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陕02民终3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松山，男，1964年1月13日生，汉族，住铜川市耀州区，公民身份号码：61020XXXX40113421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国璋，男，1943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铜川市印台区，公民身份号码：61020XXXX31016363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川市明星农机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铜川市印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XXXX1091法定代表人：宋伟龙，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星，男，1979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铜川市印台区，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5015，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杨松山与被上诉人宋国璋、铜川市明星农机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星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2021）陕0203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松山、被上诉人宋国璋、被上诉人明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松山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案件事实定性错误。1、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错误。民间借贷是双方法律关系，代理协议与补充协议是三方法律关系，一审将本案法律关系界定为民间借贷关系错误。2、一审对代理协议与补充协议性质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绕过了代理协议与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但是依照法律规定，两个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代理协议与补充协议在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设置上有不平衡的地方，应属于显失公平法律行为，依法应当定性为可变更或者可撤销法律行为。3、一审对担保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代理协议中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均承认第一被告是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第一被告有权使用第二被告的印章在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担保人栏内盖章。第一被告在前述协议担保栏内盖章，第二被告依法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案涉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一审判决妄图开脱第二被告担保责任违反法律规定。4、一审对“高利转贷”定性错误。本案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不是正式金融机构，上诉人也没有高利转贷。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总金额错误。一审涉案总金额为55000元而不是85576.47元。2、一审认定被告实收借款数额错误。第一被告应收贷款为人民币35000元而非25000元。3、一审认定上诉人返还第一被告现金10000元事实错误。原告使用2万元，1万元是第一被告如约支付原告的劳务费，另1万元是原告如约在三个月内返还给第一被告的借款现金，并非原告额外借给被告使用的。三、一审枉法裁判。因一审枉法裁判使原告31527.92元的债务本金以及3965.35元债务利息化为泡影。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没有适用《民法通则》第43条、第59条，《担保法》第19条等，适用法律有误。五、一审遗漏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遗漏原告替第一被告垫付债务本金38614.26元。六、一审对诉讼费处理不公平。本案主要过错在于第一被告，一审对诉讼费负担采用均摊原则，有违诉讼费法定负担原则。宋国璋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明星公司答辩称：不认可上诉人上诉请求，明星公司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担保的事情，宋国璋也不参与公司经营。杨松山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债务本金人民币64201.18元；2、请求二被告依法支付原告债务利息9434.10元（当庭变更为10314.2元，2019年12月-2021年4月14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杨松山与被告宋国璋于2019年7月8日签订《代为贷款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宋国璋委托杨松山以个人名义为解决明星公司经营资金问题从宜信小贷公司贷款55000元，分36期还本付息，每期2842.36元。该借款的所有权归宋国璋，原告将自己在中国银行开户的银行卡作为扣款账户交给被告宋国璋还款。并约定贷款总额55000元，宋国璋使用35000元（含保险费），原告使用20000元（无息）。如果宋国璋提前还款，原告需给其归还10000元，余下10000元予以免除。如果被告宋国璋不及时还款，造成原告的不利后果由宋国璋承担。若导致原告上征信黑名单，被告要一次性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0元。还约定明星公司为宋国璋提供担保。合同尾部有双方签字及公司盖章。同日，原告杨松山以其本人名义从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贷款85576.47元，约定借款年利率12%，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每月还款2842.36元。现该笔借款已向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偿还完毕。在诉讼中，原告杨松山称其给被告宋国璋共45000元，被告宋国璋仅认可原告给其35000元。2、2020年3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称被告必须于每月8日18时前，将足额现金存入指定扣款账户并约定违约金为50000元。若被告不按时每月向指定账户转款，而由原告代为垫付资金，则从垫资之日起按每月2分计算利息，直至被告给原告还清之日止。现原告主张被告按照协议的约定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另查明，被告宋国璋向原告所有的银行卡打款两次，共计5684.72元。被告明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宋伟龙，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自然人从金融机构贷款后又转贷给他人。本案中原告虽称其与被告宋国璋系委托合同关系，但从其二人签订的《代为贷款协议书》的内容可知，原告以自己的名义从小贷公司贷款后将贷款给被告宋国璋使用，由宋国璋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该行为明显不符合委托行为的法律特征，实际系被告从原告处取得借款并支付本金及利息，应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请求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的诉求，不予支持。但因被告宋国璋实际使用了部分贷款，现贷款原告已经清偿完毕，被告对其使用的部分应承担偿还本息的义务。在诉讼中，原告称实际给被告借款45000元，被告宋国璋仅认可其实际收到了35000元。原告虽出具2019年10月10日有被告宋国璋签名的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杨松山返还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整。”