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411民初1881号        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司，住所地嘉兴市中山西路2710号嘉欣丝绸工业园18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568164577L。                诉讼代表人：章洁，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霞，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灏之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八纬路28号751房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2MA0UTUFF27。                法定代表人：韩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君伟，浙江品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司与被告沈阳灏之界商贸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21年4月30日裁定驳回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2021年6月3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霞、被告法定代表人韩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君伟到庭参加诉讼。2021年6月4日，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2021年7月28日，本院对本案再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君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货物1373件（折合人民币491786.43元）或赔偿货物价款491786.43元；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19日，原、被告签订《玳莎联营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DISETA（玳莎）”服饰系列经营之托管人，专门销售及提供带有“DISETA玳莎”商标货品和服务；经营地点为锦州百货大楼二楼DISETA专柜，经营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合同终止或期满后一周内，被告应将“DISETA玳莎”专柜内所有货品（包括道具及销售用品配件等）盘点清并签字确认。上述合同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迟迟未按约盘点上述“DISETA玳莎”专柜内的所有货品，也未及时按要求返还货品。截至起诉之日，经原告通过与被告货物结算的系统数据进行统计，被告尚未返还货品数量合计为1373件（按经销商价格折合人民币491786.43元）。综上，原、被告签订的《玳莎联营合同书》已按约终止，被告应按约履行返还货物的义务，而被告至今拒绝返还系属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货物1373件（折合人民币491786.43元）或赔偿货物价款491786.43元；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在诉讼中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立即归还货物991件（折合人民币403693.42元）或赔偿货物价款403693.42元；赔偿原告货物损失14531.29元；承担诉讼费。理由在于：原告起诉后，被告于2021年4月分两次退还382件货物，其中33件货品存在质量问题，尚未返还991件货品（按经销商价格折合人民币403693.42元），退还的33件货品应赔偿损失14531.29元。                被告辩称，首先，原、被告合同关系终止时间存在异议，双方并没有明确终止时间。虽然原、被告签订了委托管理合同，约定了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委托期间，业务分成按照销售价格3折为限决定分成比例。在书面的履约期间届满后，双方继续发生交易行为，即原告继续供货，被告继续销货，直至2020年11月底。在2020年12月初，原告单方终止其控制的财务销售数据系统，并发函于被告，此时被告才正式停止了销售，因此双方停止的交易时间节点，应为2020年11月底12月初，后续的行为，应当视为合同的继续履行，也是按照原合同的交易模式进行处理。从原告举证来看，被告虽然不认可其证据的三性，但是在原告大连的柜台案件中，单方出具的系统数据的销售金额，标准区间是在1到3折，因此并非原告所主张的经销价3.5折为计算销售价，对已经销售货物的经销价的3.5折不能予以认可。综上，从合同法的角度上看，合同继续履行的在交易价格上应该符合原合同交易约定。退一步讲，虽然后续没有书面约定，按照交易习惯也足以认定原交易价格、货品销售折扣，足以推翻原告3.5折销售固定作价的主张。其次，被告在庭前已经将货物返清，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有销售返清货物以外的货物数量和销售金额，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应该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虽然有举证系统数据，但系统数据录入与控制的修改权力单方控制于其手中，对于该数据的三性无法认可，原告也无其他辅证予以支撑该系统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再次，2019年至今，辽宁、大连、沈阳等地区一直是疫情不断，被告经营举步维艰，经营状况十分惨淡及不稳定。