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07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泳基，男，196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子翔，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瑞英，女，195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罗卫民，男，195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黄泳基因与被上诉人杨瑞英、第三人罗卫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1）粤0104民初6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泳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杨瑞英对(2016)粤O104民初1727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罗卫民应清付给黄泳基的49000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之责；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瑞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依法改判，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一、有众多事实和证据证明杨瑞英语罗卫民是为了逃避夫妻共同债务而办的“假离婚”，具体如下：1．王俊律师在(2018)粤01民终17813号案中，作为杨瑞英的代理人起诉罗卫文、孔庆国；王俊律师又在(2019)粤01民终6534号案中，作为罗卫民的代理人参加诉讼；王俊律师在短期内分别代理存在利益冲突的两位当事人，必定是同时获得两位当事人的豁免，由此可见杨瑞英、罗卫民在处理一系列债务纠纷过程中是存在合意的。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能够公开搜索到的由王俊律师代理两人的案件，杨瑞英有5件、罗卫民有2件。由此可见杨瑞英、罗卫民是共同委托王俊律师处理一系列债务纠纷案件的。2．王俊律师曾经在(2019)粤01民终6534号案中，陈述“涉案房屋现由上述3人居住(即：罗卫民、罗卫民的儿子、杨瑞英)”。可见罗卫民、杨瑞英在2015年10月份离婚后仍然一起居住，并非如两人在本案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异口同声所说的“早年就分居了、没有共同生活”。两人在不同案件中前后矛盾的说法，明显存在虚假陈述行为。3．罗卫民对债权人孔庆国的债务爆发于2015年1月；罗卫民对债权人靳恩利的债务爆发于2015年1月份；罗卫民对债权人黄泳基的债务爆发于2015年6月份。杨瑞英选择2015年10月份与罗卫民办理离婚手续，明显存在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故意。4．杨瑞英与罗卫民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妻子从未参与丈夫的经营业务，丈夫在经营业务中所产生的一切债务与妻子无任何关系，全部由丈夫一人承担，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等”，如此带有偏向性的陈述，可以推断出杨瑞英在离婚前就知道且参与了丈夫罗卫民的生产经营、欠债事实，与其在一审《答辩状》陈述的“不知情”明显难以自圆其说。二、2015年1月13日，杨瑞英为罗卫民向广发银行的13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保证和抵押担保的事实，证明两人共同参与了生产经营，且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根据(2017)粤0l民终2181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5年1月13日，杨瑞英为罗卫民向广发银行的13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保证和抵押担保。130万元的巨额借款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但杨瑞英仍然为罗卫民提供保证和抵押，显然代表杨瑞英共同参与了罗卫民的生产经营，也证明了罗卫民生产经营所负债务是用于家庭，否则杨瑞英断然不会为其提供保证以及用夫妻共有的唯一居住用房作为抵押。由此可见两人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并非杨瑞英在一审《答辩状》陈述的“不清楚、不知道、没参与”。三、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罗卫民对黄泳基所负的债务是基于2003年7月至2005年1月的欠付租金转化而来，产生于杨瑞英与罗卫民婚姻感情的正常期间，根据当时的《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并结合上述杨瑞英“‘假离婚”、“共同参与生产经营”、“存在密切经济往来”等事实，本案应该由杨瑞英负责举证涉案49万元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黄泳基的上诉请求。杨瑞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泳基的上诉请求。罗卫民辩称：债务是2003年7月至2005年产生的，是我和黄泳基的债务，和其他人没有关系，一审我已经陈述清楚。黄泳基的要求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成立。黄泳基一审诉讼请求：一、杨瑞英对（2016）粤0104民初1727号民事调解书中的调解协议中确认罗卫民应清付给黄泳基的49000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之责；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均由杨瑞英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曾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6）粤0104民初1727号《民事调解书》，该案原告为黄泳基，被告为罗卫民，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罗卫民自2016年6月起每月偿还黄泳基49000元，共分十期偿还黄泳基490000元；二、本次纠纷就此了结，双方不得就本次纠纷另行向对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等。上述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黄泳基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诉讼中，关于涉案借款490000元的构成，黄泳基表示：罗卫民租了黄泳基在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商华路的厂房等，具体地址见我方租赁合同，租金一个月50000元，欠2003年7月至2005年1月的租金共950000元，后罗卫民陆续偿还了450000元，剩余500000元于2015月6月21日转化为借款并出具一份借条对此确认，后续罗卫民偿还了10000元，剩下490000元未偿还，起诉之后与罗卫民达成调解。租金由罗卫民给黄泳基的，杨瑞英没有向黄泳基给过租金。同时，黄泳基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交以下证据：1.租赁合同书；2.欠条；3.借条；4.收据（1万元）。另查，杨瑞英与罗卫民曾为夫妻关系，于2015年10月1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瑞英是否应对（2016）粤0104民初1727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罗卫民须向黄泳基清偿490000元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虽杨瑞英与罗卫民曾为夫妻关系，但黄泳基并未能举证证明杨瑞英在债权凭证签字，不足以证明杨瑞英具有与罗卫民共同举债的合意；黄泳基亦未能举证证明罗卫民所借款项系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足以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黄泳基上述主张，理据欠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黄泳基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325元（黄泳基已预付），由黄泳基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审理中，黄泳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8）粤01民终1781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内容：1．王俊律师作为杨瑞英的代理人起诉罗卫民、孔庆国；2．罗卫民对债权人孔庆国的债务爆发于2015年1月；3．杨瑞英与罗卫民《离婚协议书》的第四条约定，明显带有偏向性陈述。证据2、(2019)粤01民终65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内容：1．王俊律师作为罗卫民的代理人参加诉讼；2．罗卫民陈述：涉案房屋现由上述3人居住(即：罗卫民、罗卫民的儿子、杨瑞英)。证据3、王俊律师代理杨瑞英、罗卫民案件情况，证明内容：王俊律师在短期内分别代理存在利益冲突的两位当事人，必定是同时获得两位当事人的豁免，由此可见杨瑞英、罗卫民在处理一系列债务纠纷过程中是存在合意的。证据4、(2016)粤0106民初318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内容：罗卫民对债权人靳恩利的债务爆发于2015年1月份。证据5、(2017)粤01民终2181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内容：1．2015年1月13日，杨瑞英为罗卫民向广发银行的13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保证和抵押担保的事实，证明两人共同参与了生产经营，且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2．杨瑞英称：其一直居住在广州市越秀区明月路35号802房。杨瑞英发表质证意见称：提交的是杨瑞英与他人经济纠纷的材料，该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这些案件都是与其他人的纠纷，杨瑞英也反复陈述长期分居等孩子大了才离婚的情况，杨瑞英有正规工作与罗卫民没有经济往来。而且也反映罗卫民没有告知杨瑞英法院的纠纷也没有通知杨瑞英。罗卫民、杨瑞英产生关联就是房产，杨瑞英直到法院拍卖公告才知道相关债务情况，也反映杨瑞英不知情，因此杨瑞英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罗卫民发表质证意见称：黄泳基提供的五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债务产生于2005年，黄泳基用十几年之后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意见。本院认为，黄泳基在二审程序中提交的多份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的事实，均不能充分有效证明杨瑞英对涉案债务与罗卫民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杨瑞英与罗卫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黄泳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审查黄泳基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上诉人黄泳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叶嘉璘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许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