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38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并案被告）：李瑞鹏，男，198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昕，天津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并案原告）：天津视娱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信环西路19号泰达服务外包产业园8号楼2层（天津滨海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托管2483号）。法定代表人：刘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瑞鹏因与被上诉人天津视娱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娱互联”）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1）津0319民初3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瑞鹏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签订了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缴纳了社会保险，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发放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另外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双方亦存在劳动关系，该期间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发放劳动报酬，支付法定福利待遇，显系违法，故其应向上诉人支付此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9年8月28日前的诉讼请求全部过诉讼时效错误，望二审法院重新认定事实，依法判如所请。视娱互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瑞鹏系我司的初始股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为李瑞鹏缴纳社保，并非真正意义的建立劳动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瑞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视娱互联向李瑞鹏支付：1、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的工资205,015元；2、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7,502元；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0,000元；4、2018年至2020年防暑降温费2,000元；5、2019年冬季取暖补贴520元；6、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未休年假的工资16,185元；7、案件受理费由视娱互联负担。”视娱互联向一审法院起诉：“1、请求判令视娱互联无需向李瑞鹏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工资51,965.52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500元。2019年防暑降温费192.29元，2020年防暑降温费440.45元，2019年冬季取暖补贴520元。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557.72元；2、案件受理费由李瑞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瑞鹏系视娱互联的初始股东，双方签订了自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李瑞鹏担任游戏策划工作，月工资3,000元。劳动合同自始没有实际履行。2019年3月至2020年8月，李瑞鹏社保缴费单位为视娱互联，社保个人承担部分亦由视娱互联缴纳。视娱互联法定代表人刘峰于2020年5月12日向李瑞鹏支付8,877.61元用于补交李瑞鹏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的社保，李瑞鹏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1月2日社保缴费单位为“高新区个人缴费户”，2020年8月21日，李瑞鹏向视娱互联发出《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主要载明：自2018年8月1日李瑞鹏到视娱互联任职至今，因视娱互联自2018年8月至今一直拖欠工资，故提出辞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12日正式解除。2020年8月28日李瑞鹏提起仲裁，仲裁请求同诉请。2021年2月18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滨劳人仲裁字【2020】第4061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视娱互联支付李瑞鹏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工资51,965.52元；二、视娱互联支付李瑞鹏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500元；三、视娱互联支付李瑞鹏2019年防暑降温费192.29元、2020年防暑降温费440.45元、2019年冬季取暖补贴520元；四、视娱互联支付李瑞鹏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551.72元。双方不服仲裁裁决，均提起诉讼。另，李瑞鹏在公司的游戏软件设计中提供了劳动。一审法院认为，判断股东与公司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关键在于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人身和经济上是否具有从属性、依附性。经济上，视娱互联未支付过李瑞鹏任何工资，李瑞鹏若为公司员工，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未向公司主张过工资权利，有悖于常理；人身上，视娱互联对于李瑞鹏没有工作上的考核要求，也没有管理上的约束，说明李瑞鹏与视娱互联没有从属性，不受公司的各项制度约束，同时在经济上亦未形成依赖关系。双方虽订立了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自始没有履行，公司未支付过李瑞鹏工资，李瑞鹏也未向公司主张过权利，说明双方自始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同时也说明双方劳动合同的签订不是基于劳动关系，而只是为了给李瑞鹏缴纳社保的需要。在现实中，公司自然人股东为实现自身股份权益的增值，直接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不在少数，尤其是小规模公司中，更是普遍存在。股东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劳动，并不必然与公司形成劳动关系。李瑞鹏认为与视娱互联存在劳动关系，是公司的运营总监，与被告约定月工资1万元，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游戏策划和设计方面，李瑞鹏提供了劳动，如前所述，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李瑞鹏虽对公司提供了劳动，但不能就此认定是基于劳动关系的存在提供的劳动。在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方面李瑞鹏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不能证实与公司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进而证实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另，李瑞鹏2019年8月28日之前诉请事项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视娱互联的时效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判决：“一、天津视娱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无需支付李瑞鹏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工资51,965.52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500元、2019年防暑降温费192.29元、2020年防暑降温费440.45元、2019年冬季取暖补贴520元、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8月1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551.72元。二、驳回李瑞鹏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李瑞鹏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李瑞鹏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工作微信群的聊天截图，1-2视娱互联内部群QQ聊天截图，证明双方自2018年8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上诉人受被上诉人指派完成工作，并服从被上诉人的管理，包括请假、直至解除劳动关系；证据2．钉钉的打卡截图证明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进行上下班打卡。证据3-1与公司员工刘宁、刘峰、刘娅婷、吕明珠、马川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2与公司员工张聪的QQ聊天截图。证明上诉人在2018年8月1日起与被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之后为被上诉人提供劳动服务。视娱互联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视娱互联自2018年8月份开始基本上就不再开发新的游戏软件、游戏程序。李瑞鹏提交的微信，QQ聊天记录里边涉及到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其他公司的业务，不是视娱互联的业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他证据的形式和内容均不具有合法性。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瑞鹏提交的证据涉及到游戏软件开发工作内容，因视娱互联认为李瑞鹏是为其他公司工作，而视娱互联也是游戏软件开发，该工作的性质存在视娱互联所述的可能，故李瑞鹏应就其是否为视娱互联工作提交证据，但其并未提交，故本院对李瑞鹏提交的微信，QQ聊天记录证据不予采信，其他证据并无原件，且视娱互联不予认可，故本院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李瑞鹏主张的相关费用，是否应当由视娱互联支付。双方虽然订立了劳动合同，但均认可李瑞鹏系视娱互联的初始股东。李瑞鹏2018年8月1日即在视娱互联工作，2019年3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李瑞鹏基于此认为双方劳动关系成立，而视娱互联则认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给李瑞鹏缴纳社保，故应当判断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李瑞鹏为证明双方为劳动关系且应支付工资的事实，提交了视娱互联的会议记录，该记录中确有讨论工资的内容，但并非仅针对李瑞鹏，该会议记录亦无各方签字确认，而且李瑞鹏也从未获得工资，而其提交的与视娱互联法定代表人刘峰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体现双方转账为李瑞鹏缴纳社保的事实，故视娱互联主张签订合同系为李瑞鹏缴纳社保，更符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真实目的。另外，在认定双方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时，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劳动者是否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组织体系中从事劳动，而非从事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等亦应作为重点考量的因素。视娱互联从事计算机和软硬件开发工作，具有以智力成果完成工作的性质，视娱互联认为李瑞鹏并非完全是为其工作，存在为其他公司工作的情形，李瑞鹏工作的性质存在视娱互联所述的可能，而李瑞鹏并未就其仅为视娱互联工作提交证据，故李瑞鹏主张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理由，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基于此，李瑞鹏的相关给付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瑞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瑞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福群审 判 员 仝伟奇审 判 员 刘继永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明杰书 记 员 杨学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