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民终8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青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青原大道28号贸易广场豪德星城鑫座1幢309、310、311号。法定代表人：李本练，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刚，男，199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小学文化，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正发，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户籍地：四川省会东县），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天受,男，198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小学文化，身份证住址：四川省会东县，现在四川省会东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键，男，197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江县人，村民，高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南江县，现住四川省会东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国梅，女，198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初中文化，住四川省会东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会东县鲹鱼河镇蜀锦路47号。法定代表人：张连芳，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阳俊，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毛毛，男，1985年6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利，女，198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洪刚、马天受、刘键、孙国梅、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邓毛毛、陈小利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2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不断追加第三人，使本案法律关系进一步复杂，无视鉴定意见、书面证据等材料，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在各方陈述不一致的情况，脱离证据径行采信一方证据，任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承担连带责任以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为前提。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规定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二、一审法院违法证据裁判原则，无视鉴定意见，以单方的陈述或者推论等作为认定事实依据。鉴定意见表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字样印章非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备案公章。该鉴定意见否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但一审法院却以吉青公司存在使用两枚以上印章或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授权人员、工作人员使用未备案印章等多种可能性为由直接否定了鉴定意见。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大量证据本身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协调会纪要》、《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等证据均为复印件。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无证据印证，脱离证据裁判原则，认定事实错误。三、从严格证据裁判、法律适用及真正解决问题出发，本案应由被上诉人马天受承担责任。一是被上诉人马天受是合同相对方；二是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承包了该工程；三是被上诉人张洪刚明知相对方是马天受，本案亦无表见代理适用余地，四是被上诉人张洪刚未尽到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举证义务。张洪刚辩称，1.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张洪刚的木工工程是真实的，有工人起诉张洪刚欠劳务费，会东县法院生效判决书予以证明；2.不存在张洪刚和马天受恶意串通的情形。3.宝利公司只和吉青公司结算，工程款无法拿到是因为吉青公司的原因。马天受辩称，1.不存在虚假诉讼，张洪刚所做的工程是真实的；2.关于伪造公司印章的问题，会东县旧城改造办的备案章与马天受无关。吉青公司报案遗漏重要人员，故意拖延本案审理；3.宝利公司与其签订的合同是复印件与马天受无关，该合同是吉青公司委托杨洪、孙国梅签订，邓毛毛将合同原价带回公司，现公司为了推卸责任，故意隐瞒。刘健辩称，1.本案经一审法院查明，本人与张洪刚没有产生产生任何劳务关系，没有欠张洪刚款项的说法；2.吉青公司在本次上诉中并未要求我承担责任。孙国梅辩称，该欠款与我无关，谁聘请谁付款。宝利公司辩称，1.本案张洪刚只是涉案工程的木工劳务班组，不是实际施工人，宝利公司不应当支付工程款；2.一审法院认定吉青公司是工程的承包人，不是仅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依据，而是依据合同签订的过程及在城建局备案的情况认定的。3.关于吉青公司印章伪造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印章的真伪不影响吉青公司是工程承包人的事实。因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洪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吉青公司给付劳务费、材料费、违约金及逾期利息共计359434元及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吉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宝利公司是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开发单位。2013年5月28日，宝利公司与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宏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宏营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4、5号楼。2013年6月11日，宏营公司与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宏营公司将承建的工程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施工。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为明确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于2013年6月12日共同签订《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场片区TYC-B项目投资合同》，约定了各自出资比例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职责。按照规划设计，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属于高层建筑，4、5号楼属于低层建筑。宏营公司资质不能承建高层建筑，经各方协调后，确定由吉青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楼，宏营公司承建4、5号楼。为落实该协议，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与宝利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前至2013年5月28日，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并向宝利公司提交签署时间为2012年8月18日的比选申请书。2013年7月21日，宝利公司、宏营公司、吉青公司共同签订《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建设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吉青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楼，宏营公司承建4、5号楼；项目所有工程款由宝利公司经宏营公司在会东县开设的银行专户支付。