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51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青青一洲农业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0914890581，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三勤村。法定代表人：余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妍，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秀凤，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盈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685338222E，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嘉宏盛世商务广场10-120号。法定代表人：吴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如松。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鹏。被上诉人：刘洪伟，男，汉族，1970年7月7日生，户籍所在地常州市新北区。原审第三人：常州吉利仿古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063290770R，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新东路20-6号。法定代表人：蔡树磊，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青青一洲农业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青一洲公司）与被上诉人常州盈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丰公司）、刘洪伟及原审第三人常州吉利仿古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钟楼法院）（2019）苏0404民初5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4日和2021年7月30日进行了公开听证审理。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妍、郝秀凤，被上诉人盈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如松、蔡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洪伟、原审第三人吉利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苏0404民初562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停止执行（2019）苏0404执恢244号执行公告中的标的物，并确认（2019）苏0404执恢244号执行公告中所涉树木归上诉人所有；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3、一审收取诉讼费用数额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应予改判纠正。（一）一审判决主观推断认定余洁、刘洪伟自上述协议签订后即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进行了树木种植，缺乏必要的客观证据支撑，与事实不符。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涉案树木是在余洁、刘洪伟离婚后，由余洁及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种植，余洁在一审中提交给法院的说明中认可其栽种的树木所有权由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享有和承继，故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享有对涉案树木的所有权。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根据2010年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土地不得抛荒”的约定，主观推断认定余洁、刘洪伟自协议签订后即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进行了树木种植，缺乏必要的客观证据支撑，也与客观事实不符。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收据等付款凭证、三勤流转经营场地的照片和视频光盘、证人周某、罗某1、黄某、罗某2、杨某的证言，上述证据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印证，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实涉案树木系佘洁及青青一洲公司在余洁、刘洪伟于2013年2月6日离婚之后购买种植，对于涉案树木刘洪伟不享有任何权益。一审法院在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认证时，没有全面、客观地进行分析认证，割裂了各证据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以下几点不妥之处。其一，对于付款等收据，一审判决仅以收据不属于正规发票就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存在不妥。收据属于书证，法院应在查证属实后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付款等收据，均系原始单据，且与证人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也与余洁及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以往的经营习惯或状况相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八十八条的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并根据民事诉讼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来认定付款等收据的证据效力。其二，证人周某于2013年2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其陈述内容，能够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照片、视频光盘内容相互吻合，证明在2013年前三勤流转经营场地还不具备种树的土壤环境，进一步印证涉案树木是在2013年余洁与刘洪伟离婚后才由余洁及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种植。其三，青青一洲公司成立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在此之前，余洁于2013年11月12日成立青青一洲生态园（个体性质，经营者为余洁）。