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终780号复议申请人：贾跃亭，男，197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娜，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钟琦，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申请人：贾跃民，男，196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新，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真，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复议申请人：吴孟，男，1973年1月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新，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真，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复议申请人：张特，男，198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复议申请人：赵凯，男，1986年8月6日出生，汉族。复议申请人：邓伟，男，197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复议申请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法定代表人：何之江，董事长监CEO。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生，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媛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申请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茂中心1号写字楼22层。法定代表人：侯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仕琪，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复议申请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210号楼1101室。执行事务合伙人：黄锦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宇，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复议申请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926室。法定代表人：肖厚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立亚，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立，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国梁等11名投资者与被告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等21名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北京金融法院于2021年7月30日作出（2021）京74民初111号之一民事裁定（以下简称裁定书）。贾跃亭等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贾乐亭复议称，请求撤销裁定书，并裁定本案权利人范围为自2010年7月30日（含）至2019年4月29日（含）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19年4月29日闭市后当日仍持有乐视网股票（现证券简称为乐视退，证券代码：300104），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事实和理由：北京金融法院以2017年7月11日作为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并以此裁定本案权利人范围，不符合相关司法审判指导意见，有违司法实践中有关判断和确定“揭露日”所普遍考量的首次性、相关性、警示性及明显市场反应等认定条件，应予依法纠正。本案权利人范围登记公告中可予载明的“揭露日”应当为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下称立案调查公告）的日期2019年4月30日，而非2017年7月11日。一、2017年7月11日不符合有关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的认定条件。1．裁定书确定的“揭露日”不具有首次性。2017年7月11日是央视财经频道视频新闻《乐视网，是创业失败还是涉嫌欺诈？》（下称711报道）的发布之日，裁定书认定711报道系对案涉虚假陈述内容在全国范围媒体内的“首次”揭露，存在明显错误。711报道中揭露的乐视网“虚假陈述”行为是对之前一系列相关媒体报道和公开文章的大量引用，并未对乐视网涉嫌“虚假陈述”行为进行独立的分析，或揭露与前述报道不同的“虚假陈述”行为。2．裁定书确定的“揭露日”不具有相关性及警示性。711报道没有就发生的全部各项（包括最后一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进行揭露，在此情况下，即使假定以北京金融法院所阐明的逻辑，应将本案中的后续四项虚假陈述行认定归属于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711报道也仅是提及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中一年的年报涉嫌虚假情况，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而言，在缺少诸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权威信息的背景下，单纯地查阅711报道中有关2014年年报涉嫌虚假记载的揭露，无法得出该等揭露与案涉其他虚假陈述行为有关。711报道客观上也不足以引起投资者对乐视网可能存在的“虚假陈述”行为的警示，第一，央视财经频道无法保证711报道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是提示相关投资者待有关部门调查后再行判断；第二，投资者对于乐视网是否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仍持怀疑态度；第三，乐视网股票在711报道时处于停牌期间，在其复牌后大量新投资者仍在持续购入乐视网股票，且仍然在受到裁定书认定的案涉虚假陈述的影响。3．裁定书确定的“揭露日”后难以认定存在明显市场反应。乐视网股票在711报道复牌后的下跌是受到市场整体下跌、重大资产重组失败及多项重大利空事项公告等因素共同影响，如果扣除因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对乐视网股票股价造成的影响后，711报道实质上未对乐视网股票的股价构成明显影响，则711报道不应被认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711报道之后，乐视网股票于2018年1月24日复牌，乐视网股票股价仅存在11个交易日的连续跌停。