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20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DE4E88，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金水）花园北路107号。法定代表人：黄鸥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延顶，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桑中伟，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怀化利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MA1MXLQ87B，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创新服务大楼823-9室。负责人：刘红弟，该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彪，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伯华，江苏常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建国，男，195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伯华，江苏常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国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怀化利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初名称为常州利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6月8日更名为张家界利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10月30日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简称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492民初1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智国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利晟合伙企业亦系合同当事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可依法提起诉讼”错误。1.本案中，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的诉讼请求主要为“解除合同”和“支付违约金”，由于利晟合伙企业已于2020年4月30日将案涉12.8068%股份转让给了苏建国，人民法院对上述诉讼请求的支持与否，并不导致利晟合伙企业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利晟合伙企业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2.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二》（即2020年5月1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系对利晟合伙企业向苏建国转让上述股份行为的确认”，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同时本案中，利晟合伙企业与苏建国于2020年4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苏建国）即取得股东权利”，另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利晟合伙企业将12.8068%股份转让给苏建国之后虽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并不影响该股权转让的效力，也不影响苏建国已经取代利晟合伙企业成为弘大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大公司）的股东这一事实。因此，利晟合伙企业向苏建国转让案涉股份并不需要确认，一审法院该认定于法无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中智国裕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符合合同法定解除条件”，不仅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也错误。1.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第二条约定：乙方（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在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的4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利晟合伙企业）支付25.8068%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50%，即人民币7540.07万元，甲方收到股份转让价款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25.8068%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和股份工商登记变更；乙方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在完成目标公司股东名册和股份工商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剩余转让价款，即人民币7540.07万元”。由此可见，在中智国裕公司已经支付9272.09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但利晟合伙企业未将25.8068%股份全部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的情况下，中智国裕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后续股权转让价款。即便利晟合伙企业将后续12.8068%股份转让给苏建国并约定由苏建国将该股份转给中智国裕公司，但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中智国裕公司享有的上述“先履行抗辩权”有权向受让人苏建国主张，即苏建国仍负有先把12.8068%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的义务，然后才能向中智国裕公司主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鉴于此，即便认定利晟合伙企业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由于其未履行在先转让全部股权的合同义务，中智国裕公司有权拒绝履行支付后续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中智国裕公司“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应属错误。2.利晟合伙企业虽把12.8068%股份转让给苏建国但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以客观上导致苏建国无法在公司登记机关将该股权变更至中智国裕公司名下。鉴于此，在利晟合伙企业和苏建国怠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义务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中智国裕公司“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显然没有法律依据。3.即使利晟合伙企业与苏建国完成了案涉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履行顺序实施12.8068%股份的转让手续。《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约定的履行期限为“待中智国裕公司解决资金问题后”，但该约定并不明确。