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8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文学，男，197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志明，男，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禄，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帅，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惠龙，男，199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上诉人阮文学因与被上诉人吴志明、诸惠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4民初1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阮文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被上诉人吴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禄、温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文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阮文学无需向吴志明返还车款9.3万元；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吴志明、诸惠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诸惠龙因与阮文学的借款到期，不能及时还款，经诸惠龙同意，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吴志明。故本案应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而不是买卖合同纠纷。上述债权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车辆转押协议》的约定，涉案车辆转押给吴志明保管和使用，如诸惠龙取回车辆时，应积极配合。故该协议并非买卖合同。另外，涉案协议还包括借款债权的内容，一审法院仅认定其中的《车辆转押协议》合同无效，就将整个债权转让行为认定无效，规避了其中还有个借款债权转让的处理。因此，一审判决阮文学返还购车款9.3万元，以偏概全。（二）吴志明提交的《车辆转押协议》《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是伪造的，应予处罚。首先，上述协议中的“阮文学”的签名不是阮文学本人所签，指纹也不是阮文学本人所捺。其次，上述协议手写：“协议签约地：花都区建设北路186号飞马车行”“在花都区建设北路186号飞马车行交付车辆”为吴志明添加伪造，目的是为了制造在一审法院管辖的联接点，是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应对其作出相应处罚。（三）一审法院没有接纳阮文学要求对《车辆转押协议》《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剥夺了阮文学的诉讼权利。（四）阮文学与诸惠龙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时，诸惠龙出具《借条》《承诺书》《委托书》，承诺涉案车辆不存在抵押及被法院查封的情况。阮文学在涉案车辆质押过程中，尽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因诸惠龙不按时还款，阮文学根据诸惠龙的委托，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吴志明。即使车辆丢失，吴志明、诸惠龙也可以通过《借条》确认的借款债权，向诸惠龙追讨，不应将返还款项责任转移给阮文学。阮文学只是诸惠龙的委托代理人，涉案债权转让后，阮文学退出了该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涉案车辆丢失的纠纷产生在诸惠龙、吴志明之间，与阮文学无关。（五）若债权转让被确认无效，诸惠龙应将涉案车辆返还给阮文学。但一审判决只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并判令阮文学返还购车款，却没有判决返还车辆，违反了法律规定。（六）一审判决阮文学返还9.3万元车款过高，应予调整。阮文学在与吴志明转让债权时，清楚该债权的真实状态，仍然愿意订立协议，其自身亦负有相应过错。且吴志明实际使用涉案车辆近14个月，现涉案车辆是否被债权人取走或被盗窃，情况不明，一审法院仅扣减使用费1.2万元，平均一个月使用费1000元都不到，与按照车辆租赁市场正常租车费用100元到150元相比，显然过低。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吴志明辩称，（一）双方之间名为转押合同实为买卖合同。吴志明打算购买二手车，恰好看到阮文学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二手车辆信息及价格，才与阮文学联系并于2018年9月2日到阮文学经营的飞马车行看车，吴志明当场支付10.5万元购车款。《车辆转押协议》为阮文学提供的格式合同，吴志明之所以签署，是认为阮文学拥有固定经营场所，支付价款后可以拿到车辆实物。事后来看，《车辆转押协议》并无原债务人身份、债权金额、履行期限等主债权信息的内容，双方约定“转押价格”10.5万元也无法反映与债权标的额之间存在何种对应性，双方对主债权的客观真实性以及现实可能性都没作实质审查，主债权内容并不影响双方交易价格的确定。因此，双方虽然以债权转让为名签署协议，但并不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双方实质为购车合同关系。（二）《车辆转押协议》和《交接免责协议》均是飞马车行店员先填写好并签字后再交给吴志明签字的，至于上面的“阮文学”是否为阮文学本人签名，吴志明不得而知，鉴于对方有固定经营场所也无需审核签名。（三）吴志明在持有的《车辆转押协议》上备注“签约地：花都区建设北路186号飞马车行”“在花都区建设北路186号飞马车行交付车辆”，只是如实记录客观情况，并非添加伪造，亦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四）阮文学在交易时没有如实告知车辆抵押信息，其在一审中也承认没有核实车辆之前的抵押信息。阮文学作为二手车行的经营者，本应如实告知车辆信息，但其隐瞒该事实，一直到该车辆被其他抵押权人收回，吴志明才知道这个事实，阮文学存在虚假表示，甚至是民事欺诈。一审判决按无效合同处理，判令在扣除合理使用费后返还购车款并无不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诸惠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吴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阮文学向吴志明返还车辆价款10.5万元及三倍赔偿金31.5万元；2.诸惠龙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阮文学、诸惠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2日，吴志明与阮文学签订《车辆转押协议》一份，以吴志明为乙方、阮文学为甲方，内容记载为“甲方现将车牌号码为粤Ｐ×××××车辆转押给乙方，具体协议如下：一、车辆品牌型号：雅阁，车架号：8009927，发动机号：5214193，颜色：白，押日期：2018年3月3日，二、转押价格元；二、转押时甲方向乙方付车辆相关权属、权利证书及相关手续；三、该车辆自甲方转押给乙方时起，所造成（交通事故、交通违章、违规、违法、车辆丢失、车辆损坏等事件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四、如原车主需取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甲方取回车辆。五、甲方保证车辆手续正规真实有效；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主本人质押，甲方保证对该车辆享有质押权和转押权利；甲方保证车辆不是盗抢、诈骗。