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民终35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乙。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兵，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萍，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崴航（上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甲。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某。上诉人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崴航（上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崴航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7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兵、黄丽萍，崴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甲、高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海润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崴航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海润公司诉请的标的虽然是货运代理费，但实质上是海上货运代理费中的仓储及仓储操作费。海润公司是涉案拼箱货物仓储服务的实际操作人和经营人，其接受崴航公司及其客户交付的仓储货物，同时向崴航公司出具仓单，崴航公司接受海润公司仓单的行为证明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之间成立仓储合同法律关系。2.本案海润公司、崴航公司、上海亿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沪公司）三方合作模式是，亿沪公司接受崴航公司委托，以亿沪公司自身名义或崴航公司代理的名义，将仓储及相关操作事宜委托海润公司。尽管亿沪公司与海润公司未能签署合同，但并不影响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3.基于海润公司、崴航公司、亿沪公司三方未就合作模式达成共识，故涉案合作模式不等同于海润公司、崴航公司、上海宁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泽公司）三方合作模式，不能套用该合作模式下的三方法律关系，涉案仓储合同并无证据证明只约束海润公司和亿沪公司，海润公司起诉要求崴航公司承担涉案货物仓储服务费用付款义务并无不当。4.涉案纠纷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施行前，但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仓储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崴航公司辩称：崴航公司的所有涉案拼箱业务都只对亿沪公司发出指令，只与亿沪公司进行结算，崴航公司通知客户将货物送至亿沪公司指定的仓库，亿沪公司委托海润公司收取进仓费，所有的费用都是海润公司代收的，亿沪公司与海润公司最终结算。一审证据表明亿沪公司一直要求与海润公司签订协议，但海润公司不愿意。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海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崴航公司向海润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1,167,12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利息损失（以1,167,125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崴航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自2019年9月份开始，海润公司接受崴航公司委托为其提供进出口货物的仓储、装箱、打托等服务，双方每月就货运代理费用进行对账。截至2020年1月份，崴航公司尚欠海润公司货运代理费用1,167,125元，但至今崴航公司仍未履行支付义务。一审法院查明：崴航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企业为其客户的进出口货物提供拼箱、仓储、物流等服务。2019年5月份至8月份，崴航公司与宁泽公司就崴航公司进出口货物的仓储作业开展合作。宁泽公司使用海润公司仓库为崴航公司所提供货物开展仓储作业。合作和费用结算模式是崴航公司与宁泽公司开展合作并进行结算，宁泽公司与海润公司开展合作并进行结算。2019年8月底，海润公司、崴航公司均终止与宁泽公司的合作。崴航公司转而与亿沪公司开展合作，并与亿沪公司在微信上建立“崴航—亿沪业务交流群”，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沟通。崴航公司总经理孙某甲在微信群中称“现在仓库谈好了，就由亿沪跟海润签协议”，并表示之前跟宁泽公司合作时开给客户的进仓费发票抬头是海润公司，后续做法还依照以前，对外通知客户时就“把宁泽仓库改为亿沪仓库”。2019年10月1日，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签订《内装箱合作协议书》，约定崴航公司委托亿沪公司办理上海港进出口货物的仓储、装箱、拆箱、运输等业务，双方每月进行对账，并在附件《内装箱费率表》中就收费及退费标准加以约定。亿沪公司联系了多个对接仓库处理崴航公司的委托事务。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按月对亿沪公司各仓库所产生的费用进行对账，海润公司仓库被命名为莱阳库，作为亿沪公司仓库之一，也由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就费用进行结算。自2019年9月份至2020年1月份，在崴航公司将其客户的配舱资料和需求转发给海润公司后，海润公司为送至其仓库的崴航公司客户的货物提供仓储、装箱、打托等服务，并在货物进仓时向送货车队收取进仓费。侯某某作为亿沪公司派驻海润公司仓库现场的工作人员，负责与海润公司、崴航公司接洽沟通业务。