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5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省冶金物资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101号国瑞综合楼5层。法定代表人：张凌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杰，男，山西省冶金物资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征，山西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铁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65号。法定代表人：方玉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祥，男，北京中铁工业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公化，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西鑫潞沣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故县（长钢商场后院）。法定代表人：路志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光远，男，山西鑫潞沣工贸有限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天津冶金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实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88号2-3287室。法定代表人:刘万刚,董事长。原审第三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故县东大街9号。法定代表人:贾向刚，董事长。原审第三人：长治县黎都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黎岭村北。法定代表人：申何龙，董事长。上诉人山西省冶金物资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冶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原审第三人山西鑫潞沣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潞沣公司）、原审第三人天津冶金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冶金公司）、原审第三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长钢公司）、原审第三人长治县黎都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黎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23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冶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山西冶金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中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首钢长钢公司出具的一级计量单第五联在涉案交易中应具有对外表征货权归属的法律性质，一审认定其不符合交易习惯，与事实不符。（1）第三人黎都公司在2015年8、9月，向山西冶金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并将首钢长钢公司计量单据交付山西冶金公司，该事实有山西冶金公司提供的采购原煤合同、付款凭证、发票及山西冶金公司向黎都公司出具的收条等客观证据证明。（2）依据《工矿产品买卖合同》，首钢长钢公司计量单据是合同中明确约定的结算依据。山西冶金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21日、31日、10月8日向中铁公司的工作人员孟辽、连雷鹏、吕国锋交付了首钢长钢公司一级计量单据，三人收到后出具了三张收货收据，明确收到2015年8月、9月山西冶金公司供应的喷吹煤（湿基）13352.92吨。一级计量单据由山西冶金公司持有，证明山西冶金公司是货物所有人，山西冶金公司向中铁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中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山西冶金公司的货物故意结算给他人，损害了山西冶金公司的利益。（3）从山西冶金公司提供的补充第三组证据看，双方合作之初确定的交易方式是：先由中铁公司工作人员收取山西冶金公司供货的首钢长钢计量单据，并出具收货收据，载明具体车次、数量、交货人、接收人、接收日期，待中铁公司与首钢长钢公司结算确定单价后，再与山西冶金公司签订合同、结算付款。2.一审认定“以电话沟通方式和发出供货指令”无证据证实。涉案合同虽约定供货数量为4000吨，但合同第十一条第一项约定，供货量可根据买受人需要增减，并且实践中合同约定和履行不一定完全一致，涉案合同实际交货数量应以收货收据为准。中铁公司一审中认可三名员工是负责收货的工作人员，应对三名工作人员接收货物的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依据中铁公司内部审批合同的时间和涉案合同的有效期限，客观上存在先供货后签合同的事实，山西冶金公司有权按照已签订的合同要求中铁公司履行多收货物的付款义务。