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3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35年11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戈，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男，1962年12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1，男，1951年12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2，男，1953年10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3，女，1962年4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王某，上诉人郑某因与被上诉人杜某1、杜某2、杜某3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10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号楼×1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王某享有八分之五的所有权份额,房屋归王某所有，王某给付杜某1、杜某2、杜某3各27.5万。事实和理由：1.诉争房屋性质为房改房，系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政策的产物，具有极强的人身性和福利性。王某和杜某10取得诉争房屋的方式为根据国家房改政策自铁道部购买。房改房具有出售对象特殊性、房屋价格特殊性、该种福利优惠政策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等特点。其性质类似于经济适用房，系基于特定身份取得的财产。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诉争房屋登记在杜某10名下，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否定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事由的情况下，应认定诉争房屋为杜某10、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诉争房屋性质为房改房，该房屋房价构成的主体为购房人杜某10和王某的工龄。该房屋和（2016）京0102民初20510号民事判决认定为遗产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街×号楼×2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均为杜某10、王某夫妻共同财产。在杜某10去世且无遗嘱的情况下，应由杜某10的法定继承人继承。3.房屋超标款为诉争房屋购房款的一部分，一审法院就该问题询问某房管处，某中心亦明确表示房屋超标款属于购房款。《房屋买卖合同》、生效的另案民事判决都认定该款项为购房款之一部分，但一审法院却认定该超标款不是购房款，为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偷换概念，将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王某、杜某10为购买诉争房屋所负共同债务认定为王某和本案所有被上诉人的共同债务。4.一审判决据以认定郑某出资无事实根据。诉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的购房人为杜某10，房款收据上缴款人为杜某10。一审法院仅凭对方陈述的子虚乌有的家庭会议，就认定诉争房屋出资人为郑某，实属主观臆断。一审中证人白某的书面证词与其在庭审现场的陈述前后不一致。5.杜某10工龄对应的财产权益不是可转移物，且从未转移。杜某10、王某夫妇在2002年8月30日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如果真像一审判决认定的杜某10生前就基于事实合同关系将自己的工龄对应财产权益转让给郑某，杜某10完全可以在生前长达12年多的时间里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将房屋过户给郑某。但事实是根本就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杜某10在生前基于合同关系将工龄对应财产权益转移一事，本案当事人在杜某10去世前，没有任何一方主张过诉争房屋是郑某、杜某3财产。一审法院凭臆断认定杜某10的工龄对应财产权益在其生前已转给郑某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将杜某10的工龄对应财产权益与房屋所有权脱钩，又将财产性权益直接定义为可转移物，违背了物权法定的原则。按照杜某10和铁道部签订的买卖合同第二条、第八条约定，由两部分构成的，超标款为各方债务与事实不符，应认定为购房款。杜某10与郑某没有达成事实合同关系。郑某辩称，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杜某1、杜某2、杜某3辩称，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郑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诉争房屋判归郑某所有，并过户到郑某名下。事实和理由：1.