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8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英，女，196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胜，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频，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办事处新威路-1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49862112Y。负责人：鲍江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婷，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靖靖，女，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刘新兵，男，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大勇，山东卫海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淑英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原审被告刘新兵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1）鲁1002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淑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淑英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涉案保险合同不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成立生效的要件。涉案保险业务员王艳华与刘新兵之间系违背公序良俗的社会关系，该二人均在刑事案件笔录中认可，且刑事案件也进行了确认。一审中，刘新兵亦认可其购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让业务员获得高额的佣金来维护和保持二人的不正当关系，即本案的要约和承诺是基于双方违背公序良俗的社会关系成立的，不符合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二、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与刘新兵恶意串通，侵害刘淑英的利益，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不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实属不当。王艳华代表保险公司，王艳华的行为可代表保险公司的行为，其与刘新兵明知所交保费系刘新兵家庭共同财产的情况下，为让保险业务员获得高额佣金进而继续维系违背公序良俗的关系，二人串通未经刘淑英的同意，私自动用高达170余万的共同财产，且本案以死亡为条件的保险合同可以随时更改受益人，保险不像不动产，是隐形存在的，如果不是刑事案件，刘淑英可能一生都不能发现被转移的170万元财产，本案中刘新兵多次通过王艳华购买保险是事实，该二人继续保持违背公序良俗的关系是事实，王艳华因此获得高额佣金是事实，刘淑英因涉案保险业务员和刘新兵的行为受到损失更是事实，而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有能力通知而故意不通知也是事实。上述几个法律关系互为条件，相互成就，每个法律关系都成为另一个法律关系的条件，王艳华与刘新兵的恶意显而易见，也可以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系刘新兵个人名义投保，应由个人履行合同义务，非家事行为，保险公司无义务取得配偶同意，认定错误。涉案保险系消费而非纯粹投资理财，刘新兵动用高达170万元的家庭共同财产，购买以死亡为给付要件的人身保险合同，显然属于家事行为，对于家庭重大事项，夫妻任一方都不能擅自代理，应当协商一致共同解决，只不过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超越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王艳华明知刘新兵支付的保险费系共同财产，明知刘淑英的联系方式，仍旧以违背公序良俗的手段销售保险，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作为专业保险公司，有能力通知而未通知，显然非善意，若相对方为恶意，该擅自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是道德的底线，是法律的原则，恶意串通也好，违背公序良俗也好，都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应当给与否定的评价，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本案目前为全国第一起此种类型的案件，有指导、引导、标杆的示范作用，此案的审理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社会效果的规范与引导、党中央对于权钱交易与权色交易而签订合同的处理原则和政策，三者之间应当形成有机的统一，而非相互冲突；任何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如果不为社会大多数公众所认可，只能证明理解与适用出现了错误。四、王艳华在名誉侵权纠纷案件中陈述其对刑事案件检察官、法官不满，并已向巡视组举报，明显属于对承办法官的暗示性警告，申请法院调取名誉侵权案件卷宗，以及威海银保监局关于保险合同销售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违法情形的调查处理案卷。综上，请求支持刘淑英的上诉请求。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辩称，一、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在刘新兵投保时并不存在欺诈行为。保险合同条款及回访录音中均明确超过犹豫期退保会有一定损失，保险合同中亦附有具体的现金价值比率表，保险公司已经明确告知，并经过新契约回访再次确认，刘新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理解。二、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相互勾结，为谋取不当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行为，本案合同当事人是刘新兵和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自始至终不认为销售保险是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也从未出于恶意与投保人刘新兵签订保险合同，且已通过正常流程进行核保，属于善意第三人，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更未与刘新兵相互串通，王艳华只是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代理合同，代为销售保险产品，而非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代理人获取佣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不违法。三、保险法未规定保险公司承保时必须经过投保人配偶的同意，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没有义务核实投保人配偶的意见，从保护交易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核实配偶意见势必会使保险合同订立过程繁琐冗杂，影响合同订立效率。刘淑英代理人提及的名誉侵权案与本案无关。综上，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也无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涉案两份保险合同也并非刘淑英主张的完全是消费性保险，其对投保人人身也给予了一定的保障，和分红形成对价。刘新兵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改判。刘新兵购买保险的目的就是想与并且事实上与保险公司业务员发生两性关系。通过购买保险可以让保险公司业务员获得高额提成,形成并维护两性关系。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获取高额保险提成,通过与刘新兵发生两性关系为代价,与保险公司共同向刘新兵妻子隐瞒办理保险的经过。实现了三方满意的效果:刘新兵实现了通过购买保险,与保险公司业务员王艳华发生和保持两性关系；保险公司业务员实现高额提成；保险公司获得保单，提高了工作业绩。以上三点实现的前提是三方必须共同向刘淑英隐瞒上述情况,如果刘淑英知晓,则购买保险一事办不成，三方的目的都不可能实现。刘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与刘新兵2014年2月20日签订的保险合同号P11000009676101《人身保险合同》无效，返还保险费688,752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缴纳保费次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罚息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业拆借利率的1.5倍计算；2.确认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与刘新兵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保险合同号P110000016423866号《人身保险合同》无效，返还保险费1,031,76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缴纳保费次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罚息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业拆借利率的1.5倍计算；3.诉讼费由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刘新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新兵与刘淑英系夫妻关系。