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15民终19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述雄,男,196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友满,男,197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安徽大别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亮，安徽大别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永发,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述雄、陈友满因与被上诉人潘永发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21）皖150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述雄、陈友满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潘永发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永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潘永发投资120万元即享有安徽省昌林融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林公司)40%股权属事实认定错误。20l2年10月20日，潘永发与林述雄、陈友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林述雄、陈友满将各自持有昌林公司的5%股权合计10%转让给潘永发。2014年3月14日，双方又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林述雄将持有昌林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陈友满将持有昌林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2014年5月4日，三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林述雄将持有昌林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转让价格为90万元，陈友满将持有昌林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转让价格为30万元。潘永发与林述雄、陈友满虽签订了多次《股权转让协议》，均因为潘永发没有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公司也没有将其变更为股东而没有实际履行。潘永发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分别汇款给林述雄90万元、给陈友满30万元。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5民终1314号民事判决书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实际履行，潘永发已实际取得了公司股东身份。但是并没有明确履行了哪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没有明确潘永发的股权份额。潘永发在2014年7月20日《会议纪要》中签字确认根据其投资款确定其按股份10%份额分红，由此可见，即便潘永发享有公司股份，其所占的股权比例应为10%。一审法院认定潘永发享有公司股权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昌林公司清算时实收资本为300万元属有误。2014年3月12日，公司统计损失535.7万元。其中潘永发损失128万元，其损失包含借给李哲齐100万元，借给胡宗宝20万元，利息损失8万元，潘永发签字确认由自行收回。这与2014年7月20日昌林公司会议纪要第一条约定的“截止2013年12月前出资在公司资金由各股东自行收回，公司不承担其他后续责任”是相互印证的。昌林公司清算时已无净资产，潘永发在2014年7月20日对此也是明知的。资产负债表填写公司实收资本为300万元，并不能说明昌林公司清算时仍有300万元存款未分配。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请求。潘永发辩称，一、一审认定潘永发投资120万元并享有昌林公司40%的股权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首先，潘永发在一审时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等书证，足以证实潘永发投资120万元并享有昌林公司40%的股份这一客观事实。其次，该事实已被生效判决书所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林述雄、陈友满一再否认潘永发实际投资这一事实，但并未向法庭提交足以推翻该事实的证据。故林述雄、陈友满主张潘永发没有实际出资不是昌林公司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认定昌林公司在解散时仍有资产300万元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时，潘永发向法庭提交了清算报告、资产负债表等书证，可以证实资产负债表系清算报告的组成部分，且资产负债表显示昌林公司在清算时有货币资本300万元。上述证据均是以林述雄、陈友满为清算小组成员的清算小组名义制作形成并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提交的，后又系霍邱县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不应当受到质疑。其次，林述雄、陈友满以2014年7月20日会议纪要的内容否定公司解散时的资产状况的主张不能成立。2014年7月20日的会议纪要是对2013年公司部分资金的处理，会议纪要共有六条内容，没有任何一条提到了与公司清算相关的内容。其中唯一可能涉及到清算的系第一条，该条约定：截止2013年12月前出资在公司资金由各股东自行收回，公司不承担其他后续责任。由该条的内容来看，限定的时间是2013年12月前的出资，并不是会议纪要达成前所有时间段的出资，潘永发与林述雄、陈友满达成的涉案股权协议系在2014年5月，不在收回资金的时间范围之内。其次，收回的是出资在公司的资金，并没有明确说明系股本金。出资在公司的资金与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对于股东需要在股本金之外另外履行出资义务用于公司向外借款这一事实，双方都是认可的。此外，根据会议纪要第六条约定“2014年公司经营盈利及亏损按2014年6月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执行”可知，会议纪要更符合经营过程中的结算协议的特征而非中止公司运营的清算协议。综上，请求驳回林述雄、陈友满的上诉请求。潘永发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昌林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财产120万元;并自2016年10月26日起,按同期贷款年利率4.35%支付利息至120万元款项全部偿还日;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10月20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两被告将各自持有昌林公司的5%股权合计10%转让给潘永发，原告根据两被告各自所占比例分别支付股本价款；两被告应在本协议签订后需要配合原告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本协议书经原、被告签字后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12年12月19日潘永发向林述雄账号转入20万元，同日昌林公司出具收据一份，收款事由为投资款。