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391民初2758号原告：深圳市星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发路7号科技园20栋303。法定代表人：陈浩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玉，广东橙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广东橙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聚能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树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曙光，广东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敬，广东康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深圳市星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聚能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能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于2021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玉、李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曙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自起诉之日起（即2021年3月1日）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场地合作协议》及2019年12月11日签订的《科慧路充电站合作合同补充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租金106.5万元及利息(以106.5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自2021年3月1日起按2000元/天（即月租金6万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场地使用费，直至被告搬离并将场地返还原告之日止，对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超过6万元/月的部分场地占用费，原告将另案起诉；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场地合作协议》，原告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充电站场地及相关附属设备租赁给被告开展充电桩业务，租赁期限自2019年3月15日起至2021年7月5日止，租金按照合同第四条第4款浮动计算，最低不低于60000元／月。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场地，但被告因自身无法办理电房建设手续等原因导致充电站一直未按时开业。且自2019年7月15日起，被告一直未能依约履行相应付款义务。被告仅在2019年12月11日支付过16万元（自称为：“支付科慧路3充电站7月到11月租金”）、2020年5月26日支付过8万元（自称为：“支付科慧路3.15-5.15两个月场地租金”），截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拖欠租金106.5万元（计算方式：60000×15＋90000×4.5-240000＝1065000元；其中2019年7月15日-2020年10月14日，按60000元／月支付租金；2020年10月15日-2021年2月28日：按90000元／月支付租金）。原告本着诚恳诚信的态度，多次联系被告催收欠款，并分别于2020年11月17日、11月24日、12月31日向被告及其项目负责人发出《催款律师函》，但被告仍无动于衷。且经原告实地勘察，被告至今仍照常在该场地经营充电桩业务，每日客流量很大，不存在无法支付租金的情况。被告已经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多次逾期、未足额支付约定租金，构成根本违约，极大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被告辩称，第一，本案的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不是租赁合同或者是合作合同纠纷。第二，本案原告在接受深圳经济特区开发公司委托后，再将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公司委托的事项委托给被告办理，而且作为原委托人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公司，已经与本案的原告解除了委托合同。那么本案被告所应当履行的义务的对象是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公司，而不是本案原告。第三，被告接受委托后，按照本案原告的要求实施了场地的整理和充电站的建设，相关报批文件均由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公司出具，说明原告的转委托行为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公司是清楚明白的。第四，由于被告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工业园不能解决好场地的纠纷问题，导致误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延长期限的补充协议。而且由于被告投入的资金至今工业园和本案原告没有向被告支付，因此，被告没有义务向其支付合同约定的费用。第五，本案原告原以合伙合同纠纷起诉，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将案由变更为租赁合同，同时，将事实与理由也已经完全变更，其变更诉讼请求的内容完全是另外一个案件，不属于在原案基础上的变更。因此，我方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不符合的，请求法院驳回起诉。在事实与理由部分，变更的诉讼请求和原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原告方起诉确认双方是委托关系，今天又突然变为租赁关系，这就涉及到是否是诚信诉讼的问题。当庭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的变更已经将原案件、原起诉状的内容几乎全部变更完了，这就不属于法律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变更的部分，这是全盘推翻。是否应当继续审理，我方认为由法官决定，但是被告建议原告方撤回他们原来的起诉立案，以租赁关系向法院重新起诉。