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男，1964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敏，贵州联通（关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农某，男，1960年1月6日生，壮族，南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奇，贵州贵黄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蔡杨，男，1992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超，贵州联通（关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蔡某因与被上诉人农某，原审被告蔡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423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423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依法将本案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其他案件中主张过案涉款项，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且认定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欠款明显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不清，故而作出不客观、不公正的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一、未有充分证据表明（2018）黔04民初10号判决书所载被上诉人要求抵扣的款项与本案欠款为同一笔费用，一审法院指鹿为马，作出错误事实认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至第6页载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4民初10号判决书第三十二页第十四行陈述的内容为：“第八笔是案外人的借款或借资，根据广西建工提交的收据、收条、借条显示并非蔡某所借，蔡某也不同意抵扣，故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在该案中，原告是提出过用借款抵扣工程款的，故案涉借款因诉讼而时效中后该案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但对该借款是否抵扣工程未予处理。所以关于借款的诉讼时效从终审判决作出后开始起算，至2020年2月20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关注到，首先，不论是（2018）黔04民初10号判决书所载还是一审法院的表述均为借款，而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为人工费、材料费等欠款，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截然不同。本案被上诉人诉请的请求权基础并非是借款合同，而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欠款。其次，被上诉人第一次提交及第二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均未有相关的证据可证明其所主张抵扣的费用与本案费用为同一笔费用。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其他案件中提出借款抵扣工程款与本案所涉款项为同一费用，且诉讼时效中断，明显是指鹿为马，违背了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要保持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原则，致使出现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明显不一致的严重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在被上诉人不能准确表述欠条所载金额的来源与形成且上诉人对此持有较大异议的情况下，仍然判令上诉人支付欠款却未作出合理说明，所作的判决结果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在第一次庭审及质证询问时，被上诉人农某在法庭及上诉人的多次追问下，均未对690805元的欠款组成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仅表明有人工费、材料费等且产生的相关费用其已经实际支付，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人工费为多少元，材料费又为多少元，分别向谁支付又支付了多少。我方认为，既然农某出示的欠条数额精确到690805元，足以说明如果该欠条的形成系真实的，则对于欠条所载数额应当有与之有关的组成材料或背景资料加以证实。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材料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凭一张欠条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其次，农某对其提供的证据前后陈述矛盾，由此可以看出，农某存在虚假诉讼，损害蔡杨、蔡某权益的情形。2020年11月24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农某提供的新证据进行质证时，农某先是明确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有其转交给蔡杨的材料而在要求其具体列明时，其又称原件应交给蔡杨，蔡杨是否向法庭出示他并不清楚；后又陈述，证据材料中有其向案外人你支付人工工资、材料费等的支付凭证，并标明系可以明确区分的，在蔡某代理人要求其将设计的佥额即事项标明时，其又改口说没有该材料。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农某既然对其主张不能提供有力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法律有明文规定而被上诉人不能作出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形一，不能作出如此草率的事实认定，置客观事实于不顾。三、该欠条中所载金额中的589923元已被抵扣，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条的真实性，在未支付的费用中也应当扣减已抵扣的部分。农某作为提起诉请的乙方，其对欠条的形成及金额的来源并未作出客观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该张欠条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人工费或材料费，而是与案外人肖利军相关的费用。但在蔡某与农某等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农某主张要求在蔡某应得的工程款中将其妻子马光琴于2015年12月2日分别向肖利军及蔡杨支付的共计589923元的款项进行抵扣，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中也的确将该笔款项予以扣除。