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再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沛，男，195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江苏睿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国恒药物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兴市姚王镇十里甸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陈卫国，该公司董事长。诉讼代表人：钱志文，男，汉族，1965年5月14日生，住泰兴市，江苏律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娟，江苏律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沛与被上诉人江苏国恒药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作出（2020）苏1283民再53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7）苏1283民初1941号民事调解书；驳回原审原告丁沛的全部诉讼请求。丁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丁沛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称，撤销原审法院（2020）苏1283民再5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国恒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基本案情。1.上诉人丁沛与国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卫国系亲戚关系，自2004年起上诉人即出借大额资金给国恒公司用于企业经营，2010年6月8日经双方对账国恒公司出具结算借条给上诉人，确认已经结欠上诉人本息合计7540000元；2.2017年上诉人起诉要求归还借款，在法院主持下调解结案，形成（2017）苏1283民初194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上诉人对国恒公司享有债权12000000元；3.因国恒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经申请执行未果，上诉人于2017年6月19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国恒公司破产清算，原审法院于2017年7月5日作出（2017）苏1283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对国恒公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破产管理人；4.破产管理人以原审调解书内容违法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泰州中院）申请再审，泰州中院裁定驳回破产管理人的再审申请。二、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国恒公司之间的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1.丁沛与陈卫国在数次诉讼进程中对借贷事实及最终结算金额陈述清楚准确，且有借条及转账凭证予以佐证，国恒公司在原审中亦予以认可；2.丁沛与陈卫国系亲戚关系，在国恒公司遇到困难时向丁沛借款并形成借贷关系符合情理；3.丁沛早期经营南京西亚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亚公司），具备出借能力；4.丁沛提交的转账凭证累计转账金额大于借条对应的本金金额，且本案未出现其他的还款转账凭证，陈卫国也一直承认借款并未归还；5.丁沛系西亚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国恒公司破产管理人也当庭确认国恒公司与西亚公司无业务往来，丁沛通过西亚公司转入国恒公司的款项为出借款无疑；6.鉴于丁沛与陈卫国系亲戚关系，双方不经常在一地，先出借款项后形成借据合情合理，又系滚动形成的借据，出具借条时载明的金额与转账金额不一致很正常，再审判决载明该疑点不足以推翻丁沛提交借条和转账凭证等书证；7.原审再审判决认为丁沛再审期间陈述与原诉讼陈述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完全符合人的记忆规律。另陈卫国陈述“公司借款，我个人没有拿过这个钱”是指款项实际用途是用于公司而非个人使用，并不否认个人代表公司接受这些款项。“本人借到丁沛肆佰伍拾万玖仟元，因企业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已经说明借款系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借的，有公司盖章，公司独资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足以证明公司的债务人属性和欠款事实。8.西亚公司已歇业多年，财务账册没得以保存，但丁沛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国恒公司经破产审计的财务账册均可以证明丁沛通过西亚公司转款的基本事实，原审法院再审判决以缺乏西亚公司原始财务账册作出对丁沛不利的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9.丁沛与陈卫国在数次诉讼中均确认借款用途系提供给国恒公司使用；涉案借款的资金去向均为国恒公司使用，企业财务账册能加以印证。三、针对案涉民间借贷，国恒公司破产管理人已于2017年向泰州中院申请再审，泰州中院审理后裁定驳回管理人的再审申请，在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作出与上级法院相反的认定和裁判，有违裁判统一规则。国恒公司答辩称，如果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是陈卫国和丁沛之间的个人债权债务关系。借条虽然加盖国恒公司印章，但是不存在国恒公司共同借款或者为陈卫国个人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就其中一份借条中所表述的国恒公司用相应的财产设定抵押。国恒公司认为原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丁沛的上诉请求。