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国文，男，196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善,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煖，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彭小艳，女，198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煜,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国文因与被上诉人彭小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0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国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善、钟丽煖，被上诉人彭小艳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彭小艳支付30万元违约金及经营亏损102433.67元给刘国文；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彭小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国文未出资150万元是错误的。彭小艳在起诉状中承认了刘国文投入15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在合伙体有收入之前刘国文投入了资金，随后又认为：因为合伙事务最终有结余，无需刘国文再额外提供自有资金，所以刘国文未出资。该事实认定有误。出资是一个法律行为，必定产生法律后果，不能单凭财务账目结余去推翻刘国文之前的出资行为。认定刘国文出资对本案的双方履约情况有法律意义。150万元是未出资还是已出资变成合伙体的财产，对本案最终的分配是有不同意义的。在本案中，刘国文将60万转给朱海峰，如果判定是对合伙体财产的处理，彭小艳不置可否，则刘国文可以认为是彭小艳默认此行为，如果此时彭小艳提出不同意见，那后期刘国文是可以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而彭小艳未表态导致刘国文认为彭小艳对此事是一直同意的，彭小艳在此事中当然有过错。刘国文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其未出资是不当的，因为一审只是从账目上去分析，而不是从法律行为去分析150万元及60万元，结果对刘国文不公平。（二）一审判决中未将彭小艳《声明》中应扣减的10万元进行扣减是错误的。《声明》是彭小艳出具给刘国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以后分红时，将刘国文已给朱海峰的股权转让款中的10万元在彭小艳应得分红中扣减给刘国文。彭小艳虽未确认刘国文的说法，但也未提交证据反驳并做出合理解释。一审中认为《解散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未实际履行，所以不能证明彭小艳同意在利润中扣除10万元的论断也是错误的，《声明》与之前的协议是否履行没有关系，而且《声明》与《解散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未有冲突的内容，不能因此而否认《声明》的效力。（三）一审判决认为彭小艳未存在违约情形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判决认为合伙停止经营系双方共同原因所致，这是不正确的。彭小艳要求转让股份给刘国文这个行为，说明是彭小艳未看好前景，想尽快解套，想通过转让股份的形式将风险转嫁给刘国文，而刘国文未同意并没有违反约定。后期刘国文还是想继续经营，采购了新的刀片、与他人合作等，而彭小艳此时坚决要退出经营，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不允许开机，违反了合伙协议中合伙期间不得退出，否则要赔偿30万元的约定。其次，刘国文在合伙过错中没有过错。虽然合伙协议中约定共管账户，定期制定财务报表等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未得到完全施行，但未实际损害到彭小艳的权益，亦未实际上对经营造成影响。收支情况有发生时刘国文都及时在微信群中发布，有异议也会沟通处理。合伙收入双方是确定的，对于刘国文发布的支出情况，在合伙期间彭小艳看到但未发表意见，起诉时却不理此支出通报情况而进行简单核算。对于一些支出及收入未在共管账户处理，是符合现实经营活动的资金收付情况的。刘国文在合伙中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彭小艳要求退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构成违约。彭小艳辩称，（一）一审判决支付金额正确。双方均确认合伙体有3159940元收入且全部由刘国文控制，且其作为控股股东以及管账股东，直接控制了150万元的股本金以及合伙体收入31599400元，合计4659940元合伙资产。合伙体所有实际总支出为2801785.67元，扣减后剩余1858154.33元合伙体资金，其中318454.35元为利润，150万元为出资额。刘国文享有70%的份额即1300708.03元，彭小艳享有30%的份额即557446.3元。