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鑫焱，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立更，男，197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惠榆，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新塘镇沙埔巷口村第二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吴清杰。原审第三人：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群贤路255号805房。法定代表人：莫卫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乾元和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主山商业街95号。法定代表人：汤炬框。上诉人吴鑫焱、方立更因与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恒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恒公司）、广州银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坚公司）、东莞乾元和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鑫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上诉人方立更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原审第三人银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鑫焱上诉请求：1.加判方立更向吴鑫焱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费用2157863.5元（以9294604.98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标准计算，暂计至2020年11月24日）；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方立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吴鑫焱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应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判决未对2017年12月24日后的逾期付款损失进行实体审理，属于遗漏部分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将吴鑫焱的诉讼请求概括为要求方立更支付自2015年7月24日至2017年12月24日期间的逾期付款损失是严重错误的，吴鑫焱在诉讼请求事项中明确主张逾期付款损失，写明暂计至2017年12月24日，其在本案审理中并未表示放弃后续逾期付款损失。方立更拖欠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给吴鑫焱造成相应损失，该损失应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一审判决认为吴鑫焱未举证证明其曾向方立更催款，认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损失起算时间为（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案的起诉时间，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方立更于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间多次向吴鑫焱支付款项共计4320321元，足以证明吴鑫焱向方立更催款的事实，故应从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即2015年7月24日起算逾期付款损失。2.本案不应以（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案的起诉时间作为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之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即使双方未书面约定货款支付时间，亦不能通过协议补充、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支付时间，也应认定自方立更于2015年5月5日签收案涉四个货柜海运提单之日为涉案货款支付时间，故涉案货款的付款时间最迟应为2015年5月5日。本案中，吴鑫焱主张从2015年7月24日起计付逾期付款损失，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应当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吴鑫焱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吴鑫焱的上诉请求。方立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鑫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吴鑫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是合伙结算纠纷，方立更已提交吴鑫焱书面确认的结算单，合伙期间尚有1600万元利润结余，不存在方立更未付款的事实。本案历经四年，根据吴鑫焱以其实际控制的广州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玺达公司）提起诉讼的（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2017）粤01民终19897号案以及吴鑫焱起诉的（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案、（2019）粤01民终16251号案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吴鑫焱、方立更是福建福清人，双方为结拜兄弟，从2007年起在新塘地区从事牛仔裤贸易生意，吴鑫焱负责国内订货、发货，方立更负责在国外销售并将款项汇往国内。