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88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娟，女，1969年3月26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柏杰，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辉（实习），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培，男，196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柏杰，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辉（实习），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65号。法定代表人：游刚，该促进会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辽宁东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杜毅，男，1964年10月25日出生，满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原审被告：齐俊红，女，196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未到庭）原审被告：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艳璐街1号3-13门。（未到庭）法定代表人：杜毅，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杜娟、吕培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6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田丽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刘春杰、贺新发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娟、吕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即《综合授信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本案被上诉人诉请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以上诉人作为共同受信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之间成立的综合授信合同关系。但该《综合授信合同》系民生银行与原审被告杜毅、齐俊红、合信达公司(以下简称“原审其他被告”)签订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通过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无效合同。具体分述如下：1.订约目的的非法性。《银行法》及原银监会均出台相关规定，明确提出要“确保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或者“投向实体经济”。但从本案的事实看，民生银行从2014年至2018年，依据《综合授信合同》向原审其他被告发放的5笔贷款，其目的不是用于生产经营周转，而是为满足质押贷款资金循环的需要，通过以贷转存的方式形成齐俊红(2014年为合信达公司会计杜宏)在民生银行的200万的存单，再以此存单作为质押清单，为民生银行与原审被告另行订立的《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信贷资金根本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中。2.行为后果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信贷资金表面上进入了原审其他被告等市场主体，形成信贷资金已全部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假象。实际上，自2015年开始民生银行和原审其他被告通过签订新的《综合授信合同》或《借款支用申请书》，借新还旧，信贷资金同一秒出，同一秒进，始终在民生银行内部循环流转，并未投入实体经济。故通过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发放贷款进而形成存单再质押循环贷款的操作方式，背离商业银行法的立法目的，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3.意思表示的虚假性。民生银行明知齐俊红存单项下的资金来源于其依据《综合授信合同》发放的贷款，依然接受该存单为《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进而发放下一笔贷款，说明其完全知悉资金的用途和流向，根本没有向原审其他被告发放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其他被告也没有向民生银行实际借款进行生产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也证明案涉资金在由民生银行转入原审被告杜毅账户后，随即又转回民生银行账户，进而生成下一张存单，该存单又质押贷款，用于偿还原审被告杜毅、齐俊红基于《借款合同》产生的逾期贷款，循环往复。民生银行与原审其他被告等借款人之间尽管签订了相应的授信合同，但基于双方均无实际借贷用于生产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者之间并未依据《综合授信合同》成立合法有效的金融借贷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退一步说，即便《综合授信合同》有效，也仅在民生银行与原审其他被告之间发生效力，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1.上诉人不是适格被受信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均明确规定，“授信指对法人(非自然人)客户的表内外授信。”案涉《综合授信合同》第三部分定义及解释中亦明确“共同受信模式是指个人与其控制的小微企业作为共同受信人使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业务模式”，同时还约定“各方在此一致确认，本合同适用共同受信模式。”根据上述规定和合同约定，上诉人既不是原审被告合信达公司的股东、高管，也不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是案涉《综合授信合同》适格被受信人。2.上诉人系受欺诈蒙蔽在《综合授信合同》和《借款支用申请书》上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对民生银行与原审其他被告等以虚假意思表示签订案涉《综合授信合同》进而采取存单质押循环贷款的方式内部平账、以贷堵漏的行为完全不知情。同时，民生银行工作人员周冬鹤与原审被告杜毅在上诉人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前，反复告知只是用上诉人的信用为原审被告杜毅做担保，并向出示民生银行给齐俊红出具的200万质押清单。而上诉人正是基于对银行存单真实性的信任，才在《综合授信合同》和《借款支用申请书》上签字。3.民生银行与原审被告杜毅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民生银行工作人员周冬鹤与原审被告杜毅共同实施了对上诉人的欺骗行为。即明知在原审被告杜毅已明显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让上诉人在《综合授信合同》和《借款支用申请书》上签字以达到转嫁经济损失的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52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之规定，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在上诉人与民生银行之间无效。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追偿的91，573.5元，因基础法律关系无效，故其应当依据法律规定要求民生银行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1.上诉人属于保证人。即便《综合授信合同》在上诉人与民生银行之间有效，上诉人也是属于保证人的地位。对此，被上诉人已自认上诉人系原审其他被告与民生银行金融借款关系的保证人。在被上诉人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授信变更申请审批书》“担保人意见”栏中明确记载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同意上述变更，愿继续承担担保责任。2.被上诉人与民生银行在案涉《综合授信合同》中关于提供担保的条款，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属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3.