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7民终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洮南市。法定代表人：黎武权，系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原告）：前郭县乌兰塔拉乡孙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前郭县。法定代表人：孙少波，系社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莱阳市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孙东伟，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雷，山东鹤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吉林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公司）、前郭县乌兰塔拉乡孙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孙波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花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吉0721民初3878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燕、李力，被上诉人鲁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雷、王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1民初3878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令鲁花公司赔偿34.43公顷花生产值损失共计829463.80元，并给付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鲁花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华服公司具备共同原告主体资格，作出指令审理的裁定，并认为原审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前郭人民法院重审。前郭法院此次还以华服公司及合作社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二）“鲁花18”产品未经登记、备案即在吉林地区种植，违反种子法等法律规定，且在没有取得经营资质的情况下进行经营，即便是在严格责任下，亦有明显的过错，一审判决亦认定鲁花公司存在过错，在此情况下，鲁花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鲁花18”花生种子在2018年才被《农业部公告12号》认定符合《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2019年才取得满足《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资质。按照上述文件、许可的载明，其满足在东北地区适宜种植的形式要件，最早也是在2018年取得。在此之前，其未经过省级主管部门的备案引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农作物品种、林木良种的，引种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不符合《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在推广前应当登记。应当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所以，“鲁花18”花生种子在2018年之前在吉林地区，既不是法律所认可的“适宜种植”的物种品种，也不是可以“发布广告、推广，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的种子品种。胡波是鲁花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受鲁花公司的指派在作业区进行了长达一月余的专业指导，这是导致减产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他代表的是鲁花公司。这是有影像资料和实际陪同人员能证明的真实事实，对此，鲁花公司依法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即便是在严格责任下，鲁花公司亦有明显的过错，一审判决亦认定鲁花公司存在过错，在此情况下，鲁花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以华服公司未按《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约定的吉林南部种植为由认定所谓的违约行为是造成损失的直接原因完全错误，且与其认定“鲁花18”不适宜在吉林省种植进而认定“鲁花18”产品质量不合格相矛盾，不适宜种植的区域为吉林省，而非吉林省北部。一审判决在认定“鲁花18”产品质量是否合格时，认定：“鲁花公司在未能证明鲁花18种子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并明确知晓销售的鲁花18可能被种植在吉林省的情况下，依然与华服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鲁花18适合吉林南部种植，鲁花公司存在一定过错”。显然，一审法院基于“鲁花18”不适宜在吉林省种植这一事实才认定“鲁花18”种子质量不合格。而认定“鲁花18”不适宜在吉林种植的关键在于农作物种子作为特殊的产品，无论是种子的审定、标签，还是种子推广都受特别法调整，而种子生产者与种子种植者的关系亦不仅受合同约束，更多的受法律规范约束。因此，本案的“鲁花18”花生种子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等法律的规定。且此处的适植区域指的是吉林省，即在整个吉林省地区来说，“鲁花18”均不适宜种植，而并非人为区分的仅在吉林省北部不适宜种植，在吉林省南部适宜种植。（四）因农作物种子质量产生纠纷，为确定事故原因和损失程度，种子管理机构可依据一方申请对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进行鉴定。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作为吉林省种子管理机构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鉴定意见》应当作为认定损失原因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鉴定意见》违反程序错误。《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四条规定，种子质量纠纷当事人可以共同申请现场鉴定，也可以单独申请现场鉴定。而第十条规定，专家鉴定组进行现场鉴定时，应当通知申请人及有关当事人到场。