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16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大邦，男，1985年2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林，系盘州市鸡场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15110013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红信，女，1973年11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迪，系盘州市红果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101100082。上诉人黄大邦因与被上诉人潘红信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1）黔0281民初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大邦上诉请求：1、请求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1）黔0281民初690号判决书；2、请求改判，将潘红信与黄大邦于2018年2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项、第四项1条和3条，确认为无效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潘红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含糊其词的推理性认定，偏听、被上诉人的无据口述，不采纳上诉人一审证据和庭审供述。二、不以事实为依据，法律法规为准绳，枉法裁判。事实是2010年4月7日黄大邦与前妻张玉芬经政府登记结婚，于2010年10月13日生育一男孩黄发友。由于黄大邦智力低下，才读过二十天书，并且不识数，憨厚，别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否则就只会玩。于是2012年6月25日张玉芬要求与黄大邦离婚，到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第二项规定，婚生儿子黄发友归男方黄大邦抚养。2015年2月2日被告潘红信经她的亲戚介绍与黄大邦谈婚，经政府登记结婚，刚结婚29天潘红信就逼着黄大邦向他母亲李小芬借100000.00元人民币去修建她盘州市翰林街道办小冲村15组郝家庄7号房二楼136平方米，叫黄大邦去帮她糊一层楼门面的墙，不给工钱。2016年4月6日又逼黄大邦向母亲李小芬借钱，李小芬为了潘红信和憨厚的黄大邦过日子，同时依女婿说服于是又借了106000.00元给黄大邦，买了一架三轮车20000.00元，买了一架两轮车5000.00元，除用于黄发友和潘红信的女儿黄露露生活读书费用外，剩余部分又被潘红信要去修建潘红信位于小冲村××号房××楼（有现场照片为证）。2018年期间李小芬夫妇的房屋征收款，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全无再也借不出时，潘红信与黄大邦吵架，要求离婚，于是2018年2月6日打电话叫黄大邦去民政局离婚，潘红信不经黄大邦协商，也不经黄大邦父母在场，单独与律师商量，黄大邦坐在事务所门边写的离婚协议如附件。离婚协议第三项，将李小芬、黄世同自己出钱修建的三间平房，位于旧铺居委会马家地临时居住房列为黄大邦、潘红信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给黄大邦，离婚协议第四项1条写成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第四项3条将贵州省红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两河新区因征收拆迁老房而安置给黄玉芬的56号宅基地列为潘红信和黄大邦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给女方所有，盘县民政局在离婚协议上特别盖章“涂改无效”。但是红果开发区管委会两河新区安置给黄大邦和黄友发的宅基地是161户当中的65号。一审庭审中，对于李小芬、黄世同位于旧铺居委会马家地三间住房所有权问题上诉人提供贵州省红果经济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6月30日的证明，是黄世同、李小芬所建，一审法院不以无效认定涉案协议。离婚协议第四项1条，夫妻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债权人李小芬拿出两张黄大邦与潘红信婚姻存续期间写的两张原件借条当庭作证，黄大邦认可，李小芬说还有执笔人，但未到庭，明明证据充足，违犯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是黄大邦提供的，这种认定有偏向性。3个问题原告向法院提供黄发友的户口簿复印件可查，一审法院也不予认定，偏听被告潘红信无据之谈。三、原告在一审庭审中提供贵州红果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安置办（2016）16号通知，通知内容里有报纪委监督等单位审查有安置资格的农户，才得安置，所谓的资格是要户口在旧铺居委会，二要有老屋被征收拆迁，三是一户一个人口的只安置67.5平方米，一户二个人口以上的才安置135平方米，并且，不能重复安置。对此，潘红信与朱喜美在婚姻存续期间，即2013年盘县政府修小岩至环城路段时，已安置了17米×8米＝136平方米的宅基地，位于盘州市翰林街道办郝家庄7号，并且现已建了三层共计408平方米。根据当时盘县政府行政规定，有老房被征收拆迁，平房只赔1600元，安置宅基地，不要宅基地的，也不要安置房的，平房征收每平方米给3200元，有盘县政府文件安置赔偿标准。这一幅宅基地位于两河街道××家树林××点××号，宅基地使用权应是黄大邦、黄发友使用，不属于黄大邦、潘红信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是两河新区以28600元从旧铺居委会9组、10组，小岩10组、12组征收来划拨安置给161户村民建房居住的，土地所有权归贵州省红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两河新区所有即国有，不能以离婚协议分割“归女方所有”。这条，一是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七：宅基地问题，人民法院处理公民之间宅基地使用权案件，应根据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一律不准出租、转让、和买卖的原则。二是违犯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使用权56号是黄玉芬。就算是65号，也违犯《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因黄大邦与潘红信在婚姻存续期间都是未成年人黄发友的监护人，无权处理黄发友对开发区安置的宅基地使用权。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房屋拆迁安置权益属于房屋所有权的综合性，一般包括被拆房屋补偿款、搬迁费、新建房屋补贴，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等在内，应该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权属决定拆迁安置权益的归属。