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2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濛江街道城北安置区三组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MA6HH97K97。法定代表人：庹绍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兰，贵州秀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朝英，贵州秀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睿辉盛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涟江街道惠明村迥龙二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076003339G。法定代表人：罗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昆，男，该公司职工，住贵州省惠水县。原审第三人：贵州惠水交通运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濛江街道城北新区交通局二楼（消防大队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MA6EODUH6Y。法定代表人：王世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男，该公司职工，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水公交公司）与上诉人贵州睿辉盛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睿辉公司）及第三人贵州惠水交通运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水交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5日作出（2021）黔2731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后，惠水公交公司、贵州睿辉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水公交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惠水公交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贵州睿辉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和2020年7月23日向惠水公交公司写下收条，自认收到惠水公交公司的30万元和200万元，其中200万元的打款时间是2020年7月24日，但是贵州睿辉公司在收到惠水公交公司200万元款项后未提出任何的不接收和认为惠水公交公司违约须解除合同的意识表示，故应当视为贵州睿辉公司对该行为的同意和默认，并且从贵州睿辉公司在收到200万元之后就第一时间到成都与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落实购买车辆事宜的行为也可看出贵州睿辉公司默认了晚收到惠水公交公司首付款并未违约行为的事实，故在此过程中惠水公交公司无违约行为。2.在合同中双方约定惠水公交公司在2020年9月5日之前须付清尾款，尾款付清后十个工作日内贵州睿辉公司将60辆车交付惠水公交公司。但从贵州睿辉公司与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第三条约定“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贵州睿辉公司交付车辆的时间为贵州睿辉公司支付车辆全部车款后的15个工作日”，贵州睿辉公司明知自己须交付60辆车的时间是惠水公交公司尾款付清后十个工作日，而且这两份相关的合同约定的付尾款时间均为2020年9月5日。可以看出贵州睿辉公司一开始就是要故意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3.本案中惠水公交公司一直要求贵州睿辉公司提供垫资证明，贵州睿辉公司一再拒绝，故惠水公交公司拒绝履行付尾款的行为是履行不安抗辩权自救的行为，惠水公交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当认定为违约。4.从贵州睿辉公司交给惠水公交公司的发票复印件上可以看出其中有30张为2020年7月28日出票，30张为2020年7月30日出票，并且由于交付时间与合同约定时间不一致，惠水公交公司也拒收，交付时间已经违约。5.贵州睿辉公司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垫资义务，截至2020年9月5日，贵州睿辉公司都未向惠水公交公司出示任何的垫资证明，本条约定中既然约定了收取利息的权利，那么垫资的义务就必须履行，贵州睿辉公司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6.本案中贵州睿辉公司如主张惠水公交公司赔偿损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时限内反诉，贵州睿辉公司未反诉，视为已经放弃了反诉的权利，并且惠水公交公司的诉请与贵州睿辉公司的赔偿损失之间无任何联系，一审法院超过诉讼请求范围将贵州睿辉公司的损失在本案中一并判决处理属于程序违法。贵州睿辉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确认贵州睿辉公司与惠水公交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已于2020年9月24日解除”；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惠水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贵州睿辉公司与惠水公交公司及第三人于2020年7月23日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第二条约定惠水公交公司需在2020年7月23日前支付贵州睿辉公司首付款230万元，第五条约定2020年9月5日之前惠水公交公司需付清尾款，尾款付清后十个工作日内贵州睿辉公司将60辆车交付惠水公交公司。但是，230万首付款惠水公交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才足额支付，尾款经贵州睿辉公司多次催促，惠水公交公司仍一直未支付，惠水公交公司已严重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贵州睿辉公司有权解除《车辆购销合同》，合同解除权在贵州睿辉公司。2020年9月24日，贵州睿辉公司向惠水公交公司送达了《关于终止与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车辆购销合同的函》，惠水公交公司与贵州睿辉公司之间的《车辆购销合同》已于函件到达惠水公交公司之日解除，即于2020年9月24日解除。2.对于第三人，贵州睿辉公司并未向其发送解除通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担保合同并不随主合同一并解除，第三人仍要承担担保责任。3.贵州睿辉公司本身并不生产车辆，作为汽车销售公司，在与惠水公交公司签订《车辆购销合同》后，贵州睿辉公司积极通过自身渠道与成都卡顿公司联系，定向与成都卡顿公司签订60辆吉利帝豪EV500新能源电动汽车《车辆销售合同》，并向成都卡顿公司支付了100万元定金。成都卡顿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30日，是合法经营并有强大资金实力、经营能力的吉利品牌4S店，贵州睿辉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第六组证据足以证明成都卡顿公司的经济实力及履行能力。如果惠水公交公司按约支付尾款，贵州睿辉公司亦可向成都卡顿公司支付尾款，成都卡顿公司必然能将60辆车交付贵州睿辉公司，贵州睿辉公司自然亦能将车辆交付惠水公交公司。4.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若惠水公交公司要中止履行，应当及时通知。通知的内容，应当包含主张不安抗辩权的事实与理由以及中止履行的意思。如果仅仅表达了中止履行的意思，不能认定为是行使不安抗辩权。但惠水公交公司并未通知贵州睿辉公司明确表达其主张不安抗辩权的事实与理由以及中止履行的意思。5.惠水公交公司于2020年9月14日向贵州睿辉公司发出《关于购车合同履行情况的通知》，该通知中已明确惠水公交公司未支付尾款是因其融资未到位，和垫资并无任何关系，惠水公交公司所谓的“不安抗辩权”只是其为提起诉讼而杜撰的一个理由，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第三人在庭审中亦表示惠水公交公司未准备资金以支付尾款，惠水公交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准备好支付尾款的资金。