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4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硕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顺海林场大桥工区（贵阳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法定代表人：张洲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琼，贵州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帆，贵州谦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集时联合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均隆街69／-1-2幢3层附361号。法定代表人：应磊，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四川贞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通宇，男，198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贵阳硕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洲教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集时联合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时航空公司）、杨通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4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硕洲教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企业合作协议》第三条第5项的约定，赔偿的权利主体是学员，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不具有获赔资格，其作为原告起诉不适格。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之间未被追认的合同来认定案件事实错误。追认需要明确的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已经当庭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之间未进行任何明确追认，原审法院不能将该合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签订《企业合作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协议签订后双方没有开展任何合作业务。之前的业务，款项是付给被上诉人杨通宇，没有支付给上诉人，也没有支付给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该业务与上诉人无关。转款为双方合作前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给被上诉人杨通宇的转款，且杨通宇与集时航空公司之间有多笔业务往来，均与上诉人无关。集时航空公司辩称，1．集时航空公司和上诉人就合作事项签订了合同，并向上诉人支付了合作款项，由双方签章确认相关的权利义务主体是本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2．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在一审中向法院起诉主张相关的赔偿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赔偿金的权利主体系学员，判决中仅仅认定了合同支付的对价款项。3．对合同的履行情况和过程在一审中杨通宇也进行了确认，杨通宇本身是上诉人的股东，之前还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通宇是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相关的权利义务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通宇未到庭进行答辩。集时航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退还原告就业安置／培训费238,000元，并赔偿原告476,000元，合计71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被告硕洲教育公司到四川爱华学院组织招聘工作。被告杨通宇为被告硕洲教育公司股东，也是天津乘务段招聘的业务代表。2019年11月18日，原告通过其公司股东黄晨曦账户向被告杨通宇账户转账238,000元、136,000元。2019年12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硕洲教育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企业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自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进行就业安置合作；合作对应岗位为天津客运段高铁乘务员和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的高铁餐吧乘务员岗位；若因用人单位的原因（12个月内倒闭、停业、无故辞退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各种理由无故辞退学生，由被告退还学生就业安置／培训费；如乙方学员在试用期内符合录用条件、无违反重大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等，则甲方确保乙方学员转正后工作岗位与学生试用实习岗位一致，为天津客运段高铁乘务员和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的高铁餐吧乘务员岗位，并与之签订相关劳动合同，若因用人单位以各种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理由无故解除或者终止与乙方学员劳动关系，甲方应当承担学生就业合作费用的二倍向学员支付赔偿金，或者学员有权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企业合作协议》附件约定餐吧乘务员合作费用3,500元／人，需求人数300人：高铁乘务员合作费用4,500元／人，需求人数200人。合同签订后，被告硕洲教育公司向原告提供了《授权书》，载明：“硕洲教育公司授权集时航空公司负责输送高铁乘务员的招聘工作。双方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如有违规违法行为责任自负。授权时间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原告根据合作协议将被告硕洲教育公司提供的68名学员安排在普通列车实习，后已被通知办理离职，至今未在高铁乘务岗上班。2020年10月14日，被告杨通宇向黄晨曦账户转账50,000元。庭审中杨通宇陈述2019年11月18日，黄晨曦向被告杨通宇账户转账的136,000元是杨通宇向黄晨曦的个人借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硕洲教育公司签订的《企业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首先，原告在合同签订之前向被告杨通宇转账238,000元，虽然不是向被告硕洲教育公司账户转账，但被告杨通宇作为公司股东，对外具有代表公司的身份；其次，转账金额238,000元的计算方式为68名学生，每人3,500元，该笔费用与《企业合作协议》附件中的约定一致，原告也提供了面试通过68名学员名单；最后，结合被告硕洲教育公司认可《企业合作协议》的真实性综合分析，原告与被告硕洲教育公司在合同签订之前的转账，与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且时间间隔较近，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硕洲教育公司双方是先建立合作意向后，原告将238,000元打给了被告公司股东杨通宇，然后双方再根据前期合作意向补签了《企业合作协议》。本案中，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原告根据合作协议向被告硕洲教育公司提供的68名学员仅在普通列车实习，已被通知办理离职且至今未在高铁乘务岗上班，被告硕洲教育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硕洲教育公司应当退还学生的就业安置／培训费238,000元，扣除杨通宇已退还的50,000元，硕洲教育公司应当退还原告学生就业安置／培训费188,000元。