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71民初6136号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袁家涌北潢路工业开发区金洲路1号。法定代表人：袁耀明，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桂根，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少洪，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园园，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洲公司）诉被告邵桂根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14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被告邵桂根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少洪、熊园园均到庭参加诉讼。后发现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21年5月28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23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被告邵桂根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少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416030.5元及利息（利息以5416030.5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8日起按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货款本息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一家专业从事管桩生产的企业。原告成立后，被告邵桂根为享受销售员折扣，担任编外管桩销售员，在原告处拿货对外进行销售或自己工地使用，签署了“责任承诺书”，约定销售原告的管桩，所有应收货款由其负责收回公司，如有收不到的货款，亦由本人承担归还公司。2018年8月8日，被告邵桂根确认尚有货款6145385元尚未收回给公司。截止2021年1月，被告尚有包含其自身工地在内的货款5416030.5元未偿还给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仍未偿还。因催款无效，原告只得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邵桂根辩称，一、本案是劳动争议，而非民事纠纷，应当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后方可进入民事诉讼程序，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1、被告是原告公司职工，原、被告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本案是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客户货款损失发生的分歧，是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被告的《责任承诺书》效力，也是签订劳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一)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应当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被告销售管桩是职务代理行为，其代理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法人承受。被告入职八年代理原告销售管桩销售额近3亿元，为原告创造了巨额财富，3亿元管桩销售额所产生的利润也归于原告，即便是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货款不能收回，也应由原告列入当年亏损，以上年度利润弥补，被告只有催收义务，没有支付货款义务。原告要求劳动者承担经营风险没有法律依据。3、被告2013年1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担任销售员职务,入职当日，原告法人代表郭兆锋要求凡是入职的人均要填写《责任承诺书》，否则就不能入职。被告为了得到这份工作，违心的在责任承诺书上签了名。原告强迫入职员工填写责任承诺宣誓文书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部分无效的劳动合同内容，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17】147号)第5条规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要求劳动者一次性赔偿的，予以支持。劳动者应承担赔偿数额根据劳动者的过错程度等具体情况酌情确定，且不得把属于用人单位应承担的经营风险扩大由劳动者承担。”由此可见，原告通过签订《责任承诺书》把用人单位应承担的经营风险扩大由劳动者承担，是明显的违法行为。4、被告填写该《责任承诺书》时，被告尚未发生销售行为，不存在客户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原告不存在债权，当然就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即有的债务内容。因此，被告填写责任承诺宣誓文书并不是债务加入法律行为。同理，被告填写该《责任承诺书》时，被告尚未发生销售行为，不存在被告的客户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当然就不存在现有客户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债务，也不存在或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更不可能对任何不确定的债务提供保证。同时，被告填写该《责任承诺书》时，被告尚未发生销售行为，主合同尚不存在，也就不可能成立保证之从合同。可见,被告2013年1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填写的责任承诺书，仅为一个宣誓性文书，不发生债权加入或债务保证的法律效力。