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10民再59号二审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敏，女，195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二审上诉人（原审原告）：苗某3（曾用名侯海兵），男，197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二审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翠侠，女，198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二审上诉人（原审原告）：苗某1（曾用名苗某2），女，200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法定代理人：苗某3，系苗某1之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荣，河北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龙，河北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振红，女，195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振凤，女，196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振朝，男，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振学，男，196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廊坊市广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环，天津星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与二审上诉人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7）冀100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均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冀10民终5484号民事判决。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冀10民申39号民事裁定，驳回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再审申请。本案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2021）冀10民监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二审上诉人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荣、李彦龙，二审上诉人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再审请求：撤销原一、二审民事判决，确认《遗赠抚养协议》无效；诉讼费用由四被申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申诉人的合法权利。1、《遗赠抚养协议》无效或效力待定。遗赠人只能对自己的合法财产进行遗赠，应先析产才能确定遗赠的效力范围，但该遗赠抚养协议签订至今，该家庭户无有析产。2、遗赠人是被四被申请人强行接走的，签署协议时，申请人无一在场，且协议为打印的，不能确定签订该协议的行为是苗桂起的真实意思表示。3、农村宅基地属于村集体所有，每户进行拆迁安置时，家庭成员均应享受拆迁安置的权利。原审将宅基地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侵犯了宅基地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苗某3、刘翠侠、苗某1三人应享有的安置权益。4、原审将被拆迁房屋错误认定为苗桂起个人所有。根据《村庄地籍调查表》证明，只有78.98平方米是苗桂起婚前建成，刘淑敏婚后，将婚前房产出售，所得款增建了90平方米房屋，苗某3、刘翠侠婚后，出资建造了合计约230平方米的另外两栋房屋。5、《苗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确定被拆迁安置人为苗桂起和四申请人一家五口人。原审违背拆迁协议内容，将被拆迁安置人错误认定为苗桂起、刘淑敏夫妻二人，将拆迁安置房屋认定为苗桂起、刘淑敏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6、《苗场村城中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确定补偿款、过渡费为家庭成员五人按份共有，原审将补偿款、过渡费认定为苗桂起、刘淑敏夫妻二人共有。7、苗桂起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遗赠抚养协议》中苗桂起处分的66万元银行存款，是由拆迁补偿款、过渡费进行理财积累的家庭共同财产。8、苗振朝之子苗庆松手写的证明，证实四被申请人制作《遗赠抚养协议》时，已经占有苗桂起一家人理财款20万元，四被申请人未履行《遗赠抚养协议》中对苗桂起的抚养义务。二、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四被申请人出示的苗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2010年7月份苗桂起一家人被拆迁的房屋是1986年建成的，是伪造的虚假证据。《村庄地籍调查表》及施工队负责人董某1、工人董某2证言能够证实该《证明》是伪造的。2、四被申请人出示的中石油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中，手写体文字不是同一个人书写，存在伪造的嫌疑。