上诉人系在民生银行工作人员和原审被告杜毅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欺诈的情况下签字同意提供保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对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以及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明确规定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4.即便《综合授信合同》有效，上诉人提供的是保证，被上诉人提供的是最高额质押担保，双方之间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相互追偿。《九民纪要》第56条对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做出否定性评价，即在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没有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情况下，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5.即便《综合授信合同》有效，上诉人也不是被上诉人“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业务下的会员，被上诉人不享代偿义务和追偿权力。《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章程，以及被上诉人与民生银行签订的《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业务合作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均明确约定其只对会员承担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四、一审法院所引用的两个判决是个程序和实体上均存在错误的判决。首先，“和平区法院(2019)辽0102民初9297号判决是在剥夺上诉人诉权，存在明显、严重程序错误的情况下作出的。该案一审时，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被告均没有收到法院送达的传票，也没有收到起诉状和开庭通知等材料。据法院提交的证据显示，法院是采用邮寄方式送达的，可是上诉人却没有收到邮件，在EMS的网上也查不到收件人的任何收件证据。包括上诉人在内的5名被告都在法院留有实际能收到邮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可是却没有收到邮件，也没有法院打过来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却缺席开庭、缺席审判，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其次，二审法院虽然开庭审理，但没有组织质证，其行为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收到对方的证据后有反驳证据需要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组织证据交换”、第六十条第二款“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之规定，剥夺申请人的辩论权利。所以，将一个审理程序上严重错误的判决作为证据被引用必然会导致混乱的结论。五、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及原审其他被告时法院判决的款项数额与民生银行起诉上诉人及其他原审其他被告时法院判决的数额属于重复计算。在民生银行起诉的案件中，一审和平法院曾于2020年10月10日，在(2019)辽0102民初9297号民事判决书中判令本案上诉人、原审其他被告偿还案外人民生银行本金1，792，820.94元，逾期利息3，362.14元，逾期罚息53，826.68元，合计1，850，009.76，截至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2021年3月1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辽01民终2148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维持。但本案一审却在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都明确表示不清楚代偿金计算依据的情况下，判决支持被上诉人三次共计代偿91，573.5元的诉讼请求。两次判决重复计算，严重冲突，损害了上诉人、原审其他被告的切身利益，属于认定事实矛盾，判决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审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告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为其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代偿的贷款91573.5元；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自代偿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即律师费2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24日，被告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筒称民生银行沈阳分行）签订编号为965012015037744)(1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由民生银行沈阳分行向被告提供贷款190万元。2018年3月22日，被告与民生银行沈阳分行签订《借款支用申请书》，支用金额185万。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沈阳分行按合同约定发放了该笔款项，但被告未依约还款。根据原告与民生银行沈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业务合作协议》、《辽宁省小微企业成长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章程》的约定，原告对被告拖欠民生银行沈阳分行的贷款进行了代偿。另原告委托系辽宁东祥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次诉讼，支出律师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案外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曾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本案各被告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2019）辽0102民初929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二、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贷款本金1,792,820.94元，逾期利息3,362.14元，逾期罚息53,826.68元，合计1,850,009.76元（以上本金及利息截止日为2019年6月14日）,并自2019年6月15日起，按《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计息办法给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逾期利息、罚息至本判决实际偿还之日止；三、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律师费2,000元;四、若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逾期给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上述款项，则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对被告杜毅、齐俊红提供的质押财产即存入在账号50×××61，卡号62×××82内的200,000元及孳息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审理查明：“1.2017年3月24日，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最高授信额度为19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自2017年3月24日至2019年3月24日；本合同项下的最高授信额度可用于个人贷款；贷款利率为8.439%；贷款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还款日为每月15日；本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逾期利率按照在本合同所执行贷款利率的水平上浮50%收取；到期应付而未付的贷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以及实际逾期天数计收逾期罚息，直至借款本息得到清偿为止；对贷款利息不能按时支付的（包括逾期罚息），按逾期利率按月在本合同约定的还款日的对日计收复利，按实际逾期天数计算，逐月累算；贷款人使用授信，应当向借款人提交借款支用申请书，贷款金额、具体用途、利率等以借款支用申请书项下借款人确认的内容为准；贷款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视为发生违约事件，借款人有权要求本合同项下任一授信提供人已提取的全部或部分借款提前到期；合同同时约定，借款人不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或其他应付款项，贷款人有权停止发放本合同项下借款，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借款人立即清偿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并解除与借款人的借贷关系，行使担保权利，以法律手段追偿借款本息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贷款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邮寄费、公告费等）由借款人承担。