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06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石磊，男，197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丽，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春赏，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敬东，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金桥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369号（A、B栋裙楼）4125房。法定代表人：许敬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根茂，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钰涓，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邵石磊因与被上诉人许敬东、广东金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18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邵石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邵石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许敬东、金桥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还款计划》及微信催款记录均是针对案涉30万元款项，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应予纠正。一、《还款计划》及微信催款记录已经明确许敬东、金桥公司拖欠邵石磊30万元款项的事实，其当庭抗辩没有收到《还款计划》中的款项，与其在微信记录中承认存在欠款以及没有能力支付的事实明显矛盾。二、上述两份证据均是针对本案30万元款项。各方当事人不存在除了中国新歌声项目外的其他往来，邵石磊提交的转账凭证、还款计划及微信催款记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本案债务产生的背景及借款的实际发生。许敬东出具《还款计划》时故意将中国新歌声写成中国好声音，并故意写错身份证号码，存心逃避债务。许敬东、金桥公司主张存在中国好声音项目，应由其举证，然而，其不仅没有证据证明其就中国好声音进行了任何筹备工作，以及其与邵石磊之间就该项目进行了任何沟通，同时一审法院也未对许敬东、金桥公司是否举办中国好声音进行审查，根本不能证明许敬东、金桥公司有中国好声音项目。三、邵石磊与许敬东微信聊天记录，并非一审判决提到的“仅载有其向许敬东追讨欠款”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许敬东认可欠款并同意偿还而暂时困难的事实。除一审判决提到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之外，还有如下内容需要注意，许敬东说“你可能认为我有钱不还给你，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是很困难”，“你的钱总会还给你的，给些时间，给些理解”。许敬东在微信中的正面回应已经明确其负有偿还邵石磊款项的义务，这与《还款计划》是相一致的。一审判决采信许敬东关于该微信聊天记录并未表明追讨的款项是哪个项目款项的意见是错误的。在邵石磊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许敬东认为其承认欠款的微信记录与转账凭证、还款计划无关，或者认为双方还存在其他项目的往来，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四、经查明，中国好声音因版权问题从2016年开始更名为中国新歌声，2018年更名回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实际就是中国好声音，邵石磊因对该项目情况不了解，故一直以为是许敬东在《还款计划》中故意写错。实际上许敬东、金桥公司十分清楚两个名称实为同一节目，然而，其在一审中一直强调两个节目的不同，导致一审判决错误。五、事实上，许敬东除了向邵石磊出具《还款计划》外，另向案外人也出具了《还款计划》，两份《还款计划》的金额均与许敬东单方制作的入股结构表一致，说明《还款计划》与转账凭证是对应的。针对案涉项目，即便许敬东不认可款项付出之时其并非借贷本意，但在项目结束后，许敬东以借款人身份向邵石磊及案外人出具了《还款计划》，足以表明其认可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转变为借贷关系。六、许敬东、金桥公司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所提到的款项是中国新歌声项目的结算款，该陈述前后矛盾。许敬东、金桥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认为针对的结算款是证据11第79页中的，虽然其没有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但微信群显示的金额为44万元，其在答辩中陈述的金额为26万多元，明显存在矛盾，说明在《还款计划》出具之前，并未对款项进行结算。即便不考虑款项支付时，双方对款项性质如何理解，但在出具《还款计划》时已经明确了欠款30万元，即便许敬东、金桥公司认为是结算款，也已经通过《还款计划》转变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按照许敬东、金桥公司陈述，该项目该30万元是针对中国新歌声项目投资款的结算，那么也符合上述规定，邵石磊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许敬东、金桥公司辩称，一、邵石磊与金桥公司系针对“2017年度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广东佛山赛”项目（以下简称案涉项目）是股权代持法律关系，案涉30万款项系该项目的股权投资款。邵石磊与许敬东、金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邵石磊无权要求归还投资款。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共同证明下列事实：1.邵石磊系金桥公司所运营案涉项目的股东，实际持有该项目5%股权，金桥公司名义上代其持有该项目股份，双方系股份代持关系；2.案涉30万款项系该项目的股权投资款，邵石磊一审提交的《收款收据》《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均备注了：案涉30万元系入股案涉项目的投资款；3.邵石磊及其他该项目股东在投资入股案涉项目履行股东义务后也通过线上微信股东群决策及线下活动实际参与了该项目的运营，享有相应股东权利，也同时应承当相应的经营风险；4.案涉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广东佛山赛于2017年7月份结束，在该项目经营期间，许敬东如实向股东微信群内包括邵石磊在内的各投资股东实时报告、发送了项目运作及款项支出情况。印证了邵石磊与金桥公司之间的真实股份代持关系，邵石磊作为项目实际股东，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案涉《代持股协议》双方系真实履行，合法有效，金桥公司也充分保障了邵石磊的股东权利，已尽到代持人勤勉义务，各股东也认可许敬东、金桥公司对该项目的实际投入和经营，也都理解并自愿承担项目经营风险。