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浙10民终15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秀聪，男，196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光帅，浙江大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海亮，男，197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城南镇大田村。       法定代表人：潘海亮，厂长。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其，浙江大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狄祖能，男，196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亭，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航，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林于方，男，汉族，1965年4月2日出生，住浙江省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亭，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航，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宝林，男，汉族，1954年7月12日出生，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市。       上诉人郑秀聪、潘海亮、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因与被上诉人林于方、原审第三人狄祖能、郑宝林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2020）浙1021民初4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秀聪、潘海亮、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狄祖能、林于方的18.75％股份均由上诉人郑秀聪代持，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林于方和狄祖能的18.75％股份均由郑秀聪代持，上诉人不能认可。从公司工商登记情况看，上诉人郑秀聪在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工商登记上的股份为50％，按照一般的代持理解，除了代持人郑秀聪自己本人所实际持有的股份外，多出的股份不属于自己本人的，才属于为他人代持的股份，本案郑秀聪本人的股份为18.75％，最多为他人代持31.25％，也就是林于方和狄祖能、郑宝林挂靠在郑秀聪名下的股份不能超过31.25％，现在林于方和狄祖能两人的股份合计为37.5％，已经超出了郑秀聪代持股份31.25％的上限，倘若林于方和狄祖能的18.75％股份均由郑秀聪代持，那么郑秀聪分别为两人代持多少股份呢，是平均代持，还是一个人多，一个人少，一审这些问题均没有查清，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很明显，从一审认定林于方和狄祖能两人的股份合计为37.5％为郑秀聪代持，那么再加上郑秀聪本人实际持股的18.75％，则有56.15％的股份，明显超出了郑秀聪的工商登记股份50％，多出的股份在哪呢，郑秀聪怎么去履行多出的判决股份呢。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狄祖能、林于方的18.75％股份均由郑秀聪代持，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程序不合法。1、本案上诉人提出过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以本案系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而非公司法人，股权为出资人权益纠纷，该类纠纷没有特别规定为企业注册地管辖，应适用一般管辖，二审法院也维持了一审法院的管辖权裁定理由。那么，本案的纠纷就是企业纠纷，应参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在程序上适用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在法律处理实体上以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裁判依据，如果是要适用公司法，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实体和程序均是作了明确的规定，程序上规定了公司注册地管辖，原被告诉讼地位也作了明确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明确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也就是说，适用公司法，必须以公司为被告，上诉人郑秀聪作为第三人，本案，先起诉公司股东为被告，再追加公司为被告，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完全是一审原告林于方能为争夺管辖权而特意为之，但这完全违反法律规定；2、一审实体上适用公司法规定，但在程序上却没有遵循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前后矛盾。如一审法院参照公司法处理，则一审法律主体错误，应驳回一审原告起诉；如参照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有明显的人合性质，应先向企业申请显名化，在没有申请显名化就直接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请。综上，一审原告先起诉个人再追加公司，一审法院允许这种做法，显属适用程序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企业成立时，五方明确约定狄祖能、林于方、郑宝林不作为登记为股东，为隐名，嗣后各方也已按约定将企业登记名义出资人为潘小方（潘海亮之父）和郑秀聪，各持股50％。潘小方登记为法定代表人，这些事实五方到目前也是一致认可没有异议的。“契约应当遵守”，对于企业成立时的约定是五人的一致决定，要变更原约定应当经五人协商并经一半以上同意才可以，这点一审法院也是认可的。但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依据公司法及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上诉人认为，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决策方式更符合合伙企业，从管理模式上看，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没有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的基本机构，仅仅只有法定代表人，因此本案应该适用合伙企业法，被上诉人要显名登记，应过半数同意。退一步讲，一审法院认为应该适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规定，按照该规定，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上诉人认为该同意应该是要其他股东明确表示同意，本案其他三个股东全部明确表示不同意被上诉人显名登记，一审法院不顾其他股东的反对直接适用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判决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程序适用违法。故此上诉人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请予以依法改判。       狄祖能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于方陈述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郑宝林未做陈述。       狄祖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持有鸿远金属18.75％的股权（原告是鸿远金属18.75％份额的出资人，占18.75％的实际股权）；2．