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79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忠仪（KAO,CHUNNG-YI）。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浩贤，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千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健洪。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忠仪因与被上诉人张千妹、钟健洪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9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忠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千妹、钟健洪对高忠仪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均由张千妹、钟健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张千妹、钟健洪应当对自己的给付行为的原因和目的承担举证责任。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还是各地的司法实践都认为，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应当对自己给付行为的原因和目的承担举证责任。这主要是因为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张千妹、钟健洪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所致，张千妹、钟健洪的行为已构成民事上的给付行为，其作为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更应当十分清楚自己处分财产的原因和目的。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查清张千妹、钟健洪的给付原因和给付目的。如果张千妹、钟健洪所主张的事实根本不成立，或者缺乏证据证明，那么一审法院就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张千妹、钟健洪在一审中对于给付原因和目的的陈述完全是胡编乱造的虚假陈述，且与在先的生效判决相违背。一审法院在未审查张千妹、钟健洪陈述内容是否真实，直接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是完全错误的。本案中，钟健洪声称其一直认为自己系《亚太新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因此根据该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保证金。基于高忠仪系广州亚太土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儿子，故钟健洪通过张千妹向高忠仪支付了工程保证金1002000元。后因生效判决认定其不是上述合同的当事人，且亚太公司并未收到该笔工程保证金，所以张千妹、钟健洪认为高忠仪收取该笔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张千妹、钟健洪陈述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成立，完全是其欲盖弥彰、胡编乱造的虚假陈述，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1.《补充合同》的签订双方是亚太公司和广州增城区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增城建筑公司），并非是钟健洪和高忠仪，高忠仪与钟健洪之间根本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生效判决已证明亚太公司与钟健洪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所以张千妹、钟健洪的说法根本不成立。2.张千妹、钟健洪为证明自己是基于《补充合同》而支付涉案款项，只提供了《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补充合同》和结婚证。然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显示的金额是1002000元，并不是1000000元，且《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也并未注明该款项中包含工程保证金，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性。3.钟健洪一直都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张千妹、钟健洪再清楚不过。钟健洪声称其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实际施工人，所以才基于《补充合同》之约定支付涉案款项完全属于胡编乱造的虚假陈述，根本不可能成立。钟健洪早在2013年11月30日，即签订《补充合同》之前就已经向亚太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自己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受增城建筑公司的委派作为工程项目负责人，这一事实已被生效判裁予以确认。换言之，钟健洪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楚自己并不是实际施工人，更不属于合同的相对方，并不是等法院判了之后才知道自己不是《补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因此，钟健洪主张其一直认为自己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相信自己是合同相对方而支付工程保证金1000000元的说辞根本不成立。4.关于《补充合同》的工程保证金问题，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增城法院）已在另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实体处理过，当时增城建筑公司和钟健洪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完全相同，但增城法院两次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对涉案款项与工程保证金之间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因此，在张千妹、钟健洪并未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其给付行为的原因和目的的情况下，再以不当得利要求高忠仪返还所谓的工程保证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当予以支持。