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4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园西路121号安华美博城A座5楼。法定代表人：马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慧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创大道3278号106房。法定代表人：吴亚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波，广东说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威尔登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永和大道花轮一路1号。法定代表人：胡秋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锋，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美公司）、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德酒店）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威尔登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登酒店）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5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佳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威尔登酒店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向佳美公司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威尔登酒店、启德酒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威尔登酒店对案涉担保无效存在过错，威尔登酒店须对一审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因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驳回佳美公司的该项诉请。威尔登酒店在未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于2016年3月18日的《借款协议》（以下简称第二份借款协议）中以保证人的身份盖章确认，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胡镇坤亦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名确认，威尔登酒店的行为导致担保无效存在过失。基于案涉担保有威尔登酒店的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佳美公司有理由相信该担保为威尔登酒店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威尔登酒店须对本案债务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二、在威尔登酒店对案涉担保无效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形下，赔偿责任不适用保证期间，而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判决以保证期间届满为由，判决威尔登酒店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混淆了保证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将担保无效的损失赔偿责任等同于担保有效时保证人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损害赔偿范围是信赖利益损失，应以保证人是否存在过错确定赔偿责任。且担保合同无效为自始无效，保证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从佳美公司知晓案涉担保无效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而佳美公司主张威尔登酒店承担其赔偿责任的请求并未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故该请求应予以支持。三、威尔登酒店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借款协议》同意承担保证责任时，启德酒店的债务已经到期，启德酒店未履行到期债务已成事实，此时威尔登酒店作为保证人签订《借款协议》同意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已是佳美公司作为债权人主张权利的结果。与主债务到期前保证人提供的保证不同，本案实际不存在适用保证期间的前提与必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再310号同类案与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267号同类案亦持此观点。综上，佳美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上诉人启德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佳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佳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本应当中止审理本案而未中止，判决内容完全照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初894、896号两案判决书（以下简称894、896号判决书）。一审法院对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以下简称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实际借款人问题，在启德酒店于一审法庭已明确为启德酒店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照抄894、896号判决书中表述的“启德酒店认为实际借款人是胡镇坤，其仅是胡镇坤指定的收款人”；另启德酒店一审中已指出894、896号判决书恶意解释《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但一审法院仍照抄894、896号判决书中的认定内容。二、佳美公司未履行其与启德酒店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的出借义务。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案涉两份借款协议的关系。两份借款协议借款主体与借款利率计收方法均不同，且第二份借款协议并未提及第一份借款协议，两份借款协议互为独立。佳美公司主张一笔转账款用于履行两份借款协议的出借义务，第二份借款协议出借义务的履行使第一份借款协议无款项履行，有违基本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且《往来账项询证函》抬头为“至：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但佳美公司并未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其让胡镇坤于询证函“（公司盖章）”处签名，证明佳美公司认可该7250万元用于履行2016年3月18日其与胡镇坤签订的四份《借款协议》，而非与启德酒店签订的。