2013年12月1日，以原告张洪刚为乙方与马天受代表的甲方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签订了《承包合同》并加盖了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项目部公章。合同约定：“甲方将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1号、2号、3号支木工程、模板、火勾、钉子、铁丝全部承包给乙方。”2014年4月17日，第三人刘键与第三人马天受签订《合伙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就TYC-B-1项目施工，刘键出资85万元以及施工用钢材300吨，其余投资由马天受承担。刘键不参与现场施工管理，仅按固定利润分红160万元，马天受需无息返还刘键投资款85万元，双方并就返还投资款的时间进行了约定。2014年6月8日，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吉青公司将承包工程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施工。同日，吉青公司向第三人马天受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马天受在吉青公司实施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工程项目中负责工程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等事务，授权期限自工程开工至竣工时止。同日，吉青公司向第三人孙国梅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孙国梅在吉青公司在实施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工程项目中负责签章、工程款划拨、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发放和日常财务管理等相关事务，授权期限：自工程开工至竣工时止。2014年6月9日，第三人孙国梅向宝利公司交纳保证金390万元。2015年5月1日，第三人马天受以被告吉青公司名义与原告就完成的工程进行结算，并向原告出具《欠条》1张，《欠条》载明：“兹有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1、2、3号楼，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276792.00元（大写：贰拾柒万陆仟柒百玖拾贰元整）。”，该《欠条》上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项目部”的印章，第三人马天受在《欠条》上签名并捺指印。因吉青公司一直未给付欠款，第三人马天受与原告张洪刚于2017年9月26日再次进行协商，约定由吉青公司给付原告人工工资、材料款、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元共计359434元，并出具书面《欠条》1张，《欠条》载明：“兹有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1、2、3号楼，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359434.00元（大写：叁拾伍万玖仟肆百叁拾肆元整）。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项目负责人：马天受2017年9月26日”，第三人马天受在“欠条”上签名并捺指印。一审法院认为，一、吉青公司与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之间存在案涉工程转包关系，双方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当为无效协议。1.据前所述，吉青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因此吉青公司应当依照此规定自行完成工程施工，但庭审查明，吉青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又将案涉工程以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的方式发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指施工企业作为发包方与其内部的生产职能部门、分支机构或职工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就特定业务及相关经营管理达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本质是一种企业的内部经营方式和激励机制。然而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并非吉青公司职工，案涉工程保证金也并非吉青公司交纳。从《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内容来看，吉青公司是将与宝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并收取一定费用，因此吉青公司是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吉青公司此行为违反前述法律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以自己的名义承包案涉工程，显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也违反了此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吉青公司转包案涉工程，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承包案涉工程的行为都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当为无效协议。二、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由吉青公司、第三人马天受支付。1.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后，各自按约定的施工项目进行了施工，据此应当认定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系吉青公司承包工程实际施工人。根据《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的内容，《承包合同》系第三人马天受施工过程中将支模工程、模板、火勾、钉子、铁丝工程承包给原告而与原告签订。因此第三人马天受是《承包合同》相对方，对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显然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庭审查明，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虽共同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但系分别施工，分别负责各自工程的各项进度，马天受可将工程承包给他人，此亦与《承包合同》中甲方仅马天受一人签名的事实一致。第三人刘键、孙国梅未参与《承包合同》的签订及原告完成工程量的结算，未在《欠条》上签名捺印，根据合同相对性，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由第三人马天受支付。刘键、孙国梅不承担欠付原告劳务费的给付责任。如若第三人马天受认为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第三人刘键、孙国梅也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则属于其合伙内部关系争议，可另行协商处理争议或依据相关证据另案主张权利。2、吉青公司将承包的案涉工程转包后，未采取适当的方式将案涉工程已转包的事实公示，至与宝利公司解除合同前，也未向主管行政机关撤回合同备案登记，并且刻制项目部印章交由第三人马天受使用，此种外观表象，足以使原告相信第三人马天受是代表吉青公司与其商谈承包工程事宜，进而认为其系与吉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及进行结算，因此吉青公司对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吉青公司以《承包合同》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而出具授权委托书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为由，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支付责任。据前述，即使签订《承包合同》时，吉青公司尚未与第三人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其任由第三人马天受使用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已足以使原告相信是与吉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进行结算，吉青公司在此过程中的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吉青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不具备劳务施工建设及劳务作业的自然人，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及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故本案应由吉青公司对马天受所欠付的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3、关于原告主张邓毛毛、陈小利为被告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经本院审核，邓毛毛在本案中系履行职务行为，陈小利为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有证据显示其以个人身份参与案涉工程的相关业务。