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72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路某乙，男，194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某乙，男，197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某甲，男，195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路某甲，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永强，商河天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河县郑路农场，住所地山东省商河县。法定代表人：乔正军，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保，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誉臻，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路某乙、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商河县郑路农场（以下简称郑路农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2021）鲁0126民初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路某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2.若支持解除合同，请求改判因合同解除导致路某乙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合同无法履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由郑路农场承担路某乙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合同义务；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郑路农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现实不符，虽然路某乙属于无奈之下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上签名，但合同并未终止；商河县郑路农场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及解除合同行为有违公平原则，而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决是错误的；虽然郑路农场诉称与路某乙协议解除了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但是2013年9月23日，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在县府南楼只是向路某乙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路某乙在县政府谈到解除合同的时候提出来赔偿事宜，表示无法签署，但是被告知如果有损失可以提出来，绝对会给予解决方案，但是不签字不行。在这样的环境和压力下，路某乙才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上签了字。此通知书仅仅是一个单方的通知，实际上双方并未就解除事宜达成一致的意见。事后，路某乙将自己的实际情况，当前土地已经承包给了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且碱土变成可种植土地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到了第7年以后才有了庄稼的收入。当时农场场长和书记都承诺，除了不可抗力的因素不会占地。路某乙对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进行了统计的，但是此事一直没有给予解决方案。至此，除了形式上收到了通知书以外，实际上双方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协议、未进行土地的正式交接、也未进行土地的腾退，所以双方的协议并未实际解除。因合同并未实际解除，所以路某乙并未涉及与次承包人的解除合同的事宜，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腾退土地的判决是不能成立的。二、郑路农场未完成法律规定的催告程序而以未缴纳承包费为由起诉解除合同不成立。对此，一审法院的认定和所用法律都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路某乙未缴纳2013年10月到2020年10月土地使用费属于未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合同解除的问题，对于土地使用费郑路农场并未进行过催缴、催收，对于欠缴事宜也未进行相关公告流程，然后再通知路某乙进行解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唯此当事人才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及郑路农场从未向路某乙催告租金，所以本案不属于因拖欠租金导致租赁合同解除。因此，一审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有误。郑路农场未按照正常流程进行相关土地费用的催收，是因为郑路农场其实是明知郑路农场的土地使用费即使不缴纳，也可使用小麦直补进行折抵的。因为之前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就这样操作过。郑路农场在一审中所提及的2014年3月20日路某乙接受了退回了多付期限的承包费30,000元，这与事实不符。按照规定，每年路某乙可以领取当年的小麦直补，而这部分小麦直补的费用数额实际是超过了每年承包费。由于郑路农场与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内部的沟通问题，所以自2013年以后的小麦直补一直没有发放。路用峰所租赁的20亩土地在2006年已经给付过一笔小麦直补费，而且与承包费进行过折抵，但是路某乙所租赁的52.6亩还没有给付。按照之前的小麦直补政策，2007-2012年，6年预计补33,000元，所以2014年3月20日，郑路农场所谓的退回的30,000元并不是退回的土地承包费，实际为2006年到2012年的小麦直补费，只是借此因由而已，因扣留小麦直补违法违纪。如果认为路某乙未缴土地租赁费用，首先应由郑路农场并未给予通知并进行公告，然后再提出解除，程序方面也不符合；按照合同的约定，自2012年12月14日至2019年12月14日，50亩地的土地承包费为35,000元，怎么会只退回了30,000元？而且单据显示为2014-2019年。2012年和2014年时间不符、30000和35000费用数额也不符。三、买卖不破租赁，土地转承包岂不更应该如此？路某乙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签订的转承包合同是在路某乙与郑路农场有效的基础上完成的，如解除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需要先处理次承包的事宜，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由郑路农场与路某乙重新签订合同，完成路某乙与郑路农场解除合同后的义务。四、郑路农场曾以与路某乙的协议已解除并以排除妨害的案由起诉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均被一、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由此可见，涉案合同未解除，如果解除，也应先处理与涉案合同有关的事宜，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次承包事宜就是如此。五、关于当前土地转租的现状。路某乙与郑路农场签订合同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基本建设后，转承包给了涉案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三人。该三人基于《土地转包合同》仍然在使用该土地，这也是大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路某乙以及次承租人都属于贷款支付的承包费，承受了很高的利息，由于承租人也对土地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突然收回土地致使路某乙及次承租人的投入无法获得回报，同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再就是郑路农场是在基于路某乙承包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进行的承包，如若认为郑路农场与路某乙已经解除合同，那么涉案第三人的承包关系如何处理？依法解除还是自然无效？如果解除，谁为诉讼主体？