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中路26号101房。法定代表人：陈江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涌湾路92号102房。法定代表人：周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永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茅岗大涌湾路边二层楼房。法定代表人：李振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丽，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林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达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保公司代理人高海、被上诉人原林公司代理人娄永强，原审第三人凯利达公司代理人彭小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林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全部由原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林公司成为凯利达公司唯一股东之时案涉债务已发生且尚未结束，原林公司转让全部股权之前案涉债务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原林公司成为凯利达公司唯一股东至转让股权的期间，对案涉债务是清楚明知的，原林公司理应承担一人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一）案涉债务是凯利达公司对天保公司的合同违约之债，凯利达公司未清偿本金和全部利息之前，其违约仍处于持续状态，即该债务应当自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视作一个整体，原林公司在知晓案涉债务的情况下受让凯利达公司全部股权即视为接受该股权所对应的对价，包括凯利达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二）根据凯利达公司工商登记显示：2018年10月18日，凯利达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原林公司，即凯利达公司为一人公司。2019年8月15日，原林公司转让全部股权，在此期间原林公司是凯利达公司的唯一股东。原林公司在受让全部股权之时对案涉债务完全知情，不存在善意的可能，且在转让全部股权之前案涉债务亦经生效判决确认，在判决确认债权债务之后原林公司即转让股权退出凯利达公司，明显存在逃避责任的嫌疑。（三）原案中凯利达公司对天保公司的债务因案外人哄抢物资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违约自2013年12月开始并持续，债务最终确认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2019)粤0l民终297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时。因此原林公司无论是作为股权变更后的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凯利达公司变更为一人公司之前发生的债务，亦或是作为一人公司股权变更后的原股东，对其退出之前凯利达公司确定的公司债务，若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原林公司通过“纳税申报为零”证明凯利达公司“未实际经营”混淆了因果关系也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原林公司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或未发生混同。（一）公司未开展经营可能推定公司没有申报纳税，但公司没有申报纳税，不代表公司没有实际经营。申报纳税是公司经营行为的结果，通过没有申报纳税来反证公司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活动，本质是以结果来证明原因行为，混淆了因果关系，显然是不成立的。（二）原林公司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和资产负债表均是原林公司和凯利达公司自行制作或自主申报的，既不是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也不是税务机关出具的，因此不具备证明力。税务机关的盖章只是对凯利达公司申报纳税行为的受理，而不是对凯利达公司是否存在实际经营活动的确认，更不可能对凯利达公司与原林公司的财产是否存在混同进行确认。（三）根据凯利达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显示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合计99148.55元，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总计3872002.56元。所有者权益是指公司资产扣除负债后，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假设原林公司声称凯利达公司没有实际经营的说法是真实的，但股东却存在剩余财产可供分配，则凯利达公司与原林公司应当就可能存在的资产去向作出合理解释并举证。否则与一审法院的强制执行结果(被执行人凯利达公司搬离注册地址、经查无任何可供执行财产)明显存在矛盾，“资产负债表”和“没有经营活动”二者必有其一不为真。（四）凯利达公司有无实际经营，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也不是举证义务人的待证事实。公司是否存在实际经营活动与公司财产是否与股东财产发生混同，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待证事实，不能直接等同推定。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参考相关案例的生效判决，原林公司至少应当提供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案涉期间的年度审计报告或公司名下全部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方可证明双方是否存在财产混同。三、原林公司作为一人公司股东应对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负有主动和积极的证明义务，一审判决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转由天保公司承担，是对相关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和适用。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可知，一人公司股东就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举证责任完全归于股东，天保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对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是否存在财产混同并不负任何的举证义务。即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的唯一股东对其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负有主动和积极的证明义务，而不是对消极事实的举证，负有积极举证责任的一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第12页说理部分明显是将原林公司作为一人公司股东应当承担的积极举证责任转移给天保公司承担，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强加给天保公司承担。这是对前述规定的错误理解与适用，也违背了立法机关因一人公司股东极易发生财产混同而规定“原则上承担连带责任例外不承担”的立法初衷。