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6民终1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庆涛，男，197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东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津杨（上诉人儿子），1996年1月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东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市瑞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港市振兴街69号合众盛兴公寓车库22-23号。法定代表人：杜金逊，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晓东，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市支公司，住所地东港市大东区振兴街81-1号。负责人：陈冠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昊，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庆涛因与被上诉人东港市瑞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特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2020）辽0681民初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庆涛上诉请求：一、撤销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2020）辽0681民初75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案件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恒泰丰公司将上诉人与恒泰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被上诉人瑞特公司是错误的。恒泰丰公司从未通知上诉人，其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瑞特公司，上诉人也从未同意恒泰丰公司将其权利义务转让给瑞特公司，该节事实不存在，更没有恒泰丰公司与瑞特公司之间存在书面合同。2、2016年11月7日，被上诉人瑞特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更不存在签合同日期错误的写成2015年4月30日，庭审中只是被上诉人瑞特公司陈述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误写。被上诉人瑞特公司在没有成立时就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没有认定。3、庭审中被上诉人瑞特公司承认将上诉人派到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不是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一审法院没有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属于遗漏重大事实。二、《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用工单位已与被派遣职工建立劳动关系，用工单位应当与其订立劳动合同：(二)在非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使用被派遣职工的；(三)临时性岗位使用被派遣职工超过六个月期限的；(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劳务派遣的禁止性规定行为的。前款第二项所称临时性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工作岗位；辅助性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直接用工因休假、培训、服役、工伤等情况不能提供劳动而暂时由被派遣职工代替的工作岗位。”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但一审法院明知本案上诉人被被上诉人瑞特公司派遣到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工作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就应按照上述规定，认定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被上诉人瑞特公司无权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瑞特公司自始至终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瑞特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因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三、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瑞特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判决，显然违反了《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三十条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于法无据。四、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发现本案需另一案的判决结果，应告知上诉人启动另一案件，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一审法院直接判决显然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瑞特公司辩称，我们的流程及手续整个过程，到后来发生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到法院做出的裁决，我公司认为没有问题。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人寿保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瑞特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其不属于法规，也不属于强制性规定，不能以此为由判令瑞特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劳动合同无效。同时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只能订立一份劳动合同，不存在我方与其拥有订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康庆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给付原告自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408172.67元，二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造成的经济赔偿金83887.47元，二被告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应加倍赔偿金419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东港市恒泰丰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丰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劳动合同书，恒泰丰公司派遣原告到被告中国人寿保险销售岗位工作，合同期限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止。后恒泰丰公司将该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瑞特公司，被告瑞特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与原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签合同时是原告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人事部张显平代签的，张显平误将原告的合同日期写成2015年4月30日，后该合同又续签至2024年4月30日，均约定原告由被告瑞特公司派遣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原告每月工资均由被告瑞特公司发放，月平均工资数为1358.45元。2019年5月17日，被告中国人寿保险作出“关于康庆涛退回派遣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康庆涛2018年保费为28.34万元，未达成维持合同标准60万元的规定，应于2019年1月解除派遣合同。但至今因其个人原因劳务派遣合同一直未解除为由，将原告退回被告瑞特公司。2019年5月23日，被告瑞特公司作出员工辞退通知书，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该员工辞退通知书已由被告瑞特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送达给原告，且要求原告于2019年6月1日前到被告瑞特公司办理离职手续。被告瑞特公司为原告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均至2019年5月份。