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4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瑞阳，男，1991年2月17日生，汉族，无业，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梓烜，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泉山区恒盛广场1号楼3-14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MA1NNNQY15。法定代表人：王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东，江苏建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瑞阳因与上诉人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尔德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1）苏0311民初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孙瑞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梓烜及盖尔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东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瑞阳向本院提出上诉，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为“向孙瑞阳支付拖欠的工资30421.20元、未休年假工资14178元、加班工资20537.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1123.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盖尔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1、根据孙瑞阳提供的工资流水，可以看出2016年10月份开始，盖尔德公司就一直为孙瑞阳支付工资，同时二审中孙瑞阳提供与盖尔德公司总经理吴效青的录音，可以证实实际入职时间为2016年。一审时，孙瑞阳提供的《徐州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证明》，可以看出2016年10月份，就由徐州市友谊外事服务有限公司为孙瑞阳缴纳社保，一审法院认定孙瑞阳入职时间为2017年10月是错误的，应当认定孙瑞阳入职时间为2016年9月。2、一审法院认定孙瑞阳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5140.4元，孙瑞阳入职时间为2016年9月，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20年9月8日。因此，盖尔德公司应当支付孙瑞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为：5140.4元/月x8=41123.2元。3、关于拖欠的工资数额。孙瑞阳主张盖尔德公司在2019年1月至3月期间未向其发放工资，2019年4月开始发放的是2019年1月的工资，以后的工资都是延迟3个月发放的，因此盖尔德公司还欠发其2020年6月、7月、8月共3个月的工资。从孙瑞阳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盖尔德公司未向孙瑞阳发放2019年1月至3月工资，且盖尔德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在此期间通过其他方式发放过孙瑞阳工资。根据劳动法以及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盖尔德公司需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计算拖欠工资的标准，应当是被辞退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一审法院采用2018年7月至12月和2019年4月至9月的12个月平均工资数额，实际上剥夺了孙瑞阳享受劳动报酬的权利。4.盖尔德公司拖欠2018年1月份的提成奖金，孙瑞阳提供的证人孙某,4证实盖尔德公司确实拖欠孙瑞阳提成奖金1万5千元，只是其记忆是2017年期间，一审法院就认定孙瑞阳主张与证人证言不一致，不予采信。因为时间过长，证人对于时间问题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对于盖尔德公司拖欠孙瑞阳的提成奖金数额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而且时间记忆的是2017年9、10月份，与孙瑞阳主张的2018年1月份，时间偏差不大，证人证言应当予以采信。5.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孙瑞阳于2016年9月入职，至盖尔德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孙瑞阳均没有正常休过年休假，不应仅计算2019年以及2020年的年休假工资，应当按照4年的年休假进行计算，因此，盖尔德公司应当支付孙瑞阳未休年休假的工资为：5140.4元/月-21.75天/月x4年x5天x200%=14178元。6.关于加班工资。一审中，孙瑞阳提供了企业微信截图以及证人证言均能够认定相应的加班事实，一审法院也认定了会议时间为非工作时间开会，因此，每周例会应认定为加班，按照52周x236.3元x150%=20537.4元进行计算。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盖尔德公司辩称：盖尔德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30日，因此孙瑞阳主张在2016年9月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孙瑞阳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盖尔德公司上诉称：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用由孙瑞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用工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盖尔德公司提供的岗位具有较高的技能要求，须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提供劳务，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在此之前，双方之间仅是雇佣关系，孙瑞阳受第三方公司劳务派遣至盖尔德公司处提供劳务。其次，在孙瑞阳符合岗位用工标准后，盖尔德公司即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孙瑞阳的工资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不应当将孙瑞阳实际到账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相加认定为孙瑞阳的工资。