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5民终22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树梓，男，195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聊城市水利局位山灌区管理处工作人员，住聊城市东昌府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桂玲，女，195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莉，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洪梅，山东尚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山，男，198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二梅，女，198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敏，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相玉锦，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树梓、叶桂玲因与被上诉人杨文山、王二梅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树梓、叶桂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国家征收上诉人位于东昌府区房屋、以被告名义签署《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所取得的房屋征收安置房归上诉人所有，或者发回重审；一审、二审诉讼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剥夺本案当事人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人民法院审理和判决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既不应缩小，更不得扩大。本案中有两项诉讼请求，分别是上诉人“判决国家征收原告位于东昌府区房屋并以被告名义签署《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所取得的房屋征收安置房归原告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的诉讼请求，和王二梅“判决由被告杨文山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的位于东昌府区房屋及产生的全部拆迁权益归第三人王二梅所有”的诉讼请求，杨文山在本案中仅辩称其对涉案房产仅有使用权，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但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除了对上诉人和王二梅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外，径行判决“被告杨文山分得其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载明的2号楼2单元2181室房产”，明显属于超请求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属于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否认2007年以及2017年的两份协议，造成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2007年签过一次协议，2017年2月17日再次就同一房产签订协议，说明双方对2007年协议效力不予认可、第三人不予认可为由否认2007年《协议》效力，完全属于主观臆测。第一，2007年3月18日《协议》出具时，王二梅尚未与杨文山结婚，协议确认了诉争房产系两上诉人所有，仅允许杨文山使用的事实，该协议未违背法律规定，合法自愿，该协议效力应予认定。与2017年2月17日出具的《见证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对原协议效力的进一步加强，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不予认可”。第二，2017年2月17日山东飞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书》是对2007年3月18日《协议》效力的加强以及关于拆迁事项办理的委托事宜的补充约定。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应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本案中，《见证书》见证的《协议书》签订的过程及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协议的内容是对自己房产的处置，即便是到本案开庭时，《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对协议内容不持任何异议，因此，即使没有律师见证，2017年2月17日的《协议书》也是真实有效的。第三，《见证书》、《协议》均证实涉案房产系上诉人的财产，杨文山仅享有使用权，而王二梅仅因系杨文山妻子，享有共同居住权，上诉人对自己房产的处置，无需通知王二梅。王二梅认不认可该《协议书》不影响协议的法律效力。故两份协议合法有效。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为二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房产不属于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为两上诉人的财产，理由如下：第一，涉案三套房产的来源。涉案房产系由原被拆迁的231.54平方米的房屋和上诉人补交的差价67872.98元共同置换而来，原被拆迁房屋建设于2001年(有《协议》、《见证书》、村委证明、航拍图、缴费凭证、邻居证言为证)，其翻建也发生在王二梅以及杨文山结婚之前，是上诉人的财产。虽后续置换成涉案三套房产，但从原拆迁房屋到涉案三套房产，仅是财产存在形式的变化，不能改变其所有权性质。第二，涉案房产建成以及修缮均在二被上诉人结婚之前，涉案房产不属于杨文山的夫妻共同财产。2007年3月18日出具的《协议》以及2017年2月17日出具的《见证书》均能证明原拆迁房屋系“2001年翻建”的，原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房屋具体建造时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不符。第三，王二梅不享有涉案房产的拆迁权益。《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m2》公示的补偿政策，仅是对原拆迁房屋内居住人口有优惠政策，即既保证人均享有55m2居住利益，又保证人均不足55m2的，可以低价购买差额的部分。本案房产231.54m2由原拆迁房屋置换而来，原拆迁房屋置产权属于上诉人，另外43.46m2是由上诉人补交的差价，王二梅未出资一分。故，原审判决基于《拆迁补偿协议》是以杨文山的名义签订以及《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m2》认定涉案房产属于杨文山、王二梅的夫妻共同财产错误。