（三）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张千妹、钟健洪在之前的诉讼中因缺乏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与工程保证金存在关联性而被驳回诉讼请求，不代表不当得利就能作为其举证不能时的请求权基础。钟健洪在之前的诉讼中就曾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涉案款项，但都被增城法院予以驳回。主要是张千妹、钟健洪并不是《补充合同》的相对方，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张千妹的转款与工程保证金存在任何关系。既然张千妹、钟健洪选择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工程保证金，那么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的成立。不能因为当事人在之前的诉讼中举证不能，就可以允许当事人随意通过不当得利的方式逃避举证不能的后果，这与不当得利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相违背。二、从实质公平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在尚未查清张千妹、钟健洪的给付原因之前，就推定高忠仪收取的是不当得利，属于先入为主、有责推定，不仅对高忠仪极不公平，还会诱导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不当得利制度，不利于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并不能排除张千妹、钟健洪是基于其它原因而向高忠仪支付涉案款项，比如受高忠仪之外的其他人委托而支付的款项等。因此，本案并不能排除张千妹、钟健洪故意隐匿与真正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关的证据，刻意把涉案款项与《补充合同》的工程保证金联系在一起。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理据不足。（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判断有误。对于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认定，不能只是从张千妹、钟健洪主观上何时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进行判断，更应当考虑客观的情势、根据张千妹、钟健洪的知识经验应尽的注意义务去判断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不仅是从权利人主观上知道不当得利的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开始起算，还包括“应当知道”。本案中，钟健洪声称自己是涉案工程的合同相对方，且有理由相信高忠仪系代表亚太公司收取了工程保证金，直到生效判决认定张千妹、钟健洪不是合同相对方，亚太公司也未收取该笔工程保证金，所以才开始向高忠仪主张权利。但上述陈述只是张千妹、钟健洪的单方说辞，高忠仪根本不予认可，而一审法院对于张千妹、钟健洪说辞的真实性并未进行认真审查。事实上，钟健洪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而并非是实际施工人，不存在对于身份认知的错误。钟健洪对于自己是否属于合同相对方，是否应当向亚太公司支付保证金一开始就完全清楚，根本不是法院判了之后才知道自己不是合同相对方。此外，从“合理注意”的角度上看，张千妹、钟健洪在付款之前并未提前和亚太公司进行沟通并确定保证金的收款账户，也从未询问高忠仪是否有权代表亚太公司收取款项，在付款之后也一直未通知高忠仪，未告知高忠仪涉案款项属于工程保证金。上述事实表明张千妹、钟健洪根本未尽到作为一个普通谨慎人应当注意的义务。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理应从张千妹、钟健洪付款之日2014年1月14日开始起算。（二）张千妹、钟健洪在2014年1月14日之后，长达6年未告知高忠仪工程保证金的支付事宜，也从未向高忠仪主张保证金的返还，已远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无权再向高忠仪主张。即便钟健洪曾经在2016年7月4日向增城法院起诉亚太公司返还工程保证金，起诉时也已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且起诉的对象是亚太公司，而非高忠仪，属于主张对象错误，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一审法院认为未超过诉讼时效是完全错误的。（三）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在于督促权利的行使，促进效率，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秩序的稳定。若允许权利人无限期地随时主张权利，就必然会破坏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四、钟健洪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认定钟健洪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款项完全是由张千妹支付，并非钟健洪支付，钟健洪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千妹是受其委托而支付涉案款项。更何况并不是钟健洪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就是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五、一审法院以钟健洪向亚太公司主张返还涉案款项未经过实体处理，且两案当事人不一致为由认定不构成“一事不再理”是错误的。关于《补充合同》的工程保证金问题，增城法院在另案中已经实体处理过，对张千妹支付的款项与工程保证金的关联性不予确认。现张千妹、钟健洪又以相同的事实及理由另案起诉，虽然当事人和案由不一致，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该诉讼请求在前案中已有了定论，不应再重复主张。六、即便张千妹、钟健洪是基于《补充合同》而支付涉案款项，也不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了不当得利的除外情形，其中之一为“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如按钟健洪所说，其对自己不是合同相对方而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是完全清楚的，高忠仪提交的《承诺书》也足以证明签订《补充合同》前钟健洪已自认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所以其完全清楚自己根本没有必要支付工程保证金，而不是等法院判决不是合同相对方后才知道自己没有义务。