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晋0522民初1342号原告：王永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耀，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140522754060982X。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法定代表人：原红信，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原告王永生与被告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孤堆底村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永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和被告孤堆底村委的法定代表人原红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永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欠款655353.5元；2.判令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原告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利息起算时间为开具发票的时间2012年12月21日；3.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原被告签订了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原告为被告修建鸡舍、鸡场办公楼、水池等工程，双方所签合同对于各项工程的工期、质量、价款及付款方式等条款有详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自行筹资按期为被告完成了所有建设工程，并经验收后交付使用。被告将应付原告的工程款入账。被告在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后，剩余的655353.5元未支付。被告孤堆底村委辩称，欠付原告的工程款是事实，但是没有原告起诉的这么多。被告也在陆续支付原告的工程款，2020年7月份还支付了原告10000元。被告不应负担诉讼费和保全费。原告王永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鸡舍工程承包合同书；2.鸡场办公楼施工合同书；3.建设工程发票4支；4.孤堆底村委与原告的往来账明细；5.银行卡转账明细表；6.原告与孤堆底村委村支部书记王书记的短信记录。被告孤堆底村委提交以下证据：1.王永生收款收据；2.王永生转其他人名下往来（杨雨鹏3400元、张天柱27530元、李永英164024元、王守军91000元）；3.王永生转账48846.5元的记录（转至他人名下）；4.会议纪要、记账凭证等。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被告孤堆底村委欠付原告王永生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其中285954元是否支付了两次的问题。原告王永生认为，原告提供的明细账是起诉之前在河北镇经管站拍摄的，根据明细显示在2014年2月28日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665353.5元，被告于2020年7月14日转给原告10000元，剩余655353.5元未支付。被告孤堆底村委认为，根据原告出具的收据等可知，账面上显示被告已支付给原告439992.5元、50000元、90000元、285954元、50000元、10000元、10000元，剩余645353.5元未支付。但其中的285954元是原告让转给杨雨鹏3400元、张天柱27530元、李永英164024元、王守军91000元，现在被告的账上有这四笔往来。当时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支付给原告的，如果是现金说明原告已经取走了285954元，现在又把285954元分别拨给了四个人，285954元就付了两次，欠原告的工程款的数额就应该再减去这285954元。另外，被告在2020年1月20日、7月14日分别支付原告工程款10000元。本院认为，（一）根据被告提交的在经管站调取的原告王永生和被告的往来账的原始记账凭证，结合时任会计孙学亮的调查笔录可知，1.原告王永生于2013年2月1日出具285954元的收据，2月20日原真荣准付，5月30日上账，其出具收据是为了让该笔工程款进账，并不能证明王永生取走该笔款项。且2013年5月30日的原始记账凭证中记载的明细账科目、借方及贷方的数额及名字等均能与明细账相对应，说明被告将应付王永生的往来款285954元直接转到杨雨鹏、张天柱、李永英、王守军四人名下；2.在拨账后，被告也为该四人出具收据，说明该笔款项只是在欠付的对象上做了变更，属于债权转让，即债权人由王永生分别变更为杨雨鹏、张天柱、李永英、王守军。在原告王永生出具收款收据时，被告并未向原告王永生支付该笔往来款，因此被告所说的两笔285954元是同一笔钱，账目上只记载一笔。（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原告王永生提供往来账目明细及山西农村信用社的客户明细账，证明欠付工程款655353.5元，并且认可被告提供的2020年1月20日10000元收据。原告在本案中针对自己的主张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现被告认为285954元是支付了两次，应当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诉讼中，被告并未再向法庭提交新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被告关于支付两笔285954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支付了一笔285954元，且在欠付665353.5元后又于2020年1月20日、2020年7月14日分别支付原告10000元，故被告欠付原告王永生工程款数额为645353.5元。二、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及计算基数问题。原告王永生认为利息应以入账时间为起算日期计算至清偿完毕，不再要求被告支付之前的利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结算是当事人确定工程造价后，据以请求和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依据。本案中，（一）利息的起算时间。1.