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248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梁燕，女，1969年08月02日生，汉族，农民，住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峰，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贵州大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培词，男，1965年10月29日生，布依族，农民，住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进丹，贵州黔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寻，贵州黔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尹肇成，男，1965年04月22日生，布依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水支行职工，住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贵州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德光，男，1969年01月30日生，苗族，住惠水县，个体户。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峰，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燕、杨培词与被上诉人尹肇成、原审被告王德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惠水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8）黔2731民初180号民事调解书，王德光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黔27民申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由本院提审。审理后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2018）黔27民再2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调解书，发回惠水县人民法院重审，惠水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1年4月16日作出(2020)黔273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梁燕、杨培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培词上诉称，一、依法撤销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73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贷真实发生”是错误的。1、上诉人没有收到借条中25万元的款项在一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将25万元现金分两次交给了原审被告梁燕（2013年5月16日20万元，2013年5月31日5万元，2021年1月12庭审笔录7页），梁燕当庭否认收到25万元。上诉人杨培词在一审也否认收到25万元款项，一审法院认定25万元系上诉人杨培词所得（依据在原一审庭前调解中的陈述），一审法院的认定与被上诉人尹肇成本人的陈述不符，且存在矛盾，难道一审法院比案件当事人更清楚当时的情况。显然，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出借25万元款项的来源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8笔银行流水以证明出借的款项来源，除2013年5月29日取款的6万元流水外，其余款项均是案外人吴毅和陈桂凤的取现流水。其中有吴毅的取款流水108300元，陈桂凤在工商银行2013年5月13日取款1万元，2013年5月13日取款2万元，2013年5月13日取款1万元，邮政银行2013年5月15日取款2.5万元，建设银行2013年5月13日取款3万元，2013年5月15日取款5000元。被上诉人提供2个案外人的银行取款流水以证明出借款项的来源，但这些取款流水仅能证明这段期间案外人吴毅和陈桂凤的取款的事实，陈桂凤和吴毅是否将取出的款项交给了被上诉人，显然没有证据证明，取出来这些款项是否为本案出借款项的来源，尚缺乏证据。一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当庭向法院提出要求被上诉人喊吴毅和陈桂凤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出申请二人出庭，但是案外人吴毅和陈桂凤与上诉人素不相识，无任何联系，且证据也是由被上诉人提交的。无论从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应当由被上诉提出，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也可以责令被上诉人喊二人来出庭作证。在案件审结前，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多次前往法院做笔录，调取了上诉人的离婚信息等，唯独对于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吴毅、陈桂凤之间的关系未进行查明。被上诉人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25万元的款项来源，所出示的凭证也是案外人的取款凭证，并且是多笔，明显是东拼西凑的。3、一审法院将本案原《调解笔录》的内容作为证据是明显错误的（1）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民再27号依法撤销了惠水县人民法院（2018）黔2731民180号民事调解书，将本案发回重审。