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8民再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东升，男，195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盖州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门传杰，男，195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盖州市。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志，辽宁省盖州市兴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盖州市殡仪馆。住所地：辽宁省盖州市东城办事处线沟村。法定代表人：王跃轩，该馆馆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宇庭，北京市隆安（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百花，北京市隆安（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伏成利（伏殿森的继承人），男，198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盖州市。再审申请人徐东升、门传杰与被申请人盖州市殡仪馆及原审第三人伏成利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盖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7）辽0881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盖州市殡仪馆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8）辽08民终2706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盖州市人民法院重审。盖州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19）辽0881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盖州市殡仪馆和徐东升、门传杰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辽08民终2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徐东升、门传杰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辽民申417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东升、门传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志及盖州市殡仪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宇庭、周百花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伏成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东升、门传杰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2019）辽0881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及（2020）辽08民终2264号民事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3.被申请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徐东升、门传杰在与伏殿森签订转包合同后缴纳了城区殡仪服务中心五年的承包费600万元并进驻殡仪服务中心经营，将委托书交给了殡仪馆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殡仪馆和民政局同意让我们经营，且在庭审中原告以此为证据提交法庭，而委托书中明确记载：执行我与徐东升、门传杰签订的转包合同，所有债务与他们无关，这份委托书是在伏殿森活着的时候提交的，在交完委托书后，我们进驻经营，发现有很多债权人来追债，且有张秀媛和伏成利的债权人也来追要，于是我们在2016年7月2日又补签了一份协议约定：2016年6月18日前所有的债务由伏殿森、张秀媛负责，包括儿子欠款、欠承包费还有赊欠物资款等都与我们无关，这份协议与2016年6月18日的转包协议并不矛盾也不抵触。在经营了3个多月后，殡仪馆才提起诉讼，说他们不知情，而在殡仪馆2016年9月29日的起诉状中，殡仪馆自述：2016年6月18日，伏殿森以疾病为名出具授权委托书，将承包经营权转至徐东升、门传杰经营管理，通过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殡仪馆是知道转包合同的，并同意我们经营。第二，在经营期间，我们于2016年8月1日缴纳了10万元的承包费，收据上写明殡仪馆收取徐东升缴纳的承包费10万元并加盖了公章，我们后来又拿现金40万元去交承包费，殡仪馆及其主管部门民政局说等审计完事再来交吧，我们有证人郑维鹏作证当天去交钱的事实。因为委托书中明示：所有债务与徐东升、门传杰无关，这又再次说明我们缴纳的10万元是我们经营一个多月的承包费,而不是代伏殿森缴纳承包费。第三，在我们经营期间，殡仪馆、民政局大会小会表扬我们干的好，并在城区殡仪服务中心设立“殡仪馆监管办公室”（庭审中已将殡仪馆监管办公室牌子交给法院收藏在卷宗中），殡仪馆在2016年9月29日起诉状中事实部分的陈述:其已经知道2016年7月伏殿森与其他债权人的诉讼中伏殿森将城区殡仪服务中心五年的经营权转包给徐东升、门传杰，并且殡仪馆也参加了庭审，知道了经营权的转包，而这次起诉又以事实作为陈述，更证明了殡仪馆对转包合同是知情的。第四，2016年6月29日民政局党委会的会议纪要中记载：殡仪服务中心的承包者伏殿森失踪，现在相关业务是一个叫徐东升的人在管理，按照相关合同要求，今年应交承包费一百万，但只交三十万，殡仪馆应该考虑殡仪服务中心的管理方式，应该怎么管理，承包合同能否继续履行，把账要算清楚，由殡仪服务中心承担的六十万账目实际未转嫁，下一步针对服务中心的问题成立工作小组。这份会议纪要结合委托书中执行我与徐东升的合同，所有债务与他们无关，这充分说明殡仪馆、民政局是知道伏殿森将经营权转包给徐东升、门传杰的，且徐东升、门传杰不承担伏殿森拖欠的承包费，因此转包合同合法有效。