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32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哲，男，汉族，1973年1月30日出生，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薇，女，汉族，1980年4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述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家恺，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翼飞，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雨歌，女，汉族，1992年10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淮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飞翔，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哲、杨薇因与被上诉人王雨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7民初3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哲、杨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家恺、被上诉人王雨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飞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哲、杨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豫1527民初309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形成过借贷的合意，被上诉人系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泊彰公司）的股东，持有33%的股份，上诉人陈哲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杨薇也是该公司股东，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该公司的合作经营产生过多笔金钱交易，双方之间的合意非借贷而是投资合作。上诉人提交的以下证据：（1）被上诉人丈夫曹毅在长宁看守所写给两上诉人的信，写明要求两上诉人将投资款以借款的行使归还；（2）在被上诉人与证人杨某（泊彰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自认其投资300万换取泊彰公司33%的股份，均证明本案之中的转账交易不属于借贷关系。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就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和利息等进行过任何约定，双方之间未对借贷法律关系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2.本案中的转款实际为被上诉人向泊彰公司转款，用于泊彰公司发放员工工资，上诉人陈哲的招商银行卡，虽户名为陈哲，但根据该银行账户的流水记录可以看出，该账户每月固定日期都会向员工发放工资以及支付公司日常经营支出，未用作陈哲私人账户使用。被上诉人2020年1月2日向上诉人陈哲招商银行账户转账20万后，上诉人陈哲随即将该20万元向泊彰公司员工发放工资。即便法院认定借贷关系存在，该法律关系也不是发生在上诉人陈哲与被上诉人之间，而是泊彰公司向股东王雨歌借款，用于发放员工工资。3.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未完成民间借贷的初步举证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而被上诉人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证明，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如果陈哲认为该20万系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借款行为，应当证明其已提供的形式材料使原告王雨歌确信该借款为公司行为”，但在被上诉人王雨歌未能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进行证明前，上诉人不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4.杨某的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是泊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某所述的“陈哲是泊彰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与“陈哲是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等均与事实不符，杨某由被上诉人介绍进入泊彰公司，公司的申请单也都由杨某发给被上诉人审核，公司Ｕ盾也由被上诉人保管使用。王雨歌管控公司的人事财务，申请单也要由其同意才能通过，因此，王雨歌才是泊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此外，他所述的“那些员工…都是属于他丽江公司，…那些员工的工资是当时用它个人卡发的”与事实严重不符，员工均是泊彰公司的员工，与丽江公司无关，丽江公司未与这些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保缴纳记录，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证人杨某是被上诉人多年的朋友，也是被上诉人将其介绍进泊彰公司作财务的，证人杨某与被上诉人之间情谊深厚。证人杨某与上诉人之间还存在矛盾，杨某曾起诉泊彰公司（上诉人陈哲为法代）。而鉴于证人杨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以及与上诉人之间的过节，证人杨某的证言难免带有偏向性，其证言不能客观地还原事实。5.一审法院不享有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自然人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以及被上诉人王雨歌的居住证明（详见附件），以证明被上诉人王雨歌的经常居所在上海市普陀区宜川六村83号205室，本案应由上海市普陀区法院进行审理，但法院并未采纳该意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之相关规定，特此提起上诉，恳请贵院依法予以纠正，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雨歌辩称，原审认定是被上诉人与两个上诉人之间存在的借贷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证据充分，事实认定是正确的。因为从双方的关系上来说，被上诉人王雨歌其实跟上诉人杨薇之间的关系较好，因为大家都是女性，所以说在这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朋友之间的借款上，在交易习惯上，一般如果说借款金额不大的话，不太会形成书面的借款合同，因为毕竟有人情世故在这里，所以才会有转账，但没有合同的事实依据存在。而且我们的转账全都是转到了陈哲和杨薇个人的银行卡上，并不是公司的银行卡。上诉人一直说被上诉人是跟上诉人公司的投资关系，这个应该是属于另案处理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的被上诉人投资公司的投资款项已经全部缴足，从我们被上诉人提交的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明确地看出。