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2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亚辉，女，197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麦伟强，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媞方，女，197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才，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婉苏，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亚辉因与被上诉人邓媞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3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李璐思独任审理，于2021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罗亚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麦伟强，被上诉人邓媞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亚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邓媞方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邓媞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借条》虽载明罗亚辉“借到”邓媞方122000元，但实际上系罗亚辉对原来借款利息的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罗亚辉于2020年1月12日借到邓媞方12200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1月和8月，罗亚辉先后两次通过邓媞方向其母亲童桂英借款，每次100000元，共计200000元。按照双方当时的约定，该两笔借款用于投资一个叫云联惠的互联网项目，按年利率60％计算利息。同年3月至2018年5月，罗亚辉通多银行、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共偿还了242345元（有的直接偿还给童桂英，有的通过邓媞方偿还）。罗亚辉用自己经营的“佳菜”品牌衣服交给邓媞方顶债48400元，共计偿还290745元。因云联惠投资项目被认定为犯罪行为，相关的负责人也被追究刑事责任，罗亚辉的投资血本无归，没有能力再向童桂英偿还高额利息。2019年1月，罗亚辉在邓媞方的要求下出具了一张欠条，确认罗亚辉尚欠邓媞方116000元并承诺于2020年1月偿还，原来出具给童桂英的借条予以销毁。2020年1月12日，由于罗亚辉无力偿还上述利息，遂在邓媞方的要求下，承诺2020年6月30日前还款122000元（在原来欠款的基础上增加6000元），并撕毁原来的欠条，重新出具一张《借条》（即邓媞方在一审案中所提供的《借条》），该《借条》的内容是按照邓媞方的要求而书写，但实际上是对原来借款利息进行确认的欠条。二、罗亚辉在涉案《借条》中所确认的利息与原来已经偿还的利息之和，与远远超初了按法定最高利率计算的金额，超出部分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一次修正）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罗亚辉原来所借的本金已经偿还，2020年1月12日出具的关于借到122000元的《借条》，系对剩余利息的确认，该利息金额与原来已经偿还的利息之和，远远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超出部分应属无效。三、邓媞方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多次自认案涉《借条》所涉款项并非出具《借条》时所借，而是原来通过其母亲出借。在第二次庭审中虽然改口称系出具《借条》时所借，但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证实，也不能对前后截然相反的陈述作出合理解释，故应依法确认对其不利的事实，即认定案涉《借条》实际上是确认欠款的欠条。一审第一次开庭笔录第4页载明：罗亚辉向主审法官否认收到案涉借条所涉的款项，而邓媞方则反驳称“罗亚辉有收到这笔钱，是2018年开始借，一直陆续写借条，一直没有还，当时用我妈妈的卡借给她的，我方有微信记录，可以证明邓媞方承诺还钱。”罗亚辉陈述称邓媞方母亲提供的200000元是投资款，已经偿还本金200000元，而邓媞方则反驳称“我借了罗亚辉20万元，罗亚辉还了10万元，还剩10万元”。以上笔录内容足以证明，虽然邓媞方在起诉时声称2019年12月借给罗亚辉120000元，但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不小心确认了2018年通过其母亲银行卡出借款项、罗亚辉因无法偿还而陆续出借条的事实，只是到了第二次开庭才又改口称2020年1月12日借给罗亚辉现金122000元。需要强调的是，一审主审法官也注意到了邓媞方上述前后矛盾的陈述，并询问邓媞方“为何上次庭审邓媞方称涉案款项是2018年借的，且是用邓媞方母亲的卡借的”，邓媞方回答“上次庭审邓媞方以为问的是2017-2018年之间的双方资金往来”。邓媞方的上述回答纯粹是狡辩，法官当时并没有询问邓媞方任何问题，邓媞方是为了反驳罗亚辉关于没有收到案涉借条所涉款项这一陈述而声称款项由其母亲提供，邓媞方不存在任何误以为法官询问2017-2018年借款情况的可能。四、邓媞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罗亚辉微信记录，充分证明邓媞方声称2020年1月12日向罗亚辉出借122000元完全是虚假陈述，依法应受到相应制裁。