执行的合同就是委托书中伏殿森将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转包给徐东升的转包合同，这份证据证明了殡仪馆、民政局对转包合同已知、默认到接受，合同有效继续履行。第五，我们经营期间，刘明岩要求返还撤股钱，在殡仪馆、民政局领导的多次调解中，为了维护稳定让我们先给付她退股款100万元，于是门传杰以二分利息抬款替殡仪服务中心偿还，领导当时口头承诺将来在承包到期后，从殡仪服务中心中帮我们解决这笔钱。这些都是在伏殿森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也是殡仪馆、民政局在我们进入转包经营后多次与我们沟通协商处理的，事实胜于雄辩，这些足以说明殡仪馆对转包合同是知情的，而一、二审法院没有认定事实。既然对转包合同知情，那么依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已经实际履行合同，对方接受，该合同成立。我们的转包合同实际履行三个多月，殡仪馆从已知、默认到接受，所以转包合同成立，我们应继续履行至合同期满。综上，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件，争议焦点是依据合同约定，转包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并同意，合同有效。那么发包方及主管部门对于转包合同是否知情并同意认可是关键问题。结合以上事实，再审申请人认为发包方盖州市殡仪馆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伏殿森将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五年经营权转包给徐东升、门传杰是知情的、同意的，所以转包合同有效。且殡仪馆、民政局在收到委托书知道伏殿森将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转包给我们，并一直在指导我们的工作，肯定我们的工作，对转包合同知情，因此伏殿森与徐东升、门传杰2016年7月12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有效。依据签订的合同，徐东升、门传杰继续经营至合同期满且不承担其经营期间之外的任何债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没有依法审查判断证据，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望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裁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盖州市殡仪馆辩称，一、徐东升、门传杰在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原承包人付殿森在世时持伏殿森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代为经营殡仪服务中心，不存在再审申请人所谓的“转包、转让”，再审申请人持有的转让、转包协议均是在伏殿森去世后相关诉讼中，答辩人才第一次看到前述协议。2016年7月1日，徐东升、门传杰持伏殿森《授权委托书》代伏殿森经营殡仪服务中心，期间，两人代伏殿森缴纳10万元租赁费用。2016年8月份，在伏殿森夫妇去世后，徐东升、门传杰先是在何书玲诉伏殿森、张秀媛、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借贷纠纷案件中提交一份《转让协议》，后又在本案庭审时提交一份《转包协议》，所谓“转让、转包”均是在答辩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伏殿森生病期间，徐东升、门传杰行使殡仪服务中心相关权限，其权利来源均是伏殿森的委托，根据盖州市人民法院（2016）辽0881民初3820号民事裁定认定，伏殿森与殡仪馆之间的合同因伏殿森去世而归于自然终止，那么，徐东升、门传杰的经营权来源也归于终止，两人应当退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但是，再审申请人不但把持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不予返还，还在何书玲民间借贷诉讼保全中提供转让协议，继而提出《保全复议》。针对两人前述情况，答辩人于2016年9月份向盖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人返还经营权，不存在像再审申请人所述殡仪馆同意两人经营。至于600万元，两人没有提供流水、取款凭证，声称全部是现金，明显证据不足，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二、申请人持伏殿森的授权委托书经营殡仪服务中心，代伏殿森缴纳承包费10万元并无不当，不代表答辩人默认及认可转包事宜。原审终审判决第三项判项：“原告盖州市殡仪馆向被告徐东升、门传杰返还在2016年8月1日收到的10万元。”答辩人已依据该判决于2020年11月4日将该执行款项10万元支付至法院案件款专户。鉴于前述终审判决，为避免答辩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答辩人已经履行判决义务。但是，2016年8月1日，答辩人从再审申请人处收取10万元费用性质为：城区殡仪服务中心承包费。答辩人与再审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再审申请人之所以支付该笔费用是因为受伏殿森委托经营，其支付该笔费用的行为应当理解为代伏殿森缴纳承包费。至于再审申请人所述后续“又拿40万元去交承包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答辩人与伏殿森之间尚处于承包期间，伏殿森尚有费用没有核算，再审申请人是代伏殿森经营，缴纳承包费没有依据。且原审举证阶段，再审申请人仅提交一份没有联系方式，没有证人出庭的书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被法院采纳，符合法律规定。三、申请人是持伏殿森的委托书代其经营，答辩人作为殡仪服务中心股东，当然有权利监督殡仪服务中心经营管理情况，并不代表我们认可转包。至于对方提到答辩人起诉状当中提到的2016年7月份知道转让协议的事情，我方是根据再审申请人的材料落款时间做了一个引用记录，并不能代表答辩人当时就知道转包。四、其他涉及到民政局、刘明岩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五、关于二审判决仅作出返还经营权，而没有互返的原因是因为合同无效，指的是伏殿森与徐东升、门传杰之间的协议无效，返还600万元的对象应当是伏殿森，而不是答辩人，且在本案中，关于支付600万元，再审申请人仅提供收条一张，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支付事实。