郑某是投资人，是借名买房，相当于隐名股东，虽然显名股东好像是王某，但王某既没投资也无买房意愿。2.认定郑某用了王某和杜某10两人的工龄证据不足。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认定。如果能认定用了工龄，用了多少，能买多少面积，事实不清。按照相关规定，王某和杜某10两人已用工龄购买了×2号房屋，建筑面积101.99平方米，已经超过购买面积，杜某10当时对应正处级别住房面积标准为90平方米的房子，王某是工人，两人也不能再超面积。郑某当时能借名购买房子，一是王某和杜某10家中没人购买，二是郑某是杜某10的女婿，三是郑某的刚需，其姑姑来京找其看病需居住，四是杜某10当时分管此项工作，给直接负责人打了招呼，单位人购房不积极，有剩余房源，但不能用单位外的人的名义买房，所以只能借名杜某10购房，这与工龄没关系。3.如果能够认定郑某是用了王某和杜某10两人的工龄，王某现在顶多有一份财产利益，也不能认定王某和杜某10有房产权。如果认定诉争房屋王某有财产权益，那么房屋财产权益也应作为继承份额。4.一审判决诉争房屋王某享有32%所有权份额，郑某享有68%所有权份额，缺乏依据，既不合情也不合法。首先，从情理上说，当时是卖方市场，买方没有优势地位，房子旧且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如果不是刚需没有什么人购买。如果当时郑某的姑姑不来北京看病，也不会购买此房子的，当时王某和杜某10家中没有任何人有购房意愿，郑某投资购买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其次，如果是今天房子大幅度落价，那么没人来补贴这房子。再次，一审中用什么评价过去的价格，不透明，不确定，用什么评价今天的价格，也没有依据。5.本案违背公平原则。首先，郑某与王某分配比例上非常不公平，王某虽不属于不当得利，但也不应该分享32%的份额。其次，如果使用了王某的工龄，也应该继承份额。再次，如果王某有份额，也不会超过10%。第四，郑某和王某不存在竞买房屋的关系，郑某没有侵犯王某的利益。第五，郑某帮助王某和杜某10及时装修了×2号房屋，花费了十几万元，这应该算是早已补偿了借名买房的情义。郑某出资购买房屋是在杜某10家没有人愿意购买的情况下购买的，郑某一直居住到王某起诉前，王某在之前的庭审中均认可房屋是郑某出资购买的。郑某购买房屋花了1.47万，如果房屋没有升值，对方不会补偿郑某的。王某处理房屋问题是两个标准。杜某1、杜某2、杜某3辩称，同意郑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辩称，不同意郑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依法析产继承诉争房屋，其中王某享有八分之五房屋所有权，房屋归王某所有，王某给付对方折价款。郑某、杜某1、杜某2、杜某3向一审法院辩称，房屋应归郑某所有。第一，郑某当年交了全款；第二，郑某占有使用至今；第三，装修、物业都是郑某负担；第四，即使使用了老人工龄，也已经进行了补偿，郑某出资对王某、杜某10某房屋进行了装修，当时已约定郑某借老人工龄购买诉争房屋，某房屋郑某负责装修，诉争房屋归郑某所有。郑某主张：1.诉争房屋归郑某所有；2.王某及杜某1、杜某2、杜某3配合郑某办理以上诉争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杜某10有四次婚姻，第一次婚姻配偶为尹某10，婚内育有三子女：杜某1、杜某2、杜某3，后尹某10去世；1986年1月再婚，配偶门某10，婚内未生育子女，后双方离婚；1989年4月再婚，配偶赵某11，婚内未生育子女，后赵某11去世；1992年12月再婚，配偶即本案原告，婚内未生育子女。2014年8月22日杜某10死亡，生前未留有遗嘱，其父母均先于其本人死亡。杜某3与郑某系夫妻关系。2002年3月1日，杜某10与铁道部某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某房屋（某街×号楼×2号），成本价购房款为43348元，计算房价时折合杜某10工龄42年，王某工龄38年。2002年4月9日，该房屋所有权登记为杜某10。2002年3月7日，杜某10与铁道部某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诉争房屋（某×号楼×1号房屋），成本价购房款为14177元，计算房价时折合杜某10工龄42年，王某工龄38年。2002年8月30日，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为杜某10。2018年2月2日，某房管处出具说明，载明：“经查询，杜某10在我单位购房两套，具体情况如下：宣武区某街×-×2号，建筑面积101.99平方米；石景山区某×-×1号，建筑面积45.05平方米。按杜某10所在离退休干部局组织宣传处提供正处级级别，对应住房面积标准为90平方米，控制面积标准为105平方米。上述两套住房超出本人住房面积标准15平方米，超出控制面积标准27.60平方米，需补交超标房款113770.00元。”2019年7月10日，王某补交上述房款。关于该笔款项，西城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出具（2016）京0102民初20510号对该笔款项依法进行分割，其中王某负担71106.25元，杜某1、杜某2、杜某3各负担14221.25元。判决后，王某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京02民终670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上述判决均已生效。各方已在案件执行阶段将超标款负担履行完毕。