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知民终24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占锋，男，出生于1953年6月23日，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袁斌，河南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鲁巷广场西北角武汉光谷中心花园A座16层1610室。法定代表人：杨翠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占锋与上诉人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得宝公司）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豫02知民初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占锋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文得宝依法赔偿刘占锋《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等14篇期刊类涉案文章侵权损失5万元；2.文得宝依法赔偿刘占锋《中国名诗句通检》等4部图书类侵权损失1332419元；3.依法判令文得宝公司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家级媒体及文得宝公司网站首页突出位置公开向刘占锋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4.依法判令文得宝公司承担刘占锋维权产生的律师费5.4万元及公证等合理费用2万元；5.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文得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作品网络信息传播与实际出版发行存在明显不同，不能以约定稿费或者规定稿费作为确认实际损失的直接依据，与相关法律规定明显不符。根据国家版权局和国家发改委2014年发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五条关于“基本稿酬标准和计算方法:(一)原创作品:每千字80-300元……(二)演绎作品:汇编:每千字10-20元……诗词每10行按一千字计算”的规定和第十四条关于“以纸介质出版方式之外的其他方式使用文字作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使用者应当参照本办法规定的付酬标准和付酬方式付酬。在数字或者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使用者应当参照本办法规定的付酬标准和付酬方式付酬。”文得宝公司对《中华语汇通检》丛书的四部作品构成侵权，因其是通过发展会员收费实现免费下载的，其给刘占锋造成的损失只能按照稿酬标准进行计算。2.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法律责任既包括赔偿损失，也包括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一审判决以刘占锋因该判决已获得财产赔偿和并未造成名誉、形象受损为由,对要求文得宝公司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存在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低估了本案涉案作品的独创性、作品的影响力。4.文得宝公司是在明知不可能获得刘占锋许可的情况下,恶意教唆上传网络并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网络信息传播,时间长达数年之久,且诉讼中不但毫无任何歉意,而且极力贬损被侵权作品的学术地位,其侵权程度和主观恶意都非常明显，属于恶意侵权、规模化侵权，达到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一个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在二审中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故刘占锋请求追加的侵权数额总计2788838元。文得宝公司辩称：1.关于赔偿数额，刘占锋主张应当适用《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文得宝公司不同意该观点。本案不论侵权与否，不能适用该规定，它是部门规章，不能作为民事案件裁判的依据。该规章的制定目的是为了规范稿酬的计算方法，而本案涉及的是赔偿金额的认定，二者法律性质不同，赔偿金额的认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2.关于赔礼道歉问题。首先文得宝公司网络平台不存在侵权行为，并且刘占锋没有证据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失。赔礼道歉作为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之一，仅适用于精神损害及相关的人身权受损，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典型的财产性权利，所以不应当适用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承担方法。3.与文得宝公司在一审中的观点一样，文得宝公司对刘占锋老师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思想是极其赞同的，从来没有极力贬损涉案作品的学术地位。文得宝公司的答辩观点是认为著作权保护的是表达方式，而不是学术思想本身，文得宝公司认为有其他类似作品产生，进而认为涉案作品不具备独创性或者是独创性程度较低，而非对刘占锋的作品思想本身发表意见。4.刘占锋认为文得宝公司恶意教唆侵权没有依据。爱学术平台是一个技术服务提供商，它仅仅是一个平台，它的权利义务有法律规定，也有行业惯例，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文得宝公司存在恶意教唆，甚至恶意侵权及规模化侵权。5.本案即便构成侵权，文得宝公司认为维权合理费用已经在一审判决中考量到了，不认可刘占锋的律师费损失。另外，本案的事实产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使用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律。文得宝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刘占锋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占锋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部分涉案期刊及全部图书在“爱学术”网站中是否存在传播的事实未查清。《要害是实现现金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等5篇文章在文得宝公司网站中仅有标题，并无文章内容传播行为。《中国名言通检》《中国名诗句通检》2本图书在“爱学术”网站中有简介，但是与关联存储的图书内容不符，实际是计算机和机械类图书；《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仅有简介，网络用户未上传任何图书；《中国成语通检》共10页，并无完整内容。在一审法院已认定5篇文章并无内容上传,仅有标题等信息,4本图书并无内容上传,仅有出版信息、标题等信息,甚至已明确其中一本图书封面为计算机类的图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判决文得宝公司承担侵权责任错误。