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25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阳，男，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凤兰，女，198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松，江苏安淮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飏，江苏群汇知缘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振东道地连翘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山南底村。法定代表人：雷振宏，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磊，江苏韵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腾，江苏韵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华立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盱眙县盱城街道山水大道龙虾大都会118室。法定代表人：聂小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卫东，江苏穿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禾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亳芜现代产业园区合欢路76号。法定代表人：赵前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邓颜静，安徽黄金（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阳、孙凤兰因与被上诉人山西振东道地连翘开发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振东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苏华立制药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华立公司）、山禾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山禾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2民初8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阳、孙凤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山禾公司与华立公司之间的借款及交易真实有效，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予认定。首先，华立公司一审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及承兑汇票能够反映出双方自2016年以来的资金，2016年5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二公司在财务账簿中对于款项性质的记载均能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华立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山禾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能证明二公司之间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所发生债务。其次，山禾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并依据约定向上诉人出借了款项，孙凤兰在借款发生后陆续向山禾公司偿还了借款600余万元，其余款项上诉人均通过以货抵债的方式向山禾公司进行了清偿，上诉人的清偿行为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存在，也能够反映华立公司与山禾公司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否则华立公司在2017年4月12日前后向山禾公司的资金流向只能解释为上诉人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将资金转至山禾公司，但上诉人从山禾公司获得的5000万元已经通过华立公司又转至山禾公司，上诉人就无需再向山禾公司清偿债务。2.华立公司在2017年4月12日之前已经基于借贷和交易关系对山禾公司负有5000余万元的债务，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时的转账次数和金额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行为，且三禾公司在出借款项时要求华立公司获得投资款后优先偿还其债务，一审法院仅以华立公司清偿债务时转账的次数和频率否定双方之间真实的债务清偿行为，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关于借款背景的陈述并不矛盾，山禾公司的股东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愿意出借资金给上诉人个人，而出借的资金也会由华立公司偿还山禾公司的债务，由此减少华立公司的负债，有利于华立公司股权收购合作。华立公司与山禾公司之间对账方式以及山禾公司至今并未向上诉人主张债务利息亦不违反法律规定。3.华立公司与山禾公司借贷关系成立于争议转账以及华立公司与被上诉人债务之前，若存在虚假债务也一定是华立公司出现债务后。振东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立公司辩称：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第三人业务往来真实性认可，而抽逃出资是针对不正当业务往来，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等看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证明程度。第三人约定是最高额借款合同抵账，双方之间有正常的往来，按月进行核对，有相关流水，双方之间交易合理。原审以第三人间转账次数频繁异常从而认定抽逃出资，对华立公司转给康美公司172万元货款并没有认定，说明一审裁判互相矛盾。法律也未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不能发生业务往来。故上诉人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山禾公司辩称：华立公司、山禾公司之间的交易合法有效。山禾公司向上诉人借款并要求华立公司在收到股东注册资金后优先偿还所欠山禾公司债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仅华立公司减少了对山禾公司的欠款，上诉人也履行了归还借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以华立公司、山禾公司的转款次数频繁无合理解释就认定交易不真实性，过于牵强。本案债权债务金额明确，对于有无利息约定系借款双方的权利，约定有利息是对违约方的约束，既已经实际履行，为保持合作关系免于归还利息也在常理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抽逃出资的事实与理由不充分，应予改判。