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62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星汉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MNLFT89。法定代表人：韩晓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才，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军，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荣棣，男，汉族，1993年7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清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翔，女，汉族，1989年11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济南市，现住济南市历下区华龙路1号4-3-2-202。上诉人星汉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翔、苏荣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12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第二审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苏荣棣、高翔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无法形成买卖合同关系。1、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聊天记录中明确了星汉公司是向苏荣棣、高翔订购口罩，双方确定订购口罩的数量、价格、交货时间和地点（见公证书169、170、47、48页），苏荣棣、高翔提供其个人账户收款并出具收据（见公证书173、175、176、177、181页），此后因苏荣棣、高翔的供货商迟迟不发货，苏荣棣、高翔以其个人名义报警，然后自行筹款退还星汉公司部分货款（见公证书118、122、126、127、131、133、135、138、140、145、146、150、152、153页），如果按庭审中高翔的陈述他们是免费给星汉公司帮忙联系渠道，此后其积极立案及到处借款要返还星汉公司的行为是有悖常理的。从关于口罩采购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苏荣棣、高翔的行为已明显体现出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已达成口头形式的买卖合同。2、苏荣棣、高翔建立口罩销售的微信群与众多客户进行沟通（见公证书169页）。在星汉公司向苏荣棣、高翔订购口罩前，苏荣棣、高翔就已在从事口罩的进货、囤货及销售活动（星汉公司订购的口罩只是苏荣棣、高翔销售口罩的其中一笔），苏荣棣、高翔均表示过要前往长清取货（见公证书39、50、72、77、183页）。此外苏荣棣还为卫生局从章丘抢口罩货源，苏荣棣、高翔也表示其准备承包生产线以满足其口罩客户的需求（见公证书111、112页），且苏荣棣透露最近一批口罩进货量为16万或18万只（见公证书80、92页），他亲自去提货（见公证书110页）。星汉公司的采购量仅为5万只，苏荣棣口罩采购量如此之大，作为自用不合常理，这也印证了苏荣棣、高翔在从事口罩销售业务的事实。苏荣棣、高翔从其上游供货商进货再销售给星汉公司是正常的销售链条。当时口罩货源紧张，苏荣棣、高翔采购的口罩现货销售完毕，苏荣棣、高翔与其供货商就供货问题确定好后，再向星汉公司解释口罩买卖事宜，是正常的进货销售的沟通。苏荣棣、高翔与星汉公司沟通中援引其与供货商的沟通情况只是为方便向星汉公司解释、洽谈买卖事项。整个过程中苏荣棣、高翔从未向星汉公司告知其上游供货商的具体名称、收款账号、货款支付情况等关键信息，另外高翔在一审庭审中辩称其向星汉公司销售口罩的报价为供货商的报价，高翔未赚取差价，但未提供与供货商的沟通过程、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仅以高翔庭审中的口述即认定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3、一审庭审中星汉公司代理人李木子陈述知道苏荣棣、高翔有口罩购买渠道可以提供，所以委托其通过这个渠道购买口罩，庭审中她未清晰、客观的表达出她的真实意思。结合她与苏荣棣、高翔关于口罩买卖的全部聊天记录，其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时星汉公司有购买口罩需求，星汉公司员工李木子得知苏荣棣、高翔从事口罩销售，因此向苏荣棣、高翔购买口罩，苏荣棣、高翔手中口罩现货销售完毕，需再次进货（见公证书169、170页）。当时口罩缺货，属于卖方市场，星汉公司是希望苏荣棣、高翔进货后不要将口罩全部卖给其他人，优先留给星汉公司。苏荣棣、高翔只是说其有供货商，但对口罩的具体渠道信息供货商信息并未透漏给星汉公司。另外，本案开庭时李木子已从星汉公司离职，她与苏荣棣、高翔是朋友，因此其陈述存在不客观性，一审法院仅以李木子口述中的“委托”，罔顾其他客观证据就认定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系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4、高翔并非“仅负责代收相关款项”。苏荣棣、高翔共同进行口罩销售活动，在高翔与李木子的聊天记录中可以明确，高翔一直参与口罩销售，其负责联系客户、对外报价、销量统计、收取货款等（见公证书170、173、175、177、178页）。另外高翔也承认其与苏荣棣在口罩销售活动中为“合作关系”，并愿意退还一半货款（见高翔与星汉公司代理人2021年1月14日15：36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仅以高翔本人的口述即认定高翔“仅负责代收相关款项”，明显认定有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星汉公司是从通过苏荣棣、高翔向其供货商订货，因此星汉公司和苏荣棣、高翔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但庭审中法院对苏荣棣、高翔供货商的具体信息、苏荣棣、高翔与其供货商的洽谈过程、报价、付款情况等关键信息均未进行审查，这些事实对于判定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的真实法律关系至关重要。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由苏荣棣、高翔掌握，但苏荣棣、高翔对上述证据刻意回避未向法院提交，一审法院也未对此主动审查。为明确以上重要事实，星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予理睬。