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桂03民终39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崔雅幸，女，199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谢林颖，女，197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系上诉人崔雅幸母亲。上述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旗胜，广西三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强，广西三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甘永杰，男，汉族，197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叠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商燕晖，女，1972年6月3日出生，满族，住广西桂林市叠彩区元403室。系上诉人甘永杰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永杰，身份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招商大厦**（层）**。负责人：甘永杰，该所主任。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健，女，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宁，广西德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雅幸、谢林颖因与上诉人甘永杰、商燕晖、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付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当事人均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3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雅幸、谢林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旗胜、郭强，上诉人甘永杰同时作为上诉人商燕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上诉人付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海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崔雅幸、谢林颖的上诉请求：1、撤销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3民初字4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甘永杰、商燕晖、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付健共同返还上诉人212870元及利息（以212870元为基数，按年息6%，从2018年8月15日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三项判决内容；3、判决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两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为被上诉人海雅幸律所开办垫付的金额为141772元是不准确的，两上诉人实际的垫付金额应当是212870元。分别是以下三项：1、上诉人谢林颖在2018年3月25日前垫付123670元。该部分是由律所的另一隐名合伙人（即被上诉人）付健签字确认支付的部分。对该部分一审法院已判决支持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2、上诉人谢林颖和崔雅幸在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7月31日垫付的金额为66803元。该部分是上诉人崔雅幸以电子列表的方式发送至被上诉人甘永杰微信上，被上诉人甘永杰确认的部分，法院仅支持了18102元。3、上诉人崔雅幸在2018年8月垫付的金额为22397元。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该部分请求。对于上诉人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垫付的款项在叠彩区人民法院（2018)桂0303民初1780号及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民终2116号判决均有认定。“律所筹办花费远远超过20万”这是被上诉人甘永杰本人陈述。被告甘永杰、被告付健本人均到庭，两人均没有否认这种说法。对于上诉人垫付的该66803元，是上诉人崔雅幸以电子列表的方式发送至被上诉人甘永杰微信上，甘永杰在微信里回复“好的”。并且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甘永杰还出示了上诉人谢林颖手写记录的与表格对应的律所开办费用的原始记录本：在被上诉人甘永杰提供的证据中也有该记录本的复印件。由此可见，两上诉人不仅把电子版发给被上诉人甘永杰，并且早己把记录本的原件交给甘永杰。甘永杰在本次开庭以前一直是认可该费用的。该部分费用除了交房租及管理费，还包括有交通费、支付给曾桥及李明哲（开办律所辅助人员）的劳务费，交通费、办公用品（广告、名片）等费用，其中有大部分在律所会计账目里是有显示的。还有，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在律所开办过程中，也没有拿过工资或劳务费，两上诉人原居住地都不在北京，若不是为开办崔雅幸律所，两上诉人根本不会产生北京市内交通费、往返机票、住宿费等，所以，当时甘永杰承诺两上诉人的交通费、餐费、住宿费也计算到律所开办费用中。因此，该部分费用也都应当被认定为开办律所的费用，故，请二审法院判令四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这部分费用。对上诉人崔雅幸在2018年8月1日至31日垫付的22397元，其中有18127元是海雅幸律所办公室租金和管理费。还有1000多元是上诉人崔雅幸转给秦思敏（开办律所辅助人员）的劳务费及车费，还有就是崔雅幸回桂林的交通费。但该部分一审法院也没有支持上诉人。这部分费用也确实是上诉人崔雅幸为律所开办所垫付的费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海雅幸律所垫付的金额为141772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商燕晖不承担该共同返还义务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商燕晖和甘永杰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形成是在两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律所是甘永杰投资并是真实的受益人，两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其夫妻财产归各自的证据，该律所甘永杰受益事实上也是商燕晖受益。因此，该债务应由被上诉人商燕晖共同返还。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甘永杰、付健、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3民初48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3、支持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4、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关于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所谓的不当得利141772元及利息的判决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准确。