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31民终13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永民，男，196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XXX，个体户，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侃澄，喀什市明珠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喀什疏附广州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12156888462XC，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商贸园区（疏附县吾库萨克镇）。        法定代表人：曹伟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卓玉，新疆法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阿不都哈力克江·阿不力克木，新疆法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喀什润湘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121576244454X，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百货城（吾库萨克乡）。        法定代表人：刘苏洲，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振江，男，汉族，该公司副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        上诉人王永民因与被上诉人喀什疏附广州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商贸城）、喀什润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湘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人民法院（2021）新3121民初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进行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永民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疏附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新3121民初71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解除合同，判令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返还购房款253，446元（包括办证税、费等费用计12，01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50，689.2元（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暂计40个月，6％／年）；判令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53，446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程序违法。一审称：“庭后被告广州商贸城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合同原件，该合同及新疆增值普通税发票可以与原告提交置业计划书、收据相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这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关于证据材料应当当庭提交，接受原、被告的质证。但被上诉人（被告）广州商贸城当庭仅提交了不完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上诉人对其“三性”不认可。一审称：“庭后被告广州商贸城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合同原件”，可一审并未将该合同原件交与上诉人进行质证。因此，一审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予以纠正。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具体为：1．原判在本院认为中称：“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润湘公司签订《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并交纳定金10，000元，是为将来与被告广州商贸城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置业计划书的相关权利义务就已经终止，无需解除。”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被上诉人润湘公司以其自己名义与上诉人签订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名为置业计划书实为买卖合同，并以其自己名义收受购房款及办证税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对照置业计划书的内容，完全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因此，应当认定该置业计划书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仅是对置业计划书内容的补充和完善。该置业计划书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两被上诉人均具有约束力。况且，原判认定该置业计划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两被上诉人应当共同履行合同义务。可原判将该置业计划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割裂开来，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置业计划书的相关权利义务就已经终止，无需解除。按照原判逻辑，难道上诉人还应当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再交一次购房款么，这完全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2．被上诉人润湘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之后，上诉人先后四次支付房款及税费219，841元，全部房款在2015年5月23日就已经支付完毕。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出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付款方式及期限约定上诉人在2016年1月11日支付第一期房款167，826元，2016年10月1日支付第二期房款40，000元，上诉人在2015年5月23日就已经付完全额房款，很明显该约定是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单方意思表示，不是双方的合意。3．根据被上诉人润湘公司自己提交的（2020）新民终103号民事判决书证实：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开发的春天百货广场项目，历时6年经过7次延期交付，项目从9层减少至4层，这些与被上诉人预售房屋前的承诺、规划、广告宣传等严重相违背，对上诉人购买行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同时，上诉人购买的是独立商铺，而非与众多购房者按份共同共有的商铺，被上诉人的根本违约行为无可争议，导致上诉人的购房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完全有权解除合同。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2019年8月9日签订的《广州新城商业物业委托代租代管合同》可以视为对房屋的交付，一审法院是完全无视本案的基本事实，实属认定事实不清。2016年12月31日前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就应该履行房屋交付义务，但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因多种原因无法交付房屋，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众多购房者又不断催促交付房屋，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面临违约退房赔款的巨大法律风险，为了安抚购房者和逃避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出此下策与所有购房者签订不平等条约《广州新城商业物业委托代租代管合同》。《代租代管合同》对购房者设定了大量义务，同时免除了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应承担的一切法律责任。但这并非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显显失公平。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裁判严重不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据此规定，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应当于2017年3月31日前办理不动产登记，最长不超过一年。但时至今日，由于两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无法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依法应当得到法院支持。但令人费解的是原判基于一个错误的事实认定，且严重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程序违法，也就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因此，原判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裁判严重不公，应予纠正。