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13民终25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宿州市士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祁县镇袁小寨村袁大桥庄。法定代表人：袁化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峰，宿州市埇桥区祁县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运贵，男，196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解俊杰，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袁化亮，男，197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祁县。上诉人宿州市士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秦运贵、原审被告袁化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21）皖1302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６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士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秦运贵的一审诉讼请求。3;由秦运贵承担案件的一二审的全部诉讼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秦运贵的诉讼请求无依据,属于虚假诉讼,诉争的债权不真实,争议的20万元以作为投资款进行了账目结算,现再以“定金”的名义主张权益属于重复计算债权,不仅违背债务形成的客观事实更有违诚信原则,依法应予纠正。秦运贵罔顾事实的诉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秦运贵一审诉请的20万元定金已与士杰公司及其第三人在窑厂后期清算和交接时的债务总款额中罗列并结算,期间2017年10月14日第三人袁化亮代表士杰公司出具了一份补充协议,也就是案涉的20万元,出具的基础是依据秦运贵向士杰公司及其第三人提供的手写账目清单为蓝本,按秦运贵当初所称投资近90万元的资金明细单(含已缴纳的定金20万元、添置的各种物品及设备折价在内),经多次协商抵扣后,于2018年9月28日最终双方确定总债务为75万元,2018年10月7日,第三人做为士杰公司的具体承办该笔债务的负责人随后通过转账形式给付秦运贵20万元的投资款(定金),双方债务仅剩余55万元,该债务已经在2020年8月26日经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桃园法庭调解处理,民事调解书已明确显示秦运贵与士杰公司及其第三人之间就涉及的总债务金额仅为55万元外已再无其他纠纷。再者,通过多次结算时所出具的各种书面条据的时间先后顺序,及结合桃园法庭受理秦运贵与士杰公司及其第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纠纷引发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作出的(2020)皖1302民初710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来判定,秦运贵本案诉称的20万元债务也不真实,且明显的有悖于正常的社会经济的交易及债务结算习惯,如若投资款中不包含该20万元的定金,也应该在2020年8月6日的诉讼中将做为共同债务人的本案士杰公司、第三人一并累计叠加结算才符合正常的交易结算习惯。很明显秦运贵的本次诉求属于重复计算债务权债务和恶意诉讼,故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驳回秦运贵的诉讼请求。一;一审中对士杰公司所称的投资款是否包含秦运贵先期为履行合同义务交付的“定金”的金额,出现字面上的理解歧义与客观事实相悖的不同结果,造成在一审判决中部分事实认定偏颇与错误,故而导致判决适用的法律不当,应在二审查明事实后给予一并纠正。秦运贵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士杰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理由：士杰公司故意混淆2017年10月14日补充协议与2018年9月28日欠条，从条子文意、内容可以看出补充协议第一段提到定金、承包金20万元，因为环保不能生产特别做出的补充，第二段也写明定金或承包金与投资款，在欠条上写明的是投资款，并不包含定金或承包金，而且从该欠条的下部分显示的内容是政府补偿款，也就是对投资方面的补偿，也不包含定金或承包金。并且双方在之前的补充协议已经区分定金或承包金与投资款。按照常理在之后的欠条上如果包含定金或承包金，一定对定金或承包金做明示约定。显然该欠条并未提及定金或承包金。调解书明确显示就本案无其他纠纷，并非对其他债务。而且该协议中士杰公司特别提出要求对三名股东共同签字的凭证作废，显然调解时士杰公司已经考虑的非常充分才做的调解书。对于第二段具体分开诉讼是因为条子是不同的条，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地方，当时政府的投资补偿款将要到位的情况下被告方窑厂一方也没有将投资款支付给秦运贵的意愿。而且现在这个案件也对政府的补偿款进行了财产保全，当时调解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已经届至，补偿款也已经被领取，秦运贵不得已而起诉。欠条出具之后也会收回之前带有欠条性质的补充协议，也说明两个款并不重复。故士杰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且故意歪曲事实，应依法驳回。袁化亮述称：无异议。秦运贵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士杰公司支付秦运贵20万元及违约金（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10月15日的违约金为85983元；自2020年10月16日起，以2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袁化亮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士杰公司、袁化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8日，秦运贵与士杰公司签订一份《承包协议书》，约定秦运贵承包士杰公司名下生产红砖的窑厂，双方对承包期限、承包费支付方式、权利义务等作出了约定。2017年10月14日，袁化亮手书了一份《补充协议》：自双方签订承包协议后，秦运贵已支付定金20万元，现由于环保整顿，至今未能生产，因此补充协议如下：“按原承包协议为基础，士杰公司保证道路硬化，补办相关手续……，开年后正常生产，若不能正常生产，按原大合同办，付清乙方承包金或定金与投资款，农户土地租金与秦运贵无关”。上述协议签订后，秦运贵对案涉窑厂投入了相关生产设备等生产资料，但在双方约定期间内，案涉窑厂仍未能正产生产运营。2018年9月28日，袁化亮向秦运贵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秦运贵承包宿州市士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所有投资款柒拾伍万元（750000元）人民币。一个星期内付200000元给秦运贵，余额到2019年4月付清。如果到时政府没给我厂……，应适当放宽时间。如还不能付清余额，秦运贵可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带来的费用由我承担。今日起与秦运贵签订的合同终止”。