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48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伟明，男，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东岩，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齐，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天房天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环渤海发展中心A-1612。法定代表人：张旭东，董事长。上诉人史伟明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天房天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21）津0103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伟明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天房公司在一审判决违约金39813.25元基础上再向史伟明支付违约金26328.18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天房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史伟明与天房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8月5日，约定交房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因此，一审法院即使考虑政府限制施工的行政措施，也应当从2017年8月5日之后开始考虑。一审法院以2015年至2018年期间的政府存在限制施工的行政措施为由，酌定交房日期顺延180天，并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二、史伟明注意到本小区多名业主对天房公司提起了诉讼，绝大部分业主签订合同的时间远远早于史伟明（已知最早签订合同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但约定的交房时间均为2018年10月31日，天房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对其具体的施工情况、施工进度、履约能力是明确知悉的。天房公司在双方2017年8月5日签订合同时未对交房时间进行延后调整，则天房公司已经以其签约行为表明了在此之前的政府限制施工措施，并未对其实际履约能力造成影响，否则，只能解释为天房公司在签约之时便对作为买方史伟明进行了欺诈。三、史伟明在一审中提交了天津市2016年12月3日至2017年8月5日期间的相关“停工文件”，举证证明了在此期间的停工天数累计不超过44天。因此，即使一审法院酌定2015年至2018年停工天数为180天，那么在2017年8月5日之后的停工天数不超过136天，史伟明在一审诉讼时也已经从善意出发，认可了天房公司可以交房日期2018年10月31日顺延136天至2019年3月16日。史伟明主张从2009年3月16日起至实际交房日2019年6月30日的违约金66141.43元,合情合理，应当依法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对交房日期顺延天数认定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史伟明的全部上诉请求。天房公司未出庭答辩。史伟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房公司支付延迟交房违约金66141.4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天房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5日，史伟明、天房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史伟明购买天房公司开发的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与洞庭路交口西北侧六合里7号楼，配建3-1-404号房屋，房屋价款共计5315804元，交房日期为2018年10月31日前，该合同第五条对天房公司逾期交付商品房的处理亦进行了明确约定：“除遇不可抗力外，甲方如未按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日期交付商品房，逾期在90日内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究已付款利息，利息自合同约定甲方应交付商品房之日次日起至实际交付商品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超过上述约定期限的，乙方在向甲方追究已付款利息的同时，还有权按照下列第3种约定追究甲方违约责任：3、合同继续履行。甲方应支付乙方已付款利息，利息自合同约定甲方应交付商品房之日次日起至实际交付商品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史伟明、天房公司另行签订了《附件六：补充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1）项约定因政府行为即因政府当局颁布新的政策、法律、行政措施而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延期履行的，不适用买卖合同第五条有关天房公司逾期交付商品房的违约责任条款及第九条商品房配套设施未按约定日期运行的违约责任条款。史伟明将购房款全部支付给天房公司，天房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将涉诉房屋交付给史伟明。一审法院认为，史伟明、天房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史伟明主张天房公司应承担逾期交付商品房违约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天房公司应于2018年10月31日前交付房屋，天房公司实际于2019年6月30日将涉诉房屋交付给史伟明。天房公司存在逾期交付商品房的违约情形，至于如何确定天房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具体分析如下：2015年至2018年期间，我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本市出现天气重污染情况下曾多次发布持续时间不同的限制施工的行政措施，既包括全面停止一切施工的行政措施，也包括停止土石方作业等施工的行政措施。天房公司为遵守上述限制施工文件，造成的全面停工和部分停工，以及因停工后恢复施工面临的工作安排和衔接等基于建筑行业特性产生的延期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天房公司取得准许交付使用证必须是在主体和配套项目均完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审批。上述一系列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天房公司延期交房问题，应当是不可完全归责于天房公司的主观原因造成的。上述限制施工的行政措施系为了降低近年来因城市的大气和环境污染对百姓生活、健康的影响而实施的惠及民生的环保举措，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涉诉房屋项目的施工进度。据此，一审法院结合史伟明的诉讼请求、交房日期、天房公司履约等情况，依据法律的公平原则，酌定将双方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予以顺延180天，即天房公司应于2019年4月29日前将涉诉房屋交付给史伟明。具体到本案，天房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自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逾期交付商品房违约责任。天房公司应当向史伟明支付的延迟交房违约金为39813.25元（房款本金5315804元×每日万分之1.208×62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天房天陆置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史伟明违约金39813.25元；二、驳回原告史伟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4元，减半后收取727元，由原告史伟明负担289元，被告天津天房天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38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史伟明与天房公司之间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上述合同中对于交房日期、逾期交房违约责任及免责事由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我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为环境建设曾多次发布持续时间不同的限制施工的行政措施，天房公司为遵守限制施工文件，造成的全面停工和部分停工，以及因停工后恢复施工面临的工作安排和衔接等基于建筑行业特性产生的延期问题客观存在，故对于政府相关部门下发的停止施工行为的文件，应视为对天房公司施工进度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且为不可完全归责于天房公司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该影响施工的天数应当在天房公司的责任范围内予以酌减，一审法院结合涉案项目的开工时间、交房日期、履约情况以及停止施工令等对天房公司实际施工产生的影响，对涉案项目整体酌定减免天房公司逾期交付商品房的部分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史伟明上诉主张从2017年8月5日之后考虑政府限制施工的行政措施一节，因本小区多名业主对天房公司提起了诉讼，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将天房公司的交房日期予以顺延180天，故史伟明主张天房公司可以交房日期2018年10月31日顺延136天至2019年3月16日，主张天房公司给付违约金66141.43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史伟明主张天房公司欺诈一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史伟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8元，由上诉人史伟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兰 岚审判员  吴晓勇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单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