给路某乙和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综上，依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在承包期限内，发包方不得因负责人或分立合并而变更承包合同；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土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第四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二条，都明确规定不得违法调整承包地和收回承包土地，不得干预土地流转。郑路农场收回路某乙的土地，应与第三人协商；协议不成，应当以郑路农场为出租方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以路某乙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协议为基础重新签订合同，不能因此损害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利益；协议到期，可以不再出租。当前郑路农场这种收回土地的行为，不但造成了土地流转关系的不稳定，也给农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路某乙为租赁土地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双方对于解除还未最终达成，一审法院基于此做出的判决有违公平公正原则。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同意路某乙的上诉意见。郑路农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路某乙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新绿源公司向路某乙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系行使法定合同解除权，路某乙在解除通知上签字，且收取了退回的租金，依法合同应当解除。二、路某乙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对解除合同也进行了约定，因此在未按时缴纳费用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催告而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5条第二款规定可以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除合同。路某乙收取退回的30000元事实清楚，退回的是2013年至2019年期间共计6年的费用，合同约定每年5000元，共计30000元，路某乙所称的35000元中包括合同解除时已经使用的2012年至2013年的一年费用，扣除该5000元，合同解除时剩余6年共计就是30000元。三、本案与买卖不破租赁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次承租合同应该建立在原租赁合同的基础之上，原租赁合同已经依法解除或是因承租人违约被解除的情况下，次承租合同也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四、3336号案件的案由与本案不同，在3336号案件中的上诉人是案件的第三人，与本案不同。并且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就与本案相同事实已经判决的（2020）鲁01民终1565号支持了郑路农场的诉讼请求。五、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若路某乙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因合同解除造成损失，应该由其双方解决，与郑路农场无关。并且，本案涉及的是合同纠纷，涉案土地不是农村集体土地，涉案承租人及次承租人不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家庭承包，而是租赁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某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2.若支持郑路农场与路某乙解除合同，请求改判因合同解除导致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与路某乙的合同无法履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由郑路农场承担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与路某乙的合同义务；3.与本案相关的诉讼费用由郑路农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以合同解除为理由要求收回土地的判决是错误的。一、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不属于无权占有，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4条（民法典235条）判令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返还土地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011年2月1日，路某乙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约定期限15年，承包费每年每亩330元。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向路某乙一次性交清15年的转包费，在转包的土地上种植小麦、玉米。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和路某乙的承包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合同法93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况。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政府注销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将涉案农场划拨给郑路农场，只是农场土地的使用权人发生变化，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和路某乙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新设立的郑路农场承继，且路某乙一直未同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以“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理由认为双方租赁合同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另外，郑路农场称路某乙因拖欠租金而解除合同更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合同法9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唯有此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及郑路农场从未向路某乙催告租金，故本案不属于因拖欠租金导致租赁合同解除的情况。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对于土地属于无权占有，并判定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返还土地的判决是错误的。二、买卖不破租赁，更何况土地的流转呢？为了方便使用，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贷款支付承包费，承受高额利息，将碱土变成可以适宜种植的土地，对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鉴于当时农场领导都承诺，除了不可抗力的因素不会占地，所以为了方便可以更好的产出，所以才签订了15年的承包合同。依据民法典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的规定，租赁物尚且如此，更何况土地呢!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没有权利阻止郑路农场收回土地，也无法阻止其解除合同的行为，但是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希望驳回一审法院的判决，或者由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其与郑路农场的剩余租期可以履行完毕再进行收回。如果要求必须收回，也请将相关的损失给予补偿或者由郑路农场承担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与路某乙的合同义务。