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19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新城六盘山路东海河路北七号路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771045207H。法定代表人：刘亚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紫刚，山东信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怡，女，1974年10月25日出生，回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龄月，山东舜翔（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坤，山东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童怡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21）鲁0403民初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鲁公司上诉请求：1.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重新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完全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第一，根据上诉人与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的《商品房团购定向开发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的约定，购房人的条件应当是发改委在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不是不特定的人员，庭审调查的过程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是通过案外人李尚元受让的购房资格，被上诉人不是发改委在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违反了上诉人与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的《商品房团购定向开发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的约定，且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认可。因此，被上诉人不具有购房资格。案外人李尚元向被上诉人转让购房资格的行为，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规定，导致税款流失。第二，虽然案外人李尚元曾向上诉人曾经支付过款项，这只能表明案外人李尚元有建立合同的意向，但双方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并没有进行过协商，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上诉人与案外人李尚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完全成立，其后案外人李尚元没有再继续支付购房款，其购房资格已经灭失，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诉请要求法院判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完全是错误的。二、对被上诉人不能上房的后果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房屋使用损失费完全是错误的。（一）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完全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没有将房屋出售给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没有义务安排被上诉人上房。（二）即使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那么不能上房的后果也完全是因被上诉人不履行义务造成的，责任完全在于被上诉人，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一，原审已经查明上诉人安排上房的条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7月11日，上诉人与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成本价的差价款920元由四家团购单位负责通知统一提存到指定的市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内，同意以上协议内容的购房户可在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完成后一周内开始安排上房办理事宜；不同意本协议内容的，可待审计确定购房成本价后10日内由深鲁公司安排上房事宜。因此可以确认，安排上房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将920元差价款在公证处提存。第二，被上诉人不具备上房的条件。在上诉人与市发改委签订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后，部分团购房人按照补充协议将差价款在公证处进行了提存，还有部分团购房人直接按照4380元的单价交纳了购房款，上诉人也已经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安排了上房。但被上诉人既没有将差价款在公证处进行提存，也没有按照4380元的单价交纳了购房款，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不具备上房的条件，没有上房的资格，上诉人对此没有任何的责任。第三，原审判决结果前后矛盾。原审的第三项、第四项判决存在明显的矛盾。根据第三项判决可以确认，将差价款在公证处进行提存是上房的前提条件，也是被上诉人必须履行地义务，同时也认定了被上诉人尚未履行义务。原审判决在确认了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却又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在相同的事实认定前提下，却作出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其第三项判决结果明显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重新查明事实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童怡辩称，一、上诉人深鲁公司与被上诉人童怡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上诉人深鲁公司与被上诉人童怡之间存在由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开发建设的枣庄新城凤鸣园小区住房的合意。上诉人深鲁公司与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1年5月20日签订的《商品房团购定向开发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本协议作为乙方与甲方指定人员签订团购定向开发商品房预售合同和销售合同的附件，与上述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已经出具证明，证实被上诉人童怡的团购房户身份，也就是说该份定向开发协议书对于被上诉人童怡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由上诉人开发建设商品住房、由被上诉人作为团购房户进行购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支付款项的性质为购房款、车位款、储藏室定金。被上诉人是基于上诉人向团购单位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作为团购房户的被上诉人童怡发送的多次交付房款通知，同其他团购房户一起，按照上诉人要求的交款数额和时间节点向上诉人支付了购房款、车位款、储藏室定金，上诉人确认收到了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并认可相关款项的性质为购房款、车位款、储藏室定金。