（二）一审判决4月19日给朱海峰60万元不属于合伙体开支正确。该费用不能认定为合伙体支出，也没有说明支付项目或用途，也不是买材料或原料的支出，刘国文从未主张该款项属于材料或原料支付款项。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刘国文称该款项打给朱海峰，并由朱海峰打给彭小艳的老公黄安民，该陈述不属实，彭小艳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三）不存在应扣减刘国文《情况说明》所提的10万元的情形。刘国文所说的并不属实，不存在超声波不能使用的情况，事实上KN95产品的正常生产亦可证明超声波可以正常使用。因此，不存在彭小艳承担超声波费用的情况，也不存在超声波值10万的情况，更不存在彭小艳承担超声波费用的情况或理由。彭小艳不存在欠刘国文10万的事实，刘国文要求彭小艳归还10万元也没有任何证据。另外，《解除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是一份无效的、没有实际履行的协议。（四）刘国文根本违约且彭小艳不应支付任何违约金。刘国文严重违反了《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的约定，且客观情况也导致合伙事务事实上无法继续进行。在创坤口罩厂终止租赁后，刘国文也处置了停产后剩余的原材料。截止到目前，无论是利润还是处置合伙财产等，刘国文均未向彭小艳支付过分毫，且彭小艳并无违约行为。故刘国文主张的30万元违约金过高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五）一审过程中，双方共同找买家已将口罩机出售。（六）尽管刘国文提交了《日支出明细表》以证明合伙体开支金额为3459385.67元，但一审开庭时，彭小艳有充足的理由以及事实证明其中的部分项目不属于合伙体支出，事实上合伙体实际总支出为2483335.67元。彭小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国文向彭小艳支付双方合作的合伙企业“创坤口罩厂”彭小艳应分得的利润362982元；2.刘国文向彭小艳支付双方合作的合伙企业“创坤口罩厂”彭小艳应分得的合伙财产106.5万元;3.刘国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刘国文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彭小艳向刘国文支付违约金30万元；2.彭小艳向刘国文支付合伙期间经营亏损合计102433.67元（341445.57元*30%）；3.本案诉讼费用由彭小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彭小艳、刘国文的合伙关系情况2020年4月19日，刘国文作为甲方、朱海峰作为乙方、彭小艳作为丙方就共同经营生产口罩出售事宜，签订《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约定：一、现乙方和丙方已有高速打片口罩机一台；二、甲方刘国文再注资150万元在创坤口罩厂（没有工商注册）；三、甲方刘国文150万占有40%的股份，乙方朱海峰30%，丙方彭小艳30%；四、创坤口罩厂经营权和管理权、财务权、采购权由三方共同经营；五、经大家一致同意，甲方刘国文账号农行62×××11为收支出账号，其他任何账号收款为违约行为；六、甲方刘国文每天必须公开收支明细，每天做财务报表一份；七、公司盈利，股东认为要分红留多少在账号，或再增大投资，必须同意三方表决，无法通过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八、合伙期暂定一年，看行情发展，任何股东不得中途退出，任何乙方可以转让，原股东有优先的收购权，转让后拥有同样的股份，个人退出不作任何赔偿；九、任何一方违背任何一条协议章程，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情节严重的负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彭小艳、朱海峰提供设备，刘国文提供资金，三方共同在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阳光南路2号华尼科技园1栋5楼，以“创坤口罩厂”名义进行口罩的生产经营，创坤口罩厂未进行正式的工商注册登记。彭小艳、刘国文均确认，在合伙期间，刘国文受让了朱海峰持有的全部合伙份额，创坤口罩厂现有的合伙人为彭小艳、刘国文，其中彭小艳占有30%的合伙份额，刘国文占有70%的合伙份额。彭小艳补充提交的声明显示，彭小艳、刘国文、朱海峰一致确认由刘国文受让朱海峰的合伙份额。庭审中，彭小艳、刘国文均确认双方未约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的比例，一致同意按照双方持有的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分担。二、合伙体的经营情况（一）合伙体的经营概况协议签订当日，创坤口罩厂开始采购口罩原材料进行经营，后于2020年4月21日售出第一批口罩。2020年5月14日，因创坤口罩厂内部发生纠纷，承租的物业业主要求将设备搬走，创坤口罩厂停止生产经营。后刘国文尝试继续进行经营，但因合伙人之间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没有继续营业。（二）合伙体的财务状况创坤口罩厂未建立完整的财务会计制度，仅聘请一名文员负责记账，具体经营支出和收入均由刘国文负责。