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9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富岭（7）厂房A1。法定代表人：王华松，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爱平，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章陂村黄塘山。法定代表人：杨烁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海平，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彤葳，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泽茂，男，197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华，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系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善公司）、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泽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8民初3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上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爱平、上诉人鸿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海平、被上诉人李泽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善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确认上善公司、李泽茂自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确认上善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与李泽茂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形，上善公司无需向李泽茂支付8万元经济补偿金；3.上善公司无须为李泽茂支付2020年度年休假期间工资报酬；4.案件受理费用由鸿科公司、李泽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泽茂实际是2015年6月份入职鸿科公司，一审法院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二、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相互之间不存在合并、股东控股、委派等法律关系，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属于完全独立的法人，业务范围和股东情况各不相同，不属于关联企业，李泽茂与鸿科公司存在的工作年限不能计入与上善公司之间的工作年限。李泽茂仅是由于与鸿科公司的员工杨烁华存在较好的私人感情，在鸿科公司没有业务可做的情况下，由杨烁华出于感情照顾李泽茂的目的征求上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股东意见后，在2020年8月1日入职上善公司。三、上善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李泽茂在鸿科公司离职是其与鸿科公司协商一致同意的结果，鸿科公司与李泽茂之间的劳动关系属于其内部关系，与上善公司无关，两家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善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亦无需支付2020年度休假期间的工资报酬。鸿科公司述称，李泽茂从鸿科公司离职是其主动自愿退出，原因是上善公司所述，鸿科公司也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鸿科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确认鸿科公司与李泽茂自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鸿科公司无需向李泽茂支付66105.18元经济补偿金；3.鸿科公司无需向李泽茂支付2020年度年休假期间工资报酬。事实和理由：一、李泽茂实际是2015年6月份入职鸿科公司，一审对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鸿科公司一审提交的李泽茂2015年6月的工资条及2015年7月《保密协议》，能够非常直接且客观反映李泽茂的入职情况，李泽茂对于其入职时间的证据仅有其自身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补强。李泽茂社保缴纳信息显示，2011年12月的社保还是天丽化工缴纳。二、鸿科公司与上善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业务范围和股东各不相同，不属于关联企业。三、上善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李泽茂也是自愿离开鸿科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李泽茂离职原因是其了解到上善公司盈利情况良好，想要参股经营，与杨烁华商量离开鸿科公司加入上善公司，根据上善公司提交的杨烁华与王华松的聊天记录可证实。李泽茂未按规定请假擅自未归，属于旷工，上善公司有权依据公司规章制度给予辞退处理。上善公司述称，同意鸿科公司的上诉意见。针对上善公司、鸿科公司上诉，李泽茂辩称，一、李泽茂自2011年4月15日入职鸿科公司，一审判决支持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鸿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就是杨烁华，上善公司股东之一也是杨烁华，两家公司经营管理都是杨烁华负责，杨烁华是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公司是关联公司。李泽茂九年多来一直在杨烁华公司上班，工作地址没有变化，工作岗位没有改变，没有在鸿科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也没有在上善公司办理入职手续。李泽茂与杨烁华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自2011年4月份入职。鸿科公司、上善公司自相矛盾。李泽茂2011年4月入职鸿科公司，公司不为员工购买社保，李泽茂继续将社保挂天丽化工购买到2011年12月，2012年9月开始，李泽茂的社保在隆鸿公司购买，杨烁华和隆鸿公司老板结算，再由杨烁华在李泽茂的工资中扣除该笔社保费用。二、一审判决认定违法解除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上善公司主张李泽茂旷工三天，与事实不符，李泽茂10月份才休息了11天，2020年10月22日已经向杨烁华请假。即使李泽茂请假三天当旷工，也缺乏相关规章制度依据给予李泽茂相应处罚，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依据。