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最高法民申49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世贸大厦A座。法定代表人：冯长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88号。法定代表人：张永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尧坤，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和谐汽贸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绍兴市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上虞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和谐汽贸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本案应依法追加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上虞管委会）和河南和谐富腾互联网加智能电动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和谐富腾公司）为第三人。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仅包含了股权转让内容，还包含了上虞投资公司代表地方政府作出的税收奖励、土地供应等诸多招商引资承诺。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单纯的民事合同，还带有行政合同的属性。而上虞投资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无权作出招商引资的政策承诺，上述承诺内容的作出应系得到了负责招商引资的上虞管委会的授权，故该行政合同关系的另一方主体应是上虞管委会。2.案涉股权的实际受让方是和谐富腾公司，和谐汽贸公司仅是受和谐富腾公司的委托代为收购浙江绿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绿野公司）的股权，上虞管委会招商引资的对象也是和谐富腾公司，上虞投资公司对此事实是清楚的。另外，上虞管委会与和谐富腾公司签订《爱卡智能电动汽车项目意向落户协议》（简称《落户协议》）及《爱车智能互联网电动汽车项目招商引资落户备忘录》（简称《备忘录》）的行为，也证实了上虞管委会主导绿野公司重组的事实。因此，和谐富腾公司和上虞管委会均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二）上虞投资公司恶意隐瞒绿野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损害了和谐汽贸公司的信赖利益，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上虞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披露的绿野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数据存在近2.7亿元的错漏，信息严重失实。即使和谐汽贸公司基于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信赖未做严格的尽职调查，上虞投资公司也不能藉此免除信息如实披露义务和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上虞管委会与和谐富腾公司签订《落户协议》《备忘录》是和谐富腾公司不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而非确认2014年度审计报告的结果。和谐汽贸公司及和谐富腾公司没有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影响和谐汽贸公司要求上虞投资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二审法院以和谐富腾公司与上虞管委会签订《备忘录》为由，认定和谐汽贸公司已认可绿野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是错误的。（三）和谐汽贸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六条和《关于浙江绿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简称《投资合作协议书》）第4.4条之约定，和谐汽贸公司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截止日期为2020年6月17日，而上虞投资公司履行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义务的截止日期则为2018年5月11日，即上虞投资公司应履行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义务的时间早于和谐汽贸公司应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时间。此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股权转让款可用绿野公司在2017年6月17日前缴纳的全部税款对应的地方奖励进行抵扣，但从绿野公司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审计报告看，税收奖励也没有兑现。因此，在上虞投资公司履行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及税收奖励义务前，和谐汽贸公司有权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四）二审法院未准许和谐汽贸公司的司法审计申请，导致关键事实无法查清，严重影响了本案处理的公正性。如前所述，作为股权定价重要依据的绿野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严重失实，导致案涉股权交易价格严重偏离股权实际价值。故无论是从查明事实真相以正确评判双方责任的角度，还是从确定股权价值以保障公平交易的角度，本案都应对绿野公司2014年度及截至2015年5月11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上虞投资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和谐富腾公司和上虞管委会不应成为本案的当事人。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属于民事合同，其中虽约定了地方政府对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政策支持事项，但并不能因此即认为该协议已变成行政合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均非行政机关，协议本身也是以公司股权转让为主要内容，并无行政法上的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权利义务的约定，其中关于政策扶持、奖励政策等的约定仅是股权转让的附随性条款，不能改变该协议的性质。2.上虞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依约履行了交割股权的义务，但和谐汽贸公司在接管绿野公司后并未按约向绿野公司投入3亿元的运营资金，导致绿野公司不能正常恢复生产经营，因而也未能产生税收奖励款以抵付股权转让款。且绿野公司已于2018年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直接导致双方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的约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和谐汽贸公司违约，证据充分。3.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和谐富腾公司尚未设立，无法委托和谐汽贸公司收购案涉股权。且和谐汽贸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和谐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和谐汽控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中也没有披露或声明本宗交易系和谐汽贸公司受和谐富腾公司的委托而进行。