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5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邯郸市宏海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邯武北路39号。法定代表人：薛运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凯，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明，女，198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静华，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英，女，196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静华，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元德，男，195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来，陕西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明均，北京淘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四海云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院10、11、15号楼3层01室。法定代表人：单月云，董事长。上诉人邯郸市宏海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宏海公司）、张明、张丽英因与被上诉人高元德、原审被告北京四海云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云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邯郸宏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邯郸宏海公司无需支付高元德自2014年6月6日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计提费用；改判支持邯郸宏海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元德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主动“变更”了高元德的一审诉讼请求，以判定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赔偿“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剩余部分8083874元，代替了高元德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合作销售费用8083874元”，违反了法律规定。二、高元德于2014年6月份之后，主动不履行《合作销售协议书》中第四条第1款“对销售回款负全责”和第四条第3款“乙方应配合甲方建立全国市场信息网，及时提供准确的市场和竞争对手的信息给甲方，在商务活动中积极配合甲方推广和销售甲方产品及服务，并收回全部货款。”第四条第5款“乙方负责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客户关系协调事宜……。”尤其是不能及时回款和协调客户关系（主要是与业主签订协议），是高元德最严重的违约。其违约行为已经给邯郸宏海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在商界造成负面的名誉损害。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了“高元德未能及时有效地履行《合作销售协议书》中，‘对销售回款负全责’的合同义务，导致邯郸宏海公司在被供货商追索的情况下以诉讼方式从天元锰业公司索回3500万元，高元德应当承担一定违约责任。”一方面只轻描淡写地不支持高元德的有关利息的请求就了事。拿对邯郸宏海公司的所谓“违约”就给予赔偿8083874元的责任来比较高元德的违约，可谓有天壤之别，何其不公也。三、在高元德的违约行为已经给邯郸宏海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然不加区分地将所有下余“计提费用”全部由邯郸宏海公司“无条件”地“赔偿”是错误的。高元德不能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按时间、按阶段付款比例要回款。因高元德的原因不能回款，导致邯郸宏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自要款和在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后，委托律师事务所诉讼要回3500万元。另外，直到目前，宁夏天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尚欠四海云能公司几百万工程款未给付，可一审判决也让邯郸宏海公司赔偿三期东区工程款的计提费用在内的所有费用，缺乏依据，是不公正的。四、在高元德严重违约的情况下，邯郸宏海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自2014年6月6日后高元德不履行要款义务而索要计提费用“给付”责任或“赔偿”责任。从相关的证据来看，自邯郸宏海公司承包项目工程以来，负有回收工程款义务的高元德要回的工程款都晚于合同约定。五、一审法院在采信高元德提供的未出庭作证、未经质询的证人证言（何永生、杨书清的谈话笔录），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认定的原则，以上述所谓的“证人证言”来对抗到庭作证并经质询的仇某1的证言更是错误。六、签订两份《合作销售协议书》时，高元德明知自己是与邯郸宏海公司合作和服务，高元德和邯郸宏海公司是一起投标的，北京美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景公司）只是代签两份合同，实际履行合同的是邯郸宏海公司和高元德，所以高元德代理邯郸宏海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工程款亦打给了邯郸宏海公司，而不是给了美景公司。因此高元德要求美景公司与邯郸宏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张明、张丽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元德对张明、张丽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元德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为避免关联企业转移合同风险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判定原签约主体美景公司与作为实际履行主体的邯郸宏海公司共同承担《合作销售协议书》项下的“甲方”责任，从而判决张明、张丽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2年10月22日，美景公司与高元德签订《合作销售协议书》，但该协议并未履行，高元德实际上是与邯郸宏海公司在履行委托合同而与美景公司无关。即使美景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包含邯郸宏海公司的知识产权出资，也不能当然的认为双方就属于关联企业，更不能据此认为这属于对承包项目所作的交易安排。