2014年2月20日，刘新兵通过保险代理人在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处投保平安尊越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码：P110000009676101），投保人、被保险人、生存保险受益人均为刘新兵，身故保险受益人为刘淑英，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年限为3年，年保险费为229,584元。刘新兵在投保时，确认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在投保提示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签名确认。2014年3月1日，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就刘新兵购买的平安尊越人生两全保险对投保人刘新兵进行电话回访，刘新兵认可系本人在投保申请确认书、投保提示书、回执签字，也了解保费及缴费年限、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后投保人刘新兵按照约定缴纳保险费。2016年12月12日，刘新兵通过保险代理人在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处投保平安赢越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码：P110000006423866号），投保人、被保险人、生存保险受益人均为刘新兵，身故保险受益人为刘淑英，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年限为3年，年保险费为343,920元。刘新兵在电子投保时，确认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在投保书、投保提示书及回执上签名确认。2016年12月24日，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就刘新兵购买的平安赢越人生年金保险对投保人刘新兵进行电话回访，刘新兵认可系本人在投保申请确认书、投保提示书、回执签字，也了解保费及缴费年限、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后投保人刘新兵按照约定缴纳保险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两份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投保人刘新兵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上述保险合同系其自愿签订，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投保人刘新兵与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成立保险合同，履行交纳保费的义务，受益人享受合同权利，即为双方成立保险合同的合同目的，至于刘新兵投保时的主观期望以及投保的内心动机、思想活动等，均系其内心的心理活动，与合同的目的和效力无关。投保人自愿投保，应当履行保险合同的义务，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并未有欺诈、胁迫行为，刘淑英认为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通过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推广保险产品，因而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刘新兵投保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保险利益，投保人投保的该保险产品系保险公司经相关管理部门审批后向社会公开推出的保险产品，该保险合同是一种等价有偿、权利义务均衡的合同。该保险合同并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情形。故并不存在签订合同时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再次，刘淑英与刘新兵虽系夫妻关系，但其夫妻关系系二人的内部关系，刘新兵投保时以个人名义进行，系其对外的法律关系，该投保行为并未以家庭名义进行，也非明显的日常家庭生活事务，其个人应当对该保险合同履行合同义务。故刘淑英认为刘新兵的投保行为系家事行为，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应当取得其同意的主张，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刘淑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刘淑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42元，由刘淑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淑英提交（2021）鲁1002民初3421号名誉侵权案件起诉书，证明该案件中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代理人已经认可消费欺诈，其认可方式为一直强调涉案保险纯属投资，不存在消费性质，至少构成销售误导，销售误导就是消费欺诈，应按无效合同处理。刘淑英申请法院调取该案及刘淑英刑事案件全部卷宗，并到威海银保监局调取刘新兵、刘淑英投诉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的处理案卷，以查明具体销售过程中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的违纪违法行为。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该证据只能证明王艳华与刘淑英代理人等之间的个人纠纷，涉案刘新兵投保的两份保险合同在成立时并无任何导致合同无效或者欺诈的事实，刘淑英一审时也未提供任何证据。刘新兵质证称，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也认可其证明的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刘淑英提交的证据系王艳华与刘淑英代理人之间名誉侵权纠纷材料，与本案所争议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刘淑英要求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返还保险费是否应予支持。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新兵与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签订涉案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两份保险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刘淑英主张刘新兵与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保险代理人王艳华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违背公序良俗，保险合同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签订主体为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与刘新兵，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由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作出，王艳华仅为投保环节的经办人员，系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意思表示的执行者，并非合同主体。除王艳华外，保险公司亦派专员对刘新兵进行电话回访，确认其投保意向及投保风险知悉情况，在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不存在与刘新兵恶意串通的事实，保险合同内容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刘淑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艳华是否存有超出职务行为之外的个人行为，及行为是否存在不当之处，与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与刘新兵之间所订立合同是否生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刘淑英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刘新兵自己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不属于保险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其个人投保动机亦不影响保险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两份保险合同的生存保险受益人均为刘新兵，身故保险受益人均为刘淑英，刘淑英对涉案保险享有相应保险利益，且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刘新兵可支配170余万元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保险的事实，平安寿险威海中心支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刘新兵的投保行为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刘淑英主张保险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刘新兵的投保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85元，由上诉人刘淑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乔 卉审 判 员  马树芳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 斐书 记 员  邹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