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30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威，女，197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欣，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悦，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太原街分店，营业场所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9号。负责人：石丽华，该单位区域营运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萍，国浩律师（大连）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威与被上诉人沈阳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太原街分店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1）辽0102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威上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面谈记录所载的无法解释购物卡来源即推定上诉人收受贿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在面谈过程中，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本身处于强势地位。对于上诉人所阐述的事实部分，只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所说的事实，就记载为无法解释来源。原审法院以此为事实依据认为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从而认定收取供应商购物卡的事实存在，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上诉人作为单位员工，充分了解单位规章制度及员工手册，也知道收受供应商购物卡的后果。上诉人不可能冒着被单位知道后会辞退的风险仍收取价值仅一千元的购物卡。在仲裁及一审阶段庭审中，上诉人明确了购物卡系在卡贩子手中购买。即使一审中所提的证人系上诉人的爱人及其爱人的同事，具有利害关系。但是，上诉人的爱人有购买购物卡的习惯，且有同事予以证明，能够说明购物卡的来源。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其后来本人亲自购买的购物卡及购买发票亦能证明购买沃尔玛超市购物卡可以按照购买人的需求开具任何名头的发票，上诉人是否在职并不影响其是否持有发票名头系“沈阳顶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购物卡。综上，上诉人不可能冒着被辞退的风险收取一千元购物卡，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取供应商的购物卡。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沈阳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太原街分店辩称：同意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张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恢复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原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继续履行；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24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约定原告担任营运部门主管。2013年10月8日，原告与沈阳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约定原告担任营运部门经理。2017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约定原告担任营运部门经理。被告公司《员工手册》中载明，盗窃、赌博、收受回扣或贿赂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会立即导致解聘。原告于2013年1月31日在《确认书》中声明已阅读并理解《员工手册》相关内容并签字确认。被告公司奖惩政策》中载明，向公司现有或潜在的供应商及其他业务关系方收受或索取贿赂，金额达人民币200元的，立即解聘。原告学习并在签到记录表中签字。2017年9月23日，沈阳顶通物流有限公司在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哈尔滨先锋路分店购买购物卡数张，其中包括编号为23×××72的1000元购物卡。2020年7月22日，被告与原告进行面谈并形成《面谈记录》，其中载明记录中的内容为原告自愿陈述，记录时未受到任何威胁或承诺，谈话过程中不允许录音；原告在面谈中陈述2013年10月8日在配送中心任运输客服经理至今，工作职责是配送车辆的协调、配送计划的制定、与门店协调；被告提出2018年7月26日原告在2067店消费使用的卡号为23×××72的1000元购物卡及消费记录，原告认可“是我的消费”；被告提出“你所使用的上述一张购物卡是从哪里来的”，原告回答“我解释不了”；被告提问“沈阳顶通物流有限公司是沃尔玛供应商吗”，原告回答“是沈阳配送中心的供应商，沈阳配送中心的货物收货、出货都是由沈阳顶通物流有限公司负责”；被告提问“沃尔玛购物卡售卖系统显示上述一张购物卡是由沃尔玛公司供应商沈阳顶通物流有限公司购买的，该供应商购买的购物卡为什么会在你手里使用”，原告回答“我解释不了”，面谈记录末尾原告确认沟通属实，并在每页记录中签字确认。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原告主张2018年7月26日所使用的购物卡是其丈夫刘某在华润万家超市工作期间在卡贩子手中购买，面谈时已说明该卡来源，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2020年10月20日，被告在征得工会同意后，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因原告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于2020年10月21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原告使用的购物卡是其丈夫刘某从华润万家沈辽路店在前台卡贩子手中以现金形式购买，刘某2016年到华润万家沈辽路店工作，2016年至2018年期间经常在华润万家购买购物卡，该购物卡系第三方公司购买属于偶然性。经一审法院询问，刘某表示因是现金购买，无法记清原告于2018年7月26日所使用的购物卡的购买时间。被告质称证人与原告系夫妻关系，具有利害关系，证人无法确认原告使用的购物卡的购买时间，按证人所述经常购卡，亦无法证明原告2018年7月26日所使用的购物卡是证人从卡贩子手中购买。原告曾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事项为：裁决恢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原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继续履行。该委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沈劳人仲字[2020]1097号仲裁裁决书，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诉讼来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是否存在收取供应商购物卡行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在面谈记录中认可沈阳顶通物流有限公司是沃尔玛沈阳配送中心的供应商，原告的工作职责包括协调配送车辆、制定配送计划，对于被告提出的购物卡来源及为何原告会使用供应商购买的购物卡，均表示无法解释，并在面谈记录中认可未受胁迫，对面谈内容签字确认。虽然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其使用的购物卡是其丈夫从卡贩子处购买，但原告及证人刘某均未对该购买行为提供任何证据佐证，结合二人系夫妻，存在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上述主张无法采信。被告提交的《沃尔玛卡销售凭单》《黑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面谈记录》等证据对于证明原告存在收取供应商购物卡的事实，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收取供应商购物卡的事实存在。关于原告主张的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被告公司《员工手册》和《奖惩政策》中均载明收受供应商回扣或贿赂等行为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会导致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学习了《员工手册》和《奖惩政策》相关内容。被告依据《面谈笔录》《员工手册》及《奖惩政策》，经工会同意，以原告收受供应商购物卡，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张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张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合法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应对解除劳动关系存在合法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员工手册》中已载明，盗窃、赌博、收受回扣或贿赂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会立即导致解聘。上诉人知悉该制度。上诉人的工作岗位及职责系运输客服经理，负责配送车辆的协调、配送计划的制定、与门店协调。被上诉人提交的《沃尔玛卡销售凭单》、《黑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及《面谈记录》等证据已证明上诉人存在收取供应商购物卡的事实，而上诉人使用供应商所购买的购物卡进行消费，却未能合理解释卡的来源与使用原因，虽称购物卡是其丈夫从卡贩子处购买，但对购买行为未能出具证据佐证，一审法院结合上诉人工作岗位、职责及存有负责供应商购物卡，却未能合理解释来源及使用原因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不予支持上诉人恢复工作的诉请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慧审判员 徐文彬审判员 刘风霞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谢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