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7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伍明，男，195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街道）。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可俊，男，195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车驰，四川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住所地：四川省剑阁县普安镇工商银行三楼。负责人：安克青。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振华,四川智力（剑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伍明、唐可俊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以下简称智力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6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伍明、唐可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智力律所一审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双方就案涉代理费支付条件的真实约定是“收到案款后再支付”；智力律所为谋取高额代理费误导王伍明、唐可俊，致王伍明、唐可俊以为有超额收益；智力律所未提前告知王伍明、唐可俊即变更代理律师，侵犯了王伍明、唐可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智力律所指派的律师未向王伍明、唐可俊充分告知风险，未充分保障王伍明、唐可俊的合法权益。智力律所辩称，智力律所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王伍明、唐可俊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智力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伍明、唐可俊向智力律所连带支付律师费500000元及从2020年3月4日起至付清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5日，智力律所（乙方）与王伍明、唐可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武海明与中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安克清律师为一审代理人；根据双方协商及律师收费标准，甲方向乙方缴纳律师费50万元整，差旅费按实际发生额全部由甲方承担，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如中大公司按回购协议履行兑现支付290万元房价款，不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则全案律师费为30万元；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一审终结止，或约定事项办完止。2019年7月8日，王伍明、唐可俊为安克清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安克清作为上述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武海明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书签订当日，王伍明、唐可俊还签订了《委托代理（辩护）风险告知书》，该告知书告知有诉讼请求不当的风险、费用的风险、证据的风险、判决结果的风险等。2019年10月11日，智力律所（乙方）与王伍明、唐可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对2019年7月5日《委托代理合同》作修改补充约定：原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诉讼案件案由“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纠纷”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已经变更为“合同纠纷”；乙方指派的承办案件律师已经变更为“苟振华律师”；如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含被告中大公司已经交付原告的13套房屋及未交付的21套房屋问题，并且通过诉讼程序（判决或调解）解决，律师费金额仍为原合同约定的50万元；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该修改补充合同签订当日，王伍明、唐可俊为苟振华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苟振华为所诉融资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2020年3月11日，王伍明、唐可俊再次为苟振华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苟振华代为申请对所诉合同纠纷案件判决书的执行。一审另查明，2019年7月19日，太仆旗法院依据一房一案受理34件武海明诉中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该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对该34件案件作出判决书认为，“由于中大公司至今未取得案涉商品房的预售许可，故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经释明原告应按融资合同主张权利，但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10月12日，太仆旗法院受理王伍明、唐可俊、武海明（依职权追加）诉中大公司合同纠纷案；该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判决书认为，“对于原告向中大公司的融资，经结算王伍明、唐可俊委托武海明与中大公司签订34份《商品房预售协议书》，约定购房总价款648万元，但武海明并未实际交纳购房款，购房款来源于三原告的融资本金及利润，鉴于2016年7月6日中大公司向武海明交付13套房屋总价款2119936元，因中大公司手续不全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17年10月22日王伍明、唐可俊委托武海明与中大公司又签订协议书，约定中大公司以310万元价款向武海明回购16套住宅和5套商铺，中大公司已支付20万元，尚欠290万元，据此判决中大公司支付王伍明、唐可俊股金及利润290万元及自2017年10月22日始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上述判决书记载的原告方代理人均为智力律所的苟振华律师。一审还查明，2020年3月，智力律所向王伍明、唐可俊发出《缴纳律师费通知书》，要求王伍明、唐可俊按照所签《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约定支付律师费50万元。