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9民终1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文辉，男，198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盛，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国昌，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梅，女，197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军昌，男，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凤志，女，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兰霞，女，196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辉乾，男，198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辉伟，男，198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辉俊，男，199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述八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八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红，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钟林彬，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弘，广东普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桂光，男，193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由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推荐。上诉人钟文辉因与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及原审被告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山背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20）粤0982民初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邱秀珍在上诉期间于2020年9月9日死亡，其丈夫钟德春及女儿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向本院提交声明书，声明“自愿放弃对邱秀珍生前所有拥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不参加本案诉讼”。上诉人钟文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盛，八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吴丹红，原审被告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文辉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20）粤0982民初58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钟国昌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错误，本案中，钟国昌等人不具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1.钟志文（邱秀珍的家公）在1994年死亡后，邱秀珍、钟军昌、钟国昌、钟胜昌等已转为非农户口，已经将其家庭承包的土地交回村集体，其家庭不再承包村集体土地，没有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故钟国昌等人不具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1982年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等尚未出生，其不可能享有承包经营权，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二、钟志文家庭已经将其在1982年承包的土地交回村集体，一审判决认定钟志文家庭仍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主体，明显不当。1.如前所述，钟志文（邱秀珍的家公）在1994年死亡后，邱秀珍、钟军昌、钟国昌、钟胜昌等人已没有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2.钟文辉是因为钟志文家庭在1994年左右将其在1982年承包的土地交回村集体，村集体以及政府请求钟文辉家庭承包部分土地经营，由钟文辉家庭缴纳相关公粮、税费等，可见钟志文家庭已经丧失了承包经营权。三、一审判决认定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或调整，认定事实不清。1.钟文辉承包的土地是村集体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发包的土地，从钟文辉与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证实，村集体没有进行大规模调整，而不能推定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或调整。2.没有证据证明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各户的承包地与1982年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承包经营的土地完全一致，一审判决认定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或调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返还的土地是钟志文家庭在1982年承包（或1998年承包）的土地。1.没有登记造册资料显示钟志文家庭1982年承包（或1998年承包）土地的范围、四至、地块面积等。2.没有证据显示一审判决返还的土地与1982年承包（或1998年承包）的土地相吻合。3.钟国昌等人提供的所谓证明是没有登记造册资料佐证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其提供的所谓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也没有相关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是否存在相关证人、是否证人证实意思表示等均无法证实。因此，一审判决采纳的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具证明力。4.根据出庭的社长钟桂光在庭审中的陈述证实：钟国昌等人出具的证明的地块、位置、面积是没有经过现场核实、丈量的。钟国昌等人提供的证明不具真实性。五、一审判决确认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部分内容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是承续了2003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在2003年承包合同的基础上进行了家庭内部的调整，在2003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依然有效的前提下，一审判决确认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部分内容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如前所述，钟国昌等人对涉案土地没有承包经营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诉请的土地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项下土地相吻合，一审判决返还判项下土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而判决钟文辉返还土地给钟国昌等人，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的合同相对人是山背经济合作社，一审判决返还土地给钟国昌等人严重错误。七、本案中，一审判决钟文辉返还的土地从1994年开始一直都是由钟文辉缴纳公粮和各种税费等，即一直由钟文辉履行相应的义务，钟国昌等人没有履行相应义务。一审判决罔顾钟文辉履行义务的事实，判决确认合同无效并判决钟文辉返还土地，等同于钟国昌等人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赋予其承包经营权，从而剥夺钟文辉的承包经营权，严重违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严重违反公平原则。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辩称：一、钟国昌等人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1.1982年，钟国昌等人所在的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钟国昌等人是以祖父钟志文为户主参与承包，共承包地7.44亩（水田6.18亩，坡地1.26亩）。当时参与承包的家庭成员为：钟志文、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钟洪辉（又名钟鸿辉）、钟建辉，共7口人。因此，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是直接的承包人，与争议的承包地存在利害关系。邱兰霞与钟胜昌1987年结婚为夫妻，生育了儿子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根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以户为单位，增人不增地的政策，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是在第一轮承包后增加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分得承包地，但作为钟志文户的家庭成员仍是共同享有本户7.44亩承包地权利的，且作为钟胜昌的继承人，有权继承钟胜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即与争议的承包地存在利害关系。