2013年3月28日潘永发又向林述雄账号转入200万元，同日省昌林公司出具收据一份，收款事由为投资款。2014年3月14日，原告与两被告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林述雄将持有昌林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陈友满将持有昌林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原告根据两被告内部各自所占比例分别支付股本价款。原、被告应在本协议签订后需要配合原告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14年5月4日原告再次与林述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林述雄同意将所持有昌林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转让价格为90万元。同日原告再次与陈友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陈友满同意将持有的昌林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潘永发，转让价格为30万元。同日原、被告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林述雄持有的公司30%的股权以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永发，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同意将陈友满持有的公司10%的股权以30万元价格转让给潘永发，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潘永发不承担股权转让前公司经营中的任何债权和债务，转让后潘永发持有公司股权40%。2014年7月20日原、被告召开会议，会议决议：截止2013年12月前出资在公司资金由各股东自行收回，公司不承担其他后续责任；对原出借邓邦林400万元，利息收入10万元，由公司代垫利息支付给客户，因财务遗漏未入账；对原计提工资7个月，每月2.7万元（林述雄1万元、陈友满0.8万元、陈光红0.6万元、黄斌0.3万元）累计18.9万元，除发放黄斌6个月工资1.8万元，其他开支：8.4万元外，公司尚余8.7万元，以上两项合计余额18.7万元；鉴于2012-2013年3月前有部分盈利息，对工资提成部分以补发林述雄及陈友满各3个月工资计5.4元，余下13.3万元按股份比例分红即林述雄得8.645万元，陈友满得3.325万元，潘永发得1.33万元；兴业公司利息收入等收回再处理分配；2014年公司经营盈利及亏损按2014年6月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执行。参加会议股东有原、被告三人，原告签字确认。2016年10月25日，昌林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注销登记，注销原因为决议解散。昌林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的《公司清算股东会决议》上记载以下内容：出席会议股东：林述雄、陈友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股东于2016年7月15日在六安市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做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公司注销。2、同意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林述雄、陈友满，林述雄为清算组组长。3、同意将上述决议合登报公告公司注销情况及告知公司债权债务人。4、公司注销后，若因不可抗力或政策性问题导致遗留问题需要解决的，原公司全体股东尚须按照原股权承担相关义务和责任。在昌林公司提交的《清算报告》所附的资产负债表中截止2016年7月公司资产总计300万元。又查明：潘永发于2020年1月13日以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要求退回12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诉至该院。该院依法作出（2020）皖1503民初28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潘永发的诉讼请求。潘永发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9月2日，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15民终1314号民事判决，认定《股权转权协议书》已实际履行，潘永发已实际取得了公司股东身份，判决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能以《安徽省昌林融资咨询有限公司清算报告》中资产负债表中所载明的资产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原告潘永发的股东身份已经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公司在分别支付清算费、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在昌林公司注销登记时资产负债表上载明公司仍有资产300万元，根据《股权转权协议书》确认的股权比例，原告潘永发享有40%的股权，且生效判决也确认了潘永发已实际投入12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的投资款，即潘永发对其享有的股权已实际出资。林述雄、陈友满没有通知潘永发，擅自对公司进行了清算，清算报告上载明的净资产应推断为公司清算解散时的剩余财产。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给付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财产120万元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林述雄、陈友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潘永发安徽省昌林融资有限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资产12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被告林述雄、陈友满负担。本院在二审期间，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林述雄、陈友满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为：证据一、林述雄银行账户流水。证明潘永发于2013年3月28日转100万元至林述雄建行账户，林述雄于当日转出351万元，出借给兴业公司。5月7日、5月12日，兴业公司分别偿还200万元至林述雄建行账户。7月19日，潘永发存入林述雄银行账户40万元，林述雄于当日转给邓帮林400万元。8月19日，邓帮林还款180万元至昌林公司财务人员崔静，崔静再转至林述雄账户。8月20日潘永发将邓帮林直接偿还给他的250万元扣除140万元、利息3万元后，剩余77万元转入林述雄账户。证据二、昌林公司银行账户流水，2014年3-9月收入情况（昌林公司电子账套）。证明1、潘永发分别于2013年8月22日、8月23日转入昌林公司账户60万元、20万元，与林述雄、陈友满一审证据三印证，该款被陈光红挪用。2、2014年3月13日，潘永发转入昌林公司40万元，该款是潘永发出借给陆玉宝，借款本息潘永发已收回。3、从昌林公司设立到注销，潘永发未对公司出资。4、昌林公司注销时基本账户无300万元资本金。