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7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法定代表人：黄首鹏，代理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旋，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升与被上诉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3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升，被上诉人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升上诉请求：确认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的劳动关系，确认工资金额（注：工资已支付）以便向税局申请补缴社保。上诉主要理由：潘升于1992年7月毕业后就职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于1992年11月升格为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后潘升于1993年12月因出国留学辞职。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于2007年3月改为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潘升于2019年10月打印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发现就职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期间的社保未见缴纳，后一直积极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人事部人员Sam沟通联系，但Sam认为找不到当年工资表，无法补缴社保。潘升提供了当年的工作名片原件，1992年11月广州分行开行仪式工作人员部署计划原件（部署计划中有开行日期和潘升名字PanSheng），提供了与行长（FongKwanHo）、副行长（RaymondCheung）和主管（TommyLam）、全体同事一起聚餐的照片，以及与副行长（RaymondCheung）和主管（TommyLam）和会计部同事聂穗云（Fiona）的合照。聂穗云现任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负责人（电话0771-33××××2）。潘升与Sam确认过现广州分行还保存当年的会计账簿和凭证。潘升当年做过记账，在会计账簿上每日手工记账，账簿上有潘升的笔迹，潘升出的会计凭证上有潘升的简签。潘升辞职赴海外深造前1993年12月同事们送给潘升的圣诞卡上的临别赠言，其中签名人员有：当年主管TommyLam吴志松[现东亚银行（中国）广州分行行长助理]、Fiona聂穗云[现东亚银行（中国）广西南宁分行行长]、Dina章楠萍（现仍任职东亚）、Connie岑江倩（现仍任职东亚）和当年的行长秘书Violet林淑芬。有Dina章楠萍1994年1月16日写给潘升的信，体现了潘升和章楠萍是同事关系。潘升有当年工作的笔记本，有在东亚的相关工作信息记录。甚至当年广州办事处因未有新工作服，穿的旧的香港东亚其他分行的工作服仍保留着。以上可证明至少在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审开庭时，潘升补充如下上诉意见：潘升当时入职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时，所有的员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当时工资发放是没有银行转账的方式，都是行长拿着装着港币的信封发工资，所以当时不存在银行转账和劳动合同这一类东西，故潘升无法举证。关于潘升的档案问题，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不用转去用人单位的，所以潘升档案保存在街道办，故也无法提交档案材料。潘升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潘升离职的时候，同事都有对潘升进行祝福，潘升没有想过后续会有确认劳动关系之诉，潘升发现没有买社保的事情是在潘升办理退休时发现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存在劳动关系时，其并未为潘升购买社保，所以潘升是在一知悉该事实后立马就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处人事联系了，故没有超过仲裁时效的。潘升提供的人员名单显示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开行时，潘升就已经在那里上班了，潘升离职是因为要去出国留学，从潘升以前的旧同事的祝福可以佐证。潘升认为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没有劳动合同或者银行流水的，但是潘升认为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证明其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存在劳动关系。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答辩称：潘升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潘升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从未建立劳动关系。1.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和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总公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均成立于2007年3月29日，不可能与潘升在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2007年3月，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并由该公司承接母公司此前在中国内地的业务网络。然而，在法律主体上，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是母子公司关系，并不是同一个企业法人。3.在上诉状中，潘升主张其于1992年7月入职的是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该办事处的性质是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即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当时入职的是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母公司东亚银行有限公司设在广州的常驻代表机构。潘升称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在1993年11月升格为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但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仍然系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母公司东亚银行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并不是同一个企业法人。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二、潘升的第二项上诉请求系新的诉讼请求，不应在本案处理。一审判决书中，潘升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限的工资以及补缴社保。然而，二审中，潘升的第二项上诉请求是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金额以便向税局补缴社保，该上诉请求属于新的诉讼请求，在一审阶段并没有提出过该诉讼请求，故本案不应当处理该请求。此外，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在2007年3月才成立，与潘升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客观上也无法为潘升补缴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期间的社保费用。综上，潘升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潘升的全部上诉请求。潘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自1992年7月至1993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向潘升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及补缴社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潘升于2020年6月9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委以潘升的仲裁请求已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潘升出示的证据，仅有名片和社保明细有原件可供核对，其余证据无原件可供核对。名片上未有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单位签章，社保记录仅载明在潘升所诉请的期间，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未为潘升购买社会保险。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析如下：一、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问题，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从潘升所诉请的时间段至其提起仲裁的时间已经超过七年以上，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已经无需再保存与潘升有关的文件材料，举证责任应由潘升承担。