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三份合同，鸡舍合同中对付款方式约定为“工人进工地开始施工被告不付款，修好一栋付80%工程款，其余款项待工程完工后，经被告验收合格全部一次性付清”，鸡场办公楼合同中对付款方式约定为“工程结束后，经被告组织验收合格后，付给原告总工程款的30%，年终付给40%，其余逐步付给”，该两份合同中当事人对付款的时间约定不明，但建设工程经过验收基本符合合同要求并实际交付使用，应当从交付之日计算利息；水池合同中对付款方式约定为“工人进工地开始施工不付款，水池上板，付总工程的30%，满一年付40%，三年终付清”，根据该份合同中的约定，可知完工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可推算出剩余30%的工程价款付款时间应该在2014年11月20日前，利息也应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2.因被告陆续支付原告的工程款，原告王永生在庭审中要求以入账时间即2012年12月21日起计算利息，自愿放弃了自工程交付之日至开具发票入账时间之间的利息，以入账时间为给付工程款利息的起算时间，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虽然根据明细表可知三笔工程款的入账时间为2013年1月30日，原告要求的2012年12月21日是开具发票的时间，但是水池工程款的付款时间最迟为2014年11月20日，不能按入账时间计算利息，故认定鸡舍和鸡场办公楼工程款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3年1月30日；水池工程款计算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4年11月21日。（二）计算利息的基数。案涉三项工程的工程款一并支付，现无法区分每项工程的已付数额，但根据修建水池的合同可知，工程款剩余的30%是在满三年时付清，即在2013年1月30日入账时还未到付款时间，因此推算无论该工程之前已付款多少，利息计算以230490元（768300*30%）为基数；鸡舍和鸡场办公楼工程款的利息计算以414863.5元（645353.5-230490）为基数。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原告王永生与被告孤堆底村委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负责承建被告处的鸡舍、鸡场办公楼和水池等工程。2010年4月28日，双方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鸡舍工程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给原告，每平方米340元，面积约为1950平方米，总造价为663000元，如有不符按实际面积计算。工人进工地开始施工被告不付款，修好一栋付80%工程款，其余款项待工程完工后，经被告验收合格全部一次性付清。2010年5月2日，双方签订合同书，约定鸡场办公楼由原告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按照图纸要求施工。工程结束后，经被告组织验收合格后，付给原告总工程款的30%，年终付给40%，其余逐步付给。2011年6月26日，双方签订修建水池合同书，约定为配合鸡场的发展规模，给养殖户提供更多便利条件，由原告以包工包料的方式修建千方水池，总造价为768300元，工程时间为2011年7月2日至2011年11月20日，付款方式为工人进工地开始施工不付款，水池上板付总工程的30%，满一年付40%，三年终付清。被告因未及时开票入账结算项目，由支部提议，分别于2012年11月20日召开支村两委会议、2012年11月21日召开党员议事会议、村民代表和村民会议，最终通过了三项工程的投资建设，会议纪要载明：通过了建鸡场办公楼投资30万元、鸡舍投资65万元，建水池投资77万元，计172万元入账（各负责领导及镇长均有签字）；工程基本符合合同要求，建鸡舍3栋、水池一座、办公楼2层计30间；决算情况为建鸡舍66.3万元、建水池76.83万元、建办公楼30万元（前支15万元），共计158.13万元。2012年12月21日，原告就三个工程的工程款开具4张发票，结算后，鸡舍工程的工程款为663000元，鸡场办公楼工程的工程款为150000元，水池工程的工程款为750000元。因原告王永生在工程建设期间有欠付杨雨鹏、张天柱、李永英、王守军四人的材料款，经原告王永生及该四人的同意，被告将应付原告王永生的285954元直接转至该四人名下，结清了原告王永生和该四人之间的材料款，由被告直接向债权人支付。被告陆续支付原告工程款后剩余645353.5元未支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使用，被告应当及时支付原告的工程价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以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支付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本院依法认定利息计算标准在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在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诉讼中，被告孤堆底村委认为三个项目的建设工程均属于先建后批，不符合程序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该规定的立法本意不是禁止行为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村民委员会的行为，保障村民实行自治，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在合同要件完备、不损害村集体利益的情况下，未经村民会议等讨论通过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被告提供重大事项流程会议纪要用于证明案涉工程属于先建后批，出现这种情况的过错在于被告自身，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程序。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正确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才能更好地促进村集体组织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遵法守法用法方面为村民带好头，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原告王永生工程款645353.5元及利息（以414863.5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23049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原告王永生诉讼保全费用477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54元，减半收取6077元，由被告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谭胜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郭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