（一）邓媞方在2020年1月13日（罗亚辉出具案涉《借条》的第二天）对罗亚辉说：“看看是不是可以每个月给我一点，昨天人太多，我就是想也不能每年都这样对吧，能给我多少就给我一点吧。”邓媞方的这段话，证明案涉借条仅仅用于确认欠款而不是收到新的借款，其“不能每年都这样对吧”的说法，也印证了罗亚辉关于先后于2019年、2020年以借条方式确认欠款的陈述。（二）邓媞方的微信记录载明邓媞方从2020年1月13日起就不断催促罗亚辉还款、指责罗亚辉不兑现承诺的内容。如果邓媞方真的在2020年1月12日出借现金122000元给罗亚辉，并且还款期限为借条所写的2020年6月30日，她怎么会在出借款项的第二天起就不停地催促还款？在还款期限没有届满的情况下，又有什么理由指责罗亚辉“一拖再拖，毫无诚信”。如果案涉《借条》不是对原有债务的确认，邓媞方怎么会对罗亚辉说“我希望这次你能还我钱”？五、邓媞方关于向罗亚辉提供现金借款时间、金额、理由的陈述相互矛盾且与实事和常理不符。（一）邓媞方在起诉状中称借款时间为2019年12月，金额为120000元，但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却又声称借款时间为出具案涉《借条》的当天即2020年1月12日，金额为122000元。这明显自相矛盾的陈述。（二）邓媞方2017、2018年向罗亚辉出借款项都收取高额的利息，而案涉《借条》竟然没约定利息，显然不符合二人的交易习惯。（三）邓媞方声称之所以通过现金形式出借，系因为借款前罗亚辉已被列为被执行人，罗亚辉要求通过现金借款以防止被法院冻结，但事实上罗亚辉2020年1月10日才被列为被执行人，而邓媞方却早在2019年12月22日和24日就取出150000元现金，并声称这是应罗亚辉的借款要求而准备，可见邓媞方上述关于以现金方式出借的理由前后矛盾，也与事实不符。另外，从邓媞方以往借款收取罗亚辉的高额利息看，二人只是因投资、借款而认识的一般朋友，在明知罗亚辉债务累累无法偿还且被列为失信人的情况下，邓媞方怎么可能冒如此大的风险去满足罗亚辉的现金借款要求，如果自愿冒这大的风险，怎么会在出借款项的第二天就催促还款。六、2019年8月，邓媞方在催促罗亚辉还款无果的情况下彻底与罗亚辉闹翻，邓媞方不可能在旧债未获得完全清偿的情况下又不计利息的借款给罗亚辉。罗亚辉二审提供与邓媞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邓媞方2019年8月16日对罗亚辉说：“你这样不会有好报的！法院会找你的！”邓媞方怎么可能在时隔两三个月后，在罗亚辉没有任何还款行动，而且被列为失信人的情况下，还向她提供新的借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请依法支持罗亚辉的上诉请求。邓媞方辩称，罗亚辉在上诉状所称的在2020年1月12日之前双方所发生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本案所涉的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20年1月12日，该事实有罗亚辉本人所书写的《借条》予以证实，《借条》当中明确写明“借到”122000元，且写明“上述款项已收到”。邓媞方在一审提交了多项证据，《借条》、银行的业务取款回单，及罗亚辉在2020年1月10日已经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及相关的录音材料，均证明2020年1月12日罗亚辉与邓媞方发生新借款的事实，并且邓媞方一直向罗亚辉催要还款。罗亚辉所称其与邓媞方亲戚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邓媞方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罗亚辉支付借款120000元及利息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2日罗亚辉出具《借条》，内容：“今借到邓媞方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元正（¥122000.00）双方约定2020年6月30日之前归还，上述款项已收到。特立此据”。2020年7月22日邓媞方诉至一审法院。邓媞方提交了下列证据：1.《借条》，证明2020年1月12日罗亚辉向邓媞方借款122000元，双方约定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归还，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罗亚辉未偿还过任何借款；邓媞方已于《借条》出具当日通过现金将借款全部交付给罗亚辉，罗亚辉在《借条》中明确确认收到借款。2.2019年12月22日、12月24日平安银行个人收付款业务回单，证明当罗亚辉表达借款意愿后，邓媞方于2019年12月22日在平安银行广州财富支行通过ATM机取款110000元，2019年12月24日在平安银行广州财富支行通过ATM机取款4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150000元；邓媞方取款后于2020年1月12日将其中122000元款项通过现金形式出借给罗亚辉。3.罗亚辉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证明邓媞方之所以通过现金形式出借，系因为借款前罗亚辉已经被列为被执行人（2020年1月10日），罗亚辉要求通过现金交付借款，防止通过转账会被法院冻结，故邓媞方通过现金交付借款；罗亚辉信誉极差，作为失信被执行人，屡次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为典型的“老赖”，在《借条》明确确认借款的情况下仍然否认借款事实，行为恶劣。4.2020年6月30日邓媞方、罗亚辉对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证明在借款期限届满当天邓媞方、罗亚辉见面，邓媞方催款过程中，罗亚辉自认对邓媞方存在欠款122000元事实，且罗亚辉向邓媞方承诺“有钱我就会还…”；在邓媞方问罗亚辉何时还款时，罗亚辉对于欠款事实无争议，仅说自己没钱“我想问一下你我都不好意思，说实话有钱就能解决一切，没有人说啥都没用…”；罗亚辉自认其已经为失信被执行人，故借款时罗亚辉要求通过现金交付借款，以防止通过转账会被法院冻结。