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99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素林，女，1964年6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永强，女，1958年1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宪杰，北京瀛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永茜，北京瀛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月月增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黄土坎村北500米。法定代表人：曹某，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利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彦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柳天增，男，1955年10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利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彦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素林、丁永强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月月增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月月增合作社）、原审第三人柳天增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8民初8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素林、丁永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段素林、丁永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月月增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段素林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6万元，享有登记份额的相关社员权利；段素林、丁永强参与经营并非必须亲自干活，且是否实际出资、经营管理等问题与段素林、丁永强的诉求无关，一审法院亦未详细说明经营期间柳天增不断增资的事实；开会均以电话形式进行与实际情况不符，办理合作社登记时曾采用委托书手续，且2013年增资行为系柳天增、曹某隐瞒段素林、丁永强擅自进行。郑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柳天增的主张。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当加重段素林、丁永强的举证责任。工商部门的登记签字需要本人签字，被伪造的签字无效，相关人员还应当承担伪造文书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月月增合作社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段素林、丁永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合法有效。柳天增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合法有效。段素林、丁永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决议》无效；2.确认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无效；3.确认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无效；4.判令月月增合作社撤销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2013年5月20日和2015年4月1日的所有变更登记；5.本案诉讼费由月月增合作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8日，柳天增、丁永强、段素林、郑某、王某各出资2万元，成立了月月增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显示上述五位成员各出资6万元、出资总额30万元），饲养、销售生猪。2007年10月9日召开第一届成员大会，选举柳天增为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选举柳天增、丁永强、郑某三人为理事，通过了合作社章程。2008年1月，柳天增和丁永强实际追加出资各3万元，郑某、王某未再实际增资，段素林称其又增资4万元并提供了盖有月月增合作社公章和柳天增人名章的收条，但遭到柳天增的否认和质疑，柳天增称每个人的投资钱都是现金，由其手写收条，从来都不盖章，且该收条上的公章并未压年盖月，而与文字内容独立存在，不符合规定。由于合作社成立后第一次养猪没有经验，导致大量死亡，致使投入的资金全部亏损。2008年1月30日，月月增合作社退还郑某入资款2万元并给付工资2000元。合作社由柳天增和曹某继续经营，在经营期间柳天增不断增资，并实际经营管理月月增合作社，丁永强、段素林、王某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后王某亦退出合作社。2013年5月20日，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和成员大会决议同意王某、郑某退出合作社，同意吸收谢远林等23名成员加入合作社，同意免去郑某理事职务、免去王某执行监事职务，并同意选举曹某、武某、柳某1为监事成员，其中曹某为监事长（26位成员出资总额202.218万元）。2015年4月1日，月月增合作社同意柳天增不再担任理事长，选举曹某为理事长，并由增资后的全体社员签名同意。国家政策规定密云水库上游禁止从事养殖业后，2017年月月增合作社未再继续经营。2019年10月，密云区政府按照国家政策给付月月增合作社禁养补贴399.814万元，月月增合作社按股份给付段素林、丁永强各1.8万元的补贴款，但段素林、丁永强均未领取。一审庭审中，丁永强认可第一次买猪回来时由于路途耽误时间的原因死亡了一部分，到2008年春节时还剩余81头，赔了钱之后王某和郑某就撤出了合作社，其又投入3万元，但未参与经营，长期经营的就是柳天增和曹某。月月增合作社八年的时间从未召开过理事会，有事都是柳天增给其打电话通知征求意见。段素林称其在合作社参与经营，但对曹某入股之事并不知情，其作为监事，从未提议召开过理事会。柳天增称合作社成立到现在理事会签字都不是本人签的，都是电话核实后口头一说给代签的。