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秋平，男，1966年9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文汉，男，1980年4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干为民，男，Ｉ960年8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仁涛，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鞠进贤，男，1961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宁阳，男，1972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原审被告：常州晨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建业路7号2幢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346498897L。法定代表人：王宁阳。上诉人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因与被上诉人鞠进贤、王宁阳、原审被告常州晨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弘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3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37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案涉决议不能成立与客观事实相悖，属认定错误。1、决议不能成立的情形应当由相关法律、法规等做出明确规定，如无明确规定，不能随意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该条前四项规定得相当清楚，而该条第（五）项内容为“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虽然该条文并未明确哪些情形适用该条文，但是作为司法解释的兜底条款，特别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条款，在无相关明确的条文规定前提下，不得随意做扩大解释。而一审法院毫无理由地适用该兜底条款，属于不正确的扩大解释，本案不应也不能适用该条文。2、案涉公司决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成立情形。上述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罗列了决议不成立的几种情形，即除上述情形外，就应当认定决议有效。本案中，案涉决议是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签字确认的，并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的规定。3、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二段认定“前述表决比例未能达到标准，属于未能形成意思表示，为决议不能成立的情形”也是错误的。该“前述表决比例”上诉人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而且纵观一审判决书也未涉及表决比例的相关事实认定，最为重要的是案涉决议是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签字确认的，出席股东比例为100%、表决比例为100%，均达到了法律规定或者章程规定的标准。上诉人不清楚有什么公司决议需要有超过100%表决比例？同时，本案中，全体股东的意思表示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同意三上诉人退出公司股份，并不存在“未能形成意思表示”的情形。故该认定错误，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主要涉及的是公司决议无效、撤销的情况及相应的救济途径，决议无效、撤销的前提必然是决议已经成立，而本案中，一审法院通篇讨论的公司决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如果决议都不成立那就无所谓无效或者撤销的问题，这明显与一审法院适用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相矛盾。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文是不是也是认可案涉决议是成立并且生效的？所以一审法院明显存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相矛盾的情况。2、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第（五）项也是错误的，理由见第一大点第1小点。三、案涉决议成立。1、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公司决议成立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召开了股东会；股东会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要求；会议表决结果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本案中，案涉决议是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签字确认的决议，符合公司决议成立的情形。2、根据一审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一段陈述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案涉决议也是成立的。首先，案涉决议是由股东会作出的；其次，案涉决议是以达到三上诉人退出公司这一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作出的；第三，案涉决议是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签字确认形成的。完全符合一审法院认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3、关于一审判决指出的“股权受让人是谁？股权受让比例是多少？受让股权的价格多少？”等问题，涉及的是股权转让的具体问题，可以由出让人与受让人另行协商确定，虽然案涉决议没有具体涉及，但是不能否认对于全体股东同意三上诉人退出股权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就案涉决议来看，三上诉人退出股权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其他股东同意三上诉人退出股权的意思表示也是非常明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判如所请。鞠进贤、王宁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晨弘公司述称，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配合原告办理工商股东变更手续；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549.4元。一审庭审中，明确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鞠进贤与王宁阳平摊20%股份，并平摊支付原告20549.4元，在一周内进行工商注册变更，执行股东会决议。原告撤回对常州晨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晨弘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开业日期为2015年8月12日，工商登记为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鞠进贤、王宁阳5位股东。根据晨弘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章程，其中：鞠进贤占股60%；王宁阳占股20%；张秋平占股5%、杜文汉占股5%、干为民占股10%。