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8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敬岳，男，197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彩媚，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志文，男，197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华，北京市盈科（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敬岳因与被上诉人廖志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21）粤0704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敬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廖志文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廖志文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一）一审判决混淆融资服务合同与借款合同关系。陈敬岳收取中介费用与案外债权人收取利息并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不能等同判断。2017年12月14日，廖志文因被资金周转需求，需要陈敬岳为其融资150万元，双方签订《融资服务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陈敬岳为廖志文提供融资服务，资金方放款后（当日支付第一期融资服务费），廖志文每月按资金方放款金额的1%向陈敬岳支付融资服务费，直至廖志文归还本金为止。2017年12月16日，廖志文与江门志杰进出口有限公司、雷志强和余健彬以及案外人郭志明签订关于150万《借款合同》，后郭志明将借款转到借款人账户内，约定借款期限是2017年12月16日到2018年10月15日。根据双方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计算，廖志文应当向陈敬岳支付按照借款本金150万计算每月1%支付融资服务服务费。2018年1月29日-30日，陈敬岳再次以同样的方式为廖志文提供融资服务，帮助其向案外人借款2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9日。根据约定，廖志文应当向陈敬岳支付按照借款本金250万计算每月1%支付融资服务服务费。为避免廖志文与出借人私自接触，150万、250万借款本金和利息大部分由陈敬岳收取，陈敬岳根据《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收取融资服务费，廖志文起初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融资服务费给陈敬岳，在向陈敬岳缴纳282750元融资服务费后，后其为不向陈敬岳缴纳融资服务费，擅自决定将借款本金和利息自行转给出借人，再没有向陈敬岳支付任何融资服务费。综上，陈敬岳与廖志文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和廖志文与案外郭志明签订的《借款合同》在合同签订主体、合同内容以及权利义务等方面均不同，两者均为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合法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民间借贷居间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上应就合同本身作单独判断，法律并无明文禁止民间借贷居间行为以及民间借贷居间行为当事人之间约定报酬，在未查明陈敬岳与案外借款人郭志明有恶意串通或有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是完全合法有效的。陈敬岳收取中介费用与案外债权人收取利息并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不能等同判断，一审法院没有认清本案《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与《借款合同》的不同事实，属于严重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等的规定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认定无效的。一审法院在无法查明陈敬岳或出借人存在假借中介费用突破法律对民间借贷设置的利率红线行为的情况下，应当准确定位陈敬岳收取中介费用与案外债权人收取利息并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不能等同判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对民间借贷设置的利率红线规定判断借款利息与融资服务费用合计超过利率红线，从而判决陈敬岳收取融资服务费用不具有合法依据，其是将融资服务合同与借款合同混为一谈，模糊了陈敬岳与借款人作为不同合同当事人的主体区别，适用了借款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判断居间行为的合法性，一审判决因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适用相关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是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一方面表示知悉和认可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居间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另一方面又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认定为无效。其是自身矛盾的，产生的矛盾原因是对事实以及法律错误理解，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居间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那么《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是合法有效的，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并不能适用到本案《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中，更不能依据该法律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认定无效，事实上，一审法院判决的本质是认可廖志文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融资服务费的行为交给陈敬岳是完全有效的，廖志文向陈敬岳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相关融资合同是合法有效，已有相关实例，详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399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粵1971民初5244号、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粵19民终9679号、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中法民一初字第5号判决。