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122民初2396号原告（申请执行人）：盘山县国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盘山县政府综合楼715室。法定代表人：黄继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超越，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鹤，辽宁仁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案外人）：刘宪振，男，1965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荣，辽宁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被执行人）：盘锦富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盘山县太平镇。法定代表人：王峰，经理。原告盘山县国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公司）与被告刘宪振、盘锦富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民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鹤，被告刘宪振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荣，被告富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继续查封位于盘山县商业用房和5号楼4S店商业用房。事实和理由：盘山县人民法院因国源公司与富民公司借贷纠纷一案分别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辽1122执251号执行裁定书、2020年5月9日作出（2020)辽执252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富民公司名下位于盘山县商业用房和5号楼4S店商业用房。盘山县人民法院对上述房屋依法查封后，被告刘宪振以案外人身份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经审查，盘山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辽1122执异56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位于盘山县商业用房和5号楼4S店商业用房的查封。原告认为，被告刘宪振作为案外人提供的排除执行的证据不能确实、充分证明其付款行为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行为的真实性，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利，故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宪振辩称：本案原告提出继续查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富民公司于2010年设立，我作为股东实际出资480万元，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设立后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因我与其他股东关于公司存在分歧，2016年3月，我将持有的富民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峰，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又签订了三方协议，明确约定了由被告富民公司以房产的形式支付我股权转让费用及其他补偿费用，即富民公司的六户房屋交与我使用。2017年，我与富民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同年，物业公司将六户房屋办理入住手续，现在我已使用占有涉案房屋多年，同时也提交了房屋被查封之前我与房屋管理人缴纳电费的相关证据，以及盘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不能办理产权证，我提交的证据也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其权利能够完全排除执行，故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富民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表示被告刘宪振所述属实，并与其答辩意见一致。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盘山县人民法院（2020）辽1122执251号、252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涉案房屋属于被告富民公司的财产。被告刘宪振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归富民公司所有，裁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不真实，其中涉及的明细是原告所写。被告富民公司质证认为，涉案房屋已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给被告刘宪振，虽未办理房屋过户，但已实际转让给其本人。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系本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认定为有效。被告刘宪振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刘宪振在盘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被告富民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被告刘宪振原系被告富民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出资480万元，于2016年3月15日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富民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峰，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当日在盘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2016年3月20日，被告刘宪振与王峰、被告盘锦富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被告富民公司以盘山县及4S店商业用房股权转让以及被告刘宪振作为股东期间的利润分红。被告刘宪振作为被告富民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利润、待遇及股权转让费用没有兑现，所以被告富民公司和被告刘宪振、王峰达成协议，以商品房买卖的形式将涉案房屋交付给被告刘宪振，抵顶上述费用。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被告刘宪振与王峰签订的协议书，因王峰作为被告富民公司股东，投资该公司不应用公司的财产作为股权转让的形式，如对公司做出重大资产处分应有股东会决议，其内容侵犯了第三人的利益，所以该协议应为无效。另外，王峰作为新的股权受益人，应由其本人出资给付刘宪振，而不应将被告富民公司的房产抵顶给刘宪振，至于分红等权益，与王峰是否是新的法定代表人无关。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富民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刘宪振原为被告富民公司股东，以480万元注资形式入股，并于2016年3月15日将股权转让给王峰，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按照协议约定，王峰受让股权应以现金形式向被告刘宪振支付股金，但并未支付；2.盘山县阳光格林小区5号楼105号商业用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的收款收据、《物业服务协议》、《阳光格林小区委托物业管理协议》、物业费收款收据、入户通知单、《房屋租赁合同》等，拟证明被告刘宪振购买涉案房屋后，该房屋已经交付且使用多年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有异议，认为被告刘宪振在第一组证据中称105商业用房系在股权转让中抵房行为，既然是用房抵顶股权，那么就不存在交纳房款，故可以排除《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且被告刘宪振未到相关部门进行备案。