2、一审法院认定盖尔德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孙瑞阳多次违反劳动纪律，存在迟到早退旷工情况，经双方多次沟通，在还未作出正式辞退孙瑞阳决定前，孙瑞阳就已经不到盖尔德公司处上班了，属于自动离职。盖尔德公司为了维护企业内部有序管理，在盖尔德公司擅自未到岗工作的情况下，电话告知其被辞退，是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3、一审法院认定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有误，一审法院在计算12个月平均工资时是以13个月工资的总额计算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一审法院将孙瑞阳个人负担的社保和公积金部分认定为工资数额也是错误的。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应当是4183元。4、2020年1-3月份疫情期间孙瑞阳在家休息了两个多月，因此不应当再支付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孙瑞阳辩称：1、孙瑞阳未在盖尔德公司处进行培训，盖尔德公司也未提供相应培训记录以及证据。2、孙瑞阳提供的与盖尔德公司法人以及经理等人的录音能够看出盖尔德公司直接将孙瑞阳辞退的事实。3、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应以应发工资计算，盖尔德公司的该项主张不成立。4、一审中双方明确在疫情期间孙瑞阳在家通过网络进行办公，且其工作性质也并非需要在单位进行工作。因此，孙瑞阳应享有休息年假的权利。孙瑞阳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盖尔德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1123.20元、未支付的工资30421.2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14178元、加班工资20537.40元；2.判令盖尔德公司协助孙瑞阳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3.盖尔德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盖尔德公司的员工王学芳自2018年4月17日开始，每月向孙瑞阳银行账户内打款，且自2018年6月15日起部分月份转款备注为“工资”。2019年4月15日打款3621元、2019年5月22日3622元、2019年6月19日3248元、2019年7月17日3577元、2019年8月16日3577元、2019年9月17日3236元、2019年10月11日1300元、2019年10月15日3327元、2019年11月15日3587元、2019年12月16日3597元、2019年12月17日200元、2020年1月15日3807.36元、2020年1月17日2570元、2020年2月17日4650元、2020年3月16日4010元、2020年4月15日4269.40元、2020年5月15日4807元、2020年6月16日3797.40元、2020年7月16日3787.40元、2020年8月18日3907.40元、2020年9月15日3887.40元、2020年10月15日73.05元。2020年1月盖尔德公司与孙瑞阳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开始为孙瑞阳缴纳社保，缴纳社保直至2020年8月。2016年3月至2016年7月，徐州市成卓酒业有限公司为孙瑞阳缴纳各项社保；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徐州市友谊外事服务有限公司为孙瑞阳缴纳各项社保；2017年11月和12月，徐州市外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孙瑞阳缴纳各项社保；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徐州市友谊外事服务有限公司为孙瑞阳缴纳各项社保。盖尔德公司认可自2018年1月开始为孙瑞阳发放“教育补助金”，自2018年1月至12月，盖尔德公司向孙瑞阳发放的“教育补助金”情况如下：2018年1月15日2711元、2月22日2711元、3月15日2711.25元、4月17日2711.25元、5月2日371元、5月15日2271.25元、6月15日3991.25元、7月16日2691.25元、8月16日2552.49元、9月18日2621.87元、10月17日3121.87元、11月16日3621.87元、12月20日3621.87元。盖尔德公司认为孙瑞阳的离职时间为2020年9月4日。2020年9月8日，盖尔德公司通过EMS向孙瑞阳邮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孙瑞阳先生：根据公司《员工手册》十九页第三节员工外出之相关规定：上班时间外出须填报《外出申请单》，由分部经理签字确认，否则按旷工处理。您已多次违反我公司外出报备管理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现公司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合同。请您于2020年9月11日前至公司总部办理离职手续，如您到期未办理离职手续，公司将按照自动离职处理，相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将自动停缴。》”。上述EMS回执显示“拒收”。关于2020年2月、3月孙瑞阳是否实际为盖尔德公司提供劳动的问题，孙瑞阳陈述其于2020年2月24日正式至盖尔德公司处上班，之前系居家办公。盖尔德公司庭后书面答复，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3月11日期间，因春节假期及疫情原因，孙瑞阳处于在家停工状态。2020年3月11日，孙瑞阳正式到岗上班，但盖尔德公司正常向孙瑞阳发放了停工期间的工资。孙瑞阳主张社保其个人负担部分为353.64元、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为538元，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盖尔德公司并未向法庭反馈孙瑞阳社保个人负担部分和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2020年10月26日，孙瑞阳向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盖尔德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1123.20元、拖欠的工资30421.2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14178元、加班工资20537.40元；协助孙瑞阳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经审查，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1月2日作徐劳人仲不字〔2020〕第29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孙瑞阳的仲裁申请事项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21年1月13日，孙瑞阳以诉称理由起诉至法院。