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3民终62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宗伟，男，1963年4月25日生，汉族，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邳州市东湖街道福州路。法定代表人：戴国，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壮，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邳州市福州路76号。法定代表人：冯驰，该管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壮，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东，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俊玲，女，1942年10月6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住所地邳州市徐海公路一公里处南侧。法定代表人：武加友。上诉人杨宗伟与被上诉人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审第三人马俊玲、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杨宗伟不服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601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邳州市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苏0832民初6018号民事裁定，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异地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所发生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依据1998年10月16日第三人马俊玲的对账清单、多次通话录音和上诉人2010年8月30日向社会事业局的申请，2013年12月6日社会事业局在上诉人的书面材料上盖章的两份证明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被上诉人主体适格，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是由原徐塘乡对涉案工程结算后的历史衍变过程决定的，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的相对方是邳州钢厂与事实不符，所采纳的录音均能反映出欠款数额及欠款应该由被上诉人支付。第三人马俊玲是被上诉人前身原徐塘乡副乡长，是徐塘乡钢厂工程的负责人，对涉案工程与钢厂结算后，给上诉人出据了对账清单，约定了按对账时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倍支付欠款利息，有马俊玲的签字及上诉人的录音，工程款于1998年已转变为债权债务。原徐塘乡最终并入了邳州经济开发区，成为社会事业局，解散了第五工程处，接收了第五工程处的资产，自愿承诺偿还原五处的所有债务，并为上诉人出具了三个证明，自愿承担付款责任。另外，上诉人与第五工程处签订的500米围墙合同工程，地点也是邳州钢厂内，工程款通过邳州法院调解已由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付款结案，付款使用的是运河镇徐塘办事处财务专用章，说明徐塘办事处的人、财、物均被开发区接收。上诉人立案时，被上诉代理人给立案庭建议起诉二被上诉人、庭审时的举证材料及对问话的回答，均指明二被上诉人主体适格。第三人第五工程处的法定代表人证明是被上诉人接收的第五工程处资产，原五处的所有债务由被上诉人自愿承担处理。第五工程处在施工期间不参与管理，怠于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与他人串通一起，擅自将工程结算交由于涉案工程毫无任何法律关系的人结算，应承担所有责任。综上，被上诉人的主体适格。二、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在上诉人书面材料上加盖公章合法有效。对于涉案欠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结算过程在上诉人提交的材料里均能找的到。被上诉代理人在邳州法院和徐州中院开庭时均提出要对公章进行鉴定，最终未鉴定，是对公章证明效力给予了肯定。三、钢厂破产是事实，但涉案工程款已于钢厂破产前就已付款成就。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返还侵占的财产并赔偿损失，理据充足。徐塘乡的债权中，只含有上诉人极少一部分涉案工程建筑工人工资，其他的大部分款项被徐塘乡政府结算。邳州钢厂破产徐塘乡政府争夺来的债权得到了足额的清偿，否则当时徐塘乡领导是不会同意支付欠款利息的。四、有证据证明涉案合同与涉案工程的结算材料都在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处，现在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要求被上诉人出示。第三人马俊玲必须出庭，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其亲自办理的，很多录音都需要与其核实。另外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书记员是同一人，没有回避。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结果有失公平公正，现提起上诉，请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答辩认为：一、就涉案工程存款债权已经破产程序处理终结，上诉人不再享有诉权。上诉人所称的是原邳州钢厂欠付的工程款，1998年11月6日。邳州市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邳州钢厂破产程序终结，答辩人不是涉案建设合同的相对方，也与合同履行义务主体无法律继承关系，二被上诉人不是适格主体。二、上诉人提供的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答辩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经核实，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所属的社会事业局没有任何人出具过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明及建筑工程付款证明。上诉人对其证明取得的来源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该证据是否合法存疑。上述证明的形式虽盖有印章，但无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及经手人签名，不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供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而且上诉人认可证明中的内容均是其本人书写。第三人马俊玲及第三人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递交书面意见。杨宗伟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偿还原告工程款89068元及利息（利息以89068元为本金，从1998年10月17日计算至给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诉讼费用由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左右，杨宗伟对邳州钢厂（现已破产注销）东大门工程进行了施工建设。