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上诉人出具的多张《收据》，均能认定该事实。(三)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所选购的房屋明确、唯一、固定。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安排，同其他团购房户一同参加了由上诉人组织的选房活动，所选住房为枣庄新城凤鸣苑小区二号楼中单元501室。选房结束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所选购的房屋即明确、唯一、固定。上诉人在选房后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也体现了被上诉人所选购房屋的户型、楼层、位置、面积。(四)上诉人至今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其过错在上诉人。上诉人没有按照《商品房团购定向开发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在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后十五日内与购买枣庄新城凤鸣苑小区二号楼中单元501室的被上诉人童怡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商品房网签备案、办理上房、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等手续，上诉人应当承担逾期交付房屋、逾期办证等违约责任。二、被上诉人对于案涉房屋具有诉争利益，是该案适格诉讼主体。(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达成了商品房买卖的合意，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足额支付了房款、车位款、储藏室定金，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已经明确了被上诉人所选购的房屋(枣庄新城凤鸣苑小区二号楼中单元501室)，因上诉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本案诉讼发生。案涉纠纷的发生对被上诉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具有诉争利益，是该案适格的诉讼当事人。(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购房人资格，已经通过发出的通知、接收的款项、开具的收据、指导办理的公证等多种形式予以认可，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作为枣庄新城凤鸣园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前便向被上诉人在内的团购房户收取房款，对于团购房户的资格、身份并没有设定任何限制。李尚元系团购单位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工，团购之初便由其儿媳童怡以李尚元的名义团购上诉人开发建设的商品住房，最终的权利义务承受人系本案被上诉人童怡。上诉人深鲁公司对此知情并予以认可，配合办理变更手续，派工作人员到公证处指导办理变更公证。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上诉人为其出具的三张《收据》，上诉人于2012年出具的《收据》明确记载“童怡交款”，上诉人于2014年7月2日出具的《收据》明确记载“童怡交款”，上诉人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的《收据》明确记载“李斌代交”，(该《收据》明确记载交易经办人为被上诉人童怡的丈夫李斌及被上诉人的联系电话)，足以看出上诉人对名义上的购房户与实质上的购房户之间的关系知情并认可，已经明确认可了被上诉人童怡的购房人资格。三、被上诉人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被上诉人不具备上房的条件”的情形，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拒不提交争议差价款”的情形，也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其他违约行为、不诚信行为。(一)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违约，恰恰说明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商品房买卖等相关约定的存在。存在团购商品房的约定，就意味着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就意味着上诉人诉称的“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未建立完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具备购房人资格”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二)整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一直是上诉人在控制着合同履行的节奏，被上诉人只是被动的支持、配合。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通知，分多笔交纳购房款、车位款、储藏室定金，足以看出被上诉人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在上诉人即将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之际，上诉人与广大购房户发生了如何确定房屋交易价格的争议，经枣庄市政法委等部门牵头协调，上诉人与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团购单位于2018年7月11日签订《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达成“提存争议差价款、搁置争议、办理上房”的约定，被上诉人同意提存争议差价款，但是因上诉人拒不配合签订提存协议，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提存争议差价款。上诉人却以此为理由作为其不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的理由，可见是上诉人恶意制造被上诉人违约的假象，导致被上诉人“表面上”不具备上房的条件，实质上是被上诉人“无法提存、无法上房”。(三)一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提存争议差价款77000元。被上诉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已经做好了依据生效判决提存争议差价款的准备，可见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拒不提交争议差价款”等不诚信、不守约的违约行为。四、上诉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因逾期交付房屋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一)上诉人系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在买受人已经足额支付房屋价款的情况下，其作为商品房出卖人负有按照约定的期限向被上诉人交付所买卖房屋的义务，这是商品房出卖人应当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二)上诉人于2017年1月6日向枣庄市发改委、枣庄市工商局、枣庄市仲裁委、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团购单位发出的《告知书》明确承诺于2017年7月18日向被上诉人等广大购房户交付房屋。但上诉人没有履行按期交付房屋的义务，在房屋已经具备交付条件且已经向其他购房户交付房屋的情况下，仍然不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上诉人明显违约且具有明显恶意。