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3民初10772号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百思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法定代表人：薛桂芳，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扬，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量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刘海涛，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燕，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百思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伟公司”）与广州市量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天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百思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扬，量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海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百思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费人民币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以4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1月8日起按2018年3月28日合同成立时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时止。以1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8月8日起按2018年3月28日合同成立时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至款项清偿时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从事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的企业，被告符合申报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条件，可获得税收政策扶持，因申报有关事项需按要求组织、提交大量材料，被告没有相关的人手及经验，故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就研发费通过年度税务汇算清缴进行加计扣除事宜提供咨询及服务，约定在被告获得税务部门加计扣除项目评审通过五天内，每个通过评审项目收取服务费10000元，合同第四条第4款约定如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服务费，被告需加付原告未付款总额每天0.5%的违约金（滞纳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完成了合同义务，在2018年11月8日被告签确四项加计扣除项目材料移交确认单时，原告已为被告办理了该四项加计扣除的申报并已获得税收的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在2019年8月8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另一项材料移交确认单时原告已为被告办理了该另外一项加计扣除项目的申报项目且已取得税收的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共计办理5项，且以上申办项目已获得评审通过及取得税收优惠，被告应按约定支付原告5万元服务费，但被告一直延期支付服务费，经原告催缴，被告仍拒不支付。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服务费支付条件已成就却拒绝支付，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给原告。违约金以不高于有关民间借贷最高利率规定主张，因合同约定在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诉讼，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量天公司辩称：一、经专项审计和鉴证，量天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研发费加计扣除事项，不符合国家法规和政策要求，没有获得税务部门评审通过，量天公司有权拒付服务费，并有权追究百思伟公司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量天公司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鉴于2018年因百思伟公司及其指定第三方工作失误，曾导致量天公司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因此向税务部门核实2017年度、2018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研发费加计扣除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规要求，得到否定答复后，量天公司难以置信，因此加急委托第三方进行专项审计。经专项审计和鉴证，发现量天公司不符合《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第一条的政策要求，量天公司不存在研发性质的系统性活动，相关软著并不是基于公司的真实资料；不符合《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第三条的政策要求，不存在可供核算的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甚至量天公司无研发人员；不符合《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第六条的政策要求，百思伟提供的财务数据与量天公司的基础财务数据不一致。最终得出量天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不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的结论。经税务专管人员的建议，同时为避免高额滞纳金和刑事风险，量天公司无奈又补缴了相关税款，并交纳了滞纳金。百思伟公司为量天公司制作的材料，及其向税务部分提交的财税报告等，均为百思伟公司单方出具的，百思伟公司可以任意处置量天公司的财务数据，而并不关注量天公司所承担的风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报税以纳税义务人提交材料为基础，其实际是并不需要税务部门单独审查的，是否经得起税务部门的审查并不清楚，可能税务部门在一年后、两年、三年后，甚至五年后审查出来问题和风险，因此百思伟的行为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将并不具备条件的情况掩饰为具备条件，骗取量天公司的服务费。