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7319号上诉人（原始原告）：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70-2号。负责人：邵福禹，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彤，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始被告）：辽宁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泉园一路49号1门。法定代表人：王英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铭、包婉钰，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同飞律所）与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处置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1751号号民事判决，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啟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林红（主审）、朱闻天共同组成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将一审法院扣除的5490518.02元+247078.11元，合计5737596.13元支付给上诉人。事实及理由：一、依据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就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租赁公司）代理事宜签订了《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依上述两份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代理协议解除；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综合性补偿代理费用，上述协议约定内容已由一审法院判决予以认定。二、一审法院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结算完毕的按实际执行回款额逐年支付的5,490,518.02元代理费与被上诉人应依《协议》解除而支付给上诉人的综合性补偿代理费混同并予以扣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述两笔代理费用性质上完全不同，相互间不存在包含关系。首先，上述两笔代理费用状况不同，已结算完毕代理费已经支付给上诉人，综合性补偿代理费用仍处于待支付状态并约定于2019年2月28日前一次支付。其次，支付的协议依据不同，结算完毕代理费是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2年订立的《风险代理协议》，是对上诉人于2011年-2017年间代理案件并已经实际执行完毕的19件案件进行的据实的结算。而综合性补偿代理费是基于2018年《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约定的从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代理案件中的即将执行回款及已执行案余款未执行部分加上其它72个案件所做的代理工作，但被解除委托关系而产生的综合补偿性代理费。再次，两笔款项的计算依据及内涵不同。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代理的吴**臣案件因法院传唤未到庭按撤诉处理并扣除相应代理费用24万余元，属认定事实不清。该案系由上诉人撤诉后又再次重新起诉的案件，撤诉是因该案原第一次起诉时因财产保全措施申请既无适格保证人也未能提供财产保全线索，在等待被上诉人提供财产保全线索时，已超审限，故上诉人撤诉，再次起诉后，时逢2018年12月，因上诉人已与被上诉人解除代理关系，故告知被上诉人自行参与庭审或另行授权上诉人参与诉讼，但被上诉人及恒信担保公司既不自行出庭，也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给上诉人，致该案由一审法院因无适格代理人出庭而按撤诉处理，这一过程中，上诉人无过错。相反，上诉人忠实履行了代理人应尽的全部代理义务和告知义务，该案被判令按撤诉处理的直接责任方为被上诉人及恒信担保公司，故一审判决扣除上诉人此案代理费用与事实严重不符。综合以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将本不该予以扣除的两项代理费用判令扣除，于情无理，于法无据，明显错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辩称，一、就沈阳恒信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担保公司）委托清收案件，担保公司共计支付处置公司的代理费为17352604.57元，那么依据《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约定的结算方法，处置公司共计应付同飞律所的代理费为5784201.52元（17352604.57/3），应当扣除处置公司已经支付的5490518.2元，双方剩余未结算金额为293683元。同理，就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租赁公司）委托案件，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未结算金额为0元。2020年9月，担保公司与处置公司签订《协议书》，自2012年2月22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依据2012年清收协议及2015年清收协议约定的结算条件，担保公司应支付处置公司的代理费共计17352604.57元，已支付16952604.57元，剩余待支付40万元。2020年9月，租赁公司与处置公司签订《协议书》，自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依据清收协议约定的结算条件，租赁公司与处置公司待支付的代理费为0元。2020年12月29日，担保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处置公司40万元，担保公司与处置公司之间就清收产生的代理费结算完毕。至此，就担保公司2012年2月22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委托的全部案件，同飞律所与处置公司的结算前提和基础客观上已经由《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鉴于部分第2条中的“担保公司支付处置公司代理费用共计3500万元”变更为17352604.57元。依据《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约定“按照担保公司应付处置公司代理费的三分之一”的结算标准，处置公司应支付同飞律所的代理费为17352604.57元的三分之一即5784201.52元。而就2012年2月22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担保公司委托的全部案件，处置公司已经支付了同飞律所5490518.2元代理费。综上，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尚未结算的代理费为5784201.52-5490518.2=293683元。同理，租赁公司与同飞律所尚未结算的代理费为0元。二、吴**臣案件撤诉裁定中载明同飞律所律师是担保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同飞律所主张的“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给同飞律所”不属实，该案撤诉同飞律所有重大过错，代理费用应予扣除。