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因此，在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为未变更，仍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一》第二条约定的履行条件来进行履行。此外，2020年6月23日苏建国发送的催告函并未对中智国裕公司指定有明确的合理期限，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且在苏建国催告并给予中智国裕公司一定准备时间后仍未履行上述义务”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苏建国已成为12.8068%标的股份的持有人，其继承了利晟合伙企业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权利义务，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关于买卖该部分股份的约定同样对苏建国、中智国裕公司具有约束力”错误。1.2018年8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签订的，而2020年4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利晟合伙企业与苏建国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苏建国无权适用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中的违约条款要求中智国裕公司向其承担违约责任。2.2020年4月30日利晟合伙企业与苏建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就利晟合伙企业持有弘大公司12.8068%股权的转让作出了约定，并未约定利晟合伙企业将其在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苏建国。3.苏建国虽然是《补充协议一》的当事人之一，但是该协议第五条只约定了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之间的违约责任，并未约定苏建国与中智国裕公司之间的违约责任。4.2020年4月30日利晟合伙企业与苏建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苏建国）即取得股东权利”，因此，《补充协议二》第五条虽约定了“如存在本协议未约定之条款，可参照原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履行”，但此时利晟合伙企业已不是弘大公司的股东，其不具有签订《补充协议二》的主体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补充协议二》第五条的约定并不导致苏建国拥有适用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中违约条款的权利。四、一审法院认定“……苏建国按照未出资受让股份12.8068%的价格即7483.62万元的20%计算违约金，合法有据……”错误。1、据前所述，中智国裕公司不存在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违约行为，所以不应当承担任何违约责任。2、即便中智国裕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也应当根据苏建国的实际损失情况来认定违约金数额。事实上，中智国裕公司并未对苏建国造成任何实际损失，苏建国也没有对造成损失提供任何证据。同时，弘大公司28.6742%股权对应的弘大公司注册资本为636.507万元，而本次交易对价为17204.52万元，已高出注册资本26倍，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已获得了高额收益，不存在任何损失。五、即便苏建国有权向中智国裕公司主张违约责任，一审判决确定的1496.724万元违约金数额也明显过高，应当减调。1.苏建国作为股价出让方即便有损失，也只是尚未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对应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损失。在苏建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除利息以外的其他损失的情况下，以12.8068%股份对应的价款7483.62万元×20%计算违约金畸高。2.确定违约金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还应当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案中，无论是2018年8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还是《补充协议一》，均约定中智国裕公司在支付50%以上价款后，利晟合伙企业即应当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然后中智国裕公司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截至2019年9月4日，中智国裕公司累计付款9272.09万元，已超过《补充协议一》约定的50%即7540.07万元，但是此时利晟合伙企业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先行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利晟合伙企业在履约过程中也存在违约行为，也具有过错。3.本案还需要考虑新冠疫情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影响，应当根据“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合理确定违约金数额。《补充协议二》签订于2020年5月，此时国内新冠疫情虽稍有缓解，但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的严重冲击才刚体现，中智国裕公司也深受其害。本案按照12.8068%股份对应的价款7483.62万元×20%计算违约金，与公平原则相悖。六、一审法院认定“苏建国已支付律师费30万元，该部分费用应由违约方中智国裕公司承担”错误。1.如前所述中智国裕公司并未违约，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支付的律师费当然不应当由中智国裕公司承担。2.损失的计算应当以实际发生为准。本案中，苏建国并未提交支付30万元律师费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因此，即便中智国裕公司有违约的情况，也不应当承担苏建国支付的30万元律师费。综上，由于中智国裕公司不存在迟延履行的行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中智国裕公司全部上诉请求。利晟合伙企业和苏建国共同辩称：一、利晟合伙企业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利晟合伙企业是合同当事人，是权利主体，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当然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根据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第2.2.3条的约定，应该是办理完2.2.1和2.2.2条涉及的50%股权变更手续后3日内支付剩余50%的价款，并没有提及利晟合伙企业在收到50%转让款后要先履行剩余50%股权变更登记事宜。《补充协议一》第二条是进行了“甲方收到股份转让价款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25.8068%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的约定，但该条同时又约定“乙方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在完成目标公司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剩余转让价款，即人民币7540.07万元”。在《补充协议一》签订后，乙方（包括乙方拟设立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受让了15.8674%的股权，剩余12.8068%股权是由于乙方资金原因以及拟设立基金的推迟而迟迟未能受让。