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72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可，女，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永胜，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裕操，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权，男，194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可因与被上诉人刘文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永胜、梁裕操，被上诉人刘文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徐可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文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关于买卖和交付的次数方面，徐可诉称其曾多次向刘文权提供珠宝首饰，但在庭审中则表示双方买卖是一次过的，都是口头约定，其带着货物与朋友李某按照约定一起送到刘文权的办公场地，该表述前后不一，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徐可在起诉状中写到的“多次”指的徐可向刘文权多次提供过珠宝，以前也卖过玉器给刘文权，金额较小，与本案债款没有关联性。而徐可在庭审中所述的“一次过交易”是指本案交易是即时、当场交易。2.一审判决认定徐可称刘文权没有在《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签名是基于与刘文权是男女两性关系的信任，显然与其关于证人见证的主张相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徐可与刘文权是男女两性关系，双方均予以确认。其次，基于双方关系的特殊性，结合刘文权系中山大学教授，徐可和证人也到过刘文权家，徐可对刘文权是非常信任，因此也没有强烈要求刘文权签名，且刘文权收货时就主动提出其验证珠宝玉器后再写借条，最后以借条为凭证，送货单作废，符合民间交易行为。珠宝玉器属于特殊商品，一定要双方认定才能成交。徐可不是专业卖货的，其只是少量转卖，没有用专业的合同也是合理的。再次，基于双方的关系，徐可叫上朋友李某一起送货作为见证，符合交易习惯，说明本案交易真实存在。刘文权也未否认与徐可、证入见面交易的事实，仅是极力否认收取货物事实。在双方关系结束时，经徐可索要，刘文权也主动出具交易的证明即《借条》。因此，徐可的上述交易行为符合珠宝交易的特点，符合男女关系之间的交易习惯，也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要求。试想，若非基于双方的两性关系，徐可肯定会要求刘文权即时交付货款，而刘文权如果没有收到货物，也不会在1年3个月后签署《借条》确认收到货物及货物价值。此外，一审法院认为徐可在本案中没有提供任何其所称货物的购置、种类、形状、数量、价值等相关证据，属于歪曲事实。首先，《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中已包含交易珠宝的数量及名称，且一审法院也未要求徐可陈述交易珠宝的包装细节，只是询问了珠宝数量，无法证明徐可与证人陈述不一致。最后，徐可与证人均打印了《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只是在交货时用了证人打印的文件，一审法院不能以此否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3.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刘文权的抗辩理由。根据刘文权的答辩意见，双方的两性关系只维持两年，而《借条》的签字时间为2016年11月21日，此时双方已经分手，且根据双方进行沟通的录音，双方当时对案涉债权债务进行沟通，不存在刘文权所抗辩的为了离婚多分财产而故意书写假借条的事实，且徐可从来没有考虑过与刘文权结婚，刘文权的答辩理由与实际情况自相矛盾，应认定为虚假陈述。案涉交易市真实存在的，刘文权在收货后对此予以否认，有违诚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徐可提交的《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李某的证言及刘文权的庭审陈述，均可以证明徐可将价值1300万元的珠宝交付给刘文权。徐可家境殷厚且爱好收藏，家中藏品较多。在未认识刘文权前，徐可名下已有几处商品房及宅基地，徐可具备收藏珠宝的资金能力。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的订立是合同当事人合意的意思表示，合同订立的方式有口头形式、书面形式等多种形式。案涉合同是口头形式订立，双方之间的交易亦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2.徐可提交的《借条》说明刘文权对珠宝价值的确认，也说明刘文权已收取该批珠宝，徐可已履行完毕合同的交付义务。首先，刘文权亲自出具《借条》，且其对该签名的真实性、发生时间及地点予以认可。该《借条》实际包含借款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借款金额600万元并非本案的审理范畴。刘文权认可的“另外向徐可购买珠宝玉器一批，价值¥柒佰万元”，这是对买卖合同所涉欠款的确认。