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01民终29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文斌，男，196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毅，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超，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孝礼，男，196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明，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新疆华醇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渠（东工业园）经二路12189号。        法定代表人：周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鑫，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文斌因与被上诉人刘孝礼、原审第三人新疆华醇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醇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20）新0102民初8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文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毅、被上诉人刘孝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李宏明、原审第三人华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文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孝礼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决。刘孝礼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写的很明确，双方是股权转让、调账、投资产生的纠纷，双方举证质证也是围绕公司投资及股权转让的争议进行，而一审法院在当事人主张案由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前提下，未经刘孝礼主张，也未经马文斌答辩，擅自将本案定性为不当得利，侵害了马文斌针对不当得利纠纷的答辩权和举证权利。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立案时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开庭审理时双方的举证质证均围绕股权转让纠纷进行，但判决时又认定系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纠纷。我方认为，一审法院的做法属于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有关规定，实质剥夺的马文斌的辩论权利。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历次庭审均未将不当得利纠纷列为争议焦点，也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不当得利纠纷进行证据交换，马文斌与刘孝礼以及华醇公司均是依据与股权有关的纠纷案由组织证据发表辩论意见。因此一审法院未在庭审程序中明示案由发生变化，却在做出的判决书中突然变更案由，是对马文斌诉讼权利的实质损害。2．马文斌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因本案涉案750万元在《关于华醇能源公司股权出让及股权款使用情况说明》已做了明确约定处分，但接收该款项的华醇公司违背《关于华醇能源公司股权出让及股权款使用情况说明》，擅自将该款项均调账为马文斌个人出资，因此，涉案款项性质到底属于股东实缴出资还是股东与公司往来借贷，已在天山区法院另案起诉审理过程中，本案应当以另案处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径直裁判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本案系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案由释义是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对他人财产进行了占有获益，致使他人权益受损。但本案无论是刘孝礼在诉状中自认事实还是马文斌的举证，均证明双方对于股权转让款的用途有约定，约定投资给华醇公司进行经营建设。华醇公司擅自将该往来款调整为实缴出资，马文斌不认可，是华醇公司侵害了马文斌与刘孝礼双方共同的权益，在马文斌丧失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将往来款调整为股东实缴出资。目前，涉及资金性质的案件还在审理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该款项的支配双方明确有约定，不存在没有合法根据的马文斌获取不当得利的问题。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本院查明部分确认马文斌收到上述与刘孝礼共同所有股权转让款后，于2018年4月17日至8月9日期间，部分汇入华醇公司账户中，部分以备用金形式汇入出纳秦红雁个人账户中，由秦红雁用于建设支出。2019年11月11日《关于华醇能源公司股权出让及股权款使用情况说明》由马文斌、刘孝礼签字认可，华醇公司加盖财务章予以确认，该笔款项刘孝礼、马文斌共用。根据上述情况，应从华醇公司公账上的股本金或往来款调整给刘孝礼750万元。可知马文斌凭刘孝礼指示支付款项的行为应当视为委托代理关系，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其引发的不利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即本案刘孝礼自行承担，马文斌并无责任，故本案对刘孝礼承担责任的应当是华醇公司。一审法院忽视华醇公司盖章确认调整账目的事实，基于错误的法律适用，责令马文斌承担责任显属错审错判。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刘孝礼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根据查明的事实与法律关系的性质，将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符合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20﹞347号）明确规定：“关于个案案由的变更。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审查阶段，确定相应的个案案由；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经审理发现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个案案由”，故一审法院在庭审后变更案由正确。