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7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伟强，男，汉族，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灿发，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仁辉，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临港新型建材工业园区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5560895025C。法定代表人：苏广年，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区2号和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5559164225W。法定代表人：霍应棉，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虾山村委会横陂综合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56682074158。法定代表人：罗应耀，该公司经理。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倬，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黎照，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基地（陶瓷园区）1号。管理人（负责人）：梁彬。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馨刚，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恩平市新德利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1号（横陂虾山双江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5MA4UM8804Y。法定代表人：何汝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强强瓷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基地（陶瓷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5MA51B4MJ31。法定代表人：蔡志楷。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军，广东义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伟强因与上诉人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达公司）、上诉人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马公司）、上诉人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鹰公司）及被上诉人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瑜公司）、被上诉人恩平市新德利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德利公司）、被上诉人广东强强瓷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强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5民初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伟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灿发、戴仁辉，上诉人祥达公司、上诉人新安马公司、上诉人翔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倬、文黎照，被上诉人景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馨刚，被上诉人新德利公司、被上诉人强强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伟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梁伟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花梨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损失应当得到支持。1、一审法院只认定12亩黄花梨的实际损失属事实认定错误。梁伟强提供的证据“黄花梨树苗购销合同及收款收据”，证明了购买树苗的时间、数量20830棵及价款；证人廖某的证言证实“黄花梨于2009年栽种、全部成活、2011年开始出现死亡”。2013年10月16日，恩平市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证明了当时栽种的黄花梨有12亩受到了污染影响。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是2011年开始陆续投产，至2013年维稳中心现场查某时称“黄花梨12亩受到污染影响”，因那时受污染的时间还不长，通过眼观也只能作出这种判断，但不能据此认定梁伟强就种植了12亩黄花梨。梁伟强已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在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没有反驳的证据的情况下，完全能够认定梁伟强在涉案林地种植了20830棵黄花梨、且全部受污染死亡。2、一审法院认定“梁伟强对黄花梨的预期损失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由梁伟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涉案林地内种植的黄花梨受到了污染的影响，梁伟强所种植黄花梨的损失至少为购买20830棵苗木的费用加种植费及第一年的管理费，故黄花梨的损失至少为1458100元。基于以上事实和司法鉴定结论，梁伟强根据相关规定和数据（均来源于国家标准、国家官方网站、权威专家的研究和司法鉴定案例，详见梁伟强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据、计算方法），客观、公正的计算出黄花梨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污染致死所造成的预期损失的三个数据，分别为1335320700元、566576000元、308075700元。鉴于梁伟强无法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梁伟强取最低数据的20%即：308075700元＊20%＝61615140元向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主张黄花梨预期损失的赔偿，计算科学、证据充分、理由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以“梁伟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由梁伟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大气污染仅系梁伟强林木受损多种影响因素中之一的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已造成的损失按50%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林地林木受到自然灾害、土质、种植技术、管理等的影响。2、从离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几百米到几公里，鉴定机构通过现场勘查、测量、检测、计算等得出：距离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越远的地方，树生长的越茂密、粗壮；越近的地方，越稀疏、纤细。一审法院所述的天气变化、种植技术、种植期间的管理、自然灾害、涉案林地的土质等，这些因素对涉案林地的树木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均等的，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距离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远近不同而受到的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大气污染的程度不同，所以造成了涉案林地林木的生长现状。4、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说理充分、计算科学、内容详实、依据确凿，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取样检测，并根据案卷材料，得出梁伟强林木受损系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排放的硫化物、氟化物造成且是唯一致害因素的结论并无不妥。在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影响因素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与其他不能确定的因素相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漏判了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污染对湿地松已造成的损失。本案司法鉴定评估的主要损失就是湿地松和桉树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书第35页第1段中，只对桉树、树脂、黄花梨的己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认定，没有计算对湿地松已造成的损失。根据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22页，涉案林地内湿地松现有材积损失及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材积损失应为11217792元。根据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23页，这项损失数据计在了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36079882.924元里面，即36079882.924元里含有对湿地松己造成的损失，而一审法院对36079882.924元的损失没有支持（见一审判决第35页第2段）。四、一审法院不支持梁伟强“承包期内不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造成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理由是荒谬的。1、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是：涉案林地在承包期内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不是不能种植，不是种树必死，是说不能正常生长，在生长周期内出材量减少。2、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估的不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造成的损失不是树死亡的损失，而是树仍能生长，但根据国家标准，树木不能正常生长，在承包期内出材量减少的价值。3、污染以来，梁伟强没有在涉案林地种植新树，就是在止损，就是在减少让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赔偿的数额。4、如果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的污染不宜继续种植把树砍了，那么损失就不是出材量的减少，而是承包期内出材量的增长为零的绝产损失；如果让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关闭、搬离，这是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权利，也不是本案要讨论的问题，梁伟强是办不到的，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法院称“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是荒谬的，认定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由梁伟强自行承担是错误的。5、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依法鉴定得出鉴定结论“涉案林地在承包期内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依法评估“承包期内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造成的损失”。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均予以采信。梁伟强据此主张不宜继续种植的损失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理应得到支持。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的理由是：因司法鉴定的结论是涉案林地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所以梁伟强就不能主张继续种植的损失。那么按一审法院的逻辑：如果司法鉴定的结论是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或不能作出鉴定结论，梁伟强就能主张继续种植的损失。显然这是荒谬的理论逻辑。五、梁伟强2015年12月份根据《广东省林业采伐许可证》进行砍伐的桉树的价值不应扣减。根据梁伟强签订的承包合同和林权证，梁伟强共承包了3072亩林地，而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只对种植有桉树和湿地松2360亩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价值评估（见鉴定意见书第12页），没有生长桉树和松树的林地就没有进行测算，且是按现有桉树的株树（株数实际值）进行的计算（详见鉴定意见书第13页）。显然，2015年梁伟强己砍伐的桉树没有计算到此次评估数额之中。一审法院从评估的己造成的损失中扣减2015年砍伐桉树的价值231660元无事实依据。六、一审法院认定“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不存在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景瑜公司2016年2月将其瓷砖生产线卖给新德利公司生产经营。根据梁伟强提供的证据“新德利公司的排污许可证”，新德利公司的投产日期是2016年2月26日。2017年12月，新德利公司将瓷砖生产线租赁给强强公司，证据证明强强公司于2018年2月2日成立运营，且强强公司自认其于2018年下半年投产。2018年10月22日-2019年1月，鉴定中心对涉案林地进行了勘查、测量、污染物检测等，2019年5月出具了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梁伟强的林木受到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排放的氟化物、硫化物的污染影响。（1）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同为陶瓷生产企业，同样排放氟化物、硫化物，在鉴定检测之前就己投产；（2）梁伟强的损失既包括开始污染至2019年已造成的损失，也包括2020年至2030年不宜继续种植的损失。即使新德利公司在2018年后不在生产，但强强公司用的是新德利公司的排污许可、环评等环保手续生产经营，以新德利公司的名义在排污，环评项目、排污的设施设备的业主是新德利公司。从法律上来说，就是新德利公司在排污，他们应当共同承担污染责任。因此，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存在向涉案林地排放氟化物、硫化物污染环境的行为、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应当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未支持黄花梨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损失是正确的，此外还应考虑黄花梨在该区域的适生性问题，梁伟强应当自行承担黄花梨的损失。本案中，一审判决第33-34页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证明其曾购买过20830株黄花梨，但并不能证明其所订购的20830株黄花梨全部种植在涉案林地内；原告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黄花梨种植的面积情况，涉案鉴定意见也没有对黄花梨受损失情况作出鉴定…该鉴定意见书仅凭购销黄花梨的合同确认黄花梨的损失，存在较大瑕疵，由于《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确认了原告黄花梨受损的面积有12亩，参照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所述黄花梨的种植株距为3米＊3米计算方式…本院推定黄花梨受污染的株数应为888株…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每株黄花梨第一年的管理费为20元，购买每株黄花梨的价格为50元，因此，黄花梨的损失应为62160元”。（一）证明黄花梨受损事实的证据之间表述不一，一审法院以2013年确定的受损范围认定损失具有一定合理性。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共有两项证据描述黄花梨的受损情况：1.恩平市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2013年10月16日《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问题的回复》：“工作组多次到现场鉴定并召开调处会，根据林业部门提供的贵方受污染影响的面积共有：黄花梨12亩，桉树20亩，松树255亩”认定了受损的面积（一审判决第17页）；2.2019年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沧州鉴定中心”）出具的2号司法鉴定（判决书第30页），现场勘查得出的涉案林地范围是，在梁伟强的带领下，找到3株黄花梨（判决书第21页）；梁伟强未提供任何黄花梨种植、受损的证据，2号司法鉴定中也未详尽调查黄花梨的种植、损害情况，仅凭采购合同和现状直接推断系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污染物所导致，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梁伟强未对损害事实尽到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司法鉴定中认定的黄花梨损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侵权责任纠纷司法解释》中关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举证责任的规定，梁伟强《上诉状》中提到应当支持黄花梨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损失这一观点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转而采信2013年《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认定的受损面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88条法院可以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的规定。