刘国文认为其已履行协议约定的财务公开义务，每天在微信群公布创坤口罩厂的收支状况，彭小艳对此不予确认，认为刘国文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每天制作财务报表，且仅公开小部分开支。创坤口罩厂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1.创坤口罩厂经营期间，彭小艳、朱海峰均存在垫付款项的行为，但之后刘国文均会向彭小艳、朱海峰支付垫付款项；2.彭小艳、刘国文均有提出统一由刘国文的账户进行收款和支出，但未严格履行该约定；3.刘国文在支付或收取款项后，会将支付凭证、收款情况在微信群中进行公示；4.群内会以手写的收支情况或表格形式公示创坤口罩厂的收支情况，彭小艳未对财务公开形式提出异议；5.创坤口罩厂的部分款项并非通过约定收款账号收取；6.微信群内未发布过创坤口罩厂对外交易的书面合同，仅有小部分简单的单据，大部分收支情况采取群内简单告知或协商的形式。（三）合伙人的出资情况经庭审询问，彭小艳、刘国文均确认彭小艳、朱海峰仅以设备出资，设备具体包括口罩机一台、空压机一台，在创坤口罩厂的经营中，未支付过任何款项，创坤口罩厂的经营支出均由刘国文支付。彭小艳主张口罩机价值200万元，压缩机价值5万元。刘国文对彭小艳主张的设备价值不予确认，认为价值仅为几十万元。为证明上述两台设备的价值，彭小艳提交《机器设备购销合同》三份及送货单一张，三份《机器设备购销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均非彭小艳、朱海峰，载明的交易价为200万元。刘国文对彭小艳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没有相应的发票，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设备的价值。彭小艳认为虽然在创坤口罩厂还没有收入时，不排除刘国文以自有资金作为创坤口罩厂的支出，但现创坤口罩厂的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且全部款项均由刘国文收取，相当于刘国文在收取全部总收入时，已收回其支出的自有资金，故刘国文实际上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刘国文认为在创坤口罩厂经营中，其以承担支出的方式进行出资，现刘国文支付的款项已超过协议约定的150万元，刘国文已完成出资义务。为证明刘国文的出资情况，刘国文提交其自行制作的出资明细表及支付凭证、微信群聊天内容，出资明细表中记载的款项均有对应的支付凭证，显示2020年4月19日至22日期间，刘国文共计支付1500166.2元。彭小艳对出资明细表不予确认，认为刘国文主张的出资实为创坤口罩厂的支出，将支出计算为刘国文的个人出资明显不合理，且其中部分款项不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四）合伙体的收入情况创坤口罩厂第一批口罩的出库时间为2020年4月21日，最后一批货物的出库时间为2020年5月3日。经核算后，彭小艳、刘国文均确认创坤口罩厂出售口罩共计收入3159940元，其中4月19日至22日的收入为292680元，4月23日至25日的收入为100467元，4月26日至5月1日的收入为1168205元，5月2日至8日的收入为1598588元，上述收入已包括刘国文于5月8日处置库存料所得的41948元。（五）合伙体的支出情况彭小艳、刘国文对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情况，持有不同的意见。彭小艳认为总支出为195万元（口罩总生产量65万个×成本3元/个），刘国文认为彭小艳的计算方式为估算，不具备科学性，应以实际支出为准。为证明创坤口罩厂的开支情况，刘国文提交其自行制作的日支出明细表、日支出明细表情况说明及创坤口罩厂两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支付凭证。日支出明细表分行载明具体的付款时间、付款项目、金额、付款方式等信息，支出的时间为2020年4月19日至5月27日，总支出金额为3459385.67元，包括了刘国文主张的全部出资情况，其中4月19日至4月22日支出1605116.2元，4月23日至25日支出352131.1元，4月26日至5月1日支出1058920.20元。5月2日至27日支出443218.15元。彭小艳对日支出明细表的部分款项有异议，部分予以确认，经统计，彭小艳确认属于创坤口罩厂支出的款项合计2483331.32元，彭小艳认为不属于创坤口罩厂支出的款项合计976054.35元，具体为：1.4月19日，刘国文向朱海峰转账支付的60万元；2.4月20日，刘国文向朱海峰支付垫付款4万元；3.4月21日，支付熔喷布定金20万元；4.5月4日，支付超声波购买款49300元；5.5月4日，支付熔喷布货款72450元及汇款手续费4.35元；6.5月6日，购买手持熔喷布检测仪支付4300元；7.5月9日，设备更换刀片支付2000元；8.5月14日，支付裁片机吊车费6000元；9.5月22日，支付设备搬离的运费2000元。对于上述第一笔争议支出。刘国文陈述该60万元系彭小艳、朱海峰对外所负的债务，后彭小艳、朱海峰、刘国文口头协商后一致同意该笔款项由创坤口罩厂支出，故刘国文将该笔款项支付给朱海峰。彭小艳认为其与朱海峰没有共同对外负债，使用创坤口罩厂的资金用于清偿彭小艳、朱海峰的对外负债，不符合常理，刘国文作为合伙人亦不会同意。创坤口罩厂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刘国文于2020年4月19日在群内发送消息“账户支付朱总60万元，余额90万元”，彭小艳、朱海峰均未进行回复。