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9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00号之一东侧首、二层。负责人：蒋中全。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濛，广东法丞汇俊（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燕，女，196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汉华，男，193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文燕、文汉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1）粤0104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许雪芳独任审理，于2021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濛，被上诉人文燕、文汉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文燕、文汉华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由文燕、文汉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麦启贤出售虚假理财产品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一项行为构成职务行为一般需同时具备三个要件：员工在单位的授权范围内进行、员工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归属单位。上述三个要件缺少一项则不属于职务行为。本案中，文燕（谢雪梅）持有的投资文件与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没有关联，且并没有交付资金给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文燕（谢雪梅）的所有资金未进入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产品的结算账户，故文燕（谢雪梅）所谓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不仅不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授权范围内，而且麦启贤在收到文燕（谢雪梅）的理财资金后擅自进行个人炒股、再欺骗其他人等，其主观上不存在将所获收益归属银行的意愿，客观上也不存在将收益交给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行为。因此，其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二、从表见代理的角度来看，麦启贤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文燕（谢雪梅）具有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经验，对银行理财产品购买常识较为清楚，但本案中，文燕（谢雪梅）将理财款汇入麦启贤指定的私人账户，文燕（谢雪梅）的行为客观上帮助麦启贤逃避银行监管，理财产品投资回报率很高，有违银行理财产品低收益、低风险的基本常识；文燕（谢雪梅）与私人账户发生往来，未向银行提出疑问，丧失了银行客户的基本注意义务，导致麦启贤实施犯罪行为未被及时发现。文燕（谢雪梅）购买理财产品是基于对高额回报的追求及对麦启贤个人的信任，而非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因此，文燕（谢雪梅）自身亦存在明显过错，不能认定为善意无过失，故麦启贤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三、一审判决对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与文燕（谢雪梅）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和责任认定错误，明显不公，且与本案事实不符，文燕（谢雪梅）的过错程度明显大于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文燕（谢雪梅）自2013年开始至购买虚假理财产品前，多次购买过光大银行的理财产品，作为成熟投资者，知悉银行理财产品的正常收益、常规签署文件、付款流程、获得理财合同的流程。涉案虚假产品购买流程与常规购买流程差别如下：其一、常规流程为客户本人在柜台同意购买后，输入银行卡密码，完成冻结相应款项的手续；涉案交易的理财产品是将银行卡、U盾交给麦启贤操作，文燕输入密码完成转款的；其二、麦启贤给文燕的文件在内容上与正规产品存在的明显矛盾，文燕应有基本注意义务而没有履行。其三、文燕（谢雪梅）已开通手机短信通知功能，涉案转账发生时，文燕已经收到光大银行向其发送的短信，告知其正在转款的数额、对象等信息，其知道款项未支付到银行而是支付到个人账户。为此，文燕（谢雪梅）在被诈骗的过程中，在付款程序发生巨大变化且交易金额重大的情况下，应当提出合理怀疑，文燕（谢雪梅）没有提出合理怀疑，视为其本人没有尽到相应义务，该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银行方面在选人用人以及监管等方面确实存在一定过错，但是已尽其所能对麦启贤的管理尽到了勤勉义务，除了员工培训，每年均按照银监会或者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上级单位的要求排查私售金融产品或各类机构类金融产品的行为，同时设置黑衣人的制度，由聘请的第三方排查可能存在风险的情况。为此，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已经对员工尽到了教育、管理和监督责任。特别是本案中文燕（谢雪梅）的涉案资金是由经过其本人授权、输入密码直接转账给案外人郭婉玲账户，在文燕（谢雪梅）系统核查过程中，显示的是正常的个人之间的转账往来，文燕（谢雪梅）的行为客观上配合、帮助麦启贤规避银行的监管，导致麦启贤的行为脱离了银行的监管体系，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无法从转账中核查该笔交易为异常交易。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对员工的管理与文燕（谢雪梅）的损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在此情况下，不能无限扩大银行的管理责任。如果就此扩大银行责任，那么网络诈骗的受害人通过银行向诈骗者转账导致被骗，银行无须承担未核查资金转账及未进行风险提示的责任，否则显然加重了银行的责任。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本案进行裁判，但判项却直接要求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而非补充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如按前述规定进行裁判，判项应为对麦启贤退赔不足的补充责任，而非直接要求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如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承担补充责任后，有权向麦启贤主张赔偿责任。但如按照一审判决，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只能向文燕（谢雪梅）赔付，丧失要求麦启贤赔偿的权利。第二，对于前述规定第二款规定的相应责任的理解，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相应”的责任，除第三十五条规定之外，是指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与其过错程度及其行为的原因力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不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或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不管是一般过错责任或是补充赔偿责任，对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承担责任的份额应作出具体、明确的划分。