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6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某，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某，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丰，湖南民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曙光中路297号。法定代表人：曾卓，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进，湖南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严某、陆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市市政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湘0104民初10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1、长沙市市政公司、陆某向严某连带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12470.69元（详见赔偿明细表）；2、由陆某、长沙市市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严某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严某承担20％的事故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严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应当具有安全注意防范义务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但其在工作过程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因过失导致自身受伤，应对其自身损害承担一定责任”。但事实上，首先，严某是拥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岗位施工操作证的，工种为装载机操作，级别为中级，严某是具备操作装载机资质和经验的，因此，从本质上其并不存在过错。其次，组装打桩机并非严某单方需完成的工作内容。涉案打桩机是由严某与其工友张某某、宁某一同完成，其中由宁某指挥，张某某负责操作遥控。严某无法控制其他工友的行为，也无法提前采取相关措施来避免事故的发生，甚至无法预见本次事故的发生。因而，严某的受伤并不是其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导致的，准确而言纯属于意外事故。总而言之，无论从主观层面还是客观层面，严某都不存在任何过失，不应对该事故承担一定责任。二、严某所提交的《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原鉴定意见书”）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的标准进行鉴定是合法有效的，符合本案基本事实情况。该鉴定意见应作为本案依据。严某系在陆某承包的长沙市市政公司负责的道路建设施工项目上受伤的，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严某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期间受伤，应属于工伤。严某受伤后曾多次与陆某、长沙市市政公司积极沟通申报工伤保险赔偿事宜，但陆某、长沙市市政公司拒不配合，导致严某也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去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认定工伤，且本案中，长沙市市政公司具有重大违规行为，未购买相应的工伤保险，导致严某的赔偿请求一直无果。综上，严某无奈之下只能诉诸贵院以求维护其合法权益。据此，严某为支持其诉请，委托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做出了湘法证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89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是合法有效的，与本案基本事实情况相符，应被认定和予以采纳。一审法院曾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的（2019）湘0104民初15860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的基本事实与本案相类似，然该判决书中对原告所提交的湘雅二［2019］临鉴字第8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的标准进行的）的内容予以了认可和采纳。因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也应坚持“同案同判”的原则，采纳严某所提交的原鉴定意见书，以保障裁判标准尺度统一，实现个案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综上，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针对严某的上诉，陆某辩称:一、陆某认为一审法院对严某的责任认定，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组织的鉴定是依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作出，应当作为赔偿的依据。三、一审法院对于损失的认定，陆某没有异议。综上，严某的上诉请求没有道理。针对严某的上诉，长沙市市政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于事故责任的分摊以及严某的损失认定是准确的。严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陆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改判由长沙市市政公司承担全部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长沙市市政公司、严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并非承包关系，与严某之间并不构成雇佣关系。陆某参与案涉工程系应长沙市市政公司的要求，替其组织人员进场施工。此时，案涉工程还没有取得施工许可证。因为没有施工许可证不能依照规定购买工伤保险。长沙市市政公司尚未为整个工程购买工伤保险，使得整个工程发生的工伤没有保障。也就是这个原因，长沙市市政公司未与陆某签订合同。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系雇佣关系。陆某与严某等工程施工参与人员都受雇于长沙市市政公司。因工程实际施工劳务及机械等以劳动成果作为结算依据并无不妥，不能依此认定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就是承包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施工许可证，没有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的情况下，认定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系承包关系显然加重了陆某的义务，使得长沙市市政公司实际不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长沙市市政公司已向陆某支付高达20余万元费用并非客观事实，不能以此作为判断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关系的依据。严某与陆某都是为长沙市市政公司的案涉工程提供服务，只是服务的内容不同而已。在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并无承包的合意，也无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就因出事后，陆某支付了医疗费等理由，认定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系承包关系，与严某系雇佣关系，不符合本案的基本事实，客观上加重了陆某的义务，让长沙市市政公司实际不承担任何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护陆某的权益。针对陆某的上诉，严某辩称：陆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的关系严某不清楚，但陆某与严某是雇佣关系。针对陆某的上诉，长沙市市政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于双方的关系的定性是正确的。严某是陆某雇佣的，与长沙市市政公司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严某、陆某之间的雇佣关系是准确的，其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陆某的全部上诉，维持原判。严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陆某、长沙市市政公司连带赔偿严某各项损失共计312470.69元（其中伤残赔偿金159368元，误工费12581.5元，护理费6501.6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交通费3000元，营养费3000元，鉴定费2200元，后期康复医治疗费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101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2、判令陆某、长沙市市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沙市市政公司系长沙市望江路北片区路网工程崐玉路（茯苓路-含浦大道）道路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人。严某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能岗位施工操作证，工种为装载机操作，级别为中级。2019年下半年，陆某经与长沙市市政公司项目施工员王清联系，自行提供施工设备打桩机、组织包括严某在内的几名施工人员在长沙市市政公司承包的上述工程项目进行碎石桩施工，陆某并未与严某明确相关工资待遇。2019年11月7日，严某进场施工三日后，在组装打桩机时左手不慎被砸伤。随即严某被送往长沙年轮骨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住院17日。