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15民终34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军需南路2号。法定代表人：姜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可培，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子海，男，198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书良，男，196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明堂，男，1987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际贺，男，198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萌萌，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锐，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田子海、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1）鲁1502民初2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聊城农商行上诉请求：1.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田子海、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及担保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依照约定已将款项通过借款人田子海的账户受托支付至指定账户；且在借款到期后田子海明确作出过归还借款本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款关系及担保关系，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借款借据等证据予以印证，证据资料均由被上诉人签字捺印。上述证据可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有效的借款及担保关系。上诉人与田子海、杜书良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共同承担债务承诺书，上诉人与杜明堂、丁际贺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同时各被上诉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使用本人身份资料并亲自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能够预见，因此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各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原审裁定中称借款人与担保人大都为公司普通员工，同时向银行进行巨额、等额贷款不合常理，但是根据申请借款时提供的资料（房产信息、银行流水、收入证明等）来看借款人及担保人具有较高的收入以及充足的资产，完全可以覆盖300万元借款的本息，根据银行的放款规则来看，300万元借款对于借款人来说算不上是巨额借款。同时根据借款人及担保人当庭自认的事实来看，其均为公司管理人员，且其供职的山东华建仓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仓储公司”）在2018年经营良好、社会反响好，上诉人向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发放借款完全符合贷款发放程序。另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流动资金贷款提款申请书、结算业务申请书、汇兑往账业务凭证、买卖合同等，足以证明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的受托支付的方式将款项转账支付至聊城市高新区晨云商贸有限公司在齐鲁银行聊城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户8661××××3577中。原审裁定中称该账户为公司控制账户，但是上诉人根本就不知道该账户为谁控制，如上所述，上诉人是依据借款人提供的买卖合同以及申请将贷款资金以受托支付的方式转入该账户的，上诉人对贷款资金转入该账户后的资金流向根本就不知情。并且在借款到期后，田子海本人又向上诉人提交的本人书写的还款计划，明确作出了自愿偿还银行贷款的意愿，恰恰证明了田子海是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其理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二、本案不符合隐名代理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错误的扩大了隐名代理的适用范围，上诉人在贷款发放时根本不知道被上诉人将贷款资金私自转借的事实，只是在一审过程中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才知道该事实。（一）原《合同法》第402条及《民法典》第925条对隐名代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在贷款发放时并不知道被上诉人将贷款资金私自转借的事实，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田子海、杜书良于2018年10月18日与上诉人面谈人员面谈的贷款申请表暨贷款面谈记录，可证明是田子海、杜书良本人亲自在上诉人处申请的借款，申请表暨面谈记录中明确载明了申请贷款的用途以及申请金额、申请期限，且田子海、杜书良已经签字按印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无签署日期的反担保协议、2020年9月2日的贷款担保合同、2021年3月27日山东华建仓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与田子海、杜明堂、杜书良、丁际贺签订的协议书、2018年10月26日华建仓储公司的证明可证明实际情况是田子海、杜书良以欺骗的方式获得上诉人的贷款后私自将资金外借给他人的事实。同时为了骗取资金被上诉人在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时提供了虚假材料，如伪造的行车证、房产证等，足以证明各被上诉人是以欺骗方式获得借款的事实，上诉人并不知悉上述事实。（二）本案涉及借贷以及担保等多重法律关系，并不能简单适用《合同法》第402条但书之前的规定，而应综合考虑全部案情，谨慎权衡，准确的认定相关法律关系或者约定是否已经构成“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根据相关事实以及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为第三人的受托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委托人及上诉人。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与他人之间存在隐名代理关系，但是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该关系的存在。恰恰相反，其提交的证据证明了田子海、杜书良及其担保人杜明堂、丁际贺以欺骗的方式获得借款后私自转借给王立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是受人委托进行贷款的事实。