王雨歌入股33%，认缴注册资本99万元，目前我们有90万元已经全部以备注投资款的形式打到了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外还有10万元我们给到了陈哲。因为它是用来赔付他员工所造成的赔款，然后赔完之后他说他会把作为投资款缴到公司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跟投资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从我们向法庭提交的给陈哲的转账记录里面明确备注借款，这个就已经明确的表示了，王雨歌在出借时20万元的时候，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双方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事实。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是杨薇和陈哲各自找到了我们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才出借出去的，包括上诉人在一审中他提到了案外的一个长宁区人民法院的一个诉讼。现在二审判决也已终审判决已经出来了，也是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且在那个案件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明确的这个观点和原审法院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陈哲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薇是公司的股东。他们对于举证这个公司存在股东分红款也好，劳动报酬也好，他们具有优势地位，所以在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明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承担举证不能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所以我们认为原审法院在分配举证责任的方面，也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因为民事诉讼法23条规定，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规定问题的第三条，明确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所以我们认为不存在说经常居住地的一个概念。被上诉人户籍所在地目前仍然在一审中认定的河南省淮滨县，所以原审法院审理这个案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我们认为在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了管辖权异议在一审、二审都被驳回，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在河南省淮滨县人民法院审理，不存在任何异议。而二审法院作为原审的上级法院对本案也是具有管辖权。还有就是关于陈哲这个他是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审法院认定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公司在成立之初，法定代表人就是陈哲一个人，股东也是陈哲一个人，而且他在2019年11月27日的时候，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个陈哲工作室的商标，就是给他的公司打上陈哲的ｌｏｇｏ，在2010年1月2日的时候，他把33%的股权转让给了王雨歌，但同时将67%就大部分2／3的股东股权转让给了妻子杨薇，同时自己还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无论从股权关系上还是从证人杨某的证词上来看，泊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直是陈哲，所以对于我们被上诉人其实是一个小股东，如果小股东要去证明说涉案款项有没有分红，有没有劳动报酬，其实是很难的。而且如果涉案的款项是分红款，那么为什么被上诉人没有这是一个疑问。第二，如果说给陈哲的款项是劳动报酬的话，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就给过陈哲这一笔劳动报酬？这个是存在疑问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抛开这些疑问，唯一指代的法律关系，只能指向民间借贷真实的法律关系。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存折的银行卡和公司的账户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从陈哲的个人银行卡上面写的是开户人就是陈哲，并不能直接指代说这个就是公司的银行卡，因为公司他有权利他自己去开银行账户的，为什么公司不去开银行账户，而让他陈哲个人来开银行账户所以我在存折的支付的记录里面还存在着一些支付保姆的费用，这个保姆的费用肯定不是因为公司的经营行为产生的，而且他涉及的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个公司，陈哲还实际控制着丽江公司，这公司在上海有其他的劳动仲裁的案件，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明确表示陈哲的个人的银行卡是用来支付丽江公司的工资的。庭审笔录我们在原审的时候也向法院进行了提交，所以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说给陈哲个人卡就是给到了公司。这个是跟陈哲个人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综上，我们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二审法院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雨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3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二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陈哲与被告杨薇系夫妻关系。被告陈哲于2020年1月2日将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受让给原告王雨歌33%，受让给被告杨薇67%，陈哲继续担任该公司法人代表。原告通过手机银行在2020年1月2日转给被告陈哲20万元，在2020年3月19日通过手机银行转给被告杨薇5万元、在2020年4月20日通过手机银行转给被告杨薇5万元。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6、7月份期间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没有分过红，被告陈哲系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王雨歌与被告陈哲、杨薇之间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亦或者是原告与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人之间的借款关系，如上查明事实，原告王雨歌在2020年1月2日通过银行转款给陈哲名下银行卡款项20万元，同日陈哲已经将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出去，如果其认为该20万元系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借款行为，应当证明其已经提供的形式材料使原告王雨歌确信该借款为公司行为，同时，证人杨某的通话亦证明被告陈哲为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作为该公司控制人的被告陈哲更有优势提供证据证明该20万元借款系公司所借。