再说，吴凤志与钟军昌1994年1月13日结婚为夫妻，陈梅与钟国昌1995年2月6日结婚为夫妻，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规定，与争议地存在利害关系。2.钟国昌等人的承包地7.44亩，包括涉案争议的0.31亩地名为木皮塘的承包地，实际是1994年交由钟文辉的祖父钟法玉户代耕代缴农业税的，土地的经营权没有发生转移，一直为钟国昌等人所有。3.根据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201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四母子虽然1991年转为非农户口，但户口是迁出不设区的化州县（市）官桥镇，而不是设区的市，不存在应当交回或收回承地的情形，而且村集体也从没收回钟国昌户的承包地。因此，涉案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一直没有变化，仍为钟国昌等人所有。因此，钟国昌等人与本案争议地存在有利害关系，作为共同原告起诉，主体适格。二、钟国昌等人的承包地实际是从1994年起交由钟文辉的祖父钟法玉代耕代缴农业税，不存在村集体收回或调整给钟文辉的事实。从1993年、1994年、2003年的《农业税征收清册、年终决算表》清楚可见，直至2004年取消农业税时止，钟志文户仍属土地承包、纳税的主体，以钟志文为户主的承包关系一直没有改变。重要的是，1994年的《农业税征收清册、年终决算表》中钟志文栏清楚注明“志文的农田由法玉代耕并交粮”，足以说明钟法玉自1994年以来占有耕种钟国昌等人的7.44亩土地是“代耕”。后来，钟法玉将部分土地分给其儿子耕种，并没有告知钟国昌等人，钟文辉是钟法玉的孙子（刘玉辉的儿子，刘玉辉是钟法玉的儿媳），从而占有钟国昌等人的涉案土地。钟文辉上诉称钟国昌等人已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村集体调整给钟法玉承包，没有事实依据。对此，山背经济合作社一审陈述及诉前出具的证明材料亦已证实。三、一审认为钟志文户在1982年依法分配的承包土地7.44亩经营权没有改变的事实清楚。国家1998年在第一轮15年承包期的基础上延长30年承包期（常称“第二轮承包”），这是在不改变原承包地的经营权基础上延长到2028年底的。山背经济合作社也明确表明，村集体在第二轮承包时并没有重新调整农户的承包地，仍是按各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面积保持不变延长30年。因此，钟国昌等人在1982年第一轮承包时拥有7.4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第二轮延长承包时，自然也是延长这7.4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0年的，不受1994年交由钟法玉代耕而限制，承包经营权仍为钟国昌等人家庭所有。四、一审判决认定钟文辉与山背经济合作社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木皮塘0.31亩的内容约定无效，理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争议的0.31亩木皮塘承包地是属于钟志文户1982年分得承包土地7.44亩的一块，因1994年交由钟法玉户代耕后，钟法玉又内部分给其儿媳刘玉辉（钟文辉的母亲）耕种，继而钟文辉在2017年10月17日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该地调整承包给钟文辉经营。根据201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原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之规定，在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仍为钟国昌等人的情况下，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承包合同，将争议地承包给钟文辉经营，明显属于承包期间收回承包地的行为，是违反上述规定的。根据法释﹝2005﹞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一审认定涉案的承包合同无效是正确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在一审庭审明确表示，其没有在2017年10月17日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签名、盖章，合同未成立。该承包合同是钟文辉通过村委会主任以权谋私，利用向钟桂光收回本社的公章之便，假冒钟桂光的签名签订的，不是村集体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经茂名中院行政庭审理查实官桥镇调解委员会2018年4月18日对本社时任社长钟德志询问查实：1999年至2003年期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本社没有通知过村民开会分田，他作为社长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证是如何发放的根本不知道，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上面的签字并非他的亲笔签名。即，钟文辉的祖父钟法玉及其儿子、儿媳持有2003年的《耕地承包合同书》上“甲方法定代表人钟德志”的签名也是他人假冒的，不能代表村山背经济合作社的真实意思和行为。该合同也是无效的，钟国昌等人也亦已另案起诉。五、一审判决钟文辉返还涉案0.31亩木皮塘承包地给钟国昌等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委会、山背经济合作社以及本社集体社员均证明了涉案争议的0.31亩木皮塘承包地是属于钟志文户1982年分得承包土地7.44亩的其中一块。钟文辉因钟法玉1994年代耕钟国昌等人的土地和代缴农业税而占用该地。涉诉的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应返还原物，一审判决钟文辉返还该地给钟国昌等人是合法合理的。山背经济合作社述称：一、涉案合同所涉及的土地是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由户主为钟志文的一户家庭承包的，后一直由该户家庭成员承包、使用、耕种。1994年之后，因钟志文户的家庭原因，其户所承包的土地交由他人代耕，并由他人代缴农业税。二、1998年，在进行第二轮承包时，本社的土地并没有进行重新发包，没有重新调整，也没有召开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议。且一审证据化州市官桥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询问笔录》可见，本社的钟德志表示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并没有开会分田地。另外，钟志文及其家庭成员没有向山背经济合作社申请过要收回其承包土地。三、涉案合同并不是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的，山背经济合作社在一审期间陈述清楚，没有开过村民会议讨论、决议过涉案合同的内容，更加没有同意、追认过涉案合同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因特殊情形需要调整的，也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故而涉案合同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属无效。而且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时任社长钟桂光也表示涉案合同并不是钟桂光本人签名，可见涉案合同不是钟桂光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是山背经济合作社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告邱秀珍、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山背经济合作社与被告钟文辉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2.判决被告钟文辉返还地名为木皮塘的0.31亩承包地给原告（以上标的价值合计2000元）；3.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志文（1994年已故，系邱秀珍的家公）与钟文辉均是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村民。邱秀珍与钟志文的儿子钟德春（原为非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胜昌、钟国昌、钟军昌及四个女儿为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1987年，邱秀珍的儿子钟胜昌与邱兰霞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1994年1月13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军昌与吴凤志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勇、钟辉锦、钟辉华。1995年2月6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国昌与陈梅结婚，婚后生育了二个儿子为钟汉伟、钟清伟及三个女儿为钟垭珍、钟钧燕、钟碧燕。1991年，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四人户口农转非，将户口迁往化州县（市）官桥镇。钟文辉是钟法玉的孙子。1982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告户一家以钟志文为户主单位参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农村土地承包。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本村集体的承包土地7.44亩（水田6.18亩、坡地1.26亩）发包给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该7.44亩土地具体包括：十四路0.15亩、甲车0.1亩、甲咀0.2亩、大墩坡0.23亩、大番场0.32亩、宝门口0.18亩（东至德伟）、宝门口0.47亩（东至广秀）、桥头0.55亩、桥头龙0.99亩、胡鸭田0.25亩、勾田0.22亩、帽子坑0.2亩、长尾垌0.25亩、木皮0.4亩（东至山塘脚）、河脉田0.25亩、禾杆塘0.32亩、年晚窝0.2亩（北至亦儒）、年晚窝0.05亩（北至林地）、门口垌0.4亩（东至法玉）、门口垌0.03亩（东至济昌）、门口垌0.27亩（东至坑边）、木皮0.15亩（东至美辉）。