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再142号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艺峰，男，196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少华，山东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济南龙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陈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玲，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刘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晨龙，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源旭，男，199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申诉人孙艺峰因与被申诉人济南龙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以下均简称为：龙泉资管）、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泉控股）及二审被上诉人孙源旭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01民终3587号民事判决，曾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鲁民申1060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孙艺峰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规定的情形，以鲁检民监[2020]37000000304号民事抗诉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9日作出（2021）鲁民抗4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金涛、检察官助理施建如出庭。申诉人孙艺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少华，被申诉人龙泉资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玲、被申诉人绿地泉控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晨龙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孙源旭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称，孙艺峰申诉中提交了龙泉资管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系该单位为解决与孙艺峰等买房人之间的房屋办证纠纷而制定的措施，该证据可以证实，涉案房产买卖中的过户需要以办理完成数据挂接为前提，办理数据挂接的义务由出卖人龙泉资管负责。检察机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一、原审对于涉案房屋未完成数据挂接的原因不予查明，认定买受人孙艺峰要求出卖人承担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证据不足，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中，无论是基于当事人的合同约定或者相关法律规定，抑或是根据交易习惯，出卖人均应协助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中尽管存在两份内容存在差异的房屋买卖合同，但对于协助孙艺峰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龙泉资管不持异议，只是对于支付逾期办理办证违约金不予认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办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前提是由出卖人办理完成所在项目在房管部门的信息化挂接手续，截止原审生效判决作出时，涉案房屋并未完成信息挂接手续，导致房屋变更登记手续迟迟不能办理，龙泉资管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逾期办证的违约行为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继续办证和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两种形式。孙艺峰要求出卖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数额确定问题，在各方当事人对涉案两份合同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孙艺峰提供的合同中对逾期办证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且出卖人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条款的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应当以该合同的相关条款为依据作出裁判。二、《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构成再审中的新证据，且足以推翻原判决。检察机关审查期间，孙艺峰提交该证据，系本案生效判决作出后形成，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再审新证据情形，能够证实龙泉资管存在逾期办证违约行为，原审对孙艺峰要求对方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明显不当。申诉人孙艺峰申诉请求：请求支持其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被申诉人龙泉资管辩称，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申诉人的请求有异议，请求驳回申诉人对龙泉资管的申诉请求。绿地泉控股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真正的出卖人和收款人，应由该公司承担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义务（协助办证义务，信息挂接义务）。涉案房屋自始至终未实际划拨给龙泉资管，亦从未归属过龙泉资管，其无协助办证义务。二审判决认定龙泉资管与绿地泉控股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不能证明在房屋买卖合同中龙泉资管对孙艺峰、孙源旭购买的涉案房屋负有出卖人的义务以及负有办理信息挂接义务，不能证明龙泉公司有违约行为，抗诉意见错误。二审判决生效后，2019年7月21日孙艺峰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9月11日，一审法院向龙泉资管送达（2019）鲁0103执恢369号执行通知书和失信决定书，在此情况下，龙泉资管为解除法院的限制措施，履行二审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于2020年1月10日出具《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经多重努力和协调，2020年11月26日，最终以本案二审判决为依据而非因为数据挂接，相关机关为孙艺峰和孙源旭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只是表明龙泉资管尊重二审判决的态度和努力，且已经执行完毕。孙艺峰后申请检察机关监督，检察机关抗诉，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再审以及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之间相互矛盾。