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西和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1225民初785号原告：南某，男，汉族，大专文化。        委托代理人：孙某，女，汉族，大专文化。        被告：方某1，女，汉族，大学文化。        被告：方某2，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吕某、刘某（实习律师），甘肃成州（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南某与被告方某1、方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某，被告方某1及被告方某2委托代理人吕某、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同居关系。二、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款58000元；衣服款20000元；红包7200元；（媒人孟某在与我们商量的时候，说对方在订婚时不收彩礼钱，让我们在8000元衣服已经买好的情况下，再给被告12000元衣服钱，8个红包，每个1200元，被告收了6个7200元，彩礼钱又收了58000元，共计85200元）。我们强烈要求彩礼85200元被告要全部退还。三、判令被告方某1返还原告所送的首饰五金：金耳环1.9克、金手镯45.72克、金手链12.86克、金项链7.46克、金戒指3.07克，共计71.01克，我们要求被告原物退还。四、判令两被告返还订婚时原告家所送四色礼：锦绣陇南酒22瓶10736元（488元／瓶），硬中华烟16条6720元（420元／条），茶叶16斤2400元（150元／斤），共计19856元。我们送的四色礼回数多、金额大，我们要求被告退回。五、从认识到结婚以及婚后500元以上花费共计71100元（500元以下花费不计）（清单附卷）。六、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被告方某1于2019年10月经人介绍自由恋爱，2020年10月13日按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时通过媒人二被告收受原告方彩礼款58000元；衣服款20000元；6个红包共计7200元；五金首饰及四色礼。2020年10月15日举行了结婚仪式，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在同居初期关系就不好，同居6个月内小吵天天有。被告方某1多次表示不愿意与原告一起过日子，离家出走多次，原告父母万般挽留也无济于事。2021年4月16日，被告方某1让我将我父母叫在一起并明确告诉我父母和我不过了。现在被告方某1在娘家已居住多日未回。5月1日，我到被告娘家叫方某1回家，其父亲方某2不让方某1回来，被告方某1也表示不愿意回来。起诉前几天我又让媒人找方某1家解决问题，但一直没有答复。我一个普通职工，为了娶方某1，全家花费了大量心血、金钱，办婚礼时借的钱都还未还清。现在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无奈之下状诉法院，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金首饰的照片复印件两张，证明订婚时送给被告方某1的五样金首饰的克数和价钱。        被告委托代理人代为答辩称，一、原告要求返还彩礼金额与实际不符，被告方实际收取彩礼数额为54000元。被告方某1与原告于2020年10月15日举行婚礼，原告按照当地风俗向被告家支付彩礼88000元。当日，被告家向原告退还彩礼34000元，被告家实收彩礼54000元。至于原告所述的衣服款20000元，由于被告家也给原告购买了衣服，花费被告家10137.64元，且该衣服钱性质属于一般礼节性的赠予，不属于彩礼范畴。7200元的红包其性质亦属于一般礼节性的赠予，不属于彩礼范畴。因此，被告家实收彩礼数额应为54000元，衣服钱与红包属于赠予，被告方不同意退还。二、被告方将所收的彩礼款用于购买家电（洗衣机一台、电视一台、冰箱一台、茶吧机一台）花费26500元，购买鱼缸花费3800元，购买床上用品及四件套花费7668元。上述陪嫁共计37968元。三、原告要求二被告全额退还彩礼没有事实根据，二被告只退还彩礼款54000元的百分之五十，即退还27000元。被告家收到彩礼后，用该54000元购买了家电、鱼缸、及床上用品等，为此被告家花费了37968元，且上述物品全部交付给原告家，并一直由原告家使用至今。结合当地风俗，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被告方某1会拿出部分或者全部彩礼用于共同花销，如为举办婚礼宴请宾客、购买家具用品、生活用品、日常花销、以及平时的吃喝玩乐等，在计算返还数额时都应当从中剔除。四、原告所主张的首饰，被告方同意原物退还。五、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四色礼等与事实不符，而被告方实际未收取如此数额的四色礼，且被告方收取的四色礼属于赠予行为，不能认定为彩礼的范畴。六、原告要求被告方支付从认识到结婚以及结婚后花费71100元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该项诉求完全歪曲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及本案的法律关系，该笔费用更不能认定为彩礼予以退还。