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45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爱缇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1537号2栋702号。法定代表人：秦君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倩草，女，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邸珂皓，四川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成都东创国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万福寺1233号。法定代表人：黄建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女，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四川爱缇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缇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东创国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2民初4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缇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改判支持爱缇思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爱缇思公司与东创公司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关系。2.爱缇思公司已经履行大部分义务，不存在根本违约，一审法院判决解除《采购协议》缺乏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对爱缇思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不予采信有失偏颇。4.一审法院遗漏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应急管理局。5.东创公司应当按照《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支付爱缇思公司代理费2,000元。6.爱缇思公司系四川省“一带一路”经贸促进会的会员企业，想为防疫工作贡献一份力量，才开展一系列进口事宜，爱缇丝公司代理进口防疫物资没有获利，是公益性质，一审判决爱缇思公司承担责任不公平。东创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主要理由如下：1.爱缇丝公司与东创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约定双方为了便于爱缇丝公司海外采购，另行签署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但是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以采购协议为准，这说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双方对采购协议订立了补充协议，对货物的数量、单价、总价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协议履行。因此，东创公司向爱缇丝公司多支付的款项，应予以退还，并且爱缇丝公司也没有理由再继续要求东创公司继续履行合同。2.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没有建立委托关系，东创公司没有义务向爱缇丝公司支付代理费。东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爱缇思公司向东创国城公司退还货款670,060元及利息（计算基数670,060元，利率为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4.35%，期间从起诉之日计算至爱缇思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爱缇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东创国城公司提取合同约定的未如约提走货物；2.判令东创国城公司支付爱缇思公司代理费用人民币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采购协议》签订情况。2020年2月6日，东创国城公司（委托方）、爱缇思公司（代理方）经协商一致，就委托代理进口医用防菌口罩事宜，订立《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一、委托进口货物的品名：医用防菌口罩。二、付款方式：在爱缇思公司确定海外供应商且在供应商将采购的货品数量齐备时，东创国城公司支付全部货款。三、交货时间：2020年2月17日前。四、委托方对代理方的授权范围：授权代理方以自己的名义与口罩供应外商签订并履行进口合同，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并收取代理费用人民币贰仟元整。”“七、违约责任：2.如因爱缇思公司原因导致东创国城公司损失，东创国城公司有权向爱缇思公司索赔。”分别加盖东创国城公司、爱缇思公司公章。同日，东创国城公司（甲方）、爱缇思公司（乙方）经友好协商，就东创国城公司向爱缇思公司订购防疫物资事宜，订立《采购协议》：“一、爱缇思公司向东创国城公司供应以下产品：1.商品名称：医用防菌口罩。2.单价：人民币2.5元。3.商品数量：400,000个。4.总金额：（大写）壹佰万元整，该费用包含了货款、进口关税、税费、增值税、报关费、报检费、运输费等等所有费用。二、供货范围和交货方式：1.交货地点：成都双流机场。2.交货方式：收货单甲方签字确认。3.交货时间：2020年2月17日前。”“四、付款方式：1.在爱缇思公司将供应的货品数量齐备时，东创国城公司支付货款。2.东创国城公司支付货款后货物进关时，爱缇思公司提供该批货物由中国海关出具增值税及关税完税发票。”“五、交货时间和地点：爱缇思公司将货物送至东创国城公司所在地。运费由爱缇思公司负担。六、双方权利和义务：3.为了便于爱缇思公司在海外采购货物，东创国城公司、爱缇思公司双方还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采购协议为准。（其余内容略）”二、《〈采购协议〉补充协议》签订情况。2020年3月23日，东创国城公司（甲方）、爱缇思公司（乙方）签订《〈采购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东创国城公司（甲方）、爱缇思公司（乙方）于2020年2月6日签订的《采购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由东创国城公司向爱缇思公司采购医用口罩40万个，金额100万元。在主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同意对主合同的口罩采购单价和数量进行变更，并签订补充协议如下：一、东创国城公司、爱缇思公司双方同意将主合同中口罩的采购单价由原2.5元/个变更单价为2.4元/个。双方同意将主合同中的口罩采购数量由原40万个变更为口罩采购数量为137,475个。单价及数量变更后，补充协议的货款合计金额为329,940元（137,475个×2.4元=329,940元）。”加盖东创国城公司、爱缇思公司公章。爱缇思公司述称，在天府新区应急管理局的调解下，双方协商拟签订两份补充协议，即《〈采购协议〉补充协议》和《〈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补充协议》，爱缇思公司盖章后邮寄给东创国城公司，两份补充协议同时签订才符合签约目的，因此主张《〈采购协议〉补充协议》没有实际成立。爱缇思公司提交东创国城公司未盖章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补充协议》文本，主要载明爱缇思公司同意退还东创国城公司货款670,060元，在保险理赔金额到账两个工作日内将差额款项670,060元足额退还东创国城公司。东创国城公司主张该补充协议未加盖东创国城公司印章，对此不予认可。三、合同履行情况。东创国城公司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执载明，2020年2月7日，东创国城公司向爱缇思公司转账1,000,000元。爱缇思公司提交与天府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述称本次防疫物资采购系天府新区应急局委托爱缇思公司进行。爱缇思公司另提交《出库单》载明，提货单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收货单位东创国城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16日、2020年3月24日出库87,475个、50,000个。另查明，经一审法院委托调解机构进行调解，东创国城公司与爱缇思公司就本案于2020年11月19日进行了诉前调解。因分歧较大，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自2020年4月20日至今为3.85%。