如果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知道王立与其之间的代理关系，那么应当由被上诉人证明在借款及担保合同订立时上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代理关系，否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审法院仅凭主观臆断就对被上诉人辩称作出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司法裁判规则。（一）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首先被上诉人一方未提供其非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真实义务人的相关证据，其提供的证据却相反的证明了其以骗取的方式获取银行借款后私自转借给他人的事实。其次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及担保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被上诉人已经明确作出过归还借款本息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8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这要求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判断和认定，均需建立在双方充分举证、质证的基础上，综合审查判断，避免主观臆断。而一审法院仅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认为相关借款不合常理，不对相关事实及证据进行判断和认定，就否定合同的相对性，否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受托支付相关证据、借款人亲自书写的还款计划等证据形成的完整证据链条的证明力，主观臆断认为被上诉人系他人的隐名代理人具有高度盖然性，不符合“规则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应当在穷尽法律规定依据后再运用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减少“高度盖然性”标准衡量的事实和证据。即使按照“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来衡量本案的事实，那么依据现有证据，也应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二）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中关于“私贷公用的认定和处理”中的观点，在处理相关类似案件时应坚持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借款人承担责任。对于“私贷公用”的认定，应注意审查其是否具备以下特征：3、金融机构是否直接将款项打入单位账户或者专设账户，或者金融机构是否有接受单位还款、还息及其他支付费用的行为，或者金融机构与单位之间是否曾就还款达成过协议；4、是否存在金融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单位是实际用资人的其他情形。实践中，对于不具备上述特征的案件，即使存在工作人员或者职工借款后又转借给单位的情形，也不能认定为“私贷公用”，处理时应严格坚持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借款人承担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是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材料，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将贷款资金以受托支付的方式支付至借款人的交易对手的账户中，不存在直接将款项打入单位账户或专设账户的情况；且在贷款发放后一直是借款人通过本人的账户归还借款利息；上诉人也从未与包括借款人在内的任何人达成过还款协议，仅是借款人向上诉人出具过表示还本付息的还款计划书。另外上诉人是在借款逾期后才得知被上诉人以骗取的方式获得贷款资金后又私自转借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验证了这一点。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四、一审法院作出的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司法裁判规则的民事裁定书，严重违反民事审判程序。一审法院诉讼程序严重违法，开庭过程、质证环节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纠正。基于以上事实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纠正。请上诉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诉求。田子海辩称：我与丁际贺、杜书良、杜明堂不认识，我没有提供工资流水和房产证明，我也没有让人代我去办理贷款的事实。我本人只在合同上签字按手印，其他材料上的签名都不是我签的。银行如果贷大额的款项，应当由贷款人本人去，我不知道我贷的这个款，他们银行也没有与我们任何人见面。工资流水显示每月三万多元，不是我们真实的工资流水，银行也应当与本人核实。去银行签订合同是王立带着我去的，我是王立的司机，我只是签了个字。我的300万元打到我的账户上，有人盯着我将这个款项转走的。我贷的这300万元，我没有使用，我也不认识给我担保的人，我感觉我不应该还，我也没有能力还。王立给我打的手续，我都交给一审法庭了。杜书良辩称，一、本案被上诉四人不是实际借款人，上诉人与实际借款人华建仓储公司事前商量，欺骗他人为其充当借款人、共同承担债务人和担保人，形成了欺诈事实。1.本案中，答辩人与借款人田子海并不认识，答辩人是华建仓储公司员工，受公司董事长王立威逼和欺骗充当了共同承担债务人。2018年10月份，华建仓储公司董事长王立三番五次找到我，告诉我已经与聊城农商行有关领导沟通好，银行同意给公司发放贷款，需要我去聊城农商行柳园支行签字办手续，承诺签字只是走过场、不承担任何责任、所有借款都是公司来偿还等等，并且未把签字贷款的相关细节内容(如贷款数额、期限、与贷款人的关系等)告知答辩人，答辩人对贷款细节不知情。聊城农商行柳园支行相关工作人员为了贷款符合审批程序，让答辩人在空白《共同承担债务承诺书》上先行签字(当时我把签字的空白共同承担债务承诺书用手机拍了照片)，后续避开答辩人在空白处填写了内容(如贷款数额、与借款人的关系、日期等)，违规操作，促成了此笔贷款成功放贷。答辩人认为，此次贷款办理过程中，采用了欺瞒和威逼的手段，违背了当事人意愿，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借款人田子海不具备贷款资格，聊城农商行向田子海发放300万元贷款属违法放贷。田子海办理借款之前已给别人贷款400万元提供了担保，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聊城农商行向法庭出具的借款人田子海的个人资产(房产证、车辆行驶证等)、收入证明、银行流水都是伪造的，同样出具的答辩人的收入证明、银行流水也是伪造的。3.田子海《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是购钢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聊城农商行向法庭出具了采购合同，田子海当庭陈述，采购合同是伪造的。4.此笔贷款借款人在收到借款后随即全额转到了华建仓储公司董事长王立指定的空壳公司账户，王立也给借款人出具了收到此笔贷款的证明，并承诺按期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而且前期的贷款利息都是公司还的。