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和包括钟志文在内的所有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是原告一家实际取得该7.44亩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一家在该7.44亩土地耕种并缴交农业税至1993年。1994年，原告家将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耕并代缴农业税。1998年，国家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延包30年的政策，山背经济合作社并没有重新调整本社农户的承包地，仍是按各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面积保持不变整体延长30年。原告家庭原有的承包地的经营权也不变，继续借给钟文辉钟法玉代耕代缴农业税至2003年。2018年4月18日，官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陈梅与钟法玉、钟德志进行调解并签订调解记录。另查明，2017年10月17日，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合同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该合同约定由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发包给钟文辉，承包期限为30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该合同尾部盖有发包方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及签有法定代表人“钟桂光”名字。但山背经济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否认该签名是钟桂光所签。再查明，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中：木皮0.15亩与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中的地块编码44098210820405001xx的木皮塘0.31亩为同一块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关系证明；2.2019年出具的证明、钟水寿等村民证明材料、证明书、情况说明；3.2020年出具的证明；4.1993年、1994年、2003年农业税征收清册、年终决算表；5.2003年耕地承包合同书；6.询问笔录；7.2017年《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8.辨认证明）、钟文辉提交的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2.粮食征、订购任务凭证等凭证若干、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书2本、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书6本、农业税年终结算表5份、承包合同12份；3.关于丰村山背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意见；4.证明）以及庭审笔录证材料附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农村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关于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二、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三、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应否返还给原告。关于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的相关政策，我国对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非常重视。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并要求延包30年的工作是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进行，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同时也提出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延包工作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本案中，山背经济合作社于1982年根据土地政策实行分田到户，由山背经济合作社社员钟志文为户主的家庭依法分到7.44亩承包土地，案涉的木皮塘0.31亩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为耕种，原告家庭保留承包土地的意愿，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旧归属原告家庭所有。庭审中，山背经济合作社亦自认从未对钟志文户的承包地进行过调整。因此，案涉承包地的经营权归原告家庭所有，《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原告系本案的适格原告。关于《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对原告家庭木皮塘0.31亩承包地进行了调整，由山背经济合作社重新发包给钟文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可见，在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或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发包方才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除此之外，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本案中，1991年后钟志文户部分家庭成员并非举家迁入设区的市并取得非农业户口，其承包地也并非因自然灾害被严重毁损，不符合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的情形。1994年钟志文户并没有把承包地交回山背经济合作社重新发包，而是把承包地交给钟法玉代耕，钟志文户仍然是该7.44亩土地的承包主体。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农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及调整。钟法玉对7.44亩土地进行代耕，未合法取得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权不转移。庭审中，山背经济合作社也承认涉案合同不是该社和钟文辉签订的，本社也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记录。因此，2017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和钟文辉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的行为属于未经原告同意，在承包期内I法调整钟志文承包地，将钟志文承包地违法发包给钟文辉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和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故《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涉及原告的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内容部分无效。关于钟文辉应否返还木皮塘0.31亩承包地给原告的问题。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涉及原告0.31亩木皮塘承包地的内容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原告主张钟文辉返还地名为木皮塘的0.31亩承包地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与被告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涉及木皮塘0.31亩土地的内容无效；二、限被告钟文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地块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1xx）返还给原告邱秀珍、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被告钟文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钟志文（1994年已故，系邱秀珍的家公）与钟文辉均是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村民。邱秀珍与钟志文的儿子钟德春（原为非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胜昌（已故）、钟国昌、钟军昌及四个女儿为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1987年，邱秀珍的儿子钟胜昌与邱兰霞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1994年1月13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军昌与吴凤志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勇、钟辉锦、钟辉华。1995年2月6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国昌与陈梅结婚，婚后生育了二个儿子为钟汉伟、钟清伟及三个女儿为钟垭珍、钟钧燕、钟碧燕。1991年，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四人户口农转非，将户口迁往化州县（市）官桥镇。钟文辉是钟法玉的孙子。1982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上诉人户以钟志文为户主参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农村土地承包。