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1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卫，男，198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灵，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文树，男，1987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东京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站前路235号第五层。法定代表人：林兰存。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群，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余春艳，女，198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灵，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卫因与被上诉人黎文树、广东京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兆公司）及原审被告余春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5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聂卫、原审被告余春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灵，被上诉人黎文树、京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黎文树、京兆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将全案发回重审；2.依法对京兆公司经营销售给聂卫服装的品牌、品名、产地、吊牌价格、数量进行司法统计，并对其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司法鉴定；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黎文树、京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京兆公司、黎文树明知京兆公司销售给聂卫的“AIDENGSHI（爱登士）”“FANDINI（凡蒂尔尼）”服装产地表明为意大利却不能提供进口服装报关报检、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等凭证，且“双拾壹优品”服装为不真实商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切实核查涉案服装质量问题，进入司法鉴定再作出判决，一审驳回鉴定申请系程序错误。首先，京兆公司在其网站宣传“AIDENGSHI（爱登士）”服装，同时黎文树本人在其微信朋友圈中自2015年起也多次宣传“AIDENGSHI”专柜开业大吉等，而京兆公司此前发货给聂卫的服装中含有大量品牌表明为“AIDENGSHI（爱登士）”服装，该类服装的产地表明为“意大利”，同时京兆公司发货的“FANDINI（凡蒂尔尼）”服装亦表明产地为意大利，依照服装进口报关流程相关规定，兆公司应当提供进口服装报关报检、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等凭证，但京兆公司提供上述材料证明其销售的服装合格，属举证不能，即京兆公司、黎文树明知其销售服装存在严重问题。其次，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查询情况，京兆公司曾27次申请对“双拾壹优品”及类似名称进行商标注册，但其27次申请均认定为“商标无效”或“无效程序中”，即“双拾壹优品”的服装为不真实商标。黎文树本人在其微信朋友圈中（2016年前后）多次对“双拾壹优品”进行大肆宣传，并且京兆公司在销售给聂卫的服装中含有大量“双拾壹优品”服装，该类服装同样存在严重问题。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定义，伪造或者使用的虚假的产地的、使用不真实商标的，均属于假冒伪劣产品。聂卫发现相关问题后多次要求京兆公司实际负责人杜世章及工作人员予以处理，因聂卫基于对京兆公司的信任希望协商解决且手机更换等原因没有妥善保留相关证据，但这并不成为京兆公司无需担责的理由。退一步而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京兆公司仍应对其销售给聂卫的服装承担质量不合格的法律责任。京兆公司销售给聂卫的服装已经封存在聂卫位于贵州省××市的仓库，为查明案件事实，聂卫在一审中多次请求一审法院进入司法鉴定程序，根据鉴定意见作为判决依据，一审判决对聂卫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在京兆公司无法提供进口服装报关报检、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等凭证情况下，直接以黎文树、京兆公司的主张作为判决依据，属于程序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聂卫收到一审判决后持涉案衣物再次来到当地市场监督主管部门咨询相关服装是否能够销售，行政主管部门答复不能销售。现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与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存在本质冲突，涉案服装质量问题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反而致使聂卫陷入两难之境。（二）京兆公司多次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事项，现京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黎文树，属于恶意转移公司资产逃避法律义务，一审法院却纵容该行为发生，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正确引导社会公众。京兆公司与聂卫之间的买卖合同事宜即本案是否存在债权债务问题还需二审法院进一步认定。在不论本案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的前提下，黎文树系京兆公司职工，京兆公司将其权利义务转移给黎文树都将可能涉及恶意转移公司资产，逃避法律义务。根据不完全查询统计，京兆公司在一审法院失信信息为4条，均为“全部未履行”。京兆公司现为失信被执行人，若京兆公司将其权利义务转移给利益关联人员，而人民法院没有及时制止的话，这将可能对京兆公司所欠债务的相关债权人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且此后相关失信被执行人均相继效仿该模式，既能让利益关联人员能够得到款项，又能逃避法院执行。（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增加各方当事人诉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除聂卫陈述以上上诉事由外，一审判决文书亦存在如下错误之处，请二审予以纠正：本案一审庭审已在2021年1月6日结束，此后黎文树又于2021年1月8日补充提交三份证据、2021年1月14日补充提交两份证据，上述证据是一直留存在黎文树及京兆公司手中，但其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依法提交给一审法院，该两次补充提交的证据并不属于“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新证据”，但一审判决仍采纳定案，属于程序错误。