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7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俊峰，男，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飞，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润昭，男，195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祥冲，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臣成，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俊峰因与被上诉人林润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俊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平、许飞，被上诉人林润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祥冲、田臣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俊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驳回林润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润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谭俊峰已经实际收到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为10585174.6元缺乏证据证明，属于主观分析推测，是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以林润昭提供的《广州职业技术院校迁建项目土地征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并以查询“款项汇到谭俊峰指定尾号为8263的银行账户”的具体汇款金额与“补偿协议约定相互吻合”为据，认定本案的诉争标的物金额为10585174.6元是错误的。首先，补偿协议是复印件，内容模糊不清，且无提供原件。在谭俊峰对补偿协议的三性予以否认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未经过任何核实和调查，即对该证据的内容予以认可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谭俊峰尾号为8263的银行卡收到的汇款是否为涉案的补偿款并无证据证明，谭俊峰也予以否定。一审法院并未与汇出方核实，仅以与补偿协议约定相互吻合为由予以认定，缺乏事实认定的合法性和程序的正当性。2.一审判决认定谭俊峰应向林润昭支付的补偿款为1693627.94元，并以16％作为计算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资合伙协议书明确约定16％的比例是作为合资公司股东股份比例的分配原则，而不是合伙人合伙财产的分配比例，更不是对涉案土地征收青苗补偿款的分配比例。一审错误地将协议约定的合资公司股东股份分配比例理解为协议各方当事人对合伙收入的分配比例，且在没有证据证实青苗补偿款为合伙收入的前提下，直接将青苗补偿款定为应予分配的合伙收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没有查明谭俊峰2010年8月28日至2018年10月期间单独向土地出租方秀山实际支付了租金和其他费用的事实，亦没有查明钟南公司清算、注销后，谭俊峰向协议各方返还了投资款的事实及支付了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南公司）的实际开支和债权债务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辨析不明。林润昭以其是秀荔果场的实际承包人、经营管理人和补偿对象之一，对补偿款有分配权，以谭俊峰代为收受了补偿款为由主张进行青苗补偿款分配，并且引用了《广州市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试行办法》，故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审法院应予审理查明的是林润昭是否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和经营管理人之一可依法享有征地青苗补偿款，一审判决以合同纠纷为案由予以审理，脱离了林润昭的诉求，违反了民诉法的规定。2.一审判决应当查明本案的合同性质为个人合伙合同关系，应适用个人合伙关系的法律规定予以审理，依法追加各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当事人。3.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双方之间的合资合作协议书已依法解除，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作为法律适用依据，一审判决应向林润昭依法阐明和告知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关系是损害赔偿纠纷，并要求林润昭举证证明赔偿损失的依据。4.林润昭缺乏对于涉案土地青苗补偿费的请求权基础，合资合作协议书中未对青苗补偿费等款项分配进行约定，征地行为发生在钟南公司解散之后，林润昭对涉案土地没有支出受让土地款、租金及进行任何经营管理，林润昭不属于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人、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经营管理人，林润昭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三）一审审判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判决认为林润昭的权益是独立的、有分割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一审判决审查认定和采信证据违法。一审判决审查认定和采信并据以定案的补偿协议没有提供原件，一审法院未依法向该协议的付款方及政府征地拆迁部门予以核实，即以主观臆测的方式予以认定和采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林润昭辩称，不同意谭俊峰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关于谭俊峰已领取涉案补偿款中的10585174.6元的事实认定清楚。