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87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斌，男，197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琴，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玲，女，196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兰金，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瑞，男，198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上诉人许斌因与被上诉人王艳玲、原审被告朱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6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邓颖适用普通程序进行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艳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艳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没有证据证明王艳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王艳玲主张其与陈某富、王某中等存在借款关系，但未就借款转账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交的2018年2月至8月期间的转账电子回单，无论是汇款时间、汇款金额，还是备注的款项用途、汇款人，均与其主张系《购房款置换借款协议》250万元现金还款不一致，不能证明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其提供的证据多系与案外人形成，案外人未出庭作证，而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系案外人的真实签名及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亦未提供陈某富、王某中等已代其向开发商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的流水。第二，一审判决关于借名购房合意的认定系事后的臆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借名购房的合意应审查买房当时借名人与出名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本案的证据及王艳玲与许某瑜的关系，本案不存在借名购房的事实。王艳玲未提供其与许某瑜之间关于购房的任何约定，双方即便是母女关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面协议，在平时沟通时也会留下相关的聊天记录，但王艳玲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朱瑞出具的《产权确认书》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存疑，即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在许某瑜死亡后作出的，不能代表购房时许某瑜与王艳玲存在借名的合意。此外，本案购房款金额涉及几百万元，且买房时许某瑜己结婚，如果王艳玲借许某瑜名义买房，为了防止争议，应当会与许某瑜及朱瑞签订相关协议。因此，王艳玲主张的借名买房与日常生活法则不相符。第三，王艳玲是否全款出资与借名买房没有必然关系。即使王艳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本案更符合赠与的高度盖然性。许某瑜系王艳玲唯一的女儿，购房时王艳玲已是50多岁，未再婚及生育子女，其将财产赠与给许某瑜个人所有，符合中国父母帮助及赠与给子女财产的主流思想。朱瑞于2019年7月1日出具的《产权确认书》中确认许某瑜没有收入，名下所有财产均系王艳玲出资这一说法，王艳玲在7月已取得财产归其所有的证据，则其不可能在9月同意补偿许斌150万元以换取许斌及朱瑞放弃财产继承的公证而取得许某瑜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岭御苑岭御一街X号XXX房及相应地下车库XX号车位的产权。由此可以证明，一是在2019年9月王艳玲认可许某瑜名下的财产是许某瑜的遗产；二是朱瑞出具的《产权确认书》不是真实的，至少签署日期不是在7月1日，而是在2019年9月11日之后王艳玲与朱瑞达成某种交易而倒签的日期。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借误，认定借名买房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王艳玲应举证证明其与许某瑜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但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且其提交证明均系案外人出具的，而案外人未出庭作证，证据之间亦存在矛盾，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5条的规定，前述证明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更符合《合同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形，王艳玲与许某瑜之间存在赠与房产的事实。其次，朱瑞是许某瑜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与包括本案在内的许某瑜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没有借名买房合同及其他内容佐证的情况下，不得单独依据朱瑞的《产权确认书》来认定许某瑜出借购房名额的事实。再次，朱瑞在许某瑜生前未取得许某瑜授权确认借名购房的意思，许某瑜死后更不可能对该行为进行追认，朱瑞不能代表许某瑜生前的意思表示。