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青民终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登龙，男，1969年3月7日出生，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树，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57号1201、1211室。        法定代表人：白成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新文，青海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登龙因与上诉人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利水电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青02民初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登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上诉人水利水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新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登龙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水利水电公司向杨登龙再支付工程款7779840.84元（13291000元-5511159.16元），并从2016年11月3日起支付拖欠工程款利息2166211.48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3.85％标准计算，暂计算到起诉日2021年1月22日，并请求判决至实际付清时为止）；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水利水电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杨登龙并非整个案涉工程施工人，少判决7779840.84元工程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杨登龙提交的2016年11月20日及2016年12月31日两份《2016年夕昌水库工程结算清单》（以下简称两份《结算清单》）以及《施工日志》等证据证实案涉上述结算单包含的工程均由杨登龙承建，并非一审认定的杨登龙施工范围仅为大坝右岸工程，一审对此认定事实错误，应当纠正。（1）两份《结算清单》记载的结算单位“机械队”特指杨登龙，这一表述出现在水利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第388页-392页杨登龙的柴油领料单中，领料单中“项目部名称”多表述为“机械队”，水利水电公司出具《证明》也载明“机械队加柴油”。而水利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第394页-403页领料单中记载为“领料单位：循化机械队”，当时水利水电公司是将杨登龙施工队简称为“机械队”，将马成龙简称为“循化机械队”。（2）水利水电公司也提交了杨登龙的《施工日志》，并认可内容属实，一审判决认定《施工日志》真实合法，《施工日志》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之一。《施工日志》第26页开始记录左、右坝肩的施工活动（第26页即6月29日之前左坝肩工程因修路还没有开始施工），7月3日《施工日志》记载：“小松360挖机给三分局左坝肩甩土”；7月5日记载：“200挖机给三分局甩渣（左坝肩）”；7月10日记载：“450挖机在6：30-12：00，下午1：30-5：00给三分局左坝肩装车”等，《施工日志》的内容不仅与《监理日志》相互印证，与案涉两份《结算清单》记载的工程项目为溢洪道开挖、甩碎石土、砂石料拉运互相印证，案涉左右坝肩的工程都系杨登龙施工。（3）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夕昌水库工程结算清单》（左坝肩）（以下简称12月31日《结算清单》）载明：“剩余方量8000方”，说明是单独为杨登龙退场结算出具，并非与马成龙施工队结算。从内容看，这是一份总结算单，在因完工或者解除合同退场时，才会出具扣除剩余工程量的情况。符合本案中杨登龙被迫终止合同退场结算的情形，而不符合马成龙还在继续施工结算的情形。从时间看，杨登龙被迫退场时工程还未完工，在当年12月31日进行总结算符合交易习惯。一审判决认定12月31日《结算清单》系给马成龙出具的结算单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4）杨登龙与马成龙之间系隶属（内部）关系，案涉油料款不能单独说明杨登龙施工的工程量，但可以作为印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依据。两份《结算清单》中油料款分别记载为797161.73元、608046.9元，而一审判决认定杨登龙耗费的油料费为838970.73元，该数额均超出了两份《结算清单》分别记载的金额。2．水利水电公司与案外人马成龙通过伪造证据方式证明整个案涉工程并非杨登龙施工，达到减少支付工程款目的，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登龙利益的情形。首先，水利水电公司一审庭审中提交的12月31日《结算清单》与（2018）青02民初53号案件{宁夏大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与水利水电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提交的12月31日《结算清单》内容一致，上述结算单在（2018）青02民初53号案件中无任何单位和个人签字，而本案中却出现了案外人马成龙的签字。其次，通过水利水电公司提交的《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一标段）专业分包合同》可知，水利水电公司与案外人马成龙实际控制的循化县永泰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公司）签订该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3月1日，而永泰公司是2016年12月15日才注册成立的。可以反映水利水电公司与案外人马成龙通过伪造证据方式，以达到减少向杨登龙支付工程款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杨登龙的上诉请求。        水利水电公司辩称，杨登龙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本案事实，杨登龙施工部分应当按照2016年11月20日《2016年夕昌水库工程结算清单》（以下简称11月20日《结算清单》）进行结算；《施工日志》最后一页记载的工作量以及应当结算的金额2050000余元符合本案事实；水利水电公司不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一审判决此节认定事实清楚。        