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其诉请。案涉殡仪服务中心被徐东升、门传杰侵占经营权已逾4年，为了得到返还经营权的终审判决也已经历4年诉讼期，期间，法院均没有受理我们的先予执行、保全申请，现殡仪服务中心在法院有大量已经审理判决的债务需履行，而再审申请人侵占期间的不当得利原审未予支持，如果因本案进入再审无法推进执行，国有资产流失将持续发生，请求贵院驳回其再审申请。原审第三人伏成利未答辩。盖州市殡仪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已故伏殿森与被告徐东升、门传杰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徐东升、门传杰立即返还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3.判令被告徐东升、门传杰向原告支付欠缴租金100万元及利息，返还继续经营期间不当得利约260万元(以调查事实为准)；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盖州市殡仪馆在2009年8月14日以投标方式与已故伏殿森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一份，其中合同第二条约定，由盖州市殡仪馆将盖州市殡仪服务中心的业务大厅、综合服务楼、灵堂及服务设施租赁给伏殿森经营，第四条约定，租赁期限自2009年9月1日起至2011年9月1日止，共二年期限。租赁期限届满，双方有意续订的，可在租赁期届满前10日内续订租赁合同。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约定，伏殿森在租赁期内，不得转租他人，如遇极特殊情况，必须征得盖州市殡仪馆同意，市民政局批准后转租，转租后，新的承租方必须按本合同约定继续经营管理。2011年6月27日，盖州市殡仪馆与伏殿森又续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继续由伏殿森租赁到2021年9月1日止，租期10年，年租金100万元，10年共计租金1000万元，(其它条款略)。伏殿森经营到2016年6月18日，同其妻子张秀媛与徐东升、门传杰共同签订《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伏殿森，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承包人，乙方：徐东升、门传杰个体商户。甲、乙双方就盖州市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一事，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方承包经营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其经营期限至2021年9月1日止，因甲方患病无力经营，故将该服务中心的承包经营权一次性转让给徐东升、门传杰经营管理，转让金为600万元整，笔下交清，转让期限自2016年6月18日起，至2021年9月1日止，自签协议之日起，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转移至徐东升、门传杰，与伏殿森无关，空口无凭，特立此协议为据。伏殿森为徐东升、门传杰出具了600万元的收条，并加盖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印章。同日，伏殿森向盖州市殡仪馆提交《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我因近日心脏病反复发作，需要治疗，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工作由徐东升和门传杰负责。徐东升分管业务工作，门传杰负责财务工作，执行我与徐东升签的合同，这次他们向我支付了600万元解决应急债务。所有债务与他们无关。我正想办法筹集资金，明年五一前还清所有的欠款，对不起各位了。2016年7月12日，徐东升、门传杰与伏殿森、张秀媛重新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包协议书》内容为，伏殿森将经营的城区殡仪服务中心转包给徐东升、门传杰，转包金额人民币600万元，此款系徐东升、门传杰2分钱利息借款所付承包费，如发生合同无法履行，由盖州市殡仪服务中心承担徐东升、门传杰经济损失，2016年6月18日前所有债务由伏殿森、张秀媛负责，包括欠款、欠承包费、还赊欠物资款等都与徐东升、门传杰无关。徐东升、门传杰从2016年6月18日开始经营盖州市城区服务中心至2016年8月1日，向盖州市殡仪馆交纳10万元，由该单位会计收取，注明收城区殡仪服务中心承包费，徐东升在收据右上方注明交管理费加盖盖州市殡仪馆单位印章。伏殿森、张秀媛系夫妻关系，于2016年8月28日二人自杀身亡。死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长子伏成利、次子伏成全、张秀媛的父亲张希文。上述继承人已在本院(2016)辽0881民初3820号卷宗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遗产的继承。徐东升、门传杰与已故伏殿森在2016年6月18日合同签订后，徐东升支付承包费400万元，门传杰支付承包费200万元，合计600万元，分别以现金方式支付。盖州市殡仪馆对此有异议，无反驳证据。门传杰、徐东升提供了盖州市殡仪馆在盖州市张，用以证明盖州市殡仪馆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盖州市民政局对伏殿森与门传杰、徐东升之间的转租行为是知情的、默认的；门传杰、徐东升于2019年11月12日向本院递交申请书一份，要求撤回反诉，反诉事宜另行诉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关于伏殿森、张秀媛与徐东升、门传杰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转包)协议的效力问题。盖州市殡仪馆与伏殿森在2009年8月14日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及2011年6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伏殿森与其妻子张秀媛于2016年6月18日、2016年7月12日与门传杰、徐东升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转包协议虽然是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所签订的转让和转包协议，违反了原殡仪馆与伏殿森之间所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三款“伏殿森在租赁期内，不得转租他人，如遇极特殊情况，必须征得盖州市殡仪馆同意，市民政局批准后转租，转租后，新的承租方必须按本合同约定继续经营管理”的约定，故该协议无效。