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0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丰汉军，男，196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黄炎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六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李忠民。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湘，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杨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丰汉军因与被上诉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证券登记、存管、结算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7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汉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赔偿丰汉军损失人民币245754.38元；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均由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丰汉军主张的是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违约，并未主张其侵权，一审判决错误从侵权纠纷角度审理和认定事实。丰汉军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三段明确写明“原告认为两被告是专业的证券公司，未按照法律规定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原告丧失持有的股票资产，已构成严重违约”，丰汉军主张的是违约责任，并非侵权责任，不存在侵权主体和侵权诉讼时效适用的问题。一审判决却从侵权角度分析，认为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从时间上不可能是侵权主体，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间上已过最长诉讼时效。一审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并进一步导致举证责任分配和事实认定的错误。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重要事实。（一）丰汉军与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证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安信证券承接了广东证券的经纪客户（包括丰汉军），实际上是概括承接了广东证券在该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全部权利义务，无论是广东证券还是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都应承担违约责任。丰汉军于1993年在广东证券营业部开户并购入股票，由广东证券代理证券交易及资金保管等服务，丰汉军与广东证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从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提交的2006年9月14日《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合同书》第九条“客户的转移”第1、2点约定可见，安信证券承接了广东证券包括股票交易客户在内的经纪类客户，而丰汉军就是广东证券的股票交易客户。一审庭审中，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也确认接收了丰汉军这个客户。丰汉军所持有的股票及结算资金独立于广东证券资产，属于丰汉军的个人资产。丰汉军作为客户及所持有的股票和结算资金并不是广东证券和安信证券的转让标的物，广东证券和安信证券也无权单方决定转让。因此，上述转让合同约定广东证券经纪类客户由安信证券承接，是广东证券将客户转移给安信证券，由安信证券代替广东证券为客户提供股票交易等经纪服务。实际上，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也设立了相应的证券经营部对接广东证券的经营部，为原来广东证券的股票客户提供股票交易代理服务，即所有原广东证券的股票客户后来都改为通过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的系统和经营部进行股票交易，由此产生的交易费收益也归于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所有。由此可知，上述合同中的承接客户是指安信证券概括承接广东证券与客户委托代理关系中广东证券的全部权利义务，而非承接广东证券的客户资产。故，一审判决认为安信证券仅承接广东证券的证券类资产且把客户承接理解为资产转让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客户及所持有的股票和结算资金不属于广东证券的资产，也不属于广东证券的债权或债务，合同关于安信证券对进场之前的债权债务不承担责任的约定不适用本案。且在权利义务承接的大前提下，不承担债权债务仅是当事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即丰汉军。不管广东证券主体是否存在，都应由已承接广东证券的权利义务的安信证券作为义务承担主体，一审判决认为广东证券作为民事诉讼主体依然存在、应由其承担责任也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涉案股票在2000年3月6日发生交易。首先，虽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一份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表显示涉案股票过户日期为2000年3月6日，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01年7月30日才成立，因此其理论上不能证明在其成立之前的事实。鉴于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该表下“说明”第3点特别指出“深市2002年10月9日前的查询结果不作为投资者持有证券变动记录的法律依据，投资者如需取得具有效力的证券持有变动记录证明，应当前往深圳分公司临柜申请办理，或委托证券公司通过投资人登记电子平台办理”，而表格显示涉案股票过户日期为2000年3月6日，是在2002年10月9日前，显然该表的查询结果并不能作为投资者持有证券变动记录的法律依据。该表还显示丰汉军于2000年3月6日买入“三九生化”“延边公司”股票、卖出“ST万家乐”股票，但丰汉军当日没有操作任何股票交易。其次，丰汉军依然持有最原始的股票凭证，上面记载丰汉军至今仍持有200股深万科A股票、100股深金田A股票、100股深宝安A股票、200股深发展A股票。再次，丰汉军从未对涉案股票进行卖出交易操作。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认为涉案股票是丰汉军于2000年3月6日操作交易卖出，应由其举证证明。