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3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广意路7号。法定代表人：冯慧敏，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坤，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鑫，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花，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红，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9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艾利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艾利公司无需向刘建支付2004年9月2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23000元；2、刘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刘建已于2013年10月14日起不再从事职业危害岗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支付适当岗位津贴的前提是从事相应岗位。一审法院己经查明，2013年10月14日起，艾利公司己将刘建调离从事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并永久调整至仓库当CD配货员，故刘建自2013年10月14日起已经不从事相应危害岗位工作，甚至此后也没有上班，其应不属于获得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的范畴。二、刘建主张2004年9月29日至2014年5月1日期间的岗位津贴，早己经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刘建知道自己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且每月有获得工资明细，知悉自己是否获得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但刘建直至2020年才就岗位津贴申请劳动仲裁。因此，刘建要求艾利公司支付2004年9月29日至2014年5月1日期间的岗位津贴诉请，超过1年仲裁时效。其次，即使退一万步而言，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时间为2008年5月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该法实施前有关争议理应执行当时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当时并没有规定任职期间不受时效限制，而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2004年9月29日至2008年5月1日期间的岗位津贴请求，超过60天的仲裁时效。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但艾利公司认为本案不应适用本条款。其中，岗位津贴仅仅是基于从事特殊岗位而获得特殊补贴，与劳动者提供劳动而获得报酬的劳动对价性质不一致。因此，该岗位津贴不属于劳动报酬的性质。此外，本条款规定是具有拖欠行为才不受时间限制，而拖欠必须具有主观恶意。但本案中，艾利公司对于该款项是否需要支付尚无定论，本案情况根本就不符合“劳动报酬”性质以及“拖欠”恶意，因此，不应适用不受限的一年时效。三、一审判决支持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首先，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发放的条件、范围、标准，岗位津贴不是工资构成中的必须列明的项目，亦无法定的支付标准及支付方式，艾利公司与刘建亦未就岗位津贴有约定。其次，公司的工资单是统一的格式，虽然没有明确将“岗位津贴”列为工资项目中的一项，但实际上该项津贴公司己经计算入刘建以往的已发放工资当中，并随同以往的工资一同发放。四、退一步讲，即便认为艾利公司应额外再向刘建支付岗位津贴，一审法院所采用的计算标准亦过高。首先，关于岗位津贴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系参照劳动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劳薪字【1992】43号《关于建立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制度的通知》中的津贴标准计算的，而该通知中规定的岗位津贴的最高津贴标准仅为2元/日，远远低于一审法院酌定的200元/月。其次，艾利公司与刘建签订劳动合同时，己考虑到刘建所在岗位的可能遭受职业病侵害的情形，适当提高了刘建的工资，己经是对刘建因职业病所遭受的损害予以合理补偿。所以退一步讲，即便认为艾利公司应额外再向刘建支付岗位津贴，一审法院所采用的计算标准亦过高。五、根据艾利公司向职业病院调取的对于艾利公司整个工厂所有岗位关于职业病危害的报告，物流岗位均是没有任何职业病危害，本案中，艾利公司发现刘建疑似职业病的情况后，在2013年进行调岗，在调岗后即使刘建没有到岗也有相关结论是没有职业病危害，是不符合在岗获得职业病危害津贴的情形。综上，恳请贵院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刘建辩称，不同意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根据职业病结论书，工伤鉴定书等证明刘建是从事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并且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艾利公司应当给刘建岗位津贴。二、双方均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法规定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三、一审判决按200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及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准，符合刘建的伤害情度。四、职业病调取报告是在2012年3月产生的，是一审结束之前产生的证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而且该证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依法不应当采纳。一审认定案件事实：刘建2004年9月入职艾利公司，岗位为丝印工，2013年10月14日，艾利公司为避免刘建接触过敏源，将刘建的岗位从自动PP机（覆膜）操作员永久调整为CD配货员。双方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了自当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艾利公司为刘建参缴了社会保险，截至庭审时，双方的劳动关系仍存续。2014年4月2日，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载明刘建2001年8月至2003年2月在华南塑胶公司当丝印工，2003年5月至2004年9月在彩时包装厂当丝印工，2004年10月至2013年在艾利公司当丝印工，均接触苯系化学物，戴口罩防护，累积工龄11年10个月，诊断结论为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新皮炎，处理意见为调换工种，脱离有致敏物的环境，加强个人防护。2014年5月29日，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建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属工伤。2014年8月4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刘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十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未达级，停工留薪期为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停工留薪期满后，刘建未再向艾利公司提供劳动。2014年12月15日，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刘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42931元并发放至艾利公司账户，艾利公司已将该款项发放给刘建。此后刘建向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了多次门诊、住院治疗期的确认，该委员会作出多份鉴定结论，鉴定刘建的门诊治疗期从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刘建进行了多次门诊治疗。2019年11月6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初次鉴定（确认）结论书》，该结论书确认刘建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9月27日，关于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的治疗不属于工伤复发，但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且存在医疗依赖。