根据红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规定和民法典的规定，这135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是因李小芬、黄世同分给老房给黄大邦、黄发友被拆迁而产生的，不属于潘红信和黄大邦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不以事实根据，法律法规为准绳，偏向被告方无据之谈，在庭审中，潘红信找好律师商量好，才打电话叫黄大邦去离婚，写离婚协议明明是潘红信带黄大邦去的，并且黄大邦做在律师事务所门口，潘红信与律师要求那样写的，胁迫黄大邦签名捺手印离婚。黄大邦在庭审中，系在门口坐着，是潘红信带他去的律师事务所，并有证人李俊华作证，潘红信带胁迫。关于抓阄问题，宅基地安置号是黄大邦抓的阄，黄大邦认得是65号，潘红信叫律师写成56号，从这个号看出，黄大邦没有在律师身边，或者潘红信故意叫律师写成56号，欺骗黄大邦捺手印，因潘红信称抓阄时她在场，在场抓的几号都搞不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不以法律为依据，完全是以推理性，偏听被告口述。不参考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2民33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上半部分的认定，而枉法裁判。所以，请求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潘红信的答辩意见：1、从上诉人民事上诉状中上诉请求第一项，其提出的是撤销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69号判决书，但是本案一审的法律文书案号为690号，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非本案，依法应予驳回；2、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审法院通过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及证人证言证实案涉的宅基地系国家政策按户分配的宅基地，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下发的，理应属于双方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出现合同无效的情形即欺诈、胁迫，同时上诉人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的行为有合理处置的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黄大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2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黄大邦与案外人张玉芬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10月13日共同生育一子黄发友。2012年6月25日，原告与张玉芬在当地民政局协议离婚。2015年2月2日，原告与被告潘红信在当地民政局登记结婚，在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国家征地拆迁，盘州市两河街道于2016年10月28日按国家相关规定将位于盘州市两河街道张家树林安置点的第65号地块分配给原告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2018年2月6日，原被告共同找律师写好《离婚协议书》后到当地民政局协议离婚。该协议书第三条载明“夫妻双方婚后无债权债务”，第四条第3款载明“夫妻双方婚后政策原因，两河街道办按户头向双方分配有宅基地135平方米，坐落于盘州市张家树林56号，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女方所有”。2020年6月，张玉芬、黄发友起诉黄大邦与潘红信，请求判决撤销黄大邦与潘红信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四条第三款。该案经审理后，驳回了张玉芬、黄发友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离婚协议书》、贵州红果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安置办公室关于张家树林安置点黄发果等161户宅基地分配有关事宜的通知（红征安办发［2016］16号）、盘州市两河街道旧铺居委会于2019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2020）黔02民终207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在卷予以佐证。对于原告提交的黄世同、李小芬夫妇与长子黄保充、次子黄大邦为房子分割一事的分割记录以及其向李小芬出具的借条，因无其他证据相应印证，无法核实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原告提交的贵州红果经济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0年6月30日出具的证明以及房屋照片，根据原告的陈述，该组证据中涉及的房屋是《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中的房屋，而原告针对该部分的内容并未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即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李小芬、王小青的证言，因李小芬系原告的母亲，王小青系原告的姐夫，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又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在本案中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李俊华的证言，因李俊华陈述其并不清楚原被告签订离婚协议的内容，虽然其陈述在原被告签订离婚协议时听到被告说如果原告不签字就打死黄大邦，但也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其证言在本案中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是否存在法律规定应予以确认为无效的情形。原被告签订《离婚协议书》的时间为2018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时施行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无效，其应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上述协议内容存在上述法律规定应确认为无效的情形，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原告的陈述，其主张无效的理由是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是被告单方的意思表示，且原告是在受到被告威胁的情况下才签的字，即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和受到胁迫。对此，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相反，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当时离婚协议是原被告共同找律师所写，然后又拿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的离婚手续，在此情况下，本院有理由相信离婚协议的内容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不应存在胁迫的情形。