刘占锋为证明“爱学术”网站中存在涉案期刊及图书的传播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但公证文书中并无5篇期刊文章及4本图书内容的存储、传播事实,刘占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未查明刘占锋的履职情况。鉴于刘占锋曾担任记者、编辑等工作，涉案作品可能构成职务作品，一审期间文得宝公司对此提出合理怀疑，一审法院对此未查明。3.一审法院将涉案作品属职务作品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文得宝公司错误，其应要求刘占锋作出合理解释或出示相关履历、工作单位证明等材料，用于排除职务作品。一审法院将“4篇文章及4本图书没有上传成功，仅有标题或者部分内容”的举证责任不应分配给文得宝公司，文得宝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传票后，已经删除了涉及“刘占锋”的全部数据内容，再让文得宝公司证明届时情况技术上难以实现。4.文得宝公司作为存储、搜索技术服务提供商，是否属于经营性网站，是否缴纳会员会费与避风港原则无关，文得宝公司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传票后，当晚便已采取了删除、断开链接等紧急措施，当前网站已不存在涉案期刊文章和图书，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刘占锋辩称，1.根据涉案期刊文章和汇编丛书的用户上传记录等证据显示，本案涉案的所有作品包括该四篇期刊文章均已“审核通过”和“上传成功”或“转换成功”，且在文得宝公司核准注册之前，已经在文得宝公司运营的网站上注册上传。2.文得宝公司无证据证明刘占锋涉案作品存在职务创作行为，也无证据证明涉案作品非刘占锋创作，依法不影响单独享有诉权。刘占锋虽未提供涉案期刊文章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等证明，但相关作品在公开发表和出版时均由刘占锋署名的事实无可争辩，并且文得宝公司对刘占锋系涉案期刊文章的作者没有异议。3.在双方举证并核实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认定刘占锋系著作权人，且文得宝公司未经许可在运营的网站非法传播并获取非法利益等事实已经查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文得宝公司对本案涉及作品是否属于职务作品，是否上传成功、是否非法传播等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判决正确。刘占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文得宝公司立即删除或断开刘占锋所著的《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以提高“三个质量”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政协提案工作新途径——开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开封市引发的思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善于把握自己》侵权内容的网络链接，并赔偿刘占锋损失75万元；2.文得宝公司立即删除或断开刘占锋所著的《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中国名言通检》《中国成语通检》侵权内容的网络链接，并赔偿刘占锋损失2773500元；3.文得宝公司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家级媒体及文得宝公司网站首页突出位置公开向刘占锋赔礼道歉，消除影响；4.文得宝公司承担刘占锋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150940元及合理费用2万元；5.本案诉讼费由文得宝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刘占锋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为5万元；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为1332419元；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文得宝公司承担刘占锋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5.4万元及合理费用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期刊文章《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发表在1999年第6期《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署名刘占锋；《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发表在2000年第3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署名刘占锋；《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发表在2001年第7期《出版经济》，作者署名刘占锋；《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发表在2001年第8期《出版经济》，作者署名刘占锋；《以提高“三个质量”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政协提案工作新途径——开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发表在2012年第7期《协商论坛》，作者署名刘占锋；《“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发表在2000年第2期《出版发行研究》，作者署名刘占锋；《〈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发表在1994年第10期《新闻战线》，作者署名刘占锋；《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发表在1994年第5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署名刘占锋；《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开封市引发的思考》发表在1998年第7期《中国出版》，作者署名刘占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发表在1989年第6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发表在2014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作者署名刘占锋；《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发表在2014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作者署名刘占锋；《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发表在2001年第3期《出版发行研究》，作者署名刘占锋；《善于把握自己》发表在2000年4月4日《人民日报?思想纵横》，作者署名刘占锋。2001年5月20日，刘占锋作为甲方与乙方河南大学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约定作品名称“《中华语汇通检丛书》（第一批含成语、名言、名诗、辞赋词曲四种）”、作者署名“刘占锋”“乙方尊重甲方确定的署名方式”。