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5民终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蒋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宁夏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万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宁夏中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蒋某因与被上诉人万某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2020）宁0521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的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某上诉请求：1、撤销（2020）宁0521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蒋某一审诉讼请求，驳回万某反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万某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中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l、一审法院将双方关系界定为“转包”不符合实际情况。万某与蒋某之间达成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合意，并且实际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实际履行合同。有万某出具的欠条描述是“购买”，也有视频内容及证人证言作证，另外万某在（2020）宁0521民初1219号案件审理中也承认是转让，并且陈述实际向当地村委会以自己名义缴纳了2017年的部分承包费及其他费用，村委会也未对双方之间转让关系有异议。本案处理过程中万某前后三次庭审中陈述相互矛盾，万某在（2020）宁05民终640号及（2020）宁0521民初3851号案件审理中改变说辞陈述不同的情况，明显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基本原则，属于违背诚信，应当以万某在（2020）宁0521民初1219号中陈述为准，认定双方之间是“转让”。2、一审法院将双方关系界定为“转包”不符合法律规定。转包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20］347号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由中也只有转让或出租，并无“转包”这个法律术语。《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并无“转包”这一法律术语。转包是从承包人角度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即指承包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进行经营的行为。但法律关系界定要明确具体，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定，对承包人流转经营权要看承包人是否实际退出承包关系，承包人退出了承包关系界定为“转让”，未退出要界定为“出租”或其他方式。结合法律规定和双方实际情况看，双方情况只能界定为“转让”而非出租（转包）或其他法律关系。用转包描述双方之间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利于简化和准确界定法律关系，让法律适用陷入模棱两可的地步。3、本案中蒋某是守约方，已切实履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合同义务，只待万某付清款项后，配合将承包地变更至万某名下。但因万某未按与村委会的约定付清过户费及2017年的部分承包费，导致万某与村委会间书面承包协议未补充签订，转让后手续未实际办结。这是万某违约和过错导致，相关法律后果万某自行负担。但并不影响蒋某的合法权益和双方之间转让关系。万某辩解“转包”和蒋某未退出承包关系是其违背诚信的体现，是在混淆事实和法律适用。4、（2020）宁052l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万某在经营涉案土地期间，因国家政策调整恢复国家级梭梭林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致使万某从蒋某处流转的涉案169亩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枸杞已实际无法继续经营收益，剩余期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予解除。”上述认定属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蒋某已经切实完全履行了经营权益的转让交付，万某自2016年3月份开始经营行为至今已5年时间，万某还将部分权益再转让他人获得利益。万某合同目的早在2016年就得以实现。5、本案中蒋某将经营权出让后退出了承包关系，已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万某成为新的承包人，替代了蒋某权利，与当地村委会事实上形成了新的承包关系，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合同目的显然已经实现。只是因为万某尚未按约付清过户费及承包费，导致变更手续尚未办理。当地村委会早在2016年3月份就与万某交接，通知万某以自己名义办理电卡、水卡等档案，万某还以自己名义向村委会缴纳了2017年度的70％的承包费可以佐证证实。6、本案中尚不存不让种植枸杞的情况。如果不让种植，那么作为发包方的当地村委会或政府应当针对种植户个人进行沟通，与万某个人对接，就种植户退出进行协商处理，待与种植户协商一致后按照形成的退出方案执行，并弥补种植户损失。一审法院中万某未提出政府或村委会针对万某个人的任何通知文件，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当地政府禁止万某个人种植或村委会向其提出退出承包关系的要求。