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6民终1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艳君，女，197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系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宾馆酒店经营者，住凤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东，系辽宁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达，系辽宁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风川，女，1930年6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沁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辉，女，196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系凤城市新兴综合厂经营者，住凤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丰园，男，1991年11月22日出生，系凤城市新兴服装厂经营者，住凤城市。被上诉人金风川、冯辉、王丰园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方，系辽宁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富贵，男，1977年11月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凤城市。现羁押于凤城市看守所。上诉人孙艳君因与被上诉人冯辉、王丰园、金风川，原审被告刘富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艳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达，被上诉人冯辉、王丰园及被上诉人金风川、冯辉、王丰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方，原审被告刘富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艳君上诉请求：一、依法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诉借款已经实际交付，更无证据证明其实际交付的金额，原审法院在未查清债权人是否履行款项交付义务和实际交付金额的情况下，即判决上诉人对343.9万元及利息承担偿还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涉案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无偿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数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证明该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本案，案外人林乐华出具的收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通话录音既无法证明在借款当时上诉人知晓借款事宜，更无法证明涉案借款的发生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刘富贵共同的意思表示，故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部分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完成，被上诉人丧失胜诉权。被上诉人主张的是五笔借贷债权是分别发生的数个债权，而不是同一债务的分期履行，其诉讼时效应当按照每笔债权的不同分别计算。即使原审被告刘富贵曾于2016年3月18日向王天卫转账0.5万元，抵充第一笔债权(2012年11月20日)，依据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不发生全部借款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金风川、冯辉、王丰园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得当，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借款的交付事实。刘富贵、孙艳君夫妻借款均收取的现金，刘富贵与冯辉的电话录音中刘富贵承认欠王天卫400万元，并表示与妻子孙艳君协商后逐步偿还，一审庭审笔录倒数1-2行刘富贵承认收到400万元，扣掉了砍头息，对借条、欠条真实性无异议。一审判决还查明刘富贵期间还款21.6万元，上述事实证明，借款400万元已交付刘富贵。二、上诉人孙艳君应承担还款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凤城市自然资源局(2013)4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询问笔录记载，刘富贵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011年购买酒店(旭日庄稼院酒店)，2012年6月翻建、扩建，占地8亩(4800余平方米)。其中非法占地2201平方米，凤城市旭日宾馆的法定代表人为孙艳君，刘富贵代表孙艳君接受询问。刘富贵与孙艳君2017年9月的离婚协议记载，夫妻2017年离婚时将旭日宾馆经营性房产及旭日庄稼院停产停业补偿款归孙艳君所有。上述两份证据证明，刘富贵2011年购买酒店，虽然旭日宾馆登记为孙艳君个人经营，酒店(旭日庄稼院酒店)是在刘富贵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翻建、扩建的酒店，在离婚时将酒店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金收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应认定为夫妻共同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根据上述规定及证据已证明旭日酒店系夫妻共同财产购置，在本案借款时间内翻建、扩建，停产、停业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协议分割给孙艳君所有，应认定旭日酒店由其夫妻家庭经营，期间内扩建、改建4800余平方米，借款400余万，不超过其家庭经营旭日酒店翻建、扩建的需要，故本案借款应由夫妻共同偿还。三、应认定孙艳君对刘富贵借款事实知情，并以家庭共同财产偿还部分债务。1、刘富贵的通话记录证明，借款需与孙艳君协商后逐步偿还。2、刘富贵、孙艳君共同偿还案外人林乐华2012年借款300万元，足以证明刘富贵、孙艳君为翻建、扩建夫妻共同经营的旭日宾馆举债的事实。3、刘富贵为翻建、扩建夫妻共同经营的旭日宾馆，借款应属为夫妻共同经营活动的借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千零六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法律效力。四、涉案借款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被上诉人原审起诉前，曾向刘富贵催收借款，刘富贵承诺在8月份以前还清，对该电话录音，刘富贵并无异议，应认定为双方就还款时间达成一致，刘富贵具有还款400万元的意思表示，现以借款超过诉讼时效抗辩，不应支持。原审被告刘富贵述称，1、涉案的钱我已经还完了。