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再1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景翔，男，1969年8月1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国栋，男，1976年11月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梅，辽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瑞宁，辽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万佳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金海东园1号1单元1层1号。法定代表人：杨灿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艳梅，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谊，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景翔与被上诉人林国栋、原审被告大连万佳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佳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2018）辽0203民初77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姚景翔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辽02民申21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辽02民再138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3民初77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1日作出（2020）辽0203民再2号民事判决。姚景翔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景翔、被上诉人林国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梅、韩瑞宁及原审被告大连万佳和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艳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景翔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再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林国栋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姚景翔对林国栋不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形成专家意见书产生的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北京公大圣龙科技中心专家意见书合法有效，应予以采信确认案涉相关事实，但一审判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上诉人已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有两处姚景翔的签字非本人所签，姚景翔没有参与案涉合同的签订，更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名，姚景翔没有收到林国栋的任何车辆。二、林国栋向法院提供了案涉四台车卖给姚景翔为法定代表人的珠海至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至翔公司）的发票，这是林国栋自己单方面的开票行为，姚景翔和珠海至翔公司都没有收到该四台车的发票，请林国栋出具相关合同和珠海至翔公司收到发票的证明，或者是税务局的认证单，否则这是林国栋自己开票用于诬陷至翔公司。三、案涉四台车落户在珠海华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立公司）是林国栋找姚景翔办理这四台车的珠海补贴。姚景翔给林国栋介绍的，法庭上有电话录音为证，落户华立公司的时间是2015年年底，当时姚景翔不是这个公司的人，无权代表公司收车行使义务。姚景翔只是一个介绍人，直到2017年因业务需要成为华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案涉四台车辆不应该跟姚景翔个人有关系，而是应依法找珠海华立公司。林国栋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关于专家意见书，专家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1.此种专家意见书是受一方当事人委托所作，不可避免存在偏颇之处，不能直接作为司法实践中的证据予以采纳，上诉人一直强调专家意见书有效，而一审法院询问过上诉人多次是否申请鉴定，上诉人反复不定最后决定不申请鉴定，可见上诉人并非坚持专家意见书完全有效，也存在申请鉴定的意愿，但经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并几次询问后最终放弃鉴定，应认定为其对签字真实性无证据证明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经调取大连市沙河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发现上诉人姚景翔于2015年前后签署的《大连天之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3.11)、《关于大连天之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2015.3.11)、《大连宜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3.9.13)、《大连摩飞科技服务中心股东会决议》(2014.12.18)等相关文件的字体与《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的字体完全一致。上诉人于2019年4月签署的《大连摩飞科技服务中心股东会决议》、《承诺书》等相关文件的字体与专家意见中的字体一致。可以证明上述不同时期的两种字体虽然不同，但均为上诉人姚景翔本人书写，上诉人的字体变化可能是自己书写习惯的改变，也可能是故意改变字体，用以否认前期签字行为。二、关于上诉人主张发票一事，根据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销项负数发票以及重开的发票，可以直接证明被上诉人已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并已交付发票持有人，如上诉人否认该发票行为，被上诉人可查询该发票的入账情况。届时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三、关于上诉人主张协助退税问题，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仅为普通的车辆买卖合同，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该项事实，且该事实与本案上诉人应全额支付购车款一事，并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万佳和公司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015年11月3日我公司与林国栋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该合同上有林国栋的签字及我公司的印章，但并无担保方，亦无担保人签字，同时该合同并未履行，从刚才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涉案车辆已于2015年底过户给珠海华立公司，因此林国栋并未向原审被告交付涉案车辆，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不负有向林国栋支付购车款的义务。