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所有争议及有关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一、本案东创国城公司、爱缇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二、东创国城公司请求爱缇思公司返还货款，以及爱缇思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有无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二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签订在前，但根据后签订的《采购协议》第六条“为了便于爱缇思公司在海外采购货物，东创国城公司、爱缇思公司双方还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采购协议为准”的文意，双方权利义务应以《采购协议》为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订立目的是“为了便于爱缇思公司在海外采购货物”，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由爱缇思公司向东创国城公司供应医用防菌口罩，东创国城公司支付价款，故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买卖货物，双方法律关系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属于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爱缇思公司述称系受天府新区应急管理局委托进行防疫物资采购。但由于天府新区应急管理局并未参与本案合同订立，而是东创国城公司作为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本案的处理也并不涉及天府新区应急管理局的民事权利义务。天府新区应急管理局与本案处理结果并无利害关系，不予追加天府新区应急管理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爱缇思公司在反诉请求中主张按照《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约定由东创国城公司支付代理费2,000元，如前所述，缺乏约定依据，不符合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的《〈采购协议〉补充协议》对《采购协议》所涉口罩的单价、数量进行了变更，爱缇思公司于《〈采购协议〉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对变更内容予以确认，应视为接受该变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采购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爱缇思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补充协议》因无东创国城公司签字盖章，不能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故不予采信。本案中，依据《〈采购协议〉补充协议》，爱缇思公司已交货部分的口罩价值为329,940元（137,475个×2.4元=329,940元）。东创国城公司已支付价款100万元，剩余部分，根据《〈采购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文意，爱缇思公司无权再占有，应予返还。故爱缇思公司应向东创国城公司退还剩余口罩价款670,060元（1,000,000-329,940=670,060元）。而爱缇思公司请求东创国城公司提走未提走的货物，属于请求继续履行，不符合双方《〈采购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问题。根据双方举证，上述退还剩余口罩价款670,060元的债务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东创国城公司可随时主张履行，但应给予爱缇思公司必要时间。因本案立案前已经进行了诉前调解，东创国城公司已向爱缇思公司要求履行，可以从本案立案之日起，以未返还的价款为基数，计算利息损失。关于利息计算标准，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爱缇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成都东创国城实业有限公司应退还的剩余口罩价款670,0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670,06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至价款返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成都东创国城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四川爱缇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6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爱缇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2020年2月7日，东创国城公司向爱缇思公司转账1,000,000元，备注口罩款。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虽然爱缇丝公司与东创公司在同日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采购协议》，但通过两份协议的内容可知，《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系为方便爱缇丝公司方便在海外采购而签，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以《采购协议》为准；从双方履行情况来看，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和《采购协议》后，东创公司明确其向爱缇丝公司转款为购口罩的款项，爱缇丝公司也向东创公司发送过拟对《采购协议》进行变更的《补充协议》，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买卖合同关系，爱缇丝公司以委托代理关系为由向东创公司主张代理费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爱缇思公司未能按照《采购协议》约定的期限足额交付货物，在当时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背景下，爱缇丝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采购协议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爱缇丝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主体众多，其无法证实其中每一位成员的身份及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应急管理局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诉讼标的、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并无追加必要。最后，爱缇丝公司主张其系出于公益的目的从事口罩进口事宜，但爱缇丝公司选择与东创公司以民事合同的方式从事口罩进口、出售事宜，在双方发生纠纷时，仍应按照民事合同的约定处理双方的纠纷；在当时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爱缇丝公司积极积极从境外筹措防疫物资，配合政府部门防控疫情，该行为值得赞扬，但是从实际履行的情况来看，爱缇丝公司并未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期购买到口罩并按时完成交付，爱缇丝公司继续占有东创公司预付的货款已经没有合同依据，即便爱缇丝公司现在能够履行剩余的合同义务，但也已经脱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一审法院判决爱缇丝公司退还其预收的货款并不损害爱缇丝公司利益，并不会对爱缇丝公司造成不公平。爱缇丝公司在向境外企业进行采购时，应当尽到谨慎考察交易对象、衡量履约风险，谨慎与东创公司约定交货时间、数量等，在本案买卖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了交货时间、数量的情况下，爱缇丝公司境外采购的履约风险不应由下游买受人东创公司承担。综上所述，爱缇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20.6元，由上诉人四川爱缇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员 董荣昌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法官助理 曾 欢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