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5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金一，男，1957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乃峰，辽宁韬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场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118号1-4层。负责人：张巧辉，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伟，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合谊街5号1单元23层12号。法定代表人：邵兵。原审被告：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区石门街20号。诉讼代表人：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郭明，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光，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叶笛，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崔杨，男，1985年1月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审被告：魏文雅，女，1986年1月2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杨，系魏文雅丈夫。原审被告：聂颖，女，1974年3月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业，男，系聂颖丈夫。原审被告：孟庆业，男，1965年11月26日生，满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审被告：刘明权，男，1964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原审被告：练玉芳，女，1967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马金一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及原审被告崔扬、练玉芳、孟庆业、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刘明权、聂颖、魏文雅、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金一上诉请求：1.撤销（2020）辽0202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名下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屋不享有抵押权，不享有在266万元项下最高债权额范围内就该房屋拍卖、折价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一审法院未能基于本案既有重大疑点问题和重审一审阶段出现的重大新情况客观认定全案事实，进而支持被上诉人的虚假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现有证据足以表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按照《授信协议》约定履行放贷义务，故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前提自始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按照《授信协议》约定发放贷款，明显错误。关于本案放贷500万元的事实是否存在，最简单、最直接、也必然存在的证据就是被上诉人放贷银行流水，然而，该证据被上诉人始终未能提供，明显不符合常理。而本案其他证据，根本不能证明放贷事实存在。（一）被上诉人现有证据（包括：《借款凭证》、哈尔滨银行西岗支行《电脑截屏》、《业务委托书》、《提款申请书》和《支付委托书》等），不能表明其已履行发放本案500万元的贷款义务。首先关于《借款凭证》和哈尔滨银行西岗支行《电脑截屏》。本案第一次起诉一审时，被上诉人仅以该组证据主张涉案款项已直接支付给大连奥隆（注：除此外，被上诉人未能再提供其他证据）。而，根据《授信协议》第二条第3款，《借款凭证》属于《授信协议》的组成部分，同时从《借款凭证》内容看，记载的内容是借款人、收款人、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均属于协议内容，故《借款凭证》仅是协议而非放贷证明；同样，电脑截屏记载信息均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没有其他直接证据作支撑，故不能证明发放贷款事实存在。其次，关于《业务委托书》、《提款申请书》和《支付委托书》。鉴于上述原因，至本案重审一审时，在举证开始阶段，被上诉人又改以《业务委托书》、《提款申请书》和《支付委托书》为依据，辩称涉案500万元系根据大连奥隆申请直接支付至大连奥隆交易对家大连船舶船用电缆公司账户。然而，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看，该组证据同样属于协议或文件性质，根本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放贷事实成立。更重要的是，该说法明显与被上诉人在本案第一次起诉时主张涉案款项已经直接发放至大连奥隆帐户陈述相矛盾。第三，本案重审一审当事人举证完成后，一审法院出示了该其调取的一份《对帐单明细》证据。从外观看，该证据显示：2014年7月24日大连奥隆525850帐户上进帐500万元。对此，被上诉人又改口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其已于2014年7月24日向大连奥隆帐户发放500万元。假如这是事实，那么又一次推翻了被上诉人在重审一审开庭时主张的通过委托付款方式将500万元直接付至大连奥隆交易对家的事实，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为弥补本案第一次起诉期间先天不足（即：没有证据证明500万元已打入《借款凭证》上列示的大连奥隆收款帐户），故在本案重审阶段，试图以《业务委托书》、《提款申请书》和《支付委托书》为证据，改为主张500万付至大连奥隆交易对家大连船舶公司账户。被上诉人重审一审的证据目录和所附证据形成于开庭之前，而《对帐单明细》是一审法院于开庭前一天（即2020年8月25日）才调取到的，开庭前被上诉人尚未来得及看到，故而出现上述局面。