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5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维灵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法定代表人：李国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楠，北京市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栋，北京市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增雪，男，1973年2月28日出生，住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禹，男，1976年6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秀峰，男，1978年10月2日出生，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山，北京燕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秀玲（兼赵某法定代理人），女，1980年10月29日出生，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全（周秀玲之兄），1978年4月28日出生，住内蒙古赤峰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2005年1月31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斌，北京政铎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郭章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立松，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通，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国维灵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维公司）、杨增雪、张禹、陈秀峰因与被上诉人周秀玲、赵某、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华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维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国维公司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工程发包方为歌华公司、承包方是国维公司、国维公司具有涉案工程的施工资质的认定明显错误。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可知，从事涉案工程施工活动，国维公司必须取得北京市住建委核发的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但国维公司直至涉案工程竣工验收也未按照前述规定取得上述相关资质。2.歌华公司一审提交的国维公司的《有线电视台、共用天线系统设计（安装）许可证》及广播电影电视部出台《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并不能证明国维公司具有资质。涉案工程属于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上述证据所指向的是共用天线系统，故本案的事实是歌华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无资质的国维公司。3.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工程虽然在形式上竣工验收合格、但事发时仍未完工的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歌华公司与国维公司均认可，涉案工程已于2016年3月31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有歌华公司加盖公章的验收报告为证。国维公司对涉案工程的风险责任已转移至歌华公司，自此之后的一切管理责任均与国维公司无关。而事发时施工作业到底是谁来安排的，一审并未予查清。4.一审法院关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赵某某在摔伤时不存在重大过失存在错误，赵某某自身存在严重过错导致事故发生，其应当对自身过错行为承担责任。5.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赵某某死亡赔偿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6.一审法院未扣除国维公司已垫付的费用，仍要求国维公司全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明显不公。国维公司已垫付医药费460353.14元，给付现金80000元，合计支付540353.14元。张禹亦垫付医药费44175.82元，给付赵某某家人10000元，但一审判决却均未在医药费中予以一并扣除。针对国维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答辩意见：周秀玲、赵某辩称，1.国维公司认为应当由歌华公司承担责任，这个观点我们也是认可和同意的，但从事实上也免除不了国维公司的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赵某某的死亡赔偿金是正确的。3.国维公司说垫付医疗费的问题，我们在庭审中也认可，我们起诉的是带有歌华公司和其他人的，他们都有连带责任我们无法单独给他们抹去。歌华公司辩称，国维公司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施工单位。国维公司提到的建筑资质管理规定，是部门规章、是下位法，《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是行政法规、是上位法，故根据上述管理办法，国维公司是有相应资质的，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杨增雪辩称，以法院审查为准。