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政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冶富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辉，男，该公司法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斯淑芳，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丹茹，女，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星焱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第三人：北京汉唐大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1号楼8层911。法定代表人：李锐，总经理。上诉人中政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政华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丹茹及原审第三人北京汉唐大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唐大荣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政华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丹茹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费用全部由周丹茹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周丹茹要求中政华文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周丹茹的岗位为人事经理，其有责任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中政华文公司不应当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二、周丹茹要求中政华文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的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解除通知书、情况说明及周丹茹6、7、8月份考勤记录，双方已经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已终止。周丹茹上述期间未向中政华文公司提供工作，中政华文公司无理由向其支付上述工资。周丹茹该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周丹茹要求确认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政华文公司2019年5月31日已经告知周丹茹解除劳动关系，并于6月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周丹茹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中政华文公司的上诉请求。周丹茹虽为人事经理，但劳动合同需要中政华文公司盖章，其公司未给周丹茹盖章，故应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周丹茹与中政华文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中政华文公司应支付相应期间工资；一审期间周丹茹已提交门禁卡为证，一审法院亦赴现场进行调查，可以证实其入职时间为2019年2月。汉唐大荣公司述称，其公司作为“十三五”阶段《“一带一路”汉学国际传播专项研究》总课题组（以下简称总课题组）下属业务公司，负责课题研究中小学项目全国推广工作，按课题组工作规划及相关人员派遣，于2019年2月接收周丹茹作为临时项目工作人员。该员工于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3月31日在其公司临时工作，并于2019年4月1日转入其他业务公司工作。周丹茹在其公司工作期间，工资已全部结清，且与周丹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劳务纠纷。周丹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政华文公司支付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2.中政华文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工资共计10000元；3.中政华文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000元；4.确认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汉唐大荣公司为中政华文公司股东。滕潇然在中政华文公司任监事。2019年9月2日，周丹茹申请仲裁，要求：1.中政华文公司支付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0000元；2.中政华文公司支付2019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工资共计10000元；3.中政华文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000元；4.确认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9］第6587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周丹茹与中政华文公司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中政华文公司支付周丹茹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共计9885元；3.驳回周丹茹其他仲裁请求。周丹茹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周丹茹主张其2019年2月18日入职中政华文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因中政华文公司停发其2019年7月工资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中政华文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证明其主张，周丹茹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2月、3月、5月、6月、7月、8月份考勤记录，证明周丹茹2019年2月18日入职，工作至2019年8月。中政华文公司对2019年5月考勤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考勤记录不予认可，称周丹茹上班时间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2019年4月1日之前和2019年5月31日之后与中政华文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中政华文公司打卡的方式是到办公地点用打卡设备才能打卡。周丹茹称其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5月31日是在中政华文公司的办公地点上班，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6日在家办公，2019年6月17日至2019年6月30日在中政华文公司的办公地点上班，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在家办公，在家办公用企业微信打卡，在公司办公是在办公地点的设备上指纹打卡。2.滕潇然与周丹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政华文公司总经理金静与周丹茹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周丹茹2019年2月18日入职，周丹茹称微信记录中的“汉学院”指汉唐大荣公司，其入职中政华文公司的同时也受中政华文公司的指派为汉唐大荣公司工作。中政华文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可金静系其公司销售主管，称滕潇然不是其公司人员。3.期限为2019年2月18日至2022年2月17日的劳动合同，证明周丹茹2019年2月18日入职，月工资5000元。