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04民终4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康芹叶，女，195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复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雷、严文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蔚素珍，女，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光林，男，1986年1月11日生，汉族，住邯郸市丛台区，系蔚素珍侄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刘志刚，男，196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邯山区。上诉人康芹叶因与被上诉人蔚素珍、刘志刚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20）冀0403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芹叶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丛台区人民法院（2020）冀0403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人民法院立即停止对邯郸市邯山区房屋的执行行为，立即停止贵院技术科对上述房屋委托、拍卖行为，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上诉人为邯郸市邯山区房屋的所有权人；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传唤被告刘志刚配偶邢春芳到庭，在未查清案件事实情况下，仅以邢春芳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为由否认《协议书》效力，违背法律程序。1、刘志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向上诉人借款80万元，虽然没有其配偶邢春芳签字确认，但是并不当然认定为是刘志刚一方所负担的个人债务。2013年9月刘志刚陷入资金周转困境，向上诉人借款80万元，其配偶对此借款知情并且在事后得到了配偶邢春芳的同意。2、本案刘志刚所处分的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仅凭就志刚购买涉案房屋的时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不能认定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结论，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3、刘志刚处分涉案房屋是否得到了其配偶的追认。本案中邢春芳对于刘志刚将涉案房屋卖给上诉人这一行为是知晓并认可的。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在先前诉讼中，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4民终525民事裁定书并非否认上诉人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该案以事实认定不清为由发回重审，双方最终调解结案，并且上诉人替刘志刚清偿了债务。上诉人作为守约方，完全按照与刘志刚签订的《协议书》严格履行，并按照协议占有了涉案房屋，实际行使房屋所有权人所享有的出租、收取租金，缴纳水电费等权利义务。因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房屋真实权利状态，保护上诉人作为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三、上诉人对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保护无过错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与刘志刚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属于房屋买卖协议，结合协议的相关条款，以及双方签订协议后将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康桥国际合同签署确认单》、购房发票等原件交付上诉人的行为能够证明双方达成了转移房屋所有权的合意。综上所述，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保护无过错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蔚素珍辩称：一、以物抵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的适用主体是不动产买卖合同中无过错买受人，区别于以房抵债受让人。前者仅是为生活居住用房，所保护的是基于买卖不动产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而以房抵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达成以房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以房抵债协议是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而房产的交付仅系以房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其债权人享有的本质上仍然是金钱之债，且诉争房屋并未完成权属登记的变更手续，债权人只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以房抵债协议并不形成优先其他债权的利益，不能阻却其他合法权利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因此，本案上诉人康芹叶未就涉案房产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其与通常意义上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的消费者不同，其系因被上诉人刘志刚拖欠其借款而约定以房抵债，上诉人康芹叶并非实际支付购房款项。因以物抵债属于原来金钱之债的履行方法，上诉人康芹叶可以请求被上诉人刘志刚履行协议和交付房屋，但在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之前，上诉人康芹叶不能基于以房抵债协议，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并据此排除强制执行。二、即便被上诉人刘志刚配偶邢春芳在《协议上》签字，也会因上述原因，不能阻却被上诉人蔚素珍的强制执行。综上所述，上诉人康芹叶以与被上诉人刘志刚存在以房抵债协议并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出租他人为由，错误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目的在于通过诉讼阻却丛台区人民法院对于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康芹叶的上诉请求。刘志刚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中称其答辩意见与一审意见相同。康芹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立即停止对邯郸市邯山区房屋的执行行为，立即停止贵院对上述房屋委托、拍卖行为，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2、依法确认原告为邯郸市邯山区房屋的所有权人；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蔚素珍与被告刘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年6月10日本院作出（2019）冀0403民初15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刘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蔚素珍借款600000元及利息684000元，合计1284000元；二、驳回蔚素珍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书送达后，刘志刚不服，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在审理中提出撤诉。