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3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窑头路1-1号姚家镇窑头村东友谊苑小区2号楼1单元1803。法定代表人：金佑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培江、李玉宾，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28号。法定代表人：朴倫奭，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斗山（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1号楼B座19层C1单元。法定代表人：李俊二，董事长兼总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高翔，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中国公司）、斗山（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北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691民初2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合计4353015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生产的ＧＰＳ设备属于高精度、高科技产品，生产周期一般是4-6个月，而从被上诉人下达订单到要求交货一般也就几天的时间，如果在被上诉人下达订单后，上诉人再组织生产，根本无法满足交货的要求，而对于逾期交货，被上诉人收取高额的延期交货滞纳金。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采取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生产计划，上诉人根据生产计划生产相应的ＧＰＳ设备，然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下达订货单，上诉人供货的交易方式。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生产计划的信赖，为了在被上诉人要求的短时间内交货而提前生产ＧＰＳ设备，最终因被上诉人需求量减少，导致产生的库存，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库存的损失，至少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理分担损失。上诉人与斗山北京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23日和2015年4月1日签订《ＧＰＳ终端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有效期至2016年3月31日。而上诉人库存产生的时间为2013年至2015年，系上诉人与斗山北京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期间，对于此期间产生的库存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自2005年起给被上诉人供应ＧＰＳ终端设备，均采取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下达生产计划，上诉人生产设备，按照生产计划准备相应库存，被上诉人下达订单，上诉人短时间内供货的方式交付设备。对于此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交易习惯以及因此交易习惯可能产生的损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知悉，对此产生的需求量减少而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至少应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应对此交易习惯予以合理的尊重和考量，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采购合同时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予以考量，不应直接认定库存的产生只是上诉人对于合同履行的不当预估和判断导致的损失，上诉人基于《ＧＰＳ终端设备采购合同》以及对被上诉人发送的生产计划的信任，基于ＧＰＳ设备生产周期与订单要求的交货周期的严重偏差，而预先按照生产计划准备产品导致的库存损失至少应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理分担。二、上诉人与客户签订的系统与软件开发合同及桂某的书面证言，已经详细说明了上诉人开发ｈｅｌｐｄｅｓｋ系统是基于斗山中国公司的委托，且斗山中国公司就上诉人先垫付开发费用，斗山中国公司以人力服务费的方式支付已经达成一致，上诉人正是基于对斗山中国公司的信任才委托第三方为斗山中国公司开发建设呼叫中心建设工程，并已经实际支付上述费用，只因后期斗山中国公司人事变动导致未签订相关合同，对此，斗山中国公司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上诉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未采纳上诉人的开发费用主张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斗山中国公司和斗山北京公司应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虽然从合同形式来看系上诉人与斗山北京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斗山北京公司又与斗山中国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但实质上斗山北京公司系接受斗山中国公司委托向上诉人采购ＧＰＳ终端设备，被上诉人之所以采取签订两个采购合同的方式向上诉人采购设备完全是为了避免因斗山中国公司原因导致对上诉人设备需求量减少，导致上诉人要求斗山中国公司承担责任的考量，实质上二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采购关系，斗山北京公司是签约合同方，斗山中国公司是委托方和实际使用人，现因实际使用人原因导致上诉人产生库存损失和开发成本损失，应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斗山中国公司辩称，一、斗山中国公司与上诉人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就诉争设备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一审判决已查明本案上诉人主张期间，斗山中国公司与上诉人未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对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存在的”诉争设备均系于2014年末后生产。所以，诉争设备并非斗山中国公司采购货物，上诉人要求斗山中国公司赔偿损失缺乏合同依据。二、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要求共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无误。