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2民终16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水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1594172941T。法定代表人：罗彦夕，系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810852390。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兵，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114224。上诉人（原审被告）：毛荣丽，女，1971年2月27日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红，女，1979年6月4日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海，系贵州盈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018403。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林，男，1974年1月6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爽，系湖北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6200310107856。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祥，男，1966年3月12日生，汉族，住海口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系湖南瀛启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301201011294021。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放明，系湖南瀛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1801200711056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滥坝镇白腻村岔河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108568587XL。法定代表人：费仁彬，系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费仁彬，男，196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费仁进，男，197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丽，女，1975年12月23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水城县。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公司”）因与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铸富方圆公司”）、费仁彬、费仁进、毛荣丽、杨红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区人民法院（2019）黔0221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黔02民终181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贵州省水城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中，贵州省水城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了龙丽、董林、杨文祥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作出（2020）黔0221民初278号民事判决。高科公司、毛荣丽、杨红、董林、杨文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科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20）黔0221民初278号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系事实认定不清；二、被上诉人铸富方圆公司、杨红、毛荣丽、费仁彬作出《股东会决议》的行为，系对案涉贷款的债务加入，故应与被上诉人铸富方圆公司一起共同承担本案代偿款的偿还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杨红仅在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存在严重错误。2015年6月12日，被上诉人毛荣丽将其在铸富方圆公司所持有的50%股权的15%（合人民币150万元整），自愿转让给被上诉人杨红，杨红成为铸富方圆公司股东，其认缴出资额为150万元，但在铸富方圆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信息中并没有被上诉人杨红的任何实缴出资的证明或依据，被上诉人杨红应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毛荣丽上诉请求：撤销水城区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2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高科公司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保证合同》和贷款银行要求高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代偿）的证据，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关键证据、没有查明与保证合同相关的包括是否享有追偿权等相关的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高科公司不是本案中的债权人，追偿权纠纷中的被追偿人只能仅限于主债务人，而不能及于公司股东，即保证人不能向公司股东行使追偿权。一审判决书将本案中的保证人定性为“债权人”并依《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作出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事实没有查明，在没有查明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判决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毛荣丽的全部20%股权已在2016年6月23日之前转让给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仁彬并已被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该转让行为是在被上诉人高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敏的撮合下完成的，费仁彬的承诺内容“股份在转让前后该公司的债权债务与毛荣丽无关”可以对抗被上诉人高科公司；五、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要求八被告承担的是共同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八被告分别承担不同的补充赔偿责任，超出了原告的诉请范围。