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孙艺峰对龙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申诉人绿地泉控股辩称，检察机关抗诉书中所称的是一般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出卖人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协助买受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本案。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特殊的商品房买卖，不能用交易习惯进行推定，而是应当根据双方的约定以及到房管局及不动产登记中心实地调查了解进行判断。本案所涉历史背景较为复杂，涉及到数据挂接等历史遗留问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审被上诉人孙源旭未答辩。孙艺峰、孙源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协助原告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将房屋登记至原告名下。2.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逾期办证违约金，自2014年7月8日起计算至2017年4月30日止，以房屋总价款469404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2月3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济国资企改[2008]45号《关于确认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改制资产范围的批复》，内容为：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你公司《关于公司转企改制组建济南泉景地产有限公司的请示》收悉。根据市政府[2008]第18次常务会议批准的你公司改制方案，同意你公司确定的改制资产范围，即按照2007年6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确认的：公司总资产126503.34万元，负债64187.96万元，净资产62315.38万元，另有未确权不能纳入评估的资产账面值7824万元。其中主营业务资产（总资产80843万元，负债55771万元，净资产25072万元）纳入改制资产范围；剩余非主营业务资产及没有确权的资产（总资产45659万元，负债8415万元，净资产37244万元）纳入济南市龙泉供热中心经营管理，不进入改制资产范围。鉴于原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已超有效期，请你公司按上述改制资产范围，调整评估基准日重新评估确认资产价值，并对纳入改制范围资产和未纳入改制范围资产分别出具评估报告。重新评估的基准日为2008年12月31日。山东振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0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作出了鲁振评报字（2009）第9号《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拟企业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明细表》，该明细表中未明确记载包括涉案房屋。2009年7月3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济国资企改[2009]31号《关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转企改制有关事项的批复》，内容为：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根据现行国家关于规范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法规，经市国资委[2008]第11次主任办公会研究并报市政府批准（济政字[2009]25号），现将你公司转企改制有关事项批复如下：一、根据市政府研究同意的改制方案，同意你公司事业转企业按国有企业改制程序实施改制。内部决策程序和资产审计评估程序合法有效。职工安置方案已经企业职代会讨论通过，并报我委、市人事局、市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济国资产权[2009]17号核准函已核准并确认了纳入改制转让范围的资产评估结果。二、按照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原则，同意你公司纳入改制范围的国有产权按程序一次性整体转让给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和内部职工群体（绿地集团受让51%，职工群体受让49%），组建济南绿地泉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产权转让要依法签订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按规定及时办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绿地集团及职工受让群体要依法履行改制后企业股东的权利义务，做好改制后企业承接改制范围内全部资产、负债、人员，以及业务发展工作。三、你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济南市龙泉供热中心不纳入改制转让范围，更名为济南市龙泉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管理中心作为存续企业仍保留国有独资企业性质，承接你公司未纳入改制范围的全部资产、业务和人员。按照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的结果，重新编制管理中心资产负债表；按照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确定的原则，做好管理中心承接管理的人员登记工作。根据市政府授权，自批复你公司实施改制之日起，管理中心移交我委管理，由我委对管理中心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请你公司根据改制方案确定的资产、业务、人员范围，配合我委有关处室做好管理中心产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以及理顺与改制后企业资产、人员、业务关系的相关工作。委机关有关处室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管理中心国资监管的各项工作，指导管理中心尽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管理制度，处理好与改制后企业的关系，确保管理中心依法规范动作，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职工队伍的稳定。孙艺峰、孙源旭主张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将一部分资产划转给龙泉资管，两被告关于应由谁协助原告办理房产证发生争议，具体由谁协助应由两被告根据改制的相关约定执行。被告绿地泉控股主张涉案房屋未纳入改制范围，被划转给了龙泉资管。龙泉资管主张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是自2009年7月31日才经批准开始实施改制，而涉案房屋是在2009年9月份出售给原告并完成交付，故原告主张涉案房屋处置完毕后又作为资产划拨给该中心，有悖常理。孙艺峰、孙源旭（买受人）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出卖人）签订《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8日，该合同约定：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将位于同润大厦506室的涉案房屋出售给孙艺峰、孙源旭，建筑面积106.20平方米，计价方式为按套计算，房屋总价款为469404元。