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4民终1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学贵，男，1973年6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华，男，1976年3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家福，男，1947年2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世英，女，1949年10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姚家福、潘世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系姚家福、潘世英女婿），1973年9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邦发，男，1967年9月23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跃，系石邦发儿子，1991年9月23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冉光和，男，1963年4月9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邦国，男，1969年6月6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仕让，男，1954年12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邦昌，男，1970年8月15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家远，男，1961年4月28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家青，男，1967年7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国，男，1966年9月9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有维，男，1954年3月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家禄，男，1951年6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序忠，男，1957年9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邦明，男，1967年10月28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德银，男，1970年7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邦付，男，1972年12月16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德安，男，1950年7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瞿洪权，男，1951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庹兴华，男，1973年12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维付，男，1957年12月15日出生，苗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代清，男，1970年2月24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文学贵因与被上诉人姚家福、潘世英、石邦发、冉光和、石邦国、谭仕让、石邦昌、姚家远、姚家青、张建国、张有维、姚家禄、白序忠、石邦明、彭德银、石邦付、陈德安、瞿洪权、庹兴华、石维付、刘代清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2民初3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0日立案后，于2021年8月3日对上诉人文学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华，被上诉人姚家福、潘世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被上诉人石邦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跃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学贵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被上诉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按查明的客观事实进行认定。该案在简易程序审理时就已经查明姚家福、潘世英夫妻将旧房拆除承揽给石帮发，在法庭上承揽人与定作人供认不讳。拆除人员人数20个人的组成来源:石邦付喊来4人、石邦国喊来4人、陈德安喊来3人、石邦发喊来4人、姚家福妹夫喊来4人，共计20人。工资按照承包价平均分配。普通程序审理时并未审理出与案件有实质性关联的新事实。而是为了达到先入为主的意图更多的去审理与案件无关的案外事实，作出松散型合作关系的认定，并进行判决。二、一审判决责任主体与责任划分错误。该案事实清楚，是姚家福、潘世英夫妻将旧房拆除承揽给石帮发。石帮发与20人的关系是雇主与雇员的雇佣关系，还是承包费用平均分配(兄弟班)内部抱团取暖的合伙关系。一审把 20人孤立地割离开，认定互相不关联划分责任主体，是明显错误的。庭审查明事故主要原因有:(1)姚家福、潘世英未尽到善意如实告知发生事故的屋梁有安全隐患；(2)各方安全意识差、防范不到位；(3)屋梁脱落原因并不是未带防护或未蹲稳把牢，而是假屋梁有历史安全隐患，上诉人不知情上去后假屋梁脱落摔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显失公平的。在本案中上诉人的责任应当承担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比较公平。三、本案用工主体认定错误，导致判决责任主体在承担责任上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用工主体是石帮发还是20人集体。只有这二种情况，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上诉人认为，雇主在本案中才是主要责任的承担者，应当承担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定作人责任次之，比雇员与石邦国要大一点，应当承担百分之二十左右；雇员应当承担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石邦国应当承担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这样比较公平。姚家福、潘世英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民事主体不合法。姚家福、潘世英与文学贵素不相识，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劳务关系，上诉人一审中将姚家福、潘世英列为被告，其民事主体不合法。二、姚家福与石邦发协议性质属于承揽关系。姚家福与石邦发达成口头协议，石邦发以4500元的总价承揽该劳务，并承诺一切安全责任由承揽一方负责，故石邦发是承揽人，姚家福是定作人。三、文学贵是石邦发雇请的工人，双方系个人劳务关系。四、石邦发不顾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并已履行完毕的协议约定，邀约自己雇请的工人将潘世英也列为被告，是嫁祸于人的行为。五、文学贵与石邦发是个人劳务关系，造成文学贵的损害应由上诉人与石邦发按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六、根据法律规定，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姚家福、潘世英拆除的是农村一层老木房，石邦发具备承揽拆除该房的资格，故姚家福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石邦发辩称，拆房子是姚家福让潘有明喊的石邦发，石邦发不认识姚家福，拆房子的时候姚家福的妹夫张有维在场，拆房子不是石邦发承包的。