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01民终137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江，男，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辉，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洪，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成都鑫富达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中路239号。法定代表人：罗成宁，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贵，男，系成都鑫富达电气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能清，四川圆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四川贯石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天益街38号4栋。法定代表人：朱江，职务不详。原审第三人：杜先梅，女，197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培区。上诉人朱江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鑫富达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富达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四川贯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贯石公司）、杜先梅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24民初3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书，不追加朱江为被执行人，不承担贯石公司的债务清偿责任”。2．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鑫富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纠正。（一）朱江能够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朱江与该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朱江不应对贯石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贯石公司在2016年7月13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朱江为其唯一股东。贯石公司在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期间，朱江的财产与该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并不存在相关纪要中规定的人格混同的任何情况。朱江为证明其财产与贯石公司财产独立，除一审要求提供的该公司银行流水外，还可以提供该公司历年会计账簿和朱江个人银行流水等予以证实。2．一审审查本案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要求朱江提供贯石公司银行流水，但该相应问题并非朱江的诉讼请求，更非（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追加朱江为被执行人的依据。朱江按照一审要求提供证据后，一审却又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明显矛盾。（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如前所述，朱江可以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一审适用相关规定有误。2．本案贯石公司的债务并非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期间的债务。贯石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时间为2016年7月13日，但案涉债务发生在2011年6月11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则审查股东是否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关于股东有限责任的规定进行认定。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认定朱江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朱江对贯石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立法目的相悖。结合相关释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人格混同的立法目的系防止股东滥用权力，损害债权人利益。就本案而言，朱江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可能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案涉债务形成于贯石公司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前，而该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后基本未进行经营活动，此时公司已基本无财产，朱江也不可能将公司财产据为已用，更不可能用公司财产逃避债务而损害债权人利益。4．连带责任的产生仅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朱江作为贯石公司的唯一股东，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需要对该公司之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并非判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财产独立的依据，判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财产独立应当依据相关会议纪要进行审查。（三）一审违反不诉不理原则，判非所请，程序有误。朱江提出的案涉执行异议之诉，其诉请应当仅限于案涉（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涉及的内容，而该裁定仅为追加杜先梅、朱江为案涉（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贯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审、二审均系围绕该执行裁定内容进行审理，但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却将人格混同作为一个争议焦点，超出上述执行裁定涉及的内容，超出了朱江的请求范围。根据相关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应当仅限于执行异议裁定，一审对此程序明显违法。因此，（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明显错误，应予撤销。鑫富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贯石公司的述称意见与朱江的上诉意见一致。杜先梅述称，请求二审对本案依法判决。朱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书裁定；2．不追加朱江为被执行人，不对贯石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3．判令案件诉讼费由鑫富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富达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2015年6月1日两次向贯石公司发送对账单，对账内容为贯石公司自2011年6月16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对鑫富达公司的欠款，欠款金额为1000000元。朱江在上述两张对账单上“信息无误”处签字确认。后因贯石公司未能偿还欠款，鑫富达公司于2017年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贯石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1000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2017年6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0124民初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鑫富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鑫富达公司于2018年2月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冻结了贯石公司的银行账户，但该账户可供执行金额仅为142元，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此外未查询到被执行人贯石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将上述情况告知鑫富达公司后，鑫富达公司亦未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川0124执4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执行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向朱江作了一份执行笔录，载明：“朱：我公司签合同时，原注册资本是两百万，本身我们想增资，但是由于资金不到位，一直没有办理”。2018年8月8日，鑫富达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杜先梅、朱江作为（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018年8月16日，本院作出（2018）川0124执异10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杜先梅、朱江为一审法院（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朱江不服该裁定，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贯石公司于2011年成立，成立时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上述注册资本由股东罗永强、朱江、李晓龙于2011年3月21日实缴。