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8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涛，男，197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汶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明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霞，女，198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伦，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丽，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涛因与被上诉人刘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9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汶杉、苟明来，被上诉人刘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伦、何小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涛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992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涛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刘霞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刘霞向王涛借款买房，王涛通过魏志辉账户向其转款，事实清楚，且刘霞在一审中也承认收到了110万元，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2.刘霞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且不具有排他性；3.王涛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催收过借款；4.一审法院错误将魏志辉转款与刘霞提成相印证；5.提成相关文件系2016年3月印发，本案转款系2015年8月，不符合项目未成功，就支付提成的逻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霞并未对其主张的转款系提成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霞辩称，1.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借贷关系，没有借款合意。刘霞未自认借款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自认是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认定，而魏志辉向刘霞转款是客观事实，并非对刘霞不利的事实，不属于自认。2.案涉110万元款项系王涛支付的项目提成奖金。一是根据生活常理，销售、合作类项目都有前期磋商、洽谈、沟通协调的过程，很多项目都有2—3年的持续过程，所以发放提成与最后项目的成交时间不一致是符合常理的。二是关于无促成项目中标的证据。王霞已提交在政府采购网等公开途径发布的中标公告予以证明。三是关于项目提成与奖金制度不相符的情况。王涛利用刘霞的社会资源达成交易后，才会将其从董事长秘书的职位调任销售经理，才会产生提成制度与奖金制度不相符的情况。且相关的提成奖金制度产生于2016年，但在此之前已有发放奖金的惯例，刘霞应得奖金也不止110万元，这仅是其中部分款项，刘霞已就剩余奖金向王涛公司主张相关权利。四是关于项目大部分非任职公司签署合同的问题。虽然项目大部分合同确非刘霞任职公司签署，但签署项目合同的公司均是王涛实际控制的公司。且在王涛提交的情况说明中，魏志辉并没有表明自己属于王涛旗下哪一家公司的，只是说魏志辉属于公司的财务人员，在此情况下，其自认魏志辉属于王涛旗下所有公司的财务。由此可以说明，王涛旗下的公司的财务管理是混同的。最后，王涛所有的催收证据均发生在刘霞离职后，且王涛并未提供在借款发生期间到刘霞离职期间的催收证据，所以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三、刘霞已就案涉借款的性质进行了初步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王涛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王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霞向王涛偿还借款11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刘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王涛是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为98.5%。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成都众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95%。王涛同时是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志辉系王涛所在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根据刘霞提交的职工养老社保缴费信息显示，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期间，由成都众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刘霞缴纳社保。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由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2015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由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其缴纳社保。2015年8月12日，魏志辉通过其个人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刘霞银行账户转款110万元，客户摘要一栏备注为“转款”。王涛主张该款项为王涛向刘霞出具的借款，刘霞主张实际为项目提成。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主体资格证明、银行交易明细、企业信用报告、职工养老社保缴费信息截图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王涛主张其与刘霞建立了借款关系，其实际凭证仅有魏志辉向刘霞的转账110万元的转账凭证，而在王涛所经营的公司中，魏志辉系其财务工作人员，刘霞曾是其多年员工，魏志辉虽然认可该款项系由王涛安排转账，但是该款项是王涛个人财产还是王涛所经营的公司的财产，王涛没有举证证明。同时，魏志辉与王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王涛主张该款项为刘霞为购房借款，并提交了刘霞名下于2015年8月19日登记的房屋信息一份，但是该证据仅能证明房屋登记情况，不能证明资金的流向，即使刘霞使用这110万元购房，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借款。关于该款项的性质，刘霞在王涛经营的公司工作多年，刘霞主张该款项为提成，与作为财务人员的魏志辉直接转账支付之间向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王涛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该笔转账发生后刘霞仍然在王涛所经营的公司工作，但是王涛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借款、还款的合意，或者是催收的证据，故不能认定该110万元系王涛和刘霞个人之间的借款，双方借款关系不成立，综上，王涛要求刘霞偿还借款本金11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减半收取367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8675元，由王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涛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两份证据：1.《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借款发生时，王涛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也非公司董事，不应直接认定存在实控关系，此外该公司也并非刘霞任职公司，一审事实认定的基础有误；2.