再则，《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2017年春夏货品总金额为303760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货为准，所定货品的类别明细单价详见订单表）”，第二条第六项再次明确为“以实际发货金额为准，结清所有货款”，即303760元仅为预估金额。黎文树、京兆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委托同一位代理人参加诉讼，该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2017年4月8日以后黎文树、京兆公司并未向聂卫再发送任何货品”，该陈述及自认与黎文树在庭审后提交的证据证明目的完全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黎文树补充提交《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证明目的不应得到采纳。如前，一审判决不仅将庭后证据采纳定案，还在黎文树、京兆公司一方陈述“2017年4月8日以后黎文树、京兆公司并未向聂卫再发送任何货品”情况下，将聂卫支付的货款中的五万元划扣至《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名下，其不仅程序错误，还将导致聂卫需通过另一诉讼来主张要求黎文树、京兆公司方退还该五万元，增加各方诉累，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同时，一审判决第七页中的第九项中载明聂卫于2018年2月15日付款5万元，而在第18页违约金计算基数中并未扣除该款，该违约金计算错误。黎文树、京兆公司辩称，（一）域外注册的商标，不表明商品产地一定在域外，京兆公司、黎文树也从未向聂卫表明“爱登士”品牌服饰的产地在意大利。在一审时聂卫提供的“爱登士”商标以及二审时提供的黎文树朋友圈记录，根本不足以证明京兆公司、黎文树曾告知聂卫“爱登士”品牌服饰的产地在意大利，聂卫伪造吊牌，偷梁换柱，假借京兆公司、黎文树曾告知其“爱登士”品牌服饰的产地在意大利，以此作为京兆公司、黎文树交付的服饰质量问题从而达到其拒付京兆公司、黎文树货款，聂卫的上诉理由荒唐，手段非法，证据明显不足。（二）聂卫提供的黎文树朋友圈记录，显示的是黎文树在朋友圈发送“双十一优品”新开张的门店，与聂卫所称的“双十一优品”商标是否注册与否以及其要证明内容无任何关联。聂卫在上诉状中声称的内容及诉称京兆公司、黎文树交付的服饰是伪劣商品，纯属是无中生有，故意制造事端严重损害京兆公司、黎文树商业信誉，其行为不诚信。（三）聂卫从事服饰销售工作多年经验非常丰富，应该对选择服饰有深刻的认知，每一次在京兆公司所选择的服饰，不管何种品牌的商品均是聂卫自主选择。聂卫在购买服饰前，就相关服饰的品牌、质地、颜色、款式、价款等进行全部了解并自愿接受的情况下，自愿与京兆公司确定买卖关系。在聂卫精心选定服饰并与京兆公司确定买卖合同关系后，京兆公司再按照聂卫指定地址连同合格证等附随材料一并通过物流方式邮寄给聂卫。聂卫自2016年1月起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止，陆续在京兆公司采购服饰，在长达4年多时间都不曾称京兆公司交付的服饰质量存在问题，所选择的服饰与京兆公司交付的货物有出入，这足以证明京兆公司交付的服饰是合格的，是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聂卫在4年后通过律师函方式声称服饰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服饰产地存疑，聂卫表现出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赖账，拒付京兆公司货款。（四）京兆公司作为聂卫的债权人，无须经聂卫同意，有权依法将债权转让给黎文树，具体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阐明得很清楚，在此不重复。（五）2017年4月8日，聂卫再次在京兆公司处采购服饰双方并达成买卖协议，该协议约定的303760元货款不属案涉争议范围，京兆公司代理人在一审庭审后经与京兆公司核实，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于2017年4月8日买卖关系的客观存在。聂卫也提供2017年4月8日由京兆公司出具的《收据》，收据显示的5万元载明是用于支付《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项下的首期货款，这也再次印证了聂卫与京兆公司达成的《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是客观真实的。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及客观事实作出判决，明显是彰显法律正义，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但没有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反而是减少当事人负担的表现。余春艳述称，同意聂卫的上诉意见。黎文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聂卫、余春艳立即向黎文树支付货款1890493.5元及利息（根据《欠款付款协议书》确定的付款日期，每一期货款的逾期利息均自逾期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聂卫、余春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聂卫与京兆公司之间存在服饰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4月8日，聂卫在京兆公司出具的《聂卫欠款对账单》中签名并按指模确认，其中载明：截至2016年4月22日欠款2013233.5元；2016年4月25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出货金额合计477260元；2016年4月24日、2016年8月11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1月23日回款合计210000元；截至2017年4月7日客户聂卫欠京兆公司货款2280493.5元整；销售员为黎文树。同日，京兆公司（甲方）与聂卫（乙方）签订《欠款付款协议书》，约定：1.截止2017年4月7日，乙方欠甲方总货款为2280493.5元整，经乙方前往甲方公司洽谈，最终决定于2017年4月8日付款10万元整，剩余欠款部分每月15日前支付5万元整，2021年4月15日前付清；若乙方于2021年4月15日前付清所有货款，甲方给予乙方280493.5元整返利，返利金额直接从欠款中抵扣，乙方未按时完成欠款付款的，不给予返利；2.乙方因长期不按时回款导致协议到期仍欠款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并无条件支付所欠甲方货款；3.协议日期：2017年4月8日至2021年4月15日；4.本协议内容与之前所签协议不相冲突。同日，京兆公司（甲方）与聂卫（乙方）签订《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约定：1.