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39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学花，女，195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彭（曾用名彭金霞，系黄学花女儿），女，1973年1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盐城五洲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南路28号五洲广场二楼。法定代表人：赵凤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加宽，江苏国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峰，江苏国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彭（曾用名彭金霞），女，1973年1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上诉人黄学花因与被上诉人盐城五洲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公司）、原审被告彭彭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20)苏0902民初5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学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五洲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原审判决只对五洲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认证，对黄学花提交的证据却不予认证。黄学花提交了三份证据：2020年2月26日的解除通知及邮寄回单、关于大风车文明礼仪传习所解除通知的回复、2020年3月15日的解除通知及邮寄回单。但是原审法院却不予认证，显然属于程序严重违法情形。(二)2020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受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2021年4月23日送达判决书，期间长达五个多月，严重违法审限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五洲公司辩称2020年3月15日解除通知的署名黄学花是打印的，但是却未向法庭提交“解除通知”原件子以证明，原审法院直接凭五洲公司口头陈述予以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依据上述错误的事实，进一步认定“解除通知”上没有解除人的签名，不具有解除效力，当然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20年12月1日没有依据。五洲公司陈述2020年11月底12月初锁门，但却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该时间的说法也与五洲公司之前未锁门的说法自相矛盾。原审判决对于黄学花提出的锁门时间不予理涉，相反却直接依据五洲公司“2020年11月底12月初”这一模糊的时间，认定2020年12月1日为锁门时间，显然没有依据。4.原审判决认定应支付物业管理费4536元没有依据。黄学花与五洲公司仅签订租赁合同，并未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原审判决黄学花支付物业管理费4536元没有依据。且，五洲公司也非案涉房屋的物业管理服务单位无锡五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无权向黄学花主张物业费。5.黄学花与五洲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未约定违约责任，原审判决黄学花从2020年7月1日起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三、五洲公司默认合同解除且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1.对于2020年2月6日的解除通知，五洲公司收到后于2020年2月26日进行了回复，强调解除通知的签名是打印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五洲公司对于2020年3月15日的解除通知却不作出任何回复，既不对签名是“打印的”提出异议，也不对解除提出异议，其以自己的行为默认了案涉租赁合同解除，黄学花亦有理由相信五洲公司已经同意解除。2.从2020年2月6日、2020年3月15日两次解除通知，至2020年11月19日五洲公司提起诉讼，长达8个多月；期间，五洲公司不对黄学花提出的解除提出异议，也不催要租金，故意造成黄学花持续“租赁”房屋的事实，五洲公司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责任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而不是转嫁由黄学花承担。四、原审超诉讼请求判决。1.五洲公司的诉讼请求只主张至2020年9月30日的租金，但原审却判决黄学花支付至2020年12月1日的租金，明显超过五洲公司的诉讼请求。2.原审判决确定一审诉讼费用由黄学花和彭某霞负担错误。彭某霞在本案中不承担义务，不应当承担诉讼费用。五洲公司辩称，一、本案中，五洲公司与彭某霞于2017年12月15日订立《商铺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2018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17日止。后五洲运营公司、彭某霞与黄学花三方订立签订租赁补充协议，由黄学花作为承租方，彭某霞为担保人，原合同继续有效。彭某霞于2018年1月10日向五洲运营公司出具《经济担保书》，以担保人身份保证黄学花按时缴纳各项费用，如黄学花不能支付有关费用时，由本人支付。那么双方合同租赁期为2018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17日，现合同已经到期，但黄学花及彭某霞都未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且截至2021年6月23日黄学花仍未按约将租赁区域恢复并清理干净，也未与五洲公司办理交接手续。二、五洲公司、彭某霞与黄学花三方依据《商铺租赁合同》而签订《租赁补充协议》，由黄学花承接其权利义务后，在租赁期限2017年12月15日至2021年3月17日内，黄学花等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至于其主张以通知人为“彭彭”于2020年2月6日向答辩人发出的“解除通知”不应发生法律效力。即便黄学花主张同年3月15日的“解除通知”，仍然是打印件，落款虽为“黄学花”，但没有任何人的签名。由于，没有解除人签名，存在瑕疵，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对其进行认定。况且，五洲公司也没有收到。若收到，按照原《合同法》司法解释规定，其也不发生法律效力，毕竟黄学花提出解除合同的情况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首先，五洲公司、彭某霞与黄学花三方签订的租赁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由黄学花作为承租方，彭某霞为担保人，原合同继续有效。那么租赁合同出租方为五洲公司，承租方为黄学花。