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26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业勤水利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海门区海门镇解放东路39号（东风商城四楼）。法定代表人：韩郁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鑫，江苏清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市东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万象西园8幢419室。法定代表人：吴兆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柏，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业勤水利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东冶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1）苏0612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业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东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合同约定的产品单价为送货当日西本网南通或南京地区价格不含税价，而西本网公布的价格都是含税价，在双方结算时应当从货款中扣除17%的税率。一审将不含税价理解为不开票价有误。二、根据统计我司共向东冶公司支付钢材款3593000元，一审只认定了其中的90万元并按照4168735.23作为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基数均属认定事实错误。1.对钱霖霖转账给东冶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兆荣的129万元、王洪林妻子施静转账的10万元及王洪林朋友秦成转账的2万元，东冶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款项属于王洪林与吴兆荣的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以转账没有备注用途为由，认定不属于我司支付的钢材款损害了我司的权利。2.对于王洪林支付的现金1148000元，其中95万元通过何某交付给吴兆荣，何某也向法院说明了该款系案涉合同的钢材款，东冶公司也承认收到何某的该95万元，只是不认可为案涉钢材款，但其未能提交证据对此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以何某与我司及王洪林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该款未予认定，损害了我司的权益。3.吴兆荣在出具给我司的收条中载明了相关车辆信息以及折抵的价格，如其未收到相关车辆就不会陆续向我司出具收条，东冶公司主张未收到车辆应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在其未能举证的前提下认定其没有收到车辆与事实不符。4.南通新城上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向吴兆荣转账的48万元与本案无关，我司也从未委托过新城公司付款，一审认定该款系案涉钢材款错误。三、吴兆荣在一审中陈述和王洪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其和王洪林之间发生买卖行为，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王洪林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明确案涉款项都是向东冶公司支付的材料款，我司认为王洪林的陈述是真实意思表达，应当以其陈述为准。对于吴兆荣与王洪林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我司也不清楚，在审理本案买卖合同中也不应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四、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第七条系约定的付款方式及期限，但其中却出现为实现债务所花费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由需方承担的条款，按照常理该条款一般均列在合同最后。合同第八条也存疑，对供货期限及收货方式约定为“自合同签订之日按第八条”，加上钢材购销合同第一页上没有骑缝章，我司认为该合同为虚假合同，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五、本案系东冶公司与王洪林发生往来，一审应当追加王洪林为被告。东冶公司辩称：一、业勤公司系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负有支付钢材款的义务。1.案涉《钢材购销合同》加盖业勤公司项目部印章，王洪林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所购钢材也用于新城公司4S店项目。且在其他案件中业勤公司所使用的也是该枚印章，足以认定该枚印章真实存在并由业勤公司在工程建设中反复使用。2.根据业勤公司提供的《申请与承诺》及《承诺》，业勤公司授权王洪林对外以其项目部名义进行施工管理，二者存在委托关系。在订立合同时王洪林向我司提供了《申请与承诺》，足以使我司相信王洪林有业勤公司的授权，王洪林在一审中也认为对外应当由业勤公司承担责任。二、关于案涉合同单价是否含税的理解。因钢材价格受市场行情影响波动较大，故双方约定按照西本网价格进行结算，其中约定“不含税价”的意思为“本合同不开票，如开票税价另计”。自2015年11月东冶公司送货起至今五年期间，业勤公司从未要求我司开票能对此予以佐证。