2019年1月至2020年7月期间，艾利公司经刘建签字确认的应发工资分别为16376.42元（含双薪及年假折算）、7303.9元、7700.93元、5620.7元、7413.77元、7656.31元、6443.31元、6499.43元、6473.24元、5708.65元、4871.88元、6277.54元、14877.13元、5121.54元、6449.39元、5021.54元、4957.64元、4593.51元、4198.06元。双方对停工留薪期工资、交通费（即路费）、伙食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岗位津贴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有争议。刘建主张艾利公司自2019年10月按照医疗期待遇即最低工资的60%发放工资，但其职业病至今未治愈，经鉴定仍需继续治疗，应享受工伤医疗和停工留薪期待遇，艾利公司应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及五十八条的规定，其应享有岗位津贴，除享有工伤待遇外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的可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艾利公司主张刘建的停工留薪期为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其已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刘建主张的款项若属于法定赔偿项目应在争议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故前述诉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对本案赔偿项目有争议。艾利公司主张刘建诉求中的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的工资差额、交通费、伙食费、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超出仲裁范围，因无法购买社会保险导致的损失属于新增的诉求，与本案劳动争议不具有不可分性，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属于人事损害范畴，均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且其已向刘建发放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刘建不应重复主张相应性质的款项，停工留薪期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刘建自2014年5月至今一直休假未提供劳动，停工留薪期后公司可按照最低工资的80%支付且无需支付停工留薪期满后的职业病危险岗位津贴，另外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职业病岗位津贴的发放条件范围标准，双方也没有明确约定，故其也无需支付正常上班期间的职业病危险岗位津贴。刘建主张其患有职业病久治不愈，其因职业病导致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结合方便诉讼的原则，可在本案中对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不同性质的项目一并处理。仲裁情况：2020年8月7日，刘建以艾利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艾利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差额30408.46元、2014年5月至2020年6月因工伤门诊治疗产生的交通费2150元、职业病岗位补贴72150元、因工伤门诊治疗产生的伙食费444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1561.78元、残疾赔偿金9623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153.26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营养费2000元。该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刘建全部仲裁请求。刘建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起诉。刘建的诉讼请求（变更后）：请求判决艾利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工资差额44928.19元（计算方式：58500元-28091.54元）;2014年5月至2020年9月止因治疗职业病产生的路费3080元整（20元/次×2次/月×77个月）;职业病危岗位津贴57600元整（300/月×192个月）;伙食费4620元整（30元/次×2次/月×77个月，从2014年5月至2020年9月）;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停工留薪期差额13000元整（6500元/月×2月）；残疾赔偿金96236元整（48118元/年×20年×10%）;被抚养人生活费38153.26元整（34424元/年×14年2个月×10%÷2+34424元/年×8年×10%÷2）;精神抚慰金10000元整;营养费2000元整;因无法购买商业险导致的经济损失390000元整（计算公式：6500元×12月×5年）且本案诉讼费由艾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刘建与艾利公司之间已依法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双方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故双方的合法劳动权益均应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关于艾利公司提出的刘建的多项诉讼请求均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首先,《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组成”以及第八条规定:“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和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一)津贴。包括:补偿给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津贴,年功能性津贴及其他津贴。”即津贴亦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得到特殊条件和环境劳动消耗的补偿依法有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四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双方劳动关系至今仍存续,故依据上述规定,刘建申请劳动仲裁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故刘建关于岗位津贴、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的请求并无超过诉讼时效。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人身损害赔偿项目须根据工伤保险待遇发放情况来确定，因双方劳动关系存续工伤待遇尚未全部发放，故刘建的诉讼也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刘建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证明其从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属于新的停工留薪期或上述时间段每天均需进行门诊治疗，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根据医疗终结期确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刘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5月至2020年9月止因治疗职业病产生的交通费。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刘建未举证证实其请求的交通费属于艾利公司支付的费用范围，也未提交因职业病产生交通费用的票据，故一审法院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岗位津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刘建要求艾利公司向其支付自2004年9月2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未对用人单位应给予劳动者相关岗位津贴的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可参照劳动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劳薪字【1992】43号《关于建立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制度的通知》中的津贴标准计算，考虑到该标准距今已久，结合当今的社会发展要求及职工的生活水平，故对于该通知中确定的特殊岗位津贴的标准予以调整,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准以及刘建的受伤害程度,酌定按每月200元计算。