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82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程步高，男，1989年8月31日出生，住安徽省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晋生，北京市国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恒，男，1983年11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社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坤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慧，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步高因与被上诉人王恒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10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步高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程步高的一审诉讼请求，驳回王恒一审反诉请求；2．请求由王恒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认定合同性质错误，认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归责问题错误，违背事实和一般的理性逻辑。本案中，程步高与王恒签订的《画室转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王恒在转让画室时，伪造了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显示“北京艺道画室”已经取得工商登记，可以依法经营。同时，王恒在合同中明确表示他是北京艺道画室的法定代表人。此种情形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撤销程步高与王恒签订的《画室转让合同》。法院认为王恒的“转让行为”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事实依据，转让仅发生于王恒与程步高之间，哪里谈得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呢？事实上，违法进行经营才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在此，法官滥用了其对于法律的解释权，不合理地扩大了对于无效合同的理解。我国法律对于需要履行批准、登记手续的合同都有特殊规定，没有特殊规定的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进行协商和履行。如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恒及时取得了北京艺道画室的合法办学资质，本案的合同是完全可以顺利履行的，根本就不会存在现在的诉讼。王恒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以自己没有取得营业执照为理由反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根据王恒的陈述，王恒已经多年经营北京艺道画室，其明知该画室既无营业执照也无办学资质的情况下，仍然向程步高进行转让，还伪造营业执照，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王恒的行为属于极其严重的商业欺诈行为，而一审判决对于王恒的严重过错只字不提，却大篇论述程步高未尽到审慎义务，从而得出不支持程步高诉讼请求的结论，为下一步判决程步高向王恒支付巨额款项提供理论和道德上的支持。让被转让人承担转让标的不具备转让条件的责任，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根据一审判决，扣除支出之后的所有收入应当归王恒所有。本案中，王恒经营北京艺道画室属违法行为，其转让北京艺道画室的行为属于严重的欺诈行为，而一审竟然认为王恒应当取得违法经营的全部收入，明显违背“不得因违法行为而获利”的基本法律原理。程步高在2018年10月了解到北京艺道画室违法办学的事实后，及时终止了办学行为，并且通知了王恒。本案中，一审对于“返还”学杂费收入的认定明显错误，根据常理，返还应为从谁那里取得、返还给谁。一审法官认为，“故程步高在扣除经营画室的合理支出后，应当将剩余款项一并返还给王恒。”按照一审法官的逻辑，他认为学费和其他费用是王恒的财产，是王恒交付给程步高的，因此应当适用“返还”的规定。这是多么荒谬的认识！事实上，学生的学费和其他费用均来自于学生和学生家长，与王恒根本没有关系，既然不是王恒的财产，怎么能够判决“返还”给王恒呢？正确的处理应该是，扣除合理支出以后，剩余款项由程步高与学生据实进行结算，而王恒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这是对一个违法者和违约者应有的惩罚，难道我们的法律不应该保护无辜者而应该保护违法违约者吗？二、本案认定程步高实际支出为157万元缺乏事实根据，认定事实错误。程步高为履行《画室转让合同》合计支出为2638680．79元，并不包含诉讼费，一审判决的事实查明明显有错误，而在判决说理部分，仍然认为程步高列举的支出包含交纳的诉讼费是明显的错误之处。即使如一审判决列明的扣除项目，程步高向王恒支付的转让款50万元、律师费2万元、个人买车63000元、往返北京的差旅费13765元，程步高的实际支出也应为2041915．79元。明明有证据可查，判决却采用“依法酌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裁定方式补正了案件受理费，故对此不再提出异议。王恒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程步高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程步高的上诉请求。从程步高起诉至一审判决，经过多次开庭、对账、调解，一审法院才作出如此事实认定和判决，一审认定清楚正确。关于双方的过错问题，王恒没有向对方提供过营业执照，公证书微信记录里有明确说到王恒实际的经营状况后才转让的。另外程步高在签订合同后经营一年多，收取学费300多万元，但是其在2018年11月份发出解除通知后，不履行后续的教学义务、交房义务、管理义务。只有王恒担任了后续的教学工作和房租缴纳以及其他合同义务。关于50万元的返还，程步高因为与王恒的合同关系后收到了300多万元的学费，如果合同无效，王恒同意返还，但是如果对方陈述的合同有效应当撤销，王恒不同意返还，如果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就没有返还的法律依据。程步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程步高和王恒签订的《画室转让合同》；2．判令王恒向程步高返还转让款50万元、画室押金60500元和培训费54701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恒负担。