综上，关于被上人究竟如何发放贷款，贷款放给谁这一最基本问题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而现有证据，不仅不能证明放贷事实存在，并相互矛盾，彰显被上诉人诉讼的虚假性。（二）一审法院调取的《对帐单明细》本身存在重大疑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根据《授信协议》实际发放本案500万元贷款事实。首先，《对帐单明细》由本案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不是结论性并具有法律效的文件。《对帐单明细》顾名思义，是一份由被上诉人制作相关信息（包括时间、金额、用途等），待由客户确认的效力待定文件，特别是，该对帐单由被上诉人在本案起诉后制作，而被上诉人恰恰是本案当事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故，被上诉人为自己制作的文件，不具有必然证明效力，鉴于此，具体到本案，针对500万元的入账，被上诉人不应仅有文字记载，还应同时提供进账流水等直接证据来证明其在2014年7月24日是通过哪个账户向大连奥隆525850帐户发放了500万贷款。其次，从《对帐单明细》显示的资金来源和代换发放方式看，上面记载，在2014年7月24日，大连奥隆按525850账户上同日有500万元贷款转入和转出，且交易渠道为“互联网金融POS贷”。然而，并未显示该500万元贷款究竟由谁转入。同时“互联网金融POS贷”，明显与《授信协议》、《借款凭证》和《业务委托书》等证据相矛盾看。因为，根据上述证据，本案500万元贷款约定是由被上诉人直接发放，而非“互联网金融POS贷”，所谓“互联网金融POS贷”与本案毫无关系。第三，从《对帐单明细》记载的款项来源看，该500万元转入，转出的“对方账户名称”竟然均标注为“大连奥隆”极不符合常理。这首先表明：该500万元本身就来源于大连奥隆，与被上诉人毫无关系。同时，这也就否定了《业务委托书》、《提款申请书》和《支付委托书》待证的500万元系经由大连奥隆000005帐户付至大连船舶公司001530帐户事实。第四，更重要的是，从《对帐单明细》记载的业务操作看，该笔500万元同日转入，转出，极其诡异。并且，该业务操作“记账员”均为9701，而转入、转出操作业务流水序号竟然均是000462017，这表明，转入、转出不仅是同日，而且是同一时刻操作完成。由此：退一步讲，假使500万元来源被上诉人，那么在500万元贷款到达大连奥隆525850帐户起的同日、同一时刻，就被原告同一操作人员、执行同一业务流水号，将500万元转出，至于转出至哪个账户，转出用途，对帐单则隐而不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500万果真由被上诉人转入大连奥隆525850帐户，那么该笔资金再行转出应由大连奥隆自己操作，怎么可能由被上诉人员工执行与转入相同的业务流水号（000462017）代为完成？第五，鉴于上述原因，该证据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极不正常，高度存疑。同时，鉴于该对帐单系由原告单方制作和记载有关事项，本身未经大连奥隆确认，故不具有法定证明效力。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有理由怀疑，《对帐单明细》5850账户上的500万元转入和转出，仅仅是一个数字记载（服务于本案诉讼），而根本没有真实的500万资金进、出该账户。鉴于此，被上诉人应当进一步举证，来证明该500万元来源于被上诉人，并已实际进入大连奥隆5850帐户，且该500万元转出时并未回到被上诉人帐户。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本案500万元贷款是虚假存在，涉嫌“套路贷”。上诉人依法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本案第一次起诉一审时，被上诉人为主张贷款事实存在和证明大连奥隆500万元欠款本息金额，提供了一份“哈尔滨银行大连西岗支行”电脑截屏证据为依据（即上诉人重审一审证据1），以证明至本案起诉时欠款情况。本案重审一审时，被上诉人又提供了另一份电脑截屏（即：被上诉人证据6-1《还款截屏》，出具人改为哈尔滨银行大连分行综合管理部分），来主张本案本息金额。被上诉人本案重审利息诉求与第一次起诉完全一致，而第一次起诉利息的计算恰恰依据了西岗支行电脑截屏，因此，本案重审综合管理部的电脑截屏就是基于第一次起诉电脑截屏恩，二者同源（经审验，两份截屏差别在于：本案重审电脑截屏将本案第一次起诉时的西岗支行电脑截屏绝大部分过程信息屏蔽删改）。在此基础上，通过解读西岗支行电脑截屏，还原事实本源，可以进一步表明本案500万贷款是虚假的。具体如下：首先，西岗支行电脑截屏和综合管理部电脑截屏证据右上角均显示，对应的合同编号是9701052014000455，这显然与本案《授信协议》编号（即：9701160220140135）明显不同。其次，被上诉人提出的本案500万本金诉要求和利息、罚息诉要，依据的是第一次起诉西岗支行电脑截屏记载，即“累计欠款次数6次，逾期天数1204天，欠本天数1065天”。据此，从本案贷款发生日2014年7月24日次月算起，逾期6次（即6个月）倒算，得到时间节点为2015年1月。由此，再上溯1204天，那么，该截屏内容指向3.2年前（即：2011年末或2012年初的一笔贷款），根本不是本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而据上诉人了解，自那时起至本案诉讼发生，被上诉人与大连奥隆或其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多笔贷款业务，金额为800万元、500万元或其他金额不等。因此，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业务为真，那么也只是多笔贷款业务中的一笔，而非唯一一笔。第三，西岗支行电脑截屏显示：贷款基准利率4.35%，但是，如按《授信协议》约定在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7%，实则为5.95%，而非《授信协议》约定的8.22%。同时，截屏中记载，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7月9日（而非本案2015年7月24日），贷款期限并不是一年，显然，这与《授信协议》、《借款凭证》约定的一年周期不符，也和现实中贷款期限一般以整年（或整月）为单位计算的操作惯例不符。因此，该截屏指向的极可能是另一笔到期日为2015年7月9日的其他贷款，而非本案贷款。同时，该电脑截屏的出具单位是哈尔滨银行西岗支行（而非本案大连分行），同样存在矛盾。第四，西岗支行电脑截屏显示，500万元贷款发放和还款账号均为12×××50，且贷款状态为“结清”，故该笔贷款已处于还清状态，既然已“还清”就不存在欠还概念，本案诉讼依据的事实自始不存在。退一万步讲，即使存在那么结合本案所有证据，足以表明以下事实成立，即：被上诉人与借款人大连奥隆，向担保人隐瞒真实情况，在担保人不知情情况下，对大连奥隆5850帐户只作500万元转入，转出数字记载，而无真实500万元资金流水发生，以完成“新贷还旧贷”操作。