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7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银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二区48号。法定代表人：王文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15层、16层。负责人：刘蓉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刚，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静静，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银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谷控股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成（上海）律所）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6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谷控股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大成（上海）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大成（上海）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银谷控股集团的法律顾问协议》（以下简称顾问协议）性质认定错误，应为法律服务合同，而非居间合同。法律服务合同和居间合同法律有明确约定。在本案中，银谷控股集团之所以与大成（上海）律所签订顾问协议是因为银谷控股集团要处置持有的北京方宏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宏公司）的股权，张某作为银谷控股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提出大成（上海）律所可以从上海寻找项目受让方，但是需要银谷控股集团与大成（上海）律所签订协议，由大成（上海）律所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服务。因此，银谷控股集团并不是简单的让大成（上海）律所报告或提供订立合同机会这一单一事项，大成律师事务所作为全国知名律师事务所，银谷控股集团更是期望基于大成（上海）律所派驻律师的法律服务资源及专业知识为银谷控股集团在今后处置持有的方宏公司股权时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发表法律意见。这从双方签订的协议可以体现出来。首先，该协议名称为顾问协议，也即这份协议是为提供法律服务而签订的。其次，从该协议内容看，鉴于部分第3条约定“乙方拟利用自有资源，为甲方处置持有的方宏公司百分之六十股权提供法律帮助”、“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股权事宜达成如下法律顾问协议”、“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顾问费”。该协议对法律顾问的事项范围、费用等作了约定，该协议并未涉及居间的内容，而是强调要为银谷控股集团处置持有的方宏公司股权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法律服务，因此，从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不符合居间的特征。最后，大成（上海）律所提交的证据表明在该项目洽谈过程中，张某一直称自己是银谷控股集团的法律顾问，也即其是代表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万科公司）谈判的。若该协议为居间合同，那张某作为居间人不应代表交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北京万科公司也应知晓其媒介人身份。但是恰恰相反，在该项目中，北京万科公司并不知晓张某居间人的身份，只知道张某是银谷控股集团的法律顾问在为银谷控股集团提供法律服务。张某在该项目中提供的服务内容是起草、修改交易合同，参与项目谈判、磋商等事宜，这一系列的服务内容恰恰都是法律服务内容。这进一步印证了顾问协议的性质是法律服务合同。还需说明的一点是，顾问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订是2016年6月8日，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万科公司已经签订了《交易意向书》。若该顾问协议为居间合同，且北京万科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交易系大成（上海）律所居间服务的结果，那么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双方必然会将北京万科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达成交易这一重要事项写到补充协议里。事实上双方在补充协议里只字未提北京万科公司，这就证明北京万科公司并非大成（上海）律所居间的成果。二、一审法院基于居间合同性质判决银谷控股集团支付顾问费是错误的。如上所述，顾问协议的性质应为法律服务合同，而非居间合同。判断银谷控股集团是否应向大成（上海）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标准是大成（上海）律所有没有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而不是将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万科公司是否达成交易作为付费的条件。虽然银谷控股集团的关联公司与北京万科公司达成交易，但大成（上海）律所在上述交易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服务。顾问协议的签署日期是2016年6月6日，在此之前的2016年5月份，银谷控股集团就与北京万科公司接洽并签订了《交易意向书》，并不是大成（上海）律所将北京万科公司介绍给银谷控股集团，在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万科公司的接治过程中，大成（上海）律所也未提供法律服务。