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09民终45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建宗，男，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肃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美虹，河北齐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超，男，198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肃宁县，系上诉人马建宗弟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广存，男，198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肃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宇，河北东方伟业（肃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建宗因与被上诉人孙广存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21）冀092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建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美虹、马建超，被上诉人孙广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建宗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事实错误，所作出的判决结果是错误的。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上诉人承包河北飞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印刷业务，被上诉人将需要印刷的书目发给业务员马建超下单印刷，印刷完毕后送到指定地点。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上诉人提供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加工合同关系。马建超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被上诉人下单印刷书目及双方对账、催要加工费的情况，截止到2019年9月底，共计加工费415256.25元。依据原《合同法》第十五章承揽合同的规定，双方之间的行为完全符合加工合同关系。上诉人一方只负责印刷，被上诉人一份提供纸张、需要印刷的书目。既然被上诉人不认可库存纸及裁剪机、三面刀、打包机的作价抵账，那么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加工费415256.25元。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至少在2019年6月至2019年9月，马建宗个人名义承包的……对原告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此叙述完全是错误的。上诉人自己承包的飞鸿公司，与飞鸿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的人为上诉人，显然只能由上诉人享有权益。因在上诉人承包飞鸿公司之前，被上诉人就在上诉人处印刷书籍并欠加工费60多万元。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发微信要钱，是因为上诉人资金困难需要给飞鸿公司的股东交租金，被上诉人打款37万元，不是对承包飞鸿公司的出资。提供的设备只是存放在上诉人处。双方之间没有共同承包飞鸿公司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任何的约定。双方之间只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按照《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合伙需要具备合伙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以否定上诉人的主张来支持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合伙关系，从而变相认为二人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完全背离加工合同关系的事实。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孙广存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承包河北飞鸿印刷有限公司的印刷业务，当时承包合同是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被上诉人进行了出资包括现金还有机械设备、纸张，上诉人单纯起诉加工费不符合事实，是其为了侵占合伙财产提起的虚假诉讼，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2、上诉人和其弟弟马建超与被上诉人在2019年5月份－12月份聊天记录中均认可被上诉人向合伙出资拿租金并提供三台印刷设备以及印刷用的纸张等事实，双方应当清算合伙债权债务，在未清算之前不应当受理其任何起诉。马建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加工费193401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1日开始计算按照银行业同业拆借利率计算给付至履行完毕为止）。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7日，原告马建宗与河北飞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马建宗以个人名义承包了河北飞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权，承包期限为2019年5月10日到2021年5月9日，河北飞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将资质授权马建宗在承包期间经营使用，承包费为每年126万元，每月15日支付当月承包费105000元。马建超系马建宗亲弟弟。马建宗承包河北飞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后，马建超负责该公司的业务及接单。微信昵称“马超”的是马建超，2019年5月2日，马建超与孙广存聊天，马建超问：“孙总好！昨天谈的怎么样？有进展吗？”孙广存回复：“谈的126万。”2019年5月6日马建超问：“怎么样？考虑好了吗？126万，你感觉怎么样？”孙广存回复：“（语音略）你怎么考虑的？好的，他们都在厂子里呢。”马建超说：“是的！你可别说是我跟你说的。”孙广存说：“我知道。”马建超说：“现在还不确定！”孙广存说：“一会我到厂子转一圈的。”马建超说：“好的，来吧。反正谁包都行！你到肃宁了？”孙广存说：“刚才王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没有在厂子里。”2019年6月15日，马建宗与孙广存聊天，马建宗说：“孙总，资金安排一下，今天下午给租金。”2019年6月15日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孙广存给马建宗转款50000元。2019年7月15日，马建宗与孙广存聊天，马建宗说：“孙总，今天15号又交税又交房租，确实资金压力大，你这边五万今天一定安排到位。”孙广存回复语音（略）。马建宗回复：“孙总，收到五万。”2019年8月15日，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孙广存向王霜转款120000元。2019年9月14日，马建宗给孙广存发微信称：“孙总，这个月租金十万零五千你这边明天一定想办法安排一下。目前回的款节前给供应商工人工资解决了，有一部分客户回款要到月底月初才回，远水不解近渴。不管多困难一定想办法支援这边一下。”2019年12月23日，马建超给孙广存发微信称：“孙总：好！最近挺忙的吧？