丁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恒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54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6%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国恒公司承担。原审调解：一、国恒公司欠丁沛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自2010年6月8日起计算至2017年4月21日）共计12000000元，自2017年5月起每月15日前偿还丁沛500000元，直至还清为止；二、如国恒公司未按上述期限足额履行给付义务，自愿以12000000元为本金，以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自2017年5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且丁沛有权就剩余未给付本金及利息一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290元，由丁沛负担（此款于2017年5月15日前向泰兴市人民法院交纳）。2020年9月3日，原审法院裁定再审本案。原审法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1、国恒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反映，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陈卫国，股东为陈卫国、张久恒。2004年12月2日，丁沛与陈卫国、张久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陈卫国、张久恒各转让40%的股份给丁沛，合计为7000000元，丁沛应于2004年12月24日前支付4000000元，余款在2005年3月1日前支付；2004年12月26日，国恒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丁沛、陈卫国、张久恒出席，确认丁沛为公司股东；2007年5月8日，国恒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张久恒将其所持公司10%的股份、丁沛将其所持公司80%的股份转让给陈卫国。2、丁沛与陈卫国系亲戚关系，丁沛是陈卫国的外甥女婿。张久恒、丁沛将股权转让给陈卫国、退出公司后，2011年10月8日，国恒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丁沛为陈卫国的代理人，全权处理国恒公司在泰兴的资产并办理各项法律事务。3、丁沛系西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西亚公司于2004年12月16日、12月20日、12月28日分别向国恒公司转账1000000元、2500000元、300000元。4、陈卫国于2005年6月8日向丁沛出具200000元的借条，约定年息12.8%、用期一年；于2006年5月8日向丁沛出具2150000元的借条，约定银行利息由借款方承担，该借条同时加盖了国恒公司的公章；于2006年8月8日向丁沛出具1240800元的借条，约定于2007年2月8日前偿还；于2010年4月26日向丁沛出具1000000元的借条，约定月息8000元（直接支付给银行），借期为一年；于2010年6月8日向丁沛出具7540000元（含息）的借条，约定“以国恒公司全部资产作为抵押，一旦公司有经济收入，即优先偿还”。再审中，丁沛陈述，所有借款，除了2010年4月份的1000000元是从其个人账户转给陈卫国的之外，其他都是从西亚公司转给国恒公司的。其与国恒公司的借款往来，都是先打款、后补借条：2005年6月8日200000元借条对应2004年12月28日的300000元转账，2006年5月8日2150000元借条对应2004年12月20日的2500000元转账，2006年8月8日1240800元借条系2005年元月4日1000000元转账及部分现金（丁沛称国恒公司曾于2004年12月21日还款1000000元、于2005年元月4日新借款1000000元）。对于为何转账金额与借条不符，丁沛解释，借条有些是加部分现金、有些是国恒公司还了部分款项后出具的。原审法院再审中要求丁沛提供西亚公司2004年前后的会计账册及会计凭证，但丁沛以时间久远、公司早已歇业、会计账册遗失为由未能提供，其称向法庭提供的凭证复印件来自于银行。原审法院再审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中，丁沛、国恒公司在原审时均认可发生了4509000元借款往来（2010年6月8日总借条标注），但缺乏交付证据证明。理由如下:1.原审时，关于借款交付，丁沛陈述“是通过银行汇款给国恒公司账户的”。再审时，丁沛陈述2006年8月8日的借款有部分现金交付，2010年4月26日1000000元借款系其个人账户向陈卫国个人账户转账。原审时陈卫国陈述：“全部是公司借款，钱全部打进公司的账户，丁沛可以证明这点，我个人没有拿过这个钱”。丁沛前后陈述矛盾，与陈卫国在原审中的陈述亦相矛盾。2.丁沛称2005年6月8日、2006年5月8日、2006年8月8日的三份借条对应西亚公司在2004年12月及2005年元月的转账，按照丁沛关于先支付借款、再补出手续的说法，既然在2005年6月份补出借款手续，为何前期借款不一次性处理？而要分成三次，甚至后两次与第一次相隔一年多时间？这种做法不合常理，无法令人信服。3.陈卫国在2010年6月8日向丁沛出具的7540000元的借条上表示，“本人分别于……借到丁沛人民币肆佰伍拾万玖仟元整，因企业经营不善一直无力偿还……本人以国恒公司全部资产作为抵押，一旦公司有经济收入，即优先偿还”。首先，借条所述借款本金总额与前四份借条总额存在出入；其次，从借条表述看，所谓4509000元借款的主体系陈卫国个人。该借条虽然加盖了国恒公司的公章，但并无国恒公司自愿承担还款义务的内容，亦无为该借款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双方也未就该借条债务用国恒公司的财产设立抵押。故，即使存在2010年4月26日丁沛向陈卫国出借1000000元的事实，也应视作陈卫国的个人债务。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丁沛与国恒公司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也不成立担保法律关系。丁沛以国恒公司与陈卫国为共同借款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原审以调解书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巨额债权债务关系，损害了国恒公司其他合法债权人的权益，该处理方式不当，应予纠正。