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民终10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142号。负责人：陈福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波，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碧希，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法定代表人：刘作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菊，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市成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港市十字街镇十字街村。法定代表人：申岩，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淑敏，女，197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东港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作涛，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东港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衣方洪，男，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营口市西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华，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玲，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营口市西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华，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公司）、东港市成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泰公司）、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6民初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2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波、吴碧玺，被上诉人荣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菊，被上诉人衣方洪、潘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韩丽华到庭加诉讼。被上诉人成泰公司、刘作涛、陶淑敏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融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辽06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对（2019）辽06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债权的原始债权人工商银行及第一次受让债权人长城公司并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应免除其保证责任”存在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12月6日，工商银行向长城公司转让债权并在《辽宁日报》上发布转让催收公告，该公告已经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已经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2018年7月26日，长城公司向华融公司转让债权并在《辽宁日报》上发布转让催收公告，该公告也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认为以上两项公告均发生保证责任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效果。（1）在金融债权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十二条”司法解释）（法释〔2001〕12号）第10条的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因此，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的行为已经属于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对于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问题，对于金融债权，目前没有法律规定认为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来实际履行，而且该规定也认为“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2）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工商银行及长城公司的行为已属于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第19条的规定“转让债权资产的，金融企业和受让资产管理公司要在约定时间内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通知债务人和相应的担保人。”本案中，工商银行及长城公司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因此已经属于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民商事审判指导》总第8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43页）中认为“由于此类情况主要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金融债权，案件数量大、所涉保证人的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应当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刊发公告”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此公告应载有要求保证人履行责任的内容。”因此，结合以上两点论述，上诉人认为以上工商银行、长城公司的两项公告均发生保证责任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效果。（二）一审判决对保证人责任的免除，将造成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情况下免除保证人责任，将导致相关债权本金及利息无法偿付的后果，导致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综上，华融公司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华融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维护华融公司的合法权益。荣达公司辩称，同我方一审答辩意见。衣方洪、潘玲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判项正确，上诉人的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华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荣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8,799,443.07元及利息20,201,486.04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18日），要求支付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荣达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其不能履行上述债务，则拍卖其位于东港市的土地及房屋，由华融公司优先受偿；3、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对荣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各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9日，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工商银行对荣达公司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为288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1年，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为每笔贷款发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2015年6月期贷款基础利率)上浮10%。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确定。借款人未按约偿还的，贷款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对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5年6月10日，工商银行向荣达公司发放三笔贷款：88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共计2880万元。2015年6月9日，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5年东港(抵)字003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是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因工商银行向荣达公司连续发放贷款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无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担保最高额为2880万元整。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上述所述之最高余额内。荣达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为：(1)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2)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3)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4)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5)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字第××号)房产；(6)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房权证字第××号)房产；(7)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6)第033699号]土地使用权；(8)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9)第037517号]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后，工商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2015年6月9日，刘作涛、陶淑敏、方衣洪、潘玲、成泰公司分别为工商银行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书中均载明：保证人为荣达公司在工商银行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的所有融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工商银行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借款人荣达公司提供还是第三人提供，工商银行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或要求保证人与物的担保人同时履行担保责任。同日，工商银行又分别为上述五位保证人出具《中国工商银行核保书》，确定担保金额为2880万元，保证责任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期间自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2016年8月30日，工商银行对荣达公司银行账户扣款495.39元。2016年9月21日，工商银行对荣达公司银行账户扣款61.54元。2016年11月24日，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协议》(单户适用)，《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工商银行转让给长城公司的债权为债务人(荣达公司)所欠在该协议附件中列明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2016年12月6日，工商银行辽宁分公司与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在《辽宁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该公告载明，序号13债务企业为荣达公司；贷款本金余额为2879.94万元；担保人为成泰公司、刘作涛、衣方洪、陶淑敏、潘玲。2018年7月26日，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所附的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中载明：序号2，借款人为荣达公司；担保人为成泰公司、刘作涛、衣方洪、陶淑敏、潘玲；账面本金余额28,799,443.07元、账面利息4,403,198.27元，本息合计33,202,641.34元。2018年8月21日，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在《辽宁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该公告载明序号2借款人为荣达公司；贷款本金余额为28,799,443.07元；担保人为成泰公司、刘作涛、衣方洪、陶淑敏、潘玲；担保本金金额为28,799,443.0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主要对以下方面存在争议：一、关于《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虽被上诉人辩称华融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第十页格式与合同其他页不同存在篡改，但经与案涉抵押财产登记机关备案的《借款合同》核实，第十页合同内容一致，未有篡改之处。