为证明该60万元系三合伙人一致同意支出，刘国文补充提交其与朱海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朱海峰回复其收到60万元后将该款项转至黄安明账户。彭小艳否认朱海峰将60万元转账支付给其配偶黄安明，并陈述朱海峰最后一次向黄安明转账的时间为2020年4月7日。对于上述第二笔争议支出。庭审中，刘国文陈述该笔款项实为购买超声波的价款，款项性质系由聘请的文员备注，存在不精准的地方，该笔款项系由朱海峰先行垫付，再由刘国文支付给朱海峰。彭小艳认为购买的口罩机有赠送超声波，无需购买超声波，故该笔款项不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创坤口罩厂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朱海峰于2020年4月20日在群内发送转账记录一份，并说明为备用超声波费用，后告知彭小艳超声波已付款并询问彭小艳是否已将超声波拿回，彭小艳发送视频一个，视频显示正在路上。同日，另一个微信群中，朱海峰要求刘国文将4万元一并支付，刘国文询问具体收款人，朱海峰发送其个人的平安银行账号及转账记录一份，刘国文回复好并通过约定的收支账号向朱海峰转账4万元，彭小艳在刘国文、朱海峰沟通该笔款项时，亦有在群内进行发言，但未对该笔款项提出异议。对于上述第三笔争议支出。刘国文陈述该笔款项系购买熔喷布支付的定金，后亦有支付熔喷布尾款14.5万元，该款项亦先由朱海峰进行垫付，再由刘国文支付给朱海峰，虽然微信群内有提及材料不合格进行退货，但后来了解，市场上均为该种熔喷布，故没有退货，第一批出库的口罩就是使用该批熔喷布生产。彭小艳则认为该批熔喷布已经退货，不存在该笔支出。创坤口罩厂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1.2020年4月21日，微信名奉S在群内询问晚上是否需要汇款，朱海峰回复其已经打了20万元出去，并发送转账记录一份，要求向其账号支付垫付的20万元，彭小艳、刘国文均对朱海峰用个人账号垫付款项提出异议，朱海峰回复系经过刘国文同意，后奉S通过约定的收支账号向朱海峰转账20万元，在沟通过程中，朱海峰回复该笔款项为熔喷布定金；2.2020年4月22日，朱海峰要求向其发送的银行卡再支付14.5万元，并提及共34.5万元，已经支付20万元的事实；3.2020年4月24日，刘国文与朱海峰就购买的熔喷布是否为复合布，是否退货事宜进行了沟通，双方的聊天内容未能显示该批货物最终是否进行了退货；4.2020年5月5日，彭小艳对微信群内公布的熔喷布定金20万元提出异议，认为该批熔喷布已经退货，刘国文回复来了一吨，69万元一吨，创坤口罩厂用了半吨，后来还支付了14.5万元，后彭小艳与财务人员就该笔款项进行沟通，财务人员认为已将收支情况公布在群内，要求彭小艳自行查看或询问朱海峰。对于上述第四笔争议支出。刘国文陈述该笔款项系为了改进口罩机，提升生产效率，将原有的出口由一个变更为两个而购买的超声波，超声波已由彭小艳的亲戚尹为良加装在口罩机上。彭小艳则认为创坤口罩厂最后一批口罩的出库时间为5月3日，即已于该日停止生产，创坤口罩厂之后无需再购买超声波，故该笔款项不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刘国文提交的证据材料仅能显示其分两笔对该笔款项进行支付，并将支付情况截图发送在创坤口罩厂微信群中，未能显示其与彭小艳或尹为良沟通购买及安装超声波的情况。对于上述第五笔争议支出。刘国文陈述该笔款项系支付前期拖欠的熔喷布货款。彭小艳则认为该笔款项支付时，创坤口罩厂已停产，无需再购买熔喷布。为证明该笔款项的情况，刘国文补充提交其与朱海峰、谢录雄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朱海峰于4月29日要求刘国文将105公斤熔喷布的货款72450元支付给卖方谢录雄，并发送谢录雄的收款账号，刘国文回复创坤口罩厂没有钱，明天再付，后刘国文与谢录雄核实收款账号并于支付后向谢录雄发送转账凭证。经核对，该笔争议支出的收款账号与朱海峰、谢录雄发送的收款账号一致。对于上述第六笔争议支出。刘国文陈述因市场购买的熔喷布均不合格，三合伙人口头协商购买手持熔喷布检测仪对购买的熔喷布进行检测，后刘国文让其儿子代为购买，但十天后才收到货物，款项也是收货后支付，现仪器仍在刘国文处。彭小艳认为创坤口罩厂没有使用过该仪器，与创坤口罩厂无关。刘国文提交的订单截图显示手持熔喷布检测仪的收货时间为2020年5月6日。对于上述第七、九笔争议支出。刘国文陈述系与彭小艳协商好使用创坤口罩厂的口罩机为案外人加工口罩进行盈利，为更好的代加工，进行了刀片的更换，后因彭小艳不同意为案外人进行代加工，将口罩机拉回产生相应的搬运费。彭小艳认为更换刀片、搬运机器均与创坤口罩厂无关。刘国文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显示系在彭小艳的同意下进行刀片更换及为案外人代加工进行机器搬运。对于上述第八笔争议支出。刘国文认为系彭小艳私自指使尹为良对创坤口罩厂机器进行转移，将机器从五楼吊运到一楼，刘国文得知消息后前往阻止，双方产生争执致使房东不同意继续使用场地，刘国文无奈将机器托运至自己的经营产所，吊车系尹为良聘请，吊车费包括从楼上吊下及运至刘国文经营场所产生的费用。彭小艳则认为该笔款项系刘国文私自转移设备产生。刘国文提交报警回执一份，拟证明彭小艳私自转移机器的情况，报警回执仅记载刘国文于2020年5月14日进行报案，未记载具体的事情进过。彭小艳提交多份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系刘国文私自对设备进行转移。