2.2017年3月24日，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杜毅、齐俊红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编号为965012015037744X1-1），二被告自愿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额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7年3月24日至2019年3月24日，担保人所担保的最高额债权额为1,900,000元。合同约定被告杜毅以卡/存折内定期存款账户或保证金账户质押清单内的20万元存款作为质押财产，并约定其在质押存续期间内所生的孳息仍属于本合同项下的质押财产。同时签署的《保证金账户内存款及卡/存折内定期存款账户质押清单》，记载出质人杜毅、齐俊红，质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账号为50×××61，卡号为62×××82，币种为人民币，被告杜毅将200,000元存入账户。3.《综合授信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发放贷款。贷款生成后，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前期尚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但从2018年7月15日起，被告未按时偿还贷款本息。截至2019年6月14日，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尚拖欠贷款本金1,792,820.94元，逾期利息3,362.14元，逾期罚息53,826.68元未还。4.原告委托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次诉讼，支出律师费2,000元”。宣判后，杜毅及杜娟不服该判决，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1年3月10日作出（2021）辽01民终214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被告杜毅申请加入中国民生银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辽宁省小微成长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章程载明：本章程所称基金用于本基金管理人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与中国民生银行合作，以同意本章程的所有委托人（即全体基金会员）缴纳的资金集合为所有委托人在中国民生银行发生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的业务；本章程所称“风险准备金”，包括各基金会成员在中国民生银行发放贷款前按照贷款金额一定比例及贷款期限缴纳的按基金目的运用的资金，及本基金并入的本基金功能一致的其他基金财产的资金集合；业务范围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以全部基金及其收益为全体基金会员在中国民生银行的贷款/授信提供最高额质押；基金管理人按照与中国民生银行的约定承担代偿责任，并行使追偿权利；无论何种原因退出基金，基金会员所缴纳的风险准备金不予退还，基金会成员同意将所缴纳的风险准备金归于基金财产，继续用于基金用途，但基金会员误缴、多缴部分的风险准备金，经基金管理人风险管理部及中国民生银行确认可以返还；基金会员发生违约时中国民生银行有权直接从基金账户中扣划，无需征得基金会员或基金管理人的同意。3.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作为基金管理人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出具互助合作基金担保确认函，确认被告杜毅已成为本单位作为基金管理人的辽宁省小微成长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正式成员。承诺借款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授信已纳入原告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署《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业务合作协议》的合作事项，借款人属于原告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的主债务人，该公司承诺按照上述二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4.2014年1月14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原告签订《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作为“辽宁省小微成长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的受托人，以各基金会员委托管理的基金对全体基金会员在民生银行的债务提供担保。同时，双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原告同意以其所有的财产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民生银行与主合同债务人从2014年1月14日至2024年1月14日期间所签订的所有合同下的债权，原告均同意担保，担保最高债权额为100亿。最高债权额为尚未清偿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具有以下含义：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仅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所有应付款项，原告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原告的担保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上述范围中的其他应付款项，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5.民生银行贷款发放后，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原告于2018年12月26日对被告拖欠民生银行的贷款利息、罚息代偿了13967.75元，于2019年3月28日代偿了38577.3元，于2019年4月30日代偿了39028.45元，共计91573.5元。现原告起诉来院，向被告追偿上述款项及相应利息。6.因为本案诉讼，原告支出律师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民生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原告与民生银行签订《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业务合作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或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现因被告未能按期履行其偿还贷款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在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保证责任即代被告清偿涉案贷款本息后，其有权向被告行使担保追偿权。故原告主张的代偿款本金91573.5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述代偿金额的利息，应以代偿本金为基数，自代偿之日起算，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分段计算为宜。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杜娟提出的其非借款主体的抗辩。杜娟称，虽其与民生银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但杜毅与民生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无杜娟签字，故其并非原借款关系主体。