一审法院以16%的比例计算应支付给林润昭的补偿款数额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审理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正确。补偿协议的签订及征收补偿款的发放均发生在合同解除之前，林润昭仍可依据合资合作协议书主张合同被解除前已实际产生的合同收益。本案并非必要共同诉讼案件，本案审判程序合法。林润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谭俊峰向林润昭支付款项2419468.48元；2.谭俊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秀山委会与南方工贸总公司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秀山委会将所属的739亩（实际使用面积约1500亩）的荒山发包给南方工贸总公司，承包期为70年。1993年，南方工贸总公司与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兴衡公司）签订《土地转让承包经营合同》，南方工贸总公司将前述承包的涉案土地转让给兴衡公司。2010年8月28日，兴衡公司与谭俊峰签订《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兴衡公司将前述承包经营的涉案土地（即秀荔果场）种植和发展的荔枝树的使用权、经营权，一次性整体转让给谭俊峰，转让金额为200万元，从2011年起凡需交秀山有关费用由谭俊峰负责。秀山委会以鉴定人的身份在《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上盖章确认。合同签订后，谭俊峰依约支付了转让款，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11年1月3日，谭俊峰、黄淦波、李军、李福全、陈三波、莫澎等6人共同签订《关于增城市秀山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就谭俊峰承租的增城市秀山739亩（实际使用面积约1500亩）山地合资合作经营开发事宜进行协商，一致同意合资成立公司共同经营开发此项目，6人认同谭俊峰为取得该土地租赁使用权前期支付的250万元费用，按谭俊峰20%（50万元），其余5人各16%（40万元）的比例分摊上述前期费用，并以此为合资公司股东股份比例分配原则，各股东在10日内将款项全部汇至谭俊峰个人账户。之后，李福全退出，由林润昭加入。2011年1月23日，谭俊峰、黄淦波、李军、林润昭、陈三波、莫澎等6人共同签订《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6人合资合作经营开发涉案土地，并合资成立公司共同经营开发此项目。协议书约定6人愿意认同谭俊峰为取得涉案土地租赁使用权前期支付的费用为500万元，按谭俊峰20%（100万元），其余5人各16%（80万元）的比例分摊上述前期费用，并以此作为合资公司股东股份比例分配原则。各股东在10日内将款项全部汇至谭俊峰个人账户，6人组成公司董事会并共同推举谭俊峰为首任董事长；今后成立项目公司，将涉案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名下，由项目公司与秀山委会补签租赁合同；6人一致同意涉案地块的开发方向为农业产业开发及旅游项目，引进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美食餐饮、度假酒店等经营性项目。项目公司拟命名为“广东省中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并在旗下成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旅游开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具体经营。根据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确定合作各方在经营管理中的角色和任务。谭俊峰为本次合作的发起人……负责组织本项目在土地使用、征收及项目经营管理过程中与属地各级政府及村民沟通协调解决问题。项目开发经营的初步设想，阶段：开发前期及筹备阶段。建立完善土地使用手续。逐步突进项目用地性质的改善，从租赁性使用争取向永久性转变。对项目进行科学严谨的可行性分析，制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总体规划，并推进项目立项工作。制定土地租赁期限内项目的经营管理方案。尽可能恢复原荔枝果园功能，恢复果树生产管理，引进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美食餐饮、度假酒店等经营性项目，努力使项目产生经济效益，争取在补贴项目的前期投入后尚有盈余，减少项目投资风险。在条件成熟时，进行增资扩股，扩大公司实力。制定土地租赁期项目规划方案。根据项目评估和可研报告，充分分析项目的各种资源优势，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制定土地租赁期项目内地块的使用规划，在市政道路、设施及其他配套功能布局上尽可能保持一致，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阶段：项目开发建设期（2013年-2016年）。这一期的主要工作是（在扩股的条件下）：1.项目立项；2.规划建设；3.土地征收；4.设计、施工；5.竣工验收；6.交付使用。阶段：项目成熟期。本阶段周期6年（2017-2023）。2011年7月6日，谭俊峰、黄淦波、李军、林润昭、陈三波、莫澎等6人共同注册成立钟南公司，由谭俊峰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6月3日，钟南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钟南公司未与秀山委会签订有关秀荔果场的任何合同。2013年7月20日，秀山委会与中共秀山党支部委员会共同向谭俊峰发出《通知》，该《通知》载明：“谭俊峰先生：根据您提供的当年秀山与南方工贸总公司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有关租地协议，现按照广州教育城一期征拆工作的要求，需对您租用的土地征收，解除租地合同。请您提供您本人身份证原件、租地合同原件、涉及租地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查验后退回。请您与秀山‘两委’联系洽谈有关事宜”。2014年3月10日，秀山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2011年上旬，谭俊峰向我村委提出为了荔枝园日后开发需要，准备拟成立钟南公司并要求我秀山村委配合重新与新的开发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来谭俊峰多次带另外的股东与我们协商转签承包合同事宜。