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27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明，男，197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东，江苏行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书东，江苏庆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西，黄河路北(现新苑大厦东六层)。法定代表人：董月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晓陆，江苏尊鼎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山县新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胜阳林纸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学志，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吉磊，江苏苏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光明因与被上诉人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铜山县新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新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312民初4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光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东、薛书东、被上诉人百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晓陆、新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吉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光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李光明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有效，继而驳回李光明诉讼请求，无论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一、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应属无效。(一)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明知涉案工程是李光明挂靠新达公司施工，李光明与百川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李光明是涉案工程的施工权利人。(二)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结算时明知涉案工程是李光明挂靠新达公司施工，却避开李光明私下以低价结算。(三)该结算是在李光明已提起诉讼且法院已经释明不得擅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进行。(四)结算价款远低于工程的实际造价，与法院委托鉴审计价款相差500余万元。综上，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的结算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李光明合法权益的无效民事行为，二者签订的结算协议无效。二、百川公司明知李光明挂靠新达公司承建涉案工程，且新达公司收到的部分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支付给了李光明。李光明有权直接向百川公司主张权利。三、一审应采纳固定综合单价即综合单价包干合同，工程量据实作出的鉴定结论，即涉案工程的造价应认定为25447431.21元。理由如下：(一)2010年1月30日签订的《文华美景二期工程施工合同》第三条载明：本合同为综合单价包干合同(该单价不执行政策性文件调整)。(当清单的工程量及做法与图纸不符时，应按图纸设计及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为准)。由此可见，涉案工程为综合单价合同，这也是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的法定做法，即工程量清单所记载的价格不得进行调整，但清单所记载的工程量与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不一致时，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进行结算；(二)2010年1月30日签订的《文华美景二期工程施工合同》系百川公司制作，如对合同内容有不同解释，应当作出对百川公司不利的解释；(三)案外人孔庆金诉新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中，同样涉及到需要对涉案工程中的M#楼的土建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经铜山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采用的就是综合单价，工程量据实的鉴定方法；(四)百川公司提交法庭的单方委托审计报告系按照固定综合单价进行。四、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为25447431.21-19081412-1537854=4828165.21元，利息为以4828165.21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14日(M#楼最迟验收，时间为2011年12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庭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百川公司辩称：一、李光明关于结算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2014年8月5日签订的结算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对此已有生效判决进行认定。二、关于百川公司何时知道李光明与新达公司之间挂靠关系的问题。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3年10月18日的庭审笔录中，百川公司主张2010年1月30日才知道李光明借用新达公司的资质承揽涉案工程，系笔误。在2011年1月30日，涉案工程农民工到铜山清欠办信访，要求解决拖欠的工资问题时，百川公司才知道新达公司出借资质以及工程转包一事。三、涉案合同应按照包干总价合同形式认定。关于这个问题，既有生效判决已经做出认定。四、李光明无权直接向百川公司主张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于李光明和新达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李光明并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新达公司没有怠于向百川公司主张权利，故李光明既不能够根据施工合同向百川公司直接主张工程款，也不能基于代位权，向百川公司主张工程款。综上所述，李光明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李光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新达公司辩称：请法院依法驳回李光明的上诉，其上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一、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系合法有效。李光明没有证据证实该结算协议的签订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李光明主张协议结算价款远低于工程实际造价，并且以明显低价进行结算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二、关于涉案工程的结算方式的问题，同意百川公司答辩意见。李光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部分无效；2．