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辉，男，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劳伟文，广东潭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荣，男，196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劳冬莹，广东谢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法定代表人：牛加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永雄，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国辉因与被上诉人徐国荣、开平市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琳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1）粤0783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徐国荣对刘国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不服金额75654.1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徐国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的事实根本没有证据支持。（一）一审认定“2020年6月6日，刘国辉致电徐国荣妻子韦X月，安排徐国荣及其妻子到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约定每吨16元”与事实不符。刘国辉只是打电话给韦X月，双方约定搬运水泥以每吨10元发包给韦X月，刘国辉没有安排徐国荣去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而韦X月安排那些人一起前往搬运水泥由韦X月自已决定，与刘国辉无关。因此，安排徐国荣到新外滩搬运水泥的是韦X月，并不是刘国辉。（二）一审认定“当日上午9时左右，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导致徐国荣受伤”该事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纯属是徐国荣单方的陈述。法院不能仅凭徐国荣一人单方的陈述就认定其受伤的经过及原因。根据司机吴某的证言，徐国荣下车之后就不知去向，过了大约半小时左右，吴某及韦X月才在新外滩其中的一个门口处找到徐国荣。徐国荣下车后到底去哪里、去干什么事、在哪里受伤、因何事受伤？这些问题均存在重大疑问，根本没有查清。法院仅凭徐国荣单方陈述就认定“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是不当的。其次，根据新外滩工地落货地点及周边的现场情况，新外滩工地的落货点附近是有设置临时洗手间的，该洗手间位置是明显的，且落货点与洗手间道路是无需经过任何楼梯的。如果徐国荣是真是因需方便而解决的，应到工地临时洗手间去，而不是到工地负一层去。而且，徐国荣不是第一次到新外滩工地搬货，而是多次到该工地，对该落货点的环境是熟悉的，不可能不知道临时洗手间的位置。再次，司机及其妻子找到徐国荣的地点，并不是在负一层楼梯，而是在新外滩其中一个门口处。根本无法证实是在负一层楼梯受伤的,徐国荣提供的楼梯照片，也根本无法证实是受伤现场。二、刘国辉根本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刘国辉承担50%的责任明显不当，且毫无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刘国辉只是将搬运水泥以每吨10元的价格发包给韦X月，由韦X月完成搬运工作，刘国辉是与韦X月进行结算，是与韦X月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至于韦X月另带徐国荣来搬水泥，这是韦X月与徐国荣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刘国辉无关，刘国辉与徐国荣根本不存劳务关系，更不是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刘国辉与徐国荣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完全错误，刘国辉与徐国荣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二）徐国荣的受伤与搬运水泥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存在任何牵连。徐国荣刚下车就不知去向，还未开始搬运水泥就不知何因而离开落货点，搬运工作还未开始，又不是在从事搬运过程中受伤的，根本不属于“在提供劳务期间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其次，事发地点不是在落货点，也不是往临时洗手间的路途之中，徐国荣的事故地点根本不明，一审法院又何以认定事故地点与搬运水泥活动有内在联系。再次,徐国荣是因何原因受伤根本不明，一审法院何来认定是去负一层解决时过程中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受伤。（三）退一步说，即使刘国辉与徐国荣构成劳务关系，即使徐国荣是因去解决方便而在负一层受伤。刘国辉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徐国荣的受伤与提供劳务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其自身原因所导致，法院也不应判决刘国辉承担50%的责任。刘国辉司机吴某接徐国荣到新外滩工地指定的落货点下货，该落货地点及周边是安全的，已提供了安全场所。其次，新外滩工地设有临时洗手间，而且，临时洗手间位置离落货点不远，清晰可见，道路平整，没有任何梯道，徐国荣已多次到该工地，理应知道洗手间的位置。徐国荣作为成年人，去洗手间解决还需要刘国辉主动去指引吗？即使真的不知道洗手间位置，也应主动询问工地工作人员或在场司机，而不是往负一层车库去解决，一审法院又何将主动指引义务强加在刘国辉身上。再次，如需解决生理问题，作为成年人也应去洗手间解决，而不是往工地的负一层车库去解决。徐国荣不去洗手间解决而去其它地点解决的行为，是不文明、不卫生、不道德的行为，是法律上应当禁止的行为。更何况，新外滩工地是未完工工地，是不能随意乱走的。即使徐国荣真的为了去解决生理问题而受伤，该不文明行为及自身原因而引发的事故，完全是其个人的责任，与刘国辉无关。徐国荣受伤，固然值得同情，但确实不是刘国辉的责任。刘国辉出于人道主义，只能对徐国荣支付一些慰问金。一审法院对该徐国荣的不文明行为、且属个人原因而导致的受伤，居然要判决刘国辉承担50%的责任，明显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的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维护刘国辉的合法权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补充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认为徐国荣为解决方便的生理需要，应视为从事雇佣活动，该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二、韦X月带徐国荣从事搬运工作，其本身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一审判决却没有对韦X月的责任进行分配，所以是遗漏了当事人。