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28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雪勇，男，197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昕，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男，197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波，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368号A座4楼。负责人：丁玲，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波，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雪勇因与被上诉人张健、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常仁律所）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1民初3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雪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按一审诉请改判，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张健、常仁律所连带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应当调查而未调查收集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28号民事判决书，属程序违法。1.2020年7月20日以及2020年8月14日，黄雪勇分别向一审通过EMS快递邮寄提交《原告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和《关于原告调查收集证据的补充说明》(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二自然段已确认），然而，一审未予准许该调查收集申请。在黄雪勇于该申请已经将所调查收集证据名称、原因、需要证明的事实、证据的线索等予以说明且申请法院调取的情况下，一审不予准许该调查取证申请的做法，不仅在实质上违反法定程序，也导致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不但置黄雪勇调查取证申请充耳不闻、闭目不见，而且委托张健提供黄雪勇所申请调查事项(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二自然段载明），一审以“委托其自调”代替“司法职权”之让渡，如此偏听偏信以及偏袒张健（律师）的以鼻代目，怎么能让黄雪勇感受到公正和正义呢？！虽然张健在接受一审委托后，提供了黄雪勇申请调查收集的相关银行交易明细，但是该证据是否真实，将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核心焦点证据之一。然而，一审法院将这一重要证据交由张健自行调取，必然丧失平衡法则。3.有道是“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一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二、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具体如下：1.一审判决对张健已返还14万元款项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张健所返还款项14万元，并非是其退还黄雪勇委托案件的相关费用，而是返还原物款130万元中的部分款项14万元。理由如下:其一，黄雪勇委托张健办理案件，张健向黄雪勇索要相关费用合计19万元，但是，黄雪勇自始至终一直向张健追讨的是该案调解款13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雪勇向张健催讨过该相关费用19万元。其二，张健返还黄雪勇的14万元不可能是退还该相关费用19万元中的14万元。因为该19万元包括该委托案件已缴纳人民法院的一、二审诉讼费共6.16万元，如果张健退还的14万元指向的是该19万元中的14万元，再减去该6.16万元，那么，张健为黄雪勇三年来代理该案就直接赔掉1.16万元（计算公式为：19万元-14万元-6.16万=-1.16万元），还未包括张健律师几年来为办理该案而花去的差旅费，包括但不限于汽油费、住宿费、交通费等，这赔本的“生意”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其三、必须强调，张健返还的这14万元，除第一笔于2017年3月30日退还一万元以外，其余返还款项均是在2017年4月13日其作出的“钱是到我帐了，但老头说流转一下，所以汇到无锡，礼拜一提现给你”之自认以后退还的。2.一审判决对常州市司法局《关于投诉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及该所张健律师的答复函》(以下简称答复函）类别性质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顾名思义，该答复函就是相对于投诉的答复，类别属于信函性质，并非司法局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2）一审判决将该答复函作为据以判决的证据之一，实属独出心裁！（3）该答复函明确载明：“如投诉人认为张健侵占其调解款追究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赔偿责任，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黄雪勇提起本案返还原物诉讼，即是通过法律手段的途径获得司法救济。未想到，一审判决的这一司法救济竟然成为该答复函中有关“张健、真宏晨均对调解和支付130万元调解款予以否认”之叙述，实属如此“忠心”的转载“翻版”！3.