涉案的借款是我通过王天卫向案外人借的，是王天卫替我借的钱，这个钱在王天卫生病期间我已经全部还给了案外人，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收我这些钱的人可以给我作证。2、涉案的钱都是我自己花的，跟孙艳君没有关系，当时我在外边有人，我还玩黑彩，就把这些钱都花了。因为在外边养人和玩黑彩一共花了600多万元。冯辉、王丰园、金风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两名被告立即共同给付原告款项人民币400万元；二、被告给付利息150万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王天卫与原告冯辉系夫妻，原告王丰园系王天卫、冯辉之子，原告金凤川系王天卫母亲。案外人王国华系王天卫父亲，王国华于2008年7月21日去世、王天卫于2019年3月16日去世。被告刘富贵、孙艳君原系夫妻，二人于2017年9月25日离婚。孙艳君系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庄稼院酒店经营者。该酒店成立于2010年11月25日。2012年11月20日，被告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5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借王天卫先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上拿租，付息5万元，2013年4月20日还款，延至7月20日还款（息已付）”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2月30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10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利息已付5个月，9月22日到期”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4月22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10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利息付到2013年2月30日”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6月20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10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借5个月即11月20日到期（息已付）曾庆才的每月20日结清”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10月15日，被告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10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欠条，欠条载明“刘富贵借王天卫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该欠条由刘富贵签名捺印。上述借款中，2012年11月20日的50万元先扣除了利息5万，实际借款为45万元。2013年2月30日借款50万元先扣除利息5万，实际借款为45万。2013年4月22日的100万元先扣除了利息10万元，实际借款为90万元。2013年4月22日的100万元先扣除了利息10万元，实际借款为90万元。2013年10月15日的实际借款为100万元。实际借款总计为370万元。2013年2月17日、2014年4月28日、2016年3月18日，刘富贵通过建设银行分别向王天卫转账106000元、150000元、5000元，共计26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务的债权等”。沁阳县范庄村委会与户口登记簿可以证明原告三人系死者王天卫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王天卫的债权享有继承权，可以作为原告向债务人提起诉讼。被告辩称无法证明王天卫只有原告王丰园一个子女，本案存在主体问题。该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一节，本案借款发生于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10月15日。借款后刘富贵通过银行向王天卫进行过转账，依照现有的明细记录，最后一次为2016年3月18日，本案起诉时间为2019年6月4日。单凭该证据计算虽超出诉讼时效，但原告冯辉通过电话向被告刘富贵索要案涉款项时间为2018年5月。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对被告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四份借据一份欠据上均有被告刘富贵的签名捺印，被告刘富贵本人对签名捺印认可，故该院对上述借据、欠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012年11月20日的50万借据中载明“上拿租、付息5万元”。该借款的期限为5个月。通过该记载可推定每月的利息为1万元。因50万元借款每月的利息为1万元，所以推定该借款先扣除的月息为2分，实际给付款为45万元。其他借据中虽未明确已付利息的具体数额，但均载明“利息已付”等含义的字样。证人李某庭审中称：当时王天卫借款给刘富贵时，利息按照2分计算。结合证人李某证言及当地借贷中对利息约定的惯例，综合分析，王天卫与刘富贵之间借款的先扣除利息为月息2分。四张借据的借款期限均为5个月，且均先扣除了每月2分的利息，所以借据的实际付款额为270万，加上欠条的100万，总计370万。被告刘富贵辩称，该款项系王天卫向案外人借款后借给刘富贵，王天卫不是实际出借人。刘富贵已经将钱款偿还于案外人，因王天卫将借据锁在保险柜中所以未取回，因此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该院认为，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即使借款并非王天卫本人自有，刘富贵亦应将款偿还于王天卫，在没有各方均同意的情形下，刘富贵没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他人偿还借款，与借据、欠条的原件相比较，借据具有证明力上的优势性，刘富贵提出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且刘富贵因王天卫将借据存放于保险柜中而未取回有悖常理，该院不予采纳。2012年7月26日至2016年3月18日，刘富贵向王天卫转账共计261000元，上述转账发生于王天卫与刘富贵借款之后，原告未能证明与本案无关，应当视为对第一笔借款的偿还而予以扣除，扣除后该笔余款为189000元（450000元-261000元）；总计余款为3439000元（3700000元-261000元）。关于利息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双方未明确约定利息，前述的月息2分为本院为计算先扣除了多少利息为目的，但不宜以按月息2分来计算被告应当承担的利息。本案立案时间为2019年6月4日，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二款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该司法解释，被告应当自每笔借款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承担占用期间利息。