被告刘宪振提交的其他证据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富民公司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刘宪振占有使用该房屋的事实，但对其主张以房屋抵顶股权的合法性不予认定；3.盘山县阳光格林小区5号楼111-114号商业用房《商品房买卖合同》及5号楼4S店商业用房《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的收款收据、《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物业费收款收据、入户通知单、《房屋租赁合同》、营业执照、客户缴纳电费（结算）明细（盘山县供电公司出具），拟证明被告刘宪振购买涉案房屋后，该房屋已经交付且使用多年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庭审中被告刘宪振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其在执行异议审查期间提交的文本不一致。在执行异议阶段，《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没有被告刘宪振签字，而今天提交的合同中都有其本人签字，故该组证据不真实。被告富民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刘宪振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在案件执行异议审查阶段，涉案的5号楼105、111、4S店商业用房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签名处有其本人签字，5号楼112、113、114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签名处其本人未签名，上述证据虽可以证明被告刘宪振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但被告刘宪振与富民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关系存在瑕疵，故此对被告刘宪振房屋取得的合法性不予认定；4.商品房买卖的收款收据，拟证明被告富民公司为被告刘宪振开具的收据与为他人开具的收据都在一起，收据不是串顶的，当时开具的收据真实有效。原告质证认为，因被告富民公司并未收到该房款，故该组证据中的收款收据出于哪本账册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富民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刘宪振未以现金的形式缴纳房款，且其在案件审理期间未提交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证明用于抵顶的不动产价值与其主张转让的股权及应分得的福利待遇、公司利润等合理对应，故被告刘宪振提交的该组收据不具有真实性，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5.盘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非被告刘宪振个人原因造成涉案房屋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原告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刘宪振是否去不动产中心进行登记，亦不能排除其在登记上没有过错。被告富民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刘宪振曾到不动产中心进行产权登记，而未予办理的事实；本院出示（2019）辽1122民初3084、3085号民事调解书，经质证原告及被告富民公司无异议，被告刘宪振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与被告富民公司之间的借款发生于2017年9月25日，是在抵债行为发生之后。经审查，本院认为，该民事调解书系本院作出的法律文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富民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被告富民公司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富民公司因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分别于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辽1122民初3084号、（2019）辽1122民初3085号民事调解书。因被告富民公司未按上述调解书内容履行给付义务，故原告于2020年3月27日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本院依原告申请，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辽1122执251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划拨被告富民公司银行存款16,492,502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扣留/提取其应得同等数额的收入；或查封/扣押/冻结（包括房地产、车辆、股权、股票基金等）其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2020年5月9日，本院作出（2020）辽1122执252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划拨被告富民公司银行存款8,459,579元及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扣留/提取其应得同等数额的收入；或查封/扣押/冻结（包括房地产、车辆、股权、股票基金等）其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2020年5月19日，本院查封了被告富民公司名下位于盘山县阳光格林小区的相关房屋，其中包括六户涉案房屋，即5号楼105、111、112、113、114号及5号楼4S店商业用房。上述房屋被查封后，被告刘宪振以案外人身份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经审查，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辽1122执异56号执行裁定书，解除本院（2020）辽1122执251号执行裁定书、（2020）辽1122执252号执行裁定书对位于盘山县商业用房和5号楼4S店商业用房的查封。原告对该执行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继续查封位于盘山县和4S店商业用房。同时查明，被告刘宪振原系被告富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2010年11月15日，经公司各出资人共同订立并制定了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十一章第三十条:“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应在每一会计制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应于第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送交各股东”，第三十三条：“公司利润分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之后，因被告刘宪振提出退出出资，2016年3月15日，被告富民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对公司股东名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进行变更，变更王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公司经理，同时对公司章程做出修改，全体股东表决同意被告刘宪振以原货币出资48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峰，遂被告刘宪振与王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了刘宪振同意将持有富民公司40%的股权共480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受让人王峰，王峰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刘宪振转让的股权，但王峰未向被告刘宪振支付。