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再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郝占岗，男，196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林，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珊珊，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毅东，男，196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郝占岗与沈毅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4）朝民（商）初字第43558号民事判决。沈毅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6）京03民终41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毅东不服终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京民申33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20）京03民再56号裁定，撤销本院（2016）京03民终4176号民事判决及原审法院（2014）朝民（商）初字第43558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经过再审审理后，于2021年4月29日作出（2021）京0105民再9号民事判决。郝占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郝占岗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林，被上诉人沈毅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占岗上诉至本院称：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郝占岗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沈毅东负担。理由如下，第一，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1月13日订立的《借据》合法有效。沈毅东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毕业于清华大学，接受过完备的高等教育，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高于一般人水平。其完全清楚在《借据》借款人处签字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沈毅东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沈毅东主张《借据》系在郝占岗的胁迫下签订的，但其一直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综上，《借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也能够证明郝占岗将出借款项以现金方式交付沈毅东的法律事实存在。第二，一审法院依据2019年6月24日北京银保监局的信访答复意见的内容，认定郝占岗未将现金交付给沈毅东是错误的。本案取款时间在2013年11月18日，而北京银保监局的信访答复意见在2019年3月29日，时隔6年多，在没有监控录像，又没有找经办人胡某本人调查的情况下，就否认了胡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没有事实依据。沈毅东答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其列举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认可。第一，上诉人故意对再审一审中其质证过、认可的证据，重新推翻不认又没有新证据来支持，系浪费司法资源，藐视法律的行为。关于鉴定的问题，上诉人在明知道市高院当时不能进行“形成时间”鉴定的事实下，在原一审法官故意诱导本人放弃鉴定的情况下，企图拿着其篡改过伪造过的所谓借据，当成原始借据，欺骗法官。第二，上诉人明知道银行的视频监控录像只保留半年，以此为理由质疑银监会的官方正式信访答复，以及市高院的法庭现场调查核实。上诉人精心虚构事实，无实际支付，动机和目的是诈骗本人巨款500万。请求法院支持我原一、二审以及几次再审的一贯请求，驳回上诉人郝占岗的一切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期间，郝占岗起诉请求：沈毅东偿还借款本金465万元及违约金（以46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2014年10月15日）。事实及理由：2013年11月18日，沈毅东向郝占岗借款465万元，用于业务需要。双方约定沈毅东于2014年6月30日前分期还清此笔借款。经多次催要，沈毅东均未偿还款项。原审法院再审查明事实，郝占岗提交2013年11月13日《借据》记载：沈毅东因业务需要，向郝占岗借款465万元；在郝占岗以现金交付后，沈毅东即在借据借款人处签字，即视为郝占岗向沈毅东提供了借款；沈毅东承诺自2014年1月1日起36个月内分期偿还，每6个月偿还一期，每期偿还的金额为775000元；如果沈毅东未能按照上述的期间和金额向郝占岗归还借款，则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支付的金额向郝占岗支付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如果出现连续两期逾期支付，则郝占岗有权要求沈毅东提前支付全部款项，由沈毅东在连续二期逾期支付之后十个工作日内向郝占岗一次性支付全部款项，如发生了不能预见、不可避免或不能克服等人力不可抗情况，以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借据，经双方协商延期履行本借据的责任；如到期未能还款，可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落款借款人处“沈毅东”签名，并手写日期11月18日及“以上借款为人民币元”字样。沈毅东认可上述《借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表示系受胁迫所签，签名后的手写日期非其本人书写，在签字时《借据》中并无“如到期未能还款，可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字样，《借据》最下端的页码可以看出借据的内容不完整。沈毅东曾在原一审程序中申请进行笔迹鉴定等，后撤回鉴定申请。沈毅东向本院提交其持有的《借据》复印件，该复印件中在“沈毅东”签名处并无手写日期，且无“如到期未能还款，可以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字样。原一审审理中，郝占岗提交三张招商银行取款客户回单，分别载明：1．2013年11月18日16:21:52，郝占岗名下账户×××取现金额200万元，余额5415976．07元；2．2013年11月18日16:23:32，上述账户取现金额200万元，余额5415976．07元；3．2013年11月18日16:25:04，上述账户取现金额100万元，余额6415976．07元。沈毅东对郝占岗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表示异议。原一审审理中，法院调取上述交易结果为：2013年11月18日，上述账户柜台取现金200万元，余额5415976．07元；2013年11月18日，上述账户柜台存现金200万元，余额7415976．07元；2013年11月18日，上述账户柜台取现金200万元，余额5415976．07元；2013年11月18日，上述账户柜台存现金200万元，余额7415976．07元；2013年11月18日，上述账户柜台取现金100万元，余额6415976．07元；2013年11月18日，上述账户存现金100万元，余额7415976．07元；2013年11月18日，上述账户取现金30万元，余额7115976．07元。原审中，郝占岗提供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客户经理胡某出具并加盖该支行方形章《情况说明》，内容为：“客户郝占岗，卡号×××，于2013年11月18日16时22分外带现金500万存入本行，于2013年11月18日16时21分52秒至2013年11月18日16时28分48秒办理取现合计530万元整，并在我行工作人员协助下带离银行，我行特此证明客户郝占岗存入我行现金500万是自己外带，取现530万已经带离我行，郝占岗存入我行的500万元和取走并带离我行的530万元不是同一笔钱”。