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523民初3962号 原告：袁余双，男，1966年5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扬，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子健，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尹传芳，男，1977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原告袁余双诉被告尹传芳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余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扬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尹传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袁余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由被告尹传芳于2021年2月9日（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执笔书写的、原告袁余双签名的《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5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1、被告没有出资：舒城万达劳务清包工程，原告通过朋友朱庭平介绍才认识被告尹传芳。被告承诺承担投资该工程施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然而，工人进场后一个月，他仍未兑现承诺，导致工程进度、资金都跟不上，给原告的清包工程带来极大的损失（原承包20万平方米）减少至81600平方米，工期延误被罚近百万元）。后经打听才知道尹传芳系征信失信人，说来投资工程，却无任何资金，显然，涉嫌预谋欺诈。事实上，案涉工程的施工、投入的资金、工程管理、工伤人员的治疗赔偿等全部工作，以及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原告袁余双自己一人承担，并未与被告尹传芳形成合伙行为。2、由于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当然也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等工作。3、原告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就案涉工程2-舒城县万达广场商业区的劳务清包达成的承包意向、有关的权利义务，均与被告无关。4、原告将整个劳务工程按施工需要分门别类分别分包给相关班组施工，原告均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发包，与瓦工、塔吊、钢筋工、木工等班组签订的施工合同，均由原告一人签名发包；其中，木工班组，原告将其承包给被告施工。退一步讲，如果案涉工程的劳务清包由原告、被告两人共同承包，那么，原告又怎么可能把劳务清包中的一个班组--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呢?显然不合常理!所以，事实上，尹传芳只是原告发包的一个班组；而且，尹传芳承包木工班组时，将剩余方木、木板共价值400万元的材料自行拉走，并未告知原告。5、因被告征信存在瑕疵，虽然原告把劳务清包中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但是原告担心被告不能把有关工程款(木板款)及时、直接支付给债权人，所以，为了避免债权人的损失，原告遂于2020年8月26日要求被告出具一份“委托书”给原告，原告在该“委托书”上签署“公司材料款到账有袁余双转给罗锐”。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如果把木工班组的款项全部转给被告，风险极大，罗锐可能血本无归。其实原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否则也不可能有罗锐的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华泰公司)在宿迁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一点就是，前述的“委托书”，倒是恰恰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不是合伙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原告与被告是合伙关系，则原告可以直接向华泰公司(罗锐)付款，哪里还需要被告的“委托书”？不是多此一举吗？ 二、在由被告于2021年2月9日(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书写的这份显失公平的《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5日)上签名时，原告并不明白这份“协议书”的内容和责任，显然，原告签名是基于重大误解，也非自愿，而是事出有“因”。2021年2月9日，即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年关逼近。被告尹传芳鼓动其承包的木工班组的几十名工人闹事，恶意讨薪，发包人万达公司一方面向原告施压，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向*安机关报警，警察来到案涉建筑工地现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敦促各方抓紧协调处理工人闹事一事。慑于各方压力，被告尹传芳当场(即2021年2月9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均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在此危困状态下，为了平息事态，安抚工人，让工人尽快离开，减轻万达公司压力，不懂法的原告基于被告的前述“承诺”才被迫、违心地在这份由尹传芳执笔书写的显失公平的“协议书”(合伙)上签了名。