盖尔德公司则以辩称理由予以反驳，经调解无效。孙瑞阳为证明系盖尔德公司辞退，向法院提交了其与盖尔德公司王姓经理的对话录音一份，该录音显示的内容为：（原告孙瑞阳，以下简称孙）喂，王总。（被告盖尔德公司王姓经理，以下简称王）喂，你这边然后下午有人去给你交接。（孙）就是把我辞退了是吧？（王）对。（孙）好的。（王）嗯，这就好。盖尔德公司质证认为，该录音显示的是2020年9月8日盖尔德公司王强与孙瑞阳的对话，不认可上述录音的真实性，该录音也不能证明孙瑞阳的证明观点，孙瑞阳在2020年9月4日起就不到盖尔德公司上班了，盖尔德公司2020年9月8日才通知孙瑞阳来办理工作交接，对孙瑞阳已经很宽容了。盖尔德公司甚至还于2020年9月11日分别向孙瑞阳等三人邮寄了办理工作交接的通知，自此盖尔德公司也未对孙瑞阳等三人无故旷工的行为作出处理，故，不存在孙瑞阳等人主张的非法辞退。即使辞退孙瑞阳等人，也是孙瑞阳等人存在多次旷工，不遵守劳动纪律，盖尔德公司合理合法行使企业用工自主权，也不存在违法情形。孙瑞阳为证明其加班工资的诉请，向法院提交了微信信息截图5张。上述微信信息截图显示的内容有：会议通知2020-6-1上午9.30人员全体部门经理及主管；会议通知2020-7-27上午9.30人员全体部门经理及主管；会议通知2020-8-3上午9.30人员全体部门经理及主管；会议通知2020-8-10上午9.30人员全体部门经理及主管；会议通知2020-8-31上午9.30人员全体部门经理及主管；2020年9月7日之后，盖尔德公司将孙瑞阳移除了工作微信群。盖尔德公司质证认为需要核实后反馈，但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盖尔德公司并未向法庭反馈核实情况。孙瑞阳为证明盖尔德公司拖欠其15000元工资，向法院提交了证人证言一份，证人孙某,4陈述其2017年年初至2017年9、10月份在盖尔德公司处任职，当时盖尔德公司说给经理10000元，但是后来没给。孙瑞阳为证明盖尔德公司拖欠其3个月工资向法院提交了证人证言一份，证人王某,4陈述，其在2019年3、4月份离职时，盖尔德公司拖欠三个月工资，也拖欠孙瑞阳3个月工资。盖尔德公司质证认为，两证人身份需向尔德公司核实，两证人陈述的观点均是道听途说，或通过孙瑞阳本人所说，且其中一位证人与孙瑞阳之间是基于工作关系的朋友关系，因此请求法庭考虑证人的立场和身份后再考虑是否采信证人证言。盖尔德公司为证明孙瑞阳自2020年9月4日后即不再至盖尔德公司处上班且工作期间存在无故外出等违纪情况，向法院提交了考勤记录两份。孙瑞阳不认可上述考勤记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孙瑞阳主张的盖尔德公司拖欠15000元工资的诉请，孙瑞阳陈述拖欠的系2018年1月的工资，而孙瑞阳向法院提交的证人孙某,4却陈述，在2017年年初至2017年9、10月份期间，盖尔德公司拖欠孙瑞阳10000余元。孙瑞阳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的陈述不一致，且纵观孙瑞阳的工资，也未发现孙瑞阳存在月工资15000元的情形，因此，孙瑞阳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够证明盖尔德公司存在拖欠其2018年1月工资15000元的事实，因此，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孙瑞阳的此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瑞阳主张盖尔德公司在2019年1月至3月期间未向其发放工资，2019年4月开始发放的是2019年1月的工资，以后的工资都是延迟3个月发放的，所以盖尔德公司还欠发其2020年6月、7月和8月共3个月的工资。从孙瑞阳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盖尔德公司在2019年1月至3月确实未向孙瑞阳发放过工资，且盖尔德公司也未举证证实在此期间通过其他方式向孙瑞阳发放过工资，因此，法院认定，盖尔德公司拖欠孙瑞阳2019年1月、2月和3月共计3个月的工资。孙瑞阳2018年7月至12月和2019年4月至9月共计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259.35元[（2691.25元+2552.49元+2621.87元+3121.87元+3621.87元+3621.87元+3621元+3622元+3248元+3577元+3577元+3236元）÷12月]，故，孙瑞阳该3个月的工资，法院予以支持9778.05元（3259.35元/月×3月）。关于孙瑞阳主张的加班工资的诉请，孙瑞阳为证明其加班工资的诉请，向法院提交了微信信息截图5张，该5张微信信息截图仅显示盖尔德公司曾通知孙瑞阳等人在非工作时间开会，但是上面显示的会议是否实际召开以及会议的时长，孙瑞阳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孙瑞阳的此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瑞阳与盖尔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问题，盖尔德公司辩称，2020年1月之前孙瑞阳属于培训期，不属于正式入职期，双方在2020年1月前未建立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对此，法院认为，培训期属于劳动关系期，且本案中，在2020年1月之前盖尔德公司向孙瑞阳发放的款项有时备注的也是“工资”，即在2020年1月之前盖尔德公司也是认可与孙瑞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结合2018年1月盖尔德公司即向孙瑞阳发放工资、孙瑞阳工资数额及社保缴纳主体等情况，法院认定孙瑞阳入职盖尔德公司的时间为2017年10月。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盖尔德公司并未向法院反馈孙瑞阳社保和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且孙瑞阳主张的社保和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也符合常理，故对孙瑞阳主张的社保和公积金个人负担部分，法院予以采信。故，孙瑞阳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345元[（3236元+1300元+3327元+3587元+3597元+200元+3807.36元+2570元+4650元+4010元+4269.40元+4807元+3797.40元+3787.40元+3907.40元+3887.40元+353.64元/月×12月+538元/月×12月）÷12月]，现孙瑞阳按照5140.40元每月主张其平均工资，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孙瑞阳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根据省高院《关于审理带薪年休假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的规定：劳动者因未休年休假而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差额系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的法定补偿责任，该请求权的仲裁时效期间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确定，从应休假年度次年的1月1日起算。