二、量天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度所缴纳的税款较其他年份更高，并未合法合理的降低，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税务减免”的付款条件。对比量天公司的2015年至2020年的《税收完税证明》，可直观地看出，在百思伟公司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服务后，2017年的完税金额为22347.28元，2018年的完税金额为8980.66元，而没有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的2015年完税金额为8442.39元，2016年完税金额为6216.18元，2019年完税金额为6959.74元，2020年完税金额为4284.86元。可见，2017年量天公司根据百思伟的安排，做了四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那么该年度的完税金额最高，违反了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量天公司是基于百思伟公司承诺可以合法合理的降低税赋，才愿意花费高昂的服务费用，但显然根据《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第四条，并未达到“税务减免”的目的。根据百思伟公司自行提供的证据第39页，其为量天公司提供2017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后，减税17563.7元，但是却要收取量天公司40000元的服务费用，这显然显失公平。况且，在根据百思伟公司准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过程中，量天公司应百思伟公司向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了39160元的费用，其中购买软著的费用9000元和查新报告的费用17160元，对于量天公司来说，完全是为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服务的，没有任何其他用处。相反，特别是相关软著，因是代写材料，代办知识产权，量天公司确实不存在真实技术材料，至今存在侵权等法律风险。因此，双方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相关付款条件未成就。三、百思伟公司以量天公司不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不符合高新企业条件为由，多次要求量天公司向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费用购买额外服务，却最终并未达到相应目的，导致量天公司遭受经济损失。2018年至2019年期间，百思伟公司称量天公司尚不具备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和高新企业的条件，2018年6月，要求量天公司购买其指定的软著服务，量天公司因此向北京九思恒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9000元软著费用，在明知量天公司没有真实技术材料的情况下由第三人代写软著、代办知识产权，同月向百思伟公司指定的广州市中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购买了服务，支付了6500元汇算清缴服务费用；2019年2月，百思伟公司要求量天公司购买其指定的查新报告服务，量天公司因此向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支付了17160元查新费用，还支付汇算清缴的服务费用6500元，上述所有相关服务均由第三方提供，百思伟公司并未为量天公司提供实际服务，其仅为一个转介绍的角色，且除了上述汇算清缴服务，其他两项服务专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而存在，对量天公司不仅无法体现任何价值，还使得量天公司存在软著侵权的风险。四、百思伟公司不断要求量天公司支付费用制作材料、创造条件，量天公司逐渐意识到法律风险，于2019年7月17日明确提出终止合作、解除合同，后双方一直协商处理方案，但百思伟公司无调解诚意导致引发本次诉讼。鉴于量天公司一直应百思伟公司要求购买第三方服务，且后续不断加码，另量天公司意识到高昂的服务费并未带来合同约定的合法合理降低税赋的目的，2019年7月17日，量天公司提出因相关行为风险巨大，涉及骗取国家利益，因此提出停止合作、终止委托，并提出待公司真正具备条件后再另行展开合作。此后，双方针对高昂的服务费一直在协商处理，量天公司希望相关服务费是一个合理的范畴，但百思伟公司没有调解的诚意导致成讼。百思伟公司起诉后，量天公司并未逃避责任，主动向税务核实情况以结清费用，但核实的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量天公司2017年2018年度根本不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条件，百思伟公司瞒天过海最终导致量天公司补缴税款，且缴纳了滞纳金，其行为给量天公司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不仅相关购买的第三方服务未起到任何作用，税赋未得到合法合理减免，还缴纳了可以不存在的滞纳金，关键是还造成了量天公司商誉受损。综上，百思伟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且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没有达到付款条件，且没有实现合同目的，不仅未为量天公司合法合理降低税赋，相反，使得量天公司支付了额外费用，造成了了直接经济损害，还使得公司商誉受损，请求法院驳回百思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另量天公司将反诉百思伟公司赔偿损失。补充：2021年7月7日，量天公司基于所提交的证据4-4，也就是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所出具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向税务局补缴了相关的税款和滞纳金。量天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反诉原、被告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两份《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已于2019年7月17日解除；2.请求法院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损失26160元。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因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需求，经推荐与反诉被告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了《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反诉被告称成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需要附带加计扣除项目，因此签订了附件《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直至反诉被告提起诉讼，反诉原告才知道，两份《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是独立的合同。