一审法院在本案的认定中仅通过苏荣棣、高翔的口述，并从星汉公司代理人口述中选取有利于苏荣棣、高翔的片面信息，来判定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非买卖关系，对于证明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真实法律关系的客观证据不予调取审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高翔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苏荣棣未作答辩。星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苏荣棣、高翔返还货款62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苏荣棣、高翔向星汉公司赔偿逾期返还货款的利息损失（以62000元货款为基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2月21日起至所有款项还清日止，截止2020年7月14日，利息暂计968.31元）；3.请求依法判令苏荣棣、高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审中，星汉公司代理人陈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公司对口罩有购买需求，星汉公司代理人在与苏荣棣、高翔吃饭时，知道苏荣棣、高翔有口罩购买渠道可以提供，所以委托苏荣棣通过这个渠道购买口罩。星汉公司并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签订口罩买卖合同。星汉公司提交的代理人李木子与苏荣棣及高翔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2020年2月3日星汉公司代理人李木子向苏荣棣询问口罩价格及发货，表示订购5万个，苏荣棣称1.8元/个，告知李木子经询问供应商四天后发货，并表示供应商不支持货到付款。2020年2月3日，星汉公司通过案外人冯希宁向高翔转账27000元，同日，高翔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2020年2月3日，今收到冯希宁转账贰万柒仟（27000元）元整，用于采购。”2020年2月4日，案外人冯希宁向高翔分别转账9000元和54000元。2020年2月5日，高翔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2020年2月4日收冯希宁转账63000元（陆万叁仟圆）用于采购.2020.2.5高翔”。庭审中，高翔陈述其与星汉公司代理人李木子系朋友关系，与苏荣棣系男女朋友，所以李木子将口罩购货款打给高翔，高翔转给苏荣棣，苏荣棣又转给供货商了。后苏荣棣向星汉公司代理人李木子微信转账两笔，共计28000元。现星汉公司要求苏荣棣、高翔返还货款及利息损失，各方产生纠纷，星汉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苏荣棣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答辩及相关诉讼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苏荣棣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答辩及相关诉讼权利。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在于，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根据庭审调查，星汉公司向苏荣棣确认口罩价格、发货时间及付款方式等问题，苏荣棣向星汉公司披露其是从供货商处订货，有关问题亦是向供货商确认后确定，星汉公司对此明知且认可，高翔仅负责代收相关款项，故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之间无法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于星汉公司要求苏荣棣、高翔返还货款并支付货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星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4元，减半收取687元，保全费720元，由星汉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星汉公司通过苏荣棣、高翔购买口罩，星汉公司将所需的口罩数量告知苏荣棣、高翔，苏荣棣、高翔告知星汉公司价格及大概的供货时间，星汉公司根据其需要的口罩数量及苏荣棣、高翔确定的价格向苏荣棣、高翔支付货款90000元。2020年2月20日，星汉公司员工通过微信聊天向高翔表示，要求退还货款。2020年11月5日高翔通过案外人向星汉公司付款10000元。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星汉公司与苏荣棣、高翔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星汉公司员工向苏荣棣、高翔确定口罩价格及大概的供货时间、货款总额并向其支付货款。星汉公司虽知晓存在另外的供货商，但从未要求与供货商直接进行口罩买卖，亦未要求苏荣棣、高翔披露供货商，星汉公司向苏荣棣、高翔购买口罩的意思表示明确，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星汉公司已履行付款义务，苏荣棣、高翔不能提供货物，星汉公司要求返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双方无书面合同约定具体的履行期限，星汉公司2020年2月20日向高翔要求退款，应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酌定利息自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9月23日起，按未还款数额分段计算。综上所述，星汉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1232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苏荣棣、高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星汉供应链有限公司返还货款52000元及利息（以62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3日起至2020年11月5日止;以52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7元，保全费720元，由被上诉人苏荣棣、高翔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74元，由上诉人星汉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100元，被上诉人苏荣棣、高翔负担12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杜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