第三，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在本案中的管理责任也是次要责任，文燕（谢雪梅）存在重大过错，因此，一审判决虽然没有明确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承担100％的责任，实际上是判决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这样的判决结果不仅有违本案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更没有这样的判例，因此，该判项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错误的。文燕、文汉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文燕、文汉华有理由相信麦启贤是职务行为，因为该行为所发生的场所是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且麦启贤本身的职务是银行销售理财产品的经理。第二，由于文燕、文汉华有理由相信麦启贤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文燕、文汉华是无过错的。第三，一审法院查明了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存在管理上的过错，从而导致了文燕、文汉华的损失是正确的。第四，一审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正确。文燕、文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赔偿文燕、文汉华479875.3元（其中文燕占119968.83元，文汉华占359906.47元）；2.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赔偿文燕、文汉华利息损失（以14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3月18日计算至2015年3月19日，以17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3月19日至2015年3月19日，以5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3月19日至2019年10月23日，以481936.3元为本金，从2019年10月24日至2020年1月12日，以479875.3元为本金，从2020年1月13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29118.77元，其中文燕占四分之一，文汉华占四分之三）；3.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麦启贤原任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客户经理。2014年3月起，文燕开始以案外人谢雪梅的名义，通过麦启贤购买理财产品。2014年3月6日，文燕从谢雪梅的个人账户向案外人北京汇通祥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转账400000元、100000元，上述转账系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柜台操作，相关转账凭证载明经办人为麦启贤并盖有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公章。2015年3月10日，谢雪梅账户收到545000元。2015年3月18日至20日，文燕从案外人谢雪梅的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账户向案外人郭婉玲的银行账户转账140000元、170000元、190000元，并以谢雪梅名义与中融鸿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江苏泗阳政府安置房建设基金合伙协议》，约定谢雪梅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以现金形式入资500000元，预期年收益率9%，第一次分红日为2015年9月20日，上述三笔转账回单均载明经办人为麦启贤并盖有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公章。文燕、文汉华称上述转账及签署协议是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经理室、通过麦启贤的电脑办理。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则认为转账可能是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柜台进行，但购买理财产品并非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银行网点购买。2017年12月21日，本院作出（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查明如下事实：1.从2013年开始，麦启贤为谋取个人利益，利用其身份便利，以及隐瞒其为其他机构推销的事实，大量违规向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客户推销多种高风险的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产品。其后，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无法兑现。麦启贤为掩盖其违规私售理财产品的行为，伪造了《道富资产—光大银行—中融融金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光大银行阳光资产管理计划—光大颐享阳光A养老理财产品说明书》《湖南信托-成都新益州城建项目集合资金信托合同》等所谓理财产品合同书，并虚构为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代售的理财产品，骗得张某、赵永强、曹远玲等16被害人签订虚假投资理财产品合同，通过其投资上述虚假理财产品，并向其所控制的银行账户支付投资款。其中诈骗被害人文燕（谢雪梅）500000元；2.证人应琦证言证实：我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负责人；麦启贤从2011年4月至2015年6月15日担任该行理财客户经理，负责向顾客推销该行代售的信托资金类产品等；该行柜台业务专用章、业务讫章等都是由麦启贤保管。3.被告人麦启贤供述：我于2011年任职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客户经理，工作是向客户销售由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代理的理财、信托产品等；我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任职期间，私售了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如果我们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越权私售理财产品，在柜台支付单位是可以监管到的，而在网银支付的销售是比较难监管，我就利用这监管漏洞售假诈骗；关于正规的“飞单”理财合同，我将理财公司的合同交给客户签订后，将签好的合同快递给中介公司的客户经理，由中介交给理财公司盖好相关公章和合同章后，中介公司将合同快递给我；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产品，能返还本金和利息的，理财公司有通过公司账户或私人账户，将本金或利息返还给客户；客户在2014年5月之后购买的《国信盛天一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安徽淮南政府安置房建设投资基金项目合伙协议》《中融鸿海江苏泗阳政府安置房建设基金合伙协议》等理财产品，属于不真实的理财产品，是我伪造出来的虚假理财产品；售假期间，客户签订“理财合同”交完钱后拿不到合同和没有任何手续，是因为之前我销售的“飞单”理财产品的签订过程就是这样，为了不引起客户怀疑，我销售假理财产品时就按这样的模式进行；文燕（谢雪梅）买了我销售的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理财产品，合同到期后钱已回不来，我就用郭婉玲等人的账户先和文燕（谢雪梅）兑现合同约定，然后再劝文燕（谢雪梅）购买新的理财产品（虚构的产品）；我售假时使用的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配给我的专用电脑，电脑只能上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局域网和全国网银转账，平时这台电脑支行是没有什么监管的。