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尹为良在与刘国文的聊天中，自称其为彭小艳的表弟；2.5月份，因租赁合同已解除，房东要求创坤口罩厂搬走，刘国文、尹为良就设备如何处置及放置在何处进行协商，双方均表示没有地方放置，刘国文提议将设备进行出卖，尹为良回复合伙人协商好才能出卖，后于5月14日将设备搬至另一地点存放，刘国文向尹为良支付吊车费6000元。综合双方对于收支情况的意见，彭小艳认为创坤口罩厂共计盈利1209940元（总收入3159940元-总支出195万元），刘国文应向彭小艳支付利润362982元（1209940元×30%），刘国文则认为创坤口罩厂共计亏损299445.67元（总支出3459385.67元-总收入3159940元）,彭小艳应承担亏损89833.7元（299445.67元×30%）。三、其他情况（一）彭小艳与刘国文的分歧情况2020年5月5日，彭小艳通过微信向刘国文表达其不想再核对收支情况，提出彭小艳进行退股处理。当天晚上，彭小艳与刘国文因熔喷布定金20万元的支出情况再次出现分歧。彭小艳在与刘国文的沟通中表示创坤口罩厂的账目算清楚，彭小艳就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刘国文，账目没算清之前，设备不可能开机。后彭小艳委托朋友就创坤口罩厂结算事宜与刘国文进行协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刘国文提交多份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彭小艳为达到退伙的目的，故意破坏、阻扰创坤口罩厂的生产经营，违反了协议约定。彭小艳与尹为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彭小艳要求尹为良第二天与刘国文签订协议，如不签协议，创坤口罩厂不可能开机进行生产。（二）设备处置情况庭审中，彭小艳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合伙财产包括高速打片口罩机一台、空压机一台及刘国文应出资而未出资的150万元，其中高速打片口罩机、空压机价值合计205万元，合伙财产共计355万元，彭小艳占有30%的合伙份额，故彭小艳应分得的合伙财产为106.5万元（355万元×30%）。刘国文确认创坤口罩厂的合伙财产包括高速打片口罩机一台、空压机一台。彭小艳认为刘国文私自将创坤口罩厂两台设备进行了处置，刘国文对此予以否认，陈述该两台设备均放置在其经营场所内，尚未进行处置。为确定该两台设备的现状，一审法院责令双方前往设备放置处继续核实，双方前往设备放置处对设备状况进行核实，确认上述两台设备均未处置。后经双方协商，共同对两台设备进行了处置，并对处置后的价款按照双方的合伙份额进行分配。因设备已经处置并分配完毕，彭小艳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撤回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涉及设备的价款部分，仅主张刘国文应出资150万元中属于彭小艳的部分，即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刘国文向彭小艳支付合伙财产价款45万元（150万元×30%）。（三）调查取证情况诉讼中，为调查创坤口罩厂的收支状况，彭小艳申请一审法院开具律师调查令，调查协议约定的刘国文农业银行账户之前，该账户余额为730952.32元；2.2020年4月19日至4月22日，该账户转出的金额超过150万元；3.创坤口罩厂的大部分支出和收入系通过该账户进行；4.2020年5月14日之后，该账户还存在款项的流入和转出。62×××11之前，该账户余额为730952.32元；2.2020年4月19日至4月22日，该账户转出的金额超过150万元；3.创坤口罩厂的大部分支出和收入系通过该账户进行；4.2020年5月14日之后，该账户还存在款项的流入和转出。的流水情况，一审法院依法开具了律师调查令，并获取了相应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显示：1.2020年4月19日之前，该账户余额为730952.32元；2.2020年4月19日至4月22日，该账户转出的金额超过150万元；3.创坤口罩厂的大部分支出和收入系通过该账户进行；4.2020年5月14日之后，该账户还存在款项的流入和转出。（四）其他关联情况刘国文提交彭小艳出具的声明一份，拟证明彭小艳承诺从其分红款中扣除10万元。彭小艳对该份声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陈述其当时答应让利，系因为创坤口罩厂利润丰厚。声明下方记载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4月28日，内容为“分伙协议朱海峰10万元从彭小艳分红里面扣除”。经询问刘国文上述《声明》的出具情况，刘国文书面回复称《声明》中的落款实际系笔误，实际日期为2020年4月28日，因朱海峰、彭小艳出资的口罩机配送的超声波不能正常使用，在刘国文与朱海峰协商合伙份额转让事宜时，刘国文要求扣除10万元，朱海峰不予同意，彭小艳为促成双方达成协议，同意从彭小艳的个人分红中扣除10万元。为此，刘国文补充提交刘国文、彭小艳、朱海峰三人签署的《解散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该协议载明彭小艳、朱海峰均将其合伙份额转让给刘国文，待朱海峰拿回超声波再支付10万元。彭小艳对刘国文的回复不予确认，认为不存在超声波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也不存在彭小艳需要承担10万元的情况。