当时，原告还不知道--自己尚未弄清楚这份“协议书”的内容和责任，就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有多严重，直到收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寄来的相关诉讼材料，原告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原告当时稀里糊涂地在被告起草的“协议书”(合伙)上签字，确实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已是腊月二十八，时间紧迫，形势危急(工人在工地闹，警察在现场，万达公司又施压)，所以原告当时是内外交困，哪里还有判断力、辨别力，对被告起草的“协议书”，根本就没细看(就是看，也看不懂)，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字，虽然有关人员在现场拍了视频、图片。 原告当时在“协议书”签字，纯粹是慑于当时的现场压力，主要想平息事态，安抚工人，让工人尽快离开；加之，有被告的“承诺”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原告认为被告尹传芳2021年2月9日之前的对外债务与自己是无关的，由其一人承担。所以，原告才放心大胆在被告起草的“协议书”上签字。殊不知，此时，原告已落入圈套… 三、2021年2月9日尹传芳拟就书写的《协议书》除涉嫌胁迫，还涉嫌欺诈；尹传芳将该《协议书》和2021年2月10日其自书的《承诺书》交给案外人作为证据，起诉原告，还涉嫌恶意串通。2021年2月9日(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被告尹传芳起草的《协议书》，内容为“本项目万达广场商业区劳务大清包由袁余双、尹传芳俩人共同承包:各占50%股份，由于袁余双在现场管理每月按贰万元整￥20000元拿工资，尹传芳无工资。2019年11月15日”。《协议书》写好之后，原告袁余双在被告尹传芳签名的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落款时间也没有写，时间是尹传芳预先写好的，当时签字时也没有在意，当时的情景也不容原告细想细看细品，现场几十名工人在讨要“工资”，公安干警说是在现场维持秩序，实际上给原告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发包人万达公司领导压力也很大。直到有一天，原告收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法院寄给来的证据材料后，通过细瞅才发现，原来，被告在写该《协议书》上的“落款时间”时，有意识把落款日期写成“2019年11月15日”。再细看，被告在书写“落款时间”时，其心理变化也很明显——本来被告准备写落款当天的时间“2021年2月9日”，可是写到一半（“2021年”五个字已写出来了），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于是，把“2021年”中的“2021”又涂改成“2019年”，涂改痕迹非常明显，见下图：2019年11月5日，如今，被告将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的“协议书”作为证据交给华泰公司（2021.2.9当天签字时原告并不知其法律后果），原告现在知道了，当时误解了，也不知其中有诈——签字时原告哪里知道，就因为2021.2.9签了这样一个虚假的并不存在合伙关系的“协议书”可能要对被告的债务承担责任呢?原告更不知道，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案外人华泰公司(罗锐)居然可以来向原告主张权利。显然，被告的行为涉嫌欺诈，被告与案外人华泰公司(罗锐)之间涉嫌恶意串通。因为，从华泰公司提交给宿迁法院的证据来看，2021年2月9日被告才拿到由原告签字的“协议书”，次日(2021年2月10日)，被告就将该“协议书”提供给华泰公司，并借题发挥，煞有介事地向其出具一份承诺书--“我与袁余双在万达广场项目是合伙关系，我与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是我履行合伙事务对外签订的合同，该合同所欠债务应由我和袁余双合伙产生的收益优先支付”。在专业、高人的指点下，其欺诈与恶意串通的违法行为昭然若揭。 综上，原告袁余双与被告尹传芳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在2021.2.9拟就书写的《协议书》以及要求原告签名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存在胁迫、欺诈、显示公平、与案外人恶意串通等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现特具诉状，请求法院依法判如诉请。同时，原告保留进一步追究被告有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被告尹传芳未提出答辩。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承诺一份，协议书一份（均是复印件）。证明1、被告于2021年2月9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均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2、2021年2月9日，即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年关逼近。被告手下多名工人在工地闹事，恶意讨薪，警察来到现场处置，发包人又施压……在此危困状态下，不懂法的原告基于被告的前述“承诺”，被迫、违心地在未经仔细审查的“协议书”签字，显失公平。3、2021.2.9尹传芳拟就书写的《协议书》除涉嫌胁迫，还涉嫌欺诈。在书写该《协议书》上的“落款时间”时，被告利用原告的疏忽，故意把落款日期写成“2019年11月15日”。本来被告准备写落款当天的时间“2021年2月9日”，可是写到一半(“2021年”五个字已写出来了)，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于是，把“2021年”中的“2021”又涂改成“2019年”，涂改痕迹非常明显； 证据二、施工合同(协议书)四份（复印件）。