1、根据2018年9月14日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18)桂0303执保59号裁定书可知，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因为被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之时账户上尚有可用金额达45万元，而且被上诉人在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掌握所里的财务公章，也用支票从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支取过98000元，连不到10元的费用都从律师事务所的账户支取，因此被上诉人所谓垫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2、上诉人甘永杰在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筹备期间，先后通过转账和被上诉人支取律所备用金达到20万人民币，用于律所开支。而且北京市律协和北京中新天华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投资审核报告，证明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到2018年8月即被上诉人离开北京海雅幸律所为止，一共只产生了108838,28元费用，以及2018年全年共计167219.99元费用，再根据被上诉人谢林颖2018年6月28日发给付健的微信里，谢林颖自己承认到2018年6月28日为止其只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垫资2万元，而且想让付健帮垫资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这部分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事实(2018)桂0303民初1780号开庭笔录和判决书已经被撤销和失去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根据(2018)桂0303民初1780号开庭笔录及该案判决书认定付健是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投资人，并以付健系被告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出资人为由，以付健于2018年3月同意支付谢林颖记载单（白条）上的123670元，判决甘永杰、付健和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承担退款责任，是显示公平的。因为根据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民终2116号判决书9-10页确认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是甘永杰个人出资的个人所，且确认付健出具的情况说明书的真实性，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投资人只有甘永杰，付健不是律师事务所投资人。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书证没有提供原件，被上诉人均对此证据的三性明确提出了异议，因此谢林颖提供的付健在白条上的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得到确认，而且也无甘永杰的授权或其他证据证明甘永杰同意支付这些费用，再次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3月25日白条上的数额是123670元，与一审时甘永杰在庭审中提供证据：2018年3月23日谢林颖和崔雅幸自己记录的花费数额85479元也是有冲突的。而且白条上绝大部分所有花费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票据证据，也没有就白条上的各类费用进行对账和质证。在庭审调查时，被上诉入主张其个人租住费用也由律师事务所承担，法官问其是否有证据能证明其个人消费得到律师事务所法人授权或许可，谢林颖回答她没有证据证明她得到许可，但是一审判决仍然将此明显个人费用判决为不当得利款，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相反对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和提供的详实反诉证据均没有进行认真审查就予以驳回。因此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公平。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和反诉请求。崔雅幸、谢林颖在原审法院的诉讼请求：1、判令四本诉被告甘永杰、商燕晖、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付健共同退还两本诉原告212870元；2、判令四本诉被告赔偿两本诉原告利息损失19158元（以212870元为基数，按年息6%计息，自2018年8月15日起算暂计至此款项付清款项清偿完毕时止）；3、判令四本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费。反诉原告甘永杰、商燕晖、北京海雅幸律所在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反诉被告谢林颖、崔雅幸共同退还在三反诉原告筹备过程中不当得利钱款204891元；2、依法判决反诉被告崔雅牵返还不当得利款澳大利亚元10000元（价人民币50000元）；3、判令反诉被告谢林颖、崔雅幸偿还反诉原告利息30587元，按年利息6%，自2018年1月23日开始计息暂时至2020年4月23日，一直到欠款偿还为止；4、判令二反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本诉原告谢林颖、崔雅幸系母女关系，本诉被告甘永杰、商燕晖系夫妻关系。本诉原告谢林颖与本诉被告甘永杰系中学同学，本诉原告谢林颖与本诉被告甘永杰开始交往直至发生纠纷期间，双方曾为恋爱关系。海雅幸律所成立于2018年4月4日，甘永杰为负责人，组织形式是个人。在被告海雅幸律所筹办期间，本诉原告谢林颖、崔雅幸先后任职律所常驻北京的筹备人员，接收甘永杰的转账款或支取律所备用金，用于垫付律所的开支等相关费用的记账，谢林颖与崔雅幸通过书面和微信方式交与甘永杰和付健进行了确认。本诉被告甘永杰辩称通过其支付宝于2017年12月7日两次分别转款20000元、30000元，共计50000元给本诉原告谢林颖的支付宝账号。2018年2月8日，本诉被告甘永杰通过其银行账户两次分别转款5000澳元、5000澳元，共计10000澳元（价值人民币50000元）进入本诉原告崔雅幸的银行账户。2018年5月30日，本诉被告甘永杰通过其银行账户两次分别转款500元、49500元，共计50000元进入本诉原告谢林颖银行账户。在2018年6月25日，本诉原告谢林颖用支票从本诉被告海雅幸律所的银行账户取款49000元。在2018年7月10日，本诉原告崔雅幸用支票从本诉被告海雅幸律所的银行账户取款11000元。在2018年7月13日，本诉原告崔雅幸用支票从本诉被告海雅幸律所的银行账户取款10000元。在2018年6月25日，本诉原告崔雅幸用支票从本诉被告海雅幸律所的银行账户取款28000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248000元已在（2019）桂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书案件中扣减。以上事实有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303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书及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桂0303民初1780号开庭笔录中，被告付健承认系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投资人，被告甘永杰对此亦认可。被告付健系被告海雅幸律所的实际出资人，其于2018年3月同意支付谢林颖记载单123670元。再查明，2018年5月17日，本诉原告谢林颖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18102元至案外人北京远烨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账户，用于支付被告海雅幸律所的办公室租金及服务费。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针对本诉及反诉，归纳该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诉原告要求四本诉被告共同退还212870元及相应利息、保全保险费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反诉原告主张反诉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204891元、10000澳元（价值人民币50000元）及相应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二是他方受有损失；三是一方取得的利益与他方所受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一方取得利益无法律上或约定的依据。