丰汉军交易操作方式只有柜台委托系统，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可以且应举证丰汉军当时交易提交的委托单。如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认为丰汉军当时是通过电话委托等方式，可以而且应举证丰汉军签署过的同意电话委托的书面文件。但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未能提交显示丰汉军卖出股票的证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股票于2000年3月6日发生交易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涉案股票交易款进入丰汉军账户。1.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提交的《丰汉军历史对账单（2006年前系统）-资金流水》，在形式上，系其自行制作打印的表格，其可以对表格进行任意修改、删除等各种操作；在内容上，仅在“资金取出”一行标注“工商银行”，其他行都没标注银行，且又未显示丰汉军具体的工商银行账号。因此该证据完全是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单方制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没有证明效力。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股票交易款进入丰汉军工商银行账户明显错误。2.根据“证有不证无”的基本法律常识，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认为股票交易款进入丰汉军银行账户，应由其举证当时的银行转账流水以及进入丰汉军哪个工商银行账户，而不是由丰汉军举证证明股票交易款没有进入丰汉军账户。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丰汉军未提交对应工商银行账户的流水故无法证明不是本人操作，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在双方都不能举证股票交易款流向的情况下，不但不能认定股票交易款发生转移，而且还不能认定股票发生交易这个前提事实。（四）丰汉军在一审时说的工商银行账户，指的是丰汉军另外在广发证券里面的股票对接的银行账户，并非与涉案股票对接的银行账户。涉案股票1993年开户时是没有对接银行账户的，一审判决写明“丰汉军还确认与其股票账户对接的银行账户为工商银行账户”与事实不符。（五）一审庭审中，丰汉军要求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提交股票卖出以后款项转入银行账户的流水，一审法院也要求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提交，同时让丰汉军协助配合提交。一审判决直接称丰汉军要提交工商银行账户流水以证明款项是否转入其工商银行账户，不符合一审庭审记录。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妥善保存客户开户资料、委托记录、交易记录和与内部管理、业务经营有关的各项信息，任何人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毁损，上述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在安信证券承接广东证券经纪客户后，丰汉军与安信证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股票发生交易，即意味着涉案股票一直存在于安信证券系统中且独立于安信证券的资产。丰汉军在起诉前向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查询，被告知丧失了涉案股票，即对丰汉军而言，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此时发生了未按证券法等规定尽基本安全保障义务的违约行为，故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因此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本案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起诉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丰汉军起诉主张的是违约责任，并非侵权责任。安信证券概括承接了广东证券与丰汉军之间委托代理关系项下广东证券的权利义务，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股票发生交易的情况下，涉案股票一直存放于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现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丰汉军丧失涉案股票，其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丰汉军损失245754.38元。本案起诉也未过诉讼时效。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共同辩称，一、丰汉军所称一审判决错误从侵权纠纷角度审理和认定事实，与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一）起诉状、上诉状中均提及安信证券未按法律规定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丰汉军遭受损失，可看出丰汉军也认为安信证券对其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均是来源于法律规定，而非合同约定，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义务、对世义务，而非合同义务。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后果是承担侵权责任，上述法律规定同样适用于其他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丰汉军主张安信证券未履行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关责任。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股票卖出时安信证券尚未成立，安信证券不可能对丰汉军存在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对丰汉军相关主张的回应，不存在错误从侵权纠纷角度认定事实的情况。（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在于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户）证明案涉股票已于2000年3月6日被丰汉军全部卖出。安信证券成立于2006年，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成立于2008年，即案涉股票卖出时，安信证券尚未成立。在案涉股票卖出时，安信证券不可能与丰汉军签订约定安信证券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合同。在此情况下，丰汉军主张安信证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与事实严重不符。