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7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德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君，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684130737U，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福寿村。法定代表人：张庆一，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彧，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贾会娟。上诉人徐德玉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大公司）、原审被告贾会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1民初13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德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浩大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相互矛盾。徐德玉不是适格的被告，其对公司业务所进行的对账行为属于职务行为。1.一审判决认为徐德玉签署《对账单》系债务加入而承担还款责任，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审判原则。浩大公司以无法区分所涉货款属于哪个公司为由提出由徐德玉替代承担债务，并非一审判决书认为的债务加入，一审判决书超出了浩大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认定浩大公司与徐德玉经营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却又采信浩大公司所言的“因无法区分哪个公司而直接由徐德玉承担债务”，对徐德玉显失公平，于法不符。3.本案对账单明确了因购买超市设备而产生的货款，而购买方已认定是徐德玉经营的公司，并非是徐德玉个人。徐德玉对账签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一审判决仅因抬头是“本人”，即认定“系债务加入”，适用法律错误。4.徐德玉个人从未与浩大公司采购过货物，徐德玉个人管理的公司全部以惠州市恒缘诚仓储设备有限公司为主体采购货物，采购主体均为公司行为，并有部分已开具公司发票，签对账单期间徐德玉为惠州市恒缘诚仓储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为公司最大股东，采购主体和欠货款主体事实明确清晰，均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5.徐德玉个人没有自愿承担公司债务。二、一审认定的欠付货款数额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未查明徐德玉与浩大公司在签订《对账单》后的具体付款事实，对徐德玉已支付货款的部分未予扣除。《对账单》内容与事实不符，对账单显示2017年至2018年的货款总价为188.2223万元，已支付69.0506万，实际徐德玉经营的公司以及委托的单位和个人对上述欠款在2017年1月25日到2020年10月21日共支付了159384.21元，此款项是支付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在2017年到2018年的货款。一审判决书忽略上诉人的付款行为，认定欠款为114万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徐德玉所手写部份“结欠119.1717万元”是在浩大公司胁迫打闹打骂拍桌子的情况下要求抄写的数据，当时明确表示并未对清楚账目，请求法院依照事实核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徐德玉的上诉请求。浩大公司辩称，1.浩大公司要求徐德玉支付货款1141717元，至于徐德玉究竟因债务加入还是因本身是合同相对方而需承担支付义务，是各方对法律事实、民事行为效力的不同认定。一审未违反不告不理原则。2.徐德玉与贾会娟原系夫妻关系，名下有多家“恒缘诚”系列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负责人也都是徐德玉和贾会娟，徐德玉是恒缘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货款大部分通过徐德玉和贾会娟个人账户支付，仅有一小部分开具发票和通过公司账户支付。日常经营中存在公司财产、个人财产的严重混同，徐德玉作为实际控制人对名下公司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如徐德玉系代表公司签名，仅需在对账单签名即可，无需特别注明身份证号码。本案中浩大公司也从未提出要求徐德玉承担替代责任，从而免除公司承担的债务。3.徐德玉向浩大公司采购的货架及配件无需再加工，可以直接出售给第三人，因此采购主体并非只能是公司。4.一审认定未付货款的数额正确。2019年6月底，浩大公司员工至徐德玉处对账，双方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历经三天才将往来账目算清楚。徐德玉亲自在对账单手写了欠款金额。浩大公司对徐德玉在2017年1月25日至2020年10月21日之间的付款进行了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徐德玉未能提交任何相反证据。5.浩大公司的员工不可能对徐德玉构成任何威胁。对账单上的还款日期、欠款金额、名字、身份证号码都是徐德玉亲自书写，其还款意愿明确。徐德玉在受到威胁后并未报警，其陈述受到胁迫并非事实，也无证据支撑。浩大公司起诉后，徐德玉还在积极与浩大公司的股东进行沟通，对欠款金额由其还款未提出任何异议，仅希望浩大公司放宽还款期限。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浩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德玉、贾会娟立即支付浩大公司货款1141717元及利息（自2020年8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计算）；2.判令徐德玉、贾会娟承担本案的律师费53000元、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25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德玉原系惠州恒缘诚公司、广州市恒缘诚货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恒缘诚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惠州恒缘诚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成立，2020年12月1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刚。广州恒缘诚公司于2009年10月10日成立，2020年8月1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白林欣。