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1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富平，男，196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东明，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官黄龄司，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林，男，198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明霞，女，197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王洪林、邓明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然，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洪林、邓明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莉，四川凯盈律师事务律师。原审第三人：程锦华，男，196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上诉人谢富平、王洪林、邓明霞因与原审第三人程锦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富平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项内容，改判王洪林、邓明霞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10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王洪林、邓明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洪林于2014年10月14日签署的《借款协议》载明：“借款人按月支付借款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人承诺借款到期后，无条件归还上述全部本息”。前述条款表明：虽然双方未在书面协议中明确利息标准，但是存在其他形式的利息约定，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每月4%。二、从形式上看，2014年10月14日的《借款协议》与2014年7月25日的《借款协议》格式一致，双方在经济交往中已经产生了约定俗成的交易习惯，综合王洪林对前两笔还款的交易规律可以推知，借款150万元的利息亦同样为每月4%。三、谢富平卡号为6214××××6160的银行卡流水账单显示，150万元系谢富平向好友罗军所借，谢富平向罗军按月支付利息4万元，谢富平转借给王洪林不加收利息不符合逻辑。四、即使不能认定150万元借款的利息是每月4%，但按照交易习惯及商业惯例，也应按每月2%的标准计息。五、即使认定王洪林与谢富平未约定利息，双方也就逾期利率进行了约定，即“0.3%每日”，故谢富平主张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4月13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也是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的。针对谢富平的上诉，王洪林、邓明霞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未约定利息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二、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支持本金。《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时间为2015年4月13日，诉讼时效截至2017年4月24日，谢富平在一审中所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最早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聊天内容未明确体现催收的款项金额、催收的哪一笔债务，一审法院所谓的“联系”也仅指的是“稍后给您电话”、“我正在开会”等内容。因此，本案中的“催告”、“联系”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谢富平对该笔借款已丧失胜诉权。王洪林、邓明霞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谢富平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谢富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谢富平举示了两份金额均为40万元的网银跨行转账回单，但是王洪林只收到一笔40万元。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债权人，把不属于谢富平出借的资金作为了谢富平的债权对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法律上的职业放贷人概念，针对的是谢富平这种出借人，而不是以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作为判断标志。谢富平自己提交的银行流水就频繁出现多笔利息、多个不特定债务人，足以证明借款的经常性、对象的不特定性。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两笔借款存在4%的利率约定错误，双方并未约定利息。其一，三张《借条》均没有约定利息，故不应支付利息。其二，即使已付的135万元为利息，后续亦不应再支付利息。其三，退一步讲，已付的135万元即使视作利息，也是对第一笔《借款协议》的付息，300万元的《借条》并没有付息的推定基础。3.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其一，还款行为无法导致三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中断。即使认定2017年1月26日的还款行为中断诉讼时效，已还款的135万元也应视为仅中断第一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其他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即使第一笔借款因2017年1月26日的还款被中断诉讼时效，但到起诉前也已经过。其二，催告行为无法导致三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中断。一审认为双方聊天记录能够触发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的依据为“双方保持联系”、“承诺还款”，这是片面的、笼统的、错误的。针对王洪林、邓明霞的上诉，谢富平辩称：一、首先，两份网银跨行转账回单明显不同；其次，40万元系典当公司代谢富平所转，因典当公司已注销，谢富平无法取得相应银行流水；再次，王洪林出具了收到借款300万元的收条，并按300万元的本金支付了利息；最后，王洪林有能力打印完整银行流水来印证没有收到40万元，但其并未提交反驳证据。二、谢富平并不存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的行为，谢富平从事典当生意，并非职业放贷人。三、王洪林与谢富平系多年老友，没有书面约定利息标准是正常的，双方口头约定月息4%，王洪林规律性的还款可印证。四、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4日还款5万元及2017年1月26日还款的50万元作为第一笔《借款协议》项下利息是对谢富平与王洪林之间并未对还款顺序进行约定的裁判规则，适用《合同法》。而认定诉讼时效的中断，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认定方式并不冲突矛盾。谢富平诉王洪林的诉讼时效因王洪林的还款以及谢富平的催收而多次中断，中间衔接紧密，并不存在经过诉讼时效的情形。针对谢富平、王洪林、邓明霞的上诉，程锦华述称：王洪林前两笔借款是有约定利息的，最后一笔150万元借给王洪林，王洪林就没有支付利息，这三笔借款是由我经手的，所以我比较清楚。谢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1.