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9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志容，女，197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北京惠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有志，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法定代表人：邹善平，执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开剑，四川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玉希，四川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仲，男，196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四川盛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小惠（曾用名：徐会，系杨仲之妻），女，197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歧，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任志渠（系江志容丈夫），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上诉人江志容、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仲、徐小惠、任志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2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志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杨仲、徐小惠对借款承担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第一笔100万元借款是杨仲个人向江志容出具借条后由江志容向其个人银行卡转款支付，此后锦龙公司出具收据是债的加入行为，该款实际用于锦龙公司或由锦龙公司支付利息，均不影响杨仲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应免除杨仲的还款责任。一审认定杨仲在该100万元的借条上签字系职务行为的结论是片面的，杨仲在2019年2月3日在200万元《借款结算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上“借款人签字确认”处签字，表明其对借款人身份的确认，理应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江志容根据徐小惠指示代为支付的车位款26.3万元应认定为徐小惠借款。后锦龙公司出具借条不影响徐小惠借款的意思表示，徐小惠此前在短信、微信中对此也认可。一审法院认定锦龙公司借张红名义购买车位的依据不足。此外，锦龙公司属于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杨仲、徐小惠未举证证明锦龙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独立。江志容出借款项实际未进入锦龙公司账户，而是在杨仲、邓丽晴、林江之间体外循环，也能说明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存在混同。本案与最高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515号案相似，应作相同处理。杨仲辩称，杨仲是作为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100万元，该笔款项得到锦龙公司出具《收据》的确认。后来杨仲在《确认书》中签字也系代表锦龙公司。江志容关于上述100万元是杨仲的借款，锦龙公司属于债的加入的上诉意见不成立。江志容主张杨仲、徐小惠应对案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徐小惠辩称，江志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江志容的第一笔借款100万元，先转入户名为杨仲实际由锦龙公司使用的尾号6217银行卡，当天转至户名为邓丽晴实为锦龙公司使用的尾号9766银行卡，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杨仲代表锦龙公司出具借条，双方均知道是锦龙公司借款。江志容第二次出借的50万元的26.3万元用于锦龙公司购买车位，23.7万元转入邓丽晴银行卡，并均由锦龙公司出具收据。以上两笔资金全部利息86万元均由锦龙公司归还，江志容对此从未提出异议。江志容主张第二笔借款中26.3元用于徐小惠购买车位，并不属实。徐小惠购买车位的款项来源于案外人，此事一审已查明。此外，锦龙公司成立时，杨仲和徐小惠尚未结婚，不存在二人与锦龙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锦龙公司辩称，同意杨仲、徐小惠的意见，锦龙公司愿意偿还江志容借款本息，但对本金有异议。任志渠述称，同意江志容上诉意见。锦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关于借款本金为200万元的判项，对江志容和任志渠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计算，改判按照本金144.0979万元元向江志容归还本金及利息，将任志渠给付的50万元另案处理。