一审法院不应以双方之间的恋情关系否认真实的买卖关系，进而采纳刘文权关于该《借条》是用于刘文权离婚分割财产的抗辩意见。其次，《借条》签字时间为2016年11月21日，晚于《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的签字时间2015年9月23日，说明刘文权对货物价值的认可，认可其收取了货物。虽然刘文权仅认为货物价值是700万元非1300万元，但其并未否认收到货物，且徐可也是起诉要求支付700万元货款。再次，刘文权出具的《借条》实际时对货款欠款的确认。刘文权并未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仅否认借条内容的真实性。刘文权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作为一名大学退休教授，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应推断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在该《借条》未经撤销前，合法有效。3.一审法院片面加重徐可的举证责任，判决不公。本案交易为即时交易，徐可未要求刘文权即时付款，是出于对刘文权的信任，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一再强调徐可需对买卖合同的存在进行举证，明显加大徐可的举证责任。综上，徐可已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徐可已经完成交付义务，刘文权也出具《借条》确认尚欠货款，结合证人证言，充分证明刘文权已收取货物。刘文权辩称，（一）本案是没有真实买卖行为的虚假交易，因此徐可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其陈述与证人证言明显不同，且买卖行为的要素不具备。1.本案的交易基础明显有违生活常理。首先，徐可在一审时诉称涉案玉器是其20多年陆续收购，但如此贵重的物品，徐可却无法向一审法院解释为何不能提供购买来源凭证。其次，徐可及证人均述称《徐可供刘文权珠宝清单》是事前打印好，则其如何预知刘文权会收下货物但拒不签名，以致在《徐可供刘文权珠宝清单》不列明收货人的签名栏，只列出送货人的签名栏。再者，对于案涉价值至少700万元的玉器买卖，事前不签订正式买卖合同，事后才以《借条》的方式追认，与大额商品交易惯例不符，且《借条》《徐可供刘文权珠宝清单》对于翡翠玉器的交易金额不一致。最后，案涉价值1300万元的玉器，徐可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亦有违常理。2.在一审庭审中，徐可的陈述证人证言进一步印证案涉交易是不存在真实买卖行为的虚假交易。首先，徐可确认双方为男女朋友关系，这已解释证明了刘文权出具《借据》的动机，是刘文权当时打算与其配偶离婚时作为财产分割时的债务证据，这是诉讼双方相互串通以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典型行为，合理地解释本案中出现的诸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其次，由于双方事前恶意串通，才存在《借条》上载明的根本不存在的600万元借款，徐可亦在一审中确认双方不存在该600万元借款关系。3.唯一的证人李某的证言与徐可陈述的交易细节相互矛盾。对于关键证据《徐可供刘文权珠宝清单》如何形成的问题，徐可称是其打印的，而李某却称是其事前打印的，价格也是其李某写上去的。（二）徐可的上诉理由并不能改变其对买卖关系的基础事实举证不能而导致败诉的后果。1.一审判决查明和认定事实完全合理。首先，徐可与证人对案涉交易的陈述自相矛盾，二人对如何交货的陈述不一致。其次，由于双方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所以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文权配偶利益的主观故意。涉及1300万元的交易，以双方的经济水平而言，不需要刘文权签名就任由刘文权拿走玉器是不符合生活常理。巨额财物交易只需要朋友见证，也不符合民间习惯和生活常理。事后补签的《借条》仅写玉器价值700万元及600万元不存在的借款，完全印证双方恶意串通伪造债务的事实。因徐可与证人对《徐可供刘文权珠宝清单》的形成过程的陈述明显矛盾，而不被采纳。此外，证人李某的陈述自相矛盾且不符合生活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买卖合同的基础是真实交易的存在，没有付出交易对价则不存在主张债务的权利。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为协助刘文权在离婚财产分割时争取有利方案，故签订虚假《借条》。鉴于徐可无法充分举证证明案涉买卖行为真是存在，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由徐可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判决驳回徐可的诉请，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三）刘文权没有签收案涉货物，即徐可没有交付货物，双方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徐可的诉讼请求正确。此外，对于如此高额的交易，徐可称在2015年9月23日送货，但《借条》是在2016年11月21日出具，在长达1年多时间徐可完全没有进行过催收，不符合常理。徐可亦未能提供案涉宝石的来源、购买宝石的资金来源、持有宝石的证据。徐可在二审中提供的录音基本上95%的内容都是徐可单方陈述，刘文权没有怎么进行回应，刘文权亦没有在录音中明确确认其收到案涉货物以及欠款金额等。