证明1、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尹传芳后，被告承诺承担投资该工程施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然而，其至今未兑现承诺，给原告的清包工程带来极大损失。显然，涉嫌欺诈；2、被告不仅未出资，也未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等工作:案涉工程的施工、投入的资金、工程管理、工伤人员的治疗赔偿等全部工作，以及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原告袁余双自己一人承担，原告与被告之间无任何合伙行为；3、原告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就案涉工程--舒城县万达广场商业区的劳务清包达成的承包意向、有关的权利义务，均与被告无关；4、原告将整个劳务工程按施工需要分门别类分别分包给相关班组施工，原告均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发包，与瓦工、塔吊、钢筋工、木工等班组签订的施工合同，均由原告一人签名发包；其中，木工班组，原告将其承包给被告施工。退一步讲，如果案涉工程的劳务清包由原告、被告两人共同承包，那么，原告又怎么可能把劳务清包中的一个班组——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呢?显然不合常理!所以，事实上，被告只是原告发包的一个班组； 证据三、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华泰公司)的诉讼材料。证明1、被告虚假承诺(见证据一)，诱骗原告在协议书(见证据一)上签字，然后把原告签过字的的“协议书”送给案外人作为起诉原告的“证据”，涉嫌欺诈。2、案外人利用被告提供的由原告签名的“协议书”和2021.2.10被告自书的《承诺书》来起诉原告。显然，被告与案外人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3、从华泰公司提交给宿迁法院的证据来看，2021年2月9日被告刚拿到由原告签字的“协议书”，次日(2021年2月10日)，被告就将该“协议书”提供给华泰公司，并借题发挥，煞有介事地向其出具一份承诺书--“我与袁余双在万达广场项目是合伙关系，我与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是我履行合伙事务对外签订的合同，该合同所欠债务应由我和袁余双合伙产生的收益优先支付”。被告欺诈原告，并与案外人恶意串通的违法行为昭然若揭。4、因被告征信存在瑕疵，虽然原告把劳务清包中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但是原告担心被告不能把有关工程款(木板款)及时、直接支付给债权人，所以，为了避免债权人的损失，原告遂于2020.8.26要求被告出具一份“委托书”给原告，原告在该“委托书”上签署“公司材料款到账有袁余双转给罗锐”。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如果把木工班组的款项全部转给被告，风险极大，罗锐可能血本无归。其实原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否则也不可能有罗锐的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华泰公司)在宿迁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一点就是，前述的“委托书”，倒是恰恰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不是合伙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原告与被告是合伙关系，则原告可以直接向华泰公司(罗锐)付款，哪里还需要被告的“委托书”？不是多此一举吗？ 证据四、截屏两张，证明被告的征信信息。 证据五、视频资料2帧（光盘）。2021年2月9日原告袁余双当着警察及众人的面展示：1、尹传芳2021年2月9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均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2、基于被告的前述“承诺”，2021年2月9日由尹传芳起草书写的，并由原告、被告共同签名的《协议书》（被告趁原告不备将落款日期提前到“2019年11月15日”）。3、如果原告不在被告书写的案涉协议书上签字，那么被告鼓动其手下的木工班组闹事工人不撤离现场，总包人不会放过原告，警察也不会放过原告，因为原告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被告的木工班组的发包人是原告。 证据六、《关于一次性结清袁余双工程款的协议》，证明原告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并非与被告共同承包，不仅案涉全部清包工程的承包、施工等事宜，是袁余双一人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协商、谈判，达成承包协议的；而且，与总包人就案涉工程款的结算、分配、支付等事项，也是袁余双一人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协议的。可见，若是袁余双与尹传芳两人共同承包，如此巨额款项的结算事宜，尹传芳怎么能缺席呢？显然不合常理。 证据七、袁余双支付木工班组工程款凭证等材料，证明1、原告袁余双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并非与尹传芳共同承包。2、袁余双将案涉劳务工程的木工班组，发包给尹传芳施工。退一步讲，如果案涉工程的劳务清包由袁余双与尹传芳两人共同承包，那么，袁余双又怎么可能把劳务清包中的一个班组——木工班组发包给尹传芳去施工呢？盈亏怎么分担？显然，这样做不仅自相矛盾，也不合常理！可见，袁余双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尹传芳只是袁余双发包的木工班组的承包人。