扣除已结算的货款，中铁公司应向山西冶金公司支付货款4056565.24元并承担逾期付款期间的损失。3.鑫潞沣公司受让天津冶金公司的债权，在该债权范围内，鑫潞沣公司不享有主张和收取本案货款的实体权利。中铁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山西冶金公司的上诉请求。1.关于货权凭证。（1）中铁公司和山西冶金公司、天津冶金公司的交易中无需货权凭证。中铁公司都是首先与首钢长钢公司结算，结算时的送货量直接采纳首钢长钢公司的数据，之后根据与首钢长钢公司的结算单，再与山西冶金公司、天津冶金公司结算，中铁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天津冶金公司签订的众多合同都遵循此交易习惯。（2）一级计量单据（第五联）上印有“承运单位结算运费”的字样，该单据并非用于结算的送货凭证，黎都公司在其出具的经过公证的《情况说明》中亦予认可。吕国锋等三人出具的《收据》不能被当作送货凭证，《收据》的作用应仅限于其文字内容所体现出的直接意思，即仅是收到单据，而非收到货物；在吕国锋的证言中，也表示对收到的单据的数量等没有进行过核对，因为在交易中，这些单据对于结算毫无意义。2.关于合同。山西冶金公司主张的争议时段2015年7月29日至8月6日、2015年8月29日至9月22日的货款，仅有《收据》却没有合同，这在中铁公司、山西冶金公司、天津冶金公司均是国企的背景下，是不可想象的。在实际供货之前，争议时段内的首钢长钢公司的需求量，已被分配给山西冶金公司、天津冶金公司，因此山西冶金公司主张的无合同供货没有发生的余地。山西冶金公司“先供货后补签合同”的说法容易引起歧义，事实上，在实际供货之前，各方均已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面只是在走合同的审批流程而已，这才导致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比较靠后，但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后补”合同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争议时段的货款，中铁公司没有与山西冶金公司签订合同的意向，争议时段的货物由天津冶金公司所供，而非山西冶金公司。3.中铁公司与天津冶金公司系滚动付款，所有合同的货款现余4056565.24元尚未付清，天津冶金公司已将剩余债权全部转让于鑫潞沣公司，中铁公司同意向鑫潞沣公司支付4056565.24元；中铁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的货款，中铁公司已全部结清。4.一审判决未载明部分事实。（1）庭审中，山西冶金公司提交了《黎都公司过磅日报表》《宏泰实业有限公司过磅记录表》，鑫潞沣公司提交了《立日新煤业过磅单出库单》《首钢长钢公司一级计量单据》（第五联承运单位结算运费），中铁公司提交了《首钢长钢公司一级计量单据》（第一联供应处核算后转计财处结算存档）的照片，上述证据材料在送货时间、车号、重量上，都能一一对应。（2）2015年10月，中铁公司已将无争议货款2060955.68元（税率调整前的数额）的结算单送交了山西冶金公司，但山西冶金公司拒绝确认、结算，直至诉讼之后，双方于2019年8月27日才将该笔货款结清。鑫潞沣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山西冶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铁公司向山西冶金公司支付喷吹煤货款4056565.24元;2.中铁公司向山西冶金公司承担以货款6117520.92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计至2019年8月27日逾期付款损失1683075.49元；3.中铁公司向山西冶金公司承担以货款4056565.24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8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计至实际付清为止逾期付款损失;4.诉讼费由中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与中铁公司及山西冶金公司相关事实2015年7月28日,山西冶金公司（出卖人）与中铁公司（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ZTGY-XHDL-CG-MT-2015-153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153合同），约定由山西冶金公司向中铁公司提供高炉喷吹烟煤。合同还约定：“……一、产品名称：高炉喷吹烟煤；生产厂家：黎都洗煤厂；数量4000吨（干基）；单价545元/吨；总金额2180000元；交（提）货时间及数量按买受人月度计划均衡供货；单价为暂定单价以当月实际结算单价为准，六个月承兑，含增值税17%，干基结算……三、交（提）货地点、方式：货交买受人指定料场（首钢长钢公司货场）……八、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首钢长治钢铁公司后两个月内，由买受人向出卖人付款，六个月承兑结算……十、解除合同纠纷的方式：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向买受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十一、其他约定事项：1.供货量可根据买受人需要增减……十二、合同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权履行完成自行终止”。一审庭审中，山西冶金公司称，其与中铁公司结算均以首钢长钢公司向中铁公司确认的供货数量及结算金额下浮20元为准。