我村委会全体成员表示对所谓的钟南公司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不恰。原因一：谭俊峰是承包耕种荔枝，而钟南公司与我秀山再签订是用来开发，涉及当初92年到11年近20年前后价格差异需大幅度提高，当时钟南公司及所谓的合伙人不同意；原因二：我村委会同意兴衡公司转让给谭俊峰个人经营只是按照原有的合同条件，而再转让给钟南公司是用来开发，且土地性质、权属、租金价格、青苗砍伐等条件均不成熟，故不同意转签合同。”2014年，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作为共同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1873号案），该案谭俊峰、秀山委会为被告，莫澎、兴衡公司为第三人。诉讼请求为：1.确认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分别具有秀荔果场至2063年承包权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16%分配权益；2.谭俊峰、秀山委会协同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共同清理土地、种植物、地上附着物等征收补偿对象，并按承包地剩余年限及广州教育城征收补偿规定结算征收补偿款（暂按8万元/亩×739亩=5912万元计算）；3.由秀山委会按秀荔果场征收补偿费用结算总额的16%分别向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支付征收补偿款（暂按5912万元×16%=945.92万元计算）；4.受理费由谭俊峰承担。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谭俊峰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确认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承担。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认为，谭俊峰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虽然谭俊峰在2011年1月23日与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莫澎共同签订《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合资合作经营开发涉案土地，但该协议书并无约定谭俊峰将涉案土地的承包权进行转移，故涉案土地的承包者仍是谭俊峰，且秀山委会从未同意谭俊峰变更涉案土地的承包者。故在广州教育城建设，政府征收土地包括涉案土地时，在2013年7月20日，秀山委会与中共秀山党支部委员会共同向谭俊峰发出《通知》，通知涉案土地的承包者即谭俊峰联系洽谈有关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事宜。由于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不是涉案土地的直接承包者，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秀山委会收取了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据此，判决驳回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同时认为，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书》是谭俊峰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与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莫澎共同签订的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该协议书约定了涉案土地的开发方向为农业产业开发及旅游项目，引进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美食餐饮、度假酒店等经营性项目。但是这只是合同的目的，并非合同生效的条件，该协议书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据此，判决驳回谭俊峰的反诉请求。2017年，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作为共同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0183民初3519号]，该案谭俊峰为被告，莫澎为第三人，诉讼请求为：1.确认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书》有效；2.诉讼费用由谭俊峰负担。同年，谭俊峰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0183民初6985号]，该案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为共同被告，莫澎为第三人，诉讼请求为：1.确认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书》权利义务已终止；2.诉讼费用由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承担。该两案合并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7）粤0183民初3519、698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书》有效。二、驳回谭俊峰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合资合作协议书》是当事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判决同时认为，谭俊峰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谭俊峰与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莫澎合资合作经营开发秀荔果场，各方后来注册成立了钟南公司开发秀荔果场。2013年6月3日，钟南公司被注销了工商登记。