一审判决对张健让黄雪勇在调解款130万元未到账前书写的两张收条（一张90万元，一张40万元）上所标明的“此条在款项到账后作为凭证”字样之意图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黄雪勇列举该证据的意图在于针对张健对黄雪勇作出的一系列“案外自认”，而进一步完善举证责任以达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依照法律规定，只有当“案内自认”才能免除黄雪勇的举证责任，对此，黄雪勇明白并于一审一再作出强调，而无需原判画蛇添足？！（2）“此条在款项到账后作为凭证”字样，双方既没有歧义，也没有争议。（3）至于该两张收条所书写的地点，亦没有任何意义，原判也无需大作“文章”？！4.一审判决对张健于2017年4月13日向黄雪勇发送其给王斌兴转账152万元的转账记录并回复“钱是到我帐了，但老头说流转一下，所以汇到无锡，礼拜一提现给你”。（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三自然段）之真实性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就其发送短信的相对人而言，张健向黄雪勇作出下列明确意思表示：A.应返还黄雪勇款项已到其账户；B.但需要先汇到无锡流转一下；C.礼拜一（经黄历查询：这里说的礼拜一为2017年4月17日，该短信发送时间为2017年4月13日，礼拜四）提现给黄雪勇。（2）就其短信有关“礼拜一提现给你”内容而言，张健对该短信发送对象错误的辩解，逻辑不通。A.如依张健辩解，该短信所涉款项152万元既然系另案仲裁调解款，但是该款152万元已于该短信发送的前三天由张健通过农业银行卡转账给了该仲裁申请人王斌兴，即转款152万元给王斌兴的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而张健向黄雪勇发送该短信的时间为2017年4月13日。显然，张健所发短信指向对象的唯一目标人只能是黄雪勇。B.既然152万元已经转给王斌兴，那么，即使所谓“礼拜一提现给你”也应由王斌兴提现，怎么也轮不上你张健能够提现呢？简直是天方夜谭！C.黄雪勇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241份》背景轨迹的前后衔接证据材料足以证实张健所谓短信对象发错了的辩解意见，实为谎言！（3）张健转款152万元给王斌兴的行为不能证明该款项来源于另案仲裁调解款，相反，只能证明张健将应返还黄雪勇的款项挪作他用。A.张健以152万元转账给王斌兴为由辩称该款来源于另案仲裁调解款，于情理不容。B.从张健提交的该农业银行卡流水对账单不难看出,该152万元系陈洁向其转存，而陈洁与该仲裁调解案件不具有任何关联性。C.张健提交的2015年-2019年农业银行卡流水对账单显示，自2016年1月19日始至2018年12月25日止，陈洁总共向张健转存款项28笔，合计2589000元。该数额接近张健代理黄雪勇“南京再审案”之诉讼标的300万元。D.张健抗辩的仲裁调解案发生在2017年3月29日（作出仲裁调解协议书之日），而陈洁向张健转存款项自2016年1月19日至2018年12月25日止，陈洁向张健转存款，应当排除与该仲裁调解款相关。E.从陈洁向张健转款共计2589000元总金额来看，也与该仲裁调解款152万元风马牛不相及！5.一审判决对张健于2018年9月9日向黄雪勇发送短信“关于黄雪勇和真宏晨协商调解130万元的事情，由张健负责在5日内解决”。（见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二自然段）之真实意思表示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从该短信意思表达的内容，不难看出，具有如下真实性:（1）黄雪勇向张健主张返还原物款项，为另案黄雪勇和真宏晨“案外和解”款项130万元的事实，绝不是空穴来风，否则，作为专职执业律师的张健，是不可能轻率作出如此明确的130万元，系“黄雪勇和真宏晨协商调解款项”之属性。（2）只有当返还原物款项到张健账后，该130万元的解决才能由张健负责返还。（3）自该自认作出之日起五日内，解决返还130万元。（4）进一步印证返还原物款项已到张健银行卡账户。6.一审判决对张健于2019年5月27日向黄雪勇出具一份保证：“保证在2019.5.27下午5点前解决真宏晨的案件调解余款问题。”（见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三自然段）之保证概念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显而易见，（1）张健确定了黄雪勇和真宏晨案外调解款项130万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在出具该《保证》书的当日下午五点前，应当解决真宏晨的案件调解余款。（3）这里所指的余款为该返还原物款130万元减去已返还14万元，余款为116万元。同时也印证前述张健所返还款14万元并非是其退还黄雪勇委托案件的相关费用，而是返还原物款130万元中的部分款项14万元。（4）该余款116万元由张健本人负责返还。三、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承办法官的认知上、以及法律文书的制作上，不仅存在错误，而且瑕疵众多，具体表现在：1.纵观一审判决书“经审理查明”、“另查明”、“再查明”等部分内容的字里行间，一审对任何所谓查明的事实，均无一给予确认之结论，都是按照“诉辩”双方各自主张全文照抄！实为“攒鸡毛，凑掸子”！2.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却作出令人不可理喻的逆向思维认知且违背逻辑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之认定，即一审判决对张健自认的上述“关于黄雪勇和真宏晨协商调解130万元的事情，由张健负责在5日内解决。”，以及“保证在2019.5.27下午5点前解决真宏晨的案件调解余款问题。”等作出“有违常理”的先入为主之认定，确有错误。理由是：（1）在黄雪勇原审提交的《原告证据目录》七组共计35份证据中就有张健向黄雪勇作出的17份自认和《保证》，以及在《原告补充证据材料241份》证据中，共有张健向黄雪勇作出的40份自认和保证，合计57份。（2）张健最核心的自认和保证证据就有四份:A、《原告证据目录》证据第16，张健自认：“钱是到我账了，但老头说流转一下，礼拜一提现给你。”