但2019年4月30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后，乐视网股票股价却仍然存在21个交易日的连续下跌，累计下跌幅度达207．51%，累计下跌幅度高于711报道后的下跌。揭露日后的股价反应受何因素影响为判断该日期是否构成“揭露日”的重要要素，对权利人范围确定至关重要，并非如裁定书认定“是将来实体审理阶段需要审查判断的问题，并不影响在权利人范围确定阶段对假述揭露日的认定”。二、2019年4月30日系本案权利人登记公告可予载明的准确的“揭露日”。2019年4月30日是乐视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之日，具备相关司法审判指导和司法实践中判定和确定“揭露日”的认定条件，即具备首次性、相关性、权威性、警示性以及明显的市场反应。1．该公告明确载明乐视网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为对此前从未公开披露的相关“未披露关联交易”“未披露为乐视控股等公司提供担保”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欺诈发行”等事项的首次揭露。2．立案调查公告明确写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足以提醒投资者要重新判断股票价值，注意证券市场投资风险。3．立案调查公告已经引起乐视网股票股价的充分市场反应。4．裁定书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及相关实施日和揭露日的认定均属于程序性认定，而非最终实体审判结论。从保护投资者利益角度而言，按照“最后一个揭露日”的标准，最大范围内扩大可登记的权利人（投资者）范围，且在本案中充分听取相关权利人的意见和诉求，以最终通过实体审理作出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揭露日认定。因此，本案应以2019年4月30日作为确定本案权利人范围登记公告中的揭露日。贾乐民、吴孟均复议称，请求依法撤销裁定书，裁定本案权利人范围为自2010年7月30日（含）至2019年4月30日（含）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19年4月30日闭市后，当日仍持有乐视网股票，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其事实和理由与贾跃亭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基本一致。张特复议称，1．请求依法撤销裁定书。2．请求针对本案不同的虚假陈述行为分别确定实施日、揭露日，并对仅和张特相关的“2016年乐视网非公开发行欺诈发行行为”裁定确定实施日为2015年6月17日，揭露日为2015年6月30日，并据此确定本案权利人范围。事实与理由：一、裁定书将五项不同的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来确定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与事实不符。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虚假陈述可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原告主张被告实施了多个虚假陈述的，可以分别立案登记，在立案时可以对虚假陈述进行区分，针对不同虚假陈述分别立案。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针对不同虚假陈述行为分别确定实施日、揭露日。据此，只有存在因《信贷借款合同》及债务违约等经营活动引发的系列虚假陈述行为，法院才会认定为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难以分割，该关联为紧密关联而非随意找一个连接点或类似的点就能认为存在关联性。2．裁定书将五项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确定实施日、揭露日的错误之处。（1）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基本事实是虚构业务等财务造假行为，虚假陈述的表现形式属于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2）第二项虚假陈述行为的关联交易事项，法律并没有限制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内部程序，是合法的。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属于“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第二项虚假陈述行为属于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情形，该两项虚假陈述行为并非同一行为的延续，也非同一类虚假陈述行为，没有关联性。（3）第三项虚假陈述行为未披露为乐视控股等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第四项假陈述行为未如实披露贾跃芳、贾跃亭向上市公司履行借款承诺的情况。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对应的事实和第二项、第三项虚假陈述行为对应的事实，发生时间节点不同，事实内容不同，并非同一行为的延续，也非同一类型事项。（4）第五项虚假陈述行为，虽然乐视网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时引用了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中的部分资料，但是该行为的违法之处是欺骗中国证监会取得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针对的直接主体是中国证监会，是乐视网的外部行为。而此前的虚假陈述行为，均发生在乐视网内部，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故第五项虚假陈述行为不能对应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3．中国证监会将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分为五项，充分证明该五项虚假陈述行为相互独立，不能视为一个整体统一确定实施日、揭露日。二、针对五项虚假陈述行为分别确定实施日、揭露日，应当在本程序中加以确定，更有利于后续案件实体审理，有利于确定责任承担。1．分别确定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的必要性。根据《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3．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债券依法发行后，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依法应当由投资人自行负责。