杨文山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是基于2017年《协议书》中两上诉人的委托从事的受托事宜，受托人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两上诉人)。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以查明事实真相，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补充了如下理由：即使认定本案的被拆迁房屋是杨文山、王二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离婚协议对财产分割的约定有效的情况下，法院无权以孩子抚养为由强制变更当事人的约定，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分割杨文山、王二梅的财产违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杨文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三套房子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是我父母的，只是拆迁的时候委托我办理这些手续。被上诉人王二梅辩称：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原审人民法院并未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审理范围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虽由叶桂玲、杨树梓提起，但因案件标的系杨文山与答辩人离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归答辩人所有，涉案拆迁权益应当归答辩人享有，因此，该案与答辩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答辩人对涉案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答辩人知道本案一审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依法申请加入本案，并提出请求判决由杨文山签订涉案《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位于东昌府区房屋及产生的全部拆迁权益归王二梅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同意答辩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此，答辩人为本案合法的诉讼参与人，有权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并全面审查叶桂玲、杨树梓的诉讼请求以及答辩人提出的有独立的诉讼请求后，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故，一审法院不存在任何超出审理范围的情形。二、涉案被征收房屋及回迁安置房屋系杨文山及答辩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上诉人并不享有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被征收的房屋系是答辩人与杨文山在结婚后进行了全部的翻新、新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因此，涉案被征收的房屋在征收前因答辩人与杨文山的合法建造行为产生了物权。即，答辩人与杨文山才是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根据涉案《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显示被拆迁人为杨文山而非两上诉人，结合拆迁安置公告及调查核实的权属材料可以证实被拆迁的合法权利人与上诉人无关。涉案房屋在被征收过程中，征收部门在与杨文山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前，已经对房屋权属及居住情况（含安置人口数）进行了权属调查、现状测量等法定征收程序，作出被拆迁权利人等调查结果，调查结果在西钱村全村进行公示无异议后，依法签订了涉案《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在无其他相反的合法证据下不得轻易推翻。根据《西钱棚户区改造工程征收补偿安置说明书》第四条等相关规定，对每户的宅基地确权调查时应先经“村拆迁建设领导小组通过，全村公示无异议后，由村委会向征收部门申报，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审核，确认为宅基地”。根据在西钱村拆迁实施部门调取的湖西街道西钱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5月2日出具的《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m2》公示材料显示，涉案杨文山被拆迁的房屋面积为231.54m2,被征收人口为5口人（即杨文山作为家庭代表，代表其一家五口），该户享受人均不足55m2的按照55m2予以补足的补偿政策，按照杨文山一家五口的标准补足面积为43.46m2;可以证实被拆迁权利人为杨文山、答辩人一家五口。该情况经公示，公示期满上诉人及其他任何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与杨文山为父子、母子关系，且均在西钱村实际居住，上诉人对公告及调查结果是明知的，但上诉人却并未对杨文山作为家庭户代表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对涉案被征收的土地、房屋权利并无任何异议。上述征收拆迁过程中形成的确权资料及作出的调查结果合法有效，该回迁安置权益属于杨文山及答辩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另外，上诉人已在同时期因拆迁其名下的宅基获得回迁安置四套房屋及相关拆迁权益，上诉人名下回迁安置的该房屋并不享受人均不足55m2的按照55m2补足的政策，而涉案房屋是能够享受人均55m2的政策优惠的，因此涉案房屋与两上诉人无关，否则，就是冒名顶替骗取国家补偿资金的违法犯罪行为。三、2007年及2017年的两份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应当采信。上诉人主张其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主要依据为2017年2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协议书并不真实，且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该协议涉嫌存在恶意串通、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仅凭无答辩人确认的一纸协议也不能推翻房屋征收部门对涉案房屋作出的权属调查的结果，反而可以印证杨文山与其父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侵犯答辩人合法权利的行为。退一步讲，在房屋征收部门对涉案房屋做权属调查时，假设已存在2017年2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也是上诉人明知存在该协议的前提下依旧同意杨文山作为被征收人，该行为可证实上诉人用其实际行为已经变更了之前协议约定内容，认可拆迁部门调查核实的结果，即认可涉案被拆迁的房屋所有权归杨文山夫妻共有的事实。