所以从系统数据上看，被告的销量应该是无法达到正常的营运水平。关于退货，因疫情原因物流运输存在暂停，尤其是因冷链物流引起的疫情，致物流行业停业情况明显，故在庭前将货物全部进行了返清。综上，参考本案被告已经归还货物，原告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他货物的数量和销售价格，依据以往的合同和交易习惯，不存在3.5折固定销售折扣的说辞，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除证据九外均为复印件）：                一、《玳莎委托管理合同书》一份，证明2019年5月19日原、被告签订联营合同，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为玳莎服饰经营托管人，专门销售及提供带有玳莎商标的货品和服务，经营地点为锦州百货大楼二楼玳莎专柜，经营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合同第8.1条具体约定了被告退还货物应当经原告验收确认无误前，无论发生何种原因，致使商品丢失、缺损等风险一律由被告按照商品吊牌价的5折赔偿，第8.3、8.4条约定了退货的要求，第8.5条约定了如果由于被告管理不当造成次品的，由被告按照零售价的5折来赔偿，第12.1条约定了如果因为被告违反了或者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的条款履行，导致货物受损的，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损失，第15.1条约定了被告应在合同期满后将货物返还的义务；                二、应退还货品汇总清单一份，证明经原告通过与被告货物结算的系统数据及实际退还情况进行统计，被告尚未返还货品数量合计为667件，是按照货品价值（吊牌价）的3.5折，按经销商价格折合人民币252620.27元；                三、系统数据截图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货物结算的系统数据显示，被告剩余667件货品还未退回，系统显示了需退货品的具体信息，包括货品名称、类别、数量等；                四、合同到期后销售明细表一份，证明涉案合同关系结束后，2020年9月至11月期间，被告仍在双方货物结算系统中确认货物，即系统显示被告仍在处理销售原告货品，累计货品706件，按经销商价格也就是吊牌价的3.5折，折合人民币239166.16元；                五、系统数据截图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货物结算的系统数据显示，2020年9月至11月期间，被告仍在双方货物结算系统中确认货物，即系统显示被告仍在处理或销售原告货品，累计货品706件，系统显示了货品的具体信息，包括货品名称、类别、数量等；                六、《玳莎特许加盟合同书》三份，证明原告货品的经销商价格为货品吊牌价的3.5折，因为被告现在没有向原告返还相应的货物，应赔偿相应的货物损失；                七、律师函一份及送达情况，证明原告向被告催告返还案涉货品的事实；                八、应退还剩余货品清单一份，证明被告在起诉后退还了两批货物，总计382件，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将剩余货品数量合计285件返还给原告，如果不能返还，要求按照经销商价格赔偿；                九、公证书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开展合作以后，双方从始至终都是依据该系统对原告发货、被告收货以及结算货品的数量和型号等进行确认的事实。系统数据显示了原告与被告合同关系终止后，被告在2020年9月至11月仍在处理或销售原告货品累计706件，系统显示被告剩余应退还货品数量合计是667件，该系统每次进行处理都有留痕，不存在篡改的可能性；                十、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在收到被告退货以后与被告进行了核对，也告知了被告退货中存在的货物质量问题的情况；                十一、锦州百货退货情况明细、照片一组，证明被告退还的货品中有33件存在质量问题，如污渍、少配件、破损等，该份明细已经在原告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送达给被告，现该33件货品仍在原告仓库中，可以到原告仓库中予以核对或原告可以拿过去；                十二、系统截图、渠道调拨单一组，证明与被告的交货模式从始至终是原告将每次发货明细输入系统后，从系统中打印出每次发货明细单（渠道调拨单），同货品一起物流给被告，被告收到原告发出的货品清点无误后，在该系统上点击验收确认。系统中均能显示原告的发货时间、被告验收时间。比如第一份系统截图，上面显示单据编号也就是能够锁定的唯一的一个编码，显示是DA3180824065158，然后渠道仓库是锦州百货，在详细信息里面显示了商品的明细，最后行数有58，说明有58件货物。而在后一页的渠道调拨单，也就是从系统里直接打印出来的，这个渠道调拨单，最上面单据编号也是上述编号，日期是2018年的8月24日，下面也有这个明细。再后一页的系统截图也显示的单据编号尾号是5158，日期是2018年8月24日，验收日期显示的是2018年的8月31日，也就是显示被告已经验收通过了。原、被告之间的收发货都是通过这种模式进行操作的；                十三、物流明细单一组，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大量的货品，也包括从其他专柜直接调货给被告。原告的案涉品牌专柜遍布全国，货品调动频繁，均是通过案涉的系统来确认收发货。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                一、被告员工与原告员工董淼清之间的聊天记录一份，发生于2021年4月8日，证明从聊天内容可以看出系统数据存在差异，线下已作出沟通的事实。