二、陈敬岳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具有合法依据。陈敬岳与廖志文于2017年12月14日以及2018年1月29日签订《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由陈敬岳为廖志文提供与案外第三人订立借款合同的媒介服务，廖志文支付报酬，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对中介合同的定义，属于融资中介合同。协议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合法有效。现陈敬岳已履行协议约定义务，为廖志文提供了与案外第三人订立借款合同的中介服务，促成了廖志文与案外第三人借款合同的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九百六十三条“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规定，陈敬岳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具有合法依据，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属于不当得利。并且法律未对当事人订立中介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报酬数额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对中介服务合同报酬数额的约定应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红线规定认定陈敬岳不应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是对合法民事法律行为的自愿性的不当干预。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陈敬岳已经收取廖志文397350元融资服务费，属于严重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的差额1146000元中，陈敬岳向廖志文收取的融资服务费用仅为282750元，一审判决认定陈敬岳收取廖志文397350元融资服务费用属于严重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四、一审判决认定陈敬岳应当按照贷款利率以及同期LPR计算利息给廖志文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由上，陈敬岳与廖志文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合法有效，陈敬岳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具有合法依据，并非不当得利。退一步讲，因廖志文作为所谓受损一方，其对自己的资金应尽到妥善管理，审慎核实的义务，廖志文一直主动向陈敬岳转款，现因不诚实行为主张陈敬岳取得不当利益，故廖志文主张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是违背诚信信用原则，即使最终陈敬岳应当返款项给廖志文，陈敬岳也只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给廖志文。廖志文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廖志文向广州市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以下简称为“江门分公司”）借款，江门分公司通过总公司体系下的工作人员分别与廖志文签订借款合同或融资服务协议，以上工作人员应视为一个主体（江门分公司），即使安排总公司体系下不同的工作人员与廖志文签订借款合同或融资服务协议，都应是该公司的行为，不能分拆割裂理解。1.陈敬岳是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其代表该公司对外开展借款业务。廖志文因江门市志杰进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志杰公司）急需用钱，通过银行工作人员的介绍认识了陈敬岳，陈敬岳声称其为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且该公司放款快。2017年12月13日，廖志文与陈敬岳交换名片，表明了陈敬岳是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的身份，后陈敬岳主动添加廖志文的微信，也在微信上向廖志文表明陈敬岳的身份为“你好，我是小袋金融陈生”。由此可知，陈敬岳由始至终是以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的身份代表公司与廖志文洽谈借款事宜。2.从审查借款风险、发放借款流程可看出，江门分公司利用总公司体系人员郭志明的名义及银行账户对外借款。陈敬岳与郭志明是广州市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3月22日名称变更为广东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管人员：由以上第1点可知陈敬岳是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郭志明是广州市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2018年4月12日企业名称变更为广东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的负责人。陈敬岳代表江门分公司与廖志文洽谈借款事宜，并安排公司内部风控人员对廖志文、志杰公司及志杰公司的股东进行查册，把控借款风险，并让风控人员向廖志文发放借款。若是郭志明个人向廖志文出借款项，则应由郭志明对借款事宜进行风险把控并安排放款，但本案中的借款风险把控、签订借款合同、发放借款等事宜均由陈敬岳一人策划、安排。由此可知，江门分公司利用总公司体系工作人员郭志明的名义及银行账户对外借款，实质出借人是江门分公司，不可分割理解。3.从陈敬岳安排廖志文签订的文件可看出，江门分公司为了规避“高利贷”风险，利用总公司系统人员郭志明的名义及银行账户对外借款，利用陈敬岳名义与借款方签订《融资服务协议》。作为江门分公司总经理的陈敬岳于2017年12月13日17:31通过微信向廖志文表示“短拆我司收费是6点／月”，即表示“江门分公司向廖志文出借款项的月利率为6%”，而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4日”的《融资服务协议》约定的“融资服务费每月按资金方放款金额的1%，直至乙方归还资金方本金为止”，本案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为5%，以上的《借款合同》、《融资服务协议》是相对应的，其中的月息和“融资服务费”相加正是陈敬岳微信中提到的“短拆我司收费是6点／月”。陈敬岳提交《融资服务协议》与廖志文提交的《借款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了陈敬岳陈敬岳、郭志明和江门分公司之间是相关联的，出借行为、居间行为的主体均为同一个关联主体，江门分公司利用总公司体系人员郭志明和被告的名义与原告分别签署了《借款合同》、《融资服务协议》均是代表江门分公司的行为，以规避高利贷风险，突破法定利率红线。4.本案中《借款合同》、《融资服务协议》是同一时间由陈敬岳交给廖志文签订的，均属廖志文代表江门分公司对外开展出借业务。