杨红上诉请求：1、撤销（2020）黔0221民初2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中的“被告杨红在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补充责任”，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即不服一审金额为50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以转让股权时转让人毛荣丽未向受让人杨红出示相应出资证明，推定受让人杨红知道转让人毛荣丽未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而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十八条第一款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因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需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诉讼或主张债权时的公司“现时股东”或公司的“发起人”（原始股东），本案中，上诉人杨红的股权是从“发起人”（原始股东）毛荣丽处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转让而来，并于2016年4月27日将在铸富方圆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一审被告费仁彬，本案贷款及追偿纠纷产生时上诉人均不是铸富方圆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发起人，根本不具备上述司法解释中的股东地位或发起人地位，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适用的法律错误；三、本案中高科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其不能基于担保行为履行还款义务后而享有追偿权。根据高科公司工商登记的资料以及该公司2012年4月23日、6月25日的《公司章程》规定，担保行为发生时，高科公司的性质为国有独资企业，其对外担保应当由六盘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并决定，同时结合《国有资产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国有独资企业对外进行担保的，应当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高科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担保的行为得到了有关机关的同意并决定，故该担保行为违反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行为。在担保行为无效的情形下，高科公司自愿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只能向董地信用社主张返还，不能向上诉人杨红等人追偿；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的规定，高科公司无权超过自己承担责任的范围之外向债务人追偿。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从2017年12月25日之后的资金占用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错误，应予改判。董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水城区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27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毛荣丽、龙丽在注册成立铸富方圆公司后进行了出资，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该三人未实际出资”。公司在成立之初并未有资产，在此期间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上诉人曾多次通过自己账户及转账至龙丽的账户，向铸富方圆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汇款，用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及公司建设，也是按照2013年9月16日三位原始股东签订的《股东出资协议书》第七条“资金按投资计划依次投入”的约定进行。若没有上诉人及其他原始股东的出资，铸富方圆公司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公司现有的固定资产设施建设也根本不可能完成。一审法院无视铸富方圆公司现有固定资产的投资建设资金来源，偏听偏信被上诉人及铸富方圆公司所称上诉人未出资的虚假陈述，以“无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及推定进行错误认定“该三人未实际出资”；二、2015年6月3日形成会议纪要后上诉人及原审被告龙丽将其股权已转让给杨文祥，杨文祥通过费仁彬账户实际进行出资转账360万元，完成了股权的全部出资，不存在所持股权出资不到位、未履行全面出资义务的情形；三、2015年6月3日会议纪要明确了上诉人及原审被告龙丽将持有铸富方圆公司的股权转让后，铸富方圆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由毛荣丽承担，上诉人不应再承担铸富方圆公司股权转让后的债务；四、本案高科公司的担保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应享有追偿权；五、一审法院判决第四项关于资金以及资金占用利息部分，因超越其承担责任范围而不应判决被告费仁彬、杨文祥与董林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杨文祥上诉请求：1、撤销水城区人民法院（2020）黔0221民初278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高科公司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保证合同》和贷款银行要求高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代偿）的证据，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关键证据、没有查明与保证合同相关的包括是否享有追偿权等相关的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二、本案是保证人追偿权纠纷而不是代位权纠纷，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仅有权就代为履行部分向债务人追偿，没有取代债权人的地位。被上诉人高科公司不是本案中的债权人，追偿权纠纷中的被追偿人只能仅限于主债务人，而不能及于公司股东，即保证人不能向公司股东行使追偿权。