在聊天记录的第二页中“你把差异分出来……”，意思是被告反映系统数据的差异，从聊天记录中返货的104件在数据的对应时间以及批次上面存在不对应的情况，其他的也是种种反映系统的真实性存在差异的事实；                二、销售日报表一组，为锦州专柜的日报表，是2020年10月、11月销售原告货物的数量和金额，证明盘点下来10月、11月的销售额是30428元，9月本来也有，但是报表遗失了。数据也基本就是10000多元一个月；                三、原、被告之间员工的聊天记录一份，是董淼清和被告员工的聊天记录，证明2020年11月30日之前有业务往来，合同存续，那么这种聊天记录比较多，被告只出示部分来进行印证。                双方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三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实际的经营期限是到2020年11月底、12月初，原告没有按合同第5.1条第三款进行专业培训，至于合同第6.4条规定的六四分成，则在后继双方有补充协议约定五五分成，折扣基本是按1-3折。第6.6条规定原告负责基础装修并提供道具，但其主张返还货物中其实有道具，并非全部是衣物，道具也是按照一件来计算，第8.1、8.2条规定“甲方发货至乙方，乙方必须三天内验货完毕，……”，主要说明货物的往来交易、数量清单不是以系统数据为准，有线下查漏补缺，线下的核对的情况。第8.2条规定“由甲方提供全系列各类商品的配货清单供乙方认定，……”，这涉及到退货、反货的约定，其实目前全系统的退货清单被告没有收到，也无法进行认定；对证据二、三，三性无法认可。首先，数据系统是原告单方操作、单方控制、单方录入，且这个数据是仅仅是存量的数据，并非全面显示进项、销项、存量的各项数据的汇总，并且被告在线下对该数据提出过异议，所以对该数据进行认定而主张要求赔偿不能认可；对证据四、五，三性不认可，事实上确实是书面合同到期后被告有销售是事实，但对销售的数据和金额不认可，因为该数据是原告单方的书证数据，并且是系统在11月底关闭到打开这个期间的数据，存在多种不确定因素；对证据六、七，认为对原告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三性无法认可和核实，对律师函真实性没有异议，也确实收到了，但是对其内容不能认可；对证据八，认为是单方数据，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在系统数据内公证的内容也是原告单方控制的系统数据，且属于一个独立的数据系统，所以对于其销售和价格不能认可；对证据十，真实性没有异议，是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原告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但从聊天记录看并没有对质量问题进行确认；对证据十一，真实性认可，但对形成原因、原告提出的赔偿方案以及赔偿标准不能认可；对证据十二，认为是原告通过电脑截图打印获取，在证据形式上并非证据原件。渠道调拨单的打印日期为2021年的6月10日，是在系统关闭后，原告又自行打开打印的。该系统为原告控制，系统数据的修改录入均由原告进行掌控，属于原告出具的单方性证据，不能认可，真实性也存异议。双方确实是通过这个系统进行相应的操作，交易中是有这种操作在系统上，但该系统反映的内容的真实、合法、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能认可；对证据十三，原、被告之间的货物往来通过物流是事实，但对要证明通过系统来确认收发货，并没有关联性，该物流单据只能证明物流发货的事实，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原告的诉请中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出货物的数量、规格以及存在经销货物数量的核算，该证据无法印证。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顺序比较凌乱，只是截取了部分聊天内容，无法体现双方完整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客观反映真实的情况，同时该聊天记录经原告核实是发生于2021年5月7日，也就是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因此无法体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该聊天记录针对的是原告关于案涉货品退货问题，也就是被告称其已经将秋冬货品返货给原告，但原告并没有收到的事实，其中也看出原告确认收到104件退货的事实，因此并不是针对系统数据存在问题。对方有提出异议，且双方一直是按照系统来确认原告发货数量、被告售货的情况，被告在系统中也已经点击确认，被告在合作期间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系统数据存在问题的情况；对证据二，三性不予认可，是被告单方填写的数据；对证据三，真实性存疑，证明目的不认可，因复印件上时间也没有体现，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真实，也无法看出聊天记录的时间顺序，无法准确反映真实意思表示，最多也只能反映出双方有沟通，且最后一页中要求被告盘点货品并在系统提交盘点单的记录，反而能反映出双方一直按照系统来确认货品。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予以采纳；证据三、五、十二为原告营运系统数据截图，予以采纳；证据二、四、八，虽为原告自行制作，但其数据信息来源于营运系统，可予采纳；证据六，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予采纳；证据七，被告认可已收到，予以采纳；证据九，为公证机关出具，予以采纳；证据十、十一，被告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均予采纳；证据十三，被告对通过物流进行交付并无异议，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原告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予以采纳，且从聊天内容来看，聊天时间应为2021年4月至5月；证据二，为被告的销售日报表可以认定，但系被告自制，难以确定记载的内容是否完整；证据三，从聊天内容来看，为2020年10月至11月双方业务人员就案涉业务之间的联系情况，可予采纳。                