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7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惠颜，女，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艳，广东广信君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福平，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敖海英，女，197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安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健辉，男，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安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崔惠颜因与被上诉人敖海英、梁健辉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惠颜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艳、郑福平，被上诉人敖海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炜、符安娜，被上诉人梁健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安娜、李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惠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敖海英和梁健辉返还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侵占广州市海珠区富毅布行（以下简称富毅布行）的利润（暂计为2000万元，具体以人民法院届时委托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结果为准）；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敖海英、梁健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对崔惠颜无法参与合伙经营的原因查明不实。1.崔惠颜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敖海英和梁健辉为了侵占合伙财产，擅自通过更改收款账号、占用经营场所、转移财产等方式排挤和阻碍崔惠颜的参与。2.2017年11月6日崔惠颜就敖海英和梁健辉侵占合伙财产、排挤和阻碍崔惠颜参与合伙事宜报警。崔惠颜一审时已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不予调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3.从2012年8月15日至今，崔惠颜依照梁健辉的请款申请将相关款项转账至梁健辉账户以用于合伙经营，由此可见，崔惠颜并无退出合伙经营。（二）一审判决错将股权确认协议书认定为为了终止合作而订立的财产分割协议。1.股权确认协议书已确认了三人就经营富毅布行的个人合伙关系，敖海英、梁健辉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三人在2012年8月16日已解除合伙关系或终止达成协议，且已对合伙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对剩余财产进行了分配。2.股权确认协议书并未约定店铺的归属，就富毅布行的债权债务及财产三人至今未结算，也未分配。3.生效判决确认股权确认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并非是对合伙财产的分割。（三）一审判决对崔惠颜主张的利润分配问题认定事实错误，因个人合伙关系至今仍存续，故崔惠颜对合伙经营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利润享有按份共有的权利，并有权要求分配。三人至今对富毅布行合伙期间的财产未进行结算，崔惠颜作为合伙人之一有权要求享有合伙经营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利润。1.2012年8月16日之后的富毅布行经营的全部收入由敖海英、梁健辉占有。对此，敖海英、梁健辉应就富毅布行在2012年8月16日之后的经营财务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敖海英、梁健辉收到本案诉状后，转移资产，妨碍诉讼。2.关于利润计算问题。崔惠颜对富毅布行的利润有参与盈余分配的权利，每年利润额可参照富毅布行的《其他专项审计报告》标准计算，另外以法院调取的敖海英、梁健辉控制的银行流水总收入乘以利润率12.4%也可计算富毅布行的可分配利润。（四）敖海英、梁健辉不提交涉案布行财务经营资料，直接导致崔惠颜主张的利润无法查明，法院也多次告知敖海英、梁健辉提交相关资料。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依法支持崔惠颜的诉讼请求。敖海英、梁健辉辩称，（一）敖海英、梁建辉与崔惠颜已于2012年8月15日散伙，富毅布行作为三人合伙经营中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其合伙经营随合伙终止而终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二）崔惠颜向敖海英、梁建辉主张返还合伙关系终止之后富毅布行的利润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崔惠颜的上诉请求。