劳动合同落款甲方处有金静手写签名，乙方为周丹茹手写签名，未加盖中政华文公司印章。中政华文公司对劳动合同不予认可，称其公司未授权金静与周丹茹签订劳动合同。4.员工离职交隔单、离职申请书、离职通知书、银行卡、新员工甄选报告表，证明周丹茹2019年3月已在公司工作。中政华文公司称滕潇然在上述证据中的签字与其公司无关，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5.金静与滕潇然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周丹茹2019年4月前已在中政华文公司工作，2019年2月、3月工资由汉唐大荣公司以现金形式代为发放。中政华文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6.金静与滕潇然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金静与中政华文公司法定代表人冶富平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周丹茹2019年6月仍在职。7.金静与张建的微信聊天记录、调休申请单照片、请假申请及审批的截图打印件、外出审批单照片、2019年5月考勤记录，证明周丹茹没有违反中政华文公司管理制度。中政华文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可张建系其公司董事。8.办公系统截图打印件，周丹茹与金静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7月、8月其在家办公，为中政华文公司提供了劳动。中政华文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9.周丹茹与金静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中政华文公司变相辞退员工，随意调岗调薪降薪。中政华文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10.周丹茹与张建的短信记录，证明中政华文公司停发工资。中政华文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11.门禁卡及2019年2月27日的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中政华文速通卡押金伍拾元整”，“交款人”处有周丹茹签名，“收款单位公章”处盖有北京万佳鑫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证明周丹茹于2019年2月入职，办理了工作地点的门禁卡。中政华文公司对门禁卡及收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中政华文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的辞退通知书，证明已于2019年5月31日因周丹茹严重违纪与周丹茹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辞退通知书载明：“你自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有19次迟到，3次旷工，已经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在此期间，工作从不请示汇报，也没有任何销售业绩。鉴于此，现在正式通知你，请你于三日内办理离职手续，如逾期未办理，则视为自动离职，所有后果由个人承担”。周丹茹对辞退通知书不予认可，称其并未收到。中政华文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将辞退通知书送达周丹茹。2.中国民生银行电子回单3张，其上载明中政华文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支付周丹茹4635元，用途为个人工资、奖金收入工资；于2019年6月19日支付周丹茹4885元，用途为个人工资、奖金收入工资薪金；于2019年7月18日支付周丹茹5000元，用途为其他合法款项工资。证明双方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工资发放至5月31日，并向周丹茹支付了一个月工资作为补偿金。周丹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上述三笔款项分别为2019年4月、5月、6月工资。3.2019年5月1日-2019年8月31日的考勤记录，证明周丹茹存在旷工、迟到行为，且2019年5月31日之后未提供劳动。周丹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4.考勤管理规定，证明周丹茹存在严重违纪行为。周丹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称其未见过该制度。中政华文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向周丹茹告知该考勤管理规定。5.周工作计划表，证明周丹茹在2019年5月31日后未向中政华文公司提供劳动。周丹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6.冶富平与金静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周丹茹在解除劳动关系后自行制作了公司打卡记录。周丹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其在家办公期间用企业微信打卡。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为2019年7月2日，内容为：“金静：（发送周丹茹上下班打卡日报）；冶富平：金老师，这是？金静：这是周丹茹的打卡记录，咱们是不是每个月月初报考勤啊。冶富平：嗯嗯，对的。金静：嗯嗯。冶富平：她打卡不是在我们这边打的吗？这个表怎么来的？金静：前几天不是她在家打卡嘛。”为查清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到中关村国际创新大厦就周丹茹提交的门禁卡向北京万佳鑫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核实。北京万佳鑫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答复称办理门禁卡需要公司出具相关材料并加盖公司印章或由公司负责人签字门禁卡为实名卡，周丹茹提交的门禁卡信息显示姓名为周丹茹，办理日期为2019年2月26日。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有陈述并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汉唐大荣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上述权利。中政华文公司仅认可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与周丹茹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为周丹茹办理了门禁卡，其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支付周丹茹的5000元标注的用途为“其他合法款项工资”，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冶富平与金静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金静向冶富平发送了周丹茹2019年6月的打卡记录，中政华文公司对上述事实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提交的2019年5月31日的辞退通知书也没有向周丹茹送达的证据，故对中政华文公司所主张的周丹茹入职及离职时间，法院不予采信。对周丹茹要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政华文公司未与周丹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周丹茹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对周丹茹要求中政华文公司支付上述期间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周丹茹要求中政华文公司支付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3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中政华文公司未支付周丹茹2019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工资属实，对周丹茹要求中政华文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周丹茹主张其月工资为5000元，与中政华文公司向其转账支付的工资数额基本相符，法院予以采信，并以月工资5000元的标准计算应发工资数额。