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02民初2910号原告：邢汝南，男，197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蓬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君妮，山东助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芝罘运达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西街15号。法定代表人：鞠丰竹，任总经理。被告：鞠丰竹，男，195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邢汝南与被告烟台芝罘运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鞠丰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汝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君妮、被告运达公司、鞠丰竹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运达公司向原告退还货款26647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0992.52元(暂计至2021年1月17日)，并自2021年1月18日起，继续以266472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直至款项付清之日；2.判令鞠丰竹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合计277464.52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运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鞠丰竹承诺对运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贡任。原告从运达公司处购买轮胎并预付货款，但运达公司未能供应价值相当的足额货物。经协商，运达公司同意退还原告多付的266472元货款，并向原告出具加盖印章的载明应退金额的财务凭证一份。鞠丰竹系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愿承担运达公司的债务，并于2019年8月3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承诺于2019年12月30日前向原告退还266472元。然而，时至今日，两被告均未履行退款义务，故诉至法院。被告运达公司辩称，1.原告诉称与运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运达公司认可，但对原告诉请的欠付货款总额不认可，待运达公司核实确认后予以确定。运达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两者在日常业务往来中多次通过银行承兑的方式结算货款。因运达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暂时无法交付货物，才欠付原告轮胎。待运达公司经营好转后，会尽快履行交货义务或者与原告协商退还预付货款事宜。2.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鞠丰竹，在对外相关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都是代表运达公司，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理由：首先，鞠丰竹对外签署自己的名字是运达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达成的决议，授权鞠丰竹代表公司签字确认。鞠丰竹签字的行为是执行职务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其次，运达公司未要求，鞠丰竹个人也未同意、承诺为运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法律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行为，其行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这也是公司对外经营交易中的惯例。3.针对原告诉请，要求运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我方不予认可。对逾期付款利息的支付，原、被告并未有过明确约定，原告也从未提起过，因此，原告的这一项诉请于法无据，不应支持。被告鞠丰竹辩称，1.运达公司对原告应承担的债务，我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理由：首先，原告是与运达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运达公司购买轮胎，并且两者是多次通过银行承兑的方式结算货款的，从银行承兑汇票的交付、使用、承兑等事项都是在原告与运达公司之间进行的。我与原告并无业务往来。且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申请人必须为公司，我本人根本无法承兑、使用。其次，我作为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在相关文件中签署自己名字，是经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达成的决议，是公司行为。因此，我属于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对此，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这也是公司买卖交易中惯例的。最后，自我与原告交易往来时，我就向原告明确表明自己的签名是代表公司，与自己本人无关，从未向原告同意、承诺其个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对此也是明确知情的。2.银行承兑的特殊付款方式，也能充分证明案涉纠纷是原告与运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我无关。依照我国《票据法》、《票据管理法》、《支付结算办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承兑银行承兑汇票的必要条件是：承兑申请人是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需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购销合同及其增值税发票。结合本案，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实际承兑申请人是运达公司，而我本人根本无法承兑、使用。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称其经营修车店，对外出售及修车时使用轮胎，向运达公司购买轮胎并预付货款，后经双方达成合意，被告不再向原告供应轮胎，返还原告预付的货款，被告法定代表人鞠丰竹向其出具欠条，对欠付的预付款承担连带责任。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1.加盖被告印章及财务专用章的应收账款明细表，单据类型中记载有邢汝南，该明细表显示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内，原、被告自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6月2日期间发生的交易及收付款情况，至2017年6月2日，预收金额合计371682.3元，应收金额119970元，期末余额为－266472.3元，其中该表中销售发货与销售收款对应的应收金额部分表示被告向原告实际供应轮胎的货款金额即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款项，预收款对应的预收金额无论摘要部分备注何内容均表示原告为购买轮胎向被告预付货款的金额，预收退款对应的预收金额部分指被告对预收原告货款的已退款金额，期末余额为正数时表示原告应给付被告的货款、为负数时表示原告预付货款多于供货金额，被告欠付原告预付货款的金额。2.2019年8月3日欠条一份，该欠条记载“本人鞠丰竹身份证号码370602195501××××自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因轮胎买卖业务欠付邢汝南370622197705114013费用人民币贰拾陆万陆仟肆佰柒拾贰元整，本人同意于2019年12月30日前向邢汝南付清全部欠款，以欠条为准，以前欠借条作废。鞠丰竹”原告称根据该欠条，鞠丰竹属于对运达公司的前述欠款的债务加入，应当与运达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被告对欠条真实性、应收账款明细表上运达公司的印章及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原告陈述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中销售发货、销售收款等词语所代表的含义，但对应收账款明细表真实性不认可，并称欠条中除两处鞠丰竹签字、按指印，其他内容均系原告提前书写好，鞠丰竹的签字行为仅代表公司，系职务行为，不构成债务加入，不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被告称根据其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被告2017年4月前不欠原告预付货款，故应收账款明细表中期末余额266472.3元中应扣除截至2017年3月29日的期末余额即11110元，另外因原告向被告预付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其向银行提现时需要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的5%的贴现率，故返还时该部分支出也应当扣除。原告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认可，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是否应扣除5%贴现率有约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原告提交应收账款明细表、欠条二证据主张与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亦认可，故双方依法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虽不认可应收账款明细表的真实性，但对该表上其印章及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亦未提交其他证据推翻该表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结合应收账款明细表，至2017年3月29日被告应返还原告预付货款11110元，被告虽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被告主张至2017年4月前不欠原告预付货款，应扣除至2017年3月29日的期末余额11110元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应否扣除预付货款5%的贴现率问题，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此有约定，原告亦不认可，故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故被告运达公司应返还原告预收货款266472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被告鞠丰竹是否应对运达公司需返还货款承担连带责任问题，被告鞠丰竹系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运达公司签署相关的文件及作出相关承诺，根据其向原告出具的欠条，未明确载明鞠丰竹愿意对运达公司应返还原告的货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不构成债务加入，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鞠丰竹对运达公司应返还的预付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烟台芝罘运达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返还原告邢汝南预付的货款26647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66472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邢汝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62元，减半收取计2731元，由被告烟台芝罘运达经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淑美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徐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