（短信发送日期为：2017年4月13日15:54分）。B、《原告证据目录》证据第26，张健自认:“关于黄雪勇和真宏晨协商调解130万元的事情，由张健负责在5日内解决。”(短信发送日期为：2018年9月9日20:04分）。C、《原告证据目录》证据第31，张健自认作出的保证:“保证礼拜一会到账80万元。”（短信发送日期为：2017年8月12日21:11分）。D、《原告证据目录》证据第34，张健向黄雪勇出具《保证》书一份，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内容为：“保证在2019.5.27下午5点前解决真宏晨的案件调解余款问题。”。（3）本案原审经两次庭审质证，张健、常仁律所对黄雪勇提交《原告证据目录》（七组35份证据）、《原告补充证据材料241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4）张健向黄雪勇所作出的一系列自认和《保证》，均呈现出一个意思表示真实、具体、清楚、精确、连贯、并逐次递进明确的态势规律。（5）张健向黄雪勇所作出的一系列承诺与自认，均属于“案外自认”，但是，其该一系列“案外自认”和《保证》已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证据链，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6）依据2020年5月1日实施的新《证据规定》第三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作出的自认，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黄雪勇知晓并明白，张健的“案外自认”并非能够免除黄雪勇继续举证的责任。黄雪勇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即“案外自认规则”列举了上列总共276份证据，全面完成了黄雪勇的举证责任。（7）依法黄雪勇无须对张健收到该130万元再行举证证明，新《证据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而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即根据已知的张健作出的上述四份最核心自认和《保证》的事实，就不难推定出张健已收到该130万元的事实。（8）张健绝非是等闲之辈，不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作为执业近20年一名律师，他应该懂得，如果在没有收到真宏晨130万元前，他是不可能亲笔写出由自己承担解决返还原物余款之债的《保证》书来。反之，经适用逻辑推理，怎么也推不出！（9）张健作出的上述四份最核心自认和《保证》，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自己的该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法律后果，但其仍然积极地去作为，实施了该一系列而绝非是“一阵心血来潮”的自认和《保证》行为。故此，继续对张健收到该130万元举证证明，已成为不必要！（10）进一步而言，要想通过张健该银行卡转账流水对账单查明到，张健是否从真宏晨名下直接转账收到该130万元的事实，不但浪费诉讼成本和资源，而且在当前适用的民事诉讼手段下，则为不可能。因为：A.支付方式多种多样。真宏晨既可以采取现金支付方式，也可以通过银行转账向张健其他银行卡转账，还可以微信、支付宝、手机钱包，以及张健指定的银行卡或者是对公账户支付。B.委托他人转款支付或者指定他人收款。真宏晨还可以委托亲属或者他人向张健或者张健指定的收款人或者是对公账户收讫。（11）正是因为原判忽视当今社会金融支付方式手段繁多化，以及一味去追求令黄雪勇拿出真宏晨直接银行转账130万元至张健银行账户内这样一个直接证据，否则，一概不认的思维理念，从而表现出原判在认知上的简单、省心、省事、稚幼、惰性等鼻祖作怪，故不可能不作出之“陋作”？！（12）本案系并非常态化的普通民事案件，它不但内含具有社会潜规则的积弊，如暗箱操作、内外勾结、恶意串通、不一而足，而且还具有操作主体职业优势的特殊化。因此，审理和认定本案的事实，就不能按照常态化的认知规则予以进行，这就为本案承办法官适用自由心证、法律推定、证据规则等相结合据以认定案件的客观事实，提出了新的挑战！（13）随着上述说理、法律推定、张健自认和保证的亮相，那么，到底是原判作出有违常理的认定，还是张健作出有违常理上述一系列的自认和保证呢？则不言自明！3.原判决书打印存在诸多瑕疵，如应为“经”，错打印为“近”(原判决第6页正数第八行）；应为“究”，错打印为“加”（原判决第8页倒数第三行）等……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要求，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具备“诉辩”、“证据”、“事实”、“说理”等要素，显然，原判在对证据的确认以及说理等方面，不是理屈词穷，就是苍白无力！综上，张健、常仁律所应当承担继续返还原物余款116万元及利息的法律责任。值此，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但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而且认定事实确有错误。据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特提出上诉，请求依法裁判！并恳请二审承办法官紧紧围绕着：1.张健已返还14万元的属性；2.张健向黄雪勇作出的一系列自认和保证的法律效力，这两个最重中之重的焦点上来，予以审查。张健辩称，一、本案案由是返还原物纠纷，返还原物适用的前提是张健实际占有了黄雪勇的财产，只有实际占有了才负有返还的义务。返还请求权行使的时间是一年。经一审查明，张健从未与案外人真宏晨签订任何调解协议，也未收取真宏晨支付的任何款项。对此事实，首先，黄雪勇的举证中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明有调解协议的存在，或者说能够证明张健有收款的事实。其次，根据常州市司法局的调查，案外人真宏晨也明确表示未与张健签订任何调解协议，也没有支付任何款项。