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12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某1，女，199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合办，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古某，女，196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合办，系古某的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2，男，199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3，女，196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浪、曾振贤，广东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合办、古某、曾某1因与被上诉人曾某2、曾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21）粤1424民初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合办、古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判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结婚前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是错误的，缺乏充分的证据。1.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夫妻借婚约索要其红包利是彩礼，与事实严重不符。曾某2、曾某1经人介绍认识，相谈了解之后才确定婚姻关系，被上诉人单方作主决定要举办婚礼，也并没有提出要去民政局登记结婚。被上诉人曾某2随即带上曾某1回家住了三晚，之后到广州住了三天，正月十一去深圳住了二天，可以说男女双方是切实认识了解知情。至于双方不愿一起生活下去是双方感情问题，其中原因曾合办、古某不得而知了。曾合办、古某、曾某1从来没有开口提出过红包彩礼的事情。其中所谓红包利是，都是曾某2的亲姑妈作为媒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商量决定，而且由其亲自派发和赠送的，上诉人家人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开口索取过。被上诉人曾某2首先提出分手，不愿意与曾某1继续生活下去，然后张运香将此信息传递给曾某1。对于男方引起的矛盾，曾某2及其介绍人也没有向上诉人夫妻告知过，对此，被上诉人曾某2应负全部责任，被上诉人曾某2也在当天直接将曾某1丢弃在深圳，并没有告知曾合办、古某，至于被上诉人曾某2所谓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都是事情发生以后的聊天记录。2.被上诉人曾某2提供的证据大部分不真实，无关联。《询问笔录》虚假，所述不真实。婚约先由曾翠萍提起；红包、利是、三金及彩礼89000元及“看妹里”的10000元是曾某2的亲姑妈曾翠萍作为媒人主动提出，而不是曾某1开口要的.曾翠萍从当天上午8点35分前就一直在参与。3.关于返还红包利是彩礼的问题。“满堂红”3000元、“利是”2500元，不是上诉人方索要的，此二项钱款是曾某2当即在酒桌派发的，与上诉人无关；关于有收据的16000元、2000元、7800元及住宿费600元、糖果1760元，此钱款都是被上诉人家庭为了名誉面子举办婚宴所支出，上诉人没有索取，也无此要求，是被上诉人单方行为。并且上诉人家多次提醒男方在疫情期间不要操办婚宴，但男方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故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关于彩礼99000元，上诉人夫妻实际收取89000元，另10000元作为“看妹里”请酒席的花费，已经按照上诉人方的意愿用途，办了几桌酒席兼发红包利是给亲朋好友花销完了，此项款也非曾合办、古某索取，而是媒人要来用作“看妹里”程序花销的，上诉人夫妻没有收存占有。被上诉人与媒人曾翠萍属于亲属关系，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关键是被上诉人给出的彩礼，曾某1完全不知情，曾某2单方面提出与曾某1分手，曾某2还隐瞒有过婚史，完全有欺骗曾某1的事实行为，自身有重大错误，属于婚骗行为。二、对于此次婚姻，曾某2、古某夫妻自始至终怀着深切的期待和美好的愿望，希望男女双方百年好合，二家对门结亲欢乐亲善，但事与愿违，婚事在被上诉人曾某2重大过错下自己强行提出分手而告吹。可男女双方感情之事，当长辈的不能包办，不能强求，给上诉人女儿带来了许多伤害，上诉人夫妻对此很无奈。由于上诉人方亲朋好友迎来送往，宴请酬谢，彩礼89000元花销大半，现上诉人愿将剩余部分再借部分凑足共4万元返还被上诉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还以曾合办、古某借女儿婚姻索取钱款而起诉，有违天理，让曾合办、古某、曾某1伤透了心。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有失公正与良心，甚至没有酌定按比例返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曾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判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结婚前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是错误的，缺乏充分的证据。1.被上诉人诉曾某1“借婚约索要财物”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曾某2、曾某1经人介绍认识，相谈了解没有意见后才确定婚约关系，被上诉人单方作主决定要举办婚礼，并没有提出要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年初六举办了婚礼，曾某1到曾某2家住了三晚，之后曾某2带曾某1到广州住了三天，后又去深圳玩了二天，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不断增进双方感情。