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7、本案依据都兰县林业与草原局2019年4月5日《关于严禁在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自然保护期内进行违法活动的通知》，认定万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文件并非专门针对万某，而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其效力和实际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即便是后续政府行政行为禁止万某枸杞种植，也是万某在合同目的实现后其后续经营过程中的新产生的法律风险。假定政府政策影响和损害了万某权益，那也是万某与村委会之间新承包关系无法继续履行，而非蒋某与万某之间的转让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混淆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与合同目的实现后法律风险由谁承担的问题。（二）涉案枸杞地是2014年11月蒋某从当地村委会承包，2015年1月份签订过承包合同，当时蒋某向村委会缴纳了2015年至2016年的承包费，并对191亩承包地进行平整和种植枸杞苗木。村委会是监督管理方，因当地村委会人员更替及出现经济问题等，为规范管理，按村委会要求将2015年1月份签订的合同收回作废，2016年10月10日重新补签了承包合同。2015年10月份经邹良栋介绍万某找到蒋某要求承包部分耕地用于种植枸杞，双方到现场考察，测量土地面积和多次协商，最终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自愿达成口头协议。“蒋某将所承包的191亩枸杞地，实测面积为208亩转让给万某承包经营，每亩转让价格为10000元，确定转让价款为195万元，2015年年底付清，自2017年以后的土地承包费由万某与发包方重新签订的合同并按约缴纳。”蒋某于2015年年底将土地交付万某经营耕种，万某通过邹良栋支付了135万元转让款，其余款项一直下欠。蒋某将枸杞地转让万某后双方就该情况告知村委会，村委会按万某等人要求，2016年春季耕种季节就以万某、万荣、王文华、雷宁名义为其独立开设了用电用水账户，确认了万某等人与村委会之间新承包关系，村委会还催要缴纳更名费，并要求签订承包合同。因万某支付不上更名费，万某等人一直未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但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承包关系。万某2015年底受让承包地后还将23亩转让王**种植，2016年王**种植一年后不愿意继续种植，后王**反复找万某、蒋某商议，最终将自己的枸杞地退还蒋某，其中支付的5万元（包含在2015年底支付的135万元）转让款视为2016年种植一年的费用。2016年底到2017年初年当地村委会调整管理政策，村委会将承包地管理交由合作社管理，村委会监督合作社与合作社间履约情况。村委会于2017年3月通知所有种植户，要求种植户在2017年在4月1日至4月15日与村委会、合作社重新签订合同承包合同。蒋某于2017年4月15日就191亩地中退回的23亩地及自己承包的其他77亩枸杞地与当地村委会、合作社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当时村委会通知万某、万荣、雷宁、王文华缴纳2017年承包费每亩1250元、更名费每亩300元并重新签订合同，因万某等人因个人经济原因，只向村委会缴纳了2017年70％的承包费，万某等人还向当地村委会承诺2017年枸杞下来出售后有了资金后，到那时再签合同，并且补缴下欠部分承包费，结果2017年枸杞下来后，万某等人跑掉了，也未支付更名费、下欠承包费。2017年4月份种植户与村委会、合作社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16年10月10日蒋某与村委会间签订的191亩承包合同已被替代而失去法律效力。部分被2017年4月15日蒋某与村委会重新签订的100亩承包地的合同所代替。万某等人与村委会成为事实上的承包关系，但因万某等个人原因致使万某等人与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处于流签状态，目前转让给万某的169亩枸杞地在村委会名下，一直由当地的村委会、合作社管理，169亩枸杞地早已不在蒋某名下。另万某受让的169亩承包地，其中万某再转让给王文华、雷宁的承包地种植情况较好，为保障当地村民的分红当地合作社在收不齐承包费的情况下，还通过1年短期出租的方式经营管理，以弥补村委会未收取的承包费。万某、万蓉自己的承包地一直疏于种植管理，致使枸杞苗木部分枯死，承包地荒芜。        万某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蒋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蒋某认为与万某之间是转让关系不符合转让的法律特征，蒋某所述2016年10月10日蒋某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是对之前合同的延续，实际上是蒋某与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关系，蒋某所述万某与村委会建立新的承包关系是错误的，蒋某没有证据证实该主张。蒋某与万某形成转包关系后，蒋某除将案涉枸杞地交于万某经营后，还应当负责万某在合同期间内能够正常经营收益，并不是蒋某所述枸杞地交付后，合同义务就完成。2．案涉枸杞地在国家梭梭林核心保护区内，当地政府自2018年12月开始，多次发文、树立公告牌，禁止保护区内从事枸杞种植，要求种植户退出，2019年4月万某种植枸杞的设施已被拆除，种植枸杞的晒场及生活用房等已不能使用，已不能满足当地种植枸杞的条件，2020年7月到2021年4月，当地政府又树立公示牌提示种植户应当退出种植，因此，万某转包的枸杞地已不能实际经营，不能收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当予以解除双方的转包关系。3．蒋某强调双方之间是转让关系，即使是转让关系，转让是无效的，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业用地转让的法律特征。