3、作为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袁余双已经把尹传芳的木工班组的工人工资等款项已全部发放到位。4、被告在承诺木工班组工资付清时，故意把落款日期写成2020年1月19日，实际日期是2021年2月9日，再次涉嫌欺诈。 证据八、袁余双支付瓦工、钢筋工等班组工程款凭证，证明1、原告袁余双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并非与尹传芳共同承包；2、袁余双将案涉劳务工程均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发包，与瓦工、塔吊、钢筋工、木工等班组签订施工合同；3、作为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袁余双已经把所有其下辖的班组工人工资等款项全部发放到位，包括尹传芳的木工班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原、被告合伙承包了舒城万达广场劳务工程。承包合同由原告袁余双签名。此后原告又将木工、瓦工等相关工程分包给被告等人施工。2021年2月9日，因欠农民工工资，由舒城县公安等相关部门召集原被告等相关人员就所欠农民工工资进行协调。同日，被告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同时，由被告执笔书写了协议书一份，内容为“本项目万达广场商业区劳务大清包由袁余双、尹传芳两人共同承包，各占50%股份，由于袁余双在现场管理，每月按20000元拿工资，尹传芳无工资”。原、被告均在协议书上签名，落款时间写为2019年11月15日。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等载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在*安机关等相关部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补签的。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显示不出显失公平，签订协议书时也不可能存在威胁、胁迫的条件，应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协议书合法有效。至于原告认为被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而与其签订了协议书，法律规定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原告所述的案外人并非相对人。 综上，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其所提供的证据不力，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余双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00元，由原告袁余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雷英平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陶 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523民初3962号 原告：袁余双，男，1966年5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扬，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子健，安徽徽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尹传芳，男，1977年4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原告袁余双诉被告尹传芳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余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扬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尹传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袁余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由被告尹传芳于2021年2月9日（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执笔书写的、原告袁余双签名的《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5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1、被告没有出资：舒城万达劳务清包工程，原告通过朋友朱庭平介绍才认识被告尹传芳。被告承诺承担投资该工程施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然而，工人进场后一个月，他仍未兑现承诺，导致工程进度、资金都跟不上，给原告的清包工程带来极大的损失（原承包20万平方米）减少至81600平方米，工期延误被罚近百万元）。后经打听才知道尹传芳系征信失信人，说来投资工程，却无任何资金，显然，涉嫌预谋欺诈。事实上，案涉工程的施工、投入的资金、工程管理、工伤人员的治疗赔偿等全部工作，以及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原告袁余双自己一人承担，并未与被告尹传芳形成合伙行为。2、由于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当然也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等工作。3、原告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就案涉工程2-舒城县万达广场商业区的劳务清包达成的承包意向、有关的权利义务，均与被告无关。