(三)上诉人没有按照约定于2017年7月18日向作为买受人的被上诉人交付房屋，在案涉房屋已经具备实际交付条件且已经向其他购房户交付房屋的情况下，上诉人却以各种理由拒不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上诉人违约在先、逾期交付房屋的客观事实存在、对违约行为的发生及违约状态的持续具有重大过错，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金。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房屋使用损失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经从计算期间、计算标准、分担比例等方面对上诉人给予很大程度的袒护，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纯属无稽之谈。五、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六、上诉人深鲁公司对于本案一审、二审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一审、二审产生的诉讼费用、评估费等费用均应当由上诉人深鲁公司承担。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客观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依法维持原审判决。童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就枣庄新城凤鸣园2号楼中单元501室商品住房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网签备案登记手续；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办理交房手续，并交付枣庄新城凤鸣园2号楼中单元501室商品住房；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暂计50，000元（自2017年7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交付房屋之日止，按照该房屋所在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计算）；4.判令被告立即协助原告办理枣庄新城凤鸣园2号楼中单元501商品住房房地产权属登记；5.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20日，市发改委（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商品房团购定向开发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30日内，甲方指定的购房人（即甲方本单位在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并经乙方核实确认）应交纳商品房首付款20万元一25万元；团购定向开发销售的商品房按照成本价格销售给甲方指定人员；乙方应当在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日起15日内与指定人员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应当自签约之日起30日内，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本协议作为乙方与甲方指定人员签订团购定向开发商品房预售合同和销售合同的附件，与上述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案外人李尚元作为市发改委团购人员购买了涉案新城凤鸣园小区2号楼中单元301室（实为501室）商品房一套。2012年4月13日、2014年7月2日，被告分别向李尚元出具购房款收据两张金额为310，000元（含车位款60，000元）、250，000元。2014年10月10日，市发改委与被告签署《市发改委团购房楼座（楼层）选择确认证明》，该证明记载：经与深鲁公司商定，市发改委团购新城凤鸣园小区楼房选择以下楼座（楼层），现予以确认。一、150平方米楼房，15户，选择确认楼座（楼层）为2号楼中单元东户标1-15层（不含2层门市房）；二、170平方米楼房，33户，选择确认楼座（楼层）为3号楼东单元东户标1-16层、3号楼东单元西户标2-16层、4号楼东单元西户标12层、1号楼东单元西户标11层（不含3层门市房）；三、190平方米楼房，18户，选择确认楼座（楼层）为6号楼西单元东户标2层、标9-20层、标22-25层，西单元西户标19层。以上经双方确认，特此证明。2016年8月10日，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被告颁发涉案新城凤鸣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7年1月6日，被告向市发改委、枣庄市工商局、枣庄市仲裁委、枣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四家团购房单位出具《告知书》，该告知书主要内容为：要求购房户于2017年1月16日前按所购房屋面积的不同交纳房款（156平方米的交纳8万元、170平方米的交纳9万元、199平方米的交纳10万元）；购房价格执行决算审计的成本价格结算；交房日期于2017年7月18日正式上房。2017年1月16日，被告向李尚元出具购房款收据一张，金额为80，000元，该收据记载“2号楼中单元301室，150平方”。后被告没有按上述告知书承诺的时间交房。2017年11月1日，市发改委委托枣庄天睿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枣庄新城凤鸣园团购房成本价格进行审计。2017年12月6日，枣庄天睿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审核成本结算书，确定该建设项目成本价为4，384.53元。2018年7月11日，被告与市发改委签订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约定由市发改委牵头其他三家团购房单位（市工商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仲裁委）和深鲁公司尽快共同委托一家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凤鸣园小区团购房的成本价进行审计，最后确定购房成交均价，但购房成交均价最高不超4，380元/平方米，最低不低于3，460元/平方米；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暂按3，460元/平方米的均价办理上房，差价（4，380元-3，460元=920元）由四家团购单位负责通知统一提存到指定的市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内，不得挪作他用，双方负责监督该账户。该账户的提存费用由深鲁公司承担。如果已交的房款均价超过每平方米3，460元，按与每平方米4，380元均价之间的实际差价提存差额价款。最终成本均价确定后，如不低于每平方米4，380元，10日内由市公证处一次性付给深鲁公司，如低于每平方米4，380元，将差额部分10日内分别支付给各方。协议签订后10日内确定最终购房户，以3，460元/平方米（均价）的暂定价与购房户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办理商品房备案手续，各团购单位统一交款，统一办理上房手续。同意以上协议内容的购房户可在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完成后一周内开始安排上房办理事宜；不同意本协议内容的，可待审计确定购房成本价后10日内由深鲁公司安排上房事宜；如再有异议，可直接以购房户的名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上述协议签订后，大部分购房户已按补充协议约定将房屋差价款提存到市公证处专用账户后办理了上房事宜。现对涉案房屋被告已完成了产权初始登记。2019年8月29日，被告通过公证的形式向市发改委送达了告知书一份，要求市发改委派代表于2019年9月5日上午9点到枣庄市鲁南公证处共同委托审计购房成本价；2019年9月5日上午，市发改委没有派代表到枣庄市鲁南公证处共同委托审计，被告在公证监督的情况下抽签选取的审计机构是山东鲁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6日山东鲁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审核的平均造价为4，461.94元/m2。2020年1月2日，被告方代表及涉案团购房单位代表共同在枣庄市成本价审计机构，经抽签选取的审计机构为山东舜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但在选取审计机构后，审计至今未进行。