原调解书已经被撤销，调解书所依据的调解笔录当然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17日将原审被告梁燕和王德光起诉到惠水县人民法院，2018年1月18日，惠水县人民法院组织调解，杨培词考虑与梁燕的关系和案件法官的分析，而主动承担款项的责任。但当时杨培词不是本案的诉讼当事人。所作出的陈述当然是因为调解的需要。现调解书已经被撤销，杨培词在调解笔录中所作出的陈述当然不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并且，不能因为本案调解笔录的内容就免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4、《借条》的上下半张是否为同一张存疑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是在随便拿的一张纸来写的《借条》，没有下半张。在庭审后，又向法院提交了所谓的《借条》的下半张。而提供的下半张与上半张是否为同一纸张，同一形成时间，均是存疑的，一审法院以纹路吻合就认定为同一纸张，过于推定和牵强。是否为同一纸张，同一形成时间的判断是非常专业的，必须经过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才能得出结论。不能主观武断。（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1、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借款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一审中被上诉人将《借条》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提交法院，从《借条》的内容上来看，上诉人也只是在《借条》证明处进行了签字，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债务加入或者担保的意思表示。（2）起诉时也未将被上诉人列为被告，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并未将上诉人作为借款人。（3）在法院将上诉人第三人的身份追加为被告后，被上诉人也未变更诉讼请求。（4）上诉人并未收到25万元款项，被上诉人也认为25万元款项不是上诉人收取。（5）上诉人在2018年1月18日的调解笔录中所作出的陈述是基于调解的需要，上诉人当时也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所作出的事实的认可当然是基于调解的需要，至于为什么要调解，现在也不能完全回到当时的现场。一审法院以《调解笔录》中的内容认定上诉人在原调解笔录愿意承担责任而以此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是明显错误的。（三）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1、上诉人在原一审程序中，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案件也没有开庭审理，上诉人没有机会和程序性权利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原《调解书》被撤销，案件重新审理，本案还是在一审程序中。2、在一审中的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在案件的诉讼地位也还是为第三人，且未参加庭审，在之后被一审法院追加为被告，此时，上诉人参与第一次庭审就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并未放弃其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二、一审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追加为被告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的地位为第三人。庭审后，一审法院将上诉人追加为被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将上诉人列为被告，诉讼请求也没有进行变更。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中上诉人也是作为证明人。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是担保人或者债务加入。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在被上诉人都没有要求追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追加上诉人为被告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请求，一审判决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本案一审经历了两次庭审，上诉人收到的起诉书并未发生变化或者变更的情形，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是以起诉状为准。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直接追加后，直接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超出了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范围。被一审法院的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请请求。在一审中第一次庭审（2021年1月12）中，上诉人是作为第三人，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告。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在未开庭前对原审被告作出调查错误2020年9月30日，一审法院要求原审被告梁燕到法院进行调查，而2021年1月12日才第一次开庭。在未开庭前，要求原告被告到法院进行调查，有失公正。