为此乙方于2020年1月4日还出具《承诺书》承诺最迟在2020年2月29日完成约定股份的受让事宜。期间，利晟合伙企业多次向中智国裕公司催告，是中智国裕公司不予配合受让。因此之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二》，但《补充协议二》签订后中智国裕公司又是一拖再拖，经多次催促，至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提起本案诉讼，中智国裕公司仍未能履行受让义务。中智国裕公司的行为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符合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通过《补充协议二》，苏建国承受了利晟合伙企业的所有合同权利，苏建国作为合同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享受违约金等。三、关于违约金。《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一》均约定了“股份转让价款的20%计算违约金”的违约金条款，在中智国裕公司构成违约的情况下，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于中智国裕公司提出的违约金数额过高的问题，违约金是具有惩罚性质的，合同所约定的20%的标准并不高，签订合同时，当事人就考虑了如市值或者相关利益等因素，违约金也并没有超过合同总价的30%，且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在起诉时已扣除了已经转让的15.8674%股份的部分，仅将剩余的12.8068%股份对应的价款7483.62万元作为违约金的计算基础。四、关于律师费。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7.4条的约定，本案是由于中智国裕公司未能按约出资受让股份所引发，理应由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律师费。律师费的收费标准符合江苏省物价局和江苏省司法厅的相关文件规定。利晟合伙企业支出的10万元律师费本也应由中智国裕公司承担，只是利晟合伙企业服从一审判决，未就此提起上诉。综上，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已经查明，适用法律正确，中智国裕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费用由中智国裕公司承担。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与中智国裕公司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未履行部分的合同关系；2.中智国裕公司支付违约金1496.724万元；3.中智国裕公司支付律师费4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智国裕公司负担。一审审理中，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未履行部分是指利晟合伙企业未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的弘大公司12.8068%的股份、苏建国未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的弘大公司5.0386%的股份，上述利晟合伙企业持有的弘大公司12.8068%股份已登记至苏建国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0日，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1份，约定：利晟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弘大公司28.6742%的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转让总价款为17204.52万元，支付进度为：1.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中智国裕公司向利晟合伙企业支付首期股份转让总价款的10%作为定金，即1720.452万元；2.中智国裕公司应于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45日内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尽调事宜，并于尽调完成之日向利晟合伙企业支付股份转让总价款的40%，即6881.808万元。3.利晟合伙企业协助中智国裕公司办理完毕转让过户登记的所有手续后，3日内支付剩余总价款的50%，即8602.26万元。合同同时约定：利晟合伙企业收到中智国裕公司股份转让总价款50%后七个工作日内，应立即积极协助目标公司就目标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办理股份变更登记，以使中智国裕公司实现作为目标股份的股东记载在有权机关、目标公司相关登记文件中的目的......合同还约定：因一方严重违约或者经催告后拒绝改正导致守约方解除协议的，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相当于本协议股份转让价款总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能覆盖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的，守约方还有权就不足部分继续索赔。合同另行约定：因一方违约导致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或者导致对方利益受损时，对方有权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索赔等费用、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要求不履行方或违约方作出赔偿。2019年8月26日，利晟合伙企业、中智国裕公司、苏建国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利晟合伙企业持有目标公司28.6742%的股份，其中2.8674%的股份转让给河南省豫投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豫投基金），25.8068%的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在协议签订生效后的45个工作日内向利晟合伙企业支付25.8068%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50%，即7540.07万元。利晟合伙企业收到股份转让价款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25.8068%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在完成目标公司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利晟合伙企业支付全部剩余转让价款7540.07万元。合同同时约定：苏建国将所持有目标公司5.0386%的股份，其中1.2597%的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股份转让款868.03万元。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于协议签字生效后的45个工作日内向苏建国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50%,即434.015万元，苏建国收到股份转让价款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1.2597%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在完成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苏建国支付全部剩余转让价款，即434.015万元。