另在原告秦孝英与被告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中，秦孝英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申请对凤鸣园小区同地段的同时期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进行鉴定。山东中亿源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接受委托后，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的山东中亿源评报字（2020）第2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结论为：枣庄新城凤鸣园第2幢中单元6层东户房屋（150平方米）租金为2017年为1，260元/月、2018年1，371元/月、2019年1，377元/月、2020年1，453元/月。庭审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公证书一份，予证明其近亲属李尚元于2012年4月将涉案新城凤鸣园小区2号楼中单元301室转让给原告。被告对该转让行为不予认可，认为转让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从案外人李尚元处受让购房资格，因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该行为有效。原告提供的公证书现已证明李尚元将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其所有，原告现为实际的购房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因此，本案中，原告持有的购房收据已证明原告履行了主要的合同义务，故原告诉请确认原、被告之间就枣庄新城凤鸣园2号楼中单元501室商品住房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受让了李尚元在涉案房屋中的全部权利及义务，原告即应遵守李尚元与被告达成的团购房屋协议。原、被告应以诚信为本，公平合理地全面履行团购房屋协议，协商解决协议履行中发生的争议。现双方对涉案房屋结算成本价争执不下，原告主张按每平方米3，460元的均价结算，但是原告主张的该价格从来源、形成时间和形式上均有明显的瑕疵，且与市发改委原委托的枣庄天睿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成本审核数额悬殊，不宜直接推定成立，否则难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性。关于被告主张的按每平方米4，380元的均价结算，鉴于2018年7月11日被告与市发改委签订的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已明确只是将该价格作为涉案房屋成本均价的上限使用，约定另行共同委托一家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凤鸣园小区团购房的成本价进行审计，最后确定购房成交均价。被告后来通过公证委托审计的山东鲁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没有市发改委的代表及原告等人的参与，其结论的真实性难以保证，原告现也不认可。因此，现原、被告双方的关于涉案房屋成本价的主张现均依据不足，均不足以支持。但为减少争议，求同存异，同时涉案房屋也早已具备交付条件，也为了避免资源的闲置浪费，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可按照被告与市发改委所签订的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的规定，参照其他大多数购房人的做法，先办理上房手续，再解决争议问题。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三项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暂计50，000元（自2017年7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交付房屋之日止，按照该房屋所在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计算），鉴于双方发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房屋成本均价的争执，而对此争执问题的产生和长期不能有效解决，是其双方的共同失误和过错导致的，故对于导致本案的纠纷及原告延期上房的损失，原、被告双方均负有责任，被告应按其责任相应承担原告的房屋使用损失。一审法院参照原告秦孝英与被告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中租金评估结论标准酌定按每月租金1，300元计算原告的房屋使用损失，自2018年7月11日市发改委与被告所签订的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规定的可以上房的时间（酌定为2018年8月1日）开始计算，由被告赔偿原告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房屋使用损失费的一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童怡与被告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就枣庄新城凤鸣园2号楼中单元501室商品住房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位于枣庄市新城凤鸣园2号楼中单元501室的房屋交付于原告童怡；三、被告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童怡涉案房屋使用损失费的50%（自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每月1，300元计算）；四、原告童怡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争议的77，000元房屋差价款提存到指定的枣庄市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内；五、驳回原告童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由原告童怡负担262.5元，由被告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62.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童怡从案外人李尚元处受让案涉房屋购房资格，李尚元已将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童怡，且童怡已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深鲁公司亦予以接受，童怡与案外人李尚元以及童怡与深鲁公司之间就案涉房屋所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对其行为效力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童怡请求确认其与深鲁公司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应予支持。童怡与深鲁公司均应按照协议约定严格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童怡已按照协议约定向深鲁公司交纳相应购房款，现涉案房屋已具备交付条件，一审法院鉴于双方对房屋成本均价存在争执，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认为应按照深鲁公司与市发改委所签订的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的约定，先办理上房手续，并酌定深鲁公司参照租金评估结论标准，自2018年7月11日市发改委与深鲁公司所签订的凤鸣园小区团购房补充协议约定的可以上房时间始（酌定为2018年8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50%赔偿童怡房屋使用损失费，并无不当。深鲁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枣庄市深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东徽审判员  张 硕审判员  金 颖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