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38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炳明，男，1964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玉信，男，196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良，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炳明因与被上诉人邢玉信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20）鲁0602民初9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炳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书的第2页第1段，该段是本人基于法院的前几次判决，即法院采用的是《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来对“间接入股协议”进行判决而做出的说明。对于《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中所讲的“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两种角色人问题，我本人不是“名义股东”角色，顶多是“实际出资人”。关于这一点，国家工商登记、以及徐建红提供的说明已非常清楚。而一审法院判决书中，通篇在想说明孙炳明是“名义股东”，邢玉信是“实际出资人”，但这是错误的定位。将“间接入股协议”协议中相关联的角色给定位错了，邢玉信根本与《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扯不上任何关系。再者，一审中被上诉人自己也说不认识徐建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入股协议委托”自然不被徐建红知悉和认可，三者之间不符合委托条款。另外，依据法律规定，邢玉信的出资必须与名义股东订立合同，那他才符合该条款中的“实际出资人”，但邢玉信没与名义股东签合同。因此，邢玉信不符合“实际出资人”这一法律界定。2、孙炳明委托他人入股资金总共254,391元，于2004年10月29日就足额交给公司，而邢玉信的64,260元是在2004年10月31日交付给上诉人。也即，邢玉信的64,260元并未在上诉人的入股资金中。二、“间接入股协议”成立，但自始至终没发生法律效力。该“间接入股协议”没发生法律效力是基于如下：一审及包括前期法院的判决书和邢玉信的诉求均引用公司法，这表明“间接入股协议”是一份涉及公司法的协议。这一点邢玉信提交法院的电子邮件也尤为明确印证其该真实意思。而法院关于该协议的效力判定，却没有根据事实，及适配的法律条款判定效力问题。对该“入股协议”这一涉及公司法调节范畴的协议纠纷应优先适用公司法，包括对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判定，而不是简单采用合同法。早期，我已给付过邢玉信“红利”，那是基于双方对协议都理解为“借贷”关系作为背景的。后期，被上诉人及法院将协议定性为涉及公司法的协议，在这种情形下，那就应该用公司法来判决协议的效力问题，而不能仅凭已给付过邢玉信“红利”来作为推断该协议已产生法律效力。三、原审判决的第3页倒数第2段描述与庭审不符。该段描述的不是我讲的，在庭审中本人根本没讲28.33%这个数字，本人回答的是：分红已发，分红比例不知是多少，我本人也没有法律义务告知分红比例。法官接着说让我限期告知分红比例，我回答的是：非常抱歉，我没有法律义务告知。以上两点都可查阅庭审记录为证。四、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第4页第2段描述“按照税后分红比例28.33%，2017年度和2018年度”，这个28.33%数字从何而来？这一完全由被上诉人编造的不符合事实的数据，一审法院不加辨别一律采信，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接入股协议合同纠纷已进行多次诉讼，生效的法律文书均确认双方的间接入股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也曾对有关判决提起过多次再审，再审结果均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请求。因此，间接入股协议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按照间接入股协议，上诉人有义务将分红比例通报被上诉人，并将被上诉人应分额转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在分红后，不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邢玉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诉人给付2017年、2018年度张裕职工股分红中属于被上诉人投入本金应得部分，合计36,409.7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诉人系张裕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务员。2004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上诉人在签订的间接入股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将64,260元间接加入张裕公司职工股；上诉人应将分红等有关政策透明、及时传递给被上诉人，税后的分红额按照出资比例计算被上诉人的应得部分，由上诉人全额转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出资行为应遵照张裕职工股之有关规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约将64,260元交给了上诉人。张裕公司是1994年10月经烟台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2004年8月26日，张裕公司内部职工转让部分产权改制的实施方案中载明，拟将张裕公司国有产权向内部职工转让45%，改制为“政府控股、内部职工参股”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公司股权结构设置为烟台市政府保留55%的股权，烟台裕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45%的股权；烟台裕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由烟台裕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张裕公司2087名普通职工共同出资设立（2087名普通职工的出资委托46名代表作为出资人），在该公司中，烟台裕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出资总额的62.2%，普通职工占出资总额的37.8%；烟台裕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由张裕公司高管层14人与145名中层骨干共同出资设立；参与本次改制的人员范围为截至2004年7月1日止张裕公司在册职工，参与改制的所有职工均以现金出资，一次性缴足。2005年至2008年间，上诉人依约将64,260元出资所获收益共计50,885元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因2009年度至2016年度的职工股分红已发放，但上诉人未将属于被上诉人的分红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曾先后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上诉人支付分红款。一审法院先后作出（2010）芝商初字第253号民事判决、（2013）芝商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2016）鲁0602民初1247号民事判决、（2018）鲁0602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上述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上述民事判决，上诉人应支付的分红款至2016年。因上诉人未支付2017年度和2018年度分红款，被上诉人委托律师于2020年6月16日向上诉人寄送了律师函，要求上诉人按照2017年度和2018年度公司股东税后分红比例均为28.33%将被上诉人所得分红款转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收到律师函后至今未将分红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8年9月11日徐建红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不是张裕公司的名义股东，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办理事务与入股无关。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被上诉人、上诉人签订入股协议，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间接入股张裕公司是事实，与徐建红无关，被上诉人也不认识徐建红。庭审中，上诉人认可2017年、2018年度张裕公司职工股分红已经发放，称其不清楚2017年度和2018年度公司股东税后分红比例是否均为28.33%，但未在一审法院限令的时间内递交书面回复意见。一审法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间接入股协议、一审法院（2010）芝商初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书、（2013）芝商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书、（2016）鲁0602民初1247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0602。3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书、律师函、EMS快递单号查询、身份证复印件等为证，还有被上诉人、上诉人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均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核认证，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于2004年10月31日签订的间接入股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上诉人应将税后的分红额按照出资比例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上诉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按照税后分红比例28.33%，2017年度和2018年度投资分红均为18,204.858元，合计36,409.716元。现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偿付2017年、2018年度张裕职工股分红中属于被上诉人投入本金应得部分36,409.71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于约相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之相关辩解于法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张裕公司股东构成名单，证明：上诉人本人不是名义股东，法院多次判决一直认为上诉人是名义股东，这是错误的。既然上诉人不是名义股东，那么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作为法律依据来判决上诉人败诉是不正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2004年10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间接入股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现上诉人未付被上诉人2017、2018年的投资分红款事实清楚，上诉人应当履行向被上诉人支付分红款的义务。关于分红比例，被上诉人主张两年均系28.33%，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按照28.33%计算分红比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炳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0元，由上诉人孙炳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日文审判员  赵秀红审判员  张秀波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马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