（五）诉讼保全情况诉讼中，彭小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一审法院冻结刘国文价值1412578.23元的财产，并提供相应的担保，一审法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冻结刘国文名下的三个银行账号。一审法院认为，刘国文、彭小艳、朱海峰签订的《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三人成立合伙合同关系。庭审中，刘国文与彭小艳均确认刘国文已受让朱海峰的合伙份额，彭小艳补充提交的声明亦显示刘国文、彭小艳、朱海峰均签字同意由刘国文受让朱海峰的合伙份额，故一审法院对朱海峰已退出创坤口罩厂的合伙经营，合伙人仅为彭小艳、刘国文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创坤口罩厂的盈亏状况如何认定，具体是盈利还是亏损，盈亏如何进行分担。二、刘国文是否已完成出资义务；三、刘国文主张彭小艳承担违约责任是否成立。一、创坤口罩厂的盈亏状况认定对于彭小艳、刘国文确认的总收入3159940元及无异议的支出2483331.32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对部分支出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对争议部分的支出逐笔进行论述。关于第一笔争议支出。从刘国文对该笔款项的陈述来看，其认可该笔款项不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正常经营支出，但认为因三合伙人均一致同意支出，故进行了转账，彭小艳对此予以否认。从本案中刘国文提交的证据来看，仅能证明刘国文在该笔款项支出后，在微信群中对该笔款项进行公示，刘国文补充提交的其与朱海峰微信聊天记录仅能显示朱海峰单方陈述在收到款项后转账给黄安明，而对于创坤口罩厂正常经营需要之外的款项支出，属于对合伙体财产的处置，理应得到三个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故在现有证据均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系三个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下进行的支出，刘国文主张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笔争议支出。从创坤口罩厂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朱海峰已将支付4万元超声波购买款的转账记录发送在微信群中，结合朱海峰告知彭小艳超声波已付款并询问彭小艳是否已将超声波拿回的事实，可知彭小艳亦参与了超声波的提货环节，且在朱海峰要求刘国文向其支付该笔垫付款4万元时，彭小艳亦未提出异议，故刘国文主张该笔款项为创坤口罩厂的支出，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第三笔争议支出。从创坤口罩厂微信群中关于该笔款项的沟通情况来看，朱海峰在要求刘国文支付14.5万元时，已明确告知该批货款一共34.5万元，已支付20万元，且该两笔款项的收款人一致，可见双方争议的熔喷布定金20万元与双方没有争议的14.5万元熔喷布货款属于同一笔交易。彭小艳虽主张该笔货物已经退货，但各方的聊天内容仅涉及是否退货，未体现最终是否已实际退货，从创坤口罩厂的材料购买情况、成品口罩的出库情况及当时国内口罩市场环境，刘国文主张该笔货物虽然存在质量瑕疵，但创坤口罩厂未进行退货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据此确认该笔款项为创坤口罩厂确实发生的支出。关于第四笔争议支出。整合本案的全部证据，仅能显示刘国文对该笔款项在微信群内进行了公示，未能显示创坤口罩厂在该笔款项支出时，存在购买超声波的需求或合伙人协议购买超声波，故刘国文主张该笔款项为创坤口罩厂的支出，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五笔争议支出。刘国文主张该笔款项为支付创坤口罩厂之前产生的材料款，并提供了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而微信聊天内容及付款情况能够印证刘国文的主张，故对刘国文主张该笔款项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第六笔争议支出。结合刘国文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该笔交易的截图，可知该笔款项购买的手持熔喷布检测仪并未实际用于创坤口罩厂的生产经营，亦无证据显示系合伙人一致同意进行的购买，故该笔款项不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关于第七、九笔争议支出。该两笔款项支出时，彭小艳、刘国文之间已经产生分歧，现有的证据无法显示刘国文进行的刀片更换、搬运机器为他人代加工取得了彭小艳的同意，亦无证据显示创坤口罩厂从上述行为中获利，故刘国文在未取得彭小艳同意下，单方行为产生的费用不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关于第八笔争议支出。虽然双方均主张系对方单方转移创坤口罩厂的设备，但房东已提出搬离设备的要求，创坤口罩厂客观上存在搬离设备的迫切需求，在此情况下因设备搬离产生的吊车费，属于合理的经营支出，故该笔费用属于创坤口罩厂的支出。