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容边居委会天河路l号第一层D102。法定代表人：张灿群。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玉丽，广东国智（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权，广东国智（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桐乐路92号1幢。法定代表人：陈宝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臣，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5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供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供澳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买卖合同是基于恒通公司违约而解除，并非协商一致解除。（一）协商一致是指合同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现有证据以及恒通公司的答辩自认，均表明合同解除是出于被答辩人单方违约。恒通公司一审答辩称：恒通公司是基于合同履行不能、保护社会大众群里利用的考虑，因此拒不供货并及时解除合同，其在退回货款之时已经单方解除合同。因此，恒通公司无论是基于何种，其承认拒不供货，并单方面解除合同。恒通公司在本案以及双方沟通的过程中，也从未有与供澳公司协商的意思表示，所有行为均属于单方违约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供澳公司对恒通公司的退款行为未以书面的方式提出异议，也没有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提出异议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提出。相反，本案当事人采用电话沟通方式，向对方提出异议，更加符合生意往来中快节奏的沟通方式。在本案中，供澳公司提供了双方业务员的电话录音，恒通公司亦确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在该次通话中，双方言语激烈，供澳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求“我们签了合同了，你按合同来供应给我们”“那你就证明给我（看），不然你签了合同就耍赖，你是不行的喔告诉你，对不对”。而恒通公司业务员陈治兵则态度强硬，表示“我不用出证明，我现在就做不了，我不做了好吧”“我不可能供给你，我供不了给你”。这些都是供澳公司对不供货提出异议，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证据。此外，供澳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直至2020年4月14日，工作人员仍向对方主张要求供货。（三）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双方建立新的法律关系并不能认定供澳公司同意恒通公司终止涉案合同的履行。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涉案买卖合同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社会各界对口罩的需求量非常大。因疫情防控需要，供澳公司生产的口罩纳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防疫物资统一调配，并与佛山市顺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办公室物资保障组签了买卖合同。基于此，供澳公司对于生产口罩的原材料无纺布非常急缺。根据供澳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恒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陈中伟称“你也给你的搭档说一下，他天天找我们这边的政府，我一点都不给了”，说明供澳公司通过各种途径维权，要求恒通公司按合同约定供货，均未果。在此情况下，为了能及时满足生产需求，及时供货给顺德区人民政府，供澳公司接受了高达12万元每吨的价格，向恒通公司购买了一吨无纺布。这是供澳公司基于无奈，为了能及时生产、及时止损而被迫接受，却被扭曲理解成同意终止涉案合同的履行。而恒通公司作为一家生产无纺布的企业，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哄抬物价，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江市监行罚[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在2020年2月4日起至2020年4月25日止，将熔喷布销售价从3.2万每吨逐步推高到55万元每吨。本案违约解除合同，然后再以高价另行卖出，正是恒通公司哄抬物价的一种手段。一审判决在此情况下，曲解本案情况，对行为作出完全有失事实的认定，应当予以纠正。二、因恒通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供澳公司造成可得利益损失945000元，恒通公司应予偿。（一）供澳公司损失是实际发生，且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在本案中，因恒通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供澳公司购买相同规格、数量的产品购买成本增加了945000元（即购买价格差额），而利润=销售价格-成本，成本增加则利润减少，成本增加额=利润损失额。供澳公司在恒通公司违约拒不供货后，向佛山市顺德区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波罗公司”）购买无纺布，与涉案合同差价为152元。该损失为实际支出损失，恒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恒通公司是涉案熔喷布价格上涨的推动者，上诉主张的损失在其预见、甚至是操控范围内的事情。2020年5月9日，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江市监行罚[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获取非法利益，自2020年2月4日起至2020年4月25日案发日止，将熔喷布售价从3.2万/吨逐步推高到55万元/吨。虽然恒通公司在庭上对供澳公司举证的，公示于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信息予以否认，但该信息属于政府公示信息，具有公信力，足以证明恒通公司在与供澳公司产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期间恶意推高熔喷布价格。是熔喷布价格上涨的主导者之一，对于供澳公司产生的损失，完全在恒通公司的推动、操纵下，恒通公司应当承担全部的损失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无视案件具体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补充意见如下：一、恒通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违反了约定及法律规定，其不具有法定解除请求权。