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祥宇，北京市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59年6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62年8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女，1967年11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女，1972年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原琦，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9民初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分别给付王某1170387.1元。事实和理由：1.王某7和王某1共同签名的《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系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之间对案外人建设的房屋在被拆迁征收之后获得的利益分配的约定，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当为有效。在案外人建设的房屋被认定为正式征收面积后，双方应按该协议约定分配利益。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虽然案外人建设的房屋没有全部被认定为正式征收面积，但是对于已经认定的面积应当按照该协议履行。2.王某1实际给付案外人的拆迁安置利益的补偿小于按照王某7与案外人达成的拆迁利益分配协议的补偿，对于王某1实际给付案外人的补偿款项，应由王某7的继承人共同负担。根据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的约定，房屋被认定正式房屋获取拆迁利益后给付案外人拆迁利益的标准是每平方米11958元。又根据拆迁档案，案外人建设的5号房屋被认定为正式房屋获得了补偿。那么该房屋给付案外人的补偿应为11958×58.67=701575.86元。剩余房屋因未被认定为正式面积，按照实际获得的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计算，即王某1名下的其他房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64226元；王某8名下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204508元。未被认定为正式房屋的面积获得补偿为64226+204508=268734元。案外人应获得的拆迁补偿为：701575.86+268734=970309.86元。王某1实际支付案外人的补偿为851935.5元，比案外人应得的补偿少支出118374.36元。可见王某1给付案外人的补偿并未超出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的标准，也未超出案外人实际应得的分配利益。王某1在王某7去世后，与案外人协商给付案外人补偿的事实，实际上是王某7与案外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的一种延续，即解决了案外人获得补偿的问题又维护了王某7的利益，间接使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受益，使其少支出费用。所以，对于王某1实际给付案外人的补偿款项，王某7的继承人应共同负担。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中双方都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在之前的诉讼中已经对位于26号院（以下简称26号院）所涉及到的拆迁利益已经认定为属于王某7的遗产。此前诉讼中的证据以及生效判决均认定2011年之后盖的房屋都是不进行补偿的，在历来的诉讼中王某1也是认可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之后新建的房屋内部是由案外人装修，将利益分给了案外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某1提交《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该证据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曾在其他的诉讼中提交，王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现在其又以这份证据作为主要证据，不具备法律依据。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王某1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3.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外人不是26号院被征收人，不应获得拆迁利益。1.案外人不是26号院被征收人，所建房屋均不在征收范围之内，不应获得重置成新价、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等拆迁利益。根据2010年和2012年时相卫片影像对比情况报告、涉嫌抢建卫片比对结果复核三级确认表、情况说明等拆迁档案信息，26号院中有436.85㎡为抢建面积。本次征收面积按截止到2010年时的房屋范围计算，抢建面积不属于征收面积。根据历次诉讼的情况可知，案外人许某、刘某、侯某、耿某、姜某等五人均在2011年之后建房，所建房屋不在征收范围之内。