钟健洪在自己没有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仍然支付工程保证金，更无权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公，应当依法予改判。张千妹、钟健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针对高忠仪所提出的理由，回应如下：第一，钟健洪基于《补充合同》，通过张千妹向高忠仪转账1002000元，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提起本案诉讼，钟健洪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适格原告，张千妹作为钟健洪的妻子，在本案中共同作为原告向高忠仪主张权利，这是非常明确的认定。第二，本案在起诉前有其他案件进行处理，对亚太公司建筑工程进行处理，但在审理过程中钟健洪撤回了对亚太公司的起诉，钟健洪向亚太公司主张返还款项并没有经过实体处理，且钟健洪提起本案要求高忠仪返还涉案款项，前案与本案的当事人并不一致，诉讼标的也不一致，本案是不当得利，前案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前案并未对该1000000元进行任何处理，故不构成“一事不再理”。第三，关于不当得利，《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九百八十七条有明确规定。一审判决第9页所认定的事实，双方对张千妹已支付给高忠仪1002000元没有争议，高忠仪也确认与张千妹、钟健洪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也没有其他业务往来，亦不清楚为何要向其转款，也就是说高忠仪取得了1000000元，且没有法律依据，在一审判决第9页法院认定已有生效判决认定高忠仪与张千妹、钟健洪不是《补充合同》的当事人，亚太公司亦不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故其认为高忠仪取得涉案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上，从公平正义原则上，高忠仪无正当理由取得张千妹、钟健洪的1000000元，理当予以返还，这符合法律的立法原意及司法审判价值。张千妹、钟健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忠仪返还张千妹、钟健洪工程保证金1000000元；2.高忠仪支付张千妹、钟健洪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5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高忠仪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张千妹、钟健洪明确以不当得利纠纷主张上述10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千妹与钟健洪为夫妻关系。高忠仪为亚太公司的股东及董事。2013年11月29日，亚太公司（甲方、发包人）与增城建筑公司（乙方、承包人）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增××新塘镇亚太新城（第五期）住宅楼B1-B6、C1-C6，商业B7-B8、C6-C7，幼儿园及地下室工程发包给乙方。合同签订后的7天内，乙方需向甲方缴交1000000元的保证金……若没有出现以上情形的，则在竣工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全额退回保证金（不计利息）等。高忠仪在甲方签约代表处签名。钟健洪在乙方项目负责人处签名。2013年11月30日，钟健洪出具《承诺书》，承诺其勤勉尽职地履行作为增城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职责等。2014年1月14日，张千妹向高忠仪汇款1002000元。2015年，亚太公司以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亚太公司与增城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已经解除，并要求增城建筑公司与钟健洪移交施工场地及支付工期延误违约金等。本院于2016年2月16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五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钟健洪并非合同相对方，并据此驳回了亚太公司对钟健洪的相关诉请。增城建筑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2016）粤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钟健洪不服该判决，认为其与增城建筑公司是挂靠关系，不是增城建筑公司的员工，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32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钟健洪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参与在内；钟健洪与增城建筑公司存在账户上的款项往来，与其是否为施工人没有直接关系；钟健洪主张其与增城建筑公司为挂靠关系，为实际施工人，既不符合合同和承诺书的约定，也无证据证实，故据此驳回了钟健洪的再审申请。2016年7月4日，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以亚太公司作为被告，向增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亚太公司向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支付工程款、利息及返还保证金1000000元。亚太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增城建筑公司、钟健洪返还部分已付工程款，并赔偿因逾期交楼、竣工导致的损失等。增城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6）粤0183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增城建筑公司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已向亚太公司支付1000000元保证金，亚太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故据此驳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亚太公司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书遗漏了钟健洪的诉讼请求，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粤01民终41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增城法院重审。