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23民终18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斌，男，1992年2月29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伟，新疆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文萍，女，1972年11月1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敏，新疆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斌因与上诉人马文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21）新2301民初2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伟，上诉人马文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为支持张斌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张斌与马文萍的股权转让价款有证据证实为300，000元，此前双方已书面认可50％股权价款为150，000元。在后期转让剩余50％股权时，双方约定的价款为150，000元。因有前期转让价款之约定，所以双方后来转让遵从前约即可，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在后期转让股权时没有约定价款错误。如按一审判决认定，将会产生以下法律后果：1．马文萍将无偿获得张斌50％的股权，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规则；2．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没有约定价款，缺少主要条款，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存疑。        马文萍辩称，张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在昌吉市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前期马文萍所付款项已经折抵转让款，所以张斌在工商局履行了人脸识别和股权变更的相应手续，张斌在一审起诉过程中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实马文萍向其出具过欠付证明，其一审诉请无证据依据，双方作为实践性合同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转让价款即时清结。        马文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为驳回张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马文萍在2019年10月13日应付张斌15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有误，证据不足。首先，张斌与马文萍虽然签订了入股合作协议书，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合同。2019年10月12日张斌出具的收条、2019年10月13日马文萍出具的条据内容均载明双方约定的150，000元为马文萍的入股款，该证据作为认定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其次，因张斌隐瞒修理厂经营状况不佳，拖欠员工工资等情况，欺骗马文萍投资入股，双方签订入股协议后，张斌不仅不按入股协议履行投资义务，还只向马文萍要入股钱，鉴于张斌的不诚信行为，马文萍向张斌提出自己退出入股，要求张斌退还入股钱，经双方协商最终口头达成协议：张斌退出，之前马文萍向张斌已付入股资金转为股权及修理厂的转让款，双方算清结完毕，互不找差。据此，双方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双方已经以实际行为对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予以了履行。因此，张斌并未要求马文萍向其出具欠付股权转让的欠条，其也无法提供欠付其股权转让款的充分证据，双方工商变更登记的实际履行行为证实双方在股权转让、股权变更登记上已经达成一致，双方已经就股权转让款支付、结算完毕，马文萍不欠张斌股权转让款。2．一审法院判决马文萍向张斌支付30，000元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利息错误。马文萍与张斌针对股权转让一事已经结清，双方共同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即视为张斌以实践行为认可了马文萍不欠其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        张斌辩称，一审所判30，000元是马文萍应履行的义务，一审法院仅审理了登记之前50％的入股款，对于另外50％的转让款，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马文萍认为双方已经结清，系没有事实也没有证据。马文萍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张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马文萍向原告张斌给付股权转让款240，000元；2．被告马文萍向原告张斌给付从2020年4月18日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的利息20，000元（以银行报价利率）。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一份《入股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合股（合伙）开办鸿泽公司，全面实施双方共同投资、共同合伙经营的决策；甲方出资现金260，000元，占公司股份52％，乙方出资现金240，000元，占公司股份48％，双方按上述占有公司股份额比例享有分配公司股利，公司若产生利润后，按上述比例进行分红；自2019年10月10日开始合伙经营，长期有效。2019年10月8日、10月10日、10月12日，被告通过微信分三次分别向被告转账付款20，000元，合计付款60，000元。2019年10月13日，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被告入股鸿泽公司钱款共计60，000元，剩余钱款后期付清，还有90，000元未付，合计150，000元占50％股份。2019年10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说明一份，载明：现已付鸿泽公司入股钱款60，000元，剩余90，000元在2020年3月1日前付清为止。2019年11月6日，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兹收到被告入股鸿泽公司钱款30，000元，剩余60，000元未付。2019年11月14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付款5，000元。2019年11月25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付款5，000元。2020年4月6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账付款20，000元。同日，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又收到被告钱20，000元（微信转账），后期与之前所有条子重新打累计条子合并。以上三笔合计30，000元，原告认为系付被告欠付原告的购车款，被告认为系付股权转让款。2020年6月30日，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付款24，000元。庭审中，双方确认该笔款项系付被告欠付原告的购车款。另查，被告提交2020年5月25日案外人王**向其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收到鸿泽地下车库2020年4月-2021年4月被告交来租金60，000元。被告提交2020年4月24日案外人马存梅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收到鸿泽之星马文萍交来2019年4月-2020年4月张斌所欠财务代理费2，100元。被告提交张多恒签字的10，000元工资已付清及李成龙签字的4，000元工资已付清的明细。被告提交昌吉市环境保护局于2020年7月10日下发的告知书及2021年5月11日被告交纳罚款13，500元的一般缴款书。又查，2020年5月25日，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被告购车款35，000元，现将×××以60，000元卖给被告，还余25，000元未付。在于2020年6月30日付清剩余25，000元尾款，原告收到车款已经全部60，000元收齐。后因被告购买的上述车辆丢失。2020年9月11日，原告出具保证一份，载明本人张斌承诺2020年9月16日前归还马文萍车款60，000元。再查，2020年4月11日，鸿泽公司作出《股东决定书》一份，载明：一、股东决定吸收马文萍为鸿泽公司新股东；二、股东张斌决定将其在鸿泽公司100％的股权（货币出资人民币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依法转让给马文萍。同日，鸿泽公司再次作出《股东决定书》一份，载明：一、马文萍同意接受张斌持有的鸿泽公司100％的股权（货币出资人民币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二、原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现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0万元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万元，新增的人民币20万元由马文萍货币出资人民币20万元，于2030年12月31日之前缴足。后鸿泽公司变更公司章程和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马文萍，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30万元，由马文萍认缴并于2030年12月31日之前缴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虽然签订了《入股合作协议书》，但依据该协议，原告须现金出资260，000元，被告须现金出资240，000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原、被告均未依据上述协议履行出资义务。