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新01民终18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与东沙大道交汇处中央文化区K1地块一期一区第K1-2幢4层4号房。        法定代表人：谭武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思新，新疆巨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野马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昆明路158号野马大厦9层。法定代表人：陈志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武公司）因与上诉人野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4民初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瑞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思新，上诉人野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蕾、赵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野马公司支付利息损失1，149，604元；3．将一审判决第一项5，160，962元货款变更为5，160，962元合同价款。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计算我公司的损失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的七份产品销售合同中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也没有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计算野马公司逾期付款给我公司造成的损失，而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二、一审法院将野马公司拖欠的5，160，962元全部判定为货款是错误的。七份产品销售合同共计合同价款为11，861，700元，其中货款为10，138，205元，进口税款为1，723，495元，截至2017年10月26日，野马公司仅付货款6，700，738元，尚有5，160，962元未付，而该部分款项中有货款及进项税款，所以不能将其全部判定为货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野马公司辩称，请求驳回瑞武公司的上诉请求，我公司同意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计算方法，关于货款的表述没有错误，但我公司认为金额有误。野马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瑞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全面认定基本事实，瑞武公司除了产品购销合同的卖方身份外，在我公司与案外人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的《salescontract》合同中属于共同的买方。瑞武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与上述合同具有关联性，内贸合同是为实现外贸合同而产生的，这是双方产生法律关系的理由和事实基础。内贸、外贸两份合同的模板都是瑞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提供的，内容金额数量都已经填写完毕，通过电子邮件交给我公司员工张蕾被动签订。两类合同交易的货品是苹果手机正品行货，从武汉机场到香港机场，交货地点都是瑞武公司来选定，选定交货模式FOB，但瑞武公司自行承担了运费，证明在我公司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的外贸合同中，瑞武公司也分担了买方的义务，案涉相关出口手机是由瑞武公司直接从武汉机场发往香港机场，我方协助完成了海关手续。在履行我公司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的合同过程中瑞武公司都始终承担着买方的角色，负责帮我公司催款，甚至垫付一笔货款的付款义务，我公司每次收到货款都是由瑞武公司通知，在其指示下又将收到的货款汇入瑞武公司。野马公司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进行贸易，但却始终未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进行过见面商谈、电话等沟通联系，有关合同的签订、履行均是瑞武公司联系的。瑞武公司交付货款后，近三年期间一直没有向我方催要过任何款项，反而是我公司一直持续的催要货款。瑞武公司出具的说明函，表示其愿意和卖方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我公司与瑞武公司的履约行为与其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下的权利义务不符，双方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产品购销合同系虚伪表示，我公司在武汉机场协助其交付货物的行为是伪装行为，隐瞒的是瑞武公司实际控制的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进行自我交易的真实法律关系。二、一审法院查明野马公司欠付货款5，160，962元未支付也是错误的，我公司支付给瑞武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武华共计1，538，100元。我公司支付给谭武华的款项也是货款，但一审法院在判决时对于给付谭武华的金额未计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扣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        瑞武公司辩称，一、野马公司关于其是代理我公司出口本案货物，且我公司是进出口货物共同买方的上诉理由纯属虚构。我公司一直持有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具有完全的进出口贸易资格，我公司如需要出口产品，完全可以自行办理出口报关手续，不需签订所谓的虚假的产品购销合同。二、野马公司向武汉机场海关出具的《手机业务说明》可证实，野马公司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进出口业务经济增长点，为了实现出口退税的目的而与我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该合同中野马公司是国内贸易的购买方，也是出口货物的出卖方。三、野马公司先前提起的出口退税赔偿案也能证明野马公司是国内货物的购买者、出口货物的销售方。野马公司在将涉案手机出口到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后，因未得到出口退税款项，向法院提起了赔偿的诉讼请求。四、我公司与野马公司签订涉案合同之前，曾于2017年6月1日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过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将合同项下的手机交给了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应当将合同价款支付完毕，以便及时取得我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报关出口，但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要求我公司帮其垫付一半合同价款，我公司因不愿意在公司账目上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形成资金往来，故谭武华便请杨求英给其借款，并让杨求英按照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指示打入苟少婕卡中。杨求英于2017年6月23日将借款打给苟少婕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即于当日将该款项支付给了我公司，加之前期支付的款项，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已足额支付合同价款。2017年6月29日，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向谭武华支付还款914，966元，2017年8月3日、8月14日，野马公司向谭武华共计支付623，134元，其中346，404元为代替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给谭武华归还的借款，另276，730元为我公司为其办理出口贸易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酬劳。上述事实均是因履行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的合同而引起的，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野马公司的上诉请求。        