两合同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关于高企认定的《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反诉被告为达到收取高昂服务费的目的，在操作加计扣除项目时，要求反诉原告专门购买了其指定的与反诉原告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软件著作权，花费9000元，且因相关软件著作权并非反诉原告自身具备的，反诉原告一直存在著作权侵权的隐患和担忧。经过反诉被告同样的操作，反诉原告还根据反诉被告的指定，两次购买了查新报告，第一次花费了3830元、第二次花费13330元。反诉原告认为根据反诉被告的指定购买上述服务并未达到为反诉原告合法合理降低税赋的目的，还使得反诉原告存在侵权和税务风险，因此上述花费造成反诉原告权益受损和直接经济损失。现反诉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恳判贵院查明事实，公平公正，判如所请。百思伟公司答辩称：一、被答辩人提出解除两份《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的反诉请求中，1、其中一份是关于科技小巨人入库、高新企业入库、国家高新企业认定提供服务的合同，该合同不是本案本诉关于研发费的加计扣除提供服务的合同，是另一份合同，另一个法律关系，应当驳回。2、对于本诉关于研发费的加计扣除提供服务的合同，因答辩人已为被答辩人提供了2017年度、2018年度全部服务（答辩人已按规定在当年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完成），答辩人已完成2个年度合同的履行，完成5项研发费的所得税加计扣除，是被答辩人违约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被答辩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二、对第二项反诉请求，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对于本诉的研发费加计扣除服务合同，办理研发费的加计扣除无须提供有关专利、著作权、查新报告等要求，查新报告只是在税务部门有异议、科技部门作技术鉴定时才要求提供，这些是另一个申办高新企业服务合同所要求的资料，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办理国家高新企业认定才需提供上述有关材料，被答辩人为高企申报总共做了18个查新报告，都是为高企申报所作，与研发费的加计扣除有牵联的，才有5个，共4750元，而且在研发费加计扣除申报也没有用上，被答辩人在本项诉讼请求所罗列支出的费用不是本诉的合同履行所要求开支的费用，与本诉的合同关系无关，在合同的第四项有约定服务费不含查新报告等第三方费用。特别是，答辩人已在5月31日（含31日）前为被答辩人办理了4项加计扣除（政策规定是在每年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税务汇算清缴期内完成研发费的税务加计扣除申请）后，被答辩人才于2018年6月20日与第三方签订《计算机著作权登记委托代理合同》，证明软件著作权申请与本案无关，进一步证明被答辩人故意把其他合同关系下的费用支出混入本案的反诉中，企图混淆视听，应当驳回。要特别说明的是：研发费的加计扣除服务合同在第四条项目服务费第1点第二款有约定第二阶段就企业研发补助资金的申报及收费，由于政策原因服务没有成果，答辩人据实没有提出诉讼主张。三、被答辩人拒绝支付服务费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研发费用投入不大，导致获得的研发费所得税加计扣除得益不大，但这不能成为拒绝支付答辩人服务费的理由，服务合同并没有约定被答辩人研发费的加计扣除获益的数额，只要答辩人提供了合同约定的服务，被答辩人获得研发费的所得税加计扣除获益，被答辩人就应当支付服务费。从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提供的2017年、2018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可知（注：2017年度的研发费加计扣除在2018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申报，2018年度的加计扣除在2019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申报），被答辩人已获得了研发费的所得税加计扣除减免。在本诉立案后，在开庭前几天，被答辩人主动向税务局申请撤回有关加计扣除的申办事项，退回3万多元的研发费加计扣除得益，是企图以此作为抗辩，企图“以小博大”，逃避支付5万元服务费及违约金的诉讼策略行为，与事实无关，被答辩人以此掩饰其严重违约行为，进一步证明被答辩人在合同履行上恶意违约且不择手段，应当驳回其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8日，百思伟公司（乙方）与量天公司（甲方）签订一份《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约定如下：第一条：顾问服务内容。1.甲方委托乙方就研发费加计扣除申请提供咨询服务，2.甲方委托乙方就广东（省、市、区各级）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申请提供咨询服务。第二条：顾问服务内容及流程。1.诊断公司的申报条件，2.指导准备申报资料，3.审核资料的正确性，4.代办查新报告，5.完成相关申报报告的撰写，6.联系审计事项并提供相关的指导，7.完成加计扣除全部申报资料并装订成册，8.把装订好的正式申报材料交给甲方提交审核部门。第三条：顾问服务合同期限及终止。1.合同期限：长期，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以后双方如无异议，每年自动按本合同约定续约，双方据本合同条款开展合作，不需另行签订合同，直至服务合同终止。第四条：1.项目服务费。服务总费用共分为两个阶段收取。第一阶段收费：乙方为甲方进行研发费的加计扣除的申报策划，确保甲方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务减免，实际申报项目数量由甲乙双方申报小组共同商议确定，甲方在获得税务部门加计扣除项目评审通过五天内，按每个通过评审项目1万元整计算，一次性将服务费总额支付给乙方。评审不通过的项目，甲方无需支付任何费用给乙方，乙方收到全额服务费后五天内，开具发票给甲方。4.甲方如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结清余款，甲方需加付乙方未付款总额每天0.5%的滞纳金。第五条：甲方责任。1.真实、全面、及时地向乙方提供与委托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第六条：乙方责任。2.随时满足甲方对申报政策及材料的知情了解，对相关细节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推动申报工作有序进行；3.向甲方提交初步完成的申报材料，在乙方协助下完成材料的修订和校审。