《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的内容为“夫妻双方婚后无债权债务”，原告现又以双方婚后存在债务为由，认为其对该条存在重大误解。虽然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两份借条，但因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无法核实借款的真实性，即使借款真实，由于出具借条的人是原告，而不是被告，原告在离婚时完全可以提出来进行协商处理，其不可能产生误解。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在签订协议是存在重大误解或者受到胁迫的情形，该情形也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应确认无效的情形之一，而是属于可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其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而不是以此为由主张确认协议无效。对于《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第三款中涉及的宅基地，从贵州红果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安置办公室关于张家树林安置点黄发果等161户宅基地分配有关事宜的通知所附的《张家树林安置点宅基地分配花名册》看，该宅基地是当地政府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于2016年分配给原告黄大邦这一户的。原被告于2015年2月2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2月6日离婚，即原告是在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上述宅基地的使用权，原被告在离婚之前为一户，在离婚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协商归一方所有并未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告虽然认为双方约定的内容侵害了其子黄发友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但原被告系再婚，黄发友系原告在与被告结婚之前与前妻张玉芬所生，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与张玉芬离婚后，黄发友是与谁在一起共同生活，即黄发友作为未成年人与谁属于一户。即使在原被告结婚后，黄发友与原被告属于一户，在原被告离婚时，黄发友仍未成年，双方离婚后黄发友必然要与其中的一方一起生活，原被告离婚时对该户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分割也不会侵害到黄发友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大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由原告黄大邦负担。上诉人黄大邦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2012年6月25日上诉人黄大邦与其前妻的离婚协议书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和前妻张玉芬所生的儿子黄发友是由上诉人黄大邦抚养，上诉人自和前妻离婚后与户主和监护人的身份即两父子分得了房屋财产及在搬迁时分得宅基地135平方米的事实，并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共同财产。被上诉人潘红信质证认为，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就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实上诉人与张玉芬离婚及黄发友由上诉人抚养的事实。不能证实案涉土地系上诉人及其黄发友所有。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大邦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证实了其与张玉芬离婚并抚养黄发友的事实，但不能达到案涉房屋财产及在搬迁时分得宅基地135平方米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黄大邦在二审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离婚是受胁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欠有债务的事实。被上诉人潘红信质证认为，对证人黄某证言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人证言及法庭询问中，证人所回答的内容相互矛盾，且不符合常理，故被上诉人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所作的证言相互矛盾，不能真实、客观反映案件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6日所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项、第四项1条和3条是否无效。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6日所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项、第四项1条和3条是否无效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决确认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无效，并未涉及离婚协议第四项1条的内容。故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2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第四项1条是否有效本院不作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6日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项、第四项3条无效，其应提供证据证明案涉《离婚协议书》第三项、第四项3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情形。由于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离婚协议书》内容存在法律规定应确认为无效的情形，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一审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黄大邦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景强审 判 员 龙 婷审 判 员 张 丽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欧 静书 记 员 刘 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