2.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单方解除婚约关系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上诉人的姑姑打电话来称，曾某3要求曾某2和曾某1分手，曾某3家人气势汹汹到上诉人出租屋楼下大喊大叫让上诉人下去，还威胁上诉人说要报警，强逼上诉人把三金和礼金还给被上诉人。曾某1因害怕就让朋友拿给被上诉人。曾某1至今从未提出过分手的话，婚约关系破裂是被上诉人造成的，其应负完全的责任。3.曾合办、古某、曾某1自始至终都没有向被上诉人索要过财物、彩礼，事后才知道由被上诉人曾某2的姑母曾翠萍作为媒人按照时下农村风俗习惯许诺派赠给予；而且红包、利是由被上诉人当场亲自派发给有关亲朋好友。被上诉人自愿送给上诉人的“三金”、红包、利是早在正月十四被被上诉人多人强行要回去了，并且把上诉人本人和亲人给的也一起抢走了。至于聘金，曾某1确实不清楚，这是媒人及双方家长商量好的，曾某1完全遵从父母的具体处理安排。本案中，上诉人是真正的受害人。事后才知被上诉人父母完全自愿按照农村风俗习惯自己提出给上诉人父母彩礼金89000元，“看妹里”10000元也是被上诉人自己提出用于宴请上诉人亲戚，并且已经使用。被上诉人与媒人曾翠萍属于亲属关系，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关键是被上诉人给出的彩礼，曾某1完全不知情。曾某2单方面提出要与曾某1分手，曾某2还隐瞒有过婚史，完全有欺骗曾某1的事实行为，自身有重大错误，属于婚骗行为。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彩礼99000元，未考虑上诉人身心受到的伤害与摧残，且被上诉人故意以借索取婚约财产纠纷为由，让上诉人及上诉人父母伤透了心。一审非但未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反而在被上诉人具有严重过错又主动提出分手，不具备请求全额返还彩礼的情况下，判决本案真正受害者曾某1要超额返还彩礼99000元。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有失公正与良心，甚至没有酌定按比例返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曾某3、曾某2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运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曾合办、古某、曾某1在一审开庭审理时，经法院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说明其自知理亏，不敢参加诉讼。三、曾某2、曾某1经媒人介绍，双方及家长无意见。正月初四，双方及家长、媒人、叔辈坐下商谈婚约之事，当天曾某1表示自己有男朋友，不愿意嫁给曾某2。而曾合办、古某出于不愿意女儿远嫁的心理，当面做了女儿曾某1的大量思想工作，此后不欢而散。但当天晚上被上诉人接到上诉人来电话称可以过来协商婚约之事，通过沟通双方均无意见。曾合办要求聘金89000元、“看妹里”追加10000元，共99000元。男方出于娶媳妇的想法，没办法只好同意。后定于棉洋镇锦兴商务酒楼进行婚礼，酒席后由媒人曾翠萍在女方媒人张运香的见证下，亲手交给古某聘金89000元及“看妹里”10000元，共99000元现金。因这桩婚事聘请婚庆公司花费7800元、酒席18000元、伴娘住宿费600元、烟酒5600元、其他开支1760元，联席婚礼时女方来人参加婚礼红包2500元，十大户参加婚礼回礼1000元，回娘家3000红包，以上共支付139260元。婚礼结束之后，曾某2与曾某1商量登记结婚之事，曾某1一口回绝。曾某2在谈此婚约之时就已经表示其之前有过恋爱史，但没有办理登记，在法律层面不属于有过婚史。而上诉人家庭表示接受才会进行下一步商谈。四、婚礼结束当晚，曾某1以生病为由拒绝同房。婚礼后两天曾某1跟随曾某2到广州生活三天，也称不舒服，拒绝同房。到深圳后曾某1拒绝曾某2到其住所，且对曾某2避而不见，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后曾某3来到深圳想与曾某1坐下来好好沟通并诚意规劝，但都被曾某1以各种理由拒绝见面。当天晚上便接到曾某1不愿意与曾某2继续生活下去的讯息。男方媒人曾翠萍与女方媒人联系，沟通数次均无效，男方家人无奈之下要回男方购买的三金及女方回男方家给的红包。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始终处于被告知的状态，不存在曾某2单方提出分手之事，上诉人是有预谋的。五、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借婚姻为由索取他人财物与法不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某2、曾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彩礼等款合计132660元（其中彩礼99000元、满堂红3000元、发利是2500元、婚庆费用7800元、酒席18000元、住宿费600元、糖果和饮料176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1年2月14日，原告曾某2与被告曾某1经媒人曾某萍、曾某花介绍认识，开始交往谈婚。同年2月17日，在五华县裕兴酒店举办了婚礼宴请亲朋。双方在婚宴之后几天的相处过程中产生矛盾，再无意愿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且决定分手。双方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执，遂引起本案纠纷。原告诉请具体花费的项目和数额为“聘金银”89000元、“看妹里”10000元、宴席费用18000元、“满堂红”3000元、被告方亲戚随礼红包2500元、聘请婚庆公司费用7800元、被告曾某1及伴娘住宿费600元、随礼糖果、毛巾等物品费用1760元，合计132660元。2021年2月28日，原告向五华县棉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协助解决未果，遂引发本案诉讼。案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彩礼系婚约关系一方当事人给付对方金额较大的财物。