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79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思俭，男，197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堂昆，辽宁盛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芹，女，196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毕思俭因与被上诉人刘洪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1）鲁0105民初3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思俭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1）鲁0105民初346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洪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结果有误。一、一审判决对于毕思俭2018年5月15日向刘洪芹支付的11万元，认定不构成借贷关系有误。2018年5月份，毕思俭在刘洪芹的鼓动下将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济南XXXX号的房屋出卖，共收卖房款38万元。2018年5月11日毕思俭收到卖房款（定金）1万元，通过微信转帐借给了被上诉人；2018年5月15日上诉人收到卖房款37万元，其中通过银行ATM转帐两笔共11万元借给了被上诉人，后提取现金26万元，上诉人自己留下1300元现金，其余258,700元现金存入了被上诉人的银行帐户，因上诉人对于现金转存的事实暂无证据，所以没有和本案一并起诉。被上诉人为了借钱，也参与了卖房和提取现金的全过程。虽然被上诉人辩称案涉11万元用于支付毕思俭的房租、购买家电，双方恋爱期间的日常生活花费等，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购买家电，双方恋爱期间的日常生活花费等的事实。被上诉人虽然提交租房协议和水费单据等证据，但这些证据不仅不能证明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房屋，恰恰相反，这些证据却证明了房屋由被上诉人自己在使用，如租房协议内容与被上诉人陈述相矛盾，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使用，而从水费和物业费缴纳情况来看，水费和物业费均由被上诉人自己缴纳，这就说明了房屋是由被上诉人自己在使用，上诉人没有租赁被上诉人的房屋，原审判决也没有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的事实作出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17号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在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上诉人无须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17号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在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将案涉款项转入被上诉人的帐户时，借贷关系就已经成立，被上诉人就负有还款义务。而原判决却不顾法律规定，主观地推断出“该款项可能用于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也可能为赠与等”，这是严重错误的推断和理由。事实上，上诉人曾通过短信要求被上诉人还钱，被上诉人也答应还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合法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二、毕思俭2017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微信转帐方式向刘洪芹支付64,050元，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借贷关系，对毕思俭的该项主张未予支持有误。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账单截图照片打印件无法证实其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其主张的案涉款项，是错误的。上诉人为了方便证据的使用，将微信账单截图照片打印出来，而在原审开庭时，上诉人亲自出庭，法庭并没有让上诉人出示手机就微信账单进行核实，上诉人既然能打印出来微信账单截图照片，手机里就保存有微信账单原件，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都通过实名认证，法庭只要当庭核实即可查清微信转账是否真实存在。2018年5月11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微信转账1万元，这笔借款是上诉人收取的38万元卖房款一部分，与前述11万元借款系同一性质，根据前述事实与理由可以认定为借款。也正是因为案涉微信转账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恋爱期间，所以才没有留存借款合意等相关证据，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手时，上诉人曾经通过手机短信向被上诉人要求还款，被上诉人也答应还款，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现在被上诉人正是借上诉人没有留存借款合意证据之机，企图侵占上诉人财产，对微信转账事实不予认可。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17号第九条第（二）项、第十六条之规定，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诉人的借贷关系的主张成立，综上所述，恋爱期间，在被上诉人需要借款时，上诉人将自己的房屋卖掉，几乎把全部卖房款都借给了被上诉人，以致上诉人现在生活十分困难，窝居在偏远的民房（租赁房）中，被上诉人却以种种理由企图侵占上诉人的财产，同时给上诉人也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而原审判决却歪曲事实和法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上诉人再次。被上诉人刘洪芹辩称，双方于2017年2月左右因租房认识租房合同，2017年5月5日签订租房合同。后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同吃同住。从双方的微信账单中可以看出来，毕思俭一直给刘洪芹交房租。2018年5月左右毕思俭想保持同居关系，于是分两次给付房屋共11万元，刘洪芹出具收条；该11万元中的部分款项已经家电和生活用品。2019年1月13日双方感情出现问题，毕思俭为了表示诚意，与刘洪芹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中明确表示双方自愿经济上相互帮助，为对方的转账，属于自愿赠与。