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2民再19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北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北良港内。法定代表人：宋吉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德，辽宁达练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萝北天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鹤北镇一委镇政府西侧。法定代表人：尹必武，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国春、张鹏娇，辽宁谨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大连北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良物流公司）与被申请人萝北天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5月30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91民初106号民事判决，天成公司、北良物流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30日，本院做出（2019）辽02民终6393号民事判决。北良物流公司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辽民申17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指令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良物流公司再审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6393号民事判决，驳回再审被申请人天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一审法院认为“北良物流公司将800.42吨玉米以自己的名义交付案外人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下称“华粮公司”）仓储后，如天成公司要求提货，北良物流公司应当及时予以出货。本案中，虽经天成公司多次要求北良物流公司交付507吨玉米，北良物流公司始终未能协调华粮公司将该批玉米实际出库并交付天成公司，北良物流公司的该行为具有重大过失”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天成公司为了从华粮公司（北良港的管理单位）中转案涉玉米，特委托员工帮忙代理该批玉米中转，且为无偿委托。北良物流公司根本不能预见华粮公司拒不放货的事实发生。其次，在天成公司货物集港后，天成公司由于玉米市场价格波动，迟迟未进行提货，期间货物发生高温预警，直到2015年6月5日，天成公司才申请出货280吨。在北良物流公司的协调下，根据天成公司安排的船期，货物于2015年8月顺利疏港，实际出库293.42吨。剩余507吨玉米仍然存放在华粮公司的北良港。北良物流公司根本没有拒不放货的过错行为和重大过失。虽然天成公司支付了1.5万元的港口费用，但该费用不足以支付293.42吨玉米的堆存保管费48,238元，另外还包括转运费、杂项作业费等未计算。由此证明，天成公司不足额支付港口费用。至此，华粮公司并没有扣押货物的意思表示，北良物流公司更没有过错和重大过失。再次，根据2015年12月29日华粮公司出具的《关于大连北良物流有限公司港内玉米通知函》证明，案涉玉米在港口累计产生港口作业费用196，674.7元，而天成公司仅支付了12.5万元。天成公司作为货物的委托人，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处理委托事务产生的费用，并且按照《保证函》的承诺支付费用，然而，天成公司不足额缴纳费用，导致货物不能出库。北良物流公司对此也不存在过失和过错。最后，根据《结存玉米情况业务联系函》证明，北良物流公司已经在2015年10月15日向华粮公司申请办理放货手续，但因华粮公司以与北良物流公司财务问题为由，拒绝放货。北良物流公司与华粮公司的债务问题存在已久，华粮公司是持有北良物流公司30%股权的股东，该欠款将用于北良物流公司的增资使用。在北良物流公司欠款期间，北良物流公司在港口存储和中转货物未受影响，且天成公司的293吨货物已经顺利装船疏港，因此，北良物流公司不可能在货物集港时预见到华粮公司会拒绝向天成公司交货。在北良物流公司向华粮公司送达《结存玉米情况业务联系函》进行申辩时，华粮公司员工在《结存玉米情况业务联系函》签字，并注明“欠费近6万元未结算”。华粮公司拒绝放货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天成公司的物权。北良物流公司积极履行办理放货手续的义务，对天成公司的财产损失没有过错和重大过失。对于原一审法院提到的“如天成公司要求提货，北良物流公司应当及时予以出货”没有事实依据。北良物流公司不是货物的占有人，也不是货物的保管方，仅是货物的代理方，不能对华粮公司是否交货进行决定。天成公司支付的港口费用均是按照华粮公司的指示直接向华粮公司缴纳，北良物流公司从未参与。天成公司要求出货，北良物流公司即向华粮公司申请，北良物流公司仅有协调的义务，而没有交货的义务。原审认定只要天成公司申请出货，北良物流公司就应当放货的理由不成立，不符合事实，也不能认定北良物流公司存在重大过失。《结存玉米情况业务联系函》证明北良物流公司积极通知和协调华粮公司交货，但华粮公司不交付货物，与北良物流公司无关。北良物流公司积极的向委托人和华粮公司披露了货物的委托人和货物信息，并积极协调双方进行结算等事宜，北良物流公司在代理前和代理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和过失行为。本案系无偿委托合同，天成公司从未向北良物流公司支付过委托报酬。天成公司主张每吨5元的代理费也不存在，案涉货物仅800吨，按此计算总的代理费才仅仅4000元，北良物流公司也不可能为了这4000元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北良物流公司在此委托过程中，未获得任何利益，只承担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公平原则，原审法院判决北良物流公司对该损失承担责任，对北良物流公司极不公平。