对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2007年及2017年两份协议的问题。该两份协议并不发生物权确认或取得物权的法律效力，协议中所处置的是答辩人与杨文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非两上诉人的个人财产，而且此两份协议答辩人均不知情，上诉人无权处分协议所涉财产，该协议对答辩人是不产生任何约束力的，该协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原审人民法院对此两份协议不予认可正是“物权法定”原则的真正体现，维护了善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恶意串通当事人用协议的方式排除真正的权利人依法享有权益。四、涉案《见证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应采信。涉案山东飞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见证书的制作程序与内容均不符合《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所见证的所有协议内容及见证内容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所以该律师见证书并不具备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上诉人启动原审诉讼的主观目的，昭然若揭。杨文山与答辩人王二梅原系夫妻关系，答辩人曾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导致对身体造成巨大创伤，而后遭受丈夫杨文山的欺骗掉入其精心策划的“离婚骗局”，处于净身出户，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迫不得已，答辩人于2019年起诉至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要求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其中包含要求分割涉案被征收房屋的回迁安置权益。杨树梓、叶桂玲为杨文山的父母，二人提起本案一审的时间正是答辩人王二梅诉杨文山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杨文山为规避其与答辩人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案件，就选择在该案诉讼审理过程中与其父母叶桂玲、杨树梓就涉案拆迁房屋另行提起本案诉讼，本案显然上诉人一家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行为。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综合多方证据及采取调查取证等工作，对案件事实进行了综合判断及认定。答辩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公平正义。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维持。二审法庭调查时，王二梅补充了如下答辩意见：上诉人及杨文山一直声称是杨文山受其父母委托签订了涉案回迁协议，但纵观涉案房屋的拆迁档案资料可以证实拆迁部门经依法调查核实的被拆迁权利人是杨文山，并不是二上诉人，也不存在所谓的委托手续，因此上诉人及杨文山声称的委托签名事宜无任何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杨树梓、叶桂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国家征收原告位于东昌府区房屋并以被告名义签署《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所取得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安置房归原告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第三人王二梅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由杨文山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的位于东昌府区房屋及产生的全部拆迁权益归第三人王二梅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树梓系聊城市水利局位山灌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原告杨树梓、叶桂玲系夫妻关系，原告育有二女一子，杨文山系原告之子。杨文山与第三人王二梅于2008年11月14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育有杨奥一、杨奥其、杨浩宇三名子女。2018年10月8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杨文山与王二梅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约定：“双方共同财产归女方所有，其他无纠纷”；在子女安排中约定：婚后生三个孩子，长女名叫杨奥一，次女名叫杨奥其，男孩名叫杨浩宇。三个孩子归男方抚养，随同男方生活，女方不支持抚养费。在不影响孩子生活的情况下，女方可探望孩子。王二梅与杨文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煤气中毒于2017年3月25日在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主要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其他诊断为：吸入性肺炎，中毒性脑病，迟发性脑病。离婚时王二梅仍在治疗恢复中。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6月23日，王二梅在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69天，主要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中度贫血等。原告提交2007年3月1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的协议一份，约定：为约束乙方以后更好的给予甲方养老，甲方自愿将聊城市东昌府区年3月翻建的房屋（长25米，宽17米，共12间）使用权转给乙方，乙方自愿接受该房屋的使用权，乙方无所有权，乙方不能买卖和抵押，不能给予任何人。该房屋在进行新农村改造和建设时所置换其他所有房屋或楼房时，均按照该协议执行。乙方如不能给甲方养老，对甲方有虐待、打骂等行为或将房屋抵押变卖或给予他人时，甲方有权收回使用权。叶立全及叶喜玲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17年2月16日，原、被告又签订协议书一份，该份协议由山东飞洋律师事务所杨全林律师代书，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杨文山，内容为：甲、乙双方就坐落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年翻建的12间房屋，土地面积长25米，宽17米，签订协议，一、甲方就上列房地产，如遇国家征地、占用或者拆迁，甲方委托乙方办理，也可以书写乙方名字；二、乙方必须全面负责甲方的生养死葬义务；三、甲方委托乙方书写乙方名字时，但乙方只有使用权，没有任何所有权及处分权；四、对甲方财产乙方无任何的出租、出售、抵押等权利，乙方无异议；甲方财产如写乙方名字后，双方认可该财产为甲方夫妻共同财产，乙方同意并认可。