该做法一方面符合该案时间久远、已无法对当初情况进行鉴定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适当支持了梁伟强的诉求，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二）但一审法院未查明黄花梨是否实际种植，也未考虑黄花梨的适生性是明显错误的，即使梁伟强确实种植了黄花梨，对黄花梨无法成活这一事实也具有严重过错。第一，梁伟强可能根本未种植黄花梨或者大面积种植黄花梨。依据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于2021年3月编制的《江门恩平市横陂镇临港陶瓷产业集聚区企业环境管理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报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证据第3项）第101页内容可见，经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库分析：梁伟强林地范围内“未见种植大面积的黄花梨、沉香等名贵树种种群，主要以种植桉树、南洋楹等速生树种为主。若陶瓷工业园区存在明确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生态行为为前提，则调查区域中黄花梨等树种的种群密度与植被覆盖度相较基线呈显著差异应该有明显证据”。由此可见，梁伟强根本就未种植黄花梨或者大面积种植黄花梨，否则应当在森林资源数据库中有明确记录，或者在现场有大范围被破坏的证据，然而即使是沧州鉴定中心进行现场勘查，也未见相关证据，完全可以推断梁伟强是为了索要赔偿才临时栽种所谓的“3株”黄花梨。第二，梁伟强林地范围内自然条件本就不适合黄花梨生长，黄花梨无法成活系因梁伟强自身行为导致。依据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提交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林科院”）于2021年8月编制完成的《广东恩平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地调查报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证据第2项），中国林科院依据沧科司鉴［2018］环字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号司法鉴定”）中确定的黄花梨所在位置，对该区域的环境及土壤进行调查（报告第23页），该处土壤均为黄壤，而黄花梨适宜在砖红壤和赤红壤上生长；且黄花梨为阳性树种，在过分隐蔽的密林中幼树长势衰弱，而1号司法鉴定图片显示黄花梨幼苗生长于郁闭的林下。此外，黄花梨分布区的年均降水量在1000-1500ｍｍ，而恩平的年均降雨量高达2513.5ｍｍ。因此无论从气候、土壤，还是从原林地植被的郁闭程度的角度来分析，都表明该地不适宜黄花梨的生长。依据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广东环科院”）于《江门恩平市横陂镇临港陶瓷产业集聚区企业环境管理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报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证据第3项）第103页内容可见，“成年的黄花梨与沉香喜光，因此，除种植手法可能存在问题外，林地的郁闭度也并不适宜以上两种植物生长。黄花梨的种植要求包括充足的阳光照射、山坡、且需防止水灾等”；第104页内容“通过对周边优势树种的抗性分析，黄花梨、沉香与桉树均属较弱抗性范畴，但与桉树相似，在受到相同污染条件下桉树和黄花梨、沉香应该具有相似的响应。”“桉树林的生长现状观察到，林下植被密集，树冠和树干均表现正常”“在周边桉树人工林正常生长的生态环境下，与桉树同属较弱抗性范畴且生态习性相似的黄花梨、沉香大面积死亡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分析可知，无论是从森林资源数据库数据看，亦或是广东环科院和沧州鉴定中心现场现场调查情况来看，梁伟强根本就未种植黄花梨或者大面积种植黄花梨，即使梁伟强确实种植部分黄花梨，该区域的自然条件也并不适宜黄花梨生长，梁伟强应当自行承担黄花梨无法成活的损失。二、一审判决认定大气污染并非导致林木受损的唯一因素符合林木正常生长规律，也与国内其他类案的裁判标准相近。但一审法院未考虑污染物对林木的损害程度，一律按全部损害计算，然后以大气污染占比50%的影响比例确定损失,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一审判决（第34页）认定“该鉴定意见书中没有考虑到种植业的收成情况还会受到天气变化、种植技术、种植期间的管理、自然灾害、涉案林地的土质以及市场价格的变动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鉴定意见书直接把大气污染作为认定涉案林地林木受损的唯一原因，显属不妥。本院认为，既然林木种植的收成情况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院综合考虑涉案的实际情况，认定涉案大气污染仅系原告林木受损多种影响因素中之一的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因此，一审判决按照50%比例计算损失。然而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及科学数据参考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大气污染影响因素比例为50%，显然不合理，经多个专业机构调查分析，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未对梁伟强林木造成损失，不应当承担桉树实际损失和湿地松松脂损失。具体分析如下：（一）大气污染并非林木受损的唯一因素，一审判决这一认定具有合理性。一审判决认定梁伟强林木受损系多种因素构成，并非大气污染的单一原因所导致，这一结论符合林木生长的一般规律，符合目前研究文献和标准规定。根据《ＬＹＴ2456-2015桉树丰产林经营技术规程》和《ＤＢ44∕Ｔ1059-2012桉树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等标准，造林密度、病虫害、养护情况均是影响林木生长状况的因素。根据《ＬＹＴ2456-2015桉树丰产林经营技术规程》“6.5.2造林密度”的规定，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89株／亩-148株／亩。2号司法鉴定中第13页写明，鉴定人员确定山上桉树株数为120株／亩、岸边桉树株数为299株／亩，密度已超过合理范围。桉树又被称为“抽水机”，造林密度不合理会影响周边土壤、水以及其他林木，显然梁伟强也存在不科学经营的问题，这也是林木受损的重要因素。因此，一审判决的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判决结果也较为公平公正，与国内其他类似案件处理方式较为相似。梁伟强在上诉状中提出，本案无证据证明林木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明显不懂林木种植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可以看出梁伟强根本不懂林木管护，存在不科学经营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导致林木受损的因素之一。（二）一审判决未详细分析林木损失判定标准以及是否实际造成了损失。一审判决据以确认因果关系和损失数额的证据材料系沧州鉴定中心2019年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其分析逻辑如下：1号司法鉴定是为了证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其分析逻辑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梁伟强林地范围内某一区域（1号司法鉴定勘察点24）作为对照点，证明梁伟强林地范围内林木受损，受损症状为叶片褪色，叶片有点状、块状半点，叶尖、叶片完全干枯，叶片大量落叶；二是测定大气、叶片中的氟和硫含量，引用相关文献内容，证明硫化物和氟化物会对植物造成影响；2号司法鉴定是为了计算林木损失，主要是依据现场调查的胸径、“估测”（非实测）树高，未实际测量树龄，仅结合“梁伟强单方提出的种植年限”，就推断出理论上，该年限的桉树应当达到的出材量和理论湿地松株数、采脂量，进而计算损失。然而这整个分析过程，具有科学上和逻辑上的严重错误，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也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详细分析如下：1.确认梁伟强林木是否存在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对比园区逆主风方向相似土壤和地形条件区域内的林木的生长状态。梁伟强林地位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所在陶瓷工业园区顺主风下风方向，为了确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是否确实对其种植的林木造成损失，则需要比照风向相反（即逆主风方向）、相似土壤和地形条件，以及周围无排放废气的工厂处区域的林木生长情况。沧州鉴定中心仅选择梁伟强林地范围内的1个勘察点作为对照点，依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二版）》6.1ｂ）的规定，基线的确定方法要利用未受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即“对照区域”数据。要求“对照区域”与评估区域的人群特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水平等特征具有可比性。而沧州鉴定中心选择该点位同样位于可能存在影响的范围内，本就不符合前述规定，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和参照性。因此，为了解决这一科学上的错误，中国林科院《广东恩平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地调查报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证据第2项）在逆主风方向3000ｍ以外6000ｍ以内选择相似土壤和地形条件，且周围无排放废气的工厂处设置为对照采样区域，在该区域内随机设置15个样方随机采集目标树种的叶片样品，测定样品中的氟和水溶性硫含量、比照叶片受损症状，以确认梁伟强林地范围内的林木是否存在损害（报告第4页）。2.1号司法鉴定中确认的林木受损症状并非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污染物所致，而是因典型病害红叶枯梢病所致。依据中国林科院《广东恩平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地调查报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证据第2项）第6页-第14页内容，中国林科院对现场进行外业调查，采集了对照区域叶片、顺主风方向叶片以及其他风向叶片，通过观察叶片外表症状可以确认，1号司法鉴定中描述的“叶片干枯、叶色差、叶背褐色斑点斑块、叶片黄绿、长势较差”等症状均是红叶枯梢病，该病的典型症状为叶片产生网纹状斑块，或浅红色小斑点，进而全叶紫红，叶片退绿干枯，以至呈现焦黄。其发病原因不是因工厂排放硫化物和氟化物所致，并非1号司法鉴定所描述的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污染物所导致的受损症状。且除梁伟强林地外，不会受到陶瓷工业园区大气污染物影响的对照区域的树木也存在该病害症状。3.1号司法鉴定中通过测定大气和叶片中含有氟和硫，据此推断对梁伟强林木造成影响这一结论完全错误。第一，1号司法鉴定测定的是大气和叶片中的硫化物，这一测定指标选择错误。植物叶片从大气吸收二氧化硫后，一般均以水溶性无机硫形式存在于叶片组织中（详见中国林科院《广东恩平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地调查报告》第3页）。在测定叶片中硫化物含量时，应当以水溶性硫作为测定指标，沧州鉴定中心测定指标选择错误，进一步可以说明其在林业调查上完全不具备专业性。第二，叶片中含有硫和氟不代表会对林木造成损害，需要结合周边区域的叶片中硫和氟的含量、生长状态以及梁伟强林地范围内林木出材率确定。1号司法鉴定仅依据两篇论文从硫化物和氟化物危害植物的机理上做了学理分析，仅因为从4个点位的大气和叶片中检测到这两种物质，就说明林木损害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工厂的排放有直接关系，得出了具有因果关系和不适宜种植的结论，论证过程非常不科学和不严谨。为了确认是否存在损害，中国林科院对2号司法鉴定中的15个勘测点位置进行逐一踏查，采样分析植物中硫含量和氟含量，与对照区域15个样方内的叶片进行比较分析，以确认是否存在硫、氟含量异常。显而易见，梁伟强林地和对照区域叶片中均含有氟和硫，但这是因为大气中本就含有这两种物质，经过检测数据处理，2号司法鉴定勘测点内（梁伟强林地范围）的叶片中水溶性硫含量要么显著低于对照点，要么与对照无差异，说明工厂的二氧化水溶性硫排放对所勘点内的植物没有影响。而勘点植物氟含量除1个勘察点高于对照外，其他勘点氟含量均与对照无差异或低于对照，说明工厂的氟化物排放对大部分勘点内的植物没有影响。因此，无论是梁伟强的林地还是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所处区域的逆风方向、周围无工厂的对照区域林地，叶片中均含有水溶性硫和氟，但这并不代表就会对林木造成损害，因为无污染物影响的对照区域也存在这一情况，中国林科院通过大量调查和采样分析，用数据充分说明无论是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工厂的硫化物还是氟化物的排放，对于用材林桉树的材积，以及对湿地松的材积和松脂的产出，都不会造成损害。反而在梁伟强林地内大部分数值还低于对照区域的情况下，本应长势更好，偏偏梁伟强林地存在其所述的“长势较差”，也就是说，即使有影响，大气污染这一因素对林木损害贡献度占比也极其微小，反而是梁伟强对其林地范围内林木生长较差的情况具有严重过错，一审判决直接按照50%确定大气污染因素在损失数额中的占比明显错误。（三）梁伟强林木出材率与周边村民林木出材率一致，且符合相关标准中理论出材率的要求。如前文所述，叶片中含有硫和氟不代表会对林木造成损害，尤其是桉树、湿地松属于速生用材林，主要用于造纸、家具等，因此是否造成损害还需要结林木出材率确定。而根据梁伟强2015年采伐证（证据4）可见，梁伟强种植的桉树出材率为63%，同时参考周边其他虾山村民采伐证中桉树和湿地松出材量（证据5），出材量均在63%左右，根据《桉树丰产林经营技术规程》（ＬＹ／Ｔ2456-2015）和《湿地松速生丰产林栽培技术规程》（ＬＹ／Ｔ1528-2016）中关于出材率的规定，不同直径、树龄的桉树和湿地松，出材率不同，参考沧州鉴定中心2号司法鉴定报告对调查区域理论出材量的分析，桉树为>60%,湿地松为>56%，显然梁伟强林地范围内的桉树符合出材量的标准，说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工厂未对其造成任何损害。（四）广东环科院调查报告说明梁伟强林地内无林木损害问题。第一，调查报告对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木进行调查，发现无损害情况。依据广东环科院《江门恩平市横陂镇临港陶瓷产业集聚区企业环境管理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报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证据第3项）第128页内容“根据恩平市林业局提供的横陂镇临港陶瓷产业集聚区周边3ｋｍ范围内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显示，陶瓷产业集聚区周边优势树种以桉树、湿地松（国外松）、荔枝（龙眼）、杂竹、速生相思及其他软阔为主。集聚区周边均以桉树人工林为主要森林类型。4～5年生桉树人工林林分生长因子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四个方位林分结构均较为完整，林下植被覆盖密集，树冠和树干均表现正常。”“根据陶瓷产业集聚区周边林地林分生长因子调查结论显示，在周围设置的样圆内林地二类调查资料来看，面积和蓄积量的统计结果表示各方位均以桉树人工林为主要森林类型，桉树林的生长现状观察到，林下植被密集，树冠和树干均表现正常，树木生长未发现有明显的病虫害影响，也未发现树体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第二，广东环科院调查报告对距离陶瓷工业园区20公里的圣堂镇塘岗村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调查，认为“陶瓷产业聚集区周边环境空气补充监测数据和圣堂镇塘岗村环境空气补充监测数据未见显著性差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林木生长的影响因素，认定大气污染并非导致林木受损的唯一因素符合基本事实，也与国内其他类案的裁判标准相近。但无论是中国林科院编制的调查报告，亦或是广东环科院调查报告，均对梁伟强林地范围和对照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采样，依据准确的、详尽的调查数据，作出了梁伟强林地内无林木损害的结论；相反，沧州鉴定中心在调查过程中，明明有树高测量仪，却仅凭调查人员的眼力“估测”树高；明明需要测定树龄和材积才能判定是否存在损害，却仅凭梁伟强单方提出的种植时间倒推理论出材率；明明需要采集大量数据比照林地范围和逆主风相反区域叶片硫和氟的含量是否异常以确认是否存在损害，却仅凭4个勘测点内大气和叶片中含有相关物质就确认存在损害，不知如何敢做出如此不科学、不严谨的结论。而一审法院也未分析不同证据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沧州鉴定中心已经提出了理论出材量，一审法院也未综合其他证据判断梁伟强林地根本无材积损失，直接在沧州鉴定中心计算的实际损失的基础上以50%的影响比例确定损失，不够客观，无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未支持湿地松材积损失、湿地松和桉树的不能继续种植的损失这一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第一，如前文所述，经两家专业机构详细的调查可以确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未对梁伟强林木造成损害，因此，本就不应当计算实际损失和可预期损失。