依据上述规定，在纠纷一方当事人单独申请现场鉴定的情况下，专家鉴定组仅需通知申请人到场即可，该鉴定办法并未规定现场鉴定时必须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一审判决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规定，错误认定鉴定意见违反程序，对此，应当予以纠正。此外，该《鉴定意见》对前郭、双辽两地进行田间现场鉴定，得出的结论均为“鲁花18”不能正常成熟，不适宜当地种植。而双辽属于吉林南部，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吉林南部仍然存在不适宜种植的情形。因此，该《鉴定意见》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一审判决以华服公司违反合同中在吉林南部种植的约定为由否定花生减产与“鲁花18”质量不合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五）产品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审判决已经认定“鲁花18”存在产品缺陷，且《鉴定意见》确定减产原因为不适宜在吉林地区种植的情况下，“鲁花18”产品缺陷与花生减产具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花生减产与“鲁花18”质量问题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错误。确定产品责任因果关系往往要通过因果关系推定而非因果关系认定来实现。关于产品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要由受害人举证证明使用产品后即发生某种损害，且这种缺陷产品通常可以造成这种损害，可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如此，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本案中，“鲁花18”因不适宜在吉林地区种植而被认定为质量不合格，该不适宜种植必然导致“鲁花18”在吉林地区无法正常成熟，而无法正常成熟必然会导致减产，由此推论“鲁花18”质量不合格与减产之间因果关系成立。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该条还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生产者信息、种子的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等使用条件的说明、风险提示与有关咨询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等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本案中，鲁花公司提供的“鲁花18”存在不合理的危险，该产品存在缺陷。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作出的《鉴定意见》也表明，减产原因为不适宜在吉林地区种植。综上，“鲁花18”质量不合格与花生减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六）华服公司、合作社、农民依据《鲁花花生种植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种植“鲁花18”，三者均是花生消费者。华服公司实际支付了种子、化肥等各项费用，其损失可以确定，且在一审中，华服公司、合作社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损失。合作社虽然不分红，但合作社作为农民合作组织，在取得农民同意代表农民起诉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鲁花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华服公司的经营范围虽然有农产品购销等，但在本案中，华服公司并非销售者，亦非种植技术的提供者，华服公司在本案中是消费者。且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仅是工商登记机关确定的公司营业范围，经营范围中包含的相应专业资质需要公司另行取得方可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而华服公司尚未取得种子经营所需的资质文件。退一步说，即便华服公司具有一定的专业鉴别能力，在其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亦并不因其专业身份而增加其注意义务进而降低生产者法定义务。一审判决以华服公司经营范围内有种子生产、培育为由对其苛以更重的举证责任和注意义务，并就此免除、冲抵作为种子生产和经营者的鲁花公司的法定义务和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此外，一审判决对于生产、经营者鲁花公司未履行法定义务和程序销售花生种子的事实置若罔顾，却对作为消费者的华服公司苛以专业的注意义务和极重的证明责任，显失公平。根据华服公司、合作社、农民签订的《鲁花花生种植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华服公司为合作种植必须提供全部所需花生种子、化肥、农药、地膜及滴灌管。而实际上，花生种子、化肥、农药等均是由华服公司购买。因“鲁花18”质量不合格导致花生严重减产，华服公司的投入完全没有收回。且在一审中，华服公司、合作社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损失。一审判决也已经认定花生严重减产的事实，这都足以证明损失的存在，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损失的情形。即便如一审判决所述的影响损失认定的因素无法核实，但至少华服公司购买种子款480万元，购买指定的用肥、农药等生产资料307余万元是华服公司实际的损失。一审判决认定华服公司无法证明实际损失完全错误，而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详见前文。至于合作社的问题，虽然合作社不分红，但合作社作为农民合作组织，在取得农民同意代表农民起诉的情况下，当然有权利要求鲁花公司赔偿损失。而农民同意由合作社和华服公司起诉，应当视为农民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行使。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认可。一审法院以主体为由，人为分割华服公司、合作社、农民的关系，没有任何依据，应当予以纠正。（七）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接到四平种子管理站的电话，有农民上访，关于“鲁花18”种子问题。由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首席执行专家黄庭君教授，组织专家和当地种子执法大队双方共同到现场进行“鲁花18”种子鉴定，鉴定结果“鲁花18”不适合在吉林省范围内种植，这份鉴定是在未形成法院诉讼之前，农民上访求助的情况下，由权威部门按法律程序作出的鉴定结果，这份鉴定结果是具有公平公正，法律有效的鉴定结果，法院应予采纳。