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1民终20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斌，男，汉族，1968年4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法定代表人：黄炎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素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傅斌因与被上诉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公司）股票交易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21）苏1102民初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傅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2019年4月1日，上诉人通过手机操作以1.6元每股的价格卖出ST锐电508900股，手机显示委托成功，但是实际并未成交。安信证券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表明，该交易指令被证券交易所以非法操作的理由驳回。上诉人按照法律和证券交易所的规章委托安信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易，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未查明没有成交的相关事实，安信证券公司认为该交易是非法操作，其应当提交证明该交易非法的证据。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客户证券交易行为管理实施细则》第19条的规定，安信证券公司应当对客户的每一笔委托申报所涉及的资金、证券、价格等进行实质性审核，以确保客户委托申报符合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3月12日委托交易时就被证券交易所以非法的理由驳回，安信证券公司就应当知道交易规则可能发生变化，并应当及时联系证券交易所查明原因以作为审核交易指令的依据。上诉人于2019年4月1日再次发出交易指令时，安信证券公司未作任何审查，其违背证券交易所规则，该行为明显存在过错。3.事实上，对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的上限，安信证券的手机APP根本没有反馈非法的原因，上诉人在事件发生后曾多次向安信证券公司投诉，对方并不知道造成非法的原因，向总公司查询后反馈给上诉人的信息也是原因不明。安信证券公司在一审中陈述手机APP对非法指令会反馈“？”，并称点击“？”可以查询原因，而上诉人在投诉过程中，安信证券公司从未提到该功能，这只能证明是安信证券公司后期临时添加的功能。4.上诉人是否在三日内查询交易结果，并不影响交易事实的存在，委托交易的合法性也不因上诉人在三日内未查询交易结果而改变交易性质。且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是三年。上诉人对该委托交易不存在失误，也不存在违反证券交易规则的情形，因安信证券公司在接受委托时未进行实质性审核，也无法提供交易违法的依据，由此而造成上诉人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安信证券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于2015年5月27日签署《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等开户文件，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接受并执行上诉人下达的合法有效的委托指令，向证券交易所发送委托指令、反馈交易结果。被上诉人不接受上诉人的全权交易委托，不对上诉人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任何形式的保证。本案中，被上诉人成功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将售出股票的指令发送证券交易所，收到证券交易所几秒后反馈结果为代码“228”，即“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的申报上限”未成交，并及时在手机客户端向上诉人进行信息回馈，供上诉人查询。被上诉人已充分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且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在发现异常情形时应在委托指令下达后3日内查询结果，如有异议应立即向被上诉人质询，否则视为无异议。案涉的三次未成功交易，上诉人3日内均未提出异议，根据合同约定应视为上诉人已接受。2.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证券交易所的回函）、上诉人当庭手机操作查询交易结果及被上诉人后台数据显示上诉人的查询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已充分履行了合同义务，即传达指令、结果反馈。上诉人实行股票交易行为后未及时审查和管控，其在2019年4月1日交易未成功后，仍在此后进行了同样的操作，上诉人未及时查看和管理账户，由此造成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3.交易是否成交应以证券交易所反馈为准，被上诉人只有接受委托传达指令的合同义务，没有审核指令是否能交易成功的合同义务。4.被上诉人将指令传达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反馈的结果是“228”，即“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的申报上限”，该结果是证券交易所根据其交易规则判定的，其依据的规则也未向被上诉人披露。整个交易中，被上诉人只负责“通道”作用，结果不是被上诉人能够决定的。且上诉人在开户时签署的《证券交易委托风险揭示书》中也明确说明交易所可以单独或同时采取暂缓进入交收、技术性停牌或临时停市等措施，这表明证券交易所会调整交易规则，这些规则会导致交易受限，需要客户及时查询账户做出相应操作调整。5.案涉的股票交易委托行为是极其常规的交易行为，被上诉人在整个交易中并不存在违约或过错行为。股票是高风险的投资行为，股民负有高度的管理和审慎的义务，股民个人实施的股票交易的法律后果由其个人承担，向证券公司索赔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傅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信证券公司赔偿13475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7日，傅斌（甲方）在安信证券公司（乙方）开立账户用于股票交易。