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林毅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思宇，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同超，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金仁月，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送炜，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霭莹，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陈小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军，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雨，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严炎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振华，男，197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系该司员工。原审被告：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原审被告：林永飞，男，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原审被告：翁华银，男，196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审被告：何琳，男，196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江德湖，男，196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审被告：英伟文，女，196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韩瑞英，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审被告：翁华才，男，1973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原审被告：翁雅云，女，196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公司）、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根公司）及原审被告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嘉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翁雅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摩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驳回立根公司对摩登公司的诉讼请求；2.改判摩登公司不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鉴定费，判令立根公司承担本案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林永飞越权代表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正确，但却以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均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为由，判决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立根公司未根据摩登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案涉担保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摩登公司订立案涉担保合同，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规定，案涉担保合同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且摩登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一）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债权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担保事项已经法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且上市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与2020年11月9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颁布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特别强调了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并在该解释第九条针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纠纷的法律适用进行了专门规定。另外，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也是对九民纪要第二十条的回应和进一步明确。因为九民纪要第二十条虽然规定在“越权担保”且相对方“非善意”时，担保合同无效，公司虽不承担担保责任，但仍需承担担保无效后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债权人系明知“越权”，则公司无需承担担保无效后的民事赔偿责任。但遗憾的是，九民纪要并未明确“明知”的认定标准，也未因上市公司属于公众公司，具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而对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明知”认定标准进行区别对待，从而造成一些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案件在被认定担保无效或者未生效后，一审法院仍判决上市公司承担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等的赔偿责任，造成一些通过查询公告即可知晓担保未经决议及信披的“明知”越权的担保权人，尤其是金融机构债权人因此获得不当利益，并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民的合法权益。而本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例之一。但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上述理解偏差进行了纠正。该解释第九条第二款明确了“无决议、无信披”的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且上市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颁布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在司法规范文件层面实现了与证监会、银保监会、交易所等监管机构规则的统一，明确了未经上市公司决议及信披程序的违规担保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上市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有助于司法与行政监管形成合力，也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关于“严肃处置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重视。（二）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立根公司未根据上市公司层面作出并已公告的同意担保的决议信息，便与摩登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担保合同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摩登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摩登公司系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公众公司，股票代码002656。瑞丰公司直接持有摩登公司28.56％股权，系摩登公司控股股东。林永飞直接持有瑞丰公司70％股权，系瑞丰公司的控股股东，并同时直接持有摩登公司9.32％股份，系摩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瑞丰公司持有立嘉公司53％股权，系立嘉公司的控股股东。瑞丰公司控股股东、时任董事长林永飞还担任立嘉公司的董事，立嘉公司为摩登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摩登公司如为立嘉公司提供担保，将构成上市公司对外提供关联担保，依法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但案涉担保完全属于摩登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林永飞越权以上市公司名义为自己关联方提供的违规担保，未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更未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对此，广东证监局于2019年8月27日做出的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已明确认定案涉担保未经摩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程序，属于越权违规担保。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立根公司未根据摩登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摩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而与摩登公司订立担保合同，因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摩登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二、一审判决未认定“抽屉协议”的表述，以及《董事（大）会决议》系明显伪造的事实，足以证明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越权担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根据九民纪要第二十条的规定，除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针对上市公司规定的“无决议、无信批”明知情形外，本案还有充分证据证明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越权担保。但一审法院却未予认定，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立根公司内部审批文件中不仅明确《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抽屉协议”，而且记载“待授信终结后该封包归还立嘉公司”的异常操作，更在《借款凭证》“担保合同”一栏故意不记载案涉保证合同，已充分证明其对案涉担保为违规越权担保是明知的，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本案中，编号为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号《贷款合同》对应的立根公司《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明确记载：“摩登公司签《最高额保证合同》SB2018002-2，属于抽屉协议，已封包（内有4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待授信终结后该封包归还立嘉公司。”但在相关《借款凭证》“担保合同”一栏中却未记载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立根公司对此表示，其之所以称案涉担保合同称为“抽屉协议”，是应林永飞要求仅保管而不将合同进行公开，并且法律也并未规定“抽屉协议”就是违法的。但是，立根公司的上述主张显然是掩耳盗铃。首先，摩登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如果合法合规提供了案涉担保则必须进行信息披露公告，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势必会对外公开，不存在应公开而不公开的情形。其次，“抽屉协议”顾名思义就是桌子底下达成的不能公之于众的协议，如果真是合法合规的合同，为何不敢公开。而且，即便是授信终结了，这本身也是应当留存的交易合同，为何最后还要归还立嘉公司，又为何只归还这份“抽屉协议”而不归还其他担保的协议，又为何不在《借款凭证》“担保合同”一栏中记载这份担保合同，立根公司显然无法就这些问题作出任何合法、合理的解释。关于“抽屉协议”、“授信终结后归还”以及不在《借款凭证》上进行记载唯一的解释就是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担保为林永飞擅自以上市公司名义签署的越权违规担保。需要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关于“抽屉协议”的表述不能表示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存在恶意串通，故对摩登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九民纪要第二十条规定，担保人只要证明债权人“明知”越权即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需要达到“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抽屉协议”的表述已足以证明立根公司在订立担保合同时知道案涉担保是存在重大违规法律问题的，而其默许或放任这一违法行为并继续接受担保，就已经构成“明知”越权，上市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立根小贷公司明知“董事（大）会决议”系被恶意伪造的假决议，其明知案涉担保为越权违规担保，一审法院仅以债权人对公司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为由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担保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却以一份伪造的“董事（大）会决议”要求上市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经一审法院组织鉴定，立根公司提交的摩登公司2018年10月6日董事（大）会决议上签字根本不是各董事本人签署，系被恶意伪造的假决议。