崔惠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富毅布行依法进行清算；2.敖海英、梁健辉支付侵占期间的经营收益2000万元（从2013年1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具体以法院届时委托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结果为准）；3.敖海英、梁健辉立即交还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B1011号店铺（以下简称B1011号店铺）给崔惠颜；4.敖海英、梁健辉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经几次变更诉讼请求，崔惠颜最终的诉讼请求为：1.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崔惠颜、敖海英、梁健辉三人在富毅布行的合伙关系；2.敖海英和梁健辉依法向崔惠颜返还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侵占崔惠颜在富毅布行的利润（暂计为人民币2000万元，具体以人民法院届时委托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结果为准）。3.敖海英、梁健辉立即交还B1011号店铺给崔惠颜；4.敖海英、梁健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富毅布行的经营者是崔惠颜，类型为：个体工商户，注册时间2008年12月22日。经营场所：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B1011号，经营范围：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富毅布行，原称富丰嘉毅布行。根据《广州国际轻纺城商铺租赁合同》，B1011号铺由崔惠颜向广州凯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租，该物业仅限于用作销售针织面料商品的用途，租赁期限是2008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双方确认租期内的租金已经在承租时以共同经营的款项一次性支付完毕。崔惠颜陈述双方是合伙关系，2012年8月15日后敖海英、梁健辉通过更改收款账号、占用经营场所、隐瞒经营状况、转移财产等方式，一直以富毅布行的名义进行经营，全部经营所得据为己有，侵占其合法收益，为此，崔惠颜提供了敖海英、梁健辉给各门市的《通知》、给客户的《关于更改富毅布行汇款银行的通知》《富毅布行客户汇款通知书》《富毅每天营业额收支表》、相关的银行流水、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为证。其中，2012年8月15日，敖海英以富毅布行行政部的名义发出通知：针织各门市：从2012年8月16日开始，富毅布行广州部门轻纺城、冠海门市当日所收的现金一律由英姐收款；中山、东莞当日所收现金必须存入户名“敖海英”的指定账户。各门市销售人员切记在客户汇款前，通知汇款银行户名已更改，详见《关于更改富毅布行汇款银行的通知》，以免耽误客户提货时间…同日，敖海英发出《关于更改富毅布行汇款银行的通知》：尊敬的客户：从2012年8月16日开始，如果贵司需要采取汇款形式结算的请注意，富毅布行银行汇款资料已全面更改如下：（详细列明敖海英五个银行账号及开户行）。双方确认2012年8月16日后双方没有合伙经营。2012年9月27日，崔惠颜（丙方）与梁健辉（甲方）、敖海英（乙方）签订《股权确认协议书》约定：当事人三方自合伙经营以来，共成立过以下个体工商户和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企业财产包括现金、货物、办公楼、汽车、经营权等不论登记在谁的名下，均为合伙三方共同财产（附列详细财产清单），甲乙丙三方各占三分之一份额。所有经营中发生的债权债务也按三分之一比例承担。1.江门市金盈富纺织印染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盈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崔惠萍，地址：江门市高新区六号地四岭界厂房。2.富毅布行，法定代表人为崔惠颜，地址：B1011铺。3.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富丰布行，法定代表人为崔惠颜，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立新东街之一长江布匹交易城A区138号。4.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富丰嘉毅布行，法定代表人为敖海英，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路五凤岗5号之三中大冠海布匹市场自编E区78、79号。中大九洲还有档口一个，也是共同所有。5.佛山市禅城区富毅布行，法定代表人为梁健辉，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塱沙三路四号之四座1号。6.另外，浙江义乌、杭州、中山还有个体工商户注册经营，除了其他股东的股份，也是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该协议尾部有三方签名。