4、原告将整个劳务工程按施工需要分门别类分别分包给相关班组施工，原告均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发包，与瓦工、塔吊、钢筋工、木工等班组签订的施工合同，均由原告一人签名发包；其中，木工班组，原告将其承包给被告施工。退一步讲，如果案涉工程的劳务清包由原告、被告两人共同承包，那么，原告又怎么可能把劳务清包中的一个班组--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呢?显然不合常理!所以，事实上，尹传芳只是原告发包的一个班组；而且，尹传芳承包木工班组时，将剩余方木、木板共价值400万元的材料自行拉走，并未告知原告。5、因被告征信存在瑕疵，虽然原告把劳务清包中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但是原告担心被告不能把有关工程款(木板款)及时、直接支付给债权人，所以，为了避免债权人的损失，原告遂于2020年8月26日要求被告出具一份“委托书”给原告，原告在该“委托书”上签署“公司材料款到账有袁余双转给罗锐”。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如果把木工班组的款项全部转给被告，风险极大，罗锐可能血本无归。其实原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否则也不可能有罗锐的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华泰公司)在宿迁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一点就是，前述的“委托书”，倒是恰恰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不是合伙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原告与被告是合伙关系，则原告可以直接向华泰公司(罗锐)付款，哪里还需要被告的“委托书”？不是多此一举吗？ 二、在由被告于2021年2月9日(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书写的这份显失公平的《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15日)上签名时，原告并不明白这份“协议书”的内容和责任，显然，原告签名是基于重大误解，也非自愿，而是事出有“因”。2021年2月9日，即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年关逼近。被告尹传芳鼓动其承包的木工班组的几十名工人闹事，恶意讨薪，发包人万达公司一方面向原告施压，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向*安机关报警，警察来到案涉建筑工地现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敦促各方抓紧协调处理工人闹事一事。慑于各方压力，被告尹传芳当场(即2021年2月9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均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在此危困状态下，为了平息事态，安抚工人，让工人尽快离开，减轻万达公司压力，不懂法的原告基于被告的前述“承诺”才被迫、违心地在这份由尹传芳执笔书写的显失公平的“协议书”(合伙)上签了名。当时，原告还不知道--自己尚未弄清楚这份“协议书”的内容和责任，就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有多严重，直到收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寄来的相关诉讼材料，原告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原告当时稀里糊涂地在被告起草的“协议书”(合伙)上签字，确实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已是腊月二十八，时间紧迫，形势危急(工人在工地闹，警察在现场，万达公司又施压)，所以原告当时是内外交困，哪里还有判断力、辨别力，对被告起草的“协议书”，根本就没细看(就是看，也看不懂)，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字，虽然有关人员在现场拍了视频、图片。 原告当时在“协议书”签字，纯粹是慑于当时的现场压力，主要想平息事态，安抚工人，让工人尽快离开；加之，有被告的“承诺”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原告认为被告尹传芳2021年2月9日之前的对外债务与自己是无关的，由其一人承担。所以，原告才放心大胆在被告起草的“协议书”上签字。殊不知，此时，原告已落入圈套… 三、2021年2月9日尹传芳拟就书写的《协议书》除涉嫌胁迫，还涉嫌欺诈；尹传芳将该《协议书》和2021年2月10日其自书的《承诺书》交给案外人作为证据，起诉原告，还涉嫌恶意串通。2021年2月9日(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被告尹传芳起草的《协议书》，内容为“本项目万达广场商业区劳务大清包由袁余双、尹传芳俩人共同承包:各占50%股份，由于袁余双在现场管理每月按贰万元整￥20000元拿工资，尹传芳无工资。2019年11月15日”。《协议书》写好之后，原告袁余双在被告尹传芳签名的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落款时间也没有写，时间是尹传芳预先写好的，当时签字时也没有在意，当时的情景也不容原告细想细看细品，现场几十名工人在讨要“工资”，公安干警说是在现场维持秩序，实际上给原告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发包人万达公司领导压力也很大。直到有一天，原告收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法院寄给来的证据材料后，通过细瞅才发现，原来，被告在写该《协议书》上的“落款时间”时，有意识把落款日期写成“2019年11月15日”。