斗山中国公司一审证据1、2、3、4、5共同证实，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之间签订《购买基本合同》，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双方按照合同约定，通过书面订单采购具体的设备、硬件和其他服务，开具对应的购销发票并安排付款，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斗山中国公司委托斗山北京公司向上诉人采购设备没有任何证据，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以斗山中国公司是实际使用人为由，要求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共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斗山北京公司辩称，一、斗山北京公司按《ＧＰＳ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通过书面订货单与上诉人签订具体的设备买卖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上诉人主张通过生产计划订货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及斗山北京公司一审证据3、5、6、7、8共同证实，上诉人按照斗山北京公司的订货单交付货物开具对应发票。所以，斗山北京公司客观上是严格按照《ＧＰＳ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通过书面订货单向万邦公司购买设备，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二）上诉人上诉主张诉争设备于2013年至2015年生产，与其起诉状中主张的生产时间不一致，前后矛盾，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况且，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主张诉争设备存在的事实，根本无法证明诉争设备的数量、价值和型号。（三）上诉人主张斗山北京公司通过生产计划采购诉争设备，缺乏事实依据，生产计划不是采购设备的要约，上诉人一审证据4生产计划邮件证实，斗山北京公司发送的生产计划明确载明生产计划随便变更仅作参照。生产计划并非《ＧＰＳ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具有采购型号、数量、金额的书面订货单，客观上没有要约采购设备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一审当庭自认在双方合作期间，并非依照生产计划向斗山北京公司销售设备，每年度的实际销售数量与生产计划数量一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2014年的设备采购数量不足生产计划的70%。（四）上诉人主张交易习惯与约定和实际履行不符，不能成立，斗山北京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作为生产厂家生产设备已逾10年，对诉争设备的生产、交货周期的所地差异具有充分的预见能力。在斗山北京公司多次提醒上诉人严格控制库存的情况下，上诉人因自身经营管理失误、生产能力不足导致诉争设备库存积压，应自行承担风险。桂某证言缺乏证据效力，上诉人主张缔约过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5期“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桂某的证言没有证人出庭作证，不具有证据效力。况且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的事实。三、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要求共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无误。斗山中国公司一审证据1、2、3、4、5共同证实，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之间签订有《购买基本合同》，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双方按照《购买基本合同》第二章的约定，通过书面订单采购具体的设备、硬件和其他服务，开具对应的购销发票并安排付款，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斗山中国公司委托斗山北京公司向上诉人采购设备没有任何证据，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以斗山中国公司是实际使用人为由，要求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共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赔偿原告库存设备损失3979015元、前期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损失374000元，以上经济损失共计4353015元。2、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承担所有诉讼费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8月25日，原告（乙）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甲）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第三条约定，本合同书中关于当事者之间往来的基本事项，适用于个别合同；以本合同为基础签订了另外特别管理约定时，优先适用特别管理约定的规定，在特别约定中未规定的事项适用于本合同。第四条约定，依据本合同签订的个别合同在甲订货乙接受时生效，个别合同使用甲的物品订货单，甲把记载有订货日期、交货日期、品目、数量、价格、交付场所和必要的具体个别往来条件的订货单交给乙，或由乙在甲提供的INTERNET平台上的VAN系统中自行打印由甲确认的定单。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约定，订货方式包括定期订货、随时订货、定量订货。第十六条约定，甲有权在甲的生产计划发生变动后随时通知乙，通知的方式采用甲在INTERNET中的VAN平台上通告的方式，乙24小时未回复或提出异议，甲即认为乙接受并承诺履行。第三十三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为签订合同之日起满三年，但直到合同终止之前六个月当事者的任何一方，没有提出终止合同的意向时此合同自动延期一年，在此后与以下条件也相同。此后双方依据购买基本合同书签订订货合同，约定产品名称、商标、型号、供货时间及数量见周订单。2012年1月17日，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甲方）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乙方）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第二条约定，甲方采用在其INTERNET中的SupplierPortal平台上发布订货单和/或对订货单内容进行调整，乙方按照指令和要求通过系统完成订货单及变更信息的确认。