（八）“鲁花18”于2018年4月23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证书》，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37*80。鲁花集团在庭审过程中，采用了这个登记证书，登记证书中有规定适合在吉林区域内适合种植鲁花18的虚假证明，通过华服农场调查鲁花集团在备案过程中，用虚假数据向国家备案，存在违法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华服农场和合作社的代理人多次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调查令，调查鲁花集团备案的违法行为，法院认为非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事项所涉及范围，故华服农场、合作社申请的法院调查令不予准许。华服农场、合作社是想通过法院取得鲁花集团违法的证据，法院应该有义务对违法行为进行取证，不应视而不见。（九）前郭法院裁定书中提到的鲁花公司派胡波2017年5月23日去查看冻害缺苗、毁种田间指导时，承诺2017年6月3日之前种完，产量一定能上来。当时农民以提出担心不能完全成熟问题，胡波明知道前郭是吉林省北部，为什么当时不阻止毁种。鲁花公司还美其名曰出于人道主义所为，这明显就是坑农害农的具体表现，鲁花公司目的就是高价销售种子，因为他们的种子价格高出其他花生种子一倍还多，目的很明显。作为一个专业种子公司应该对下游市场客户及使用者要全程负责一个生产周期，并负责是否适合销售到种植区域，必须完全可以成熟的，种子法有明文规定。可前郭法院裁定认可证据并认定减产，鲁花公司没有提出异议，法院应予确认。并且以华服公司和鲁花公司各有错误可以相抵的原则，这明显有失法律公平，由于鲁花的过错给华服公司及合作社和社员带来的损失是很明显的，希望尊重法律，尊重事实。综上，在已经认定“鲁花18”质量不合格、花生减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因果关系，判决驳回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的诉讼请求完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的上诉请求。鲁花公司辩称，鲁花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是错误的，虽然鲁花公司没有提起上诉，但因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为节约公共诉讼资源，才没有提起上诉。鲁花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中关于鲁花公司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鲁花18”种子适合在吉林省播种，故在与华服公司签订花生米购销合同时对合同约定“鲁花18”花生米种子可能在吉林种植的事实明确知晓，因而存在一定过错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以及关于“鲁花18”花生种子存在产品瑕疵的认定也是明显错误的。（一）合作社及华服公司在本案中起诉不适格。一审判决关于“合作社在本案中并无损失可言，故不存在要求鲁花公司赔偿的请求基础”的认定论据充分，鲁花公司在此不予赘述。如果确实种植户有经济损失，其诉讼权利由种植户行使，可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但并无法律规定可以将此权利转让或授权第三方。至于华服农场是否受到经济损失，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退一步讲，如果有损失且系因鲁花18种子质量引起，则也应属于合同纠纷，其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交由莱阳市人民法院管辖审理。（二）鲁花18花生种子不需要在吉林地区进行品种登记、引种备案、推广、销售备案，没有违反《种子法》等法律规定，鲁花18花生种子不属于瑕疵产品。1.《种子法》第十九条规定，通过国家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良种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全国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通过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良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农作物品种、林木良种的，引种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该法条是调整主要农作物的规范，而鲁花18花生种子是非主要农作物，不适用该条款。案涉本案，华服公司、合作社对《种子法》第十九条断章取义，偷换概念，鲁花18花生种子根本不存在引种备案问题。2.《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于2017年5月1日起施行，而双方履行合同提供鲁花18花生种子是在2017年4月交付完毕，因此，《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对案涉双方行为无法律约束力。《种子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应当审定的林木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作为良种推广、销售，但生产确需使用的，应当经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应当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本条第一、二款内容是针对主要农作物做的规定；第三款是针对的非主要农作物。对主要农作物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而对非主要农作物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案涉本案，鲁花18没有发布广告和推广行为，也没有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岳仲明在答记者问中明确，应当登记的品种如果没有进行登记，不能发布广告、推广，也不能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这里讲的推广，应当理解为各级国家农技推广机构进行推广，包括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实验、示范、培训、指导、咨询服务。不得推广的主要是没按照规定登记的品种，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不得进行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就是不得假借登记的品种进行销售，也不得发布广告。综上，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是非强制性，完全根据种子企业意愿而定，登记与否不影响销售，但只不过是有些权利受限而已。