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3民终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欢欢，男，汉族，1984年9月5日出生，现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翟菲，女，汉族，1955年4月28日出生，现住阳泉市城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杰，阳泉市城区利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余积粮沟如家颐养院。        法定代表人：赵彦红，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勇，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勇，男，如家颐养院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振波，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峰，山西硕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赵彦红，女，汉族，1963年5月3日出生，现住阳泉市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勇，山西新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欢欢、翟菲因与被上诉人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余积粮沟如家颐养院（以下简称如家颐养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原审被告赵彦红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302民初2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欢欢、翟菲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杰，被上诉人如家颐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勇、吴立勇，被上诉人平安财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峰，原审被告赵彦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晓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翟菲、刘欢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包括刘某某第一次离开颐养院时的状况、入住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时间；2．刘某某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中记载死亡是“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这只是死亡的结果，而不是死亡的原因；3．案涉的《补充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4．刘某某的死亡系第二次入住颐养院后，颐养院没有尽到合理的医疗护理服务义务，导致压疮的产生，继而导致重度感染并发症，最终导致死亡；5．程序违法，应当进行司法鉴定。        被上诉人如家颐养院辩称，1．客观原因，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进行司法鉴定；2．2020年1月23日，刘某某离开我院时并没有摔伤和骨折，一审时我们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实；3．颐养院每天收取的服务费不足60元，我们的义务就是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和饮食。如果涉及老人疾病，按照双方的协议，我们要履行的是通知义务；4．2020年2月13日入院，到2月15日我院工作人员就和老人的亲属进行了沟通，此时刘运生的褥疮已经非常严重，治疗褥疮用药等都是刘某某一方进行的；5．刘某某死亡时间、地点都不在我院。        平安财险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我方承保的是平安养老机构责任险，赔偿的是在养老机构内发生的伤残死亡事故，而本案的死亡以及褥疮等均不在养老机构内，不属于我们的赔偿范围；2．我方赔偿的前提是养老机构有责任，而通过本案一审二审，我们认为养老机构没有责任；3．保险的险种有限额。        原审被告赵彦红辩称，虽然是养老院的法定代表人，但当时是养老院工作人员，因为是职务行为，所以不应当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翟菲与死者刘某某系夫妻关系，原告刘欢欢与死者刘某某系父子关系。2019年10月9日，原告翟菲与被告如家颐养院签订《协议》，原告翟菲为丈夫刘某某在被告如家颐养院办理入院养老的事项，约定由被告如家颐养院照顾刘某某的生活起居，并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由于刘某某本人年龄偏高，属高危人群，且年老体弱，院方又不能控制其行动，极容易造成摔伤、碰伤、骨折等意外问题。鉴于以上情况，如因本人造成的摔伤、碰伤、骨折等意外问题，院方概不负责，由乙方（刘运生）全部承担。”2020年1月23日，刘某某被送往阳煤集团总医院治疗，于2020年2月12日出院，被诊断为股骨粗隆间骨折、脑梗死后遗症。原告称刘某某是2020年1月23日离开颐养院的，被告如家颐养院在庭审中辩称死者是在2020年1月22日下午离院的，离院时身体没有不适，依据《协议》第十五条的约定“乙方出院如有异议，当面说清，出院后如有任何事情和甲方无关”，刘某某第一次离院时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刘某某第一次治疗结束后，于2020年2月13日第二次入住被告如家颐养院，二原告称刘某某于2020年2月16日出现褥疮，但原告刘欢欢与被告如家颐养院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中显示，2020年2月15日，刘某某的褥疮已经很严重了，原告该陈述前后相互矛盾。后刘某某又于2020年3月27日被送往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于2020年4月26日死亡，出院主要诊断为：呼吸衰竭。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于2020年4月27日为死者刘某某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呼吸衰竭、循环衰竭”。二原告认为刘运生死亡系被告如家颐养院存在过错，双方协商未果，故起诉要求赔偿各项费用损失。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刘运生死亡的相关联疾病参与度及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因被告不同意鉴定，且死亡证明书中注明死亡原因系呼吸衰竭、循环衰竭，又无法进行尸检而无法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刘运生在如家颐养院养老，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如家颐养院履行了照顾刘运生生活起居及刘运生生病时通知家属的义务。刘运生于2019年10月9日入住时，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由于刘运生本人年龄偏高，属高危人群，且年老体弱，院方又不能控制其行动，极容易造成摔伤、碰伤、骨折等意外问题。鉴于以上情况，如因本人造成的摔伤、碰伤、骨折等意外问题，院方概不负责，由乙方（刘运生）全部承担。”，原告翟菲作为家属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故二原告对刘运生入颐养院时的身体情况是明知的，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刘运生第一次住进医院时即使有摔伤的情形，被告如家颐养院亦不负责任，且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呼吸衰竭、循环衰竭”，故刘运生死亡是由于自身机体无法维持正常工作导致器官衰竭造成的。原告认为刘运生的褥疮亦是导致其死亡的间接原因，但依据原、被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证实及结合常理认为刘运生第二次入颐养院时就已经发生褥疮并逐步恶化，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亦未再提供其他有力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故死者刘运生的死亡无法归结于被告如家颐养院，故对二原告的诉求应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翟菲与如家颐养院签订《协议》，后又签订《补充协议》。翟菲为丈夫刘运生在如家颐养院办理入院养老的相关事项，约定由如家颐养院照料刘运生的日常生活起居，提供相应标准的养老服务，刘运生的家属按约定支付护理费用，双方形成了养老服务合同关系。本案焦点为如家颐养院履行养老服务合同的行为与刘运生的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二上诉人主张刘运生的死亡系被上诉人如家颐养院在服务过程中存在过错，不严格遵循养老机构护理服务标准要求，随意束缚刘运生导致其重发褥疮造成。本案查明的事实有，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出对刘运生死亡的相关联疾病参与度及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但刘运生死亡时正处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上诉人并未保存尸体，而是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及时予以火化；2020年2月27日，刘运生入住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2020年4月26日死亡。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该院死亡记录记载：初步考虑患者死因呼吸衰竭、循环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结合上述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运生的死亡与如家颐养院的服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案系养老服务引起，老年人如何安度晚年，和每一个亲属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本诉也可以看出，养老机构对于服务对象应该提供更加精细化的生活服务，满足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应该虚心听取家属们的意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真正实现养老机构“老有所养”的宗旨，避免纠纷的发生。        综上所述，刘欢欢、翟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24元，由上诉人刘欢欢、翟菲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严旻审判员    谷守乾审判员    陈亮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霍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