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民终116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海涛，男，汉族，1984年11月1日出生，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薇、李文红，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滕天一，男，汉族，1990年10月9日出生，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薇、李文红，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97号6-16。法定代表人：王治学，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睿，系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强，男，198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上诉人金海涛、滕天一与被上诉人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王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11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田丽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宁久宏、贺新发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海涛上诉称：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2民初11706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案件证据，以主观推测的形式认定金海涛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1、原告金海涛在起诉状中将滕天一列为共同原告，系应法院要求。案涉驻地网项目(靓新园小区，绿园小区，以及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系金海涛与滕天一共同出资合作开发完成，该驻地网项目挂靠到被告信志公司名下，卖给了中国移动。本次起诉，滕天一给金海涛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由金海涛出面单独起诉。但一审法院开庭前要求，必须将滕天一列为共同原告。金海涛按法院要求和滕天一作为共同原告，一审法院最后却以该份授权书为理由，推断出“因金海涛之诉不成立，滕天一授权书又称和金海涛是共同债权，所以滕天一之诉不成立。”这样的结论确实令人费解。2、本案金海涛、滕天一作为共同原告共担利益，原告内部之间如何分配并不需要法院审理。但第二次开庭结束时，法院给金海涛邮寄了一份通知书，要求金海涛和滕天一必须明确将来的合同利益如何分配。原告按法院要求给法院写了个利益分配说明，说明分配比例平分。结果这个申请书又被一审法院拿来作为认定诉讼主体有问题的依据。3、原告请求数额是按照被告与中国移动的最终结算价格(靓新园小区9.7747万元，绿园小区5.5445万元，以及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128.9598万元，三个驻地网售卖款合计总价为144.274万元)，扣除15%的挂靠管理费，即122.6329万元；扣除被告已付给滕天一的部分售卖款25万元款项后，所得数额作为基数在加上利息计算出来的97.6329万元驻地网项目售卖款，该驻地网项目售卖款金额97.6329万元还未支付给金海涛和滕天一。本案原告诉请数额本身有理有据，一审法院却认为这个请求数额不是很准确，从而推测出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且属于滥诉。当事人参加诉讼，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更改诉状、提交利益分配说明，结果被法院用以作为推测无诉讼主体资格的依据，当事人表示不理解。二、原告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金海涛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主体资格原告金海涛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金海涛、滕天一与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挂靠协议，证明二原告和被告之间是以挂靠的形式合作，被告并没否认，并且承认靓馨园、绿园小区驻地网项目的部分售卖款已经支付给了原告之一滕天一。（项目跟挂靠方结算时，挂靠协议上指明约定的打款帐号，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2、原告滕天一和金海涛共同出资交纳的阳光100国际新城项目进场费票据及阳光100国际新城物业经理崔强的证言，均证明阳光100国际新城项目交给了滕天一开发。一审法院却以被告辩称滕天一属于垫付进场费，滕天一当庭没反驳为理由，认为滕天一也没诉讼资格。实际上滕天一没有代理人，两次庭审均没有发言的机会，质证权利被完全剥夺。第二次庭审结束法院才发现滕天一没有代理人，所有证据也没有让滕天一进行质证。随后法院告知滕天一笔录签名，有什么法律问题第三次开庭时向法庭提出。结果也未有第三次开庭，滕天一被迫在书面意见中明确了，自己从未退出该项目，自己投资这么多钱，没理由一声不响的退出了。