《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借款发生时，王涛并非该公司负责人，也不应直接认定存在实控关系，更不能认为公司账目与个人账目混同。刘霞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尽管2015年8月王涛确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并非公司董事，但是公司成立至今，大股东一直是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王涛为该公司的实控人。同时结合刘霞在王涛所有关联公司的工作经历，以及形成的社保和劳动关系，上述公司的运作不具有独立性，共同特点为王涛系大股东实际控制各个公司；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受总公司的制约和安排，不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工程业务类的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接工程，也不能对外签订业务合同，所以通过刘霞拓展的项目只能以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约，而非以分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同时，虽然刘霞的社保关系是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但是实际工作是为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的。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王涛所举示的证据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了民间借贷的合意并无关联，本院对以上证据的关联性、证明力均不予认可。二审另查明，王涛为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司员工购房借款明细表》。同时，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二审中对该证据出具《情况说明》，“我公司自成立以来一致本着对员工人性化关怀的初衷，对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在职员工因解决住房问题购买商品房交款困难时，员工本人找到公司执行董事王涛说明缘由后，执行董事会向其帮扶借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适用案涉民间借贷纠纷发生时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的交付。本案中，王涛提交了《公司员工购房借款明细表》，并出具了《情况说明》，主张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首先，王涛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案涉转款有《借款单》为证，但因其个人原因造成《借款单》遗失，故王涛未能提供债权凭证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其次，若如王涛陈述本案存在《借款单》，但个人出借款项后仅保留《借款单》，以及个人借款后，转款凭证备注信息为“转款”等情形，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故，案涉款项是否系王涛出借存疑。此外，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明确了公司有向员工出借款项支持员工购房的情况，但该说明未能明确案涉转款系公司转款，还是系执行董事本人的转款。本案中，案涉款项系公司财务魏志辉向刘霞转款，虽其陈述转款行为系受王涛指示，但其并不能说明该款项是否系王涛本人的资金出借。故，根据本案现有在案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王涛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减半收取3675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均由被上诉人王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员 胡张映雪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马 丽 娅书 记 员 余 梦 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8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涛，男，197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汶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明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霞，女，198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伦，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丽，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涛因与被上诉人刘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9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汶杉、苟明来，被上诉人刘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佳伦、何小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涛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992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王涛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刘霞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刘霞向王涛借款买房，王涛通过魏志辉账户向其转款，事实清楚，且刘霞在一审中也承认收到了110万元，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2.刘霞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且不具有排他性；3.王涛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催收过借款；4.一审法院错误将魏志辉转款与刘霞提成相印证；5.提成相关文件系2016年3月印发，本案转款系2015年8月，不符合项目未成功，就支付提成的逻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刘霞并未对其主张的转款系提成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霞辩称，1.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借贷关系，没有借款合意。刘霞未自认借款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自认是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认定，而魏志辉向刘霞转款是客观事实，并非对刘霞不利的事实，不属于自认。2.案涉110万元款项系王涛支付的项目提成奖金。一是根据生活常理，销售、合作类项目都有前期磋商、洽谈、沟通协调的过程，很多项目都有2—3年的持续过程，所以发放提成与最后项目的成交时间不一致是符合常理的。二是关于无促成项目中标的证据。王霞已提交在政府采购网等公开途径发布的中标公告予以证明。三是关于项目提成与奖金制度不相符的情况。王涛利用刘霞的社会资源达成交易后，才会将其从董事长秘书的职位调任销售经理，才会产生提成制度与奖金制度不相符的情况。且相关的提成奖金制度产生于2016年，但在此之前已有发放奖金的惯例，刘霞应得奖金也不止110万元，这仅是其中部分款项，刘霞已就剩余奖金向王涛公司主张相关权利。四是关于项目大部分非任职公司签署合同的问题。虽然项目大部分合同确非刘霞任职公司签署，但签署项目合同的公司均是王涛实际控制的公司。且在王涛提交的情况说明中，魏志辉并没有表明自己属于王涛旗下哪一家公司的，只是说魏志辉属于公司的财务人员，在此情况下，其自认魏志辉属于王涛旗下所有公司的财务。由此可以说明，王涛旗下的公司的财务管理是混同的。最后，王涛所有的催收证据均发生在刘霞离职后，且王涛并未提供在借款发生期间到刘霞离职期间的催收证据，所以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三、刘霞已就案涉借款的性质进行了初步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王涛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王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霞向王涛偿还借款11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刘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王涛是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为98.5%。