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本村集体的承包土地7.44亩（水田6.18亩、坡地1.26亩）发包给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该7.44亩土地具体包括：十四路0.15亩、甲车0.1亩、甲咀0.2亩、大墩坡0.23亩、大番场0.32亩、宝门口0.18亩（东至德伟）、宝门口0.47亩（东至广秀）、桥头0.55亩、桥头龙0.99亩、胡鸭田0.25亩、勾田0.22亩、帽子坑0.2亩、长尾垌0.25亩、木皮0.4亩（东至山塘脚）、河脉田0.25亩、禾杆塘0.32亩、年晚窝0.2亩（北至亦儒）、年晚窝0.05亩（北至林地）、门口垌0.4亩（东至法玉）、门口垌0.03亩（东至济昌）、门口垌0.27亩（东至坑边）、木皮0.15亩（东至美辉）。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和钟志文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钟志文户在该7.44亩土地耕种并缴交农业税至1993年。1994年，钟国昌等人将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耕，钟国昌等人提供1994年交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用笔划掉，后面括号标注“志文农田由法玉代耕，并交粮，而且91年已农转非”）。钟文辉提供1998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转给法玉）；1999年农业税表纳税人志文（转法玉）；2000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99年法玉转尾款）；2001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99年法玉转尾款）；2003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转入法玉产）。2003年10月25日山背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甲方）与钟文辉母亲刘玉辉（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书》，甲方将耕地1.87亩发包给乙方经营，承包期从2003年10月15日至2029年1月30日，村民小组组长钟德志与刘玉辉签名确认，丰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印章。2003年10月25日山背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甲方）与钟文辉爷爷钟法玉（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甲方将耕地5.09亩发包给钟法玉经营，承包期从2003年10月15日至2029年1月30日，村民小组长钟德志与钟法玉签名确认，丰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印章。2017年10月17日，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合同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该合同约定由山背经济合作社将包含木皮塘0.31亩的共计1.4亩承包地发包给钟文辉，承包期限为30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该合同尾部盖有发包方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及签有法定代表人“钟桂光”名字。山背经济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否认该签名是钟桂光所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钟国昌等人主张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中木皮0.15亩与钟文辉、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及钟文辉取得《承包经营权证》中木皮塘0.31亩为同一块地。但钟文辉予以否认。另查明，2019年3月4日化州市官桥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丰村山背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意见》：丰村村委会山背村陈梅与钟法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镇农业办公室、镇驻丰村村委会工作组、丰村村两委干部组织双方进行多次调解，但均调解失败。经查财政所留存的1997年至2003年的农业税征收底册均显示陈梅本户（当时户主钟志文）的承包地转给钟法玉户并由钟法玉户承担农业税费，政府不再向陈梅本户下达征税任务，陈梅亦未能提供二轮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证。钟法玉户（钟法玉及其媳刘玉辉，子钟华昌、钟志昌、钟全昌）有二轮承包合同及承包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及今次土地确权政策的有关规定，本府提出如下处理意见：陈梅要求将一轮承包的土地确权给其户的诉求依据不足不予确权，争议承包地由钟法玉户继续经营，确权颁证给钟法玉户未违反相关规定。又查明，邱秀珍于2020年9月9日死亡，其丈夫钟德春、女儿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放弃参加诉讼。本院认为，邱秀珍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才去世，其丈夫钟德春、女儿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放弃参加诉讼，本案被上诉人应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钟国昌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钟文辉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关于钟国昌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述解释明确原承包人有权请求法院确认发包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无效。钟国昌等人主张案涉土地是山背经济合作社于1982年发包给钟志文户，案涉的木皮塘0.31亩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耕，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钟文辉并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损害其利益，钟国昌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钟国昌等人可以提起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钟文辉称钟国昌等人不是适格原告，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钟文辉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第一，1982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本村集体的7.44亩土地发包给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1991年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户口农转非，户口迁至化州市官桥镇，钟志文将7.44亩耕地交由钟法玉代耕，钟法玉缴交农业税至2003年。根据钟国昌等人提交1994年农业税表，纳税人志文已划掉，只有后面括号标注“志文农田由法玉代耕，并交粮，而且91年已农转非”字样，钟国昌等人提交的缴税表不能证明纳税人为钟志文。而钟文辉提交钟法玉从1998年至2003年缴交农业税年终决算表虽注明纳税人名称志文，但括号注明转法玉，及结合化州市官桥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丰村山背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意见》来看，纳税人应为钟法玉。第二，钟国昌等人户口是迁入乡镇，按当时有关规定，其承包经营权是保留的，但钟国昌等人户口于1991年迁往乡镇开始至第二轮承包，钟国昌等人一直不向山背经济合作社和钟法玉户主张过承包经营权，说明钟国昌等人放弃第二轮承包经营权。案涉土地一直是钟法玉户耕种，2017年土地重新确权，山背经济合作社根据村民耕作状况和纳税情况，与钟文辉签订承包合同，将案涉0.31亩土地在内的土地发包给钟文辉经营，该承包合同经过公示，在没有村民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化州市人民政府根据承包合同约定核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钟文辉。第三，钟国昌等人主张其户承包的木皮0.15亩土地与钟文辉承包的木皮塘0.31亩土地属同一块地，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钟文辉亦不予认可是同一块地。虽然山背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钟桂光称承包合同的签名不是其所签，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对山背经济合作社的诉称不予采纳。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涉及木皮塘0.31亩的承包合同没有损害钟国昌等人的利益，为有效合同。钟文辉称其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中涉及木皮塘0.31亩的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证据充分，应予支持。