六、经甲乙双方协商，该车辆不管转押在谁处，都必须妥善保管和保养该车，同时针对国家机动车有关管理协议条例，双方都有义务对该车辆进行购买保险和年检审车。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手印后生效。”同时，双方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一份，内容记载为“自2018年9月2日点分起，车型雅阁车牌号粤Ｐ×××××，发动机号5214193的车辆由移交人阮文学交予接收人吴志明身份证号:（422428196909246017）使用。……移交人和接收人在平等、自愿原则下，特签订以下协议：1、自2018年9月2日时起，上述车辆的所有罚款、罚分、事故和由接收人吴志明负责。交付使用后发生的所有罚款、罚分、事故与原车辆登记的车主和移交人无任何关联；2、……3、……4、本车辆在交付之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因质押车辆灭失、被盗抢、交通事故以及国家关于机动车管理的政策和机动车的状态改变或法律法规发生变化等。以上全部风险责任在车辆交付后由接收人全部承担。5、……”庭审中，阮文学称涉案车辆因原车主诸惠龙向其借款80000元并与其签订《车辆质押借款协议书》的方式取得，没有核实案涉车辆的登记情况，只核实了车主信息。庭审中，吴志明称2019年11月23日案涉车辆被抵押权人拖走，仅留下《告知函》。又查，2019年7月30日，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602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诸惠龙于2018年1月15日将粤Ｐ×××××车辆抵押给前海众诚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作借款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判决前海众诚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对案涉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庭审中，吴志明在交易的意图和过程是想购买二手车，并非阮文学、诸惠龙讲的债权转让。整个交易过程中吴志明之所以签署阮文学、诸惠龙的格式协议是感觉到阮文学是一个正常开店经营的人，拥有固定经营场所，其支付价款后拿到车辆实物，没有核实车辆之前的抵押信息，更何况阮文学是二手车行的经营者，本应该如实告知车辆信息，但阮文学隐瞒该事实，一直到该车辆被其他抵押权人收回，吴志明才知道这个事实。阮文学则确认收到购车款10.5万元，抗辩称：吴志明长期在外做生意，当时车辆市场价绝对不是10.5万元，市场价18万元，债权转让到手10万余元，比市场价低吴志明应清楚；吴志明是使用一年多之后车辆才被拖走，阮文学、诸惠龙不想欺骗吴志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吴志明与阮文学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法律性质及效力的认定，以及吴志明主张阮文学返还其转让价款10.5万元及支付三倍赔偿金是否成立。关于双方所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虽名为“债权转让协议”，但合同约定主体内容并无任何关于原债权人身份、债权金额、履行期限等主债权信息的记载内容，双方约定“转押价格”10.5万元也无法反映与债权标的金额之间存在何种对应性。反之，协议主要条款均是围绕质押车辆状况进行约定，双方还另行签订《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进一步就车辆交接、风险负担等问题作出确定。结合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阮文学在向吴志明交付车辆时，并无证据显示已就质押车辆所担保的主债权凭证进行移交，由此反映双方对于主债权的客观真实性、实现可能性并不作实质审查，主债权内容也并不影响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确定。因此，案涉协议无论从其约定内容还是双方履行行为分析，均不符合一般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双方虽然以债权转让为名签署协议，但并不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吴志明、阮文学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不产生转让的法律后果。阮文学、诸惠龙抗辩称双方系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从合同约定事项，包括特别约定有“如原车主需取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应积极配合甲方取回车辆”等内容，均能证实双方真实交易目的并非转让特定债权，而是转让作为债权质押物的具有一定权利瑕疵的车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实际形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双方设立的法律关系效力认定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吴志明与阮文学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实现对案涉车辆所有权的转让。至于双方在此过程中达成债权质押权转让的约定均是为掩盖案涉车辆所存在的权利瑕疵并为避免由此引起的权属争端而作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据此，吴志明与阮文学签订《车辆转押协议》所实施的债权质押权转让行为当属无效。至于双方实际设立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效力认定，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阮文学是否享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问题。本案中，车辆登记权属人为诸惠龙，在并无证据证实诸惠龙曾与阮文学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达成转移车辆所有权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车辆转移占有并不改变对车辆所有权归属的认定。且根据案涉车辆的流转过程分析，阮文学通过向诸惠龙借款取得案涉车辆，并与吴志明订立《车辆转押协议》并完成车辆的转移占有。本案中作为车辆质权人的阮文学并不能基于主债权合同关系直接获得对质物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故阮文学显然并不享有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其次，关于阮文学对案涉车辆的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仅以阮文学不具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不足以否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但是，就本案所涉交易而言，双方交易标的为登记车主诸惠龙为其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车辆，且该车辆已于2018年1月15日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案外人前海众诚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由此反映在该标的车辆之上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事实上案涉车辆在吴志明占有期间也已被相关权利方强行取走。本案中，双方交易标的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制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三）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期间的车辆……”。