吴**臣案件撤诉裁定（[2018]辽0103民初12506号）中载明，原告沈阳恒信担保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为“邵福禹，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作为代理律师经传唤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严重未履行代理义务，该案的代理费用应从总数中扣除。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同飞律所全部上诉请求。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处置公司应支付同飞律所的代理费应当以处置公司与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之间的最终结算结果为基础，即以17352604.57元为基数，按三分之一的标准支付同飞律所代理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基于处置公司与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委托合同关系上形成的转委托，根据三方之间的协议明确约定及交易习惯，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的结算均以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与处置公司结算为基础和前提。2020年9月，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与处置公司达成《协议书》，明确2012年2月22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担保公司应当支付处置公司代理费共17352604.57元，已经支付16952604.57元，剩余40万元；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租赁公司应付处置公司代理费0元，无其他未结款项。《协议书》签订后，担保公司按约向处置公司支付了40万元。据此，签订《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的前提“担保公司支付处置公司代理费3500万元”已经不存在，处置公司应当按照17352604.57元的三分之一与同飞律所结算代理费。按照协议约定的三分之一的标准，扣除处置公司已经支付同飞律所的代理费5490518.02元，双方剩余待结算金额应为293683元。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是转委托关系，却又无视委托人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与代理人处置公司之间的最终结算结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二、在转委托关系的基础上，担保公司最终仅支付处置公司40万元代理费，依照一审判决，处置公司要另支付给同飞律所600余万元代理费，显失公平。2020年9月，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与处置公司进行最终结算后，明确处置公司就其委托清收共取得代理费17352604.57元，已经支付16952604.57元，剩余400000元。2020年12月29日，担保公司向处置公司支付了40万元结算款。就担保公司已经支付的16952604.57元，处置公司在本次诉讼前已经向同飞律所支付了5490518.02元代理费。按照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协议约定以及三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处置公司应按照担保公司应付处置公司代理费的三分之一的标准向同飞律所支付代理费。因此，在处置公司仅从委托人处获取了40万元的报酬的情况下，应当在40万元限额内与同飞律所结算代理费。依据一审判决，无论担保公司与处置公司之间按照什么标准结算，处置公司都应当按照《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的约定支付同飞律所1156万元的代理费。实际上，处置公司仅获取40万元报酬，却要向同飞律所支付600余万元的代理费，在转委托框架下，处置公司作为次委托人，在清收工作获取的权益全部归属委托人担保公司的前提下，还要自行承担代理费损失。一审判决无视公平原则，严重损害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处置公司的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同飞律所代理过程中，出现多次明显错误，给处置公司造成损失，且未付出与收取高额律师代理费相对应的工作量，高达1000余万元的代理费是非常不合理的，应当依法予以调低。首先，依据《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之协议》第四条，同飞律所应当就委托清收的87个诉讼项目的案件资料进行交接，同飞律所主张高达1000余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却不能向处置公司提交相关案件的书面案卷材料，显然没有完成能够与高额代理费相匹配的工作量。其次，在一审审判过程中，同飞律所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证据，调取其代理的案件的判决。同飞律所身为代理人，不能提供代理案件的生效判决，证明基础的案件材料梳理、归档工作等代理工作都没有做好，收费标准过分高于其工作量及工作质量。综上，同飞律所应当举证证明其完成了与高额律师费相匹配的工作量，并依约向委托人交接书面工作材料。但在一审过程中，同飞律所仅提交了代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审法院疏于审查同飞律所的代理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同飞律所收取的代理费金额是否合理等关键问题，认定处置公司应当支付同飞律所1000余万元的代理费，严重损害了处置公司的合法权益。四、同飞律所在代理过程中存在多次工作失误，应当将其代理过程中未尽到谨慎、忠实义务的案件的相关代理费全部予以扣除。除一审判决扣减的同飞律所未出庭的一个案件外，同飞律所在代理过程中，有多件案件存在重大工作失误，包括未按时出庭、多个案件遗漏保证人、未按时办理退费等问题，给处置公司造成了损失，具体案件详见一审处置公司提交的证据目录中第四组证据，上述案件的代理费均应当全部予以扣除。五、一审法院未对处置公司新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一审审判程序存在瑕疵。2020年12月29日，处置公司向主审法官提交了担保公司支付40万元代理费的相关凭证，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处置公司新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一审审判存在程序瑕疵。六、同飞律所应当直接向担保公司请求支付代理费，处置公司不是适合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转委托经同意的，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其他权利义务应由第三人直接向委托人主张，委托人依据原委托合同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不因转委托而转移或减弱。因此，本案中，同飞律所对案外人担保公司享有代理费支付请求权，应当直接向担保公司主张，而不是处置公司。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辩称，一、上诉人所谓支付同飞律所应按处置公司、租赁公司与担保公司最终结算结果为基础，实质上即指2020年9月，租赁公司、处置公司与担保公司所达成的《协议书》。答辩人认为，该《协议书》对答辩人无法律约束力。因为：首先该协议书订立于答辩人起诉恒信处置公司立案已一年之后。