对被告提出的利息约定不明确，应当视为无利息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被告孙艳君应否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2019年12月16日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被告孙艳君系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庄稼院酒店经营者，该酒店成立于2010年11月25日；2012年7月6日案外人林乐华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孙艳君、刘富贵叁佰万借条1张”；被告刘富贵在与原告冯辉通话中称将与被告孙艳君一同商议如何偿还涉及到王天卫借款的事宜。依照上述事实综合分析，孙艳君知道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涉案借款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虽然被告刘富贵与被告孙艳君于2017年9月25日离婚，但为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债务人以离婚方式规避债务，被告孙艳君应当偿还借款责任。对被告孙艳君辩称不知道刘富贵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富贵、孙艳君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金风川、冯辉、王丰园借款3439000元及利息（其中2012年11月20日借款以本金189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20日起、2013年2月30日借款以本金45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30日起、2013年4月22日借款以本金9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22日起、2013年6月20日借款以本金9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0日起、2013年10月15日借款以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金风川、冯辉、王丰园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金风川、冯辉、王丰园向本院提交证据三份。1、凤城市自然资源局（2013）4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凤城市自然资源局对刘富贵的询问笔录，证明2011年刘富贵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旭日庄稼院酒店，2012年6月未经批准进行翻建和扩建。翻扩建的酒店占地面积8亩，应计算为4800余平方米，其中非法占地2201平方米，凤城市旭日宾馆的法定代表人为孙艳君，刘富贵表示可以代表酒店接受询问。行政处罚的结果是按照每平方米20元和10元的标准，总计罚款3.327万元。同时证明，购买酒店是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扩建、翻建。2、民政局出具的审查处理表、离婚协议书，证明刘富贵和孙艳君双方离婚过程中，将有产权证的营业房，建筑面积1553.5平方米，酒店用房分割为女方所有，住宅房屋及配套房屋等公共财产附属设施等归女方所有。营业用房抵押贷款90万元，女方偿还，男方协助办理委托手续。离婚协议中约定，在婚姻存续期间旭日酒店停产停业的钱，待动迁办发放时由女方领取，归女方所有。该离婚协议证明，婚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旭日庄稼院酒店在2013年扩建后，双方协议作为共同财产分割给女方，也就是上诉人孙艳君。庄稼院酒店停产停业动迁的补偿费用也作为共同财产归女方，根据民法典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家庭经营的受益归家庭所有的，应当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偿还。1、2号证据共同证明夫妻对借款共同偿还。3、庄稼院酒店在2008年刘富贵购买前的航拍照片，和2013年翻建后的庄稼院酒店航拍照片。证明庄稼院酒店实施了翻建和扩建的事实。孙艳君的质证意见是：对该三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三份证据根本不能证明案涉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也不能证明该借款是旭日庄稼院酒店的债务。所以被上诉人所说的酒店是共同经营的，上诉人负有偿还义务，均缺失一个前提条件，即是涉案借款必须给到上诉人或者该酒店。在上诉人和酒店均不是债务人，均没有向王天卫借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所述的法条均不能适用，同时上诉人也不负有偿还义务。刘富贵的质证意见是：罚款这个事是因为我个人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我经营的旭日酒店后方有一座山，我私自砍伐了后山上的板栗树和苹果树、梨树，后来这个事被国土资源局发现了给了我处罚。本院的认证意见是：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时间为2013年5月13日，当事人为凤城市旭日宾馆，处罚事由为该酒店未经批准占用凤城市凤山区土地2201平方米建宾馆。询问笔录中明确载明，刘富贵的单位及职务为旭日宾馆经理，刘富贵称凤凰山村二组占地建酒店是其所建，并表示能代表酒店接受凤城市国土资源局（现凤城市自然资源局）的询问，并称酒店是其2011年买来的，2012年其对酒店进行了翻建和扩建。结合离婚协议中明确载明的“男女双方共同所有的旭日庄稼院的停产停业钱，待动迁办发放时由女方领取，归女方独自所有”和原审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酒店是由上诉人孙艳君和原审被告刘富贵共同经营。经审理查明，案外人王天卫与冯辉系夫妻，王丰园系王天卫、冯辉之子，金风川系王天卫母亲。案外人王国华系王天卫父亲，王国华于2008年7月21日去世、王天卫于2019年3月16日去世。刘富贵、孙艳君原系夫妻，二人于2017年9月25日离婚。孙艳君系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庄稼院酒店经营者，该酒店成立日期为2010年11月25日，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2021年4月28日，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庄稼院酒店名称变更为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宾馆酒店。2012年11月20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5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借王天卫先生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上拿租，付息5万元，2013年4月20日还款，延至7月20日还款（息已付）”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2月30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5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利息付到2013年2月30日”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4月22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10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利息已付5个月，9月22日到期”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6月20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10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借据，借据载明“借5个月即11月20日到期（息已付）借曾庆才的每月20日结清”该借据由刘富贵签名捺印。