双方签订了《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其提供服务，服务包括接受并执行甲方依照协议约定的方式下达的合法有效的委托指令、接受甲方对其委托、成交及账户内的资产及变化情况的查询，并应甲方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清单；乙方不接受甲方的全权交易委托，不对甲方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任何形式的保证；乙方承诺将按照甲方发出的合法有效的委托，向证券交易所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发送委托指令；甲方通过乙方委托系统进行证券交易时，如因甲方操作失误或因甲方指令违反证券市场交易规则或协议约定，或其他或可归咎于甲方的原因而造成损失的，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在进行委托前须确保已完全了解有关交易规则，避免发生无效委托指令，否则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委托指令成交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发送的清算数据为准，成交即时回报仅供参考。甲方应在委托指令下达后三个交易日内向乙方查询该委托结果，如甲方对委托结果有异议或发现任何系统异常情况，须在查询当日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质询；甲方选择乙方为上海证券账户指定交易代理券商，并以乙方所属的沪市交易单元为指定的唯一交易点；甲方违反有关证券交易的法律、法规、规章、证券登记结算规则以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各项规定的，甲方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傅斌委托安信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易。2019年3月12日10时19分，傅斌通过手机APP软件委托安信证券公司卖出证券名称为“ST锐电”的股票508900股，安信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该指令，根据软件“历史委托”显示“操作卖出非法”，庭审中，经现场操作，如点击“非法”后的“？”会弹出提示框提示“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安信证券公司陈述，根据后台数据记载，当日傅斌进行了六次“委托查询”，委托查询中有明确的提示信息“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当日13时58分，傅斌再次委托卖出上述股票508900股，未成交；14时2分52秒，傅斌委托卖出上述股票254400股，该笔交易在14时2分54秒成交；当日14时47分38秒，傅斌还买入上述股票254000股。2019年4月1日13时40分38秒，傅斌通过手机APP软件委托安信证券公司卖出证券名称为“ST锐电”的股票508500股，未成交。未成交原因亦是“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2019年4月23日10时48分17秒，傅斌通过手机APP软件委托安信证券公司卖出证券名称为“ST锐电”的股票508500股，傅斌陈述提示为“委托成功”，该笔交易未成交。未成交原因仍是“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2019年4月29日10时35分40秒，傅斌通过手机APP软件委托安信证券公司卖出证券名称为“ST锐电”的股票508500股；10时39分43秒再次委托卖出508400股；上述两笔交易均未成交，未成交原因系“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当日10时40分16秒、10时40分44秒、10时41分15秒，傅斌分别卖出证券名称为“ST锐电”的股票254200股、127100股、127200股，均成交。一审法院认为，傅斌与安信证券公司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就指令相关事项，安信证券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义务系按照傅斌（委托人）发出的合法有效的委托，向证券交易所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发送委托指令。从词句角度，安信证券公司的义务是按照委托人的委托向证券交易所发送指令，“合法有效”作为“委托”的定语实际是对傅斌发出指令的限定，并未包含安信证券公司需要对傅斌发出的指令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意思表示；从合同目的角度，傅斌系通过安信证券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发送指令完成证券交易，安信证券公司则通过传递指令等赚取佣金，但安信证券公司并不参与证券买卖交易。因此，傅斌主张安信证券公司应当对傅斌发送的指令进行合法性及有效性审查，不符合合同约定。同时，傅斌诉讼请求涉及的交易，根据手机软件提示均为“委托成功”，应当认定，安信证券公司依约将傅斌的指令发送给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傅斌主张安信证券公司未向证券交易所发送指令，与事实不符。根据协议约定，傅斌通过安信证券公司委托系统进行证券交易时，如因傅斌指令违反证券市场交易规则而造成损失的，由傅斌自行承担；傅斌违反有关证券交易的法律、法规、规章、证券登记结算规则以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各项规定的，傅斌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安信证券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根据上述约定，傅斌如未了解该交易规则，造成损失的，应由傅斌自行承担。同时，从傅斌的交易情况看，2019年3月12日即发生了“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对此，傅斌当日的处置为减少了单笔交易数量，傅斌陈述不知“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规定，存在不符合情理之处。