判令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给付工程款4828165.21元，利息以4828165.21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其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30日，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签订文华美景二期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百川公司将文华美景住宅小区二期K、L、M号楼发包给新达公司。合同工期为390天。价格为综合单价包干合同，包干总价为2422.5万元。该合同第九条第一项约定，李光明作为项目工程负责人。第十一条第2项约定，本合同作为工程施工及结算、工程管理的合同文件。同日，李光明与新达公司又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约定该项目实行承包责任制，承包人自愿承包承包方总承包的徐州百川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文华美景二期K#、L#、M#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总建筑面积27481㎡，工程总造价约24225000元，该工程承包协议第2条约定承包人接受并执行承包方与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2010年1月30日签订的《文华美景二期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所有条款。新达公司还与李光明签订了工程质量及现场安全文明管理规定的协议书。李光明以新达公司的名义承包上述工程后将M号楼包给孔庆金和张兴举，孔庆金承建M号楼前期土建工程，张兴举承建M号楼后期的土建及装饰工程；卓忠爱承建了涉案工程K、L号楼的全部工程。2011年12月2日、13日，涉案K、L、M三栋楼相继进行了竣工验收。李光明因工程款纠纷于2013年9月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案号为（2013）铜民初字第1856号。李光明原诉讼请求为：一、判决新达公司给付李光明工程款260万元及利息，百川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中，李光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判决新达公司给付李光明工程款922.2417万元及利息，百川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19日以超过一审法院级别管辖的规定为由，裁定驳回李光明的起诉。案外人李志刚于2013年3月18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新达公司、百川公司、李光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徐民初字第0032号立案，该案认定“2010年2月16日，李光明以新达公司文华美景项目部的名义与李志刚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以2009年12月19日，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为依据，将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转包给了李志刚。（该合同加盖的是文华美景项目部技术资料专业章，且提供是复印件，李光明无法提供原件）。”2013年8月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李志刚的起诉。李光明于2014年5月9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百川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徐民初字第0126号立案。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案件承办人于2014年6月26日告知李光明及百川公司“原告有可能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因此，工程款结算问题除了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之外，其他的结算暂时暂停。”该案在诉讼过程中，2014年8月5日，百川公司（甲方）与新达公司（乙方）达成工程款结算协议。协议约定：1、根据甲乙双方2010年1月30日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对甲方委托审计的《文化美景二期第一标段工程》鉴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上的工程总造价20969427元予以认可，双方一致同意该审计结论作为甲乙双方结算工程款的依据。2、工程总造价扣除甲方已付工程款19081412元、代付开票税金210932.83元、新达公司施工期间应付水电费68532元，现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人民币1608550.17元。3、鉴于甲方的经营情况，乙方同意甲方仅以文化美景小区的房屋冲抵上述尚欠乙方的工程款，抵账房屋用于铜山法院涉及上述工程的乙方作为债务人、已进入执行程序案件的执行。甲方仅在上述尚欠乙方工程款数额内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乙方负责解决。乙方不得将尚欠工程款用于冲抵其他债务或应付款项。具体抵账房屋从附表中选取（乙方债权人选取房屋的价款必须高于对应的债权数额），房屋价款按附表列明的价款结算。乙方债权人选取房屋并补足差额后，甲方配合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相关费用由乙方债权人承担。4、对于乙方延期完工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赔偿责任，以及甲方已替乙方支付的K、L、M号三栋楼维修费149460元和2017年1月13日前保修期内产生的K、L、M号楼维修费等相关费用，甲方保留追究乙方责任的权利。5、用于抵款的房屋交付并结算完毕后，乙方不得再因此工程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2009年12月15日、2010年1月30日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2010年1月30日新达公司与李光明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结合（2013）徐民初字第0032号民事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诉辩意见，能够证实李光明借用新达公司资质承包涉案工程或者非法转包涉案工程的事实。鉴于相关工程款纠纷案件中，新达公司均作为被告参与诉讼，并被判决承担相应的工程款给付责任，而本案李光明所主张的工程价款亦包含了该部分案件的实际施工人的施工范围，因此，为查明案件事实，厘清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及工程付款义务的履行情况，不论新达公司与李光明之间是资质借用关系，抑或是转包关系，新达公司均应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由于申请追加人百川公司不能提供新达公司的送达地址，而李光明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仍不同意追加新达公司参加诉讼，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因此，应驳回原告的本次起诉，原告可待重新明确被告或者第三人后另行主张权利。”遂于2015年1月12日裁定驳回李光明的起诉。2015年2月3日，李光明再次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百川公司、新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徐民初字第44号立案。李光明诉称“2009年12月，原告以新达公司的名义承包了被告开发的位于徐州市铜山新区住宅楼工程，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但被告尚欠工程款约510万元。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百川公司给付工程款510万元（以鉴定结论为准）及银行贷款利息，诉讼费用由百川公司承担”。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中查明“2009年12月15日，李光明借用新达公司的资质与百川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百川公司将文华美景住宅小区二期K、L、M三栋楼发包给新达公司。开工日期2009年12月20日，竣工日期2011年7月15日，工期600天。合同价款2100万元（暂定）。……2010年1月30日，李光明借用新达公司的名义又与百川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一份。