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23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路健，男，汉族，1983年9月25日生，户籍地建湖县，现住所地建湖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倪艳，女，汉族，1982年10月20日生，户籍地建湖县，现住所地建湖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军，江苏向阳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路立勇，男，汉族，1960年10月2日生，居民身份证号320925196010024515码住所地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登军，江苏一枝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江苏益昌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276512710XN，住所地如皋市如城镇福寿路389号。法定代表人：鞠昌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从源，江苏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虞伍，江苏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元年，男，汉族，1973年7月7日生，住所地盐城市亭湖区。原审被告：邵晓东（曾用名邵俊生），男，汉族，1972年11月30日生，住所地盐城市亭湖区。原审第三人：江苏建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0140612711K，住所地建湖县冠华东路8号。法定代表人：刘荣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珊，江苏向阳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路健、倪艳、路立勇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益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某公司）、原审被告周元年、邵晓东、原审第三人江苏建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湖农商行）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0)苏0981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路健、倪艳、路立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益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益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益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有四项，一审法院判决仅一项主文，对其他诉请求没有判决，存在程序瑕疵。2.一审法院认定路健、倪艳与路立勇案涉房屋买卖行为无效错误。（1）一审法院既认可父子之间房产转移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买卖方式，仅是认为较为少见而己，但该交易方式在社会现实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一审又认为路健是独生子女，双方之间完全可以通过赠与方式进行转移房产，由此认为父子间不通过赠与而通过买卖方式进行转移房产不符合通常做法。一审法院的上述观点自相矛盾，亦不合乎逻辑。父子间的房屋买卖是否真实，应当从主客观交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一审法院不能仅从双方之间特殊身份而脱离证据进行主观臆断。况且根据一审法院的判断思维，认为通过赠与转移房屋要比通过买卖方式转移房屋产生的成本要少，但实践中并非如此。（2）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价值依照抵押时预估近700万元，现路立勇与路健之间属于亏本交易，不合常理。案涉房屋抵押办理银行贷款时预估近700万元，仅仅是建湖农商行预估办理贷款所用，其预估价值具有不真实性，也不具有合法性，且该预估日与房屋买卖时间亦不是同一基准日，不能作为案涉房买卖时的参考价。分析案涉房屋买卖是否存在亏本交易，理应以房屋交易市场价进行参考。以抵押贷款时的房屋预估价予以参考，显然不当。3.一审认定上诉人间为恶意串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通过房屋买卖形式逃避路立勇所欠益某公司债务，该认定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仍然从上诉人之间系父子关系，推断出对路立勇所欠益某公司债务应当存在交流并相互知晓的结论。上诉人之间虽是父子关系，但上诉人父子不在同一居所生活，且工作和生活均是独立的，一审未经调查了解，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之间交易行为系恶意串通、虚假意思的逃债行为，属于主观臆断。在法院未作出生效判决、益某公司也没有申请财产保全的情况下，路立勇将案涉房产通过等价有偿出卖给路健的方式获得资金，用于偿还其所欠建湖农商行的抵押贷款，该行为并没有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路立勇通过出卖房屋获取的资金，用于偿还其所欠建湖农商行的抵押贷款时，并没有损害益某公司的债权利益，其所偿还的建湖农商行抵押贷款债权为优先债权，而益某公司的债权仅为普通债权。4.一审中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银行转账凭证、案涉房产估价书，能够充分说明路健、倪艳购买案涉房屋，已经支付合理对价，并已经办理房产权属转移登记。上诉人虽是父子关系，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其交易行为。益某公司认为上诉人之间存在虚假交易，仅是主观臆断，且未能提交证据证实。益某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不存在遗漏判决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执行人提出要求继续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在判决主文当中予以宣告，申请执行人要求确认被执行人享有实体权利，确认合同无效、解除合同、撤销合同不得在判决主文中宣告，可以在事实和理由部分予以阐明。