事实上，立根公司对于决议系伪造及案涉担保为越权违规担保完全属于明知。第一，如上市公司董事会曾就此作出决议，则必须经上市公司进行公告。但本案中，上市公司从未就此董事（大）会决议进行过公告，之后也从未在任何定期报告、临时报告中披露过存在该等决议，立根公司在取得此董事（大）会决议后，也从未因上市公司未披露存在此等决议而向上市公司进行过任何核实，故立根公司系明知该决议是伪造。第二，该决议名称为“董事（大）会决议”，有点法律常识便知，公司法只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并没有董事（大）会。并且，该决议还记载7名董事代表公司100％的股权／份，同样存在低级法律常识错误，董事不是公司股东，不可能代表公司的100％股份。立根公司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不可能连如此明显的错误都审查不出来，唯一解释就是其明知该决议系伪造。第三，如果该决议是真的合法有效决议，为何要连同作为“抽屉协议”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并“封包”保存，为何债务人偿还完借款后还要返还给立嘉公司，此等反常举动恰恰证明立根公司明知该董事会决议系伪造。需要指出的是，一审法院以债权人仅对公司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为由，就对如此重要的证据不予采纳，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形式审查并不代表债权人不负有任何审查义务，更不代表债权人对决议内容可以完全视而不见。该伪造决议，无论是决议名称（董事（大）会决议），还是决议内容（7名董事代表100％股权）均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该等错误均属于形式问题，均在债权人的形式审查范围之内。立根公司对于如此明显的问题都未发现，唯一的解释就是其明知该决议系伪造，即其明知案涉担保为越权担保。综上，虽然一审判决正确地认定了案涉担保的效力问题，但却错误判决摩登公司应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三、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错误。（一）无论是立根公司将案涉担保合同明确为“抽屉协议”且故意不公开的事实，还是“董事（大）会决议”存在明显造假的事实，均足以证明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担保合同为越权担保且即便是无权进行表决的董事会决议也系伪造，但一审判决却对此重要事实未予认定。（二）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摩登公司内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四、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错误。（一）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以及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案涉担保合同依法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而一审判决却错误地认定为案涉担保合同无效。（二）由于错误认定为无效而非未发生效力，且未认定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担保合同为越权担保以及决议系伪造的事实，一审判决错误地判决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案涉债务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摩登公司内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并据此判决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案涉债务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就上述事实认定错误中的第一点以及法律适用错误中的第二点，摩登公司已在上诉状中说明，摩登公司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中的第二点及法律适用错误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补充意见：1.根据公司法及合同法相关规定，案涉编号为SB20180402-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摩登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作为原法定代表人的林永飞实际上是未经授权的擅自担保，构成越权担保。”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也已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效力问题的关键是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超越权限，是否属于善意相对人……相对于其他担保，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即立根公司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无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还是注意义务分配的角度看，上市公司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立根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摩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未尽到注意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因此，一审判决已经正确认定案涉担保合同属于越权担保，并且立根公司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情形。此时，根据对合同法第五十条的反向解释，该代表行为所订立的合同应为“非有效”，即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然而，一审判决最终却错误地得出案涉担保合同无效的结论，并错误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担保合同无效时的责任承担之规定，判决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案涉债务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实属法律适用错误，理由如下：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已经明确其系针对担保合同“无效”时的责任承担规则，而根据一审判决所依据的公司法第十六条以及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案涉担保合同依法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故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判决摩登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无论是合同法、担保法，还是担保法解释，均未规定担保合同不发生效力时，“担保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由于摩登公司并不存在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本也就不存在“担保人”这一概念），因此，摩登公司无需对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合同不发生效力与合同无效不同，前者系当事人之间并无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应的法律后果是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要根据各自对于合同无效的过错承担责任。具体到本案，案涉担保合同依法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即摩登公司不存在与立根公司缔约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自始不存在担保法律关系，摩登公司自然也无需就一个对其没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承担任何责任。4.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此，在无权代理项下，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时，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更重要的是，此时系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不承担责任。我国法律关于无权代表系参照无权代理的规定进行处理，故在摩登公司拒绝追认案涉担保合同的情况下，案涉担保合同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且此时应由越权代表行为人林永飞向立根公司承担责任，摩登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准确地把握了上市公司越权担保案件中越权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即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此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即上市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前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混乱问题予以正本清源。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已在诸多案例中认定，越权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此时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并且已有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精神，认定上市公司越权担保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且上市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综上，在案涉担保合同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时，摩登公司自然无需对立根公司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案涉担保合同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摩登公司不承担担保或者赔偿责任。六、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担保合同“无效”，无论是立根公司将案涉担保合同称为“抽屉协议”故意不公开的事实，还是“董事（大）会决议”存在明显造假的事实，均足以证明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担保合同为越权担保且即便是无权进行表决的董事会决议也系伪造，因此，摩登公司不应承担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在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之间就同笔贷款产生的另案违规支票质押担保案件中，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本案以票据进行的担保显然没有履行上述决议程序及披露程序，构成越权担保，而立根公司全程参与了该担保过程，理应知悉该担保属于越权担保”的事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认定“立根公司明知摩登公司是为了对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的借款进行担保而签发涉案支票”，并最终维持原判。由于案涉担保合同与上述违规支票质押担保均是基于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系列贷款，不仅情形高度一致，而且系同批审批文件。因此，立根公司在本案中同样明知且参与了案涉越权担保的整个过程，摩登公司不应承担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七、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担保合同“无效”，进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因摩登公司对案涉担保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同样不应承担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摩登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上述事实认定错误，摩登公司对于案涉担保合同“无效”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理由如下：第一，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发生通常均系由于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或债权人恶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但是，相关主体实施的违法行为与上市公司本身无关，在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案件中，上市公司本来就是受害方。具体到本案，林永飞恶意实施的越权担保以及伪造董事签名的行为，完全系基于其侵占摩登公司利益的非法目的而为，与摩登公司本身无关。换言之，林永飞个人是否实施越权担保，与摩登公司内部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无关，无论摩登公司的内部管理多么完善，均无法阻止林永飞个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在于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及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实际上，据此应当认定案涉担保合同不发生效力），即“林永飞擅自提供越权担保”加“立根公司并非善意相对方”。