……同日，李光明与新达公司又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约定承包人接受并执行新达公司与百川公司2010年1月30日签订的《文华美景二期工程施工合同》所有约定的条款。2011年12月2日、13日，涉案K、L、M三栋楼相继进行了竣工验收。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百川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于2014年8月5日与新达公司就涉案工程达成的工程款结算协议，确定工程总造价为20969427元，且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均认可已按协议履行完毕。李光明主张以新达公司的名义从百川公司处承包了涉案工程，对此新达公司亦认可其与李光明之间是挂靠关系。该案在审理中，李光明于2015年5月4日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文华美景住宅小区二期K、L、M号楼造价鉴定。因李光明认为应当按照综合单价包干合同标准的工程造价，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认为应当按照按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标准的工程造价，故未能启动鉴定程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光明与新达公司系挂靠关系，其借用新达公司的名义与百川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经一审法院释明，李光明坚持主张百川公司向其支付涉案工程款，不主张新达公司向其支付涉案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挂靠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起诉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只能由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只有当被挂靠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挂靠人才能基于代位权的行使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现李光明直接起诉百川公司，要求百川公司给付工程款，但是李光明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新达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其依法取得代位权。李光明主张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之间的结算协议是双方的串通结算，损害了李光明的利益，其依法享有代位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光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其次，当事人之间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0年1月30日签订的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约定的包干总价为2422.5万元，但该价格含甲方（百川公司）分包工程及配合费、土建工程甲方供材及配合费，扣除相应款项后，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之间在结算协议中确定的工程总造价20969427元，并未明显偏离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最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光明可以依据其在2010年1月30日与新达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向新达公司主张权利，新达公司与百川公司之间的结算并不当然的影响李光明的权益。因此，对于李光明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已经就涉案工程款结算，并履行完毕。因此，李光明直接起诉百川公司，要求其给付工程款，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遂于2015年11月26日以（2015）徐民初字第44号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光明的起诉。本案在原审中，李光明明确表示“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而不是合同”，虽经一审法院释明，李光明坚持申请对案涉的工程价款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江苏省华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鉴定意见书》，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认为：“工程施工合同”第三项工程造价中，部分主要条款前后矛盾，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工程造价。主要是：合同价款结算方式前后矛盾。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铜山县新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的“文华美景二期工程施工合同”第2页第三“工程造价”第1条，“本合同为综合单价包干合同，（该单价不执行政策性文件调整），包干总价为2422.5万元——材料价格涨跌超过10%的部分按本合同第五条3.3条款执行（当清单的工程量及做法与图纸不符时，应按图纸设计及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为准）。最终结算价为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价。以上划线部分前后矛盾，请贵院对工程价款结算方式进行明确。”鉴定机构认为李光明与百川公司并未对工程价款的结算形成合意，经一审法院同意作出两种鉴定意见：一、按综合单价包干合同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5447431.21元；二、按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2853522.82元。李光明支付鉴定费20万元。经质证，李光明认可按综合单价包干合同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5447431.21元，但认为少算了566332.6元；百川公司认可按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2853522.82元，但是认为多计算468万元。一审另查明，案外人孔庆金因与新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2013）徐民终字第10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0年3月12日，新达公司与孔庆金签订工程承包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为便于公司经营，孔庆金自愿承包由承包方总承包的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文华美景二期M号楼建筑安装工程……”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3日作出判决，新达公司给付孔庆金工程款453676.68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一般而言，所谓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认定恶意串通需要认定各方当事人都出于恶意、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损害了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案中，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一审法院从以下方面分析认定：一、从施工合同的缔结主体来看。2010年1月30日，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签订文华美景二期施工合同，合同的缔约方为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并加盖了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的公章。