因此，虽然双方签订了顾问协议，但因大成（上海）律所并未提供相应法律服务，大成（上海）律所无权向银谷控股集团主张任何报酬。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张某参与方宏置业股权项目是在履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大成律所）与银谷控股集团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以下简称常年合同），而非顾问协议。关于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大成律所签订的常年合同，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时断章取义，仅列出了对大成（上海）律所有利的条款，没有通篇分析整个常年合同的服务内容，也没有考虑常年合同、顾问协议的签署时间、服务期间，更没有分析张某参与方宏置业股权项目的时间，进而对张某的身份、张某所提供法律服务的依据认定错误。常年合同第1.4条约定北京大成律所提供的常规法律服务包括参加银谷控股集团有关业务谈判、磋商、会议，并为该种谈判、磋商、会议提供必要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支持。第1.8条约定大成律所提供的其他法律服务不包含专项法律服务和诉讼、仲裁服务，但该条同时约定银谷控股集团可就专项法律服务向大成律所提出一般性咨询请求。北京大成律所指定张某律师作为总协调律师。协议期限自2015年6月3日至2016年5月31日。1、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张某是以常年法律顾问身份参与红领巾桥项目。一方面，张某自2016年5月份参与方宏置业股权项目，该时间恰恰在常年合同的协议期间内，此时银谷控股集团与大成（上海）律所还未签订顾问协议。另一方面，银谷控股集团与大成（上海）律所签订的顾问协议打印的落款时间虽为2015年9月30日，但是根据折存杰与张某的邮件记录可知在2016年6月2日，大成（上海）律所还没在顾问协议上盖章，双方还在沟通大成（上海）律所盖章事宜。也就是说顾问协议的签订日期根本不可能是2015年9月30日。张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顾问协议是套用法律顾问合同文本形成的。这恰恰说明大成（上海）律所在套用法律顾问合同文本时连同日期一起套用了，双方在盖章时忽视了这一问题。双方在2016年6月才签订顾问协议，那么张某在2015年5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的依据肯定不是顾问协议。2、张某为红领巾桥项目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多次承认其履行的是常年合同。大成（上海）律所在一审开庭时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可以得知张某与北京万科公司接治时介绍自己是银谷控股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张某作为银谷控股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参与方宏置业股权项目的协商、修改合同条款，这恰恰证明张某是在履行常年合同第1.4条的服务内容。3、大成（上海）律所在顾问协议中单方手写“乙方指派吴某某律师、张某（北京）律师为本协议联络人”对银谷控股集团没有约束力。一方面，现有证据证明协议中手写部分内容是大成（上海）律所在未征得银谷控股集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加入，手写部分内容未加盖银谷控股集团印章。因此，该条款对银谷控股集团没有约束力。另一方面，顾问协议的签署日期是2016年6月6日，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万科公司、北京汉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汉筑公司）签订《交易意向书》的时间是2016年5月25日。大成（上海）律所在明知其还未向银谷控股集团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单方增加条款的方式把北京大成律所已经履行的常年合同内容嫁接到大成（上海）律所，欺瞒客户，谋取不当利益。因其单方增加的条款在中间页，银谷控股集团收到大成（上海）律所寄来的协议后根本没有想到大成（上海）律所会在协议上增加条款，因此，没有留意去翻看。大成（上海）律所提出后续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因此代表银谷控股集团对顾问协议手写部分已经默认同意，这一说法是不对的。签订补充协议时银谷控股集团尚未发现原协议增加了条款，直至双方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前才发现。最后，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律师禁止跨所执业。大成（上海）律所指派在北京执业的律师违反了法律规定。四、就北京万科公司受让股权事项，银谷控股集团与张某之间履行的是北京亿朋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朋公司）的《方宏公司产权交易财顾服务协议》（以下简称财顾协议）。在大成（上海）律所没有为银谷控股集团找到条件更优的受让方的情况下，银谷控股集团欲继续与北京万科公司磋商。2016年6月9日，张某代表亿朋公司与银谷控股公司签署了财顾协议，该协议中股权受让人直接指向北京万科公司。因为张某、张某一提出有朋友认识北京万科公司高层，可以帮助提高交易价款，为此约定交易价款高于13.5亿元时，张某通过亿朋公司才可以按比例收取顾问费。由此进一步证明就北京万科公司受让股权事项，银谷控股集团与张某之间履行的是财顾协议，而非顾问协议。综上所述，张某一直是作为银谷控股集团常年法律顾问身份参与到项目中，履行的是常年合同。顾问协议应为法律服务合同而非居间合同，但因大成（上海）律所没有履行顾问协议，因此其无权向银谷控股集团主张律师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大成（上海）律所辩称：不同意银谷控股集团的各项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对于涉案顾问协议性质的认定是准确的。