根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9年5月1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就“DISETA（玳莎）”服饰系列特许经营店之经营及运作制度签订《玳莎联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授予乙方经营权，乙方按照甲方的制度经营“DISETA（玳莎）”店，专门销售及提供带有“DISETA（玳莎）”商标的货品和服务，经营地点为锦州百货大楼二楼玳莎专柜，经营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合作方式为甲方直接同商场签订“DISETA（玳莎）”品牌服饰之《联营合同》；合同保证金为乙方向甲方缴纳合同保证金每家店铺10000元，合同签订之时缴纳，若乙方提前解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合作模式为甲方提供道具及货品，乙方负责承担所有商场费用（租金、促销活动等相关商场费用）及员工工资，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规定的货品折扣来销售，若低于甲方规定折扣，则差额部分由乙方补偿给甲方；结算方式为甲方根据商场月实际销售额的50％支付给乙方。若货品销售折扣3折及低于3折的情况下，则此类货品所产生的实际销售额甲、乙双方六四分成（甲方60％、乙方40％）；分成结算金额为结算期内的商场回款、商场费用发票、正规服务费发票回到甲方，并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结算；分成金额按照商场当月对账单的专柜实际结算销售金额进行核算，该金额不包括虚销售及特卖销售金额；乙方负责基础装修，甲方可提供店铺道具给乙方；根据需要，甲方有权调动货品，如乙方未按甲方要求调货或者拒绝调货，由此造成之一切后果及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发货至乙方，乙方须在收货后三天内验货完毕，并提供验收证明（包括短缺、错漏、次品等清单），否则，按实收且无质量、数量问题办理；在货物退回甲方验收无误前，无论所发生的何种原因致使商品丢失、短缺、污渍、破损等风险，一律由乙方按商品吊牌价的五折赔偿；退回的换货货品须以甲方仓库核点之合格数量为准；以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属于甲方不接受退换货品情况：（1）未经甲方事先书面情意确认，乙方自行退回之货品；（2）未能提供完整的明细清单及装箱单的货品；（3）包装破损不完整的货品；（4）由客户人为造成的污渍和破损的货品。若由于乙方管理不当造成次品的，由乙方按照零售价的五折赔偿。联营合同终止或期满后一周内，乙方应将“DISETA（玳莎）”专柜内所有货品（包括道具及销售用品配件等）盘点清并签字确认；在甲方结清所有款项及乙方按要求返还货品、道具等甲方物品后，甲方应于三个月内将押金返还乙方。双方还在合同中约定乙方在联营合作期间应保证其所经营店铺所有甲方货品、帐款安全及按甲方进行日常营运管理等乙方的承诺和保证以及甲方对乙方聘用之员工作专业培训等甲方提供之经营协助等事项。                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就开始发生业务关系。原告通过物流将货品发给被告，并在其营运系统中将所发货品的编号、清单、通知单号等情况发给被告。清单载明商品序号、数量、参考价、单价、折扣、金额、标准金额，与原告随货交付给被告的渠道调拨单载明的情况一致。被告收货后，在与原告链接的营运系统中点击确认。被告在商场内的专柜销售货品后，由商场统一结算，并由商场按照与原告的约定将销售货款付给原告。原告按照与被告的约定进行分成，并将款项支付给被告。                2020年8月31日合同到期时，被告尚有667件货品未与原告进行结算。合同到期后，原、被告未重新签订合同，但原告继续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向被告提供货品，被告继续在商场销售，原告累计又向被告提供货品706件。2020年11月底，原告停止供货，被告于2020年12月初在商场停止营业。之后，原、被告因对账结算未成，原告通过代理律师于2020年12月30日向被告发去《律师函》，认为被告对专柜内的货品既未盘点，也未返还，要求被告及时与原告联系，并于2021年1月15日前将1373件货品返还，或按货品的经销商价总计491786.43元支付货款，若拒绝退还或支付，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被告于次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该《律师函》。之后，原告因被告未返还货品也未支付相应货款而提起诉讼。诉讼期间，被告于2021年4月两次退还原告货品共计382件，其中33件货品存在污渍、破损等情况，原告通过微信方式告知被告。                被告尚有991件货品未归还原告，也未与原告进行结算，其中706件货品按吊牌价计价款679896元，包括调拨单10件计165元、包装物262件计908元、日销售表14件计273元以及未按吊牌价计入价款但以成本价诉请返还或赔偿的衣架10件计131.49元、裤架10件计158.68元、保养手册50件计17.78元、优惠卡35件计14元以及包装物中的透明封口带26件计5.707元；285件货品按吊牌价计价款470077元，包括透明封口带3件计0.66元、叉腰模特等道具61件计2938元；存在污渍、破损等情况的33件货品按吊牌价计价款41517.98元，包括道具4件计1269.98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玳莎联营合同书》为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一、关于被告应返还货品。