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6民终30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仁安，男，196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伯春，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金博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昌县澄潭街道西园山庄。                法定代表人：竺晓贤，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征，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吕伯红，男，198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上诉人汪仁安因与被上诉人新昌县金博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博士公司）、原审第三人吕伯红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21）浙0624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及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汪仁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伯春，金博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征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仁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汪仁安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金博士公司的实际股东为汪仁安及竺晓贤、金钦岳三人，名义股东吕伯红并不实际享有金博士公司的股东权益。汪仁安与竺晓贤、金钦岳为开发博士苑商品房项目共同出资于2011年2月17日设立金博士公司。一人股东吕伯红系名义股东，其未实际出资，并自认实际股东为竺晓贤。根据我国民法典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并不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实质主义规则。由此，从对外效力上讲，名义股东对外具有股东资格；从对内效力上讲，名义股东并不实际享有股东权益。鉴于吕伯红仅系金博士公司的名义股东，出资人的显名无须取得名义股东的同意。依据汪仁安提供的汇款凭证、2011年4月18日《金博士公司规范化内部管理文件》、2011年2月17日《授权委托书》及相关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足以认定金博士公司的实际股东为汪仁安（占股34％）及竺晓贤（占股33％）、金钦岳三人（占股33％）。二、实际出资人显名化应适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汪仁安符合以下显名化情形：1．其他股东明知汪仁安存在且已向公司出资的事实；2．汪仁安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如行使了参与公司管理、参加股东会等股东权利；3．其他股东未曾提出异议。                金博士公司辩称，汪仁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汪仁安主张的34％并非其在金博士公司的占股，而是其在博士苑项目的份额，二审中金博士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予以证明，验资报告中显示宁波市泊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泊顺公司）已实际出资200万元，吕伯红的承诺书中也表明其持有的股份实际系竺晓贤拥有，要显名的也应是竺晓贤，而不是汪仁安，汪仁安仅仅是金博士公司项目的实际投资人；二、本案中，吕伯红否认汪仁安为金博士公司的股东，而竺晓贤、金钦岳是否为金博士公司股东尚未确认，汪仁安要求变更股权登记缺乏依据。                吕伯红未作陈述。                汪仁安于2021年5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金博士公司股东吕伯红名下34％股权归汪仁安所有；2．判令金博士公司、吕伯红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将吕伯红名下34％金博士公司股权过户到汪仁安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汪仁安与案外人竺晓贤、金钦岳三人为开发博士苑项目签订《新昌县澄潭镇洞桥坑住宅小区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依托金博士公司开发博士苑项目，同时确认汪仁安已于2011年2月17日向该项目出资799万元（占项目份额34％）。2011年1月20日，金博士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现工商档案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竺晓贤，一人股东为吕伯红。吕伯红并未向金博士公司实际出资。2011年2月17日，金博士公司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金博士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决议，授予汪仁安全权负责本公司经营中的一切事务……”。该委托书下方“全体股东”处有“竺晓贤、汪仁安、金钦岳”签字字样。汪仁安曾分别于2011年1月17日向竺晓贤转账470万元，2011年2月17日向吕伯红转账767万元，2011年1月22日向金钦岳转账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汪仁安主张的34％是其在金博士公司的占股还是其在博士苑项目的份额。根据吕伯红的陈述，当初因博士苑项目的土地拍卖时金博士公司尚未成立，竺晓贤就以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泊顺公司的名义拍下了该项目的土地，所以金博士公司最初的股东也是泊顺公司，后来才转给吕伯红。但吕伯红陈述其受让股权并未出资，只是“挂了下名”。那么，吕伯红实际是替谁“挂的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金博士公司并未提供泊顺公司实际出资的相关证据。而汪仁安曾于2011年1月17日向金博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竺晓贤转账470万元，于2011年2月17日向吕伯红转账767万元，于2011年1月22日向金钦岳转账100万元。从祝晓东、金钦岳、竺晓贤的刑事案件中公安部门对相关人员的讯问、询问笔录中反映出，当初金博士公司成立的初衷即为开发博士苑项目，公司成立后也只开发了该项目。汪仁安转给上述三人的款项即为金博士公司开发博士苑项目提供资金。该资金包括金钦岳向汪仁安的借款出资。上述资金均用于博士苑项目的开发，纳入金博士公司的成本，属金博士公司的财产。故竺晓贤、金钦岳、汪仁安三人应均认可其向博士苑项目提供的资金即为向金博士公司的出资，该事实也可从汪仁安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中得以证实。该委托书中载明“金博士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决议……”，落款处“全体股东（签字盖印）”处有“竺晓贤”、“金钦岳”、“汪仁安”的签字手印。虽汪仁安、金博士公司及吕伯红均未提供股权代持协议，但依据现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汪仁安系登记在吕伯红名下金博士公司3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案涉争议股份的真实出资情况与股权登记情况并不相符，故应认定汪仁安与吕伯红形成了事实上的股份代持关系。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股份代持关系的双方必须签订合同书作出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书面合同，并非当事人之间形成股份代持关系的必备条件。金博士公司以汪仁安未提供其与吕伯红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为由否认股份代持关系成立的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关于汪仁安要求金博士公司、吕伯红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吕伯红否认汪仁安为金博士公司的股东，而竺晓贤、金钦岳是否为金博士公司股东尚未确认，故汪仁安要求变更股权登记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汪仁安系金博士公司登记在吕伯红名下3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二、驳回汪仁安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金博士公司向本院提交公司章程、验资报告、承诺书各一份，证明泊顺公司已实际出资200万元，吕伯红认可其持有的股份实际系竺晓贤拥有，要显名的也应是竺晓贤，而不是汪仁安，汪仁安仅仅是金博士公司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汪仁安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二审新证据，相关刑事裁判文书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中竺晓贤承认汪仁安系实际股东。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二审中新的证据，且竺晓贤在《授权委托书》及相关刑事案件中均承认汪仁安系实际股东，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金博士公司并未提起上诉，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0624刑初37号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竺晓贤、金钦岳、汪仁安三人系金博士公司的实际股东，汪仁安在一审提交的（2016）浙0624刑初483号刑事判决书、协议书、《授权委托书》、汇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一审判决认定汪仁安主张的34％是其在金博士公司的占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汪仁安要求金博士公司、吕伯红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能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的“股东”显然指的是登记股东。本案中，吕伯红系金博士公司唯一的登记股东，本案中已认定其并未出资、并非实际股东，因此，汪仁安请求变更登记为股东无需其同意确认。至于竺晓贤、金钦岳，两人并未被确认登记为股东，汪仁安登记为股东显然无需两人同意。退一步讲，竺晓贤、金钦岳知道汪仁安实际出资的事实，对汪仁安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在此情况下，并未损害竺晓贤、金钦岳的权利。因此，对汪仁安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汪仁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21）浙0624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汪仁安系新昌县金博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在吕伯红名下3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                二、撤销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21）浙0624民初17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三、新昌县金博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吕伯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汪仁安将吕伯红名下34％股权变更登记到汪仁安名下。                一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减半收取5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均由新昌县金博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柳雪松            审判员彭丽莉            审判员王**斌    二○二一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