赵某某与杨增雪并非相识，与杨增雪无任何关系。本案与杨增雪无关，至于其他诉讼当事人的相关情况以法院审查为准。张禹辩称，赵某某是通过杨增雪来国维公司干活的，国维公司到歌华公司干活。维修站站长没有说此工程验收合格，而是查看施工材料、光缆牌后让继续干了。我也质疑歌华公司出具的验收报告，歌华公司验收人在安监局笔录中说光缆工程没有初步验收，歌华公司的报告人在笔录中说光缆属于施工内容。陈秀峰辩称，同意国维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认为歌华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陈秀峰、杨增雪和张禹对此次事故不应承担责任。杨增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杨增雪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次事故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属于扩大解释和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赵某某仅是提供体力劳动作业，在该行业中赵某某无任何技能，仅是拉线和架线，无须任何资质。2.赵某某从事的行业不需要任何资质，杨增雪介绍或即使属于一审法院依职权认为的本案属于转包行为，转包的是拉线和架线，杨增雪也不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判决杨增雪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杨增雪不属于“转包”而属于“介绍”。杨增雪是国维公司的劳务工长，从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形成的、具有参考性的安监局的笔录可以看出，杨增雪只负责组织工人进行施工。在原一审查明赵某某与杨增雪并不相识，也无任何雇佣劳动等关系，因此赵某某的损害及赔偿结果与杨增雪无关。4.杨增雪仅将涉案项目介绍给陈秀峰，至于介绍后陈秀峰如何和国维公司对接，或者赵某某与国维公司等其他诉讼当事人的关系，杨增雪并不清楚。因此，本案中，杨增雪作为介绍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5.若一审法院认定层层转包事实正确，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查明和明确。针对杨增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答辩意见：周秀玲、赵某辩称，杨增雪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和事实，还是以原来的事实进行了归纳，我们也想认为施工者是歌华公司，我们服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歌华公司辩称，不同意杨增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国维公司辩称，不认可杨增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涉案工程需要资质。杨增雪认为自己只是介绍、不是承包是不成立的。杨增雪不仅从国维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而且又转包了部分工程给陈秀峰而且支付了工程款，这个事实在安监局的笔录中和劳动仲裁的裁决书中既有杨增雪的承认，也有陈秀峰、张禹等人的指认。杨增雪没有相关资质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涉案工程属于未竣工的工程，杨增雪应当承担责任。故杨增雪认为其不属于承包而属于介绍，是对安监局笔录的断章取义。2016年4月25日杨增雪的询问笔录是认可了这个事实，他说是从曾凡兵处承包了活，没有相关的执照和资质，将部分工程转包给陈秀峰，陈秀峰是个人没有营业执照，陈秀峰没有资质。这一段很清楚，他是自认的，不可能再改变。张禹辩称，我们是工友，一直在一起干活，并不是他跟着我干活，我们是互相的。我们就是干一些拉线接线的活，我们就是打工者。陈秀峰辩称，同意杨增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要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张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国维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维公司、周秀玲、赵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其一，一审法院认定张禹是赵某某的雇主是错误的，两人之间仅仅是工友关系。赵某某家属自认，赵某某与国维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虽然怀柔仲裁委没有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成立，但可以证明赵某某是国维公司直接雇佣来干活的工人，仲裁结果不影响雇佣关系的认定。张禹对赵某某的帮助并不构成对雇佣关系的自认。其二，一审法院认定赵某某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其三，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赵某某的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其四，一审法院关于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生活用品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认定金额过高。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推定张禹有过错，法律及事实依据不足，应予以纠正。针对张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答辩意见：周秀玲、赵某辩称，适用农村标准法律是有规定的，张禹的论述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希望按一审查明事实进行认定。