在本案一审判决书中，益某公司确实提出了另外两个诉讼请求，即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和房产抵押合同无效，该诉讼请求在一审判决书第九页都明确予以陈述，不存在遗漏判决问题。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正确。益某公司与路立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于12月21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涉案房产路立勇于2003年2月26日购买，9月30日交房，在长达14年之久的时间内，其没有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其子路健，却在第一次一审开庭审理后的第四天即2017年12月25日将名下的房产以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转移给其子路健。2018年1月19日，路立勇又以该房产向建湖农商行抵押，取得370万元贷款，该贷款又支付给路健。其于2018年2月13日又通过自己的银行卡汇给路健40万元，由此可以看出路健分文没有支付即取得了涉案房产的全部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买卖合同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被告周元年、邵晓东二审未应诉、答辩。建湖农商行述称，1.2018年1月18日，路立勇与建湖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路立勇向建湖农商行借款370万元。同日，朱兆芳向建湖农商行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自愿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1月18日，路健、倪艳与建湖农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6份，合计370万元。2019年1月2日、1月7日路立勇向建湖农商行提出提款申请，要求建湖农商行将370万元贷款通过委托支付的方式给江苏创天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益某公司认为路立勇为逃避债务履行，将本属于自己所有房产非法转让给路健、倪艳，转让后的房产又用于路立勇借款抵押，获取的贷款实际支付给路健，上述因房产转让而签订的房屋子买卖合同无效，抵押担保合同应属无效。对于路立勇是否存在逃避债务的行为，作为第三人并不知情。根据益某公司提供的证据，（2017）苏0981民初6647号民事判决书签署的时间是2018年2月5日，益某公司申请执行的时间是2018年3月26日，而涉案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时间均在此这前，因此建湖农商行在签订合同时无从知晓路立勇是否存在涉案债务。同时根据益某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路立勇转让房产的行为就是逃避债务履行。3.益某公司主张其房屋买卖合同、抵押合同无效，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其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时是善意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抵押权系设立在所有权之外的受法律保护的其他物权之一，抵押权因被担保债权的成立而成立，也因被担保债权的消灭而消灭。本案中无论路立勇与路健、倪艳之间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建湖农商行作为合法抵押权人，其权利应当依法得到做优先受偿。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5日，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台法院）对益某公司诉周元年、路立勇、邵某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立案时间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苏0981民初6647号民事判决：一、周元年、路立勇应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益某公司股权转让款1054万元及违约金（以1054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9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2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3倍计算）；二、邵某生对周元年、路立勇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周元年、路立勇追偿；三、驳回益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240元，由周元年、路立勇负担109242元，由益某公司负担12998元。根据益某公司的申请，东台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强制执行，案号为（2018）苏0981执812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东台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8）苏0981执812号执行裁定：“查封案外人路健、倪艳名下位于建湖县商品房”，2019年12月12日查封上述房地产。案外人路健、倪艳对本案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后，东台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20）苏0981执异19号执行裁定：中止对路健、倪艳名下位于建湖县商品房的执行。益某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东台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称，益某公司诉路立勇、周元年、邵某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东台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2018年2月5日作出（2017）苏0981民初664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因邵某生、周元年、路立勇未在生效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内履行付款义务，故益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东台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执行。