三、佳美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佳美公司与启德酒店签订的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日为2015年3月21日，至2017年3月21日诉讼期满，佳美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于2017年3月21日前曾向启德酒店主张债权，佳美公司于2018年9月6日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且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胡镇坤在第一份借款协议中的保证期限至2015年9月21日，此前佳美公司未向胡镇坤主张保证责任，胡镇坤的保证责任即于2015年9月21日免除。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胡镇坤与佳美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的行为构成佳美公司对第一份借款协议中胡镇坤的诉讼时效中断进而对启德酒店诉讼时效中断。第二份借款协议系胡镇坤以其个人身份与佳美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亦无关联关系，第二份借款协议不构成佳美公司对启德酒店诉讼时效中断。而《往来账项询证函》明确注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其明确该函件不属于主张权利，该函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2016年5月12日后胡镇坤已非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其已无权代表启德酒店，且胡镇坤在询证函上“（公司盖章）”处签名而不是在“经办人”处签名，证明胡镇坤是作为该款项的借款人签名，胡镇坤在该处的签名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启德酒店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上诉人启德酒店针对佳美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胡镇坤在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时，已不具有义务人的身份，且其无表示同意履行第一份借款协议所涉债务，故不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佳美公司主张的债权实际已过诉讼时效。其余抗辩意见与启德酒店提交的上诉请求内容一致。上诉人佳美公司针对启德酒店的上诉请求辩称，一、佳美公司已履行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出借义务，启德酒店亦确认收到借款1000万元，启德酒店应依约向佳美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二、第二份借款协议是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延续，在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前，佳美公司在2014年9月24日已通过转账支票的形式向启德酒店履行出借义务，双方当事人已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两份借款协议指的为同一笔款项。佳美公司从未作出免除或转移启德酒店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系胡镇坤自愿共同与启德酒店承担债务。胡镇坤在询证函的签字行为构成《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表见代理，且胡镇坤在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时仍为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其在此前一直代表启德酒店在协议上签字，亦无通知佳美公司其身份的变更，佳美公司合理相信其有代理权。故一审判决启德酒店向佳美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三、佳美公司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胡镇坤作为法定代表人，其于第二份借款协议上的签字表明启德酒店已知晓佳美公司要求其履行职务的请求并同意继续履行还款义务。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第二份借款协议的签订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其次，胡镇坤在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时，其同意以债务人身份加入债务。表明其作为第一份借款协议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同意履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该行为构成对启德酒店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四、关于中止审理的问题。佳美公司认为本案与另案存在不同之处，互为独立，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需要中止审理的情形。综上，启德酒店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启德酒店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威尔登酒店答辩称，一、针对担保无效的过错问题。威尔登酒店成立之初有两个股东，其中一方为占股30％的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佳美公司负责人与胡镇坤多年交情，深知威尔登酒店股东结构。在签订该份借款协议时，出现协议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借款人、借款用途均不明确的情况，且该借款与威尔登酒店并无关联，却强行添加威尔登酒店作为保证人。佳美公司放任该情况的出现证明佳美公司系主观故意且担保协议存在重大瑕疵。佳美公司向启德酒店合计借支7250万元，过程中均是与启德酒店进行对账。在借款期限届满前或届满后，佳美公司均无行使担保协议约定的权利，其在关于担保的问题上存在主观过错。且在出现对借款事实描述不一致的协议的情况下，佳美公司理应函告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却仅在期限届满两年、胡镇坤死亡后才提起诉讼。佳美公司代理人于一审时表示，系佳美公司的法人与胡镇坤私下单方签署协议，亦无咨询律师，证明佳美公司本身并无让威尔登酒店股东决议该担保事项的初衷。二、佳美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威尔登酒店承担的为担保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因此在二审中不能超越一审诉求进行处理。三、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佳美公司一直强调的为主债权损失，而启德酒店已经被判决承担还款责任；佳美公司未在担保期限向威尔登酒店主张权益，其权利已丧失，威尔登酒店不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同理，保证期间早已届满，佳美公司上诉主张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属本末倒置。