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44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包装纸厂，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藏家屯迎济桥西邻。法定代表人：刘洪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工业用呢厂，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116号2楼。法定代表人：索洪军，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云，女，1967年11月28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恒，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5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恒、刘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1.原审认定济南市包装纸厂欠付货款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中被上诉人虽然提交了发货单、包裹单、对帐函、发票，但发货单上并无上诉人的名称，而是“济南包装纸厂”，众所周知，济南的包装纸厂有好多家，且发货单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不能排除被上诉人向济南的其他包装纸厂发货的可能性。其次，包裹单中也无上诉人的公章或工作人员的签字，如果是货物发给上诉人，上诉人在收取包裹单时应当盖章或签字确认之后才能领取，而包裹单中无上诉人的任何信息，上诉人也未收到货物。虽然包裹单是通过第三方发送，但信息是被上诉人向第三方提供，不能排除被上诉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再次，原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对帐函上诉人并未收到，退一步讲，假如说被上诉人的确邮寄了，对帐函中的数额也不是确定的，对帐函毕竟不是结算单，在双方未结算的情况下数额是不能确定的，且上诉人在对帐函中也表述：其中已开发票“37218.36元，请贵公司接函后核对”，这说明37218.36元的数额并不确定，在原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交的4张发票数额是109448.86元，发票中也无37218.36元数额的发票。最后，虽然被上诉人提交的发票中有上诉人的名称，但并无被上诉人所说的37218.36元的发票，4张发票数额也与本案的数额不相符。假如说被上诉人提交的发票真实，也应该先由双方结算后才能确定具体数额，而不是仅凭被上诉人单方说的数额为准。显然，原审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37218.36元无事实依据。2.原审认定“上诉人与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之间有关联关系，并以被上诉人与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期限作为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期限”是错误的。上诉人与泰安中泰纸业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一、济南市包装纸厂与中泰公司性质不同，济南市包装纸厂系集体企业，而泰安中泰纸业系小微企业；二、双方的股东不同，包装纸厂的股东是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成大社区居民委员会，而泰安中泰的股东是个人；三、经营范围及管理人员也各自独立，双方并无关联关系。2018年7月1日案件是被上诉人与泰安中泰之间的纠纷，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被上诉人提交的发票中最晚的一份时间是2011年6月1日，而在2011年6月1日之后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被上诉人称2018年8月20日向上诉人邮寄对帐函，上诉人未收到过，如果上诉人确实欠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不可能9年都不主张，故本案早在2013年6月2日就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即使按照新《民法典》第188条对诉讼时效的规定，2014年6月2日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此，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与泰安中泰2018年7月1日的庭审时间为作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时间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济南市包装纸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货款及利息，并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公告费，适用法律错误。2020年2月份，上诉人的代理人因本案与原审法院联系过，法院也曾主持调解，说明原审法院知道上诉人能够收到法律文书，无须公告送达，而原审法院却仍向上诉人以公告方式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增加了诉讼成本。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辩称：一、上诉人主张济南的包装纸厂有好多家，上诉人有可能向其他家发货，经答辩人查询，名称为济南市包装纸厂的企业仅有上诉人一家，即使模糊搜索济南包装纸厂对应的企业也仅有上诉人一家，因此不存在混淆可能。二、答辩人提供的包裹单中无上诉人签字是符合交易流程的。答辩人通过物流发货后，包括单是在发货时由物流公司开具，并在答辩人所在地交给答辩人的，不应有上诉人的签字或盖章。另，针对包裹单对应的货物，上诉人已经部分支付了货款，现否认收到货物，显然表述是虚假的。三、上诉人认为对账函未收到，且金额是不确定的，主张不能成立。答辩人在一审中并非仅向法院提交该一份证明欠款金额的证据，另有发货单、财务记账凭证等予以佐证。足以证明答辩人向其催要欠款的时点及具体欠款金额。四、上诉人主张开票金额与欠款金额不一致，恰恰证明了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和交易实际情况。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实际为先行供货，随后阶段性货款结算，该结算并非与发票金额对应，而是按照双方实际情况阶段性结算。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与实际情况相符。二、本案未超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诉称其与泰安中泰置业有限公司并无关联关系，与事实不符。泰安中泰公司并非上诉人所述的股东为个人，其股东为山东天阳纸业有限公司，而天阳纸业及泰安中泰公司与上诉人均存在业务混同及高管任职重叠，实际为关联企业。答辩人在实际与泰安中泰的诉讼中，知悉上诉人尚欠答辩人的货款未结清。