对此，山西冶金公司提交首钢长钢公司向中铁公司出具的《结算单》二张（编号分别为：ZTGY-XHDL-XS-MT-2015-098、ZTGY-XHDL-XS-MT-2015-102），《结算单》载明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9月22日期间中铁公司向首钢长钢公司的供货数量及结算金额。上述合同签订后，山西冶金公司陆续向中铁公司指定地点首钢长钢公司供货。2015年8月21日，中铁公司工作人员孟辽向山西冶金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山西冶金公司首钢长钢公司一级计量单据297车，共7679.06吨。接收人：孟辽2015.8.21”。2015年8月31日，中铁公司工作人员连雷鹏向山西冶金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山西冶金公司交到首钢长钢公司一级计量单据69车，1822.04吨。接收人签字：连雷鹏2015年8月31日”。2015年10月8日，中铁公司工作人员吕国锋向山西冶金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首钢长钢公司一级计量单据146车，共3851.82吨。交接单位：山西冶金公司接收单位：中铁公司接收人：吕国锋接受日期：2015年10月8日”。一审庭审中，中铁公司认可孟辽、连雷鹏、吕国锋三人为中铁公司在首钢长钢公司负责收货的工作人员。山西冶金公司对供货事实提交了其为了履行与中铁公司的买卖合同曾与黎都公司签订《喷吹煤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由黎都公司直接向中铁公司指定地点首钢长钢公司发货。2015年12月28日，黎都公司出具一份《关于供货的说明》，载明其在供货过程中，黎都公司因设备检修，于2015年7月30日至2015年8月10日期间委托长治县宏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供货288车，7433.64吨；2015年8月24日供货14车，363.42吨，以上共计7797.06吨。同日，黎都公司向山西冶金公司出具《关于我公司以山西冶金公司名义向中铁公司供应喷吹煤的情况说明》，载明了2015年5月至9月的供货量，其中2015年5、6、7月份货款已结算，2015年8月供货9501.1吨，2015年9月供货3851.82吨，共计13352.92吨因中铁公司原因未结算。该13352.92吨与上述中铁公司三名工作人员出具的《收据》中的金额一致。一审庭审中，中铁公司提交其与天津冶金公司于2015年签订的两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及结算单，分别为：ZTGY-XHDL-CG-MT-2015-154合同（以下简称154合同），供货时间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6日，结算数量为4327.84吨，结算金额为2300069.28元；ZTGY-XHDL-CG-MT-2015-160合同（以下简称160合同），供货时间2015年8月29日至2015年9月22日，结算数量为3300.28吨，结算金额为1756495.96元。上述共计7628.12吨。中铁公司另外提交首钢长钢公司出具的《收货证明》二张。分别载明如下内容：“我司自2014年12月至2016年2月份，向贵公司累积采购结算高炉喷吹煤（干基）77002.79吨，金额45716885.08元；三分之一焦煤26660.4吨，金额17191771.72元；合计总数量103663.19吨，总金额62908656.80元。附明细表（附件一）。特此证明”。“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28日，首钢长钢公司累计向中铁公司采购结算高炉喷吹煤（干基）8275吨，湿基原发数为9502吨；2015年8月29日至9月28日采购结算高炉喷吹煤（干基）3300.28吨，湿基原发数为3851.84吨，可参照原发过磅一级计量单据。特此证明”。上述《收货证明》落款处加盖首钢长钢公司燃料部公章。中铁公司认为，根据上述第二份《收货证明》，2015年7月29日至9月28日期间，首钢长钢公司总收货量为13353.84吨（湿基）、11575.28吨（干基、结算数量）。对比《收货证明》所载明的首钢长钢公司收货数量及153合同中山西冶金公司供货数量，154、160合同中天津冶金公司供货数量之和可知，2015年7月29日至8月6日、2015年8月29日至2015年9月22日的供货，山西冶金公司与天津冶金公司存在重合，中铁公司仅应按照首钢长钢公司实际的总收货量支付一次货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山西冶金公司与天津冶金公司都在主张上述重合部分的货权，中铁公司不知道应向谁支付。鑫潞沣公司对此解释称，154、160合同签订在其他天津冶金公司与中铁公司的合同之前，根据交易习惯，中铁公司支付的货款应按照先抵充在先的欠款，所以154、160合同的货款应视为已付清，与山西冶金公司的供货无关。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对中铁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的合作方式进行询问。对此山西冶金公司称，中铁公司收到首钢长钢公司的需求后，向山西冶金公司订货，山西冶金公司从黎都公司购买，黎都公司以中铁公司的名义将货物送至首钢长钢公司。同时，山西冶金公司认为，争议期间内，其比照153合同约定通过黎都公司持续向中铁公司供货，虽超出153合同约定供应数量，但中铁公司对其交付的第五联计量单据予以签收，说明双方之间就相关货物形成合同关系。