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8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红华，男，1985年7月2日出生，蒙古族，住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春，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翀，男，199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超，北京市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红华因与被上诉人刘思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33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思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思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思翀、红华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并没有真实履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首先，双方之所以签订《借款协议》，是因为2016年6月刘思翀要求红华入职北京乐舞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舞公司）担任CEO，同时承诺赠送红华一定的股份，但为了方便向其他股东交代，要求红华写一份《借款协议》。2018年5月，乐舞公司在没有向红华给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将红华的股份收回。以上说明，该《借款协议》只是为了给予红华股份而签订的，并非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其次，从刘思翀提交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刘思翀向红华提供了相应借款。二、案外人李某的8万元转账记录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一审过程中，刘思翀提交了案外人李某向红华转账8万元的银行流水。红华不否认收到了该笔款项，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刘思翀认为该款项是由案外人李某代替刘思翀向红华支付的“借款”，应由刘思翀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中，刘思翀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仅依据李某的转账记录即认定为该款项属于刘思翀的债权，有失偏颇。三、刘思翀向红华转账支付的42000元是红华的工作费用，并非借款。从刘思翀一审期间提交的42000元借款组成来看，出借款项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多，且转账时间都是下班以后，具体时间多在晚上甚至凌晨，金额有时多有时少，不符合借款的常理。事实上，因为乐舞公司主要从事舞蹈培训类业务，年轻人比较多，经常在下班后组织聚餐或团建活动。刘思翀所转账给红华的费用，均是红华在乐舞时代公司担任CEO期间，刘思翀作为公司老板每次根据实际需要费用的情况而给付红华使用的工作费用，所以时间和金额都不确定，并非红华对刘思翀的借款。四、刘思翀25000元的刷卡记录，无法证明是红华支出。一审期间，刘思翀提交了25000元的信用卡刷卡记录，并称该款项为红华支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思翀对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刘思翀未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认定上述款项由红华支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五、一审法院认定红华欠款金额为145000元的主要证据是刘思翀提交的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但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刘思翀、红华并没有对欠款金额进行最终的确认。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有失偏颇。刘思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红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思翀与红华签订有《借款协议》，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够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及借款金额。刘思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华偿还刘思翀借款147000元以及利息（以147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147000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红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4日，案外人李某通过名下农业银行尾号为8179的账户向红华名下尾号为2575的账户转账支付8万元，交易摘要载明“借款”字样。刘思翀主张该笔8万元系刘思翀向红华交付的出借资金，红华称该笔转账款项无法证明与刘思翀有关。2016年6月15日，刘思翀（甲方）与红华（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乙方于2016年6月15日向甲方借款20万元。乙方于2017年12月31日向甲方还款本金20万元。2016年12月15日，刘思翀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红华支付1万元。2017年1月24日，刘思翀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红华支付2000元。2017年4月22日，刘思翀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红华支付2万元。2017年7月6日，刘思翀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红华支付1万元。以上合计支付金额为42000元。刘思翀主张以上42000元系刘思翀向红华交付的出借资金，红华则坚持答辩意见中的主张，称以上42000元系刘思翀给付红华的工作费用。刘思翀名下平安银行信用卡账单显示2017年6月6日刷卡支出5000元，交易说明记载“北京潘家园医院”字样；2017年6月15日刷卡支出两笔资金合计2万元，交易说明均记载“北京佳佳乐超市”字样。刘思翀主张以上三笔刷卡支出资金合计25000元是刘思翀向红华交付的出借资金，红华则称上述刷卡支出资金无法证明与红华有关。乐舞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29日，现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思翀，股东为刘思翀、马艺铭，其中刘思翀的持股比例为81．