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15民终3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书,女,1978年12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代理人:阮祥忠,河南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潢川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兰恩民，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林彬、苏长宏,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河南吉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信阳市浉河区文化宫院内文化休闲广场金城**楼****房。法定代表人:高磊,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广庆,河南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玉书因与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河南吉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1）豫1526民初31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王玉书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1)豫1526民初311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继续审理此案。事实与理由:2010年9月1日和2015年6月23日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与原审第三人河南吉通投资有限公司,就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项目投资事宜分别签订了《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书》和《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补充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间2013年7月16日原审第三人与黄保军签订《协议》,将京九大桥建设项目投资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黄保军,由黄保军负责融资建设该项目。2014年1月正式开工;同年7月26日,黄保军、廖全生、王玉书就京九大桥建设投资签订《合伙协议》,按协议约定三人共同负责对该项的全部投资。建设期间每次都是三合伙人向被上诉人申请拨款,而后被上诉人将款项汇入原审第三人账户,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为涉案项目实际投资人的身份是十分清楚的。目前工程项目已经竣工验收,投入使用五年之久,而上诉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投资款及利润不能按时回收,给上诉人造成极大经济损失。合伙人黄保军、廖全生均因有其他事务缠身,无暇处理该项事务的后续工作,同意并委托上诉人代为行使合伙体之权利,认可并接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由上诉人提起诉讼。原审开庭审理后,裁定认为:涉案投资合同系潢川县人民政府与河南吉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上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无权依据该合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规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其含义就是认为上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上诉人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主要是为了排除与合同没有关联的案外人行使合同权利义务,这也是合同相对性原则中主体相对性的本质含义。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已经不是与本案投资合同没有关联的案外人,已经不能简单的依据当初是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书》及《补充合同》,从而就否定上诉人与本案的关联。基于市场经济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严格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利益、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合同相对性原则存在一些例外规定,以体现对合同自由的尊重、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即突破合同相对性。本案中,上诉人虽然不是原始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合同的实施过程中,原合同当事人即本案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协议》,将原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上诉人,对这一事实被上诉人也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在涉案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一直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工程款的拨付。庭审中，本案第三人当庭陈述,被上诉人对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是完全知晓的,且当庭认可上诉人是本案请求支付工程款及利息权利的实际享有者。按照法律规定,权利转让通知义务人即可,既没有通知方式的要求,即书面或口头均可,也没有通知时间的要求,也就是说即便是诉讼时通知义务人,产生同样的法律效力。关键是要审查上诉人是否具有对实体权利的请求权,不可机械的依据原合同的当事人从而否认实际权力享有者与合同的关联。并且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基于实际投资人之一的黄保军与本案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明确认定三合伙人对涉案项目工程投资的事实。虽然该判决书不直接涉及本案被上诉人,但已经可以认定上诉人与本案的实际关联,所谓合同相对性的实质就是与合同的权利义务具有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客观事实,不以当事人是否认可为标准。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只强调合同相对性,而不顾民事行为应遵循诚实信用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在明知上诉人是涉案工程实际投资人的情况下,以合同相对性为借口推卸自己的义务,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退一步说,原始投资合同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但上诉人是实际投资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被上诉人也是最终应当履行支付的义务人,如果非要机械的按照原始合同的当事人才能主张权利,那么就是上诉人应当向本案第三人吉通公司主张权利,但诉讼时也一定会将潢川县人民政府列为第三人,由潢川县人民政府向吉通公司支付款项,再由吉通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这样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一定不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立法本意。司法实践中,遇到此种情形权利人可以选择向吉通公司主张权利,也可以直接向最终义务人主张权利,只是一经选择不得变更。因此上诉人选择直接向最终义务人即潢川县人民政府主张权利应当得到支持。综上理由,请求人民法院本着公正效率的原则,为节约司法资源,撤销原审裁定,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继续审理此案,维护实际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未作答辩。王玉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15465204.54元;二、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154.65万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0年9月1日,潢川政府京九大道中段建设项目指挥部与吉通公司签订《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书》,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013年7月16日吉通公司与黄保军签订《协议》,将京九大桥建设项目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黄保军,由黄保军负责融资建设该项目。2014年1月正式开工;同年7月26日。黄保军、廖全生、王玉书就京九大桥建设投资签订《合伙协议》,按协议约定三人共同负责对该项目的全部投资。2015年6月23日潢川政府与吉通公司签订《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补充合同》,将投资收益变更为以投资期限、投资金额计息,按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20%给予计息补偿。2016年4月27日工程达到验收条件,并通过工程交工验收,在质量保证期内,进行了监测,经过一年的通车试运行,于2017年5月10日竣工验收,评定工程质量合格。潢川县审计局于2016年12月17日和2017年6月26日分别出具潢审报(2016)38号《审计报告》和潢审报(2017)6号《审计报告》、审定京九大桥主体工程造价:72532366.82元,审定京九大桥拱肋防护工程造价476021.53元,合计总投资78008388.35元。2017年3月23日,潢川县中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所作《潢川县京九大桥月计息工程量》,建设单位潢川县京九大道工程建设指挥部、监理单位潢川县振兴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吉通公司签章认可。2017年7月3日潢川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出具了《潢川县京九大桥工程已完成投资额利息计算方案》。以主体工程造价72532366.80元为投资本金计算利息,截止2017年6月30日,潢川政府向吉通公司实际拨款54687220元,其中支付本金48432530.73元,支付利息6254689.27元。本息合计尚欠27872299.85元。计算至2021年4月30日,尚欠工程款本息合计10007365.01元。另外,原告在投资项目建设的同时,为业主方就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垫资3801700元,潢川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还本计息方案中,该项垫资截止2017年6月30日应计利息799236.35元。原告仍按以上计息方式,计算至2021年4月30日该项垫资应计利息856903.18元,垫资本息合计5457839.53元。工程款本息和垫资本息两项合计15465204.54元。按照《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书》第九条约定,若有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实际发生费用的10%违约金,并赔偿造成的全部损失。建设项目交付后,被告迟迟不能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及投资收益,给原告造成极大经济损失。为此,特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民事案件起诉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潢川政府与吉通公司签订《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补充合同》,潢川政府与吉通公司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受合同约束。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王玉书非合同当事人,无权依据该合同主张权利,故原告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王玉书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驳回原告的起诉，是因为案件的受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王玉书不是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相对人能否直接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经查，2010年9月1日，潢川县人民政府京九大道中段建设项目招标部与河南吉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潢川县京九大桥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书》，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2013年7月16日，河南吉通投资有限公司与黄保军签订《协议》，将京九大桥建设项目投资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黄保军,由黄保军负责融资建设该项目。2014年7月26日,黄保军、廖全生、王玉书就该项目建设投资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由三人共同负责对该项的全部投资与建设。现该工程已完工并交付使用，因被上诉人拖欠工程款及利息，由黄保军、廖全生二合伙人委托合伙人之一王玉书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以上可以认定，第三人将该工程项目转包给上诉人，上诉人具有实际投资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已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实际施工人是可以向发包方主张权利的。综上，上诉人是与本案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是适格的原告主体。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1）豫1526民初311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应祥审判员  朱长华审判员  黄共田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朱艺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