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783民初1312号原告：徐平，女，193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艺宾，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游国斌，男，195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建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孙汉，建瓯市瓯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福建云际山有限公司，住所地建瓯市下水南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83079780109F。法定代表人：郭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永泉，男，54岁。第三人：南平市佳诚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平市光荣岭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00156992528X。法定代表人：谢贤泽，执行董事。原告徐平与被告游国斌，第三人福建云际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际山公司）、南平市佳诚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艺宾，被告游国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孙汉，云际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永泉到庭参加诉讼。佳诚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游某是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三人：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位于建瓯市××街××号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瓯芝字第0××0号），是原告与游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产权登记在游某名下。游某去世后，因下水南片区棚户区及三旧改造建设项目需要，该房产被纳入征收范围。由于征收时该房产尚未继承分割过户，仍登记在游某名下，只能以游某作为被征收人，为了能够直接获得安置补偿利益，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决定以“房屋买卖”的形式进行过户，让原告在拟定好的《买卖合同》中作为卖方签字捺印，并冒用游某的名义签字捺印，同时还将合同的落款时间提前至1998年5月9日（即游某去世之前），协议内容虚假记载：“为了改善游国斌的居住条件，游某、徐平同意将石马街X号房产部分出售给长子游国斌，特定以下条款双方共同指向：一、游某、徐平将石马街X号房产其中127㎡出售给游国斌。二、该产权按1500元／㎡价格出售，游国斌在此协议签订之日十天内付清全部房款，产权归游国斌所有。三、以上协议双方真实意图表示，双方共同遵守”，该房产的其余面积，原告也分别与游国雄、游芳签订了内容雷同的《买卖合同》。此后，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以前述《买卖合同》为基础，进一步制作了《分户申请报告》，内容虚假记载“位于建瓯市××街××号××房××区房屋征收工作，特将上述房屋分户如下：第一户：游国斌有证面积127平方米，第二户游芳有证面积51.1平方米，无证面积17.35平方米，第三户游国雄有证面积118平方米，”第三人遂根据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提交的叁份《买卖合同》以及《分户申请报告》，直接以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作为被征收人，与他们分别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认为，《买卖合同》中记载的房屋买卖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是为了房屋被征收时能够分户，由游国斌、游芳、游国雄直接作为被征收人而虚假订立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街××号房产的《买卖合同》当属无效。游国斌辩称：一、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为了能够直接获得安置补偿利益，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决定以房屋买卖的形式进行分户，让原告在拟好的《买卖合同》中作为卖方签字捺印”内容与事实不符。二、被答辩在诉状中所述“第三人遂根据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提交的三份《买卖合同》以及《分户申请报告》，直接以游国斌、游国雄和游芳作为被征收人，与他们分别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三、原告在诉状中“让原告在拟好的《买卖合同》中作为卖方签字捺印，并冒用游某签名捺印，同时还将合同的落款时间提前至1988年5月9日（即游某去世之前），协议内容虚假记载……”的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四、被告认为本案起诉不是其母亲徐平真实意思表示，完全是他人为了得到非法目的，利用母亲徐平之名来离间徐平与被告的母子之情，因被告母亲徐平已是九十岁的老人，行动极为不便及行为能力也欠缺，且母亲徐平身上还有30余万元退休金，根本不存在生活经济困难问题，在房屋拆迁之前母亲的起居生活都是被告弟弟游国雄一家在照顾，生活过得很快乐，因房屋拆迁问题，被告的妹妹游芳为达到不法目的，三番五次利用母亲之名来离间母子之情及兄妹之情，被告认为其母亲已是耄耋老人，子孙满堂，原本可过一个安详的晚年，和家人团聚生活。去年家庭析产纠纷之后，被告及弟弟游国雄多次到游芳家中接母亲徐平回建瓯生活，却被游芳无理阻止，被告作为长子对此及其心痛。被告希望另一案被告游芳停止利用母亲之名进行诉讼，让母亲徐平回到建瓯生活，过上平静、安详晚年生活。五、若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不需要政府的照顾，增加17.35平方米凉台面积也退还给开发商，谁受益，谁退面积。综上，被告认为本案的诉讼不是其母亲徐平真实意思表示，请法院依法判决。云际山公司述称：云际山公司对涉案的房屋进行的征迁行为都是依法进行的。原告所称的《买卖合同》，云际山公司不知情，是否有效也不影响对房屋的征迁。佳诚公司未做答辩，亦未提供证据材料、审理过程中，徐平就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各一份。证明：位于建瓯市××街××号的房屋登记在游某名下，是游某与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2、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冒用游某的名义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将协议落款时间倒签至1998年5月9日，协议内容虚假约定游某、徐平同意将石马街X号房产中的部分面积按1500元／㎡价格出售给被告，被告在此协议签订之日内付清全部房款，产权归被告所有。同时，原告与游国雄、游芳也签署了内容雷同的虚假买卖协议。3、分户申请报告。证明：被告以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向拆迁单位申请分户。4、建瓯市下水南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拆迁单位根据被告提交的《买卖合同》和《分户申请报告》，直接以被告和游国雄、游芳作为被征收人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书。5、遗嘱。证明：游某自书遗嘱的本人笔迹与买卖合同中的笔迹截然不同，买卖合同并非游某所签，且游某明确房产为夫妻共有，生前并未有出售房产给被告的意思表示与行为，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协议违背游某的意志。游国斌的质证意见：对证据材料1的三性没有异议，当时该房产确实是登记在游某名下，但是在建房的时候被告有投资三分之一资金建房。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买卖合同是原告与被告商量后所签署的，原告本人的署名及游某的署名均是由徐平本人签署的。对于时间上倒签是原告考虑到子女到时候办房产减免税费才签的。该份买卖合同目前并没有实际产生任何用处。对证据材料3申请报告，确实是游国斌及游平签的，也是在5月9日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材料4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实际上与拆迁公司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不是依据买卖合同来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而是根据家庭分配协议。对证据材料5遗嘱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遗嘱的原件在原告本人手上。云际山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意游国斌的质证意见。