这期间，协议书约定的争取与秀荔果场集体所有权人秀山委会签订承包协议，各阶段拟引进开发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美食餐饮、度假酒店开发秀荔果场的计划并未实现，故无法认定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当事人对注销钟南公司存在争议，但设立项目公司仅是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内容的一部分，钟南公司的成立以及后来被注销仅是合同权利义务内容一部分的履行，并不能视同为合同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了协议书。另外，无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情形出现时，向其他合同当事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或者通过仲裁、司法机关等解除了合同，无法认定协议书已经解除。协议书也不存在债务相互抵消、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债务人免除债务、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以及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据此，谭俊峰请求认定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无法予以支持。谭俊峰不服上述6985号一审民事判决，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粤01民终8669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上述一审、二审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此外，一审法院前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1873号、3519、6985号民事判决均认为，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认为谭俊峰伪造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中的其他股东签名，非法将钟南公司注销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而不在案中予以调整。另查，2011年1月25日，林润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谭俊峰转账81万元（林润昭陈述有1万元是给谭俊峰的母亲贺寿的礼金，并提供现场贺寿拍摄的照片一张）。根据林润昭提供的补偿协议（村委公告栏拍照后打印件，内附补偿登记表、证明、承诺书），谭俊峰可领取的补偿款共计15121678元。谭俊峰对上述转账的款项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林润昭实际投入的是40万元，亦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谭俊峰认为补偿协议、补偿登记表、证明、承诺书等与本案无关，谭俊峰是否有上述证据原件亦无需告知林润昭，属其个人商业秘密。谭俊峰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当事人申请书，申请追加《合资合作协议书》的其他合同签约方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诉讼中，林润昭提交调查申请书，申请查询谭俊峰名下6227003325690042925、6216607000008838263的银行流水，拟证明谭俊峰收取涉案土地补偿款的金额（庭审中，林润昭已撤回尾号为2925的账户查询申请）；林润昭提出书面调查申请，申请向涉案土地所属的秀山太龙经济合作社、曾屋经济合作社、龚官田经济合作社、赖屋经济合作社、打石楼经济合作社进行调查，拟证明谭俊峰签订涉案土地补偿协议等征收文件的原件。经审查林润昭提供的补偿协议，在2018年10月6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谭俊峰就涉案土地分别与增城区朱村街秀山太龙经济合作社、曾屋经济合作社、龚官田经济合作社、赖屋经济合作社、打石楼经济合作社签订补偿协议。其中，太龙经济合作社向谭俊峰支付青苗补偿款212250元，曾屋经济合作社向谭俊峰支付青苗补偿3179928元，龚官田经济合作社向谭俊峰支付青苗补偿7622000元，赖屋经济合作社向谭俊峰支付青苗补偿3290250元，打石楼经济合作社向谭俊峰支付青苗补偿817250元。应得的青苗补偿款共计15121678元。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款项分两期支付，自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支付总补偿款的70%，款项汇到谭俊峰指定尾号为8263的银行账户。经查询，上述账户已收到相应青苗补偿款的70%。具体为：2019年4月1日572075元（817250元×70%）、2019年4月1日2225949.6元（3179928元×70%）、2019年4月4日2303175元（3290250元×70%）、2019年4月11日5335400元（7622000元×70%）、2019年6月6日148575元（212250元×70%），共计10585174.6元。上述5笔款项与补偿协议的约定相互吻合。再查明，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谭俊峰作为原告，以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莫澎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0）粤0118民初3431号，以下称3431号案]，请求判令解除涉案《合资合作协议书》。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谭俊峰的诉讼请求。谭俊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11月1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民终21061号民事判决，以涉案《合资合作协议书》各方约定合资合作投资开发涉案土地的合同目的因土地被征收这一不抗力的事实而导致无法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为由，判令解除涉案《合资合作协议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民事判决中同时指出，各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协议被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庭审中，对于合同解除后对本案诉讼的影响，谭俊峰认为合同解除后，本案的诉讼失去了法律基础，林润昭的主张已缺乏合同依据；林润昭认为合同的解除不影响林润昭主张征收补偿款，谭俊峰仍应按林润昭的实际投入分配收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若不构成重复起诉，则林润昭的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后诉）与1873号案（前诉）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并不构成重复起诉。