益某公司从法院执行过程中调查的路立勇名下的相关财产发现：2017年12月25日，路立勇在一审诉讼期间将其所有的位于建湖县商品房，以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转移至其子路健和儿媳倪艳名下。2018年1月19日，路健和倪艳随即用上述房屋作为抵押物向建湖农商行贷款370万元。路立勇的行为显然是为了逃避自己所负债务的履行，与路健和倪艳恶意串通，通过签订虚假买卖合同的方式，将其名下的房产转移至路健和倪艳名下。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和处理规避执行行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路立勇与路健和倪艳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应当依法认定为规避执行行为。在执行过程中，益某公司向东台法院提出认定路立勇和路健、倪艳规避执行行为无效书面申请时，申请对路健和倪艳名下房产采取保全措施，并提供了足额有效的担保，故东台法院根据益某公司的申请查封路健、倪艳名下的财产，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相反，东台法院在路健、倪艳提出执行异议之后，未经认真审查就作出（2020）苏0981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明显偏袒一方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请求：1、确认路立勇与路健、倪艳之间关于建湖县商品房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对登记在路健和倪艳名下上述六间商铺门面房以及三套商品房继续执行；3、确认路健和倪艳与建湖农商行签订的《房产抵押合同》无效；4、本案诉讼费由路健、倪艳、路立勇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路健、倪艳分别系路立勇的儿子、儿媳。卖方（甲方）路立勇与买方（乙方）路健、倪艳签订合同编号0002017122504853《建湖县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路立勇将坐落于建湖县东方御花园D1幢101-106、201-401室幢201的房屋出卖给路健、倪艳，房屋价款240万元，乙方于2017年12月25日前向甲方一次性付清房价款。2017年12月25日，路健向路立勇转账400万元。2017年12月26日，上述房屋变更登记所有权人为倪艳、路健，产权证号分别为苏（2017）建湖县不动产权第0024474号、苏（2017）建湖县不动产权第0024475号、苏（2017）建湖县不动产权第0024476号、苏（2017）建湖县不动产权第0024467号、苏（2017）建湖县不动产权第0024468号、苏（2017）建湖县不动产权第0024473号。2018年1月18日，借款人路立勇与贷款人建湖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建湖农商行向路立勇提供最高贷款本金余额不超过370万元的人民币贷款。2018年1月18日，抵押人路健、倪艳与抵押权人建湖农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六份，分别为上述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本金余额分别为90万元、90万元、90万元、35万元、35万元、30万元。建湖农商行与倪艳、路健并办理了坐落于建湖县东方御花园D1幢101/102室、103/104室、105/106室、201室、301室、401室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号分别为苏（2018）建湖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248号、苏（2018）建湖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247号、苏（2018）建湖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245号、苏（2018）建湖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243号、苏（2018）建湖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244号、苏（2018）建湖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246号。一审审理中，益某公司认为建湖农商行与路健和倪艳签订的《房产抵押合同》无效，申请追加建湖农商行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依法追加建湖农商行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1.路立勇与路健、倪艳签订的《建湖县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2.建湖农商行与路健、倪艳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关于路立勇与路健、倪艳签订的《建湖县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问题。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首先，路立勇与路健系父子关系；路健与倪艳系夫妻关系。依人们一般通常做法，父母子女间有关房屋财产的转移往往以赠与的形式出现，以买卖方式转移房屋财产较为少见。路健系路立勇独生子女，有关案涉房屋所有权的转移，路立勇完全可以以赠与的形式转移，无须以买卖、支出大额契税使财产价值实际减少的形式来完成财产转移，这种做法不符合一般人的理解和人们通常做法；其次，如真从财产价值最大化考虑，路立勇将房屋卖给其他人更合算。案涉房屋的价值依抵押时预估价近700万元，路立勇与路健、倪艳之间做如此亏本交易，不符常理；再次，房屋买卖前，路立勇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屋的价值远大于其应偿还的建湖农商行债务，即使抵押权人主张以抵押财产实现债权，路立勇仍可得到多出的变现价款。而其将房屋出卖给路健、倪艳后，上述财产权利即告丧失。而路立勇、路健、倪艳如此做法，即恶意串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逃避路立勇所欠益某公司的债务。