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1031民初1367号原告:李荣飞，男，197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柳青，广西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龙，男，198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茂峰（被告何龙的姨丈），男，197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田林县司法局干部，住广西田林县。原告李荣飞与被告何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荣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柳青，被告何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茂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荣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原告与被告协商，由原告出资从隆林县城进购一批摩托车到被告在岩茶乡龙滩街上经营的摩托车修理店进行出售。2017年2月8日起，原告通过银行分7次分别汇款给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的老板梁志强和戴启容夫妇的账上共计115,800元，后隆林志强摩托车行分10次发摩托车和配件给被告，但被告销售完摩托车后却没有分利润给原告，并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原告要求只退回自己出资的115,800元本金也遭拒，双方因此发生纠纷。2018年7月10日，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把被告诉至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18）桂1031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原告曾7次汇款给梁志强和戴启容共计115,800元，志强摩托车行也曾分10次发摩托车给被告的事实，但认为仅凭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和发货单，无法认定二者之间有关联，不能证明该款系原告与被告合伙的出资款，也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事实，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更谈不上名为合伙实为借款，从而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没有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第一次诉讼的案件判决以后，原告认为，既然法院无法认定原告汇给梁志强的115,800元款项为支付被告进购摩托车的货款，那隆林志强摩托车行获得的115,800元就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返还给原告。于是于2019年1月9日以不当得利为由把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和梁志强、戴启容诉至贵院，要求车行及经营者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该案经贵院审理后，查明了原告汇给梁志强夫妇的115,800元属于购车款，志强摩托车行已经把对应的货物即10批摩托车发给了被告，因此志强摩托车行和梁志强夫妇取得的115,800元不属于不当得利，因而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认为鉴于被告已实际收到摩托车，原告可以相应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经审理后也认定了上述事实，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桂10民终14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由于后来诉讼的案件经一、二审法院重新查明原告汇给梁志强夫妇的115,800元属于购车款，隆林志强摩托车行已经把对应的货物即10批摩托车发给了被告，但被告不承认双方有合伙关系，同时已经生效的（2018）桂1031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也认定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那其因原告向隆林志强摩托车行支付货款而获得的价值为115,800元的摩托车就属于不当得利，应返还给原告，鉴于该批摩托车已被被告售出，那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现金115,800元。被告何龙辩称，一、被告未获得原告价值115,800元摩托车的不当利益。首先，原告认为（2019）桂1031民初15号和（2019）桂10民终14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实际收到原告价值115,800元摩托车的不当利益，并据此诉请被告返还现金115,800元。考虑到（2019）桂103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有“原告李荣飞与第三人何龙之间，何龙否认了合伙的事实，但第三人何龙实际已收到被告交付的财产（摩托车），原告应以相应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的表述可能给被告带来不利后果，被告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撤销（2019）桂103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以上错误认定。2019年8月14日，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0民终14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何龙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认定‘原告应以相应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的事实，由于起诉权是公民权利，原审法院只是告知当事人的诉权，不属于认定案件事实，故对上诉人何龙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这一终审认定，证实原告主张被告获得价值115,800元摩托车的不当利益是不存在的。其次，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合作关系，被告不知道原告与摩托车行的梁志强、戴启容之间有经济往来，不知道是否有该10批摩托车的存在，更不知道该10批摩托车的具体品牌、数量、单价。被告从未见到、也从未接到、更未签收过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梁志强、戴启容或者原告交付的财产（摩托车）的相关凭证，原告诉称被告获得原告价值115,800元的不当利益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原告自2018年4月以撤回合伙资金为由起诉被告，至今已超过三年。被告未获得原告的不当利益，即使被告真的获得了原告的不当利益，原告也应当至少在2018年5月17日撤诉后三年内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截止今年5月16日，原告未提起诉讼，原告的实体权利因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而得不到法律保护。三、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于2018年4月向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合伙资金115,800元。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诉。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桂1031民初526号民事裁定，准予原告撤诉。2018年7月，原告以名为合伙实为借贷为由，向法院起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桂1031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9年1月，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梁志强、戴启容，要求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追加被告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2019年5月29日，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103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李荣飞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李荣飞不服一审判决，对（2019）桂103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并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至此，原告的上诉请求由一审起诉时要求判令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梁志强、戴启容返还不当得利”改为“由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诉讼标的、请求事项与本诉相同。2019年8月14日，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0民终14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6月2日，原告向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告返还合伙出资款（不当得利）115,800元。被告认为，原告本次提起的诉讼，虽然与前诉的理由不一，其本质上都是以退还合伙投资资金的名义要求被告返还115,800元，前诉和本诉的诉讼标的都是合伙合同法律关系，前诉与本诉当事人相同、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相同，而且本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的判决结果，原告本次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构成重复起诉，根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四、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证实。（一）原告主张115,800元属于合伙出资没有证据证实。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115,800元系合伙出资进购销售摩托车的投资资金，但原告并无证据证实其与被告有合伙关系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至九百七十八条关于合伙合同有明确规定，即使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合伙合同终止前，合伙人也不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二）原告主张将价值115,800元摩托车交付给被告没有证据证实。