而且被告方在南山法院起诉的案件当中，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公司也确认提交的证据，都确认了其与本案的原告属于委托管理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举证质证意见，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如下事实：1.2019年3月15日，原告作为委托方、被告作为受托方签订《场地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为了加强对开发公司科慧路4号地充电站场地（宗地号：Ｔ305-××5，约1000平方米）的经营、管理，就合作管理4号地充电桩事宜约定如下：委托范围：4号地充电桩场地经营、管理和维护；被告自行做充电桩场地边临时办公室一间和现有洗手间使用和管理。被告的管理内容包括，确保充电桩可以正常运营使用、确保充电站服务热情周到，如出现投诉或者纠纷等现象，一切经济损失由被告自行承担。委托期限自2019年3月15日至2021年7月5日止，含4个月施工期，施工期不结算管理费和经营收益。协议第四条约定，充电站场地日常经营收费由被告自行收取，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收入用于充电站场地的维护以及基础设施投入。经营收入首先满足充电站和办公室日常使用的水电、维护费用以及聘请打扫人员工资。被告经营收益目标值为每月30万元起，利润分成比例为，原告占30%，被告占70%。如低于目标值，被告给原告保底不低于6万元，支付时间为每月15日前。如被告未付清利润金额，原告可单方终止本协议，被告须无条件退出4号地充电桩的管理，原告不作任何补偿。协议第五条约定，被告负责充电桩场地的所有投入，包括变压器、变电房、充电桩、电缆等基础建设的所有费用；负责场地的办公室和停车场运营所发生的水费、电费、维护相关费用。被告对充电桩的收费严格按物价部门核定收费标准。2019年12月11日，原、被告签订一份《科慧路充电站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于充电站建设中电房的问题，导致原充电站建设工期严重滞后，现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原告提供西埔电房相关报电资料给被告，由被告办理相关报电手续。双方约定充电站建设施工期延长至2020年3月15日，场地合作周期在原先基础上往后顺延一年。2019年12月11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16万元，转账备注为科慧路充电站7月至11月租金。2020年5月26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8万元，转账备注为支付科慧路3.15-5.15两个月场地租金。2.2019年3月8日，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园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作为委托方、原告作为受托方签订《委托管理场地协议》，约定为了加强对开发公司科慧路4号地充电桩场地（宗地号：Ｔ305-××3，约1900平方米，含原洗车场场地）经营、管理，就授权管理4号地充电桩事宜约定如下：委托范围：4号地充电桩场地经营、管理和维护；原告自行做充电桩场地边临时办公室一间和现有洗手间使用和管理。原告的管理内容，确保充电桩可以正常运营使用、确保充电站服务热情周到，如出现投诉或者纠纷等现象，一切经济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委托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止，含4个月施工期。协议第四条约定，开发公司每月向原告支付管理费15000元／月。开发公司科慧路充电站场地日常经营收入由原告自行收取，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收入用于充电站场地的维护以及基础设施投入。经营收入首先满足充电站和办公室日常使用的水电、维护费用以及聘请打扫人员工资。原告经营收益上缴目标值为每月6万元起，保障最低不低于人民币5.5万元。如原告未实现最低目标值，开发公司可单方终止本协议，原告须无条件退出4号地充电桩的管理，开发公司不作任何补偿。协议生效日存在施工期，施工期不结算管理费和经营收益。施工期结束充电桩营业后15日开始结算管理费和经营收益。且结算日最迟不得超过协议生效后四个月即2019年7月1日开始计算。协议第五条约定，开发公司负责充电桩场地的所有投入（变压器、变电房、充电桩、电缆等），总投入控制在人民币50万元。原告负责场地的办公室和停车场运营所发生的水费、电费、维护相关费用。被告对充电桩的收费严格按物价部门核定收费标准。2019年12月11日，原告向开发公司转账支付22万元，转账备注为4号地开发公司充电站7月15日至11月15日租金。2020年5月26日，原告向开发公司转账支付8万元，转账备注为4号地开发公司充电站3月15日至5月15日租金。2020年5月28日，原告向开发公司转账支付3万元，转账备注为租金。原告确认原告向开发公司按照每月4万元支付租金，前期均按照约定支付了租金，后续因为被告拒不交租导致原告存在拖欠支付租金的情况。原告在与开发公司协商补交事宜，开发公司并未再与原告提出解除合同事宜。原告提交了交易清单截图、网页截图主张涉案充电站在2021年5月6日、11日都有交易记录，说明被告至今仍在继续经营该充电桩，被告尚未移交还场地。3.被告提交了被告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主张被告在2019年4月对涉案充电站场地进行充电桩项目建设施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被告为建设涉案充电站支出建设投入款项达2918473.8元的款项。因为原告将另外900平方米用地委托另外一家公司同样建设充电站，致使两家公司产生纠纷，导致工程建设施工拖延，双方才在2019年12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工期到2020年3月15日，延长的工期内，原告免于收取被告经营收益。2020年4月中旬，充电站建好后，被告就充电站的投入问题，被告想让原告以及开发公司承担一部分建设费用，两公司均不予理睬。被告以开发公司为被告、原告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公司立即支付原告合作建设过程中的误工损失999716.72元、场地管理费28.5万元、充电站建设款2918473.8元。案号为（2021）粤0305民初4578号。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在2021年7月21日撤回该案起诉，该案已以被告撤诉结案。被告提交了关于催缴空地使用费的通知、关于解除4号地充电桩委托管理协议的通知复印件等主张，上述证据是开发公司在上述案件审理中提交的，原告享有的经营收益分配是建立在充电站有收益的情况下，但涉案充电站在2020年10月23日之后才开始实际运营，之前一直处于误工状态，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被告建立充电站有收益的情况下，被告只享有一定期限的经营和收益分配权。