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桂11民终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文，男，197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华刚，广西覃华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华桂，广西覃华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发贵，男，196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钟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胜学，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子新，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树球，男，1972年2月13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杨玉英，女，196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上诉人秦文、上诉人董发贵因与被上诉人李树球、原审第三人杨玉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2021）桂112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秦文上诉请求:一、撤销钟山县人民法院（2021)桂112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书。二、判令董发贵、李树球支付上诉人秦文损失40968.60元外，还支付损失69730.47元。三、诉讼费用由董发贵、李树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董发贵、李树球应当承担的金额存在错误。杨玉英经过平桂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全部的损失金额为110699.07元，远非一审认定的68281元，漏计算了住院医药费等38281元。董发贵、李树球应当承担的是全部的损失赔偿责任，而非部分赔偿责任。董发贵、李树球承担的数额应是110699.07元,减去一审认定应支付的40968.60元,还要赔偿69730.47元。二、一审只认定就实际支付的部分才可以向董发贵、李树球追偿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补偿后”的理解不是非一定就是上诉人直接支付了给第三人后才享有追偿的权利，否则就陷入了如果上诉人没有能力支付，岂不是连追偿的权利都没有吗？既然平桂区人民法院已经就损失确定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就已经确定了上诉人请求追偿的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与常理和法律的规定不符。三、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在组织工人卸草皮中未对卸草皮人员进行必要的劳务作业技能和安全提示，没有尽到完善的管理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其自身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在聘请的工人所从事的劳务中只是一般性的工作，成年人就可以完全从事，不需要进行专业的劳务培训就可以从事。而安全注意方面，具体到本案的实际当中，在卸车过程中，上诉人不需也没有必要时时跟随车辆，只要董发贵提醒一下和注意一下，属于本就可以避免的事故，而是因为董发贵心情不好就恶意地开车，造成事故属于放任心理的间接故意。一审法院判决明显加大了上诉人的责任。四、李树球与上诉人构成买卖关系，而李树球与董发贵存在委托运输关系，一审法院查明董发贵是否具有运输资质就判决不需要责任，而是否具有资质与本案的事故发生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关系，应当承担共同赔偿的责任。上诉人董发贵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秦文要求董发贵赔偿40968.60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秦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以下事实认定错误及没有查明。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董发贵为提供劳务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2月27日，杨玉英经人介绍为秦文提供劳务，工作内容为在207国道路边铺设草皮。当日，杨玉英在装载草皮的车上卸货时，因车辆启动导致杨玉英从车上跌落地面受伤。从而认定杨玉英与秦文成立劳务关系。而根据事实和现有证据充分证明:2017年12月27日，上诉人通过李树球的介绍为秦文提供运输劳务，工作内容为运输草皮到207国道路边让杨玉英等人卸草皮铺设。当日，杨玉英在装载草皮的车上卸货时，因车辆启动导致杨玉英从车上跌落地面受伤。同样董发贵与秦文也是成立劳务关系，为此，杨玉英和董发贵均是受雇于秦文，而不是提供劳务法律关系上的“第三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董发贵为“第三人”是错误的。其次，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杨玉英的受伤与本次跌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2017年12月27日，杨玉英受伤后，上诉人尽到了相应的责任及时送杨玉英到当地卫生院进行检查，基于当时检查的结果基本上可以确定杨玉英没有受伤，特别是杨玉英以书面的形式放弃追究董发贵的责任。所以杨玉英的伤情与本次跌落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疑问，不排除杨玉英在本次检查后至住院前存在其他意外受伤的可能性。至于之前的诉讼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秦文也没有提出抗辩意见，但不能将该责任风险转嫁到上诉人的身上。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杨玉英的受伤与本次跌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首先，一审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从而判决秦文行使追偿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的规定，本案上诉人与杨玉英均属于受雇于秦文，属于雇员之间发生人身损害，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追偿权，而一审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从而判决秦文行使追偿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其次，杨玉英依法应当对其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本案而言，杨玉英虽然是服从秦文的现场管理人员的安排，在车辆上卸草皮，该行为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风险，特别是在卸草皮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车辆的启动，从而导致不慎跌落下车，自身有一定的过错，依法应当对其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管是之前的诉讼还是本案的一审诉讼，法院均没有对杨玉英的过错由其承担一定的责任仍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后，本案的责任比例不公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失，雇主承担责任后对雇员追偿的比例如何确定。在审判实践中，应根据雇员对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和行为性质来判定雇主承担责任比例的大小，并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用人单位将经营的风险转嫁给其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在法院进行审查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审查工作人员是否具有过错和重大过失，因为对比雇主和雇员的身份关系，雇员的职务行为是在为雇主谋取利益，所以正常情况下应当由雇主本身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二是在用人单位有监督管理之过失下，避免让有过错的工作人员承担大部分责任。而本案涉及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上，不管是之前的诉讼还是本案的一审诉讼，即不需要第三人杨玉英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也将本案的赔偿责任需要上诉人承担大部分责任，责任划分不公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树球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杨玉英二审期间未作陈述。上诉人秦文一审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董发贵、李树球支付原告秦文损失110699.07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12月27日，第三人杨玉英经人介绍为原告秦文提供劳务，工作内容为在207国道路边铺设草皮。