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54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睿恒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双荆路********。法定代表人：郑瑞。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欣宁，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鹤龄，男，198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腾琳，女，199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四川晰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成都汇夏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科东路**div>法定代表人：郑舒。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光超，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梦雪，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睿恒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鹤龄、吴腾琳、原审被告成都汇夏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夏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12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睿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龚鹤龄、吴腾琳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龚鹤龄、吴腾琳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证据（护照）不能证明吴腾琳因为新冠疫情即不可克服原因导致其不能行使请求权，作为共同权利人龚鹤龄可以非常便利主张权利。龚鹤龄、吴腾琳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2.龚鹤龄、吴腾琳并未举证证明睿恒公司有不当得利的事实基础，依法应由主张权利形成一方即龚鹤龄、吴腾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龚鹤龄、吴腾琳要求退还部分款项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龚鹤龄、吴腾琳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因心冠疫情原因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终止。吴腾琳因新冠疫情原因（不可抗力）于2020年3月12日回到国内，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六个月即在2020年9月11日前到期，故吴腾琳于2020年8月13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出的。本案是必须共同诉讼，龚鹤龄个人不能单独提起诉讼。本案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及合同依据收取吴腾琳、龚鹤龄10万元。原审被告汇夏公司辩称，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我方作为原审被告，没有取得任何不当得利，并且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龚鹤龄、吴腾琳也未对我方提出任何请求，我方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因此请求法院依法裁判。龚鹤龄、吴腾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睿恒公司退还龚鹤龄100000元；并判令睿恒公司以1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7月8日起至实际退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2、判令睿恒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7日，龚鹤龄、吴腾琳作为买受人与作为出卖人的汇厦公司签订《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合同第二章约定：“该商品房为坐落于成都市成华区××路52号地块“汇厦·沙河锦庭”××幢××单元××层914号。……该商品房实测建筑面积共55.15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36.68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18.47平方米”；合同第七条约定，“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3390.57元，总价款为人民币491166元（大写肆拾玖万壹仟壹佰陆拾陆元整）”；合同第八条约定：“（一）签订本合同前，买受人已向出卖人支付定金人民币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该定金抵作商品房价款。（二）买受人采取下列第1中方式付款：1．一次性付款。买受人应当在2017年7月7日前支付该商品房全部价款”。2017年6月29日，龚鹤龄通过POS机向汇厦公司转账30000元，汇厦投资公司向龚鹤龄、吴腾琳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定金30000元。2017年7月7日，龚鹤龄通过POS机向汇厦公司转账461166元，汇厦公司即向龚鹤龄、吴腾琳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汇厦·沙河锦庭一期购房款461,166元（1-3-914）。同日，龚鹤龄向睿恒公司转账100000元，睿恒公司向龚鹤龄出具收据，载明：客户名称为龚鹤龄、项目为汇厦·沙河锦庭，金额为100000元。龚鹤龄于2017年7月7日向汇厦公司、睿恒公司转账的刷卡小票上载明时间分别为14时19分、14时16分。一审另查明，2017年6月2日，汇厦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成都世纪新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世纪营销公司）签订《营销策划代理合同》，约定由乙方为“汇厦·沙河锦庭一期”项目剩余商业用房、办公用房提供营销代理及咨询、策划服务，并在第七条乙方责任和义务7-2中约定“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本合同约定的营销策划权及代理权”一审另查明，吴腾琳于2020年1月14日至3月11日期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在日本、柬埔寨滞留。