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在订立涉案合同后，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供澳公司在订立涉案合同后，已按照约定履行完毕付款义务，但恒通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交付义务，反而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其自认为质量不合格为由，于2020年2月16日口头告知供澳公司不再供货并明确告知退款给供澳公司，供澳公司在收到上述告知后，已立刻告知恒通公司这个属于违反约定的行为，不同意恒通公司的做法，并明确告知要求供澳公司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产品的义务，否则将通过法律措施处理。但恒通公司不但没有理会供澳公司的强烈反对和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要求，而是在未经供澳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于2020年2月17日将合同款接退回给供澳公司，因此，从恒通公司的一系列行为可以认定，恒通公司于2020年2月16日的行为已构成违约，2020年2月17日的行为只是其违约后再进一步严重违约的行为，恒通公司作为违约方，其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以及《合同法》的规定，不具有法定解除请求权。二、双方并未协商一致解除涉案合同，涉案合同在恒通公司收到供澳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的起诉状(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前也并未解除。法律依据：1.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2.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第一，本案中，供澳公司在刚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后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解除合同，结合供澳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供澳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还向恒通公司提出还能否继续供货)以及录音资料(已明确告知恒通公司的行为不同意恒通公司不供货及退款的行为)等证据，可以认定供澳公司在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前，从未认可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第二，恒通公司及其代理人在本案一审阶段的两次庭审中、提交的两份答辩状中和一份代理词中陈述并承认：其认为涉案合同已于2020年2月17日被其单方口头通知解除了，其陈述的理由包括了基于履行合同不能、公共利益、供澳公司违约等，且恒通公司代理人在提交的代理词第二点中明确其提出解除合同的依据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还在代理词第五点第2小点中明确认可：2020年2月26日的交易已经货款两清，与本案合同的履行或解除无关。且我方也认可双方于2020年2月26日订立的合同属于独立的合同关系，与本案的解除没有关联，供澳公司提交该证据内容只是为了证明：1.恒通公司是有货可供的其不供货是恶意违约；2.其对于货物售价上涨是知情的且是推动者之一；3.该次交易合同约定的单价为12万元每吨，与同时间点上(即2020年2月26日)供澳公司与案外人佛山顺德阿波罗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购买的BFE99熔喷布的单价也是12万元每吨，可以证明采购的两者的材质差距是不大的或者是一样的，恒通公司认为其供货的材料只能用于防尘口罩，与案外人供货的材质相差巨大，价格差异巨大是不属实的。【详见：恒通公司于2020年7月7日提交的答辩状第三点第(二)小点，恒通公司陈述的自相矛盾，且不符合事实】。因此，无论从供澳公司的陈述、恒通公司的陈述以及双方认可的事实，均可以认定双方自始至终均未就解除涉案合同进行过协商，也从未达成过一致意见，更不存在交易习惯或者默示认可协议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协商一致解除没有任何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供澳公司有权请求解除合同，且恒通公司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从供澳公司提供的证据、疫情经历及上述提到的要点可以证明，恒通公司没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2020年年初发生的疫情，因临近春节，不仅仅是医用口罩、防护口罩、还是一般口罩等各项物资都非常紧缺，但恒通公司在疫情期间，作为本地一家符合生产防疫物资条件的大型企业，被政府部门列入防疫物资企业范围内，获得各级政府和部门、金融机构的各种扶持政策及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为了谋取暴利，却欺骗政府部门，隐瞒产量或多次以质量不合格为由，将大量防疫物资(熔喷无纺布、无纺布)抬高价格私下另行销售，其上述行为后已被政府部门查处并对其作出高额罚款的处罚(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江市监行[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供澳公司在审及二审均已申请法院调取该处罚依据的案卷材料证据，可以证明恒通公司恶意违约的事实，也可以用于参考计算供澳公司在本案当中的损失)。但恒通公司对其上述违法、违规、违约的行为不仅没有悔过还在本案中继续撒谎，谎称以公众利益为由不供货给供澳公司，实属有违诚信信用原则，有违社会价值理念，有违政府及各部门、机构的扶持及信任，有违防疫企业应有的社会担当。第二，恒通公司的上述行为已对供澳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还真正的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损害了当时医务人员、社会公众正常获得防疫物资的权益。其违约行为导致供澳公司在疫情期间无法及时、正常提供防疫物资给社会、客户、政府部门等，在当时紧迫的情况下，各个部门都不对外开放，社会大范围停摆，供澳公司为了尽快生产出社会急需的口罩，不得不抓紧时间对外寻求物资，而鉴于恒通公司等违法违规企业的影响，恶意抬高防疫物资价格，导致供澳公司只能高价购买在生产所需的物资。因此，当时也没有空余的时间与其就该事情进行继续争论，只能等到疫情稳定过后才就恒通公司违约的事情进行处理(供澳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还在微信上向恒通公司提出能否继续履行供货义务)。第三，恒通公司违约不供货给供澳公司并另外高价私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供澳公司的合法权益。