上述丛书，即涉案的《中国成语通检》《中国名言通检》《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4本图书于2002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根据图书出版信息显示，《中国成语通检》《中国名言通检》编著为刘占锋，《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主编为刘占锋；《中国名诗句通检》3688千字，《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2092千字，《中国名言通检》3465千字，《中国成语通检》1226千字；该丛书于2002年9月第2次印刷，印数10001-15000册；无证据显示之后有再版或重印。2002年1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荟园召开《中华语汇通检》座谈会，张岱年、邓绍基、郭预衡、欧阳中石等学者出席并对该套丛书做出评价，著名学者季羡林未出席但写来发言稿。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电视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开封日报、汴梁晚报、开封电视台对座谈会情况进行了报道，其中人民日报2002年2月26日第10版发表《四卷本〈中华语汇通检〉赢得了众多学者的好评，也为亟待规范的辞书出版提供了一个范例——十年辛苦成一书》一文，文章写到“专家称它（《中华语汇通检》）为我国第一套融任意字检索和古汉语构词字典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工具书……《中华语汇通检》实现了任意字检索，为现代辞书的编纂如何增强使用功能、提高利用效率做了有益的尝试”。2020年6月16日、7月28日，刘占锋以搜集证据为由，两次向开封市大梁公证处申请办理网页保全证据公证。公证处对刘占锋操作电脑在文得宝公司“爱学术”网站上检索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并将相关网页实时截屏后打印图片的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制作（2020）豫汴梁证内民字第2094号、2095号、2096号、2099号、2794号公证书。根据公证书内容，在“爱学术”网站上，《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以提高“三个质量”为切入点探索新时期政协提案工作新途径——开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浅谈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开封市引发的思考》《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迅速摆脱小生产经营方式》《善于把握自己》等9篇文章显示标题、作者、刊名、上传者、文章内容；《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实现先进生产方式跨越应处理好几个关系——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思考之二》《〈开封何时能“开封”〉的启示——兼谈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书刊市场混乱探源与对策》《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等5篇文章显示标题、作者、刊名、上传者；《中国名言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目录，预览内容为《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应试指导及模拟试题》图书封面；《中国名诗句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目录；《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中国成语通检》显示标题、作者、出版信息，预览内容为本书出版物含封面在内部分扫描页。上述相关页面均有“下载”标识。刘占锋认可《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与《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为同一篇文章。本院认定涉案期刊文章为13篇，在文得宝公司网站显示内容的文章为9篇，不显示内容的文章为4篇。一审法院另查明，文得宝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1日，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等。涉案网站“爱学术www.ixueshu.com”为文得宝公司经营网站。网站介绍中称其“旨在构建一个专业的学术文献交流分享平台”。根据网站提示，要在网站上阅览、下载文章，首先要注册会员，成为会员后，网站绝大部分文章的阅读、下载仍需要交纳费用，根据交纳费用的多少给予不同的阅读、下载权限。涉案作品由文得宝公司网站用户上传，所涉网站用户均在2015年注册，早于文得宝公司核准注册时间，涉案作品上传时间均在2016年，其中部分作品在文得宝公司核准注册成立前已经被上传。文得宝公司收到刘占锋侵权通知后，已将涉案作品从网站删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本案部分涉案作品是否系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二是刘占锋对部分涉案作品是否单独享有诉权；三是文得宝公司是否构成侵害刘占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四是文得宝公司如构成侵权，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数额如何计算。一、关于本案部分涉案作品是否系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问题。首先，文得宝公司辩称涉案作品中有4篇期刊文章缺乏独创性，极易创作。一审法院认为，“极易创作”是文得宝公司单方认识和感受，不能以此否认上述文章为独创作品；同时，文得宝公司未提供上述文章与其他作品有相同、相似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4篇文章缺乏独创性，故一审法院对文得宝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其次，文得宝公司辩称涉案4本图书作为汇编工具书缺乏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汇编作品。根据刘占锋提供的新闻报道、涉案图书内容等证据及一审法院查证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丛书在编排方式上首创了“任意字”检索方式，“任意字”检索即是涉案丛书在编排上的独创性体现，根据该检索方式，刘占锋对图书进行了有独创性的选择、编辑、排列、组合，故涉案作品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文得宝公司认为涉案图书缺乏独创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刘占锋对部分涉案作品是否单独享有诉权的问题。首先，刘占锋虽未提供涉案期刊文章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等证明，但因文得宝公司对刘占锋是涉案期刊文章的作者无异议，且上述文章均已公开发表可以查证刘占锋署名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刘占锋是涉案13篇期刊文章的著作权人。