只有该股东能够举证未发生财产混同方可构成例外“不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是通过严格的举证责任对一人公司及其股东提出要求，即应当逐年进行财务审计以自证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综上所述，天保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原林公司二审答辩称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天保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也更无证据支持，应依法驳回。一、本案债务发生于2013年，当时原林公司并非股东，也与凯利达公司无关联。（一）凯利达公司与天保公司因《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发生纠纷的时间为2013年，当时原林公司尚非凯利达公司的股东。（二）天保公司就该合同纠纷起诉的时间为2017年，而此时凯利达公司并非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原林公司也并非是凯利达公司的唯一股东；直至2018年10月16日，原林公司才受让凯利达公司原股东吴森90%的股权，凯利达公司的企业类型才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尽管前案二审判决生效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但无论从法理层面还是事实层面若以该判决生效时间作为债务最终确认时间，进而要求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主体是毫无根据的。（三）天保公司主张债权的对象为凯利达公司。凯利达公司依法以其全部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而股东仅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天保公司在执行听证中及一审中所主张的理由之一是认为凯利达公司的出资未到位，要求股东承担认缴出资的责任，但根据一审原林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凯利达公司无论是设立时还是之后的增资时均是实缴资本，经会计所验资核实，其以该事由主张有关股东因出资不实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即便真的涉及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应当是债务发生之时所持凯利达公司股权的股东，否则，因诉讼或执行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延后都会不确定地对公司未来继受股东尤其是一人股东增加不安定的债务风险，这显然与《公司法》股东有限责任的立法精神和基石相悖。故，天保公司以2013年发生的债务来要求不是债务发生之时凯利达公司的股东原林公司承担所谓的股东连带责任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倘若原林公司未受让凯利达公司之股权成为股东，原林公司与天保公司主张的债务全无关联。如果原林公司知道凯利达公司存在未偿债务，且若成为一人公司后将负连带债务则原林公司完全可以选择不受让凯利达公司之股权，或者即使受让了部分股权。但只要保持2个或以上股东状况即可，即不存在适用《公司法》第63条规定的余地。反之，因为受让了凯利达公司的股权并成为一人股东后反而成了等同于债务的加入——共同责任或连带责任。若一个民事主体因为某一个偶发的行为，即构成负有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则说明制度设计本身的不当或债权人主张的错误。二、原林公司的证据已证明与凯利达公司之间不存在财产或人格混同的事实，不被推定承担一人公司股东的所谓连带责任。（一）本案的另一事实是，凯利达公司早已无经营活动和营业，其财产与原林公司各自独立，即使原林公司曾经作为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的时间也仅为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8月13日。原林公司一审提交的第9组证据——凯利达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等税务和财务资料，完全覆盖了原林公司曾经作为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该组证据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各项项目均为零，且该证据经过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税务局的审核盖章确认了的，这足以证明凯利达公司在该段期间没有任何的经营活动，也证明其没有和其他交易相对人包括原林公司作为一人股东在内的财产往来或其他业务关系。因此，原林公司的第9组证据已经证明了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及持股期间的财产独立性。（二）一个公司在无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即使聘请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审计，但审计的基础资料也就是前述资料而已（因为凯利达公司此时因没有经营活动，除税务资料、纳税申报外无其他的财务资料发生）。此外，据原审第三人凯利达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即经广州市黄埔税务局盖章出具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也已证明股东与公司之间没有财产混同。此时，为何还要劳民伤财地再作年度审计报告呢？加之，原林公司也早已不再是凯利达公司的股东，弃此（前述税务申报表等）又如何审计呢？故天保公司要求提供所谓的财务审计报告、公司名下全部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天保公司的主张实质是滥用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混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三）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终12004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司法观点，也确认在一人公司非正常经营状态下或歇业状态下，如果其有关的税务申报以及其他的税务情况可以证明无财产混同情况下，那么可以认定该类税务资料足以证明该股东和其所持股权公司之间的财产独立性，而非一概要求非正常经营企业、每年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年度审计报告以证明财产彼此独立性。天保公司主张要求原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而原林公司实际已经完全履行了举证责任义务，证明了凯利达公司的财产独立与曾经的一人股东原林公司的财产独立，且天保公司无相反证据推翻之。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无证据显示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的财务直接存在混同”，指的是天保公司无相反证据推翻原林公司已经证明的股东与公司财产独立的事实，并不是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了天保公司，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三、若在执行程序中不加区分地追加一人有限公司曾经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承担连带责任，有损公司法股东有限责任的基石和司法权威。（一）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将目标公司之原有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应当严格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的规定。