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9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建征，男，197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明，北京梵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穆莹莹，北京梵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英，女，195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明，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沪杭，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汤继平，男，197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明，北京梵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穆莹莹，北京梵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丁建征因与被上诉人张秀英、原审第三人汤继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6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建征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张秀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秀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丁建征与张秀英之间没有成立实际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丁建征也未实际收到借款400万元，但一审法院却判决丁建征需偿还张秀英借款400万元及相应利息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在一审庭审中，张秀英提交的“借款协议”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3日。在此时间张秀英未向丁建征交付任何款项，丁建征也未收到张秀英的任何款项。双方虽然曾达成了借款的合意，但因款项一直未交付，故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一直未成立，丁建征对此已经进行充分解释说明。张秀英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完成交付钱款的义务，而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详细的审查。张秀英向汤继平个人账户转账400万元，汤继平为400万元的实际收款人，汤继平也认可曾向张秀英借款的事实，汤继平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丁建征虽与汤继平是亲属关系，但二人均是独立的个体，生意上也没有任何往来。丁建征在汤继平的公司仅仅是挂名的监事，没有任何实权，公司是由汤继平实际经营并掌控。另外，丁建征与前妻杜延华早已离婚，二人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汤继平与杜延华之间的往来丁建征均不知情。在一审庭审中汤继平已提交银行流水用于证明400万元去向，而一审法院仅以二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就认定丁建征需要承担偿还400万元巨额债务的责任，违背案件事实。关于丁建征支付张秀英张秀英12万元一事，丁建征及汤继平均表示：因汤继平经济困难，汤继平向丁建征借款用于偿还本金。故由丁建征直接转至张秀英账户，该笔12万元款项是丁建征代替汤继平还的款。案涉400万元与丁建征没有任何关系，丁建征不应承担偿还本金400万元的责任，更不应承担偿还利息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张秀英辩称，不同意丁建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丁建征与张秀英之间签署了借贷协议，借贷法律关系已经成立，而且在协议中明确了协议生效时间，以及协议中载明了签署协议当日予以支付了借款，所以丁建征的上诉请求不成立。第三人汤继平述称，同意丁建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错误，汤继平与张秀英之间系借款关系，同意偿还张秀英款项。张秀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丁建征立即偿还张秀英借款本金4000000元；2．判令丁建征支付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4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3．判令丁建征承担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4日，张秀英从其名下尾号为6071的中国银行账户向汤继平名下尾号为387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先后转账50万元与100万元；同日，张秀英又从其名下尾号为0067的交通银行账户向汤继平名下上述农行账户先后转账100万元与150万元。当日，张秀英累计向汤继平转账400万元整。2018年3月23日，汤继平向从其名下上述农行账户向案外人丁世上转账5万元；4月10日，汤继平又向丁世上分两笔转账1万元；5月8日，汤继平再次向丁世上分四笔总计转账371万元。据丁建征表示，丁世上系丁建征之子；在2018年时，丁世上年龄为18岁。存在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13日的借款协议，该协议出借人为张秀英，借款人为丁建征。协议包括以下内容：一、丁建征向张秀英借款400万元；二、借款期限为2年，从2018年4月13日起至2020年4月12日为止；三、借款期间月利息为借款总额的1%，丁建征每月13日以现金方式付给张秀英；四、借款期限届满，丁建征保证返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五、张秀英在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将借款交付丁建征；六、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张秀英、丁建征双方签名之日生效，张秀英、丁建征各执一份为凭；七、附丁建征身份证复印件。落款处有张秀英与丁建征二人手书签名、身份证号以及“2018年4月13日”的落款日期。一审庭审中，丁建征认可自己曾在2019年1月14日向张秀英转账12万元，但该笔款项系丁建征替汤继平向张秀英的还款。此外，张秀英与汤继平二人共同确认，自汤继平的银行账户向张秀英转账的款项数额为64万元。张秀英确认案涉借款的还款总数为76万元，均为利息。根据张秀英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光大银行个人明细显示，汤继平曾于2018年7月12日一次性向张秀英转账20万元；于2018年9月25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于2018年11月8日向张秀英转账80000元；于2019年4月12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于2019年5月13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于2019年6月13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于2019年7月13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于2019年8月13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于2019年9月14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于2019年10月14日向张秀英转账40000元。一审另查明，就2018年3月14日400万元款项转账的经过，张秀英表示其中150万元款项系张秀英随丁建征一同到中国银行营业网点办理汇款。丁建征对此表示时间太长，不记得有没有与张秀英一起去汇过款。就案涉各方当事人之间关系，丁建征本人表示：丁建征与汤继平系朋友、亲戚关系。丁建征此前从事纸张生意，与汤继平二人各自经营，没有重合；丁建征曾在北京中建佰亿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建纸业公司）担任监事，但只是挂名，没有任何股权也不参与经营。汤继平在该公司则是执行董事与法定代表人，也是实际经营人。就与张秀英的关系，丁建征表示其与张秀英结识有十多年时间。汤继平表示，汤继平与丁建征系朋友、亲戚关系。汤继平向张秀英借得400万元借款有日常开支使用，有转账支付运费，有偿还他人借款，也有部分借给了案外人杜延华。杜延华系丁世上之母。在汤继平提交的书面核实意见中，汤继平表示：“第三人汤继平向丁世上的母亲杜延华借款后，转给了张秀英，丁世上的银行卡一直由杜延华使用”。在本案庭审中，汤继平另表示“当时我欠杜延华钱，杜延华是丁世上的母亲。