后因乌克兰地区发生战争，导致贸易受到影响，双方于2014年12月散伙。根据吴鑫焱的统计，双方在几年期间共出货牛仔裤890万条，销售金额6.09亿元，国内采购成本5.8亿元，结余利润1600余万元。吴鑫焱主张国内有4100万元的开销无法拿出凭证，才依据双方结算期间签署的其中一张对数单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方立更多次向法庭强调，无论是散伙纠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既然吴鑫焱承认1600万元利润，则不应当存在未付款项的问题，至于吴鑫焱另外主张的4100万元开销，其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方立更的上述抗辩意见，对方立更提交的吴鑫焱的结算数据不予审查，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通过一份快递单推定方立更收到案涉第四个货柜的货物，进一步推定交易价格，直接否定已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因国外战争、政权更替等情况，方立更对案涉第四个货柜的收货情况一直予以否认，（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2017）粤01民终19897号案、（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案均予以确认。吴鑫焱提供的快递单，备注为“文件”，且已有证据证实该快递并非方立更本人签收。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权直接以推定的事实否定已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三）本案四个货柜的货物交易证据基本均来源于增城区国税局的退税材料，且税局已证实四个货柜已全部办理出口退税，涉案交易已全部完成，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四个货柜办理出口退税的事实，不能作为已汇付案涉货款的直接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四个货柜交易的材料全部是由吴鑫焱提供，交易方式为FOB，但吴鑫焱提交的材料缺少外销合同及国内的收汇凭证。为此，方立更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提供该四个货柜的外销合同及相对应的收汇凭证。增城区国税局虽未提供相对应的收汇证明，但也明确书面复函人民法院案涉海关报关单对应的【编号分别为520320140534037767（第1柜）、520320140534040999（第2柜）、520320150535007622、520320150535007623（第3柜）及520320150535009010、520320150535009011（第4柜）】四个货柜货物已全部办理出口退税，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6月、9月、12月。根据《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第八、第九、第十二条规定，收汇是退税过程中必须审查的条件，本案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增城区国税局有违法审批情形存在。（四）一审宣判后，方立更向增城区国税局提交本案一审判决书，并对涉案四个货柜的退税材料是否存在违法审批或有无存在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进行投诉。增城区国税局收到材料后，口头答复：已派人对涉案四个货柜的退税材料进行复核，并与一审法院交涉，相关的材料经过调查已取得，但不便直接答复方立更，建议由法院发函联系调取。鉴此，可由二审法院决定由方立更申请律师调查令或法院依职权调取。银坚公司述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在案涉交易中，银坚公司受吴鑫焱委托，购进了四个货柜并办理出口运输、报关、保险、出口退税等手续，该四个货柜的收货人均为方立更。在出口过程中，银坚公司受吴鑫焱的委托代收款项，其仅收到方立更支付的六笔货款共计560006.86美元，且已经按照吴鑫焱的指示付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退税与收取外汇货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增恒公司、乾元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吴鑫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方立更偿还吴鑫焱货款9307611元及逾期付款损失1093709元（以本金9307611元为基数从2015年7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4日）；2.本案诉讼费由方立更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7日，案外人万玺达公司作为原告，以方立更、孙爱民为被告，银坚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其主张方立更在2014年下半年向其订购一批男装出口牛仔裤共195414条，其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份四个货柜的履行合同义务，货款及海运费、保险费等杂费合计13627909元，但方立更仅支付了货款4320298元，要求方立更偿还货款9307611元及逾期付款损失等，一审法院以（2016）粤0183民初4179号予以受理。方立更在该案中辩称案涉纠纷实际是方立更与吴鑫焱的买卖关系，发货人、委托的公司是银坚公司，银坚公司收到款项也是给了吴鑫焱，而不是给万玺达公司。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吴鑫焱与方立更是生意合作伙伴，双方于2007年起至2014年12月27日止合作经营牛仔裤出口贸易，吴鑫焱在国内负责在广州市上沅服装有限公司订货，并由吴鑫焱发货给方立更在国外负责销售，双方合伙期间约定每三个月内结算一次。