首先，路立勇欠付益某公司的巨额债务发生在路立勇与路健、倪艳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前，作为家庭成员，路立勇、路健、倪艳之间对此情况应该存在交流并相互知晓；其次，在益某公司已对路立勇提起诉讼的情形下，路立勇应当知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其采取与路立勇、倪艳订立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将其名下财产转移，从而达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路立勇、路健、倪艳上述房屋买卖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关于建湖农商行与路健、倪艳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路立勇、路健、倪艳实施上述行为时，建湖农商行参与、知晓或共同串通。有关抵押担保行为合法有效。建湖农商行的述称理由，予以采信。建湖农商行系第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路立勇、路健、倪艳订立的《建湖县存量房买卖合同》，意思表示虚假，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行为，依法应认定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苏0981民初1473号民事判决：准许执行该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的（2018）苏0981执812号执行裁定，查封案外人路健、倪艳名下位于建湖县商品房。案件受理费26040元，由路健、倪艳、路立勇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应予确认。二审中，路立勇陈述：其2003年取得案涉房屋，于2017年12月份过户给路健和倪艳。其名下除了案涉房屋之外没有其他房屋。当时被周元年、邵某生三人套骗，没钱还贷款了，眼看贷款到期，所以和儿子说贷款还不起了，是否把房子卖掉或者卖给你，后儿子把房子买下给其还贷款。当时其欠了农商行贷款370万元，后儿子钱不够周转后买下房子又将房子抵押贷款。本院认为，执行法院对登记在案外人名下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审查处理。审理中应对执行标的的权属流转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重点审查并对其效力作出认定，比如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案外人取得执行标的资金来源及支付情况；交易行为是否虚假或恶意。本案中，一审法院在益某公司申请执行周元年、路立勇、邵某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根据益某公司的申请，查封了案外人路健、倪艳名下位于建湖县商品房。案外人路健、倪艳对本案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作出中止执行后，益某公司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从身份上看，取得案涉房产的案外人路健、倪艳分别系被执行人路立勇的儿子、儿媳，双方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其次从执行标的资金来源及支付情况看，虽然路健与路立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即按约定于2017年12月25日向路立勇转账400万元，但路立勇随即于2018年1月18日向建湖农商行借款370万元，路健、倪艳以上述房屋为该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路立勇在得到此贷款后并未对外偿还益某公司债务或其他债务，而是用于偿还原来的贷款。显然，案涉房屋在上述产权转让后又进行了抵押，该房产上的抵押债务仍然没有变化，该房屋财产价值也未得到任何增加。基于买卖双方是父子关系，所以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除了在权利人权属发生变更外并未发生任何财产性质的变化，故难以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是真实的。再从交易行为是否存在虚假或恶意的情形分析，案涉房屋的价值依抵押时预估价近700万元，而路立勇与路健、倪艳签订的房屋交易价格为240万元，路立勇上诉认为该预估价仅仅是建湖农商行为办理贷款所用，其预估价值具有不真实性，但该房屋在买卖后又向建湖农商行办理抵押时办理的贷款为370万元，鉴于贷款额一般要明显低于案涉房屋的实际价值，故双方交易的240万元更不能体现出双方当时是以相当于市场价出售的意思表示。且路健向路立勇转账的金额也为400万元，与上述交易金额也明显不一致。在路立勇与路健、倪艳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前，路立勇即已欠付益某公司巨额债务，路健、倪艳作为家庭成员，其也应存在相互交流并应知晓。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路立勇在欠付益某公司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与路健、倪艳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将其名下财产转移，达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意图，路立勇、路健、倪艳上述房屋买卖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关于益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否存在漏判的问题。本院认为，益某公司的本案一审诉讼请求中虽然有关于确认路立勇与路健、倪艳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及确认路健和倪艳与建湖农商行签订的《房产抵押合同》无效的内容，但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案外人执行异议的内容仅是请求排除执行，本案申请执行人的请求主要是对案涉财产继续执行，并无其他实体权利，故在申请执行人的异议之诉成立的情况下，仅需在判决主文中判决是否可以强制执行即可，无需在判决主文中宣告案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但可以在事实和理由部分予以闸明。综上所述，路健、倪艳、路立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40元，由上诉人路健、倪艳、路立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华炜审判员  李汉林审判员  惠 玲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张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