钟国昌等人请求确认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的承包合同涉及木皮塘0.31亩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缺乏事实证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钟文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20）粤0982民初58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共同负担；上诉人钟文辉预交的二审受理费不予退还，由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迳行支付给上诉人钟文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艳审 判 员  徐忠圣审 判 员  罗 文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董世宁书 记 员  赖桢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9民终17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文辉，男，198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盛，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国昌，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梅，女，197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军昌，男，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凤志，女，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兰霞，女，196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辉乾，男，198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辉伟，男，198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辉俊，男，199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上述八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八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红，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钟林彬，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弘，广东普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桂光，男，193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由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推荐。上诉人钟文辉因与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及原审被告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山背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20）粤0982民初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邱秀珍在上诉期间于2020年9月9日死亡，其丈夫钟德春及女儿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向本院提交声明书，声明“自愿放弃对邱秀珍生前所有拥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不参加本案诉讼”。上诉人钟文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盛，八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吴丹红，原审被告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文辉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20）粤0982民初58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钟国昌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错误，本案中，钟国昌等人不具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1.钟志文（邱秀珍的家公）在1994年死亡后，邱秀珍、钟军昌、钟国昌、钟胜昌等已转为非农户口，已经将其家庭承包的土地交回村集体，其家庭不再承包村集体土地，没有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故钟国昌等人不具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1982年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等尚未出生，其不可能享有承包经营权，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二、钟志文家庭已经将其在1982年承包的土地交回村集体，一审判决认定钟志文家庭仍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主体，明显不当。1.如前所述，钟志文（邱秀珍的家公）在1994年死亡后，邱秀珍、钟军昌、钟国昌、钟胜昌等人已没有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2.钟文辉是因为钟志文家庭在1994年左右将其在1982年承包的土地交回村集体，村集体以及政府请求钟文辉家庭承包部分土地经营，由钟文辉家庭缴纳相关公粮、税费等，可见钟志文家庭已经丧失了承包经营权。三、一审判决认定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或调整，认定事实不清。1.钟文辉承包的土地是村集体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发包的土地，从钟文辉与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证实，村集体没有进行大规模调整，而不能推定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或调整。2.没有证据证明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各户的承包地与1982年第一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承包经营的土地完全一致，一审判决认定199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或调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返还的土地是钟志文家庭在1982年承包（或1998年承包）的土地。1.没有登记造册资料显示钟志文家庭1982年承包（或1998年承包）土地的范围、四至、地块面积等。2.没有证据显示一审判决返还的土地与1982年承包（或1998年承包）的土地相吻合。3.钟国昌等人提供的所谓证明是没有登记造册资料佐证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其提供的所谓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也没有相关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是否存在相关证人、是否证人证实意思表示等均无法证实。因此，一审判决采纳的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具证明力。4.根据出庭的社长钟桂光在庭审中的陈述证实：钟国昌等人出具的证明的地块、位置、面积是没有经过现场核实、丈量的。钟国昌等人提供的证明不具真实性。五、一审判决确认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部分内容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是承续了2003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在2003年承包合同的基础上进行了家庭内部的调整，在2003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依然有效的前提下，一审判决确认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部分内容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如前所述，钟国昌等人对涉案土地没有承包经营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诉请的土地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项下土地相吻合，一审判决返还判项下土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而判决钟文辉返还土地给钟国昌等人，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的合同相对人是山背经济合作社，一审判决返还土地给钟国昌等人严重错误。七、本案中，一审判决钟文辉返还的土地从1994年开始一直都是由钟文辉缴纳公粮和各种税费等，即一直由钟文辉履行相应的义务，钟国昌等人没有履行相应义务。一审判决罔顾钟文辉履行义务的事实，判决确认合同无效并判决钟文辉返还土地，等同于钟国昌等人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赋予其承包经营权，从而剥夺钟文辉的承包经营权，严重违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严重违反公平原则。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辩称：一、钟国昌等人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1.1982年，钟国昌等人所在的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钟国昌等人是以祖父钟志文为户主参与承包，共承包地7.44亩（水田6.18亩，坡地1.26亩）。当时参与承包的家庭成员为：钟志文、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钟洪辉（又名钟鸿辉）、钟建辉，共7口人。因此，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是直接的承包人，与争议的承包地存在利害关系。邱兰霞与钟胜昌1987年结婚为夫妻，生育了儿子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根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以户为单位，增人不增地的政策，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是在第一轮承包后增加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分得承包地，但作为钟志文户的家庭成员仍是共同享有本户7.44亩承包地权利的，且作为钟胜昌的继承人，有权继承钟胜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即与争议的承包地存在利害关系。