歌华公司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张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国维公司辩称，不认可张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我公司认为张禹是赵某某的直接雇主，赵某某是张禹雇佣的带班工人，工资由张禹直接发放，有安监局笔录中张禹的自认和受张禹雇佣的其他工人的指证。涉案工程并不是国维公司直接转包给张禹的，张禹的陈述是为了逃避责任故意歪曲事实。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张禹违法承包的事实正确，而且他确实不具备承包涉案工程的资质，如果涉案工程属于未竣工的工程，张禹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张禹是赵某某的雇主是正确的。张禹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而且与他在原审中的陈述相矛盾，与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涉案工程发包、承包、转包施工的全过程相矛盾。2.我公司同意张禹关于赵某某自身存在过错、以城镇标准计算赵某某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以及一审法院关于赵某某各项损失认定过高的上诉理由。杨增雪辩称，事实和理由以法院审查为准。通过张禹的上诉事实和理由，能够反映出杨增雪在此过程中未获得任何利润。陈秀峰辩称，同意张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陈秀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陈秀峰并非本案适格主体，陈秀峰从未在歌华公司承包业务，不能仅凭各方陈述来认定陈秀峰是否为发包人和转包人。在这个案件中，陈秀峰只是介绍工作，没有组织过工人干活，也没有进行过发包转包，没有收取过一分发包款和转包款，跟张禹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在此过程中收到的转款均已转给在案其他人员。也没有承包协议和转包协议，只是口头跟他们说来上班。2.此前最高院的裁判精神认为，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没有合同关系时，要求转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本案应当由国维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陈秀峰承担连带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针对陈秀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答辩意见：周秀玲、赵某辩称，不同意陈秀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们国家不是案例法，坚持一审法院判决。歌华公司辩称，不同意陈秀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认可一审法院判决。国维公司辩称，不认可陈秀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陈秀峰违法转包的事实是正确的，陈秀峰不具备涉案工程施工的合法资质，应当承担责任。陈秀峰和国维公司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理由要求国维公司一家承担责任。杨增雪辩称，以法院审查为准。我仅和陈秀峰联系过，至于陈秀峰怎么和国维公司洽谈及结算我并不知晓。张禹辩称，以法院审查为准。周秀玲、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歌华公司、国维公司、杨增雪、张禹、陈秀峰向周秀玲、赵某连带赔偿医疗费872345.08元、死亡赔偿金1388680元、丧葬费53084元、误工费99204元、护理费4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鉴定费6460元、营养费5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7500元、交通费29690元、住宿费124160元、生活用品费36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工程发包方为歌华公司，承包方是国维公司。国维公司具有涉案工程的施工资质。国维公司项目负责人曾凡兵与杨增雪签订《施工合同》《工程安全协议》，约定杨增雪负责位于太师屯镇区域内的光缆架设工程的施工，工期自2015年4月15日至2016年4月30日。杨增雪将其中的涉案工程转包给陈秀峰，陈秀峰再次转包给张禹，张禹雇佣赵某某加入施工，担任班长职务，在曾凡兵班组工作。2016年4月19日，赵某某在涉案工程工地施工时从电线杆上坠落受伤。当天，赵某某到北京市密云区医院住院治疗，其伤情经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硬膜外血肿、创伤性脑疝、广泛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双侧硬膜下积液、胸部损伤、右侧多发肋骨骨折、胸骨骨折、胸椎骨折、双侧胸腔积液、持续性植物状态、交通性脑积水、后天性颅骨缺损、C6椎体骨折、左侧腓骨头骨折、左侧髌骨骨折、中枢性尿崩症、双下肺不张、贫血、低蛋白血症、铁缺乏、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泌尿系感染、附睾炎、泌尿道念珠菌病”。北京市密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后就赵某某受伤一事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询问笔录显示：曾凡兵称位于流河沟村的涉案工程工期比较紧，其经朋友介绍，将部分工程以每公里3000元价格转包给杨增雪负责组织工人进行施工作业；杨增雪没有营业执照和施工资质；其与杨增雪签订施工合同和安全协议，没有单位的委托书；伤者大概是杨增雪找的工人；其未对杨增雪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杨增雪的工人由杨增雪进行培训。