即是农某在本案中的主张已在其他关联案件中得到支持，仅是因农某向建工集团主张其权益无法实现，故而将矛头转移至蔡某、蔡杨，企图通过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是浪费司法资源，滥用诉权。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形下，做出错误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助长违法行为的滋长，损害了社会利益。故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农某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称（2018）黔04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所载被上诉人要求抵扣的款项与本案欠款为同意费用，一审指鹿为马，作出错误认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称一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称欠条中所载金额中的589923元已被抵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损害上诉人、原审被告权益情形的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原审被告蔡杨二审中未作书面答辩。原审原告农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人民币690805元及利息（2016年9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以69080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共计95705.27元；2019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2月19日的利息以69080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共计14679.6元；剩余利息直至付清全部欠款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9日，广西建工集团与贵州顺利达房开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贵州顺立达房开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贵州顺立达财富广场”发包给广西建工集团施工，原告农某与广西建工集团之间成立挂靠关系。2015年12月14日，原告与被告蔡某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原告将“贵州顺立达财富广场”劳务分包给蔡某，蔡某指派其子蔡杨作为项目的财务、采购及出纳人员。2016年1月8日，被告蔡杨向原告农某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农某人工、材料及临时设施费合计690805元”。2016年9月1日，原告与蔡某解除了《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后蔡某于2017年1月1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农某及广西建工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黔04民初10号判决书中对案涉借款未予认定；二审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黔民终1009号判决书对借款是否成立问题未作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被告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二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欠款及利息。第一，关于原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首先，案涉欠条记载的欠付对象系农某，符合诉争当事人的表征；其次，在已生效的（2018）黔民终1009号判决书第五十二页第十三行中，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农某与广西建工集团之间成立借用资质的挂靠关系，农某作为挂靠人与被告蔡某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是实际的劳务发包主体。故农某有权以个人名义与蔡某成立欠款关系，亦有权以个人名义主张欠款的权益。故农某系本案适格原告。关于二被告是否适格。首先，蔡杨并未否认欠条由其本人出具；其次，蔡某与蔡杨系父子关系，蔡某承包了案涉工程，并安排蔡杨在该工程上兼任财务、出纳及采购的身份。结合二被告特殊的身份关系以及蔡杨在工程中的担任的职务。本案裁判结果与二被告皆有利害关系，故二被告均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第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以及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在另案蔡某诉广西建工集团与农某支付工程款的纠纷中，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04民初10号判决书第三十二页第十四行陈述的内容为：“第八笔是案外人的借款或借资，根据广西建工提交的收据、收条、借条显示并非蔡某所借，蔡某也不同意抵扣，故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在该案中，原告是提出过用借款抵扣工程款的，故案涉借款因诉讼而时效中断。后该案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但对该借款是否抵扣工程未予处理。所以关于借款的诉讼时效从终审判决作出后开始起算，至2020年2月20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欠款及利息的问题。被告蔡某自认，其组织的工人进场施工以后，是居住在工地上的板房里面，其虽然陈述自己是在外租房，但未提供租房证明；蔡某还辩称板房内还住有监理单位及其他人员，该辩称与其自身使用该板房、材料及设施的事实并不冲突。蔡某基于使用农某提供的板房、材料及临时设施等而出具欠条给农某符合一般的客观事实。案涉欠条的出具人虽为蔡杨，但其与承包人蔡某系父子关系，并在项目上兼任财务、出纳及采购，基于蔡某与蔡杨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原告有理由相信蔡杨具备为蔡某出具欠条的权利，在无其他证据证实其出具欠条时存在受欺诈、胁迫及违反真实意愿的情形下，理应知晓出具欠条给他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蔡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蔡某作为被代理人，理应承担付款责任。