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13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惠浓，女，汉族，1973年4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文辉，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企作粤惠总字第001546号,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小金小罗公路四角楼。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桐枫，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环宇，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066694287L，住所地：惠州市江北三新茶亭岭（办公楼）201。法定代表人：吴惠浓。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耀恒，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汉光，男，汉族，1961年2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梅，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广东建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577898900H，工商注册号：441302000071468，住所地：惠州市三新茶亭岭办公楼二楼。法定代表人：吴惠浓。上诉人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汉光、原审被告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发回重审；三、若不发回重审，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张汉光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认为该判决程序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吴惠浓、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吉雄公司）将吴惠浓在吉雄公司40%股份中的22.5%变更登记至张汉光名下，这个判项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确有严重程序性错误。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执行的刚性判决，如果强制执行，吉雄公司将出现在未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和履行相应程序的情况下，直接空降了一个股东的局面。这无疑破坏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的闭环结构。台龙公司和吴惠浓与张汉光无论在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和2016年10月8日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下称《分配协议》）中对股份及如何体现的约定均对吉雄公司的其他三股东无约束力，前一份协议吉雄公司还不存在，后一份协议未有吉雄公司其他股东的确认。法院的判决直接剥夺了其他三股东的权利，包括异议权、优先购买权、击破人合基础的经营管理权，将对其他三个股东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股东仅凭一纸私下约定就绕过其他股东和法定程序就让他人取得股东身份，那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将形同虚设。所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2条规定，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应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吉雄公司其他三个股东正是这个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无疑有参加诉讼的权利。一审法院针对这个诉讼请求的审理，明显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审理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第25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其他半数以上股东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说明，对于将张汉光变更登记为吉雄公司22.5%股份的股东一事，没有追加吉雄公司其他三个股东参加诉讼，犯了程序上的错误，在没有取得其他半数以上股东同意下又直接支持了张汉光的诉讼请求，又明显没有正确适用法律。二、两上诉人不是2013年4月1日《协议书》约定的涉案房地产的权利人，无权处分不动产或获得不动产收益。请二审法庭注意，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17页“本院查明的事实”部分明确陈述：“2013年4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一（丙方）、被告二（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基于乙方的有偿协助，甲方（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顺利依法取得享有.....的不动产权益”。换言之，一审法院认为查明了2013年4月1日《协议书》履行的基础是台龙公司取得了涉案不动产权益的事实。那么，上诉人台龙公司是否取得过涉案不动产的权利呢？从上诉人于一审程序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2001年6月30日，案外人荣泰工业企业（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公司）与案外人惠州市宏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荣泰公司将位于惠州市三新茶亭岭两块面积分别为3000平方米和662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价格150元/平方米转让给宏鑫公司，后涉案房地产变更登记至宏鑫公司名下。而上诉人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因与案外人惠州市荣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惠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惠宝城”合同书》后合作开发未果引发诉讼，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37号《民事判决书》判定：（1）确认1995年4月10日、1996年2月17日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亚太公司（即荣惠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惠宝城”合同书》及附件无效；（2）荣惠公司与荣泰公司应共同向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合作开发惠宝城项目投资款1130万元。另，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作出的（2012）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宏鑫公司应向荣泰公司返还位于惠州市江北三新茶亭岭的两宗土地（土地证号分别为：惠府国用［2001］130××××0105、［2001］130××××0107）和两座房屋（房地产权证号分别为：粤房地证字第××号、Ｃ2××20号）。2013年5月14日，荣泰公司依法成立清算小组进行清算，涉案不动产经清算转让，由吉雄公司于2013年8月17日依法受让取得。由此可见，台龙公司只不过是对荣惠公司和荣泰公司拥有债权，并不当然享有涉案物权，且最终涉案物权也没有抵偿给台龙公司或处置至台龙公司名下，台龙公司又何来所谓的不动产权益呢？又怎么能将这虚无的不动产权益转让给张汉光呢？实际上，这不动产是权属人荣惠和荣泰公司经过合法清算程序转让给了吉雄公司的，吉雄公司则由几个股东集资受让不动产才取得权属，吉雄公司才是不动产权利人，荣泰公司收到吉雄公司的受让款后使台龙公司的金钱债权则得到了货币受偿，其受偿后，与涉案不动产再无任何关系，其自始至终都没有取得过物权。吉雄公司和台龙公司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不能混为一谈上述处置过程程序清楚，互不牵连，一审法院认为台龙公司和吴惠浓将不动产办至吉雄公司名下的推论没有事实依据，吉雄公司取得涉案不动产并不能使《协议书》产生合法效力。所以，台龙公司在与张汉光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中处分了根本不存在的不动产权益，直接导致这份《协议书》无效，不仅使60%权益的转让受让无实体依据，由此延伸出的包括股份显名体现、利润分配等约定均告无效，且自始不存在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上述事实，错误地认为台龙公司的享有金钱债权就等于取得涉案不动产的物权或者认为吉雄公司取得物权等同于台龙公司实现物权，进而认为台龙公司处置权利的民事行为合法，导致对《协议书》错误地认定为有效，后续也不断引用该无效协议书的无效条款来评判说理，一错到底，这将直接导致形成判决的必然错误。三、一审法院没有尽职查明被上诉人支付对价的事实，语焉不详地做了草率认定，属于查明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既然张汉光受让的60%不动产权益是不存在的，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就是：张汉光提出享有吴惠浓名下股份并工商体现和提出分配利润的依据就不存在了，其诉讼请求就不应得到支持。退一万步说，假设《协议书》有效，协议书中也同样明确约定了台龙公司吴惠浓对涉案不动产合作或转让等运营方式的产生的利润分配，前提是张汉光应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转让款1500万元，如有剩余再予以分配。所以，分配利润和核算张汉光的应付款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法院也不应该在不核算张汉光的付款情况下，单单去判决分配利润，否则将既违反协议约定，也武断地制造更多纠纷。在涉案合同属于双务合同的基础上，为了证明其支付义务的实际履行，张汉光就必须提供如汇款记录、收款收据等以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了1500万元给上诉人吴惠浓的事实。实际上，张汉光完全没有履行其支付义务，自然也就无法提供证据。除了没能查实这个事实，对张汉光的支付义务是否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还出现明显且严重的认定错误：如一审法院“根据本院受理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关于费嘉源诉黄汉雄、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吴惠浓、张汉光、严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费嘉源在起诉状中确认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元”。且不说该内容只是该案原告的单方陈述，上述案件更是至今未作出生效判决，怎么可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呢？最离谱的是，（2020）粤1302民初1067号民间借贷的借款双方是费嘉源和黄汉雄，本案的合同双方是张汉光和吴惠浓，两个案件的债权债务主体都不一样！一审时吴惠浓辩称这个股份转让存在重大争议。最高院《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3条规定，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证明以下事实：①已经依法出资或认缴，且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所以，张汉光要确认其拥有权属，首先应当证明其支付了转让对价的事实，法院也应依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该事项作出核查，而不能仅凭一句“已履行全部义务”的空泛表述来确认或忽略审查该问题，并且，如果要判决利润分配，法院同样绕不开张汉光有无支付和支付了多少的问题，否则任何确定分配利润数额的判决都没有事实依据。而且，从主体上看，《协议书》转让权益的主体是台龙公司（黄俊峰）而非吴惠浓，吴惠浓只是权益代表人而非承受权利义务的主体，对张汉光不负有转让股份的义务，而且，如前所述，这个《协议书》本身就是无效的，法律不能保障其履行。至于《分配协议》时，吴虽有权处置其在吉雄公司的股份给张汉光，但双方未约定对价，属约定不明，应按市场交易规则来公平衡量确定张汉光应支付的对价。简而言之，上诉人的上诉表达了如下观点和请求：1、台龙公司并未取得涉案不动产权益，其转让60%权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由此派生出的股份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利润分配的约定均告无效，张汉光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合作项目分配协议》是对《协议书》的补充约定，其本质上是无效协议的延续，故本质上也属无效。但当时吴惠浓已是吉雄公司股东，其有权处置其股份，但该协议并未有约定取得其一半股份的对价（注意：所有义务履行完毕的表述是针对前述无效的《协议书》而言的，因协议书无效，无法履行，也无实际履行，故该表述并无法律意义），属于约定不明，故应在公平等价合理的基础上确定张汉光取得该股份的对价，否则，张汉光应无理由取得相应股份。而是，即使股份转让成立，张汉光也只能是吴惠浓名下的隐名股东，非经公司法的规定和程序不能得到显名的效果。3、一审法院的说理和评判均是建立在错误认定《协议书》有效的基础上，且反复引用其中的无效条款作为后续评判的依据，显然属于查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二审法院应重新查明事实正确认定，并依法改判。4、一审法院对张汉光股份显名化办理工商登记诉讼请求的审理中，遗漏吉雄公司其他三股东参加诉讼，程序错误，没有正确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应当发回重审。为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上诉人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补充上诉意见：第一，涉案的不动产，并没有登记于台龙公司的名下。吉雄公司是直接购买所得。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所约定的台龙公司取得不动产权利的前提性事实并没有成就，台龙公司无法从涉案的不动产取得任何的权益，因此台龙公司无需向张汉光承担任何的支付义务。第二，退一步来说，从2013年4月1日的协议性质来看，该合同属于一个双务合同，请法庭注意，该协议书第五条和第六条最后一句，它的核心内容是说，如果张汉光没有实际支付1500万元的转让款，在分红或者说转让借款价款当中，是必须要先扣除上述的款项，这就证明了张汉光必须先实际支付1500万元的转让款，这是履行顺序在前的一个合同义务。而张汉光自己在其民事起诉状事实理由部分，即他的起诉状的第二页第二段，他也明确自称自己是已经支付了1500万元，这就证明了张汉光他自己也是承认需要实际支付150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的前提。但是，从一审到二审，张汉光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去证明他实际支付了1500万元的巨额价款。如果在这种前提下，张汉光依然可以享有公司股权或者说其他的权益，这无异于相当于是空手套白狼，严重违背了本合同有价交换的本质。因此，1500万元的支付义务，我方坚持认为张汉光应当提供转账凭证，作为判断他是否已经履行的唯一依据。庭前我方向法庭提供了一份证据，来证明一审法院关于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这一认定本身是毫无事实依据的。首先，费嘉源在其民事起诉状第二段倒数第一行，已经确认了350万的还款主体就是黄汉雄，费嘉源他用到的词是黄汉雄通过张汉光还款，而非一审法院所称的为黄汉雄还款，这是一审法院故意曲解了费嘉源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到，在2013年12月5日、6日这两天，黄汉雄的确是把350万转账给张汉光代为还款，我方已经提供了转账的凭证给法庭。