同时，在合同指定收货人钱霖霖签字确认的钢材清单中所列单价均为含税价，业勤公司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故在合同履行中双方对按照西本网含税价进行结算也是一致的意思表示。案涉材料需要我司垫资，成本较高，按含税的西本网单价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具有合理性。三、我司实收货款为90万元。1.对王洪林通过钱霖霖卡转账的110万元、委托何某现金交付的95万元、施静转账的12万元、秦成转账的2万元，吴兆荣均认可已收到（施静转账2万元已被认定为货款），但上述款项并非货款而系王洪林向吴兆荣个人的还款。吴兆荣从2013年起陆续向王洪林出借本金总计209万元，上述款项本身不足以清偿借款本息。同时，我司与吴兆荣也属不同主体，王洪林系向吴兆荣付款，付款时未明确表明用途，不能认定与我司货款具有必然的关联。退言之，即便将吴兆荣与东冶公司视为同一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条规定，应优先偿还已经到期的借款债务。而吴兆荣认可收到的219万元中（含2万元货款），除2019年6月20日的2万元之外其余款项的支付日期均在我司货款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应作为归还借款。此外，从我司收到货款出具收条，吴兆荣收到还款不出具收条的两种习惯，也能对货款和还款进行区分。2.关于以车抵款的收条是应业勤公司要求先行出具，但业勤公司并未实际交付车辆，机动车属于特殊动产，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仅有收条尚不能达到债务清偿的效果。四、关于利息。我司主动调低利率标准于法有据，也认可2017年9月30日、2018年7月20日作为付款节点，一审法院对于利息的计算方法并不存在错误。五、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真实有效，业勤公司认为《钢材购销合同》虚假仅系其主观的怀疑推测，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业勤公司给付货款4461104.53元，并自2017年9月30日起按月息1.5%的标准分段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21年3月11日为2759150.75元；2.判令业勤公司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20万元、保全保险费152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业勤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8日，案外人王洪林以业勤公司作为需方与东冶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签订地点为通州区先锋秦家埭村南通新城集团有限公司4S店工地。合同约定：业勤公司向东冶公司购买HRB400螺纹钢、HPB235线材、圆钢约2000吨，按供方所送实际货物数量为准，金额按照送货当日西本网南通或南京地区价格不含税价，运费另行计算，带“E”钢筋外加60元/吨，货物由供方送到需方通州先锋4S店工地。付款方式及期限约定，供方从2015年12月起开始供货至2#、4#楼地下层节点付80%，一层节点付80%，二层节点付80%，到期不得拖欠，如逾期付款每天每吨两元作为补偿直至付清为止。所欠之款必须在工程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付清，并结清垫付款的利息，利息从所垫之日起算至付款时，月息为1.5%，如逾期付款加倍计息直至付清逾期履行期间利息为止。为实现债权所花费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证费、调查取证费、交通费、执行费等一切费用由需方承担。供货期限及收货方式约定，需方收货人必须是需方指定，签字确认为准，需方指定收货人为钱霖霖。王洪林作为业勤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了业勤公司新城先锋镇4S项目部印章。合同签订后，东冶公司向新城公司4S店项目陆续供应钢材，东冶公司对于钢材送货规格、数量、单价、运费等编制了钢材清单。钱霖霖对截至2016年7月21日的钢材清单中的数量确认无误，同时备注“最终由项目部核对为准”。该部分钢材清单对应的送货单中收货人除钱霖霖外，还包括陈志高、孙亮、朱国华、徐伟等人。对于2016年10月18日、10月19日及2017年2月16日的送货情况，东冶公司亦编制了钢材清单，但该清单无任何人员签字。清单所对应的送货单收货人分别为易杰林、徐伟、朱国华。另查明：1.2015年11月18日，王洪林向业勤公司出具《申请与承诺》，内容为：通州区先锋新城汽车城品牌汽车4S店工程需要刻一枚项目部章，此项目部章只用于与本工程有关使用，如本工程之外使用此项目部章，本人负全部责任。业勤公司在《申请与承诺》上盖章确认。2.通州区先锋新城品牌汽车4S店2#、4#、5#楼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工程竣工报告载明的完工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3.陆尔平系业勤公司的董事。4.为本案诉讼，东冶公司与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行政）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为20万元，并已向该所实际支付20万元；诉讼中，东冶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并以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提供的保函作为担保，已向该公司交纳保险费15200元，向一审法院交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还查明，2013年12月起至2019年期间，吴兆荣向钱霖霖、王洪林卡内汇入多笔款项，部分备注借款；王洪林曾向吴兆荣出具多份借条，部分借条载明借款用于九华工地。