第三条约定，双方就本合同项下采购业务往来中的具体产品签订的订货合同（以下简称个别合同），适用于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或个别合同项下具体产品订购使用甲方提供的产品订货单。甲方有权通过SupplierPortal平台上发布信息的方式变更订货单的内容，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的期限对订货单变更内容进行确认，否则视为接受。合同有效期三年，期满前三个月，双方可另行协商合同续签事宜。同日，双方还签订了售后服务之索赔合同、零部件管理合同、用部品管理合同用部品采购补充合同、材料赊给合同、质量保证合同等。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应GPS终端设备并开具发票，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支付货款。2012年2月2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甲方）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使用本合同中的GPS终端设备的甲方关联公司如斗山中国公司等需对乙方提供的GPS终端设备进行功能设变或改善作业，就乙方进行上述作业后产生的新的GPS终端设备，如需对此进行信赖性测试/野外测试/3C认证等相关业务时，与此相关费用由甲方及关联公司与乙方另行协商确定。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对甲方从乙方采购的本合同设备提供信息服务。第二条约定，甲方根据其业务需求，按照附件2订货单格式向乙方提交书面订货单（订单中载有订货日期、交货日期、产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数量、价格、交付地点等订货相关内容）。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三年，如需续签应至少在合同期满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另行协商合同续签事宜。此外，双方还约定了付款、违约责任等，并以附件的方式固定了报价单、订货单、交货单、验收单等。同日，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GPS终端设备信息服务协议。约定该协议是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否认补充协议，服务期限同主合同有效期限，并约定了服务费用及结算方式等。2015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又签订了一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内容与2012年2月23日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内容大致相同，该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如需续签，应至少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可另行协商合同续签事宜。若没有续签的书面要求，本合同自动终止生效。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以终端机采购订单的方式向原告订购各种型号的终端设备，原告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014年2月10日，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员工董海鹏向原告工作人员电子邮件发送生产计划，载明2014年每个月TOT、DH、DX型号机器的生产计划，并载明：依据最新生产计划导出的终端纳品计划，请参照。生产计划随便变更，更新内容替代旧版本。2015年1月6日，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员工董海鹏向原告工作人员电子邮件发送生产计划，载明2015年每个月DH、DX型号机器的生产计划。2016年2月15日，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签订GPSData供给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2月28日，根据双方的后续书面合同可延长期限。附件一载明原告把自体开发的GPS终端机供给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截至2016年2月28日）并在本合同期限内持续提供相关服务。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将从原告购买的GPS终端设备装在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生产销售的挖掘机上。GPS终端是原告自体开发的，安装GPS终端机的装备位置、数据及状态通过移动通信网传送给原告开发的通信服务器上。本合同期间数据供应的对价合同金共计2484000元，增值税另算，自2016年2月至2018年2月，每年2月预付828000元，付款以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为前提。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原告涉案诉请合同相对方是谁。原告称，原告合同相对方是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和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二被告都与原告签署了购货合同，且二被告是关联公司。原告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的股东为韩国Odin2,LLC、韩国斗山英维高株式会社；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股东为株式会社斗山。2、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36民事部判决，载明：原告诉请DoosanCorporation、DoosanInfracoreCo.，Ltd.支付各种费用，要求延长向斗山中国公司供货（GPS）合同期限。原告请求的基础事实为原告与斗山中国公司于2005年签订GPS供应合同，并提供通信服务器运营服务，虽与斗山北京公司在2012年签订了GPS供应及相关劳务合同，但实际上一直向斗山中国公司供货。斗山中国公司在2014年准备自产GPS，与原告协商终止延长供应合同，协商结果是原告2015年4月1日与斗山北京公司延长本案供应合同一年，2016年2月15日与斗山中国公司签订GPS数据供应合同。上述法院判断原告诉请DoosanCorporation、DoosanInfracoreCo.，Ltd.不予接受。DoosanCorporation、DoosanInfracoreCo.，Ltd.、斗山中国公司、斗山北京公司是独立的公司，原告所指应为斗山中国公司，原告应当是与斗山中国公司就GPS数据供应合同等进行协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所提结算协议不成立。