事实与理由：江志容出借150万元给锦龙公司属实，结算至2017年1月17日锦龙公司最后一笔支付款项之日止，锦龙公司已结清全部利息共计80.46456万元，并偿还了部分本金5.53544万元，共计86万元，故江志容的债权仅余144.0979万元，且利息应从锦龙公司最后一笔支付款项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起算。任志渠转入锦龙公司的50万元实为购房款，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江志容辩称，锦龙公司上诉主张任志渠支付的50万元不属于借款，但锦龙公司就该款出具了借款收据且一直按照包括该款在内的200万元本金支付利息，锦龙公司与任志渠之间用房屋冲抵工程款是双方2018年结算后的事情，锦龙公司关于该50万元用于冲抵房款的主张不成立。任志渠辩称，2016年任志渠受江志容委托支付50万元，与锦龙公司所称的购房款无关，一审法院对此也作了认定。锦龙公司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杨仲述称，案涉借款是锦龙公司的借款，江志容与锦龙公司的借款金额和还款金额应依照证据认定。徐小惠述称，同意锦龙公司意见。江志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仲、徐小惠、锦龙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志容丈夫任志渠与杨仲是同乡故友，两家关系密切。在案涉借款发生前也曾有借贷发生。一、江志容主张的第一笔借款100万元2014年5月7日，江志容向杨仲6217银行卡（与尾号1666是同一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杨仲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江志容（江志芳、王守汉）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月息按贰分计算（资金利息按每季度结算支付一次）。该借款提前通知借款方，借款方须按时归还。”杨仲在借款人处签名。同日，6217银行卡将100万元转到锦龙公司出纳邓丽晴9766银行卡。因该借款两年未还，任志渠担忧债权超过诉讼时效，遂找杨仲换借条，杨仲叫其找公司财务。2016年5月7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单据号：9088626），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江志芳、王守汉）；收款方式：转账；金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收款事由：公司借款、月息按贰分计算。”并加盖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二、江志容主张的第二笔借款50万元2015年11月7日，锦龙公司以案外人张红名义向华润公司给付购买xx号车位定金2万元。11月10日，锦龙公司以张红名义与华润公司签订《商品房（车位）买卖合同》，约定张红购买华润公司开发的“华润置地?翡翠城”一期地下xx号车位，总价款28.3万元。同日，江志容向华润公司（华润广场）账户转入26.3万元。2015年12月6日，华润公司开具发票载明：“付款方为张红；收款方为华润公司；不动产项目为xx楼xx号车位；建筑面积30.53平方米；金额28.3万元；款项性质：购房款。”该车位于2015年11月30日备案登记于张红名下。2015年11月12日，江志容向杨仲6217银行卡转入23.7万元。同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单据号：9088606）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收款方式：现金；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款事由：收到借款（实收现金23.7万元，余款26.3万元直接支付车库）”并加盖财务专用章。同日，6217银行卡的23.7万元转入邓丽晴9766银行卡。三、江志容主张的第三笔50万元借款2016年4月29日，任志渠向杨仲6217银行卡转入20万元。2016年5月3日，任志渠向锦龙公司账户转入30万元。2016年5月1日，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单据号：9088627），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收款方式：银行转账；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收款事由：公司借款、月息按贰分计算。”并加盖锦龙公司财务专用章。同日，6217银行卡将该20万元转入邓丽晴9766银行卡。四、锦龙公司支付的利息锦龙公司共8次支付利息，每次公司内部均填写《付款申请单》，载明：付款事由“江志容利息”、支付利息的期间、金额、有时还注明“杨总安排支付”或“杨总、徐总安排支付”。会计易晓放签名、财务经理签字。有2张《付款申请单》杨仲在“公司总管分管领导签字”栏签名。每次转账付款前，易晓放或邓丽晴都会给江志容或任志渠打电话，告知支付利息的金额，再从邓丽晴银行卡转给江志容。2014年8月18日、11月25日，2015年2月15日、6月16日、8月18日、12月4日，2016年8月25日，2017年1月17日，邓丽晴银行卡分别向江志容银行账户转入6万元、6万元、6万元、6万元、6万元、6万元、30万元、20万元，共计86万元。五、江志容、任志渠的催收及《确认书》的形成因2016年未还款，2017年也未支付利息，任志渠夫妇多次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向杨仲、徐小惠催要。