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03民终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负责人：唐华平，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应武，上海永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善玉，男，汉族，1972年6月1日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文达，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玉先，男，196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上诉人灵川县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秦善玉及原审第三人王玉先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3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灵川县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上诉请求：撤销灵川县人民法院（2020）桂0323民初12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确认上诉人于2019年6月13日向被上诉人送达的《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秦善玉于2011年4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从2017年7月12日起是否解除”这一重要事实，属于事实不清。该判决书只是确认了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事实及《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而并未查明《补充协议》是否已经解除。该《补充协议》从2017年7月12日起已经解除。已经生效的(2018)桂0323民初1292号已确认的事实为：2017年4月12日，原告因承租人未向其交纳承包金，向秦善玉发出《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要求秦善玉承担违约金444000元，并要求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陈白田苗木基地的管理人员李英桂于当日签收了该通知。2017年5月23日，原告向桂林市林业局发出《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要求桂林市林业局承担违约金444000元，并要求解除承包土地合同，桂林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于当日签收了该通知。被告桂林市林业局、秦善玉未向法院起诉确认《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无效。上述事实是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无须再提供证据证明。据此，根据法律规定《补充协议》从2017年7月12日起已经解除。二、一审认为“本案中，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2019)桂03民终1008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金的义务最终得以明晰，被告以此积极向原告支付2016年至2019年的土地承包金”，这一认定没有事实依据。该裁定是准许撤回上诉，据此，原审法院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而原审判决只是由被告秦善玉支付2016年的土地承包金，并未确认是正常的土地承包金还是合同解除后的占有使用费，因此认定“被告以此积极向原告支付2016年至2019年的土地承包金”没有事实依据。三、上诉人于2017年4月12日向被上诉人秦善玉送达《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三个月后的2017年7月12日即发生法律效力。尽管上诉人疏忽大意，以致画蛇添足，2019年6月13日再次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但原审法院不能将错就错，只审理2019年6月13日的《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而忽视2017年4月12日上诉人送达给被上诉人的《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事实。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被上诉人秦善玉答辩称：一、村民小组于2019年6月13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没有法律效力。1、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必须是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而主张解除合同，而上诉人的解除行为不符合该法律规定，解除不具备合法性，当然也就不存在“异议期”。2、上诉人根本不存在催告被上诉人交纳2017年及2018年租金的可能性，反而是2016年就开始拒收租金，并于2017年提起诉讼解除与林业局之间的《土地承包协议》。3、2019年5月l6日，中院(2019)桂03民终1008号裁定上诉人撤诉后，依据生效的一审(2018)桂0323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虽然解除了上诉人与林业局之间的《土地承包协议》，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继续履行，上诉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反而于2019年5月17日在《桂林日报》发布公告，单方面解除协议并要求清场，而并不是催收租金。于2019年6月13日却以没有交纳2017年及2018年租金为由，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自相矛盾。二、村民小组于2019年6月13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具有主观恶意。1、上诉人故意在2016年10月就开始拒收2016年的承包金，2017年4月及5月就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同时强行收回承包土地及封路，接着在承包金交纳期限2017年10月15日前向灵川县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承包协议，导致协议是否继续履行以及是否由王玉先直接对上诉人履行承包协议处于待法院裁决状态，最终，法院生效判决于2019年5月底确定由被上诉人履行承包协议，被上诉人依据法院判决在2019年6月交纳了2016年承包金，但上诉人在2019年6月13日拒收2017年-2019年的承包金，被告只能在2019年6月13日通过公证提存的方式交纳了承包金。2、2019年5月17日及2019年6月13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竟然直接要求被上诉人在30日内清场，而不是要求在异议期满之后清场。3、上诉人居然在一审庭审中声称可以随意将被上诉人在土地上的桂花树等合法财产当柴卖掉。三、如果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允许无权解除方在发出解除通知后，被解除方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就导致合同解除，则违约方就有可能不断地通过发出解除通知的方式来规避违约责任，导致当事人及法院为其讼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合同解除，被上诉人为本土地种植桂花林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生产周期长，现马上要进入回报期。