第五，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本案一审重审提交的证据9（即：另案大连开发区法院（2017）辽0291民初266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现实中，虚假贷款或新贷还旧贷“是被告大连奥隆惯常操作手法”。该另案中，为偿还旧贷，被上诉人同样采取了新贷还旧贷方式。同时，从时间看，该另案《最高额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本案《授信协议》签订前夕，有效期限与本案存在交叉（至2014年5月13日止）。该另案，法院之所以判令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存在一个事实前提，即：保证人事先明知“借新还旧”，且承诺对“借新还旧”自愿承担担保责任。但该事实情节本案不存在，各担保人事先根本不知悉，更未承诺对“借新还旧”承担担保责任。三、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效已过。（一）《逾期贷款催告函》是被上诉人在事先形成的空白文档上临时补记相关内容形成，故不是合法有效的催告文件。首先，被上诉人在本案第一次起诉一审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的催告函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8日（该日期对诉讼时效把控极其精准，已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本案重审一审庭审中，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即：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25日交给本案被告崔杨母亲杨金莲（已过世）空白催告函文本，杨金莲再微信发给本案被崔杨的空白催告函截图证据（见上诉人重审一审证据2），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明确认可。再对该两份催告函比较发现：二者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大连奥隆和百孚特印章加盖位置不同。由此，可以表明：被上诉人手中持有多份空白催告函文本。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提交的催告函极可能是其起诉后对空白文本补记形成，而非原始形成，对此，上诉人一审时曾申请法院对包括笔迹形成时间内容相关疑点事实司法鉴定，但未获准许。其次，对空白文本补记形成的催告函，不是合法、有效的催告文件和催告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法律效果。因为：如上述，大连奥隆或其关联企业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笔借贷业务关系，空白催告函本身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理论上可以是针对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任何一笔债务，故不能唯一确定是针对本案借贷实施的催告。该催告函内容即使事后补记，那么也是变造结果，不是有效催告行为，对本案不产生催告法定效力。一审法院认为空白催告函属于“无限授权，实际上是将催告函作为空白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等同看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本案中，空白催告函极可能是签订《授信协议》时一并盖章形成的，那么其本质上属于《授信协议》一项附属文件，而不是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专门针对本案债权独立形成的一份真实催告文件，更不是真实有效的催告行为。（二）原告从未实施真实、合法、有效的催告行为。首先，本案被告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担保人在2017年7月8日以及该日之前、之后，从未收到过原告该份所谓《逾期贷款催告函》，其次，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逾期贷款催告函》，被上诉人竟然同时持有正文部分和回执部分，明显不符合常理，因为：如被上诉人果真实施催告，并将催告函送达债务人，那么催告函正文部应交由被催告人留存，回执部分才由催告人留存。被上诉人同时持有正文和回执，只能表明其未真正实施催告。第三，如上述，本案催告函，只是被上诉人事后在空白催告函上手写补记形成。手写补记，只是一种文件变造行为，而非主张行为，故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四、上诉人房屋抵押登记并非针对本案债权，故上诉人无须承担本案担保责任。首先，上诉人的他项权登记显示，其房屋抵押是针对一项226万元最高额债权提供的抵押担保，与本案500万元最高额约定明显不同。其次，针对上述情况，本案第一次起诉一审时，被上诉人解释说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笔误所致。然而，本案重审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书》上面清晰显示，上诉人房产用以担保的债权金额原本写为500万元，但被被上诉人代理人（孟祥宏）亲自手写更改为226万元。法律规定，代理人的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由此表明，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房产是做区别对待的，其本意不是针对本案500万元最高额债权，而是针对另外已有或将来可能发生的226万元最高额债权，故与本案无关。第三，如上述，本案中除上诉人外，所有担保人最高额抵押均为本案500万元最高债权，唯独上诉人抵押调整为226万元，因此，上诉人房屋所设抵押与《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存在对应干系，故不存在登记事项与抵押登记对应与否问题，对此，不应《担保法司法解释》61条进行解释。五、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合法。本案重审一审期间，上诉人针对《哈尔滨银行逾期贷款催告函》存在的重大疑点问题，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以进一步证明该催告函是虚假的，不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定效力；同时，上诉人针对《对帐单明细》上存在的重大疑点问题，申请法院进一步调查取证，以进一步认定《对帐单明细》上同日、同时刻转入、转出的500万元背后隐藏的真实情况，即：该500万元是否来源于被上诉人，去向是否由回到被上诉人，对此一审法院当庭表示上诉人庭后提交申请，法庭开具调查令上述待查事项，对认定本案事实至关重要。