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8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昌，男，197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月芳，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鲶鱼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负责人：杨国柱。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珍，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雅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雅源中路18号。负责人：杜建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晖，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玉昌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村鲶鱼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鲶鱼岗经济社）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雅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雅街道办）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5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玉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鲶鱼岗经济社向杨玉昌分配鲶鱼岗岭地（土名：鱼岗岭）的青苗补偿款以及一次性耕作补助费共计1395088.5元，具体计算方式如下：1.青苗补偿款：35000元/亩×42.9258亩×50%=751201.5元；2.一次性耕作补助费：15000元/亩×42.9258亩=643887元。三、本案二审受理费由鲶鱼岗经济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鲶鱼岗经济社应向杨玉昌分配青苗补偿款。（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杨玉昌确实有在其承包的鱼岗岭土地上种植青苗，并进行劳务耕作。杨玉昌在法院勘察现场时并未陈述其没有在案涉地块上种植树苗。事实上，杨玉昌自2013年承包案涉地块后，一直有种植罗汉松、鸭脚木、黄金叶等经济型林木，还有喇叭花、星花、大红花等观赏性花苗。杨玉昌对承包地块进行松土、除草、灌溉、施肥等劳务耕作，以获取经济收益。以上事实，杨玉昌可提供刘某、利某、李某、徐某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由于杨玉昌在一审判决过后才找到上述证人作证，因此该证人证言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举证期限内提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查。（二）一审法院的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1、案涉地块青苗状况并非由杨玉昌进行举证。《广州市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试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拟征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和证据保全；第十二条规定，征地调查结果应当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青苗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不配合调查确认的，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确定。根据上述规定，杨玉昌作为案涉地块实际承包经营者，在遇土地征收时，应当是由负责征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即新雅街道办）对案涉地块上的青苗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和证据保全，调查结果应当经杨玉昌和鲶鱼岗经济社共同确认。但本案一审诉讼中，新雅街道办仅向法院回复称因杨玉昌、鲶鱼岗经济社未到现场进行有效指认，以致未开展承包地面积确认及测量工作，而不是根据上述规定，以公证的方式进行证据保全。新雅街道办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明显不当。因为具体负责征地补偿工作实施的新雅街道办没有按程序规定开展征地过程中应对地上青苗状况进行调查及保全证据等必要工作，并且在杨玉昌没有到现场进行清点青苗数量、丈量青苗具体种植面积的情况下就已经将现场破坏，导致杨玉昌没法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权利，这本来是行政单位的工作错误，但一审法院却将该错误的法律后果转嫁到实际土地承包经营者身上，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鲶鱼岗经济社利用了农民对法律知识的匮乏认知，其明明可以对案涉地块进行公证证据保全，即使鲶鱼岗经济社和新雅街道办不做公证保全，也可以通过拍照、录制视频等方式以直接证明杨玉昌有无种植青苗，但却找来多名有利害关系的经济社成员共同制作签署《关于团结村鲶鱼岗经济社鱼岗岭青苗附着物清点情况说明》，其后并无依法出庭作证，意图独占全部征地补偿款，严重损害土地实际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违背日常经验法则事实上，鲶鱼岗经济社于2013年5月1日与杨玉昌签订案涉《承包合同》后，即将案涉地块交由杨玉昌使用。