一般的融资中介协议应先于借款合同签订，但事实上本案中陈敬岳让廖志文同一时间一次性签订了关键条款内容空白及签署时间均为空白的《融资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由此可见，《融资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具有统一、关联性，是陈敬岳代表真正的出借方江门分公司统一要求廖志文签署的，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不能单独看作是廖志文分别与陈敬岳陈敬岳、郭志明个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二、“融资服务费”是江门分公司巧立名目收取的高额利息，变相突破了法定利率红线，约定“融资服务费”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三条“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一般中介费支付标准为一次性支付，而本案中《融资服务协议》中约定“融资服务费”支付标准为每月投资方放款金额的1%，直至乙方归还资金方本金日止”，显而易见，此为江门分公司为变相收取高额利息而约定的。本案中150万元、25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分别约定月利率为5%、6%,《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加上《融资服务协议》中的“融资服务费”已超过了法定年利率36%，突破了法定利率红线。因此，江门分公司利用陈敬岳与廖志文约定的“融资服务费”是无效的，陈敬岳主张廖志文支付“融资服务费”是于法无据的，陈敬岳应向廖志文归还不当得利。三、虽然一审法院对陈敬岳获得不当得利金额计算有误，但是不当得利金额应为296250元。2018年1月至2018年7月12日，廖志文向转账陈敬岳转账1596000元人民币，约定陈敬岳代为偿还借款，廖志文对陈敬岳代为向郭志明偿还借款45万元这一事实予以确认。但对陈敬岳主张其将部分款项用于代为偿还廖志文对陈炳进75万元借款的本息863250元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七条“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的规定，因为廖志文向陈敬岳最后一笔转账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所以廖志文与陈炳进之间的实际借款期间应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12日，廖志文对陈炳进75万元借款的利息应计付至2018年7月12日，即利息应为99750元(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按照约定月利率3%计算，自2018年3月1日起计至2018年7月12日），陈敬岳仅代廖志文向陈炳进偿还了849750元本息，而非863250元。因此，陈敬岳获得不当得利金额为296250元(1596000-450000-849750=296250元）。四、陈敬岳并非善意获得不当得利，且因此造成廖志文损失，陈敬岳应按照贷款利率及同期LPR向廖志文计付利息。根据(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案内容可知，陈敬岳获得不当得利时非善意，收到所有款项时已知道其应将该款项用于代为偿还借款，但却仅将部分款项用于代为偿还借款，私自占有了廖志文296250元，从而导致廖志文逾期偿还借款296250元，并为此承担了违约责任(另案判决廖志文向出借人郭志明给付逾期利息），因此其应支付相应利息。廖志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敬岳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146000元及利息（以1146000元为基数，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18年7月12日起暂计至2020年11月3日利息为179570.2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敬岳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争议事项：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款项1146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廖志文主张: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款项1146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依法返还给廖志文，并支付相应利息。陈敬岳抗辩意见：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款项合法有据，不属于不当得利，应驳回廖志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廖志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借款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民事判决书，足以证明陈敬岳从2018年1月至7月收取廖志文款项1596000元，并代其偿还了其在（2019）粤0703民初2494案中所欠郭志明的借款300000元及在（2019）粤0703民初2495号案中所欠郭志明的借款150000元，共450000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但对两者的差额1146000元（1596000元-45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存在争议。陈敬岳在一审法院向其送达廖志文提交的起诉状副本及上述证据材料后，提供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各二份及《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声明书》来证明其收取廖志文的款项1146000元合法有据。款项1146000元中，其代廖志文偿还陈炳进的借款750000元及相应利息113250元，共863250元；余款397350元（1146000元-863250元）是其根据《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的约定为廖志文介绍、管理借款1500000元和借款250000元的居间服务费。廖志文对陈敬岳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声明书》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陈敬岳主张其代廖志文偿还所欠陈炳进的借款750000元及相应利息113250元，共863250元，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居间报酬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居间活动引起的纠纷，居间活动促成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融通，虽然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居间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但如果居间报酬过高无疑会冲击法律对民间借贷设置的利率红线，导致以居间费、中介费、管理费等名义突破利率红线的现象发生，从而使利率红线形同虚设。