王洪林支付谢富平借款本金65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1月2日至付清本息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付清本息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付清本息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20日，共计8696667元），前述借款本金加利息共计15196667元；2．邓明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王洪林、邓明霞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因实现案涉债权的费用。一审庭审中，谢富平明确案涉三笔借款的利息均为按月支付，案涉200万的借款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11月2日，案涉300万元的借款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12月25日，案涉150万元的借款未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日，王洪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内容：今借到程锦华现金人民币2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日至2014年10月1日止（借款期限三个月），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承诺无条件归还上述全部借款；到期未归还视为违约，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方支付全部借款的20%违约金等。谢富平于2014年7月1日及7月2日向程锦华的银行账户共计转账200万元，程锦华于2014年7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王洪林支付200万元。2014年7月25日，王洪林作为借款人签署《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出借人为程锦华，协议约定内容：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1月24日止）；借款人按月支付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人未能按时支付利息，出借人有权收取上述借款每日0.3%滞纳金；若借款人未按本协议履行还款，出借人将有权收取上述借款的20%违约金等。同日，王玉蓉通过银行向王洪林转账支付120万元，四川华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典当公司）通过银行向王洪林转账支付40万元、40万元，程锦华在收到谢富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100万元后向王洪林转账支付100万元。同日，王洪林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程锦华出借款项300万元。一审庭审中，谢富平举出王玉蓉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上载明系谢富平委托王玉蓉于2014年7月25日向王洪林转账支付12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华融典当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谢富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9月5日成为该公司股东，程锦华于2013年9月5日担任该公司监事，该公司已注销。2014年10月14日，王洪林作为借款人再次签署《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出借人为程锦华，协议约定内容：借款金额15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2014年10月14日至2015年4月13日止），借款人按月支付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人未能按时支付利息，出借人有权收取上述借款每日0.3%滞纳金；若借款人未按本协议履行还款，出借人将有权收取上述借款的20%违约金。同日，谢富平向王洪林指定的其妻邓明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50万元。一审庭审中，谢富平、王洪林、程锦华一致确认，王洪林虽就案涉三笔借款向程锦华出具《借条》，但实际出借人是谢富平，程锦华仅为谢富平代办出借手续；谢富平主张案涉三笔借款与王洪林均口头约定月利息4%，且王洪林已按照约定按月支付部分利息，合计135万元；王洪林当庭认可案涉三笔借款的出借人为谢富平，但双方未约定利息，主张其已归还借款本金135万元。一审还查明，王洪林于2014年8月4日至2017年1月26日通过银行账户向程锦华、谢富平转账合计135万元，详见表一。其中，程锦华收款后于当日或次日转入谢富平等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备注有“王洪林利息”、“王洪林”等。一审法院同时查明，谢富平自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与王洪林保持联系，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短信、微信要求王洪林还钱，王洪林回复“我也在尽力”等。一审法院再查明，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显示，王洪林、邓明霞按份共有的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xx号住宅（建筑面积531.61㎡）于2015年4月设立预告登记，于2017年10月因商品房购买转移登记至其二人名下，各占50%。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借条》《借款协议》《收条》《情况说明》、银行转账凭证、华融典当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短信、微信记录，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一致认可谢富平向王洪林出借款项之事实，故一审法院确认谢富平与王洪林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谢富平主张已向王洪林足额出借案涉三笔借款合计650万元，举出《借条》《借款协议》、银行转账凭证、《收条》《情况说明》等，该组证据相互印证，王洪林抗辩未足额收到借款，未举证反驳，故对于王洪林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谢富平与王洪林一致认可案涉三笔借款出借后王洪林共向谢富平支付135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依次评述如下：一、关于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王洪林否认与谢富平约定借款利息，但王洪林在2014年7月3日收到借款200万元之后，于次月起连续数月几乎定期向第三人银行账户转款8万元，王洪林在2014年7月25日收到借款300万元之后，于次月起连续数月几乎定期向第三人银行账户转款12万元，王洪林的还款已形成规律性，加之从常理上讲，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大金额借款不计算利息，并不多见，故对于谢富平主张与王洪林就案涉200万元、300万元借款存在月利率4%之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谢富平主张双方就案涉150万元借款亦约定月利率4%，未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谢富平与王洪林关于借款利息月利率4%之约定已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谢富平按照月利率3%标准收取王洪林已支付的利息未违反当时法律规定，超出部分应抵扣本金，经计算，截至2014年11月王洪林归还当期利息后，案涉200万元借款（第一笔借款）尚欠本金191327.46元，案涉300万元借款（第二笔借款）尚欠本金2874491.19元。