许某瑜死后，其名下财产即为遗产，属于所有继承人共同所有，朱瑞单方面确认遗产归王艳玲所有，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该行为系无权处分，其意思表示无效。最后，王艳玲提交朱瑞的《产权确认书》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王艳玲提交的许斌及朱瑞放弃继承许某瑜名下另一套房子及车位的事实，可以证明在2019年9月三方对许某瑜名下财产系其个人财产作为遗产处理的事实是确认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公证的事实证明力大于朱瑞作出的《产权确认书》的意思，应以公证事实为依据，确认涉案财产按法定继承处理。三、关于本案的伦理感情问题。许某瑜的死亡对本案各方当事人而言均系重大精神创伤，王艳玲却利用与许某瑜生活的便利条件作出各种有损许斌利益的事，让许斌雪上加霜。在与王艳玲离婚时，许斌放弃分割夫妻共有财产，为的是让王艳玲有更好条件携带抚养许某瑜，且在许某瑜在世时也将财产赠与给许某瑜，但许某瑜一去世，王艳玲反悔收回所有给予许某瑜的财产，剥夺许斌的合法继承权，王艳玲出尔反尔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王艳玲二审辩称：一、王艳玲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艳玲与许某瑜就涉案房屋和车位存在事实上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许斌虽辩称系赠与关系，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另，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于口头赠与事实的证明，只有在能够排除合理性怀疑时才应当认定赠与事实的存在，而本案不能排除借名买房的合理性怀疑。从证据规则角度而言，借名买房的可能性远大于赠与的可能性。二、王艳玲提交的借条、借据、购房款置换借款协议、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广州市碧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碧强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足以证明王艳玲与陈某富、王某中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陈某富、王某中以代王艳玲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的形式偿还借款本息。三、朱瑞与许某瑜婚后一直生活在安徽，其对许某瑜的经济财产状况最为了解，也清楚涉案房屋、车位的真实权利人为王艳玲，才会出具《产权确认书》，该确认书经过见证人见证。王艳玲与朱瑞不存在达成某种交易的事实，且因许某瑜在安徽相关遗产的处理，王艳玲与朱瑞目前存在纠纷。四、王艳玲补偿许斌150万元系王艳玲为了化解矛盾而作出的让步，不能由此推断涉案房屋和车位系许某瑜的遗产。王艳玲曾多次分别与许斌以及朱瑞进行了沟通，因两人态度强硬，不同意和解，王艳玲无奈才提起本案诉讼。五、许斌及朱瑞应负担一审败诉部分的案件受理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许斌的全部上诉请求。因本案纠纷，王艳玲于2020年8月21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许某瑜生前与王艳玲就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3号XXX房及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4号XXX0房存在事实上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2.许斌、朱瑞协助王艳玲办理将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3号XXX房及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4号XXX0房登记至王艳玲名下的手续。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艳玲与许斌于1991年7月20日登记结婚，于1992年5月30日生育女儿许某瑜，于2008年8月29日离婚。许某瑜与朱瑞于2015年1月4日登记结婚，无婚生子女。2017年10月8日，碧强公司（甲方、卖方）与许某瑜（乙方、买方）签署《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编号201710123860），约定许某瑜购买涉案房屋，总价2753960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第一期自本预售合同网上签订之日支付826188元，第二期在2017年10月28日前支付1927772元。房屋交付日期为2018年12月6日。同日，许某瑜（甲方，委托方）与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承接方）、碧强公司（丙方、开发商）签订《委托装修合同》，约定甲丙双方签订了编号为20171012XXXX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由甲方购买丙方开发的涉案房屋，根据买卖合同约定，丙方交付的房屋标准为毛坯，现甲方委托乙方装修该房屋。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装修费1743042元。甲方于2017年10月8日前向乙方支付装修费174304元，于2017年10月28日前向乙方支付装修费1568738元。丙方交付该房屋给甲方的期限为2018年12月6日前。王艳玲称受房地产管控政策影响，将涉案房屋房价款拆分为房价款和装修款两部分，涉案房屋实际成交价为4497002元（2753960元+1743042元）。2018年12月8日，许某瑜办理涉案房屋收楼手续。2019年4月4日，涉案房屋登记至许某瑜名下。涉案房屋不动产权证附记一栏载明“穗府办函[2017]65号文，该房屋须满2年后方可转让或办理析产手续，从2019年4月4日起”。王艳玲称其与案外人陈某富、王某中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房屋系陈某富、王某中用于归还王艳玲本息。