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27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金彭西路227-241号。负责人：刘应泽，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福，男，汉族，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卓然，男，汉族，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乐玲，女，197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渊，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席军，男，197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席昂，男，198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州市多源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街道滨河路55号。法定代表人：朱为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彭州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周乐玲、席军、席昂、彭州市多源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2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彭州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2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重审或改判支持农商行彭州支行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被上诉人的保证期间应为2016年12月2日至2018年12月1日；农商行彭州支行已在保证期间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并于2020年4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尚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被上诉人应承担保证责任；即使周乐玲、多源公司在保证期间内无传统意义上的签字或签章的催收通知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上诉人在2018年5月2日向席昂、席军进行催收，主张了权利，法律效力应当及于其他尚在保证期间内的连带共同保证人，即周乐玲、多源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周乐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席军、席昂、多源公司未作答辩。农商行彭州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乐玲、席昂、席军、多源公司对彭州市鑫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和公司”）在农商行彭州支行的借款本金2977396.52及利息（含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7日，鑫和公司与农商行彭州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35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2日至2015年12月1日,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9.24%。同日，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与农商行彭州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主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12月2日，农商行彭州支行向鑫和公司发放借款。借款到期前，鑫和公司向农商行彭州支行申请借款展期。2015年11月17日，周乐玲、席昂向农商行彭州支行出具《保证担保承诺书》，承诺对鑫和公司展期借款及利息提供借款到期后二年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12月25日，鑫和公司与农商行彭州支行签订《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约定延长原借款期限十二个月，借款期限调整为2014年12月2日至2016年12月1日，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按固定利率年利率8.075%计付利息，并于每月20日按月结息，逾期未付利息按照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对于逾期还款罚息标准，仍沿用原合同约定，即在合同约定借款利率上浮50%计算。案外人陈**涛、吴义强、王英、文丰勇、王怀菊、黄平良、薛庆芳、黄淘、牟治会作为担保人在《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上签字。同日，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又与农商行彭州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就展期借款为鑫和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及相应孳息和债权人实现债权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年5月2日，农商行彭州支行向鑫和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鑫和公司在回执上加盖公司印章及席昂印鉴。2019年12月4日，农商行彭州支行向多源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多源公司在回执上加盖公司印章。另查明：1、周乐玲于2017年12月20日、2017年12月22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7月31日分别向鑫和公司尾号为2707账户转款30000元、15000元、400元和200元，席昂与鑫和公司该账户频繁发生交易；2、席昂系多源公司股东，席军系鑫和公司法定代表人；3、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于2019二月十三日作出（2019）川成证执字第21号执行证书，赋予成都农商行申请执行鑫和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3028074.41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和公证费用；陈**涛、吴义强、王英、文丰勇、王怀菊、黄平良、薛庆芳、黄淘、牟治会以抵押财产对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2019年2月28日，农商行彭州支行以该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尚在执行期间，至本案审理终结之日尚未兑现执行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单位借款凭证、《保证担保承诺书》、《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保证合同》二份、鑫和公司尾号为2707账户交易明细、《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及农商行彭州支行、周乐玲的一审当庭陈述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对鑫和公司与农商行彭州支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期限调整补充协议》，以及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与农商行彭州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双方均予以认可，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农商行彭州支行是否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所提供保证的期间为主债权届满之日起二年，即担保期限应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因农商行彭州支行起诉时间为2020年4月7日，已超过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故本案的审查重点在于农商行彭州支行作为债权人，有无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主张权利行为应发生在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内；2、该行为应当具备明确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首先，对于周乐玲，农商行彭州支行并未在保证期限内向周乐玲作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对于农商行彭州支行提出周乐玲在保证期限内有主动代鑫和公司归还借款的行为，但就该行为，形式上表现为周乐玲向鑫和公司账户转款，但其转款的目的是否属于履行保证义务，农商行彭州支行并未提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该行为，一审法院不可当然认定系出于周乐玲主动承担保证义务之意思。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周乐玲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其次，对于席军，席军系鑫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保证期限届满前，农商行彭州支行确向鑫和公司发出催款通知，鑫和公司亦收悉该通知。但从《催收通知书》内容看，其系向鑫和公司发出，通知基本内容为被催收人未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到期应付款，故农商行彭州支行要求其尽快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且在回执单上，签收人处载明为“借款人/申请人”，与《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回执签收人处“担保人/申请人”存在差异，故不能认定农商行彭州支行的该催收行为系向席军作出要求履行保证义务的行为。因此，因农商行彭州支行无证据证明其已在保证期限内向席军行使权利，故席军的保证责任免除。再次，对于席昂，虽在2018年5月2日农商行彭州支行向鑫和公司的《催收通知书》回执上加盖了席昂的个人印鉴，但该催收行为并非向席昂发出，亦未要求席昂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因农商行彭州支行无证据证明其已在保证期限内向席军行使权利，故席昂的保证责任免除。对于多源公司，其确于2019年12月4日作为保证人签收了《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但签收时间已经超过《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该通知书内容不符合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要件，且多源公司在签收该通知书，保证期间已经届满，多源公司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综上所述，因农商行彭州支行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的保证责任已于2018年12月1日免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对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913元、公告费300元，合计20213元，由农商行彭州支行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农行彭州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EMS单据以及邮政公司出具的查询单，拟证明2018年5月2日，农商行彭州支行向席军、席昂进行了邮寄催收。经质证，周乐玲认为对EMS单据以及查询单均有异议，两份EMS单据上均没有邮寄公司的邮戳，且席昂的邮单上没有邮寄地址，仅有名字，无法证明邮件实际向席昂进行了邮寄；席军邮单载明的地址与合同上被催收人的身份地址明显不同，该邮单不能证明农商行彭州支行向席军的约定地址或身份地址进行了邮寄。本院认为，农商行彭州支行提交的EMS单据及邮政公司出具的查询单不能证明向席昂、席军的合同地址或身份证地址进行了邮寄，且邮单上载明的地址无法证明系席昂、席军的有效收件地址，故对农商行彭州支行提交的EMS单据以及邮政公司出具的查询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借款及担保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农商行彭州支行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主张了权利。现评判如下：首先，本案的保证期间为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农商行彭州支行主张在前述期间向席军、席昂进行了催收。本院认为，农商行彭州支行虽在二审中提交了向席军、席昂邮寄的EMS单据，但提交的邮寄单中无席昂的收件地址，而席军的收件地址也并非合同约定地址或身份证地址，现无证据证明席昂、席军收到了上述邮件，故不能认定农商行彭州支行在保证期间内向席昂、席军主张了权利。其次，关于农商行彭州支行主张，周乐玲、席昂在保证期间内向鑫和公司的账户转款，系主动代鑫和公司归还借款的行为，农商行彭州支行也随即对款项进行了扣收，应当认定农商行彭州支行主张了权利且周乐玲、席昂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周乐玲、席昂系向鑫和公司的账户转款，并非直接向农商行彭州支行进行还款，而该账户也并非仅仅作为还款账户使用，同期还存在大量其他交易往来，在此情况下，农商行彭州支行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内向周乐玲、席昂作出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故仅以周乐玲、席昂存在向鑫和公司转款的行为不足以认定其系自愿履行保证责任。再次，多源公司虽于2019年12月4日签收了《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但此时保证期间早已经过，而根据催收通知书内容，也不能认定多源公司有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以及双方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鉴于农商行彭州支行并未证明在保证期间内向席军、席昂、多源公司中的任一一方主张了权利，故本案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的情形。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农商行彭州支行要求周乐玲、席军、席昂、多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农商行彭州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39,826元，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颖审判员  任文磊审判员  谈光丽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何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