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5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航，男，197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昭宇，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多宝宝母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宝庆新北约12-16号。法定代表人：蔡荣暹。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辉，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旭，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花生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石路基39号之一。法定代表人：陈枢翎。上诉人余航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多宝宝母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宝宝公司）、原审被告广州花生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生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11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李璐思独任审理，于2021年8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昭宇，被上诉人多宝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旭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花生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多宝宝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余航向多宝宝公司返还借款355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5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2.花生逗公司对上述借款中的200000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本案的受理费由余航、花生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余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多宝宝公司偿还借款355000元；二、花生逗公司对第一项判决中的200000元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多宝宝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13元，由余航、花生逗公司共同负担（受理费多宝宝公司已预交，一审法院不再退回，由余航、花生逗公司迳付给多宝宝公司）。判后，余航不服从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驳回多宝宝公司对余航的诉讼请求；3.所有诉讼费由多宝宝公司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首先，2020年5月29日借支200000元，是在花生逗公司成立之后余航代花生逗公司借支，余航当时是代表花生逗公司向多宝宝公司借款，从多宝宝公司的备注中可见明确借支200000元给花生逗公司，随后转款进花生逗公司的公司账户。余航的还款承诺是代花生逗公司作出的还款承诺，非个人的还款承诺，多宝宝公司同意且认可余航的职务行为，并未陷入错误的认识。余航仅为花生逗公司的普通员工，非花生逗公司的股东，在此过程中也未获利。余航作为请款经办人代花生逗公司作出还款承诺符合常理，仅是书写文书时存在一点瑕疵，一审法院判决余航为主债务人，不尊重客观事实，无端加重余航义务，该笔借款应由花生逗公司承担，余航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其次，余航在花生逗公司工作期间是受王磊及其他股东领导，另案中（2020）粤0103民初11581号有详细阐述，余航在公司中为普通工作人员，未参与公司对外经营，所有社会活动均是代表公司进行。仅是花生逗公司成立之初，公司岗位职能不完善，余航身兼多职，但从未负责过花生逗公司对外经营的事务。最后，第一笔155000元的借支，是在花生逗公司成立之前，虽为个人名义，实为代筹建中的花生逗公司，且该费用亦用于花生逗公司。若余航是以个人名义借款，多宝宝公司也不会同意向余航出借，二者本无交集，在花生逗公司成立之后，余航作出的还款承诺是代花生逗公司作出，非个人承诺，余航贯穿始终都是借支经办人的角色，多宝宝公司负责人蔡荣暹由始至终未陷入错误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余航并不是花生逗公司的发起人，故多宝宝公司对余航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另外，余航是花生逗公司的员工，在该公司成立之时余航就一直在该公司购买社保，主要负责花生逗公司的日常筹备和建立前期的琐碎事情。案涉两笔借款属于余航的职务行为。（2021）年粤01民终7776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花生逗公司的大股东王磊也明确表示当时余航是属于受他管理，在他指挥下安排工作并去办理借款。多宝宝公司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余航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一、余航虽然不是花生逗公司的显名股东，但其系花生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余航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关于花生逗教育科技公司筹建期费用使用的说明报告》载明：“尊敬各位股东：余航、王磊、夏伟臻、陈枢翎等人员自2019年11月起开始进行筹备广州花生逗教育科技公司（以下称集团）……”，在该报告最后“公司股东（一致行动人签名）”一栏由余航一人签署。王磊系花生逗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5%，陈枢翎为花生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余航是普通员工的话，那么按照商业文件的书写习惯，在该《报告》的抬头部分，应该把“王磊、陈枢翎”排在余航的前面，不可能把老板排在普通员工的后面。事实上却是余航排在第一位，可以反映余航是花生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在大股东王磊和法定代表人陈枢翎之上。