合同第四条约定：“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即鯰鱼岗经济社）所有，原有的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即杨玉昌）所有，乙方所建的建筑物补偿甲方占20%，其余归乙方所有”，由此可见，合同签订时，案涉地块除了原有荔枝树以外，肯定还存在其他空地可以用于耕种和建设房屋。否则，案涉合同亦非格式合同，不可能出现如此条款。同时，案涉地块上的荔枝树，因其所结果实并非鲜甜饱满多汁，杨玉昌只用于自己和亲友食用，未对外销售。多年以来，杨玉昌一直按年交付租金。按照常理，在荔枝树未有产生有效经济收益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人之所以能按时交租，肯定是对其承租的地块进行其他耕种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一审法院却以杨玉昌未提供足够证据为由，认定杨玉昌没有在案涉地块上种植其他青苗，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三）除去杨国豪租赁的0.9亩土地和邓志勇租赁的8亩山塘后，根据杨玉昌所交年租金与李金堂所交年租金的比例以及李金堂实际获得补偿的土地亩数可知，杨玉昌主张的承租面积更为合理，贴近实际。鲶鱼岗经济社一审答辩称案外人杨国豪、李金堂、邓志勇三人承租的山头、空地、山塘与杨玉昌承租的有荔枝林的土地共同组成了鱼岗岭约61亩地（新雅街道办提供的绘测图，鱼岗岭实测面积为62.46亩，建筑面积0.7亩，青苗面积61.6763亩），根据鲶鱼岗经济社提交的证据显示，案外人杨国豪的租金为200元/年，租赁面积6平米（约0.9亩）；案外人邓志勇的租金为5000元/年，租赁范围仅为山塘。现场可见山塘面积约8亩。除去杨国豪租赁的0.9亩土地和邓志勇租赁的8亩山塘后、案涉地块尚有青苗面积52.7763亩，属于案外人李金堂和杨玉昌承租。案外人李金堂的租金为4500元/年；杨玉昌的租金是4800元/年。在52.7763亩土地上，杨玉昌所交的年租金比例为：4800元/年÷（4500元/年+4800元/年）=51.61%。按照该比例计算，杨玉昌最起码能租赁的面积达到：52.7763亩×51.61%=27.24亩。现据了解，李金堂与鲶鱼岗经济社达成补偿协议，其得到补偿金额的青苗亩数不足8亩。由此可知，杨玉昌的实际承租面积是在27.24亩至44.7763亩之间。而鲶鱼岗经济社在一审法院现场勘察时指认的杨玉昌承包面积仅为13.0882亩，显然不符合实际。相比之下，杨玉昌在一审法院现场勘察时指认其承包的面积为42.9258亩，更为合理，更贴近实际。杨玉昌在案涉地块上种植青苗是事实，但由于案涉现场已经被破坏，无法进行有效的勘察，杨玉昌亦承认地块上原有荔枝树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根据新雅街道办一审的陈述“无论地上种有什么农作物、青苗，均有3.5万元/亩的青苗补偿费”。杨玉昌在地上种植的罗汉松及其他青苗在补偿标准上应视为与荔枝树同等价值，故杨玉昌现上诉请求鲶鱼岗经济社向杨玉昌分配其承包土地青苗补偿款的一半，即35000元/亩×42.9258亩×50%=751201.5元，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二、鲶鱼岗经济社应向青苗耕作者杨玉昌分配一次性耕作补助费。本案5万/亩的补偿款，是包含了3.5万元/亩的青苗补偿款以及1.5万元/亩的一次性耕作补助费。但一审法院在判决说理部分错误地认为5万元/亩的补偿款全部为青苗补偿款，明显是没有认真审查本案证据材料，且适用法律错误。1.5万元/亩的一次性耕作补助费并不是青苗补偿款，当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青苗补偿款补给青苗所有者的规定。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印发《花都区片区征地包干补偿工作方案》的通知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一次性耕作补助费支付给青苗耕作者，如有协议约定的，按约定执行。就本案而言，杨玉昌于2013年5月1日与鲶鱼岗经济社签订《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案涉地块，至案涉地块征收之时，其已实际耕作超过7年时间。不论是其新种的罗汉松或其他青苗，还是案涉地块上原有的荔枝树，杨玉昌均是实际耕作者。案涉《承包合同》仅约定了青苗补偿款的分配方式，但是未约定一次性耕作补偿费的归属，应当适用《花都区片区征地包干补偿工作方案》的规定，一次性耕作补偿费归杨玉昌所有。鲶鱼岗经济社辩称：请求驳回杨玉昌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通过两次庭审及现场勘查，对涉案事实查明清楚，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双方对青苗补偿款处理条款的约定及一审庭审调查可以得知，涉案地块原来种植荔枝树林，杨玉昌都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新种植的青苗。杨玉昌法庭中陈述的青苗种类和现场勘查事实不符。杨玉昌称喇叭花和野竹子是其栽种均没有依据。现场勘验可知，现场遗留很多荔枝树被砍破的树头，由此可知原来地上种植的是荔枝树。新雅街道办述称：其同意一审判决。本案征地公告是2020年3月6日作出，作出后有数月的时间，杨玉昌可以针对其自行种植的青苗进行证据固定，而本案是民事诉讼，杨玉昌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并非如其上诉状所说该责任由新雅街道办承担。