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5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思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X1301-G9102（JM）。执行事务合伙人：杨丹，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云行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聚贤路555号12-1。法定代表人：黄健健，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聚熵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689弄21号10幢112室托管4611。法定代表人：张雷，总经理。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桂花，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荣芳，女，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郧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古鹏，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思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思睿中心）、浙江云行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行公司）、宁波聚熵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荣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1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无需向余荣芳返还投资款290000元；2.一、二审受理费由余荣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思睿中心与余荣芳之间为合伙关系，并非金融委托理财关系，本案“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定性错误。思睿中心为进行文旅资产重组、运作和营销的资产运作的有限合伙企业。2019年11月，余荣芳通过与思睿中心签订《投资协议书》方式加入思睿中心经营，出资200000元。余荣芳与思睿中心之间为合伙关系。因此，本案的案由应该为合伙纠纷。二、一审法院认定投资款金额为2900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投资协议书》是由思睿中心与余荣芳签订的，合同约定投资款为200000元，余荣芳向思睿中心的代收人即聚熵公司汇款232083元。思睿中心委托聚熵公司向余荣芳代转回投资款，聚熵公司另委托案外人随行付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行付公司）代付，随行付公司在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3月10日期间陆续向余荣芳转账投资款合计65700元，该65700元转款应认定为思睿中心向余荣芳的转回投资款。余荣芳提交的《投资和解补偿协议》仅为打印件，无法确认其提供的打印件文件有无被篡改、合成等，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该协议第二条载明的未结束订单金额290000元仅为分红计算基数，并非余荣芳的投资的实际金额。因此，本案投资款金额应该为166383元（232083元-65700元），而并非是290000元。三、余荣芳并不具备退伙条件，思睿中心无需向余荣芳返还任何款项。思睿中心与余荣芳之间为合伙关系，截止余荣芳起诉之日止，合伙期限未曾届满。根据《投资协议书》第四条第4.4：“甲方对外转让出资份额，应向乙方书面通知，并履行备案手续，在同等情况下，乙方的现有投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之约定，余荣芳要对外转让出资份额的，应向思睿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履行备案手续。至今余荣芳未向思睿中心提出转让出资份额申请，亦未进行清算，因此余荣芳不具备退伙条件或返还投资款条件。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即使余荣芳退伙，也应当就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后再支付退伙财产。故思睿中心无需向余荣芳返还投资款290000元。四、云行公司无需承担返还投资款义务。余荣芳提供的《投资协议书》并非余荣芳与云行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投资协议书》相关权利义务与云行公司毫无关联，云行公司亦不应对该合同承担合同义务。一审法院仅以“余荣芳未同意签署，而未给到余荣芳”，认定“余荣芳客观上不占用该原件”，并认定云行公司“单方承诺余荣芳尚有未结束订单金额为290000元”，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余荣芳应提供《投资和解补充协议》的原件证明其主张，余荣芳仅提供打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投资和解补偿协议》上的公章是云行公司所加盖，因此不能以该份协议认定云行公司承诺或自认该份协议上的任何条款，更加不能以该份协议认定云行公司应对余荣芳承担返还投资款义务。《投资和解补偿协议》也并无余荣芳本人签名确认，无法核实是否是由云行公司与余荣芳所签订的合同，故云行公司无需向余荣芳返还投资款290000元。五、聚熵公司无需承担返还投资款义务。《投资协议书》并非余荣芳与聚熵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投资协议书相关权利义务与聚熵公司毫无关联。聚熵公司亦不应对该合同承担合同义务。余荣芳亦确认聚熵公司所收款项系由思睿中心指定其向聚熵公司支付。聚熵公司仅代思睿中心收款，与余荣芳并无真实经济纠纷。故聚熵公司无需向余荣芳返还投资款290000元。余荣芳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案由认定准确。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对余荣芳基于投资向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前期转账的投资款848083元以及后期转账232083元予以认定，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和基本事实。从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看出，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是利益共同体，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是受思睿中心控制的公司，余荣芳投资事宜一直是与思睿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丽艳联系，按照张丽艳的指令转款，余荣芳至今与云行公司、聚熵公司的人都不认识。根据余荣芳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余荣芳只与思睿中心签订了《投资协议书》，但思睿中心却要求余荣芳将投资款转账给聚熵公司，并以云行公司的名义要求与余荣芳签订《投资和解补偿协议》，同时又交给余荣芳两份《荣誉会员协议书》，合同主体分别是云行公司和聚熵公司，这充分说明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是利益共同体，思睿中心控制云行公司和聚熵公司在余荣芳投资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目的是骗取余荣芳的投资款，以便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在无法兑付的情况下，可以逃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余荣芳和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金融委托理财关系，有理有据，完全准确。