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9民终3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泰安市东岳大街286号。负责人：孟凡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红波，上海市海华永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增辉，男，汉族，1983年3月18日出生，住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彬，肥城汶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增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21）鲁0983民初2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徐增辉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增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查清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一、根据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回执》以及徐增辉提交的《人身保险合同》等证据，足以证明在徐增辉投保时，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充分地解释说明义务，就保险合同条款对徐增辉做详细了说明，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平安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条款向徐增辉赔付保险金1.5万元，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并不违背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二、一审庭审时徐增辉自认与证人徐某是亲戚关系，证人与徐增辉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法院不应予以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徐某的证言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未尽到充分合理的解释说明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证人徐某关于田娟是平安保险公司肥城支公司的经理以及田娟向其讲解涉案保险产品时称只有附加定寿无论什么时候出现身故都会理赔20万元加所交保费的陈述不属实。首先，田娟并不是平安保险公司肥城支公司的经理，只是一名保险代理人，田娟在与证人徐某的微信聊天中对“定期理赔20万元加所交保费”的认可属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平安保险公司；其次，田娟与徐某关于理赔金额的微信聊天内容是在徐增辉提出理赔申请之后，并非是在案涉保险产品销售前的宣导，并不能以此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向徐某宣导过只要出现身故都会理赔20万元加所交保费等内容；第三，田娟未到庭接受询问，无法认定徐某所述内容的真实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未尽到充分合理的解释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代理人徐某向徐增辉作了与保险条款不相一致的宣传等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徐增辉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徐增辉投保时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员徐某明确说明签了这份保险合同，尤其是附加了定寿智能型险种，被保险人如果出现意外死亡就获得20万的赔偿并退还保费，徐增辉投保已经3年，每年交纳保费5681元，累计17043元，而平安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以后仅付了15000元，连徐增辉交的基本保费都不够，不符合保险合同的规定，背了公平和信用原则。2．证人徐某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一审开庭时平安保险公司已认可，众所周知卖保险推销的人群首先是亲戚和朋友，这也是推销的主要渠道，但是徐某最主要的身份是保险业务员，其行为系平安保险公司的职务行为，平安保险公司应对其卖保险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证人证言具有说服力，能够证实签订保险合同的过程和事实，其证人证言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妥。3．田娟虽然不是平安保险公司肥城支公司的经理，但她是业务经理，她有一个团队主要负责自己团队的保险代理的培训和业务拓展，徐某就是田娟团队的一位保险代理人，如果自己团队的保险业务员有客户她负责讲解、扩展客户一直到保险合同的签订。本案中所涉及的保险合同就是由田娟和徐某共同与徐增辉在网上签订的。在徐增辉的女儿出事后，徐增辉第一时间通过保险代理人向保险公司报案，徐某也是第一时间与田娟沟通，当时田娟在信中答复也是20万元加退还保费，一审提交的田娟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实当时签合同时保险业务员是这样为平安保险公司解释并承诺的，鉴于田娟仍然在平安保险公司处工作，一审法院曾经找过田娟，田娟仅承认微信聊天的事实，考虑到工作不便出庭作证，因此田娟未到庭接受询问。平安保险公司称田娟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系个人行为的陈述并非事实，应该是职务行为。请求依法驳回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徐增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平安保险公司赔偿徐增辉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5日，徐增辉经保险代理人徐某的推荐介绍在手机微信上通过“平安金管家”为徐欣蕾购买了主险为平安智能星年金保险（万能型，2017）的人身保险一份，保单载明：投保人徐增辉，被保险人徐欣蕾，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徐欣蕾，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徐增辉，投保主险智能星17，附加长险包括智能星重疾17、无忧豁免Ｃ加、无忧豁免Ｂ加，附加一年期短险无忧医疗Ａ、无忧意外13、智能星定寿（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住院费用Ａ、住院日额07。以上综合保险的保险条款共计152页，其中平安智能星年金保险条款第1条保险责任对身故保险金的约定为“若被保险人于第2个及以后保单年度内身故，我们按照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给付的身故保险金已包含身故当时的保单账户价值。”