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200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龙敏，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再文，贵州碧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军，男，197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迈，男，196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吕平，男，196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宗，贵州桓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杉，贵州桓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锦屏县顺鸿矿业公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锦屏县铜鼓镇花桥村猫猫冲。法定代表人：王红雨，系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方有根，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上诉人龙敏与被上诉人胡军、张迈、吕平及原审第三人锦屏县顺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鸿矿业”）、方有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8民初1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龙敏上诉请求：l、撤销锦屏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8民初129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胡军、张迈、吕平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胡军、张迈、吕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合法有效错误，该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二款，《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采矿权转让合同须经行政机关依法批准才能生效，而本案现有证据及事实足以证明：顺鸿公司与龙敏之间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至今未报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故依照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合同至今未发生法律效力。二、一审判决认定胡军、张迈、吕平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错误。龙敏与顺鸿公司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虽为胡军，但协议的相对人却是顺鸿公司,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将“将公司所有资质文件、证照一并移交给被告保管和使用，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是法人顺鸿公司的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系顺鸿公司。三、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龙敏作为顺鸿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是使用顺鸿公司《采矿许可证》进行开采和续期，双方合同目的已然实现”错误。一审判决中提到“2016年6月25日到2022年5月13日期间主要负责人均为张全福”，据此可知顺鸿公司实际控制人应为张全福。龙敏从未到顺鸿公司矿上进行开采，事实上该矿至今都未有开采，胡军、吕平、张迈、方有根及顺鸿公司也没提交过用于证明龙敏对该矿进行开采的任何证据材料。四、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龙敏2017年11月6日出具给张迈欠条中的金矿转让款650万元，······价款880万元,而该欠条是对被告龙敏未付股权转让款的确认”错误。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向顺鸿公司主张采矿许可证转让价款。2、欠条签订主体为张迈和龙敏，胡军和吕平无权向龙敏主张欠款。3、欠条产生在前，龙敏向胡军支付在后，有悖于一般常理和法律规定。五、一审法院无视《股权转让协议》，而据《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支持胡军、吕平、张迈向龙敏索要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胡军、张迈、吕平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龙敏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二、龙敏主张胡军、张迈、吕平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及本案遗漏当事人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胡军、张迈、吕平重审期间对诉讼请求进行部分变更，诉讼请求：1、龙敏向胡军、张迈、吕平支付顺鸿公司股权转让款650万元及迟延履行违约金44.2万元（违约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自2017年11月7日起暂算至2019年4月7日，应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时止），以上共计694.2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3年2月12日，顺鸿公司由案外人张全福、杨世武、金传勇、龙永峰四人申请成立，当时张全福为董事长，许可经营项目为黄金开采。同年3月13日，锦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2008年11月19日，顺鸿公司变更股东为吕平、张迈、胡军、池艺芳（案外人），胡军为法定代表人。2010年11月28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张全福。2011年4月25日，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胡军，胡军持有顺鸿公司35.85%的股份，张迈持有22.64%的股份，吕平持有33.96%的股份，池艺芳持有7.55%股份。