一审庭审中，睿恒公司的证人杨某陈述称其在案涉房屋项目销售期间系案外人成都世纪新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营销公司）员工，世纪营销公司与睿恒公司系合作关系，睿恒营销公司将客户带至案涉房屋项目销售现场，由其公司进行接洽予以相应的优惠并在确认后，由世纪营销公司与客户签订认购协议，认购协议中会明确房屋原价、优惠条件、优惠后价格，该协议一式三份，其中两份会保存在开发商手中，保存在客户手中那份会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回收。同时证人陈述其不参与接待，不清楚龚鹤龄、吴腾琳购房过程中是否向其争取优惠政策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陈述、当事人身份信息、当事人工商登记信息、《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转款POS单、收据、护照及签证信息、证人证言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利益的行为。本案中龚鹤龄与睿恒公司对于龚鹤龄将10万元支付给睿恒公司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睿恒公司取得上述款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一审庭审中，龚鹤龄、吴腾琳陈述在其向汇厦公司购买案涉房屋的过程中，初时被告知房屋总价为561166元，为避税才将签订购房合同中的购房价款记载为461166元，且认为睿恒公司与汇夏公司系关联公司，在办理房产证才获知作为开发商的汇厦公司仅收到合同约定的461166元，并未收到案涉10万元款项，故而认为睿恒公司收取案涉10万元并无法律依据。睿恒公司对此并不认可，辩称其为龚鹤龄、吴腾琳购房向汇厦公司进行了价格协商并取得优惠，461166元系睿恒公司协商后才获得的优惠价格，案涉10万元款项系龚鹤龄、吴腾琳支付的服务费用。但是睿恒公司对此抗辩并未提供服务协议、房屋认购协议等任何书面证据予以佐证，而汇厦公司明确否认与睿恒公司存在案涉房屋所在项目的委托销售、代理等关系，同时否认睿恒公司为龚鹤龄、吴腾琳购房事宜向其争取过优惠，虽然证人杨某陈述称作为案外人世纪营销公司的合作方睿恒公司，可在案涉项目销售期间带具有购房意向的客户至现场，并视情况可由睿恒公司负责人向其争取购房优惠，但证人亦陈述其不参与接待客户、对龚鹤龄、吴腾琳购房的具体优惠情况并不清楚，若确有优惠情况，会在案外人公司与客户签订的《认购协议》上体现，而睿恒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供《认购协议》，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龚鹤龄、吴腾琳与睿恒公司就睿恒公司向龚鹤龄、吴腾琳提供付费的购房优惠服务达成了合意，也没有证据证明睿恒公司实际向龚鹤龄、吴腾琳提供了该服务，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睿恒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同时确认其收取案涉10万元款项无法律依据，应属不当得利。关于诉讼时效是否已过的问题。龚鹤龄、吴腾琳基于不当得利向睿恒公司主张返还10万元款项，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3年截止。本案中龚鹤龄、吴腾琳自述系在2020年8月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时在汇厦公司处获悉其并未收取案涉10万元购房款，主张自此知晓权利受到侵害。睿恒公司抗辩称应在龚鹤龄、吴腾琳交付款项时，即POS单据、收据上载明案涉10万元的收款相对方时，故应自2017年7月7日起算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睿恒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向龚鹤龄出具了收款收据，龚鹤龄应至此知晓付款对象，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7月7日起算，但由于吴腾琳于2020年1月14日至3月11日期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滞留于日本、柬埔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六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行使请求权，权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诉讼时效中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龚鹤龄、吴腾琳确存在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的障碍，诉讼时效应予中止。后龚鹤龄、吴腾琳于2020年8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并未届满。综上，龚鹤龄、吴腾琳在诉讼时效未届满前要求睿恒公司退还10万元内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龚鹤龄、吴腾琳主张的利息，没有合同和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睿恒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龚鹤龄、吴腾琳10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睿恒公司承担；三、驳回龚鹤龄、吴腾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睿恒公司于2017年7月7日收取的100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对此，本院评述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故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在于睿恒公司收到的案涉款项是否属于“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即对该款项的支付双方是否系基于意思表示而为。对此，龚鹤龄、吴腾琳应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基于错误认识而付款给睿恒公司。从本案证据角度分析，房屋总价款从未改变，龚鹤龄、吴腾琳却另行支付100000元，且是通过不同POS机刷卡支付，睿恒公司、汇厦公司分别出具收款收据，故从常理分析，龚鹤龄、吴腾琳对于其在购房交易中需要另行支付价外费用的情况是明显知晓的。龚鹤龄、吴腾琳主张支付该笔费用的目的是为了避税，即使其理由成立，亦说明双方达成协议的真实价款包含前述100000元，未产生错误意思表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龚鹤龄、吴腾琳主张睿恒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睿恒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12620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龚鹤龄、吴腾琳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元，均由龚鹤龄、吴腾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邱 寒审判员 牛玉洲审判员 孙 韬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