经核算,刘建自2004年9月2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特殊岗位津贴为23000元(115个月×200元/月)。因此,艾利公司应向刘建支付2004年9月2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特殊岗位津贴为23000元。关于刘建要求2014年5月2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岗位津贴。双方在仲裁庭审中确认刘建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未回艾利公司上班，一审法院认定刘建的停工留薪期至2014年5月1日结束后未再向艾利公司提供劳动，故刘建要求艾利公司向其支付该时间段的岗位津贴无事实依据，故对于刘建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伙食费4620元。刘建主张其每月两次进行门诊治疗，每次门诊治疗均需要就餐，为此产生了伙食费。该主张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伙食补贴范围不符，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停工留薪期差额。刘建主张其停工留薪期内正常出勤上班，艾利公司支付了工资，但未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刘建即使在停工留薪期内上班，也视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艾利公司已向刘建支付了停工留薪期工资，故一审法院对刘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营养费、无法购买商业险而导致经济损失。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前述诉讼请求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属于侵权纠纷的范畴，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一并处理，且艾利公司对该四项诉讼请求在本案处理持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营养费的诉讼请求不在本案中处理，刘建可另行主张权利。无法购买商业险而导致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一审法院判决：一、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建支付2004年9月2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23000元;二、驳回刘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元，由刘建负担15元，负担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一、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上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载明刘建2001年8月至2003年2月在华南塑胶公司当丝印工，2003年5月至2004年9月在彩时包装厂当丝印工，2004年10月至2013年10月在艾利公司当丝印工，均接触苯系化学物，戴口罩防护，累积工龄11年10个月。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刘建2001年8月至2003年2月在华南塑胶公司当丝印工，2003年5月至2004年9月在彩时包装厂当丝印工，2004年10月至2013年10月在艾利公司当丝印工，均接触苯系化学物，认定刘建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属工伤。二、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从2015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6月28日作出多份《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鉴定刘建的门诊治疗期从2014年6月25日至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3日至2019年9月30日。二审期间，艾利公司提交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节选），拟证实2013年10月14日起，艾利公司已经对刘建调离从事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并永久调整至仓库当CD配货员，该岗位属于“行政后勤人员”中的物流岗位，根据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物流”岗位属于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位，从该日起，刘建不存在从事职业病危害岗位。刘建质证称，评价报告书只是公司自己委托机构作出的适用内部的资料不具有任何的参考性，也无法核实报告的用途，是否有权威性也没有参考依据，且内容不完整，刘建从事的岗位是直接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且报告适用的标准不清楚，所以，对该报告书三性不予以确认，报告产生的时间是2012年3月份，刘建是2013年才开始进入仓，时间上也没有说服力，没有关联性，且该报告提到后序工不含有危险因素，但职业病诊断书证明丝印是具有危害因素的，而刘建是属于后序工岗位，因此该报告真实性存疑。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艾利公司是否需向刘建支付职业病岗位津贴。关于刘建的诉讼请求有无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四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刘建被认定为职业病后，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鉴定结论，确认刘建从2014年6月25日至2019年9月30日处于门诊治疗期，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刘建被认定为职业病至申请劳动仲裁，其与艾利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并未解除或终止，至今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上述规定，刘建关于职业病岗位津贴的主张并未超过时效。关于职业病岗位津贴的支付标准，一审法院按照每月200元酌情支付，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刘建的受伤程度，本院对该标准予以确认。关于职业病岗位津贴的支付期间。艾利公司上诉称从2013年10月14日起刘建不再从事职业病危害岗位，刘建在二审则称虽然岗位有调整，但是仍有接触到危害岗位。鉴于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于2014年4月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同年5月29日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均确认刘建至2013年10月在艾利公司当丝印工期间接触苯系化学物，并未确认刘建在2013年10月14日调岗后的工作岗位仍具有职业危害性，本院对艾利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予以采纳，确认艾利公司需支付岗位津贴至2013年10月13日。一审法院认定艾利公司仍需支付2013年10月14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91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91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建支付2004年9月29日至2013年10月13日的岗位津贴21700元;三、驳回刘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款项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负担4元，刘建负担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负担8元，刘建负担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伟华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魏 巍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贺紫荆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