乙方向甲方定购2017年春夏货品总金额为303760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货为准，所定货品的类别明细单价详见定单表）；所定货品为买断货品，发货地址为：江西省抚州市赣东大道赣东宾馆旁商佰男装，收货人：聂卫收电话：136××××0811；2.乙方的回款日期如下：2017年4月12日回款金额50000元（发货前首付款），2017年5月25日回款金额50000元，2017年6月25日回款金额50000元，2017年7月25日回款金额50000元，2017年8月25日回款金额50000元，2017年9月25日回款金额53760元（以实际发货金额为准，结清所有货款），合计303760元；3.本协议涉及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4.乙方到回款期还未能按时回款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并无条件支付所欠甲方货款；5.协议日期：2017年4月8日至2017年9月25日；6.本协议内容与之前所签协议不相冲突。上述协议签订后，聂卫陆续向京兆公司还款。聂卫提交收据、银行流水等证据，拟证明其已向京兆公司偿还《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款项712000元，具体还款日期及金额如下：序号还款日期还款金额（元）还款凭证收款人备注12017.4.8100000收据京兆公司2017年春夏前欠款（部分）22017.4.850000收据京兆公司2017春夏首期货款32017.7.115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42017.8.104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52017.10.105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62017.10.315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72017.12.45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82018.1.186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92018.2.155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102018.6.85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112018.10.255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122018.10.2532000银行流水林燕娜132019.5.93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142020.1.92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152020.8.330000银行流水林燕娜合计712000京兆公司、黎文树确认已收到上述还款，但主张其中仅有2017年4月8日的100000元、2017年8月10日的40000元、2018年1月18日的60000元、2018年6月8日的50000元、2018年10月25日的80000元、2019年5月9日的30000元、2020年1月9日的20000元、2020年8月3日的30000元，合计410000元是偿还案涉《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欠款；其余还款合计312000元是偿还京兆公司与聂卫之间签订的《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项下货款。黎文树主张京兆公司已履行《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约定的发货义务、聂卫已向京兆公司支付《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项下货款，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广通物流（贵阳专线）托运单4张，所载日期分别为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20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5月9日，收货人均为付正华，电话为136××××1151，货物名称为服，数量合计15件，运费合计650元，到达站为凯里。2.京兆公司留存的收据存根，载明2017年4月8日收到聂卫缴付17春夏首付款50000元，2017年7月11日收到聂卫缴付2017春夏货款50000元，2017年10月10日收到聂卫缴付2017春夏货款50000元，2017年10月31日收到聂卫缴付2017春夏货款50000元，2017年12月4日收到聂卫缴付2017春夏货款50000元，2018年2月15日收到聂卫缴付2017春夏货款50000元，2018年10月25日收到聂卫缴付2017春夏货款20000元。经质证，聂卫认为上述托运单未记载明确收货地址，与《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约定事项存在冲突，运费仅为650元不可能足以发送价值303760元的服饰；收据存根是单方出具、无聂卫签名认可；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2020年7月17日，京兆公司向聂卫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双方于2017年4月8日达成《欠款付款协议书》后聂卫未依约支付拖欠货款，截至2018年12月25日仍欠货款1885069.5元，京兆公司自愿将上述全部债权及相关协议书权益转让给黎文树，转让协议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立即生效，聂卫应无条件向黎文树履行支付义务等。聂卫确认已收到该通知书。2020年7月17日，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向京兆公司寄送《律师函》（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载明委托人聂卫在贵州省××市经营京兆公司服饰，因京兆公司向聂卫发送的部分服装规格不符合要求且量过大导致服装库存积压，故要求京兆公司尽快前往贵州省××市与聂卫及委托律师协商处理存货服装退货及相应价款事宜。上述寄件过程由贵州省黔东南州中城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20年10月27日，聂卫向京兆公司寄送一份回复函（落款日期为2020年10月10日），内容为：一、聂卫与京兆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京兆公司的债权转让无效，聂卫不予认可；二、2017年聂卫与京兆公司的结算单不能认定为货款的最终结算，只是对货值的盘点，此后聂卫向京兆公司支付的货款远远不止京兆公司所称的395424元；三、京兆公司在发货时未按聂卫要求发货，而是以铺货可以退换为由超量发货，致使货物大量积压却不予退换，现要求结清货款于法于情无据；四、京兆公司发给聂卫的服装不符合国家规定，致使很多服装无法上架销售，聂卫多次反映，京兆公司从未解决；故要求京兆公司遵循当初约定与聂卫友好协商处理。该邮件载明收件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站前路235号第五层京兆公司，收件人为林兰存，因未能妥投于2020年11月8日被退回寄件人处。