为证明上述主张，王艳玲提供了以下证据：1.三张借条。①“现王某中、陈某富从王艳玲处借的200万元整，约定利息为每月6万元……借款人陈某富，日期2013.11.14”；②“今借到王艳玲现金400万元……借款人陈某富，日期2014年4月1日”；③“今借到王艳玲600万元，每月利息18万元……借款人陈某富、王某中、李兴胜，日期2015年10月22日。”2.《购房款置换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出借人为王艳玲，借款人为陈某富、王某中，鉴于出借人向广州碧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南沙云麓半山8栋301房，原价5290591元，一个月付款优惠价4497002.35元。借款人因借款人的棠下解困房项目、惠来凯悦广场项目、增城少年宫项目、南沙云麓半山项目等原因向出借人借款、还款产生很多笔本金及利息很难计算清楚。因借款人无足够现金偿还出借人本金和利息，经双方协商同意，用上述房屋购房款、250万元现金和占广州碧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2%的股权，置换借款人上述所有借款本金和利息，双方债权债务全部结清，达成如下协议：一、上述购房款，由借款人在1个月内，全额为出借人向广州碧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股东借款人陈某富、王某中名下股份分利抵扣房款手续，支付出借人应支付的购房款；二、借款人在2018年春节前支付100万元给出借人，借款人在2018年8月1日前支付150万元给出借人，如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借款人同意支付出借人100万元违约金……3.多张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显示自2018年2月起至2018年8月期间，陈愿好、广州悦荞茉萱贸易有限公司共计向王艳玲转账200多万元，备注王艳玲还款、还陈某富借款、还款等。4.碧强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法定代表人为陈愿好。5.合同。甲方为碧强公司，乙方为陈愿好，约定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房地产有限公司、陈某富、王某中、陈愿好合作开发云麓半山项目，按照各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按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60%，陈某富、王某中40%的比例共同出资100万元设立合作公司碧强公司。合作协议约定陈某富、王某中的股权由陈愿好代为持有。佛山市顺德区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和陈某富、王某中通过合作公司碧强公司合作开发项目土地，并按上述持股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6.《证明》。载明陈愿好（乙方）（实际控制人陈某富、王某中）与我司（甲方）于2018年2月12日签订协议。根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和乙方指定的第三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购房款，该购房款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预分红款、土地款中冲抵……许某瑜属于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系根据上述协议第二条、第四条的约定处理，相当于实际由陈某富、王某中向我司支付。许某瑜未向我司支付任何购房款。落款有碧强公司公章、陈愿好、陈某富、王某中签名，日期为2020年4月19日。许斌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实王艳玲出借款项给案外人，且即使涉案房屋房款由案外人代为支付，也无法否认涉案房屋产权人系许某瑜。2019年2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涉案房屋税收完税证明，税款总额75108元。王艳玲称该笔税款为其支付，并提供了其名下账户尾号为5794的中国农业银行和账户尾号为4404的广州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显示该两个账户分别于2019年2月21日向广州市地方税务局转账40000元、35108元。王艳玲提供了碧强公司（甲方）与许某瑜（乙方）签署的《协议书》，约定：基于乙方购买该商品房，甲方在乙方购买该商品房时向乙方提供一张价值15万元的车位券，乙方对车位券的适用具有选择权，乙方可以选择是否购买甲方开发的位于云麓半山花园的车位。若乙方选择购买位于云麓半山花园的车位，该车位券可以等额抵减车位总价款。2019年5月25日，碧强公司（甲方、卖方）与许某瑜（乙方、买方）签订《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手房现售）》（编号201905237223），约定许某瑜购买涉案车位，总价款30000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乙方在2019年5月25日前支付30000元。甲方应当在2019年6月1日前交付涉案车位。王艳玲另提供了许某瑜于同日签署的《车位券使用说明》复印件，内容为：本人使用碧强公司提供的一张价值15万元的车位券（编号为二街4号-1200）购买涉案车位并已签订车位买卖合同，该车位券已失效。2020年4月26日，涉案车位登记至许某瑜名下。许斌质证称《车位券使用说明》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王艳玲主张其支付了涉案车位3万元车位款，缴纳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和契税，并提供了碧桂园集团通用机打收据、发票、契税完税证明和王艳玲名下银行交易清单、银联刷卡小票。