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28民初5310号原告高某，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岳金鸽，河南启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1，女，汉族。被告张某2，男，汉族。系被告张某1父亲。被告孙某，女，汉族。系被告张某1母亲。委托代理人孙超，河南银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闫道计（实习），河南银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某诉被告张某1、孙某、张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方清独任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岳金鸽，被告张某1及三被告委托代理人孙超、闫道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某诉称，2019年4月份，原告与被告张某1经媒人岳崇祥介绍相识，2020年1月19日双方举行结婚典礼，原告婚前给付被告彩礼共计213900元，订婚及会亲家烟酒花费23300元。2019年5月16日，原告给付被告张某1见面礼49900元；2019年9月13日，原告给付被告张某1彩礼10000元；2020年11月8日，订婚看好，原告父母经媒人岳崇祥手给付被告孙某、张某280000元；2020年1月4日，会亲家原告父母给付被告张某160000元；2020年1月9日举行结婚仪式当天，给付被告压嫁妆钱10000元，下车礼2000元，改口费2000元。其后原告与被告张某1共同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双方产生矛盾，被告张某1于2020年9月15日离开原告，并将其嫁妆从原告处拉走，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退还彩礼事宜均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彩礼款213900元及订婚花费23300元，共计2372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张某1辩称，1、2019年1月份，原、被告经媒人岳崇祥介绍相识，2019年5月16日见面，给付被告彩礼款49900元；2020年1月4日会亲家，原告母亲给了被告60000元现金；2020年11月8日订婚看好，原告给了被告父亲张某280000元现金，原告母亲并未参与，被告当时也不在家，待被告回家后被告父亲张某2将80000元现金给了被告；2020年1月13日举行婚礼当天，原告叔叔高军超给被告压嫁妆钱10000元，原告母亲给了被告下车礼1000元，原告父母给被告改口费共计2000元，但同样被告父母也给了原告改口费共计4000元。2019年9月13日，被告并未收到原告所述的走亲戚钱10000元，其所述的压嫁妆钱及下车礼属于赠予行为，亦非直接给付与被告张某1，不属于彩礼的范畴；订婚及会亲家烟酒花费23300元属于原告为结婚的正常花费，不能归结于彩礼的范畴。综上，被告共计收到原告彩礼款189900元。2、自原、被告同居生活至2021年1月17日，被告离开原告家，双方共同生活一年之久，共同生活期间，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17990元，通过微信消费86700.09元，支付宝消费65899.61元，这些均属于双方共同消费，与原告支付彩礼的数额不差上下，可见所谓彩礼在其共同生活期间已消费完毕，不存在返还的依据。3、系原告一直推辞办证虽然，以致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过错在于原告，现双方共同生活一年之久且被告怀孕（现已流产），原告已达到结婚和共同生活的目的，故不存在返还彩礼的依据。综上，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彩礼等其他费用的诉求，于法无据，应当依法驳回。被告张某2、孙某辩称，通过庭审及原告举证，并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张某2、孙某接收彩礼的情况，被告张某2、孙某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对被告张某2、孙某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张某1经媒人岳崇祥介绍相识，2020年1月13日，双方按照农村风俗举行结婚典礼并同居生活。2020年2月份，被告张某1确诊怀孕，随后流产，同年2月25日，在原告陪同下于濮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行清宫手术。原告称，2020年11月份，被告张某1离开原告家，至此双方不再共同生活，被告张某1对此不予认可，称双方共同生活至2021年1月17日，共同生活一年有余。原告为与被告张某1缔结婚姻，于2019年5月16日给付被告张某1见面礼49900元；2020年1月4日，会亲家给付被告张某160000元；2020年11月8日，看好给付被告张某1父亲张某280000元；2020年1月13日典礼当天，原告叔叔给付压嫁妆钱10000元，原告母亲给付被告张某1下车礼1000元，原告父母给被告张某1改口钱2000元，订婚及会亲家烟酒花费23300元。原告称，2019年9月13日，其去被告家走亲戚给付被告10000元，被告质证不予认可。被告张某1称其在原告处的个人财产有：棉被3条、鸭绒被1条、四件套12套、乳胶枕头2对、挂烫机1台、全自动洗衣机1台、皮帘子1挂、开水壶1台、羽毛灯1台、蚕丝被1条，原告认可，有3条棉被、四件套5、6套、乳胶枕头1对、全自动洗衣机1台、羽毛灯1台，且上述物品均已使用。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张某1经人介绍相识并订立婚约，但双方因种种原因未能领取结婚手续，现原、被告已解除婚约，原告基于缔结婚姻的目的而给付被告彩礼款，被告继续占有彩礼款的理由已不存在，被告应依法予以返还。所谓彩礼，系中国自古以来男方为缔结婚姻，按照农村风俗习惯向女方赠送的聘金、聘礼，其目的具有特定性，范围不易过泛，并非男方所赠与女方的所有项目均为彩礼。结合本地风俗习惯，给付的婚约彩礼一般包含以下几项：见面、定亲、看好、换帖、会亲家、典礼当天给付的端铜盆钱，故原告诉求的下车礼1000元，原告父母给被告张某1改口钱2000元，订婚及会亲家烟酒花费23300元，不属于彩礼范畴，原告上述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虽称其于2019年9月13日去被告家走亲戚给付被告1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便该10000元款项真实存在，其亦属于男女双方表达情感的一种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也不宜认定为彩礼款。综上，原告给付被告张某1的彩礼款应为见面49900元，会亲家60000元，看好80000元，婚礼当天压嫁妆钱10000元，上述共计199900元。《××××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规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依据上述法律精神，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确已同居生活的，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就本案而言，自原告与被告张某12020年1月13日举办结婚典礼共同生活以来，无论系原告所称其与被告张某1共同生活至2020年11月份，还是被告张某1所称二人共同生活至2021年1月17日，双方共同生活1年左右。原告认可的被告张某1婚带嫁妆（3条棉被、四件套5、6套、乳胶枕头1对、全自动洗衣机1台、羽毛灯1台）属于被告张某1个人财产，现双方已解除婚约关系，上述物品原告理应返还被告张某1，但考虑到上述物品均系生活用品且已使用，不宜返还且返还有诸多不便之处，综合考量，原告对上述物品折价赔偿被告张某1为宜。综合原告与被告张某1共同生活时间及被告张某1曾怀有身孕这一事实，折价扣除原告应返还被告张某1的婚带嫁妆，本院酌定被告张某1返还原告彩礼款87000元。被告张某1虽提交其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及消费支出清单予以证明其与原告同居生活期间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17990元，微信消费86700.09元，支付宝消费65899.61元，原告给付的彩礼基本上已用于共同消费，但上述证据仅能证实其与原告同居生活期间自身支付宝及微信的消费情况，并不能证实上述消费系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消费，对被告张某1的上述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孙某、张某2作为被告张某1的父母，参与张某1订立婚约过程并接受彩礼款实属常情，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不能完整反映其给付被告张某1的彩礼被告孙某已实际占有，在原告未提供切实证据证明其给付的彩礼款被告张某1已交付被告孙某、张某2的情况下，原告诉求被告孙某、张某2承担返还义务，本院不予支持。案经调解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1返还原告高某彩礼款87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高某对被告孙某、张某2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高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9元，原告高某负担1538元，被告张某1负担89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方清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梅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