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74民终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法定代表人：王芙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伟利，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素梅，女，196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锦郊街道团北村9段561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长儒，男，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上诉人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素梅、何长儒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6民初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联重科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伟利，被上诉人赵素梅、何长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联重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中联重科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赵素梅、何长儒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赵素梅、何长儒人在一审中的相关陈述不能认定为提出了有效的时效抗辩。赵素梅、何长儒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出的“原告为什么在这么长时间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及“过了起诉期”等相关陈述并不能视作提出了有效的时效抗辩，因为提出时效抗辩应具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从内容而言，提出时效抗辩一是要有原因，二是要有目的：原因方面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间，在原因的主张中，当事人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目的方面是使权利人的胜诉权丧失，即主张时效抗辩的当事人不再需履行义务。较典型的表述为：因权利人主张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请求法院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从形式而言，在开庭审理前或之后，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在开庭审理时，当事人可以口头提出，但应符合前述的内容要求。在本案中，赵素梅、何长儒在庭审中认为中联重科公司“过了起诉期”，只是单纯认为中联重科公司时隔多年不向法院起诉丧失了对本案的起诉权，并没有意识到本案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官在赵素梅、何长儒没有明确提出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便以二人知识水平有限为由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对中联重科公司有失公允，同时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二、赵素梅、何长儒在一审庭审中对中联重科公司的持续催收行为表示认可。赵素梅、何长儒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中联重科公司隔三差五即通过上门或电话等形式对自己进行催收，此言论可以认定中联重科公司对赵素梅、何长儒的催收行为从未中断。因此，即便一审法官认定赵素梅、何长儒在庭审过程中的相关陈述构成有效的时效抗辩，也因二人对中联重科公司持续催收行为的自认而不成立，一审法官应对赵素梅、何长儒的相关陈述不予理会。三、赵素梅、何长儒曾在中联重科公司出具的对账函上签字。赵素梅、何长儒曾于2020年3月10日在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函签字，并表示因家庭困难愿意与上诉人达成和解，该表述应当被视为赵素梅、何长儒向中联重科公司传达了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只是碍于家庭困难，暂时无力偿还债务，但愿意与中联重科公司通过协商解决。因此，一审法官即便认为赵素梅、何长儒提出了有效的时效抗辩，并认为二人对中联重科公司持续催收行为的不构成自认，也因对账函的存在而对赵素梅、何长儒所谓的“时效抗辩”予以驳回。综上，判为所请。赵素梅、何长儒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中联重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解除中联重科公司与何长儒签订的编号为CNPK-RZ／PY2012LN12202196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附件；2.要求确认型号为QY20H431.5的汽车起重机所有权归中联重科公司；3．要求何长儒向中联重科公司赔偿损失65595.16元、违约金45360元，合计110955.16元；4．要求赵素梅对何长儒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判令何长儒、赵素梅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0日，中联重科公司与何长儒签订了编号为CNPK-RZ／PY2012LN12202196的融资租赁合同及相关附件，出租人为中联重科公司，承租人为何长儒。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选定出卖人以及租赁物件，出租人为承租人提供融资支持，起租后任何情况下承租人都应该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在承租人支付完所有的租金和应付款项前，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该所有权不因发票、上牌、登记在承租人或第三人名下而改变，租赁物件的发票、登记证书、保单以及其他重要权证属于出租人所有，并由出租人保管。本合同的起租日为出租人在租赁支付表上确定的日期，出租人单方签章的租赁支付表对承租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承租人应当按时以银行代扣等方式支付租金，否则将支付罚息为每日万分之七，自租赁支付表中确定的应付款日起至承租人实际付款日止逐日按照复利计算。本合同项下租金利率为浮动利率，随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进行同等幅度调整。融资租赁合同还约定，出卖人按照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地点、方式向承租人或承租人指定的接收人交付约定的租赁物件，承租人应当接收租赁物件，并签署接收文件。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约定，承租人在签订本合同时签署的租赁物件签收单和承租人接收租赁物件时签署的租赁物件签收单或承租人签署给出卖人的交验单、交接单或承租人在其他与接收相关的单据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出租人已经向承租人履行交付约定租赁物件义务的凭证。首期款包括首期租金、履约保证管理费、保险费、续保保证金、抵押费手续费和其他应收费用，具体金额由首期款明细表确定，承租人应在本融资租赁合同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将首期款明细表所确定的首期款项总和支付给出租人，合同双方另有书面约定的依照约定支付。承租人应按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在承租人完全履行本合同后，履约保证金在租赁期间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承租人或者出租人按照承租人的指示一次性冲抵剩余应付款项，剩余部分由出租人于5个工作日返还给承租人。因承租人违约导致本合同终止，出租人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不退还。出租人占有履约保证金期间，履约保证金不计息。融资利率采用浮动利率，在租赁期内，如果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出租人有权对融资利率进行同等幅度调整。出租人和承租人对租赁期限、起租时间、每期还租时间、利率、每期租金额等进行了充分协商，承租人无条件同意由出租人基于共同协商的条件制作生成的租赁支付表。出租人和承租人只签订一个融资租赁合同，当租金及其他款项迟延支付时，承租人同意所归还的款项按如下顺序清偿：到期尚未支付的补交保费、续保保费、为促使承租人履行本合同产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欠租罚息、欠租利息、欠租本金、本期利息、本期本金、履约保证金。