关于涉案工程杨宗伟系从何处承包，杨宗伟先陈述，其自第三人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承建邳州钢厂东大门工程。后又改称因邳州钢厂大门占用其土地，其找到钢厂基建科要求由其承建，工作人员同意，但要求其以单位名义，其就以五处名义干的活。杨宗伟未能提供书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998年10月16日，原徐塘乡副乡长马俊玲出具《杨宗伟钢厂工程对账清单》一份，记载：“一、审定价187615.03（1、大门厅132581.052、补充5509.03）；二、已支款45944.00（1、吴闸村40002、五处220003、乡建管公司19444）三、甲供材折款90348.36；四、管理费12644.67；结余38678.00施工人杨宗伟负责人马俊玲”。第三人马俊玲称，因政府投资建钢厂，但工程款支付管理较乱，支付安排原徐塘乡政府把钢厂建设的事情管起来，最后成立支钢办，其负责对账。工程款还是由钢厂付，技术上是建筑站，听说建设工程合同是建筑站签订的。杨宗伟认可该对账清单签名真实性，但认为款项计算错误，剩余未付工程款应为89068元。诉讼过程中杨宗伟向法院提供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2013年12月6日盖章的两份证明。一是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承诺负责第五工程处债权债务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为“原邳建总公司第五工程处，已于2003年被原徐塘乡人民政府解散，五处的债权债务现由邳州经济开发区所属的社会事业局负责”；二是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在一份建筑工程项目付款证明上建设方（付款方）处盖章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为“项目名称：工程款项目地址：原邳州钢厂内工程预算金额：12万元”。对上述证明，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认为，社会事业局为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所设的内设机构，其职责是处理开发区社会民生事务，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社会事业局作为内设机构不具备给杨宗伟出具二份“证明”的资格和职责，且证据上没有经手人及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的基本要求，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鉴于上述原因，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申请对证明中公章是否真实进行鉴定。对于盖章经过，杨宗伟陈述上述证明上的字都是其书写，其写完字后到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找人盖章，有一个女同志拿过去盖得章，那个女同志其不认识。关于索要工程款情况，杨宗伟陈述，其于2010年向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主张工程款，该局出具证明一份，后又于2013年向该局陈坤主任主张过；2015年向朱广磊主张，2017年信访两次。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追加了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为第三人。经查，第三人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目前企业登记状态为吊销；法定代表人为武加友；股东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持股比例100%。在法院询问杨宗伟为何向二被告主张权利时，杨宗伟称，2003年原徐塘乡人民政府解散了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接收其资产并承诺偿还五处债务。后徐塘乡人民政府更名为徐塘办事处，又并入运河街道办事处，后又划归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再并入了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故其向法院起诉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和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另查明，邳州钢厂1998年5月18日被一审法院裁定宣告破产还债。1998年5月26日，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出具转让证明，将邳州钢厂大门土建及电器安装工程债权转移给杨宗伟。杨宗伟在该证明上签字为受让人。1998年7月6日，杨宗伟就该债权向破产清算组申报债权。1998年7月24日，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又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我处出具的邳州市钢厂大门楼土建及电器安装工程费债权转移给杨宗伟同志的转让证明，因当事人意思表达有不实之因，现声明原转让证明作废。原邳州钢厂的所有工程结算仍由徐塘乡钢厂基建处统一办理”。后原徐塘乡政府对包括涉案钢厂大门工程的基建工程进行了统一申报，申报基建工程款为206042.37元，最终确认债权为204689.95元（未明确涉案工程款在其中所占具体份额），受偿分配比例为3.64%，分配额为7450.71元。1998年11月6日，法院裁定邳州钢厂破产程序终结。关于本案纠纷，杨宗伟曾以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为被告，马俊玲作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于2019年4月9日作出（2018）苏0382民初889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杨宗伟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杨宗伟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20）苏03民终412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决，发回邳州市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4日重新立案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认为：根据双方争议焦点，判断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及杨宗伟能否就案涉工程款债权主张权利，是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的前提，故先对上述争议问题进行评判。一、关于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首先，根据杨宗伟陈述、第三人马俊玲的陈述及杨宗伟提供的《杨宗伟钢厂工程对账清单》、杨宗伟对第三人马俊玲的通话录音、第三人第五工程处出具转让债权证明综合分析，应认定杨宗伟以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名义从邳州钢厂承包案涉工程，案涉合同相对方应为邳州钢厂。理由如下：1.杨宗伟提供的《杨宗伟钢厂工程对账清单》中显示已支款的收款方为五处，并且在计算结余款时扣除管理费12644.67元。显然，邳州钢厂对账之前的工程款均是直接支付给五处而非杨宗伟，并且五处因案涉工程收取杨宗伟工程挂靠管理费12644.67元；2.