其现在知道杨增雪进行了劳务转包，转包给了陈秀峰；其是国维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采取项目承包制，工程干完后，公司与其结算；涉案工程未达到验收标准，国维公司向歌华公司申请验收是因为杨增雪向其汇报称太师屯镇的工程都已经干完，达到验收标准，可以进行验收，其对太师屯大部分村都抽验了，达到验收标准，没有抽到位于流河沟村的涉案工程，故申请歌华公司密云分公司进行了初验。杨增雪称其从曾凡兵处承包涉案工程，往原来的线路上挂光缆；在太师屯镇域范围内大概60-70公里；其没有相关营业执照和资质，现场组织工人进行施工作业；工程的现场负责人是其小舅子范某某；事发当天，张禹和陈秀峰分别与其电话联系，称施工现场出事，有工人受重伤，让其出点钱，其安排范某某去医院探望，并向曾凡兵电话汇报情况；其不认识受伤者，只知道是张禹雇佣的工人；其不认识张禹，不知道是谁找来干活的；涉案工程的承包方是曾凡兵的单位，具体名字其不知道，其与曾凡兵签订了施工合同，约定每公里挂线作业费用是3000元，无法提供合同，签完合同后就留在曾凡兵处，其没有拿回来；其与曾凡兵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因为工程量太大，工期紧，其大概在2015年9-10月份左右将部分工程转包给陈秀峰；陈秀峰是个人，没有营业执照或施工资质；其与陈秀峰没有签合同或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口头约定工程费用是1公里3000元；二人各管各的工程施工现场；其于2016年2月4日给了陈秀峰涉案工程款5万元；其于2016年2月3日接陈秀峰电话称张禹要钱，其在陈秀峰处见到张禹，将钱转给陈秀峰；其在2016年5月26日时不知道涉案工程是否验收，听范某某称太师屯镇柳河沟村就差一段吊线没打，护管没穿；因为涉案工程是由陈秀峰干的，所以剩余工程还应该是陈秀峰找的张禹施工，其不知道陈秀峰将工程分包给张禹，其在陈秀峰处见到张禹时才知道是张禹施工的。歌华公司密云分公司副总经理周某某称赵某某事发时施工部分属于工程施工内容，因为村里的线路比较长，其估计是抽验时验收位置都完工，赵某某施工的位置没有验到。国维公司经理李国庆称赵某某是张禹找来干活的工人，张禹是赵某某的包工头，陈秀峰找张禹过来的；事故发生的线路是主干线路。陈志军称其给张禹干活，听领班的赵某某安排干活，4月18日施工时被歌华公司的人看到，之后让他们继续施工；4月19日赵某某开车带其去施工，事发时其和李艳三在地上往西放铁线，距离出事的赵某某两根杆子的距离；事发前赵某某负责上杆，把铁线的一头固定在杆子上；其没看到事发，张禹大声叫其说赵某某摔了，赶紧过来，其到现场看到张禹、李某某扶着赵某某，赵某某坐在地上，身上系着安全带，安全绳一头在身上连着，一头没在身上系着，安全帽距他2、3米远的东北方向。脚扣一只在杆子上挂着，一只在地上。其干活前接受过安全教育培训，张禹给其买过书，让其学习，都是口头培训，让其学习，注意安全，没有记录。李某某称事发时赵某某爬到3米左右，还未进行作业，就掉下来了；他带着安全帽，上杆时其没注意安全带拴在线杆上，赵某某从线杆上掉到地上时其看见他腰上是挂着安全带的。张禹称赵某某跟其干了有3年多，当时口头约定一个月给赵某某7000元；当天施工包括其共有6个人，工程是陈秀峰叫其来的，大概在2015年4月份说杨增雪有一个有线电视的光缆活，每公里2000元，让其找几个人过去干；其事后才知道每公里是3000元。陈秀峰称杨增雪让其承包太师屯歌华有线工程部分活，每公里3000元，其当时有活没干完，介绍了张禹去承包；张禹知道每公里3000元，说每公里给其1000元介绍费，按每公里2000元价格干；其给张禹转了5万元工程款，杨增雪让其代转给张禹。赵某某后向北京市怀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其与国维公司之间自2014年11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后于2017年1月9日以赵某某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赵某某的申请请求。仲裁裁决书载明：“经查：赵某某主张：2014年经杨增雪等人介绍，到国维灵星公司密云分公司工作，负责歌华有限室外电缆的架设和安装，主要工作地点在密云区太师屯；工作期间由张禹布置工作，曾凡兵和张禹对其进行管理；工资约定按年支付，月工资7000元，平时可以借支，由张禹负责发放工资，工作期间仅结过一次工资。国维灵星公司对赵某某主张不予认可，表示公司2015年4月将光缆架设的工程承包给杨增雪，工程于当月开工，工程款按照进度按公里数结算给杨增雪，赵某某及张禹均非公司职工。……庭审后，杨增雪及张禹到本委接受调查。杨增雪陈述：2015年3、4月份接了国维灵星公司的活，负责太师屯下边的十几个村的光缆工程，双方签订有协议，约定一年内完工，因活较多，将其手里的活包给陈秀峰，陈秀峰负责找工人干活，张禹是陈秀峰找的人，其工钱由陈秀峰发，不认识赵某某；张禹陈述：与赵某某、李艳三等人一直在一起干装修等零工，后在密云街上遇到曾凡兵，曾凡兵找几人一同干歌华有线的光缆施工，称按月发放工资，其于2015年6月底和赵某某一起到太师屯干活，工作期间曾凡兵发过5次工资，其中有两次到国维灵星公司领取，但具体地址不清楚，平时接受曾凡兵管理，由曾凡兵打电话派活，但不知晓曾凡兵电话，2016年4月19日赵某某受伤，由其送往医院并垫付了6万医药费，出事之后公司就不让干活了。……”2017年2月7日，法院立案受理赵某某诉歌华公司、国维公司、杨增雪、张禹、陈秀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审理中，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7日鉴定赵某某的伤残等级为一级，2017年12月20日鉴定赵某某误工期、营养期自受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赵某某为此支付了鉴定费6460.37元。事故发生后，国维公司已为赵某某垫付了医疗费460353.14元,已给付赵某某现金80000元。张禹为赵某某垫付了医疗费44175.82元,已给付赵某某家人现金10000元。2018年1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判决：一、国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赵某某残疾赔偿金1057180元、误工费99204元、护理费120万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4000元、精神抚慰金8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000元、生活用品费3600元、交通费1万元、住宿费72000元。