上诉人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02民初758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汉光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张汉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张汉光不属于吉雄公司的名义出资人，也不属于实际出资人，要求将其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明显没有事实根据。（一）原审被告吴惠浓从未持有吉雄公司45%的股份。原审判决关于吴惠浓的持股情况认定：“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时，其实际持有被告三的45%的股份，在签订以上协议后，另行将代他人持有的5%给了他人”。原审并未审查吉雄公司登记的相关事实。实际上，吉雄公司登记成立之初，吴惠浓仅持有吉雄公司30%的股份，其于2016年7月29日受让了另外一个股东潘耀良10%的股份，将持股比例增加到40%。不可能存在吴惠浓股份的一半为22.5%，从而应该登记至张汉光名下的的事实。（二）张汉光从未向吉雄公司出资，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为吉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1.吉雄公司自成立起发生过几次股东变更，张汉光从未出资成为股东。吉雄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成立时，股东为：潘耀良持股60%，吴惠浓持股30%，何瑞文持股10%。迄今为止，吉雄公司发生过三次股东变更，目前股东为：吴惠浓持股40%，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0%，吴竞森持股20%，郑广扬持股10%。三次股东变更，张汉光均没有出资成为吉雄公司的股东。2.原审判决关于张汉光获得吉雄公司股权的事实认定和逻辑推理明显不能成立。（1）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从2013年4月1日到2016年10月8日，原告享有对涉案该房地产60%的权益”。该判断意思不明，也没有事实根据。原审判决并未对“房地产权益”这个定义作出解释。在会计学上，权益指资产，属于所有人的称“所有者权益”，属于债权人的称“债权人权益”。原审判决关于“房地产60%权益”的判断，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法律上看都意思不明。吉雄公司的房地产于2013年自案外人处购买而来，原审对该事实根本不作查明，而是错误地按照张汉光的说法，认定吉雄公司的房地产由“原告、被告一、被告二”登记至吉雄公司名下，从而认定张汉光一直到2016年10月8日享有“房地产60%的权益”，该认定缺乏任何事实根据，也缺乏明确的法律含义。（2）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第4条关于“在工商登记中体现”是指体现出“甲方或者丙方”与第三方合作时的股份，原审判决却曲解为在工商登记中体现为张汉光，该观点令人费解。同时，该协议书订立于吉雄公司成立前，无论该协议是否有效，均不能对吉雄公司的全体股东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强行直接进行股东变更。（3）为了认定张汉光已经实际付款受让所谓的“房地产权益”，原审判决认为“可以认定被告一、被告二已确认原告已完成了15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该判断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和基本常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对于是否完成1500万元的支付义务，就好比借贷纠纷一样，借据约定收到借款不一定表示实际收到款项，应当结合相关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进行判断。但是，原审判决简单粗暴地以一份协议书的内容来判断另一份协议书的内容，并不审查协议的履行，不审查1500万元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甚至还以一个与本案没有关联、未生效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案件的“起诉状”的内容，来认定案涉款项已经支付，该明显不符合法律和法理的做法也令人十分费解。（三）张汉光从未在吉雄公司股东名册上显示，也从未以股东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张汉光从未要求吉雄公司将其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自2013年吉雄公司成立以来，其也未行使过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吉雄公司所有股东都不知道也不认可其属于公司股东。强行登记一个人为公司股东的行为一旦得到支持，对偏重人合性的有限公司造成的破坏力将是巨大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张汉光出资、股权转让或者实际出资人显名的事实基础，即使案涉情形属于股权转让或者实际出资人显名，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也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一）原审判决错误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而认定应当对张汉光进行股东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是关于当事人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或者继受取得股权的情形，与本案争议事实不符。股东资格的取得，需要满足出资或者认缴出资的实质要件，张汉光并未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也并非从吉雄公司股东吴惠浓处受让了股权，原审判决适用上述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明显错误。为了认定张汉光属于股东，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一、被告二在将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登记在被告三之前，即未出现被告三的股东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之前，原告完成了涉案房地产（股权）的权益转让”，继而又认为“原告与被告一的以上股权变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规定的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情形”。原审该判断，意义不明也自相矛盾，“权益登记”是指什么时间、什么内容的登记？究竟是意义不明的“房地产权益转让”还是“股权转让”如果是“股权转让”，又是谁、在什么时间将股权转让给谁？是否在吉雄公司成立前就可以持有吉雄公司的股权是否存在没有公司主体或者完全无视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原审判决出现这些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或者矛盾，究其原因，仅仅是试图强行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的股东。（二）如果将吴惠浓视作名义股东，将张汉光视作实际出资人，那么要求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也明显不符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认为张汉光已经实际出资，而吴惠浓仅作为名义股东，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依法也需要由吉雄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原审随意判决将22.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张汉光名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原审判决得以成立，则保障公司的人合性、维护公司内部关系的稳定将成为一句空话。还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案涉《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并未约定根据该协议第3条关于“截止至2016年10月8日止”涉及的金额进行“利润”分配，原审判决却按照该条所列金额，简单做减法而进行“利润”分配，同时又认为“以上利润系从转让股权给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所得”。可以看出，原审对于什么是“利润”、“利润”分配的条件、谁转让了多少股权、股权转让的收入是否属于“利润”、属于吉雄公司的“利润”还是其他主体的“利润”等等事宜，根本未进行事实查明就胡乱作出判断。总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张汉光从未向吉雄公司出资，其从未自吉雄公司股东吴惠浓处受让股权，其也不是吉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成为吉雄公司的股东。同时，原审判决随意要求支付意义不明的“利润”也没有任何根据。公平和正义在本案中也应当得到体现。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汉光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张汉光辩称：一、台龙公司通过以物抵债，获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台龙公司、吴惠浓与张汉光就涉案房地产的合作签署的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方均由约束力。1、涉案的一系列争议起源于台龙（外资）公司和亚太公司关于台龙下属企业惠宝公司名下的房地产（涉案房地产）的合作。两家企业先后通过股权转让、合作开发的形式，但因履行争议，最终股权转让合同协议被解除，合作开发合同被法院判决无效。由此，亚太公司（即荣惠公司）和惠宝公司（即荣泰公司）应向台龙公司返还投资款1130万元【（2009）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37号】。但台龙公司申请执行过程中，由于荣泰公司已将涉案房地产以零对价转让给宏鑫公司，导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台龙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者利益为由，诉请确认荣泰与宏鑫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宏鑫公司向荣泰公司返还案涉房地产。虽然该诉请获得法院支持【2013年2月25日生效，案号：（2012）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86号】，但由于涉案的房地产已经被宏鑫公司为东江湾公司在中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无法返还，为了涤除抵押、使房产顺利从宏鑫变更登记至台龙名下，2011年下半年，吴惠浓委托答辩人帮忙，答辩人通过出借款项、垫付各种费用、为台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等等，最终在答辩人的帮助下，台龙公司通过融资清偿中行贷款，涤除涉案房地产的抵押。至此，台龙依法顺利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2、承上所述，《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是台龙公司通过以房地产抵债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台龙公司以及股东吴惠浓（占股100%）将取得的房地产权益转让与答辩人并签订协议书，就房地产权益的处分进行约定，属于有权处分。3、台龙依法顺利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后，台龙公司（甲方）以及吴惠浓（丙方）与答辩人（乙方）于2013年4月1日签订《协议书》，确认了“甲方顺利依法取得上述房地产权的权益，系基于乙方的有偿协助及支持”，据此，甲方和乙方同意将该涉案房地产权益的60%转让给乙方，并约定在协议生效后乙方即取得该房地产60%的权益。同时，根据《协议书》第11条约定，协议书自三方签字按指模之日起生效。也就是说，答辩人在该协议书签订的当天即取得涉案房地产60%的权益。4.协议书签订后，吴惠浓设立吉雄公司，将取得的涉案房地产转移至吉雄公司名下，符合协议书第4.5.6条约定，应当向答辩人支付该房地产权益60%的转让款，并将答辩人实际占有的比例在股份上进行体现，并在工商登记股东投资份额中予以体现。5.2016年10月8日，台龙公司以及新设立的吉雄公司作为甲方，与吴惠浓（乙方）、张汉光（丙方）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三方明确：丙方（张汉光）已经将2013年4月1日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三方针对项目现状，对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再次作出处置，约定：张汉光与吴惠浓从共同占有涉案房地产权益100%变更为占45%，即自《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生效后，吴惠浓拥有的吉雄公司45%股权，由张汉光和吴惠浓共同所有，各占50%。同时确认截至2016年10月8日，已取得土地收益4050万元（即转让55%股权所得），扣除项目成本3588.7万元，利润为461.3万元，这是三方对房地产权益的55%作出结算分配。该分配协议是2013年《协议书》的延续，不仅有原协议书当事人的签名盖章，还增加了吉雄公司的盖章，是吉雄公司对答辩人股权的认可，相当于出资证明。因此，《协议书》和《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依据《协议书》和《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享有吉雄公司22.5%的股权，为吉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的总收益为转让吉雄公司股份所得。答辩人已经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全部义务，依法依约应当享有协议书约定的权利。被答辩人一、二应根据《协议书》和《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将《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中50%利润支付给答辩人。二、荣泰公司并未经合法清算（至今仍为吊销状态），被答辩人所称涉案房地产是由荣泰清算转让至吉雄名下，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吉雄公司受让涉案房地产的过程是：（2009）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37案的执行过程中，荣惠公司与台龙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以登记在宏鑫名下的涉案土地作价抵偿荣惠欠台龙的1130万元投资款本息。由于台龙公司涉及较多诉讼，担心后期房地产开发会影响公司形象，便计划将上述抵债的房地产办至关联公司名下，于是在2013年4月22日，吴惠浓作为发起人，设立吉雄公司，在台龙通过执行和解取得涉案土地后，将涉案土地办理至吉雄公司名下。被答辩人从一审至二审，一直坚持通过清算转让，但从未提交相关的清算转让的资料，事实上，吉雄公司的设立登记完全是吴惠浓为了直接从执行程序中，以最节约（节省转让过户税费）的方式实现以物抵债。这整个以物抵债和过户登记过程也是答辩人出面负责协助办理。但被答辩人在取得土地后，就不理睬答辩人，甚至将签订的协议书抛掷一旁，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恳请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被告一在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中的22.5%的股权权益归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一、被告三立即将被告一名下中的22.5%股份在工商登记办理变更至原告名下。二、判令被告一吴惠浓、被告二惠州市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被告四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合作利润人民币4572423元。三、本案保全费、担保费及诉讼费用由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二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1997年2月25日之前为黄汉雄，之后为黄俊峰）为台港澳与境内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于1992年5月28日成立，合作方为惠州市侨资企业公司、台湾（香港）联生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12月6日被登记机关吊销，但未注销。