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终18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崇伟，男，198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投骏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悦秀路99号6层1单元605-5。法定代表人：池俊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克帆、张婉莹，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1-4层。主要负责人：吕志坚。原审被告：深圳前海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何仁杰。原审被告：柯利明，男，198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审被告：凌山，男，198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王志颖，男，198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梁德元，男，198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被告：李进东，男，198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何仁杰，男，198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阜通西大街12号楼16层1607。法定代表人：曾晓生。上诉人施崇伟因与被上诉人中投骏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投骏和公司）、原审被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东亚银行）、深圳前海实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实盈公司）、柯利明、凌山、王志颖、梁德元、李进东、何仁杰、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实盈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06民初2802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彭湛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施崇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裁定原审法院审理本案；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在涉案基金的委托理财合同制度中绝对是属于基础性合同关系，不是从合同关系。在本案的基金合同关系中，基金委托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监管银行是该合同的三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基金监管银行即是东亚银行，上诉人将会认为案涉私募基金不值得依赖，而不敢受让案涉基金份额，从而也不产生本案纠纷。该合同除了载有《风险提示函》、《合格投资者承诺书》、《资金合法声明书》之外，还明确约定该合同三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基金份额的发售与认购、基金的成立与备案、基金份额的申购、基金份额的赎回、当事人及权利义务、基金份额的登记、基金的收益分配、基金的投资、基金的财产、指令的发送、指令的确认与执行、基金财产的估值与会计核算、基金财产税费的承担及核算、基金的收益分配、报告义务、风险揭示、基金份额的非交易过户、基金份额的交易、基金份额的冻结、基金份额的解冻及质押、基金合同的成立、生效及签署、基金合同的变更、基金合同的终止、基金合同的清算程序、违约责任、通知与法达、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基金合同的效力。该合同第8页约定：“签署本合同之基金委托人，承诺首次认购/申购如下本基金份额：人民币1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的本基金份额”，也就是说，该合同三方当事人在该合同确认上诉人持有涉案基金份额是人民币1000000元。由此可知，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具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私募基金合同必须具备的主要条款，而不仅是对涉案基金的介绍和说明。如果该合同仅是对涉案基金的介绍与说明，东亚银行广州分行又何必签这个三方合同呢。在2018年8月9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出具的《基金份额受让确认函》，得到确认：中投骏和于2018年8月6日开放《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份额受让申请，截止于2018年8月3日24：00，《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的基金人民币净值为人民币1.6279元/份；兹确认，上诉人于2018年8月2日将资金100万元整，用于受让中投骏和公司发行的《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份额，已经确认受让成功并于2018年8月4日00:00起，上诉人享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为614288.35份（即100万/1.6279）。与此同时，上诉人亦收到东亚银行出具的《监管确认函》，得到确认：涉案基金是由私募管理人中投骏和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成立于2016年2月29日，涉案基金产品由东亚银行按照《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实行监管，在该行的监管账户名称为：中投骏和公司，监管账户为11×××00；兹证明施崇伟先生已与我行签订了编号为2018东亚广州（监）4H21的《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2018年8月8日，该私募基金人民币100万元已存入该行监管账户中，并已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进行划款操作。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基金份额受让确认函》和《监管确认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和合法的私募基金合同，该合同理应作为本案主要审理的合同。一审裁定以该合同为格式合同为由二否认该合同是本案的基础合同，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如果被上诉人管理涉案基金是适格的，只要该合同三方当事人按照涉案基金赎回的流程履行各自的义务，上诉人定能实现涉案基金的赎回。非常遗憾，被上诉人竟然没有资格管理涉案基金。作为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东亚银行未尽审查被上诉人管理涉案基金是否适格的义务，直至上诉人申请赎回涉案基金份额后，才得知被上诉人出现涉案基金管理人不适格，这对东亚银行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约责任。上诉人依据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约定，把该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东亚银行列为本案的第一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这在程序法上和实体法上是合法的，应当受到我国法律保护。一审裁定剥夺了上诉人的起诉权，这是不合法的。二、一审裁定适用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把此案的当事人仅仅局限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的案涉纠纷，这是错误的。一审裁定认为作为本案主要审理的合同是案涉《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这个合同只有两个当事人，即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可是，上诉人在本案中要追究的本案担责主体不只是被上诉人，还包括了其他九名原审被告。何况，本案的第一被告是东亚银行，而不是被上诉人。既然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是本案的基础合同，上诉人依据该合同的有关约定把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东亚银行列为第一被告同时展开对本案十名原审被告追责，这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和合同法。为何上诉人就不能把东亚银行列为本案的第一被告，并且依据案涉基础合同追究东亚银行和其他被告的法律责任呢。