2014年3月12日，贯石公司股东由邓薏、罗永强、朱江、李晓龙变更为朱江、杜先梅，其中杜先梅的股份比例为70%，朱江的股份比例为30%。2014年5月5日，贯石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杜先梅将其持有的公司1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70%的股权转让给朱江；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此次增资800万元，由股东杜先梅以货币方式认缴800万元，2024年12月31日前足额缴纳注册资本。增资后，贯石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杜先梅占80%，朱江占20%。2016年4月25日，贯石公司作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200万元，其中减少股东朱江认缴出资0万元，减少股东杜先梅认缴出资800万元，并于2016年4月26日在天府早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该减资公告载明：“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告期满，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公司对内外无任何债权债务。现贯石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公司股东朱江的持股比例为100%”。2016年7月13日，贯石公司再次进行股权变更，杜先梅将其持有的贯石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朱江，贯石公司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贯石公司目前没有经营。一审法院再查明，朱江提供了贯石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纳税申报信息查询结果、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纳税申报信息查询结果上申报税额均为0，纳税申报表上仅有贯石公司盖章。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上也仅有贯石公司盖章。朱江提供了贯石公司的银行流水，未提供朱江本人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贯石公司的减资行为是否对鑫富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朱江是否应对杜先梅减资部分承担相应责任；二、朱江作为贯石公司的一人股东，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评议如下：首先，朱江提出贯石公司的增资行为系代办机构误操作，不是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朱江的上述主张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而贯石公司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增资到1000万元，有登记于工商档案的股东会决议、贯石公司盖章确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公司章程修正案等证据印证。上列证据也与朱江在本院所作的执行笔录中的陈述一致；其次，朱江提出鑫富达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在减资后的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鑫富达公司取得执行依据的时间是在2017年，但鑫富达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17日、2015年6月1日对账单能够证明上述债权在2014年即被贯石公司所确认，故鑫富达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在贯石公司减资前；再次，贯石公司减资未依法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如前所述，鑫富达公司与贯石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在贯石公司减资前已形成，鑫富达公司系已知债权人。贯石公司在减资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十日内通知鑫富达公司。贯石公司虽然在报刊上发布了减资公告，但未就减资事项直接通知鑫富达公司，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存在不能直接联系鑫富达公司的情形。故贯石公司的通知方式不符合减资法定程序，亦使得鑫富达公司丧失了在贯石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因此，贯石公司的减资行为不应当对鑫富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第四，贯石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故杜先梅不应当享有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虽然贯石公司登记的杜先梅认缴的800万元注册资本的认缴期限为2024年12月31日，但贯石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已经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贯石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尚未申请破产。故杜先梅不应当享有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其认缴的注册资本加速到期。最后，朱江不应承担杜先梅未缴纳注册资本范围内的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贯石公司存在减资瑕疵，但朱江认缴的注册资本无论是在增资、减资过程中都属于实缴资本，其并不存在未缴或抽逃出资的情况，因此朱江对杜先梅未缴纳注册资本范围内的责任不应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贯石公司于2016年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而朱江提供的贯石公司2016年-2018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并非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也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贯石公司股东朱江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其次，朱江提供的贯石公司的银行流水虽能证明贯石公司与朱江之间仅存在代垫税款的经济往来，但其并未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证明其有无使用个人账户收取和支付公司往来款项的情形。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贯石公司财产独立于朱江个人财产，应当由朱江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朱江应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朱江提出的其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朱江应被追加为一审法院（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川0124执异107号执行裁定书中关于朱江应承担的责任范围确定有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追加朱江为（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朱江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四川华地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贯石公司委托出具的《四川贯石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与股东朱江发生经济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朱江述称，该审计报告系该事务所对贯石公司在上述期间的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基本账户和其他银行账户进行的审计，其审计结果为：除朱江在2018年4月8日向贯石公司转款400元，用于支付该公司工商银行账户的证书费用外，未见贯石公司与股东朱江发生的其他经济往来。2．朱江在2016年6月左右至2020年7月左右期间的个人银行流水。朱江述称，除朱江所属的招商银行账户于2018年4月8日向贯石公司转账400元外，朱江与该公司并无其他转账记录。朱江拟以上述证据材料证明朱江的财产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从而证明朱江与该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经组织质证，鑫富达公司称，（一）针对《审计报告》。该报告不能作为判断朱江未与贯石公司是否人格混同的依据。1．该报告系依据朱江提供的不完整资料制作，不能全面反映朱江与贯石公司之间交易的全部情况。该报告系依据朱江提供的贯石公司8个银行账号进行的审查，而根据朱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至少显示尚有尾号分别为0994、6430、4097的银行账户未向审计机构提供。可见，朱江并未向审计机构提供全部银行账户及流水，该报告并未客观反映全部真实情况。2．该报告审查的时间节点为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并未审查2016年4月25日杜先梅决定退出并由朱江个人经营贯石公司至2016年7月期间，该公司与朱江发生的经济往来情况，也未审查其二者在2019年12月后发生的经济往来情况。可见该报告在时间上不具有完整性，未能反映朱江与贯石公司的全部经济往来情况。3．该报告不能作为朱江未与贯石公司人格混同的依据。该报告仅凭不完整的8个贯石公司的账户便认定朱江与贯石公司仅有400元的经济往来，但未审查朱江是否以个人或家庭名义处理了公司应收款等公司事务。