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黎炳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杰，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涛，男，197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仪，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绮雯，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涛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大兴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肖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肖涛于2008年入职大兴公司任业务员，2015年续签合同期限到2018年12月31日。合同履行期内，经双方协商，由肖涛牵头与其他几个营销部的同事合伙出资，与大兴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共同承包经营大兴公司的营销业务，合同有效期一年，合同到期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合伙人的合伙比例和分工，再次与大兴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合同，合作有效期到2018年12月31日。合作期满鉴于肖涛在合伙过程中的表现欠佳，合伙团队重组，由其他合伙人担任负责人，肖涛担任一般业务员，合伙比例由38%调整至7%后，合伙人内部定的工资待遇由5000元降为3000元。新的合伙团队与大兴公司于2019年1月重新签订的为期一年的合作合同，到2019年5月，因发现肖涛有违反职业道德，将公司介绍给竞争对手收取好处的事实，经合伙团队综合考虑后拟调整其岗位不再担任业务员，肖涛心中有愧而于2019年5月3日自动申请辞职。综上所述，大兴公司自双方签署合作合同之日起，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自动中断，肖涛的工资福利包括社保提成等，按照合作合同约定，均以计入合作合伙的成本核算，并不是大兴公司承担，肖涛只是挂靠大兴公司继续购买社保和预付相应的工资（生活费）。合作期间，双方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肖涛的提成与分工跟公司无关，肖涛是参与合作的人员之一，其提成与分红是由其的合伙体统一与公司结算后，由合伙体根据肖涛的业绩及工作表现考核发放，与大兴公司无关，大兴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已经将应发的分红发给合伙体，不存在拖欠或者克扣情况。大兴公司和肖涛均认可的证据显示肖涛有领取合伙提成和分红的事实。肖涛辩称，一、双方于2008年5月至2019年5月3日期间一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是在劳动关系存续前提下，用人单位对员工采取的激励措施，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仍依法受法律保护。如若大兴公司所称，双方仅是合作关系，但其又对肖涛进行考核、发放劳动报酬及购买社保至2019年5月，调岗降薪并要求肖涛服从，不符合平等主体合作的特征，大兴公司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故大兴公司该理由不成立。肖涛在获得工资提成外，还可以通过合作协议获得相应分红是其努力工作的成果，大兴公司不能因为双方订立了合作关系而否定劳动关系。大兴公司主张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则视为终止劳动关系，其意图是为了规避合同义务，减轻用工责任。另，大兴公司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终止，大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负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一审法院判决大兴公司应向肖涛支付业务销售提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兴公司在仲裁及一审中均确认至2018年5月前有向肖涛支付业务提成及2018年第一季度利润分红，此情况也符合双方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而大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提成支付情况及金额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大兴公司应向肖涛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三、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大兴公司存在无故克扣肖涛工资的情况，大兴公司应向肖涛补足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工资差额合计8013.13元。大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大兴公司与肖涛在2017年3月1日-2019年5月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确认肖涛无权向大兴公司主张补发2018年6月-2019年5月期间的144435.09元提成款，更无权要求大兴公司补发2019年1月-5月的工资差额8013.13元；3.肖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涛于2008年5月4日入职大兴公司处工作，此后被提升为营销总监。担任营销总监期间，肖涛的底薪5000元。双方于2015年1月2日签订一份期限为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没有续签。肖涛领取工资不需签收。2017年3月1日，肖涛作为“大兴营销事业部”（乙方）的代表人与大兴公司（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段内容为“为进一步调动营销人员工作积极性，更好地拓展市场，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公司决定对营销事业部实行合作经营，独立核算。乙方经与甲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第二条第1款为“乙方投入5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甲方作为合作运营资金（清单见附件三）”，该协议所附的确认书（附件三）反映肖涛出资19万元。2018年1月1日，肖涛再次作为“大兴营销事业部”（乙方）的代表人与大兴公司（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段内容为“为进一步调动营销人员工作积极性，更好地拓展市场，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公司决定对营销事业部实行合作经营，独立核算。乙方经与甲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第二条第1款为“乙方投入5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甲方作为合作运营资金（清单见附件三）”，该协议所附的确认书（附件三）反映肖涛出资19万元。2019年1月1日，曾玉玲作为“大兴营销事业部”（乙方）的代表人与大兴公司（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段内容为“为进一步调动营销人员工作积极性，更好地拓展市场，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公司决定对营销事业部实行合作经营，独立核算。