因此，即使摩登公司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该过错也并非导致案涉担保合同无效的过错摩登公司不应承担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摩登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行盛公司辩称：一、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摩登公司应当针对立嘉公司欠付立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摩登公司以该保证行为违规为由，拒绝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在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摩登公司已向立根公司公开披露了载有摩登公司公章和董事会成员签字的《董事（大）会决议》，且立根公司对该决议进行了合理的形式审查。即便一审中，鉴定机构的结论认为《董事（大）会决议》有部分签字并非本人所写，但从交易相对人立根公司的审查角度来看，其根本不可能通过肉眼识别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不可否认，立根公司已履行合理的审查义务。基于此，立根公司有理由相信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有权与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在善意的情况下与摩登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经过了双方授权代表的签字并加盖了公章，代表双方真是意思表示，合法成立并生效。即便经鉴定后发现摩登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客观上存在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的情形，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无法对抗作为善意相对人的立根公司，其代表行为有效。因此，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摩登公司应当针对立嘉公司欠付立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摩登公司以该保证行为违规为由，拒绝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立根公司是根据摩登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摩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此不符合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且本案不适用该司法解释，摩登公司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摩登公司不承担担保和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依据。（一）本案不符合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摩登公司与立根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摩登公司已向立根公司公开披露了有摩登公司盖章和董事会成员签字的《董事（大）会决议》，该决议表明担保事项已经摩登公司董事会通过，立根公司是在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的情况下与摩登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显然不符。（二）本案并不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于2018年10月8日，即民法典施行之前，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三年，即合同的履行已持续到民法典施行之后。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前因合同履行所发生的争议，故根据上述规定，应当适用争议发生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不能适用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也不能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因此，摩登公司根据该条款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摩登公司不承担担保和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主张没有依据。三、立根公司在与摩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已对相关董事会决议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摩登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立根公司明知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摩登公司据此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和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正如第一点所述，立根公司在与摩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已对相关董事会决议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有理由相信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而摩登公司仅凭单方臆测认为立根公司明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摩登公司提出的“抽屉协议”的问题，法律上并未规定“抽屉协议”的定义，也没有规定是违法的，根本无法据此得出立根公司明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越权担保的结论。关于摩登公司提出的《董事（大）会决议》的问题。首先，该决议是在一审过程中，经鉴定机构鉴定后才得出部分签字非本人所签的结论，以肉眼方式根本无法识别，该鉴定结论无法证明立根公司对越权担保的情况是明知的，只能说明摩登公司内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存在严重过错。其次，法律并未规定交易相对人只有在审查上市公司向公众公告关于担保事项的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后签订的担保合同方为有效，而仅要求交易相对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履行合理的审查义务。立根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已对《董事（大）会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至于摩登公司后续是否就该决议依法进行公告，属于摩登公司的自身法律责任，不能因摩登公司违规未予公告而反推立根公司未履行审查义务，更无法据此证明立根公司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明知存在越权担保的情形。最后，董事会决议的具体名称、董事代表公司100％股份等笔误和表述瑕疵，无法证明立根公司对越权担保是明知的。因此摩登公司所列理由均为其单方臆测，没有证据证明立根公司明知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摩登公司据此主张立根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和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摩登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立根公司辩称：立根公司不同意摩登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涉案合同签订及履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有明确规定，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摩登公司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九条提起上诉，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二、摩登公司违反诚信原则、违反合同承诺，向立根公司提供的《董事（大）会决议》并承诺保证为有权机关决议，但经鉴定部分签名为虚假并导致《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因此，摩登公司对保证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一）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SB20180402-2）时，摩登公司保证提供真实、合法、有效及完整的材料，不存在虚假、缺漏或隐瞒真实情况，而且特别承诺已获得充分授权或相关有权机构批准并取得合法、有效的决议，立根公司有理由相信摩登公司进行保证担保已经取得了公司有权机关决议并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最高额保证合同》（SB20180402-2）首页第一条第2点、第3点、第4点、第6点是摩登公司对立根公司的承诺与保证。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约定，摩登公司特别承诺签订合同前己获得充分授权或相关有权机构批准并取得合法、有效的决议，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提供《董事（大）会决议》并强调董事会决议为有权机关决议。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提供《董事（大）会决议》有3名独立董事签名，占独立董事100％。立根公司有理由相信，该《董事（大）会决议》已经事先取得了外部独立董事同意的意见，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基于对上市公司严格的监管制度的信任、对于上市公司如果违法违规将承担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的理解，基于摩登公司对提供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及完整、不存在虚假、缺漏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承诺，也基于公司对外担保可以以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提供《董事（大）会决议》加盖公司公章、效力及于公司，立根公司有理由相信摩登公司提供《董事（大）会决议》并强调董事会决议为有权机关决议，是该公司及其有权机关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监管制度及其内控规定的要求，立根公司有理由相信摩登公司进行保证担保已经取得了公司有权机关决议并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二）经鉴定，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提供《董事（大）会决议》部分签名为虚假，导致《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该情况既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是超出立根公司意料的行为，摩登公司对此具有重大过错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召开董事会进行决议是立根公司不能控制、不能参与的、摩登公司的内部事务与程序，也是摩登公司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摩登公司理应对上述事务承担完全的责任。经鉴定，摩登公司提供的《董事（大）会决议》部分签名为虚假，该情况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加盖了真实的公司公章，说明了摩登公司内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并导致了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摩登公司对此存在重大过错。同时也超出立根公司意料的行为，立根公司也没有与摩登公司进行恶意串通。从内容上看，《董事（大）会决议》具有3个独立董事、4个内部董事签名，且该决议加盖摩登公司公章，其效力及于摩登公司，具有高度的可信力。其次，召开董事会进行决议是摩登公司的内部程序，因此，摩登公司对于董事会决议的程序、决议的合法性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提供的《董事（大）会决议》，即使是进行鉴定，上述签名的字样与鉴定样本都非常相似、无法直接肉眼识别出来；而且鉴定也只是科学技术的运用比对，相对于摩登公司、董事、股东及高管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过程中的种种陈述与意思表示，完全是合法合规、按照程序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真实意思。翁华才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我方之所以和行盛公司追加担保，是基于林永飞、摩登公司及所在本案的担保，才予以加入，林永飞以及摩登公司的翁武强及其他股东都表示摩登公司是本案借款最根本的担保方。”又陈述：“我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林永飞及摩登公司的相关高管向我方承诺，摩登公司的股东翁武强、何琳也在场。”因此，摩登公司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是林永飞的个人行为，确实是公司的相关股东、高管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立根公司根本不知《董事（大）会决议》部分签名为虚假，摩登公司上诉所称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担保为违规越权担保不具有事实依据，因此，摩登公司对此具有重大过错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其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上诉。