水利水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杨登龙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对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予以认定，却对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的约定价格不予认定，显然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应当纠正。（1）从事物之间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分析，口头协议不可能不约定价格。从本案口头协议缔约过程分析，杨登龙承认水利水电公司项目部负责人马学义已将合同（合同上已经注明价格：12.5元／立方米）交于杨登龙，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对施工价格有明确约定，否则杨登龙不可能进场施工，合同价格大概是挖、甩3.5元到4.5元／立方米，运12.8元／立方米，总价约为17元／立方米。杨登龙在诉讼中主张价格太低，不认可价格条款，显然是事后行为，不否定已达成的包括价格条款的口头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尽管杨登龙未将签好的合同交回，但杨登龙带领施工队伍进入现场施工，应视为接受了合同约定的价格。（2）因现场有多家施工队伍，施工均在同一断面，施工内容相同，合同约定价格应具有同一性，水利水电公司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与杨登龙约定不同的价格。水利水电公司提交了与马福兴、高明星、邓昭尚、罗春福等多家施工队的劳务合同，劳务施工价格均为12.5元／立方米，因此，与杨登龙也应按上述价格进行结算。一审认定上述劳务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事实不符。（3）杨登龙提交的《施工日志》最后一页记载了工程价款为2050000余元，与水利水电公司按照约定价格制作11月20日《结算清单》记载的2460000余元价格相当，与水利水电公司提交的与马福兴等多家施工队伍签订的合同价及马成龙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4）一审认定口头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口头协议属于劳务分包协议，不属于建设工程分转包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杨登龙在本案中仅从事土石方的“挖、拉、甩”作业，即使携带工程机械等从事劳务活动，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口头协议应为有效。2．一审判决无视口头协议中对价格的约定，将（2018）青02民初53号案件中陕西华辰景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的陕华辰（2019）造鉴字01号《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应予纠正。（1）（2018）青02民初53号案件与本案主体、案件性质、取费标准均有实质性不同。一审以节约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诉累为由，采纳原《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不当。（2）《鉴定意见书》采用综合单价计算本案双方工程价款不符合本案实际。首先，《鉴定意见书》中所谓综合单价30.3元至43.97元／立方米，超过了水利水电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单价26元／立方米，且《鉴定意见》还将挖和运的工程量分开统计，属于重复计算。其次，依据青海省水利厅《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青水建（2015）512号），水利水电工程单价由直接费（直接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和税金等组成，适用于建设单位与总承包单位之间的预、决算的编制和实施，并不适用于总承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之间的结算。（3）杨登龙机械队工作任务单一，如采用《鉴定意见书》中的内容，也只应当按照综合单价中的“机械使用费”项目确定工程价款。3．一审判决自2016年11月20日起计算工程款利息错误，利息应自2021年3月3日本案立案之日起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杨登龙拒绝在水利水电公司于2016年11月20日交给其的工程结算单上签字，致使工程结算未能进行，未结算责任在于杨登龙，故利息应从工程价款确定之日即本案判决之日或本案立案之日起计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杨登龙辩称，杨登龙所在的大华公司与水利水电公司曾存在多次工程合作关系，在此次案涉工程建设中，也是遵循以往合作惯例进场施工，但双方就案涉工程单价和总价没有达成协议，故水利水电公司主张与杨登龙就案涉工程单价达成口头合意没有依据。《鉴定意见书》所涉及的工程内容及主体关系都与本案具有密切关联性，并且该鉴定意见客观真实合法，一审以《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正确。综上，水利水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杨登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水利水电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13291000元，并自2016年9月22日起支付拖欠工程款利息2251495.4元（暂按照同期贷款利率3.85％计算至起诉日2021年1月22日，请求判决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合计15542495元；2．诉讼费用由水利水电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杨登龙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利息起算日“2016年9月22日”变更为“2016年11月3日”。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2月12日，水利水电公司中标循化县夕昌水库建设管理局作为发包人的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一标段），2015年2月27日，双方签订《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约定签约合同价321731397.24元，承包人项目经理马学义，合同专用条款第4.3.2条约定“未经发包人、监理同意，本工程严禁分包”。