其次，恒信担保与恒信处置、恒信租赁系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英臣一人，均由沈阳盛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再次，恒信担保与处置公司、租赁公司的合同约定既使为真，也不能否定答辩人与恒信处置公司的协议效力。第四，依《民法典》第567条规定，既使恒信担保与租赁公司、处置公司以新签的协议书终止了原《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协议》权利义务，但也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换句话说，该拙劣的伪造协议书既不能否定恒信担保应支付恒信处置3500万元代理费用的结算效力，更无法对合同相对人之外的答辩人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二、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处置公司依新协议仅从担保公司获取40万元代理费却应支付答辩人600余万代理费显失公平问题。基于恒信担保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系关联公司关系，上文已说明，在此不再赘述，恒信担保与上诉人间自编自导的一场协议闹剧由却被上诉人用来做为喊冤的基础依据，着实令答辩人费解。2020年9月上诉人与恒信担保间所谓“协议”订立的初衷是想混淆视听，把水搅浑它将已结算完毕的依2012年上诉人与恒信担保间订立《委托清收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按实际清收款额按15%比例支付而产生的1700余万元代理费用重新拿出来说事，无外乎是想掩盖担保公司并未依协议约定给付处置公司3500万元代理费的事实。而2018年7月20日上诉人与担保公司签订的《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之协议》中约定的恒信担保应付的3500万元是指尚未结算的沈阳处置公司已完成诉讼及案在执行程序中的所有案件。上诉人在其合法民事权益受到恒信担保公司肆意践踏的情形下，虽曾提起过民事诉讼，但在诉求遭到驳回情形下，未采取其它合法方式，追究恒信担保公司对自己是否公平，却质疑一审法院判决支付答辩人代理费是否公平。更为重要的是依2018.7.20《结算协议》，上诉人获取3500万元代理费及答辩人获取其中三分之一份额，不仅是协议约定，也是作为代理人的辛勤工作所应获取的劳动报酬。同样做为代理人的上诉人基于关联公司关系，放弃自身利益，又欲强拉答辩人跳入蒙冤的苦海，而如果是这样难道对答辩人而言就公平吗？三、关于上诉人上诉所述第三点意见，答辩人仅做以下两点答辩。首先，答辩人代理费收取的依据应该是双方当事人协议的约定及协议所依据的答辩人工作量的完成。其次，答辩人代理工作量完成的依据则是体现于一审及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及裁定书。本批答辩人代理业务中，就所代理案件均向上诉人移交了生效的法律文书，试问上诉人除了法院判决、裁定书还有什么书式文书能够证明答辩人忠实地履行了代理人义务？况且，答辩人诉讼证据材料均复印于上诉人处，而诉讼文书均提交给受诉法院。上诉人所指需答辩人移交材料，自已却都搞不清移交材料内容，实属吹毛求疵之行为。答辩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材料系上诉人与恒信担保诉讼案材料，答辩人不是代理人，所以申请法院调取合法、应当；而对虽是执行代理人，却不是诉讼代理人的文书依法申请法院调取，也无不当。四、上诉人所述第四点上诉意见、更是不值一驳。首先，依2018.9.20答辩人与上诉人订立的《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第2条2款约定，对于乙方（即答辩人）代理的剩余72个项目，乙方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代理案件分别处于起诉、保全、执行、查封阶段。甲方（即上诉人）对乙方前期代理工作予以肯定及认可。其次，上诉人所述所谓“失误、损失”即无合同约定，也无事实依据，纯属无中生有。再次，关于被一审法院判决扣减代理费的案件，亦是答辩人上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此不再赘述。五、上诉意见之五系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行为判断，且答辩人认为该上诉人所述支付代理费40万元凭证与本案无关，且是在一审法院两次庭审之后。六、上诉人引用《民法典》923条规定，认为上诉人不是适格被告问题。首先是上诉人对该条法律规定的曲解。此条是针对转委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在何种情况下对委托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即“经委托人同意的转委托，第三人处理转委托事务，受托人仅在其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选择和指示，有主观过错时，才对转委托的第三人在处理转委托事务时致委托人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而非上诉人所臆想的依此条规定，转委托关系中受托人权利义务应由第三人直接向委托人主张，上诉人行为属主观造法。其次，答辩人与上诉人于2012年签订了《风险代理协议》，2018年9月又签订了《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之协议》，上述两份协议合同相对方均指向了上诉人。依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无疑是本起纠纷适格的被告。综合以上观点，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上诉所依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故二审法院应予以依法驳回，并依法支持答辩人答辩意见。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拖欠代理费11742666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拖欠款违约金按年息24%计算，直至被告给付完毕（其中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176000元，自2018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7月30日止违约金为25109元；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11566666元，自2019年2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7月30日止违约金为1172088.82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保全、担保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2月22日，被告作为乙方，案外人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委托清收合作协议》，规定甲方将担保代偿欠款和部分其他欠款的清收工作委托给乙方办理，委托期限原则上为三年，自2012年2月22日至2015年2月22日止，对逾期未能清收完毕的项目，甲方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委托乙方清收。委托清收的报酬以委托项目的实际清收金额为基数，按照15%-25%的比例提取，具体提取比例和支付方式根据委托清收项目具体情况由双方另行约定。委托期间内，债务人或保证人未经乙方清收，能够主动向甲方偿付欠款的，甲方在通知乙方后，有权直接受领相应的款项或资产，无需就该笔清收向乙方支付报酬或奖金。乙方可以将清收工作授权本公司的正式工作人员办理，也可以在征得甲方同意后委托律师办理。2015年2月23日，双方再次签订《委托清收合作协议》，将委托期限延长至2018年2月22日，委托报酬的比例变更为以委托项目的实际清收金额为基数，原则上按照15%的比例提取，特殊项目具体提取比例和支付方式根据委托清收项目具体情况由双方另行约定。