一审法院仍然视而不见，以滕天一未反驳为理由裁定滕天一没有诉讼主体资格。3、金海涛向法院提交了与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老板王治学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金海涛向王治学索要案涉项目的款项，王治学要求金海涛把账目情况发给他，金海涛将对账数额发给王治学以后，王治学未否认，以没时间对账为由推脱原告。另有信志公司当时项目经理贺翔的微信记录证明：王治学认同该三个小区的挂靠事实。4、金海涛提交的与项目施工人王强的电话录音，证明该项目确实是金海涛和滕天一共同开发的项目，王强属于施工人。王强也给其他公司做施工，王治学的公司属于其中一家。王强不敢向王治学要钱，是因为王治学还欠王强其他项目更多的工程款，王强怕其他项目工程款都要不出来。而滕天一要出来的部分款项，是通过私人关系要出来的部分驻地网项目售卖款，剩余款项至今未支付。这些都能说明金海涛是有诉讼资格的。5、被告信志公司的制图员出庭作证，也证明了金海涛是案涉项目的所有权人，因为被告王治学自己公司的项目都是由她制图，挂靠的项目都是自带图纸，阳光100国际新城项目她并未制图，是由金海涛和滕天一提供的图纸，更能证明阳光100国际新城项目为挂靠项目。三、一审法院认为金海涛曾是被告公司的项目经理就否认金海涛自带项目的双重身份，属于事实不清。法律并未禁止项目经理将自己的项目挂靠的任职公司名下进行开发，金海涛的上述举证，已经能够证明自己是项目的所有权人，有诉讼主体资格。四、一审法院采用推理的方式在裁定书中认定滕天一与被告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明显错误。1、裁定书第20页下半部分，法院称被告举证支付给滕天一25万，部分是垫付款，滕天一未反驳，所以认定滕天一与被告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而实际情况是，法院从始至终未允许滕天一质证，本案所有证据滕天一均未质证，庭后向法官提出异议，法官说下次开庭说。滕天一被迫提交书面材料，明确否认垫付进场费的说法，而被告至今也未提交能够证明滕天一退出的证据。被告欲盖弥章，张官李戴，把支付给滕天一的三个小区的部分项目售卖款25万做为整个项目的最终结算。无理无据。合同关系并未终止，滕天一要求继续结算剩余售卖款合理合法。五、本案审判程序严重违法。1、被告搞证据突袭，原告当庭质证完毕后，被告要求收回证据，法院直接记录后，允许被告撤回证据。2、被告要求给予庭外质证期，法院告知第三次开庭时发表质证意见，原告至今未收到任何被告的质证意见，法院也没进行第三次开庭，就直接下达了裁定书。严重侵害了原告听取被告质证意见，有针对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补充上诉意见一、原审程序严重违法。1、原审适用普通程序，但由审判长独任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原审两次庭审笔录、裁定书及审判员宣布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均为：审判长姜晓葵、人民陪审员张娟、吕文杰。但两次庭审，人民陪审员均未出席，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也违法了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人民陪审员没有与诉讼当事人直接接触，没有直接审查案件事实材料和证据，直接影响本案的实体及程序的真实和公平正义。2、原审确定委托代理人违反法律规定，未能充分保障原告滕天一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对于诉讼代理人仅限定了三类：（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滕天一的诉讼委托人为金海涛，但金海涛的身份不符合上述法律对诉讼代理人身份的规定，因此金海涛的代理人身份无效。庭审中原告举证、质证环节，均由金海涛的代理人陈述，但金海涛的代理人不能代理滕天一行使权利，法庭没有充分保障滕天一的诉讼权利，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原裁定第17页认定事实“根据被告信志公司提供的《录用职工登记表》等证据显示，金海涛于2014年3月1日入职信志公司”。《录用职工登记表》显示2014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金海涛在沈阳东方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任职，不是信志公司。根据该登记表填写日期，以及金海涛在信志公司缴纳社保的记录显示，金海涛于2016年12月入职信志公司。原裁定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三、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金海涛与信志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原裁定仅认定了劳动关系，没有认定二者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案涉驻地网项目为宽带通信工程，系弱电工程，属于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宽带通信工程领域的交易模式为：施工单位先行垫资对小区的宽带通信工程进行施工，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宽带运营商发出要约邀请，双方经协商一致后签订驻地网购置合同。