合同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第六条中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为：出卖人应当在该商品房交付使用后36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由买受人自行向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在该房屋交付使用后720日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二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2009年9月8日，孙艺峰、孙源旭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分别在房屋结算移交协议书上签字、盖章。2009年9月11日，孙艺峰、孙源旭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分别在商品房资金结算单上签字、盖章，该结算单载明两原告应交房款469404元，实交房款469404元。2010年4月26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根据济南市政府[2008]18次常务会议确定的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改制方案，未进入改制公司范围内的资产、业务和人员，全部无偿划转至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管理，该企业保留国有企业性质不变。特此证明。龙泉资管向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一份，内容为：“济南市国资委：根据济国资企改（2009）31号批文复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改制，以下房屋权属归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所有，特申请以下房产划拨变更：……33泉景同润商务大厦南新庄街70号槐字第096100……。绿地泉控股据此主张涉案房屋已划拨给了龙泉资管，市国资委对此予以确认，龙泉资管向市房管局提交了划拨变更资料。两被告对于该申请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孙艺峰、孙源旭对于绿地泉控股的主张不予认可，称涉案房屋现仍登记在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名下，说明两被告对于涉案房屋权属存在争议。龙泉资管对于绿地泉控股的主张不予认可，称这仅是申请，涉案房屋至今未划转至该中心名下，仍登记在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名下。2015年7月14日，济南绿地泉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龙泉资管（乙方）签订《关于派往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有关工作人员薪资发放相关事宜的协议》一份，内容为：乙方为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改制时分离设立的独立法人的国有企业，依据改制实际情况并经国资委同意，由改制时分离成立的甲方派出人员管理。根据现阶段管理要求，达成如下协议……。龙泉资管据此主张2016年3月1日前龙泉资管的实际控制管理权都在绿地泉控股，改制前后是否纳入改制范围的资产和人员由绿地泉控股管理，即使没有纳入改制的资产也是由绿地泉控股实际控制管理，所以涉案房屋履行的相关协议义务应由绿地泉控股承担。孙艺峰、孙源旭对于龙泉资管的主张不予认可，称绿地泉控股派出人员是以龙泉资管的名义管理，相关责任不能因此推给绿地泉控股，在企业改制时存在的遗留问题两被告没有作出约定，则应该共同协助原告办理。绿地泉控股对于龙泉资管的主张不予认可，称该协议仅是薪资发放的约定，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改制后龙泉资管由该公司实际控制。另查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改制后名称为济南绿地泉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8月4日，济南绿地泉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月5日，济南市龙泉供热中心名称变更为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另，绿地泉控股主张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已移交给了龙泉资管，但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龙泉资管对此不予认可，称没有收到该购房款。一审庭审中，绿地泉控股提交孙艺峰、孙源旭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于2009年9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并称该合同系孙艺峰、孙源旭在另案中提交的，该合同与孙艺峰、孙源旭在本案中提交的合同中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有不一致之处，该合同附件四约定：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在出卖人办理完该房产所在项目在房管局信息挂结手续，达到为买受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条件后，出卖人为买受人办理该房产权手续。两原告称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确系两原告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的，但该合同签订后，两原告知道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要进行改制，而该合同中很多事项没有约定，于是两原告又找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重新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即本案两原告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龙泉资管对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孙艺峰、孙源旭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关于两原告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共签订有两份内容不太一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两原告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产权登记的约定应以两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约定为准。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虽然两被告均主张系因原告孙艺峰、孙源旭自身怠于履行办理产权登记的义务导致其至今未能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但孙艺峰、孙源旭仅凭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资金结算单是无法自行完成所购房屋产权登记的，应由房屋出卖人或相关义务人予以协助配合才能办理，故对两被告的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本案中，两被告对于谁负有协助孙艺峰、孙源旭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存在争议，均主张该项义务应由对方承担，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材料显示，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系依据2009年7月3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济国资企改[2009]31号《关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