款项往来，和惠租赁公司依此主张两者之间的欠款金额缺乏充分依据。而且，和惠租赁公司在历次诉讼中主张的欠款金额及结算范围确实存在巨额差异，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结算范围及结果的正当性和可信性亦难以确认。第三，和惠租赁公司主张，张丛越在一审中自认尚欠400万元。一审中，张丛越围绕证人马斌斌所述的截止2008年城区物资公司（张丛越）欠和惠租赁公司（朱杰）欠款400万元的证言，认为至2008年张丛越欠朱杰款项400万元，但同时陈述该400万元款项在2009年已同朱杰妻子罗雅娟个人先前向其汇付的590万元一起清偿完毕，并提供了其于2009年向罗雅娟账户汇付1050万元的银行凭证。就此，和惠租赁公司认为，前述1050万元是张丛越向和惠租赁公司归还该公司曾代张丛越向浙江江河建设有限公司所借的1500万元款项，为此在二审中提供了三组证据以证明曾代为借款以及代为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即使和惠租赁公司主张的“代借”、“代还”过程属实，根据和惠租赁公司提供的银行凭证，在和惠租赁公司与城区物资公司（张丛越）之间，1500万元款项的交付是发生于2008年8月，时间上在上述400万元的结算范围之内，张丛越也从未认可另欠和惠租赁公司1500万元需要归还。仅据此，和惠租赁公司以张丛越自认作为依据诉请还款即不能成立，其余不再继续阐述。       基于前述，和惠租赁公司要求张丛越返还借款之诉请不能成立，和惠租赁公司诉请城区物资公司作为账户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自然也不能成立。       此外，和惠租赁公司就一审开庭安排提出的异议缺乏充分依据，且相应事项没有影响本案裁判结果。一审法院采纳当事人相关诉讼主张，也并不违反程序规定。因此，本院对和惠租赁公司就一审程序提出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和惠租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38800元，由上诉人绍兴上虞和惠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孙世光     审判员单卫东     审判员王晗莉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胡恬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