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3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旅游网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49279533D，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498号14幢22301-1618座。法定代表人：顾召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丰宇，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雷钧，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汽大通房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MTW3117，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昆仑街道中关村大道200号。法定代表人：王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超，上海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峥宇，上海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旅游网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汽大通房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5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旅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一审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系争合同（即第二份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法律依据。该份合同是上诉人应被上诉人要求帮助其“国有资产年底盘点清查”而签订，并非是为了切实履行而签订。由于2019年被上诉人有关领导更换，与上一任领导工作对接疏于调查核实，仅凭一纸文本要求上诉人履行该第二份合同，上诉人当然拒绝。在交涉期间，双方争议的是“是否应该履行”的问题，而不是上诉人是否违约的问题，因此更不是违约责任。二、一审曲解《情况说明》的证明内容，错误认为“情况说明也显示该期间内被告并没有交还该汽车”。《情况说明》是上海市政府派出机构“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前方总指挥部叶城分指挥部”（下称“叶城分指”）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作关系和过程的说明，它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相互协作的援疆单位，2018年8月份共同参与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新藏线”开发自驾旅游的项目；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第二份合同的来龙去脉，证明签订该份合同并不是为了履行，而是为了帮助被上诉人完成上级单位国有资产清查的要求；3、从气候常识方面强调，2018年8月活动结束后，在9至12月期间（第二份合同的期间），双方均无租赁车辆的意思表示。《情况说明》虽未描述8月份活动结束后交还车辆这一细节，但是绝无“未交还车辆”的含义。一审判决对《情况说明》的本意视而不见，却从中读出上诉人8月份活动结束后未交还车辆的结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情况说明》的原意。三、一审过程中对“争议焦点”的确定模糊不一。一审庭审中确定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租金及违约金是否有依据”，在判决书中争议焦点变成“被告应否承担第二份租赁合同的租金”。上诉人认为，判决书中确认的是真正的争议焦点，但是在庭审中因为争议焦点模糊，所以，法庭及双方并未就真正的争议焦点进行充分阐述和充分审理。二审中，上诉人旅游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了三份合同，被上诉人称三份合同共同违约，上诉人认为三份合同是三个法律关系，应当分别起诉。本案审理的是第二份合同的纠纷，但是在第一项判决折旧费12329.4元这一部分，是发生在另一个法律关系中，即发生在第三份24万元合同中的事故，该部分判决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请二审法院予以判定；二、被上诉人换领导之前，从未认为也未要求上诉人支付该32万元，2019年8、9月份被上诉人换领导之后，要求上诉人支付32万元租金因为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当然不能同意。双方就此一直磋商应否履行，而不是何时履行。是否应该履行尚且未定，何来违约之说，上诉人不构成违约。一审判决不仅支持被上诉人所要求的违约金，而且将所谓的违约金分为两部分，且总和超过了20%，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时，被上诉人临时提交了一张会议纪要的原件，该证据没有提前送达上诉人，不符合举证规则。上诉人代理人当庭就提出因无法判断真假以及会议纪要产生的来龙去脉，仅对其文意发表意见。现在在会议纪要的经办人赵丰宇本人在二审中作出说明。四、一审并未对上诉人的疑问以及提供的证据一一询问和质证，比如被上诉人32万元和24万元发票为什么在同一日（2019年9月6日）开出，开票时被上诉人的联系人凌云与赵丰宇的聊天记录于2019年9月6日明确表示受到压力，没有办法，只能照办等字样。试想此时超过第二份合同期限已达9个多月，如果被上诉人的联系人认为上诉人应该支付该32万元，还要解释，且语气中带有歉意，说不好意思等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和疏忽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大通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在2019年9月份开始向上诉人寄送欠款催讨函，催讨的金额是两份合同欠款，9月时全部欠款的总额为56万而非32万。二、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会议纪要，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中同意质证，在此情况下法院才将其作为证据认定。本案系争合同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上诉人一直声称其中第二份合同是因被上诉人要求而签订，并非为了实际履行而签订，但并没有任何证据加以佐证。从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内容来看，也没有体现出被上诉人作出过上诉人无需履行该合同的意思表示。