本案属于居间合同纠纷，无论从顾问协议约定的乙方义务，还是从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该协议项下大成（上海）律所所提供的实际上是为银谷控股集团寻找涉案资产的购买方，促成相关的交易，并根据交易的对价收取顾问费，一审对涉案合同性质的认定准确。二、关于一审判决判令银谷控股集团向大成（上海）律所支付4.8亿股权转让款的2.8%的顾问费是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合同约定是按照成交金额的2.8%向大成（上海）律所支付顾问费，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北京万科公司作为购买方确系大成（上海）律所推荐，银谷控股集团也通过其下属持股公司与北京万科公司达成交易的方式处置了涉案资产，也已经取得相应对价款，合同所约定的银谷控股集团付款条件已经具备。三、银谷控股集团提到的常年合同和本案无关，张某作为代表履行的是顾问协议，不属于常年合同的范围，常年合同也明确约定其服务范围是常年法律顾问，张某提供的服务不是常年法律服务，是涉案资产的交易行为。四、银谷控股集团反复强调的涉案合同中手写字体即指吴某某、张某的字样，银谷控股集团对该事实是认可的。理由是：在整个协议履行过程中其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并且接受了张某作为代表所提供的相应服务；双方后续签署补充协议也足以证明银谷控股集团对该事实是认可的，签署补充协议时银谷控股集团已收到带有手写字体的协议，应视为其认可该事实。五、亿朋公司财顾协议问题，亿朋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签署的财顾协议约定的款项，与双方之间的顾问协议不存在交叉和重叠情况，大成（上海）律所对13.5亿以下部分收取2.8%的顾问费用，超出13.5亿部分由亿朋公司收取顾问费，无论是顾问协议和补充协议，还是财顾协议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银谷控股集团签署协议是认可协议内容。大成（上海）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银谷控股集团：1.支付顾问费人民币1344万元；2.支付滞纳金（以1344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各公司持股情况的相关事实1、银谷控股集团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股东：王某某，持股比例：88.62%，李勇，持股比例：11.38%。2、北京银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谷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股东：银谷控股集团，持股比例：99%，李勇，持股比例：1%。3、北京中浩恒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浩恒天投资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银谷投资公司；合伙人：王某某、银谷投资公司。4、西藏赋源置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西藏赋源中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赋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股东：银谷投资公司，持股比例100%。5、北京汉筑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5日由张某三变更为陈某某，2020年6月5日由陈某某变更为肖某；股东：2011年10月21日，银谷控股集团，持股比例：88%，徐某某，持股比例：12%；2016年8月18日，银谷控股集团，持股比例5.68%，中浩恒天投资中心，持股比例94.32%；2016年10月20日，西藏赋源公司，持股比例100%；2016年12月5日，北京万科公司，持股比例100%；2020年6月5日，天津方宏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6、方宏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6日由王某某变更为陈某某，2019年7月24日由陈某某变更为彭某；股东：2012年2月17日，银谷控股集团认缴出资：1415.71万元，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1013.49万元，北京市九达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九达纺织公司）认缴出资：460万元，北京汉筑公司认缴出资：794.53万元；2017年1月6日，银谷控股集团认缴出资：1415.71万元，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尚控股公司）认缴出资：1013.49万元，九达纺织公司认缴出资：460万元，北京汉筑公司认缴出资：794.53万元；2018年11月2日，银谷控股集团认缴出资：221.02万元，时尚控股公司认缴出资1399.82万元，九达纺织公司认缴出资：73.67万元，北京汉筑公司认缴出资1989.22万元。7、北京万科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17日由刘某变更为张某四，2020年3月13日由张某四变更为胡某某；股东：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5%，深圳市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司5%。二、关于各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2016年10月20日，转让方：中浩恒天投资中心与受让方：西藏赋源公司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同意将北京汉筑公司的股权166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方；于2016年10月20日正式转让。同日，转让方：银谷控股集团与受让方西藏赋源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同意将北京汉筑公司的股权1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方；于2016年10月20日正式转让。