上善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不当，没有按照规定事先通知工会，李泽茂有权要求支付赔偿金，上善公司、鸿科公司应当向李泽茂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160000元。李泽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泽茂与上善公司自2011年4月15日至2020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2.上善公司支付给李泽茂2020年10月份的工资6452元；3.上善公司支付给李泽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0元；4.上善公司支付给李泽茂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8000元；5.上善公司支付给李泽茂2011年度至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69885元；6.上善公司补回2011年4月至2020年10月李泽茂被扣除用于支付上善公司应付社保费用的工资1013元/月；7.上善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泽茂于2020年11月9日以上善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请求为：一、被申请人支付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工资6452元；二、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60000元；三、确认2011年4月15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四、被申请人支付2011年度至2020年度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9885元。经审理，仲裁委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20]167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工资差额6031.3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20年度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634.87元；四、驳回申请人本案的其他仲裁请求。李泽茂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上善公司于2012年5月23日成立，股东为杨烁华、马金华、王华松，王华松为法定代表人，杨烁华为监事。鸿科公司于2008年9月5日成立，股东为王少和、杨烁华，杨烁华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少和为监事。上善公司、鸿科公司提交资料显示杨烁华持有上善公司40%的股份，持有鸿科公司45%的股份。上善公司、鸿科公司均未与李泽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上善公司确认李泽茂上下班无需考勤，上善公司无相关规章制度对李泽茂进行管理。关于年假，李泽茂确认上善公司是有放年假的，每年春节前后约一个月，上善公司不支付工资，有时春节发放年终奖1000元，没有支付年休假工资。李泽茂还主张其一直都是跟着杨烁华工作，其根据工作时送货单上加盖的印章确定用人单位，前期送货单是加盖鸿科公司印章，从2020年8月起加盖的是上善公司的印章。李泽茂确认从2020年8月开始在上善公司工作，由于上善公司变更公司，李泽茂的工作年限应该合并计算。2020年10月26日，上善公司向李泽茂发出《通告书》，载明由于李泽茂在本公司工作期间，表现劣质及无故旷工三天，本公司已将你做出除名处理，即时起你个人任何行为将与本公司无关……当日，李泽茂从上善公司离职。2015年7月21日，鸿科公司（甲方、用人单位）与李泽茂（乙方、职工）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乙方在任职期间必须遵守甲方的保密规章、制度，履行与其工作岗位相应的保密职责等。2020年10月9日，上善公司与李泽茂签署了《保密协议》，上述两份保密协议的正文内容相同。根据李泽茂的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显示：2000年6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由广州市番禺天丽化工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12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由广州市隆鸿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由广州正浩纺织助剂有限公司缴纳社保；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间由鸿科公司缴纳社保；2020年8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由上善公司缴纳社保。养老保险参保时间累积235个月。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失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为每月4.2元，养老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为每月304.24元。鸿科公司提交了2015年6月份至2017年5月份期间的工资发放表，表中载明了李泽茂的各月工资情况，并由李泽茂在工资发放表签名处签名确认。拟证明自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李泽茂系鸿科公司的员工，属于劳动合同关系。根据李泽茂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由杨烁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泽茂发放工资。其中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按月发放工资为6600元，2019年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按月发放的工资为7150元。工资为每月初发放上上个月的工资。李泽茂主张其月工资为8000元，包括转账支付的6600元及社会保险费用1400元（含公司应负担部分及个人应负担部分）。在仲裁委庭审中，李泽茂及上善公司均确认李泽茂尚有1860元备用金未退还给上善公司。李泽茂主张其上班时间为早上9点到11点半，下午12点到17点半，一个月休息6天；上善公司则主张上班时间为早上9点到12点，下午12点半到17点半。上善公司主张双方约定一个月休息4天，一个月休息4天。李泽茂主张其在2020年10月21日向杨烁华请了22日至25日的假，杨烁华同意了，聊天记录里杨烁华也问这次是请几天假，证明李泽茂是有向老板请假，不存在旷工一说。上善公司则主张李泽茂在10月21日向杨烁华请假一天，但之后没有来上班，李泽茂在10月25日才回答有事就通知我一声，之前一直未向杨烁华联系。