二、一审法院审理的重点是我方要求马文斌返还案涉款项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对马文斌是否合法占有案涉款项进行审理，各方对此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与辩论，未剥夺马文斌的诉讼权利。我方的请求是主张马文斌返还款项，并明确陈述马文斌将属于我方的款项作为自己对第三人华醇公司的出资款或借款进行占有，双方并无股权转让关系，马文斌亦是围绕是否合法占有款项进行，故不存在剥夺其诉讼权利的问题。三、马文斌将应属于我方的资金以自己的名义打入华醇公司，形成了马文斌对华醇公司的出资款或债权权益，严重损害我方权益，构成不当得利。我方同意将应属于自己的股权转让款750万元打入马文斌账户，由马文斌用于华醇公司建设。但此款应以我方名义转入公司并计入我方对公司的实缴出资或借款，但马文斌将上述款项以自己名义投入公司作为自身股权或债权，使得我方就该750万元未在公司财务上体现任何权利。马文斌用我方资金充实自己实缴出资，形成自己债权并无合法根据，其因此获益而导致我方受损的因果关系清晰明确。四、即使把《关于华醇能源有限公司股权出让及股权款使用情况的说明》的内容假定为马文斌占用我方资金的根据，但因马文斌已完全退出华醇公司，华醇公司客观上无法通过调账实现双方利益调整，该“合法根据”已不存在。在此情况下，马文斌拒绝返还构成不当得利。从股权角度讲，马文斌已经将所持华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于他人，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华醇公司的财务记载也确认股权变更进行了账务处理，华醇公司已不可能从马文斌的实缴出资中调整股权给我方；从债权角度讲，马文斌打入华醇公司的款项，除投资款外，其他均作为与华醇公司的往来借款记载于财务账目。从财务角度按照资金来源记载为马文斌的实缴出资或者往来款并无不妥。既然公司财务记载正确，所谓“调账”就无事实基础。且马文斌已向华醇公司提出民间借贷纠纷之诉，主张凡是以马文斌名义打入华醇公司的款项，除他本人认可的出资款外，均应认定为马文斌对华醇公司的借款，进一步证明马文斌不当占有了我方的资金，且无法进行调账处理。综上，请求驳回马文斌的上诉请求。        华醇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定立案案由与实际案由不符时可以进行调整，本案各方当事人经过三次庭审充分进行了举证质证及辩论，不存在剥夺一方诉讼权利的情形。二、在刘孝礼与马文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我公司仅是配合完成。案涉中的司法鉴定报告中已确认马文斌实缴出资1，630万元，因其已将股权全部转让，我公司无法完成刘孝礼与马文斌之间的账目调整。且即使马文斌愿意调账，客观上也已无法从马文斌转让于他人的实缴资本中将750万元调账给刘孝礼。马文斌打入公司的资金只能根据资金来源计入马文斌的往来款项，我公司并无权也无义务要求马文斌证实款项来源，故我公司记载账目并无错误，更无权进行随意调账。刘孝礼与马文斌的纠纷应由二人自行解决。        刘孝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马文斌返还750万元；2．马文斌承担本案保全担保保险费8，849元、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7日，刘孝礼与马文斌共同出资设立了华醇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其中刘孝礼的认缴出资为4,080万元，所占股权比例51％；马文斌认缴出资为3，920万元，所占股权比例49％。2018年1月16日前，马文斌实缴出资500万元，刘孝礼实缴出资510万元。2017年9月21日，刘孝礼、马文斌各向张朝江出让了10％的股权。2017年9月27日，华醇公司对三方股权占比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权比例分别为刘孝礼：40.8％；马文斌：39.2％；张朝江：20％。2018年3月5日，刘孝礼、马文斌共同与案外人张朝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孝礼与马文斌各向张朝江出让5％的股权（共计10％），转让价为1，000万元，在同年5月30日完成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同一日，刘孝礼、马文斌又与案外人田裕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孝礼与马文斌共同将持有的5％股权出让给田裕青，转让价款合计500万元，在同年3月20日付清。2018年3月14日，华醇公司四名股东的股权占比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登记，变更后的股权比例分别为刘孝礼33.3％；马文斌：31.7％；张朝江：30％；田裕青：5％。2018年2月至9月期间，马文斌收到张朝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920万元，同时，张朝江向马文斌出具了一张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马文斌将此承兑汇票交至华醇公司财务人员，该公司将此100万元记为张朝江的实缴出资款。2018年3月至10月期间，马文斌收到田裕青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马文斌收到前述其与刘孝礼共同所有的股权转让款后，于2018年4月17至8月9日期间，将其中的部分款项汇入华醇公司账户中，还将一部分款项以备用金的形式汇入时任华醇公司出纳的秦红雁个人账户中，由秦红雁用于支付华醇公司的设施建设支出。华醇公司将收到的前述款项全部记为马文斌的实缴出资，账面记载马文斌的实缴出资为1，630万元。2019年11月11日，刘孝礼、马文斌、田裕青及张朝江、华醇公司共同签署一份《关于华醇公司股权出让及股权款使用情况的说明》，华醇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该情况说明记载：一、2017年9月21日，华醇公司融资1，000万元第一次引入新股东张朝江，刘孝礼和马文斌按照股权比例出让股权，张朝江占华醇公司20％的股权，该笔款已经按照约定打入华醇公司农行公账，调整后的股权结构为刘孝礼占股权40.8％、马文斌占股39.2％、张朝江占股20％。马文斌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运行，张朝江为副总经理，刘孝礼为董事长。二、2018年3月5日，华醇公司第二次引入新的股东，增加了股东田裕青，并对股权重新做了调整，刘孝礼、马文斌各以等额7.5％的股权出让其所拥有的华醇公司股权共计15％，给张朝江10％、给田裕青5％，转让股权所得总价1，500万元，该笔款项刘孝礼、马文斌共用，并约定全部用于华醇公司的项目建设。为便于资金使用，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打入马文斌的建行账户。根据上述情况，应从马文斌打入华醇公司公账上的股本金或往来款调整给刘孝礼750万元。