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46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培峰，男，1969年11月3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平，男，1967年5月1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江苏翰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培峰因与被上诉人胡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302民初3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培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苏0302民初3951号判决；2.依法裁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故意割裂一个完整租房事实真相，截取事实的片面定案错误。事实是2018年12月份的一天，胡平伙同耿艳民、王超君找到耿培峰，要求耿培峰帮其租富丽城小区的门面房(约4000平方)，以便其开宾馆，耿培峰为此找到翟山办事处，答复是：该房不对私人承租，欲招租高税收科技型的企业，并依据税收减免租金，且税收按比例返还奖励。告知胡平后，胡平称他们的公司都是建筑和装潢方面的公司，让耿培峰帮他们找一家科技公司先租下该房，再转租给他们，以科技园申报项目，计划一、二层招租企业，三层开宾馆，这样既能租下房子，又能获得高额政府补贴(政府补贴科技创新企业)，因当时耿培峰挂名为徐州彭启生物科技公司的法人。即与该公司的其他股东联系，并取得同意，开始彭启公司顾虑胡平他们失信，从而才有2019年1月16日下午，胡平他们给彭启公司出具了案中的承诺书，并和彭启公司签订了租房意向协议合同，并督促彭启生物公司预备相关租房资料，次日彭启公司，即开始做大量的市场调研，并编制《彭启生物科技健康科技园运营方案》。2019年1月23日，在胡平他们催促下，彭启公司将租房的相关资料和银行账户发给胡平他们，并要求将款打到彭启公司账户。耿培峰将彭启公司的账号及运营方案资料给胡平他们，胡平称私对公不好打款，要求打到本案耿培峰的账户，即案涉的款项为租房，耿培峰带领胡平，分别找到泉山区招商局等相关单位，相关单位对运营方案特别认可，即一边帮联系租富丽花园的房子，在胡平申请和同意下，在全区范围内帮胡平他们找房子，最后胡平他们选定了，湖北路滨湖花园三期的门面房(4000平方)，于2019年4月14日，彭启公司与滨湖公司签订了租房合同，当日，胡平他们与彭启公司签订的租房合同，也于当日，双方解除了预租富丽花园的合同。滨湖花园租房协议签订并交后，胡平他们违约不给付租金，从而给滨湖公司、彭启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在(2020)苏03民终7608号判决书，已查明了所有事实。此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租房事实，一审法院割裂事实的完整性，局部片面的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主体错误。本案的耿培峰不是适格的主体，胡平委托耿培峰寻租房屋，经耿培峰咨询并告知胡平房屋租赁条件后，胡平请求耿培峰，帮其找到彭启公司来先行租赁该房后，再转租给胡平，开始彭启公司怀疑胡平的信用，没有答应，胡平才主动要求给彭启公司先打10万元，并出具承诺书，并签订了预约租房合同，并将彭启公司的账户发给胡平，胡平称私对公打不过去，因耿培峰系彭启公司的法人，就将款暂时打入本案耿培峰账户。所以该10万元系胡平依据承诺书打给彭启公司的款项。彭启公司才是真正的诉讼主体。三、一审法院不按诉讼请求判决错误。本案的诉求是返还定金10万元。定金系胡平虚构的事实，本案中自始皆没有约定定金之事实。何况定金存在双务合同的相对方，在双务合同相对方没有确定前提下，也不可能存在定金之说。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原耿培峰系委托和被委托关系，又判决耿培峰退回定金显然相互矛盾，也违法了民法不告不理的原则。四、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本案的预约合同承诺书：“本公司自愿承租位于富丽城小区北沿街门房，建筑面积大约4000平方，本公司承诺按时签订合同，按时缴纳房租，如果不能按照承诺书履约自愿缴纳违约金十万元，签订正式合同本承诺自动失效。”承诺人系胡平胡平，并加盖江苏电广的公章。胡平出具该承诺书的相对方是彭启公司，一审法院将该承诺书的相对主体认定为耿培峰错误，且承诺书“签订正式合同本承诺自动失效”，该句话的当时协商的真实意思是：胡平按时签订合同，按时缴纳房租，否则自愿缴纳违约金十万元，也就是胡平如违约，案中的十万元作为违约金，如果胡平没有违约，该承诺书自动失效，其所给付的十万元就作为委托居间费用。一审法院违背了台同体系解释、合同目的解释的原则，曲解其含义，必然导致错误的判决。胡平未提供答辩意见。胡平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耿培峰返还胡平租房定金壹拾万元整，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耿培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平因租房事宜找到耿培峰。2019年1月，胡平向耿培峰出具预约合同承诺书，载明“预约合同承诺书本公司自愿承租位于富丽城小区北沿街门面房，建筑面积大约4000平方，本公司承诺按时签订合同，按时缴纳房租，如果不能按照承诺书履约自愿缴纳违约金十万元。签订正式合同本承诺自动失效。承诺人：胡平”。此外，该承诺书上还加盖了“江苏电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江苏电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到庭述称，电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电广系胡平胡平之子，该承诺书上公司印章系胡平自行加盖，诉争的10万元是胡平个人支付，对于胡平提起诉讼主张耿培峰返还10万元，电广公司没有异议。2019年1月23日，胡平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耿培峰转账10万元。2019年2月15日，胡平通过微信询问耿培峰“四院对面的房子，租好没有，定下来没有”。2019年4月14日，耿培峰通过微信向胡平发送了名为滨湖合同的文档文件。2019年4月14日，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启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胡平等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由乙方承租徐州市湖北路滨湖花园三期C9#楼部分商铺。庭审中，胡平、耿培峰一致确认富丽城小区房屋的租赁合同没有正式签订，胡平并未实际承租富丽城小区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胡平主张其找耿培峰为其租赁富丽花园小区门面房事宜与房屋出租人洽谈、争取租下该处房屋，耿培峰亦述称其在办理租赁房屋事务过程中，为胡平筹备承租申报事宜、制作计划书等。在预约合同承诺书及原、耿培峰的微信聊天中，胡平对于要承租的标的物或订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确的，在此过程中，耿培峰并非是仅起到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作用的居间人，而是为胡平能够承租到上述房屋处理了问询、洽谈、筹备等胡平事务的受托人，双方之间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关于诉争10万元款项的性质及返还。债务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胡平向耿培峰出具的预约合同承诺书，承诺如不能按时签订合同，按时缴纳房租，自愿缴纳违约金十万元，后胡平向耿培峰转账支付了诉争的10万元款项。