6.惠水公交公司与贵州睿辉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惠水公交公司的主合同义务为支付购车款，贵州睿辉公司的主合同义务是交付车辆，惠水公交公司未按约支付尾款违反了合同主义务，属于根本违约。而惠水公交公司提出的延迟交付发票及垫资问题，均属于从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且对于发票问题是因惠水公交公司延迟支付首付款导致，其违约在前，后续亦未提出异议。而垫资属于约定不明，合同中并未明确垫资期限及垫资方式等，贵州睿辉公司实际也向成都卡顿公司支付了100万元定金，该100万元可视为垫资，一审判决认定贵州睿辉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垫资事实系认定事实有误。另外，合同中也未约定开具发票及垫资的违约责任，更未约定贵州睿辉公司延期交付发票、不履行垫资则惠水公交公司可不支付尾款，或惠水公交公司可解除合同要求退还首付款。惠水公交公司以发票及垫资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退还首付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7.因惠水公交公司违约，双方之间合同解除，给贵州睿辉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损失应当由惠水公交公司负责赔偿并承担的违约责任。第三人作为担保方，为惠水公交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第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8.一审法院未查清第三人的诉讼代理人陈丽霞是否具有代理人资格，便允许其参加庭审，并将其在庭审中的答辩、质证、辩论意见作为裁判依据，程序违法。9.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进行一证一质，而是让各方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且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未当庭提交，贵州睿辉公司并不知晓第三人的具体质证意见。且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亦未查阅贵州睿辉公司证据原件，未针对贵州睿辉公司的证据提出询问，一一核查。一审未充分保障各方的举证质证权利，程序违法。惠水交投公司二审述称：1.本案中不存在主合同与从合同之分，且无论《车辆购销合同》是否已经解除，惠水交投公司均不需承担任何担保责任。2.垫资是贵州睿辉公司的重要合同义务，贵州睿辉公司未垫资亦未将230万元首付款一并支付给其上游供货商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惠水公交公司及惠水交投公司发现贵州睿辉公司违约后终止付款系自救行为，是防止自身损失扩大而采取的合法措施。3.贵州睿辉公司无权在本案中主张赔偿，也无权要求将其遭受的损失与惠水公交公司遭受的损失进行抵消。4.陈丽霞作为惠水交投公司的代理人符合法律规定。惠水交投公司与惠水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惠水县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同为惠水县县属国有企业，且同为贵州涟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陈丽霞为贵州涟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聘用的法务人员，其工作职责为处理贵州涟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各公司的所有法律事务。另外，陈丽霞还担任惠水交投公司监事一职。惠水公交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7月23日签订《车辆购销合同》；2.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购车车辆首付款23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23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20年7月23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完毕230万元止）；3.依法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20年7月23日，原告惠水公交公司与被告贵州睿辉公司及第三人惠水交投公司签订《车辆购销合同》，合同第一、二、三条约定：原告惠水公交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前向被告支付首付款2300000元，被告在收到原告的首付款后，于2020年7月27日前将车辆发票复印件交给原告；2、合同第四条约定：在此次原告采购车辆的过程中，被告为原告垫资2624800元，从原告首付款到达被告账户之日起，被告需向他原告收取垫付款千分之六的月息，直至原告完全支付尾款止。合同中并未约定明确的垫资方式，被告庭审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否垫资的事实。3、合同第五条约定：双方约定2020年9月5日前原告需付清尾款，如原告超期未能付清尾款，被告不退首付款，4、合同签订当日，贵州睿辉公司向原告出具内容为：收到惠水公交公司交来购车款的收款收据一张。2020年7月24日，惠水公交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向被告贵州睿辉公司转账2000000元，另外的300000元，惠水公交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通过转账的方式向被告贵州睿辉公司转账300000元；5、被告贵州睿辉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向原告开具车辆发票30张，于2020年7月30日开具车辆发票30张，两次共计60张。6、被告贵州睿辉公司收到款项后向户名为罗勇的账户转账300000元；2020年7月24日，被告贵州睿辉公司向户名为杨通林、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账户分别转账1000000元，共计2300000元；7、2020年7月24日，贵州睿辉公司与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合同约定：贵州睿辉公司向案外人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定金1000000元，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到定金后向被告提供车辆合格证扫描件及全部合同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并约定被告于2020年9月5日前付清合同车辆剩余尾款，合计5600000元，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被告支付全部款项后15个工作日内向被告贵州睿辉公司交付车辆；若被告逾期付款，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没收车辆定金。合同签订当日，贵州睿辉公司向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定金1000000元，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0张；8、2020年9月24日，被告贵州睿辉公司向原告发关于终止与惠水公交公司车辆购销合同的函，内容为：从2020年9月24日起终止原告惠水公交公司与被告贵州睿辉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但未提交其向惠水交投公司发送相关函件的证据。9、2020年10月12日，贵州睿辉公司与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即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返还被告定金300000元，剩余定金700000元不予返还；10、2020年7月27日至31日，贵州睿辉公司开具发票65张，其中1张空白作废，4张正数作废，60张正数票，正数票金额7263717元，正数票税额944283元。