上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百思伟公司（乙方）与量天公司（甲方）签订另一份《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广州市科技小巨人入库培育申请、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提供咨询服务。量天公司称《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为《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小巨人入库培育、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附件，对此未提交书面证据予以证明。2018年11月9日，百思伟公司向量天公司发送《企业申报材料移交确认单》，载明已经完成四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量天公司在客户确认栏中确认百思伟公司为其提供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项目辅助工作已全部完成，四个项目所有材料电子版已移交量天公司。2019年8月8日，百思伟公司通过电子邮箱向量天公司发送《企业申报材料移交确认单》，载明已经完成2018年度广东省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报并已移交电子版材料。该确认单未有量天公司签名或盖章确认。审理中，量天公司称当时因意识到可能涉嫌违法违纪，因此对2019年8月8日《企业申报材料移交确认单》中的第五个加计扣除项目不予确认。2018年，量天公司向税务部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税款所属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申报表“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一栏的金额为199545.66元，申报表中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载明研发人员人工费用285716.72元、直接投入费用3872.41元、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的折旧费101538.48元、差旅费和会议费7963.7元、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399091.31元、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199545.66元。2019年，量天公司向税务部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税款所属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申报表“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一栏的金额为17563.7元，申报表中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载明研发人员人工费用21370.26元、直接投入费用107.46元、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的折旧费1608.06元、差旅费和会议费332.48元、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23418.26元、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17563.7元。百思伟公司称其主张的第五项加计扣除项目正是对应2018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的17563.7元研发费用。量天公司称其提交上述两份申报表后，税务部门对其2017年度、2018年度的税费进行了减免，2018年度减免的税额较少，因此对其纳税影响不大。量天公司另称上述税务申报是百思伟公司委托广州市中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制作的，广州市中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完成后发送给量天公司，再由量天公司发送给百思伟公司。百思伟公司则称其并无指定广州市中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量天公司制作税务申报表。2019年4月23日，百思伟公司向量天公司发送《付款通知单》，要求量天公司支付2017年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项目服务费40000元。2020年12月22日，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向量天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量天公司向百思伟公司支付5项加计扣除项目服务费50000元及违约金。2021年，量天公司委托睿丰会计师事务所（广州）有限公司对量天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2021年5月6日，睿丰会计师事务所（广州）有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载明2018年度量天公司的研发费用为61320.75元，2017年度研发费用为0元。量天公司称其于2017年没有从事任何研发活动，没有产生研发费用，2018年的研发费用61320.75元为测量技术服务费，不符合加计扣除的要求，另称该审计报告是依据公司原始凭证作出，其在2021年5月发现公司没有研发费用后，主动向税务部门求证，税务部门告知如经抽查发现确实不符合加计扣除条件，将面临责令补交税款、缴纳滞纳金、罚款等风险。其后，量天公司委托广州中珹会计师事务所对量天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研发费加计扣除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规要求进行鉴证。2021年6月30日，广州中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研发费加计扣除专项鉴证报告》，该鉴证报告第四部分审计情况载明：根据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简称“财税(2015)119号”)要求，检查发现：财税(2015)119号：第一条、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归集范围：本通知所称研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经审查企业提供的2017年研发费用辅助账和业务合同，企业在2017年立项4个研发项目，项目名分别为：岩土深层水平位移智能监测技术的研究、房屋基坑监测技术的研究、基于gps的导线复测技术的研究、地表沉降评估技术的研究。我们检查业务合同发现，以上四个立项项目，实际上属于向客户提供技术服务的业务活动，并不属于企业研发活动。经了解，公司的知识产权为北京九思恒远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申请，由代理公司代写申请材料，代办知识产权，未运用本公司的真实技术材料申请知识产权。