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69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伟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杨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伟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1）粤0106民初8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杨玉芬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伟东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赔偿270×3=810元；2.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退还已充值的80元，增加赔偿80×3=240元，共计320元；3.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赔偿2021年1月-7月每月20元退一赔三，共计7×20×4=560元；4.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退还6月固定月租39元，增加赔偿39×3=117元，共156元；5.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杨伟东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25元，由杨伟东负担。判后，杨伟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伟东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返还并赔偿杨伟东共计1766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故意回避关键问题。一、一审法院认为杨伟东“因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赠送给杨伟东的270元不能用于抵扣20元权益服务月租费，遂提起诉讼”系认定错误。2019年杨伟东购买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手机号码136××××0060并装宽带，后因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管理问题造成号码过期，宽带无法使用，比合同约定差三个月。杨伟东重新购买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手机号码136××××0209重新报装宽带，并向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投诉提出赔偿要求。经协商，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同意赔偿杨伟东270元（30元×3月×3倍）赔偿款（按消法赔偿）至手机136××××0209，但没有告知杨伟东“270元的赔偿款不可以抵扣每月20元的权益月租”，更无书面签名确认。所以，纠纷的根源在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杨伟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270元赔偿款”按“赠送话费”返还至杨伟东手机账户，且没有及时告知杨伟东该赔偿款不能抵扣话费，导致杨伟东手机账户余额不足抵扣月租费而停机停网给杨伟东造成损失。一审法院将“270元赔偿款”定性为“赠送话费”，存在错误。二、一审人为“杨伟东向法院确认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对136××××0060停机前向杨伟东发送了欠费停机短信。”不符合事实。杨伟东在一审庭审时具体表述为“我相信移动有发了短信，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这手机一直是孩子在用……”。杨伟东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向法院阐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对136××××0060停机时仅通过发送短信提醒杨伟东，即停机不断网，导致杨伟东无法在三个月内知道停机的真实情况，如果按正常管理程序及规则，停机了，就停网了，杨伟东必然知道欠费就会去交费。足足三个月的时间内停机不停网，导致杨伟东136××××0060手机号码被注销，从而导致了号码和宽带都彻底无法恢复，这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未充分通知杨伟东的结果，这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管理不善的结果，并且一审时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承认是其司管理上出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已经提醒杨伟东，提供三个月的免费宽带服务是其自我权利的处分。”错误。三、一审法院认为“杨伟东称是因为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以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向杨伟东赔偿，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一审过程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1通话录音中，杨伟东提出赔偿要求，而一审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2通话录音中，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称“根据杨伟东的要求……”至于证据2通话录音中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所说的“赠送话费”，杨伟东因为听到“根据你的要求”后边的内容就没有留意了。一审庭审中，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也承认停机不停网三个月系其“管理上存在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当时提供了有瑕疵的服务，故杨伟东向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提出支付其三倍赔偿款即30元×3个月×3=270元的请求合法合理合情，只是没想到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把赔偿款做成赠送话费，并且事先在官网作出关于赠送话费的使用规则，并且没有通过电话、短信、或者书面告知杨伟东赠送话费的使用规则或者让杨伟东去官网了解赠送话费的使用规则。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杨伟东原使用的136××××0060号码停机及关联宽带无法继续使用是由于杨伟东自身欠费导致，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无任何过错……”。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此将过错完全归咎于杨伟东，故意忽略其未充分提醒的责任，但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却承认了“停机不停网三个月”是其管理上的问题，而且其司已经改进。2.一审法院认定“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本着客户至上的原则，协商一致后，向杨伟东赠送了270元话费，且杨伟东己实际使用。根据双方之间的沟通可知，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向杨伟东补偿的为270元赠送话费，且不能开具发票。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官网也明确告知用户赠送话费不能用于……”根据一审时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可知，杨伟东提出的要求是“赔偿款”，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表面上称“根据杨伟东的要求”，私下却将“赔偿款”改成“赠送话费”，并且事先在官网规定了“赠送话费”的使用规则，并且没有书面或电话告知杨伟东“赠款话费”使用规则，也没有告诉杨伟东去官网了解“赠送话费”的使用规则。因为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很清楚，一旦告知杨伟东“赠送话费”使用规则，必然引起上杨伟东对“赔偿款”的怀疑，从而不可能达到“协商一致”的结果。一审法官问及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270元作为赠送话费时可有告知上杨伟东时”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回答“并没有，但官网有规定”。由此可以认定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杨伟东存在欺瞒行为且已经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一审判决认定“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向杨伟东支付270元赠送话费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且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已按协商支付，杨伟东也已实际使用，双方对于该费用的性质并不存在异议。