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103民初2852号        原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法定代表人：王善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陈乐，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法定代表人：金跃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君、许高明，浙江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与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21年5月17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进入诉前调解程序，案号为（2021）浙0103民诉前调2324号，后调解未果，于2021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因原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被撤销，本案由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并于2021年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乐，被告宏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君、许高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给原告造成的损失840640.57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称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曾于2011年6月，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在该案诉讼中，被告采取提交伪造证据（即在立案后、开庭前，在《钢材购销合同》原件上补盖虚假的市政公司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部章并提交法院、将加盖有前述虚假项目部章的《函》（对账单）并提交法院），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谎称《钢材购销合同》签订人杜正洪是原告工作人员、谎称所谓的收货人邵高亭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谎称货物均送至沿江大道工地并实际用于该工程、谎称原告已向被告支付了高达840多万元的货款、谎称原告已同被告就欠付的货款进行了对账、并在庭审中对《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过程，作了虚假陈述，包括该合同上项目部章的形成过程，以前述捏造的事实与证据，起诉原告给付货款。在海曙法院庭审中，因原告辩称与被告不存在买卖关系，并申请对宁波市政杭州分公司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部章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被告于2011年8月25日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载明：“本公司已于（与）项目部达成和解协议”、“纠纷已得到解决”。最终该案以法院裁定准许撤诉而结案。2017年6月22日，被告再次以提交伪造证据，并更换管辖法院的方式，以相同的事实及理由，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住所地仍在宁波市海曙区），诉请原告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下称市政杭州分公司）共同支付本不存在的货款，并恶意申请保全了原告及市政杭州分公司的银行账户，保全金额高达650万元。在该院庭审中，被告继续采用隐瞒事实真相、作虚假陈述的手段，甚至与杜正洪恶意串通，制作了与事实内容完全相反的所谓的杜正洪通话录音光盘提交法院的违法行为，干扰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因被告的上述行为，该案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支持了被告的诉请。原告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9）浙01民终7903号。原告通过申请杭州中院调查取证后，杭州中院知悉了以下事实及证据：【即被告早已于2011年8月18日，与沿江大道（一标）工程的实际施工单位杭州恒东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正洪、杭州东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常山奥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两家公司均系杜正洪货款债务的保证人）签订了《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协议”确认了杜正洪在承包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时，向被告购买钢材，杜正洪确认拖欠的货款及相应的付款违约责任均由其承担。同日，杜正洪还出具给被告《确认书》一份，载明：“我确认，在工程项目期间，我以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部名义和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上所盖的项目部公章，是我为工作需要私刻的。另外，根据《钢材购销合同》，从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获取的螺纹钢等钢材合计2960.80吨，其中大部分未用于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但尚欠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的货款及利息，我会按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的约定如期偿还”。被告对以上“协议”及《确认书》进行了盖章确认。后杜正洪依《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及《确认书》合法有效。在宏昌公司与杜正洪就涉案钢材的购买人、大部分钢材未用于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钢材购销合同》上项目部章的由来、涉案货款的责任主体均达成一致，宏昌公司对于其涉案货款对应的交易对象及责任承担主体系杜正洪是知晓且认可的，宏昌公司就同一债务向市政公司及市政杭州分公司主张，与《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及《确认书》约定及已履行情况不符，缺乏依据。”二审判决驳回了本案被告宏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宏昌公司不服生效判决而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被裁定驳回。二审判决生效后，原告银行账户及市政杭州分公司银行账户内的650万元，于2020年6月19日得以解封，由此造成原告高额的利息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在明知涉案货款交易对象及付款责任主体系杜正洪，且杜正洪就欠付货款数额已经确认并向被告部分履行的情况下，被告却再以采取提交伪造证据、隐瞒事实、虚假陈述、甚至与杜正洪恶意串通，并避开原告住所地及原案审理的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而选择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等手段提起诉讼，企图将杜正洪对被告的债务转移到原告身上，被告的主观恶意明显。