参加的人不是石邦发一个人喊的，拆房子开始说的4500.00元，后来因为姚家福说要拆一面墙，所以又加了200.00元，一共4700.00元，文学贵受伤后参加拆房的每人拿出15元给文学贵，其余的钱是大家平分的，石邦发没有多拿一分钱。石邦发和姚家福无包工协议和合同，拆的房屋是危房，姚家福未上报。石邦发只是相当于一个联络员，且与文学贵之间无任何直接联系，在拆房施工过程中，石邦发没有进行任何指挥。冉光和、石邦国、谭仕让、石邦昌、姚家远、姚家青、张建国、张有维、 姚家禄、白序忠、石邦明、彭德银、石邦付、陈德安、瞿洪权、 庹兴华、石维付、刘代清未作答辩。文学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一审被告赔偿文学贵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128 748.44 元（其中医疗费22 914.14 元、误工费100.00元/天×240天=24 000.00元、护理费120.00元/天×90天 =10 8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元/天×16天=544.00元、营养费100.00元/天×90天=9000.00元、交通费 100.00元、后续治疗费10 000.00元、残疾赔偿金15 133.00元/年×20年×10%=30 266.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 14 264.3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元、鉴定费190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家福与潘世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有一幢木房屋（房屋高约4米多）需要拆除，遂通过案外人潘有明介绍由石邦发来拆房屋。2020年2月26日，石邦发与姚家福一起到现场商谈拆房事宜，姚家福的妹夫张有维也在场。石邦发与姚家福商定拆房的价格为4500.00元，姚家福要求石邦发在2020年3月31日这天来拆房；石邦发说要一天拆完的话需要20个人，找不到这么多人；张有维就说他自己可以找5个人来拆房屋，于是双方商定由石邦发找 15个人、张有维找5个人一起来拆房屋。后石邦发又联系了石维付、石邦国、陈德安找人一起去拆房屋，于是石维付另外找了3个人，石邦国另外找了3个人（其中有文学贵），陈德安另外找了2个人，石邦发另外找了3个人。2020年3月31日，文学贵、石邦发、石邦国等20人一起去姚家福家拆房屋。在拆房屋过程中，11时左右，文学贵到一根房梁上去施工，该根房梁的两端是用铁钉固定的（从外表无法看出房梁的两端是用铁钉固定的，姚家福、潘世英也未告知该情况），后石邦国也来到文学贵所站立的房梁上施工，因无法承受二人的重量，房梁一端的铁钉脱落，导致房梁的一端掉了下来，文学贵从房梁上摔下受伤。文学贵受伤后，石邦发等人继续将房屋拆完。因姚家福另外要求拆了一面墙，于是增加了200.00元费用，房屋拆除费用共计4700.00元。姚家福在房屋拆除完毕后就将 4700.00元支付给了石邦发，石邦发拿过钱后给每人支付了220.00元，剩下300.00元，因为文学贵受伤，于是大家商议将该300.00元拿给了文学贵作为检查的费用。庭审中，文学贵同意在总的赔偿金额中扣除该300.00元。一审被告陈述拆房屋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带工具，年纪大的在下面施工，年轻的上楼施工。在拆房屋的过程中，姚家福也在现场观看；现场无人负责安排指挥，也无人佩戴安全帽或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措施。文学贵受伤后，被送至酉阳中山医院进行治疗，诊断为“右足跟骨粉碎性骨折”，文学贵在酉阳中山医院花费医疗费1357.29元。文学贵在酉阳中山医院进行治疗处理后，于当日至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20年4月15日出院，共住院15天。出院诊断为：右足跟骨粉碎性骨折。出院医嘱为：1.注意休息，术后3月右下肢禁止负重活动；2.术后3-5天换药一次，术后2周视情况拆线；3.术后第1、2、3、6、9、12月按时复查X片；4.术后适当功能锻炼，防止关节僵化；5.保护创口，避免感染，不适我科随访。文学贵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用21 633.68元。经文学贵委托，重庆市酉阳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渝酉司鉴所[2020]临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文学贵高坠致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畸形愈合属十级伤残；2.文学贵伤后误工期为24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90日；3.文学贵右跟骨粉碎性骨折内固定术后，内固定器取出需后续医疗费10 000.00 元。文学贵支付鉴定费1900.00元。另查明，庭审中，文学贵明确要求所有一审被告均承担赔偿责任。文学贵于2020年10月1日与重庆嘉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由重庆嘉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聘用文学贵为其公司的员工，聘用期限为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1日。 文学贵在本次拆房屋之前与石邦发一起干过活，是石邦国喊的，当时报酬也是平均分配。文学贵系农村居民，生育了四个子女：长女文零霞，于2000年1月30日出生；次女文某，于2005年1月18日出生；三女文某1，于2007年1月17日出生；四子文某2，于2008年1月12日出生。文学贵的母亲冉足仙于1950年12月28日出生，冉足仙共生育了两个子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二）关于姚家福、潘世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三）关于共同参与拆房的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四）关于文学贵的损失问题。现分别评析如下：（一）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向承揽人支付报酬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个人劳务关系（雇佣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为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服务，由接受劳务一方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建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承揽关系与个人劳务关系之间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也即是否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个人劳务关系中的提供劳务方以劳动力作为合同标的，具体工作须接受另一方的指挥与监督，工作时间与地点服从于接受劳务方的安排，存在一定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工资标准及领取方式相对固定，且与工作时间密切相关。而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属于平等主体，承揽人只需按约定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至于成果如何完成、以何种方式完成并不受定作人的制约，只要交付成果时间符合约定，具体工作时间并不受定作人限制，领取报酬亦只与成果有关，与工作时间无关，报酬的数额、方式亦不固定，承揽人与定作人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本案中，文学贵、石邦发、石邦国、冉光和、谭仕让、石邦昌、姚家远、姚家青、张建国、张有维、姚家禄、白序忠、石邦明、彭德银、石邦付、陈德安、瞿洪权、庹兴华、石维付、刘代清20人临时性自发的聚集在一起，自带工具设备，为了获得利益而共同从事劳动活动，成员之间均衡分配劳动报酬，成员之间并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文学贵、石邦发、石邦国等20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松散型劳务合作关系。