判令被告郑秀聪、潘海亮配合办理企业登记将鸿远金属的出资份额18.75％股权登记至原告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4月18日，狄祖能、林于方、潘小方、郑秀聪、郑宝林五人共同出资成立鸿远金属，企业性质为非公司企业法人，经营范围为铜棒等金属制品的加工和销售，企业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潘小方实际出资75万元，实际持股25％，郑秀聪、郑宝林、狄祖能、林于方均实际出资56.25万元，各实际持股18.75％。企业登记名义出资人为潘小方（潘海亮之父）和郑秀聪，各持股50％，潘小方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林于方和狄祖能的18.75％股份均由郑秀聪代持。潘小方与郑秀聪于2003年7月18日制定企业章程，其中，第八条规定“拥有本企业股权者即为本企业股东，本企业自然人股东必须是本企业正式在职职工”；第十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转让的出资，否则视为同意，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第十一条规定的企业股东会职权包括了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第十三条规定普通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鸿远金属经营期间，财务会计由潘海亮妻子负责，出纳由狄祖能担任，采购、销售、厂区管理等企业经营管理事务由潘海亮（潘小方之子）、郑秀聪、郑宝林、林于方分工负责。林于方、狄祖能也有参与送货等日常经营事宜。企业经营期间，五名出资人均有权获知企业盈亏情况，企业曾按照股份比例向五人进行利润分红。鸿远金属于2006年12月左右停止生产经营。原告与林于方约在2011年左右开始未在企业任职。2011年9月9日，五名出资人协议将其余四人的股份均转让给林于方，林于方出价210.2万元受让，因考虑鸿远金属当时已欠税230万元，故商定所有股份转让给林于方，其余四人合计再补偿给林于方19.8万元，由林于方处理税费相关负担，并约定协议自当日起签字生效；后林于方未办理相关事宜或支付上述约定款项；2014年元月30号，林于方与狄祖能出具承诺书，表明鸿远金属一切税务、票务事项由五人共同承担；2017年9月19日，因潘小方亡故，鸿远金属企业登记股东潘小方变更为其子潘海亮。2019年8月1日，林于方向该院起诉要求根据上述五名出资人2011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确认其为鸿远金属100％份额出资人，并将鸿远金属全部出资份额变更登记至其名下。该院作出（2019）浙1021民初4230号民事判决，认定各出资人签订的上述协议已经终止。此后林于方提起上诉，经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该院一审判决，该院判决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有公司制企业或者合伙制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但其既不是公司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因此，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首先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者约定等，在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具体到本案中，鸿远金属的企业章程规定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并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规则，以及股东会的职权和表决规则。从上述内容判断，该企业章程关于股东权利义务和股东会组织机构及职权的规定更接近公司制企业的特征，鉴于本案关键争议在于出资人权益的确认，故本案争议除根据企业章程之外，还可参照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实际出资并由郑秀聪代持股份，鸿远金属的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对此均明知。三被告辩称，原告显名登记应当由其他显名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诚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院认为，实际出资人显名化需要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是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如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其他半数以上股东知晓实际出资人实际行使股东的权利，且从未提出过异议，则说明已经以其自身行为认可了实际出资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地位，属于默示的同意，此时赋予实际出资人显名的股东地位，不会对公司的实际经营产生影响，亦不会破坏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支持实际出资人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保障了实际出资人的正当权益，也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同样适用于本案的情形，首先，其他出资人对原告实际出资均明知；其次，原告在2011年之前在鸿远金属担任出纳，自企业成立之时即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对此被告潘海亮、鸿远金属辩称原告系以职工身份在企业上班，而不是以股东身份参与管理，但该院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和股东的身份本身就高度重合，而其他股东明知其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鸿远金属管理层的人员构成比较简单，从分工上可以判断，原告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再者，原告与其他出资人均有权获知企业的盈利情况，各出资人有权按照股权比例获得利润分红，且各出资人对此均有共识，可见原告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间实际行使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分红权，而其他出资人长期接受其行使权利，三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此期间曾提出异议；另外，原告与林于方曾于2014年元月30号出具承诺书，表明鸿远金属的应交税款等由五名实际出资人共同承担，根据该院生效判决及相关各方的陈述，五名出资人对此均是认可的，可见原告以股东身份承担义务而其他出资人认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其他出资人对原告股东资格的认可。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判断，原告自企业成立开始，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间，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实际行使知情权、分红权等股东权利，而其他出资人未曾提出异议，足以认定其他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以自身行为认可了原告实际享有股东的权利地位，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条件，参照该规定，原告已具备显名登记的条件。被告潘海亮、鸿远金属辩称，企业章程第八条规定“本企业自然人股东必须是本企业正式在职职工”，而原告已经不在企业任职，因此不能成为显名股东。该院认为，首先，该企业章程由显名股东潘小方和郑秀聪制定，但章程制定之前原告已经实际出资，此后长期在企业任职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在此过程中原告实际拥有股东权利的事实已经形成并持续存在，其次，鸿远金属在2006年12月停止生产经营，此后原告才离开，因此原告目前未在企业任职是鸿远金属实际情况所决定，故以第八条规定拒绝原告登记为股东显然对原告不公平。