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1民终99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建都，男，1933年3月3日出生，汉族，西安铁路局西安通信段退休职工，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彬，陕西志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钊，陕西志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桂芳，女，193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彬，陕西志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钊，陕西志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爱莲，女，196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西安亚西光电仪器厂退休职工，住西安市灞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生，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雅婷，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建都、周桂芳因与被上诉人崔爱莲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20）陕0103民初8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建都、周桂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崔爱莲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本案《赠与合同》是2015年3月17日签订，此时赠与标的物即涉案房屋已经灭失，合同标的物不存在，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0条：“因合法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从合同成立的条件来看，《赠与合同》签订时，合同标的物已经灭失，缺少合同的必备条款，涉案《赠与合同》没有成立。二、一审诉讼过程中，崔爱莲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并没有要求审查《家庭协议》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家庭协议的内容仍对各方协议人具有约束力”，超越了崔爱莲的诉争事实和诉讼请求范围，且《家庭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履行或解除，与《赠与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对《家庭协议》合同效力的认定明显超越了审判权限。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赠与合同》并不真正反映双方真实意思，能真正反映崔建都、周桂芳真实意思表示的是崔建都、周桂芳双方及其他子女全体家庭成员签订的《家庭协议》，《家庭协议》上所有家庭成员签字确认，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的意志（后又解除）。而《赠与合同》没有附加任何义务，违反了《家庭协议》约定的附随义务，且其他家庭成员不知情，不是赠与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赠与合同。崔爱莲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崔建都、周桂芳上诉称向西安铁路局交付涉案房屋钥匙、房产证、拆迁公告、计算过渡期，想要证明涉案房产灭失，与事实不符，并且完全不能证明涉案房屋何时灭失。2.崔爱莲与崔建都、周桂芳签订涉案房屋《赠与合同》，并缴纳涉案房屋置换安置房的房款，其目的是获得安置房的所有权。3.《赠与合同》内容已经履行，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涉案房屋已经转移登记崔爱莲名下，已经发生了物权公示效力。4.一审已经查明崔建都、周桂芳仅有一套位于西安市碑林区.38平方米的房屋即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中心及铁路局内部对房屋的楼栋编号不一样，但确系同一房屋。二、《赠与合同》与《家庭协议》系不同法律关系，两者独立存在，不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一审法院仅判决《赠与合同》有效，未超过审判权限。三、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八条，认定涉案《赠与合同》有效，完全正确。崔爱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崔爱莲、崔建都、周桂芳就西安市碑林区52幢20203室房产签订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2.确认崔爱莲享有西安市碑林区52幢20203室房产的所有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崔建都、周桂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爱莲系崔建都、周桂芳女儿，崔建都、周桂芳系夫妻关系，崔建都、周桂芳还育有崔爱花、崔高明、崔爱萍。原涉案房屋依照西安铁路分局颁发的西铁分房售证《南》字第3596号房屋产权证载明，产权人崔建都，名下房屋坐落于西安市碑林区，建筑面积49.38㎡。同住人为周桂芳、崔爱花、崔高明，售房时间及发证日期为1998年6月29日。2015年2月8日，崔建都、周桂芳及其四个子女签署了《家庭协议》，约定父亲崔建都、母亲周桂芳现有拆迁房49.38㎡一套，将该拆迁安置房由二女儿崔爱莲全额购买。2015年3月17日，崔爱莲、崔建都、周桂芳双方签订了《赠与合同》，约定：一、赠与人崔建都、周桂芳自愿将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建筑面积为49.38平方米的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西安市铁路分局房屋产权证：西铁分房售证《南》字地3596号)】赠与给崔爱莲所有。二、受赠人崔爱莲表示愿意接受上述所赠房产。三、以上赠与不附加任何义务。四、双方在本合同上一经签字，均愿意严格信守本合同约定内容，并承诺永不反悔。五、本合同项下房屋所有权自双方当事人到房地产产权登记机关办妥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转移。六、以上赠与行为系赠与人崔建都、周桂芳与受赠人崔爱莲自愿订立，未受他人胁迫或欺骗。2015年3月18日，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出具了(2015)陕证民字第002947号公证书。2016年9月24日，西安铁路局作为房屋征收具体实施单位，崔爱莲作为被征收人，双方签订了西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产权调换协议(住宅)》，该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地址为057-2-03，建筑面积为49.38㎡，户主为崔爱莲。2017年1月18日崔爱莲、崔建都、周桂芳在房屋管理部门就涉案房屋签订《西安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自行交易版）》，并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手续，2017年2月16日崔爱莲取得涉案房屋陕（2017）西安市不动产权第1034836号《不动产权证书》。该产权证书将原房屋坐落地址登记为西安市碑林区52幢20203室。2019年6月26日经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以（2018）陕0103民初108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崔建都与崔爱莲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的《西安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自行交易版）》无效”。后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陕01民终11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当庭释明，崔爱莲放弃诉讼请求第二项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建筑面积49.38㎡的房屋一套，依照西安铁路分局颁发的西铁分房售证《南》字第3596号房屋产权证载明，产权人为崔建都。崔建都与周桂芳系夫妻关系，上述房屋为夫妻共有财产，其二人对上述财产依法享有处分的权力。2015年3月17日，崔爱莲与崔建都、周桂芳双方签订了《赠与合同》，崔建都、周桂芳将其依法所有的房屋赠与给崔爱莲，并于2015年3月1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出具了（2015）陕证民字第002947号公证书。现公证书仍具有法律效力，故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赠与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该合同的有效性并不以家庭协议的履行为前提，家庭协议的内容仍对各方协议人具有约束力，因此崔建都、周桂芳的答辩主张，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2015年3月17日原告崔爱莲与被告崔建都、周桂芳签订的《赠与合同》有效。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崔爱莲承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崔爱莲与崔建都、周桂芳于2015年3月17日自愿签订案涉《赠与合同》，并于2015年3月1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出具了（2015）陕证民字第002947号公证书，该《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引起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系在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崔建都、周桂芳上诉主张案涉《赠与合同》未成立，但本案中双方不仅共同签署了案涉《赠与合同》，并对《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故崔建都、周桂芳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审理中，崔建都、周桂芳又称案涉《赠与合同》系无效合同，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签订之《赠与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故崔建都、周桂芳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崔建都、周桂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崔建都、周桂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师 婷审判员 陈 帅审判员 秦燕燕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