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26民初2315号原告：覃林，男，1991年9月1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人，住务川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学，贵州清思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如双，贵州清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务川自治县妈妈灰豆果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务川自治县蕉坝镇蕉坝社区下蕉坝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6MA6DLWWM5M。法定代表人：张世蝶，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嘉利，系该公司经理。被告：张世蝶，女，198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石门县人，住湖南省石门县。原告覃林与被告务川自治县妈妈灰豆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妈妈灰豆果公司”）、张世蝶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覃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学、徐如双，被告妈妈灰豆果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世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嘉利，被告张世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覃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退还原告投资款3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因其中20万元属于其他法律关系，需要另案处理，原告覃林的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二被告连带退还原告投资款17万元。事实及理由：原告之前是妈妈灰豆果公司的股东，原告向妈妈灰豆果公司投资17万元，取得公司16%的股份。妈妈灰豆果公司经发展后，总股本金增值为500万元，原告占公司的股份为16%（价值80万元）。妈妈灰豆果公司自成立以来，至今未向股东分过红，且从未向各股东公开、报告过财务情况，故各股东意见非常大。2017年6月妈妈灰豆果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告张世蝶提出将所有股东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她一个人，这样便于公司管理和发展，转让之后再退还各股东的原始投资款。于是公司于2017年6月25日召开了全体股东会议，会议决议：所有股东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张世蝶，但本次决议并没有约定按多少价值转让，而是在股份转让协议上注明为“无偿转让”。同时另外五名股东则形成新的会议决议，即由张世蝶退还各股东原始投资款，张世蝶当时对此予以认可，但后来又失信于各股东，不退换原告原始投资款。原告与被告非亲非故，不可能无偿将价值80万元的16%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张世蝶。被告自恃聪明，想通过骗取其他所有股东一致信任的方式来剥夺其他股东的权益。被告在取得公司所有股权后，又不让公司营业，其行为和用意严重损害了其他股东的权益。故被告应当退还原告在妈妈灰豆果公司的原始投资款17万元。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妈妈灰豆果公司及被告张世蝶辩称，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公司及张世蝶均认为原告方的要求不合理，原告不实的请求，严重损害公司及张世蝶的利益。原告是用实物出资，但公司现在已处于破产状态，原告方的起诉不符合现实情况，请求法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而且原告转让股份之后，2018年又强行入股，双方是你情我愿的，当时原告方转让股份之后双方的关系依然比较融洽，并不是原告所说的很僵。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6年6月，覃嘉利与代宝、代世怀、代应军共同成立了妈妈灰豆果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覃嘉利认缴出资额350万元，占公司70%的股权，代宝、代世怀及代应军各认缴出资额50万元，各占公司10%的股权。同时股东会选举覃嘉利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苟君轶为公司监事，代世怀为公司经理，代应军负责管理公司财务，随后公司开始建设经营。经营期间，覃嘉利将10%的股权转让给代应军。2017年1至2月期间，覃林、张世蝶（覃嘉利妻子）、杨枝卫、吴玉婵、雷丽娟陆续加入妈妈灰豆果公司。与此同时，覃嘉利、代世怀、代应军退出公司。其中，覃林以其在泥高生产经营灰豆果的机器设备折价16万元入股，杨枝卫与雷丽娟分别以现金10万元入股，吴玉婵以现金8万元入股。各方于2017年2月22日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覃嘉利将其在妈妈灰豆果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杨枝卫，8%的股权转让给吴玉婵，42%的股权转让给其妻子张世蝶；代宝将其在妈妈灰豆果公司6%的股权转让给覃林；代应军将其在妈妈灰豆果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覃林，5%的股权转让给代宝，5%的股权转让给张世蝶；代世怀将其在妈妈灰豆果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雷丽娟。各方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均明确约定转让方式为无偿转让，受让方均未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费。自此，覃林、张世蝶、杨枝卫、吴玉婵、雷丽娟取得妈妈灰豆果公司的股权，具体股权占比为：张世蝶占股47%，覃林占股16%，杨枝卫占股10%，雷丽娟占股10%，吴玉婵占股8%，原始股东代宝占股比例变更为9%。2月25日，公司股东会决议选举覃林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聘任覃嘉利为公司总经理，苟君轶继续担任公司监事。2017年3月2日，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修改，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依然为500万元。其中张世蝶认缴出资额235万元，占公司47%的股权；覃林认缴出资额80万元，占公司16%的股权；雷丽娟认缴出资额50万元，占公司10%的股权；杨枝卫认缴出资额50万元，占公司10%的股权；代宝认缴出资额45万元，占公司9%的股权；吴玉婵认缴出资额40万元，占公司8%的股权。其后，公司继续经营，但雷丽娟并未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覃林在将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也很少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实际是由张世蝶与覃嘉利经营管理。期间公司财务由张世蝶负责管理，杨枝卫在2017年5-6月期间曾负责管理公司财务，吴玉婵则参与公司一线生产作业。直至2017年5月，因公司经营状况不佳，需要各股东缴纳认缴出资款共20万元，各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进行缴纳。其中吴玉婵于5月8日足额出资1.6万元，代应军（与代宝合股）于5月10日足额出资1万元，雷丽娟于5月12日出资1万元（应当出资2万元），代宝于5月13日足额出资0.8万元（含垫付0.255万元），张世蝶于5月14日出资3万元（应当出资9.4万元），杨枝卫于5月17日足额出资2万元，覃林于5月17日出资1万元（应当出资3.2万元）。此后，公司因经营需要便向此前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追缴出资，雷丽娟因对公司经营状况及财务公开状况不满便提出退股请求，但是公司大股东张世蝶不予同意，雷丽娟也拒绝继续出资1万元，双方为此僵持不下。直至2017年6月25日，各股东召开股东会协商一致，由覃林、杨枝卫、雷丽娟、吴玉婵、代宝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张世蝶，由张世蝶去融资，继续经营公司。同年6月29日，各方到原务川自治县政务中心办税大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覃林、杨枝卫、雷丽娟、吴玉婵、代宝分别与张世蝶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覃林、杨枝卫、雷丽娟、吴玉婵、代宝分别将其持有的妈妈灰豆果公司的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张世蝶。