本院判决：“一、麦启贤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0000元；二、侦查机关扣押丰田牌小汽车1辆（车牌号粤Ａ×××××）予以拍卖，所得款退赔张某等16名被害人；三、继续追缴麦启贤违法所得50050500元，退赔给被害人张某1167000元、被害人文燕（谢雪梅）500000元……。追缴不足以清偿前述被害人损失的，责令麦启贤向前述被害人退赔，退赔数额以前述追缴数额为限。”该刑事判决已生效。2019年10月24日、2020年1月13日，文燕、文汉华收到本院分别发放的执行款18963.7元、1161元，合计20124.7元。2019年12月23日，本院作出（2018）粤01执96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载明已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进行处置，并已将执行款发放给被害人。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裁定终结上述刑事判决的执行程序。庭审中，文燕、文汉华表示如在本案中获得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赔偿，其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将转让给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再查明，案外人谢雪梅于2014年10月9日死亡，未就上述遗产立有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谢雪梅生前仅有一次婚姻，配偶是文汉华，二人育有文萍、文燕两名子女，谢雪梅的父亲谢继襄、母亲王端珍均先于谢雪梅死亡。文燕、文汉华表示继承被继承人谢雪梅的本案遗产，文萍表示放弃继承本案遗产，有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为证。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转账凭证、《江苏泗阳政府安置房建设基金合伙协议》、账单截图、（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公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是否对文燕、文汉华的479875.3元款项及利息承担责任；二、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争议焦点一，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文燕（谢雪梅）所遭受的损失并非因其购买理财产品亏损导致的损失，而是因麦启贤诈骗导致的损失。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虽未参与麦启贤的诈骗活动，但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对文燕（谢雪梅）的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文燕（谢雪梅）有理由相信麦启贤的行为是代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职务行为。麦启贤作为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理财客户经理，其工作职责包括出售理财产品等相关工作。根据（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麦启贤以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客户经理的身份，在其任职期间向文燕（谢雪梅）出售理财产品，并利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所配的专用电脑指引文燕（谢雪梅）进行转账付款，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称上述理财产品并非在其营业场所购买，但未提供当时的营业场所录像予以佐证。结合三笔转账回单均载明经办人为麦启贤并盖有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公章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述理财产品是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营业场所进行交易，故无论从交易时间还是交易场所上，文燕（谢雪梅）均有理由相信麦启贤的行为是代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职务行为，且相信其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就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理财产品。另，虽然文燕（谢雪梅）购买的虚假理财产品并无加盖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印章，且是向个人账户支付款项，但结合文燕（谢雪梅）曾受麦启贤指引购买虚假理财产品并获得回款的经历，不能认定文燕（谢雪梅）知悉其购买的虚假理财产品与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无关。其次，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对文燕（谢雪梅）的损失存在过错。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称其尽到了监督管理的责任。但根据（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负责人确认该行柜台业务专用章及业务讫章等都是由麦启贤保管，麦启贤亦供述光大银行东风支行难以监管通过网银支付的销售，其利用该监管漏洞售假诈骗，其售假时使用的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所配的专用电脑，电脑只能上光大银行的局域网和全国网银转账，平时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对该台电脑没有监管。由此可见，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监管存在重大漏洞，在麦启贤实施侵权行为的过程中未能尽到应有监管职责，存在明显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应对文燕（谢雪梅）的财产损失承担侵权责任。文燕自身对于转账过程未认真审查，也具有一定过错，故一审法院认定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在（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麦启贤退赔文燕、文汉华不足部分即479875.3元本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利息损失由文燕、文汉华自行承担。鉴于谢雪梅身故，文燕、文汉华作为谢雪梅的继承人已明确文燕对赔偿款本金部分占119968.83元，文汉华占359906.47元，该份额属文燕、文汉华自愿协商的结果，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不存在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相冲突的情形，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文燕（谢雪梅）虽是因麦启贤个人诈骗而导致损失，也无证据证明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参与了麦启贤的诈骗活动，但对于文燕（谢雪梅）的损失而言，责任人并非只限于麦启贤一人。