供澳公司因恒通公司违约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巨大，信誉受损，即使二审法院不认可供澳公司提出的在后续购买的高价物资与本案的损失具有关联性，但如供澳公司能够正常获得本案涉案合同的物资，所生产出来的口罩不低于1000万个(按本案合同约定购买10吨熔喷布的标准计算)，即使不考虑口罩属于紧缺物资的紧迫性和巨大需求，按照正常情况的价格售，每个口罩的利润也不低于0.3元，供澳公司因恒通公司本案的违约为所导致的损失不低于300万元，恒通公司理应承担赔偿因其违约导致供澳公司产生的各项损失。(上述生产数据可以从恒通公司提交的代理词第三点，即代理词的第3页倒数第11行和倒数第10行所陈述的数据得以互相印证)综上，一审判决无视案件实际情况，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为维护供澳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供澳公司的上诉请求。恒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双方的业务员在2020年2月9日、10日通过电话、微信聊天沟通，约定恒通公司向供澳公司供货，质量标准约定以恒通公司样品质量为基准，即为一般防尘标准，交货地点是供澳公司的负责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指定的，一个收货人为“苏玲泉”的个人地址。供澳公司于2月13日支付完约定的54.9万元货款，2月16日，供澳公司通过与恒通公司业务员微信联系，和向恒通公司发业务联络函的方式，突然将交货地点改为佛山市北滘政府星浦应急储备仓。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供给政府储备防疫物资需要符合严格的医用标准的行业基础知识，供澳公司此举实际上是对原供货合同主要条款，即质量标准和交货地点，做出了实质的变更。由于恒通公司自知自身所供无纺布达不到医用标准和防疫要求，如果强行按原标准供货，一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是会给政府的防疫工作和大众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而恒通公司也会面临巨额赔款甚至承担刑责的风险。基于此，恒通公司对供澳公司实质变更后的合同新内容，即供澳公司2020年2月16日发出的业务联络函，果断回复无法供货，并于次日即2020年2月17日原路退回了供澳公司已支付的全部购货款，供澳公司以默示方式接受了退款，合同至此时已解除。解除的责任在上诉人供澳公司，系供澳公司由于自身原因，在合同订立时未尽到告知义务，在合同订立后临时实质变更了合同内容。（二）合同解除后，供澳公司并未一般交易处理习惯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或事要求恒通公司继续履行。供澳公司在一审和上诉状中均确认，其并未提出书面异议，其在上诉状中称其虽未书面提出异议，但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快节奏方式表达了异议，依据是其所提供的双方业务员的电话录音，即一审中供澳公司所提供的证据6（光盘）和补充证据4（录音整理），该份录音证据因其不完整，时间地点也不明确，恒通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确认。而且即便按照供澳公司自己的标注，该录音的日期也是在2020年2月16日，而恒通公司向供澳公司退款，双方解除合同是在2020年2月17月。供澳公司以此录音主张其对退款和解除合同提出过异议不能成立。供澳公司所称的另一依据是微信聊天记录，一审中供澳公司确实有提供一份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两方人员的聊天记录，即其提供的证据3，但该份聊天记录的时间跨度从2020年的2月9日到2月18日，根本没有所谓“2020年4月14日”的内容。不知道是否是供澳公司二审拟提出的新证据，如果是新证据，为何一审中不提出，况且不论是否为新证据，距其2020年2月17日收到恒通公司退款已经过去近两个月，中间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又在2020年2月25日与2月26日完成过一次新的交易，如其在此时要求恒通公司供货应属新要约，不能作为其对之前2020年2月17日已解除的合同异议的证明。至于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提到的，2020年2月25日，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建立新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于次日履行完毕，只是再次印证供澳公司对涉案合同的终止履行已无异议，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的依据。二、供澳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要求无理。其所谓的“因合同解除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仅从时间上看就不成立，恒通公司在2020年2月17日向供澳公司退还货款在先，供澳公司在2020年2月26日与案外人佛山市顺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物资保障组，即佛山市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佛山发改局”）签订买卖合同在后，而且就在2月26日当天，供澳公司就与案外人阿波罗公司签订了订购原材料的合同。说明供澳公司在收到恒通公司的退款，已明确知道合同已解除，恒通公司不会供货的情况下，仍与佛山发改局签订供货合同，而其与佛山发改局签订合同的同时，也已经联系好了原材料的供应商。因此供澳公司所称的各项法律关系都发生在其与恒通公司解除合同之后，是否存在所谓的可得利益损失与本案无关，与恒通公司无关。退一步讲，即便抛开原涉案买卖合同已解除的事实，仅从内容上看，供澳公司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所采购的产品，在品类及规格上，均与供澳之前向恒通公司采购的产品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供澳公司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产品名称为BFE99熔喷滤材，是过滤效率要达到99%的高标准的，当然价格更高，而供澳公司此前在业已解除的与恒通公司的买卖合同中，订购的是一般防尘标准的产品，供澳公司两次订购的名称，规格，质量标准都不相同，当然存在价格差，而供澳公司以该价格差作为其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的根据，当然是不成立的。另外，供澳公司向阿波罗公司购买了20多吨无纺布，而根据其在佛山发改局合同中提供的口罩数量，所需要的熔喷无纺布不超过一吨，其在一审中所称，其是为了向佛山发改局履行交货义务，不得已向阿波罗公司采购无纺布原材料的说法，是很不确切的。三、供澳公司所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供澳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供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通公司立即向供澳公司履行合同交付义务,即向供澳公司交付10吨熔喷无纺布、10吨白色无纺布、10吨蓝色无纺布；2.