原告依据该八年前的宣誓文书，要求被告承担支付八年后发生的管桩货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告向被告主张的债权根本就不存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也不存在承包建设工程桩基业务的自营业务，被告没有支付货款义务。1、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客户张雄标英德广英花园二期项目1600000元货款。张雄标2016年购买了原告管桩后交了四张共1600000元支票给财务登记入账，其中2016年1月27日交财务500000元、2016年2月27日交财务300000元、2016年3月3日交财务400000元、2016年3月8日交财务400000元。票据到期后原告承兑时，银行提示账户余额不足。原告出纳退票后，不向出票人主张票据追索权利，而是将该1600000元支票债务划入被告的台账。2、原告诉请的534436元，是两笔货款构成：其中一笔214977元货款，是客户刘耀山博罗新城工地的桩管款,原告已经就该案起诉。另外一笔319459元是黄桂添广州凤凰山颐乐养生文化村项目未收货款，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原告虚拟了一个“观山碧水二期”项目，将该534436元债务划入被告的台账。3、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客户吴水的企石泉源二期厂房宿舍办公楼桩管款16958元，没有收回。4、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客户刘耀山石湾镇窖下李屋村私宅桩管款68199元，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郭兆锋、袁晃超向刘耀山催收。刘耀山已经书面确认还款日期，并经原告法人代表洪庆光签字同意。原告已经就该案起诉，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5、客户彭信星、王包锐的园洲商业中心大楼管桩货款53467元，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郭兆锋、袁晃超向彭信星、王包锐催收，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也已经发函向王包锐催收。6、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271254元货款是黄桂添广州凤凰山颐乐养生文化村未收管桩款，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向温锋催收。7、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714756元是客户黄桂添、温锋佛岗江畔项目所欠货款。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郭兆锋、袁晃超向黄桂添、温锋催收。8、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44202元是客户温锋铭悦恒美楼项目所欠货款。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向温锋催收。上述6、7、8笔客户黄桂添、温锋是同一公司，原告已经就该三笔货款向法院起诉。9、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1164717元是客户陈家标广东省技工教育示范基地项目管桩货款。陈家标已经到原告公司办理过确认手续，原告袁建国确认同意确认书的还款计划。10、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916551元是客户张雄标以下四个项目的货款。其中:广英花园二期货款141162元、臻景明湖公馆货款78209元、泊位散粮仓库扩建工程货款342460元、深圳龙岗手外科创伤专科医院货款354720元。11、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26433元是客户梁志森博罗柏塘镇柏塘农贸商业中心的管桩货款。该工地收到实际施工人是戴卫东。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向梁志森、戴卫东催收。12、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5057.5元是不存在的债权。东莞市德海物流有限公司的货款，因合同货款是含税包运输运卸到工地，而东莞市德海物流有限公司的货款同税款是分开核算的，所以才出现税金小数点差异造成客户欠款。三、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如果原告基于买卖关系，要求被告支付管桩货款，则要提交原、被告之间的管桩销售合同、收货单据、既往支付货款的银行交易凭证、对账单等任何证据，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原告基于债务加入法律关系，则要提交被告入职时，存在的确定的、即有的债务内容证据；如果原告基于保证合同关系，则要提交被告入职时，存在的或有债务销售主合同存在的证据；如果原告基于损害赔偿关系，则要提交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文件、提交被告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的证据。纵观本案，上述证据原告都没有提供，原告不能证实自己的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金洲公司主张其与被告邵桂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称被告为其管桩销售员，原、被告之间不是以劳动关系定义的销售员的情形，而是兼职性质的、甚至可以认为是买卖关系的代售商的关系，对此原告提交了一份被告于2013年1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责任承诺书》为据，该承诺书载明：“我是金洲公司管桩销售员。承诺如下：本人销售公司管桩，一切应收货款均由本人负责追收回公司，如有收不到的货款，亦由本人承担归还公司，一切追收货款费用由本人负责”。该承诺书落款“承诺人”处有邵桂根字样签名并捺印。原告确认上述《责任承诺书》由原告打印制作好提供给被告签名确认。被告则认为，该《责任承诺书》为被告入职时原告强行要求签署的，不签就不能入职。