而且，该270元赠送话费并不涉及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向杨伟东提供商品或服务，因此，双方的争议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首先，“270元赠送话费”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欺骗隐瞒的结果，而非真正的“协商一致”，此结果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仅提供两个带有欺骗隐瞒性的录音证据，并无杨伟东的书面或短信确认。对于该费用的性质亦并非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所说的“不存在异议”。而且，也并非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所说的“杨伟东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一审杨伟东提供的证据8、9可知，当杨伟东知道“赔偿款”被当作“赠送话费”时，多次向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投诉并最终向工信部投诉，但历时几个月终无理想结果。其次，杨伟东使用的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的“预存话费”号码，即必须先充值，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才提供服务。因此，杨伟东手机账户里的话费应该也只能视为“预存话费”，则270元的赔偿款既然是“预存话费”，自然是杨伟东向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购买服务的款项，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一审判决认定“该费用对应的使用周期为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28日，已由杨伟东实际消费和使用，杨伟东无权要求退还及赔偿。”根据一审时杨伟东提供的费用详单及账单可知，6月份收费39元，7月份又收费20元，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所称的“使用周期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28日”事实上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共收费两次。所有费用详单及账单显示，除了6月份以外，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每月都收取20元费用。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于6月份为何收费39元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五、关于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性的说明。1.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通过欺骗隐瞒的手段将270元赔偿款当作“赠送话费”，直到杨伟东发现投诉后仍拒绝妥善处理，且据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所述“截至2021年4月12日已实际使用125.99元”及一审时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证据4可知，事实上，270元赔偿款已作为杨伟东的“预存话费”购买了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的服务，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应赔偿杨伟东270元×3=810元。2.截至2020年12月杨伟东共充值80元，如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不在270元赔偿款上进行欺瞒，杨伟东不需充值80元，故此80元按退一赔三即80×4=320元处理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3.2021年l月至5月每月杨伟东都要充值20元才能够正常使用电话及宽带网络，虽6月至7月仍未发生充值，但事实可以预见，杨伟东必须每月充值20元方能正常使用电话及宽带。如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不在270元赔偿款上进行欺瞒，杨伟东首年不需要此必充值费用，故2021年1月-7月每月20元退一赔三，共计7×20×4=560元。4.一审原先要求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退还6月固定月租39元，增加赔偿39×3=117元，共156元应修正为：退还6月多扣19元，增加赔偿19×3=57元，共计76元；5.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应退还并赔偿杨伟东共810+320+560+76=1766元，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6.一审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5“杨伟东136××××0209号码宽带业务受理单及2020年6月账单”系伪证，其上签名不是杨伟东笔迹，请二审法院追究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制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如有必要，杨伟东可配合二审法院进行笔迹鉴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杨伟东的上诉请求。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案争议的已经销户的手机号码是因为杨伟东欠费超过三个月而停机最后直至销户，那么在销户的时候，该手机号码关联的宽带服务也随之停止，虽然过错在于杨伟东，但是经双方协商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同意向杨伟东赠送270元话费作为补偿。该争议的270元赠送话费既不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向杨伟东提供的服务，也不属于电信产品，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关于三倍赔偿的法律规定。如果杨伟东对于赔偿的形式认为自己存在重大误解的话，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双方达成的补偿意向。二审开庭时，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如下问题：1.审：“双方有无新证据需要提交？”杨伟东回答称：“没有新证据，但杨伟东认为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一审提交的五份证据可以作为其提交的证据，以此来佐证杨伟东的主张。”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此回应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认为其一审提交的五份证据的证明内容以一审提交的证据清单为准，并不能证明杨伟东在本案当中的主张，且不属于杨伟东二审提交的新证据。”2.审：“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于136××××0060这个号码为何会停机？”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回答称：“停机的原因是杨伟东在2020年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欠费，之后他一直没有补交费用，超过三个月之后就停机销户了。”审：“手机欠费有没有通知杨伟东去缴费？”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回答称：“有发送欠费短信，告知杨伟东及时缴费，且根据电信条例，逾期交费超过两个月，就是可以采取停机措施的。”审：“欠费短信是发一次还是发过很多次？”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回答称：“应该是发很多次，因为杨伟东起诉的时候，这个号码已经销户比较久了，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系统内的短信记录是只能保留五个月，但是按照常理，一般是会有多次提醒的。”杨伟东对此回应称：“正常情况下，一般欠费的时候是会发送短信的，但手机号码不是杨伟东在用，是杨伟东的小孩在用，杨伟东没有看到这个短信，但是直到网络被停了，杨伟东才知道，杨伟东认为手机欠费时，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及时把网络停了，杨伟东就知道去及时缴费，现在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没有及时充分告知杨伟东，造成的后果就是杨伟东的号码被销户，宽带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双方才达成270元的赔偿。”审：“杨伟东认为怎么才叫充分通知你方？”