杨玉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涉案鲶鱼岗领地（土名鱼岗岭）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及一次性耕作补助费61.6763亩×5万元/每亩=3083815元归杨玉昌所有；2.判令鲶鱼岗经济社承担一审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1日，鲶鱼岗经济社（甲方）与杨玉昌（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鲶鱼岗岭承包，东边、南边和西边在原有荔枝树以外不在本合同范围内。注（东北角近东湖村边的岭尖，在原有种落的旧荔枝树最东边的一棵为界线，以东的空地不在本合同范围内）。租赁时间从2013年5月1日至2033年5月1日共20年，每一年承包款4800元，每年5月30日前乙方要交齐当年承包款，先交租后使用，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所有，原有的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所有，乙方所建的建筑物补偿甲方占20%，其余归乙方所有。合同期满后一切树木、果树、建筑物及附属物等一切归集体所有。由征地之日起双方合同自行终止，当年承包款按承包时间计算多余退回乙方。合同签订后，鲶鱼岗经济社将地块交付杨玉昌使用，杨玉昌已经付清了2020年4月30日之前的承包费。2020年11月17日，新雅街道办（甲方）、鲶鱼岗经济社（乙方）与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团结经济联合社（丙方）签订《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青苗及简易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征收乙方位于团结村鲶鱼岗经济合作社第一、第二、第三村民小组（土名：鱼岗岭）的集体土地，涉及征收乙方集体土地上的青苗面积61.6763亩和团结村鲶鱼岗经济社第一村民小组青苗面积26.8985亩，青苗面积合共88.5748亩。甲方按花府办﹝2016﹞12号方案，征地青苗补偿费及一次性耕作补助费合共按50000元/亩的标准计算，需补偿给乙方青苗补偿款为88.5748亩×50000元/亩=4428740元。甲乙丙三方同意对征收乙方的建（构）筑物、出租经营补贴等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补偿金额：257790元。上述两项补偿款4686530元。由于乙方与原承租人对上述建（构）筑物、青苗的补偿款存在争议，因此本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甲方将上述补偿款4686530元一次性支付给丙方代管，待乙方与原承租人协商解决，并提供相关协议或法院判决书后再由丙方支付。诉讼中，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前往现场进行勘查，各方一致确认现场情况如下：杨玉昌与鲶鱼岗经济社就杨玉昌使用土地四至的最西面和最北面无争议，一审法院已对无争议的西面和北面拍照确认，双方对于最南面和最东面有争议，鲶鱼岗经济社认为最南面和最东面分别都有荔枝树头，并向一审法院指认了荔枝树头，杨玉昌认为最东面至机场跑道旁的土坡上之前有荔枝树，现在已无法指认，最南面在鲶鱼岗经济社指认位置，再向南几百米以前也有荔枝树，现在已无法指认。现场已无建筑物、构筑物，树已被砍伐，只留下树桩，土地上还有一些竹子、杂草、喇叭花。依照上述勘查时双方各自指认的地块位置，一审法院向新雅街道办发函询问，新雅街道办向一审法院复函称，一、关于贵院要求提供涉案土地从2010年开始至当前且以每半年为周期的卫星图片，因我街规资所电脑系统仅能按年度查询，且2011年的图片缺失及2020年的图片尚未更新，现提供涉案土地从2010年至2019年（除2011年外）的卫星影像图片。（详见附件1）二、我街仅对被征收土地进行整体测量，测量得出鲶鱼岗经济社鱼岗岭上的面积为62.46亩，其中青苗面积61.6763亩、建构筑物占地面积0.7837亩。关于该案中杨玉昌在鲶鱼岗经济社的承包地面积，因双方无到观场进行有效指认，以致未开展承包地面积的确认及测量工作。但我街接到贵院的调查函后，针对杨玉昌及鲶鱼岗经济社，各自在法院提供卫星图片上指认的杨玉昌使用的土地区域，利用软件通过卫星影像进行测量，得出杨玉昌指认的其使用区域的面积约为42.9258亩（详见附件2），鲶鱼岗经济社指认的杨玉昌使用区域的面积约13.0882亩（评附件3），以上数据由贵院自行决定采纳与否。附件为：1.涉案土地卫星图9张；2.杨玉昌指认区域面积测量估算图；3.鲶鱼岗经济社指认区域面积测量估算图。附件中9张卫星图上显示的鱼岗岭地块上被绿色覆盖的区域并无发生变化。诉讼中，杨玉昌与鲶鱼岗经济社对于杨玉昌承包的地块面积、地块交付时的状态、杨玉昌有无在地块上种植青苗各执一词。杨玉昌认为，杨玉昌承包的鱼岗岭面积61.6763亩，鲶鱼岗经济社认为，鱼岗岭内种有荔枝树的范围是杨玉昌承租的土地，面积约21亩。关于交付时的状态，杨玉昌陈述，交付时土地上有几十棵荔枝树。鲶鱼岗经济社陈述，交付使用时土地上种有树龄20年左右的荔枝树，数量有几百棵，布满了20多亩的面积。关于杨玉昌有无在土地上种植青苗，杨玉昌于庭审中陈述，其承包土地用于培养花苗、树苗，主要种植的是观赏花卉，购买了两三万元花苗，其种植的花苗有一些已经卖给其他人了，还有一些树都已经被砍伐了。现场勘查时，杨玉昌陈述，其在涉案地块上没有种过树，但有种植花苗和竹子，除了营养杯中的花苗外，其还在土地上种植了喇叭花。杨玉昌提交照片拟证明其上述陈述，照片并未显示地块上有树木，显示地块上有一些绿色植物，无法看出有人对绿色植物看管维护，其中3张照片显示在地上堆放了一些黑色塑胶袋，塑胶袋内有花苗，花苗并未直接种植在土地里。鲶鱼岗经济社对杨玉昌提交的有黑色塑胶袋的3张照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余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鲶鱼岗经济社认为，塑胶袋内是未种植到土地内的营养杯，是培育花苗用的，查看现场时杨玉昌否认营养杯属于其所有，杨玉昌并未种植过新的树木和花苗，从其提交的2011年至2019年的卫星图可看出双方签订合同之前涉案地块上已经布满了树木，涉案地块上的荔枝树是由鲶鱼岗经济社种植的，现在已经被砍伐了。