几次诉讼中，原告并不能清楚说明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销售的价值115,800元摩托车的具体品牌、数量、单价，原告提供的货单复印件并无被告签收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实际收到原告价值115,800元摩托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理，原告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九章关于不当得利的有关规定，在原告与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梁志强、戴启容的经济往来中，被告不是得利人，也未取得不当利益。同时，原告本次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重复起诉，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原告起诉，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体现公平正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是被告小孩的干爹。被告在岩茶乡××一间摩托车修理店，并在店里销售摩托车。2017年初，双方约定由原告采购摩托车到被告修理店里销售。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隆林县志强车行分10次发摩托车及其配件到被告经营的修理店。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4月28日，原告通过银行分7次汇款给隆林志强车行负责人梁国强和戴启容共计115800元。原告曾于2018年3月26日以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法院判决被告退还合伙期间的投资款115800元，开庭之后，原告申请撤回起诉。2018年7月10日，原告以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桂1031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019年1月2日，原告李荣飞又以不当得利为由，以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戴启容、梁国强为被告诉至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追加何龙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2019年5月29日，本院作出（2019）桂103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诉讼代理人资格问题。原告称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姚茂峰是田林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不能以个人名义参加诉讼，且代理人姚茂峰是被告的姨丈，不属于近亲属的范围，其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姚茂峰是田林县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但其也是田林县司法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田林县法律援助中心是田林县司法局的内设机构。鉴于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姚茂峰具有双重身份，其只有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参与诉讼时才是律师，其余的诉讼可以司法局工作人员参与诉讼，这点法律并没有禁止。本案，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了授权委托书、村民委的推荐函、不收取报酬的承诺书和身份证，符合委托代理人出庭的要求，故对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格问题，本院予以确认，可以参与本案诉讼活动。二、关于原告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原告为了115,800元钱款，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2019年1月2日、2021年6月2日向本院起诉，每次起诉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故对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说法，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的起诉是不是重复起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于2018年7月10日以民间借贷起诉被告要求偿还借款115,800元，又于2019年1月2日以不当得利起诉隆林志强摩托车有限公司、梁国强、戴启容要求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再于2021年6月2日以不当得利起诉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从这三起诉讼来看，虽然原告的诉讼标的额相同，但最近两次诉讼的被告不相同，其标的也不相同。原告对本院作出的（2019）桂103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不服，上诉到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上诉请求是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15,800元。原告在上诉案件中提出的上诉请求，是一审案件的延伸，上诉的案件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诉，不是重复诉讼中的“前诉”。综上，原告的诉讼不属重复起诉，对于被告主张本案属重复诉讼的说法，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已经生效的本院（2018）桂1031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的问题。原告在几次诉讼中都提到桂1031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记载的“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具有合伙的意思表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对合伙中的具体事项进行了约定，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履行了出资义务，由此可看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更谈不上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内容应作为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即既然法院否定了双方的合伙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那双方之间就是不当得利关系，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本院（2018）桂1031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是针对个案的说理，即对原告主张“名为合伙实为借贷”法律关系的分析，最终作出“故本院对原告称其与被告就诉争款项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意见不予采纳”的认定。判决主文是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的结论，而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则是人民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就判决理由所作的阐述，其本身并不构成判项内容。原则上，当事人不得针对裁判文书判决理由部分申请再审。因为该判决理由部分并非最终判项，仅系对事实的认定，并不必然导致判决的裁判理由影响另案判决结果，或出现判决结果相互矛盾、抵触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当事人有足够相反证据的，仍可在另案中推翻上述事实，以避免该节事实对其带来的不利益。人民法院在先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能够产生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果，但在后诉当事人具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除外。因此，法院判决的事实认定对在后裁判而言，产生的是相对的免除举证责任的效力，并不会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可改变的影响，更不会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产生确定、必然的损害。综上，原告如有相反证据，仍有权主张权利。五、关于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这是不当得利的概念。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一方受到损失；三是取得利益和受到损失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四是获利没有法律上或约定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应就被告取得其诉争115,800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提供证据，原告作为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是控制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对利益转移的原因应付合理的说明义务，即原告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仅能证明将购买的摩托车通过车行运到被告的摩托车修理店的事实，被告在“得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这一构成要件上未尽到初步举证责任，原告将摩托车送到被告店面的行为的法律性质已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双方有可能是基于合伙、买卖、委托销售或者赠与。本案，原告是被告小孩的干爹，双方具有特殊的关系。且摩托车行在长达几个月内分数次送摩托车到被告店里，双方必另有其经济利益，否则不符合逻辑，也有悖常识。再且，原告在诉状中承认“2017年2月，原告与被告协商，由原告出资从隆林县城进购一批摩托车到被告在岩茶乡龙滩街上经营的摩托车修理店进行出售”，这说明，被告的获利不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是出于双方的约定。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综上，原告与被告对于摩托车的交付是有约定的，不符合“得利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这构成要件，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15,800元，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九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荣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8元，由原告李荣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新文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