关于原告主张赔偿476,000元的诉请，因《企业合作协议》约定：若因用人单位无故解除或者终止与乙方学员劳动关系，硕洲教育公司应当承担学生就业合作费用的二倍向学员支付赔偿金，或者学员有权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协议约定的赔偿主体为学员，并非原告，故原告的该项诉请不符合合同约定，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杨通宇对上述款项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被告杨通宇是被告硕洲教育公司股东，其与原告达成合作意向而接收原告转款的行为是其作为公司员工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已为被告硕洲教育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企业合作协议》予以追认，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硕洲教育公司承担，被告杨通宇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如被告硕洲教育公司认为被告杨通宇的行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可另行向被告杨通宇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阳硕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退还原告成都集时联合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就业安置／培训费188,000元；二、驳回原告成都集时联合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70元，由原告成都集时联合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048元，被告贵阳硕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422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部分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硕洲教育公司提交《硕洲教育公司股东会决议书》（2020年11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硕洲教育公司章程修正案》，拟证明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确认杨通宇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16日期间存在渎职行为；杨通宇的行为不能代表硕洲教育公司，也无权代表硕洲教育公司对外行使权利；杨通宇从来不是硕洲教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硕洲教育公司也没有给杨通宇任何的授权委托书，不能仅仅因为杨通宇是硕洲教育公司的股东就认定杨通宇能够代表硕洲教育公司对外行使权利。被上诉人集时航空公司质证表示该组证据形成于2020年11月16日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证据使用；对于《硕洲教育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内容无法进行核实，但至少可以确认杨通宇本人在2020年11月前（诉讼前）为硕洲教育公司的大股东，担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职务；《硕洲教育公司股东会决议书》显示杨通宇将硕洲教育公司43.1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张洲源，无论内容和对价都不符合常理，故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即使真实，仅能证明上诉人的股权内部转让行为，其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不能约束被上诉人，更不能排除对第三人的相关义务；以上三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在合作期间张洲源作为硕洲教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杨通宇共同前往成都等地进行考察谈判，双方的合同是经过硕洲教育公司与集时航空公司签章确认的。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审理中杨通宇主张其是硕洲教育公司的股东，也是天津乘务段招聘的业务代表，该业务是杨通宇的职务行为；杨通宇收到集时航空公司238,000元后，与硕洲教育公司股东协商，该费用作为杨通宇的股本金。杨通宇提交了三次向硕洲教育公司支付共计1,014,000元的转账凭据，在转账附言中载明“资本金”。一审审理中杨通宇还提交了一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与硕洲教育公司签订的《合作就业服务合同》复印件，该合同约定合作期限为2019年5月至2024年5月，拟证明业务主体是硕洲教育公司，但该合同无原件核对，无签订时间，且加盖的硕洲教育公司的公章编号与硕洲教育公司庭审中所持的公章编号并不一致，硕洲教育公司不予认可。二审审理中因前述《合作就业服务合同》加盖的公章与硕洲教育公司与集时航空公司签的《企业合作协议》中加盖的硕洲教育公司公章的编号一致，均为“5001326541201”，本院通知硕洲教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洲源到庭解释说明。张洲源称集时航空公司与硕洲教育公司签订的《企业合作协议》及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与硕洲教育公司签订的《合作就业服务合同》，都是杨通宇去签订的，硕洲教育公司不持有合同的原件，加盖的公章硕洲教育公司也不持有；硕洲教育公司的印章只有硕洲教育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上诉状中加盖的公章；张洲源与杨通宇到天津考察是事实，但并没有对合作时间、支付款项等细节继续协商；张洲源知道杨通宇代表硕洲教育公司与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签订合同，但合同原件杨通宇没有给硕洲教育公司，张洲源只知道杨通宇去签订合同，但并不知道加盖公章的情况；硕洲教育公司一审庭审中认可集时航空公司与硕洲教育公司签订的《企业合作协议》只是认可协议的内容，并非认可加盖的公章。二审审理中集时航空公司主张派遣的68名学生是三方现场选拨的，硕洲教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洲源也在现场。张洲源认可集时航空公司派遣学生时其到场，但主张其是为了考察项目，并非履行合同义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主体问题，集时航空公司作为付款人支付了案涉238,000元，现集时航空公司诉请返还，集时航空公司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对硕洲教育公司关于集时航空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硕洲教育公司与集时航空公司2019年12月1日签订的《企业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虽然案涉款项发生在该协议签订之前，且案涉款项汇入硕洲教育公司股东杨通宇的账户，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集时航空公司对派遣的学生进行选拨时硕洲教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洲源也到场，虽然张洲源主张其在场是为了考察项目，并非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杨通宇提交的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与硕洲教育公司签订的《合作就业服务合同》，约定合作期限为2019年5月至2024年5月，故集时航空公司对68名学生进行选拔并派遣进行实习是在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与硕洲教育公司签订的《合作就业服务合同》履行期内，该业务属于硕洲教育公司的业务，根据查明的事实相关合同协商及签订的过程均是杨通宇代表硕洲教育公司进行，故杨通宇、张洲源、硕洲教育公司的前述行为都表明了是在履行硕洲教育公司与集时航空公司的合同义务，原判判令杨通宇收取的案涉238,000元扣除已归还的50,000元，剩余188,000元由硕洲教育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贵阳硕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60元，由贵阳硕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多收取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880元，退还贵阳硕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韦 娟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徐贞兰书 记 员  罗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