林国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向原审原告支付购车款80万元；2、判令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向原审原告支付违约金（自2016年2月8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完全给付时止，按照国家规定的LPR的四倍标准计算）；3、原审被告姚景翔对万佳和公司上述债务及违约金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3日，原审原告（甲方）与大连天之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之道公司，乙方）、原审被告姚景翔（丙方）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四辆南京金龙D11新能源汽车，车辆单价为20万元，总价为80万元；乙方为甲方提供车辆发票为15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乙方同意差价部分未开发票由乙方自行解决；乙方于2016年2月7日前一次性将全部购车款付给甲方，如逾期未付乙方每日需按购车总款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至全部车款付清为止；乙方负责联系物流公司将所有车辆运送到乙方指定的地点，物流公司接单后即视为甲方将车辆交付乙方；丙方承诺，丙方对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进行全程担保，并自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期限至乙方付清全部款项止。该合同下方丙方处有“姚景翔”签名。2015年11月4日，原审原告委托大连众信运输有限公司将案涉合同项下四辆汽车交付给天之道公司。同年11月9日，原审被告姚景翔在一份打印的《收车证明》下方签署：“车已收到，姚景翔”的字样，该《收车证明》打印部分的内容为：“林国栋出售给我公司的四辆南京金龙新能源汽车，我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已全部收到，符合收车标准。”2015年11月17日，案外人大连顺利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利通公司）向天之道公司出具大连增值税专用发票8张，金额合计604000元。现原审二被告仍未支付原审原告80万元购车款。2019年2月22日，原审被告姚景翔自行委托北京公大圣龙科技中心，对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中“姚景翔”可疑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以及“姚景翔”签名字迹与其提供三份样本材料上所书写的“姚景翔”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检验审阅。姚景翔提供的三份样本材料为：1、“客户签字”栏处有“姚景翔”签名字迹的“2019-01-18”《中国工商银行》账单1页；2、有“姚景翔”签名字迹的受理日期为“2019年1月9日”的《居民身份证邮政速递受理单》1页；3、姚景翔为配合此次检验工作书写的案后实验样本2页。该科技中心于2019年2月25日出具京公科［2019］专字第001号专家意见书，意见为：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上的两个“姚景翔”可疑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与三份样本上的“姚景翔”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诉讼中，原审被告姚景翔否认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中“姚景翔”签名系其本人签署。第一次庭审中，原审原告对上述《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中“姚景翔”签名申请司法鉴定，后原审原告撤回鉴定申请。2020年11月6日，原审被告姚景翔就同样事项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但原审被告姚景翔本人经法院多次传唤始终未到庭书写鉴定比对样本，姚景翔代理人于第二次庭审中表示其认为结合全案证据不需要再次鉴定。第二次庭审中，原审被告姚景翔提交一份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在大连顺利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开给我公司的涉案车辆的增值税发票不久，林国栋以及顺利通公司要求该发票全部作废并将全部发票拿回，我公司没有涉案发票，从来就没有看到涉案车辆，也没有收到任何涉案车辆。涉案车辆任何事情我公司均不知情，更与我公司没有关系。姚景翔和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我公司的任何证明无效。”一审法院当庭询问被告姚景翔代理人如何得到该份情况说明，被告姚景翔代理人称该份情况说明是由被告姚景翔本人联系万佳和公司后，万佳和公司将该情况说明邮寄至代理人的律师事务所。一审法院要求被告姚景翔于庭后五日内提供被告万佳和公司的联系方式，并对该情况说明是如何出具的提供详细的书面说明，被告姚景翔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上述义务。另查，2015年4月9日，原审原告（乙方）与案外人顺利通公司、李新华（甲方）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150万元，用于购买南京金龙D11纯电动汽车，甲方保证专款专用；如甲方于2015年5月31日前未能将借款还清，甲方可用金龙D11电动汽车十辆抵给乙方还款。同日，原审原告向顺利通公司转账150万元。再查，大连天之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大连万佳和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与原审二被告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审被告姚景翔主张原审原告不具备出售案涉车辆资格，且存在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故案涉合同系无效合同，但原审被告姚景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审原告履行了向买方交付车辆的义务，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作为买方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现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给付购车款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违约金自2016年2月8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关于原审被告姚景翔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一节，首先，原审被告姚景翔否认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中“姚景翔”的签名为其本人书写，并提供了专家意见书证明其主张，但该专家鉴定由原审被告姚景翔自行委托，系专家观点意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依据，故不予采信。而原审被告姚景翔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后，其本人经法院多次传唤未到庭书写鉴定比对样本，且其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表示结合全案证据不需要再次鉴定，故原审被告姚景翔仅凭其提供的专家意见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中“姚景翔”的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原审被告姚景翔于本案第二次庭审提交了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姚景翔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法院要求原审被告姚景翔提供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的联系方式，并详细说明如何得到该份情况说明，但原审被告姚景翔未按要求完成上述义务，故法院无法核实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最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对担保期限约定为买方付清全部款项止，法律上视为保证期限约定不明确，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汽车销售合同》约定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应于2016年2月7日之前付清购车款，原审被告姚景翔承担保证责任期限应至2018年2月6日，原审原告于2018年2月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审被告姚景翔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原审原告已在保证期间内提起诉讼要求原审被告姚景翔承担保证责任。