认定案涉的三个货柜不是万玺达公司与方立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交易，而是方立更与吴鑫焱发生的买卖合同交易并判决驳回万玺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后，方立更未上诉，万玺达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9897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乌克兰》的对数单上涉及的三个货柜款项属于吴鑫焱与方立更之间的交易而不是万玺达公司与方立更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理，予以维持，为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吴鑫焱于2017年12月26日提起（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民事诉讼。庭审中，吴鑫焱主张吴鑫焱、方立更案涉交易的交易方式为：方立更通过电话向吴鑫焱下订单，吴鑫焱找国内的公司即乾元和公司和增恒公司生产牛仔裤，生产完毕后，吴鑫焱再委托银坚公司负责出口报关和运输手续，银坚公司委托深圳市里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代办国际订仓作业，并实际交由南美轮船公司承运。南美轮船公司把货物装船并离港后，出具海运提单给银坚公司，银坚公司将海运提单交给吴鑫焱，吴鑫焱将提单邮寄至方立更指定的乌克兰地址。船运到港后，由方立更持海运提单办理清关和提货手续。方立更提货后，双方通过电话初步沟通，待方立更回国后，双方当面书面对账。同时，吴鑫焱主张方立更在2014年9月初口头向吴鑫焱下订单，吴鑫焱将货物分四次发货。方立更付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性收汇方银坚公司付款，一种是直接向吴鑫焱个人账户付款。对吴鑫焱的陈述，方立更回应：方立更确认其通过微信或电话的方式于2014年9月向吴鑫焱下订单，双方合作期间的流程是，方立更通过微信或电话的方式向吴鑫焱下订单，吴鑫焱根据订单联系生产厂商生产货物并向方立更发货，也由吴鑫焱负责国内的生产、运输、出口相关手续等，方立更对国内流程不了解，不干预，对案涉的出口退税情况也是在诉讼过程中方知悉。吴鑫焱发货后，方立更通过吴鑫焱按照其指定地址快递或者通过其他人带出国交给方立更，或者方立更本人回国由吴鑫焱直接交付等三种方式取得海运提单。方立更取得海运提单后凭提单到当地海关提货。双方不存在提前商定货款金额，下订单只是订货，不约定单价及货款，收到货物的货款时根据方立更在乌克兰的销售情况，由销售金额扣减税金和销售成本等费用后，根据吴鑫焱指令，由方立更通过非正式途径汇入国内账户。汇款账户及收款账户均不固定，方立更无法明确通过哪些账户汇款。方立更曾在一份文件名称为《乌克兰》的文件下方签名确认，该《乌克兰》进行列表载明事项，列表第一行包含“出柜/入账时间”“项目”“出柜数量（件）”“金额（人民币）”“入账金额（人民币）”“所欠货款（人民币）”等六项内容，依据该表载明内容显示：1.“出柜/入账时间”2014年11月10日（以下简称“第1柜”）：项目货款，出柜数量44086件，金额人民币3039834元；项目海运费，金额人民币19120元；项目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金额人民币7925元；项目报关费，金额350元；项目快递费406元。2.出柜/入账时间2014年12月7日（以下简称“第2柜”）：项目货款，出柜数量38693件，金额人民币2944020元；项目海运费，金额人民币17860元；项目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金额人民币7925元；项目报关费，金额人民币350元；项目快递费，金额人民币406元。3.出柜/入账时间2015年1月21日：入账金额人民币1080928元，所欠货款人民币4957268元。4.出柜/入账时间2015年3月12日（以下简称“第3柜”）：项目货款，出柜数量49848件，金额人民币3447849元。5.合计金额人民币9486045元，入账金额人民币1080928元，所欠货款人民币8405117元。方立更对由其签名的上述《乌克兰》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系吴鑫焱、方立更散伙期间对在海上运输的三个货柜单独进行的一次分伙结算，之所以对上述三个货柜单独进行结算系因为签字是在2015年3月20日左右，上述货物还在海上运输，尚未送达。针对上述《乌克兰》所涉货柜交易情况，吴鑫焱提交了与上述第1柜、第2柜和第3柜相对应的出口交易所涉的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出货明细表、快递单等证据到庭。上述根据上述证据显示：1.购销合同的买方均为银坚公司，卖方均为乾元和公司；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价税合计金额与购销合同载明的货款金额均一致；三柜对应的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申报日期分别为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2月7日、2015年3月12日，与《乌克兰》中载明的“出柜/入账时间”载明的日期一致，商品数量与购销合同载明货物数量相同，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的成交方式均为FOB；相应柜货物均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2.第1柜和第2柜相应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的运抵国均为乌克兰，指运港均为刻赤；第1柜和第2柜提单均载明“通知方（名称及完整地址）”中收件人为“方立更乌克兰伊利乔夫斯克乌克兰敖德萨仓库6KM电话机传真00××0-637557666”，装货港均为中国赤湾，卸货港均为敖德萨。3.第1柜提单的DHL快递单显示收件人为方立更，派送地址为“UkraineGODESSATairovskaS/RadujnyjDom9KV50”，联系人为方立更，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为00380-9844××××8/931188818。第2柜提单的DHL快递单显示的收件人、派送地址、联系人与第1柜一致，仅是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为00380-9844××××8。4.根据相应购销合同载明货物数量、金额，以及相应广东省出口商品统一发票载明：第1柜货物数量为44086条（38084条+6002条），合同价款为人民币3065862.12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2658143.33元；第2柜货物数量为38693条（11746条+26947条），合同价款为人民币2725285.35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2350805.21元；第3柜货物数量为49848条（15904条+758条+33186条），合同价款为人民币3466573.34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3005367.70元。