在庭审后的问话笔录中，原告又明确主张其坚持以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合同纠纷的权利义务是被告拿原告的货物进行销售，被告负责向原告还款，原告负责支付被告提成，在该合同关系中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被告拿货自用，包括“邵桂根工地”和“观山碧水二期”，第二种是被告拿货后销售给他人，而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再，原告还提交了被告于2018年8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确认书》、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拟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5416030.5元。上述《确认书》载明：“销售员邵桂根至2018年7月31日止，因销售管桩，共欠金洲公司管桩货款陆佰壹拾肆万伍仟叁佰捌拾伍元，尚未收回给公司。”该《确认书》落款“确认人”处有邵桂根字样签名并捺印。上述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共两页，第一页共23项，第二页共5项，均列明客户姓名、工地名称、供桩日期、上月账欠金额、本月实欠金额、上述实欠金额共计5640043.5元，邵桂根在第2页的统计表上有签名确认。但是，邵桂根对于第1页的统计表称没有其本人签名，对此第1页不予确认。邵桂根认为第一页中所载明关于客户“邵桂根”的“邵桂根工地”欠款1600000元，以及客户“邵桂根”的“观山碧水二期”欠款534436元均不属实，被告没有与原告发生交易。关于原告与被告邵桂根的销售运作模式，原告认为被告口头向原告提出要求供货，原告的货物由被告销售，被告拿货时没有签名，货物送货或者客户提货都是被告向原告指定，货物的签收由被告负责，关于签收的单据都是被告负责，不需要交给原告，所有被告销售货物的合同、送货单等，原告都没有持有，原告只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欠款统计表；且原告认为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的数额是根据原告财务电脑数据统计而来，收款有时是现金收取，有时是私人账户收取。而被告则认为，被告的职责是销售管桩，包括和客户接洽，然后代表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该购销合同均是一式三份，被告与客户签好合同后，每一份签订的合同都需要拿回去给原告销售总经理，即销售总管/销售总经理，每天发什么货物，由原告发货人员去负责，有时候客户直接联系被告，有时候客户直接联系原告发货人员，由原告车队将货运到客户工地，则货物到了工地后由该客户签收，原告仓管人员也有在送货单上签名，被告并未在送货单上签名，送货单是全部给回原告，送货单没有经被告手，合同原件被告会留一份。又，被告提供了催付货款确认书、催付货款通知书、货款确认书、管桩购销合同等拟证明原告金洲公司以其自身名义对外进行交易，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述确认书或合同中均加盖了金洲公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而原告对此解释为：上述确认书、通知书等都是原告提供空白盖章文件给被告用于催讨货款，但原告只跟被告进行结算，没有与被告所称的各客户进行结算；上述合同均为格式文件，均打印了原告公司名称，加盖的印章为金洲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原件均在被告手上，原告公司并没有该合同专用章，是被告自行进行管桩销售。再，被告在本案中提供了（2018）粤1971民初2040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1971民初2040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75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29528号民事判决书为据，拟反映上述五份民事判决书中金洲公司诉请支付的货款金额均是本案中原告金洲公司起诉被告邵桂根支付的货款中的一部分，而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案涉货款的债权人为金洲公司，债务人为黄桂添、温锋等，邵桂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而原告确认上述五份民事判决书所涉货款债务确实包括在本案原告诉请被告支付的货款金额中，即包括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所依据的欠款统计表中，但上述民事判决书并未执行到任何款项。关于被告主张的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其于2013年1月1日入职原告处，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为原告销售管桩是职务行为，即便收不回货款，也应该列入原告当年亏损由利润填补，被告入职时填写的承诺书只是宣誓性的文书，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劳动争议纠纷。原告则认为，原、被告之间不是以劳动关系定义的销售员的情形，而是兼职性质的、甚至可以认为是买卖关系的代售商关系，被告在原告处领取的提成或奖金，实质上都并非工资，被告也没有上班打卡，被告仅是从原告处拿货对外进行销售，原告跟被告结算货款，至于被告实际销售给何人、价格是多少，原告并不直接参与。又查，根据被告提供的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东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反映，自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金洲公司为邵桂根购买社会保险。再，原告金洲公司于2019年4月21日盖章出具的《资质预审文件》中载明授权业务对接人姓名邵桂根，职务业务经理。而原告举证的责任承诺书、确认书中也载明销售员为邵桂根。在庭后的问话笔录中，原、被告确认原告按照回款金额的千分之一向被告发放提成，按照回款金额每万元奖励6.46元向被告发放奖金。后原告于2021年5月18日又向本院提交一份有关庭审口误的更正说明，认为销售人员的提成应是回款的百分之一。