特别是，在1873号案中，既包含确认之诉、亦包含给付之诉，林润昭诉求支付征收补偿款的对象是秀山委会，该诉讼请求与本案明显存在不同，本案的裁判结果亦与1873号案的裁判结果不存在相互对抗或否定的问题。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林润昭的主张，理据充分，应予支持。理由如下：一、根据涉案《合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谭俊峰、黄淦波、李军、林润昭、陈三波、莫澎等6人合资合作经营开发涉案秀荔果场，并合资成立公司共同经营开发，在成立项目公司后，将涉案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名下。虽然最终涉案土地未转入项目公司名下，但《合资合作协议书》是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二、一审法院1873号案，认定涉案土地的承包者是谭俊峰，并基于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不是涉案土地的直接承包者，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秀山委会收取了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为由，驳回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的诉讼请求。但是，林润昭等人不能直接向秀山会主张支付补偿款，主要原因是缺乏合同依据，林润昭并非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签约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林润昭无权向秀山委会主张涉案土地的补偿款。但是，不能等同于林润昭亦无权向谭俊峰主张分配补偿款。对于涉案土地，既存在谭俊峰与村社间直接的承包关系，又存在谭俊峰与林润昭等人的合资合作经营关系。在上述两层关系中，各自独立且合法有效，并不存在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合资合作协议书》约束的是林润昭、谭俊峰之间的关系，在林润昭、谭俊峰之间存在法律效力。项目公司的成立或注销，仅是经营开发涉案土地的一种手段和过程，并非合同的全部内容和根本目的，不能因此否定林润昭实际上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投入人之一。据此，林润昭有权依《合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谭俊峰主张分配涉案土地补偿款。三、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虽然涉案《合资合作协议书》已被解除，但林润昭主张的涉案青苗补偿款实际上在合同解除前已实际存在，不能基于合同在事后的解除，就否认林润昭有权按约定的比例主张合同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即使林润昭选择采取补救措施或主张赔偿损失，亦实际上基于相同的事实要求谭俊峰分配涉案土地的补偿款。据此，不宜因涉案合同的解除就徒增当事人的诉累。四、林润昭已按《合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亦对付款金额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虽然谭俊峰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但是，鉴于现有证据仅能认定谭俊峰已实际收到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为10585174.6元。据此，谭俊峰应向林润昭支付的补偿款为1693627.94元（10585174.6元×16%）。关于谭俊峰申请追加当事人问题。鉴于涉案主要事实和证据，都已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查明或确认，且1873号案、3519、6985号案、3431号案已将涉案《合资合作协议书》的全部当事人列为案件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在本案中，林润昭的权益是独立的、可分割的，是否追加当事人对查明案件事实并无影响，对未参与诉讼的合同当事人的权益亦不造成损害，其他合同当事人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据此，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一审法院认为无追加的必要，故对谭俊峰的申请未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谭俊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润昭支付“秀荔果场”的补偿款1693627.94元；二、驳回林润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1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林润昭负担受理费7847元，由谭俊峰负担受理费183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谭俊峰提交以下证据：1.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于2012年8月7日出具的证明，称其村从未收取过李福全的土地租金或承包款，未看到也未听说李福全对该21亩地及荔枝树进行过管理，对衡东广州办事处与李福全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也不认可。2.缴纳租金收据，拟证明涉案土地一直由谭俊峰交租。3.股东会决议、钟南公司财产处理意见及莫澎的证明，拟证明关于清算、注销钟南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其中财产处理意见载明，经股东一致协商同意原汇美文化会所办公楼装修及办公设施设备一次性作价50万元转让给谭俊峰（2013年9月6日）。