因为高元德实际代理哪家公司，其是明知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合同主体错误。二、一审判决在认定合同义务、结算方式、合同履行、违约责任方面均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两份《合作销售协议书》的约定，高元德除代理签订合同、协调客户关系外，另一主要合同义务是收回货款，这也是双方签订合同的基础和目的。可是，高元德却没有尽到“收回货款、协调客户关系”的合同义务，给邯郸宏海公司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害。邯郸宏海公司在对高元德不履行收回货款义务的情况下，通过另行委托他人以诉讼的方式要款，同时与失去信任的高元德解除委托关系。三、一审判决主动“变更”了高元德的一审诉讼请求，判定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赔偿“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剩余部分8083874元，代替了高元德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合作销售费用8083874元”，违反了法律规定。四、一审判决采信高元德提供的未出庭作证、未经质询的证人证言（何永生、杨书清的谈话笔录），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以上述所谓的“证人证言”来对抗到庭作证并经质询的仇某1的证言更是错误。五、高元德在一审的起诉状中的陈述部分，高元德多次提到其代理的是邯郸宏海公司，实质上高元德明知自己代理的是邯郸宏海公司，所以邯郸宏海公司和美景公司不能承担连带责任，而且美景公司并不具有安装生产设计电力设备的资质。高元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高元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邯郸宏海公司、四海云能公司、张明、张丽英共同向高元德支付销售费用8083874元；2.邯郸宏海公司、四海云能公司、张明、张丽英支付逾期利息（以8083874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邯郸宏海公司、四海云能公司、张明、张丽英承担。邯郸宏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高元德返还邯郸宏海公司多支付的计提费用105578元；2.反诉费由高元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所涉主体相关情况。（1）邯郸宏海公司成立于1995年10月26日；2018年6月25日，法定代表人由仇某1变更为薛运河；现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仇某1持股比例变更为71.23%。（2）北京宏海恒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600万元，股东包括刘峰（出资额462万元）、仇某1（出资额48万元）、邯郸宏海公司（出资额90万元/知识产权出资），法定代表人刘峰；2013年8月6日，北京宏海恒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600万元减少为实缴510万元，原股东邯郸宏海公司退出公司并核减其出资额；2014年2月14日，北京宏海恒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美景咨询有限公司（即美景公司）；2019年1月2日，美景公司决议解散并办理了注销登记，股东暨清算组成员包括张丽英（持股比例90.59%）、张明（持股比例9.41%），相应股东会决议中写明“注销后的未尽事宜由全体股东承担”。（3）北京四方宏海电力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2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包括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1020万元）及刘峰、仇某1等多位自然人，法定代表人刘峰；2016年11月21日，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820万元出资转让给刘峰；2018年6月20日，北京四方宏海电力电器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四海云能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月9日，邯郸宏海公司受让四海云能公司65%股权，法定代表人由刘峰变更为单月云。2012年10月12日，北京宏海恒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高元德（乙方）签订《合作销售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宁夏天元锰业110KV变电站工程EPC总承包项目作为甲方的唯一合法代理商，全权代表甲方负责在该项目合同签订和回笼资金事宜；授权销售产品为110KV集成变电站；营销方式为全部商务合同以甲方名义直接与客户签定，乙方以合作销售费用方式与甲方结算，乙方承担其市场营销费用；乙方应在指定区域按照甲方拟订的价格规定销售产品，并对销售回款负全责；甲方按乙方中标110KV集成变电站项目实现销售合同额的百分之十五（即：15%）提供合作销售费用；合作销售费用以每个合同单位来计算；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协议有效期自签约生效之日起至授权项目实施结束止。2012年12月22日，北京宏海恒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高元德（乙方）再次签订《合作销售协议书》。该协议相关内容：甲方授权乙方在宁夏天元锰业110KV变电站工程EPC总承包项目作为甲方的唯一合法代理商，全权代表甲方负责在该项目销售事务；授权销售产品为110KV集成变电站；授权销售区域包括宁夏天元锰业项目，以及甲方特别授权指定的用户；营销方式为全部商务合同以甲方名义直接与客户签定，乙方以合作销售费用方式与甲方结算，乙方承担其市场营销费用；甲方应向客户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维护乙方的利益和满足客户提出的合理建议及要求；甲方按签订销售合同和技术协议要求，保证如期、保质、按量供货，并对产品质量缺陷负全责；乙方应在指定区域按照甲方拟订的价格规定销售产品，并对销售回款负全责；乙方负责其市场开拓工作中所招聘员工工资、福利费、差旅费、通讯费、招待费和公关费等市场活动费用；乙方负责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客户关系协调事宜，并及时了解产品运行情况，并及时按期回收运行情况报告；该项目乙方全部应得合作销售费用为1025万元，乙方的合作销售费用已扣除其应缴纳税金；甲方项目成本无论超出或节省均不影响乙方应得销售费用的金额；合作销售费用以整个合同来计算，甲方收到销售回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按销售回款同比例支付乙方应得合作销售费用（如提取现金以双方约定时间为准）；乙方收到销售回款后应在三日内交给甲方，超出此时间视为乙方挪用货款；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合作销售费用包括乙方市场销售工作中的差旅费、通讯费、招待费和公关费等全部市场活动费用；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协议有效期自签约生效之日起至授权项目实施结束为止；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本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协议中的有关规定，另一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停止该行为；如违约方在接到要求改正的通知后15天内仍未改正，发出通知的一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协议的各项约定，任何违约一方均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此协议签订后原协议自动废止。