且整个录音内容没有提及有没有送货或收货等交易内容，徐可明显是在基于《借条》对刘文权进行逼债，该录音不足采信。徐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文权向其支付货款70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7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12月2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2.由刘文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可因要求刘文权支付货款及利息而提起本案诉讼。徐可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内容为：一、翡翠玉镯共15件单件78万78万×15=1170万；二、四个玉佛（单件8万）8万×4=32万；三、翡翠吊牌三件1.羊兔猪牌1件2.观音1件3.招财葫芦1件共38万；四、兰宝石白金戒指一枚20万；五、和田玉吊牌2件共40万；合计：大写壹仟叁佰万；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该清单的送货人栏签有“李某”字样。2.刘文权于2016年11月21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为：刘文权今借到徐可现金陆佰万元正，另外向徐可购买珠宝玉器一批，价值柒佰万元，合计壹仟叁佰万元整，2017年12月20日还款壹佰万元整，2018年12月20日还款壹仟贰佰万元正，如没钱还款用房屋抵押还款。3.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用以证明刘文权确认欠款金额，目前无法偿还欠款。文字整理显示：0:38徐：当时你说600万写成现金，学校给我，就不要这600万，只要700万货款；1：02刘：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1：42徐：你欠我的货款，人家也追诉我的货款，我把房子都押出去了；3:22徐：一定要把货款给我；4:13徐：人家问你要钱，你就一分钱也没有；7:26徐：我货款必须要拿到；7:38刘：欠债还钱，还钱我就把中心给你。经质证，刘文权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1项证据其认为是虚假证据，三性不予确认，该送货单与普通送货单格式不符合，送货单目的是为了让收货人签收，但该送货单上只有送货人一栏，没有收货人一栏，没有让收货人签名的主观意图，事实上，只有李某签名，没有其签名，所以该送货单是徐可为了配合本诉讼虚构的债权债务而制作，未经其确认；第2项证据不具有法律上的三性，内容上所谓的借款是子虚乌有，其没有收过600万元现金，也没有银行流水，涉及的珠宝玉石买卖关系与送货单也明显不符，由于其不愿意配合，而文件也无法重做，所以《借条》与送货单是矛盾的，两份都是虚假的；第3项证据的录音长达2个半小时，徐可仅把其中的几句话列出，且所有话几乎都是徐可自己说的，经过徐可代理人整理后，刘文权也没有说什么，刘文权也没有在录音中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其家人是问过其，其说是承诺将培训中心给徐可，但看不出是本案的买卖关系，相反更像是徐可要购买培训中心没有给钱，其说徐可给钱就给中心。刘文权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刘文权的户口簿、刘文权配偶的疾病证明书及出院记录、刘文权的退休证。经质证，徐可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户口簿、疾病证明书及出院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本案中刘文权与配偶的婚姻关系与买卖关系成立没有必然联系，刘文权的讲法是推测，没有证据支持；对退休证的真实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本案中，刘文权不仅仅是一名教师，且在珠海办了一个教学中心，即其提交证据中刘文权亲口承认用教育中心抵债的中心，在办学过程中，刘文权为了疏通关系向其采购了各种珠宝翡翠，因此刘文权才会签署《借条》。在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根据徐可的申请，准许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作证中陈述：2015年9月23日晚上8：30送货到新港西路××院××101，我与徐可一起去送货，刘文权已经在该处等待，玉器按照刘文权要求包装好，当时让刘文权写借条，刘文权说很快就结账，我们相信他，就把货物交付给刘文权，刘文权说要让鉴定专家鉴定的价值才写借条；我与徐可认识很多年了，是朋友关系；我去徐可处一起拿货，当时徐可叫我过去，我背住货物；货物一个包那么大，多重不知道，货物有独自包装，统一用一个木盒放在一起，玉手镯15件，玉佛4个，还有翡翠吊牌、招财、观音、蓝宝石白金戒指一个，还有一个和田玉，具体数量记不清楚；我们从徐可家里走路去坐地铁再走路到约定地点；我走路十来分钟到徐可家里；我无验证货物的真假；我知道刘文权是中大教授，我与刘文权不是很熟；刘文权不签名是刘文权说他都找得到；珠宝清单是送货时就打印了，是我打印的，当时已经送完货了；当时有清点，所以知道给了什么东西给刘文权；价格是我写上去的；因为我在场，所以帮徐可打印；我送货是徐可叫我去的，为了有一个证人；我们与刘文权分手后坐地铁回家；清单上的签名是我的签名，用途是证明送货，是证明人；我拿这些货物是徐可家里收藏，没有写价钱；徐可说问过专家就价值1300万元。