我这两天也跟我哥（马建宗）这边商量了一下。这个事：当时是我提的意见让你跟我哥合作成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感到非常无力和遗憾！但是本着都是好哥好弟思想，我真不希望你们都这么不愉快。说实在的我也担心你俩都怨恨我。你看这样行不？孙总跟着弄这个厂子，也不能白忙合（活），还是那样好聚好散！咱把账对清后（也包括小宋为公司垫的钱），少付给我哥这边10万就算是这几个月你的辛苦费了，剩下的，你该给结喽就给我哥这结喽！当然，你那三台机器，也随时可以拉走。你看这样行吗？”一审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承揽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本案中，马建宗个人名义承包的飞鸿印刷公司确实印刷了孙广存下单的书籍，承揽的印刷工作完毕后，对定作方进行了交付。综合本案证据来看，2019年5月2日，马建超确实与孙广存商议以126万元/年承包飞鸿印刷公司，表示谁承包也行。2019年5月7日，马建宗与飞鸿印刷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以个人名义以126万元/年的价款承包了该公司，以该公司名义开展相关工作，约定于每月15号交纳当月承包费105000元。孙广存于2019年6月15日、7月15日应马建宗要求各交租金50000元，2019年8月15日给马建宗方交款120000元，2019年9月14日，马建宗要求孙广存安排明天（2019年9月15日）的租金105000元，且孙广存的库存纸及裁剪机、三面刀、打包机当时由飞鸿印刷公司使用。2019年12月23日，马建超发微信给孙广存，认可是其促成马建宗与孙广存的合作，并向孙广存提出解除合作的方案。综合上述，至少在2019年6月至2019年9月，马建宗个人名义承包的飞鸿印刷公司由孙广存实际进行了出资并提供了设备，该公司并非马建宗一人享有权益并承担义务。故此，不能认定飞鸿印刷公司系马建宗一人实际出资承包，不能认定孙广存下单在飞鸿印刷公司印刷的书籍的承揽人为马建宗一个人。本案证据和当事人一致的陈述不能理清马建宗与孙广存的内部账目关系，对原告的主张一审法院无法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称被告拖欠飞鸿印刷公司印刷款415256.25元，被告在飞鸿印刷公司处的库存纸及裁剪机、三面刀、打包机折价221855元，尚余193401元要求被告给付，该主张依据不足，被告对此亦不认可，且马建超在2019年12月23日曾向孙广存表示“你那三台机器，也随时可以拉走”，孙广存没有与原告达成处理该机器等的合意，对折价数额亦不认可，对原告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建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4元，由原告马建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马建宗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马建超和孙广存微信聊天记录及2019年11月4日下午14:14分文件内容的打印版。证明马建超给孙广存发微信，确定所欠加工费的数额。2019年6月15日马建超给孙广存发微信对账，总费用合计639869.5元，孙广存回复“收到”。：10月5日12:18分，马建超给孙广存发微信对账，总费用合计442976元。孙广存回复“收到”。2019年11月4日下午14:14分，马建超给孙广存发微信对账，马建超将对账单发给孙广存，注明“减去回款的：还欠275147元”。微信聊天记录及2019年11月4日下午14:14分文件内容的打印版。内容为：2019年1-4月份加工费用合计635649元，5月份费用40300元，6月份费用84270元，7月份费用122140元。一审中提供了2019年8月2日被告电话下单，要印刷的书目数量，费用为7911.25元。2029年9月份2日至21日被告下单印刷数量，共计103873元。2019年9月27日孙广存微信下单印刷数量，共计28325元。费用共计140109.25元。合计共欠275147+140109.25=415256.25元。证据二、马建宗工商银行卡明细2张、马建宗妻子王霜工商银行卡明细3张、马建宗与孙广存的微信转款记录一页（3笔）、马建超工商银行卡回单1张、飞鸿印刷建设银行账号回单一份。证明：孙广存回款加工费的数额，其主张的37万元为加工费的回款，不是入资款。2019年6月至9月份共计回款607212元。2019年11月4日下午14:14分，马建超给孙广存发微信对账，马建超将对账单发给孙广存，注明“减去回款的：还欠275147元”。275147元计算为：635649+40300+84270+122140-回款607212元。证据三、马建超与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3页。证明：向其他客户催要加工费也是和客户将需要交房租、回款，支持一下等语言。证据四、马建宗与孙广存的部分聊天记录。证明：马建宗和孙广存催要加工费，是因需要交房租，回款，微信里没有任何合伙的意思表示。孙广存的回款都是加工费，不是入资款。2019年22月27日微信里双方关于加工费的事宜相约进行对账。被上诉人孙广存发表质证意见：1、微信聊天记录是一部分，断章取义。对账的前提是合伙对账，并不是针对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加工费进行对账。被上诉人收到对账单，是和印刷厂外面的客户，是由被上诉人联系的，是和客户对账，并不是被上诉人的欠款数额。2019年11月4日微信聊天，被上诉人并没有明确答复认可该欠款数额，只是上诉人的弟弟马建超单方的表述，2019年11月4日下午14时14分对账明细单也是客户的订单，并不是孙广存本人的订单。2、转账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结合马建超、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发生在合伙期间，是被上诉人交付的合伙租金，并不是加工费。3、证据三与其他客户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马建宗与孙广存的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双方明确说明是共同缴纳租金，每月租金105000元。如果仅是以交租金为理由催收加工费的话，没必要提到月租金105000元。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催收加工费，另外该微信聊天记录不全面，一审被上诉人也提交了双方的聊天记录，由其是马建超的聊天记录，明确说明是他联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作，可以证实双方的合伙关系。本案其他案件事实本院审理查明与原审法院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马建宗与孙广存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根据孙广存提交的与马建超于2019年5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马建宗原审提交的2019年5月2日、5月6日、12月23日马建超与孙广存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6月15日、7月15日、9月14日马建宗与孙广存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6月15日、7月3日、8月15日孙广存向马建宗转账的银行电子回单，能够证明孙广存对马建宗承包的河北飞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马建超联系，进行了出资并提供设备，原审据此认定孙广存与马建宗就河北飞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并无不当。马建宗主张与孙广存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建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68元，由上诉人马建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晓莉审判员  张友僧审判员  穆庆伟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