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民终13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占平，男，196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树文，男，197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俊贺，男，1963年11月3日出生，蒙古族，住辽宁省朝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亚军，男，198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朝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献勇，男，198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文国，男，197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宾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男，198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虎，男，197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凌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盖春香、孙冠芳，均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旭宏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大道888号西三区9号。法定代表人：王yong，系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李伟，均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峻祥民业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南京南街1220号1171322号工位。法定代表人：邢文英，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洋，系辽宁同方（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雪颖，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辉，男，198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朝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yong，男，196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李伟，均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占平、王树文、付俊贺、董亚军、龚献勇、赵文国、陈伟、于虎（以下简称“徐占平等八人”）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旭宏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宏公司”）、辽宁峻祥民业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峻祥公司”）、刘玉辉、王yong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21）辽0113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占平等八人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辽0113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连带支付八上诉人劳务费2852744元及利息3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八位上诉人均有结算单，已经提交到一审法院，一共收到峻翔公司274万元也是具体明确的，每个人收到的款能够彼此区分，上诉人劳务费数额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一审法院存在审判遗漏及错审，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刘玉辉分别给八上诉人签订了班组承包劳务费结算单，结算单数额清楚，先给了274万，剩余280余万元包含在《承诺书》320万内，刘玉辉虽没有出庭，但在一审法院对其的询问中已承认，尚欠八上诉人劳务班组费600万元左右，被上诉人峻祥公司已经确认给八上诉人支付了274万元，故刘玉辉自认尚欠上诉人劳务费300万元左右，一审法院认为无法区分确定尚欠每个上诉人具体劳务费数额，是错误的，依据八上诉人跟被上诉人刘玉辉的最终结算单及峻翔公司付款凭证，确定八上诉人结算总额为5592744.25元，减去已付274万元，尚欠八上诉人劳务费合计2802662.67元。其中欠每个上诉人劳务费如下：尚欠上诉人陈伟劳务费583329元；尚欠上诉人王树文劳务费286544元；尚欠上诉人龚献勇劳务费326650元；尚欠上诉人董亚军劳务费130457.37元；尚欠上诉人于虎劳务费275000元；尚欠上诉人付俊贺劳务费744919元；尚欠上诉人徐占平劳务费420596.3元；尚欠上诉人赵文国劳务费35167元。综上，该劳务费是完全可以区分开的。2.旭宏公司与王yong是担保付款的责任，王yong在担保人处签名及公司名称，说明其不仅代表旭宏公司，还代表其个人，该担保人不仅是旭宏公司，王yong自然人也是担保人。故本案中被上诉人旭宏公司及被上诉人王yong应该承担本案保证责任，应由其代被上诉人刘玉辉支付后向刘玉辉追偿。3.被上诉人峻祥公司，作为案涉劳务公司具有支付劳务费的法定义务，其应承担本案支付责任。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本案中被上诉人峻祥公司应该承担本案支付劳务费责任。旭宏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未认定2020年11月13日刘玉辉与包括上诉人之内的十个班组进行了结算、签订了结算单、确定欠款总额为640万元的相关陈述。2.上诉人非农民工，在无合法授权基础上无权主张农民工工资。3.旭宏公司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无权依据承诺书向答辩人主张权利。4.旭宏公司已实际履行了承诺书，借款320万给刘玉辉并监督其发放给上诉人。峻祥公司辩称，1.上诉人未能提供经旭宏公司、峻祥公司书面确认的《工资明细表》及结算依据，无法证明欠付劳务费数额，其上诉请求无任何证据支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审原告起诉请求金额与其所提供各证据列明金额前后不一致且自相矛盾，其诉讼请求无任何证据支持。3.另据原审询问笔录记载，刘玉辉系在170多位工人闹事并被围住的情况下，被迫出具的承诺书及6张单据，刘玉辉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单方出具的材料极有可能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客观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4.原审原告起诉列明了八个班组，但仅提供了6张所谓的结算单据，结算单上并未体现项目名称、班组名称。单据上未列明参与施工的农民工名字、工作天数、工资总额、班组负责人等重要信息，未经旭宏公司、峻祥公司盖章确认，不排除刘玉辉迫于个人压力与班组串通作出的可能，仅凭6张单据无法认定刘玉辉拖欠上诉人班组劳务费。其个人承诺欠付工人劳务费，也不能代表欠付的就是卡奇项目劳务费，其个人承诺在未经峻祥公司书面盖章确认的情况下，对峻祥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5.案涉八人根本无法代表全体人员，承诺书中的320万元还包括案外人的劳务费，而案外人项目部、临时用工人员对承诺书数额是否认可均无法认定，原审原告举证金额无法区分实际结算的每个参与施工人员的劳务费金额。6.2020年11月14日，峻祥公司已向各班组工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清320万元，卡奇项目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7.本案上诉人在工程施工期间由刘玉辉进行管理，并不接受峻祥公司管理，与峻祥公司之间并未形成劳务关系，且峻祥公司与刘玉辉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故峻祥公司无需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王yong辩称，是旭宏公司行为，非其个人行为，与其个人无关。