建设工程领域包括通信工程领域普遍存在挂靠、内部承包、转包、分包的现象。在上述交易模式下，宽带运营商与施工单位签订的购置合同为买卖合同，如存在挂靠、内部承包等情况的，施工单位与实际施工人之间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司法实践中，涉及宽带通信工程（驻地网项目）这一类案件的案由通常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具体到本案中，金海涛与信志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同时金海涛、滕天一又与信志公司签订了《世博之春小区等4个小区驻地网购置项目合同》，虽然该合同名为购置合同，但实际性质为金海涛向信志公司内部承包世博之春等4个小区的驻地网项目工程。法律并不禁止内部承包，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河北省高院、四川省高院、浙江省高院等地方司法解释的定义基本相同），“如何认定建筑企业的内部承包行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交由其下属的分支机构或在册的项目经理等企业职工个人承包施工，承包人对工程施工过程及质量进行管理，对外承担施工合同权利义务的，属于企业内部承包行为”，金海涛向信志公司内部承包了4个小区驻地网项目中的部分工程，即小区一级光交箱的安装、一级光交箱至小区内每栋楼之间的光缆布线、每栋楼的分纤箱安装，以及上述施工中的物料供给。双方之间签订了书面合同（信志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且信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学在诉讼前上诉人向其催款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否认过金海涛、滕天一为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争议在于结算金额上有异议。因此，金海涛与信志公司之间，关于案涉项目的基础权利义务关系为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建设工程中，无论是内部承包，还是挂靠、转包、分包的情况，实际施工人参与工程施工，通常都是以项目经理的名义在相关工程资料中签字。金海涛在《工程验收证书》上以“项目经理”的名义签字，符合内部承包的操作惯例，不能仅仅因为金海涛与信志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就简单地认定为履行职责的行为。对此，双方是存在明显的法律关系上的分歧的，原裁定对此认定错误。2、原裁定认定诉讼标的不明确，系适用法律错误。金海涛、滕天一与信志公司签订《世博之春小区等4个小区驻地网购置项目合同》，因金海涛与信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者就案涉工程而言是内部承包关系；而滕天一与信志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二者之间为挂靠施工。《世博之春小区等4个小区驻地网购置项目合同》从名称上看似是买卖合同，但究其根本其实质为内部承包合同、挂靠施工合同。本案原告（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讼主张的实质为给付工程款，原被告之间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名称及内容表述，在庭审中随合同中称之为“卖移动驻地网款项”并无不当，不影响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实质，也不影响本案的诉讼标的和法律关系的认定。原审质证时金海涛强调“实际上本案的诉讼标的是阳光100驻地网这个项目的所有权是谁”，系明显的口误。金海涛想要表达的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这与原审第一次庭审时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相吻合。原裁定仅仅因为原告的表述不同就认定诉讼标的不明确，系没有查清案涉法律关系，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3、滕天一之诉成立，且与信志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终止，信志公司尚欠付工程款。如前所述，本案的诉讼标的及法律关系是明确的，原裁定以诉讼标的不明确为由认定金海涛之诉不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滕天一与金海涛共同持有案涉债权，符合民事诉讼法对诉的要素的规定。庭审中，法庭询问滕天一是否收到25万元，滕天一仅仅回答“收到25万元”，并不是庭审笔录中记载的“无异议”。滕天一面对法庭询问如实回答，作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法庭没有向释明的情况下，原裁定认为“滕天一对被告的证据解释没有反驳”未免太过苛刻。该25万元是信志公司支付的阳光100国际新城驻地网项目的部分工程款，并不是信志公司所称的“退还进场费及支付绿园、靓馨园的全部工程款”。信志公司尚且欠付金海涛、滕天一工程款多达97万余元。四、原裁定罔顾客观事实，违法裁判。1、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金海涛、滕天一，金海涛为案涉工程自行购买物料（光交箱、分纤箱、光缆等），并没有向信志公司报销。案涉项目施工期间，金海涛同时在管理信志公司的其他项目，信志公司提供的报销单，不能证明是案涉项目的物料。