北京汉筑公司《股东决定》载明：同意增加新股东西藏赋源公司；同意原股东中浩恒天投资中心退出股东会；同意股东中浩恒天投资中心将其持有的出资1000万元转让给西藏赋源公司。2016年11月16日，转让方：西藏赋源公司与受让方：北京万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鉴于西藏赋源公司是北京汉筑公司的合法股东，持有北京汉筑公司100%股权；北京汉筑公司是方宏公司的合法股东，持有方宏公司54%的股权；北京汉筑公司通过与方宏公司其他股东银谷控股集团、纺织控股公司、九达纺织公司约定，北京汉筑公司对方宏公司所属东侧地上建设的科研实验楼项目享有60%权益；北京万科公司拟通过受让西藏赋源公司公司所持北京汉筑公司100%股权获得方宏公司54%股权及方宏科研实验楼项目60%权益。本协议有本协议主文以及全部附件组成，每一附件都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件8：银谷和北京汉筑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北京万科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第二条西藏赋源公司对北京汉筑公司、方宏公司及目标项目的陈述属实的情况下，按本协议约定通过受让北京汉筑公司100%股权，间接持有方宏公司54%股权。按照银谷与北京汉筑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方宏公司54%股权对应目标项目60%的权益，银谷控股集团放弃应按持股比例享有的目标项目6%权益，方宏公司股东签署的《增资扩股合作协议》及《方宏公司增资及股权结构调整合作协议》中，银谷控股集团和北京汉筑公司对方宏科研实验楼项目享有或承担的全部权利及义务由北京汉筑公司享有或承担；交易双方确认，北京万科公司为获得标的股权及对应权益，北京万科公司应支付给西藏赋源公司的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1215000000元。各方一致确认，交易总价款分为四期进行支付：第一期：西藏赋源公司将北京汉筑公司10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北京万科公司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北京万科公司将北京汉筑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肆亿捌仟陆佰万元整支付给西藏赋源公司；第二期：在西藏赋源公司（银谷）协助方宏公司与目标项目南侧代征绿地被拆迁方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北京万科公司支付西藏赋源公司北京汉筑公司股权转让价款达到应付股权转让价款的70%。第三期：在目标项目南侧代征绿地拆迁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北京汉筑公司股权转让价款除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作为尾款外，其余北京汉筑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由北京万科公司全部支付给西藏赋源公司。第四期：在目标项目南侧代征绿地拆迁完成满一年后5个工作日内，北京万科公司将北京汉筑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尾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支付给西藏赋源公司。本协议生效后5日内，西藏赋源公司与北京万科公司在双方认可的银行开立共管账户，共管账户户名为西藏赋源公司，其中财务专用章由西藏赋源公司提供并保管、人名章由北京万科公司提供并保管。北京汉筑公司10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北京万科公司名下后5日内，北京万科公司协助西藏赋源公司将第一期交易价款人民币肆亿捌仟陆佰万元整释放给西藏赋源公司。北京汉筑公司10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北京万科公司名下后5日内，北京万科公司将第二期交易价款人民币叁仟陆仟肆佰万元存入共管账户。《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北京万科公司协助西藏赋源公司将第二期交易款释放给西藏赋源公司。在各方确认完成目标代征地上拆迁后5个工作日内，北京汉筑公司股权转让价款除尾款外，其余转让价款由北京万科公司全部支付给西藏赋源公司。目标项目南侧代征绿地拆迁完成满一年后5个工作日内，北京万科公司将北京汉筑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尾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支付给西藏赋源公司。为证明银谷控股集团未与北京万科公司达成交易，而系西藏赋源公司与北京万科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并已实际履行，银谷控股集团提交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12月15日，西藏赋源公司的招商银行北京崇文门支行账号（110925393010901）向其北京银行甘家口支行账号（20000033146100013534308）转账人民币506900000元。2019年4月26日，北京万科公司向西藏赋源公司公司转账人民币350036707.03元。2020年1月14日，北京万科公司向西藏赋源公司转账人民币306411446.26元。大成（上海）律所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表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银谷控股集团以另外一种形式处置方宏公司的股权及项目地权益，已与北京万科公司达成了交易。大成（上海）律所亦表示本案中仅就北京万科公司已给付交易价款中的4.8亿元主张顾问费1344万元，剩余顾问费将另案主张。2016年11月25日，转让方：西藏赋源公司公司与受让方：北京万科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同意将北京汉筑公司中的股权176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受让方；于2016年11月25日正式转让。