第二，1号司法鉴定提到桉树勘查点5，距离工厂1.17ｋｍ，平均胸径为7ｃｍ，有砍伐后的树桩；中国林科院《广东恩平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地调查报告》对2号司法鉴定重新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勘点6未见司法报告里描述的桉树数量，有10棵桉树幼苗，可以看见有砍伐痕迹。足以看出，梁伟强一直在砍伐林木出售，只是没有办理砍伐证，该地也明显适于继续种植，沧州鉴定中心得出的“不适宜继续种植”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自然就不应当计算预期损失。第三，若如梁伟强所述湿地松一直在采脂，也就没有砍伐湿地松，那么所谓的实际材积损失也是预期损失，参考《采脂对湿地松幼林生长的影响与效益分析》和《采脂对湿地松林分生长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两篇文献分析，湿地松采脂对林木的胸径和材积生长存在明显的影响，长期采脂会导致5年生起始采脂林分林木的大量枯损，基于大量数据研究分析，采脂林分在这一期间内的材积生长量只是对比非采脂林分的45%。因此，若在采脂过程中产生材积损失，也是因采脂造成，否则不会产生任何材积损失，该部分损失应当由梁伟强自行承担。第四，预期损失计算必须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作为支撑，即使是存在损害，梁伟强针对预期损失这一事项也未尽到举证责任，况且确实无损害，因此不应支持。四、一审判决扣减2015年砍伐的桉树价值符合实际情况，但忽略了该采伐证中恰好体现的桉树材积未受到损害的事实。梁伟强《上诉状》中提出沧州鉴定中心没有计算2015年采伐证涉及区域的林木损失，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结合司法鉴定报告来看，沧州鉴定中心只是选取样点，并未明确具体位置。因此，一审判决扣减2015年砍伐的桉树价值符合实际情况。但梁伟强种植的桉树出材率为63%，一审法院明显忽略了林木未造成实际损害的事实。五、即使不考虑前述无损害的事实，一审判决计算损失时也应当扣除未种植林木的年限、扣减其他实际被砍伐区域的损失、扣减长势未受到影响的面积和梁伟强已被征占的林地面积、扣减采伐和采脂的成本支出，并考虑松脂量逐年递减的实际情况。（一）一审判决计算损失时应当考虑林木实际林龄，扣除未种植桉树和湿地松的年限，第一，本案中，沧州鉴定中心确定种植时间这一基础事实是依据廖某单方证人证言，但根据《湿地松速生丰产林栽培技术规程》（ＬＹ／Ｔ1528-2016）中关于出材率的规定，不同直径、树龄的湿地松，出材率不同，而沧州鉴定中心是通过单方证言口述的种植年限确定林龄，进而以林龄倒推桉树、湿地松理论材积、松脂损失，未对林龄进行实际测定，也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林木的种植时间。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和相关标准规定。第二，结合梁伟强2007年的采伐证来看（证据4），其将1278亩案涉林地范围内的南洋楹更新种植成桉树（2008年更新）。由此推断，桉树的实际种植时间最早应当从2008年起算，而非2006年，因此至少应当扣除桉树2006-2008年损失年限。第三，依据广东环科院《江门恩平市横陂镇临港陶瓷产业集聚区企业环境管理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报告》第76页可以看出，该报告以园区为中心进行2ＫＭ林木调查，发现除东南部区域外，其它三个方位（南、北和西北）桉树小班数量在4～5年的林龄分布相对较为均匀，大部分桉树树龄均小于2年，桉树本就是速生林，一般5年即进行砍伐，因此沧州司法鉴定中心从2006年起算树龄不符合实际情况，且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些为数不多大于5年林龄的桉树都是梁伟强种植的情况。即使梁伟强种植的桉树的实际林龄确实已达到13年，湿地松的实际林龄确实已达到10年，参考（2018）甘95民终3号案件的判决结果，“苗木遭受污染时就应当出圃，但原告未及时出售存活的苗木，使苗木还继续生长在被污染的地块之上，致损失继续扩大，亦有过错”应当自行承担扩大的损失。（二）计算损失时应当扣除实际采伐面积。如前文所述，沧州鉴定中心和中国林科院两次调查还至少发现有两处区域有砍伐痕迹，只是未调取到相关采伐证，因此该区域不应当计算损失，应当予以扣减。（三）一审判决也应当扣减长势未受到影响的林木范围。第一，在不考虑前文所述叶尖枯黄、长势较差等受损症状系因红叶枯梢病所导致的情况下，即使这些症状是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污染物造成，那么一审判决也应扣减两份司法鉴定报告中约一半长势较好无实际损害的林地。1号司法鉴定共选取25个勘察点位，前24个点位是关于桉树和湿地松的，第25个是黄花梨。根据第4页至第19页所述，前24个点位中的12个点位（4、6、9、10、11、12、13、14、17、20、24和25）样方内，关于湿地松、桉树的现状，用了“林木长势好、生长茂盛、树干发绿、枝叶茂盛、叶片浓绿”等语句描述，说明鉴定机构经现场勘查发现有一半的桉树和湿地松长势好，那么至少应当有一半的林地仍是适宜种植的，未受到任何影响，生长正常，但是在损失计算时将其全部归入损失范围，而一审法院也未相应地扣减。第二，依据中国林科院《广东恩平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地调查报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证据第2项）第20页内容，在紧邻陶瓷工业园区的秃山上，检测出草铵膦，也就是除草剂，充分说明该区域光秃不是因工厂排放污染物造成永久损害而无法种植，是梁伟强恶意使用除草剂所导致，以营造林木受损害、山坡光秃的假象，因此应当予以扣除。（四）一审判决还应扣减梁伟强林地中已经得到补偿的部分。第一，梁伟强于2009年2月20日和12月24日才取得四份林权证，而其在2001年和2008年就已与马山水库签署300亩补偿协议、承包了满江村的19亩土地，但从协议中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因此，该部分承包区域与林权证范围可能存在重叠，应当予以扣减。第二，2010年11月10日，恩平市横陂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与梁伟强签署《林木补偿协议书》，产业园区征地共计432.63亩，2009年原告梁伟强已经取得相关土地的林权证，因此，部分土地包含在梁伟强起诉请求的3072亩范围内,故该部分也应予以扣减。（五）一审判决应扣减采伐和采脂的成本支出，并考虑松脂量逐年递减的实际情况。第一，2号司法鉴定中计算损失采用的桉树材积价格、湿地松松香价格以及湿地松材积价格均是在网上查询的销售价格，但计算损失时应当扣除物资工具、运输等成本。依据《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技术导则（ＮＹＴ3025-2016）》中规定，“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或者农业环境污染事件”致使有害物质或者能量进入农业环境的数量超过了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和特定的环境容量，对农业环境的正常状态和功能造成破坏，使农业生物及其产品遭受损失的现象。“农业生物”是指具有生命特征且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农业动植物，包括林业，因此林业环境污染损害计算应当参考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相关规定。另依据《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ＳＦ／ＺＪＤ0601001—2014）》（证据8）中关于农产品损失计算公式，计算损失时要扣除农产品的后期投资，后期投资是指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至农业生物生长到商品规格所需投入但尚未投入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费用，包括肥料费、农药费、饲料费、养护费、人员费等。再参考《采脂对湿地松幼林生长的影响与效益分析》（2017，证据6），采脂成本达到40%，采伐成本根据树木不同径阶占到23%-50%的比例，因此，即使湿地松松脂和桉树材积确实存在损害，也应当按照成本价格而不是销售价格计算损失。因此，即使不考虑无损害的事实，一审判决也应当扣减采伐和采脂的成本。第二，参考《采脂对湿地松幼林生长的影响与效益分析》和《采脂对湿地松林分生长和经济效益的影响》（证据7和证据8）两篇文献，作者对湿地松采脂情况进行了多年的观测，基于大量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采脂量及其净收入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减少，因此，松脂损失计算时也应当连年递减，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而2号司法鉴定只是依据理论数值计算损失，未考虑林龄、未考虑采脂情况、未考虑采脂对材积的抑制作用，足以看出其对林业损害鉴定非常不专业。综上分析，经中国林科院和广东环科院全方位、详尽地调查，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所在的陶瓷工业园区虽然会排放一定程度的氟化物和硫化物，但未对梁伟强林木造成实际损害，也不会影响桉树和湿地松的材积和松脂，相反，因梁伟强不了解黄花梨种植所需的自然条件、恶意施用除草剂、在林地范围内未办理采伐证进行采伐还重新种植林木、造林密度不符合标准要求等行为，并且在对照区域林木叶片中氟和硫含量明显高于梁伟强林地叶片中氟和硫含量，却比梁伟强种植林木长势要好的情况下，足以看出梁伟强的主观恶意。因此，由于国内权威的林业调查机构中国林科院和恩平市环保局委托的广东环科院分别调查和采样分析，都未发现因大气污染造成梁伟强林木损害的事实，因果关系也不成立。这说明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来看，客观上无损害的发生。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遵循的是填平原则，无损害则无赔偿。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在2011至2013年前后可能确实存在大气污染物至周围林地损害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的环境管理能力持续在提升和改善，补办了环评并增加了更多的污染防治设施，一直合法合规生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系统自身有着自净和自愈功能，如人体的自行治愈机能一样，周边的森林系统通过自然恢复已经自愈。根据近年来《江门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来看，恩平市空气质量位列第一，改善幅度明显提升。因此，即使当年确实存在部分损害，现在也早已无法确定损害程度和数额，根本无法针对当年损害情况作出鉴定。如果回溯2013年当时是否存在污染以及是否存在损害，仍应结合历史材料分析判断，即2013年当地维稳办组织林业、国土等部门的调查和认定意见。如2013年恩平市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2013年10月16日《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问题的回复》：“工作组多次到现场鉴定并召开调处会，根据林业部门提供的贵方受污染影响的面积共有：黄花梨12亩，桉树20亩，松树255亩”，一审法院也采信了其中黄花梨受损范围的认定。参考国内其他案例，如（2005）闽民终349号案件，认定受损情况不能依据原告单方提供的无法印证且无公信力的证据，而是应当采信能够相互印证的专家意见和政府文件；如（2020）青0104民初3895号案件，鉴于原告已对林地进行补种，加之事发后双方未对林木损失进行统计，原告亦未在事发后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造成本案对林木毁损数量无法确定，故以当时现场调查受污染影响面积确定林木受损范围，扩大部分损失由原告自行负担；（2016）赣民终29号案件中，法院结合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和基于政府部门收集的调查登记数据做出的评估报告，综合认定受损情况及受损金额。最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本《答辩状》和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提交的《上诉状》及相关证据，结合新的绿色发展理念，从司法角度保障和平衡好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本案作出公平裁判。景瑜公司辩称，同意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的答辩意见。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关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不存在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行为，且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的认定正确，作出的关于驳回对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恰当，二审应予维持。2.梁伟强早已于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且其主张空气被污染的情况自2011年起已经发生；本案原审一审于2017年7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后梁伟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二审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而新德利公司于2016年2月才设立，于2018年期间才由其投资人购买原景瑜公司的资产再入股的方式控制原景瑜公司的资产。此后，新德利公司也无开展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而是将公司的资产出租给强强公司生产经营。强强公司是于2018年2月才成立，于2018年下半年才投产。从以上时间节点不难看出，如果本案不是被发回重审，本案早就在新德利公司取得现有生产线资产以及强强公司成立前已经审结，其讼争的侵权行为根本与新德利公司和强强公司无关。3.从鉴定结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内容可知，鉴定机构于2018年接受委托，开始开展鉴定活动，于2019年5月和11月出具两份鉴定意见书。在鉴定机构接受委托进行鉴定时，新德利公司和强强公司均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根据鉴定机构在2019年5月4日作出的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明确记载鉴定内容是对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的污染行为与梁伟强的损害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现场勘查也是围绕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相关资料进行调查，调查的对象并不包括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鉴定的行为对象也不包括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因此，本案所涉鉴定新德利公司和强强公司并不是被鉴定的行为对象，该鉴定结论当然也与新德利公司和强强公司无关。4.从举证的角度考虑，梁伟强并无提供实质证据证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实施了其指称的污染环境行为，也无提供任何实质证据证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的行为与其所主张的损失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关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认定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梁伟强关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判决，在重新认定因果关系和损害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不承担责任。二、梁伟强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因果关系及损失数额的确定有误。（一）关于损害事实认定不清。梁伟强主张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其前提应是存在损害的事实。本案中，梁伟强先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在当地承包林地，其主张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开设工厂排放污染物造成其损失，但是一审法院未查明受损林地的范围、受损林木的类别和受损林木的损害程度。1.受损林地的面积和种植树种数量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了多个不同的事实，首先，认定梁伟强于2000年承包林地3072亩，持有林权证4本共2753亩，种植的是南洋楹（判决书第16页）；其次，根据恩平市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2013年10月16日向梁伟强回复《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问题的回复》中“工作组多次到现场鉴定并召开调处会，根据林业部门提供的贵方受污染影响的面积共有：黄花梨12亩，桉树20亩，松树255亩”认定了受损的面积（判决书第17页）；再次，还采信了2019年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和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下称“1号司法鉴定”和“2号司法鉴定”）（判决书第30页），在2号司法鉴定中，现场勘查得出的涉案林地范围是，山上桉树897.07亩，岸边桉树251.41亩，湿地松1217.05亩，并在梁伟强的带领下，找到3株黄花梨（判决书第21页）；最后，一审判决一方面依据《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问题的回复》中确定的黄花梨受损面积12亩，否定了1号和2号司法鉴定意见中鉴定机构在现场由梁伟强带领下勘查到的共10株黄花梨（如果实际种植有大量的黄花梨，梁伟强明知其经济价值昂贵，不可能不带领鉴定人查某），而是参照证人证言中的黄花梨株距认定受污染的黄花梨株数是888株（判决书第33页）；另一方面，又采信了2号司法鉴定意见中关于桉树和湿地松的受损林地范围，否定了承包协议、林权证和《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问题的回复》中的林地范围，一审判决对如此前后不一的基础事实都加以认定，然后用其中一份的内容去否定另一份的内容，再从中选择适用，却未作出合理解释，造成本案事实严重不清。