后水利水电公司与杨登龙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杨登龙施工水利水电公司承建的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一标段）的土石方挖运工程，主要施工内容为土石方开挖、挖甩、砂石料拉运等。杨登龙于2015年12月开始施工，期间因天气原因存在停工又恢复施工情形，先后投入了施工的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2016年5月17日至8月11日水利水电公司先后向杨登龙支付480000元。2016年11月杨登龙停止施工并于11月8日撤场。2016年11月20日，就杨登龙施工的工程，施工员与工务签字确认出具了一份《2016年夕昌水库工程结算清单》，工程量合计为356194.68立方米。2018年9月10日，大华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水利水电公司主张其支付拖欠工程款，大华公司申请对两份《结算清单》中确认的工程量单价及总价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2016年夕昌水库工程结算清单》（2页）共16项工程内容所涉及总价13291000.44元（11月20日《结算清单》的结算价为5991159.16元、12月31日《结算清单》的结算价为7299841.28元），其中已扣除施工方使用水利水电公司的油料款两笔共1405208.63元。        另查明，杨登龙施工期间，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共同施工的有马成龙（2016年12月15日后为永泰公司），水利水电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12月8日向马成龙及永泰公司陆续支付工程款3427000元。施工期间的油料（柴油）由水利水电公司供给，水利水电公司向杨登龙供给油料产生费用合计838970.73元（其中2016年是797161.73元，2015年是41809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水利水电公司与循化县夕昌水库建设管理局于2015年2月27日签订的《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及《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3.2条“未经发包人、监理同意，本工程严禁分包”的约定，水利水电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又将案涉工程的土石方挖运工程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杨登龙，致使双方口头达成的施工协议无效。虽杨登龙、水利水电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行为无效，但案涉项目土石方挖运工程中杨登龙实际进行了施工，并且水利水电公司已支付工程款480000元，对该事实水利水电公司并无异议，水利水电公司应向杨登龙支付剩余土石方挖运工程款。关于应付工程款数额，水利水电公司主张根据11月20日《结算清单》中的总价计算，但杨登龙认为双方并未结算，水利水电公司应按《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总价向其支付工程款。首先，对于11月20日的《结算清单》中仅有施工员与工务的签字，杨登龙并未签字确认，其只认可其中的工程量，不认可该结算单中的单价，单凭该证据计算杨登龙的工程款不当，水利水电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其次，《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16年夕昌水库工程结算单》（2页）共16项工程内容所涉及总价为13291000.44元。该鉴定中12月31日《结算清单》所涉及的6项工程内容，水利水电公司已向马成龙及永泰公司支付了工程款3427000元。本案中，杨登龙虽主张其与马成龙之间存在管理关系，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杨登龙与马成龙属隶属关系。另，水利水电公司2016年向杨登龙提供的施工油料款为797161.73元，与11月20日《结算清单》中的油料款一致，而案涉工程油料款共计1405208.63元，亦说明杨登龙施工的并非整个案涉工程，应按杨登龙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确定应付工程款。故其主张水利水电公司按《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总价13291000.44元向杨登龙支付工程款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水利水电公司应按《鉴定意见书》中11月20日《结算清单》所涉及的10项工程内容总价5991159.16元（其中已扣除施工方使用水利水电公司的油料款797161.73元）支付案涉工程款，减去水利水电公司已支付的480000元，应支付剩余工程款5511159.16元。关于杨登龙主张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的规定，本案中尽管杨登龙与水利水电公司对欠付工程价款的利息无相关约定，但杨登龙施工的土石方挖运工程属案涉项目后续工程施工的基础，11月20日《结算清单》确认工程量视为杨登龙已施工完成土石方挖运工程并交付水利水电公司使用，故水利水电公司应自2016年11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75％向杨登龙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利息，但杨登龙诉讼请求中主张按3.85％的利率主张利息，对于超出杨登龙诉讼请求部分的利息不予审理。因此，水利水电公司应向杨登龙支付的欠付工程款利息为5511159.16元×3.85％÷360×1524天（2016年11月21日至2021年1月22日）=898227.1元，并以欠付工程款5511159.1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1年1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综上所述，杨登龙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1．水利水电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登龙工程款5511159.16元及利息898227.1元，合计6409386.26元；2．