虽然5号房屋北边是案外人许某建设的房屋，但该房屋是许某于2011年将原有旧房屋推倒重建而来的。因此，征收范围中的5号房屋北边为被继承人王某7所有的旧房屋。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拆迁宅基地上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人应当向被拆迁人支付补偿款。补偿款按照被拆除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和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确定。房屋的重置成新价及其他拆迁利益应归属于房屋的被拆迁人王某7所有，现应归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兄弟姐妹依法继承。2.即使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该协议实际上也不具备履行条件。该分配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协议，生效条件是案外人所建房屋被划定为拆迁范围，则王某7按照国家拆迁补偿款标准给予案外人相应的拆迁利益。现案外人所建房屋并不在征收范围之内，该分配协议已经处于事实上不可履行的状态。被继承人王某7去世后，26号院的征收补偿利益归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与王某1共有。王某1无权代表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处分权利，其给付案外人款项的行为与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无关，无权要求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承担。二、王某1利用此前案件审理中不认可的《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提起本次诉讼，违反禁止反言的规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该分配协议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在5723号案件中提交的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是从王某1处复印而来，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并不认可。王某1在2017年5月31日庭审过程中陈述，没有见过该份协议，也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现王某1将自己不认可真实性的协议作为证据提交，系反言。王某1的反言内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关于撤回自认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已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王某1此前庭审中的自认内容有效，其不得将该协议作为证据使用提起本次诉讼，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亦无需举证证明不应承担王某1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三、王某1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系虚假证据，一审判决认可其真实性系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在同一天签订两份房屋归属和使用面积记载完全不同的协议有悖于常理，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存疑。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圈门外北坡26号院内房屋总面积324.66平方米，其中有甲方（即王某7、王某1）211.6平方米，剩余113.5平方米归乙方（即案外人）所有。”而王某1此前提交的自己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圈门外北坡26号院内房屋322.436平方米是由姜某、许某、刘某、耿某、侯某在2010年全部出资建造，房屋建成后归乙方左右、使用、收益。”按照常理推断，甲乙双方不会在同一天签订两份实质内容完全不同的协议。2。证人许某和耿某与本案有重要的利害关系，且其二人的证言相互矛盾，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许某在原审中当庭陈述：“协议是我写的，耿某出去打印的”。耿某则当庭陈述：“我找我家亲戚吴广松帮着拟了个分配协议，具体情况是许某他们商量的，但不是许某拟定分配协议，我去打印的”。因耿某证言中涉及到第三人拟定协议的情况，这并非普通的矛盾之处，说明二人的证言不可采信。两份协议内容不一致、两位证人关于协议拟定主体的证言也不一致，证明王某1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系虚假证据。在经（2020）京01民终3147号判决书判决王某7的遗产应由全体继承人继承之后，王某1利用虚假的协议提起本次诉讼，其目的是拖延执行、侵犯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继承权。四、王某1给付案外人款项的行为已过诉讼时效，其无权向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主张分担该款项。王某1于2016年9月29日向许某、刘某、耿某转账。