一审审理中，智力律所陈述称，2019年7月5日其接受委托时仅是听王伍明、唐可俊口头陈述案情，未曾提及到中大公司的资质资信，更未料到中大公司至今未取得开发建设资质；首次起诉开庭时王伍明、唐可俊作为证人到庭，审理中发现中大公司未取得开发建设资质，法院释明是否变更为按融资合同纠纷主张权利，经智力律所律师与王伍明、唐可俊充分沟通和告知风险后，王伍明、唐可俊认为自2012年后已涨价的34套房屋市场价值远超购房合同约定的价格，一心只要房，坚决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最终导致首次起诉败诉，责任不在智力律所律师；王伍明、唐可俊非常清楚当时情况，虽不能接受法院判决结果，但知晓上诉改判不太可能，遂继续委托智力律所律师以融资合同纠纷再行起诉，该案开庭时王伍明、唐可俊亦到庭，当庭接受中大公司已交付13套房屋冲抵2119936元的主张，也认可已收到中大公司支付的回购款20万元，故虽不认可武海明与中大公司签订的以310万元总价回购其余21套房屋的《回购协议》，但法院仍依据该协议约定作出判决，整个过程智力律所律师并无任何不当代理行为；智力律所在受托时应王伍明、唐可俊要求暂未收取律师费，并在合同中约定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支付，并未约定要在案件胜诉后或者王伍明、唐可俊拿到案款后再行支付，故案涉代理并非风险代理，仅是一般代理；2019年10月11日《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签订时王伍明、唐可俊已经知晓34套房屋无法办理产权，只能按购房价格主张融资本金及利润，也知晓中大公司的已付款情况、交房情况以及偿债能力，判决及执行结果已可作出预估，且王伍明、唐可俊作为从事商业经营多年的生意人，完全有能力充分理解合同约定内容，在此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仍确认律师费为50万元，不可能还会误解为是风险代理；智力律所律师两次受托跨省代理诉讼案件，五次往返太仆旗法院，每次耗时五、六天，行程两万多公里，约定50万元律师费应属合理，且案涉代理事项不属于政府指导价的收费范围，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王伍明、唐可俊未在成都就近聘请律师而选择委托智力律所指派律师代理，关键原因就是智力律所同意在判决后再行支付律师费，现智力律所已经完成诉讼代理事项，但王伍明、唐可俊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明显属于背信弃约。一审法院认为，智力律所与王伍明、唐可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由双方签名、捺印、盖章，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该合同约定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王伍明、唐可俊主张双方商定内容为50万元律师费应在拿到所诉案款后再行支付，与上述合同文字记载的约定内容不一致，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经庭审未见王伍明、唐可俊举出相关证据，应当自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签上述合同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智力律所指派律师为王伍明、唐可俊完成了以武海明作为智力律所提起的34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事宜，也完成了以王伍明、唐可俊作为智力律所提起的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事宜，虽然34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败诉，但双方此后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变更法律关系再次起诉解决纠纷的律师代理费仍为原约定的50万元，现所诉融资合同纠纷案件已由法院作出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智力律所诉请王伍明、唐可俊按约支付律师费50万元，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第四条“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的约定内容，予以支持；所诉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应从智力律所于2020年3月30日向一审法院办理预立案时起算支持。王伍明、唐可俊抗辩约定的50万元律师费明显过高有违公平，因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8］93号）规定，本案所涉代理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服务收费不属于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案件范围，而属于市场调节价的案件范围，双方经协商签订合同约定律师费为50万元，即应当诚信守约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故对于王伍明、唐可俊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伍明、唐可俊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智力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其中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以未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作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20年3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智力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王伍明、唐可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王伍明、唐可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伍明、唐可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机票订单（2019年7月10日）、《民事起诉状》，拟证明：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安克清与敬某一起到北京，由武海明（住在北京）负责接送至内蒙太仆寺旗了解案情，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以本案案外人武海明为原告，以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起诉要求交付房屋。安克清与敬某于2019年7月10日回成都。证据2.机票订单（2019年8月8日、2019年8月10日），拟证明：安克清代理的第一次诉讼的开庭时间为2019年8月9日，由于安克清之前了解案件，认为收不到律师费不愿意代理，临时将委托人变更为苟振华律师，敬某随同王伍明、唐可俊一同前往并参与了庭审过程。四人于2019年8月10日回蓉。证据3.机票订单(2019年10月11日)、(2019)内2527民初195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王伍明、唐可俊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20年1月3日。证据4.机票订单，拟证明重新起诉的案件于2020年1月3第2次开庭，苟振华、敬某与唐可俊、王伍明彤济前往，敬某全程参与了诉讼。证据5.敬某在“问政四川”网站的投诉记录，拟证明2020年3月敬某通过网站，投诉智力律所的相关记录，证人证言具有可信度。证据6.（2020）内2527执231-1号裁定书，拟证明人民法院并未执行到中大公司的财产，该案件已经终本，智力律所所要求王伍明、唐可俊支付代理费用不符合合同约定。证据7.（2019）内2527民初1952号判决书、笔录首页，拟证明即使双方约定诉讼完成即支付律师费用，但现在该委托代理事项仍未完全结束，故不具备支付条件。智力律所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双方经协商变更为苟振华律师代理该案，王伍明、唐可俊是同意了的，也出具了委托书。对于证据3，补充协议的真实签订时间是2020年1月，苟振华是在王伍明、唐可俊的同意下作为代理人的。对于证据4，敬某没有全程参与诉讼，敬某只是旁听人员。对于证据5，敬某投诉记录不能证明其证言具有可信度，不认可证明目的，因为敬某是王伍明的亲家。对于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于证据7，王伍明、唐可俊认为没有完全解决34套房屋的问题，但这不是智力律所造成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指出要完全解决34套房屋的问题，未完成的事项风险应当由王伍明、唐可俊自行承担。王伍明、唐可俊申请证人敬某出庭，拟证明：双方就案件代理费用的支付方式进行了口头约定，约定为收到案件款项后再支付代理费。智力律所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对案件的处理过程不了解，证人与王伍明是亲家关系，其陈述虚假。