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7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瑜，女，198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轶俊，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梅英，女，195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斌，男，195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黎玮，男，198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诉人刘瑜因与被上诉人屈梅英、周斌，原审被告周黎玮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11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屈梅英、周斌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基本法律关系系赠与而非借贷。屈梅英、周斌主张位于上海市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室房屋(以下简称：“301室、302室房屋”)的售房款系出借给刘瑜、周黎玮的，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出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在屈梅英、周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系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竟然用“排除合理怀疑”“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对所谓的借贷事实进行论证，显然荒谬。事实上，本案系赠与法律关系是存在合理性以及高度可能性的，理由如下：(1)从时间上看，刘瑜、周黎玮购买位于上海市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202室房屋”)的时间是在2016年6月，而这个时间点距离本案原一审立案已经近三年。若真如屈梅英、周斌所言，当初购房的钱是其借给刘瑜、周黎玮的，那么为何过了三年之久才向法院起诉？301室、302室房屋的出售款项共计人民币900多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出借如此大数目的金钱却三年不采取任何司法救济，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屈梅英、周斌的本意为赠与而非借贷。(2)屈梅英、周斌之所以在此时向刘瑜主张房屋出售款系借款是由于刘瑜与周黎玮离婚所致。本案于2019年3月7日立案，而刘瑜、周黎玮离婚诉讼的立案通知时间是2019年5月8日。在本案立案之前，刘瑜与周黎玮之间的夫妻感情就已经开始恶化。屈梅英、周斌正是察觉到刘瑜、周黎玮可能要离婚才想出变赠与为“借贷”，恶意增加刘瑜、周黎玮的夫妻共同债务，强行降低夫妻共同财产，使刘瑜最终在离婚案件中获取的财产减少。一审判决还从公序良俗的角度进行说理，但公序良俗并非只考虑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还要考虑一位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刘瑜与周黎玮的婚姻关系存续了十年有余，这十年刘瑜为家庭的付出，一审判决只字不提，不仅有悖于公序良俗，更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另，比较本案与发回重审前的一审，屈梅英、周斌并没有任何新证据用于证明自身主张。一审法院竟然对同一案件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截然不同的事实认定，而证明事实的论证过程都是在缺乏直接证据下的推理，如此判决有违个案正义。屈梅英、周斌辩称，301室、302室房屋系屈梅英、周斌、周黎玮三人共有，周黎玮享有三分之一产权。2015年12月，由于刘瑜、周黎玮还外债缺钱，屈梅英、周斌就配合周黎玮出售301室、302室房屋。为方便购房人付款，遂约定房款均先付至周黎玮的账户，然后由周黎玮将属于屈梅英、周斌份额的房款转付给屈梅英、周斌。然周黎玮取得全部房款后，刘瑜、周黎玮夫妇擅自将全部房款挪用购买202室房屋。事后屈梅英、周斌知晓此事，遂不断向刘瑜、周黎玮索要房款，但刘瑜以各种理由拖延。起先屈梅英、周斌考虑到周黎玮、刘瑜系其儿子、儿媳，故未立即起诉。直至2018年年底，屈梅英被查出患XXX疾病晚期，要进行手术治疗。屈梅英、周斌在多次索要房款未果之情况下，才于2019年2月提起诉讼。屈梅英、周斌从未有将房款赠与刘瑜、周黎玮之意思表示，刘瑜、周黎玮侵占屈梅英、周斌之房款，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黎玮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屈梅英、周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瑜、周黎玮共同支付周斌、屈梅英301室、302室房屋三分之二售房款5，61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斌、屈梅英系夫妻关系，刘瑜、周黎玮系夫妻关系，周黎玮系周斌与屈梅英之子。2008年底，周斌、屈梅英、周黎玮向坚实置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实公司”)购入301室、302室房屋，301室房屋总价为1，525，099元(其中含中国银行上海市卢湾支行贷款70万元)，302室房屋总价为1，085，827元(其中含兴业银行贷款50万元)。