经统计，双方有争议但经一审法院认定的创坤口罩厂支出合计318454.35元（垫付款4万元+熔喷布定金20万元+熔喷布材料款72450元及汇款手续费4.35元+吊车费6000元），加上双方无异议的支出部分，创坤口罩厂的总支出为2801785.67元（318454.35元+2483331.32元）。综合创坤口罩厂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创坤口罩厂处于盈利状况，具体的利润为358154.33元（总收入3159940元-2801785.67元）。刘国文主张创坤口罩厂处于亏损状况，彭小艳应按比例承担亏损，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创坤口罩厂的收入均由刘国文收取，故刘国文应向彭小艳支付30%的合伙体利润即107446.3元（358154.33元×30%）。至于刘国文抗辩应按照彭小艳出具的《声明》从彭小艳可分的利润中扣减10万元。从《声明》内容来看，仅载明分伙协议中朱海峰的10万元从彭小艳分红里面扣除，但未载明朱海峰10万元的具体款项性质、缘由及承担主体，刘国文虽解释该《声明》系彭小艳为促成刘国文与朱海峰达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作出的让利，但彭小艳对此不予确认。刘国文虽补充提交《解散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但该协议约定的彭小艳、朱海峰均将合伙份额转让给刘国文的内容，与彭小艳仍为合伙人的事实不符，可见该协议并非双方最终实际履行的协议，故刘国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彭小艳同意扣除10万元的利润，一审法院对刘国文该部分抗辩，不予采纳。二、刘国文是否已完成出资义务彭小艳认为刘国文以收取创坤口罩厂总收入的方式取回其投资款，故刘国文未实际出资。刘国文认为其支出的款项已超过协议约定的150万元出资额，已经完成出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合伙人的出资、因合伙事务依法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财产，属于合伙财产。根据《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的约定，刘国文应出资150万元，再结合协议约定以指定的刘国文账户作为收支账户，按照正常的合伙经营模式，刘国文应在创坤口罩厂成立之初，将其应出资的150万元缴纳至指定的收支账户，但刘国文并未将约定的出资款足额缴纳至指定的收支账户，反而采取以承担创坤口罩厂支出的方式来进行出资。结合创坤口罩厂收支情况及全部收支均由刘国文负责的事实，可以知晓，创坤口罩厂日常经营成本系采取以下方式承担：在创坤口罩厂没有营业收入及营业收入不足以负担支出时，由刘国文提供自有资金来维系创坤口罩厂的日常支出；在创坤口罩厂营业收入大于支出时，创坤口罩厂系使用经营所得收入来维系日常支出，且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用于偿还刘国文以其自有资金垫付的支出部分。现创坤口罩厂的总营业收入大于总支出，足以填补创坤口罩厂全部的日常支出，而全部日常支出当然包括刘国文前期以自有资金垫付的支出，换言之，创坤口罩厂的自有资金已足以维系创坤口罩厂的日常支出，无需刘国文再额外提供自有资金。加之在计算创坤口罩厂利润时，一审法院系从创坤口罩厂的营业收支部分对盈亏进行认定，最终认定的利润358154.33元实际为创坤口罩厂营业收入的结余，并未包括刘国文应出资的150万元。综合创坤口罩厂的实际收支情况及上述利润计算方法，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刘国文未履行出资义务。现彭小艳已按约定以设备出资，刘国文未履行现金出资义务，在创坤口罩厂没有对外负债的情况下，刘国文未出资部分可作为创坤口罩厂的财产由合伙人按比例进行分配。故彭小艳主张按比例对刘国文未出资部分进行分配，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按照彭小艳持有的合伙份额比例，刘国文应向彭小艳分配合伙财产即刘国文未出资部分的30%，经计算，具体的金额为45万元（150万元×30%）。三、刘国文主张彭小艳承担违约责任是否成立《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虽约定违约条款，但从创坤口罩厂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在合伙体成立之初，为快速推进口罩的生产经营，合伙体在未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下即开展经营工作，购买了大量的口罩生产原材料，且购买行为大多采取各合伙人单独进行，再在微信群内沟通付款的形式，付款亦未按照协议的约定通过约定账号收支，合伙体的经营行为在各合伙人的默认之下，呈现不规范、合伙人之间协商不够的情况，为后期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埋下隐患。合同虽约定合伙期暂定为一年，任何合伙人不得中途退出，但同时约定合伙人可以转让。