天成公司在货物集港后，不及时疏港，导致货物储存变质，而且在申请出货后，不能及时支付港口费用，天成公司存在的过错更大。因此，原一审法院认定北良物流公司存在重大过失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原二审法院认定“天成公司损失的发生系北良物流公司过失所致”，原二审法院在认定北良物流公司存在过失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第406条的规定，判决北良物流公司赔偿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二审法院判决北良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亦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系无偿委托合同，委托人的财产损失是由案外人侵犯委托人的财产所有权所致，委托人应当在受托人无过错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向实际侵权人主张赔偿权利，而非向无偿受托人主张。三、本案应当追加华粮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方能查清案件事实。在原审期间，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北良物流公司申请追加华粮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原审法院未追加错误，理由为：首先，案涉货物是否损失及损失原因，未查清楚，且华粮公司仍然占有案涉货物变现款项，华粮公司成为了案涉货物的最终受益人。其次，案涉玉米的中转方和保管方为华粮公司，华粮公司有权决定是否交货，华粮公司为实际侵权人。最后，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华粮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华粮公司因其过错导致天成公司无法提货，且占有货物和变现款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北良物流公司在一审中，申请法院到华粮公司依法调取华粮公司与天成公司的账务往来（证据8），证明华粮公司与天成公司已经建立仓储关系，但原审法院未予以准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北良物流公司已经将货物的所有权人向华粮公司进行了披露，根据北良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8证实，华粮公司将天成公司支付的费用记为天成公司，并非北良物流公司，由此证实华粮公司将天成公司作为货物的所有权人，选定了合同的相对人为天成公司，并主动在其账簿内记载和收取天成公司的货款。华粮公司与天成公司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因北良物流公司无法获得该证据的原始凭证，故申请原审法院对该证据进行调取，但原审法院未予以调取。五、原审法院认为“玉米出售价格为2320元/吨”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天成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5日由程树峰与案外人李玉国签订的《玉米采购合同》约定的价格确定单价为2320元/吨，不符合事实。首先，该《玉米采购合同》是由天成公司单方提交，且没有履行，天成公司又未能提交该合同解除及相关手续，不排除该份合同是由天成公司为了开庭而后伪造的可能。另外，根据该合同，天成公司也未向北良物流公司和华粮公司申请提货，因此，该合同的价格不能作为依据。其次，天成公司的玉米在存放期间，根据海事法院的《庭审笔录》证实，天成公司的玉米已经发生高温变质，2014年12月5日的玉米价格已经不能作为参考价，天成公司应当提供2015年8月15日出货293.42吨玉米的销售价格作为参考价，但天成公司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根据华粮公司在海事法院提交的证据证实，证实华粮公司出售变质玉米的价格为572920元，折算单价约为1130元/吨。最后，由于天成公司不及时提货，导致玉米贬值的损失，由北良物流公司按照入库时的价格（即2320元/吨）承担责任，不符合损失补偿原则，应当按照实际损失确定赔偿金额，天成公司的没有及时提货导致货物价值减损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天成公司辩称，一、双方之间为有偿委托关系，根据天成公司提交的与北良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天成公司说“我给你打款，你不给账号我就知道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粮被扣”，北良物流工作人员回复，“你没有跟北良的领导打电话联系一下吗？”，我方回复“初经理说，你们不还款是不可能给我放粮的”；之后的聊天记录证明北良物流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北良物流，跟北良公司的事情不应该牵扯到你，我们公司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跟北良去解决，北良不可以耽误你的粮出库”。以上全部能证明我方已经多次向北良物流公司索要其银行账号将代理费转至北良物流公司，系有偿委托关系。在本案之前，我方已与再审申请人有过很多次的合作，均是按照5元每吨的价格，在粮食全部取出后，向其支付所有的代理费。由于本案未将全部粮食放货给我方，故暂未付该笔代理费，但并不代表是无偿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此属于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为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又根据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事项，又无法达成补充协议，可以根据交易习惯确定。