以上实际情况说明，公司的四个研发费用立项，是基于公司的业务活动而产生的，不属于研发活动，不属于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没有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也没有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持续进行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不能达到本条政策要求。财税(2015)119号：第三条会计核算与管理：1.企业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要求，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对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生额。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研发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2．企业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别核算，准确、合理归集各项费用支出，对划分不清的，不得实行加计扣除。经检查，2017年研发费用辅助账登记金额487702.84元、汇算清缴列示金额399091.31元与会计凭证0元、审计报告0元不一致。经检查，2018年研发费用辅助账登记金额737400.32元、汇算清缴列示金额23418.26元与会计凭证61320.75元、审计报告61320.75元不一致；据广州中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编制的研发费用辅助账上体现研发费金额23418.26元是人员工资、折旧费、差旅费，会计凭证和审计报告列示的61320.75元是测量技术服务费。研发费用辅助账中列示的金额来源于生产经营相关的费用，而非与核算研发活动相关的研发费用科目。检查至原始凭证，未见与研发活动相关的费用单据。根据以上实际情况，公司的2017-2018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未财务账上进行会计处理，未核算研发费用，所以不符合本条要求。根据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以下简称“2017年第40号”）要求，检查发现：2017年第40号第一条人员人工费用，指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经审查发现，企业提供的研发费用辅助账中的未列示具体项目研发人员名单，企业因为没有真实的研发人员，所以不能提供研发人员的编制情况、关于研发人员人工计算的分配依据和研究开发人数统计表，检查至会计凭证，也未现与研发活动人工支出相关的单据。2017年第40号第三条折旧费用，指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审查发现，2017年、2018年度的汇算清缴报告以及研发费用辅助账均有反映设备折旧费用，但是，未发现从事研发活动的设备的费用分配说明以及工作使用情况记录。第五部分审计结论载明：1.企业账面真实核算的研发费用61320.75元，由以上第四部分1、(3)内容可知，企业2017年度、2018年度不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条件；2.企业提供的2017年度、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第一次报），并附研发费用辅助账等资料，由以上第四部分内容可知，企业2017年度、2018年度不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条件，同时要注意税务风险；3.企业备查的研发费用辅助账是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必要资料，由负审计公司汇算清缴的中穗税务所编制，违反审计准则要求；4.公司研发费用存在会计核算不规范、费用归集不准确以及加计扣除资料不完整的情况，可能会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应尽快自查纠正。百思伟公司对上述《审计报告》、《研发费加计扣除专项鉴证报告》均不确认，称这是量天公司为拒付服务费单方委托制作，该行为无法推翻百思伟公司依政策为量天公司提供服务的事实。量天公司称其收到上述鉴证报告后，主动向税务部门核实加计扣除的情况，税务部门要求其自查，量天公司自查后，于2021年7月5日向税务部门提交两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税款所属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两份申报表在“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一栏处均载明金额为0元。同日，量天公司分别补缴税费19954.56元、1756.37元，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滞纳金11284.3元、672.69元。量天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损失，提交其与北京九思恒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委托代理合同》，以及量天公司向北京九思恒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9000元的银行业务回单；另提交量天公司向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支付查新报告费用17160元的银行业务回单，上述费用合计26160元。关于合同履行期间双方的沟通情况，百思伟公司提交其与量天公司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14日，百思伟公司人员询问“请问剩余的几个软件的说明书找到了吗”，量天公司人员称“不够吗”、“如果不够，你找第三方写吧”，其后双方就软著申请事宜进行协商；2018年6月20日，百思伟公司人员发出一份“九思恒远-委托代理合同”，并称“这是软著申请的委托合同”、“价格谈妥了……合计9000元”，量天公司对合同提出修改意见后称“下午回公司签”；2018年6月21日，百思伟公司人员询问“您看看这两个软件的主要功能和技术特点这部分的描述是否合适”，量天公司人员就软件功能进行回复后称“大致差不多吧，只要能通过就行了”；2019年2月25日，百思伟公司人员称“今年公司将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加计扣除，目前已确定高企项目18个，所需材料已基本收集完成，但建议增加第三方检测报告（查新报告）以增加项目的说服力，由于去年做加计扣除已做了4个查新报告，因此还剩14个项目没有查新报告。其中1个查新报告950元，全部14个查新报告所需费用合计13330元，请在今天内反馈决定做多少个查新报告，以便我们可以尽快填写查新系统并提交资料。另外，亦可尽快联系事务所进场开展2018年加计扣除工作了”，量天公司人员称“既然要求是18个，那就补够”。量天公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审理中，百思伟公司称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但量天公司应依据合同支付相应服务费。