且信志公司提供的报销单记载的物料种类、数量与《已安装的设备明细表》、《建筑工程量概算表》均不一致，恰恰能够证明金海涛报销的不是案涉项目的物料，而是其他项目的物料。2、在金海涛与信志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学、金海涛与信志公司人员贺翔、滕天一与王志学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都可以看出王志学与金海涛、滕天一仅在结算金额上存在分歧，王志学并没有对二人是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提出异议，恰恰可以证明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确为金海涛和滕天一。3、阳光100国际新城的物业经理崔强的证言中也清晰的证明了案涉项目是由“滕天一开发完成”，二审中崔强将出庭作证，再次向法庭重申上述事实。4、从金海涛与第三人王强的电话录音（王强认可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可以明确，案涉项目是由金海涛、滕天一承包，二人找到王强的施工队负责人工部分，所得工程款由三人平均分配。且电话录音中，王强已经同意与金海涛、滕天一签订三方协议。从庭审笔录可以看出，第三人王强一直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主张的事实表示无异议，双方的主张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王强无异议的事实本身是相悖的。很明显，王强是因为害怕信志公司不给付其工程款而配合信志公司做虚假陈述。综上，原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恳请法庭能够查明案件事实，将本案发回，并指令和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上诉人滕天一上诉称：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102民初11706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剥夺我诉讼权利。1、靓馨园小区，绿园小区，以及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这三个驻地网项目是我和金海涛一起共同出资合伙完成的，我授权金海涛出面，以他的名义起诉。法院通知我必须作为共同原告，我没有意见。但是两次开庭都没让我质证，每次出示证据质证，法官没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没有说话的机会。最后法院以“被告称滕天一属于垫付进场费，后来退出了，滕天一没有当庭反驳”为理由，认定我和被告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我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我非常的不理解。我在庭后向法院交的书面材料中，明确说明我没有给任何人垫付，靓馨园小区，绿园小区，以及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是我和金海涛共同出资合伙完成，（王强是我们在做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时找的施工队。）我没有退出，项目是我和金海涛的，一切都要以证据说话。2、第二次庭审结束，我有了说话的机会，我问法官我有意见咋办。法官说笔录正常签，我们还有第三次开庭，你有法律意见可以再提。但是法院没开第三次庭，我认为法院完全剥夺了我的质证权利，我庭后写的材料，法官可能没看，我一直在反驳被告的说法，我没有退出项目，被告根本没有拿出我退出项目的证据。3、法院让我以原告名义参加诉讼我照做了，让我提交利益分配说明，我也照做提交了。回头法院以这两个点，推断我无诉讼资格，属于滥诉，我理解不了。二、我自认为我的证据能够证明我有资格起诉，法院应当判决被告给付卖项目的款项给我和金海涛。我和金海涛与被告签订过挂靠协议，好几个小区都是这么操作的，这个事被告也是承认的。阳光100国际新城这个小区，是我找到阳光100国际新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谈下来的，我和金海涛共同出资，并由我出面交了十几万的进场费（该进场费与被告提出的垫付的费用金额上就根本对不上，被告根本不知道我们交纳了多少金额的进场费），有发票我已提交给法院了。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物业公司经理崔强，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给我出了书面证言，证明这个项目交给我开发了，而且他根本不认识被告，也没接触过被告。我与金海涛共同出资合伙完成的项目，现在项目挂靠到被告公司名下，卖给了中国移动，按照被告与中国移动的最终结算价格(靓新园小区9.7747万元，绿园小区5.5445万元，以及阳光100国际新城小区128.9598万元，三个驻地网售卖款合计总价为144.274万元)，被告扣掉15%管理费后，即122.6329万元，该驻地网项目售卖款应当付给我和金海涛。我有这么充分的证据，法院却在没有证据仅凭被告捏造的故事，作为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我和这项目无关，我退出了，我觉得属于枉法裁判。三、我申请调取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庭审录像，证明我被剥夺质证权利的情况。一审法院在处理代理关系上比较草率，起诉状上有我的名字，是法院要求加上的，但是我没有代理律师，我是自己来开的庭。