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0民终21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付安，男，195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敬，河南汉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臧伟科，男，198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建超，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喜春，男，196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原审第三人：张建军，男，1968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上诉人孙付安因与被上诉人臧伟科、原审第三人赵喜春、张建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21）豫1002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付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魏都区人民法院（2021）豫1002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诉讼费、保全费依法由被上诉承担。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出现错误。（一）被上诉人并未完成委托事项，也未实际履行委托事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52万元是让被上诉人购买场院的，被上诉人确实用自己的名义购买了场院，并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收到条交付给了上诉人，其也应当把场院交付给上诉人，才算是履行完委托合同约定的事项，而不是单纯的把相关手续交付给上诉人。本案中上诉人委托购买的属于不动产，不但要交付不动产的相关手续，还要办理过户登记义务，而被上诉人已经当着法官明确告知不会履行过户手续，属于根本违约行为，被上诉人的这种根本违约事实直接造成上诉人的委托合同的目的无法得到实现。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委托合同已经履行没有事实根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上诉人当时委托购买的场院面积为3800平方，而实际上仅仅有700平方，上诉人认为在购买该场院时，被上诉人与他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权利的行为。结合在购买场院后，该场院在拆迁过程中，拆迁款已经被他人领走的事实足以可以认定，上诉人对场院没有任何的可以主张的权利，也进一步说明该场院没有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三）目前，该场院虽然已经拆迁，该场院确实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明确告知不会履行合同，那么该场院的拆迁款仍然属于被上诉人，跟上诉人没有一点关系。拆迁办也通知被上诉人前去办理过户，但被上诉人均拒绝履行。（四）第三人赵喜春已经明确自己不会向被上诉人主张自己的权利，赵喜春放弃权利的行为不能影响到上诉人主张自己的权利。反而，可以推断出，在当初购买涉案场院时，他们可能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权利的事实。二、根据原审判决书的认定，如果被上诉人已经交付了合同标的，但目前的事实是该涉案场院拆迁款仍然登记在被上诉人的名下，是否可以根据该判决书，认定被上诉人已经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三、（一）目前的财物所有人仍然是被上诉人臧伟科，东城区邓庄乡政府只认该场院的所有权人是臧伟科。且被上诉人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拒不履行交付义务，由此，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并未履行。（二）在上诉人和一审法官的告知下，第三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均放弃自己的权利，绝不向臧伟科主张权利。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合伙。合伙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合伙合同。第三人赵喜春已经对自己的权利放弃了，委托人只剩孙付安一人。既然合伙人已经放弃了向臧伟科主张权利，就视为赵喜春跟孙付安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解除。那么，在臧伟科不履行委托合同约定交付义务的情况下（根本违约），上诉人请求解除委托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三）原判决已经认定孙付安与臧伟科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这是受托人转移委托事务所得利益的义务。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臧伟科是没有把委托事务所得利益交付的，且明确表示拒绝交付的。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故上诉人请求支持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改判解除合同，返还财产。臧伟科辩称，被上诉人购买厂房后，将相关的购买凭证及涉案厂房全部交付至上诉人，上诉人上诉称没有交付，与事实不符。当时被上诉人仅仅是进行管理，因上诉人与第三人赵喜春自身原因（监狱服刑），造成厂房无人管理，被上诉人帮其打理维护厂房多年，被上诉人也会保留追索管理费的权利。2、一审中，上诉人在买厂房时，上诉人亲自到厂房看过，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后，就将购买协议及相关资料交付上诉人，其对厂房当时的现状应是知晓的，其上诉称面积与购买面积不符，明显违背客观事实。3、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无任何过错，也未获利。目前，涉案厂房已被拆迁，其拆迁款项低于上诉人与第三人当时的购买款项，如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当时的购房款，明显于法无据，且有违公平。综上：上诉人滥用诉权，其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喜春述称，我没有意见，买厂房是我与孙付安商量的，我们两个去厂里看了，孙付安出的152万，我出了100万，当时说要把手续从臧伟科手里拿回来，孙付安先出事，我让臧伟科照看着场，后来我也出事了，拆迁给了我和孙付安各20万，中间也调解过。张建军述称，无意见。孙付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告孙付安与被告臧伟科之间的委托合同，返还132万现金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债务利息;2.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原告孙付安与第三人赵喜春商议合伙购买厂房，后赵喜春委托被告臧伟科以2500000元的价格购买第三人张建军位于邓庄街综合市场××厂房，赵喜春向臧伟科交付1000000元，2011年1月5日，孙付安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被告臧伟科转款1520000元。被告臧伟科收到款项后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张建军签订落款日期为2009年10月9日的《厂房买卖协议》，约定以2500000元的价格购买张建军位于邓庄街综合市场××厂房一处，张建军将编号为97026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于臧伟科并出具一张收到2500000元的收到条。后臧伟科将《厂房买卖协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收条交给第三人赵喜春、原告孙付安。2016年涉案厂房被部分拆迁后,被告臧伟科交给原告孙付安的亲属拆迁款200000元、交给第三人赵喜春的亲属拆迁款200000元。2019年5月8日，赵喜春出具书面材料一份，显示：“藏伟科：关于我和孙付安共同出资252万元（委托人出资100万元，受托人出资152元）购买邓××乡政府路南的张建军的厂院一事，你可以代表我本人和孙付安一起处理买卖事宜和后续拆迁补偿事宜。按照我和孙付安达成的口头协议，孙付安得拆迁补偿金60%，我得拆迁补偿金的40%”。现涉案厂房已被拆迁，原、被告发生纠纷，原告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孙付安与第三人赵喜春共同出资口头委托被告臧伟科购买厂房，原告孙付安与第三人赵喜春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原告孙付安、第三人赵喜春与被告臧伟科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委托合同，应当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审理过程中，第三人赵喜春表示不要求解除与被告臧伟科之间的委托合同，因合伙人对是否解除共同的委托合同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被告臧伟科接受原告孙付安、第三人赵喜春的委托后,已按原告及第三人的指示以本人的名义购买第三人张建军的厂房，且事后已将双方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收条交于委托人，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双方委托合同已经履行，因此，原告孙付安请求解除与被告臧伟科之间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被告臧伟科接受委托后，已按照原告孙付安、第三人赵喜春的指示将收到的用于购买厂房的资金支付给出卖人张建军购买厂房，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32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本案证据显示，购买厂房时原告将出资款直接从本人账户转账至被告账户，且事后原告及第三人已向被告披露原告系合伙人之一，故被告关于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孙付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原告孙付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孙付安、原审第三人赵喜春口头委托被上诉人臧伟科购买涉案厂房的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孙付安主张臧伟科购买厂房后未能协助将厂房手续过到孙付安名下，委托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故要求解除委托合同。而臧伟科主张其已按照委托要求购买厂房，委托事项已完成。本院认为，孙付安、赵喜春共同委托臧伟科的事项即购买涉案厂房，臧伟科也已经购买该厂房，并将购买厂房的有关手续交付给孙付安，该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委托合同已履行完毕，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解除委托合同和返还款项的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解除委托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现案涉厂房已经被拆迁，因臧伟科作为受托购买该厂房的名义买受人，其有义务配合实际权利人孙付安取得该厂房的财产权益。综上所述，孙付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孙付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秋霞审判员  李艳伟审判员  丁盈盈二〇二一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娄潇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