在2013年2月6日，余洁与刘洪伟离婚后，无论是余洁个人、还是余洁作为经营者的青青一洲生态园以及青青一洲公司，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种植的涉案树木均与刘洪伟无关，刘洪伟对此不享有任何权益。根据余洁在一审中提交给法院的说明中认可其栽种的树木所有权由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享有和承继，故上诉人青青一洲公司享有对涉案树木的所有权毋庸置疑。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树木系青青一洲公司设立后种植”、从而得出结论“青青一洲公司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树木享有民事权益，其要求停止执行案涉树木并确认案涉树木归其所有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的逻辑推理过程存在问题，二审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余洁、刘洪伟恶意串通逃避刘洪伟债务，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缺乏客观证据支撑，也与事实情况不符。1、余洁与刘洪伟于2013年2月6日登记离婚，离婚当日签订了一份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及一份未备案的离婚协议，从两份协议的内容看，并不能反映出两人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备案的离婚协议上载明：房产一人一套，无其他夫妻共同财产，男方债务由其个人承担，从该内容无法看出两人存在恶意串通。因双方在民政局离婚协议上遗漏了部分财产处理，离婚当日双方又签了一份未备案的离婚协议，增加了“常州一洲房产代理有限公司由刘洪伟经营，公司一切债权债务由其独自承担，余洁放弃一切权益，并配合做好股权转让事宜。武进区湖塘镇三勤流转经营场地（青洋南路120号）由余洁经营，园区一切投资、发展及去向以及一切债权债务由其独自承担，刘洪伟放弃一切权益”这一内容，从该内容看，也无法看出两人存在恶意串通。2、余洁与刘洪伟离婚时，余洁对刘洪伟所欠外债并不知情，余洁在离婚时并无逃避债务的故意。余洁与刘洪伟离婚是因为刘洪伟存在赌博、出轨等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行为，导致双方夫妻感情破裂，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刘洪伟离婚时分得的财产价值要多于当时他所欠外债，没有必要借离婚逃避债务。余洁在离婚时，只知道严建军起诉刘洪伟，该笔债务金额为788万元，而严建军在起诉案件中查封刘洪伟的房产评估价值为864万多元，该房产价值足以偿还债务。3、本案中，余洁、刘洪伟离婚在前（时间：2013年2月6日），刘洪伟向盈丰公司借款在后（时间：2014年4月30日）。退一步讲，无论余洁与刘洪伟离婚协议如何约定，也与盈丰公司对刘洪伟享有的债权无任何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对余洁、刘洪伟未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的效力作出无效认定，与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二审应予改判纠正。离婚协议包含了财产、人身关系两部分，对于人身关系部分，不能撤销。但是，对于财产约定部分，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余洁、刘洪伟离婚在前，刘洪伟向盈丰公司借款在后，不存在对债权人盈丰公司造成损害的前提条件，该离婚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债权人对余洁、刘洪伟的离婚协议提出撤销权之诉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协议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与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二审应予以纠正。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依照案外人主张实体权利的标的物价值，按财产案件计收案件受理费。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七条对于上诉费用交纳的规定，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比照该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当按照案外人主张实体权利的标的物价值，按财产案件计收案件受理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如何收取案件受理费的请示》的答复［（2014）民立他字第29号］中明确：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争议适用审判程序予以裁决的一种实体裁判制度。此类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根据该答复精神，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依照案外人主张实体权利的标的物价值，按财产案件计收案件受理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一）》（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规定，案外人针对执行标的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受理费，以当事人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标的财产金额或者价额作为计算基数，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财产案件标准收取。故一审法院让上诉人交纳的案件受理费数额错误，对于多出部分，一审法院应退还给上诉人。四、在盈丰公司诉刘洪伟、余洁、吉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可能存在虚假诉讼，余洁已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请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二审应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纠正。故上诉人即原审原告不服一审判决，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盈丰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第一，案外人异议之诉，必须由原告举证证明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而不是由申请执行人来举证。本案中，2010年的《土地流转经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每年应缴纳10余万元的土地使用费以及约定不得将土地抛荒，说明上诉人没有理由在签订协议后不进行种植。