王恒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王恒与程步高签订的《画室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程步高向王恒返还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画室学费318833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8日，王恒作为甲方与乙方程步高签订《画室转让合同》，约定如下：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画室转让事宜达成以下协议：甲方北京艺道画室法定代表人王恒同意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X街XX苑XXXXX号楼101室的北京艺道画室转让给程步高。王恒保证帮助程步高于2018年8月前招满50名长期生源，甲方应于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给予至少两次以上技术指导，以保证乙方的正常运营。若乙方在2018年8月前未招满甲方保证人数，甲方应退还乙方所付所有费用。乙方应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转让费80万元，转让费用包括画室所有器材设备、招生关系、生源、教学管理、剩余房租等。甲方应协助乙方于2018年2月前完成画室转让营业执照变更法人等相关备案手续。房租到期续签日，届时乙方应退还甲方房租押金。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若任意一方签订合同后出现反悔等违约情形，应支付对方违约金5万元。2017年12月12日，程步高通过银行转账向王恒付款45万元；2018年1月9日，程步高通过微信转账向王恒付款5万元。签订合同后，程步高接收北京艺道画室，负责经营北京艺道画室，并向报名参加美术学习的学生收取学费、住宿费等其他费用，也为北京艺道画室的经营支出费用，其中部分收支由程步高聘用的杨某1代为管理。诉讼中，程步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本人和杨某1的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账户明细、收据等，其表示由其本人和杨某1收取的总收入为1963060元，总支出为2638680．79元。王恒对程步高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对程步高根据证据计算的收支金额存有异议。王恒根据程步高提交的前述证据整理后认为，程步高实际收取的款项金额为2303047元，支出金额为1027867．2元，另有王恒代收学费1091050元转账给程步高。关于程步高的收入部分，王恒以表格的形式列出程步高和杨某1共收入227笔，总金额为2322347元。经当庭核对和质证，王恒自认其有5笔款项计算错误，具体如下：1．第122笔刘某于2018年7月14日交纳的学费金额为59500元，而非表格中载明的65000元；2．第127笔和第157笔均为佘某交纳的学费2700元，重复计算，应当扣减2700元；3．第139笔李某于2018年8月7日交纳的学费7000元，重复计算，应当予以扣减；4．第179笔张某1交纳住宿费3000元，实际应为杨某1支出的款项，不应计入收入，应当予以扣减；5．第191笔张某2交纳补课费1100元，实际应为杨某1支出的款项，不应计入收入，应当予以扣减。王恒主张的程步高收入2303047元是将该部分款项扣减后计算得来。除王恒自认扣减的以外，程步高还对王恒制作的表格中数十笔收入亦不予认可，明细如下：1．第23笔樊某于2018年5月交纳学费2700元，实际应系交纳伙食费270元；2．第26笔杨某2于2018年7月6日交纳的学费5万元和第117笔张某3于2018年6月15日交纳的学费6．6万元，均实际系由王恒收取，不应计入程步高或杨某1的收入；3．第101笔白某于2018年4月15日交纳的学费并非2万元，实际应为1万元；4．第110笔谢某交纳学费10万元，实际应为5万元；5．第122笔、第123笔和第124笔刘某交纳学费、住宿费共计66850元，实际金额为59500元；6．第142笔贾某交纳学费8．8万元，实际应为6．8万元；7．屠某交纳学费10814元，实际应为10300元；8．第210笔裴某于2018年9月10日交纳补课费500元、第219笔魏某于2018年11月1日交纳补课费600元在微信账户明细中显示为支出；9．第114笔姜某交纳学费9300元、第118笔王某交纳学费6911元、第120笔田某交纳学费9000元，数额均有误；10．55笔微信转账没有备注用途，程步高对该55笔收入不予认可。关于程步高的支出部分。程步高主张其支出应为2638680．79元。但王恒不认可程步高的主张，其认为程步高本人的支出为768050元，杨某1的支出为259817．2元，合计1027867．2元。王恒认为：1．程步高将付给王恒的转让费50万元计算在内，没有依据；2．程步高主张于2018年2月28日付给王恒25500元房租，但未提供转账记录；3．程步高主张的费用中有部分系现金支出，但其未提交任何收据或发票予以证明；4．程步高还将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个人往返北京的车牌、加油费、打车费等个人支出列入画室支出，明显不合理；5．程步高自称购买用于画室的车辆、交纳车辆保险费，但没有证据证明该车辆用于画室；7．程步高支付给杨某1工资16万元，薪酬标准明显过高，而且该费用并非每月支付，与正常的发放标准不符；8．程步高将杨某1的买菜、就餐、打车等费用列入其中，没有合理依据。同时，王恒认可北京艺道画室聘请厨师，需要向学生提供餐饮。关于王恒向程步高的转账。王恒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向程步高和杨某1汇款共计1091050元。程步高认可收到该部分款项。诉讼中，王恒确认北京艺道画室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更没有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画室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第二，程步高和王恒各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执行。”第十条规定：“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举办民办学校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另外，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申请举办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由申办者向拟设地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经批准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发给《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报市教育委员会备案。上述规定，旨在提高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质量，依法依规办学、促进教育培训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而保障社会公众的受教育权利。