综上所述，本案原告主张58000元彩礼与事实不符，实际收取54000元，且多数用于共同花费（向原告家购置结婚用品），请求法院在计算返还数额时都应当从中剔除。原告的其他主张：四色礼19856元、认识到婚前婚后花费71100元均与事实严重不符，依法不能认定为彩礼钱，更不存在返还。为此，恳请法院慎重裁决，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进行判决。        被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一、二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二被告诉讼主体适格。        二、西和县旭日家电销售单以及收据、销货清单、交易记录、陕西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一份，证明：1、被告方为购买陪嫁家电（洗衣机一台、电视一台、冰箱一台、茶吧机一台）花费26500元。2、被告方为购买鱼缸花费3800元。3、被告方为购买床上用品及四件套花费7668元。上述陪嫁物价值共计37968元。        三、陕西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账单详情、服务清单、交易记录一份，证明被告方给原告购买衣物花费10137.64元。        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原告多次辱骂二被告。2、原告先后数次要求被告方某1退还彩礼及首饰。3、原告威胁、恐吓被告方。4、原告不愿与被告方某1共同生活，原告系婚姻过错方。        原告南某于2021年7月14日向本院申请证人孟某出庭，本院依法向孟某送达了出庭通知书，并在送达出庭通知书时作了询问笔录。因证人未按时出庭，故法庭将该询问笔录当庭进行了宣读。原告表示孟某陈述的彩礼数额较少与事实不符，但能证明原告及家人总共去被告家五次，以及送四色礼的情况。被告方表示孟某陈述的彩礼数额较多与事实不符，仅能证明证人作为媒人亲自参与商量婚事去被告家四次的事实及衣服款12000元的事实。        庭审后原告父亲南小辉与证人孟某到庭陈述有关被告方索要二次衣服款及红包的相关事实，法庭对二人的陈述做了笔录，并就该笔录传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到庭进行了质证，原告对该笔录无异议，被告方认为该12000元衣服钱系办宴席的总管与媒人孟某沟通让原告再拿点衣服钱，非被告家主动索要。7200元红包是原告家询问被告家需要包几个红包，被告家答复6个就够了，亦非主动索要，故对该笔录不予认可。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被告方质证无异议，法庭予以确认和采信。        对于被告方提交的证据，经原告质证对被告方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中的第1、2、3、4张购买衣服凭证均无异议，法庭予以确认和采信。第三组中的第5、6张购买衣服凭证，原告不予认可，该两张证据显示字样含糊且被告再无其他证据佐证，法庭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原告对其中部分内容无异议，但表示被告方某1已将另外部分对其不利的聊天记录删除，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且双方并未就该证据有无删除痕迹申请司法鉴定，故法庭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于法庭第一次向证人孟某所作的笔录，原告与被告方对其中关于彩礼数额意见不一致，但证人孟某系媒人，作为替双方当事人拉和牵桥婚事的案外人，针对案件事实所陈述的彩礼为56000元具有真实性，且该数额系原告主张的58000元与被告方主张的54000元的中间数，故法庭对于证人孟某陈述的彩礼款为56000元予以确认。对于证人陈述原告方去二被告家五次并送相应四色礼的事实及被告家收取原告送的衣服款12000元、6个红包7200元予以确认。        对于法庭向原告父亲南小辉及证人孟某庭后所作的笔录，南小辉作为实际参与人，陈述原告家非自愿情形送被告家二次衣服款及红包的情况，证人孟某作为双方婚事媒人表示南小辉的陈述全部属实，无异议。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不予认可，并发表质证意见表示该12000元衣服款系被告方办理订婚事宜的总管与媒人孟某沟通决定让原告方送来的，二被告并无索要行为。关于7200元红包系原告询问被告方需要几个红包，被告方答复6个就够了，然后原告方送过来的，也不存在索要行为。结合案情，被告方办理订婚事宜的总管所提出的意见系其代表被告方所做出的决定，被告方虽未主动索要但未阻止该行为且被告方亦实际收取相应款项。证人孟某系双方办理婚事的媒人，起到向双方当事人传达各自的意见并居间实际操作处理相关事宜的作用，经法庭释明相关法律责任后孟某表示对该笔录中陈述的关于原告方系非自愿情形送予被告家相关款项的事实无异议。法庭可以确认原告送予被告家二次衣服款12000元及7200元红包时存在非自愿情形。