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6民终30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侠鸿，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维钢，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贵，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立国，男，197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满江，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宏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长乐镇环镇东路55号。                法定代表人：邢江，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周侠鸿因与被上诉人高立国、原审被告浙江宏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嘉公司）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21）浙0683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侠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维钢、罗雪贵，被上诉人高立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满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侠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高立国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支持周侠鸿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一、案涉《单项工程合作协议书》由周侠鸿、李利军、高立国三方当事人签署，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依法追加李利军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系遗漏当事人。本案系合伙合同纠纷，周侠鸿与高立国因《单项工程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履行、解除等事项发生争议进而产生纠纷，但案涉合伙协议系由三方共同签署，本案审理结果与另一合伙人李利军有利害关系，高立国在一审起诉状中也明确“高立国与周侠鸿交涉，最终于2019年2月3日达成一致方案，即高立国和李利军将对该项目承包权的份额转让给周侠鸿，周侠鸿各支付高立国和李利军280万元，其中包括了出资款120万元、项目溢价及前期投入费用160万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也明确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故李利军系本案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未追加李利军为当事人参与诉讼，违反法定程序。二、在事实认定方面，双方当事人对“合伙关系终止后周侠鸿应当返还高立国的金额”、“《欠条》所载200万元性质”、“宏嘉公司转账高立国80万元与周侠鸿出具《欠条》的先后顺序以及是否应当在总款中扣减”等均存在争议，但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存在主观判断，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高立国在合伙过程中总共投入项目资金为320万（投资款120万元和保证金200万元），后陆续收到返还的投资款280万元。高立国起诉主张合伙合同已经解除，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果应为相互返还，则返还的主体应为三合伙人组成的个人合伙体，而非身为合伙人之一的周侠鸿，返还金额应为其投入项目的资金。现高立国已经收到返还的款项为280万元的事实已经查清，则高立国投入款项仅剩余40万元未返还。然而根据一审判决认定，高立国在投入320万元、已收到返还款项280万元的情况下，又可以额外收入200万元，显失公平。（二）《欠条》载明的200万元与高立国汇入的保证金金额完全一致，宏嘉公司在一审中对200万元保证金的返还过程作了详细陈述，高立国却未举证证明存在项目溢价及前期投入费用，故对《欠条》的性质应作出对高立国不利的解释。本案实际情况是，2019年2月3日（农历大年二十九），周侠鸿向高立国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于2019年4月30日前归还高立国200万元，该金额与高立国投入的保证金金额完全一致，因当天宏嘉公司工作人员已经放假，周侠鸿无法对相关事实进行核实，故不了解保证金已经由宏嘉公司退还的事实。周侠鸿在出具《欠条》后，指示宏嘉公司向高立国先行打款80万元，且明确备注为“保证金”，可以证明《欠条》所载200万元内容即为保证金。（三）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主观判断之嫌，具体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周侠鸿的配偶未经其同意擅自退款且事后未予告知即不合常理”，忽视了周侠鸿配偶同时系宏嘉公司持股20％股东及共同经营者的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假如高立国当时已有退伙意向，何以还会向宏嘉公司交纳保证金，可见其陈述的事实具有不合常理之处”，忽视了《单项过程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高立国出资金额应为666万元，其实际出资远少于该约定金额，是因为高立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资金困难，萌生退意。3．一审判决认定“周侠鸿称在2019年年后核账时发现宏嘉公司已将200万元保证金退还给高立国，但直至本案起诉之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未提出任何异议，显然有悖常理”，但高立国所持《欠条》载明的归还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前，却在时隔两年后提起一审诉讼，按照一审判决的观点，高立国的起诉同样有悖常理。本案实际情况是，周侠鸿一直希望与高立国友好协商解决纠纷，因此直到高立国提起本案诉讼后才提出反诉。且周侠鸿常年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承包，资金流动量大，不会专门针对80万元欠款主动提起诉讼。4．一审判决认定“《欠条》所涉欠款并未明确为保证金”，但该《欠条》内容同样没有明确为投资款。5．一审判决认定“高立国以保证金名义汇付给周侠鸿和宏嘉公司的款项为200万元，而周侠鸿支付给高立国的200万元和80万元均备注为保证金，即备注为保证金的付款数额已超出高立国支付的保证金”，该理由恰恰是周侠鸿提起反诉的理由，不能成为法院作出对周侠鸿不利裁判的理由。