此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世蝶，其职务为公司执行董事，苟君轶依然为公司监事，覃嘉利为公司经理。2017年7月3日，妈妈灰豆果公司变更了公司的相关登记备案资料。自此，公司由唯一的股东张世蝶与公司经理覃嘉利共同融资继续经营至2019年年初。但因公司经营状况依然不理想，后断断续续经营至2019年6月份后公司（老厂区）就停止经营了。其后，公司原股东覃林、杨枝卫、雷丽娟、吴玉婵、代宝为了追讨原始股金，五人签订了“股东会议决议”，载明：股东覃林、杨枝卫、雷丽娟、吴玉婵、代宝五人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张世蝶，公司变成张世蝶一人所有的独资公司，由张世蝶和公司连带退还5人原始投资款。同时五人在“决议”上签字，但是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9日，且张世蝶并未在“决议”上签字。现覃林以张世蝶及妈妈灰豆果公司没有退还投资款为由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覃林提交的妈妈灰豆果公司登记备案材料两套（2017年2月、6月各一套，内含两次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妈妈灰豆果公司账务移交清单复印件一份，第二次出资日记账复印件一份，落款为2017年6月29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原件一份；妈妈灰豆果公司与张世蝶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公司登记备案材料三套（2016年6月、2017年2月与6月各一套，内含两次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以合伙合同纠纷立案受理，经审理查明为公司股东间转让股权，因退还股金引发的纠纷，其案由应当变更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争执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本案涉案投资款17万元是否应当支付？对于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覃林在2019年6月公司停止经营后曾向张世蝶主张过退款事宜，且2019年6月至今也只有两年时间，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故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对于是否应当支付投资款17万元？首先，覃林以机器设备折价的方式入股覃嘉利与代应军等人设立的妈妈灰豆果公司，各方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覃林取得了妈妈灰豆果公司16%的股权，成为公司股东，且经过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妈妈灰豆果公司的执行董事。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因公司经营状况不佳，于2017年6月25日与其他全部股东一起达成了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公司大股东张世蝶的股东会会议决议。此后各方于同年6月29日分别与张世蝶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签订时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无效情形。且庭审中雷丽娟、杨枝卫、覃林曾提到各方与张世蝶在原务川自治县政务中心办税大厅签订协议时，代宝的家属因担忧“无偿转让”会损害其利益，曾劝诫代宝等人。但最终各方依然与张世蝶签订了转让协议，可见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转让协议也符合妈妈灰豆果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故各方分别与张世蝶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中约定的转让方式为无偿转让也当然有效。此后，各方与张世蝶并未签订任何新的补充协议，各方应当秉持诚信原则遵照执行。对于覃林、杨枝卫、雷丽娟、吴玉婵、代宝五人事后签订的“股东会议决议”，虽然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9日，但实际签订时间却是在2019年之后，而且受让方张世蝶也并未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该“决议”对公司与张世蝶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覃林并没有提供证据能证明公司与张世蝶应当支付其原始投资款17万元，故对于覃林要求公司与张世蝶连带支付其原始投资款17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妈妈灰豆果公司经理覃嘉利在庭审中提及的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曾口头承诺在公司经营盈利后返还各股东原始投资款的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世蝶并未予以否认，可见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时虽然没有明确约定，但该约定也是符合情理的。正如原告所述，原告与被告张世蝶非亲非故，不可能无偿将股权转让给张世蝶；但张世蝶在明知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面对其他股东提出退股的请求，也是不可能按原始投资款的金额有偿接受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更不可能承认退还其他股东的原始股金而将公司经营不佳的风险全部转移至自己身上。覃林、杨枝卫、雷丽娟、吴玉婵、代宝五人事后签订的“股东会议决议”也从侧面反映出2017年6月29日各方在与张世蝶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确实没有约定转让费用的问题。即便如公司经理覃嘉利承诺的在公司盈利后退还各股东原始股金，但现在公司却是亏损且已经停止经营，该支付条件也并不成就，故也无法支付覃林原始投资款17万元。最后，对于覃林谈及的第一次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虽为“无偿转让”但其却实际用机器设备折价16万元作为出资，而第二次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无偿转让”却无法得到转让款，这明显不合理的意见。第一次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公司原始股东与覃林签订的，但覃林并未向签订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支付股权转让费，其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无偿转让”是确实存在且完全合法的。其折价16万元的机器设备是其投入妈妈灰豆果公司的，并非是交付给签订转让协议的相对人的，而且其也因此获得了妈妈灰豆果公司16%的股权。后因公司经营不良，需要增加实缴出资，其为了公司能更好经营，与张世蝶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中也是约定“无偿转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能辨别“无偿转让”的法律效力，也应当能预见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合意产生的，其约定无偿转让是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总而言之，投资经营公司本就存在风险，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东，应当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按其持有的股权承担相应的责任，享受对应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各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但实际上，妈妈灰豆果公司的全部股东都并没有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出资，公司至今的经营状况并非张世蝶故意导致。因公司经营不良，张世蝶也存在亏损，并非只有当初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出让方存在亏损，各方应当理性看待这个问题，避免不必要的纷争。综上，对于覃林主张妈妈灰豆果公司与张世蝶连带退还原始投资款17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覃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425元，由原告覃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陈卓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