双方在庭审中亦均认可，如胡平未按该承诺书履行，则胡平支付给耿培峰的10万元即作为承诺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故根据该承诺书及当事人的陈述，胡平支付耿培峰10万元的目的在于保证履行其与耿培峰之间的委托合同，即当耿培峰按胡平的要求与房屋出租方洽淡达成一致时，胡平即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诉争款项是为合同的履行所提供的金钱担保。胡平主张诉争款项系胡平通过耿培峰转交给出租方的定金，但承诺书中并未载明该部分内容，胡平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胡平并未与出租方就富丽城小区门面房签订租赁合同，且亦非胡平在出租方同意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拒绝签订合同所致，故并不符合胡平应按该承诺书支付违约金的情形。胡平不再承租富丽城小区门面房，作为担保胡平签订富丽城小区门面房租赁合同的10万元履约保证金即应予以退还胡平。耿培峰虽辩称在胡平未能租赁到富丽城小区门面房后，又为其找到滨湖花园门面房并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承诺书中明确了租赁标的物为位于富丽城小区北沿街门面房，且双方在后续租赁他处房屋过程中，并未对诉争款项的性质、担保内容等予以变更。故胡平支付给耿培峰的10万元仅是对胡平签订以富丽城小区门面房为租赁标的物的租赁合同的担保。退一步讲，即便按照耿培峰主张其为胡平承租富丽城小区门面房未果后又为胡平承租了滨湖花园小区门面房，诉争款项是对整个承租活动的担保，那么根据预约合同承诺书中“签订正式合同本承诺自动失效”的约定，胡平最终就滨湖花园小区门面房签订了租赁合同，完成了委托事项，作为履约保证金的10万元亦应予以退还。耿培峰主张双方约定了报酬，诉争款项系居间费用和报酬，对此胡平予以否认，耿培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报酬的约定及报酬的数额，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为胡平处理租房事务支出了费用及具体数额。故耿培峰的上述抗辩意见，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胡平主张耿培峰返还10万元并自2020年8月2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最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被告耿培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平1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审期间，耿培峰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通知书，以证明耿培峰原系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系职务行为。2.耿艳民和胡平的聊天记录及耿培峰与耿艳民的聊天记录。以证明耿培峰将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和开户行告知胡平，胡平以其在银川不好私对公转账，要求转耿培峰私人账户的事实。耿培峰收取10万元只是履行职务行为，胡平、耿艳民与徐州彭启生物曾签订预租赁合同，在但双方在签订滨湖花园租赁合同时，将该合同撕毁。胡平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该些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依法应不予采纳。工商登记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其在后期的房屋租赁中存在利害关系及明显违法违规的行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所打款项是为租赁富丽花园的房屋所用，与被上诉人后期的租赁房屋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在胡平和耿艳民聊天记录中，耿艳民称“转10万给他”，胡平称“我在银川明天转”。耿培峰在2020年7月9日之前曾为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生物制品技术开发、保健用品、日用品、化妆品、预包装食品销售。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曾向耿培峰询问“原告预约合同承诺书是向谁作出的”，耿培峰称“是原告向我作出的。当时原告和耿艳民让我找房子时，说看上两个地方的房子，一个是四院富丽城，一个是成功大厦，当时我给他们说费了时间和精力，给你们找了别到时候不再签合同，他们说不会的，先打10万元让我大胆去找”。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由此可见，认定职务行为的条件应满足：1.行为人系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2.代理人实施的必须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或者单位特别授权的事项。3.应以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耿培峰主张其系代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取胡平的10万元，对于该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本院认为，虽然耿培峰曾系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但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中介服务或者对外租赁业务。且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耿培峰也明确表示该款项系胡平、耿艳民向其交付，并未提及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其二审所提供的耿艳民和胡平的聊天记录中也可以看出，耿艳民让胡平直接向耿培峰支付，也未提及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此，耿培峰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涉案10万元系其受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指示而收取，也未向胡平表明系代徐州彭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取。其在二审主张涉案的10万元系职务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关于涉案1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耿培峰主张承诺书载明的“签订正式合同本承诺自动失效”的意思为，如果胡平没有违约，该承诺书自动失效，其所给付的十万元就作为委托居间费用。本案预约合同承诺书内容为“本公司自愿承租位于富丽城小区北沿街门房，建筑面积大约4000平方，本公司承诺按时签订合同，按时缴纳房租，如果不能按照承诺书履约自愿缴纳违约金十万元，签订正式合同本承诺自动失效。”从承诺内容上看，该10万元应当为缔约和履约保证金，从其中无法推演出若不签订合同，该10万元就作为委托居间费用的内容。因此，在非因胡平原因导致涉案的合同未签订的情况下，耿培峰应当向胡平返该款项。综上所述，耿培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耿培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慧娟审判员  黄 政审判员  王月辉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吉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