诉讼中，聂卫主张：聂卫并无对所购服饰的品牌、产地等提出要求，而是由京兆公司自行决定发货的品牌、产地；双方协商由京兆公司通过铺货方式提供大量服装给聂卫，并约定如服装销售不出将由京兆公司全部收回；聂卫曾应京兆公司要求向京兆公司提供60瓶茅台酒，双方约定以酒款抵扣货款89940元，但无证据证明。黎文树、京兆公司主张：京兆公司与聂卫之间对所购买服饰的品牌和产地无固定约定，双方交易流程是聂卫、余春艳先选定服饰款式、品牌等之后再由京兆公司通过物流发货至聂卫指定地址，聂卫关于铺货、库存服装可退回、以酒款抵扣货款等陈述不属实。各方均确认聂卫与余春艳是夫妻关系；黎文树及京兆公司主张案涉交易发生于聂卫与余春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二人曾一同到京兆公司处采购服饰；聂卫、余春艳则主张案涉交易均是聂卫单独完成，余春艳并无参与，余春艳的工作是经营个体工商户卖早餐。聂卫申请对京兆公司销售给聂卫的服饰的品牌、品名、产地、吊牌价格、数量等进行司法统计，并对该服饰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鉴定，并据此主张对本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案涉《欠款付款协议书》成立于民法典实施前，且案涉争议系民法典施行前即已发生，故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京兆公司与聂卫签订的《聂卫欠款对账单》《欠款付款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各方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聂卫在本案提出货物不符合约定的抗辩是否成立？2.聂卫拖欠货款金额的认定；3.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认定；4.余春艳的责任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根据2017年4月8日京兆公司与聂卫签订的《聂卫欠款对账单》可知，案涉欠款所涉交易行为均发生在2016年9月30日以前。在案证据并无体现双方之间曾就检验期间、质量保证期作出约定。现聂卫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在收到货物后两年内向京兆公司提出货物不符合约定的异议，其于2020年7月通过《律师函》提出案涉货物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异议，或于本案中提出案涉货物的品牌、产地不符合约定等异议，均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异议期，应视为京兆公司所供货物符合双方约定。因此，聂卫申请对京兆公司销售给其的服饰进行鉴定亦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接纳。关于争议焦点二。《聂卫欠款对账单》《欠款付款协议书》明确记载截至2017年4月8日聂卫尚欠京兆公司货款2280493.5元。聂卫提交了收据、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其在签订上述对账单及协议后陆续向京兆公司还款合计712000元。而京兆公司、黎文树则主张该还款中仅有410000元是偿还《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欠款，其余302000元均是支付《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项下货款。对此，首先，关于2017年4月8日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已备注是“2017年春夏前欠款（部分）”，各方亦确认该笔付款是案涉《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货款，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关于2017年4月8日金额为50000元的收据，已明确备注是“2017春夏首期货款”，与双方签订的《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中约定的首期货款金额相对应，且该备注内容与京兆公司同日开具的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中备注的“2017年春夏前欠款（部分）”有明确区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笔50000元的付款是《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项下的首期货款而非《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货款。再次，关于银行流水中所涉还款记录，均无备注款项性质。黎文树及京兆公司主张其中仅有2017年8月10日的40000元、2018年1月18日的60000元、2018年6月8日的50000元、2018年10月25日的80000元、2019年5月9日的30000元、2020年1月9日的20000元、2020年8月3日的30000元的转账记录是偿还案涉《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欠款，并提交其留存的收据存根为证。但相关收据存根为京兆公司单方制作，证明力较弱。且若黎文树与京兆公司上述主张属实，则截至2018年12月25日聂卫已偿还的《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货款金额应为330000元、尚欠货款应为1950493.5元，明显与京兆公司在2020年7月17日向聂卫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主张聂卫截至2018年12月25日尚欠货款金额为1885069.5元的内容不符。京兆公司对其陈述前后矛盾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况且，京兆公司与聂卫签订的《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中约定货款303760元仅为暂定数，实际货款金额以实际发货为准，而黎文树提交的4张托运单均无记载托运货物价值，所载的收货地与收货人员亦与《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中的约定明显不同。故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聂卫所还款项中有302000元是支付《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项下货款，一审法院认定除2017年4月8日金额为50000元的收据所涉款项是支付《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项下货款以外，聂卫其余还款合计712000元-50000元=662000元均系支付《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货款。京兆公司如认为聂卫在《2017春夏回款协议书》下仍欠其货款未付，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最后，聂卫主张其与京兆公司曾约定以60瓶茅台酒的酒款抵扣货款89940元，对此聂卫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聂卫在《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尚欠货款金额为2280493.5元-662000元=1618493.5元。