第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树木属于上诉人种植。上诉人未提供其成立后采购树木、种植、施工等所产生的正式发票、转账支付凭证、合同等直接依据。2、一审认定余洁、刘洪伟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上诉人和余洁提交的证据、陈述前后矛盾，严重不一致，证明上诉人和余洁均在作虚假陈述。4、一审法院计算案件受理费并无不当。盈丰公司申请对案涉土地上的树木进行查封，查封金额等同于执行标的额，同时也认为树木的价值相当于执行标的额。故一审法院按执行标的额计算诉讼费正确。5、上诉人认为盈丰公司与刘洪伟之间的民间借贷系虚假诉讼，没有事实依据。盈丰公司之所以出借1200万元给刘洪伟，是基于刘洪伟2014年4月告诉盈丰公司其和余洁租赁土地种植树木的情况，并带盈丰公司前往案涉树木场地勘察，当时的案涉土地上种满了树木，且根本不是刚种的，所以盈丰公司才决定借款给刘洪伟。被上诉人刘洪伟未发表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吉利公司未提供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27日，钟楼法院对盈丰公司诉刘洪伟、余洁、吉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钟商初字第1198号民事判决：一、刘洪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盈丰公司借款1200万元及借款内利息36万元，共计1236万元；自2014年7月1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继续计算；二、吉利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所列款项向盈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盈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根据盈丰公司的申请，钟楼法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强制执行，案号为（2017）苏0404执467号。同年10月24日，该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4月8日钟楼法院根据盈丰公司的申请，立案恢复执行，案号为（2019）苏0404执恢244号。2019年4月10日，该院作出（2019）苏0404执恢244号执行裁定：冻结刘洪伟、吉利公司银行存款25548676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财产。2019年5月22日钟楼法院在武进区湖塘镇三勤村现青青一洲公司住所地张贴执行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因盈丰公司申请对刘洪伟、吉利公司名下的一批古树木（以下简称案涉树木）予以评估拍卖，现该院要求相关权益人在该公告张贴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提交相关材料，逾期未提交，该院将强制对上述古树木予以评估拍卖。青青一洲公司对上述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后，钟楼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苏0404执异36号执行裁定，驳回了青青一洲公司的异议请求。青青一洲公司不服该裁定，向钟楼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诉讼请求为：1、停止执行（2019）苏0404执恢244号执行公告中的标的物；2、确认（2019）苏0404执恢244号执行公告中所涉树木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洪伟、余洁于2007年10月19日结婚。2010年12月30日，余洁与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三勤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勤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经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三勤村委会将位于马坂路以北、青洋路以东、周家组以西的土地共计128.66亩以每年使用费128660元的价格流转给乙方余洁，租期自201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流转期间余洁不得擅自改变流转土地的使用用途，需确保土地用于农业范围内，严禁土地抛荒，等等。2013年2月6日，刘洪伟、余洁协议离婚。留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未涉及上述《土地流转经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投资及权益归属。该离婚协议约定了刘洪伟独自承担其所有外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青青一洲公司提供了一份落款时间在离婚当日的另一份离婚协议，该份协议未在民政部门备案。该份离婚协议约定，武进区湖塘镇三勤流转经营场地（以下简称三勤流转经营场地）由余洁经营，园区一切投资、发展及去向以及一切债权债务由余洁独自承担，刘洪伟放弃一切权益；刘洪伟独自承担其所有外债。2013年11月12日，青青一洲生态园（个体性质，经营者余洁）成立，经营场所在三勤村即三勤流转经营场地。青青一洲生态园经营范围涉及园林绿化工程、树木种植和销售等。2014年1月27日，余洁出资人民币10万元与他人共同设立了青青一洲公司，该公司是由青青一洲生态园升级而成，法定代表人余洁。青青一洲公司与青青一洲生态园经营范围、经营场所完全一致。2014年2月13日，青青一洲公司与武进区湖塘镇三勤社区居民委员会（原三勤村委会，以下简称三勤居委会）签订《土地流转经营补充协议》，除了签约乙方由余洁变更为青青一洲公司外，协议其他主要内容与2010年12月30日的《土地流转经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无变化。该协议还载明协议重新签订是由于余洁提出她与刘洪伟的离婚协议约定了三勤流转经营地由余洁经营，园内一切投资、发展及去向以及一切债权债务由余洁独自承担，刘洪伟放弃一切权益。2013年3月18日，吉利公司成立，经营场所与经营范围与青青一洲生态园相同。2017年4月21日，吉利公司经营场所变更至现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宁法院）（2014）天民初字第175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以下事实：2012年1月20日刘洪伟向马解伟借款900万元，截至2013年1月，刘洪伟尚欠660万元。双方当事人因此达成分期偿还借款本金660万元及利息的调解协议。2014年9月14日天宁法院以（2014）天民初字第1756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商终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以下事实：2012年10月9日刘洪伟向常州市武进区广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95万元。