一审判决书将本案中的保证人定性为“债权人”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作出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事实没有查明，在没有查明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判决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毛荣丽的全部20%股权已在2016年6月23日之前转让给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仁彬并已被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该转让行为是在被上诉人高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敏的撮合下完成的，费仁彬的承诺内容“股份在转让前后该公司的债权债务与毛荣丽无关”可以对抗被上诉人高科公司；五、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要求八被告承担的是共同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八被告分别承担不同的补充赔偿责任，超出了原告的诉请范围；六、本案展期贷款的期限违反了《贷款通则》的规定，展期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追偿权；七、上诉人杨文祥2015年6月5日持有公司股份、6月29日转让公司股份，这两个时间点均对贷款交易、贷款展期和担保决定不构成影响，不适用受让人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八、铸富方圆公司于2013年12月6日成立，按照当时的《公司法》公司成立需实缴出资并由验资机构出具验资报告方可申请登记，新股东在受让股份时不可能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没有实缴出资；九、高科公司对该笔银行借款的担保是“自陷风险”，高科公司没有追偿权。铸富方圆公司办理设立登记时，高科公司的投资人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县工商局出具了担保函，说明高科公司对铸富方圆公司股东是否实缴出资是明知的。毛荣丽辩称，1、2015年7月14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属于债务加入，答辩人从未向债权人（银行）有过意愿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债务加入”的请求权专属于债权人，而高科公司不是债权人而是保证人，高科公司不享有“债务加入”情形下的请求权；2、本案是保证人追偿权纠纷而不是代位权纠纷，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仅有权就代为履行的部分向债务人追偿，没有取代债权人的地位；3、《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内部文件，不具有对外效力，在未通过股东个人转化为对外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具有法定的“债务加入”的效果；4、高科公司对铸富方圆公司股东是否实缴出资是明知的，在验资制下申请设立公司，如果没有经开区管委会的承诺函，就不会有铸富方圆公司的成立，高科公司应对其投资人水城经开区管委会向县工商局出具的承诺函担责。对于其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异议。杨文祥辩称，1、同意毛荣丽的答辩意见；2、无论铸富方圆公司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在保证人追偿权纠纷中股东均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在该纠纷中适格的被告只有债务人即铸富方圆公司，杨文祥既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从高科公司一、二审的诉讼请求看，一审判决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连带责任的法律性质（案由）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而不是追偿权纠纷。针对其他上诉人上诉理由，我方无异议。董林辩称，我方已完成实际出资，不应当承担在出资范围内的追偿责任。对于其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我方无异议。龙丽辩称，我已经完成实际的出资义务，不应再承担相应的责任。高科公司辩称，1、对于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因各位股东都未实际出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我方认为上诉人都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各上诉人称《股东会决议》仅仅体现各位股东知道贷款的事实，但没有同意承担该笔债务，但股东决议的内容明确的体现了各上诉人同意承担该笔债务，因此，各股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担保追偿权与代位权不一致，担保权是基于原债权人对债务人债权的体现，担保人在承担担保义务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原来的债务人范围就包括公司以及股东，因此，担保人有权向公司以及股东追偿；2、对于担保合同效力的问题，我方认为该担保合同已经履行，高科公司作为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后，应当向债务人主张。至于被答辩人认为该《担保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我方认为该《担保合同》并未违反相关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且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不能够让本案的债务人享受法律红利，不能认为该担保合同无效就不能主张权利。若法院认为案涉的担保合同无效，高科公司可以向信用社主张返还因担保行为支付的款项，高科公司完全同意；3、上诉人杨文祥认为高科公司是自陷风险行为，认为高科公司违反了诚信原则，导致上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认为可以要求高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我方认为这一理由不成立。结合全案来看，不诚信的是铸富方圆公司及各位股东，没有基于诚信原则偿还贷款义务，也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不能认为高科公司明知其没有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而愿为其担保是自陷风险的行为。对于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以及新股东是否知晓原来的股东是否实际出资的问题，各位股东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作出民事法律行为时应当对于公司的现状进行尽职调查，并且从公司的章程变更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原来的股东并未实际出资，新股东也是对原股东没有出资的行为是明知的，被答辩人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铸富方圆公司、费仁彬、费仁进未提出答辩意见。