原来我们是亲戚关系，相互借钱往来是正常的，互相有需要就借钱。详细哪一笔真不清楚，之间也不打条”。就与张秀英的关系，汤继平表示也认识张秀英有十多年，此前是邻居，一起在西红门附近做生意，关系特别好。就案涉400万元借款，在2018年春节前后，汤继平向张秀英提出借款，张秀英也同意给汤继平借款。一审另查明，丁建征表示其在2015年与杜延华离婚，杜延华工作单位为政府机关（某土地管理职能机构）。2018年时，中建纸业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为汤继平，认缴出资为8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争议焦点应确定为张秀英与丁建征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丁建征是否应当向张秀英清偿案涉借款本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以下简称为民间借贷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张秀英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13日借款协议符合民间借贷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能够被认定为足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但是，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张秀英与丁建征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已经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出借人尚需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才能满足关于借贷关系生效的证明责任要求。同时，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据此，在丁建征抗辩案涉借贷行为并未在张秀英与丁建征之间实际发生的，丁建征应首先作出合理说明；在此基础上，法院结合全案所涉各项主客观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张秀英所提交证据材料，结合丁建征、汤继平当庭所作陈述，该院认为能够认定张秀英与丁建征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生效，丁建征应当根据借款协议所作承诺向张秀英清偿案涉借款本息，理由如下：第一，案涉借款款项实际转账之日为2018年3月14日，借款协议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13日，且根据张秀英自述该协议为事后补签。而通过审阅该协议内容，可以发现该协议并未如典型的待履行借款合同一样约定借款人收款账户的具体信息，而是在第五条、第六条专门约定“张秀英在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将借款交付丁建征”；“本协议……自张秀英、丁建征双方签名之日生效”；而且该协议第四条更是约定“借款期限届满，丁建征保证返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结合该协议存在倒签的事实，该院认为上述具体约定事项使本借款协议同时附有借款收据的属性，换言之即丁建征通过签署该借款协议的行为，作出确认已经收到借款款项的表示。而对于汤继平所提出其与张秀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但就借贷发生背景及原因，除自述意见之外，汤继平没有提交任何能够证明其与张秀英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材料。相比之下，张秀英所提出的借贷关系以及证据材料占据优势地位。第二，根据已查明事实，实际收款人汤继平将案涉400万元借款的绝大多数全部转入丁建征之子丁世上（年仅18岁）的账户，使案涉400万元款项与丁建征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就转账目的，汤继平在书面核实意见中表示有出借给杜延华的款项；但其在庭审中又表示“当时欠杜延华钱”，其表述存在矛盾之处；且汤继平与丁建征同时存在亲属关系与在同一公司共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利害关系。在无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该院难以采信汤继平的单方陈述。此外，虽然丁建征表示2018年时丁建征与杜延华已经离婚，但同时丁建征也表示杜延华在政府机关有固定工作；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难以相信杜延华作为公职人员能够日常运作将近400万元的款项用于经商。据此，该院对丁建征关于其与本案案涉款项无关的表述也难以采信。第三，就其他佐证证据而言，能够发现丁建征本人曾经直接向张秀英清偿过12万元利息。虽然丁建征表示其应汤继平请求代其偿还，但汤继平也表示自己没有向丁建征偿还过该笔款项。此外，汤继平每月向张秀英转账支付利息的时间多为当月13日，少数为12日、14日或其他日期，该交易习惯与案涉借款协议约定一致；且丁建征自己向张秀英转账的日期也为当月14日。上述交易习惯也进一步证明丁建征以及案涉借款合同与本案借贷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综上，该院认为丁建征就其与张秀英签订借款协议后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这一主张并未作出合理说明，且张秀英提交证据材料以及各方当事人所作陈述符合优势证据规则要求，换言之即张秀英与丁建征之间发生借贷行为这一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更大。据此该院对丁建征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丁建征应当向张秀英清偿剩余借款本金400万元，但对于已还款项抵充利息期间，因证明张秀英与丁建征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书面证据材料仅有案涉借款协议。而对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之前有无利息约定，张秀英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因此该院认为已偿还的19个月利息均发生在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之内，据此丁建征应继续清偿自2019年11月14日起按年利率12%支付至400万元本金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五）项、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丁建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秀英借款本金4000000元；二、丁建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秀英以判决第一项确认的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至上述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三、驳回张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丁建征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丁建征与张秀英签订借款协议，并实际收取张秀英出借的款项，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有效。丁建征在该合同关系项下负有偿还借款的合同义务，现丁建征拒不履行该义务，故一审法院判令其履行，具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丁建征上诉提出其虽与张秀英签订借款协议，但张秀英并未履行借款协议约定的出借义务，丁建征亦未收到借款，故双方之间未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丁建征不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丁建征就上述理由已作为其抗辩主张向一审法院提出，一审法院根据有关证据材料、当事人所作陈述及已查明的相关事实，就丁建征与张秀英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焦点问题，作出了充分的分析与认定。本院持相同观点，在此不再赘述。故本院对丁建征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丁建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丁建征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杨 光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 阳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