该协议并经山东飞洋律师事务所杨全林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2017年律见证字第002号见证书。2019年10月10日，第三人王二梅以杨文山为被告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案号（2019）鲁1502民初8876号]，王二梅要求：1、判令位于张飞工业园富邦商业广场52号商铺归王二梅所有，杨文山协助办理过户手续；2、判令位于西钱村5间房屋及鸡棚属于王二梅与杨文山的共同财产；3、判令王二梅与杨文山建设的位于五里屯村的鸡棚归王二梅所有；4、判令王二梅与杨文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其他财产归王二梅所有。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2月10日依法作出（2019）鲁1502民初8876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为：一、驳回王二梅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杨文山诉讼请求。王二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该案尚未审理终结。本案争议的房屋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2018年5月12日，被告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被征收房屋面积231.54平米，附属物面积60.34平米，回迁房为4号楼1单元162室、172室及2号楼2单元2181室，安置房总价款575918元，需补交差价67872.98元。《西钱棚户区改造工程征收补偿安置说明书》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由于历史原因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每户的宅基地确权调查程序为经“村拆迁建设领导小组通过，全村公示无异议后，由村委会向征收部门申报，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审核,确认为宅基地”。本案争议标的为被告杨文山作为被征收房屋的产权人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ＮＯ:ｌｃｚｓ-Ｓ201800906）中所涉被征收房屋及回迁安置的房屋等相关拆迁权益。根据湖西街道西钱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5月2日出具的《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公示材料显示，涉案被告杨文山被拆迁的房屋面积为231.54㎡，被征收人口为5口人，该户享受人均不足55㎡的按照55㎡予以补足的补偿政策，按照杨文山等五口人的标准补足面积为43.46㎡；该情况经公示，公示期满原告及其他人并未提出异议。庭审中，原告杨树梓、叶桂玲表示其在西钱村除涉案宅基外不存在其他宅基地，但根据法院调查取证的材料显示，西钱村拆迁时，原告叶桂玲、杨树梓在西钱村另有房屋宅基一处，具体为28-9号，原告叶桂玲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于2018年5月12日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NO:lczs-S201701418)一份，被征收人及产权人为叶桂玲，被征收的房屋建筑面积为387.64平方米，原告叶桂玲因此取得回迁安置房屋四套，同时经调查核实，原告回迁安置的该房屋并不享受人均不足55㎡的按照55㎡补足的政策。法院对王二梅的询问笔录，王二梅称其与杨文山在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时约定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指杨文山名下的三套拆迁房屋及一辆汽车、张飞工业园富邦商业城商铺一套。并称其和杨文山离婚后约半年离开的。王二梅并称其和杨文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养鸡，杨文山以让其减肥的名义离婚，并要求互不告知家人。王二梅称拆迁协议、房屋征收调查表等拆迁材料可以证明杨文山签订拆迁协议的房产系其与杨文山的共同财产。王二梅的户口尚在湖西××××钱村。被告杨文山对法院对王二梅的笔录异议称离婚协议系王二梅自己写的，对王二梅陈述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三套回迁房及富邦商城商铺、车辆，认为不属实；王二梅知道原、被告之间的协议；我让王二梅跑步她不跑，是王二梅要求离婚的，离婚协议签订后大约一个月王二梅离开西钱村。对离婚协议中的共同财产主张是王二梅写的，王二梅写什么，民政局让我比着写什么。原告对法院对王二梅的询问笔录异议称案涉房产系原告于2001年翻建，当时杨文山十五岁，翻建后原、被告一起在案涉房产中居住；王二梅陈述的一辆汽车系其夫妻共同财产不属实，该车是2014年原告购买的奔腾X80车，因车体较大，由杨文山使用；富邦商城商铺是原告购买，杨文山没有参与。法院依法调取了《西钱棚户区改造工程征收补偿安置说明书》、杨文山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NO:lczs-S201800906)、湖西街道西钱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5月2日出具的《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以及相应的《聊城市西钱项目房屋征收调查表》、《聊城市西钱项目房屋征收补偿结算表》各一份，并调取了叶桂玲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NO:lczs-S201701418)一份、以及相应的《聊城市西钱项目房屋征收调查表》、《聊城市西钱项目房屋征收补偿结算表》各一份，经各方质证，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以被告杨文山名义签署《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被征收的房屋及回迁安置的房屋归其所有，其应当证明对本案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第三人王二梅认为以被告杨文山名义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被征收房屋及产生的全部拆迁权益归其所有，亦应当证明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其与被告杨文山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杨树梓、叶桂玲提交了山东飞扬律师事务所作出的《见证书》，但参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律师见证应当是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后，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并应当符合一定的见证程序。根据该工作细则第十六条“接受客户委托后，所里应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工作”的规定，但涉案《见证书》并无律师与申请见证的当事人谈话笔录、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无见证的法律依据、也无两名律师对所见证协议是否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核时的基础证明材料。