王某1提起本次诉讼的日期为2020年11月25日，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其一直未向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主张分担该费用。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王某1在诉讼时效期限内一直怠于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在时效期间经过之后，王某1向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分担其支付给案外人的款项，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严重损害了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王某1辩称，不同意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1实际给付案外人的补偿款项应由王某7的继承人共同负担。王某1在2019年的诉讼中曾提出诉求要求对案外人的补偿款进行扣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分别给付王某1垫付的，应由王某7遗产支付的26号院拆迁补偿款170387.1元。事实和理由：王某7系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1之父，双方系兄弟姐妹关系。26号院房屋于2012年被拆迁，由王某1及王某7与征收单位草签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补协议），并获取了部分征收补偿安置利益。后王某7于2013年去世。2016年，王某1及王某1之女王某8就26号院分别签订正式的征补协议，获得了征收补偿利益。2020年，经法院（2020）京01民终3147号判决书终审判决，26号院的征收补偿利益是王某7的遗产，应由双方共同分割。王某7在世时，王某7及王某1同意案外人许某、刘术良、侯某、耿某、姜某在26号院内建房，并于2012年7月20日对建设房屋被征收可获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分割达成了一致意见。2016年征收补偿款发放后，王某1将自己和王某8获得的征收补偿款中扣除奖励及残疾补助外的款项，按照建房比例给付了26号院的其他建房人。王某1认为，王某7与案外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分配协议》（以下简称分配协议）系王某7与26号院其他建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某7去世后，由王某1按照实际情况予以履行，先行支出了款项851935.5元，该笔款项应由王某7的继承人在继承的份额内共同分担。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在一审法院辩称，不认可王某7与案外人曾签订分配协议，继承人没有义务依照分配协议向案外人支付款项；认可26号院有案外人建设的房屋，案外人所建房屋在征收时没有被认定为正式面积，征收单位也没有给予补偿，因此即使存在王某7与案外人所签分配协议，协议也已没有履行的基础；原有分配协议不具备履行条件的情况下，王某1无权在王某7去世后代表其他继承人与案外人达成给付补偿的决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7与李荣仙系夫妻，生有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1五名子女，无继子女和养子女。李荣仙于1994年1月30日死亡注销户口，王某7于2013年3月15日死亡注销户口，其二人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王某1与王某8系父女关系。2012年6月23日，王某7、王某1分别就26号院部分房屋与征收单位订立征补协议，该协议系草签协议，征收单位未在协议上盖章确认。王某7的征补协议（编号：DB-08-圈门C-0199号）载明：26号院房屋被征收，建筑面积267平方米，房屋产权人及实际居住人为王某7，房屋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征收方式，房屋被征收后给予安置房两套两居室及相应补偿款。王某1的征补协议（编号：DB-08-圈门C-0200号）载明：26号院房屋被征收，建筑面积267平方米，房屋产权人及实际居住人王某1，房屋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征收方式，房屋被征收后给予安置房两套两居室及相应补偿款。草签上述协议后，因26号房屋出现危险情况，不宜继续居住，征收单位于2012年7月先行给付安置房两套，即504号（以下简称504号）房屋、104号（以下简称104号）房屋，同时给付补偿款共计6万元，注明其中3万元给予王某7，另外3万元给予王某1。因王某7去世，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委托王某1办理房屋征收手续。根据房屋平面示意图，26号院的房屋被标为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房屋，上述房屋均为未经审批建设的房屋。上述房屋被分为两部分分别由王某1及其女王某8于2016年7月16日与征收单位订立征补协议及《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王某1就2号、5号房屋与征收单位订立的征补协议（编号：DB-08-圈门C-0200号）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92.02平方米，实际居住人为王某1；应安置面积为142.39平方米，选择2套二居室房屋，建筑面积约为120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为116573元；各项奖励补助费372120元（包括搬家补助费138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80000元、王某1残疾补助费8000元、小于应安置面积22.39平方米补偿267740元）；征收补偿款共计488693元。