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6民终16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年坤，男，1960年8月2日出生，满族，系秋元实业有限公司经理，住凤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惠，系辽宁兴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花伟，男，1968年1月1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凤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凤城市中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姜年坤因与被上诉人花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4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年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惠、被上诉人花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年坤上诉请求：1、撤销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403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被上诉人186305.28元的厂房款。3、被上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交付涉案房屋的钥匙，使涉案房屋仍处于实际租赁状态。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经凤城市人民法院判决于2017年11月24日解除，但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交还租赁房屋的钥匙，而使用该房屋继续经营活动。这相当于凤城市人民法院关于2017年11月24日解除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判决没有得到执行。该涉案房屋仍处在实际履行状态。上诉人不应该给付被上诉人厂房款，而被上诉人却应承担给上诉人超出房屋租赁合同期限的租金。二、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转租他人赢利，也是对房屋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的一种具体表示。在凤城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后，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租给了一梳理羊毛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一年，这也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还在实际履行。三、原判决的计算方法错误。原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租赁期限为512天，起止时间2016年7月1日起至合同解除日2017年11月24日。没有考虑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交还房屋钥匙及其仍在继续使用对外转租的情况。没有考虑被上诉人在2017年11月24日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在何地经营，为什么在合同解除二年后的2019年才向法院起诉(被解除的合同是2019年7月1日期满)。上述问题不考虑作了简单计算，并作出判决错误。四、同案件实体紧密相关的审限严重违法，原因不清。本案案号(2019)辽0682民初4031号，说明案件是2019年立案。2020年4月1日凤城市人民法院才向上诉人发送传票，定于2020年5月6日上午9时开庭。判决时间是2021年4月22日，时间距开庭近一年。这一状况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民事案件立案后七天转业务庭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延长的报请上一级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三个月。本案不知有什么特殊情况，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严重超过审限，是严重违法。请二审法院重视。综上可见，凤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682民初403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故上诉人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花伟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1、本案之前针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对于原、被告租赁事项已经作为生效判决确定的事项予以表述，依照生效判决无需举证的原则，该案判决中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针对上诉人在上诉过程中增加的理由，本案中生效判决确定的租赁双方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此，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花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房屋租金162106元；2、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在建340平方米厂房款272000元（800元/平方米×340平方米）；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3日，原告花伟（乙方承租方）与被告姜年坤（甲方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一、甲方将其自有的位于“凤城市秋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院内办公楼第二层（约180平左右）、南侧厂房430平方米及在建的厂房约340平方米（在建厂房后续工程由乙方承担建设，抵顶房租）一并租赁给乙方使用；二、租期为六年，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7月1日止，前五年的租赁费共计伍拾万元（每年壹拾万元），乙方于2014年5月28日先付给甲方贰拾万元，待甲方将厂房全部腾出交付乙方时，乙方将剩余的叁拾万元一并给付甲方。第六年租金为伍万元，于2020年7月1日给付；……；五、乙方租赁期间，因非自然原因导致厂房拆除或乙方不能正常使用，甲方需退还乙方剩余房租并赔偿相关损失。六、租赁期间，如乙方提前解除租赁合同，需提前1个月告知甲方，甲方将剩余房租返还乙方。如甲方不能返还，乙方有权转租他人。该合同经法院判决于2017年11月24日解除。原告租赁厂房租金每年100000元。2014年5月23日，被告姜年坤收取原告花伟租房定金款20000元，同年5月31日，被告姜年坤收取花伟租房款180000元。被告收取租金200000元后，将自建的430平方米交付给原告使用，后因信号干扰设备的正常使用，被告将同一院内北侧的房屋交给原告使用，南侧房屋钥匙由原告保管至今，原告新建厂房340平方米经双方均认可抵顶三年租金300000元，办公楼二楼180平方米的房屋因被告始终未交付原告使用，经该院判决被告退还原告该区域的租金37894元。2017年11月24日，原告花伟（乙方承租方）就使用的北侧房屋与案外人隋某（甲方出租方）另行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约定：甲方于2014年7月份自姜年坤处取得位于凤城市草河区大桥头工业园区秋元实业公司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现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上述厂房场地租赁乙方使用，乙方租用厂房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上述房产、场地租金为每年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应否返还原告房屋租金和厂房款。关于房屋租金162106元应否返还的问题，原告主张没有使用南侧房屋被告应返还租金，被告主张租赁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应返还租金。本案中，原被告于2014年5月23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涉及区域为未实际使用的办公楼二层180平方米已判决返还租金37894元，南侧430平方米的租赁房屋和钥匙已交付原告及扩建厂房340平方米双方约定抵顶房屋租金300000元。