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2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盛伏银，男，196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国宝，男，198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原审第三人：徐风梅，女，195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原审第三人：周桂金，男，195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上诉人盛伏银因与被上诉人范国宝、原审第三人徐风梅、周桂金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21）苏0803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盛伏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周桂金之间并没有直接发生借款关系，被上诉人也根本没有替上诉人偿还借款给周桂金。二、原审第三人徐风梅让上诉人重复出具两张借条，虚增债务，涉嫌套路贷。被上诉人向徐风梅借款10万元，徐风梅以借款从周桂金处周转为由，要求上诉人分别向徐风梅和周桂金出具10万元借条。上诉人实际从徐风梅处收到9万元借款，且已经归还。后徐风梅拿出另外一张出具给周桂金的10万元借条，上诉人不同意再还，经调解，上诉人无奈之下同意再还6万，徐风梅因心虚让上诉人出具6万元借条给其儿子范国宝，徐风梅的行为已涉嫌套路贷。三、一审对案件事实未能查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是否向周桂金借款的事实未查清，对上诉人向徐风梅还款的事实也未查清。高邮市水利站的工程款打入被上诉人父亲范为民的账户和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能够证明上诉人已经偿还欠款。被上诉人范国宝辩称：1.上诉人通过徐风梅向周桂金借款10万元，上诉人认可收到9万元，事后上诉人归还3万元，2018年经亲戚调解，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清偿剩余借款，上诉人出具6万元借条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归还3万元。被上诉人基于代偿的事实以及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取得追偿权。2.上诉人凭空认定本案涉嫌套路贷，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套路贷的法律特征。3.上诉人所谓向徐风梅出具两份借条，不符合常理也无证据。4.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被上诉人父亲的账户系上诉人开户，打入的工程款也是由上诉人取走，被上诉人父亲并不知情，上诉人已涉嫌盗用他人信息进行诈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徐风梅未作陈述。原审第三人周桂金未作陈述。范国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盛伏银返还范国宝为其垫付的借款本金3万元，承担利息按月息1%计算，从2020年2月25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2.盛伏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日，盛伏银向周桂金出具借条一份，内容：借据今借到周桂金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利息壹分五厘据盛伏银2015.3.1。之后，徐风梅于2017年1月26日添加“息（¥30000）以收盛伏银叁万元整2017年1月26号”。之后，范国宝及周桂金均称，范国宝向周桂金代偿了现金7万元。2018年2月24日经证人姚某某调解，盛伏银向范国宝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今借到范国宝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于2019年2月26日一次性还叁万元（¥30000），于2020年2月26日一次性还清叁万元整（¥30000），如不按期还款按月息一分计算。借款人：盛伏银见证人：姚某某”。当日，盛伏银、马某1与范某某、徐风梅达成了协议一份，内容：盛伏银、马某1与范某某、徐风梅二零壹捌年贰月贰拾叁日（2018年2月23日前），所有账务已结清，之前所有条据均已作废。见证人：姚某某、马某2。2019年2月24日盛伏银向范国宝支付3万元，并重新向范国宝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今借到范国宝人民币叁万元整，于2020年2月24日还清，如不按期还款，按月息一分计算，借款人：盛伏银2019.2.24”。另查明，范国宝曾于2020年8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盛伏银归还借款3万元，案号为（2020）苏0803民初3177号，在该案2020年9月17日庭审中，盛伏银称，条子是我写的，条子形成原因是2014年1、2月份向范国宝母亲徐风梅借款，徐风梅称她需要向周桂金借款，故出具了一张给周桂金的借条，后应徐风梅要求又向徐风梅出具一张借条。因此总共向徐风梅出具两份各10万元借据。