至此时点，答辩人实际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按照《民法典》第188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故本案纠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纠纷系买卖合同纠纷，答辩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函（含邮寄证明）、发货单、包裹单、上诉人付款记录等，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及实际供货的证据，并结合上述证据提交了原始记账凭证予以佐证欠款金额。上述证据形成了较完备的证据链条。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采信关联证据，作出了与真实事实相符的事实认定，依法应予维持。徐州工业用呢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济南市包装纸厂支付货款37218.36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济南市包装纸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05年始，徐州工业用呢厂为济南市包装纸厂供给毛布等造纸原料。2005年6月23日，济南市包装纸厂向徐州工业用呢厂出具《关于徐州毛布质量问题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厂于2005年3月16日试用徐州工业用呢厂毛布一床（毯号：20501262，规格3.1×11.6×44.2KG）在用到第8天时发现操作侧40公分处有一块大约4㎡的面积不脱水，造成纸压花断头，致使毛布无法使用而下机，给我厂造成较大损失，经双方协商，该条毛布不予付款”。根据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供的证据，在2008年11月24日，徐州工业用呢厂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发货80.6KG，2009年1月6日，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发货455.8KG，2011年5月30日，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发货4件，徐州工业用呢厂先后多次通过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寄送了毛布包裹。自2005年始，济南市包装纸厂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货款，前后累计付款244072.04元，徐州工业用呢厂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出具了多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徐州工业用呢厂所制作应收账款明细表，截止起诉前，济南市包装纸厂尚欠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37218.36元。2018年8月20日，徐州工业用呢厂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寄送《对账函》一份，内容为：“截止2018年7月30日，我单位账面显示贵公司尚欠我单位货款共计37218.36元，其中已开票37218.36元，未开票0元。请贵公司接函后核对，并请贵公司尽快安排还款事宜”，徐州工业用呢厂通过EMS向济南市包装纸厂住所地寄送了《对账函》，邮件显示因地址不详被退回。一审法院另查明，山东天阳纸业有限公司、山东洪基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济南市包装纸厂法定代表人同为刘洪奎，刘洪奎同时是山东天阳纸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为法人独资有限公司，法人股东为山东天阳纸业有限公司，山东天阳纸业有限公司为法人独资公司，独资法人股东为山东洪基控股有限公司。徐州工业用呢厂与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2018年6月25日，徐州工业用呢厂将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给付货款104848.50元、违约金7486.50元、赔偿损失3465.50元，该案最终调解结案。2011年11月5日，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用银行承兑汇票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货款50000元，徐州工业用呢厂向该公司出具了收据。但徐州工业用呢厂称，因业务混同及各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徐州工业用呢厂认为该笔货款是用以支付本案济南市包装纸厂欠付货款，在该案中由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作为支付货款证据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在案件调解过程中，徐州工业用呢厂确认该笔货款用以清偿徐州工业用呢厂与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经徐州工业用呢厂核算，在除去该承兑汇票所支付货款之后，本案济南市包装纸厂尚欠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37218.36元。此外，徐州工业用呢厂在本次诉讼之前，曾于2019年8月15日将济南市包装纸厂起诉至一审法院，后又自愿撤诉。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时，应根据一方所提供的销货单、供货单、送货记录等单据，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予以确定。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济南市包装纸厂是否拖欠徐州工业用呢厂诉请的货款未付；徐州工业用呢厂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利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徐州工业用呢厂在本案中主张的违约责任是否有依据。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及欠付货款数额的认定问题。对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证据主张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其他证据，对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进行认定。就本案而言，结合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交了发货单据及包裹单，此单据虽由徐州工业用呢厂填写制作，但其能够证明货物已交付承运人及相应的发货量及发货次数，初步证明出卖方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其次，济南市包装纸厂在2005年向徐州工业用呢厂出具了《关于徐州毛布质量问题说明》，该说明中载明了货物出卖人为徐州工业用呢厂，因货物质量问题，双方通过协商方式确定了免除济南市包装纸厂支付价金的协议内容。