梁燕上诉称：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73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清偿责任；2、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尹肇成和杨培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实体上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证据采信与基本事实认定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尹肇成，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视而不见，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前后几次开庭。本案2021年1月12日开庭时合议庭成员为：员额法官肖明江、人民陪审员胡启伦和陈昌明，但在1月28日开庭时合议庭成员变为：员额法官肖明江、唐蜀惠和人民陪审员胡启伦，但并没有给出合理解释，更没有及时通知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除因回避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案件审理的之外，不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换。更换合议庭成员，应当报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第一次庭审中人民陪审员当庭向原告提出两个关键问题：原告能不能提供出借资金的来源佐证?借条是被撕过的，是怎么回事?第一个问题被上诉人尹肇成提供的所谓银行凭证根本无法足以证明资金来源，第二个问题也是以记不清敷衍，但在此后询问中又说原本就是半截纸，没有撕过，但在庭审后却又说找到被撕下的另一截了。一审法院是否因为陪审员问出关键疑问而不再让他继续参与庭审呢?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严重错误，判决书第5页、第6页、第7页第一段关于事实认定部分均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借条》、已因程序违法被撤销的2018年1月18日的调解协议和调解书予以认定，完全有先入为主、立场偏颇之嫌，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视而不见，认定事实完全不合基本生活常识和情理。首先，从2018年1月18日的调解协议及笔录、2021年1月12日、2021年1月28日的庭审以及全案卷宗均没有提到“2013年4月（写借条之前一个月）杨培词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发出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是如何查清的?其次，没有任何证据或任何陈述表明“原告尹肇成及被告梁燕、杨培词三人在惠水县委门口杨培词车上书写的借条”，该事实一审法院又是如何得来的?第一次庭审时尹肇成回答审判长询问时表述：“在我们单位的门口的他们的车子上”。第三，一审法院对于款项的交付以“借条签订后，原告向杨培词交付了借款（有原审时梁燕的指证和杨培词的自认）”轻描淡写的予以概述，但对款项的资金来源、如何具体交付等关键事实却语焉不详!从被上诉人尹肇成一审时取款凭证东拼西凑的迹象，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以及不能够充分证明款项来源和真实实际交付款项的情况，均能充分反映本案借款根本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上诉人一方与人民陪审员一样反复强调被上诉人尹肇成出借资金来源、款项交付、以及不符合被上诉人作为银行专业人员放贷的习惯及必要谨慎操作，但显然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按照这一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并且完全无视上诉人与人民陪审员的明确质疑，来认真负责地审理本案，不知是故意忽视还是何故?第四，用于认定事实的调解协议和调解书，因上诉人梁燕在原法官办公室调解时，被承办法官叫到走廊威胁说不付钱就查封其房屋，而被迫违背真实意思签署了调解协议，并且该调解协议及调解书已被撤销，因此一审法院仍以该调解协议和调解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显然不当。第五，用于认定事实的执行笔录系上诉人梁燕在被执行法官违法用手铐铐起，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做出的违背真实意思的陈述，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六、本案有很多不符合常理和常识的地方，存在重大虚假诉讼的可能。被上诉人尹肇成在起诉状中声称“原被告之间系熟人关系，被告以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原告借款250000元”，但事实上，双方压根就不认识，被告夫妻也没有共同做生意，也根本不缺周转资金。被上诉人尹肇成在庭审时也承认了借款之前不认识梁燕，在开庭时才见到王德光，这就说明尹肇成说谎。同时，既然双方根本素不相识，为何能够发生数额巨大的高利息借款，被上诉人作为银行资深从业人员，竟然没有走银行流水保留证据，也没有在借条上约定利息，明知王德光的签字系梁燕所签也欣然接受，长达5年之久没有向梁燕进行催款的记录，也没有依法办理抵押登记?取款凭证绝大部分为案外其他几个人的，东拼西凑，数额也不吻合，也没有提供陈桂凤的借条原件，且前后庭审陈述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对资金来源不能形成证据链条。故被上诉人尹肇成不能够充分证明款项来源、款项如何交付，也就不能证明借款真实发生。一审判决凭什么能够支付其诉请?第七、对于一审法院用于认定事实的《借条》及借条下半部分，被上诉人尹肇成一审数次庭审中回答人民陪审员和被告代理人反复询问为何《借条》缺失下半部分时均当庭信誓旦旦陈述“拿给被告杨培词签字的《借条》只有半截A4纸，是在办公室随手拿的，并没有裁掉一部分。”