关于2015年6月4日及2017年1月26日王洪林归还的55万元，因双方对于债务的抵充顺序不存在约定，且王洪林在偿还时未作指定，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55万元系对第一笔借款的归还，按照月利率3%标准计算，王洪林已支付的利息55万元无法覆盖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8月22日期间产生的按照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第一笔借款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8月21日的利息为548122.16元（1916327.46元×36%/年÷365天/年×290天），但王洪林已支付的2015年8月22日当天的利息已超过年利率24%标准，故，王洪林依法应自2015年8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向谢富平支付第一笔借款的利息。对于第二笔借款，王洪林已支付截至2014年11月25日的利息，故后期利息应自2014年11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向谢富平支付。对于谢富平要求王洪林按照年利率24%标准支付案涉150万元借款即第三笔借款利息之诉请，因未举证证实双方约定利息，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确认由王洪林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自谢富平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5月27日起的利息。二、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案涉三笔借款均约定了借款期限，王洪林自借款后在一定期间内规律还款，且谢富平自2016年至2020年一直与王洪林保持联系，王洪林在借款到期后中断还款，于2017年1月又继续还款，其后，谢富平又继续催收，王洪林亦承诺还款，可以证实谢富平向王洪林持续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对于谢富平对欠款进行持续多次催收的事实予以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因着谢富平向王洪林主张权利而中断，对王洪林关于诉讼时效经过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王洪林的配偶邓明霞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王洪林向谢富平借款金额较大，对于案涉第一笔以及第二笔借款，谢富平未举证证明邓明霞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谢富平要求邓明霞对王洪林的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之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第三笔借款系谢富平转入邓明霞的银行账户，足以证实邓明霞明知借贷事实，故该笔债务应为王洪林、邓明霞之共同债务，应由王洪林、邓明霞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四、关于王洪林、邓明霞抗辩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的问题，由于谢富平与王洪林之间系朋友关系，并非不特定的民事主体，故本案借贷关系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王洪林、邓明霞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洪林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1916327.46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916327.4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5年8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王洪林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2874491.1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2874491.1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1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王洪林、邓明霞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5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谢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980元，减半收取计56490元，由谢富平承担9490元，由王洪林、邓明霞负担47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洪林、邓明霞承担。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另查明：1.二审中，谢富平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华融典当公司的银行流水，并将其作为证据提交。经质证，王洪林、邓明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该银行流水显示，华融典当公司在2014年7月25日向王洪林转款支付两笔40万元，共计80万元。2.2018年8月14日，谢富平发送微信称：“洪林!你说的这个月一定要兑现哦!给我还部分钱，我给你借的时候你一个电话我马上给你转到卡上，我现在有急用你不能再拖了……”。2019年11月20日，谢富平发送微信称“洪林!尽快帮我想个办法，还我一部分钱……”。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谢富平是否系本案债权人、是否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2.华融典当公司向王洪林支付了两笔40万元还是一笔40万元；3.案涉三笔借款是否约定利息，若有利息，利息标准是否为每月4%；4.谢富平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现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借条》《借款协议》载明的出借人为程锦华，而程锦华作为本案第三人认可实际权利人为谢富平，王洪林关于谢富平并非本案债权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洪林、邓明霞上诉主张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协议》无效，但是因谢富平系华融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仅凭谢富平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其备注内容，不足以证明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王洪林、邓明霞的该项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王洪林、邓明霞关于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故《借款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二审中已经查明华融典当公司向王洪林所转的系两笔40万元，而非一笔40万元，故王洪林、邓明霞关于其仅收到一笔4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2014年7月3日王洪林借款200万元，2014年8月4日、2014年9月4日、2014年10月9日分别还款8万元。