业勤公司认可王洪林系通过钱霖霖的银行卡收取工程款。根据东冶公司提供的裁判文书及一审法院对关联案件进行查询，业勤公司涉及新城公司4S店项目的诉讼案件包括：1.2017年10月25日，案外人南通宏祥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祥公司）向业勤公司索要案涉新城公司4S店项目中的混凝土款，案号为（2017）苏0612民初7628号。该案中，宏祥公司提供的《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中同样加盖了业勤公司新城先锋镇4S项目部印章，相关对账单亦有钱霖霖的签字。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判令业勤公司向宏祥公司给付货款并承担利息。业勤公司不服判决，上诉于本院，后以与宏祥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为由，撤回上诉。2.2018年6月25日，案外人南通开发区中盈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公司）向业勤公司索要水泥款诉至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苏069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查明中盈公司与业勤公司新城先锋镇4S项目部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由项目部工作人员钱霖霖、孙亮等人在水泥发货单中签字确认，判令业勤公司给付中盈公司货款并支付利息。该判决已生效。3.2020年12月11日，案外人夏小林为索要人工工资将王洪林、业勤公司及新城公司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20）苏0612民初7701号，该案中业勤公司辩称其于2018年2月13日向夏小林支付了20万元，并提交了夏小林出具的收条，新城公司也认为已按收条金额与王洪林办理了车抵工程款手续，但夏小林否认收到该款，认为收条形成的原因是王洪林要求其先出具收条，王洪林才能从公司付款，但王洪林并未将该款支付给其。一审法院于2021年2月25日作出判决，查明业勤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将其承包的新城公司先锋镇别克、雪佛兰、北京现代4S店土建工程转包给王洪林施工，王洪林将1#、2#、3#楼的钢筋工劳务全部分包给案外人杨小东，杨小东将其中1号楼的钢筋工分包给夏小林施工。夏小林和杨小东签署结算单，载明1#楼共计钢筋吨位1180吨……一审法院认定王洪林主张向夏小林支付了2018年2月13日收条中的20万元依据不足。该判决已生效。审理中，一审法院向王洪林进行调查，其陈述：“新城公司4S店项目是我做的，业勤公司是新城公司的子公司，这个工程是我与新城公司谈的，然后我与业勤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我是实际施工人。这个工程成立了项目部，项目经理和安全员是业勤公司派的，验收节点才到项目上开个会，材料员、门卫和施工员是我聘请的，材料员叫钱霖霖，门卫叫朱国华，施工员姓瞿；项目部刻了一枚章，是我向业勤公司申请并得到允许后，再到刻章店去刻的；工程上的材料由我负责采购，都需要订立书面协议，如果对方要求盖章，我就盖项目部的章，如果不要求盖章，我也是以工地的名义签名，但是最后结算都需要我确认；这个项目所用的钢材是东冶公司提供的，合同是我和东冶公司的吴兆荣谈的，我加盖了项目部印章，我和东冶公司不是第一次合作；钱霖霖和朱国华签字的送货单我是认可的，钱霖霖虽然也在钢材清单上签字，但是钱霖霖只负责现场签收，最终结账需要与我对账，没有原始凭证我是不认可的，钱霖霖签字并未让我知道；这个工程钢材总用量只需一千二三百吨左右，我让钱霖霖向吴兆荣付款120万元左右，业勤公司也付过现金，新城公司也通过业勤公司用汽车抵给原告，抵了100万元，2016年2月我派人送给吴兆荣50万元和15万元现金，2016年4月份又派人送了30万元现金，后来还在吴兆荣办公室给了他2万元现金。2019年6月20日，我付给吴兆荣5万元，其中2万元是让我朋友转给吴兆荣的，3万元是给的现金。我和吴兆荣的私人往来都不在其中，那是另外有条子的。2018年1月29日新城公司付给吴兆荣的48万元和本案的钢材款没有关系。这个项目东冶公司没有开票，我和吴兆荣说过，不开票就不能按照西本网含税价格确定；业勤公司要求追加我为被告，我认为对外肯定是业勤公司承担责任，我再和业勤公司内部结算，不应该追加。”审理中，吴兆荣作为东冶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其认可东冶公司作出的关于付款事实的陈述，并明确表示其收到的款项中仅88万元属案涉工程款，其余款项系归还王洪林与其之间的借款及其他工地的钢材款，且其出具的以车抵款的收条是根据业勤公司的要求先行出具，但事实上其并未收到车辆，后其向业勤公司索要收条原件未果。为此，吴兆荣自愿签署了《诚信诉讼保证书》。业勤公司陈述，车辆系吴兆荣持收条去新城公司4S店直接提取的。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如何确定；2.案涉钢材供货总额如何认定；3.案涉钢材款的付款金额如何认定；4.东冶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有无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问题。案涉项目部印章系王洪林向业勤公司申请并获准后刻制，并非其私自刻制，且据调查，该枚印章也用于订立案涉工程其他材料的采购合同中，业勤公司对此应当知晓并予以认可。业勤公司称王洪林申请刻制项目部印章时出具的《申请与承诺》已作废，并提交了王洪林出具的《承诺》一份，内容为：“王洪林申请用于工程资料管理及报建手续需刻制一枚项目部章，我公司此章不涉及其他任何用途，如发现盖章用于合同订立，由王洪林本人负法律责任，我公司不予承认，属无效合同。注：原2015年11月18日王洪林的申请与承诺作废，期间发生的法律责任由王洪林负责”。该《承诺》与《申请与承诺》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11月18日，如确实同日变更承诺内容，则仅需将前份承诺收回、销毁并重新出具承诺即可，无需另行声明作废，且东冶公司持有《申请与承诺》复印件，并称系2015年11月28日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由王洪林提供。