综合以上三点，原审被告姚景翔应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依照法律规定，保证人姚景翔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追偿。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经法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一、原审被告大连万佳和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审原告林国栋购车款80万元及违约金（自2016年2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二、原审被告姚景翔对原审被告大连万佳和科技有限公司的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原审被告大连万佳和科技有限公司追偿。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姚景翔提交自行打印的企查查事项，拟证实珠海华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5月2日才变更为姚景翔。被上诉人林国栋认可上述事项，并当庭查询确认：珠海华立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姚景翔，2015年7月3日变更为姚景翔的父亲姚万令，2017年5月2日变更为姚景翔。姚景翔当庭予以认可。万佳和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审被告万佳和公司提交《汽车销售合同》，拟证实其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并没有担保人姚景翔的签字。上诉人姚景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上诉人姚景翔系当面在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上签字。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内容一致，只是缺少担保方姚景翔的签字，因合同中约定案涉合同一式三份，三方各持一份，故万佳和公司提交的该份合同本院予以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珠海华立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姚景翔，2015年7月3日变更为姚景翔的父亲姚万令，2017年5月2日再次变更为姚景翔。再查明，庭审中上诉人主张2015年11月17日顺利通公司向天之道公司开具案涉8张发票，上诉人姚景翔告知无法对车进行上牌，后由顺利通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开具销项负数发票，将上述发票冲抵，重新按姚景翔要求向珠海至翔公司开具案涉四台车发票，上述发票在庭审中均已质证，姚景翔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在上诉状中认可其系珠海至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中姚景翔签字的真实性，虽然其提供了专家意见书证明上述材料中“姚景翔”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是本院认为，首先，专家意见书系姚景翔单方委托作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姚景翔一审中提交鉴定申请后，经多次传唤未到庭书写鉴定样本，后又表示不需要鉴定，却未提供其他证据对专家意见书予以佐证，故其提交的专家意见书的意见不足以否认案涉《汽车销售合同》和《收车证明》中其签字的真实性。其次，姚景翔在庭审中认可其与林国栋之间的谈话录音，录音中林国栋声称“车我发给你了，合同也签完了”、“当时这个车，我是跟你，当时你是担保人，我是和你公司签的合同”，姚景翔表示“你不是现在找我吗，我不是认账吗，我一直在等到位，钱一到位就联系你”；林国栋又表示“4台车80万，车款嘛，合同里都写着呢”，姚景翔回复“行，我查一下，好”“是4台车还是3台车，我觉得是3台车”，林国栋称“是4台车”，姚景翔称“记错了，行，我问问他们吧”；林国栋又问“当时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哪个公司签的”，姚景翔回复“我也忘了，不是有合同吗”。通过上述录音可知，姚景翔与林国栋之间曾签订过涉及4台车，车款80万的合同，庭审中经询问，姚景翔称只跟林国栋存在一次交易，但否认是以本案天之道公司的名义，却又无法确切指出以何公司名义进行交易，亦不能提交录音中提到的书面“合同”予以佐证，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双方谈话录音中提到的4台车80万的合同即为姚景翔认可的只跟林国栋存在一次交易的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上述录音证据能够证实姚景翔在案涉《汽车销售合同》和《收车证明》中签字的真实性。再次，各方均认可案涉4台车辆登记在珠海华立公司名下，而姚景翔及其亲属在车辆登记之前和之后都担任过珠海华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事实与《收车证明》相互佐证，能够证实姚景翔已经收到案涉车辆。最后，林国栋庭审中主张案涉4台车重新按照姚景翔的要求向珠海至翔公司开具发票，虽然姚景翔庭审中予以否认，但是姚景翔自认其系珠海至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汽车销售合同》、《收车证明》及录音证据，林国栋主张姚景翔收到案涉车辆后，要求将发票开至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珠海至翔公司有一定的可信性。姚景翔辩称案涉交易是为了办理补贴缺乏证据支持。综上所述，姚景翔提供的专家意见书与上述证据相悖，本院不予认可。案涉录音证据、发票及车辆登记事实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实姚景翔已经收到案涉车辆，从而能够证实案涉《汽车销售合同》及《收车证明》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万佳和公司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虽没有姚景翔的签字，但是万佳和公司认可合同中天之道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因此案涉《汽车销售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车辆已经交付，万佳和公司作为合同的买方，应当支付购车款，姚景翔作为合同担保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万佳和公司支付购车款及违约金，姚景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姚景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75元（上诉人姚景翔已预交），由上诉人姚景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述云审判员  祝 贺审判员  张真洪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 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