高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八被告共同偿还原告代偿款17365800元（其中本金14900000元，利息、罚息合计2465800元）、资金占用利息1296646.4元（以17365800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12月25日代偿之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18日），合计18662446.4元，且从2019年3月19日之后的资金占用利息按被告尚欠原告的17365800元代偿款为基数，以年利率6%计算直至被告将全部款项付清给原告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日，毛荣丽、龙丽、董林订立公司章程，决定设立铸富方圆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毛荣丽认缴货币出资500万元，占股50%，实缴为500万元，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龙丽认缴货币出资300万元，占股30%，实缴为300万元，任公司监事；董林认缴货币出资200万元，占股20%，实缴为200万元，任公司经理；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耐磨材料、铸造件、彩钢复合板、机械制造与维修。但三人均未实际出资，公司于2013年12月6日登记设立。2014年12月22日，铸富方圆公司与董地信用社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董地信用社申请借款人民币1500万元，用于支付材料款，借期从2014年12月22日至2016年6月23日，共计18个月，高科公司以46748㎡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12月24日，董地信用社将1500万元贷款打入铸富方圆公司账户。2015年6月5日，毛荣丽、龙丽、董林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龙丽将其30%的股权以300万元转让给杨文祥，同意董林将其20%的股权以200万元转让给杨文祥，并选举毛荣丽为公司经理，杨文祥为公司监事，免去龙丽的监事职务及董林的公司经理职务。同日，公司章程修正案作出如下修正：公司股东毛荣丽、龙丽、董林修正为毛荣丽（出资500万元，占50%，出资时间为2013年12月2日，缴足期限2013年12月2日）、杨文祥（货币出资500万元，总认缴出资500万元），占50%，出资时间2015年6月5日，缴足期限2015年6月5日。2015年6月29日，毛荣丽、杨文祥、费仁彬、杨红通过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毛荣丽将其50%股权中的15%以150万元转让给费仁彬，将15%以150万元转让给杨红（杨红支付了100万元转让款且系支付到铸富方圆公司账户），同意杨文祥将其50%的股权以500万元转让给费仁彬，并选举费仁彬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选举杨红为公司监事。同日，公司章程修正案作出如下修正：公司股东毛荣丽、杨文祥修正为毛荣丽（货币出资200万元，占股20%，出资时间为2013年12月2日，缴足期限2013年12月2日）、费仁彬（货币出资650万元，占股65%，出资时间2015年6月29日，缴足期限2015年6月29日）、杨红（货币出资150万元，占股15%，出资时间2015年6月29日，缴足期限2015年6月29日）。董地信用社得知此次股权及股东变更后，因担心贷款收回困难，要求铸富方圆公司现有股东对贷款共同承担责任。于是在2015年7月14日，毛荣丽、费仁彬、杨红签名作出股东会决议：关于我公司向董地信用社贷款1500万元的债务，在我公司股权发生变更后，同意现有股东共同承担该债务。并将该股东会决议原件送交董地信用社保存。2016年4月27日，毛荣丽、费仁彬、杨红通过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杨红将其15%的股权转让给费仁彬，并选举费仁彬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毛荣丽为公司监事。同日，公司章程修正案作出如下修正：公司股东毛荣丽、费仁彬、杨红修正为：毛荣丽（货币出资200万元，占股20%，出资时间2013年12月2日，缴足期限2013年12月2日）、费仁彬（货币出资800万元，占股80%，出资时间2016年4月27日，缴足期限2016年4月27日）。2016年6月23日，经高科公司时任董事长王敏协调，毛荣丽将其20%的股权以57万元转让给费仁彬，费仁彬签署《承诺书》承诺：转让款在签字之日起1个月内付清，若未付清按此款每日5%的违约金付给毛荣丽，此款付清后毛荣丽无条件签订转让股份所需的法律文件，股份在转让前后该公司的债权债务与毛荣丽无关，转让后的管理由费仁彬统一经营。随后，铸富方圆公司、董地信用社、高科公司三方就铸富方圆公司尚欠董地信用社的1490万元借款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书》，展期至2017年6月22日归还。2016年11月8日，因费仁彬未如期支付毛荣丽57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毛荣丽诉至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费仁彬支付股权转让款57万元。2017年5月17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2民初271号民事判决：被告费仁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毛荣丽支付股权转让款57万元。费仁彬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2017年12月25日，因铸富方圆公司仍未能偿还董地信用社借款，高科公司委托他人为铸富方圆公司向董地信用社偿还借款本金1490万元、利息246.58万元，共计17365800元。2018年6月27日，费仁彬将其持有股权的10转让给其弟费仁进，因毛荣丽20%的股权虽然已经转让给了费仁彬，但由于转让款未支付而未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登记仍显示铸富方圆公司股东为费仁彬（持股80%）、毛荣丽（持股20%），故费仁彬以其与毛荣丽的名义并冒签毛荣丽之名与费仁进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费仁彬将其持有的80%股权中的10%以100万元转让给费仁进，并重新制定公司章程，明确费仁彬认缴出资额7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70%，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16年4月27日，缴足期限为2026年4月27日；毛荣丽认缴出资2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20%，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13年12月2日，缴足期限2023年12月2日；费仁进认缴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10%，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2018年6月27日，缴足期限2026年6月28日。