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12民终8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池市宜州区北牙瑶族乡平里村老村村民小组。负责人：李成松，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忠义，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庆初，男，1958年9月27日生，壮族，农民，住河池市宜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运学，河池市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河池市宜州区北牙瑶族乡平里村老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老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潘庆初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2020）桂1281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老村小组的负责人李成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忠义，被上诉人潘庆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运学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老村小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确认被上诉人2000年12月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在2000年，被上诉人响应政府号召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再延长30年不变，当时是由各家各户在第一轮承包土地的基础上自行填报，土地并没有进行调整。因为“鹅山岭”涉案土地与新建村民小组有权属争议，自1959年以来，人民政府没有明确确权，但上诉人及新建村民小组对该土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利用，时任组长周朝民利用协助政府进行土地延包工作之机，私下将“鹅山岭”的12亩土地分到本人及其亲戚名下承包，并私下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向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被上诉人并不能以此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二、一审法院把广西高院(2017)桂行终387号行政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叙述部分内容，作为证据认定涉案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有效，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己经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并认定被上诉人私下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合法有效错误。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涉案“鹅山岭”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对土地的经营管理，包括发包等涉及集体土地权益事项的办理，均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村民小组长无权私下作出决定。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取得涉案“鹅山岭”土地经营权时，经过了上诉人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并与其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潘庆初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老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于2000年12月与原告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2000年，原告老村小组响应政府号召，为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再延长30年不变，展开农村集体土地延包工作，2000年12月25日，原告与本村民小组的村民签订《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将原承包经营地再延包30年，同时，原告与被告签订《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将地名为“鹅山岭”12亩土地中的3亩发给被告承包经营，之后，经原宜州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给被告。2006年4月，河池市宜州区北牙瑶族乡平里村新建村民小组认为“鹅山岭”的土地所有权应属于其所有，并与原告发生土地权属纠纷，后该纠纷经有关人民政府处理以及人民法院审判，2017年12月22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行终387号行政判决书，该生效判决认定：“老村村民小组据此将该12亩土地发包给其4户村民，宜州区人民政府对发包行为通过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形式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认为政府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确定权属的依据，将该12亩土地确权属老村小组（原告），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现原告认为该12亩土地的发包没有经过村民小组会议讨论的同意，该《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应属无效合同，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是原告响应政府号召与本村民小组的家庭承包户统一签订土地延包合同时，签订的发包合同，依照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方案应当村民会议按照民主议定形式决定，但法律并没有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必须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同意，当时原告是统一将土地延包及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应当按统一承包方案规定的承包程序进行的发包，且有生效的判决确认，原告已经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所签订的《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河池市宜州区北牙瑶族乡平里村老村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举出其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一份，拟用于证明本案讼争的《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涉及“鹅山岭”土地）已经在2017年9月的合同中约定解除。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该证据不应视为新证据，且本案讼争的《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在2017年9月的合同中没有明确已经解除。本院认为：第一、2017年9月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客观真实，上诉人举出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却是证实讼争的《宜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已经约定解除，但只有有效的合同才存在解除的问题，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不存在解除的可能。因此，上诉人在二审的举证目的与其诉讼请求自相矛盾。第二、鉴于双方对2017年9月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内容有争议，且该证据由上诉人逾期提交，可由当事人另案解决，该证据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可予确认。另查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桂行终387号行政判决认定：甲方当事人（即上诉人）村民潘庆初（时任平里村委会主任）、潘庆高、周朝明、兰胜亮再次进入争议地（即本案讼争地）开垦耕种。本院认为,第一、根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被上诉人经营户在“鹅山岭”土地被政府确权前就已经对讼争土地进行耕作，后与集体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证据证实时任村干利用职权将讼争土地交由其本人或被上诉人承包。第二、上诉人主张，集体土地发包等事项的办理，应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这一主张确有法律依据。但法律并未规定，集体土地发包未经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一律无效。被上诉人经营户从2000年与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公开占有、使用讼争土地多年，上诉人、村干及群众均无异议，说明在当时得到了集体及群众的认可。第三、区高级法院的行政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对被上诉人经营户承包经营讼争土地作出了正面的、肯定的评价。第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因此，被上诉人经营户对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经设立多年，上诉人于2020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实则是否定多年前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意图反悔。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覃志凌审 判 员 华卫江审 判 员 廖德旺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 贲玉瑕书 记 员 梁 捷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