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9民终30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时贞库，男，196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新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学，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仪建军，男，197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寿刚，山东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苏雪洋，男，199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上诉人时贞库因与被上诉人仪建军、苏雪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1）鲁0982民初3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贞库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46800元误工补偿费给付义务；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仪建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当事人双方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关系，判决上诉人支付误工补偿费46800元无任何合同及法律依据。一、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具有业主、承揽人或工程分包人的身份，在涉案事实发展过程中只负责被上诉人仪建军与业主方之间，居中介绍工作，是工程的介绍人。因此在上述法律关系中，被上诉人仪建军从事的工程施工内容不是上诉人承揽或分包的工程，双方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鉴于劳务合同权利义务的广泛性，合同双方应当就劳务合同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劳务合同关系存在与否应当依据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为依据，一审法院仅凭一份上诉人在胁迫状态下签订的《补偿协议》就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是不正确的，而且将上诉人不是涉案工程承包人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也是不恰当的，一审法院关于劳务关系是否存在的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仪建军在一审中诉称的：“2020年3月16日组织13人工程队到达新泰进行光伏项目安装工程施工，由于被告原因导致工程队无法进场施工，被告只给原告的工程队安排了部分零星工程维修工作”、“原告组织工程队准备离开，被告向原告承诺一定能够进场施工与事实不符。从被上诉人仪建军的陈述可以看出；第一、2020年3月16日被上诉人仪建军组织13人的工程队到达新泰进行光伏项目安装施工是其单方的陈述，再次印证所谓的光伏项目安装工程施工的具体内容并没有明确的口头或书面约定，双方劳务关系存在与否不能确认；第二、被上诉人仪建军在不能正常施工的情况下还选择继续等待，原因并不是上诉人承诺一定能够进场施工，而是被上诉人仪建军听从了济南赵总和青岛林晓东的进场施工承诺才没有离开（以上二人是涉案光伏施工项目分包人），并且被上诉人仪建军和以上赵总和林晓东有过多次接触，在一起吃过饭，留过联系电话。赵、林二人曾专程来新泰给被上诉人仪建军解释不能按时进场施工的原因，并承诺了具体进场的时间，此协商沟通过程上诉人也参与过。正是经过他们的交流之后，被上诉人仪建军带领的施工队伍才同意留下来将继续等候。所以即使存在误工，也是由于被上诉人仪建军等人的自愿行为造成的，误工损失与上诉人没有关系。第三、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上诉人也已经安排了零星维修工程施工，上诉人没有违反“一定进场施工的承诺”。上诉人认为该“零星维修工程施工”属于光伏项目整体工程施工的组成部分，在被上诉人已经自认存在具体施工行为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不应再支持其主张的误工补偿费相关诉讼请求。三、本案具体施工的项目进度受制于业主方工程施工进度安排，与上诉人无关，一审原告起诉系因为上诉人原因无法进场施工，与事实不符。队伍无法进场施工，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国家防控新冠疫情政策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在2019年末国内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已经被定性为不可抗力，之后随着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政府于2020年4月份之后逐步进行分阶段、分行业，有计划的复工复产。本案争议发生的时间正是处于疫情防控期间，新冠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因素是涉案工程迟迟不能按时施工的主要原因。因此即使劳务合同存在，一审法院也应当在审理及判决中体现疫情的影响，合理分配双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四、上诉人并不认可《补偿协议》的效力，双方关于《补偿协议》“每13人每天150元”误工费补偿标准的确定，也是在被上诉人要挟下被迫同意的。因上诉人无法证明胁迫行为的发生，一审法院认定《补偿协议》有效。被上诉人施工队伍在2020年3月20日至2020年4月12日期间，实际上有过零星工程的施工，并非纯粹意义的误工，在疫情管控措施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13人每天150元生活补贴是正常的。基于以上第三方面疫情原因的分析，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补偿协议》有效，就应当视为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法院又以补偿标准“明显不合理”为由否认双方的约定，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误工费损失违反了协议相关约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仪建军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不应承担46800元误工补偿费给付义务，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仪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误工补偿费468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16日，原告经第三人介绍带领13人的工程队到被告所承包的新泰农光互补项目进行光伏安装工程。由于被告的原因，原告工程队从3月20日等到4月12日一直未能进场施工。2020年4月12日，被告在第三人的见证下为原告出具补偿协议一份，承诺自3月20日到4月12日误工期间每13人每天150元进行补偿，若下一场进场正常施工以上承诺作废，进场截止期限为7月底，截止期限未能履行以上承诺则以现金形式支付此次损失。至2020年7月底，被告未安排原告工程队进场施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原被告是否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关系；二、若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被告出具的补偿协议中的误工费标准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和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及被告出具的补偿协议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被告虽在庭审中辩称其并非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但未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补偿协议中载明“每13人每天150元进行补偿”，若理解为13人每天共补偿150元，则每人每天仅得补偿11.5元，补偿标准明显过低，不仅与当地工资、误工费标准相差巨大，且此标准完全无法维持一天的生活所需，明显不合常理。且第三人作为补偿协议签订时的见证人亦明确表示原、被告所协商的补偿标准为每人每天150元，故一审法院推定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为每人每天补偿150元。误工期为2020年3月20日至2020年4月12日共24天，则误工补偿费总金额为150×13×24=46800元。另外，被告主张在协议签订后向原告介绍工程时原告拒绝施工，故该补偿协议已废止，但其所提供的通话录音并非录音的原始载体，而原告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也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该录音证据的效力不予认定。并且庭审中经法庭询问，被告陈述该两份录音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20年9月30日和2020年12月21日。该两份录音均系在2020年7月底之后形成，综上，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至2020年7月底未能安排原告施工队进场施工，应按补偿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误工费。另外，被告辩称，原、被告签订的补偿协议系被告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但被告未举证证实，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一条规定，判决：被告时贞库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仪建军误工补偿费46800元；如果被告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85元，由被告时贞库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二、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效力及误工费标准如何认定。首先，关于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补偿协议中“仪建军施工队来我处光伏项目施工，由于领导安排不妥当……”的表述结合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的庭审陈述，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上诉人虽主张其仅为介绍人非工程承揽人或承包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补偿协议效力，上诉人主张系受被上诉人胁迫签署，但无证据证实，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造成被上诉人误工系因受制于业主方施工进度安排并受疫情影响与其无关，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劳务纠纷发生于山东省疫情一级响应解除（2020年3月7日）之后且各地已陆续复产复工，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发出劳务邀约时应当充分预见可能存在的误工风险，其所称与其无关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补偿标准，如按13人每天共补偿150元标准计算明显过低、不合常理，一审法院结合第三人陈述认定补偿标准为每人每天补偿150元符合客观事实。综上所述，时贞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0元，由时贞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毕经纶审 判 员 李 莹审 判 员 邢友峰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徐建果书 记 员 付璐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