补充协议载明：被征收人已选定新增100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地块、商业项目定向配建棚户区安置房及其他房源1套二居室，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已选定504号房屋，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周转费7200元；应发征收补偿款495893元，扣减危房险户提前发放的30000元后，实发补偿款465893元。根据王某1征收档案中的评估结果通知单及测绘结果通知单，26号院所在地块的基准地价为11958元/m2；2号房屋认定正式面积33.35平方米，5号房屋认定正式面积58.67平方米，未认定面积110.82平方米；5号房屋重置成新单价为570.35元，其中认定面积的部分重置成新价为33462元；其他房屋补偿为63207元，普通灯补偿为1019元。王某8就1、3、4、6、7、8号房屋与征收单位订立的征补协议（编号：DB-08-圈门C-0199号）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91.58平方米，实际居住人为王某8；应安置面积为141.80平方米，选择2套二居室房屋，建筑面积约为120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为248801元；各项奖励补助费372120元（包括搬家补助费1374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80000元、空调移机费300元、热水器移机费300元、小于应安置面积21.8平方米补偿260684元）；征收补偿款共计606459元。补充协议载明：被征收人已选定新增100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地块、商业项目定向配建棚户区安置房及其他房源1套二居室，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已选定104号房屋，建筑面积约60平方米；周转费7200元；应发征收补偿款613659元，扣减危房险户提前发放的30000元后，实发补偿款583659元。根据王某8征收档案中的评估结果通知单及测绘结果通知单，26号院所在地块的基准地价为11958元/m2；1号房屋认定正式面积16.17平方米，未认定面积31.81平方米，3号房屋未认定面积71.27平方米，4号房屋未认定面积74.93平方米，6号房屋认定正式面积75.41平方米，未认定面积45.21平方米，7号房屋未认定面积46.7平方米，8号房屋未认定面积56.11平方米。1号房屋重置成新单价为444.75元，其中认定面积的部分重置成新价为7192元；6号房屋重置成新单价为491.99元，其中认定面积的部分重置成新价为37101元；其他房屋补偿为184219元，其他装修及附属物补偿20289元。26号房屋征收档案中，存有“情况说明”及涉嫌抢建卫片比对结果复核三级确认表（以下简称三级确认表）。“情况说明”记载：26号居民王某1、王某8房屋总建筑面积为620.45平方米，王某1协议中认定建筑面积92.02平方米，王某8协议中认定的建筑面积91.58平方米。卫星比对差异面积496.99平方米，经北涧沟居委会2016年7月8日与区派工作组、东辛房街道办事处、拆迁公司、评估公司、测绘公司现场核实，对比面积中老房屋面积60.14平方米，抢建面积436.85平方米。三级确认表记载：王某1、王某8的原征补协议认定面积均为267m2，安置方案均为2套二居室；26号院房屋总建筑面积620.45m2，卫星比对差异面积为496.99m2，经过六方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对比面积中老房面积60.14m2，予以保留，抢建面积436.85m2，予以扣除，公示时间7月8日-7月13日，经公示五天无异议，2016年7月14日；确认表中有评估公司、拆迁公司、东辛房街道办事处及征收单位盖章确认。2016年9月23日，征收单位向王某1、王某8发放征收补偿款，同月28日，王某8将取得的征收补偿款583659元全部转至王某1的征收补偿款账户。2016年9月29日，王某1自其征收补偿款账户向许某转账482908.5元，向刘术良转账229027.5元，向耿某转账10000元。许某收到王某1转账后，于2016年11月13日向侯某转账113535元，向姜某转账152685元。2018年10月25日，王某1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选房安置协议书》，载明：王某1的两套安置房屋分别为504号及202号（以下简称202号）房屋。504号房屋建筑面积62.51平方米，202号房屋建筑面积57.26平方米，征收单位应退返王某11203.17元。2018年11月19日，王某8与征收单位订立《北京市门头沟区选房安置协议书》，载明：104号房屋建筑面积62.64平方米，超出2.64平方米，王某8应补交11705.76元。同日，王某8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棚改安置期房弃房补充协议书》约定王某8放弃选择另一套安置房，改为货币补偿，补偿的数额为820020元，该款由王某8领取。因对26号院的征收补偿利益分割存在争议，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先后于2016年11月、2019年7月将王某1、王某8诉至法院，案号分别为（2016）京0109民初5723号、（2019）京0109民初4967号。