如承租人不能在本期租金付款日按上述顺序清偿全部款项，则视为当期租金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对承租人的违约救济措施部分，双方约定了包括出租人可以不经司法程序自行取回租赁物件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强制措施取回租赁物件；提前收回全部租金，承租人立即支付合同项下所有租金（含已经到期但未支付的租金和未到期租金）；单方解除本合同，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按租赁支付表中的全部租金本金总和的8％向承租人计收违约金等违约责任。2012年5月15日，何长儒配偶赵素梅向中联重科公司出具配偶承诺书，承诺与何长儒共同承担该笔融资租赁款项的偿还义务。2012年5月25日，中联重科公司与大连永联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购买案涉租赁设备。在《融资租赁合同》后附的《租赁物件签收单》中载明，何长儒在2012年5月26日在长沙收到CNPK-RZ／PY2012LN12202196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中联牌汽车起重机一台，型号为QY20H431.5，何长儒在《租赁物件签收单》上签字确认。附件《首期款明细表》中载明，涉案设备单价为630000元，租赁期限36月，日罚息率0.07％（复利）。首期款金额共计73000元，包括首期租金63000元、续保保证金1万元。在附件《租赁支付表》中载明，租赁期数36期，支付方式为期末等额本息支付，起租日为2012年6月5日，何长儒需自2012年7月5日起每月向中联重科公司支付租金16363.01元，直至租赁到期日2015年6月5日，租金合计589068.4元，其中包括本金567000元，利息22068.4元。《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后，何长儒共计向中联重科公司支付款项125042.66元，截至2020年3月10日，何长儒共欠付款项538095.16元。2014年3月3日，中联重科公司委托其代理商将案涉车辆收回。2018年5月22日，中联重科公司将案涉车辆转卖予本溪市宏伟吊装运输有限公司，转卖价格为34.92万元。2021年1月13日，中联重科公司将何长儒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于2014年3月3日解除，确认案涉设备所有权人为中联重科公司，并要求何长儒赔偿损失65595.16元、违约金45360元。何长儒、赵素梅主张案涉车辆在收回时，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双方互不相欠，但由于时间久远，和解协议已经无法找到。中联重科公司不认可双方达成和解的事实。另，何长儒、赵素梅在案件审理表示中联重科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针对何长儒、赵素梅的时效抗辩，中联重科公司表示一直派业务员向二被告催收，并提供2020年5月20日向二被告催收的照片，证明催收的事实，并主张在2018、2019年亦向二被告进行过催收。二被告对照片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何长儒、赵素梅认可在车辆收回五年后，曾有销售人员找到二被告，要求其赔偿损失，但二被告认为双方已经和解，互不相欠，故予以拒绝。中联重科公司提供何长儒书写的一段文字，内容为：本人何长儒于14年将设备送回，当时协议和解，又于2020年6月2日厂家沟通欠款及车辆确权事宜，本人家庭困难，望体谅，特此申请和解。何长儒认可此段文字由其书写，但主张该文字是中联重科公司工作人员让其书写，目的是给公司个交代。一审法院认为，中联重科公司与何长儒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联重科公司根据何长儒的选择购买了涉案设备出租给何长儒使用，作为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方，其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相应义务。何长儒作为承租人应当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按时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由于何长儒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履行支付租金义务，中联重科公司于2014年3月3日收回案涉租赁车辆，现中联重科公司要求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于租赁物收回当日解除，何长儒、赵素梅表示同意，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联重科公司要求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确认归其所有，考虑到案涉车辆已经转卖，对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何长儒、赵素梅表示在2014年3月3日车辆收回时，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互不相欠，其无需向中联重科公司再支付任何费用。对此，中联重科公司不予认可，何长儒、赵素梅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对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何长儒、赵素梅主张的中联重科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问题，虽然二人未明确表示为时效抗辩，但结合庭审中二人的陈述内容，考虑二人的知识水平和对法律专业术语的掌握能力，一审法院认定何长儒、赵素梅在本案中提出时效抗辩。中联重科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将案涉租赁物收回，其亦要求法院确认合同于当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中联重科公司有权要求何长儒、赵素梅赔偿损失，但其基于合同解除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认为，中联重科公司在2014年3月3日将案涉车辆收回，导致合同已经处于事实上的解除状态，何长儒、赵素梅对此亦无异议，由此产生的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亦应自车辆收回之次日开始起算，至2016年3月3日期间届满。中联重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举照片在2020年5月拍摄，属于在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张权利，不能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至于何长儒书写的文字内容，亦没有同意给付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何长儒同意继续履行给付义务。故，中联重科公司要求何长儒、赵素梅承担赔偿责任及给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编号为CNPK-RZ／PY2012LN12202196的融资租赁合同于2014年3月3日解除；二、驳回中联重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确认的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赵素梅、何长儒在一审庭审中提出“这个事情当时双方已经和解，现在过去了十多年再来起诉我，已经过了起诉期，我不同意”，该表述内容具有时效抗辩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未对提出时效抗辩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作出规定的情况下，中联重科公司关于赵素梅、何长儒提起的时效抗辩不符合形式和内容的要求的上诉理由，本院不能采纳。中联重科公司主张赵素梅、何长儒于一审庭审中已经自认中联重科公司对其持续催收，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至于何长儒在欠款明细表上书写的相关内容，并无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之情形。中联重科公司的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中联重科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已交纳5050元，剩余50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二审法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江锦莲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晓伟书 记 员 张樱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