2012年12月27日，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发包方）（以下简称天元锰业公司）与邯郸宏海公司（承包方）签订《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三座110KV集成变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该《总承包合同》相关内容：项目名称为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110KV（三座）集成变电站工程EPC总承包工程；建设地点包括宁夏中宁县石空工业园区（三期东区一座、西区一座）、宁夏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水泥厂项目一座）；质保期限为一年；合同工期，水泥厂变电站于2013年4月30日前投运，电解锰西区变电站工程期限5个月（于2013年10月10日前投运），电解锰东区变电站工程期限为5个月（投运时间以发包方书面通知为准）；合同总包价格共计102277000元，其中水泥厂变电站项目单价27650000元，电解锰三期西区变电站单价36338500元，电解锰三期东区变电站单价38288500元；发包方按每座变电站建设工期及进度分批支付价款；发包方支付每座变电站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水泥厂变电站预付款于2013年1月15日前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单座变电站价款的65%作为验收款；发包方预留单座变电站价款的5%作为质保金，最终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以上款项均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因承兑汇票贴现产生的费用由承包方承担；承包方向发包方提供设备总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7%)、工程安装类发票，承包方向发包方提供单座变电站合同价款的等额发票后，发包方支付验收款；发包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承包方应给予10日的宽限期，宽限期满仍未支付的，宽限期满之日起承担应付款额日万分之五的利息。该合同落款处，承包方加盖有邯郸宏海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委托代理人高元德的签字。2013年6月13日，天元锰业公司（发包方）与邯郸宏海公司（承包方）签订《变更协议》，确定对上述《总承包合同》予以变更：水泥厂110KV变电站项目增加费用678000元，承包单价变更为28328000元；电解金属锰三期西区110KV变电站项目增加费用720000元，承包单价变更为37058500元。该《变更协议》落款处，承包方加盖有邯郸宏海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委托代理人高元德的签字。2013年12月16日的《工程安全运行证明书》及《竣工移交证书》载明，宁夏天元锰业水泥厂110KV变电站工程已于2013年12月9日投运，2013年12月16日验收合格并移交建设单位，工程承建单位为邯郸宏海公司。2014年6月6日，天元锰业公司（发包方）与邯郸宏海公司（承包方）签订《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三座110KV集成变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相关内容：水泥厂变电站已于2013年12月17日完成试运行并正式投运，西区变电站尚未完工投运，东区变电站即将开工建设；因发包方一直未能兑现水泥厂变电站结算款付款的承诺，导致承包方西区变电站供货商不再配合，给承包方工作造成了极大不便，也给发包方西区变电站投运造成了严重影响；发包方与承包方经结算，除质保金外发包方欠承包方9688060元，于即日支付200万元，余款7688060元于2014年6月20日前支付，并承担自结算之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发包方锰业330KV变电站已具备向西区110KV变电站送电条件，并于2014年6月9日上午9时向西区110KV变电站送电，同时承包方开始西区110KV变电站的168小时试运行工作；西区110KV变电站试运行168小时之日起10日内结算，发包方向承包方支付西区变电站应付结算款，逾期付款按原总承包合同规定支付滞纳金；总承包合同中，关于东区110KV变电站的预付30%工程款、65%的验收款和5%的质保金变更为预付40%工程款、55%的验收款和5%的质保金；其他事宜仍按原合同执行。该《补充协议》落款处，承包方加盖有邯郸宏海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委托代理人高元德签字。2014年8月20日的《锰二厂西区110KV变电站工程竣工验收申请》及《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项目竣工验收报告》载明，西区110KV变电站工程已于当日完成竣工验收，安装单位为邯郸宏海公司。2014年9月29日，天元锰业公司（发包方）与邯郸宏海公司（承包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三期西区变电站项目增加电流互感器，增加费用887000元，该项目承包单价变更为37945500元。该《补充协议》落款处，承包方加盖有邯郸宏海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委托代理人仇某1签字。2015年5月21日，邯郸宏海公司委托宁夏中宝律师事务所起诉天元锰业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2015年5月22日，邯郸宏海公司向天元锰业公司发函主张欠付工程款33163815元及违约金6630000元。2015年6月5日，邯郸宏海公司委托宁夏中宝律师事务所致函天元锰业公司：“贵公司至今还欠付工程款33163815元、违约金6630000元……诉讼是迫不得已的最终维权方式，但诉讼并不排除协商……东区110KV变电站如贵公司需要邯郸公司继续建设，在贵公司履行上述三项条件后，邯郸公司要求东区变电站付款条件为……”2015年6月10日，天元锰业公司向邯郸宏海公司发送《业务联系函》：“一、剩余工程款33163815元，我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一次性向贵公司支付。