4.谭俊峰和广东省地质建设工程勘察院签订的测绘合同、该院和经手人出具的收据、秀山荔枝园测量技术报告，拟证明谭俊峰聘请该院并个人支付测量费用。其中，收据载明：今收到增城朱村秀山荔枝园测量费用85000元，时间分别为2013年11月16日和11月18日。5.建设银行汇款凭证，拟证明谭俊峰汇款给莫澎、李军、林润昭等清算后的退股款，金额分别是8万元、8万元和30万元，时间分别是2013年10月22日和10月23日。6.鬼背墩水塘经营转让协议及收据，拟证明受让方和转让款支付主体均是谭俊峰个人。该协议载明，曾某某与朱村街秀山第一合作社将上述水塘承包转让给谭俊峰，时间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4月4日止，年承包金120元，承包转让金31000元。7.林润昭、莫澎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拿走的账簿，拟证明荔枝果园的投资款由谭俊峰个人支付。资料清单显示共计32项资料，接收人是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李清云，并附李清云身份证复印件，但无公司公章；钟南公司资料清单显示8项资料，无签收人签名。8.中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谭俊峰转账青苗补偿款给当地涉及荔枝果园的村民。该明细载明，在2020年11月3日至5日，谭俊峰向龚照金、龚成安、龚国洪、龚年新、龚赵平、龚志祥、龚伟峰、龚绍华等转账。9.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拟证明谭俊峰转账青苗补偿款给当地涉及荔枝果园的村民。该明细载明，在2019年5月11日至6月15日，谭俊峰向杨伟新、杨水南、杨志远、杨力强、杨青霖、黄辉珍、李树花等转账，附言注明是“分红和青苗补偿款”或者“土地租金押金及青苗补”或者“土地租金及青苗补偿款”。10.谭俊峰与龚照金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7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12月23日）、龚照金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200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拟补偿青苗种类为大蕉，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也为大蕉，单价按每棵20元补偿。11.谭俊峰与龚伟南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7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8月19日）、龚伟南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10610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拟补偿青苗种类为竹、荔枝，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为竹、荔枝，其中竹单价按每棵2元补偿，荔枝按每亩30000元补偿（土地面积3.07亩）。12.谭俊峰与龚国洪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7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8月19日）、龚国洪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500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拟补偿青苗种类为荔枝树，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为荔枝树，按每棵1000元补偿13.谭俊峰与龚成安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7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8月20日）和龚成安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14385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青苗种类为竹、荔枝，但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为香蕉、荔枝，香蕉单价按每棵45元补偿，荔枝单价按每棵2000元补偿。14.谭俊峰与龚年新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7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8月19日）、龚年新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573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青苗种类为香蕉树，但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为香蕉树和竹，香蕉树单价按每棵45元补偿，竹单价按每棵3元补偿。15.谭俊峰与龚文陵（龚赵平代）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8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8月22日）和龚赵平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4674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青苗种类为桉树，但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为桉树和竹，桉树单价按每亩8000元补偿（共5.28亩），竹单价按每棵2元补偿。16.谭俊峰与龚伟峰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7月30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20年7月30日）、龚伟峰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7200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出租土地共9亩，拟补偿青苗种类为桉树，但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为桉树，单价按每亩8000元补偿（共9亩）。