66%。乐舞公司曾于2017年5月1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且红华新增为该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为15万元。2018年5月28日红华经工商变更登记退股。2018年12月16日至2020年6月21日期间，刘思翀与红华进行了多次微信文字及语音聊天。双方通过文字方式进行的微信聊天包括以下内容：2018年12月16日，刘思翀：“华，年前还能有些盈余么？我过年需要资金”“咱俩还差多少来着”，红华：“这半年稍微能维稳一下，差不多能到平衡就不错了，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些，实在是我这边也没有，你也肯定碰到暂时资金短缺了，一起想想办法”“我另一个手机记了，回头我找找，你那儿应该也有记录，慢慢恢复了把债还了”，刘思翀：“你这一年也没赚到钱，还那么辛苦啊”“你查一下多少，咱俩核对一下”，红华：“先平稳，上班不像做生意啊，我找一找，你那儿更详细一些，以你的为准”，刘思翀：“我这记得还有14．5，你确认一下”，红华：“好的”，刘思翀：“我这每个月要还银行钱，你懂的，银行不惯着我”，红华：“懂，我尽快尽力啊，现在还没稳定，收支能达到平衡就不错了，然后发力一下”，刘思翀：“老邬也不顶你一下呀”，红华：“嗯啊，我知道我今年也想赶紧把婚礼办了，现在我这边情况说也是不落地的规划，再等等，等我弄清楚了，咱俩再商量看看”。刘思翀称老邬为红华的时任领导。2019年2月16日，刘思翀：“好的，你给我一个计划。我好做我今年的收入预算，因为今年我要花挺多钱”“华，三月前给个规划和交代”。2019年2月21日，红华：“等我这边稳些了，见面聊吧。否则什么规划都是空谈。我这边现在没钱情况你面前也了解了”，刘思翀：“老邬不给你发工资吗”，红华：“空了见面聊，根据状况再定规划”。此后，刘思翀又向红华发送微信称：“还定不了还款是吧”，红华回复微信称：“目前还定不了，4月份吧我能定下来和你说咱聊具体”，刘思翀发送微信称“好，等你消息”。2019年3月6日，红华：“好，分头加油吧”，刘思翀：“你今年还是在老邬那做事对吧”。2019年3月29日，刘思翀：“资金有进展吗”，红华：“还一样。有进展了联系你。应该用不了多久”，刘思翀：“嗯”“那个华，你还是最好定时间定个还款规划吧，这个我现在非常缺资金，而且说句实话，一直我也没催你，对吧，而且之前有一些钱给你拿了，我也就没算，最后给你算了十四万五，然后也好几年过去了，对吧，多少你老这么拖，感觉没有交代这个对吧，多了我也不说了”。2019年5月24日，刘思翀：“钱怎么着？这都马上6月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你应该知道”。2019年6月3日，刘思翀：“欠条重新写一个吧。毕竟这么久了，三年了”。2019年8月8日，刘思翀：“最近怎么样”，红华：“忙到现在，慢慢稳了结完婚解决钱的问题”。2019年10月20日，红华：“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不了，等我有了再给，否则之前说啥也没用啊”，刘思翀：“你啥时候结婚呀”“明年了吧”，红华：“结婚和这个无关，没定日子呢，结婚是结婚，只是我觉得结完状况好点”“会尽快解决哈”。2019年11月21日，红华：“之前我们沟通好几次了，我现在没有钱，我有钱的时候一定还，不可能短时间就有钱了。总得让我工作挣钱吧，先得活着吧，要不我拿什么还。另外我负债你也清楚的，拖着家，所以急着用和其他的我没辙，信我这个问题就不沟通了。没钱时候说都是扯。一、钱肯定还，谁的都不差。二、目前只是维持生活，时间上不确定。别的赚钱了就还些，借的时候就知道一、不会赖账，二、还的时间肯定短不了”。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到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支付了借款。刘思翀主张刘思翀、红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有2016年6月15日刘思翀、红华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及2018年12月16日至2020年6月21日期间刘思翀、红华之间的多次微信文字及语音聊天记录为证。红华虽然不认可刘思翀、红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是红华所举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刘思翀证据的证明效力。结合红华认可曾在刘思翀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乐舞公司任职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刘思翀、红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关于借款金额如何认定。刘思翀主张红华所借147000元中有8万元系通过案外人李某银行账户向红华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并提供了李某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予以佐证。该笔转账发生时间为2016年8月14日，系《借款协议》签订前一天，且交易摘要明确记载“借款”字样，转账金额低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金额，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笔转账资金为刘思翀向红华支付的出借资金。对红华有关刘思翀并未依据《借款协议》向刘思翀提供任何借款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借款协议》约定了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但并未约定利息。刘思翀针对该笔8万元借款，要求红华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刘思翀主张的利息标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思翀主张红华所借147000元中有42000元系刘思翀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方式转账支付给红华，支付时间为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并提供了相应支付宝及微信转账凭证。红华认可收到了刘思翀转账支付的42000元，但称该款项分四笔支付，金额有时多有时少，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以上，不符合一般情况下借款的特征；事实上这些费用都是红华在刘思翀公司担任CEO期间，刘思翀交付给红华的工作费用。针对诉争42000元款项，刘思翀在提供相应转账凭证后，红华主张系工作费用，红华对此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红华所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抗辩意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就诉争42000元款项，刘思翀、红华双方亦成立借贷关系。