该案重审过程中，钟健洪与亚太公司分别撤回对对方的起诉。增城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粤0118民初5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增城建筑公司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已向亚太公司支付1000000元保证金，亚太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故据此驳回了增城建筑公司要求亚太公司返还1000000元保证金的诉请。亚太公司与增城建筑公司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粤01民终6466号民事判决书。由于增城建筑公司未对1000000元保证金的处理进行上诉，故（2020）粤01民终6466号民事判决书中未涉及上述款项的处理。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钟健洪、张千妹与高忠仪没有其他业务往来。关于涉案1000000元的性质。钟健洪、张千妹认为，钟健洪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代表增城建筑公司与以高忠仪为签约代表的亚太公司签订施工合同，钟健洪实际上是作为实际施工人承建上述工程，当时基于高忠仪的职务身份善意相信高忠仪有权代表亚太公司收取1000000元保证金，但是生效法院判决认定钟健洪并非合同相对方，故现在以不当得利要求高忠仪返还上述1000000元。高忠仪认为，其与钟健洪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不清楚张千妹、钟健洪为何向其支付1000000元，其在收取该笔款项后，由于不清楚该笔款项的用途，且无人向其核实款项，故其不认为该款项是工程保证金，也不可能向亚太公司支付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高忠仪为台湾地区居民，张千妹、钟健洪主张高忠仪收取100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故本案属于涉台不当得利纠纷，应当参照涉外民事纠纷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即我国大陆地区法律。钟健洪基于《补充合同》通过妻子张千妹向高忠仪转账1002000元，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提起本案诉讼。钟健洪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故高忠仪认为钟健洪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钟健洪虽然就上述款项曾向亚太公司提起诉讼，增城法院作出（2016）粤0183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书对钟健洪的上述请求进行处理，但该案被本院以（2019）粤01民终41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增城法院对该案进行重审，案号为（2019）粤0118民初5378号，该案重审过程中，钟健洪撤回对亚太公司的起诉，故钟健洪向亚太公司主张返还的涉案款项并未经过实体处理，且钟健洪现提起本案要求高忠仪返还涉案款项，前案与后案的当事人并不一致，不构成“一事不再理”。高忠仪辩称钟健洪提起本案诉讼属于“一事不再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庭审情况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千妹、钟健洪可否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高忠仪返还涉案款项及支付利息，即本案的事实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应由请求人对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对张千妹已给付高忠仪1002000元没有争议，张千妹、钟健洪应当对上述给付的原因和目的进行举证。钟健洪提供《补充合同》，认为其是实际施工人，其根据该份合同的约定，基于高忠仪的职务身份善意相信高忠仪有权代表亚太公司收取涉案款项，故通过张千妹向高忠仪支付了工程保证金1002000元，但其已被生效法院判决认定其不是上述合同的当事人，亚太公司亦不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故认为高忠仪收取涉案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虽然已生效判决认定钟健洪并非合同当事人，钟健洪以其作为增城建筑公司的挂靠人而提起的再审申请亦被驳回，但并不妨碍钟健洪认为其是合同当事人，并基于《补充合同》的约定向作为签约代表的高忠仪支付款项，张千妹、钟健洪已对给付的原因和目的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了初步证据。而高忠仪确认其与张千妹、钟健洪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也没有其他业务往来，亦不清楚为何张千妹、钟健洪要向其转款，未将涉案款项支付给亚太公司，故张千妹、钟健洪要求高忠仪返还上述款项，于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没有证据显示张千妹、钟健洪曾向高忠仪主张返还上述款项，故利息应当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6月23日起算为宜。关于诉讼时效。张千妹、钟健洪认为其于2014年1月14日向高忠仪支付的是《补充合同》约定的理应向亚太公司支付的工程保证金，于2016年7月4日向亚太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该案发回重审过程中即（2019）粤0118民初5378号案审理过程中，钟健洪撤回对亚太公司的起诉，之后于2020年6月23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高忠仪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千妹、钟健洪返还1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张千妹、钟健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张千妹、钟健洪负担3808元，高忠仪负担12692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高忠仪在涉案纠纷中的身份，张千妹、钟健洪称高忠仪是《补充合同》的签约代表，其身份非常特殊，是亚太公司老板的儿子和公司股东，亚太公司是高忠仪的家族企业，且高忠仪有亚太公司公章，故将涉案款项支付给高忠仪个人账户。