本案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审理期间，供澳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双方于2020年2月9日签订的《销售合同》；2.恒通公司向供澳公司赔偿因恒通公司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供澳公司购买熔喷无纺布差价损失94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与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9日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于2020年2月25日解除；二、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759.45元给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三、驳回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恒通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540元，保全费3265元，合共25805元，由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负担2580.5元，由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负担23224.5元。二审期间，供澳公司提交证据如下：网站查询资料打印件，证明:1.恒通公司在2020年2月期间已是政府部门重点关注和支持的防疫应急保障物资企业，多次被新闻公开报道，并获得奖励和工商银行江门分行“防疫贷”500万元。在疫情期间加大了防疫材料的产量。2.2020年疫情期间，不仅仅医生口罩紧缺，凡事与防疫有关的如：无纺布、熔喷布、护理口罩、劳保型防护口罩等都属于紧缺物资，需求量都非常大。3．因恒通公司在生产防疫物资后隐瞒产量、向相关部门谎报质量不合格、为了多获得利润目的，将囤积的防疫物资高价对外销售等，因此被处罚。恒通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经审核，供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非新的证据，且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也不能直接证明其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供澳公司提出上诉的问题；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相关买卖合同在民法典施行前订立，依法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问题；二、合同解除的问题。争议焦点一。双方明确约定，收货地点为“到厂价”，即双方约定合同履行地为供澳公司的住所地。但供澳公司在2020年2月13日付清货款后于2020年2月16日向恒通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发货计划的业务联系函，要求恒通公司将供澳公司采购的无纺布分多次送至佛山市北滘政府星浦应急储备仓，显然系单方面提出变更合同履行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以及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由于恒通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合同履行地，且提出了其生产的无纺布质量达不到政府应急储备要求的异议，故其有权拒绝按供澳公司的业务联系函要求送货。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供澳公司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变更合同履行地，构成违约；恒通公司未按供澳公司的业务联系函要求送货至供澳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供澳公司主张恒通公司未按其的业务联系函要求送货至指定的收货地点，构成违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认可。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维持。争议焦点二。鉴于双方此后就变更合同履行地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恒通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退回了549000元货款给供澳公司。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当事人的相关陈述，恒通公司主张其退回货款视为同时提出解除合同，可以采信。虽然供澳公司表示收款后有向恒通公司联系沟通，但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对此明确提出异议，也不足以证明自2020年2月17日后要求恒通公司继续履行涉案买卖合同。直至其后供澳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以新的单价120000元/吨向恒通公司采购熔喷无纺布，且双方也于2020年2月26日按新的价格履行了支付货款及交货义务，可见双方建立新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双方上述的行为可认定为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双方实际上已经以事实行为同意终止原《销售合同》的履行，属于协商一致的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双方于2020年2月9日、10日确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已于2020年2月25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供澳公司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因对方违约而于本案起诉后解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此外，供澳公司二审当中申请本院向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江市监行罚[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全部案卷资料。经审核，该案案卷资料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无调查收集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供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40元[已由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预交]，由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宇俊审 判 员 谢敏忠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潘丽芳书 记 员 陈国良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容边居委会天河路l号第一层D102。