但是‘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对于债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要立足法律和相关监管规则，依法确定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增信机构，债券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受托管理人或者具有同等职责的机构等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将责任承担与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注意能力和过错程度相结合，将民事责任追究的损失填补与震慑违法两个功能相结合，切实保护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以及相关典型案例，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区分被告责任大小确定责任比例，追求行为与责任相适应原则，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因此，对于本案五个独立的虚假陈述行为，中国证监会査明的各事项参与的主体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参与的程度不同，职权及职责范围不同，这些情况对被告的责任承担至关重要，不应将五项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2．关于确定证券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的时间，本次程序是最适合的时机。本次程序的目的就是确定证券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来确定原告权利范围及申报资格，因此对于此程序的出发点应当是在厘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虚假陈述行为先审慎地确定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然后再确定原告权利范围，而非为了确定原告权利范围而在关联性不强的情况下，刻意寻找一些连接点将五项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统一确定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三、张特仅涉及第五项虚假陈述行为，其他虚假陈述行为与张特无关。本案中，张特不应承担责任。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指的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第五项虚假陈述行为为乐视网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构成欺诈发行，欺诈发行的表现是“以欺诈手段骗取发行核准批文”。本案乐视网于2015年6月18日发布公告：乐视网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6月17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故欺诈发行的实施日应为2015年6月17日。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2015年6月30日，凤凰财经网发布《刘姝威再轰乐视：涉嫌隐瞒公司盈亏》，凤凰财经网是全国性新闻媒体，该篇文章是该实施日后首次揭露的文章，并且此文章发布后，乐视网股票股价在长达两个月时间处于下跌状态，交易市场对揭露文章有明显的反应。因此，欺诈发行的首次揭露日应为2015年6月30日。邓伟的复议请求及事实理由与张特一致。赵凯复议称，1．请求依法撤销裁定书。2．请求针对本案不同的虚假陈述行为分别确定实施日、揭露日，并对仅和赵凯相关的虚假陈述行为确定实施日为2016年2月3日，揭露日为2017年7月11日，并据此确定本案权利人范围。事实与理由：赵凯所涉乐视网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中的2015年年报发布于2016年3月18日，赵凯所涉乐视网第三项虚假陈述行为的最早实施日为2016年2月3日，即应当及时披露2016年2月1日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贾跃亭及重庆基金签署的《股权收购及担保合同》的法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故赵凯所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最早实施日为2016年2月3日。赵凯所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为2017年7月11日。赵凯的其他事实理由与张特、邓伟申请复议的事实理由一致。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复议称，请求撤销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刘国梁等11人对平安证券的起诉，或者准许平安证券退出该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适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而并非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该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的被告范围不应仅仅依据本案第一批11名原告的主张（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而确定。裁定书完全根据本案第一批11名原告的随意选择而确定被告范围，而未对本案被告范围依法审查，明显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查后，发出权利登记公告。故法院在对能够作为原告的权利人范围进行审查时，也应当依法对被告的范围进行审查，而不能直接根据个别原告及其代理人的选择确定。本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期间涉及证券服务机构多达12家，而迄今为止这12家证券服务机构均未因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或被纪律处分。裁定书未经审查，简单根据目前一位代理人代理的11名原告随意挑选的6家证券服务机构，作为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的共同被告，明显不当。二、就案涉乐视网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平安证券未被行政处罚、未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未被纪律处分，也未自认违法或未勤勉尽责，裁定书将平安证券列为该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被告，违反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也与该司法解释出台后，各地法院只将被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列为代表人诉讼的被告的做法不符，应予纠正。根据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原告应当提交“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刑事裁判文书、被告自认材料、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者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等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该规定不仅仅是原告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的起诉条件，也是原告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确定被告的条件。