3.鲁花18种子不受《吉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2010年11月26日作出修改，2019年1月1日废止）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调整。上述条例的条款与2016年1月1日施行的《种子法》相抵触，应适用上位法《种子法》的规定。双方应按《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华服公司、合作社诉称合同约定与在吉林地区种植合法性相矛盾不成立。当初，考虑吉林北部的种植风险较大，灾害性天气较多。因此，在签署合同时，约定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而华服公司严重违背双方约定，私自在未约定的地域种植，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华服公司过错明显。因鲁花18没有违反《种子法》等法律法规，而双方合同约定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三）华服公司、合作社减产损失与鲁花18花生种子质量无因果关系。1.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鉴定意见》无效。其鉴定过程和鉴定方法不具有合法性、科学性，违反了《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专家鉴定组进行现场鉴定时，应当通知申请人及有关当事人到场；违反了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专家鉴定组名单应当征求申请人和当事人的意见，可以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终止现场鉴定：（二）需鉴定的地块已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本案经后期落实，该鉴定时已无田间现场，按规定应在农作物未起拔之前鉴定。2010年11月26日实施的《吉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2019年1月1日起废止）对此也作出更详细的规定，该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种植后发现种子质量有问题的，使用者可以自发现之日起至作物收获前，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种子管理机构投诉，并保持种植作物的田间自然状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田间现场鉴定。另外该鉴定意见还违反了《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其他条款的规定。科学实验应具有统一的参考系和对照组。鉴定意见中关于前郭、双辽两地进行田间现场鉴定，首先双辽的申请主体并非本案任何一方主体，并且在鉴定报告中对双辽地区种植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考察和介绍，对于双辽地区和前郭地区种植的鲁花18是何时种植，使用何种肥料，何种保温膜均没有具体介绍，对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参照性不得而知，那么其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一审庭审过程中鉴定人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质证过程中，证人对鉴定“鲁花18”种子适应性的鉴定中只考虑了日照条件这一种环境因素，对种植区域积温的情况，和在种植过程中是否使用了有效的保温措施，以及是否使用了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或者行业质量标准的液态生物膜等同样关键的因素并没有加以考虑，这明显是不科学的。花生系短日照植物，需要在日照长度低于某一临界时长时开花坐果。而在湖北短日照、积温较高的区域审定的品种引种到吉林长日照区域但积温较低的区域，是可以通过提前种植，缩短日照长度，覆盖符合行业标准的保温塑料薄膜或地膜提高地表温度，从而提高植物生长环境积温的方法保证花生果的正常生长。而鉴定人在没有考察农民使用的液态生物膜是否具有保温效果、是否符合行业标准的前提下就作出鲁花18不适合在吉林地区种植的结论是明显不科学的，不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依据，甚至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2.鲁花18花生种子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鲁花18花生种子符合国家强制性质量标准，该标准规定的四个指标品种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案涉鲁花18花生种子均符合规定，华服公司及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鉴定人（出庭证人）黄庭君均对鲁花18种子本身质量无异议；品种适宜种植区域、种植季节标注合规合法，2017年1月1日施行《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审定、登记以外作物的适宜区域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试验确定。案涉本案，鲁花18不是主要农作物不需要审定，当时并没有进行登记品种，因此鲁花18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宜种植范围“适宜于≥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春播种植”合法合规；鲁花18花生种子标签及使用说明标注真实有效。3.本案减产原因在庭审中已查明，“倒春寒”和“液体膜”是直接原因（华服农场原技术人员吴国志证明）。另，华服农场种植管理如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人为因素，也是减产原因。（四）2018年4月23日农村农业部颁发《非主要农作物登记证书》（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3****）合法有效。1.鲁花18的登记证书2018年由农业农村部颁发，其适宜种植区域包含吉林，虽然由于《种子法》修改及相关配套法规出台滞后，鲁花18获得登记证书延后，但该证书仍然能够充分推定证明2018年之前在吉林地区也是适宜种植的。2.上述登记证书申请材料已经依法提交相关政府部门存档，并由相关政府部门依法作出行政登记，应当以相关部门的行政登记为准，被答辩人在民事案件中对行政登记提出质疑并无任何法律依据及证据支持。（五）关于其他问题。鲁花公司职员胡波去吉林是为了了解花生因倒春寒受冻情况，并没有进行技术指导；之后整个花生生长过程再没有去过吉林，更没有进行过技术指导，华服公司和合作社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胡波进行了技术指导。