鲶鱼岗经济社提交照片、2011年-2019年卫星图、情况说明等拟证明其上述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杨玉昌与鲶鱼岗经济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合同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该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青苗补偿款的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亦明确了“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所有，原有的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所有”，依照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该案的青苗补偿款应当归属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可知，地块交付使用时存在鲶鱼岗经济社种植的青苗，故杨玉昌应当对其在承包地块后种植青苗的情况负举证责任，包括种植了什么青苗、种植的面积等，一审法院认定杨玉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地块后种植了青苗，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杨玉昌作为地块的承包人，应当对其种植青苗的青苗清晰了解，其在庭审中与现场勘查时对其种植青苗的情况陈述不一；其次，现场勘查时地块上的树木已经被砍伐，虽有喇叭花和竹子，但与杂草一起随意生长，无法看出是被人照料管理专门种植的青苗；再次，杨玉昌对其种植青苗的情况提交的证据仅有照片，照片中虽显示有一些黑色塑胶袋内的花苗，但并未种植到土地内，可随意挪动，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前往现场勘查时也未见到上述花苗，青苗补偿款的实质是对因征收导致无法收割青苗对承包人因此遭受损失进行的补偿，综上，杨玉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承包后另行种植了青苗，杨玉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玉昌主张青苗补偿款3083815元归其所有，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玉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471元，由杨玉昌负担。二审中，杨玉昌申请证人刘某、利某、李某、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在涉案地块种植青苗的事实。经本院准许，证人刘某、李某分别出庭作证。证人刘某述称：其自2009年至今主要是做电工，期间帮别人拉电线，其自己家种了差不多1亩地，没有帮别人种过果树；其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经朋友介绍去杨玉昌承包的鲶鱼岗果园种植场安装水管，打理果园、浇水施肥，收了报酬4000元，杨玉昌的果园上除了荔枝树之外还有罗汉松和其他不知道什么青苗的植物；因为后来下雨不需要施肥和浇水了，其就离开果园没有做了；鲶鱼岗周边有石棉瓦搭的棚。李某陈述：其曾带五六个人给杨玉昌的鲶鱼岗果园浇水、施肥，在2020年5月给杨玉昌接过一次人，该果园种植有罗汉松、荔枝树、杂树；其曾在团结村经营饭店，并在2020年6月28日送手机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给杨玉昌，其与杨玉昌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本院二审期间，杨玉昌提交了证人刘某、利某、李某、徐某的《询问笔录》及《送货单》、微信转账记录等，拟证明杨玉昌在涉案地块种植罗汉松及其他青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青苗补偿款是否应支付给杨玉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根据该法律规定，青苗补偿款应当归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双方的《承包合同》约定：“如遇国家征收，地款归甲方所有，原有的树木、果树归甲方所有，新种的树木、果树归乙方所有。”杨玉昌在一审期间未举证证明其在涉案地块新种了树木、果树，所提交的照片仅显示一些黑色塑料袋中有花苗，但未见新种植的树木、果树，一审法院现场勘查时亦未见上述花苗，故一审法院认定杨玉昌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中，杨玉昌所提交的《送货单》、微信转账记录等，不能证明与涉案场地的经营存在关联，所提供的证人证言，亦未能证明杨玉昌在涉案地块新种了树木、果树。因此，杨玉昌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玉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56元，由上诉人杨玉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官润之审 判 员  丁阳开审 判 员  林旭群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戴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