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陕06知民初6号 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100000500021094K。法定代表人：周建潮，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霖，女，199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公民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7993。法定代表人：张志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梅，陕西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诉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霖、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共计人民币2336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取证消费款人民币244元、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000元）共计人民币2244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权利人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并以自己名义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同时，国家版权局依据《中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于2006年发布了《卡拉0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第一号公告，该公告明确规定：“卡拉0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另外，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原告统一向卡拉0K经营场所收取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使用费。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是卡拉OK著作权许可市场唯一代表广大的著作权人“集中行使”相关权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被告作为著作权的义务主体，负有按照国家版权局公告规定的标准，以其包房为单位，按照12元/包房/天计算其金额向原告支付使用费的法定义务。据查，被告作为国家版权局《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所针对的卡拉OK经营场所，自其开始经营向消费者提供曲库海量音乐电视作品(约20万首以上)点播业务以来，一直未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原告多次联系被告，敦促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与原告订立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使用费，但均被被告置若罔闻，至今仍未履行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的义务，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著作权侵权，依法应按照《卡拉0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向原告赔偿使用费。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卡拉0K经营者，以盈利为目的、以包房为空间，以使用海量作品的曲库供消费者点播来获得收益，是典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针对的使用者。原告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利维护广大权利人利益的法定职责，行使要求使用者支付全部版权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卡拉0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规定，原告计算出被告应支付的全部版权使用费金额，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最广大的权利人在卡拉0K经营行业的正当权益。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不是被答辩人诉请的侵权行为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有明确的被告，即是有明白、正确的被告。本案中答辩人只是点播系统的购买者，并非录入歌曲的操作者，也就是说娱乐会所、KTV并非真正侵权人。在本案中答辩人从西安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购买KTV视易数字娱乐系统。二、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主张的侵权费用过高，其主张的取证费，律师代理费依法不能成立。根据国家版权局公告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答辩人所处延安市宝塔区属于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且被答辩人未按照实际营业时间及实际使用包房数计算版权使用费，其主张数额明显偏高。1、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根据下列因素制定使用费收取标准：(一)使用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时间、方式和地域范围；(二)权利的种类；(三)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和收取使用费工作的繁简程度。在本案中，原告没有依次提交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使用作品的时间、方式和地域范围，仅凭公证书不能证明被告何时录入这些音像作品，并且被告在收到起诉状的第一时间已经自愿将涉嫌侵权的作品全部删除，所以按照原告单方面计算的时间不符合现实情况，其次原告也没有尽到职责宣传和与被告协商订立书面合同，应当为此自担部分责任，再次，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市、区属于边远、经济落后的城市，胡乱要价，不符合经营场所的实际情况。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数额时，应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确定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确定损害赔偿应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损害赔偿司法认定机制。根据意见第28条规定：KTV经营者侵权的基本赔偿标准：（一）参考许可使用费的赔偿标准。涉案歌曲的权利人系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如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权利人，XX组XX经营者，其主张依据参考许可使用费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可参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公布的地区许可使用费标准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二）适用法定赔偿条款的赔偿标准。人民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条款确定赔偿数额时，需考虑涉案歌曲的知名度、流行度、侵权歌曲数量、侵权时间、侵权规模、侵权行为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侵权人主观过错、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三）KTV经营者赔偿责任的酌减情形。涉案歌曲的权利人系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如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人、涉案歌曲著作权人授权的公司等），其起诉KTV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的，KTV经营者放映的涉案歌曲不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曲库内，在KTV经营者已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许可使用费的情况下，考虑到KTV经营者的主观过错较小，人民法院应酌情减轻KTV经营者的赔偿责任。被答辩人在起诉状中未明确侵权歌曲具体数量、侵权时间、侵权规模，未明确其主张的233600元赔偿数额的计算依据，答辩人认为原告的主张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且答辩人设计包厢65间，由于生意不好，实际投入使用的包厢仅为30间，其余包间当做库房使用，因此原告方不能以65个包间作为侵权费用计算依据，由于KTV的播放歌曲不定时进行更新，因此更不能以被答辩人主张的期间两年打包计算侵权费用，2020年度受疫情影响答辩人停业4个多月。综上，答辩人认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失职，没有及时与答辩人订立书面合同，也没有进行协商等进一步交涉才导致如今的后果。根据民法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应当对此自己负有责任。