四、一审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相同证据材料、同类型案件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先判决的案件作出统一判决，符合判例原则。佳美公司在广州中院审理的案件服从判决不予上诉，却在下级法院判决时提出上诉，自相矛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佳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佳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启德酒店和胡镇坤向佳美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0%，自2014年9月23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7月15日为7627397.26元）；2.判令启德酒店和胡镇坤向佳美公司支付佳美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45万元、担保费18077元；3.判令威尔登酒店对启德酒店和胡镇坤上述两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启德酒店、胡镇坤、威尔登酒店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9日，“广州启德酒店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借款人，佳美公司作为乙方出借人，胡镇坤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因甲方为保证广州启德酒店有限公司施工资金需求，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借支款项达成如下借款并担保协议：一、借款金额1000万元；二、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19日到2015年3月21日，还款日为2015年3月21日；三、借款利率及计收方法：1.如甲方按期归还乙方借款，乙方按年息15%计算收取甲方利息，甲方应将利息连同本金于约定还款日一次性全额付清给乙方；2.如超过还款期限甲方未按时足额还款付息，乙方可立即宣布债权到期，甲方应无条件返还借款本息，同时，利息计算标准变更为自借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3.如甲方未按期还款付息，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含连带责任保证人）立即还款付息，如导致诉讼的，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包含但不限于法院收取的保全费、乙方为采取诉讼保全而由担保公司或担保人提供担保物而产生的担保费等）、执行费及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人对此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将借款1000万元支付给甲方，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支付，乙方按照上述付款方式、金额将款项支付到甲方指定账号给指定收款人后即视为乙方履行付款义务完毕；五、资金保证。为保证乙方的资金安全和甲方按时、足额还款，担保方特为甲方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六、争议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由乙方注册地所在地法院管辖。落款处，甲方和丙方处均由胡镇坤签名，乙方处加盖有佳美公司的印章。庭审中，佳美公司与启德酒店均表示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借款人为启德酒店。2014年9月19日，启德酒店出具《借条》，载有“因经营需要向佳美公司借款1000万元，期限6个月，于2015年3月21日一次性还清”，落款处加盖有启德酒店印章。根据佳美公司提供的广州银行支票存根（3130443014766114）显示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23日，收款人为启德酒店，金额为10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银行流水显示佳美公司于2014年9月24日向外转账1000万元。启德酒店一审庭审中确认收到上述1000万元，但表示该笔资金实际由胡镇坤掌控支配，启德酒店并未获得该笔款项的支配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2016年3月18日，胡镇坤作为甲方借款人，佳美公司作为乙方出借人，威尔登酒店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载明因甲乙双方多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为支持甲方名下广州启德酒店有限公司资金需求，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借支款项达成如下借款并担保协议：一、借款金额1000万元；二、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19日到2015年3月21日，还款日为2015年3月21日；三、借款利率及计收方法：1.如甲方按期归还乙方借款，乙方按年息15%收取甲方利息，甲方应将利息连同本金于约定还款日一次性全额付清给乙方；2.如超过还款期限甲方未按时足额还款付息，乙方可立即宣布债权到期，甲方应无条件返还借款本息，同时利息计算标准变更为自借款之日按照年息20%计算；3.如甲方未按期还款付息，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担保方立即还款付息，如导致诉讼的，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包含但不限于法院收取的保全费、乙方为采取诉讼保全而由担保公司或担保人提供担保物而产生的担保费等）、执行费及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担保人对此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将协议借款开具转账支票给甲方指定收款人：广州启德酒店有限公司，款项转入该收款人账号即视为乙方履行付款义务完毕；五、资金保证。为保证乙方的资金安全和甲方按时、足额还款，担保方特为甲方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如果乙方未按期清偿借款本息时，担保方应在接到甲方还款通知后一个月内无条件负责全额归还本协议约定的本金和利息；六、争议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由乙方注册地所在地法院管辖。落款处，甲方处为胡镇坤签名及指模，乙方处加盖有佳美公司印章，丙方处盖有威尔登酒店印章。佳美公司及启德酒店均确认第二份借款协议签订后，佳美公司未向启德酒店另行支付1000万元。一审庭审过程中，就第一份借款协议和第二份借款协议的关系，佳美公司称两份协议所指向的借款为同一笔借款，均是佳美公司于2014年9月24日支付给启德酒店的1000万元，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是因为第一份借款协议到期后启德酒店无力还本付息，为保证佳美公司权益，胡镇坤以个人身份自愿加入该债务，并以威尔登酒店作为连带担保人担保款项的偿还，因此第二份借款协议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用途及指定收款账户，均与第一份借款协议一致，即表明所指为同一笔借款；启德酒店认为两份借款协议指的是同一笔借款，但认为：（1）第二份借款协议重新确定了案涉借款的新的借款人为胡镇坤，胡镇坤拥有该笔借款的所有权，启德酒店只是胡镇坤的指定收款人，不再作为借款人，不再拥有该笔款项所有权；（2）第二份借款协议在借款利息方面与第一份借款协议的约定不同，可以证明佳美公司与胡镇坤就案涉借款建立了新的借款关系；（3）佳美公司不能同时主张两份借款协议合法有效，案涉借款不能既借给启德酒店又借给胡镇坤。