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2民终2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26号252A室。法定代表人：于凤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平，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燕，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进，男，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燕，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平安大厦B座17层。法定代表人：刘恩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清茹，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利公司）、黄进因与被上诉人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3民初15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圣利公司、黄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北方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税务机关并未对是否退税作出结论性决定，实际尚未对北方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也尚未最终造成北方公司的退税损失。涉案合同约定圣利公司承担责任的条件并不包括“暂扣”情形。因此，圣利公司承担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即使暂扣造成北方公司有所损失，但原审将暂扣数额认定为实际损失，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对税务机关的暂扣退税款，作为行政相对人，北方公司有义务催促税务机关在合理时限内尽快、及时地作出处理。然而，北方公司未履行这些义务。因此，北方公司对暂扣造成的损失也负有一定责任。如果税务机关最终做出退税决定，圣利公司合法权益将无法保障，原审判决圣利公司还要承担自税务机关实际暂扣退税款日起的利息，有失公正。三、根据合同约定，当出现需向税务机关返还退税款的情形，北方公司应当先向客户主张承担责任；当客户不承担的，才由圣利公司承担。但北方公司却从未向客户主张。本案存在先诉抗辩问题，原审对此未予审理。四、圣利公司承担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黄进自然也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判令黄进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依据不足。北方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北方公司作为外贸服务平台，仅仅为客户提供外贸出口服务，客户的国内买家是由客户自己寻找。不是北方公司不履行向案外人深圳市育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主张权利的合同责任，而是北方公司现在已经无法找到深圳公司。深圳公司是圣利公司的客户，圣利公司从涉案的发生开始没有积极联系过案外人，是圣利公司怠于行使追索权利。税务机关作出暂扣决定是行政行为，而本案是民事诉讼，与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是两个法律关系。北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圣利公司向北方公司支付退税损失330,353.13元，以及支付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黄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圣利公司、黄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9日，北方公司与圣利公司签订《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北方公司为甲方，是一家提供货物代理出口报关、物流、信报、融资、收汇、退税等服务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圣利公司为乙方，是一家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但有外贸综合服务需求的企业。乙方为甲方推荐客户进行代理出口业务及出口退税融资业务等，并协调客户与甲方之合作关系，客户须为符合甲方要求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且企业经营真实、合法。乙方须保证业务之商品价格真实、不涉及知识产权。甲方接到通知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业务的审核，若业务符合甲方要求，甲方将在业务审核完成2个工作日内书面或邮件反馈乙方及客户。而后与客户签订独立的《代理出口服务协议》《融资服务协议》及《购销合同》等。双方协商并一致同意，需甲方收到客户结汇款后方可与乙方核实服务费金额。双方确认服务费金额后，乙方出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服务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由乙方促成的，且甲方与客户签署《出口代理服务协议》《融资服务协议》《购销合同》并已正常执行的业务，甲方需按照约定支付乙方服务费。因客户原因，导致未能退税时，甲方按照税法规定补交的增值税等相关税款须有客户承担，若客户未能承担，乙方应予以支付。因国家税务政策变化或违反税务规定导致已收退税款需返还税务部门时，客户须承担该部分税款，若客户未能承担，乙方应予以支付。甲方垫付退税款后，如客户出现下述情形，导致甲方无法正常向税务机关申请该笔退税的，客户须将甲方已垫付的全部退税款退还给甲方，若客户未能承担，乙方应予以支付：⑴委托出口的产品在甲方提交退税申请后，涉及到退税函调且出现回函异常，导致无法办理退税。⑵因客户的问题无法符合出口退税要求。⑶国家正常的调整，导致甲方无法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⑷其他非因甲方原因导致无法退税的情形。2016年7月18日，黄进向北方公司出具《个人担保书》，自愿为圣利公司及其推荐的所有客户向北方公司提供保证。一、保证范围为（包括但不限于）1、保证圣利公司及其推荐的所有客户完全履行与北方公司已订立的或即将订立的所有协议及合同项下的全部内容，并承担相应偿还、赔偿责任。2、保证当圣利公司及其推荐的所有客户无法担负其偿还、赔偿责任时，将由本人承担。二、本保证为连带的、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独立的。上述合同签订后，圣利公司向北方公司推荐客户深圳公司，由北方公司提供代理出口业务，北方公司与深圳公司另行签订《退税融资服务协议》、《售货合同》。后深圳公司针对北方公司与深圳公司签订的BC16100217号、BC16100218号、BC16100048号、BC16100050号四份《退税融资服务协议》项下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有20张出现发票失控（发票号码分别为23320105、23320106、23320107、23320108、23320109、23320110、23320111、23320112、23320113、23320114、23320115、23320116、23320119、23320120、23320121、23320122、23320123、23320124、23320125、23320126），上述发票北方公司于2017年1月、2月分次向国家税务总局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申请办理出口退税，税务局于受理当月办理完毕退税手续。