同日，北京汉筑公司《股东决定》载明：同意增加新股东北京万科公司；同意原股东西藏赋源公司退出股东会；同意股东西藏赋源公司将其持有的出资17600万元转让给北京万科公司。三、关于大成（上海）律所法律顾问、居间服务的相关事实2015年6月3日，甲方：银谷控股集团与乙方：北京大成律所签订常年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常规法律顾问服务律师费为人民币20万元；应甲方要求，乙方律师提供的其他法律服务不包含专项法律服务和诉讼、仲裁服务，专项法律服务包括股权转让、并购、增资扩股等专项法律服务，乙方根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的律师费用标准，根据甲方所需服务的复杂程度、标的大小、时间长短、是否涉外、差旅次数等具体情况，有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乙方将比照同类业务收费标准优惠计取费用；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为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乙方指派张某律师作为总协调律师，就具体法律服务事宜与甲方指派的联系人进行沟通，协调法律事务工作；甲方同意乙方总协调律师根据甲方提出的法律服务具体内容的需要，在乙方律所范围内选择专家团队、驻场律师、律师助理组成律师团队，共同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银谷控股集团为此提交金额为20万元的发票一张。大成（上海）律所表示此份协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此份合同与本案无关，并且常年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限于常年法律服务，合同约定如提供专项服务，应另行签署专项服务协议，并另行支付费用。2015年9月30日，甲方：银谷控股集团与乙方：大成（上海）律所签订顾问协议，约定：乙方拟利用自有资源为甲方处置持有的方宏公司百分之六十股权提供法律帮助；乙方应指派专人与甲方及时联络，及时向甲方介绍购买方的相关信息，安排有关事宜，并根据甲方的合理请求提供有关协助，促成甲方和第三方交易成功。乙方指派吴某某律师、张某（北京）律师为本协议联络人；甲方承诺：乙方介绍的买方与甲方签订交易协议，并在该交易协议约定的每期价款交付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本协议约定的该期律师顾问费支付给乙方；甲方承诺按照乙方介绍的买方与甲方签订交易协议所约定的交易金额的百分之二点八（2.8%）向乙方支付律师顾问费，并分期支付给乙方；若甲方逾期向乙方支付律师顾问费，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计算方法为：每日按应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三。银谷控股集团对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有以下质证意见：1、协议实际签署时间与合同的落款时间不一致，盖章程序是银谷控股集团先盖章，再交给张某，大成（上海）律所盖章后由张某交给银谷控股集团，银谷控股集团盖章的版本没有手写批注，故增加的手写批注并没有得到银谷控股集团的确认。2、此协议的性质为法律服务合同。大成（上海）律所则表示：协议在盖章时确实尚未有手注内容，但银谷控股集团在收到大成（上海）律所盖章后的合同原件后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反而与大成（上海）律所继续签署补充协议，应当视为银谷控股集团认可手写批注。事实上，张某也一直作为大成（上海）律所的代表和联系人与银谷控股集团联络，并提供相关服务；大成（上海）律所认为此协议性质为居间合同。一审庭审中，银谷控股集团表示张某不能代表大成（上海）律所，张某的所有工作均系履行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大成律所签订的常年合同的义务。此外，北京万科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并未发生股权交易，即使大成（上海）律所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给付条件也未达到。2016年5月25日，甲方：银谷控股集团，乙方：北京汉筑公司，丙方：北京万科公司签订《交易意向书》，约定：鉴于甲方、乙方是方宏公司（目标公司）的合法股东，甲方对目标公司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4157058.34元，占注册资本的38.4345%，乙方对目标公司的出资额为人民币7945300元，占注册资本的21.5685%；目标公司享有北京纺织科研楼项目（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权，项目坐落于朝阳区红领巾公园路20号；甲方、乙方作为转让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60%股权转让给丙方，以使丙方取得目标项目60%的权益；本次转让标的只含目标项目60%的权益，除目标项目外，丙方不参与目标公司其他建设项目的建设开发或经营；本意向书签订后10日内，甲方与丙方双方以甲方名义在丙方指定银行开立共管账户，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定金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定金本金在签订正式股权转让文件后，转为交易价款；排他期满，正式交易文件未能签订的，甲方配合解除共管向丙方返还定金，定金利息归丙方所有；交易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壹拾肆亿壹仟万元整；本意向书的排他期为自意向书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排他期内，未经丙方同意，转让方不得与丙方之外的第三方达成任何影响本次交易的口头或书面协议。银谷控股集团表示最终未与北京万科公司达成交易，已将意向金退回。银谷控股集团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6月8日，北京万科公司向银谷控股集团转账人民币1500万元；2016年8月11日，北京万科公司向银谷控股集团转账人民币8500万元；2017年1月4日，银谷控股集团向北京万科公司转账人民币1亿元整。