二、与中铁公司及天津冶金公司（鑫潞沣公司）相关事实中铁公司与天津冶金公司煤炭采购合作期间，天津冶金公司的供货方均为鑫潞沣公司，鑫潞沣公司又从黎都公司采购，后天津冶金公司将其对中铁公司的合同债权转让给鑫潞沣公司，中铁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对于天津冶金公司的供货情况，鑫潞沣公司提交黎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申何龙出具的《声明》及长治县立日心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日心公司）出具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实2015年8月至10月期间，天津冶金公司向中铁公司所供货物，均系鑫潞沣公司从黎都公司、立日心公司购买。对此，山西冶金公司提交两份经过公证的申何龙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案原审一审中，申何龙称，上述《声明》系受到中铁公司及鑫潞沣公司人员威胁书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8月的供货情况应以2015年12月28日黎都公司向中铁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公司以山西冶金公司名义向中铁公司供应喷吹煤的情况说明》为准，货权单据已向山西冶金公司交接完毕。针对立日心公司出具的《证明》，申何龙称，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2015年8月28日至9月28日期间，黎都公司从未委托立日心公司向鑫潞沣公司的上游客户中铁公司供过货。2015年7月30日至2015年9月28日期间送往首钢长钢公司的喷吹煤均由黎都公司直接从立日心公司购买（立日心公司过磅单均标明客户为黎都），再由黎都公司统一销售给山西冶金公司。鑫潞沣公司向黎都公司支付的货款为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4月30日合同项下货款，与2015年8、9月份黎都公司向山西冶金公司的货款无关。本案重审期间，法庭就黎都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鑫潞沣公司合同订立情况及付款情况进行询问，申何龙表示，其与鑫潞沣公司及中铁公司长期存在合作关系，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因资金问题导致原煤断供，无法及时向首钢长钢公司供货，后经黎都公司介绍，山西冶金公司作为煤炭供应企业开始与中铁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合作期间，山西冶金公司先向黎都公司供应原煤，黎都公司将此加工为喷吹煤后再向外发货，其发货对象不限于首钢长钢公司。其间，黎都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结算方式为，黎都公司将应付原煤款与山西冶金公司应付喷吹煤货款进行折抵。鑫潞沣公司则称，2015年4月至7月期间共向黎都公司打款700余万元用于向首钢长钢公司供货，对此申何龙当庭认可其收取货款后对鑫潞沣公司供货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但具体数额并未对账，同时在争议期间内，申何龙强调其自认的履行对象为山西冶金公司。另，鑫潞沣公司同时以中铁公司为被告、山西冶金公司、天津冶金公司、首钢长钢公司、黎都公司为第三人，另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中铁公司向鑫潞沣公司支付欠款4056565.24元，并以4056565.24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2017年6月9日起按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直至支付完毕止；2.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中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鑫潞沣公司多次向天津冶金公司供应焦煤、焦炭。之后，天津冶金公司将焦煤、焦炭出售于中铁公司。截止2016年2月中铁公司欠天津冶金公司货款6666392.16元。2017年2月，天津冶金公司将其对中铁公司的债权转让于鑫潞沣公司，并于2017年3月7日通知中铁公司该债权已经转让。后，鑫潞沣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三、本案其他涉案主体的相关事实本案诉讼中，中铁公司主张，其作为国有企业相关合同具有明确的审批流程，并受到其集团公司管理，故其与上游企业（天津冶金公司、山西冶金公司）及下游企业（首钢长钢公司）之间均需订立书面合同，且供货数量均需一致。对此经法庭释明，中铁公司当庭演示了中铁物资集团公司合同网上评审及管理系统登录界面，并将其与天津冶金公司、山西冶金公司自建立合作关系以来的所有合同均进行了打印整理并提交法庭。前述合同显示，自与首钢长钢公司就涉案项目合作以来，中铁公司与煤炭上游企业山西冶金公司共签订合同4份，与天津冶金公司共签订合同15份。上述合同的系统备案归档材料中，均分为以下四部分：1.基本信息；2.销售合同、采购合同；3.审批记录；4.合同评审表。其中，销售合同、采购合同一节内容显示，相关销售合同均系中铁公司与首钢长钢公司签署，合同签订日期一般为当月28日，与之对应的采购合同，则需经其公司内部逐级评审通过，评审周期一般为一个月左右，评审通过后，中铁公司再将合同文本交于其上游供货企业签订书面的正式合同。为保证对首钢长钢公司煤炭的及时供应，同时符合其内部合同评审流程，中铁公司要求其上游供货企业采取先供货后签合同的合作方式。就上述合同内容及约定供货数量的真实性，首钢长钢公司均予以认可。为平衡上下游企业对煤炭的供需数量，中铁公司主张，其与首钢长钢公司通过书面合同明确煤炭供应数量后自主选择供货方，并由其驻首钢长钢公司业务负责人员吕国峰以电话沟通方式向其选定的供货方发出供货指令，并明确供货数量。