2019年1月初，面对江志容的催要，杨仲叫江志容、任志渠找公司财务经理李科对账，明确借款总额、已还利息、还欠利息。任志渠与锦龙公司财务对账后，打印出《确认书》，载明：“经核对单据，现将之前我们和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江志容的借款事实确认如下：一、1.2015年11月12日借款50万元（收据号：9088606）；2.2016年5月1日借款50万元（收据号：9088627）；3.2016年5月7日借款100万元（收据号：9088626），三笔合计200万元；二、前述三笔借款约定的利率为月息2分，每季度结算付息，2016年12月底之前的利息已结清；三、截止到2018年12月，前述三笔借款利息合计为1,187,760元（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共计24个月，借款200万元按月息2分计算每季度结算），后期利息继续计算。对前述借款和利息共计3,187,760元，我们承诺并保证将最大努力，并在江志容许可的期限偿还。”“确认人”一栏打印的是“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1月10日，锦龙公司会计蒋育英（易晓放辞职后接任）在《确认书》下书写：“借款本金200万元属实。利息已结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未办理结算，请领导确认上述计息标准”。同月15日，锦龙公司财务经理李科在《确认书》上手写：“借款本金贰佰万整属实，利息按月息2%计算，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共欠息96万元（玖拾陆万元整），共欠款本息296万元整，抵房款（节能）40万元，补付256万元（贰佰伍拾陆万元整），请领导审批。”任志渠又找杨仲、徐小惠签字、锦龙公司盖章。因徐小惠、锦龙公司认为《确认书》债务金额与事实不符，且试图将借款定为杨仲、徐小惠与锦龙公司的共同借款，故锦龙公司未盖章、徐小惠拒绝签字。2019年2月3日，杨仲在《确认书》的“借款人确认签字”处签名。六、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1.锦龙公司前身是四川国防工业环境艺术工程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于四川国防科技情报研究所。2001年3月11日改制变更为锦龙公司，股东杨仲、徐会（徐小惠曾用名），二人分别出资1000万元、500万元。杨仲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徐小惠任监事。2020年7月22日，法定代表人由杨仲变更为曾刚。2.杨仲与徐小惠于2013年6月5日登记结婚。3.2018年1月19日形成的《劳务结算单》，锦龙公司财务经理李科于2018年1月19日在结算单上签字，并手写：“一、以房抵工程款原价（优惠后）50万元；二、比华利结算详见上面，应付任志渠137,265元，扣除4万人工费，实付97,265元。三、收—支，任志渠应补付给公司402,753元”。任志渠在该结算单上签字。4.案外人通过账号62×××77于2015年10月30日向徐小惠农行账户（账号：62×××18）转入30万元。次日，徐小惠向华润公司转账28万元，华润公司当日向徐小惠开具收据，载明：“收到徐小惠成都翡翠城一期地下车位xx号楼款28万元。”该车位于2015年11月19日备案登记于徐小惠名下，网签合同信息查询记录载明成交价为28万元。5.2017年，江志容、任志渠（甲方、借款人）与平安银行（乙方、贷款人及抵押权人）、江志容（丙方、抵押人）签订《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约定甲方向乙方申请个人循环授信额度，丙方愿以位于天府新区房屋为此额度提供抵押担保。额度金额为967500元，额度期限从2017年1月18日起至2027年1月18日止，共计120个月。江志容以“装修+购家私电器”之名向平安银行贷款967,500元。后平安银行短信催收时，任志渠将催收金额改为1,973,064.74元后发给徐小惠，用以催收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五个，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锦龙公司向江志容的借款是200万元还是150万元锦龙公司对前两笔借款共计150万元无异议，但认为第三笔50万元借款是任志渠转给锦龙公司的流动资金，该50万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50万元中的20万元任志渠转入了杨仲6217银行卡，同日，该20万元转入公司出纳邓丽晴9766银行卡，2016年5月3日，任志渠直接转给锦龙公司30万元，故该50万元锦龙公司全部收到。其次，锦龙公司对第三笔50万元借款的处理方式与前二笔相同，均出具收据，载明出借人、借款事由、借款金额、利息标准、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锦龙公司对第三笔借款也按照收据确定的月利率2分向江志容给付了2017年前的利息。第三，江志容与锦龙公司财务核对借款本息后形成了《确认书》，《确认书》表明锦龙公司承认借款包含第三笔50万元。锦龙公司、徐小惠抗辩称江志容起草的《确认书》债务金额与事实不符，且试图将借款歪曲为三被告的共同借款，故江志容要求锦龙公司盖章和徐小惠签字均被拒绝，《确认书》因无公司盖章、无徐小惠签字而未生效。一审法院对此认为，因锦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第四，该笔50万元虽系任志渠转款，但因任志渠与江志容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任志渠同意由江志容一人作为出借人主张权利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锦龙公司的利益，且减少诉累。