所以，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合法有效，荣达公司应依据该合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二、关于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以及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的两次债权转让对债务人荣达公司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华融公司向荣达公司主张债权，系基于两次债权转让，即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以及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现荣达公司辩称因上述两次债权转让均未依据合同约定书面通知债务人荣达公司，故对荣达公司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虽两次债权转让未书面通知荣达公司，但均以报纸刊登通知的形式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因上述法律对债权转让通知形式并未规定具体形式，且辽宁日报是在辽宁省内公开广泛发行的报纸，债权人在该报纸上登报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债权转让的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虽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所有通知以书面形式通知，但登报通知形式并未致荣达公司错误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负担，也没有损害荣达公司的利益，且华融公司以此债权向荣达公司提起诉讼，亦可视为书面通知了荣达公司债权转让的事实。所以，结合以上事实，华融公司已完成了向债务人荣达公司通知债权转让的义务。荣达公司仅以债权人在报纸上登载债权转让通知不当为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荣达公司应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向华融公司履行给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的义务。三、关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以及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问题。(一)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保证人衣方洪与潘玲辩称其签订的《担保承诺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书面保证合同的形式要件，其与债权人之间的保证合同未依法成立。经审查，案涉《保证承诺书》中已对保证期间、保证方式予以明确。且同日，由保证人签字的《工商银行核保书》中也已对担保的贷款金额2880万元予以确定。所以，保证人已就担保的主要事项与工商银行以书面形式达成合意，故应认定案涉保证合同依法成立。虽衣方洪与潘玲主张承诺书中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且签订该承诺书时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是衣方洪与潘玲已明确表示不对签名的笔迹申请司法鉴定。对于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衣方洪与潘玲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衣方洪与潘玲主张保证合同无效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经审查，案涉保证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保证人具有法律拘束力。(二)报纸公告催收能否作为债权人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其一，案涉保证合同中保证期限的认定。刘作涛辩称其所签订的《保证承诺书》中对保证期限约定不明确，故应视为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限约定不明的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应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经审查，各保证人与工商银行签订的《保证承诺书》中约定保证期限为2年，《中国工商银行核保书》中又载明保证期限自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应视为是对2年保证期限具体日期的明确，故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其二，债权人于2016年12月6日在报纸刊登的催收公告能否认定为该行为系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人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连带责任保证期限，可以认定本案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至2017年6月9日届满。而对于债权人于2016年12月6日在报纸上刊登要求担保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公告，该行为能否认定为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已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虽然明确了公告送达可以作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但就公告送达方式的适用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可知，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保证人下落不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则上必须由保证人实际受领或能够实际受领方能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在保证人因下落不明导致无法受领的情况下，才能以公告送达这一拟制受领的方式主张权利。第二，公告的内容需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第三，公告的媒体应当是国家级或者保证人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本案中，无据可证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存在下落不明导致债权人无法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的情形。故本案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在未通过其他途径向保证人主张债权的情形下，仅通过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不符合上述规定，依法不能产生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所以，案涉债权的原始债权人工商银行及第一次受让债权人长城公司并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人应免除其保证责任。故对华融公司提出的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对荣达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华融公司请求确认对案涉抵押房屋和土地的拍卖、变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案涉债务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范围，且抵押权人及抵押人已对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故抵押权成立。虽案涉债权经过两次债权转让，但在债权转让前，《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合同债权实际已经确定，不可能发生新的债权及浮动变化，即使发生新的借贷关系也与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关，不属其所担保的债权范围。故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已经特定，本案主债权可以依法转让，受让债权人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所以，对华融公司主张的在担保最高额2880万元限额内对案涉抵押房产和土地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五、关于华融公司主张的保全费和律师费的问题。经审查，华融公司所主张的保全费和律师费，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笔费用实际发生，故华融公司诉请的该二项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荣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华融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8,799,443.07元、利息(以借款本金288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0日至2016年6月9日止，按照每笔贷款发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2015年6月期贷款基础利率上浮10%计算)、逾期罚息(逾期罚息第一部分以288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0日至2016年8月29日止，按照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计算；逾期罚息第二部分以28，799，504.61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30日至2016年9月20日止，按照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计算；逾期罚息第三部分以28,799,443.07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1日至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计算)及复利(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自2016年6月10日至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按本合同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二、华融公司对于本判决第一项在2880万元限额内，对荣达公司设定抵押的(1)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2)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3)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4)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5)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字第××号)房产；(6)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房权证字第××号)房产；(7)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6)第033699号土地]土地使用权；(8)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9)第037517号土地]土地使用权拍卖、变卖或折价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华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荣达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389.00元，由荣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承诺书》《中国工商银行核保书》《最高额抵押合同》《债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主体资格具备，合同内容及交易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并经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是否适用“十二条”司法解释。华融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十二条”司法解释第10条的规定，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的行为已经属于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海南纪要）第十二条“关于《海南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可见，《海南纪要》是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已明确限定适用范围。本案的不良债权系长城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从工商银行受让而来，2018年7月26日长城公司又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因此，现代形成的金融不良债权不属于《海南纪要》规定的政策性或商业性不良债权，本案无法适用《海南纪要》及“十二条”司法解释第10条的相关规定。故华融公司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融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389.00元，由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本营审 判 员 蒋 策审 判 员 薛 宁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孟识睿书 记 员 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