2.种植时间错误。种植年限是计算林木损失的基础，2号司法鉴定中确定桉树损失的起算时间为2006年，湿地松种植时间为2009年，在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予以采信。目前却有相反证据能够证明梁伟强最早在2008年才开始种植桉树。经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向林业部门申请调取采伐证，梁伟强在2007年12月6日至2007年12月31日之间、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3月30日之间，进行过两次大面积的南洋楹采伐，而梁伟强林权证上记载的种植树种均为南洋楹。2007年，梁伟强采伐7年龄南洋楹面积共1278亩，2008年4月更新树种为桉树或湿地松。也就是说，至少有1278亩承包区域是在2008年砍伐南洋楹之后才开始种植桉树和湿地松的，那么从2006年开始计算桉树的损失并不符合实际情况。3.林木的受损程度不明。根据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关于陶瓷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江门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等相关证据，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在经过35米喷雾塔和21米湍球脱硫塔处理之后，影响范围在200米以内。而根据2号司法鉴定确定的涉案林地共2365亩，即157.7万平方米，相当于22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些林地之间还有一些河流水域间隔，并非一块相连的、完整的陆地，且穿插于林地之间的水系对大气环境亦有净化的功能，那么实际的影响范围有多少。1号司法鉴定中选取了24个桉树和湿地松的勘查点位，其中的12个点位均使用了“林木长势好、生长茂盛、树干发绿、枝叶茂盛、叶片浓绿”等语句表述现场的状况，说明在勘查区域内约一半的渉案林地未受到任何影响，林木正常生长。此外，即便是部分林木受到损害，叶片枯萎长势变缓，树木仍然牌存活状态是具有价值的，应根据实际情况予区分单株树木的损害程度，并具体划分为轻度、中度或者重度损害。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对损害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损害程度如何进行审查，而是在多处否定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判决书第33页争议焦点二阐释部分），仍采信鉴定意见。（二）关于因果关系。理论上，硫化物和氟化物对植物生长有影响，但是因植物的生长与土壤、气候、降雨量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仍应结合梁伟强所在地的林木生长一般规律、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范围、对比排放行为发生前后的植物生长变化，以及比照梁伟强林地周边区域林木的生长状态等因素，才能确定污染物排放与林木受损的因果关系及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但是1号司法鉴定第四部分的“分析说明”中，仅依据两篇论文从硫化物和氟化物危害植物的机理上做了学理分析，未开展上述分析，就因为从大气中检测到这两种物质，就说明林木损害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工厂的排放有直接关系，得出了具有因果关系和不适宜种植的结论，论证过程非常不科学和不严谨。一审判决认可梁伟强林木受损系多种因素构成（判决书第34页），并非大气污染的单一原因，但是在无任何证据及科学数据参考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大气污染影响因素比例为50%，显然不合理。林木收成的影响因素多元，包括天气变化、土壤、自然灾害、市场价格、种植技术、管理投入等，经济林的菅护要求更高，尤其是桉树，属于速生丰产林，成材时间短，通常五年左右，管理强度相当高，需要大量的水、肥和农药以维系其快速生长的节奏。综合来看，即使存在大气污染，这一因素对林木损害贡献度占比也较小。（三）关于损失数额的认定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据以确认受损范围、损失数额的证据材料系梁伟强提供的2013年的信访材料以及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出具的两份鉴定意见，该两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作为裁判依据。恩平市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2013年10月16日向梁伟强回复《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问题的回复》中确定的“黄花梨12亩，桉树20亩，松树255亩”受损的面积（判决书第17页），与鉴定意见中的受损面积“黄花梨10株，桉树1148.48亩（897.07＋251.41），湿地松1217.05亩”冲突，一审法院在全部认定为案件事实之后，在损失认定部分却选择性地适用，未给出合理解释。关于黄花梨的损失已在第一部分事实不清中详细论述，以下针对桉树和湿地松的损失认定作分析；第一，鉴定意见、鉴定程序违法。本案中鉴定机构确定工厂位置、梁伟强山地的范围和四至、种植林木的种类、数量、种植时间等鉴定所依赖的基础事实，多由梁伟强单方提供，且未组织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质证，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比如，鉴定工作2018年8月开始，依据的鉴定材料中竟然有2019年梁伟强采购黄花梨树苗的合同。又如法院提供给鉴定机构的资料中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林木的种植时间，却直接按照桉树2006年种植、湿地松2009年种植，这充分说明鉴定机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鉴定过程中与梁伟强私下沟通，接收梁伟强单方增加的鉴定材料或信息，向其他案外人询问情况并作为调查依据，这些情况既未告知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未经质证，又未经法院审查，擅自将其作为鉴定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四条、第五条、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鉴定意见由于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鉴定机构也未遵循环境损害、林业调查的技术规范。现场勘查取样不符合林业调查的技术规范《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ＧＢ／Ｔ26424-2010）中关于最少面积面积的要求，1号司法鉴定随机共选取25个勘察点位，每个点位样方面积有6ｍＸ5ｍ、ｌＯＸＩＯｍ，10Ｘ7.8ｍ，20Ｘ20ｍ不等；2号司法鉴定采用样地实测法，将地块分为11个区域（共3179.19亩），在其中选取12个勘察点位，样方面积有ｌＯＸＩＯｍ，10Ｘ6ｍ，15Ｘ9ｍ，20Ｘ20ｍ，20Ｘ2.5ｍ，6Ｘ5ｍ，20Ｘ5ｍ，20Ｘ10ｍ等，经简单比对点位坐标，点位选取毫无规律、毫无代表性，无法说明树木受损的具体情况及与工厂的关系；2号鉴定意见选取15个勘察点，每个勘察点最多400平方米，15个点位的面积不足9亩，抽祥面积不到鉴定面积的0.5%，远未达到技术规范要求的最少10%:同样，也未按照环境损害调查相关技术规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ＩＩ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对污染物同源性、排放和迁移路径、暴露可能性分析，未按规范科学、合理制定样方选取和调查的方案，而是在现场随机选取样地，在检测林地的大气环境质量时，无具有大气环境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专业检测活动和具有检测资质人员签名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的检测报告。第二，鉴定意见依据的基础事实不清。两份鉴定意见中均无梁伟强承包林地范围和受损林地的四至和图片，鉴定机构并未实际勘查林木种植面积、种植时间、受损林木的面积、单株林木的受损程度，对桉树和湿地松等林木种植时间调查不清；根据2号司法鉴定第5页，勘4和勘5两个点位中“现场发现有砍伐后存留的桉树树桩，部分桉树桩孳生出分枝。”但未进一步调查并在损失计算时扣减。此外，2010年11月10日，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所在园区曾向梁伟强征地432.63亩，该征收土地是否包含在梁伟强请求补偿的受损范围内也未予以明确。第三，一审未扣减约一半长势较好无实际损害的林地，以及2007年的采伐的出材量。1号司法鉴定共选取25个勘察点位，前24个点位是关于桉树和湿地松的，第25个是黄花梨。根据第4页至第19页所述，前24个点位中的12个点位（4、6、9、10、11、12、13、14、17、20、24和25）样方内，关于湿地松、桉树的现状，用了“林木长势好、生长茂盛、树干发绿、枝叶茂盛、叶片浓绿”等语句描述，说明鉴定机构经现场勘查发现有一半的桉树和湿地松长势好，那么应当有一半的林地仍是适宜种植的，未受到任何影响，生长正常，但是在损失计算时将其全部归入损失范围，而一审法院也未相应地扣减。梁伟强在2007年12月6日至2007年12月31日之间、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3月30日之间，进行过两次大面积采伐，一审只扣减了2015年的351立方米出材量。而根据2号司法鉴定意见，桉树种植时间为2006年，湿地松种植时间为2009年，损失计算年限中桉树13年，湿地松10年，那么，2007年的采伐2000多亩的出材量也应相应地扣减。第四，两份司法鉴定中对同一坐标点位的勘查结果差异较大，调查数据与结论相反，说明样方选取不合理，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中，部分勘查点位坐标重复，但树木胸径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1号司法鉴定意见勘查点16与2号司法鉴定意见勘查点10坐标相同，样方范围不同，但湿地松胸径相差极大，第一次勘查为19-37ｃｍ，第二次勘查为9-13ｃｍ;再如1号司法鉴定意见勘查点17与2号司法鉴定意见勘查点11坐标相同，样方范围不同，湿地松胸径第一次调查为23-40ｃｍ,枝叶茂盛、叶片翠绿，第二次调查为6.8-10.7ｃｍ，前后两次调杳结果相差十多公分。而且，同样地势条件的情况下（例如面朝工厂）比如：勘查点15种植的湿地松，距离工厂472ｍ处，湿地松胸径有2ｃｍ;勘查点13,距离工厂170ｍ处的湿地松胸径却有12ｃｍ;再如桉树勘查点5，距离工厂1.17ｋｍ，平均胸径为7ｃｍ,有砍伐后的树桩；而勘查点13,距离工厂170ｍ处，平均胸径达到了12-13ｃｍ，从胸径数据看，距离工厂近的林木长势更好，但是鉴定机构得出的结论却相反，“承受来自工厂方向的气体较多的地点树木长势差”“树木的受损程度与树木与被告工厂的距离相关”（判决书第19、20页）。第五，损失数额计算方式不科学、不合理。一是鉴定机构在计算按树和湿地松的损失数额时，是以理论桉树出材量和理论湿地松株数、采脂量作为对比依据，然而理论值来源于技术规程中的原则性规定，还应该考虑因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带来的差异，调查当地的桉树和湿地松的出材量平均值作为参照对理论值进行调整，但是鉴定机构在未作任何调查，直接按照理论值计算损失不符合损失估值的一般规律；二是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依据调查区域林木的树高和胸径进行计算，然而如上文所述，梁伟强曾经进行过采伐，且两份司法鉴定中对同一坐标点位的先后两次（间隔一年）勘查结果差异较大，现场也发现有采伐后的痕迹，说明林木并非同一时间种植，以第二次调查选取的胸径较小的林木样方作为损失计算依据，不具有统计学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导致结果严重偏离客观事实。鉴定意见中的诸多缺陷和问题能够充分说明鉴定机构明显缺乏专业性、独立性、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持有“环境”类的鉴定资质，但本质上对环境损害、林业调查这些领域并不专业，存在是以“树木受损”作为确定的结论来倒推寻找证据的情形，依法不应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鉴定意见和鉴定意见书的其他部分相互矛盾的或鉴定意见书有其他明显瑕疵的，视为未完成委托鉴定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在这种情况下竟然采信鉴定意见而未依法准许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说明其未尽依法审查的职责，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查明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之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案由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归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在一审判决作出前，适用法律发生了变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环境侵权中的共同侵权责任分配的立法思路发生了变化，不仅要解决对外的责任承担，也要解决内部的责任分配。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中的第一千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四条规定，“对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大小，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危害性，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因此，假使在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构成共同环境侵权的情况下，应先明确每个上诉人的行为是否足以构成全部损害，然后综合各种因素合理地在上诉人与景瑜公司之间分配责任。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的产能规模、与梁伟强种植林木的距离、污染物排放量、投产时间均不同，无证据证明每个侵权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不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即使参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如认定属于二人以上的共同侵权，在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确认行为人是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只能在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中，对于林木损害的责任，在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亦未查明任一上诉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况下，就直接适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和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程序违法显失公平。（一）未组织鉴定材料的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未经法庭质证的材料（包括补充材料），不得作为鉴定材料”；第五条规定“对当事人有争议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予以认定，不得直接交由鉴定机构、鉴定人选用”。本案中，一审法院未对鉴定过程中涉及的林地范围、种植时间、树种和数量、树木价格、是否砍伐及采伐收益等鉴定依赖的基础事实且当事人有争议的材料和信息组织质证和认定，而是直接由鉴定机构、鉴定人选用，严重违反鉴定工作审查程序的要求。（二）对合理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鉴定意见和鉴定意见书的其他部分相互矛盾的或鉴定意见书有其他明显瑕疵的，视为未完成委托鉴定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本案中，在两份鉴定意见不遵照林业调查和环境损害技术规范、调查结果与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应当视为未完成委托鉴定事项，法院在争议焦点部分也指出（判决书第33、34页）鉴定意见书存在较大瑕疵，部分内容显属不妥的情况下，依然对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处理，明显违法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此作出判决对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显失公平。此外，2020年12月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针对本案涉及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并出具《江门恩平市横陂镇临港陶瓷产业集聚区企业环境管理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初步评估意见》，充分说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运营期间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企业集聚区四个方位林分结构较为完整，植被覆盖密集，树冠和树干表现正常，近20年周边植被覆盖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空气状况良好。该份证据是一审过程中被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代理律师通过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提及和评述该份证据，未综合考虑评估意见等其他证据材料、未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仅依据梁伟强的证据材料作出判决，显失公平。