但被告宋国璋对此欠条不予认可，且欠条内容为“返还现金”，据文义解释，无法得出该款项系原告额外借给被告使用的，原告亦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认定被告宋国璋的借款本金为35000元。被告宋国璋称其归还过贷款本息，提供有其手写的清单，称部分本息其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了原告，但无法提供凭证。原告认可被告归还过2020年4月及5月的贷款，每月2842.36元，共计5684.72元，故对原告认可的部分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利息为月息2分，根据原告与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签订的合同可知贷款的利息为月息1分，但在诉讼中被告宋国璋认可月息1.8分且未超过当时法律的规定，应依照被告认可的计算为宜。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不应超过合同成立时4倍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20年8月20日之前的利息应按照月息1.8分计算，2020年8月20日起之后的利息应按照月息1.54分计算。因借款本金为35000元，月息1.8分，则月利息应为630元。被告2020年4月9日偿还2842.36元，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9日应还的本金为35000元，利息为35000元*0.06%*130日=2730元。故被告归还的2842.36元中应认定其中2730元为归还的利息，112.36元为归还的本金。另被告于2020年5月9日偿还2842.36元，截止2020年5月9日被告应归还的本金为35000-112.36=34887.64元，利息为34887.64元*0.06%*30日=627.98元。故被告归还的2842.36元中应认定其中627.98元为归还的利息，2214.38元为归还的本金。故自2020年5月10日至2021年4月14日，原告应归还的借款本金为34887.64元-2214.38元=32673.26元，利息为(34887.64元*0.06%*101日)+(34887.64元*0.051%*238日)=2114.19元+4234.66元=6348.85元。另，原告主张被告明星公司应对原告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明星公司称其不清楚原告与被告宋国璋之间的借贷关系，且该协议仅有公司盖章并无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无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对原告请求被告明星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宋国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松山支付借款本金32673.26元，借款利息6348.85元（利息计算至2021年4月14日）。二、驳回原告杨松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3，由被告宋国璋负担863元，原告杨松山负担800元。（因原告杨松山已经预交，由被告宋国璋直接向原告杨松山支付863元）。二审中杨松山提交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实际贷款金额为55000元，宋国璋和被上诉人明星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原审查明的除在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贷款本金之外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审判决宋国璋向杨松山支付借款32673.26元及利息、明星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是否正确。一、关于本案案由。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和费用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而委托人则按约支付报酬的协议。2019年7月8日双方签订《代为贷款协议书》中，载明杨松山为甲方（宋国璋）解决企业缺乏经营资金问题，从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为宋国璋贷款。从双方约定可以看出，本案实质上是杨松山利用其公务员身份从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获得贷款，然后部分转贷给宋国璋使用，首先，在整个贷款过程中杨松山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宋国璋名义进行的贷款，其次该贷款杨松山部分使用并非全部用于宋国璋，并非完全为宋国璋办理委托事务，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因此《代为贷款协议书》、《代为贷款补充协议书》实质上属于杨松山与宋国璋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由于宋国璋未能按期还款，杨松山将下余借款已向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偿还完毕，本案属于杨松山与宋国璋就欠款及利息支付以及明星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发生的纠纷，应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确定的案由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指出，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因此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属于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代为贷款协议书》约定杨松山以自己的名义从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公司贷款后将部分贷款交由被告宋国璋使用，由宋国璋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该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代为贷款补充协议书》基于同样理由亦应属于无效协议。三、关于本案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发生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一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宋国璋支付杨松山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正确。宋国璋一审反复强调其给杨松山打了35000元借条后杨松山先给了其20000元，2019年10月10日杨松山向其返还了下余10000元，其至始至终只收到35000元借款；杨松山称除了上述35000元外，还于2019年10月10日向其借款10000元，故借款本金为45000元，因杨松山不能举出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一审认定借款本金为35000元并无不当。一审按照宋国璋认可的还款数额及欠款利息以先息后本的方式计算确定欠款数额及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计算方式上诉人也未能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于一审判决确定的宋国璋支付杨松山借款本金及利息予以确认。五、关于明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代为贷款协议书》和《代为贷款补充协议书》虽然加盖了明星公司印章，但是该印章是宋国璋在给明星公司看门时应杨松山要求所盖，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授权委托人的签字，明星公司也辩称对于借款及担保事宜一无所知，因无证据证明担保事宜经过明星公司同意，故各方对于担保事宜并未达成合意，担保合同没有成立。上诉人要求明星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一审对此认定正确，上诉人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3元由杨松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建 安审 判 员  康 建 军审 判 员  梁    勇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郑 况 纳书 记 员  郝    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