再说，吴凤志与钟军昌1994年1月13日结婚为夫妻，陈梅与钟国昌1995年2月6日结婚为夫妻，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规定，与争议地存在利害关系。2.钟国昌等人的承包地7.44亩，包括涉案争议的0.31亩地名为木皮塘的承包地，实际是1994年交由钟文辉的祖父钟法玉户代耕代缴农业税的，土地的经营权没有发生转移，一直为钟国昌等人所有。3.根据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201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四母子虽然1991年转为非农户口，但户口是迁出不设区的化州县（市）官桥镇，而不是设区的市，不存在应当交回或收回承地的情形，而且村集体也从没收回钟国昌户的承包地。因此，涉案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一直没有变化，仍为钟国昌等人所有。因此，钟国昌等人与本案争议地存在有利害关系，作为共同原告起诉，主体适格。二、钟国昌等人的承包地实际是从1994年起交由钟文辉的祖父钟法玉代耕代缴农业税，不存在村集体收回或调整给钟文辉的事实。从1993年、1994年、2003年的《农业税征收清册、年终决算表》清楚可见，直至2004年取消农业税时止，钟志文户仍属土地承包、纳税的主体，以钟志文为户主的承包关系一直没有改变。重要的是，1994年的《农业税征收清册、年终决算表》中钟志文栏清楚注明“志文的农田由法玉代耕并交粮”，足以说明钟法玉自1994年以来占有耕种钟国昌等人的7.44亩土地是“代耕”。后来，钟法玉将部分土地分给其儿子耕种，并没有告知钟国昌等人，钟文辉是钟法玉的孙子（刘玉辉的儿子，刘玉辉是钟法玉的儿媳），从而占有钟国昌等人的涉案土地。钟文辉上诉称钟国昌等人已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村集体调整给钟法玉承包，没有事实依据。对此，山背经济合作社一审陈述及诉前出具的证明材料亦已证实。三、一审认为钟志文户在1982年依法分配的承包土地7.44亩经营权没有改变的事实清楚。国家1998年在第一轮15年承包期的基础上延长30年承包期（常称“第二轮承包”），这是在不改变原承包地的经营权基础上延长到2028年底的。山背经济合作社也明确表明，村集体在第二轮承包时并没有重新调整农户的承包地，仍是按各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面积保持不变延长30年。因此，钟国昌等人在1982年第一轮承包时拥有7.4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第二轮延长承包时，自然也是延长这7.4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0年的，不受1994年交由钟法玉代耕而限制，承包经营权仍为钟国昌等人家庭所有。四、一审判决认定钟文辉与山背经济合作社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木皮塘0.31亩的内容约定无效，理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争议的0.31亩木皮塘承包地是属于钟志文户1982年分得承包土地7.44亩的一块，因1994年交由钟法玉户代耕后，钟法玉又内部分给其儿媳刘玉辉（钟文辉的母亲）耕种，继而钟文辉在2017年10月17日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该地调整承包给钟文辉经营。根据201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原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之规定，在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仍为钟国昌等人的情况下，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承包合同，将争议地承包给钟文辉经营，明显属于承包期间收回承包地的行为，是违反上述规定的。根据法释﹝2005﹞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一审认定涉案的承包合同无效是正确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在一审庭审明确表示，其没有在2017年10月17日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签名、盖章，合同未成立。该承包合同是钟文辉通过村委会主任以权谋私，利用向钟桂光收回本社的公章之便，假冒钟桂光的签名签订的，不是村集体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经茂名中院行政庭审理查实官桥镇调解委员会2018年4月18日对本社时任社长钟德志询问查实：1999年至2003年期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本社没有通知过村民开会分田，他作为社长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证是如何发放的根本不知道，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上面的签字并非他的亲笔签名。即，钟文辉的祖父钟法玉及其儿子、儿媳持有2003年的《耕地承包合同书》上“甲方法定代表人钟德志”的签名也是他人假冒的，不能代表村山背经济合作社的真实意思和行为。该合同也是无效的，钟国昌等人也亦已另案起诉。五、一审判决钟文辉返还涉案0.31亩木皮塘承包地给钟国昌等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委会、山背经济合作社以及本社集体社员均证明了涉案争议的0.31亩木皮塘承包地是属于钟志文户1982年分得承包土地7.44亩的其中一块。钟文辉因钟法玉1994年代耕钟国昌等人的土地和代缴农业税而占用该地。涉诉的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应返还原物，一审判决钟文辉返还该地给钟国昌等人是合法合理的。山背经济合作社述称：一、涉案合同所涉及的土地是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由户主为钟志文的一户家庭承包的，后一直由该户家庭成员承包、使用、耕种。1994年之后，因钟志文户的家庭原因，其户所承包的土地交由他人代耕，并由他人代缴农业税。二、1998年，在进行第二轮承包时，本社的土地并没有进行重新发包，没有重新调整，也没有召开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议。且一审证据化州市官桥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询问笔录》可见，本社的钟德志表示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并没有开会分田地。另外，钟志文及其家庭成员没有向山背经济合作社申请过要收回其承包土地。三、涉案合同并不是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的，山背经济合作社在一审期间陈述清楚，没有开过村民会议讨论、决议过涉案合同的内容，更加没有同意、追认过涉案合同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因特殊情形需要调整的，也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故而涉案合同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属无效。而且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时任社长钟桂光也表示涉案合同并不是钟桂光本人签名，可见涉案合同不是钟桂光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是山背经济合作社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告邱秀珍、钟国昌、陈梅、钟军昌、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吴凤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山背经济合作社与被告钟文辉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2.判决被告钟文辉返还地名为木皮塘的0.31亩承包地给原告（以上标的价值合计2000元）；3.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志文（1994年已故，系邱秀珍的家公）与钟文辉均是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村民。邱秀珍与钟志文的儿子钟德春（原为非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胜昌、钟国昌、钟军昌及四个女儿为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1987年，邱秀珍的儿子钟胜昌与邱兰霞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1994年1月13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军昌与吴凤志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勇、钟辉锦、钟辉华。1995年2月6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国昌与陈梅结婚，婚后生育了二个儿子为钟汉伟、钟清伟及三个女儿为钟垭珍、钟钧燕、钟碧燕。1991年，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四人户口农转非，将户口迁往化州县（市）官桥镇。钟文辉是钟法玉的孙子。1982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告户一家以钟志文为户主单位参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农村土地承包。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本村集体的承包土地7.44亩（水田6.18亩、坡地1.26亩）发包给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该7.44亩土地具体包括：十四路0.15亩、甲车0.1亩、甲咀0.2亩、大墩坡0.23亩、大番场0.32亩、宝门口0.18亩（东至德伟）、宝门口0.47亩（东至广秀）、桥头0.55亩、桥头龙0.99亩、胡鸭田0.25亩、勾田0.22亩、帽子坑0.2亩、长尾垌0.25亩、木皮0.4亩（东至山塘脚）、河脉田0.25亩、禾杆塘0.32亩、年晚窝0.2亩（北至亦儒）、年晚窝0.05亩（北至林地）、门口垌0.4亩（东至法玉）、门口垌0.03亩（东至济昌）、门口垌0.27亩（东至坑边）、木皮0.15亩（东至美辉）。