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407民初944号原告：程某，女，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原告：程洋，女，199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系原告程某之女。原告：陈琦，女，200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系原告程某之女。原告：陈某，男，200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蒸湘区，系原告程某之子。法定代理人：程某，女，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系原告陈某之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炳国，男，1964年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衡阳市金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湘琳，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衡阳市石鼓区中山北路1号金碧华府六楼A户。法定代表人：熊彪。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敏杰，该公司股东。原告程某、程洋、陈琦、陈某与被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炳国、邓湘琳，被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敏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某、程洋、陈琦、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拆迁安置费用8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自2009年9月1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5月14日止，本息合计181.97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9年9月16日，因汕林大厦项目“11.8”拆迁事件，熊彪、陈友明、阳福生、段宜勇与廖名发签订《拆迁补偿调解协议》,约定:熊彪、陈友明、阳福生、段宜勇补偿廖名发160万元。同日，陈友明通过银行转账80万元给廖名发，廖名发出具了领条。2017年11月23日，衡阳市中院委托湖南德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认定:被告国泰公司在“汕林大厦”项目投入的拆迁安置费用中现金部分为569.47818万元，其中包含支付安置廖名发拆迁安置费现金160万元。2019年7月22日，湖南省高院作出（2018）湘民终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事项二为:“……衡阳市雁城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入汕林大厦项目的拆迁安置费用9104903.15元及资金占用损失。”2020年9月7日，雁城公司与被告国泰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采取房屋抵偿雁城公司应支付给被告国泰公司的拆迁安置费用及资金占用损失。原告认为，雁城公司根据湖南省高院生效判决执行支付被告国泰公司拆迁安置费用9104903.15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但，被告国泰公司未支付廖名发的全部现金160万元拆迁安置费用，被告国泰公司仅仅支付80万元，另由陈友明支付廖名发拆迁安置费用80万元现金，被告国泰公司应予以返还。因陈友明于2015年8月28日去世，原告程某系陈友明的妻子，原告程洋、陈琦、陈某系陈友明子女，四原告均系陈友明的合法继承人，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贵院受理的（2021）湘0407民初944号，程某等4原告诉衡阳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无论从事实、程序都不符合法律规定，贵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我方认为理由有4点:一、原告与被告不存在经济往来关系，原告诉请的80万元及其利息，与被告无关，原告付汕林花园安置户廖名发80万元既不是付给国泰公司，也没有国泰公司授权支付。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安置协议与廖名发的收条明确可以看出与国泰公司无关。陈友明、段宜勇、熊彪、阳福生作为项目4方投资人，拥有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在安置过程中，项目土地权曾一度在国泰公司名下，但开发权一直属于雁城公司，原告强调被告非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被中院执行回转，更说明国泰公司在项目中从来就没有合法地位。二、原告在汕林花园项目中的投入根据四方协议、及其与雁城公司的协议其已经向雁城公司主张权益，如果付廖名发的80万没有向雁城公司主张权益也是原告自己放弃权利，与国泰公司无关。三、原告提出2020年9月7日，雁城公司与国泰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事实是这个协议根本没有执行，鉴于雁城公司没有履约的诚意和实际行动，国泰公司已于2020年12月申明协议废除。市中院、珠晖区法院在相关执行异议审判中，已明确和解协议是无效协议。四、在中级法院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级审判中，陈友明（程某等4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并未提出国泰公司诉请的权益不当。原告以湖南德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司法合计鉴定报告》拆迁安置费包含原告80万，是断章取义行为，中院在（2014）衡中法民四初字第4号明确认定:程某等四人述称原告（国泰）该主张经法庭核实或者清算，该部分牵涉到其利益。经查原告方（国泰）为支持其该项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关于衡阳市国泰公司在汕林花园项目拆迁安置情况的证明》及所附的财务凭证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证据，其中现金安置部分金额5694781.8元，有司法会计鉴定佐证，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高院在（2018）湘民终890号判决:被告衡阳市雁城公司返还原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投入“汕林大厦”项目拆迁安置费5694781.8元。