胡镇坤当时是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佳美公司与胡镇坤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共同解除了启德酒店借款人主体，而解除启德酒店借款人主体符合启德酒店利益，启德酒店虽不是第二份借款协议的当事人，但是同意佳美公司单方面解除启德酒店借款人主体；（4）即使按债务转移，佳美公司作为债权人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是明确同意债务转移的，胡镇坤是明确愿意承接债务的，且债务转移不损害启德酒店利益，应视为胡镇坤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代启德酒店通知佳美公司债务转移；（5）胡镇坤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转让启德控股的股份，剥离启德酒店拖欠佳美公司的四笔借款共7250万元，故启德酒店不再是借款人。威尔登酒店则认为两份协议并非同一笔借款。如果第二份借款协议是在启德酒店没有还款、胡镇坤对此进行追认的情况下签署的，那么其所约定的借款期限和还款期限不可能与第一份借款协议一样，也不可能有佳美公司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开具转账支票的约定，故两份借款协议指向标的不明确，而佳美公司没有实际履行第二份借款协议，不能因为指向金额一致而推定第二份借款协议是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延续。2016年12月31日，佳美公司向启德酒店发出《往来款项询证函》（以下简称询证函），载明佳美公司聘请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珠江事务所）正在对佳美公司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按照要求应当询证佳美公司与启德酒店的往来账项及交易发生额等事项，下列信息出自佳美公司账簿记录，如与启德酒店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不符”处列明不符项目，上述询证函的“其他往来账项”栏载有，截止2016年12月31日，启德酒店欠佳美公司7250万元，科目为其他应收款；该函同时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等，右下方加盖有佳美公司印章，胡镇坤在“信息证明无误”处签名。针对上述询证函，佳美公司称因为胡镇坤一直是以启德酒店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佳美公司联系，故佳美公司确认后再约启德酒店法定代表人胡镇坤确认，针对案涉借款其没有通过公司间发函催收过案涉借款，只是向启德酒店和威尔登酒店的法定代表人胡镇坤进行催收，通过发出上述询证函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另针对该函记载的7250万元，佳美公司解释称该笔款项分别包括本案的1000万元和35834号案的1250万元，还有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94号案的3000万元及896号案的2000万元；启德酒店则认为该询证函上明确注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明确不属于主张权利，依法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该函件上没有启德酒店的公司印章，因此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询证；2016年12月31日胡镇坤不是启德酒店及启德控股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无权代表启德酒店；威尔登酒店认为该询证函说明佳美公司认为案涉实际借款人依然是启德酒店，另不认可佳美公司称其已向威尔登酒店履行了催款义务的说法。佳美公司称其划出案涉款项后，未收到任何还款。启德酒店和威尔登酒店均确认未就案涉借款向佳美公司支付过款项。另查明，启德酒店系由香港启德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德国际）独资设立的、成立于2011年5月3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威尔登酒店二楼。启德酒店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从2011年5月31日到2016年5月6日期间，胡镇坤是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执行董事；2016年5月6日之后由陈鹏宇担任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2016年8月15日之后由吴亚唯担任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启德国际系于2010年12月15日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唯一股东和唯一董事均为胡镇坤，2011年4月11日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张永财作出的《唯一董事决定证明》，载明该公司授权唯一董事胡镇坤全权代表该公司参与办理广州国际生物岛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有关手续及文件等的一切处理，并同意该公司竞得该地块后，按该公司或广州项目公司（预核名称：启德酒店）的人民币资金需求，由该公司所属集团的国内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广州潮濠酒家有限公司，威尔登酒店）垫付有关该地块的人民币款项，人民币垫付款项由该广州项目公司返还。2012年9月26日该公司更名为启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德控股）。根据启德酒店提供的启德控股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陈鹏宇于2016年5月6日担任启德控股董事职位，2016年6月16日启德控股确认陈鹏宇是公司唯一董事和公司代表；此外，2016年12月15日申报表记载，2016年5月5日胡镇坤将部分启德控股股权转让给昌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信公司），2016年5月12日，胡镇坤、叶奕波、胡秋荣、吴奕鹏、容洁华、叶奕涛、叶琴文、林霖、张和娇、林潮生、叶奕滨均将其持有的启德控股股份转让给康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享公司），上述转让发生前胡镇坤持有启德控股约91.26%股权，其他人合计持有约8.74%股权；2016年8月15日，昌信公司又将其持有的启德控股股权转让给建声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声公司），故该表显示启德控股现存股东为建声公司和康享公司。至于启德控股股东何时由胡镇坤个人变更为胡镇坤、叶奕波、胡秋荣、吴奕鹏、容洁华、叶奕涛、叶琴文、林霖、张和娇、林潮生、叶奕滨等人，各方当事人在本案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威尔登酒店系于2009年2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镇坤，2018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胡秋荣。