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2月16日，龙敏与顺鸿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为胡军）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内容主要为“第一部分、顺鸿公司以人民币880万元整，将其所持有的锦屏县顺鸿金矿采矿权、安全许可证及其它所有现有有关合法手续和证件，以及现有所有矿山上的设备转让给龙敏，龙敏同意并接受该标的。第二部分、标的转让价款880万元，1、在本协议签订5日内，龙敏向顺鸿公司支付定金50万元。2、在龙敏向顺鸿公司支付不低于600万元转让费，并由双方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后，龙敏可进入矿区实施采矿作业。3、余款230万元，应在采矿权证完成转让变更登记后10个工作日交付原告（50万元定金冲抵转让款）。······。第四部分、本次采矿权转让、股权转让过程中，应向有关部门缴纳的所有税费，全部由（乙方）龙敏承担，顺鸿公司承担相应个人所得税。本次采矿权转让、股权转让的所有登记手续由甲乙双方共同办理······”。在该协议签订前的2012年2月9日吕平已收到龙敏50万元“交易定金”，2012年11月13日顺鸿公司以吕平为经办人与龙敏签订《移交确认函》，将公司所有资质文件、证、照一并移交给龙敏保管和使用，但双方当时未办理相关变更手续，胡军、吕平、张迈也未在顺鸿公司进行管理，而由龙敏实际控制顺鸿公司。2017年11月6日，龙敏与方有根为股权变更事宜到北京当地与胡军、吕平、张迈会面，因北京当地不能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龙敏在北京当地向张迈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张迈顺鸿金矿转让款陆佰伍拾万元整（6500000.00）。欠款人：龙敏，522628196808203012,2017.11.6”。2017年11月9日，龙敏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胡军的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7年11月13日，龙敏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胡军的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7年11月13日，胡军、张迈、吕平分别与龙敏和方有根签订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张迈将持有顺鸿公司的22.64%股权以60万元转让给方有根，胡军将持有顺鸿公司的35.85%股权中的20.89%以19.85万元转让给龙敏，将持有顺鸿公司的35.85%股权中的79.11%以75.15万元转让给方有根，吕平将持有顺鸿公司的33.96%股权以90万元转让给龙敏，以上转让总价款为245万元，双方到锦屏县工商部门办理了顺鸿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并作出《顺鸿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一、同意胡军将所持本公司股份35.85%股份分别转让给龙敏、方有根；二、同意张迈将所持本公司股权22.64%转让给方有根；三、同意吕平将所持本公司股权33.96%转让给龙敏；······六、同意胡军辞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2018年6月，池艺芳将其持有顺鸿公司的7.55%股份转让给方有根，变更后方有根和龙敏分别占有顺鸿公司股权58.55%、41.45%，2018年6月22日，龙敏将41.45%股权转让给方有根。一审法院再查明，当时法定代表人为胡军的顺鸿公司与龙敏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时，证号为：C5200002011104120119373《采矿权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生产规模为1.5吨每年，后续期到2013年8月至2020年7月，生产规模为3吨每年，载明的采矿权人至今仍为顺鸿公司（胡军），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从2010年6月25日至2012年5月13日、2016至6月25日至2022年5月13日期间主要负责人均为张全福。一审法院认为，一、顺鸿公司与龙敏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合同目的认定，根据当时法定代表人为胡军的顺鸿公司与龙敏2012年2月16日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约定内容，顺鸿公司以人民币880万元整，将其所持有的锦屏县顺鸿金矿采矿权、安全许可证及其它所有现有有关合法手续和证件，以及现有所有矿山上的设备转让给龙敏，该《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对当时法定代表人为胡军的顺鸿公司全部资产及采矿权、股权、相关证照、所有设备进行整体概括性的转让，在该转让协议签订前的2012年2月9日吕平收到龙敏50万元“交易定金”，2012年11月13日顺鸿公司以吕平为经办人与龙敏签订《移交确认函》，将公司所有资质文件、证照一并移交给保管和使用，但因龙敏未按约定时间支付余款，故双方当时未到工商部门办理顺鸿公司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胡军、张迈、吕平之后也未在顺鸿公司进行管理，而由龙敏实际控制。二、关于胡军、张迈、吕平主体资格的认定，对于龙敏提出的采矿权是顺鸿公司的，出具给张迈的650万元欠条是转让采矿权价款，胡军、张迈、吕平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的抗辩意见，结合查明事实，当时法定代表人为胡军的顺鸿公司与龙敏签订合同目的是通过相应的转让价格将当时顺鸿公司所持有的锦屏县顺鸿金矿采矿权证、安全许可证及其它所有现有有关合法手续和证件，以及现有所有矿山上的设备转让给龙敏，胡军、张迈、吕平所负的合同义务是将公司所有资质文件、证、照一并移交给龙敏保管和使用，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龙敏的合同义务是支付相应转让价款。《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虽然约定将采矿权转让给龙敏，根据《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龙敏作为自然人不可能获得采矿权，事实上采矿权仍在顺鸿公司名下，龙敏作为顺鸿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是使用顺鸿公司（胡军）证号为：C5200002011104120119373《采矿权许可证》进行采矿和续期，双方合同目的已然实现，龙敏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胡军、张迈、吕平具有向龙敏请求支付剩余转让价款的主体资格。三、关于2017年11月6日龙敏向张迈出具欠条是否系股权转让款的认定，2017年11月6日，龙敏与方有根为股权变更事宜到北京当地与原告三人会面，因北京当地不能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龙敏在北京当地向张迈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张迈顺鸿金矿转让款陆佰伍拾万元整（6500000.00）。欠款人：龙敏，522628196808203012,2017.11.6”。