审理中，法院与某房管处核实诉争房屋房改情况，该处工作人员答复：1、诉争房屋属于房改购房，使用了相关人员工龄；2、诉争房屋房改购房款的具体缴费金额系当时根据房改计算软件直接算出，涉及房屋具体朝向、楼层、面积等不同因素，现无法计算工龄所对应的购房款数额；3、房屋超标款系根据王某与杜某10名下所有房屋面积总和数，超过其应享有的住房待遇面积数而计算，现无法区分每个房屋对应超标款的具体金额，房屋超标款属于房屋上市后房屋权利人应补交款项，严格说属于购房款一部分。对此，王某主张：诉争房屋使用了杜某10与王某工龄，应享有工龄所对应的房屋所有与继承权利，按继承所有权比例分配超标款。郑某不予认可，并陈述：房屋由郑某出资购买应归其全部所有，超标款（2016）京0102民初20510号民事案件中，已作为共同债务处理、分割，超标款属于为央产房上市而交纳款项，并非房屋购房款。另查，郑某提交诉争房屋卫生费收据、装修协议书、清理装修垃圾协议书、地板订货协议书、购房收据，证明并主张：诉争房屋系由郑某全款购买，房屋交付后一直由郑某占有、支配、使用，并由其母亲出资装修，装修买房系供郑某亲属居住，诉争房屋系郑某借名买房。王某陈述：认可诉争房屋自2002年3月交房后由杜某3、郑某出资装修并使用至今；但杜某3、郑某并非借用杜某10名义购房；购房时，因经济条件差所以让杜某3垫付钱款。同时，王某主张当时双方说过用房屋租金抵扣已交购房款。针对此情况，庭审中王某第一次陈述：交房后了解到杜某3将房屋出租，所以在杜某10在世时和杜某3说用房屋租金形式返还并抵扣购房款，但具体说明租金抵扣房款的时间已无法记清；庭审中王某第二次陈述：杜某3、郑某垫付房款时，双方未说明是否偿还垫付房款，用出租款抵扣房款事宜系2000年约定的。原审庭审中，证人白某、孔某出庭作证。其中证人白某（系杜某2配偶孔惠之同事）陈述：与王某聊天中，王某说过杜某10将诉争房屋给郑某；证人孔某（系杜某2配偶之姐）陈述：与杜某10聊天中，杜某10说过诉争房屋为郑某出资购买，归郑某所有。王某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原审中，杜某3同意基于夫妻关系等因素，如其有诉争房屋相应权利，则相关权利均属于郑某。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结某、死亡证明、人事档案、房屋买卖合同、公房房价计算表、不动产查询单、房管处说明、收据、证人证言、装修协议书、发票、（2016）京0102民初20510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2民终6706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7民初14683号卷宗材料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继承开始时间在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享有的财产权利。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为郑某支付房改购房款行为的性质、杜某10与王某工龄对应财产权利的处理、超标款与房屋析产继承处理的问题。对此法院分析如下：关于郑某支付房改购房款行为的性质。第一，原审中法院认定：“第一，根据郑某一方提供的相应证据、房屋购买的相应单据，以及居住多年的相应票据，可以认定诉争房屋系郑某全款购买并由郑某一方出资装修使用至今。第二，除诉争房屋外，杜某10在西城区另有住房。王某主张因没有钱而由杜某3、郑某垫付钱款购买诉争房屋，但同时又称杜某10支付了西城区其他住房的装修款项，该款项数额与诉争房屋购房款基本相等。王某上述陈述与社会常理及一般社会经验法则不符，而其对此事实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法院认定王某上述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第三，王某主张诉争房屋自交房后出租给杜某3使用，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租金给付、租赁合同等事实，故法院认定王某上述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分析，法院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应证据，依据社会常理及一般经验法则，依据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认定郑某对于诉争房屋的出资认定为当时郑某一方与杜某10形成购买房屋的事实合同关系，郑某为自己或其家人购买诉争房屋，更为符合事实常理。”以上事实，与本案重审查明一致，法院对此亦予以认定。同时，法院另认为，针对王某主张当时双方说过用房屋租金抵扣已交购房款问题，第一次陈述：交房后了解到杜某3将房屋出租，所以在杜某10在世时和杜某3说用房屋租金形式返还并抵扣购房款；第二次陈述：杜某3、郑某垫付房款时，双方未说明是否偿还垫付房款，用出租款抵扣房款事宜系2000年约定的。以上陈述前后矛盾，法院对王某陈述不予采信。且自购房至双方发生诉讼，已事隔近20年，期间杜某10、王某均未针对杜某3、郑某出资购房、居住使用等提出异议，郑某所述确更符合事实常理。杜某3、郑某已与杜某10、王某达成出资购房而享有购房款对应之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一致，杜某10、王某已同意杜某3、郑某基于出资数额而取得对应之所有权份额。因此，法院认定杜某3、郑某享有所出14177元的诉争房屋所有权，此部分并非遗产。杜某10与王某工龄对应财产权利的处理问题。原审中法院认定：“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的，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财产性权益予以确认。