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确认书、责任承诺书、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支票、收款收据，被告提供的东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资质预审文件、领导架构图（初稿）、催付货款确认书、催付货款通知书、货款确认书、管桩购销合同、民事判决书、律师函、书面记录、录音及录音文字翻译、工资明细表、微信名片、微信聊天记录、图片等证据，原告提交的有关庭审口误的更正说明等材料以及本院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在庭审时明确以买卖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后原告再确认坚持认为案涉法律关系为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是被告拿原告的货物进行销售，被告负责向原告还款，原告负责支付被告提成，在该合同关系中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被告拿货自用，第二种是被告拿货后销售给他人。而被告则主张原、被告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主张原、被告形成原告所述权利义务的合同关系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对此评析如下：首先，合同形成的流程应是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在自愿平等的情况下订立合同，但是本案中原、被告从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即原告所主张的上述原、被告合同关系从未曾明确以书面合同的形式予以固定，本院对此无法采信。而在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原告金洲公司一直为被告邵桂根购买社会保险。案涉原告金洲公司盖章出具过的相关文件中载明邵桂根为其业务经理，原告也确认按照一定的标准向被告发放销售的提成或奖金。原告本案所举证的责任承诺书、确认书也反映被告应接受原告对于销售工作的管理。因此，被告邵桂根主张其与原告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具有事实依据，原告虽对此不予确认，但其在本案中未曾提出有效否认依据，本院对于原告的抗辩主张无法采纳。案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责任承诺书》，由原告打印制作好提供给被告签名确认，其上所载明“一切应收货款均由邵桂根负责追收回公司，一切追收货款费用由邵桂根负责”，应当视为被告邵桂根接受原告金洲公司的管理承担追收货款的工作职责。但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要求员工承担的工作责任不能超过一般员工的能力及预见范围，应当权责相当。而上述《责任承诺书》中还载明如有收不到的货款应由邵桂根承担归还公司的内容。被告邵桂根在本案中明确对此不予同意。上述内容免除公司的责任，将公司应承担的经营风险转移给员工，属于用人单位滥用基于劳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加重员工的责任，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法律规定。因此，《责任承诺书》中载明的如有收不到的货款应由邵桂根承担归还公司的内容不能视为邵桂根在劳动合同关系下所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视为原、被告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情况下所达成的协议。另外，在《确认书》、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中，被告作为确认签名，仅确认因销售管桩尚未收回给金洲公司的货款数额。其次，原告主张原、被告的合同关系为被告口头向原告提出要求供货，被告拿货时没有签名，货物的签收由被告负责，所有被告销售货物的合同、送货单等均不需要交给原告。但是，被告举证的管桩购销合同加盖了金洲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被告举证的催付货款确认书、催付货款通知书、货款确认书均加盖了原告金洲公司的公章，由此可见，原告所述被告销售原告的货物，应是以原告的名义与客户进行签订买卖合同，以原告的名义向客户催收货款；而且原告作为管桩货物的所有人，原告主张的被告销售管桩的货款数额巨大，但原告称其只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欠款统计表，对于统计表对数所依据的所有原始单据包括合同、送货单均没有保留，明显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相符。原告对于上述原、被告具体的交易模式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对此均不予确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所主张的原、被告合同关系所涉交易模式，本院不予采纳。再者，（2018）粤1971民初2040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1971民初2040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75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29528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金洲公司对黄桂添、刘耀山等享有收回货款的债权，原告金洲公司确认上述五份民事判决书所涉货款债务确实包括在本案原告诉请被告邵桂根支付的货款金额中。无论上述民事判决书是否已经执行到货款，但应予以反映原告本案中所主张的部分货款已经由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货款支付义务人为原告的客户，原告对此再诉请被告邵桂根重复支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应支持。综上，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形成关于“被告拿原告的货物进行销售，被告负责向原告还款，原告负责支付被告提成”的合同关系明显证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货款5416030.5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3692.9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8692.9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翟静文人民陪审员  黄旺嫦人民陪审员  陈笑和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思苏书 记 员  黄燕霞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71民初6136号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袁家涌北潢路工业开发区金洲路1号。