（三）丰汉军主张一审判决引用的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是对侵权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对一审判决的歪曲解读。该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适用于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各类案件，且除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外，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可主张的最长保护期限为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十年，不存在丰汉军所称的侵权诉讼时效的问题。二、一审判决对重要事实认定清楚，不存在丰汉军所称的认定事实错误。（一）《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合同书》的签署背景为，安信证券依照证监会的要求，接管广东证券的证券类资产，以继续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交易条件和服务，但转让合同书并未约定安信证券概括承接广东证券对其客户的权利义务。相反，转让合同书仅约定了安信证券承接广东证券与投资者签订的证券交易代理合同项下与第三方存管实施相关的权利义务。上述内容约定的是安信证券承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实施相关的权利义务，并非约定安信证券承接广东证券在证券交易代理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因此丰汉军主张安信证券实际上概括承接了广东证券在证券交易代理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二）案涉股票于2000年被卖出时，安信证券尚未成立，不可能对丰汉军存在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在2006年接管广东证券客户后，安信证券也只能为2006年接管客户的相关资产提供交易服务并就2006年后的相关交易服务收取相关费用。丰汉军账户在2006年时已没有资产，自然不存在丰汉军主张的安信证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丰汉军以安信证券与广东证券于2006年签订转让合同书为由，认定安信证券需对成立前的相关账户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就成立前所发生的相关事宜承担违约责任，极为荒谬。（三）转让合同书已在多处就安信证券与广东证券之间的责任划分进行明确约定，从合同约定及关于广东证券部分证券营业部关闭暨客户安置的公告来看，安信证券对2007年11月9日进场之前的广东证券的债权债务不承担责任，且丰汉军对安信证券不承担广东证券的债务是完全知晓的。如丰汉军对案涉股票于2000年3月6日被全部卖出存在异议，则案涉股票卖出之时即形成了丰汉军对广东证券的债权，时间节点要早于安信证券正式进场时间。丰汉军提起本案诉讼，只不过是其在2020年才向证券公司主张上述已于2000年形成的债权而已。在广东证券与安信证券就安信证券正式进场前的债务承担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广东证券仍需对安信证券正式进场前其自身的债务承担责任。丰汉军如认为广东证券存在违约行为或者侵权行为，其完全可以继续向广东证券主张相关债权，而无权向安信证券主张相关债权。（四）安信证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股票已被丰汉军卖出。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表，丰汉军通过广东证券开立的案涉账号买入的案涉股票已于2000年3月6日被全部卖出。上述证券持有变更信息载明的内容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01年10月1日从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处承接下来的，真实有效，可作为案涉股票买卖记录的证明文件。安信证券提交的《丰汉军历史对账单（2006年前系统）-资金流水》为广东证券内部交易系统自动生成，安信证券无法对上述数据进行改动，且该证据中案涉股票卖出数据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一致，可相互印证案涉股票已于2000年3月6日被全部卖出。2.丰汉军提交的证券存折、保证金存折不能证明其仍持有案涉股票。随着股票交易方式、种类的增加，在2000年非临柜办理股票委托交易，包括电话外线、网络委托、超级工作站等，已成为主流。因此证券存折、保证金存折已渐渐被证券公司舍弃，投资者通过非临柜办理股票卖出后，携带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并在提取资金时输入正确的资金密码即可完成资金提取工作，而无需在证券存折、保证金存折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安信证券集中交易系统中留存的丰汉军资产账户资料查询截图显示丰汉军账户已开通的交易操作渠道，包括柜台系统、电话外线、刷卡委托、热键委托、远程委托、网上委托、手机委托、其他委托，而不是仅办理临柜委托方式。丰汉军一审庭审中自称其在1993年开立案涉账户时，股票交易已存在柜台委托、电话委托等多种非柜台委托方式。丰汉军还向一审法院说明了其在其他证券公司有开通非柜台委托方式。后续股票交易委托方式逐渐多样化，且证券公司为了便利投资人，不需要投资者临柜申请即可直接为投资者开通其他委托方式。丰汉军凭借原始的存折并不能证明其仍持有案涉股票。相反，丰汉军持有的案涉股票已全部卖出，但其证券存折上却未登记，案涉股票的卖出记录刚好说明上述内容。3.丰汉军主张其在2000年3月6日未操作任何股票交易，以此证明证券持有变更信息载明内容是错误的。丰汉军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承认证券持有变更信息载明的广发证券的相关内容是其本人所为，丰汉军一审中陈述与上诉状中陈述不一致。（五）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票交易款进入工商银行账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丰汉军历史对账单（2006年前系统）-资金流水》所涉的案涉股票卖出数据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变更信息中载明数据一致，可相互印证，从内容上看当丰汉军存在资金取出时有标注对应的银行，符合常理。2.丰汉军对此存在异议，主张工商银行账户没有相关交易记录或相关款项未被提取到工商银行账户中，则其应提交相关证据，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其在一审中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不存在丰汉军所主张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问题。三、丰汉军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一）丰汉军在上诉状中称其在起诉前向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查询，被告知丧失了涉案股票，即对丰汉军而言，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此时发生了违约行为，故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该主张没有依据。