上述证据显示：①2019年4月15日，碧强公司开具1万元收据，备注诚意金，同日，王艳玲名下银行账户向碧强公司转账1万元；②2019年5月25日，碧强公司分别开具一张1万元和一张2万元收据，两张收据均载明合同路址为涉案车位，该1万元收据另载明“认购自动转定”，同日，王艳玲名下银行账户支出2万元；③2019年5月25日，碧强公司开具4260.04元收据，载明合同路址为涉案车位，开票项目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同日，王艳玲名下银行账户支出4260.04元；④2019年6月1日，碧强公司开具涉案车位发票，金额为3万元；⑤2020年4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涉案车位税收完税证明，税款金额为833.19元，同日，王艳玲名下银行账户支出833.19元。许斌质证称上述证据无法证实由王艳玲支付了涉案车位价款和税费等，许某瑜系涉案车位购买人和所有权人，相关税款税费应为许某瑜支付。王艳玲主张涉案房屋由其出资负责装修、日常维护、交纳物业服务费及使用，并提供了与名为“云麓半山管家-刘盈颖”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家具购买单据、王艳玲名下银行卡银联刷卡小票、银行转账流水等。其中，微信聊天记录多为王艳玲与该管家就涉案房屋维修、装修等事宜进行沟通。家具购买单据均有货物清单、价款及与之相对应金额的银联小票和银行流水记录。许斌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另外，王艳玲提供了一份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南沙分公司物业服务中心于2018年12月8日开具的收据，载明预收涉案房屋12月至2019年3月物业费1878.24元，同日，王艳玲名下银行账户向该公司转账1878.24元。许斌认为王艳玲的该笔银行交易无法证实系支付涉案房屋物业服务费。另查明，2019年6月22日，许某瑜亡故。王艳玲提供了一份《产权确认书》，内容如下：“我与许某瑜是夫妻关系。在结婚之前，我俩对对方的经济状况有充分的了解。许某瑜大学毕业后即与我结婚，婚前婚后均未参加工作，亦没有收入来源，其名下的不动产及车辆，无论是婚前取得还是婚后取得，均为其母亲王艳玲个人出资，因政府限购政策及其女儿在当地出行等原因，登记在许某瑜名下。对此我俩早有共识：王艳玲女士出资的，登记在许某瑜名下的不动产及车辆，实为王艳玲个人财产。这些财产包括：1.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岭御苑岭御一街X号XXX房；2.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岭御苑8栋XX号车位；3.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3号XXX房；4.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半山XXX号车位；5.车牌号为皖Ｃ×××××、车型为718的保时捷小汽车。现许某瑜不幸去世，本人愿意配合王艳玲办理财产过户等手续。特此证明”，落款确认人处有“朱瑞”字样手写签名及其身份证号码并加盖指模，日期为2019年7月1日，另有见证人“陈灯国2019年7月1日”字样签名。许斌质证称无法确认《产权确认书》上朱瑞签名的真实性，且认为存在王艳玲与朱瑞私下达成补偿协议，进而由朱瑞出具该声明以达到将财产归王艳玲所有的目的，侵害了许斌的继承权。王艳玲对此予以否认。2019年9月11日，许斌和朱瑞分别在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公证，均放弃继承许某瑜名下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岭御苑岭御一街X号XXX房和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岭御苑岭御一街6、8、10号人防地下车库XX号车位的继承权。王艳玲自述截止本案2020年10月19日一审开庭之日止，尚不具备广州市限购区域内购房资格。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庭审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王艳玲与许某瑜之间是否就涉案房屋及车位存在借名购买的合同关系。对此一审法院阐述如下：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借名人是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二是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关于购房的出资一节。根据王艳玲提供的借据、《购房款置换借款协议》、《协议书》、发票、收据、其个人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流水、银联刷卡小票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涉案房屋为案外人用以抵偿拖欠王艳玲的部分债务，此外，王艳玲支付了车位款，缴纳了涉案房屋、车位的契税、物业维修资金，故可以认定王艳玲系涉案房屋、车位的实际出资人。此外，依据王艳玲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家具购买单据、银联刷卡小票等，也可以证实王艳玲为涉案房屋的实际管理和使用人。关于购房的合意一节，虽然许某瑜已经过世，但许某瑜与朱瑞于2015年结婚后一直生活在安徽，作为与许某瑜共同生活的丈夫，朱瑞对许某瑜的经济收入、工作状况、财产状况应最为了解，故朱瑞出具的《产权确认书》可信度较高。且朱瑞后续办理放弃继承权公证的行为，与其在该《产权确认书》中的声明相印证。许斌虽然对《产权确认书》中朱瑞签名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怀疑王艳玲与朱瑞存在串谋的可能，但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朱瑞虽然未到庭应诉，但在一审法院向其送达的应诉材料中有上述《产权确认书》，朱瑞未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产权确认书》予以采信。综上，本案存在“借名买房”的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车位为王艳玲借许某瑜之名购买。