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18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阳，男，1987年3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崇文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女，1962年3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崇文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翰昀，广西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尔德，广西壹舟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腾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616室。法定代表人：刘龙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戈垠，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超，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杨阳、李春因与被上诉人国腾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腾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20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阳、李春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国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国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国腾公司申请追加杨阳、李春为被执行人，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同意该申请有违常理，且在审理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一）国腾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九民纪要》第六条为由，主张杨阳、李春在广州锐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达公司）作为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执7006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期间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抽逃出资）无任何事实依据。1.锐达公司系在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的情况下依法减少注册资本，是正常的公司经营行为。且锐达公司减资程序合理合法，均是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相关流程及工商部门减资程序进行。锐达公司于2020年3月2日就减资程序进行登报公告，此时锐达公司与国腾公司的案件二审尚未开庭，国腾公司是否为锐达公司合法有效的债权人尚未可知，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锐达公司减资行为发生在国腾公司与锐达公司的合同纠纷诉讼过程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锐达公司减资之前已经形成，该事实认定错误。2.国腾公司主张杨阳、李春在未履行对锐达公司的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或者未足额出资或者抽逃出资，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杨阳、李春转让股权时，锐达公司并非本案被执行人，上述案件二审尚未开庭审理，国腾公司并非锐达公司的实际债权人。其次，公司减资程序合法，同时在减资程序之前，李春、杨阳已经实缴90万元的注册资本并有专营的转账凭证作为佐证，即已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并未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也不存在未足额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情形。（二）国腾公司在一审中主张锐达公司与杨阳、李春存在人格财务混同，没有事实依据。国腾公司以一组杨阳参与“2016年WBO杭州赛事”现场及李春参与“2017年WBO北京赛事”现场图片，称锐达公司只有杨阳、李春两位职员，杨阳、李春与锐达公司存在人格财产混同，证据不足。首先，锐达公司在本案之前并非一人公司，公司股东有两位。按照公司法规定，证明锐达公司与股东存在人格财产混同的举证责任在于提出方，而非股东。其次，公司的股东有两位，杨阳、李春作为公司股东及管理人员，参与公司活动属正常现象，不能仅以其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则断定其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三）国腾公司主张杨阳、李春为锐达公司与其经济纠纷案直接付款义务人，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与国腾公司签订合同的均为锐达公司，后续履行合同的主体为锐达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权利义务均为锐达公司所有。杨阳、李春作为原锐达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有理由于任职期间在锐达公司与国腾公司业务来往中充当联系人的身份；其次，杨阳、李春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中被合作方强行充当业务联系人或者债务联系人亦属常情，国腾公司以其曾向杨阳、李春反馈与锐达公司纠纷为由，主张杨阳、李春为锐达公司与其经济纠纷案直接付款义务人，理由不充分。综上，国腾公司申请追加杨阳、李春为被执行人无任何事实及法律的依据，一审法同意该申请追加，有违常理，应予以纠正。二、一审认为杨阳、李春就锐达公司减资行为对国腾公司没有尽到直接通知义务，存在错误。（一）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可知，通知债权人的主体为公司，并非公司股东，杨阳、李春作为锐达公司的股东，并无直接通知债权人的义务。且根据该条第二款可知，“债权人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何况，国腾公司对锐达公司的债权并未经生效判决确认，锐达公司在减资时未直接通知国腾公司，也是基于锐达公司并未认为国腾公司为其债权人。锐达公司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对该减资行为进行公告，国腾公司如果认为其为债权人，其在公告期之日起即45日内也有权要求锐达公司承担责任，国腾公司并不会因为没有直接收到减资通知就丧失其权利而导致损害其债权的结果。（二）锐达公司的减资行为发生时，其与国腾公司合同纠纷案件二审仍未开庭，此时，国腾公司是否为锐达公司的实际债权人仍不得而知，锐达公司或其股东并无义务对其减资行为通知尚未确定的债权人。三、一审未通知被执行人锐达公司参加诉讼，导致在一审程序中遗漏了诉讼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八条之规定，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以案外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在一审的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锐达公司没有接到任何的关于是否同意申请人主张的询问或者通知，其对于执行异议之诉发表意见的权利被剥夺。