在杨宗伟提供对第三人马俊玲的通话录音中，马俊玲提到“咱没有签合同的权利，都是跟建筑站签的”；杨“后来呢，五处把帐交给乡政府了，乡政府结的吧，这个帐”。马“对”；马“…是他（指杨宗伟）自己找人钢厂协调安排的大门楼子，但是呢，他想跟钢厂结算，乡里不同意，那你不能跟他自己结算。后来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他又搁建筑站拿钱，又搁吴闸村拿钱，又搁支钢办拿钱，原因是这样的”。从以上录音内容分析，也间接能够反映出案涉工程并非是杨宗伟与钢厂直接签订合同，而是通过五处签订；3.诉讼过程中，杨宗伟先陈述，其自第三人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承建邳州钢厂东大门工程。后又改称因邳州钢厂大门占用其土地，其找到钢厂基建科要求由其承建，工作人员同意，但要求其以单位名义，其就以五处名义干的活。虽然杨宗伟二次陈述不同，但结合以上证据综合分析判断，杨宗伟第二次陈述真实性较第一次陈述真实性更强，杨宗伟借用五处名义签订合同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关于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盖章的二份证明的效力。上述证明在形式上盖有公章，但无单位负责人及经手人签名，不能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形式要求，故上述证明材料不具有证据效力。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杨宗伟对于其证明取得的来源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该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存疑。故该二份证明的公章无论真假，均不能证明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愿意承担案涉债务。综上，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并非涉案合同当事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愿意承担案涉债务，故二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关于杨宗伟能否就案涉工程款债权主张权利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1998年11月6日，法院已经裁定邳州钢厂破产程序终结。在邳州钢厂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涉邳州钢厂债权不再清偿。杨宗伟主张的涉钢厂工程款债权已在破产债权申报程序中申报，且已经按照分配比例予以分配，故其无权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再主张案涉工程款债权。综上，杨宗伟主张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担责任，但其与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无合同关系，也无有效证据证明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愿意负担涉案债务，故杨宗伟起诉邳州市戴圩街道办事处及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体不适格。另外，杨宗伟主张的涉邳州钢厂工程款债权已在破产债权申报程序中申报并按照分配比例予以分配，其也无权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再主张案涉工程款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宗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839元，退回杨宗伟。二审期间，杨宗伟提供以下证据：一、1.邳州钢厂破产清算工作说明一份，拟证明职工宿舍及非生产性资产不被列入破产项目，涉案工程前面带有三角号的都是不列入破产项目的。2、原邳州钢厂房屋建筑物移交表1页，拟证明涉案工程没被列入破产项目。3.邳州钢厂应收账款明细表1页，拟证明徐塘乡政府已经超额领取97762.5元。4.邳州钢厂清算组1998-15号文件，拟证明工程款市政府给与了补偿180余万元。上述证据均复印自邳州市人民法院档案室。二、第三人马俊玲签字以及建筑安装公司盖章的对账清单，拟证明第三人马俊玲是涉案工程的结算负责人，涉案工程由其负责的徐塘乡政府成立的邳州市徐塘乡建筑安装管理公司统一计算的，并与上诉人约定欠款利息的支付办法。对账清单的原件在事业局盖章时事业局收去。对账清单一审提交过，因为对方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所以再次提交。三、提供2013年8月15日的通话记录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向事业局要工程款。二被上诉人共同质证认为：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已查明，上诉人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已申报债权并按比例获得了7000元。二、对第二组证据对账单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只是复印件，且上面载明的对账数字结余38678元，与杨宗伟诉请主张及提供的证明中自己填写的数字也完全不一致。三、对于第三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杨宗伟本人的陈述，其系以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的名义施工原邳州钢厂的东大门工程。邳州钢厂已经法院裁定破产程序终结。在破产程序中关于案涉工程的债权已经整体进行债权申报，并得到部分清偿。同时，邳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五工程处尚未注销，其主体仍然存在。其次，对于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盖章的两份证明，杨宗伟陈述，该两份证明上的内容均系其自行书写，但对于该证明内容的协商对象、协商过程以及加盖公章的具体过程，杨宗伟均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该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未予认定正确。综上，上诉人杨宗伟在一、二审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二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亦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江苏邳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愿承担债务的情况下，向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二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一审认定在案涉工程款已经破产程序处理完毕，上诉人无权再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亦无不当。故上诉人杨宗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案件受理费4839元，退回上诉人杨宗伟。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李 琳审判员 王素芳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陆滢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