因此，经中院、高院两级法院认定的国泰公司拆迁安置款5694781.8元，权属国泰公司无疑，且各方无异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无权要求石鼓区人民法院对已产生法律效力的上级法院的认定和判决做出改判。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16日，因“11.8”拆迁事件，由甲方熊彪、陈友明、阳福生、段宜勇与乙方廖名发签订《拆迁补偿调解协议》一份，甲方（陈友明等四人）就给乙方造成的损失达成调解协议，其中的第三条约定：赔偿金额，经双方协商，赔偿与补偿金额总计160万元。第四条第4项约定：乙方（廖名发）……落实汕林大厦项目处理意见，保障甲方在汕林大厦项目中实际投资者应有的权益。当日，廖名发向陈友明出具收条一份，收到陈友明拆迁补偿金捌拾万整。2014年8月25日，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熊彪、阳福生起诉衡阳市雁城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雁城房地产公司）、段宜勇，第三人程某、程洋、陈琦、陈某合同纠纷一案，经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衡中法民四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国泰公司及雁城房地产公司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7月22日，省高院做出（2018）湘民终890号民事判决书。衡阳中院及湖南省高院皆在判决中认可以下事实：“对于国泰公司投入“汕林大厦”项目的拆迁安置费用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现金安置费用，一部分是现房安置费用。对现金安置费用经衡阳中院在诉讼过程中委托湖南德立联合会计事务所做出的鉴定结果为569.47818万元，其中该鉴定的附表七第18项中，对案涉给付廖名发的拆迁补偿款160万元予以确认，计入现金安置费用。”根据湖南省高院的890号上述判决第二判项：“衡阳市雁城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入汕林大厦项目的拆迁安置费用910.490315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910.4903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自2010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该判项中的拆迁安置费用亦包含案涉原告请求返还的80万元拆迁安置款。再根据此判决的第一项内容：“解除本案2008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原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衡阳市雁城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的合作合同关系。”正是基于国泰公司与雁城房地产公司解除合作合同关系，雁城房地产公司应返还国泰公司投入的相应汕林大厦项目下的投入款项。另查明：1996年8月4日，衡阳市计划委员会对雁城公司《关于双桥南路堤、路、街三结合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立项批复，该工程项目（即本案涉案的“汕林大厦”项目，“汕林大厦”又称“汕林花园”）由雁城公司自筹资金，滚动开发，工程建设的有关费用享受衡阳市人民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随后，雁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陈友明、段宜勇在不同时间段分别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2007年段宜勇与阳福生签订协议，约定以国泰公司名义合作开发“汕林大厦”项目。2007年8月1日、8月14日，衡阳市公证处对国泰公司与段宜勇之间签订的包括“段宜勇向国泰公司共借款1950万元；段宜勇承诺将其个人所有的“汕林花园”项目作还款保证；如不能按期履行债务，段宜勇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内容的还款协议分别作出（2007）衡证字第3833号公证书和（2007）衡证字第4042号强制执行公证书。2007年8月23日，衡阳中院根据国泰公司的申请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强制执行公证书，作出（2007）衡中法执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将被执行人段宜勇所有的坐落在衡阳市桑园路86号至128号汕林花园项目，以1950万元抵偿归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二、被执行人段宜勇与衡阳市雁城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本项目所签订的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由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接。2008年8月7日，熊彪、陈友明、阳福生、段宜勇签订《协议书》（又称“四方协议”），约定以国泰公司为项目开发主体合作开发“汕林大厦”项目；四方各占股份25%。同日，国泰公司向该四人签发《授权委托书》，同意该“四方协议”；同意四人挂靠其公司，并以“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汕林项目部”对外运行开发；同意该项目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特别授权四人（共同）全权代表其公司及签订各种文书、合同。该协议签订后，国泰公司向“汕林大厦”项目投入部分合作资金，进行了该项目的有关安置拆迁、设计、规划、报建审批及建设工作。案涉对案外人廖名发的拆迁安置赔偿款80万元便是发生在此期间。直至2009年10月10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衡中法执字第77-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已过户给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坐落在衡阳市桑园路86号至128号汕林花园土地及项目开发权执行回转，恢复原状。2010年11月12日，熊彪、陈友明、阳福生、段宜勇签订《协议书》，约定继续按“四方协议”推进项目。之后，雁城公司并未继续与国泰公司等其他各方进行合作，而是单方对“汕林大厦”项目进行施工并销售。另查明：案外人陈友明于2015年8月28日去世，其母亲桂春秀于2016年12月28日做出放弃继承陈友明财产声明。