同时，横陂镇也于2019年获得“全国最美森林小镇100例”荣誉称号。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还在厂区内种植树木，包括黄花梨，长势极好。这充分说明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良好，梁伟强的诉请事实依据不足。梁伟强辩称，1、梁伟强受损林地的面积、树种和数量，既有客观现场存在，又有鉴定机构经过缜密、详尽的现场勘查、测量、精准的计算和梁伟强提供的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梁伟强2000年开始承包荒地，最初栽种的是南洋楹，2006年开始种植按树，2009年开始种植湿地松。在2007年林业部门开始勘查制图准备颁发林权证时(四本林权证的编号全是2007……)，栽种的按树还是小树苗，所以林权证上写的主要树种是南洋楹。3、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称鉴定机构取样不符合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2010)的要求。该规程适用的是对森林资源普查和规划设计情况进行调查，不适用于本案的环境污染司法鉴定程序。4、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在上诉状中称鉴定机构未按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的相关要求进行鉴定(上诉状第6页第1段)，《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是2020年12月29日发布，2021年1月1日实施。本案的鉴定是在2018年开始进行，两份司法鉴定意见分别是2019年5月24日和2019年11月4日作出。5、2007年采伐的是南洋槛，本案没有鉴定南洋楹的损失，不存在要扣减损失的问题。采伐南洋楹与本案无关。6、对上诉状第7页第1段中所列的相关问题：(1)1号司法鉴定意见和2号司法鉴定意见虽有的勘查点坐标相同，但样方范围不同；所测树的数量不同；特别是测的对象不同(1号司法鉴定意见中测的胸围、2号司法鉴定意见中测的胸径)。因此，数据当然差距大。(2)勘查点15距离工厂472米，树的胸径小，勘查点13距离工厂170米，树的胸径大，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得出结论“距离工厂近的树木长势好，进而否定鉴定结论”，司法鉴定意见书勘查点15种植的是湿地松，勘查点13种植的是按树，种植时间也不同，不能进行比对。7、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鉴定有不符合该规定的情形。另称根据该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鉴定材料应进行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9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20年5月1日实施，此前没有规定必须进行质证。而本案的鉴定是在2018年开始进行，两份司法鉴定意见分别是2019年5月24日和2019年11月4日作出。再者，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对案件材料进行了质证，不存在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所称没有进行质证的情形。8、对重新鉴定不予准许的问题。对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一审法院组织了听证会,对鉴定机构的资质问题和鉴定意见的异议，河北省司法厅和鉴定机构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9、关于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庭后提交的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江门恩平市横陂镇临港陶瓷业产业集聚区企业环境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初步评估意见的问题》。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是在庭审结束50余天后提交一份无委托人、无承办人、无负责人、无调查时间、过程、只在封皮上有公章等的非法证据，一审法院没有采纳是正确的。景瑜公司辩称，同意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的上诉意见。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辩称，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主张的理由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无直接关联，由二审法院依法审查认定。梁伟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梁伟强在原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停止对梁伟强承包林地的侵权行为，即停止对讼争林地排放污水、废气；二、判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连带向梁伟强赔偿损失人民币500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用、评估费用、公证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案重审中，梁伟强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共同连带赔偿梁伟强财产损失共计117163359元，其中包括司法鉴定评定的损失55548219元和黄花梨的预期损失61615140元；二、诉讼费、司法鉴定费、公证费（3130元）由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至2008年期间，梁伟强陆续与恩平市横陂镇虾山村民委员会新江村、石龙江村、竹根村、满江村、满江村第一生产队、满江村第二生产队、满江村第三生产队签订（承包山地）合同书，约定梁伟强分别承包虾山村辖下的林地。2009年，梁伟强取得四份承包合同所涉地块的林权证，证号分别为：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17号、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18号、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19号、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20号，四块林地经恩平市林业局测绘，面积分别为228亩、185亩、710亩、1630亩，承包年限均为30年，林权证上载明的主要树种均为南洋楹。另外，根据合同书内容显示，梁伟强承包满江村一队10亩林地、满江村二队3.3亩林地、满江村三队5.7亩林地。2001年11月6日，梁伟强与恩平市马山水库工程管理处签订《环库公路青苗补偿协议书》，马山水库将约300亩经济林交由梁伟强种植。2009年4月7日，梁伟强（乙方）与肇庆市艺场（甲方）签订了一份《树苗购销合同》，约定肇庆市艺场向梁伟强供应黄花梨苗木21000株，沉香3000株，其中黄花梨为50元／苗，沉香50元／苗，黄花梨共计1050000元，沉香共计150000元；由甲方负责运送到乙方指定地点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虾山村万森木制品有限公司交货，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另查明，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分别于2007年、2009年、2010年、2010年成立，主要生产、销售建筑陶瓷产品。2013年9月13日，江门市环境保护局对梁伟强等人反映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排放污染物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出具书面文件。文件内容记载：“恩平市横陂临港新型建材工业园（地处虾山村）共有陶瓷生产企业4家，分别为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自2011年以来陆续建成投产，均未办理环评报批和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属于未批先建、未验收擅自投入生产违法行为。针对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的违法行为，江门市环境保护局作出了责令立即停止生产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2014年8月21日，经梁伟强申请，江门市江海公证处对梁伟强承包林地受损情况进行了现场证据保全，并出具了（2014）粤江江海第006245号公证书，公证书的主要内容为：根据申请人梁伟强的申请，江门市江海公证处委派公证员彭某、公证人员吴某于2014年8月21日中午随梁伟强来到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横陂镇虾山村民委员会的林地并对现场进行勘察。据梁伟强称，该林地的林权证号：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17号、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18号、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19号、恩府林证字（2009）第2007030120号。随后，公证员彭某对该林地的周边环境情况拍照、录像。至此，上述活动结束。上述过程获得照片35张、录像17段。公证员彭某、公证人员吴某将现场使用的数码相机、录像机带回江门市江海公证处，将现场照片打印，并将现场拍照的照片、录像保存到江门市江海公证处的计算机内并刻录成光盘。花费了公证费770元。恩平市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于2013年10月16日向梁伟强作出回复《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内容为：梁伟强先生，您好!自收到您反映承包种植的长期作物受污染的问题后，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工作组(规划环保、林业、综合信访维稳中心、村委会干部及承包方代表)多次到现场鉴定并召开调处会。根据林业部门提供贵方受污染影响的面积共有：黄花梨面积12亩(幼龄林)，桉树20亩(成材林)，松树255亩(幼龄林)。2013年9月24日，镇政府再次牵头，召集区各陶瓷厂负责人就作物污染补偿的问题进行协商。贵方提出受污染影响的作物面积为4000亩，要求补偿金额为1亿元人民币。经各陶瓷厂负责人商议后，陶瓷厂方意见如下：要求依照恩平市人民政府【恩府(2013)20号】文件的“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即受污染影响的长期作物：黄花梨12亩(幼龄林)，每亩补偿标准4800元；桉树20亩(成材林)，每亩补偿标准1800元；松树255亩(幼龄林)，每亩补偿标准1600元。以此标准作出一次性补偿后另每年每亩给予30元的补偿。本着解决问题的宗旨，陶瓷厂方愿与贵方加强对话、协商，寻求解决方法。特此告知。梁伟强于2018年3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评估：1、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的污染行为与梁伟强的损害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梁伟强所承包林地的土壤和林地所处环境的大气状况是否还能继续林业种植进行鉴定；3、对梁伟强已受损失和承包期内不能继续进行林业种植的损失进行评估。一审法院经审查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三、鉴定过程2、现场勘查……企业调查小组在恩平市法院对祥达、翔鹰、新安马三家企业的环评进行了查阅并以拍照方式进行了取证(委托单位未提供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的环评报告)。经查阅发现三家企业均是生产抛光砖建筑陶瓷的建材企业。我中心鉴定人员通过对比三家企业环评发现三家企业抛光砖制作工艺流程相同，工艺流程如下：瓷土、瓷坭等→预处理→配料称量→球磨→制浆……三家企业的废气产生原因相同……后根据工作所得信息及现场实地情况，采用随机布点的方法选取了若干勘察点(共25个地点)。分析说明：……在涉案现场看到的主要树种为桉树和湿地松。……经查阅发现祥达、翔鹰、新安马三家企业均是生产抛光砖建筑陶瓷的建材企业且生产工艺相同，通过环评可知三家企业排放的废气中均含有氟化物、硫化物。根据涉案林地实地状况，在涉案林地内随机设了四个点位，对涉案林地内的空气实行监测并取样。经大气的检测结果可知，涉案林地内的空气中含有硫化物和氟化物。通过现场勘察所得信息分析，面朝工厂的山坡、面朝水库水面的山坡上树木的长势比背朝工厂的山坡、背朝水库水面的山坡树木长势差，即承受来自工厂方向的气体较多的地点树木长势差。通过分析涉案林地内树木的受损症状，发现树木的受损症状与硫化物、氟化物危害树木所表现的症状相符，且树木的受损程度与山坡的朝向、水库走向等有关，故树木的受损与涉案林地内的空气中的硫化物、氟化物有关。经植物叶片的对比检测可知，植物中的硫和氟含量要比对照样中的硫和氟含量高。说明树木受损与空气中的硫化物、氟化物有关。综上，涉案林地内林木受损症状与硫化物、氟化物危害植物时所表现的症状相符，同时植物样品中检出较高含量的硫化物、氟化物，可以证实涉案林地中树木受到了硫化物、氟化物的危害。被告企业环评表明被告工厂排放的废气中含有硫化物和氟化物，涉案林地内空气中也检出硫化物和氟化物成分且树木的受损程度与树木至被告工厂的距离相关，与树木所在地山坡的朝向相关，故可认定造成涉案林地内林木受损的氟化物、硫化物来自于被告工厂，即被告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上勘察地点24可知，当树木处在被山坡环绕背朝水库的低谷处时，虽受光照条件差，树木也有少量损伤，但此处的树木在勘查范围内长势最好。涉案林地内其他地点的树木都要比此处的树木长势差，表现为树木矮、枝干细、叶受损。故分析认为涉案林地内的林木在所处环境下不适宜生长。同时，梁伟强的涉案林地承包期为2000年12月22日-2030年12月22日，通过分析正常情况下湿地松、桉树的成长同期，发现即使从现在开始，被告工厂进行环保技术改造，大幅度改善涉案林地的空气状况，涉案林地中的树木也难以在承包期结束前形成经济效益，故认为涉案林地不适宜继续林木种植。综上涉案林地在承包期内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鉴定意见为：1、被告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涉案林地在承包期内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日将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给祥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于2019年7月3日送达给梁伟强和强强公司、景瑜公司。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三、鉴定过程2、现场勘查……根据当事人的山地承包协议及山地的地形地貌将涉案山地划分成11个区域，分别命名为虾山村1、虾山村2、虾山村3、虾山村4、虾山村5、虾山村6、新江、石龙江1、石龙江2、石龙江3、竹根。将涉案林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分临近工厂，包括虾山村1、虾山村2、虾山村3、虾山村4、虾山村5、石龙江1、石龙江2、石龙江3。虾山村3位于北部分中心位置约52.28亩，其北为虾山村2约105.10亩、西为虾山村1约910.54亩、东为石龙江2约50.00亩、南为虾山村4约88.66亩，在石龙江2的东侧为石龙江3约9.46亩、在石龙江2的南侧为石龙江1约80.54亩，在虾山村××南侧为××约53.33亩。南部分包括新江、虾山村6、竹根。偏南为新江约332.16亩、其东为虾山村6约461.36亩、其南为竹根约1035.26亩。现场勘查发现竹根种植的主要树种为桉树，在虾山村××、××、××、××6和新江山上种植的主要树种为湿地松、水库边种植的主要树种为桉树。虾山村2、虾山村3、石龙江1、石龙江2、石龙江3种植有湿地松、据当事人述称其在这几个区域还种植了黄花梨和沉香，同时带领我中心鉴定人员在虾山村3找到3株高约1.7ｍ、胸径1ｃｍ左右的黄花梨，在虾山村4找到一棵沉香高约5ｍ、地径22ｃｍ，有20多个分枝。我中心鉴定人员在涉案林地共设15个勘点。15个勘点呈线状分布于涉案林地内，基本涵盖涉案林地。勘1：位于竹根，与被告工厂直线距离约为2.45ｋｍ，东经：……分析：1、根据现场勘察资料及ＧＰＳ卫星定位图，本次鉴定区域内的桉树和湿地松种植面积整理如下：山上桉树897.07亩，岸边桉树251.41亩，湿地松1217.05亩。2、根据现场勘察可知山上桉树主要生长在竹根，而此处的桉树排列整齐可以看出明显的株行距2ｍ×2ｍ，故认为山上桉树数量的实际值与理论值相等。通过勘14点来确定山上桉树的株数，勘14点，400ｍ2有72株桉树，即120株／亩。岸边桉树分布在不同地点，生长情况不同，勘13点为岸边桉树排列整齐的点，故将此处桉树的数量看作岸边桉树的理论值。通过勘13点来确定岸边桉树的数量看作岸边桉树的理论值。通过勘13点来确定岸边桉树株数理论值，勘13点，50ｍ2有27株桉树，即360株／亩。通过勘5、勘6、勘7、勘8、勘13点来确定岸边桉树株数实际值，即299株／亩。桉树实际株数统计如下：山上桉树107048株，岸边桉树75172株，合计182220株。涉案地块内已造成的桉树损失实为10201474.14元；梁伟强在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应为桉树实际价值减去11年的管理成本，即为7682813.424元。3、根据现场勘察可知在竹根区域仅有0.15亩种植的为湿地松，通过勘1点，100ｍ2种植19株，即127株／亩。勘12点处的湿地松排列整齐能看出株行距2ｍ×2ｍ，故选勘12点作为湿地松株数理论值。通过勘12点来确定湿地松株数理论值，勘12点，100ｍ2种植22株，即147株／亩。通过勘2、勘3、勘4勘9、勘10、勘11、勘12点确定湿地松株数实际值。将勘2、勘3、勘4点树木单位面积株数平均值看作虾山村1-2中树木单位面积株数，将勘9点树木单位面积株数看作虾山村4和虾山村5中树木单位面积株数。将勘10、勘11、勘12点树木单位面积株数平均值看作虾山村6和新江树木单位面积株数。不同区域湿地松实际棵数的统计如下：虾山村1-2125棵／亩，346.87亩，虾山村4、虾山村5127棵／亩，130.12亩，下山村6、新江，140棵／亩，739.91亩。湿地松实际1217.05亩，163490棵。湿地松已损失的采脂量（记为Ｍ1）应为：Ｍ1＝ａｘ1.25ｋｇ／ａ.ｈ㎡ｘＳｘ2000＝5×1.25ｋｇ／ａ.ｈｍ2ｘ81.13×2000＝1014125ｋｇ。涉案林地内已造成的松脂损失为7808762.5元，距离承包期结束还有11年期限，即湿地松还可采脂11年，在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松脂损失量为2231075ｋｇ，故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松脂损失为17179277.5元。