另查明：量天公司于2021年7月3日就本案提起反诉，反诉状副本于2021年7月7日送达至百思伟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百思伟公司与量天公司签订的《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量天公司在本案反诉中提出解除上述合同，百思伟公司对此无异议，因此本院认定《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于本案反诉状送达百思伟公司之日即2021年7月7日解除。至于量天公司在反诉中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小巨人入库培育、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由于并无证据显示两份合同的关联性，量天公司主张解除《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小巨人入库培育、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反诉请求与本诉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对该反诉请求不予调处，量天公司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关于百思伟公司主张的服务费。《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第四条约定百思伟公司为量天公司进行研发费的加计扣除申报策划，确保量天公司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务减免，量天公司在获得税务部门加计扣除项目评审通过五天内，按每个通过评审项目1万元的标准支付服务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确认百思伟公司为量天公司完成四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的辅助工作，量天公司在提交2017年度、2018年度纳税申报表后曾获得税费减免，但量天公司于2021年认为自身不符合研发费加计扣除的条件，自行向税务部门补缴了减免的税费。上述合同第四条约定百思伟公司为量天公司进行的研发费加计扣除申报应确保量天公司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务减免，现量天公司已补缴了2017年度及2018年度税费，因此其实际并无获得相应的税务减免，上述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付款条件并未达成，百思伟公司主张量天公司按照该条款支付服务费，本院不予支持。百思伟公司虽称量天公司的补缴税费行为是其为逃避支付5万元服务费故意作出。但企业有权对其纳税情况进行自查，以发现并纠正存在的纳税问题。而且《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约定百思伟公司需诊断公司的申报条件并审核申报资料的正确性，因此百思伟公司有义务审查纳税申报表所载的研发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的折旧费、差旅费和会议费以及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是否实际发生，现百思伟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量天公司确实符合加计扣除的申报条件以及其此前提交的纳税申报表所载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以反驳《研发费加计扣除专项鉴证报告》的内容，仅凭量天公司曾获税费减免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达成。《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约定量天公司应真实、全面、及时地向百思伟公司提供与委托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同时约定一切申报材料需交量天公司校审。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量天公司确认相关的税务申报表由广州市中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其提交，因此量天公司对税务申报表所载内容明确知悉。量天公司在其并无研发活动、也无相关人员设备投入的情况下，仍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税务申报表提交税务部门，其过错程度明显大于百思伟公司。综上，虽然百思伟公司向量天公司收取服务费不符合《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第四条约定的条件，但考虑到百思伟公司确实有对量天公司的研发费加计扣除申报工作提供服务，本院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量天公司向百思伟公司赔偿进行研发费加计扣除申报工作的服务费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21年5月26日起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百思伟公司诉讼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量天公司主张的损失。如上所述，量天公司对申报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负有直接责任，且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量天公司对申报过程中软著申请及查新报告等费用的支出均知悉并同意，故其主张百思伟公司赔偿26160元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广州市百思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与广州市量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企业科技顾问服务合同》（研发费加计扣除及各级财政补助）于2021年7月7日解除；二、广州市量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广州市百思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5月26日起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广州市百思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广州市量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525元，由广州市百思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承担472元，由广州市量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53元；反诉受理费227元，由广州市量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芝茵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何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