屈梅英于2008年12月29日转账支付坚实公司520，926元，于2009年1月21日转账支付坚实公司78万元。2009年9月9日，刘瑜与周黎玮登记结婚。2010年7月6日，302室房屋核准登记，产权人登记为周黎玮、周斌、屈梅英，各占三分之一产权份额；2010年7月26日，301室房屋核准登记，产权人登记为周黎玮、周斌、屈梅英，各占三分之一产权份额。2015年12月29日，周斌、屈梅英、周黎玮与案外人沈某某就301室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301室以34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沈某某，实际成交价为560万元。同日，沈俊转账支付周黎玮90万元；2016年2月5日，沈俊转账支付周黎玮250万元；2016年4月19日，沈俊转账支付周黎玮50万元；2016年6月1日，银行放贷170万元至周黎玮账户。2015年12月29日，周斌、屈梅英、周黎玮与案外人钱海燕等就302室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302室以38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钱海燕等。2015年12月14日，钱海燕转账支付周黎玮9万元；2015年12月17日，通过案外人德佑公司转账支付周黎玮1万元；2016年1月9日，钱海燕分四次合计转账支付周黎玮合计107万元；2016年4月15日，银行放贷266万元至周黎玮账户；2016年7月24日，钱海燕转账支付周黎玮48，434元。2016年2月29日，周黎玮结清兴业银行贷款及利息434，966.28元。2016年4月10日，周黎玮结清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贷款606，255.09元。一审审理中，周黎玮认可301室售房款为560万元，且全部打入其账户，302室售房款为388万元，其实际收到3，878，434元，差额1，566元系抵扣水电费，对于结清贷款情况亦无异议。刘瑜表示对出售房屋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认可售房款打入周黎玮账户，出售301室、302室房屋时结清了上述贷款。另查明，2013年11月18日，周黎玮、周斌、屈梅英(抵押人)以301室、302室房屋作为抵押物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120万元，履行债务的期限自2013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8日。同日，周黎玮、刘瑜、周斌、屈梅英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12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16年11月18日止，贷款发放至周黎玮账户。后周黎玮按约每月偿还贷款，2015年12月23日，周黎玮提前结清剩余贷款465，728元。再查明，2016年6月左右，周黎玮、刘瑜(买方)与上海合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卖方)签订《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约定：周黎玮、刘瑜向上海合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202室房屋，建筑面积248.74平方米，总房价款14，392，756元，于2016年6月2日前支付4，392，756元，余款1，000万元以按揭贷款形式支付。2016年5月11日，刘瑜分别支付合庭房地产江湾城路店(以下简称“合庭房地产”)4，000元、8，000元；同日，周黎玮支付合庭房地产8，000元；2016年5月12日，周黎玮支付合庭房地产18万元；2016年5月30日，周黎玮分别支付合庭房地产300万元、45万元；2016年6月2日，周黎玮支付合庭房地产742，756元。2016年12月9日，周黎玮支付上海合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20万元。剩余房款880万元以银行贷款形式支付。一审审理中，刘瑜认可202室房屋除银行贷款之外的购房款、车位费、契税、房屋维修基金、软装费等共计6，012，756元，均来源于301室、302室的售房款。关于售房款余款，周黎玮称，110余万元出借给案外人钱某，其他款项用于周黎玮公司经营，刘瑜称，认可110余万元出借给案外人钱某，其他款项去向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301室、302室房屋售房款中周斌、屈梅英可得的售房款数额；二是周斌、屈梅英将两人的售房款由周黎玮代为领取的性质是对周黎玮、刘瑜的赠与抑或是对两人的借款；三是如认定为借款，该笔款项应该由谁偿还。关于争议焦点一，301室、302室房屋内原存在三处抵押情况，分别为301室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购房贷款70万元、301室兴业银行购房贷款50万元、中国银行深圳深南支行借款120万元的抵押担保。其中，在301室、302室房屋出售之前，中国银行深圳深南支行的借款债权120万元已于2015年12月23日由周黎玮提前将剩余贷款465，728元结清，故系争房屋无需再为该笔债权提供担保，且在周黎玮提前结清该笔债务时，其仅收取302室房屋售房款10万元，亦无法证明还款来源为302室售房款，故该笔债务的还款金额不应在301室、302室的售房款中予以扣除。