许某瑜过世后，王艳玲、许斌、朱瑞系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故王艳玲要求许斌、朱瑞协助将涉案车位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王艳玲尚不具备广州市住房限购区域内购房资格，故其要求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艳玲可待具备广州市住房限购区域内购房资格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10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王艳玲与许某瑜就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3号XXX房及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4号XXX0房存在事实上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二、许斌、朱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王艳玲办理将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云麓二街4号XXX0房转移登记至王艳玲名下；三、驳回王艳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16元，由王艳玲负担。经二审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许斌提交了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拟证明位于广州市荔湾区鹤洞路三巷88号901房系许斌婚内购买登记在许某瑜名下，面积124.49平方米，于2016年售出，许某瑜在2017年完全有能力购房。王艳玲对此质证称：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间，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另，许斌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要求调取广州市荔湾区鹤洞路三巷88号901房的出售合同、买方付款方式及房款去向，以证实许某瑜可能在出售该房后将房款交予王艳玲保管并用于支付涉案房屋及车位的房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评析如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王艳玲与许某瑜之间是否存在借名购买涉案房屋及车位的法律关系问题。本案的纠纷发生在亲属之间，现有证据未能显示王艳玲与许某瑜之间就涉案房屋及车位签有书面的借名购买协议，故应结合涉案房屋及车位的出资情况、占有使用情况及借名购买的原因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首先，从出资情况来看，王艳玲已经提交了借条、购房款置换借款协议、银行转账电子回单、证明等证据以证明案外人用涉案房屋和车位来抵偿拖欠王艳玲的部分借款，许斌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王艳玲为涉案房屋和车位的实际出资人并无不妥。其次，许某瑜婚后一直居住在安徽，而王艳玲提交的微信记录、家具购买单据、银行转账流水等，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和车位已由王艳玲实际占有和使用。再次，至于借名购买的原因，王艳玲主张是其在广州有其他房屋，不具备购房资格，其基于对许某瑜和朱瑞的信任而登记在许某瑜的名下，且没有签订书面借名购买协议，王艳玲的该解释亦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一般常理。最后，涉案房屋和车位的购买时间发生在许某瑜与朱瑞的婚姻存续期间，假如王艳玲和许某瑜就涉案房屋和车位不存在借名购买的关系，则按照一般的处理原则，涉案房屋和车位属于朱瑞和许某瑜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在许某瑜亡故后，朱瑞对涉案房屋和车位享有相当大份额的权益，在此情况下，朱瑞仍然出具《产权确认书》，承认涉案房屋和车位是由王艳玲个人出资且实为王艳玲个人财产，更能说明王艳玲与许某瑜之间存在借名购买关系。至于许斌上诉认为朱瑞与王艳玲存在串谋的可能及王艳玲与许某瑜之间存在的是赠与关系，但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此外，许斌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纠纷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同理，本院对许斌就此进一步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亦不予批准。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定王艳玲与许某瑜之间存在借名购买涉案房屋和车位的法律关系并对王艳玲要求许斌、朱瑞协助办理涉案车位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请予以支持，合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可。王艳玲在二审答辩时对一审判决诉讼费的处理提出异议，认为应由败诉方承担，但考虑到本案是因为王艳玲借用许某瑜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和车位而导致的，许斌和朱瑞负有的是协助王艳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一审的案件受理费由王艳玲负担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许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32元，由上诉人许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邓 颖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莫善友区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