质证的时候法官让金海涛的律师质证完，就去问被告了。我张嘴要说话，法官说还没到我说话的时候。直到庭审结束，我也没说上话。法院庭前宣读，当事人有质证的权利，而我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了。恳请二审法院严格审查。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王强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原审原告金海涛、滕天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出售移动驻地网的款项总计是97.63万元（利息从2019年12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暂计17581.96元，总计：993881.96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金海涛原系被告信志公司聘用的职员，根据被告信志公司提供的《录用职工登记表》等证据材料显示，金海涛于2014年3月1日入职被告信志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2018年10月8日申请离职，《沈阳市工伤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个人）》显示被告信志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金海涛缴费至2018年9月，金海涛对此无异议。2017年11月14日，被告信志公司向沈阳移动公司发送《关于阳光100国际新城等11个小区驻地网销售函》。2017年12月28日，被告信志公司（甲方）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甲方）签订《雨润中央宫园等11个小区驻地网购置项目合同》，约定合同预估总额4066521.67元，11个小区名称为城市玫瑰园、紫提东郡2期、雨润中央宫园、三盛颐景园2.2期、靓馨园、绿园小区（南苑和北苑）、广厦绿园、阳光100国际新城、水调歌城AB区、新加坡花园、泰华林家园，乙方保证本项目宽带资源不存在权属争议，乙方在将本项目的产权等资源正式移交给甲方时，应提供必要的工程竣工和设备质量合格资料给甲方，乙方提供的竣工图纸上标示的内容应与交付的设备相符，甲方以乙方提供的竣工资料为依据，如实际设备数量少于竣工资资料数量，乙方应予以补齐等。上例合同项下，其中涉案的三个小区，靓馨园的开工日期为2017年6月1日，完工日期为2017年7月2日；绿园小区（南苑和北苑）的开工日期为2017年6月2日，完工日期为2017年7月2日；阳光100国际新城的开工日期为2017年8月1日，完工日期为2017年9月1日。上列三个小区的《工-１８-程验收证书》，在验收小组签字栏，施工单位（供应商）处，均系由被告信志公司加盖公章，“项目负责人”加盖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志学的名章，“项目经理”系金海涛签字。被告信志公司（甲方）与本案第三人王强就上列11个小区中的阳光100国际新城签订《工程施工合同》，项目名称为宽带工程安装调试，施工费每户20元，工程总造价125600元，甲方负责楼内桥架管路、保证管线畅通，并向乙方提供相关施工图纸及施工现场的协调工作，乙方负责楼内光缆铺设、光纤分线箱的安装，所需材料由甲方负责等。滕天一对被告信志公司向其转款25万元无异议。在第二次庭审之后，经法院书面释明，原告金海涛、滕天一分别于2021年2月1日、1月31日签署申请书并邮寄到法院，内容如下：原告金海涛、滕天一诉被告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第三人王强一案，对于原告的诉讼利益，金海涛同意与滕天一平分（另一份申请是滕天一同意与金海涛平分），即对法院最终判决的，被告应返还二原告的款项，二原告各得50%。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以上法律条文规定了起诉的实质要件即起诉的基本条件。从与之吻合的民事诉讼理论上看，只有原告起诉时提出的诉成立时，才符合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条件。诉的成立应具备诉的三个要素，即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理由。诉讼标的是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并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一个诉中，诉讼标的必须明确。本案首先分析金海涛作为原-１９-告起诉的诉讼标的，即金海涛与被告信志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金海涛于2014年3月1日入职被告信志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2018年10月8日申请离职，对此，双方没有争议，这是金海涛与信志公司之间存在的基础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上列基础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期间，被告信志公司作为乙方在履行《雨润中央宫园等11个小区驻地网购置项目合同》时，提供了涉案三个小区的《工程验收证书》，施工单位（供应商）处均系由被告信志公司加盖公章、“项目负责人”加盖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志学的名章、“项目经理”系金海涛签字，金海涛系作为被告信志公司的员工履行职责，对此双方并不存在法律关系上的歧义。