因此，锦龙公司以第三笔50万元借款系其与任志渠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否定江志容的该笔债权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锦龙公司向江志容的借款是200万元。二、关于杨仲个人应否承担还款责任杨仲就江志容主张第一笔100万元出具《借条》，后杨仲亦在200万元借款的《确认书》“借款人”处签字，杨仲上述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锦龙公司的职务行为，是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一）江志容夫妇直接转入杨仲6217银行卡共有三笔，即（1）2014年5月7日100万元；（2）2015年11月12日23.7万元；（3）2016年4月29日20万元。唯有第一笔100万元杨仲以个人名义出具了借条。一般而言，第一笔100万元借款由于系将款项转到杨仲银行卡，且杨仲出具了借条，通常应当认定借款人是杨仲个人。但是，杨仲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普通自然人又是锦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书写借条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应当结合本案的证据予以分析。第一，从借款的使用来看。杨仲主张其6217银行卡是锦龙公司在使用，从其提交的银行流水来看，具有合理性。三笔转入6217银行卡的款项均在收款当日即转入公司出纳邓丽晴9766银行卡，证明江志容出借的款项并非用于杨仲个人，而是锦龙公司在使用。第二，从锦龙公司出具的收据来看。江志容先后出借三笔共计200万元，锦龙公司分别向其出具了三张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江志容”“收款方式：银行转账”“收款事由：公司借款、月息按贰分计算”等，且都加盖了锦龙公司财务专用章，体现了完整的借贷关系。江志容接收收据的行为表明其认可锦龙公司是借款人。第三，从利息的给付来看。200万元借款的利息均系锦龙公司支付，锦龙公司先后8次共计支付利息86万元，每次付息公司财务均填写《付款申请单》，载明付款事由、付息期间、利息金额、有时还注明“杨总安排支付”或“杨总、徐总安排支付”，再由会计、财务经理签字。其中2张《付款申请单》上杨仲在“公司总管分管领导签字”栏签名。庭审中，江志容夫妇也承认“每次转账付款前，会计易晓放或出纳邓丽晴都会给江志容或任志渠打电话，告知支付利息的金额，再从邓丽晴银行卡转给江志容。”上述利息支付的审批、支付过程证明，江志容清楚知晓借款人是锦龙公司。第四，从江志容举示向杨仲、徐小惠催收还款的短信来看。其一，江志容向杨仲或徐小惠催收时，用语均有“安排”或“安排一下”，此用语不同于直接要求杨仲、徐小惠个人偿还，是江志容请求杨仲夫妇安排锦龙公司财务向其还款。其二，从杨仲、徐小惠夫妇的回复“好”“要得，在安排”“还在收钱，一定安排，放心吧”等也得到印证。其三，在江志容提交的多次催收中，无证明其直接向杨仲个人主张偿还借款的证据，证明江志容指向的借款人不是个人，而是锦龙公司。第五、从《确认书》的形成来看。任志渠夫妇找杨仲催要，杨仲要求先找财务核对本金、利息。核对后任志渠拟定并打印了《确认书》，2019年1月10日找到会计蒋育英签字，2019年1月14日杨仲回复江志容等财务经理李科回来双方算一下帐，次日李科在《确认书》签意见，后任志渠又找杨仲签字，2019年2月3日，杨仲在《确认书》的“借款人确认签字”处签名。《确认书》的上述形成过程表明，江志容指向的借款人也是锦龙公司。（二）第一笔借款100万元杨仲出具了借条，该款杨仲应否偿还。江志容主张，杨仲借款100万元用于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杨仲也应当承担责任。杨仲则以出具借条系职务行为做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前面已述100万元借款锦龙公司不仅向江志容出具了收据，确认其借款人地位，利息也由其支付，江志容也向锦龙公司催收，江志容无证据证明其就100万元借款要求杨仲本人偿还，故一审法院对杨仲关于职务行为的抗辩予以采信。民间借贷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并不包含出借人与企业均认可法定代表人的借款是企业借款的情形，本案无适用该款的条件。（三）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名应否对借款承担责任前文已述，《确认书》的由来是任志渠夫妇与锦龙公司对账后由任志渠单方拟定，锦龙公司会计蒋育英确认了差欠的借款本息，报请财务经理李科审核。李科审核时提出抵扣40万元房款，再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仲审批。但《确认书》未加盖锦龙公司印章，这与以前锦龙公司出具收据均加盖印章的交易习惯不同。通过查明的事实，江志容夫妇也要求锦龙公司盖章、徐小惠签字，但是锦龙公司、徐小惠认为“原告起草的《确认书》债务金额与事实不符，且以‘我们’‘锦龙公司’并称，试图将借款歪曲为杨仲、徐小惠和锦龙公司的共同借款，故锦龙公司拒绝盖章、徐小惠拒绝签字。”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名，根据前述分析属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三、关于徐小惠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一）江志容主张案涉借款中有50万元用于徐小惠购买住宅附属车位；徐小惠则以锦龙公司向江志容借款购买的是xx号车位，其个人购买的xx号车位与江志容借款无关来抗辩。