在301室、302室房屋出售之后，2016年2月29日，周黎玮结清兴业银行贷款及利息434，966.28元，2016年4月10日，周黎玮结清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贷款606，255.09元，故301室、302室房屋售房款中可以分割余款数额为总售房款9，478，434元，减去周黎玮提前结清的兴业银行及中国银行上海卢湾支行购房贷款本息的支付数额1，041，221.37元，即8，437，212.63元，其中周斌、屈梅英、周黎玮按照每人三分之一的比例分割，周斌、屈梅英可得的售房款数额为5，624，808.42元，周黎玮可得售房款数额为2，812，404.21元。关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周斌、屈梅英将两人可获得的售房款由周黎玮代为领取的性质是对周黎玮、刘瑜的借款。理由如下：一、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也是诺成合同，赠与人作出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是赠与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本案中周斌、屈梅英在交付款项过程中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事后也未进行追认。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一规定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一般民事事实“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款项交付真实存在，周黎玮是该款项的接收方和受益方。周黎玮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刘瑜主张双方系赠与关系。在刘瑜否认借款真实性的情况下，证明上述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刘瑜承担，但刘瑜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涉案款项为赠与款项。在周黎玮认可上述款项系借贷关系，周斌、屈梅英否认具有赠与意思表示，而刘瑜又未能充分举证双方系赠与关系的情况下，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另外，从公序良俗角度而言，父母体恤子女，帮助子女购房而提供的经济帮助，非父母法律义务，而是父母慈幼的一种体现，不应理解为理所当然的赠与，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此亦是子女敬老应有的道义。综上，在刘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认定系争款项5，624，808.42元系周斌、屈梅英出借给被告周黎玮、刘瑜的借款。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各方均确认，301室、302室的全部售房款均付至周黎玮账户，用于周黎玮、刘瑜购买及使用202室房屋、出借案外人及公司经营，可认为该售房款用于周黎玮、刘瑜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因此，应由周黎玮、刘瑜共同归还周斌、屈梅英301室、302室的售房款5，624，808.42元，现周斌、屈梅英仅要求周黎玮、刘瑜返还售房款5，618，000元，系两人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与法不悖，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判决：刘瑜、周黎玮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周斌、屈梅英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室房屋售房款人民币5，61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21年3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沪0109民初3496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刘瑜与周黎玮离婚；二、离婚后，刘瑜与周黎玮各自自行解决居住问题。刘瑜还称，其确实在一审中认可202室房屋除银行贷款之外的购房款、车位费、契税、房屋维修基金、软装费共计6，012，756元，均来源于301室、302室的售房款。但一审庭审后，经刘瑜仔细核实202室房屋除银行贷款之外的购房款、车位费、契税、房屋维修基金、软装费共计6，179，755元。本院认为，301室、302室房屋系屈梅英、周斌、周黎玮三人共有，房屋出售后购房人将房款汇入周黎玮之账户，周黎玮本应将属于屈梅英、周斌份额的房款给付屈梅英，周斌，然刘瑜、周黎玮却将该笔房款挪用购买202室房屋，并未给付屈梅英、周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屈梅英、周斌是否将该笔房款赠与刘瑜、周黎玮。依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屈梅英、周斌具有将该笔房款赠与刘瑜、周黎玮之意思表示。鉴于屈梅英、周斌主张返还房款5，618，000元，主张的金额低于屈梅英、周斌应得的房款金额，故一审法院判令刘瑜、周黎玮返还屈梅英、周斌房款5，618，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0元，由刘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康威审 判 员 徐 庆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张 煜书 记 员 张蓉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