杨烁华与李泽茂的微信记录显示：2020年10月25日，李泽茂发送“有几包货到物流公司，急不急用，我让他明天送过来”，杨烁华问“你这次是算请几天假？”李泽茂回复“我在家也没事的，23号就可以回来，我回来前跟你说过，有事就通知我一声，就马上回来，一直没有信息给我，我以为没事，就打算明天跟晓卫一起过来。”之后，杨烁华询问李泽茂在10月休息时间，李泽茂答复“国庆休息了4天，14-16休息了3天，22-25休息了4天”。杨烁华发送“我们上次回到办公室，刘义跑去银行了，我已经明确告诉他，凡是上班时间离开办公室都要跟我打声招呼。就算是平时上班时间也不能呆宿舍，等有事喊才下来。上午王总过来有事，喊你你要让他等多久。这几天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做事，你说你算是有事还是没事。”“周四你请假，如果是说你请假期间，有事喊你，你就来，那就是个好态度。上班时间，你跟我说，有事喊你你才过来，打工这么随便的”。李泽茂回复“那是我误解你的意思了”。杨烁华发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一直认为我是关照着你，你要是认为我亏待了你，按这个态度很难交差”，李泽茂发送“不好意思，是误会了”。2020年10月26日（微信群聊），杨烁华发送“今天几点钟到的办公室”，李泽茂答复“11点多，因为晓卫有事耽误了”，杨烁华发送“休假离开办公室时间一般是下午2-3-4点钟，对吧”，李泽茂答复“差不多”。李泽茂提交的2020年4月形成的李泽茂与杨烁华之间的录音显示：杨烁华说减一千工资，你还想在这里做，大家还能这样，每月6天假期，原来是4天现在6天。李泽茂有陈述，首先来说我在这里从2011年4月15日就来了，一晃就9年了。杨烁华接着说，对，这9年就2、3年忙了一点。后面基本都在磨，我也没什么利润，赚个生活费……杨烁华还陈述，你要买保险，我说没得卖。你自己跟罗晓卫谈，你去找聊天记录你跟他讲好在他公司买，叫我跟他结账。本来应该工资发给你，你交给他的对不对？但是你是交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就说叫我去结跟他对账……上善公司提交短信记录（短信时间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显示杨烁华向“罗晓卫”转账支付李泽茂的社保。鸿科公司还提交了部分收据以及与第三方的通话录音，拟证明2016年至2019年李泽茂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多次盗取他人公司的胶桶，经冲洗后自行开具收据卖给鸿科公司，虚开票据报销，损害公司利益。对上述证据李泽茂不予认可。上善公司提交了2020年10月25日李泽茂与杨烁华的两段录音，其中第一段录音中，关于请假的问题，李泽茂说“这次真的是误会，第一个”，杨烁华打断“你误会啥嘛，你自己安排自己，哪天没事做，9月份10月份哪天你没事做。”李泽茂说“但是我就误会了你的意思，就说答应”，杨烁华插话“我说啥？”李泽茂陈述“那个时候我说，你有事就叫我过来。”杨烁华打断李泽茂“对，你是说你明天有事你要请一天假去做事，你说你明天很快就办完，有事打电话给你，你就过”杨烁华上述语音未结束录音即中断。第二段录音中明显为同一时期谈话录音，但第二段录音并未直接衔接第一段录音。在录音中李泽茂多次提出杨烁华误解了其意思，并试图解释，但杨烁华多次打断李泽茂发言，让李泽茂不需要解释。李泽茂对上述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杨烁华在自说自话，没有给李泽茂任何说话的机会。一审法院认为，李泽茂在仲裁阶段并未申请对鸿科公司进行仲裁并要求其承担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因鸿科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与本案具有不可分性，故李泽茂在本案中申请追加鸿科公司为本案上善公司并主张在本案中一并调处，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李泽茂与上善公司自2020年8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李泽茂已提交银行卡明细清单以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等证实，上善公司亦确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李泽茂与鸿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李泽茂主张系从2011年4月15日开始在鸿科公司工作至2020年7月，鸿科公司答辩意见则认为系从2015年6月开始至2020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提交了工资表等证据证明。但鸿科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在2015年6月至2020年7月期间李泽茂在其公司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鸿科公司应就李泽茂的入职时间及工作年限负举证责任，现鸿科公司未到庭应诉，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李泽茂入职时间，相反，根据李泽茂提交的2020年4月其与鸿科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烁华之间的录音可见，杨烁华对李泽茂提出的2011年4月15日入职事实并未予以否认，为此，对李泽茂于2011年4月15日入职鸿科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杨烁华系上善公司、鸿科公司共同的股东，且李泽茂的工作任务一直由杨烁华安排，服从杨烁华的管理，李泽茂工资从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均由杨烁华发放，在2020年8月入职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工资金额一致等事实，对李泽茂主张其系非因本人原因从鸿科公司被安排到上善公司工作的主张予以支持。对李泽茂要求上善公司支付2020年10月份工资的诉讼请求。工资发放和计算标准由用人单位掌握，上善公司对李泽茂的工资负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的义务，现上善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泽茂工资构成，一审法院依据本案证据及李泽茂陈述认定李泽茂工资。现李泽茂主张月工资8000元，包括实发工资6600元及社保费用（包括用人单位缴纳部分及个人缴纳部分）1400元，根据社保缴纳记录显示，离职前李泽茂个人负担部分社保费为308.44元（304.24元+4.2元），至于李泽茂主张的上善公司负担部分社保费用，依法并不属于劳动者工资范畴，据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李泽茂离职前月工资为的6908.44元（6600元＋308.44元）。