四、涉案的合同签订和履行引起的民事纠纷均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适用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摩登公司违反诚信的原则，违反合同承诺，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并承诺保证这是有权机关作出的决议，但是经过鉴定之后部分的签名为虚假并导致了保证合同无效，其内部管理存在的漏洞，因此摩登公司在本案当中存在重大的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行盛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要求免除担保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立嘉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行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八项，改判行盛公司不承担责任；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所确定的债务向立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由本案立根公司、摩登公司、立嘉公司、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翁雅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立根公司与行盛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如最高额项下的贷款余额低于4500万元，则行盛公司的担保责任解除，现立嘉公司和其他担保人可清偿的债务已超过3500万元，即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必然低于4500万元，因此行盛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八项，改判行盛公司不承担责任。立根公司与行盛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八条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最高额项下的贷款余额为8000万元，如最高额项下的贷款余额低于4500万元，则行盛公司的担保责任解除。由此可见，只有在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大于或等于4500万元的情况下，行盛公司才需要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结合本案的担保情况和财产保全情况，即便暂不计算摩登公司和行盛公司提供的担保财产，在其他担保人所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中，已被一审法院保全的担保财产现值已超过3500万元。因此，如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在该部分担保人向立根公司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后，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必然低于4500万元。由此，根据立根公司与行盛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行盛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请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八项，改判行盛公司不承担责任。二、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立根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在签订该合同时己对摩登公司出具的《董事（大）会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一款，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摩登公司发生效力，因此摩登公司应当对立嘉公司的债务承担100％的连带保证责任。现摩登公司至少有73701081.66元银行存款已被冻结，故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更是远低于4500万元，行盛公司的担保责任应当解除。尽管一审法院认定摩登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存在越权担保的情况，但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已向立根公司披露了相应的《董事（大）会决议》，且该决议上有董事会全体出席董事的签字，可见立根公司在合同签订时已履行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至于摩登公司未将该《董事（大）会决议》向社会公众进行披露，是立根公司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根本无法预见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1529号案中的观点，上市公司未披露对外担保事项不影响合同相对人基于善意信赖与上市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故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也不应当以立根公司签约后未核实《董事（大）会决议》的社会公开情况为由否定立根公司在签约时的善意。基于立根公司是善意的相对人，尽管摩登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存在越权担保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摩登公司发生效力，摩登公司应当对立嘉公司的债务承担100％的连带保证责任。目前，摩登公司在本案中至少有73701081.66元银行存款已被一审法院冻结，因此如本案进入执行阶段，摩登公司和其他担保人可偿还的债务将远远超出3500万元，即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必然会低于4500万元。在此情况下，根据行盛公司与立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行盛公司的担保责任应当解除。三、立根公司起诉时曾将立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炎象列为共同被告，但一审中立根公司唯独撤回了对严炎象的起诉，就此异常情况一审法院并未追加严炎象为第三人并查明严炎象是否已代立嘉公司偿还了部分或全部债务。然而，该问题对于查明立嘉公司真实的欠款及利息的金额，以及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是否低于4500万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查明立嘉公司的真实欠款情况，请二审法院进一步调查严炎象是否存在代为清偿的情况，并在立嘉公司贷款余额低于4500万元的情况下撤销一审判决第八项，改判行盛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基于一审法院未追加严炎象为第三人导致未能查清关键事实，如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或遗漏当事人，请将本案发回重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摩登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行盛公司应对立嘉公司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扣除翁华才抵押物变现架子后未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认定正确，行盛公司上诉请求改判其不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即便是根据行盛公司所主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行盛公司解除担保责任的条件也尚未成就，其仍应向立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9年1月10日，立根公司与行盛公司签订编号为SB20180402-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第十八条约定：“签订本合同之日，最高额项下的贷款余额为8000万元，如果最高额项下的贷款余额低于4500万元，则乙方的担保责任解除。”该内容系附解除条件之约定，即若立嘉公司实际清偿之后的借款余额低于4500万元，则行盛公司的担保责任解除。行盛公司上诉称，“现立嘉公司和其他担保人可清偿的债务已超过3500万元，即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必然低于4500万元”“如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在该部分担保人向立根公司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后，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必然低于4500万元”。但是，截至目前，立嘉公司欠付立根公司的借款余额仍为8000万元，该借款余额未被实际清偿，借款余额低于4500万元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即便是根据行盛公司所主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行盛公司仍应向立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三方补充协议》已对《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行盛公司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予以变更，行盛公司依约应在立嘉公司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扣除翁华才抵押物变现价值后未还部分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2019年3月1日，立根公司与行盛公司、翁华才签订《三方补充协议》，其中第3条、第4条约定，《三方补充协议》已对《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行盛公司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予以变更。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行盛公司应对立嘉公司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扣除翁华才抵押物变现价值后未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正确，行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八项，改判行盛公司不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无论是根据公司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案涉担保合同均对摩登公司不发生效力，摩登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而且，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为案涉担保合同无效，摩登公司也不应当承担案涉担保无效后的赔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另外，行盛公司援引的（2019）最高法民终1529号案件与本案情形存在本质区别，不具有参考意义。在（2019）最高法民终1529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属于“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即使债权人对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未经审查，也不属于未尽到注意义务。也即在该案项下，法院是在认定债权人为善意相对方的前提下，进而认为上市公司未披露担保事项不影响债权人基于善意信赖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然而，正如摩登公司在上诉状第二部分所述，无论是立根公司将案涉担保合同称为“抽屉协议”故意不公开的事实，还是《董事（大）会决议》明显造假的事实，均足以证明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担保合同为越权担保且决议系伪造，其不属于善意相对方。因此，（2019）最高法民终1529号案件与本案情形存在本质区别，不具有参考意义。三、立根公司撤回对严炎象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且行盛公司在未能举证严炎象存在代偿行为的情况下，便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当事人为由请求发回重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准许立根公司撤回对严炎象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倘若行盛公司认为立根公司之所以撤回对严炎象的起诉，是因为严炎象代立嘉公司偿还了部分或者全部借款，其应当予以举证证明。行盛公司在未能举证严炎象存在代偿行为的情况下，便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当事人为由请求发回重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立根公司辩称：不同意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行盛公司以立嘉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可清偿的债务超过3500万元、剩余贷款余额必然低于4500万元为由主张免除担保责任，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贷款本金余额仍达8000万元的基础事实不符，合同约定的免除担保责任的条件尚未成就，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行盛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上诉。立嘉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翁雅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对摩登公司及行盛公司的上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立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2.