2015年11月13日，溧阳天目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溧天目公信会所检［2015］9号验资报告显示：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晨弘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由全体股东分期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十年内缴足。本次出资为首次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200万元。经我们审验，截止2015年11月13日止，晨弘公司已收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2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验资报告附件2.验资事项说明：一、基本情况。晨弘公司系鞠进贤、王宁阳、干为民、杜文汉、张秋平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ｍｃ04810192）名称预先登记［2015］第08100026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名称核准号：320400Ｍ00396502，于2015年8月12日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二、申请的注册资本及出资规定。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晨弘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由全体股东分期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十年内缴足。本次出资为首次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200万元，其中：干为民出资1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张秋平出资2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6%；杜文汉出资3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6%；王宁阳出资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鞠进贤出资12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2%；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三、验审结果。截至2015年11月13日止，晨弘公司已收到股东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200万元，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40%。（一）干为民首次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15万元，于2015年10月21日缴存晨弘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景鸿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3200××××8898账号内。（二）张秋平首次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23万元，于2015年11月4日缴存晨弘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景鸿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3200××××8898账号内。（三）杜文汉首次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33万元，于2015年11月10日缴存晨弘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景鸿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3200××××8898账号内。（四）王宁阳首次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8万元，于2015年11月4日缴存晨弘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景鸿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3200××××8898账号内。（四）鞠进贤首次实际缴纳出资额人民币121万元，于2015年11月9日缴存晨弘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景鸿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3200××××8898账号内。（五）以上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合计2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0%。（六）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金额占晨弘公司注册资本的40%。四、其他事项。晨弘公司正式建账核算，故对投入资本及相关资产尚未进行账务处理，建议晨弘公司尽快建账核算。2019年3月17日，晨弘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在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参会人员共7名：鞠进贤、王宁阳、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杨景景、杨小英。全体股东到会，符合法定要求。由于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已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及欠付的工人工资，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公司进行内部清算，并形成三项决议如下：一、内部清算的时间于2019年3月25日前完成，清算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事项，1、清理公司财务，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等；2、清理债权和债务并编制相关清册；3、清理所欠税款、社保费用和职工工资并编制相关清册；4、制作清算结果清单；5、处理与本次内部清算相关的其他事务。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根据审计报告签字版，按照股东各自持股比例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股东持股比例如下（注册资金500万，实缴资金200万）三、本次内部清算完毕后，张秋平、干为民、杜文汉股东将退出公司，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股东会决议》由全体五位股东签名。2019年4月5日，晨弘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退出决议》载明“出席股东鞠进贤、张秋平、杜文汉、王宁阳、干为民，通过讨论，所有股东同意以下决议：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股东按照以下资产负债退出晨弘公司，三位股东认缴股权总共20%，三位股东应承担债务总额328890.6元，债权总额349440元，由晨弘公司付予三位股东代表张秋平20549.4元，三位股东退出该公司。债务债权结清之日，进行股权变更签字。”该《股东退出决议》由全体五位股东签名。嗣后，因鞠进贤、王宁阳认为，内部清算依据股东会决定需满足5个事项，目前公司财务清单、债权债务清册、职工社保费用与工资清册以及清算结果清单都没有，不满足原告股东退出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的条件。为此，鞠进贤、王宁阳与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发生争议。原告认为被告违反股东会决议，提起诉讼。审理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原告要求被告鞠进贤与王宁阳平摊20%股份，并平摊支付原告20549.4元，在一周内进行工商注册变更，执行股东会决议。