2013年10月15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借款100万元，同日，刘富贵向王天卫出具欠条，欠条载明“刘富贵借王天卫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该欠条由刘富贵签名捺印。上述借款中，2012年11月20日的50万元先扣除了利息5万，实际借款为45万元。2013年2月30日借款50万元先扣除利息5万，实际借款为45万。2013年4月22日的100万元先扣除了利息10万元，实际借款为90万元。2013年6月20日的100万元先扣除了利息10万元，实际借款为90万元。2013年10月15日的实际借款为100万元。实际借款总计为370万元。2013年2月17日、2014年4月28日、2016年3月18日，刘富贵通过建设银行分别向王天卫转账10.6万元、15万元、0.5万元，共计26.1万元。另查明，2013年5月13日，凤城市自然资源局作出（2013）402号行政处罚，当事人：凤城市旭日宾馆，地址：凤城市凤山区，案由：非法占地。处罚事由为该酒店未经批准占用凤城市凤山区土地2201平方米建宾馆。2013年3月18日，凤城市国土资源局（现凤城市自然资源局）对刘富贵所作询问笔录中载明，刘富贵的单位及职务为旭日宾馆经理，刘富贵称凤凰山村二组占地建酒店是其所建，并表示能代表酒店接受凤城市国土资源局（现凤城市自然资源局）的询问，并称酒店是其2011年买来的，2012年其对酒店进行了翻建和扩建。2017年9月25日，孙艳君与刘富贵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一）房屋：1、位于凤山区，建筑面积1553.5平方米，用于营业使用，该房屋产权归女方独自所有，抵押贷款约90万元由女方负责偿还……。2、位于凤山区，砖木结构住宅，建筑面积75平方米，该房屋产权归女方独自所有……。3、位于凤山区，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回迁房归女方独自所有……。（二）机动车辆：1、路虎揽胜牌机动车一辆归女方独自所有，剩余贷款约30万元由女方偿还。2、营运出租车一辆归女方独自所有。3、微型面包车一辆归女方独自所有。4、丰田霸道机动车一辆归女方独自所有。（三）动迁款：男女双方共同所有的旭日庄稼院的停产停业钱，待动迁办发放时由女方领取，归女方独自所有……。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如下焦点问题：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如已实际交付，交付的金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刘富贵在原审庭审中，审判人员向其询问“400万元你是否已经收到”时，明确表示“收到了，借款当时已经扣掉了砍头息”，同时庭审笔录中还记载其明确表示收款方式一般都是转账，也有现金的形式收到的款项。故原审认定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并无不当。刘富贵在原审庭审中称：“2012年11月20日是拿本金50万元的同时就将5万元利息予以扣除”，并表示其收到钱的总额是“3105000元，砍头息是895000元”，但其对砍头息总额为89.5万元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根据借据载明的内容，确认砍头息的具体数额为30万元，并确定实际借款总额为370万元，并无不当。孙艳君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孙艳君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企业信息登记中虽显示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庄稼院酒店、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宾馆酒店的经营者均系孙艳君，孙艳君与刘富贵在本次庭审中亦表示酒店是孙艳君个人经营，与刘富贵无关。但其一，孙艳君与刘富贵的离婚协议中明确载明了“旭日庄稼院”系双方的共同共有财产。其二，凤城市国土资源局（现凤城市自然资源局）对刘富贵的询问笔录中载明刘富贵的单位和职务系“旭日宾馆、经理”，且刘富贵自认其于2012年开始对酒店进行翻新、扩建，并表示可以代表酒店接受询问。其三，孙艳君在本次庭审中表示，其与刘富贵共同给案外人林乐华出具了300万借条，该笔借款系“用于装修旭日宾馆”。其四，刘富贵在与冯辉通话中称将与孙艳君一同商议如何偿还涉及到王天卫借款的事宜。综上，可以认定涉案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庄稼院酒店、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旭日宾馆酒店在孙艳君与刘富贵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孙艳君与刘富贵共同经营。虽然本次审理中孙艳君称其与刘富贵共同出具借条的300万元与本案400万元无关，但原审庭审中孙艳君对电话录音的质证意见是“刘富贵说的一共就短400万元，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看出400万元包含证人所说的典当行款项”，这说明原审中孙艳君认可涉案400万元中包含其与刘富贵共同出具借条的300万元。此外，刘富贵在原审庭审中表示涉案借款用途是“我二姨姐夫干工程，我是帮他借的”，而在本次庭审中，刘富贵又表示涉案借款因其“玩黑彩”等原因，已经挥霍了，这说明刘富贵在掩饰借款的实际用途。再结合涉案酒店的改扩建时间、规模及孙艳君、刘富贵在庭审中隐瞒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酒店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债务系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孙艳君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债权的前四笔，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借款时间虽发生于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10月15日期间，依照现有的明细记录来看，刘富贵最后一次向王天卫转账还款的时间为2016年3月18日，由此可以判断，在此之前王天卫一直在向刘富贵主张权利，本案不能因王天卫已去世而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此后，冯辉通过电话向刘富贵索要涉案款项时间为2018年5月，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孙艳君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艳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12元，由上诉人孙艳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晓欣审判员  吕伯昌审判员  宋文珂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