故邓毛毛、陈小利无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要求邓毛毛、陈小利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4、关于被告宝利公司应否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经本院查明，宝利公司并非案涉劳务《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合同内容与宝利公司不具有关联性。故宝利公司对案涉欠付劳务费不承担给付责任。三、关于原告主张劳务金额的确认。2015年5月1日，马天受向原告所出具的欠条金额为276792元，而在2017年9月26日出具的欠条金额为359434.00元。经庭审查明，两次金额变动的原因系2017年9月26日增加了3万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00元。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及《欠条》中既未约定给付期限、也未对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作明确约定，故2017年9月26日所出具359434.00元的金额不具有客观性。因此，双方的结算金额应当以2015年5月1日《欠条》上载明的金额276792.00元为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主张无相关事实依据，本院依法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第三人马天受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276792.00元。二、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692元，由第三人马天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洪刚提交以下证据：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264号判决书，拟证明张洪刚承建了案涉工程的木工工程。吉青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认为承担付款责任的是马天受，马天受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马天受、刘健、孙国梅、宝利公司质证后均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质证后认为该判决书上载明的事实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三性均予以认可，该证据收集在案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吉青公司未提交新证据。除张洪刚外的其他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已经生效的（2019）川34民终12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宏营公司承包了本案案涉工程后，因其不具备承建高层建筑的资质，便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参与承包案涉项目工程，但实际施工人仍然是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本案争议焦点：吉青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劳务费的责任。本院认为，吉青公司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劳务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吉青公司不是案涉工程的真正承建单位；2.马天受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3.张洪刚与马天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吉青公司利益的可能。对于吉青公司提成的第一个理由，吉青公司是否是案涉工程的承建单位，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说理，且吉青公司是案涉工程承包方的事实也有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本院不再赘述。基于吉青公司承包案涉工程的事实，虽然案涉工程中吉青公司使用的印章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吉青公司在案涉工程中使用的印章仍然能够代表吉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2013年7月21日，吉青公司在与宝利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约定其承建TYC-B-1标段1、2、3号楼，至此，吉青公司将承担作为承建该工程承包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关于吉青公司的第二个理由，马天受作为实际施工人，参与案涉工程是基于其与吉青公司2014年6月8日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在签订合同的当天，吉青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信坚向马天受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作为吉青公司委托人代理人，负责TYC-B-1标段1、2、3号楼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等事项，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印章。马天受与吉青公司没有劳务关系、工资发放等关系，马天受属于借用吉青公司资质进行施工，对外以吉青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虽然马天受以吉青公司的名义与张洪刚签订《承包合同》时还没有得到吉青公司的授权，但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对马天受与张洪刚签订的《承包合同》的追认。2015年５月１日，马天受又以吉青公司的名义向张洪刚出具《欠条》，载明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欠条上同样加盖有“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项目部”印章，该欠条出具时间在吉青公司向马天受出具授权委托书之后，马天受签订《承包合同》及出具欠条的行为，足以使第三人张洪刚产生合理信赖马天受代表的是吉青公司，马天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马天受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的是吉青公司。关于吉青公司提出的第三个上诉理由，马天受、刘健、孙国梅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后，本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刚承包了案涉工程的木工、支模等工作，其施工工程量是得到实际施工人马天受的认可的，且也有其施工班组中工人起诉至会东县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劳务费的生效判决予以佐证，能够确认张洪刚确实在案涉工程中从事了木工、支模等工程。吉青公司提出张洪刚与马天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理由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基于上述理由，吉青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的责任。吉青公司提出承担支付责任的主体应当是马天受，其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吉青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劳务费的直接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除吉青公司外，其余当事人并未提成上诉，马天受作为一审判决直接责任支付主体，也未对一审法院判决其作为直接责任人提成上诉。本案一审法院判决马天受承担支付张洪刚费用的直接责任，吉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未加重吉青公司承担支付张洪刚费用的责任，对吉青公司提出其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理由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吉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结果公正，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92元，由吉青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波审判员 黄 波审判员 刘忠霞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雁乐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民终8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青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青原大道28号贸易广场豪德星城鑫座1幢309、310、311号。