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为：认可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案涉争议无关，不能达到王伍明、唐可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证言的认定意见为：证人敬某仅有其单方陈述，无其它证据印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王伍明、唐可俊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20年1月。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商事纠纷，且有相应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调整。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王伍明、唐可俊是否应依约支付诉争的代理费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现评述如下。王伍明、唐可俊主张自己与智力律所口头约定，要收回案款后才支付代理费，智力律所擅自变更代理人，误导王伍明、唐可俊以为有高额收益且未充分保障王伍明、唐可俊的合法权益，代理事项并未结束，故自己不应付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其次，王伍明、唐可俊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收到案款后再支付”，却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也与双方签订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约定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第三，王伍明、唐可俊主张智力律所擅自变更代理人为苟振华，侵犯其知情权和选择权，但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中并未约定若变更代理人就不支付费用，且王伍明、唐可俊已在《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上签章，亦对苟振华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可见其认可由智力律所指派的苟振华代理其案件，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王伍明、唐可俊主张智力律所误导自己，以为有高额收益且未充分保障王伍明、唐可俊的合法权益，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委托代理过程中智力律所存在误导行为，及王伍明、唐可俊因该误导而做出错误决定，且王伍明、唐可俊作为案件当事人，自身应对案件本身的走向和结果有合理预判和认知。王伍明、唐可俊主张智力律所未充分保障其权益，却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亦不能证明智力律所在代理该案过程中存在相应的违法违规行为，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王伍明、唐可俊主张代理事项未结束，不应付费，但该融资合同纠纷案件已由法院作出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第四条“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的约定，王伍明、唐可俊的该项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伍明、唐可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伍明、唐可俊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袁晟翔审判员  聂彪峰审判员  罗 宇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王雨虹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74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伍明，男，195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街道）。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可俊，男，195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车驰，四川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住所地：四川省剑阁县普安镇工商银行三楼。负责人：安克青。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振华,四川智力（剑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伍明、唐可俊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以下简称智力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6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伍明、唐可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智力律所一审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双方就案涉代理费支付条件的真实约定是“收到案款后再支付”；智力律所为谋取高额代理费误导王伍明、唐可俊，致王伍明、唐可俊以为有超额收益；智力律所未提前告知王伍明、唐可俊即变更代理律师，侵犯了王伍明、唐可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智力律所指派的律师未向王伍明、唐可俊充分告知风险，未充分保障王伍明、唐可俊的合法权益。智力律所辩称，智力律所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王伍明、唐可俊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智力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伍明、唐可俊向智力律所连带支付律师费500000元及从2020年3月4日起至付清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5日，智力律所（乙方）与王伍明、唐可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武海明与中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安克清律师为一审代理人；根据双方协商及律师收费标准，甲方向乙方缴纳律师费50万元整，差旅费按实际发生额全部由甲方承担，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如中大公司按回购协议履行兑现支付290万元房价款，不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则全案律师费为30万元；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一审终结止，或约定事项办完止。2019年7月8日，王伍明、唐可俊为安克清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安克清作为上述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武海明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书签订当日，王伍明、唐可俊还签订了《委托代理（辩护）风险告知书》，该告知书告知有诉讼请求不当的风险、费用的风险、证据的风险、判决结果的风险等。