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陕0116民初9309号原告: 张旭。原告：刘春艳。被告：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岳同生，该村委会党支部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南晓，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第十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张选荣，该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南晓，泰和泰（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旭、刘春艳与被告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村民委员会、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第十二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旭、刘春艳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南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旭、刘春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二原告下欠的独生子女征地奖励补偿款4274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夫妻二人于2002年生一儿子张耀星，张耀星从小生活在该村至今，原告夫妻二人为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条例政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经咸阳市秦都区计划生育局审核通过，于2003年1月20日颁发独生子女光荣证书，原告夫妻二人至今未生二胎。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章第五十一条第五项中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分配集体资产收益和财物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的份额。本组共计分配10次，本组村民每人分得53430元，原告是独生子女户，根据国家计划生育优待政策应分得106860元，而实际分得64116元，下欠42744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村民委员会及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第十二村民小组辩称：1、原告诉讼请求已经全部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法院应予驳回。本案应根据原告分批次签字领款时间分别适用《民法通则》2年诉讼时效及《民法总则》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二人及儿子张耀星一户共三人，原告张旭为该户代表，该户是被告黄家寨村十二组成员，经查询，被告对原告一户共计分配十次村集体收益，具体为2006年5月30日、2006年6月15日（2次）、2007年1月8日（2次），2007年10月13日、2009年5月10日、2009年11月12日、2010年1月20日和2017年1月12日。每次分配时张旭均作为户代表签字捺印，确认领款。原告张旭针对前九次分配款项的诉求，其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2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张旭第十次分配款项的诉求应适用民法总则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每次从被告处领取集体分配款项之日，应当认定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原告每次领款时，均配合被告办理领款手续，从未提出异议。况且，原告父亲张余粮曾任被告村委会干部，被告推行独生子女20%标准额外分配政策时，原告父亲参与了政策的宣传及村民会议。自2006年5月30日初次分配至2017年1月12日最后一次分配，至最后一次分配的诉讼时效至2020年1月12日届满，原告在此期间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或者主张，故本案不存在任何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关于原告所称上林街道办事处调解一事，发生在2021年上半年，此时原告提出主张也早已超过全部诉求的诉讼时效。2、被告对村集体成员独生子女按照一人20%比例标准额外分配份额，系原告知情且自愿认可的分配方案。确定独生子女按20%标准额外分配的政策，系由黄家寨村委会在2002年7月1日，召集各村组干部及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过统一民主协商的议事程序，最终制定了《村规民约细则》。该细则第十条规定了该分配政策。期间，原告参与分配时，均未提出异议，表明其知晓并同意该分配方案，因此，即使分配政策与《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不一致，但也已经由原告自愿放弃了所谓80%差额部分的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旭、刘春艳系夫妻关系，均系被告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2年10月27日，二原告生育一子张耀星。 2003年1月20日，二原告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被告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因土地被征用，分别于2006年5月30日、2006年6月15日（2次）、2007年1月8日（2次），2007年10月13日、2009年5月10日、2009年11月12日、2010年1月20日及2017年1月12日共十次向本组每位村民分配征地补偿款合计53430元。对于独生子女户，被告咸阳市秦都区沣东街道黄家寨村第十二村民小组依据本村分配方案按照一人份额之20%的比例进行分配，原告方做为独生子女户，分别于上述时间领取其独生子女奖励款共计10686元。原告认为其作为独生子女户，应享受一人份额的奖励，故起诉至法院。庭审中，被告认可原告系被告村组独生子女户，但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原告主张其在每次分配后均在诉讼时效内向被告黄家寨村村委会主张过未分配的80%的份额奖励款。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证人黄小宏、张余粮、张亚娥的书面证言及证人黄小宏、张余粮出庭作证。证人黄小宏表示，其于2002年年底至2014年期间担任黄家寨村村委会主任，其离任后，是其妻子张亚娥担任村主任，张亚娥一直干到2019年10月，之后到现在一直是村书记岳同生负责村上的事，张旭、刘春艳夫妇在黄家寨村十二组每次发放征地补偿款大概一两个月后都找其要过没有发放的80%的独生子女奖励，其告知这是村上的政策，在其任职期间，张旭夫妇多次找其要这部分奖励款，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证人张余粮表示其是张旭的父亲，2018年7月至2020年，其一直负责村委会公章，协同岳同生书记工作，其实际工作内容就是原来村主任的工作内容，张旭多次找其要村上没有分配的80%的独生子女奖励款，其都以这是村规民约拒绝了张旭。关于在张亚娥担任村委会主任期间，张旭、刘春艳是否要过独生子女奖励款，张余粮表示不清楚。二被告对于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称黄家寨村自2003年至2020年，实际上一直由黄小宏、张亚娥、张余粮形成利益集团，以权谋私，相继被党纪处分，清理出村干部队伍，所以操控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意图扰乱新的村委会工作，报复新的村委会。黄小宏的任职期间应是到2014年年底，张余粮自称2018年7月接管公章，原告未举证证明这期间三年半时间存在诉讼时效延续的事实，张亚娥未到庭作证，所以认为书面证言中涉及张亚娥的部分不能作为证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其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起诉集体独生子女奖励款，是正当权利，与谁是村干部、谁受什么处分、和谁是亲属关系没有关系，认为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坚持其诉讼请求。因双方分歧较大，本案未能调解。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出生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证人证言，二被告提交的村规民约细则、分配方案、分配表、情况证明、信访答复意见书、中共咸阳市秦都区上林街道工作委员会关于给予张余良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西咸新区扫黑办证据调取函、黄家寨村民请求黄家寨村务公开要求公布账目的举报信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张旭、刘春艳系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该村村民待遇。二原告婚后只生育了一子，且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应为被告村的独生子女户。按照《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分配集体资产收益和财物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的份额。本案中，被告已向村民发放的征地补偿款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收益，其未按一人份额向原告分配独生子女奖励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但因二被告在本案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依法对诉讼时效予以审查。本案中涉及的集体收益分配共十次，应分别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在每次领取已分配的20%份额的独生子女奖励款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已经受到侵害的事实，诉讼时效即开始计算，被告于2006年5月30日至2010年1月20日共9次分配20%份额独生子女奖励款后，原告主张的未分配的80%的独生子女奖励款应自该分配日起依法适用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于2017年1月12日分配20%份额的独生子女奖励款后，原告主张的未分配的80%的独生子女奖励款应自该分配日起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主张其在每一次独生子女奖励款分配后的诉讼时效内均向被告多次主张过权利，其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依法认定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至原告起诉时，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旭、刘春艳要求二被告立即给付下欠的独生子女征地奖励补偿款42744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68元，减半收取434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杨少领 二O二一 年  八 月 十六 日书 记 员     刘  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