而金海涛在起诉时先是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工程款803900元”；又于2020年10月30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申请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卖移动驻地网款项97.63万元”；经法庭询问，原告金海涛补充陈述97.63万元的计算依据“这个结算是依据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跟中国移动的最终结算表，靓馨园小区的结算价格是9.7747万元，绿园小区的结算价格是5.5445万元，阳光100国际新城的结算价格是128.98万元。当时原告跟被告约定的挂靠管理费是15%，所以我们是按照上列结算价格乘以85%，就是我们应得的利润”；在庭审质证时，原告金海涛强调“实际上本案的诉讼标的是阳光100驻地网这个项目的所有权是谁的？出售项目的钱款应该归谁？而不是该项目是由谁来施工的”。这里可能隐含了三类诉讼标的，如果是请求工程款，意味着金海涛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但金海涛变更诉讼请求时不只提高了数额，且将款项称之为“卖移动驻地网款项”，这似乎意味着金海涛与被告之间也存在着类似《雨润中央宫园等11个小区驻地网购置项目合同》的售卖合同即金海涛成为供应商，而在金海涛解释款项的计算依据时又改称此款项为利润，主张金海涛-２０-与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挂靠管理费是15%，那么依据此标准计算的“利润”为122.65432万元，与其主张的97.63万元并不相符。以上罗列可以看出，且不论金海涛既作为被告信志公司的员工，能否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另外独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符合逻辑，单是金海涛主张的与被告信志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性质就不明确，即诉讼标的不明确，故金海涛之诉不成立。再分析滕天一之诉。原告金海涛单独起诉时，提供了滕天一的授权委托书，称“……因为本案债权属于我和金海涛共有债权，现委托金海涛以自己名义代表我提起诉讼，诉讼利益自行分配”,既然金海涛之诉不成立，滕天一所称的“共同债权”同样不具备诉的要素。另，被告信志公司主张已向滕天一转款25万元，庭审时提供相关证据并称“我公司支付给滕天一款项是绿园、靓馨园工程款和阳光100的进场协调费用，不包含阳光100的工程款，滕天一只是垫付了阳光100的进场费而没有实际施工，并且阳光100进场费我公司已经返还给滕天一，我公司不欠付滕天一的工程款。被告法人代表转给滕天一25万，里面11万左右是绿园和靓馨园工程款，剩下是返给滕天一垫付的进场费”，滕天一在质证时承认收到25万元，对被告的证据解释并没有反驳，可以认定，滕天一与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止。在第二次庭审之后，经法院书面释明，原告滕天一于2021年1月31日签署申请书并邮寄到法院，内容如下：“原告金海涛、滕天一诉被告沈阳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第三人王强一案，对于原告的诉讼利益，滕天一同意与金海涛平分，即对法院最终判决的，被告应返还二原告的款项，二原告各得50%”，以上可以看出，滕天一在与被告信志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后，-２１-以平分诉讼利益为条件，授权信志公司的原来的员工金海涛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向信志公司主张债权，并非依法行使诉权，而是属于滥诉。综上，原告的起诉缺乏实质要件，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金海涛、滕天一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2014元（原告金海涛已预交），退还原告金海涛。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发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金海涛虽系被上诉人员工，但被上诉人沈阳信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二审庭审笔录中承认上诉人与其存在过挂靠关系，发回后，原审应在上诉人明确诉讼标的后，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等证据，就该案诉争事实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后，依法做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1170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未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田 丽审 判 员  宁久宏审 判 员  贺新发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国楠书 记 员  刘 思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