4、涉案林地内现有材积损失及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材积损失为11217792元。5、2019年4月7日梁伟强与肇庆市艺场签订了树苗购销合同，合同上列出黄花梨苗木的单价为50元／苗，规格为树高800-1000ｍｍ、树干直径10ｍｍ以上。在肇庆市艺场开具的收款收据上显示了黄花梨苗木的实际购买数量为20830株。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出具的《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中显示在2013年时涉案林地内有12亩黄花梨（幼龄林），受到被告工厂的污染，结合现场勘察所见的几棵直径约1ｃｍ，高约1.7ｍ的黄花梨，发现涉案林地内的黄花梨从2009年到2019年间生长指标基本无变化。根据以上内容可知梁伟强购买了黄花梨苗木，在2013年时涉案林地内有12亩的黄花梨（幼龄林）受到工厂的污染，到2019年现场勘察时所剩几株黄花梨的生长指标基本无变化，可知涉案林地内种植的黄花梨受到了污染的影响。但由于现场所见黄花梨数量极少无法获得相关数据，且法院提供的相关资料中也缺少相应数据，故无法详细计算黄花梨的相应损失。对于黄花梨的损失至少为购买苗木的费用加种植费及第一年的管理费用。经调查了解黄花梨的种植费及第一年的管理费约20元／株，故黄花梨的损失至少：20元×20830株＋20830株×50元＝1458100元。6、综上可知涉案林地内鉴定区域虾山村1-2、虾山村4、虾山村5、虾山村6、新江及竹根被污染已造成的损失（Ｙ8）至少为：Ｙ8＝Ｙ1＋Ｙ5＋Ｙ10＝10201474.14＋7808762.5＋1458100＝1946833664元。梁伟强在涉案林地内鉴定区域虾山村1-2、虾山村4、虾山村5、虾山村6新江及竹根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Ｙ9）为Ｙ9＝Ｙ4＋Ｙ6＋Ｙ7＝7682813.424＋17179277.5＋11217792＝36079882.924元。鉴定意见为：1.涉案林地内鉴定区域虾山村1-2、虾山村4、虾山村5、虾山村6、新江及竹根被污染已造成的损失至少为人民币19468336.64元。2.梁伟强涉案林地内鉴定区域虾山村1-2、虾山村4、虾山村5、虾山村6、新江及竹根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应为人民币36079882.924元。花费了鉴定费743720元。庭审中，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的业务范围不包含市场价格估算的专业性评估活动，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超出鉴定范围。为此，一审法院依法分别去函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和河北省司法厅调查核实。河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于2020年9月15日函复一审法院：一、对“地下水污染致植物损害鉴定”是否包括含在该中心《司法鉴定许可证》的环境范围内问题：我厅按照《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的通知》有关规定，对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重新审核登记，其业务范围包括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不含：室内空气污染损害鉴定、室内空气污染致人体健康损害鉴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不含：土壤污染致动物损害鉴定、地下水污染致动物损害鉴定)的业务。详见河北省司法厅官网--右下司法鉴定--通知公告中有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名册公告信息。二、关于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是否具有作出上述鉴定意见书资质的问题：根据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四章第十七条：“环境空气污染致植物损害鉴定。包括确定植物(包括农作物、林草作物、景观或种用等植物和野生植物)损害的时间、类型、范围和程度，判定环境空气污染与植物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制定植物恢复方案建议，评估植物损害数额，评估恢复效果。”之规定，包含评估种植林木的损害金额。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的业务范围具有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业务。2020年10月19日，河北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函复一审法院：1.依据《河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我厅对贵院提出的相关鉴定人审核登记如下：其中潘凤龙为林果司法鉴定人，刘春田为林果司法鉴定人，郑文华为环境、化工司法鉴定人，张文育为环境、化工司法鉴定人，申世经为测量司法鉴定人，付铁链为测量司法鉴定人。后按照《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进行了重新审核登记，重新审核登记后潘凤龙为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司法鉴定人，刘春田为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司法鉴定人，郑文华为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污染物性质鉴定司法鉴定人，张文育为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污染物性质鉴定司法鉴定人，申世经为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损害鉴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司法鉴定人，付铁链为测量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人。2.依据司法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经调查，在贵院委托的案件中未发现上述鉴定人存在超范围执业的情况。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0月23日回复一审法院，我中心于2002年12月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具备环境、林果、测量等司法鉴定资质，其中潘凤龙为林果司法鉴定人，刘春田为林果司法鉴定人，郑文华为环境、化工司法鉴定人，张文育为环境、化工司法鉴定人，申世经为测量司法鉴定人，付铁链为测量司法鉴定人。2017年开始按照《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的通知》、《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的通知》要求进行了重新审核登记，新审核登记后具备污染物性质鉴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损害鉴定；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噪声环境损害鉴定、振动环境损害鉴定；测量司法鉴定等资质，其中潘凤龙为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司法鉴定人，刘春田为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司法鉴定人，郑文华为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污染物性质鉴定司法鉴定人，张文育为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污染物性质鉴定司法鉴定人，申世经为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损害鉴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司法鉴定人，付铁链为测量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人。(资质见附件)我中心司法鉴定人具备从事贵院委托鉴定事项，按照贵院的委托事项要求，我中心重新审核登记前本案应由环境类、林果类、测量类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重新审核登记后本案应由污染物性质鉴定、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及测量类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案件受理后，我中心组织潘凤龙、刘春田、郑文华、张文育、申世经、付铁链等组成专案组开展司法鉴定工作。以上鉴定人资质重新审核登记前后均符合本案对于司法鉴定人的资质要求。在出具本案鉴定意见书时，工作人员将重新审核登记前有关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证书附件于卷宗，现将重新审核登记后有关人资质附后。2015年12月9日，梁伟强领取了编号为44078501151209017恩平市采字[2015]1209017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证载明：根据00166004提报的伐区调查设计(申请)，经审核，批准在横陂林场(乡镇)虾山林班(村)新江作业区(组)60小班(地块)采伐。林分起源：人工，林种：短轮伐期用材，树种：桉树，权属：集体，林权证号林(证明)：200703117，采伐类型：主伐，采伐方式：皆伐，采伐强度：100%，采伐面积10.6公顷，采伐蓄积：557立方米(出材量：351立方米)，采伐期限：2015年12月9日至2016年3月30日，更新期限：2016年5月30日更新面积10.6公顷。再查明，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4)江恩法民二破(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佛山市顺德区华研工控设备有限公司等13位申请人对景瑜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2015)江恩法民二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于2016年2月3日举行第二次变卖会议，买受人何汝其在该变卖会中以7655万元的价格买得景瑜公司建筑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生产设备，并签订《资产变卖协议书》。该变卖程序符合《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变卖交易规则》，予以认可。并裁定：对买受人何汝其与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资产变卖协议书》予以认可，裁定自即日起生效。新德利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成立，住所地为恩平市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1号(横陂虾山双江坡)，法定代表人何汝其。何汝其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和2018年3月16日与新德利公司签订了各一份《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何汝其通过公开竞买方式取得的位于恩平市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33333m2)及地上建筑物156796.65m2，作价出资41300000元；取得的位于恩平市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1号的原景瑜公司生产设备一批，以取得价格35250000元作价出资。2017年12月3日，新德利公司与蔡志勇签订了一份《经营租赁合同》，约定由新德利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恩平市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1号住所内的厂房、场地、机械设备、水电增容及生产配套和生活设施租赁给蔡志勇经营，租金为6500000元/年，租赁经营期限自资产设备移交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强强公司于2018年2月2日成立，住所地为恩平市横陂镇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基地(陶瓷园区)。2020年8月3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作出江环改(2020)7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认定：2020年7月10日，对翔鹰公司的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根据监测数据显示，翔鹰公司的3条窖炉和3#喷雾塔排放口FQ-35的外排废气颗粒物折算浓度为34.2mg/平方米，超过《广东省陶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2160-2019)中表1规定颗粒物排放标准0.71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翔鹰公司立即停止超标排污行为。2020年7月1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作出江环改(2020)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认定：2020年6月29日，对强强公司的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根据监测数据显示，强强公司的喷雾塔(2号)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中低浓度颗粒物浓度大于38.5mg/平方米，超过《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中表5规定油、气排标准约0.28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强强公司立即停止超标排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梁伟强、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的诉辩及举证，一审法院归纳并评判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行为，其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被告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涉案林地在承包期内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但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和强强公司认为本案委托鉴定依据不足，鉴定过程和分析说明严重不合法、不科学、不全面，法院应对上述鉴定意见书不应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及其鉴定人员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没有证据显示该鉴定意见书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鉴定意见书后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书面提出异议，且该鉴定意见书经质证后，一审法院针对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提出的异议分别向河北省司法厅及该鉴定中心发函询问，河北省司法厅及该鉴定中心均针对发函询问的问题作出了合理解释。因此，上述鉴定意见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据此，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和强强公司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和祥达公司辩称已经取得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并提供监测报告，证明排放已经被审批许可、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但从上述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提供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内容看，翔鹰公司是在2014年才取得许可证，新安马公司和祥达公司均是在2015年才取得许可证，而从江门市环境保护局的回复文件可知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和祥达公司是在2011年相继建成投产的，即2011年至2014年间，在未取得国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厂区周边的环境排放污染物。即使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和祥达公司提供的废气整治检测报告显示其后来排放的废气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第一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和祥达公司以排污符合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和祥达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景瑜公司辩称，其在2014年下半年已经不生产经营，于2015年4月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破产，2016年下半年宣告破产，该厂已于2016年2月依法整体处置变卖给投资人。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景瑜公司在2015年被法院受理进行破产清算，但其在2014年下半年以前一直生产经营，存在持续向周边环境排放污染物的高度可能，而且景瑜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与梁伟强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景瑜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新德利公司与强强公司是否存在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行为，且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新德利公司虽于2015年成立，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投产进行经营，反而其提供了证据证明其仅是购买了景瑜公司的资产，尔后出租给强强公司，因此，无证据证明新德利公司存在排放污染废气情况，也无证据证明新德利公司存在污染梁伟强林地的问题。