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和包括钟志文在内的所有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是原告一家实际取得该7.44亩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一家在该7.44亩土地耕种并缴交农业税至1993年。1994年，原告家将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耕并代缴农业税。1998年，国家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延包30年的政策，山背经济合作社并没有重新调整本社农户的承包地，仍是按各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面积保持不变整体延长30年。原告家庭原有的承包地的经营权也不变，继续借给钟文辉钟法玉代耕代缴农业税至2003年。2018年4月18日，官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陈梅与钟法玉、钟德志进行调解并签订调解记录。另查明，2017年10月17日，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合同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该合同约定由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发包给钟文辉，承包期限为30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该合同尾部盖有发包方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及签有法定代表人“钟桂光”名字。但山背经济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否认该签名是钟桂光所签。再查明，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中：木皮0.15亩与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中的地块编码44098210820405001xx的木皮塘0.31亩为同一块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1.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关系证明；2.2019年出具的证明、钟水寿等村民证明材料、证明书、情况说明；3.2020年出具的证明；4.1993年、1994年、2003年农业税征收清册、年终决算表；5.2003年耕地承包合同书；6.询问笔录；7.2017年《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8.辨认证明）、钟文辉提交的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2.粮食征、订购任务凭证等凭证若干、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书2本、农村承包经营权证书6本、农业税年终结算表5份、承包合同12份；3.关于丰村山背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意见；4.证明）以及庭审笔录证材料附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农村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关于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二、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三、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应否返还给原告。关于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的相关政策，我国对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非常重视。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并要求延包30年的工作是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进行，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同时也提出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延包工作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本案中，山背经济合作社于1982年根据土地政策实行分田到户，由山背经济合作社社员钟志文为户主的家庭依法分到7.44亩承包土地，案涉的木皮塘0.31亩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为耕种，原告家庭保留承包土地的意愿，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旧归属原告家庭所有。庭审中，山背经济合作社亦自认从未对钟志文户的承包地进行过调整。因此，案涉承包地的经营权归原告家庭所有，《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原告系本案的适格原告。关于《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对原告家庭木皮塘0.31亩承包地进行了调整，由山背经济合作社重新发包给钟文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可见，在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或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发包方才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除此之外，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本案中，1991年后钟志文户部分家庭成员并非举家迁入设区的市并取得非农业户口，其承包地也并非因自然灾害被严重毁损，不符合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的情形。1994年钟志文户并没有把承包地交回山背经济合作社重新发包，而是把承包地交给钟法玉代耕，钟志文户仍然是该7.44亩土地的承包主体。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对各农户的承包土地进行重新发包及调整。钟法玉对7.44亩土地进行代耕，未合法取得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权不转移。庭审中，山背经济合作社也承认涉案合同不是该社和钟文辉签订的，本社也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记录。因此，2017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和钟文辉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的行为属于未经原告同意，在承包期内I法调整钟志文承包地，将钟志文承包地违法发包给钟文辉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和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故《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涉及原告的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内容部分无效。关于钟文辉应否返还木皮塘0.31亩承包地给原告的问题。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涉及原告0.31亩木皮塘承包地的内容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原告主张钟文辉返还地名为木皮塘的0.31亩承包地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化州市官桥镇丰村村山背经济合作社与被告钟文辉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涉及木皮塘0.31亩土地的内容无效；二、限被告钟文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木皮塘0.31亩承包地（地块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1xx）返还给原告邱秀珍、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被告钟文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钟志文（1994年已故，系邱秀珍的家公）与钟文辉均是山背经济合作社的村民。邱秀珍与钟志文的儿子钟德春（原为非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胜昌（已故）、钟国昌、钟军昌及四个女儿为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1987年，邱秀珍的儿子钟胜昌与邱兰霞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1994年1月13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军昌与吴凤志结婚，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为钟辉勇、钟辉锦、钟辉华。1995年2月6日，邱秀珍的儿子钟国昌与陈梅结婚，婚后生育了二个儿子为钟汉伟、钟清伟及三个女儿为钟垭珍、钟钧燕、钟碧燕。1991年，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四人户口农转非，将户口迁往化州县（市）官桥镇。钟文辉是钟法玉的孙子。1982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上诉人户以钟志文为户主参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农村土地承包。