侯某某的社保是由亿沪公司缴纳。2019年9月3日，亿沪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通过微信与海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乙就双方签署合同事宜进行沟通。姚某表示待合同整理好后会发送给孙某乙，并询问何时与宁泽公司三方把莱阳路（指代海润公司仓库）弃权的协议也签一下。孙某乙回复表示等姚某近两天有空再深入沟通。同年9月6日，姚某发送信息称“莱阳路的合同，还是要签一下的。我跟毛毛（海润公司仓库经理某毛毛）也说过了”。同日，孙某乙回复表示“好的，你合同发过来啊！我看看。”随后姚某将《亿沪拼箱内装协议》发送给孙某乙。同年9月12日，孙某乙询问姚某“你隋唐路（实际为随塘路）还在进崴航的货吗”，姚某回复称没有。同年9月16日，姚某发送《外港费率表》给孙某乙。同日，姚某就漏装货物情况的处理与孙某乙进行沟通。同年10月份，姚某催促孙某乙就后续合作事宜进行沟通。孙某乙以身体情况为由表示下周找时间沟通。2019年9月6日，姚某通过微信告知海润公司莱阳路仓库经理某毛毛对账抬头为亿沪公司。同年9月17日，姚某询问某毛毛费率表是否盖好章，要求盖章后用快递寄至姚某处。某毛毛回复称费率表已经盖好章并通过申通快递寄出。在某毛毛寄给姚某的费率表上，盖有海润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同年11月21日，姚某发送《外港费率表》给某毛毛，询问“这个格式的费率表什么时候盖章发给我？一直拖到现在了。”某毛毛回复称“我上次还问过我们孙总说是你们会坐下来谈好签个正式的合同的。”同年12月2日，姚某要求与某毛毛核对9月份箱量。某毛毛表示与海润公司财务吴某核对。2019年12月5日，亿沪公司向海润公司开具编号分别为10XXXX66、10XXXX67、10XXXX68的三份发票，要求海润公司支付9月份退费111,300元、10月份退费82,600元。2020年1月15日，海润公司工作人员向崴航公司工作人员发送微信称，“我刚刚问过领导了，收到的通知是150一个标箱的费用，跟之前宁泽这边的退费标准一样，所以跟你这边的金额有出入，建议让姚总跟我们领导再谈一下……我这边目前无法接受你即将开过来的发票。”亿沪公司向海润公司开具的前述三份发票因后者拒绝接受而最终作废。2020年1月底，崴航公司不再指示其客户将货物送往海润公司仓库。2020年1月31日，海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乙向崴航公司总经理孙某甲发送短信表示不满，称“你看这半年以来我们这边在操作上有什么问题吗？你看看姚某给我们的合同有多过分”。2020年2月份，海润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短信向被告总经理孙某甲发送《律师函》，称海润公司曾与崴航公司领导沟通暂定合作五年，但崴航公司未与海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且自2019年9月1日合作以来崴航公司从未向海润公司支付仓储操作费及运费，要求崴航公司在收函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仓储操作费及运费。海润公司工作人员在短信中还称，因姚某偷着将海润公司仓库货物拉出，该工作人员已被海润公司停职。海润公司、崴航公司在涉案业务开展过程中会按月进行对账。因2019年9月份涉及宁泽公司和亿沪公司的业务交接，故海润公司、崴航公司在核对当月账目时也就宁泽公司费用部分进行对账。2019年9月27日，崴航公司工作人员丁某某通过QQ向海润公司工作人员吴某发送了两份邮件截图，截图显示，丁某某以“201909崴航应收宁泽”“201909崴航应收亿沪”为邮件主题向吴某发送了两份邮件，邮件内容是要求海润公司确认2019年9月份崴航公司应向宁泽公司、亿沪公司收取的费用。吴某回复表示好的。从吴某（邮箱KATHY_WUXXXX@163.COM）与丁某某（LINDA-XXXX@SHA.KFKINGFREIGHT.COM）的往来对账邮件中也可以看出，崴航公司工作人员在对账邮件主题和内容中明确采用“崴航应付亿沪”“崴航应收亿沪”的措辞。吴某在2019年11月26日回复丁某某的邮件中称“确认201909崴航应付亿沪（莱阳）252650元”，并在同年11月27日的邮件中回复，亿沪公司2019年9月份应付崴航公司金额为183,244.72元加上宁泽公司抬头的5,660元，合计确认188,904.72元。同年11月27日，丁某某向吴某发送主题为“10月应收崴航对账单（崴航应付莱阳）190,439元”的邮件，要求确认2019年10月崴航公司应付亿沪公司190,439元。吴某次日回复表示确认。2019年11月6日，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还就2019年8月份“崴航应收宁泽公司”的费用进行对账确认。同期，亿沪公司工作人员也在与崴航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对账，对账范围包括崴航公司应收亿沪公司的费用和崴航公司应付亿沪公司的费用，费用涵盖莱阳（即海润公司仓库）、洋山、华讯等多个仓库中所发生的费用。崴航公司确认，其应就涉案2019年9月份至2020年1月份在海润公司仓库发生的业务向亿沪公司支付共计1,167,125元（不包括崴航公司应向亿沪公司收取的费用）。海润公司、崴航公司及亿沪公司均确认，就涉案业务所发生费用，崴航公司已经与亿沪公司结算完毕。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海润公司与亿沪公司均未签署书面合作协议，也未发生过费用支付关系。海润公司称，其曾要求与崴航公司签署合同但遭崴航公司拒绝，崴航公司要求海润公司与亿沪公司联系；但因亿沪公司主张的退费标准过高，海润公司也未与亿沪公司签署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海润公司、崴航公司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双方是否就涉案业务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海润公司主张其与崴航公司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2019年5月份至8月份，海润公司与宁泽公司合作承接崴航公司的仓储业务，自2019年9月份起，宁泽公司退出合作，由海润公司单独与崴航公司开展仓储合作；二是涉案货物系崴航公司客户送至海润公司仓库，崴航公司就仓储、装箱、打托、出库等操作直接向海润公司发送指令，海润公司按照崴航公司的要求完成前述业务，且双方按月就货运代理费用进行对账。