双方确认在90年代末双方即开始合伙做生意，后成立了多个个体工商户及公司，富毅布行只是其中一个，合伙收入和支出是混同的，无法独立核算，针对富毅布行没有独立的合伙协议。崔惠颜认为上述《股权确认协议书》就是双方的书面合伙协议，明确了双方的合伙关系。敖海英、梁健辉认为双方于2012年8月15日后散伙，为了分割财产才签署《股权确认协议书》，敖海英、梁健辉陈述，散伙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签署书面协议。崔惠颜陈述，散伙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仅仅是协议散伙，当时双方之间并没有进行财产分割，先行确认三方之间所有合伙的企业，然后进行盘点，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割，由于双方之间对分割财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只是确认了财产范围，但是具体的哪些财产分割给谁没有明确，当时是打算散伙，由于双方对分割无法达成协议，没有解除合伙。敖海英、梁健辉主张双方已经散伙，敖海英、梁健辉与他人成立了广州市景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盛公司）经营针织业务，其收入与崔惠颜无关。提交了《轻纺城扣税、管理费存折原件签收表》《存折原件签收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管理费及水电费收据》等证据为证。其中《轻纺城扣税、管理费存折原件签收表》《存折原件签收表》显示2012年9月18日及9月24日，员工胡敏玲向崔惠颜交还了相关银行存折，崔惠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根据《股权确认协议书》，三方确认富毅布行是三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的，显然，敖海英、梁健辉主张在2012年9月15日前终止合伙经营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员工在准备离职的情况下将其掌管的财务资料返还给老板是正常行为，无法证明和推断崔惠颜与敖海英、梁健辉终止合伙经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景盛公司成立时间为2013年1月17日，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1307房，股东为敖海英、许泽聪，《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显示许泽聪于2012年10月8日向案外人郑莹莹承租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1307房。崔惠颜认为景盛公司从2012年9月20日起迁至昌岗中路办公，根据《股权确认协议书》“不论登记在谁的名下，均为合伙三方共同财产”，景盛公司在《股权确认协议书》签订之前就已存在，景盛公司为三人合伙的共同财产，敖海英、梁健辉以景盛公司的设立认为双方合伙终止无事实依据；《管理费及水电费收据》记录敖海英、梁健辉在2012年8月16日后缴纳管理费、水电费的情况，崔惠颜认为即便敖海英、梁健辉支付了市场管理费及水费，亦是以三人合伙经营的收入支付，不足以证明合伙终止及证明崔惠颜同意将B1011铺分割给敖海英、梁健辉使用。敖海英、梁健辉为证明双方已经散伙，还申请了证人（原富毅布行员工）毕某及胡敏玲出庭作证，证人均陈述因双方散伙其于2012年9月进入景盛公司工作。敖海英、梁健辉主张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敖海英、梁健辉负责针织业务，崔惠颜负责梭织业务及收支管理、财务管理及财务账册的保管，崔惠颜主张按照惯例敖海英、梁健辉只是负责针织业务，确定2012年8月16日前由崔惠颜负责财务的收支及财务管理，财务账册由财务人员处理后交由崔惠颜保管，在2012年8月16日后，崔惠颜没有参与针织业务的经营，只是进行梭织业务的收尾，没有证据证明敖海英、梁健辉经营梭织业务。敖海英、梁健辉确定2012年8月16日后崔惠颜没有经营针织业务。双方确认因为业务均为到款发货，故2012年8月15日后没有对外债权。崔惠颜陈述2012年8月15日后应有货物，但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敖海英、梁健辉在2012年8月16日进行的针织业务是用合伙经营的款项进货，梭织业务对外没有债务。敖海英、梁健辉陈述因为双方存在较大争议，故那时进货已经很少，没有证据证明当时有货物，针织部分负债3600多万元，梭织业务负债不清楚。双方确认，除了金盈富公司外，《股权确认协议书》项下其他所有经营主体双方在2012年9月27日后均没有一起经营。崔惠颜陈述，在广州，用合伙款项一次性支付租金的店铺共三个和写字楼，分别是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自编B1011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立新东街1号之一首、二层长江（晓鸿）窗帘布艺城A区138铺、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首层自编C区02铺，富力金禧商务中心4001、4106房，并提供了《租赁合同》及支付记录等证据为证。由于B1011铺是经营针织业务，A区138号铺是经营梭织业务，故双方口头约定由敖海英、梁健辉继续使用B1011铺，另外两商铺及写字楼由崔惠颜使用到租赁合同到期。崔惠颜确认上述物业是共同承租并用共同款项予以支付租金，确认B1011铺是经营针织业务，A区138号铺是经营梭织业务，确定A区138号、C区02铺、写字楼由崔惠颜使用至合同期满，但否认有达成口头协议。