2017年11月9日，龙敏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胡军的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7年11月13日，龙敏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胡军的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从时间上看龙敏是先出具该欠条给张迈，对剩余的股权转让款数额进行了确认，胡军、张迈、吕平才在2017年11月13日分别与龙敏和第三人方有根签订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并到锦屏县工商局办理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2012年2月16日《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及2017年11月6日欠条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龙敏于2017年11月6日出具给张迈欠条中的金矿转让款650万元，来源就是2012年2月16日龙敏与当时法定代表人为胡军的顺鸿公司签订的《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880万元，而该欠条是对龙敏未付股权转让款的确认，双方是以变更股权登记来实现合同的目的，2017年11月9日及2017年11月13日龙敏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胡军的银行账户汇款总额为200万元，加上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时支付的50万元“交易定金”，龙敏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应认定为880万元-200万元-50万元=630万元。关于胡军、张迈、吕平主张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因该欠条是对《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尚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确认，而《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没有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胡军、张迈、吕平请求龙敏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龙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军、张迈、吕平股权转让款630万元；二、驳回胡军、张迈、吕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394元，由胡军、张迈、吕平负担10220元，由龙敏负担50174元；保全费5000元，由龙敏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0年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移交确认函，拟证明：1、胡军、张迈、吕平转让给龙敏的采矿许可证、安全正产许可证在移交给龙敏前已过期，系无效证件，双方签订的《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无效；2、胡军、张迈、吕平对龙敏实施欺诈。胡军、张迈、吕平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非新证据，已经过一审法院审查，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龙敏在上诉状中主张协议未生效，在证明目的中又主张协议无效，前后矛盾，胡军、张迈、吕平不存在欺诈。第二组证据，贵州省国土厅（2015）1244号文件，拟证明：胡军、张迈、吕平转让给龙敏的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为1万吨每年，按照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黔党发《2012》18号文件）、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公告，未达到贵州省金矿最低标准3万吨/年，无法继续使用，是无效证件，《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胡军、张迈、吕平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形成时间系一审庭审之前，但在一审中未提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新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为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办理移交，2015年因政策改变，对金矿的规模进行调整，其后果应由龙敏自行承担。第三组证据，抽水承包合同、收条、技术服务合同、施工合同，拟证明：为使涉案金矿达到办理采矿许可证条件，重新办理采矿许可证，龙敏对金矿进行了部分改造。胡军、张迈、吕平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形成时间系一审庭审之前，但在一审中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龙敏在取得顺鸿矿金矿的管理权后，根据自身需要对金矿进行投入或者改造，系其自身行为，与本案审理无关，胡军、张迈、吕平实际上未参与顺鸿公司的经营管理。第四组证据，《采矿许可证》缴费单据，拟证明：上诉人为重新办理采矿许可证，向国家机关采纳了相关费用，2016年《采矿许可证》是龙敏自己办理的，不是胡军、张迈、吕平转让而来。胡军、张迈、吕平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形成时间系一审庭审之前，但在一审中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采矿许可证第四条第一款明确约定，采矿资源价款以及其他国家相关部门规定应当缴纳的费用均由龙敏承担，故龙敏向国家机关缴纳费用是自己的经营行为。第五组证据，审查表、技改项目说明、评审意见书、国家机关文件，拟证明：2016年《采矿许可证》是龙敏自己办理，不是从胡军、张迈、吕平转让而来。胡军、张迈、吕平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形成时间系一审庭审之前，但在一审中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采矿许可证第四条第一款明确约定，采矿资源价款以及其他国家相关部门规定应当缴纳的费用均由龙敏自己承担，故龙敏向国家机关缴纳费用是自己的经营行为。经审查，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2年2月16日，顺鸿公司作出股东会议决议，载明：经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将锦屏县顺鸿矿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顺鸿矿业采矿许可证，安全许可证及其它所有现有有关合法手续和证件，及现有所有矿山上设备转让给龙敏。