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80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便红，女，197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凤，北京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多立勇，男，197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非，男，1978年6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李便红因与被上诉人多立勇、刘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4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便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多立勇主张李便红承担债务的诉讼请求，依法改判李便红不承担多立勇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多立勇、刘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李便红与刘非的离婚纠纷案正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中，而本案系刘非为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与多立勇串通所进行的虚假诉讼。李便红曾于2019年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刘非同意到民政局协商离婚，故李便红于2019年7月10日申请撤回起诉。实际上刘非仅是以协商离婚为由拖延时间，其实质上是为了将夫妻共同存款转入到之前有货款往来的商户，然后再由商户将款项转给刘非的家人，从而达到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故最终双方未能协议离婚，于是李便红只能在2020年1月向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法院未判决离婚。因此在2020年11月李便红再次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该案尚在审理中。因李便红下定决心同刘非离婚，而刘非担心夫妻共同财产被分割，于是串通其表弟多立勇，其亲姐刘爱玲等人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二人，目的是为了让李便红承担虚假的债务后，用夫妻双方共同房产进行抵债，从而防止房产被李便红分割。多立勇在本案中提供的欠条形成时间根本不可能是2015年12月30日，实质是为了进行虚假诉讼而伪造的材料，而欠条中所称的为了生活和生意需要亦不属于真实情况。并且刘非还指示其亲姐刘爱玲、其父亲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二人，可以看出本案明显属于虚假诉讼，根本不存在刘非从多立勇处借款20万元一事。二、李便红自2015年年初开始便长期与刘非一起在市场经营水果批发生意，从未听刘非说需要借钱进行资金周转，在2015年10月及11月前水果批发生意经营良好，资金充裕，不需要借钱周转。一审法院认定李便红没有生活来源，生活花销均由刘非负担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李便红在第二个孩子两岁多时到市场经营水果批发，部分钱款亦由李便红收取，李便红的生活来源和生活花销是靠自己赚取，而非依靠刘非，三、退一步讲，假如刘非从多立勇处借款20万元，但这20万元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和生意周转，那么这20万理应由刘非个人偿还，与李便红无关。李便红与刘非均在市场经营水果批发，有稳定的收入足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20万元的借款明显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李便红不知晓借款，该笔借款亦未用于家庭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现让李便红承担该笔债务，对李便红不公平。多立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没有依据。刘非、李便红是做水果批发生意，每年都从多立勇处借款去批发水果，每一笔给刘非转帐都标注清楚是借款。他们从刘非的姐姐刘爱玲（另案起诉）处拿钱远不止20万元，他们每年做批发水果生意都需要借钱。刘非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便红的上诉请求。李便红称其不清楚我从多立勇处借款，与事实不符。这种大额借款不可能不和李便红沟通。我负责在外地收购苹果，如超过预算会向多立勇等人借款，本案的借款是真实的。此外，李便红有转移财产的嫌疑，所以我在离婚案件中要求调取李便红的银行流水。多立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非、李便红支付欠款20万元；2、判令刘非、李便红支付拖欠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刘非、李便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非与李便红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8月23日登记结婚。2015年12月30日，刘非向多立勇出具欠条，载明：“因生活和生意需要，于2015年10月和11月分别向多立勇借款5万元和15万元，共计欠款20万元，本人承诺于2017年年底前偿还”，落款处为刘非签字，签署日期显示为2015年12月30日。多立勇主张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向刘非、李便红出借200000元，为证明其主张，多立勇提交打款记录，刘非认可该打款记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李便红称其不知道该证据，不认可该证据。对于借款用途，多立勇称，刘非与李便红经营水果生意，刘非因做生意周转向其借钱，刘非认可借款用途系用于经营水果生意，李便红称其不知晓该笔借款。刘非、李便红均认可，刘非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水果批发。李便红认可其没有收入，生活花销均由刘非负担。关于是否还款，多立勇称未进行过还款，刘非称未进行过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多立勇提交的证据及刘非的自认，可以证实刘非共计向多立勇借款200000元，尚未偿还。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多立勇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于利息的约定，因此，法院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刘非应当向多立勇支付的利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非向多立勇的借款是否属于刘非与李便红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李便红认可双方的生活来源由刘非负担，其虽未在欠条中签字，但是该债务用于其与刘非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应系夫妻共同债务，李便红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刘非、李便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多立勇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李便红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中“李便红认可其没有收入，生活花销均由刘非承担”与事实不符，称一审庭审时网络不好，部分内容与其表达内容有很大出入。