合同其他内容与上述合作协议基本一致。2012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风险代理协议》，因被告接受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委托，参与其发生代偿资金纠纷案等，特委托原告律师代理诉讼、执行。第三条双方协商同意律师代理费及缴纳办法如下：被告应在案件胜诉并执行收回款物后10日内,按照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收回款、物总额5%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代理费(执行收回的款、物包括但不限于执行法院裁定所列明的现金回款或等同于现金数额的执行标的物及股权等)。2.其他特别规定:甲方接受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委托的全部案件,均交由方原告代理，外阜费用另计。第四条原告指派律师受被告委托到被告所在地和乙原告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时,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由原告预交。第五条约定原告律师须认真负责保护被告合法权益,按时出庭,并严格速守律师执业道德,为被告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及个人相关资料保守秘密。如违反而给被告造成损失的,原告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第九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执行终结止。第十条约定被告未如约交纳代理费的,原告有权单方面终止其代理工作和本代理协议,已收费用不再退还；如原告在被告未交纳全部代理费的情况下已经履行了全部工作,则原告除有权要求被告如数缴清代理费外,还可要求被告支付未缴清款每日百分之一的违约金。2016年6月15日，被告作为乙方，案外人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委托清收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发生租金逾期项目的清收工作委托给乙方办理，授权乙方向债务人催收租金，催讨欠款。委托期限原则上为三年至2016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至对逾期未能清收完毕的项目，甲方是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委托乙方签收委托清收的报酬以委托项目的实际清收金额为基数，按照15%的比例提取，具体提取比例和支付方式根据委托清收项目具体情况由双方另行约定。合同其他内容与被告与案外人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合同后付《委托处置项目汇总表》，涉及的项目为6个，对于每个项目的租赁规模、逾期租金、诉讼标的、受理机构等均有记载。2016年12月6日，双方再次签订《委托清收合作协议》，甲方同意将发生租金逾期的辽宁进化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清收工作委托给乙方办理，委托期限原则上为三年，自2016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6日止，对逾期未能清收完毕的项目，甲方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委托乙方清收。委托清收的报酬以委托项目的实际清收金额为基础，按照15%的比例提取，具体提取比例和支付方式根据委托清收项目具体情况由双方另行约定。合同其他约定与双方前述签订的合作协议基本一致。2016年6月20日，原被告再次签订《风险代理协议》，被告因受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委托，参与其发生租金逾期项目纠纷案等，特委托原告律师代理诉讼、执行。合同其他约定与上述代理协议相同。2018年9月20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鉴于甲方因受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委托，参与其发生租金逾期项目的追偿工作，特委托乙方律师代理诉讼、执行程序。现因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调整经营安排，与甲方解除《委托清收合作协议》，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甲方代理费用共计53万元。根据甲方与乙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甲方应按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应付甲方代理费的1/3标准支付乙方代理费。为此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解除双方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并就代理费结算事宜达成约定如下:1、乙方接受及认可甲方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解除《委托清收合作协议》的事实；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双方同意解除双方的《风险代理协议》,甲方一次性给予乙方代理补偿。2、对于乙方接受委托代理的项目中,乙方前期作了大量工作，甲方对乙方前期代理工作予以肯定及认可。3、鉴于乙方的实际代理工作成果及进展情况,双方同意,甲方支付解除《风险代理协议》的综合补偿性代理费、乙方不再主张任何其他补偿费及代理费；双方同意按照《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付费标准执行。甲方于2018年12月28日之前一次性支付乙方代理费总计17.6万元,乙方出具相应全额的发票；本协议签订后,双方《风险代理协议》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4、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就委托清收的项目陆续进行工作交接，即配合甲方和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委托案件代理手续变更、资料交接、案件情况介绍等；《风险代理协议》解除后,乙方仍有义务配合向甲方及租赁公司介绍案件情况，解答项目咨询。同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再次签订《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鉴于甲方因受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委托，参与其发生代偿资金纠纷案等，特委托乙方律师代理诉讼、执行程序。现因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调整经营安排，与甲方于2018年7月20日达成《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之协议》，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甲方代理费用共计3500万元(包括甲方代担保公司垫付的费用30万元)。乙方代理甲方委托的87个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乙方有权按照约定获取相应的代理费收益。根据甲方与乙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甲方应按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付甲方代理费的三分之一标准支付乙方代理费。