二、贵公司因工期延误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1188950元，自终端塔至变电站进线断路器连接电缆承担一半工程费用23.5万元、材料费45万元，三项共计1873950元，全部予以免除，我公司与剩余工程款一并向贵公司支付。三、贵公司收到函件后7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回起诉，放弃向我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要求，撤回起诉的诉讼费用由贵公司全部承担。四、2012年2月27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三座110KV集成变电器工程总承揽合同》继续履行，付款方式变更为：预付款40%，土建基础完成和钢结构材料到现场后付25%，主要电气设备到现场后付20%，安装调试具备送电条件后付5%，送电168小时后付5%，留5%的质量保证金。上述四项合意，请贵公司收到函件三日内书面予以回复。”2015年6月18日，邯郸宏海公司向天元锰业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水泥厂及西区工程款”的承兑汇票，金额3500万元；该收据经手人处有仇某1的签名。当日，邯郸宏海公司回函天元锰业公司，表示同意天元锰业公司的谅解合意，并确认了上述东区110KV集成变成站付款方式及施工期限。2015年6月19日，邯郸宏海公司向宁夏中宝律师事务所发送了《关于撤销起诉天元锰业有限公司的函》。2015年7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准许邯郸宏海公司撤回起诉。2015年8月3日，天元锰业公司（甲方）、邯郸宏海公司（乙方）、宁夏天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丙方）、四海云能公司（时名北京四方宏海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丁方）签订《四方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2012年12月27日甲乙双方签订《总承包合同》（原合同），2013年6月13日签订《变更协议》，2014年6月6日签订《补充协议》，2014年9月29日签订《补充协议》；甲方将合同中三期东区一座110KV集成变电站的权利义务概况转让给丙方，由丙方享有该合同中的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乙方将原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丁方，由丁方享有该合同中的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乙方同意甲方将合同中三期东区一座110KV集成变电站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甲方同意乙方将原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丁方；本协议只涉及到合同主体变更，未涉及内容仍按原合同及原补充协议执行。该《四方协议》落款处，乙方方加盖有邯郸宏海公司公章并有委托代理人仇某1签字。邯郸宏海公司从天元锰业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形式收回工程款的情况：2013年3月1日5000000元（汇票下方备注“高”）；2013年3月12日3295000元（汇票下方备注“高”）；2013年5月11日“西区110变电站预付款”10901550元（经手人高元德/两张汇票下方均备注“高”）；2013年11月7日“水泥厂变电站款”8000000元（经手人仇某1/七张汇票下方均备注“高”）；2014年6月6日“水泥厂变电站款”2000000元（经手人高元德）；2014年9月30日“水泥厂变电站款”500000元（经手人仇某1）；2015年2月16日“变电站设备款”500000元（经手人仇某1）、“110电站工程款”2000000元（经手人仇某1）；2015年6月18日“水泥厂及西区工程款”35000000元（经手人仇某1）。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付款情况：2013年3月21日以“财务报销”款名义转账806370元；2013年6月3日以“差旅费”名义转账500000元；2013年6月8日以“差旅费”名义转账559756元；2013年11月25日以“财务报销”款名义转账300000元。高元德合计收到邯郸宏海公司转账2166126元。高元德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用以证明相关事实：（1）邯郸宏海公司与北京宏海恒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集成变更站输变电设备的宣传册，意在证明两单位之间的关系。（2）美景公司工商档案中的《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及《投资者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表载明，刘峰、仇某1为美景公司当时的出资人；美景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刊登了减资公告，至2013年6月30日，该公司已向要求清偿债务的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未清偿债务的，由公司继续负责清偿，并由刘峰和仇某1提供相应的担保。（3）西安至中宁的火车票及车票，用以证明高元德在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期间26次前往宁夏中宁的情况。（4）张运来律师持一审法院调查令到宁夏调查取证的谈话笔录及音视频资料显示，被调查人何永生称，高元德是邯郸宏海公司110KV变电站项目的投标负责人，“这期间都是高元德先到我这催款，我再通知供应部尽快安排款项，高元德去供应部等待批款，我们的款项是通过承兑方式付款，2015年高元德还来我这要过几次款项，其中有一个3500万的付款是仇总和高元德一块来我这办理的。大部分要款的时候都是高元德和仇总一块来的，也有两个人分别来的”，邯郸宏海公司起诉天元锰业公司时的“协商、付款高元德都在”。（5）张运来律师持一审法院调查令到宁夏天元锰业公司调查取证的谈话笔录及音视频资料显示，被调查人杨书清称，“邯郸宏海负责的3个110KV变电站，当时何永生是项目第一负责人，我是第二负责人……2013年开工，我们需要协调、材料都是找高元德、仇某1两人，自2015年10月份左右就没见过高元德”，邯郸宏海公司起诉天元锰业公司时开过协调会，“参会的有何总、我、邓华经理、高元德、仇某1等，让他们撤诉，我们尽快给邯郸宏海付钱，还要加快东区的工程进度，但具体付款时间我记不清楚了。”（6）张运来律师持一审法院调查令从宁夏天元锰业公司调取的该公司向邯郸宏海公司付款的内部申请单，显示变电项目部杨书清为负责人、何永生为总经理，申请日期2014年7月7日，申请水泥厂工程款7688060元。（7）张运来律师持一审法院调查令从宁夏天元锰业公司调取的该公司付款的记账凭证、承兑汇票等会计资料，佐证了前述付款情况，并显示邯郸宏海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四海云能公司于2016年1月8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分别授权仇某1到天元锰业公司办理工程款项结账事宜，四海云能公司在2016年1月以后出具多份收据、发票证实收到宁夏天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直接或背书转让）等方式支付的三座变电站项下的款项24282382.50元。