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91民初4275号原告:江苏立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88号城建大厦C座2层。负责人：黄立志，江苏立志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江苏立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州城置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号路以东，徐海路以北。法定代表人：孔德辉，徐州城置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江苏三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立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志所”）与被告徐州城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置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苏0391民初88号民事判决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3民终497号民事裁定，因新证据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立志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被告城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立志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城置公司支付立志所律师代理费1372875元及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利息损失7125元，合计138万元，并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比照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17日城置公司与江苏同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同凯所”）签订“委托代理框架协议”，约定在案件代理中，按照城置公司出具、代理律师签字的任务书确定收费标准，至任务书约定事项相应程序终结三十日内结算完毕，判决、调解、和解、撤诉等均视为完成委托事项。协议履行期间，同凯所指派律师王鑫为城置公司代理三件案件，即：（2016）苏03民终6217号案，诉讼标的283500元；（2015）开民初字1770号案，诉讼标的600万元；（2015）开民初字1775号案，本诉标的76941300元、反诉标的26651916元；上述案件分别胜诉、撤诉、和解结案，按照框架协议，城置公司应出具任务书，律师费应在诉讼标的10%以上。2017年10月28日同凯所将债权转让立志所并通知了城置公司。因城置公司拒绝出具任务书，故按照江苏省物价局、司法厅苏价费[2017]113号文件规定，计算上述代理费。城置公司辩称：上述三案均是2016年委托，只能按照当时的律师收费标准收费，不应按照2017年后的新标准收费。（2016）苏03民终6217号案为二审，代理费应按一审减半收取为5802.5元至9905元；（2015）开民初字第1770号案诉讼标的600万元，但代理律师只参加了一次关于公章鉴定的法庭询问和对鉴定意见的补充质证，城置公司因证据不利撤诉，实际上是败诉的，没有实现诉讼目的，代理律师的工作量和技术含量很少，只能按照实际工作量适当支付律师费用；（2015）开民初字第1775号案虽然是按照7694万元计取诉讼标的，但那是合同总价，实际有争议的只是合同解除违约金2600万，结案方式是双方和解撤诉，此前已与原告指派律师解除委托，只能就已提供服务部分收取费用，按其实际工作量最多支付1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7日城置公司与同凯所签订“委托代理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同凯所接受城置公司委托，指派该所律师王鑫作为诉讼等程序的代理人,双方通过另行签定“任务书”的方式确认风险代理费数额，不计律师基础代理费，生效判决、撤诉、调解、和解均视为完成代理事项，委托事项终结之日起30日内付款。协议执行期间，王鑫为城置公司代理了若干案件，双方因律师费的计算和支付产生争议，王鑫转职立志所后，同凯所将债权转让立志所并通知城置公司，先后形成了三起诉讼。（一）（2017）苏0391民初3125号案。该案涉及12起案件的律师费，起诉标的12万元，每一件均有双方确认过的任务书，明确了律师费数额，其中3件收费方式为按“减损额（胜诉额）”即“标的额-最终确定金额”的一定比例计取，9件为每件3000元的固定额。立志所陈述，固定额计费的原因是，该9件案件大多是针对对方当事人的胜诉判决提出的上诉，或另行起诉后保全对方胜诉标的，不可能胜诉，只是迟延一审判决生效或阻碍生效判决执行。后该案以11万元调解结案。（二）（2019）苏0391民初233、234号案。该两案涉及6起案件的律师费，起诉标的分别为28.72万元、18.44万元，从诉状内容、原告举证、庭审陈述看，双方没有签订任务书，是根据省主管部门2013年制定的律师收费规定，按照标的额比例收费方式计算。合并审理后，以20万元调解结案。（三）即本案。