按照彩礼的性质，应是男方家庭以联姻为目的给付女方家庭一定数额的礼金或礼物。本案中,原告给付被告“聘金银”89000元、“看妹里”10000元，合计99000元，属于彩礼款范畴。至于宴席费用18000元、“满堂红”3000元、被告方亲戚随礼红包2500元、聘请婚庆公司费用7800元、被告曾某1及伴娘住宿费600元、随礼糖果、毛巾等物品费用1760元，均属于整个婚约过程中的实际消费，不属给付被告的较大财物，不宜认定为彩礼。由于双方解除婚约，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规定，结合原告曾某2与被告曾某1相处时间较短且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被告因此次婚约收取原告的彩礼款99000元应予以返还。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曾某1、曾合办、古某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彩礼款99000元给原告曾某2、曾某3;二、驳回原告曾某2、曾某3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53.2元，依法减半收取计1476.6元，由原告负担376.6元，被告负担11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的彩礼金额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曾某1虽然与曾某2按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双方一起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对其收取的“聘金银”89000元予以返还。对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当地“看妹里”的习俗，而折款给上诉人的10000元，上诉人主张已经用于宴请亲戚及随礼红包，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难以采信，一审判令“看妹里”的10000元应予以返还，处理合适，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曾某1、曾合办、古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2元，由曾合办、古某负担1476.6元，曾某1负担1476.6元。曾合办、古某与曾某1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2元，可分别向本院申请退回147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孟棋审判员  黄莉芬审判员  罗锡芳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朱红珍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12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某1，女，199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合办，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古某，女，196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合办，系古某的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2，男，199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3，女，196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五华县。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浪、曾振贤，广东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合办、古某、曾某1因与被上诉人曾某2、曾某3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21）粤1424民初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合办、古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判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结婚前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是错误的，缺乏充分的证据。1.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夫妻借婚约索要其红包利是彩礼，与事实严重不符。曾某2、曾某1经人介绍认识，相谈了解之后才确定婚姻关系，被上诉人单方作主决定要举办婚礼，也并没有提出要去民政局登记结婚。被上诉人曾某2随即带上曾某1回家住了三晚，之后到广州住了三天，正月十一去深圳住了二天，可以说男女双方是切实认识了解知情。至于双方不愿一起生活下去是双方感情问题，其中原因曾合办、古某不得而知了。曾合办、古某、曾某1从来没有开口提出过红包彩礼的事情。其中所谓红包利是，都是曾某2的亲姑妈作为媒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商量决定，而且由其亲自派发和赠送的，上诉人家人自始至终根本没有开口索取过。被上诉人曾某2首先提出分手，不愿意与曾某1继续生活下去，然后张运香将此信息传递给曾某1。对于男方引起的矛盾，曾某2及其介绍人也没有向上诉人夫妻告知过，对此，被上诉人曾某2应负全部责任，被上诉人曾某2也在当天直接将曾某1丢弃在深圳，并没有告知曾合办、古某，至于被上诉人曾某2所谓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都是事情发生以后的聊天记录。2.被上诉人曾某2提供的证据大部分不真实，无关联。《询问笔录》虚假，所述不真实。