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4民终8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伦胜，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文庚，男，1966年1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郭伦胜因与被上诉人田文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2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审理中，于2021年7月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询问。上诉人郭伦胜、被上诉人戴田文庚到庭参加了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伦胜上诉请求：一、撤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2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田文庚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田文庚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关于2015年1月6日的退货款4245元认定错误。4245元货款系2015年1月6日因退货产生的，双方已同意在之前所发货物代收款项中抵扣，即2014年11月14日川渝通信单据上载明的14489.5元，抵扣4245元后应支付10244.5元，其中244.5元在之后的货款中已支付，故郭伦胜仅欠10000元未付。郭伦胜在（2019）渝0242民初749号案件中主张的10000元是经双方结算后形成的数额，且4245元是在此次结算中做了处理的，田文庚再次起诉系重复起诉。2.一审判决关于2016年5月15日的退货款910.6元认定错误。该笔退货郭伦胜并未收到，一审仅凭田文庚举示的退货清单即认定郭伦胜收到对方退货系认定事实错误。田文庚辩称，1.关于4245元退货款，川渝通信单据上写的很清楚，票据上的字也是郭伦胜亲笔书写的；2.关于910.6元退货款，有退货明细、发货凭证以及物流签收信息等证据可以佐证郭伦胜收到退货的。田文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郭伦胜偿还田文庚退货的货款5155.6元、未卖完货的货款3046.8元，共计8202.4元；2.本案诉讼费由郭伦胜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田文庚在重庆市酉阳县城从事手机配件销售业务，郭伦胜在重庆市主城从事手机配件批发业务，双方于2014年11月14日起有生意往来，并建立合作关系，至2018年1月26号中止合作关系。田文庚于2015年1月6日向郭伦胜退货，货款4245元；田文庚于2016年5月15日向郭伦胜退货，货款910.6元，合计5155.6元。田文庚于2020年9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于2020年10月9日撤回起诉，又于2021年1月7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随着现代物流的迅猛发展以及货物交易方式的多样性，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双方采取电话或者电子文本订货，出卖方根据电话或者电子文本订货情况制作发货单，将货物发给购买方，购货方清点收货无异后，将货款转账给出卖方（也有先付款后发货的情况），只要双方诚实守信，并不需要每次在发货单上签字确认，符合两地相距较远的小宗货物交易的通常习惯。同时，买方也可以根据货物需求情况将一定的货物退货给卖方。本案中，田文庚举示的退货清单等证据能够证明田文庚退货情况，及应退货款金额为5155.6元（4245元+910.6元），田文庚要求郭伦胜支付该款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田文庚主张未卖完货的货款3046.8元，因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目的，不予支持。郭伦胜辩称2015年1月6日的4245元退货款已在2014年11月14日的未付款中扣减，因郭伦胜未举示相关证据，不予采纳该辩解意见；郭伦胜辩称未发现2015年10月18日货款880元、2016年1月17日货款3845元，因本案不涉及，不作评判；郭伦胜辩称2015年1月6日、2016年5月15日两次退货货款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因原郭伦胜并未约定款项支付时间，田文庚可以随时请求支付。郭伦胜辩称因田文庚诉讼而给郭伦胜造成经济损失请求赔偿，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评判。郭伦胜经人民法院依法送达诉状副本、出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期满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抗辩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五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郭伦胜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田文庚退货货款5155.6元；二、驳回田文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郭伦胜负担。二审中，郭伦胜举示了发货单56张(2014年11月14日至2018年1月26日）和退货单3张（2015年1月6日、2015年5月15日），其中2014年11月14日的发货单6张，所载货物价款合计为14489.5元，2015年1月6日退货所涉货款4245元。以上证据拟本案诉争的4245元货款已经在2014年11月14日订单的应付货款中扣减，货款已结清，在另案中田文庚也未主张两笔款项。经田文庚质证认为，证据1-2均是郭伦胜单方制作，不具备证据的“三性”，没有发货凭证，仅有4245元这张是田文庚签的，其他均不是田文庚的签字。