刘玉辉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徐占平等八人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连带给付徐占平等八人班组分包工程费320万元及利息暂计30万元(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合计350万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与诉讼相关的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旭宏公司承包了卡奇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工程，后旭宏公司将劳务部分工程分包给峻祥公司。2020年11月13日刘玉辉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20年12月3日前将拖欠各班组的人工费320万元全部结清，如不能按时支付，由旭宏公司借款给刘玉辉用于结清人工费，刘玉辉签名，旭宏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告王yong在担保人处签名”。2020年11月14日，旭宏公司向峻祥公司转款320万元，当日峻祥公司向徐占平等八人支付274万。另查明，2020年12月初徐占平等八人等人到沈北新区农民工维权中心投诉维权，索要170名农民工工资，其中包括徐占平等八人班组农民工。再查明，庭审中徐占平等八人自认承诺书中320万元包括项目部及临时用工人员劳务费，与刘玉辉所述事实一致，但徐占平等八人无法确定其应得劳动费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徐占平等八人称卡奇工地中共有八个劳务班组，即徐占平等八人负责的班组。但从徐占平等八人所述2020年12月到沈北新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维权时的农民工是170人，而徐占平等八人只代表了40名农民工，同时峻祥公司也称“2020年11月14日的320万元中给付徐占平等八人274万元后还向其他劳务人员发放了工资”，所以除徐占平等八人八个班组外还有其他劳务人员或工作班组，对徐占平等八人所述卡奇工地只有徐占平等八人班组的事实不具有客观性。再根据徐占平等八人自认和刘玉辉所述事实，在2020年11月13日刘玉辉出具承诺书时无徐占平等八人签名，徐占平等八人在2020年12月3日还款期限到期后自行书写的事实可以认定刘玉辉出具承诺书时的意思表示是欠卡奇工地全部班组工资320万元。徐占平等八人自认被告欠徐占平等八人劳务费数额与其诉讼请求数额相差较大，且提交的与承诺书一天出具的六张单据中记载欠劳务费数额远超320万元与徐占平等八人诉讼请求数额也不一致，关键是承诺书中的320万元还包括案外人的劳务费，而案外人项目部、临时用工人员对承诺书数额是否认可，及与徐占平等八人债权份额均无法确定，故无法认定原、被告结算劳动费数额。从承诺书记载内容看，旭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yong在担保人处签名所承担的是在刘玉辉不能清偿劳务费时旭宏公司借给刘玉辉钱款，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而且借款目的非常明确即用于清偿工资，所以徐占平等八人要求旭宏公司、王yong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占平、王树文、付俊贺、董亚军、龚献勇、赵文国、陈伟、于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减半收取174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新证据四组，第一组证据系情况说明一份，证明40名工人由陈伟、王树文和徐占平代表；第二组证据系盈科律师事务所给沈阳沈北新区维权中心的调查信、两名调查律师的律师证复印件及律师调查令申请书，证明徐占平等八人代表农民工曾经向沈北新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维权，具体人数及工资表等相关资料均在农民工维权中心，但是律师及原告到维权中心调查证据遭到拒绝，后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法官称其自行调取，而法官调取的资料并未在法庭中宣读，也未作为证据向各方当事人出示；第三组证据案件群微信截图3张，证明原告及代理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向农民工维权中心提取具体的农民工工资表及人数，需要由法院去核实确定；第四组证据结算单一张（复印件），证明董亚军与刘玉辉也有结算，王赞签的结算单两张（复印件），证明现在欠赵文国15167元。旭宏公司及王yong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原告系作为农民工个人与其他农民工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权利，徐占平等八人依据与刘玉辉的班组劳务合同主张劳务费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仅凭此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其取得了40位涉案工程农民工的委托追索工资的权利。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代为主张农民工的具体的工资表、考勤表、记工表等能够证明该农民工实际在涉案项目务工的证据。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徐占平等八人如认为代表农民工主张工资，其自身完全可以从农民工处取得相应的实际务工的证据，并非完全依靠维权中心提交相应证据。农民工工资表在刘玉辉处应当也有相应的记载，农民工个人对此务工的天数工资表也会有相应陈述，上诉人未举证该证据，属于举证不能。第三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一审法庭并未剥夺原告举证权利。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因涉案项目务工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且表格内容显示应当是班组劳务费用，并非农民工工资。峻祥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未能就涉案工人数量承担举证责任，单方形成的情况说明不能说明实际参与项目施工的工人数量。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仅提供28份授权原件，说明其对于班组的工人数量不确定，且并未取得全部农民工的授权。第二组证据均为上诉人单方形成，其并未尽到自身对于工程款的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组证据，因未提供手机存储，不能确定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第四组证据为复印件，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其内容为上诉人自身形成，无法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峻祥公司提供新证据一组，为收支情况表以及相应付款凭证，证明峻祥公司收到旭宏公司支付的17935304元后，已将全部款项按照旭宏指示支付施工人员，未拖欠施工人员任何款项，刘玉辉作为实际施工人已提供金额为14668000元的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峻祥公司全部劳务分包款项。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旭宏公司及王yong质证认为，对于该公司支付峻祥公司的金额无异议，对于峻祥公司支付刘玉辉及其他人员的数额不知情。本院二审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非必要共同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先后提交涉及徐占平等八人各自独立的八份结算单，并表示根据上述结算单，能够拆分每个结算单的欠付数额，并分别确定每人涉及的欠款数额。此外，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工程除本案上诉人徐占平等八人涉及的八个班组外，另有他人参与施工，且根据徐占平等八人提交的结算单以及自认的数额，八人班组金额相加后小于承诺书中载明的320万元欠款数额。八个结算单系徐占平等八人与刘玉辉之间独立形成，构成独立的诉讼标的,属于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本案徐占平等八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徐占平等八人可向人民法院就其享有的债权分别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21）辽0113民初18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占平、王树文、付俊贺、董亚军、龚献勇、赵文国、陈伟、于虎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均退还给徐占平、王树文、付俊贺、董亚军、龚献勇、赵文国、陈伟、于虎。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 倩审 判 员  孙菁蔓审 判 员  陈 铮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兵书 记 员  李 颖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