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39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马生，男，194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东县人，户籍地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鸿基、夏自楠，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兵，男，197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户籍地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娇（原告刘文兵妻子），女，1980年5月8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州市人，户籍地惠州市惠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子铭，广东卓凡（惠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负责人：刘伟平，经济合作社社长。上诉人刘马生与被上诉人刘文兵、原审第三人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3民初8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马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1323民初896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文兵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在该案的审理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具体如下：一、涉案的土地应认定为是弃耕后再由村集体分配给上诉人刘马生耕种，被上诉人刘文兵不具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涉案土地的耕种经过来看，上诉人刘马生从1987年开始至今均在涉案土地上进行耕作等，期间未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2014年双方才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上诉人刘马生实际耕种涉案土地的时间至今已长达34年，从未中断过。但被上诉人刘文兵在1985年便全家迁至惠阳区淡水镇居住，随后其父母、兄弟姐妹相继移居香港并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该事实被上诉人也在起诉书中予以了确认。从1985年开始被上诉人刘文兵一家便未在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松庆村）生活居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户籍也迁出了崇庆村，已经不再是崇庆村（松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上诉人刘马生持续耕作且以自己的名义向政府交公粮和农业赋税直至2004年（2004年后因政府政策变化无需再交才停止），由此可见，涉案的土地认定为是弃耕后再由村集体分配给上诉人刘马生耕种更为客观、适宜。二、上诉人刘马生依法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991年至1992年期间，惠东县普遍对荒芜、弃耕以及迁居的承包户的土地进行了调整，上诉人刘马生就在此期间，即1992年10月15日与所在的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松庆）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上诉人刘马生承包土地6.1亩（涉案的全部土地包含在内），该合同书除了有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刘志浓的签名外，还加盖了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经济合作社以及鉴证机关惠东县白花乡镇农村承包合同办事处的印章，内容和形式均符合法律的规定，至此上诉人刘马生依法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反观被上诉人刘文兵提交的1990年10月2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仅有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经济合作社的盖章，并无鉴证机关惠东县白花乡镇农村承包合同办事处的印章（但一审法院却错误地认定盖有此印章），且合同乙方合作社社员一栏也并非是刘月平（即被上诉人刘文兵的父亲）的亲笔签名，因此该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在形式上存在诸多瑕疵，不具备客观性。三、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中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刘文兵一家在1985年便全家迁至惠阳区淡水镇居住，户籍也迁出了崇庆村（松庆村）并转为非农业户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只有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被上诉人早已丧失了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退一万步讲，即便被上诉人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2003年3月1日已施行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的规定，被上诉人也应当交回给发包方村集体。