在本案中，潘升所举证据仅有名片这一证据既有原件，又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有所关联，一审法院认为，该名片无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签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对潘升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为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工资也同样不予支持。二、关于发放社会保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项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五）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本案中，潘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以下三个事实中的任何一项：（1）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2）潘升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3）潘升因未缴社保产生了任何损失。因此，潘升的该项诉请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属于劳动争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潘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潘升负担。二审庭审时，潘升明确表示：1.潘升一审起诉时并未要求支付工资，其在职期间的工资均已经全部发放了，潘升仅是要求确认劳动关系。2.潘升在本案中确认工资数额只是为了去社保局补缴社保时有个基数，其在本案中的上诉请求仅为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审期间，潘升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1993年12月分行同事送的圣诞卡有临别赠言，拟证明圣诞卡签过名的同事，经查询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官网，现仍在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处任职。2.同事章楠萍（Dina）在1994年1月16日写给潘升的信，拟证明潘升离职后，前同事还给潘升写信说潘升走了以后公司的现状，该证据可以证明章楠萍（Dina）是潘升前同事，之前和潘升一起在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会计部上班。3.潘升当年工作的笔记本，拟证明潘升在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工作的记录，里面写明的账户、资料不是普通人能获取的，只有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内部员工才能获得。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对于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2，虽有原件，但对该证据拟证明的三性不予确认。首先这两份证据形成时间是1993年和1994年，但当时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并未成立，不可能与潘升存在劳动关系；潘升提供该两份证据想要证明其于1993年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离职，而当时的广州分行实际上是东亚银行母公司当时的分支机构，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不是同一个企业法人，所以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而且该份信件内容没有提及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名称，属于私人信件，不能用于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签名人是英文签名，没有中文名字，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虽然有原件，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份工作记录是潘升个人手写的，时间是1993年以前，而当时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没有成立，不可能与潘升存在劳动关系。工作记录上所载的付款凭证的公司名称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现在的名称是不符合的，也没有印章，部分内容也是英文，也不符合举证的要求，因此对三性不予确认。二审期间，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东亚银行广州分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成立于2007年3月29日，不可能与潘升在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2.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总公司即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29日，其股东为东亚银行有限公司，总公司的股东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属于外国（地区）企业。潘升对于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潘升认为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是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延续过来的，也就是说东亚银行广州分行把原来的东亚分行承接过来了。二审期间，潘升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调查以下内容：1.东亚银行广州分行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和用人单位人事档案记录；2.东亚银行广州分行1992年11月至1993年1月客户前台开户的账户登记卡；3.东亚银行广州分行1992年和1993年为员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险合同；4.现广州分行行长助理吴志松与潘升曾为广州分行同事的事实；5.现南宁分行行长聂穗云与潘升曾为广州分行同事的事实。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潘升的上诉以及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潘升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在1992年7月至1993年12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又根据该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应受一年仲裁时效的约束。本案中，潘升主张其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在1992年7月至1993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潘升于1993年12月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离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潘升应于1994年12月前向东亚银行广州分行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但其于2020年6月9日才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双方在上述争议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潘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其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定仲裁时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潘升相应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潘升二审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问题。如前所述，本院已经认定潘升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依法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本院认为潘升的调查取证申请与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并无必要，故本院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对于潘升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该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亦无关，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潘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潘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何润楹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翠婷王威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