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5民终3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仪陇县新政镇望云路。法定代表人：曹建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叶，北京市荣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东海，男，196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继华，山东浩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大运万**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经济开发区物流园内新北环南卫育路北路东。法定代表人：吕玉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天伦，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军，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省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东海、原审被告聊城大运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1）鲁1502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华昌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1）鲁1502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工程款、质保金及逾期付款损失或依法发回重审；3.本案的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东海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对于诉讼主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顾华昌公司提出的诉讼主体问题，在判决书中刻意回避这一事实，没有进行说明。华昌公司对一审判决以下事实不认可：判决书第三页倒数第二段第三行起“2014年8月4日《协议书》工程的塑窗制作安装分包给李东海”不属实，协议中约定是分包给乙方也就是“聊城鲁阳型材厂”，并不是李东海；第三页倒数第二段第三、四行“因协议约定材料使用鲁阳型材，其协议中的首部“乙方”一栏填写了“聊城鲁阳型材厂”字样，该内容不属实，是一审法院错误的自我推断，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协议的乙方就是“聊城鲁阳型材厂”而不是李东海。判决第三页倒数第一行写道“2015年4月8日，华昌公司（甲方）与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乙方）、大运公司（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表明该协议的乙方是聊城鲁阳型材厂，也不是李东海。倘若2014年8月4日《协议书》的协议书是因为使用了鲁阳型材厂的材料而写的鲁阳型材厂为乙方，那么到2015年4月8日，该项目早已完工，如果李东海是乙方应该将李东海写在前面，是完全没有必要再将鲁阳型材厂写在乙方处，而在后面加括号写李东海。两份合同的乙方均是鲁阳型材厂，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鲁阳型材厂就是合同当事人，而李东海只是乙方的代表。并且第三页最后两段两处都写到“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中间没有任何顿号，表明法院认为李东海是聊城鲁阳型材厂的一员工或者一代表，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更加说明李东海在合同尾部签字只是代表了乙方即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的证据二，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工程安装《协议书》的当事人甲方为四川华昌，乙方为聊城鲁阳型材厂；证据四，2015年4月8日签订的代扣款，《协议书》显示甲方为四川华昌，乙方为聊城鲁阳型材厂，丙方为大运万**。两份协议均显示李东海并非《协议书》的当事人。故李东海不能成为一审原告。李东海辩称是“指定材料为鲁阳型材”。但是，合同中指定材料与合同主体适格是不同的概念，李东海的说法不成立。首先，其这一主张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其次，退一步讲，即便是指定材料，而在协议中已经表明了使用鲁阳型材，达到了李东海所称“华昌公司要求使用鲁阳型材厂的材料”的目的，如果李东海为本协议当事人，那么在协议中主体就没有必要列“聊城鲁阳型材厂”为乙方，而为李东海。再退一步讲，即使李东海所说为真实，是上诉人指定要使用“聊城鲁阳型材厂”的材料，那么上诉人完全可以与“聊城鲁阳型材厂”沟通让其在合同上盖章，而不是任由李东海信口雌黄影响一审法院作出错误推断。所以，虽然结算人是李东海，其最多也只能作为“聊城鲁阳型材厂”的代理人，工程安装协议和结算协议书均是鲁阳型材厂作为合同当事人，就像周永丰签字的材料法院认为当事人是华昌公司一样。根据合同相对性，一审的诉讼主体不应是李东海，李东海的作为在一审中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应当驳回起诉。二、对于结算时间问题及付款义务，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华昌公司不应为本案被告。2015年4月8日华昌公司、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大运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约定安装款项由大运公司向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直接支付，不由华昌公司支付。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结算造价以四川华昌、李东海双方确认的实际面积和合同单价进行结算，双方办理结算手续”。2015年7月18日，华昌公司就已办理了完结算事宜。一审判决书第四页第三段写到“2016年12月19日，周永丰为李东海出具了交由大运公司代扣款的收据一份，其中载明：“支付李东海窗户款包括质保金33000元在内共计145492元”，该内容一审法院并没有书写完整。完整的内容是“今收到，大运公司支付李东海窗户款”包括质保金33000元在内人民币145492元。可见华昌公司已经履行了代扣协议的义务，出具了收条表明收到了该款项，倘若不是如此为何要出具此收据。2015年7月18日周永丰出具的结算单、2016年12月19日周永丰出具的收据，均可以表明上诉人履行了2015年4月8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结算和付款义务，上诉人写的收据就是付款。通过三方代扣协议、结算单、收据均已表明上诉人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款项给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三方已经通过协议将工程款支付责任转化给了大运公司。由于对于聊城鲁阳型材厂承包协议及工程款项，双方已经结算过，并无异议。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五、六、七段无论是审计还是上诉人与大运公司的工程款纠纷，均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书第四页第四段写到“大运公司并未在应拨付给华昌公司的总工程款中，为李东海扣留华昌公司应支付给李东海的145492元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华昌公司是在大运公司说支付给李东海款项时出具的收据，大运公司已经在前期结算时扣除了该款项。退一步讲，即便没有扣除该款项，2015年4月8日四川华昌、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大运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约定安装款项由大运公司向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直接支付，不再由四川华昌支付。