综上，蒋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万某立即支付下欠蒋某转让费353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万某负担。        万某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解除万某、蒋某口头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或转包）合同；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蒋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蒋某在青海省××村民委员会处承包了191亩耕地，双方于2016年10月20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12年（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2028年10月10日止），承包费每亩每年为1250元。后蒋某在该承包地上种植了枸杞。2015年10月份，经邹良栋介绍，万某与蒋某相识。后经万某与蒋某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蒋某将其从都兰县巴隆乡哈图村村民委员会处承包的191亩枸杞地流转由万某转包经营；枸杞地每亩转包费用为10000元；转包期限为12年（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2028年10月10日止）；2017年以后的土地承包费每亩每年1250元，由万某按蒋某与发包方都兰县巴隆乡哈图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向发包方缴纳。协议达成后，在邹良栋的见证下，蒋某将其承包的191亩枸杞地交付万某转包经营。万某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向邹良栋的账户汇款六笔，共计1350000元。在该土地转包经营期间，万某又退还给了蒋某部分枸杞地。2019年1月1日，经蒋某和万某结账，万某向蒋某出具了一份欠枸杞地转包费353000元的欠条一张。万某向蒋某出具欠条后，蒋某多次向万某催要欠款，万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拒不支付，蒋某遂提起诉讼。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万某以其转包经营的枸杞地地处青海柴达木国家级梭梭林自然保护区，不能继续经营为由提起反诉，请求依法解除蒋某、万某口头达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同时查明，2018年12月18日、2019年3月20日青海省都兰县农牧林业和扶贫开发局、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先后发布《关于拆除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兰分区内违法建筑物的通告》要求，都兰分区范围：位于都兰县以西，109国道线两侧，即巴隆-宗加-诺木洪一线。地理坐标北纬36°00ˊ-36°22′，东经96°07′-97°42′。对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筑物，在通告限期内自动拆除，逾期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2019年4月15日，青海省都兰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禁在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兰分区）内进行违法活动的通知》要求，巴隆乡、宗加镇辖区内涉及自然保护区的枸杞种植户，于2019年完成6360亩土地的恢复治理和450间彩钢房的拆除任务。逐年整改恢复，到2022年枸杞种植经营活动将全部退出保护区，禁止在保护区进行季节性枸杞采摘，现有的枸杞地全部交当地政府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管护。另查明，案涉土地地处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内。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本案中，青海××县民委员会是案涉土地的发包人，蒋某是案涉土地承包方，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该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蒋某即取得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为增加其承包土地的收益，蒋某在案涉土地上种植了枸杞。蒋某在经营案涉土地期间，又将其承包的土地有偿转包给万某经营。万某在经营案涉土地期间，因国家政策调整恢复国家级梭梭林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致使万某从蒋某处流转的案涉169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枸杞已实际无法继续经营收益，剩余期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予解除。万某提出解除其与蒋某口头达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的反诉请求，应予支持。蒋某主张万某支付下欠转包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万某与蒋某口头达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二、驳回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95元，由蒋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万某负担。        