也正因如此，2015年9月12日才形成《关于田屋村崇庆（松庆）村小组讨论刘马生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户代表会议（决议）》的内容也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被认定为无效决议，但一审法院却予以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根本不具有客观性和合法性，一审法院却错误地判决属于城镇户口的被上诉人也依然享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更是违背了现行法律的立法原则及精神，为今后众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提供了错误的指引，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驳回被上诉人刘文兵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正常的农村经济发展秩序。二审中，刘马生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入库收据、农业税完税证、粮食征收通知书，拟证明自1998年至2004年期间涉案土地一直都由上诉人使用，并且由上诉人向政府交公粮和农业赋税。被上诉人刘文兵答辩称：一审法院的裁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审理中也实地到村调查村民及村委干部的意见，判决公平合理、尊重历史。具有理由如下：一、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实际是因当事人双方的代耕关系引发，故本案实质上的争议焦点实际是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代耕关系，以及上诉人是否有取得承包地的问题。被上诉人刘文兵一户世代生活于惠东县，80年代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改革时就以刘文兵的祖母马贱为户名，分的水田（案涉耕地）3.5亩。这一事实在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1980年和1985年各户分田调整田人数底册》、《田屋村松（重）庆小队一九八六年粮油任务表》（证据四和五）可以证实。而上诉人刘马生是在1987年才迁至松庆村小组，当时被上诉人一家念及亲戚关系的原因，将案涉的3.5亩土地借由上诉人刘马生代耕。另外，被上诉人一户的案涉承包地自第一轮承包至今未交回，松庆村小组也未收回重新分配。或者这一事实在一审法官的调查中可以证实。所以争议双方之间系因代耕关系（事实）引起的纠纷，而非上诉人所说的弃耕、重新分配等事实。上述明确，本案的本质实际为“代耕农”的问题，这类案件在珠三角地区较为常见。“代耕农”是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特征就是农户间与村或农户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订立农田代耕关系，并承担代耕田上缴公购粮油任务等。而对于这种代耕关系，在法律性质方面，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及相关解释、指导意见中已明确，代耕关系属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关系，不能因为农田代耕行为而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可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点：第三人以其长期耕作或缴纳农业税等为由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予支持。从上述可得，上诉人刘马生系代耕案涉承包地的事实可以确认，其无权占有的法律后果也是明确的。而双方从2014年开始就案涉承包地产生纠纷后，在2015年9月12日由惠东县白花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持就此纠纷作出了调解，被上诉人一户出于和解考虑作出退让，双方也同意并签字确认，并且在本案中亦同意按照该意见处理本案纠纷，但上诉人仍一再缠诉，其恶意明显。二、关于上诉人提及取得案涉承包地的经营权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以1992年10月15日与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为凭据（该合同书上有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刘志浓签字），主张取得案涉承包地的经营权。但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刘志浓已明确陈述该合同书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写。并且，白花镇的第一轮承包地造册（并且在村小组档案中存有底单的）均在1990年时已经完成，之后再无分配和登记造册。这说明上诉人主张的取得经营权所凭依据是不真实的，没有事实依据。换言之，松庆村小组（发包方）并未与上诉人确立新的承包关系，上诉人主张其取得该土地承包权没有事实依据。三、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享有经营权的问题。对于上诉人所提出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一审法院的调查可以明确，白花镇××松庆村小组自1990年开始至今并未对承包地进行调整，并且被上诉人在松庆村小组的房屋仍在居住（现已确权），被上诉人一户与松庆村小组的关系并未割裂，仍属于集体组织成员，享有其权利和义务。而且不论是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实践判例，户籍的改变并不会引起承包权的丧失。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土地问题在我国国情和政策、法律变化等背景下变得复杂，其解决不仅要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裁判，也要考虑具体的历史和基层集体组织的意见看法，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本案事实经过调查已清楚，被上诉人亦遵循镇政府及村小组集体意见作出退让，其目的也是解决矛盾，化解纠纷，但上诉人一而再缠诉，造成矛盾一再升级，也浪费司法资源，所以请求贵院公平裁判。