因此本案应发回重审，同时追加锐达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参加诉讼。四、国腾公司的债权在当时锐达公司减资时，属于不确定状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进行减资时，通知债权人的义务是限于已经确定的债权，故锐达公司在减资时并没有认为国腾公司已经是锐达公司合法有效的债权人。而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在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但在公告期内，国腾公司并没有要求锐达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锐达公司的减资程序是依法合规的。国腾公司二审答辩：杨阳、李春恶意逃避债务、诉讼过程中减资退股、故意规避执行，应当依法追加为被执行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本案杨阳、李春一审败诉后，明知二审即将开庭也必然开庭，国腾公司作为债权人在日后的执行程序中是必将要执行杨阳、李春100％持股的锐达公司的2000万注册资本，却于诉讼过程中恶意减资退股、抽逃退出公司的行为，本质系恶意逃避债务，性质恶劣。若此行为能够得到支持，则必然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将完全落空，市场交易秩序混乱，司法权威也会严重受损。二、杨阳、李春就锐达公司减资行为对国腾公司没有尽到直接通知义务。杨阳、李春有国腾公司地址与电话，完全能够通知而蓄意不通知，为达不法目的蓄意偷偷减资，已造成国腾公司债权落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减资程序要直接通知债权人，该直接通知义务与公告义务相互独立，不能因为杨阳、李春偷偷登报公告就免除了其直接通知义务。三、从债权形成时间看，国腾公司债权在杨阳、李春减资退股之前早已经形成，双方于2017年已形成合同之债，2019年12月一审判决确认了国腾公司债权，2020年4月（二审开庭前）杨阳、李春恶意减资退股。其自知二审可能维持原判的情况下，既没有告知债权人也没有告知法院，偷偷地在二审开庭前减资退股、抽逃出资、退出公司。四、锐达公司系杨阳、李春为了本案2017广州赛事合同履约而新设成立的公司，自成立伊始一直就是空壳公司，无人员、无资产、无办公场地，注册地址早已人去楼控，杨阳、李春与国腾公司有约定在先，违约不付款在后，其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五、杨阳、李春的恶意减资退股行为直接导致执行程序中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院已查实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杨阳李春的恶意减资行为直接导致被执行人锐达公司资产的不正当减损、直接导致国腾公司债权无法实现，杨阳、李春应当担责。六、杨阳、李春个人担责具备正当性。其一，案涉《合作协议》本就是杨阳、李春签字，签字当时尚未成立锐达公司，杨阳、李春就是《合作协议》的付款义务人。且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终7255号判决已经查明“杨阳在签订涉案合同前已对杭州、北京的洲际拳王争霸赛事进行了实地考察，且全程参与广州赛事的工作”，更加佐证了杨阳、李春系义务人。其二，锐达公司减资系列文件中，有杨阳、李春签字承诺的《债务担保说明》，该文本载明：“对本轮减资前发生的债务，本轮减资后由杨阳、李春承担”，故根据该签字承诺，杨阳、李春个人也有责任对减资前的债务承担责任。七、杨阳、李春未通知债权人的违法减资行为无异于抽逃出资，本质上造成同抽逃出资一样的后果，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抽逃出资行为，系故意规避执行。八、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八条规定，以案外人为被告的法定情形，锐达公司并非必要诉讼参与人，且在（2020）粤0113执7006号执行裁定书中已经载明了锐达公司名下银行账户没有余额可供划拨，经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锐达公司名下有房地产、车辆、证券登记资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参加诉讼，而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不存在锐达公司参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等必要条件。国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请求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执异385号《执行裁定书》，追加杨阳、李春母子二人为（2020）粤0113执7006案件的被执行人，承担（2020）粤01民终7255号判决书的判决义务。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锐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9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有杨阳、李春二人，杨阳认缴出资1020万元，持股51%，李春认缴出资980万元，持股49%，出资时间均为2060年3月20日，杨阳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李春为监事。2020年3月2日，锐达公司在《广东建设报》上刊登减资公告：锐达公司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2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9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2020年4月21日，锐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定，决议：一、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90万元，本次减少注册资本1910万元，其中李春减少出资935.9万元，杨阳减少出资974.1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后各股东出资情况为股东李春以货币出资44.1万元，总认缴出资44.1万元，在2020年4月21日前缴足；股东杨阳以货币出资45.9万元，总认缴出资45.9万元，在2020年4月21日前缴足。二、同意杨阳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1%的股权共45.9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兰彩良；李春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9%的股权共44.1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兰彩良。其他原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并放弃该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转让后，股东兰彩良出资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三、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锐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同意公司注册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五、同意选举周思伟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时免去李春监事的职务。