二、许敬东、金桥公司没有与邵石磊达成借款合意，更没有明确的将案涉30万元“2017年中国新歌声广东佛山赛项目”股权投资款转为借款的意思表示，邵石磊没有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首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取决于双方有无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以及真实的转账。案涉30万元系股权投资款，对应的法律关系是股权代持法律关系。邵石磊根本没有提供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借款凭证及对应的转账凭据；其次，各方当事人没有达成明确合意将案涉30万元股权投资款转为借款，转由许敬东、金桥公司承担。事实上由许敬东、金桥公司承担全部投资亏损还款责任本身也是不公平的，项目股权投资本身就是收益共享、亏损共担，金桥公司作为代持人只有勤勉尽职管理人义务。再者，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必须采用明示的方式，如果案涉30万元由股权投资款转为借款必须是许敬东、金桥公司明确同意和认可。而《还款计划》系许敬东、金桥公司为争夺案外项目2020年度《中国好声音》运营权拟向邵石磊融资借款，因两年前案涉项目亏损邵石磊不愿再入股，应邵石磊要求许敬东只得以个人名义对案外项目借款。后因案外项目没有实际推动，相应该款项邵石磊也并未实际支付，其也未提供相应的支付凭证。该份《还款计划》所提及项目与案涉项目完全是两个项目，不能证明《还款计划》所述款项与案涉30万元有关，更不能证明许敬东、金桥公司同意将案涉项目股权投资款转为借款。最后，邵石磊一审庭后补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有向许敬东、金桥公司追讨款项，但未显示追讨款项与案涉30万元有关。事实上，《项目支出账目表及财务报表》显示案涉项目结余利润267965元，许敬东在股权微信群发送过上述材料，并告知过各股东有权根据其持股比例分配该笔项目结余利润，许敬东、金桥公司自然也答应过邵石磊有权追讨该笔分配款，而邵石磊微信中所提及的就是该款项，但许敬东、金桥公司从来没有明确同意将案涉30万元股权投资款全额转为个人借款并全额返还，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案涉的3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综上，针对2017年1-7月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广东佛山赛项目邵石磊与金桥公司之间系股份代持关系，与许敬东、金桥公司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且金桥公司已尽到勤勉义务，切实履行了《股份代持协议》中的合同义务，案涉30万元款项系股权投资款，双方根本不存在借款的合意。同时针对案涉项目对应的案涉款项30万元，许敬东、金桥公司也没有明确同意将其转为许敬东个人借款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邵石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邵石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敬东、金桥公司立即偿还邵石磊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许敬东、金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石磊于2020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其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了《代持股份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收款收据》《还款计划》各一份，拟证明其诉称属实。上述《代持股份协议》显示由邵石磊（甲方）与金桥公司（乙方）于2016年12月31日签署，协议约定：由乙方以乙方的名义代持甲方持有“中国新歌声”佛山赛区的5%股权（即人民币30万元）；该5%股权对应的股东身份及一切股权权利由甲方享有，相关股东义务亦由甲方承担；代为持股期间，甲方通过乙方名义行使各项股东权利，乙方有义务予以配合。经甲方同意，乙方有权行使股东权利或签署任何法律文件；代为持股期间，甲方仅享有“中国新歌声”佛山赛区的各项权利，对乙方其他的公司业务不享有权利等内容。上述《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显示邵石磊于2017年1月9日向金桥公司转账支付30万元，并显示用途备注为“入股中国新歌声项目”。上述《收款收据》显示由金桥公司于2017年1月9日向邵石磊出具，载有：“今收到邵石磊交来中国新歌声佛山赛区项目投资款30万元”。上述《还款计划》显示由许敬东于2019年12月23日书写出具，载有：“现本人许敬东欠邵石磊投资中国好声音款人民币300000元（叁拾万元），现计划于2020年3月1日起每两月归还壹拾万元给邵石磊，直至叁拾万元归还完毕”。许敬东、金桥公司对上述《代持股份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收款收据》《还款计划》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以其答辩意见称其不应向邵石磊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等。一审庭审中，许敬东、金桥公司就其答辩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授权书》（复印件）、《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广东赛区运营委托书》《中国新歌声2017年全国城市海选区域运营许可协议》《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共11张，均为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第二季〈中国新歌声〉总资源600万元的股东入股结构表》《代持股份协议》《收款收据》《项目支出账本账册及财务报表》（共24页，含组委会提成表、17年新歌声组委会对账表、新歌声投票收入明细、佛山电视台结余表、新歌声项目费用支付明细等表格）、《2017年度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广东佛山赛项目宣传资料及获奖奖状》《股东参与该项目的现场照片节选》《股东微信群聊天截图》《许敬东与邵石磊的微信聊天记录》《针对新项目2020年度〈中国好声音〉许敬东与相关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对此，邵石磊不予认可，认为许敬东、金桥公司在最开始与邵石磊协商时是要求邵石磊提供资金支持，故案涉30万元款项是借款，许敬东以借款人身份出具《还款协议》，明确了欠款事实、还款安排，显然是在已经收款款项的情况下出具，坚持要求许敬东、金桥公司返还借款30万元及其利息。邵石磊另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8页及《公证书》1份，拟证明许敬东在微信聊天中承认欠款事实、请求邵石磊撤诉等。上述8页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为邵石磊（微信号×××）与许敬东（微信号×××）在2020年4月1日至6月6日期间部分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许敬东向邵石磊微信称“磊哥，抱歉啊，钱还是要迟延一些……”、“我知道亏欠你的，还是希望你可以理解，再次请求你把官司撤诉吧……”等内容。