游国斌就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民事起诉状、（2020）闽0783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游某遗嘱、《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房选房确认书》。共同证明：①原告于2020年3月17日向建瓯市人民法院起诉游国斌、游国雄、游芳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建瓯市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20）闽0783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且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事实；②证明2019年5月9日原告携游国斌、游国雄、游芳签订的《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经（2020）闽0783民初579号生效判决书确认该份《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是原告及三子女游国斌、游国雄、游芳共同签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法情形，是合法有效的协议；③证明（2020）闽0783民初579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原告三子女游国斌、游国雄、游芳签订《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已得到实现事实；④证明福建云际山有限公司、南平市佳诚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建瓯市下水南项目征收办是根据《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分别与原告三子女游国斌、游国雄、游芳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房选房确认书》，而不是根据《买卖合同》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房选房确认书》的事实。原告在（2020）闽0783民初579号案件的诉讼事实理由中已明确陈述是先签订家庭房产分配协议，随后再签订买卖合同，足以证明原告在该次起诉是做了虚假陈述的事实。2、原告徐平在签订《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之前自书拟写分房协议一份及被告游国斌在签订《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之前与原告多次沟通后拟写的分房方案一份。共同证明：①原告徐平自书拟写分房协议能体现原告本意也是同意建瓯市水南石马街128号游宅拆迁分房由三被告各分房一套；②被告游国斌在签订《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之前与原告多次沟通后拟写的分房方案足以体现原告与三被告进行多次充分商量，其中房产一套登记在徐平名下，等原告百年以后其名下房产由被告游芳继承等内容事实。③证明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是在《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签订之后签的，目的是为减免税费使用，且原告与其子女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事实。3、游国斌、游国雄、游芳的选房确认书，证明：原告的三子女在签订《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并与福建云际山有限公司、南平市佳诚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房选房确认书》，且安置房建筑面积系经过在征收单位计算得出的，也进一步证明原告主张《买卖合同》是在《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签订之后签的，目的是为了减免税费使用的。买卖合同中的房屋面积实际是与安置选房确认书的面积是一致的，是根据安置选房确认书的面积签订的买卖合同。徐平的质证意见：对证据材料1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对象第四点不能成立，因为第三人并非根据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才与被告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根据法律规定，被征收人只能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在继承人或者受赠人未实际取得房屋产权之前，直接作为被征收人签订相关的安置补偿协议，是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的。并且根据安置补偿协议第五条的明确记载，只有买卖合同，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应当自行补办过户手续，由此可见，买卖合同才是第三人与被告直接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依据。同时，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更证明了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否则就不会有家庭房产分配协议书的存在。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并且证明对象也不能成立。原告的自书内容与本案无关，这个内容最终也并未全面的履行，因此这个证明对象也不能成立。对证据材料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同样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明对象不能成立。云际山公司的质证意见：对游国斌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徐平提供的证据材料1、2，具备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徐平提供的证据材料3-5，游国斌提供的证据材料1-3，与本案均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所采信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游某与徐平原系夫妻关系，游国斌及案外人游国雄、游芳均系游某与徐平的婚生子女。游某于2000年间去世。坐落于建瓯市××街××号的房屋，产权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游某，属游某与徐平的夫妻共同财产。2019年间，因下水南片区棚户区及三旧改造建设项目需要，前述房产被纳入征收范围。2019年5月9日，徐平与游国斌签订（甲方为游某、徐平；乙方为游国斌）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为：“为了改善子女游国斌居住条件，游某、徐平同意将石马街X号部分房产出售给长子游国斌，特定以下条款双方共同执行：一、游某、徐平将石马街128号房产其中127㎡出售给游国斌。二、该产权按1500元/㎡价格出售给游国斌，在此协议签订之日十天内付清全部房款，产权归游国斌所有。三、以上协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共同遵守。”落款处，甲方“游某、徐平”姓名均由徐平签署并捺印，乙方由游国斌签名捺印。落款时间为“1998年5月9日”。同日，徐平还与游国雄、游芳签订了内容相近的《买卖合同》。对于签订上述《买卖合同》的目的，徐平称系为房屋征迁所用。游国斌则认为系为减免税费所用。但双方均认可，所谓的房屋买卖关系并未真实发生，游国斌也从未支付过购房款。本院认为，徐平与游国斌签订（甲方为游某、徐平；乙方为游国斌）《买卖合同》时，游某已死亡，不可能作出任何的意思表示。徐平与游国斌虚构合同部分当事人，虚构合同权利义务，虚构合同成约时间而订立的《买卖合同》，该合同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虚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徐平诉请确认涉案的《买卖合同》无效，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双方签订上述《买卖合同》是出于何种的目的，不影响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对于《买卖合同》隐藏的意思表示，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案不予涉及。对于合同被宣告无效，徐平与游国斌负有同等责任，故本案的诉讼费用应由双方共同负担。游国斌主张本案诉讼的提起不是徐平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徐平已到庭参加诉讼，故对游国斌该主张，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徐平与游国斌于2019年5月9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4110元，由徐平与游国斌各负担25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云龙人民陪审员  叶瑞玉人民陪审员  叶能胜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潘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