同意选举兰彩良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同时免去杨阳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同日，杨阳、李春与兰彩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阳将原出资45.9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的股权以45.9万元转让给兰彩良，李春将原出资44.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的股权以44.1万元转让给兰彩良。2020年4月21日前，兰彩良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杨阳、李春。至2020年4月21日止，锐达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20年4月21日起兰彩良成为本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权权益，并按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2020年4月21日，锐达公司进行了相关变更登记，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锐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9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杨阳变更为兰彩良，股东由杨阳、李春变更为兰彩良，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8年11月21日，国腾公司作为原告（暨反诉被告）、以锐达公司作为被告（暨反诉原告）、吴石牛作为第三人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13民初1136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锐达公司向国腾公司支付合同款140万元及违约金；驳回国腾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驳回锐达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判后，锐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粤01民终725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锐达公司未履行前述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国腾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0）粤0113执7006号。前述执行过程中，国腾公司以杨阳、李春作为锐达公司的股东减少注册资本未履行通知义务，且以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锐达公司以达到逃避个人责任的目的为由要求追加杨阳、李春作为（2020）粤0113执7006号的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粤0113执异38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认为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的前提是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但（2020）粤0113执7006号案尚在执行中，尚未有定论，故驳回了国腾公司的异议请求。因经采取多种措施暂未发现被执行人锐达公司有财产可供执行，暂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2020）粤0113执700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国腾公司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减资本质上属于公司内部行为，理应由公司股东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通过内部决议自主决定，以促进资本的有效利用，但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直接通知和公告通知债权人，以避免因公司减资产生损及债权人债权的结果。锐达公司减资行为发生在国腾公司与锐达公司的合同纠纷诉讼过程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锐达公司减资之前已经形成。国腾公司在订立的合同中以及诉讼中已经留下联系地址及电话信息，且就现有证据不存在锐达公司无法联系国腾公司的情形，故应推定国腾公司系锐达公司能够有效联系的已知债权人。虽然锐达公司在《广东建设报》上发布了减资公告，但并未就减资事项直接通知国腾公司，故该通知方式不符合减资的法定程序，也使得国腾公司丧失了在锐达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负有按照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全面出资的义务，同时负有维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尽管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是否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进行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志，股东对公司减资的法定程序及后果亦属明知，同时，公司办理减资手续需股东配合，对于公司通知义务的履行，股东亦应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锐达公司的股东就公司减资事项在2020年4月21日形成股东会决议，此时国腾公司的债权早已形成，作为锐达公司的股东，杨阳、李春应当明知。但是在此情况下，杨阳和李春仍然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锐达公司的减资请求，并且未直接通知国腾公司，既损害锐达公司的清偿能力，又侵害了国腾公司的债权。杨阳、李春现在虽非锐达公司的股东，其二人在决议对锐达公司减资同时以股权转让方式对外转让持有锐达公司的全部股权，锐达公司的减资决议是其二人为锐达公司股东时做出，且其二人当时也是锐达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减资决议的通知义务负有责任，其二人应当对锐达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未对已知债权人进行减资通知时，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因此，尽管我国法律未具体规定公司不履行减资法定程序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时股东的责任，但可比照公司法相关原则和规定来加以认定。