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答辩意见：一、四申诉人再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1、苗场村的拆迁补偿政策，是补偿的宅基地被占用的损失，并非对地上物给予的补偿，即便苗桂起的宅基地上没有房屋，仍会按宅基地面积取得相对应的安置面积，四申诉人认为只要有权利在苗桂起家居住的人，就能享有苗桂起的拆迁补偿利益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证人董某1、董某2与四申诉人存在亲属关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该证据在原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另外，苗桂起宅基地上的房屋面积与苗场村拆迁补偿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该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四申诉人说苗桂起没有经济收入不是事实，苗桂起生前一直从事个体经营，收入不菲，这一事实苗场村村民和所有认识苗桂起的人都知道。四申诉人所说苗桂起所留的66万元存款仅是来自拆迁补偿款、过渡费，是家庭共有财产不是事实。4、四被申诉人从未领取过苗桂起的20万元理财款。苗桂起生前在苗庆松工作的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当时刘淑敏说记不住何时到期才让苗庆松写的这一行字。二、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真实，且经过原审庭审质证，四申诉人关于村委会证明及诊断证明书是伪造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苗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与村庄地籍调查表所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诊断证明书是中石油中心医院的医生亲笔书写，四申诉人提交的医师郝芳芳的字迹，不能确认为郝芳芳本人所写，四申诉人仅凭猜测就怀疑该证据的真实性是不能成立的。三、苗桂起的宅基地是婚前取得的个人财产，苗场村拆迁占地补偿的安置房面积和补偿款是苗桂起婚前个人财产转户而来，苗桂起在《遗赠抚养协议》中所处分的安置面积和货币财产是其个人所有的宅基地使用权置换而来，不存在处分无效的情况。四申诉人仅因户口迁至苗桂起户口下，而主张苗桂起个人所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家庭全体成员共有，违背法律规定。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在原一审时诉称：一、确认四被告与苗桂起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刘淑敏与苗桂起于1993午10月举办酒席结婚，1994年11月7日补办结婚登记证书；原告刘淑敏系再婚，带着儿了侯海兵一起来到新家庭。侯海兵对苗桂起孝顺恭敬，由侯海兵改名为苗某3。2004年5月17日，原告苗某3与刘翠侠结婚，2006年9月27日生育女儿苗某1。2016年4月，苗桂起查出患肺癌，2016年5月，在北京世纪坛医院进行手术，而后每个月都前往北京进行化疗。2017年1月，苗桂起在廊坊管道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2017年6月19日，入廊坊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这期间，都是原告刘淑敏、苗某3和刘翠侠护理、照顾，四被告从未施以援助。2017年7月初，四被告打听到苗桂起病重，可能会不久于世，于2017年7月3日同时来到廊坊市医院强行将苗桂起拉走，原告刘淑敏阻拦未成。原告要求看望被拒绝。2017年7月7日，四被告将苗桂起送到廊坊市管道局医院，原告赶着去照顾，却被告知四被告与苗桂起已经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四被告以此协议为由不让原告照顾苗桂起。协议内容大概是：鉴于刘淑敏和苗某3不履行赡养义务，以后四被告将承担赡养苗桂起的责任，生老病死均与原告无关；苗桂起死后四被告将享有299.5平米的回迁楼等多项权益。原告不相信该协议，因为原告无不履行赡养义务之事实，二是拆迁前的宅基地是村集体分配给苗桂起和原告一家人占有、使用的，苗桂起个人无权将其处分给他人。2017年8月1日下午5时，苗桂起突然去世，让原告心痛不已。在四被告将苗桂起弄走之前，医生曾很肯定地说过苗桂起至少还能坚持三个月。正是四被告的行为加速了苗桂起的病情恶化和死亡。四被告为了争夺苗桂起和原告一家人的财产，实施了卑劣的行为，他们没有对苗桂起进行赡养，却占用着苗桂起和原告一家人的存款。原告认为，四被告与苗桂起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严重地侵害了四原告合法权益，缺乏履行基础，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为防止事后发生财产纠纷，现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辩称，苗桂起与四被告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一审认定事实为：原告刘淑敏与苗桂起于1994年4月7日办理结婚登记。原告苗某3（侯海军）与原告刘翠侠于2004年5月17日办理结婚登记，刘翠侠于2005年12月将户籍迁入苗桂起户下，苗某1于2006年10月23日落户至苗桂起户下，苗某3于2010年4月迁入苗桂起户下。2010年7月16日，苗桂起与廊坊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对苗场村房屋进行拆迁改造。证载面积487.31平方米，按土地证载面积85%计算，补偿面积414.21平方米，奖励面积146.19平方米，共计补偿面积560.40平方米。本户按2010年8月31日户籍冻结人数每人分40平方米商业面积，要商业面积：3人×40平方米＝120平方米；放弃商业面积补偿其住宅面积每人60平方米，与开发商等价交换，要住宅面积3人×60平方米＝180平方米。