结论为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3、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和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自2012年到2015年的电子邮件往来及原告制作的对外联络函。主要内容包括：2012年1月到6月期间，原告与斗山中国公司就信赖性、终端测试、野外测试、盲区锁车等技术性进行过沟通；2015年期间原告向斗山北京公司发函报告库存，斗山北京公司告知原告斗山中国公司部分机型计划停产，告知其严格控制库存，以免因产品更新换代产生浪费；2015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就终端质量、故障、售后等问题进行过沟通。4、2013年6月7日会议记录。载明：就2012年7月到2012年11月斗山中国公司不良品仓库会议，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5、斗山北京公司俞昌基的名片复印件。载明：其是斗山北京公司法人长经营支援，座机区号为0535。经质证，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称，1、对工商登记无异议。登记载明的斗山中国公司股东韩国Odin2,LLC、韩国斗山英维高株式会社与斗山北京公司的股东株式会社斗山三者是不同的法人主体，不能证明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是韩国斗山集团下属关联公司。2、韩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上面主要说了与我方有关的是GPS数据供应合同，与本案诉争事实和买卖合同关系无关。且斗山中国公司、斗山北京公司并非韩国判决当事人，与我方无关，对我方没有约束力。且本案中不宜直接采用韩国判决认定的事实。3、往来邮件等多为沟通设备故障、各种测试等，不能作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是我方作为最终用户对产品质量与斗山北京公司和原告所做的沟通。4、会议记录是原告单方制作且仅载明对质量问题的交涉，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是我方作为最终用户对产品质量与斗山北京公司和原告所做的沟通。5、斗山北京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座机号码不能证明斗山北京公司的办公地址，办公地址有明确记载。被告斗山北京公司质证意见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基本一致。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称，原告与我方的购买基本合同书仅是框架协议，并不直接发生采购设备的法律效力，我方向原告以发送订单的方式向原告订货，并应当以此作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且，事实上，我方自2012年再未向原告发送过任何订货单，双方事实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诉争与我方无关，我方只是最终用户。我方在2012年以后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向其采购相关设备。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称，原告的合同相对方是我方，且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4月23日到期终止，到期没有续约，我方合同义务已经完成，没有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诉请的合同相对方是被告斗山北京公司。1、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于2012年1月17日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约定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采购GPS终端设备，合同有效期三年；紧接着，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与原告于2012年2月23日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有效期限三年。该期限内，原告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供货并开具发票，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货并开具发票，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支付货款。原告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以及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之间系两个买卖合同关系。2、虽然原告曾经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签订过购买基本合同书，但购买基本合同书是框架协议，具体履行也需要以下订单的方式进行，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在2012年以前也确实以订货单的方式买卖GPS终端设备。但本案原告主张期间，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并未向原告发送订货单，原告供货的依据是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的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项下订货单，而非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或订货单，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未发生买卖合同关系。3、原告称其直接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货，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的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中载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是合同标的GPS设备终端设备使用方，即使原告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货也不违反该合同的约定，不能以此排除原告供货系指示交付等情形而认定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在韩国判决书中也陈述其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续签合同事宜没有达成一致。4、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电子邮件等形式沟通均为售后、质量、测试等方面的问题，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会就库存、生产等进行沟通。