上述司法鉴定申请和调查令申请，上诉人于2020年9月8日提交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未作任何处理，经多次询问，只是让上诉人等消息，直到最后在事实明显不清情况下，直接作出一审判决，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本案明显属于虚假诉讼。一审法院针对本案原审和重审出现的诸多疑点和矛盾，未能从事实和法律方面充分调查、客观认定，导致一判决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证据明显不足，令上诉人唯一住房可能被不法侵害。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作为区域银行，在当时管理极其混乱，业务操作极不规范，存在诸多违规和虚假行为，本案争议，只是其中一个代表，鉴于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在全面查证相关事实基础上，依法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六、二审补充以下内容：本案争议实际上是被上诉人和大连奥隆合谋串通结果利用担保人善良和不知情，企图损害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担保人的合法权益，由此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0条担保人无须承担担保责任。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事实与理由：一、银行流水并非认定本案是否放款500万元的唯一证据，现有《借款凭证》《业务委托书》《支付委托书》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对账单明细》可以证明答辩人已按照《授信协议》约定履行了放贷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借款凭证》（借据编号：9701052014000455-001）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24日向奥隆船舶放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材料，借款年利率为8.22%，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15年7月9日止。该《借款凭证》上有一审被告奥隆船舶的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印予以确认。该笔贷款亦实际支付到了奥隆船舶公司账号12×××500的银行账户内，后根据奥隆船舶的《支付委托书》（盖有奥隆船舶公章、法人印及法人签字），答辩人受托将奥隆船舶该笔借款资金暂时存放于我行受托支付专用账户（账号97×××055）内，故在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奥隆船舶账12×××500的银行账户内2014年7月24日会发生转入和转出500万元的交易记录。同样根据奥隆船舶的《支付委托书》以及业务委托书（盖有奥隆船舶公章、法人印）并经答辩人审核，答辩人将上述存放于我行受托支付专用账户内的500万元全部受托支付至奥隆船舶交易对象大连船舶船用电缆公司账号75×××300的账户。因此，上述《借款凭证》《支付委托书》《业务委托书》以及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对账单明细》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答辩人已按照《授信协议》约定履行了放贷义务，即向奥隆船舶支付了案涉贷款500万元并根据其委托支付至了奥隆船舶交易对象的账户内。二、《对账单明细》系由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真实、合法且能够证明答辩人向奥隆船舶放款500万元的待证事实，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该事实的相反证据，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账单明细》系由一审法院依法调取，该证据真实、合法且能够证明答辩人向奥隆船舶放款500万元的待证事实，若被答辩人认为该证据存疑，应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对于《对账单明细》的出处，因答辩人即为该笔贷款的贷款行，因此由答辩人出具无任何问题。自案涉贷款发放后，奥隆船舶该账户内又发生了多笔资金交易，按照相关规定，奥隆公司应每月与银行对账，因此经其多次对账，对案涉贷款的交易明细均未提异议，可以确认该资金交易的真实性。对于交易渠道的记载，系答辩人内部的记载，且答辩人与奥隆船舶仅有该500万元贷款，不存在其他贷款关系。对于“对方账户名称”的记载，因案涉贷款500万元系从答辩人内部虚拟账户支付到奥隆船12×××500的银行账户内，后根据奥隆船舶的《支付委托书》答辩人受托将奥隆船舶账户内的该笔借款资金暂时存放于我行受托支付专用账户（账号97×××055，内部虚拟账户）后受托支付至奥隆船舶交易对象大连船舶船用电缆公司账户。因前后均为我行内部虚拟账户，该内部虚拟账户无名称，因此《对账单明细》显示的为“奥隆公司”。至于该转入转出的操作是否同日同一时刻同一操作人员执行同一业务流水号并不影响答辩人对奥隆公司依法享有合法债权，且如前所述，本笔贷款采用受托支付方式支付，因此由答辩人员工按照约定操作亦不存在任何问题。现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答辩人已向奥隆船舶发放案涉500万元贷款事实的相反证据，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答辩人提供的电脑截屏，不仅可以证明答辩人对奥隆船舶依法享有合法债权的客观事实，而且可以证明具体的债权数额。《还款截屏》来源于答辩人系统，该笔贷款的相关数据需要答辩人工作人员录入到系统中，根据该系统，截至2018年6月8日，奥隆船舶尚欠答辩人借款本金500万元，尚欠利息169507.14元，罚息1334322.92元，复利48806.89元，与起诉状一致。对于电脑截屏右上角“对应合同编号是9701052014000455”一节，该编号是案涉《借据凭证》的编号，恰恰可以证明该截屏是对案涉借款的相关记载。对于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中欠款利息、罚息和复利部分，请求的依据系答辩人与奥隆船舶签订的合同的约定，答辩人亦提供了详细的计算明细，可以证明欠款的金额情况。