对于本案中双方诉争的4056565.24元货款，中铁公司、山西冶金公司及鑫潞沣公司均认可对应至黎都公司所供7797.06吨喷吹煤，共计512车。对此中铁公司及鑫潞沣公司均认为相关货物属154、160合同项下，中铁公司与天津冶金公司系合同相对方，且中铁公司供货指令直接向天津冶金公司下达，鑫潞沣公司主张在争议期间，其亦向黎都公司下达供货指令，并于事前支付过货款。而山西冶金公司则认为，前述货物系153号合同延续，相关供货数量虽未在合同中载明，但其取得了黎都公司转交的由首钢长钢公司出具的计量单据，该单据属于货权凭证性质，中铁公司现场负责的吕国锋等人签收上述单据，应视为双方就供货事实达成合意。对此黎都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持相同意见。另，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对首钢长钢公司出具的单据性质进行询问，对此首钢长钢公司述称，该公司在运输车辆将煤运抵指定场地后，会对货物进行计量称重。业务办理过程中，涉及该公司业务单据共有六联，前四联限于首钢长钢公司内部使用，第五联及第六联交给承运司机，其中第六联作为出门凭证由该公司收回，第五联交给司机作为承运方运输费用结算凭据。首钢长钢公司当庭确认，该第五联本身不具有货权归属证明文件及货款结算凭证的意义，亦非首钢长钢公司与中铁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事实认定问题，即争议期间山西冶金公司与天津冶金公司向中铁公司所供货物是否为同一货物；二是涉案当事人法律行为认定问题，即中铁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或天津冶金公司哪一方之间成立有效的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查明案情，中铁公司基于其与首钢长钢公司的煤炭销售合同，分别向天津冶金公司及山西冶金公司采购喷吹煤，其中天津冶金公司实际通过鑫潞沣公司向黎都公司采购，而山西冶金公司的上游供货方为亦为黎都公司。本案中，各方存在争议的供货期间为2015年7月29日至8月6日及2015年8月29日至2015年9月22日，涉及供货数量7797.06吨，运输车辆512车，货款4056565.24元。对此，山西冶金公司及鑫潞沣公司均表示系其向黎都公司发出过供货指令，而黎都公司亦到庭陈述，争议期间对首钢长钢公司的供货行均由其完成，不存在分别为山西冶金公司及天津冶金公司（鑫潞沣公司）就相同数量的喷吹煤向中铁公司重复供货的情形。黎都公司相关陈述意见能够与中铁公司与首钢长钢公司的合同约定供货数量、实际结算数量形成关联关系，充分说明山西冶金公司、鑫潞沣公司与中铁公司的争议标的货物同一，即本案中可以排除山西冶金公司、鑫潞沣公司分别在同一期间内就相同数量喷吹煤各自向中铁公司供货的情形。也即，就争议标的，中铁公司仅可能与山西冶金公司及天津冶金公司中的一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是合同关系成立的前提。庭审中，鑫潞沣公司以中铁公司与天津冶金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的书面合同为主要依据，而山西冶金公司则以中铁公司现场负责人员签收计量单据的事实及黎都公司的自认为依据。对于山西冶金公司本案主张能否成立，重点应从计量单据的法律性质及中铁公司现场负责人员签收计量单据是否符合双方交易习惯，进而能否形成事实合同进行判断。首先，根据查明的案情，该计量单据由首钢长钢公司单方制作并出具，根据首钢长钢公司当庭陈述意见可知，该单据对外交付的仅为第五、六联，而黎都公司从承运司机处取得的第五联系运费结算凭证，故就该单据在交易过程中的原始用途而言，本身不具有货权凭证意义及货款结算凭证意义。庭审中，山西冶金公司主张，其与中铁公司之间将相关单据视为结算凭证，对此双方之间并无书面约定，且中铁公司不予认可。另从合同约定及各方当事人相一致的陈述意见可知，在工矿产品交易为买方市场的背景下，首钢长钢公司作为最终的买受人，其单方确认的供货数量是各方结算的最终依据。在交易过程中，中铁公司虽将收取计量单据作为一项工作环节，但没有证据显示涉案各主体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对相关单据进行过清点核算，并以此作为与合同相对方的货款结算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首钢长钢公司出具的一级计量单第五联在涉案交易中不具有对外表征货权归属的法律性质。其次，从交易习惯角度判断。合同法解释（二）第7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成立交易习惯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系相关行业主体的通行做法；二是该交易习惯具有长期、反复实践性；三是当事人事前知道该交易习惯的存在。具体至本案，首先，涉案交易主体中首钢长钢公司、中铁公司、天津冶金公司、山西冶金公司均系长期从事工矿产品贸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其内部对于合同管理、交易流程及财务审计均应有规范化的制度约束和严格的工作要求，本案中，山西冶金公司主张其与中铁公司之间就争议标的的供货行为系153合同的延续，但该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为4000吨，且合同第十二条明确约定，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双方责权履行完成自行终止。故可以说明，153合同内容未涉及合同外的供货约定，且山西冶金公司与中铁公司对此亦无其他书面约定。在没有书面合同的前提下，山西冶金公司在向中铁公司负责人员交付计量单后，其唯一持有的交易凭据仅为相关人员签收单据的收条，以上做法明显不符合该类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要求，不能视为相关行业企业的通行做法。