虽然双方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海润公司已经完成委托事务，崴航公司也接受海润公司的履行，双方通过实际行为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海润公司、崴航公司未签订书面协议，故认定海润公司、崴航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应当结合双方联络沟通的情况判断双方是否具备缔约的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首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在案证据，海润公司、崴航公司在开展涉案业务之前，分别与案外人宁泽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三方在2019年5月份至8月份的合作所采取的模式是海润公司与宁泽公司合作并结算费用，崴航公司与宁泽公司合作并结算费用。海润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崴航公司与宁泽公司曾协商一致将宁泽公司在与崴航公司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海润公司，因此，宁泽公司退出合作并不必然发生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成立合同关系的法律效果。海润公司虽主张其曾多次要求与崴航公司订立合同，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海润公司曾向崴航公司发出过订立合同的要约或者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崴航公司曾与海润公司就订立合同达成合意。其次，结合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的合作和联络过程可知，崴航公司在2019年8月底即开始与亿沪公司就后续合作进行磋商，在2019年8月底崴航公司总经理孙某甲在微信群中提出由亿沪公司与海润公司签署协议，并要求对外通知客户将宁泽公司仓库改为亿沪公司仓库，可以看出崴航公司仍欲沿袭此前与宁泽公司的合作模式，采取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亿沪公司与海润公司分别开展合作的模式。自2019年9月份起，亿沪公司即介入到崴航公司货物在海润公司仓库的仓储业务中，并派遣工作人员常驻海润公司仓库现场负责与海润公司、崴航公司的业务联络。2019年10月1日，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签署正式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实际业务操作中，亿沪公司使用多个仓库为崴航公司办理仓储业务，海润公司仓库被称为亿沪（莱阳库），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按月就各仓库的费用（包括海润公司仓库费用）进行结算。从前述磋商合同、签署协议、联络业务及支付费用的过程，可以认定崴航公司委托亿沪公司处理涉案仓储业务，双方就此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的约定，海润公司仓库是亿沪公司用于处理崴航公司委托事务的仓库之一，崴航公司指示其客户将货物送往海润公司仓库并向海润公司发出指令的行为，都是崴航公司履行与亿沪公司所订立合同的具体行为。基于商业交易的高效需求，崴航公司直接与操作仓储业务的海润公司开展联络或发出指令，与货运代理行业的操作实践并不相悖，也不能基于此直接得出崴航公司与海润公司成立合同关系的结论。再次，从在案证据可以判断出，海润公司明确知晓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的合作关系。在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就涉案业务费用按月进行对账时，崴航公司使用的措辞非常明确统一，均为“崴航应收亿沪”“崴航应付亿沪”，海润公司对此明知却从未提出异议，反而在邮件回复内容中也使用“崴航应付亿沪”的措辞，说明海润公司清楚对账目的是为方便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的账目结算；而且，海润公司、崴航公司对账的内容不仅包括崴航公司应支付的费用，还包括崴航公司应从亿沪公司处收取的费用，说明海润公司不仅知悉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还知晓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约定的收费和退费的具体标准。如果按海润公司所言，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单独成立合同关系，则双方并无必要对亿沪公司就涉案业务应付崴航公司的费用进行对账。与此同时，海润公司、崴航公司还就2019年8、9月份崴航公司应收及应付宁泽公司的费用进行对账。对此合理的解释是，海润公司作为仓储操作方，凭借其对具体业务情况的了解，协助亿沪公司、宁泽公司与崴航公司进行对账。因此，海润公司、崴航公司的对账行为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也不能证明崴航公司负有向海润公司的付款义务。况且，虽然存在对账行为，但海润公司一直未向崴航公司提出过付款请求，直至崴航公司的货物不再储存在海润公司仓库之后，海润公司才向崴航公司发送律师函催款。这也能印证海润公司、崴航公司对账目的是协助核对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的账目。最后，从海润公司与亿沪公司的沟通情况可以看出，双方自2019年9月份开始一直就签约事宜进行磋商，海润公司也在庭审中表示，其未与亿沪公司签署合同的原因是双方并未就费用标准达成合意。姚某曾多次向海润公司提出签署合同的请求。对于2019年9月6日姚某提出签署合同的请求，孙某乙回复表示好的，并要求姚某向其发送合同文本。海润公司仓库经理某毛毛在2019年9月17日将其盖章的费率表寄送给姚某，并在同年11月21日称“上次还问过孙总说是你们会坐下来谈好签个正式的合同的”。在2020年1月15日，海润公司工作人员告知崴航公司海润公司只同意按一个标箱150元标准退费，并以亿沪公司索要的退费标准过高为由拒绝接受亿沪公司向海润公司开具的发票。在2020年1月31日，孙某乙通过短信告知崴航公司“姚某给海润公司的合同很过分”。