法定代表人：袁耀明，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桂根，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少洪，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园园，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洲公司）诉被告邵桂根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14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被告邵桂根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少洪、熊园园均到庭参加诉讼。后发现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21年5月28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23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被告邵桂根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少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416030.5元及利息（利息以5416030.5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8日起按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货款本息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一家专业从事管桩生产的企业。原告成立后，被告邵桂根为享受销售员折扣，担任编外管桩销售员，在原告处拿货对外进行销售或自己工地使用，签署了“责任承诺书”，约定销售原告的管桩，所有应收货款由其负责收回公司，如有收不到的货款，亦由本人承担归还公司。2018年8月8日，被告邵桂根确认尚有货款6145385元尚未收回给公司。截止2021年1月，被告尚有包含其自身工地在内的货款5416030.5元未偿还给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仍未偿还。因催款无效，原告只得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邵桂根辩称，一、本案是劳动争议，而非民事纠纷，应当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后方可进入民事诉讼程序，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1、被告是原告公司职工，原、被告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本案是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客户货款损失发生的分歧，是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被告的《责任承诺书》效力，也是签订劳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一)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应当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被告销售管桩是职务代理行为，其代理行为后果，应当由被代理人法人承受。被告入职八年代理原告销售管桩销售额近3亿元，为原告创造了巨额财富，3亿元管桩销售额所产生的利润也归于原告，即便是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货款不能收回，也应由原告列入当年亏损，以上年度利润弥补，被告只有催收义务，没有支付货款义务。原告要求劳动者承担经营风险没有法律依据。3、被告2013年1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担任销售员职务,入职当日，原告法人代表郭兆锋要求凡是入职的人均要填写《责任承诺书》，否则就不能入职。被告为了得到这份工作，违心的在责任承诺书上签了名。原告强迫入职员工填写责任承诺宣誓文书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部分无效的劳动合同内容，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17】147号)第5条规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要求劳动者一次性赔偿的，予以支持。劳动者应承担赔偿数额根据劳动者的过错程度等具体情况酌情确定，且不得把属于用人单位应承担的经营风险扩大由劳动者承担。”由此可见，原告通过签订《责任承诺书》把用人单位应承担的经营风险扩大由劳动者承担，是明显的违法行为。4、被告填写该《责任承诺书》时，被告尚未发生销售行为，不存在客户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原告不存在债权，当然就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即有的债务内容。因此，被告填写责任承诺宣誓文书并不是债务加入法律行为。同理，被告填写该《责任承诺书》时，被告尚未发生销售行为，不存在被告的客户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当然就不存在现有客户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债务，也不存在或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更不可能对任何不确定的债务提供保证。同时，被告填写该《责任承诺书》时，被告尚未发生销售行为，主合同尚不存在，也就不可能成立保证之从合同。可见,被告2013年1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填写的责任承诺书，仅为一个宣誓性文书，不发生债权加入或债务保证的法律效力。