乙方经与甲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第二条第1款为“乙方投入5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甲方作为合作运营资金（清单见附件三）”，该协议所附的确认书（附件三）反映肖涛出资3.5万元。2019年1月至5月期间，肖涛的底薪由5000元被降为3000元，其中肖涛于2019年5月领取的工资为499元，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费为321.20元。2019年5月3日，肖涛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辞职，双方于2019年5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肖涛也退了股。2020年4月13日，肖涛向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2.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工资差额10000元；3.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经济补偿金165000元；4.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2018年分红220000元，以上合计539435.09元。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新劳人仲案字（2020）第397号仲裁裁决，裁决：一、大兴公司给付肖涛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2019年1月至5月期间工资差额8013.13元；二、驳回肖涛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判决：一、大兴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肖涛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二、大兴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肖涛支付2019年1月至5月5日期间工资差额8013.13元。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大兴公司已预交），由大兴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大兴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自2017年3月至2019年5月期间是否仍存在劳动关系；2.关于肖涛主张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业务销售提成应否支持的问题；3.关于肖涛主张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的工资差额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大兴公司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主张双方从2017年起建立的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肖涛认为从厂牌、工资条、工资流水、人员参保记录、劳动合同等均可证明，双方之间从2017年起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从三份合作经营协议书内容来看，是大兴公司在保持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为调动其公司营销人员积极性和提升工作和效能而采取的一种激励措施的前提下而签订的，协议书中的“大兴营销事业部”亦未经登记成立，不能成为独立经营的主体，完全依附于大兴公司而存在。其次，根据肖涛提供的人员参保历史查询显示2017年至2019年5月的参保单位均为大兴公司；再者，期间的工资均由大兴公司向肖涛发放。综上，大兴公司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大兴公司、肖涛之间自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大兴公司承认在2017年前有支付肖涛销售提成，但认为自2017年起按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计算，但在合作经营协议书中没有关于销售提成该项的内容，而大兴公司主张的协议书中第二条第六点和第三条的约定，不属于销售提成的范畴，故此大兴公司的主张不成立。其次，肖涛在诉讼中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据用以证明大兴公司从2017年起不定期地通过单位员工李立斌的账户向其支付了多笔款项，部分款项属肖涛应获得的销售提成。大兴公司抗辩肖涛通过李立斌领取的款项是其合作经营合伙体支付的，但该“经营合伙体”既没有依法成立，又没有独立的账户进行资金的往来，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会计账，其所有相关经营的资金进出、财务资料实际完全由大兴公司掌握和管理，对此，大兴公司在诉讼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员工李立斌向肖涛支付各款项的具体情况，因此一审法院采纳肖涛的主张，认定李立斌账户支付给肖涛的款项实际就是大兴公司基于与肖涛之间的劳动关系而应发放的款项，部分为肖涛的销售提成并无不当。再次，因业务销售提成是基于肖涛提供的劳动产生相应的业绩而按双方约定获取的收入，属于工资的范畴。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险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的规定，双方因业务提成的支付而发生争议，应由大兴公司负相应的举证责任。大兴公司在诉讼中认为其于2019年1月29日向肖涛支付的265960元包含肖涛的退股款155000元以及余下的为肖涛2018年12月31日前的提成及分红，进而主张其已足额向肖涛支付了提成。对此，大兴公司并未提供销售额、计算标准、计算依据等材料予以佐证，仅凭上述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大兴公司的前述主张，故本院对大兴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且大兴公司对于肖涛在本案中主张的提成计算适用的销售额、提成计算标准等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采纳肖涛提供的证据，并据此认定大兴公司没有支付肖涛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并无明显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肖涛在担任营销总监后，其底薪一直为5000元/月，大兴公司主张肖涛的工资从2019年1月1日起因工作岗位由营销总监调整为普通业务员而相应调整至3000元/月，但大兴公司并未就其对肖涛作出调岗、降薪当时的合理性进行充分举证，且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曾通知肖涛调岗和降薪，大兴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大兴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核算大兴公司仍应向肖涛支付2019年1月至5月工资8013.13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大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已预交3348.96元），由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负担。