被告潘海亮、鸿远金属又辩称，原告在另案审理中称股份已卖给林于方，因此没有原告主体资格，对此该院认为，原告狄祖能在该院（2019）浙1021民初423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曾表明股份已转让给林于方，但五名出资人关于股份转让给林于方的协议已被生效判决认定终止，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及林于方均表明目前股份实际上仍归各自所有，故原告狄祖能具有原告的资格。对于潘海亮、鸿远金属提出的本案案由确定、被告主体，适用程序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鸿远金属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确定案由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并无不当，与实体处理中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并不矛盾，案件审理中对被告主体的确定和程序的安排均足以保障各方的诉讼权利。综上，将原告登记为企业股东是基于原告实际出资以来各出资人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真实的法律关系，有助于保障原告的正当利益，对企业的人合性及正当利益并无损害。而三被告拒绝原告登记为股东则并无正当的理由，其虽在本案诉讼中提出异议，但原告股东权利被认可的事实状态在此前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不能仅仅因被告在双方发生纠纷后在诉讼过程中才提出异议即被推翻。狄祖能的股权由郑秀聪代持，郑秀聪应当配合将其代持的股份登记至狄祖能名下，潘海亮未代持股份，故不需要负担相应义务，原告对潘海亮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狄祖能持有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18.75％的股权；二、限被告郑秀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原告狄祖能将上述第一项被告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18.75％的股权由郑秀聪名下变更登记至原告狄祖能名下，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应予登记；三、驳回原告狄祖能其他诉讼请求。两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6925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3462.5元，由被告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该院交纳）。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狄祖能在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持有的股份是否应予显名登记。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虽然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郑秀聪代持被上诉人18.75股份的事实存在异议，但根据本案一审中的《协议书》、《暗股协议书》等证据，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持有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持有18.75的股份以及该股份由郑秀聪代持的事实。郑秀聪只是持有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名义上50％的股份，郑秀聪自己的股份及代持股份超过50％与郑秀聪代持被上诉人18.75％股份的事实并不矛盾。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中，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的企业章程规定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并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规则，以及股东会的职权和表决规则。该企业章程关于股东权利义务和股东会组织机构及职权的规定更接近公司制企业的特征，故本案争议除根据企业章程之外，还可参照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显名化需要征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是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如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其他半数以上股东知晓实际出资人实际行使股东的权利，且从未提出过异议，则说明已经以其自身行为认可了实际出资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地位，应认定为默示的同意，此时赋予实际出资人显名的股东地位，不会对公司的实际经营产生影响，亦不会破坏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本案中的下列事实足以支持被上诉人的股份应予显名登记：1、其他出资人对被上诉人实际出资均明知；2、被上诉人在2011年之前在鸿远金属任职，自企业成立之时即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被上诉人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3、被上诉人与其他出资人均有权获知企业的盈利情况，各出资人有权按照股权比例获得利润分红，且各出资人对此均有共识，可见被上诉人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间实际行使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分红权，而其他出资人长期接受其行使权利，三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此期间曾提出异议；4、被上诉人与林于方曾于2014年元月30号出具承诺书，表明鸿远金属的应交税款等由五名实际出资人共同承担，五名出资人对此均是认可的。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判断，被上诉人自企业成立开始，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间，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实际行使知情权、分红权等股东权利，而其他出资人未曾提出异议，足以认定其他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以自身行为认可了被上诉人实际享有股东的权利地位，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条件，参照该规定，被上诉人已具备显名登记的条件。至于本案案由确定、被告主体，适用程序的问题，本院审查认为，根据鸿远金属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确定案由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并无不当，与实体处理中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并不矛盾，案件审理中对被告主体的确定和程序的安排均足以保障各方的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郑秀聪、潘海亮、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上诉人郑秀聪负担3462.5元、上诉人潘海亮、温岭市鸿远金属制品厂负担346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李至坚     审判员何敏军     审判员王文兴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包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