原告依据该八年前的宣誓文书，要求被告承担支付八年后发生的管桩货款，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告向被告主张的债权根本就不存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也不存在承包建设工程桩基业务的自营业务，被告没有支付货款义务。1、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客户张雄标英德广英花园二期项目1600000元货款。张雄标2016年购买了原告管桩后交了四张共1600000元支票给财务登记入账，其中2016年1月27日交财务500000元、2016年2月27日交财务300000元、2016年3月3日交财务400000元、2016年3月8日交财务400000元。票据到期后原告承兑时，银行提示账户余额不足。原告出纳退票后，不向出票人主张票据追索权利，而是将该1600000元支票债务划入被告的台账。2、原告诉请的534436元，是两笔货款构成：其中一笔214977元货款，是客户刘耀山博罗新城工地的桩管款,原告已经就该案起诉。另外一笔319459元是黄桂添广州凤凰山颐乐养生文化村项目未收货款，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原告虚拟了一个“观山碧水二期”项目，将该534436元债务划入被告的台账。3、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客户吴水的企石泉源二期厂房宿舍办公楼桩管款16958元，没有收回。4、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客户刘耀山石湾镇窖下李屋村私宅桩管款68199元，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郭兆锋、袁晃超向刘耀山催收。刘耀山已经书面确认还款日期，并经原告法人代表洪庆光签字同意。原告已经就该案起诉，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5、客户彭信星、王包锐的园洲商业中心大楼管桩货款53467元，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郭兆锋、袁晃超向彭信星、王包锐催收，广东遥力律师事务所也已经发函向王包锐催收。6、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271254元货款是黄桂添广州凤凰山颐乐养生文化村未收管桩款，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向温锋催收。7、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714756元是客户黄桂添、温锋佛岗江畔项目所欠货款。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郭兆锋、袁晃超向黄桂添、温锋催收。8、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44202元是客户温锋铭悦恒美楼项目所欠货款。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向温锋催收。上述6、7、8笔客户黄桂添、温锋是同一公司，原告已经就该三笔货款向法院起诉。9、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1164717元是客户陈家标广东省技工教育示范基地项目管桩货款。陈家标已经到原告公司办理过确认手续，原告袁建国确认同意确认书的还款计划。10、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916551元是客户张雄标以下四个项目的货款。其中:广英花园二期货款141162元、臻景明湖公馆货款78209元、泊位散粮仓库扩建工程货款342460元、深圳龙岗手外科创伤专科医院货款354720元。11、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26433元是客户梁志森博罗柏塘镇柏塘农贸商业中心的管桩货款。该工地收到实际施工人是戴卫东。被告已经协同原告催收小组向梁志森、戴卫东催收。12、原告诉请的5416030.5元中，有5057.5元是不存在的债权。东莞市德海物流有限公司的货款，因合同货款是含税包运输运卸到工地，而东莞市德海物流有限公司的货款同税款是分开核算的，所以才出现税金小数点差异造成客户欠款。三、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如果原告基于买卖关系，要求被告支付管桩货款，则要提交原、被告之间的管桩销售合同、收货单据、既往支付货款的银行交易凭证、对账单等任何证据，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原告基于债务加入法律关系，则要提交被告入职时，存在的确定的、即有的债务内容证据；如果原告基于保证合同关系，则要提交被告入职时，存在的或有债务销售主合同存在的证据；如果原告基于损害赔偿关系，则要提交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文件、提交被告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的证据。纵观本案，上述证据原告都没有提供，原告不能证实自己的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金洲公司主张其与被告邵桂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称被告为其管桩销售员，原、被告之间不是以劳动关系定义的销售员的情形，而是兼职性质的、甚至可以认为是买卖关系的代售商的关系，对此原告提交了一份被告于2013年1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责任承诺书》为据，该承诺书载明：“我是金洲公司管桩销售员。承诺如下：本人销售公司管桩，一切应收货款均由本人负责追收回公司，如有收不到的货款，亦由本人承担归还公司，一切追收货款费用由本人负责”。该承诺书落款“承诺人”处有邵桂根字样签名并捺印。原告确认上述《责任承诺书》由原告打印制作好提供给被告签名确认。被告则认为，该《责任承诺书》为被告入职时原告强行要求签署的，不签就不能入职。在庭审后的问话笔录中，原告又明确主张其坚持以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合同纠纷的权利义务是被告拿原告的货物进行销售，被告负责向原告还款，原告负责支付被告提成，在该合同关系中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被告拿货自用，包括“邵桂根工地”和“观山碧水二期”，第二种是被告拿货后销售给他人，而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再，原告还提交了被告于2018年8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确认书》、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拟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5416030.5元。