瑞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野马公司向瑞武公司给付合同价款6，292，311元、支付自2017年9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6，292，311元为本金，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的应得利息866，766元、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以6，292，311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应得利息534，846元且支付自2020年12月21日至本案生效判决日期间以6，292，311元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的应得利息。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6月22日、6月28日、7月10日、8月4日、8月14日、8月31日、9月8日，瑞武公司作为卖方、野马公司作为买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7份，货物名称均系手机Iphone7plus／128，合同总价款分别为1，324，000元、1，574，500元、1，392，000元、2，765，200元、191万元、1，584，000元、1，312，000元，上述购销合同第五条货款结算均约定：合同签订后，买方验收货物合格并收到卖方开具的认证通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7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合同货款；第八条增值税发票、缴款书均约定：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交真实有效且已足额缴纳税款的增值税发票和缴款书。如买方在退税过程中发现或被税务机关告知增值税发票或缴款书存在不符要求的情况，导致或可能导致买方不能全额退税时，卖方必须向买方补偿与不能退税额相等的金额及相关利息并承担与此有关的经济和法律责任，赔偿金应自买方确认不能退税之日起30天内支付给买方。合同签订后，瑞武公司依约向野马公司供应上述购销合同载明的货物并于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9月8日向野马公司开具发票。野马公司陆续向瑞武公司支付货款，截止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野马公司尚欠瑞武公司货款5，160，962元未付。        另查明，2017年6月1日，瑞武公司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从瑞武公司处购买Iphone7plus／128手机400个，合同主要内容与上述瑞武公司、野马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内容一致。2020年5月19日，野马公司及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将瑞武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20）新0104民初3105号，该案系因案涉7份《产品购销合同》及瑞武公司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瑞武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与发货单、出库单上载明的货物名称不一致导致野马公司及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不能办理退（免）税损失，故野马公司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本案瑞武公司主张退税损失等责任，该案一审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为，瑞武公司、野马公司签订的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经双方签章，合同内容不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应当全面、实际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瑞武公司依约向野马公司供货，野马公司尚欠货款5，160，962元未付，野马公司抗辩其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签订《SALESCONTRACT》，将案涉货物卖给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其与瑞武公司的付款习惯已变更为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向野马公司付款后再由野马公司向瑞武公司付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交易习惯是指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的合同相对人系瑞武公司、野马公司，而野马公司提交的其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签订的《SALESCONTRACT》系其他买卖合同关系，野马公司并未就其抗辩的交易习惯举证证明其已与瑞武公司达成合意，故对于野马公司以付款习惯的变更作为拒付货款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庭审中，野马公司确认收到瑞武公司开具的发票，称“认证通过的增值税发票”能够进行抵扣，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已经约定野马公司在退税过程中发现或被税务机关告知增值税发票或缴款书存在不符要求的情况，导致或可能导致买方不能全额退税时，瑞武公司需向野马公司进行补偿，且对于发票内容不符合要求导致的退税损失，野马公司已另案主张，野马公司的此项权利具有充分的救济途径，故野马公司不应以该理由作为拒付货款的依据。综上，瑞武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野马公司应当向瑞武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故对于瑞武公司要求野马公司支付货款5，160，96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支持。野马公司未按期付款构成违约，瑞武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合理，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野马公司应于收到瑞武公司认证通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7个工作日内向瑞武公司支付货款，瑞武公司最后一次向野马公司开具发票的日期为2017年9月8日，故瑞武公司自2017年9月17日起按照未付货款5，160，962元为本金分段计算利息符合合同约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对于瑞武公司主张的利息应当分段进行计算，2017年9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应当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75％进行计息，2019年8月20日起，应当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进行计息，故利息分段计算如下：5，160，962元×4.75％年息÷365天×702天（2017年9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5，160，962元×4.25％年息÷365天×30天（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5，160，962元×4.20％年息÷365天×60天（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1月19日）＋5，160，962元×4.15％年息÷365天×91天（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2月19日）＋5，160，962元×4.05％年息÷365天×59天（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4月19日）＋5，160，962元×3.85％年息÷365天×244天（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745，158.08元；瑞武公司将上述利息上浮50％进行计息，野马公司抗辩瑞武公司的计算标准过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并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或违约金，瑞武公司称野马公司违约导致其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一审法院参照上述逾期利息的1.3倍对瑞武公司主张利息数额予以调减，据此，未付货款产生的利息应为968，705.5元（745，158.08元×1.3倍），野马公司应当向瑞武公司支付；且野马公司应以实际未还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支付瑞武公司自2020年12月2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野马公司给付瑞武公司货款5，160，962元；二、野马公司支付瑞武公司利息968，705.5元；三、野马公司应以实际未还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支付瑞武公司自2020年12月2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上述应付款项，野马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瑞武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产品购销合同，用于证明瑞武公司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与涉案合同无关；证据二、货物交接单，用于证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应当在2017年6月17日支付上述合同价款2，644，800元；证据三、银行卡流水明细，用于证明杨求英于2017年6月23日向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苟少婕个人银行卡打款1，261，370元，同日苟少婕将该笔款项打给了张蕾。