邯郸宏海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用以证明相关事实：（1）多份催款函及诉讼材料，用以证明由于高元德未能履行涉案项目的回款义务，导致邯郸宏海公司被供货商催款并被起诉、强制执行。（2）两份律师函，意在证明邯郸宏海公司委托北京市英岛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14年11月和2015年4月向天元锰业公司发函主张《三座110KV集成变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项下水泥厂变电站、西区变电站、东区变电站工程款（合同总额102277000元）。（3）股东决议，意在证明邯郸宏海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形成股东决议：“1.薛运文负责与法院及大连北方互感器厂家沟通解决邯郸市宏海电力电器有限公司资金账号被法院查封问题，仇某1负责与厂家协商沟通解决分批付款问题。……3.2015年5月10日以后对起诉天元锰业起诉，停止对收回货款计提任何销售费用。4.2015年6月30日以后准备对业务代理高元德起诉，追缴其应摊资金占用费和未按合同约定回收货款对邯郸宏海造成的经营损失等。”高元德称，从未收到上述有关邯郸宏海公司解除委托关系或对其提起诉讼的通知。（4）人民电器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向邯郸宏海公司发送“宁夏开元锰业电解锰三期西区10KV高压开关柜”等产品，邯郸宏海公司在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多次向人民电器集团及高元德就安排生产及质量问题发函，当时高元德是人民电器集团陕西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西安第一分公司负责人。（5）证人仇某1出庭作证称，邯郸宏海公司在2014年9月1日以后就不让高元德去天元锰业公司要款了；天元锰业公司支付3500万元前没有与邯郸宏海公司的人进行过商谈，因为那时候已经打官司了。一审法庭上，（1）高元德述称，邯郸宏海公司给高元德出具了索要工程款的授权委托书，高元德均已交给了天元锰业公司；邯郸宏海公司述称，“原告质证所说的一、二座变电站的工程款全部要回的时间段，我方向原告出具了委托书，但委托书中并没有限定是对于要回哪一笔工程款进行说明，委托没有时间的期限，由于原告到2014年6月6日要回200万后再也不向天元锰业公司去要款，致使天元锰业尚有4600多万的资金不能回笼。在此情况下，第二被告（指邯郸宏海公司）的法人多次亲自去业主单位要款，要回1100万，还有3500万是通过诉讼要回的，无论是仇某1要款，还是诉讼途径要款，4600万都与原告没有关系。”（2）邯郸宏海公司、四海云能公司拒绝提供东区项目的工程结算及天元锰业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相关材料。（3）四海云能公司称其仅从邯郸宏海公司处承包了三期东区项目，其不清楚天元锰业公司向谁支付了工程施工款，高元德未向其索要过代其收回工程款的授权委托书，其也未曾向高元德授权。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高元德分别于2012年10月12日和12月22日两次与美景公司（时名北京宏海恒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销售协议书》，又于2012年12月27日代理邯郸宏海公司与天元锰业公司签订《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三座110KV集成变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双方围绕销售提成款项问题发生争议。一审法院结合双方争议，简要作如下分析。1.合同关系主体。通过上述《合作销售协议书》可以看出，美景公司授权高元德在天元锰业110KV变电站工程项目作为唯一合法代理商，全权代表美景公司负责合同签订和回笼资金事宜；随后高元德作为邯郸宏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天元锰业公司签订了《总承包合同》，确认由邯郸宏海公司承包天元锰业公司110KV（三座）集成变电站工程；故，前后连续签订的上述协议均指向同一产品“110KV集成变电站”。同时，在案证据显示，（1）美景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成立时，注册资本600万元中包含邯郸宏海公司的知识产权出资90万元，故当时的邯郸宏海公司与美景公司之间存在出资关系；（2）美景公司的产品宣传册显示，其所销售的110KV集成变电站系邯郸宏海公司享有相应科技成果的产品；（3）邯郸宏海公司作为《总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方，实质认可并履行了《合作销售协议书》中美景公司的权利义务，并在2013年3月至11月间以“财务报销”、“差旅费”名义向高元德支付销售分成款累计2166126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参照该项规定，鉴于美景公司在《合作销售协议书》中没有披露其与邯郸宏海公司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而作为“110KV集成变电站”实际销售主体的邯郸宏海公司经由美景公司与高元德签订《合作销售协议书》，同时授权高元德签署《总承包合同》，属于其针对承包项目所作的交易安排。为避免关联企业转移合同风险并损害债权人利益，一审法院判定邯郸宏海公司应当作为实际履行主体而与签约主体美景公司（已注销）共同承担《合作销售协议书》项下的“甲方”责任。2.高元德的合同义务。由于2012年12月22日的《合作销售协议书》写明“此协议签订后原协议自动废止”，故双方此前10月12日的《合作销售协议书》已被取代。按照邯郸宏海公司的说法，2012年12月22日《合作销售协议书》是在其“中标与天元锰业订立合同的情况下签订”。也就是说，该《合作销售协议书》是协议双方在邯郸宏海公司中标天元锰业公司110KV变电站工程项目之后、2012年12月27日与天元锰业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之前协商一致的结果，可以体现出合作目的的明确指向性。邯郸宏海公司认为，《合作销售协议书》“虽名为合作，实则是委托合同，是为要回工程款的委托合同”，高元德作为受托人为邯郸宏海公司回收工程款是其“唯一的主要义务”；高元德则认为，《合作销售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合作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其中高元德的主要合同义务为销售集成变电站，“催要工程款较销售集成变电站而言只是从合同义务”。经查，《合作销售协议书》中，关于合作内容写明：“甲方（美景公司）授权乙方（高元德）在宁夏天元锰业110KV变电站工程EPC总承包项目作为甲方的唯一合法代理商，全权代表甲方负责在该项目销售事务”，营销方式为“全部商务合同以甲方名义直接与客户签定，乙方以合作销售费用方式与甲方结算，乙方承担其市场营销费用”；关于高元德的权利义务写明：“乙方应在指定区域按照甲方拟订的价格规定销售产品，并对销售回款负全责”，“乙方负责其市场开拓工作中所招聘员工工资、福利费、差旅费、通讯费、招待费和公关费等市场活动费用”，“乙方负责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客户关系协调事宜，并及时了解产品运行情况，并及时按期回收运行情况报告，及时向甲方反馈技术问题及改进意见”等。