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3民终2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析远，男，195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齐鲁石化炼油厂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孝申，山东联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远，男，196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周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山东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万洲，山东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析远因与被上诉人王伟远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6民初3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析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上诉人认可原审法院对案涉房产为共有的认定，但对原审法院的其他认定不予认可，其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案涉房产翻建前的祖产分配属性及其登记确权过程皆是由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共同认可的。2、被上诉人对原房产进行翻建是由上诉人提议、认可、准许和参与并达成一致的，同翻建前委托被上诉人办理产权登记一样，翻建过程及后续工作也是委托被上诉人一人办理的，翻建后形成的新的物权，是原共有物共同形成的，上诉人自然对新的物权亦共同享有，且上诉人也一直认为物权转化是约定俗成的，也从未表示放弃原物及物权转化归属，也从未认为本人的共有份额转化为债的请求权，或者是说被上诉人侵害了上诉人的物权。也就是说，对案涉房产，从其原属性、登记过程、翻建过程都是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认可，由被上诉人承办的，是顺延而来的，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是认为翻建后是共有的。但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是否出资来界定上诉人对新的物权不享有共有，将全部物权归被上诉人，把上诉人的份额转化为债权，并以超过诉讼时效将上诉人的权利全部归于一无所有，从事实及法律上皆是错误的，有失公平诚信原则。况且新的物权并未予以登记，案涉房产证件仍是原登记权属证书。3、拆迁补偿依据问题，拆迁补偿的是房产，并不是宅基地使用权，原审法院将二者混为一谈，属于对事实与法律适用的错误，村里按宅基地面积补偿，是村委对拆迁补偿的一种简单描述和说法，并不是法律依据及法律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对房产补偿计算的标准而已。4、户口性质问题，上诉人享有的是对祖产的分配所得，与户口性质无关，且分配时上诉人户口还属于村组织成员。另外，自然资源部近日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做出答复，明确：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综上，上诉人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进而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二、因该案在原审理过程组织过二次庭审调查，在第一次调查时案涉房产并未拆除，在第二次庭审时，案涉房产已被拆迁，故上诉人在此次庭审前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分割拆迁利益，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予以列明，存在错误。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法典第19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在本案原审中，被上诉人并未就本案涉及的所有法律问题的诉讼时效提出任何抗辩，但原审法院却主动地适用了诉讼时效的规定予以裁判，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伟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1、案涉房产自始就是答辩人一人所有。涉案房产原为答辩人祖父王传铣老宅的一部分，答辩人一直在该处居住、生活（而被答辩人在1970年代左右就已经到临淄工作、生活、居住），答辩人在1980年代就翻建北屋6间（建筑面积116.10平方米），答辩人父母去世后，答辩人一家一直独自在此居住、生活，对涉案房产进行维修、修缮。当时被答辩人对此也无异议。1990年4月，经当时的淄博市周村区和平村村民委员会协调，答辩人与堂兄弟王继远按照各自父母生前意愿，于1990年4月10日达成《分割单》，将祖父王传铣老宅析为两部分：王继远的部分（即分割单中提到的黄甲渡口7号）和涉案房产（即答辩人所有的黄甲渡口××9号），后答辩人于1990年7月到8月期间提交相关材料办理了涉案房产的权属登记，经周村区房管及土地等部门审核，1990年8月2日，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为答辩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在2000年办理了换证登记，以上2次确权，均明确了涉案房产系答辩人所有的事实。2000年经政府相关部门认定涉案房产已成危房，为此，答辩人经申请，于2000年6月16日获准进行整体翻建，答辩人对房屋进行设计、计算、购买相关材料，进行了长期准备，于2002年期间对原涉案房产进行了整体拆除翻建，将原土坯房全部翻建为砖混结构房屋，前后独自投资38万余元，事实上形成了新的物权。自2002年底翻建完成后直到2020年底因旧村改造拆迁，答辩人一家一直在其中居住、生活。答辩人依法对涉案房产进行整体拆除翻建，实质上是以合法建造的事实行为设立新的物权，而该物权系答辩人一人所有。以上事实，答辩人在本案一审时提交了调取自周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保存的涉案房产的产权、产籍档案（档案中有上述提到的《分割单》），足以证实涉案房产自始就登记在答辩人一人名下，与被答辩人无关；答辩人还提交了2020年10月26日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000年6月16日淄博市周村区规划局出具的建房许可证、答辩人保存的2000年-2002年进行整体翻建时原始设计图纸、房屋翻建的具体施工方案等文书材料、购买建筑材料的联系单、明细单、发票等的材料明细清单、在2002年实际施工六个月的月历表、翻建前后的房屋状况照片，足以证实答辩人独自进行整体拆除翻建的事实，足以证实原老宅已经全部拆除（不存在），答辩人通过合法建造的事实行为，形成了新的物权，而该物权系答辩人一人所有的事实。上述事实及答辩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经双方质证，被答辩人也没有提出任何相反证据，一审法院已经予以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也认可“案涉房产翻建前的祖产分配属性”、“被上诉人对原房产进行翻建”等事实。3、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翻建过程及后续工作也是委托被上诉人一人办理的”是明显的歪曲事实。