法定代表人：张灿群。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玉丽，广东国智（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权，广东国智（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桐乐路92号1幢。法定代表人：陈宝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臣，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5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供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供澳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买卖合同是基于恒通公司违约而解除，并非协商一致解除。（一）协商一致是指合同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现有证据以及恒通公司的答辩自认，均表明合同解除是出于被答辩人单方违约。恒通公司一审答辩称：恒通公司是基于合同履行不能、保护社会大众群里利用的考虑，因此拒不供货并及时解除合同，其在退回货款之时已经单方解除合同。因此，恒通公司无论是基于何种，其承认拒不供货，并单方面解除合同。恒通公司在本案以及双方沟通的过程中，也从未有与供澳公司协商的意思表示，所有行为均属于单方违约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供澳公司对恒通公司的退款行为未以书面的方式提出异议，也没有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提出异议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提出。相反，本案当事人采用电话沟通方式，向对方提出异议，更加符合生意往来中快节奏的沟通方式。在本案中，供澳公司提供了双方业务员的电话录音，恒通公司亦确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在该次通话中，双方言语激烈，供澳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求“我们签了合同了，你按合同来供应给我们”“那你就证明给我（看），不然你签了合同就耍赖，你是不行的喔告诉你，对不对”。而恒通公司业务员陈治兵则态度强硬，表示“我不用出证明，我现在就做不了，我不做了好吧”“我不可能供给你，我供不了给你”。这些都是供澳公司对不供货提出异议，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证据。此外，供澳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显示，直至2020年4月14日，工作人员仍向对方主张要求供货。（三）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双方建立新的法律关系并不能认定供澳公司同意恒通公司终止涉案合同的履行。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涉案买卖合同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社会各界对口罩的需求量非常大。因疫情防控需要，供澳公司生产的口罩纳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防疫物资统一调配，并与佛山市顺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办公室物资保障组签了买卖合同。基于此，供澳公司对于生产口罩的原材料无纺布非常急缺。根据供澳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恒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陈中伟称“你也给你的搭档说一下，他天天找我们这边的政府，我一点都不给了”，说明供澳公司通过各种途径维权，要求恒通公司按合同约定供货，均未果。在此情况下，为了能及时满足生产需求，及时供货给顺德区人民政府，供澳公司接受了高达12万元每吨的价格，向恒通公司购买了一吨无纺布。这是供澳公司基于无奈，为了能及时生产、及时止损而被迫接受，却被扭曲理解成同意终止涉案合同的履行。而恒通公司作为一家生产无纺布的企业，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哄抬物价，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江市监行罚[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在2020年2月4日起至2020年4月25日止，将熔喷布销售价从3.2万每吨逐步推高到55万元每吨。本案违约解除合同，然后再以高价另行卖出，正是恒通公司哄抬物价的一种手段。一审判决在此情况下，曲解本案情况，对行为作出完全有失事实的认定，应当予以纠正。二、因恒通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供澳公司造成可得利益损失945000元，恒通公司应予偿。（一）供澳公司损失是实际发生，且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在本案中，因恒通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供澳公司购买相同规格、数量的产品购买成本增加了945000元（即购买价格差额），而利润=销售价格-成本，成本增加则利润减少，成本增加额=利润损失额。供澳公司在恒通公司违约拒不供货后，向佛山市顺德区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波罗公司”）购买无纺布，与涉案合同差价为152元。该损失为实际支出损失，恒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恒通公司是涉案熔喷布价格上涨的推动者，上诉主张的损失在其预见、甚至是操控范围内的事情。2020年5月9日，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江市监行罚[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获取非法利益，自2020年2月4日起至2020年4月25日案发日止，将熔喷布售价从3.2万/吨逐步推高到55万元/吨。虽然恒通公司在庭上对供澳公司举证的，公示于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信息予以否认，但该信息属于政府公示信息，具有公信力，足以证明恒通公司在与供澳公司产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期间恶意推高熔喷布价格。是熔喷布价格上涨的主导者之一，对于供澳公司产生的损失，完全在恒通公司的推动、操纵下，恒通公司应当承担全部的损失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无视案件具体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补充意见如下：一、恒通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违反了约定及法律规定，其不具有法定解除请求权。