综上，毕思俭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经作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毕思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74,05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毕思俭与刘洪芹曾系恋人关系，在原、被告恋爱期间，毕思俭于2018年5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刘洪芹11万元。毕思俭主张2017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给刘洪芹共计64,050元，刘洪芹不予认可。根据毕思俭提交的微信账单截图照片打印件可以看出上述微信转账次数频繁，转账金额不等，最小金额100元，最大金额10,000元（仅有一次，2018年5月11日），大部分转2一账金额集中在几百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毕思俭与刘洪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事实包括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两个要素，毕思俭主张与刘洪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对借贷合意、款项交付这二要素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毕思俭于2018年5月15日支付刘洪芹11万元，刘洪芹认可收到该款项，但其辩称该款项不是借款，而是用于支付毕思俭的房租、购买家电、双方恋爱期间的日常生活花费等。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该款项数额较大，但是毕思俭向刘洪芹支付该款项时，双方之间系恋爱关系的特殊情形，考虑到恋人交往期间经济来往的多样性，该款项有可能用于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也有可能为赠与等，不能仅仅以该转账行为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并且毕思俭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该款项达成了借贷合意。因此，毕思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就该款项11万元存在借贷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其要求刘洪芹偿还该款项11万元的诉求不予支持。毕思俭主张2017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刘洪芹支付借款共计64,050元，其提交了微信账单截图照片打印件予以证明，刘洪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不认可该款项系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毕思俭提交的微信账单截图打印件无法证实其向刘洪芹支付了其主张的上述款项；其次，即使上述微信转账真实存在，毕思俭主张的上述微信转账均是发生于双方恋爱期间，转账次数频繁、时间跨度长、金额零散，对这些转账流水，毕思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转账时与刘洪芹确约定为借款性质，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转账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明显与民间借贷的日常习惯不相符。因此，毕思俭主张涉案微信转账款项系向刘洪芹出借的款项，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其要求刘洪芹偿还该款项64,050元的诉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毕思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91元，由原告毕思俭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毕思俭提交短信记录一份，欲证明双方分手后毕思俭曾经就借款追要的情况。经质证，刘洪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刘洪芹提交一、证人证言一份，证明2017年5月份毕思俭租刘洪芹的房子，证人给毕思俭送过钥匙；二、2018年5月20日照片一张，证明毕思俭租我的房子期间买的东西。经质证，毕思俭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毕思俭认为基于证人与刘洪芹系母子关系，这份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二，毕思俭称对照片中所显示的情况，其不认可，且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毕思俭与刘洪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当事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借贷双方的合意、借款的交付。毕思俭主张与刘洪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对借贷双方的合意、借款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一、关于毕思俭主张2017年至2019年向刘洪芹给付的64050元。该款项发生于毕思俭与刘洪芹恋爱期间，而恋爱期间双方在经济上互有往来实属正常，且该部分款项转账发生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时间跨度较大、转账次数多、金额零散，与民间借贷的日常习惯不符，且毕思俭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上述经济往来系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产生的，故一审法院对毕思俭要求刘洪芹偿还64,050元的诉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二、毕思俭于2018年5月15日支付给刘洪芹的11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刘洪芹认可收到该11万元，但主张并非借款，而是用于支付毕思俭的房租、购买家电及双方恋爱期间的日常生活花费等。本院认为，毕思俭向刘洪芹支付该款项时，双方处于恋爱期间，考虑双方的特殊关系，该款项有可能用于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亦有可能为赠与。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毕思俭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毕思俭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就该11万元存在借贷的合意。综上，一审法院毕思俭要求刘洪芹偿还11万元的诉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毕思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2元，由上诉人毕思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静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绍琰书 记 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