综合上述约定，可以看出，高元德的合同义务包括“代表甲方负责销售事务”和“对销售回款负全责”两个主要方面，既不是邯郸宏海公司所说的回收工程款是其“唯一的主要义务”，也不是高元德所称的“催要工程款只是从合同义务”。此点也可以从当时的天元锰业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杨书清的证言笔录关于“我们需要协调、材料都是找高元德、仇某1两人”中得到印证。3.结算方式。高元德主张，其应当得到合同约定的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邯郸宏海公司则主张，“对于高元德要回的金额我方已经按照约定的比例9.7211%全部给付了高元德”，并且仅认可《收款收据》中“经手人”处有高元德签字的4次付款（合计金额21196550元）属于应当计付销售分成的回款。综合分析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1）正如邯郸宏海公司所述，“2012年12月22日的《合作销售协议书》是在2012年10月12日的《合作销售协议书》的基础上订立的”，两者关于结算方式的不同约定体现了双方合意的变化。2012年10月12日《合作销售协议书》中写明，“1.甲方按乙方中标llOKV集成变电站项目实现销售合同额的百分之十五（即：15%）提供合作销售费用。2.合作销售费用以每个合同单位来计算：甲方收到销售回款后，按相应的费用约定比例在五个工作日内按照销售回款同比例支付该合同乙方应得合作销售费用，同时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提供正规且有效的抵扣发票。如未能提供发票，甲方将扣除该部分的10%作为税金。在乙方收回除质量金以外的全部货款后，甲方应结清乙方该合同的全部合作销售费用。”2012年12月22日《合作销售协议书》的相应部分作出了明显变更，“1.该项目乙方全部应得合作销售费用为1025万元，乙方的合作销售费用已扣除其应缴纳税金。甲方项目成本无论超出或节省均不影响乙方应得销售费用的金额。2.合作销售费用以整个合同来计算：甲方收到销售回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按销售回款同比例支付乙方应得合作销售费用（如提取现金以双方约定时间为准）。3.乙方收到销售回款后应在三日内交给甲方，超出此时间视为乙方挪用货款。”比较前后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首先是“合作销售费用”与“实现合同销售额”脱钩，后者的增减不会导致前者发生变化，故2013年6月13日《变更协议》和2014年9月29日《补充协议》等工程增项并不引起合作销售费用的增加；其次是合作销售费用由“以每个合同单位来计算”变更为“以整个合同来计算”，原来的水泥厂变电站、电解锰三期西区变电站、电解锰三期东区项目不再单独分别核算；再次是定额的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是已经扣除了应缴纳税款后的费用；最后是甲方收到销售回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按回款同比例支付合作销售费用。4.合同履行。原美景公司在原一审时称，高元德虽代理邯郸宏海公司，但并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故不应向其支付销售费用及利息；邯郸宏海公司认为，“由于原告到2014年6月6日要回200万后再也不向天元锰业公司去要款，致使天元锰业尚有4600多万的资金不能回笼”，在此情况下邯郸宏海公司自己通过委托宁夏律师对业主起诉后要回的3500万元和自行要回的1100万元与高元德无任何关系。通观全案事实，有以下几点需特别注意：（1）天元锰业公司水泥厂110KV变电站工程于2013年12月16日竣工验收合格并移交建设单位，电解锰三期西区110KV变电站工程于2014年8月20日完成竣工验收。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该两个单项工程对应的合同价款63988500元，扣除5%质保金后的60789075元应在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但实际截至2014年9月30日，天元锰业公司实际付款29696550元，与合同约定相去甚远。这应当是邯郸宏海公司在2015年5月5日股东决议中表达的“资金账号被法院查封需要与厂家协商沟通解决分批付款问题”而“准备对业务代理高元德起诉，追缴其应摊资金占用费和未按合同约定回收货款对邯郸宏海造成的经营损失”的直接原因。（2）针对2013年11月7日“水泥厂变电站款”800万元，尽管邯郸宏海公司除《收款收据》外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否认该笔回款与高元德有关，但天元锰业公司提供的相应银行承兑汇票显示，七张银行承兑汇票备注处均有“高”字，与邯郸宏海公司提供的此前高元德拿到回款的银行承兑汇票备注内容一致。（3）高元德代表邯郸宏海公司签署的2014年6月6日《补充协议》，针对“水泥厂变电站”项目欠付的工程款9688060元，作出了“当日支付200万元、余款7688060元于2014年6月20日前支付”的约定，与高元德当日领取200万元的《收款收据》和天元锰业公司提供的《付款申请单》（申请水泥厂工程款7688060元）能够相互印证，证实高元德直接参与了水泥厂变电站项目的全部催款工作。（4）张运来律师持一审法院调查令针对项目负责人何永生、杨书清调查取证的谈话笔录证实，天元锰业公司110KV变电站（三座）项目在工程期间，“大部分要款的时候都是高元德和仇总（仇某1）一块”，“2015年高元德还来要过几次款项，其中有一个3500万的付款是仇总和高元德一块来办理”，邯郸宏海公司起诉天元锰业公司时的协调会参会人员有杨书清、高元德、仇某1等人。上述证据表明，邯郸宏海公司及证人仇某2与包括3500万元在内的回款工作的问题上所作的陈述，与客观证据不符。邯郸宏海公司截至2015年6月18日累计收回的涉案工程款项67196550元，均有高元德的直接参与。同时应当指出，高元德未能及时收回工程款而给邯郸宏海公司造成一定经济损失，但邯郸宏海公司或美景公司从未明确解除《合作销售协议书》并书面终止高元德在涉案工程上的委托事务，双方均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邯郸宏海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收到天元锰业公司3500万元工程款后，回函认可天元锰业公司的谅解合意，并确认继续履行《总承包合同》，并要求“根据目前实际情况重新签订东区项目合同，东区110KV集成变成站付款方式变更为：预付款40%，土建基础完成和钢结构材料到现场后付25%……施工期为技术方案和设计图纸确认后6个月。”以此基础上，《总承包合同》亦应继续履行。5.违约责任。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案证据显示，2015年8月3日，天元锰业公司、邯郸宏海公司与宁夏天元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四海云能公司签订《四方协议》，前两方将原《总承包合同》中的三期东区110KV集成变电站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后两方，变更了《总承包合同》的双方主体。