上述《确认书》载明：“销售员邵桂根至2018年7月31日止，因销售管桩，共欠金洲公司管桩货款陆佰壹拾肆万伍仟叁佰捌拾伍元，尚未收回给公司。”该《确认书》落款“确认人”处有邵桂根字样签名并捺印。上述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共两页，第一页共23项，第二页共5项，均列明客户姓名、工地名称、供桩日期、上月账欠金额、本月实欠金额、上述实欠金额共计5640043.5元，邵桂根在第2页的统计表上有签名确认。但是，邵桂根对于第1页的统计表称没有其本人签名，对此第1页不予确认。邵桂根认为第一页中所载明关于客户“邵桂根”的“邵桂根工地”欠款1600000元，以及客户“邵桂根”的“观山碧水二期”欠款534436元均不属实，被告没有与原告发生交易。关于原告与被告邵桂根的销售运作模式，原告认为被告口头向原告提出要求供货，原告的货物由被告销售，被告拿货时没有签名，货物送货或者客户提货都是被告向原告指定，货物的签收由被告负责，关于签收的单据都是被告负责，不需要交给原告，所有被告销售货物的合同、送货单等，原告都没有持有，原告只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欠款统计表；且原告认为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的数额是根据原告财务电脑数据统计而来，收款有时是现金收取，有时是私人账户收取。而被告则认为，被告的职责是销售管桩，包括和客户接洽，然后代表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该购销合同均是一式三份，被告与客户签好合同后，每一份签订的合同都需要拿回去给原告销售总经理，即销售总管/销售总经理，每天发什么货物，由原告发货人员去负责，有时候客户直接联系被告，有时候客户直接联系原告发货人员，由原告车队将货运到客户工地，则货物到了工地后由该客户签收，原告仓管人员也有在送货单上签名，被告并未在送货单上签名，送货单是全部给回原告，送货单没有经被告手，合同原件被告会留一份。又，被告提供了催付货款确认书、催付货款通知书、货款确认书、管桩购销合同等拟证明原告金洲公司以其自身名义对外进行交易，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述确认书或合同中均加盖了金洲公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而原告对此解释为：上述确认书、通知书等都是原告提供空白盖章文件给被告用于催讨货款，但原告只跟被告进行结算，没有与被告所称的各客户进行结算；上述合同均为格式文件，均打印了原告公司名称，加盖的印章为金洲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原件均在被告手上，原告公司并没有该合同专用章，是被告自行进行管桩销售。再，被告在本案中提供了（2018）粤1971民初2040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1971民初2040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75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29528号民事判决书为据，拟反映上述五份民事判决书中金洲公司诉请支付的货款金额均是本案中原告金洲公司起诉被告邵桂根支付的货款中的一部分，而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案涉货款的债权人为金洲公司，债务人为黄桂添、温锋等，邵桂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而原告确认上述五份民事判决书所涉货款债务确实包括在本案原告诉请被告支付的货款金额中，即包括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所依据的欠款统计表中，但上述民事判决书并未执行到任何款项。关于被告主张的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其于2013年1月1日入职原告处，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为原告销售管桩是职务行为，即便收不回货款，也应该列入原告当年亏损由利润填补，被告入职时填写的承诺书只是宣誓性的文书，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劳动争议纠纷。原告则认为，原、被告之间不是以劳动关系定义的销售员的情形，而是兼职性质的、甚至可以认为是买卖关系的代售商关系，被告在原告处领取的提成或奖金，实质上都并非工资，被告也没有上班打卡，被告仅是从原告处拿货对外进行销售，原告跟被告结算货款，至于被告实际销售给何人、价格是多少，原告并不直接参与。又查，根据被告提供的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东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反映，自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金洲公司为邵桂根购买社会保险。再，原告金洲公司于2019年4月21日盖章出具的《资质预审文件》中载明授权业务对接人姓名邵桂根，职务业务经理。而原告举证的责任承诺书、确认书中也载明销售员为邵桂根。在庭后的问话笔录中，原、被告确认原告按照回款金额的千分之一向被告发放提成，按照回款金额每万元奖励6.46元向被告发放奖金。后原告于2021年5月18日又向本院提交一份有关庭审口误的更正说明，认为销售人员的提成应是回款的百分之一。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确认书、责任承诺书、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支票、收款收据，被告提供的东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资质预审文件、领导架构图（初稿）、催付货款确认书、催付货款通知书、货款确认书、管桩购销合同、民事判决书、律师函、书面记录、录音及录音文字翻译、工资明细表、微信名片、微信聊天记录、图片等证据，原告提交的有关庭审口误的更正说明等材料以及本院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在庭审时明确以买卖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后原告再确认坚持认为案涉法律关系为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是被告拿原告的货物进行销售，被告负责向原告还款，原告负责支付被告提成，在该合同关系中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被告拿货自用，第二种是被告拿货后销售给他人。