但庭审结束后又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找到“借条下半部分了，是夹在一个本子里面”。言下之意是，借条下半部分是其刻意撕下并藏在本子里面。被上诉人尹肇成最后拿出半截纸条的这一说辞既与其本人的数次当庭陈述严重不符，自相矛盾。同时也反映其心中隐藏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隐情!此外，“借条下半部分”记载的两行字与被上诉人尹肇成一审时调查笔录所述还息情况也是根本不符。这就充分体现被上诉人尹肇成一审时所述破绽百出，完全经不起推敲，“禁反言”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故被上诉人尹肇成一审时提供的此证据依法不应被采信。如果借条缺失部分是真实的，可以看出在空白处还有手印，这刚好证实上诉人梁燕一审庭审所述她只是在空白纸上按手印和签字相符。那么被上诉人尹肇成陈述其自己亲笔所写的借条内容不能认定为系上诉人梁燕的借款或担保行为，对上诉人梁燕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梁燕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第八、既然一审判决认为真正借款人系杨培词，借款也是杨培词所得，那么，说明被上诉人尹肇成所提供的《借条》并未真实履行，尹肇成与杨培词系另行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理当与梁燕无关，那么判决梁燕承担担保责任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也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第九、一审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二段“还查明，杨培词于2012年6月27日与其妻子在惠水县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这一事实完全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为何还要依职权调取?结合前述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整个过程中的种种偏向和极力帮助被上诉人尹肇成的迹象，使人明显感知一审法院的立场问题!被上诉人尹肇成的影响力更是令人后怕。三、被上诉人尹肇成的诉请明显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时效未过，显然错误。即使本案借款真实，但《借条》签订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还款期限2013年8月16日，被上诉人尹肇成一审立案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期间被上诉人尹肇成从未向上诉人梁燕主张过要求偿还任何一分借款或利息。被上诉人尹肇成一审立案当日即2018年1月18日，一审法官便通知梁燕前往调解，上诉人梁燕接到法院通知后仓促赶往法院，一到法院就受到法官的精神压力，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然而从一审法院开庭传票所显示的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15时00分，应到处所为惠水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可知，一审法院的此种做法完全是故意在上诉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进行突然袭击，完全剥夺了上诉人的时效抗辩权，并且该次调解并非正式开庭进入庭审程序，调解协议和调解书也已被撤销，上诉人在黔南中院再审庭审中也依法提出时效抗辩问题。故一审法院跟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规定》第三条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不予采纳，完全属适用法律错误。尹肇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借贷真实发生”正确。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以：没有实际得到钱、答辩人出借款项来源不清、法院调解书调解内容不能作为证据、《借条》存疑等为由主张本案的借款没有真实发生，其理由不成立。1、借款已实际交付。一是借条上已清楚地写明“收到”借款25万元；二是梁燕将自家的房屋和土地作抵押也说明已实际收到借款，假设第一次就没有拿到借款，梁燕怎么会留下《借条》，并将她和王德光的房产证、土地使用证作为抵押物凭证交给答辩人?假设梁燕没有收到第二次出借的5万元，她怎么会不追问答辩人?三是从2013年5月到2018年元月四年多的时间中，梁燕没有向答辩人讨要用于抵押的房地产手续的事实，说明梁燕已收到了出借款。2、答辩人出借款项来源清楚。这一问题在一审庭审时已作详细说明，且出借款项的来源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答辩人分多少次取钱、出借的钱是自己的、或是向亲朋借的、或是亲朋还给答辩人的等问题并不影响本案借款事实的发生。3、法院调解书调解内容能否作为证据问题，惠水县人民法院（2018）黔2731民初180号民事调解书虽然已被撤销，但被撤销的理由是程序违法（即没有通知王德光到庭），调解书体现的事实并没有被否定，在该调解书中，二上诉人均认可借款并同意偿还，且在执行阶段已偿还8000元，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如果借款事实不存在，二上诉人根本就不会承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完全明白自己的言行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二上诉人在本案发回重审前已用自己的言行证明本案借款系真实发生。4、《借条》存疑问题。二上诉人均以借条不是一张完整的A4纸为由，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其理由不成立。《借条》虽然不是一张完整的A4纸，但记载的内容完整无缺，没有涂改、剪裁等痕迹，且均是二上诉人本人签字并盖手印，故《借条》纸张是否完整并不影响证明效力。