而该条规定的核心在于防止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才给予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下，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但如前所述，凯利达公司与天保公司的案涉债务形成时，原林公司并不是凯利达公司的一人股东，根本不存在原林公司适用上述条款，对凯利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二）在执行程序中，若不加区分的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曾经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凯利达公司现今及未来的一人股东，都可能会成为被追责的主体。这显然违背了“有限责任公司对外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全部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立法本意，有损公司法股东有限责任的基石和司法权威。综上，天保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天保公司的上诉，依法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凯利达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凯利达公司对该判决没有异议。二、天保公司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凯利达公司认为毫无根据，应当驳回其上诉。（一）凯利达公司与天保公司之间的债务并非如天保公司所述“案涉债务已发生且尚未结束…”、“仍处于持续状态…视作一个整体…”。凯利达公司认为天保公司对其债务所处的状态认识错误，案涉债务形成于2013年，该债务一经形成即固定。天保公司主张所谓债务即合作款200万元并非其所称处于持续变化状态。至于司法机关对该债务的确认和判令支付具有相应的利息，均不能改变原债务的形成时间及持续状态。（二）关于凯利达公司与天保公司的关系。凯利达公司在一审时已经明确，凯利达公司与原林公司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之情形。2018年7月11日，广州市黄埔环境保护局联合广州开发区环境保护局下发的穗埔环领导小组办（2018）91号《至黄埔“散乱污”企业的告知书》，要求包括凯利达公司在内的企业自行关闭，彻底搬离，所以才会有天保公司所称的强制执行结果“凯利达公司搬离注册地址”的情况。这也能证明了凯利达公司所言没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属真实情况。凯利达公司早已无生产经营，无必要也不可能再像正常经营的企业那样年年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而凯利达公司一审所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是由广州市黄埔税务局盖章出具，并非凯利达公司自行制作，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已经可证明股东与公司之间没有财产混同。综上所述，天保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予以驳回。原林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执异890号执行裁定；2．判令不得追加我公司为（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的被执行人、承担该执行案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天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天保公司诉凯利达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分别经一审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17）粤0106民初15028号]、二审[案号：（2019）粤01民终2976号]，判决：凯利达公司向天保公司返还合作款200万元及利息，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判决于2019年5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上述生效判决查明：2013年9月18日，天保公司与凯利达公司签订《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天保公司表示其按凯利达公司的指示向该案案外人原林公司支付共计1300万元，并提交凯利达公司出具的付款函件以及相应的银行记账回执为证，其中2013年9月24日支付300万元、2013年9月29日支付1000万元。对此，判决认定案涉合同约定废旧物资总价值约1500万元，且天保公司已向凯利达公司支付1300万元，等。因凯利达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天保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立案执行，一审法院以（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立案执行。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在限期内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一审法院经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凯利达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另查明，凯利达公司原名称为广州市凯利达储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8日，设立时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王小平、李清华二人，注册资本50万元。同年11月26日，广州科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注册资本已以货币形式实缴，其中股东王小平实缴15万元，李清华实缴35万元。2005年9月30日，凯利达公司变更为现名。同年10月20日，新增注册资本150万元，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乐文、邱建红二人。同年10月20日，广州深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新增注册资本已以货币形式实缴。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200万元，其中股东陈乐文实缴20万元，邱建红实缴180万元。2016年9月26日，原林公司以20万元受让凯利达公司原股东周建10%股权。受让后，凯利达公司变更为吴森、原林公司，分别出资180万元、20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0月16日，原林公司以180万元受让股东吴森90%股权，成为凯利达公司唯一股东，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2019年8月13日，原林公司将持有的凯利达公司100%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卓健球。转让后，凯利达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公司（自然人独资）。执行异议过程中，凯利达公司提交其公司上报给税务部门的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税务资料，拟证明凯利达公司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0月期间是0报税，没有发生任何业务。一审庭审中，凯利达公司提交经广州市黄埔税务局盖章确认的其报税申报的2018年4月至2020年6月的《资产负债表》、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利润表》，拟证明其公司自2018年以来没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对资产进行处置。