原告还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浙高法（2019）198号），被告的行为是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故被告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并对原告巨额资金进行财产保全行为过错程度严重，应当承担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因市政杭州分公司系原告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及独立的财产，市政杭州分公司名下被保全的的资金也属于原告所有，故由原告依法起诉。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证明（1）生效判决认定，被告对于涉案货款对应的交易对象及责任承担主体系杜正洪而非原告是知晓且确认的，被告就同一债务再向原告及市政杭州分公司提出主张与被告确认的《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确认书》的约定及已履行情况不符，也缺乏依据；（2）二审法院正是基于被告故意隐瞒的关键证据及事实以“本案因新的证据以致事实认定发生变化而改判”为由，判决驳回了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3）被告的以上行为符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浙高法（2019）198号）（二）司法实践中，下列行为也应认定为虚假诉讼行为：6、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陈述，伪造、变造、隐匿、毁灭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等行为；7、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因此，被告的恶意诉讼行为构成虚假诉讼；                2、《民事裁定书》、《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证明原告银行账户资金被查封，直至2020年6月才得以解封的事实；                被告宏昌公司辩称，第一，答辩人是依法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过错，被答辩人的赔偿请求依法不应支持。本案系财产保全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因此，本案的纠纷是属于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构成一般侵权行为，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而在本案中指的是申请财产保全存在主观过错，对过错的判断应当严格限定在保全申请的范围和时段。首先，在本案中答辩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依法申请财产保全，答辩人保全的对象系本案讼争对象，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财产价值也未高于诉讼标的，且对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提供了担保，该申请也是经法院依法审查后裁定予以准许的，该申请保全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其后依法判决能够顺利得到全面的执行。在二审判决后，由于答辩人的请求未得到支持，答辩人也立即申请解封，并未扩大了被答辩人的损失，答辩人行为只是法律规定条件下的诉讼权利的行使，且依法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其次，答辩人认为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可能会对被答辩人的财产权利带来一定的限制和影响，但不能以答辩人对案件的认识与审判结果不一致，就认定答辩人承担损害责任。第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历经二审，最终判决虽驳回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但不能以此推定答辩人财产保全申请具有主观过错。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涉案工程的钢材系用于被答辩人所承包的沿江大道一标工程中，该工程整体转包给恒东公司这一情节，答辩人在2011年6月向宁波海曙区法院起诉前根本不知悉，答辩人一直来都认为购买方系被答辩人。在诉讼过程中，被答辩人抗辩钢材购买方是恒东公司，故答辩人当时先撤回了对被答辩人的起诉，但此行为不能认定答辩人认可被答辩人非钢材购买方。答辩人与恒东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正洪等在2011年8月18日所签署协议系在第一次起诉之后，并非答辩人起诉之前，而该协议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背景，由于当时被答辩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隐瞒了整体非法转包的事实，并且否认了杜正洪的代理行为，导致答辩人产生了受杜正洪欺诈的错觉，而找到行为人杜正洪，要求其承担付款义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答辩人最终能够获得货款。同时，该协议也并未表明答辩人放弃追究被答辩人的付款义务，该协议的实质只是债务的加入，况且，当时该份协议的效力是待定的，从证据角度来看，杜正洪的行为是符合表见代理，实际付款义务人系被答辩人，故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在二审中，由于杭州中院对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本案最终的付款义务主体也得确定，但被答辩人以杭州中院认定答辩人与杜正洪等签过的协议系合法有效来推定答辩人的财产保全具有主观错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答辩人认为，将被答辩人作为付款义务人，这是答辩人方对于案件法律关系认知，将被答辩人作为付款义务人向法院起诉以及申请财产保全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并无任何违法过错之处，一定要说本案的过错方，答辩人认为最大的过错方系被答辩人，被答辩人系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和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专业甲级企业，明知整体转包系违法行为却为之，在转包之后也没有对实际施工方进行监督，因此，导致诉讼的发生，被答辩人是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被答辩人主张的损失依据缺乏事实依据支持。                被告宏昌公司未提交证据。                原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宏昌公司为与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22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后作出（2017）浙0103民初4785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宏昌公司的起诉。宏昌公司、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均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浙01民终618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2017）浙0103民初4785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指令本院审理。