即原告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的被告，必须均符合上述条件而不是其中一个被告符合上述条件即可。考虑到普通代表人诉讼的扩张性和影响性，原告不能随意将一个未被处罚、未被采取监管措施、未被纪律处分，也未自认违法的主体列为被告。退一步讲，如果法院认为证券服务机构的披露文件可以作为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初步证据，则在案涉乐视网信息披露违法期间所有出具过专业意见的证券服务机构，都应当被列为本案共同被告，而不应完全取决于原告的主观选择。三、裁定书在确定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时认定，乐视网虚假陈述行为共五项，且应将该五项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且与既往司法实践不符，应予纠正。从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看，五类信息披露违法的性质完全不同，所涉基础事实也完全不同，且在每一类型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又存在多项分别独立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不仅分别涉及不同的责任人，而且在每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也因各项不同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而分别涉及不同的责任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复议称，请求依法将本案揭露日改为2019年4月30日，权利人范围应自2010年7月30日（含）至2019年4月29日（含）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19年4月29日闭市后当日仍持有乐视网股票、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裁定书将2017年7月11日央视财经频道发布视频新闻《乐视网，是创业失败还是涉嫌欺诈？》之日认定为本案揭露日（下称央视报道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日不符合揭露日的认定特征。本案揭露日应为乐视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之日，即2019年4月30日。（一）揭露日的认定应同时符合首次性、相关性、权威性和警示性。（二）裁定书认定的2017年7月11日并未同时符合上述四项特征，该日不应作为本案揭露日。1，央视报道日不符合相关性特征。第一，该报道撰写背景是基于乐视网大股东股权冻结事件，且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均与被处罚事项无关，即便有少部分内容提到“财务造假”字样，也是任意猜测，与被处罚的财务造假等事实之间不具有直接关联性。第二，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同类案件均以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日作为揭露日，而少数以媒体报道日作为揭露日的案件之中，审理法院也均要求媒体报道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同时要求媒体报道需事实充分、内容详尽、来源可靠、确已证实等，而非仅依据于猜测性观点。2．央视报道日不符合首次性特征。《乐视网，是创业失败还是涉嫌欺诈？》报道中对财务造假的推论基于此前一系列媒体报道。3．央视报道日不符合警示性特征。未来实体审理固然应审查判断本案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因素，但审查本案揭露日及权利人范围时，同样需要考虑个股下跌是否受到此等风险的影响，进而判断相关揭露行为是否确实使个股股价产生明显影响、使市场产生明显反应。而北京金融法院认可此等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因素，也恰恰证明了该等下跌并非受到央视报道的影响。（三）乐视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之日即2019年4月30日符合揭露日认定的四项特征，本案揭露日应为2019年4月30日。二、即便审理法院未以前置程序为由驳回原告对中德证券的起诉，但考虑到中德证券未受到任何形式的行政惩戒，故中德证券不应作为公告登记的被索赔对象。（一）中德证券不属于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原告提交了乐视网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仅属于乐视网及内含相关被处罚主体的被告资格条件的初步证明材料，并不能作为其他未被处罚主体被告主体资格的初步证明材料。中德证券未受到任何形式的行政惩戒，并无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规定中列示的行政处罚决定、刑事裁判文书或者其他纪律处分、自律管理措施等初步证据，同时，中德证券也无任何自认材料。因此，中德证券不符合普通代表诉讼程序中的被告范围。（二）本案原告已对被告范围进行了选择，如果审理法院直接将被原告选择的中德证券作为登记公告的被告，不仅违反不告不理的处分原则，更会导致程序不公。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复议称，请求明确本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为2020年9月7日或2016年6月7日。事实和理由：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在该日期，虚假陈述行为被交易市场所知悉、了解，交易市场需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权威媒体刊载的揭露文章等信息存在着明显的反应。证券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其精确程度并不以“镜像规则”为必要，不要求达到全面、完整、准确的程度。原则上，只要交易市场对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权威媒体刊载的揭露文章等信息存在着明显的反应，对一方主张市场已经知悉虚假陈述的抗辩，法院就应予以支持。2016年6月7日新浪财经晚间发布了一篇媒体报道，详细描述了乐视网财务迷团问题，同年6月13日该报道刊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乐视网股票跌幅高达10%，就该内容，乐视网未进行过澄清。故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应为2016年6月7日。从另一个角度，依据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之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认定应当以具体明确为标准，应具备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揭露必须达到全国范围内的传播；第二，存在多次揭露时应当以首次揭露的时间为揭露日；第三，揭露应当以公开方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国证监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会向上市公司下发《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是建立在中国证监会已经就信息披露违规问题调查完毕，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或市场禁入的基础上。