17.谭俊峰与龚志祥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7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8月22日），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150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位于秀山龚官田社，拟补偿青苗种类为白榄、龙眼，补偿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白榄单价按每棵250元补偿，龙眼单价按每棵500元补偿。18.谭俊峰与龚绍华签订的青苗补偿协议（2020年10月27日）、补偿登记表、收据（2019年8月19日）、龚绍华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谭俊峰退回青苗补偿款282000元。其中，协议和收据中的金额与证据5中的金额相同，协议载明青苗种类为桉树和荔枝，登记表载明非出租土地，青苗种类为桉树和荔枝，桉树单价按每亩8000元补偿（共15.9亩），荔枝单价按每亩30000元补偿（共5.16亩）。以上证据10-18均为复印件。经质证，林润昭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认可，即使该证据内容真实，不影响涉案协议的有效性，也不影响谭俊峰依据涉案协议向林润昭支付相应的土地补偿款收益；对证据2不确认，根据转让承包经营合同及（2018）粤01民终8669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兴衡公司已经将果场整体转让给谭俊峰，因此无需再缴纳租金，谭俊峰在土地被征收后仍支付租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证据3，认可证明和财产处理意见的真实性，其他证据不确认，钟南公司是谭俊峰伪造股东签名后注销；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即使谭俊峰为履行涉案协议支出了相关费用，但不影响林润昭向谭俊峰主张协议项下的收益；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费用是谭俊峰受让钟南公司办公用品后向其他股东支付的费用，与证据3中的财产处理意见可相互印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与涉案土地无关；对证据7不确认，身份不明人员制作的内容不明材料，无法看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1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兴衡公司已经将果场整体转让给谭俊峰，谭俊峰是唯一的青苗补偿款权利人，而且协议及收据对应的支付对象是9人，费用总计535455元，收据日期与支付日期无法对应。补偿协议约定的青苗种类（例如桉树、白榄、龙岩、香蕉树、大蕉）与涉案土地被补偿的青苗（荔枝）种类不同，如果谭俊峰将涉案土地出租给村民做其他用途，相关补偿费用应由其个人承担。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二审庭询时，谭俊峰确认：1.收到涉案土地的部分补偿款10585174.6元，剩余款项未向村委会要求支付；2.其向龚成安等支付青苗补偿款是因为涉案土地是龚成安等村民的；3.自2010年8月至2019年9月，其一直支付租金，如果林润昭要求分配青苗补偿款，应当结算租金；4.2013年3月20日股东会决议解散钟南公司，谭俊峰根据清算协议返还了投资款，公司的债权债务都由谭俊峰承担，各股东对涉案土地没有经营行为；5.除了涉案土地补偿款，双方合作期间还有租金需要处理，而且各投资人未按涉案协议约定交足前期的费用。双方确认：1.涉案土地还有30%的补偿款未支付；2.合资合作协议解除后双方未结算，公司是在结算后注销的。（二）一审时，林润昭提交以下证据：1.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曾屋经济合作社与谭俊峰签署的补偿协议（2019年1月31日）、补偿登记表、该社所出证明及谭俊峰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补偿登记表载明是出租土地，面积共计143.24亩，单价按每亩22200元计算，补偿款合计3179928元，谭俊峰在收到首期款30天内将征地范围内其和其他第三方的青苗补偿及清理完毕；补偿登记表载明种植作物为荔枝；证明及承诺书载明谭俊峰承包该143.24亩土地耕种。2.增城市朱村街秀山太龙经济合作社与谭俊峰签署的补偿协议（2018年10月6日）、补偿登记表、该社所出证明及谭俊峰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补偿登记表载明是出租土地，土地面积共计8.49亩，单价按每亩25000元计算，谭俊峰在收到首期款30天内将征地范围内其和其他第三方的青苗补偿及清理完毕；补偿登记表载明种植作物为荔枝；证明及承诺书载明谭俊峰承包该土地耕种。3.增城市朱村街秀山龚官田经济合作社与谭俊峰签署的补偿协议（2019年2月1日）、补偿登记表、该社所出证明及谭俊峰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补偿登记表载明是出租土地，土地面积共计304.88亩，单价按每亩25000元计算，谭俊峰在收到首期款30天内将征地范围内其和其他第三方的青苗补偿及清理完毕；补偿登记表载明种植作物为荔枝；证明及承诺书载明谭俊峰承包该土地耕种。4.增城市朱村街秀山赖屋经济合作社与谭俊峰签署的补偿协议（2019年2月1日）、补偿登记表、该社所出证明及谭俊峰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补偿登记表载明是出租土地，土地面积共计131.61亩，单价按每亩25000元计算，谭俊峰在收到首期款30天内将征地范围内其和其他第三方的青苗补偿及清理完毕；补偿登记表载明种植作物为荔枝；证明及承诺书载明谭俊峰承包该土地耕种。5.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打石楼经济合作社与谭俊峰签署的补偿协议（2019年2月1日）、补偿登记表、该社所出证明及谭俊峰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补偿登记表载明是出租土地，土地面积共计32.69亩，单价按每亩25000元计算，谭俊峰在收到首期款30天内将征地范围内其和其他第三方的青苗补偿及清理完毕；补偿登记表载明种植作物为荔枝；证明及承诺书载明谭俊峰承包该土地耕种。经质证，谭俊峰意见如下：因无原件，不确认以上证据。庭审时，双方确认钟南公司与涉案土地无关联。