对李泽茂每个月休息天数，根据李泽茂提交的2020年4月份的录音中杨烁华“减一千工资，你还想在这里做，大家还能这样，每月6天假期，原来是4天现在6天”的陈述可见，杨烁华在2020年4月与李泽茂协商减少工资1000元，并每月增加休息时间2天，但李泽茂并未同意该方案，且李泽茂2020年4月之后工资与2020年1月至4月工资相同，并未出现减少工资情况，为此，李泽茂每月的休息天数应当仍未变更，故对上善公司主张李泽茂每月休息天数为4天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李泽茂2020年10月出勤情况，李泽茂在2020年10月份的工资为5845.6元（6908.44元／月÷26天／月×22天），上善公司对仲裁裁决的2020年10月份的6031.3元并未提起诉讼，视为其对该仲裁裁决的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泽茂在2020年10月份的工资为6031.3元，结合上善公司已经为李泽茂购买了2020年10月的社保并代扣了当月社保，故应发工资应当扣减该代扣部分工资308.44元，并扣减李泽茂尚未退回上善公司的备用金1860元，扣减后，上善公司仍需支付李泽茂2020年10月份工资3862.86元(6031.3元-308.44元-1860元)。对李泽茂要求上善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上善公司以李泽茂表现劣质及无故旷工3天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理由如下：(一)上善公司主张李泽茂存在与第三方恶意串通盗取他人公司胶桶冲洗后卖给鸿科公司，并提交了2016年至2019年的收据以及李泽茂与第三方的通话录音到庭，但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李泽茂存在上善公司主张的行为，应由上善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上善公司主张李泽茂存在无故旷工三天的事实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泽茂于2020年10月21日口头向杨烁华请假，上善公司主张李泽茂仅请假1天（22日），李泽茂则主张其请了22日至25日的假。上善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用工管理职责，具有证据优势，应就李泽茂请假时间天数负举证责任。而根据上善公司提交的杨烁华与李泽茂的微信记录，在2020年10月25日，杨烁华询问李泽茂“你这次是算请几天假？”李泽茂答复“我在家也没事的，23号就可以回来，我回来前跟你说过，有事就通知我一声，就马上回来，一直没有信息给我，我以为没事，就打算明天跟晓卫一起过来”。上述对话可见，李泽茂曾跟杨烁华请假，并说过有事就通知我一声，就马上回来。对李泽茂请假天数为一天还是多天，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而上善公司提交的2020年10月25日的录音资料，杨烁华提出李泽茂仅请了一天假，但录音中李泽茂明显想对该问题进行解释，但是录音并不完整，无法得知李泽茂对杨烁华的该陈述是否认可，为此结合上述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李泽茂在2020年10月21日向杨烁华请假的天数为一天还是多天，应由上善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现上善公司提交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李泽茂存在损害公司行为及无故旷工事实，应由上善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对李泽茂要求上善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0元的主张。依上所述，上善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李泽茂有权要求上善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泽茂入职鸿科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上善公司的工作年限，为此，李泽茂入职上善公司的工作年限为9年6个月，应当计算十个月的赔偿金。根据李泽茂工作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李泽茂在春节假期期间的工资情况明显低于其他月份，不能反映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工资情况，故应剔除该月工资，根据李泽茂提交的银行流水，加上期间每月个人缴纳社保费用308.44元计得李泽茂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6958.44元[（6600元×10＋7150元）÷11＋308.44元]，李泽茂要求上善公司支付80000元经济补偿，低于上善公司应当支付的赔偿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李泽茂非因本人原因从鸿科公司被安排到上善公司工作，而鸿科公司未向李泽茂支付经济补偿金，三方亦未就经济补偿达成协议，李泽茂要求鸿科公司就其在鸿科公司工作期限内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66105.18元（工作9年3个月，应当计算9个半月经济补偿，为6958.44元×9.5个月）范围内，对上善公司应付80000元经济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对李泽茂要求上善公司支付2011年度至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根据案涉社保证明材料显示李泽茂的工作年限及李泽茂在2020年度离职时间，李泽茂于2019年和2020年的休假时间分别为10天和8天（计算公式：300天÷365天×10天，不足一天部分不计算）。根据，原上善公司确认的事实，在2019年和2020年春节前后一个月左右时间放假，即上善公司有安排李泽茂年休假，李泽茂主张未休年休假，与事实不符。但双方确认的春节所在月份发放100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为此，李泽茂年休假期间，上善公司并未给予李泽茂带薪休假待遇，李泽茂可要求上善公司支付休年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同时，李泽茂于2020年11月9日才申请劳动仲裁，而2019年的春节为2019年2月5日，根据李泽茂与鸿科公司工资发放时间，李泽茂应最晚于2019年4月初知晓该鸿科公司未发放休年假期间工资，其仲裁时效应当自其知晓权利受到侵犯起开始计算，李泽茂于2020年11月9日方申请劳动仲裁，对2019年前的年休假期的劳动报酬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20年年休假工资报酬应为2141.67元（6958.44元／月÷26天／月×8天），根据李泽茂为鸿科公司和上善公司在2020年度提供劳动月数，应分别由鸿科公司支付1499.17元，上善公司支付642.5元。