亚太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生成时间2020年5月27日）显示，高忠仪为亚太公司自然人股东及董事，高惠男为亚太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财务负责人，陈丽如为董事，高忠群为监事。另，《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及所附材料显示，高惠男系高忠仪父亲，陈丽如系高忠仪母亲，高忠仪亦确认其与高惠男系父子关系。关于钟健洪在涉案纠纷的身份，《补充合同》第14.1条约定：为了方便工程管理、沟通，乙方委派钟健洪为本工程项目负责人，经乙方确认，该项目负责人钟健洪的权限为代表乙方，代签相关的工程文件、代收工程款及处理本工程各项事宜，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另，钟健洪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效力独立于施工合同及施工补充合同，不因施工合同及施工补充合同无效而无效。关于如何取得高忠仪账号，张千妹、钟健洪称是付款前高忠仪告知钟健洪的，当时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后因已经汇款，就没再保留。高忠仪则称不清楚，并称其在广州有很多业务，张千妹、钟健洪也可能是从别的渠道获得。关于张千妹向高忠仪付款的原因，高忠仪称不清楚，有可能是受人所托。而就为何转账1002000元而非1000000元，张千妹、钟健洪称系付款时不小心多付了，当时因金额比较小，且工程施工要紧，就未太在意，也未向对方主张返还。关于涉案款项的支付时间，张千妹、钟健洪称未在合同约定时间范围内转账是因为实际工程履行中没有这么严苛，有可能暂缓或提前。高忠仪则称支付时间远超合同约定期间，恰恰说明张千妹、钟健洪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款项与工程保证金存在关联性，同时确认亚太公司没有催收过工程保证金，并称从常理角度分析，工程保证金完全有可能从工程款中扣除。除上述事实外，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高忠仪为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台不当得利纠纷，应当参照涉外民事纠纷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即我国大陆地区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仅有原则性规定而民法典有具体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具体规定进行裁判说理。”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依法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张千妹、钟健洪是否就涉案款项的给付原因与目的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属给付不当得利纠纷，给付行为是否欠缺给付原因是认定该类纠纷是否符合“没有法律依据”要件的基础事实，而欠缺给付原因不仅指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也包括嗣后丧失。本案中，钟健洪主张其是基于《补充合同》关于工程保证金的约定，通过其妻子张千妹向高忠仪支付涉案款项，并提交了相关合同文本、转账凭证、关系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结合高忠仪和钟健洪各自在涉案建筑工程中的特殊身份和职务等相关查明事实，足以认定张千妹、钟健洪已就涉案款项的给付原因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相反，高忠仪一方面确认与张千妹、钟健洪没有其他业务往来，另一方面又称不清楚给付原因，可能是受人所托，但并无提交任何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关于该给付原因是否欠缺，现相关生效判决认定钟健洪并非涉案建筑工程实际施工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且认定增城建筑公司并无向亚太公司支付工程保证金，亚太公司亦不确认，故该给付原因实际已不存在。高忠仪称钟健洪不存在身份认知错误，并非法院判决后才知自己不是合同相对方、没有给付义务，为明知无给付义务的债务清偿，该主张与存在前述一系列纠纷案件的事实明显不相符，亦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诚如高忠仪所称关键在于张千妹、钟健洪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如前所述，钟健洪、增城建筑公司与亚太公司就涉案建筑工程存在一系列纠纷案件，钟健洪就其在涉案建筑工程中的身份还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亦曾诉请要求亚太公司返还工程保证金。据此，在生效判决作出相关认定前，一方面钟健洪并不认为涉案款项的支付欠缺给付原因，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另一方面，支付给高忠仪的涉案款项是否应认定为支付给亚太公司的工程保证金以及是否可以要求返还等事实亦不确定。故高忠仪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涉案款项支付之日起算，并据此认为已过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高忠仪另称张千妹、钟健洪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支付涉案款项之后未向其告知相关情况，但其既无法对张千妹、钟健洪为何知晓其个人银行账号及收款原因作合理说明，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自身亦无向张千妹、钟健洪确认，故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高忠仪上诉仍提出的钟健洪主体资格问题和本案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其二审并无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一审对此已作论述，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故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高忠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92元，由上诉人高忠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琳审判员 罗 毅审判员 孙远风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 涵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