该笔款项是借款，属于杨求英向谭武华出借的款项；证据四、招商银行收款回单，用于证明苟少婕将款项打给了张蕾，张蕾后将该款项转账至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金额一致；证据五、招商银行付款回单，用于证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将张蕾给其公司的打款转付给瑞武公司；证据六、广发银行网上电子回单，用于证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分两笔向瑞武公司支付了证据一项下的货款；证据七、天眼查工商登记信息，用于证明杨求英系武汉华鹏芯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并非瑞武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据八、银行卡流水明细，用于证明2017年6月29日，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张蕾转账914，966元，后张蕾将该笔款项转账支付给谭武华，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是偿还借款1，261，370元中的一部分；证据九、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两份，用于证明野马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3日、8月14日共计向谭武华支付623，134元，是野马公司代新疆野马进出口公司的还款及支付给谭武华办理此项业务的各项支持和中介费用。上述证据瑞武公司提交的均为复印件。野马公司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份合同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提交，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该份证据仅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野马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致，无法证明该款项系借款；证据四、五与野马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致，确实是新疆野马进出口公司的公司账户；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1，261，368元不是借款；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载明的杨求英未必是本案杨求英，该主体和本案诉争主体未必有关联性；证据八与野马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致；证据九与野马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致，谭武华系瑞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瑞武公司和野马公司以及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都只有这一次交易，都是因为手机交易产生的款项，旅购业务属于外贸进出口业务的常用备注。本院认为，虽然瑞武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但部分证据与野马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致，且野马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待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认定阐述。        野马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授权委托书、声明函及证据二、张蕾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瑞武公司销售的手机是正品行货；证据三、银行卡流水明细、招商银行收款回单、招商银行付款回单，用以证明瑞武公司通过杨求英个人的卡给野马公司的苟少婕转账1，261，370元，后转给野马公司员工张蕾，张蕾向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转账，瑞武公司履行了买方的义务，支付了货款；证据四、2017年6月2日至9月8日期间张蕾与瑞武公司杨瑞鹏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整个合同的签订、模板均是瑞武公司提供和主导，包括内贸合同和外贸合同；证据五、2019年3月25日至11月25日期间张蕾与瑞武公司杨瑞鹏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的货款未收回时，是瑞武公司进行催款，货款的回收方是瑞武公司；证据六、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两张，用于证明野马公司给谭武华个人汇款；证据七、瑞武公司的杨瑞鹏与野马公司的张蕾之间的QQ邮箱邮件，用于证明合同模板均是瑞武公司提供，野马公司只是被动签字。除证据四、五提交手机载体外，其他证据野马公司提交的均为复印件或打印件。瑞武公司认为野马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瑞武公司是供货方，不存在需要付款的问题；对证据四认为在一审庭审中野马公司已经提交，但二审证明的问题与一审提交时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一致，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野马公司的主张；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野马公司所要证明的问题；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本案所涉野马公司和瑞武公司的业务，并不清楚野马公司和谭武华之间的业务；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均认可，但对于野马公司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内贸合同、外贸合同谁来书写并不能证明是由谁来主导的。本院认为，虽然野马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部分系复印件或者打印件，但瑞武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待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认定阐述。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另查明，1.2017年6月23日，杨求英向张蕾的账户转款1，261，370元。2．同日，张蕾向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转款1，261，368元。3．同日，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向瑞武公司转款1，261，368元。4．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张蕾账户转账914，966元。5．同日，张蕾向谭武华的账户转账914，966元。6.2017年8月3日，野马公司向谭武华转账307，429元。7.2017年8月14日，野马公司向谭武华转账315，705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野马公司是否应当向瑞武公司支付5，160，962元及该款项的性质；2．瑞武公司要求野马公司支付利息1，149，604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第一，关于野马公司是否应当向瑞武公司支付5，160，962元及该款项的性质的问题。1．野马公司上诉称其与瑞武公司之间并无真实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瑞武公司主导了内贸合同及外贸合同的订立，野马公司并不是涉案合同真实的买方，不应当承担向瑞武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野马公司为证实其上诉主张提交了双方职员之间的聊天记录、邮件往来记录等证据。本院认为，合同文本由谁拟定与野马公司是否是涉案合同的真实买方并无直接关系，野马公司作为一般的商事主体，只要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即表明其愿意接受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约束。