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20民终5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孟书，男，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琳，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玉贵，男，196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上诉人余孟书因与被上诉人罗玉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2021）川2021民初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孟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琳、被上诉人罗玉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孟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2021)川2021民初128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由罗玉贵立即偿还余孟书借款共计16万元，并承担从2020年3月4日起按银行同期借款利息的四倍支付借款利息至还清本息之日止；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罗玉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余孟书借款给罗玉贵的款项未实际交付系事实认定错误。（1）余孟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本案借款的资金来源。余孟书借给罗玉贵的借款是现金交付，其银行流水和余孟书受伤后雇主支付的赔偿金证明了借款的资金来源。余孟书借款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其前妻的哥哥钟学廷，但一审法院却认为帮人放高利贷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将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有效性予以否定，还称其庭审笔录是法院的报道性书证，从而否定庭审笔录及调解书的效力，同时否认了钟学廷将本案中涉及的借款由法院判决由余孟书进行偿还的事实。（2）本案借款分四次借给罗玉贵，与一次性支付借款的大额资金是有本质区别。罗玉贵的女儿嫁给余孟书的亲戚，余孟书与罗玉贵因此成为亲戚，罗玉贵为达到不偿还借款的目的当庭否认这种关系且否认借款，一审法院仅凭罗玉贵的否认，就认定余孟书将16万元借给罗玉贵系大额资金不符合常理为由否认借款事实的发生。实际上本案每次的借款金额比较小，完全符合现金交付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自余孟书将现金交付给罗玉贵时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3）罗玉贵在原一审、二审及本次一审庭审中对“借款协议”上的签字陈述前后矛盾，但一审法院却对其矛盾的陈述不作任何评价，反而认为“借款协议”下的收条系空白而错误认定借款未实际支付。事实上有借款协议存在，收条是否出具并不是借贷关系成立的必备要件。（4）余孟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及手机短信信息，证明其与罗玉贵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但一审法院却对其进行了错误的认定。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罗玉贵不讲诚信的口头语言，错误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6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错误裁判。3.如果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成立，余孟书的诉讼便构成虚假诉讼，余孟书对此绝不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余孟书的上诉请求。罗玉贵辩称，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未实际交付的事实的查明及认定已非常清楚、正确，判决适用法律准确，余孟书上诉理由虚假，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余孟书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余孟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罗玉贵偿还于2014年5月30日、6月5日、7月10日、7月22日分别在余孟书处的借款5万元、5万元、2万元、4万元，共计16万元，及判决罗玉贵从起诉之日起至偿清本金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借款利息的四倍支付全部借款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罗玉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孟书、罗玉贵系朋友关系。2014年5月30日，罗玉贵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余孟书借款，为此，双方签订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载明“出借人（以下简称甲方）余孟书借款人（以下简称乙方）罗玉贵双方本着平等一致，互惠互利的原则，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守以下条款：一、乙方因资金周转向甲方借款人民币大写：伍万＜整＞小写￥5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二、甲方付款，乙方在本协议签字即发生效率。三、乙方承诺：1、按期归还借款本金。2、按合同约定使用借款，不擅自改变借款用途。四、违约责任1、甲方在借款期限内，不得要求乙方提前支付本金。2、乙方未按期归还借款本金，又未办理延期手续认可，从逾期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借款利息的四倍计算。五、担保人承诺：如乙方逾期或无力偿还，由担保人承担。六、不尽事宜，另行协商，并补协议。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借款人：罗玉贵出借人：余孟书担保人：签订日期：2014年5月30日…………收条今收到现金人民币（大写）（￥元）。收款人：年月日”。同年6月5日、7月10日、7月22日，罗玉贵以资金周转为由，与余孟书先后又签订了三份借款协议。该三份借款协议的形式与上述5月30日借款协议形式相同，即均是将“借款协议”和“收条”单独罗列并印在同一页纸上；该三份借款协议的内容除借款金额分别为5万元、2万元、4万元以及签订日期分别为2014年6月5日、7月10日、7月22日外，其余内容与上述5月30日借款协议一致，同时该三份借款协议下方收条内容均为空白。一审法院认为，借贷关系成立，须具备两个事实要件，即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出借人向借款人实际交付了出借款额。一、关于是否达成借贷合意问题。余孟书向法庭提交了2014年5月30日、6月5日、7月10日、7月22日，罗玉贵向余孟书出具的4份借款协议，该4份借款协议均有罗玉贵签名，对于签名罗玉贵均予以认可。罗玉贵虽辩称6月5日、7月10日、7月22日的借款协议，其只在借款人栏签了名，对于借款原因和借款金额都是余孟书私自填写的，对该辩解意见罗玉贵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罗玉贵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为此余孟书、罗玉贵双方之间具有借款合意。二、关于借款款项是否实际交付问题。1.借款目的。余孟书在庭审中陈述借钱给罗玉贵是为了帮余孟书前妻钟学贵哥哥钟学廷放高利贷以获取更多的利息收益，那么余孟书将钱借给罗玉贵的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从2014年7月22日借款后，罗玉贵一直未支付借款本息，从现有证据来看，直至2019年余孟书才向罗玉贵主张权利。余孟书的行为与其以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相违背。