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08民终2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丰，男，1966年5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新，河北泓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旭，男，1979年12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莱西市。上诉人王金丰因与被上诉人刘明旭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冀0828民初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金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新、被上诉人刘明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丰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冀0828民初142号民事判决依法发还重审。事实和理由：一、2020年8月6日被上诉人和张健合伙与上诉人签订了捡土豆劳务合同，当时约定600亩土豆，每吨土豆按110.00元计算捡、装等全部费用，被上诉人方为了确保土豆密度捡土豆多能多挣钱，约每亩产量不低于3.5吨。被上诉人刘明旭应按合同约定提供足够劳务人员确保按期完成捡、装土豆工作。但是被上诉人没能足数提供劳务人员，仅给上诉人提供了14名捡土豆员工，实际捡土豆1650吨，装土豆1402.96吨。根本不能在上冻前完成捡土豆工作。上诉人为防止不能如期起完土豆冻损，不得已又雇用别人来完成捡土豆工作。被上诉人抛开这一客观事实，而被上诉人就按照合同约定的亩数、保底吨数和约定价格主张向上诉人劳务费，完全是错误的。二、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为说明自己所提供的劳务人员足够数量并能够完成600亩土豆的捡、装工作，称其提供的为上诉人捡、装土豆员工为26名。那么被上诉人就应提供其捡土豆的人员名单，捡土豆数量。来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一审时，两次举证，被上人均不能其所称向上诉人提供劳务人员26名的名单及其26人完成了多少捡、装土豆数量。对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来讲，如果真有其所陈述的26名员工捡、装土豆，提供这26人的名单是极其容易的事，却始终没有向法庭提供。三、被上诉人作为原告在一审中没有依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已经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履行，并完成全部600亩土豆的捡、装工作，只拿合同算账，是对其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约定这一事实的回避。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清被上诉人究竟向上诉人提供了多少员工，干了多少活的情况下。对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被上诉人刘明旭合伙人张健在2020年10月1-6日与员工结算工资时的《账目表》（系上诉人当场拍照）证明被上诉人实际完成捡土豆1650吨、装土豆1402.96吨的事实，并未能按约定全部完成600亩土豆231000吨土豆的捡、装工作和上诉人提交的其另雇员工捡、装土豆的证据，一审法庭一律不采信。只按照被上诉人的起诉请求，按合同约定的亩数、保底吨数和价格认定并做出判决，完全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偏听偏信。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做出的错误判决。四、装卸工另外支取的12,000.00元（有支条可证），并不在原告认可的已收取上诉人所付款153,730.00元之内。明确有支条的一审都没有依法确认更是错误判决。综上所述案件事实，一审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己自履行了合同约定，并完成合同全部义务的情况下，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的亩数、保底吨数和约定价格给付被上诉人劳务费上错误，应将案件发还重审。刘明旭辩称，我不认可数额，实际上是800亩地的活，合同上写的是600亩地，我只能按600亩起诉他，一共是231,000元的事实，王金丰找的额外的工人是在我们600亩地之外付的费用，我认可一审判决。刘明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劳务费，数额由85,070.00元变更为81,270.00元，并退还原告保证金5,000.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8月6日，原、被告签订《雇工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被告）雇佣乙方（原告）为自己所种植的600亩土豆进行装捡并装车。土豆捡工及装车费用为110.00元/吨，甲方保证平均亩产3.5吨以上，乙方须向甲方支付10,000.00元以上的保证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定向被告支付了10,000.00元保证金，且于2020年8月15日即找好干活工人，但由于被告原因直到8月27日才开始正式干活，至2020年9月27日完工。期间，根据被告要求，有一部分土豆没有用袋子包装，而是用箱子包装，箱子包装比约定的袋装吨数多，双方约定被告向原告补差价共计4,000.00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直接向工人支付工资共计153,730.00元，但仍欠原告的劳务费及剩余工人工资。计算方法为：600亩×3.5吨/亩×110.00元/吨＋4,000.00元-153,730.00元=81,270.00元。另外，被告于2020年9月6日退还原告保证金5,000.00元，剩余保证金5,000.00元应予以退还。原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8月6日，原告刘明旭与被告王金丰签订《雇工合同》，刘明旭为合同乙方，王金丰（峰）为合同甲方。合同约定“甲方在商都县有土豆种植面积600亩需雇人工装袋，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所付给乙方雇土豆捡工及装车费定为110元／吨，捡工要求身体健康年龄在55周岁以下，并服从甲方基地管理人员的管理。二、甲方不负责工人的生活费用，甲方不承担来回接送工人车费。地里工人下地地主负责，袋子统一45＊80标准袋。……五、工资结算方式先压3天工资以后三天一结算，每次工资打到指定卡里，工期结束全部结清。六、此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向甲方交纳保证金壹万元以上，工人进场三天后如数退还给乙方。七、土豆出货时间暂定8月15日-10月3日前全部结束，因天气不好造成，工期可延期。八、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工期顺延。8月27日前500亩早熟结束，不下雨天天干活，平均亩产3.5吨以上保底。”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工人于8月27日开始进地干活，原告陈述至工期结束一直是26人在地里干活，但被告称原告工人不够，自己又另行雇佣工人一起干活。因双方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600亩土地需要的工人人数，致使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争议。庭审中，原、被告均陈述双方应按照实际过秤吨数结算劳务费，由被告过秤，至合同履行完毕未形成双方确认签字的过秤吨数，但双方均认可产量能达到合同约定的“平均亩产3.5吨以上保底”。原告按照双方约定的110.00元／吨、保底亩产3.5吨、共600亩地计算劳务费应为231000.00元，原告在被告未举证的情况下自认被告已经给付153730.00元，其中包括：四川什以以祖77000.00元、老李2000.00元、夏金保11790.00元、张云岗13140.00元、杨朝梅2000.00元、张某41800.00元、李波5000.00元、陈景杰1000.00元。另外，原告陈述双方口头约定补差价4000.00元，因原来约定包装是袋装，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变更一部分包装为箱装。原告主张被告给付的工资数额为231000.00元-153730.00元＋4000.00元＝81270.00元。原告在2020年8月8日以微信转账的方式交付保证金10000.00元，被告予以认可。原告陈述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退还保证金，原告称拉走被告约9吨小土豆，自认按600.00元／吨价格折抵5000.00元保证金，要求被告退还剩余保证金5000.00元。