原告通过物流方式向被告交付货物，被告收货后在营运系统中确认，为双方完成货品交接的交易方式。原告以营运系统中生成的被告尚未销售的货品数量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并无证据证明该系统数据被篡改，且在收到原告的《律师函》后，也无证据证明对尚未返还的货品数量提出异议，故被告经诉讼中返还382件货品后，尚有未返还也未结算处理的货品991件。该991件货品中，调拨单、包装物、日销售表、保养手册、优惠卡、透明封口带，共计374件，为被告经营活动中的宣传资料或货品销售中的辅助用品，不属于销售货品，也不属于道具。在该991件货品中的衣架、裤架不属于销售货品而为道具，与叉腰模特等道具共计81件，故属于销售的货品共计536件，被告应予返还。二、关于货品销售价格。虽然原、被告就货品销售价格、丢物赔偿、分成比例等在合同中进行了约定，但在实际履行中已进行了变更。首先，被告称实际是按照货品的1至3折销售的，且原告也同意。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如果销售是按照1至3折的话，则应该也确认过，后又称与被告说的1至3折是在合同到期后，且被告大部分是按照3折销售，1折可能也有，就是很少。说明存在原告同意被告按1至3折进行销售情况。其次，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来看，在结算方式中也有若货品销售折扣3折及低于3折的约定，说明按1至3折销售货品也有合同依据。再次，在合同期限内，不论货品销售折扣是多少，都已完成结算。尚未结算的为合同到期时库存货品及到期后提供的货品。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合同后，客观上会存在所供的货品款式新、数量多的情况，在合同将要到期及到期后，被告称所供的货品减少，这一说法也有可信之处，而货品的款式、数量影响着折扣、销量。因此，在合同到期后，被告存在以1至3折销售货品的情况可以采信。由于货品实际按吊牌价的几折进行销售，双方陈述不一，被告本应返还的536件货品视为均已出售，本院酌定出售价格为吊牌价的2折。三、关于道具。原、被告在合同虽有原告提供道具的约定，但在合作期满及提交终止时双方的义务中约定道具属于返还之列，因此被告应返还道具81件。因道具丢失，则应赔偿。四、关于退还的33件货品。被告对原告所称的该33件货品存在的问题并无异议，只是对问题的形成原因等不予认可，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造成货品丢失、短缺、污渍、破损等风险，均由被告按商品吊牌价的五折进行赔偿，若因被告管理不当造成次品的，按照零销价的五折赔偿。由于该33件货品存在污渍、破损情况，被告应予赔偿。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对此有五折赔偿的约定，但事实上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折扣不一，基于前述理由，即便该33件货品已经销售，也按吊牌价的2折计价，而销售的货品还应双方分成，且原告在其提交的该33件货品清单中也有按2折赔偿货品不予退还的赔偿方式，故本院酌定该33件货品（包括道具4件）按吊牌价的1折赔偿，货品不再退还，并鉴于此，被告本应返还的81件道具中衣架、裤架可按成本价赔偿外，其余61件道具也依吊牌价的1折赔偿。五、关于被告应予赔偿的金额。被告称其已没有原告提供的货品，在返还不能的情况下，应赔偿相应的价款。原告以其与案外人签订的《玳莎特许加盟合同书》按商品吊牌价的3.5折供应价为赔偿依据，但与被告之间并未在合同中有此约定，且与被告签订的是《玳莎联营合同书》，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其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更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特征，因此原告以货品吊牌价的3.5折诉请被告赔偿并无依据。基于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透明封口带等374件货品，为被告履行委托事务所需，不属返还物品。被告本应返还的536件货品以吊牌价计1145688.34元按2折销售计价款229137.67元。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按实际销售额的50％给原告，在货品销售折扣3折及低于3折的情况下，实际上也依此分成比例进行结算，因此，被告应依此分成比例，按价款229137.67元的50％赔偿给原告，即114568.83元。由于被告在合同到期后继续在商场销售，如需支付商场相关费用，则由被告承担。被告应返还的81件道具中，衣架、裤架按成本价赔偿计290.17元，叉腰模特等61件道具以吊牌价计2938元按1折赔偿293.8元，该81件道具合计赔偿583.97元。存在污渍、破损情况的33件货品（包括道具4件）以吊牌价计41517.98元按1折赔偿4151.8元。综上，被告共应赔偿原告119304.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沈阳灏之界商贸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司货物损失119304.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二、驳回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787元，由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服饰分公司负担2000元，被告沈阳灏之界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78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                    审判员沈宝庆    二○二一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莫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