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在订立涉案合同后，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供澳公司在订立涉案合同后，已按照约定履行完毕付款义务，但恒通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交付义务，反而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其自认为质量不合格为由，于2020年2月16日口头告知供澳公司不再供货并明确告知退款给供澳公司，供澳公司在收到上述告知后，已立刻告知恒通公司这个属于违反约定的行为，不同意恒通公司的做法，并明确告知要求供澳公司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产品的义务，否则将通过法律措施处理。但恒通公司不但没有理会供澳公司的强烈反对和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要求，而是在未经供澳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于2020年2月17日将合同款接退回给供澳公司，因此，从恒通公司的一系列行为可以认定，恒通公司于2020年2月16日的行为已构成违约，2020年2月17日的行为只是其违约后再进一步严重违约的行为，恒通公司作为违约方，其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以及《合同法》的规定，不具有法定解除请求权。二、双方并未协商一致解除涉案合同，涉案合同在恒通公司收到供澳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的起诉状(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前也并未解除。法律依据：1.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2.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第一，本案中，供澳公司在刚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后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解除合同，结合供澳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供澳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还向恒通公司提出还能否继续供货)以及录音资料(已明确告知恒通公司的行为不同意恒通公司不供货及退款的行为)等证据，可以认定供澳公司在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前，从未认可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第二，恒通公司及其代理人在本案一审阶段的两次庭审中、提交的两份答辩状中和一份代理词中陈述并承认：其认为涉案合同已于2020年2月17日被其单方口头通知解除了，其陈述的理由包括了基于履行合同不能、公共利益、供澳公司违约等，且恒通公司代理人在提交的代理词第二点中明确其提出解除合同的依据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还在代理词第五点第2小点中明确认可：2020年2月26日的交易已经货款两清，与本案合同的履行或解除无关。且我方也认可双方于2020年2月26日订立的合同属于独立的合同关系，与本案的解除没有关联，供澳公司提交该证据内容只是为了证明：1.恒通公司是有货可供的其不供货是恶意违约；2.其对于货物售价上涨是知情的且是推动者之一；3.该次交易合同约定的单价为12万元每吨，与同时间点上(即2020年2月26日)供澳公司与案外人佛山顺德阿波罗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购买的BFE99熔喷布的单价也是12万元每吨，可以证明采购的两者的材质差距是不大的或者是一样的，恒通公司认为其供货的材料只能用于防尘口罩，与案外人供货的材质相差巨大，价格差异巨大是不属实的。【详见：恒通公司于2020年7月7日提交的答辩状第三点第(二)小点，恒通公司陈述的自相矛盾，且不符合事实】。因此，无论从供澳公司的陈述、恒通公司的陈述以及双方认可的事实，均可以认定双方自始至终均未就解除涉案合同进行过协商，也从未达成过一致意见，更不存在交易习惯或者默示认可协议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协商一致解除没有任何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供澳公司有权请求解除合同，且恒通公司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从供澳公司提供的证据、疫情经历及上述提到的要点可以证明，恒通公司没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2020年年初发生的疫情，因临近春节，不仅仅是医用口罩、防护口罩、还是一般口罩等各项物资都非常紧缺，但恒通公司在疫情期间，作为本地一家符合生产防疫物资条件的大型企业，被政府部门列入防疫物资企业范围内，获得各级政府和部门、金融机构的各种扶持政策及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为了谋取暴利，却欺骗政府部门，隐瞒产量或多次以质量不合格为由，将大量防疫物资(熔喷无纺布、无纺布)抬高价格私下另行销售，其上述行为后已被政府部门查处并对其作出高额罚款的处罚(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江市监行[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供澳公司在审及二审均已申请法院调取该处罚依据的案卷材料证据，可以证明恒通公司恶意违约的事实，也可以用于参考计算供澳公司在本案当中的损失)。但恒通公司对其上述违法、违规、违约的行为不仅没有悔过还在本案中继续撒谎，谎称以公众利益为由不供货给供澳公司，实属有违诚信信用原则，有违社会价值理念，有违政府及各部门、机构的扶持及信任，有违防疫企业应有的社会担当。第二，恒通公司的上述行为已对供澳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还真正的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损害了当时医务人员、社会公众正常获得防疫物资的权益。其违约行为导致供澳公司在疫情期间无法及时、正常提供防疫物资给社会、客户、政府部门等，在当时紧迫的情况下，各个部门都不对外开放，社会大范围停摆，供澳公司为了尽快生产出社会急需的口罩，不得不抓紧时间对外寻求物资，而鉴于恒通公司等违法违规企业的影响，恶意抬高防疫物资价格，导致供澳公司只能高价购买在生产所需的物资。因此，当时也没有空余的时间与其就该事情进行继续争论，只能等到疫情稳定过后才就恒通公司违约的事情进行处理(供澳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还在微信上向恒通公司提出能否继续履行供货义务)。第三，恒通公司违约不供货给供澳公司并另外高价私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供澳公司的合法权益。