综上，华服公司、合作社诉求赔偿损失及利息无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得当，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鲁花公司赔偿34.43公顷花生产值损失共计829463.80元，并给付自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8日，华服公司（乙方）与鲁花公司（甲方：合同签订时名为山东鲁花种业有限公司）签订《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提供花生种品种为：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并约定了种子数量、价格计算标准，种子质量标准、验收方式及发货方式，花生米收购质量标准、价格、数量，结算方式与运输以及违约责任。同时约定乙方不得从山东鲁花种业有限公司之外的渠道另购置花生种子。不得假借鲁花名义扩展种植基地，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有乙方承担，并且保留追究名誉损害等法律责任的权利。另外，合同还约定了管辖事项、花生专用肥及相关配套技术等。2017年1月，华服公司（甲方）、合作社（乙方）及合作社农户（丙方）三方签订了《鲁花花生种植合作协议书》，采取以农民承包耕地流转入股的方式进行联合种植。协议约定了土地基本情况及用途、合作种植期限、合作种植中土地使用权流转参与经营价款计算方式与支付方式、各方权利义务。同时约定花生收获由甲方提供包装，由甲方标记后全部入户丙方家中。由丙方负责晾晒、管理至甲方销售时。甲方收购花生时，按每斤2.2元保底价收购丙方所生产的花生果，收购标准严格执行鲁花集团规定的收购标准、奖惩约定、红利分配、违约责任、其他约定。其中对于红利分配，约定“红利分配原则……甲方（华服公司）占红利的40%，丙方（农户）合计占红利的60%”，也即合作社在三者的合作事宜中并不分配红利。秋季收获时发现花生果仁不成熟、严重减产。另，2013年5月18日，“鲁花18”由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审定编号“鄂审油20*01”，作物种类花生，证书编号“9*”，其中适宜范围为“适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2015年1月5日，山东鲁花种业有限公司由山东省农业厅颁发《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为C（鲁）农种经许字（2014）第1026号，经营作物范围为“花生”，经营方式为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有效区域为烟台市，有效期至2020年1月4日。2017年4月7日，山东省农业厅颁发《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D（鲁）农种许字（2017）第0007号，品种名称有“鲁花18”，品种审定（登记）编号为“鄂审油2013001”，种子生产地点为山东，有效期至2022年4月6日。2018年4月23日，“鲁花18”花生种由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发《非主要农作物登记证书》（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3****），载明“鲁花18”花生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吉林春播。庭审中，双方确认的“鲁花18”种子包装印制内容有“作物种类：花生；种子类别：大田用种；品种审定号：鄂审油2013001；净重15kg；种子经营许可证编码：C（鲁）农种经许字（2014）第1026号；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C（鲁）农种生许字（2012）第0118号；植物检疫证明编号：植产检字第370*012号；生产商：山东鲁花农业科技推广有限公司，地址：山东省莱阳市开发区；及特征特性（略），产量表现（略），栽培要点：5月10日至5月22日，当5cm地温稳定在15℃以上时播种，每亩播8000-10000穴，每穴两粒。适宜范围：适宜于≥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春播种植”。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所述的花生出现减产的事实并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应为：一、“鲁花18”花生种子产品质量是否合格；二、减产与鲁花公司产品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鲁花公司是否应按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诉讼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一）关于“鲁花18”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问题依据现有证据及案涉相关事实，可以认定“鲁花18”种子目前虽不存在假种子、劣种子等基本质量问题，但确实存在瑕疵。因种子不仅存在水分、发芽率、净度、纯度等基本质量指标，还存在适植性问题。因此，评价种子质量是否合格不仅须考虑种子本身具有的内在指标，还应考虑种子对于所种植区域的适植性问题。鲁花公司对于其所生产种子适宜在吉林省种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鲁花公司虽举出《非主要农作物登记证书》（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3****），证明“鲁花18”花生种由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发登记证书，“鲁花18”花生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吉林春播。但该证书颁布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被告出售种子的行为发生在2016年，不能因为该证书的颁布而当然认定鲁花公司2016年出售的“鲁花18”对于吉林省具有适应性。且，鲁花公司与华服公司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提供花生种品种为：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但在2016年10月8日时，“鲁花18”种子尚未进行品种登记，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鲁花18”种子适合在吉林省播种。也即鲁花公司在未能证明“鲁花18”种子适宜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并明确知晓销售的“鲁花18”可能被种植在吉林省的情况下，依然在与华服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鲁花18”适合吉林南部种植，鲁花公司存在一定过错。鲁花公司辩解称“……2016年1月1日实施的《种子法》明确规定花生种子不在主要农作物品种之列，属于非主要农作物。