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0304民申8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朱显花，女，197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孙雨林，曾用名孙明，男，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孙中波，男，1985年5月4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孙明英，女，196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孙明会，女，197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浙江省诸暨市。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孙中燕，女，198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汇川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曾安华，女，194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宋义明，女，196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遵义市播州区人，住遵义市播州区。再审申请人朱显花因与被申请人孙雨林、孙中波、孙明英、孙明会、孙中燕、曾安华、宋义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黔0321民初7377号民事判决，于2021年5月24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显花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对涉案土地是转让还是转包性质认定相互矛盾是事实认定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2002年签订的《购房协议》，涉案房屋权利人孙雨林、孙明学将位于高河村建设组××号（及木瓦结构正房四立三间、厢房、猪牛圈房前屋后空地、院坝下面的土、大土堡的土、朱登钊责任田下面的土）全部出卖给申请人。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即被申请人）父母去世后须在乙方自留地、责任土上安葬，乙方（朱显花）不得干涉。事实上孙雨林之父去世需要安葬在协议中由申请人耕种的土地上，申请人不同意，孙明学用其他土地调换后安葬，以事实行为明确了涉案土地系转让性质。协议第三条约定涉案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土由申请人长期耕种，原审认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孙雨林一家使用，孙雨林将该自留地转让给申请人并不反对，可视为同意，也明确是转让性质，非转包。协议履行至今已长达18年之久，执笔人钱吉发错误理解法律规定，才有协议第三条。虽然申请人代理人对流转有转包的口误，其他都是说流转。根据客观事实应当认定为转让而不是转包。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孙雨林2017年12月18日经园区协调办主持达成的调解笔录协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孙雨林才是土地权利人，尽管事后没有签订补充协议，但不影响对事实和权利处分问题，原审认定该会议记录中针对未被征占土地达成意见并未发生法律效力是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适用《农村土地承办经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判决此案，又适用该法第三十九条认定购房协议第三条约定是债权而非物权是相互矛盾和适用法律错误。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于2018年12月29日修改，修改后的法律生效时间均是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原审没有适用修订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是适用法律错误。修订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原审没有结合村民小组盖章签字确认事实上是重新发包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2020）黔0321民初73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涉案2.3亩自留地已转让给申请人。本院经审查查明，朱显花、孙明学、孙雨林均为三合镇高河村建设组的村民。2002年2月21日，朱显花作为乙方与孙明、孙明学作为甲方签订《购房协议》，约定：“对甲方原居住的三合镇××建设组××号的房屋出售给乙方，售价为13500.00元，其中孙明的房屋售价为8000.00元，孙明学的房屋售价为5500.00元。”协议内容共六条，第一条约定：“甲方出售的房屋为三合镇高河村建设村民组2号（及：2号木瓦结构房、猪牛圈、房前房后的空地、院坝下面的土、大土堡的土、朱登钊责任田下面的土）。”第二条约定付款方式，第三条约定：“孙明的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土长期属乙方耕种，孙明不得提取各种费用。国家稳收费用属朱显花自行负责，孙明不得干涉。”第四条约定：“甲方父母去逝后需在乙方的自留地、责任土上安葬，乙方（朱显花）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第五条约定协议不得任意更改，第六条为协议份数。朱显花与孙明、孙明学在当事人处签字。宋义明、朱登方、宋義仕、朱显亮等在在场人处签字。执笔人：钱吉发。建设村民组组长朱显尤在协议上签名并加盖建设村民组印章。协议签订后，朱显花支付协议中约定的价款，孙雨林、孙明学将房屋及土地交付朱显花，双方一直未发生争议。后孙雨林父亲去世，需要埋葬在协议中由朱显花耕种的土地上，因朱显花不同意，孙明学用其他土地互换后安葬。2017年，朱显花与孙雨林因协议第三条所涉部分土地被征占，双方因征地补偿费归属发生争议，经袁光强、陈修明协调，在会议记录本上记载“双方一致同意：现有征地款各占一半，对未占的所有土地，双方签一份补充协议注明：土地权属确给孙明，由朱显花长期耕种，若是征占，产生的利益双方各占一半。”朱显花与孙雨林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该次协调后，双方一直未签订补充协议。孙明学于2020年7月18日去世，曾安华系孙雨林、孙明学之母，宋义明系孙明学之妻，孙中波、孙中燕系孙明学之子女。曾安华与孙明学、孙雨林、孙明英、孙明会系母子关系，五人共同承包了三合镇高河村建设组4.85亩土地。原告主张的被部分征占的案涉土地系自留地，与五人共同承包的4.85亩土地无关。朱显花于2020年9月28日向本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购房协议合法有效，即基于该购房协议中涉及其中2.3亩地中剩余部分调解协议有效。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作出(2020)黔0321民初7377号民事判决：一、原告朱显花与孙明学、被告孙雨林于2002年2月21日签订的《购房协议》有效。二、驳回原告朱显花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查认为，朱显花与孙雨林、孙明学2002年2月21日签订的《购房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计价交易标的物，即2号木瓦结构房、猪牛圈、房前房后的空地、院坝下面的土、大土堡的土、朱登钊责任田下面的土。《购房协议》第三条约定由朱显花长期耕种的土地不属于协议明确的计价交易标的物，约定为长期耕种，亦未约定对价，显然不符合转让的法律属性，原审判定为转包，定性准确。《购房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父母去逝后需在乙方的自留地、责任土上安葬，乙方（朱显花）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后孙雨林父亲去世，需要埋葬在协议中由朱显花耕种的土地上，因朱显花不同意，孙明学用其他土地互换后安葬。系朱显花的违约行为，应受到否定性评价，更不能以此判定为以事实行为改变转包为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2年8月29日制定，2009年8月27日、2018年12月29日两次修改，对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适用行为时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且双方约定流转土地迄今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重新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适用法律正确。朱显花主张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经查，我国没有制定该法律。2017年纠纷发生后，袁光强、陈修明为双方协调，属于人民调解性质。调解意见虽明确了案涉土地权利归属及征收补偿收益分配原则，但明确双方签一份补充协议以确定，事后双方并未签订补充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之规定，该协议尚未生效。原审认定该协议并未发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规定。朱显花在原审诉讼中请求确认该调解协议有效，申请再审时请求确认2.3亩土地已经转让给朱显花，请求内容与原审起诉时的诉求相矛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得当，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朱显花申请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朱显花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何 林人民陪审员  冯光其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官 助理  赵辛竹书 记 员  周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