且由于被答辩人未能向法院提供准确的营业时间及包房使用量等相关证据，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的侵权费用无法确定，请求法院综合考虑答辩人在本案中有无主观过错综合认定答辩人是否侵权以及相关费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资质文件（社团法人登记证、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证及年检证明）；2、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章程。证明原告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组织，其法定职责是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并收取使用费、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及进行涉及著作权的诉讼。第二组证据：3、目前原告的部分会员权利人名单；4、部分会员与原告签订的入会合同公证书及续约声明公证书；5、原告通过时间戳对音集协官网公示其管理作品的清单和相对应的权利人进行的时间戳视频取证及相应的时间戳证书。证明原告作为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第三组证据：6、原告会员出版的载有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的DVD光盘。证明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的内容。第四组证据：7、原告网站公示的音集协、音著协与卡拉OK经营者订立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模板。证明卡拉OK经营者应就其使用放映权和表演权的行为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第五组证据：8、音集协版权费分配方案。证明原告向音乐电视作品及音乐作品的权利人转付费用。第六组证据：9、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第1号公告。证明卡拉OK经营场所是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的义务主体，按照包房单位*包房数*天计算使用费金额是卡拉OK经营行业著作权使用费的国家标准，依法向集体管理组织缴纳版权使用费是被告的法定义务。第七组证据：10、音集协著作权使用费收费公告（近三年）。证明原告依职责在全国包括被告所在地区开展针对卡拉OK经营者的著作权许可业务及相应的收费标准。第八组证据：11、被告工商注册信息。证明该场所主体资格及开业时间。第九组证据：12、被告侵权行为保全（时间戳取证）。证明被告是付费的义务主体，被告场所包房数，被告使用VOD系统及曲库品牌，使用原告管理作品抽样调查的视频画面。第某某证据：合理支出票据。证明原告因取证造成的合理支出。第十一组证据：原告上门送达被告《告知函》时的水印相机照片、《告知函》、《律师函》模板及《律师函》送达邮政回执。证明原告已经上门给被告当面送达《告知函》及相关文件资料，在与被告屡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再次通过寄送律师函的形式明确告知被告正在侵权，希望商谈版权许可事宜，并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而被告明知侵权仍怠于履行义务，存在主观恶意。第十二组证据：原告向VOD点播设备供应商发放许可的授权书（包括北京雷石、星网视易、福建海媚等）；VOD供应商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管理海量作品在卡拉OK经营行业具有广泛代表性，并已全部许可VOD厂商复制在其制作卡拉OK曲库中。被告经营场所安装的该VOD厂商系统和租库，被告应按照版权局公告的标准自安装该系统之日起向原告累计支付使用费。被告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原告未提供2019年以及2020年度社团法人登记年检合格证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章程制定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明确原告应当“依法与会员签订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根据会员的授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与音像节目的使用者签订使用合同，收取使用费。事实上原告提供的章程制定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原告向法院提供的15份入会合同除去北京大格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其余均在2008年至2016年之间签订，均已超过履约期限。原告提供的合同展期声明除去北京红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及上海音像有限公司系在2018年5月30日之前签订，其余均系原告为向被告收取费用亡羊补牢后补声明，不能证实原告在主张权利期限内双方存在使用管理合同关系。换言之，被告认为该声明不能证明原告在原入会合同期满后与版权权利人续期至今。且原告未提供会员单位拥有版权的音乐作品明细，无法证实被告KTV曲库是否包含相关音乐作品，更无法证实被告实际侵权的事实。原告未依据章程与被告签订使用合同，其无权向被告主张版权使用费。对证据5、6，认为原告提供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的截取时间为2019年5月9、10、13时间节点，证明其管理的权利人音乐作品，原告主张的侵权时间为2019年元月至2020年12月底，因此该时间戳不能证实原告在其主张的侵权期限内具有相关音乐作品管理权限，且原告提供的时间戳仅为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北京当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乐华圆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北京红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五家公司的时间戳。对DVD光盘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未证明版权使用管理的时间范围。应当以原告与会员签订授权管理音乐作品明细（附著作权证明）为依据。对证据7、8、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在官网上发布的公告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尽到法定的通知义务。原告提供的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第一号公告只是涉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进行的试点工作，被告所处陕西五线小城市不适用该标准。对证据12，认为侵权行为保全（时间戳取证）只能证明被告某一个时间点的行为，不能证实被告在原告主张的两年期间的使用或播放涉及侵权的音乐作品。被告设计包厢65间，由于生意不好，实际投入使用的包间仅为30间，其余包间当做库房使用，因此原告方不能以65个包间作为侵权费用计算依据，由于KTV的播放歌曲不定时进行更新，因此更不能以原告主张的期间打包计算侵权费用。对第某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第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照片不能证明告知的内容或已经履行向被告告知其正在侵权的事实，律师函、邮政送达回证不能证实报告法定代表人已经签收相关函件。针对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系依法注册成立的音像权集体管理组织，其具备法律规定的相关手续、资质。第二组证据系原告的会员权利人名单，并附有部分著作权人与其签订的《著作权授权合同》，相关材料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取得相关著作权人的授权，其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诉讼。第三组证据系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的光盘，能够证明原告管理的部分作品。第四组证据系原告在其网站公布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模板，但经营者就其使用行为支付费用依据的是法律法规，而非原告提供的合同模板，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五组证据系原告内部制定的版权费分配方案，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第六组证据系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公告，该公告内容显示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该公告可作为判决的相关依据，本院予以采纳。第七组证据系原告发布的公告，该公告显示了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可作为本案的参考。第八组、第九组、第某某证据系被告的注册信息，原告的取证过程、时间以及为取证支出的费用，该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十一组证据系原告向被告送达告知函的照片及律师函回执，附告知函内容、律师函模板，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确实将告知函、律师函送达给了被告，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十二组证据系原告授权多个公司使用其音乐电视作品制作卡拉OK曲库，并向实体店发放，但同时明确取得曲库的卡拉OK歌厅，应另行取得放映权许可并交纳费用。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经营场所播放的作品取得放映权许可或缴纳了相应费用，故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 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未向法庭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其业务范围为开展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咨询服务、法律诉讼、国际版权交流、举办研讨、交流及与本会宗旨一致的相关业务活动。