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本村集体的承包土地7.44亩（水田6.18亩、坡地1.26亩）发包给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该7.44亩土地具体包括：十四路0.15亩、甲车0.1亩、甲咀0.2亩、大墩坡0.23亩、大番场0.32亩、宝门口0.18亩（东至德伟）、宝门口0.47亩（东至广秀）、桥头0.55亩、桥头龙0.99亩、胡鸭田0.25亩、勾田0.22亩、帽子坑0.2亩、长尾垌0.25亩、木皮0.4亩（东至山塘脚）、河脉田0.25亩、禾杆塘0.32亩、年晚窝0.2亩（北至亦儒）、年晚窝0.05亩（北至林地）、门口垌0.4亩（东至法玉）、门口垌0.03亩（东至济昌）、门口垌0.27亩（东至坑边）、木皮0.15亩（东至美辉）。山背经济合作社没有和钟志文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钟志文户在该7.44亩土地耕种并缴交农业税至1993年。1994年，钟国昌等人将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耕，钟国昌等人提供1994年交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用笔划掉，后面括号标注“志文农田由法玉代耕，并交粮，而且91年已农转非”）。钟文辉提供1998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转给法玉）；1999年农业税表纳税人志文（转法玉）；2000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99年法玉转尾款）；2001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99年法玉转尾款）；2003年农业税表注明纳税人志文（转入法玉产）。2003年10月25日山背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甲方）与钟文辉母亲刘玉辉（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书》，甲方将耕地1.87亩发包给乙方经营，承包期从2003年10月15日至2029年1月30日，村民小组组长钟德志与刘玉辉签名确认，丰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印章。2003年10月25日山背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甲方）与钟文辉爷爷钟法玉（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甲方将耕地5.09亩发包给钟法玉经营，承包期从2003年10月15日至2029年1月30日，村民小组长钟德志与钟法玉签名确认，丰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印章。2017年10月17日，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合同编码为44098210820405003xx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该合同约定由山背经济合作社将包含木皮塘0.31亩的共计1.4亩承包地发包给钟文辉，承包期限为30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该合同尾部盖有发包方山背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及签有法定代表人“钟桂光”名字。山背经济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否认该签名是钟桂光所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钟国昌等人主张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中木皮0.15亩与钟文辉、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及钟文辉取得《承包经营权证》中木皮塘0.31亩为同一块地。但钟文辉予以否认。另查明，2019年3月4日化州市官桥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丰村山背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意见》：丰村村委会山背村陈梅与钟法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镇农业办公室、镇驻丰村村委会工作组、丰村村两委干部组织双方进行多次调解，但均调解失败。经查财政所留存的1997年至2003年的农业税征收底册均显示陈梅本户（当时户主钟志文）的承包地转给钟法玉户并由钟法玉户承担农业税费，政府不再向陈梅本户下达征税任务，陈梅亦未能提供二轮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证。钟法玉户（钟法玉及其媳刘玉辉，子钟华昌、钟志昌、钟全昌）有二轮承包合同及承包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及今次土地确权政策的有关规定，本府提出如下处理意见：陈梅要求将一轮承包的土地确权给其户的诉求依据不足不予确权，争议承包地由钟法玉户继续经营，确权颁证给钟法玉户未违反相关规定。又查明，邱秀珍于2020年9月9日死亡，其丈夫钟德春、女儿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放弃参加诉讼。本院认为，邱秀珍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才去世，其丈夫钟德春、女儿钟一辉、钟洪辉、钟裕辉、钟建辉放弃参加诉讼，本案被上诉人应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钟国昌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钟文辉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关于钟国昌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述解释明确原承包人有权请求法院确认发包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无效。钟国昌等人主张案涉土地是山背经济合作社于1982年发包给钟志文户，案涉的木皮塘0.31亩承包地交由钟法玉代耕，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钟文辉并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损害其利益，钟国昌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钟国昌等人可以提起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钟文辉称钟国昌等人不是适格原告，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钟文辉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第一，1982年，山背经济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山背经济合作社将本村集体的7.44亩土地发包给钟志文户家庭承包经营。1991年邱秀珍、钟国昌、钟军昌、钟胜昌户口农转非，户口迁至化州市官桥镇，钟志文将7.44亩耕地交由钟法玉代耕，钟法玉缴交农业税至2003年。根据钟国昌等人提交1994年农业税表，纳税人志文已划掉，只有后面括号标注“志文农田由法玉代耕，并交粮，而且91年已农转非”字样，钟国昌等人提交的缴税表不能证明纳税人为钟志文。而钟文辉提交钟法玉从1998年至2003年缴交农业税年终决算表虽注明纳税人名称志文，但括号注明转法玉，及结合化州市官桥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丰村山背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意见》来看，纳税人应为钟法玉。第二，钟国昌等人户口是迁入乡镇，按当时有关规定，其承包经营权是保留的，但钟国昌等人户口于1991年迁往乡镇开始至第二轮承包，钟国昌等人一直不向山背经济合作社和钟法玉户主张过承包经营权，说明钟国昌等人放弃第二轮承包经营权。案涉土地一直是钟法玉户耕种，2017年土地重新确权，山背经济合作社根据村民耕作状况和纳税情况，与钟文辉签订承包合同，将案涉0.31亩土地在内的土地发包给钟文辉经营，该承包合同经过公示，在没有村民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化州市人民政府根据承包合同约定核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钟文辉。第三，钟国昌等人主张其户承包的木皮0.15亩土地与钟文辉承包的木皮塘0.31亩土地属同一块地，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钟文辉亦不予认可是同一块地。虽然山背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钟桂光称承包合同的签名不是其所签，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对山背经济合作社的诉称不予采纳。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涉及木皮塘0.31亩的承包合同没有损害钟国昌等人的利益，为有效合同。钟文辉称其与山背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中涉及木皮塘0.31亩的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证据充分，应予支持。钟国昌等人请求确认山背经济合作社与钟文辉签订的承包合同涉及木皮塘0.31亩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缺乏事实证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钟文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20）粤0982民初58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共同负担；上诉人钟文辉预交的二审受理费不予退还，由被上诉人钟国昌、陈梅、钟军昌、吴凤志、邱兰霞、钟辉乾、钟辉伟、钟辉俊迳行支付给上诉人钟文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艳审 判 员  徐忠圣审 判 员  罗 文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董世宁书 记 员  赖桢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