三、涉案事故的发生完全是徐国荣的个人原因造成的，刘国辉竟然需承担50%的责任，该责任比徐国荣的责任还要大，该责任划分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四、刘国辉只是卖水泥的，只是一个供货商，而卸货地点是富琳公司安排的，提供场所及洗手间是富琳公司的义务，一审法院只是认定富琳公司承担10%的责任，却竟然判决刘国辉承担50%责任，明显对刘国辉不公，是将相关义务强加刘国辉身上。综上，一审判决刘国辉承担涉案事故的50%是过高的，而且涉案事故一审法院只认为存在牵连，所以刘国辉不应承担如此高的50%责任。徐国荣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予以维持。一、徐国荣受刘国辉雇佣，从事搬运工作，并在前往解决生理需要的途中发生事故，刘国辉作为雇主，并没有合理安排设置解决生理需求的地方，导致徐国荣受伤，刘国辉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富琳公司所管辖的建筑工地，该建筑工地上也没有设置明显安全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富琳公司存在过错，富琳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富琳公司答辩称，一、依法撤销一审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徐国荣的全部诉讼请求（对承担10%责任提出异议）。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徐国荣承担。2019年11月22日，富琳公司因3栋精装室内装修施工工程与开平市博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博诚公司”）签署了《施工合同》。根据《施工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第3点“严格遵守甲方现场的所有规章制度，负责做好现场施工人员安全、文明施工的工作”的约定，施工现场的安保由博诚公司负责，且施工现场设置有固定位置的临时洗手间，并在存放材料的现场首层进出负一层的入口处拉有警示带对其进行封闭，事实与判决书“富琳公司既没有进行封闭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不符。2020年6月7日约9点左右，刘国辉接受博诚公司订购赤牛325水泥16吨送往博诚公司在新外滩的施工现场，由刘国辉指派韦X月来到施工现场，而韦X月安排哪些人一起来到施工作业现场由韦X月自己决定，与富琳公司无关，故此，安排徐国荣来到施工作业现场的是韦X月，不是富琳公司，富琳公司与刘国辉也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另，根据货车司机吴某的证言，徐国荣来到施工作业现场后未作任何劳务服务即不知所踪，徐国荣下车后究竟何去何从？何时受伤？哪受伤？如何受伤？徐国荣都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法院仅凭徐国荣的一张图片及其个人陈述即认定“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至地面，导致徐国荣受伤”有过于牵强、有失公平公正、判决不当之嫌，且作业现场与洗手间之间从不需要经过任何梯道，徐国荣提供的所谓事发现场图片与作业现场至洗手间之闻的道路也没有关联性，也无法法证实是否属受伤现场。另外有如下补充：一审判决富琳公司的责任过高，现场与判决所陈述的不一致，现场是设有警示带封闭标志，并设有固定的洗手间，洗手间并不是在负一层，而且存放材料的地址距离设置的洗手间是没有任何的梯度，另富琳公司的工程是分包给了博诚公司，并签署了施工合同，现场的管理设置标识都是由博诚公司进行的，所以一审判决富琳公司需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徐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国辉、富琳公司向徐国荣赔偿152596.85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一切费用由刘国辉、富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6月6日，刘国辉致电徐国荣妻子韦X月，安排徐国荣及其妻子到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约定每吨16元。2020年6月7日上午8时左右，案外人吴某受刘国辉所托，搭载徐国荣及其妻子韦X月到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当日上午9时左右，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导致徐国荣受伤。事故发生后，徐国荣随即被送至开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徐国荣左锁骨骨折、左侧肋骨多处骨折、肺挫伤、头皮裂伤、头部软组织内残留异物，诊疗意见为1、时间住院：2020年6月7日至2020年6月20日，住院13日；2、期间留陪人壹名；3、嘱出院后全休三个月，门诊继续治疗一个月；4、手术一年后行内固定物拆除术，费用8000元整。2020年9月23日，徐国荣委托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进行伤残鉴定。经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徐国荣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徐国荣为此支付司法鉴定费1950元。出院后，徐国荣多次与刘国辉、富琳公司协商赔偿事宜，遂成诉讼。另查明，徐国荣的母亲劳环好，于1936年10月13日出生，事发时为84周岁，其父亲徐双林已故。徐双林与劳环好共生育儿女三名，分别是徐美兰、徐美玉、徐国荣。再查明，涉案新外滩工地的开发商为富琳公司，案外人吴某为徐国荣雇佣的司机，负责运输水泥到涉案工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此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争议焦点是，徐国荣发生事故时与刘国辉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徐国荣受伤的原因。首先，经审理查明，徐国荣及其妻子韦X月根据刘国辉的安排进行搬运水泥，约定每吨16元。据此，可以确认徐国荣受雇于刘国辉，徐国荣与刘国辉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刘国辉辩称徐国荣与其之间为承揽关系，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给付报酬，承揽包括加工、定做、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而徐国荣工作为搬运水泥，不存在承揽关系所具备上述特征和范围。