另，强强公司虽于2018年2月成立，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于2018年10月进行大气污染的因果关系和林地不能继续种植鉴定期间强强公司已投入生产经营，而本案梁伟强于2015年便开始进行诉讼，主张涉案林地因大气污染并造成林木损失，并非在2018年强强公司成立后才受大气污染造成损失的，且没有证据证明强强公司成立投产后梁伟强的林地林木受污染加重或其损失加大的情况。现既没有证据证明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有关，也无证据证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和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新德利公司与强强公司不存在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梁伟强主张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存在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行为，且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本案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存在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行为，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分别排放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梁伟强损失数额的认定。梁伟强申请了对涉案林地已受损失和承包期内不能继续进行林业种植的损失进行评估。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对此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与上述139-1鉴定意见书同理，一审法院对139-2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一)关于已造成梁伟强损失数额的认定问题。1.对于黄花梨的损失问题：根据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书，涉案林地内鉴定区域虾山村1-2、虾山村4、虾山村5、虾山村6、新江及竹根被污染已造成的损失至少为人民币19468336.64元，该款项包含了梁伟强购销黄花梨合同中约定的全部黄花梨的损失1458100元。但本案中，梁伟强提供的证据仅证明其曾购买过20830株黄花梨，但并不能证明其所订购的20830株黄花梨全部种植在涉案林地内；梁伟强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黄花梨种植的面积情况。涉案鉴定意见也没有对黄花梨受损失情况作出鉴定，而梁伟强提供的《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也只显示梁伟强受到污染的黄花梨面积只有12亩。该鉴定意见书仅凭购销黄花梨的合同确认黄花梨的损失，存在较大瑕疵。由于《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确认了梁伟强黄花梨受损的面积有12亩，参照梁伟强提供的证人证言所陈述黄花梨的种植株距为3米x3米计算方式，即每9平方米种植一株黄花梨，则12亩面积大约可种植888株(12亩x666.67平方米/亩：9平方米)黄花梨。据此，一审法院推定黄花梨受污染的株数应为888株，而非为20830株，应按888株计算。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书认定的每株黄花梨第一年的管理费为20元，购买每株黄花梨的价格为50元，因此，梁伟强的黄花梨损失应为：888×50+888×20=62160元。2.对2015年12月9日领取的44078501151209017恩平市采字[2015]1209017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进行砍伐的桉树的价值应否扣减的问题。根据该砍伐证记载内容显示，梁伟强已通过砍伐该证范围内的桉树取得了桉树的出材量为351立方米，因此，应扣减351立方米的出材量，参照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桉树的价值为660元/立方米，因此，应扣减231660元(351立方米×660元/立方米)。3.关于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已造成梁伟强的损失为19468336.64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梁伟强已造成的损失为19468336.64元，但该鉴定意见书中没有考虑到种植业的收成情况还会受到天气变化、种植技术、种植期间的管理、自然灾害、涉案林地的土质以及市场价格的变动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鉴定意见书直接把大气污染作为认定涉案林地林木受损的唯一原因，显属不妥。一审法院认为，既然林木种植的收成情况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的实际情况，认定涉案大气污染仅系梁伟强林木受损多种影响因素中之一的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量认定梁伟强林木因被污染已造成的损失应为：【10201474.14元(桉树损失价值)-231660元(已砍伐桉树价值)+7808762.5元(树脂损失价值)+62160(黄花梨损失价值)】x50%=8920368.32元。(二)关于梁伟强请求赔偿在涉案林地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梁伟强于2015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排放废气污染林地，而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日将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达给梁伟强，至此梁伟强已经非常清楚明白涉案林地不宜再继续林木的种植。若继续在涉案林地上种植林木，产生的后果必然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梁伟强在明知道涉案林地不能继续种植林木、被告排污行为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应积极采取措施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现梁伟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止损，因此此后的损失应由梁伟强自行承担。综上，梁伟强请求赔偿在涉案林地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36079882.924元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梁伟强主张黄花梨因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污染致死所造成的预期损失为61615140元的问题。梁伟强主张其林地中的黄花梨预期损失为61615140元，但对黄花梨的种植情况及预期损失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梁伟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梁伟强主张黄花梨因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污染致死所造成的预期损失为61615140元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梁伟强请求赔偿公证费3130元的问题。梁伟强主张因本案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公司、祥达公司的污染侵权行为而进行证据保全产生的公证费3130元请求赔偿，并提供了一张由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法律服务所出具的金额为2430元(开票项目说明为调查费)的发票以及一张由广东省江海市江海公证处出具的金额为770元(开票项目说明为公证费)的发票作为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侵权案，梁伟强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而申请江海市江海公证处对相关的证据进行证据保全产生的公证费同样属于因被告侵权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梁伟强请求赔偿770元的公证费，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梁伟强提供的另一张金额为2430元的发票系由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与江门市江海区公证处不属于同一单位，与本案的证据保全无关，对于该款项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梁伟强损失的赔偿责任划分问题。如上述第一个焦点认定，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在本案鉴定时已存在污染行为，并造成梁伟强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上述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分别向涉案林地排放污染物造成梁伟强的林地受损，应对梁伟强的损失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因此，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应共同连带赔偿梁伟强实际种植损失8920368.32元和公证费770元。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实际损失8920368.32元给梁伟强；二、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公证费损失770元给梁伟强；三、驳回梁伟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案受理费649416.79元，由梁伟强负担575168.83元，由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4247.96元；梁伟强已预交649416.79元，梁伟强多交的74247.96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给梁伟强；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应共同向一审法院补缴74247.96元。本案鉴定费743720元，梁伟强已预交，由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43720元，并在执行中迳付给梁伟强。二审期间，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分别于2021年8月4日、8月16向本院提交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申请，经审查，该申请相关内容本案在案证据已有涉及且无调查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二审期间，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关于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之专家咨询意见》，证明：该份意见由国内权威专家出具，专家组对报告进行书面审查，认为鉴定意见在合法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二、2021年8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广东恩平陶瓷工业园区周边林地调查报告》复印件，证明：1.判断植物是否受到大气污染影响，应当检测水溶性硫和氟这最为关键的指标，并比照对照区域叶片情况，判定是否存在异常。沧州司法鉴定中心未测定水溶性硫指标，仅依据4个采样点的大气和叶片中含有硫和氟以及肉眼观察叶片就推断企业排放硫、氟对植物造成了损害不符合科学性和林业损害判定标准，数据较少，也不具有代表性。2.确认梁伟强林木是否因污染物造成损害，必须对比园区逆主风方向相似土壤和地形条件区域内的林木的生长状态，沧州鉴定中心仅选择梁伟强林地范围内的1个勘察点作为对照点，该点位同样位于可能存在影响的范围内，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和参照性。3.林木受损症状并非因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排放污染物所致，沧州鉴定报告中梁伟强林地“叶片干枯、叶色差、叶背褐色斑点斑块”等症状是因红叶枯梢病所致，与工厂的二氧化硫和氟化物排放没有关联。4.对林木有影响不代表会造成林木损害，无论是梁伟强的林地还是企业所处区域的逆风方向、周围无工厂的对照区域林地，叶片中均含有水溶性硫和氟，说明无论是工厂的硫化物还是氟化物的排放，对于用材林桉树的材积，以及对湿地松的材积和松脂的产出，都不会造成损害。且梁伟强林地内大部分数值还低于对照区域或无差异，而对照区域林木生长旺盛，恰好说明梁伟强存在管护不到位等问题。5.紧邻工厂的光秃山地不是因工厂排放污染物造成永久损害而无法种植，是梁伟强恶意使用除草剂所导致，以营造山坡光秃的假象，因种植乔木一般不需要使用除草剂，除草剂的功能是除去地表的杂草。6.梁伟强林地范围内自然条件本就不适合黄花梨生长，黄花梨无法成活系因梁伟强自身行为导致，而不是因工厂排放所导致。7.梁伟强林地曾进行过实际砍伐，并种植了幼苗，说明不存在“不适宜种植”的问题，同时也不应当计算该区域的损失。证据三、2021年3月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江门恩平市横陂镇临港陶瓷产业集聚区企业环境管理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报告》（摘录部分）复印件，予以证明：1.该报告对梁伟强林地的损害以及损害与企业排放污染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开展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并附有大量的数据，具有专业性、科学性。2.企业所在的陶瓷集聚区周边无林木损害情况，林下植被密集，树冠和树干均表现正常，树木生长未发现有明显的病虫害影响，也未发现树体的非正常死亡现象。3.梁伟强根本就未种植黄花梨、或者未大面积种植黄花梨，无相关记录，黄花梨与桉树抗性相似，若存在污染影响，则桉树也会全部死亡，说明企业排放污染物与黄花梨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相反，可能因自然条件不适宜生长、桉树化感作用的抑制而死亡，因此，应当由梁伟强自行承担责任。4.桉树和湿地松整体林龄较小，桉树本就是速生林，一般5年即进行砍伐，因此沧州司法鉴定中心从2006年起算树龄不符合实际情况，且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些为数不多大于5年林龄的桉树都是梁伟强种植的情况。证据四、2007-2015梁伟强林木采伐证、采伐申请和伐区调查复印件，证明：1.在2007年12月6日-2007年12月31日之间，梁伟强采伐1278亩南洋楹，于2008年4月更新为桉树，因此，目前仅有1278亩种植桉树的记录，并且种植时间为2008年。沧州鉴定报告中以2006年起算桉树种植时间不符合事实，如计算损失，应当按照2008年起算，或者扣减2年；2.梁伟强于2015年12月9日-2016年3月30日之间，进行过桉树采伐，沧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报告中并未予以扣减该部分林木价值，一审判决已扣减；3.桉树为用材林，材积是判定梁伟强种植的林木是否存在损失的重要依据。依据梁伟强2015年12月9日采伐证信息可看出，桉树出材量为63%，与周边村民的平均出材率也相差不大，也符合《桉树丰产林经营技术规程》（LY/T2456-2015）的标准出材率，因此，并未因硫化物和氟化物造成桉树有任何损失。证据五、周边其他村民采伐证和采伐情况说明，证明：1.企业周边其他虾山村民梁松友、冯荣品、刘志元自2012年至2015年的部分采伐证，其中采伐桉树的平均出材量为63%，与梁伟强桉树出材量相差不大，说明工厂排放未对梁伟强林木造成损害。2.周边其他村民（梁松友）采伐湿地松的平均出材量为63%，参考沧州鉴定中心确定的理论出材量，即使是10年生湿地松，出材率大于56%即可，显而易见工厂排放并未对周边湿地松造成损害。证据六、《采脂对湿地松林分生长和经济效益的影响》，浙江省天台县林业特产局刘春芳，陈**，2004年5月发表在浙江林业科技期刊，予以证明：1.湿地松采脂对林木的胸径和材积生长存在明显的影响，会降低林分的经济收益，材积生长量之间的差异很大，采脂林分在这一期间内的材积生长量只是对比非采脂林分的45%。因此，采脂过程中若产生材积损失，也是因采脂造成，否则不会产生任何材积损失。2.采脂量及其净收入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减少，因此，松脂损失计算时也应当连年递减，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证据七、《采脂对湿地松幼林生长的影响与效益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华山林场联合编写，2017年11月发表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第11期，证明：1.采脂对松树林分胸径、材积生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采脂会降低木材质量、造成湿地松成熟林蓄积量的严重损失，进而导致采脂效益低于蓄积损失效益，长期采脂会导致5年生起始采脂林分林木的大量枯损。因此，采脂过程中若产生材积损失，也是因采脂造成，否则不会产生任何材积损失。2.即使存在损害，松脂损失计算应当为松脂总产值减去采脂总投入，也就是说，计算损失时，应当扣除40%的成本，不能直接以市场交易价作为损失计算依据。3.松脂产量随采脂年数增加减小。证据八、《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技术导则（NYT3025-2016）》《农业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操作技术规范（SF∕ZJD0606001-2018）》《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JD0601001-2014）》，证明：1.