在（2019）京0109民初4967号案件审理中，法院认定26号院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归本案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1共有，并对征收补偿利益进行了分割。王某1、王某8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京01民终314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6号院有案外人建设的房屋，但对于是否应给付案外人补偿款及给付金额，双方存在争议。王某1主张，26号院内的房屋中，只有1号、2号、6号房屋为老房，不涉及他人利益；3号房屋由耿某于2011年7月建设，4号房屋由姜某于2011年10月建设，5号房屋北侧由许某于2011年5月建设，5号房屋南侧部分由刘术良于2011年3月建设，7号房屋由刘术良于2011年8月建设，8号房屋由侯某于2011年8月建设；案外人建房面积共435平方米，草签协议时，其中113.5平方米计算在王某7名下，321.5平方米计算在王某1名下，许某所建房屋在征收时认定为正式面积，面积为58.67平方米，其他案外人所建房屋未认定正式面积，但在征收时给了设备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耿某之前欠王某14万元，因此在给付耿某钱时扣了4万元。王某1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1年4月12日的建房证明。载明：“经王大爷王某7同意：1.进门北头5间东房有三间木结构、有两间彩钢房是大爷王某7盖的，2间彩钢8.85×3.75，中间木结构4.6×5.02，木结构2间铺地板、吊顶6.35×5.02；2.进防盗门往南有西房9间，北头6间是许某盖的，有防盗门4个，盖房面积19.67×5.6；3.南头西房3间是刘术良盖的，盖房面积12.28×5.6；4.进防盗门北头6间东房是大爷王某7盖的，房面积21.35×6；5.南头东房2间是刘术良盖的，房间长8.2×6。此证明一式4份。此证明签字生效。”证明下方有王某7、许某、刘术良的签名并捺有手印。2.王某7、王某1与许某、刘术良、侯某、耿某、姜某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分配协议。该协议甲方为王某7、王某1，乙方为许某、刘术良、侯某、耿某、姜某。载明：“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圈门外北坡26号院内房屋总面积324.66平方米，其中有甲方211.16平方米（包括有60平方米楼房2套），剩余113.5平方米归乙方所有。乙方在2010年全部出资建造，房屋建成后归乙方所有、使用、收益。现甲乙双方自愿达成协议，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扣除政府奖励部分以外，国家拆迁补偿款每平方米11958元。共113.5平方米，合计人民币1357233元归乙方所有。甲方从拆迁单位领到拆迁补偿款后，甲乙双方共同到指定银行，随即支付给乙方。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反悔。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下方有王某7、王某1、许某、刘术良、侯某、耿某、姜某的签名并捺有手印。3.王某1与许某、刘术良、侯某、耿某、姜某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分配协议。该协议甲方为王某1，乙方为许某、刘术良、侯某、耿某、姜某。载明：“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圈门外北坡26号院内房屋322.436平方米，是由姜某、许某、刘术良、耿某、侯某（即本合同乙方）在2010年全部出资建造，房屋建成后归乙方所有、使用、收益。现甲乙双方自愿达成协议，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扣除政府奖励部分以外，国家拆迁补偿款每平方米11958元，共322.436平方米，合计3315697元，其中20%归甲方所有，即人民币663139.4元，其中80%归乙方所有，即人民币2652557.6元。甲方从拆迁单位领到拆迁补偿款后，甲乙双方共同到指定银行，随即支付给乙方。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反悔，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下方有王某1、姜某、许某、耿某、侯某、刘术良的签名并捺有手印。4.（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2016年12月21日的庭审笔录第5页记载，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提到26号院内的1号、2号房屋是原有房屋，子女为王某7翻建直至拆迁没有改造，王某7于2011年在1号、2号房屋北边又先后盖了8间东房，院内还有许某、刘术良建设的房屋；庭审笔录第11页记载：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提到，王某1和王某8签的征补协议中，只有11间房是王某7的房屋，耿某以及其他四个人也在26号院建设了房屋；2017年2月28日开庭笔录第7页记载：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提交建房证明及王某7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分配协议，欲证实26号院有他人建房，王某1、王某7已经与案外人进行了分割。5.王某1计算许某、耿某、刘术良、姜某、侯某应得征收补偿款的计算单据。