文燕（谢雪梅）有权通过刑事途径向麦启贤追偿，也有权通过民事或其他途径向其认为有赔偿义务的其他人员或单位追偿，故本案从程序上来说，与刑事案件的受理不存在矛盾；其次，从实体方面看，生效的刑事判决虽然已经确定由麦启贤向文燕（谢雪梅）作出赔偿，但在该案的执行程序中，文燕仅获赔20124.7元，尚有479875.3元未执行到位，并未获得足额赔偿。况且，文燕、文汉华已在本案中明确如在本案获得赔偿，其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将转让给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故对于两份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赔偿权的实现，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予以解决，不致出现重复获赔及生效判决相冲突的情形。故对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关于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对于文燕、文汉华500000元的财产损失存在主要过错，该损失与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过错具有因果关系，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向文燕赔偿损失119968.83元，向文汉华赔偿损失359906.47元；二、驳回文燕、文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45元，由文燕负担262元，由文汉华负担786元，由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负担3897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是否需要对文燕、文汉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应予赔偿的损失金额。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中，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虽然不是麦启贤诈骗活动的参与者，但其对文燕、文汉华的损失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一，麦启贤的身份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客户经理，其从事出售理财产品等相关工作。从（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麦启贤以其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客户经理的身份，在其工作时间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营业场所内向文燕（谢雪梅）出售理财产品，此过程中，其利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所配的专用电脑指引文燕（谢雪梅）进行部分转账付款。综合本案理财产品的交易时间、交易场所和交易内容，足以认定文燕（谢雪梅）有理由相信麦启贤的行为是代表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职务行为，以及相信其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就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理财产品。第二，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存在监督管理过错。根据（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负责人确认该行柜台业务专用章及业务讫章等都是由麦启贤保管，麦启贤也供述光大银行东风支行难以监管通过网银支付的销售，其利用该监管漏洞售假诈骗，其售假时使用的是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所配的专用电脑，电脑只能上光大银行的局域网和全国网银转账，平时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对该电脑没有监管。可见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监管存在重大漏洞，在麦启贤实施侵权行为的过程中未能尽到应有的监管职责，对麦启贤自2013年起长达两年的期间违规推销非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理财产品的行为未有任何察觉，存在明显过错。第三，（2017）粤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中根据虚假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金额、被害人持有的支付证明、以及银行对账单、转付回单等书证，结合被害人的陈述，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的统计，剔除被害人收取的返利等，确定文燕（谢雪梅）的损失金额为500000元，一审法院采信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的内容，确认本案中文燕（谢雪梅）实际发生了损失，损失金额为退赔不足金额479875.3元，并无不当。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应对文燕、文汉华的财产损失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应当对麦启贤在刑事案件中退赔不足部分共479875.3元向文燕、文汉华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文燕（谢雪梅）在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虽未能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但一审法院已酌情确定对文燕、文汉华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已考虑了文燕（谢雪梅）对发生损害存在的过错，从而已减轻了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责任。光大银行东风支行上诉主张划分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提出的文燕在谢雪梅去世后使用谢雪梅的账户购买理财产品的效力问题。经查，文燕系谢雪梅的子女，对其在谢雪梅去世后使用谢雪梅的账户购买理财产品一事，谢雪梅的继承人亦无提出异议，故其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依法有效，本院对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关于文燕无权代谢雪梅购买理财产品的主张不予采纳。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认为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履行，则其丧失要求麦启贤赔偿的权利。但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文燕、文汉华表示如在本案中获得光大银行东风支行赔偿，其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将转让给光大银行东风支行，故光大银行东风支行在向文燕、文汉华赔偿后仍可循其他途径救济自身权利。综上所述，光大银行东风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94元，由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