截至签订前述情况说明时，华醇公司未调账，其账册中登记的马文斌的实缴出资为1，630万元、刘孝礼的实缴出资为910万元、张朝江的实缴出资为1，440万元。2019年11月8日，马文斌与案外人昌吉恒有能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有化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马文斌以2，200万元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华醇公司全部股权（31.7％）转让给恒有化工公司，恒有化工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向马文斌支付1，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1，100万元在2020年11月30日前付清。签订合同当日，华醇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股东马文斌变更登记为恒有化工公司，股权占比为31.7％。2019年11月12日，恒有化工公司向马文斌支付了1，10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刘孝礼未按照前述《情况说明》取得股权出让款，华醇公司也未将登记在马文斌名下的出资调整至刘孝礼名下，刘孝礼遂起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另查明，在本案审理期间，马文斌作为原告，将华醇公司与秦红雁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华醇公司向其归还借款18，166，786.4元，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马文斌自2017年3月27日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对华醇公司以及秦红雁相关往来款项进行了审计，新疆宏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作出新宏业鉴审字［2021］第002号《司法鉴定报告》，该报告的鉴定意见为：1．投资款730万元已作为马文斌实缴出资款计入华醇公司财务账目，华醇公司财务账面反映马文斌实缴出资款合计1,630万元，本款项为剔除刘孝礼已确认为投资款的900万元后的余额。2．往来借款240万元，已作为应（欠）付款计入华醇公司财务账面。3．马文斌及张新芬账外代付第三人款6,045,702元，经华醇公司人员核实并依据会计法规计入华醇公司财务账面后，可作为华醇公司欠付马文斌款项。4．马文斌及张新芬账外支付第三人款项2，221，525.39元，包括马文斌建行卡向甄＊＊转款525，000元……款项用途不明确。上述款项华醇公司已归还金额4，844，791.61元，其中华醇公司账目反映归还马文斌39，810，000元，归还张新芬500，000元；秦红雁还张新芬款5,025元，秦红雁还马文斌款358，766.67元。刘孝礼对此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鉴定报告结论与本案中华醇公司出具的财务账簿记载一致，与马文斌当庭陈述印证，马文斌在华醇公司实缴出资是1，630万元，其他往来款也都记在马文斌名下，因此刘孝礼主张的750万元确实是马文斌占有的，无论股本金还是借款，相应的权利人都是马文斌，刘孝礼的权益因此受侵害，马文斌应返还相应款项。马文斌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均认可，其中马文斌实缴出资应是900万元，本案刘孝礼诉请款项应由华醇公司调账处理可以解决。鉴定报告可以反映上述抗辩事实。华醇公司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鉴定意见第一条明确马文斌确认的900万元投资款外，另730万元是实缴出资记载在新疆华醇能源有限公司账目，总计出资1，630万元，故本案实际情况是公司无法调账。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本案中，引起刘孝礼与马文斌权利义务发生变化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应当适用当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处理本案。本案在立案时确定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经过审理已经查明，刘孝礼的诉求是要求将马文斌占有的股权转让款予以返还，此系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而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因此，本院案由应定为“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焦点是刘孝礼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获得款项利益；（2）一方受到损失：（3）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获得款项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马文斌收取的股权转让款1，420万元（张朝江支付920万元＋田裕青支付500万元）中，有一半即710万元应归刘孝礼所有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马文斌收到上述款项后，将款项汇入华醇公司账户、或支付给时任出纳的秦红雁，华醇公司将马文斌汇入的款项全部计作马文斌的出资，至马文斌将股权转让给恒有化工公司时，华醇公司未能调账计作刘孝礼的出资或借款，刘孝礼应得的710万元的权益已无法体现；马文斌仅认可自己出资900万元，否认剩余730万元系出资款的事实，并主张其余往来款系其对华醇公司的借款，其因此提起诉讼，要求华醇公司返还借款，此案裁判结果仍不能体现刘孝礼的任何权益，受益人仍为马文斌。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孝礼因此受到的损失是710万元，马文斌无法律上的依据，却获得此款项的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马文斌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合计是1，420万元，刘孝礼按照马文斌出具收条的1，500万元主张其中一半的股权转让款750万元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其超出部分的款项不予支持。