故此，一审法院对刘国辉上述抗辩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虽然徐国荣不是在从事搬运水泥过程中遭受损害的，但徐国荣在搬运水泥过程中因需要方便到负一层解决，且事故地点与徐国荣在搬运水泥有紧密联系，解决方便问题为生理需要，与从事搬运水泥活动有内在联系，应视为从事雇佣活动。作为雇主以及接受劳务一方的刘国辉，应当为提供劳务者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洗手间或指引其到特定的公共洗手间，但本案刘国辉并没有为徐国荣提供洗手间或指引其到特定的公共洗手间，且徐国荣上述行为视为从事雇佣活动。故此，刘国辉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徐国荣作为提供劳务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的安全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徐国荣往工地负一楼解决方便，事故地点负一层为工地，尚未达到交付使用的标准，环境较暗，且事故现场并不是洗手间或临时洗手间，徐国荣应清楚涉案事故现场存在危险。因此，徐国荣本身具有一定过错，对其伤害的后果也应承担责任。此外，富琳公司作为涉案工地的管理者，应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未完工的工程进行封闭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采取安全措施。但涉案事故现场负一层为尚未交付使用工地，富琳公司既没有进行封闭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消除涉案事故的安全隐患，富琳公司对本次事故有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部分责任；结合整个过程，一审法院酌情认为刘国辉对于徐国荣的受伤应承担50%的责任，富琳公司徐国荣的受伤应承担10%的责任。关于徐国荣的各项损失问题。1、对徐国荣诉赔的医疗费19156.43元、后续医疗费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的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相关证据证明。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之规定，徐国荣诉赔医疗费19156.43元有病历、疾病证明书、医疗收费发票、住院费用明细清单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此外，住院疾病证明书的诊疗意见载明手术一年后行内固定物拆除术，费用8000元。徐国荣主张后续治疗费80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对徐国荣诉赔护理费1950元，徐国荣受伤后需他人护理，医嘱证明住院期限留陪人一名，徐国荣主张按150元/天计算没有超过法定标准，因其住院治疗13天，对其请求陪护费1950元予以认定。3、对徐国荣诉赔住院伙食费1300元。徐国荣因本次事故住院治疗13天，根据《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伙食补助费为100元/天，故徐国荣请求住院伙食费13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4、对徐国荣诉赔残疾赔偿金9623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2020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人身损害，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保持不变”之规定，徐国荣定残时年满56周岁，赔偿年限为20年，且本案事故发生在2020年1月1日之后。因此，伤残赔偿金应按《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18元/年计算。经一审法院核实，伤残赔偿金为96236元（48118元×20年×10%）。5、对徐国荣诉赔被抚养人生活费5737.3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费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型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费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费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2020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人身损害，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保持不变”之规定，被抚养人劳环好于1936年10月13日出生，事发时为84周岁，由徐美兰、徐美玉、徐国荣共同抚养。因此，被扶养费生活应按《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一般地区（全省平均水平）】34424元/年计算，经一审法院核算，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737.33元（34424元×5年×10%÷3=5737.33元）6、对徐国荣诉赔误工费13767.09元，徐国荣因本次事故受伤，在治疗过程中确实产生误工损失。根据医嘱证明，徐国荣误工时间为103天，因徐国荣无法举证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应按照一审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徐国荣主张误工费按照201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地区）48118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经一审法院核算，误工费为13578.5元（48118元÷365天×103天=13578.5元），徐国荣主张的数额与一审法院核算不一致的，以一审法院核算的为准。7、对徐国荣诉赔交通费500元，徐国荣因本次事故受伤住院，确实产生交通费用，根据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徐国荣交通费400元。