另查明：2019年3月20日，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704民初7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崔惠颜享有江门市金盈富纺织印染有限公司33.33%的股权，梁健辉在判决生效后协助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的（2019）粤07民终2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惠颜主张，富毅布行在2010年12月至2012年8月期间经审计每年利润为1694万元，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敖海英、梁健辉侵占其利润约2000万元，提供了广州粤科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富毅布行其他专项审计报告》为证。该报告记载：我们根据贵单位汇总财务会计报表（包括富毅布行、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富丰嘉毅布行、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富丰布行、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富丰毅力布业）数据，可以得出2011年汇总利润率为12.4%（汇总后利润总额40890801.42元/汇总后收入总额329894660.16元）。按照2010年12月、2011年全年及2012年1-8月财务会计报表中反映的富毅布行21个月收入合计为227788077.91元，月平均收入额为11389403.90元，平均年收入额为136672846.75元，按利润率12.4%测算，富毅布行平均每年利润为1694万元。本审核报告是在贵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基础上对贵单位经营情况的判断，不能代表贵单位的真实经营情况，亦不能预测或反映贵单位未来的经营实际情况。敖海英、梁健辉对该报告不予确认。崔惠颜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富毅布行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盈亏情况及利润数额进行审计，敖海英、梁健辉认为双方已经散伙，不同意该请求。另外，崔惠颜多次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要求敖海英、梁健辉提交相关财务账册等财务资料，敖海英、梁健辉均以不存在该铺该时间段的财务资料为由不予提交。崔惠颜在本案中申请了财产保全措施，保全费为5000元。另查明：敖海英、梁健辉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了广东广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该事务所在2020年8月5日向一审法院作出《关于无法审计的回复》，认为所提供的审计资料不能满足审计要求，不能对合伙期间的财务状况（包括全部合伙收入、支出、盈利、债权债务等）得出结论并发表意见，无法接受贵院委托对上述资料进行审计。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崔惠颜、敖海英、梁健辉对双方为合伙关系不存异议，根据现有证据及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合伙是否已经终止。第一，针对富毅布行，双方没有订立单独的合伙协议，富毅布行只是双方合伙经营中成立的其中一个个体工商户，无独立核算，该布行的合伙经营随整体合伙终止而终止。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崔惠颜主张《股权确认协议书》就是双方的书面合伙协议，明确了双方的合伙关系。敖海英、梁健辉认为双方于2012年8月15日后散伙，为了分割财产才签署《股权确认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内容，该协议仅约定了财产以及债权债务的分割比例，并没有关于合伙协议应该具备的其他内容，虽然确定了双方是合伙关系，但并不符合合伙协议的要求，根据双方陈述的签订该协议背景及协议内容的理解，一审法院采信敖海英、梁健辉的陈述，该协议是为了合伙终止而订立的财产分割协议，并非合伙协议，由此表明双方对终止合伙达成一致意见。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2012年8月16日后，双方已经没有实际合作经营。第四，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崔惠颜享有金盈富公司33.33%的股权，崔惠颜已然通过诉讼对部分合伙财产进行了分割，表明其认可双方已经终止了合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已于2012年8月15日合伙终止。如前文论述，双方对富毅布行没有订立单独的合伙协议，富毅布行只是双方合伙经营中成立的其中一个个体工商户，无独立核算，该布行的合伙经营随整体合伙终止而终止，现崔惠颜起诉要求判令从生效之日起解除崔惠颜、敖海英、梁健辉三人在富毅布行的合伙关系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敖海英、梁健辉是否需要返还B1011号店铺给崔惠颜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广州双方用合伙款项一次性支付租金的店铺共三个和写字楼，分别是B1011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立新东街1号之一首、二层长江（晓鸿）窗帘布艺城A区138铺、广州中大九洲轻纺广场首层自编C区02铺，富力金禧商务中心4001、4106房，B1011铺是经营针织业务，A区138号铺是经营梭织业务，敖海英、梁健辉使用B1011铺至合同期满，另外两商铺及写字楼由崔惠颜使用到租赁合同到期。