其次，对于涉案4本图书的著作权人问题，《中国名言通检》《中国成语通检》标注“编著刘占锋”，根据涉案作品的署名，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刘占锋是上述两本图书的著作权人。《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标注“主编刘占锋”，文得宝公司因此辩称《中国名诗句通检》《中国辞赋词曲名句通检》还有其他人参与创作，刘占锋仅是主编，著作权应归多个权利人共有，刘占锋不能单独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本案中，刘占锋虽未提供其他编者的授权诉讼证明或无著作权声明，但刘占锋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保护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涉及著作权转让，因此刘占锋有权单独提起诉讼，至于所获得的收益，如果有其他合作作者，作者内部之间可以再行分配，并不影响刘占锋的诉权，一审法院对文得宝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再次，文得宝公司辩称刘占锋曾从事与新闻媒体有关的工作，其发表行为是职务创作行为，著作权应归单位享有。一审法院认为，文得宝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刘占锋发表涉案作品的行为是作为记者编辑应当履行的职责，故对文得宝公司的此项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文得宝公司辩称《中国成语通检》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能归属中华书局，但未提供证据，且刘占锋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名称为《成语通检词典》，与涉案图书名称不同，故一审法院对文得宝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综上，刘占锋是涉案期刊文章和图书的著作权人，其享有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权利受著作权法保护，并有权提起维权诉讼。三、文得宝公司是否构成侵害刘占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文得宝公司辩称涉案的部分期刊文章系刘占锋在担任记者、政协委员期间撰写的时事性文章，文得宝公司属“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一审法院认为，时事性文章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客观事实，而涉案文章则表达了作者对相关事实、问题的选择和思考，在结构和言辞上体现了作者的独特构思和表达，而并非对某一客观事实的简单陈述，故不属于时事性文章，文得宝公司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文得宝公司辩称涉案《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关于中国书业应对时代挑战的思考之一》等4篇文章及4本图书在网站中无传播事实，刘占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文得宝公司有侵权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文得宝公司提供的涉案期刊文章及图书的用户上传记录、用户信息均显示有“审核通过”“转换成功”字样，应视为涉案文章及图书已经被上传，文得宝公司认为4篇文章及4本图书没有上传成功，仅有标题或部分内容，但未举出相关证据证明，故文得宝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文得宝公司提供的用户上传记录、用户信息，涉案侵权作品上传者在文得宝公司核准注册之前均已在文得宝公司运营的网站上注册，部分涉案作品也在文得宝公司核准注册之前已被上传，证明文得宝公司在被核准注册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运营，文得宝公司对网站运营管理不规范，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预防侵权。同时文得宝公司在庭审中认可用户可能会为了积分上传文章，那么，文得宝公司应当预见到这种运营方式会导致一般用户在积分鼓励下上传大量侵权作品的后果，文得宝公司对此持放任甚至鼓励的态度，客观上降低了侵权门槛。同时文得宝公司不能提供上传者真实身份信息，导致刘占锋不能向直接侵权者索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侵权行为”；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确定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四）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本案中，文得宝公司认可积分鼓励规则且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预防侵权，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构成应知，应当认定其构成间接侵权行为。文得宝公司同时认为，其为非营利性网站，但从一审法院查实的证据及文得宝公司自己认可的证据能够看出，文得宝公司动辄要求用户交纳费用方可阅读、下载网站内文章，与其辩称文得宝公司系非营利性网站的理由相悖，故文得宝公司认为涉案文章系用户上传，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搜索服务，应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文得宝公司侵害了刘占锋对涉案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四、关于文得宝公司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刘占锋、文得宝公司双方均认可文得宝公司涉案网站上已不存在涉案作品，故对于刘占锋要求文得宝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已无裁判必要。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庭审中刘占锋表示河南大学出版社支付涉案4本图书的版权费为税后48万元，但合同中并未直接体现，该出版合同签订的时间已近20年，且本案涉及的是文章、图书在网站的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发行有明显不同，故与出版社约定的稿费不能作为刘占锋实际损失的直接依据。