但生效判决已判令杜娟与杜毅共同承担民生银行责任，显其主体地位与杜毅一致，本案系基于民生银行的借款案件而产生的代偿追偿权纠纷，且原告的代偿事实确已实际发生，故就杜娟的上述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判决如下：一、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代偿款91573.5元；二、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代偿款的利息（以本金13967.75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标准计算）；三、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代偿款的利息（以本金38577.3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标准计算）；四、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代偿款的利息（以本金39028.45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利率标准计算）；五、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辽宁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会律师费2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36元，由被告杜毅、齐俊红、杜娟、吕培、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杜娟、吕培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杜宏工资收入、2014年3月31日，罗瑞英从民生银行取款270万的《业务受理单》、杜宏270万质押清单、齐俊红200万质押清单、2016年至2018年部分《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齐俊红工资收入、2015年3月26日，民生银行向刘超亮放款200万元的银行流水、2015年3月26日，刘超亮向齐俊红转款200万的银行流水、2015年3月26日，齐俊红将200万元转回民生银行的客户凭条，证明：杜宏月工资2373元，根本无能力提供270万质押，齐俊红月工资2000元，根本无能力提供200万质押。民生银行依据《综合授信合同》向罗瑞英放款当天，杜宏代罗瑞英签字将270万元取出后转回民生银行，生成2014年《担保合同》中的质押清单。民生银行和一审其他被告通过签订新的《综合授信合同》或《借款支用申请书》，借新还旧，信贷资金同一秒出，同一秒进，始终在循环流转，并未实际投入实体经济。民生银行依据《综合授信合同》向刘超亮放款。放款当天，刘超亮又将200万元转至齐俊红在民生银行的账户内。齐俊红将200万元转回民生银行，生成2015年《担保合同》中的质押清单。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与民生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合理合法，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质证意见：鉴于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效力有异议，故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效力进行认定。证据二：《综合授信合同》、沈阳合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企业动态，证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授信对象的统一。商业银行授信的对象是法人，不允许商业银行在一个营业机构或系统内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公司客户授信”；中国民生银行规定“本办法所称授信，指对非自然人客户的表内外授信”；案涉《综合授信合同》第三部分定义及解释中亦明确“共同受信模式是指个人与其控制的小微企业作为共同受信人使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业务模式”，同时还约定“各方在此一致确认，本合同适用共同受信模式。”故，上诉人不是适格被受信人。上诉人既不是小微企业合信达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高管。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是与民生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的借款人合理合法，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质证意见：鉴于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效力有异议，故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效力进行认定。证据三：2017年3月24日授信变更申请审批书，证明：被上诉人已自认上诉人系杜毅、齐俊红、合信达公司与民生银行金融借款关系的保证人。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该申请书只是申请的行为，上诉人是综合授信合同的借款人，上诉人承担责任合理合法。本院质证意见：鉴于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效力有异议，故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效力进行认定。证据四：沈阳市和平区法院(2019)辽0102民初9297号判决书、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法院审理笔录(第一次)、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终2148号判决书、法院询问笔录(二审)、邮件交寄单，证明另案一审法院没有邮寄送达起诉状，也没有公告送达起诉状和开庭传票，造成上诉人未能参与另案一审审理，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另案二审法院虽然开庭审理，但没有组织质证，其行为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剥夺申请人的辩论权利。1.民生银行代理人向法庭申请要求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2.另案法庭明确待双方证据交换质证完毕再进行询问。上诉人根据另案法庭要求分别于2021年2月18日、3月6日，将重新整理的2份新证据目录、《变更增加上诉请求申请书》邮寄给二审法院承办法官刘波。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判决书已经生效，产生法律效力，合理合法，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质证意见：鉴于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效力有异议，故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效力进行认定。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案涉授信合同效力认定；二、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向上诉人行使追偿权；三、一审认定金额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关于案涉授信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经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9）辽0102民初9297号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案涉授信合同合法有效，该判决已经本院二审维持，业已生效。尽管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表示对该判决结果不服，但该内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据此认定案涉授信合同有效。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向上诉人行使追偿权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不是债务人，而是担保人，被上诉人不应向上诉人行使追偿权。然而《授信合同》中已经明确载明上诉人为共同授信人、借款人，且（2019）辽0102民初9297号民事判决也判决上诉人等承担债务责任，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行使追偿权并无不当。关于一审认定金额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代偿金额及付款期限，认定本案追偿金额及相关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杜娟、吕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36元，由上诉人杜娟、吕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丽审 判 员  宁久宏审 判 员  贺新发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国楠书 记 员  刘 思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