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48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恒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丰泽二大道8号。法定代表人：祁连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南辉，湖北朗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斌，男，1992年5月23日生，回族，天津铭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玲，天津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恒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2021）津0112民初2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信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常斌向恒信达公司支付购车款413,000元、违约金82,600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常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错误的认定恒信达公司与常斌之间的《汽车购销合同》已经解除，并据此作出错误判决。一、涉案的《汽车购销合同》并未解除。理由如下：1、常斌虽然辩称“涉案的合同已经双方协商解除”，但并没有向法庭出示恒信达公司与常斌签署的解除涉案合同的协议证据。2、恒信达公司退还天津铭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嘉公司）定金10,000元与本案涉案的汽车购销合同无关，并非是恒信达公司向常斌退款的行为；该10,000元是铭嘉公司与恒信达公司之间的往来账款，与常斌没有关系。常斌辩称该10,000元是常斌与恒信达公司解除涉案合同后，恒信达公司退给常斌的部分定金，其辩解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违反生活常理。3、恒信达公司的销售人员王翠从未与常斌协商解除涉案的汽车购销合同，更不可能代表恒信达公司与常斌就解除涉案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王翠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视为王翠或恒信达公司与常斌达成一致解除合同，即便认定解除合同，也是附条件的解除，常斌并未将涉案车辆开回恒信达公司处，解除条件未成就。4、恒信达公司从未授权王翠与常斌解除涉案的汽车购销合同，王翠与常斌或第三人之间关于有关定金与涉案车辆的谈话只是其个人意思表示，王翠无权代表恒信达公司与第三人签署汽车销售合同、解除合同并退车退款。5、恒信达公司就是以销售汽车为主业，恒信达公司刚卖出不久的车辆，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不可能轻易地协商同意解除购车合同。原审认定恒信达公司同意解除刚卖出不久的汽车购销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二、原审判决未查清合同解除的具体内容、解除原因及解除时间，未对双方的证据进行列明，陈述双方的质证意见，并对双方的质证意见和辩论观点进行说理和认定；经过原审认定的铭嘉公司出具的《证明》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求；原审审判人员自行进行的对朱某的询问笔录中朱某不利于恒信达公司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常斌应当向恒信达公司支付购车款413,000元、违约金82,600元。常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通过协议解除了合同，对恒信达公司主张销售人员无公司授权不认可，销售人员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恒信达公司恶意逃避法律责任。恒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斌支付恒信达公司购车款413,000元；2．判令常斌支付恒信达公司违约金82,600元；3．诉讼费用由常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0月14日，恒信达公司、常斌签订《汽车购销合同》，约定常斌向恒信达公司购买汽车一辆，车型为ＤＦＶ4258ＧＰ6Ｎ-Ｔ54ＫＦ-Ｊ3-201ＡＹ，单价为413000元，并备注为“Ｋ4067724”。合同约定，常斌需在合同签订之日交纳定金10000元，定金收到合同生效。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常斌支付恒信达公司403000元。常斌将车提走后，视为供方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的约定。关于违约责任，合同约定如常斌违反合同约定，不按时足额支付定金及购车款时，恒信达公司有权扣留定金并要求常斌一次性支付所有到期和未到期的款项，同时常斌应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当日，恒信达公司将车辆交付常斌，停放于常斌指定的位于天津市蓟州区东风商用车店（铭嘉公司）。另查明，2020年10月14日，铭嘉公司还与恒信达公司签订一份《汽车购销合同》，合同编号、标的物、车款、违约责任等内容与涉案合同均一致。铭嘉公司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并由常斌在保证人处签字。恒信达公司未在合同中加盖印章。恒信达公司自述，当日铭嘉公司向恒信达公司订车，并支付定金10,000元，但恒信达公司不同意与铭嘉公司交易，故于2020年10月22日将此10,000元退回铭嘉公司。对此，常斌称，恒信达公司与铭嘉公司之间的《汽车购销合同》因恒信达公司未加盖公章，合同未成立；铭嘉公司于当日通过其公司账户向恒信达公司转账10,000元及于2020年10月22日收款10,000元的行为均是代表常斌。双方对于2020年10月14日常斌通过个人账户向恒信达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钱慧转账10,000元，系支付的涉案合同项下的定金无异议。还查明，2020年10月14日，熊玲波与负责此次销售事宜的恒信达公司方销售人员王翠联系；10月15日，熊玲波要求王翠将对公（铭嘉公司）转的10,000元退回来，王翠表示已与财务沟通，并称现在已有20,000元定金，等证下来后再退；10月26日，双方再次联系，王翠称公户的10,000元定金已退，并询问车还没送回去。2020年10月21日，朱鹏程又与王翠联系，朱鹏程称客户就是不要这个车了，要求恒信达公司方尽快将车开回去并将定金退还，王翠表示知道并告知朱鹏程安排人将车送到指定地点，朱鹏程表示联系好款退了车开走，并要求王翠提供银行卡号，王翠与朱鹏程确认是20,000元定金，并称“先把铭嘉的10,000元先退了，你把车开过去……我再把10,000元私户再退给你们，要不直接到我这儿也为难”，“……你现在说把全款全部给你退完了再把车送回去，你说我咋交差呀，你这车近40多万的车呀，对吧，定金的话一般都两万多……”。2021年1月7日，王翠与常斌联系，询问车能否开走，常斌表示“该开车开车，定金帮退下”；王翠称车辆打不着，并询问车辆钥匙在哪，称不给钥匙、不放车怎么开走。现车辆仍未返还恒信达公司，常斌当庭表示同意返还涉案车辆。