因此，王洪林同日出具《申请与承诺》及《承诺》违反常理，《承诺》的形成时间存疑，对该《承诺》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定。即便该《承诺》确系2015年11月18日形成，也属王洪林与业勤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未向社会公众公示或向相关合同相对方披露，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因此，案涉项目部印章对业勤公司具有约束力，应认定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当事人为东冶公司与业勤公司，该合同合法、有效，业勤公司应当依约履行，承担合同责任，业勤公司要求追加王洪林为本案被告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东冶公司的供货总额问题。（一）发货数量。首先，根据施工图及工程结构一般可以估算工程用钢量，案涉合同约定钢材数量约2000吨，东冶公司主张的实际送货量并未大幅超出该估算数量。其次，业勤公司对东冶公司主张的送货数量有异议，但未提交案涉工程实际用钢量的相关证据，王洪林称实际用钢量仅一千二三百吨。但经查询关联案件却发现，就案涉工程钢筋工劳务部分，由案外人夏小林施工的1#楼钢筋吨位就已达1180吨，而该工程中三栋楼的钢材均由东冶公司供应，故王洪林的陈述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三，对于东冶公司提供的钢材清单及送货单，业勤公司认为除钱霖霖、朱国华签收的送货单，其余均不予认可。由于钱霖霖系案涉合同指定的收货人，其有权对于东冶公司实际交付的钢材规格及数量进行确认，虽然其未在全部的送货单中予以签收，但其在钢材清单中签字的行为应当视为对清单记载规格及数量的认可，该确认行为对业勤公司具有约束力。且在案外人中盈公司与业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收货人员不仅有钱霖霖，还包括案涉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孙亮，而案涉送货单中亦有部分由孙亮签收，由此可见，项目部在收货过程中确实存在除钱霖霖以外的人员签收情形，故对经钱霖霖确认的钢材清单所记载的规格及数量应予认定。第四，业勤公司提出2016年1月27日送货单中的Ф14螺纹钢与2016年1月28日送货单中的Ф14螺纹钢数量均为29.895吨，规格也相同，而清单中的其他送货均无数量完全一致情形，故认为两份送货单实为同一批货物。经审查，东冶公司针对该两批送货提交了相应送货单，两份送货单的日期不同、书写字体不同，由钱霖霖分别签收，且2016年1月28日的送货内容除Ф14螺纹钢外，还包括Ф16螺纹钢，故业勤公司以送货吨位完全一致为由认为系同一批货物缺乏依据。最后，关于未经钱霖霖确认的钢材清单，需根据东冶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进行审查。东冶公司为此提供的2016年10月18日、10月19日及2017年2月16日送货单中，签收人分别为易杰林、徐伟、朱国华，由于钱霖霖确认的钢材清单中包括徐伟签收的送货单，而朱国华的签收行为业勤公司予以认可，故对2016年10月19日及2017年2月16日的送货单真实性及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2016年10月18日由易杰林签收的送货单，因东冶公司未能举证易杰林与业勤公司或王洪林的关系，而业勤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该部分送货不予确认，东冶公司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起诉。综上，一审法院确认东冶公司向案涉项目供应的螺纹钢总量为2121.186吨、槽钢67支。（二）钢材价格。业勤公司对钢材清单中记载的单价有异议，认为钱霖霖无权对价格进行确认，且清单记载的发货日期和实际发货时间有出入，并提供了相关南通西本价。东冶公司认为，西本价应当根据“西本新干线”网站发布的价格确定，而业勤公司提供的价格来源于“西本钢铁网”中的价格，并非真正的西本价格。经查，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西本价”，搜索结果的首页显示网站为“西本新干线”，点入“西本新干线”，在公司简介中显示该平台隶属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创建于1999年，是一家以互联网方式提供精准数据、平台交易、信用管理、品牌认证与技术授权核心服务的企业。该网站的“行情地图”——“历史报价”中可以查询各类钢材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历史价格。搜索“西本钢铁网”发现，该网站隶属于毅骋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网站的“友情链接”中包括“西本新干线”。一审法院于2021年4月29日在上述两网站搜索南通地区钢材价格，“西本新干线”可以查到当日价格，然而“西本钢铁网”仅能查到2021年4月26日之前的价格，可见，“西本钢铁网”发布的价格显然滞后于“西本新干线”。因此，本案应以“西本新干线”发布的钢材价格作为案涉钢材价格的确定依据，基于本案当事人及案涉工程所在地均位于南通地区，故应当以南通西本价确定。对于钢材单价是否应以西本价扣除税金后确定问题。案涉合同约定“金额按照送货当日西本网南通或南京地区价格不含税价”，东冶公司认为，合同约定按照西本网的含税价确定合同价格，合同另表述不含税价，意味着该合同不含税，如需开票则另行支付税款。业勤公司认为，西本网公布的价格是含税价，合同约定按西本价不含税价计算，应当理解为以西本价为基础扣除17%的增值税来确定钢材单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语、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通常来说，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不含税价，即意味着该价格为不开票价格，如开票，需另行支付税金。