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欠款付款协议书》的约定，聂卫应于2017年4月8日付款100000元，并自2017年4月起每月15日前向京兆公司支付50000元直至还清欠款，即自2017年4月起至2020年10月止每月15日前还款50000元，2020年11月15日前还款30493.5元。但实际上，聂卫仅按时于2017年4月8日还款100000元，此后均未按时还款，且至今尚欠1618493.5元未付，已严重违反《欠款付款协议书》的约定。京兆公司已将《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债权转让给黎文树，黎文树在本案庭审中以聂卫违约为由主张解除《欠款付款协议书》，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该诉请是黎文树在庭审中才提出，故《欠款付款协议书》解除时间应为本案开庭之日即2021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聂卫未按约定及时还款，黎文树有权要求其赔偿逾期付款所造成的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黎文树主张以到期未付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每期应还款项的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分段计算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2019年8月19日以前逾期的款项，利息计算标准相应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关于争议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涉案债务是聂卫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其性质及金额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故应当由债权人黎文树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在案证据并无显示余春艳与聂卫共同经营或存在共同意思表示，亦不能得出余春艳没有任何收入、已实际从涉案债务中分享收益的结论，故仍应由黎文树就涉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而黎文树在本案中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主张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聂卫申请对京兆公司销售给聂卫的服饰的品牌、品名、产地、吊牌价格、数量等进行司法统计以及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均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京兆公司与聂卫于2017年4月8日签订的《欠款付款协议书》于2021年1月6日解除；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聂卫向黎文树支付货款1618493.5元；三、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聂卫向黎文树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具体计算明细详见附表）；四、驳回黎文树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448元，由黎文树负担3919元，聂卫负担18529元。保全费5000元，由黎文树负担873元，聂卫负担4127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聂卫提交如下证据：1.黎文树朋友圈记录，拟证明黎文树本人自2015年起多次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宣传“AIDENGSHI（爱登士）”“FANDINI（凡蒂尔尼）”“双拾壹优品”服装。2.京兆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京兆公司处于“经营异常”状态，有多条失信信息，其多次申请“双拾壹优品”商标均无效。3.调拨发货单，拟证明京兆公司向聂卫发送的衣服产地表明为意大利，其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该衣服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经质证，黎文树、京兆公司意见如下：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请求人民法院不予采纳。退一万步来说，该些材料内容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无法达到聂卫要证明的目的。1.对证据1的合法性不认可。聂卫提供黎文树朋友圈记录作为证据却又不能当庭出示原始载体核对，其举证不符合证据要求。其次，从黎文树朋友圈记录的内容来看，黎文树宣传的是“双十一优品”门店，与聂卫所称的宣传“爱登士”“凡蒂尔尼”商标无关。再者，聂卫从未在京兆公司采购“凡蒂尔尼”品牌服饰，京兆公司也从未告知聂卫“爱登士”“凡蒂尔尼”产地在意大利。2.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认可。该份报告即没有京兆公司加盖印章，也没有相关部门盖章确认，故该报告不具任何证明力。其次，从该报告记载的内容来看，与本案诉请无任何关联。再次，聂卫在京兆公司采购的服饰均是聂卫自主选择，且聂卫在法定期间并未对其选择的品牌或对京兆公司交付的服饰提出过任何质量异议，故聂卫以质量瑕疵作为抗辩理由依据明显不足。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发货单既没有京兆公司盖章也没有黎文树或公司其他人员签名确认，完全是聂卫本人因本案诉讼单方制作，故该发货单不具真实性及合法性。再次，发货单内容与京兆公司、黎文树诉请内容无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货款应否支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京兆公司与聂卫于2017年4月8日签订的《聂卫欠款对账单》《欠款付款协议书》出自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京兆公司将《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债权转让黎文树，并依法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聂卫，黎文树已合法获得《欠款付款协议书》的权益，聂卫上诉主张京兆公司恶意转移财产，以此否定该债权转让效力，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黎文树主张的货款及违约金，聂卫提出京兆公司销售的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聂卫欠款对账单》《欠款付款协议书》，涉案交易发生在2016年4月-9月期间，现有证据并无显示双方就涉案货物的检验期间、质量保证期作出约定，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涉案货物的质量异议期最长应为两年。