现铸富方圆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及股东信息为：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费仁彬，持股比例70%；毛荣丽，持股比例20%；费仁进，持股比例10%。另查明，上述股权的转让，除了杨红向铸富方圆公司支付了100万元转让款、费仁彬经法院判决向毛荣丽支付57万元转让款以外，其余转让款均未实际支付；各受让股东在受让股权时，均知道铸富方圆公司欠有董地信用社1500万元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告费仁彬、毛荣丽、费仁进、杨红、龙丽、董林、杨文祥应否与被告铸富方圆公司一起对原告主张代偿的本息以及资金占用费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高科公司作为铸富方圆公司向董地信用社借款的担保人，在借款人铸富方圆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而代其履行后，有权向铸富方圆公司行使追偿权。其次，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铸富方圆公司的股东包括已退出股东，如果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认缴的出资义务的，应对铸富方圆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对受让股权的后续股东，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股权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则应与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铸富方圆公司的原始股东也即发起人为毛荣丽、龙丽、董林三人，其中毛荣丽认缴500万元，龙丽认缴300万元，董林认缴200万元。虽然在公司章程中均载明为“实缴”，但并无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或者其他证据证明，而且毛荣丽也自称只出资了几十万，具体记不清了，而龙丽也只是称有出资，多少不清楚。同时，如果真正“实缴”，那么后来费仁彬先后受让的高达70%（除转让给费仁进的10%外，包括从毛荣丽处受让的20%实为90%）的股权所对应的700万元出资额不可能重新定于2026年4月27日缴足，费仁进受让的10%的股权所对应的100万元出资额也不会定到2026年6月28日缴足，更不会自行决定将已不是实际股东的毛荣丽20%股权所对应的200万元出资额延期到2023年12月2日缴足。故本院认定该三人未实际出资，各自应在其认缴的出资额范围内，对铸富方圆公司应承担的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因先后受让股权而成为铸富方圆公司后续股东的杨文祥、费仁彬、杨红、费仁进，其中，杨文祥从龙丽处受让30%、从董林处受让20%，杨红从毛荣丽处受让15%，费仁彬从毛荣丽处受让35%、从杨文祥处受让50%、从杨红处受让15%，费仁进从费仁彬处受让10%。而前述后续股东在受让股权时，在转让股东未出示相应已出资证明的情况下，应视为应当知道转让股东未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故应在其受让股权对应的出资额范围内与前手股东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也即：针对原始股东毛荣丽应承担的400万元（毛荣丽认缴出资500万元，但杨红从其处受让15%的股权时，支付了100万元转让款到铸富方圆公司账户，故应视为代毛荣丽支付了100万元的出资）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费仁彬应在直接从毛荣丽处受让的35%股权所对应的350万元范围内与毛荣丽承担连带责任，杨红应在50万元范围内（受让15%，但已向铸富方圆公司支付了100万元）与毛荣丽承担连带责任，而杨红受让股权后又转让给了费仁彬，故费仁彬应在该50万元范围内与杨红承担共同责任；针对原始股东龙丽应承担的300万元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应由受让人杨文祥承担连带责任，而杨文祥从龙丽处受让的股权最终转让给了费仁彬，故应由费仁彬承担共同责任；针对原始股东董林应承担的200万元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应由受让人杨文祥承担连带责任，而杨文祥受让的股权最终又转让给了费仁彬，故费仁彬应与杨文祥承担共同责任；针对费仁进最后从费仁彬处受让的10%的股权，费仁进应在100万元范围内与费仁彬承担共同责任。另外，1、关于杨文祥辩称系为费仁彬代为受让及代持股权，且费仁彬支付了360万元转让款到铸富方圆公司的问题，因无据为证，不予支持；2、关于费仁彬及其以毛荣丽之名与费仁进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并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将出资缴纳期限延迟的问题，因此时铸富方圆公司已不能偿还董地信用的高额贷款，且高科公司已代为偿还，故费仁彬、费仁进显然存在逃避缴纳出资责任的恶意和目的，应为无效；3、关于高科公司主张的毛荣丽、费仁彬、杨红2015年7月14日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属于债务加入的问题，在证据分析认证中已述及，对债务的共同承担并不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成立；4、对高科公司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不违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为其代偿的借款本息17365800元、2017年12月25日至2019年3月18日的资金占用利息1296646.40元，共计人民币18662446.40元；2019年3月19日之后的资金占用利息，以17365800元为基数，继续按6%的年利率承担支付责任，直至付清为止；二、被告杨红（在50万元范围内）、费仁彬共同与被告毛荣丽在400万元范围内对前项代偿本息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三、被告费仁彬、杨文祥共同与被告龙丽在30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代偿本息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四、被告费仁彬、杨文祥共同与被告董林在20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代偿本息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五、被告费仁进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中费仁彬应承担的赔偿，在100万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六、驳回原告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77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38774元，由被告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预交，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给原告）。