因此，该类居间活动的报酬应受利率红线的规制，亦即居间人与出借人的利息之和应在法律规定的利率红线之下。故借款合同期间内的居间报酬与出借人利息之和应与当时允准的月利率3%为限。本案中，陈敬岳称余款397350元是根据《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的约定向廖志文收取的金融居间服务费。但在（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案中，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为5%，逾期还款加收20%；陈敬岳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声明书》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逾期还款按借款总额每日加收1%的违约金；陈敬岳提供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每月支付价款金额的1%作为融资服务费；如一方违约，须按欠款的千分之一向对方支付融资服务费。上述民间借贷及居间服务发生均在2018年1月至7月间，且约定出借人的月利率均为3%以上，故陈敬岳不应获取居间报酬。除上述863250元外，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居间报酬397350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廖志文主张陈敬岳返还该部分不当利益，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陈敬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不当得利397350元及利息（以39735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廖志文。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30.1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365.0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13365.07元，由陈敬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陈敬岳代廖志文偿还陈炳进的借款750000元的利息计算问题。经审核，陈炳进与廖志文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的期间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月利率为3%。而廖志文向陈敬岳转账的最后一笔款项为2018年7月12日，故相应的利息因从2018年3月1日计算至2018年7月12日，即为98250元【750000元×（4个月+11天÷30天）×3%】。一审判决认定的750000元的利息为113250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2.对于存在争议的不当得利金额计算问题。承前所述，存在争议的不当得利金额应为297750元（1146000元-750000元-9825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不当得利争议金额为397350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除上述争议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陈敬岳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陈敬岳应否向廖志文返还涉案费用297750元。首先，在本案中，陈敬岳虽然主张案涉费用是居间费，但陈敬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了具体哪些质价相符的居间服务，其行为与廖志文实际支付的高额“居间费”明显不相符合。其次，本案所涉的居间费并非一次性支付完成，涉案《融资服务协议》约定服务费每月按资金方放款金额的1%收取，直至清偿借款之日止，显然不符合一般居间费的支付习惯。最后，根据廖志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敬岳是以公司名义与廖志文就涉案借款进行沟通的情况，以及陈敬岳与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均系广州市小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的特殊关系，应认定为双方约定的“居间费”实际就是变相的高额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涉案《借款合同》分别约定借款月利息为5%、6%，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法律规定的法定利息上限，一审法院也已在（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案中按照法定利息的上限对涉案借款利息予以支持，故陈敬岳收取廖志文涉案居间报酬297750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该笔款项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29775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陈敬岳关于无需返还涉案297750元款项及相应利息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敬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后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21）粤0704民初189号民事判决；二、陈敬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297750元及利息（以29775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廖志文；三、驳回廖志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30.1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365.0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13365.07元（已由廖志文预交），由陈敬岳负担3299.77元，廖志文负担10065.3元。廖志文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3299.77元，由一审法院退回。陈敬岳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3299.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51.3元（陈敬岳已预交16730.14元），由陈敬岳负担5883.29元，廖志文负担1968.01元。陈敬岳二审多预交的受理费10846.85元，由本院退回。廖志文应向本院补缴受理费1968.