郝占岗表示，郝占岗本人将在银行提取的现金交付沈毅东，另行存入银行现金500万元。沈毅东对此表示异议。本案审理中，沈毅东提供2019年6月24日北京银保监局京银监信复[2019]39号《信访答复意见书》记载，该单位就沈毅东信访事项进行答复：2013年11月18日16点21分至16点28分，郝占岗在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办理7笔现金存取款业务，其中分别于16:21:52、16:23:32、16:25:04、16:28:48现金取款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30万元；分别于16:22:39、16:24:12、16:25:51现金存款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上述3笔现金存款的资金来源分别为上述前3笔现金取款，因相关存取款现金未离开银行柜台，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在办理上述3笔现金存款业务中未进行现金重复清点。核查未发现证据证明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向客户出具未实际存取款的虚假交易流水单据。2015年5月，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员工胡某在未核查郝占岗所持《情况说明》内容真实性且未经该支行授权情况下在《情况说明》上签字。上述《情况说明》非支行出具，加盖的带有招商银行北京慧忠里支行行名行号的条形章为该支行为减少客户填单过程中反复书写相关内容使用的戳记，非该行正式印章等。郝占岗向本院提供北京银保监局2020年6月9日出具的京银保监信复YX2020004号《北京银保监局信访答复意见书》记载，关于京银监信复[2019]39号《信访答复意见书》中所述2013年11月18日16点21分至16点28分期间办理7笔现金存取款业务约7分钟时间仅为招商银行北京慧忠里支行在系统中办理7笔存取款业务手续的时间，不包含清点现金的时间；未发现证据证明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出具虚假交易凭证；胡某已经于2019年7月从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离职，经电话询问胡某向其宣读《情况说明》内容，其表示系其本人签署，但对于签署的具体细节已记不清楚等。此外，郝占岗提供2013年11月10日从北京南苑机场至包头、2013年11月15日从鄂尔多斯至北京南苑机场飞机票及2013年11月12日北京华诚博远设计合作讨论会会议纪要（主持人为郝占岗），用以证明2013年11月13日郝占岗不在京，故不存在沈毅东所述的胁迫事实。郝占岗还提供其从万宇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款500万元的取款凭据，用以证明系将该500万元带入招商银行慧忠北里支行；十万元人民币的取款过程及重量照片，证明银行交易先清点再进行手续办理，且465万元人民币的重量为52．08KG，一个成年男子可以拿走等事实。沈毅东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沈毅东提交录音材料、视频资料、短信截屏打印件等用以证明经与银行核实，在上述时间内取款500万元在现实中不可能，其并未实际收到该款项，郝占岗系失信人，其与郝占岗间不存在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等。另提供《协议书》《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解除承包协议书》《公证书》《大专项费用明细》等，用以证明款项起源系其与国遥万维公司间承包关系，但其并未欠国遥万维公司任何款项。郝占岗认可上述证据中《协议书》《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解除承包协议书》的真实性，其余证据材料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郝占岗提供《借据》以证明其与沈毅东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该《借据》中确有记载在郝占岗向沈毅东交付现金后，沈毅东即在借据借款人处签字，即视为郝占岗向沈毅东提供了借款，而沈毅东亦确已在该《借据》中签字。但是，现有证据显示，2013年11月18日16点21分至16点28分期间，郝占岗在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办理7笔现金存取款业务中，3笔现金存款的资金来源分别为前3笔现金取款，相关存取款现金未离开银行柜台。郝占岗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另行携带大额现金进入该银行并携带大额现金离开，故其主张的出借款项来源及交付沈毅东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郝占岗要求沈毅东返还借款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再审判决：驳回郝占岗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北京银保监局京银监信复[2019]39号《信访答复意见书》、提交2013年11月13日《借据》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郝占岗提交了2013年11月18日的《借据》用以证明其与沈毅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已实际交付借款。沈毅东虽然承认《借据》上的签名是其签署，但主张上述《借据》是受人胁迫所签，并否认实际收到《借据》中记载的465万元借款。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求、答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于涉案《借据》的真实性和是否实际履行交付借款的情况分别予以审查。首先，涉案《借据》上有沈毅东本人的亲笔签名，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系他人胁迫所签，故本院对于涉案《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本案的关键事实在于涉案《借据》中465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给沈毅东。郝占岗作为出借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履行了实际交付现金465万元借款的义务。根据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2013年11月18日郝占岗的银行卡存取款交易记录、2019年6月24日北京银保监局京银监信复[2019]39号《信访答复意见书》等证据显示，均不能证实郝占岗在2013年11月18日携带500万元现金进入银行和离开银行，也不能证实其在银行提取现金500万元的事实成立，因此对于涉案《借据》的借款来源，郝占岗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再次，对于招商银行北京慧忠北里支行工作人员胡某签名的书面说明，因其内容系郝占岗打印好后交由胡某签名，并加盖了招商银行北京慧忠里支行行名行号的条形章。现北京银保监局已经出具书面意见，否定了胡某签名的书面说明内容的合法性以及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最后，郝占岗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将借款465万元交付沈毅东。综上，郝占岗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在郝占岗不能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交付借款义务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驳回其要求沈毅东偿还借款465万元以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9038元由郝占岗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9038元由郝占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晖审 判 员  张 明审 判 员  孙 栋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周子俊书 记 员  王 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