二审期间，上诉人杨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铸富方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12月2日的《公司章程》、水城经济开发区2013年11月5日向水城区工商局出具的《函》，拟证明本案中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设立时已经注明为实缴出资，相应的登记材料予以显示，杨红在受让该公司的股权时无出资义务，现杨红已经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也就没有法律上的出资义务，故无需对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水城经开区的函中承诺注册资本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其承担，应认定为对注册资本的担保。故，经开区要对注册资本的缴纳承担责任，本案存在遗漏诉讼主体。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立时有效的《公司法》是要求实缴出资，故，杨红受让股权时没有审查是否实缴的法律义务，没有审查股权转让股东是否已经实际出资的义务。函件中已经明确实收资本是1000万元，只是暂时不能出具验资报告。高科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应当由出资的验资报告为依据，并且杨红在后期公司章程变更时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对原来股东没有出资的行为是明知的，将出资形式变更为认缴。针对于水城经济开发区2013年11月5日向水城区工商局出具的《函》的合法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铸富方圆公司的股东在此后公司章程变更的过程中将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进行了变更，因此，公司此后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公司股东也应当根据诚信原则和法律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经开区管委会不是法定的验资人，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进行验资，其说明是无效的。杨文祥、毛荣丽、董林、龙丽均对该组证据无异议。铸富方圆公司、费仁彬、费仁进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董林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水城经开区管委会关于办理铸富方圆公司注册登记函》，拟证明铸富方圆公司三原始股东毛荣丽、龙丽、董林实际出资，按照“特事特办”在未出具验资报告书的情况下办理公司注册登记；第二组证据：交付土地保证金转账凭证及收据，拟证明铸富方圆公司原始股东共同出资支付土地保证金60万元，其中毛荣丽的出资30万元，龙丽出资18万元，董林12万元；第三组证据：银行交易凭证11份，拟证明铸富方圆公司原股东为公司建设进行了出资，其中董林、龙丽二人先后为铸富方圆公司建设投入资本金210.6万元；第四组证据：董林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董林为铸富方圆公司出资资金是转入龙丽资金账户，由龙丽代为支付铸富方圆公司建设各项支出；第五组证据：龙某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龙某出庭证人证言，拟证明龙丽、董林二人共同向龙某支付铸富方圆公司建设工程款500余万元；第六组证据：铸富方圆公司支付给高科公司360万元汇款凭证及收据，证明根据2015年6月3日高科公司会议纪要决定的事项，董林、龙丽二人持有铸富方圆公司50%的股权进行转让，股权受让人出资360万元，通过铸富方圆公司汇入高科公司，高科公司用来支付董林、龙丽前期股东出资款。上诉人高科公司质证认为，今天当庭我方才看到证据，因该证据庞大内容复杂，需要时间和当事人核实，当庭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庭后高科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杨文祥质证认为，对该六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公司实际投入的资金有1000多万元，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股东毛荣丽从湖北运来价值200余万元的设备，如果这些设备不能计算作为出资的话，该设备的所有权仍归属于毛荣丽。上诉人毛荣丽的质证意见与杨文祥的质证意见一致。上诉人杨红、被上诉人龙丽均对该六组证据无异议。铸富方圆公司、费仁彬、费仁进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杨文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被上诉人高科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拟证明被上诉人高科公司在担保期间及担保之前为国有独资公司，其唯一的股东为水城经开区管委会；第二组证据：水城经开区管委会向县工商局出具的《关于办理贵州铸富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登记的函》，拟证明铸富方圆公司实收资本为1000万元，因暂时不能出具验资报告书，县经开区管委会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以及县工商局据此召开党组会议同意为铸富方圆公司办理注册登记等事实，说明高科公司是“自陷风险”，并损害了包括股份受让人在内的各方权益。上诉人高科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杨红出具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上诉人杨红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还可以同时证明我方主张的在贷款发生和担保发生时，上诉人高科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依据《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对外担保应当由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即六盘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和决定，本案上诉人高科公司未征得该委员会的同意；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上诉人毛荣丽、董林、被上诉人龙丽均对该两组证据无异议。铸富方圆公司、费仁彬、费仁进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诉人董林向本院申请证人龙某出庭作证，证人龙某的证言：铸富方圆公司的办公楼、厂房建设、道路、绿化、亮化是我施工的，工程款已全部结算完毕，总的金额是1030余万元，龙丽和董林2014年-2015年期间向我支付了630万元，其余的400万元是铸富方圆公司支付给我的，有银行流水证明，但因时间太长，银行流水的打款方没有显示，施工的相关资料结算后就全部交给杨文祥了。