2014年7月25日王洪林借款300万元，2014年8月27日、2014年9月26日分别还款12万元。以上还款从时间、金额上，均与谢富平主张的月利率4%基本吻和，谢富平关于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4%的主张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王洪林、邓明霞关于未约定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本院认定双方存在口头的利息约定，故而对于该两笔借款，均应按照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而并非王洪林、邓明霞所主张的，已付款项先充抵利息，未付部分因无利息约定而不应支付。王洪林、邓明霞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10月14日的150万元借款，双方约定按月支付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协议》中能够反映各方存在利息约定，但不能看出利息标准。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结合王洪林、邓明霞的还款时间、金额以及谢富平对于每笔还款所对应的借款的主张，不能看出该笔150万元曾归还过利息，从各方履行情况亦不能推断出利息标准。虽然本院认定谢富平之前的两笔借款均约定有利息，但是在王洪林、邓明霞否认该笔150万元有利息约定，而无论从书面约定还是从实际履行情况来均不能推断出利息标准的情况下，谢富平应当对利息标准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不能证明利息标准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谢富平关于该笔150万元约定的利率标准亦为4%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谢富平主张因《借款协议》约定“借款人未能按时支付利息，出借人有权收取上述借款每日0.3%滞纳金”，故而谢富平有权据此要求王洪林支付年利率24%的逾期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所谓滞纳金是指行政机关对不按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所收取的费用，谢富平无权向王洪林收取滞纳金，亦不能以此为据要求王洪林支付逾期利息。谢富平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三笔借款最早到期日为2014年10月1日，2014年11月26日、2015年6月4日、2017年1月26日王洪林均有还款，王洪林部分履行的行为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2018年8月14日、2019年11月20日谢富平均向王洪林明确的进行了债权催收，谢富平在2020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王洪林、邓明霞关于谢富平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述三笔还款不能反映具体归还的哪一笔借款，虽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在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有多笔债务，可根据法律规定去确定还款充抵顺序，但该充抵顺序对于诉讼时效并不适用，王洪林、邓明霞关于王洪林的还款仅充抵部分借款，不能认为还款构成了全部借款的诉讼时效的中断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谢富平、王洪林、邓明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930元，由谢富平负担24950元，由王洪林、邓明霞负担1129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陈正霞审判员  魏云霞审判员  李婧杰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朱 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1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富平，男，196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东明，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官黄龄司，四川治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林，男，198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明霞，女，197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王洪林、邓明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然，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洪林、邓明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莉，四川凯盈律师事务律师。原审第三人：程锦华，男，196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上诉人谢富平、王洪林、邓明霞因与原审第三人程锦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富平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7543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项内容，改判王洪林、邓明霞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10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王洪林、邓明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洪林于2014年10月14日签署的《借款协议》载明：“借款人按月支付借款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人承诺借款到期后，无条件归还上述全部本息”。前述条款表明：虽然双方未在书面协议中明确利息标准，但是存在其他形式的利息约定，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每月4%。二、从形式上看，2014年10月14日的《借款协议》与2014年7月25日的《借款协议》格式一致，双方在经济交往中已经产生了约定俗成的交易习惯，综合王洪林对前两笔还款的交易规律可以推知，借款150万元的利息亦同样为每月4%。三、谢富平卡号为6214××××6160的银行卡流水账单显示，150万元系谢富平向好友罗军所借，谢富平向罗军按月支付利息4万元，谢富平转借给王洪林不加收利息不符合逻辑。四、即使不能认定150万元借款的利息是每月4%，但按照交易习惯及商业惯例，也应按每月2%的标准计息。五、即使认定王洪林与谢富平未约定利息，双方也就逾期利率进行了约定，即“0.3%每日”，故谢富平主张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4月13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也是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的。针对谢富平的上诉，王洪林、邓明霞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未约定利息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二、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支持本金。