朱江应当提交贯石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从公司成立以来的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并不能以该审计报告予以相应替代。（二）针对朱江的银行流水证据材料。其不属于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具有可采信性。1．朱江未提供其在2016年4月25日杜先梅决定退出，并由朱江个人经营贯石公司至今的全部银行账户流水。2．从朱江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中，至少尚有尾号分别为6108、5662、0827等银行账户流水未提供。朱江未证明该未提供的账户是否曾与贯石公司发生经济往来，是否曾用该账户处理了贯石公司的债权债务结算，朱江也未证明其支付宝、微信账号等是否与贯石公司发生经济往来，亦未证明朱江是否曾以其他家庭成员的名义与该公司发生经济往来。贯石公司质证称，同意朱江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杜先梅对朱江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查明的实际情况，对朱江新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一并予以认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应否追加朱江为案涉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对贯石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贯石公司确实存在减资瑕疵，但朱江认缴的注册资本无论在增资、减资过程中均属于实缴资本，并不存在未缴或抽逃出资情况。贯石公司也确实在2016年7月13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后朱江成为该公司唯一股东。案涉债务虽发生在贯石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前，但该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仍应由变更后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承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贯石公司在上述日期变更后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未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违反了上述规定。朱江虽然也就此提交了贯石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但该证据材料并非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也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朱江虽又在本次二审提交了由贯石公司委托所作出的《审计报告》，以及朱江在相应期间的银行账户流水等证据材料，但该证据材料并不能足以客观真实地反映贯石公司在相应期间的财务状况，并无法足以证明贯石公司与其唯一股东朱江在相应期间的财产相互独立。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朱江应被追加为（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对此相应认定无不当，故本院对朱江提起的相应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基于以上分析，朱江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足以证明贯石公司与其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则一审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朱江应当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并作出上述相应认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基于本案查明事实，（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中载明的朱江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贯石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等内容，与本案查明的朱江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不符，一审对此予以纠正也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朱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朱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俊安审判员  周 文审判员  滕 洁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文钧浩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川01民终137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江，男，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辉，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洪，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成都鑫富达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中路239号。法定代表人：罗成宁，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贵，男，系成都鑫富达电气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能清，四川圆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四川贯石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天益街38号4栋。法定代表人：朱江，职务不详。原审第三人：杜先梅，女，197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培区。上诉人朱江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鑫富达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富达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四川贯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贯石公司）、杜先梅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24民初3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书，不追加朱江为被执行人，不承担贯石公司的债务清偿责任”。2．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鑫富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纠正。（一）朱江能够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朱江与该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朱江不应对贯石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贯石公司在2016年7月13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朱江为其唯一股东。贯石公司在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期间，朱江的财产与该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并不存在相关纪要中规定的人格混同的任何情况。朱江为证明其财产与贯石公司财产独立，除一审要求提供的该公司银行流水外，还可以提供该公司历年会计账簿和朱江个人银行流水等予以证实。2．一审审查本案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并要求朱江提供贯石公司银行流水，但该相应问题并非朱江的诉讼请求，更非（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追加朱江为被执行人的依据。朱江按照一审要求提供证据后，一审却又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明显矛盾。（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如前所述，朱江可以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一审适用相关规定有误。2．本案贯石公司的债务并非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期间的债务。贯石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时间为2016年7月13日，但案涉债务发生在2011年6月11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则审查股东是否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关于股东有限责任的规定进行认定。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认定朱江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朱江对贯石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立法目的相悖。结合相关释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人格混同的立法目的系防止股东滥用权力，损害债权人利益。