供澳公司因恒通公司违约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巨大，信誉受损，即使二审法院不认可供澳公司提出的在后续购买的高价物资与本案的损失具有关联性，但如供澳公司能够正常获得本案涉案合同的物资，所生产出来的口罩不低于1000万个(按本案合同约定购买10吨熔喷布的标准计算)，即使不考虑口罩属于紧缺物资的紧迫性和巨大需求，按照正常情况的价格售，每个口罩的利润也不低于0.3元，供澳公司因恒通公司本案的违约为所导致的损失不低于300万元，恒通公司理应承担赔偿因其违约导致供澳公司产生的各项损失。(上述生产数据可以从恒通公司提交的代理词第三点，即代理词的第3页倒数第11行和倒数第10行所陈述的数据得以互相印证)综上，一审判决无视案件实际情况，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为维护供澳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供澳公司的上诉请求。恒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双方的业务员在2020年2月9日、10日通过电话、微信聊天沟通，约定恒通公司向供澳公司供货，质量标准约定以恒通公司样品质量为基准，即为一般防尘标准，交货地点是供澳公司的负责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指定的，一个收货人为“苏玲泉”的个人地址。供澳公司于2月13日支付完约定的54.9万元货款，2月16日，供澳公司通过与恒通公司业务员微信联系，和向恒通公司发业务联络函的方式，突然将交货地点改为佛山市北滘政府星浦应急储备仓。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供给政府储备防疫物资需要符合严格的医用标准的行业基础知识，供澳公司此举实际上是对原供货合同主要条款，即质量标准和交货地点，做出了实质的变更。由于恒通公司自知自身所供无纺布达不到医用标准和防疫要求，如果强行按原标准供货，一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是会给政府的防疫工作和大众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而恒通公司也会面临巨额赔款甚至承担刑责的风险。基于此，恒通公司对供澳公司实质变更后的合同新内容，即供澳公司2020年2月16日发出的业务联络函，果断回复无法供货，并于次日即2020年2月17日原路退回了供澳公司已支付的全部购货款，供澳公司以默示方式接受了退款，合同至此时已解除。解除的责任在上诉人供澳公司，系供澳公司由于自身原因，在合同订立时未尽到告知义务，在合同订立后临时实质变更了合同内容。（二）合同解除后，供澳公司并未一般交易处理习惯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或事要求恒通公司继续履行。供澳公司在一审和上诉状中均确认，其并未提出书面异议，其在上诉状中称其虽未书面提出异议，但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快节奏方式表达了异议，依据是其所提供的双方业务员的电话录音，即一审中供澳公司所提供的证据6（光盘）和补充证据4（录音整理），该份录音证据因其不完整，时间地点也不明确，恒通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确认。而且即便按照供澳公司自己的标注，该录音的日期也是在2020年2月16日，而恒通公司向供澳公司退款，双方解除合同是在2020年2月17月。供澳公司以此录音主张其对退款和解除合同提出过异议不能成立。供澳公司所称的另一依据是微信聊天记录，一审中供澳公司确实有提供一份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两方人员的聊天记录，即其提供的证据3，但该份聊天记录的时间跨度从2020年的2月9日到2月18日，根本没有所谓“2020年4月14日”的内容。不知道是否是供澳公司二审拟提出的新证据，如果是新证据，为何一审中不提出，况且不论是否为新证据，距其2020年2月17日收到恒通公司退款已经过去近两个月，中间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又在2020年2月25日与2月26日完成过一次新的交易，如其在此时要求恒通公司供货应属新要约，不能作为其对之前2020年2月17日已解除的合同异议的证明。至于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提到的，2020年2月25日，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建立新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于次日履行完毕，只是再次印证供澳公司对涉案合同的终止履行已无异议，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的依据。二、供澳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要求无理。其所谓的“因合同解除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仅从时间上看就不成立，恒通公司在2020年2月17日向供澳公司退还货款在先，供澳公司在2020年2月26日与案外人佛山市顺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物资保障组，即佛山市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佛山发改局”）签订买卖合同在后，而且就在2月26日当天，供澳公司就与案外人阿波罗公司签订了订购原材料的合同。说明供澳公司在收到恒通公司的退款，已明确知道合同已解除，恒通公司不会供货的情况下，仍与佛山发改局签订供货合同，而其与佛山发改局签订合同的同时，也已经联系好了原材料的供应商。因此供澳公司所称的各项法律关系都发生在其与恒通公司解除合同之后，是否存在所谓的可得利益损失与本案无关，与恒通公司无关。退一步讲，即便抛开原涉案买卖合同已解除的事实，仅从内容上看，供澳公司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所采购的产品，在品类及规格上，均与供澳之前向恒通公司采购的产品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供澳公司与阿波罗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产品名称为BFE99熔喷滤材，是过滤效率要达到99%的高标准的，当然价格更高，而供澳公司此前在业已解除的与恒通公司的买卖合同中，订购的是一般防尘标准的产品，供澳公司两次订购的名称，规格，质量标准都不相同，当然存在价格差，而供澳公司以该价格差作为其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的根据，当然是不成立的。另外，供澳公司向阿波罗公司购买了20多吨无纺布，而根据其在佛山发改局合同中提供的口罩数量，所需要的熔喷无纺布不超过一吨，其在一审中所称，其是为了向佛山发改局履行交货义务，不得已向阿波罗公司采购无纺布原材料的说法，是很不确切的。三、供澳公司所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供澳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供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通公司立即向供澳公司履行合同交付义务,即向供澳公司交付10吨熔喷无纺布、10吨白色无纺布、10吨蓝色无纺布；2.