二、驳回赵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赵某某对歌华公司、杨增雪、张禹、陈秀峰的各项诉讼请求。国维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9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赵某某以其在歌华公司发包，国维公司承包后又转包给杨增雪、陈秀峰、张禹的位于密云区太师屯镇流河沟村电视光缆工程施工过程中坠落摔伤为由，要求上述主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本案所涉及的上述工程是否存在层层转包的情况并未核实，本案认定事实不清”，最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9年5月18日，赵某某去世。2019年7月18日，周秀玲、赵某申请向北京市密云区医院调取赵某某全部医疗费及停尸费数额。2019年9月23日，北京市密云区医院在调查令回执上载明：赵某某于2016年8月10日至2019年5月18日，在密云区医院外科住院，欠医疗费335206.12元、已交押金32610元、总医疗费367816.12元。2021年2月24日庭审中，关于赵某某医疗费，经询问，各方认可国维公司垫付医疗费460353.14元、给付赵某某8万元；张禹垫付医疗费44175.82元，给付赵某某家人1万元；上述垫付医疗费加上2019年9月23日北京市密云区医院在调查令回执载明的总医疗费367816.12元，得出赵某某本案需处理的医疗费金额为872345.08元。赵某某称医院后续如通过其他方式增加另外医疗费，其另行主张。审理中，国维公司申请对赵某某的伤情“（一）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1创伤性硬膜下血肿（额、颞、顶部，右侧）2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枕部、右侧）3创伤性脑疝4广泛挫裂伤5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6颅骨骨折（颞、顶部，右侧）、7头皮血肿（额、颞、顶部，右侧）（二）胸部损失1右侧多发肋骨骨折2胸骨骨折3胸椎骨折4C6椎骨骨折5左侧腓骨骨折6左侧髌骨骨折”是否与其于2016年4月19日摔伤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后依法委托北京龙晟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机构于2021年1月8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上述伤情均系坠落所致，外伤参与方式为100%。国维公司交纳鉴定费2700元。另查，赵某某之父赵某1生育两子女，分别为赵某某、赵某2，赵某某本人有一子赵某，赵某1于2019年5月26日死亡，赵某2本案中表示放弃实体权利，不参与本案诉讼。赵某某在医院治疗期间花费了生活用品费36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太师屯镇网络光缆网工程由歌华公司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国维公司后，被国维公司项目负责人曾凡兵违法转包给杨增雪，杨增雪将其中的涉案工程违法分包给陈秀峰，陈秀峰又将涉案工程违法转包给张禹，张禹雇佣赵某某在涉案工程的工地施工。杨增雪、陈秀峰、张禹均没有涉案工程的相应施工资质。涉案工程虽然在形式上竣工验收合格，但事发时仍未完工。赵某某于2016年4月19日在施工时摔伤并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最终于2019年5月18日去世。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赵某某在摔伤时存在重大过失，且赵某某在摔伤后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直至去世，故其死亡可认定为系因摔伤导致，张禹作为赵某某的雇主应向周秀玲、赵某就赵某某摔伤及去世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国维公司、杨增雪、陈秀峰作为违法转包、分包主体存在选任过失，应与张禹承担连带责任。歌华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国维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发包行为存在过失，故其不应承担责任。关于赵某某摔伤及去世的合理损失一节，周秀玲、赵某主张的各项费用中，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生活用品费、鉴定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金额过高，具体赔偿金额由法院综合考虑本案案情予以酌情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北京国维灵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杨增雪、陈秀峰、张禹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周秀玲、赵某连带赔偿医疗费872345.08元、死亡赔偿金1388680元、丧葬费53084元、误工费99204元、护理费4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鉴定费6460元、营养费5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7500元、交通费10000元、住宿费70000元、生活用品费3600元；二、驳回周秀玲、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或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国维公司、杨增雪、张禹、周秀玲、赵某、歌华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陈秀峰提交：杨增雪和国维公司总经理李国庆的一段通话录音，证明本案遗漏主体，里面的小曾指的就是曾凡兵。