而通知所载“彭彭”不是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外的任何一方的单方行为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其次，五洲公司、彭某霞与黄学花三方依据《商铺租赁合同》而签订《租赁补充协议》，由黄学花承接权利义务后，其租赁期限仍为3年，自2018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17日止。根据原《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即作为案涉商铺承租方的黄学花应当在租赁期间内，严格按照租赁合同履行义务。第三、作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即黄学花依法不享有单方解除权，且也不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黄学花提及本次疫情为不可抗力并要求解除合同，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五洲公司认为：只有在疫情导致合同全部不能履行或者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合同，五洲公司不能因以发生疫情导致暂时无法使用租赁物就解除合同。况且，该次疫情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很快五洲广场的其他商户就迅速地恢复营业。据上，五洲公司认为：黄学花及彭某霞没有解除合同之理由，即在2017年12月15日至2021年3月17日租赁期间内均有效，黄学花及彭某霞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等。三、五洲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五洲运营公司锁住案涉商铺行为应视为五洲公司提前收回案涉租赁商铺，并以实际行为解除了案涉租赁合同，其认定明显缺乏事实等依据；实属不当。首先、五洲公司在2020年12月初的锁门行为，是由于黄学花承租的门市因天气等原因导致水管破裂，五洲公司派人将水管修复后随即就将门市锁住，实际上五洲公司的锁门完全行为是在黄学花对其承租房屋内的财物不管不问的前提下，为了防止其损失进一步扩大才为之。其次、黄学花、彭某霞自2020年1月1日开始不再支付租金及物管费等费用。而根据上述《商铺租赁合同》第十三条13-2的约定：若乙方(承租人黄学花)拖欠或未补足履约保证金、租金、物业管理费等各项费用其中任何一项或几项的，甲方(即五洲公司)有权要求以拖欠未补足金额按每日千分之三计收违约金，且甲方(五洲公司)有权采取停电、停水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中止乙方租赁区域营业。即五洲公司于2020年12月初的锁门行为，是由于黄学花、彭某霞不支付租金等导致的，且五洲公司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五洲公司的行为也不违反双方的约定。据上，五洲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五洲公司锁住案涉商铺行为应视为五洲公司提前收回案涉租赁商铺，并以实际行为解除了案涉租赁合同，继而酌情认定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20年12月1日，明显存在错误，显属不当。四、五洲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五洲公司要求黄学花向其支付商铺租金56115元(租金从2020年1月1日算至2020年9月30日)，并承担逾期利息损失以及支付商铺物管费6804元，并承担逾期利息损失；显属不当。根据原《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黄学花承租五洲公司的商铺后，2020年1月1日以后的租金及物管费等没有支付，因此，五洲公司的上述要求既符合双方的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原审法院以黄学花已缴纳的履约保证金进行冲抵；而根据《租赁合同》第5-2、5-3约定，黄学花不得以履约保证金冲抵租金或其他未付款项；黄学花的不按约支付租金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按照双方约定黄学花是要向五洲公司承担违约金、赔偿金等。另原审法院也不应当认为合同被解除，五洲公司也无继续收取的必要。况且，根据本案的事实双方订立的合同并没有解除，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合同，即黄学花应当确保履约保证金在合同履行期间是完整的状态。五、五洲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没有支持答辩人要求彭某霞对黄学花未支付的商铺租金、商铺物业管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属不当。本案中，依据彭某霞单方出具的《经济担保书》中以担保人身份“保证黄学花按时缴纳各项费用，如黄学花不能支付有关费用时，由本人支付”。从该《经济担保书》可以看出，彭某霞的保证责任是保证黄学花按时缴纳各项费用。表达的不是债务人没有能力履行义务，所指的是“按时缴纳各项费用”只是债务到期后债务人和担保人消极地“不”履行还款义务，其实质仍表现为债务人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同时，根据彭某霞出具的《经济担保书》本意，亦推定本案系连带保证责任。并且，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等规定，其也符合连带责任保证的条件；因此，应该认定本案彭某霞提供的系连带责任保证。六、五洲公司并不存在默认合同解除，且黄学花应当对其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及不开门营业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根据合同规定黄学花及彭某霞缺乏解除合同之理由及法律依据，那么该《合同》在2017年12月15日至2021年3月17日期间内均有效，黄学花、彭某霞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上述合同。在疫情过后，盐城五洲广场的其他商户很快就迅速地恢复营业。黄学花应当及时恢复营业，在合同有效期无正当理由不正常营业的行为也违反了合同约定等。况且，直至黄学花上诉期间以及租赁合同期满，黄学花也未按合同约定将租赁区恢复并清理干净，并与五洲公司办理相关交接手续。最后，本案虽五洲公司仅起诉主张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现租赁期满，黄学花、原审被告彭某霞仍未支付相应的租金及物管费等。且黄学花在租赁期满后也未按约将租赁区恢复并清理干净，并与五洲公司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存在超期占用租赁物的行为，给五洲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彭彭述称，同意黄学花的上诉意见。五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学花向五洲公司支付商铺租金56115元（租金从2020年1月1日算至2020年9月30日），并承担逾期利息损失（其中18705元从2019年12月16日起，18705元从2020年3月16日起，18705元从2020年6月16日起，均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黄学花向黄学花支付商铺物业管理费6804元（物业管理费从2020年1月1日算至2020年9月30日），并承担逾期利息损失（其中2268元从2019年12月16日起，2268元从2020年3月16日起，2268元从2020年6月16日起，均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彭某霞对黄学花上述商铺租金、物业管理费及逾期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黄学花反诉请求：1.