2019年10月11日，智力律所（乙方）与王伍明、唐可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对2019年7月5日《委托代理合同》作修改补充约定：原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诉讼案件案由“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纠纷”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已经变更为“合同纠纷”；乙方指派的承办案件律师已经变更为“苟振华律师”；如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含被告中大公司已经交付原告的13套房屋及未交付的21套房屋问题，并且通过诉讼程序（判决或调解）解决，律师费金额仍为原合同约定的50万元；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该修改补充合同签订当日，王伍明、唐可俊为苟振华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苟振华为所诉融资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2020年3月11日，王伍明、唐可俊再次为苟振华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苟振华代为申请对所诉合同纠纷案件判决书的执行。一审另查明，2019年7月19日，太仆旗法院依据一房一案受理34件武海明诉中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该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对该34件案件作出判决书认为，“由于中大公司至今未取得案涉商品房的预售许可，故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经释明原告应按融资合同主张权利，但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10月12日，太仆旗法院受理王伍明、唐可俊、武海明（依职权追加）诉中大公司合同纠纷案；该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判决书认为，“对于原告向中大公司的融资，经结算王伍明、唐可俊委托武海明与中大公司签订34份《商品房预售协议书》，约定购房总价款648万元，但武海明并未实际交纳购房款，购房款来源于三原告的融资本金及利润，鉴于2016年7月6日中大公司向武海明交付13套房屋总价款2119936元，因中大公司手续不全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17年10月22日王伍明、唐可俊委托武海明与中大公司又签订协议书，约定中大公司以310万元价款向武海明回购16套住宅和5套商铺，中大公司已支付20万元，尚欠290万元，据此判决中大公司支付王伍明、唐可俊股金及利润290万元及自2017年10月22日始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上述判决书记载的原告方代理人均为智力律所的苟振华律师。一审还查明，2020年3月，智力律所向王伍明、唐可俊发出《缴纳律师费通知书》，要求王伍明、唐可俊按照所签《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约定支付律师费50万元。一审审理中，智力律所陈述称，2019年7月5日其接受委托时仅是听王伍明、唐可俊口头陈述案情，未曾提及到中大公司的资质资信，更未料到中大公司至今未取得开发建设资质；首次起诉开庭时王伍明、唐可俊作为证人到庭，审理中发现中大公司未取得开发建设资质，法院释明是否变更为按融资合同纠纷主张权利，经智力律所律师与王伍明、唐可俊充分沟通和告知风险后，王伍明、唐可俊认为自2012年后已涨价的34套房屋市场价值远超购房合同约定的价格，一心只要房，坚决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最终导致首次起诉败诉，责任不在智力律所律师；王伍明、唐可俊非常清楚当时情况，虽不能接受法院判决结果，但知晓上诉改判不太可能，遂继续委托智力律所律师以融资合同纠纷再行起诉，该案开庭时王伍明、唐可俊亦到庭，当庭接受中大公司已交付13套房屋冲抵2119936元的主张，也认可已收到中大公司支付的回购款20万元，故虽不认可武海明与中大公司签订的以310万元总价回购其余21套房屋的《回购协议》，但法院仍依据该协议约定作出判决，整个过程智力律所律师并无任何不当代理行为；智力律所在受托时应王伍明、唐可俊要求暂未收取律师费，并在合同中约定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支付，并未约定要在案件胜诉后或者王伍明、唐可俊拿到案款后再行支付，故案涉代理并非风险代理，仅是一般代理；2019年10月11日《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签订时王伍明、唐可俊已经知晓34套房屋无法办理产权，只能按购房价格主张融资本金及利润，也知晓中大公司的已付款情况、交房情况以及偿债能力，判决及执行结果已可作出预估，且王伍明、唐可俊作为从事商业经营多年的生意人，完全有能力充分理解合同约定内容，在此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仍确认律师费为50万元，不可能还会误解为是风险代理；智力律所律师两次受托跨省代理诉讼案件，五次往返太仆旗法院，每次耗时五、六天，行程两万多公里，约定50万元律师费应属合理，且案涉代理事项不属于政府指导价的收费范围，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王伍明、唐可俊未在成都就近聘请律师而选择委托智力律所指派律师代理，关键原因就是智力律所同意在判决后再行支付律师费，现智力律所已经完成诉讼代理事项，但王伍明、唐可俊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明显属于背信弃约。一审法院认为，智力律所与王伍明、唐可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由双方签名、捺印、盖章，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依照该合同约定主张权利和履行义务。王伍明、唐可俊主张双方商定内容为50万元律师费应在拿到所诉案款后再行支付，与上述合同文字记载的约定内容不一致，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经庭审未见王伍明、唐可俊举出相关证据，应当自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签上述合同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智力律所指派律师为王伍明、唐可俊完成了以武海明作为智力律所提起的34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事宜，也完成了以王伍明、唐可俊作为智力律所提起的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事宜，虽然34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败诉，但双方此后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变更法律关系再次起诉解决纠纷的律师代理费仍为原约定的50万元，现所诉融资合同纠纷案件已由法院作出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智力律所诉请王伍明、唐可俊按约支付律师费50万元，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第四条“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的约定内容，予以支持；所诉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应从智力律所于2020年3月30日向一审法院办理预立案时起算支持。