《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及农业部公告2510号《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直到2017年5月1日才实施。只能说鲁花公司与华服公司签署合同和发货时间段，没有法律法规规定花生种子作为非主要农作物需要品种登记”，但根据鲁花公司自行提交的《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审定编号“鄂审油2013001”），能够证明“鲁花18”于2013年审定时的适宜范围为“适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据鲁花公司提交证据，除此次审定外，“鲁花18”未经其他审定或登记，直至2018年4月23日经农业农村部办理非主要农作物登记证书。也即，鲁花公司2016年10月销售“鲁花18”时，对于“鲁花18”是否适宜在吉林省播种是缺乏证据证明的。即便如鲁花公司所述《种子法》实施后，花生已属于非主要农作物，不需经审定，但鲁花公司自述《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直到2017年5月1日才实施，鲁花公司于庭审中称“该阶段为法律空白期”，但鲁花公司作为生产、经营花生种子的专业法人，应知晓即便法律法规对某一事项规定不尽完善，惯常的做法应是延续之前的已有做法或根据已生效实施的《种子法》及其他行业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规制自身的销售行为，而非意味着种子销售企业可以随意向适植性不明的地区销售种子。故对于鲁花公司该辩解，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与鲁花公司争议的标签标注问题，作为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鲁花公司应知晓品种适宜种植区域不得超过审定、登记公告及省级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引种备案公告公布的区域。故鲁花公司应对其“鲁花18”于2013年取得湖北省审定证书后，直至其销售并发货期间，“鲁花18”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宜于≥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春播种植”内容未超过审定证书中标注的“适于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种植”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标签中“≥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未超过审定证书中标注的“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鲁花公司在明知种子可能种在吉林省的情况下依然销售显然存在不妥；若标签中“≥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超过审定证书中标注的“湖北省花生非青枯病区”，且“≥15℃的积温大于2680℃的花生产区”包括吉林省，那么鲁花公司销售标签标注内容则超过审定、登记公告及省级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引种备案公告公布的区域的种子，亦显属不当。因此，根据以上所述标签标注及合同签订等内容及鲁花公司的销售行为，结合案件所涉事实情况，对于案涉种植地吉林前郭来说，难称“鲁花18”花生种子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二）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减产与鲁花公司产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鲁花公司对案涉种植“鲁花18”花生种子的地块秋收时花生产量减产的事实虽未提出异议，但种子质量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种子使用者权益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二是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三是种子质量问题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故本案的审理要点应是审查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是否存在。综合本案审理情况，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与鲁花公司之间对于种子水分、发芽率、纯度等内在质量问题并未提出异议，双方争议的关于“鲁花18”种子质量是否存在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适植区域。基于此，对于案涉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所述的花生减产和“鲁花18”质量问题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法院依法评述如下：本案中，华服公司与鲁花公司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第一部分第1条明确载明“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而华服公司却在购种后，将种子提供给并未在以上约定地域内的前郭县（前郭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区域内的农民种植，华服公司过错明显。华服公司起诉案由虽是产品责任纠纷，而非基于合同，故虽不能依据其违约行为在本案中认定其违约责任，但不能因其对于案由的选择而成为当事人恶意规避责任的理由。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在原一审庭审中对于合同条款中关于种植区域的约定称“看到了，因为当时看到双辽也种了，我们就种了”，也即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在对于合同条款明知的情况下依然完全违背双方合同约定，将“鲁花18”花生种子种在了合同中未约定的地域，该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在本案侵权纠纷中是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的基础，也即其违约行为是造成其主张的案涉损失的直接原因。若华服公司严格按照其与鲁花公司的合同约定执行，其主张的案涉损失是否仍会存在亦未可知。（三）鲁花公司是否应按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诉讼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的问题。