原告申诉至东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月3日，该仲裁委下达东劳人仲字(2019)2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瑞特公司一次性给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226.05元，驳回原告其他申诉请求，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证明被告瑞特公司成立时间为2016年3月8日，与原告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该合同应属无效，原告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之间形成劳动关系。被告瑞特公司解释为与原告的合同关系系从恒泰丰公司转让承接的。与原告正式签订合同日期为2016年11月7日，系代签人笔误写成恒泰丰公司的原始合同日期2015年4月30日。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同意瑞特合同的解释，另认为无论该合同效力如何，均不代表原告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再查2020年8月25日，原告为被告瑞特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东港市瑞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派遣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市支公司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差额总计16792.89元，在此期间工资已全部结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告瑞特公司拖欠其工资报酬408172.67元，无事实依据，且2020年8月25日，原告为被告瑞特公司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已收到瑞特公司给付的自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派遣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差额总计16792.89元，此期间工资已经全部结清，故原告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经济赔偿金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需遵守法定程序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解除劳动合同或减少劳动报酬等决定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瑞特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均辩称原告未达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丹东市中心支公司销售渠道客户经理薪酬管理办法》规定的年度保费需达成60万元，予以维持合同类型标准，被告中国人寿保险以此为由将原告退回被告瑞特公司处，被告瑞特公司据此向原告下达辞退通知。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被告瑞特公司亦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另，即使原告未达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丹东市中心支公司销售渠道客户经理薪酬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不胜任工作的事实系真实的，但二被告未遵守法定程序对原告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直接退回并下达辞退通知书，其解除行为与法相悖，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原告请求被告瑞特公司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予以支持。原告请求以个人月工资9320元作为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标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依据双方在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1358.34元作为计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标准。原告请求被告瑞特公司加付赔偿金41940元的事项，原告应向相关行政部门主张权利。关于原告主张因与瑞特公司合同无效，原告系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对本案诉争款项承担给付责任一节，因本案审理的劳动争议纠纷，系原告与被告瑞特公司之间产生的，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该院，故原告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非系该院直接受理民事案件的范畴，对此不予审理，综上原告请求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东港市瑞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康庆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226.05元(1358.45元×4.5月×2倍)；二、驳回原告康庆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东港市法院（2020）辽0681民初260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证明2015年瑞特公司没有注册成立。保险公司承认上诉人是在2015年从东港市瑞特公司派遣到保险公司从事销售岗位，不存在所谓的误签。瑞特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我们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是2016年11月，之前与恒泰丰公司签订的合同与我们无关。2016年11月至2019年3月是我们公司派遣上诉人到保险公司工作的。事实上在上诉人个人原因离职后，与我们的合同履行到2019年3月，但4月还是正常的支付了上诉人的保险。5月份个人部分和公司部分均是瑞特公司垫付的。人寿保险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上诉人最后签订的派遣公司为瑞特公司，所以我方在陈述过程中其为瑞特公司派遣是符合常理的，上诉人想通过笔录第八行证明是否存在误签，上诉人无法用此证据来证实想要证明的问题，该笔录第四页最后一段可以看出，上诉人代理人自认上诉人是受案外人瑞特公司派遣到我公司工作，时间是2015年4月至2019年。本院认证意见，二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2015年4月30日，上诉人与案外人东港市恒泰丰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丰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劳动合同书，恒泰丰公司派遣上诉人到人寿保险公司销售岗位工作，派遣期限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止。后恒泰丰公司将该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由瑞特公司转让承接。2016年11月7日，上诉人与瑞特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之后该合同又续签至2024年4月30日，均约定上诉人由瑞特公司派遣至人寿保险公司销售岗位工作，上诉人的工资每月均由瑞特公司发放。且2020年8月25日，上诉人为瑞特公司出具收据，也载明：今收到东港市瑞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派遣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港市支公司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差额总计16792.89元，在此期间工资已全部结清。现上诉人主张恒泰丰公司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瑞特公司转让承接，其不知情，更不存在上诉人与瑞特公司之间的合同。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其与人寿保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节，经查，瑞特公司与人寿保险公司存在劳动派遣协议，瑞特公司作为恒泰丰公司承继单位与上诉人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派遣上诉人到人寿保险公司工作，瑞特公司依法与上诉人形成劳动关系，人寿保险公司系用工单位。故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康庆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康庆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春霞审 判 员 沈维刚审 判 员 张惠清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蕾书 记 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