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203民初1553号原告：曲贵仁，男，196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臣，吉林鑫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国敦集团乾翔人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承德街34号。        法定代表人：孙乾翔，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男，该公司职员。        原告曲贵仁与被告吉林国敦集团乾翔人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敦乾翔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贵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臣、被告国敦乾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贵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12个月经济补偿金65，958元；2．判令被告按照经济补偿标准向原告支付二倍（24个月）的经济赔偿金131，916元；3．判令被告未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原告解除合同的代通知金5，496.50元；4．判令被告支付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的双倍工资112，424元；5．仲裁费和诉讼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原告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与原告是在2019年2月1日签订了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应为2019年2月1日至2021年2月1日，并不是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该日期是被告为了使其达到违法解除合同合法化，免除自身责任而自行添加的，是虚假、不真实的。2019年1月28日加盖了被告公章发布的通知上清楚载明，被告通知所有派驻至中钢集团吉林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及厂内所有劳务人员，于2019年1月29日至2019年2月28日到公司及时填写个税六项扣除手续，并且签订2019年个人劳动合同。2019年1月29日下午15点30分，原告所在班组同事也将此通知以微信形式告知了原告，原告接到通知后便通过微信与被告的会计司进书联系，司进书于2019年1月31日微信告知、叮嘱原告来签订劳动合同时要带着身份证，并告知原告将六项个税扣除表也带来，司进书最后与原告确定于2019年2月1日或2日均可签订劳动合同。以上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原告按照被告的通知指示，双方于2019年2月1日签订了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由于原告法律意识淡薄，当时只签了名字并没有书写日期。原仲裁裁决置上述证据和事实于不顾，以原告对合同上所签日期不申请笔迹鉴定为由认定该份合同的真实性是完全错误的。原告认为，即使不申请笔迹鉴定，以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合同上签订的日期2018年1月1日是完全虚假的，且2018年1月1日是元旦，属于法定假日，公司放假休息根本就不办公，即便从常理常识上都可以判定该日期是虚假的。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图和原始载体手机证实，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以原告未能提供原始载体而不予采信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肆意裁判。（2）被告在2019年2月所签的劳动合同未到期情况下，首先提出径行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2019年4月，原告被派遣至中钢驻内蒙古项目部从事劳务工作。2020年1月2日，被告以微信形式通知原告的妹妹曲某转告原告，因被告与用工单位中钢合同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无力继续垫付劳动保险费用，不再与中钢续签合同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原告虽表示不愿意，但无力改变被告决定，被迫于2020年1月7日从内蒙匆忙返回办理解除合同。在办理解除合同时，被告逼迫、诱导原告必须写上自愿解除的字样，为了不影响找工作，减少失业损失，原告无奈同意。合同解除后，被告既不给开具解除劳动证明，也不给解除合同文本，拒绝原告要求给予2019年之前签订的几个劳动合同文本的请求，更拒绝给予经济补偿。原告认为，即使双方经平等协商，原告自愿解除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无论双方协商一致单位提出解除还是合同期满的原因，都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依法应当给予原告经济补偿。荒唐的是原仲裁不但未支持原告的经济补偿要求，而且居然认定是原告于2019年12月31日自愿解除合同，不符合四十六条规定。解除合同前，被告告知原告今后仍在原用工单位中钢工作，工作环境和岗位没有任何变化，薪水也没有提升，难道原告放着省心不顾，匆忙从千里之外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赶回来，就是为了提出与被告解除合同？即便是用工单位中钢机电在仲裁答辩时都认为，如果因派遣协议期满被退回，被告也应该在原告无工作期间继续支付最低工资而不是终止解除合同。原告工作已满12年，因此被告应支付12个月经济补偿金65，958元。（3）被告无法定原因提前解除合同属于非法解除，应支付二倍经济补偿金。被告在原告无过失的情况下，就径直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原告在工作期间亦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之情形。被告微信通知提出“与用工单位合同到期无力垫付劳务人员保险费用”的解除原因，并不是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原因。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及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应该按照经济补偿标准向原告支付二倍的经济补偿金131，916元。2．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武断不允许证人出庭作证，也未组织向证人质证，粗暴的对原告提供的两份书面证言不予采信，认定原告于2019年12月31日自愿与被告解除合同属于妄加裁判。原告向仲裁庭提交了两份书面证人证言，证实原告接到被告解除合同通知后，在2020年1月7日乘火车从内蒙返回吉林，从而证实解除合同日期根本不是2019年12月31日。在外地的证人曲某明确表示，如仲裁庭需要，可以随时以电话或者视频方式在庭外等候接受质证，但仲裁委员以未提前申请为由不允许证人出庭，此做法严重违背《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3．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1）即便劳动合同是2019年12月31日到期，被告至少应提前一个月最迟在2019年12月1日通知解除合同。而原告所持证据表明被告是在2020年1月2日才通知原告的妹妹，让其转告原告，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应当支付代通知金5，496.50元。（2）原告在被告处连续工作满12年，被告在仲裁庭提供的证据证实原被告间至少签订了四份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被告应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除非劳动者主动提出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以“通过庭审调查及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证明，申请人自愿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由，驳回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的双倍工资的请求完全错误。实际上，被告无任何证据证明是原告自愿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更无证据证明是原告“主动提出”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原仲裁庭对原告提供的大量书证和录音证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丧失了仲裁庭应有的客观、中立立场，令人费解。综上，原告不服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求。        国敦乾翔公司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条件，应予驳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告不服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本院送达给被告的民事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为：（一）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此事实是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理由，但不是具体的事实和理由。其诉讼请求：1．支付12个月经济补偿金，是什么补偿金不明；2．支付二倍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3．不知道是确认还是给付；4．哪一日起双倍工资？其工资差额是多少？总之请求不明，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作为证据，本案仲裁裁决一经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所确认的事实自然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作为诉状中所提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予以受理，否则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可依法重新申请劳动仲裁。二、就上述程序上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外，本案从实体上，依据仲裁裁决也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第四项诉讼请求“支付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双倍工资112，424元”不应支持。原告与被告初次建立劳动关系为2008年6月，至2018年6月原告连续工作才满十年，原被告签订的最后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间为2018年1月1日，此时原告都不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法定条件（《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现原被告所签订固定劳动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原告从仲裁到诉讼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原被告双方延续劳动合同时，原告及时向被告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而遭到被告拒绝的事实，故应驳回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二）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证据，应予驳回。