沧州鉴定中心编制的两份鉴定意见不符合标准的规定，未对污染物同源性、排放和迁移路径、暴露可能性分析，未按规范科学、合理制定样方选取和调查的方案，而是在现场随机选取样地；未说明对照区污染物含量并做分析；未分析是否可以排除其他污染源；未分析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因素；2.《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二版）》6.1b)规定，损害鉴定基线的确定方法要利用未受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即“对照区域”数据。要求“对照区域”与评估区域的人群特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水平等特征具有可比性。沧州鉴定报告仅选择了1个梁伟强林地内的点作为对照点，明显不符合标准要求。3.《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技术导则（NYT025-2016）》中规定，“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或者农业环境污染事件”致使有害物质或者能量进入农业环境的数量超过了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和特定的环境容量，对农业环境的正常状态和功能造成破坏，使农业生物及其产品遭受损失的现象。“农业生物”是指具有生命特征且有一定经价值的农业动植物，包括林业，因此林业环境污染损害计算应当参考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相关规定。4.《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JD0601001-2014）》中关于农产品损失计算公式明确，计算损失时要扣除农产品的后期投资，后期投资是指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至农业生物生长到商品规格所需投入但尚未投入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费用，包括肥料费、农药费、饲料费、养护费、人员费等。因此，即使湿地松松脂和桉树材积确实存在损害，也应当扣减采伐和采脂以及养护过程的费用，按照树木成本价格而不是市场销售价格计算损失。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相关事实对上述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二审期间，梁伟强、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再查明：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有“我中心鉴定人员通过现场勘查及相关材料无法确认虾山村2、虾山村3、石龙江1、石龙江2、石龙江3上所种湿地松的数量，且无法获得现在的湿地松树木的相关数据，故我中心鉴定人员不对虾山村2、虾山村3、石龙江1、石龙江2、石龙江3中种植的湿地松进行损失鉴定。在现场勘查时虾山村1的西部由于自然条件影响我中心鉴定人员无法进入此部分区域进行现场勘查，在现场我中心鉴定人员将虾山村1无法进入勘查的部分记为虾山村1-1，……当事人回复‘为尽快能出报告，了结此案，放弃对该区域的树木进行测量’，故我中心本次不对虾山村1-1这部分区域进行鉴定”的内容。本院认为，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针对梁伟强及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是否存在向涉案林地排放氟化物、硫化物污染环境的行为、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关于涉案林木损失金额应如何确认的问题。3、涉案民事责任主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一、关于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是否存在向涉案林地排放氟化物、硫化物污染环境的行为、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首先，一审重审期间，梁伟强于2018年3月16日申请对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的污染行为与梁伟强的损害的因果关系以及涉案林地所处土壤和大气状况是否适宜继续林业种植、涉案林地被污染已造成的损失和梁伟强在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案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上诉主张该鉴定意见所涉鉴定材料未经质证且鉴定程序违法，经查，一审法院委托的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是具有法定鉴定资质的机构，鉴定人员均有委托鉴定事项的执业资格。一审期间，一审法院通过听证将委托的鉴定机构通知了本案各方并要求各方提交鉴定所需材料，一审法院并根据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需要将本案各方提交的材料或鉴定机构调取的案卷材料均送达各方并发出质证通知书要求各方限期内发表质证意见。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采取现场调查勘查、专业测绘（含使用无人机航测），植被调查勘查、企业生产调查勘察及现场采样等，并三次分别对涉案林地的范围及面积、不同种类树木的范围面积、种植年限数量等进行现场勘察，一审法院并均应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要求的时间向各方发出了到场进行现场勘查通知书。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鉴定意见书后未在该院指定的期间内书面提出异议，且该鉴定意见书经质证后，一审法院针对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提出的异议分别向河北省司法厅及该鉴定中心发函询问，河北省司法厅及该鉴定中心均针对发函询问的问题作出了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翔鹰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涉案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工厂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修正)第一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以排污符合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上诉主张不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景瑜公司在2015年被法院受理进行破产清算，但其在2014年下半年以前一直生产经营，存在持续向周边环境排放污染物的高度可能，而且景瑜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与梁伟强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再次，新德利公司虽于2015年成立，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投产进行经营，新德利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其仅是购买了景瑜公司的资产，尔后出租给强强公司，强强公司于2018年2月成立，但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于2018年10月进行大气污染的因果关系和林地不能继续种植鉴定期间强强公司已投入生产经营，而本案梁伟强于2015年便开始进行诉讼，主张涉案林地因大气污染并造成林木损失，并非在2018年强强公司成立后才受大气污染造成损失的，且没有证据证明强强公司成立投产后梁伟强的林地林木受污染加重或其损失加大的情况。因此，现既没有证据证明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有关，也无证据证明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和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梁伟强主张新德利公司、强强公司存在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排放废气污染环境的行为，且排放的污染物与涉案林地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涉案林木损失金额应如何确认的问题。首先，对于黄花梨的损失问题。本案中，梁伟强提供的证据仅证明其曾于2009年4月7日以每株50元的价格向肇庆市艺场购买过黄花梨苗木20830株，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20830株黄花梨全部种植在涉案林地内，即梁伟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黄花梨种植的面积情况。而涉案恩平市横陂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梁伟强先生长期作物污染补偿问题的回复》也只确认梁伟强受到污染的黄花梨面积只有12亩。并结合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书载有的“……结合现场勘察所见的几棵直径约ｌｃｍ,高约1.7ｍ的黄花梨,发现涉案林地内的黄花梨从2009年到2019年间生长指标基本无变化。根据以上内容可知原告购买了黄花梨苗木,在2013年时涉案林地内有12亩的黄花梨（幼龄林）受到工厂的污染,到2019年现场勘察时所剩几株黄花梨的生长指标基本无变化,可知涉案林地内种植的黄花梨受到了污染的影响。但由于现场所见黄花梨数量极少无法获得相关数据,且法院提供的相关资料中也缺少相应数据,故无法详细计算黄花梨的相应损失。对于黄花梨的损失至少为购买苗木的费用加种植费及第一年的管理费用。经调查了解黄花梨的种植费及第一年的管理费约20元／株……”的内容，一审法院参照梁伟强提供的证人证言所陈述黄花梨的种植株距为3米×3米计算方式，即每9平方米种植一株黄花梨，认定12亩面积大约可种植888株（12亩×666.67平方米／亩÷9平方米）黄花梨，作出梁伟强的黄花梨损失应为62160元（888×50＋888×20）即对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黄花梨损失1458100元（20830×50＋20830×20）中合理部分予以采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如前所述,本案梁伟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黄花梨种植情况以及涉案林地是否适应黄花梨的种植,且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对黄花梨预期损失也未予以鉴定,现本案梁伟强上诉主张黄花梨因污染致死所造成的预期损失为61615140元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梁伟强于2015年12月9日领取的44078501151209017恩平市采字［2015］1209017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内容显示，梁伟强已通过砍伐该证范围内的桉树取得了桉树的出材量为351立方米，结合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勘查只是选取样点，并未明确具体位置，故本案应扣减351立方米的出材量，参照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桉树的价值为660元／立方米，因此应扣减231660元（351立方米×660元／立方米）。综上，虽然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梁伟强已造成的损失为19468336.64元（桉树损失价值10201474.14元＋湿地松树脂损失价值7808762.5元＋黄花梨损失1458100元），但经审查，该损失中黄花梨损失价值应为62160元，并应扣减已砍伐桉树价值231660元。再次，鉴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没有考虑到种植业的收成情况还会受到造林密度、病虫害、种植技术、种植期间的管理、自然灾害、涉案林地的土质以及市场价格的变动等多种因素影响，直接把大气污染作为认定涉案林地林木受损的唯一原因，显属不当。一审法院作出涉案大气污染仅系梁伟强林木受损多种影响因素中之一的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的认定正确，并酌定梁伟强涉案林木按50%予以计算现有损失并无不当，故涉案梁伟强林木已受损损失为：【10201474.14元（桉树损失价值）-231660元（已砍伐桉树价值）＋7808762.5元（树脂损失价值）＋62160（黄花梨损失价值）】×50%＝8920368.32元。最后，关于梁伟强请求赔偿在涉案林地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涉案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有“鉴定意见：……2、涉案林木在承包期内所处环境不适宜继续进行林业种植”的内容及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有“……1、从2019年至2030年（梁伟强山地承包合同到期）如继续种植则按树理论出材量按现按树的材积价格减11年正常管理按树的费用为7682813.424元;2、在承包期间2019年至2030年不能继续种植湿地松造成的松脂损失为17179277.5元，涉案林地内现有湿地松材积损失及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材积损失11217792元，梁伟强涉案林地内鉴定区域虾山村1-2、虾山村4、虾山村5、虾山村6、新江及竹根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损失应为人民币36079882.924元（7682813.424＋17179277.5＋11217792）”等内容，如前所述，林木种植业的收成情况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本案中祥达公司、新安马公司、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的涉案林木损失原因力酌定为50%，而该原因力所造成的涉案林木损失势必会影响梁伟强承包期内涉案林木的生长及效益，同时基于梁伟强在其承包期间也应负有积极采取措施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的法定义务，因此，本院对该部分损失酌定按5%予以计算即1803994.15元（36079882.924元×5%）。一审法院作出梁伟强在承包期间涉案林木的预期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结合沧科司鉴﹝2018﹞环字第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已造成涉案林地相关湿地松的树脂损失已作出评估,且本案对梁伟强主张的涉案林木的预期损失也已考量，二审期间，梁伟强申请要求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第139号-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所涉已造成的湿地松材积损失数额和承包期内不能继续种植造成的湿地松材积损失数额分别予以明确亦没有实际必要。三、涉案民事责任主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应如何确定的问题。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在本案鉴定时已存在污染行为，并造成梁伟强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现有证据涉案林地污染物系翔鹰公司、景瑜公司、新安马公司、祥达公司排放并造成梁伟强承包的涉案林地受损，故应对梁伟强的损失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涉案林地污染责任主体及因果关系认定正确，但对涉案林木损失中所涉预期损失判处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修正）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5民初29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5民初2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连带赔偿涉案林地预期损失1803994.15元给梁伟强；四、驳回梁伟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9416.79元（梁伟强已预交），由梁伟强负担563270.62元，由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6146.17元；梁伟强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86146.17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应共同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86146.17元。案件鉴定费743720元（梁伟强已预交），由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43720元，并在执行中迳付给梁伟强。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723664.75元(梁伟强已预交649416.79元，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已预交74247.96元)，由梁伟强负担637518.58元，由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负担86146.17元；梁伟强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1898.21元由本院退回，恩平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恩平市翔鹰陶瓷有限公司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11898.21元。拒不缴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砚审 判 员  梁宇俊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倩瑜书 记 员  黄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