《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时间为2015年4月13日，诉讼时效截至2017年4月24日，谢富平在一审中所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最早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聊天内容未明确体现催收的款项金额、催收的哪一笔债务，一审法院所谓的“联系”也仅指的是“稍后给您电话”、“我正在开会”等内容。因此，本案中的“催告”、“联系”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谢富平对该笔借款已丧失胜诉权。王洪林、邓明霞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谢富平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由谢富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谢富平举示了两份金额均为40万元的网银跨行转账回单，但是王洪林只收到一笔40万元。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债权人，把不属于谢富平出借的资金作为了谢富平的债权对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法律上的职业放贷人概念，针对的是谢富平这种出借人，而不是以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作为判断标志。谢富平自己提交的银行流水就频繁出现多笔利息、多个不特定债务人，足以证明借款的经常性、对象的不特定性。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两笔借款存在4%的利率约定错误，双方并未约定利息。其一，三张《借条》均没有约定利息，故不应支付利息。其二，即使已付的135万元为利息，后续亦不应再支付利息。其三，退一步讲，已付的135万元即使视作利息，也是对第一笔《借款协议》的付息，300万元的《借条》并没有付息的推定基础。3.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其一，还款行为无法导致三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中断。即使认定2017年1月26日的还款行为中断诉讼时效，已还款的135万元也应视为仅中断第一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其他两笔借款的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即使第一笔借款因2017年1月26日的还款被中断诉讼时效，但到起诉前也已经过。其二，催告行为无法导致三笔借款的诉讼时效中断。一审认为双方聊天记录能够触发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的依据为“双方保持联系”、“承诺还款”，这是片面的、笼统的、错误的。针对王洪林、邓明霞的上诉，谢富平辩称：一、首先，两份网银跨行转账回单明显不同；其次，40万元系典当公司代谢富平所转，因典当公司已注销，谢富平无法取得相应银行流水；再次，王洪林出具了收到借款300万元的收条，并按300万元的本金支付了利息；最后，王洪林有能力打印完整银行流水来印证没有收到40万元，但其并未提交反驳证据。二、谢富平并不存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的行为，谢富平从事典当生意，并非职业放贷人。三、王洪林与谢富平系多年老友，没有书面约定利息标准是正常的，双方口头约定月息4%，王洪林规律性的还款可印证。四、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4日还款5万元及2017年1月26日还款的50万元作为第一笔《借款协议》项下利息是对谢富平与王洪林之间并未对还款顺序进行约定的裁判规则，适用《合同法》。而认定诉讼时效的中断，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认定方式并不冲突矛盾。谢富平诉王洪林的诉讼时效因王洪林的还款以及谢富平的催收而多次中断，中间衔接紧密，并不存在经过诉讼时效的情形。针对谢富平、王洪林、邓明霞的上诉，程锦华述称：王洪林前两笔借款是有约定利息的，最后一笔150万元借给王洪林，王洪林就没有支付利息，这三笔借款是由我经手的，所以我比较清楚。谢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1.王洪林支付谢富平借款本金65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1月2日至付清本息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付清本息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付清本息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20日，共计8696667元），前述借款本金加利息共计15196667元；2．邓明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王洪林、邓明霞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因实现案涉债权的费用。一审庭审中，谢富平明确案涉三笔借款的利息均为按月支付，案涉200万的借款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11月2日，案涉300万元的借款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12月25日，案涉150万元的借款未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日，王洪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内容：今借到程锦华现金人民币2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日至2014年10月1日止（借款期限三个月），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承诺无条件归还上述全部借款；到期未归还视为违约，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方支付全部借款的20%违约金等。谢富平于2014年7月1日及7月2日向程锦华的银行账户共计转账200万元，程锦华于2014年7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王洪林支付200万元。2014年7月25日，王洪林作为借款人签署《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出借人为程锦华，协议约定内容：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1月24日止）；借款人按月支付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人未能按时支付利息，出借人有权收取上述借款每日0.3%滞纳金；若借款人未按本协议履行还款，出借人将有权收取上述借款的20%违约金等。同日，王玉蓉通过银行向王洪林转账支付120万元，四川华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典当公司）通过银行向王洪林转账支付40万元、40万元，程锦华在收到谢富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100万元后向王洪林转账支付100万元。同日，王洪林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程锦华出借款项300万元。一审庭审中，谢富平举出王玉蓉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上载明系谢富平委托王玉蓉于2014年7月25日向王洪林转账支付12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华融典当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谢富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9月5日成为该公司股东，程锦华于2013年9月5日担任该公司监事，该公司已注销。