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4民初5626号原告：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经济开发区明珠工业园明珠大道北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7727048。法定代表人：陈道宏，该单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波，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银，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卢章莉，男，197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区，被告：卢宪遵，男，194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被告：卢章星，男，197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告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公司）与被告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韵琪独任审理。原告比亚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波、赵银，被告卢章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卢章莉、卢宪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比亚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损失214397元及利息（利息以214397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0月14日，原广州信诚客车车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公司）在《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转让明细清单（扬城车身厂区）》上确认：原告所有的40项机器设备在其处保管；2015年11月26日信诚公司在《工装、夹具明细清单》上确认：原告所有的125套工装、夹具在其处。2015年11月30日，信诚公司在《设备确认清单》上确认40项机器设备共计人民币113975元，但原告实际接收的仅为18项，共计人民币100045元。在《工装、夹具明细清单》上确认125套工装、夹具计人民币114352元，以上设备、工装、夹具等共计人民币214397元。上述设备、工装、夹具等均存放在信诚公司所在的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民安村的厂房内，用于中巴车身的加工使用。信诚公司的股东为三被告。2020年6月15日，三被告成立清算组对信诚公司进行清算，2020年8月7日信诚公司注销，但原告提供给信诚公司的设备、工装、夹具等，信诚公司至今未归还给原告。在信诚公司注销清算期间，原告未收到信诚公司的债权申报通知或将保管的设备、工装、夹具等返还原告的通知。现三被告将信诚公司注销清算，信诚公司民事主体权利已经消灭，导致原告无法向信诚公司主张返还机器设备及工装、夹具等物品。三被告作为信诚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清算职责，未及时通知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三被告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卢章星辩称，信诚公司是原告的中巴产品的车身唯一供应商，2017年初，原告决定不再生产中巴产品后，存放在信诚公司的工装模具等全部没有用了（已经使用了20几年了，严重磨损），只能作废铁处理，大约价值5000元-10000元。2016年原告搬走了部分物资。原告提供的物资存放清单不是最新的，每年都有重新盘点签名的。2017年中巴停产后，我方多次提醒催促原告搬走工装模具等，但原告一直没有全部搬走。2017年11月30日，原告供应部副部长张峰带了两个同事（一男一女）到我方的办公室，要求我方在物资存放盘点表上签名，我方一开始不肯签名，让原告人员直接拉走物资，因为这些物资也占了我们的场地，每月占用场地的租金就需要几千元。后来原告人员说没有地方存放，我方才签名的。同时，我方给了原告供应部副部长张峰一份函，明确写明了到2018年6月1日前须搬走所有的存放在信诚公司处的工装模具等，过期不清走作放弃处理。三被告为信诚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履行了法定清算程序，信诚公司关闭时，我们认为不存在与原告有任何的未结清的经济问题，因此，注销时只是按国家规定进行了公示，没有再单独发函通知原告。卢章莉、卢宪遵未作答辩、未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10月14日，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设备移交方）、比亚迪公司（设备接收方）、广州市花都区扬城汽车车身厂（设备保管方、系卢宪遵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已注销）三方代表共同签署《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转让明细清单（扬城车身厂区）》，约定自2015年10月14日起，该清单所列的四十项机器设备由设备保管方继续妥善保管，直到设备接收方对该四十项设备作出下一步处理为止。该清单载明的四十项设备的购置日期、启用日期均在1996年12月至2006年7月之间。该清单中未记载设备价格。2015年11月30日，信诚公司、刘增福在名称为《工装、夹具明细清单》的文件中签章，确认比亚迪公司所有的125套工装、夹具仍存放在信诚公司，该清单载明125套工装、夹具的价值合计114352元。2015年12月7日，比亚迪公司技术部人员在清单中签字。2015年11月30日，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信诚公司、比亚迪公司三方代表再次就上述《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转让明细清单（扬城车身厂区）》载明的四十项设备签署《设备确认清单》，清单载明四十项设备的价值合计113975元。2018年，比亚迪公司、信诚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实物盘点表》，对上述《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转让明细清单（扬城车身厂区）》载明的仍然存放在信诚公司的设备进行盘点，双方确认仍存放在信诚公司处的设备共十八项。比亚迪公司陈述上述四十项设备、125套工装、夹具系其于2015年从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处受让所得，自购买之日起便已放在信诚公司处启封使用，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在转让时委托评估机构对上述设备、工装、夹具的价值进行了评估，上述《工装、夹具明细清单》及《设备确认清单》记载的价格即为2015年的评估价，但2015年评估报告因涉及商业秘密故不作为本案证据提交，也无法提交购买前述设备、工装、夹具的原始票证。