对盖州市殡仪馆请求本院确认已故伏殿森、张秀媛与徐东升、门传杰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转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门传杰、徐东升提出已故伏殿森、张秀媛与徐东升、门传杰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协议有效的抗辩主张，门传杰、徐东升向本院提交了其与伏殿森、张秀媛签订的转让(转包)协议、已交付10万元及盖州市殡仪馆监管办公室照片等证据，用以证明盖州市殡仪馆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盖州市民政局对案外人伏殿森、张秀媛与门传杰、徐东升之间的转租行为是知情的、默认的，但以上证据不能证明伏殿森的转让(转包)行为业经征得盖州市殡仪馆同意、市民政局批准，故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盖州市殡仪馆要求判令徐东升、门传杰返还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因伏殿森与其妻子张秀媛于2016年6月18日、2016年7月12日与门传杰、徐东升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转包协议违反了盖州市殡仪馆与伏殿森之间所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的约定，本院已经确认为无效协议，故徐东升、门传杰应向盖州市殡仪馆返还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同时，盖州市殡仪馆向徐东升、门传杰返还承包费600万元，但应扣除实际经营期间的承包费，具体数额按每年100万元的标准计算从2016年6月18日起至实际倒出之日止。另外，盖州市殡仪馆还应将在2016年8月1日收到的10万元返还给徐东升、门传杰。对盖州市殡仪馆请求判令徐东升、门传杰返还继续经营权期间不当得利约260万元(以调查事实为准)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另行解决。对门传杰、徐东升提出的撤回反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一审法院判决：一、已故伏殿森、张秀媛与被告徐东升、门传杰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转包)协议无效；二、被告徐东升、门传杰向原告盖州市殡仪馆返还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同时，盖州市殡仪馆向徐东升、门传杰返还承包费600万元，但应扣除实际经营期间的承包费，具体数额按每年100万元的标准计算从2016年6月18日起至实际倒出之日止；三、原告盖州市殡仪馆向被告徐东升、门传杰返还在2016年8月1日收到的10万元。判后，盖州市殡仪馆、徐东升、门传杰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判决认为，盖州市殡仪馆与伏殿森于2009年8月14日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及2011年6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伏殿森与其妻子张秀媛在未经盖州市殡仪馆与民政局同意的情况下，于2016年6月18日、2016年7月12日擅自与门传杰、徐东升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转包协议，违背了盖州市殡仪馆与伏殿森之间所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中关于转租的约定，故该协议无效。徐东升、门传杰应当向盖州市殡仪馆返还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故对于徐东升、门传杰上诉主张合同有效，应继续履行合同一节不予支持。对于盖州市殡仪馆上诉主张徐东升、门传杰返还继续经营权期间不当得利约260万元及欠缴租金100万元及利息一节，由于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项主张，对于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由于徐东升、门传杰向盖州市殡仪馆交纳10万元，由该单位会计收取，注明收城区殡仪服务中心承包费，故盖州市殡仪馆还应将在2016年8月1日收到的10万元返还给徐东升、门传杰。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辽宁省盖州市人民法院（2019）辽0881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辽宁省盖州市人民法院（2019）辽0881民初14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徐东升、门传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盖州市殡仪馆返还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四、驳回盖州市殡仪馆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徐东升、门传杰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辽民申4178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徐东升、门传杰与伏殿森于2016年6月18日签订合同，徐东升、门传杰支付给伏殿森600万元承包费，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判决的第二项为盖州市殡仪馆返还徐东升、门传杰承包费600万元，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的第二项，但没有阐述撤销该判项的理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判决改判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本案应予再审。