2014年10月14日，王洪林作为借款人再次签署《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出借人为程锦华，协议约定内容：借款金额15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2014年10月14日至2015年4月13日止），借款人按月支付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人未能按时支付利息，出借人有权收取上述借款每日0.3%滞纳金；若借款人未按本协议履行还款，出借人将有权收取上述借款的20%违约金。同日，谢富平向王洪林指定的其妻邓明霞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50万元。一审庭审中，谢富平、王洪林、程锦华一致确认，王洪林虽就案涉三笔借款向程锦华出具《借条》，但实际出借人是谢富平，程锦华仅为谢富平代办出借手续；谢富平主张案涉三笔借款与王洪林均口头约定月利息4%，且王洪林已按照约定按月支付部分利息，合计135万元；王洪林当庭认可案涉三笔借款的出借人为谢富平，但双方未约定利息，主张其已归还借款本金135万元。一审还查明，王洪林于2014年8月4日至2017年1月26日通过银行账户向程锦华、谢富平转账合计135万元，详见表一。其中，程锦华收款后于当日或次日转入谢富平等人的银行账户，转账备注有“王洪林利息”、“王洪林”等。一审法院同时查明，谢富平自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与王洪林保持联系，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短信、微信要求王洪林还钱，王洪林回复“我也在尽力”等。一审法院再查明，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显示，王洪林、邓明霞按份共有的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xx号住宅（建筑面积531.61㎡）于2015年4月设立预告登记，于2017年10月因商品房购买转移登记至其二人名下，各占50%。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借条》《借款协议》《收条》《情况说明》、银行转账凭证、华融典当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短信、微信记录，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一致认可谢富平向王洪林出借款项之事实，故一审法院确认谢富平与王洪林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谢富平主张已向王洪林足额出借案涉三笔借款合计650万元，举出《借条》《借款协议》、银行转账凭证、《收条》《情况说明》等，该组证据相互印证，王洪林抗辩未足额收到借款，未举证反驳，故对于王洪林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谢富平与王洪林一致认可案涉三笔借款出借后王洪林共向谢富平支付135万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依次评述如下：一、关于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王洪林否认与谢富平约定借款利息，但王洪林在2014年7月3日收到借款200万元之后，于次月起连续数月几乎定期向第三人银行账户转款8万元，王洪林在2014年7月25日收到借款300万元之后，于次月起连续数月几乎定期向第三人银行账户转款12万元，王洪林的还款已形成规律性，加之从常理上讲，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大金额借款不计算利息，并不多见，故对于谢富平主张与王洪林就案涉200万元、300万元借款存在月利率4%之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谢富平主张双方就案涉150万元借款亦约定月利率4%，未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谢富平与王洪林关于借款利息月利率4%之约定已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谢富平按照月利率3%标准收取王洪林已支付的利息未违反当时法律规定，超出部分应抵扣本金，经计算，截至2014年11月王洪林归还当期利息后，案涉200万元借款（第一笔借款）尚欠本金191327.46元，案涉300万元借款（第二笔借款）尚欠本金2874491.19元。关于2015年6月4日及2017年1月26日王洪林归还的55万元，因双方对于债务的抵充顺序不存在约定，且王洪林在偿还时未作指定，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55万元系对第一笔借款的归还，按照月利率3%标准计算，王洪林已支付的利息55万元无法覆盖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8月22日期间产生的按照月利率3%计算的利息，第一笔借款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8月21日的利息为548122.16元（1916327.46元×36%/年÷365天/年×290天），但王洪林已支付的2015年8月22日当天的利息已超过年利率24%标准，故，王洪林依法应自2015年8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向谢富平支付第一笔借款的利息。对于第二笔借款，王洪林已支付截至2014年11月25日的利息，故后期利息应自2014年11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向谢富平支付。对于谢富平要求王洪林按照年利率24%标准支付案涉150万元借款即第三笔借款利息之诉请，因未举证证实双方约定利息，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确认由王洪林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自谢富平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5月27日起的利息。二、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案涉三笔借款均约定了借款期限，王洪林自借款后在一定期间内规律还款，且谢富平自2016年至2020年一直与王洪林保持联系，王洪林在借款到期后中断还款，于2017年1月又继续还款，其后，谢富平又继续催收，王洪林亦承诺还款，可以证实谢富平向王洪林持续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对于谢富平对欠款进行持续多次催收的事实予以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因着谢富平向王洪林主张权利而中断，对王洪林关于诉讼时效经过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王洪林的配偶邓明霞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王洪林向谢富平借款金额较大，对于案涉第一笔以及第二笔借款，谢富平未举证证明邓明霞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谢富平要求邓明霞对王洪林的前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之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第三笔借款系谢富平转入邓明霞的银行账户，足以证实邓明霞明知借贷事实，故该笔债务应为王洪林、邓明霞之共同债务，应由王洪林、邓明霞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四、关于王洪林、邓明霞抗辩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的问题，由于谢富平与王洪林之间系朋友关系，并非不特定的民事主体，故本案借贷关系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王洪林、邓明霞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洪林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1916327.46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916327.4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