经质证，原林公司无异议，并认为生效裁判文书作出时凯利达公司没有相应的经营活动，也不存在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股东期间有债权债务往来和财产不清的情形。天保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等证据不能证明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天保公司提供2013年9月18日凯利达公司付款函、银行记账回执，证明天保公司按凯利达公司指示于2013年9月24日、29日共向原林公司支付1300万元。就代收凯利达公司1300万元的问题，原林公司称即便其公司曾代凯利达公司收取天保公司的款项，也可能是其他业务关系发生的收款行为，属于案外的法律关系。天保公司主张原林公司是凯利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林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8月13日作为凯利达公司股东期间，并不存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故本案不存在适用上述条款追加原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司法解释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专门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进行的规定,旨在防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重点约束的是该股东个人,并给予了申请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上述规定情形时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而凯利达公司与天保公司的案涉债务形成时，原林公司并非凯利达公司的一人股东，不存在应当适用上述条款对凯利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天保公司以原林公司于2013年代凯利达公司收取1300万元款项主张原林公司是凯利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未能提供进一步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其次，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持股100%股东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虽然凯利达公司欠付天保公司的债务于2019年5月21日被生效判决确认。但，第一，该债务形成时原林公司并非凯利达公司的唯一股东。第二，根据凯利达公司提供的经广州市黄埔税务局盖章确认的其报税申报的2018年4月至2020年6月的《资产负债表》、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利润表》，拟证明其公司自2018年以来没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对资产进行处置。再者，本案无证据显示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的财务之间存在混同。综上，无论从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本案均未有证据证明原林公司在担任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存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的情形，且凯利达公司的案涉债务形成时原林公司并非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天保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进一步反驳上述情况。据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一审法院对于原林公司有关其公司在担任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主张、其公司与凯利达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予以采信，天保公司依据上述条款主张追加原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理据不足，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林公司作为被申请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理由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判决：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9）粤0106执异890号执行裁定；二、不得追加原告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为（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件被执行人；三、驳回原告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凯利达公司向本院提交：1.黄埔广州开发区环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致黄埔“散乱污”企业的告知书》；2.鱼珠街的宣传告示。两证据均证明凯利达公司已经被关停，彻底搬离经营地址，也没有生产经营活动，而大涌湾片区是凯利达公司的注册地。天保公司质证称：其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不发表意见，其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林公司与凯利达公司之间财产没有存在混同。原林公司质证称：其对凯利达公司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两证据分别来自于黄埔环保局和黄埔鱼珠街道。2018年7月11日贴出告知书，根据告知书的第四条，明确：各服务企业在2018年的8月30日之前自行关停，故凯利达公司最迟也应于2018年的8月30日之前自行关停，没有经营活动，并且搬离其注册地。按该告知书中的标明的地址应该是凯利达的注册地，即在大涌湾路边二层楼房，凯利达公司所在地在告知书和鱼珠街的宣传告示的范围内。而原林公司成为凯利达的一人股东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6日，也就是说原林公司成为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时，凯利达公司已经被关停办，不可能再有经营活动，也不可能两司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或财产混同的可能。证据二也进一步明确了辖区企业关停的具体时间，包括大涌湾片区的企业彻底关停，印证了证据一中的第四条。天保公司对凯利达的两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真实性无提出异议，所以该两组证据是真实的。二审期间，凯利达公司在庭询后向本院提交：1.《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深圳海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2021年8月6日报备会计师协会）；2.《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深圳海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2021年8月6报备会计师协会），共同拟证明凯利达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边界明晰，财务独立，没有与其他主体包括与公司股东之间财产混同的情况。