“西本新干线”中发布的钢材价格均系含税价，而案涉合同对于是否开票未作出约定，合同成立至今已达五年多，东冶公司未向业勤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业勤公司也未以开具增值税发票作为付款前提，亦未向东冶公司要求开票，故合同约定的“不含税价”应理解为不开票价格，“西本新干线”发布的含税价格可以作为案涉合同的结算依据。对于槽钢价格，因未能在“西本新干线”中查到相关价格，但在“西本钢铁网”中可以查询到2016年1月5日南通地区18#槽钢的价格为2050元/吨，东冶公司同意按此价格计算。2016年1月9日的送货单记载槽钢规格为20#，数量67支，每支6米，但未记载槽钢的重量，根据20#A槽钢的理论重量22.637千克/米，确定67支槽钢的总重量为9100.074千克（67支×6米×22.637千克/米），即9.1吨，金额为18655元（9.1吨×2050元/吨）。综上，根据案涉钢材清单、送货单，结合“西本新干线”中查询的历史价格逐笔进行审核，确定2121.186吨螺纹钢的总金额为4986171.65元，9.1吨槽钢的金额为18655元，合计5004826.65元。《钢材购销合同》约定运费另算，东冶公司主张运费为30元/吨，业勤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本案应予以确认，运费合计为63908.58元。三、关于业勤公司付款总额问题。业勤公司认为，东冶公司统计的付款金额有误，实际付款金额为3593000元。其中，从钱霖霖卡上转给吴兆荣129万元，王洪林向吴兆荣交付现金1148000元，业勤公司向吴兆荣付款985000元，王洪林通过其妻子施静及朋友秦成付款17万元，并提供了相关转款凭证。东冶公司认为：1.钱霖霖向吴兆荣转账的17笔款项中，2018年7月16日的12万元及2018年10月12日的7万元系支付其他工地的钢材款，其余110万元系王洪林归还向吴兆荣的借款；2.王洪林交付的现金部分，仅收到王洪林通过何某交付的2016年2月3日的50万元、2月4日的15万元及4月14日的30万元，其余款项并未收到；吴兆荣在2018年9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中备注了“转卡为准”，但业勤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转账记录，收条中备注的“或现金”并非吴兆荣书写，系业勤公司事后添加，吴兆荣并未收到该15万元现金；3.业勤公司付款部分，仅收到2019年2月3日及2021年2月10日通过陆尔平支付的32万元及8万元，2018年9月21日、2018年11月2日、2019年2月3日的收条虽系吴兆荣出具，但收条系根据业勤公司的要求书写，业勤公司并未有相应车辆交付；4.他人代付部分，认可收到施静于2016年4月19日、5月25日支付的10万元、2万元及秦成于2019年6月20日支付的2万元，业勤公司主张2019年6月20日秦成向吴兆荣交付的3万元现金并未收到。另外，新城公司与东冶公司不存在业务往来，新城公司向吴兆荣支付的48万元系为业勤公司代付案涉钢材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业勤公司主张王洪林通过钱霖霖银行卡支付的129万元。根据证人何某的证言及对王洪林所作的调查，结合东冶公司提供的吴兆荣与王洪林之间的借款凭证，可以证明在案涉合同签订之前以及签订之后，王洪林与东冶公司之间、与吴兆荣个人之间一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并借用钱霖霖的银行卡进行收付的事实。鉴于王洪林与吴兆荣之间存在其他往来，时间跨度较长，且部分债务发生在案涉合同履行之前，而钱霖霖转入吴兆荣个人账户的所有款项并未备注付款用途，东冶公司及吴兆荣均不认可系支付案涉钢材款，故业勤公司主张该付款性质属钢材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业勤公司主张王洪林向吴兆荣交付的现金1148000元。1.王洪林通过何某交付吴兆荣95万元属实，但何某与业勤公司及王洪林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仅何某的陈述不足以证明该款系支付钢材款，且案涉合同2015年12月开始履行，王洪林于2016年2月3日、2月4日向吴兆荣交付65万元现金时，东冶公司与业勤公司或者王洪林之间并未进行阶段性对账，业勤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当时合同约定的第一期付款节点已届至，业勤公司认为王洪林支付的款项属于预付款显与一般的交易习惯不符，鉴于王洪林与东冶公司及吴兆荣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对业勤公司主张的该笔付款属钢材款亦不予认定。2.业勤公司提供的2018年1月23日的存款凭条中显示有吴兆荣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4919银行账号，可以证明王洪林于2018年1月23日向吴兆荣付款5000元的事实，但如前所述，并不能以此证明该款属钢材款的事实。3.吴兆荣虽于2018年9月20日出具了收到钢材款15万元的收条，但其在收条中明确载明以转卡为准，而收条正文下方“另注：或现金”的字迹明显与收条其他内容的字迹有所区别，吴兆荣否认该备注内容系其书写以及收到该15万元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业勤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转账记录加以佐证，故该收条不足以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4.业勤公司还主张王洪林分5笔共向吴兆荣交付现金43000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对该主张不予认定。再次，关于业勤公司主张其向吴兆荣支付的985000元。