且根据后续被告于2019年10月13日书写的说明及原告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的收条来看，被告入股的金额为150，000元，亦非240，000元，故被告抗辩上述《入股合作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的意见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对此被告亦认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股权转让价款为多少。原告认为股权转让价款为300，000元，其理由是原告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的收条中注明了150，000元占50％的股份，现原告已将100％的股份转让给被告，故全部转让价款为300，000元，且后续鸿泽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变更为300，000元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被告认为股权转让价款仅为10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就原告将其持有的鸿泽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之事，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协议，故转让价款未明确确定。其次，虽然原告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的收条中载明150，000元占50％的股份，但据此推导出原告向被告转让的股权价值为300，000元依据不足。虽然原告将股权转让给被告之后，鸿泽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00元，但该300，000元注册资本的由来在2020年4月11日的股东决定书中记载的很清楚，即“原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现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0万元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万元，新增的人民币20万元由马文萍货币出资人民币20万元，于2030年12月31日之前缴足。”故新增的200，000元出资系由被告新增出资的，并非原告新增出资的，也并非在股权转让之前新增的。再次，原、被告在股权转让时，并未对鸿泽公司资产状况进行评估，而鸿泽公司当时的注册资金仅为认缴100，000元，尚未缴足。且公司注册资本与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并不当然对应，有可能公司注册资本低于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也有可能公司注册资本高于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因此从公司注册资本并不能当然推导出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格。最后，原告主张其从上家受让股权价格为167，500元，故本次转让给被告价格肯定高于该价格的意见。一审法院理由同上，一家公司经营的好坏决定了该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前后两次的股权转让价格并无可比性。综上，根据原告现有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仅能确认被告在2019年10月13日应付原告15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对于原告主张其以300，000元价格将股权转让给被告的事实无法确认，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150，000元扣除2019年10月13日已付的60，000元、2019年11月6日已付的30，000元，2019年11月14日被告通过微信付款的5，000元。2019年11月25日被告通过微信付款的5，000元，2020年4月6日被告通过微信付款的20，000元。剩余未付的股权转让款为30，000元，此款应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被告在股权转让变更后未及时付款的行为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主张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由被告向其支付自2020年4月18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本金计算基数应为30，000元。关于双方争议的2019年11月14日被告通过微信付款的5，000元。2019年11月25日被告通过微信付款的5，000元，2020年4月6日被告通过微信付款的20，000元，系购车款还是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在付款凭证中并未记载该款项的用途，被告作为付款人，其有权选择付款的用途，现被告认为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原告又无其他证据佐证该三笔款项系支付的车款，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解的支付租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被告提交的收条可以看出，系支付的2020年4月之后的租金，并未股权转让之前的租金，故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解的支付财务代理费、人工工资的问题。因该欠付事实的真实性及金额未经原告确认，被告主张由原告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解的支付罚款的问题，因该处罚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后，且在股权转让之前被告亦参与经营，对经查现状应该是知晓的，现被告主张由被告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判决：一、被告马文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斌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元；二、被告马文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向原告张斌支付自2020年4月18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张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张斌提交证据：（2020）新2301民初1067号民事调解书一份、《公司合作协议书》一份，拟证实：所有设备转让款为300，000元。        经质证，上诉人马文萍对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认可，恰能证实洪泽修理厂经营不善的事实。《公司合作协议书》因涉及案外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本院对（2020）新2301民初1067号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公司合作协议书》系张斌与案外人签订，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上诉人马文萍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马文萍是否欠付上诉人张斌股权转让款，如欠付，数额如何认定。        关于2019年10月12日收条记载的50％股权的问题。张斌虽与马文萍签订《入股合作协议书》，但双方当事人并未按照该协议书履行。张斌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的收条：“今收到马文萍入股鸿泽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钱款共计60，000元，大写陆万元整，剩余钱款，后期付清，还有90，000元（玖万元整）未付，合计壹拾伍万元占50％股份。收款人：张斌，2019.10.12。”马文萍于2019年10月13日出具书面凭证：“现已付鸿泽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入股钱款60，000元，陆万元整，剩余90，000元玖万元整，在2020年3月1日前付清为止。马文萍，2019.10.13日”即双方均认可马文萍应当支付50％股份的入股款150，000元。庭审中，双方亦认可该150，000元入股款转化为转让款。马文萍称关于转让款双方已清结完毕，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也未能证明其2019年10月13日出具的欠付款凭证已作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马文萍应按照其出具的凭证向张斌支付款项。马文萍已向张斌支付120，000元，则还需向张斌支付剩余款项30，000元并承担未及时付款的利息。        关于剩余50％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张斌称因双方前期约定50％股权转让款为150，000元，由此可以推导剩余50％股权的转让款亦为150，000元。但张斌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的收条及马文萍于2019年10月13日出具书面凭证均载明150，000元为入股款，并非股权转让款。故张斌以该150，000元入股款推导出剩余50％股权转让款亦为150，000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针对剩余5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150，000元的问题，张斌未提供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驳回其该部分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斌、马文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0元，由上诉人张斌负担3，300元，由上诉人马文萍负担5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美蓉审判员    刘维审判员    马翔馨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新书记员    史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