对于被答辩人所称电脑截屏记载“累积欠款次数6次，逾期天数1204天，欠本天数1065天”一节，欠本天数1065天系起算于2015年7月9日即案涉贷款到期日，逾期天数1204天系起算于奥隆船舶最后一次还息日即2015年2月20日，该日期与一审法院调取的《对账单明细》上显示的还息时间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而答辩人系统中“累积欠款次数6次”为奥隆船舶借款期限的累积欠款次数，即奥隆船舶首次欠款之日2015年2月20日至该笔贷款到期之日2015年7月9日之间的欠款次数6个月（即6次），该信息所处大项“借据信息”亦侧面反映了该信息为借款期内信息。对于贷款利率一节，答辩人电脑截屏显示的“贷款基准利率4.35%”系截屏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答辩人执行的贷款基准利率。因本案案涉贷款采用浮动利率，因此该利率随中国人民银行公示调整而调整，根据答辩人提供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的详细计算明细》可以看出答辩人实际执行了该约定。对于被答辩人所称“年利率并非《授信协议》约定的8.22%”一节，因《授信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借款凭证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又因为借款凭证与《授信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应依法视为“新协议变更旧协议”，并且结合贷款发放后利率连续下调的客观情况，采用浮动利率计算案涉贷款利息、罚息和复利更有利于借款人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担保人，因此，案涉贷款的年利率应按照借款凭证约定执行。对于被答辩人所称“贷款期限并不是一年，与《授信协议》《借款凭证》、操作管理部副”一节，首先贷款期限应根据双方合意形成的约定为准；其次，借款凭证上亦明确载明“借款到期日2015年7月9日”；最后，《授信协议》中第二条亦明确约定“甲方每次的借款期限自乙方实际发放贷款日起至约定还款日止，以借款凭证的记载为准”。因此，被答辩人的该项主张无任何依据。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的贷款状态为“结清”的主张，属于答辩人对不良债权的内部财务处理方式，实际欠款状态仍应以其他客观证据为准。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的“本案存在新贷还旧贷操作”一节，答辩人认为本案案涉贷款用途为采购原材料，贷款款项亦经答辩人审查、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实际支付至了奥隆船舶交易对象大连船舶船用电缆公司账号75×××300的账户，因而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操作。若被答辩人仍旧认为存在该种操作，应依法提交相应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的起诉于2018年7月19日被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在此之前，答辩人已于2017年7月8日向借款人奥隆船舶和担保人百孚特公司发送了《逾期贷款催收函》并且奥隆船舶和百孚特公司均在《回执》上盖章确认，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7月8日重新起算，故答辩人于2018年提其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的“极可能是签订《授信协议》时一并盖章形成空白催告函”一节，答辩人对该主张不认可，实际不存在该事实。一方面，被答辩人应对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另一方面，《授信协议》中奥隆船舶加盖的公章尾号为“1326”，而《逾期贷款催收函》中奥隆船舶加盖的公章尾号为“8537”，因此，被答辩人的该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外，根据本案一审中答辩人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奥隆船舶于2016年12月20日与珠江村镇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尾部加盖的尾号为“8537”公章以及答辩人从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工商变更登记档案可以看出，奥隆船舶系大体在2016年12月后才开始使用尾号为“8537”公章，并非签订《授信协议》时使用。因此，被答辩人的该节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采信。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的“答辩人同时持有《逾期贷款催收函》正文部分和回执部分，明显不符合常理”一节，因该催收函中明确载明“本通知书一式三份，……一份由哈尔滨银行留存”，故答辩人理应持有一份原件，且若仅有回执部分亦无法完整证明催收内容，故被答辩人该主张亦无任何常识和道理。综上所述，答辩人提其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的相关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采信。四、被答辩人房产抵押登记针对的即是本案债权，故被答辩人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了编号为9701110220140319的《最高抵押合同》，第一条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乙方与债务人之间（依据9701160220140135号授信协议）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其中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第二十四条约定：“马金一所有的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产权证号大房权证金新字第××号号。本套房产抵押债权价值人民币贰佰贰拾陆万元整。”因此，双方到金普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案涉贷款的房产抵押登记时该登记中心的登记人员要求按照房产价值将“被担保债权数额”修改为226万元。此外，根据从大连市金普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房产抵押登记档案，亦可以证明该笔最高额抵押登记的依据系被答辩人签订的编号为9701110220140319的《最高抵押合同》和编号为9701160220140135号的《授信协议》。