故被上诉人李东海应向大运公司主张权利，华昌公司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三、大运公司已经在工程款中扣除了本案款项。一审判决第六页第二段第五行“大运公司并未实际为李东海扣留案涉款项，也未接受华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永丰于2016年12月19日为李东海出具的代扣款收据”和第三段第三行“大运公司并没有在应支付给华昌公司的总工程款中扣减本案所涉的华昌公司应支付给李东海的145492元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大运公司在（2019）鲁1502民初8094号生效判决书中就已经明确了2016年1月21日前大运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为42341250元。2015年4月8日四川华昌、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大运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后，大运公司就在前期支付的42341250元扣除了该款项，该款项中已经包含了本案款项，若其称未支付本案款项，相关的支付凭证由大运公司掌握，华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要求大运公司提供42341250元所有的支付凭证。一审法院未查证即判断未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大运公司也未接受华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永丰于2016年12月19日为李东海出具的代扣款收据”，周永丰出具的是收据，表示已收到该款项，是履行三方《协议书》，即便大运公司未收到该收据，也不是四川华昌的责任，而是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的责任，是其不主动要求大运公司支付，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东海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涉案工程于2015年4月1日竣工验收合格，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第2条约定结算手续由上诉人和鲁阳型材厂（李东海）办理，《聊城大运万**国际B、C座窗户结算单》显示结算时间为2015年7月1日，该结算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原《民法通则》的规定，李东海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截至2017年7月1日止。即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李东海最晚应当在结算后三年即2018年7月1日之前主张权利。而李东海到本案起诉之前从未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早已过了。一审判决第6页第三段“其三方于2015年4月8日达成的代扣款协议，也没有约定代扣款的最后期限，而华昌公司和大运公司之间的有关总工程款纠纷，直到2020年12月12日才最终了解，故华昌公司的上述两点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即便三方达成的“代扣协议”没有约定扣款期限，李东海若要主张权利，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也应在法定时间内主张。其次，涉案工程已于2015年4月1日竣工验收交付，通过三方代扣协议、结算单、收据均已表明上诉人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款项给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三方已经通过协议将工程款支付责任转化给了大运公司，对于工程款没有任何异议。华昌公司和大运公司的总工程款纠纷并不影响李东海主张任何权利，二其自工程竣工验收交付后五年后才主张索要款项，其诉求早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和大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后履行执行款的时间作为结算时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该予以纠正。一审法院针对“对于代扣协议没有写最后付款期间就予以无限延后”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华昌公司已无付款义务，该款项已被大运公司扣除，即便未扣除已经通过三方协议、结算单、收据将付款义务转化了给大运公司。且其诉讼时效已经过，被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已丧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被上诉人李东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在一审中上诉人对欠款数额和基本事实并无异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门窗安装并非李东海安装的。在支付工程款时均是对李东海个人进行的支付，并且该工程款已经支付了80%以上，也没有其他异议，当一审李东海索要尾款时却提出了主体理由，该行为是不诚信，企图赖账的不当行为，而且是华昌公司企图赖掉李东海的材料费和人工费。一审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当三方约定在结算时由大运公司扣除，而华昌公司也出具了相关手续，该行为并非债权转移，该协议中所约定的以结算时为节点，但事实上大运公司和华昌公司结算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证据是（2020）鲁1502民初5186号民事调解书作为最后的结算时间。因此李东海于2021年4月9日诉讼至法院未过诉讼时效，况且在合同以及三方约定的协议中也未写明最后还款期限，所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原审被告大运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李东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工程款112492元、质保金33000元，共计145492元，并以145492元为基数，从2021年4月9日立案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0日，大运公司与华昌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将大运公司的万**国际汽配物流仓储中心（B座、C座）工程由华昌公司总承包施工。2014年8月4日，华昌公司（甲方）与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将万**国际汽配物流仓储中心（B座、C座）工程的塑钢窗制作安装分包给李东海，因协议中约定材料使用鲁阳型材，其协议中的首部“乙方”一栏填写了“聊城鲁阳型材厂”字样，尾部由李东海本人签名捺印。该协议的尾部“甲方”一栏，加盖了华昌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由其公司委托代理人周永丰签名。该协议，对工程范围、制作标准、价格、质量要求、付款方式等作了具体约定。2015年4月8日，华昌公司（甲方）与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乙方）、大运公司（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甲方承诺在丙方对其拨付总包工程款时优先扣除甲乙双方结算的剩余款项，否则，丙方有权停止拨付总包工程款。甲乙双方在丙方财务部门及时办理收款手续，甲方同意由丙方直接把该款项拨付至乙方指定账号。”