被答辩人自1970年代就已经到临淄区居住、生活，其既不是原房产的共有人，也对原房产情况不了解，是答辩人一直在原房产中居住、生活，答辩人在原房产被认定为危房后独自进行的整体翻建工作，被答辩人没有任何参与、没有任何出资，被答辩人的该诉称与常识相悖，是明显的歪曲事实。4、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称“翻建后形成的新的物权，是原共有物共同形成的，上诉人自然对新的物权亦共同享有……”等与事实不符，系被答辩人错误认识。原房产不存在共有一说，自始就是答辩人一人所有，答辩人在将原房产整体拆除后，原房产就已经不存在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被答辩人主张的“新的物权是原共有物共同形成的”一说，这是明显违背常识的，更与法律规定不符。二、保存在周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涉案房产（原房产）的产权、产籍档案，能够证实涉案房产自始即为答辩人所有。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记载的事项应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保存在周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涉案房产（原房产）的产权、产籍档案，均清楚明白的记载了案涉房产系答辩人一人的事实，被答辩人所谓的“共有”一说，指的仅是在1990年4月答辩人在办理淄博市私有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交的申请书上，出现了共有人一栏填写为王析远的情况，而这份申请书并不是不动产登记簿。从现有材料看，保存在周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不动产登记簿和产权产籍档案中保存的淄博市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均一致，案涉房产（原房产）的所有人是答辩人。被答辩人主张涉案房产（原房产）系“共同共有”，实质上是对涉案房产（原房产）的登记有异议，涉案房产（原房产）经过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审核，已经合法、完整登记在答辩人名下，根据原《物权法》第十九条及《民法典》第二百二十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的规定，被答辩人应当向登记机关另行主张，而不是在本案中自以为是的认为“共有”。况且，本案系民事纠纷，被答辩人主张分割“共有物”，对于是否属于“共有”，这本就是被答辩人的举证义务，在现有证据均不能确定“共有”的情况下，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法庭支持。三、涉案房产经过答辩人翻建，整体拆除重建，答辩人通过合法建造的事实行为，涉案房产已经形成了新的物权，而该物权系答辩人一人所有。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的相关证据，足以证实答辩人对涉案房产进行整体拆除翻建的事实。被答辩人也认可涉案房产经过答辩人翻建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清楚、明白。根据原《物权法》第三十条及《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一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的规定，答辩人因合法建造的事实行为，涉案房产实质上已经形成新的物权，而该物权系被答辩人一人所有。被答辩人声称在答辩人进行翻建过程中也出过资，但其陈述前后矛盾，其既不能说明房屋整体花费几何，也不能说明所谓出资数额、购买了何种材料或人工，对房屋的具体建造过程也完全不了解，更没有提供任何出资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被答辩人不能举证其声称的在翻建过程中“出资”的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被答辩人在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变更诉求为分割涉案房产的拆迁利益，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首先，案涉房产在2020年底因旧村改造而拆除，事实上，正是被答辩人得知房屋要被拆迁，才提起本案纠纷，此前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从未提出过“共有”一说，而被答辩人在2021年3月17日的第二次开庭时才提出“要求分割拆迁利益”的诉求，实质上是提出一个新诉，不应在本案一并处理；其次，被答辩人主张分割涉案房产的拆迁利益，依据是“涉案房产系共同共有”，但涉案房产一直登记在答辩人一人名下，被答辩人对不动产登记未提出任何异议，其主张“共同共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况且，涉案房产经过答辩人整体拆除翻建，已经形成了答辩人所有的新的物权，被答辩人的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再次，根据周村区人民政府大街街道办事处、周村区大街街道和平社区居委会发布的《周村区大街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片区房屋搬迁安置与补偿方案》及答辩人与其签订的《住宅房屋搬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两份文件显示，答辩人作为涉案房产合法有效所有人，是唯一获得拆迁利益的主体，获得拆迁利益是“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进行置换，如面积不足，再用净院落奖励面积进行置换”（详见《周村区大街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片区房屋搬迁安置与补偿方案》第七条房屋搬迁补偿的计户认定、第八条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签订主体、第十一条搬迁补偿方式第（一）项之1、第十六条补助和奖励第（二）项奖励之2），由此可见，拆迁利益是以建筑面积、净院落面积（宅基地面积）为主要置换依据，而涉案房产经答辩人翻建后形成新的物权，且答辩人是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所载明的权利人，答辩人应为拆迁利益的所有人，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且，根据户籍信息及答辩人提交的周村区大街街道和平社区居委会在2020年12月3日出具的证明显示，答辩人一直是和平社区成员，被答辩人不是社区成员，其无权享有相关拆迁利益。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王析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案涉房屋依法分割，原被告各占50%份额；2.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二次庭审时，明确诉讼请求为请求分得案涉房产拆迁利益的二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争议的周村区育才路黄甲渡口村9号系原被告祖父王传铣祖宅，1990年4月10日，被告王伟远与堂兄王继远经周村区和平村委会见证达成分割单，确认将祖父遗留的坐落于周村区黄甲渡口7号及9号房产分割如下：即王继远分得前院（7号）、王伟远分得后院（9号）。时原被告父母均已去世。后被告于1990年4月办理淄博市私有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申请，填报的家庭成员为申请人王伟远，二兄王析远、妻子吕德花、子王光斗。共有人一栏填写为王析远。