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4民终28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宗红，男，198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燊昊，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瑞丽，女，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河南公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宗红因与上诉人刘瑞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2021）豫1425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宗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燊昊，上诉人刘瑞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宗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李宗红的一审诉讼请求，驳回刘瑞丽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瑞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本诉和反诉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互相之间没有牵连，刘瑞丽的反诉请求不应在本案中受理，应当另案起诉。本案李宗红起诉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是李宗红在经济活动中帮助刘瑞丽垫付了费用，并就这些费用进行了结算，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应当围绕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借款金额、李宗红是否履行付款义务、刘瑞丽是否应当归还借款等与借款有关的法律展开审查。而刘瑞丽反诉的请求是支付口罩成本费、运费、违约金，依据的事实是口罩运输关系，对刘瑞丽主张的事实是否成立暂且不论，单就这一事实关系和本诉没有牵连，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关系和借款事实是否成立间没有关系，仅作为双方结算费用的一个背景事实，应作为借款的一个事实来审查，并不构成反诉的牵连法律关系。本案是应当以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来进行审查，反诉不应在本诉中处理。二、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三次审理，李宗红在起诉立案时、后续审理中都提供了大量证据。本案的法律关系简单，是否存在借贷这一基本法律事实，对此李宗红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据。在原一审立案时,李宗红提交了一组证据并制作有证据目录，在原一审第一次开庭前，因担心刘瑞丽在国外无法核实有的微信记录，上诉人又专门对有关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公证，后又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提交了补充证据，上述材料已经充分证明案件的事实关系。案件诉请本身是民间借贷，李宗红的证据也是针对民间借贷展开，刘瑞丽提供了结算单据，认可结算金额，刘瑞丽同意清偿债务，该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转化型借款。刘瑞丽将与本无牵连的运输合同纠纷提起反诉，干扰法院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且其证据也无法自证其说，一审亦纠结于刘瑞丽的反诉，未能把握案件主要法律关系，致使认定事实不清。刘瑞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支持刘瑞丽的反诉请求，判决李宗红向刘瑞丽支付口罩成本、运费及违约金共计388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李宗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刘瑞丽与李宗红之间系委托运输关系，李宗红系案涉口罩的承运人。从刘瑞丽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刘瑞丽与李宗红结识是因为李宗红在乌兹别克斯坦有自己的物流运输公司，刘瑞丽做医疗生意有购买口罩的途径，刘瑞丽按照李宗红的指示将运输费用转给李宗红以及李宗红指定的他人账户，并按照李宗红的指示将货物放在李宗红办公室，可以看出是刘瑞丽委托李宗红进行口罩运输。在口罩运输到哈萨克斯坦出现问题导致货物无法继续运输后，刘瑞丽联系李宗红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物流公司会计未果，李宗红在微信聊天中称由他解决问题。上述聊天记录均能证明李宗红是刘瑞丽的委托运输人，一审认定双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是委托运输关系还是合作运输关系与事实不符。2.李宗红在接受委托运输后，因违约导致货物下落不明，应承担违约责任。结合本案事实及有效证据，可以认定刘瑞丽委托李宗红运输口罩的事实，且该批口罩至今下落不明，李宗红作为口罩的运输方在运输过程中选择运输路线不当，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在李宗红已退回刘瑞丽部分款项的情况下，仍应继续履行赔偿义务，向刘瑞丽支付剩余388000元赔偿款。李宗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瑞丽向李宗红支付欠款395250元，并自2020年3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迟延支付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刘瑞丽承担。刘瑞丽向一审反诉请求：1.判令李宗红向刘瑞丽支付口罩成本、运费及违约金未履行部分共计388000元；2.诉讼费及反诉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均由李宗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重审事实：2020年2月份，李宗红、刘瑞丽分别购买一批口罩准备共同运输至国内，后因故没有能够按照预定方案完成运输，造成该批口罩丢失。2020年3月6日，刘瑞丽通过微信给李宗红列出费用清单，内容为“转钱：230000＋100000﹦330000元，口罩：25000×3﹦75000元，哈方运输：45000×6.9﹦155250元（每人），总共560250元，我转你运输费用165000元，总结：395250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宗红请求刘瑞丽支付的欠款，包括借款330000元，货款75000元，口罩运输费用155250元，主要依据为2020年3月6日的费用清单。但该费用清单不显示“欠款”或“借款”字样，双方提供的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口罩运输系委托运输关系还是合作运输关系，故该费用清单不能视为李宗红与刘瑞丽之间的最终结算，进而认定为刘瑞丽向李宗红的借款。同理，由于刘瑞丽没有举证证明口罩丢失与李宗红的关系，清单列出的费用不能认定系李宗红应向刘瑞丽支付的赔偿款。综上，李宗红、刘瑞丽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各自的主张。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李宗红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刘瑞丽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7228元，由李宗红负担；反诉费7120元减半收取3560元由刘瑞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瑞丽为支持其反诉主张，提交证据两组：1.乌兹别克斯坦工商登记信息及翻译件各一份，拟证明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技术有限公司为李宗红100%控股公司，结合一二审证据可以证明刘瑞丽基于李宗红在乌兹别克斯坦有自己的物流公司而将口罩委托李宗红进行运输，李宗红为实际承运人。2.视频光盘及翻译件各一份，拟证明刘瑞丽因案涉货物委托李宗红及其名下公司运输后货物下落不明向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检察院进行投诉。上述两组证据能够证明李宗红作为货物运输方，因运输线路选择失误导致运输违约，其前期支付的款项是退赔款而非借款，李宗红仍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李宗红质证认为，该两组证据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证据一工商登记信息仅能证明李宗红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设有中国技术有限公司，但不显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有物流运输业务；证据二仅证明刘瑞丽就货物丢失向乌兹别克斯坦司法机关投诉维权。该两组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间存在委托运输合同关系，故对刘瑞丽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借贷关系需要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李宗红主张与刘瑞丽存在借贷关系，主要依据是刘瑞丽通过微信列出的“费用清单”，但从该清单载明的“总结款395250元”来源看，该款包含有口罩货款及运输费用，李宗红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间的经济往来已经最终结算或该“总结”款已转化为借款，一审对李宗红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认定并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刘瑞丽的反诉请求应否合并审理问题。虽然李宗红与刘瑞丽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但从二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庭审陈述看，双方间的纠纷与案涉口罩的运输存在直接关系，且与李宗红主张的民间借贷亦存在牵连关系，双方诉请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均为刘瑞丽所列“费用清单”，为便于查清本案事实及纠纷的处理，一审对本诉及反诉合并审理，符合本案实际，亦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关于刘瑞丽反诉请求应否得到支持问题。刘瑞丽主张其与李宗红之间系委托运输关系，且因李宗红选择运输路线错误导致货物下落不明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运输合同或委托运输合同，刘瑞丽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李宗红设立的中国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有物流运输业务，且李宗红对刘瑞丽的主张均不予认可，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间存在运输或委托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一审对刘瑞丽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宗红、刘瑞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李宗红、刘瑞丽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228元，由二上诉人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保中审 判 员 刘玉杰审 判 员 李 鑫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会星书 记 员 贺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