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26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芳芳，女，1983年9月6日生，住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生，江苏浦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如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宁通居委会七组。法定代表人：许德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庆，如皋市高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悟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钟秀东路5号青龙桥社区工贸大楼101室。法定代表人：吴天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静丰，江苏濠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芳芳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如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泰公司）、江苏悟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悟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0）苏0602民初4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芳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如泰公司对本人的起诉；本案诉讼费由如泰公司、悟空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本人是悟空公司员工，向如泰公司下单系职务行为，本人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1.本人与悟空公司之间自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期间建立劳动关系，非合作或合伙关系，更非买卖关系。悟空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天康聘用本人为其在淮安投资加工毛巾业务负责采购、加工及销售管理，并口头答应本人工资报酬按毛巾厂营业额的1%提成。2019年8月13日至30日期间，通过微信向本人转账179000元用于前期采购毛巾半成品、加工设备等启动资金。本人经悟空公司副总王鸿恒介绍认识如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德泉，2019年11月30日吴天康感觉本人在淮安负责的毛巾加工厂有利可图，将其亲戚石奇彪安排到加工厂进行管理，本人将石奇彪介绍给许德泉，因其对业务不熟练，本人对其进行协助。悟空公司加工后的销售款均进入该公司账户，本人在此过程中也为其大量垫资，该公司一直未支付，双方于2020年3月10日签订协议，协议中的浴袍厂、绣花厂根本不存在。后悟空公司仍不支付报酬，双方矛盾激化，于2020年5月7日经南通客户刘建平协调拟定协议书，其中货款1491454元不是本人向悟空公司供货货款，只是对本人经手悟空公司业务产生费用的确认。2.石奇彪是悟空公司员工，有其微信名及相关协议内容证实。3.涉案货品采购是石奇彪为悟空公司所做，本人仅是协助石奇彪下单操作。4.本人是悟空公司员工，淮安的毛巾厂均是悟空公司业务，在此期间均是悟空公司向员工发放工资，如果本人非悟空公司员工，其工资表上怎可能出现本人名字。如果涉案业务并非悟空公司业务，其在一审中怎会以如泰公司提供的货品质量问题及未供货提出抗辩。5.2020年4月23日悟空公司已向如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周梅支付涉案货款4万元。如泰公司辩称：郭芳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悟空公司所付4万元货款与本案无关，是悟空公司与我司另外发生的往来。悟空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如泰公司认为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该公司与郭芳芳之间，应由郭芳芳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如泰公司要求我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我司与郭芳芳系合伙关系，但从该公司举证看，没有证据证明我司与郭芳芳系合伙关系，我司不应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责任。郭芳芳认为其系我司员工，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2020年5月双方对总货款进行结算，表明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我司石奇彪介入案涉买卖业务是为了监督相关供货商所供产品的品质，不代表郭芳芳系我司员工。如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悟空公司、郭芳芳连带给付毛巾(坯巾)款122898元，及自2020年2月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息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2.