经查，野马公司对于订立涉案合同并收到了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的事实不持异议，且野马公司在收到货物及货物发票后数次向瑞武公司支付涉案合同项下的款项，通过实际行为履行了涉案合同项下的部分义务，并在双方交易中对于退税问题以诉讼的方式维护权益。综合上述理由，本院对于野马公司上诉称其是“被动”签订涉案购销合同，非真实买方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2．野马公司上诉称涉案合同系瑞武公司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之间的自我交易之其中一项环节，涉嫌自我交易，应当无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如上所述，双方当事人已实际履行涉案合同。野马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瑞武公司起草上下游合同文本、帮其催款或通知收款的行为即能推定或认定瑞武公司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自我交易，据此野马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野马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3．野马公司上诉称其向瑞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武华支付1，538，100元款项，该笔款项应当从涉案合同款项中予以扣除。瑞武公司二审庭审中提交了其公司与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订立的购销合同及银行流水凭证，用以证明张蕾、野马公司向谭武华个人的转账的行为系履行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与瑞武公司合同项下付款义务。本院认为，野马公司与新疆野马进出口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分别与瑞武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在瑞武公司分别与野马公司、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的情况下，瑞武公司仅凭银行流水而主张野马公司职员张蕾、野马公司向谭武华本人转账的行为系代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履行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与瑞武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而非野马公司履行其与瑞武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证据不足。另，瑞武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谭武华向案外人杨求英借款后支付给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新疆野马进出口有限公司通过张蕾的银行账户偿还谭武华借款、支付办理业务的各项费用的主张，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野马公司的上诉主张予以支持，该部分款项应当从野马公司应付的款项中予以扣除。综合上述理由，野马公司应当向瑞武公司支付货款3，622，862元（5，160，962元-1，538，100元）。4．瑞武公司上诉称一审民事判决主文判项对于金额的表述应当为合同价款而非货款，其主张的金额即包含货物价值亦包含进项税款。本院认为，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未约定价税分离，即货款及税款的具体金额。在价税合一的情况下，货款中当然的包含税款。发票总计含税款，野马公司付款时也需按照总合计支付，故一审法院将野马公司所需支付的款项表述为货款并无不当。本院对瑞武公司要求修正一审判决“货款”这一表述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第二，关于瑞武公司要求野马公司支付利息1，149，604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瑞武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计算其损失时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亦未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本案野马公司的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在此情形下，应当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即人民法院在裁判逾期付款损失时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虽然一审法院在判决说理部分未适用上述法律，但一审法院分段计算瑞武公司的利息损失时已上浮30％，结果并无不当，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已对野马公司应付货款数额进行了调整，故野马公司应付的利息亦应当予以调整。综上，野马公司应当向瑞武公司支付的利息680，006.22元{［3，622，862元×4.75％年利率÷365天×702天（2017年9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3，622，862元×4.25％年利率÷365天×30天（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3，622，862元×4.20％年利率÷365天×60天（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1月19日）＋3，622，862元×4.15％年利率÷365天×91天（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2月19日）＋3，622，862元×4.05％年利率÷365天×59天（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4月19日）＋3，622，862元×3.85％年利率÷365天×244天（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12月20日）］×1.3倍}。        野马公司二审期间申请中止本案审理，认为其现与香港美年达电子有限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争议案件正在仲裁过程中，仲裁裁决结果会对本案产生影响。本院认为，只有本案需以另案作为依据时才需要中止审理。本案中所涉野马公司与瑞武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与仲裁案件非同一合同关系，也非相同当事人，其处理结果与本案并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本院对野马公司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瑞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野马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4民初76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野马集团有限公司应以实际未还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支付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自2020年12月2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二、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4民初7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野马集团有限公司给付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货款5，160，962元”为：“野马集团有限公司给付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货款3，622，862元”；        三、变更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4民初7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野马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利息968，705.5元”为：“野马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利息680，006.22元”。        上述应付款项，野马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7，986.98元（瑞武公司已预交）由瑞武公司负担32％即8，955.83元，野马公司负担68％即19，031.15元；二审案件费受理58，625.64元（瑞武公司已预交3，917.97元，野马公司已预交54，707.67元），由瑞武公司负担20，330.27元，野马公司负担38，295.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姝审判员  唐龙审判员  卫博    二 〇 二 一 年 九 月 七 日 书记员  李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