关于诉争25000元款项，刘思翀提供了刘思翀名下平安银行信用卡账单为据，主张2017年6月6日刷卡支出的5000元及2017年6月15日刷卡支出两笔资金合计2万元，为刘思翀向红华交付的出借资金，红华则称上述刷卡支出资金无法证明与红华有关。由于上述25000元并非刘思翀向红华直接支付因此双方是否因此成立借贷关系，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刘思翀自2018年12月开始多次通过微信与红华沟通还款事宜，且刘思翀不止一次提出红华应还款金额为145000元，结合刘思翀在本案中主张的出借资金交付金额合计为147000元，两者之间差额为2000元。红华在刘思翀明确提出催告还款请求及应还款金额后，并未通过微信聊天向刘思翀表示异议，且红华向刘思翀发送的多条微信文字及语音信息都可以体现出红华认可欠付刘思翀款项的事实，只是没有明确还款时间。由于刘思翀提供的刘思翀、红华微信聊天记录发生于刘思翀主张的出借资金交付后，刘思翀主张的诉争25000元借款并非刘思翀直接向红华支付，红华不认可诉争借款25000元与红华有关，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红华向刘思翀借款的总金额时以刘思翀在微信聊天中所提出的应还款金额145000元为准。对刘思翀超出部分的2000元借款本金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红华称刘思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全面，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聊天过程，但是红华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一审法院对红华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借款协议》项下8万元借款以外的其余借款65000元，刘思翀红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刘思翀在2019年11月21日前虽然多次通过微信与红华沟通确认还款金额及还款日期，但是双方就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且就上述借款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2019年11月21日红华向刘思翀发送的微信“之前我们沟通好几次了，我现在没有钱，我有钱的时候一定还，不可能短时间就有钱了。总得让我工作挣钱吧，先得活着吧，要不我拿什么还。另外我负债你也清楚的，拖着家，所以急着用和其他的我没辙，信我这个问题就不沟通了。没钱时候说都是扯。一、钱肯定还，谁的都不差。二、目前只是维持生活，时间上不确定。别的赚钱了就还些，借的时候就知道一、不会赖账，二、还的时间肯定短不了”清晰传达出了红华认可债务及同意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加之在此之前刘思翀已经通过微信向红华明确了红华的应还款金额为145000元，红华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院以2019年11月21日作为红华应当向刘思翀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或称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对刘思翀有关65000元借款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在以6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对刘思翀超出部分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案其他证据，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一审法院不再予以评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判决：一、红华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刘思翀借款该金14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6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刘思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刘思翀提交了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李某出庭陈述称，其为刘思翀的母亲；因红华向刘思翀借款，其于2016年6月14日按照刘思翀的指示向红华转账8万元；其与红华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会向红华主张返还该笔款项。红华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亦认可李某向其转账支付的8万元，是本案《借款协议》项下刘思翀向红华出借的款项。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本院不持异议。本案中，刘思翀依据其与红华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诉至法院，要求红华偿还借款本金147000元及利息。红华则主张本案《借款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刘思翀在一审期间提供了案外人李某于2016年6月14日向红华支付8万元的转账凭证，李某在二审期间出庭作证，证明其按照刘思翀的指示向红华支付该笔款项，刘思翀系该笔款项的债权人。红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此，应当认定该笔8万元系刘思翀在本案《借款协议》项下向红华出借的款项。刘思翀还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其通过微信向红华支付共计42000元。红华则主张上述款项系刘思翀向其支付的工作费用。刘思翀对此不予认可。红华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此外，刘思翀还提供了其信用卡账单，主张红华使用其信用卡刷卡支出共计25000元。红华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借款缺乏直接的关联性，但同时注意到，在刘思翀与红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思翀明确提出红华的借款金额为145000元，要求红华予以确认，红华对刘思翀主张的借款金额未提出异议。鉴于此，结合刘思翀提供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红华对刘思翀的借款金额为145000元，进而判令红华向刘思翀偿还该笔借款并支付相应的借款利息，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红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红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李卫东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侯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