二审期间，蒋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证明1份，证实2016年4月17日万某受让169亩承包地当地村委会明知，并给予开设用电用水账户，确认万某、万蓉、王文华、雷宁与村委会之间存在承包关系的事实。        证据二：证明1份，证实：1、万某、王文华、万蓉、雷宁承认承包地169亩事实；2、当地村委会认可万某、万蓉、王文华、雷宁承包合计枸杞地169亩的事实；3、2017年8月24日经万某、王文华、万蓉、雷宁的签字确认向当地村委会缴纳防洪费的事实。        证据三：收据4份，证实万某将受让的169亩枸杞地由其与万蓉、王文华、雷宁等人承包种植，并于2017年4月10日直接向当地村委会缴纳部分承包费的事实。        证据四：土地承包合同1份，证实：1、2017年4月15日蒋某与村委会、合作社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2、蒋某目前承包地为100亩，其中包含王**、万某退还给蒋某的23亩枸杞地；3、2016年10月10日蒋某与村委会签订的191亩枸杞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已被代替失效；4、印证万某、万蓉、王文华、雷宁承包的169亩枸杞地不在蒋某名下；5、万某称双方之间是转包是虚假陈述。        万某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实万某与村委会之间就涉案土地存在承包关系；对证据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内容从书写和盖章先后顺序上能够看出是先盖章后书写的内容，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即使存在收取抗洪费用，根据种植户实际种植亩数收取费用属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不能证实交费人员与村委会之间有承包关系；对证据三真实情况认可，收据并不是雷宁、万某、万蓉、王文华四人直接向村委会交费的手续，而是蒋某向村委会交费后，由村委会出具的手续，代表的仅是蒋某表达的意思，不是万某等人的意思，不能证实万某等人与村委会有直接的承包关系；对证据四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论蒋某是否又签订面积100亩的承包合同，与蒋某一审时提交的191亩承包合同不同，蒋某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二审期间，万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2021年4月21日都兰县人民政府公告1份，与万某一审提交的证据相印证，证实案涉枸杞地在国家梭梭林保护区，2021年前，保护区内所有种植户必须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并退出保护区，案涉枸杞地已不能实际经营的事实。        蒋某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无关联，该证据的合法性也无法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也不认可，案涉枸杞地是种植户与村委会之间达成的承包关系，并非与政府间形成的合同关系，政府行政决策必须遵守程序合法，但该证据无法显示已征求种植户的意见以及就种植户退出与政府签订退出协议，并对种植户的损失进行补偿。        本院对蒋某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述证据在蒋某没有提供万某与当地村委会就涉案土地存在直接承包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效力均不予采信。        本院对万某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该证据与一审万某提供的证据相吻合，能够相互印证，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蒋某与万峰于2015年达成涉案土地承包协议后，蒋某又与都兰县巴隆乡哈图村村民委员会在2016年补签了《土地承包合同》。        本院认为：蒋某在二审庭审中称，“涉案枸杞地是2014年11月蒋某从当地村委会承包，2015年1月份签订过承包合同，2016年10月10日重新补签了承包合同。2015年10月份经邹良栋介绍万某找到蒋某要求承包部分耕地用于种植枸杞，双方到现场考察，测量土地面积和多次协商，最终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自愿达成口头协议”，对此事实，万某亦认可。由此可见，在2015年10月万某与蒋某达成协议的情形下，2016年10月蒋某仍与村委会签订包括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说明蒋某系承包合同的主体，万某与当地村委会并未形成新的承包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的规定，一审认定蒋某将其承包的土地有偿转包给万某经营并无不当。从一审万某提供的都兰县农牧林业和扶贫开发局文件、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文件等来看，在涉案土地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蒋某于2019年1月向上述机关要求赔偿及信访，说明蒋某仍是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在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并未发生原承包合同关系终止的情形，故对蒋某上诉认为其与万某构成涉案承包合同转让关系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蒋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95元，由上诉人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文普审判员    孙静审判员    谈雪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张宇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