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成都众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95%。王涛同时是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志辉系王涛所在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根据刘霞提交的职工养老社保缴费信息显示，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期间，由成都众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刘霞缴纳社保。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由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2015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由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其缴纳社保。2015年8月12日，魏志辉通过其个人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向刘霞银行账户转款110万元，客户摘要一栏备注为“转款”。王涛主张该款项为王涛向刘霞出具的借款，刘霞主张实际为项目提成。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主体资格证明、银行交易明细、企业信用报告、职工养老社保缴费信息截图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王涛主张其与刘霞建立了借款关系，其实际凭证仅有魏志辉向刘霞的转账110万元的转账凭证，而在王涛所经营的公司中，魏志辉系其财务工作人员，刘霞曾是其多年员工，魏志辉虽然认可该款项系由王涛安排转账，但是该款项是王涛个人财产还是王涛所经营的公司的财产，王涛没有举证证明。同时，魏志辉与王涛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王涛主张该款项为刘霞为购房借款，并提交了刘霞名下于2015年8月19日登记的房屋信息一份，但是该证据仅能证明房屋登记情况，不能证明资金的流向，即使刘霞使用这110万元购房，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借款。关于该款项的性质，刘霞在王涛经营的公司工作多年，刘霞主张该款项为提成，与作为财务人员的魏志辉直接转账支付之间向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王涛仍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该笔转账发生后刘霞仍然在王涛所经营的公司工作，但是王涛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借款、还款的合意，或者是催收的证据，故不能认定该110万元系王涛和刘霞个人之间的借款，双方借款关系不成立，综上，王涛要求刘霞偿还借款本金11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减半收取367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8675元，由王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涛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两份证据：1.《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借款发生时，王涛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也非公司董事，不应直接认定存在实控关系，此外该公司也并非刘霞任职公司，一审事实认定的基础有误；2.《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借款发生时，王涛并非该公司负责人，也不应直接认定存在实控关系，更不能认为公司账目与个人账目混同。刘霞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尽管2015年8月王涛确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并非公司董事，但是公司成立至今，大股东一直是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王涛为该公司的实控人。同时结合刘霞在王涛所有关联公司的工作经历，以及形成的社保和劳动关系，上述公司的运作不具有独立性，共同特点为王涛系大股东实际控制各个公司；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受总公司的制约和安排，不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工程业务类的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接工程，也不能对外签订业务合同，所以通过刘霞拓展的项目只能以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约，而非以分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同时，虽然刘霞的社保关系是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但是实际工作是为华夏明信(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的。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王涛所举示的证据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了民间借贷的合意并无关联，本院对以上证据的关联性、证明力均不予认可。二审另查明，王涛为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司员工购房借款明细表》。同时，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二审中对该证据出具《情况说明》，“我公司自成立以来一致本着对员工人性化关怀的初衷，对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在职员工因解决住房问题购买商品房交款困难时，员工本人找到公司执行董事王涛说明缘由后，执行董事会向其帮扶借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适用案涉民间借贷纠纷发生时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的交付。本案中，王涛提交了《公司员工购房借款明细表》，并出具了《情况说明》，主张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首先，王涛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案涉转款有《借款单》为证，但因其个人原因造成《借款单》遗失，故王涛未能提供债权凭证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其次，若如王涛陈述本案存在《借款单》，但个人出借款项后仅保留《借款单》，以及个人借款后，转款凭证备注信息为“转款”等情形，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故，案涉款项是否系王涛出借存疑。此外，四川省明信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明确了公司有向员工出借款项支持员工购房的情况，但该说明未能明确案涉转款系公司转款，还是系执行董事本人的转款。本案中，案涉款项系公司财务魏志辉向刘霞转款，虽其陈述转款行为系受王涛指示，但其并不能说明该款项是否系王涛本人的资金出借。故，根据本案现有在案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王涛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减半收取3675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均由被上诉人王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员 胡张映雪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马 丽 娅书 记 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