贾会娟原系深圳市恒源诚货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恒源诚公司）、广州恒缘诚公司股东。徐德玉、贾会娟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6年9月29日离婚。徐德玉于2016年左右经人介绍后以“恒源诚”名义与浩大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向浩大公司采购货架及相关配件，双方通过相关人员微信的形式下单订购，徐德玉、贾会娟通过徐德玉、贾会娟个人账户及惠州恒缘诚公司、深圳恒源诚公司、广州恒缘诚公司账户向浩大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浩大公司开具了以广州恒缘诚公司、深圳恒源诚公司为购买方的部分增值税发票。2019年，徐德玉在浩大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上确认：“本人于2017年-2018年向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购买铁质超市货架、木质货架、不锈钢制品及各种配件等超市设备若干，货款总价为188.2223万元。截止2019年7月2日，已支付货款69.0506万元，未支付货款119.1717万元，上述欠款在2020年8月20日支付……如因违约导致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本人承担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差旅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共结欠119.1717万元欠款人：徐德玉，身份证号码：”。之后，徐德玉未能按约付款，为此浩大公司诉讼来院。浩大公司为提起诉讼及申请财产保全，支付了律师代理费53000元、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2540元。一审庭审中，浩大公司认为：2015年徐德玉到常熟，经人介绍后与其发生业务往来，向其采购货架，2016年6月之前的业务每笔都是结清的，从2016年6月开始拖欠货款，双方在业务往来过程中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都是徐德玉自己或者派人跟浩大公司的业务员联系，通过微信、QQ进行下单，货款大部分通过徐德玉、贾会娟个人账户支付，大部分货物都是徐德玉、贾会娟叫车上门提货，所有货款也不含运费，浩大公司只知道有些发至中山仓库、有些发至深圳仓库，还有些发至广州仓库，之前浩大公司也不知道徐德玉有多家公司，相关的增值税发票也是根据徐德玉的要求开具的。2019年6月底，浩大公司人员至徐德玉所在地广州对账，当时双方一起对账确认2017年发生业务往来1192873元，2018年发生业务往来68935元，一共为1882223元，双方对于付款也进行了对账，付款共计690506元是付的2017年至2018年的货款。对账单上面的手写数字部分是徐德玉写的，承诺2020年8月20日付款日期是徐德玉手写的，下面“共结欠119.1717万元”及欠款人栏徐德玉签字、身份证号码都是徐德玉手写的。当时浩大公司的员工带过去“本人”和“本单位”两份对账单的样本，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对与哪个公司的往来进行分割，故徐德玉对所有业务愿意由其个人全部承担债务。当时浩大公司也要求贾会娟签字，但徐德玉并没有告知浩大公司双方已离婚，只是称贾会娟回老家了，他一个人签字即可。徐德玉认为：对浩大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徐德玉在对账单上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并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在签署对账单前，徐德玉系广州恒缘诚公司、惠州恒缘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与浩大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浩大公司与深圳恒源诚公司也存在业务往来，三家公司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应由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对账单上也没有约定利息，故浩大公司无权主张利息。2017年1月25日至2020年10月21日期间，徐德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浩大公司支付了货款及税金63笔，共计1593834.21元，是徐德玉履行职务行为，惠州恒缘诚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11月24日向浩大公司支付了货款40万元，浩大公司向该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017年10月至12月，浩大公司收到深圳恒源诚公司货款251930元，与相应的采购单等也是一致的，证明浩大公司与该两个公司均有业务往来，该货款也包括在徐德玉的总付款内。对于上述主张，徐德玉向法庭提供了银行付款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贾会娟与徐德玉在2016年9月已离婚，浩大公司提供的证据也证实业务发生在2017年至2018年，贾会娟也未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综上浩大公司要求徐德玉、贾会娟承担付款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徐德玉提供的付款凭证等材料，浩大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部分付款中2017年1月25日至7月24日的付款是支付的2016年的货款及税金，徐德玉在微信聊天记录中（2017年7月18日）也明确表示去年（2016年）的账只有一笔8824元，后徐德玉在2017年7月24日支付了8824元。2017年8月18日的付款20000元是支付的2015年年底税金。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12月24日支付的是2017年至2018年期间的货款及税金，对该部分货款双方在对账的时候在对账单上也予以了确认。2019年7月23日至9月16日的付款支付的是2019的货款及税金，与2017年至2018年期间的货款无关，对账单签订后，徐德玉与浩大公司又发生了业务，通过微信下单，采购合同抬头为深圳恒源诚公司，因徐德玉结欠浩大公司货款，故双方再次发生业务是直接结清的。2020年10月21日徐德玉付款50000元是浩大公司起诉后支付的货款。对于上述主张，浩大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往来明细、申购单、结算单、采购合同、增值税发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1.浩大公司发生业务的相对方是徐德玉经营的公司还是个人？徐德玉、贾会娟是否该承担还款责任？2.双方发生业务的欠款金额是多少？3.浩大公司是否有权主张逾期利息、律师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等损失？