法定代表人：李本练，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刚，男，199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小学文化，户籍地：四川省会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正发，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户籍地：四川省会东县），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天受,男，198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小学文化，身份证住址：四川省会东县，现在四川省会东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键，男，197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南江县人，村民，高中文化，户籍地：四川省南江县，现住四川省会东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国梅，女，198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初中文化，住四川省会东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会东县鲹鱼河镇蜀锦路47号。法定代表人：张连芳，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阳俊，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毛毛，男，1985年6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利，女，198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市人，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洪刚、马天受、刘键、孙国梅、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邓毛毛、陈小利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2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不断追加第三人，使本案法律关系进一步复杂，无视鉴定意见、书面证据等材料，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在各方陈述不一致的情况，脱离证据径行采信一方证据，任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承担连带责任以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为前提。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规定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二、一审法院违法证据裁判原则，无视鉴定意见，以单方的陈述或者推论等作为认定事实依据。鉴定意见表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字样印章非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备案公章。该鉴定意见否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但一审法院却以吉青公司存在使用两枚以上印章或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授权人员、工作人员使用未备案印章等多种可能性为由直接否定了鉴定意见。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大量证据本身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协调会纪要》、《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等证据均为复印件。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无证据印证，脱离证据裁判原则，认定事实错误。三、从严格证据裁判、法律适用及真正解决问题出发，本案应由被上诉人马天受承担责任。一是被上诉人马天受是合同相对方；二是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承包了该工程；三是被上诉人张洪刚明知相对方是马天受，本案亦无表见代理适用余地，四是被上诉人张洪刚未尽到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举证义务。张洪刚辩称，1.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张洪刚的木工工程是真实的，有工人起诉张洪刚欠劳务费，会东县法院生效判决书予以证明；2.不存在张洪刚和马天受恶意串通的情形。3.宝利公司只和吉青公司结算，工程款无法拿到是因为吉青公司的原因。马天受辩称，1.不存在虚假诉讼，张洪刚所做的工程是真实的；2.关于伪造公司印章的问题，会东县旧城改造办的备案章与马天受无关。吉青公司报案遗漏重要人员，故意拖延本案审理；3.宝利公司与其签订的合同是复印件与马天受无关，该合同是吉青公司委托杨洪、孙国梅签订，邓毛毛将合同原价带回公司，现公司为了推卸责任，故意隐瞒。刘健辩称，1.本案经一审法院查明，本人与张洪刚没有产生产生任何劳务关系，没有欠张洪刚款项的说法；2.吉青公司在本次上诉中并未要求我承担责任。孙国梅辩称，该欠款与我无关，谁聘请谁付款。宝利公司辩称，1.本案张洪刚只是涉案工程的木工劳务班组，不是实际施工人，宝利公司不应当支付工程款；2.一审法院认定吉青公司是工程的承包人，不是仅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依据，而是依据合同签订的过程及在城建局备案的情况认定的。3.关于吉青公司印章伪造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印章的真伪不影响吉青公司是工程承包人的事实。因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洪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吉青公司给付劳务费、材料费、违约金及逾期利息共计359434元及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吉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宝利公司是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开发单位。2013年5月28日，宝利公司与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宏营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宏营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4、5号楼。2013年6月11日，宏营公司与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宏营公司将承建的工程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施工。第三人马天受、刘键及他人（杨玉超、马兴德）为明确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于2013年6月12日共同签订《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场片区TYC-B项目投资合同》，约定了各自出资比例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职责。按照规划设计，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属于高层建筑，4、5号楼属于低层建筑。宏营公司资质不能承建高层建筑，经各方协调后，确定由吉青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楼，宏营公司承建4、5号楼。为落实该协议，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与宝利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前至2013年5月28日，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并向宝利公司提交签署时间为2012年8月18日的比选申请书。2013年7月21日，宝利公司、宏营公司、吉青公司共同签订《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工程建设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吉青公司承建TYC-B-1标段1、2、3楼，宏营公司承建4、5号楼；项目所有工程款由宝利公司经宏营公司在会东县开设的银行专户支付。