因此，《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会载明上市公司实施的具体虚假陈述行为，告知了处罚措施。除非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发生了变化，否则《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载明的虚假陈述行为与《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具体虚假陈述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的信息是全国公开且最权威的。故本案假陈述的揭露日应为2020年9月7日（乐视网公布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日期）或2016年6月7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天健）复议称，将权利登记人范围变更为2010年7月30日（含）至2016年6月7日（含）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16年6月7日闭市后当日仍持有乐视网股票的投资人。事实和理由：1．以2017年7月11日为揭露日不具有首次性。2016年6月7日，新浪财经晚间发布了一篇文章，文章详细描述了乐视网财务谜团问题，该新闻报道内容与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内容高度相关。该文章发布并被各大媒体转载后第一个交易日，乐视网股票放量跌停，跌幅高达10%，第二个交易日股票价格继续下跌。且2016年6月7日新浪财经报道所述内容，乐视网并未进行澄清。新浪财经作为受众群体极其庞大及咨询传播最为迅速的大众媒体平台之一，自该平台上发布的，且并未被乐视网澄清的，对乐视网股票股价产生明显影响的媒体报道，应当被认定为对乐视网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故本案乐视网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应为2016年6月7日，新浪财经报道日。2．2017年7月11日新闻报道的内容与乐视网被行政处罚事项不具有关联性。央视财经频道的视频新闻及后续报道的内容均为公司实控人贾跃亭资金、股权被冻结，文中仅为近几年媒体对乐视网猜测报道罗列，无实际揭露乐视网财务造假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内容。3．乐视网股票复牌后股价持续下跌系由长期停牌补跌、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导致，并非因为上述猜测性媒体报道揭露了乐视网财务造假事实，对投资者不具有警示性。首先，仅从该份媒体报道来看，公司实控人贾跃亭的系列负面信息会导致乐视网最少四个跌停。其次，在乐视网停牌期间，创业板指数下跌6．34%、申万行业指数平均下跌超10%，复牌后正常都需要补跌。在复牌后十一连跌期间，大盘和行业板块继续下跌，受相关系统风险因素影响，个股也随着下跌。再次，该次停牌是基于乐视网筹划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暂不具备实施基础终止，受到该利空信息影响，复牌后乐视网股票股价断崖式下跌。最后，后续相关利空信息共同作用，导致乐视网股票股价下跌。综上所述，裁定书认定的揭露日不具有首次性、相关性、警示性及确定性，不应被认定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确定的权利登记人范围有误，应予以更正。本院经审查认为，裁定书关于“确定本案权利人范围必须就本案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或更正日进行界定”的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本案上述复议申请人的申请复议事项及事实与理由所涉焦点问题可归纳为：1．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应如何确定；2．本案被告主体资格及其范围应如何认定。一、关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的确定1．关于本案是应将乐视网的五项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确定其实施日和揭露日，还是应就五项虚假陈述行为分别确定其实施日和揭露日的问题。本院认为，北京金融法院将乐视网的五项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确定其实施日和揭露日，并无不当。理由如下：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即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一是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二是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两种情形。本案中，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虽然分别认定乐视网、贾跃亭等实施了五项虚假陈述行为，且五项虚假陈述行为看似分别对应上述两种情形，各自相对独立，互不相同、互不牵连，但是，第一项2007年至2016年乐视网财务造假的虚假陈述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第二项乐视网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的虚假陈述行为均发生在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持续期间；第三项乐视网未披露为乐视控股等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均属于应在2016年年报中及时披露的事项，而2016年年报的虚假记载本身就是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第四项乐视网未如实披露贾跃芳、贾跃亭向上市公司履行借款承诺的情况，包括贾跃亭实际履行承诺情况在2015年年报和2016年年报中未被如实披露；贾跃芳实际履行承诺情况也没有在2015年年报、2016年年报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项下如实披露，而2015年年报和2016年年报虚假记载本身亦属于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中的一部分；第五项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的欺诈发行行为本身就是乐视网通过2016年之前的财务造假，以欺骗手段取得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是以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为手段而达成欺骗目的的行为，第五项虚假陈述行为的实质内容都是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中的一部分。