2006年11月9日，国家版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发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2006年第1号公告，公告内容为：“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目前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收费活动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试点工作，根据具体情况逐步推进。”原告分别于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发布当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其中《2019年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规定：“2019年全国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的收取沿用2018年的收费标准。”并附有2018年各地区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其中陕西地区的标准为：8.2元/天/终端。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自成立以来，先后有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上海）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利人以会员身份加入，并与原告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同约定权利人将其享有的著作财产权授权原告管理，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并对《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办理了公证。2012年3月6日，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约定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著作财产权授权原告管理，并授权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2017年12月4日，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声明顺延合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29日，双方续签《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该合同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期满无书面异议自动续展三年，之后亦照此办理。由原告监制，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著作权人标注为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9月13日，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工作人员以消费者身份到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进行消费，并通过可信时间戳取证方式对涉案的144首歌曲进行证据保全，并由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了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以及对应的电子数据。消费结束后，原告取得了由该经营场所出具的发票一张，消费金额为244元。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2015年6月29日，经营范围包括歌舞娱乐场所，法定代表人为张志强。另，本院于2021年6月25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至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勘验，勘查现有营业中的包间数量为64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三、若被告侵权成立，赔偿数额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原告系国家版权局批准、民政部在册登记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其通过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人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法获得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的音像节目在中国大陆地区卡拉OK经营场所的放映权、复制权的管理权限。该权限包括向音像节目使用者发放许可、收取使用费并以自已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原告通过可信时间戳取证方式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证据保全，被告经营场所包间内点歌系统中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出自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流行歌曲经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会员作品精选集（第二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之规定，原告作为法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相关作品提起诉讼。 关于焦点二，被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未与原告签订涉案音乐作品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亦未支付费用的情形下，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对外提供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点唱和播放服务，侵害了著作权人的放映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辩称其歌曲点歌系统是由西安视易网络信息公司提供，其不构成侵权。因被告并未举证证明西安视易网络信息公司已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或其已支付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版权使用费，故对其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三，关于赔偿数额，原告主张按照5元/包间/天×包间数×侵权天数进行计算，请求赔偿233600元（5元/包间/天×64个包间数×730天）。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本案中，关于侵权时间的计算，原告认为自其进行侵权证据保全的2020年9月13日起倒推2年零4个月，不足的按照实际开业时间计算，并免去2020年1-4月因疫情停业的期间，主张按照730天计算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每个包间的收费数额，原告提供了《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该标准系原告行业内自行制定，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可以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按照公告的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本院综合考虑涉案歌曲的知名度、流行度、数量、以及被告的侵权时间、主观过错等，同时考虑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延安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受疫情影响当前KTV市场现状，酌情按照1元/包间/天计算。关于包间数量，原告主张被告拥有65间包间，被告称其实际经营的只有30间，根据现场勘验数量，本院认定64间包间数作为计算依据。故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46720元[1元/包/天×64个包间×730天]。同时,原告为本次诉讼取证消费支出244元，该费用属于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支出，应由被告承担。另原告主张的其他合理支出，因未提供相应票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一、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46964元；二、驳回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38元，由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负担3870.4元，被告延安乐季娱乐有限公司负担967.6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琪审  判  员   李  欣  南审  判  员   樊      宁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 官助 理   吴  思  兰 书  记  员   刘      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