8、司法鉴定费1950元，司法鉴定费为确定徐国荣的伤残等级而支出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且经鉴定徐国荣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并有鉴定意见、司法鉴定费发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由于徐国荣因本次事故受伤，构成十级伤残，对以后的生活和精神造成重大的影响，故徐国荣请求精神抚慰金理据充分，综合事故的责任、过错程度等各种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支持徐国荣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因此，减除刘国辉为徐国荣支付的1000元，刘国辉仍应赔偿75654.54元【（19156.43元+8000元+1950元+1300元+96236元+5737.33元+13578.5元+400元+1950元）×50%+2500元-1000元=75654.13元】，富琳公司仍应赔偿15330.90元【（19156.43元+8000元+1950元+1300元+96236元+5737.33元+13578.5元+400元+1950元）×10%+500元=15330.83元】，而徐国荣主张152596.85元，对于超出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本案因刘国辉、富琳公司不同意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应及时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刘国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75654.13元给徐国荣。二、富琳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5330.83元给徐国荣。三、驳回徐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51.94元，减半收取1675.97元，由刘国辉负担831.97元、富琳公司负担169元、徐国荣负担675元。徐国荣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97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刘国辉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831.97元，富琳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169元。二审期间，徐国荣、富琳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调查后，刘国辉向本院提交刘国辉与韦X月的微信记录及转账电子凭证，以证明刘国辉多年一直与韦X月联系，将搬运水泥工作包给韦X月完成，刘国辉与韦X月结算搬运费，刘国辉与徐国荣不构成劳务关系。徐国荣质证认为，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韦X月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其次，该证据无法证明刘国辉与韦X月存在承包关系，只能证明刘国辉曾经雇佣韦X月从事搬运工作；再次，刘国辉与韦X月之间存在多次交易记录，部分并未说明是什么用途，更无法证明是承包关系。二、上述证据产生在一审庭审前，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富琳公司没有提交质证意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徐国荣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刘国辉与徐国荣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刘国辉应承担如何的责任？本案中，徐国荣所从事的工作系为刘国辉搬运水泥，该工作是属于刘国辉与第三方买卖水泥的组成部分。徐国荣在刘国辉指定的富琳公司的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报酬也是根据搬运水泥数量的多少由刘国辉支付报酬。基于上述事实分析，该搬运水泥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并且刘国辉与徐国荣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被管理与管理、被支配与支配等人身关系，而且该搬运水泥的工作是徐国荣亲自完成，其亦不用承担水泥搬运前的如质量等风险，加之徐国荣在涉案事故之前已为刘国辉从事案涉水泥搬运等工作，具有雇佣关系关中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因此，徐国荣在案涉法律关系中付出的主要是劳动力，其工作目的和合同标的为提供劳务，故一审判决认定徐国荣与刘国辉之间为雇佣关系并无不当。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而本案中徐国荣的工作仅是搬运水泥，不存在承揽关系所具备的特征、范围，刘国辉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但提交的证据并不证明其主张，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虽然徐国荣并不能提供其受伤的原因、地方的证据，但结合徐国荣的陈述以及证人吴某的证言，本院确信徐国荣是因生理需要去厕所途中受伤，而该行为亦应视为是徐国荣履行雇佣工作的一部分，而作为雇主以及接受劳务一方的刘国辉，应当为劳务者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洗手间或指引其到特定的公共洗手间，但本案刘国辉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了相关的义务，故刘国辉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对于徐国荣，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的安全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在徐国荣往工地负一楼解决方便途中，事故地点负一层为工地，尚未达到交付使用的标准，环境较暗，且事故现场并不是洗手间或临时洗手间，徐国荣应清楚涉案事故现场存在危险。