合同还约定：上述事项完成后，且苏建国所持有目标公司剩余股份满足转让条件后，苏建国将所持有目标公司3.7789%(股份转让款为2603.94万元）的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其中50%的股权转让款在苏建国辞任目标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之日起180天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苏建国收到股份转让价款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3.7789%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在完成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苏建国支付全部剩余转让价款，即1301.97万元。合同另行约定：如果由于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未能按以上价格完成收购利晟合伙企业所持目标公司的股份，或者延期25个工作日向利晟合伙企业支付转让款项的，则利晟合伙企业有权选择解除协议，中智国裕公司应向利晟合伙企业支付其股份转让价款总额20%的违约金。2020年1月4日，中智国裕公司向利晟合伙企业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我司与贵合伙企业于2018年8月10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就贵合伙企业持有弘大公司28.6742%的股份转让进行了约定，并经友好协商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一》。由于资金寒冬加剧募资压力导致我司拟发起设立基金推迟，未能按补充协议条款按时受让约定股份。经过2019年在募资方面的努力，现已与各LP达成意向并具备发起设立基金的条件，计划于2020年1月22日（春节前）完成与所有LP合伙协议的签订和合伙企业的工商注册，春节后第一周内向基金业协会提交基金产品备案，最迟在2020年2月29日前完成约定股份的受让事宜。2020年5月12日，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中智国裕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合同载明：……利晟合伙企业、中智国裕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订立了《股份转让协议》，各方于2019年8月26日订立了《补充协议一》。截止协议签署日，利晟合伙企业已将2.8674%的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指定的关联基金豫投基金，于2019年9月4日又将13%的股份转让给豫投基金，利晟合伙企业、豫投基金签署了股转协议，已结清股份转让款，并办结股权交割和工商变更登记。合同约定：由于中智国裕公司筹措资金原因，经协商各方一致同意，利晟合伙企业持有目标公司剩余的12.8068%的股份，以人民币7483.6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苏建国，待中智国裕公司解决资金问题后，由中智国裕公司拟设基金或指定的关联基金以同等价格再从苏建国处受让上述股份。如果中智国裕公司未能在原协议约定时间内设立新基金或指定关联基金受让上述股权的，则由中智国裕公司受让。各方一致认可，本协议为各方最终协议，各方之间关于股份转让事宜均按本协议之约定条款履行。在签署本协议前原协议条款如存在与本协议条款冲突或矛盾的，以本协议约定为最终履行依据；如存在本协议未约定之条款，可参照原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履行。另查明，2019年6月26日，利晟合伙企业、豫投基金、弘大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1份，约定：利晟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弘大公司2.8674%的股份以1675.5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豫投基金。2019年9月4日，利晟合伙企业、豫投基金、弘大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1份，约定：利晟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弘大公司13%的股份以7596.5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豫投基金。2019年7月29日弘大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正案记载：利晟合伙企业持股比例由28.6742%变更为25.8608%（注：应为25.8068%，本院予以纠正），并新增豫投基金持股2.8674%;苏建国持股5.0386%。2019年9月20日弘大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正案记载：利晟合伙企业持股比例由25.8068%变更为12.8068%，豫投基金持股比例变更为15.8674%;苏建国持股5.0386%。弘大公司出具的2019年9月的股东名册记载：利晟合伙企业持股比例为12.8068%、苏建国持股比例为5.0386%、豫投基金的持股比例为15.8674%(2.8674%+13%)。2020年4月30日，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利晟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弘大公司12.8068%的股份以7483.6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苏建国。弘大公司出具的2020年6月的股东名册记载：苏建国持股比例为17.8454%(12.8068%+5.0386%)、豫投基金的持股比例为15.8674%。2019年9月4日，弘大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苏建国辞去总经理职务。再查明，2020年6月23日，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向中智国裕公司发送催告函，催告中智国裕公司尽快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还查明，2020年7月18日，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与江苏常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1份，约定律师代理费为40万元。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江苏常运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与中智国裕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以及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豫投基金、弘大公司签订的各份《股份转让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本案分别涉及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之间关于弘大公司28.6742%的股份的买卖合同以及苏建国与中智国裕公司之间关于弘大公司5.0386%的股份买卖合同。本案应根据买卖合同标的所有人的不同进行区分，按照合同约定分别进行审查。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晟合伙企业系上述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虽然利晟合伙企业向苏建国转让剩余12.8068%弘大公司股份在先、签订《补充协议二》在后，但《补充协议二》系对利晟合伙企业向苏建国转让上述股份行为的确认，利晟合伙企业亦系合同当事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可依法提起诉讼。中智国裕公司关于利晟合伙企业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2018年8月10日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以及此后的《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虽然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在2018年8月10日达成了利晟合伙企业以17204.52万元的价格向中智国裕公司出卖弘大公司28.6472%股份的一致意思表示，并就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但《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对履行方式进行了变更，即由中智国裕公司作为股份唯一受让主体变更为豫投基金受让2.8674%的股份、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受让25.8068%的股份。