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8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惠明，女，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泳茵，广东金桥百信（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嘉文，广东金桥百信（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良粟，女，198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卫彬，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袁喆，男，198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上诉人刘惠明因与被上诉人舒良粟、原审第三人袁喆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21）粤0784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惠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舒良粟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袁喆向刘惠明转账的款项均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而并非本案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赠与性质。1、双方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一直有项目合作的金钱经济来往，并非赠与的性质。2、袁喆于2019年6月17日向刘惠明转账支付的5万元属于赔偿性质的款项。(1)刘惠明并非舒良粟所称的过错方，相反刘惠明是被袁喆欺骗的无过错方。本案中，是袁喆对刘惠明一直穷追不舍，并发了离婚证的照片给刘惠明，谎称已经离婚，在工作和生活上通过日常骚扰刘惠明领导及客户、诋毁、窃取刘惠明隐私信息等方式和采取报警等激进的形式强迫威胁刘惠明和袁喆要一直在一起。直到2019年6月15日，刘惠明第一次去到袁喆家里，才知道袁喆是一直和舒良粟同住，而并非袁喆所述的分居离婚状态。(2)基于袁喆欺骗及经常威胁骚扰刘惠明的上述侵权情况，2019年6月17日在广州番禺洛溪派出所的协调下，刘惠明与袁喆自愿达成了分手赔偿协议，约定由袁喆向刘惠明一次性支付5万元作为上述侵权事实的赔偿款。由此可知，该笔款项并非袁喆的单方、自主性行为的行为，款项的交付附有条件性以赔偿性质，与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的单方自愿性质相违背，明显不属于无偿的性质，因此并不属于赠与款项的性质，舒良粟无权请求返还。3、本案中袁喆存在严重的过错。在刘惠明提出上述的分手，袁喆承诺不再骚扰刘惠明生活后，袁喆很快又开始骚扰刘惠明：如骚扰刘惠明房东，跟踪刘惠明下班，装作公交车上偶遇搭讪等，并逐渐演变成不断升级的骚扰威胁。且直至本案起诉前，袁喆还一直掩饰其过错，和舒良粟达成了一致对抗刘惠明的策略，隐瞒其支付给刘惠明上述款项的真实性质，甚至还颠覆事实，作出《情况说明》，称转账给刘惠明的款项均是刘惠明威胁袁喆支付的，但对此舒良粟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舒良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驳回舒良粟全部诉讼请求。舒良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驳回刘惠明的全部上诉请求。袁喆未参加二审诉讼活动，无作答辩。舒良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袁喆将￥130200元夫妻财产赠与刘惠明的行为无效；二、判令刘惠明返还上述130200元财产；三、判令刘惠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舒良粟与袁喆于2012年9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2月9日生育女儿。在舒良粟与袁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袁喆通过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于2017年12月14日、2018年3月13日、2019年6月17日、2020年5月20日、2020年5月27日、2020年7月24日分别向刘惠明支付8000元、8000元、50000元、5200元、50000元及9000元，合共转账130200元。2020年10月30日，袁喆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与刘惠明从2016年开始至2020年10月21日期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袁喆未经舒良粟同意擅自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130200元支付给刘惠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夫妻双方应当互相忠诚，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协商一致。袁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刘惠明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并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给刘惠明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舒良粟请求确认袁喆向刘惠明支付130200元的赠与行为无效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进而，舒良粟请求刘惠明返还夫妻共同财产1302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袁喆向刘惠明支付130200元的赠与行为无效；二、刘惠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舒良粟返还1302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2元（已由舒良粟预交），由刘惠明负担（经舒良粟同意，刘惠明负担的受理费于支付款项时迳付给舒良粟，一审法院不再收退）。本院二审期间，刘惠明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协议书；证据2：收条，以上两项证据共同证明：（1）2019年6月17日，因袁喆多次骚扰刘惠明，在洛溪派出所主持的调解下，双方自愿达成了赔偿协议。