原告撤回对常州晨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对此，被告晨弘公司和王宁阳表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现让王宁阳和鞠进贤分摊股份及支付20549.4元没有任何理由和依据，不同意原告退出。被告鞠进贤表示，首先，不同意原告的要求；二，该20549.4元的来历，是公司的债务要扣除所有股东借给公司的65万元以及利息以后，按照他们注册登记的股份计算出来的，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当初的情况了，因为公司已经停业，没有股东或者外部人员来经营公司，原告凭什么要把他们的股份转移到鞠进贤和王宁阳的头上。现公司无人经营，公司没有钱支付给各位股东，所以这20549.4元的款是不存在的。审理中，原告发表意见，晨弘公司从2018年年底开始就已经资产不良了，由于三位原告股东不愿意继续注资，2019年初鞠进贤提出要内部进行清算，五位股东都同意了，当时也签订了一份内部清算决议，有明确的各位股东的投资比例和同意清算的决议。2019年4月，由鞠进贤找了财务倪婧对公司资产和负债进行了结算，出具了资产负债表，该负债表包括晨弘公司的全部资产核算和债务核算，这份资产负债表也是五位股东签字确认的。2019年4月，全体股东进行了最后一次股东会议，签署了股东会决议，三位原告股东所持20%股份，通过资产结算退出晨弘公司，当时约定退出的20%股份由鞠进贤和王宁阳另行商议两人的接收比例，因当时的股东决议没有明确写两人接收具体股份比例是多少，后原告股东就不再参与任何公司的管理和经营。被告应该按照股东会决议执行，不应对以后发生的任何情况再来毁约。被告鞠进贤发表意见，一、原告称股东会决议已经将他们退出的20%的股份交给我们两人，希望原告方能够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接收20%的股份，股东会决议是有，具体三位股东股份退出来、退给谁、比例是多少、多少钱都没有明确，所以股东会决议是个意向；二、我第一次答辩说了，我们实际上是六位股东，股东会决议缺了一位股东，未参加会议，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三、晨弘公司从2019年3月份已停产了，实际上这个公司要停业清算了，不存在由两位股东来接收三位原告股份的情况；另外，全体六位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共借给晨弘公司65万元，股东张珺也是按照出资比例借款的，三位原告在股东会上提出要求公司返还给大家借款包括利息，六位股东都有份，问题是公司是负债的，没有办法退钱给六位股东，也包括没有钱退给原告。被告王宁阳发表意见，1、章程中的持股比例与实际的持股比例是不相符的，在章程中的持股比例原告说三位股东一共持股20%，也就是说原来章程中一共是五位股东，持股100%。我们六个人当时私下有一份真正的股东章程，第一次开庭时已提交法庭，持股比例有冲突；2、原告所提到的清算或者决算的决议，是由倪婧进行整理统计的，当时包括负债表等一系列的财务报表并未得到原告方的认可，在以后的股东会及清算过程中多次质疑并修改；3、张秋平提到关于机床的买卖不属于作为股东管理的范畴，当时确实是张秋平卖给公司的，我质疑的是机床款三十三万，扣除房东的房租，余额我要求作为工资发放给工人，既然他不作为管理方，为什么会有杨小英在机床款中有所截留作为个人报销用，作为决议的有效性有所质疑，包括股权的转让首先作为有偿转让肯定要公布价格和转让比例，最终还是要以工商登记为准，这几点都没有做到。被告鞠进贤补充意见，原告提出张珺不是股东，原告有什么理由说张珺是在我名下的？我们有两个章程，工商注册的跟我们实际的章程是不一样的，股东人数、持股比例、出资方式都不一样，我实际出资只有60万，没有121万，因为特殊情况，股东内部是有调整的，在公司内部的章程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张珺作为独立的股东有3%股权，如果不是股东，凭什么不间断地借钱给公司，公司还有50万没有还给他，提供公司出具给张珺的借据。张珺6万元就是按照章程的比例打款的，其他股东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打款的，难道仅仅能用误差来解释吗？原告补充意见，1、被告针对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的质疑主要来自于说有第六位股东张珺，这是站不住脚的，有两点证据。第一点，公司注册之日起注册资本由天目公信会计事务所进行的资本核算，只有五位股东进行了注资，注资比例为鞠进贤60%、张秋平5%、干为民10%、杜文汉5%、王宁阳20%，张珺的注资没有体现，被告方所言的张珺为股东缺乏证据；第二点在公司注册信息上没有张珺，按照公司法，张珺属于鞠进贤出资的内部股东，鞠进贤所签字的决议即代表张珺，所谓股东会决议股东不全说法是错误的。对于被告所言20%股份退出没有价格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股东会决议写得很明白，三位股东的资产与债务抵销后晨弘公司需付给三位股东两万余元，这在决议里有明确的计算，至于没有详细提到20%的归属，是由于当时两位被告自身有争议，但对三位股东退出由二位接手，这是得到大家默认的，参与会议的杨小英当时在场是知情人。对于被告所言企业已经停产所以不存在股份接手的问题，这是发生在股东会决议后，由于三位原告按照股东会决议已经退出生产和管理，后来公司停产这样的事宜与三位原告无关。原告的诉求是股东会决议真实有效，出于全体股东自愿有签字为证，二位被告应当承认三位原告已退出公司的事实。对于被告所说的第一点，公司在股权持有上一直都有部分争议，这个争议在股东会决议上已经得到了统一，就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目前已有的所有的证据来执行，即按照会计事务所认证的注册资本金额与比例、工商注册的资本与比例进行确认，这在股东退出决议和公司决议里都有体现，二位被告当时没有任何异议，全部签字确认。对于被告所说的第二点，倪婧是由鞠进贤委托的财务人员进行公司债务资产核算，五位股东对于资产负债表有合法的权益对其进行质疑和商讨，这个不存在问题。对于被告所说的第三点，机床买卖是由张秋平牵线的，由于张秋平了解二手市场，因此二位被告拜托他进行牵线的，这个买受人可以作为人证，杨小英不仅仅是公司财务，也是公司合法的债权人，她有权利要求公司支付债务，因此，机床款她留下了个人的债务部分的数额，也是合法行为，不存在疑问。2、张珺的投资款在专业的会计事务审计里没有体现，事实上股东在注资初期有一次操作失误，打款后来都退回个人账户重新操作，张珺的这张标注投资款的打款单是不具有效力的，张珺不作为本公司的在册股东，是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的。张珺向公司借款的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他的借款全部由晨弘公司向其支付利息，在公司账目上有体现，作为投资借款本身具有风险性，与其是否是股东、是否参与投资是没有任何关系。对于鞠进贤所讲的公司章程的问题，对于晨弘公司两份章程，就是原告所说的一直有股权争议，被告所出具的公司章程时间日期为2015年，决议为2019年4月，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日期在后的为准。张珺不是股东，从公司法上可以看出没有证据证明其是股东，其借款行为完全自愿，出资金额也是自愿，包括各股东借款给公司也是自愿行为，与股份、股权比例没有直接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股东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根据该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公司决议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需满足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即：决议须为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作出；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须以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为目的而作出；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需形成意思表示方能成立。意思表示是指民事主体意欲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内心意思的外在表达，是民事法律行为最为核心的内容。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之所以能够约束所有股东，就是股东依法定程序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形成了符合法律规定或者章程规定标准的意思表示。