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92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691号3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36753111659。负责人：贺业明，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壮，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十纬路102-1号。负责人：郑树龙，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青，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3民初6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人民币1,436,480元及利息（2017年4月11日至2018年6月20日按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6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承担的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民初634号判决的诉讼费21180元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13036号判决的诉讼费39400元（两项合计人民币6058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采信证据不当，应当予以撤销改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在办理张作臣、张丽华保险业务时，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即出现保险保障的内容，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张作臣、张丽华相信，其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产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但张作臣、张丽华在发现其得不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同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原告对张作臣、张丽华承担的责任系因其过错所致，而在此项保险业务签定和履行的过程中，本案被告并无过错”以上认定是错误的。在此项保险业务宣传、合同签定和履行的过程中，本案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存在这根本性过错。首先，上诉人向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提供的宣传材料是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必须委派银行协管员，如果不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宣传材料，被上诉人的银行协管员根本就不会允许上诉人工作人员向案外人提供。其次，在缴纳剩余900万元保险费之前案外人就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保险合同》，在签订正式的保险合同时，被上诉人有义务向案外人具体、细致的讲明保险产品的内容，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宣传的内容与上诉人提供给案外人的宣传资料是一致的，否则案外人不会与其签订正式的保险合同并交纳剩余的900万元保险费。第三，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中国人寿在与案外人签订保险合同后要对案外人进行电话回访，就保险合同内容向案外人阐明，案外人在清楚合同内容后有一定期限的“犹豫期”，但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副提交其已经履行了该义务的证据，这才是“使得张作臣、张丽华相信，其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产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签订保险合同最根本的原因。第四，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购买保险产品，其保险合同是与被上诉人直接订立的，上诉人系保险代理人地位，根据中行沈阳分行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以及《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明确被上诉人才应该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案外人的保险金也全额支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才应是承担责任的主体。被上诉人答辩：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一审诉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143648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4月11日计算至2019年8月2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3日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波告给付原告承担的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民初6344判决的诉讼费21,180元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13036号判决的诉讼费39,400元，两项合计60,580元。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4月1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协议》及《保险兼业代理产品协议》各一份，约定由中行沈阳分行代理人寿沈阳分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原告向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推销了相关保险产品，后张作臣、张丽华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并缴纳保险费1,000万元。2016年1月6日，张作臣、张丽华以其实际收益与宣传资料严重不符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沈河法院（2016）辽0103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原告是张作臣、张丽华，被告是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是：本案原告赔偿其583.62万元及诉讼费用。该判决查明：原告张作臣、张丽华二人系夫妻。2009年1月原告张作臣、张丽华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办理业务，该行工作人员向二人推荐一款理财新品，并收到一张宣传单，上书：“理财新品（养老保障型）疾病1.05倍保障；意外2倍保障；自然灾害3倍保障；两年后有借款功能。零存整取升级型；收益演示：千元起存，以一万元为例，连存五年，5年支取收益6,000元左右；6年支取收益8,000元左右。”见有如此收益，原告二人决定购买该产品，并于2009年1月24日、2009年3月28日向二人在该行存折账户存入共计200万元。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作为保险金与张作臣作为投保人签订两份“国寿安享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以张丽华作为投保人签订两份“国寿安享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40年，交费期间为5年。因原告张作臣、张丽华发现其所购买的系为保险产品且分红收益并不像被告所宣传的那样，故在第二年缴费时向被告提出疑问，2010年2月18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在原告手持的宣传单上加盖本行业务专用章。之后原告二人从2010年3月开始，于2011年、2012年、2013年四年间每年在二人在被告处的存折账户上存入200万元，从2009年至2013年，原告分5次总计转入款项1,000万元，全部划入保险公司的四份保险合同中，作为保险费。2014年8月，原告认为其5年缴费期已满，到被告处请求支取收益，被告知该保险合同没有到期，如要解除合同应到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的相关条款办理，需要扣除大约百万元的保险费，且不能支取收益。在此情况下，原告听从保险公司的意见，将其保险转入其他保险险种，2015年10月26日，原告与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原告二人从保险公司取得本金1,000万元并得到411730.68元的分红。该判决认为，原告张作臣、张丽华在被告处办理银行业务时，听信被告的宣传购买了“理财新品”实为“分红型”的保险产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夫妻二人在被告处交纳了第一年的200万元费用后，看到发到手里的是《保险合同》，便对“理财新品”产生疑虑，被告作为保险产品的销售代理却在原告手中的宣传单上加盖了本行的业务专用章，这样原告二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向其在被告处的账户里先后转入800万元的现金，由此，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在“理财新品”宣传单上的盖章行为表明：1、该宣传单是本行发放的；2、是承诺购买后确实能够获得宣传单上所演示的收益。根据宣传单上所演示的收益计算，5年下来，原告二人的投入共计1000万元至少会得到大约400万余元的收益，而现实却是，原告在5年后到被告处领取收益时，被告知没有收益，如要解除保险，要去保险公司办理，还要损失100余万元资金。原告二人在无法取得预先告知的收益，还要损失自己钱财的情况下，只好听从保险公司的建议，改签另外的保险险种，这样在一年后的2015年10月，原告才得以收回自己的1000万元的投入，并仅得到41万余元的分红，仅有宣传单上演示的十分之一，由于收益上的如此差距，引发了本案的诉讼。纵观全案，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在代理保险销售业务中，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既出现保险保障的内容，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原告二人相信，其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新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但被告的上述做法恰恰违反了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导致原告在五年的时间里投入大量的资金，以至于在发现其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为挽救自身的损失而不得不采取其他补救的措施，同时也阻断了原告二人在更广阔的理财空间里去获得更多收益的途径，从而造成了原告在投资收益上的损失，因此被告应对原告的收益损失承担责任。判决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作臣、张丽华自2009年1月24日至2015年10月26日总计10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利息（按存入时间到2015年10月26日止，以存入的期间、按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利率予以计算，计算出的总额扣除原告已获得的411730.68元红利部分）。宣判后，本案原告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1303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上诉人张作臣、张丽华向本院提交六份国寿鑫丰新两全保险退保单，该六份退保单显示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与保险公司解除合同，被上诉人根据该六份退保单取得本金和分红10,411,730.68元。沈阳中院认为：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在代理保险销售业务中，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既有“理财新品”，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被上诉人相信，其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新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上诉人的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造成了被上诉人在投资收益上的损失，因此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收益损失承担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在本案中的地位系保险代理人，上诉人不应承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的上诉主张，因被上诉人张作臣、张丽华在上诉人处办理银行业务时，听信上诉人的宣传购买了“理财新品”实为“分红型”的保险产品。上诉人之后在被上诉人手中的宣传单上加盖了本行的业务专用章，上诉人在宣传单上的盖章行为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承诺购买后能够获得宣传单上所演示的收益。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收益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履行了生效判决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兼业代理协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代为办理保险业务。代理事项包括：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及续期保费；代理支付保险金。《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原告在办理张作臣、张丽华保险业务时，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既出现保险保障的内容，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张作臣、张丽华二人相信，其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新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但张作臣、张丽华在发现其得不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本案原告对张作臣、张丽华承担的相应责任系因其过错所致，而在此项保险业务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本案被告并无过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根据委托合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274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故本案适用合同法。本案争议焦点为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的损失是否系上诉人过错造成。本院（2016）辽01民终13036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系上诉人过错给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造成的损失，该损失由上诉人承担。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上诉人从事受托行为有过错造成的损失，由受托人承担，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74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丽审 判 员  贺新发审 判 员  宁久宏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国楠书 记 员  唐晓琬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