法院认为，该协议签订于被告与第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被告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第三人王二梅对该见证书不予认可，法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见证书》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邻居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因证明人未出庭作证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虽主张被征收房屋由其夫妇建造，第三人王二梅主张为其与杨文山夫妻存续期间翻建、新建，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房屋具体建造时的证据。根据法院调取的涉案《西钱棚户区改造工程征收补偿安置说明书》第四条等相关内容显示，对于无土地使用权证的，每户的宅基地确权调查时应先经“村拆迁建设领导小组通过，全村公示无异议后，由村委会向征收部门申报，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审核,确认为宅基地”。法院调取的湖西街道西钱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5月2日出具的《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公示材料显示，涉案杨文山被拆迁的房屋面积为231.54㎡，被征收人口为5口人，该户享受人均不足55㎡的按照55㎡予以补足的补偿政策，按照五口人的标准补足面积为43.46㎡。两原告与被告为父子、母子关系，且均在西钱村实际居住，原告明知公告及调查结果，但原告并未对杨文山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提出任何异议。庭审中原告与被告杨文山并未否认《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中显示的“五口人”为杨文山、王二梅及其三名婚生子女，结合涉案房屋征收拆迁时叶桂玲、杨树梓为单独的一户以及杨文山、王二梅及三名婚生子女为单独一户的事实，结合原告已在同时期拆迁时因拆迁其名下的宅基而获得安置补偿四套房屋及相关拆迁权益的事实，被征收人口的5口人为杨文山、王二梅及其三名婚生子女具有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房屋征收部门进行拆迁安置补偿行为系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职能，其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依法组织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并公布调查结果，在调查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所以，房屋征收部门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形成的权属调查等证据材料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且在拆迁部门调查过程中湖西街道西钱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5月2日出具的《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相比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西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更客观、真实。因此，原告在本案庭审中提交的西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并不能推翻房屋征收部门权属调查形成的权属调查材料。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足以推翻《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的证据。由此，涉案被征收的房屋应认定为杨文山与王二梅夫妻共同财产，被告杨文山、第三人王二梅享有因涉案回迁安置的房屋以及其他相关拆迁权益，原告主张其对被征收的房屋享有所有权法院不予认可。原告杨树梓、叶桂玲虽主张在涉案宅基被拆迁前长期在该房屋与被告杨文山一家共同居住，该事实是否属实均无法证明两原告对主张的被征收宅基享有所有权。另外，结合第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氧化碳中毒而造成身体一定伤害，以及离婚时王二梅身体仍在治疗恢复的身体状态，杨文山、王二梅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双方共同财产归女方所有的约定，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应严格遵守执行，因此，涉案回迁安置的房屋以及其他相关的全部拆迁权益应归第三人王二梅享有。对原、被告2007年3月18日签订、并由叶立全、叶喜玲见证的协议书，原、被告于2017年2月17日再次就同一房产签订协议书并经见证，说明原、被告对2007年3月18日的协议效力不予认可，原告无据证明已将该事实告知第三人，且第三人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对2007年3月18日协议的效力，法院不予认定。鉴于杨文山与王二梅离婚后，杨文山抚养三名孩子，王二梅不支付抚养费，同时考虑到王二梅存有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及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从双方的基本生活考虑，法院认为，杨文山分得其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显示的2号楼2181室，王二梅分得4号楼1单元162室、4号楼1单元172室为宜。综上，原告并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对杨文山名下的被征收的房屋享有合法物权，对于其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另因原告诉请确权的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标的物已经灭失，已缺乏确权的事实基础无法再进行确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杨文山分得其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载明的2号楼2单元2181室房产；三、第三人王二梅分得杨文山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载明的4号楼1单元162室、4号楼1单元172室。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杨树梓、叶桂玲提交了证据一、西钱村原村支书李某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宅基地及原房屋系上诉人从其父母处继承得来的，因原房屋系土房，2001年上诉人夫妇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翻建扩建，并申请李某出庭作证。