吴鑫焱主张除上述三个柜的买卖交易外，双方还有第4柜买卖交易，为此，亦提交了所涉的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出货明细表、快递单等证据到庭，证据形式与上述三个柜所提交出口交易所涉的证据一致。第4柜买卖交易所涉的购销合同显示购买方为银坚公司，销售方为增恒公司，合同货物数量为62787条（27118条+4885条+30784条），合同价款为4026012.46元，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为人民币3489956.05元。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申报日期为2015年3月29日，成交方式为FOB，运抵国为乌克兰，指运港为刻赤。提单载明的通知方、装货港、卸货港与第1柜和第2柜一致。第4柜提单的DHL快递单载明单号为628581776，收件人信息与第2柜一致，取件时间为4月30日。另深圳市里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海运证明》，载明银坚公司于2015年3月29日委托该司代理出运1X40’HQ从深圳至乌克兰-奥德赛（即敖德萨），船公司于2015年4月3日签发提单给银坚公司。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服务中心分公司出具的邮件签收证明，证明单号为628581776的快递单签收日期为2015年5月5日，签名人为“方立更”。方立更对上述邮件签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邮件上“方立更”的签名并非方立更本人签名。为此，方立更提交了方立更的护照显示其在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间在国内，不在乌克兰，其无法签收邮件。吴鑫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要求对上述快递单中“方立更”的签名是否其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吴鑫焱则表示方立更即使不在乌克兰也可以委托他人代签邮件，并提交了一份DHL邮寄单复印件到庭，拟证明根据方立更护照显示在2013年8月23日离开乌克兰2013年9月10日返回乌克兰，但是在方立更离开乌克兰期间签收了寄件日期为2013年8月23日的邮件。方立更对吴鑫焱提交的上述邮寄单质证意见为该快递单为2013年，距今有7年之久，相关快递内容也没有说明，且吴鑫焱没有提供相应原件，故方立更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其证明内容、关联性一并不予确认。方立更确认案涉第1柜、第2柜及第4柜所涉提单的邮寄单中的收件人的地址为方立更在合伙期间国外租赁或购买的店铺。同时，方立更主张邮寄单中联系号码中00380-9844××××8是手机号码，留在乌克兰的店铺使用，由于吴鑫焱、方立更有合伙关系，由吴鑫焱的姐夫李永全代表吴鑫焱在乌克兰店铺内对合伙事务进行监督管理，所以号码是李永全在使用。在2015年4月，李永全回国，该号码就停止使用了。00××0-931188818是方立更在乌克兰的手机号码。吴鑫焱则主张上述两个手机号码均由方立更控制和使用。对方立更应付吴鑫焱款项，吴鑫焱制作了《万玺达公司2015年7月同乌克兰对数单》，载明的第1柜、第2柜及第3柜的款项与《乌克兰》一致，并新增如下款项：1.第3柜，海运费人民币12190.5元，码头费、托车费、保险人民币11145元，报关费人民币350元，快递费人民币406元；2.第4柜，出柜数量62787件，货款金额人民币4092491元，海运费人民币16600.5元，码头费、托车费、保险人民币7925元，报关费人民币350元，快递费人民币406元。对案涉前三个柜的货物的货款是如何确定问题，方立更表示系吴鑫焱制作好《乌克兰》后给方立更签名，方立更没看就签名了。法院询问方立更上述回答能否理解为货款的确认是由吴鑫焱提出，方立更直接确认，对具体的计算方式方立更不清楚，只有吴鑫焱清楚？方立更确认上述理解。吴鑫焱表示货款系根据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乘以1.17，加吴鑫焱相应的利润确认。对吴鑫焱上述主张，方立更不予确认，表示按照上述算法前三柜计算的货款金额会低于双方确认的货款，为此对计算方式有异议。吴鑫焱还主张第4柜所涉合同中约定的单价即双方约定的不含吴鑫焱利润的单价。对上述第4柜的货款，方立更表示相应提单方立更没有收到，具体交易有无实际发生也无法确认，故对货款无法确认。如果法院认定方立更已经收到货物的话，应以发票金额为准。对上述第3柜以及第4柜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吴鑫焱主张是一起支付，并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4月20日银坚公司向深圳市里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转账15695元，吴月华向李斌转账28425.40元的转账记录证明用于支付上述款项。对上述付款凭证，方立更并无异议。吴鑫焱自认方立更在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7月24日合计向吴鑫焱支付了折合人民币4320321元的货款。方立更对吴鑫焱自认的付款金额予以确认，并主张其还有其他付款，其对每一笔付款都有自行登记。但一审法院要求方立更在指定期限内说明全部付款情况并提交付款凭证时，方立更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并表示无法提供付款情况说明，也无法提供付款凭证。就吴鑫焱提交的案涉四个柜货物所涉出口货物报关单中货物的出口退税情况，一审法院曾发函给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查询由吴鑫焱在本案中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编号分别为520320140534037767（第1柜）、520320140534040999（第2柜）、520320150535007621（第3柜）及520320150535007622（第3柜）、520320150535009010（第4柜）及520320150535009011（第4柜）】的出口退税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向一审法院复函确认上述报关单均已办理出口退税，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6月、9月、12月。