上述《公证书》为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公证书载明邵石磊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经公证处公证等。对此，许敬东、金桥公司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称邵石磊确实向许敬东、金桥公司追讨过款项，但未表明其追讨的款项是哪个项目的款项，且邵石磊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其追讨的是案涉30万元款项，更不能证明许敬东承担偿还中国新歌声投资款的事实等。一审法院另查明：邵石磊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中要求许敬东、金桥公司返还的借款30万元是其于2017年1月9日向金桥公司转账付款的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邵石磊主张其与许敬东、金桥公司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就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及其已向许敬东、金桥公司出借借款等基本事实与举证。现邵石磊主张其向许敬东、金桥公司出借的30万元，依其诉称，是其于2017年1月9日向金桥公司转账付款的30万元，从邵石磊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该笔转账用途备注为“入股中国新歌声项目”，并结合邵石磊提交的《代持股份协议》《收款收据》所显示的内容及许敬东、金桥公司的答辩（含许敬东、金桥公司提供的证据），可证实邵石磊系投资而由金桥公司代持股份的事实，故应当由邵石磊继续举证证明其与许敬东、金桥公司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但邵石磊提交的《还款计划》（内容仅显示许敬东欠邵石磊中国好声音款30万元，无法确认该《还款计划》所述欠款与案涉30万元有关）及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仅载有其向许敬东追讨欠款，未显示追讨的款项与案涉30万元款项有关）均未能证实案涉30万元系许敬东、金桥公司借款，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3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邵石磊要求许敬东、金桥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邵石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邵石磊负担。二审诉讼中，许敬东、金桥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邵石磊提交证据1，中国新歌声百度百科网页截图。证据2，2016年度北京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之七：“中国好声音”诉前行为保全案-（2016）京73行保1号。证据1、2拟共同证明中国新歌声与中国好声音系同一档节目。许敬东、金桥公司表示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第一，从名称上看明显属于两个项目，一个是案涉项目中国新歌声，一个是案外项目中国好声音。第二，从时间节点上看，两个项目相差两年时间，根本不存在重合。从本案证据来看，案涉项目2017年度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广东佛山赛的授权运营期限是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而邵石磊二审提交的证据显示2018年7月才存在中国新歌声的项目。事实上，许敬东、金桥公司也是在2019年才开始筹备融资，以争夺2020年案外新项目的运营权。因此从时间上来看，两者是不存在重合的。第三，两档节目的制作团队、评委团队、参选演员都不同。按照邵石磊的逻辑，如果是同一项目，那么许敬东岂不是2017年争夺了运营权以后，凡是浙江灿星公司打造的娱乐节目都可以继续运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四，从当时许敬东写《还款计划》的主观心态来看，双方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两个项目以及案涉项目的授权期限及授权内容，邵石磊对此明确知晓，且其明确知道案涉项目不可能包括案外中国好声音的项目的。最后，借款的意思表示需要双方明示，且达到明确的程度。如果是股权投资款转借款，也需要许敬东、金桥公司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曾更名为《中国新歌声》。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许敬东、金桥公司是否应当向邵石磊返还30万元本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虽然《还款计划》显示邵石磊的款项为投资中国好声音，而邵石磊主张该投资款项实质上是指之前的中国新歌声项目投资款，本院对此予以认定。首先，《中国新歌声》《中国好声音》本身均为浙江卫视同一节目先后使用的名称，因此双方在磋商过程中混用两个名称有合理性；其次，从微信聊天记录中来看，许敬东多次承认欠款，但许敬东、金桥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实邵石磊曾另外投资过《中国好声音》项目；最后，许敬东、金桥公司亦不能举证证实双方已经结清《中国新歌声》项目的款项。因此，综合前述原因，本院认为邵石磊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本案中金桥公司为协议相对方和收款人，而许敬东个人出具《还款计划》承诺还款，因此本院认为许敬东、金桥公司均负有还款义务，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许敬东承诺的还款日期为2020年3月1日，但未能依约履行义务，故本院认为应当支付自该日期之后的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邵石磊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1815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许敬东、广东金桥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邵石磊返还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3月2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至实际清偿日止）；三、驳回上诉人邵石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邵石磊负担1073元，被上诉人许敬东、广东金桥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72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邵石磊负担1073元，被上诉人许敬东、广东金桥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7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