为此，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解除双方2012年1月1日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并就代理费结算事宜达成约定如下:1、乙方接受及认可甲方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之协议》；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双方同意解除双方的《风险代理协议》甲方一次性给予乙方代理补偿。2、对于乙方接受委托代理的项目中,已经申请执行并进入评估、拍卖程序的案件,总计15个,如乙方继续代理，年底前即可完成代理任务及目标；对于乙方代理的剩余72个项目，乙方前期作了大量工作,代理案件分别处于起诉、保全、执行、查封阶段，甲方对乙方前期代理工作予以肯定及认可。3、鉴于乙方的实际代理工作成果及进展情况，双方同意甲方支付解除《风险代理协议》的综合补偿性代理费，乙方不再主张任何其他补偿费及代理费；双方同意按照《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付费标准执行，甲方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一次性或分批次支付乙方代理费总计1156.6666万元,乙方出具相应金额的发票；本协议签订后,双方《风险代理协议》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4、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就委托清收的87个诉讼项目陆续完成工作交接，即配合甲方和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委托案件代理手续交更、资料交接、案件情况介绍等；《风险代理协议》解除后,乙方仍有义务配合向甲方及担保公司介绍案件情况，解答项目咨询。2012年5月11日至2017年12月6日，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5490518.02元，系本案涉及的91件案件中部分已执行财产按照5%提取的代理费。庭审中，被告提交分别与案外人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两份，记载解除2018年结算协议、备忘录，双方自始未按照结算协议、备忘录履行。2012年2月22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依据2012清收协议及2015清收协议约定结算条件，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当支付被告代理费共计17352604.57元，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经支付16952604.57元，剩余400000元；2016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20日，依据清收协议约定结算条件，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应当支付被告代理费共计0元，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已经支付0元，剩余0元。两份《协议书》后均附有代理费清单。被告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之间的代理费清单记载项目共19个，每个项目的清收金额、应付代理费、已付代理费、剩余金额均有记载，其中沈阳市雨润田丰商贸有限公司清收金额4000000元，应付代理费400000元，已付代理费0元，剩余金额400000元。被告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之间的代理费清单记载项目共7个，每个项目的收回资产、应付代理费、已付代理费、剩余金额均为0。被告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签订日期有机打的“2020年9月日”字样。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协议书应当是被告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对已经完成工作的一份结算书，双方事后补签协议认定协议撤销，原告认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的代理费及解除和结算，不因被告形成的其他协议书而无效。经核对，本案涉及的91件案件中，其中涉及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案件共计86件，判决书、调解书涉及的本金共计715542524.33元；涉及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的案件共计5件，判决书、调解书涉及的本金共计23075561.45元。原告代理的案件中，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应诉，按撤诉处理1件，存在仅代理执行阶段的情况。现原被告之间就代理费的给付产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另查明，2018年10月9日，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将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其给付代理费2980万元等。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20日，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之协议》，约定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2月23日签署的《委托清收协议》，经双方共同确认，本协议生效后即产生《委托清收协议》解除的效力，即本协议生效日即为《委托清收协议》解除日；双方确定自《委托清收合作协议》解除日起，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不再承担违约责任；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就委托清收的87个诉讼项目陆续进行工作交接，即配合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委托案件代理手续变更、资料交接、案件情况介绍等，并于两个月内交接完毕，由双方签署《项目交接清单》；经双方共同确认，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自2018年1月1日以后应付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代理费用共计3500万元，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同意分二次支付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第一次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支付2980万元，第二次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二个月内支付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剩余代理费用520万元，此款包括尚未结算的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已经完成诉讼及案在执行程序中的所有案件。