一审法院认为，徐小惠购买xx号车位的付款时间是2015年10月31日，早于江志容2015年11月10日出借26.3万元的时间，徐小惠提供了证据证明其个人购买xx号车位的款项来源，足以证明徐小惠购买xx号车位不是源于江志容的借款，江志容的借款系锦龙公司用于购买xx号车位，因此，江志容关于其借款用于徐小惠购买住宅附属车位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江志容主张在2016年8月19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其与任志渠多次通过短信向徐小惠催要案涉借款，徐小惠均承诺返还。对此，一审法院已在任志渠夫妇向杨仲夫妇短信催收处论述，故在此不再赘述。（三）江志容主张2019年2月3日杨仲在《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借款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该意思表示应视为杨仲与徐小惠共同作出。一审法院认为，前文已述杨仲在《确认书》上的签名属于代表锦龙公司的职务行为，自然不能得出代表徐小惠的结论，且徐小惠拒绝在《确认书》上签字也表明其不同意《确认书》的内容。（四）江志容主张其借款部分用于徐小惠添置家庭财产，部分用于锦龙公司生产经营，徐小惠不但知情且实际参与，案涉借款属于杨仲与徐小惠的夫妻共同债务，徐小惠应对借款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江志容主张借款给徐小惠个人购买车位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已作出否定性认定。其次，锦龙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债务应由其承担，既然不是杨仲的个人借款，自无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理由。四、关于杨仲、徐小惠作为股东应否对公司借款承担责任江志容主张，杨仲、徐小惠是锦龙公司股东，案涉债务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仲夫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锦龙公司，即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可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由杨仲夫妇对锦龙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理由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515号案（以下简称1515案）的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适用指导性案例必须具备“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的相似性。自然，适用效力层次低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案例更应遵循该规则。本案中，江志容提交的1515案例的裁判要旨是：“夫妻二人出资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双方共同共有。即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在此情况下，该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基于此，应参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作为股东的夫妻二人。”本案中，锦龙公司原为四川国防科技环境艺术工程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2001年3月11日改制变更为锦龙公司，股东杨仲、徐小惠分别出资1000万元、500万元。但二人当时并非夫妻，2013年6月5日方登记结婚，故本案在基本案情上与1515案不同，不具有类推适用的基础。本案中，锦龙公司仅有的两位股东2013年虽结为夫妻，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江志容出借的200万元全部用于锦龙公司，利息由锦龙公司支付，江志容亦向锦龙公司催收，江志容无证据证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故仅仅依据杨仲与徐小惠是夫妻就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江志容与锦龙公司借款合同的效力及欠付利息（一）关于合同效力。锦龙公司主张根据平安银行发给江志容的催款短信，证明江志容出借的150万元系贷款资金，构成高利转贷，故江志容与锦龙公司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江志容则提交了补充证据证明出借款项并非源于银行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江志容出借的三笔款项分别发生于2014年5月、2015年11月和2016年5月，而江志容向平安银行的贷款发生于2017年，且是在出借给锦龙公司的款项未能收回后才发生，故其出借资金并非源于银行贷款，不构成高利转贷，锦龙公司关于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欠付利息。首先，锦龙公司归还的86万元是本金还是利息。锦龙公司主张归还的是本金。