至于本案情况是否适用海润公司所主张的“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文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已就订立合同达成合意，只是未通过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现崴航公司并未与海润公司就订立合同达成合意，对崴航公司而言海润公司系代亿沪公司操作仓储事务，故而，对海润公司主张适用该条规定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崴航公司所举证据足以证明崴航公司将涉案业务委托案外人亿沪公司处理并已与亿沪公司就费用结算完毕，海润公司明知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一直在与亿沪公司磋商签约事宜，海润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曾与崴航公司达成订约合意。因此，海润公司、崴航公司之间就涉案业务并不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海润公司主张崴航公司向其支付货运代理费用，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原合同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对海润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30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海润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海润公司、崴航公司之间就涉案业务是否成立仓储合同法律关系及崴航公司是否应向海润公司支付相应的仓储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双方讼争的业务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关于合同的订立，原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海润公司上诉认为，海润公司接受崴航公司及其客户交付的涉案货物，同时向崴航公司出具仓单，崴航公司接受海润公司的仓单，据此主张双方当事人间成立仓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仓储合同自保管人和存货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海润公司曾向崴航公司发出过订立仓储合同的要约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表明崴航公司发出过请求或者同意与海润公司建立仓储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同时，原合同法虽然规定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但该规定不能理解为实际出具仓单的主体必然是仓储合同中的保管人，进而认定该主体与存货人成立仓储合同。本案中即使海润公司出具了仓单，由于海润公司仓库系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约定具体处理涉案业务的仓库之一，崴航公司指示其客户将货物送往海润公司仓库并接受海润公司仓单的行为，为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依约开展业务的行为，不能证明崴航公司与海润公司成立仓储合同。至于原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因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已达成订立合同之合意而仅未采用书面形式，故在本案中并无适用之余地。海润公司提出，涉案业务合作中海润公司、崴航公司、亿沪公司三方法律关系是，亿沪公司接受崴航公司委托，以亿沪公司自身名义或崴航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将涉案货物仓储及相关操作事宜委托给海润公司，故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之间仓储合同关系成立。本院认为，首先，海润公司主张其诉称的合同关系约束崴航公司的基础是，海润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已订立合法有效的合同，而海润公司与亿沪公司因未就费用标准达成合意，双方实际并未签署合同，海润公司以其与亿沪公司尚未签署的合同要求约束崴航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即使海润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海润公司欲主张该合同直接约束崴航公司，须以亿沪公司与崴航公司之间存在代理订立仓储合同的法律关系为前提，即亿沪公司系为崴航公司与海润公司订立仓储合同的代理人。而从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签订的《内装箱合作协议书》内容来看，崴航公司已委托亿沪公司办理涉案货物的仓储、装箱、拆箱、运输等业务，并在附件《内装箱费率表》中约定了相关费用标准，双方根据实际业务量对账并结算费用。故亿沪公司在其与崴航公司合同中的身份系涉案货物仓储服务的提供方，而非代崴航公司寻求与他方订立仓储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崴航公司亦无就同一业务重复委托他方之必要，海润公司以其与亿沪公司之间的所谓合同关系要求约束崴航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海润公司也明确知晓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的业务关系。在海润公司与崴航公司就涉案业务费用按月进行对账时，崴航公司使用的措辞均为“崴航应收亿沪”“崴航应付亿沪”，海润公司对此明知而未提出异议，并在回复邮件中也使用“崴航应付亿沪”的措辞，说明海润公司清楚其参与对账目的是为方便崴航公司与亿沪公司之间的账目结算。因此，海润公司关于亿沪公司系代理崴航公司，将涉案货物仓储业务委托给海润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海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304元，由上诉人上海海润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辰旻审判员  张 雯审判员  张 俊书记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