载明：耿某建房72平方米，刘术良建房117平方米，许某建房110平方米，侯某建房58平方米，姜某建房78平方米；根据各案外人的建房面积，按照1957.5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案外人应得征收补偿款，五名案外人分别可得征收补偿款140940元、229027.5元、215325元、113535元、152685元；许某、耿某、刘术良分别签字表示已结清。6.王某8的征收补偿款发放记录、银行交易明细，王某1和许某的银行交易明细。7.许某、耿某的证言。证人许某当庭陈述，我在2011年之前一直租房居住，后来跟王某1关系处得不错，就跟王某1说在他的院子里建房住，上班也近，王某1同意后，我在2011年4、5月份开始在圈门北坡建房100多平方米，建房时不知道具体门牌号；我是因为需要在那附近工作，但没有地方住，因此才与王某1协商建设房屋的，房屋建成后我和工人在那里居住，刚开始房子没有通水电，后来才又通了；姜某、侯某也是砖厂的工人，他们是经过我介绍才到王某1的院子里建房的，刘术良和耿某不是砖厂的工人，他们也在26号院建房了，建房时我没有给王某1钱；我和刘术良与王某7签过一个建房证明，描述了我们建房的位置和原来就有的房屋，我不知道原来的房屋是谁建设的，建房证明是我写的，当时王某1有事儿没回来，我就跟王某7签的建房证明，王某7经常在那个院子居住，王某7说是替王某1看着院子；我建房就是为了居住，除了我之外，刘术良建房后和他的妻子以及工人也在那个院子里居住，其他建房的人没有在那个院子居住；1、2号房屋是老房子，3号是耿某建设的、4号是姜某建设的、5号北边是我建的，南边是刘术良建设的，6号是王某1建设的、7号是刘术良建的，8号是侯某建设的；房屋要拆迁的时候，王某7、王某1和我们签了两份分配协议，约定了拆迁之后如何给我们这些建房人钱，协议是我写的，耿某出去打印的，当时耿某的朋友也在，但他没有参与我们协商分配协议的过程；因为拆迁时，每个人名下只能有267平方米能认面积，我和其他人在26号院建设的房屋比较多，不知道能签在谁名下，所以我们和王某7、王某1签了两份分配协议，我记不清楚为什么两份内容不太一致了；正式拆迁之后发现，我们后来建设的房屋都算违建，没有给多少钱，王某1就大概按照我们的建房面积给算了一下，每平方米给了1900多元；王某1转给我40多万征收补偿款，其中包括侯某和姜某的补偿款，我将侯某、姜某的补偿款转给了他们。耿某当庭陈述：我跟刘术良是朋友，有一次刘术良去我家玩儿，说在王某7家盖房子呢，还说王某7家比较大，所以盖几间房，我当时没有房子住，我也想盖房，就让刘术良帮我问问，王某7说不是他的房，让我问王某1；我原来不认识王某1，后来才发现我一个亲戚认识他，经过王某1同意，2011年10月左右我在26号院建了约72平方米的房，但建房后发现通水通电困难，实际并没有去居住，后来发大水，就更没办法居住了，建房时我不记得有没有给王某1钱；房屋位置示意图上，1、2号房屋是王某7的，3号是我的、4号是姜某的、5号北边是许某的，南边是刘术良的，6号是王某1的、7号是刘术良的，8号是侯某的，我建房时侯某和姜某还没有盖房；拆迁前，我找我家亲戚吴广松帮着拟了个分配协议，具体情况是许某他们商量的，但不是许某拟定分配协议，我去打印的，当时签订时我们一人一份，他们都同意协议内容，我就跟着签字；当时我们分别和王某7、王某1签订了两份协议，因为当时他们分成了两个户，两个户里都有我们建房人的房屋面积，两个协议不太一致我也不记得了，我没太弄明白是怎么计算的补偿款，大概是按照每平方11900多元给我们补偿；等到正式协议下来又隔了好几年，因为我们建设的房屋基本没有认定面积，所以就按照征补协议重新拟定了新的分配方案，原来的就不算数了，而且当时我几乎都不抱希望了，王某1又找我们协商怎么给钱，就大致算了一算，我应该得到14万元，因为之前装修房屋时我向王某1借过4万元，所以他就只给了我10万元。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认可上述第1、2项证据曾由四人在（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民事案件中作为己方证据提交，称该证据是在王某7在世时的房屋里发现的，只发现了复印件，没有发现原件，因此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对分配协议的真实性并不认可；且王某1在此前案件审理中不认可分配协议，还表示不需要给案外人补偿，现王某1的表述与此前不一致，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王某8、王某1、许某的银行交易明细仅能证明转账行为，不能证明与王某7有关。证人许某陈述，其虽然在26号院建设了房屋，但征收时被认定为违建，没有给予补偿，因此给案外人钱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证人提到在26号院建房时征求了王某7的意见，王某7让问王某1，说明王某7没有同意案外人在26号院建房，因此王某1给案外人钱跟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没有关系；两位证人是在此前诉讼后商量好了才出庭作证的，我方认为是伪证。在2017年5月31日的笔录中，王某1曾经说案外人在建房前给了其10来万，拆迁前又给了10多万，拆迁之后，王某1把这些钱和按照违建标准补偿的钱给了案外人，这说明，王某1与案外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是王某7与案外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即使案外人与王某7所订立的分配协议是真实的，但按照法律规定，王某7需要履行的是存在的内容，而案外人建设的房屋实际并未获得补偿，因此王某7没有履行义务；王某7去世后，王某1与案外人重新签署了协议，变更了之前的协议内容，该行为是个人行为，与王某7没有关系。