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0民终18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爱军，男，1960年9月9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汝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刚，湖南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安平，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大笑，男，1953年10月8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汝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婷如，湖南为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爱军因与被上诉人宋大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21）湘1026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爱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刚、汤安平，被上诉人宋大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婷如到庭接受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爱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宋大笑偿还何爱军借款本金75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大笑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互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何爱军与宋大笑之间除借贷关系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后，又认定何爱军未提交证据证明转账给宋大笑之前双方有借款合意是相互矛盾的。2.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何爱军提交了两张共计100万元的转账凭证，证实了该款项的出借人是何爱军，借款人是宋大笑，何爱军已完成了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借款合同成立。（2）宋大笑辩称案涉100万元系何爱军偿还之前的借款，应提交其在2014年11月11日（何爱军第一次向宋大笑转账60万元）前出借100万元给何爱军的证据。然而，宋大笑的抗辩只有口头陈述，无其他证据证明，宋大笑提供2张合计25万元的借条，何爱军在起诉时就已经认可该25万元是无息借款，显然不能证明宋大笑出借给何爱军100万元的事实。证人何某某的证词也不能证明宋大笑出借100万元给何爱军。（3）宋大笑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是不真实的。宋大笑称其出借100万元给何爱军的付款方式是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而其提供的银行流水中并没有转账给何爱军的记录。宋大笑对于其主张的何爱军出具借条的数量及金额的陈述也相互矛盾。3.一审判决违反了“高度盖然性规则”。何爱军提交了100万元的转账凭证，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剩下需要查明的问题系宋大笑主张该100万元系偿还何爱军之前的借款的抗辩是否成立，如果宋大笑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出借100万元给何爱军的事实，则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何爱军的诉讼请求。宋大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该合同的特点是以合意和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义务为成立要件。本案中，何爱军在缺乏借款合同等能够直接证明借款关系的书面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且未备注资金用途即向宋大笑主张还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中，何爱军向宋大笑借款25万元出具了借条，而何爱军于2014年11月11日向宋大笑转账60万元时却未要求宋大笑退还剩余的25万元借条，也未要求宋大笑对超出的35万元出具借条，并且在2015年2月13日再次向宋大笑转账40万元亦未要求宋大笑出具借条，且转账六年多何爱军也未提起诉讼，即没有提交催讨欠款的证据，对借款事由、期限、利息等举证也不充分，其关于出借100万元给宋大笑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3.宋大笑抗辩何爱军转账100万元是偿还之前的借款时作出了具体的合理解释。（1）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何爱军因与他人打官司需要资金向宋大笑借款的事实，何爱军在2013年12月向宋大笑出具其中两张借条共计25万元，其在一审庭审中又认可在2013年7、8月份向宋大笑借款25万元，足以证明何爱军与宋大笑达成借款合意。（2）宋大笑提交了其个人的银行流水，从账户进出账目的情况来看，宋大笑不存在资金紧张、周转困难需要向何爱军借款的情形。（3）从借款事由、出具借条、归还原借据等情况来看，宋大笑的主张都符合交易习惯。4.宋大笑所承担的是反证义务，其所提交的证据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只需让法院审查宋大笑提交的证据后认为待证的借贷合意这个事实处于真伪不明即可。此时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何爱军，何爱军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何爱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宋大笑偿还何爱军借款75万元；2.案件诉讼费由宋大笑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爱军持2014年11月11日向宋大笑转账60万元，2015年2月13日向宋大笑转账4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条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宋大笑归还借款75万元。对于借款的情况，何爱军陈述：2013年期间，何爱军因与李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打官司向宋大笑借款25万元，何爱军胜诉后，李某某应给付何爱军436万元，宋大笑因需资金周转向何爱军借款100万元，何爱军于2014年11月11日向宋大笑转账60万元，2015年2月13日向宋大笑转账40万元，合计100万元，宋大笑未出具借条，扣除何爱军向宋大笑原先借款25万元，宋大笑尚欠何爱军借款75万元。宋大笑抗辩何爱军转账100万元系偿还之前何爱军向宋大笑的借款。宋大笑提供了2013年12月9日、12月30日，何爱军向宋大笑出具的借条二张（金额合计25万元），并申请证人何某某出庭证实：何爱军因与李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打官司需资金为由曾向宋大笑借款的事实。宋大笑另提交了其个人银行2013年至2014年期间的交易明细，拟证实期间其个人账户内进出账目情况，在2014年11月11日前其账户内资金流动频繁，交易额大，不存在资金紧张周转困难需要向何爱军借款的情形。一审庭审中，何爱军与宋大笑均陈述除借贷关系外，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款项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且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何爱军向宋大笑借款25万元分别出具了借条，而何爱军于2014年11月11日向宋大笑转账60万元时，却未要求宋大笑退还原借条，也未要求宋大笑对超出的35万元出具借条，并于2015年2月13日再次向宋大笑转账40万元，亦未要求宋大笑出具借条，六年多来也未提起诉讼。