李光明基于其借用新达公司的资质，与新达公司形成挂靠关系，其仅作为新达公司的经办人员在施工合同上签字。二、从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的支付问题及实际支付情况来看。施工合同约定由百川公司按照施工进度向新达公司支付工程款，在李光明存在挂靠新达公司的情形下，施工合同没有就工程款可向或者应向李光明支付作出特别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百川公司先后多次向新达公司付款，并未向李光明支付任何款项，新达公司收到工程款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再向李光明支付。在整个付款环节中，李光明没有就支付主体、支付方式、支付金额等相关内容提出异议，说明李光明认可上述支付内容。三、从结算协议中涉及的审计报告的形成过程来看。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第四条第4项约定，新达公司在工程竣工备案后一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工程结算至百川公司，百川公司在收到新达公司整结算资料后三个月内完成结算的审核工作。逾期未审，按新达公司送审价结算，审计期间承包方积极配合。根据约定，工程结算应由新达公司提交结算资料，由百川公司完成审计工作。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进行送审结算并不违反施工合同内容。在（2013）铜民初字第185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百川公司提供一组催告书，证明工程造价初审结论出来后，百川公司及时向新达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对初审结论出具书面的意见，但经多次催告，新达公司至今尚未出具任何的意见。李光明经质证认为对百川公司向新达公司去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新达公司在与李光明协商后均就来函事宜向百川公司回函，要求百川公司按照2009年12月份签订的施工合同进行结算，因此百川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是由于李光明的原因造成没有结算的结果。这说明在该案诉讼以前，百川公司在2012年6月份时已经委托相关审计单位对该工程造价进行审计。而且，百川公司提供的涉案工程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系由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最终形成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也早于2014年6月26日法院告知工程款暂停结算时间。催告书中包括2012年6月14日百川公司向新达公司发送的函件，内容为“贵方寄来的K、L、M楼竣工决算资料23本已收到，因决算审核工作需要，请贵方抓紧补充以下资料：一、竣工图一套、竣工资料三套；二、决算电子档一份；三、再提供决算一份。”该份证据可以看出审计所需决算资料基本来源于新达公司，李光明作为挂靠人知悉审计过程并提供了相关审计资料。四、从结算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结算协议，就工程款的结算依据、工程总造价、百川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及抵扣费用进行核对，确定了百川公司尚欠新达公司工程款1608550.17元。该协议从内容上来讲，是双方对尚欠工程款数额的对账，并未约定百川公司继续向新达公司直接支付工程款。百川公司后根据执行法院要求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并未超出2014年6月26日中院告知内容。五、从本案中关于工程总造价数额存在差别的角度分析。施工合同第一条约定为综合单价包干合同，包干总价为2422.5万元，同时也约定最终结算价为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价。合同价款结算方式前后矛盾。2012年，百川公司委托审计价为20969427元。本案原审中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一、按综合单价包干合同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5447431.21元；二、按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2853522.82元。从合同约定价格到审计价格，由于存在工程量变更，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差额。而且合同约定价格含百川公司分包工程及配合费、土建工程甲供材及配合费，扣除相应款项后，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之间在结算协议中确定的工程总造价20969427元，并未明显偏离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关于原审中鉴定机构出具的两种鉴定意见，均高于结算协议中确定的审计价格问题。鉴定意见虽然是由李光明申请经一审法院委托，由具有鉴定资格的专家或者技术人员通过科学的鉴定方法对相关鉴定项目作出的以供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参考的信息，具有科学性和证据性的双重属性。因此，鉴定意见难免具有主观性和局限性，受科学原理、技术方法、鉴定标准以及鉴定人员的认知所限，鉴定意见出现误差是符合认知规律的。当然，审计价格也不必然准确反映工程实际造价。本案中，施工合同已约定通过百川公司审计作为工程款结算方式，不能以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来作为本案所涉纠纷的结算依据。通过以上分析，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依据审计报告达成结算协议均出于恶意，相互之间存在互相串通行为，损害李光明的合法权益，也就不能认定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此外，李光明在新达公司作为承包人没有怠于向发包人百川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没有权利直接向百川公司主张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李光明可以依据其在2010年1月30日与新达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向新达公司主张权利。综上，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之间的结算协议并不当然地影响李光明的权益，故李光明主张结算协议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李光明诉请第二项工程款数额问题，因不能确认结算协议无效，基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该案立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以上论述，一审法院将结案案由调整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光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425元，鉴定费200000元，由李光明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焦点为：1.李光明要求确认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签订的涉案结算协议部分无效能否成立。2.李光明要求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民事纠纷系因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且民法典实施前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故本案的法律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一、关于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签订的结算协议中工程款结算部分效力的问题。李光明主张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签订涉案结算协议系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李光明利益，应当确认该协议无效。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结合李光明主张和案件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关于李光明主张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在法院告知暂停结算后进行结算的问题。