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及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事实具有一定证明效力，但东冶公司及吴兆荣均否认收到了收条载明的车辆，在前述（2020）苏0612民初7701号案件中，案外人夏小林亦提到存在其根据王洪林的要求先出具收条，但实际并未收到款项的情况，足以使法院对业勤公司是否向吴兆荣实际交付了相应车辆产生合理怀疑。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需要通过转移占有、取得登记实现其以车抵款的目的。由于业勤公司陈述抵债车辆系新城公司的4S店直接向吴兆荣交付，根据4S店的提车流程，车辆交付时应随车交付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等车辆资料，但业勤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亦未提供抵债车辆的提车记录及变更登记的相关信息，因此，案涉收条仅能证明双方存在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消灭原金钱债务的合意，不能证明东冶公司或吴兆荣现实受领了抵债物，取得抵债物的所有权、使用权等财产权利，在以物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东冶公司仍有权要求业勤公司履行原金钱债务。对于陆尔平分别于2019年2月3日、2021年2月10日转入吴兆荣账户的32万元、8万元，其中32万元的转账备注用途为货款，吴兆荣也出具了相应收条，东冶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应予确认。最后，关于业勤公司主张王洪林通过案外人施静、秦成向吴兆荣支付的17万元。施静于2016年5月25日向吴兆荣转账2万元并备注用途为“小王钢材款”，业勤公司认为该笔付款属案涉钢材款，予以确认；施静于2016年4月19日向吴兆荣转账的10万元以及秦成于2019年6月20日向吴兆荣转账的2万元均未备注付款用途，不能被认定为系支付钢材款；业勤公司认为秦成还向吴兆荣交付3万元现金缺乏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另外，新城公司于2018年1月29日转入吴兆荣账户内48万元，备注的用途为工程款，业勤公司否认该款系支付案涉钢材款。由于东冶公司与新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吴兆荣与新城公司也无工程款往来，而实践中发包方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下代承包方支付材料款的情况并不鲜见，东冶公司坚持认为该款系支付案涉钢材款，对此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业勤公司已向东冶公司实际支付钢材款90万元。四、关于东冶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对于利息起算点的确定。案涉《钢材购销合同》对于付款期限约定，在2#、4#楼地下层节点付80%，一层节点付80%，二层节点付80%，逾期按每天每吨两元作为补偿，所欠货款须在工程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付清，并按照月息1.5%结清垫付款的利息。由于东冶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各层节点的具体日期，不能据此确定业勤公司的应付款日期，但案涉工程早已于2017年9月30日完工，故业勤公司至迟应于2017年9月30日支付全部钢材款的80%，在工程验收合格的一个月后（2018年7月21日）应付清剩余货款，逾期则需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对于利息计算标准。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予以调减，应当结合双方的意思表示和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等因素综合考虑。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约定按照月息1.5%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业勤公司仅认为不应当计算利息，并未对利息的标准提出具体异议，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冶公司的损失是否远低于上述约定的利息。由于合同履行至今已5年多，业勤公司一直未能及时偿还债务，存有过错，而近几年钢材市场价格呈快速上涨趋势，东冶公司垫资金额高、时间长，不仅会影响其资金成本，还会造成其预期利益的损失。综合以上因素，东冶公司主张按照月息1.5%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予以支持。根据上述利息起算点及利息计算标准，结合业勤公司实际付款时间及付款金额进行审核，认定算至2021年3月1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金额为2586190.61元。综上所述，案涉《钢材采购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经审核认定，东冶公司向业勤公司供货总金额为5068735.23元，业勤公司仅付款90万元，尚欠东冶公司钢材款4168735.23元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除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外，还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东冶公司为索要货款所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保全申请费、保全保险费。