搬家补助费5847.72元、过渡期补助费64324.92元、电话移机补偿费176元、空调移机补偿费240元、太阳能热水器拆装费160元、有线电视费320元、宅基地以外面积补偿5345元、树木11340元，村民养老保险每人3万元，5人共计15万元，拆迁奖励款4万元。累计补偿款为277753.64元。2016年5月，苗桂起因肺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做了手术。后多次入院治疗，一直由原告刘淑敏、苗某3进行照顾。2017年7月3日，四被告将苗桂起从医院接走。2017年7月6日，苗桂起与四被告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称因自己年老患病，身体衰弱，家中老伴和继子不履行照顾赡养义务，自愿与四被告签订该协议。协议约定：苗桂起至去世前的衣食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由四被告供给，去世后由四被告按当地习俗送终安葬。苗桂起拥有位于原苗场村487.31平方米的宅基地拆迁分得599平米的楼房，在百年后将299.5平米赠与四被告，其余按法定继承。在拆迁过程中分得的补偿商业面积和独生子女家庭户奖励份额的1/3赠与四被告；银行存款66万元赠与四被告36万元，其余按法定继承。如四被告不履行生养死葬的义务，苗桂起可以解除此《协议》。苗桂起自2017年7月3日至8月1日去世，一直由四被告照顾，其丧葬事宜亦由四被告操办。又查明，苗桂起在签《遗赠抚养协议》时意识清楚，意思表示真实。庭审中，四原告称拆迁补偿款以户为单位发放，由苗桂起于2010年领取并管理。2013年，苗桂起将该笔款项与其他存款一起分多笔存入了冠群投资公司进行理财。后来，苗桂起生病花费20多万元，原告刘淑敏生病花费5万元，加上家庭生活开支，陆续支取了部分存款，至2017年7月尚有67万元在冠群投资公司。原一审认为：苗桂起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自其生病起至被四被告接走，其生活起居及住院治疗一直由原告刘淑敏、苗某3等进行照顾，但其与被告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四被告也履行了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因此，该《遗赠抚养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四原告的户籍均与苗桂起在一起，但是被拆迁的房屋应为苗桂起与原告刘淑敏的夫妻共同财产。遗赠人赠与的财产应为其遗产部分。苗桂起因房屋拆迁获得安置补偿面积560.40平方米，其中的一半即280.2平方米为苗桂起遗产，其将299.5平方米赠与四被告，多处分了原告刘淑敏享有的19.3平方米，多处分部分无效；苗桂起的存款66万元应为其与原告刘淑敏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33万元系其遗产，其赠与四被告的36万元，多处分了原告刘淑敏所有的3万元，该部分赠与无效。四原告称《遗赠抚养协议》的66万元存款中有27万元系拆迁安置补偿收益，应为家庭共有财产，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5条的规定，判决：一、苗桂起与被告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中超出遗产部分的赠与无效，其余部分有效；二、苗桂起与四被告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中赠与四被告的回迁楼299.5平方米应为280.2平方米，赠与四被告的存款36万元，应为33万元，多赠与的19.3平方米面积和3万元存款应归原告刘淑敏所有，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四原告负担800元，四被告负担200元。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上诉请求：1、撤销广阳区人民法院（2017）冀100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改判苗桂起与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无效并返还财产，或发回重审；2、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小部分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遗赠抚养协议是双方的法律行为，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成立。遗赠抚养协议是有偿的，相互附有条件的，坚持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苗桂起2016年4月查出患肺癌，当年5月在北京世纪坛医院作了右肺切除手术，每月到北京医院化疗；2017年1月入住管道局医院治疗，2017年6月19日又入住廊坊市医院治疗至2017年7月3日，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苗桂起的生活、起居、送医治疗，全部由刘淑敏、苗某3和刘翠侠照顾，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从未履行过抚养义务。苗桂起在遗赠抚养协议中说因年老患病，身体衰弱，家中老伴和继子不履行照顾义务，纯属歪曲事实。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与苗桂起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是为了侵占苗桂起的财产，2017年7月3日强行把苗桂起从廊坊市医院劫持到不明地点。2017年7月6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第二天把苗桂起又送到医院，2017年8月1日苗桂起死亡。苗桂起在被劫持的情况下，失去了平等协商的基础。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必须提供协商经过和签字过程以及证人作用的视频资料，来证明遗赠抚养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则遗赠抚养协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利用胁迫的手段或趁人之危签订的协议无效。