解除黄学花与五洲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五洲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5日，五洲公司（甲方）与彭某霞（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1.五洲公司将位于盐城市洲广场项目内编号为1栋1018-1020单元出租给彭某霞；商铺租赁期共3年，自2018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17日止；租金支付以一个季度为一个交租期，乙方应在每季开始前提前十五日向管理公司一次性足额支付本次交租期租金，年租金均为74820元；若乙方拖欠或未补足履约保证金、租金、物业管理费等各项费用其中任何一项或者几项的，甲方有权要求以拖欠或未补足金额按每日千分之三计收违约金，且甲方有权采取停电、停水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中止乙方租赁区域营业；若乙方未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甲方有权将乙方应付而未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商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等，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甲方预付三个完整月的正常租金（共计18705元），同时支付水电保证金1000元，经营保证金1000元；合同还对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五洲公司（甲方）与彭某霞还签署了租赁场所交付确认书，双方确认彭光霞证实接收租赁场所。同日，五洲公司（甲方）与彭某霞（乙方）还签订了《商铺管理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五洲公司为彭某霞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彭某霞按约向原告五洲公司交纳物业管理费；合同管理期限3年，自2018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17日止，商铺管理费为季付，乙方应在每季开始前提前十五日向管理公司一次性足额支付本次交纳款项，年物业管理费9072元；乙方应支付履约保证金2268元等。2017年12月15日，彭某霞向五洲公司提交申请将商铺承租主体变更为黄学花，经营品牌由“大风车文明礼仪传习所”变更为“彭彭茶艺坊”。五洲公司对彭某霞的承租主体变更的申请予以准许，并与黄学花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的租赁商铺、期限等与前合同一致，还约定租金为83892元，每年支付一次，签合同日付清1年房租。一审庭审中，五洲公司表示83892元包含租金74820元和物业费9072元。上述协议签订后，相关人员向五洲公司支付了履约保证金20973元，押金2000元，装修保证金5000元，合计27973元。2018年1月10日，彭某霞还出具了经济担保书一份。承诺：“黄学花租赁了盐城五洲国际广场一号楼一楼1018-1020商铺，经营彭彭茶艺坊。我愿做黄学花与盐城五洲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租赁期间的经济担保人，保证黄学花按时缴纳各项费用，如黄学花不能支付有关费用时，由本人支付。担保人姓名：彭某霞”。2020年2月6日，相关人员向五洲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一份。该通知全文为打印件，未有任何人签名。通知大意为：因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影响，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现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知解除租赁协议；通知人：彭彭。2月26日五洲公司向彭某霞回复：1.解除通知主体错误，解除通知的主体应是黄学花，故解除合同无效；2.疫情不是不可抗力，即使疫情是不可抗力，依据《商铺租赁协议》第13-9条的相关约定，五洲公司也无须承担责任，因此彭某霞不能依此无责任的解除合同。2020年3月15日，相关人员向五洲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一份。该通知全文为打印件，落款为“黄学花”，但未有任何人签名。该通知载明：1.自本通知送达贵公司之日起，本人与贵公司签订的1018-1020门市租赁协议正式解除；2.请贵公司在收到本书面通知后15日内与本人商谈标的房屋装修设备、设施处置费用，并退还保证金。五洲公司收到该解除通知后一直未予回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租金已付至2019年12月31日。彭某霞陈述案涉门市被五洲公司锁住，自己无法进去门市,五洲公司表示，门市被他们锁住是事实，但是在2020年11月底12月初因该门市水管破裂，进去修复水管后锁住门市。一审法院认为，五洲公司与彭某霞、黄学花签订的相关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关于案涉租赁合同主体的问题。2017年12月15日，五洲公司与彭某霞签订了相关租赁合同后，彭某霞又签署租赁场所交付确认书，确认收到了该租赁场所。当日，彭某霞又出具了相关申请，并在经得五洲公司的同意后将承租人变更为黄学花，并由黄学花与五洲公司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故五洲公司与彭某霞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主体应为五洲公司与黄学花，并应以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作为考量本案所涉纠纷的基本依据。二、关于案涉租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经查，虽黄学花以疫情的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为由，于2020年3月15日向五洲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但一审法院认为，只有在疫情导致合同全部不能履行或者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才能据此解除合同,不宜仅以疫情导致暂时无法使用租赁物为由解除合同，且相关解除通知也未有解除人的签名，存在瑕疵。故该解除通知不具有解除效力。另五洲公司锁住案涉商铺的行为，应视为五洲公司提前收回了案涉租赁商铺，并以实际行为解除了案涉租赁合同。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认定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应为2020年12月1日。三、关于租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6条第二款规定：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对其明显不公平，承租人请求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本案中，因疫情原因导致黄学花的相关经营受到了影响，为稳定经济，衡平各方利益，一审法院酌情对租金及商铺管理费免除3个月。至于相关人员之前交纳的保证金，因案涉租赁合同已被一审法院确认为解除，故五洲公司也无继续收取的必要，应充抵相关租金或物业管理费。至于具体数额，黄学花应支付自2020年1月至2020年9月30日租金13973元（已免去三个月后的租金37410元-保证金27973元）（其中含商铺物业管理费4536元）。