二、本案程序合法1、追加杨培词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借条》上杨培词不是借款人，但借款发生时是杨培词与梁燕一同来找答辩人借的钱，2018年法院调解时，杨培词与梁燕共同认可借款并承诺分期还款，且在执行阶段偿还答辩人的8000元是杨培词支付，事实证明杨培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人民法院根据案情先追加杨培词为第三人，后追加为被告，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程序合法。2、更换合议庭成员程序合法。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审判组织，其成员是可以改变的，就本案来说，第二次开庭是2021年1月28日，在2021年1月20日一审法院就通知各方当事人更换合议庭成员，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必须是一审阶段，本案第一次审理是2018年，在2018年惠水县法院审理本案时，二上诉人没有以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而是认可借款事实并同意还款，说明梁燕和杨培词已放弃以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王德光在提出申诉时，也没有以超过诉讼时效提出抗辩，黔南州中级法院撤销原审调解书的事由只是程序违法，并没有因超过诉讼时效被上级法院撤销；答辩人认为，在原审时，上诉人没有以过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即便本案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属于上诉人自愿放弃诉讼时效的抗辩权，故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四、本案还款责任的承担本案中，二上诉人一同去找答辩人借款，梁燕是借款人，在诉讼过程中也认可借得答辩人的出借款，但梁燕辩称只是拿房地产证帮杨培词作借款担保，杨培词是实际借款人，即便梁燕只是担保人，从担保的角度看，其也应当连带承担偿还责任，故梁燕无论是作为借款人，还是作为担保人，都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杨培词在原审时认可实际得到该借款，一审庭审中，杨培词当庭陈述其同梁燕协商借款后一人要一点，说明其是实际借款人或借款人之一，也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证据确凿充分，责任确定合理，审判程序合法，因此，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2020）黔273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书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予以维持，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原告尹肇成诉称：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梁燕、王德光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25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2014年5月至2018年1月的利息110000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6%的两倍进行计算，即250000×12%×44个月＝110000元），以上合计360000元。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杨培词与被告梁燕、王德光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对被告梁燕、王德光用于抵押的位于惠水县的房屋（产权证号：惠房权证和平镇字第201300014-1（2）号）和该房屋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为：惠集用（2004）第07-014号）变卖、拍卖所得金额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杨培词认识，双方系朋友关系，2013年4月许（写借条之前一个月）杨培词因需资金周转向原告发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并承诺月息4分。因原告不相信杨培词的还款信誉，杨培词便请朋友梁燕出面借款并用梁燕、王德光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2013年5月16日，原告尹肇成及被告梁燕、杨培词三人在惠水县委门口杨培词车上书写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工行尹肇成人民币250000元，期限三个月（用坐落于惠水县，户主：王德光、梁燕共有房屋及土地产权作为抵押）”。借条上杨培词作为证明人签名捺印，梁燕、王德光作为借款人签名捺印，借条上共有六个手印，除杨培词的签名和手印外，其余五个手印和梁燕、王德光的签名均系梁燕亲自所为。其中，一个手印盖在“借款人梁燕”名字上，另四个手印分别盖在借条上金额为贰拾伍万元、250000元、贰拾万元（20万元）、五万（5万元）元处。书写借条和协商借款时，王德光均未在场。王德光与原告直至2021年1月12日本案庭审时才见面认识。借条签订后，原告向杨培词交付了借款（有原审时梁燕的指证和杨培词的自认），并按约定月息4分的标准收到被告杨培词支付至2014年4月共计11个月的利息110000元。后被告杨培词未支付利息后，原告于2018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梁燕、王德光偿还借款及利息共计360000元。同日经本院通知杨培词到庭后组织原告及梁燕、杨培词进行调解，调解中梁燕和杨培词均认可借款和月息4分的约定属实，均陈述借款实际是杨培词所得，梁燕是拿房子作抵押担保,原告在调解中对双方上述陈述作出“借条是梁燕出具的，借款人是梁燕，至于这25万元是杨培词得还是梁燕得，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从我这个角度考虑，债务人就只有梁燕。