现何爱军要求宋大笑返还借款75万元，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未备注资金用途），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转账之前双方有借款的合意，未提交证据证实向宋大笑催讨欠款的事实，也未提交借条等双方建立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对借款事由、利息、期限的举证及理由并不充分。宋大笑认可收到何爱军100万元转账款项的同时抗辩该款项系何爱军偿还之前向宋大笑的借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何爱军因与李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打官司需资金为由曾向宋大笑借款的事实，宋大笑提交了何爱军出具的借条两张以及出庭证人何某某的陈述，虽不能直接证明剩余的75万元款项系偿还之前的借款，但上述证据能证实何爱军向宋大笑借款时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借款事由、出具借条、归还原借据、还款期限更符合交易习惯，并使得何爱军主张讼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12.29修正）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宋大笑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后，何爱军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何爱军不能举证证明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何爱军可在取得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12.29修正）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爱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300元，由原告何爱军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1.宋大笑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曾从事矿产工作，在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共四次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何爱军出借100万元（一次5万元、一次20万元、一次25万元、一次50万元），四次何爱军均出具了借款凭证，该100万元借款何爱军已归还，就是本案中何爱军转账的100万元，部分借条已归还给何爱军，还有25万元的借条因为当时没有找到，所以未给何爱军。何爱军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实际上只从宋大笑处拿了5万元现金，但是写了25万元的借条，既然写了就认账，所以归还了25万元给宋大笑。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均与一审中的陈述有所出入。2.证人何某某在一审中陈述其多次在宋大笑的办公室见到何爱军，虽然不知道何爱军具体向宋大笑借了多少钱，但是知道何爱军请求宋大笑帮忙，2021年1月28日，知道何爱军起诉宋大笑后，曾打电话给何爱军说宋大笑不可能欠何爱军钱。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爱军关于案涉100万元中的75万元系其出借给宋大笑的借款的主张是否成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何爱军向宋大笑转账10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该100万元的性质有异议。何爱军主张案涉100万元中的75万元系其出借给宋大笑的款项，另外25万元是偿还宋大笑之前出借给何爱军的款项。宋大笑主张案涉100万元系何爱军偿还之前宋大笑出借100万元的还款。本院认为，何爱军关于案涉100万元中的75万元系其出借给宋大笑的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12.29修正）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何爱军提交了两张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借款100万元给宋大笑，宋大笑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宋大笑提交了何爱军出具的两张借条分别为2013年12月9日借款5万元，2013年12月30日借款20万元，何爱军对两张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可因与他人打官司向宋大笑借款的事实，但是只认可借款25万元。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上述内容可知，何爱军向宋大笑借款时有向宋大笑出具借条的习惯，而何爱军在主张案涉100万元中的75万元是出借给宋大笑的款项时并未提交宋大笑出具的借款凭证，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要求过宋大笑出具借款凭证；其次，案涉100万元何爱军是分两次支付给宋大笑的，何爱军于2014年11月11日第一次向宋大笑转账60万元时，该款项已超过何爱军主张的宋大笑出借给其的25万元借款，何爱军未要求宋大笑退还原借条及对超出的35万元出具新借条，并于2015年2月13日再次向宋大笑转账40万元，之后亦未要求宋大笑出具借条，上述行为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最后，何爱军向宋大笑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是在2015年2月13日，至今已有六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何爱军未向法院提起诉讼，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向宋大笑催讨过欠款。综上，根据宋大笑提交的证据、证人何某某的证言及结合相关事实，宋大笑主张案涉100万元系何爱军偿还之前宋大笑出借100万元的还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何爱军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应当对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及借款合意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何爱军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向宋大笑转款100万元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该款项中的75万元是出借给宋大笑的借款，虽然双方之间除了借贷关系无其他经济往来，但何爱军仍应就其主张的案涉100万元中的75万元系成立新的借贷关系而不是偿还之前的欠款承担证明责任。何爱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成立了新的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何爱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何爱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红兵审 判 员 陈新德审 判 员 孟晋忠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曹 晰书 记 员 高幸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