诉讼中，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发送《协助调查取证函》，要求该局提供案涉报关单所涉货物在该税务局办理出口退税时的书面材料（含结汇水单等），但该局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亦未函复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在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民事判决已经进行认定案涉前三柜货物系吴鑫焱、方立更之间的买卖交易产生，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民终19897号民事判决对上述判决亦予以维持。上述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方立更在（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中答辩意见亦陈述案涉纠纷实际是方立更与吴鑫焱的买卖关系，现方立更又主张案涉货柜交易系双方合伙关系，却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上述判决书认定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方立更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对本案所涉四个柜交易为吴鑫焱、方立更之间买卖交易予以确认。吴鑫焱、方立更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且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约履行义务。在方立更于2014年9月向吴鑫焱下订单后，吴鑫焱分别于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2月7日、2015年3月12日（报关日期）通过海运方式向吴鑫焱交付货物，方立更亦确认已经收到上述三个柜的货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案涉第4柜货物，吴鑫焱是否履行交货义务，方立更应否支付相应货款问题。1.根据吴鑫焱提交的购销合同、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收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出货明细表以及案涉海运证明等证据，足以证明吴鑫焱已经在2015年3月29日将第4柜货物在指定装运港装至案涉海运货船上。2.船运公司于2015年4月3日签发提单给银坚公司。吴鑫焱于2015年4月30日通过DHL快递的方式邮寄案涉第4柜提单，该邮寄单中载明的收件人为方立更，地址为方立更在乌克兰租赁或购买的店铺，预留的电话号码亦为方立更控制的在乌克兰的电话号码（即便如方立更所述，电话00380-9844××××8为在乌克兰店铺使用手机号码，吴鑫焱方人员李永全在乌克兰期间由李永全使用。那么在方立更确认的李永全于2015年4月回国后，该号码应仍留在乌克兰店铺并由方立更控制和使用），现证据显示该邮件已经于2015年5月5日签收，签收人签署“方立更”。方立更虽然举证证明在2015年5月5日身处国内而非乌克兰，上述签名并非其本人签收。但上述邮件的收件联系人为方立更，邮件地址和电话均为方立更控制和使用，且吴鑫焱、方立更之前第1柜和第2柜也是通过相同快递公司及相同联系方式寄送，即便收件人并非方立更本人，而是由他人代签，亦系其授权人员签收，应当视为方立更本人签收。为此，对吴鑫焱主张由方立更（或其授权人员）签收上述邮件，吴鑫焱已经履行向方立更交付第4柜提单义务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方立更申请对上述邮单中“方立更”的笔迹进行鉴定，但并无鉴定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3.方立更抗辩第4柜报关单显示收货港口为乌克兰刻赤，而吴鑫焱提交的提单、海运证明中港口为乌克兰敖德萨，这两个港口相距600多公里，且刻赤港所在的克里木半岛已在2014年底2015年初经过公投脱离了乌克兰成为克里米亚共和国，货物也不可能到达乌克兰的问题，案涉第1柜、第2柜与第4柜在报关单和提单在运抵国、指运港、卸货港的信息均一致，既然方立更能收取第1柜和第2柜货物，那么两港之间的距离并非其收取第4柜货物的障碍。至于克里木半岛公投问题，并无证据显示该问题影响通关收货。为此，对方立更的上述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案涉提单载明成交方式为FOB，即装运港船上交货，是指卖方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期内，在指定的装运港把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上，并负担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一切费用和货物灭失或损坏风险。方立更亦确认双方交易方式是船运到港后，由方立更持提单办理清关和提货手续。现吴鑫焱已经将货物装到指定货船上，并已经履行了交付提单给方立更的义务。而案涉第4柜货物购买了货物运输保险，一审法院亦未发现第4柜存在运输货物出险，被保险人进行理赔等情况。综上所述，吴鑫焱已经履行装货到船义务，亦将提单交付给了方立更，已经履行完毕交货义务。方立更应向吴鑫焱支付第4柜货款。对方立更应付货款金额问题。1.方立更签名确认《乌克兰》对账单，为此，对《乌克兰》对账单中确认的前三柜的货款及第1柜、第2柜相应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报关费和快递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依此确定前三柜的货款及第1柜、第2柜的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费、报关费和快递费合计应付款为9486045元。2.吴鑫焱要求第3柜和第4柜的报关费700元（350元+350元）和快递费812元（406元+406元），上述费用实际产生，且与第1柜和第2柜金额相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吴鑫焱主张第3柜和第4柜的海运费、码头费、托车费、保险合计47861元（12190.5元+11145元+16600.5元+7925元），并明确两柜相关费用一并支付，吴鑫焱主张系通过2015年4月20日两笔付款支付，方立更对该两笔付款予以认可，但吴鑫焱提交的2015年4月20日的两笔付款合计44120.40元（15695元+28425.40元），为此，对该44120.40元款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吴鑫焱主张超出部分，吴鑫焱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对第4柜的货款。