水利水电公司以5511159.1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杨登龙支付自2021年1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驳回杨登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55元，由杨登龙负担69033元，由水利水电公司负担4602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争议焦点综合分析认定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的规定。        一、关于杨登龙是否为循化县夕昌水库（一标段）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人及施工行为的性质及效力的问题        （一）关于杨登龙是否为循化县夕昌水库（一标段）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人问题        本院认为，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青民终198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结合一审证据，在杨登龙机械队入场后，不论是接受工程款支付的主体还是领取柴油的主体均为杨登龙本人，大华公司从未以独立主体出现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076号民事裁定书亦载明：“根据查明事实，大华公司与水利水电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施工合同，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向水利水电公司领取油料及收取工程款的主体均为杨登龙，大华公司未以独立主体身份参与施工”，已经认定了大华公司并未参与案涉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的施工。水利水电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杨登龙施工了水利水电公司承建的循化县夕昌水库工程（一标段）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主要施工内容为土石方开挖、挖甩、砂石料拉运等未提出异议，故杨登龙与水利水电公司就案涉循化夕昌水库土石方挖运工程形成了事实上的施工关系，杨登龙系循化县夕昌水库（一标段）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人。        水利水电公司称与杨登龙就案涉循化夕昌水库工程中土石方挖运工程达成过口头协议，协议也对价格进行过口头约定，但对此杨登龙并不认可，其认为双方之间并未达成过口头协议，只是水利水电公司项目经理马学义与杨登龙所在大华公司协商，对案涉循化夕昌水库土石方挖运工程进行施工。水利水电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杨登龙就案涉工程达成过口头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二）关于杨登龙与水利水电公司形成的土石方挖运施工关系的性质及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杨登龙自行投入人工、工程机械设备，自负油料费用，进行案涉工程土石方开挖、挖甩及砂石料拉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的规定，水利水电公司将案涉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个人杨登龙属于违法分包，双方就案涉土石方挖运工程形成的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施工关系无效。        二、关于一审判决水利水电公司向杨登龙支付工程款5511159.16元及利息是否正确的问题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杨登龙于2015年12月开始进场施工，施工期间水利水电公司也先后向杨登龙支付了部分工程款480000元无异议，尽管双方就案涉土石方挖运工程形成的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施工关系无效，但杨登龙已经实际履行了案涉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义务，水利水电公司对此也并未提出异议，水利水电公司应当向杨登龙支付工程款。        （一）关于应付工程款数额的认定问题        水利水电公司认为应当按照2016年11月20日《结算清单》确定的2465633.52元进行计算。杨登龙主张两份《结算清单》记载的工程量均由其施工完成，应按《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向其支付工程款13291000元。     1．关于杨登龙主张两份《结算清单》记载的工程量均由其施工完成，马成龙与其系隶属（内部）关系，应按《鉴定意见书》向其支付工程款13291000元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杨登龙称马成龙与其系隶属（内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2月31日《结算清单》记载的工程量不能计入杨登龙的施工范围。理由如下：        第一，杨登龙提交认为有马成龙聘用的司机签字的《收据》拟证明其与马成龙的关系，提交马成龙向其出具的《借条》拟证明向马成龙支付过工程款。本院认为，有拉运车辆司机“韩金山”“韩天代”“苏德林”“何阿乙林”等人以及杨登龙方现场管理人员“张烨”签字的《收据》，载明的系拉运车辆每日拉运数量。《借条》载明：“今借到杨登龙工程款”。上述书证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均是当事人出于其他特定事由出具的书面凭证，并非当事人出于约定或证明隶属（内部）关系而出具，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证明杨登龙与马成龙针对案涉工程存在隶属（内部）关系。并且，二审庭审中杨登龙称马成龙一直未向其主张结算及支付工程款，但案涉工程施工完毕距今已逾近五年之久，如马成龙与杨登龙存在隶属（内部）关系，其一直未向杨登龙主张结算工程款也与常理不符。        第二，杨登龙提交证据不能证明水利水电公司与马成龙存在伪造证据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水利水电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与马成龙签订合同并已经结算并支付工程款，其提交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进账单（回单）可见，其最早就以案涉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于2016年9月20日、9月21日、11月23日分四笔向马成龙个人转账付款，可以证明水利水电公司在2016年确因案涉工程直接向马成龙个人转账汇款，而非通过杨登龙向马成龙付款。        