由悟空公司、郭芳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25日，如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德泉与郭芳芳相识并建立微信好友，两人在微信聊天中商谈毛巾买卖事宜，许德泉提出签订合同，郭芳芳称“我下单没有弄过合同”，并表示以微信聊天内容作为下单凭据。2019年11月27日，许德泉建立微信群（以下简称1127微信群），群员包括郭芳芳及如泰公司会计周梅。郭芳芳在该群中进行毛巾的下单，提出规格、数量、标识等要求，周梅按地址送货并上传送货单的照片。郭芳芳使用的微信名为“专业毛巾.床品生产厂家（中高档）”。期间，周梅问郭芳芳“另毛巾送到染厂后，运费司机到你们公司结账吗，你们公司名是？”，郭芳芳未告知。2019年11月30日，郭芳芳介绍石奇彪与许德泉认识，称石奇彪是悟空公司的。石奇彪以微信名“悟空纺织科技石奇彪”加许德泉为微信好友。同日，许德泉建立微信群“石奇彪工作群”，群员有石奇彪、周梅、郭芳芳。石奇彪在微信群中下单“铂金段70*140*500克1000条”、“铂金段35*75*150克2000条”、“平直的32线70*140*500克，35*75*120克各1000条”、“80*150*700克500条”，告知送货地址“淮安东立染厂2车间张宝举收”。周梅向石奇彪提出签订书面合同，石奇彪称“我们这边都没有做过合同”。如泰公司仅供货铂金段35*75*150克2052条。之后，石奇彪没有其他下单行为。2019年12月17日，郭芳芳邀请石奇彪进入1127微信群。在该群中，石奇彪没有下单，仅是在业务后期有催促发货的行为。2019年12月18日，郭芳芳与周梅建立微信好友，通过微信聊天与1127微信群同时进行下单，周梅在供货后向郭芳芳发送供货单。期间，郭芳芳告知周梅送货地址“淮安市楚州区，东立染厂，张宝举收”。2020年1月10日，周梅在1127微信群中上传了“对账单2019淮安悟空纺织”，其内容为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送货的日期、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重量、单价、价款的明细表，总价款为104989.30元，并提出“请查看下对账单，帮我安排款子”。郭芳芳、石奇彪均未答复，郭芳芳要求周梅继续发货。同日，许德泉通过微信向石奇彪发送了上述“对账单2019淮安悟空纺织”，石奇彪未发表意见。2020年1月17日，周梅在1127微信群中称“郭总石总，请问8号前账单对好了吗，款子什么时候能安排”。石奇彪称“现在你们的账还没有对出来，你们家的货有很多次品，有好多没法用，过了年对一下吧，钱不会少你的，你放心吧，过了年对好账给你安排，年前财务都放假了”。当日，周梅在群里发送了“2020-1-18”对账单、“如泰订单格式对账单”，其内容在“对账单2019淮安悟空纺织”上增加了2020年1月10日、11日、13日发货，总金额增加至134298.20元，称“所有我厂发货的坯布明细都在上面对账单了，请核对”，并要求付款。郭芳芳称“付款找石经理就行了，他会给财务报账”、“这两天公司都还在对账”。石奇彪没有答复。2020年1月20日，周梅通过微信询问郭芳芳“你看了对账单了吗，有没有报上去”，并再次发送了“2020-1-18”对账单、“如泰订单格式对账单”。郭芳芳回复“其他的都差不多，我明天把错的和次品弄下，中午一定给你统计好报给财务”。2020年1月21日，郭芳芳通过微信向周梅发送了修改了的“如泰订单格式对账单”，在原表格基础上添加了次品数一栏，备注次品的数量，另有和谐浴巾、和诺面巾、可祥面巾、可祥方巾后面备注“货未赶得上发来，都未来得及发”，确认在扣除次品数后计算的货款总额为104669元。周梅回复称“可以，年后次品发给我就可以，你先结算一下报上去，我等款用”。郭芳芳回复“好的，主要年底好多货都延迟了，钱都没有到位，都在一直催，厂里两个老总也烦的很”、“今天不行，我已经催过了，说过了”、“我这边也在催，放心好了，就大年三十前肯定给你转”、“我今天下午看一下，我一会儿再催一下，今天下午实在不行，明天我肯定给你转”、“今年主要货一是没有来得及发出去，发出去的都没回来，所以资金也很紧张”、“也不是我不愿意，关键是现在我这个厂不是我说了算，我其实不想像别人那样推卸责任，你打电话找石奇彪人他跟财务说一声，我该对的也对过了”。2020年3月12日，周梅通过微信要求郭芳芳“如果上班了，麻烦帮我去年的次品统计一下退还给我”，郭芳芳回复“没呢，我们这边都不给上班”。2020年3月28日，许德泉、周梅至淮安市找到郭芳芳、石奇彪。经对账，郭芳芳、石奇彪提供了一份纸质打印的“如泰加工淮安产品对账单（许德全）”，系在“如泰订单格式对账单”基础上制作，货物名称、条数、次品数等内容没有改变，在克重、公斤数、单价方面进行了调整，统计的货款总额为122898.4788元。石奇彪在对账单上签名。另查明：1.如泰公司提供的悟空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天康（甲方）与郭芳芳（乙方）于2020年5月7日签订的书面协议的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9年8月下旬在江苏淮安黄码合作酒店毛巾用品生产经营，2020年5月7日双方对2019年8月下旬至2020年元月20日期间的合作进行了具体详细沟通对账，达成以下共识，现协议如下：经甲乙双方核对，乙方共向甲方提供产品总货款1491454元，甲方已向乙方支付货款1077408元+179000元，甲方尚欠乙方货款235043元；甲方承诺尚欠货款于结账后即向乙方一次性付清；2020年5月7日止，原乙方在黄码厂区经手所购物品设备，甲方同意统一归乙方所有，甲方已交黄码房租至2020年9月底，不需要乙方支付；2019年底乙方原自有黄码厂区的6.399吨毛巾已给甲方销售，甲方承诺在三天内补足原数量，如不能补货，可折成现款23万元向乙方支付；2020年3月10日至5月7日止，甲方及甲方助理石奇彪等在黄码调货及经济业务往来均与乙方无关，如此期间发生的经济纠纷均与乙方无关。