关于李泽茂要求上善公司支付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补偿2011年4月至2020年10月期间被扣除的社保费用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请，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李泽茂在劳动仲裁中，并未提出上述仲裁申请，现在诉讼中增加该请求，该请求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依上述规定，李泽茂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不作处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李泽茂与上善公司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自2011年4月15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李泽茂与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自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泽茂支付2020年l0月工资3862.86元；四、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泽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0元；五、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对判决主文第四项确认的债务在66105.1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六、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泽茂支付2020年度年休假期间工资报酬642.5元；七、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泽茂支付2020年度年休假期间工资报酬1499.17元；八、驳回李泽茂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泽茂负担2元，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负担6元，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负担2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善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穗增劳人仲案【2021】1518号开庭通知书及劳动仲裁申请书，证明李泽茂在穗增劳人仲案【2021】1518号劳动仲裁申请书中的仲裁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从证据1可推断确认上善公司与鸿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2.李泽茂与上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华松在2020年10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在2020年10月11日与杨烁华的聊天记录，证明李泽茂在有投资机遇时，主动从无效益的鸿科公司退出，入职上善公司的想法目的是入股参与公司经营，并就入股事宜一直在与上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华松、杨烁华在沟通协商过程中。鸿科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李泽茂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2无原件，对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是与李泽茂的聊天记录，若按照上善公司的意见，上善公司是8月1日成立，该聊天记录是10月11日，与李泽茂入职时间无关联性。李泽茂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两张送货单，送货单1证明8月14日李泽茂做的是上善公司的工作，送货单2证明8月20日李泽茂在鸿科公司工作，两张送货单都有盖章，证明李泽茂未从鸿科公司离职。2.信封，信封地址是富岭路17号，证明鸿科公司在2019年9月19日已经在福临路办公，与上善公司是同一地址。3.微信聊天记录，蔡总是杨烁华的妹夫，证明李泽茂在杨烁华公司近十年，蔡总也是杨烁华公司的厂长。与罗晓卫的微信聊天记录，罗晓卫是隆鸿公司的老板，证明李泽茂的社保是杨烁华支付，李泽茂挂靠在隆鸿公司买社保的时间是2012年9月至2017年12月。上善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没有原件核实，仅凭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也无法看清送货是否真实。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没有原件核实。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没有微信聊天的主体资格，没有账号证实，也无法证明李泽茂需要证明的事实，仅凭聊天记录无法证实社保转账的问题。鸿科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质证意见与上善公司一致。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其证明内容有问题，虽李泽茂说了“10年”，但蔡总只回复“是的”，该“是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罗晓卫的聊天记录三性不予确认，无提供其真实信息，罗晓卫在回复时，也称“应该是的”，罗晓卫对社保的年限及起始点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故不能达到李泽茂要证明的目的。鸿科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以下事实：李泽茂明确表示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上善公司、鸿科公司明确表示，如果两个公司均需承责，则对一审判决的处理方式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李泽茂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其于2015年前即与鸿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鸿科公司和上善公司虽对此不予确认，但亦未能提交充分反证予以推翻，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采纳李泽茂的主张，认定其于2011年4月15日入职鸿科公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善公司构成违法解除李泽茂劳动关系、李泽茂在上善公司和鸿科公司工龄应予连续计算及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处理正确，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具体不予赘述。经审查，上善公司、鸿科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善公司、鸿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上善纳米材料有限公司、广州市鸿科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丹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唐亚玲陈培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