由于锐达公司减资行为上存在瑕疵，致使减资前形成的公司债权在减资之后清偿不能的，杨阳和李春作为锐达公司股东应在公司减资数额范围内对锐达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国腾公司要求撤销前述（2020）粤0113执异385号执行裁定书、追加杨阳、李春为（2020）粤0113执7006号案被执行人并要求此二人在减资数额即1910万元范围内对（2020）粤01民终72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广州锐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判决：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执异385号执行裁定书；二、追加杨阳、李春为（2020）粤0113执7006号案被执行人；三、杨阳、李春在广州锐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减资数额1910万元范围内对（2020）粤01民终72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广州锐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杨阳、李春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应否追加杨阳、李春为（2020）粤0113执7006号案被执行人并在锐达公司减资数额范围内对（2020）粤01民终72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锐达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责任。对此，评析如下：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执行人可以申请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因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因此，一般不予支持。但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除外，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法可以追加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股东应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法院曾作出（2018）粤0113民初1136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锐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国腾公司支付合同款140万元及违约金，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粤01民终7255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锐达公司未履行前述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国腾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在采取多方执行措施后，未发现锐达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2020）粤0113执7006号执行裁定书，终结该次执行程序。由此可见，锐达公司已经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但该公司未申请破产，即使公司股东享有期限利益，也应当加速到期，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责任。其二，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减资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其目的在于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告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公司减资时，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通知债权人，以确保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之前作出相应的权衡并作出利益选择，公司则根据债权人的要求进行清偿或者提供担保。上述行为既是公司减资前对债权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股东对公司减资部分免责的前提。锐达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至90万元时，该减资减少了以公司资产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此时，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已就国腾公司与锐达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判决，锐达公司应向国腾公司支付合同款140万元及违约金。由此可见，锐达公司对欠付国腾公司债务属明知。即使该案尚未经过二审判决，但在此情况下，该公司仅在报纸上刊登减资公告，未就减资事项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告知国腾公司，未向工商登记部门如实报告其负有大额债务未清偿的事实就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其刊登公告的行为不能构成对已知债权人国腾公司的通知，其并未完成法定的履行通知的义务，其行为不符合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定程序，故杨阳、李春认为锐达公司减资程序合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三，虽然锐达公司股东由杨阳、李春变更为兰彩良，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但杨阳、李春的股权转让时间为2020年4月21日，而依据（2018）粤0113民初11369号民事判决的认定，锐达公司最迟应在2018年12月31日向国腾公司支付双方《2017中国广州WBO洲际拳王争霸赛合作协议》项下约定的款项，因此，杨阳、李春的股权转让时间发生在国腾公司享有锐达公司合同债权时间之后，其违法减资并进行股权转让的行为，恶意逃债的意图明显，无异于非法抽逃出资，故不应免除对公司债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八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被执行人不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由此可知，被执行人可以而非必须被列为第三人。本案在锐达公司与国腾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有生效裁判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未追加锐达公司为诉讼参与人，并无不当。综上，国腾公司以杨阳、李春作为锐达公司的股东减少注册资本未履行通知义务，且以转让股权的方式退出锐达公司以达到逃避个人责任的目的为由要求追加杨阳、李春作为（2020）粤0113执7006号的被执行人，理由正当。一审判决追加公司股东杨阳、李春为被执行人，并判决其在锐达公司减资数额1910万元范围内对（2020）粤01民终72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锐达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阳、李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杨阳、李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戴俊英审 判 员 赵云川审 判 员 刘 卉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 张家齐书 记 员 黄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