郭芳芳称协议上的货款是其他供货商的供货，不包含如泰公司的供货。悟空公司质证认为，协议体现的是悟空公司与郭芳芳系买卖合同关系，其中应包含如泰公司的供货。就是否包含如泰公司的货款，悟空公司与郭芳芳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悟空公司称有结算清单，但未能提供。如泰公司提供的吴天康与郭芳芳于2020年3月10日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为：1.毛巾厂归悟空酒店用品所有；2.浴袍厂、绣花厂归郭芳芳所有；3.毛巾厂法人由吴天康担任，郭芳芳任监事；4.毛巾厂的营业额1%的利润归郭芳芳所有；5.盘点库存和所有欠款都与郭芳芳无关。郭芳芳当庭表示该协议与如泰公司的货款无关。2.郭芳芳提供的“杰凯悟空坯布下单群”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为：悟空公司的监事王鸿恒2019年11月24日，称“这是郭总，淮安工厂生产下单负责人”；郭芳芳提供的李康书写的“同事关系在职证明书”的内容为：李康于2019年11月入职悟空公司负责人事招聘，郭芳芳已入职，负责业务培训，其于2020年5月离职时，郭芳芳人在职；郭芳芳与吴天康、石奇彪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关于郭芳芳系悟空公司职员的内容；郭芳芳于2020年4月28日通过微信向悟空公司会计发送的工资单上的郭芳芳处的工资金额为空白，郭芳芳在微信中称“就把我的提成按照公司要求就行了”，此后，悟空公司未实际向郭芳芳发放工资。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指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所形成的权利义务由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享有和负担。本案所涉合同的性质为买卖合同，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相对方的确定，即悟空公司与郭芳芳是否是合伙关系，郭芳芳向如泰公司下单是否系职务行为。关于悟空公司与郭芳芳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如泰公司提供的2020年5月7日协议，就其内容而言，是悟空公司与郭芳芳之间关于货款的结算，属于买卖合同的内容范畴，并非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伙经营。关于悟空公司与郭芳芳于2020年3月10日的协议，其内容是双方对之后合作关系的约定，且郭芳芳也当庭表示与案涉货款无关，故亦不能作为证明案涉交易系悟空公司与郭芳芳合伙经营的依据。对账单上仅有石奇彪签名，没有标明所代表的对象及相应的授权，但也结合结算单上的业务系郭芳芳下单并对账，故不能认定石奇彪代表悟空公司签名。为此，由于如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悟空公司与郭芳芳存在合伙关系，悟空公司与郭芳芳也当庭否认其二者系合伙关系，如泰公司主张悟空公司与郭芳芳系合伙关系，要求该两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郭芳芳向如泰公司下单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郭芳芳在与如泰公司建立交易关系伊始至交易结束，均没有向如泰公司披露其系悟空公司的职员并接受委托与如泰公司发生买卖行为。在如泰公司提出签订合同的要求后予以拒绝，并明确表示以其在微信中下单行为作为合同形式，此表明郭芳芳实际交易中坚持以其个人名义与如泰公司发生合同关系。郭芳芳主张其系悟空公司职员，未能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他人证明、工资表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悟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此，郭芳芳主张其向如泰公司下单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在案涉货款中，有一笔业务系石奇彪下单，由于石奇彪系郭芳芳介绍，下单货物的种类、送货地址与案涉货物一致，郭芳芳已将该笔业务与其所下单的所有业务一并与如泰公司进行了结算，故应归入郭芳芳与如泰公司的买卖合同。关于郭芳芳在对账单中提出的次品问题，如泰公司在微信中多次表示可以退货，一审法院也当庭要求郭芳芳限期将次品实物交与如泰公司，但郭芳芳一直未能退出次品实物，故应当视为如泰公司所供货物为合格。郭芳芳虽在结算单中备注部分货物未发出，但根据郭芳芳和周梅的微信记录显示，如泰公司已交付对应的货物，未来得及发出是指郭芳芳在收到如泰公司的交货后未能来得及交付给下游买家，故应认定如泰公司履行了对应货物的交付义务。综上，郭芳芳以个人名义通过微信就案涉货物向如泰公司下单，如泰公司接受并交付货物，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且系真实意思表示，故合法有效，郭芳芳应当支付所欠货款。经多次对账，郭芳芳最后确认如泰公司送货金额122898元，应认定为郭芳芳结欠如泰公司货款的金额。