作为一个理性的法律主体，在签订合同加盖公章以后，应知晓合同生效后的法律后果，并且所签的三份合同均条款清晰明确，没有任何的争议。如果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达成了不应履行的合意，那么根据常理，双方是不是应该也签署有相应的书面协议？如备忘录、会议纪要等。但是上诉人均没有提出相应的书证以证明。在2020年6月5日形成的会议纪要中，上诉人的总经理赵总也已经明确了第二份租赁合同的款项是应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的证明内容认定清楚正确。从情况说明中可以得出在第二份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上诉人并未将车辆返还，除租赁合同以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达成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无需履行合同义务的任何约定。而且在该情况说明中也表明，相应的租金按市场活动方式置换处理，即上诉人还应履行该合同。由于双方对于活动置换未能达成一致，故上诉人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欠付的租金。情况说明和会议纪要结合来看，在会议纪要中删去了一句话，一审法院也注意到即是上旅网因为未收到援疆办，这句话写了一半，后来给划掉了。从这句话删除的以及从当时人员描述中，可以得出旅游公司与援疆办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并且援疆指挥部可能欠付旅游公司部分合作款，这也可能是导致旅游公司一直拖欠被上诉人款项的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援疆办与本案具有一定利害关系，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效力应存疑。上诉人从第一份合同开始就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已经构成违约。车辆交付以后，无论上诉人是否使用车辆以及车辆作何用途，均应向被上诉人按月支付租金，其拖欠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大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旅游公司支付大通公司租金32万元、滞纳金183520元（按年化率24%暂计算至2020年7月1日，应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车辆加速折旧费12329.4元、违约金64000元、律师费34976.3元；2、旅游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一份租赁合同，2018年8月，出租方（甲方）大通公司与承租方（乙方）旅游公司签订《房车长期租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1、出租方同意将大通房车10台，其中B型9台、C型1台出租给承租方，租期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合同起始日期以具体交车日为准；每月含税租金总额为B型10000元/辆、C型10000元/辆，共计租金10万元；2、先付后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首月租金。按每月付款日前支付下月租金，逾期支付，按逾期天数收取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五作为滞纳金；3、承租期内发生交通事故，承租方须支付车辆的加速折旧费，如主要以上责任的，修理费在1万以上2万元以下的，按10%补偿，修理费在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按20%补偿；4、逾期支付租金，按为履行租金的20%作为违约金。5、乙方因违约发生诉讼应承担律师费等费用。大通公司又与旅游公司签订第二份租赁合同：租期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B型8000元/辆、C型8000元/辆，共计租金32万元，其余约定同第一份合同。之后，双方又签订了第三份租赁合同，租期从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每月租金B型8000元/辆、C型8000元/辆，共计租金24万元，其余约定同以上两份合同。签订第一份合同后，大通公司向旅游公司按约交付上述房车10辆，旅游公司于2019年3月1日支付租金10万元、2019年12月27日支付租金10万元、2020年4月28日支付租金12万元、2020年6月1日支付租金2万元，合计34万元。大通公司于2019年9月5日、10月9日、11月1日、12月3日向旅游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支付租金56万元。2020年1月3日、2月11日、3月9日、4月3日向旅游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支付租金46万元。根据大通公司提供的理赔时旅游公司发给大通公司的情况说明、修理费发票、平安保险公司的理赔信息显示：2019年8月2日，苏Ｄ2××××汽车在库尔勒市发生追尾，发生修理费17200元；2019年8月23日，苏Ｄ1××××、苏Ｄ4××××在日喀则开往阿里地区，途径帕羊镇，下坡期间，视线不好，刹车不及时停止，车辆油底壳碎，发生修理费分别为27361元、25686元。保险公司认定责任系数为100%。大通公司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显示，约定本案代理费为含税价34976.3元。2020年6月5日，大通公司黎文飞、金雁与旅游公司总经理赵丰宇在旅游公司形成书面《会议纪要》，主文载明：“鉴于2018年7月底双方合作，上旅网安排人员至溧阳工厂提取10台房车，开展援疆旅游活动。上旅网已向大通房车支付18年租金10万元。后大通房车与上旅网签订4个月的租赁合同（被划去内容“上旅网因未收到援疆办”）该笔32万元尚未支付。2019年上旅网与大通房车签订2019.6.1至8月底的租赁合同，款项共计24万元，该笔费用上旅网已支付。上海旅游网提出资源置换，提供例如营地、冠名等并提供具体方案（2周内），大通报总经理办公会决策。”落款处由三人签字。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旅游公司应否承担第二份租赁合同的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大通公司与旅游公司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的效力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否则依约、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从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来看，内容详细明确，不管是否是后来所签订，但双方对该期间形成了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即旅游公司认可该期间内与大通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根据叶城分指挥部提供的情况说明，也显示该期间内旅游公司并没有交回该汽车。