综上，原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判严重显失公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特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虽然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复印件，在上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庭后提交了完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予以核对，符合《证据规则》及《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要求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上诉人与润湘公司签订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并缴纳定金10000元是为将来与被上诉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中并未对交房日期等作出具体约定，只是一个认购书的性质。上诉人在2015年5月23日支付完毕全部房款。上诉人在2016年1月11日，在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该置业计书就已终止。上诉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并未另行向被上诉人缴纳过房款，说明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就属于终止状态。第二，上诉人以其行为表明其继续履行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且上诉人行使解除权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房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逾期60日，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在2016年12月31日，上诉人并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7号）第十五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2021年修订第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在规定的三个月内并未催告，也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一年后，上诉人的法定的解除权已过时效，丧失合同解除权。2019年8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广州新城商业物业委托代租代管合同》，表明其愿意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代租代管协议》显失公平问题，由于上诉人并未就《代租代管协议》提出撤销之诉，双方的《代租代管协议》应是合法有效的。第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新民终103号《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被上诉人具有违约行为，被上诉人与润湘公司之间的纠纷与上诉人无任何关联性，并未影响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第四，上诉人关于因不动产登记办理而请求解除合同的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交付的房屋是合格房屋，不存在《城市房地产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商品房交付使用后，购买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更无权根据此规定解除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润湘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得当，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润湘公司不存在法律上诉的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润湘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是委托销售关系，且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代理人的行为是由被代理人承担。同时，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终103号判决书，被上诉人润湘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已于2020年5月30日解除委托销售关系，且已完成所有债权清算。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润湘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3．请求喀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王永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润湘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签署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及与被告广州商贸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购房款253，446元（包括办证税、费等费用计12，01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50，689.2元（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暂计40个月，6％每年）；3．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53，446元；4．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保险费及诉讼代理费等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29日，被告润湘公司与原告签署了《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约定被告润湘公司将被告广州商贸城开发的轻纺服装城第3层第84号商铺以4，011.31元每平方米交由原告认购（总价为253，446元，扣除三年托管租金收益45，620元）。签订计划书的同时，被告润湘公司又要求原告与案外人香港杰豪仕商业运营集团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三年托管租金收益45，620元冲减购房款，案外人不再向原告支付租金。此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润湘公司支付了购房款207，826元并就该商铺与被告广州商贸城签订了《商品房销售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广州商贸城以需要备案为由，未将《商品房销售合同》交与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广州商贸城索要合同，但其以种种理由拖延，至今未交付。经原告调查发现，被告广州商贸城根本没有在政府相关部门将合同进行备案，也未为原告办理不动产证。为此，原告要求两被告退还已付购房款并赔偿损失，两被告相互推诿。2019年8月9日，被告广州商贸城为安抚原告，与原告签订了《广州新城商业物业委托代租代管合同》，约定被告广州商贸城自2019年6月1日起每年向原告支付租金。可代管合同签订后至今，原告依然未收到被告广州商贸城支付的租金。综上，两被告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对原告实施民事欺诈，诱使原告陷入误区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与其订立协议并履行，其行为严重违反诚信原则，致使原告购房目的无法实现。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判。当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解除其与润湘公司签订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及与广州商贸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审被告广州商贸城辩称，原告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广州商贸城不应当退还被原告购房款并支付利息及可得利益损失。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2.2016年1月1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原告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购房款，合同约定原告于当日支付167，826元，2016年10月1日支付40，000元，广州商贸城收到原告的167，826元后，并未收到剩余购房款，是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综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润湘公司辩称，2011年10月4日其与广州商贸城，签订《喀什疏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委托销售合同》，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详细的说明。原告王永民所述的交房、产权办理问题应由广州商贸城负责，与润湘公司无关。根据（2020）新民终103号判决书，润湘公司和广州商贸城已于2020年5月30日解除委托销售关系，且已完成所有债权清算。因此润湘公司不存在原告所述违反合同、合同欺诈等行为，亦不存在违约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4日，被告广州商贸城与润湘公司签订《喀什疏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委托销售合同》。2014年4月29日，原告与被告润湘公司签订《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认购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3楼84号商铺，商铺总价253，446元，托管租金45，620元，托管后合同总价207，826元，单价4，011.31元，代收税费12，015元。2014年4月29日，原告向润湘公司交纳定金10，000元，4月30日向润湘公司交房款10，000元，12月22日向润湘公司交房款169，841元，2015年5月23日向润湘公司交房款30，000元。