振东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郭阳在抽逃出资3500万元本息范围内就华立公司欠振东公司的822284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判令孙凤兰在抽逃出资1500万元本息范围内就华立公司欠振东公司的822284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郭阳、孙凤兰承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振东公司减少第二项诉讼请求为:2.判令孙凤兰在抽逃出资1329.2万元本息范围内就华立公司欠振东公司的822284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阳、孙凤兰系夫妻关系。2016年4月28日江苏盱眙康美药业有限公司交更登记为华立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万元，股东为郭阳、孙凤兰两人，其中郭阳出资额为35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出资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孙凤兰出资额为15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出资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山禾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20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山禾公司自成立起，郭阳一直登记为山禾公司的总经理、董事，孙凤兰一直登记为山禾公司的董事。经查，山禾公司通过银行账号27×××02向孙凤兰名下开设于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的账号62×××38陆续转账1500万元，具体转账日期和金额为:2017年4月12日转账480万元、4月13日转账296万元、4月14日转账280万元、5月10日转账444万元(400万元+44万元)。孙凤兰在收到前述每笔款项后的当日或次日把资金转账到华立公司所有的开设于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32×××94银行账户，具体转账日期和金额为:2017年4月12日转账480万元、4月14日576万元、5月10日444万元(400万加44万)，其后均备注为投资款。郭阳亦是如此，山禾公司先后分七次向郭阳所有的开设于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的账号62×××88转账3500万元，郭阳在收到前述每笔款项后的当日把资金转账到华立公司所有的开设于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32×××94银行账户，其后均备注为投资。华立公司收到孙凤兰转账的1500万元后，于当天或次日分9次转账给山禾公司银行账号27×××02共1329.2万元，转账给康美(亳州)世纪国药中药有限公司32001996565052501114账户170.8万元。华立公司收到郭阳转账的3500万元后，于当天或次日分22次转账给山禾公司银行账号27×××02共3500万元。一审另查，2018年2月8日山西省平顺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振东公司起诉华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经审理，作出(2017)晋0425民初5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华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振东公司剩余药材款2484310.94元;二、华立公司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振东公司违约金679054元。案件受理费39607元，由华立公司负担。后华立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8)晋04民终6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山西省平顺县人民法院(2017)晋0425民初5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山西省平顺县人民法院(2017)晋0425民初5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607元，由华立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107元，由华立公司负担。关于振东公司诉讼请求822284元的组成，具体为:违约金679054元案件受理费39607元+迟延履行利息103623元(679054x1.75/10000x872天即2018年6月1日-2020年10月20日)，郭阳、孙凤兰及华立公司对上述计算方法、标准均无异议，但认为不应当承担上述案件受理费及迟延履行利息。一审再查，(2019)浙0727执986号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浙江浙产药材发展有限公司申请追加被执行人华立公司的股东郭阳、孙凤兰为被执行人，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浙0727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郭阳、孙凤兰为(2019)浙0727执986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后郭阳、孙凤兰就此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不得追加郭阳、孙凤兰为(2019)浙0727执986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等诉讼请求。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4日作出(2019)浙0727民初135号民事判决书，以郭阳、孙凤兰的相关行为构成抽逃出资为由，判决驳回郭阳、孙凤兰的诉讼请求。后郭阳、孙凤兰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21年3月3日作出(2020)浙民终36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立公司为郭阳、孙凤兰未抽逃出资，举证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1份；证据2.借款合同1张;证据3.股东会决议1张;证据4.华立公司银行流水14张;证据5.采购合同6张;证据6.入库单4张;证据7.进账单五张;证据8.审计报告27张;证据9.山禾公司提供的运费发票1张;证据10.山禾公司给华立的承兑汇票25张；证据11.山禾公司开给华立的销售发票46张;证据12.盱眙万顺物流信息部出具的物流证明。山禾公司为证明其与华立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借贷关系，郭阳、孙凤兰打回给山禾公司的款项并非抽逃出资，举证如下:1.关于更换机构挂名人员的决定;2.华立公司与山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会计记账凭证、银行转账记录;3.会计记账凭证、销货清单;4.会计记账凭证;5.会计记账凭证、银行转账记录;6.郭阳、孙凤兰与山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会计记账凭证、银行转账记录、会计记账凭证、药品入库单;7.山禾公司银行流水;8.会计记账凭证、销售发票、运费发票。9.股东会决议3份;10.山禾公司与郭阳、孙凤兰借还款情况统计。