再次，根据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供的证据，济南市包装纸厂在2005至2011年间，多次向徐州工业用呢厂累计支付货款244072.04元，该事实有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供的济南市包装纸厂用以支付货款的银行承兑汇票、汇款记录凭证予以佐证。最后，因徐州工业用呢厂向济南市包装纸厂供给货物连续不间断性，双方之间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无法明确某时间段内的货物数量及应付款项，但双方形成了徐州工业用呢厂先行供货，阶段性进行货款结算及由徐州工业用呢厂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交易惯例，此交易惯例亦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结合以上分析，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供的书证虽没有济南市包装纸厂盖章确认，但能够认定徐州工业用呢厂作为出卖方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主合同义务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附随义务，济南市包装纸厂亦存在给付徐州工业用呢厂货款的事实，故而能够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对于诉请货款数额的认定。在双方之间已确立合法有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对于欠付货款的事实举证责任在出卖方即徐州工业用呢厂。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徐州工业用呢厂作为出卖人以交付承运人的方式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在2005年至2011年的时间段内，徐州工业用呢厂有向济南市包装纸厂发货及济南市包装纸厂给付货款的事实发生，但双方并未以书面形式对债权债务数额予以确认。徐州工业用呢厂根据本方的发货记录及济南市包装纸厂的货款支付记录，制作了应付款项明细表，该表虽由徐州工业用呢厂单方制作，但该表载明了买卖关系发生的时间节点、货款金额、济南市包装纸厂付款的具体时间，结合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供的发货、寄送货物单据及济南市包装纸厂的付款凭证，能够证明济南市包装纸厂欠付货款的事实。现徐州工业用呢厂以本方核算单据已初步证明了欠付货款37218.36元，如济南市包装纸厂对该诉请数额有异议，应提交本方实收货物单据及已结清货款的事实证据予以反证，而不能仅以货物的寄送无法证明已为济南市包装纸厂接收及徐州工业用呢厂已开具增值税发票来否认欠付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徐州工业用呢厂诉请的欠付货款37218.36元予以确认。二、关于济南市包装纸厂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使怠于行使权利的主体产生无法获得司法救济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济南市包装纸厂与案外人山东天阳纸业有限公司、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的混同及公司高管任职的重叠，因业务的混同及公司之间的关联性，在徐州工业用呢厂与济南市包装纸厂的业务往来中，双方并未约定货款支付的时间，双方按照交易惯例只是进行阶段性的货款结算，并未据实核对账目。在徐州工业用呢厂与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徐州工业用呢厂与该公司所确认的事实，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所为之给付款项因徐州工业用呢厂的误解而被记入了济南市包装纸厂已付账目中，徐州工业用呢厂自此才已知晓其与济南市包装纸厂之间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此时间节点应为徐州工业用呢厂知晓自己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时间节点，而该案庭审是在2018年7月11日，以此时间点进行计算，本案并未超诉讼时效。此外，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督促权利主体积极行使本方权利，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不予行使权利的，法律赋予了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的时效抗辩权。但从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在徐州工业用呢厂与济南市包装纸厂及关联公司存在债务纠纷时，徐州工业用呢厂以寄送对账函、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济南市包装纸厂履行本方义务，且徐州工业用呢厂又前往济南市包装纸厂经营地址进行账目核对，在此过程中徐州工业用呢厂积极主张本方权利，并未处于怠于行使权利的休眠状态，故一审法院对于济南市包装纸厂抗辩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三、关于徐州工业用呢厂在本案中主张的违约责任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双方并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亦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现徐州工业用呢厂以知晓明确债权数额时间为起算点，要求济南市包装纸厂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统一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故徐州工业用呢厂主张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在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现有法律规定确定的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另外，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因无法将开庭传票及诉状等材料有效送达济南市包装纸厂，所采取公告送达方式，由徐州工业用呢厂预交的公告费用230元，系徐州工业用呢厂为实现债权的合理支出，此费用应由济南市包装纸厂负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济南市包装纸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货款37218.36元及利息（以37218.36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37218.36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二、济南市包装纸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公告费23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814元，由济南市包装纸厂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提交企查查平台查询记录两张，被上诉人分别以“济南市包装纸厂”及“济南包装纸厂”在企查查平台以精准查询和模糊查询两种方式查询，结果均显示对应的企业仅有上诉人一家，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发货单及包裹单上的收货人名称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能否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证。