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民申2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孙某1，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贵平，系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孙某2，男，195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系辽宁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某1因与被申请人孙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孙某1申请再审称，一、一审程序违法，未按法定程序向一审被告送达传票、起诉状副本、判决书等诉讼文书，剥夺其辩论、质证及上诉的权利。首先，原告在起诉书当中提到的住址“沈阳市和平望湖路12号1-4-1”是被继承人孙立刚生前房屋坐落位置，并不是被告的居住地址。原告也诉称被告已将上述房屋出售，该地址不可能是被告的居住地址。一审法院仍然将开庭传票、起诉状张贴在和平望湖路12号1-4-1门上。其次，一审庭审笔录当中提到的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八零巷7-8号2-5-1”，不是被告的地址，被告从来没有居住过。再次，一审法院曾经将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张贴于“沈阳市沈河区沈水路二组团5号楼”外墙之外，并未张贴在具体的门上。但根据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4日出具的《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协助执行通知书（稿）(2019)辽010保325号》显示，一审法院明知被告名下房产的详细地址是“沈阳市沈河区沈水路606-5号2-3-2”。法院张贴的位置在楼体之外，很不显眼，根本无法引起被告的注意，这种送达方式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导致被告并未收到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剥夺了其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张贴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并拍照记录送达过程的送达方式属于把诉讼文书留在被告“住所”的留置送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张贴诉讼文书并拍照记录送达过程的适用前提是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但是本案并不存在此情形，同时留置送达并非任何条件下均可适用。由于直接送达为送达的一般方式，其他送达方式只能是直接送达存在困难和障碍时的补充方式。因此，留置送达也只能在直接送达不能完成时才可以采用。更何况一审法院留置送达的地址并不是被告的准确送达地址。一审法院张贴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后，于2020年7月6日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官网发布开庭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本案不属于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且一审法院在没有采用其他方式的情况下就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案卷中并未记明原因和经过同样违反了法定程序，严重剥夺了被告的辩论权利和质证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孙立刚形成继父子关系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综合全案原告的证据显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韩淑芝与孙立刚是再婚。其次，原告提交的证据《职工登记表》有原告自己亲手书写的“养父孙立刚”的字样，但是“养父孙立刚”是由原告自己填写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明。孙立刚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可以联系的家属姓名记载为原告孙某2，但家属联系人并不代表原告就是孙立刚的继子。因此，以上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孙立刚之间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一审法院仅根据原告单方陈述及上述不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就认定原告孙某2与孙立刚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明显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根据《继承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有扶养关系是继父母子女之间相互享有继承权的前提。其法律意义应当包括抚养、赡养和扶养三方面。韩淑芝与孙立刚恋爱期间，由于工作原因两地分居，在分居期间，韩淑芝与姜晓天接触后，怀上了姜晓天的孩子。