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最高法民申399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法定代表人：王清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锐，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经涛，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海德星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法定代表人：曲军，该公司执行董事。一审被告：王清涛。再审申请人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天津市海德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星公司）、一审被告王清涛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最高法民终1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中融公司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九项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再审。理由如下：（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认定中融公司与海德星公司实际履行的借款合同为海德星公司起诉时提交的《借款合同一》复印件，缺乏证据证明，且与在案其他证据相矛盾。2.原判决认定中融公司将加盖公章的空白纸交海德星公司不符合正常商业交易惯例，缺乏证据证明。3.在有客观物证的情况下，原判决仍采信证人证言认定“中融公司关于海德星公司为三无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属认定有误。4.原判决在未经调查的基础上，认定“海德星公司不符合职业放贷反复性、经常性的特征”是错误的。（二）原判决认定本案借款事实的《借款合同一》《债务确认书》系海德星公司伪造的。（三）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证人李某制作了谈话笔录，且查阅了海德星公司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上述证据未经中融公司质证，剥夺了中融公司的辩论权利。一审法院对于“海德星公司工商档案”“上海二中院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未进行质证，二审法院对此确认程序瑕疵但认为尚未到严重错误属于认定错误。（四）查明海德星公司出借款项的来源是本案关键事实，中融公司在一、二审过程中均已向人民法院递交了相关的调查取证申请，原判决未调查收集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裁判尺度不统一。（五）原判决未查明海德星公司出借资金来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法院合议庭部分成员未参加庭审，二审未予纠正，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七项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中融公司的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关于双方是否实际履行借款合同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海德星公司起诉时未能提交《借款合同一》原件,但各方均认可海德星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向中融公司转账5亿元的事实。海德星公司称《借款合同一》原件已由中融公司收回且有交接视频予以证明。中融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的近一年时提交《借款合同一》原件，手写部分中利率、用途为空白，第一页和第二页均仅有中融公司一方盖章，其解释称海德星公司并未盖章就将原始合同原封不动交还给中融公司，且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年利率为7%。海德星公司为证明上述主张又提交了加盖有中融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债务确认书》。经中融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债务确认书》进行鉴定，确认《债务确认书》上中融公司印章真实且先有打印文字后盖章，中融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中融公司主张《债务确认书》系海德星公司利用中融公司密封给海德星公司的加盖印章空白页伪造的，但又与其提交的《增加、变更上诉请求申请书》《发回重审上诉请求的补充理由》中所称案涉顺丰快递袋是密封交出、原封退回存在矛盾。因此,原判决对于《债务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无不当。根据《债务确认书》中“我公司与贵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称《借款合同一》),借款金额伍亿圆整,借款期限2018年2月28日至2018年3月20日”和“经双方协商,于2018年3月21日续签第二份借款合同……”的明确记载,印证了《借款合同一》真实存在，以及本案各方对《借款合同二》的认可。中融公司虽主张双方重新达成了一份口头协议并约定7%的年利率，但在二审庭审时中融公司不能向法庭说明该口头协议的签约主体、签约地点等签约过程任何细节事项。结合中融公司在《借款合同二》之前的还本付息的行为，原判决根据双方提交《借款合同一》各自版本、《债务确认书》《借款合同二》等证据，综合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一》复印件真实可信,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二）关于实际履行的案涉借款合同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根据原审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海德星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向中融公司转账5亿元的事实。从海德星公司在二审时提供企业信用报告看，海德星公司从未与金融机构发生过信贷关系，且本案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5亿元借款是由海德星公司从其他公司借款后转贷给中融公司。因此,本案不符合上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和第二项中“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以向其他企业借贷”的情况。中融公司在二审时虽主张海德星公司是“三无公司”不具备出借能力、非法吸储、职业放贷和高利转贷，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即便存在海德星公司向其他企业借款后转贷给中融公司的情形,中融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满足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中“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要件。因此，原判决认定中融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三）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对海德星公司提交的《债务确认书》、《借款合同一》复印件、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交接视频、印章鉴定意见及鉴定人出庭、中融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一》原件等证据进行听证，在听证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都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也将证据交换和质证情况制作了谈话笔录且记录在案，供其他合议庭成员查阅。尽管听证时有合议庭成员未在场，但二审时法院对上述证据及所涉事实再次进行了审理，所作认定与一审法院一致，案件的实体审理并未受到影响，故上述程序问题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由于二审查明“海德星公司工商档案”“上海二中院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对本案实体处理结果没有实质影响，因此这两份证据质证与否并未对中融公司最终责任的认定造成影响。再次,中融公司以海德星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明案涉借款来源和反复借贷的事实为由，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海德星公司银行流水信息。在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借款来源并非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调查海德星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不具必要性，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不予准许中融公司的上述申请，并无不当。最后,中融公司主张二审法院对证人李某制作了谈话笔录，且查阅了海德星公司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上述证据未经中融公司质证。经查，上述谈话笔录系人民法院自行调查，而海德星公司明确表示其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不作为证据，仅供法院作参考依据予以了解，故原审对上述材料不予质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中融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郭忠红审 判 员 贾劲松审 判 员 王 鑫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许冬冬书 记 员 牛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