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156民初2618号 原告：庞长余，男，1966年8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原告：冉德林，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原告：刘放，男，1967年6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强，重庆万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况惠，重庆万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隆县星灿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武隆区平桥镇茅坪村檬子林村民小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2331529988T。法定代表人：刘建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重庆市武隆区江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庞长余、冉德林、刘放与被告武隆县星灿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6月28日、8月2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庞长余、冉德林、刘放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况惠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庞长余、冉德林、刘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强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星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庞长余、冉德林、刘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庞长余与被告在2016年8月17日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书》；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0 000元；3.判决被告退还原告多支付的货款30 000元。事实与理由：三原告系合伙关系。2016年8月17日，原告庞长余与被告星灿公司签订《公司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所有的机器设备（除铲车以外）卖予原告，价款共计40万元。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之日支付20万元，进场后再支付10万元，最后出场时支付10万元。合同同时约定，被告保证原告在2016年9月10日前进场，否则支付违约金20 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委托石进负责收款事宜，原告冉德林依约将首笔货款分别于2016年8月17日、8月18日共计支付给石进20万元。原告支付上述货款后，被告实际交付的货物价值为170 000元。同时，被告未保证原告在2016年9月10日按时进场。此后，被告将属于合同约定范围内尚未交付原告的剩余设备再次出卖予王**，导致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无法继续履行。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理论，被告均置之不理。因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返还多支付的货款30 000元并支付违约金20 000元。2020年1月，被告星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建平以微信转账方式向原告刘放支付了违约金1800元后，拒不支付剩余的货款及违约金。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星灿公司辩称，1.原告冉德林、刘放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错误，主体资格也不符合法律规定；2.原告请求解除《公司转让合同书》，已经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3.本案与2021年5月18日在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具有关联性，本是一个管辖权案件的移送，可是到目前为止被告未收到涪陵区人民法院的撤诉裁定书，原告确以不同形式、不同诉求、不同当事人进行起诉，从程序上讲，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星灿公司因国家能源政策等原因被政府责令关停，刘建平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8月17日，星灿公司（甲方）与庞长余（乙方）签订《公司转让合同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位于武隆区平桥镇茅坪村星灿煤炭有限公司所有设备（除铲车以外）卖给乙方，价格40万元，大写：肆拾万元整。付款方式：1.双方签字之日乙方付甲方：20万元整，大写：贰拾万元整；进场后乙方再付10万元整，大写：壹拾万元整；最后出场付10万元整，大写：壹拾万元整。甲方委托石进负责收款事宜。2.甲方必须保证乙方在运输过程中的畅通无阻，如中途停产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3.甲方必须保证乙方在2016年9月10日进场，如不能按期进场甲方付乙方违约金20 000元，大写贰万元整。周飞、刘建平在甲方处签名、捺印并加盖了星灿公司的公章。庞长余在乙方处签名、捺印。在与星灿公司上述交易中，庞长余与冉德林、刘放三人系合伙关系。合同签订后，2016年8月17日，冉德林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石进支付50 000元。2016年8月18日，冉德林再次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石进支付15万元。因星灿公司与公司附近村民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截止合同约定进场时间，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未能进场运输出卖的设备。为此，双方达成口头约定，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同意延期进场。之后，2017年3月至4月之间，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组织车辆到星灿公司厂区运出了合同约定出卖范围内的部分设备，并将运出的设备再次出卖予常正琼，出卖价款共计170 500元。之后，因星灿公司仍未解决与附近村民的债权债务纠纷，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未能继续运出属于合同约定出卖范围内的剩余设备。2017年7月28日，刘建平向其合伙人王**出具《委托书》，载明：“我刘建平委托王**全权作理的费用注明茅坪煤矿的废铁。所有农民的各种费用由王**负责。委托人刘建平，由委托人王**。”委托书出具后，《公司转让合同书》约定出卖范围内且尚未交付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的剩余设备被再次处分。为此，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因已无法取得星灿公司属于合同约定出卖范围内的剩余设备，与星灿公司发生争议，要求星灿公司退还已付货款20万元中超出已交付设备再次出卖价款170 000元的30 000元，并要求星灿公司向其支付因未能按时入场而产生的违约金20 000元。2020年1月23日，刘建平以微信转账方式向刘放共计支付了1800元。刘放收到上述款项后，分别向庞长余以及冉德林微信转账各600元。2021年6月8日，庞长余、冉德林以及刘放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前所述。本院所确认的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公司基本情况、公司转让合同书、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两张、委托书、微信账单记录、常正琼对私客户账户明细等证据在案为凭，以上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系依当事人合意为基础而成立的意定之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般而言，非继续性合同非因约定或法定事由，不得解除。根据本院审理查明之事实，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庞长余、冉德林、刘放以及星灿公司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是否有权主张解除《公司转让合同书》；三、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请求星灿公司支付违约金20 000元以及退还已付货款30 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一、庞长余、冉德林、刘放以及星灿公司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本案纷争系因双方履行《公司转让合同书》而生。