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20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1日起；以15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0日起；以15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7月11日起；以300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11日起；以上均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3.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律师费60万元，担保费93167元；4.瑞丰公司、摩登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行盛公司、翁雅云对上述第1、2、3项诉求之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立根公司对瑞丰公司持有的摩登大道659.2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6.立根公司对韩瑞英名下位于天河区天科路8-12号015A、015B车位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7.立根公司对翁华才名下位于阳江市××西区保利银滩6房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8.立根公司对翁雅云名下位于天河区潭村路14号602房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9.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立嘉公司、瑞丰公司、摩登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行盛公司、翁雅云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0日，立根公司（授信人、甲方）与立嘉公司（被授信人、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S20180402的《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约定：授信额度为100000000元，授信期限从2018年4月10日起到2019年6月10日止；正常利息=放款金额×约定利率×占用天数，占用天数从放款日计算到实际还款日，占用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逾期利息（罚息）=逾期金额×1‰×逾期天数；本合同及项下具体贷款合同所须支出的登记或备案费、评估费、见证费、公证费及其他第三方服务费用由乙方承担，在乙方不能按期归还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和偿付应付费用情况下，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均由乙方全数负担；当乙方的还款不足时，债务清偿顺序为：若逾期两期及以上的，首先冲减首次逾期期间的金额，再依次冲减后期逾期期间的金额；同一期内部的冲减顺序依次为费用、违约金、复息、罚息、滞纳金、利息、本金；甲乙双方之间同时存在多笔已到期贷款的，甲方有权决定乙方每笔还款所履行的合同的顺序及比例；贷款逾期时，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罚息），乙方有其他违约行为的，要求乙方按逾期金额的30%支付违约金。同日，立根公司（甲方、质押权人）与瑞丰公司（乙方、质押人）签订合同编号为SZ20180402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在上述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内，甲方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债权的发生日应在授信期限内，但到期日不限于该期限；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100000000元，该最高额仅指本金最高额，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按实际已发生的数额确定；质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质押财产为乙方持有的摩登公司（证券代码002656）412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权的效力及于质押物产生的孳息、从权利等。上述无限售流通股于2018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质权人为立根公司，出质人为瑞丰公司，质押证券数量为4120000股，孳息金额为0。之后，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鉴于贵司向我司提供了最高额人民币壹亿元的贷款授信，由瑞丰公司持有的A股上市公司‘摩登大道（证券代码：002656）’的412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于2018年4月25日质押在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编号：S20180402）项下。现因摩登大道2017年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于2018年5月31日除权除息后瑞丰公司质押股数调整为659.2万股。为防止股价下跌导致担保能力下降的风险，我司特此承诺如下：一、对于实际用款超出5000万元的金额，本次股票质押融资设定警戒线为140%（对应股价为6.38元），平仓线为130%（对应股价为5.93元）；二、当所质押股票收盘价低于警戒线时，视为质押股票市值明显下降，贵司有权要求我司于10个工作日内通过归还部分贷款、补充股票质押等有效措施，保证质押率不高于50%；如我司未落实有效措施，或所质押股票收盘价跌至平仓线时，视为本次贷款发生重大不利于贵司贷款安全的事项，我司同意有权提前收回贷款并适时发起诉讼保全等措施。”2019年12月25日的《质押证券信息》显示：质权人为立根公司，出质人为瑞丰公司，证券代码002656摩登大道，质押证券数量6592000股。同日，立根公司（甲方、债权人）与瑞丰公司（乙方、保证人）签订合同编号为SB201804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在上述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内，甲方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债权的发生日应在授信期限内，但到期日不限于该期限；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100000000元，该最高额仅指本金最高额，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按实际已发生的数额确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三年等。同日，立根公司（甲方、债权人）与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及案外人严炎象（乙方、均为保证人）签订合同编号为SB20180402-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在上述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内，甲方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债权的发生日应在授信期限内，但到期日不限于该期限；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100000000元，该最高额仅指本金最高额，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按实际已发生的数额确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三年等。2018年10月8日，立根公司（甲方、债权人）与摩登公司（乙方、保证人）签订合同编号为SB20180402-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在上述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内，甲方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债权的发生日应在授信期限内，但到期日不限于该期限；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100000000元，该最高额仅指本金最高额，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按实际已发生的数额确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三年等。2018年10月10日，立根公司（贷款人、甲方）与立嘉公司（借款人、乙方）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均约定：乙方本次贷款金额分别为10000000元，借款用途为经营贷款，借款期限从2018年10月起至2019年1月10日止，实际放款金额、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凭证等文件为准；合同项下贷款月利率为1.2%，日利率=约定月利率/30，每月利息按贷款余额计算；正常利息=放款金额×约定利率×占用天数，占用天数从放款日计算到实际还款日，占用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逾期利息（罚息）=逾期金额×1‰×逾期天数；乙方每月付息，付息日为每月20日，到期一次还本并结清剩余利息；甲方双方存在多笔已到期贷款的，甲方有权决定乙方每笔还款所履行的合同的顺序及比例；贷款逾期的，由乙方按日千分之一的利率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罚息）。2018年11月9日，立根公司（贷款人、甲方）与立嘉公司（借款人、乙方）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的《贷款合同》，均约定：乙方本次贷款金额分别为15000000元，借款用途为经营贷款，借款期限从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9年6月10日止（其中SJ20180402-12的《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从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9年3月9日止），实际放款金额、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凭证等文件为准；合同项下贷款月利率为1.2%，日利率=约定月利率/30，每月利息按贷款余额计算；正常利息=放款金额×约定利率×占用天数，占用天数从放款日计算到实际还款日，占用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逾期利息（罚息）=逾期金额×1‰×逾期天数；乙方每月付息，付息日为每月20日，到期一次还本并结清剩余利息；甲方双方之间同时存在多笔已到期贷款的，甲方有权决定乙方每笔还款所履行的合同的顺序及比例；贷款逾期的，由乙方按日千分之一的利率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罚息）。2019年1月10日，立根公司（甲方、债权人）与行盛公司（乙方、保证人）签订合同编号为SB20180402-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在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内，甲方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债权的发生日应在授信期限内，但到期日不限于该期限；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35000000元，该最高额仅指本金最高额，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按实际已发生的数额确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三年；签订本合同之日，最高额项下的贷款余额为8000万元，如最高额项下的贷款余额低于4500万元，则乙方的担保责任解除。2019年2月15日，立根公司（甲方、抵押权人）与翁华才（乙方、抵押人）签订合同编号为SD201804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在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内，甲方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债权的发生日应在授信期限内，但到期日不限于该期限；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100000000元，该最高额仅指本金最高额，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按实际已发生的数额确定；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抵押财产清单列明的抵押财产分别为阳江市××西区保利·银滩P区5幢2201房、2202房、2203房、2204房、2205房、2206房。之后，上述抵押房产于2019年2月19日及20日在房屋管理部门分别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登记地址分别为阳江市××西区保利·银滩P区5幢2201房、2202房、2203房、2204房、2205房、2206房，权利人均为立根公司，义务人均为翁华才。2019年3月1日，立根公司（甲方）与行盛公司（乙方）、翁华才（丙方）签订《三方补充协议》，约定：乙丙方为立嘉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或抵押担保，均为立嘉公司向甲方3500万元范围内的同一债务提供担保，乙丙方提供的担保是互为补充和关联的，而非独立地为立嘉公司分别提供3500万元担保；丙方以六套房屋为立嘉公司向甲方提供350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丙方除在该六套房屋变现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外，不再向甲方承担任何其他担保责任；因乙方与丙方为立嘉公司就同一债务提供双重担保即保证和抵押担保，故在乙方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乙方保证责任应在立嘉公司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扣除丙方抵押物变现价值后未还部分，即乙方最终保证责任范围=立嘉公司担保期限内实际借款（最高不超过8000万元-4500万元-丙方抵押物变现价值）；本协议为之前各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补充，为前述两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两合同原内容仍然有效并继续履行，若前述两合同未约定或与本协议内容有冲突的，则以本协议内容为准。