在合伙终止前崔惠颜主要负责梭织业务，敖海英、梁健辉主要负责针织业务。涉案商铺是用合伙经营的财产一次性支付的租金，《股权确认协议书》仅约定共同财产三方各占三分之一份额，并没有约定涉案商铺的使用权归崔惠颜所有，敖海英、梁健辉有权进行使用。另外，崔惠颜另行使用了其他两商铺及写字楼，且根据双方描述的上述商铺原来经营的业务范围，崔惠颜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由敖海英、梁健辉继续使用B1011铺，另外，两商铺及写字楼由崔惠颜使用到租赁合同到期，符合常理，有利于生产经营，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虽然，B1011铺崔惠颜曾注册了个体工商户，但崔惠颜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敖海英、梁健辉使用了该个体工商户进行经营，且崔惠颜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有权对该登记进行注销等，敖海英、梁健辉使用该商铺与崔惠颜是否在该地址登记无关联。故崔惠颜主张敖海英、梁健辉返还B1011铺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崔惠颜是否有权分配敖海英、梁健辉在B1011铺经营利润的问题。如前文论述，双方合伙已经终止，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崔惠颜并没有参与该铺的经营，且崔惠颜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敖海英、梁健辉是使用原合伙经营期间的资金、货物等从事的经营，故崔惠颜主张分割利润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崔惠颜主张景盛公司为三人合伙的共同财产，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景盛公司成立时间为2013年1月17日，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1307房，股东为敖海英、许泽聪，《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显示许泽聪于2012年10月8日向案外人郑莹莹承租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8号1307房。如前文论述，双方于2012年8月15日合伙终止，该公司于合伙终止后成立并租赁经营场所，故崔惠颜的该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崔惠颜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敖海英、梁健辉自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经营富毅布行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进行审计。首先根据敖海英、梁健辉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经营期间进行审计，但被回复无法审计，崔惠颜申请审计的时间段亦同样缺乏证据资料；其次，如前文论述，崔惠颜在合伙经营终止后无权分配敖海英、梁健辉自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经营利润，审计没有意义及依据；第三，该阶段敖海英、梁健辉与案外人新成立公司进行经营，因涉及案外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公司的经营收益与本案有关的情况下，不宜直接对该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故崔惠颜的该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惠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崔惠颜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崔惠颜提交以下证据：1.照片，拟证明其已将手中的原始凭证提供给法院，法院在2021年1月12日才解封。2.费用报销单、现金申请表、结算汇款申请表、其名下银行账户流水和交易历史查询（2012年8月17日-9月18日），拟证明其在2012年8月15日之后仍然继续大量支付合伙经营的加工费、原料采购费、供楼款、人员社保费、水电费、店铺税费等，其还支取了股东用款3万元，敖海英、梁健辉为其购置办公用品、为其报销加油费和违章罚款。3.2012年7月至9月的结算汇款申请单，拟证明在2012年8月15日敖海英、梁健辉个人用款申请与之前的流程、审批手续一致，而且合伙经营一直使用金蝶财务软件做账。4.金盈富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拟证明金盈富公司尚欠富毅布行款项，富毅布行并未清算，财产也未分配，合伙关系并未解散。