庭审中，被告刘宪振、王峰均表示，被告刘宪振与受让人王峰之间的股权转让金来源于被告富民公司的房地产，被告刘宪振与被告富民公司商品房买卖行为系与被告富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峰的股权转让费用以及被告刘宪振作为该公司股东期间的福利待遇、利润分配及红利相抵顶，被告刘宪振与被告富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出具的购房收据，是为在办理产权登记时提交相关的协议及手续所需。案件审理过程中，二被告均未提供被告富民公司近几年公司盈余及股东分红、利润分配等相关证据及依据，也未提交用以抵顶的不动产价值与其主张合理对应的数额的证据。被告刘宪振自2017年10月起开始先后占有使用上述涉案房屋，即5号楼105、111、112、113、114、4S店商业用房，且非被告刘宪振个人原因造成涉案房屋未办理不动产登记涉案房屋，至本案起诉之日止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另查，被告刘宪振在本院对（2020）辽1122执异56号案件执行异议审查阶段和其在庭审中提交的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中买受人签名不一致，在案件执行异议审查阶段提交的5号楼105、111、4S店商业用房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签名处有其本人签字，5号楼112、113、114商业用房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签名处其本人未签名。庭审中被告刘宪振提交的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签名处均有其本人的签名。本院认为，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关于被告刘宪振提出与被告富民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案涉的部分房屋系与被告富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峰之间的抵顶股权转让资金的问题，根据被告刘宪振的主张，王峰是被告刘宪振在被告富民公司股权的受让人，被告刘宪振将自己持有的富民公司股权转让给受让人王峰时，就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合同订立十五日内王峰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刘宪振转让的股权。同时，被告刘宪振与王峰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富民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统一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王峰即成为被告富民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协议中约定王峰以现金形式认缴出资额，而被告刘宪振与王峰的股权转让系公司股东的个人行为，其二人应以个人资产进行处分或转让，而不是以被告富民公司房地产抵顶转让股权的资金。本案中，被告富民公司也未提交王峰以货币出资足额存入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内的证据，亦未提交如以非货币财产形式出资，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证据。故此可以看出，王峰受让股权的方式与被告刘宪振主张的事实并不相符；关于被告刘宪振提出在任被告富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期间福利待遇、分配利润、红利等抵顶购房款的问题，本案中，富民公司股东会行使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的权利，如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做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确认。如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富民公司股东则可以按实缴出资的比例分取红利。按照富民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已经建立了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那么应当在每一会计制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每年公司股东所分得的红利及分配的利润等均应载入该财务会计报告内，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而被告刘宪振并未向本院提交其在任该公司股东时应持有的每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本案审理中，被告刘宪振及富民公司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富民公司近几年的盈余情况及刘宪振是以应分得的利润、红利及福利待遇形式抵顶的房屋价款，故此，被告刘宪振主张的以股权转让、利润分配及红利抵顶房款的理由不成立。另外，在本案执行异议审查期间，被告刘宪振提交的部分《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中没有其本人确认签字，而在庭审中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中全部进行了签字确认，前后提交的文本不一致，同时，被告刘宪振亦未向本院提交正式缴纳房款的专用发票，故被告刘宪振与富民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关系存在瑕疵。本案中，虽然被告富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在其与被告刘宪振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间之后，但刘宪振、王峰及被告富民公司以房屋买卖的形式抵顶股权及福利、公司利润等行为亦不能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虽然被告刘宪振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及非个人原因造成涉案房屋未办理不动产登记，但其未举证证明用以抵顶的不动产价值与其主张转让的股权及应分得的福利待遇、公司利润等数额合理对应。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被告刘宪振与被告富民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综上，被告刘宪振对涉案房屋提出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情形。被告富民公司于庭后向本院提交了被告刘宪振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其他股东计雨凌签订的《协议书》及该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对除被告刘宪振以股权转让480万元之外，其余的款项系刘宪振与计雨凌经协商以涉案房屋进行抵顶刘宪振退出公司应得出资款和股东分红的相关事项。本院认为，该协议及说明虽对被告刘宪振取得涉案房屋进行了说明及约定，但无法证明其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进行分配的利润及红利所得，故不具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准许继续查封（执行）被告盘锦富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位于盘山县商业用房和5号楼4S店商业用房。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宪振负担。被告刘宪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盘山县人民法院缴纳，逾期缴纳的，本院将申请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葱葱审 判 员  王 琳人民陪审员  王婷婷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书 记 员  蒲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