转企改制有关事项的批复》实施相关改制工作，纳入改制的资产整体转让给了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未纳入改制的资产由龙泉资管承接，孙艺峰、孙源旭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系于2009年9月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完成了购房款及房屋的交付，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房屋或相应售房款项已被纳入了改制资产范围，亦无法证实《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拟企业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明细表》中包括有涉案房屋，结合龙泉资管向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时要求将涉案房屋所在的泉景同润商务大厦划拨变更为其所有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涉案房屋或相应售房款项应属未纳入改制的资产范围，故根据济国资企改[2009]31号批复的要求，应由龙泉资管继续履行原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关于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故对孙艺峰、孙源旭要求龙泉资管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对孙艺峰、孙源旭要求绿地泉控股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主张及龙泉资管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支持。龙泉资管未按约协助两原告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已构成违约，现两原告要求龙泉资管协助办理，合法有据。孙艺峰、孙源旭要求龙泉资管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孙艺峰、孙源旭办理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街70号50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将房屋登记至原告孙艺峰、孙源旭名下。二、被告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艺峰、孙源旭逾期办证违约金，以469404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8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止，按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孙艺峰、孙源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0元，由被告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负担。龙泉资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孙艺峰、孙源旭对龙泉资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孙艺峰、孙源旭、绿地泉控股承担。本院二审期间，龙泉资管提交以下证据：1.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办理房产证的条件尚未成就；2.龙泉资管从济南市房管局官网打印出房屋权属登记条件资料打印件一份，证明其不具备办证的义务，没有承接资质，应当由绿地泉控股承担办证义务。孙艺峰、孙源旭质证称，对证据1质证意见和一审一致；证据2中房管局有关于办理房产证的材料并不是开发商或者办理开发商的义务主体应该所负的全部义务，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绿地泉控股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坚持一审意见；对证据2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原审法院至房管局调查情况以及代理人去房管局调取的资料显示，开发公司改制后涉案楼宇的协助办证手续确实由龙泉资管出具并协助办证，本案购房人所有的第二套房产也是于2011年由龙泉资管协助办理房产证。本院二审认定，一审除关于逾期办证违约的事实认定有误外，其他认定事实属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问题为：一、孙艺峰、孙源旭关于要求出卖人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及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主张能否成立；二、协助孙艺峰、孙源旭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合同义务主体如何确定。关于争议问题一，孙艺峰、孙源旭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有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即本案孙艺峰、孙源旭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龙泉资管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双方对该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两份合同载明的落款时间均为2009年9月8日。在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存在先后顺序，以及究竟应以哪一份合同作为履行依据的情况下，该两份合同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并不能以其中一方所提交的合同为准。因此，两份合同中约定不一致的内容，应视为双方就该问题并未达成一致的合意。孙艺峰、孙源旭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具体时限及相应违约责任，即“由出卖人在房屋交付后360日内将需由其提供的办理权属登记的资料报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由买受人自行向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在该房屋交付使用后720日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二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而龙泉资管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对产权登记的相关约定为“在出卖人办理完该房产所在项目在房管局信息挂结手续，达到为买受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条件后，出卖人为买受人办理该房产权手续”，该合同对协助办理产权登记的具体期限及违约责任均未作出明确的约定。上述两份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分别持有的真实合同，但两份合同对办证期限及逾期办证违约责任的约定不一致，无法区分合同形成的先后顺序。一审以“孙艺峰、孙源旭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为由认定双方应履行孙艺峰、孙源旭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龙泉资管和孙艺峰、孙源旭双方提交的合同中有关办证问题的约定内容，涉案房屋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前提需由出卖人办理完所在项目在房管部门信息挂接手续，孙艺峰、孙源旭对此亦应知情，现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并未完成信息挂接手续，而双方对完成信息挂接手续的具体期限亦未作明确约定，现有证据亦无法查明房屋未完成信息挂接手续的原因。