2、一审判决认定置换的楼房及所得补偿款是苗桂起和刘淑敏的夫妻共同财产，明显与事实不符，侵害了苗某3、刘翠侠、苗某1的合法权益。苗桂起、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五人均享有宅基地使用权。2010年8月27日，廊坊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苗桂起及苗场村委会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一）条“被拆迁房屋现状”，没有描述。也就是说拆迁置换楼房和发放的补偿款与地上建筑物无关；第（二）条“拆迁补偿安置”本户土地证载面积487.31平方米，按土地证载面积85%计算，补偿面积414.21平方米；奖励面积164.19平方米，共计安置面积560.40平方米。证明是用宅基地使用权置换楼房，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家庭成员对置换的楼房均享有所有权，为共同所有。苗某3、刘翠侠、苗某1享受苗场村村民所有待遇，一审法院剥夺了其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楼房的所有权。3、一审判决有法不依，没有要求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证明遗赠抚养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视胁迫手段和趁人之危所签订的协议无效的法律规定，无视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属有法不依。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辩称，1、苗桂起与我们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是苗桂起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诊断证明书、证人证言和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的视频等证据可以证实苗桂起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神志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遗赠抚养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受胁迫情况。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称我们“强行把苗桂起从廊坊市医院劫走、劫持到不明地点四天”不是事实。事实是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以为苗桂起所得拆迁补偿财产已归他们所有，不愿继续给苗桂起治疗，强行给苗桂起办理了出院手续，苗桂起一气之下才去的苗振红家。苗桂起四天一直住在苗振红家，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说我们劫持苗桂起四天，但并未报警。如果不是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遗弃了苗桂起，不会有《遗赠抚养协议》。苗桂起与我们是叔侄关系，且年龄差距不大，一直感情深厚。2、《遗赠抚养协议》处分给我们的财产系苗桂起生前个人合法财产。苗桂起系廊坊市广阳区苗场村村民，早在结婚前就已在苗场村拥有合法宅基地并于1986年建造了房屋，刘淑敏1994年才与苗桂起结婚，后落户苗场村。该宅基地和房屋是苗桂起的婚前个人财产，苗桂起完全有权利处分由此转化来的拆迁补偿利益。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上诉请求：1、撤销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2017）冀100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改判苗桂起与上诉人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有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苗桂起在苗场村被拆迁的房屋，是苗桂起与刘淑敏的夫妻共同财产错误。苗桂起与刘淑敏结婚前，已经在苗场村拥有本案所涉被拆迁的宅基地和地上房屋，该房屋属于苗桂起婚前个人财产。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苗桂起因房屋拆迁获得安置补偿面积560.40平方米错误。苗场村拆迁时，因开发商变更设计增加楼层，经与苗场村村民委员会协商后，决定对苗场村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补偿标准为：以被拆迁人《拆迁补偿协议书》确定的安置补偿面积乘以系数0.07，所得数字即为补偿被拆迁人的平米数。具体到苗桂起来说，其《拆迁补偿协议书》确定的安置补偿面积为560.4平方米，乘以系数0.07，补偿给苗桂起约39.2平方米，苗桂起所得安置补偿面积总数为599平方米，苗桂起在《遗赠抚养协议》中所述：“按我村的拆迁政策应分得599平米的楼房”并无错误。第三、一审判决认定苗桂起多处分了刘淑敏所有的3万元存款，该部分赠与无效错误。刘淑敏对苗桂起关于67万元的分配方式是认可的，刘淑敏已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综上，一审判决将苗桂起的生前个人财产错误的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对苗桂起的安置补偿面积数认定不正确，对刘淑敏认可存款分割的事实未予认定，基于这些错误事实认定苗桂起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部分有效，是错误的。