反之，如果合同解除，导致被告方损失惨重，而且被上诉人与王玉先的承包协议的履行以及相应两者之间己经强制执行的法院判决都会存在问题。综上所述，村民小组于2019年6月13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不生效，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原审第三人王玉先陈述称：根据灵川县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1日做出的(2018)桂0323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上诉人灵川县灵川镇双潭村委陈白田村民小组与桂林市林业局关于陈百田村民小组太平里222亩土地的承包关系。该判决生效后，上诉人陈白田村民小组村民将陈百田苗木基地大门用铁锁锁住，挖断道路，导致王玉先已经五年无法对苗木基地进行管理，王玉先的苗木基地的树木被上诉人陈白田村民小组随意损害或出售，报案公安部门无法处理。也导致王玉先与被上诉人秦善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基于目前现状和合同无法履行，上诉人陈白田村民小组与桂林市林业局之间的主合同已经被解除，因此，第三人与秦善玉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失去了履行的意义，依法应当对该《补充协议》予以解除。为节约司法资源，建议法庭在本案中对王玉先的损失做出认定和一并审理。原审原告灵川县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在原审法院的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于2019年6月13日向被告送达的《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已解除。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1996年5月24日，原告与何国仁签订《承包土地合同》，并在灵川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合同约定，原告将本村大平里（地名）222亩土地发包给何国仁种植白果树和其他经济果木林及养殖业；承包期限为49年，从1996年1月1日至2044年12月30日；1996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不交承包金，从2000年至2044年何国仁按每年每亩40元，即每年8880元向原告缴纳承包金，承包金于每年10月15日前交清，如不交清，原告有权收回土地另作处理；如有违约，违约方赔偿因违约所造成另一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并按总承包面积每亩赔偿另一方违约金2000元。此外，双方还对通行、用电、用水等问题进行了约定。2000年，经原告同意，何国仁与桂林市林业局签订了《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何国仁将其《承包土地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桂林市林业局。2007年3月22日，桂林市林业局与被告秦善玉签订《陈伯田基地承包协议书》，合同约定，桂林市林业局将陈伯田基地承包给秦善玉；承包期限为18年，自2007年3月22日至2025年3月22日；承包金额为：在承包期内，秦善玉承担给付陈白田村民小组的土地租金158400元以及每年生产及管理投资成本约60000元，前三年每年交租金20000元，从2010年开始，每年上交承包金50000元；从2007年开始，秦善玉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承包金交给桂林市林业局；承包期限届满后，秦善玉如需继续承包，在同等价格及相同条件下享有优先权；如遇国家建设需要征占用基地土地，地面苗木补偿桂林市林业局及秦善玉各占50%，原桂林市林业局建设的设施的补偿归桂林市林业局所有，秦善玉新增设施的补偿归秦善玉所有。此外，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1年4月15日，原告与被告秦善玉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秦善玉通过承包方式取得原告大平里土地（222亩）的经营权，用于发展林业生产及培育种植林木、苗木；秦善玉支持原告的集体公益事业或基础设施建设，一次性资助原告45000元；原告保证秦善玉发展林业生产的经营自主权，维护秦善玉的合法权益和生产、经营秩序，无条件允许秦善玉起挖、调运的林木及苗木带土球；原告保证秦善玉车辆进出村里辖区道路畅通无阻；其他事项严格按照原告与何国仁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执行；协议在双方签章后生效，如有违约，违约方要赔偿因违约所造成另一方的一切经济损失。桂林市林业局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予以认可。2017年，原告曾向该院提起诉讼，后经该院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该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了（2018）桂0323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一、原告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与被告桂林市林业局关于陈白田村民小组大平里（地名）222亩土地的土地承包关系已解除；二、被告秦善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2016年土地承包金8880元；三、驳回原告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对该判决不服，遂提起上诉。2019年5月16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03民终1008号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5月17日，原告在《桂林日报》发布公告，向被告和桂林市林业局发出通知，通知载明“你们与我村签订和执行的《承包土地合同》、《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和《陈白田基地承包协议书》经法院判决已经解除。请你们在公告后30日内（最迟延长到2019年6月20日）将合同指明的承包土地范围内的地面附着物全部迁移。逾期，我村将按照原《土地承包合同》第二条的规定处理。”2019年6月13日，原告在《桂林日报》发布公告，向被告发出通知，通知载明“你与我村签订的补充协议，因你没有履行《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应当在2017年10月15日前将该年租金缴纳，至今天（2019年6月13日）已经延期993天；应当在2018年10月15日前将该年租金缴纳，至今天（2019年6月13日）已经延期528天。因此我村拟按照与你签订的补充协议和原《土地承包合同》解除合同。你如有异议，可依据法律规定，向法院诉请撤销本通知书。”2019年6月13日，原告向被告送达了《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2019年5月24日，被告向原告交纳了2016年土地承包金8880元。2019年6月13日，被告到原告处缴纳2017年至2019年的土地承包金，但原告拒收承包金。同日，被告到桂林市公证处将需支付给原告的土地承包金26640元提存于该处，后桂林市公证处向原告邮寄送达了提存通知。另查明，在本案涉及的多份合同中所称的“陈伯田”、“陈佰田”均是指原告，“陈伯田基地”、“陈伯田苗木基地”与大平里222亩土地均是指本案所涉的同一标的。