在本案中，本诉被告甘永杰登记为本诉被告海雅幸律所的负责人，组织形式是个人所。本诉原告谢林颖、崔雅幸提交的证据照片、微信记录、微信消费明细、银行转账明细、支付宝转账记录、支付宝消费记录及增值税发票、（2018）桂0303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书、（2019）桂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书及送达回证充分证明了本诉被告甘永杰、海雅幸律所无法律上或约定的依据取得了本诉原告谢林颖、崔雅幸垫付的141772元（123670元+18102元），且本诉被告获得的财产上的利益与本诉原告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故本诉原告主张的诉请141772元范围内符合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本诉原告主张要求本诉被告甘永杰、海雅幸律所返还的不当得利141772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本诉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因本诉被告不认可，且本诉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支付目的为本诉被告海雅幸律所垫资，故对其他费用的主张不予认可。本诉被告辩称已归还原告的相应款项，已在（2019）桂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书中抵扣，故该院对本诉被告辩称已偿还本诉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费用不予支持。关于本诉原告提出的不当得利款项的利息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利息应当以141772元为基数，按年息6%计息，从2018年8月1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关于本诉原告提出本诉被告承担其财产保全保险费的请求，因本诉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有其他担保方式，不必然会产生财产保全保险费，故该院对本诉原告提出要求本诉被告承担其财产保全保险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商燕晖对上述费用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因原告未举证证实该债务用于本诉甘永杰、商燕晖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对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商燕晖承担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付健对上述费用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请，因（2018）桂0303民初1780号开庭笔录中，被告付健及被告甘永杰，均认可付健系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出资人，故被告付健对上述债务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反诉原告主张反诉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204891元及10000澳元（价值人民币50000元），其中10000澳元（价值人民币50000元）在（2019）桂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抵扣，另204891元反诉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反诉主张。故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返还204891元及10000澳元（价值人民币50000元）及相应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本诉被告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付健共同返还本诉原告谢林颖、崔雅幸人民币141772元及利息（以141772元为基数，按年息6%，从2018年8月15日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本诉原告谢林颖、崔雅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甘永杰、商燕晖、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该案本诉案件受理费4780元，本诉案件财产保全费158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791元，反诉案件财产保全费1947元，由本诉原告谢林颖、崔雅幸负担2102元，本诉被告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负担9000元。本案经二审审理，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对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有异议，认为上诉人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垫付的款项不是141772元，而是212870元。上诉人甘永杰、付健、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异议，认为筹办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时，甘永杰于2017年11月24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富力城支行存入现金50万元，作为开办律师事务所律师的个人资信证明及购买办公设备、租赁办公室等使用。从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筹备开始到挂牌营业直至2018年8月，谢林颖、崔雅幸一直在该律师事务所负责财务，对于上述款项的开支及收入还有及律师事务所的公章、银行支票均由其二人掌控，不存在谢林颖、崔雅幸垫支资金的问题。在2018年9月14日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303执保59号裁定书，冻结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银行账户时，该账户仍然有余额44.9万余元，证明无需谢林颖、崔雅幸垫支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开支。另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2019）桂03民终2116号判决书的认定，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为甘永杰个人开办所，付健并不是投资人及合伙人。同时认为谢林颖、崔雅幸开白条没有任何发票在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报账，构成不当得利，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在二审中，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提供了转账、付款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垫付的开销及年检费、房租、律师所辅助人员生活费、交通费等应当由该律师事务所承担。上诉人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提供了与崔雅幸的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办公费用及谢林颖、崔雅幸在北京的个人生活费用都是甘永杰及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律师支付的。