婚约先由曾翠萍提起；红包、利是、三金及彩礼89000元及“看妹里”的10000元是曾某2的亲姑妈曾翠萍作为媒人主动提出，而不是曾某1开口要的.曾翠萍从当天上午8点35分前就一直在参与。3.关于返还红包利是彩礼的问题。“满堂红”3000元、“利是”2500元，不是上诉人方索要的，此二项钱款是曾某2当即在酒桌派发的，与上诉人无关；关于有收据的16000元、2000元、7800元及住宿费600元、糖果1760元，此钱款都是被上诉人家庭为了名誉面子举办婚宴所支出，上诉人没有索取，也无此要求，是被上诉人单方行为。并且上诉人家多次提醒男方在疫情期间不要操办婚宴，但男方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故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关于彩礼99000元，上诉人夫妻实际收取89000元，另10000元作为“看妹里”请酒席的花费，已经按照上诉人方的意愿用途，办了几桌酒席兼发红包利是给亲朋好友花销完了，此项款也非曾合办、古某索取，而是媒人要来用作“看妹里”程序花销的，上诉人夫妻没有收存占有。被上诉人与媒人曾翠萍属于亲属关系，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关键是被上诉人给出的彩礼，曾某1完全不知情，曾某2单方面提出与曾某1分手，曾某2还隐瞒有过婚史，完全有欺骗曾某1的事实行为，自身有重大错误，属于婚骗行为。二、对于此次婚姻，曾某2、古某夫妻自始至终怀着深切的期待和美好的愿望，希望男女双方百年好合，二家对门结亲欢乐亲善，但事与愿违，婚事在被上诉人曾某2重大过错下自己强行提出分手而告吹。可男女双方感情之事，当长辈的不能包办，不能强求，给上诉人女儿带来了许多伤害，上诉人夫妻对此很无奈。由于上诉人方亲朋好友迎来送往，宴请酬谢，彩礼89000元花销大半，现上诉人愿将剩余部分再借部分凑足共4万元返还被上诉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还以曾合办、古某借女儿婚姻索取钱款而起诉，有违天理，让曾合办、古某、曾某1伤透了心。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有失公正与良心，甚至没有酌定按比例返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曾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判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结婚前给付上诉人彩礼99000元是错误的，缺乏充分的证据。1.被上诉人诉曾某1“借婚约索要财物”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曾某2、曾某1经人介绍认识，相谈了解没有意见后才确定婚约关系，被上诉人单方作主决定要举办婚礼，并没有提出要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年初六举办了婚礼，曾某1到曾某2家住了三晚，之后曾某2带曾某1到广州住了三天，后又去深圳玩了二天，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不断增进双方感情。2.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单方解除婚约关系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上诉人的姑姑打电话来称，曾某3要求曾某2和曾某1分手，曾某3家人气势汹汹到上诉人出租屋楼下大喊大叫让上诉人下去，还威胁上诉人说要报警，强逼上诉人把三金和礼金还给被上诉人。曾某1因害怕就让朋友拿给被上诉人。曾某1至今从未提出过分手的话，婚约关系破裂是被上诉人造成的，其应负完全的责任。3.曾合办、古某、曾某1自始至终都没有向被上诉人索要过财物、彩礼，事后才知道由被上诉人曾某2的姑母曾翠萍作为媒人按照时下农村风俗习惯许诺派赠给予；而且红包、利是由被上诉人当场亲自派发给有关亲朋好友。被上诉人自愿送给上诉人的“三金”、红包、利是早在正月十四被被上诉人多人强行要回去了，并且把上诉人本人和亲人给的也一起抢走了。至于聘金，曾某1确实不清楚，这是媒人及双方家长商量好的，曾某1完全遵从父母的具体处理安排。本案中，上诉人是真正的受害人。事后才知被上诉人父母完全自愿按照农村风俗习惯自己提出给上诉人父母彩礼金89000元，“看妹里”10000元也是被上诉人自己提出用于宴请上诉人亲戚，并且已经使用。被上诉人与媒人曾翠萍属于亲属关系，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关键是被上诉人给出的彩礼，曾某1完全不知情。曾某2单方面提出要与曾某1分手，曾某2还隐瞒有过婚史，完全有欺骗曾某1的事实行为，自身有重大错误，属于婚骗行为。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彩礼99000元，未考虑上诉人身心受到的伤害与摧残，且被上诉人故意以借索取婚约财产纠纷为由，让上诉人及上诉人父母伤透了心。一审非但未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反而在被上诉人具有严重过错又主动提出分手，不具备请求全额返还彩礼的情况下，判决本案真正受害者曾某1要超额返还彩礼99000元。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有失公正与良心，甚至没有酌定按比例返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曾某3、曾某2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运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曾合办、古某、曾某1在一审开庭审理时，经法院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说明其自知理亏，不敢参加诉讼。三、曾某2、曾某1经媒人介绍，双方及家长无意见。正月初四，双方及家长、媒人、叔辈坐下商谈婚约之事，当天曾某1表示自己有男朋友，不愿意嫁给曾某2。而曾合办、古某出于不愿意女儿远嫁的心理，当面做了女儿曾某1的大量思想工作，此后不欢而散。但当天晚上被上诉人接到上诉人来电话称可以过来协商婚约之事，通过沟通双方均无意见。曾合办要求聘金89000元、“看妹里”追加10000元，共99000元。男方出于娶媳妇的想法，没办法只好同意。