经质证，敖海英、梁健辉意见如下：对证据1不确认，该证据无法证明文件柜的存放地点、时间和柜内的情况，也无法证明崔惠颜已将手头的原始凭证列清单交给了法院；对证据2和3不予确认，在2012年8月15日散伙后三方不存在合伙关系，无合伙账册，崔惠颜提交的付款材料未附原始凭证，不排除是其单方制作的虚假材料，其中部分资料还显示是支付2012年8月15日前的费用，而且在2012年8月16日至9月15日是三人散伙后的过渡期，崔惠颜提交过渡期间发生的部分费用以及其独立经营梭织部分的费用，不能证明双方在2012年8月15日后还存在合伙经营；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二审庭询时，崔惠颜称：1.其对一审程序无任何异议；2.2012年8月15日后银行收款账户的变更仅是合伙主体经营的财务管理权的变更，实际中合伙人之间根据经营所需相互调整管理权是常有之事，无论在法律还是在事实上都无法代表合伙关系的解除；3.敖海英、梁健辉在2012年9月中旬把写字楼的人员和东西搬至达镖国际，不让崔惠颜进入，故崔惠颜不能参与经营。（二）一审时，崔惠颜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8月15日敖海英以富毅布行行政部名义向针织各门市发出的通知，称从2012年8月16日开始，富毅布行广州部门轻纺城、冠海门市当日所收的现金一律由英姐收款；中山、东莞当日所收现金必须存入户名敖海英的指定账户。2.2012年8月15日敖海英以富毅布行名义向客户发出的通知，称从2012年8月16日开始，富毅布行银行汇款资料全面更改为敖海英名下账户。该通知左上角还有“to颜姐”字样。3.敖海英名下6个银行账户明细、梁健辉名下银行账户明细、潘琰娟6个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敖海英从2012年8月16日之后，将富毅布行收入汇至其控制账户内，在得知被诉后，在2018年2月25日用梁健辉的母亲潘琰娟的账户接受客户货款。4.病历和出院报告（2013年-2017年），拟证明其因敖海英、梁健辉的行为导致精神失常。崔惠颜称：证据1、2上的公章均非富毅布行公章，是由敖海英自行保管的，而且从通知上“to颜姐”字样可知其是文件的接收方而非发送方，其对敖海英、梁健辉的所作所为一直持反对意见；证据3证明富毅布行至今仍在运营，这些账户的资产就是富毅布行的资产。经质证，敖海英、梁健辉意见如下：确认上述证据1和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不确认合法性和关联性，认为这些账户并非合伙经营的账户；对证据4不确认。敖海英、梁健辉提交以下证据：1.轻纺城扣税、管理费存折原件（一本存折，户名崔惠颜）签署表（2012年9月18日）、存折原件（合计七本存折，户名为崔惠颜）签署表（2012年9月24日），拟证明因双方终止合伙，布行员工胡敏玲将其合伙经营期间的存折原件等交给崔惠颜。2.布行员工胡敏玲、毕某的律师调查笔录，拟证明因双方散伙，该两人从布行离职，之后入职景盛公司。3.广州国际轻纺城服务有限公司的部分收据（2013年-2017年）。拟证明双方散伙后，根据口头协议，B1011铺分配给其使用，故该商铺后期的市场租赁管理费及水费由其支付。该收据显示客户是毕某，款项性质分别为市场租赁管理费和水费。4.其向崔惠颜转账的电子回执（2012年9月21日），汇款附言是“付轻纺城2012年第四季度市场租赁管理费”，拟证明其向崔惠颜返还原合伙收入支付的2012年第四季度市场租赁管理费。5.远期支票存根及收款方开具的收款收据（五份），拟证明双方散伙前向部分供应商开具远期支票，因梁健辉名下支票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上述远期支票，故财务人员在2012年8月17日用合伙收入向支票账户转入20万元。经质证，崔惠颜意见如下：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员工在离职前将单位的财务资料返还给老板是正常的；不确认证据2，证人未出庭，而且与敖海英、梁健辉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确认证据3和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即使敖海英、梁健辉支付了市场管理费及税费，也是以合伙收入支付，不足以证明其同意将B1011铺给敖海英、梁健辉使用；不确认证据5，没有真实的支票兑付凭证、送货单、入仓单等佐证。一审庭审时，崔惠颜确认：1.合伙期间双方共同委派财务人员，财务人员包括毕某、胡敏玲和吕碧怡；2.其自2012年8月16日不再参与合伙经营，因为敖海英、梁健辉霸占了富毅布行，继续使用B1011铺至今，导致其无法经营；3.2012年8月16日之后，其只参与梭织业务；4.敖海英、梁健辉在2012年9月将管理总部搬至达镖国际，其在富力金禧写字楼办公至租赁期满，2012年9月之后其病发住院了；5.双方并未就散伙达成一致意见，当时是打算散伙，但仅仅是协商散伙，并未进行财产分割。双方先确认合伙的企业再进行盘点，双方只确认了财产范围，但对分割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具体的财产分割给谁没有明确；6.2012年8月15日之后还有剩余货物放在多个仓库，其要求盘点，但敖海英、梁健辉予以阻拦，但无证据证明当时还有货物，当时敖海英还报了警，派出所介入进行了处理；7.其知悉敖海英、梁健辉发出的变更账户申请后多次与敖海英、梁健辉交涉无果；8.2012年8月16日之前的财务账册在其处，之后的除了2012年8月16日-8月30日期间的每月应收表在其处，其他都在敖海英、梁健辉处。敖海英、梁健辉确认：1.自2012年8月16日崔惠颜未再参与合伙经营；2.因为散伙，其在2012年9月下旬从原富力金禧商务中心的写字楼搬走，原写字楼由崔惠颜继续使用，其继续使用B1011铺，崔惠颜使用其他两个商铺；3.2012年8月15日之后其主要以景盛公司的名义、使用敖海英的账户进行经营；4.2012年8月15日双方达成散伙的协议，但未实体分割。