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11民终9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丙根，男，195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以焜，广西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园区大厦。法定代表人:李裕科，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娥，富川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广西君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凤凰路23号。法定代表人:王欣，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福，广西钧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丙根因与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桂1123民初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并予以改判，即支持一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这与客观事实不符，更与法律相悖。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对工程余款进行确认是2002年11月13日，且被上诉人承诺于2004年6月30日前付清，虽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2004年7月1日，但2004年7月1日至上诉人起诉之日止，上诉人一直不断地向被上诉人催讨债务，特别是被上诉人富川县地产公司，上诉人几乎每年都是找富川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催讨债务，也通过富川县地产公司的法淀代表人找富川县有关领导。上诉人最后一次向被上诉人富川县地产公司催讨债务的时间是2019年1月29日，当时上诉人与另一合伙人陈志龙以被上诉人富川县地产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为由投诉到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而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不予受理决定书》，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上诉人到富川瑶族自治县劳动社会保障局投诉之日诉讼时效开始中断，应从2019年1月3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因此，本案不存在着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款项是上诉人的血汗钱，是上诉人的垫支款，是众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上诉人仅仅是代表而已，经验法则，这样一笔款项而且巨大，上诉人是不可能放弃的，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毫无理据。二、一审法院认为“在没有其它有效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方拖欠其工程款424262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亦有悖事实与法律。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是认可上诉人承揽其工程，而且工程项目己经验收并且投入使用的事实。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向法院提供了《城东新区挖、填土方验收清单》以及《城东新区土方工程结算清单》等这些证据证实上诉人就城东新区挖填土石方工程己经进行了结算的事实。而2002年11月13日，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富川县城东新区开发现场指挥部的名义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交上诉人收执。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被上诉人拖欠工程款的事实客观存在。因此，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有悖事实与法律。补充上诉意见:由于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2002年11月13日达成《富川县新区开发现场指引指挥部关于杜炳根工程款项的承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被上诉人最后一次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是2009年，实际上被上诉人己经变更了上述《承诺》的工程款支付的时间，上述《承诺》已经失效，因此，本案的诉讼期间应从2009年开始起算，由于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年，即从2009年至2029年止，在此期间，上诉人的起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显然，依据不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本案的施工合同是2001年6月签订，验收是2002年1月，指挥部承诺付款时间是2004年6月30日，距原告起诉已18年，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二、答辩人与第一被上诉人是委托与受委托的法律关系。答辩人是受富川县城东新区开发现场指挥部的委托开展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委托方承担，与答辩人无关。综上所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答辩人与第一被告是委托与受委托的法律关系，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补充答辩意见:上诉人称2009年曾支付过款项，没有证据证明。而且不能以此为由认定之前的承诺付款时间及时效计算失效，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杜丙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首先确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是认可诉讼时效起算点是在2004年7月1日。只是其同时提出从2004年7月1日至起诉时一直不断地在催讨债务及提出最后一次催讨时间是2019年1月29日的抗辩意见。对此，答辩人认为:1、上诉人主张一直在催讨债务的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上诉人应当举证证实其在2004年7月1日至起诉的16年多时间内在不间断的催讨，且每两次催讨的间隔时间不超过2年(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后间隔时间按新的时效规定不超过3年），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关于上诉人提交的《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决定书》，该证据显示的是投诉人被以超过时效驳回，并且投诉人陈志龙及其投诉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再次，投诉时间距离时效起算时间2004年7月1日也已14年多，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据此抗辩时效没有超过的主张不成立。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拖欠工程款证据不足，并结合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人的补充上诉意见是不成立的。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工程款人民币424262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1年6月15日，以富川地产公司为甲方、杜丙根为乙方签订富川瑶族自治县城东新区土方价格工程协议，双方对工程量、计价方式进行了约定，对实际工程量进行了验收。2002年11月13日，富川瑶族自治县城东新区开发现场执行指挥部作出书面承诺，明确了总工程款2067762元，已经支付1127500元，欠款940262元，并承诺于2004年6月30日前全部支付完毕。另查明，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了实施城东新区开发建设，专门成立了富川瑶族自治县城东新区开发现场指挥部，现该指挥部已经撤销。庭审中，被告方认可城东新区建设项目属于政府项目，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确实是经过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指挥部的委托去具体实施项目的。该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告杜丙根与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签订的《关于城东新区土方工程价格议定书》及三份《补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具备法人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应承担履行建设工程款的支付义务。本案涉案工程属于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对外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且该被告设立的富川瑶族自治县城东新区开发现场指挥部于2002年11月13日向原告杜丙根作出书面承诺，同意于2004年6月30日前支付余款940262元，虽然被告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不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的合同签订方，但该被告认可对余款进行债务承担。因此，二被告应该对本案的建设工程款余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是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是原告主张被告方拖欠工程款424262元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实。首先，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原告提供的证据3可看出，原、被告双方最后一次对工程款余款进行确认是2002年11月13日，且被告方承诺于2004年6月30日前付清。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计算时间起点为2004年7月1日，至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定期间。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称，每年均向被告方主张权利，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对原告方的这一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原告以其提供的证据《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决定书》，主张其在2019年1月21日向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张工程款权利，被告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告亦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证实该投诉行为属于原告自身主张工程款权利的行为。因此，原告依此证据证实自己主张过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告方在庭审中辩驳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理据充分，该院予以采纳。其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方拖欠工程款424262元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的问题。2002年11月13日，经双方进行工程款结算后，在后续过程中，被告方是否依结算约定履行了工程款余款的支付义务？原告主张被告方至今拖欠工程款余款424262元是否属实？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仅提供了一份自己单方制作的结算明细单，被告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因此，在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方拖欠其工程款余款424262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请求被告方支付拖欠原告的工程款人民币424262元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杜丙根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查明最后一笔款项支付的时间是2009年，诉讼时效应当从2009年起算。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周建华的证言，并申请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一直在向相关部门催讨工程款。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认为周建华未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应采信；证人唐某的证言不能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没有新证据向本院提交。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本院认定如下:周建华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唐某称受上诉人委托向被上诉人追讨工程款，但该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证人陈述2016年之后也没有再去找过被上诉人了，因此，证人唐某的证言也无法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一审查明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对《富川县城东新区开发现场执行指挥部关于杜丙根工程款项的承诺》三性没有异议，根据查明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应与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连带清偿涉案工程款。杜丙根与富川瑶族自治县地产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并未明确工程款的支付时间，而杜丙根在接到《富川县城东新区开发现场执行指挥部关于杜丙根工程款项的承诺》后，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各方对于工程款的支付时间达成了一致意见，债务人应当在2004年6月30日前将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现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支付剩余工程款，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上诉人主张一直在催讨工程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最后一次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是2009年，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未能按照上述承诺支付工程款所以承诺已失效，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杜丙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64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杜丙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献年审 判 员 周成才审 判 员 张依传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侯美妃书 记 员 黄诗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