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59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项阳，女，198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伟，江苏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晓，江苏青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西安北路恒茂国际商务中心1#-1-1502室。法定代表人：刘尧伟，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尧伟，男，198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宇洋，男，199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连云港市。上诉人项阳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门公司）、刘尧伟、梁宇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1）苏0311民初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项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伟、石晓，被上诉人名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被上诉人刘尧伟，被上诉人梁宇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项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于2017年5月28日所签订的《票务解除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名门公司)与丙方(闫岩)、丁方(杨明)于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中所有债权债务违约责任等一笔勾销，甲方不再与丙方丁方有任何关系”。此条款仅免除名门公司与杨明、闫岩之间债务纠纷，并没有放弃项阳作为债务加入人在承担债务偿还责任后向被上诉人追偿的权利，从公平公正角度讲项阳具有追偿的权利。二、从该协议第二条款约定来看，项阳明确保留追偿的权利。项阳操盘的演唱会项目，在允许名门公司投资的前提下，名门公司给付项阳350000元。现项阳因为工作调整及近年疫情影响，不可能再操盘运营演唱会项目，该条款的目的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项阳通过诉讼进行追偿提前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符合事实。三、梁宇洋借用名门公司名义，与杨明等人签订票务合作协议，并且实际负责整个票务销售工作的运营，因此其应涉案债务承担责任。名门公司、刘尧伟、梁宇洋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项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名门公司与梁宇洋共同偿还项阳代支付的款项6577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拆借利息标准计算）；2.由刘尧伟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名门公司、刘尧伟、梁宇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11月22日，经项阳介绍，案外人杨明（乙方）与名门公司（甲方）签订《票务合作代理协议》，约定鉴于艺人张学友于2017年5月13日在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个人演唱会，双方就本次演唱会票务合作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一、合作内容，1、甲方负责向本次演唱会主办方取得本次演唱会门票销售权。2、本次演唱会门票代理为打包销售……。3、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200000元整，享有本次购包20%的利润分成。4、签订本协议起两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200000元整。甲方指定账户信息：梁宇洋工商银行徐州民乐支行账户……。协议签订当日，杨明将200000元汇入梁宇洋工商银行账户。后因票务售卖亏损，2017年5月28日名门公司（甲方）、项阳（乙方）、闫岩（丙方）、杨明（丁方）签订《票务合作解除协议》，约定因艺人张学友于2017年5月13日在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甲方与丙方、丁方于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1月22日分别签订票务合作代理协议，现演唱会结束，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甲方、丙方、丁方均有亏损，导致丙丁两方亏损350000元，因丙方丁方共计投资400000元，现四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共同协商，就亏损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由乙方向丙方丁方给付350000元整，甲方承诺给予乙方50000元整，至此，甲方与丙方、丁方于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中所有债权债务违约责任等一笔勾销，甲方不再与丙方丁方有任何关系。二、由乙方操盘运营的演唱会项目，在乙方允许甲方投资的前提下，甲方因项目产生的纯利润优先给付乙方350000元整。《票务合作解除协议》签订后，名门公司支付项阳50000元。2019年9月26日，杨明将项阳诉至一审法院，并将名门公司列为第三人，要求项阳偿还其200000元及利息。2019年12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苏0311民初6056号民事判决，认定《票务合作解除协议》对于杨明、项阳、名门公司均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以该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项阳是基于对未来利益的考量，即第三人名门公司对其未来项目的融资承诺，自愿承担给付义务，其负担债务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遂判决支持了杨明的诉讼请求。项阳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6月10日，（2020）苏03民终8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杨明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项阳与杨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项阳分期向杨明给付款项。自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项阳已支付杨明计65770元。因此，项阳以诉称理由起诉来院。另查，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系刘尧伟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争议的还款行为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并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本案中，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票务合作解除协议》对本案项阳与名门公司具有法律效力，故，本案项阳与名门公司应当按该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梁宇洋应否向项阳承担涉案还款责任的问题。经查明，梁宇洋既非《票务合作代理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亦非《票务合作解除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两份协议中均未约定梁宇洋应当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故，项阳要求梁宇洋承担涉案还款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名门公司与刘尧伟应否向项阳承担涉案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票务合作解除协议》约定，“由乙方向丙方丁方给付350000元整，甲方承诺给予乙方50000元整，至此，甲方与丙方、丁方于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中所有债权债务违约责任等一笔勾销，甲方不再与丙方丁方有任何关系。”该协议约定内容系协议各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对协议各方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名门公司在《票务合作解除协议》签订后即履行了给付项阳50000元的承诺，那么根据解除协议约定，2016年11月22日《票务合作代理协议》中的所有债权债务违约责任等一笔勾销，名门公司不再与丁方杨明有任何关系。故，项阳向杨明的还款不能依该条约定内容而确认为是项阳在代替名门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并享有向名门公司进行追偿的权利；其次，《票务合作解除协议》还约定，“由乙方操盘运营的演唱会项目，在乙方允许甲方投资的前提下，甲方因项目产生的纯利润优先给付乙方350000元整。”该协议条款系项阳基于自己的未来利益考量而作出的意思自治行为，名门公司并未拒绝继续受该协议条款的约束，履行其相应的合同义务，项阳亦未能举证证明名门公司违反该条款的约定。故，项阳向杨明的所还款项不能确认为是项阳在代替名门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并享有向名门公司进行追偿的权利。综上，项阳要求名门公司与刘尧伟承担涉案还款责任依据不足，遂判决：驳回项阳的诉讼请求。二审中，项阳提交其与刘尧伟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拟证明2017年11月份至2019年10月，项阳多次向名门公司提供演艺信息和操作流程。名门公司拒绝，解除协议后名门公司的原因未履行协议，项阳在承担债务后，名门公司应当予以偿还。刘尧伟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完整，此聊天记录不能证明项阳的观点，聊天记录没有证明项阳取得其他项目，里面没有刘尧伟的回复，都是项阳自己说，根据解除协议第三条，项阳没有操盘任何项目，没有产生纯利润。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各方基于《票务合作代理协议》所签订的案涉《票务合作解除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名门公司在《票务合作解除协议》签订后即依约向项阳履行了50000元的给付义务，在此情况下名门公司不再与杨明有任何关系。项阳本案所主张的其对杨明的给付责任，事实基础系协议中对项阳义务的约定，非项阳所主张的债务加入或替代名门公司履行给付等情形，故不存在项阳所诉请的追偿权基础，项阳以追偿权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此外，案涉协议明确约定“由乙方操盘运营的演唱会项目，在乙方允许甲方投资的前提下，甲方因项目产生的纯利润优先给付乙方350000元整”，故项阳主张的350000元给付缺乏事实基础。基于以上陈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梁宇洋均非案涉协议合同相对人的实际情况，上诉人诉请梁宇洋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项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项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国渠审 判 员 汤孙宁审 判 员 汪佩建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仝 斌书 记 员 彭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