房屋状况为：北屋六间建成于1974年9月，面积116.10平米、北屋2间建成于80年4月，面积30.79平米，东屋2间，建成于80年4月，面积19.44平米；土地来源为析产带入。同年8月周村区人民政府发放城镇私房所有权证，位于周村区房屋所有权人为王伟远，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土地使用权人为王伟远。此后，被告一家一直在案涉房屋内居住。2000年3月，被告王伟远申请房屋所有权换证登记，换发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人为王伟远。2000年6月，被告经周村区规划局批准获得建房许可证，并组织对案涉房屋进行拆除、新建。原告主张对于新建房屋出资五至六万元，对此未提交证据。2020年10月10日，被告王伟远与其妻子吕德花作为被搬迁人与房屋搬迁实施单位周村区人民政府大街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住宅房屋搬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约定被搬迁房屋坐落于周村区，建筑面积175.41平米，土地使用面积539.47平米。被搬迁房屋按照《搬迁补偿方案》计算，应置换面积为539.47平米。《搬迁补偿方案》规定：被搬迁住宅房屋为平房带院落且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方式的被搬迁人，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的，净院落土地使用权面积作为平房奖励性补偿。后案涉房屋被拆除。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案涉房产在翻建前登记簿记载为原被告共有，但被告翻建房屋的行为，导致原被告双方共有的物权标的灭失，此时原告对原房屋的物权已经不存在，不能再行使物权法上的权利，即已不能再要求分割房屋。对于翻建后的房屋，被告翻建后对案涉房屋形成新的物权，原告主张的出资行为并无证据证实，故对于翻建后的房屋原被告之间不形成共有关系。且案涉房屋已实际拆除，共有物不存在，在此情况下原告可对拆迁补偿利益主张分割，但根据搬迁补偿协议，案涉房产以产权调换形式置换面积539.37平米的拆迁利益系以净院落面积计算，即以宅基地面积作为拆迁置换的依据，原告已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不应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及相应拆迁利益。再次，在原告得知被告翻建的消息时，其作为共有人有权向被告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该权利不是物权请求权而是债权请求权，故有时效限制，但原告在知道侵权事实发生后未行使权利，依法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对原告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百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析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王析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上诉人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一份，该录音是在一审开庭前上诉人代理人给被上诉人打电话调解时的录音，当时录音的目的是为了把过程向上诉人反映，便于调解，在谈话过程中，被上诉人将房屋翻建过程进行了表述，调解方案也予以了表述，该电话录音拟证明被上诉人承认涉案房产翻建是由上诉人提议，并与被上诉人达成一致共同翻建的，并曾经同意给上诉人一套拆迁房产。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证明方向、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在一审开庭前形成，上诉人并未在一审时作为证据提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证据不应被采信；从内容上看，这是在调解过程中的相关陈述和表态，根据证据规则等相关法律规定，不应对被上诉人做出不利解释，该证据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在通话中，被上诉人明确说“当年你不出钱，当年你不要这个房子”等等，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和认可；1990年房子大修时上诉人没有出力出钱，2000年房屋普查时，房屋被划分为危房，翻盖时上诉人没有出一分钱，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该证据不应被采信。本院经审查，该证据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上诉人一审中未作为证据提交，该证据内容亦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诉求分得案涉房屋拆迁利益50%的份额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1990年4月经周村区和平村委会见证形成的《分割单》中载明被上诉人分得周村区育才路黄甲渡口村9号即案涉房屋翻建前的房屋，当时双方当事人父母均已去世，上诉人已离家外出工作多年，同年发放的城镇私房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该房屋所有权人和所涉土地使用权人均系被上诉人；2000年换发房屋所有权证书所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也系被上诉人。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2000年被上诉人履行相关手续后对房屋进行整体拆除重建，基于合法建造房屋的事实被上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即使翻建前房屋由双方共有，但后续的整体拆除翻建已致原房屋不复存在，物权标的灭失，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翻建房屋进行出资，对于翻建后的房屋其并无相关权益。第三，宅基地使用权是针对农村居民设定的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权利，具有特定身份关系和福利性质。宅基地使用权人如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宅基地使用权是基于房屋的存在而存在。即使原房屋由双方共有，原房屋现已灭失，上诉人对案涉宅基地亦不再享有使用权，相关拆迁补偿利益系案涉房产以产权调换形式，以宅基地面积作为拆迁置换依据，无论从宅基地使用权人的特定身份还是从拆迁补偿利益的性质内容看，上诉人要求分得案涉拆迁利益50%份额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另，一审法院在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形下，径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对请求权的时效限制予以阐述存在不当之处，但并未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析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王析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忠熙审 判 员 李灵福审 判 员 王 娜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维娟书 记 员 徐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