同时刘占锋也未能提供许可其他网站对涉案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许可费用证明，故刘占锋没有证据证明其因文得宝公司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或文得宝公司因侵权所获利益情况，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独创性程度、作者知名度、作品影响力、发表时间、文得宝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侵权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刘占锋维权合理支出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关于刘占锋请求判令文得宝公司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因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中财产权的一种，对财产权保护多以财产赔偿为救济手段，在刘占锋已获财产赔偿且文得宝公司的行为没有造成刘占锋名誉、形象受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刘占锋要求文得宝公司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文得宝公司因对《试析穆青新闻的人民意识》等13篇期刊文章的侵权行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占锋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5000元；二、文得宝公司因对《中国名诗句通检》等4本图书的侵权行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占锋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万元；三、驳回刘占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908元，由刘占锋负担15508元，文得宝公司负担240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文得宝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应承担，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2.刘占锋主张的合理维权开支应否支持；3.文得宝公司应否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2015年、2016年，并持续至2020年，故应适用2010年2月26日修订的著作权法。关于文得宝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文得宝公司未经涉案作品著作权人刘占锋许可，通过其经营的“爱学术”网站，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浏览、下载服务，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文得宝公司主张其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依照避风港原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上诉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侵权行为。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确定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包括对于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本案中，文得宝公司采取奖励积分的方式鼓励网络用户上传作品，并要求用户缴费方可阅读、下载相关作品，并非仅提供信息存储、搜索技术服务；且其明知上传作品的网络用户并非作者的情况下，仍审核通过，存在明显过错。一审法院认定文得宝公司不适用避风港原则、构成侵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文得宝公司上诉主张其网站中部分涉案作品仅有标题或者简介,并未实际上传图书、文章内容的理由，刘占锋提供的证据已经初步证明“爱学术”网站存在上述侵权行为，文得宝公司作为“爱学术”网站的经营主体，对涉案作品在涉案网站上的传播具有控制权，更掌握被控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在文得宝公司未举证证明爱学术网站中部分涉案作品仅有标题或者简介，未上传图书、文章内容的情况下，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案涉期刊文章及图书的用户上传记录和用户信息中显示有“审核通过”“转换成功”字样，因此文得宝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文得宝公司主张涉案作品可能构成职务作品的上诉理由。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涉案作品的署名均为刘占锋，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刘占锋为著作权人并无不当，文得宝公司上诉主张法院应要求刘占锋作出合理解释或出示相关履历、工作单位证明等材料，用于排除职务作品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文得宝公司赔偿数额及刘占锋维权合理开支应如何确定的问题。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刘占锋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文得宝公司的侵权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或文得宝公司的涉案违法所得,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独创性程度、作者知名度、作品影响力、发表时间、文得宝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侵权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刘占锋维权合理支出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共计10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刘占锋上诉主张赔偿数额应按稿酬标准计算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刘占锋主张的文得宝公司系恶意侵权、规模化侵权，应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上诉理由，因刘占锋在一审中未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二审中双方未能对此达成调解，故刘占锋可对适用惩罚性赔偿另行主张。关于刘占锋主张的合理维权开支问题。刘占锋提供了《律师服务协议》和发票，但未提供支付凭证，无法确定其维权实际支出的具体金额，故一审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对其维权合理开支一并予以酌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文得宝公司应否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著作权同时包括了人格权和财产权内容，其中的著作人格权是著作权人基于作品享有的以人身利益为内容的权利。本案中，刘占锋并未提供证据以证明文得宝公司的被控侵权行为已对刘占锋的人格权造成损害,故一审判决未支持刘占锋有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占锋和文得宝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08元，由刘占锋负担17908元，武汉文得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彩霞审 判 员 赵 筝审 判 员 梁培栋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郑 峥书 记 员 刘芙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