如泰公司要求郭芳芳支付该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如泰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但由于郭芳芳在微信中已承诺于2020年春节前付款，故如泰公司主张郭芳芳付款的期限为2020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20年2月3日，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但利息计算标准应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郭芳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如泰公司支付货款122898元，及偿付该款自2020年2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如泰公司对悟空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芳芳提交以下证据：1.郭芳芳与石奇彪微信记录及发送的工资表截屏，结合2020年3月10协议书，证明其与悟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对协议书内容表述有遗漏。2.吴天康与案外人于2019年12月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郭芳芳与吴天康微信记录截屏，证明淮安的毛巾加工厂是由悟空公司投资经营。3.郭芳芳与石奇彪的微信记录截屏，证明石奇彪是由悟空公司安排到淮安从事生产管理，淮安的毛巾加工厂是悟空公司的独立部门，郭芳芳在石奇彪被安排到淮安后从事团队管理，淮安毛巾加工厂员工工资由悟空公司发放，郭芳芳代悟空公司垫付毛巾厂的经营支出，直至2020年5月4日仍在负责毛巾厂工作。4.郭芳芳与悟空公司财务人员微信记录及发送的2019年毛巾厂总账单截屏，证明毛巾厂工人工资由悟空公司发放，2020年4月23日悟空公司已向如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周梅支付4万元货款，淮安毛巾厂所购原料货款由悟空公司直接向供应商支付，郭芳芳与悟空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5.中楚物流货运单及物流揽收员作出的书面情况说明，证明淮安毛巾厂生产的产品均由悟空公司直接对外发货。6.1127微信群记录，证明如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周梅微信名为梅子。7.郭芳芳与如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德泉微信记录，证明许德泉清楚知道案涉货物是悟空公司定制的事实。8.2021年3月12日郭芳芳代理人张云生与石奇彪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材料，证明2020年3月28日案涉货款对账后至2020年5月期间，悟空公司与如泰公司之间无买卖的事实。郭芳芳另申请证人于某到庭作证。证人于某陈述：本人于2019年9月经由郭芳芳介绍到毛巾厂工作，从事裁剪、打包、发货工作；吴天康在淮安考察过后，到2019年11月把石奇彪带去全权管理毛巾厂，本人到2020年元月以后就不做了；本人工资开始是郭芳芳代理发放的，因为郭芳芳曾说过是给悟空公司打工，石奇彪过去后是悟空公司发放；本人没有跟悟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此期间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证人于某同时提交其本人中国银行银行卡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交易明细，陈述其中2020年3月31日对方账户名为白献巧的转账款项，郭芳芳告知其系悟空公司延后发放的2020年1月工资。悟空公司对郭芳芳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系郭芳芳单方制作，石奇彪未予回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不能证明郭芳芳系我司员工，没有证据证明郭芳芳的工资由我司发放；证据4微信记录及2019年毛巾厂总账单的内容与2020年5月7日吴天康与郭芳芳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一致，足以证明吴天康与郭芳芳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我司向郭芳芳采购酒店用品之后存在由其直接发货的情况；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我司向郭芳芳订购的酒店用品是定制货品，最终由我司销售，如泰公司知道郭芳芳向其采购的货物是我司定制，并不表明如泰公司与我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案涉业务存在两个独立的买卖关系；证据8真实性不予认可，石奇彪对案涉业务和我司其他业务不完全知情，其陈述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对于证人于某，其身份无法确认，其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如泰公司对郭芳芳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工资表系郭芳芳自行制作，不能证明郭芳芳与悟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而能证明所有下单都是郭芳芳向我司下单；证据4悟空公司与郭芳芳结账后另行向我司下单，4万元货款与案涉货款无关；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许德泉知道是悟空公司下单的事实；证据8不予认可。证人于某的陈述都是根据郭芳芳的表述，与事实不符，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如泰公司提交群名为“悟空如泰调货/对账群”的微信群记录及送货单，证明2020年4月1日起与悟空公司另行发生交易往来。