其二，从全面审查中铁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天津冶金公司所有交易合同的情况看。涉案交易中，中铁公司系上下游企业、供需双方的中间环节，其作为买方与卖方均以书面合同作为履行依据，且相关买、卖合同涉及的交易数量均具有一致性，其中山西冶金公司涉及的全部四份合同亦符合以上特征。因此现有在案证据显示，山西冶金公司主张在没有事先明确供货数量的情况下，以事后交付计量单据作为供货凭证的交易方式在双方之间不具有反复性、长期性特征。其三，153合同的具体履行期间为2015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但根据中铁公司的合同内审情况显示，迟至2015年9月中旬中铁公司才走完153合同的审批流程，故山西冶金公司取得153合同文本时，本案争议的7000余吨喷吹煤已基本供货完毕，根据山西冶金公司主张，153合同有书面约定部分加实际履行部分的合计供货量已经达到了10000余吨。因此，在供货事实在先，补签合同在后的情况下，山西冶金主张的供货数量与双方合同确认内容存在明显差异。此时，双方仍同意在153合同中仅按照4000吨数量签署协议不合常理。以上情节说明，153合同订立并签署时，双方对争议标的并无合意。另，153合同书面约定，交货数量按买受人月度计划均衡供货，故根据对该合同条款的文义解释亦可说明，中铁公司依其月度计划向山西冶金公司单方发出的需求是确定供货数量的依据。综合以上情节并依据法定要件判断，不足以说明山西冶金与中铁公司之间存在以事后交付计量单替代书面合同的交易习惯。另就黎都公司将计量单据交与山西冶金公司，并自认替山西冶金公司供货一节。根据查明事实，黎都公司作为山西冶金公司、鑫潞沣公司共同的上游供货方，山西冶金公司采取以原煤款折抵喷吹煤货款，鑫潞沣公司采取直接支付货款方式分别向黎都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对此黎都公司均不持异议。因此在争议期间内，黎都公司对内同时负有为山西冶金公司及鑫潞沣公司（以天津冶金公司名义）供货的合同义务。而黎都公司在以上两公司与中铁公司的交易过程中，对外属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角色。其依法不具有跨越合同相对性替代中铁公司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故黎都公司对于履行对象的主观认识与选择并非中铁公司与涉案主体成立合同关系的依据。同时，黎都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其关于供货对象的书面意见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基于上述情形，一审法院对其陈述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在没有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山西冶金公司本案相关主张无法构成交易习惯，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山西冶金公司与中铁公司就涉案争议标的存在合同关系，故其相关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山西冶金公司向黎都公司供应原煤及相关款项所产生的争议，山西冶金公司可基于合同关系向黎都公司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山西冶金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关于山西冶金公司一审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中铁公司向山西冶金公司承担以货款6117520.92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计至2019年8月27日逾期付款损失1683075.49元。二审中，山西冶金公司明确6117520.92元除其诉讼请求第一项的4056565.24元外，剩余2060955.68元为中铁公司认可的174车货款。山西冶金公司主张合同约定交货后两个月内付款，故要求中铁公司自2015年10月28日起支付2060955.68元逾期付款损失至2019年8月27日。中铁公司主张153合同第五条约定以首钢长钢公司收货计量为准，并作为结算依据，2015年10月中铁公司将结算单交给了山西冶金公司，山西冶金公司一直不盖章确认，导致中铁公司无法付款，故不应支付利息损失。山西冶金公司认可2015年10月收到了结算单，因对结算单的数量不认可，故一直未盖章确认，双方一致在协商。山西冶金公司与中铁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就174车高炉喷吹烟煤进行了结算，双方签订的《高炉喷吹烟煤采购结算单》中记载：供货单位：山西冶金公司，结算日期：2019年7月29日，合同编号：ZTGY-XHDL-CG-MT-2015-153，供货时间：2015年8月6日-2015年8月28日，原发数量：4507.16吨，结算数量：3947.16吨，结算金额：1990495.66元，备注一栏载明，税率13%，此结算单数量为该合同项下部分货物的结算，剩余数量双方另行解决。需方盖章为中铁公司业务专用章，供方盖章为山西冶金公司。2019年8月27日中铁公司向山西冶金公司支付1990495.66元。山西冶金公司与中铁公司均认可174车的货款已结算完毕。二审中，山西冶金公司与中铁公司均认可153号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是2019年9月下旬。