孙立刚得知情况后，心情极度痛苦与折磨，身心收到了极大伤害，可是迫于韩淑芝苦苦相逼，又碍于自己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原因，只能委曲求全与韩淑芝结婚。但是婚后，孙立刚还是无法面对现实，其与韩淑芝夫妇开始长期的分居生活，直到孙立刚退休以后才和韩淑芝共同生活在同一处房屋内。在原告成年之前，孙立刚根本没有见到过原告几次面，更是不想见到孙某2，怎么可能共同生活，怎么可能形成抚养关系？在原告成年之后一直到孙立刚去世，原告也未尽过任何赡养义务，孙立刚去世后都是由婚生子被告来安排后事，包括购买墓地，办理公墓安葬证。再次，孙立刚生前与韩淑芝共用同一个户口本，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页上，并没有登记孙某2的名字。同时根据孙立刚1982年的《干部履历表》其他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一栏，只填写有一个儿子“孙某1”，并没有原告孙某2的姓名。又根据1988年2月26日被告填写的《全民聘用合同制经营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1988年3月12日填写的《全民聘用合同制经营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1986年12月25日填写的《东北工学院夜大学毕业生登记表》显示，家庭主要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并未填写原告孙某2的姓名。因此，各种证据显示，原告孙某2与孙立刚和韩淑芝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与孙立刚之间更不可能存在继父子关系。原告对孙立刚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三、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事实认定错误。在孙立刚及韩淑芝先后去世后，共留有三处房产，其中两处房产登记在韩淑芝名下，一处房产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系公有住房，另一处房产位于沈河区。第三房产登记在孙立刚名下，系公有住房，位于沈阳市和平望湖路12号1-4-1。韩淑芝去世后，位于沈河区的房产赶上拆迁，拆迁款约44万元由原告领取。基于此，原告同意将韩淑芝位于的房产由被告经公证后把房子过户到被告名下，再由被告出售。由此可见，原告对于需要做公证的事项是明知的。一审庭审笔录原告陈述：“后期被告也给我打电话，问我户口上几个人，被告说现在卖房子合适就卖了。我说当时说房子现先过户到你名下，等卖房子时候一起卖”。当时，原告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证明材料能证明其与韩淑芝之间的母子关系、与孙立刚之间形成养父子关系，所以原告心里很清楚，他无法办理公证。所以才同意被告以个人名义去做公证，同意被告把房产先行过户到被告自己名下。被告并没有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一审当中，原告一直强调被告做虚假公证，出卖位于的房产的事实，却故意隐瞒其已经获得取韩淑芝名下房产拆迁款的事实。同时，自2008年左右至2019年7月份，位于直由原告出粗给第三人收取租金，将近11年的租金约有20万元。而原告对于租金收入的事却只字不提。此外，韩淑芝生前长期由被告的前妻照看，原告很少去照看韩淑芝，并未尽到任何赡养义务。原告曾经为了购买房产向韩淑芝借款五万元，直到韩淑芝去世，这五万元借款都没有偿还。因此，韩淑芝生前对原告意见很大，对其极其不信任，所以才会把银行账户密码都告诉被告。韩淑芝去世后，是原告先行将韩淑芝的银行卡隐匿起来，后由于原告不知道取款密码，才将银行卡交给被告，被告将韩淑芝银行账户余额、医保余额、丧葬费用支取出来，只是为了妥善的管理遗产，并不是隐匿、侵吞或争抢。四、一审法院认定位于沈河区的房产价值为76.95万元，与事实不符。一审当中原告不认可沈河区的房产转让价格26万元，法院委托辽宁天衡房地产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将上述房产评估为76.95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沈河区的房产价值位76.95万元。但被告目前有新证据证明，当时在出卖上述房屋后，实际收到买方刘洋购房款共计72.5万元。当时被告在出卖房屋时与买方刘洋产生房屋买卖纠纷，经过一审二审判决，此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终7410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已经确认被告实际收到买方刘洋购房款共计72.5万元。五、关于遗产继承方式及分割方式，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被继承人孙立刚于1996年11月4日去世后，在其遗产并未进行分割前，韩淑芝于2016年10月24日去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规定，在被继承人韩淑芝去世后，就应当适用转继承的方式来确定遗产的范围，以进行遗产分割。而不能笼统将孙立刚于韩淑芝的夫妻共同财产定义为遗产。其次，综合全案来看，被告并不存在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情形，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相反是原告存在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情形，法院应当酌情减少原告应继承的遗产。再次，自原告出生以后，长期跟随姜晓天生活，自姜晓天去世后，原告继承了姜晓天的遗产。