二、关于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在上诉状中对2020年6月8日云行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给余荣芳发送的《投资和解补偿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在一审开庭的过程中，思睿中心的代理人对余荣芳尚有投资款290000元没有结算的事实没有进行否认，只是辩解称已经支付了部分收益给余荣芳。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为了规避有关责任和风险，在转账等财务方面进行切换的事实无法否认，故一审法院判决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向余荣芳返还投资款290000元合理合法。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的上诉请求无法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余荣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返还投资款290000元；2.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以290000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36%的年回报率，从2019年12月1日开始支付投资收益，暂计至起诉时按60900元计算，后续收益另外计算；3.诉讼费由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6日，余荣芳作为甲方，思睿中心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投资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已取得宁波和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30%股权的质押权，控制4亿资产，乙方拟引入外部投资。第二条约定，甲方本次投资20万元，按照乙方投资1.2亿元估值，甲方持有相应的出资份额，乙方自甲方完成全部投资款转账或刷卡之日起，每满一个自然月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向甲方发放预分红。第三条约定，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缴纳投资款后，甲方即成为乙方的投资合伙人，在本轮投资募集期满后，根据募资情况，若乙方满足工商登记标准的，则将甲方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合伙人，否则，甲方的出资份额将委托投资人张丽艳代持。第四条约定，甲方有权取得的收益，按照经审计后的乙方每一年度的净利润进行分配，每年分配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50%，年度中间，乙方取得大额收益或资金有闲置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预分红，根据乙方团队过往的文旅资产运营业绩，乙方预期投资回报率不低于36%/年，本投资项目的运营期为19个月，即2019年4月10日至2020年11月10日，投资人在运营期不得要求退伙。第十条约定，各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的，本协议可书面形式解除。2019年11月26日，余荣芳通过案外人账户，向聚熵公司账户转账6次，金额分别是：185605元、7117元、4634元、4572元、4555元、25600元，共计232083元。2020年6月8日，云行公司作为甲方，余荣芳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投资和解补偿协议》，协议第一部分关于双方合作情况介绍及和解结算原因载明，甲方2016年12月启动“SPS智慧停车”业务，2019年7月启动“鲲鹏文旅”业务，乙方经自身渠道了解甲方发展情况后，看好甲方公司和运营项目，并与甲方达成持续合作，由甲方引入乙方的资金，2020年2月受全国疫情影响和冲击，智慧停车和文旅行业全线暂停，甲方前期投入的项目被迫暂停或延后，相应的资金被套牢，导致甲方无法按时兑付乙方的本金或利息，为维护乙方的利益，故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出具解决方案。乙方在甲方处第一次投资日期为2017年9月9日，乙方在甲方处投资总金额为848083元，乙方从甲方处提现总金额为632563元，乙方在甲方平台获取的权益总金额（包括但不限于SPS停车费、话费、油卡、固话宽带等）为16300元，乙方在甲方处投资的未结束订单金额为290000元。第二部分具体补偿方案载明，此方案要求乙方在甲方投资的剩余本金小于等于0，即乙方已经收回了在甲方处投资的所有本金，乙方在甲方处仍有投资订单未结束，给予一定的分红补偿，选择此方案，则代表乙方放弃历史过程中参与公司活动的所有未得的权益，本方案的分红金额为乙方在甲方处未结束订单金额之和的20%。根据上述方案，经甲乙双方确认，计算乙方未来可获得分红金额为58000元。第三部分载明，本协议生效后，原甲乙双方之间的投资协议书自动终止，所有关于项目投资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遵照本协议约定履行。该协议为复印件，余荣芳未能提供原件，余荣芳当庭陈述，因为该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太低，余荣芳没有同意该补偿方案，故没有签订该协议。关于该协议中载明290000元，余荣芳陈述，最初约定投资款项为200000元，后续因为双方合作还可以，所以思睿中心告知有其他的项目可以投资，让余荣芳增加投资款，余荣芳是通过一个SPS智慧城市公众号投资的，在SPS项目中剩余的5万余元及后续补充的23万元作为投资款，投资新的项目，投资项目共分红65700元，无具体分红时间，通过手机查询返现金额，思睿中心将款项汇入余荣芳银行账户，目前该公众号已经关闭，无法登陆查询投资情况，余荣芳提供系统一张，显示累计项目收益为65700元。一审法院认为，余荣芳与思睿中心的投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余荣芳向思睿中心指定的收款人聚熵公司汇款232083元，在投资期届满后，余荣芳可以要求退出该项投资，云行公司代表思睿中心对余荣芳投资进行了相应的结算确认，故余荣芳关于要求退还相应投资款项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返还投资金额问题。协议约定余荣芳投资额为200000元，余荣芳向聚熵公司转款232083元，云行公司单方承诺余荣芳尚有未结束订单金额为290000元。虽然余荣芳没有提供原件佐证，但是该复印件系云行公司要求和解时的自认，因余荣芳未同意签署，而未给到余荣芳，余荣芳客观上不占用该原件，但不能否认该事实。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出庭，但是未就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之间关系如实向法庭陈述，故一审法院认为，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应就该290000元共同向余荣芳承担退款责任。