截至2015年10月30日，刘洪伟未偿还上述借款。天宁法院（2013）天民初字第240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刘洪伟于2012年8月27日、2013年1月10日分两次向曹坚波借款共计400万元。2015年9月14日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对上述民事调解书提起抗诉。抗诉理由：与该案同期以刘洪伟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共有10件，其中执行立案在该案之前的有3件，均在该案执行立案之后和解履行完毕；包括该案在内的4件执行案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尚有3件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曹坚波、刘洪伟为了在刘洪伟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多分执行款，虚构了2013年1月10日刘洪伟向曹坚波借款200万元的借据。天宁法院因此对（2013）天民初字第2406号民事调解书进行再审，案号为（2015）天民再初字第2号。（2015）天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3）天民初字第2406号民事调解书中刘洪伟于2013年1月10日向曹坚波借款200万元的借款事实不存在。天宁法院为此判决撤销了（2013）天民初字第2406号民事调解书，并判令刘洪伟向曹坚波归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生效。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2010年12月30日余洁与三勤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经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2.2013年2月6日余洁与刘洪伟签订的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以及未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3.原告、青青一洲生态园、吉利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4.2014年2月13日青青一洲公司与三勤居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经营补充协议》；5.（2015）钟商初字第1198号民事判决书；6.（2015）天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7.（2014）天民初字第1756号民事调解书；8.（2014）常商终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青青一洲公司提供了在青青一洲公司成立前后的收据等凭证，以及不能证明拍摄时间的照片及录制时间的光盘。原告的证人周某、罗某1、罗某2、杨某到庭作证，证人黄某通过视频作证。1.周某证明，2011年青青一洲要租地种树，因有条路是其做的，故2012年余洁赔偿其2万元；2.罗某1证明，其为余洁干过一次活，即在三勤村栽树，工钱现金结算，2013年10月15日向余洁出具过收条1张；3.罗某2证明，其与老婆二人自2015年起为青青一洲公司干活5年，主要负责树木管理，每人每月工资5000元，现金结算，以出具收条为凭证。对青青一洲公司目前有多少品种树木不清楚；4.杨某证明，其帮余洁干活已有五六年，现在仍在为其干活，负责下水道排水、挖坑，有时也会栽树，工资现金结算，以出具收条为凭。来法院作证是余洁喊的；5.黄某证明，其大概在2013年为余洁种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青青一洲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树木享有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2010年的《土地流转经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与2014年的《土地流转经营补充协议》，除了签约乙方变更外，其他主要内容相同，都约定了乙方确保土地用于农业范围，不得抛荒。余洁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上设立的青青一洲生态园，余洁和他人共同投资设立的青青一洲公司，两者经营范围相同，都包含有树木种植和销售。刘洪伟和余洁在未备案的离婚协议中约定三勤流转经营场地的投资及债权债务归于余洁，刘洪伟放弃一切权益。综合以上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2010年的《土地流转经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乙方需要向甲方每年支付十多万元土地使用费且土地不得抛荒的情况下，余洁、刘洪伟夫妇自上述协议签订后即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进行了树木种植。青青一洲公司称其设立后三勤流转经营场地上才开始种植树木明显与常理不符。刘洪伟在与余洁离婚前因大量债务被诉至法院，且刘洪伟还存在通过虚假诉讼损害债权人的行为。刘洪伟在巨额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与余洁离婚，并在未备案的离婚协议上放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上的投资及权益，独自承担其所有债务，很显然两人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刘洪伟债务的故意。因该离婚协议减少了刘洪伟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其偿债能力，相应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债权人无约束力。故应认定三勤流转经营场地上的权益仍旧属于二人共同所有，即在他们离婚后由其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上种植的树木仍旧属于二人共有。余洁与他人共同投资设立青青一洲公司，余洁投资的是人民币，而非在公司设立前种植在三勤流转经营场地上的树木，因此，上述树木的所有权未因青青一洲公司的设立发生流转。青青一洲公司成立后，上述树木仍属刘洪伟、余洁共有。二、青青一洲公司为证明案涉树木系该公司成立后种植，提供了收据等付款凭证，但收据不属于正规发票，与企业在经营中将产生的费用通过合法记账凭证列入经营成本，以实现经营利益最大化的常规做法不符；且部分付款凭证落款时间在青青一洲公司成立之前，与青青一洲公司完全无关。证人周某、罗某1、黄某证明的事实发生在青青一洲公司成立之前；证人罗某2、杨某证明在青青一洲公司打工取得报酬采用向青青一洲公司出具收条的方式，同理不具有证明效力。青青一洲公司提供的照片、光盘无法证明拍摄和录制时间。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树木系青青一洲公司设立后种植。