郭芳芳对如泰公司提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与石奇彪本人通话录音内容不一致，且5月7日协议签订过程中已明确表示4万元系案涉货款，3月28日对账款未付，4月23日又发生货款往来不符合交易常识。悟空公司对如泰公司提交证据无异议。悟空公司提交该公司财务人员与郭芳芳自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5月6日的微信记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郭芳芳对悟空公司提交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双方对账是悟空公司企业内部对账，并非悟空公司与其对账。如泰公司对悟空公司提交证据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各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的，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郭芳芳提交的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5情况说明相关人员未到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物流运单与本案无关。从证人于某的证言内容看，其所述均源于郭芳芳的陈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至于其他证据能否达到相应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3月10日吴天康与郭芳芳签订协议书第4点载明：毛巾厂的营业额1%的利润归郭芳芳所有（跟着工资发放）。二审中郭芳芳陈述，所谓淮安毛巾厂就是一个车间，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也没有名称，2020年4月吴天康要求其把悟空公司的名称做成牌子挂在车间门口；其与悟空公司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悟空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与吴天康口头约定，月工资1万元，工作期间工资未发放，所以才有2020年3月10日结算协议；其曾在电话中向如泰公司老总许德泉披露过其系悟空公司员工，但没有书面依据。如泰公司陈述，其认为交易相对方系郭芳芳，要求悟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看到2020年5月7日协议书认为双方是合伙关系。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交易相对方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如泰公司与郭芳芳之间未订立书面合同，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的建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如泰公司认为交易相对方为郭芳芳；郭芳芳认为其系悟空公司员工，代表该公司进行交易，并非交易相对方；悟空公司否认郭芳芳系其员工，认为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第一，郭芳芳不持有悟空公司的相关授权，不存在有权代理之情形。第二，郭芳芳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案涉交易关系建立之时以及此后的交易过程中，曾明确向如泰公司披露过其系悟空公司员工、代表悟空公司进行采购，亦不存在表见代理之表象。第三，虽然悟空公司石奇彪参与部分交易过程，但石奇彪是郭芳芳介绍给如泰公司，其仅有极少量下单，相关货款已一并进行结算。并且，从悟空公司吴天康与郭芳芳形成的两份协议书特别是2020年5月7日的协议书内容看，悟空公司与郭芳芳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关系，由此石奇彪参与部分交易过程具有一定合理性，石奇彪的行为并不能视为悟空公司对案涉交易关系主体的追认。郭芳芳上诉称其与悟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一方面，其与悟空公司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缴纳关系，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另一方面，郭芳芳与悟空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淮安毛巾加工车间是否为悟空公司所设，均无碍郭芳芳以个人身份与如泰公司建立交易关系，故其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郭芳芳上诉又称悟空公司已支付4万元案涉货款，对此如泰公司、悟空公司均予否认，且二审中如泰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其2020年4月以后与悟空公司另行发生交易，具有相应证明力，本院认定该笔4万元不在案涉货款范围之内，如泰公司主张的案涉货款，郭芳芳应予支付。综上所述，郭芳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8元，由上诉人郭芳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志霞审判员  沙 楠审判员  陈燮峰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