杨培词只是证明人”的回应陈述，后双方在调解中达成由梁燕、杨培词偿还原告借款的协议并签订调解协议和调解书。调解书载明：1、被告梁燕及案外人杨培词自愿连带偿还所欠原告尹肇成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80000元，还款方式：2018年2月起每月10日前偿还借款6000元（汇至中国工商银行惠水支行账户：62×××23），原告尹肇成同意。2、案外人杨培词自愿于2018年1月30日前偿还原告尹肇成所垫付的本案诉讼费3350元。3、如被告梁燕及案外人杨培词未按本调解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尹肇成可就剩余未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4、原告尹肇成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后梁燕及杨培词未按协议履行，原告于2018年2月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梁燕及杨培词再次作出“向原告借款属实，款项系杨培词得，梁燕是用房产抵押担保”的陈述，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梁燕、杨培词从2018年3月起每月30日前偿还原告借款4000元直至还清。后杨培词按和解协议支付了原告两期欠款8000元。另查明，在本院调解和执行中，王德光均未参与，调解书亦未向王德光送达。后王德光不服调解于2018年4月向黔南中院申请再审，引发本案重新审理。在本案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杨培词为本案被告后，原告庭审中表示要求杨培词与被告梁燕、王德光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借款发生后，原告向本院陈述收到的110000元的利息主要是向杨培词催讨并系杨培词支付。再查明，本院于2020年9月30日向梁燕调查时，梁燕向本院作出“在县委大院车上签字时第一次见尹肇成，写借条时，就我（即梁燕）、尹肇成、杨培词三个在场，王德光不在场”的陈述。还查明，杨培词于2012年6月27日与其妻子在惠水县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借条原件、被告梁燕、王德光产权证原件、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原审调解笔录、执行笔录、本院调查笔录及庭后原告提交的借条缺失部分原件、惠水县民政局出具的《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及双方当事人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借款是否真实发生的问题。首先，从借条的形成进行分析，借条系原告及被告梁燕、杨培词三人当面所签，借条上除杨培词的签名和手印系杨培词所为外，其余五个手印和梁燕、王德光的签名均系梁燕所为，该事实有庭审中杨培词的陈述及梁燕认可手印及签名系其所为的陈述在卷证实，本院认定，借条是客观真实的。其次从双方此前处理该案时的陈述分析，梁燕在此前该案处理时多次陈述：“向原告借款属实、我(即梁燕）只是在借条上签字拿房产做抵押，借款系杨培词所得”，而杨培词亦同样陈述：“借款属实，借款确实是我（即杨培词）所得，梁燕没有得这笔钱，梁燕仅是拿房产抵押而已”，从双方陈述来看，不仅具有对借款事实认可的意思表示，而且具有相互证明借款客观真实和款项由杨培词所得的意思表示，双方的陈述能起到相互证明的作用，与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作出妥协而对案件事实认可的表示截然不同。再从原告持有梁燕、王德光产权证原件看，该房产系梁燕、王德光家庭重要的私密性财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会无故在原告手里，而用房屋抵押的事实与借条载明的抵押内容和此前梁燕、杨培词认可用房屋抵押的陈述相吻合，亦能充分印证借款的客观真实。再者，借条上已载明借款金额、借款人、证明人和用以抵押房产的事实。在三人同时在场签订借条的情况下，梁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借款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名捺印，应该明知借条的内容和签名捺印带来的法律后果，不可能不知道内容。由此，足以认定，本案借款真实发生。因双方在原一审阶段认可案涉借款约定月息为4分，且杨培词向原告发出借款邀约时承诺的月息亦为4分，再结合原告自认收到被告支付11个月利息110000元的事实分析，原告对该笔借款约定月息为4分的陈述，符合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对被告梁燕辩解：借条是梁燕应杨培词要求在杨培词提供的空白纸上先签名捺印后交给杨培词，借条内容是原告后面自己所填写，房产证、土地证也是杨培词从梁燕经营铺面桌子上拿走交给原告，并非自己所交，而在原告起诉前，梁燕与原告未见过面不认识，借款不真实的意见。因梁燕辩解与本案审理中杨培词证明借条系原告、梁燕、杨培词三人在场所签的陈述相左，也与梁燕自己2020年9月30日在本院向其调查时陈述“在县委大院车上签字时第一次见尹肇成，签借条时是原告、杨培词、梁燕三人在场”的陈述不相吻合，更与杨培词和梁燕此前案件审理时均认可借款属实、梁燕签字用房屋抵押的陈述相矛盾，从上述查明的事实及杨培词、梁燕陈述看，梁燕并非原告起诉后才认识原告，也并非是在杨培词提供的空白纸上先签名，而是在三人在场签订借条时就已认识原告，并且应该明知抵押的事实和借条内容，现梁燕完全否认前面所述，作出了前后不一的陈述，而本院发现其作出的陈述前后不一后，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向其发出责令说明理由通知后，梁燕未对此作出符合逻辑的正常合理说明，因此，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杨培词辩解：借条是原告及梁燕、杨培词三人当面所签属实，但写借条和将产权证交给原告，目的是为了请原告帮忙到工行贷款，后（原告起诉前）没有贷