5.微信记录，证明邓媞方向罗亚辉多次催款，而罗亚辉在邓媞方催款过程中并没有说款项已结清，而是说目前困难以后有钱会还，罗亚辉已经多次自认欠邓媞方款项；在罗亚辉出示借条的当天，邓媞方、罗亚辉见面并通过现金将借款支付给罗亚辉。罗亚辉的质证意见称，证据1是确认是罗亚辉本人所写，但没有收到这笔钱。证据2邓媞方取钱与罗亚辉无关，不能证明邓媞方的主张。证据3罗亚辉是近期才知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过年还有坐高铁。证据4罗亚辉曾经借过邓媞方的钱，但是以前的借款且已经陆续在还。证据5罗亚辉确实有欠钱，只是到现在还差9000多元。罗亚辉提交了明细表和转账截图，证明曾经借过邓媞方的钱但已经还了。邓媞方的质证意见是：三性不确认，因年代久远且牵涉案外人童桂英，邓媞方无法核实；在2017年、2018年邓媞方、罗亚辉存在多笔借款，有通过现金给出去的金额远超过罗亚辉还款金额，罗亚辉所交的证据与本案诉讼无关，不能证明案诉借款已经归还。本案的借贷关系发生于2020年1月12日，罗亚辉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罗亚辉有无收到借款。其一，罗亚辉2020年1月12日出具的《借条》，已明确注明“借到”“2020年6月30日之前归还”“上述款项已收到”，足以证明收到款项是罗亚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2020年6月30日的录音，显示邓媞方有提到“但你12万至少现在你给我个三五万”，而罗亚辉并未否认借款120000元。其三，邓媞方、罗亚辉1月12日至6月24日的微信记录，显示邓媞方表示“我们的借条不能一直当废纸吧”“六月份真的是底线了”“总之你，截止日期不把钱给我，那我们就法庭上见”，而罗亚辉并无否认借款及应于6月底还款的事实。上述《借条》、录音、微信记录与邓媞方提交的取款凭证等证据，可相互印证证实罗亚辉确有收到涉案借款；且录音、邓媞方诉状及《借条》，可以证明罗亚辉收到的借款本金实际为120000元、剩余2000元则为利息，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罗亚辉抗辩的2017年和2018年还款，因一审法院已认定罗亚辉2020年1月12日有收到120000元借款，而该笔借款属新的借款，与之前的债权、债务并非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罗亚辉若对之前的款项有异议可另案予以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罗亚辉应支付邓媞方借款本金120000元及利息2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20日修订前）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罗亚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天内支付邓媞方借款本金120000元及利息2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70元由罗亚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罗亚辉交证据如下：罗亚辉与邓媞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显示邓媞方于2019年8月16日在微信中对罗亚辉说：“你这样不会有好报的！法院会找你的！”，拟证明至少自2019年8月16日起，邓媞方因为罗亚辉没有兑现原来的还款承诺而对其大为不满，罗亚辉此后没有还款的情况下，邓媞方不可能又在2019年12月或2020年1月12日出借122000元给罗亚辉。邓媞方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只有一条信息，该证据不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属于断章取义，无法证实双方微信记录的内容及产生的背景，也无法证明拟证明的目的。本院对罗亚辉二审提交证据认定如下：罗亚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形成时间为2019年8月16日，该聊天记录形成于案涉《借条》之前，且仅有一句话而未提供双方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另查明，邓媞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双方于2020年6月30日对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版内容，其中，邓媞方称：“我没有让你一下子给我出，你也是说一下子，但你12万至少现在你给我个三五万，我也好说话，我妈还问我来着”。罗亚辉回复：“你爸妈还好吧？我都想有时间问一下，我都不好意思，说实在话有钱就能解决一切，没有人说啥都没用”。另外，邓媞方在一审中提交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罗亚辉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情况，显示：（2020）粤01执148号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2020）粤0106执2703号立案时间为2020年2月13日，（2020）沪0115执20130号立案时间为2020年9月2日。本案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罗亚辉是否应按2020年1月12日《借条》的约定向邓媞方偿还借款本息122000元。首先，借条一般是由借款人书写并签字确认的债权凭证，表明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内容一般记载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还款期限等。