请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苗桂起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辩称，1、2010年8月27日，廊坊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苗桂起及苗场村委会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与宅基地上有多少建筑物没有关系，拆迁补偿协议书“被拆迁房屋现状”一栏内是空白。也就是说拆迁补偿楼房的面积是根据宅基地使用面积计算出来的。我方从未认可是夫妻共同财产，认为补偿的楼房是家庭五口人的共同财产。2、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所称开发商增加楼房，经协商对被拆迁户给予补偿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持。3、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认为刘淑敏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是对苗桂起对66万元的分配方式的认可，是对授权委托书概念上的认识错误，2017年7月23日，苗桂起出具的是授权委托书，不是66万元的分配方式或分配方案。刘淑敏和苗振朝都是代理人，苗振朝代理取出的36万元应交给苗桂起。4、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认为苗桂起和他们签有遗赠抚养协议，这36万元就是他们的，是认识错误。2017年7月23日遗赠抚养协议还没有生效，苗振朝占有苗桂起的36万元违法。本院二审期间，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提交两组证据：1、苗场村两委会议记录一份、补充协议书一份，证明苗桂起遗赠抚养协议中所列599平米回迁房面积与拆迁补偿协议所列560.4平米回迁房面积之差的由来。2、苗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苗长村2012年-2016年村民拆迁过渡期补助费发放明细表，证明苗桂起遗赠抚养协议处分给四受遗赠人，36万元存款是其个人财产。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质证意见，会议纪要、补充协议书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发放明细表没有意见，对村委会证明中的金额需回去计算核实。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会议记录、补充协议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村民拆迁过渡期补助费发放明细表、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补助费的发放情况，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苗桂起在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时意识清醒，可表达自主意愿，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赠扶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有多名无利害关系人现场见证。故，苗桂起在该协议中除处分超出个人财产部分无效外，其余部分合法有效。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主张该协议系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采用胁迫手段和趁人之危所签订的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要求确认《遗赠扶养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房屋所有人，农村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是基于“村民”的特定身份取得，村民只有宅基地使用权。虽然苗桂起在与刘淑敏结婚之前，就已经拥有本案所涉被拆迁的宅基地使用权，但苗桂起与刘淑敏结婚后，刘淑敏将户口迁到了苗桂起的家庭中，与苗桂起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刘淑敏作为该村集体成员，对以苗桂起的名义申请的宅基地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因此，原审将基于苗桂起与刘淑敏因该宅基地使用权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面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主张苗桂起在《遗赠扶养协议》处分的36万元系苗桂起的个人财产，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与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负担500元，由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负担500元。本院再审期间，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提交证据：1、村庄地籍调查表一份，证明案涉宅基地登记的使用人为苗桂起，建筑面积为78.98平方米。该调查表形成时间为1994年8月10日，苗桂起与刘淑敏结婚时间为1994年11月7日，2010年被拆迁时地上房屋约400平方米。2、证人董某1、董某2证言各一份，证明董某1带领施工队与1996年4月到2005年5月期间，共为四申诉人一家建房三次，建筑面积约320平方米。3、苗庆松出具的编号为GQCJ20150706-592620（理财产品）于2017年7月6日到期取出，结合一审期间提交的理财产品明细，该笔理财款为20万元。证明四位被申诉人与苗桂起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已经实际控制苗桂起一家人的20万元财产，其不可能使用自己财产履行遗赠抚养义务，因此遗赠抚养协议并未实际履行。