被告四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7月5日成立，股东为被告一吴惠浓，出资比例为100%。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成立，其中被告一吴惠浓持股40%，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0%，吴竞森持股20%，郑广扬持股10%。在庭审时，被告一表示，在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时，其实际持有被告三的45%股份，在签订以上协议后，另行将代他人持有的5%给了他人，从而之后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是占有40%的股份。2013年4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一（丙方）、被告二（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基于乙方的有偿协助，甲方顺利依法取得享有位于惠州市惠城区茶亭岭面积约962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所有权【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7号、面积为6624平方米；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5号、面积为3000平方米；房产证号分别为：粤房地证字第××号，建筑面积为1031.81平方米;粤房地证字第××号，建筑面积为290.8平方米】的不动产权益。现甲方同意将该房地产的权益的60%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500万，原告在本协议生效后即取得该房地产60%的权益。协议书还确认：丙方为甲方授意的权益代表人，对甲方就此述权益的转让予以确认，认可甲方对该权益的份额及实际的权利。协议第3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无论是以甲方还是以丙方名义以该房地产权益进行投资收益或合作开发的，甲方或丙方应向相对人或者合作方披露该房地产权益的实际情况（即该房地产所有权的权益甲方或丙方占有40%的份额，乙方占有60%的份额）。协议第4条约定，如甲方或丙方以该房地产权益作价后，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并另行注册项目公司进行动作时，甲方或丙方应将该宗地作价后所占的股份再按其与乙方实际占有的比例在股份上进行提现，并在工商登记股东投资中予以体现。协议第5条约定，如按以上第4条的约定进行合作的，无论乙方是否实际全部支付完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原告均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份额的转让款，不影响乙方实际占有人的权益，亦不影响其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同时以其持有的股份参与分红。第6条约定，如甲方或丙方就该宗地进行转让，无论乙方是否实际全部支付完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乙方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的款项。但甲方或丙方有权要求乙方应以该款项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转让款项，如有剩余再支付给乙方。协议第11条约定，本协议自三方签字按指模之日起生效。2013年6月26日，原告、被告一、被告二将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平方米的房产登记至被告三名下，并将产权证号从Ｃ2489410变更为【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号】，将以上地址上的1031.81平方米的房产登记到被告三的名下，并将产权证号从Ｃ2489420变更为【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号】。2013年8月6日，原告、被告一、被告二等将位于惠州市惠城区茶亭岭（后改名为惠州市惠城区金石x路x号）的676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被告三下,产权证号从【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7号】变更为【惠府国用〔2013〕字第130201xxxx3号】，将位于以上地址（亦为江北4x号小区）的3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被告三下,产权证号从【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5号】变更为【惠府国用〔2013〕字第130201xxxxx号】，变更后面积为2945.5平方米。2016年10月8日，原告（丙方）与被告二（甲方）、被告三（甲方）、被告一（乙方）签订一份《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协议确认：甲、乙、丙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一份《协议书》约定三方就位于惠州市惠城区茶亭岭面积约9624平方米的土地项目合作事宜。现甲、乙方确认，丙方已将上述《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甲、乙、丙三方就项目现状作出如下约定：1、上述土地现所有权人为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乙方拥有该公司45%的股权，该股权为乙、丙双方共同所有，由乙方代持。2、乙、丙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后，就乙方持有的股份为乙、丙双方共同所有，各占其中50%，所得利润及相应的费用由双方平摊。3、甲、乙、丙三方确认，截止至2016年10月8日止，上述土地项目的总收益为4050万元，总支出为3588.7万元。4、甲方对上述事宜予以确认。5、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04年3月15日，案外人惠州金世界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惠州分行借款，案外人惠州市宏鑫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涉案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为了解除以上房地产的抵押担保，被告二委托案外人黄汉雄向中国银行惠州分行偿还了涉案土地和涉案房产抵押担保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3505146.45元，中行惠州分行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注销了涉案土地和涉案房产上的抵押权。据此，被告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惠州市东江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偿还3505146.45元及利息给被告二。据此，被告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受理后，案号为（2017）粤1302执2487号，将执行款4531846.45支付给被告二（实际收款人账户为被告四）。另，根据一审法院受理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关于费嘉源诉黄汉雄、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借据上借款人处为本案的被告二盖章及案外人黄汉雄的签名，而非本案的被告四）、吴惠浓、张汉光、严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费嘉源在起诉状中确认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元。以上借款发生在2012年1月28日，借款人为黄汉雄及本案被告二。本案被告一吴惠浓、本案的原告张汉光及案外人严永强系借款的担保人。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二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在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上确认被告一吴惠浓系其权益的代表人，故，被告一与被告二关于涉案房地产权益是其内部关系，两者对外（包括原告张汉光）的约定产生合法的民事关系。据此，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的以上《协议书》，是两被告对公司资产的合作经营处分，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丙方）与被告二（甲方）、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甲方）及被告三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一（乙方）于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是被告二及其权益代表人被告一行使公司职权，将公司资产、经营利润的分配与原告达成的协议，被告二及其权益代表人被告一、被告三的对外约定对公司生产法律效力，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约定。根据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与2016年10月8日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的内容，两协议系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对涉案房地产的合作经营的权利、义务、利润分配、继续合作的约定，两协议相辅相成。对于以上两协议的履行中，对于原告是否占有房地产权益60%的份额的问题，一审法院评判如下：1、《协议书》确认了被告二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系原告有偿协助所得，据此，被告一、被告二同意将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的60%转让给原告，并约定在协议生效后原告即取得该房地产60%的权益。同时根据《协议书》第11条约定，协议书自三方签字按指模之日起生效。为此，原告在签订以上协议的当天即取得房地产60%的权益。从以上内容表明，原告是否支付转让款、何时支付转让款是另一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影响原告对房地产60%权益的行使及享有。2、《协议书》第3条约定，被告一、被告二以该房地产权益进行投资收益或合作开发时，应向相对人或者合作方披露该房地产的权益由被告一或被告二占有40%的份额，原告占有60%的份额。以上也表明被告一、被告二在签订协议时确认原告所占房地产权益60%的真实意思。3、《协议书》第4条、第5条、第6条约定了如果被告一或被告二该房地产权益与他人合作或转让，原告的权益作如下处理确认：（1）、如果被告一或被告二将该房地产权益作价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开发，被告一或被告二应将该宗地作价的款额在合作开发的项目中所股份比例在工商登记中予以体现，同时亦应体现原告所占的股份比例。同时，协议还约定无论原告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1500万元），原告均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的转让款，不影响原告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参与分红的权利。（2）、如果被告一或被告二将该房地产进行转让，无论原告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1500万元），原告均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的款项【同时约定，被告一、被告二有权将转让得款优先支付房地产应付而未付成本支出（如土地来源成本），如有剩余再支付给原告】。以上表明，原告是否支付房地产转让款（1500万元）均不影响其对房地产权益60%的所有权、成本的营利分红权等任何收益权。据上三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从2013年4月1日到2016年10月8日，原告享有对涉案该房地产60%的权益。对于原告是否应该支付房地产权益60%的转让款1500万及是否已支付完毕问题，一审法院评判如下：根据1、《协议书》确认了被告二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系原告有偿协助所得，但没有确认原告付出的资金或行为的价值及被告一、被告二应补偿给原告权益款的数额。2、根据一审法院受理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关于费嘉源诉黄汉雄、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吴惠浓、张汉光、严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费嘉源在起诉状中确认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元。3、被告一、被告二在2016年10月8日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原告已履行完毕了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以上三点事实，可以认定被告一、被告二已确认原告已完成了15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对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一系被告二的权益代表人，其在庭审中表示，在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其实际持有被告三的45%股份，在签订以上协议后，另行将代他人持有的5%给了他人，从而之后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是占有40%的股份。被告一以上陈述，不影响其在《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上两次自愿确认其持有的45%股份属于原告与其共同所有，各占50%的约定，即原告占22.5%。以上协议中也约定，以上45%属于被告一代为持有。现原告要求被告一将代持有的22.5%股份变更登记到其名下，符合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协议书》第4条关于在工商登记中体现的约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一关于以上股份的变更属于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一系被告二的权益代表人，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将被告二的权益的60%股份转让给原告，即被告一、被告二在将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登记在被告三成立之前，即未出现被告三的股东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之前，原告完成了涉案房地产（股权）的权益转让，且符合《协议书》第3条的关于披露房地产权益人的约定，为此，以上事实表明，原告与被告一的以上股份变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规定的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情形，故，对于被告以上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利润的数额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协议书》第4、5、6条的约定内容：原告对涉案房地产权益作价后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原告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份额的转让款，但被告一、被告二有权要求原告应以该款项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转让款项，如有剩余再支付给原告，以及原告与被告二、被告三、被告一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第2条的约定内容，现原告要求在转让涉案房地产权益的得款中支付应付的转让款项（房地产成本）后，平均分配（50%）所得利润，符合以上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上确认的土地项目的总收益为4050万元，原告主张系转让被告三的股份（涉案房地产权益）给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所得，符合《协议书》第4、5、6条约定的事实及公司经济来源、收益的合理原则。