该《欠条》上还加盖了士杰公司的公章。2018年10月7日，袁化亮向秦运贵支付了200000元，袁化亮在上述《欠条》下方，书写“下欠伍拾伍万元正”。2020年8月6日，秦运贵就上述55万元提起诉讼，该案经调解处理：士杰公司、袁化亮自愿于2021年3月28日前给付秦运贵20万元，4月28日前给付20万元，5月28日前给付15万元。秦运贵表示就该55万元与士杰公司、袁化亮无其他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补充协议》、《欠条》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双方的争议焦点为袁化亮于2018年9月28日向秦运贵出具的75万元欠条中是否包含秦运贵支付的20万元定金。根据袁化亮2017年10月14日手书的《补充协议》内容：……，若不能正常生产，按原大合同办，付清乙方承包金或定金与投资款……，从该段表述上来看，承包金和定金系秦运贵应支付给袁化亮、士杰公司的，应放在同一序列，而投资款系秦运贵为经营案涉窑厂而投入的资金，应放在另一序列，因此在本段话的语境中，“承包金或定金”和“投资款”是并列关系，不能等同或混同。而2018年9月28日袁化亮向秦运贵出具的《欠条》上载明的是“今欠秦运贵承包宿州市士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所有投资款柒拾伍万元（750000元）人民币”，袁化亮、士杰公司辩称该“所有投资款”已经包含秦运贵支付的20万元定金，从一定意义上讲，秦运贵支付的20万元定金确实可以算作“投资款”，但结合上述对“承包金或定金”和“投资款”关系的分析，《欠条》上的75万元投资款应是特指，而非包含20万元定金的泛指。若袁化亮、士杰公司认为秦运贵支付的20万元定金包含在“所有投资款75万元”中，应提供证据进一步加以证明，而在本案中，袁化亮、士杰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若事实并非如此，亦是两袁化亮、士杰公司在民商事活动中缺乏市场风险意识所导致，因此而造成的不利后果亦应由其所负担。虽然2017年10月14日的《补充协议》系袁化亮书写签字，但其是士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书写该《补充协议》的行为明显是在履行其职务行为，且该《补充协议》明确载明：“若不能正常生产，按原大合同办”，“原大合同”的签订主体为被告士杰公司，非袁化亮，因此返还秦运贵20万元定金的责任应由士杰公司承担。至于秦运贵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求，《承包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对此均未约定，因此秦运贵本项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士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秦运贵返还窑厂转让定金200000元；二、驳回秦运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95元，由士杰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长城公司提供如下证据：士杰公司提供收条一份，证明双方真实债务是80万，向秦运贵出具75万元欠条的原由。士杰公司另申请证人王某、李某出庭作证，证明秦运贵与三股东结算事实，总债权是80万，虽然出具的90万元左右。出具的条件是扣除葛淑宝搭建棚子的钱5万元就是75万元。该证言与2020年8月26日桃园法庭审理的事实相互吻合。同时可以证明秦运贵所持有的20万元与原投资款是同一笔。秦运贵质证认为：1、该欠条真实性无法核实，收条的出具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与本案也看不出有关联性，该收条出具的日期是2021年4月26日，因此该收条不具有证据三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这份证明是复印件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从数据内容葛树宝中间的字书写方式不一样。出具日期是2018年11月4日，明显在欠75万元2018年9月28日之后。显然该5万元不能从9月28日那个欠条中扣除。士杰公司一审举证的两张清单，这两张清单虽然不完整但是仅仅两张合计数额就已经达到908800元，与上诉人所称80万的基础上扣掉5万显然也不一致。该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2、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第二证人没有参与该事件，是否在场也没有证据证明。欠条协议书是袁化亮签订加盖的公司的印章，李某回答的问题说当时只有一份协议是王某出具的，显然是虚假的，20万元的他说一笔打的也是虚假的。是事先沟通好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两人称的5万元扣除没有证据证明，2018年除了一个证明2020年4月份的收条是否本人打的。两证人证言明显虚假。袁化亮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认证意见为：收条虽为复印件，但两证人均参与案涉结算活动，均对收条所载秦运贵欠葛树宝搭棚款予以确认，故，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归纳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与一审一致：双方结算的75万元欠条中是否包含秦运贵支付的20万元定金。审理认为，因秦运贵无法经营案涉窑厂，双方于2018年9月28日进行结算，结算时，除秦运贵及袁化亮外，原合伙人王某及现合伙人李某均在场参与结算。虽然袁化亮在结算后出具的欠条中载明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并未注明包含定金或承包金，但“投资款”前缀为“所有”，应当包含秦运贵为履行该合同所支出的所有费用。士杰公司、袁化亮关于案涉承包合同无法进行，双方对秦运贵包括定金20万元在内的所有支出费用统一结算的解释合理，亦符合常理。秦运贵虽辩称该欠条不包含先期支付的承包金20万元，但秦运贵并未要求士杰公司、袁化亮单独就承包金向其出具欠据，在秦运贵就案涉结算款项向士杰公司、袁化亮另案提起诉讼时也未一并主张。且根据秦运贵、袁化亮及在场人王某、李某几方认可，秦运贵于结算当日提供了其单方制作的费用清单，秦运贵虽于二审中称袁化亮于一审提供的费用清单不完整，其提供的费用清单为5张，并非袁化亮提供的2张，但其对真实性未予否认，秦运贵也未于本案另行提供其主张缺失的3张费用清单，而该费用清单中明确载明“付定金20万元”，即秦运贵在双方结算时已将案涉定金或20万元计算在内。至于最终形成的75万元结算数额，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综合以上事实，秦运贵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士杰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以致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21）皖1302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秦运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90元，均由秦运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磊审判员 吕庆龙审判员 张 奥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 艳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