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翔审 判 员  冒庭媛审 判 员  陈雪娟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亚龙书 记 员  张冬梅简金凤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8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敬岳，男，197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彩媚，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志文，男，197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华，北京市盈科（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敬岳因与被上诉人廖志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21）粤0704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敬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廖志文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廖志文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一）一审判决混淆融资服务合同与借款合同关系。陈敬岳收取中介费用与案外债权人收取利息并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不能等同判断。2017年12月14日，廖志文因被资金周转需求，需要陈敬岳为其融资150万元，双方签订《融资服务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陈敬岳为廖志文提供融资服务，资金方放款后（当日支付第一期融资服务费），廖志文每月按资金方放款金额的1%向陈敬岳支付融资服务费，直至廖志文归还本金为止。2017年12月16日，廖志文与江门志杰进出口有限公司、雷志强和余健彬以及案外人郭志明签订关于150万《借款合同》，后郭志明将借款转到借款人账户内，约定借款期限是2017年12月16日到2018年10月15日。根据双方于2017年12月14日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计算，廖志文应当向陈敬岳支付按照借款本金150万计算每月1%支付融资服务服务费。2018年1月29日-30日，陈敬岳再次以同样的方式为廖志文提供融资服务，帮助其向案外人借款2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29日至2019年1月29日。根据约定，廖志文应当向陈敬岳支付按照借款本金250万计算每月1%支付融资服务服务费。为避免廖志文与出借人私自接触，150万、250万借款本金和利息大部分由陈敬岳收取，陈敬岳根据《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收取融资服务费，廖志文起初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融资服务费给陈敬岳，在向陈敬岳缴纳282750元融资服务费后，后其为不向陈敬岳缴纳融资服务费，擅自决定将借款本金和利息自行转给出借人，再没有向陈敬岳支付任何融资服务费。综上，陈敬岳与廖志文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和廖志文与案外郭志明签订的《借款合同》在合同签订主体、合同内容以及权利义务等方面均不同，两者均为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合法有效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民间借贷居间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上应就合同本身作单独判断，法律并无明文禁止民间借贷居间行为以及民间借贷居间行为当事人之间约定报酬，在未查明陈敬岳与案外借款人郭志明有恶意串通或有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是完全合法有效的。陈敬岳收取中介费用与案外债权人收取利息并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不能等同判断，一审法院没有认清本案《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与《借款合同》的不同事实，属于严重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等的规定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认定无效的。一审法院在无法查明陈敬岳或出借人存在假借中介费用突破法律对民间借贷设置的利率红线行为的情况下，应当准确定位陈敬岳收取中介费用与案外债权人收取利息并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行为，不能等同判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对民间借贷设置的利率红线规定判断借款利息与融资服务费用合计超过利率红线，从而判决陈敬岳收取融资服务费用不具有合法依据，其是将融资服务合同与借款合同混为一谈，模糊了陈敬岳与借款人作为不同合同当事人的主体区别，适用了借款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判断居间行为的合法性，一审判决因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适用相关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是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一方面表示知悉和认可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居间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另一方面又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认定为无效。其是自身矛盾的，产生的矛盾原因是对事实以及法律错误理解，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居间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那么《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是合法有效的，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并不能适用到本案《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中，更不能依据该法律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认定无效，事实上，一审法院判决的本质是认可廖志文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融资服务费的行为交给陈敬岳是完全有效的，廖志文向陈敬岳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相关融资合同是合法有效，已有相关实例，详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399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粵1971民初5244号、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粵19民终9679号、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中法民一初字第5号判决。