故徐国荣本身具有一定过错，对其伤害的后果也应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事实，认定刘国辉对于徐国荣的受伤应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富琳公司，虽然二审中其对承担10%的责任提出异议，但富琳公司本案中并没有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刘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1.35元（刘国辉已预交），由刘国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健文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玄月玲书 记 员 钟慧姗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7民终2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辉，男，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劳伟文，广东潭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荣，男，196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劳冬莹，广东谢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法定代表人：牛加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永雄，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国辉因与被上诉人徐国荣、开平市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琳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1）粤0783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徐国荣对刘国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不服金额75654.1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徐国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的事实根本没有证据支持。（一）一审认定“2020年6月6日，刘国辉致电徐国荣妻子韦X月，安排徐国荣及其妻子到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约定每吨16元”与事实不符。刘国辉只是打电话给韦X月，双方约定搬运水泥以每吨10元发包给韦X月，刘国辉没有安排徐国荣去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而韦X月安排那些人一起前往搬运水泥由韦X月自已决定，与刘国辉无关。因此，安排徐国荣到新外滩搬运水泥的是韦X月，并不是刘国辉。（二）一审认定“当日上午9时左右，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导致徐国荣受伤”该事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纯属是徐国荣单方的陈述。法院不能仅凭徐国荣一人单方的陈述就认定其受伤的经过及原因。根据司机吴某的证言，徐国荣下车之后就不知去向，过了大约半小时左右，吴某及韦X月才在新外滩其中的一个门口处找到徐国荣。徐国荣下车后到底去哪里、去干什么事、在哪里受伤、因何事受伤？这些问题均存在重大疑问，根本没有查清。法院仅凭徐国荣单方陈述就认定“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是不当的。其次，根据新外滩工地落货地点及周边的现场情况，新外滩工地的落货点附近是有设置临时洗手间的，该洗手间位置是明显的，且落货点与洗手间道路是无需经过任何楼梯的。如果徐国荣是真是因需方便而解决的，应到工地临时洗手间去，而不是到工地负一层去。而且，徐国荣不是第一次到新外滩工地搬货，而是多次到该工地，对该落货点的环境是熟悉的，不可能不知道临时洗手间的位置。再次，司机及其妻子找到徐国荣的地点，并不是在负一层楼梯，而是在新外滩其中一个门口处。根本无法证实是在负一层楼梯受伤的,徐国荣提供的楼梯照片，也根本无法证实是受伤现场。二、刘国辉根本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刘国辉承担50%的责任明显不当，且毫无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刘国辉只是将搬运水泥以每吨10元的价格发包给韦X月，由韦X月完成搬运工作，刘国辉是与韦X月进行结算，是与韦X月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至于韦X月另带徐国荣来搬水泥，这是韦X月与徐国荣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刘国辉无关，刘国辉与徐国荣根本不存劳务关系，更不是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刘国辉与徐国荣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完全错误，刘国辉与徐国荣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二）徐国荣的受伤与搬运水泥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存在任何牵连。徐国荣刚下车就不知去向，还未开始搬运水泥就不知何因而离开落货点，搬运工作还未开始，又不是在从事搬运过程中受伤的，根本不属于“在提供劳务期间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其次，事发地点不是在落货点，也不是往临时洗手间的路途之中，徐国荣的事故地点根本不明，一审法院又何以认定事故地点与搬运水泥活动有内在联系。再次,徐国荣是因何原因受伤根本不明，一审法院何来认定是去负一层解决时过程中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受伤。（三）退一步说，即使刘国辉与徐国荣构成劳务关系，即使徐国荣是因去解决方便而在负一层受伤。刘国辉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徐国荣的受伤与提供劳务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其自身原因所导致，法院也不应判决刘国辉承担50%的责任。刘国辉司机吴某接徐国荣到新外滩工地指定的落货点下货，该落货地点及周边是安全的，已提供了安全场所。其次，新外滩工地设有临时洗手间，而且，临时洗手间位置离落货点不远，清晰可见，道路平整，没有任何梯道，徐国荣已多次到该工地，理应知道洗手间的位置。徐国荣作为成年人，去洗手间解决还需要刘国辉主动去指引吗？即使真的不知道洗手间位置，也应主动询问工地工作人员或在场司机，而不是往负一层车库去解决，一审法院又何将主动指引义务强加在刘国辉身上。再次，如需解决生理问题，作为成年人也应去洗手间解决，而不是往工地的负一层车库去解决。徐国荣不去洗手间解决而去其它地点解决的行为，是不文明、不卫生、不道德的行为，是法律上应当禁止的行为。更何况，新外滩工地是未完工工地，是不能随意乱走的。即使徐国荣真的为了去解决生理问题而受伤，该不文明行为及自身原因而引发的事故，完全是其个人的责任，与刘国辉无关。徐国荣受伤，固然值得同情，但确实不是刘国辉的责任。刘国辉出于人道主义，只能对徐国荣支付一些慰问金。