2019年5月8日，立根公司（甲方、抵押权人）与韩瑞英（乙方、抵押人）签订合同编号为SD20180402-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在授信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内，甲方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全部债权，主债权的发生日应在授信期限内，但到期日不限于该期限；被担保主债权最高额为100000000元，该最高额仅指本金最高额，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按实际已发生的数额确定；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抵押财产清单列明的抵押财产分别为广州市天河区天科路8-12号015A号车位、015B号车位。之后，上述抵押物于2019年5月8日在房屋管理部门分别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登记地址分别为天河区天科路8-12号015A号车位、015B号车位，权利人均为立根公司，义务人均为韩瑞英。2019年6月10日，立根公司（甲方）与立嘉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SJ20180402-13展的《贷款展期合同》，约定：本合同为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为SJ20180402-13的《贷款合同》的贷款延期偿还合同，展期贷款金额为15000000元，展期期限至2019年7月10日止，展期内贷款偿还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还款，到期不还，不再展期，按逾期贷款处理，逾期利率为月利率2%。2019年6月10日，立根公司（甲方、抵押权人）与翁雅云（乙方、抵押人）签订合同编号为DD20180402-13的《抵押合同》，约定：编号为SJ20180402-13的《贷款合同》及SJ20180402-13展的《贷款展期合同》为本抵押合同的主合同；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抵押财产清单列明的抵押财产为天河区潭村路14号602房。之后，上述抵押房产于2019年6月11日在房屋管理部门分别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登记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潭村路14号602房，权利人为立根公司，义务人为翁雅云。2018年10月10日，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发放了贷款20000000元；2018年11月9日，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发放了贷款60000000元。2018年10月19日，立嘉公司还款793000元；2018年11月20日，立嘉公司还款536000元；2018年12月20日，立嘉公司还款960000元；2019年1月10日，立嘉公司还款240000元；2019年1月18日，立嘉公司还款752000元；2019年2月20日，立嘉公司还款992000元；2019年3月20日，立嘉公司还款896000元；2019年4月19日，立嘉公司还款992000元；2019年5月20日，立嘉公司还款960000元；2019年6月20日，立嘉公司还款992000元。借款到期后立嘉公司没有偿还本金，立根公司遂委托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提起本案诉讼，并支付律师费600000元，另立根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由广东明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财产保全担保，支付保全担保费93167元。一审庭审中，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确认2019年1月10日前的所有利息已经结清。另外，立根公司提交了《关于立嘉小贷公司已付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说明》，立嘉公司提交了《立嘉小贷本金及利息支付计划表-立根》，立根公司表示同意立嘉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6月20日的还款全部用于抵扣合同约定的至2019年6月20日的正常利息。一审另查明，立根公司提交的2018年4月10日立嘉公司出具的《股东（大）会决议》显示：股东瑞丰公司、严炎象、江德湖、何琳、翁华银、英伟文共6名股东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同意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申请14个月期限授信，并在授信期间贷款最高余额不超过100000000元。一审诉讼过程中，摩登公司对立根公司提交的2018年10月6日盖有摩登公司公章的《董事（大）会决议》中“刘运国”“梁洪流”“李斐”“郭葆春”“徐响玲”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该份决议中还有“林永飞”及“翁武强”的签名，决议内容为：与会董事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同意摩登公司为立嘉公司的债务向立根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100000000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相关合同，保证责任范围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确定。因林永飞、翁武强无法到现场提供签名，故摩登公司对该两人签名暂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2018年10月6日盖有摩登公司公章的《董事（大）会决议》中“刘运国”“梁洪流”“李斐”“郭葆春”“徐响玲”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穗司鉴204401000613800093《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检材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6日的《董事（大）会决议》中“刘运国”“梁洪流”“李斐”“郭葆春”“徐响玲”的签名分别不是刘运国、梁洪流、李斐、郭葆春、徐响玲本人所写。摩登公司预交鉴定费109400元。立根公司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该份鉴定只能证明董事会决议上参与鉴定的五个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但可以从该份鉴定书的签名比对内容清楚看到，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以及一审法院采样的签名肉眼根本无法分别是否本人所签，而对于立根公司非专业的鉴定机构根本无法辨别是否是其本人所签，而摩登公司没有对董事会决议上公司盖章以及林永飞、翁武强的签名进行鉴定，也进一步证明该两人的签名及盖章是真实的，因此董事会决议上其中五个人的虚假签名也只能证明是摩登公司出具了含有虚假签名的董事会决议给立根公司，过错方仍然是摩登公司，不能证明立根公司在此有任何过错，更不能证明摩登公司所称的存在串通违规担保的情况。立嘉公司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该董事会决议的签名中的五人非其本人签名予以确认。摩登公司对鉴定意见三性予以确认，并表示即便摩登公司出具的董事会决议为真，立根公司也应当履行对上市公司是否作出股东大会决议以及针对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已经进行公告的法定审查义务，立根公司也没有尽到该形式的审查义务，在决议名称为“董事（大）会决议”以及内容所述七名董事代表公司100%股权立根公司也应当审查出该决议是造假，立根公司系明知董事会决议伪造从上市公司从未对该董事决议进行公告，该证据本身的上述常识错误，该决议日期倒签及该决议被封包保存，立嘉公司还款后返还决议等证据可以予以证明。翁华才对鉴定意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董事会决议虚假以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认为本案的借款以及其的担保行为是在其知悉摩登公司已经就本案借款提供担保，林永飞、翁武强等当面予以告知翁华才以及其他担保人翁华银、何琳等，翁华银、何琳等也是摩登公司的股东，对于摩登公司的担保行为在摩登公司股东间以及翁华才都知悉，因此摩登公司的行为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盛公司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鉴定结论只能证明董事会决议中的五处签名与采样签名的不一致，但不能得出结论就属于伪造的签名，故对鉴定意见中说五个签名不是五个人本人所写的结论，行盛公司认为不妥当，五名董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书写内容本身就存在差异，该鉴定结论并不能得出并不是五名董事签名的结论，同时在董事会决议中的五人签名，从交易相对方的形式审查上看，没有人能凭肉眼识别是否为本人签名，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协议时所判断的凭据不仅仅是摩登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还有更重要的摩登公司的真实盖章以及有合法授权的摩登公司签约代表，因此立根公司作为交易相对方已经尽到充分的形式审查义务，无论该董事会决议是真假均不影响担保协议的效力；退一步说，即便一审法院最终认定该五人签名并非本人签名，该董事会决议是由摩登公司所出具并在交易过程中进行展示，相关的过错责任完全在于摩登公司，也不能由此影响交易的合法有效性，否则在交易相对方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善意审查义务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凭借其自身产生的瑕疵而否定其自身参与的法律行为，对于广大市场的交易相对方是极其不公平的；该份鉴定报告中仅针对五人进行鉴定，并未对公章极其签约代表的签名进行鉴定，也没有对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的印章及签名进行鉴定，意味着摩登公司对该份印章及签名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即便该五人的签名真实性存疑，也只能说明摩登公司内部管理不善，若因此自身员工产生的损失其可以进行内部追责，而不能由其他关联方予以买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证券部门的关于上市公司担保需要进行董事会决议、进行公告的行为是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股东等要求，防止侵害其他小股东的利益，是对上市公司自身的要求，而并非出借方的审查义务，故行盛公司认为本案的摩登公司的保证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且行盛公司是基于对摩登公司的保证行为的信任才提供担保，不能因摩登公司自身行为存在瑕疵侵害行盛公司利益。一审再查明，立根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票据追索权诉讼，案号分别为（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及11738号案，分别请求：1.判令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被拒绝付款的票据金额1000万元；2.判令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自2019年9月20日起至清偿日止，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摩登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因追索该款项产生的合理费用律师费125000元；4.案件诉讼费用由摩登公司承担。（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民事判决查明：立根公司持有一张号码为25398239广州银行支票，该支票记载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票面金额壹仟万元正，收款人为立嘉公司，付款行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出票人签章处盖有摩登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时任摩登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的个人印章，该支票第一背书人盖有立嘉公司财务专用章及严炎象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立根公司；第二背书人签章为立根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游炳俊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交行沿江路支行委托收款。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出具了一份《声明书》，主要内容为：立嘉公司合法取得的摩登公司的转账支票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合计金额2000万元，现背书给立根公司作为合同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2019年9月20日，立根公司持上述两张支票到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处提示付款，同月23日，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向立根公司出具《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退票事由为“账户己冻结和印不过”。另立根公司就25398238支票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11738号。摩登公司（原名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002656，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林永飞。