故我方与再审申请人之间为有偿委托，其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二、即便双方为无偿委托关系，再审申请人故意重大过失给我方造成的损失，也应当予以赔偿。结合海事法院审理的2017辽722民初475号案件一审庭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形成的笔录。庭审笔录第九页，提交证据第二页中明确记载，当庭再审申请人北良物流提交了保证函，提交证据第三页，此证据系我方于2015年6月5日为了通知再审申请人出货而出具的，并有转账记录。提交证据第四页为证。证明再审被申请人于当日便向案外人华粮公司交纳了仓储费用，我方在支付港口费用后有权要求被粮北良物流公司履行代办出库的义务。但根据集装箱作业联系单可以看出再审申请人北良物流在收到我方通知两个月后，才于2015年8月3日向案外人华粮公司发出集装箱作业通知出库，此为再审申请人北良物流直接导致的，而并非是再审申请人所述不能预见的事实，而是有意而为之。结合庭审笔录第十页，再审申请人举证的港内结存玉米情况业务联络函，庭审笔录第九页可以看出华粮公司与再审申请人北粮物流一致认可拒绝放货的原因为2014年12月末，再审申请人欠其仓储费2690万元，系其双方财务问题导致，而并非再审申请人所述不放货，是由于我方未足额交纳仓储费用，而且在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北粮物流自认我方已经支付完仓储费及相关费用，并且华粮公司也未予以否认。该节事实并非再审申请人所述无证据证明，详见庭审笔录第七页。我方的损失均系再审申请人直接导致的。根据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可以看出再审被申请人于2015年11月15日向华粮公司支付了港口费用11万元，故自该时间点，再审申请人即应为我方办理该剩余507吨玉米的出库手续并交付给我方。但因再审申请人与案外人华粮公司之间其他往来债务问题，导致迟迟未放货给我方，此为再审申请人重大过失导致的损失。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北粮物流在接受我方委托过程中存在多次重大过失，故根据合同法第406条规定，即便是无偿委托合同，因受托人北良物流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我方造成的损失，再审申请人北良物流公司也应当予以赔偿。根据原审案件审理中的相关证据和事实可以认定与华粮公司形成仓储关系的是北良物流公司，虽然天成公司向华粮公司支付过款项，但是在华粮公司看来也是一种代替北良物流公司的代支付行为。因为北良物流公司和天成公司是委托合同关系。那么北良物流公司的合同义务保管货物按照双方的约定给天成公司出货，但是没有履行其合同义务。天成公司依据合同关系完全可以要求北良物流公司向天成公司支付货款。本院再审审查认为，本院（2019）辽02民终6393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确定天成公司案涉507吨玉米损失计算过程中粮食单价的认定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据天成公司2014年12月5日同案外人李玉国订立的《玉米购销合同》条款确定的玉米单价作为认定天成公司损失发生的价格依据。一方面，《玉米采购合同》系天成公司单方面提供，真实性尚待审查确认；另外，天成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通过北良物流公司向华粮公司申请507吨玉米出库，鉴于粮食出库期间市场经济环境下，玉米作为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性大，加之案涉507吨玉米时值质量、仓储环境、气候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使得玉米价格具有不稳定性。以2014年12月5日《玉米购销合同》条款确定的玉米单价作为认定天成公司损失发生时的价格依据是否真实反映2015年10月15日时间节点的玉米真实价格，需要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天成公司对财产损失价格的事实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原审将该举证义务分配给北良物流公司不当。因本案事实与华粮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应追加华粮公司为第三人，以便于查明事实认定责任，进而作出相应裁判。天成公司曾以华粮公司、北良物流公司为被告诉至大连海事法院。大连海事法院审理期间，华粮公司承认以留置北良物流公司名下货物为由扣留案涉507吨玉米并予以处置变卖，将变卖款项冲抵北良物流公司所欠仓储费用。天成公司、北良物流公司对案涉507吨玉米被处置的事实不予认可。天成公司欠负华粮公司仓储费用的事实是否存在，华粮公司行使留置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华粮公司处置行为的法律后果影响到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故，应当通知华粮公司参加诉讼。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辽02民终6393号民事判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10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祝 贺审判员 张真洪二〇二一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孙雨宁本案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审裁判】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第二百零七条【再审适用程序】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一般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但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