三、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对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是不公平的。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是在基于与路某乙有效的承包合同进行的承包，如若认为郑路农场与路某乙已经解除合同，那么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承包关系如何处理？给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造成的损失有谁承担？依法解除还是自然无效？如果解除，谁为诉讼主体？岂不还是郑路农场与路某乙为共同被告吗？四、郑路农场曾以排除妨害起诉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被一、二审法院均予以驳回。依据《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保护土地流转关系，在承包期限内，发包方不得因负责人或分立合并而变更承包合同；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土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第四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二条，都明确规定不得违法调整承包地和收回承包土地，不得干预土地流转。郑路农场收回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土地，应与路某乙及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协商；协议不成，应当以郑路农场为出租方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即次承租人）重新签订合同，不能因此损害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利益；协议到期，可以不再出租。当前郑路农场这种收回土地的行为，不但造成了土地流转关系的不稳定，也给农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合法的土地流转关系应依法受到保障。路某乙同意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上诉意见。郑路农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新绿源公司向路某乙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系行使法定合同解除权，路某乙在解除通知上签字，且收取了退回的租金，依法合同应当解除。二、路某乙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对解除合同也进行了约定，因此在未按时缴纳费用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催告而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5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可以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除合同。三、本案与买卖不破租赁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次承租合同应该建立在原租赁合同的基础之上，原租赁合同已经依法解除或是因承租人违约被解除的情况下，次承租合同也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四、3336号案件的案由与本案不同，适用法律关系不同。并且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与本案相同事实已经判决的（2020）鲁01民终1565号支持了郑路农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因此，在作为原承租人的路某乙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的情况，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作为次承租人和路某乙签订的合同也就失去履行的基础。五、本案涉及的是合同纠纷，涉案土地不是农村集体土地，涉案承租人及次承租人不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家庭承包，而是租赁关系。因此，在原承租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次承租合同的基础也就不能存在。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商河县郑路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双方《土地承包合同》，返还农场土地52.16亩；2.判令路某乙支付自2013年10月起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使用费，暂计至2020年10月为35,000元；3.路某乙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8月16日，商河县人民政府（甲方）与新汶矿业集团公司、成都绿源森林科技产业公司（乙方）签订《合同书》，由乙方在商河县建设以组培年产2000万株、造林50万亩、年产20万吨木浆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森林产业工程。《合同书》约一定，甲方将所属的郑路农场等约24000亩的土地及地面建筑，以托管方式交乙方管理使用，使用期从2001年8月16日至2041年8月15日。本案涉案土地由新汶矿业集团公司、成都绿源森林科技产业公司组建成立的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管理使用。2005年10月12日，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郑路林场（甲方，以下简称郑路林场）与路某乙（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路某乙承包郑路林场的土地52.16亩（承包费按照50亩计算），承包期限20年，自200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4日。承包费按每年每亩100元，共分三次缴纳，如未按时缴纳，有权收回种植的全部土地，合同终止，国家征用该地时，收回该地。2010年10月，路某乙将其承包的土地以及用其子路用峰名义承包的土地又转包给第三人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路某乙与张某乙、张某甲，路某乙与路某甲分别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15年，承包费每年每亩330元，张某乙、张某甲与路某甲均一次性缴纳了承包费，后三人在转包的土地上种植小麦、玉米。2012年，路某乙向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郑路林场交纳了2012年10月13日至2019年10月13日的土地使用费35,000元。2013年1月，商河县人民政府与新汶矿业集团公司、成都绿源森林科技产业公司解除《合同书》。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与商河县郑路农场分别于2013年8月16日、8月21日签订《关于原郑路农场和沙河林场的移交协议书》各一份。8月16日的协议书中约定，原农场和林场对内部职工和外部承包户签订的2013年内到期的土地承包合同全部由商河县郑路农场继续履行合同到期。但由于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证已经被注销，失去了对原郑路农场和沙河林场的土地使用权，剩余承包年限超过一年的合同依法应当终止，故，由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负责办理该部分合同的解除手续，由商河县郑路农场予以配合。8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将农场所有房屋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交还郑路农场，原农场对内部职工和外部租赁户签订的2013年内到期的房屋、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租赁合同全部由商河县郑路农场继续履行至合同到期，但剩余租赁年限超过一年的合同全部予以终止，由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负责办理合同解除手续，由商河县郑路农场予以配合。