《四方协议》对于《总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的整体转让，其法律效力如何，或是否有属于“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但应指出，邯郸宏海公司的上述转让行为，不论其动机如何，明显是将自己在《合作销售协议书》中的“宁夏天元锰业110KV变电站工程EPC总承包项目”的“甲方”权利让与第三方，使高元德在该项目中的“唯一合法代理商”地位和已获授权归于落空，导致《合作销售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在《合作销售协议书》未被解除的情况下，没有证据表明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履行了相关通知义务，亦没有证据表明高元德放弃了“东区110KV集成变电站”项目的合作义务和本应获得的利益。由此，一审法院认为，邯郸宏海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合作销售协议书》项下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邯郸宏海公司明知《四方协议》会对《合作销售协议书》的相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而以四海云能公司名义继续履行《总承包合同》，以致于在法庭上四海云能公司表示“不清楚施工款打给谁了”，邯郸宏海公司和四海云能公司均拒绝提供东区项目工程结算及天元锰业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相关材料。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判定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赔偿“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剩余部分8083874元。另一方面，由于高元德未能及时有效地履行《合作销售协议书》中“对销售回款负全责”的合同义务，导致邯郸宏海公司在被供货商追索的情况下以诉讼方式从天元锰业公司索回3500万元，高元德应当承担一定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高元德关于逾期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6.其他问题。（1）如前所述，原美景公司应当与邯郸宏海公司共同承担《合作销售协议》项下的“甲方”责任。鉴于美景公司已经注销，公司注销文件中写明“注销后的未尽事宜由全体股东承担”，故原股东张丽英、张明应当对原美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高元德认为，邯郸宏海公司与四海云能公司为关联公司，四海云能公司作为邯郸宏海公司资产重组后成立的公司，概括接收了原《总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四海云能公司与邯郸宏海公司承担《合作销售协议书》项下的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项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邯郸宏海公司所提反诉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判定邯郸宏海公司、张丽英、张明承担全部本诉诉讼费用。综上，高元德所提诉请，主要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邯郸宏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元德支付剩余合作销售费用8083874元；二、张丽英、张明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高元德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邯郸宏海公司的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邯郸宏海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律师调查令申请以及调取证据申请，请求调查天元锰业公司给付邯郸宏海公司涉案工程款项3500万元的相关审批手续、财务记账凭证、承兑汇票的签名、收据等，主要用以证明在2014年6月6日到2015年5月5日期间，是邯郸宏海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仇某1一人亲自到天元锰业公司要款，高元德已经不是邯郸宏海公司的代理人。对上述申请，本院认为邯郸宏海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在一审提出，且均缺乏必要性，本院对此均不予准许，具体理由本院将在论理部分予以论述。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邯郸宏海公司、张明、张丽英的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美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合作销售协议书》项下的合作销售费用的支付责任问题美景公司与高元德签订了前后两份《合作销售协议书》，约定美景公司授权高元德在天元锰业110KV变电站工程项目作为唯一合法代理商，随后高元德作为邯郸宏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天元锰业公司签订了《总承包合同》。上述前后连续签订的协议均指向同一产品“110KV集成变电站”，主要内容方面具有明显的承继和关联关系。可见，美景公司系签约主体，应当依法承担合同责任，而邯郸宏海公司实质认可并履行了《合作销售协议书》中美景公司的权利义务，并向高元德支付了销售分成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签约主体美景公司与实际履行主体邯郸宏海公司共同承担《合作销售协议书》项下的“甲方”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邯郸宏海公司是否应向高元德支付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剩余部分8083874元。第一，从《合作销售协议书》的约定本身看，高元德应得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并未约定支付的前提条件《合作销售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该项目高元德全部应得合作销售费用为1025万元，并明确约定高元德应得的上述数额已扣除其应缴纳税金，且项目成本无论超出或节省均不影响其应得的上述数额。因此，根据上述约定本身可知，高元德所得的上述数额，是确定不变的，不存在前提条件，并不以实际销售回款的数额和周期等来确定高元德所得的销售费用。《合作销售协议书》约定的美景公司收到销售回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按销售回款同比例支付高元德应得合作销售费用，以及高元德收到销售回款后应在三日内交给美景公司，均只是约定双方在实际收到销售回款后应向对方支付的时间，并未明确约定具体比例，并不是高元德得到1025万元合作销售费用的前提条件。第二，从《合作销售协议书》约定的其他主要内容、与双方此前10月12日的《合作销售协议书》的承继关系以及与《总承包合同》的对应关系看，高元德据此得到的销售费用1025万元，实际是其此前完成销售工作的报酬结算首先，《合作销售协议书》中有关合作内容、合作原则、双方的权利义务、保密协定等约定，主要是围绕销售110KV集成变电站而作出的，而对销售完成后的回款事项基本没有涉及。由此可以看出，高元德的主要合同义务为“卖出产品”，当销售方中标或与客户签订合同时，销售的主要目的便已达成，一般应视为其已完成了合同义务。