综上，原告诉请被告蔡某付款，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双方在欠条中虽然没有约定，但被告未付款给原告造成资金占用损失是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诉请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因欠款于2016年元月6日出具，未约定付款期限，原告主张从2016年9月18日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五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农某欠款人民币690805元及利息（该利息以69080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9月18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农某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06元，保全费4520元，共计10426元，由被告蔡某承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转账凭证两张，拟证明省高院（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第46页第8点中已将本案款项扣除了589923万，在未付费用中也应扣减已抵扣部分。第二组证据：1.肖利军、蔡杨确认材料采购费用、人工工资、收条等单据；2.肖利军出具的施工证明；3.陈后强出具的砖胎膜工程的证明情况；4.叶圣钢出具的工程施工的说明，拟证明2016年1月蔡杨向农某出具的欠条实际组成含（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已扣除的589923元，欠条未付金额应当扣除589923元。第三组证据：农某民事答辩状，拟证明农某在此前的诉讼案件中，并未就案涉欠条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过。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7）黔04民初6号证据清单；2.（2017）黔04民初6号广西建工集团证据目录；3.（2017）黔04民初6号农某答辩状；4.（2017）黔04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5.（2017）黔民终88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蔡某于2017年1月6日立案起诉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农某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蔡某在（2017）黔04民初6号案件诉讼中于2017年5月4日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证据清单第7页序号9：蔡杨《欠条》在证据第三本70页，证明目的为该欠条虽属劳务方工作人员所写，在工程因第一、第二被告原因未做完，不应对该款承担全部责任，应分摊损失；2.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目录序号11，证据名称《欠条》、《借条》，证明目的为将该款冲抵工程款；3.安顺市中级人民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黔04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人蔡某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蔡某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黔民终88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7）黔04民初6号民事判决，发回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安顺中院审理后作出（2018）黔04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农某提出用欠款抵扣工程款，蔡某以《欠条》并非蔡某所为，不同意抵扣，法院不支持抵扣。第二组证据：承诺书，拟证明蔡某和肖利军退场后，我们把现场板房以及相应的设施以58万元全部买断。第三组证据：付款明细表，拟证明2015年12月2日，农某和肖利军、蔡某进行了结算，结算后表明了把板房以及设施、设备购买回来；第四组证据：《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蔡某、农某2015年12月4日重新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第五组证据：（2018）黔民终1009号案件代理词，拟证明我方在前案中就案涉《欠条》欠款抵扣工程款。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2017）黔04民初6号案件2017年5月3日庭前证据交换笔录、原告提交的证据《欠条》以及农某提交代理词。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审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于判决后文论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三组证据的部分真实性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因我方未承担责任，故答辩状没有提及扣款的事。原审被告对以上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58万元的构成，能够证实客观事实。经审查，本院对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于判决后文论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蔡某提供欠条作为证据，但与本案被上诉人已过诉讼时效的诉请无关，并且欠条中的有58万元已经在判决中抵扣，《借条》与我方无关。原审被告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于判决后文论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体现退场后产生的58万的依据承担问题，承诺书仅能证明肖利军因自身原因退出，不能证明58万元的费用，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的费用实际就是（2018）黔民终1009号案件中已扣除的589923元。对第四组证据无异议。原审被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打款凭证形成都是因肖利军退出，58万元应属原案件已经扣除的部分，上诉人陈述更为客观。经审查，本院对第四组证据予以采信，对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于判决后文论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第四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我方对代理词并不知情，不能证明其已经主张过权利。原审被告与上诉人意见一致。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于判决后文论述。各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一、二审采信的证据，补充查明：蔡某于2017年1月10日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农某及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建工集团）支付工程款。