关于逾期利息损失的问题，考虑到疫情及五洲公司未催告原因，以应付租金13973元为基数，酌情从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当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关于彭某霞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保证人彭某霞在其出具的经济担保书中明确载明：“我愿做黄学花与盐城五洲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租赁期间的经济担保人，保证黄学花按时缴纳各项费用，如黄学花不能支付有关费用时，由本人支付。”则该保证方式应为一般保证。故对五洲公司要求彭某霞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黄学花与五洲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二、黄学花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五洲公司租金13973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13973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2020年10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五洲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黄学花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73元，依法减半收取686.5元，由黄学花、彭某霞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80元，依法减半收取40元，由五洲公司负担。在本院二审过程中，五洲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2021年6月23日黄学花发给五洲公司的一份协助拆除通知，证明黄学花在租赁合同期满即2021年3月17日还未交付房屋，证明黄学花认可没有交房并占用的事实，按照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期满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搬迁物品，否则归出租人所有并处置。证据二、工商注册登记的材料，按照合同约定，黄学花在承租的商铺上申请成立的公司在合同期满时必须注销，否则出租人有权不退还履约保证金。黄学花、彭彭质证认为，通知是黄学花、彭彭发的，发通知是因为五洲公司一直锁门，里面有黄学花、彭彭的空调不让拆，一审判决彭某霞不承担连带责任，五洲公司未提出上诉。工商注册登记资料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已经扣减履约保证金充当租金了。本院经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后认为，五洲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于五洲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五洲公司对一审法院判决未提起上诉，一审法院已经以保证金抵扣租金，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在本院二审过程中，彭彭陈述，在2020年6月将除空调、装修以外的其他东西搬走了，搬走后，大约在2020年6、7月份，五洲公司就锁门了。五洲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案涉房屋用电情况说明，根据该份情况说明显示，彭彭茶艺社在2020年4月电费为0.18元、2020年5月电费为0元、2020年6月电费为0元。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解除的时间节点应当如何认定；二、合同解除后，双方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五洲公司与彭彭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商铺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后双方一致同意由黄学花承继彭彭签订的上述合同，黄学花与五洲公司应当按照上述合同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五洲公司在诉前收到分别以彭彭、黄学花名义寄送的解除通知书，彭彭不是合同相对人，其发出的解除通知不具有效力，黄学花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以新冠××疫情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但是鉴于案涉商铺已经由五洲公司另行出租，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商铺管理合同实际已经无法履行，应当解除，结合黄学花陈述的搬出时间、五洲公司提供的案涉商铺用电情况说明，宜以2020年6月30日作为双方合同解除的日期。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的原因系因黄学花要求提前解除合同造成，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为一揽子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本院对黄学花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考虑到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剩余租期和疫情影响因素，本院依法予以调减，黄学花应当承担以一个月租金为限的违约金6235元。结合新冠××疫情因素以及黄学花租赁商铺的用途，本院酌情认定五洲公司减免黄学花租金一个月。双方一致认可黄学花的租金和物业费已经交纳至2019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租期从2019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17日，租金为74820元每年，物业管理费为9072元每年，故黄学花应当支付的租金为31175元，物业费4536元，加上黄学花应当承担的违约金，减去黄学花交纳的保证金27973元，黄学花合计应当向五洲公司支付13973元。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写明其判决黄学花应当承担的租金13973元包含物业管理费4536元，虽然其未在判项中单独表述，但是计算的数额正确，且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了说明，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一审法院判决的逾期利息损失，双方合同约定租金、物业费按季度交付，一审法院判决计算的时间起点对黄学花并无不利，利息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另，一审诉讼程序并不严重违法。综上所述，黄学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3元，由上诉人黄学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金星审判员  孙曙光审判员  郑娟娟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周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