刘文兵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惠东县的门前田（一）0.59亩、门前田（二）0.61亩、陂仔0.55亩、芋地坳（一）0.6亩、芋地坳（二）0.2亩、大山塘0.9亩等六块土地共3.4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原告；2、本案诉讼费等由刘马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文兵于1999年在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人民医院工作，因工作原因将户口迁至惠州市惠阳区。原告父亲刘月平、母亲刘彩琼（香港永久性居民），弟弟刘文勇（90年代迁出户口，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妹妹刘彩琼（2013或2014年迁出户口，香港永久性居民），原告祖父刘德辉（刘月平父亲，89-90年间去世）祖母马贱（刘月平母亲，2012年迁出户口，香港永久性居民）。被告刘马生一户原是惠东县白花镇集联村罗屋村民小组村民，1987年上半年，被告刘马生一户9人经松庆村小组同意迁到松庆村小组暂住村民刘月平（原告刘文兵之父）的房屋，并将全家户口迁至松庆村小组。被告刘马生落居松庆村后，其一户代耕刘月平一户的承包地3.5亩，松庆村小组另安排1.9亩三块机动田地给被告刘马生耕种。1990年上半年开始，被告刘马生还耕作原属刘庆良一户承包的位于村小组门前田面积0.3亩、大山塘面积0.4亩的二块土地。上述土地面积共6.1亩，由被告刘马生缴交国家公余粮任务。1990年10月28日，发包方（甲方）崇庆（松庆）村经济合作社与承包方（乙方）刘月平（原告刘文兵父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崇庆（松庆）村社员刘月平承包土地面积为7.8亩（水田3.9亩、旱地3.9亩），土地承包年限为5年，即从1990年至1995年12月止，该合同书除法定代表人刘运南签名外还加盖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经济合作社及鉴证机关惠东县白花乡镇农村承包合同办事处印章，乙方崇庆村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人一栏由刘思华代刘月平签名及按指模。1992年10月15日，发包方崇庆（松庆）村经济合作社与承包方被告刘马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崇庆（松庆）村社员刘马生承包土地面积为6.1亩，土地承包年限为5年，即从1990年至1995年12月止，该合同书除法定代表人刘志浓签名外还加盖惠东县白花镇崇庆村经济合作社及鉴证机关惠东县白花乡镇农村承包合同办事处印章。2014年，松庆村出租土地，惠东县第一法律服务所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的《见证书》作见证的《关于出租村部分水田的征求意见书》，其中同意以上条件的出租农户签名一栏有“刘月平”、“刘马生”的签名按捺，《关于松庆村果场已出租使用旱地面积经统计约87亩……经村民商量决定同意的由家长签名（或代表签名）如下处（尾）有“刘文兵”的签名按捺。尔后，2004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门前田租款1.63亩1630元，由被告刘马生在2014年8月12日的收款收据（ＮＯ：02588982）签名收取，2015年9月-2016年9月田租1.63亩1630元、2016年9月-2017年9月田租1.63亩1630元、2017年9月-2018年9月田租1.63亩1630元、2019年9月-2020年9月田租1.63亩1630元，均由被告刘马生签名收取；2004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的田租款2.6亩2600元，由刘月平在2014年6月26日的收款收据（ＮＯ：02586946）签名收取，该2.6亩承包地自2015年9月起的田租款因被告刘马生提出异议，松庆村经济合作社以刘月平的名义提存，未作发放。2015年9月12日，经惠东县白花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持，松庆村经济合作社召开户代表会议，形成《关于田屋村崇庆（松庆）村小组讨论刘马生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户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内容为：“……关于刘马生与马贱争议的3.5亩责任田经户代表讨论协商，按以下方案分配：一、土地面积共3.5亩，刘马生分2亩，马贱分1.5亩。二、土地收取的租金按3.5亩总款，平分为七份，刘马生占四份，马贱占三份。三、该地租金于2015年开始分配，以前收取的租金双方不计较。”该决议分别有“刘马生”、“马贱”的签名及按捺（刘文兵的妻子林玉娇代马贱）。尔后，被告刘马生以仍享有6.1亩承包土为由，不同意执行上述决议。2018年8月28日，惠东县白花镇人民政府干部（张镇长）协调，在田屋村村民委员会办公楼召开镇领导、村干部、村民小组干部会议，形成《关于松庆村小组及刘马生土地纠纷事件》（记录表）：“一、松庆村小组长对案件作了陈述，原村小组长也对案件作了陈述，关于刘马生水田6.1亩问题，松庆村是1980年分田到户，而刘马生是1986年回到松庆村，（1）现有刘马生水田1.63亩是当时村小组机动田；（2）马贱家分3.5亩分部分2亩给刘马生，并在1995年双方签字的。二、现刘马生已有3亩多旱地，已种上果树，还有自已开荒的都没有出租，旱地共约6亩多。三、约个时间双方当事人和工作组进行实地丈量面积和示意图。”上述（记录表），经到会镇领导、村干部、村民小组干部签名确认。2020年4月15日，惠州市惠东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被告刘马生（申请人）列原告刘文兵（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该仲裁委员会作于2020年7月26日作出惠东农仲案【2020】第01-2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位于惠东县门前田0.7亩、门前田（水利沟旁）0.55亩、陂仔0.55亩、芋地坳0.6亩、芋地坳0.2亩、大山塘0.9亩六块共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申请人刘马生所有。”