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山西冶金公司提交中铁公司工作人员孟辽、连雷鹏、吕国峰分别于2015年8月21日、8月31日、10月8日出具的收到一级计量单据的收据，主张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9月22日期间山西冶金公司向中铁公司供应高炉喷吹烟煤512车13352.92吨。中铁公司认可2015年8月6日至2015年8月28日的174车系山西冶金公司供应的，该部分货款双方已于2019年8月27日结算完毕。但中铁公司主张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6日的192车、2015年8月29日至2015年9月22日的146车货物由天津冶金公司供应，故其无需向山西冶金公司支付上述货款。根据双方当事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6日的192车、2015年8月29日至2015年9月22日的146车共计价值4056565.24元的货物是否属于山西冶金公司供给中铁公司的货物。首先，山西冶金公司主张其与中铁公司之间将涉案收据作为结算凭证，双方之间并无书面约定，中铁公司亦不予认可，而153合同约定货到首钢长钢公司后两个月内，由买受人向出卖人付款，并未约定以一级计量单据作为结算依据；根据双方2015年5月5日-2015年5月27日之间供货的结算情况，双方结算的流程是先签订《采购结算单》，山西冶金公司按照《采购结算单》中确定的开票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山西冶金公司确认收到《采购结算单》中的货款后开具统一收款收据。由此可见，一级计量单据并非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一级计量单据第五联为结算运费使用，山西冶金公司主张一级计量单据第五联作为双方货款结算依据，无充分的事实依据。因此，一级计量单据第五联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山西冶金公司主张一级计量单据第五联表征货权归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山西冶金公司未举证争议期间内存在《采购结算单》、发票、收据等其他结算依据；黎都公司申何龙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声明》存在矛盾；申何龙一审认可黎都公司将山西冶金公司供应的原煤加工为喷吹煤后，发货对象不限于首钢长钢公司，因此，山西冶金公司提交的与黎都公司之间的《喷吹煤购销合同》及后续履行情况，不能证明与本案争议期间供货的关联性；再次，双方二审认可153合同存在先实际供货后签订合同的情形，153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5年9月下旬。山西冶金公司依据153合同主张争议期间内的货款，一是山西冶金公司主张的上述期间内的实际供货数量，与合同约定的数量4000吨（干基）不符；二是双方签订、履行合同的先后顺序是，先供货后实际签订合同，如果山西冶金公司在争议期间内实际供货，则在后签订的合同中，不应仅约定为数量4000吨（干基），该约定与实际供货数量差距较大；三是山西冶金公司主张争议期间内的供货为153合同的延续，153合同约定，双方责权履行完成自行终止，未予约定合同到期后的续约情况，因此，在山西冶金公司交付依约供应的高炉喷吹烟煤后，153合同并非自行延续，根据中铁公司提交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审批流程，中铁公司与山西冶金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均在标明产品数量后提起审批，经过多人、不同时间审批通过后，予以最终实际签订，因此，153合同在履行完毕后自行延续，与实际的审批流程不符。山西冶金公司依据153合同主张争议期间内的货款，无充分的事实依据；山西冶金公司认可与中铁公司之间共签订有4份合同，除153合同外其余都结算完毕，山西冶金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就争议期间内的供货还订立有其他合同，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山西冶金公司依据153合同主张争议期间内的货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山西冶金公司未能证明已经履行争议期间内的供货义务，其主张支付争议期间内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174车货款逾期付款损失的上诉请求。2015年10月中铁公司依约将结算单交给了山西冶金公司，因山西冶金公司对付款金额有异议，不予盖章确认，导致中铁公司无法付款，后双方于2019年7月29日就该笔货款进行了结算，中铁公司已于2019年8月27日支付完毕，故山西冶金公司要求中铁公司支付该笔货款自2015年10月28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逾期付款损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西冶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878元，由山西省冶金物资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常 洁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秦顾萍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武 旋书 记 员  朱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