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虽然大部分货款从徐德玉、贾会娟个人账户支付给浩大公司，但也存在公司付款的情形，且浩大公司开具的发票抬头均为公司，相关的送货地点也是各个公司的仓库，故一审法院认定浩大公司与徐德玉经营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浩大公司认为在签订对账单的时候，因双方无法区分所涉货款属于哪个公司，故徐德玉愿意以个人名义承担债务，并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而徐德玉认为其签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代表公司。从对账单的内容来看，上面也明确了抬头为“本人”，徐德玉也在欠款人栏处签字，且徐德玉经营多家公司，发生业务期间，也是各家公司相互交叉，故一审法院对浩大公司的说法予以采信，认定徐德玉签署对账单的行为，是对公司债务的自愿承担，系债务加入，现徐德玉仅要求徐德玉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贾会娟与徐德玉已离婚，本案所涉货款均在其两人离婚之后，贾会娟仅是公司股东，亦未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故浩大公司要求贾会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浩大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内容显示，双方一致确认截至2019年7月2日徐德玉结欠货款金额为1191717元，浩大公司对于徐德玉在2019年7月2日之前及之后的付款均作了说明，认为2019年7月2日之前的付款支付的是2015年的税金、2016年的货款及税金、2017-2018年的部分货款，2019年7月2日之后的付款，除了2020年10月21日付款50000元（浩大公司已变更诉讼，予以扣除）外，其他的都是支付的签订对账单后又发生业务的货款，并提供了申购单、结算单、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相关的证据也能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浩大公司的说法予以采信，对于欠款金额一审法院确定为1141717元。徐德玉在对账单上承诺2020年8月20日前支付欠款，但未能按约付款，构成违约，应按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浩大公司根据约定要求徐德玉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徐德玉违约导致浩大公司采取诉讼方式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属于合理的损失范围，对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浩大公司要求徐德玉支付货款114171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要求贾会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德玉支付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货款114171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141717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徐德玉支付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因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53000元、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2540元，合计5554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一审案件受理费155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20575元，由徐德玉负担。二审中浩大公司举证恒源诚货架业务经理赖志刚与浩大公司员工钱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浩大公司收到的59719.92元是支付2019年订单的货款和税金，与2017年、2018年货款无关。徐德玉质证认为，2019年后其与浩大公司之间未发生新的业务往来。聊天记录中的赖先生不能视为徐德玉经营的公司的业务行为。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本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9年，徐德玉在浩大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中签字，并亲自书写了结欠金额119.1717万元及个人身份证号码等内容，徐德玉理应按照该《对账单》中所作的承诺按期向浩大公司支付欠款。徐德玉康辨认认为该《对账单》是受胁迫形成，但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徐德玉在该《对账单》签字应当视为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双方意见不一。从《对账单》内容看，其载明了“本人于2017年-2018年向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购买……设备若干”、“本人承担苏州市浩大商业设备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行文表意清楚无歧义，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主体系徐德玉个人。此外，徐德玉在落款处签字时还特别注明了个人身份证号码，可以佐证其以个人身份签署《对账单》的意愿。浩大公司对徐德玉以个人身份签署对账单亦作出了合理解释，认为系因徐德玉控制有多家“恒缘诚”系列公司，无法区分各家公司对应的货款，故由徐德玉个人作出相应承诺。该解释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经综合考量，本院认为《对账单》中承担付款义务的主体应为徐德玉个人。徐德玉签署该《对账单》后，深圳恒源诚公司又向浩大公司支付了数笔款项，分别为2019年7月23日3000元、2019年8月2日44613元、2019年8月11日11297.88元、2019年9月16日3809.04元，合计62719.92元。徐德玉认为欠付数额中应当扣除对应金额。但根据浩大公司一审、二审中提交的往来明细、申购单、结算单、采购合同、增值税发票、微信聊天记录等，足以认定该款系用以支付2019年新的业务往来的货款，与本案诉争的2017年、2018年的货款及《对账单》所涉的货款无任何关联，不应从《对账单》载明的欠付数额中扣除。综上，徐德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75元，由上诉人徐德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斌审判员 徐 辉审判员 孙楚楚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