如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未按照上述期限支付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代理费，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有权起诉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并申请法院查封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经取得的沈阳名格家私有限公司和沈阳市巨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土地及房产、资产[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执字第472号《执行裁定书》和（2015)沈中执字第295号《执行裁定书》]。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同意以上述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房产、资产变现后，抵顶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代理费及垫付的所有费用，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不再支付任何费用；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落款处，由双方加盖公司印章。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驳回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的起诉。再查明，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英臣，由沈阳盛京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投资；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英臣，由沈阳盛京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投资；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英臣，沈阳盛京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股70.84%，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占股29.16%。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被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系基于被告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委托合同关系上形成的转委托。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在原告代理的涉诉案件中，向原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指派原告律师代理二者向债务人索要欠款等诉讼，原告在签订代理协议后履行了代理人的职责，被告亦应当支付原告相应的律师代理费。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代理费11742666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双方虽约定了代理费的数额，但原被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约定，原告代理案件包含一审、二审、执行程序，代理费给付的标准为案件胜诉并执行收回款物后，按照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收回款、物总额5%。原告对于91件代理案件的诉讼进程、执行情况、相关案件的回款数额等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以《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记载为准，有15件案件已申请执行并进入评估、拍卖程序，剩余案件未能完成代理任务。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在代理过程中，存在经法院传唤未到庭，按撤诉处理的情形，上述情形显然与原告应当尽到的谨慎、忠实义务相悖，故对代理费的给付数额予以调整。原被告约定的代理费数额包含原告前期代理工作投入，均有补偿性质，对于原告经法院传唤未到庭按撤诉处理的案件，相关代理费应当予以扣除，结合《辽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诉讼（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为5%-7%……按撤诉处理案件标的为3851301.75元，按照中位数计算代理费为247078.11元，该笔代理费应当予以扣除。因被告已支付原告91件案件部分代理费5490518.02元，该部分亦应当予以扣除，综上被告还应当给付原告代理费6005069.87元（11566666元+176000元-247078.11元-5490518.02元）。被告未能按约定给付代理费，系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于庭审中亦提出了违约金过高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违约金的作用系填补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而本案原告的损失主要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依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违约金给付标准予以调整，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宜，即以5829069.87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8日起；以176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庭审中被告抗辩依据被告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解除了2018年7月20日的《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之协议》、《委托清收合作协议的备忘录》，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不再支付被告3500万代理费，双方确认仅剩40万元代理费未支付，原告应当在该费用框架下讨论支付相关费用。被告系国有企业，就国有企业处置一千万以上财产，应该经过公司班子会报董事会批准，两份《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均未通过签署机构审核通过的问题。人民法院应当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虽然被告为国有独资公司，但原被告之间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被告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均由沈阳盛京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虽无法知道两份《协议书》签订的具体日期，但结合被告与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签订日期有机打的“2020年9月日”字样，双方在开庭前才签订《协议书》。上述两份协议书系被告与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沈阳恒信租赁有限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否决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的效力。