但被告不认可原告拉走土豆的数量和折抵价格。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雇工合同、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证人张某证言予以证实。因被告未对其付款数额和具体情况进行举证，本院要求其补充证据。后被告陈述已经给付原告劳务费180730.00元，其中包含原告自认已经给付的153730.00元和27000.00元现金。被告提交微信转账凭证及收条予以证实，经核算被告提交的微信转账凭证数额总计102180.00元。收条分别是什以以祖出具的“今支到工人工资壹万伍仟元整（捡土豆工资）支款人什以以祖2020年9月14日”和装卸工出具的“今收到土豆装车费壹万两千元收款人于＊平、张云岗、李天路、夏金保2020年9月23日”。原告质证认为两张收条均是收款人在微信收到相应款项后又在被告要求下出具的收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明旭与被告王金丰签订的《雇工合同》是双方在履行合同之初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双方在合同中未对工人人数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致使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关于原告主张的劳务费问题，双方合同约定的劳务费计算方法系保底数额，实际应以双方确认的过秤吨数计算劳务费，实际劳务费数额应高于保底数额，但因被告负责过秤，并未将过秤吨数交原告确认，被告主张过秤1650吨未经原告确认签字，原告不予认可，原告以合同约定的保底劳务费计算方法主张劳务费（600亩×3.5吨／亩×110.00元／吨＝231000.00元）应当予以支持。原告自认被告已经给付153730.00元应当予以扣除，被告另举证给付原告的工人现金27000.00元亦应予以扣除。原告虽辩解该27000.00元系工人收到微信转账后又出具的收条，从证据的时间和数额看关联性不足，本院对原告的辩解不予采信。故此，被告应给付原告的劳务费数额为231000.00元-153730.00元-27000.00元＝5027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袋装变为箱装补偿劳务费4000.00元，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仅有证人张某的证言予以证实，因证人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且其证明内容系听原告所说，故对该部分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故原告主张的4000.00元劳务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证金的问题，原告交付给被告10000.00元保证金，按照合同约定保证金应在工人进场三天后如数退还，但被告没有按照约定退还保证金，被告虽陈述不欠原告任何款项，但未对退还保证金进行举证证明。原告拉走被告一车小土豆，双方对拉走小土豆的数量、价款未形成一致意见，原告自认折抵保证金5000.00元，被告虽不认可，但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拉走的土豆价值高于5000.00元，土豆系鲜活产品，原物已经不存在，原告自认折抵的价值本院予以采信，剩余保证金5000.00元被告应予以退还。被告如能证明原告拉走的小土豆价值高于5000.00元，可就高于部分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告求被告给付拖欠劳务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金丰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刘明旭劳务费50270.00元，退还保证金5000.00元，合计5527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6.75元，由被告负担1181.75元，由原告负担775.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金丰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4份证据，共计8张照片。拟证明：当时被上诉人方本身并不在场，是跟张某做的账，袋数总计75852袋，是张某写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认为：上诉人跟我结算的是1650吨，但是上诉人说的75852袋算完总计是1800多吨。这是按袋子算的，一袋子按50斤算，还有纸箱子、筐子的没有计算。被上诉人说的是合情合理的2100吨。但是上诉人王金丰给被上诉人的单子上是1650吨，被上诉人袋子数就超过这个数字了，还有纸箱子筐子的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上诉人王金丰因与被上诉人刘明旭签订的《雇佣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案涉合同对工资结算方式、保底亩产数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五、工资结算方式先压3天工资以后三天一结算，每次工资打到指定卡里，工期结束全部结清。……八、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工期顺延。8月27日前500亩早熟结束，不下雨天天干活，平均亩产3.5吨以上保底。”但双方当事人未对工人人数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上诉人王金丰主张被上诉人刘明旭所提供的劳务人员人数不够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刘明旭应按约定提供劳务，上诉人王金丰应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劳务费并履行三天一结算的义务，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间对合同的履行情况提出过异议，上诉人王金丰亦无证据证明因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务人员人数不够又雇佣他人加入了合同中约定的600亩土地土豆的捡、装工作。因上诉人主张过秤吨数未经被上诉人确认签字，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保底劳务费计算方法计算劳务费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明旭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一审中提交了雇工合同、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证人张某证言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上诉人提交的账目单照片打印件，系上诉人单方面提供，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且上述账目单中无双方当事人的签字亦无经手人签字确认，无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被上诉人刘明旭提交的证据较之于上诉人王金丰提交的证据更为充分和更具证据优势，现有证据下王金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上诉人提交的另外支付装卸工的12000.00元支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认为：“该支条是在微信转账收到钱后出具的，其时间一致，不是两笔钱。”因该笔款项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收款记录时间一致，根据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该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符合交易习惯，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达到上诉人王金丰的证明目的，对该笔款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金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75元，由上诉人王金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广全审 判 员 金小雁审 判 员 闫 鸿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薛 静书 记 员 伊彤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