再细看，被告在书写“落款时间”时，其心理变化也很明显——本来被告准备写落款当天的时间“2021年2月9日”，可是写到一半（“2021年”五个字已写出来了），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于是，把“2021年”中的“2021”又涂改成“2019年”，涂改痕迹非常明显，见下图：2019年11月5日，如今，被告将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的“协议书”作为证据交给华泰公司（2021.2.9当天签字时原告并不知其法律后果），原告现在知道了，当时误解了，也不知其中有诈——签字时原告哪里知道，就因为2021.2.9签了这样一个虚假的并不存在合伙关系的“协议书”可能要对被告的债务承担责任呢?原告更不知道，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案外人华泰公司(罗锐)居然可以来向原告主张权利。显然，被告的行为涉嫌欺诈，被告与案外人华泰公司(罗锐)之间涉嫌恶意串通。因为，从华泰公司提交给宿迁法院的证据来看，2021年2月9日被告才拿到由原告签字的“协议书”，次日(2021年2月10日)，被告就将该“协议书”提供给华泰公司，并借题发挥，煞有介事地向其出具一份承诺书--“我与袁余双在万达广场项目是合伙关系，我与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是我履行合伙事务对外签订的合同，该合同所欠债务应由我和袁余双合伙产生的收益优先支付”。在专业、高人的指点下，其欺诈与恶意串通的违法行为昭然若揭。 综上，原告袁余双与被告尹传芳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被告在2021.2.9拟就书写的《协议书》以及要求原告签名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存在胁迫、欺诈、显示公平、与案外人恶意串通等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现特具诉状，请求法院依法判如诉请。同时，原告保留进一步追究被告有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被告尹传芳未提出答辩。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承诺一份，协议书一份（均是复印件）。证明1、被告于2021年2月9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均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2、2021年2月9日，即农历2020年腊月二十八，年关逼近。被告手下多名工人在工地闹事，恶意讨薪，警察来到现场处置，发包人又施压……在此危困状态下，不懂法的原告基于被告的前述“承诺”，被迫、违心地在未经仔细审查的“协议书”签字，显失公平。3、2021.2.9尹传芳拟就书写的《协议书》除涉嫌胁迫，还涉嫌欺诈。在书写该《协议书》上的“落款时间”时，被告利用原告的疏忽，故意把落款日期写成“2019年11月15日”。本来被告准备写落款当天的时间“2021年2月9日”，可是写到一半(“2021年”五个字已写出来了)，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于是，把“2021年”中的“2021”又涂改成“2019年”，涂改痕迹非常明显； 证据二、施工合同(协议书)四份（复印件）。证明1、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尹传芳后，被告承诺承担投资该工程施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然而，其至今未兑现承诺，给原告的清包工程带来极大损失。显然，涉嫌欺诈；2、被告不仅未出资，也未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管理等工作:案涉工程的施工、投入的资金、工程管理、工伤人员的治疗赔偿等全部工作，以及支出的一切费用均由原告袁余双自己一人承担，原告与被告之间无任何合伙行为；3、原告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就案涉工程--舒城县万达广场商业区的劳务清包达成的承包意向、有关的权利义务，均与被告无关；4、原告将整个劳务工程按施工需要分门别类分别分包给相关班组施工，原告均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发包，与瓦工、塔吊、钢筋工、木工等班组签订的施工合同，均由原告一人签名发包；其中，木工班组，原告将其承包给被告施工。退一步讲，如果案涉工程的劳务清包由原告、被告两人共同承包，那么，原告又怎么可能把劳务清包中的一个班组——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呢?显然不合常理!所以，事实上，被告只是原告发包的一个班组； 证据三、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华泰公司)的诉讼材料。证明1、被告虚假承诺(见证据一)，诱骗原告在协议书(见证据一)上签字，然后把原告签过字的的“协议书”送给案外人作为起诉原告的“证据”，涉嫌欺诈。2、案外人利用被告提供的由原告签名的“协议书”和2021.2.10被告自书的《承诺书》来起诉原告。显然，被告与案外人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3、从华泰公司提交给宿迁法院的证据来看，2021年2月9日被告刚拿到由原告签字的“协议书”，次日(2021年2月10日)，被告就将该“协议书”提供给华泰公司，并借题发挥，煞有介事地向其出具一份承诺书--“我与袁余双在万达广场项目是合伙关系，我与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是我履行合伙事务对外签订的合同，该合同所欠债务应由我和袁余双合伙产生的收益优先支付”。被告欺诈原告，并与案外人恶意串通的违法行为昭然若揭。4、因被告征信存在瑕疵，虽然原告把劳务清包中木工班组发包给被告去施工，但是原告担心被告不能把有关工程款(木板款)及时、直接支付给债权人，所以，为了避免债权人的损失，原告遂于2020.8.26要求被告出具一份“委托书”给原告，原告在该“委托书”上签署“公司材料款到账有袁余双转给罗锐”。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如果把木工班组的款项全部转给被告，风险极大，罗锐可能血本无归。