经质证，徐可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其与证人是朋友关系，且是在场的唯一第三人，通过庭审看出，证人对其货品来源、件数、价格描述一致，对当时交货的场景描述一致，通过刘文权对证人的询问可以看出证人所述与其描述情况一致，因此证人的证言具有证明效力。刘文权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不确认该证人证言三性，该证人陈述了送货单是事后所写，而且是证人打印的，徐可所述不一致，不能印证；从证人描述的送货过程中，如果如证人所言是1300万元价值的货品，两个女人在晚上坐地铁走路送货，不符合生活常理，且证人也说送货后两人各自坐地铁回家，送货单是假的，也是事后制作。诉讼中，徐可确认其没有实际支付《借条》上的款项。徐可表示：双方买卖是一次过的，都是口头约定；刘文权在答辩状中称徐可、刘文权是男女朋友关系，其不予否认，鉴于双方的关系，因此其带着货物与朋友李某按照约定一起送到刘文权的办公场地新港西路××院××101房，因为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刘文权在答辩状中称不合理的点是合乎常理；李某与徐可、刘文权都是一般朋友关系；货物的来源是其自己以前收藏的货品，没有相关证明，其看到合适就买，货物已经收藏有20年了；其与李某一起去送货是两个人一起去比较安全，而且可以见证；送货单上只有李某签名是因为刘文权说与其关系比较好，说是中大教授可以信任，且还要去进行珠宝鉴定，当时没有写收据也是这个原因；交付物品时刘文权没有签名签收，其当时有叫刘文权签名，但刘文权说要去鉴定是否价值这么多钱，对于货品的数量、价钱也没有签名，货物清单是其自己打印的，李某是2015年9月23日签名的；徐可、刘文权是男女朋友关系，2012年认识，双方关系维持了两年，其所称的交货时间双方还是男女朋友关系，所以信任刘文权；除了送货清单，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时的交付情况；其送了1300万元的货物给刘文权，至于写的600万元现金是刘文权说准备把培训中心给其，后来没有给，但已经写了《借条》，所以只起诉这么多钱了。经一审法院释明，徐可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徐可主张其与刘文权之间存在1300万元珠宝玉器的买卖关系，故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徐可虽提交了《借条》作为债权凭证，但其提交的《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并未显示刘文权实际取得该清单所列物品，且清单所列物品价值与《借条》所载购买珠宝玉器价值不相对应，现刘文权主张《借条》及其他相关证据是没有真实买卖关系存在的虚假债权债务文书，故徐可提交的该两份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相互之间存在对应关联的证明效力。关于买卖和交付的次数方面，徐可诉称其曾多次向刘文权提供珠宝首饰，但其在本案庭审中则表示：双方买卖是一次过的，都是口头约定；其带着货物与朋友李某按照约定一起送到刘文权的办公场地。该表述前后不一。证人李某称：2015年9月23日晚上8：30送货到新港西路××院××101，我与徐可一起去送货，刘文权已经在该处等待；我去徐可处一起拿货，当时徐可叫我过去，我背住货物。证人所称的交付也与徐可诉称不相对应。关于《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的打印和李某签名方面，徐可表示货物清单是其自己打印的，李某是2015年9月23日签名的。证人李某则称：珠宝清单是送货时就打印了，是我打印的，当时已经送完货了；当时有清点，所以知道给了什么东西给刘文权；价格是我写上去的；因为我在场，所以帮徐可打印。徐可与证人的表述显然相互矛盾。关于涉案物品是否真实存在方面，上述《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列明物品25项，价值1300万元，徐可表示货物的来源是其自己以前收藏的货品，没有相关证明，其看到合适就买，货物已经收藏有20年了。由此可见，徐可主张的涉案货物是其已经收藏有20年的多项价值巨大的收藏品。证人李某称货物一个包那么大，多重不知道，货物有独自包装，统一用一个木盒放在一起，玉手镯15件，玉佛4个，还有翡翠吊牌、招财、观音、蓝宝石白金戒指一个，还有一个和田玉，具体数量记不清楚。证人对其所称货物的种类、包装等均作具体明确的表述。因此，徐可在本案中没有提供任何其所称货物的购置、种类、形状、数量、价值等相关证据，显然不合常理。关于货物是否真实交付方面，徐可表示：李某与徐可、刘文权都是一般朋友关系；其与李某一起去送货是两个人一起去比较安全，而且可以见证。证人李某称我送货是徐可叫我去的，为了有一个证人。从徐可与证人的该主张可见，徐可对其所称的向刘文权送货已作谨慎注意。因此，徐可称刘文权没有在《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签名是其基于与刘文权是男女朋友关系的信任显然与其关于证人见证的主张相悖。徐可表示除了送货清单，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时的交付情况，故徐可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刘文权收货后没有签名的真实性及合理性解释。关于《借条》内容方面，徐可确认其没有实际支付《借条》上的款项，故《借条》的内容并非徐可、刘文权之间真实的权利义务反映。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徐可、刘文权之间真实的权利义务内容。一审法院对徐可主张的买卖关系及刘文权欠款事实无法认定。