因此，答辩人认为，华建仓储公司董事长王立取得并占有了此笔贷款，已经成为了本案的贷款主体，是此笔贷款3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应承担此笔贷款300万元本金及所欠利息的偿还责任。本案中的借款人在明知个人借款是转给王立所用，是名义借款人，贷款发放后借款主体实际上发生了变更转移，具有事实上的欺骗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借款人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是无效的，答辩人不应承担债务责任。二、聊城农商行给华建仓储公司董事长王立以员工个人贷款的名义发放了八笔贷款，贷款总额达2400万元，本案是其中之一。公司高酬聘请了济南专业办理贷款的机构，为银行提供申请贷款信息资料，虚构借款人个人资产、收入证明、银行流水，以达到贷款审批条件。在取得贷款后，通过自己设立的空壳公司等周转渠道将资金非法据为己有，又以没有偿还能力为由，拒不履行债务偿还责任。上述行为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的条件。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2021年4月，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上述贷款案件，并在审理终结后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聊城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融入了全新的司法理念，彰显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杜明堂辩称，一、涉案贷款应由实际借款人华建仓储公司偿还，答辩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1.答辩人是受华建仓储公司安排签订了空白担保手续。答辩人在涉案贷款发生前为华建仓储公司其关联公司的员工，华建仓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立让答辩人只去银行签个字，其他的事情不需要答辩人管，贷款也不需要答辩人还。答辩人为公司员工，不好违背实际控制人王立的要求，又出于王立承诺过不需要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答辩人便按照王立的要求，同意到聊城农商行签字。答辩人并不认识银行工作人员，也不认识借款人田子海，是华建仓储公司员工带答辩人到聊城农商行签的字。在签字时，答辩人只在空白的担保合同中签字，配合银行工作人员完成案涉贷款发放流程，答辩人事先并不明知案涉贷款的借款人及案涉贷款情况，也不清楚案涉贷款所需材料，事后答辩人对案涉贷款的发放情况及借款人的使用情况及后期的利息偿还情况也不知情。对整个案涉贷款的发放，答辩人只是按照华建仓储公司的要求签了字。2.案涉贷款实际借款人是华建仓储公司。事实上田子海收到案涉贷款后，立即就在聊城农商行按照银行工作人员和华建仓储公司的要求将案涉贷款转了出去，交华建仓储公司使用，后期的利息也是由华建仓储公司偿还。初审中主贷人田子海及共同债务承担人杜书良已提交了华建仓储公司出具的材料，华建仓储公司认可是案涉贷款的实际借款人，答辩人只是名义借款担保人，华建仓储公司也同意偿还案涉贷款，不让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并且借款人田子海称借款利息一直都是华建仓储公司偿还，前期是通过田子海的账户还，后期出现逾期后是华建仓储公司直接在银行柜台偿还。贷款出现逾期后，经过政府出面协调，华建仓储公司与聊城农商行协商，以田子海名义向聊城农商行出具的还款计划，答辩人对还款计划并不知情，还款计划也没有答辩人的签字认可，应当免除答辩人的还款责任。3.聊城农商行事先明知华建仓储公司是实际借款人。通过聊城农商行补交的办贷流程可以证实是华建仓储公司董事长（王立）需要授信，华建仓储公司员工韩某与银行工作人员对接办理贷款需要的材料，在银行工作人员告知田子海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华建仓储公司补充完善材料直到符合放贷条件。并且材料齐全后银行工作人员通知华建仓储公司员工让田子海、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去银行签字放贷。整个案涉贷款邀约过程不是田子海主动向聊城农商行申请贷款，也不是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主动提出为田子海承担共同偿还贷款或承担担保责任。案涉贷款所需材料均不是田子海、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向聊城农商行提交，所以聊城农商行对案涉贷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华建仓储公司是明知的，对田子海、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为名义借款人也是明知的，这样操作的目的只是为完成聊城农商行对华建仓储公司的授信符合贷款形式。4.由实际借款人华建仓储公司偿还案涉贷款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结合杜书良提交的华建仓储公司认可是实际借款人的证据材料和聊城农商行补交的办贷流程，足以证明田子海、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是受华建仓储公司的委托与聊城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聊城农商行在订立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时明知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是名义借款人，华建仓储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案涉借款合同应直接约束聊城农商行和华建仓储公司，所以由华建仓储公司偿还案涉贷款符合《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二、聊城农商行工作人员如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应依法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聊城农商行补交的田子海信用评级及授信资料（保证类）中贷款资料，均不是答辩人及案涉人杜书良、丁际贺所提交，涉及到答辩人的银行流水、收入证明均是假的，答辩人对华建仓储公司名下房产不具有所有权，不属于他们三人的资产。聊城农商行初查田子海的信用情况时，明知田子海并不符合贷款300万元的条件，但是其没有拒绝为田子海放款，而是让华建仓储公司补充材料。聊城农商行没有做到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没有做到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更没有向田子海和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本人了解核实财产信息情况。