对于双方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及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将在本判决书的说理部分一并论述。综合双方上诉人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是否为上诉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筹办及营业垫支资金，上诉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是否获得不当利益，应否予以返还；二、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在负责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期间是否存在虚报经费开支侵占资金，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对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及甘永杰承担返还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甘永杰与上诉人谢林颖系不仅是同学，且个人之间的关系亲密，故甘永杰在北京开办律师事务所时以谢林颖女儿崔雅幸之名，将律师所取名“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同时委托谢林颖、崔雅幸母女负责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管理。在筹办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时，上诉人甘永杰向上诉人谢林颖借款50万元人民币〔经本院（2019）桂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甘永杰归还谢林颖〕，该款项后来作为甘永杰开办成立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个人资信保证金及前期开办运行开支，存入甘永杰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富力城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谢林颖、崔雅幸母女作为财务人员接受该笔资金的管理使用，同时掌控律师事务所的财务公章、银行账户、转账支票，即从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底，谢林颖、崔雅幸一直管理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财务支出及收入，对律师事务所的必要开支是可以动用其借给甘永杰的筹办金50万元的。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主张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筹办及运作过程垫资21万余元，其提供的是自己书写打印的流水账，并没有任何正规发票凭证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客观实际的支出。正如本院生效的（2019）桂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支出流水账目，仅能证明该律师所的花费、支出统计情况，不能证明其他事实”。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的上述垫资费用是由其本人的银行账户或微信账户进行支付，也未能提供其作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管理员所持有该所财务凭证未进行报账的记录予以证明。上述流水账的个人记录只能是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离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交代。虽然谢林颖、崔雅幸提供了与上诉人甘永杰的微信聊天记录，甘永杰同意给司法部、局送礼，给辅助人员曾桥、李明哲慰问及生活费支付房租等，明确在律师所记账，并不要求谢林颖、崔雅幸垫支。甘永杰给崔雅幸的微信“你准备18000转房租+10000你的+4000学车费用”，崔雅幸“都从律所的预备金里面取吗？”，甘永杰“嗯”，最终支付给北京远烨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18000元房租也是通过律师所的账户公对公完成的，证明谢林颖、崔雅幸为律师所的开支都是从律师事务所的预备金支付的。谢林颖、崔雅幸离职律师事务所的第二个月即起诉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及甘永杰，此时律师事务所的预备金账户仍然有44.9万元的余额，资金充沛，不存在需要谢林颖、崔雅幸垫支资金的情形。从上诉人谢林颖于2018年6月25日发给上诉人付健的微信内容看，谢林颖明确说到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前期开办费用花掉20多万，其中甘永杰给了谢林颖20万元，谢林颖垫支2万多元，要求付健作为合伙人进行出资，即证明上诉人甘永杰永杰给了谢林颖20万元用于律师事务所的运作开支。上诉人付健在在2018年3月25日签署“同意支付（从海雅幸律师所账上）”，是崔雅幸在支付辅助人员曾桥、李明哲的生活费及工资补助时的签名确认，并非对谢林颖、崔雅幸所列全部流水记录账目报账的同意。而本案中谢林颖所主张垫支的款项恰好21万多元，也是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前期运作的全部费用，且其中包括了谢林颖母女的酒店住宿费、护肝片、面膜、蜂蜜、食品等个人生活开支，上述开支的费用与上诉人给付谢林颖20万元筹办运作经费的数额吻合。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没有证据证明筹办运作律师事务所存在另外的20万元以上的开支，故其主张自己垫资21万多元，认为元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付健构成不当得利，要求返还资金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甘永杰委托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作为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管理人员，对于其管理的律师所资金如何开支及个人生活消费应否可以报账，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授权约定，若存在虚报或不应当报账，管理人获取利益的，属于无因管理的法律后果，与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不同。且涉及澳元的归还问题已经在另案生效判决处理，故，上诉人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付健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部分不当，本院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3民初48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2020)桂0303民初4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驳回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780元，财产保全费1584元，反诉受理费2791元，反诉保全费19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80元，合计15882元。由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承担8754元，由上诉人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及原审反诉原告商燕晖承担7128元。由本院退给上诉人谢林颖、崔雅幸2390元，退给上诉人甘永杰、北京海雅幸律师事务所、付健23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鹏审判员 徐 刚审判员 唐国登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熊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