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5民终3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永竹，女，198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秀国（赵永竹公公），男，196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滑县。委托诉论代理人:杨亚峰，河南信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才，男，195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牛红光，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卫民，男，196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彬，男，197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中党，男，197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滑县。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普，河南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永竹因与上诉人王明才、上诉人牛红光、上诉人常卫民、上诉人王利彬、上诉人朱中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2021）豫0526民初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永竹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五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017年、2018年的秋季农作物按大葱产量和价格计算的承包地收益损失153854.22元,不服金额为:143503.07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上诉人2017年、2018年秋季农作物种植的是玉米情况下,按玉米标准来确定2017年、2018年秋季农作物收益损失是错误的。上诉人2017年、2018年秋季农作物实际上种植的是大葱,应当按大葱的产量和价格来计算上诉人的秋季农作物收益损失。在一审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017年2月8日的抢地视频、2017年4月3日的强种视频和照片中都可以看出上诉人预留了葱沟白地,就是为了培育葱苗,已经上过粗肥粪,为种植大葱做准备。上诉人的秋季农作物种植的是大葱,应当按照大葱的产量和价格，计算五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秋季承包地收益损失。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五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017年和2018年秋季农作物按大葱的产量和价格计算的承包地收益损失153854.22元,不服金额为:143503.07元。(计算方式为:2017年大葱7701.44斤/亩市场价1.8元/斤×5.04亩=69867.46元,2018年大葱8332.02斤/亩×市场价2元/斤×5.04亩=83986.76元,153854.22元-4974.48-5376.67元=143503.07元)。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对赵永竹的上诉请求共同辩称，一、赵永竹的土地被分时是白地（无任何农作物）;二、即便赵永竹的地被分时种的是葱，当年也不一定丰收，而葱价也不确定。三、赵永竹的上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其上诉请求。王明才、牛红光二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2021)豫0526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由村小组承担责任,上诉人不承担责任。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的损失额为5640.31元,不服金额为:16430.40元。4、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仅是被分配种地人,不是侵权人。被上诉人的土地被分配耕种是三个小组负责人带领村民分地的，且是应大多数村民的要求分的，三个小组负责人将被上诉人的土地分给了小组其他村民耕种(包括上诉人在内),而三个小组负责人并没有耕种被上诉人的土地，上诉人仅是被分配种地之人,上诉人虽然也在分地现场，但并非分地人,故不构成对被上诉人的侵权。二、一审法院判赔数额不公。如前所述，上诉人并非分地之人,不是侵权人,既便退一步讲上诉人确实构成侵权,应该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但一审法院判赔数额过高,一审没有扣除被上诉人种地投入的成本,而按每亩地的年(秋麦二季)毛收入作为被上诉人的损失,显然有违客观事实。根据上诉人结合我县农村种地实际情况核算,耕种一亩土地的成本秋麦两季共需1630元,扣除成本每亩土地的净收益仅为559.55元,这一数字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承包他人土地所支付的每亩500元承包费基本相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有失公正,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具状上诉,望二审法院支持诉请为盼。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三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2021)豫0526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由村小组承担责任,上诉人不承担责任。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的损失额为5640.31元,不服金额为:16430.40元。4、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在本案中是代表小组分地,属职务行为。被上诉人的土地被分配耕种是上诉人带领村民分地的,且是应大多数村民的要求分的,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土地分给了小组其他村民耕种,而上诉人并没有耕种被上诉人的土地,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履行职务行为,应由小组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判赔数额不公。如前所述,上诉人带领村民分配被上诉人的土地,是职务行为,如构成侵权,应该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赔数额过高，一审没有扣除被上诉人种地投入的成本,而按每亩地的年(秋麦二季)毛收入作为被上诉人的损失,显然有违客观事实。根据上诉人结合我县农村种地实际情况核算，耕种一亩土地的成本秋麦两季共需1630元,扣除成本每亩土地的净收益仅为559.55元,这一数字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承包他人土地所支付的每亩500元承包费基本相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有失公正,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具状上诉,望二审法院支持诉请为盼。赵永竹对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五人的上诉请求共同辩称，1.在一审庭审当中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抢地、强种及答辩人进行除草时王明才、牛红光多次阻拦的视频和照片完全可以证实，王明才、牛红光积极参与了对答辩人承包地抢占、强种行为，被答辩人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组织、带领群众并积极参与了对答辩人的承包地进行了强占和强分，并不是王明才、牛红光所说的“仅是种地之人”。