4、律师事务所调查专用证明一份、一审期间四被申诉人提交的诊断书一份、诊断书出具医师郝芳芳个人签名及书写苗桂起名字的字体，与四被申诉人提交的诊断证明书上字体存在明显去呗，证明该诊断书是伪造的，且郝芳芳医师称没有开具该证明的记忆。5、一审期间四被申诉人提交的苗场村证明一份及对应的领取过渡费发放明细五页，证明2012年至2016年刘淑敏、苗桂起一家共计领取过渡费549685.68元，与苗桂起在遗赠抚养协议中处置的理财款67万元是同一笔财产及利息，证明苗桂起在遗赠抚养协议中处置的理财款为家庭共有财产。6、苗桂起工商银行卡号为3599、9788的储蓄卡，理财记录与2012年至2016年苗桂起一家领取的过渡费时间上能够印证，证明为同一笔财产。7、苗桂起在中国农业银行多张存折或储蓄卡交易明细，证明苗桂起仅有每月80元至120元不等的养老金，无其他收入。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质证意见：1、对村庄地籍调查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调查表记载的信息与苗场村委会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村委会证明真实合法有效。其次，调查表能够证明苗桂起在与刘淑敏结婚前就已经取得该宅基地，到苗场村拆迁时，该宅基地的使用性质没有改变，宅基地的性质是“个人”，也就是说该宅基地时村集体划分给苗桂起个人使用的，该宅基地不是分配给苗桂起一家五口人使用的。四申诉人无权因婚姻或户口迁入而取得该宅基地的使用权。2、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因其未出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证据形式与本案的关联性、申诉人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即便该证言所述属实，也仅仅说明后两次建房的工钱是苗某3交付给他的，但工钱的来源是否属于苗某3并不知情。2004年时苗某324岁，当时的收入水平经济能力及财产来源是否能够建筑两套房屋，单凭证人证言不能证实。3、对证据的关联性和申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经被申诉人向苗庆松本人核实，当时苗庆松就职于冠群公司，是刘淑敏向他查询理财财产到期时间，怕记不住而让他写下了的，没有任何证明目的。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是由被申诉人领取的，被申诉人没有领取过该笔理财款。4、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律师事务所调查证明所调查到的所谓郝芳芳字迹是否为郝芳芳亲笔书写不得而知。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6、工商银行卡3599号自2011年4月8日至2012年12月21日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未加盖银行公章。对后面的银行流水，因没有加盖公章，对真实性不认可，该交易明细的起止时间仅是2011年至2017年，不能证实苗桂起在该时间段以外的收入情况，更不能证实该资金全部来源于拆迁补偿，也不能证明该理财账户是家庭共同财产。该证据打印时间为2020年5月6日和5月20日，可见苗桂起的身份证件和银行卡都掌握在申诉人手中，申诉人完全控制着这些存款，苗桂起的生养死葬义务完全是被申诉人独立履行。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苗桂起在冠群公司的每一笔理财款都回到苗桂起的个人卡上，从没有转账给被申诉人。从该银行流水看出2015年9月14日和2017年1月13日的交易明细，苗桂起转账给苗某3一笔10万，一笔2万多，可见苗桂起的存款不仅是银行流水显示的这些，申诉人在苗桂起去世前就已经取得了大量的钱财。7、对证明目的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从个人客户关联信息可知，苗桂起仅是农行账户就多达十个，而申诉人仅提供了两个账户的部分信息，不能全面反映存款和收入情况。其他意见同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综上所述，申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再审新证据的规定，提交的证据并非新发现的证据，也不存在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未经质证的情形，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一审时，被申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在原审时未当庭播放及质证，经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本次庭审时当庭播放，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质证意见：1、四被申诉人将苗桂起强行从医院接出第四天，让苗桂起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且从苗桂起的神态和表情，可以看出存在胁迫的情形。2、遗赠抚养协议是打印字体，并非苗桂起口述由代书人代书，根据视频中苗桂起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的情况，完全可以口述遗赠意愿由代书人代书。3、视频中在抚养人和见证人在遗赠抚养协议上签字时，苗桂起已经难以支撑坐着的姿势，而是躺在床上，在这种情形下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明显存在胁迫的情形。4、当时苗桂起正在医院住院并没有办理出院手续，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应在医院进行。5、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现场人员很多，应该都是被申诉人亲属。