关于收益计算，余荣芳在投资期间虽获得部分收益，但是余荣芳无法陈述该收益是按照何种标准计算，且合同没有约定分红收益计算标准，合同所载明投资回报率不低于36%/年，是思睿中心预估的收益率，不是实际到账的收益率，故余荣芳要求按照此标准计算收益缺乏事实依据，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荣芳返还投资款290000元；二、驳回余荣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64元，由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共同提交证据如下：电子回单，拟证明思睿中心委托聚熵公司向余荣芳代转回投资款，而聚熵公司另委托随行付公司代付，随行付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3月10日期间陆续向余荣芳转账投资款合计65700元，该65700元应认定为思睿中心向余荣芳的转回投资款65700元。余荣芳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65700元是余荣芳之前投资款收到的利息，《投资和解补偿协议》签订于2020年的6月8日，不影响案涉结算款为290000元。余荣芳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余荣芳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6201）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于余荣芳2019年4月10日向张丽艳转账200000元；证据2.余荣芳与张丽艳、杨丹的录音，拟证明签订《投资协议书》是张丽艳的意思表示，录音中有提到张丽艳。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友公司）是云行公司合作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即云行公司委托富友公司向余荣芳转款，其中2019年4月18日11520元、2019年4月30日17280元、2019年5月7日7200元、2019年5月15日15120元、2019年5月22日18720元5笔转款是针对200000元的投资款（即2019年4月10日，余荣芳通过银行转账200000元给张丽艳，是余荣芳投资给云行公司的投资款）的返款，其他转款是针对余荣芳其他投资的返款；证据2三性均不予认可，录音中无法确认具体的对话人物，无法确认录像是否被剪切或篡改。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提交了转账电子回单，显示：随行付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27日转账48300元、2019年12月11日转账6000元、2019年12月17日转账300元、2019年12月19日转账900元、2019年12月27日转账1500元、2020年1月13日转账6000元、2020年1月17日转账300元、2020年1月19日转账900元、2020年3月10日转账1500元（合计65700元）给余荣芳。思睿中心主张其委托聚熵公司代为转账支付投资款，聚熵公司委托随行付公司向余荣芳支付上述款项。余荣芳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是之前200000元投资款所收到的利息。余荣芳提交了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尾号6201），显示：余荣芳于2019年4月10日向张丽艳转账汇款200000元，富友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1日转账11520元、2019年4月15日转账18720元、2019年4月18日转账11520元、2019年4月24日转账15120元、2019年4月30日转账17280元、2019年5月7日转账7200元、2019年5月15日转账15120元、2019年5月22日转账18720元（合计115200元）给余荣芳。思睿中心与云行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交书面答复意见，认为思睿中心于2019年8月7日成立，余荣芳于2019年4月10日转账给张丽艳的200000元发生于思睿中心成立之前，故该笔200000元不属于余荣芳支付给思睿中心的投资款项，是余荣芳投资给云行公司的投资款，由张丽艳代收。另外，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富友公司系云行公司合作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云行公司委托富友公司向余荣芳转款，其中2019年4月11日11520元、2019年4月30日17280元、2019年5月7日7200元、2019年5月15日15120元、2019年5月22日18720元5笔转账款是云行公司针对2019年4月10日余荣芳转账给张丽艳200000元投资款的返款。另查明，思睿中心系成立于2019年8月7日的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杨丹，张丽艳系原合伙人之一，从2020年9月25日起变更登记不再是思睿中心的合伙人。在二审庭询中，余荣芳认为依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其仅负责投资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在一定期间内按照固定利率收取利息，主张其与思睿公司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投资协议书》签订于2019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余荣芳与思睿中心签订《投资协议书》，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二、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是否应与思睿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余荣芳与思睿中心签订《投资协议书》，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余荣芳投资200000元，按照乙方投资1.2亿元估值，思睿中心持有相应的出资份额，思睿中心自余荣芳完成全部投资款转账之日起每满一个自然月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向余荣芳发放预分红，预期投资回报率不低于36%/年。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思睿中心与余荣芳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本案中，思睿中心于《投资协议书》签订前已成立，余荣芳若作为新合伙人入伙，则应当经过思睿中心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订立书面入伙协议，思睿中心原合伙人应向余荣芳告知思睿中心的经营状况及财产状况。《投资协议书》并未得到思睿中心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关于新合伙人入伙的条件要求。第二，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余荣芳仅负责投资，未约定其在思睿中心中所占的合伙份额，余荣芳在思睿中心中不参与经营，不分担任何亏损，定期收取固定比例的收益，显然与合伙经营中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相违背，属于名为投资合伙实为借贷的情形，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综上，思睿中心主张其与余荣芳签订《投资协议书》形成合伙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份《投资协议书》体现出余荣芳投入资金、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固定比例收取收益，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特征，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金融委托理财是指客户将资产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委托理财形式。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借款本金如何认定的问题。