该说明报告最后署名部分，是余航代表“公司全体股东”以“一致行动人”的身份签署，这更加反映余航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以，余航并不是花生逗公司的普通员工，而是实际控制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余航应该与花生逗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二、2020年5月7日，余航向多宝宝公司出具第1份《借支申请》，明确载明系以“个人名义”向多宝宝公司借款155000元，借款汇到余航的个人账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余航就是借款主体，应该承担还款责任。至于借款用途，并不改变余航是借款主体这一事实，余航应该承担还款责任。三、2020年5月29日，余航向多宝宝公司第2次出具《借支申请》，向多宝宝公司借款200000元，并且承诺连同案外人王磊的借款100000元，第一笔借款155000元，合计455000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一并归还多宝宝公司。余航在第2笔借款200000元中，仍是借款主体，且作出明确的还款承诺，故余航应履行承诺、承担还款责任。余航将第2笔借款200000元与第1笔借款155000元、王磊的1笔借款100000元，3笔合并作出还款承诺。而余航的第1笔借款155000元以及王磊的1笔借款100000元，均是以个人名义向多宝宝公司借款，个人作为借款主体。所以，从交易习惯以及文义上理解，余航的第2笔借款200000元也应该是个人借款。更重要的是，余航在《借支申请》作出了还款承诺“于2020年6月30日前一并归还”，正因为这一承诺，多宝宝公司才同意借出资金。四、多宝宝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荣暹在《借支申请》上的批复，系公司内部财务审批，并不具有对外效力。多宝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荣暹在借支申请上批示：“同意借贰拾万元给花生逗公司，请多宝宝支持。”上述批示是公司内部财务审批，从未对外公开，该批复不构成对外的意思表示，不产生对外的合同效力。换个角度讲，如果不是诉讼披露证据的缘故，余航在诉讼之前不可能知道该批复的内容。另外，花生逗公司本案在一审时答辩称其与多宝宝公司没有达成借款合意，没有签订任何借款协议，因此余航主张其代表花生逗公司的履行职务行为缺乏依据。至于余航与花生逗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所述，余航是借款的当事人，应该按照承诺履行还款义务，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花生逗公司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多宝宝公司提交证据如下：（2021）粤01民终777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案外人王磊以个人名义向多宝宝公司借款100000元，王磊提出与余航相同的抗辩理由，以借款用于花生逗公司经营为由，否认是借款主体，但生效判决最终判决王磊须承担还款责任。余航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有异议，王磊在该案二审中称余航是受他的指挥，余航的行为代表花生逗公司而不是代表个人。花生逗公司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余航、花生逗公司二审无提交证据。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粤0103民初1158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王磊、余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多宝宝公司偿还借款100000元；二、驳回多宝宝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受理费1150元，由王磊、余航共同负担。王磊、余航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粤01民终77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王磊负担2300元，余航负担2300元。在二审庭审中，余航及多宝宝公司均表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余航是否应对案涉两笔借款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笔借款。2020年5月7日，余航向多宝宝公司出具《借支申请》，载明“以个人名义”向多宝宝公司借支155000元，余航在该《借支申请》上注明了其个人尾号84978的账号作为收款账号。多宝宝公司于次日向余航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了155000元，履行了出借资金的义务。多宝宝公司主张其与余航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余航签名确认的《借支申请》及银行转账凭证，证实了双方成立了借贷的合意，且已交付了借款资金给余航。余航主张其代花生逗公司向多宝宝公司借款，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借支申请》上明确载明是以余航个人身份借款，且该笔借款也是直接汇入余航名下的银行账户，而非花生逗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的账户。余航主张是代花生逗公司借款而非个人借款，显然与其在《借支申请》上的约定相矛盾。其次，该笔借款发生之时花生逗公司尚未成立，余航并非是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余航亦自认不是花生逗公司的发起人，在此情况下，余航对外借款筹集资金设立花生逗公司，与常理不符。最后，余航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向多宝宝公司借款时，已获得花生逗公司的授权，表明其系仅代花生逗公司借款的代理人身份。因此，余航主张其是代花生逗公司借款，履行职务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余航应向多宝宝公司偿还该笔借款155000元，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笔借款。余航在2020年5月29日作出书面承诺，“该项借支连同第一笔借支10万元和第二笔借支15.5万元，合共45.5万元，于2020年6月30日前一并归还多宝宝公司”。该书面承诺系余航的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明确而无歧义。余航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对外承诺在限期内归还债务的法律后果。余航主张其代为花生逗公司借款，则理应在该书面承诺上注明由花生逗公司负责偿还。而且，第一笔借款155000元系余航以个人名义借款，余航主张第二笔借款200000元系代花生逗公司借款而本人不承担还款义务，则不应将第一笔借款与第二笔借款及案外人王磊的借款100000元合计455000元承诺在2020年6月30日前一并归还。因此，余航虽非系第二笔借款的借款人，也未收到第二笔借款资金，但余航向多宝宝公司作出的书面承诺构成债务加入，余航应与花生逗公司应共同承担偿还该笔借款200000元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余航与花生逗公司共同偿还该笔借款，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25元，由上诉人余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