瑞丰公司持有摩登公司28.56%股权、林永飞持有摩登公司9.32%股权；瑞丰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曾担任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持有瑞丰公司70%的股权；立嘉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严炎象，林永飞担任立嘉公司的董事，瑞丰公司持有立嘉公司53%的股权。摩登公司2018年上半年年度报告显示立嘉公司与摩登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等。上述两案均判决驳回立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立根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均驳回立根公司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合同编号：S20180402）、《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SZ2018040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B2018040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B20180402-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B20180402-2）、《贷款合同》（合同编号：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B20180402-3）、《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SD20180402）、《三方补充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SD20180402-1）、《贷款展期合同》（合同编号：SJ20180402-13展）、《抵押合同》（合同编号：DD20180402-13）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生效。立根公司依约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享有按时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收益的权利。立嘉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违约责任。立根公司表示同意立嘉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6月20日的还款全部用于抵扣合同约定至2019年6月20日的正常利息，贷款合同约定正常利息的月利率为1.2%，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正常利息与逾期利息合并不应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故本案中立根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应分别从每笔贷款到期日的次日起至2019年6月20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此期间内的逾期利息应按月利率0.8%（2%-1.2%）分段计算；自2019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的逾期利息以650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2019年7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800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因立嘉公司违约，立根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提起本案诉讼，并实际支付律师费600000元，现立根公司主张立嘉公司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立根公司支付的诉讼保全担保费93167元，该费用亦符合合同约定，立根公司主张立嘉公司支付该担保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B20180402-2）是否有效，摩登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二、翁华才、行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关于焦点一，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B20180402-2）应为无效。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摩登公司的《董事（大）会决议》为摩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林永飞提供，经鉴定，该决议中“刘运国”“梁洪流”“李斐”“郭葆春”“徐响玲”签名非该五位董事本人签名，但另两位董事林永飞、翁武强没有对决议上签名进行鉴定，视为认可该签名，且摩登公司确认决议上系摩登公司公章，故作为原法定代表人的林永飞实际是未经授权的擅自担保，构成越权担保。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效力问题的关键是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超越权限，是否属于善意相对人。本案中，林永飞在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是摩登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任瑞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任立嘉公司的董事，摩登公司2018年上半年年度报告显示立嘉公司与摩登公司为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其以摩登公司名义为立嘉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属于关联担保。因此，相对于其他担保，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即立根公司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第三、摩登公司属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防范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等违规行为，其章程、关联担保等重大经营事项均应依法公开，立根公司可以通过公开信息了解到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以及公司股东大会重大决议事项。因此，无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还是从注意义务分配的角度看，上市公司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综上，立根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摩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经过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未尽到注意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故摩登公司抗辩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SB20180402-2）无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鉴于合同无效，立根公司主张摩登公司对涉案债务、律师费、保全担保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摩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林永飞以摩登公司的名义向立根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加盖了摩登公司的公章，其明知违规担保而提供担保，另向立根公司出具了《董事（大）会决议》，而该决议中有五位董事签名不真实，说明摩登公司内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摩登公司对上述合同无效存在过错。立根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摩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对于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立根公司对《董事（大）会决议》仅有形式审查的义务，而关于“抽屉协议”的表述也不能表示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存在恶意串通，故对摩登公司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过错和全案情况，摩登公司应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案涉债务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二，翁华才与立根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SD201804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位于阳江市××西区保利·银滩P区5幢2201房、2202房、2203房、2204房、2205房、2206房共六套房产为涉案上述债务提供本金最高额不超过100000000元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立根公司与翁华才之间的抵押担保法律关系成立。当立嘉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上述抵押物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行盛公司与立根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SB20180402-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立嘉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本金最高额不超过35000000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之后，翁华才、行盛公司与立根公司签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变更了上述合同编号为SD201804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合同编号为SB20180402-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部分内容，根据该协议，翁华才以上述六套房屋提供抵押担保，行盛公司的保证责任范围为在立嘉公司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扣除翁华才抵押物变现价值后未还部分，故行盛公司应对立嘉公司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扣除翁华才抵押物变现价值后未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立嘉公司追偿。立根公司主张行盛公司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作为保证人，自愿为立嘉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本金最高额不超过100000000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涉案借款本金未超过100000000元，故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立嘉公司追偿。翁华才、韩瑞英、翁雅云提供的担保为抵押担保，故立根公司要求翁华才、韩瑞英、翁雅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瑞丰公司以其持有的摩登公司（证券代码002656）无限售流通股6592000股为立嘉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本金最高额不超过100000000元的质押担保，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该质押担保依法成立生效。立嘉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质押物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韩瑞英以其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科路8-12号015A号车位、015B号车位为上述债务提供本金最高额不超过100000000元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立根公司与韩瑞英之间的抵押担保法律关系成立。当立嘉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抵押物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翁雅云提供其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房为编号为SJ20180402-13的《贷款合同》及SJ20180402-13展的《贷款展期合同》借款作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立根公司与翁雅云之间的抵押担保法律关系成立。当立嘉公司不履行上述合同的还款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抵押物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对于鉴定费用，由于立根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对摩登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只是形式审查的义务，且各方当事人对决议上的摩登公司的公章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案的鉴定结论只对摩登公司内部董事管理具有实际影响，并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故该费用应由摩登公司自行负担。