前述表决比例未能达到标准，属于未能形成意思表示，为决议不能成立的情形。其他足以认定未能形成意思表示或者不具备意思表示这一要件的情形，亦应认定为决议不能成立。本案中，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鞠进贤、王宁阳5位股东内部协商形成《股东会决议》《股东会退出决议》，允许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3位股东退出，必须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法对股东退出有明确规定，即不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三位原告的股权有人接手，其退出应该没有问题，但案涉股东会决议只是明确三位股东股权退出，而股权受让人是谁？股权受让比例是多少？受让股权的价格多少？决议都没有明确。所以，足以认定股东会决议未能形成意思表示，故应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不能成立。因三原告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鞠进贤与王宁阳平摊20%股份，并平摊支付原告20549.4元，在一周内进行工商注册变更，执行股东会决议。三原告明确不要晨弘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显然，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决议不能成立，故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对被告常州晨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鞠进贤、王宁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4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一般情况下，公司股东、董事等对公司决议内容无异议的，公司相关决议一经作出即推定有效，即相关决议有效之诉一般不具备诉的利益，没有诉讼的必要性。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赋予股东、董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不成立或者提起撤销诉讼的权利，相关利益受损或持异议的股东、董事等可通过行使上述权利予以救济。但本案中，根据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实质是原审原告方认为股东会决议证明股东内部已形成了股权转让合意，要求鞠进贤、王宁阳受让原审原告股权从而达到原审原告退出公司的目的。故本案不受“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无效或撤销决议案件应列公司为被告”的规定约束。一审中，三原告已明确撤回对晨弘公司的起诉，一审应对是否准予撤回起诉作出裁定，未予回应而直接判决驳回三原告对晨弘公司的诉讼请求，程序上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但本案中，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提出了“在一周内进行工商注册变更”的诉讼请求，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的，应将公司列为被告，故一审实际未准许撤回对晨弘公司的起诉并作出实体裁判的处理结果，亦无不妥。其次，关于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是否有权通过将所持股权尽数转让给鞠进贤、王宁阳从而达到退出晨弘公司目的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无论是2019年3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抑或是2019年4月5日的《股东退出决议》，均没有“鞠进贤与王宁阳平摊受让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所持20%股份，并平摊支付20549.4元”的相关表述，故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要求“依照股东会决议判令鞠进贤与王宁阳平摊20%股份、平摊支付原告20549.4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对鞠进贤与王宁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再次，对于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可否要求晨弘公司收购股权的问题。本案中，各方在2019年4月5日的《股东退出决议》中明确约定“由晨弘公司付予三位股东代表张秋平20549.4元，三位股东退出该公司。债务债权结清之日，进行股东变更签字。”故从决议字面意思反映，晨弘公司登记股东全体一致同意由晨弘公司收购三位股东的股权并支付对价。虽然我国公司法并未禁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股东股份，但该收购不得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中，各方在2019年3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已共同确认“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已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及欠付的工人工资，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公司进行内部清算”，且2019年4月5日的《股东退出决议》所附《资产负债表》亦明确显示晨弘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644453.42元，故在晨弘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如果允许晨弘公司向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返还20549.4元投资款，将导致公司的资产减少，损害了公司的财产和信用基础，实质是未经清算程序变相向个别股东分配剩余资产，不仅有损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还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属无效。最后，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鉴于上述分析，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并无不当。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出台，提出了公司决议瑕疵救济“三分法”，即对于公司决议的瑕疵可以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决议、确认决议无效或确认决议不成立。其中，确认决议不成立这一救济途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首次明确提出。随后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延续了上述规定。故判断公司决议是否成立，主要考察该决议是否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本案中，案涉公司决议经登记股东全体一致签字同意，符合议事规则和表决程序，已成立，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无效。一审在法律适用上同时引用决议无效的规定和决议不成立的规定，存在逻辑矛盾，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虽在程序处理和法律适用上存在瑕疵，但实体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4元，由张秋平、杜文汉、干为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佳审判员 王 星审判员 张 梅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周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