（2）2019年6月17日，刘惠明所收到袁喆赔偿的该5万元是作为袁喆多次骚扰、纠缠刘惠明的侵权事实的赔偿，由此可知，该笔款项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非袁喆单方、自主性行为，与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的单方自愿性质相违背，不属于赠与款项的性质，袁喆有权处分，因此舒良粟无权请求返还。证据3：朋友圈截图，刘惠明的公司信息、收款码、收款账号；证据4：商铺信息、发货交易记录、订单详情、短信聊天记录截图，以上两项证据共同证明：（1）刘惠明是和他人自营贸易公司（历史名称：广州市明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意，自2015年以来刘惠明与袁喆就一直有金钱往来及项目合作，如袁喆向刘惠明购销面膜、清咽灵、成人用品等货品而支付款项给刘惠明公司，刘惠明予以发货。（2）刘惠明的收款账户是其贸易公司收款账户，因此刘惠明以该公司账户的收款是属于袁喆和刘惠明公司的业务资金往来，并不是刘惠明和袁喆之间的个人行为，因此袁喆通过该支付宝及微信收款码及收款账户支付给刘惠明的如下款项均不属于赠与性质：（1）2017年12月14日的8000元。（2）2018年3月13日的8000元。（3）2020年5月20日的5200元。（4）2020年7月24日的9000元。证据5：微信聊天截图，证明袁喆自2015年就一直欺骗刘惠明已经离婚，并且一直谎称说自己和女儿、母亲一起生活。证据6：照片、截图，证明刘惠明一直收到你袁喆的骚扰和威胁。证据7：医院诊断及付款截图，证明由于袁喆的污蔑控诉，刘惠明身体因承受不了需要一直看病吃药，根本没法上班。以上证据5、6还证明袁喆对刘惠明一直存在侵权的事实，袁喆对婚外情的产生存在严重过错，因此刘惠明并非舒良粟所称的过错方，相反刘惠明才是被袁喆欺骗的无过错方。舒良粟针对刘惠明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两项证据不能支持刘惠明的证明目的。刘惠明与袁喆签订分手协议的行为既侵犯了舒良粟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合法权利，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刘惠明在朋友圈推销商品，其是否担任广州市明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项证据与涉案争议的款项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5、6、7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前述三项证据无法支持刘惠明主张的待证事实。经审查，刘惠明二审提交的证据系对其上诉主张的证据补强，并无证据突袭故意，且与本案实体争议存在关联。本院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刘惠明与袁喆于2019年6月17日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经友好协商，刘惠明与袁喆达成协议如下：1、袁喆一次性赔偿刘惠明人民币伍万圆整。2、袁喆与刘惠明保证今后互不干扰、纠缠对方。3、若违反者，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与责任”。同日，刘惠明向袁喆出具《收条》，确认收取了袁喆一次性赔偿的人民币50000元。再查明，一审判决书中文字存在笔误，将舒良粟的名字误记载为“舒良栗”。本院认为：舒良粟起诉认为袁喆给予刘惠明金钱是赠与行为，要求确认该民事行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和舒良粟的请求权基础，本院确认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同时，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本案中袁喆违背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在与舒良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刘惠明产生婚外恋情，转账付给刘惠明共计130200元。虽然刘惠明抗辩称袁喆于2017年12月14日、2018年3月13日、2020年5月20日、2020年5月27日、2020年7月24日向刘惠明转账的80200元款项系其与袁喆之间生意上的资金往来，但其二审提交的朋友圈截图，公司信息、收款码、收款账号、商铺信息、发货交易记录、订单详情、短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均与刘惠明主张的前述80200元款项所涉的交易事实无关。在刘惠明无充分证据对其主张的交易的具体经过举示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刘惠明提出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袁喆给付的前述款项80200元的性质应当认为是赠与关系。因本案并无证据证实舒良粟与袁喆对婚内财产约定分别所有，故前述8020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舒良粟与袁喆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未经得舒良粟同意的情况下，袁喆的该赠与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袁喆于2019年6月17日转账给刘惠明的50000元款项，结合刘惠明二审提交的《协议书》以及《收条》，可以认定系袁喆履行《协议书》向刘惠明给付的赔偿款，但由于该款项同样是基于袁喆与刘惠明双方之间不正当的男女两性关系而产生，有损于公序良俗，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亦应认定为无效。基于前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刘惠明应当返还因无效民事行为取得的财产。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故舒良粟有权要求刘惠明全部返还案涉款项130200元。至于刘惠明上诉认为袁喆对于婚外情的发生存在过错，其属于无过错方，但不论刘惠明是否对于婚外情的发生存在过错，客观上，刘惠明与袁喆的交往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且刘惠明收取的款项是舒良粟与袁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侵害的法益即是公序良俗原则，故刘惠明以其不存在过错为由，认为其不应返还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一审判决书中存在笔误，将舒良粟的名字误记载为“舒良栗”。对此，本院予以明确，一审判决书中所有关于“舒良栗”中文字均补正为“舒良粟”。综上所述，刘惠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虽在裁判文书文字上存在笔误，但本院在本判决书论理部分已经明确补正内容，故本院对一审的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4元，由上诉人刘惠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