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辖终6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孟丽萍，女，196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冯阳，男，1992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萍，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文坤，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新趁，女，198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领，北京市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蔚，北京市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孟丽萍、冯阳因与被上诉人夏新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5478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孟丽萍、冯阳上诉称，一、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裁定未经庭审查明直接将本案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与事实相悖，也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符，显失公允。一审法院即便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也并非出借人。不应以其居住地作为管辖地。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上述证据，无法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应为其主张的借贷关系负继续举证的责任。但被上诉人至今未提供新证据加以证实。相反，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印证双方存在合作关系，而非借贷。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其次，一审裁定中“经查，2013年1月24日至2016年3月3日间，原告多次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方式向二被告付款。期间二被告亦向原告多次还款”的描述属于查明事实不清，导致直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被上诉人为出借人，这是明显错误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进行归纳梳理发现，被上诉人在提交的流水中主张于2013年12月19日实际转给上诉人的仅一笔款项18340元。相反，经统计，上诉人自2013年8月23日至2013年12月期间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共计14笔，合计84.11万元，可见是上诉人先转款给被上诉人在前。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付款”方，上诉人为“还款”方，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事实均不相符。相反，根据2013年最开始的转款记录显示，上诉人应是付款人，而非被上诉人。即出借人是上诉人而不应该是被上诉人。即使从流水整体角度，上诉人也不欠被上诉人款项。二、被上诉人称居住在东城区缺乏依据，也与事实不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作为接受货币一方，应对其实际经常居住在东城区负有举证责任。庭审中，被上诉人称自2017年就登记在东城区，有居住证。并同意提供支付租金凭证、租赁合同等文件用于证明其居住地在东城区，但至今未能提交给上诉人，法院也从未就该材料组织双方质证，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交。即上诉人并没有完成自己实际持续居住在东城区的完整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双方微信沟通记录显示，被上诉人于2020年11月10日时认可孟丽萍在石家庄居住，也自认居住在集体宿舍，而非被上诉人主张的东城区管村32号院2号楼3单元101号。三、上诉人立案时提交的是“居住证”并非“经常居住证明”，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实际在东城区已经持续居住一年以上。北京市办理《居住证》的条件是来京人员在京居住6个月以上，并符合在京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可向所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北京市居住证》。即办理《居住证》仅需要租期六个月以上的租房合同即可办理，并且居住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居住证所记载地址持续居住。经常居住证明则需要居委会的负责人员实际查看后出具，证明上有居委会和负责人员的联系方式，可随时核实被上诉人的居住情况。因此，只有经常居住证明才可以印证被上诉人是否在东城区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而《居住证》则无法达到该证明效力。四、上诉人持续前往被上诉人所说的居住地址，得知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在此居住。上诉人对此已穷尽了举证义务，应由被上诉人对此进行举证完成。上诉人前往被上诉人在起诉状和庭审笔录中提供的地址，与物业及周边人员以及亲自前往蹲守，均核实得知被上诉人并未在该处房屋进行居住，这一情况与被上诉人只能提供居住证而不能提供经常居住证明的情况吻合。恰恰证明被上诉人实际上并不居住在东城区。五、上诉人提交了自己长期居住在石家庄的经常居住证明，应依法给予认定。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盖有社区居委会印章的经常居住证明，证明上诉人确实长期居住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与被上诉人所称提供的居住证不同的是，该经常居住证明是由社区相关负责人员走访实际情况后开出的有关证明，其证明力远高于上诉人所称的居住证。法院应依法将案件移送至上诉人居住地所在人民法院审理。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审理。夏新趁辩称，一、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应由答辩人所在地一审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答辩人为接受货币一方，且答辩人已提供答辩人所在地为北京市东城区的证据，并经一审法院审查确认，本案依法应当由一审法院管辖。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任何商业合作关系。答辩人提供的两份录音证据中，被答辩人均明确欠答辩人钱，答辩人提供的录音中也没有任何与被答辩人存在商业合作关系的内容。被答辩人故意提供与答辩人录音证据不相符的所谓录音证据文本内容，同时又未能提供任何与答辩人存在商业合作关系的证据，实为恶意混淆视听，扰乱案件审理。三、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提起管辖异议上诉实为恶意拖延诉讼时间。依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被答辩人在多个案件中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在本案中提起管辖异议上诉实为恶意拖延诉讼时间，请求贵院对被答辩人滥用管辖异议上诉权的行为予以处罚并尽快审理本案管辖异议上诉，以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在管辖权审查阶段，并未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仅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即只要当事人的主张及提交的初始证据在形式上能够确定管辖，法院即可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认定。同时，管辖权的审查系程序性审查，当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影响案件管辖的确定时，应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结合原告提供的初始证据认定案件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并据以确定案件管辖。就本案而言，夏新趁依据信用卡流水统计表等证据，以孟丽萍、冯阳仅偿还了部分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孟丽萍、冯阳共同向夏新趁偿还借款本金5053676元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前述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中的“争议标的”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争议标的履行地是指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的履行地。而合同约定履行地点仅指合同中载明“合同履行地点”的情形，合同中对交货地、付款地等某项合同义务履行地的约定不作为确定合同履行地点的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未对合同履行地进行约定。夏新趁主张孟丽萍、冯阳的合同履行义务为偿还借款，夏新趁的诉讼请求亦为要求孟丽萍、冯阳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据此，根据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以认定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夏新趁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关于夏新趁的所在地问题，首先，夏新趁提交《暂住人口受理记录打印表》和《北京市居住证》可以证明其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管村32号院2号楼3单元101号；其次，前述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中的“所在地”并非“经常居住地”，故对“所在地”的认定不应完全等同于对“经常居住地”的认定。鉴于夏新趁所在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夏新趁选择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应予支持。综上，孟丽萍、冯阳关于本案应由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蒋春燕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赵 楚法官助理 周 珍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