“保单账户价值，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保单账户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利息计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保障成本的收取、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年金给付而减少”；平安附加智能星一年期定期寿险条款对身故保险金的约定为“若被保险人于18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之前身故，我们按照下列两者的较大值与按照主险合同确定的身故保险金的差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①主险合同所交保费与部分领取的差额②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若被保险人于18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之后身故，我们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附加险合同终止。”“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为1年。本附加险合同采取自动续保方式……”。被保险人徐欣蕾于2008年7月26日出生，于2020年3月31日在家中死亡并于当日火化。徐增辉系徐欣蕾之父。被保险人徐欣蕾死亡后，徐增辉向平安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收到平安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理赔款15000元。审理过程中，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徐某（现已离职）出庭作证，陈述是平安保险公司肥城支公司的经理田娟对其讲解的涉案保险产品，称“只有附加定寿无论什么时候出现身故，都会理赔20万元加所交保费”，并没有经过其他方式的业务培训，其向徐增辉推销该保险产品时也是上述说法。徐某提交了其与田娟（微信号×××30）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聊天内容显示，田娟亦认可“定期理赔20万元加所交保费”。另外，徐某述称其并未仔细阅读过涉案保险产品的保险条款。一审法院到平安保险公司肥城支公司营业场所向田娟转述了徐某的相关证言并向其发送了证人出庭作证通知书，但田娟未按时到庭接受询问。一审法院认为，徐增辉在平安保险公司处为徐欣蕾（已死亡）投保主险为平安智能星年金保险的人身保险，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保险人徐欣蕾在保险期间身故，双方对该事实均无争议，争议焦点为平安保险公司应赔付徐增辉的保险金数额。保险人在办理保险业务的过程中应该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保险代理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保险人应承担责任。因保险条款篇幅冗长、结构复杂，且保险条款中含有大量的保险术语，涉案保险产品主险的名称显示为“万能型”保险，在正常认知范围内投保人若全面准确理解合同内容，保险人应尽到充分合理的解释说明义务。但缔约前，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本身就未仔细阅读过保险条款，仅在业务经理指导下对投保人即徐增辉就承保范围作了与保险条款不相一致的宣传，称“投保了智能星定寿，无论什么时候身故，都会按照保险额全额赔付”，徐增辉作为普通保险消费者，基于对保险代理人的信任，购买了涉案保险。平安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于18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之前身故，保险人不予支付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订立保险合同，当事人应当协商一致，利用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本案中，保险范围条件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说，有着重大利害关系，保险人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就该项内容说法前后不一，该条款不能成为约束投保人的内容。故，对平安保险公司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保险人徐欣蕾在保险期间身故，徐增辉要求实现涉案保险产品的身故保障作用，即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20万赔付，具有客观合理性，符合投保人的缔约目的。另外，平安保险公司已经支付的保险金15000元应予以扣减。综上，平安保险公司应支付徐增辉保险理赔款为185000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平安保险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增辉保险理赔款185000元。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徐增辉承担161元，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198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徐增辉与平安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保险人徐欣蕾在保险期间身故，平安保险公司应赔付徐增辉相应的保险金。关于应赔付金额，其一，涉案保险合同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篇幅冗长、结构复杂，且保险条款中含有大量的保险术语，而徐增辉通过手机投保涉案保险产品，更需要平安保险公司尽到足够的解释说明义务，但平安保险公司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履行了该解释说明义务。其二，徐增辉投保涉案保险产品时，徐某与田娟均为平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员，且田娟现在仍在平安保险公司工作，两人对涉案保险产品的解释与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约定不一致，徐增辉作为普通保险消费者基于对保险代理人的信任购买了涉案保险，保险公司应当对徐某和田娟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徐增辉要求平安保险公司赔付20万元保险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判决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上述保险金的赔付责任，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关于证人徐某的证人证言，虽然徐增辉自认其与徐某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当时徐某为平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员，且有徐某与田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田娟为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平安保险公司关于其与徐某微信聊天中的陈述系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阎 鹏审判员 于永刚审判员 井 慧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马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