二、陈敬岳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具有合法依据。陈敬岳与廖志文于2017年12月14日以及2018年1月29日签订《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由陈敬岳为廖志文提供与案外第三人订立借款合同的媒介服务，廖志文支付报酬，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对中介合同的定义，属于融资中介合同。协议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合法有效。现陈敬岳已履行协议约定义务，为廖志文提供了与案外第三人订立借款合同的中介服务，促成了廖志文与案外第三人借款合同的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九百六十三条“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规定，陈敬岳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具有合法依据，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属于不当得利。并且法律未对当事人订立中介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报酬数额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对中介服务合同报酬数额的约定应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红线规定认定陈敬岳不应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是对合法民事法律行为的自愿性的不当干预。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陈敬岳已经收取廖志文397350元融资服务费，属于严重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的差额1146000元中，陈敬岳向廖志文收取的融资服务费用仅为282750元，一审判决认定陈敬岳收取廖志文397350元融资服务费用属于严重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四、一审判决认定陈敬岳应当按照贷款利率以及同期LPR计算利息给廖志文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由上，陈敬岳与廖志文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合法有效，陈敬岳收取廖志文融资服务费用具有合法依据，并非不当得利。退一步讲，因廖志文作为所谓受损一方，其对自己的资金应尽到妥善管理，审慎核实的义务，廖志文一直主动向陈敬岳转款，现因不诚实行为主张陈敬岳取得不当利益，故廖志文主张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是违背诚信信用原则，即使最终陈敬岳应当返款项给廖志文，陈敬岳也只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给廖志文。廖志文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廖志文向广州市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以下简称为“江门分公司”）借款，江门分公司通过总公司体系下的工作人员分别与廖志文签订借款合同或融资服务协议，以上工作人员应视为一个主体（江门分公司），即使安排总公司体系下不同的工作人员与廖志文签订借款合同或融资服务协议，都应是该公司的行为，不能分拆割裂理解。1.陈敬岳是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其代表该公司对外开展借款业务。廖志文因江门市志杰进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志杰公司）急需用钱，通过银行工作人员的介绍认识了陈敬岳，陈敬岳声称其为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且该公司放款快。2017年12月13日，廖志文与陈敬岳交换名片，表明了陈敬岳是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的身份，后陈敬岳主动添加廖志文的微信，也在微信上向廖志文表明陈敬岳的身份为“你好，我是小袋金融陈生”。由此可知，陈敬岳由始至终是以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的身份代表公司与廖志文洽谈借款事宜。2.从审查借款风险、发放借款流程可看出，江门分公司利用总公司体系人员郭志明的名义及银行账户对外借款。陈敬岳与郭志明是广州市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3月22日名称变更为广东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管人员：由以上第1点可知陈敬岳是江门分公司的总经理，郭志明是广州市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2018年4月12日企业名称变更为广东小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的负责人。陈敬岳代表江门分公司与廖志文洽谈借款事宜，并安排公司内部风控人员对廖志文、志杰公司及志杰公司的股东进行查册，把控借款风险，并让风控人员向廖志文发放借款。若是郭志明个人向廖志文出借款项，则应由郭志明对借款事宜进行风险把控并安排放款，但本案中的借款风险把控、签订借款合同、发放借款等事宜均由陈敬岳一人策划、安排。由此可知，江门分公司利用总公司体系工作人员郭志明的名义及银行账户对外借款，实质出借人是江门分公司，不可分割理解。3.从陈敬岳安排廖志文签订的文件可看出，江门分公司为了规避“高利贷”风险，利用总公司系统人员郭志明的名义及银行账户对外借款，利用陈敬岳名义与借款方签订《融资服务协议》。作为江门分公司总经理的陈敬岳于2017年12月13日17:31通过微信向廖志文表示“短拆我司收费是6点／月”，即表示“江门分公司向廖志文出借款项的月利率为6%”，而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4日”的《融资服务协议》约定的“融资服务费每月按资金方放款金额的1%，直至乙方归还资金方本金为止”，本案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为5%，以上的《借款合同》、《融资服务协议》是相对应的，其中的月息和“融资服务费”相加正是陈敬岳微信中提到的“短拆我司收费是6点／月”。陈敬岳提交《融资服务协议》与廖志文提交的《借款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了陈敬岳陈敬岳、郭志明和江门分公司之间是相关联的，出借行为、居间行为的主体均为同一个关联主体，江门分公司利用总公司体系人员郭志明和被告的名义与原告分别签署了《借款合同》、《融资服务协议》均是代表江门分公司的行为，以规避高利贷风险，突破法定利率红线。4.本案中《借款合同》、《融资服务协议》是同一时间由陈敬岳交给廖志文签订的，均属廖志文代表江门分公司对外开展出借业务。