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74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鲍龙彰，男，196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绍利，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北共济街1段1号。法定代表人：刘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宗舰鹰，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鲍龙彰因与被上诉人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1）辽0281民初4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鲍龙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绍利，被上诉人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宗舰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龙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2011年6月起至2021年2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违反举证规则，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一、被上诉人从未按照法律程序正式通知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自2011年6月起至2021年2月4日期间是继续存在的。上诉人于1981年7月份到瓦轴集团参加工作，后因改制上诉人于1997年被安排到被上诉人处工作，系机械工程师。1998年11月份，上诉人在工作中（在开发北京切诺基汽车轴承项目）突发严重精神意识问题，头疼欲裂、呆滞、情绪激动，几天时间不知饮食，不知睡觉，到瓦房店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确诊为：心因性精神障碍。2004年和2006年又因多次出差，工作压力过大，病情复发，先后在该院治疗。上诉人长期受到病痛折磨，身心造成巨大伤害，2011年3月份左右因病情无法继续工作，故向部门负责人请病假，回家休养治疗至今。因上诉人患的是精神方面疾病，2020年11月份上诉人才发现，自2011年6月份起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也没有给上诉人开基本工资，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告知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本案至上诉人申请仲裁维权之前，被上诉人从没有给上诉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办理社保转移手续等，通知上诉人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上诉人也从未正式向被上诉人申请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和社保手续仍然在被上诉人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所以本案双方劳动关系是自2011年6月起至2021年2月4日期间是继续存在的。二、一审法院根据常理推断来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辞职申请”是上诉人自己提交的，是错误的，是在颠覆举证规则。案涉的“辞职申请”不是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也没有签字摁手印。而一审法院却主观臆断是上诉人提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完全靠个人狭隘的认知程度来认定，不依据法理和证据及证据规则断案，而是依据常理来断案，明显是错误的。另外，案涉“辞职申请”的书面内容只是标明辞去目前在该公司的工作，而不是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无任何依据的做了扩大解释，也是错误的。三、根据法律规定，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的争议，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即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至上诉人维权之前，上诉人从未收到开除、除名和辞退手续，也没有收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手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上述证据。因此根据举证规则，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解除。四、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份就和上诉人解除了劳动合同，明显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是错误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要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本案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履行了法定的义务，根据举证规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现被上诉人举证不能，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于2011年6月份解除，明显错误。五、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为本案是确认劳动关系继续存在，以前上诉人为了工伤待遇到被上诉人处多次要求解决，并到仲裁和法院申请起诉过，后来在2020年左右被上诉人又告知上诉人双方劳动合同已经解除，上诉人这才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继续存在的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于2011年2月21日向被上诉人申请辞职以后，被上诉人单位的主管领导于2011年2月25日签字同意上诉人辞职申请，至此双方的劳动合同即告终止。上诉人提出辞职之后便不再上班，被上诉人也不再为其支付工资。双方劳动合同从事实上已经终止，因此上诉人还要再确认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因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鲍龙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自2011年6月起至2021年2月4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自2009年1月始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事营销工作。合同中第十五条规定：乙方在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由甲方根据企业规章制度的规定标准支付，但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原告因个人身体的原因，于2011年2月21日向当时所在的部门递交辞职申请，标题辞职申请，内容如下：尊敬的领导，因个人身体原因，经过深思熟虑地思考，我决定辞去我目前在公司的工作，如对公司造成不便，深感抱歉，希望我的申请予以考虑并批准为盼。同时感谢各级领导及所有同事在这几十年来对我工作、生活的多方支持帮助并关照，希望这种友谊至永远。申请人：鲍龙彰（打印字）2011年2月21日。被告负责人丁少林签字于2011年2月25日签字同意。原告于2011年2月辞职至今没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支付原告工资至2011年2月份，为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至2011年5月份。2011年6月10日，被告完成内部岗位变动流程，认定鲍龙彰辞职。原告庭审陈述，辞职申请是否是我本人提交的记不清了，离开西南销售公司的时候我是向丁少林请假的，当时我给丁少林打电话，告诉他我现在身体不好，暂时休息，丁少林说你身体好了就上班，因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出差。