证据三、（2014）六裕刑初字第0023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与林述雄、陈友满一审证据三印证，陈光红挪用昌林公司216.3万元，其中包括潘永发借给刘振的30万元、阮明的30万元、杨杰的30万元、胡宗宝20万元。证据四、（2014）六民二初字第00408号民事判决书、（2016）皖1502民初4054号民事调解书及执行和解协议。证明林述雄于2013年2月4日、2月8日出借给李哲齐100万元、150万元包含潘永发投入的100万元，与林述雄、陈友满一审证据三印证，潘永发的100万元目前正在金安区法院执行。证据五、收据复印件。证明昌林公司2013年3月28日出具给潘永发的200万元收据，包括潘永发借给李哲齐的100万元和借给兴业公司100万元，名为投资款实为借贷，由于借款已收回或者在法院执行，昌林公司收回了收据原件。潘永发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林述雄与潘永发有多笔资金往来，根据林述雄一审中举证的银行流水可知，潘永发向林述雄的转账比林述雄向潘永发的转账多近400万元。因此林述雄与潘永发之间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潘永发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价款。林述雄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潘永发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价款。即便潘永发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价款，那也是潘永发与股权转让方的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清算责任无关。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昌林公司银行账户只能证明银行账户本身的流水情况，不能证明昌林公司的实际资产状况，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资金不能与尾号“4418”的银行账户余额等同。对“2014年3-9月份收入情况（昌林公司电子账套）”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表格没有任何人的签字确认，其真实性和来源无法确认。林述雄、陈友满称2014年7月20日的会议纪要系清算协议，且清算后昌林公司未再经营，而二审又举证证明公司2014年3-9月份的收入情况。该证据与林述雄、陈友满的主张矛盾，林述雄、陈友满没有向法庭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证据三至五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三组证据均与案件事实无关，且不能证明潘永发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价款，也不能证明昌林公司中清算时没有300万元的资产。本院的认证意见：林述雄、陈友满提供的新证据证明目的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将在后续予以阐述。二审认定的事实：2015年5月31日，林述雄在（2015）六民二终字第00254号上诉人张志惠、余伟红与上诉人林述雄，被上诉人潘永发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一案所提交的上诉状中称，潘永发取得昌林公司40%的股权，是昌林公司的股东，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潘永发依法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潘永发是否为昌林公司的股东及所占股权份额问题。2014年7月20日昌林公司的会议纪要记载，2013年的部分盈利按潘永发10%的股份比例分配，但第六条同时约定2014年公司经营盈利及亏损按2014年6月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执行，证明2014年7月20日昌林公司的股东股份比例发生了变化。从各方提供的证据来看，2014年6月各方并没有签署股东会决议、股东协议等，但2014年5月潘永发与林述雄、陈友满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且林述雄在（2015）六民二终字第00254号案件上诉状中也称潘永发已取得昌林公司40%的股权。本院作出的（2020）皖15民终1314号潘永发起诉林述雄、陈友满要求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一案中，本院也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潘永发已实际取得昌林公司股东身份，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潘永发为昌林公司股东并享有40%的股权并无不当。林述雄、陈友满上诉称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与生效判决及林述雄在（2015）六民二终字第00254号案件中的陈述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林述雄、陈友满所称潘永发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一节，不影响潘永发依约取得昌林公司股权，林述雄、陈友满可另行依法解决。二、关于昌林公司清算时是否仍有300万元资产问题。因昌林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时所出具的清算报告中记载：“五、公司财产状况。附财产清单。七、5、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截止2016年10月20日，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剩余财产已分配完毕，实际资本为零。资产负债表，资产总计300万元，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300万元”。证明昌林公司清算注销时，公司的资产为300万元并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昌林公司在清算注销时，尚有300万元资产并无不当。林述雄、陈友满上诉称昌林公司清算注销时已没有资产与昌林公司出具的清算报告及资产负债表的记载不符。林述雄、陈友满提交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公司的银行存款数额不能证明资产状况。林述雄、陈友满上诉又称2014年7月20日的会议纪要中约定截止2013年12月前出资在公司资金由各股东自行收回，公司不承担其他后续责任，证明公司清算时没有净资产。本院认为该会议纪要作出时间为2014年7月距离昌林公司的清算并注销的时间尚有两年时间，且上述约定也仅是对2013年12月前股东出资的处理，不足以证明在注销时昌林公司已无净资产。综上，林述雄、陈友满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昌林公司清算并注销时已无资产，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林述雄、陈友满在办理昌林公司清算并注销时，未按潘永发的股权比例向其分配昌林公司的剩余财产，一审法院判决林述雄、陈友满支付潘永发按昌林公司的股权比例应分得的剩余资产120万元并无不当。林述雄、陈友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林述雄、陈友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顾德明审 判 员 丁志欢审 判 员 卢文乐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蔡金贺书 记 员 马 燕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