（四）案涉80万元款项支付时间与《欠条》出具时间为同一天，双方对先后顺序发生争议，汇款方宏嘉公司对汇款过程作出明确陈述，高立国未作举证，根据民事优势证据原则，法院应当采纳周侠鸿一方的陈述。但一审判决认定“通常而言，债务人在已经出具欠条的情况下，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项后一般会要求债权人出具收条之类的凭证以明确变化后的债权债务关系，周侠鸿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具有丰富的商事交易经验，在付款后未要求对方履行相应手续的可能性不大”，显系主观判断。周侠鸿未要求高立国出具收条，系其一时疏忽，也出于对曾经的合伙人高立国的信任，反而成为一审判决作出对周侠鸿不利认定的理由。因此，即便二审法院最终确认周侠鸿应当向高立国支付《欠条》中载明的款项，该80万元也应当在其中予以扣减。三、高立国以合伙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并未以合伙法律关系对本案进行审理，系法律适用错误。高立国诉称各方合伙法律关系已经解除，合伙关系解除后，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现高立国、周侠鸿、李利军均系合伙人，各方法律地位平等，高立国无权要求同为合伙人的周侠鸿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未适用相关法律对合伙关系结束后的财产进行处理，系法律适用错误。此外，周侠鸿并未在庭审中对于《欠条》所涉款项性质表述为“存在重大误解”，一审判决认定周侠鸿抗辩意见有重大误解之意，也属主观判断。                高立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李利军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案涉《单项工程合作协议书》虽由周侠鸿、李利军、高立国三方当事人签署，但在合伙过程中，高立国在合伙中的份额已转让给周侠鸿，并以出具《欠条》的形式进行确认，周侠鸿和高立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明确，并不存在损害李利军利益的情形，故无需追加李利军参与诉讼。二、周侠鸿和高立国经结算后，周侠鸿总共须支付给高立国的款项为280万元，周侠鸿先支付给高立国80万元，后周侠鸿出具《欠条》给高立国。                宏嘉公司未到庭参加询问亦未发表意见。                高立国于2021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侠鸿支付高立国合伙投资及收益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2．宏嘉公司对周侠鸿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周侠鸿于2021年4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高立国返还周侠鸿超额支付的保证金8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宏嘉公司系一家经营土建工程、市政工程等建造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起至今股东为周侠鸿及其配偶刘忠英二人，分别占股80％和20％。2019年1月2日，宏嘉公司中标嵊州市鹿山教育培训中心项目及嵊州市1801工程项目。2019年1月8日，周侠鸿（甲方）、李利军（乙方）、高立国（丙方）三人签订《单项工程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合作承包上述工程，总投资133458375元，甲、乙、丙三方分别按33.4％、33.3％、33.3％的比例出资，并按此比例享受利润、承担风险，合作期限从工程承接起到工程全部完成且款项全部结算完毕止，中途不得退股，工程预计出资2000万元，甲、乙、丙分别需出资668万元、666万元、666万元，宏嘉公司专门设立账户为本协议指定使用账号，各方出资及工程款进出该账号等。上述协议签订前后，高立国于2018年12月9日、2019年1月14日分别向周侠鸿汇款30万元和60万元，于2019年1月9日向宏嘉公司汇款90万元（其中30万元属高立国所有）。2019年1月18日，高立国通过其配偶丁兰向宏嘉公司汇付保证金200万元，宏嘉公司于当日将该款退回给了高立国。之后，因上述合作事宜作罢，周侠鸿于2019年2月3日指示宏嘉公司向高立国汇款80万元，同日向高立国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高立国人民币贰佰万元正，归还时间2019年4月30日前归还”。之后，周侠鸿及宏嘉公司未再向高立国支付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高立国以《欠条》主张权利，周侠鸿对《欠条》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欠条》系在其不知道宏嘉公司已将200万元保证金退还给高立国的情况下出具，即该《欠条》违背其真实意思，故其无须支付款项。据此，周侠鸿的抗辩意见有因重大误解出具《欠条》之意，但综观全案，周侠鸿既未在反诉中提出撤销该《欠条》的请求，也未就重大误解的事实举证证明，其对此作出的解释亦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1．周侠鸿不仅是宏嘉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宏嘉公司与高立国、李利军等人之间工程承包关系的纽带，按照其陈述，当时高立国因出现资金困难要求退伙并退款，即高立国属于违反协议约定退伙，在此情况下，其配偶未经其同意擅自退款且事后未予告知即不合常理；2．周侠鸿称其配偶在收到200万元保证金的当天即向高立国确认了资金短缺的情况及退伙意向，并因此退还了保证金，但假如高立国当时已有退伙意向，何以还会向宏嘉公司交纳保证金，可见其陈述的事实具有不合常理之处；3．周侠鸿称在2019年年后核账时发现宏嘉公司已将200万元保证金退还给高立国，但直至本案起诉之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未提出任何异议，显然有悖常理），故案涉《欠条》对周侠鸿具有约束力，周侠鸿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和金额支付款项。在上述前提下，案件另一争议焦点为，案涉《欠条》出具的当天宏嘉公司汇付给高立国的80万元是否系支付《欠条》所涉的200万元欠款，本质上即周侠鸿共计应支付给高立国的款项是200万元还是280万元的问题，对此，双方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该80万元并非支付《欠条》所涉200万元欠款，理由如下：1．按周侠鸿所称，宏嘉公司汇付80万元款项时备注为保证金，而《欠条》所涉亦属退还保证金，故该款应系支付《欠条》所涉款项，但首先，《欠条》所涉欠款并未明确为保证金，其次，汇款凭证的备注是宏嘉公司的单方行为，最后，高立国以保证金名义汇付给周侠鸿和宏嘉公司的款项为200万元（其余120万元为投资款），而周侠鸿支付给高立国的200万元和80万元均备注为保证金，即备注为保证金的付款数额已超出高立国支付的保证金，而该付款行为均是由宏嘉公司完成，可见宏嘉公司的备注行为本就混乱，综上，周侠鸿以相应的汇款凭证备注为保证金为由说明该80万元系支付《欠条》所载款项不能成立；2．