现聂卫并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两年内对涉案货物的质量问题提出异议，其直至2020年7月才向京兆公司发函提出涉案货物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异议、在本案中提出涉案货物的品牌、产地不符合约定等异议，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异议期。其次，聂卫与京兆公司在完成交易后对账确定最终欠款，在《聂卫欠款对账单》《欠款付款协议书》中均无体现货物质量问题的内容，相反对账后直至2020年8月，聂卫依照付款协议陆续向京兆公司偿还部分欠款。由此也可印证，聂卫在交易完成后对涉案货物并无提出质量问题异议，否则聂卫不会长时间履行该付款协议。综合上述分析，聂卫主张涉案货物不符合约定、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等理由不成立，其应依约支付相关货款。由于聂卫没有依约按时还款，黎文树主张解除《欠款付款协议书》，并要求聂卫支付剩余欠款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综合审查聂卫的还款情况，核算聂卫已付《欠款付款协议书》项下的货款金额，最终认定聂卫尚欠涉案货款1618493.5元及相关的逾期付款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聂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66.44元，由上诉人聂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曹佑平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任永乐黎杏玲附表：序号违约金计算基数（元）计算时间段计算标准1500002017年4月16日至2017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2100000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6月15日3150000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7月11日41000002017年7月12日至2017年7月15日51500002017年7月16日至2017年8月10日61100002017年8月10日至2017年8月15日71600002017年8月16日至2017年9月15日8210000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10月10日91600002017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15日102100002017年10月16日至2017年10月31日111600002017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15日122100002017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4日131600002017年12月5日至2017年12月15日142100002017年12月16日至2018年1月15日15260000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18日162000002018年1月18日至2018年3月15日17250000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4月15日183000002018年4月16日至2018年5月15日19350000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6月8日203000002018年6月9日至2018年6月15日213500002018年6月16日至2018年7月15日224000002018年7月16日至2018年8月15日234500002018年8月16日至2018年9月15日245000002018年9月16日至2018年10月15日25550000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0月25日264680002018年10月26日至2018年11月15日275180002018年11月16日至2018年12月15日285680002018年12月16日至2019年1月15日29618000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2月15日30668000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317180002019年3月16日至2019年4月15日32768000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5月9日33738000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5月15日34788000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6月15日35838000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7月15日368880002019年7月16日至2019年8月15日37938000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9月15日38988000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10月15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3910380002019年10月16日至2019年11月15日4010880002019年11月16日至2019年12月15日411138000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9日421118000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15日4311680002020年1月16日至2020年2月15日4412180002020年2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4512680002020年3月16日至2020年4月15日461318000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5月15日4713680002020年5月16日至2020年6月15日4814180002020年6月16日至2020年7月15日491468000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8月3日5014380002020年8月4日至2020年8月15日5114880002020年8月16日至2020年9月15日5215380002020年9月16日至2020年10月15日531588000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1月15日541618493.52020年11月16日至实际清偿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