因此，阮文学、吴志明作为该车交易环节中的相关主体，在明知阮文学不享有车辆所有权和处置权的情况下，通过订立《车辆转押协议》的方式转让案涉车辆，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且在标的车辆为抵押车、质押车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必然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前述分析，阮文学、吴志明所实施的案涉车辆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车辆转押协议》为无效合同。关于吴志明提出返还车款10.5万元及支付三倍违约金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故吴志明要求返还车款的主张具有相应法律依据。但鉴于案涉车辆从2018年9月2日交付吴志明至2019年11月23日被债权人取走，吴志明实际占有使用该车近14个月的时间，故综合考量车辆品牌、价值、购置时间及吴志明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扣减合理使用费1.2万元。即阮文学应当向吴志明返还价款9.3万元。对于吴志明提出的超出上述9.3万元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吴志明主张支付三倍赔偿金的问题，因双方合同已经一审法院认定为无效，且吴志明在明知案涉车辆存在权属瑕疵的情况下仍订立合同其自身亦负有相应过错，故其要求阮文学承担三倍赔偿金的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本案合同是由阮文学与吴志明所签订，吴志明要求诸惠龙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诸惠龙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第四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阮文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志明返还车款9.3万元；二、驳回吴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吴志明负担934.3元，阮文学负担265.7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阮文学提交以下证据：1.车辆质押借款协议书，拟证明阮文学与诸惠龙存在借款及车辆质押关系；2.承诺书，拟证明诸惠龙承诺涉案车辆不存在抵押及被法院查封的情形，阮文学已经尽了合理的审查义务；3.委托书，拟证明阮文学根据诸惠龙的委托，处理涉案车辆的债权转让事宜；4.借条，拟证明阮文学与诸惠龙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5.车辆转押协议；6.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交接免责协议，证据5-6拟证明该协议中阮文学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协议上也没有备注签约地。经质证，吴志明意见如下：关于证据1，该协议由阮文学与诸惠龙签署，吴志明对该协议不知情。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吴志明未见过该承诺书，与吴志明无关。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与吴志明无关。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吴志明无法核实阮文学与诸惠龙之间的借款数额。对证据5和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协议确实在花都签订，吴志明并未伪造合同签订地。即使阮文学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该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审诉讼过程中，吴志明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该证人在2018年9月2日与案外人朱新安一起陪同吴志明到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186号飞马车行购买车辆的事实。阮文学认为证人吴某并不清楚涉案交易过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阮文学与吴志明之间是否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如何认定阮文学应当返还款项的数额。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阮文学主张吴志明提交的《车辆转押协议》以及《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中阮文学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阮文学对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吴志明使用以及吴志明已向其足额支付价款等事实并不否认。且阮文学在二审中提交了同样的协议，二人所提交的协议除了部分手写体内容（如阮文学提交的协议未载明转让价格）不完全吻合外，其他内容均一致。因此，即使上述协议中阮文学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依据现有证据已足以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故再行对协议中阮文学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缺乏必要性。另外，吴志明已自认上述协议中签约地系其自行添加上去的，且该地址为签订协议时的真实地址即阮文学经营的飞马车行。阮文学主张吴志明伪造证据，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并非在该地址签约，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从《车辆转押协议》《质押债权转让及质押车辆（债权附属物）交接免责协议》的内容来看，上述协议未对转让债权数额、履行期限以及债务人身份等主要信息作任何描述，反而就车辆交付和风险负担等问题作出明确约定。从协议履行情况来看，吴志明支付价款后，阮文学仅交付了车辆，而未将借条以及车辆质押借款协议书的原件等债权凭证交付给吴志明。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协议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认定双方真实交易目的并非转让债权，而系买卖车辆，理据充分。双方的债权转让关系因属虚假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双方隐藏的车辆买卖关系则因实质性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亦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就该问题已进行了详细论证，本院不再赘述。作为合同无效的当然法律后果，阮文学应将购车款予以返还。一审判决综合考虑车辆品牌、价值、购置时间以及吴志明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酌定扣减1.2万元使用费，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吴志明购买涉案车辆的目的为家庭自用，阮文学要求参照汽车租赁市场的价格扣减使用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涉案车辆已设定了抵押权，生效判决也认定抵押权人有权对涉案车辆行使优先受偿权，而吴志明提交的《告知函》显示该车辆已被抵押权人拖走，故阮文学要求吴志明返还涉案车辆不具有现实性。综上所述，阮文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2.5元，由上诉人阮文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