2016年1月11日，原告与被告广州商贸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第一幢三单元84号房，单价为每平方米4，011.31元；付款方式及期限为：分期付款，2016年1月11日支付第一期房款167，826元，2016年10月1日支付第二期房款40，000元；交付期限为2016年12月31日前交付房屋；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逾期超过60日后，原告有权解除合同。2016年1月19日，涉案房屋在疏附县房产局备案。2019年8月9日，原告与被告广州商贸城签订《广州新城商业物业委托代租代管合同》，约代租代管期限为2019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2020年5月30日，被告广州商贸城与被告润湘公司签订的《喀什疏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委托销售合同》依法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广州商贸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为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润湘公司签订《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并交纳定金10，000元，是为将来与被告广州商贸城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置业计划书的相关权利义务就已经终止，无需解除。原告与被告广州商贸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交付房屋的期限为2016年12月31日前，被告广州商贸城未按时交付房屋，逾期60日后，原告有权解除合同。2019年8月9日，原告与被告广州商贸城签订《广州新城商业物业委托代租代管合同》，表明其愿意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将房屋交给被告广州商贸城代租代管，系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对房屋的交付使用。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既未提供证据，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八条、第九条相关规定，法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润湘公司负责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的销售工作，原告有理由相信润湘公司有收取房款的权限，其向润湘公司交纳购房款及代收税费并无过错，被告广州商贸城及润湘公司应当妥善解决涉案房款，以避免对原告的权益造成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永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8元，由原告王永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多份合同性质、效力、履行情况等应如何认定；3．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原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的问题。上诉人王永民主张，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合同的部分复印件，当时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在庭审后被上诉人才提交了合同原件，但是没有让上诉人进行质证，而原审法院就直接予以认定，因此程序违法。另在本次庭审中，上诉人王永民陈述，其没有与广州商贸城签订合同。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则主张，原审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本院经综合审查各方的陈述以及相应证据后发现，首先，原审原告王永民在本案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解除与润湘公司签订的《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及与广州商贸城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在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亦写明了“原告依约向润湘公司支付购房款并就该商铺与广州商贸城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后广州商贸城以要进行备案为由，未将合同交给原告”的内容。依据上述陈述，可以认定上诉人王永民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签订了《商品房销售合同》，对于上诉人王永民在本次审理中没有签订合同的陈述，不予采信。其次，法院审查证据的目的，在于依据证据查明案件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在法庭审理中，广州商贸城出示了商品房销售合同的复印件，但未及时出示原件的情况下，程序存在瑕疵。庭审后广州商贸城提交了合同原件，在本院二审中亦要求上诉人王永民进行了质证，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因此，虽原审法院在举证质证环节存在瑕疵，但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虽上诉人对合同原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但本院结合上诉人王永民的陈述，以及合同中签字及按手印的情况，可以认定合同的真实性。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多份合同性质、效力、履行情况等应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上诉人王永民与被上诉人润湘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签署了《广州新城·春天百货广场置业计划书》，该置业计划书应认定为预约合同，签署该合同的目的在于购买商品房并为签署《商品房销售合同》做准备。且该置业计划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王永民主张，该置业计划书应为商品房销售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经审查双方签订的置业计划书，该置业计划书明显不具备上述条文规定的第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项的条件，因此该置业计划书不属于商品房销售合同。其次，关于上诉人王永民与案外人香港杰豪仕商业运营集团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该合同应为房屋租赁合同，既上诉人王永民将商铺租赁给案外人香港杰豪仕商业运营集团管理有限公司，期限为三年，既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由案外人向上诉人王永民给付租金，并以该租金折抵房款。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再次，上诉人王永民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该合同为房屋买卖合同，由王永民给付房款，由广州商贸城交付商铺。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且已经部分履行。上诉人王永民主张其未签署该合同，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与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相互矛盾，因此对上诉人王永民的该项陈述，不予采纳。对于第四，上诉人王永民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于2019年8月9日签署的商业物业委托代租代管合同，该合同为委托合同，既上诉人王永民委托广州商贸城将商铺对外进行出租，广州商贸城代理上诉人王永民办理出租事宜。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且正在履行过程中。上诉人王永民主张，该合同为显失公平的合同。经审查，该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具有显失公平的要件，且上诉人王永民直至本院二审审理之时，也从未提出撤销该合同的主张，因此对上诉人王永民的该项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王永民与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签署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上诉人王永民已经履行了义务，交付了购房款，被上诉人广州商贸城也部分履行了义务，向上诉人王永民交付了商铺，但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对于没有办理产权登记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且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在双方签署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第十五条中，双方也约定，如因出卖人的原因未能办理产权证，则按第2种处理意见进行处理，既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款的1％支付违约金。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因此，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以及上述约定和法律规定，上诉人王永民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王永民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永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76.00元，由上诉人王永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炳坤审判员    孟艳霞审判员    艾克拜尔·买代提二〇二一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乔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