本院审查认为，郭伦胜举示的证据1系田文庚从2014年11月14日起至2018年1月26日期间的供货单（第一联即存根联），其中部分存根联与田文庚所举示的供货单（第二联即客户联）内容完全相同，部分货款款额也与郭伦胜所举示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所载的转款数额相吻合，故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故其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查明：2014年11月14日开始，田文庚从郭伦胜处购货，截至2018年1月26日止，双方共计发生三十余笔交易，根据郭伦胜所举示的供货单据、银行卡交易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所显示，其交易习惯多为郭伦胜先供货，田文庚根据供货单所载货款数额通过银行转款。田文庚所持有的2015年元月6日退货单据（第二联）后有手书“4245元”字样，其右下角另手书“已减钱了”，左下角又有“田文庚”签名、“欠10000元”字样。2016年5月15日的退货单据（均为第一联）两张，一张单据载明应退货款492.60元，另一张单据上所载应退货款419元，两张单据共计应退货款910.60元。郭伦胜于2019年1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田文庚于2015年1月3日欠郭伦胜货款10000元未付，一审法院作出（2019）渝0242民初749号民事判决，认定2015年1月3日田文庚欠郭伦胜货款10000元未付，遂判由田文庚支付郭伦胜货款10000元。现该判决已生效。在前案的诉讼过程中，田文庚并没有就本案所涉诉争标的提出抗辩，即没有提出郭伦胜应退货款应予抵扣郭伦胜所诉请的欠付货款。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确认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郭伦胜是否存在应退田文庚货款情形，田文庚关于返还应退货款的请求应否支持。现评议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本案而言，首先，从田文庚所举示的2015年1月6日退货单所显示内容来看，所载明“已减钱了”，其后有“欠10000元”的签注，该单据为客户单，应为田文庚持有和保管，田文庚如对其后所签注内容有异议，应当早已向郭伦胜提出交涉，何必等到事隔五年后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同时，2015年5月15日，田文庚退还郭伦胜货物一单，所涉货款数额为910.60元。经查，此前的2015年5月9日，郭伦胜给田文庚供5258元的货物后，2015年5月15日田文庚即给郭伦胜付款5092元；而此后的2015年6月9日郭伦胜给田文庚供货4225元，2015年6月18日田文庚给郭伦胜转款2668元。由此可知，对于田文庚于2015年6月18日所支付的货款，明显少于此前的2015年6月9日所供货价款，故不排除田文庚在此次转款时即已经将前次应退货款扣减的可能。其次，田文庚仅举示了2015年1月6日的退货单、2015年5月15日的退货单这几张单据，即认定郭伦胜对该两宗退货单据所载的应退货款没有退回。鉴于双方自2014年11月14日起，截至2018年1月26日止才终结合作关系，期间郭伦胜给田文庚供货达30余次，田文庚通过银行卡给郭伦胜转款多达22次，且从郭伦胜举示的银行卡交易历史明细清单所载内容来看，基本上是郭伦胜先向田文庚供货，田文庚再向郭伦胜付款。由此可知，双方供货、付款是滚动进行，只有对双方交易过程中的供货、付款进行全部清理，才能够认定应付货款是否支付、应退货款是否退还。现田文庚单凭其中两宗退货单据，尚不能证明郭伦胜应予退返的货款没有退还。其三，如前所述，田文庚主张案涉货款没有退还，就应当举示证据证明2015年1月6日、2015年5月15日的两张退货单所载货款已经予以支付，然后才能就已经支付的货款请求返还。据查，2015年1月6日前，郭伦胜给田文庚所供货物价值为40676.5元，而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在此之前田文庚给郭伦胜付款仅为4219元，除此是否有现金支付，田文庚没有举示证据证明。故田文庚没有就2015年1月6日所退货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予以证明。同理，2015年5月15日的退货单所载货款是否提前已经支付，也应由田文庚举证证明。否则，田文庚应就此承担其不利法律后果。最后，郭伦胜于此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田文庚在双方合作期间尚有应付货款10000元未支付，要求田文庚支付尚欠货款10000元。且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田文庚并没有就本案所争议标的提出抗辩，即没有提出郭伦胜应退货款抵扣郭伦胜在本案中所诉请的退款。换言之，如果应予退返的货款客观存在，而田文庚在前案中没有提出抗辩，显然有违常情常理。综上，田文庚在本案中所举示的证据，尚不能证明郭伦胜已经收取案涉货款，也不能证明应退货款在田文庚向郭伦胜转款中没有得到实际扣减，故田文庚的证明责任没有尽到，其诉请本院碍难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伦胜的上诉理由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审中有新的证据出现，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根据新的事实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2民初13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田文庚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田文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庆华审  判  员     黄  飞 审  判  员     彭松涛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 官助 理    张  凤                        书  记  员    杜晓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