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1民终18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智巧，女，汉族，1992年1月27日出生，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德秀，女，汉族，1943年8月23日出生，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巩朝纲，湖南正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庾麟，湖南正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伍英，女，汉族，1967年5月7日出生，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云虹，女，汉族，2003年7月2日出生，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云芳，女，汉族，1996年10月7日出生，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跃龙，系周云芳的表哥（特别授权）。上诉人唐智巧、唐德秀因与被上诉人唐伍英、周云虹、周云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湘1102民初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本案事实清楚，本院通过阅卷、询问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智巧、唐德秀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巩朝纲、庾麟、被上诉人唐伍英、周云虹及被上诉人周云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跃龙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智巧、唐德秀上诉请求：一、撤销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湘1102民初764号民事判决书，或依法改判撤销补偿协议书中死者死亡补偿金分配方案（剩余850,000元，唐伍英分配30%，周云芳分配10%，周云虹分配10%）的部分，并由被上诉人唐伍英、周云芳、周云虹退还其获得的死亡补偿金425,000元给二上诉人；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重大误解”是错误的。重大误解是指一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对合同的内容等发生误解而订立合同，即重大误解是对于法律行为所形成之法律关系要素的误解（即对于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与客体发生误解）。本案中，上诉人并非是对于补偿协议的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而是基于被上诉人利用村委会的证明对上诉人进行欺诈，让上诉人误以为被上诉人与唐海波之间存在婚姻关系，因被上诉人的欺诈行为，而引起了上诉人产生自发的错误（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的身份发生错误认识），从而产生重大误解。故本案是可以适用重大误解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唐伍英虽非法定继承人，但对115万元的赔偿款享有分割的权利”是错误的。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2004）民-他字第26号】》中的回复：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故空难死亡赔偿金不宜认定为遗产。该复函明确了死亡补偿金不宜作为遗产，同时，也明确了有权获得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的近亲属。其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也明确了，在被侵权人死亡的情况下，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为死者的近亲属。最后，死亡赔偿金是填补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所造成的生活资源的减少丧失，是对受害人近亲属损失的弥补。同时，一审法院也明确认定了：“死亡补偿金是对死者亲属因死者死亡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失的混合赔偿。”故死亡赔偿金在进行分配时，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进行分配，分配的前提是分配（或分割）权人应是死者的近亲属。故在被上诉人唐伍英非死者唐海波妻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唐伍英有权获得死亡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不符合其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唐伍英及其女儿参与分配唐海波的死亡赔偿金符合农村善良风俗，唐智巧、唐德秀要求唐伍英、周云芳、周云虹返还分得的42.5万元，违背公序良俗”系法律适用错误，亦存在逻辑错误。公序良俗作为法律原则，其适用的前提：第一、穷尽规则，即只有在出现无法律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况下，法律原则才可以作为弥补“规则漏洞”得以适用；第二、实现个案正义，即假如适用法律规则可能导致个案的极端不公正的后果，则此时就有选择的对法律规则的正确性进行实质审查，在此基础上才有选择法律原则作为适用标准的可能；第三、更强的理由，即为满足第二个条件，适用法律原则必须提出比适用法律规则更强的理由。首先，本案中，由上述第二点可知，对于死亡补偿金的分配主体我国法律是有规定的，即是存在法律规则的。一审法院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而否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亦是违反法律原则适用的第一个条件，即并没有穷尽法律规定。其次，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事实上对于死亡赔偿金并没有分配的权利，如果假定任何与死者共同生活过以及举办丧葬之礼以及参加丧葬的人都有权利进行分配死亡补偿金，那么对于保姆等有着同样行为的人是否也应当进行分配?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那么也就是另外一方面认定了对于保姆等有同样行为的人也应当进行分配。但是，为死者举办丧葬之礼以及参加葬礼是农村的应有之义，死者生前的亲属、朋友以及同事等按照习俗均有可能参加，即便非死者的近亲属，也是有可能与死者的近亲属共同举办丧葬之礼。