一般的融资中介协议应先于借款合同签订，但事实上本案中陈敬岳让廖志文同一时间一次性签订了关键条款内容空白及签署时间均为空白的《融资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由此可见，《融资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具有统一、关联性，是陈敬岳代表真正的出借方江门分公司统一要求廖志文签署的，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不能单独看作是廖志文分别与陈敬岳陈敬岳、郭志明个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二、“融资服务费”是江门分公司巧立名目收取的高额利息，变相突破了法定利率红线，约定“融资服务费”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三条“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一般中介费支付标准为一次性支付，而本案中《融资服务协议》中约定“融资服务费”支付标准为每月投资方放款金额的1%，直至乙方归还资金方本金日止”，显而易见，此为江门分公司为变相收取高额利息而约定的。本案中150万元、25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分别约定月利率为5%、6%,《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加上《融资服务协议》中的“融资服务费”已超过了法定年利率36%，突破了法定利率红线。因此，江门分公司利用陈敬岳与廖志文约定的“融资服务费”是无效的，陈敬岳主张廖志文支付“融资服务费”是于法无据的，陈敬岳应向廖志文归还不当得利。三、虽然一审法院对陈敬岳获得不当得利金额计算有误，但是不当得利金额应为296250元。2018年1月至2018年7月12日，廖志文向转账陈敬岳转账1596000元人民币，约定陈敬岳代为偿还借款，廖志文对陈敬岳代为向郭志明偿还借款45万元这一事实予以确认。但对陈敬岳主张其将部分款项用于代为偿还廖志文对陈炳进75万元借款的本息863250元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七条“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的规定，因为廖志文向陈敬岳最后一笔转账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所以廖志文与陈炳进之间的实际借款期间应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12日，廖志文对陈炳进75万元借款的利息应计付至2018年7月12日，即利息应为99750元(利息以75万元为基数，按照约定月利率3%计算，自2018年3月1日起计至2018年7月12日），陈敬岳仅代廖志文向陈炳进偿还了849750元本息，而非863250元。因此，陈敬岳获得不当得利金额为296250元(1596000-450000-849750=296250元）。四、陈敬岳并非善意获得不当得利，且因此造成廖志文损失，陈敬岳应按照贷款利率及同期LPR向廖志文计付利息。根据(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案内容可知，陈敬岳获得不当得利时非善意，收到所有款项时已知道其应将该款项用于代为偿还借款，但却仅将部分款项用于代为偿还借款，私自占有了廖志文296250元，从而导致廖志文逾期偿还借款296250元，并为此承担了违约责任(另案判决廖志文向出借人郭志明给付逾期利息），因此其应支付相应利息。廖志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敬岳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146000元及利息（以1146000元为基数，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2018年7月12日起暂计至2020年11月3日利息为179570.2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敬岳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争议事项：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款项1146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廖志文主张: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款项1146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依法返还给廖志文，并支付相应利息。陈敬岳抗辩意见：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款项合法有据，不属于不当得利，应驳回廖志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廖志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借款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清单、（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民事判决书，足以证明陈敬岳从2018年1月至7月收取廖志文款项1596000元，并代其偿还了其在（2019）粤0703民初2494案中所欠郭志明的借款300000元及在（2019）粤0703民初2495号案中所欠郭志明的借款150000元，共450000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但对两者的差额1146000元（1596000元-450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存在争议。陈敬岳在一审法院向其送达廖志文提交的起诉状副本及上述证据材料后，提供了《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各二份及《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声明书》来证明其收取廖志文的款项1146000元合法有据。款项1146000元中，其代廖志文偿还陈炳进的借款750000元及相应利息113250元，共863250元；余款397350元（1146000元-863250元）是其根据《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的约定为廖志文介绍、管理借款1500000元和借款250000元的居间服务费。廖志文对陈敬岳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声明书》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陈敬岳主张其代廖志文偿还所欠陈炳进的借款750000元及相应利息113250元，共863250元，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居间报酬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居间活动引起的纠纷，居间活动促成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融通，虽然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居间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但如果居间报酬过高无疑会冲击法律对民间借贷设置的利率红线，导致以居间费、中介费、管理费等名义突破利率红线的现象发生，从而使利率红线形同虚设。