另外，和谐富腾公司在设立后也未介入过绿野公司的股权收购和生产经营活动。案外人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绿野公司4.1437%股权也是转让给了和谐汽贸公司，并未转让给成立后的和谐富腾公司。4.和谐富腾公司与上虞管委会签订《落户协议》《备忘录》是为了推进“爱卡智能汽车”项目，该项目与绿野公司股权收购项目并非同一项目，绿野公司与“爱卡智能汽车”的项目公司也并非同一公司。（二）和谐汽贸公司关于上虞投资公司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和谐汽贸公司主张绿野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存在高达近2.7亿元的财务数据错漏，依据不足。2.和谐汽贸公司除收购上虞投资公司持有的绿野公司股权外，还先后收购了绿野公司其他四家股东的股权，有些股东的股权收购也发生了诉讼，和谐汽贸公司在相关诉讼中也曾提出过所谓“错账”及“隐瞒亏损”等类似主张，但均被法院驳回。3.根据和谐汽贸公司的主张，和谐汽贸公司在2016年3月31日即已发现所谓2.7亿元的错账，但此后和谐汽贸公司并未向上虞投资公司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直到上虞投资公司提起本案一审诉讼后，和谐汽贸公司才提出上述主张。故即使和谐汽贸公司的该项主张成立，和谐汽贸公司行使撤销权也已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三）和谐汽贸公司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理由不能成立。1.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上虞投资公司负有向和谐汽贸公司出让土地的义务。上虞投资公司与绿野公司原股东在《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促成政府出让200亩商住用地，目的是为了解决绿野公司正常运营后职工的住宿困难，但由于绿野公司一直未能正常投产，绿野公司也没有向上虞投资公司和工业园区提出过用地需求，故政府部门也未启动相应的立项和规划。即使在绿野公司正常生产后，上虞投资公司未能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上虞投资公司也只需补偿用地差价。2.在绿野公司正常生产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后才能产生税收返还，双方关于以税收返还款抵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也才能得以履行。但由于绿野公司在2015年6月份以后并未实现正常生产，也没有缴纳过税款，故也不会发生税收返还，当然也不可能用税收返还款抵付股权转让款。3.由于绿野公司已于2019年4月28日被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故双方关于2020年6月17日股权转让款支付最后期限的约定已无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上虞投资公司有权要求和谐汽贸公司提前支付股权转让款。（四）和谐汽贸公司关于股权转让款的定价依据不实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和谐汽贸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合法、正当。和谐汽贸公司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本案应否追加上虞管委会及和谐富腾公司为第三人的问题。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和谐汽贸公司与上虞投资公司，上虞管委会并非该协议的签订方；协议的内容也是以绿野公司股权转让为主要内容，并不涉及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至于协议中关于政策支持及税收奖励等的约定，系以上虞投资公司承诺履行促成政府予以支持和奖励的义务形式而作出，且仅是股权转让的附随性条款，并不足以证明该协议的性质为行政合同。和谐汽贸公司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兼具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性质，上虞管委会作为其中行政合同内容的义务主体应受该协议的约束，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和谐汽贸公司关于和谐富腾公司系案涉股权的实际受让方，也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的主张依据不足，不应支持。首先，和谐汽贸公司与上虞投资公司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格、承诺收购绿野公司其他股权、重大款项的承担和支付等约定均超出了和谐富腾公司在案涉《协议书》中对和谐汽贸公司的授权范围，且和谐汽贸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和谐富腾公司曾就上述重大事项的处理与和谐汽贸公司达成过补充协议或得到了和谐富腾公司的补充授权，和谐汽贸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双方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曾向上虞投资公司披露其系代和谐富腾公司收购绿野公司股权。上虞管委会与和谐富腾公司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签订的《落户协议》《备忘录》亦不足以证明和谐汽贸公司与和谐富腾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此外，和谐富腾公司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仍在筹备中，即使在和谐富腾公司正式设立后，其注册资本也仅为2000万元，并不符合案涉《股权转让公告》所要求的“报名条件为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的从事汽车及相关行业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的资格条件。第二，在和谐富腾公司成立后，绿野公司并未向和谐富腾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以及置备股东名册，和谐汽贸公司也未提供要求上虞投资公司配合变更股权登记至和谐富腾公司名下的证据，故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和谐富腾公司均非绿野公司的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约束的只是和谐汽贸公司及上虞投资公司。第三，和谐富腾公司与和谐汽贸公司在《协议书》中并未对委托付款事宜作出约定，和谐汽贸公司也未能提交和谐富腾公司委托付款的依据，且和谐汽贸公司对和谐富腾公司成立后仍由其代为向绿野公司注入资金，仍由其代为收购绿野公司其他股权并登记在其名下等事实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第四，和谐汽贸公司母公司和谐汽控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数份公告均记载，和谐汽贸公司系案涉股权的收购主体。综上，原审判决对和谐汽贸公司要求追加上虞管委会与和谐富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关于上虞投资公司应否就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股权转让公告》中已载明转让方基本情况、转让标的基本情况、转让标的股权结构、最近一年度审计报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评估情况（包括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的评估值和相对应的审计后账面值等）、债权债务承担、职工安置、产权转让行为批准情况、交易条件、受让方资格条件、交易方式等信息，上虞投资公司已履行了股权转让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谐汽贸公司根据2015年度审计报告的年末值，主张上虞投资公司所提交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存在诸多失实之处，但该两份审计报告并非同一年度，2015年度审计报告的年末值并不能否定2014年度审计报告的年末值，且2015年度审计报告中也未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即使结合和谐汽贸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等证据，2015年度审计报告亦不足以证明2014年度审计报告存在欺诈、隐瞒等情况。