徐可据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徐可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932元，由徐可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徐可提交以下证据：1.原审录音证据的全文翻译稿（附光盘），拟证明录音没有提及虚构欠条事宜，刘文权在录音中多次确认欠款事实；2.徐可目前持有的宝石原件、照片及鉴定证书，拟证明徐可本身是具备雄厚实力的珠宝商，案涉款项是刘文权向徐可购买珠宝后欠付的货款；3.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当事人共同的微信群内，因刘文权恶意拖欠货款的行为，徐可以激愤语气向刘文权追讨款项，刘文权未表达相反意见；4.转账记录两张，转账金额合计42万元，证明在本次的交易之前，双方也存在过珠宝交易，刘文权曾向徐可转账支付交易货款；5.刘文权的银行金卡，证明刘文权在涉案交易完成之后将该银行卡交付给徐可，作为交易担保。经质证，刘文权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与一审质证意见一致，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确认。录音基本上是徐可单方陈述，刘文权未确认收货和欠款，也未提及2015年9月23日送货情况，且该录音时间、地点不明，在场环境不明，徐可在录音中利用其与刘文权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诱导刘文权，刘文权之前一直配合徐可制造虚拟债权债务和虚假交易为离婚做准备；对于证据2，徐可提交了几十份宝石材料，但其当庭只举出15件实物。首先，徐可所提交的资料，并不能证明宝石是徐可所有；其次，该批宝石并非是徐可所主张的交易的宝石，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最后，徐可在上诉状中自称不是专业卖货，但其现在为了诉讼利益又自称其是一个实力雄厚的、专业的宝石商人，其陈述自相矛盾，且其未能出示原件的宝石实况照片及证书，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确认，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3，由于是证据突袭，无法当庭核实证据真实性，但全部聊天记录并无提及案涉的交易状况和过程，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于证据4、5，真实性确认，但转账发生在2014年，当时是徐可跟刘文权之间男女不正当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刘文权将款项转移或赠与给徐可，是符合当时情况；况且该几笔转账无一证明双方存在宝石交易，没有转账摘要，也没有双方的微信确认，买卖合同没有收货记录，故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徐可所称的双方之前也存在宝石交易，相反更印证双方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之间的转移财产或者是非法赠与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徐可与刘文权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宝石买卖合同及交易货款金额。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徐可提交的《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并无签收，且对于价值如此大额的珠宝未记载玉种、品相、重量等关键信息不符合常理；关于交货情况，徐可在起诉状中陈述多次向刘文权供货，在一审庭审中又称一次性交货，前后矛盾，且送货情况仅有徐可朋友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因二者存在利害关系，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故仅凭证言不能认定清单所载货物已向刘文权交付，刘文权亦对此均不予认可。其次，刘文权签署的《借条》中记载的珠宝玉器价值与《徐可供刘文权的珠宝清单》不一致，徐可提交的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无法体现刘文权对于买卖货物的数量、金额及交付情况进行确认。再次，徐可对于其所称的已向刘文权出售的珠宝的来源陈述模糊，且缺乏证据证实，其在二审中提交的珠宝原件及相关材料一方面不能体现权属，另一方面与本案货物无关，不能作为徐可所称已交付货物有明确来源的证据。综上，徐可主张其与刘文权存在珠宝买卖合同关系且刘文权尚欠700万元货款未付，依据不足，一审判决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认定徐可的主张不成立，并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徐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932元，由上诉人徐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袁 贞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刘晓妍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