周丹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中政华文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自认其于2019年8月31日因中政华文公司停发工资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其要求中政华文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周丹茹与中政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中政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周丹茹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6818.85元；三、中政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周丹茹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工资10000元；四、驳回周丹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中政华文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总课题组于2021年8月15日出具的《关于周丹茹工作情况证明》，以证明其公司有独立部门负责相关办公人员行政管理工作，汉唐大荣公司与其公司是独立法人，为总课题组提供不同服务，周丹茹2019年2月至2019年3月为汉唐大荣公司提供劳动，双方有劳动关系，2019年5月31日后周丹茹与中政华文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门禁卡系总课题组统一制作，并非由其公司制作，其公司与汉唐大荣公司都在总课题组的办公地点，该办公地点并非唯一指向，金静是市场推广人员，滕潇然是总课题组科研管理处处长，不参与任何行政管理工作。周丹茹称其没有看到任何总课题组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的文件，其入职的是中政华文公司，具体做什么工作由领导安排，其劳动合同中政华文公司不给盖章，所以未签订劳动合同。经询，中政华文公司称总课题组并非独立法人。2.办公地点照片，以证明周丹茹的上班地点，该地点由总课题组统一承租，其公司与汉唐大荣公司均在此办公。周丹茹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其实际在此处办公。3.《关于入驻1007办公室工作人员报备》（2019年4月1日）、《关于辞退办公室工作人员报备》（2019年5月31日），以证明周丹茹的入职和解除劳动关系时间。周丹茹称其一直在中政华文公司工作。关于周丹茹工作及相关情况，中政华文公司称周丹茹系2019年2月18日到总课题组，期间由汉唐大荣公司支付工资，与其公司无关；2019年7月18日支付周丹茹的5000元为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金静不是其公司员工，双方系合作关系，没有劳动关系。周丹茹称其2019年2月18日入职中政华文公司，工作至2019年8月31日，其提交的与金静、滕潇然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其请假、工作汇报等都对接金静。本院补充查明：仲裁期间，中政华文公司不认可金静为其公司员工，并提交2019年7月18日银行回单，证明已支付周丹茹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000元。一审期间，中政华文公司对周丹茹提交的证据6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金静与腾潇然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其公司有考勤规范；对金静与冶富平的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完整。另，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劳动关系，中政华文公司、周丹茹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存在争议。周丹茹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并提交门禁卡及相应收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中政华文公司主张双方实际劳动关系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但是未提供周丹茹2019年4月入职其公司的证据，其公司虽提交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的辞退通知书，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将该通知书实际送达周丹茹。根据中政华文公司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可知其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支付周丹茹5000元，标注用途为“其他合法款项工资”，其公司于仲裁期间主张该费用为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于一审诉讼期间主张该费用为补偿金，于上诉状中主张该费用为代通知金，于二审审理中又主张该费用为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陈述前后不一；对金静的身份问题，仲裁、一审、二审期间亦存在不同陈述，故一审法院对中政华文公司的陈述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根据周丹茹提供的证据和一审法院调查的情况，可知周丹茹于2019年2月26日办理了中政华文公司办公地点的门禁卡，相应收据亦明确载有“中政华文”的名称，且未显示有汉唐大荣公司或总课题组相关信息，故一审法院对周丹茹关于入职时间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妥。据此，综合考虑在案证据情况，结合冶富平与金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一审法院确认双方自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工资，中政华文公司称双方已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事实依据不足。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中政华文公司与周丹茹存在劳动关系，而未支付周丹茹工资。综合考虑周丹茹提供的证据及所述的工作情况，结合中政华文公司向周丹茹支付工资的数额，一审法院判决中政华文公司支付周丹茹2019月7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工资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中政华文公司主张周丹茹为其公司人事经理，有责任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故其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周丹茹认可其任职人事经理，但主张其已签署相应劳动合同，但中政华文公司未盖章，并提交劳动合同予以证明。中政华文公司对周丹茹提交的劳动合同不认可，并称其公司未授权金静与周丹茹签订劳动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中政华文公司未依法与周丹茹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其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中政华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政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元梓审 判 员 张春燕审 判 员 史 伟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董和平书 记 员 王铎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