一审法院认为，杨仲提交的《付款申请单》、邓丽晴银行转账回单均清楚表明归还的是利息，锦龙公司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2018年1月1日任志渠以其子任江浩名义向锦龙公司购房一套，同月19日任志渠与锦龙公司结算，签订了《劳务结算单》，确认任志渠应付购房款与锦龙公司应付劳务款品迭后，任志渠应补付锦龙公司购房款402,753元。2019年1月15日李科在《确认书》上手写差欠借款200万元、2年利息96万元，共欠本息296万元，抵房款40万元，补付256万元，杨仲亦签字认可，表明双方具有抵销的意思表示。但在诉讼中，锦龙公司却以购房款系其与任志渠之间的关系而不同意抵销。一审法院认为，锦龙公司与任志渠夫妇互负到期金钱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抵销条件。抵销权是形成权，一经通知对方即发生等额债权消灭的结果。且抵销简化债务清偿，节约成本，便利当事人，故一审法院对双方债权在402,753元范围内抵销予以确认。第三，由于双方未约定是抵销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抵销的应当是利息。因此，锦龙公司差欠江志容的利息中应当扣减402,753元。综上所述，江志容与锦龙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锦龙公司迟延归还本息，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江志容要求杨仲、徐小惠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志容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但应扣减402,753元）；二、驳回江志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9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中，任志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2017年7月房款发票、2017年9月税收缴款书、2018年5月不动产登记费票据、2018年不动产产权证书，拟证明任志渠补付房款发生在受江志容委托向杨仲出借50万元两年后，故锦龙公司关于该50万元借款为抵房款不是借款的主张不成立。锦龙公司、杨仲、徐小惠质证认为，房屋实际取得时间与办证时间是有差距的，任志渠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锦龙公司申请责令任志渠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给付房款的履行时间在2015年年底前。本院经审查认为，任志渠的上述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锦龙公司申请责令任志渠提交的合同也与本案的事实认定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理由在后阐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江志容主张杨仲、徐小惠、锦龙公司共同偿还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目前各方对其中150万元借款应由锦龙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无争议。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任志渠支付的50万元是否为江志容的出借款；二、案涉200万元借款主体如何认定；三、应付借款本金、利息如何计算。分别评述如下。一、任志渠支付的50万元是否为江志容的出借款首先，锦龙公司就该50万元借款出具收据，确认系收到出借人江志容的借款，此后锦龙公司对该笔借款按照约定向江志容给付了2017年前的利息。一审中，锦龙公司称该50万元是任志渠转给锦龙公司的流动资金因而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二审中又称该款中的40.2753万元用于冲抵任志渠应付购房款，锦龙公司在诉讼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与其当初出具借款收据的行为相矛盾，显然当初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更符合客观情况；其次，债的抵销在互负到期债务的双方当事人的一方主张抵销的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锦龙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此前曾通知任志渠用该50万元抵销购房款。相反，2018年1月19日任志渠与锦龙公司结算签订《劳务结算单》时，双方确认任志渠应付购房款与锦龙公司应付劳务款品迭后，任志渠应补付锦龙公司购房款40.2753万元。表明此时双方认可购房款40.2753万元并未因抵销而清偿。直到2019年1月双方再次核对债权债务时，锦龙公司李科在《确认书》上手写差欠借款200万元、2年利息96万元，共欠本息296万元，抵房款40万元，补付256万元，杨仲亦签字认可，表明双方此时才有抵销的意思表示。据此应在锦龙公司差欠江志容的借款利息中扣减40.2753万元。综上，锦龙公司主张任志渠支付的50万元不应作为江志容的出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二、案涉200万元借款主体的认定案涉200万元款项，包括三个时间段的三笔出借款，其中2014年5月7日出借的100万元为第一笔，2015年11月10日、12日出借的两笔（26.3万元、23.7万元）合计50万元为第二笔，2016年4月29日、5月3日出借的两笔（20万元、30万元）合计50万元为第三笔。