（2016）京0109民初5723号民事案件2017年5月31日笔录第2-3页记载，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改称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所签分配协议是从王某1手中复印得来，证实26号院归王某7所有，对王某1所签分配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某1对以王某7、王某1名义所签分配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未见过该协议，也不是其本人签字，提出只有其与案外人签订了分配协议；王某4表示，王某7去世后，其保管了关于拆迁的材料，因为王某1需要办理征收手续，故其将原件交给王某1，其手中只有分配协议和选房协议的复印件；王某1表示，因为正式征收时，案外人所建房屋基本是按照违建拆迁的，只有588元/m2的补偿，还有案外人在院子里建房前给了其10多万元，拆迁前又给了其10多万元，想把他们建房的面积挂在王某1身上，按照正式房屋拆迁，其就把给的20万元加上按照违建给的补偿一并退给了案外人；对于为何按照1957.5元/m2计算案外人建房补偿，王某1表示是综合考虑案外人建房和他们照顾王某7估算以及与案外人协商确定的。王某1提出，证人证言只是为了证明建房情况及征收前后的情况，经过多年，证人有一些遗忘和证言矛盾之处也是正常的；王某7与王某1就26号院房屋草签征补协议早于分配协议的签署时间，征补协议与分配协议中的房屋面积以及“情况说明”中关于房屋面积的认定是可以相互印证的；王某1此前诉讼中所谓的不认可建房证明指的是不认可证明中关于王某7建房的内容，因为房屋是王某1建设的，而非王某7建设；案外人在26号院内建房有人确实给过王某1钱，但具体数额已经记不清了，王某1早已经退还给案外人，与王某1取得征收补偿款后给案外人的钱没有关联关系，在计算应该给案外人的钱时没有考虑案外人给王某1钱的事情；如果按照王某7与案外人签署的分配协议，结合征收档案，需要给付案外人90余万元，王某1变更协议后，给案外人的钱少了一些，从这方面说，王某1的行为为其他继承人节省了钱。经释明，王某1不申请对建房证明、分配协议中王某7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王某7的继承人是否应当给付在26号院建房的案外人相应补偿。对此法院作如下分析：一、关于两份分配协议及建房证明的真实性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历次诉讼情况可知，建房证明及王某7、王某1与案外人所签分配协议最初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作为确认26号院房屋归属的证据提交，且该证据来源于王某7去世后留存的资料，王某1虽在相关诉讼中否认该分配协议的真实性，但结合案外人确实在26号院建房的事实，法院认为上述建房证明及分配协议应当是真实的。因在草签征补协议时，王某7与王某1均以自己的名义与征收单位草签了协议，案外人所建房屋的利益可能会体现在二人的协议中，从合理性角度推断，案外人与王某1就所建房屋利益分配签订协议也应当是客观事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法院亦予以确认。结合建房证明、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以及征收档案中关于违建面积确认的“情况说明”，法院确认1、2、6号房屋是王某7建设的房屋，3号房屋是耿某建设的房屋、4号房屋是姜某建设的房屋、5号房屋北边是许某建设的房屋，南边是刘术良建设的房屋，7号房屋是刘术良建设的房屋，8号房屋是侯某建设的房屋。二、案外人所建房屋在征收时是否给予了补偿根据王某1、王某8的征收档案材料可知，在正式征收时，只有5号房屋北侧被认定正式面积，而案外人所建的3号、4号、5号房屋南侧、7号、8号房屋均被视为违建，未认定正式面积。王某1就2号及5号房屋签订了征补协议，其中5号房屋北侧的重置成新价为33462元，5号房屋南侧以其他房屋的形式给付补偿63207元，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均混合在一起未作具体区分。王某8就1、3、4、6、7、8号房屋签订了征补协议，其中只有1、6号房屋部分认定正式面积，1、6号部分房屋及3、4、7、8号房屋以其他房屋的形式给付补偿184219元，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均混合在一起未作具体区分。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提出案外人所建房屋均被认定为违建，未给予补偿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三、案外人是否应取得相应补偿及数额根据王某1及证人所述，分配协议内容是以王某7、王某1草签的征补协议为基础进行商定的，分配协议得以履行的前提是26号院房屋全部被认定为正式房屋。而在正式征收时，征收单位并未如协议人预期给予相应补偿，因此两份分配协议实际并不具备履行的基础。在原分配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如案外人主张取得相应补偿，应与26号院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权利人进行协商。王某7去世后，26号院房屋被征收所得利益归属于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1共有。案外人与王某1就案外人所建房屋补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但并未征得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同意，因此王某1依据重新与案外人达成的协议给付案外人的款项不能作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承担给付义务的依据。