故其不享有分配的权利符合法律的规定，在本案中也并没有导致非正义的出现。即其也没有达到适用法律原则的第二、三个条件。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依法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唐伍英、周云虹、周云芳辩称，零陵区人民法院（2021）湘1102民初76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理合法。1、本案实际上系合同纠纷，而非继承纠纷。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与深圳华西劳务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书》是完全有效的，对各方（包括涉案单位深圳华西劳务公司、二上诉人、三被上诉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在中山广济医院宣告唐海波抢救无效后的当晚，是在多方亲属（包括死者的妹妹、妹夫等）见证下，特别是在上诉人唐智巧及其丈夫全程在场见证下签订《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每一页都有当事人签字按指印，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该协议约定的全部内容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明确表示“上诉人对于补偿协议的内容并不是发生重大误解”，被上诉人履约在先，上诉人起诉在后，上诉人欲借起诉之名行骗钱之事，应追究其法律责任。至于，死者生前所在村的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是对于本村村民发生突发事件进行的正当、合法的协调。调解、管理和服务，是其基本的工作职责范围，不存在所谓对上诉人进行欺诈；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将被上诉人视为“保姆”身份是完全错误的，不道德的。死者唐海波生前与被上诉人唐伍英组建婚姻家庭，是双方完全自愿的，也符合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质性要件（无法律禁止的重婚、非法同居的情形），也在被上诉人家里举行过简单的婚宴，在婚宴上，唐海波自愿承诺同意入赘被上诉人家庭，自此唐海波并长期居住在被上诉人的家里，共同生活在一起达十多年（2010年-2020年事发）之久，十多年来双方一起外出务工，其收入、生活来源和开销按其自愿均由被上诉人唐伍英或周云芳进行日常管理。双方重建家庭，是得到各自家庭亲属及邻里乡亲认可的，是合情合理、合法有效的，只是没有去民政部门进行结婚登记而已，按规定，即使在该纠纷案件发生前补办结婚登记，因对方已亡，也无法实现；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如果假设任何与死者共同生活过以及举办丧葬之礼以及参加丧葬的人都有权利进行分配死亡补偿金”是无理、无情、无事实依据的假说，在庄严而神圣的法律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死者生前工友、同事、邻里乡亲、包括其亲妹妹、妹夫均参与了谈判、协调、调解、见证过《补偿协议书》的签订，也参与过死者的丧葬之礼，但这些诚实善良的亲人并没有分割到死亡补偿金，而唐伍英、周云芳、周云虹之所以享有分割的权利，理由是：第一、唐海波是完全自愿入赘唐伍英家庭的，并长期居住、生活在唐伍英家里，其组建婚姻家庭是合理合情的，无法律禁止的情形，并得到各自家庭其他成员、邻里乡亲的认可；第二、按照《补偿协议书》的签约条件及各方亲友的协商一致意见“将死者遗体移交家属送回老家土葬，”而死者唐海波在老家并无住所（其原有老宅屋早已倒塌废弃），只好在唐伍英及其家属亲人协调允许下，才将死者冷尸移送唐伍英家堂屋里举办丧葬之礼，让死者的灵魂得以安息，生者的精神得以慰藉，这是地地道道地施行农村善良之风俗、恪守农村公理之秩序，只有与死者最亲密的人，即唐伍英、周云芳、周云虹才能做得到。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死者的亲生女儿唐智巧和亲生母亲唐德秀为什么当时不去承办呢?也不愿将死者拉回自家行“农村应有之义”呢?而是等到死者在唐伍英家里安葬入土之后，再借起诉、上诉之名行骗钱的主意，没有公德良心，诚信尽失，法理难容。二、一审法院判决是完全正确的，是与近3年来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类似案件处理判决结论是一致的。经查证，2018年8月2日国内山东省唯一省级晚报、“世界媒体500强”品牌媒体《齐鲁晚报》记者报道“死亡赔偿金庭审现场”，详见附件。题目：同居六年的男友工伤死亡女友该不该领这40万赔偿，地点：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马元河村，事件：法院公开审理有关农村村民工伤死亡赔偿金分配合同纠纷案，结论：法庭当庭判决驳回死者父亲诉讼请求（撤销分款协议、返回分得的赔偿款），判令长期共同生活同居六年的女当事人有权分割赔偿款，并得到当地村民热烈拥护。本案与山东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马元河村村民发生诉讼案件的起因、性质、情节、程序、关联性几乎完全是一致的，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庭审过程、判决结论是相似的、正确的。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规则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唐智巧、唐德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补偿协议书中死者死亡补偿金分配方案（剩余85万元，唐伍英分30%、周云芳分10%、周云虹分10%）的部分；2.判令三被告退还其获得的死亡补偿金47.5万元给二原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唐德秀系唐海波母亲。2010年以前，唐海波、被告唐伍英均已丧偶，原告唐智巧系唐海波的女儿，被告周云芳、周云虹系被告唐伍英的女儿。2010年，在原告唐德秀、村委会干部的撮合、介绍下，唐海波与被告唐伍英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20年11月26日，唐海波在中山海雅缤纷广场项目工地施工时意外受伤，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次日，深圳华西劳务公司作为甲方，唐德秀、唐伍英、唐智巧、周云芳、周云虹作为乙方（唐德秀本人未到场），签订《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补偿115万元死亡补偿金给乙方。其中还约定了乙方的分配方案：死者（唐海波）的丧葬费10万元、唐德秀分20万元、唐伍英分30%、唐智巧分50%、周云芳分10%、周云虹分10%，协议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和期限。甲方深圳华西劳务公司按协议履行了给付补偿金义务，其中丧葬费预留10万元，唐德秀分得20万元，唐智巧分得42.5万元，唐伍英、周云芳、周云虹三人分得42.5万元。