6、遗赠抚养协议不是苗桂起要求签订的，而是有人写好了协议内容，宣读给他听，作为一个病重的人，不可能一瞬间了解协议内容。7、苗桂起的神志是否清楚，不能由他自己确定，应由有资质的鉴定机关鉴定。郝芳芳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不具有证明苗桂起神志是否清楚的资质。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质证意见：1、该协议制作之前，经管道局医院作出的诊断证明，该单位为三甲医院，具备出具证明书的资质，结合视频中苗桂起能够清楚表达自己意识的情形，足以证明该协议是苗桂起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诉人仅凭对其神态表情等不客观的情况进行推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该协议签订过程中，现场有多名见证人，多人为苗场村村委会成员，与苗桂起不存在利害关系，均可证实苗桂起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真实意思。3.苗桂起身患绝症，该协议签订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因病情折磨，非常痛苦，但他对自己家人的愤怒和失望，支撑着他完成了这份协议的签订过程，该协议是苗桂起主动提出要求签订的，并不存在任何胁迫的情形。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涉及的苗桂起于2017年7月6日所签的《遗赠抚养协议》，有苗桂起本人及四位抚养人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的签字手印，并有多名在场见证人的签字手印，且本次庭审中，当庭播放了苗桂起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过程的视频录像，苗桂起在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时意识清醒，可表达自主意愿，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证实苗桂起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苗桂起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经遗赠抚养协议处分的部分财产合法有效。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主张《遗赠抚养协议》系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采用胁迫手段和趁人之危所签订的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刘淑敏、苗某3、刘翠侠、苗某1要求确认《遗赠扶养协议》无效的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农村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是基于村民的特定身份取得，虽然苗桂起在与刘淑敏结婚之前，就已经拥有本案所涉被拆迁的宅基地使用权，但苗桂起与刘淑敏结婚后组成新的家庭，刘淑敏对以苗桂起的名义申请的宅基地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因此，原审将基于苗桂起与刘淑敏因该宅基地使用权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面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依据《拆迁补偿协议书》记载的内容，拆迁补偿包括按本户土地证载面积补偿的安置面积560.40平方米、本户按户籍人数每人分得的商业面积或住宅面积、各项拆迁补偿款。苗振红、苗振凤、苗振朝、苗振学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苗场村两委会议记录、补充协议书，未提交苗桂起个人签订的关于拆迁安置的补充协议等材料相印证，不能证明苗桂起在拆迁安置补偿时实际得到的回迁房面积为599平米，依据现有证据认定苗桂起因宅基地拆迁获得安置补偿面积560.40平方米。与拆迁补偿协议中土地证载面积补偿相对应的遗赠抚养协议，遗赠人赠与的财产应为其遗产部分。苗桂起因房屋拆迁获得安置补偿面积560.40平方米，其中的一半即280.2平方米为苗桂起遗产，为其有权处分部分。拆迁补偿协议中本户按户籍人数每人分得的商业面积或住宅面积，苗桂起在《遗赠抚养协议》中处分个人份额及独生子女奖励份额的三分之一为有效处分，双方在原审中均未对具体事项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各项拆迁补偿款，因苗场村与村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发放各项补偿款的时间为2010年至2016年期间，多数为用于搬家及空调、电话移机等各项实际支出费用，且苗桂起自2016年生病至2017年期间的治疗亦需要一定的费用，结合几年的家庭生活收入、支出，现其个人账户的存款仅凭当时的村民拆迁过渡期补助费发放明细表及理财账户明细等不能认定为由拆迁补偿款直接转化而来。现苗桂起个人账户的存款66万元应为其与刘淑敏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33万元系其遗产，其有权处分部分为33万元。四申诉人称《遗赠抚养协议》的66万元存款来源于拆迁安置补偿收益，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冀10民终5484号民事判决及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2017）冀100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润涛审 判 员 韩春来审 判 员 马艳侠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 薛玉辉书 记 员 樊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