证据二、上诉人杨树梓笔记本一本，该笔记本记录了上诉人于2001年翻建涉案被拆迁房屋时购置砖、木头、钢筋等每一项建筑材料的具体花费。证明涉案被拆迁房屋系2001年由上诉人建设。证据三、2008年5月、2014年4月、2017年3月航拍图各一份，该图来源于山东天地图网站，后村委会盖章确认。证明涉案被拆迁房屋在杨文山、王二梅结婚之前就已存在，杨文山、王二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并未进行翻建、扩建、新建，杨文山、王二梅不可能因新建取得房产，不属于杨文山、王二梅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四、杨文山、王二梅结婚时和涉案被拆迁房屋拆迁之前照片对照图四份，四份对照图上边是杨文山、王二梅结婚时的照片，下边是涉案被拆迁房屋拆迁之前的照片，第一份、第二份照片显示迎门墙相同，第三份、第四份照片显示北屋、树、楼梯、偏房均相同，首先证明在杨文山、王二梅结婚之前，涉案被拆迁房屋就已存在。其次，证明直至拆迁之前，杨文山、王二梅未对其进行建设，其不可能通过新建的方式取得房屋产权。以上证据共同证实二上诉人系涉案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证据五、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记录一份，证明2020年7月31日由上诉人杨树梓将87872.98元产权调换安置款转账至聊城润泰投资有限公司账户，佐证杨文山受上诉人委托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其仅是挂名的，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证据六、房屋维修基金缴费凭证三张，证明涉案房屋的维修基金都是由上诉人缴纳的，杨文山仅是代理人。杨文山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王二梅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不应当采信。其中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中对该证据形成的时间是否有所记载显示的2001及2002年形成有异议，且记载中所显示的盖房用料是否真实发生均不能证实，除涉案房产外，上诉人名下还有一处其它的宅基及院落，笔记中所显示的花费用料并不能证明用于涉案房产，一审中法官多次询问双方是否有原始建造的证据，上诉人并未提交该证据或其他可以证明是由其建造的证据，而本案庭审中提交的该证据显然不可信。该证据并不显示笔记本的真实持有人，无法断定是否是上诉人的真实花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航拍图应经政府机关确认，而不应当由村委会盖章确认，并且航拍图中的内容仅显示大致轮廓，并不能证明与本案房产有关联性，也证明不了房屋新建、翻建等过程，且村委会出具该证明也不具有合法性及真实性，因为在涉案房屋被拆迁的档案资料中村委会曾出具了一份被拆迁人是杨文山的证明材料，在本案庭审中又提交与该证明材料相反的证明，自相矛盾，不应当采信。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照片没有显示拍摄时间及地点，且拍摄房屋是否是案涉房屋也不能证明，从照片内容显示的场景来看也无法看出拆迁前及拆迁时是否存在相同的情况。对证据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均发生中一审发生之后，上诉人存在为应对本案而缴款的情况，证据六中所显示的缴款人均是杨文山，无法看出与上诉人有关联性，因此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杨树梓、叶桂玲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其在1985年至2010年担任西钱村的书记，杨树梓、叶桂玲被拆迁的房屋系杨树梓、叶桂玲父母的宅基地，前邻杜广珠、后邻陈金印、东邻路、西邻宅子已出卖，杨树梓、叶桂玲于2001年对老房子进行了翻盖，杨树梓、叶桂玲在西××其它××基地。王二梅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通过我方对证人的发问可以看出，证人可以当庭立即回答涉案宅基的建设时间，而对上诉人名下的其他宅基建设时间、建造情况均一概不清楚，可以证实证人提某与上诉人对涉案宅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配合沟通，而对涉案另外的宅基回答才属于正常人记忆的表达情况，因此可以证实证人证言存在虚假陈述的事实。杨文山质证认为，涉案房屋于2001年所建是真实的，另外的房屋建设情况我记不清了，大约是1989年所建，2003年搬到涉案房屋居住。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2007年3月18日二上诉人与杨文山就房屋权属事宜签订了协议书，但2017年2月16日，双方就同一事宜再次签订协议书，应视为2017年2月16日的协议书对2007年3月18日的协议书进行了替代。对于2017年2月16日的协议书，因签订于杨文山与王二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王二梅同意，王二梅对此协议亦不认可，一审对其效力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案涉房产是否属于杨文山与王二梅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本案中，房屋被拆迁时，杨树梓、叶桂玲为单独一户，杨文山、王二梅及三名婚生子女为单独一户。除案争房屋宅基外，杨树梓、叶桂玲另有房屋宅基一处，由叶桂玲与聊城市第一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并已取得四套回迁安置房屋。一审法院又结合《西钱棚户区改造工程征收补偿安置说明书》、西钱村委会出具并公示的《按一户一宅以下人员人均不足55㎡》的材料，综合认定案涉被征收房屋为杨文山与王二梅的夫妻共同财产，符合证据证明规则，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问题。一审中，王二梅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法院请求判令杨文山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的位于东昌府区房屋及产生的全部拆迁权益归其所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案涉回迁安置的房屋以及其他相关的全部拆迁权益归王二梅享有，但考虑到孩子的抚养问题以及杨文山、王二梅二人的基本生活，最后认定王二梅分得上述产权调换协议中的两套房产，杨文山分得上述产权调换协议中的一套房产。一审判决系在当事人诉求范围内进行的审理，并未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综上所述，杨树梓、叶桂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树梓、叶桂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久强审 判 员 孔繁奎审 判 员 郭召勇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法官助理 马 征书 记 员 肖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