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38.9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永强书 记 员 陈月佩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7民终2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法定代表人：黎炳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杰，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涛，男，197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铭仪，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绮雯，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涛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大兴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肖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肖涛于2008年入职大兴公司任业务员，2015年续签合同期限到2018年12月31日。合同履行期内，经双方协商，由肖涛牵头与其他几个营销部的同事合伙出资，与大兴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共同承包经营大兴公司的营销业务，合同有效期一年，合同到期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合伙人的合伙比例和分工，再次与大兴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合同，合作有效期到2018年12月31日。合作期满鉴于肖涛在合伙过程中的表现欠佳，合伙团队重组，由其他合伙人担任负责人，肖涛担任一般业务员，合伙比例由38%调整至7%后，合伙人内部定的工资待遇由5000元降为3000元。新的合伙团队与大兴公司于2019年1月重新签订的为期一年的合作合同，到2019年5月，因发现肖涛有违反职业道德，将公司介绍给竞争对手收取好处的事实，经合伙团队综合考虑后拟调整其岗位不再担任业务员，肖涛心中有愧而于2019年5月3日自动申请辞职。综上所述，大兴公司自双方签署合作合同之日起，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自动中断，肖涛的工资福利包括社保提成等，按照合作合同约定，均以计入合作合伙的成本核算，并不是大兴公司承担，肖涛只是挂靠大兴公司继续购买社保和预付相应的工资（生活费）。合作期间，双方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肖涛的提成与分工跟公司无关，肖涛是参与合作的人员之一，其提成与分红是由其的合伙体统一与公司结算后，由合伙体根据肖涛的业绩及工作表现考核发放，与大兴公司无关，大兴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已经将应发的分红发给合伙体，不存在拖欠或者克扣情况。大兴公司和肖涛均认可的证据显示肖涛有领取合伙提成和分红的事实。肖涛辩称，一、双方于2008年5月至2019年5月3日期间一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是在劳动关系存续前提下，用人单位对员工采取的激励措施，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仍依法受法律保护。如若大兴公司所称，双方仅是合作关系，但其又对肖涛进行考核、发放劳动报酬及购买社保至2019年5月，调岗降薪并要求肖涛服从，不符合平等主体合作的特征，大兴公司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故大兴公司该理由不成立。肖涛在获得工资提成外，还可以通过合作协议获得相应分红是其努力工作的成果，大兴公司不能因为双方订立了合作关系而否定劳动关系。大兴公司主张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则视为终止劳动关系，其意图是为了规避合同义务，减轻用工责任。另，大兴公司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终止，大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负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一审法院判决大兴公司应向肖涛支付业务销售提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兴公司在仲裁及一审中均确认至2018年5月前有向肖涛支付业务提成及2018年第一季度利润分红，此情况也符合双方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而大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提成支付情况及金额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大兴公司应向肖涛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三、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大兴公司存在无故克扣肖涛工资的情况，大兴公司应向肖涛补足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工资差额合计8013.13元。大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大兴公司与肖涛在2017年3月1日-2019年5月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确认肖涛无权向大兴公司主张补发2018年6月-2019年5月期间的144435.09元提成款，更无权要求大兴公司补发2019年1月-5月的工资差额8013.13元；3.肖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涛于2008年5月4日入职大兴公司处工作，此后被提升为营销总监。担任营销总监期间，肖涛的底薪5000元。双方于2015年1月2日签订一份期限为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没有续签。肖涛领取工资不需签收。2017年3月1日，肖涛作为“大兴营销事业部”（乙方）的代表人与大兴公司（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段内容为“为进一步调动营销人员工作积极性，更好地拓展市场，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公司决定对营销事业部实行合作经营，独立核算。乙方经与甲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第二条第1款为“乙方投入5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甲方作为合作运营资金（清单见附件三）”，该协议所附的确认书（附件三）反映肖涛出资19万元。2018年1月1日，肖涛再次作为“大兴营销事业部”（乙方）的代表人与大兴公司（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段内容为“为进一步调动营销人员工作积极性，更好地拓展市场，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公司决定对营销事业部实行合作经营，独立核算。乙方经与甲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第二条第1款为“乙方投入5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甲方作为合作运营资金（清单见附件三）”，该协议所附的确认书（附件三）反映肖涛出资19万元。2019年1月1日，曾玉玲作为“大兴营销事业部”（乙方）的代表人与大兴公司（甲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段内容为“为进一步调动营销人员工作积极性，更好地拓展市场，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公司决定对营销事业部实行合作经营，独立核算。乙方经与甲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供双方遵照执行”，第二条第1款为“乙方投入5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甲方作为合作运营资金（清单见附件三）”，该协议所附的确认书（附件三）反映肖涛出资3.5万元。