被告对于1000万元以上款项给付应当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系被告自身内部管理问题，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审批流程由被告内部进行规定，而在与原告签订的《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中，被告对于加盖的公章真实性并无异议，被告作为国有独资企业，其对于公章的管理应当极为严格。同时被告于2018年10月9日诉至我院，要求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代理费，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关于解除委托清收及代理费结算之协议》，该协议记载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当自2018年1月1日以后支付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代理费用共计3500万元。可见被告认可沈阳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当支付其代理费3500万元，并采取了诉讼的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故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予以认可，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抗辩只有在其收到委托人代理费后，才能在额度范围内再行支付原告相关代理费的问题。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中，并未限定“只有被告收到案外人给付的代理费，才能向原告给付代理费”，如被告与案外人之间就代理费产生纠纷，其应当通过其他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对被告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抗辩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与李峰涉及的刑事案件产生了竞合，依据先刑后民，应该合并刑事案件审理的问题。李峰涉嫌犯罪虽已由大东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但无法证明本案已涉嫌刑事犯罪，对被告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6005069.87元；二、被告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违约金（以5829069.87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8日起；以176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400元，由原告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负担52000元，由被告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负担48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对于主张的应以其与担保公司、租赁公司间的最终结算结果为基数，计算应支付同飞律所的代理费，及同飞律所应向担保公司、租赁公司主张代理费的上诉理由。因与同飞律所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的系处置公司，而非担保公司、租赁公司。该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委托人系处置公司，并未约定处置公司给付同飞律所代理费以其与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结算的代理费为计算依据。故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非基于其与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委托合同关系上形成的转委托。本案代理协议约束的双方当事人为同飞律所与处置公司，处置公司为给付代理费用的义务主体。处置公司提供的其与担保公司、租赁公司的两份《协议书》不能约束同飞律所。另两份协议上并无人员签署签订时间，其中处置公司与租赁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上日期处有机打的2020年9月字样，该时间在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签订《解除代理及结算代理费之协议》、及2018年处置公司起诉担保公司，请求其给付代理费2980万元之后，其上记载的内容与解除协议记载内容及处置公司起诉代理费案件中的陈述均矛盾。故本院对处置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对于处置公司有关同飞律所未付出相应工作量，应予调低代理费的上诉理由，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是在确定同飞律所完成工作量的基础上，基于自愿原则签订，现处置公司请求调低代理费，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因解除协议并未约定完成工作交接系给付代理费的前提条件，故对处置公司以同飞律所未完成工作交接拒付代理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如处置公司认为同飞律所未如约完成工作交接，给其造成损失，可另案主张权利。对于处置公司有关同飞律所存在工作失误，应予扣除代理费的上诉理由，除了一件被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处置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同飞律所的上诉理由，针对应否在处置公司给付的代理费中扣除已经支付的5490518.02元一节，解除协议中对处置公司给付的代理费中是否包含上述已经支付款项约定不明，结合处置公司与同飞律所签订的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同飞律所的代理工作包括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代理费支付的条件为案件胜诉及执行收回款物，故在补偿同飞律所前期工作投入的情况下，扣除已经支付的代理费为应有之意，一审法院将该部分金额扣除并无不当。关于应否扣除被人民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案件的代理费一节，如前所述，因按照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的约定，同飞律所的代理类型为风险代理，获得代理费的条件为案件胜诉及执行收回款物。该裁定按撤诉处理案件，不论系谁的原因导致，同飞律所确未进行代理工作，未满足代理费的支付条件。故一审法院将该案的代理费予以扣除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及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预交的51963.17元及沈阳恒信资产处置有限公司预交的57250元，均由其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啟星审 判 员 林 红审 判 员 朱闻天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强文清书 记 员 郑 建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