上诉人高科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人证言的三性有异议，因该证人没有提供合同，工程的相关施工资料、付款的凭证等印证其证言，并且该证人证言达不到证实股东实际缴纳注册资本金的目的。上诉人董林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的反映了铸富方圆厂房的建设，厂房现都还存在于铸富方圆公司，若没有三原始股东（龙丽、毛荣丽、董林）的出资，铸富方圆公司的建设根本不可能完成。上诉人杨文祥、毛荣丽、杨红、被上诉人龙丽均对该证人证言的无异议。铸富方圆公司、费仁彬、费仁进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定如下：对杨红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董林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杨文祥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人龙某的证言，因龙某与本案当事人龙丽系姐妹关系，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高科公司能否作为债权人对铸富方圆公司股东行使追偿权？2、毛荣丽、杨红、董林、杨文祥是否应对铸富方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金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借款人铸富方圆公司向董地信用社借款，在还款期限届满后未履行还款义务，高科公司作为铸富方圆公司该笔借款的担保人，代其履行还款义务后，根据法律规定可作为债权人向铸富方圆公司行使追偿权。根据法律规定，公司与股东个人承担债务的法律根据不同、义务性质不同、顺序不同、各自承担的金额不同，本案中，先后产生的七名股东是铸富方圆公司权利义务的人格承载主体，当然地享有公司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当然地履行公司义务。因此，高科公司可以作为债权人向股东主张权利。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铸富方圆公司从注册成立至本案审理时，先后共产生了毛荣丽、龙丽、董林、杨文祥、费仁彬、杨红、费仁进七名股东，先后共发生四次股东转让股份、四次修改公司章程，第一次转让股份后仅相隔24天，产生第二次股份转让行为，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但截止本案二审审理时，仅有杨红支付了100万元转让款及费仁彬支付57万元转让款。七股东之间签订的《股东会决议》、《股份转让协议》、《股东出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股份转让款支付义务均未履行，上述协议因主要义务的未履行，致使不产生当然的法律效力，七股东以此主张股份已转让，不再承担偿还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高科公司以此主张债务加入的理由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公司权利义务的人格承载体，在行使公司权利时，也应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公司义务，铸富方圆公司的股东包括已退出股东，如果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认缴的出资义务，都应对铸富方圆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对受让股权的后续股东，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股权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则应与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本案案涉股东以其已完成出资义务、已经股东大会决定不承担责任、转让股份时不知前任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等理由进行抗辩，主张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铸富方圆公司的原始股东，即发起人为毛荣丽、龙丽、董林三人，其中毛荣丽认缴500万元，龙丽认缴300万元，董林认缴200万元。虽然在公司章程中均载明为“实缴”，但并无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或者其他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三人未实际出资，各自应在其认缴的出资额范围内，对铸富方圆公司应承担的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先后受让股权而成为铸富方圆公司后续股东的杨文祥、费仁彬、杨红、费仁进，因前述后续股东在受让股权时，在转让股东未出示相应已出资证明的情况下，应视为应当知道转让股东未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故应在其受让股权对应的出资额范围内与前手股东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认定杨红（在50万元范围内）、费仁彬共同与毛荣丽在400万元范围内对铸富方圆公司应偿还的本息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费仁彬、杨文祥共同与龙丽在300万元范围内对铸富方圆公司应偿还的本息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费仁彬、杨文祥共同与董林在200万元范围内对铸富方圆公司应偿还的本息及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费仁进对费仁彬应承担的赔偿在100万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于毛荣丽、杨文祥上诉称应查明高科公司与贷款银行是否签订《保证合同》及杨红、杨文祥、董林上诉称高科公司的担保行为、银行展期行为无效的主张，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处理。对于毛荣丽、杨文祥主张高科公司不是债权人及追偿权纠纷只能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因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974元，由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33774元，董林负担22800元，杨红负担8800元，毛荣丽负担38800元，杨文祥负担46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靖审 判 员  张 嘉审 判 员  付振义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叶 蕾书 记 员  黄 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