针对上述证据，各方当事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周秀玲、赵某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属于新证据，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关于工程涉案的主体层层转包这个是经过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仲裁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多次核实主体的结果。以转发的、不能确定主体的录音来确定主体问题，我方认为没有任何意义；歌华公司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国维公司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杨增雪称施工协议是事发后国维公司找到杨增雪签的，这个协议只认可杨增雪两个身份，一是国维公司的工长，二是杨增雪确实承包了其他几个村的工程，但涉案工程所在村的工程杨增雪没有承包。曾凡兵拿钱或者曾凡兵怎么和国维公司协商，杨增雪是不知晓的。陈秀峰称杨增雪在2016年4月25日的笔录中也说我从曾凡兵处承包的活。张禹对证明目的认可，认为录音是真实的。本院认证意见如下：陈秀峰提交的电话录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能改变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针对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国维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关于国维公司上诉称其公司不具有承包涉案工程的资质问题。经本院核查，在一审期间，国维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有线电视台、共用天线系统设计（安装）许可证》等证据，证明其公司具有承包涉案工程的合法资质，而在二审中又否认其具有承包涉案工程的合法资质。二审期间国维公司对其在一审中陈述的自我否认，缺乏证据佐证，其所提交的规范性文件不足以否定其对涉案工程具有合法承包资质。在一审中国维公司自认其具有涉案工程的承包资质，在法院判决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又否认自己具有合法的承包资质，显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鉴于民事诉讼的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国维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因而不能认定歌华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了无资质的国维公司，在现有证据下，无法认定歌华公司具有过错，故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关于赵某某自身责任的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赵某某自身对于摔伤事件存在过错，因而根据相应的举证规则，本院无法认定赵某某对其损害后果存在过错，进而承担一定的责任。3.关于赵某某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问题。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赵某某的上述损失数额并无不当。4.关于已垫付费用问题。因本案最终的裁判结果为多方当事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已认定了国维公司及张禹垫付的相关费用数额，该费用可在执行过程中予以解决。二、关于杨增雪、张禹、陈秀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该三人上诉的核心内容是涉案工程是否存在多次转包及与赵某某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问题。在事故发生后，相关当事人均在国家相关部门对涉案工程及事故的调查笔录中有过陈述，依据各方当事人的相关陈述及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国维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杨增雪、杨增雪将其中的涉案工程转包给陈秀峰，陈秀峰再次转包给张禹，张禹雇佣赵某某加入施工的基本事实。杨增雪、陈秀峰、张禹均没有涉案工程的相应施工资质。张禹关于赵某某自身过错问题及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上诉理由，本院已阐明观点，不再赘述。经本院审核，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生活用品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金额并不过高，应予维持。据此，国维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杨增雪、杨增雪将其中的涉案工程转包给陈秀峰，陈秀峰再次转包给张禹，张禹雇佣赵某某加入施工的基本事实清楚。杨增雪、陈秀峰、张禹均没有涉案工程的相应施工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对于赵某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本案的法律适用亦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国维公司、杨增雪、张禹、陈秀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247元，由北京国维灵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杨增雪、张禹、陈秀峰各负担8061.7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新审 判 员 汤 平审 判 员 杨 磊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丽君书 记 员 周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