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沪01民特466号申请人：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333号303-55室。法定代表人：吴漫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车骐，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颖，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戴勇，男，汉族，1967年8月10日出生，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晨，上海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时公司）与被申请人戴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7月21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好时公司先后两次向本院提交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书，请求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作出的（2020）沪仲案字第3298号裁决，但两次申请的理由不同。申请人于2021年7月15日出具的申请书所载理由为：其与被申请人于2017年11月27日签署的《上某（东硕环保PRE-IPO股权投资基金）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第十二条12.1通知条款约定，给申请人的通知发送至上海市XX路XX号生命人寿大厦2103室。但申请人未在上述地址收到过仲裁委寄发的仲裁文件，经查阅仲裁委的寄信凭证，申请人未发现仲裁委曾向上述地址邮寄过仲裁文件。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故意隐瞒协议约定的通信地址，以致仲裁委未将开庭通知等文件有效送达申请人，申请人因此而丧失参加仲裁进行答辩、质证等权利。同时，被申请人已将双方于2017年11月2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作为证据提交给仲裁委，但仲裁委未能认真、仔细阅读协议内容，未尽审查义务，亦未穷尽所有送达途径。因此，本仲裁裁决存在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当予以裁定撤销。申请人于2021年8月6日出具的申请书所载理由为：一、裁决所根据的证据系伪造的。仲裁委据以作出裁决的《合伙协议》以及《上某入伙协议》（以下简称《入伙协议》）、《上某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担保函》上所加盖的“上海A有限公司”印章并非申请人的印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素不相识，从未签订过上述文件。2．申请人与上某（以下简称徽盛合伙企业）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徽盛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也不是该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更不是徽盛投资基金管理人，上海市XX路XX号生命人寿大厦2103室也不是申请人的通信地址。3．徽盛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李某通过与被申请人签订《合伙协议》的方式吸收股权投资款，其行为已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刑初2096号刑事判决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申请人应当根据判决申请该法院将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按比例发还，或向李某继续追缴，而不应以伪造的证据申请仲裁，从而将损失转嫁给同样是受害人的申请人。二、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鉴于《合伙协议》系伪造的，故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亦非申请人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三、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申请人的注册地址只有6平方米，不具备办公条件，仅作为工商注册登记之用，申请人从未在此经营，更未在工商部门将其备案为通信地址。申请人在工商部门备案的通信地址分别为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号XX大厦XX室（2013-2014年度）、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XX楼（2015-2018年度）、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海泰时代大厦522室（2019年度）、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XX广场XX楼XX座XX室（2020年度至今），上述备案信息均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的申请人相应年度报告中记载。仲裁委未依法向申请人2020年度报告中记载的通信地址寄发仲裁文件，以致寄发的仲裁文件全部因无人签收而退回，从而导致申请人未能参加仲裁庭审。据此，申请人好时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请求撤销（2020）沪仲案字第3298号裁决。被申请人戴勇称，1．被申请人如实向仲裁庭提交了证据，并经仲裁庭核实，不存在隐瞒或伪造的问题。2．仲裁委向申请人的注册地及2015至2019年度报告中记载的通信地址寄送了仲裁文件，而申请人的2020年度报告于2021年2月才生成，故仲裁委的送达程序符合《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的规定。3．申请人第一次提交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系以仲裁委未向《合伙协议》中约定的通信地址送达仲裁文件为由主张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现其主张该份协议系伪造的，并据此否定双方约定的通信地址的效力，其前后主张之间存在矛盾。经审查查明：2017年11月27日，戴勇与好时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入伙协议》。其中，《合伙协议》约定本协议由好时公司与协议附件一所列明并签署协议的有限合伙人共同订立，各方共同在上海设立徽盛合伙企业；徽盛合伙企业的主要经营场所为上海市XX路XX号生命人寿大厦2103室；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好时公司；有限合伙人不应多于49个，尽管各合伙人可能在不同时间签署协议，但本协议（包括经普通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成立时认缴和实缴情况单方面更新的协议附件一）应于注册成立日起对普通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接纳并确定的有限合伙人生效；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仲裁委解决；给普通合伙人的通知发送至上海市XX路XX号生命人寿大厦2103室。《入伙协议》约定，本协议基于《合伙协议》约定，由戴勇与好时公司协商一致后达成；戴勇承诺认缴出资11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并一次性缴清。