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时，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部分证据，为便于下文说理，本院分组陈述。第一组：2008年11月24日发货单，载明收货单位“济南包装纸厂”，发货数量80.6kg；2008年11月24日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包裹单，载明收货单位“济南包装纸厂”，承运重量80kg；2009年1月6日发货单，载明收货单位“济南包装纸厂”，发货数量455.8kg；2009年1月4日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包裹单，载明收货单位“济南包装纸厂”，承运重量455kg；2009年1月4日发票两张，载明购货单位“济南市包装纸厂”，合计数量536.4kg，合计金额64924元；2009年4月10日被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向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汇款50000元凭证。第二组：2009年9月25日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包裹单，载明收货单位“济南市包装纸厂”，承运重量177kg；2009年9月25日发票，载明购货单位“济南市包装纸厂”，数量177.6kg，金额22732.8元；2009年11月16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据及相应承兑汇票复印件，金额22570.84元。第三组：2011年5月30日发货单，载明收货单位“济南包装纸厂”，发货数量181.6kg；2011年5月31日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包裹单，载明收货单位“济南市包装纸厂”，承运重量180kg；2011年6月1日发票，载明购货单位“济南市包装纸厂”，数量181.6kg，金额21792元。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上诉人是否欠付货款问题。根据如上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发货单、包裹单、发票等证据载明的供货数量、金额相互对应，虽然部分发货单、包裹单中载明收货单位为“济南包装纸厂”，但在相应发货64924元、22732.8元之后，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分别于2009年4月10日、2009年11月16日向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50000元、22570.84元。在上诉人未对其付款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可以确认上诉人已收到相应货物。双方当事人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结合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企查查平台查询记录，上诉人以“济南包装纸厂”“济南市包装纸厂”可能存在多家企业及发货单、包裹单上无上诉人签章等为由，对货物实际交付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在无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提交的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包裹单可以作为交付货物的有效凭据。在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已提出对账，并明确双方之间的货物交付、货款支付具体时间、金额等情况下，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应积极查询己方收货、付款情况，如存在争议应予以详细对账核实，而非本案中一味的以上述理由进行抗辩，上诉人的该种行为有违诚信。鉴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发货单、包裹单、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相互对应，发票中载明的货物单价并无明显差距，本院对该些证据予以确认。对被上诉人详细列明双方供货付款情形后得出的最后差额37218.36元，在上诉人未提交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应向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支付货款37218.36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与案外人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此前将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的一笔5万元付款算作上诉人付款。在被上诉人与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提出异议，被上诉人遂在该案件中作出确认，认定该笔款项为泰安中泰纸业有限公司的付款。后再经核实确认上诉人存在欠付款，故此时才应视为被上诉人知道其权益受侵害，其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该案庭审时间为2018年7月11日，至被上诉人徐州工业用呢厂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公告送达问题。2020年10月15日，一审法院按照上诉人注册登记住所通过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被退回。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再次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向上诉人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因上诉人一审败诉，一审法院判定公告费由上诉人负担，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4元，由上诉人济南市包装纸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宏审判员 冯昭玖审判员 徐海青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