经质证，振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郭阳、孙凤兰未抽逃出资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阳、孙凤兰抽逃注册资本金的事实是否成立。郭阳、孙凤兰主张华立公司与三禾公司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并不是虚构债务，振东公司主张该行为系抽逃注册资金。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一方当事人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华立公司在收到注册资金5000万元后于当日或次日即转款4829.2万元给三禾公司，债权人振东公司有正当理由怀疑系抽逃出资行为，郭阳、孙凤兰作为华立公司的股东，容易接近并取得华立公司转款行为的证据，因此，郭阳、孙凤兰应承担本案的完全举证责任，证明转款4829.2万元至三禾公司的行为性质及原因，华立公司、三禾公司如对此有异议，作为利害关系人，亦应承担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又无其他正当理由佐证转款4829.2万元的行为性质，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一审法院结合郭阳、孙凤兰及华立公司、山禾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对华立公司转款4829.2万元至三禾公司的行为性质做出如下分析判断:1.从郭阳、孙凤兰在华立公司与山禾公司出资及任职的情况看，郭阳、孙凤兰系夫妻，两人合计系华立公司享有100%股份的股东，而郭阳又在山禾公司担任董事及总经理，孙凤兰在山禾公司担任董事，山禾公司虽举证股东会决议及更换机构挂名人员的决定，但其证明效力显然低于在相关部门公示的信息的效力，故一审法院认定郭阳系山禾公司担任董事及总经理，孙凤兰系山禾公司的董事;此外，从华立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看，华立公司与三禾公司有着极为频繁的银行往来，而郭阳、孙凤兰及华立公司、三禾公司对此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进而认定华立公司、山禾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2.从资金流转、交易时间分析，三禾公司作为资金的最初转出方，先把5000万元资金转入孙凤兰、郭阳名下，然后作为公司注册资本转入华立公司，最后华立公司把4829.2万元资金转回三禾公司，华立公司与三禾公司虽称系华立公司偿还其之前欠山禾公司的款项，但再从交易时间分析，郭阳、孙凤兰每次注资华立公司，华立公司每次收到注资款的当天或次日即转款至三禾公司，中间没有问隔，且次数多达31次，郭阳、孙凤兰以及华立公司，华立公司均未能作为合理解释。3.从华立公司、三禾公司所举证据分析。华立公司、三禾公司虽意在举证证明华立公司、三禾公司之间有一定的业务往来关系，且郭阳、孙凤兰在向华立公司所谓的注资后，有向三禾公司转款和发生其他业务往来的证据，但上述证据亦不能合理解释双方涉案款项流转的合理性，且无法与31笔转款形成金额上的对应关系。4、从郭阳、孙凤兰的陈述来看，明显存在矛盾、不合理之处，例如:郭阳、孙凤兰在2021年3月29日的庭审中称:山禾公司考虑到华立公司的经营状况，认为华立公司负债的话，清偿能力可能有问题，山禾公司对郭阳、孙凤兰的清偿能力有一定的信心，于是向郭阳、孙凤兰汇款5000万元。而在2020年5月7日的庭审中又称:华立公司当时债务较多，因为要和康美公司谈收购，将华立公司的债务转为郭阳、孙凤兰个人债务，这样华立公司的债务就变少了，利于和康美公司谈判，个人欠债对于山禾公司是一种担保。华立公司举证的借条证明华立公司向三禾公司的借款存在利息约定，而在一审法院进行询问时，郭阳、孙凤兰又称双方关系好，所以没有利息。5.郭阳、孙凤兰以及华立公司、三禾公司均称各方的账目没有详细的对过账，只是会计每月结算一下，这显然亦不合理。综上，郭阳、孙凤兰及华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涉案转款行为系华立公司的对外正常经营行为，郭阳、孙凤兰又不能提供就涉案转款行为存在其他正当理由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华立公司转款4829.2万元至三禾公司的行为，应属抽逃出资。同时，振东公司的生效债权远低于郭阳、孙凤兰在华立公司的抽逃资金金额。故对振东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郭阳应在抽逃出资3500万元、孙凤兰应在抽逃出资1329.2万元范围内对江苏华立制药有限公司欠山西振东道地连翘开发有限公司822284元债务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2023元，由郭阳、孙凤兰共同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各方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郭阳、孙凤兰抽逃出资是否成立。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一方当事人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郭阳、孙凤兰系夫妻关系。华立公司股东为郭阳、孙凤兰两人。郭阳为山禾公司的总经理、董事，孙凤兰为山禾公司的董事。华立公司在收到注册资金5000万元后于当日或次日即转款4829.2万元给三禾公司，债权人振东公司有正当理由怀疑系抽逃出资行为，郭阳、孙凤兰作为华立公司的股东，容易接近并取得华立公司转款行为的证据，因此，郭阳、孙凤兰应承担本案的完全举证责任，证明转款4829.2万元至三禾公司的行为性质及原因。而从郭阳、孙凤兰在华立公司与山禾公司出资及任职的情况，以及资金流转、交易时间，华立公司与山禾公司的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等事实看，郭阳、孙凤兰的举证并不能证明其行为非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抽逃注册资金的有关情形。其次，从华立公司、三禾公司所举证据分析，二者虽意在举证证明华立公司、三禾公司之间有一定的业务往来关系，且郭阳、孙凤兰在向华立公司所谓的注资后，有向三禾公司转款和发生其他业务往来的证据，但其亦不能解释双方涉案款项流转的合理性，且无法与31笔转款形成金额上的对应关系。第三，从郭阳、孙凤兰的陈述来看，明显存在矛盾、不合理之处，例如:郭阳、孙凤兰在一审2021年3月29日的庭审中称:山禾公司考虑到华立公司的经营状况，认为华立公司负债的话，清偿能力可能有问题，山禾公司对郭阳、孙凤兰的清偿能力有一定的信心，于是向郭阳、孙凤兰汇款5000万元。而在一审2020年5月7日的庭审中又称:华立公司当时债务较多，因为要和康美公司谈收购，将华立公司的债务转为郭阳、孙凤兰个人债务，这样华立公司的债务就变少了，利于和康美公司谈判，个人欠债对于山禾公司是一种担保。华立公司举证的借条证明华立公司向三禾公司的借款存在利息约定，而在一审法院进行询问时，郭阳、孙凤兰又称双方关系好，所以没有利息。综上，郭阳、孙凤兰及华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涉案转款行为系华立公司的对外正常经营行为，郭阳、孙凤兰又不能提供就涉案转款行为存在其他正当理由的事实，因此，华立公司转款4829.2万元至三禾公司的行为，应属抽逃出资。综上所述，上诉人郭阳、孙凤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23元，由郭阳、孙凤兰负担（已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勇审 判 员  马作彪审 判 员  朱 佩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濮雪妍书 记 员  孙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