聊城农商行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聊城农商行工作人员依据华建仓储公司提供的虚假材料制作的资产负债表，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聊城农商行工作人员向不符合借款条件的借款人发放借款，没有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作出正确的信用评估和贷款调查，其贷款调查和贷款审批程序均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导致案涉贷款及其他7笔贷款共计2400万难以收回，给国家资产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应当依法追究聊城农商行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刑事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2021年4月，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上述贷款案件，并在审理终结后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聊城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融入了全新的司法理念,彰显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丁际贺辩称，1.答辩人系华建仓储公司的隐名代理人，合同义务应当由华建仓储公司承担，上诉人起诉答辩人系诉讼主体错误。上诉人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前明知实际借款人为华建仓储公司。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办贷流程》，能够证明案涉借款的洽谈、材料提供等，均是由华建仓储公司工作人员和上诉人对接的，在贷款所需材料完备后才通知答辩人到上诉人处办理具体担保手续，结合上诉人在同一时期以同样的方式为华建仓储公司员工办理八笔每笔300万元贷款的事实，能够证明上诉人在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前对于实际用款人及答辩人仅是隐名代理人均是明知的。根据《合同法》402条规定，上诉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即答辩人)和第三人(即上诉人)的，该合同义务应当由委托人即实际借款人承担。答辩人签署担保手续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签署担保手续前华建仓储公司告知答辩人公司贷款事宜已和上诉人沟通完毕，需要答辩人等员工到上诉人处签字，答辩人和其他公司员工由公司统一安排车辆送到上诉人处，答辩人根据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要求签署了空白手续，但答辩人当时不清楚签署了什么手续，至上诉人向答辩人催款才知道签署的担保手续，因此答辩人没有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2.上诉人工作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应依法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上诉人一审诉讼过程中补交的田子海信用评级及授信资料(保证类)中的贷款资料，均不是上诉丁际贺提交的，涉及到上诉人的银行流水、收入证明均是假的，购房合同也是华建仓储公司为申请贷款提供的，且房产证仍为华建仓储公司，上诉人丁际贺对该房产不具有所有权。上诉人初查田子海的信用情况时，明知田子海并不符合贷款300万元的条件，但是其没有拒绝为田子海放款，而是将情况告知华建仓储工作人员，让华建仓储公司补充材料。上诉人没有做到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没有做到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更没有向被上诉人田子海和杜书良、杜明堂、丁际贺本人了解核实财产信息情况。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工作人员依据华建仓储公司提供的虚假资产情况材料制作的资产负债表，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上诉人工作人员向不符合借款条件的借款人发放借款，没有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作出正确的信用评估和贷款调查，其贷款调查和贷款审批程序均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导致案涉贷款及其他7笔贷款共计2400万难以收回，给国家资产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根据《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应当依法追究上诉人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刑事责任。聊城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田子海、杜书良偿还借款本金2940000元及截止到实际还款日的利息（含复利、罚息）计算至2020年11月20日利息为770788.43元，本息合计3710788.43元。自2020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含复利、罚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2.判令丁际贺、杜明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应当向真实借款人主张借款合同的还款责任。在本案中，聊城农商行诉称被告分别系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和担保人，被告辩称其并非借款合同的真实义务人，而是隐名代理华建仓储公司在原告行借款，名义债务人没有实际使用该款项，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与担保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8年10月前后，先后与华建仓储公司员工、关联公司员工、利益相关方签订贷款合同八笔，每笔300万元，贷款转入名义借款人账户后即转入该公司控制账户。从日常生活经验看，本案被告人与其他贷款中的名义贷款人与担保人大都为该公司普通员工，同时向银行进行巨额、等额贷款不合常理，故被告辩称其系华建仓储公司贷款的隐名代理人具有高度盖然性。代理行为的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原告要求本案被告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属于主体错误，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聊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聊城农商行先后与华建仓储公司员工、关联公司员工、利益相关方签订贷款合同八笔，每笔300万元，贷款转入名义借款人账户后即转入该公司控制账户，本案借款为八笔借款之一。在同一时期聊城农商行与该公司员工及关联公司员工发生多笔同金额贷款，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推定聊城农商行应当知道实际借款人为华建仓储公司，即被上诉人与华建仓储公司构成隐名代理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聊城农商行要求田子海等人承担还款及担保责任，属于主体错误，应当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以裁定驳回聊城农商行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聊城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周凤魁审 判 员 张运华审 判 员 陈家勇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任天一书 记 员 刁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