但充电站建好后，原告和开发公司并未就被告先行垫付的建设资金补助被告，被告多次要求两公司进行补偿，未获取任何建设资金，在此种情况下，被告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收益款，原告并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再者，开发公司已经在2021年1月解除了与原告的委托合同，原告不再是涉案地块的合法权利人，被告实际占有的土地充电站获得收益权的对象为开发公司，而并非原告，原告也没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原告虽未与开发公司续签合同，但双方之间的协议仍在继续履行；原告并未就合同解除与开发公司达成一致意见，上述通知本身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目前被告也未将涉案场地交还给原告，被告应按照约定继续缴纳租金；被告已逾期支付十多个月的租金，构成违约，原告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4.原告提交了催收律师函、邮寄查询单主张原告在2020年11至12月期间多次向被告发出催款律师函件，向被告催收拖欠的收益分成款，被告一直未付相应款项。原告于2021年3月1日以委托合同纠纷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双方的《场地合作协议》自2021年1月5日起解除；并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合作收益分成款、利息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等。原告当庭变更了诉讼请求，并将案由变更为租赁合同纠纷。庭审时，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也并未合伙合同关系，而是租赁合同关系，原告将涉案场地交付给被告使用，不参与场地的实际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设定最低保底收益为6万元，被告支付的收益款也备注为租金；故双方建立了场地租赁合同关系。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将涉案场地交付被告使用，约定了4个月的施工建设期为免租期，租金应从2019年7月15日开始起算，原告并未提交延长工期至2020年3月15日的证据，延长的工期内免除收取租金，实际上被告也是从2019年7月15日开始缴纳租金。涉案场地的充电站在2020年10月开始由被告实际运营，所有运营收入均由被告收取，根据协议约定，应从10月份开始按照每月9万元标准收取租金。被告拖欠原告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的租金106.5万元，双方已于起诉日即2021年3月1日解除合同。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主张原告与开发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场地的委托管理合同关系，原告又转委托给被告，与被告建立了涉案土地委托管理合同关系。原告在2020年4月初将涉案场地交付被告，被告遂找到建设单位对场地的充电站进行建设，因原告的原因导致工期延长，双方在2019年12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工期延长至2020年3月15日，延长的工期内被告无须支付原告收益分成。2020年4月中旬，充电站建好后，被告与原告、开发公司就充电站的建设投入款项问题发生争议，被告认为是被告先行垫付相应的建设投入款项，应由原告与开发公司承担相应的建设投入款项。由于原告、开发公司至今未分担被告投入的款项，被告才未向其支付分成款，原告无权因此解除合同。且是因为原告的原因导致涉案充电站在2020年10月23日才开始运营，相关运营收入确实由被告收取，但运营初期经营收益目标并未达到目标值30万元，至2021年3月才比较接近该目标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持续到民法典实施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根据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协议期间顺延至2022年7月5日，原告主张的租金自2020年7月至今，故本案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原告与被告在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场地合作协议》、2019年12月11日签订的《科慧路充电站合作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原、被告双方对合同的性质存在争议，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场地租赁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租赁合同应由出租人将涉案场地交付给被告使用、获取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但在本案中，显然被告并非是按照固定金额向原告支付租金，而是约定原告根据充电站收益按照3：7的比例分得涉案充电站的收益；该收益分配涉案协议虽约定了保底金额，但却不是固定的，而是与充电站的收益挂钩。上述协议约定，由被告负责充电桩场地的建设投入、经营和管理，所有收入由被告收取，被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委托合同是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完成委托事务，相应的委托事务的投入应由委托人承担，委托事务的结果和收入应由委托人享有。故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租赁合同关系，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基于充电站场地的合作合同关系。且本院认为，严格区分合同的性质和定义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并无严重影响或者重要意义，应依据双方签订的《场地合作协议》《科慧路充电站合作合同补充协议》来确定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关于免收经营收益期间的问题，双方在《场地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合作期限自2019年3月15日至2021年7月5日，被告建设涉案场地的充电站施工期间为2019年3月15日至7月15日，即四个月的施工期间免于收取经营收益。但双方在2019年12月11日签订的《科慧路充电站合作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将充电站施工期延长至2020年3月15日，并将合作期间延长一年。本院认为，根据协议约定，涉案的场地充电站由被告负责建设、投入，建设施工期间，充电站没有相关的收入，原告才免于收取相应的建设施工期间的经营收益；双方在2019年12月11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将建设施工延期期间予以约定，明显是也要适用场地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建设施工期间关于免于收取经营收益的规定。如果在延长建设施工期限内仍要支付经营收益款，上述补充协议对延长施工期约定没有任何意义。