在此之前，若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则从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次日起算。同时，盖尔德公司对孙瑞阳的此项诉请提出时效抗辩，因此，孙瑞阳2018年及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过仲裁时效，法院不再予以支持。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孙瑞阳2019年年休假天数为5天，2020年年休假天数应折算为3天（251天÷365天×5天）。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三款，《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带薪年休假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盖尔德公司应支付孙瑞阳2019年和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3781.44元（5140.40元/月÷21.75天/月×8天×200%）。关于孙瑞阳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盖尔德公司主张因孙瑞阳存在工作期间随意外出不报备、旷工等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所以才解除与孙瑞阳之间的劳动关系，盖尔德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考勤记录两份，但两份考勤记录系打印件且无孙瑞阳的签字认可，因此，仅凭上述两份考勤记录无法证明盖尔德公司的抗辩意见，因此，盖尔德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其此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再者，盖尔德公司在2020年9月8日出具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明确载明，因“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所以“公司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本案中，盖尔德公司也未举证证实其在单方解除与孙瑞阳之间的劳动关系时履行了向工会告知的义务，因此，盖尔德公司解除与孙瑞阳之间劳动合同的程序亦存在违法之处。故，孙瑞阳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可以得到支持。结合孙瑞阳的工作时间，盖尔德公司应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30842.40元（5140.40元/月×3月×2倍）。关于孙瑞阳主张的要求盖尔德公司协助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的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盖尔德公司违法解除了与孙瑞阳之间的劳动合同，符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情形。因此孙瑞阳要求盖尔德公司办理失业金领取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孙瑞阳支付拖欠的工资9778.05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781.4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842.40元；二、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孙瑞阳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三、驳回孙瑞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孙瑞阳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孙瑞阳与盖尔德公司股东及董事的通话录音，以及盖尔德公司的工商登记，证明吴效青为盖尔德公司股东及董事，该通话录音能够证明孙瑞阳于2016年在盖尔德公司处工作，工作四年。盖尔德公司质证认为该录音是吴效青与孙瑞阳之间的通话，从录音内容来看不能证明孙瑞阳在盖尔德公司工作四年多时间。吴效青在通话录音中只是附和孙瑞阳的说法，并没有作过实际调查。盖尔德公司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盖尔德公司成立时间是2017年3月30日，孙瑞阳主张2016年9月就建立劳动关系，没有根据。孙瑞阳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盖尔德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工商登记注册时间，在公司注册之前孙瑞阳就在公司处工作。通过一审提交的证据表明孙瑞阳的社保自2016年10月就由徐州市友谊外事服务公司代盖尔德公司缴纳，能够证明孙瑞阳实际开始工作的时间为2016年9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孙瑞阳与盖尔德公司何时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同时盖尔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孙瑞阳系第三方机构派遣，故盖尔德公司辩称2020年1月之前孙瑞阳属于培训期，且系第三方机构派遣，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孙瑞阳主张2016年10月份即与盖尔德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并向法庭提交了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中杨明月于2017年5月16日向其转账3000元、2017年6月15日转账3000元，且盖尔德公司认可杨明月是其公司股东，根据当月工资次月发放的原则，本院认定孙瑞阳的入职时间应当是2017年4月。关于孙瑞阳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月平均工资的问题。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9月8日解除，故，孙瑞阳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当从2019年9月计算至2020年8月，根据当月工资次月发放的原则，具体计算方式如下：[（1300元+3327元+3587元+3597元+200元+3807.36元+2570元+4650元+4010元+4269.40元+4807元+3797.40元+3787.40元+3907.40元+3887.40元+353.64元/月×12月+538元/月×12月）÷12月]，孙瑞阳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183.67元，现孙瑞阳按照5140.40元每月主张其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盖尔德公司主张2019年10月11日1300元、2019年12月17日200元、2020年1月17日2570元为孙瑞阳报销费用，不应计入工资中，但孙瑞阳的银行流水中并未显示上述款项的性质为报销费用，且盖尔德公司也未能提供其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的性质报销费用，故对盖尔德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盖尔德公司还主张孙瑞阳个人负担的社保及公积金不应计入进工资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故一审法院将孙瑞阳个人负担的社保及公积金计入进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工资中，并无不当。