2013年1月29日股东由持股70%的香港柏豪国际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柏豪公司）和持股30%的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工业公司）变更为启德控股持股70%和工业公司持股30%；2016年6月30日，威尔登酒店股东变更为威尔登控股有限公司（原名：威尔登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尔登控股）和工业公司。威尔登控股系于2011年8月5日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唯一股东和唯一董事为胡镇坤。之后有无再进行变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威尔登酒店庭审中称其公司设董事会，由5人组成，胡镇坤担任董事长，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其提供的公司章程第七条载明工业公司以土地、楼宇毛坯作价以及现金投入占注册资本30%，启德控股以收购原外资合作方柏豪公司所有股份占注册资本70%；第十九条载明合作公司资产抵押必须经董事会一致通过方可决定。威尔登酒店称胡镇坤签署第二份借款协议提供担保未经其公司股东会同意，担保条款无效。佳美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其未收到威尔登酒店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但表示胡镇坤作为威尔登酒店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股70%大股东，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上签名即代表威尔登酒店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表决同意。关于担保费。佳美公司提供了《诉讼保全委托担保合同》及担保费发票予以证明。上述委托担保合同载有佳美公司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金额为18077397.26元，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润公司）同意为佳美公司提供担保，担保费为18077元；上述担保费发票载有NO.13305303，开票日期2018年8月22日，金额18077元，销售方为合润公司；购买方为佳美公司。关于律师费。佳美公司提供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8）粤连越民字第0225号】及五张律师费发票予以证明。上述《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载有，2018年8月6日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连越律所）接受佳美公司委托，在一审法院受理的佳美公司诉胡镇坤、启德酒店、威尔登酒店的标的为17621917.81元的诉讼中，委派该所周兵律师担任佳美公司委托代理人，委托期限为一审阶段，佳美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45万元；上述五张律师费发票（NO.71870724-71870728）载有，开票日期均为2018年8月20日，其中四张发票每张金额10万元，一张发票金额5万元，备注均为（2018）粤连越民字第0225号。佳美公司于庭后提供本案律师费收费说明，称根据《广东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和连越律所的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据本案标的额的大小及本案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案件情况，对标的分段计费后与当事人协商，最终确定本案律师费为45万元。再查明，佳美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9月17日，胡镇坤在汕头市金平区中医医院去世，一审法院遂裁定中止本案审理。一审法院多次责令佳美公司提供胡镇坤亲属的情况，但佳美公司一直未能提供。一审法院后通过关联案件检索到胡镇坤的其他案件情况并取得了胡镇坤前妻陈海贞、女儿胡嘉欣、儿子胡嘉豪、妹妹胡秋荣的联系方式，遂通知上述人员作为胡镇坤的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其中陈海贞、胡嘉欣、胡嘉豪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陈海贞称其于2010年3月已经与胡镇坤分开居住，在2017年12月13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故陈海贞并非胡镇坤法定继承人，陈海贞提供的香港离婚公证证明载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于2017年10月3日作出离婚判决，该判决已于2017年12月13日转为最后及绝对判令；胡嘉欣、胡嘉豪称其从2010年开始即与母亲陈海贞一起生活，父母离婚后与父亲很少联络，对胡镇坤去世的消息毫不知悉，亦未参加葬礼，对胡镇坤去世前后情况包括遗产和负债情况均不知晓，即使法院查明胡镇坤有遗产，胡嘉欣、胡嘉豪也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无需对胡镇坤的债务承担责任，也不应当以胡镇坤继承人身份参加诉讼，并提供了胡嘉欣、胡嘉豪的出生证。其中胡秋荣没有书面回复，因胡秋荣是威尔登酒店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亦与威尔登酒店代理人沟通，但仍未收到胡秋荣相关回复。一审法院另与胡镇坤死亡证明上记载的家属胡镇雄的联系电话138××××8561沟通并发送短信告知其向一审法院说明与胡镇坤的关系、是否是其继承人、是否参加本案诉讼，亦未收到回复。佳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请求追加胡镇坤法定继承人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的书面申请书，一审法院向佳美公司出具上述陈海贞、胡嘉欣、胡嘉豪的异议书后，佳美公司表示其无法提供胡镇坤是否存在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相关信息，由法院决定是否追加胡镇坤继承人为本案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当事人的确定问题。佳美公司以胡镇坤作为被告之一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胡镇坤于本案立案后在内地死亡，故对于如何确定本案当事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应中止审理；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胡镇坤立有遗嘱，故暂依照法定继承确定其继承人，而胡镇坤在内地死亡故应依照我国内地继承法确定其法定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曾中止审理等待胡镇坤的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但因胡镇坤是香港当事人，而《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中并未规定内地法院可以委托香港法院调取当事人法定继承人方面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无法针对胡镇坤继承人的问题进行调查，而佳美公司在一审法院多次指定期间内也未能提供胡镇坤继承人方面的信息，后根据另案线索，一审法院通知了胡镇坤的妻子、儿子、女儿和妹妹，但陈海贞表示其已经于2017年与胡镇坤离婚，不再是其继承人；胡镇坤的儿子胡嘉豪和女儿胡嘉欣均表明其放弃继承，亦不愿意参加本案诉讼；胡秋荣、胡镇雄则未书面回复一审法院，无法核实其与胡镇坤的关系。