一审法院对该徐国荣的不文明行为、且属个人原因而导致的受伤，居然要判决刘国辉承担50%的责任，明显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的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维护刘国辉的合法权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补充上诉意见：一、一审法院认为徐国荣为解决方便的生理需要，应视为从事雇佣活动，该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二、韦X月带徐国荣从事搬运工作，其本身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一审判决却没有对韦X月的责任进行分配，所以是遗漏了当事人。三、涉案事故的发生完全是徐国荣的个人原因造成的，刘国辉竟然需承担50%的责任，该责任比徐国荣的责任还要大，该责任划分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四、刘国辉只是卖水泥的，只是一个供货商，而卸货地点是富琳公司安排的，提供场所及洗手间是富琳公司的义务，一审法院只是认定富琳公司承担10%的责任，却竟然判决刘国辉承担50%责任，明显对刘国辉不公，是将相关义务强加刘国辉身上。综上，一审判决刘国辉承担涉案事故的50%是过高的，而且涉案事故一审法院只认为存在牵连，所以刘国辉不应承担如此高的50%责任。徐国荣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予以维持。一、徐国荣受刘国辉雇佣，从事搬运工作，并在前往解决生理需要的途中发生事故，刘国辉作为雇主，并没有合理安排设置解决生理需求的地方，导致徐国荣受伤，刘国辉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富琳公司所管辖的建筑工地，该建筑工地上也没有设置明显安全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富琳公司存在过错，富琳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富琳公司答辩称，一、依法撤销一审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徐国荣的全部诉讼请求（对承担10%责任提出异议）。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徐国荣承担。2019年11月22日，富琳公司因3栋精装室内装修施工工程与开平市博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博诚公司”）签署了《施工合同》。根据《施工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第3点“严格遵守甲方现场的所有规章制度，负责做好现场施工人员安全、文明施工的工作”的约定，施工现场的安保由博诚公司负责，且施工现场设置有固定位置的临时洗手间，并在存放材料的现场首层进出负一层的入口处拉有警示带对其进行封闭，事实与判决书“富琳公司既没有进行封闭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不符。2020年6月7日约9点左右，刘国辉接受博诚公司订购赤牛325水泥16吨送往博诚公司在新外滩的施工现场，由刘国辉指派韦X月来到施工现场，而韦X月安排哪些人一起来到施工作业现场由韦X月自己决定，与富琳公司无关，故此，安排徐国荣来到施工作业现场的是韦X月，不是富琳公司，富琳公司与刘国辉也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另，根据货车司机吴某的证言，徐国荣来到施工作业现场后未作任何劳务服务即不知所踪，徐国荣下车后究竟何去何从？何时受伤？哪受伤？如何受伤？徐国荣都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法院仅凭徐国荣的一张图片及其个人陈述即认定“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至地面，导致徐国荣受伤”有过于牵强、有失公平公正、判决不当之嫌，且作业现场与洗手间之间从不需要经过任何梯道，徐国荣提供的所谓事发现场图片与作业现场至洗手间之闻的道路也没有关联性，也无法法证实是否属受伤现场。另外有如下补充：一审判决富琳公司的责任过高，现场与判决所陈述的不一致，现场是设有警示带封闭标志，并设有固定的洗手间，洗手间并不是在负一层，而且存放材料的地址距离设置的洗手间是没有任何的梯度，另富琳公司的工程是分包给了博诚公司，并签署了施工合同，现场的管理设置标识都是由博诚公司进行的，所以一审判决富琳公司需承担的责任比例过高。徐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刘国辉、富琳公司向徐国荣赔偿152596.85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一切费用由刘国辉、富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6月6日，刘国辉致电徐国荣妻子韦X月，安排徐国荣及其妻子到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约定每吨16元。2020年6月7日上午8时左右，案外人吴某受刘国辉所托，搭载徐国荣及其妻子韦X月到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当日上午9时左右，徐国荣因需要方便前往工地负一层解决，在这过程中，徐国荣在楼梯上滑倒跌至地面，导致徐国荣受伤。事故发生后，徐国荣随即被送至开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徐国荣左锁骨骨折、左侧肋骨多处骨折、肺挫伤、头皮裂伤、头部软组织内残留异物，诊疗意见为1、时间住院：2020年6月7日至2020年6月20日，住院13日；2、期间留陪人壹名；3、嘱出院后全休三个月，门诊继续治疗一个月；4、手术一年后行内固定物拆除术，费用8000元整。2020年9月23日，徐国荣委托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进行伤残鉴定。经广东天地方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徐国荣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徐国荣为此支付司法鉴定费1950元。出院后，徐国荣多次与刘国辉、富琳公司协商赔偿事宜，遂成诉讼。另查明，徐国荣的母亲劳环好，于1936年10月13日出生，事发时为84周岁，其父亲徐双林已故。徐双林与劳环好共生育儿女三名，分别是徐美兰、徐美玉、徐国荣。再查明，涉案新外滩工地的开发商为富琳公司，案外人吴某为徐国荣雇佣的司机，负责运输水泥到涉案工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此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争议焦点是，徐国荣发生事故时与刘国辉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徐国荣受伤的原因。首先，经审理查明，徐国荣及其妻子韦X月根据刘国辉的安排进行搬运水泥，约定每吨16元。据此，可以确认徐国荣受雇于刘国辉，徐国荣与刘国辉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刘国辉辩称徐国荣与其之间为承揽关系，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给付报酬，承揽包括加工、定做、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而徐国荣工作为搬运水泥，不存在承揽关系所具备上述特征和范围。