原告提交的相应证据更能够支持二被告关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是买卖合同相对方、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是最终用户的主张，故原告以此证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也是买卖合同相对方，法院不予支持。5、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中有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注册地区号的电话，并不影响原告合同相对方的认定，与原告诉求没有必然关系。二、原告是否遭受损失，损失范围为何。原告称，原告是依据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产生了库存损失3979015元，原告为履行合同义务投入的前期系统及软件开发的费用损失374000元。原告为证明上述损失提供以下证据：1、ＧＰＳ设备库存照片。照片中显示堆放有数个纸箱。原告以此证明ＤＸ型号成品库存1420元、ＤＨ型号成品库存549台，共计1969台。半成品库存540台。2、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载明2015年7月ＤＸ型号设备单价为1675元。原告以此证明ＧＰＳ成品设备每台价格1675元。3、原告与客户签订的系统与软件开发合同及桂某书面证言。载明：原告于2010年12月5日与第三方签订供货合同，约定原告购买第三方ＯＳ7400全数字交换系统，合同金额86124元；2010年11月1日，原告与第三方签订标准协议书，约定第三方接受原告委托承接斗山中国公司呼叫中心建设工程，合同金额48950000韩元。桂某2017年8月22日签字确认的万邦ＨｅＩｐｄｅｓｋ系统构筑经过说明主要内容有：桂某时任信息部长，负责具体推进ＧＰＳ改善业务，2015年9月从斗山离职。2010年以前由于原告提供给斗山的ＧＰＳ终端连接率较低，引起斗山高层不满，于2010年年初指示由当时的斗山信息部主管领导牵头与原告社长共同对ＧＰＳ终端品质及售后服务进行改善。考虑费用较大，双方商议斗山提供3台服务器，资产属于斗山，原告负责日常管理，硬件费用和软件开发费用暂由与原告负责，最终由哪方承担没有明确约定下来，当时斗山的意见是原告先支付，斗山每月以人力服务费方式支付，原告也同意这个意见，但最后没有签订相关合同。后来因为工作变动，造成费用清算问题无法解决。2012年斗山自主开发，原告系统没有获得斗山的认可和使用，费用也无法解决。经质证，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称，我方不是原告合同相对方，对于库存、发票等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原告提供的照片无法证明拍摄时间地点、也看不出什么货物，无法证明原告主张。原告系统及软件开发合同与我方无关，不能确定真实性。原告提供的证人不出庭，无法核实书面证言的真实性。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称，原告库存照片不能证明拍摄时间地点、货物数量状态等，无法证明原告所说的库存情况。即使原告存在损失，也是原告己方责任，不应当由我方承担。而且双方之间2015年3月发票上载明DX型号设备单价为1558元。其他质证意见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基本一致。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赔偿损失的诉请主张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一部分是库存成品、半成品设备损失。其一，原告关于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的主张，仅提供了供货合同和标准协议书，其中供货合同不能体现货物用途，也不能证明两份合同都已经实际履行。故原告主张的为履行上述合同支出的合同价款，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其二，原告关于库存成品、半成品损失的主张，原告提供照片和DX设备成品单价，无法确定原告库存物品是什么、数量有多少以及半成品的价值等，原告主张的该部分货品价值，证据不足，无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的两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告主张的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发生在2010年，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签订第一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时间是2012年，即使原告支付了其主张的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是为履行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而支出的费用或者说遭受的损失。另，两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中只是约定了合同期限、买方卖方等基本合同条款，双方明确约定订货日期、交货日期、产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数量、价格、交付地点等订货相关内容由订货单的方式向原告提出，即原告供货依据应当是约定制式的订货单而非其他方式。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员工向原告发送用户斗山中国公司的生产计划依约不应作为订货依据，且生产计划以及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文件往来中，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也做出了控制库存、生产计划随时变更等提醒，原告作为供货方应当以合同为依据对经营过程中的相关情况进行预估和判断，即使原告按照生产计划产生了成品、半成品库存，也是基于其对合同履行的不当预估和判断，原告要求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承担上述经营风险，于法无据，于约不符，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24元，由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一2015年1-9月供货对账单9张，拟证明供货期短，上诉人按照斗山生产计划建立安全库存是交易习惯；证据二SMT生产线视频一份，GPS线路板，PCB正反面照片两张以及PCB进口报关材料，拟证明核心部件需批量采购，完成供货须准备一定的安全库存；证据三2010年12月7日被上诉人斗山中国发送给上诉人的滞纳金明细一份、2011年1月10日被上诉人斗山中国发送给上诉人的滞纳金赔偿同意书一份、以及2011年2月24日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用于证明由于被上诉人订单供货期短，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供货期交货，被收取了高额的滞纳金；证据四2009年12月22日上诉人发送给被上诉人斗山中国对外业务联络单一份、2012年5月29日和2013年3月22日被上诉人斗山北京发送给上诉人对外联络单2份；证据五2013年1月-2015年12月被上诉人生产计划与上诉人实际交货对比表2张、上诉人库存数量统计表一份、2015年8月25日上诉人发送给被上诉人斗山北京的对外业务联络单一份、2015年9月23日被上诉人斗山北京发送给上诉人的对外联络单一份，共同证明斗山北京公司明确要求上诉人为保证供货要按照斗山中国公司的生产计划准备库存，由于被上诉人实际需求量与其原生产计划严重不符，导致上诉人产生大量库存，对于库存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据六NewEPOS通信协议，PPAP技术承认书，证明上诉人生产的GPS设备专属供应给被上诉人，无法用于其他公司以及其他设备，被上诉人计划调整导致上诉人损失发生，对于此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据七公司库存视频一份，拟证明实际损失发生。