被告一、被告三庭审时主张公司没有收益，与其在《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的“截止至2016年10月8日止，上述土地项目的总收益为4050万元”相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对以上《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的“总支出为3588.7万元”亦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至2016年10月8日止，原告与被告一关于涉案房地产的利润为461.3万元（4050万元-3588.7万元）。显然，以上利润系从转让股权给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所得，三人（股东）不享有参与分配权。被告一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履行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债的规定，将得所利润461.3万元分配50%，折计230.65万元支付给原告。对于被告二为申请执行人在一审法院案号为（2017）粤1302执2487号的执行案件中收回执行款4531846.45元是否应分配50%给原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以上债权系被告二为了解除涉案房地产被案外借款担保而设置的抵押，被告二（委托案外人黄汉雄）向放贷的中国银行惠州分行偿还了借款本息（3505146.45元），从而取得对案外人产生债权，为此，该执行款不属于《协议书》或《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上约定的涉案房地产的收益，现原告要求按利润分配，缺乏事实及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共同支付涉案房地产的利润的问题，因被告一系被告二权益代表人，原告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的60%，实际系取得被告一、被告二的涉案房地产权益的60%份额，现要求被告一与被告二共同承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被告三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在2016年10月8日对涉案房地产的权益作出处置：原告与被告一从共同占有被告二的涉案房地产权益100%变更为占45%，并将上述权益中55%已作出结算分配，为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的以上结算是履行《协议书》的延续，与被告三的股东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没有利害关系，被告三对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内部股份结算不承担直接清偿责任，为此，原告要求被告三共同承担支付利润分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其要求被告四共同付款问题，因被告四未参与涉案房地产权益的经营、转让等，且因被告二在一审法院的（2017）粤1302执2487号中的执行款不是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得款，为此，虽被告四在一审法院的（2017）粤1302执2487号中为执行款的实际收款人，但据上，被告四不需承担共同支付利润款给原告的责任。至于本判决在生效后，如执行不能，原告可另行行使对被告二、被告四关于以上执行款的处置的撤销权或异议之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一吴惠浓在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中持有的40%的股份中的22.5%归原告张汉光所有。被告一吴惠浓、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被告一吴惠浓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持有的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40%股份中的22.5%变更登记至原告张汉光的名下。二、被告一吴惠浓、被告二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合作利润款230.65万元给原告张汉光。三、驳回原告张汉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43379元、保全费5000元，共48379元，由原告张汉光承担21690元，被告一吴惠浓承担26689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交易明细清单。上诉人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3年4月16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2015年1月9日）、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1月6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2016年8月8日）、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6年7月29日）、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7年1月16日）、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被上诉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执行和解协议书》。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张汉光、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俊峰，下称外资台龙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张光汉、外资台龙公司、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吉雄公司）、吴惠浓于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二、张汉光请求确认吴惠浓享有吉雄公司名下的22.5%股权以及请求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是否应当支持；三、张汉光请求分配合作利润是否应当支持。具体判析如下：一、关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其次，依据系列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外资台龙公司与惠州市荣惠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结合吴惠浓系外资台龙公司的权益代表以及涉案不动产已经办理登记至吉雄公司的事实，可以确认，外资台龙公司对涉案土地及建筑物享有权益。此外，吴惠浓、吉雄公司在原审的答辩意见亦自认“外资台龙公司取得涉案房地产权益及吉雄公司取得涉案房地产使用权与所有权。”故，上诉人吴惠浓、外资台龙公司主张《协议书》系无权处分，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最后，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地产由荣泰公司通过清算转让给吉雄公司，但是未提交相关的清算转让资料，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吉雄公司对价取得涉案房地产的事实不能确定。因此，《协议书》《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均合法有效，上诉人以无权处分作为抗辩理由主张认定上述合同无效，不予支持。二、关于张汉光请求确认吴惠浓享有吉雄公司名下的22.5%股权及请求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一）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基于张汉光的有偿协助，外资台龙公司顺利取得涉案房地产权益，外资台龙公司同意转让60%的权益予张汉光，吴惠浓作为外资台龙公司的权益代表予以确认，协议生效即取得房地产60%的权益，不因张汉光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转让款而影响其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参与分红及享有房地产转让可得权益。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张汉光于2013年4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8日期间享有涉案房地产60%的权益，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二）张汉光、外资台龙公司、吉雄公司、吴惠浓于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明确对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进行变更确认，依据《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约定，吴惠浓、张汉光双方确认：吴惠浓持有吉雄公司的45%的股权，张汉光与吴惠浓各占50%，吴惠浓与张汉光之间为代持股权关系，现张汉光请求确认吴惠浓享有吉雄公司名下的22.5%股权的权属，依法有据，应予支持。（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根据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吴惠浓与张汉光之间为代持股关系，张汉光请求变更公司股权登记应经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张汉光未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其他股东半数同意，直接请求办理股权登记，将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利益，应当不予支持。此外，吉雄公司现有股东并非《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并且没有证据证明现有股东在入股前吴惠浓、张汉光曾向其披露过双方之间有代持股关系，原审法院依据《协议书》作为直接变更股东身份的依据，处理欠妥，二审予以纠正。张汉光对其享有吴惠浓在吉雄公司名下40%股权中的份额（吉雄公司22.5%股权），如进行显名登记应当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故张汉光的显名登记股权请求应待条件成就，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三、关于张汉光请求分配合作利润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依据《协议书》第4、5、6条之约定，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将涉案房地产与第三方进行合作或者转让，张汉光均可获得相应的收益，不因张汉光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转让款而受影响，但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有权要求张汉光在收款中优先支付应付款付的转让款。同时，依据《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约定，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确认张汉光已经将《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对股权进行调整，并对调整股权后的收益及总支出进行明确。张汉光主张其请求分配的合作利润实质为转让吉雄公司股权给案外人所得收益，该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上述《协议书》《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的内容相符，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应当予以采信。其次，张汉光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第一，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在《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已经确认张汉光将《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本案诉讼中，上诉人再以张汉光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支付转让款作为抗辩理由，与其确认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第二，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该协议生效张汉光即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享有涉案房地产权益的共有权，张汉光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不影响其权利。退一步说，即便张汉光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全部支付转让款，但与本案张汉光请求转让股权所得收益为两个法律关系，上诉人如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汉光未履行出资或者支付义务损害其权益的，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第三，《协议书》第5、6条约定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有权要求张汉光以其所持有股份的分红或者应得转让款中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款项，上述约定应当以涉案房地产权益作价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开发或者房地产进行转让为前提前，而本案张汉光请求的利润分配是转让吉雄公司股权产生的对价分配，故上诉人二审期间以该约定作为抗辩理由，缺乏合同依据，不予支持。最后，依据《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土地项目总收益为4050万元，总支出3588.7万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房地产转让部分股权份额给案外人，所得收益为461.3万元，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应予维持。而上诉人认为《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载明的4050万元属于表述错误以及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未转让股份亦未获得收益，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与《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内容明显不符，本院不予以采信。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张汉光应得利润分配230.65万元，处理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尽管查明的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部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及诉讼费、保全费的分担；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确认吴惠浓持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40%的股份为张汉光、吴惠浓两人按份共有（张汉光占22.5%、吴惠浓占17.5%）；四、驳回张汉光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受理费用50504元，由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5252元，由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俊峰）负担25252元。