吴鑫焱、方立更均认可双方在下订单时并未约定货款单价，但鉴于案涉四个柜的货物均为方立更在2014年9月下订单，在计算货款时理应遵循同一定价规则。前三柜结算货款经吴鑫焱、方立更结算为9431703元（3039834元+2944020元+3447849元），前三柜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乘以1.17为9376750元【（2658143.33元+2350805.21元+3005367.7元）×1.17】，低于双方结算的货款金额，依据该结算方式于方立更有利，为此，吴鑫焱主张按照出口商品统一发票金额乘以1.17计算第4柜货款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至于吴鑫焱主张的货款还需计算合理利润问题，并无利润标准，也无相应证据，应由吴鑫焱承担不利后果。依此标准，计得第4柜货款为4083248.58元（3489956.05元×1.17），对吴鑫焱主张该柜货款金额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涉四柜货物，方立更合计应付吴鑫焱款项为13614925.98元（9486045元+700元+812元+44120.40元+4083248.58元）。方立更作为案涉货物买受人，应承担向出售人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对其是否支付货款，如何支付货款应当清楚，并能举证证明。现除吴鑫焱自认的已付货款折合人民币4320321元外，对剩余巨额货款的付款行为，方立更不但不能提交相关付款凭证，甚至对何时通过何种方式付款亦无法说明，明显不合常理。且在（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中，方立更抗辩意见亦仅是认为与其买卖交易主体是吴鑫焱而非广州市万玺达贸易有限公司，并未抗辩已经支付案涉货柜货款。同时，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告》的规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取消出口收汇核销单，企业不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国家外汇管理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对企业的贸易外汇管理方式由现场逐笔核销改变为非现场总量核查。出口企业申报出口退税时，不再提供核销单，税务局参考外汇局提供的企业出口收汇信息和分类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审核企业出口退税。依此规定，税务局审核企业出口退税时，无需企业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为此，案涉四个柜办理出口退税事实，并不能作为认定方立更已经汇付案涉货柜货款的直接依据。综上意见，对方立更已向吴鑫焱支付货款折合人民币4320321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方立更主张其已经结清其他货款事实，并无证据证明，应由方立更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扣减上述付款后，方立更仍需支付吴鑫焱货款9294604.98元（13614925.98元-4320321元），故对吴鑫焱要求方立更向其支付货款9294604.98元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吴鑫焱主张货款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吴鑫焱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问题。本案中，吴鑫焱并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对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在案涉《乌克兰》对账单中亦未约定何时支付货款，吴鑫焱可随时要求方立更履行，但应当给予方立更必要的准备时间。吴鑫焱亦未举证证明其向方立更催讨货款的证据到庭，在案涉（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中亦非以吴鑫焱的名义向方立更追讨货款，为此，根据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吴鑫焱最早在2017年12月26日提起（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民事诉讼，向方立更追讨货款，吴鑫焱要求方立更支付2015年7月24日至2017年12月24日期间的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方立更应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吴鑫焱支付货款9294604.98元；二、驳回吴鑫焱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208元和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吴鑫焱已预交），由吴鑫焱负担9492元，方立更负担79716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所涉法律事实部分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本案属涉外民商事纠纷。本案当事人未协议选择本案纠纷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纠纷属于合伙纠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二）方立更是否应向吴鑫焱支付货款、利息及应付款金额。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虽然方立更与吴鑫焱自2007年至2014年底曾存在合伙关系，但方立更在（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的庭审中多次陈述案涉交易是其与吴鑫焱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现主张案涉交易为双方合伙关系，违反禁反言原则。