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9民终83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法定代表人：上海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葛伟，男，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万强，男，199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旬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登产，陕西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一局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万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旬阳县人民法院（2021）陕0928民初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铁一局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葛伟、被上诉人高万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登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铁一局四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高万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依据高万强提交的包月机械计量表复印件、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认定中铁一局四公司租用高万强挖掘机并欠付租金220577元与事实不符。高万强提供的证据上没有加盖中铁一局四公司的公章，没有中铁一局四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也没有中铁一局四公司对曹炜、宋亚军等人的授权。中铁一局四公司从未联系高万强租用挖掘机也未在高万强处租赁设备，签订合同，结算及付款。高万强提供的证据是杨大鹏、曹炜等与其发生的租赁设备往来，与中铁一局四公司无关，也没有证据证明中铁一局四公司使用过高万强的设备，认定双方存在租赁关系错误。该包月机械计量表来源不明，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中铁一局四公司没有向高万强支付过租赁款，高万强也未提供中铁一局四公司向其支付过租赁费的相关证据，因此，一审认定中铁一局四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铁一局四公司与高万强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没有任何结算和款项支付，也没有委托公司任何人员与其进行设备租赁，一审法院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中铁一局四公司承担给付租赁款义务明显错误。高万强辩称，一审中，高万强提交了包月机械计量表、合同协议书、中铁一局四公司（2017）17号文件、会议纪要、（2019）陕0928民初801号民事判决书、（2020）陕09民终1217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能够证实杨大鹏、张佩乐、曹炜等人均系中铁一局四公司员工，三人在计量表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中铁一局四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合同价款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中铁一局四公司与高万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高万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铁一局四公司支付拖欠机械费用共计220577元并承担逾期支付的利息（逾期利息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2020年12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2.依法判令由中铁一局四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铁一局四公司承建了旬阳XX镇过境（XX至XX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因工程需要，于2017年12月租用高万强的挖掘机，高万强于2017年12月14日将挖掘机交付给中铁一局四公司，中铁一局四公司从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12月2日租用高万强的挖掘机，共计租用机械费用320577元，截止2018年8月14日，中铁一局四公司共计支付高万强机械费100000元，剩余220577元至今仍未支付，到期后高万强多次催要未果。一审法院认为，高万强、中铁一局四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设备租赁合同，但高万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关系，高万强已经履行了出借挖掘机的义务，中铁一局四公司确已接受，该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根据高万强、中铁一局四公司提交的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杨大鹏、曹炜、宋亚军系中铁一局四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三人在包月机械计量表、高万强提交的部分给付银行流水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中铁一局四公司仍欠付高万强的租赁费220577元。对中铁一局四公司主张杨大鹏、曹炜、宋亚军不属于项目部员工，公司不承担责任的辩称，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高万强主张要求中铁一局四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请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第四百九十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七百零三条、七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中铁一局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高万强支付租赁费贰拾贰万零伍佰柒拾柒元整（¥220577元）；二、驳回高万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8.00元，减半收取2304.00元，由中铁一局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中铁一局四公司提交的陕西飞翼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翼公司”）与史建西签订的一份《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复印件,拟证明杨大鹏系飞翼公司的工作人员而非中铁一局四公司的工作人员，因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证实该合同已实际履行，与本案亦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7年5月18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旬阳过境(XX至XX段)二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编号:201725,简称“S318省道XX过境线工程”)。中铁一局四公司XX至XX二级公路工程项目部下发的《关于开展“大干90天，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劳动竞赛活动的通知》[中铁一局XX至XX（2017）XX号]载明:项目副经理杨大鹏主抓生产管理、材料供应、征地拆迁及协调工作；项目总工曹炜抓劳动竞赛活动总体实施和施工技术管理工作。中铁一局四公司XX至XX二级公路工程项目部下发的《关于成立创建“平安工地”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中铁一局XX至XX(2017)XX号]载明:项目部成立平安工地活动领导小组,由王丁涛担任组长,杨松林、杨大鹏、曹炜担任副组长。2018年12月，中铁一局四公司向高万强出具《包月机械计量表》(计量编号:高万强JX-总)载明:2017年12月14日-2018年12月2日，高万强挖机共完成工程计量款320577元，张佩乐在工经部评审人一栏签名,曹炜在项目副总工一栏签名,杨大鹏在项目副经理一栏书写“已支付100000元，剩余未支付”内容后签名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高万强与中铁一局四公司之间是否形成租赁合同关系,中铁一局四公司应否支付案涉租赁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高万强与中铁一局四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但根据高万强提交的《中铁一局四公司包月机械计量表》、银行流水，足以证实中铁一局四公司租用高万强的挖掘机在旬阳XX镇过境二级公路改建工程中进行施工的事实，应认定双方形成了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铁一局四公司上诉主张高万强提交的证据没有加盖公章，没有工作人员签字，也没有中铁一局四公司对曹炜、宋亚军等人的授权。经查，高万强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开展“大干90天，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劳动竞赛活动的通知》、《关于成立创建“平安工地”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可以证实杨大鹏系中铁一局四公司XX至XX二级公路工程项目部副经理、曹炜系总工程师,并且曹炜、杨大鹏分别在中铁一局四公司开展的多次施工活动中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包月机械计量表》载明:计量编号“高万强JX-总”,张佩乐在“工经部”位置签字,曹炜、杨大鹏分别在“项目副总工”“项目副经理”位置签字确认，该证据虽然是复印件,但能够与上述中铁一局四公司XX至XX二级公路工程项目部作出的文件内容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列人员在计量表中的签字行为系代表中铁一局四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本院（2020）陕09民终121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飞翼公司并未在XX镇中标工程，中铁一局四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飞翼公司实际参与了相关施工活动,以及《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确已实际履行的事实,故其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案涉《包月机械计量表》内容可以证实,2018年9月29日至2018年12月2日期间,中铁一局四公司实际租用高万强提供的挖机从事施工,经结算应付款总额为320577元，扣减已支付的100000元，欠付租赁费为220577元。此凭证虽是中铁一局四公司单方制作,但高万强予以认可,应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故中铁一局四公司应向高万强支付上述欠付租赁费。综上所述，中铁一局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8元，由上诉人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佳审判员 刘慧琴审判员 柯增旭二〇二一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南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