王伍明、唐可俊抗辩约定的50万元律师费明显过高有违公平，因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8］93号）规定，本案所涉代理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服务收费不属于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案件范围，而属于市场调节价的案件范围，双方经协商签订合同约定律师费为50万元，即应当诚信守约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故对于王伍明、唐可俊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伍明、唐可俊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智力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其中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以未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作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从2020年3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智力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王伍明、唐可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王伍明、唐可俊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伍明、唐可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机票订单（2019年7月10日）、《民事起诉状》，拟证明：在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安克清与敬某一起到北京，由武海明（住在北京）负责接送至内蒙太仆寺旗了解案情，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以本案案外人武海明为原告，以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起诉要求交付房屋。安克清与敬某于2019年7月10日回成都。证据2.机票订单（2019年8月8日、2019年8月10日），拟证明：安克清代理的第一次诉讼的开庭时间为2019年8月9日，由于安克清之前了解案件，认为收不到律师费不愿意代理，临时将委托人变更为苟振华律师，敬某随同王伍明、唐可俊一同前往并参与了庭审过程。四人于2019年8月10日回蓉。证据3.机票订单(2019年10月11日)、(2019)内2527民初195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王伍明、唐可俊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20年1月3日。证据4.机票订单，拟证明重新起诉的案件于2020年1月3第2次开庭，苟振华、敬某与唐可俊、王伍明彤济前往，敬某全程参与了诉讼。证据5.敬某在“问政四川”网站的投诉记录，拟证明2020年3月敬某通过网站，投诉智力律所的相关记录，证人证言具有可信度。证据6.（2020）内2527执231-1号裁定书，拟证明人民法院并未执行到中大公司的财产，该案件已经终本，智力律所所要求王伍明、唐可俊支付代理费用不符合合同约定。证据7.（2019）内2527民初1952号判决书、笔录首页，拟证明即使双方约定诉讼完成即支付律师费用，但现在该委托代理事项仍未完全结束，故不具备支付条件。智力律所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双方经协商变更为苟振华律师代理该案，王伍明、唐可俊是同意了的，也出具了委托书。对于证据3，补充协议的真实签订时间是2020年1月，苟振华是在王伍明、唐可俊的同意下作为代理人的。对于证据4，敬某没有全程参与诉讼，敬某只是旁听人员。对于证据5，敬某投诉记录不能证明其证言具有可信度，不认可证明目的，因为敬某是王伍明的亲家。对于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于证据7，王伍明、唐可俊认为没有完全解决34套房屋的问题，但这不是智力律所造成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指出要完全解决34套房屋的问题，未完成的事项风险应当由王伍明、唐可俊自行承担。王伍明、唐可俊申请证人敬某出庭，拟证明：双方就案件代理费用的支付方式进行了口头约定，约定为收到案件款项后再支付代理费。智力律所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对案件的处理过程不了解，证人与王伍明是亲家关系，其陈述虚假。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为：认可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案涉争议无关，不能达到王伍明、唐可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证言的认定意见为：证人敬某仅有其单方陈述，无其它证据印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王伍明、唐可俊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20年1月。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商事纠纷，且有相应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调整。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王伍明、唐可俊是否应依约支付诉争的代理费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现评述如下。王伍明、唐可俊主张自己与智力律所口头约定，要收回案款后才支付代理费，智力律所擅自变更代理人，误导王伍明、唐可俊以为有高额收益且未充分保障王伍明、唐可俊的合法权益，代理事项并未结束，故自己不应付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其次，王伍明、唐可俊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收到案款后再支付”，却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也与双方签订的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约定不符，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第三，王伍明、唐可俊主张智力律所擅自变更代理人为苟振华，侵犯其知情权和选择权，但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中并未约定若变更代理人就不支付费用，且王伍明、唐可俊已在《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上签章，亦对苟振华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可见其认可由智力律所指派的苟振华代理其案件，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四，王伍明、唐可俊主张智力律所误导自己，以为有高额收益且未充分保障王伍明、唐可俊的合法权益，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委托代理过程中智力律所存在误导行为，及王伍明、唐可俊因该误导而做出错误决定，且王伍明、唐可俊作为案件当事人，自身应对案件本身的走向和结果有合理预判和认知。王伍明、唐可俊主张智力律所未充分保障其权益，却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亦不能证明智力律所在代理该案过程中存在相应的违法违规行为，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王伍明、唐可俊主张代理事项未结束，不应付费，但该融资合同纠纷案件已由法院作出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律师费在一审判决后一次性付清”和《委托代理合同（修改补充）》第四条“被修改补充合同对原《委托代理合同》未作修改的，仍按原合同执行”的约定，王伍明、唐可俊的该项主张缺乏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伍明、唐可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伍明、唐可俊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袁晟翔审判员  聂彪峰审判员  罗 宇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王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