2011年离开西南销售公司后没人给开工资，生活来源靠妻子。2015年我要求上班，当时找的是戴长江，他给安排在柳州分公司工作了三个月又不上班了。我跟戴长江请假，他不允许。2015年10月份柳州分公司没有给我开工资。之后，我找过被告人事处的姜玲要理顺我的工作关系，她说我已经被辞退了，2017年找过姜玲，2018年我找过公司总经理赵旭要求理顺工作关系，他说有手续才能审批，我找到工会，工会让我申请仲裁。被告认可上述原告提到的姜玲、丁少林、赵阳都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于2019年10月曾向一审法院起诉，后撤诉。原告向瓦房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仲裁，2021年5月6日被驳回。原告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系辞职，劳动关系已解除，被告提供了“辞职申请”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辞职申请”是否是其本人提交的回答“记不清”。从常理上讲，原告请假长期休息应该履行相应的请假报批手续，如果是正常休假，被告还应发放休假期间的工资。关于原告的请假问题，其陈述离职时是在电话中向时任西南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丁少林请假，但其未提供证据。从原告陈述的请假时间、原因与“辞职申请”的内容相吻合，向时任部门的负责人丁少林请假与“辞职申请”记载的批准人丁少林相一致，且原告自离职后并未向被告提供劳动应具有正当理由，否则被告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故被告提交的“辞职申请”上面虽然申请人鲍龙彰系打印字，但该辞职申请应是原告向被告提交的履行离职手续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被告主张系原告自己辞职的事实应该存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依据辞职申请履行完企业内部变动流程停止给原告交养老保险后，事实上于2011年6月和原告就解除了劳动合同。从原告2011年2月离职至今，原告没给被告提供劳动，被告未给原告发放工资福利，双方均不再履行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即其原有劳动关系也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原告自称于2015年还找到被告要求上班，这与其诉求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称因病于2020年11月份才发现自己工资未发放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原告在被告于2011年6月履行完内部变动流程认定原告辞职，不发放工资不交养老保险后的一年内没有主张权利，原告的主张已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没有证据证实具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形，其诉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自2011年6月始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鲍龙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鲍龙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一、2011年辞职人员名单（复印件），2019年9月份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电脑上拍到的整个公司辞职人员的名单，上面写的上诉人的名字，解除的时间是空白，而其他人员的辞职都有固定的解除合同时间，证明被上诉人从没有办完所谓的内部流程程序也没有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证据二、员工离公司通知单（复印件），这是最近的确认单样本，拟证明被上诉人离公司通知单上需要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公共事务部、工程中心、计划财务部、信息工程等部门签字确认的流程。被上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这两份证据都是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且不属于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均不采信，理由如下：该两份证据均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原始载体在被上诉人处，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另，从证据一内容体现，上诉人名字在被上诉人2011年辞职人员名单中，不能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陈述证据二是被上诉人近期的员工离公司通知单，并不能直接证明系本案争议事实发生时即2011年的员工离职审批流程，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辞职申请”上面申请人“鲍龙彰”三个字系打印字而非上诉人本人签名，上诉人一审中陈述记不清是否是本人提交，二审陈述没有提交过书面申请只是电话向西南公司领导丁少林请假。因此，仅凭该份“辞职申请”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于2011年向被上诉人提出辞职，还应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证据等综合评判。对于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资至2011年2月份，为上诉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至2011年5月份，上诉人并无异议。对于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于2011年2月至今没向被上诉人提供劳动，上诉人不予认可，主张于2015年7月至9月份曾到被上诉人柳州公司工作三个月，但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自2011年3月起，双方均以实际行为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员工岗位变动通知书，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完成内部岗位变动流程，认定上诉人辞职，与被上诉人停止缴纳上诉人社会保险时间相吻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并未进行相应的审批流程，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其未上班但已履行了口头请假手续，但对于被上诉人的停发工资、停缴保险行为，上诉人并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也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主张过权利，而是在2019年之后才主张权利，确与常理不符。上诉人自述于2015年7月之前曾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要求捋顺工作关系，被上诉人告知其已被辞退，上诉人因身体原因没有及时主张权利，但也未能就其主张事实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综合以上分析，上诉人于2011年2月自行提出辞职具有高度可能，其诉请确认与被上诉人自2011年6月始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根据该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的法定义务。故，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履行上述法定义务为由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并未解除，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鲍龙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鲍龙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晓梅审判员  刘婷娜审判员  宁 宁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