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撤销（2017）苏1283民初1941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丁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580元，由原审原告丁沛负担（原审时申请缓缴，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再审上诉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法院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有充分证据证实，丁沛未举证据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对原审判决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关于借款、还款、利息等陈述，丁沛称，从2004年起至2010年，都是先汇款再出具借条，但是2006年5月8日借条载明：借丁沛2150000元整，借期三个月，具体日期根据收到款之日起计算，银行利息由借款方承担，特此借据；原审再审时确认2005年6月8日第一份借据形成时，国恒公司实际已向丁沛借款数百万元；共汇款四笔给国恒公司，是从西亚公司汇出，外加2010年4月26日汇款1000000元给陈卫国个人银行卡账户；借款中现金是极小的量；与国恒公司之间无其他业务往来；几笔借款借据形成之时（2005年6月8日借据、2006年5月8日借据），有结算有还款；既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给过利息；借据形成时间是实时的，借据形成时间与实际借款发生时间也就相差几天，肯定是当年当月；2005年6月8日借据中载明：已支付2004年6月8日至2005年6月8日的利息25600元，而丁沛在陈述借据对应汇款时称此借据对应的是2004年12月28日转账的300000元，是还款部分后出具的借据；2017年3月诉讼案件中，丁沛称，每笔借款利息不一样，当时借款时借条上均有约定，总的不超过法律规定范围；丁沛出具的情况说明：关于证据金额与起诉金额差距，恳请法院能帮助我们向有关银行进行核查，以便查明本人已经实际支出出借款项的事实；法官要求其提供西亚公司的财务账册时，却以歇业（注销）多年未提供；2017年4月21日，陈卫国自愿给付12000000元及利息调解结案，还约定逾期2%计息。国恒公司管理人询问丁沛，丁沛称，陈卫国借钱都是从账户上走的，没有现金；2004年左右陈卫国与张久恒在泰兴合作办厂，遇到资金紧缺就向我借钱，当时说时间不长就没有讲到利息，后来陈卫国一直没有按约还款，这就必须计算利息了，因此，最后一份总借条写了4509000元本金，加利息7540000元，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借款后陈卫国或者国恒公司一直没有还钱、一分钱也没有还。陈卫国陈述：上诉审陈述，从来没有还过款；对于2004年12月21日汇款1000000元，则以当时不是总经理，日常款项进出不是我操办，一点印象没有；而此时段数百万元的收款（借款）、以及后期出具的借据确是陈卫国出具的；2017年原审诉讼时陈卫国全部认可借款，且在丁沛不能确定借款数额恳请法院调取银行凭证未果的情况下，同意以本息12000000元结算，“手拉手”达成调解协议；2010年6月8日陈卫国向丁沛出具借据将2005年6月8日、2006年5月8日（加盖国恒公司印章）、2006年8月8日以及2010年4月26日借据合计，确认借到丁沛4509000元，因企业经营不善一直无力偿还。现经双方协商同意，重新汇总出具此借条，共计借到丁沛7540000元（含息），本人以国恒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一旦公司有经济收入，即优先偿还。（原先除200000元借据约定年息12.8%，其他均未约定利息，加盖国恒公司印章）关于股权转让：1.2004年12月2日，陈卫国、张久恒与丁沛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将各自持有的国恒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丁沛，共计416万股，占公司股权的80%，转让金每股1.683元，合计7000000元，2004年12月24日前支付4000000元，余款3000000元2005年3月1日前支付，约定办理过户、违约责任；2.2004年12月26日，陈卫国、张久恒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张久恒、陈卫国各将持有的公司股权40%转让给丁沛，转让金各3500000元（溢价转让）；3.2004年12月31日，陈卫国、张久恒出具说明，转让方已经于2004年12月10日前收到转让方代为支付的负债及货款合计4600000元整（盖有国恒公司印章）；3.2007年5月8日，国恒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张久恒持有的公司10%股权转让给陈卫国；丁沛将持有的80%的股权转让给陈卫国；修订公司章程。4.2007年5月8日，丁沛与陈卫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卫国协议签订日前以现金4160000元支付给丁沛；5.2007年5月8日，丁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陈卫国股权转让金4160000元。6.2010年11月30日，吊销营业执照。7.关于西亚公司的财务账册等资料，丁沛以公司已经注销多年，没有保存而没有提供，在确定借款是汇款给国恒公司账户（极小量现金）的情况下，提供3次转账记录，却对第一次借条形成之前已经发生的数百万元借贷无法提供财务记账凭证。8.西亚公司的注册资金、经营状况、出借能力等在法官要求提供且承诺及时提供的情况下没有提供。关于原审调解：1.2017年3月3日，丁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国恒公司）偿还原告（丁沛）借款7540000元整，自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证据5份借条，2005年6月8日200000元借据；2006年5月8日2150000元借据；2006年8月8日1240800元借据；2010年4月26日1000000元借据；2010年6月8日7540000元借据。3.其中2004年12月16日，西亚公司汇款1000000元给国恒公司，用途载明还款。4.2017年3月23日庭审，陈卫国出庭，认可借款全部事实，确实是其盖章签字的，对丁沛举证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全部是公司借款，钱全部打进公司账户，且丁沛可以证明；丁沛庭审陈述借款是通过银行汇款给国恒公司账户的；法庭要求丁沛十日内提供汇款证据，丁沛保证按时提供；关于利息，丁沛陈述每笔借款利息不一样，当时借款时借条上都有约定，总的不超过法律规定范围；当庭丁沛不同意调解，国恒公司（陈卫国）称无法调解。4月21日，双方共同到原审法院达成调解协议，丁沛对国恒公司提出的调解协议没有异议，达成本案调解协议书，将本息累计为1200000元，且计逾期利息月息2%。