旅游公司是否实际使用营运，并不是支付租金的条件，其辩称签订合同是为了配合办理手续，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辅证。即使是停运，旅游公司与大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旅游公司支付相应租金义务，也表明其同意承担相应合同责任的意愿。同时该指挥部说明也注明，第二份合同的租金因人员发生变化，搁置未能协商，表明该租金旅游公司需要履行的事实。双方租赁合同关系终止后，在2020年6月5日形成的《会议纪要》中，也明确表明该第二份租赁合同租金32万元未支付的事实，旅游公司提出的置换意见待后商议。此后也未有一致意见，也再次表明，该租金旅游公司需要向大通公司履行的事实。而是否通过置换，是双方的租赁外行为。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显示，旅游公司应当支付第二份合同的租金32万元，否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大通公司主张的租金32万元，结合《会议纪要》及旅游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及自认，就是第二份合同的租金。旅游公司逾期支付租金，造成大通公司的损失是资金利息上的损失，滞纳金、违约金均属于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损失，结合双方合同约定滞纳金、违约金的约定及双方辩解意见，依法应当予以调整，认定2020年6月30日前，所有租金逾期支付应承担的违约金为64000元，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2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对于车辆加速折旧费，系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大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车辆发生事故时均为全责，且发生相应修理费的金额对应的补偿比例，大通公司主张12329.4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旅游公司违约导致本案诉讼，结合相关的律师费收费标准及大通公司诉请获得支持情况，依法支持大通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34976.3元。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旅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通公司320000元及违约金（自逾期支付租金之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为64000元；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2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折旧费12329.4元和律师代理费34976.3元；二、驳回大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949元，保全费3594元，均由旅游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旅游公司提供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叶城分指挥部（简称叶城分指）补充说明一份，证明大通公司负责人提出因其上级单位要求对国有资产年底盘点清查以及国资保值增值的需求，希望叶城分指给予协助证明，叶城分指考虑上海旅游网与上汽大通的地缘关系，因此牵线签订了涉案第二份合同。签订合同双方并不是为了去履行合同，而是为了帮助被上诉人来应付上级的国有资产的清查工作，而实际上也没有履行。从2018年的9月份至2019年的上半年，夏季来临之前车辆一直是闲置的。被上诉人大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叶城分指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效力存疑；补充情况说明系一审判决后由相关主体根据一审判决内容选择性的说明，存在一定解释的可能，而且没有其他新证据予以辅证，不能作为新证据予以认定；从证据形式上应该属于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由于证人没有出庭，因此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大通公司二审没有提供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大通公司向旅游公司主张的第二份租赁合同租金32万元及相关违约金请求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旅游公司与大通公司签订了租期为1个月即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租金为10万元（月租金1万/辆，10辆车）的第一份《房车短期租赁合同》之后，又签订了租期为4个月即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租金总计为32万元（月租金8000/辆，10辆车）的案涉争议的第二份《房车长期租赁合同》。旅游公司认为该第二份合同仅是为了配合大通公司“国有资产年底盘点清查”而签订，并非为了切实履行而签订。旅游公司为此提供了叶城分指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存在该情形。但大通公司对旅游公司与叶城分指的说法不予认可。本案从大通公司所提供的2020年12月7日的《会议纪要》内容可以看出，旅游公司在此时点还是认可结欠大通公司上述第二份合同项下的32万元租金，仅是大通公司与旅游公司双方愿意通过协商方式对该32万元租金的支付方式以旅游公司提出的“资源置换”形式解决，但是由于旅游公司并没有向法院提供双方最后的协商结果证据，也没有提供大通公司愿意全部免除该32万元租金或用其他方式置换的证据。现旅游公司仅以叶城分指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并不能证明案涉争议的合同是“为了配合大通公司国有资产年底盘点清查而签订”的事实。因此，旅游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大通公司向上诉人旅游公司主张的案涉第二份租赁合同租金32万元及相关违约金请求成立。上诉人旅游公司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49元，由上诉人上海旅游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梅审 判 员  王 佳审 判 员  周韵琪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曾 璜书 记 员  夏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