2020年10月12日至16日贵州睿辉公司将上述60张正数票作废，冲为负数票，负数票金额-7263717元，负数票税额-944283元；11、原、被告双方因合同履行事宜协商未果，原告于2021年1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如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秉承诚实，恪守承诺，遵循诚信，结果应是互利共赢。案涉各方在签订《车辆购销合同》后至起诉之日，均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致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使各方预期目的不能达到，原、被告双方均有过错，综合考虑案涉各方在合同中义务的分配情况、履行意愿、过错程度及违约程度大小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较符合各方实际。因原、被告的过错导致案涉《车辆购销合同》终止履行，双方因准备合同履行及实际履行中产生损失的责任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本案中，在合同未实际履行时，原告的损失主要为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及维权的相关费用，被告的损失主要体现为已经支付的70万元定金、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及维权的相关费用；如合同履顺利履行，原告的损失主要体现为车辆运营后的预期利润等，被告的损失主要体现为交付车辆后获得的预期利润（中间差价）等。综合考虑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义务的分配情况、双方过错及违约程度大小、各方损失等情况，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预付款23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退还的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关于系原告违反合同约定，预付款230万元不予退还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睿辉盛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第三人贵州惠水交通运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车辆购销合同》；二、判令被告贵州睿辉盛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预付款2000000元；三、驳回原告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00元，减半收取12600元，原告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2900元，被告贵州睿辉盛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9700元。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与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均存在过错的问题。《车辆购销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支付了购车款2300000元，但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并未将该款全部支付给案外人成都卡顿吉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而是仅支付购车定金1000000元后，剩余款项打入其他案外人账户。按照《车辆购销合同》约定，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也未为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垫付购车款2624800元。故，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违约，是造成《车辆购销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其也未按照合同约定向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支付购车尾款，这也是导致本案合同目的未能实现的原因，其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判决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退还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购车款2000000元，基本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案涉《车辆购销合同》是否已于2020年9月24日解除的问题。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主张其已于2020年9月24日向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送达了《关于终止与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车辆购销合同的函》，解除了《车辆购销合同》，但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并未举证证实其已将该函送达给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的上述函件并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问题。虽然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未提起反诉，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过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是是否支付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诉请的前提，故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过错程度等情况作出判决并不属于超诉讼请求的情形。对于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在质证阶段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上诉人贵州睿辉公司的一审证据已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证明目的，还当庭表示以书面材料为准，而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也对此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双方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的质证程序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至于原审第三人惠水交通投资公司的一审诉讼代理人陈丽霞是否具备代理人资质的问题，经审查，陈丽霞在一审时已提交了《工作证明》及《劳动合同》等材料，证实了其与原审第三人惠水交通投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陈丽霞在一审时具备代理人资质。据此，上诉人惠水公交公司、贵州睿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惠水县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预交12600元，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贵州睿辉盛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预交12600元，由其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新春审 判 员 蔡云飞审 判 员 郑 晔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 兰丽辽书 记 员 肖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