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05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83年2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夫玲，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女，1986年6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璨，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袁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6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胡新华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夫玲，被上诉人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袁某返还王某借款本金131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31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袁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1．王某与袁某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7年10月30日，王某出差回京，袁某主动提出接机并将王某带至朝阳区某停车场，口头向王某提出借款7．5万元的意思表示，借款理由是还袁某奶奶的钱，并承诺会支付利息。后袁某又微信联系王某“你要不，就还跟上次似的，直接去存我卡里”“你不会是担心转账给我了，我食言吧”“不用多虑，我言出必行”。袁某用保证的语气向王某继续发出借款的意思表示，王某实际也向袁某转账共计7．5万元。王某一直认为是救急才借给袁某大额钱款，如果是开玩笑，那么虚构事实，让王某陷入错误认识处置财产，袁某已涉嫌刑事犯罪，王某将保留追究袁某刑事责任的权利。2．关于男女朋友关系的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仅凭袁某的单方陈述，便认定双方于2017年8月13日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是错误的。一审开庭过程中，王某和袁某对于是否存在男女朋友关系以及男女朋友关系存续期间问题，二人的回答不一致，二人很少见面，双方聊天的内容基本都是袁某以各种理由向王某借款，不是正常的恋人关系，袁某涉嫌以恋爱的名义骗取王某大额钱财。3．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互有转账有误。一审法院仅凭袁某提交的一份微信转账截图，在没有其它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草率认定袁某曾转给王某1800元，而未听取王某的解释，其实这笔钱是王某放在车内，袁某在未经王某允许的情况下拿走，后王某发现要求袁某返还，袁某才通过微信转账还款，并非是袁某对王某的赠与。4．一审判决利息起算时间有误。王某不仅于2018年11月15日通过微信向袁某催要过还款，还于2018年11月18日通过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向袁某催要过欠款，借款利息应该从2018年11月19日起算，一审判决认定利息自2020年4月23日起算有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袁某对于赠与事实的证明完全不能够排除存在民间借贷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对于民间借贷存在的可能性完全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8．5万元为赠与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袁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袁某返还王某借款本金131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31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审过程中经询，王某称借款由三部分组成：1．2017年8月12日，袁某以还信用卡需要钱为由向王某借款，王某向袁某银行转账46000元；2．2017年10月3日，袁某以办理美容卡为由向王某借款3000元，2017年10月25日，袁某又以给美容卡充值为由向王某借款7000元；3．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0月31日，袁某以还奶奶借款为由向王某借款，王某分多笔向袁某转账共计75000元，以上共计131000元。为此，王某提交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其上显示：2017年8月11日，袁某说：“你有你的诚意，我也有我的诚意，娶之前得先谈吧”“你也甭觉得亏，还上，就可以谈，但是你得先表明你的诚意”，王某说：“还上四万？”，袁某说：“你说呢”“4万6，昨天说的”，2017年8月12日王某向袁某发送银行转账46000元的照片后，袁某说：“收到了，亲爱的”，王某说：“比取经都难”，袁某说：“美好的事物都得来不易”。袁某称，真实性均认可，但王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双方自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系情侣关系，王某为了追求袁某，向其示好，向袁某转账的行为均为赠与，双方未曾达成借贷合意，并提交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录像、袁某向王某转账的微信账单等予以佐证。就款项催要情况，王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其上显示2018年11月15日，王某向袁某发送微信要求其还钱，但因需通过验证，消息未被送达。经询，双方均认可系2017年5月20日参加相亲会相识。王某称双方交往的期间为自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底2月初。袁某称，双方于2017年8月13日确定男女朋友关系，2018年4月分手。上述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录像、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与袁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借款的具体金额。根据王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7年8月12日向袁某转账46000元时双方尚未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且王某未作出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袁某虽抗辩该笔款项系王某对其的赠与，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某有无偿赠与的明确意思表示，故袁某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王某主张的剩余款项部分，均发生在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期间，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考虑到双方当时的身份关系及互有转账之情形，法院难以认定该部分款项性质为借款，故法院对王某要求袁某返还借款本金46000元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王某、袁某之间并未约定还款期限，王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于2018年11月15日向袁某催要，但消息并未送达至袁某。故，法院认定自起诉书送达之日视为已经给予袁某合理期限，袁某应当还款。故，法院判处袁某支付王某自2020年4月23日开始的利息。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利息标准，现王某主张袁某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法院调整利息计算基数后对王某要求袁某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袁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某借款本金4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6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王某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用以证明袁某于2017年10月30日曾向王某口头提出借款7．5万元的意思表示，并承诺会还利息，王某转账两万元后，袁某承诺“言出必行”。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用以证明袁某通过追捧、引诱刺激等方式向王某借款，以恋爱为名义向王某敛财，涉嫌诈骗。证据3：短信息截图，用以证明王某于2018年11月18日通过短信向袁某催要欠款，借款利息应从2018年11月19日起算。袁某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并发表质证意见，袁某对王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短信息截图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否则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袁某偿还王某借款本金46000元部分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剩余款项8．5万元。2017年10月，王某为袁某办理美容卡支付1万元。王某主张袁某于2017年10月30日曾向王某口头提出借款7．5万元并承诺会还利息及袁某以恋爱为名义向王某敛财、涉嫌诈骗，袁某均予以否认。王某虽主张上述款项均系其向袁某出借款项，但未就该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结合上述款项分多笔支付，且发生于双方当事人恋爱期间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为上述款项性质难以认定为借款，并无不当。对于利息起算时间，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王某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于2018年11月15日向袁某主张还款的通知到达袁某，一审法院以本案起诉书送达之日视为通知之日，并据此认定利息起算日期，于法有据。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元，由王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张好好书 记 员 陈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