而根据利晟合伙企业、豫投基金、弘大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9月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以及弘大公司2019年7月29日、2019年9月20日章程修正案、2019年9月的股东名册，利晟合伙企业、中智国裕公司亦是按照变更后的履行方式履行合同义务，即豫投基金分别出资受让了利晟合伙企业转让的弘大公司2.8674%、13%的股份，并付清转让价款、办理了股东名册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至于弘大公司25.8068%股份中的剩余部分12.8068%的股份，中智国裕公司未实际受让。对于中智国裕公司未能出资受让的12.8068%股份，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已通过《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进行了处理，即利晟合伙企业以7483.62万元的价格将该部分股份转让给苏建国，待中智国裕公司解决资金问题后，由中智国裕公司拟设基金或指定的关联基金以同等价格再从苏建国处受让上述股份。该约定属于合同的概括转让。现利晟合伙企业已与苏建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也在弘大公司进行了股东名册的变更。据此，苏建国已成为12.8068%标的股份的持有人，其承继了利晟合伙企业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权利义务，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关于买卖该部分股份的约定同样对苏建国、中智国裕公司具有约束力。《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履行期限为“待中智国裕公司解决资金问题后”，该约定并不明确，苏建国可给予中智国裕公司必要准备时间后由中智国裕公司履行相关出资受让的义务，但从中智国裕公司于2020年1月4日出具的承诺函以及苏建国于2020年6月23日发送的催告函来判断，中智国裕公司的资金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且在苏建国催告并给予中智国裕公司一定准备时间后仍未履行上述义务。中智国裕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符合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苏建国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中关于向中智国裕公司出卖弘大公司12.8068%股份部分的合同约定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再次，《补充协议一》对于苏建国持有弘大公司5.0386%的股份出卖给中智国裕公司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1.2597%的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股份转让款按协议签字生效后45个工作日、完成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股份工商变更登记10个工作日内等时间节点分别支付434.015万元、434.015万元，合计868.03万元，苏建国于收到首期股份转让价款434.015万元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另3.7789%股份按苏建国辞任目标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之日起180天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股份工商变更登记10个工作日内等时间节点分别支付1301.97万元、1301.97万元，合计2603.94万元，苏建国于收到股份转让价款1301.97万元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公司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但中智国裕公司并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亦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苏建国要求解除案涉协议中关于向中智国裕公司出卖弘大公司5.0386%股份部分的合同约定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再其次，《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20%，中智国裕公司对此持有异议。该院认为，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标的为弘大公司的股份，股份买卖必须综合考虑市值波动、交易机会、持有成本等多种因素，故双方对于违约金标准的约定必然是实际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等的综合考量，对于交易双方均有约束力。作为交易双方应当及时履行合同义务、促成交易成功。现中智国裕公司未能按约及时出资受让股份，且在催告后亦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苏建国按照未出资受让股份12.8068%的价格即7483.62万元的20%计算违约金，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又再其次，根据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律师费等损失应由违约方承担，苏建国已支付律师费30万元，该部分费用应由违约方中智国裕公司承担。利晟合伙企业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2019年8月26日《股份转让补充协议》、2020年5月12日《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涉及张家界利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弘大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12.8068%股份部分的合同约定；二、解除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2019年8月26日《股份转让补充协议》、2020年5月12日《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涉及苏建国向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弘大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5.0386%股份部分的合同约定；三、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苏建国支付违约金1496.724万元；四、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苏建国支付律师30万元；五、驳回张家界利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内自觉履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0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004元，由中智国裕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利晟合伙企业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利晟合伙企业是案涉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一方当事人，且利晟合伙企业转让给苏建国的弘大公司12.8068%股权，虽在其双方于2020年4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苏建国）即取得股东权利”，弘大公司的股东名册也就此进行了相应变更，但尚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外显示仍登记在利晟合伙企业名下，上述12.8068%股份仍与利晟合伙企业有关，利晟合伙企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本案原告。