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08民终2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林，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满族，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玉，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岭，男，1973年2月20日出生，满族，住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河北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住所地承德市双桥区大石庙镇大石庙村。法定代表人：张志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京晶，河北文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国林、孙玉岭因与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1）冀0802民初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国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玉、上诉人孙玉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京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国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承担连带给付货款178675.00元的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给付货款178675.00元中的64650.00元与上诉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这一事实不清，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个人合伙关系，对178675.00元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伙关系”。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手写对账单、证人许某和魏某、被上诉人给证人魏某的爱人赵继艳打货款的转账凭证等证据。这4份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购货单位为上诉人的购货清单上签字这一事实，如果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合伙关系，被上诉人为什么会在购货单位为上诉人的购货清单上签字，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只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才可以在单位为上诉人的购货清单上签字。3、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时，被上诉人手写了一份卖土豆的销售清单交给上诉人，该销售清单上记载了其二人合伙期间卖出土豆的数量和货款，证明二人之间具有合伙关系，否则销售清单怎么会在上诉人手里。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七十八条，而一审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原告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个人合伙关系以及是否应该给付一审原告货款及利息。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承担连带给付货款责任或者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孙玉岭辩称，本案中一审原告起诉要求是买卖合同关系，朱国林上诉属于超出一审诉讼范围，朱国林的上诉中理由都为推断，根据签字反推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辩称，我方认可上诉人朱国林的上诉意见。认为朱国林与孙玉岭应当对欠付我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孙玉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对上诉人孙玉岭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孙玉岭对被上诉人朱国林欠付的64650.00元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一、上诉人孙玉岭与被上诉人朱国林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无对外承担合伙人责任的事实基础。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诉请上诉人孙玉岭、被上诉人朱国林承担合伙责任，共同给付欠付货款178675.00元及利息。但是，孙朱二人并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也未证明孙玉岭与朱国林系合伙关系，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孙朱二人合伙经营土豆种植业务。因此，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孙玉岭与被上诉人朱国林不存在合作关系的认定与事实相符，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要求上诉人承担合伙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二、上诉人孙玉岭与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不应负担买受人给付货款的责任。如上述，上诉人孙玉岭不应承担合伙责任，那么需要查明是否需要承担直接买受人的责任。被上诉人朱国林因种植土豆，在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处购买了相应农资，其与被上诉人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于2018年9月25日对购销情况进行了核对，并以买方的身份在《对账单》上签字，因此买卖合同的当事方为朱国林与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应是无疑。而上诉人孙玉岭虽然在2018年4月10、2018年4月20日的2份销货清单上签字，该销货清单已注明购货单位为朱国林，且清单所列农资（64650.00元）内涵于前述朱国林与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签署的《对账单》之中，孙玉岭在销货单据的签字只表明曾代朱国林收过货物，并不能因此转变身份为农资买受人。一审判决认为孙玉岭“在购货单位为朱国林的购货清单上签字”即“可以认定其对购货清单中欠付原告货款的认可”不符合常理，亦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据此不合理的推论要求上诉人孙玉岭对64650.00元货款与朱国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孙玉岭在本案中责任的判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请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孙玉岭的上诉请求。朱国林辩称，同其上诉意见。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辩称，我方与二上诉人进行交易，他们是在一起种植土豆，朱国林负责种植，孙玉岭负责买卖土豆，朱国林在地里的时候居多，销货清单他的签字较多，孙玉岭签字较少，19万多元的货款二人已经偿还2万元，是孙玉岭以现金形式交付，也证明了孙玉岭是应当承担连带给付偿还责任的，孙玉岭在购货清单上的签字如不是对其与朱国林合作关系之间的确认，他是没有身份进行签字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应当与朱国林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货款178675.00元及欠款利息27046.48元（利息计算至2021年2月3日，要求给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上本息共计205721.48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0日和2018年4月20日，孙玉岭在购货单位均为朱国林的购货清单处签字，购买原告出售的甲悬、阿米西达、获尊、爱诺森四种农用物资，金额合计64650.00元。2018年9月25日，被告朱国林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志江出具对账单。对账单内容为：“2018年度至2018年度，孙玉岭、朱国林从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采购农用物资，日前经双方核对账目，截至2018年9月25日尚未给付货款金额198675.00元。”原告自认目前尚欠货款金额为1786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财产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被告朱国林在对账单“买方核对账目人”处签字，代表其对对账单中欠付原告的货款金额表示认可，其应对原告诉请的货款金额承担还款责任。另一被告孙玉岭未在对账单中签字认可欠付原告货款，原告及被告朱国林也未提交证据充分证明被告朱国林与孙玉岭存在合作关系或者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孙玉岭对对账单中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没有基础性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被告孙玉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购货单位为朱国林的购货清单上签字，应该知晓签字的法律后果，可以认定其对购货清单中欠付原告货款的认可，故其应该就购货清单中欠付原告的货款64650.00元与被告朱国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利息问题，双方在货款结算后，原告未适时主张权利，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且无约定偿付时间，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朱国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货款178675.00元；二、被告孙玉岭对上述货款中的64650.00元与被告朱国林向原告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原告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计算。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国林提交了2019年5月26日张志江、朱国林、孙玉岭的谈话录音光盘一张，原始载体在朱国林的手机中，用以证明孙玉岭与朱国林之间具有合伙关系，孙玉岭与朱国林合伙种地卖土豆的货和货款大部分都由孙玉岭管理，孙玉岭承诺给付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购买的货物的货款。孙玉岭的质证意见为，对于真实性不认可，无法核实，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当中不能直接证明孙玉岭与朱国林之间有合伙关系，没有确切性的指向。承德市丰邦农资销售中心的质证意见为，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认可，该录音发生的背景是上诉人孙玉岭在录音几日前答应将货款给我公司，但是未能按期支付货款，我公司与朱国林共同到孙玉岭的家中商谈给付货款的事宜，在录音中，孙玉岭也明确说明答应偿还全部货款，只是现在没有钱，借不到，借到钱就给张罗上。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谈话录音中，孙玉岭并未认可其与朱国林之间系合伙关系，亦未表示同意对案涉货款承担全部给付责任，达不到朱国林的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25日的《对账单》中，朱国林认可其与孙玉岭欠被上诉人货款198675.00元，被上诉人自认二上诉人尚欠其货款178675.00元，本院不持异议。朱国林上诉主张其与孙玉岭之间系合伙关系，应由孙玉岭对178675.00元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人系合伙关系，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孙玉岭上诉主张不应对其签字的64650.00元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但未能举证证明其在《销货清单》上签字的原因，一审法院判决其对64650.00元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一审法院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七十八条，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国林、孙玉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72.00元，由朱国林负担4386.00元，孙玉岭负担438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亚秋审 判 员 祝宝森审 判 员 孙琳丽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立娟书 记 员 刘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