通常而言，债务人在已经出具《欠条》的情况下，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项后一般会要求债权人出具收条之类的凭证以明确变化后的债权债务关系，周侠鸿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具有丰富的商事交易经验，在付款后未要求对方履行相应手续的可能性不大；3．周侠鸿称其共需退还给原告的款项为200万元，其于出具《欠条》当天支付80万元，后又得知宏嘉公司已退还给高立国200万元，即已超额支付80万元，何况此时高立国尚持有其出具的200万元《欠条》，但在发现该情况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周侠鸿未作出任何保护自身权利的行为，显然违背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200万元欠款周侠鸿尚未支付，现付款期限已过，周侠鸿应予支付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至于宏嘉公司应否对周侠鸿的上述欠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高立国仅提出了宏嘉公司由周侠鸿控股并于周侠鸿共同参与合作的事实，却未明确请求权基础，且经当庭询问仍未明确，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立国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请求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周侠鸿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周侠鸿支付高立国欠款20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高立国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周侠鸿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对高立国在案涉合伙项目中实际投入款项、宏嘉公司返还及支付高立国款项、周侠鸿出具《欠条》的事实均无争议，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争议焦点为以下三项：一是一审法院是否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二是周侠鸿是否结欠高立国款项及结欠金额认定；三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虽然高立国、周侠鸿、李利军三人签订合伙投资项目，但后上述合作事宜作罢，高立国和李利军退出合伙体，高立国和周侠鸿之间通过《欠条》的形式对双方之间在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算，故本案处理结果与案外人李利军缺乏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李利军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本院对周侠鸿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就周侠鸿是否结欠高立国款项的认定，现高立国提供周侠鸿出具的《欠条》主张周侠鸿支付欠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周侠鸿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该《欠条》的效力，且其关于《欠条》出具情况的相关陈述，存在不合理之处，周侠鸿主张案涉《欠条》指向的款项是保证金，《欠条》系在不知道宏嘉公司已将200万元保证金退还给高立国的情况下出具，但其在庭审中陈述各合伙人书面约定中途不得退股并口头约定如中途退股则没收全部投入款项，还陈述高立国退伙的原因为出现资金困难无力支付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剩余出资款，如其陈述为真，则高立国应当属于违反协议约定中途退伙，在此情况下，周侠鸿的配偶作为宏嘉公司占股比例20％的股东，未经作为宏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周侠鸿的同意擅自退还如此大金额的保证金且事后亦未告知，明显不合常理。故周侠鸿关于《欠条》出具情况及《欠条》所指款项的性质为保证金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周侠鸿应当按照《欠条》上载明的金额和期限支付相应款项。                就周侠鸿结欠高立国金额的认定问题，周侠鸿主张系出具《欠条》在前、转账80万元在后，该80万元系支付《欠条》所指的保证金；高立国则主张系转账80万元在前、出具《欠条》在后，周侠鸿应支付《欠条》载明的200万元款项及利息。在双方均无客观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按照常理，债务人在已经出具欠条的情况下，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项后，往往会要求债权人出具收条或告知债权人等形式，对变化后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明确，如未采取上述措施，则因转账和欠条形成顺序不明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归于债务人。因此，综合考虑全案案情和生活常理，本院认为高立国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三，虽根据法律规定，合伙协议解除后，原则上各合伙人应当就合伙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情况等进行分割，但如前所述，高立国和李利军退出合伙体，高立国和周侠鸿之间已就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结算并形成欠条予以确认，周侠鸿应当按照《欠条》中承诺的付款金额和期限支付相应款项，故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仍为合伙合同关系，一审未引用相关法律条文不够准确，但并不影响本案的案件处理结果。                综上所述，周侠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虽适用法律不够准确，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在指正后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76元，由周侠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袁小梁            审判员彭丽莉            审判员王**斌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黄虹            书记员俞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