据此，一审判决：一、业勤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东冶公司货款4168735.23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截至2021年3月1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金额为2586190.61元；自2021年3月1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4168735.23元为基数，按月息1.5%的标准计算）；二、业勤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东冶公司律师费20万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5200元；三、驳回东冶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业勤公司申请王洪林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洪林到庭陈述：1.本人与业勤公司系分包关系，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案涉《钢材采购合同》中的单价约定是按照西本价进行结算，含税，如果不要开票就不收税钱。本案钢材款中要扣除17%的税率，中途本人曾要求东冶公司开票，但其一直没有开，目前本人用自己的发票垫在公司账册。2.本人与吴兆荣之间在2015年之前发生了借款，到现在双方没有对账。在2015年底开工到2018年6月验收期间付的款都是工程款。3.不管是材料款还是劳务工资，确实存在以车抵款的情形。由本人向新城公司开具相应收条，本人与债权人在收款单上签字。新城公司开具带有车架号的提车单给本人，本人再交给债权人，债权人拿着提车单就可以到新城公司下设的4S店直接提车。拿车和出具收条基本是同时进行。4.2018年9月20日吴兆荣出具的收条是新城公司的付款形式，每年从9月份到年底都是以车抵款，本人将抵过来的车子卖掉后以现金方式分给债权人，其中也包括吴兆荣。5.案涉《钢材采购合同》中王洪林系本人所签，合同条款内容由东冶公司提供，由其加盖了项目部印章。法庭出示卷宗中的《钢材采购合同》内容与当时订立的协议一致，对于该合同当时有无加盖骑缝章本人记不清了。对王洪林的证言，业勤公司质证认为：1.双方对于含税不含税存在约定，案涉货款应当扣除17%税率。2.王洪林作为实际施工人已经认可其个人及委托他人所付款项都是案涉钢材款，与其和吴兆荣之间的借贷无关。3.王洪林无法确认案涉《钢材采购合同》是否加盖了骑缝章。4.在发问过程中，吴兆荣出示了一份200万元其已经收回的收条，说明其已经收到该部分货款。对王洪林的证言，东冶公司质证认为：1.证人证言存在部分虚假，其与业勤公司尚有案件在审理中，本案的标的金额直接影响该案的审理结果，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2.王洪林证实了案涉《钢材采购合同》是真实的，也承认其与吴兆荣个人存在借贷关系，而且借贷发生在2015年之前。3.证人提到提车时是有提车单的，如果业勤公司认为已经向吴兆荣交付了车辆，应当由其举证。4.合同没有骑缝章并不代表就是虚假的。对于王洪林的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中，业勤公司还向本院申请调取（2013）通中民仲审字第0098号等案件中东冶公司的其他买卖合同文本，以证明东冶公司本案所提交的买卖合同存在虚假伪造的情形。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理由待后予以阐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东冶公司提交的《钢材采购合同》是否真实，该合同的相对人系业勤公司还是王洪林，本案应否追加王洪林为被告；2.案涉《钢材采购合同》的货款总额中应否扣除17%的税金；3.案涉《钢材采购合同》项下已支付的货款金额应如何确定；4.逾期付款利息应如何计算。本院认为，案涉《钢材采购合同》合法有效，东冶公司向业勤公司供货5068735.23元，业勤公司付款90万元，余款4168735.23元业勤公司应向东冶公司给付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首先，关于案涉《钢材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东冶公司本案中提交了双方签订的《钢材采购合同》原件，对于其上加盖的业勤公司项目部印章，业勤公司在一审中经过核实认可真实性，只是认为仅用于工程资料不能用于订立合同。结合本院向该合同的经办人王洪林出示合同原件，王洪林确认一审卷宗中《钢材采购合同》内容与其当初签订的内容一致，足以证明东冶公司提交的《钢材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业勤公司对《钢材采购合同》真实性提出的异议仅系其单方推测，并无初步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东冶公司在其他纠纷中的合同文本并不能作为判断案涉《钢材采购合同》真实与否的依据，也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对业勤公司要求调取东冶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合同文本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其次，关于案涉《钢材采购合同》的相对人。根据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中王洪林以业勤公司的名义与东冶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并加盖了业勤公司项目部印章。根据东冶公司出示的《申请与承诺》，业勤公司对于王洪林申请在案涉新城公司4S店项目刻制一枚项目部印章“用于与本工程有关使用”盖章确认，表明其同意王洪林刻制项目部印章并授权其在与工程有关的事宜中使用，王洪林为案涉工程向东冶公司采购钢材属于与工程有关的事项，应认定属于业勤公司的授权范围。且从该工程涉及的其他诉讼看，该枚印章还用于购买混凝土、水泥的购销合同，相关生效判决均认定由业勤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因此案涉《钢材采购合同》对业勤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业勤公司系该合同的相对人。