同日，戴勇向徽盛合伙企业转账支付110万元，好时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戴勇于2017年11月27日认购的由徽盛合伙企业发行的“东硕环保股权基金”已于2017年12月1日成立，认购金额为110万元，投资期限为36个月，预期年投资收益率为年化固定收益8％＋浮动收益20％。当日，好时公司还与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向戴勇出具《担保函》，该担保函载明戴勇投资本金110万元，年化固定收益8％，投资期限自2017年11月27日至2020年11月26日，好时公司与案外人对戴勇的投资本金和固定收益给予担保。2020年9月21日，戴勇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称其与好时公司之间名为合伙实为借贷。根据协议约定，案涉借款即将届期，但徽盛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已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异常，经其多次催告好时公司始终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故其请求裁决好时公司返还其110万元借款，并承担仲裁费用和律师费50，000元。2020年10月26日，仲裁委受理了戴勇的仲裁申请。之后，仲裁委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按以下地址向好时公司送达相关仲裁文件：1．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环XX路XX号XX室（系好时公司注册地）；2．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6号楼（好时公司2015-2018年度报告所载的通信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XX楼）；3．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海泰时代大厦522室（好时公司2019年度报告所载的通信地址），但均遭退回。2021年3月8日，仲裁庭对本仲裁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好时公司未到庭参加审理亦未作答辩。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间虽然以股权投资基金名义签订了《合伙协议》，但并不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的法律特征，而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首先，好时公司不具有基金管理人资质，案涉基金产品没有进行备案，形式上不满足私募投资基金的监管要求；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登记事项中应当载明有限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认缴的出资数额，而徽盛合伙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并未显示戴勇的姓名和出资额；最后，私募投资基金法律关系须遵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投资原则，基金收益必须与经营业绩挂钩，保底或刚性兑付条款明显违背投资原则。结合戴勇向好时公司实际交付资金、好时公司承诺固定回报、好时公司和案外人对戴勇的投资本金和固定回报进行担保来看，本仲裁案的实际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现借款期限届满，戴勇主张返还借款本金110万元应予支持，戴勇未主张利息以及逾期利息，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仲裁庭从其自愿。关于律师费，戴勇庭后仅提供了律师费发票复印件一份，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仲裁庭不能确认戴勇为案件实际支出的律师费，故对戴勇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案涉纠纷系好时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所引发，故仲裁费应由好时公司承担。仲裁委于2021年4月22日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3298号裁决：一、好时公司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戴勇支付110万元。二、驳回戴勇的其他仲裁请求。三、仲裁费31，500元，由好时公司承担。另查明，徽盛合伙企业于2014年5月26日登记设立，合伙人为何某、李某、上海XX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徽盛管理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徽盛管理中心（委派代表何某）。2020年7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0115刑初2096号刑事判决，认定李某于2014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以徽盛管理中心名义与客户签订《债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上海徽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合伙协议》，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共计2亿余元，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的好时公司2020年度报告记载，好时公司的通信地址为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XX广场XX楼XX座XX室。另，该年度报告的填报时间为2021年2月。本案审理中，申请人好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本院出具了《情况反映》一份，称其于2021年7月8日在订机票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限高，故其委托父亲公司的员工黄某帮其查找原因。经查，其系因好时公司在本院有执行案件而被限高，后黄某至本院和仲裁委调取了相关材料并起草了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因黄某对好时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了解，且法律知识比较薄弱，误以为《合伙协议》上所载的地址即为好时公司的通信地址，故在申请书的理由部分作出了错误表述。后本院按“上海市XX路XX号生命人寿大厦2103室”的地址向好时公司送达《受理通知书》《传票》，但无法送达，经邮递员电话联系黄某，好时公司才领取到了《受理通知书》和《传票》。此时，其才意识到好时公司此前在申请书中的表述是错误的，便委托律师介入本案，并撤销了好时公司对黄某的委托，重新向本院提交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对此前提交的申请书内容进行变更与补充。现好时公司重新确认“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的好时公司2020年度报告所载的通信地址“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XX广场XX楼XX座XX室”为好时公司的送达地址。