（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案涉股票及款项分别于2000年3月6日卖出和2000年3月7日取出，如上述案涉股票卖出与资金提取不是丰汉军本人所为，在案涉股票及资金被卖出和提取之日即为丰汉军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在案涉股票卖出和资金提取后的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丰汉军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法条提及的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即不管当事人实际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着知道的条件和可能，即推定为其应当知道。丰汉军作为广州市市民，在客观上可随时查询案涉账户的股票情况，具备知道案涉账户即案涉股票相关情况的条件，因此其该主张没有依据。（三）丰汉军主张一审判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认为本案起诉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是适用法律错误，但其在上诉状中又依据该条款主张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前后矛盾，也可间接证明丰汉军接受一审判决中相关法律的适用。丰汉军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保护期间，其未能对二十年未主张权利的理由作出合理的解释，却在案涉股票被卖出二十年后才向安信证券主张权利，应认定为其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保护期间。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丰汉军的上诉主张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丰汉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连带赔偿丰汉军损失245754.38元；2.案件受理费、律师费20000元由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5月25日，丰汉军向广东证券申请开立了证券存折，载明：投资者为丰汉军，代码为00199068。1993年5月21日，丰汉军买入200股深万科A股票、100股深金田A股票、100股深宝安A股票；1993年7月1日，丰汉军又买入200股深发展A股票。1993年8月5日，丰汉军在广东证券开立《证券交易保证金存折》，载明：货币码00199068，户名丰汉军，1993年8月5日存入10000元。2006年9月14日，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甲方）与安信证券（乙方）签订《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合同书》，约定：转让标的包括广东证券所属的证券营业部、证券服务部的全部证券类资产，及与经纪业务相关并纳入本次转让范围内的广东证券总部的全部证券类资产；作为本次转让的必要条件，广东证券经纪业务的全部正常经纪类客户均由乙方负责承接，并随广东证券的证券类资产一并转移给乙方；广东证券经纪业务的全部正常经纪类客户，包括股票、国债、企业债、基金、ETF等业务的证券交易客户，未上市股票的代办业务的客户，其他经纪业务或代办业务的客户；乙方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保证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安全；乙方正式进场之日前，广东证券或甲方与客户之间的任何纠纷，乙方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乙方正式进场之日后，完全因广东证券或甲方原因导致的与客户之间的任何纠纷，乙方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甲乙双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正式进场的同时，办理相应的交接手续并签署移交确认文件，包括客户档案、财务凭证、电脑数据、印章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的交接；广东证券各营业部的客户档案、财务凭证、电脑数据、印章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等相关资料，由甲方整体交付给乙方等；乙方负责在进场后完成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保障经纪业务正常运行；乙方正式进场之日前签订的尚在履行中的合同发生纠纷的，如果是乙方正式进场之日前的原因引发的均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产生的全部责任和费用，反之，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和费用，如造成甲方资产损失或债务增加的，乙方应负责赔偿；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在过渡期内对国家收购资金的使用等。2007年11月5日，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安信证券发布《关于广东证券部分证券营业部关闭暨客户安置的公告》，载明：广东证券所属的48家证券营业部及12家证券服务部将于2007年11月9日交易清算结束后依法关闭，原有正常经纪类客户账户转入相应的安信证券所属证券营业部；安信证券新设48家证券营业部及12家证券服务部，于2007年11月9日交易清算结束后实施清算、交易系统切换，并正式接收广东证券关闭的证券营业部和证券服务部的正常经纪类客户账户。系统切换和客户接收过程中，接收客户账户正常业务不受影响，合法权益依法受到保护；安信证券不承担原广东证券及其营业部的任何债权债务等。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接收，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更名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六路证券营业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市）》载明：持有人名称为丰汉军；2000年3月6日，卖出深发展A股票1080股，万科A股票474股，PT深金田股票201股，深宝安股票222股，托管单元名称均为广东证券总部；同日，买入三九生化股票1700股及延边公路股票1400股，卖出ST万家乐股票3000股，托管单元名称均为广发证券天河东部。一审另查明，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显示：广东证券的企业经营状态为清算，企业主营业务活动为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安信证券成立于2006年8月22日，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成立于2008年3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30日。