华服公司的营业执照对于经营范围处载明“农产品购销……农作物、中药材、数目、花卉种植、研发及销售；种子培育、生产及销售；化肥制造及销售……”，也即华服公司不同于其他普通主体，其是一个有种子培育、生产及销售资质的专业法人，其对于种子的基本品质及种子培育、生产、种植等环节所需基本条件和相关行业技术等事项应是明知并具备专业鉴别能力的，而其违反基本的注意义务将种子提供种在其所称的并不适合“鲁花18”生长的前郭县地区，因此造成的损失华服公司应自行承担。依上文论述，即便鲁花公司应承担“鲁花18”种子在适植区域问题上存在瑕疵的责任，但华服公司对“鲁花18”种子种植地块的选择行为亦具有明显过错，处理二者责任时虽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但产品责任的确认三构成要件缺一不可。且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华服公司的经济损失尚无法确定，虽然华服公司提交了其和农户、合作社签订的合作协议，但因没有各种植农户的确认及其他相关有效证据，所种植花生亩数、实际产出量、产出花生出卖给阜新油厂量、其与农户之间的利润分配方式是否有变更等诸多影响损失认定的因素均无法核实。故华服公司对于其所受的经济损失，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另，因可能造成花生减产的因素较多，不仅局限于种子自身质量问题，阳光、水分、温度、农药、种植方式、田间管理等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量，在华服公司未能证明其所述的减产事实与“鲁花18”种子本身质量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情况下，法院对于华服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综上，依据现有证据及案件审理情况，应驳回华服公司的诉讼请求。另，对于孙波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按孙波合作社自述内容，合作社在本案中并无损失可言，故不存在要求鲁花公司赔偿的请求基础。对于合作社言，其坚持作为原告起诉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有权处分。但其自认合作社在与华服公司、农户的合作事项中并不分配红利。合作社作为特殊经济组织，虽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但谋求的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孙波合作社确认，并非合作社的所有成员均种植了“鲁花18”花生种子，且即便所有成员均进行了种植，因合作社作为独立法人，可能涉及提取公积金等法人运行管理中的其他事项。而本案中，依孙波合作社所述事实，即便有损失，损失的直接受害者应为农户或农户与华服公司，而非合作社法人。若允许合作社主张案涉权利，权利实现后的赔偿获得主体为合作社而非农户，这显然侵害了种植“鲁花18”农户的合法权益。综上，合作社在其所称的三方合作事宜中并不分红，具体到本案，合作社作为独立法人并没有具体损失，也即损害事实并不存在。因此对于其要求鲁花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华服公司和合作社称其能代表农民进行诉讼，因华服公司、合作社起诉主体适格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其与农户签订的三方种植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三者的合作关系，若没有农民最终的种植行为，本案中华服公司、合作社作为主体起诉并无依据。若确实因花生种子质量问题造成了损失，农户作为实际种植者显然有权利提起诉讼，但此诉讼权利应由农户自行行使，其可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但并无法律规定农户可将此基于产品质量纠纷的权利行使主体转让或授权给第三方进行。故合作社、华服公司在本案处理过程中不能代表农户。对于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该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对于种植“鲁花18”花生种子的农户，若认为其有损失，可依法向给其造成损失的主体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对于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洮南市华服农场有限公司、前郭县乌兰塔拉乡孙波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关于孙波合作社于二审开庭时提交的调查令申请，因其要求调取的证据均是涉及“鲁花18”种子办理经营许可证、进行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而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登记均系行政机关作出，是否合法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故对其提出的调查令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华服公司和孙波合作社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鲁花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各项损失，如需赔偿，数额是多少。经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经一审法院实体审理后，一审法院认为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已予以确认。关于鲁花公司应否赔偿华服公司及孙波合作社各项损失的问题。于华服公司而言，因华服公司与鲁花公司签订的《山东鲁花花生米购销合同》中第一部分第1条明确载明“鲁花18（适合辽宁、内蒙、吉林南部地区种植）”，而华服公司在购种后明知案涉种子适于吉林南部地区种植，却将种子提供给农民在吉林西北部区域种植，华服公司存在过错。虽华服公司选择以产品责任起诉，但不能因为案由选择而规避其违约行为，华服公司违约选择种植区域是造成其主张的损失的直接原因，因此造成的损失亦应由华服公司自行承担，故对华服公司主张的损失不应予以支持。于孙波合作社而言，从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及合作社内农民签订的《鲁花花生种植合作协议书》可知，土地是由丙方即农民提供，花生种子、化肥、农药、地膜及滴灌管由甲方即华服公司提供，且支付方式为分红时在红利中以现金的形式由甲方支付给丙方，即孙波合作社乙方并无实际投入，亦无损失可言，故对孙波合作社主张的损失亦不应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94元，由华服公司、孙波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 丽审判员 冷晓峰审判员 杨小玉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金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