因此，该类居间活动的报酬应受利率红线的规制，亦即居间人与出借人的利息之和应在法律规定的利率红线之下。故借款合同期间内的居间报酬与出借人利息之和应与当时允准的月利率3%为限。本案中，陈敬岳称余款397350元是根据《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的约定向廖志文收取的金融居间服务费。但在（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案中，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为5%，逾期还款加收20%；陈敬岳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声明书》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逾期还款按借款总额每日加收1%的违约金；陈敬岳提供的《融资服务协议》《融资服务确认书》约定；每月支付价款金额的1%作为融资服务费；如一方违约，须按欠款的千分之一向对方支付融资服务费。上述民间借贷及居间服务发生均在2018年1月至7月间，且约定出借人的月利率均为3%以上，故陈敬岳不应获取居间报酬。除上述863250元外，陈敬岳收取廖志文的居间报酬397350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廖志文主张陈敬岳返还该部分不当利益，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陈敬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不当得利397350元及利息（以39735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廖志文。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30.1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365.0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13365.07元，由陈敬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陈敬岳代廖志文偿还陈炳进的借款750000元的利息计算问题。经审核，陈炳进与廖志文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的期间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月利率为3%。而廖志文向陈敬岳转账的最后一笔款项为2018年7月12日，故相应的利息因从2018年3月1日计算至2018年7月12日，即为98250元【750000元×（4个月+11天÷30天）×3%】。一审判决认定的750000元的利息为113250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2.对于存在争议的不当得利金额计算问题。承前所述，存在争议的不当得利金额应为297750元（1146000元-750000元-9825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不当得利争议金额为397350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除上述争议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陈敬岳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陈敬岳应否向廖志文返还涉案费用297750元。首先，在本案中，陈敬岳虽然主张案涉费用是居间费，但陈敬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了具体哪些质价相符的居间服务，其行为与廖志文实际支付的高额“居间费”明显不相符合。其次，本案所涉的居间费并非一次性支付完成，涉案《融资服务协议》约定服务费每月按资金方放款金额的1%收取，直至清偿借款之日止，显然不符合一般居间费的支付习惯。最后，根据廖志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敬岳是以公司名义与廖志文就涉案借款进行沟通的情况，以及陈敬岳与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均系广州市小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的特殊关系，应认定为双方约定的“居间费”实际就是变相的高额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涉案《借款合同》分别约定借款月利息为5%、6%，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法律规定的法定利息上限，一审法院也已在（2019）粤0703民初2494、2495号案中按照法定利息的上限对涉案借款利息予以支持，故陈敬岳收取廖志文涉案居间报酬297750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该笔款项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29775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陈敬岳关于无需返还涉案297750元款项及相应利息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敬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后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21）粤0704民初189号民事判决；二、陈敬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297750元及利息（以297750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给廖志文；三、驳回廖志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30.1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365.0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13365.07元（已由廖志文预交），由陈敬岳负担3299.77元，廖志文负担10065.3元。廖志文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3299.77元，由一审法院退回。陈敬岳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3299.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51.3元（陈敬岳已预交16730.14元），由陈敬岳负担5883.29元，廖志文负担1968.01元。陈敬岳二审多预交的受理费10846.85元，由本院退回。廖志文应向本院补缴受理费1968.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翔审 判 员  冒庭媛审 判 员  陈雪娟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亚龙书 记 员  张冬梅简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