据此裁定：一、指令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伏殿森、张秀媛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6年8月28日自杀身亡。盖州市殡仪馆于2016年10月以合同纠纷起诉徐东升、门传杰、伏成利，要求解除与伏殿森的《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请求法院责令徐东升、门传杰返还经营权并支付欠缴租金751480元及不当得利300万元（以调查事实为准）。盖州市法院作出（2016）辽0881民初3820号民事裁定认为，一方当事人死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合同自然终止。伏殿森在去世前与徐东升、门传杰签订了经营权转包协议，本案争议焦点为转包协议的效力问题，原告经释明没有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法院无法实体审理，故裁定驳回起诉。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再审申请人徐东升、门传杰不服生效判决申请再审的案件，故需要围绕徐东升、门传杰的再审申请事由进行审查。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伏殿森、张秀媛与徐东升、门传杰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转包）协议的效力问题。盖州市殡仪馆与伏殿森于2009年8月14日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及2011年6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三款明确约定：“乙方（即伏殿森）在租赁期内，不得转租给他人。如遇极特殊情况，必须征得盖州市殡仪馆同意，市民政局批准后转租。转租后，新的承租方必须按本合同约定继续管理经营。”再审申请人门传杰、徐东升向法院提交了其与伏殿森、张秀媛签订的转让(转包)协议、已交付10万元及盖州市殡仪馆监管办公室照片等证据，用以证明盖州市殡仪馆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盖州市民政局对伏殿森、张秀媛与门传杰、徐东升之间的转租行为是知情的、默认的接受的，但以上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伏殿森的转让(转包)行为已经征得盖州市殡仪馆同意、市民政局批准。结合盖州市殡仪馆在伏殿森、张秀媛自杀后两个月内，即作为原告提起要求解除与伏殿森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请求法院责令徐东升、门传杰返还经营权及支付欠缴租金及不当得利款的民事诉讼的事实，本院可以认定伏殿森的转让(转包)行为未征得盖州市殡仪馆同意、市民政局批准。故伏殿森与其妻子张秀媛于2016年6月18日、2016年7月12日与再审申请人门传杰、徐东升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转包协议，违背了盖州市殡仪馆与伏殿森之间所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租赁经营合同》第六条关于转租的约定，原审判决确认该转让(转包)协议无效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徐东升、门传杰与伏殿森、张秀媛签订的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转包)协议无效，因此，在盖州市殡仪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已交付的10万元是替伏殿森补交的原欠租金的情况下，原二审法院判令盖州市殡仪馆将在2016年8月1日收取的10万元返还给徐东升、门传杰；徐东升、门传杰将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的经营权返还给盖州市殡仪馆的结论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一审法院判令：“盖州市殡仪馆向徐东升、门传杰返还承包费600万元，但应扣除实际经营期间的承包费，具体数额按每年100万元的标准计算从2016年6月18日起至实际倒出之日止”。该判项被二审法院撤销。本次审理认为，根据徐东升和门传杰自述，其二人的600万元系伏殿森收取，并非盖州市殡仪馆收取，故原一审法院判令由盖州市殡仪馆返还徐东升、门传杰60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一审法院存在超过原告盖州市殡仪馆诉请的标的和范围下判的问题，所以原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无不当。盖州市殡仪馆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提出的第三个诉请为：请求判令被告徐东升、门传杰向原告支付欠缴租金100万元及利息，返还继续经营期间不当得利约260万元。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徐东升、门传杰已经营收益多年，并未交付租金。徐东升、门传杰承认在与伏殿森、张秀媛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转包)协议时，看到了伏殿森与盖州市殡仪馆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中关于不允许转包的约定，在此情况下，其二人仍签订盖州市城区殡仪服务中心经营权转让(转包)协议，存在过错。故本案可能涉及国有资产的相关问题，盖州市殡仪馆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另诉解决。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裁判结果正确，但论理部分有缺失，本次审理予以补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20）辽08民终226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 毅审 判 员  韩爱娟审 判 员  刘剑勇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 仁书 记 员  韩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