还查明，常斌系铭嘉公司的股东之一。常斌认可其购买涉案车辆系用于铭嘉公司对外销售。经一审法院与朱鹏程联系，朱鹏程称其在铭嘉公司负责销售事宜，其在微信中与王翠协商的车辆买卖事宜，是由常斌经手的买卖事宜，是铭嘉公司的财务人员要求其与王翠联系协商退还定金。铭嘉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证明其支付及收取的10,000元，均系代表常斌。一审法院认为，恒信达公司、常斌双方签订的《汽车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已经解除。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常斌购买涉案车辆的用途为用于铭嘉公司对外出售，故在与恒信达公司方工作人员的沟通中，均系铭嘉公司的工作人员。恒信达公司自述其与铭嘉公司之间的合同仅履行了定金的交付内容，故恒信达公司方的销售人员王翠在与铭嘉公司的人员及常斌的联系过程中，涉及到协商车辆退还事宜，均应视为是协商涉案合同项下车辆的退还事宜。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在常斌方人员向王翠提出退车事宜时，王翠并未否认，并积极与常斌方人员协商定金如何退还，及如何退还车辆，并在今年的1月询问常斌何时能将车辆开走。王翠系本次交易中恒信达公司方销售人员，王翠的行为系在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恒信达公司承担。故，双方已通过协商的方式解除合同，仅是就合同解除后的车辆返还及定金退还事宜存在争议。恒信达公司提出要求常斌支付购车款的诉讼请求，实际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现合同已经解除，恒信达公司无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进而要求常斌支付购车款。至于违约金，系建立在恒信达公司认为常斌迟延支付购车款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迟延付款违约金，故对于恒信达公司要求常斌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至于铭嘉公司账户中支付及收取的10,000元，双方虽有争议，并不影响涉案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关于车辆的返还，常斌当庭认可恒信达公司可将车辆提走，恒信达公司可就车辆的返还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恒信达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天津恒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34元，减半收取计4,367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恒信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证明恒信达公司提起上诉，增加律师费20,000元，恒信达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并未过高。2．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6号判决书；3．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1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3证明当事人对合同解除的后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即使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也不能产生解除的法律效力。常斌未提交证据。经质证，常斌对恒信达公司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证据2、3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来源表示质疑，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我国不属于判例法国家，法院应依据证据予以判决，且证据2、3记载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相同、不相关。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因恒信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该三份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恒信达公司与常斌之间的《汽车购销合同》是否已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职务代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代理人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第二，代理人以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三，代理人实施的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根据在案事实及证据可知，第一，王翠在涉案纠纷发生之时系恒信达公司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代理主体身份。第二，在常斌提出退车时，王翠对常斌方的人员说“安排人把车送到我们蓟县院里”“我和财务说把定金退了”，并问“我们那台燃气车今天能不能开走？”在常斌存车处准备取走车辆时，问常斌：“常老板，燃气车钥匙在哪儿了？”“问你们这儿员工，都说不知道车钥匙在哪儿，我怎么开呀？”“不给钥匙、不放车，我们怎么开走哈”“这么冷的天，我们在外面冻着，麻烦催一下你们员工找下车钥匙，好吧？”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翠要求常斌方的人员将车退至恒信达公司，并表示由恒信达公司财务退定金，以及王翠曾去常斌存车处取车的事实，可以认定王翠以恒信达公司名义同意退车。第三，王翠作为本次销售事宜的恒信达公司的销售人员，其代表恒信达公司表示同意退车，实施的是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根据上述分析，王翠的行为属于合法有效的职务代理，其代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恒信达公司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通过协商方式解除合同并无不妥，在案涉合同已解除的前提下，恒信达公司主张常斌应支付购车款及违约金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判令驳回恒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恒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34元，由天津恒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静审判员  郭矗审判员  刘睿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