最后，黄雪勇在一审中为了证明张健与案外人真宏晨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收取了款项，提供了收条复印件两份，而在一审中，张健出示了两份收条的原件，然后退还给了黄雪勇。如果说张健收取了真宏晨的款项，这两份证据原件不可能还在张健的手里，也不会出现在一审中。综上，张健不具有向黄雪勇返还财产的基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黄雪勇的上诉请求。常仁律所辩称，本案的案由是返还原物纠纷，如前所述，返还原物是实际占有了才负有返还的义务。所以，在本案当中，常仁律所并非适格的被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黄雪勇的上诉请求。黄雪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健返还黄雪勇因另案民事诉讼“案外和解”而应得款项116万元以及该款自2017年4月13日起至该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2.常仁律所对张健所要归还的款项以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张健、常仁律所连带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雪勇与案外人真宏晨、常州华瑞橡胶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诉至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支付黄雪勇股权转让金300万元，该院于2011年8月18日作出（2011）武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黄雪勇的诉讼请求。后黄雪勇上诉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1年10月28日作出（2011）常商终字第5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黄雪勇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0日作出（2013）苏商申字第1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雪勇的再审申请。张健作为黄雪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上述案件的审理。在上述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张健共计收取了黄雪勇代理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等费用共计19万元。后张健分别于2017年3月30日、2017年4月21日、2017年5月8日、2017年5月27日、2017年6月9日通过微信、银行卡转账形式向黄雪勇转账共计90000元，黄雪勇从张健放在其处的建设银行卡中提取50000元，张健共计退还黄雪勇140000元。黄雪勇认为上述退还的140000元系张健退还的130万元调解款中的14万元。张健认为上述款项系退还的张健收取黄雪勇的代理费等费用。一审另查明：2019年12月30日，黄雪勇向常州市司法局投诉因张健私自收费未开具发票、违法收取其他费用，利用提供法律服务便利侵害委托人利益，要求张健、常仁律所赔偿经济损失。后该局经过调查核实，于2020年3月5日向黄雪勇出具答复函一份，该答复函第三部分载明：投诉人称张健与真宏晨方达成调解，张健收到了真宏晨方130万元调解款但并未支付给投诉人。张健、真宏晨均对调解和支付130万元调解款予以否认。目前无证据证实双方进行过调解，无证据证实张健侵占投诉人调解款。如投诉人认为张健侵占其调解款追究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赔偿责任，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一审再查明：黄雪勇为证明张健与案外人真宏晨方达成和解协议，且张健收取了该调解款13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黄雪勇与真宏晨等人股权转让案件再审期间的询问笔录（2013年6月18日），该询问笔录中载明：被申请人不同意和解，如果有和解意向，庭后再主持双方和解，如果和解不成，本案由合议庭评议后作出裁判。黄雪勇认为上述笔录就为和解留下了余地，张健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笔录中载明了真宏晨方不同意调解，如有调解意向，庭外再组织调解，如果和解不成，再进行裁决，不能达到黄雪勇的证明目的。黄雪勇为证明张健与案外人真宏晨方达成和解协议，且张健收取了该调解款13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收条复印件两份，分别为2016年8月5日黄雪勇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转来常州华瑞橡胶有限公司真宏晨补偿黄雪勇现金人民币玖拾万元正（900000）。2016年8月10日黄雪勇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转来常州华瑞橡胶有限公司真宏晨补偿黄雪勇现金人民币肆拾万元正（400000）。此条在款项到账后作为凭证。黄雪勇在庭审中陈述系张健告诉黄雪勇已经收到了130万元的调解款，让黄雪勇分两笔出具收条。张健对上述两份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并提交了上述两份收条原件，并表示确实是黄雪勇出具的，是黄雪勇要求调解以后来出具这个收条，收条上明确载明“此条在款项到账后作为凭证”，款项没到账不能作为凭证，这两张收条原件一直在其办公室并没有使用。黄雪勇为证明张健与案外人真宏晨方达成和解协议，且张健收取了该调解款130万元的事实，申请调取张健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8××××3470的银行交易明细（起止日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以及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6217××××7159的银行交易明细。