而违反上述规定，在未向教育行政部门报请批准并获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私自开展教育活动或者开办者转让该机构的，应当认定其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本案中，程步高和王恒协商转让的北京艺道画室系以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提供美术培训的教育机构，其不仅应当取得法人资格，还应当向拟设地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办学申请。在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举办者转让。然而，北京艺道画室并未取得任何办学资质，甚至其资本金、教学用房面积、租赁期限等硬性要求都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最低要求，王恒向程步高转让北京艺道画室的行为显然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确认《画室转让合同》无效。程步高主张，王恒向其隐瞒北京艺道画室没有取得办学资质的事实，其行为构成欺诈，合同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程步高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在与他人订立转让合同前，应当尽到核查转让标的是否取得法人资格并且是否具备可转让的条件的审慎义务，而这一义务，乃是对商事主体的最低要求。程步高自称其对北京艺道画室是否具备可转让条件并不知情，显然与常理相悖，故一审法院对其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程步高要求王恒返还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由于程步高在接收北京艺道画室经营后，收取了学生学费和其他费用，并且也为画室经营有部分支出，故程步高在扣除经营画室的合理支出后，应当将剩余款项一并返还给王恒。王恒主张程步高的收入为2303047元，程步高对此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核对程步高和杨某1的往来明细，确认第101笔应为1万元、第110笔应为5万元、第124笔1000元系重复计算，其他收入均主张正确，因此，程步高的收入实际应为2242047元。王恒和程步高一致认可王恒向程步高转账109105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支出部分，王恒认可的支出金额为1027867．2元，一审法院经查明后认为，程步高向王恒支付的转让款、交纳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个人买车、往返北京的差旅费等明显是为其个人利益的，不应计算到支出中。但是，程步高或其委托的杨某1在管理北京艺道画室期间，确有餐饮、工资、生活用品和教学耗材等方面的合理支出，王恒对该部分支出均不予认可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确认其中部分费用属于合理支出。故一审法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依法酌定程步高的实际支出应为157万元。因此，程步高应向王恒返还的款项为1763097元。程步高主张王恒应向其返还画室押金和培训费，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于2020年12月判决：一、确认程步高与王恒于2017年12月8日签订的《画室转让合同》无效；二、王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程步高转让款50万元；三、程步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恒学费1763097元；四、驳回程步高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王恒的其他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否定性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程步高和王恒协商转让的北京艺道画室系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提供美术培训的机构，北京艺道画室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不同于普通的市场经营行为，其面向的是中学生，应办理相关的证照，经营场所应符合国家关于消防、环保、卫生、食品经营等管理规定要求，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北京艺道画室没有进行任何登记，其在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提供美术培训的同时，亦存在向学生提供食宿的情况，北京艺道画室未进行任何登记即私自开展教育活动的行为，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于无效的法律行为。程步高和王恒签订《画室转让合同》后参与经营活动，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北京艺道画室的经营情况应是明知的，一审法院认定程步高和王恒签订《画室转让合同》属无效，该认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程步高和王恒签订的《画室转让合同》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程步高、王恒均应当予以返还。关于返还的具体范围，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王恒应向程步高足额返还其收取的50万元转让款，同时考虑到王恒在程步高经营北京艺道画室期间亦存在为画室垫付教师工资、房屋及佣金的情况下，判令程步高应在扣除经营画室的合理支出后返还王恒剩余款项，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程步高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支付金额为2638680．79元，且程步高主张的转让款、交纳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个人买车、往返北京的差旅费明显不属于本案的合理支出，其余餐饮、工资、生活用品和教学耗材等方面支出凭证亦不能充分的证明均属于本案的合理的支出，故一审法院对合理支出最终酌情确定为157万元，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经核算，程步高的学费收入共计3333097元，扣除157万元后，程步高应返还王恒的学费为1763097元。综上所述，程步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68元，由程步高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娜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  单海涛法官助理  童家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