当事人预交受理费，除其应负担的部分，剩余可向法院申请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黄宇乐审 判 员 蓝惠兰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黄晓娜书 记 员 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13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惠浓，女，汉族，1973年4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文辉，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企作粤惠总字第001546号,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小金小罗公路四角楼。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桐枫，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环宇，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066694287L，住所地：惠州市江北三新茶亭岭（办公楼）201。法定代表人：吴惠浓。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耀恒，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汉光，男，汉族，1961年2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梅，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广东建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577898900H，工商注册号：441302000071468，住所地：惠州市三新茶亭岭办公楼二楼。法定代表人：吴惠浓。上诉人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汉光、原审被告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二、依法发回重审；三、若不发回重审，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张汉光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认为该判决程序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吴惠浓、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吉雄公司）将吴惠浓在吉雄公司40%股份中的22.5%变更登记至张汉光名下，这个判项明显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确有严重程序性错误。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执行的刚性判决，如果强制执行，吉雄公司将出现在未经其他股东的同意和履行相应程序的情况下，直接空降了一个股东的局面。这无疑破坏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的闭环结构。台龙公司和吴惠浓与张汉光无论在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和2016年10月8日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下称《分配协议》）中对股份及如何体现的约定均对吉雄公司的其他三股东无约束力，前一份协议吉雄公司还不存在，后一份协议未有吉雄公司其他股东的确认。法院的判决直接剥夺了其他三股东的权利，包括异议权、优先购买权、击破人合基础的经营管理权，将对其他三个股东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股东仅凭一纸私下约定就绕过其他股东和法定程序就让他人取得股东身份，那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将形同虚设。所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2条规定，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应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吉雄公司其他三个股东正是这个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无疑有参加诉讼的权利。一审法院针对这个诉讼请求的审理，明显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审理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第25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其他半数以上股东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说明，对于将张汉光变更登记为吉雄公司22.5%股份的股东一事，没有追加吉雄公司其他三个股东参加诉讼，犯了程序上的错误，在没有取得其他半数以上股东同意下又直接支持了张汉光的诉讼请求，又明显没有正确适用法律。二、两上诉人不是2013年4月1日《协议书》约定的涉案房地产的权利人，无权处分不动产或获得不动产收益。请二审法庭注意，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17页“本院查明的事实”部分明确陈述：“2013年4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一（丙方）、被告二（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基于乙方的有偿协助，甲方（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顺利依法取得享有.....的不动产权益”。换言之，一审法院认为查明了2013年4月1日《协议书》履行的基础是台龙公司取得了涉案不动产权益的事实。那么，上诉人台龙公司是否取得过涉案不动产的权利呢？从上诉人于一审程序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2001年6月30日，案外人荣泰工业企业（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泰公司）与案外人惠州市宏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荣泰公司将位于惠州市三新茶亭岭两块面积分别为3000平方米和662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价格150元/平方米转让给宏鑫公司，后涉案房地产变更登记至宏鑫公司名下。而上诉人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因与案外人惠州市荣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惠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惠宝城”合同书》后合作开发未果引发诉讼，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37号《民事判决书》判定：（1）确认1995年4月10日、1996年2月17日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亚太公司（即荣惠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惠宝城”合同书》及附件无效；（2）荣惠公司与荣泰公司应共同向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合作开发惠宝城项目投资款1130万元。另，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作出的（2012）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宏鑫公司应向荣泰公司返还位于惠州市江北三新茶亭岭的两宗土地（土地证号分别为：惠府国用［2001］130××××0105、［2001］130××××0107）和两座房屋（房地产权证号分别为：粤房地证字第××号、Ｃ2××20号）。2013年5月14日，荣泰公司依法成立清算小组进行清算，涉案不动产经清算转让，由吉雄公司于2013年8月17日依法受让取得。由此可见，台龙公司只不过是对荣惠公司和荣泰公司拥有债权，并不当然享有涉案物权，且最终涉案物权也没有抵偿给台龙公司或处置至台龙公司名下，台龙公司又何来所谓的不动产权益呢？又怎么能将这虚无的不动产权益转让给张汉光呢？实际上，这不动产是权属人荣惠和荣泰公司经过合法清算程序转让给了吉雄公司的，吉雄公司则由几个股东集资受让不动产才取得权属，吉雄公司才是不动产权利人，荣泰公司收到吉雄公司的受让款后使台龙公司的金钱债权则得到了货币受偿，其受偿后，与涉案不动产再无任何关系，其自始至终都没有取得过物权。吉雄公司和台龙公司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不能混为一谈上述处置过程程序清楚，互不牵连，一审法院认为台龙公司和吴惠浓将不动产办至吉雄公司名下的推论没有事实依据，吉雄公司取得涉案不动产并不能使《协议书》产生合法效力。所以，台龙公司在与张汉光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中处分了根本不存在的不动产权益，直接导致这份《协议书》无效，不仅使60%权益的转让受让无实体依据，由此延伸出的包括股份显名体现、利润分配等约定均告无效，且自始不存在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上述事实，错误地认为台龙公司的享有金钱债权就等于取得涉案不动产的物权或者认为吉雄公司取得物权等同于台龙公司实现物权，进而认为台龙公司处置权利的民事行为合法，导致对《协议书》错误地认定为有效，后续也不断引用该无效协议书的无效条款来评判说理，一错到底，这将直接导致形成判决的必然错误。三、一审法院没有尽职查明被上诉人支付对价的事实，语焉不详地做了草率认定，属于查明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既然张汉光受让的60%不动产权益是不存在的，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就是：张汉光提出享有吴惠浓名下股份并工商体现和提出分配利润的依据就不存在了，其诉讼请求就不应得到支持。退一万步说，假设《协议书》有效，协议书中也同样明确约定了台龙公司吴惠浓对涉案不动产合作或转让等运营方式的产生的利润分配，前提是张汉光应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转让款1500万元，如有剩余再予以分配。所以，分配利润和核算张汉光的应付款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法院也不应该在不核算张汉光的付款情况下，单单去判决分配利润，否则将既违反协议约定，也武断地制造更多纠纷。在涉案合同属于双务合同的基础上，为了证明其支付义务的实际履行，张汉光就必须提供如汇款记录、收款收据等以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了1500万元给上诉人吴惠浓的事实。实际上，张汉光完全没有履行其支付义务，自然也就无法提供证据。除了没能查实这个事实，对张汉光的支付义务是否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还出现明显且严重的认定错误：如一审法院“根据本院受理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关于费嘉源诉黄汉雄、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吴惠浓、张汉光、严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费嘉源在起诉状中确认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元”。且不说该内容只是该案原告的单方陈述，上述案件更是至今未作出生效判决，怎么可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呢？最离谱的是，（2020）粤1302民初1067号民间借贷的借款双方是费嘉源和黄汉雄，本案的合同双方是张汉光和吴惠浓，两个案件的债权债务主体都不一样！一审时吴惠浓辩称这个股份转让存在重大争议。最高院《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3条规定，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证明以下事实：①已经依法出资或认缴，且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所以，张汉光要确认其拥有权属，首先应当证明其支付了转让对价的事实，法院也应依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该事项作出核查，而不能仅凭一句“已履行全部义务”的空泛表述来确认或忽略审查该问题，并且，如果要判决利润分配，法院同样绕不开张汉光有无支付和支付了多少的问题，否则任何确定分配利润数额的判决都没有事实依据。而且，从主体上看，《协议书》转让权益的主体是台龙公司（黄俊峰）而非吴惠浓，吴惠浓只是权益代表人而非承受权利义务的主体，对张汉光不负有转让股份的义务，而且，如前所述，这个《协议书》本身就是无效的，法律不能保障其履行。至于《分配协议》时，吴虽有权处置其在吉雄公司的股份给张汉光，但双方未约定对价，属约定不明，应按市场交易规则来公平衡量确定张汉光应支付的对价。简而言之，上诉人的上诉表达了如下观点和请求：1、台龙公司并未取得涉案不动产权益，其转让60%权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由此派生出的股份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利润分配的约定均告无效，张汉光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合作项目分配协议》是对《协议书》的补充约定，其本质上是无效协议的延续，故本质上也属无效。但当时吴惠浓已是吉雄公司股东，其有权处置其股份，但该协议并未有约定取得其一半股份的对价（注意：所有义务履行完毕的表述是针对前述无效的《协议书》而言的，因协议书无效，无法履行，也无实际履行，故该表述并无法律意义），属于约定不明，故应在公平等价合理的基础上确定张汉光取得该股份的对价，否则，张汉光应无理由取得相应股份。而是，即使股份转让成立，张汉光也只能是吴惠浓名下的隐名股东，非经公司法的规定和程序不能得到显名的效果。3、一审法院的说理和评判均是建立在错误认定《协议书》有效的基础上，且反复引用其中的无效条款作为后续评判的依据，显然属于查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二审法院应重新查明事实正确认定，并依法改判。4、一审法院对张汉光股份显名化办理工商登记诉讼请求的审理中，遗漏吉雄公司其他三股东参加诉讼，程序错误，没有正确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应当发回重审。为此，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上诉人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补充上诉意见：第一，涉案的不动产，并没有登记于台龙公司的名下。吉雄公司是直接购买所得。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所约定的台龙公司取得不动产权利的前提性事实并没有成就，台龙公司无法从涉案的不动产取得任何的权益，因此台龙公司无需向张汉光承担任何的支付义务。第二，退一步来说，从2013年4月1日的协议性质来看，该合同属于一个双务合同，请法庭注意，该协议书第五条和第六条最后一句，它的核心内容是说，如果张汉光没有实际支付1500万元的转让款，在分红或者说转让借款价款当中，是必须要先扣除上述的款项，这就证明了张汉光必须先实际支付1500万元的转让款，这是履行顺序在前的一个合同义务。而张汉光自己在其民事起诉状事实理由部分，即他的起诉状的第二页第二段，他也明确自称自己是已经支付了1500万元，这就证明了张汉光他自己也是承认需要实际支付150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的前提。但是，从一审到二审，张汉光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去证明他实际支付了1500万元的巨额价款。如果在这种前提下，张汉光依然可以享有公司股权或者说其他的权益，这无异于相当于是空手套白狼，严重违背了本合同有价交换的本质。因此，1500万元的支付义务，我方坚持认为张汉光应当提供转账凭证，作为判断他是否已经履行的唯一依据。庭前我方向法庭提供了一份证据，来证明一审法院关于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这一认定本身是毫无事实依据的。首先，费嘉源在其民事起诉状第二段倒数第一行，已经确认了350万的还款主体就是黄汉雄，费嘉源他用到的词是黄汉雄通过张汉光还款，而非一审法院所称的为黄汉雄还款，这是一审法院故意曲解了费嘉源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到，在2013年12月5日、6日这两天，黄汉雄的确是把350万转账给张汉光代为还款，我方已经提供了转账的凭证给法庭。