一审庭审中，丰汉军表示其职业为工程师，有买股票并长期持有的习惯，在广东证券开户后，只买入了涉案四支股票，由于其工作单位搬离，所以其没有再去广东证券办理过业务，涉案的四支股票也没有再动过，并无将账户委托他人或将账户密码告知他人，且当时要通过证券公司的柜台办理委托交易的业务，需要填写委托单，写明交易股票及交易价格；丰汉军还确认与其股票账户对接的银行账户为工商银行账户。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则表示其接手丰汉军的相关资料主要是当时留存在广东证券内部系统中的数据资料，根据系统资料显示，丰汉军卖出涉案股票后的所得款项被其提取到其工商银行账户中，但对具体账户不清楚。丰汉军表示需要五个工作日提交工商银行账户流水以证明款项是否转入其工商银行账户，但一直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另外，丰汉军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调取《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处置方案》《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合同书》及附件九《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方案书》《受让确认书》，后该局回复“无需调取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本案案涉股票的交易时间、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接收该证券业务的时间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为证券登记、存管、结算纠纷。1993年丰汉军通过广东证券公司榕园证券营业部买入200股万科A股票、100股深金田A股票、100股深宝安A股票，1993年7月1日，丰汉军又买入200股深发展A股票，该事实有证券存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等为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涉案股票是否于2000年3月6日卖出的问题，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提交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市）》表明，案涉股票于2000年3月6日先后卖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虽于2001年7月30日成立，但该公司为依法成立的证券登记结算的统一机构，在丰汉军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该公司出具的股票交易信息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一审法院对涉案股票已于2000年3月6日被卖出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有：一、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是否对涉案交易存在主体责任；二、本案丰汉军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首先，安信证券成立于2006年，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成立于2008年，而涉案股票交易发生于2000年3月6日，交易时间发生在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成立之前，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不可能成为侵权的主体；其次，广东证券企业经营状态为清算，经营范围为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广东证券仍具备作为民事诉讼主体的行为能力。根据广东证券与安信证券签订的《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及对外公告来看，安信证券仅承接广东证券的全部证券类资产，对2007年11月9日进场之前的债权债务并不承担责任。丰汉军表示上述约定不能对抗丰汉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目前广东证券仍处于清算状态，其与安信证券只是转让了证券类资产，但没有转让进场前的债权债务，涉案的股票交易是发生在进场之前，故丰汉军要求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最后，丰汉军表示涉案股票交易并非其本人操作，对此，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提交系统截屏资料显示涉案股票交易款进入丰汉军本人对应的工商银行账户。丰汉军确认其股票交易账户对应的银行账户为工商银行账户，其在本案诉讼期间未能提交对应工商银行账户的流水，故丰汉军无法证明其该项主张，故对其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对涉案交易产生的后果不应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二。案涉股票于2000年3月6日卖出，而丰汉军表示本人并未操作也未委托他人将案涉股票卖出，则此时为丰汉军权利受到损害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自丰汉军权利受损之日至丰汉军起诉之日，已超过二十年，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抗辩丰汉军的起诉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丰汉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986元，由丰汉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2001年3月2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01年7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2001年10月1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承担的全部证券登记结算业务划归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提交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市）》盖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协助执行公务业务专用章”，下方“说明”第3点载有“深市2002年10月9日前的查询结果不作为投资者持有证券变动记录的法律依据，投资者如需取得具有效力的证券持有变动记录证明，应当前往深圳分公司临柜申请办理，或委托证券公司通过投资人登记电子平台办理”。