继承遗产应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26号院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扣除专属于王某1、王某8的部分外均为王某7的财产，而其中包括了基于案外人建房获得的补偿，作为受益人，王某7的继承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1应当承担给付案外建房人相应建房补偿的义务。案外人所建房屋中，虽有部分房屋被认定正式面积，但该房屋并非建设在案外人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因此案外人所建房屋不管是否被认定正式面积，可获得的应为重置成新价补偿，不包括区位价补偿。案外人所建房屋的装修部分获得了设备、装修及附属物价格补偿，该部分补偿与王某7原有房屋的上述补偿未作区分，法院根据案外人与王某7所建房屋面积在被征收房屋总面积中的比例核算双方应得的该部分补偿款。关于双方应给付案外建房人的具体补偿数额，法院结合建房人的建房面积、征收补偿协议中给付的补偿项目以及具体金额酌情予以确定。鉴于王某1已自行将应给付案外人的补偿给付完毕，故法院判定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将自己应负担的给付数额直接给付王某1。对于王某1超过合理范围给付案外人补偿要求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承担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遂于2021年4月20日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付王某151490元；二、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认定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向王某1支付其向案外人给付的房屋补偿是否适当的问题。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7生前与案外人就26号院建房及房屋拆迁后的补偿情况进行约定，协议主要内容为案外人在26号院内建房，遇房屋拆迁后，王某7从拆迁单位领到拆迁补偿款之后需将相应补偿款支付给案外人。26号院房屋拆迁时王某7已经死亡，案外人所建房屋在此次拆迁中亦被拆迁，但是所获补偿与王某7原有宅院及房屋拆迁补偿均混合在一起未作具体区分。后该院拆迁款被王某1、王某8领取，王某1、王某8按照王某7与案外人签订的上诉协议向案外人垫付部分补偿款。因上述协议系由王某7签订，王某7对案外人所负给付义务的约定是王某7在该协议中为自己创设的债务，故上述协议中涉及的26号院拆迁中属于案外人的利益应由王某7负担，在王某7死亡后，应由其继承人在继承其的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现王某1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代替王某7向案外人履行上述义务，其向案外人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行为，是代王某7履行偿还债务的行为。王某1因代王某7偿还债务与王某7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该债务理应由王某7偿还，因王某7死亡，其继承人继承了王某7遗产，故王某1主张由王某7其他继承人向其偿还该债务，有法律依据。根据生效判决可知，王某7的遗产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1共同继承，故一审法院判决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给付王某1其向案外人支付的房屋补偿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上诉主张其四人不应就此向王某1给付相应款项，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给付的数额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26号院中案外人的建房情况及拆迁时对该院房屋的认定情况，综合具体的拆迁安置协议，对于双方应给付案外建房人的具体补偿数额酌情予以确定，对于王某1给付案外人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并在王某7其他继承人之间进行分割，对于王某1超过合理范围给付的部分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亦无不当。王某1上诉主张应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共同分担其给付案外人的所有补偿，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某1在2019年的诉讼中曾提出要求对案外人的补偿款进行扣除，且本案一审中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应诉且并未提出相应抗辩，故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某1负担10616元（已交纳），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负担10616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红萍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何 锐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李骁洋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