2013年12月1日，以原告张洪刚为乙方与马天受代表的甲方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签订了《承包合同》并加盖了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项目部公章。合同约定：“甲方将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1号、2号、3号支木工程、模板、火勾、钉子、铁丝全部承包给乙方。”2014年4月17日，第三人刘键与第三人马天受签订《合伙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就TYC-B-1项目施工，刘键出资85万元以及施工用钢材300吨，其余投资由马天受承担。刘键不参与现场施工管理，仅按固定利润分红160万元，马天受需无息返还刘键投资款85万元，双方并就返还投资款的时间进行了约定。2014年6月8日，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吉青公司将承包工程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施工。同日，吉青公司向第三人马天受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马天受在吉青公司实施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工程项目中负责工程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等事务，授权期限自工程开工至竣工时止。同日，吉青公司向第三人孙国梅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孙国梅在吉青公司在实施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号楼工程项目中负责签章、工程款划拨、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发放和日常财务管理等相关事务，授权期限：自工程开工至竣工时止。2014年6月9日，第三人孙国梅向宝利公司交纳保证金390万元。2015年5月1日，第三人马天受以被告吉青公司名义与原告就完成的工程进行结算，并向原告出具《欠条》1张，《欠条》载明：“兹有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1、2、3号楼，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276792.00元（大写：贰拾柒万陆仟柒百玖拾贰元整）。”，该《欠条》上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项目部”的印章，第三人马天受在《欠条》上签名并捺指印。因吉青公司一直未给付欠款，第三人马天受与原告张洪刚于2017年9月26日再次进行协商，约定由吉青公司给付原告人工工资、材料款、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元共计359434元，并出具书面《欠条》1张，《欠条》载明：“兹有会东县体育馆片区B1标段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1、2、3号楼，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359434.00元（大写：叁拾伍万玖仟肆百叁拾肆元整）。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项目部。项目负责人：马天受2017年9月26日”，第三人马天受在“欠条”上签名并捺指印。一审法院认为，一、吉青公司与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之间存在案涉工程转包关系，双方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当为无效协议。1.据前所述，吉青公司承包了案涉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因此吉青公司应当依照此规定自行完成工程施工，但庭审查明，吉青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又将案涉工程以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的方式发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指施工企业作为发包方与其内部的生产职能部门、分支机构或职工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就特定业务及相关经营管理达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本质是一种企业的内部经营方式和激励机制。然而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并非吉青公司职工，案涉工程保证金也并非吉青公司交纳。从《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内容来看，吉青公司是将与宝利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并收取一定费用，因此吉青公司是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吉青公司此行为违反前述法律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以自己的名义承包案涉工程，显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也违反了此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吉青公司转包案涉工程，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刘键承包案涉工程的行为都违反了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当为无效协议。二、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由吉青公司、第三人马天受支付。1.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后，各自按约定的施工项目进行了施工，据此应当认定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系吉青公司承包工程实际施工人。根据《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的内容，《承包合同》系第三人马天受施工过程中将支模工程、模板、火勾、钉子、铁丝工程承包给原告而与原告签订。因此第三人马天受是《承包合同》相对方，对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显然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庭审查明，第三人刘键、马天受、孙国梅虽共同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但系分别施工，分别负责各自工程的各项进度，马天受可将工程承包给他人，此亦与《承包合同》中甲方仅马天受一人签名的事实一致。第三人刘键、孙国梅未参与《承包合同》的签订及原告完成工程量的结算，未在《欠条》上签名捺印，根据合同相对性，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由第三人马天受支付。刘键、孙国梅不承担欠付原告劳务费的给付责任。如若第三人马天受认为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第三人刘键、孙国梅也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则属于其合伙内部关系争议，可另行协商处理争议或依据相关证据另案主张权利。2、吉青公司将承包的案涉工程转包后，未采取适当的方式将案涉工程已转包的事实公示，至与宝利公司解除合同前，也未向主管行政机关撤回合同备案登记，并且刻制项目部印章交由第三人马天受使用，此种外观表象，足以使原告相信第三人马天受是代表吉青公司与其商谈承包工程事宜，进而认为其系与吉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及进行结算，因此吉青公司对案涉人工工资及材料款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吉青公司以《承包合同》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而出具授权委托书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为由，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支付责任。据前述，即使签订《承包合同》时，吉青公司尚未与第三人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未出具授权委托书，但其任由第三人马天受使用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已足以使原告相信是与吉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进行结算，吉青公司在此过程中的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吉青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不具备劳务施工建设及劳务作业的自然人，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及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故本案应由吉青公司对马天受所欠付的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3、关于原告主张邓毛毛、陈小利为被告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经本院审核，邓毛毛在本案中系履行职务行为，陈小利为吉青公司四川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有证据显示其以个人身份参与案涉工程的相关业务。