上诉人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02民初758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汉光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张汉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张汉光不属于吉雄公司的名义出资人，也不属于实际出资人，要求将其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明显没有事实根据。（一）原审被告吴惠浓从未持有吉雄公司45%的股份。原审判决关于吴惠浓的持股情况认定：“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时，其实际持有被告三的45%的股份，在签订以上协议后，另行将代他人持有的5%给了他人”。原审并未审查吉雄公司登记的相关事实。实际上，吉雄公司登记成立之初，吴惠浓仅持有吉雄公司30%的股份，其于2016年7月29日受让了另外一个股东潘耀良10%的股份，将持股比例增加到40%。不可能存在吴惠浓股份的一半为22.5%，从而应该登记至张汉光名下的的事实。（二）张汉光从未向吉雄公司出资，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为吉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1.吉雄公司自成立起发生过几次股东变更，张汉光从未出资成为股东。吉雄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成立时，股东为：潘耀良持股60%，吴惠浓持股30%，何瑞文持股10%。迄今为止，吉雄公司发生过三次股东变更，目前股东为：吴惠浓持股40%，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0%，吴竞森持股20%，郑广扬持股10%。三次股东变更，张汉光均没有出资成为吉雄公司的股东。2.原审判决关于张汉光获得吉雄公司股权的事实认定和逻辑推理明显不能成立。（1）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从2013年4月1日到2016年10月8日，原告享有对涉案该房地产60%的权益”。该判断意思不明，也没有事实根据。原审判决并未对“房地产权益”这个定义作出解释。在会计学上，权益指资产，属于所有人的称“所有者权益”，属于债权人的称“债权人权益”。原审判决关于“房地产60%权益”的判断，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法律上看都意思不明。吉雄公司的房地产于2013年自案外人处购买而来，原审对该事实根本不作查明，而是错误地按照张汉光的说法，认定吉雄公司的房地产由“原告、被告一、被告二”登记至吉雄公司名下，从而认定张汉光一直到2016年10月8日享有“房地产60%的权益”，该认定缺乏任何事实根据，也缺乏明确的法律含义。（2）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第4条关于“在工商登记中体现”是指体现出“甲方或者丙方”与第三方合作时的股份，原审判决却曲解为在工商登记中体现为张汉光，该观点令人费解。同时，该协议书订立于吉雄公司成立前，无论该协议是否有效，均不能对吉雄公司的全体股东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强行直接进行股东变更。（3）为了认定张汉光已经实际付款受让所谓的“房地产权益”，原审判决认为“可以认定被告一、被告二已确认原告已完成了15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该判断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和基本常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对于是否完成1500万元的支付义务，就好比借贷纠纷一样，借据约定收到借款不一定表示实际收到款项，应当结合相关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进行判断。但是，原审判决简单粗暴地以一份协议书的内容来判断另一份协议书的内容，并不审查协议的履行，不审查1500万元款项的实际支付情况，甚至还以一个与本案没有关联、未生效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案件的“起诉状”的内容，来认定案涉款项已经支付，该明显不符合法律和法理的做法也令人十分费解。（三）张汉光从未在吉雄公司股东名册上显示，也从未以股东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张汉光从未要求吉雄公司将其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自2013年吉雄公司成立以来，其也未行使过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吉雄公司所有股东都不知道也不认可其属于公司股东。强行登记一个人为公司股东的行为一旦得到支持，对偏重人合性的有限公司造成的破坏力将是巨大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张汉光出资、股权转让或者实际出资人显名的事实基础，即使案涉情形属于股权转让或者实际出资人显名，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也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一）原审判决错误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而认定应当对张汉光进行股东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是关于当事人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或者继受取得股权的情形，与本案争议事实不符。股东资格的取得，需要满足出资或者认缴出资的实质要件，张汉光并未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也并非从吉雄公司股东吴惠浓处受让了股权，原审判决适用上述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明显错误。为了认定张汉光属于股东，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一、被告二在将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登记在被告三之前，即未出现被告三的股东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之前，原告完成了涉案房地产（股权）的权益转让”，继而又认为“原告与被告一的以上股权变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规定的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情形”。原审该判断，意义不明也自相矛盾，“权益登记”是指什么时间、什么内容的登记？究竟是意义不明的“房地产权益转让”还是“股权转让”如果是“股权转让”，又是谁、在什么时间将股权转让给谁？是否在吉雄公司成立前就可以持有吉雄公司的股权是否存在没有公司主体或者完全无视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原审判决出现这些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或者矛盾，究其原因，仅仅是试图强行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的股东。（二）如果将吴惠浓视作名义股东，将张汉光视作实际出资人，那么要求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也明显不符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认为张汉光已经实际出资，而吴惠浓仅作为名义股东，将张汉光登记为吉雄公司股东，依法也需要由吉雄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原审随意判决将22.5%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张汉光名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原审判决得以成立，则保障公司的人合性、维护公司内部关系的稳定将成为一句空话。还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案涉《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并未约定根据该协议第3条关于“截止至2016年10月8日止”涉及的金额进行“利润”分配，原审判决却按照该条所列金额，简单做减法而进行“利润”分配，同时又认为“以上利润系从转让股权给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所得”。可以看出，原审对于什么是“利润”、“利润”分配的条件、谁转让了多少股权、股权转让的收入是否属于“利润”、属于吉雄公司的“利润”还是其他主体的“利润”等等事宜，根本未进行事实查明就胡乱作出判断。总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张汉光从未向吉雄公司出资，其从未自吉雄公司股东吴惠浓处受让股权，其也不是吉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成为吉雄公司的股东。同时，原审判决随意要求支付意义不明的“利润”也没有任何根据。公平和正义在本案中也应当得到体现。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汉光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张汉光辩称：一、台龙公司通过以物抵债，获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台龙公司、吴惠浓与张汉光就涉案房地产的合作签署的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方均由约束力。1、涉案的一系列争议起源于台龙（外资）公司和亚太公司关于台龙下属企业惠宝公司名下的房地产（涉案房地产）的合作。两家企业先后通过股权转让、合作开发的形式，但因履行争议，最终股权转让合同协议被解除，合作开发合同被法院判决无效。由此，亚太公司（即荣惠公司）和惠宝公司（即荣泰公司）应向台龙公司返还投资款1130万元【（2009）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37号】。但台龙公司申请执行过程中，由于荣泰公司已将涉案房地产以零对价转让给宏鑫公司，导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台龙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者利益为由，诉请确认荣泰与宏鑫的房地产转让合同无效，宏鑫公司向荣泰公司返还案涉房地产。虽然该诉请获得法院支持【2013年2月25日生效，案号：（2012）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86号】，但由于涉案的房地产已经被宏鑫公司为东江湾公司在中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无法返还，为了涤除抵押、使房产顺利从宏鑫变更登记至台龙名下，2011年下半年，吴惠浓委托答辩人帮忙，答辩人通过出借款项、垫付各种费用、为台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等等，最终在答辩人的帮助下，台龙公司通过融资清偿中行贷款，涤除涉案房地产的抵押。至此，台龙依法顺利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2、承上所述，《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是台龙公司通过以房地产抵债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台龙公司以及股东吴惠浓（占股100%）将取得的房地产权益转让与答辩人并签订协议书，就房地产权益的处分进行约定，属于有权处分。3、台龙依法顺利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后，台龙公司（甲方）以及吴惠浓（丙方）与答辩人（乙方）于2013年4月1日签订《协议书》，确认了“甲方顺利依法取得上述房地产权的权益，系基于乙方的有偿协助及支持”，据此，甲方和乙方同意将该涉案房地产权益的60%转让给乙方，并约定在协议生效后乙方即取得该房地产60%的权益。同时，根据《协议书》第11条约定，协议书自三方签字按指模之日起生效。也就是说，答辩人在该协议书签订的当天即取得涉案房地产60%的权益。4.协议书签订后，吴惠浓设立吉雄公司，将取得的涉案房地产转移至吉雄公司名下，符合协议书第4.5.6条约定，应当向答辩人支付该房地产权益60%的转让款，并将答辩人实际占有的比例在股份上进行体现，并在工商登记股东投资份额中予以体现。5.2016年10月8日，台龙公司以及新设立的吉雄公司作为甲方，与吴惠浓（乙方）、张汉光（丙方）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三方明确：丙方（张汉光）已经将2013年4月1日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三方针对项目现状，对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再次作出处置，约定：张汉光与吴惠浓从共同占有涉案房地产权益100%变更为占45%，即自《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生效后，吴惠浓拥有的吉雄公司45%股权，由张汉光和吴惠浓共同所有，各占50%。同时确认截至2016年10月8日，已取得土地收益4050万元（即转让55%股权所得），扣除项目成本3588.7万元，利润为461.3万元，这是三方对房地产权益的55%作出结算分配。该分配协议是2013年《协议书》的延续，不仅有原协议书当事人的签名盖章，还增加了吉雄公司的盖章，是吉雄公司对答辩人股权的认可，相当于出资证明。因此，《协议书》和《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依据《协议书》和《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享有吉雄公司22.5%的股权，为吉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的总收益为转让吉雄公司股份所得。答辩人已经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全部义务，依法依约应当享有协议书约定的权利。被答辩人一、二应根据《协议书》和《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将《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中50%利润支付给答辩人。二、荣泰公司并未经合法清算（至今仍为吊销状态），被答辩人所称涉案房地产是由荣泰清算转让至吉雄名下，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吉雄公司受让涉案房地产的过程是：（2009）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637案的执行过程中，荣惠公司与台龙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以登记在宏鑫名下的涉案土地作价抵偿荣惠欠台龙的1130万元投资款本息。由于台龙公司涉及较多诉讼，担心后期房地产开发会影响公司形象，便计划将上述抵债的房地产办至关联公司名下，于是在2013年4月22日，吴惠浓作为发起人，设立吉雄公司，在台龙通过执行和解取得涉案土地后，将涉案土地办理至吉雄公司名下。被答辩人从一审至二审，一直坚持通过清算转让，但从未提交相关的清算转让的资料，事实上，吉雄公司的设立登记完全是吴惠浓为了直接从执行程序中，以最节约（节省转让过户税费）的方式实现以物抵债。这整个以物抵债和过户登记过程也是答辩人出面负责协助办理。但被答辩人在取得土地后，就不理睬答辩人，甚至将签订的协议书抛掷一旁，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恳请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被告一在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中的22.5%的股权权益归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一、被告三立即将被告一名下中的22.5%股份在工商登记办理变更至原告名下。二、判令被告一吴惠浓、被告二惠州市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被告四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合作利润人民币4572423元。三、本案保全费、担保费及诉讼费用由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二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1997年2月25日之前为黄汉雄，之后为黄俊峰）为台港澳与境内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于1992年5月28日成立，合作方为惠州市侨资企业公司、台湾（香港）联生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12月6日被登记机关吊销，但未注销。