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方某1经人介绍相识，于2020年10月13日按习俗举行订婚仪式，从双方协商到订婚期间被告方某1、方某2收取了原告南某彩礼款56000元、衣服款20000元（包含订婚前购买衣服款8000元）、红包6个共7200元、黄金首饰：黄金耳环1.9克、黄金手镯45.72克、黄金手链12.86克、黄金项链7.46克、黄金戒指3.07克各一份。双方当事人于2020年10月15日按当地习俗举行了婚礼仪式。期间，除原告家自愿赠予部分外，原告分五次向二被告送四色礼：锦绣陇南酒16瓶、硬盒中华烟10条、茶叶10斤。二被告向原告送陪嫁物：海尔卡萨帝电视一台、卡萨帝滚筒洗衣机一台、海尔冰箱一台、茶吧机一台、鱼缸一只、床上用品四件套若干。被告方某1为原告购买衣服花费7163元。被告方某1因双方多次发生口角，于2021年4月份离开原告南某家。经原告多次劝说无果，遂主张解除同居关系并要求二被告返还彩礼等。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生育子女，且同居期间无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均表示不愿意再继续共同生活。        本院认为，本案属婚约财产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与被告方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主张返还彩礼，应予支持。关于返还金额问题，本院认为，订婚期间原告向二被告送彩礼款88000元，被告方退还原告32000元，被告方某1、方某2实际收取原告彩礼款56000元，本院予以确认。结合本案双方确立婚约关系到被告方某1离开原告家，双方同居时间仅为半年左右，故彩礼按照80％返还，即56000×80％=44800元。双方订婚前原告为被告方某1购买的衣服款8000元与被告方某1为原告购买的衣服款7163元价值相当，予以折抵。关于原告二次送被告方衣服款12000元、红包6个共7200元，结合南小辉及证人孟某在庭后陈述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该二次衣服款及红包系原告为确立婚约关系，在非自愿情形送予被告方且被告方也实际收取该12000元衣服款及7200元红包，故该二次衣服款12000元及红包7200元应予返还，结合彩礼款返还比例，上述款项应予返还19200×80％=15360元。关于四色礼，法庭认定被告方收取原告方（除原告当庭表示放弃部分外）锦绣陇南酒16瓶、硬盒中华烟10条、茶叶10斤。结合市场价，上述物品价值约12000元。该四色礼属于原告按照习俗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支付的费用，亦属于双方人情往来的赠予行为。但法庭考虑到该赠予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予，现原告与被告方某1结婚的目的无法达到，被告方应予酌情返还。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本县送四色礼农俗，酌情返还四色礼款4000元。关于原告订婚时送给被告方的黄金首饰，被告方明确表示愿意原物返还，法庭予以确认。关于原告第五项诉讼请求，从认识到举行婚礼及婚礼以后原告给付被告方的见面红包、节日红包及支付的其他费用合计71100元，原告当庭表示不再要求返还，法庭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方在双方举行婚礼时送到原告家的陪嫁物，该物品属被告家为被告方某1婚事购买的个人物品，原告应予原物返还。故本院认定被告方应返还原告彩礼44800元、二次衣服款及红包15360元、四色礼款4000元。本案婚约双方虽然是原告南某与被告方某1，但收受彩礼的是被告方某1和被告方某2，故二被告应承担共同返还彩礼款、二次衣服款及红包、四色礼款的责任。原告应原物返还被告方某1的陪嫁物海尔卡萨帝电视一台、卡萨帝滚筒洗衣机一台、海尔冰箱一台、茶吧机一台、鱼缸一只、床上用品四件套若干。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方某1、方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南某返还彩礼款44800元、二次衣服款及红包15360元、四色礼款4000元，共计64160元；并原物返还黄金耳环一对（1.9克）、黄金手镯一只（45.72克）、黄金手链一条（12.86克）、黄金项链一条（7.46克）、黄金戒指一枚（3.07克）；        二、原告南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物返还被告方某1陪嫁物：海尔卡萨帝电视一台、卡萨帝滚筒洗衣机一台、海尔冰箱一台、茶吧机一台、鱼缸一只、床上用品四件套若干；        三、驳回原告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23元，由原告南某负担1911.5元，被告方某1、方某2负担191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国才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法官助理    周兴书记员    田艺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