原告程某系陈友明之妻，原告程洋、陈琦、陈某系陈友明子女，四原告均系陈友明的合法继承人。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协议、廖名发出具的《领条》、湖南德立联合会计事务所做出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衡中法民四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院做出的（2018）湘民终89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2008年8月7日熊彪、陈友明、阳福生、段宜勇签订《协议书》（又称“四方协议”）等证据，经庭审质证，足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诉请对垫付给案外人廖名发的拆迁安置款项80万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并非原告作为被拆迁安置主体与拆迁主体之间的补偿款争议产生纠纷，因此本案的案由不是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应为返还不当得利款项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的给付廖名发的款项，是否应由被告返还给原告、及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要说明上述问题，首先需甄别80万元的安置款以谁人的名义支付、该笔款项由何人负担、返还主体是谁、利息如何计算，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该笔款项是否以被告国泰公司名义给付。1、国泰公司与雁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形成合作合同关系，对此衡阳中院及省高院的上述判决对此予以认定，并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关系。基于省高院对合同解除的表述为“2010年11月12日，熊彪、阳福生、段宜勇、陈友明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继续按‘四方协议’推进项目。之后雁城公司并未继续与国泰公司等其他方进行合作，而是单方对‘汕林大厦’项目进行施工并销售。……因此，案涉合同应予解除。”从以上合同解除的原因和时间来看，国泰公司在此合同解除之前仍在该项目下有投资权益。2、2008年8月7日签订的“四方协议”，约定以国泰公司为项目开发主体合作开发“汕林大厦”项目，并以“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汕林项目部”对外运行开发，国泰公司同意该项目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特别授权四人（共同）全权代表其公司及签订各种文书、合同的事实，两级法院皆认定该合同系有效合同，陈友明对廖名发支付的拆迁安置款项应认定为陈友明以国泰公司名义对廖名发的安置款项。二、对案涉款项80万元是否应由国泰公司返还给原告。1、因经二级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对国泰公司投入的项目拆迁安置费用的现金部分已包括案涉款80万元，且湖南省高院的890号上述判决第二判项对该部分应由雁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给国泰公司做出相应判决。上述判决表明，该笔款项在国泰公司退出“汕林大厦”开发后，对其投入损失已经由雁城房地产公司给予了相应的返还。2、二级法院之所以将该笔讼争款项在国泰公司与雁城房地产公司等人的诉讼案件中判决给国泰公司，也是基于国泰公司与雁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及名义上的付款人。3、该笔款项确属本案原告被继承人陈友明支付，国泰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笔款项，原告如对该笔款项另行向雁城公司或其他主体主张权利已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在雁城公司与国泰公司的诉讼中，原告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与该案审理分属不同法律关系的原因，在该案审结后，另行主张本案中享有的80元款项并无不妥，符合法律规定，亦没有突破衡阳中院、省高院的判决结果。4、国泰公司对该笔案涉款项已从雁城房地产开发公司获得了补偿。因其并非实际付款人，取得该款项已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三、关于本案的利息计算问题，原告主张按年利率10%，从2009年9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院认为，依据省高院（2018）湘民终890号判决书第二判项：“资金占用损失以910.49031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自2010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该判项中已涵盖了原告主张的款项，国泰公司也是以此为标准要求获得资金占用利息。因此资金占用损失亦应以该判决为依据予以计算。综上，因国泰房地产公司与雁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合作合同关系解除后，合同解除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雁城房地产公司应返还国泰公司在“汕林大厦”项目中投入的拆迁安置费用，其中的现金安置费用包括了对案涉给付廖名发的拆迁补偿款80万元。国泰公司对该笔实际由陈友明支付的该笔款项，应在雁城公司给付其的相应款项中予以扣除给付原告。并计算相应的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程某、程洋、陈琦、陈某在案涉“汕林大厦”项目中垫付款项800000元；二、被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原告程某、程洋、陈琦、陈某，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自2010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原告程某、程洋、陈琦、陈某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判决给付款项，限被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99.00元，由被告衡阳市国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董晓军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郑 琳书 记 员 邓乐天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