2019年11月24日，严某出院，其出院诊断为：左2-5指压砸伤：（1）小指完全离断伤；（2）中、环指不全离断伤；（3）示指皮肤软组织撕脱伤，出院医嘱为：1．注意保持伤口干燥，继伤口换药（5天／次）至缝线自行脱落；2．继续维持石膏外固定2周，拆除石膏后适当功能锻炼；3．术后8周复查X片，视情况拆除内固定克氏针。住院期间，严某共计花费医疗费30119.71元，已由陆某垫付。2020年3月24日，严某自行委托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进行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误工期、护理期与营养期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依据GB／T16180-2014《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于2020年3月31日出具湘法证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严某因在上班时不慎被重物砸伤致左手损伤评定为九级伤残；其后续治疗费约叁仟元或者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其误工期为90日；其护理期为60日；其营养期为60日。严某为此花费鉴定费用为2200元。现因各方就损害赔偿无法达成一致，故严某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1．长沙市市政公司系以打桩米数×12元／米向陆某支付费用，长沙市市政公司已向陆某支付20余万。2．因长沙市市政公司对严某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以《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作为伤残等级评定依据有异议，一审法院经长沙市市政公司申请依法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对严某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及后期医疗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1年1月28日出具湘师大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15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严某本次事故受伤，构成拾级伤残；（2）建议受伤后误工期叁个月，护理期贰个月，营养期贰个月；（3）严某后期定期复查及对症治疗费用壹仟元，最终以实际发生为准。长沙市市政公司为此花费鉴定费用为2640元。3．严某于2016年12月25日与案外人周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周某将其位于娄底市花山街道的房屋出租给严某，约定租金为350元／月，双方未约定租赁期限；该租赁合同上载明严某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房租已交；案外人周某于2020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载明严某于2016年12月15日在花山街道大桥二组租房至2020年3月21日退房；严某与周某的聊天记录中亦载明严某交纳了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的房屋租赁费用。4．严某父亲严某某于19XX年X月X日出生，严某母亲聂某于19XX年X月X日出生，严某育有二女，一女名为李某，XXXX年X月X日出生，一女名为严某某，XXXX年X月X日出生；2020年5月9日，严某所在涟源市渡头塘镇桥溪港村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载明严某与严某某、聂某系亲子关系属实；2021年2月25日，涟源市渡头塘镇桥溪港村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出具三份《证明》，载明严某与案外人严小鳌系兄弟关系，与李某系父女关系，李某长期居住娄底；2021年2月25日，娄底市第三中学开具《证明》，载明李某系该中学在读学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严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陆某之间的关系；二、严某损失的责任承担；三、鉴定意见的采信；四、严某的具体损失认定。关于焦点一，第一，长沙市市政公司与陆某之间的关系。本案中，长沙市市政公司主张系租赁关系，陆某主张系雇佣关系，严某主张长沙市市政公司与陆某系承包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虽未签订承包合同，但从陆某的工作方式上看，陆某系自行提供施工设备即打桩机和组织包括严某在内的相关施工人员进场施工工作；其次，从长沙市市政公司与陆某之间的结算方式上看，长沙市市政公司系按照打桩米数×单价的标准向陆某支付费用，而非按照劳动时间支付工资，且长沙市市政公司已向陆某支付高达20余万元费用，此亦与按劳务支付报酬的常理不符；再次，长沙市市政公司注重的是陆某所提供的物化劳动成果，即实际打桩米数，而非劳务本身；最后，长沙市市政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双方系租赁关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长沙市市政公司与陆某之间符合承包关系的特征，应认定为承包关系。第二，严某与陆某之间的关系。本案中，严某系受陆某的邀请从事驾驶铲车并组装打桩机工作，接受陆某的指导与监督，严某以自身技能为陆某提供劳务，陆某接受严某所提供的劳务，严某的工作内容系陆某所承包工程项目的组成部分，严某受伤后亦是由陆某垫付医疗费，故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雇佣关系。陆某主张严某系受长沙市市政公司雇请提供劳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对严某提出的其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的主张，因严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既未签订劳动合同，严某亦未提供劳动身份证明、社保缴费记录或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凭证，严某系以自身技能、工具承担工作，与长沙市市政公司无身份上的隶属关系，故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首先，严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应当具有安全注意防范义务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但其在工作过程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因过失导致自身受伤，应对其自身损害承担一定责任；其次，陆某作为无承包打桩工程资质的自然人承包了涉案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未向严某进行安全教育及监督，现严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陆某应当对严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最后，长沙市市政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在明知陆某没有相应承包资质的情形下将工程发包给陆某，且未对现场的施工安全尽严格管理义务，故长沙市市政公司与陆某应当对严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根据以上分析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严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陆某承担80％的责任，长沙市市政公司在陆某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三，对严某在诉讼前自行委托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意见系适用《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文件规定作出，而该文件适用范围为职工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和因职业病致残程度的确定，即其适用的是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但本案中，严某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负伤，其与陆某之间系狭义的雇佣关系，故严某遭受的人身损害伤残等级评定不应适用《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且该鉴定意见不是经由双方当事人选定并经人民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部门作出，故对该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经长沙市市政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湘师大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15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的评定依据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有鉴定资质，鉴定方法科学，鉴定程序合法，故对该鉴定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焦点四，一审法院结合严某所提交的证据及湘师大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15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严某诉请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关于医疗费，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医疗费用支出为30119.71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关于营养费，因严某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营养费的实际支出情况，一审法院结合严某的伤情及鉴定意见认定的营养期认定为18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酌情认定为1700元（100元／天×17天）；4．