在此情况下，身份得到确认的胡镇坤的法定继承人仅有胡嘉欣和胡嘉豪，佳美公司申请将胡镇坤法定继承人列为本案当事人，但其未能提供其他法定继承人的信息，而胡嘉欣和胡嘉豪已经明确表态放弃继承且不愿意参加本案诉讼，佳美公司申请仍将其列为本案当事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仅审理佳美公司和启德酒店及威尔登酒店之间的法律关系，如胡镇坤的继承人以后得以确定，佳美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佳美公司主张启德酒店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能否成立；二、佳美公司主张威尔登酒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担保责任能否成立；三、佳美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的费用能否支持及具体数额问题。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启德酒店应否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对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的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实际借款人问题。启德酒店认为实际借款人是胡镇坤，其仅是胡镇坤指定的收款人，一审法院对启德酒店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该份协议已经明确约定借款人为启德酒店，借款用途为启德酒店施工资金需求；第二，启德酒店虽未在协议上盖章，但胡镇坤当时担任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其可以代表启德酒店在协议上签名；第三，启德酒店于同日开具借条确认其向佳美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加盖有启德酒店的公司印章；第四，佳美公司确有通过银行转账1000万元汇入启德酒店的银行账户，启德酒店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称该款项为胡镇坤个人所用，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综上，虽然该份借款协议上记载的启德酒店名称有误，但不影响该协议约定的借款人为启德酒店的认定，故一审法院对启德酒店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的第一份借款协议和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第二份借款协议的关系问题。佳美公司和启德酒店均确认该两份协议所指向的是同一笔借款，威尔登酒店则认为两份借款协议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笔借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从两份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来看，两份协议所指向的是同一笔借款即2014年9月已经发生的由佳美公司向启德酒店账户支付的1000万元借款，否则无法解释为何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与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完全相同，均为2014年9月19日至2015年3月21日，威尔登酒店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第二，对于第二份借款协议是否构成启德酒店主张的债务转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启德酒店主张第二份借款协议是其将第一份借款协议项下的义务全部转移给胡镇坤的协议，但启德酒店并非该第二份借款协议当事人。如果按照启德酒店主张的胡镇坤为了转让启德酒店的股权特意剥离相关债务才签订第二份借款协议，应该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中对此作出清晰明确的约定，尤其是债权人佳美公司应对此事明知且同意，但该协议并无明确地将启德酒店在第一份借款协议中的义务全部转移给胡镇坤个人的约定，亦未约定签订该协议之后第一份借款协议即解除或作废。此外，第二份借款协议签订之后，佳美公司仍于2016年年底根据珠江事务所的审计情况发出抬头为启德酒店的《往来账项询证函》，称根据其公司账簿记录，启德酒店尚欠佳美公司7250万元，启德酒店未对上述7250万元不包括本案借款作出相应解释或提供相应证据，因此，根据该份询证函，至少是在佳美公司的账簿记录中，案涉借款仍是启德酒店的借款。在此情况下，启德酒店主张第二份借款协议签订后其即已无需履行第一份借款协议项下的义务，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协议书约定，启德酒店应在2015年3月21日归还欠款本金和按照年利率15%计算的利息，现各方当事人均在本案确认案涉借款发生后，无人归还过款项，故佳美公司主张尚欠借款本金10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佳美公司另主张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从案涉款项的银行支票出票之日2014年9月23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利息起算之日应从佳美公司账户实际划出案涉款项之日即2014年9月24日起算，佳美公司主张的年利率20%的标准是第二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标准，而启德酒店作为借款人的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标准是在启德酒店未按时还本付息的情况下，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故启德酒店应支付的利息应按照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的标准计算，同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的调整，从2014年9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此外，根据佳美公司的主张，如因该贷款利率浮动导致按照其四倍计算的年利率超过20%的则以年利率20%计算。启德酒店另主张佳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4年9月19日至2015年3月21日，后启德酒店未在2015年3月21日按约还本付息，佳美公司遂与当时担任启德酒店法定代表人亦即第一份借款协议中启德酒店的连带保证人胡镇坤个人以及威尔登酒店于2016年3月18日另行签署了第二份借款协议，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2016年3月18日胡镇坤、威尔登酒店与佳美公司签署第二份借款协议已经构成了佳美公司对胡镇坤享有债权的诉讼时效的中断，而胡镇坤作为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启德酒店在第一份借款协议的连带保证人，佳美公司向其主张权利并签署第二份借款协议的行为对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启德酒店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至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实施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故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从2016年3月诉讼时效中断至佳美公司于2018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故启德酒店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佳美公司主张威尔登酒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的担保责任能否成立。