另外，《合作销售协议书》中约定“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合作销售费用包括乙方市场销售工作中的差旅费、通讯费、招待费和公关费等全部市场活动费用”，亦能佐证高元德所得的合作销售费用，系对应其之前所进行的销售工作。其次，《合作销售协议书》是在邯郸宏海公司中标后、与天元锰业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之前签订的，《合作销售协议书》中约定的授权销售产品、销售区域等主要内容亦与《总承包合同》相对应，因此《合作销售协议书》签订时，相关各方均已知晓邯郸宏海公司已确定中标，《总承包合同》标的额即合同总包价亦已确定，实际上此时相关各方均认可高元德已完成了“销售产品”这一主要合同义务。另外，销售110KV集成变电站这种产品，高元德事先必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故在确定中标之后，一般情况下高元德亦应获得相应的高额报酬。最后，10月12日的《合作销售协议书》约定按销售合同额的15%提供合作销售费用，但之后《合作销售协议书》变更约定为高元德应得的合作销售费用系定额1025万元，刚好为已确定的《总承包合同》标的额即合同总包价102277000元的10%左右，可知经各方协商一致，高元德降低了提成比例（即从销售合同额的15%降为约10%），其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同时约定了项目成本无论超出或节省均不影响其应得的上述数额、合作销售费用以整个合同来计算等内容，使得高元德所得合作销售费用为定额1025万元，此种约定便捷、高效，能有效减少此后可能存在的争议。第三，参考商业惯例和生活常理，高元德依据《合作销售协议书》应得销售费用1025万元，是其此前完成销售工作的报酬结算，而不是以高元德在销售回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尽的义务为支付前提的首先，根据《合作销售协议书》的约定，前期美景公司基本无需投入，而高元德事先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中标之后，高元德仍不能取得报酬，还需等之后较长时间的实际销售回款，无疑高元德将承担大部分风险，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严重失衡，不符合商业惯例和生活常理。其次，如果以高元德在销售回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尽的义务来确定其最终应得的销售费用，双方就不会仅仅约定应得的销售费用总数，还会约定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内容，如：按实际销售回款数额的比例支付最终应得的销售费用以及该比例的具体数额、销售回款的周期要求等。但是《合作销售协议书》对上述重要内容根本未约定。最后，《合作销售协议书》签订时，《总承包合同》尚未签订，更未开始履行。之后天元锰业公司是否会依约按期支付工程款尚无法知晓，在案证据亦无法证明天元锰业公司将必然会拖欠甚至拒付巨额工程款。因此，此时《合作销售协议书》便约定高元德应得销售费用多达1025万元，且系定额，可见并不是根据之后高元德在销售回款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尽的义务来确定的，此点亦能反证高元德应得的销售费用1025万元，系其此前完成了销售工作所得的报酬。第四，虽然《合作销售协议书》约定高元德“对销售回款负全责”，高元德的合同义务包括“催要工程款”，但如上所述，该义务并不是协议约定的高元德应得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前提，两者不存在直接关联。而且，协议未明确约定高元德违反上述“催要工程款”的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高元德至少参与了部分催款过程，尽到了一定的催款义务，但涉案工程款确实未及时收回，给邯郸宏海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故高元德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法院对高元德关于逾期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不违反合同约定，亦符合公平、诚信原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邯郸宏海公司应向高元德支付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剩余部分8083874元。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邯郸宏海公司、张明、张丽英的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院认为邯郸宏海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律师调查令申请以及调取证据申请，并无必要，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本院对此不予准许。三、关于邯郸宏海公司、张明、张丽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主动“变更”了高元德一审诉讼请求的问题邯郸宏海公司、张明、张丽英上诉主张，一审判决主动“变更”了高元德的一审诉讼请求，以判定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赔偿“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剩余部分8083874元，代替了高元德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合作销售费用8083874元”，违反了法律规定。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的论理部分表述的是“判定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赔偿‘合作销售费用1025万元’的剩余部分8083874元”，但是结合一审判决论理部分的前后文可知，一审法院实际认为邯郸宏海公司系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其未依约付款构成违约，故其应依约向高元德支付剩余合作销售费用，而且一审判决的判决主文第一项亦是判决邯郸宏海公司向高元德支付剩余合作销售费用8083874元。因此，一审法院并未“变更”高元德一审诉讼请求，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邯郸宏海公司、张明、张丽英的相关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邯郸宏海公司、张明、张丽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513元，由邯郸宏海公司负担69126元（已交纳），由张明、张丽英负担68387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伟审 判 员  郭 勇审 判 员  徐 硕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胡保峰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