其次，案涉股权交易标的额高达2.34亿元，且涉及7000万元工程垫付款的支付和高达3亿元的资金投入义务，和谐汽贸公司作为案涉股权的收购方和独立商事主体，在作出涉及数亿元资金支付的商业决定前，理应认真研读《股权转让公告》，并在对交易标的进行充分了解后，作出理性的商业判断。根据一审证据交换时和谐汽贸公司的陈述，和谐汽贸公司事实上也派人去绿野公司进行了调查。基于和谐汽贸公司的专业能力及其开展了尽职调查工作的实际情况，和谐汽贸公司在案涉股权转让前应当能够知道上虞投资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欺诈、隐瞒之处。但事实上，和谐汽贸公司在开展尽职调查后，并未对绿野公司2014年度的资产负债情况提出任何异议。另外，根据《股权转让公告》关于“意向受让方通过资格确认后，即视为其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评估报告及该等报告所披露内容，已充分了解并自愿完全接受本次股权转让项目挂牌资料内容及挂牌转让标的的现状及瑕疵，以及已完成对本次股权转让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的约定，即使和谐汽贸公司未开展严格的尽职调查，在其通过报名资格的确认后，也应视为其已放弃追究上虞投资公司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第三，自2015年5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和谐汽贸公司一直系绿野公司的控股股东，其掌握绿野公司财务状况并无任何法律及事实上的障碍，和谐汽贸公司在控制绿野公司期间也有能力查询绿野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核实案涉股权转让是否存在财务信息披露不实的情况。且绿野公司2015年度的审计报告在2016年3月即已完成，如绿野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确实存在近2.7亿元的错漏，和谐汽贸公司此时也应已知晓。欺诈和隐瞒属于合同可撤销事由，但和谐汽贸公司自始至终并未向上虞投资公司提出过撤销合同的主张。因此，和谐汽贸公司关于上虞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行为，损害了和谐汽贸公司的信赖利益，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对和谐汽贸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亦无不当。（三）关于和谐汽贸公司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之约定，上虞投资公司同意和谐汽贸公司以绿野公司在2017年6月17日前缴纳的全部税收对应获得的税收奖励(地方留成部分)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及工程款。根据税务常识，税收返还指的是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等方式向企业返还税款，属于以税收优惠形式给予的一种政府补助。因此，双方关于税收返还及冲抵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只有在绿野公司正常生产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履行。但和谐汽贸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其接管绿野公司后至2017年6月17日前，绿野公司已实现正常生产并已缴纳相应税款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和谐汽贸公司关于上虞投资公司应先履行税收奖励义务的主张缺乏基础条件。关于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使用权问题，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对此作出约定，依照《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上虞投资公司履行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的义务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5月11日前。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之约定，和谐汽贸公司应在2017年6月17日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若期限届满，和谐汽贸公司未能足额支付完毕，则差额部分由和谐汽贸公司共同协助绿野公司制定还款计划，在2020年6月17日前以现金形式付清”的约定，仅系对和谐汽贸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宽限期的约定，而非对和谐汽贸公司应付股权转让款截止日期的约定，故和谐汽贸公司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截止日期早于上虞投资公司履行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义务的截止日期。和谐汽贸公司关于上虞投资公司应先履行促成政府以优惠价出让土地义务的主张不成立。另外，根据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即使上虞投资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促成当地政府以低价出让相应土地，上虞投资公司也只需承担补偿用地差价的违约责任。因此，和谐汽贸公司无权以上虞投资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促成当地政府以低价出让土地为由拒绝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综上，原审判决对和谐汽贸公司关于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四）关于二审法院对和谐汽贸公司的司法审计申请未予准许是否适当的问题。和谐汽贸公司原审中申请对绿野公司2014年度和截至2015年5月11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但因上虞同济会计师事务所、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案诉讼前已分别对绿野公司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过审计，出具了审计报告，本案中和谐汽贸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绿野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确实存在财务数据严重失实等需要重新审计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对和谐汽贸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和谐汽贸公司提出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河南和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汪 军审 判 员  李绍华审 判 员  黄 鹏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唐广征书 记 员  胡鑫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