李便红称其与刘非一起在市场的同一摊位经营水果批发生意，一审法院认定其没有生活来源，生活花销均由刘非负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审中，李便红提交证据如下：1．中国邮政储蓄账户交易明细表（李便红）。李便红称其中显示其自2015年8月8日至2015年11月16日通过邮政储蓄合计向刘非及刘非指定的人转账38．4万元。李便红拟据此证明其一直参与市场水果批发经营及收取销售的部分款项，生活来源并不依靠刘非，且其了解水果批发经营状况，知晓家庭经济情况，认为李便红与刘非经营水果批发的收入足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有足够的资金周转，不存在需要从多立勇处借款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多立勇称对该证据是夫妻之间的转账，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李便红一审中陈述其不参与水果生意，二审又改变陈述内容，前后矛盾。对李便红所称生活来源不依靠刘非、不需要借款的陈述不认可。刘非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收购苹果时候存在钱不够用的情况。李便红给刘非转帐的38．4万元不够用来收购，所以刘非才向多立勇借款。2．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李便红称其为通过微信收取销售水果的部分款项。拟据此证明其参与市场经营，生活来源依靠自己劳动所得，未依赖刘非，且了解经营状况。多立勇对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刘非、李便红夫妻共同经营水果批发，相关财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刘非对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微信记录内容无法证明是李便红自己的劳动所得，因为苹果是刘非收购的，李便红只是在卖苹果，所得财产属于双方共同的财产。3．李便红于2019年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所提离婚诉讼的撤诉谈话笔录、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1128民初400号李便红与刘非离婚诉讼一案民事判决书、李便红于2020年11月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民事起诉状，拟据此证明李便红与刘非的婚姻关系已经破裂，正在进行离婚诉讼，本案系刘非通过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占有更多共同财产为目的虚假诉讼。多立勇、刘非对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4．刘爱玲诉刘非、李便红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状、刘俊清与刘非、李便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信息。李便红拟据此证明刘非不仅仅与其表弟多立勇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虚假诉讼，而且串通其亲姐与父亲伪造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虚假诉讼。多立勇对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刘非对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没有进行虚假诉讼，可以提供证据对借款进行证明。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为刘非向多立勇的借款是否属于刘非与李便红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多立勇主张其向刘非、李便红二人出借借款用于其家庭支出及个人生意，并提交刘非出具的欠条以及相应银行转款记录予以证明。经查，刘非于李便红于2011年8月23日办理结婚登记，李便红于2019年首次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而涉案欠条及对应转款记录显示多立勇系于2015年10月、11月将借款实际转账至刘非账户。另查，根据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1128民初40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刘非与李便红于2015年7月购买了房屋并办理了贷款。本院认为，根据上述事实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案借款行为发生于2015年刘非与李便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此时二人存在共同购买房屋、办理贷款等行为，可以推断此时二人感情尚好，此后直到2019年李便红才首次提出离婚。现李便红上诉称欠条是为进行虚假诉讼而伪造的，其形成时间及载明内容并非真实情况，欠条所载的2015年10月、11月前后双方经营良好不需要借钱，李便红据此主张本案系刘非为伪造夫妻共同债务而与多立勇串通进行的虚假诉讼，但李便红所提上述上诉理由与转账记录等在案证据所显示的转款情况以及前案诉讼的相关情况不相符合，且李便红二审提供的相关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故本院对李便红关于欠条内容不属实、本案系虚假诉讼等上诉理由难以采信。另外，关于款项的用途，李便红于本案一审阶段认可双方的生活来源由刘非负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多立勇向刘非出借的涉案债务系用于刘非、李便红二人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认定正确。现李便红于本案二审阶段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其没有生活来源、生活花销均由刘非负担与事实不符，李便红称其与刘非系共同经营摊位，但不知晓存在该借款。本院认为，李便红于本案二审阶段作出相矛盾的陈述，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便基于李便红所称与刘非系共同经营的情况，鉴于多立勇于2015年向刘非实际提供借款，此时刘非与李便红共同从事商铺经营并以其收益为二人共同的生活来源，故仍可以认定涉案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李便红上诉以其与刘非共同经营而不知晓该借款、双方经营良好不需要借钱等理由，上诉主张涉案借款并非二人夫妻共同债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李便红与刘非共同偿还涉案债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便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李便红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印审 判 员  蒋春燕审 判 员  施 忆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雅迪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