比亚迪公司主张结合上述《设备确认清单》及《固定资产实物盘点表》计算出存放在信诚公司处的十八项设备价值为100045元，《工装、夹具明细清单》载明125套工装、夹具的价值为114352元，合计价值214397元。卢章星对比亚迪公司提交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转让明细清单（扬城车身厂区）》《工装、夹具明细清单》《设备确认清单》《固定资产实物盘点表》真实性均无异议，确认刘增福系信诚公司的签名代表，但主张信诚公司当时仅系对设备、工装、夹具名称、型号及数量进行确认，双方从未就价值问题进行过确认，且比亚迪公司向其移交设备时设备已使用十几年，磨损非常严重且部分已达到报废程度，设备残值应在5000元-10000元之间，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与比亚迪公司系关联公司，评估价值可能偏高。卢章星另主张比亚迪公司曾于2016年前往信诚公司处搬走部分设备，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比亚迪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卢章星表示信诚公司曾于2018年向比亚迪公司发函要求比亚迪公司将存放在信诚公司处的物品全部搬走，逾期不处理则作废弃处理，但比亚迪公司收到该函件后未予理会。对此，比亚迪公司表示未找到该份文件，但对信诚公司已告知其处理设备的事实未作否认。卢章星另确认，因比亚迪公司未及时处理机器设备，信诚公司于2018-2020年上半年期间分批将比亚迪公司的机器设备当作废铁进行变卖，重量约5-6吨，每间废品店的收购价格不一样，大概在1000-1500元/吨，比亚迪公司则表示其公司计算出的存放在信诚公司的全部设备重量大约100吨。信诚公司成立的股东为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2020年8月7日，信诚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登记，公司注销前成立了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理，清算组成员为卢宪遵、卢章莉、卢章星。现比亚迪公司认为信诚公司清算过程违反法律规定，未通知其申报债权或向其返还相关工具设备造成其权益受损，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作为公司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为由诉至本院成讼。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登记注册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信诚公司已于2020年8月7日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为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且卢章星在答辩中承认信诚公司办理注销手续时确实未通知比亚迪公司，在比亚迪公司与信诚公司因涉案机器设备而产生的债权债务未了结的情况下，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未通知比亚迪公司而注销信诚公司的行为将导致比亚迪公司的对涉案机器设备所享有的权益受损，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作为信诚公司的股东兼清算组成员，依法应对比亚迪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比亚迪公司的损失金额。比亚迪主张其损失金额为214397元的依据为2015年11月30日信诚公司签章确认《工装、夹具明细清单》及《设备确认清单》中记载的价格。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比亚迪公司主张涉案《工装、夹具明细清单》及《设备确认清单》载明的价格系2015年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所得的价格，但未提交评估报告予以证明，涉案设备购置日期、启用日期均在1996年12月至2006年7月之间，至2015年时使用年限已长达9-20年，比亚迪公司亦未提交购买涉案设备、工装、夹具的原始票证，无法证实该价格是否经过评估以及评估依据是否合理；其次，信诚公司系涉案设备、工装、夹具的实际使用人，在比亚迪公司与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就涉案设备、工装、夹具发生转让时，协助两公司对涉案设备、工装、夹具的名称、数量进行盘点，符合一般常理。虽然涉案《工装、夹具明细清单》及《设备确认清单》载明了价格，但该价格仅在作为转让方的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及作为受让方的比亚迪公司之间产生约束力，卢章星主张信诚公司在涉案《工装、夹具明细清单》及《设备确认清单》中签章仅系对存放在其处的设备、工装、夹具的名称、数量进行确认，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故此，涉案《工装、夹具明细清单》及《设备确认清单》不能直接作为比亚迪公司主张损失的依据。因涉案设备、工装、夹具已被信诚公司变卖，且比亚迪公司、信诚公司均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至2020年8月7日信诚公司注销时涉案设备、工装、夹具的实际价值，本院综合考量涉案设备、工装、夹具的种类、购置时间、启用时间、使用年限、使用寿命、设备折旧率等因素，酌情确定比亚迪公司因涉案设备、工装、夹具被信诚公司擅自处置而造成的损失为20000元。因信诚公司变卖涉案设备、工装、夹具时未经比亚迪公司同意且未将变卖所得价款支付给比亚迪公司，客观上造成了比亚迪公司应获得的变卖款的利息损失，比亚迪公司请求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应向比亚迪公司赔偿损失20000元及利息损失。对比亚迪公司主张的超出本院认定范围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卢章莉、卢宪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赔偿损失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4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欠款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16元，由原告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负担4095元，被告卢章莉、卢宪遵、卢章星负担4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韵琪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许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