虽然《公司转让合同书》的签订主体是庞长余与星灿公司，但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客观事实，庞长余系基于与冉德林、刘放的合伙关系而与星灿公司签订《公司转让合同书》，从事公司设备买卖交易。对外而言，庞长余与冉德林、刘放因内部合伙关系而对外共同享有由此而产生的合同权利并共同负担相应的义务。况且，合同签订后，作为庞长余合伙人之一的冉德林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支付第一期货款的合同义务，星灿公司对此予以接受并无异议。因此，为便于查明案情以及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在星灿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本身对交易相对人的选择存在特殊要求情形下，应当认定冉德林、刘放作为庞长余的合伙人而与星灿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冉德林与刘放在本案中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另外，关于星灿公司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星灿公司作为《公司转让合同书》的一方当事人，显然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星灿公司仅以原告诉状中载明的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错误为由主张被告不适格，其理由不成立。二、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是否有权主张解除《公司转让合同书》。根据《公司转让合同书》约定，星灿公司将其所有的设备（除铲车以外）以40万元的价格出卖给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在双方合法成立的动产买卖法律关系中，星灿公司负担的主给付义务在于按照合同约定向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交付出卖范围内的设备并移转设备的所有权。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负担的主给付义务在于按照合同约定向星灿公司支付相应的对价。合同签订后，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在进场运输设备前，已按照合同约定向星灿公司的委托收款人石进支付了20万元。因其他因素，虽然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即2016年9月10日进场，但是双方已对此达成口头约定，同意延期进场，因此对于原告未能按期进场的事实不应再认定星灿公司存在违约行为。2017年3月至4月，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进场运出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部分设备后，属于合同范围内且尚未实际交付原告的剩余设备被再次处分，导致原告事实上无法继续取得剩余设备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应，星灿公司所负担的剩余主给付义务亦陷于事实上履行不能境地。同时，考虑到原、被告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系以星灿公司除铲车以外的全部设备为买卖的标的物，案涉交易本质上系集合物的买卖，亦即星灿公司除铲车以外的其他设备均已被视为结合物而纳入本次交易。在此情形下，因属于合同交易范围内且尚未向原告实际交付的剩余设备被再次处分，星灿公司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行交付剩余设备的主给付义务，因此，星灿公司已经构成违约，原告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原告有权主张解除《公司转让合同》。关于星灿公司提出的解除权已届除斥期间的抗辩，因引发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以前，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当事人也未催告的，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解除消灭......”。基于上述规定，本案《公司转让合同》成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在民法典施行前即已经知道解除权的产生事由，而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且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星灿公司亦未催告，因此，原告应当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解除权。现原告于2021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公司转让合同》，并未超过除斥期间，故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有权解除《公司转让合同》，本院确认庞长余与星灿公司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于诉状副本送达星灿公司之日即2021年6月18日解除。三、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请求星灿公司支付违约金20 000元以及退还已付货款30 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如前所述，虽然因星灿公司与他人存在债权债务纠纷，致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即2016年9月10日进场，但是双方已对具体进场时间另行达成口头约定，原告同意延期进场，因此对于原告未能按期进场的事实不应再认定星灿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故对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以未能在2016年9月10日进场为由，要求被告星灿公司支付违约金20 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星灿公司应否退还原告已付货款30 000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公司转让合同》已经本院确认于2021年6月18日被解除。原则上，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但就本案实际而言，案涉《公司转让合同》已经部分履行，并且原告已经将被告实际交付的部分设备再次出卖，并获得出卖价款170 500元，因此对于已经实际履行的部分，已无法采取实物层面地恢复原状，更甚者已无法评估既已实际交付设备的客观价值。针对上述情形，合同解除后实物形态地恢复原状已经无法实现，因此只能采取价值形态地恢复原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本院认为，虽然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再次出卖星灿公司已交付设备的所得价款170 500元，并不能代表已交付设备的客观价值，但基于交易活动的基本规律以及原告从事本次交易追求获利的主观目的，原告再次出卖已交付设备所得价款170 500元，通常情形下其再次出卖价款并不低于已交付设备的客观价值，在原告已将设备再次出卖的客观情况下，将再次出卖设备所得价款170 500元视为原设备客观实物价值在货币价值上的价值形态转化，对星灿公司并无不利。现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主张由星灿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货款30 000元，实质上是向星灿公司返还货币价值形态的已交付设备，并由星灿公司返还已付货款20万元，并将二者予以抵销。如前所述，上述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唯星灿公司应当返还的具体数额应为29 500元。此外，因星灿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平曾经向刘放支付了1800元，应予扣除，故星灿公司仍需支付原告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27 7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庞长余与被告武隆县星灿煤炭有限公司签订的《公司转让合同书》于2021年6月18日解除；二、被告武隆县星灿煤炭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27 700元；三、驳回原告庞长余、冉德林及刘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武隆县星灿煤炭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武隆县星灿煤炭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晓林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法  官  助  理      陆光伟                                           书    记    员      关海涛-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