2019年1月至5月期间，肖涛的底薪由5000元被降为3000元，其中肖涛于2019年5月领取的工资为499元，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费为321.20元。2019年5月3日，肖涛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辞职，双方于2019年5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肖涛也退了股。2020年4月13日，肖涛向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2.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工资差额10000元；3.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经济补偿金165000元；4.大兴公司向肖涛支付2018年分红220000元，以上合计539435.09元。江门市新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新劳人仲案字（2020）第397号仲裁裁决，裁决：一、大兴公司给付肖涛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2019年1月至5月期间工资差额8013.13元；二、驳回肖涛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判决：一、大兴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肖涛支付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二、大兴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肖涛支付2019年1月至5月5日期间工资差额8013.13元。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大兴公司已预交），由大兴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大兴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自2017年3月至2019年5月期间是否仍存在劳动关系；2.关于肖涛主张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业务销售提成应否支持的问题；3.关于肖涛主张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的工资差额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大兴公司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主张双方从2017年起建立的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肖涛认为从厂牌、工资条、工资流水、人员参保记录、劳动合同等均可证明，双方之间从2017年起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从三份合作经营协议书内容来看，是大兴公司在保持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为调动其公司营销人员积极性和提升工作和效能而采取的一种激励措施的前提下而签订的，协议书中的“大兴营销事业部”亦未经登记成立，不能成为独立经营的主体，完全依附于大兴公司而存在。其次，根据肖涛提供的人员参保历史查询显示2017年至2019年5月的参保单位均为大兴公司；再者，期间的工资均由大兴公司向肖涛发放。综上，大兴公司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大兴公司、肖涛之间自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大兴公司承认在2017年前有支付肖涛销售提成，但认为自2017年起按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计算，但在合作经营协议书中没有关于销售提成该项的内容，而大兴公司主张的协议书中第二条第六点和第三条的约定，不属于销售提成的范畴，故此大兴公司的主张不成立。其次，肖涛在诉讼中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据用以证明大兴公司从2017年起不定期地通过单位员工李立斌的账户向其支付了多笔款项，部分款项属肖涛应获得的销售提成。大兴公司抗辩肖涛通过李立斌领取的款项是其合作经营合伙体支付的，但该“经营合伙体”既没有依法成立，又没有独立的账户进行资金的往来，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会计账，其所有相关经营的资金进出、财务资料实际完全由大兴公司掌握和管理，对此，大兴公司在诉讼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员工李立斌向肖涛支付各款项的具体情况，因此一审法院采纳肖涛的主张，认定李立斌账户支付给肖涛的款项实际就是大兴公司基于与肖涛之间的劳动关系而应发放的款项，部分为肖涛的销售提成并无不当。再次，因业务销售提成是基于肖涛提供的劳动产生相应的业绩而按双方约定获取的收入，属于工资的范畴。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险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的规定，双方因业务提成的支付而发生争议，应由大兴公司负相应的举证责任。大兴公司在诉讼中认为其于2019年1月29日向肖涛支付的265960元包含肖涛的退股款155000元以及余下的为肖涛2018年12月31日前的提成及分红，进而主张其已足额向肖涛支付了提成。对此，大兴公司并未提供销售额、计算标准、计算依据等材料予以佐证，仅凭上述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大兴公司的前述主张，故本院对大兴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且大兴公司对于肖涛在本案中主张的提成计算适用的销售额、提成计算标准等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采纳肖涛提供的证据，并据此认定大兴公司没有支付肖涛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业务销售提成144435.09元并无明显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肖涛在担任营销总监后，其底薪一直为5000元/月，大兴公司主张肖涛的工资从2019年1月1日起因工作岗位由营销总监调整为普通业务员而相应调整至3000元/月，但大兴公司并未就其对肖涛作出调岗、降薪当时的合理性进行充分举证，且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曾通知肖涛调岗和降薪，大兴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大兴公司该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核算大兴公司仍应向肖涛支付2019年1月至5月工资8013.13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大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已预交3348.96元），由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负担。江门市大兴针织厂有限公司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38.9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马健文审判员李炎途审判员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永强书记员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