本案涉及3起案件的律师费，双方没有签订任务书，并因城置公司不同意出具任务书，立志所提出诉讼。具体情况如下：1、（2016）苏03民终6217号案。该案为公路管理站诉城置公司道路占用费的案件，标的额为28.35万元，一、二审均驳回了公路管理站的诉讼请求，该案一审即2015开民初字第1412号案，双方签订了任务书，确认律师费为33736元，并包含在前述第一起律师费案件，即（2017）苏0391民初3125号案中调解解决。对二审如何收费，双方均认可按照一审标准的一半取费，但分歧在于：原告认为应是33763元的一半；被告认为应按照省收费规定计算一审律师费后再折半，为5802.5——9905元。2、（2015）开民初字第1770号案。该案为城置公司诉大都公司借款纠纷案，城置公司起诉标的为返还借款600万元及利息，大都公司抗辩该600万元名为借款、实为双方备忘录确定的工程款，经城置公司申请鉴定，备忘录上城置公司的公章属实，城置公司遂撤诉。该案2015年10月23日立案，2016年12月27日结案，一审卷记载的诉讼代理活动包括：提交诉状1页、地址确认1页、办理立案手续、提交保全申请及证据8页、提交鉴定申请及检材6页、参加法庭询问一次笔录2页、参加开庭一次笔录8页、申请撤诉及笔录4页。立志所认为，是城置公司自身原因导致证据不利，代理律师已经尽到了责任，而且起到了拖延支付工程款的目的。3、（2015）开民初字第1775号案。该案为城置公司诉大都公司建设工程案件，城置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解除合同、大都公司退场、赔偿工期延误损失2500多万元，诉讼标的7694.13万元。大都公司提出反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工程欠款、赔偿窝工损失，反诉标的2665.19万元。一审卷记载的诉讼代理活动包括：提交诉状4页、地址确认1页、办理立案手续、提供证据52页、申请保全手续18页、参加庭前交换证据一次笔录8页、参加法庭询问一次笔录2页、提供和解协议文本。后当事人达成和解，双方均撤诉。该案2015年10月23日立案，2017年8月24日结案。立志所认为，城置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多半是利用诉讼和保全，达到支付拖延工程款的目标，而不是以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为目的，本案就是通过大标的保全的压力，迫使大都公司和解退场，新施工单位顺利进场，不再延误工期，影响商品房交付，实现了诉讼目标。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通过“委托代理框架协议”设立了委托关系，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通过另行签定“任务书”的方式确认委托或代理的具体事项、所涉程序、费用标准，因此“委托代理框架协议”只是一种概括性委托，虽然从主要的权利义务特征能够确定是双务有偿合同，但缺乏特定的标的、具体的对价等内容，明确这些合同条款的依据应是“任务书”，“任务书”既可以是构成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的结算条款，也可以是独立的委托代理合同。有“任务书”而无“委托代理框架协议”，“任务书”仍可单独作为解决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有“委托代理框架协议”而无“任务书”，则本案争议的标的属于报酬价款约定不明的双务有偿合同，这也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双方未约定律师费的计算标准、办法和数额的时候，律师费应当如何计算。一、关于是否可以依照2013或2017年省主管部门规定的标的额比例收费办法，即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省物价局、司法厅在2013年颁布了关于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即“苏价费（2013）421号”通知，2017年进行了修订，即“苏价费（2017）113号”通知，在上述两个通知中，对制定目的均开宗明义是“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要求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费单位及文件依据，律所应严格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法律服务，并强调应与委托人协商一致确定服务项目和费用。因此，这个规定的本意是作为律所经营明码标价、规范执业的要求提出来的，即通过信息对称、意思自治形成委托代理收费。对客户而言，它既不是强制性的依法应当执行的政府指导价或行政税费征收征缴，也缺乏市场竞争方面的证据证明该标准已形成了区域市场价格或商业惯例，所以除非协商一致，委托人没有义务必须接受这样的价格，也得不出律所可以事先不约定、事后只能或必须按照这个规定计费的结论。在省规定中有计件、计时、标的额比例、协议收费四种方式，在原、被告实际履行委托代理事项时，也存在计件、标的额比例等不同计费方式，因此原告坚持适用标的额比例计费办法的依据并不充分。此外，双方在诉讼中对于委托合同还是代理合同案由的异议，除了区分理论观点上的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分类，并赋予其有偿无偿的目的外，并无实质意义。无论是民商合一的民法典还是主流司法观点，均未作出民、商的机械区分并赋予不同对价，有偿无偿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和履行，并非从概念上代理合同计费就高，委托合同计费就低。