从彭小艳与刘国文的微信聊天内容及双方的矛盾情况来看，彭小艳最初提出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刘国文，但双方未能就合伙份额的转让达成一致的意见，后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并影响创坤口罩厂的经营，加之国内疫情状况的好转，口罩需求下降，刘国文、彭小艳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均无心推进合伙体的经营，而合伙体的经营有赖于合伙人的相互信任、共同推进，由此可知，创坤口罩厂最终停止经营系双方的共同原因所致，双方均存在有违合伙人忠实、勤勉义务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刘国文要求彭小艳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第九百六十八条、第九百六十九条、第九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刘国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彭小艳支付利润107446.3元；二、刘国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彭小艳分配合伙财产45万元；三、驳回彭小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刘国文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7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776元，由彭小艳负担5051元，刘国文负担117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668元，由刘国文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刘国文、彭小艳、朱海峰在三人合伙过程中，由彭小艳、朱海峰提供设备，刘国文提供资金，且合伙体实际生产出口罩并售出获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出资是否正确；（二）合伙过程中彭小艳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三）原审判决未将彭小艳《声明》同意抵扣的10万元予以抵扣是否正确。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刘国文上诉主张其提供资金购买口罩原材料就是其出资。诚如刘国文所称，在合伙体其他两个合伙人仅提供机器设备的情况下，合伙体持续经营并售出口罩成品的事实证明刘国文确实向合伙体投入了资金，购买口罩原材料的资金应视为刘国文的出资，即刘国文已实际出资。根据合伙体实际支出和收入情况，其实际利润为358154.33元。根据双方当事人所占合伙份额分配完合伙体的实际利润以及机器设备款后，刘国文的出资也应按照合伙比例予以分配，即彭小艳应分配合伙财产为150万元*30%=45万元。刘国文将其投入的150万元单独剥离出来计算合伙体的财产再按照合伙份额予以分配，相当于合伙体的支出全部由其他合伙人负担，这是错误的。故刘国文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刘国文上诉主张彭小艳违反合伙期间不得退出的约定擅自退出合伙，属于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虽约定合伙期间不得退出以及违约条款，但同时约定合伙人可以转让合伙份额。因为合伙体在未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下即开展经营工作，购买口罩原材料以及口罩售出后的获利均未按照协议的约定通过约定账号收支，为后期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埋下隐患。加上彭小艳提出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刘国文未果后，二人矛盾进一步加深，基于合伙的人和性质，创坤口罩厂最终停止经营是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原因所致，在合伙体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下，彭小艳提出退伙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刘国文主张彭小艳承担违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刘国文主张应按照彭小艳出具的《声明》从彭小艳可分的利润中扣减10万元。《声明》仅载明分伙协议中朱海峰的10万元从彭小艳分红里面扣除，但未载明朱海峰10万元的承担主体。刘国文虽补充提交《解散高速口罩机购买分红协议》，但该协议约定的彭小艳、朱海峰均将合伙份额转让给刘国文的内容，与彭小艳现在仍是合伙人的事实不符，可见该分红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刘国文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彭小艳已同意扣除10万元的利润。刘国文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国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74元，由上诉人刘国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蒙 刚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沙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