姚家福、潘世英将房屋以总价款4700.00元的价格交由文学贵、石邦发、石邦国等20人负责拆除，该合同系“一方按照另一方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支付报酬的合同”，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姚家福、潘世英系定作人，文学贵、石邦发、石邦国等20人为共同承揽人。（二）关于姚家福、潘世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承揽合同中定作人的责任承担，当前法律明确了定作人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有过错的，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定作人的指示过错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替代责任，是指定作本身是正当但定作人对承揽人完成承揽事项的指示中具有过错。当然，定作人的指示同时也包括消极指示行为，即定作人的不作为。本案中，姚家福、潘世英将其房屋交给不具备相应安全保障条件的石邦发等人负责拆 除，在拆除房屋的过程中，姚家福本人也在现场，其应当意识到拆除房屋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在文学贵、石邦发等人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姚家福没有对现场拆房人员进行安全提醒，仍然放任其施工拆房，姚家福、潘世英存在一定的过错。另外，姚家福、潘世英作为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者，其应当清楚所拆除房屋的构造情况，在房屋某些部位的构造与其他部位或者与大众所认知的状况不一致的情况下，其应当向承揽人进行告知，督促承揽人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但姚家福与潘世英并未告知致使文学贵摔下受伤的房梁的两端是用铁钉所固定，致使文学贵等人在该根房梁上施工时因房梁一端掉下来导致文学贵摔下受伤，姚家福与潘世英存在一定的指示过错。姚家福、潘世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姚家福、潘世英的过错情况，认定由姚家福与潘世英承担 10%的赔偿责任。（三）关于共同参与拆房的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部署。当然，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效、有价值的利用，也成为了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部分农村居民利用农闲时间自发的聚集在一起，共同从事劳动活动，从而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这种模式的生产劳动，在我国农村较为普遍，这既符合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的需求，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但是，任何模式的生产劳动，都必须以保障安全为前提，其组织者或者是管理者应当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或者安全注意义务，否则，势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造成人身损害。本案中，石邦发作为本次拆房活动的组织者，具体的房屋拆除事宜是由其与姚家福商谈确定，对于房屋的特殊构造情况其应当获知，以保障安全施工。同时，在房屋拆除过程中，虽然参与拆房人员的工具设备均系自带，但石邦发作为组织者，其应当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或者安全注意义务。在拆房活动本身具有较大危险性的情况下，拆房人员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也无相应的分工管理，致使文学贵在拆房过程中摔下受伤，石邦发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或者安全注意义务，对于文学贵的损失，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依法认定由石邦发承担20%的赔偿责任。石邦国及文学贵均无任何安全保护措施，但其在文学贵已经在房梁上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又上该根房梁上施工，石邦国应当意识到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其并未对文学贵进行安全提醒，也未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致使房梁因无法承受二人的重量而一端掉落导致文学贵摔下受伤。石邦国未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依法认定由石邦国承担10%的赔偿责任。文学贵、石邦发、石邦国等20人之间形成的是松散型劳务合作关系，从事劳务合作的成员只对自己提供的劳务负责，并不必对其他人提供的劳务负责。石邦昌、冉光和、谭仕让、姚家远、姚家青、张建国、张有维、姚家禄、白序忠、石邦明、彭德银、石邦付、陈德安、瞿洪权、庹兴华、石维付、刘代清对于文学贵的受伤并无过错，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松散型劳务合作关系中从事劳务合作的成员应当对自己提供的劳务负责。文学贵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拆房过程，其到房梁上施工，应当意识到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其并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导致从房梁上摔下受伤致残，文学贵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由文学贵自己承担部分损失。（四）关于文学贵的损失问题。文学贵在拆房过程中受伤住院，产生了相应的损失。对于文学贵的损失，依法认定如下： 1.医疗费。文学贵受伤后，在酉阳中山医院花费医疗费1357.29 元，文学贵举示了相应的诊断证明及医疗费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后文学贵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用21 633.68 元，文学贵举示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医疗费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医疗费共计22 990.97 元，文学贵仅主张 22 914.14元，系文学贵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因此，对于文学贵主张的医疗费，支持22 914.14元。2.误工费。误工费，指的是受害人因遭受人身损害，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对于受害人的误工日期，应当按其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等予以认定。本案中，虽然重庆市酉阳司法鉴定所鉴定文学贵的误工期为240日，但文学贵实际于2020年10月1日即开始在重庆嘉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班，足以证明文学贵从2020年10月1日便已经能够从事正常工作，文学贵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在此之后还存在收入减少的情况。因此，对于文学贵的误工费，支持计算至2020年9月30日，为184天。文学贵无证据证明其在受伤前有固定收入来源，也未举证证明其所从事的行业，参照当地标准，对文学贵主张的误工费支持按100.00元/天计算。因此，误工费为 18 400.00元。 3.护理费。重庆市酉阳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中明确了护理期为90天，参照当地标准，按120.00元/天计算，为10 80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文学贵共住院15天，对于文学贵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544.