当日，第三人杨玉英在装载草皮的车上卸货时，因被告董发贵启动车辆导致第三人杨玉英从车上跌落地上受伤，第三人杨玉英与被告董发贵到平桂区望高镇中心卫生院门诊检查治疗支出医疗费107.60元。2017年12月28日，第三人杨玉英到平桂区望高镇中心卫生院门诊治疗支出医疗费119.72元。同年12月29日，第三人杨玉英到贺州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支出医疗费595.90元（482元+113.90元）。2018年1月2日，第三人杨玉英到贺州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支出医疗费401元，2018年1月2日至1月30日，第三人杨玉英在贺州市人民医院住院28天，支出医疗费38281元。2018年1月30日第三人杨玉英因病情需要购买护具支出费用169元。出院诊断:1.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2.老年性骨质疏松症；3.腰3、4椎体I度前滑脱；4.腰3/4、4/5椎间盘膨出；5.轻度肺动脉高压；6.左室舒张功能减退。第三人杨玉英出院后门诊继续治疗支出医疗费7262.30元。2018年2月24日，第三人杨玉英委托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人身损害伤残程度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定，鉴定结果:第三人杨玉英因人身损害受伤后误工期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第三人杨玉英支出鉴定费2200元。第三人杨玉英受伤后，原告秦文支付第三人杨玉英在贺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费用38281元。各方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第三人杨玉英于2019年9月5日以秦文、贺州市大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向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1月20日，平桂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1103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秦文应赔偿第三人杨玉英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10699.07元,扣除原告秦文垫付的费用38281元,原告秦文应向第三人杨玉英赔偿72418.07元。各方均未对（2019)桂1103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生效后，原告秦文赔偿第三人杨玉英各项经济损失30000元，截至2021年4月19日，原告秦文赔偿第三人杨玉英各项经济损失合计68281元。该院认为，第三人杨玉英选择作为雇主的原告秦文承担赔偿责任，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桂1103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原告秦文赔偿第三人杨玉英各项经济损失68281元。原告秦文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董发贵进行追偿。本案中，原告秦文作为雇主，在组织工人卸草皮过程中未对卸草皮人员进行必要的劳务作业技能和安全提示，没有尽到完善的管理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其自身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董发贵在启动车辆的过程中，应当与第三人杨玉英进行沟通，尽到谨慎义务，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而被告董发贵在实际启动车辆过程中，疏忽观察，未能保持与第三人杨玉英的沟通,从而造成了第三人杨玉英从车上跌落地上受伤的损害后果，被告董发贵存在重大过失，其因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秦文自行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秦文已经赔偿第三人杨玉英68281元，对其实际支付的部分可以向被告董发贵追偿。因此，被告董发贵应赔偿原告秦文40968.60元（68281元×60%)。本案是雇主赔偿雇员后的追偿权纠纷，被告李树球既非第三人杨玉英的雇主，亦非直接侵权人，原告秦文主张被告李树球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董发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秦文40968.60元；二、驳回原告秦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二审期间上诉人秦文向本院提交《结案证明》一份，证明秦文对杨玉英的执行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董发贵对上诉人秦文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清楚，由法院核实。李树球对上诉人秦文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其他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综合诉辩意见，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结案证明》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上诉人秦文已履行完毕相关款项的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但是否应由上诉人董发贵承担本院另行阐述。本院认为，上诉人董发贵是涉事司机，无相关证据材料反映其在涉案事件中必须承担侵权责任或多少责任，上诉人秦文在赔偿了涉案伤者后，直接向上诉人董发贵追偿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将本案定性为追偿权纠纷不当。上诉人董发贵的责任应当在全案审理后方能确定，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健康权纠纷。根据一审以及二审的相关事实，上诉人秦文在被上诉人李树球处购买草皮后，请上诉人董发贵运到指定工地，并承诺支付运输费用。但到达工地后，上诉人秦文要求上诉人董发贵分批卸货，即一个地点下一部分货，到另一个地点又下一批货，以此类推。在下货过程中，由于车辆突然启动，导致车上下货人员即第三人杨玉英摔下受伤，因此引发本案。被上诉人李树球是出卖草皮的商家，无证据证实其委托上诉人董发贵运输，与第三人杨玉英受伤无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秦文要求其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正确。上诉人董发贵与上诉人秦文形成事实上的运输关系，上诉人董发贵是按照上诉人秦文的要求卸货，车辆不熄火即卸货即又启动的卸货方式对车上人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上诉人秦文存在指令过错；上诉人董发贵明知该行为存在风险，仍按照指令进行，并在未接到开车的提示下突然启动车辆，是事故发生主要原因，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第三人杨玉英虽是按照老板的要求，在行驶的车辆上工作，但自身也应当注意风险防范，自身也承担一定过错。由于在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案件中，上诉人秦文未主张第三人杨玉英承担过错责任，第三人杨玉英应承担的过错责任由上诉人秦文自行承担。一审确定上诉人董发贵承担60%的过错责任与本案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秦文承担本身过错与第三人杨玉英应承担的过错责任合计40%。由于本案总损失为110699.07元，部分在诉讼前垫付，部分在诉讼后履行，但都是上诉人秦文支付，视为上诉人秦文履行完毕全案总损失110699.07元，其向上诉人董发贵追偿的损失为本案总损失110699.07元的60%，即110699.07元×60%=66419.44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秦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对其有理部分，应予支持；对其无理部分，应予驳回；上诉人董发贵的上诉请求无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2021）桂1122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董发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秦文66419.44元；三、驳回上诉人秦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14元（秦文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7元（秦文已预交1543元，董发贵已预交824元），合计4881元，由上诉人秦文负担1623元，上诉人董发贵负担32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永林审 判 员 凌丽琪审 判 员 张依传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侯美妃书 记 员 张岚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