故邓毛毛、陈小利无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要求邓毛毛、陈小利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4、关于被告宝利公司应否承担给付责任的诉求。经本院查明，宝利公司并非案涉劳务《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合同内容与宝利公司不具有关联性。故宝利公司对案涉欠付劳务费不承担给付责任。三、关于原告主张劳务金额的确认。2015年5月1日，马天受向原告所出具的欠条金额为276792元，而在2017年9月26日出具的欠条金额为359434.00元。经庭审查明，两次金额变动的原因系2017年9月26日增加了3万元违约金及逾期付款利息52642.00元。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及《欠条》中既未约定给付期限、也未对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作明确约定，故2017年9月26日所出具359434.00元的金额不具有客观性。因此，双方的结算金额应当以2015年5月1日《欠条》上载明的金额276792.00元为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及逾期利息主张无相关事实依据，本院依法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第三人马天受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276792.00元。二、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692元，由第三人马天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洪刚提交以下证据：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6民初1264号判决书，拟证明张洪刚承建了案涉工程的木工工程。吉青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认为承担付款责任的是马天受，马天受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马天受、刘健、孙国梅、宝利公司质证后均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质证后认为该判决书上载明的事实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三性均予以认可，该证据收集在案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吉青公司未提交新证据。除张洪刚外的其他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已经生效的（2019）川34民终12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宏营公司承包了本案案涉工程后，因其不具备承建高层建筑的资质，便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参与承包案涉项目工程，但实际施工人仍然是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本案争议焦点：吉青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劳务费的责任。本院认为，吉青公司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劳务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吉青公司不是案涉工程的真正承建单位；2.马天受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3.张洪刚与马天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吉青公司利益的可能。对于吉青公司提成的第一个理由，吉青公司是否是案涉工程的承建单位，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说理，且吉青公司是案涉工程承包方的事实也有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本院不再赘述。基于吉青公司承包案涉工程的事实，虽然案涉工程中吉青公司使用的印章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吉青公司在案涉工程中使用的印章仍然能够代表吉青公司发生法律效力。2013年7月21日，吉青公司在与宝利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约定其承建TYC-B-1标段1、2、3号楼，至此，吉青公司将承担作为承建该工程承包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关于吉青公司的第二个理由，马天受作为实际施工人，参与案涉工程是基于其与吉青公司2014年6月8日签订的《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在签订合同的当天，吉青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信坚向马天受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作为吉青公司委托人代理人，负责TYC-B-1标段1、2、3号楼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等事项，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印章。马天受与吉青公司没有劳务关系、工资发放等关系，马天受属于借用吉青公司资质进行施工，对外以吉青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虽然马天受以吉青公司的名义与张洪刚签订《承包合同》时还没有得到吉青公司的授权，但加盖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项目部”印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对马天受与张洪刚签订的《承包合同》的追认。2015年５月１日，马天受又以吉青公司的名义向张洪刚出具《欠条》，载明欠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欠条上同样加盖有“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项目部”印章，该欠条出具时间在吉青公司向马天受出具授权委托书之后，马天受签订《承包合同》及出具欠条的行为，足以使第三人张洪刚产生合理信赖马天受代表的是吉青公司，马天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马天受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的是吉青公司。关于吉青公司提出的第三个上诉理由，马天受、刘健、孙国梅与吉青公司签订《内部工程承包协议书》后，本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刚承包了案涉工程的木工、支模等工作，其施工工程量是得到实际施工人马天受的认可的，且也有其施工班组中工人起诉至会东县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劳务费的生效判决予以佐证，能够确认张洪刚确实在案涉工程中从事了木工、支模等工程。吉青公司提出张洪刚与马天受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理由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基于上述理由，吉青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人工工资及材料款的责任。吉青公司提出承担支付责任的主体应当是马天受，其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吉青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张洪刚劳务费的直接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除吉青公司外，其余当事人并未提成上诉，马天受作为一审判决直接责任支付主体，也未对一审法院判决其作为直接责任人提成上诉。本案一审法院判决马天受承担支付张洪刚费用的直接责任，吉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未加重吉青公司承担支付张洪刚费用的责任，对吉青公司提出其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理由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吉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结果公正，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92元，由吉青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波审判员 黄 波审判员 刘忠霞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