第三，杨登龙主张两份结算清单中的“机械队”，特指本案杨登龙的施工队，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水利水电公司与杨登龙和马成龙达成过合意，就以“机械队”和“循化机械队”区分杨登龙施工队和马成龙施工队。        第四，12月31日《结算清单》虽记载了“剩余方量8000方”，不能因此推定此份结算清单即为总结算单，不能以此作为认定12月31日《结算清单》系向杨登龙出具的依据。        第五，案涉两份结算单记载的油料费分别为797161.73元、608046.9元，杨登龙认可耗费油料费为838970.73元，其耗费的油料费并不能涵盖两份结算单记载的总油料费，不能因此推定两份《结算清单》施工内容均由杨登龙施工完成。        综上，杨登龙提交的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马成龙存在隶属（内部）关系，其提交的《施工日志》等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其施工的工程量涵盖了两份《结算清单》记载的所有工程量。故杨登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水利水电公司主张按11月20日《结算清单》记载的工程款及单价与杨登龙结算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一方面，水利水电公司上诉称，双方对合同单价已达成过口头协议，且《施工日志》、11月20日《结算清单》能证明，其已与杨登龙对案涉工程款结算达成一致。但如前所述，水利水电公司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合同单价口头达成合意。且不论是《施工日志》还是11月20日《结算清单》记载的金额，均未得到杨登龙的签字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水利水电公司应向杨登龙支付工程款数额的依据。水利水电公司主张案涉工程现场有多家施工队伍，施工均在同一断面，施工内容相同，应当按照其与现场多家施工队签订的《劳务合同》与杨登龙结算工程价款。但杨登龙与现场其他施工队并非同一主体，与其他施工队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价款不能约束杨登龙。综上，水利水电公司认为应当按《施工日志》以及11月20日《结算清单》认定案涉工程价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水利水电公司上诉称《鉴定意见书》形成于大华公司诉水利水电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工程价款的依据，《鉴定意见书》认定的综合单价不符合本案实际且存在重复计算及高于水利水电公司与发包方签订合同约定的土石方开挖价格的情形。本院认为，一是大华公司诉水利水电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认定，大华公司非案涉土石方挖运工程施工主体。而经本案一、二审查明，杨登龙系案涉部分土石方挖运工程的施工人，与水利水电公司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关系。二是双方虽然对案涉两份《结算清单》的价款及是否属于一方全部施工范围有异议，但对结算清单中记载的工程内容和工程量无异议，而《鉴定意见书》鉴定事项即为两份《结算清单》记载工程内容和工程量的单价及总价。三是由于二审经查明，双方当事人并不存在案涉工程施工达成过口头协议的事实，水利水电公司主张案涉劳务工程价款仅应按单纯“机械使用费”进行结算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综上，水利水电公司认可案涉大坝土石方挖运工程分别由马成龙与杨登龙施工队施工，其他第三方并未施工，且基于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关系当属无效的民事行为，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作为对杨登龙实际施工完成工程的价款补偿，一审判决由水利水电公司按《鉴定意见书》中11月20日《结算清单》所涉及的10项工程内容总价5991159.16元（其中已扣除施工方使用水利水电公司的油料款797161.73元），减去已支付的480000元，向杨登龙支付剩余工程款5511159.16元，本院予以维持。水利水电公司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工程款利息的认定问题        本院认为，水利水电公司向杨登龙出具11月20日《结算清单》，双方虽对《结算清单》记载单价存异但均认可工程量，说明杨登龙已将其完成的工程交付水利水电公司，水利水电公司已经接受杨登龙交付的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和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的规定，水利水电公司应从2016年11月21日起向杨登龙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杨登龙主张按3.85％利率计算利息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判决水利水电公司应向杨登龙支付剩余工程款的利息为：5511159.16元×3.85％÷360×1524（2016年11月21日至2021年1月22日）=898227.1元，并以欠付工程款5511159.1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1年1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口头协议认定事实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杨登龙和水利水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75134.78元（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115055元，杨登龙已预交81422.4元），由杨登龙负担52293.78元，由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28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刘俊        审判员    王依沙审判员    吴晓琴审判长    刘俊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秦玉琴法官助理    班玛登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