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01民终41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海伟，男，198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甘肃省合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海龙，男，198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上诉人史海伟因与被上诉人高海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4民初6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海伟、被上诉人高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海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史海伟与高海龙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驳回高海龙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海龙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史海伟没有给高海龙出具欠条。欠条上的高海伟是为了向上海京藤公司索要工程款捏造的人名，并非真实存在。高海龙将捏造的欠条上的高海伟篡改为高海龙，足以说明史海伟没有向高海龙出具欠条的意思表示，该欠条与本案无关联；2．一审法院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仅凭高海龙篡改的欠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误将双方对第三人欠付的工人工资等同于双方之间劳务费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上海京藤公司将工程分包给双方，二人属于合伙关系，给史海伟叫来的工人发放工资要双方同意，一审法院未查明工程量以及劳务费的计价方式，高海龙将钱给史海伟以支付工人工资，不能证实史海伟欠付劳务费的事实，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        高海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海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史海伟支付劳务费115，201元；2．判令史海伟支付劳务费利息11，532元。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4月13日，高海龙与史海伟（承包方）一起与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发包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乌鲁木齐市高新万达广场幕墙工程；工程地点：乌鲁木齐市；总包单位：中建二局；承包范围：按国家及乌鲁木齐市有关设计与施工规范及发包方提供的施工图纸所包括的全部外墙（北立面、东立面）真石漆系统，幕墙背后保温系统，屋面女儿墙背后抹灰系统，临时库房搭设，现场材料加工制作等；承包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包质量、包验收、包施工、包工期、包风险、包售后服务等。合同价款：按实际工程量计算。本合同金额包括为完成本工程范围所需之全部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完成该工程项目的二次搬运费、施工人员食宿费、工程现场环境清洁费、安全文明施工相关费用、成品保护费、政策性文件规定及风险、责任等所有费用；工期要求：开工日期：2018年4月13日，竣工日期：2018年6月30日。在第一部分协议书承包方处没有原被告的签字。该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2.11条约定：收到分包合同价款后，首先支付工人劳动报酬。第11.2条约定：承包方委派的担任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施工负责人为：史海伟，第11.4条约定：承包方委派授权收款人为：史海伟，列明了史海伟的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及银行卡号。在第二部分的委托代理人处有史海伟、高海龙二人的签名及电话号码。2019年2月4日，史海伟给高海龙出具欠条，内容为：本人在长春北路万达广场工地，上海京藤公司做外保温，史海伟下欠高海龙工人工资115，201元。2021年6月21日，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我司于2018年4月13日将乌鲁木齐高新万达广场幕墙工程保温真石漆系统，幕墙背面保温系统，屋面女儿墙背面保温系统，临时库房搭设等分包给高海龙、史海伟，经过高海龙、史海伟双方同意先后于2019年3月10日、2019年3月22日向高海龙支付1万元、3万元合计4万元（向高海龙支付的其他款项，因公司财务人员不在，具体数额暂无法确定），后应高海龙、史海伟双方同意向项目工地工人贺建伟支付工人劳务费2万元。我司对工人工资均按时发放，不存在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合同签订后现场由高海龙、史海伟共同带领工人施工，共同参与现场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应当审查的关键在于高海龙、史海伟之间有无欠付工人工资的事实，及史海伟出具欠条是否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史海伟针对本案的抗辩理由有三点：第一，史海伟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二，高海龙、史海伟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第三，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史海伟在庭审中进一步阐明自己抗辩的逻辑是因为双方在与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第二部分均签名，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所涉及的两大问题，一是将案涉工程分包给高海龙、史海伟的事实，由于《劳务分包合同》中有二人的签名，故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此处的陈述是真实的；二是给付款项的事实，高海龙也予以认可；故虽然该《情况说明》中没有出具人的签名，但法院依然认定该说明是真实的）中亦写明双方在案涉工地上是共同管理，因此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不是劳务合同关系；高海龙举证的欠条也是捏造的，是高海龙表示方便向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索要费用而书写的，而且欠条中“高海龙”的名字也系改过的，以前是“高海伟”，且双方均没有与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结算，应当等待清算完毕后再进行结算。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及陈述，分述如下：首先，史海伟认可，欠条落款处的签名系自己亲笔书写，因此，可以证明欠条是史海伟出具的；其次，欠条内容的着重点在于是否欠付工人工资。