关于相互关系：丁沛系陈卫国的外甥女婿，2011年10月8日国恒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丁沛为国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卫国的代理人，全权处理该公司在泰兴市的资产并办理各项法律事务。2011年10月15日，丁沛与案外人曾建男签订一份租赁协议，将国恒公司全部厂房、设施租给曾建男使用，试用期4年，曾建男一次性支付租金2000000元，2011年11月21日，曾建男将2000000元租金支付给丁沛。丁沛以陈卫国的名义与泰兴市姚王镇十里甸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动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于2015年4月25日以国恒公司名义领取拆迁补偿款1507500元。本案原审调解后，2017年6月19日，丁沛申请执行，后申请国恒公司破产清算，2017年7月5日，原审法院裁定国恒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其他：2009年10月16日国恒公司被泰兴市人民政府强制关闭停业。本案争议焦点是：丁沛与国恒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是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出借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本案原审诉讼中，1.丁沛所举汇款凭证与陈卫国出具的借据在形成时间、借款金额、数次庭审陈述中相互矛盾，丁沛对自己实际出具金额不清楚或者确定，有无利息约定、还款金额与借据出具时间节点均不能明确说明，而且法官明确要求其提供西亚公司财务账册等补强证据的情况下，承诺及时提交却以公司已经注销多年财务账册保管不善未提交，致使出借金额不能确定；2.原审庭审中调解时。丁沛是不同意调解，国恒公司（陈卫国）主张无法调解；而时隔五日双方却在国恒公司（陈卫国）提出超过诉讼标的4460000余元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而且约定逾期利息月息2%，属于典型的“手拉手”调解。丁沛明知国恒公司财产已被查封的情况下，明显虚高债务，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3.涉案汇款发生在丁沛受让国恒公司股权应当支付股权转让金之际，是支付的股权转让金还是借款不清晰，在股权转让给丁沛且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2005年6月8日、2006年5月8日、8月8日，陈卫国能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向最大股东借款巨万用于公司经营？而陈卫国在2004年12月21日汇款1000000元给西亚公司还款事实的解释是没有还过一分钱，当时其不是国恒公司总经理，对公司日常收支不清楚，一点印象没有，但却能对2004年12月16日、28日，2005年1月5日的巨额借款在其后的数个月、1年又数个月的情况下出具借款借据且确认为公司借款，而此时段陈卫国仅仅是小股东，对公司汇出1000000元还款不清楚，对公司日常支出不清楚，不是总经理，却能够对外以公司名义借款数百万元并承诺以公司财产抵押，显然与常理不符。4.丁沛主张的汇款与借据对应关系，解释出具借据与汇款时间、金额、相互关系、先汇款后借据习惯等事项前后矛盾，一说不超过当年当月，相差几天，又实际出具借据与汇款日对应关系相差数月甚至1年有余。5.2007年5月8日，丁沛将股权转让给陈卫国，陈卫国支付了对价4160000元，而后国恒公司已经不正常经营，2009年10月，国恒公司已经被泰兴市人民政府强制关闭停业的情况下，陈卫国仍然在2010年4月26日向丁沛借款1000000元，还是作为公司借款，于其后的6月8日却重新出具借据且结算含利息为7540000元，这与丁沛陈述未约定利息，也未支付过利息明显不符。陈卫国称未还过一分钱，而丁沛称有还款，亦相矛盾。6.2011年10月8日，陈卫国委托丁沛为国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卫国的代理人，全权处理该公司在泰兴市的资产并办理各项法律事务。丁沛将国恒公司出租给曾建男收取2000000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收取1507500元，没有向国恒公司移交并说明情况，而在2017年3月提起诉讼时亦未核减起诉金额，陈卫国亦未主张抵销本金等，在2010年6月8日借据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却将诉讼请求主动虚高4460000元（丁沛起诉7540000元+起诉之日起的6%的年利息）并调解结案，显然不符常理；调解后及时申请执行，旋即作为申请人申请国恒公司破产清算并申报债权，亦不正常；等等。综合以上分析，丁沛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国恒公司（陈卫国）之间真实发生借贷关系，双方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恶意处分财产，企图通过诉讼调解、执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足以认定构成虚假诉讼。原审法院认定（2017）苏1283民初1941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是正确的，原审再审判决撤销调解书，驳回丁沛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丁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再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丁沛起诉国恒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主张保证责任，认为国恒公司与陈卫国共同借款，主张国恒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原审确定案由保证合同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一并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实体处理结果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上诉案件受理费64580元，由上诉人丁沛负担（已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乐文审判员  张 展审判员  陈 雨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 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