后定于棉洋镇锦兴商务酒楼进行婚礼，酒席后由媒人曾翠萍在女方媒人张运香的见证下，亲手交给古某聘金89000元及“看妹里”10000元，共99000元现金。因这桩婚事聘请婚庆公司花费7800元、酒席18000元、伴娘住宿费600元、烟酒5600元、其他开支1760元，联席婚礼时女方来人参加婚礼红包2500元，十大户参加婚礼回礼1000元，回娘家3000红包，以上共支付139260元。婚礼结束之后，曾某2与曾某1商量登记结婚之事，曾某1一口回绝。曾某2在谈此婚约之时就已经表示其之前有过恋爱史，但没有办理登记，在法律层面不属于有过婚史。而上诉人家庭表示接受才会进行下一步商谈。四、婚礼结束当晚，曾某1以生病为由拒绝同房。婚礼后两天曾某1跟随曾某2到广州生活三天，也称不舒服，拒绝同房。到深圳后曾某1拒绝曾某2到其住所，且对曾某2避而不见，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后曾某3来到深圳想与曾某1坐下来好好沟通并诚意规劝，但都被曾某1以各种理由拒绝见面。当天晚上便接到曾某1不愿意与曾某2继续生活下去的讯息。男方媒人曾翠萍与女方媒人联系，沟通数次均无效，男方家人无奈之下要回男方购买的三金及女方回男方家给的红包。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始终处于被告知的状态，不存在曾某2单方提出分手之事，上诉人是有预谋的。五、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借婚姻为由索取他人财物与法不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某2、曾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彩礼等款合计132660元（其中彩礼99000元、满堂红3000元、发利是2500元、婚庆费用7800元、酒席18000元、住宿费600元、糖果和饮料176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1年2月14日，原告曾某2与被告曾某1经媒人曾某萍、曾某花介绍认识，开始交往谈婚。同年2月17日，在五华县裕兴酒店举办了婚礼宴请亲朋。双方在婚宴之后几天的相处过程中产生矛盾，再无意愿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且决定分手。双方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执，遂引起本案纠纷。原告诉请具体花费的项目和数额为“聘金银”89000元、“看妹里”10000元、宴席费用18000元、“满堂红”3000元、被告方亲戚随礼红包2500元、聘请婚庆公司费用7800元、被告曾某1及伴娘住宿费600元、随礼糖果、毛巾等物品费用1760元，合计132660元。2021年2月28日，原告向五华县棉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协助解决未果，遂引发本案诉讼。案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彩礼系婚约关系一方当事人给付对方金额较大的财物。按照彩礼的性质，应是男方家庭以联姻为目的给付女方家庭一定数额的礼金或礼物。本案中,原告给付被告“聘金银”89000元、“看妹里”10000元，合计99000元，属于彩礼款范畴。至于宴席费用18000元、“满堂红”3000元、被告方亲戚随礼红包2500元、聘请婚庆公司费用7800元、被告曾某1及伴娘住宿费600元、随礼糖果、毛巾等物品费用1760元，均属于整个婚约过程中的实际消费，不属给付被告的较大财物，不宜认定为彩礼。由于双方解除婚约，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规定，结合原告曾某2与被告曾某1相处时间较短且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被告因此次婚约收取原告的彩礼款99000元应予以返还。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曾某1、曾合办、古某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彩礼款99000元给原告曾某2、曾某3;二、驳回原告曾某2、曾某3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53.2元，依法减半收取计1476.6元，由原告负担376.6元，被告负担11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婚约财产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的彩礼金额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曾某1虽然与曾某2按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双方一起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对其收取的“聘金银”89000元予以返还。对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当地“看妹里”的习俗，而折款给上诉人的10000元，上诉人主张已经用于宴请亲戚及随礼红包，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难以采信，一审判令“看妹里”的10000元应予以返还，处理合适，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曾某1、曾合办、古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2元，由曾合办、古某负担1476.6元，曾某1负担1476.6元。曾合办、古某与曾某1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3.2元，可分别向本院申请退回147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孟棋审判员  黄莉芬审判员  罗锡芳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朱红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