就本案而言，朱江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可能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案涉债务形成于贯石公司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前，而该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后基本未进行经营活动，此时公司已基本无财产，朱江也不可能将公司财产据为已用，更不可能用公司财产逃避债务而损害债权人利益。4．连带责任的产生仅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朱江作为贯石公司的唯一股东，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需要对该公司之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并非判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财产独立的依据，判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财产独立应当依据相关会议纪要进行审查。（三）一审违反不诉不理原则，判非所请，程序有误。朱江提出的案涉执行异议之诉，其诉请应当仅限于案涉（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涉及的内容，而该裁定仅为追加杜先梅、朱江为案涉（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贯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审、二审均系围绕该执行裁定内容进行审理，但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却将人格混同作为一个争议焦点，超出上述执行裁定涉及的内容，超出了朱江的请求范围。根据相关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范围应当仅限于执行异议裁定，一审对此程序明显违法。因此，（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明显错误，应予撤销。鑫富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贯石公司的述称意见与朱江的上诉意见一致。杜先梅述称，请求二审对本案依法判决。朱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书裁定；2．不追加朱江为被执行人，不对贯石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3．判令案件诉讼费由鑫富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富达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2015年6月1日两次向贯石公司发送对账单，对账内容为贯石公司自2011年6月16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对鑫富达公司的欠款，欠款金额为1000000元。朱江在上述两张对账单上“信息无误”处签字确认。后因贯石公司未能偿还欠款，鑫富达公司于2017年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贯石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1000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2017年6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0124民初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鑫富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鑫富达公司于2018年2月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冻结了贯石公司的银行账户，但该账户可供执行金额仅为142元，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此外未查询到被执行人贯石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将上述情况告知鑫富达公司后，鑫富达公司亦未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川0124执4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执行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向朱江作了一份执行笔录，载明：“朱：我公司签合同时，原注册资本是两百万，本身我们想增资，但是由于资金不到位，一直没有办理”。2018年8月8日，鑫富达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杜先梅、朱江作为（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018年8月16日，本院作出（2018）川0124执异10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杜先梅、朱江为一审法院（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朱江不服该裁定，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贯石公司于2011年成立，成立时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上述注册资本由股东罗永强、朱江、李晓龙于2011年3月21日实缴。2014年3月12日，贯石公司股东由邓薏、罗永强、朱江、李晓龙变更为朱江、杜先梅，其中杜先梅的股份比例为70%，朱江的股份比例为30%。2014年5月5日，贯石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杜先梅将其持有的公司1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70%的股权转让给朱江；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此次增资800万元，由股东杜先梅以货币方式认缴800万元，2024年12月31日前足额缴纳注册资本。增资后，贯石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杜先梅占80%，朱江占20%。2016年4月25日，贯石公司作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200万元，其中减少股东朱江认缴出资0万元，减少股东杜先梅认缴出资800万元，并于2016年4月26日在天府早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该减资公告载明：“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告期满，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公司对内外无任何债权债务。现贯石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公司股东朱江的持股比例为100%”。2016年7月13日，贯石公司再次进行股权变更，杜先梅将其持有的贯石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朱江，贯石公司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贯石公司目前没有经营。一审法院再查明，朱江提供了贯石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纳税申报信息查询结果、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纳税申报信息查询结果上申报税额均为0，纳税申报表上仅有贯石公司盖章。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上也仅有贯石公司盖章。朱江提供了贯石公司的银行流水，未提供朱江本人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贯石公司的减资行为是否对鑫富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朱江是否应对杜先梅减资部分承担相应责任；二、朱江作为贯石公司的一人股东，是否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评议如下：首先，朱江提出贯石公司的增资行为系代办机构误操作，不是股东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朱江的上述主张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而贯石公司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增资到1000万元，有登记于工商档案的股东会决议、贯石公司盖章确认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公司章程修正案等证据印证。上列证据也与朱江在本院所作的执行笔录中的陈述一致；其次，朱江提出鑫富达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在减资后的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鑫富达公司取得执行依据的时间是在2017年，但鑫富达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17日、2015年6月1日对账单能够证明上述债权在2014年即被贯石公司所确认，故鑫富达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在贯石公司减资前；再次，贯石公司减资未依法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如前所述，鑫富达公司与贯石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在贯石公司减资前已形成，鑫富达公司系已知债权人。贯石公司在减资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十日内通知鑫富达公司。贯石公司虽然在报刊上发布了减资公告，但未就减资事项直接通知鑫富达公司，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存在不能直接联系鑫富达公司的情形。故贯石公司的通知方式不符合减资法定程序，亦使得鑫富达公司丧失了在贯石公司减资前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权利。