审理中，申请人好时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公章鉴定申请书》及公司公章印样各一份，请求对《合伙协议》《入伙协议》《确认函》《担保函》上加盖的“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印章与其真实印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审查重点为：一、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否系伪造的；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三、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一、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否系伪造的申请人在本案中主张《合伙协议》《入伙协议》《确认函》《担保函》均系伪造的，其主要理由为该些文件上所盖的“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印章与其真实印章不符，且文件所载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申请人在其提交的第一份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中多次陈述2017年11月27日其与被申请人签订案涉《合伙企业》，并以仲裁委未按该《合伙企业》中所载的通信地址向其送达仲裁文件为由主张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由此可见，申请人在第一次申请中对案涉《合伙企业》的真实性是予以确认的，现其在第二次申请中主张案涉几份文件均系伪造的，实际上是对其此前确认的事实予以了推翻。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情况反映》虽对其两次提交申请的理由作出了说明，但一则，其在该份《情况反映》中仅对此前确认的送达地址作出了变更，但并未明确否认2017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过案涉《合伙企业》的事实。二则，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在《情况反映》中称黄某系其父亲公司的员工，但申请人向黄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列明该人为申请人公司的员工，且申请人还向本院提交了该人与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故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所述与申请人向本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劳动合同存在矛盾之处。三则，申请人委托一个对其经营情况不了解、法律知识比较薄弱的人作为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且对于该人起草的申请书未作任何审查即盖上其公司印章，如此操作实难让人信服，本院难以相信申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对于第一份申请书的内容会毫不知情。因此，本院对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情况反映》不予采信。其次，虽然申请人向本院提交的公司印章样本确与案涉几份文件上所盖的“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存在不一致之处，但这并不足以推翻申请人在第一次申请中所作的自认，公司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印章实属正常，申请人提交的印章样本仅能证明其目前使用印章的情况，而无法证明案涉几份文件签订时申请人使用印章的情况，故其提交的公司印章样本不足以证明案涉几份文件系伪造的。最后，案涉几份文件中记载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信息与工商登记信息不符，以及李某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事实，均不足以得出案涉几份文件系伪造的结论。综上，在申请人自认双方签订过案涉《合伙协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合伙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基于《入伙协议》《确认函》《担保函》上所盖的“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印章与《合伙协议》上所盖的“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印章一致，本院一并对该些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此对申请人提出的案涉几份文件系伪造的主张不予采纳。基于以上理由，本案已无对案涉几份文件上“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印章真伪进行鉴定的必要，故本院对申请人提出的公章鉴定申请不予支持。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仲裁协议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本院认定双方在案涉《合伙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仲裁条款已明确了仲裁事项、仲裁机构以及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有效仲裁条款应具备的条件，故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申请人关于双方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申请人主张，仲裁委未向其有效送达仲裁文件，以致其未能参加仲裁审理，故仲裁的送达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仲裁规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仲裁文书、通知和其他材料可以采用当面递交、特快专递、当事人约定的方式或者仲裁委或仲裁庭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发送。向一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发送的仲裁文件，如经当面递交收件人或发送至收件人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或经对方当事人合理查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点，而由仲裁委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或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递给收件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在合同或其他材料中确认的通讯地址，即视为已经送达。上述规定明确了“视为已经送达”的情形，该种情形并不以实际送达至当事人并由当事人签收为要件，仲裁委按上述规定中所列的任一地址向当事人投递了仲裁文件即视为已经送达。同时，上述规定中的“经对方当事人合理查询”并非要求对方当事人必须穷尽一切查询手段。当事人既然选择将双方争议提交仲裁委仲裁解决，则应视为其对于仲裁委的上述送达规定已经知晓并接受。被申请人在仲裁中已向仲裁委提交了申请人的注册地址以及申请人2019年以前的年度报告中公布的通信地址，虽然申请人在其2020年度报告中公布了新的通信地址，但该报告的填报时间为2021年2月，系在仲裁委要求被申请人提供申请人的送达地址信息之后，而让被申请人时刻关注申请人年度报告的发布情况显然过于苛刻。现无证据显示被申请人存在明知申请人2020年度报告所载的通信地址却未向仲裁委提供的情形，故应当认定被申请人已经尽到了合理查询的义务。因此，仲裁委以特快专递形式向申请人的注册地址以及申请人在年度报告中确认的通信地址送达仲裁文件，其送达符合《仲裁规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上海好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审 判 长  施 杨审 判 员  成 阳审 判 员  徐燕华法官助理  俞泊泓书 记 员  贺贤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