诉争房屋系成本价所购公房，购买时折抵了杜某10与王某的工龄，故诉争房屋包含了王某与杜某10的工龄所对应的财产价值。郑某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与杜某10就其对于诉争房屋的权利达成事实合同关系，但是郑某一方应当继续举证王某同意其工龄对应的诉争房屋中的财产性权益与郑某之间的事实及法律关系。”以上事实，与本案重审查明一致，法院对此亦予以认定。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在郑某与杜某10就诉争房屋权利达成事实合同关系、杜某3、郑某已出资购房的情况下，杜某10生前应已将自身工龄对应房屋权利部分基于事实合同约定让渡于杜某3、郑某，且亦未于生前对杜某3、郑某购买、支配房屋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异议。因此，杜某10工龄所对应的房屋权利亦应归杜某3、郑某享有。另本案中，王某不认可其自身工龄对应房屋权利让渡于杜某3、郑某，而被告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故王某应享有此部分房屋权利。超标款与房屋析产继承处理的问题。根据西城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20510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2民终6706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本案查明事实，房屋超标款系诉争房屋成本价房改、取得完全房屋所有权后而交纳，系当事人为房屋满足相关上市交易条件而在杜某10去世后交纳，上述案件已确认房屋超标款属于共同债务，并由继承人予以分担，法院亦予以确认，因此超标款与房屋所有权并无直接关联，不影响诉争房屋权利确认。综合以上分析，诉争房屋的权利由郑某和王某共同享有，其中郑某享有杜某10工龄对应财产性权益部分及郑某与杜某10形成事实合同购买的权利部分，王某享有其个人工龄对应财产性权益部分。法院根据房改政策和工龄使用情况予以确定各自份额。因郑某享有份额较王某高，故法院对王某要求其享有八分之五房屋所有权、房屋归王某所有并给付对方折价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对郑某确认全部所有权归其个人所有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反诉请求亦不予以支持。杜某3同意房屋相关权利均属于郑某，系其权利自行处分，法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号楼×1号房屋，由王某享有百分之三十二所有权份额，由郑某享有百分之六十八所有权份额；二、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郑某的其他反诉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法律关系系析产继承纠纷，家事纠纷是复合之诉，被告一方无须单独提出反诉之诉讼请求。被告可在答辩状中或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请求，该请求不构成反诉，应合并予以审理。故本院对一审列明之反诉予以调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房屋的权属认定问题。针对王某、郑某各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论述如下：诉争房屋系杜某10与铁道部某局签订合同通过成本价购买的房屋，且根据在案证据显示，使用了杜某10和王某的工龄。郑某系杜某10之女杜某3之配偶，考虑到郑某支付了购房款14177元，且自诉争房屋取得以来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王某亦认可其与杜某10未在诉争房屋中居住过。综合上述，本院认为，父母一方对于相关房屋的福利优惠等利益具有处分权，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思表示。由于诉争房屋中包含了王某工龄的财产性利益，因此不宜认定郑某对诉争房屋系全款购买。郑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某将其房屋相应权利予以让渡，故郑某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虽然诉争房屋系杜某10与王某婚内取得，但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本案具体案情，本院尊重杜某10对于其所分得房屋的相应福利优惠等权益的处分权，故对于王某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从平衡当事人利益角度出发，认定诉争房屋由郑某和王某共同享有，并酌定权利份额，经审查并无不当之处，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某、郑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6254元，由王某负担8401元（已交纳），由郑某负担17853元（已交纳13127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6277元，由王某负担7876元（已交纳），由郑某负担8401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吴筱燕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