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冀04民终47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刘志刚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7月27日，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案号为（2020）冀0403执恢267号。我院于2020年8月12日查封了刘志刚名下位于邯郸市邯山区（查封期限三年：自2020年8月12日起至2023年8月11日止）。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康芹叶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裁定驳回康芹叶的异议申请。康芹叶不服并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诉至本院。又查明，2013年9月10日、9月29日，刘志刚向康芹叶分别借款50万元和30万元，并出具了借据，同日，康芹叶向刘志刚支付了所借款项。2015年2月1日，刘志刚与康芹叶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刘志刚将位于邯郸市康桥大厦Ａ区房屋以所欠康芹叶80万元债务顶账给康芹叶，所欠银行按揭贷款由康芹叶偿还。刘志刚购买的位于邯郸市邯山区办理了按揭贷款，自2015年2月起至2018年1月12日期间，刘志刚给康芹叶出具了12份收据，称收到康芹叶还贷款××元，但未出示转款凭证。自2018年5月至2019年10月16日期间，康芹叶通过银行账户交纳本案涉案房屋的房屋贷款。2017年8月1日至2021年3月15日，康芹叶与他人签订了数份租房协议，由康芹叶将本案涉案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2018年9月19日，康芹叶在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笔录中称，因刘志刚欠我80万元，经我和刘志刚协商，该房产抵顶60万元，刘志刚还欠我20万元没有给付，故该房产的购房款我已经实际交付。2018年4月2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冀04民终525号民事裁定书以康芹叶与刘志刚就涉案房产所订协议的履行情况及实际占有情况等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邯郸县人民法院（2017）冀0421民初963号民事判决，发回原邯郸县人民法院重审。另查明，被告刘志刚与邢春芳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7年9月16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己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己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己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被告刘志刚与邢春芳系夫妻关系，位于邯郸市邯山区虽登记在刘志刚名下，但该房产属于被告刘志刚与邢春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刘志刚与原告康芹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时，邢春芳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确认，所以，被告刘志刚单方与原告康芹叶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不属于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对于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康芹叶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康芹叶负担。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案外人康芹叶是否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如下二个法律问题：一、本案所涉以房抵债协议(即《协议书》)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康芹叶基于协议书之请求权能否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一、关于本案所涉以房抵债协议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问题。本院认为，以房抵债协议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债务人名下房屋来抵消原有之债的双方合意，在性质上属于原有之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因此，房屋抵顶行为实际为原有之债权利义务的履行，而非基于房屋买卖合同作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因此，以房抵债协议一旦有效成立，其直接效果即是债权人无需支付购房款即可取得债务人交付抵债房屋之请求权。对于一般房屋买卖合同而言，合同有效成立，购房者支付购房款后才可以要求出卖方履行交房义务并办理过户手续。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排除执行两项条件的意义在于，不仅要求购房合同在法院查封之前有效成立，并以购房款的支付予以佐证。而由于以房抵债的购房款系抵顶之债的转化，因此债权人只要举证证明以房抵债协议成立，即满足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三项的规定，不仅丧失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一、三项相互印证的证明效果，且有可能使得法院查封时间的限制性规定形同虚设。本案中，康芹叶于2015年2月1日与刘志刚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经双方协商，甲方所欠乙方80万元的债务，甲方自愿将自有上述房屋作价80万元清偿该项债务……。)，因此，康芹叶与刘志刚之间的以房抵债协议即使有效，也不能认定该以房抵债协议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二、关于康芹叶以房抵债协议的履行之请求能否享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房抵债协议目的为旧债清偿，是对原有之债法律关系的履行。因此，康芹叶只有在抵债之房产所有权转移至其名下后，才实现债的清偿，而在债务清偿的履行过程中，以房抵债协议仅为一般债权。在案涉抵债房屋完成不动产变更登记之前，康芹叶仅享有债权请求权，不享有优先于一般债权的权益。故康芹叶以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债权排除法院执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康芹叶在以房抵债实现债权的求偿方式无法实现后，可以据其与刘志刚之间原有之债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康芹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但法律条文理解偏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康芹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艳芬审判员  王一民审判员  王双振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宇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