得款后，杨培词与原告在借条底部书写了“没有贷得款，此借条作废”字样，借款不真实的意见，本院就其辩解结合民间借贷、金融贷款性质及梁燕、杨培词此前陈述及庭审后原告向本院提交该借条缺失部分的证据分析，首先，请原告帮忙到工行贷款属于金融借款范畴，向原告写借条借款系民间借贷行为，两种借款其方式和程序规则截然不同，向工行贷款需由贷款人向工行提出申请并按贷款规则由工行按程序办理，与二人（即梁燕、杨培词）向原告书写借条借款并交纳产权证给原告作抵押是完全不同的操作程序，其辩解违背逻辑及生活常理；其次，从杨培词辩解，因没有贷得款后，杨培词和原告在借条底部书写了“没有贷得款，此借条作废”字样的陈述分析，借条系梁燕作为借款人、杨培词作为证明人与原告当面所签，如同杨培词所说,如借条已经作废，理应通知梁燕到场或者告知梁燕后直接收回借条即可，根本不用由杨培词和原告在借条底部书写“此借条作废”字样而不告知梁燕，再者如借条真作废了，在本院2018年处理该案时，杨培词完全有权利、有理由理直气壮的提出借条已作废的意见而不还款，杨培词不仅没有提出，反而是与梁燕相互指证陈述“借款属实”后作出愿意还款的表示，虽杨培词辩解之所以作出还款表示是因拿走梁燕及王德光产权证后担心王德光知道而作出，但其辩解毫无逻辑性和关联性。因为如果没有欠款，根本就不用还款，不用还款后更不存在担心王德光知道一说。再者，从庭审后原告向本院提交借条原件的缺失部分看，原告提供的借条下半部分经合议庭审查衔接比对，该借条下半部分及凸出部分与原告提交的借条及凹下部分衔接后能形成无缝衔接，恢复借条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而该借条下半部分并没有杨培词所说“没有得到款，此借条作废”的相关内容。该借条经杨培词到庭对借条上下部分当场衔接比对，杨培词仅认为借条下半部分与上半部分颜色有点差异，对无缝衔接的借条现状，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杨培词辩解，不能自圆其说，属于刻意隐瞒案件事实的行为。而在本院发现其作出的陈述前后不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向其发出责令说明理由通知后，杨培词亦未对此作出符合逻辑的正常合理说明，因此，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针对被告提出，如借款真实，本案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请求不应支持的意见，因双方在2018年的一审首次处理时，梁燕和杨培词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并作出愿意还款的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之规定，诉讼时效因双方一审未提出而导致中断，因此，对被告梁燕、杨培词提出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针对梁燕、杨培词而言，该案未过诉讼时效。关于案涉借款由谁承担还款责任及如何承担的问题。1、关于责任承担问题，从上述分析可知，案涉借款客观真实，但谁是真实借款人是本案责任承担的关键。根据庭审查明，被告杨培词与原告之前认识并有过借贷关系，该借条签订前一个月是杨培词本人有借款需求向原告发出借款意思表示，而借款发生后，主要是杨培词向原告履行利息支付义务，再从此前该案一审阶段双方陈述分析，梁燕在原一审阶段多次指证陈述，借款系杨培词所得，梁燕仅是提供房产担保，杨培词亦自认借款系其所得和梁燕仅用房产担保的事实，而原告对双方陈述没有正面回答问题，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作出“借条是梁燕出具的，借款人是梁燕，至于这25万元是杨培词得还是梁燕得是他们之间的事情”的陈述，原告陈述未能直接证明款项已向梁燕交付或者受梁燕指示安排交付的事实，具有默认梁燕、杨培词陈述的意思表示，而结合本案借款发生前系杨培词与原告协商借款事宜，借款系杨培词所得（杨培词原一审的自认和梁燕的指证）及借款发生后原告向杨培词催讨利息及由杨培词支付利息的事实分析，杨培词虽名为证明人,但其行为显然不符合证明人法律特征,上述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杨培词为实际借款人和原告应该明知杨培词为实际借款人身份的事实，因款项的交付有杨培词原一审的自认和梁燕指证，本院认定案涉借款已实际交付给杨培词，梁燕虽以借款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名捺印,但原告未有证据证实梁燕享受了借款带来的利益，纵观案涉借款形成的事实链条，从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对该案进行考量，本案具有借名借款的法律属性。梁燕作为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杨培词之间形成隐名代理关系，而原告回避问题的陈述亦能印证这一客观事实。作为实际借款人杨培词应承担还款责任，梁燕作为名义借款人在原告明知实际借款人为杨培词情况下，应视为梁燕已履行了借名合同的披露义务，本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因梁燕在本案中还具有抵押担保人身份，应依照担保法的规则对梁燕的担保行为进行考量归责。梁燕与王德光系夫妻关系，梁燕用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设定抵押时未经王德光同意，原告也无证据证实王德光知道并同意梁燕用于抵押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的规定，案涉抵押合同因未经王德光同意损害王德光权利而无效。而房屋作为家庭重要财产，应遵循共债共签原则，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王德光不具有借款人身份，也不具有抵押担保人身份，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对原告主张对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及要求王德光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在明知借条上王德光名字系梁燕代签，梁燕用家庭重要财产设定抵押的情况下，未向王德光进行核实，本身存在过错，梁燕未经王德光同意擅自抵押，亦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该债务应先由被告杨培词进行偿还，被告梁燕对杨培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2、关于本案金额确定问题，原告虽主张本金250000元，但因其自认借条签订后共收到被告按月息4分标准支付利息110000元，并表示愿意按月息2分标准计收已支付的利息，超出部分愿意扣抵本金后依法处理，本院结合2013年至2014年同阶段一年期贷款年利率6%的标准换算后认为，原告意见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予以认定。