据此，上述五项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实际存在非常紧密的逻辑联系。故裁定书认定案涉乐视网五项虚假陈述行为中，“实则后四项虚假陈述行为均直接或间接在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中予以体现，第一项虚假陈述行为所涉的年报原本可以一定程度挽回或纠正后四项虚假陈述的错误，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掩盖了后四项陈述行为的虚假实质，并使得后四项虚假陈述行为的欺诈效果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对投资者而言，该五项虚假陈述行为实质上已经整合在一起，对市场的影响亦是叠加的。从违法行为的性质看，五项虚假陈述行为都有欺诈的性质。在客观效果上，均隐匿了经营风险因素。在此情况下，应将上述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是正确的。张特、邓伟、赵凯的复议申请（即分别请求针对本案不同的虚假陈述行为分别确定实施日、揭露日，并对仅和张特、邓伟、赵凯相关的乐视网虚假陈述行为裁定确定实施日、揭露日，并据此确定本案权利人范围）及其理由，以及平安证券关于裁定书相关认定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且与既往司法实践不符的复议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的确定问题。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指的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乐视网的上述五项虚假陈述行为中最早的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即2007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三个年度财务造假）出现在2010年IPO的相关文件中，包括2010年7月23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以及2010年7月30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等。其中，招股说明书是乐视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最重要文件，该文件供社会公众了解发起人和将要设立公司的情况，说明公司股份发行的有关事宜，是公众购买公司股份的最重要参考。故裁定书在将上述虚假陈述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确定招股说明书公布之日（即2010年7月30日）为乐视网虚假陈述实施日正确。张特、邓伟请求确定实施日为2015年6月17日、赵凯请求确定实施日为2016年2月3日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的确定问题。贾跃亭、贾跃民、中德证券均请求确定2019年4月30日（即乐视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之日）为揭露日；张特、邓伟分别请求对仅和张特、邓伟相关的乐视网虚假陈述行为确定揭露日为2015年6月30日（即凤凰财经网发布《刘姝威再轰乐视：涉嫌隐瞒公司盈亏》之日）为揭露日；利安达请求确定2020年9月7日（即乐视网公布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之日）或2016年6月7日（即新浪财经发布了一篇详细描述了乐视网财务迷团问题的媒体报道之日）为揭露日；华普天健请求确定2016年6月7日为揭露日。对此，本院认为，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者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因此，认定揭露日的标准应为在该日期，虚假陈述行为是否被交易市场主体首次较为全面地知悉、了解；其后，交易市场对揭露的信息是否存在着明显的反应，或者揭露的事项是否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发生显著变化。对证券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其精确程度并不以“镜像规则”为必要，不要求达到全面、完整、准确的程度。本案中，2017年7月11日央视财经频道发布视频新闻《乐视网，是创业失败还是涉嫌欺诈？》，次日央视财经网发布同名报道文章，明确提及乐视网“涉嫌欺诈”“财务造假”“带病上市”，明确指出乐视网财务数据可能存在虚假记载；同时，明确提及乐视网未如实披露贾跃芳、贾跃亭向上市公司履行借款承诺的情况，以及乐视网为关联公司提供股票质押担保等事项。随后又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央视财经对乐视网虚假陈述行为的披露信息，后经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均予以最终证实和确定（即上述五项虚假陈述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事项），中国证监会亦最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规定，对乐视网及其相关责任人作出了行政处罚。据此，应当认定央视财经作为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对乐视网涉及到的虚假陈述内容系全国范围媒体内的首次揭露，符合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关于“首次被公开揭露”之规定。并且，央视财经的相关报道作出于乐视网停牌期间，而在2018年1月24日乐视网股票复牌后，其股价连续11个交易日跌停，故应认定该报道的内容已被交易市场主体首次较为全面地知悉、了解，交易市场对揭露的信息存在着明显的反应，已导致乐视网股票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发生显著变化。因此，2017年7月11日符合本案证券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条件。2015年6月30日凤凰财经网发布的《刘姝威再轰乐视：涉嫌隐瞒公司盈亏》、2016年6月7日新浪财经发布关于乐视网财务迷团问题的报道，均未达到虚假陈述“首次被公开揭露”的认定标准；2020年9月7日乐视网公布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19年4月30日乐视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亦不符合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关于“首次被公开揭露”之规定。对此，裁定书已作出详细认定，本院不再赘述。综上，裁定书确定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应为2017年7月11日，是正确的。贾跃亭、贾跃民、张特、邓伟、中德证券、利安达、华普天健关于确定揭露日的复议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被告主体资格及其范围的认定1．平安证券提出裁定书完全根据本案第一批11名原告的随意选择而确定被告范围，而未对本案被告范围依法审查，明显不当。