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借款金额应以实际交付资金为准。余荣芳在签订《投资协议书》的当日，向思睿中心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232083元，故借款本金为232083元。对于余荣芳主张借款本金为290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余荣芳主张除了上述232083元之外，曾于2019年4月10日向张丽艳转账汇款200000元。由于余荣芳转账给张丽艳200000元思睿中心尚未成立，余荣芳亦未能举证证明思睿中心在成立后追认了该笔200000元款项系由其收取，因此，余荣芳转账给张丽艳的200000元与思睿中心无关，亦与本案所涉《投资协议书》无关，并非是该协议书项下的款项。第二，余荣芳依据《投资和解补偿协议》主张借款本金为290000元，除了交付给思睿中心的232083元之外，有5万余元是SPS项目的余款。然而，余荣芳并未签署《投资和解补偿协议》，未能提交《投资和解补偿协议》的原件，且该协议所记载的甲方为云行公司，而非借款人思睿中心。因此，余荣芳依据《投资和解补充协议》主张思睿中心尚欠借款本金290000元，缺乏依据。关于还款情况如何认定的问题。思睿中心主张其委托聚熵公司代为转账支付投资款，聚熵公司委托随行付公司向余荣芳支付65700元。思睿中心仅提交随行付公司的转账电子回单，未能提交随行付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不足以证明随行付公司系受聚熵公司的委托代思睿中心向余荣芳还款。而且，从随行付公司的转账电子回单来看，未备注为代聚熵公司或思睿中心付款。另外，《投资协议书》中约定付款方式为每满一个自然月的第二个工作日向余荣芳付款，从随行付公司转账给余荣芳的时间节点来看，未能体现为偿还《投资协议书》项下款项的特征。余荣芳主张随行付公司支付65700元是针对之前投资200000元的收益，不认可该笔65700元系思睿中心偿还本案的借款本息。在此情况下，思睿中心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该笔款项性质，其主张委托聚熵公司、聚熵公司转委托随行付公司付款给余荣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思睿中心在收到余荣芳出借的232083元之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曾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故思睿中心应向余荣芳偿还借款本金232083元。关于借款利息标准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思睿中心与余荣芳在《投资协议书》中约定借款利率不低于年利率36%，已超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上限，本院依法调整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4%。案涉借贷关系成立于2019年11月26日，余荣芳主张从2019年12月1日起算借款利息，是其权利的自我处分，故思睿中心应从2019年12月1日起以实际借款本金23208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借款利息给余荣芳。按照上述利息计算方式，从2019年12月1日起至本案二审立案之日止，累计产生的利息加上借款本金232083元已超过290000元。一审判决支持了余荣芳要求思睿中心返还290000元的诉讼请求，驳回余荣芳关于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余荣芳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思睿中心是否偿还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故思睿中心应向余荣芳偿还欠款290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云行公司、聚熵公司是否应与思睿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云行公司的责任问题。一方面，云行公司并非案涉《投资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云行公司亦并未收取该协议项下的出借资金；另一方面，思睿中心与云行公司为相互独立的主体，余荣芳无举证证明云行公司作出了加入思睿中心还款债务的意思表示。余荣芳提交的《投资和解补偿协议》缺乏原件予以核对，且从该协议内容来看无法体现与思睿中心、《投资协议书》之间存在关联。如前所述，余荣芳转账给张丽艳的200000元投资款与思睿中心无关，余荣芳主张云行公司对思睿中心的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云行公司自认承诺尚有290000元未返还给余荣芳，故就290000元与思睿中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至于余荣芳与云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投资款项纠纷，余荣芳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关于聚熵公司的责任问题。聚熵公司与思睿中心是相互独立的主体。聚熵公司并非案涉《投资协议书》的签订主体，聚熵公司仅代思睿中心收取该协议项下的出借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聚熵公司代为收取款项的行为，其收款行为的后果对思睿中心发生效力，聚熵公司并不因此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余荣芳亦未能举证证明聚熵公司作出了同意与思睿中心承担共同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余荣芳主张聚熵公司对思睿中心的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聚熵公司未就聚熵公司、思睿中心、云行公司之间关系如实陈述为由，认定聚熵公司应就290000元与思睿中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另外，《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驳回了余荣芳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但决定将一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思睿中心、云行公司、聚熵公司负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思睿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云行公司、聚熵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117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0191民初117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州思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余荣芳返还2900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余荣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64元，由余荣芳负担1139元，由广州思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54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广州思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璐思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