而原告王雨歌提供的与陈哲银行转账记录（备注中注明为借款），证明其已经与被告陈哲之间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因此，被告陈哲应当履行归还借款义务，同理，被告杨薇与原告王雨歌之间存在的10万元借款行为，因被告杨薇辩称系公司分红，但其也未提供公司盈利和分红协议，故其也应当履行归还原告王雨歌借款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条、第六百七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陈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雨歌借款20万元；二、被告杨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雨歌借款10万元；三、驳回原告王雨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被告陈哲负担3867元，被告杨薇负担1933元。本院二审期间，王雨歌提交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447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意证明原审法院在原审时上诉人提出说涉案的借款其在长宁法院已经提出了异议，但是首先第一，长宁法院没有认可，还是认可了案外十余人与杨薇之间是存在借贷关系的。同时还证明一点，就是说在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当中，与原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在这个上面也是一致的。他们二审法院就是认为如果是存在分红款，那么就是杨薇上诉人杨薇完全有能力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为杨薇的丈夫是泊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跟原审法院也是认定一致的，所以我们以此来证明原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上，归纳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事实依据的。陈哲、杨薇质证称，我们对它真实性、合法性是没有异议的，但是有关联性的话我要跟法庭陈述一点是这个案子在长宁法院一审开了四次还是五次庭，从表面上来看就是一个50000元钱的非常简单的一个民间借贷的案件，王徐人就是案外人这个案子，王徐人提供了50000元钱的一个转账凭证，转账凭证里面写了借款，然后给到杨薇。法院为什么要开五次庭？是因为我们向法庭明确阐述了这么一个事实，就是实际上杨薇和王徐人两个人压根就不认识，他怎么会问王徐人去借50000元钱？当时借款的整个过程也是在跟曹毅之间的对话当中形成的，所以当时一度在庭审过程当中，对方当事人当时今天的被上诉人律师也是王徐人的律师。法院劝对方，这个案子不要搞了，就是材料不足，证据不足，可能是劝他们撤诉。后来等到为什么会出现一审法院最终判对方赢了？是出现了一个王雨歌和杨某跟本案是一样的，杨某的证人证言，他们俩通过证人证言的方式去帮助本案的被上诉人的律师，他当时代理的王徐人，去间接的佐证的一些事实，但我们认为那些事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向法院提出了，所以最终法院、二审都判50000元钱，借贷是成立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向法庭陈述的一点是，这里面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分红款，没有提供相应的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我们这个是分红款。当我们向法庭陈述一点是我们是收到钱的一方，收到钱的一方是不会保留相应的收款凭证和收款理由的，因为我们已经拿到钱了。而相应的主张债权存在的人。他们手上才会保留相应的证据和凭证，也就是积极事实主张存在的一方，即便是存在借贷合同的时候，收款人他是不会保留借条借据的。借条借据在借出的那一方手上，拿到钱的那一方手上是不会有借条借据的，有借条、借据，说明他把这个钱已经还掉了。所以由此可见，把举证责任分配在收到钱的那人那方手头上，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而且本案当中这个跟其他案件当中有个最相似的地方，是你可以发现没有任何的关于借款的磋商过程，也没有提供任何的关于相关于借款的相应的证据，他们就是把这些投入到公司的款项投资款当成借款要回去。本院另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依据法律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结合诉辩双方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双方之间有无借贷的合意；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是否适当；3.案涉款项与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有无关联。第一，本案王雨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主张其与陈哲、杨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了其于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9日和2020年4月20日通过手机银行分别向陈哲、杨薇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5万元和5万元的转款凭证，且转款备注为“借款”。陈哲、杨薇的一审抗辩和二审上诉虽称前述款项为王雨歌的投资款、杨薇应得的分红款，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王雨歌提供的前述证据，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第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结合上述，王雨歌诉求提供的转款凭证和转款备注的“借款”，陈哲、杨薇既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是王雨歌的投资款、杨薇应得的分红款，也未对于转款备注的“借款”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陈哲、杨薇依法仍应对案涉款项不属于民间借贷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第三，关于案涉款项与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有无关联的问题。杨薇、王雨歌虽系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陈哲与杨薇为夫妻关系，又系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杨薇、王雨歌和陈哲均为自然人个人，案涉款项又发生在自然人个人之间，且案涉款项没有进入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因此，案涉款项与上海泊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陈哲、杨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陈哲、杨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邰本海审 判 员 徐 宏审 判 员 胡晓峰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吕天雯书 记 员 罗 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