一审庭审中，郑某出庭证实柳天增所述属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段素林、丁永强、柳天增、郑某、王某五人设立月月增合作社时，只在成立时召开过成员大会和理事会，在经营的过程中从未正式召开过成员大会和理事会，执行监事也从未提议召开过理事会，有事都是由法定代表人柳天增电话通知，一些决议也是电话通知征求意见后代为签字，这完全不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虽然形式上称为“月月增养殖专业合作社”，但其实只是五个农民组成的松散的合作组织，从段素林、丁永强、柳天增在庭审中的陈述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农民办事的特点所在，相互之间比较信任，经常发生代笔情形。如一旦产生分歧，往往给查明事实带来很大困难，只能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从丁永强在庭审中的陈述也能证实合作社成立后，第一次养猪就赔了本钱，且亏损严重，王某和郑某一看赔了钱就要求退出，柳天增也代表月月增合作社同意其二人退出并退还了投资款，且给付了合作期间的工资。如严格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亏损应该共同承担，柳天增之所以同意退还二人的投资款，就是出于农民朴素的想法，既然王某、郑某不想合作了，就把本金退还算了，亏损由合作社承担。段素林称一直在合作社参与经营养猪，但其对王某、郑某退股不知情，对2013年增资和变更合作社组织机构亦不知情，与事实严重不符。如其一直参与经营，且作为合作社的监事，对增资扩股和组织机构变更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不过问。虽然2013年5月20日的理事会决议和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以及2015年4月1日的月月增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当中段素林、丁永强的名字系他人代签，但第三人柳天增在法庭上的陈述更接近客观事实，也更符合逻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丁永强称2013年增资时柳天增未给其打电话征求意见的辩解，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段素林、丁永强要求确认2013年5月20日的月月增合作社理事会决议、成员大会决议和2015年4月1日的月月增成员大会决议无效，撤销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密云分局的所有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段素林、丁永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段素林、丁永强提交指定柳天增等人委托段素林办理工商登记时的材料照片，用以证明办理月月增合作社设立登记时，段素林有其他人的书面授权手续，电话通知等形式并非月月增合作社的习惯。月月增合作社、柳天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段素林受委托办理了月月增合作社设立登记，但是并不代表段素林具有可以在相关决议上签字的委托授权。月月增合作社、柳天增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段素林、丁永强称除就郑某退出合作社一事召开过口头会议外，月月增合作社未召开过其他会议。段素林称郑某已于2008年退出月月增合作社，有其一审时提交的退股协议为证。月月增合作社称其未完全按照法律程序、章程规定进行减员，协商一致后签了退股协议就让郑某退出合作社，在2013年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时，在工商部门的指引下才补办了退员手续，所以郑某真正退社是在2013年通过理事会决议退出，但是在经营过程中，2008年就将钱退还给了郑某。另查，2008年1月30日月月增合作社出具了主要内容为“今有本合作社社员郑某入社时投入资金贰万元整，因故自愿退出本合作社，经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作关系”“自今日起本合作社所有事务包括债权债务等均与郑某没有任何关系”的协议，载明收款人郑某，退款人“月月增法人柳天增”，协议尾部加盖有月月增合作社的印章。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本案中，月月增合作社其实只是五个农民组成的松散的合作组织，且农民本身对于商事组织的内部程序不作过多关注，相较于合伙企业以及法人对决议程序的要求，合作社决议的作出更强调农民的真实意思。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段素林、丁永强、柳天增、郑某、王某五人设立月月增合作社时，只在成立时召开过成员大会和理事会，在经营的过程中从未正式召开过成员大会和理事会，执行监事也从未提议召开过理事会。除了合作社设立时，段素林、丁永强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参与了此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且涉案决议产生的时间为2013年、2015年，距今至少六年之久，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并无证据显示段素林、丁永强曾主动过问合作社的经营情况或提出反对意见。段素林主张郑某已于2008年经合作社口头会议退出月月增合作社，但月月增合作社2008年1月30日出具的协议上除柳天增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外，并无段素林、丁永强等其他社员的签字，亦无证据显示月月增合作社2008年就郑某退出合作社还有其他书面决议。这也佐证了月月增合作社日常决议并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或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一审法院综合考量月月增合作社的实际运营情况、农民办事特点、月月增合作社的工商档案、丁永强和郑某的陈述等因素，认定柳天增对合作社的经营过程以及增资扩股的情况作出的陈述更符合逻辑、更接近客观事实，并无明显不当，故本院对段素林、丁永强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段素林、丁永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段素林、丁永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刘晓蕾审 判 员 潘 蓉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 栋法官助理 杨 琳法官助理 卢恺晨书 记 员 祖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