杨伟东回答称上：“要么打电话，要么欠费停机的时候，把网络停掉，杨伟东自然就知道要去缴费，两样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都没有做到，不然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不会同意赔偿杨伟东270元。”审：“手机欠费停机了，杨伟东为何不知道？”杨伟东回答称：“电话不是杨伟东在使用，也没有用来打电话，杨伟东当时的宽带没有停，所以没有察觉到手机号码停机了，一审法院称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免费给杨伟东用3个月宽带，杨伟东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说法。”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回应称：“根据双方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杨伟东本身应当及时缴纳电信服务费用，在杨伟东欠费之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已经发送了短信，而且手机号码相关的服务也是暂停的，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通知义务。现在是杨伟东自己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也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故过错方在于杨伟东。此外，虽然过错方在于杨伟东，但是因为其投诉的次数也比较多，也提出了很多要求。其实根据双方的录音也可以看到，杨伟东对于金额方面是一定要坚持270元数额，最后就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从息诉止诉考虑，赠送了270元的话费，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认为不应将此作为杨伟东反过来要求索要更多权益的依据。”二审开庭时，杨伟东坚持认为涉案的270元是赔偿款，不是赠送话费。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再查明，二审开庭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四行“杨伟东于2020年3月29日在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处新开号码”为笔误，杨伟东新号码136××××0209开通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除上述笔误外，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杨伟东的上诉及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杨伟东136××××0060号码被注销是否存过错及应否赔偿杨伟东主张的各项费用。本院对该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本案中，涉案纠纷发生于202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故本案纠纷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杨伟东136××××0060号码被注销是否存过错问题。本案中，杨伟东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杨伟东作为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电信服务的接受人，有及时、足额向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交纳电信费用的义务，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作为电信服务的提供方，具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同时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十四条亦规定：“电信用户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及时、足额地向电信业务经营者交纳电信费用；电信用户逾期不交纳电信费用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权要求补交电信费用，并可以按照所欠费用每日加收3‰的违约金。对超过收费约定期限30日仍不交纳电信费用的电信用户，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暂停向其提供电信服务。电信用户在电信业务经营者暂停服务60日内仍未补交电信费用和违约金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终止提供服务，并可以依法追缴欠费和违约金。”本案中，在手机号码136××××0060使用过程中，杨伟东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及时、足额向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交纳电信费用，视为延迟履行主要债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开庭时的陈述，并根据电信行业一般规则和生活的一般逻辑，本院对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提出已经向杨伟东多次发送停机短信的主张予以采纳，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已经充分履行提醒义务。杨伟东经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发送短信催告后仍未履行交纳费用义务，构成违约，其行为造成手机于2020年3月29日因欠费停机，并于2020年6月28日该号码被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作销户处理，此系杨伟东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造成，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此并无过错。杨伟东作为合同履行的另一方，应当合理注意手机号码交纳费用的时间并及时、足额交纳费用，而不能仅凭关联的宽带停网与否对手机是否欠费进行判断，况且，关联宽带停网是手机话费欠费的结果而非交纳手机费用的提醒，宽带停网不属于移动公司手机停机提醒义务的范畴，故对于杨伟东关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因为没有及时停网而没有充分履行手机停机的告知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在注销136××××0060号码前已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杨伟东由于自身的原因未能及时接收短信，也没注意电信费用交纳时间导致手机欠费，最终造成136××××0060号码注销和关联宽带无法继续使用，杨伟东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向杨伟东赠送的270元话费的性质问题。如前所述，136××××0060号码注销原因系因杨伟东未能及时、足额交纳电信费用所致，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不存在过错。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移动公司就没能及时停网的“自身管理问题”以赠送270元话费方式对杨伟东进行相应的补偿，系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对自我权利的处分，而不能认定为法律上的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的赔偿，杨伟东上诉主张该款项为赔偿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杨伟东上诉要求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返还并赔偿其各项费用共计1766元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消费者主张三倍赔偿的前提为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本案中，未有证据表明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杨伟东对270元赠送话费主张三倍赔偿及要求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退还其已缴纳话费并支付该部分费用三倍赔偿共计1766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杨伟东上诉的其他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杨伟东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杨伟东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伟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伟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威淞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