2.余孟书、罗玉贵之间的关系。余孟书在庭审中陈述罗玉贵只是炼铁厂的普通工人，与罗玉贵系远房亲戚关系，那么余孟书借钱给罗玉贵前，就知道罗玉贵的偿还能力，在知道罗玉贵的经济能力情况下，将大额资金借给罗玉贵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余孟书借款给罗玉贵的目的，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余孟书、罗玉贵之间的亲戚关系。3.借款资金来源。余孟书在庭审中陈述，其前妻的哥哥钟学廷叫其帮其放高利贷，于2014年5月30日、6月4日、6月20日分别转款5万元、4.9999万元、10万元给其，5月30日，其将该5万元取现借给罗玉贵，6月5日，其取现4万元连同自己工资1万元借给罗玉贵，7月22日，其将其受伤赔偿款中的4万元借给罗玉贵。根据余孟书的陈述，钟学廷的钱借给罗玉贵是为了收取更高的利息收益，那么余孟书将自己的5万元借给罗玉贵是为了罗玉贵“资金周转”还是为了获取收益，余孟书未予以说明，为什么钟学廷的钱，余孟书要留0.9999万元，要自己借1万元给罗玉贵，余孟书亦未予以说明。对于余孟书银行交易明细也只能能反映出余孟书单方的资金变动情况，无法证明该钱已交付给罗玉贵。为此，余孟书向法庭提交了余孟书、罗玉贵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宣汉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和民事调解书来佐证余孟书将现金已交付给了罗玉贵，但无法达到充分证明该款已交付给罗玉贵。4.借款字据样式。该4份借款字据从形式上看倾向于格式化，且将借款合意都以“借款协议”形式与资金交付以“收条”形式单独罗列。对于这样的体系安排，通常情况下出借人对资金交付所持的谨慎注意义务更高，而该4份借款借据下方的收条栏都处于空白状态，故对于借款资金是否交付无法确定。5.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短信记录。余孟书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通话录音，虽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余孟书、罗玉贵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双方始终未提及罗玉贵应还款的金额、利息、时间和借款时间等关键要素，不能达到余孟书的拟证明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属于实践性民事法律关系，应具备借贷双方合意的形式要件及款项交付的实质要件，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故出借人是否实际支付借款及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查明的基础事实。余孟书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案借款金额是否实际交付。故余孟书要求偿还借款16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余孟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原告余孟书负担。（已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余孟书、罗玉贵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对于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余孟书主张罗玉贵偿还其借款16万元，罗玉贵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对此作出说明“签借款协议是余孟书让其帮忙应付工人。余是木工工头，因无钱给工人发工资，就虚构借钱给其，其没得到实际款项”、“四份借款协议是在2014年5月写的，其只填了一张，因为没有给钱，后面三份其只写了名字，其他什么都没填”。首先，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看，余孟书、罗玉贵之间达成了借款合意。余孟书举示的四份《借款协议》显示出借人、借款人处分别有余孟书、罗玉贵的签名，且罗玉书也认可签名的真实性，表明余孟书、罗玉贵之间达成了借款共计16万元的合意。其次，从履行情况看，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涉16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第一，余孟书举示的案涉四份《借款协议》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规定，案涉《借款协议》自出借人余孟书提供借款时生效。该四份《借款协议》从形式上看倾向于格式化，且将借款合意与资金交付分别以“借款协议”形式和“收条”形式单独罗列并印在同一页纸上。通常情况下，出借人对资金交付所持的谨慎注意义务更高，且“收条”就列于“借款协议”下方，而四份《借款协议》下方的“收条”栏均处于空白状态，故仅凭该四份《借款协议》无法确定案涉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第二，余孟书举示的银行流水明细虽然显示其名下银行账户在签订借款协议的5月30日、6月5日资金发生了变动，但该证据与顾龙青出具的证明只能表明余孟书有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不能证明余孟书将所取款项提供给了罗玉贵。余孟书称其提供借款的方式是现金给付，但其陈述给付借款的细节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规则，有违常理，理由是：通常情况下，出借人使用现金给付借款的前提是其身边有足够现金。而本案中余孟书自认“和罗玉书一起去银行取款，再返回出租房交付借款”，表明余孟书身边并无足够现金给付借款。在此情形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规则，出借人、借款人一同到银行，出借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借款人提供借款更为便捷且也有付款依据；即便借款人借钱急用，通常情况下也是出借人取出银行存款后，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付借条、收条等凭证，以减少现金遗失等风险。而据余孟书的陈述则是取款后双方一同返回出租房再交付现金，有违常理，且余孟书也未对其取钱后为何不当场给付而是回到出租房交付借款作出解释。故案涉四笔借款的每一笔金额虽然不属于大额款项，具有使用现金交付的条件，但余孟书陈述的使用现金提供借款的细节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规则，有违常理。第三，余孟书举示的3239号民事判决书虽然认定了“余孟书出借10万元给罗玉贵”这一事实，但该判决未生效；该案二审即864号案庭审笔录虽然显示审判人员曾问余孟书“借给罗玉贵总计16万？”，余回答“是”，但二审即864号民事调解书并未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故该三份证据也不能达到余孟书的证明目的。第四，余孟书举示的其与罗玉贵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记录以及通话录音文字记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双方始终未提及借款金额、利息和借款时间等关键要素，无法确定双方借贷金额，故该组证据亦不能达到余孟书的证明目的。综上，余孟书陈述其现金交付借款的细节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规则，有违常理；所举示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案涉16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余孟书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余孟书相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孟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余孟书负担。本判决为生效判决。审 判 长  彭 敏审 判 员  罗 凯审 判 员  苏振宇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 晴书 记 员  李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