同时，根据原告于1987年填写的职工登记表显示，原告于1980年顶替其生父的工作，开始在辽阳精密仪器厂参加工作。韩淑芝生前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页并没有孙某2的姓名也可以佐证原告并没有与韩淑芝生活在一起。事实上，自原告成年以后既未给韩淑芝的生活提供任何经济来源，也未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任何扶助。韩淑芝去世后的丧事也是由被告来操办，包括选墓地、举办丧礼等费用都是由被告支付的，原告并未承担任何费用。综上，应当认定原告对韩淑芝并未尽到任何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六、一审法院判决文书存在的其他几个错误。一审判决书第六页“被告孙某1向本院申请对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4号97栋1-4-3房产一处（建筑面积：31.66平方米）进行价格评估。”此处申请评估的应当是“原告孙某2”而不是“被告孙某1”。一审判决书第九页“故上述抚恤金和丧葬费应由原告孙某2和被告孙某1平均分配。被告孙某1于2017年3月22日在沈阳建筑大学领取被继承人韩淑芝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共计49,977元，被告孙某1给付原告孙某229,986.20元（49,977元×60%)”。此处，既然一审法院认为抚恤金和丧葬费应由原告和被告平均分配，为何判决结果却是原告占有60%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的相关规定，向贵院申请再审，恳请贵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孙某2称，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正当。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申请。二、申请人孙某1企图独占被继承人遗产。申请人故意隐瞒被继承人韩淑芝、孙立刚存在法定继承人孙某2的事实，欺骗公证处，作出继承权公证书，将被继承人财产侵占、变卖，严重侵害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确认减少申请人的继承份额，合法有据。申请人在申请书第8页载明，其将韩淑芝银行账户余额、医保余额、丧葬费支取出来，只是为了妥善管理遗产，并不是隐匿、侵吞或争抢。此点与事实不符，被继承人韩淑芝已去世多年，为何没有对相关遗产继承问题与被申请人进行协商分割事宜，而是单独占有，以及采取欺骗手段取得公证书，偷偷将二套房产出售获利。三、被申请人孙某2在本案中享有继承权。被继承人孙立刚与被申请人已经形成了抚养关系，一直同孙立刚及韩淑芝共同生活，尽到了赡养义务。反之，孙某1长年在国外，很少在家中生活。综上，申请人申请书记载的内容颠倒黑白，请求法院查明案情，维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在本院审查期间，申请人孙某1提供了如下证据：1.居民户口簿，证明孙立刚生前与韩淑芝共用同一个户口本，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页上，并没有登记被申请人孙某2的名字。2.经营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1，证明家庭主要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并未填写被申请人孙某2的姓名。3.经营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2，证明家庭主要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并未填写被申请人孙某2的姓名。4.东北工学院夜大学毕业生登记表，证明家庭主要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并未填写被申请人孙某2的姓名。5.公墓安葬证，证明孙立刚去世后都是由婚生子再审申请人孙某1安排后事，包括购买墓地,办理公墓安葬证。6.民事判决书，证明再审申请人实际收到买方刘洋购房款共计72.5万元。7.沈阳建筑大学资产与实验室安全生产管理处情况说明，证明沈河区文化路86-2-312大间的原承租人为韩淑芝，在2017年该房动迁前已去世，随后承租人变更为孙某2。相应的拆迁款由孙某2领取。孙某2在一审当中只字不提，故意隐瞒拆迁款由其领取的事实。8.单位自有住宅使用证，证明孙立刚生前名下位于沈阳市和平望湖路12号1-4-1公有住房使用人情况，并没有孙某2名字。因此，孙立刚从来没有承认孙某2是家庭成员，更不可能是养子。9.辽宁省殡葬服务专用票据，证明被继承人孙立刚去世后,骨灰入土费用由再审申请人孙某1个人承担。10.沈阳市地方税务局收款收据，证明被继承人孙立刚去世后,所有的殡葬服务费用均是由再审申请人孙某1个人承担。11.沈阳市地方税务局收款收据，证明被继承人韩淑芝去世后,所有的殡葬服务费用均是由再审申请人孙某1个人承担。12.护照，证明在一审原告孙某2起诉之日起至今，一审被告孙某1一直在国内，居住地一直在沈阳市沈河区，一审被告从未下落不明，一审法院对于被告的上述居住地址是明知的。由于一审法院错误的送达方式导致被告并未收到一审开庭传票及相关诉讼文书。被申请人孙某2质证：针对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是否记载孙某2是其家庭成员不能否认孙某2是本案继承人，家庭成员均为申请人单方书写。针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不是判决书，是网上打印的，真实性无法核实。针对证据7：该房屋系被申请人生父落实政策而给孙某2的。因为孙某2不是建筑大学员工，因此不能登记为孙某2所有，只能登记在其母亲韩淑芝名下。