胡军、张迈、吕平在股权签字栏签字。龙敏于2012年1月18日、2014年10月23日、2015年6月5日代表顺鸿公司分别与龙兴源、武汉中南冶堪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贵州中资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顺鸿金矿矿洞抽水承包合同》、《矿山环境复绿整治工程施工合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技术服务合同》。龙敏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的《龙敏情况说明》载明：2、就2017年股权转让涉及胡军、张迈、吕平相关事宜，龙敏系胡军、张迈、吕平所持股权实际所有人（因三人已于多年前将股权转让给龙敏，只是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乙方与胡军、张迈、吕平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实际履行完毕，如发生问题，由龙敏承担。此外，顺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21年7月1日变更为王红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龙敏上诉及胡军、吕平、张迈的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关于《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合同性质及效力问题？涉案《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中约定由龙敏向顺鸿公司支付顺鸿公司资产转让款实质系案涉股权转让款。根据《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涉案标的为：锦屏县顺鸿金矿采矿权、安全许可证及其它所有现有有关合法手续和证件、现有所有矿山上的设备等公司全部资产以及股权。转让价款为880万元。此外，胡军、张迈、吕平又分别与龙敏和方有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上可知，鸿顺公司除了将公司所有资产作价880万元转让给龙敏个人外，胡军等人还将股权以注册资本等额作价转让给龙敏等，但转让公司的资产收入归股东个人所有，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首先，龙敏同时购买涉案股权与涉案公司资产的行为，不符合商业逻辑。如果龙敏的签约目的是获得案涉公司资产，那么在其已经支付高额转让款受让案涉公司全部资产的情形下，没有必要再出资购买一家没有资产的公司股权；反之，龙敏取得涉案公司股权后，已经可以实际控制公司资产进行生产经营，没有必要再以高额价款购买涉案公司名下全部资产。其次，顺鸿公司原股东在明知案涉公司远大于公司注册资本情形下，仍以注册资本原值转让股权，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一般而言，公司股权价值主要取决于公司资产，特别是净资产的大小。从《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看，案涉公司原股东明知顺鸿公司资产至少价值880万元，但仍以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作为转让股权的计价依据，有违常理。从查明的事实看，龙敏于2017年11月6日出具的欠条所载明的金额基本上是由《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880万元减去龙敏分别于2017年11月9日及2017年11月13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胡军的银行账户汇款总额200万元，再减去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时支付的50万元“交易定金”所形成。由此可见，双方一直所履行的是《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再次，从鸿顺公司后续经营情况看，双方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后，龙敏并未将案涉公司资产转归自己个人所有，案涉公司资产仍由顺鸿公司继续占有使用，且自《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今，采矿权人始终在顺鸿公司名下，顺鸿公司也一直使用顺鸿公司（胡军）证号为：C5200002011104120119373《采矿权许可证》进行采矿和续期。而胡军、吕平、张迈自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后便退出顺鸿公司的经营管理，龙敏则已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实际控制顺鸿公司。此外，龙敏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的《龙敏情况说明》载明：2、就2017年股权转让涉及胡军、张迈、吕平相关事宜，龙敏系胡军、张迈、吕平所持股权实际所有人（因三人已于多年前将股权转让给龙敏，只是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乙方与胡军、张迈、吕平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实际履行完毕。此表明，龙敏认可其与胡军、张迈、吕平于2012年2月16日通过签订《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由胡军、张迈、吕平将其持有的鸿顺公司股权转让给龙敏。由此可见，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案涉公司资产转让的目的并不是将案涉公司资产转让给龙敏个人，而约定的所谓案涉公司资产转让款，实质上应为股权转让款，而转让双方当事人则为胡军、张迈、吕平与龙敏。龙敏上诉提出胡军、张迈、吕平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另一方当事人应为顺鸿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涉案《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而非采矿权转让协议，因此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的情形，合同成立即生效。龙敏提出涉案《采矿许可证转让协议》系无效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龙敏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394元，由龙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欧阳樟审 判 员 陆小平审 判 员 王大梅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田毅奕书 记 员 杨小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