关于孙瑞阳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盖尔德公司在一审时主张因孙瑞阳存在工作期间随意外出不报备、旷工等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所以才解除与孙瑞阳之间的劳动关系；二审时盖尔德公司又主张公司未作出正式辞退孙瑞阳决定前，孙瑞阳就已经不到盖尔德公司处上班了，属于自动离职。首先，盖尔德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孙瑞阳存在旷工的事实；其次，孙瑞阳一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表明盖尔德公司通知其交接工作，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故盖尔的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盖尔德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孙瑞阳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应予以支持。结合孙瑞阳的工作时间，盖尔德公司应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35982.8元（5140.40元/月×3.5月×2倍）。关于孙瑞阳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根据省高院《关于审理带薪年休假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的规定：劳动者因未休年休假而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差额系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的法定补偿责任，该请求权的仲裁时效期间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确定，从应休假年度次年的1月1日起算。在此之前，若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则从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次日起算。同时，盖尔德公司对孙瑞阳的此项诉请在一审时提出时效抗辩，因此，孙瑞阳2018年及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再予以支持。盖尔德公司上诉主张2020年疫情期间，孙瑞阳在家休息，故不应再支付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孙瑞阳主张其疫情期间虽未到岗上班，但其一直居家办公，且盖尔德公司正常发放了疫情期间的工资，故对于孙瑞阳主张的居家办公，本院予以支持，2020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应当支持。关于孙瑞阳主张的盖尔德公司拖欠2018年1月的工资15000元的诉请，孙瑞阳陈述拖欠的系2018年1月的提成工资，但证人孙某,4却陈述在2017年年初至2017年9、10月份期间盖尔德公司开会时说经理提成10000元。首先，该证人证言陈述的时间及数额与孙瑞阳主张的不一致；其次，该证人证言陈述的经理10000元提成，也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于孙瑞阳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瑞阳主张盖尔德公司在2019年1月至3月期间未向其发放工资的计算标准问题。盖尔德公司拖欠的是2019年1月至3月期间的工资，故一审法院以此期间的前六个月及后六个月的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标准，并无不当。孙瑞阳上诉主张按照劳动合同解除前的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作为计算标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瑞阳主张的加班工资的诉请，孙瑞阳为证明其加班工资的诉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信息截图5张，该5张微信信息截图仅显示盖尔德公司曾通知孙瑞阳等人在非工作时间开会，但是上面显示的会议是否实际召开以及会议的时长，孙瑞阳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孙瑞阳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孙瑞阳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盖尔德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1）苏0311民初3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孙瑞阳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二、变更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1）苏0311民初3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孙瑞阳支付拖欠的工资9778.05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781.4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842.40元；”为“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孙瑞阳支付拖欠的工资9778.05元、未休年休假工资3781.4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5982.8元；”三、驳回孙瑞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江苏盖尔德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未收取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玉浩审判员  崔金城审判员  吴晓志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