本案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审理期间，供澳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双方于2020年2月9日签订的《销售合同》；2.恒通公司向供澳公司赔偿因恒通公司的违约行为而造成的供澳公司购买熔喷无纺布差价损失94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恒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与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9日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于2020年2月25日解除；二、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759.45元给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三、驳回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恒通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540元，保全费3265元，合共25805元，由江门市恒通无纺布有限公司负担2580.5元，由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负担23224.5元。二审期间，供澳公司提交证据如下：网站查询资料打印件，证明:1.恒通公司在2020年2月期间已是政府部门重点关注和支持的防疫应急保障物资企业，多次被新闻公开报道，并获得奖励和工商银行江门分行“防疫贷”500万元。在疫情期间加大了防疫材料的产量。2.2020年疫情期间，不仅仅医生口罩紧缺，凡事与防疫有关的如：无纺布、熔喷布、护理口罩、劳保型防护口罩等都属于紧缺物资，需求量都非常大。3．因恒通公司在生产防疫物资后隐瞒产量、向相关部门谎报质量不合格、为了多获得利润目的，将囤积的防疫物资高价对外销售等，因此被处罚。恒通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经审核，供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非新的证据，且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也不能直接证明其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供澳公司提出上诉的问题；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相关买卖合同在民法典施行前订立，依法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问题；二、合同解除的问题。争议焦点一。双方明确约定，收货地点为“到厂价”，即双方约定合同履行地为供澳公司的住所地。但供澳公司在2020年2月13日付清货款后于2020年2月16日向恒通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发货计划的业务联系函，要求恒通公司将供澳公司采购的无纺布分多次送至佛山市北滘政府星浦应急储备仓，显然系单方面提出变更合同履行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以及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由于恒通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合同履行地，且提出了其生产的无纺布质量达不到政府应急储备要求的异议，故其有权拒绝按供澳公司的业务联系函要求送货。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供澳公司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变更合同履行地，构成违约；恒通公司未按供澳公司的业务联系函要求送货至供澳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供澳公司主张恒通公司未按其的业务联系函要求送货至指定的收货地点，构成违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认可。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维持。争议焦点二。鉴于双方此后就变更合同履行地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恒通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退回了549000元货款给供澳公司。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当事人的相关陈述，恒通公司主张其退回货款视为同时提出解除合同，可以采信。虽然供澳公司表示收款后有向恒通公司联系沟通，但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对此明确提出异议，也不足以证明自2020年2月17日后要求恒通公司继续履行涉案买卖合同。直至其后供澳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以新的单价120000元/吨向恒通公司采购熔喷无纺布，且双方也于2020年2月26日按新的价格履行了支付货款及交货义务，可见双方建立新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规定，双方上述的行为可认定为供澳公司与恒通公司双方实际上已经以事实行为同意终止原《销售合同》的履行，属于协商一致的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双方于2020年2月9日、10日确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已于2020年2月25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供澳公司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因对方违约而于本案起诉后解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此外，供澳公司二审当中申请本院向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江市监行罚[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全部案卷资料。经审核，该案案卷资料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无调查收集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供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40元[已由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预交]，由供澳医疗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宇俊审 判 员 谢敏忠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潘丽芳书 记 员 陈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