谭俊峰称无法提交与秀山各经济合作社签署的补偿协议，从银行流水看不出汇入方，款项性质也看不出是征收补偿款，该流水与本案无关；其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经营管理人，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费应归其所有。（三）2020年1月13日，林润昭、黄凎波分别以谭俊峰为被告提起合同纠纷之诉，案号分别为（2020）粤0118民初1184号和（2020）粤0118民初1193号。2020年5月9日，莫澎以谭俊峰为被告提起合同纠纷之诉，案号为（2020）粤0118民初4311号。2020年9月4日，一审法院将该三案合并开庭审理。2020年12月6日，黄凎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本案与（2020）粤0118民初4311号案一审判决后，谭俊峰不服，分别提起上诉。2021年2月8日和2月20日，李军、黄凎波分别以谭俊峰为被告提起合同纠纷之诉，案号分别为（2021）粤0118民初2885号和（2021）粤0118民初2969号，该两案正在审理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二）谭俊峰应否向林润昭支付秀荔果场的补偿款1693527.94元。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谭俊峰、林润昭、李军、莫澎、黄凎波、陈三波6人签订涉案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以涉案土地为载体进行经营活动，此后土地被征收，谭俊峰取得了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林润昭依据上述协议要求谭俊峰按比例支付返还其应得的补偿款。因付款主体仅为谭俊峰，本案处理的是林润昭与谭俊峰之间的土地青苗补偿款支付纠纷，虽然部分案件事实涉及李军、莫澎、黄凎波、陈三波（以下简称李军等），但涉案主要事实和证据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查明或确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李军等无直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追加李军等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因此，谭俊峰主张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有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中，谭俊峰、林润昭、李军等签订涉案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6人共同经营开发涉案土地，并合资成立公司共同经营开发此项目，林润昭已依约支付了投资款。此后，涉案土地被征用，谭俊峰领取了相关青苗补偿款。现林润昭诉请谭俊峰按投资比例向其支付涉案果场的补偿款有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涉案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谭俊峰、林润昭、李军等作为合资合作的股东，认同谭俊峰为取得涉案土地租赁使用权前期支付的费用，由各股东按比例分摊前期费用，并以此作为合资公司股东股份比例的分配原则。签订协议后，林润昭按约定支付了投资款。因此，虽然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合同是由谭俊峰与兴衡公司签订，但谭俊峰与林润昭、李军等签订了涉案协议，就涉案土地项目成立合资合作关系，林润昭、李军等也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投资人，其有权依据合资合作协议就涉案土地主张权利。因此，虽然涉案协议已经解除，但土地补偿款在协议解除前已经取得，并由谭俊峰占有，林润昭主张分配解除协议前所取得的土地补偿款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谭俊峰虽然主张已向林润昭返还了投资款及其个人承担了租金等费用，但其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载明的金额与林润昭的投资款差距较大，而且根据谭俊峰提交的财产处理意见与林润昭的质证意见，林润昭主张谭俊峰转账的金额是在钟南公司注销后用于购买钟南公司的办公用品更具有合理性，故不足以认定谭俊峰已向林润昭返还了投资款。至于谭俊峰主张其个人承担了涉案土地的租金、其他费用及钟南公司的开支等，因其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该事实及具体金额，林润昭亦不予确认，故亦不足以作为其无需向林润昭支付涉案土地补偿款的依据。其次，关于谭俊峰是否实际收到涉案土地的青苗补偿款10585174.6元，谭俊峰虽在上诉状中提出异议，但其在二审庭询时已确认该事实，因此谭俊峰关于一审判决对补偿协议的证据认定及补偿款数额的认定有误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再次，谭俊峰主张涉案土地是村民的，其已将涉案土地的部分补偿款给了村民，本院对该主张亦不予采信，认为谭俊峰所主张与部分村民的青苗补偿关系与本案无关，因为：（一）根据谭俊峰二审庭询后补充提交的证据，相关证据最晚已经在一审时出现，谭俊峰在一审和上诉时均未提出该主张，而在二审庭审时才提出，亦在庭询后才就该主张举证，如果其与部分村民的青苗补偿协议与本案有关，谭俊峰避而不提有违常理；（二）谭俊峰虽然提交与村民的青苗补偿协议、补偿登记表和收据，但并未提供与村民的涉案合同等能证明上述村民与涉案土地的关系。而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在1992年已经由秀山委会出租给南方工贸总公司，此后转租给兴衡公司，最后由谭俊峰承包经营，无证据证明上述村民就涉案土地另行与谭俊峰建立了租赁关系。（三）谭俊峰二审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也与补偿协议的内容矛盾。龚成安等村民出具收据的时间、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和谭俊峰向龚成安等村民转账的时间均不相同，协议、补偿登记表载明的青苗种类存在不一致之处，也与补偿协议约定的青苗种类和土地性质矛盾，而且相关证据的形成时间均远在补偿协议之后，谭俊峰与村民签订协议的时间与谭俊峰签订补偿协议或者收到补偿款的时间相距一年半以上。综上所述，谭俊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42.65元，由上诉人谭俊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