故本院认定被告在2019年3月15日至2020年3月15日免于支付原告经营收益。关于收取经营收益的标准，被告确认涉案场地充电站自2020年10月23日开始经营，至2021年3月的经营收益接近协议约定的收益目标值30万元，但涉案场地的充电站一直由被告独立经营，所有经营收益均由被告实际取得，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自2020年10月23日以来的经营情况以及实际收入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定被告在2020年10月23日之后的经营收益已达到目标值，被告应按照每月9万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经营收益所得；对于2020年3月16日至2020年10月22日期间按照每月6万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经营收益。被告应支付原告2020年3月16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的经营收益应为82.1万元（6万×7+6万÷30×7+9万÷30×9+9万×4），扣除被告已付的24万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上述期间的经营收益58.1万元。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上述经营收益，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本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21年3月1日计算。2021年3月1日之后的经营收益，原告请求按照每月6万元继续计算至被告实际搬离涉案经营场地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涉案合同的解除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经营收益，原告有权根据协议约定单方解除合同，被告主张被告因建设涉案充电站投入290多万元，属于先行垫付上述建设投入款，被告在原告以及开发公司均拒绝承担相应建设投入款的情况下才未支付相应的经营收益。原、被告双方在《场地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负责充电桩场地的建设投入，被告要求原告承担相关的建设投入款项没有合同依据。但考虑到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的建设施工时间为4个月，但客观情况是，建设施工时间从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长达12个月，严重超出了双方的预期，对原、被告双方的权益造成重大影响，双方才在2019年12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建设施工期和经营期限以减少因此给双方造成的损失，并平衡双方的权益。且被告在场地建设阶段进行了巨大的资金投入，该充电站自2020年10月才开始运营，至今运营还不满一年，被告尚未收回充电站建设投入的相应款项，如果仅仅因为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经营收益就解除合同而终止被告的经营权，将给被告带来重大损失，该损失远远超过了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损失；严重背离了公平原则，也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且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被告投入建设的充电站归属的问题，双方对充电站的归属以及补偿事宜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种情况下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不仅不利于涉案充电站的稳定经营，也不利于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故本院认为，现阶段不宜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涉案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由被告继续经营涉案场地的充电站，更有利于保护原、被告的合法权益。但被告也应遵循诚信原则全面履行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经营收益款的义务。关于原告与开发公司之间的合同解除事宜，并无证据显示开发公司向被告发出了因与原告解除合同，要求被告搬离涉案经营场地并直接向被告主张涉案场地权利的行为，故对被告有关原告无权向其主张涉案合同权利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第七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七百零三条、第九百一十九条、第九百二十一条、第九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聚能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星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20年3月15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的经营收益应为58.1万元以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58.1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21年3月1日开始计算，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深圳聚能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星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21年3月1日之后的经营收益，经营收益按照6万元/月的标准，从2021年3月1日计至被告实际搬离涉案场地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深圳市星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385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6385元，被告负担8000元。原告已预交的22665元，由本院予以退回16280元，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80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云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卫舒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