故此，一审法院对刘国辉上述抗辩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虽然徐国荣不是在从事搬运水泥过程中遭受损害的，但徐国荣在搬运水泥过程中因需要方便到负一层解决，且事故地点与徐国荣在搬运水泥有紧密联系，解决方便问题为生理需要，与从事搬运水泥活动有内在联系，应视为从事雇佣活动。作为雇主以及接受劳务一方的刘国辉，应当为提供劳务者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洗手间或指引其到特定的公共洗手间，但本案刘国辉并没有为徐国荣提供洗手间或指引其到特定的公共洗手间，且徐国荣上述行为视为从事雇佣活动。故此，刘国辉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徐国荣作为提供劳务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的安全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徐国荣往工地负一楼解决方便，事故地点负一层为工地，尚未达到交付使用的标准，环境较暗，且事故现场并不是洗手间或临时洗手间，徐国荣应清楚涉案事故现场存在危险。因此，徐国荣本身具有一定过错，对其伤害的后果也应承担责任。此外，富琳公司作为涉案工地的管理者，应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未完工的工程进行封闭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采取安全措施。但涉案事故现场负一层为尚未交付使用工地，富琳公司既没有进行封闭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消除涉案事故的安全隐患，富琳公司对本次事故有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部分责任；结合整个过程，一审法院酌情认为刘国辉对于徐国荣的受伤应承担50%的责任，富琳公司徐国荣的受伤应承担10%的责任。关于徐国荣的各项损失问题。1、对徐国荣诉赔的医疗费19156.43元、后续医疗费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的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相关证据证明。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之规定，徐国荣诉赔医疗费19156.43元有病历、疾病证明书、医疗收费发票、住院费用明细清单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此外，住院疾病证明书的诊疗意见载明手术一年后行内固定物拆除术，费用8000元。徐国荣主张后续治疗费80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对徐国荣诉赔护理费1950元，徐国荣受伤后需他人护理，医嘱证明住院期限留陪人一名，徐国荣主张按150元/天计算没有超过法定标准，因其住院治疗13天，对其请求陪护费1950元予以认定。3、对徐国荣诉赔住院伙食费1300元。徐国荣因本次事故住院治疗13天，根据《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伙食补助费为100元/天，故徐国荣请求住院伙食费13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4、对徐国荣诉赔残疾赔偿金9623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2020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人身损害，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保持不变”之规定，徐国荣定残时年满56周岁，赔偿年限为20年，且本案事故发生在2020年1月1日之后。因此，伤残赔偿金应按《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18元/年计算。经一审法院核实，伤残赔偿金为96236元（48118元×20年×10%）。5、对徐国荣诉赔被抚养人生活费5737.3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费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型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费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费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2020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人身损害，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保持不变”之规定，被抚养人劳环好于1936年10月13日出生，事发时为84周岁，由徐美兰、徐美玉、徐国荣共同抚养。因此，被扶养费生活应按《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201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一般地区（全省平均水平）】34424元/年计算，经一审法院核算，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737.33元（34424元×5年×10%÷3=5737.33元）6、对徐国荣诉赔误工费13767.09元，徐国荣因本次事故受伤，在治疗过程中确实产生误工损失。根据医嘱证明，徐国荣误工时间为103天，因徐国荣无法举证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应按照一审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徐国荣主张误工费按照201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地区）48118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经一审法院核算，误工费为13578.5元（48118元÷365天×103天=13578.5元），徐国荣主张的数额与一审法院核算不一致的，以一审法院核算的为准。7、对徐国荣诉赔交通费500元，徐国荣因本次事故受伤住院，确实产生交通费用，根据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徐国荣交通费400元。