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证据一上诉人未提供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邮件正文中涉及到韩文属于外国文，按照民事诉讼法应当提交中文译本，不具有证据的合法形式。对于证据明目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恰恰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通过不定期书面订货单确定正式的采购买卖合同关系，确定采购设备的数量、型号和价格。上诉人主张依照生产计划确定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对于证据二，三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的原始载体，视频资料的原始载体应该指拍摄载体，光盘只是载体，而不是原始载体，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里面的规定。同时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作为GPS的专业生产商，从事十年的生产，从未对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以及被上诉人订货单中约定的交付期限提出任何异议。对于报关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除向被上诉人销售GPS终端设备之外，还向其他不特定第三方出售相关材料设备，报关单不能证明所涉商品用于斗山采购设备，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其次该份报关单的进口时间为2014年8月15日和2014年3月28日，还有14年2月21日，再次印证了上诉人并非是根据年末发送的生产计划，一次性安排生产采购，所有的原材料。而是根据斗山北京公司不定期订货单安排采购和生产。对于滞纳金明细以及滞纳金赔偿同意书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因为没有提供证据原件。对于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发票的形成时间为2011年2月24日，与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2015年所谓生产产生的库存没有直接关系。其次，在2011年之后，上诉人与斗山北京公司分别于2012年、2014年签订过采购合同，而对交付期限均有明确约定，但上诉人始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对证据四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外联络函中明确载明按照购买部规定，恰恰印证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斗山北京公司之间是按照采购合同约定，通过订单确定具体的设备生产买卖合同。对证据五其自制的表格真实性不予认可。特别强调的是上诉人始终没有提供其库存数量的直接证据，其自行统计的数量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证据只是对上诉人提供设备是否符合被上诉人质量要求的材料，不能证明其所谓的特殊性。证据七的三性不予认可，未提供该证据的原始载体，不能证明其客观真实性。综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二审环节逾期举证表示抗议，其二审提交了相关证据，不存在新产生新发现的客观情形，也严重超过了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斗山北京公司分别于2012年、2015年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间内，由上诉人向斗山北京公司供货并开具发票，斗山北京公司支付货款，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涉案采购合同载明斗山中国公司是设备的实际使用方，同时，斗山北京公司与斗山中国公司之间于2012年1月签订了购买基本合同书，因此，斗山北京公司与斗山中国公司之间另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上述二公司系委托采购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虽然与斗山中国公司也签订过购买基本合同书，但斗山中国公司并未向上诉人发送过订货单，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实际发生过买卖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要求斗山中国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涉案采购合同明确约定斗山北京公司根据其业务需求，按照订货单格式向上诉人提交书面订货单，上诉人虽主张斗山北京公司通过生产计划采购设备，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举证。且斗山北京公司在发送生产计划时亦标注了随便变更仅作参考，并发函告知上诉人严格控制库存，以免产生浪费。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知晓斗山中国公司产品缩减后采取了积极的止损措施减少库存，亦未提供直接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库存损失。在双方对于订货方式作出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上诉人主张其依据生产计划产生的库存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但该笔费用发生于2010年，上诉人未举证证实该笔费用与涉案买卖合同的关联性，亦未提交书面证明证实其与斗山中国公司就该笔费用的支付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624元，由上诉人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青审判员 曹红岩审判员 栾建伟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王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