即原告应收的利息为55000元（250000×2%×11个月=55000元），超出部分55000元应扣抵本金，扣抵后经本院确定案涉本金应为195000元（250000元-55000元）。现原告主张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的两倍标准从2014年5月计算至2018年1月共计44个月的意见，是原告对自己权利作出的处分，该处分并不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即为85800元（即195000元×1%×44个月=85800元），本息共计为280800元（195000元+85800元）。该款应先由杨培词偿还，梁燕对杨培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因二被告自始至终否认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和已支付过利息的事实，而在本院发现其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后，依法向二被告发出责令说明理由通知书并释明不能隐瞒案件事实和隐瞒案件事实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后，二被告仍未能向本院作出符合逻辑的合理说明，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二被告对此应承担相应责任，亦应视为二被告对原告主张被告未偿还过本金和仅支付利息110000元的陈述放弃抗辩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培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尹肇成借款本金195000元及利息85800元，本息共计人民币280800元。二、被告梁燕对被告杨培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尹肇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被告杨培词承担5226元，原告尹肇成承担1474元。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程序是否违法。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0日依职权将杨培词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2021年1月28日庭审中，又将杨培词从第三人变更为被告，变更前法院虽未向询问原告尹肇成是否对杨培词主张权利，但一审庭审中尹肇成已明确表示要求杨培词与梁燕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将杨培词从第三人变更为本案的被告，程序并无不当。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经查，双方借款时间为2013年5月，本案第一次诉讼时间为2018年，尹肇成仅诉讼请求梁燕还款。梁燕在调解过程中打电话将杨培词叫到法庭共同参与调解，并达成“被告梁燕及案外人杨培词自愿连带偿还所欠原告尹肇成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二十八万元”的调解协议。虽然当时杨培词的身份是案外人。因其同意履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诉讼时效中断。三、本案的借款事实是否真实。首先，被上诉人尹肇成提供了有上诉人梁燕签名、盖手印的借条，上诉人杨培词也在该借条上作为“证明人”签名。其次，对于借款是否交付的问题。被上诉人尹肇成主张交付的是现金。提供了吴亿和陈桂凤在2013年5月13日、2013年5月15日的取款凭证，以及尹肇成在2013年5月29日取款6万元的取款凭证，作为出借款项来源证明。再结合：1、上诉人梁燕的房产证在被上诉人尹肇成处保管，而二人之前并不相识。2、原民事调解协议虽被撤销，但在调解过程中梁燕和杨培词未向法院主张借款是虚假的，双方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了偿还借款的协议。3、上诉人杨培词在原一审诉讼的执行法官对其所作的《执行笔录》中，认可自己实际得到案涉的借款，并自愿承担偿还责任。在该笔录中其对得到尹肇成25万元借款的事实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上诉人梁燕也在《执行笔录》中承认自己在借条上签字，并陈述“（我）相当于是保证人，实际我没有得到一分钱，全部都是杨培词借的”。以上事实，足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二上诉人主张其在执行过程受到胁迫，还款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以及本案系虚假诉讼等，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对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620元，由梁燕承担3108元，杨培词承担55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 慧审 判 员  林 玲审 判 员  李永进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裴梧先书 记 员  徐 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