威尔登酒店认为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故作为担保方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在2014年9月已经发生，佳美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启德酒店支付了该笔借款，故一审法院对威尔登酒店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威尔登酒店另主张案涉担保未经过其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故而无效，同时认为该担保已经过了保证期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威尔登酒店于2016年3月18日提供案涉担保之时，威尔登酒店和启德酒店均是启德控股分别持有70%和100%股份的公司，而启德控股当时则由胡镇坤控股，因此胡镇坤是案涉协议签订时威尔登酒店和启德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启德酒店和威尔登酒店在第一次庭审中均对此予以确认，佳美公司亦未提出异议。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威尔登酒店为其实际控制人胡镇坤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而胡镇坤支配的股东启德控股不得参与该事项的表决，即威尔登酒店为胡镇坤提供担保需经过当时该公司另一股东工业公司的同意，故一审法院对佳美公司主张的胡镇坤在第二份借款协议上签名即代表威尔登酒店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表决同意的主张不予采纳。现佳美公司在威尔登酒店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还有另一持股30%股东而威尔登酒店未能提供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接受威尔登酒店提供的担保，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故威尔登酒店主张该担保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第三，佳美公司对威尔登酒店提供的担保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故威尔登酒店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部分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该赔偿责任是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其性质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佳美公司请求威尔登酒店承担该赔偿责任尚须证明其因案涉合同无效而产生损失，且该损失与威尔登酒店的缔约过失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佳美公司所主张的损失为担保责任范围内的主债权损失，即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其所能获得的担保利益。本案中，威尔登酒店签署的第二份借款协议中仅约定威尔登酒店为胡镇坤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并未对保证期间作出任何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由于案涉协议约定的还款期在协议签订前已经届满，故威尔登酒店的保证期间应自第二份借款协议的签订之日2016年3月18日起算六个月，鉴于佳美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内要求威尔登酒店承担保证责任，亦即佳美公司对威尔登酒店所能主张的担保利益已因其未能在保证期间内及时主张权利而丧失，更遑论被侵害，故威尔登酒店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佳美公司主张威尔登酒店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佳美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费用能否支持及具体数额问题。本案中，案涉第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如启德酒店未按期还款付息，佳美公司有权要求其立即还款付息，如导致诉讼的，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及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启德酒店承担。根据上述约定，因启德酒店未能按时还款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启德酒店应承担佳美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保全费等费用，但该费用数额应有相应证据证明且数额合理。上述费用中，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人民法院收取且有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具体收费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该部分费用的发生情况有较为清晰的判断，而担保费和律师费则是由债权人在提起诉讼或申请财产保全之时与相关的律师事务所和担保公司在相应收费办法的框架内洽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案涉协议书并未约定担保费和律师费的具体数额，亦未约定相关计算标准，启德酒店固然构成违约，佳美公司在行使自己的合同权利和诉讼权利时亦应恪守诚信，不得利用合同约定肆意扩大损失，加重对方当事人负担。