2018年12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向北方公司出具津保税税通【2018】21239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内容：“你单位已办理的出口退（免）税业务，因走逃（失联）企业存续经营期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2018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对上述凭证涉及的330,353.13元退税款进行暂扣，因暂扣手续办理时对应出口退税已经办理完成，故实际暂扣了2018年12月申报的330,353.13元退税款，截至目前仍处于暂扣状态。故北方公司要求圣利公司依据《出口合作协议》的约定支付退税损失，并由黄进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不予认可，故成讼。一审法院认为，北方公司与圣利公司之间的《出口合作协议》、黄进出具的《个人担保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案外人深圳公司开具的涉诉20张增值税发票办理退税手续完毕后，因发票失控，税务机关依法对北方公司申报的对应上述发票的等值退税款330,353.13元进行了暂扣，且目前仍处于暂扣状况，给北方公司造成了相应的损失。依据涉诉《出口合作协议》约定，该损失在深圳公司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应由圣利公司应予以支付。故北方公司主张圣利公司向其支付330,353.13元退税损失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的起算点应从税务机关实际暂扣退税款日之后起算，一审法院将北方公司主张的利息起算日由2018年7月21日调整为2019年1月1日。圣利公司抗辩，依据《出口合作协议》第二条第3款、第5款约定其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且享有先诉抗辩权。一审法院认为，《出口合作协议》第二条第3款、第5款约定“若客户未能承担，乙方应予以支付”，就上述条款内容来看，并不符合一般保证的构成要件，故对圣利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黄进应按照《个人担保书》的约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圣利公司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圣利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北方公司支付330,353.13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330,353.13元为计算基数，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二、黄进对本判决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圣利公司追偿；三、驳回北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55元减半收取3,127.5元，由被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黄进共同负担。”二审中，圣利公司、黄进提供如下证据：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及2019年38号，证明76号文件的第二条第二项已被38号文件第三条第二款废止，案涉税款要么应由北方公司办理退税，要么应由税务机关追回，不存在暂扣问题。税务机关的最终决定是圣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损失的前提，行政相对人北方公司有义务催促税务机关对本案暂扣退税款作出结论性的决定。2、深圳市税务局重大违法信息查询情况，证明深圳公司不存在走逃失联，不存在北方公司主张的无法联系上深圳公司的情况，北方公司完全可以根据合同向深圳公司主张损失，北方公司主张应由圣利公司主张权利及圣利公司怠于行使救济权利没有依据。北方公司未提供证据。经质证，北方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案涉发票是在2016年开具的，深圳公司发生失控及北方公司被税务局追回退税款是在2018年发生的，38号文件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2无法证明待证目的。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对圣利公司、黄进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国家税务总局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于2020年12月25日出具的说明中载明案涉“2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曾在2017年1月、2月分别向我局申请办理出口退税，我局受理申请后分别在当月办理完毕。2018年12月，我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76号公告及税总发［2017］46号文件有关规定，对该批凭证涉及的330,353.13元税款进行暂扣，应暂扣手续办理时对应出口退税已经办理完成，因此该次处理实际暂扣了2018年十二月申报的330,353.13元退税款，截至目前仍处于暂扣状态。”根据北方公司与圣利公司签订的《出口合作协议》第二条第4.5项约定，因国家税务政策变化或违反税务规定导致已收退税款需返还税务部门时，深圳公司须承担该部分税款，若深圳公司未能承担，圣利公司应予以支付。北方公司垫付退税款后，如深圳公司出现合同约定情形，导致北方公司无法正常向税务机关申请该笔退税的，深圳公司须将北方公司已垫付的全部退税款退还给北方公司，若深圳公司未能承担，圣利公司应予以支付。现因深圳公司原因导致北方公司被暂扣了2018年12月申报的330,353.13元退税款，且深圳公司未能承担该部分退税款，圣利公司依约应予以支付。一审判法判令圣利公司向北方公司支付退税款，并判令圣利公司支付自税务机关扣款月次月开始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进签署《个人担保书》，承诺对圣利公司及其推荐的所有客户无法负担其偿还、赔偿责任时，由本人连带、无条件、不可撤销、独立地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令黄进对圣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圣利公司主张，税务机关并未对是否退税作出结论性决定，实际并未对北方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及造成北方公司实际退税损失，对此本院认为，现税务机关已经暂扣了北方公司330,353元款项，北方公司损失已实际产生，故对圣利公司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圣利公司主张的因北方公司未催促税务机关在合理期限内及时作出处理、对暂扣造成的损失也负有一定责任一节，本院认为，案涉合同中并未约定北方公司在被暂扣退税款后有相关义务，圣利公司该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出口合作协议》第二条第4.5项仅约定深圳公司须承担相关税款及其应将北方公司承担的退税款退还北方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条款对深圳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在深圳公司不主动承担税款或退还退税款的情况下，该条款并未约定北方公司向圣利公司主张权利的前置条件为北方公司先向深圳公司主张权利且主张权利未果，故对圣利公司相关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圣利公司、黄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90元，由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235元，由黄进负担6,2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哈欣审判员  王晶审判员  刘睿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