天保公司质证认为：一、凯利达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已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二、凯利达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凯利达公司的财务情况，更不能证明凯利达公司与原林公司之间的财产不存在混同。（一）前述两年度审计报告并非凯利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依公事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进行的“规范年度审计”，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完整的财务情况；（二）上述审计报告仅对凯利达公司自行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未完整反映凯利达公司所有的资金收支明细，也没有对凯利达公司与公司股东之间的财务往来进行审计，也未就凯利达公司与股东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发表审计意见，因此，该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凯利达公司与股东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三）凯利达公司提交的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对可通过公开途径查询获知的执行债务（本案案涉债务在2019年经生效判决并申请执行）都没有纳入凯利达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存在明显的审计失败情形，依法不应采信；（四）该审计报告是凯利达公司自行委托出具，不具有中立性和客观性。经查，2017年4月17日，深圳海润会计师所因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行为，被深圳市财政委会员依法处理。三、根据天保公司庭审提交的相关案例，即便一人公司在诉讼期间补充提交了审计报告，也不能完全证明一人公司与公司股东财产独立，仍应严格审查“审计报告是否就公司所有资支明细进行审计、是否对公司全部资债务作全面审计”以判断审计报告的有效性。由上可知，司法实践中就一人公司股东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证明标准已形成了明确共识，即一人公司必须逐年进行审计，并且审计报告必须就一人公司与公司股东之间的财产是否混同发表明确的审计意见，方可排除一人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而本案凯利达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是诉讼期间单方委托出具的，其中2019年度审计报告依据的资产负债表明显遗漏了本案案涉债务，审计意见也没有明确凯利达公司与原林公司财立是否混同，明显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原林公司质证认为：一、对于该两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并有密切的关联性。该两份审计报告均审计认为，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凯利达公司2018年、2019年财务状况和2018年度、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覆盖了原林公司曾经作为凯利达公司一人股东期间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审计报告所附的凯利达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会计报告附注等可证明2018至2019年期间凯利达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清楚，财务和财产独立，不存在与股东或其他单位之间财产混同的情形。二、上述审计报告也印证了原林公司本案诉讼中所主张的凯利达公司早已无经营活动和营业，其财产与原林公司各自独立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属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原林公司是否应被追加为（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根据一审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知，原林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8月12日作为凯利达公司股东期间，并不存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故本案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追加原林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原林公司作为凯利达公司持股100%股东的时间是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就凯利达公司财产独立于原林公司自已的财产，凯利达公司二审虽提交了2021年8月6日报备会计师协会的《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但两审计报告并非前述年度逐年出具的审计报告，而天保公司提出前述审计报告未列天保公司执行债务为凯利达公司资产负债及未对凯利达公司与公司股东之间的财务往来进行审计与前述审计报告所缺事项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前述两年度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凯利达公司主张。至于凯利达公司一审提交广州市黄埔税务局盖章确认的其报税申报的2018年4月至2020年6月的《资产负债表》、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利润表》及二审提交黄埔广州开发区环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致黄埔“散乱污”企业的告知书》、鱼珠街的宣传告示等证据并非会计审计结论，亦不足以证明凯利达公司财产独立于原林公司自已的财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股东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自已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天保公司要求追加原林公司为一审法院（2019）粤0106执14329号案件被执行人，具有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原林公司诉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天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6年1月1日施行）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12月1日施行）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7月1日施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5年2月4日施行）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59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驳回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广州市原林纸业有限公司负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吴浩正徐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