本案系佳美公司与启德酒店之间的企业借贷纠纷，佳美公司有银行划款凭证和借款协议等证据，案情清晰，虽然出现佳美公司起诉的被告之一胡镇坤在诉讼中死亡的情况，但佳美公司代理人在一审法院多次责令的情况下亦未提供关于胡镇坤继承人的线索,佳美公司提供的其与连越律所的合同约定在该合同签订后7日内即一次性支付一审阶段的律师费45万元，该律师费的金额和付款方式与本案的标的和案情不符，也超过启德酒店订立合同时对其应负担的律师费的预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本案诉讼过程中佳美公司代理人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的具体状况，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尤其是佳美公司提起几件关联案件诉讼并均委托连越律所代理的情况，一审法院参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酌情确定启德酒店应向佳美公司支付22.5万元的律师费，佳美公司诉讼请求中超出该22.5万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保全费，佳美公司主张的保全费有相应的合同和发票予以证明，数额合理，且佳美公司确实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诉讼保全并提供了合润公司出具的担保函，故对该笔费用18077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佳美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一审法院对该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他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启德酒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佳美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利息计算：以1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9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按照前述计算方法计算出的年利率如超过20%的则以年利率20%计算）；二、启德酒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佳美公司赔偿律师费225000元和保全担保费18077元；三、驳回佳美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372.9元由佳美公司负担1621.1元，由启德酒店负担128751.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启德酒店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两份《借款协议》之间的关系；2.债务到期后所作出的保证担保的保证期间的起算时点；3.威尔登酒店是否需要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两份《借款协议》是否指向同一笔借款的问题，首先，虽然两份《借款协议》借款人分别为启德酒店和胡镇坤，但两份《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合同的主要当事人均基本相同。合同上所列借款人虽然不同，但胡镇坤不仅在前后两份《借款协议》签订时均是启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从关联企业的持股结构上也可看出其也是启德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其次，第二份《借款协议》明确指出借款用途即在于“支持甲方名下广州启德酒店有限公司资金需求”，支付方式约定为“开具转账支票给甲方指定收款人：广州启德酒店有限公司”，而第一份《借款协议》项下借款1000万元正好是以向启德酒店开具支票方式予以支付。再次，第二份《借款协议》签订在2016年3月18日，而所约定的借款期间却与第一份《借款协议》所约定的借款期间一致，均为2014年9月19日至2015年3月21日，均约定还款日为2015年3月21日。如果第二份《借款协议》指向的是另外一笔尚未发生的借款，则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由以上细节足以说明，两份《借款协议》指向的是同一笔借款，第二份《借款协议》只是在重述第一份《借款协议》的借款事实，并进一步将胡镇坤的身份由担保人转为借款人、追加威尔登酒店作为担保人，由此构成债法上的新债清偿。由于佳美公司已给付借款，而两份《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人及保证人均未履行清偿义务，故佳美公司要求启德酒店履行还款义务理据充分。启德酒店主张两份《借款协议》之间并无关联并认为因第二份《借款协议》的履行会导致第一份《借款协议》无款可供履行显与逻辑相悖，明显不能成立。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即债务到期后所作出的保证担保的保证期间的起算时点。一审法院认定威尔登酒店的保证期间从第二份《借款协议》的签订之日2016年3月18日起算，而佳美公司主张因威尔登酒店作出保证时主债务已到期，故不应存在适用保证期间的必要和前提。对此，保证期间是保证人确定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当事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依法应适用法定保证期间。由此可见，保证期间属于保证担保中强制适用的期间制度，与债务加入或债务承担不同，保证担保依法必然存在相应担保义务履行的期间。本案中，威尔登酒店作为借款协议中的保证人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一审法院适用保证期间制度并认定保证期间自该《借款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佳美公司的上述主张与双方当事人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即威尔登酒店是否需要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问题。因佳美公司未审核威尔登酒店对外提供担保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按照公司内部程序取得授权，由此佳美公司与威尔登酒店之间的保证合同无效，威尔登酒店对保证合同无效存在一定过错，此无疑义。但保证合同无效情形下，债权人未在约定或法定保证期间内行使权利，保证人是否仍需承担责任，双方存在争议。首先，对于佳美公司而言，其所获得的利益不应超过保证合同有效时所获得的利益，即应以合同有效并顺利履行后所获履行利益为限。而合同有效情况下，佳美公司未在法定保证期间内向威尔登酒店主张权利，威尔登酒店的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佳美公司并不享有相应的担保利益。其次，适用保证期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预期。双方在订立保证合同时一般不能预见保证合同无效，因此保证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保证期间或法定保证期间是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行使期限的唯一合理预期，按照该期间确定双方的利益关系，符合双方的缔约本意。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未在约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保证人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本案保证合同的订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但在当时有效的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该新法的规定没有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情况下，依法应予适用。综上所述，佳美公司、启德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298.28元,由上诉人广州佳美展览有限公司负担74308.31元、广东启德酒店有限公司负担128989.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瞿 栋审判员 张一扬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蕴妍陈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