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代通知金”仅在用人单位以三种理由解除合同且未提前30日书面通知时才能够适用，如果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不是上述三个理由的，或者是上述三个理由，但已提前30日书面通知劳动者，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代通知金”是无法得到法律支持的。本案原告无证据证明是被告以上述三个理由中的一个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故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告的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证据，应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一、第二项主张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其在劳动仲裁裁决时的事实主张是劳动合同期限是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还是从签订劳动合同的当日为劳动合同的期限，原告混淆了劳动合同的补签及追认劳动合同期限。因为原告用工单位工作岗位的原因，原告没有及时在劳动合同到期日签名，错后或者提前签订是企业管理的方式，是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此种“补签”从劳动合同立法来看，由于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倒签（补签）=不签”、倒签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需“承担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义务”，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内容，故直接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对用人单位适用经济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以此主张被告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实属没有事实和依据。劳动合同的立法目的在于侧重保障劳动者权利，原告作为成年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签署“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从2018年1月1日起起算”两次签名的行为效力，同时也是原告和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在与原告同一单位的王立强诉被告给付经济补偿金案件中（本院2021年8月6日四法庭审理），王力强当庭陈述，2019年12月31日用工单位通知他们40多名劳务工到被告处签订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然后第二天即与吉林市汇源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继续在用工单位工作。原告与王立强签订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是相同的，原告如约与汇源签订了合同，原告所有权利已经（补签的）劳动合同所确认，则其权利视为已得到法律保护，用人单位不应因一项不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而被劳动者苛责为违法解除。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人员的流动愈来愈频繁，其中伴随着越来越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问题。本案中，因原告原因没有与其他人员在2018年签订合同，不等于2月1日签订时可以不连续签订。对倒签劳动合同的过于苛责有时反而不利于提高人才交流与企业管理的效率。《劳动合同法》中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共有六条，即第三十六条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十七条关于劳动者提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十八条关于劳动者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十九条关于过错性解雇、第四十条关于非过错性解雇、第四十一条关于裁员的规定。法律并未规定每种解除合同行为均适用“代通知金”的规定。《劳动合同法》只在第四十条中对“代通知金”进行规定。三、原告在起诉中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微信截图、证人证言、录音、各项通知等，被告对其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都有异议。微信截图具有可修改性，原告完全可以只保留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断章取义；证人曲某系原告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应作为人证；录音取得不合法，没有体现时间地点，所涉及内容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综上，原告所提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证明问题，依法不应予以采信。2019年5月1日起实施的证据规则，在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关于电子数据含义的原则性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电子数据的范围以及审查判断规则。原告提供的微信、电话录音属于电子数据类型的证据，没有原始载体，不具备真实性；证人证言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到庭接受质证。2019年12月31日，原告在被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名的行为也证明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综上，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1日，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08年6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曲贵仁被派遣至中钢集团吉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担任焊工。2010年1月1日、2014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曲贵仁先后与国敦乾翔公司签订三份劳动合同，其中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劳动合同起止日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原因为本人自愿解除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        另查明：曲贵仁曾就本案诉讼请求向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3月16日作出吉市劳人仲字［2020］第53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曲贵仁的全部仲裁请求。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的陈述、劳动合同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仲裁裁决书。        本院认为，一、关于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签订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支付经济补偿金（元）：无”，由此可见，双方已经对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进行了约定。因此，对于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12个月经济补偿金65，958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后双方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因此，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12月31日因期满而解除（终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支付经济赔偿的情形，故对于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131，91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未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解除合同的代通知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本案中，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因劳动合同期满而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情形，故对于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代通知金5，496.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自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的双倍工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规定不适用于劳务派遣情形。故对曲贵仁要求国敦乾翔公司支付自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双倍工资112，42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曲贵仁要求由国敦乾翔公司承担仲裁费的诉讼请求，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曲贵仁依据其提交的医疗保险参保证明，主张其与国敦乾翔公司的劳动关系应从2008年4月起算，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开始时间为2008年6月1日，曲贵仁虽认为该时间系国敦乾翔公司后添加，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曲贵仁主张最后一份合同的签订日期不是2018年1月1日，合同期限亦不是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本院认为，最后一份合同上乙方处为曲贵仁签字捺印，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载明劳动合同起止日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吉林省社会保险个人主页记载自2020年1月起，曲贵仁的养老保险由吉林市汇源劳务有限公司缴纳，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曲贵仁与国敦乾翔公司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8年1月1日，并于2019年12月31日解除（终止），曲贵仁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对其上述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曲贵仁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曲贵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邢亚彬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