2013年9月，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向路某乙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其因公司已丧失土地使用权，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终止履行土地承包合同。路某乙在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并退回2013年10月至2019年10月的承包费30,000元。2018年12月7日，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政府商政土字（2018）27号《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无偿划拨给商河县郑路农场和商河县国有商河林场的批复》，内容为同意收回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6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无偿划拨给商河县郑路农场，面积9361.92亩。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商河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载明，因商河县人民政府与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绿源森林产业公司合作的森林产业化项目无法实施，故商河县人民政府注销了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将诉争郑路农场无偿划拨给商河县郑路农场，但由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负责办理合同的解除手续。基于原承包合同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基础，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这一情形，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份向路某乙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详细载明了解除合同的原因，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行使法定的合同解除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路某乙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上字确认，同时路某乙收取了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退回的2014年至2019年的承包费30,000元，案涉《土地使用合同》至此解除。另外，此后路某乙未再缴纳涉案土地的承包费用。亦符合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终止条件以及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郑路农场要求路某乙返还涉案土地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转租合同是以原租赁合同为基础的独立合同，但承租人转租是以其对租赁土地享有使用权为基础的，转租合同的存在须以租赁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如果租赁合同终止，承租人对租赁土地的用益物权消灭，转租的权利基础丧失，转租合同亦因丧失存在基础，无法继续履行而终止。涉案土地目前由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占有，但因路某乙丧失租赁权，其转租的权利基础已不存在，故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应将涉案土地返还郑路农场。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返还土地后，可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违约责任。路某乙实际使用土地至今，但承包费缴纳至2013年10月，自2013年10月起至今的承包费可以参照合同继续缴纳。路某乙主张的小麦补贴折抵承包费，但是双方之间并无相关协议，路某乙仅有一张折抵的收据，不能证明双方就此达成协议。路某乙主张整改的损失，但双方未就整改损失进行约定，路某乙可以另行主张。路某乙自2013年10月起未再缴纳承包费，故其应缴纳的承包费自2013年10月起至交付土地之日，按照每年5000元计算，即每日13.70元。综上，商河县郑路农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路某乙、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于判决生效时地上作物收获结束后三日内返还商河县郑路农场《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郑路林场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土地52.16亩；二、路某乙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商河县郑路农场缴纳2013年10月至2020年10月的土地使用费35,000元及2020年10月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的土地使用费（按照每日13.70元计算）；三、驳回商河县郑路农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元，减半收取计337.5元，由路某乙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合同是否解除问题，本案中，因商河县人民政府与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绿源森林产业公司合作的森林产业化项目无法实施，故商河县人民政府注销了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将诉争郑路农场无偿划拨给商河县郑路农场，由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负责办理合同的解除手续。基于原承包合同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基础，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这一情形，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份向路某乙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详细载明了解除合同的原因，路某乙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同时路某乙收取了山东新绿源森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退回的2014年至2019年的承包费30,000元，案涉《土地使用合同》至此解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郑路农场要求路某乙返还涉案土地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承租人转租是以其对租赁土地享有使用权为基础，转租合同的存在须以租赁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如果租赁合同终止，转租的权利基础丧失，转租合同亦因丧失存在基础，无法继续履行。涉案土地目前由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占有，但因路某乙丧失租赁权，其转租的权利基础已不存在，故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应将涉案土地返还郑路农场。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返还土地后，可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违约责任。路某乙自2013年10月起至今的承包费未缴纳，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数额继续缴纳。路某乙主张土地整改投入的相关损失，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路某乙、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路某乙负担675元、由张某乙、张某甲、路某甲负担6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武绍山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修阳书 记 员 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