故被答辩人房产抵押登记针对的即是本案债权，被答辩人应在债权本金226万元项下产生的最高债权额范围内承担本案担保责任。五、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案涉事实清楚，被答辩人的鉴定申请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被答辩人申请鉴定的事项为：1.申请开具调查令，调查案涉借款发放过程；2.申请对《逾期贷款催收函》上签字与公章的覆盖问题进行司法鉴定。对此，答辩人认为，案涉贷款发放流程清晰明确，答辩人已提供了《借款凭证》《业务委托书》《支付委托书》以及《对账单明细》，该组证据可以完成反映案涉借款发放的全过程，答辩人在贷款发放的过程中亦全面、谨慎、合规地履行了放款审查义务，因此被答辩人第1项申请已无必要。对于被答辩人第2项申请，根据尾号“8537”的公章的使用时间，可以判定《催款函》并非与《授信协议》一并盖章形成，且该《催款函》为有效催收，符合相关法律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此外，关于先盖印还是先填写相关信息（“我方已于2017年7月8日收悉贵行发送的《催收函》”）系因个人习惯而异的问题，先后顺序并不具有客观性，故被答辩人拟通过申请对《逾期贷款催收函》上签字与公章的覆盖问题进行司法鉴定，进而判断盖章时间的申请亦无必要，且不会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主张，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望贵院采纳。六、鉴于上诉人刚才所说的关于被上诉人与奥隆船舶恶意串通一节，被上诉人不同意，因为被上诉人在该笔业务中完成是按照受托支付业务来办理该笔贷款，根据流通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及合同的约定，奥隆船舶提供了提款申请书、业务委托书、支付委托书相应单据后，被上诉人根据其申请将该笔贷款首先发放给了其贷款账户后，该笔贷款按照银监会关于受托支付的流程要求，按照银监会第一时间把该资金转移到受托支付专用账97×××055，该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将笔贷款专款专用而不被借款人奥隆船舶挪作他用，上诉人主张的银行与奥隆船舶恶意串通或者是借新还旧并不存在，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的上诉请求，其他上诉请求与百孚特无关，因此不发表意见。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放贷情况，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履行了发放贷款义务，故百孚特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二、百孚特签署的回执为空白，手写体包括时间均为后期添加，被上诉人未在诉讼时效内主张债权，已丧失胜诉权，因此百孚特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崔扬、魏文雅、孟庆业、聂颖均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及至最终还款日利息、复息及罚息（暂算至2018年6月8日，欠息169507.14元，罚息1334322.92元，复利48806.89元），暂合计6552636.95元；2.依法判令被告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被告崔扬、被告魏文雅对上述第1项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原告对被告百孚特公司名下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房产证号为：大房权证高私字第××号）享有抵押权，对上述抵押物折价或者变卖、拍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原告对被告刘明权名下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房产证号为：中私有××号）享有抵押权，对上述抵押物折价或者变卖、拍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原告对被告马金一名下的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屋（大房权证金新字第××号）享有抵押权，对上述抵押物折价或者变卖、拍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原告对被告聂颖名下的位于沙河口区房屋（大房权证沙私字第××号）享有抵押权，对上述抵押物折价或者变卖、拍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7.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九名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奥隆船舶签订编号为9701160220140135的《授信协议》，该协议约定本协议项下最高借款本金额度为500万元，借款额度使用期限自2014年7月10日起至2017年7月9日止，在该期限内奥隆船舶可以循环使用上述借额度，但在该期限内任一时点上的借款本金余额不得超过该借款额度。借款凭证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同第十条约定，由被告百孚特、被告崔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被告百孚特、马金一、刘明权、聂颖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材料，签订借款时年利率8.22%，借款采用浮动利率，如遇人民银行上浮利率，则从调整日-月初根据新的同期借款基准利率上浮37%确定借款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采用委托支付方式的，借款人应提供与本贷款资金使用相关的合同和发票、提款申请书、支付委托书，逾期利息为借款利率的150%，复利利率与罚息利率相同。2014年7月24日，原告向被告奥隆船舶发放贷款500万元，凭证记明到期日为2015年7月9日。2014年7月26日，原告受被告奥隆船舶委托，将500万元借款汇入大连船舶船用电缆邮箱公司尾号1530账户。