唐海波的遗体运回老家后，在被告唐伍英家里按照当地农村习俗举行了丧葬仪式。后原告唐智巧、唐德秀对补偿协议书中的分配方案不服，故诉至该院要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补偿协议书》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唐海波在为深圳华西劳务公司提供劳务时发生意外事故死亡，深圳华西劳务公司与唐德秀、唐智巧、唐伍英、周云芳、周云虹签订补偿协议，补偿了因唐海波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115万元，在补偿协议书中，对115万元的分配均进行了详细约定，该协议已履行完毕。《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并非他人强加，应视为双方对自己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现行法律亦不禁止公民的这种处分行为，加之该处分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不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有效。原告唐智巧、唐德秀称其对案涉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法律上的重大误解是指一方因自己的过错而对合同的内容等发生误解订立了合同，所谓重大误解是本质性的，是指表意人如不发生重大误解就不可能为该意思表示，显然具体到本案中不适用。从法律关系上看，本案系合同纠纷，而并非继承纠纷。关于原告唐智巧、唐德秀要求撤销补偿协议中的分配方案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应从以下几点综合考量：第一、根据法律规定，深圳华西劳务公司赔偿的115万元补偿款，该补偿款绝大部分系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并非遗产，而是对死者亲属因死者死亡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害的混合赔偿，其分配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适当分割，被告唐伍英与唐海波虽未登记，但共同生活有十年之久，唐海波的收入系二人共同生活的主要来源，唐海波的死亡对被告唐伍英造成了精神痛苦，故被告唐伍英虽非唐海波法定继承人，但对115万元的赔偿款享有分割的权利，故依法不适用民法典有关法定继承的规定。第二、唐海波与被告唐伍英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按照农村习俗进行了结婚仪式，并一直共同生活，唐海波死亡后，在被告唐伍英家里按照当地农村习俗举行了丧葬之礼，被告唐伍英的两个女儿也以唐海波女儿的身份参与了丧礼。被告唐伍英及其女儿参与分配唐海波的死亡赔偿金符合农村善良风俗，原告唐智巧、唐德秀要求被告返还分得的42.5万元，违背公序良俗，根据“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之规定，原告唐智巧、唐德秀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第五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智巧、原告唐德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25元，减半收取4212.5元，由原告唐智巧、唐德秀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案涉《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经查，本院认为，唐海波在为深圳华西劳务公司提供劳务时发生意外事故死亡，深圳华西劳务公司与唐德秀、唐智巧、唐伍英、周云芳、周云虹签订《补偿协议书》，补偿了因唐海波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115万元，该《补偿协议书》约定了115万元的分配方案：死者（唐海波）的丧葬费10万元、唐德秀分20万元、唐伍英分30%、唐智巧分50%、周云芳分10%、周云虹分10%，协议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和期限，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上述《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作出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情形。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合同重大条款的错误认识。本案中，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签订《补偿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双方当事人对协议中记载的赔偿金额、赔偿对象等重要条款并未产生歧义，不应当构成重大误解。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不适用重大误解是正确的。死亡赔偿金并非遗产，而是对死者亲属因死者死亡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及精神损害的赔偿，其分配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适当分割。本案中，唐海波与唐伍英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双方已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十年之久，唐海波的收入系二人共同生活的主要来源，唐海波的死亡亦对唐伍英造成了精神损害。综合上述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唐伍英虽非唐海波法定继承人，但对115万元的赔偿款享有分割的权利，并无不当。另唐海波死亡后，在唐伍英家里按照当地农村习俗举行了丧葬之礼，唐伍英的两个女儿周云芳、周云虹亦按照当地农村习俗，以唐海波女儿的身份参与了丧葬之礼。故一审认定唐伍英及其女儿周云芳、周云虹参与分配唐海波的死亡赔偿金符合农村善良风俗，唐智巧、唐德秀要求被上诉人唐伍英、周云虹、周云芳返还分得的42.5万元，违背公序良俗，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唐智巧、唐德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425元，由上诉人唐智巧、唐德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臣波审判员  陈久余审判员  宋争文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利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