不能因为是同一天签订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和案涉《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就认为案涉《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就是非格式条款，这个判断是非常武断的。为什么就不能是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签订在后。对于上诉人来说，上诉人只有签还是不签前述两个合同的权利，难道案涉《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就不是格式条款。不论是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还是《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均有约定该私募基金的募集账户资金将全部移交到东亚银行的监管账户进行监管，那么缺少东亚银行这一方当事人的《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无法成为本案审理的主要合同，而应当是以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作为本案审理的主要合同。三、一审裁定没有顾及到司法效率和司法公平。上诉人依据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起诉本案中的全部被告，这是司法效率最高的做法，避免多起民事案件的诉累。如果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只能申请仲裁，那么仲裁条款智只能在受仲裁条款约束的当事人即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有法律效力，没有签署该仲裁条款的本诉讼案的包括东亚银行、七个担保人、新基金管理人在内的其他当事人就不能被列作仲裁案中被申请人，逼着上诉人既要按照案涉《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去申请仲裁告被上诉人，又要依据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另案起诉本案中的全部被告。这是重复打官司、浪费司法资源、增加各方当事人的诉累。在本案中，以案涉《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为基础合同，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分清本案十名原审被告和第三人的责任，对法院、原告、十名被告、第三人来说是一个快捷的解决途径，也是一种解脱。因此，上诉人向贵法院提起上诉，请求贵法院依法做出公正的裁决，支持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从《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文本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对基金的介绍与说明，该合同中三方并没有对购买基金的主要事项，如：基金购买金额、返还收益账户进行约定，从其形式与内容来看，《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应认定为格式合同，《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管辖应认定为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而《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对双方权利与义务明确具体的约定，故应当认定《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管辖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与《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原告均在同一天签署，故《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不能视为对《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仲裁条款的变更。本案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立案，本案合同的主要内容均约定在《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作为本案主要审理的合同，《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故本案争议应适用《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中对管辖的约定由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本院应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与中投骏和公司在《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第六条中约定，发生争议，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解决。现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代替中投骏和公司成为上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成为上述合同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上述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于原告、中投骏和公司、前海实盈公司均具有拘束力，三方之间的纠纷应当通过仲裁解决。前述《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及《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并不相同，《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诉讼条款并不能替代《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的仲裁条款，亦不构成双方对同一事项争议解决方式约定或裁或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施崇伟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从《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文本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对基金的介绍与说明，该合同中三方并没有对购买基金的主要事项，如：基金购买金额、返还收益账户进行约定，从其形式与内容来看，《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管辖应认定为格式条款。其中，在各方同日签订的《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对双方权利与义务明确具体的约定，综合上诉人原审诉求的主要内容，以及涉案的各原审被告主体情况，故应当认定《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管辖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与《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原告均在同一天签署，但《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不能视为对《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仲裁条款的变更。上诉人与中投骏和公司在《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第六条中约定，发生争议，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解决。现中安实盈（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代替中投骏和公司成为上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成为上述合同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上述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于上诉人、中投骏和公司、前海实盈公司均具有拘束力，三方之间的纠纷应当通过仲裁解决。前述《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及《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并不相同，《中投骏和实盈量化4号私募基金基金合同》的诉讼条款并不能替代《中投骏和基金委托投资协议书》的仲裁条款，亦不构成双方对同一事项争议解决方式约定或裁或审。故此，原审法院裁定予以驳回，依法有据，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彭 湛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苏晓旋书 记 员  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