依据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查后，发出权利登记公告。故法院在对能够作为原告的权利人范围进行审查时，也应当依法对被告的范围进行审查，而不能直接根据个别原告及其代理人的选择确定。退一步讲，如果法院认为证券服务机构的披露文件可以作为证明侵权事实存在的初步证据，则在案涉乐视网信息披露违法期间所有出具过专业意见的证券服务机构，都应当被列为本案共同被告，而不应完全取决于原告的主观选择。中德证券亦提出类似主张。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所谓标的的共同，即当事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如：特定身份关系、内部不可分的合同关系、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一）原告一方人数十人以上，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和共同诉讼条件；（二）起诉书中确定二至五名拟任代表人且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代表人条件；（三）原告提交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刑事裁判文书、被告自认材料、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者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等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非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据此，原告起诉时对于被告范围的确定具有选择权，只要原告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和共同诉讼条件，并符合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法院就应当受理并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中，刘国梁等11名原告投资者对于各被告的起诉，既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和共同诉讼条件，亦符合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北京金融法院受理本案并确定具有相同诉讼请求的权利人范围，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中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包括以下情形：1．挂靠关系（第五十四条）；2．个体工商户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第五十九条）；3．个人合伙问题（第六十条）；4．企业法人分立问题（第六十三条）；5．借用关系（第六十五条）；6．保证合同关系（第六十六条）；7．继承遗产关系（第七十条）；8．代理关系（第七十一条）；9．共有财产关系（第七十二条）。本案中的所谓“在案涉乐视网信息披露违法期间所有出具过专业意见的证券服务机构”，并不属于上述情形。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起诉时当事人人数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在发出权利登记公告前，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阅卷、调查、询问和听证等方式对被诉证券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事实等进行审查，并在受理后三十日内以裁定的方式确定具有相同诉讼请求的权利人范围。”该规定是对确定权利人范围的规定，而非对确定被告范围的规定。对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法院才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而“所有出具过专业意见的证券服务机构”，并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情形。因此，平安证券、中德证券关于裁定书完全根据本案第一批11名原告的随意选择而确定被告范围，而未对本案被告范围依法审查，明显不当的复议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平安证券、中德证券还提出其未被行政处罚、未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未被纪律处分，也未自认违法或未勤勉尽责，裁定书将其列为该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被告，违反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对此，裁定书已予详细阐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告提交能够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刑事裁判文书、被告自认材料、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者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本案中，招股说明书、相应年度的审计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上市保荐书》等披露文件由本案中相应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制作、参与制作或核查。上述文件中披露的相应信息，在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已经被认定为虚假记载、未按规定披露。因此，上述文件可以作为能够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部分被告提出其不符合代表人诉讼被告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裁定书的上述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另外，未被行政处罚、未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未被纪律处分的证券服务机构作为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属于本案实体审理中的问题，在权利人范围确定阶段法院不应予以认定。待本案进入实体审理后，法院将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实体认定和处理。综上所述，贾跃亭、贾跃民、吴孟、张特、赵凯、邓伟、平安证券、中德证券、利安达、华普天健的复议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贾跃亭、贾跃民、吴孟、张特、赵凯、邓伟、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审 判 长 夏林林审 判 员 魏 欣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陈旭云书 记 员 王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