同时，即便根据业勤公司提交的王洪林所出具的《承诺》，前述《申请与承诺》已作废，其撤回了对王洪林的授权，但从东冶公司持有《申请与承诺》复印件来看，东冶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属善意且无过失的当事人，其有理由相信王洪林有业勤公司的授权，王洪林的行为构成对业勤公司的表见代理，相应法律后果亦应由业勤公司承担。本案无须追加王洪林作为被告。第三，关于货款总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通常情况下，如无特别说明当事人约定的价格应为含税价，且由于税金包含在价格之中，实际由购买方承担，由销售方作为纳税人。本案中，东冶公司向业勤公司销售钢材等，属于上述规定的增值税缴纳范围，东冶公司作为销售方应当向业勤公司开具发票并缴纳相应税金。双方约定货款金额按西本网不含税价，但并未对增值税的负担作出特别约定，也没有明确将西本网的不含税价作为双方约定的含税价。结合王洪林关于不要开票就不收税钱及案涉钢材款的税票由其用自己的票垫在公司的陈述，双方约定的不含税价就是不开票的价格具有较大盖然性。由于纳税系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如双方最终按照不开票价进行结算将涉嫌逃避纳税，故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总金额应当以不含税价折算为含税价后计算，也即应按西本网的含税价计算。业勤公司主张总货款中扣除17%税率的实质就是要求按照不开票的价格进行结算，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已付款总额。作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应当就履行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前所述，业勤公司系案涉合同的相对方负有给付货款的义务，其应就支付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业勤公司所举付款证据不能达到其全部的证明目的，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业勤公司主张秦成向吴兆荣交付3万元现金以及王洪林向吴兆荣交付的43000元现金，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对于吴兆荣于2018年9月20出具的15万元钢材款收条，其中明确以转卡为准，业勤公司未能提交转账记录，本院均不予支持。2.对于王洪林通过钱霖霖转账给吴兆荣的129万元、王洪林通过何某交付给吴兆荣的95万元、2018年1月23日王洪林向吴兆荣付款5000元、2019年2月3日及2021年2月10日陆尔平分别向吴兆荣支付的32万元及8万元、2016年4月19日及5月25日施静分别向吴兆荣转账的10万元及2万元、2019年6月20日秦成向吴兆荣转账的2万元，一审法院已予以查明，但东冶公司称其中大部分的资金均用于归还吴兆荣个人与王洪林之间的借款或其他往来，并提交了部分借条和银行凭证加以佐证，初步证明了双方之间还存在借贷关系。王洪林二审中亦认可其与吴兆荣个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至今没有结算，但认为2015年至2018年6月期间代付的都是工程款，双方对付款用途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王洪林所支付款项不能当然都认定系代业勤公司支付案涉货款，且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也非本案买卖合同的审理范围，一审将上述付款中明确标明为支付货款的部分计入案涉付款，对于未明确用途的不作为案涉货款并无不当。王洪林与吴兆荣就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应另行处理。3.关于以车抵款的问题。业勤公司提交了吴兆荣出具的收条，东冶公司称该收条是应业勤公司要求书写，实际并未交付车辆。考虑到在其他案件中也存在王洪林要求他人先出具收条，但他人实际未能收到款项的情形，以及还存在由王洪林先处理车辆，变现后再分给其债权人的情形，本案不能仅凭吴兆荣收条作为车辆交付的依据。同时，车辆有别于普通的动产，尤其是4S店交付的新车，在车辆移交、权属登记、车辆上牌及保险等方面均有据可查，作为业勤公司完全有能力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吴兆荣出具的收条项下的车辆已向吴兆荣实际交付或其指定的人员交付，业勤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加以佐证，对于其主张以车抵款的部分不予支持。最后，业勤公司主张货款总额中扣除17%税率不能支持，主张已付钢材款为3593000元只能支持其中的90万元，其尚欠货款金额为4168735.23元，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应以此为基数进行计算。对于利率标准，一审结合了合同约定、履行情况以及东冶公司的主张，对截至2021年3月1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金额认定为2586190.61元，此后按月息1.5%的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业勤公司对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所提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业勤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590元，由上诉人南通业勤水利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戴志霞审 判 员 沙 楠审 判 员 陈燮峰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顾 星书 记 员 王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