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74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中晨先锋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金山路91号。法定代表人：田伟光，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宪、兰昊，系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杰，女，汉族，1994年3月18日出生，住辽宁省朝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尧，系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上诉人沈阳中晨先锋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5民初8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在整个案件中有重大过失。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为何被上诉人会把款项直接转给案外人何帅。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举出其与案外人何帅聊天纪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和阐明，案外人何帅以优惠、避税等理由要求被上诉人向何帅出示的二维码转款。对于一个正常的消费者而言，应当对于避税、个人承诺优惠的说辞予以警觉，原因是，被上诉人到过上诉人店面，且通过上诉人财务窗口交纳过定金2000元，并取得了盖有上诉人发票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就此，被上诉人应当知道其交纳钱款应当通过上诉人财务窗口(就连去饭店吃饭都得到吧台买单，购车这么大的事更需要如此)，交纳款项并应得到收款凭证。上诉人是专门4s店，不是个体工商户和路边摊，不可能存在避税等明显违法问题。所谓优惠等个人承诺行为，上诉人在销售合同中已经予以特别明示。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对该提示义务达到一般社会公众能够知晓的程度即可。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的严重过错，一审判决并未予以查明和认定，请二审法院予以审理。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采取明示方式告知消费者购车流程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事实上，一审法院并未就购车流程进行审理。上诉人是一家售车4s店，其针对的客户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全部消费者，无任何特殊性，具有普适性。本案涉及的购车流程与一般买卖合同一样，即买方向卖方支付货款，卖方向买方交付货物。这种流程是属于一种公序良俗和社会常理，不需要也没必要明示，难道去饭店吃饭还要看一下饭店的消费流程?去市场买个白菜也得问下消费流程?这是强行加给售卖方的义务。3.一审判决未予查明何帅的职务范围究竟为何。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本案法律责任是基于何帅的职务行为是不当的，认定“何帅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案涉合同及收取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相关款项”是错误的。事实上，案外人何帅仅是一名汽车销售顾问，他的职务行为仅是向客户介绍各售卖车型的特点及车辆的售后服务，最终促成客户与上诉人签约，不负责代表上诉人收取客户任何款项。签约后的交纳定金、车款事宜，均不在其职务范围内。对于汽车销售顾问的工作，一般的社会消费者并不陌生，现代社会汽车普及，相信被上诉人既然决定买车肯定走过很多4s店，对于如何消费应该很清楚。一审判决仅仅从上诉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所谓“原告有理由相信何帅收款属于职务行为”，这种认定对上诉人是极为不公平的。不能因为被上诉人的低级错误而成就一个罪犯，最后却又将这种低级错误造成的损失让上诉人买单。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上诉人也同样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行为，其是与案外人何帅进行的私下交易，其经济损失与上诉人无关。4.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何帅刑事判决的退赔判项。一审法院2020年11月6日做出的(2020)辽0105刑初543号刑事判决书责令何帅退赔上诉人76738元。既然，已经查到本案的罪魁祸首何帅，且判令何帅退赔上诉人诈骗钱款，那么，再要求上诉人承担返款责任实为不当。理由是被上诉人不能获得双份赔偿以及上诉人除定金外，从来就没有收取过被上诉人的其他钱款，不具备退还其他钱款的法律基础和事实依据。从另一个方面讲，上诉人也同样是受害者，但法律没有赋予上诉人的救济权利，假设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赔偿，那么上诉人的损失该向谁主张?刑事判决书仅责令何帅向被上诉人退赔，没有判令在上诉人承担责任后，如何向何帅追偿。这对于上诉人来讲是极为不公平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内容并不适用本案情形。第一，案涉汽车销售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而不是何帅以上诉人的名义私下签订，上诉人对该合同的内容全部知晓，该合同完全体现了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第二，按照社会活动常识，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将定金交付给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继续履行支付购车款的合同义务，并有权取得上诉人开具的票据，上诉人从未告知被上诉人可以向其他人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也不应该向非卖方转款，这个社会常识应该不言自明。被上诉人的行为存在疏忽大意的严重过失；第三，在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履行完毕合同义务的前提下，根本不构成该条法律规定的“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另外，正如上诉人在前面提到的，何帅的职务仅仅是促成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问题不是何帅的职务范畴。本案合同签订过程没有问题，无任何虚假欺诈。同时，上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不适用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适用于同一主体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而本案上诉人不是犯罪主体，案外人何帅是犯罪主体，二者不是同一主体。上述规定是针对单位人员采取欺骗手段对外订立经济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适用本规定的前提应该是单位人员从订立合同开始时就已经是欺诈行为，对该合同的订立，单位应该不知晓，惩罚的是单位对于公章和合同管理不当而给相对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然而本案并非如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定金的交纳即是双方缔结合同的证明，公章和合同均是真实、合法的。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事实上，反而是被上诉人自己犯了低级错误而造成的损失，该损失与上诉人无关。相反，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构成违约，上诉人有权就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三、一审判决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不良。