2014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百孚特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百孚特为奥隆船舶签订的授信协议提供担保，贷款余额不超过500万，百孚特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日，原告与被告崔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崔杨为奥隆船舶签订的授信协议提供担保，贷款余额不超过500万，被告崔杨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与被告马金一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马金一为授信协议下自2014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9日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得以实现，被告马金一以其名下坐落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屋提供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抵押登记，原告于2014年7月16日取得他项权利证，他项权利种类为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226万元。原告与被告百孚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百孚特为保证授信协议下自2014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9日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得以实现，其以自有财产提供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原告取得被告百孚特名下的坐落于沙河口区房屋的抵押权，他项权利种类为抵押，债权数额500万，登记时间2014年7月23日。原告与被告刘明权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保证授信协议下自2014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9日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得以实现，被告刘明权以其名下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提供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原告取得该房屋的他项权证。原告与被告聂颖签订保证合同，为保证授信协议下自2014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9日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得以实现，被告聂颖以其名下的坐落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对借款人奥隆公司的案涉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7年7月8日，被告奥隆公司、被告百孚特公司均向原告出具《回执》，内容为收到《逾期贷款催收函》。但此后被告奥隆公司亦未能依约还款，截至2018年6月8日，被告奥隆公司欠付原告本金500万元、利息169507.14元、罚息1334322.92元、复利48806.89元。查，大连奥隆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编号为8537的公章亦对外使用，曾于2016年12月20日与大连保税区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房屋他项权证、借款凭证、欠款截屏、《逾期贷款催收函》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业经本院审查，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奥隆船舶签订的授信协议、与被告崔杨、练玉芳、孟庆业、马金一、百孚特线缆、刘明权、聂颖、魏文雅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及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严格依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现原告已依约定向被告奥隆船舶发放了贷款，而被告逾期还款，依照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奥隆船舶给付合同项下到期债权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故原告要求被告奥隆船舶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至2018年6月8日的欠息169507.14元、罚息1334322.92元、复利48806.89元并自2018年6月9日起至最终还款日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奥隆船舶的该笔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2015年7月9日，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岗支行向被告奥隆公司和被告百孚特公司发出了《逾期贷款催收函》，要求二被告分别履行还款和担保责任，西岗支行作为原告下属的分支机构，原告有权委托西岗支行代为履行催收，亦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被告百孚特辩称其在空白回执上签字，手写体系事后填写对该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被告百孚特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的催收函为空白，其次，即使被告奥隆船舶、被告百孚特在空白催收函上加盖公章，合同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予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逾期贷款催收函视为原告与被告奥隆船舶、被告百孚特就还款事宜重新达成协议，因此无论手写体是何时间书写，被告均应承担该回执盖章后产生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起诉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之规定，原告起诉时，被告崔杨、被告魏文雅的保证期间已经经过，原告要求被告崔杨、被告魏文雅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2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原告对抵押物