原告刘文兵于2020年8月11日签收惠东农仲案【2020】第01-2号裁决书，于2020年9月10日提交网上立案申请（网上立案编号：Ｍ10981205606218、申请时间：2020-08-1017：45：47），网上记载（录入）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位于惠东县的门前田（一）0.59亩、门前田（二）0.61亩、陂仔0.55亩、芋地坳（一）0.6亩、芋地坳（二）0.2亩、大山塘0.9亩等六块土地共3.4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原告及原告家庭成员马贱、刘月平、刘彩琼、刘文勇……。”原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6日收案，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期间，原审法院（立案庭）收取的起诉状日期填写为“2020年10月10日”。此外，同日（2020年4月15日）惠州市惠东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被告刘马生（申请人）列案外人刘庆良作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2020年7月2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惠东农仲案【2020】第01-1号裁决书，裁决：“位于白花镇××松庆村小组门前田0.3亩、大山塘0.4亩二块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申请人刘马生所有。”另查，惠东县白花镇田屋村委松庆村民小组于2020年8月19日出具一份《关于刘月平、刘文兵一户承包水田的情况证明》，主要内容为：“水田位置及四至范围：1、地名：门前田（一），面积0.59亩，四至范围：东至良仔……北至杨梅山村；2、地名：新屋门前田（二），面积0.61亩，四至范围：东至刘珍明……北至文仔；3、地名：陂仔，面积0.55亩，四至范围：东至刘贤光……北至道路；4、地名：芋地坳（一），面积0.6亩，四至范围：东至刘运新……北至刘志浓、张顺兰；5、地名：芋地坳（二），面积0.2亩，四至范围：东至道路（去大山塘方向）……北至北面荒地；6、地名：大山塘（二），面积0.9亩，四至范围：东至山岭边……北至刘运南。以上六块土地（水田）共3.45亩为刘月平、刘文兵家（户）的承包田。”诉讼期间，原告刘文兵与被告刘马生对2015年9月12日形成的《关于田屋村崇庆（松庆）村小组讨论刘马生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户代表会议（决议）》上“刘马生”、“马贱”的签名按捺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刘马生提出，其之所以同意在上述户代表会议（决议）签名，是认为当时仅是分田租，而不是分割（分配）承包地。经征询意见，原告刘文兵表示依前述惠东县白花镇田屋村委松庆村民小组于2020年8月19日出具一份《关于刘月平、刘文兵一户承包水田的情况证明》所列载的六块承包地（水田）位置，按前述2015年9月12日《关于田屋村崇庆（松庆）村小组讨论刘马生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户代表会议（决议）》内容“……土地面积共3.5亩，刘马生分2亩，马贱分1.5亩。”的执行分割，其同意分得（4）地名：芋地坳（一）面积0.6亩和（6）地名大山塘（二）面积0.9亩共1.5亩土地。被告刘马生对此不肯表态。第三人崇庆村经济合作社表示尊重原告刘文兵的选择。经原审法院多次主持调解，原告刘文兵与被告刘马生就上述事项未达成协议。另查，惠东县民小组审核批准原告刘文兵为户主为自建房的农村宅居地建设（惠东集用字第03100116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及第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的规定，结合1979年开始我国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国家政策，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是农户，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告刘马生一户人自1987年迁到松庆村小组居住，户口落户松庆村，代耕原告刘文兵一户3.5亩承包地，村小组又安排三块机动田地1.9亩给被告刘马生一户人耕作，1990年开始又耕作村民刘庆良（案外人）的0.7亩承包地，总共6.1亩。1992年10月15日，松庆（原崇庆）经济合作社与被告刘马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面积为6.1亩，与被告刘马生陈述的其承包土地6.1亩相符。但，该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前，其中属原告刘文兵一户3.5亩承包地，已由发包方崇庆（松庆）村经济合作社与承包方刘月平（原告刘文兵父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该份合同书约定崇庆（松庆）村社员刘月平承包土地面积为7.8亩（水田3.9亩、旱地3.9亩），包括早前由被告刘马生一户代耕作3.5亩承包地，互有重叠，约定的土地承包年限均为5年，即从1990年至1995年12月止，据此，原告刘文兵与被告刘马生先后所持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均不能作为涉案争议的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认定的唯一依据。