其实原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否则也不可能有罗锐的宿迁市华泰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华泰公司)在宿迁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一点就是，前述的“委托书”，倒是恰恰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不是合伙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原告与被告是合伙关系，则原告可以直接向华泰公司(罗锐)付款，哪里还需要被告的“委托书”？不是多此一举吗？ 证据四、截屏两张，证明被告的征信信息。 证据五、视频资料2帧（光盘）。2021年2月9日原告袁余双当着警察及众人的面展示：1、尹传芳2021年2月9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均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2、基于被告的前述“承诺”，2021年2月9日由尹传芳起草书写的，并由原告、被告共同签名的《协议书》（被告趁原告不备将落款日期提前到“2019年11月15日”）。3、如果原告不在被告书写的案涉协议书上签字，那么被告鼓动其手下的木工班组闹事工人不撤离现场，总包人不会放过原告，警察也不会放过原告，因为原告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被告的木工班组的发包人是原告。 证据六、《关于一次性结清袁余双工程款的协议》，证明原告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并非与被告共同承包，不仅案涉全部清包工程的承包、施工等事宜，是袁余双一人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协商、谈判，达成承包协议的；而且，与总包人就案涉工程款的结算、分配、支付等事项，也是袁余双一人与建设单位、总包人协议的。可见，若是袁余双与尹传芳两人共同承包，如此巨额款项的结算事宜，尹传芳怎么能缺席呢？显然不合常理。 证据七、袁余双支付木工班组工程款凭证等材料，证明1、原告袁余双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并非与尹传芳共同承包。2、袁余双将案涉劳务工程的木工班组，发包给尹传芳施工。退一步讲，如果案涉工程的劳务清包由袁余双与尹传芳两人共同承包，那么，袁余双又怎么可能把劳务清包中的一个班组——木工班组发包给尹传芳去施工呢？盈亏怎么分担？显然，这样做不仅自相矛盾，也不合常理！可见，袁余双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尹传芳只是袁余双发包的木工班组的承包人。3、作为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袁余双已经把尹传芳的木工班组的工人工资等款项已全部发放到位。4、被告在承诺木工班组工资付清时，故意把落款日期写成2020年1月19日，实际日期是2021年2月9日，再次涉嫌欺诈。 证据八、袁余双支付瓦工、钢筋工等班组工程款凭证，证明1、原告袁余双系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并非与尹传芳共同承包；2、袁余双将案涉劳务工程均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发包，与瓦工、塔吊、钢筋工、木工等班组签订施工合同；3、作为案涉劳务清包工程的唯一承包人，袁余双已经把所有其下辖的班组工人工资等款项全部发放到位，包括尹传芳的木工班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原、被告合伙承包了舒城万达广场劳务工程。承包合同由原告袁余双签名。此后原告又将木工、瓦工等相关工程分包给被告等人施工。2021年2月9日，因欠农民工工资，由舒城县公安等相关部门召集原被告等相关人员就所欠农民工工资进行协调。同日，被告承诺“关于本人承包的万达广场所涉及的木工材料由本人承担，所有的材料欠款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同时，由被告执笔书写了协议书一份，内容为“本项目万达广场商业区劳务大清包由袁余双、尹传芳两人共同承包，各占50%股份，由于袁余双在现场管理，每月按20000元拿工资，尹传芳无工资”。原、被告均在协议书上签名，落款时间写为2019年11月15日。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等载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在*安机关等相关部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补签的。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显示不出显失公平，签订协议书时也不可能存在威胁、胁迫的条件，应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协议书合法有效。至于原告认为被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而与其签订了协议书，法律规定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原告所述的案外人并非相对人。 综上，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其所提供的证据不力，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余双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00元，由原告袁余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雷英平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陶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