双方确认：1.敖海英、梁健辉负责采购、销售，向厂家进货再批发出去；2.双方共有9个合伙经营实体，除了金盈富公司外其他经营主体在2012年9月27日签订股权确认协议书后就未再一起经营了。崔惠颜称之所以未一起经营是因为其病发，敖海英、梁健辉拒绝其进入新办公场所；敖海英、梁健辉则称实际在2012年8月16日之后双方就未再一起经营了。（三）二审时，崔惠颜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敖海英、梁健辉应否向崔惠颜返还富毅布行在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润；（二）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以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崔惠颜主张其与敖海英、梁健辉一直在共同经营富毅布行，因此请求敖海英、梁健辉向其返还该布行在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润，而敖海英、梁健辉则主张双方在2012年8月15日已经终止合伙关系，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确定双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已在2012年8月15日终止。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崔惠颜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理由以下：首先，崔惠颜在一审时已经确认双方当时协商散伙，确认了财产范围，只是对具体的财产分割未达成一致意见，该主张与双方在2012年9月27日签署股权确认协议书的内容可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双方当时已经达成了终止合伙的合意，并明确了合伙财产的范围。其次，在2012年8月15日各方的行为亦可反映出双方已经终止合伙：崔惠颜自2012年8月16日不再参与富毅布行的合伙经营、不再掌管合伙账册，并要求清点货物，敖海英、梁健辉则在2012年8月15日后将富毅布行的收款账号由崔惠颜名下的账户变更为敖海英名下的账户，在9月将管理总部搬离，双方的办公地址分开并且办理了财务文件的交接等。而且，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9个实体，除了金盈富公司外其他实体均不再共同经营。再次，敖海英、梁健辉在2012年8月16日后一直使用涉案店铺，而且已经向客户及各门市发出通知变更富毅布行的收款账户，崔惠颜虽主张多次提出异议，但无证据予以证明，而其在二审期间又变更陈述称变更收款账户是合伙财务管理权的调整，其陈述前后矛盾，不足采信。如崔惠颜主张，敖海英、梁健辉在2012年8月16日就侵占了富毅布行，双方发生争议，其迟至2018年1月29日才提起本诉不合常理。崔惠颜虽辩称因敖海英、梁健辉的行为导致其精神异常，但其提交的病历资料不能证明该主张，亦不足以解释其至今才主张权利的合理性。最后，虽然崔惠颜提交了部分证据显示在2012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双方还有款项往来，但一方面双方共同合伙经营十几年，经营主体有九个，敖海英、梁健辉主张在2012年8月15日合伙终止之后存在一个月的缓冲期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合伙终止后，双方只是分散各自经营不再共同经营，并未停止经营，在合伙终止之后崔惠颜的账户仍然在支付款项亦为合理，而且崔惠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为富毅布行支出款项，因此其主张双方仍在合伙经营富毅布行依据不足，亦与其一审时陈述其在2012年8月16日后因敖海英、梁健辉阻碍不再参与经营富毅布行相矛盾，如果此时敖海英、梁健辉阻碍其参与合伙经营、进入办公楼以及不同意盘点，双方还因此发生争议并报警，在此情形下崔惠颜仍然继续大量承担富毅布行的开销也明显不合商事主体的行为逻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于2012年8月15日终止合伙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因自2012年8月16日崔惠颜未再参与富毅布行的经营，亦无证据证明敖海英、梁健辉使用了合伙财产经营该布行，因此其请求敖海英、梁健辉向其返还该布行在2012年8月16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润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本案事实发生于2018年，而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崔惠颜虽主张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审理本案，但三人的合伙关系已经在2012年8月15日终止，本案并不存在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解除合同的情形，因此崔惠颜主张适用民法典理据不足，本案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崔惠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上诉人崔惠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