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借条是在出借人交付借款的同时出具的，在借款人实际归还借款后销毁，或者以出借人出具收条的方式予以作废。罗亚辉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知悉对外签署《借条》确认借到并收到借款资金的法律后果。罗亚辉主张未收到《借条》项下的出借款，却签署《借条》确认已收到借款资金，不符合常理。其次，根据双方的对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借条》借款期限届满后，邓媞方向罗亚辉催款称：“……但你12万至少现在你给我个三五万”，罗亚辉在对话及微信聊天中从未提出其没有收到2020年1月12日《借条》项下出借款的意见，也没有否认其存在120000元的债务未还的事实。罗亚辉主张未收到《借条》项下的出借款，在邓媞方催促还款时从未提出上述主张的意见，直至邓媞方提出本案诉讼之后，才提出没有收到借款资金的抗辩意见，亦不符合常理。最后，邓媞方为了证明其用现金的方式向罗亚辉出借了120000元，提交了2019年12月22日、2019年12月24日的平安银行个人收付款业务回单证实了其曾取现150000元。从罗亚辉涉诉及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情况来看，在其出具《借条》前两日即2020年1月10日已立案进入强制执行。即使罗亚辉在出具《借条》之日尚未得知其已被立案强制执行，但其早已清楚知悉相关案件败诉的结果，预知未在限期内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的法律后果。因此，邓媞方提交的银行取现凭证，结合罗亚辉涉诉列为被执行人的情况，邓媞方主张因罗亚辉不方便接受银行转账而提出的现金方式接受借款资金的意见，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邓媞方主张已向罗亚辉出借现金120000元，提交了《借条》、银行取款凭证、对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罗亚辉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情况等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对于证实以现金方式出借120000元给罗亚辉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罗亚辉主张案涉《借条》不是新增的借款，而是对双方以往借贷关系的剩余利息的结算，并主张此前的借款本金已经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罗亚辉应举证证明案涉《借条》约定的借款金额包含了前期借款利息，且借款利率超过年利率24%。第一，罗亚辉主张所借本金均已还清，因尚欠借款利息未还而出具案涉《借条》。罗亚辉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曾约定了还款顺序是先本后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在当事人没有约定债务抵充顺序的情况下，应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进行抵充，先息后本也更符合一般民间借贷利随本清的特征。罗亚辉主张已还清借款本金但尚欠借款利息未还，缺乏事实依据。第二，罗亚辉主张2017年1月及8月前后两次向邓媞方的母亲童桂英借款共计200000元，罗亚辉向邓媞方、童桂英二人均有还款，邓媞方亦承认在2017年、2018年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罗亚辉与案外人童桂英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否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童桂英转账给罗亚辉的款项性质是否是代邓媞方出借款项给罗亚辉，邓媞方是否授权童桂英代为收取还款资金，对此，罗亚辉均未能进一步举证予以证实。罗亚辉主张童桂英收取的全部资金均视为邓媞方收取的本案还款，理据不足。另外，从罗亚辉所主张的还款情况来看，无法体现出规律性偿还借款利息的特征，罗亚辉也未能解释以往是按照何种利率标准计付借款利息；对于借款金额122000元是如何结算形成的，前期利息是否已超过了年利率24%，罗亚辉既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举证证实借款金额结算演算的过程。综合以上分析，退一步来说，即便案涉《借条》确如罗亚辉所主张的是双方对以往借贷关系结算的结果，罗亚辉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前期利息已超过了年利率24%，在此情况下，罗亚辉仍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向邓媞方履行偿还借款本息122000元的还款义务。罗亚辉出具案涉《借条》，并在双方对话、微信聊天中确认债务的存在，罗亚辉主张无须向邓媞方承担还款义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罗亚辉应按照《借条》约定向邓媞方偿还借款本息122000元，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罗亚辉与邓媞方、童桂英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往来纠纷，罗亚辉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罗亚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0元，由上诉人罗亚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蔡琪敏黄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