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甲方）与安信证券（乙方）2006年9月14日签订的《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合同书》约定：乙方承继甲方与投资者签订的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等与第三方存管实施相关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继续完成广东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工作，保证客户资金安全，保障信息技术系统稳定和经纪业务平稳运行。本院认为，本案是证券登记、存管、结算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票在2000年3月6日发生卖出交易是否正确；二、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是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三、丰汉军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票在2000年3月6日发生卖出交易是否正确。首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市）》的记载，2000年3月6日，持有人名称为丰汉军的证券账户卖出深发展A股票1080股、万科A股票474股、PT深金田股票201股、深宝安股票222股，托管单元名称均为广东证券总部。而丰汉军正是在广东证券申请开立了证券存折，并买入深发展A、深万科A、深金田A、深宝安A等股票。其次，虽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市）》下方“说明”第3点载有“深市2002年10月9日前的查询结果不作为投资者持有证券变动记录的法律依据，投资者如需取得具有效力的证券持有变动记录证明，应当前往深圳分公司临柜申请办理，或委托证券公司通过投资人登记电子平台办理”，但是该说明内容意在提醒投资者应当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柜申请办理或委托证券公司通过投资人登记电子平台办理查询持有证券变动记录。本案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深市）》已盖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协助执行公务业务专用章”，是具有效力的证券持有变动记录证明。最后，虽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01年7月30日才成立，但其已于2001年10月1日承接深圳证券交易所承担的全部证券登记结算业务，在其系统上可以查询到案涉股票于2000年3月6日先后卖出的交易信息实属正常。在丰汉军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应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票在2000年3月6日发生卖出交易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是否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根据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甲方）与安信证券（乙方）2006年9月14日签订的《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类资产转让合同书》和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安信证券2007年11月5日发布的《关于广东证券部分证券营业部关闭暨客户安置的公告》，安信证券承接广东证券经纪业务的全部正常经纪类客户，承继广东证券与投资者签订的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等与第三方存管实施相关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继续完成广东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工作，保证客户资金安全，保障信息技术系统稳定和经纪业务平稳运行；安信证券正式进场之日前，广东证券或广东证券清算组与客户之间的任何纠纷，安信证券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安信证券正式进场之日后，完全因广东证券或广东证券清算组原因导致的与客户之间的任何纠纷，安信证券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安信证券不承担原广东证券及其营业部的任何债权债务。本案中，丰汉军与广东证券之间的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确已由安信证券承接，安信证券有义务继续为丰汉军提供经纪业务，保证客户资金安全。但是，涉案股票被卖出的时间为2000年3月6日，发生在安信证券从广东证券接管客户之前，属于安信证券进场之前广东证券与客户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可见，在安信证券承接丰汉军与广东证券之间的证券交易代理合同之时，丰汉军账户中已没有涉案股票，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不负有对涉案股票的安全保障义务，无需对广东证券与丰汉军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丰汉军主张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以侵权角度分析虽有不当，但认定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对涉案交易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丰汉军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前述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丰汉军主张其在起诉前向安信证券、安信证券中山六路营业部查询得知案涉股票丧失的时点才是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时间点，没有依据。丰汉军在客观上可以随时查询案涉账户的股票情况，其具备知道案涉账户即案涉股票相关情况的条件。作为长期从事股票交易的投资人，丰汉军二十余年间对其名下股票账户不闻不问，实属不合常理。在案涉股票于2000年3月6日卖出后的一段合理期间内，丰汉军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尤其二十余年间股市经历过大幅升跌，作为投资人更应及时了解其名下股票账户情况并知道其权利是否被侵害。丰汉军在2020年8月17日才起诉主张权利，既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也已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丰汉军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丰汉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6元，由上诉人丰汉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穆 健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小兵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