案涉200万元借款，不论是出借时收款账户是杨仲个人账户，还是锦龙公司账户，抑或是案外第三方账户，款项实际使用者均为锦龙公司，锦龙公司出具借款收据，支付借款利息，并由公司财务人员在200万元借款《确认书》签署对账核实意见，故锦龙公司作为200万元款项的借款主体，较易认定。本案争议较大的是，杨仲在2014年5月7日出具100万元《借条》及2019年2月3日在200万元借款《确认书》上签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锦龙公司的职务行为，能否据此认定杨仲为相应款项的借款主体。鉴于公司法定代表人须以法人名义从事行为方能构成代表行为，杨仲就江志容2014年5月7日转入杨仲银行卡的100万元，以个人名义向江志容出具《借条》，表明确认其个人为借款人并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杨仲应作为借款合同当事人。该笔借款此后用于锦龙公司且锦龙公司愿意还款，为债的加入，应予准许，但江志容从未表示同意免除杨仲的还款责任，故杨仲应与锦龙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019年1月初，就案涉全部借款200万元，任志渠与锦龙公司财务人员对账后，打印出《确认书》，载明：“经核对单据，现将之前我们和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江志容的借款事实确认如下…”，右下方打印“确认人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提行打印“借款人确认签字：”。该《确认书》经锦龙公司会计蒋育英、财务经理李科分别于2019年1月10日、15日书写意见后，任志渠又找杨仲、徐小惠签字、锦龙公司盖章，锦龙公司和徐小惠因不认可三方共同借款而拒绝在《确认书》上盖章、签字。2019年2月3日，杨仲在《确认书》的“借款人确认签字”处签名。上述情况表明，《确认书》载明的借款人主体不仅包括锦龙公司，还包括杨仲和徐小惠，杨仲、徐小惠对此是清楚的。杨仲在锦龙公司拒绝盖章及徐小惠拒绝签字后，在《确认书》落款“借款人确认签字：”处签字，是对其个人与江志容就200万元形成的借款关系的确认。因此，就案涉200万元款项，杨仲是借款主体，其与锦龙公司为共同借款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杨仲、徐小惠是锦龙公司股东，二人持有该公司全部股权。鉴于杨仲的200万元借款用于杨仲、徐小惠夫妻共同经营的锦龙公司，故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徐小惠应承担还款责任。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基于杨仲就案涉借款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和签署《确认书》的事实，应认定杨仲为共同借款人。又基于杨仲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锦龙公司的事实，应认定借款为杨仲、徐小惠夫妻共同债务。故对江志容提出的锦龙公司属于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公司财产与杨仲、徐小惠个人财产存在混同，要求参照最高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515号案处理本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再审查。三、应付借款本金、利息应如何计算本案江志容出借的本金为200万元，锦龙公司支付了2016年12月31日前的借款利息。故锦龙公司、杨仲、徐小惠应归还本金200万元，并按约定年利率24%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鉴于任志渠、江志容夫妻欠锦龙公司购房款40.2753万元，双方在《确认书》上同意抵销，故锦龙公司所欠借款利息应扣减40.2753万元。锦龙公司上诉主张的本金及利息计算方式为，江志容出借本金仅为150万元，锦龙公司已归还的86万元中包含5万余元本金，故现在应归还的本金为只剩144.0979万元，且利息应从锦龙公司最后一笔支付款项之日即2107年1月17日起算。对此本院认为，江志容出借款本金共计为200万元而非150万元，锦龙公司按照150万元本金计息得出已归还本金5万余元的主张缺乏依据，锦龙公司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综上，江志容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锦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2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二、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仲、徐小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志容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但应扣减40.2753万元）；三、驳回江志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9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仲、徐小惠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476元，由由四川锦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小 丽审判员 胡张映雪审判员 傅  敏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