而被告则主张原、被告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主张原、被告形成原告所述权利义务的合同关系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对此评析如下：首先，合同形成的流程应是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在自愿平等的情况下订立合同，但是本案中原、被告从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即原告所主张的上述原、被告合同关系从未曾明确以书面合同的形式予以固定，本院对此无法采信。而在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原告金洲公司一直为被告邵桂根购买社会保险。案涉原告金洲公司盖章出具过的相关文件中载明邵桂根为其业务经理，原告也确认按照一定的标准向被告发放销售的提成或奖金。原告本案所举证的责任承诺书、确认书也反映被告应接受原告对于销售工作的管理。因此，被告邵桂根主张其与原告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具有事实依据，原告虽对此不予确认，但其在本案中未曾提出有效否认依据，本院对于原告的抗辩主张无法采纳。案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责任承诺书》，由原告打印制作好提供给被告签名确认，其上所载明“一切应收货款均由邵桂根负责追收回公司，一切追收货款费用由邵桂根负责”，应当视为被告邵桂根接受原告金洲公司的管理承担追收货款的工作职责。但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要求员工承担的工作责任不能超过一般员工的能力及预见范围，应当权责相当。而上述《责任承诺书》中还载明如有收不到的货款应由邵桂根承担归还公司的内容。被告邵桂根在本案中明确对此不予同意。上述内容免除公司的责任，将公司应承担的经营风险转移给员工，属于用人单位滥用基于劳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加重员工的责任，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法律规定。因此，《责任承诺书》中载明的如有收不到的货款应由邵桂根承担归还公司的内容不能视为邵桂根在劳动合同关系下所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视为原、被告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情况下所达成的协议。另外，在《确认书》、管桩销售欠款统计表中，被告作为确认签名，仅确认因销售管桩尚未收回给金洲公司的货款数额。其次，原告主张原、被告的合同关系为被告口头向原告提出要求供货，被告拿货时没有签名，货物的签收由被告负责，所有被告销售货物的合同、送货单等均不需要交给原告。但是，被告举证的管桩购销合同加盖了金洲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被告举证的催付货款确认书、催付货款通知书、货款确认书均加盖了原告金洲公司的公章，由此可见，原告所述被告销售原告的货物，应是以原告的名义与客户进行签订买卖合同，以原告的名义向客户催收货款；而且原告作为管桩货物的所有人，原告主张的被告销售管桩的货款数额巨大，但原告称其只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欠款统计表，对于统计表对数所依据的所有原始单据包括合同、送货单均没有保留，明显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相符。原告对于上述原、被告具体的交易模式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对此均不予确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所主张的原、被告合同关系所涉交易模式，本院不予采纳。再者，（2018）粤1971民初2040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粤1971民初20406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75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1971民初29528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金洲公司对黄桂添、刘耀山等享有收回货款的债权，原告金洲公司确认上述五份民事判决书所涉货款债务确实包括在本案原告诉请被告邵桂根支付的货款金额中。无论上述民事判决书是否已经执行到货款，但应予以反映原告本案中所主张的部分货款已经由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货款支付义务人为原告的客户，原告对此再诉请被告邵桂根重复支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应支持。综上，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形成关于“被告拿原告的货物进行销售，被告负责向原告还款，原告负责支付被告提成”的合同关系明显证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支付货款5416030.5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3692.9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8692.9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莞市袁家涌金洲管桩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翟静文人民陪审员  黄旺嫦人民陪审员  陈笑和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思苏书 记 员  黄燕霞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