代理合同是委托合同项下的子案由，除主体、场域有所区别外，在合同法有名合同的分类上并无实质不同，二者是种属、而不是排斥关系，该异议并不能解决双方关于计费方式的争议。二、关于是否可以比照已经履行的“任务书”的计算标准。在“委托代理框架协议”履行期间，双方以委托人向受托人出具不同案件诉讼代理“任务书”的形式确定具体费用，双方当事人在已履行的“任务书”中，既有按胜诉或减损的标的额分段分比例取费，也有固定的按每件3000元计费，这些“任务书”就是分别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自己确定的，因此无论从要约承诺一致的合同成立要件，还是实际履行期间的不同取费方式，都意味着这些合同之间均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的权利义务是代表每一次不同的意思表示，没有互相替代的理由。对于双方通过诉讼达成的调解结果，本质上仍是基于意思自治。因此，在当事人没有合意的情况下，二者之中当如何选择其一仍缺乏精准恰当的依据。三、关于（2016）苏03民终6217号案的律师费计算。双方对于该案比照一审代理费的一半计算没有异议，争议在于一审代理费如何确定。由于该案一审代理费已经通过“任务书”的方式予以确定，这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因此该案一审代理费指的就是固定下来的、特定案件的、唯一的一审代理费33736元，而非其他抽象的、按照其他标准重新计算的、其他案件的代理费，城置公司在该案上的计算方式既不符合在先约定，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有违交易诚信。三、关于代理合同履行情况的评价。这部分在事实查明部分已经叙述，从代理事项的内容看，标的大的两个案件虽然包括民间借贷、建设工程等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的疑难复杂案件，但从卷宗反映，代理活动主要是立案、申请保全、申请鉴定、申请撤诉等程序事项，虽有交换证据、参加开庭等与实体相关的事项，但笔录页数不多，事实调查、法庭辩论并未充分展开，反映律师主要工作量、工作质量、工作强度、工作水平的诉辩状、代理词等不多，这与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内容，即主要是通过保全增加对方的诉讼成本和压力，试图达到某种诉讼目的，是一致的。由于没有建立起与诉讼请求、特别是与标的额完全一致的联系，则按胜诉或减损的标的额分段分比例取费缺乏足够说服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原告庭审中的陈述，那些按照固定数额收费的部分案件，明知不可能胜诉却起诉、保全，特别是针对对方当事人胜诉标的的保全，实质是妨碍生效判决执行，则委托事项和代理行为已经带有滥用诉权和诉讼保全的性质，是一种违背诉讼诚信的行为。四、关于相关类案裁判尺度的检索。对于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风险代理费的确定或调整，不同审级的司法成例已不鲜见，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0月29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终907号民事判决中，即认为收费指导价中的标的额比例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判断依据，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把原告主张的598万元律师费调整为120万元（即2折）。该案中借款数额为3.2亿，为实现债权，债权人与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为598万元且已经实际支付，作为实现债权的费用，主张债务人、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案虽与本案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关于律师费调整需要考虑的因素、裁判的思路和方法对本案有借鉴意义。综上所述，由于双方当事人并未就律师代理费标准、数额形成合意，且如上分析，无论双方各自主张的任何一种计费办法都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对于形成的争议以及衍生的成本，双方均有责任。除（2016）苏03民终6217号案的律师费能够确定外，其余只能通过赋予司法自由裁量权予以解决。综合考虑争议金额大小、案件难易程度、庭审次数时长、代理活动内容、律师参与程度、迟延付款损失等各种因素，参考相关类案尺度以及已实际履行的代理费情况，对原告诉讼请求酌定支持3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徐州城置有限公司支付江苏立志律师事务所3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江苏立志律师事务所、徐州城置有限公司各负担86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涛审 判 员  马 影审 判 员  陈 青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高 杰书 记 员  任晓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