经审查，原告已向被告交付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两年的租金200000元。原告于2017年11月24日与案外人隋某签订租金每年40000元。根据上述事实及双方举证可以确认租赁房屋由南侧换至北侧及原告向案外人支付租金并未对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原告使用租赁房屋产生实际影响，所以原告主张退还此期间已交付租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南侧租赁房屋的转租，鉴于房屋钥匙在原告处保管及证据规则的要求，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租赁房屋已经实际交付被告并由被告实际使用的证据，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已将置换前的房屋交还被告，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剩余租金的依据不足，该院不予保护。关于被告开具增值费发票一节，原告未举证证明发票的种类和性质，不能仅凭开具发票确定出租人的身份，对于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审查范围，所以不做一并处理。关于厂房款给付问题，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的租赁范围为凤城市秋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院内办公楼二层楼约180平左右、南侧厂房430平及在建的厂房约340平方米（在建厂房后续工程由乙方承担建设，抵顶房租）。根据双方约定除180平方米外的区域的房屋每日租金为（200000元-37894元）÷2年÷365天＝222.06元，租赁期限512天（租金抵顶起算日2016年7月1日起至合同解除日2017年11月24日），故原告应实际支付被告合同解除前的租金为222.06元×512元＝113694.72元。鉴于双方均认可扩建340平方米抵顶租金300000元，据此被告应返还原告租金为已付租金300000元-应付租金113694.72元＝186305.28元。原告主张每平方米按照800元计算厂房款未提供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姜年坤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花伟厂房款186305.28元；二、驳回原告花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10元，由被告姜年坤负担4230元，原告花伟负担3580元。二审中，上诉人姜年坤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1、2014年5月23日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从凤城市工商局调取的，没有原件。其中第九条后面有补充，下面盖的是凤城市秋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证明当时签这个合同是两个法人签的，而一审判决把两个自然人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是错误的。2、2014年5月23日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这份合同与一审卷宗的合同是一样的，但我们提供的这份合同明显有一个加盖公章的印迹，应该是凤城市秋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章。证明花伟人为遮挡住公章印迹，导致变成了个人签的合同。3、2015年6月23日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出租方是花伟，承租方是邵春峰，证明花伟确实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了邵春峰，用于梳羊毛。4、税务登记表（复印件），证明邵春峰的单位有税务登记。5、照片5张，证明2018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还在使用该房屋从事经营活动。6、录音材料，证明马英辉也在花伟那租过房子。而且马英辉证实这个房子是花伟的，还证实马英辉和上诉人之间确实有债务关系，但这个债务关系是在花伟来之前形成的，与案件没有关系。被上诉人花伟的质证意见：1、1-4号证据形成时间分别是2014年、2015年，均在本案一审诉讼前，因此该四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2、1-4号证据均为复印件，被上诉人对该四份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3、对于照片形成时间没有异议。4、照片中所谈到的凤城市嘉恒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不清楚该单位与本案的关联性。通过天眼查没有叫凤城市嘉恒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只有丹东嘉恒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任福民，是一个小微企业。5、录音证据，按照证据规则，该录音证据应属于证人证言，依照民诉法及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证言应出庭接受双方质询，单纯凭借证人证言无法确认其表达的内容，被上诉人也不清楚录音中当事双方到底是谁，与本案是否有关联性，录音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本院认证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持有异议，这些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庭审前，且无直接的关联，故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于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同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姜年坤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花伟厂房款186305.28元。因原审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辽0682民初3599号民事判决，已认定2014年5月23日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并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自2017年11月24日解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房屋租金37894元。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4日，双方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仍继续使用案涉房屋，并将案涉房屋租赁给案外人使用。故原审判决以双方约定的前五年租期即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的租赁费50万元，由于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交纳20万元租金即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二年的租金，而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三年的租金30万元，双方已约定用上诉人在建的厂房340平方米，由被上诉人承担后续工程建设，以抵顶30万元的房屋租金。因此，从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24日止(双方合同解除之日)，被上诉人实际承租了512天，扣除此期间被上诉人应付的房屋租金113694.72元（详见原审判决的计算公式），剩余的186305.28元（新建厂房340平方米抵顶租金300000元-应付租金113694.72元）应为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新建厂房340平方米的款项，在双方租赁合同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解除后，上诉人应当予以返还。原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厂房款186305.28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姜年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10元，由上诉人姜年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晓欣审判员  吕伯昌审判员  宋文珂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