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作出（2019）桂03民终1008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金的义务最终得以明晰，被告以此积极向原告支付2016年至2019年土地承包金，表现在被告于同月24日向原告交纳了2016年土地承包金。2019年6月13日，被告到原告处缴纳2017年至2019年的土地承包金，但原告拒收承包金，后被告将该承包金提存于桂林市公证处。而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在《桂林日报》发布公告，向被告和桂林市林业局发出通知，于2019年6月13日在《桂林日报》发布公告，向被告发出通知。原告未有证据证明其曾向被告催告2017年土地承包金。原告就此主张2019年6月13日向被告送达的《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已解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故对原告诉请，该院不予支持，被告抗辩合理合法意见该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负担。本案经二审审理，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故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于2019年6月13日向被上诉人送达的《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是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已经解除。本院认为，上诉人村民小组在1996年5月24日将大平里的222亩土地承包给案外人何国仁用于种植林木，合同签订后，何国仁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0年，经上诉人同意，何国仁将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桂林市林业局，何国仁与桂林市林业局签订了《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由此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为桂林市林业局，上诉人认可何国仁与桂林市林业局的转包关系。2007年3月22日，桂林市林业局与被上诉人秦善玉签订《陈佰田基地承包协议书》，约定桂林市林业局将原承包上诉人村民小组土地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由秦善玉承接。上诉人村民小组知晓上述事实后，于2011年4月15日，与被上诉人秦善玉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秦善玉是通过承包方式取得上诉人大平里土地（222亩）的经营自主权，并按照过去何国仁与村民小组签订的土地合同条款履行，自签订《补充协议》之日起，被上诉人秦善玉为大平里土地的实际合法承包人。桂林市林业局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予以认可，即桂林市林业局与上诉人的承包合同关系自然解除。自2007年3月22日，桂林市林业局与被上诉人秦善玉签订《陈佰田基地承包协议书》至2016年10月前，涉案土地的租金均由被上诉人秦善玉按时向上诉人交纳，上诉人履行了《补充协议》的义务。2016年10月，上诉人拒收被上诉人秦善玉交纳的当年土地租金，并于2017年初向灵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桂林市林业局于2000年受让何国仁的《承包土地合同》已经依法解除；判令桂林市林业局支付合同违约金44万余元；由桂林市林业局、秦善玉连带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金8880元。基于本院上述论述已经明确桂林市林业局与上诉人的承包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确认其与桂林市林业局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并在2019年5月17日在《桂林日报》发布公告，属于多此一举。上诉人在该诉讼中并没有诉请解除其与被上诉人秦善玉之间的《补充协议》，而是要求秦善玉支付2016年的土地承包金。由于该案件经一、二审审理的过程，最终在2019年5月16日中级法院作出生效裁定，且当时未涉及2017-2018年的土地承包金（法院审理期间，属于待定状态），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24日按生效裁定书履行了支付上诉人2016年的土地承包金8880元的义务，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秦善玉出具了《收据》。在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定的次日（即2019年5月17日），上诉人在《桂林日报》刊登通知，要求桂林市林业局、秦善玉对承包土地在30日内进行清场。二审法院的生效裁定书只是确认桂林市林业局与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关系解除，并没有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秦善玉的《补充协议》解除，而2007年3月桂林市林业局已经将承包土地的林木、附属设施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了秦善玉，自然桂林市林业局不应当承担清场的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补充协议》未经当事人之间协商解除，也未经法院依法判决解除，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清场没有法律依据，该登报通知不具法律效力。被上诉人秦善玉于2019年5月27日也在《桂林日报》刊登了一份《声明》，不同意上诉人的清场通知，要求继续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补充协议》，同时要求上诉人停止一切侵权行为。2019年6月13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秦善玉延期支付租金为由，在《桂林日报》刊登通知拟解除与秦善玉的《补充协议》，并于当天向秦善玉送达《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同日上午，被上诉人秦善玉主动将2017年-2019年的土地承包金带到上诉人村民小组交付，表明自己要求继续履行《补充协议》的诚意，在灵川县主任张秀足的见证下，村民小组长唐华平及村民代表唐春林、唐华胜、唐金生拒绝收取三年承包金。当日下午，被上诉人秦善玉将应交给上诉人三年的承包金26640元交由桂林市桂林公证处进行提存，桂林公证处制作了（2019）桂桂证民字第11302号《公证书》，同时给上诉人村民小组发出了《提存通知》，要求上诉人村民小组到公证处领取该笔款项。可见，不管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秦善玉发出清场通知还是《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被上诉人秦善玉均在一星期之内提出异议，不同意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由于被上诉人在约定的合理除斥时间内已经提出异议，且被上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发出的《解除承包土地合同通知书》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能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灵川镇双潭村民委员会陈白田村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裕松审判员  徐 刚审判员  唐国登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熊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