按照一审判决的结论，以后所有的卖方都有可能因销售人员和客户私下的交易或销售人员的犯罪行为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这就会造成扰乱市场的乱象，使交易处于不安状态，同时助长了私下违法交易的行为发生。企业的生存在于交易公平，这种营商环境的打造也一样仰赖法律的公平正义。请二审法院慎重考虑上诉人的观点。被上诉人答辩：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定金及购车款81,738元。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卡罗拉1.2T先锋版汽车一辆，车辆单价为103,300元，定金为2000元，协助办理贷款服务费为4000元，上牌费为500元，精品汽车装饰费为3000元，车辆总价共计为110,800元，交车期为2020年5月。该合同内温馨提示内容为“凡销售顾问口头或私自承诺事项本公司概不负责，务必在签定合同时确认”。原告购买案涉车辆时，被告方的销售人员为案外人何帅。2020年4月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定金2000元，被告为原告开具了《收款收据》。2020年4月15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何帅支付协助办理贷款服务费、精品汽车装饰费及上牌费共计6500元。2020年5月11日，原告三次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向二维码名称显示为“中晨先锋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账户支付汽车首付款共计60480元。2020年5月11日，原告又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何帅支付汽车保险费5000元及汽车购置税7758元。此后，因原告要求被告交付车辆或退还款项与被告发生纠纷，故原告诉至本院。另查，2020年4月至5月期间，何帅在被告公司内，因向被害人刘杰等人虚构交纳车辆保险费、手续费等事由，涉嫌诈骗罪于2020年5月14日被刑事拘留，于2020年6月19日被逮捕，于2020年10月9日被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做出（2020）辽0105刑初54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何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伍万元,责令何帅退赔被害人刘杰76738元。该判决现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继续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的情形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由此可见，同一行为在法律上同时涉及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不互相排斥，单位的民事责任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并存，在民法和刑法中没有实质冲突。更何况，本案的买卖关系从形式上看，发生在原告与被告之间，被告并没有被追究为单位犯罪，也即本案的买卖行为与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主体并不是完全“同一”。在同一行为法律责任中，单位的民事责任与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分离，同时因不同的法律规范被追究在法律体系中并不矛盾，允许同时存在。因此，本案应继续审理。关于何帅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应由被告承担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何帅作为被告的汽车销售人员，系原告购买案涉车辆的洽谈人、签订合同的负责人、合同跟踪人，属于直接责任人。何帅作为案涉合同签订的负责人，全程参与原告购车的流程，并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案涉合同及收取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相关款项，因被告未采取明示方式告知消费者购车流程，故原告有理由相信何帅收取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相关款项属于职务行为范畴，故被告应对何帅收取原告支付的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相关款项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案涉合同的问题。原告主张解除案涉合同，被告亦同意，故本院予以准许。关于原告主张的返还定金及购车款共计81738元的问题。原告依照案涉合同约定交纳的款项共计为68980元，对此被告应予返还。对于汽车保险费5000元及汽车购置税7758元，因不属于案涉合同约定的应向被告交纳的款项范畴，且案涉合同中明确载明“凡销售顾问口头或私自承诺事项本公司概不负责，务必在签定合同时确认”，何帅收取该两笔款项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故被告不承担返还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原告刘杰与被告沈阳中晨先锋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二、被告沈阳中晨先锋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杰购车款项共计68980元。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原告承担200元，被告承担236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故本案适用合同法。关于责任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何帅作为上诉人的汽车销售人员，系被上诉人购买案涉车辆的洽谈人、签订合同的负责人、合同跟踪人，属于直接责任人。何帅作为案涉合同签订负责人，全程参与被上诉人购车的流程，并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及收取相关款项，故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何帅收取款项属于职务行为。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应对何帅收取被上诉人相关款项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刑事诉讼和刑事退赔。案涉刑事判决责令何帅退赔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主张本案，刑事判决追究的是行为人违反刑法的责任，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处理。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何帅已经退赔，且刑事判决确定的退赔款若之后实际发生退赔，可以在本案民事判决执行程序中予以抵扣，属于应当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的问题。关于3000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刑事询问笔录可知，被上诉人交纳了60480元首付款、5000元保险、7758元车辆购置税、6500元车辆装饰及代办费和向上诉人缴纳了2000元订金。以上费用总计为81738元，这也是被上诉人本案诉请金额。何帅退回被上诉人3000元。在刑事笔录中何帅说这3000元是其自己补偿给被上诉人的。鉴于何帅还有汽车保险费5000元和车辆购置税7758元未返还被上诉人，何帅支付的3000元应当折抵上述费用。上诉人上诉要求将3000元折抵购车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上诉人沈阳中晨先锋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丽审 判 员  贺新发审 判 员  宁久宏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国楠书 记 员  张 冲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