被告四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7月5日成立，股东为被告一吴惠浓，出资比例为100%。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成立，其中被告一吴惠浓持股40%，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30%，吴竞森持股20%，郑广扬持股10%。在庭审时，被告一表示，在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时，其实际持有被告三的45%股份，在签订以上协议后，另行将代他人持有的5%给了他人，从而之后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是占有40%的股份。2013年4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一（丙方）、被告二（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基于乙方的有偿协助，甲方顺利依法取得享有位于惠州市惠城区茶亭岭面积约962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所有权【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7号、面积为6624平方米；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5号、面积为3000平方米；房产证号分别为：粤房地证字第××号，建筑面积为1031.81平方米;粤房地证字第××号，建筑面积为290.8平方米】的不动产权益。现甲方同意将该房地产的权益的60%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500万，原告在本协议生效后即取得该房地产60%的权益。协议书还确认：丙方为甲方授意的权益代表人，对甲方就此述权益的转让予以确认，认可甲方对该权益的份额及实际的权利。协议第3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无论是以甲方还是以丙方名义以该房地产权益进行投资收益或合作开发的，甲方或丙方应向相对人或者合作方披露该房地产权益的实际情况（即该房地产所有权的权益甲方或丙方占有40%的份额，乙方占有60%的份额）。协议第4条约定，如甲方或丙方以该房地产权益作价后，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并另行注册项目公司进行动作时，甲方或丙方应将该宗地作价后所占的股份再按其与乙方实际占有的比例在股份上进行提现，并在工商登记股东投资中予以体现。协议第5条约定，如按以上第4条的约定进行合作的，无论乙方是否实际全部支付完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原告均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份额的转让款，不影响乙方实际占有人的权益，亦不影响其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同时以其持有的股份参与分红。第6条约定，如甲方或丙方就该宗地进行转让，无论乙方是否实际全部支付完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乙方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的款项。但甲方或丙方有权要求乙方应以该款项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转让款项，如有剩余再支付给乙方。协议第11条约定，本协议自三方签字按指模之日起生效。2013年6月26日，原告、被告一、被告二将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平方米的房产登记至被告三名下，并将产权证号从Ｃ2489410变更为【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号】，将以上地址上的1031.81平方米的房产登记到被告三的名下，并将产权证号从Ｃ2489420变更为【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号】。2013年8月6日，原告、被告一、被告二等将位于惠州市惠城区茶亭岭（后改名为惠州市惠城区金石x路x号）的676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被告三下,产权证号从【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7号】变更为【惠府国用〔2013〕字第130201xxxx3号】，将位于以上地址（亦为江北4x号小区）的3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被告三下,产权证号从【惠府国用〔2001〕字第130××××0105号】变更为【惠府国用〔2013〕字第130201xxxxx号】，变更后面积为2945.5平方米。2016年10月8日，原告（丙方）与被告二（甲方）、被告三（甲方）、被告一（乙方）签订一份《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协议确认：甲、乙、丙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一份《协议书》约定三方就位于惠州市惠城区茶亭岭面积约9624平方米的土地项目合作事宜。现甲、乙方确认，丙方已将上述《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甲、乙、丙三方就项目现状作出如下约定：1、上述土地现所有权人为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乙方拥有该公司45%的股权，该股权为乙、丙双方共同所有，由乙方代持。2、乙、丙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后，就乙方持有的股份为乙、丙双方共同所有，各占其中50%，所得利润及相应的费用由双方平摊。3、甲、乙、丙三方确认，截止至2016年10月8日止，上述土地项目的总收益为4050万元，总支出为3588.7万元。4、甲方对上述事宜予以确认。5、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04年3月15日，案外人惠州金世界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惠州分行借款，案外人惠州市宏鑫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涉案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为了解除以上房地产的抵押担保，被告二委托案外人黄汉雄向中国银行惠州分行偿还了涉案土地和涉案房产抵押担保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3505146.45元，中行惠州分行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注销了涉案土地和涉案房产上的抵押权。据此，被告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惠州市东江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偿还3505146.45元及利息给被告二。据此，被告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受理后，案号为（2017）粤1302执2487号，将执行款4531846.45支付给被告二（实际收款人账户为被告四）。另，根据一审法院受理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关于费嘉源诉黄汉雄、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借据上借款人处为本案的被告二盖章及案外人黄汉雄的签名，而非本案的被告四）、吴惠浓、张汉光、严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费嘉源在起诉状中确认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元。以上借款发生在2012年1月28日，借款人为黄汉雄及本案被告二。本案被告一吴惠浓、本案的原告张汉光及案外人严永强系借款的担保人。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二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在2013年4月1日的《协议书》上确认被告一吴惠浓系其权益的代表人，故，被告一与被告二关于涉案房地产权益是其内部关系，两者对外（包括原告张汉光）的约定产生合法的民事关系。据此，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的以上《协议书》，是两被告对公司资产的合作经营处分，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丙方）与被告二（甲方）、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甲方）及被告三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一（乙方）于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是被告二及其权益代表人被告一行使公司职权，将公司资产、经营利润的分配与原告达成的协议，被告二及其权益代表人被告一、被告三的对外约定对公司生产法律效力，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约定。根据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与2016年10月8日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的内容，两协议系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对涉案房地产的合作经营的权利、义务、利润分配、继续合作的约定，两协议相辅相成。对于以上两协议的履行中，对于原告是否占有房地产权益60%的份额的问题，一审法院评判如下：1、《协议书》确认了被告二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系原告有偿协助所得，据此，被告一、被告二同意将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的60%转让给原告，并约定在协议生效后原告即取得该房地产60%的权益。同时根据《协议书》第11条约定，协议书自三方签字按指模之日起生效。为此，原告在签订以上协议的当天即取得房地产60%的权益。从以上内容表明，原告是否支付转让款、何时支付转让款是另一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影响原告对房地产60%权益的行使及享有。2、《协议书》第3条约定，被告一、被告二以该房地产权益进行投资收益或合作开发时，应向相对人或者合作方披露该房地产的权益由被告一或被告二占有40%的份额，原告占有60%的份额。以上也表明被告一、被告二在签订协议时确认原告所占房地产权益60%的真实意思。3、《协议书》第4条、第5条、第6条约定了如果被告一或被告二该房地产权益与他人合作或转让，原告的权益作如下处理确认：（1）、如果被告一或被告二将该房地产权益作价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开发，被告一或被告二应将该宗地作价的款额在合作开发的项目中所股份比例在工商登记中予以体现，同时亦应体现原告所占的股份比例。同时，协议还约定无论原告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1500万元），原告均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的转让款，不影响原告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参与分红的权利。（2）、如果被告一或被告二将该房地产进行转让，无论原告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该房地产权益60%份额的转让款（1500万元），原告均实际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的款项【同时约定，被告一、被告二有权将转让得款优先支付房地产应付而未付成本支出（如土地来源成本），如有剩余再支付给原告】。以上表明，原告是否支付房地产转让款（1500万元）均不影响其对房地产权益60%的所有权、成本的营利分红权等任何收益权。据上三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从2013年4月1日到2016年10月8日，原告享有对涉案该房地产60%的权益。对于原告是否应该支付房地产权益60%的转让款1500万及是否已支付完毕问题，一审法院评判如下：根据1、《协议书》确认了被告二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系原告有偿协助所得，但没有确认原告付出的资金或行为的价值及被告一、被告二应补偿给原告权益款的数额。2、根据一审法院受理的（2020）粤1302民初1067号关于费嘉源诉黄汉雄、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吴惠浓、张汉光、严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费嘉源在起诉状中确认张汉光在2013年12月6日为黄汉雄还款350万元。3、被告一、被告二在2016年10月8日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原告已履行完毕了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以上三点事实，可以认定被告一、被告二已确认原告已完成了15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对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一系被告二的权益代表人，其在庭审中表示，在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其实际持有被告三的45%股份，在签订以上协议后，另行将代他人持有的5%给了他人，从而之后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是占有40%的股份。被告一以上陈述，不影响其在《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上两次自愿确认其持有的45%股份属于原告与其共同所有，各占50%的约定，即原告占22.5%。以上协议中也约定，以上45%属于被告一代为持有。现原告要求被告一将代持有的22.5%股份变更登记到其名下，符合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协议书》第4条关于在工商登记中体现的约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一关于以上股份的变更属于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一系被告二的权益代表人，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将被告二的权益的60%股份转让给原告，即被告一、被告二在将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登记在被告三成立之前，即未出现被告三的股东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之前，原告完成了涉案房地产（股权）的权益转让，且符合《协议书》第3条的关于披露房地产权益人的约定，为此，以上事实表明，原告与被告一的以上股份变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规定的对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情形，故，对于被告以上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利润的数额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的《协议书》第4、5、6条的约定内容：原告对涉案房地产权益作价后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原告享有该房地产权益转让总价的60%份额的转让款，但被告一、被告二有权要求原告应以该款项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转让款项，如有剩余再支付给原告，以及原告与被告二、被告三、被告一签订的《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第2条的约定内容，现原告要求在转让涉案房地产权益的得款中支付应付的转让款项（房地产成本）后，平均分配（50%）所得利润，符合以上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上确认的土地项目的总收益为4050万元，原告主张系转让被告三的股份（涉案房地产权益）给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所得，符合《协议书》第4、5、6条约定的事实及公司经济来源、收益的合理原则。