大成（上海）律所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表示不能以此证明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万科公司未达成交易，最终银谷控股集团通过其控制的下属公司西藏赋源公司与北京万科公司达成了交易。一审庭审中，大成（上海）律所称根据交易意向书的内容可知，银谷控股集团以转让股权的方式实现项目地之权益的交易。银谷控股集团则表示交易意向书转让的是股权，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汉筑公司达成一致，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银谷控股集团先收购北京汉筑公司的股权再一并转让60%的股权给北京万科公司，但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万科公司由于多方因素无法按照交易意向书实际履行。2016年6月1日，甲方：银谷控股集团与乙方：亿朋公司签订财顾协议，约定：鉴于甲方有意将其所持有的方宏公司60%股权转让给北京万科公司。乙方协助甲方促成甲方与北京万科公司的股权交易，若最终成交价高于成交基准价（仅含纺织科研实验楼项目）壹拾叁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的，甲方同意将最终成交价与成交基准价差额部分的百分之七十以顾问费方式支付给乙方；若最终成交价低于成交基准价壹拾叁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的，乙方不收取任何费用。银谷控股集团表示财顾协议与顾问协议比较，财顾协议预期可得利益大、风险大；顾问协议虽无风险，但可得利益小，故张某通过签署两份协议方式以获得低风险、高收益，具有欺诈的故意。大成（上海）律所不予认可，称财顾协议约定的服务费与顾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顾问费不存在重叠或者交叉，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亿朋公司起到了一定的协助作用，故亿朋公司向银谷控股集团提出收取一定的服务费。2016年6月8日，甲方：银谷控股集团与乙方：大成（上海）律所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顾问费用变更为：甲方承诺按照乙方介绍的买方与甲方签订交易协议所约定的交易金额的百分之二点八（2.8%）向乙方支付律师顾问费，并分期支付给乙方，但是，交易金额高于人民币壹拾叁亿伍仟万元以上的部分，乙方不收取律师顾问费一审庭审中，大成（上海）律所称其损失主要是资金占用的损失，滞纳金的起算时间从2016年12月15日的十个工作日后即2016年12月29日起计算。另询，若大成（上海）律所主张的付款条件成就，银谷控股集团表示对于滞纳金的起算方式不持异议，但表示其主张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过高。大成（上海）律所为进一步证明其履行合同义务并促成交易，提交以下证据：大某的相关人员之间的邮件往来、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以及大成（上海）律所出席会议的录音、张某及助手张某一的证人证言等。四、其他张某，系北京大成律所律师。2017年2月8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载明：北京红领巾桥项目。该地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与朝阳路交汇处，红领巾桥东南侧。地块净用面积1.6万平方米，容积率5.8，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60%收益，需支付地价款约12.15亿元。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该院不予一一评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顾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二是大成（上海）律所是否履行合同义务；三是顾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该院分述如下：焦点一，根据在案证据，双方之间虽然签订了形式上的顾问协议及补充协议，但从协议约定的条款、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大成（上海）律所履行服务的内容看，该协议虽然名为法律顾问协议实为居间合同，且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应属有效。银谷控股集团辩称，大成（上海）律所收取相关费用违反律师法第27条有关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的规定，合同应属无效。该院认为，律师法的该条规定并非强制性效力规定，而属于管理性规范，该院认可双方之间协议的效力，故该院对银谷控股集团的此项辩称不予采信，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焦点二，银谷控股集团辩称大成（上海）律所未履行顾问协议的义务，主要理由是张某系北京大成律所律师，不能代表大成（上海）律所。张某的所有工作均基于履行银谷控股集团与北京大成律所签订的常年合同的义务。首先，大成（上海）律所有权指派具体的人员履行合同义务，张某的职务身份并不影响其代表大成（上海）律所向银谷控股集团提供居间服务。其次，常年合同已明确写明常规顾问服务的范围，而本案的居间服务并不属于该范围之中，故张某的履约行为并非基于常年合同。综上，对银谷控股集团此项辩称，亦不予采信。焦点三，银谷控股集团又辩称北京万科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未达成交易，付款条件不成就。从交易的时间先后顺序看，2016年5月25日银谷控股集团、北京汉筑公司与北京万科公司签订《交易意向书》后未最终签署正式合同，并将意向金退回。而2016年11月16日，北京万科公司与西藏赋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就西藏赋源公司持有方宏公司的股权及项目地的权益达成交易并明确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2.15亿元，需分四期给付。