因此，贯石公司的减资行为不应当对鑫富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第四，贯石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故杜先梅不应当享有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虽然贯石公司登记的杜先梅认缴的800万元注册资本的认缴期限为2024年12月31日，但贯石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已经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贯石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尚未申请破产。故杜先梅不应当享有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其认缴的注册资本加速到期。最后，朱江不应承担杜先梅未缴纳注册资本范围内的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贯石公司存在减资瑕疵，但朱江认缴的注册资本无论是在增资、减资过程中都属于实缴资本，其并不存在未缴或抽逃出资的情况，因此朱江对杜先梅未缴纳注册资本范围内的责任不应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贯石公司于2016年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而朱江提供的贯石公司2016年-2018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并非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也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贯石公司股东朱江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其次，朱江提供的贯石公司的银行流水虽能证明贯石公司与朱江之间仅存在代垫税款的经济往来，但其并未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证明其有无使用个人账户收取和支付公司往来款项的情形。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贯石公司财产独立于朱江个人财产，应当由朱江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朱江应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朱江提出的其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朱江应被追加为一审法院（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川0124执异107号执行裁定书中关于朱江应承担的责任范围确定有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追加朱江为（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朱江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四川华地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贯石公司委托出具的《四川贯石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与股东朱江发生经济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朱江述称，该审计报告系该事务所对贯石公司在上述期间的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基本账户和其他银行账户进行的审计，其审计结果为：除朱江在2018年4月8日向贯石公司转款400元，用于支付该公司工商银行账户的证书费用外，未见贯石公司与股东朱江发生的其他经济往来。2．朱江在2016年6月左右至2020年7月左右期间的个人银行流水。朱江述称，除朱江所属的招商银行账户于2018年4月8日向贯石公司转账400元外，朱江与该公司并无其他转账记录。朱江拟以上述证据材料证明朱江的财产独立于贯石公司财产，从而证明朱江与该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经组织质证，鑫富达公司称，（一）针对《审计报告》。该报告不能作为判断朱江未与贯石公司是否人格混同的依据。1．该报告系依据朱江提供的不完整资料制作，不能全面反映朱江与贯石公司之间交易的全部情况。该报告系依据朱江提供的贯石公司8个银行账号进行的审查，而根据朱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至少显示尚有尾号分别为0994、6430、4097的银行账户未向审计机构提供。可见，朱江并未向审计机构提供全部银行账户及流水，该报告并未客观反映全部真实情况。2．该报告审查的时间节点为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并未审查2016年4月25日杜先梅决定退出并由朱江个人经营贯石公司至2016年7月期间，该公司与朱江发生的经济往来情况，也未审查其二者在2019年12月后发生的经济往来情况。可见该报告在时间上不具有完整性，未能反映朱江与贯石公司的全部经济往来情况。3．该报告不能作为朱江未与贯石公司人格混同的依据。该报告仅凭不完整的8个贯石公司的账户便认定朱江与贯石公司仅有400元的经济往来，但未审查朱江是否以个人或家庭名义处理了公司应收款等公司事务。朱江应当提交贯石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从公司成立以来的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并不能以该审计报告予以相应替代。（二）针对朱江的银行流水证据材料。其不属于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具有可采信性。1．朱江未提供其在2016年4月25日杜先梅决定退出，并由朱江个人经营贯石公司至今的全部银行账户流水。2．从朱江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中，至少尚有尾号分别为6108、5662、0827等银行账户流水未提供。朱江未证明该未提供的账户是否曾与贯石公司发生经济往来，是否曾用该账户处理了贯石公司的债权债务结算，朱江也未证明其支付宝、微信账号等是否与贯石公司发生经济往来，亦未证明朱江是否曾以其他家庭成员的名义与该公司发生经济往来。贯石公司质证称，同意朱江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杜先梅对朱江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查明的实际情况，对朱江新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一并予以认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应否追加朱江为案涉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对贯石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贯石公司确实存在减资瑕疵，但朱江认缴的注册资本无论在增资、减资过程中均属于实缴资本，并不存在未缴或抽逃出资情况。贯石公司也确实在2016年7月13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后朱江成为该公司唯一股东。案涉债务虽发生在贯石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前，但该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仍应由变更后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承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贯石公司在上述日期变更后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未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违反了上述规定。朱江虽然也就此提交了贯石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但该证据材料并非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也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朱江虽又在本次二审提交了由贯石公司委托所作出的《审计报告》，以及朱江在相应期间的银行账户流水等证据材料，但该证据材料并不能足以客观真实地反映贯石公司在相应期间的财务状况，并无法足以证明贯石公司与其唯一股东朱江在相应期间的财产相互独立。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朱江应被追加为（2018）川0124执42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贯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对此相应认定无不当，故本院对朱江提起的相应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基于以上分析，朱江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足以证明贯石公司与其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则一审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朱江应当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并作出上述相应认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基于本案查明事实，（2018）川0124执异107号裁定中载明的朱江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贯石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等内容，与本案查明的朱江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不符，一审对此予以纠正也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朱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朱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俊安审判员  周 文审判员  滕 洁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文钧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