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5.营养费。根据文学贵的伤残情况并参照重庆市酉阳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对于文学贵主张的营养费，酌情支持1000.00元。6.交通费。结合文学贵住院治疗的实际情况，对于文学贵主张的交通费100.00元，予以支持。7.后续治疗费。结合重庆市酉阳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对于文学贵主张的鉴定费10 0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8.鉴定费。文学贵主张的鉴定费1900.00元，文学贵举示了相应的鉴定费发票予以证明，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9.残疾赔偿金。文学贵系农村居民，经重庆市酉阳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十级伤残，按上一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文学贵主张的残疾赔偿金30 266.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文学贵主张的文某、文某1、文某2、冉足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4 264.30 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此，残疾赔偿金共计44 530.30元（其中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4 264.3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文学贵被鉴定为十级伤残，结合文学贵的受伤情况情况，参照当地标准，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支持20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12 188.44 元，扣除已经支付的300.00元，为111 888.44 元。由姚家福、潘世英赔偿文学贵11 188.84元；由石邦发赔偿文学贵22 377.68元，由石邦国赔偿11 188.84元；其余损失由文学贵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 第七百七十二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 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姚家福、潘世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文学贵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11 188.84元；二、石邦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文学贵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22 377.68元；三、石邦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文学贵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共计11 188.84元；四、驳回文学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43.74 元（已由文学贵预交），由文学贵负担 626.26 元，姚家福、潘世英负担104.37元，石邦发负担208.74元，石邦国负担104.37元，退回预交费417.48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文学贵与各方当事人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本案各方当事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责任大小。关于焦点一。劳务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而承揽合同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区分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认定：1.当事人之间是否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4.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工作成果；5.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姚家福、潘世英拆除农村一层老房木屋，以4500.00元的价格交由石邦发完成，拆除时间上虽有要求，但人员、工具均由石邦发决定，一次性支付报酬，姚家福、潘世英对石邦发不存在控制、支配的从属关系，故姚家福、潘世英与石邦发之间符合承揽法律关系，姚家福、潘世英是定作人，石邦发是承揽人。从姚家福、潘世英与石邦发的约定内容来看，因要求一天内完成拆除工作，石邦发提出需要20个人参与拆除工作，商定由石邦发找15个人、张有维找5个人参与拆房工作。经石邦发联系石维付、石邦国、陈德安找人拆房，石维付找了3个人，石邦国找了包括文学贵在内的3个人，陈德安找了2个人，石邦发自己找了3个人。各参与人之间临时性聚焦在一起并自带工具设备，为了获取利益而共同从事同一劳动活动，石邦发与各参加拆房人之间平均分配劳动报酬，相互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据此原判认定石邦发与各参加拆房人之间系一种松散型劳务合作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石邦发与参加拆房的其他人员形成劳务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造成文学贵损害的原因是房梁断裂所致，该房梁系用铁钉将房梁的两端进行固定，正常的房梁是搁置在木柱上，定作人姚家福、潘世英没有如实告知施工人员，导致文学贵产生错误判断而站在该房梁上进行施工，是造成本案损害的原因力之一，故姚家福、潘世英提供的定作物存在瑕疵，具有定作过错，原判由其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较为适当。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文学贵与石邦发等20人构成松散型劳务合同关系，系共同承揽，对损害有过错的，可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石邦发作为本次房屋拆除的组织者或带头人，应当对参与人员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尽可能避免危险的发生，但石邦发未尽到该义务，原判确定由其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较为适当，本院予以确认。石邦国在未确认房梁是否安全的情况下，到发生事故的房梁上与文学贵一起施工，增加了房梁的载重，也是造成本案事故的原因力之一，原判由其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适当。文学贵作为具有完成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到房梁上进行施工，但其误以为安全而没有仔细观察所站房梁的结构，且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是造成自身损害的主要原因，原判由其自行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只应承担次要责任和其他共同承揽人承担连带主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文学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5元，由上诉人文学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法 官助 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高红林-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