2015年7月18日，周永丰为李东海出具了《聊城大运万**国际B、C座窗户结算单》一份，其中载明应付李东海工程款668492元，已支付523000元、应扣质保金33000元（注：质保金应在质保期满后支付）、余欠112492元。2016年12月19日，周永丰为李东海出具了交由大运公司代扣款的收据一份，其中载明：支付李东海窗户款包括质保金33000元在内共计壹拾肆万伍仟肆佰玖拾贰元整（145492元）。此后，大运公司并未在应拨付给华昌公司的总工程款中，为李东海扣留华昌公司应支付给李东海的145492元。2017年10月13日，华昌公司、大运公司双方与案外人聊城中泰工程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结算审计合同》一份，双方委托其对案涉施工工程造价进行审计。聊城中泰工程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核定表显示，涉案工程审后造价为45974690.21元，华昌公司、大运公司双方对此均未持异议。2019年9月5日，华昌公司以大运公司为被告，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鲁1502民初8094号。2019年12月6日，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华昌公司、大运公司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在该判决查明的大运公司为华昌公司代付扣减的款项中，没有包括本案所诉的华昌公司应支付给李东海的145492元款项。2020年4月26日，大运公司以华昌公司为被告，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鲁1502民初5186号。经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大运公司、华昌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2日依法予以确认。上述两案，均已履行完毕。2021年4月9日，李东海诉至法院，提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华昌公司与原告李东海签订的万**国际汽配物流仓储中心（B座、C座）工程的塑钢窗制作安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生效后，对双方即产生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都应该自觉遵守，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一方的义务。李东海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了施工，履行了自己一方的义务，华昌公司也应按照约定，及时向李东海支付工程款，现对所欠尾款托辞推诿不予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故对于原告李东海要求华昌公司给付剩余工程款145492元（包括应退的质保金33000元）的诉讼主张，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李东海要求以145492元为基数，从2021年4月9日立案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一并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李东海要求被告大运公司与被告华昌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主张，虽然大运公司与华昌公司、李东海三方于2015年4月8日签订了代扣款协议，但直至华昌公司、大运公司双方形成（2019）鲁1502民初8094号、（2020）鲁1502民初5186号两案诉讼并均已履行完毕为止，大运公司并未实际为李东海扣留案涉款项，也未接受华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永丰于2016年12月19日为李东海出具的代扣款收据，故李东海要求大运公司与华昌公司共同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华昌公司提出的案涉款项已经由大运公司扣除且该款项已过诉讼时效的两点抗辩主张，根据（2019）鲁1502民初8094号案查明的事实，大运公司并没有在应支付给华昌公司的总工程款中扣减本案所涉的华昌公司应支付给李东海的145492元款项，其三方于2015年4月8日达成的代扣款协议，也没有约定代扣款的最后期限，而华昌公司和大运公司之间的有关总工程款的纠纷，直到2020年12月12日才最终了解，故华昌公司的上述两点抗辩意见，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2021.1.1）》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四川省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李东海工程款112492元、质保金33000元，共计145492元，并以145492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9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李东海对被告聊城大运万**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5元，由四川省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李东海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014年8月4日的《协议书》中，首部的乙方处虽然记载的是聊城鲁阳型材厂，但是尾部的乙方处并未加盖聊城鲁阳型材厂公章，而是由李东海签字；2015年7月18日周永丰出具的结算单及2016年12月19日周永丰出具的收据中，均载明是华昌公司对李东海的结算，且案涉工程80%的工程款均已支付给李东海。华昌公司主张案涉工程是由鲁阳型材厂施工而非李东海施工，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李东海本案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2019）鲁1502民初8094号案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大运公司并没有在应支付给上诉人华昌公司的总工程款中扣减本案所涉的华昌公司应支付给李东海的145492元款项；华昌公司与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大运公司于2015年4月8日达成的代扣款协议，没有约定代扣款的最后期限；且华昌公司与大运公司之间的有关总工程款的纠纷，直到2020年12月12日才最终了结。故华昌公司关于李东海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华昌公司是否本案一审适格被告、华昌公司对本案所涉工程款及质保金应否承担支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华昌公司与被上诉人李东海签订的万**国际汽配物流仓储中心（B座、C座）工程的塑钢窗制作安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一方的义务。李东海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了施工，履行了自己一方的义务，华昌公司也应按照约定，及时向李东海支付工程款。华昌公司与聊城鲁阳型材厂李东海、大运公司于2015年4月8日达成的协议仅是代扣款协议，并非债务转移协议。故，华昌公司是本案一审适格被告、华昌公司对本案所涉工程款及质保金应承担支付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华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10元，由上诉人四川省华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鑫审 判 员  郭召勇审 判 员  孔繁奎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志新书 记 员  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