对此，徐风梅否认，盛伏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盛伏银通过徐风梅向周桂金借款10万元，经徐风梅经手，盛伏银在庭审中只认可收到9万元。嗣后，盛伏银已归还3万元，尚欠6万元，经他人进行调解，该6万元由范国宝代为清偿，盛伏银出具6万元借条给范国宝，因此，盛伏银与周桂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范国宝为盛伏银代偿后归于消灭。范国宝基于向周桂金代偿的事实，以及盛伏银向其出具借条而取得向盛伏银索要款项的权利。盛伏银出具借条给范国宝后，已经按约履行了3万元，尚欠3万元亦应当予以清偿。盛伏银辩称已通过高邮市水利局界首水利站向范国宝的父亲范某某的账户中支付78240元、24000元，并代为取款后交付给徐风梅。范国宝及徐风梅对此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王某某在一审法院调查时称其看见盛伏银夫妻与一约六十岁女同志在界首银行门口吵架，并看到盛伏银给款的事实，但其不能证明该女同志的身份信息，结合一审法院在高邮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界首支行调取的存款凭证及取款凭证，涉案范某某的账户均是由盛伏银签名开户并于2015年6月8日在高邮界首支行取款40000元、2015年6月9日在其他银行取款38240元，分两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银行取款的事实，与盛伏银质证时说的当日因徐风梅没有带身份证其帮徐风梅取款78240元的说辞不符。盛伏银未能提交其他能够证明其向徐风梅支付款项的证据。加之，2018年2月24日，经证人姚某某调解，盛伏银与范国宝之间已经达成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因此，对盛伏银的该辩解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盛伏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范国宝人民币本金3万元及利息（以3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25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由盛伏银负担。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中，盛伏银提供其妻子马某1与周桂金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盛伏银与周桂金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经质证，范国宝、徐风梅认为通话录音不能否认盛伏银与周桂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周桂金陈述其借钱给盛伏银均是徐风梅经手，要钱也是向徐风梅要的，由徐风梅全权负责。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周桂金在通话录音中陈述钱没有交给盛伏银，也没有向盛伏银要钱，但因涉案借款是由徐风梅经手，在盛伏银不能归还时，周桂金向徐风梅催要符合常理，故盛伏银提供的通话录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盛伏银通过徐风梅向周桂金借款10万元，与周桂金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对此有盛伏银2015年3月1日出具给周桂金的借条为证，盛伏银也认可收到9万元。盛伏银主张就该笔借款又向徐风梅出具了欠条，无证据证明。盛伏银就该笔借款归还了3万元，后经他人调解，剩余欠款6万元由范国宝代为清偿，盛伏银向范国宝出具6万元借条。至此，盛伏银与周桂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范国宝基于为盛伏银代偿的事实和盛伏银向其出具的借条取得向盛伏银索要款项的权利。盛伏银在向范国宝出具6万元借条后，已依约实际履行3万元，范国宝主张盛伏银给付剩余的3万元有事实依据。盛伏银主张已经向徐风梅偿还本息约12万元，分别为2015年6月份通过高邮市水利局界首水利站向范国宝父亲范为民的账户汇入78240元、2016年6月份通过高邮市水利局界首水利站向范为民的账户汇入24000元、2017年年底现金给付1万多元。经一审法院调查，范为民的账户系盛伏银签名开户，汇入范为民账户的款项78240元和24000元亦是盛伏银签名取款。对于24000元盛伏银无证据证明其取款后交付给徐风梅，对于78240元，证人王某某虽证明在界首银行门口看到盛伏银给了一位约六十岁左右的女同志七八万元，但不能证明该女同志的身份信息，且根据查明的事实，78240元是盛伏银分别于2015年6月8日、2015年6月9日分两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银行取款，与证人王某某陈述的一次性给款以及盛伏银陈述的当日因徐风梅未带身份证帮其取款78240元的事实不符，故盛伏银主张78240元交付给徐风梅证据不足。同时，若盛伏银已经还清欠款，其在2017年1月26日偿还3万元不符合常理，2018年2月24日在他人调解下向范国宝出具借条并实际履行亦不符合常理。综上，盛伏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盛伏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坚审 判 员  孙 艳审 判 员  王 敏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潘华乐书 记 员  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