答辩人的承包地有滑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答辩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组织、带领群众强占和强分承包地行为是非法的，并不是被答辩人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所说的“履行职务行为”，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授予被答辩人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用非法的方式来履行职务。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所以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应当对答辩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所以不存在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所说的损失应当扣除种地投入成本，且答辩人自己有耕种的机器和粗肥粪。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自己核算的一亩地种地成本1630元是毫无依据的。所以答辩人的损失应当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的上诉请求。赵永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的损失165575.5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赵永竹与五被告均系滑县城关镇南张固村村民。原告赵永竹家庭在本村承包耕地两块（四至分别为：东邻常秀国耕地、南邻张士防耕地、西邻常秀国耕地、北邻路；东邻常秀国耕地、南邻路、西邻常秀国耕地、北邻路），共计5.04亩，2017年6月16日，滑县人民政府对赵永竹承包地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期限为1998年9月21日至2028年9月20日。2017年2月18日，五被告伙同原、被告所在的南张固村第十一村民小组村民以原告多占耕地为由，阻止原告对承包的5.04亩承包地进行耕种，并对原告承包的5.04亩耕地分割占有，经有关部门调解，五被告及其他村民于2018年11月份将侵占原告的耕地返还。另查明：原、被告所在的滑县城关镇南张固村的夏季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秋季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国家统计局滑县调查队2021年4月1日出具的滑县农业调查数据查询证明显示：滑县2017年小麦亩产510公斤、秋粮亩产493.5公斤；滑县2018年小麦亩产487.7公斤、秋粮亩产533.4公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公布的2017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8元即单价为2.36元/公斤、2018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5元即单价为2.3元/公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财产损害赔偿是指因权利人受到侵害而享有的要求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滑县人民政府就涉案的5.04亩耕地向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被告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伙同其他村民以原告多占耕地为由对原告承包地进行分割占有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本案中，五被告伙同其他村民，共同实施了分耕原告土地的侵权行为，五被告依法应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因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无法对承包地进行耕种，给原告造成土地收益损失，原告的合理损失有：2017年和2018年两年的夏粮和秋粮的损失，因滑县夏季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秋季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原告的损失应参照滑县2017年、2018年小麦和秋粮的产量和价格确定，因国家对秋粮没有指导价，故对秋粮的价格按照玉米价格计算，酌定为2元/公斤。原告2017年夏粮的损失为6066.14元（小麦亩产510公斤×5.04亩×2.36元/公斤）、秋粮损失为4974.48元（秋粮亩产493.5公斤×5.04亩×2元/公斤）；原告2018年夏粮的损失为5653.42元（小麦亩产487.7公斤×5.04亩×2.3元/公斤）、秋粮损失为5376.67元（秋粮亩产533.4公斤×5.04亩×2元/公斤），原告的损失总额为22070.71元。原告的其他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永竹承包地收益损失22070.71元，被告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互负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赵永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2元，由原告赵永竹负担3130元，被告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负担482元。二审期间，上诉人赵永竹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新证据二组：证据一、一审开庭笔录第14页照片1张。证据二、打印照片4张。上诉人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提交新的证据：加盖公章的滑县种植小麦、玉米成本核算表。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请的损失应该按照大葱的产量和价格计算，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赵永竹诉请的损失数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赵永竹诉称其损失应按照大葱的产量和价格计算。赵永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秋季必然耕种大葱，一审法院按照滑县当地夏季耕种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秋季耕种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的情形，结合秋粮的价格，按照玉米的价格认定赵永竹的损失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王明才、牛红光上诉称其二人仅是被分配种地人,不是侵权人，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赵永竹一审庭审时提交的视频资料、照片等能够证明王明才、牛红光侵权事实的存在，一审认定王明才、牛红光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上诉称其是代表小组分地，属于职务行为，应由小组承担责任。本案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本案中实施的是职务行为，故一审认定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无不当。关于王明才、牛红光、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诉称，赔偿费用过高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当地不同季节种植农作物的情况、单价认定赵永竹的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赵永竹、上诉人王明才、上诉人牛红光、上诉人常卫民、上诉人王利彬、上诉人朱中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90元，由上诉人赵永竹负担3170元，由上诉人王明才、牛红光负担210元，由上诉人常卫民、王利彬、朱中党负担2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文联审 判 员 苗 飞审 判 员 杨 晓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宋宁宁书 记 员 张红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