重新立案后，经审理，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8）浙0103民初711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货款2767297.73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1年9月6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日）；二、被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00元；三、驳回原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20年5月7日作出（2019）浙01民终790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711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后宏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浙民申44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宏昌公司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宏昌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在（2017）浙0103民初4785号案件起诉时，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对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6500000元银行存款予以查封，后该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7）浙0103民初478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银行存款65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后该院于2017年7月27日冻结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民生银行账户存款5484140.62元，于2017年7月25日冻结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工商银行账户存款1015859.38元。后宏昌公司于2018年7月2日对上述冻结提出续封申请，后又于2019年提出续封申请。宁波市政工程集团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上述账户于2020年6月19日因查封期限届满而自动解除查封。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财产保全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而我国法律目前并无对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明确规定，故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申请保全作为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采取保全措施客观上必然会对被申请人财产或权利形成一定限制，财产保全损害赔偿责任的过错程度应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结合本案，被告早已于2011年8月18日，与沿江大道（一标）工程的实际施工单位杭州恒东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正洪、杭州东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常山奥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两家公司均系杜正洪货款债务的保证人）签订了《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协议”确认了杜正洪在承包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时，向被告购买钢材，杜正洪确认拖欠的货款及相应的付款违约责任均由其承担。同日，杜正洪还出具给被告《确认书》一份，载明：“我确认，在工程项目期间，我以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部名义和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上所盖的项目部公章，是我为工作需要私刻的。另外，根据《钢材购销合同》，从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获取的螺纹钢等钢材合计2960.80吨，其中大部分未用于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但尚欠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的货款及利息，我会按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的约定如期偿还”；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7903号判决中认定：“《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的签订、《确认书》的出具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应认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由此表明，在《钢材购销合同》订立及涉案钢材送货完毕之后，宏昌公司和杜正洪就涉案钢材的购买人、大部分钢材未用于沿江大道一标工程项目、《钢材购销合同》上项目部章的由来，涉案货款的责任承担主体均达成了一致。宏昌公司和杜正洪及相应保证人就涉案货款对应的债务处理达成书面协议，宏昌公司也接受了杜正洪实际按此支付的部分款项，《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业已生效。可见宏昌公司对于其涉案货款对应的交易对象及责任承担主体系杜正洪知晓且认可；宏昌公司就同一债务向市政公司及市政杭州分公司主张，与《债务确认及还款担保协议》及《确认书》约定及已履行情况不符，缺乏依据。”由此可见，被告在2011年8月18日即对合同纠纷交易对象及责任承担主体知晓且明知，且已经接收部分款项，亦认可该交易对象及责任主体，其在2017年6月22日对原告提起起诉并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且在该案审理中亦未提交协议书，结合上述行为，本院认定宏昌公司在（2017）浙0103民初4785号案件提出财产保全时未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存有重大过失，且因其后续的续保行为，原告及其分公司银行账户一直持续至查封期届满自动解除查封，故原告主张被告对其承担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具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财产保全错误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而且对于原告资金的冻结只是暂时限制其对资金的处分权，丧失了被冻结资金的流通利益，故应当按照资金被冻结期间一年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年基准利率或每月LPR确定为宜，考虑到基准贷款利息及LPR浮动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按照年利率4.12％，分别以1015859.38元、5484140.62元为基数，分别从2017年7月25日起计算至2020年6月19日止、从2017年7月27日计算至2020年6月19日计算原告被冻结资金损失，合计787266.9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而遭受的经济损失787266.96元；                二、驳回原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20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103.5元，由原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87.5元，由被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负担5716元。                原告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逾期法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张悦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马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