中智国裕公司有关利晟合伙企业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中智国裕公司是否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行为根据利晟合伙企业与中智国裕公司最早于2018年8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智国裕公司是案涉弘大公司28.6742%股份的受让主体，但至2019年8月26日，中智国裕公司与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又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上述弘大公司28.6742%股份，其中2.8674%股份转让给豫投基金，25.8068%的股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其中虽约定利晟合伙企业收到25.8068%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50%后25个工作日内应完成该25.8068%股份对应的股东名册和股权工商登记变更，然后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才支付剩余的转让价款，但由于该25.8068%股份应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拟设立的基金或其关联基金，之前13%的股份，利晟合伙企业即是按中智国裕公司的指定转让给了豫投基金，并进行了弘大公司股东名册、章程以及工商备案的变更登记，在中智国裕公司就剩余的12.8068%股份未提供明确的受让主体的情况下，利晟合伙企业事实上无法单方面完成该部分股份的转让。中智国裕公司在2020年1月4日向利晟合伙企业出具的承诺书中也认可“由于资金寒冬加剧募资压力导致我司拟发起设立基金推迟，未能按补充协议条款按时受让约定股份”，并承诺最迟在2020年2月29日前完成约定股份的受让事宜。剩余12.8068%股份未能完成转让的责任不在利晟合伙企业，而在中智国裕公司。中智国裕公司有关因利晟合伙企业未将25.8068%股份全部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中智国裕公司因此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而有权拒绝支付后续股权转让价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智国裕公司未能按其承诺在2020年2月29日前完成约定股份的受让。2020年4月30日，中智国裕公司与苏建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剩余12.8068%股份转让给苏建国。2020年5月12日，就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案涉2018年8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一》，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与中智国裕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利晟合伙企业将应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的剩余12.8068%股份的转让权利义务合并转让给了苏建国，并得到了中智国裕公司的同意。《补充协议二》于2020年5月12日签订时，中智国裕公司本就已极其迟延履行其受让股份的义务，《补充协议二》虽约定“待丙方（即中智国裕公司）解决资金问题后……受让上述股权”，其中的“待丙方解决资金问题后”这一时间条件并不明确，当事人也并未约定仍适用《补充协议一》约定的履行条件，且《补充协议一》所约定的履行期限因中智国裕公司的迟延未履行而已无法适用，在此情况下，苏建国可以随时要求中智国裕公司受让相应股份，但应当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2020年6月23日，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又向中智国裕公司发送催告函，催告中智国裕公司尽快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催告函中虽未给出履行期限，但至2020年7月27日，该段期间已足以认定为合理期限，但中智国裕公司仍未履行受让相应股份的义务，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因此提起本案诉讼。中智国裕公司的行为属于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已构成根本违约，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有权要求解除相应协议中的未履行部分。三、关于中智国裕公司的违约责任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有违约责任条款，《补充协议一》也明确约定有中智国裕公司应向利晟合伙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利晟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弘大公司剩余12.8068%的股份转让给了苏建国，利晟合伙企业、苏建国以及中智国裕公司又通过《补充协议二》对上述12.8068%的股份由利晟合伙企业转让给苏建国、再由苏建国转让给中智国裕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确认、约定，《补充协议二》虽未直接涉及违约责任条款，但其中明确约定“如存在本协议未约定之条款，可参照原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履行”，故上述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一》中的违约责任条款适用于《补充协议二》，苏建国可以据此向中智国裕公司主张违约责任。上述违约责任条款以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20%确定违约金，该违约金标准是利晟合伙企业、中智国裕公司分别作为股权投资、资本运作类的专业商事主体经过充分协商后约定，且现在苏建国系以尚未转让的12.8068%股份对应的价款7483.62万元为基数以20%的标准主张违约金，再结合本案中整个股权转让的履行情况尤其是中智国裕公司一再迟延履行受让义务、中智国裕公司的过错程度以及股权出让方合理的预期利益等因素，一审确定中智国裕公司承担1496.724万元的违约金并无不当。中智国裕公司认为一审确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而要求减调的上诉理由，本院也不予支持。四、关于中智国裕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的律师费2018年8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律师费等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同样因《补充协议二》约定“如存在本协议未约定之条款，可参照原协议约定的有关条款履行”，故苏建国可以据此向中智国裕公司主张律师费。苏建国主张其支出了30万元律师费，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也确有律师代理其参加诉讼，且苏建国主张的律师费符合相关律师收费标准，之后也补充了支付依据，一审判令中智国裕公司向苏建国支付30万元律师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智国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4元，由中智国裕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