护理费，因严某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的护理费发票、护理合同及护理人员的工资流水等证据证明护理费的实际支出情况，一审法院结合严某的主张及鉴定意见认定的护理期，参照2019年度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9552元／年÷365天×60天=6501.7元；5．后续治疗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为1000元；6．误工费，一审法院认为，因严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固定收入状况，也未提供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一审法院参照鉴定意见书中认定的误工期，参考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建筑业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认定为51025元／年÷365天×90天=12581.5元；7．残疾赔偿金，严某住所地虽为农村，但严某受伤前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务工所得，严某提供的证据亦能够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故一审法院参照2019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伤残等级及严某主张，认定为79684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严某在本次事故中造成十级伤残，遭受了一定的精神痛苦，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9．交通费，严某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交通费的实际支出情况，一审法院根据严某的实际住院治疗情况及伤情，酌情认定为600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严某父母育有两子，严某之父XXXX年X月X日出生，生活在农村，故对其生活费计算标准参照2019年湖南省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认定为13270.5元；严某之母XXXX年X月X日出生，生活在农村，故对其生活费计算标准参照2019年湖南省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认定为13969元；严某之女李某，户口虽在农村，但随父母在城镇生活就学，故对其生活费计算标准参照2019年湖南省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认定为5384.8元；严某之女严某某，户口虽在农村，但随父母在城镇生活，故对其生活费计算标准参照2019年湖南省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认定为22885.4元；10．鉴定费，因一审法院对严某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不予采信，故对其鉴定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严某人身损害各项赔偿费用合计为194496.61元。因陆某承担责任比例为80％，长沙市市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又陆某已为严某垫付了医疗费用30119.71元，陆某还应赔偿严某损失125477.5元（194496.61元×80％-30119.71元），长沙市市政公司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一审判决：一、限陆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严某各项损失共计125477.5元；二、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严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62元（按简易程序收费），由严某承担900元，陆某承担962元。本院二审期间，陆某提交了一份工程项目详情，拟证明案涉工程的取得施工许可证为2019年12月份，本案诉争的施工发生在2019年11月7日，在没有施工许可证情况下，长沙市市政公司作为总包方组织施工导致不能购买工程工伤保险，从而导致严某发生人身损害有关赔偿不能及时得到赔付，造成的损失应由长沙市市政公司承担。严某质证称：对证据无异议。长沙市市政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实是否为该项目的施工许可。该项目施工许可与陆某、严某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关系没有关联性。严某在安装打桩机的过程当中受伤，属于施工前的准备，并没有完整的进入施工程序。且购买工伤保险应当是陆某的义务，并不是长沙市市政公司的义务。实际上，陆某是以其公司的名义和长沙市市政公司签订合同。因为发生事故后，陆某的公司一直不肯跟长沙市市政公司签合同。购买保险的义务在于陆某。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根据工程项目详情显示，该工程系长望路西延线（西二环-黄金大道）道路工程施工（望城区段），与本案无关，故对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审中，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一致确认，就涉案工程，长沙市市政公司已向陆某支付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长沙市市政公司已向陆某支付20余万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严某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2、责任划分的问题；3、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关于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严某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具体分述如下：一、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陆某虽主张其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但实际上陆某自行提供施工设备，组织人员至涉案工地进行施工，其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亦系按照工程量进行结算并收取相关报酬，因此，陆某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系承包关系。二、陆某与严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严某系陆某邀请至涉案工地施工，受陆某的指示进行作业，其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并无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陆某与严某之间系雇佣关系。关于责任划分的问题。长沙市市政公司作为涉案道路建设工程的发包人，将涉案工程项目的碎石桩施工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陆某，且未对现场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故其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陆某明知自己无施工资质，仍承包涉案工程项目的碎石桩施工，对施工现场未进行安全管理和监督，且安排无组装打桩机经验的严某组装打桩机，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严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应当具有安全注意防范义务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但其在无组装打桩机经验的情况下，仍参与该项作业，应认为其对自身安全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故其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各方法律关系、事故发生的原因、过错程度及后果等因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酌定严某自负20%的责任，陆某承担80%的责任，长沙市市政公司在陆某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严某自行委托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系适用《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等文件规定作出。而《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适用于职工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和因职业病致残程度的鉴定。本案中，陆某与严某之间系雇佣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其与长沙市市政公司之间亦不存在劳动关系。严某系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根据法律规定，其损伤鉴定不应适用《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的标准，而应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未予采信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严某与陆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2元，由严某负担935元，由陆某负担9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柏寒审判员刘应江审判员高进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周 丽 花 书   记 员 柴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