被告一、被告三庭审时主张公司没有收益，与其在《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的“截止至2016年10月8日止，上述土地项目的总收益为4050万元”相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对以上《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的“总支出为3588.7万元”亦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认为，至2016年10月8日止，原告与被告一关于涉案房地产的利润为461.3万元（4050万元-3588.7万元）。显然，以上利润系从转让股权给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所得，三人（股东）不享有参与分配权。被告一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履行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债的规定，将得所利润461.3万元分配50%，折计230.65万元支付给原告。对于被告二为申请执行人在一审法院案号为（2017）粤1302执2487号的执行案件中收回执行款4531846.45元是否应分配50%给原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以上债权系被告二为了解除涉案房地产被案外借款担保而设置的抵押，被告二（委托案外人黄汉雄）向放贷的中国银行惠州分行偿还了借款本息（3505146.45元），从而取得对案外人产生债权，为此，该执行款不属于《协议书》或《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上约定的涉案房地产的收益，现原告要求按利润分配，缺乏事实及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浓）共同支付涉案房地产的利润的问题，因被告一系被告二权益代表人，原告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的60%，实际系取得被告一、被告二的涉案房地产权益的60%份额，现要求被告一与被告二共同承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被告三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在2016年10月8日对涉案房地产的权益作出处置：原告与被告一从共同占有被告二的涉案房地产权益100%变更为占45%，并将上述权益中55%已作出结算分配，为此，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的以上结算是履行《协议书》的延续，与被告三的股东惠州市荣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竞森、郑广扬没有利害关系，被告三对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内部股份结算不承担直接清偿责任，为此，原告要求被告三共同承担支付利润分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其要求被告四共同付款问题，因被告四未参与涉案房地产权益的经营、转让等，且因被告二在一审法院的（2017）粤1302执2487号中的执行款不是涉案房地产的权益得款，为此，虽被告四在一审法院的（2017）粤1302执2487号中为执行款的实际收款人，但据上，被告四不需承担共同支付利润款给原告的责任。至于本判决在生效后，如执行不能，原告可另行行使对被告二、被告四关于以上执行款的处置的撤销权或异议之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一吴惠浓在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中持有的40%的股份中的22.5%归原告张汉光所有。被告一吴惠浓、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被告一吴惠浓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持有的被告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40%股份中的22.5%变更登记至原告张汉光的名下。二、被告一吴惠浓、被告二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合作利润款230.65万元给原告张汉光。三、驳回原告张汉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43379元、保全费5000元，共48379元，由原告张汉光承担21690元，被告一吴惠浓承担26689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俊峰）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交易明细清单。上诉人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3年4月16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2015年1月9日）、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1月6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2016年8月8日）、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6年7月29日）、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7年1月16日）、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被上诉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执行和解协议书》。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张汉光、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俊峰，下称外资台龙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张光汉、外资台龙公司、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吉雄公司）、吴惠浓于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二、张汉光请求确认吴惠浓享有吉雄公司名下的22.5%股权以及请求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是否应当支持；三、张汉光请求分配合作利润是否应当支持。具体判析如下：一、关于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其次，依据系列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外资台龙公司与惠州市荣惠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结合吴惠浓系外资台龙公司的权益代表以及涉案不动产已经办理登记至吉雄公司的事实，可以确认，外资台龙公司对涉案土地及建筑物享有权益。此外，吴惠浓、吉雄公司在原审的答辩意见亦自认“外资台龙公司取得涉案房地产权益及吉雄公司取得涉案房地产使用权与所有权。”故，上诉人吴惠浓、外资台龙公司主张《协议书》系无权处分，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最后，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地产由荣泰公司通过清算转让给吉雄公司，但是未提交相关的清算转让资料，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吉雄公司对价取得涉案房地产的事实不能确定。因此，《协议书》《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均合法有效，上诉人以无权处分作为抗辩理由主张认定上述合同无效，不予支持。二、关于张汉光请求确认吴惠浓享有吉雄公司名下的22.5%股权及请求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一）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基于张汉光的有偿协助，外资台龙公司顺利取得涉案房地产权益，外资台龙公司同意转让60%的权益予张汉光，吴惠浓作为外资台龙公司的权益代表予以确认，协议生效即取得房地产60%的权益，不因张汉光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转让款而影响其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参与分红及享有房地产转让可得权益。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张汉光于2013年4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8日期间享有涉案房地产60%的权益，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二）张汉光、外资台龙公司、吉雄公司、吴惠浓于2016年10月8日签订《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明确对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进行变更确认，依据《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约定，吴惠浓、张汉光双方确认：吴惠浓持有吉雄公司的45%的股权，张汉光与吴惠浓各占50%，吴惠浓与张汉光之间为代持股权关系，现张汉光请求确认吴惠浓享有吉雄公司名下的22.5%股权的权属，依法有据，应予支持。（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根据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吴惠浓与张汉光之间为代持股关系，张汉光请求变更公司股权登记应经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张汉光未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其他股东半数同意，直接请求办理股权登记，将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利益，应当不予支持。此外，吉雄公司现有股东并非《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并且没有证据证明现有股东在入股前吴惠浓、张汉光曾向其披露过双方之间有代持股关系，原审法院依据《协议书》作为直接变更股东身份的依据，处理欠妥，二审予以纠正。张汉光对其享有吴惠浓在吉雄公司名下40%股权中的份额（吉雄公司22.5%股权），如进行显名登记应当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故张汉光的显名登记股权请求应待条件成就，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三、关于张汉光请求分配合作利润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依据《协议书》第4、5、6条之约定，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将涉案房地产与第三方进行合作或者转让，张汉光均可获得相应的收益，不因张汉光是否实际全部支付转让款而受影响，但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有权要求张汉光在收款中优先支付应付款付的转让款。同时，依据《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的约定，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确认张汉光已经将《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对股权进行调整，并对调整股权后的收益及总支出进行明确。张汉光主张其请求分配的合作利润实质为转让吉雄公司股权给案外人所得收益，该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上述《协议书》《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的内容相符，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应当予以采信。其次，张汉光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第一，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在《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已经确认张汉光将《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义务履行完毕，本案诉讼中，上诉人再以张汉光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支付转让款作为抗辩理由，与其确认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第二，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该协议生效张汉光即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权益，享有涉案房地产权益的共有权，张汉光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并不影响其权利。退一步说，即便张汉光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全部支付转让款，但与本案张汉光请求转让股权所得收益为两个法律关系，上诉人如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汉光未履行出资或者支付义务损害其权益的，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第三，《协议书》第5、6条约定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有权要求张汉光以其所持有股份的分红或者应得转让款中优先支付应付未付的款项，上述约定应当以涉案房地产权益作价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开发或者房地产进行转让为前提前，而本案张汉光请求的利润分配是转让吉雄公司股权产生的对价分配，故上诉人二审期间以该约定作为抗辩理由，缺乏合同依据，不予支持。最后，依据《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确认土地项目总收益为4050万元，总支出3588.7万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房地产转让部分股权份额给案外人，所得收益为461.3万元，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应予维持。而上诉人认为《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载明的4050万元属于表述错误以及外资台龙公司、吴惠浓未转让股份亦未获得收益，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与《合作项目的分配协议》约定内容明显不符，本院不予以采信。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张汉光应得利润分配230.65万元，处理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尽管查明的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部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及诉讼费、保全费的分担；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确认吴惠浓持有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40%的股份为张汉光、吴惠浓两人按份共有（张汉光占22.5%、吴惠浓占17.5%）；四、驳回张汉光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受理费用50504元，由惠州市吉雄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5252元，由吴惠浓、惠州台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俊峰）负担25252元。当事人预交受理费，除其应负担的部分，剩余可向法院申请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积赋审 判 员 黄宇乐审 判 员 蓝惠兰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黄晓娜书 记 员 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