本案受理费，由立嘉公司、瑞丰公司、摩登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行盛公司、翁雅云在各自承担责任的范围内负担，财产保全费应由立嘉公司、瑞丰公司、摩登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行盛公司、翁雅云共同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清偿借款本金8000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6月20日止，以本金2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8%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3月10日起至2019年6月20日止，以本金15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8%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6月20日止，以本金3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8%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止，以本金65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7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80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二、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律师费600000元；三、自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支付保全担保费93167元；四、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对立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立嘉公司追偿；五、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债务的二分之一向立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六、立嘉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瑞丰公司持有的摩登公司（证券代码：002656）无限售流通股6592000股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七、立嘉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阳江市××西区保利·银滩房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八、行盛公司在立嘉公司的上述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0000元）扣除上述判决第七项的抵押物变现价值后未还部分的范围内，向立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立嘉公司追偿；九、立嘉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广州市天河区天科路8-12号015A号车位、015B号车位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十、立嘉公司不履行编号为SJ20180402-13的《贷款合同》及SJ20180402-13展的《贷款展期合同》的还款义务时，立根公司有权从依法处分广州市天河区潭村路14号602房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十一、驳回立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0753元（受理费46575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立根公司负担31002元；由立嘉公司、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共同负担293167元，翁华才、行盛公司在其中128261元的范围内共同负担，翁雅云在其中54969元的范围内共同负担；由摩登公司负担146584元。一审案件鉴定费109400元，由摩登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摩登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2020）粤01民终12614号民事判决书；2.（2020）粤01民终1261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本院就违规支票质押担保案件做出二审判决，同样认定立根公司在该案中明知越权担保。由于案涉担保合同与违规支票质押担保均是基于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系列贷款，且情形高度一致，因此，立根公司在本案中同样明知且参与了案涉越权担保的整个过程，摩登公司不应承担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行盛公司质证认为：对摩登公司的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两份证据提到的都是票据担保的情况，与本案的最高额保证情况是不同的，不能根据该两份判决认定。该两份判决的日期是2020年9月27日，现在已经是2021年5月份，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定的举证期限，不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该两份判决的内容与本案也没有关联。立根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的票据纠纷跟本案的保证合同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票据纠纷和本案的保证合同的形成过程，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完全不一样。因此这两份判决书跟摩登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关联。摩登公司二审所提及的主要证明的观点，实际上在本案的事实当中是站不住脚的，是根本不可能免除摩登公司在本案当中的过错责任，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立嘉公司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瑞丰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翁雅云未对上述证据提出质证意见。二审查明，摩登公司在本案一审时提交了编号为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的《贷款合同》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及《借款凭证》，该四份证据来源于立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在一审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摩登公司在核对立根公司提交的证据原件时发现了四份证据，随即将该四份证据当场进行拍照，并作为摩登公司的证据予以提交。整个过程有一审法院庭审录音录像为证。上述四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的放款事项审批栏载明：“注：摩登大道签《最高额保证合同》SB20180402-2，属于抽屉协议，已封包（内有4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待授信终结后该封包归还立嘉小贷。”立根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即使上述证据真实，对“抽屉”的理解也只能是摩登公司不希望立根公司对于该协议进行大面积的传阅，希望立根公司对协议进行妥善保管保存。二审另查明，摩登公司章程第二节股东大会的一般规定中第四十条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十三）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四）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摩登公司应否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以及行盛公司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一审法院对于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无效的分析总体上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借款人立嘉公司系摩登公司的控股股东瑞丰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立嘉公司与摩登公司系关联公司。无论是依据前述公司法的规定，还是依据摩登公司的章程规定，摩登公司为立嘉公司提供担保都应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摩登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林永飞未经公司有权机关的决议授权即与立根公司签订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越权担保行为。摩登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必须进行信息披露和公告，也就是说立根公司作为债权人有较为便捷的渠道可以对摩登公司就担保事项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事实进行审查。立根公司未尽到该审查义务，其并非善意的债权人，故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重要的是，立根公司在内部贷款审批文件上注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抽屉协议”，应封包保存，待立嘉公司还款后即退回。虽然立根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摩登公司提交的该证据来源于立根公司的证据，摩登公司拍照后作为己方证据提交，各方已核对原件，全程有一审法院庭审录音录像为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按照通常理解，“抽屉协议”是指当事人之间私下签订，不便公开的协议。如果立根公司在主观上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摩登公司合法有效出具不持任何疑义，则完全没有必要将该协议作为“抽屉协议”来处理。相反，立根公司在内部审批文件上的该表述足以证实立根公司对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越权出具不仅是非善意，而且是明知的，摩登公司依法不应对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摩登公司对此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之二。一审法院依据立根公司与翁华才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立根公司与行盛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三方补充协议》，认定行盛公司应对立嘉公司借款余额（最高不超过3500万元）扣除翁华才抵押物变现价值后未还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正确的。行盛公司上诉认为结合本案的担保情况和财产保全情况，已被一审法院保全的担保财产价值已超过3500万元，故立嘉公司的贷款余额必然低于4500万元，则行盛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保全只是一种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的措施和手段，并不能等同于债务的清偿，行盛公司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也与合同约定不相符，故本院对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信。至于行盛公司上诉认为摩登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其无需承担连带责任的事由，如前所述，本院认为摩登公司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摩登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也不代表涉案债务已得到实际清偿。行盛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其不承担责任，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行盛公司上诉认为本院应查明严炎象是否存在代偿情况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事实应由行盛公司自行举证予以证明，不属于本院应依职权查明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该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行盛公司的上诉意见均缺乏理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摩登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行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民事判决第五、十一项；三、驳回被上诉人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0753元（受理费46575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1002元；由原审被告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共同负担439751元，原审被告翁华才、上诉人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在其中192392元的范围内共同负担，原审被告翁雅云在其中82454元的范围内共同负担。一审案件鉴定费109400元，由上诉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45元，由被上诉人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6584元，上诉人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282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婷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李小兵廖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