经法院向史海伟询问，史海伟陈述，案涉工程的工人工资共计502，362元，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尚欠18万元多没有付（史海伟此处的陈述与《情况说明》中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陈述不拖欠工人工资是矛盾的），史海伟陈述的数额多于欠条中所写明的数额，这说明欠付工人工资的事实是存在的；再次，欠条中史海伟欠付高海龙工人工资的事实是否存在。第一，史海伟称双方系合伙关系，自己负责与甲方进行沟通，乙方负责工地管理，包括招用工人；第二，在《劳务分包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中约定，史海伟是案涉工程指定的收款人，在史海伟出具的农业银行账户明细中，可以看到2018年6月2日，杜岱（高海龙称系案涉工程项目经理）给史海伟支付10万元，史海伟于6月4日、6月5日给高海龙支付共计7万元；6月28日，杜岱给史海伟支付10万元，当日及6月29日，史海伟给高海龙支付9万元；2019年2月3日，杜岱给史海伟支付18万元（注明高新万达保温劳务费），当日史海伟给高海龙支付5万元（注明工人工资），这均说明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是将工人工资或者劳务费先打入史海伟账户内，再由史海伟转给高海龙；第三，庭审中，经法院询问，史海伟也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史海伟将款项转给高海龙，高海龙支付工人工资的习惯的；这在欠条出具的前一天，2019年2月3日，史海伟的转账记录中也显示的很清楚。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高海龙与史海伟对于工人工资的款项进行结算，并由史海伟继续按照之前的惯例将款项支付给高海龙的事实是存在的，由此也证明，本案并不是虚假诉讼，故法院对高海龙要求史海伟支付工人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史海伟提出的第一，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的抗辩理由，由于双方仅是在《劳务分包合同》委托代理人处共同签名；在《情况说明》中也仅是写明双方共同管理，在史海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情况下，史海伟以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来抗辩双方不存在给付工人工资的理由，法院不予采信；第二，经法院询问，案涉工程只有一个叫高海龙的，就是原告高海龙，并没有另外叫高海伟的人，所以欠条中“高海伟”改为“高海龙”也可以理解为笔误后的更正，不能因此认为欠条是虚假的。针对高海龙的各项诉讼请求。第一，劳务费115，201元。庭审中，高海龙自认在史海伟出具欠条后，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高海龙支付了4万元劳务费，应在高海龙主张的劳务费中予以扣除；而针对上海京藤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向贺建伟支付的2万元，高海龙自认贺建伟是自己找来的工人，但高海龙没有举证证明贺建伟的2万元与欠条中列明的工人工资有所不同，亦应予以扣除，故史海伟应向高海龙支付工人劳务费的数额为55，201元；第二，劳务费利息。由于欠条上并未注明还款日期，高海龙也未举证证明其向史海伟主张过劳务费，故应从高海龙向法院起诉的2021年5月18日起算至原告主张的6月22日，共计393.11元（（85，201×3.85％÷365天×1.3倍×33天，2021年5月18日-6月20日）＋（55，201×3.85％÷365天×1.3倍，2021年6月21日-6月22日）），及自2021年6月23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期间的利息。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史海伟向原告高海龙支付劳务费55，201元；二、被告史海伟向原告高海龙支付劳务费利息393.11元；三、被告史海伟向原告高海龙支付劳务费利息（利息以55，201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23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以上款项，共计55，594.11元，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史海伟提交2份证据：1．史海伟和高海龙合同合伙承揽上海京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外墙保温施工劳务工程项目账务核算清单，以证实史海伟与高海龙之间关于劳务费核算情况；2．结算申请表，以证实上海京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史海伟之间关于案涉工程费用结算情况。        高海龙质证后，对于史海伟提交的2份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本院认定事实与原审法院相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史海伟提出与高海龙之间系合伙关系，其并没有向高海龙出具欠条的意思表示，高海龙所持有的《欠条》系捏造形成，且高海龙将《欠条》中的“高海伟”改为“高海龙”，一审法院未查明案涉工程量及劳务费计价方式，高海龙将钱给史海伟以支付工人工资，不能证实其欠付劳务费事实的上诉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史海伟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史海伟在本案一审及二审中对其出具《欠条》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该《欠条》是出于便于向上海京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索要费用的目的而形成。对此，史海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其自身积累的法律素养和文化知识，应当知晓出具《欠条》的相关法律后果，其在一审及二审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出具《欠条》时存在欺诈、胁迫之情形，故该《欠条》合法有效，系史海伟真实意思表示，应对史海伟一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史海伟辩称二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亦不能成为其否认该《欠条》效力的抗辩意见。其次，史海伟上诉称高海龙将《欠条》中的“高海伟”改为“高海龙”，但经庭审询问，该《欠条》为何由高海龙所持有，史海伟辩称是其将《欠条》丢弃后，被高海龙捡到而持有，本院认为该解释与常理并不相符，史海伟无法对此作出合理的、正当的解释，且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史海伟系案涉工程的收款方，案涉工程劳务费的支付方式是上海京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给史海伟，史海伟再将工人劳务费支付给高海龙，结合前述分析，原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和举证情况，认定史海伟应向高海龙支付劳务费55，201元及利息393.11元并无不当。故史海伟的上述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史海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9.85元（史海伟已预交），由史海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骏审判员    仝淑莉审判员    王莉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