行使担保物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奥隆船舶、被告练玉芳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期限届满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视为对自身举证、质证、答辩权利的放弃，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借款本金500万元；二、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截至2018年6月8日的利息169507.14元、罚息1334322.92元、复利48806.89元；三、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自2018年6月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授信协议》及借款凭证中约定的罚息利率向原告支付罚息及复利；上列一至三项中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应偿付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之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给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被告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对上列一至三项中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应偿付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之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追偿；五、确认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对被告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享有抵押权，原告在债权本金500万元项下产生的最高债权额范围内就该房屋拍卖、折价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六、确认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对被告刘明权名下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享有抵押权，原告在债权本金500万元项下产生的最高债权额范围内就该房屋拍卖、折价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七、确认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对被告马金一名下的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屋享有抵押权，原告在债权本金226万元项下产生的最高债权额范围内就该房屋拍卖、折价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八、确认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对被告聂颖名下的位于沙河口区房屋享有抵押权，原告在债权本金500万元项下产生的最高债权额范围内就该房屋拍卖、折价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九、驳回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58270元（含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大连奥隆船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百孚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马金一、聂颖、孟庆业、刘明权、练玉芳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大连奥隆税务信息查询》及一审庭审笔录（节选），拟证明“被上诉人是否发放500万元贷款处于不明状态”，被上诉人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对拟证明事项不予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二审仅围绕马金一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马金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请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按照《授信协议》约定发放贷款，认定事实错误；2.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500万元贷款是虚假存在；3.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效已过；4.上诉人抵押登记并非针对本案债权；5.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合法；6.被上诉人和大连奥隆合谋串通结，利用担保人善良和不知情，企图损害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担保人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本院认为，一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实际发放了500万元贷款”并无不妥，上诉人主张的第1、2项事由与事实不符，二审无据支持。一审依据“《逾期贷款催收函》”及其他证据，认定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亦无不妥，上诉人主张的第3项事由，二审无据支持。上诉人主张的第4、6项事由，因缺少证据支持，二审不予支持。一审审理程序并无明显不妥，上诉主张的第5项事由，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金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670元，由马金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家永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