综上，青青一洲公司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树木享有民事权益，其要求停止执行案涉树木并确认案涉树木归其所有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青青一洲农业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江苏正平树木价格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26日出具的“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青青一洲农业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部分树木地面附着物价格咨询报告书”。该报告书载明，上述评估公司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对案涉树木市场价值进行了咨询。价值咨询基准日为2020年8月26日。该公司发表咨询结论专业意见为：委托评估的案涉树木市场咨询价值为1510000元。本院认为，首先，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但这是指执行标的系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而本案中，钟楼法院查封的树木种植在一洲公司承包土地上，且一洲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并于2014年2月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至2019年5月，钟楼法院查封案涉树木，一洲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时，一洲公司已承包经营五年，案件审理中一洲公司也提供了其于2014年、2015年等年度支付开发承包土地建设费用的支付凭证以及支付购买树木款的凭证，在此情况下，应由申请执行人证明该些树木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现申请执行人仅凭一洲公司承包的土地与2010年余洁承包土地范围一致，且余洁承包协议上注明不能让土地抛荒，以及余洁与刘洪伟离婚协议上约定承包土地上的投入归余洁所有就推定这些树木均为余洁于2013年2月离婚前所种植，依据不足。虽然盈丰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一份载明申请人为一洲公司的“案外人异议申请书”的复印件，以及申请书所附的一份由常州金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但一方面，经核对，该异议申请书并非本案中的一洲公司的异议申请书，盈丰公司虽陈述该证据来源法院，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即使按该申请书所附“证明”的内容，其也是证明自2012年6月份开始陆续为一洲生态园进行树木种植，但树木款并未能在2012年度支付，而是自2013年3月开始至2015年底由余洁和一洲公司付清，故如按该证据，该些树木按离婚协议约定其所有权归余洁离婚后所有并无不妥。其次，即使案涉查封树木是在余洁离婚前种植，则该树木也属于余洁与刘洪伟离婚财产分割所得财产，该树木分给余洁后，余洁于2013年11月12日在该承包土地上注册成立了青青一洲生态园，因此，该树木所有权也发生了转移。而余洁离婚进行财产分割并取得这些树木的时间在刘洪伟对盈丰公司产生债务前一年，因此，该财产分割行为不管是否公平合理均不存在损害盈丰公司的利益。故该些树木即使现在仍属于余洁财产，在本案中也不能执行该财产。何况，该树木种植在一洲公司承包土地上。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对第三人占有的动产不能直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即使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该些财产属于被执行人无偿转移财产，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则也应通过撤销权诉讼撤销该财产转移行为。本案中案涉树木种植在一洲公司承包土地上，当然为一洲公司占有，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一洲公司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刘洪伟和余洁的共有财产，钟楼法院才能予以查封，而一洲公司认为该些树木系其种植，故钟楼法院对该树木的查封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因案涉树木种植在一洲公司承包土地上，为一洲公司所占有，而一洲公司否认这些树木属于被执行人财产，故钟楼法院不得对这些树木进行执行。同时，由于这些树木由一洲公司占有，在认定这些树木属于被执行人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认定为一洲公司所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案件受理费，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财产案件按照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比例交纳。本案中因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财产系树木，故确定诉讼费时应对该财产价值进行合理的估值，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案涉树木的价值咨询报告，该报告可作为本案确定诉讼费的依据，以此金额计算的案件受理费为1839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5625号民事判决。二、停止对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执恢244号执行案件中查封的种植在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青青一洲农业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经营土地上树木的执行。三、确认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执恢244号执行案件中查封的种植在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青青一洲农业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经营土地上的树木属于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青青一洲农业生态观光园有限公司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183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90元均由常州盈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吕福清审 判 员 孙慧民审 判 员 朱正生法官助理 邢宇倩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徐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