傅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傅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98元（已减半），由傅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傅斌与安信证券公司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证券交易委托风险揭示书》《客户须知》等合同与文件，均系签约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属合法有效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在委托代理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傅斌在股票交易日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3日向安信证券公司委托卖出涉案股票508500股、股票未成交的委托交易事件，虽然傅斌于2019年4月29日将涉案股票分批卖出，但傅斌认为由于安信证券公司在接受委托后未对交易指令进行实质性审核，导致委托的该笔交易未能成交，即未以较高价格卖出对傅斌造成损失。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安信证券公司对此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的违约责任以其存在过错为前提，这是委托合同与其他合同在违约责任承担这一点上最大的区别。其他合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一旦违约事实出现，就应当承担责任，除非有法定或者约定的免责事由。本案中，傅斌与安信证券公司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第二十六条约定“傅斌委托安信证券公司买卖证券成交的，应当依法缴纳税费并按约向安信证券公司交纳佣金及其他服务费”。因此，双方之间存在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傅斌要追究安信证券公司在处理委托事务中的违约责任，必须证明安信证券公司在接受并执行其委托交易指令过程中存在过错。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安信证券公司在这方面存在过错，安信证券公司就不承担责任。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安信证券公司接受傅斌委托为其提供服务，安信证券公司代理权的范围包括接受并执行傅斌下达的合法有效的委托指令，接受傅斌对其委托、成交及账户内资产及变化情况的查询，并按照傅斌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清单。依据该协议约定，安信证券公司不接受傅斌的全权交易委托，不对傅斌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保证；傅斌通过安信证券公司委托系统进行证券交易，因傅斌自身操作失误或因委托交易指令违反证券市场交易规则或协议约定，以及其他可归咎于傅斌自身原因而造成的损失，由傅斌自行承担。基于证券交易的特性，傅斌在安信证券公司开立客户账户后，其凭该账户证券资金账号及密码即可通过计算机终端或电话等媒介进行股票买卖。根据傅斌的陈述，其在股票交易日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3日通过手机APP软件委托安信证券公司卖出涉案股票508500股，手机软件提示为“委托成功”，但该笔交易未成交。而根据安信证券公司提供的后台数据记载，涉案股票在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3日交易当日未成交的原因是“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该委托交易未成交，作为证券经营机构的安信证券公司必然是通过系统软件将未成交的结果及时反馈给傅斌，作为证券投资的傅斌也必然会在委托指令下达后及时查询该委托结果。且双方在协议中亦明确约定，傅斌应在委托指令下达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安信证券公司查询该委托结果，对委托结果有异议或发现任何系统异常的，须在查询单日以书面形式向安信证券公司提出质询。结合傅斌于2019年3月12日通过手机APP委托安信证券公司卖出涉案股票508500股的交易信息及安信证券后台数据记载，傅斌于当日进行了六次“委托查询”，查询提示信息均显示为“申报数量超过单笔最大允许申报的上限”，此后，傅斌又重复上述委托交易操作仍未成交。直至其于当日14时2分52秒委托卖出上述股票254400股，该笔交易在14时2分54秒成交。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傅斌对涉案股票委托交易单笔申报数量上限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傅斌于2019年4月1日、2019年4月23日以相同操作委托交易而未成交，但其并未按协议约定在规定的期限内查询委托结果并以书面形式向安信证券公司提出质询，傅斌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对上述交易委托结果是知情的。由此，可以认定安信证券公司在接受傅斌的委托后，已按约将傅斌的委托指令发送给证券交易所，并不存在安信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后未向证券交易所发送指令的情形；安信证券公司对傅斌证券资金账户的操作是按双方约定方式进行的，其接受傅斌发出的委托，及时向证券交易所发送委托指令，并及时通过系统后台向傅斌推送委托交易是否成交等相关信息，同时向傅斌提供了对委托交易、账户资产信息的查询。安信证券公司在处理傅斌的委托事务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傅斌所主张的损失也不是安信证券公司的过错造成的，故安信证券公司依法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判令驳回傅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傅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元，由傅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卫芳审判员  丁奕帆审判员  季 晖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嫣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