张健提供了上述银行交易明细，通过上述银行交易明细，并无黄雪勇所陈述的130万元调解款的进账记录。黄雪勇为证明张健与案外人真宏晨达成和解协议，且张健收取了该调解款13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黄雪勇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10月21日止向张健催要款项的相关聊天记录。从上述聊天记录反映：张健于2017年4月13日向黄雪勇发送其向王斌兴转账152万元的转账记录并回复：钱是到我帐了，但老头说流转一下，所以汇到无锡，礼拜一提现给你。黄雪勇认为该证据结合其他聊天记录内容，足以说明张健已收到了调解款130万元并答应提现给黄雪勇。张健辩称聊天记录中所陈述的152万元系其代理的另外的案件中其代理方应当支付给王斌兴的补偿款，与黄雪勇无关,该聊天记录系发送错误，具体应当发给谁的记不清了，应当是发给王斌兴案件的当事人。为证明该事实，张健提供了无锡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3月29日出具的（2016）锡仲调字第801号调解书及相应的调解协议，该调解书中明确由被申请人无锡药明康德药业有限公司补偿150万元给申请人王斌兴，该款由无锡药明康德药业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10日前由代理人张健个人银行卡号向申请人王斌兴如下银行卡号代为支付上述款项：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分行西门支行，62xxxxx0，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20000元。黄雪勇提供的与张健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9日，张健向黄雪勇发送短信：关于黄雪勇和真宏晨协商调解130万的事情，由张健负责在5日内解决。黄雪勇认为该证据结合其他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真宏晨调解款130万元系张健自认的，由张健在5日内负责解决。张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黄雪勇一直希望张健与真宏晨调解，其也可以去帮黄雪勇调解，但并不表示其已拿到这笔钱需要在5日内把这个钱给黄雪勇。黄雪勇为证明张健与案外人真宏晨等达成调解协议，且张健收取了该调解款130万元的事实，提供了张健于2019年5月27日向其出具的保证一份，该保证载明：保证在2019.5.27下午5点前解决真宏晨的案件调解余款问题。张健对该保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黄雪勇去其办公室不肯走，考虑当时办公室有其他当事人在，才写了这份保证书，写保证书的目的是可以帮黄雪勇调解，但目前为止其并未收到该笔钱，也无义务向黄雪勇支付该笔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黄雪勇要求张健返还调解补偿款116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首先，黄雪勇主张返还财产请求权的基础事实应是张健收取了案外人真宏晨及常州华瑞橡胶有限公司的调解补偿款130万元，而张健拒不返还。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虽然张健在黄雪勇向其催要款项的过程中作出了“关于黄雪勇和真宏晨协商调解130万的事情，由张健负责在5日内解决”，“保证在2019年5月27日下午5点前解决真宏晨的案件调解余款问题”等有违常理的回复，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并未明确自认已收到了案外人的调解补偿款130万元的事实，故黄雪勇对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仍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黄雪勇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健与上述案外人之间存在所谓的调解协议，也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健实际已收取了调解协议约定的补偿款130万元，故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黄雪勇要求张健返还调解补偿款116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并要求常仁律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雪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30元，由黄雪勇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黄雪勇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的张健的相关银行账户明细，在张健系本案当事人且其可以取得上述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要求张健向相关银行调取后提交至法院，并无不可。二、本案中，根据黄雪勇起诉所述，其向张健主张返还的款项系真宏晨、华瑞公司向黄雪勇支付的调解或和解款项，然而，现并无证据证明真宏晨、华瑞公司已向张健支付了相应的调解或和解款项，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黄雪勇诉讼请求，并无不可。综上所述，上诉人黄雪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30元，由上诉人黄雪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庆审判员  是飞烨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