李光明于2014年5月9日向本院起诉百川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以（2014）徐民初字第0126号立案。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案件承办人于2014年6月26日告知李光明及被告百川公司“原告有可能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因此，工程款结算问题除了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之外，其他的结算暂时暂停。”百川公司在被告知暂停结算后，于2014年8月5日与新达公司签订了结算协议。其次，关于结算协议中确定的审计价格与鉴定造价的问题。结算协议中确定的审计价格为20969427元，原审鉴定造价为：按综合单价包干合同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5447431.21元；按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标准的工程造价为22853522.82元。百川公司自认其在签订结算协议时已知道李光明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新达公司在李光明未到场的情况下签订了结算协议，且结算协议中确定的审定价明显低于二鉴定造价。综上，本院认为，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在法院向其释明暂停结算后，在明知实际施工人为李光明的情况下，二者自行以明显低于鉴定造价的价格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据此可以推定，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李光明的合法权益，二者签订的结算协议中工程款结算部分应属无效。二、关于李光明要求百川公司和新达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主张的问题。首先，关于付款主体的问题。在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3年10月18日的质证笔录中，百川公司自认，其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当天已知道李光明借用新达公司的资质承揽涉案工程。虽然之后的庭审中，百川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之前的自认。此外，百川公司与新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有李光明的签字，且百川公司多次直接向李光明转账支付工程款，故可推断百川公司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知道李光明系挂靠人，百川公司与李光明均有受合同拘束的意思，该合同直接约束双方，李光明有权直接向发包人百川公司主张欠付工程款及利息。虽然李光明借用新达公司资质与百川公司签订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但李光明已按合同约定完成了施工，涉案工程也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李光明仍有权参照合同约定要求百川公司给付工程款。其次，关于工程款数额的问题。第一，关于涉案工程造价。《文华美景二期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该合同为综合单价包干合同，约定了计价基础以及具体综合单价的计算方式，虽然该合同中也约定了最终结算价为包干总价加变更增减价，但综合上下文理解可以推断订立合同时的本意应为以综合单价形式计算工程款，以此种方式计算的鉴定造价为25447431.21元，即涉案工程款为25447431.21元。第二，关于已付工程款。新达公司和李光明均认可，李光明收到工程款19081412元，百川公司通过法院代为支付1537854元，故欠付工程款数额为25447431.21-19081412-1537854=4828165.21元。最后，关于欠付工程款利息的问题。根据《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工程质保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缺陷责任期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2年，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该《办法》第十条规定，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到期后，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返还质保金。本案中，《文华美景二期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百川公司保留工程结算总价的5%作为工程保修金，按各部分工程造价比例分二次付清（屋面、外墙及卫生间等防水五年，其它部分二年）。”以上条款中的“保修金”实际应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其中约定的“五年”、“二年”实际应为缺陷责任期。双方合同约定预留工程价款的5%作为质保金，缺陷责任期满，百川公司应当退还该质保金。缺陷责任期自竣工验收之日起算，本案中，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为2011年12月13日，李光明一审起诉时缺陷责任期已满两年，百川公司应当向李光明支付相应质保金及利息。因此，百川公司应付逾期支付95%节点款的计数基数为3555793.65元（25447431.21元×95%-19081412元-1537854元），质量保证金为1272371.56元（25447431.21元×5%），因此，百川应付李光明利息的数额为：【（以3555793.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1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一年期LPR标准计算）+（以1272371.56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一年期LPR标准计算）】。因此，百川公司应向李光明支付欠付工程款4828165.21元以及利息【（以3555793.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1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一年期LPR标准计算）+（以1272371.56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一年期LPR标准计算）】。综上所述，李光明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一条、第二十六条、《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2民初492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铜山县新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2014年8月5日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结算部分无效；三、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李光明支付4828165.21元以及利息【（以3555793.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1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一年期LPR标准计算）+（以1272371.56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一年期LPR标准计算）】。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425元，鉴定费200000元，由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李光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5425元，由徐州百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伟审 判 员  胡元静审 判 员  苏 团二〇二一年八月三日法官助理  王海明书 记 员  赵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