针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申请人与孙立刚是否形成抚养关系是事实问题，不能通过情况说明方式加以否认。针对证据9-11：票据持有者并不一定是相关费用承担者，但孙立刚丧葬费，我们也支付了1000元买墓地。针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法院已经履行送达程序，审理程序合法。被申请人孙某2提供如下证据：1.韩淑芝火化证、丧葬费票据两张、自带骨灰盒寄存协议书，证明孙某2办理韩淑芝丧葬期间所支出的费用，其丧葬支出由孙某2负责。2.分房原因79年落实政策，证明案涉房屋86-2号312动迁的房屋是建筑大学给孙某2生父姜尧天落实政策申请住房而写的申请书。3.业务凭证回单、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证明动迁款是429260.04元，被征收人为孙某2，动迁房屋是建筑大学为落实政策给孙某2的房屋，因此孙某2在一审并未提及该房屋。申请人孙某1质证：针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孙某2被韩淑芝办理了火化证并支付相关费用就能证明孙某2与孙立刚共同生活过，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养父子关系。针对证据2：是孙某2自己书写，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政策中韩淑芝是姜尧天的前妻与事实不符，综合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姜尧天是韩淑芝的前夫，同时一审法院认定韩淑芝与孙立刚是再婚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建院文化路86号2-312大间原承租人是韩淑芝，是沈阳建筑大学分配给韩淑芝的公有住房，与孙某2无关，其不是建筑大学员工。建筑大学不可能为其分配公有住房。同时根据建筑大学2021年7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韩淑芝是上述房屋的承租人，由于韩淑芝在2017年该房屋动迁前去世，所以建筑大学才根据公有住房相关政策将承租人变更为孙某2，拆迁款由孙某2领取，即视为孙某2独自领取了韩淑芝房屋的拆迁款。针对证据3：回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恰恰证明了韩淑芝生前位于文化路86号2-312公有住房相应拆迁款由孙某2领取，同样证明是孙某2隐匿韩淑芝遗产，根据继承法规定应酌情减少其继承份额。补偿安置协议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是在建筑大学根据公有住房相关政策在韩淑芝去世后将承租人变成为孙某2，在此情况下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某2是否为孙立刚的法定继承人，是否有权继承孙立刚的遗产。孙某2是否为孙立刚的法定继承人，主要取决于孙某2与孙立刚是否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本案被继承人韩淑芝在孕有孙某2期间与被继承人孙立刚结婚，婚后生下孙某2，孙某2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孙立刚与孙某2形成继父与继子女的抚养关系。孙某2提供了职工登记表、沈阳建筑大学离退休职工管理处、人事处出具的证明、孙立刚、韩淑芝死亡证明联系人均记载为孙某2，可以证明孙某2与孙立刚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关系。虽孙立刚因工作原因在外地，但不影响其对子女经济上的扶助和精神上的抚养，不影响其继父子关系的形成，孙某2应系二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申请人孙某1虽主张孙某2与孙立刚未形成继父子关系，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因孙某1向辽宁诚信公证处隐瞒孙某2系继承人之一，导致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将二被继承人名下财产均由孙某1继承。原审法院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酌情减少孙某1应继承的遗产，并无不当。关于建院街房产部分，因孙某2对买卖合同记载的转让价格不予认可，申请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原审法院根据评估价值对房产折价款进行分割，并无不当。关于申请人主张遗产继承方式及分割方式，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本案被继承人孙立刚去世后，遗产没有进行分割，而在其遗产分割前被继承人韩淑芝去世，原审法院根据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对被继承人的财产进行分割，并无不当。关于丧葬费和抚恤金部分，由孙某1和孙某2平均分配，但一审法院鉴于孙某1隐瞒继承人的情形，由孙某1继承40%，孙某2继承60%，亦无不当。关于申请人孙某1主张原审程序违法问题。本案一审法院通过邮寄送达、现场送达、公告送达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了开庭传票等相关手续，送达程序并无不当，故申请人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 卉审判员 张红君审判员 栾晶晶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梁 壮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