另外，在（2016）粤0183民初4179号案件的庭审中，方立更确认双方合伙期间，吴鑫焱是从广州市上沅服装有限公司处购货发往国外，但对于案涉交易的货物来源则表示不清楚，亦可以佐证案涉交易与此前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是独立的。因此，方立更对案涉交易的性质的论述前后矛盾，且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此前陈述，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交易属于方立更与吴鑫焱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对于第4柜货物有无完成交付的问题，一审判决论述详尽、说理充分，本院不再赘述，第4柜货物应认定已完成交付。其次，对于应付货款金额问题。《乌克兰》中所载第1、2、3柜货物货款及其他费用，已经由方立更签名确认，一审判决确认其中款项，处理正确。对于第4柜货物货款金额及第3、4柜货物的报关费、快递费、海运费、码头费、拖车费、保险费的金额，双方当事人均未在上诉意见中对于一审判决的计算方式提出异议，且以上费用均有吴鑫焱提交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商品统一发票、出货装箱单、代理报关委托书、出境载货清单、货物运输保险单、地方税收发票、首付款对账通知单、提单、快递单等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方立更应向吴鑫焱支付的案涉4柜货物的总金额为13614925.98元，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对于方立更已付款金额问题。因方立更在一、二审中均无提交任何付款凭证证明其向吴鑫焱付款的情况，一审判决按照吴鑫焱及银坚公司自认的金额认定方立更已付款4320321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方立更主张其与吴鑫焱合伙期间尚有未分配利润应以抵扣货款，因合伙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属不同法律关系，现既无证据证明双方合伙清算情况，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均同意合伙期间利润可抵扣案涉买卖合同项下货款，故方立更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4柜货物均已办理完毕出口退税能否证明货款已付清的问题。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告》，自2012年8月1日起取消出口收汇核销单，企业申报出口退税时不再提供核销单，对企业贸易外汇管理方式由现场逐笔核销改变为非现场总量核查。因此，案涉4柜货物均已办理完毕出口退税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方立更已付清案涉货款的直接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方立更仍需向吴鑫焱付款9294604.98元（13614925.98元-432032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后，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在交易前已明确约定货款金额及支付期限，亦无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交易习惯，案涉部分款项的对账结算清单《乌克兰》亦无落款日期，故一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吴鑫焱最早于2017年12月26日提起（2017）粤0183民初7632号民事诉讼时向方立更追讨货款，本院予以维持。因方立更的逾期付款行为确对吴鑫焱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即利息损失，吴鑫焱主张的损失可自2017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吴鑫焱在一审中提出诉讼请求时已明确该项诉讼请求的计算为暂计至2017年12月24日，一审判决未对此后利息判决，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逾期付款利息应以9294604.98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于吴鑫焱上诉要求调高利息计付标准，因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方立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吴鑫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7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7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上诉人方立更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吴鑫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9294604.98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上诉人吴鑫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208元和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吴鑫焱负担9492元，由上诉人方立更负担79716元；吴鑫焱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063元，由上诉人吴鑫焱负担4009元，由上诉人方立更负担20054元；方立更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6862元，由上诉人方立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晓妍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