2015年9月12日，经惠东县白花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持，松庆村经济合作社召开户代表会议，形成《关于田屋村崇庆（松庆）村小组讨论刘马生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户代表会议（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方可办理：……（四）土地经营承包方案；……（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的规定，该决议的形成，程序合法，且分别有“刘马生”、“马贱”的签名及按捺（刘文兵的妻子林玉娇代马贱），可认定为原告刘文兵与被告刘马生及第三人崇庆村经济合作社对案涉3.5亩承包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予以认定和处理的依据，该决议记载的内容，未损害原告刘文兵与被告刘马生及第三人崇庆村经济合作社各方的利益和权益，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刘马生辩称决议形成当时仅是分田租，而不是分割（分配）承包地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经征询意见，原告刘文兵表示同意分得（4）地名：芋地坳（一）面积0.6亩和（6）地名大山塘（二）面积0.9亩共1.5亩土地，因该意见未损害被告刘马生依据前述决议所享有的权益，且利于纠纷的解决，故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原告刘文兵提出的请求，其请求确认位于惠东县的门前田（一）0.59亩、门前田（二）0.61亩、陂仔0.55亩、芋地坳（一）0.6亩、芋地坳（二）0.2亩、大山塘0.9亩等六块土地共3.45亩的承包经营权，其中芋地坳（一）0.6亩、大山塘0.9亩两块土地1.5亩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刘文兵一户；门前田（一）0.59亩、门前田（二）0.61亩、陂仔0.55亩、芋地坳（二）0.2亩共1.95亩的承包经营权，归被告刘马生一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九）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位于惠东县的门前田（一）0.59亩、门前田（二）0.61亩、陂仔0.55亩、芋地坳（一）0.6亩、芋地坳（二）0.2亩、大山塘0.9亩等六块土地共3.45亩，其中芋地坳（一）0.6亩、大山塘0.9亩两块土地1.5亩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刘文兵一户；门前田（一）0.59亩、门前田（二）0.61亩、陂仔0.55亩、芋地坳（二）0.2亩共1.95亩的承包经营权，归被告刘马生一户；二、驳回原告刘文兵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刘文兵负担250元；被告刘马生负担250元。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及第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的规定，结合1979年开始我国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国家政策，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是农户，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刘马生一户人自1987年迁到松庆村小组居住，户口落户松庆村，代耕刘文兵一户3.5亩承包地，村小组又安排三块机动田地1.9亩给刘马生一户人耕作，1990年开始又耕作村民刘庆良（案外人）的0.7亩承包地，总共6.1亩。1992年10月15日，松庆（原崇庆）经济合作社与刘马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面积为6.1亩。但，该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前，其中属刘文兵一户3.5亩承包地，已由发包方崇庆（松庆）村经济合作社与承包方刘月平（刘文兵父亲）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该份合同书约定崇庆（松庆）村社员刘月平承包土地面积为7.8亩（水田3.9亩、旱地3.9亩），其中包括早前由刘马生一户代耕作3.5亩承包地，互有重叠，约定的土地承包年限均为5年，即从1990年至1995年12月止，据此，刘文兵与刘马生先后所持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均不能作为涉案争议的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认定的唯一依据。2015年9月12日，经惠东县白花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持，松庆村经济合作社召开户代表会议，形成《关于田屋村崇庆（松庆）村小组讨论刘马生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户代表会议（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方可办理：……（四）土地经营承包方案；……（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的规定，该决议的形成，程序合法，且分别有“刘马生”、“马贱”的签名及按捺（刘文兵的妻子林玉娇代马贱），可认定为刘文兵与刘马生及崇庆村经济合作社对案涉3.5亩承包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予以认定和处理的依据，该决议记载的内容，并未损害刘文兵与刘马生及崇庆村经济合作社各方的利益和权益。刘马生辩称决议形成当时仅是分田租，而不是分割（分配）承包地的辩解，应不予采纳。原审依据前述决议内容及征询意见，从有利于纠纷解决出发，并结合刘文兵仅主张争议地中1.5亩诉求，确认争议地中芋地坳（一）0.6亩、大山塘0.9亩两块土地1.5亩的承包经营权，归刘文兵一户；门前田（一）0.59亩、门前田（二）0.61亩、陂仔0.55亩、芋地坳（二）0.2亩共1.95亩的承包经营权，归刘马生一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马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刘马生已预交），由刘马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丽芳审判员  黄宇乐审判员  寇 倩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