8、司法鉴定费1950元，司法鉴定费为确定徐国荣的伤残等级而支出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且经鉴定徐国荣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并有鉴定意见、司法鉴定费发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由于徐国荣因本次事故受伤，构成十级伤残，对以后的生活和精神造成重大的影响，故徐国荣请求精神抚慰金理据充分，综合事故的责任、过错程度等各种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支持徐国荣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因此，减除刘国辉为徐国荣支付的1000元，刘国辉仍应赔偿75654.54元【（19156.43元+8000元+1950元+1300元+96236元+5737.33元+13578.5元+400元+1950元）×50%+2500元-1000元=75654.13元】，富琳公司仍应赔偿15330.90元【（19156.43元+8000元+1950元+1300元+96236元+5737.33元+13578.5元+400元+1950元）×10%+500元=15330.83元】，而徐国荣主张152596.85元，对于超出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本案因刘国辉、富琳公司不同意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应及时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刘国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75654.13元给徐国荣。二、富琳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5330.83元给徐国荣。三、驳回徐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51.94元，减半收取1675.97元，由刘国辉负担831.97元、富琳公司负担169元、徐国荣负担675元。徐国荣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97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刘国辉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831.97元，富琳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169元。二审期间，徐国荣、富琳公司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调查后，刘国辉向本院提交刘国辉与韦X月的微信记录及转账电子凭证，以证明刘国辉多年一直与韦X月联系，将搬运水泥工作包给韦X月完成，刘国辉与韦X月结算搬运费，刘国辉与徐国荣不构成劳务关系。徐国荣质证认为，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韦X月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其次，该证据无法证明刘国辉与韦X月存在承包关系，只能证明刘国辉曾经雇佣韦X月从事搬运工作；再次，刘国辉与韦X月之间存在多次交易记录，部分并未说明是什么用途，更无法证明是承包关系。二、上述证据产生在一审庭审前，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富琳公司没有提交质证意见。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徐国荣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刘国辉与徐国荣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刘国辉应承担如何的责任？本案中，徐国荣所从事的工作系为刘国辉搬运水泥，该工作是属于刘国辉与第三方买卖水泥的组成部分。徐国荣在刘国辉指定的富琳公司的新外滩工地搬运水泥，报酬也是根据搬运水泥数量的多少由刘国辉支付报酬。基于上述事实分析，该搬运水泥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并且刘国辉与徐国荣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被管理与管理、被支配与支配等人身关系，而且该搬运水泥的工作是徐国荣亲自完成，其亦不用承担水泥搬运前的如质量等风险，加之徐国荣在涉案事故之前已为刘国辉从事案涉水泥搬运等工作，具有雇佣关系关中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因此，徐国荣在案涉法律关系中付出的主要是劳动力，其工作目的和合同标的为提供劳务，故一审判决认定徐国荣与刘国辉之间为雇佣关系并无不当。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而本案中徐国荣的工作仅是搬运水泥，不存在承揽关系所具备的特征、范围，刘国辉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但提交的证据并不证明其主张，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虽然徐国荣并不能提供其受伤的原因、地方的证据，但结合徐国荣的陈述以及证人吴某的证言，本院确信徐国荣是因生理需要去厕所途中受伤，而该行为亦应视为是徐国荣履行雇佣工作的一部分，而作为雇主以及接受劳务一方的刘国辉，应当为劳务者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洗手间或指引其到特定的公共洗手间，但本案刘国辉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了相关的义务，故刘国辉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对于徐国荣，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的安全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在徐国荣往工地负一楼解决方便途中，事故地点负一层为工地，尚未达到交付使用的标准，环境较暗，且事故现场并不是洗手间或临时洗手间，徐国荣应清楚涉案事故现场存在危险。故徐国荣本身具有一定过错，对其伤害的后果也应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事实，认定刘国辉对于徐国荣的受伤应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富琳公司，虽然二审中其对承担10%的责任提出异议，但富琳公司本案中并没有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刘国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1.35元（刘国辉已预交），由刘国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马健文审判员李炎途审判员梁智坚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玄月玲书记员钟慧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