5年8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王洪林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2874491.1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2874491.1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4年1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王洪林、邓明霞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谢富平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尚欠借款本金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5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谢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980元，减半收取计56490元，由谢富平承担9490元，由王洪林、邓明霞负担47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洪林、邓明霞承担。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另查明：1.二审中，谢富平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华融典当公司的银行流水，并将其作为证据提交。经质证，王洪林、邓明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该银行流水显示，华融典当公司在2014年7月25日向王洪林转款支付两笔40万元，共计80万元。2.2018年8月14日，谢富平发送微信称：“洪林!你说的这个月一定要兑现哦!给我还部分钱，我给你借的时候你一个电话我马上给你转到卡上，我现在有急用你不能再拖了……”。2019年11月20日，谢富平发送微信称“洪林!尽快帮我想个办法，还我一部分钱……”。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谢富平是否系本案债权人、是否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2.华融典当公司向王洪林支付了两笔40万元还是一笔40万元；3.案涉三笔借款是否约定利息，若有利息，利息标准是否为每月4%；4.谢富平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现评判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借条》《借款协议》载明的出借人为程锦华，而程锦华作为本案第三人认可实际权利人为谢富平，王洪林关于谢富平并非本案债权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洪林、邓明霞上诉主张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协议》无效，但是因谢富平系华融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仅凭谢富平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其备注内容，不足以证明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王洪林、邓明霞的该项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王洪林、邓明霞关于谢富平系职业放贷人，故《借款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二审中已经查明华融典当公司向王洪林所转的系两笔40万元，而非一笔40万元，故王洪林、邓明霞关于其仅收到一笔4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2014年7月3日王洪林借款200万元，2014年8月4日、2014年9月4日、2014年10月9日分别还款8万元。2014年7月25日王洪林借款300万元，2014年8月27日、2014年9月26日分别还款12万元。以上还款从时间、金额上，均与谢富平主张的月利率4%基本吻和，谢富平关于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4%的主张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王洪林、邓明霞关于未约定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本院认定双方存在口头的利息约定，故而对于该两笔借款，均应按照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而并非王洪林、邓明霞所主张的，已付款项先充抵利息，未付部分因无利息约定而不应支付。王洪林、邓明霞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10月14日的150万元借款，双方约定按月支付利息（利息双方商定），《借款协议》中能够反映各方存在利息约定，但不能看出利息标准。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结合王洪林、邓明霞的还款时间、金额以及谢富平对于每笔还款所对应的借款的主张，不能看出该笔150万元曾归还过利息，从各方履行情况亦不能推断出利息标准。虽然本院认定谢富平之前的两笔借款均约定有利息，但是在王洪林、邓明霞否认该笔150万元有利息约定，而无论从书面约定还是从实际履行情况来均不能推断出利息标准的情况下，谢富平应当对利息标准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不能证明利息标准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谢富平关于该笔150万元约定的利率标准亦为4%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谢富平主张因《借款协议》约定“借款人未能按时支付利息，出借人有权收取上述借款每日0.3%滞纳金”，故而谢富平有权据此要求王洪林支付年利率24%的逾期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所谓滞纳金是指行政机关对不按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所收取的费用，谢富平无权向王洪林收取滞纳金，亦不能以此为据要求王洪林支付逾期利息。谢富平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三笔借款最早到期日为2014年10月1日，2014年11月26日、2015年6月4日、2017年1月26日王洪林均有还款，王洪林部分履行的行为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2018年8月14日、2019年11月20日谢富平均向王洪林明确的进行了债权催收，谢富平在2020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王洪林、邓明霞关于谢富平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述三笔还款不能反映具体归还的哪一笔借款，虽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在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有多笔债务，可根据法律规定去确定还款充抵顺序，但该充抵顺序对于诉讼时效并不适用，王洪林、邓明霞关于王洪林的还款仅充抵部分借款，不能认为还款构成了全部借款的诉讼时效的中断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谢富平、王洪林、邓明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930元，由谢富平负担24950元，由王洪林、邓明霞负担1129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陈正霞审判员  魏云霞审判员  李婧杰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