在此情况下，孙艺峰、孙源旭以出卖人存在办证逾期违约为由要求出卖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证据不足。一审认定出卖人存在逾期办证违约并判决由出卖人承担逾期办证违约责任，依据的事实和证据不足，予以纠正。根据双方在两份合同中的约定内容以及本案实际情况，出卖人应当及时协助孙艺峰、孙源旭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龙泉资管、绿地泉控股以涉案房屋现并不符合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条件为由拒绝承担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该主张于法无据，亦有违诚信原则。关于争议问题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债权人向分立后的企业主张债权，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的债务承担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或者虽然有约定但债权人不予认可的，分立后的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作为出卖人，在与买受人孙艺峰、孙源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因国有企业改制的原因，该公司分立为绿地泉控股和龙泉资管。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合同义务及责任承担问题，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孙艺峰、孙源旭并未达成书面协议。一审中，绿地泉控股和龙泉资管虽均主张其不应承担合同义务，但孙艺峰、孙源旭对此均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绿地泉控股和龙泉资管应当对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仅由龙泉资管承担涉案债务，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涉案债务承担如何确定，不仅涉及债权人孙艺峰、孙源旭的权利保护问题，而且也涉及绿地泉控股和龙泉资管内部之间的债务承担问题。作为一审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主体，龙泉资管当然有权对债务承担问题提出异议并上诉，而二审亦应将债务承担问题纳入审理范围并依法作出判决。绿地泉控股关于二审仅应审查龙泉资管是否承担责任而不应审查绿地泉控股是否承担责任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综上所述，龙泉资管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二审判决：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3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上诉人孙艺峰、孙源旭办理涉案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街70号50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将房屋登记至被上诉人孙艺峰、孙源旭名下；三、被上诉人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债务内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被上诉人孙艺峰、孙源旭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10元，由上诉人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和被上诉人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10元，由上诉人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和被上诉人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中，申诉人孙艺峰提交了《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材料一份，被申诉人龙泉资管提交了有关执行材料以及房屋权属、企业变更登记信息查询材料。经组织质证，当事人对于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查明，本案二审民事判决生效后，孙艺峰申请一审法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分别于2019年9月11日、同年11月11日向龙泉资管作出（2019）0103执恢369号执行通知书、失信决定书。龙泉资管为了履行生效判决，于2020年1月10日向孙艺峰出具了《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2020年11月26日，龙泉资管以生效判决为依据，为孙艺峰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书。另查，2021年1月22日，龙泉资管由济南龙泉资产管理中心名称变更为济南龙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孙艺峰原审主张的迟延办证违约金是否成立。孙艺峰、孙源旭与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了两份商品房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落款时间均为2009年9月8日，对该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当事人均认可。孙艺峰、孙源旭以其中一份合同中制式条款约定的保证期限以及逾期办证应支付违约金的约定要求支付违约金。另一份合同主文中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划掉了制式条款内容，而在附件四“合同补充协议”中以手写方式约定了产权登记内容：在出卖人办理完该房产所在项目在房管局信息挂结手续，达到为买受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条件后，出卖人为买受人办理该房产权手续。另约定，合同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约定不一致的，以合同补充协议为准。从该份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内容看，关于产权登记以出卖人办理完在房管部门信息挂接手续为条件，对于信息挂接手续办理时限、办证时限及违约责任均未作出明确的约定。孙艺峰、孙源旭在合同以及附件补充协议上作了签字确认。在当事人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两份合同签订的先后顺序的情况下，两份合同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两份合同中办证期限及逾期办证违约责任的约定不一致，且其中一份合同以补充协议方式约定产权登记办理以房屋数据挂接为条件，原审审理期间数据挂接并未完成，故原二审判决未支持孙艺峰迟延办证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孙艺峰申诉中提交的《同润大厦房产证办理计划》的出具时间系在二审判决强制执行期间，虽系新形成的证据，并不代表龙泉资管认可其违反了孙艺峰主张的合同约定的办证时限义务。故申诉人提交的该证据尚不足以推翻原二审判决。综上所述，申诉人孙艺峰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鲁01民终358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洁华审判员  李树周审判员  秦光启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赵建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