虽然北京万科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表面上未直接签订交易协议，但是从股权结构上看，西藏赋源公司的全资股东为银谷投资公司，而银谷控股集团持有银谷投资公司99%的股份，即银谷控股集团以间接持有的方式实现处置方宏公司股权及项目地权益之目的，北京万科公司与西藏赋源公司达成交易，实质上应视为北京万科公司与银谷控股集团最终达成交易，故付款条件已成就，该院对银谷控股集团的此项辩称亦不予采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2016年12月15日西藏赋源公司已收到北京万科公司支付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5.069亿元，故大成（上海）律所以其中4.8亿元的交易数额为基数，按照2.8%比例收取顾问费人民币1344万元的诉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滞纳金的起算点为2016年12月29日，银谷控股集团不持异议，该院予以确认。至于滞纳金的计算标准，银谷控股集团认为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据此，违约金的作用一般在于填平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结合本案来看，本案的滞纳金在性质上属于违约金，大成（上海）律所表示主要为资金占用的损失，故涉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作出相应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大成（上海）律所主张的违约金中未超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的部分，该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银谷控股集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大成（上海）律所支付顾问费人民币13440000元及滞纳金（以1344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二、驳回大成（上海）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在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关于双方所签顾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银谷控股集团上诉关于一审法院对顾问协议性质认定错误，应为法律服务合同，而非居间合同的理由，本院认为：从协议约定的条款、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大成（上海）律所履行服务的内容综合判断，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虽然名为法律顾问协议实为居间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银谷控股集团的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银谷控股集团提出的大成（上海）律所存在违反律师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相关规定的行为，本院将依法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银谷控股集团上诉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张某履行的是常年合同，并非顾问协议，一审基于居间合同性质判决银谷控股集团支付顾问费错误的理由，本院认为：常年合同约定张某律师是总协调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中不包含股权转让等专项法律服务，且该协议提供法律服务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亦未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服务予以约定，而顾问协议明确约定乙方[大成（上海）律所]应指派专人与甲方（银谷控股集团）及时联络，及时向甲方介绍购买方的相关信息，安排有关事宜，并根据甲方的合理请求提供有关协助，促成甲方和第三方交易成功。乙方指派吴某某律师、张某（北京）律师为本协议联络人；甲方承诺：乙方介绍的买方与甲方签订交易协议，并在该交易协议约定的每期价款交付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本协议约定的该期律师顾问费支付给乙方。张某为银谷控股集团转让方宏公司的项目股权做了相关工作，最终促成转让协议的签订，张某此项工作的时间主要为2016年5月至2016年11月，此时常年合同已经到期，张某实际履行的应为顾问协议。故一审据此认定大成（上海）律所履行了顾问协议的义务，判决银谷控股集团按照顾问协议的约定支付大成（上海）律所顾问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银谷控股集团的该项上诉理由无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银谷控股集团上诉关于就北京万科公司受让股权事项，银谷控股集团与张某之间履行的是亿朋公司的财顾协议的理由，本院认为：财顾协议是银谷控股集团与亿朋公司签订，且该协议对付款条件有明确约定，银谷控股集团现无证据证明是张某接受了亿朋公司委托从事本案所涉项目股权转让的相关工作，故银谷控股集团的该项上诉理由无相关证据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银谷控股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34元，由银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常 洁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秦顾萍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邹 斐书 记 员  万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