刘孝礼为主张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马文斌的财产，产生了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8，849元，此损失是马文斌的不当得利行为造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孝礼要求马文斌承担此部分费用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综上，马文斌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包含刘孝礼的710万元，此部分款项，无论作为马文斌对华醇公司的实缴出资，还是作为马文斌对华醇公司的借款，受益人均是马文斌，刘孝礼客观上已经无法通过华醇公司调账方式体现其权益，故对马文斌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遂判决：一、马文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回刘孝礼7，100，000元；二、马文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孝礼诉讼保全保险费8，849元；三、马文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孝礼保全费5，000元；四、驳回刘孝礼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孝礼与马文斌对一审查明双方收到涉案争议股权对价1，420万元作为本案双方权益分配款项，即710万元均无异议，故根据本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马文斌是否应返还刘孝礼涉案款项710万元；如须返还，如何确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性质。围绕该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是否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项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中，刘孝礼虽于一审时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诉讼，主张马文斌返还涉案争议款项，但因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与本案刘孝礼与马文斌因共同对外转让股权，针对共同收取的股权款最终分配结果发生争议而产生债的法律关系的本质不同，故一审法院依据法律关系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本案案由系依法行使审判职权，并未对当事人权益造成影响。因此，刘孝礼以一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属于超出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剥夺其答辩与举证的权利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依据不足。        二、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返还，是指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无法律根据，是指缺乏受益的法律上的原因，而不是指权利或者财产的取得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原因。        本案中刘孝礼主张马文斌返还争议款项的主要理由系其将双方共同转让的股权价款交由马文斌处分，但对其应收取的股权款因最终未能获益而引发诉讼。故该争议实质系基于给付行为而发生。基于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情形中，“没有法律根据”既包括自始没有法律根据，即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也包括曾具有法律根据但后来又丧失法律根据，即给付目的不达或嗣后不存在的情形。故考察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主要审查马文斌至双方产生争议时取得本案争议财产是否丧失法律根据，并须结合马文斌取得财产时刘孝礼的意思表示来综合认定。        本案马文斌持有、使用、处分与刘孝礼共同出让所收取的股权转让款1，420万元之初，均有刘孝礼的同意及双方的约定为合法依据，亦有马文斌、刘孝礼、张朝江、田裕青及华醇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共同签署的情况说明为证；同样基于该情况说明，马文斌对其打入华醇公司公账上的股本金或往来款中的750万元负有调整给刘孝礼的义务，即马文斌所收取股权转让款中属于刘孝礼部分的750万元应在马文斌打入华醇公司的款项中调整给刘孝礼。但根据马文斌、刘孝礼及华醇公司均无异议的新宏业鉴审字［2021］第002号《司法鉴定报告》显示，马文斌转入华醇公司的上述款项中并无关于刘孝礼750万元权益的实现或记载，造成刘孝礼理应获取的债权权益在马文斌打入华醇公司的股本金或往来款中均未实现。该种情形属于通过公司账务反应马文斌已实际占有包含刘孝礼部分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并用于实缴本人股本金或借支于公司，进而导致刘孝礼就该部分款项未能获益而产生损失。结合上述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马文斌在公司公账记载中占有涉案争议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但刘孝礼对此存有异议并提出本案诉讼，致马文斌并无继续占用刘孝礼应获取股权转让款作为自身资金的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马文斌上诉称此款应由华醇公司予以调账完成，其并未占用刘孝礼资金的理由，与已查明事实不符，且情况说明中约定由华醇公司进行调账的义务，系马文斌转让全部股权、丧失股东身份后与华醇公司及其原股东作出的约定，该情况说明既非公司决议，亦因损害未参加该协议的恒有化工公司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而对华醇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马文斌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关于马文斌主张一审应中止审理的理由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其以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本院不予采信。        基于本案上述分析，马文斌应向刘孝礼返还涉案款项710万元，刘孝礼为主张其合法权益产生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损失，马文斌应予承担。        综上所述，马文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596.94元（马文斌已预交），由马文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璟审判员    白冰审判员    唐龙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李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