蔡某在该案审理中提交证据清单第7页载明：“9.蔡杨欠条，拟证明该欠条虽属劳务方工作人员所写，但工程因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原因未做完，不应对该款承担全部责任，应分摊损失。”广西建工集团提交证据目录载明：“11.欠条、收条，拟证明被告累计已付工程款、代付材料、机械等费用及损失冲抵费用共计9273335.76元。”该案审理中，农某一方提交《代理词》载明：“......但答辩人代原告垫付相关费用及其原告应当支付的费用为：......13.2016年1月8日欠条：欠农某人工、材料及临时设施费690805元；”2017年5月3日庭前质证交换笔录载明：“3.处罚通知书、来源贵州顺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条、借条、签证、工程通知单、来源广西建工集团总承包公司原告：对处罚通知书、欠条、借条证据中我方签字的部分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欠条的合法性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黔04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蔡某、广西建工集团因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黔民终889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黔04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广西建工集团提交如下证据:......五、处罚通知书、欠条、借条、签证、工程通知单，证明原告施工不当给广西建工集团造成的损失及借支款项948093.875元。原告对其签字的部分真实性无异议。......对欠条的合法性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抵扣工程款问题。......第八笔是案外人的借款或借资，根据广西建工提交的收据、欠条、借条显示并非蔡某所借，蔡某也不同意抵扣，故本院不予支持。......”蔡某、广西建工集团因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黔民终1009号案件审理中，农某一方提交《代理词》载明：“二、关于农某已垫付的工程款数额及是否应当抵扣蔡某工程款的问题：......12.2016年1月8日欠条：欠农某人工、材料及临时设施费690805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认为：......抵扣工程款问题。......第八笔是案外人的借款或借资，根据广西建工提交的收据、欠条、借条显示并非蔡某所借，蔡某也不同意抵扣，故本院不予支持。......第八，农某主张支付基础以下砖胎膜工程款1854330.3元，蔡某仅对支付给肖利军的419923元及支付给蔡杨的170000元予以认可，其余均不予认可。经本院审查，农某制作的付款清单付款中绝大多数系付于案涉争议工程外的工程，其中付吴松工资2900元未备注支付于哪项工程及零工工资表、结算表备注为补发砖胎膜以下零杂工工资53581.5元，但付款清单系农某单方制作，且对应的附件中并未明确是否系付于蔡某施工的工程，故本院对这两笔付款不予认定。该项应当扣减金额为589923元。”以上案件中出现的证据《欠条》与本案中的《欠条》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案涉欠款；二、案涉欠款应否扣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扣除的589923元；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2015年12月14日，农某与蔡某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贵州顺立达财富广场”劳务分包给蔡某施工，蔡某儿子蔡杨为案涉项目的财务、采购及出纳人员。后蔡杨作为项目人员于2016年1月8日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农某人工、材料及临时设施费合计690805元。”该《欠条》依法成立并生效，蔡某应按《欠条》向农某支付人工、材料及临时设施费690805元。此外，上诉人在（2017）黔04民初6号案件中将本案《欠条》作为证据提交，欲证明该欠条虽属劳务方工作人员所写，但工程因广西建工集团、农某原因未做完，不应对该款承担全部责任，应分摊损失。上述事实亦能够证明该份《欠条》的真实性，只是蔡某认为该《欠条》不应由其全部承担，应分摊损失。综上，一审认定蔡某向农某支付案涉欠款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蔡某上诉主张（2018）黔民终1009号案件中已扣减了本案欠款中的589923元。经审查，（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第八，农某主张支付基础以下砖胎膜工程款1854330.3元，蔡某仅对支付给肖利军的419923元及支付给蔡杨的170000元予以认可，其余均不予认可。......该项应当扣减金额为589923元。”，以上内容能够证明该案中扣减的589923元属于基础以下砖胎膜工程款，与本案《欠条》涉及的人工、材料及临时设施费无关。此外，农某支付589923元的时间均在本案《欠条》出具之前，蔡某辩称该589923元应予抵扣本案欠款亦不符合常理。并且（2017）黔04民初6号、（2017）黔民终889号、（2018）黔04民初10号、（2018）黔民终1009号案件中涉及的证据《欠条》与本案一致。（2018）黔04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第八笔是案外人的借款或借资，根据广西建工提交的收据、欠条、借条显示并非蔡某所借，蔡某也不同意抵扣，故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内容能够证明案涉《欠条》涉及的欠款未在以上案件中处理。因此，蔡某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农某一方在最初2017年1月10日立案的（2017）黔04民初6号，（2018）黔民终1009号案件中提交《代理词》均要求对案涉《欠条》涉及的蔡某欠农某人工、材料及临时设施费690805元抵扣蔡某工程款。且（2018）黔04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载明：“第八笔是案外人的借款或借资，根据广西建工提交的收据、欠条、借条显示并非蔡某所借，蔡某也不同意抵扣，故本院不予支持。”以上《民事判决书》送达了蔡某，故其亦应知晓农某在以上案件中抗辩主张案涉欠款抵扣工程款的事实。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黔民终1009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23日出具后重新计算。故农某于2020年2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蔡某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2元，由上诉人蔡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爽审 判 员 黎 福 伟审 判 员 黄 光 美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 张   婕书 记 员 张颖（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