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95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春宇，男，197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丽，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琦，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1号一层南侧、九层、十层、十一层。负责人：郭栋耿，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若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伟，男，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上诉人吴春宇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冯伟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2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春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冯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第3页载“明吴春宇未出庭，但庭后到院陈述意见…”，事实上，吴春宇从未接到过法院的开庭通知、从未收到过起诉的材料，以至于吴春宇完全不知晓本案的具体情况，丧失了一审程序中应享有的包括但不限于陈述事实、举证质证、答辩等基本的权利。一审判决在吴春宇未收到开庭通知、未到庭参加庭审、无法行使答辩及质证等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判决，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吴春宇作为冯伟的保证人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吴春宇所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保证合同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因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最高债权额为50万元，且冯伟所欠529729．78元发生于上述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故对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要求吴春宇在50万元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进而判决“三、吴春宇对本判决第一、二项债务（发生于2013年2月17日至2016年9月17日的部分）在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吴春宇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冯伟追偿”，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未查明《保证合同》是否为吴春宇签字。吴春宇在一审中曾明确表示《保证合同》上并非其本人签字“我和冯伟不认识，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没有给冯伟做过担保”“给冯伟办贷款时，没问我是否同意，所有情况不清楚”。庭审笔录中也对此明确记载，然而，一审法院却未对“是否为吴春宇签字”这一重要的基本事实予以查明。此外，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并非首次起诉，其已经就同样的事实分别于2017年、2018年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7）京0101民初16981号、（2018）京0101民初22599号（该两案最终以原告撤诉结案），在这两个案件中吴春宇也始终是不认可《保证合同》是其本人签字的，并提出了鉴定申请。（二）一审判决片面的截取吴春宇的话语，并非吴春宇的全面答辩意见。吴春宇一审中的全面答辩意见为：首先，吴春宇和冯伟根本不认识，是不可能为这个陌生人提供保证，《保证合同》上并非其本人签字；其次，退一步讲，经鉴定是其本人签字，吴春宇认为那么这份文件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欺骗签署的，并非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中片面的截取吴春宇后半部分的部分意见，并非吴春宇的全面意见。（三）一审判决未对最高额保证期间内发生的债务予以查明。一审判决第4页、第5页查明事实部分载明“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时间为2013年2月17日至2016年9月17日”，之后，冯伟使用该信用卡进行透支提现，截至2017年4月3日，透支产生的本金、利息、费用（含滞纳金）累计人民币529729．78元”，第6页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因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最高债权额为50万元，且冯伟所欠529729．78元发生于上述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时间”。依据一审判决，529729．78元是截至2017年4月3日的透支费用，然而，2017年4月3日并非是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时间内，判决第三项“三、吴春宇对本判决第一、二项债务（发生于2013年2月17日至2016年9月17日的部分）在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吴春宇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冯伟追偿”，显而易见，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时间内冯伟所欠债务这一基本事实并未查明，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辩称，不同意吴春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向吴春宇的送达符合法律程序，给吴春宇邮寄了传票且已经签收，给冯伟是公告送达的。冯伟未出庭，亦未作答辩。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冯伟支付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借款本金481579．72元，及截至2017年4月3日止的利息46350．06元、滞纳金1800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4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的利息、费用和滞纳金等（按《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约定计算），共计529729．78元；2．判令吴春宇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对冯伟欠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冯伟、吴春宇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6日，冯伟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杭州银行臻信卡并签署《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冯伟声明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的各项规定。《领用合约》约定：“杭州银行（简称甲方）与杭州银行臻信卡申领人（简称乙方）基于知悉并理解章程的前提下，就乙方自愿向甲方申领使用杭州银行臻信卡（以下简称臻信卡）有关事宜签订如下合约：甲方核准乙方领卡申请的同时核定乙方的信用额度，臻信卡账户独立于乙方持有的甲方发行的其他信用卡账户。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资信状况的变化来调整其信用额度。目前臻信卡信用额度只能用于取现，不能用于消费。乙方每日在自动柜员机（ATM）上累计取现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如透支取现则每日不得超过2000元，其余款项可通过柜面支取。乙方及其配偶同意承担臻信卡账户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费用（年费、预借现金手续费、滞纳金等）、透支利息、透支款；乙方本期最低还款金额=上期最低还款金额未还部分+（上期全部应还金额-上期最低还款金额或已还金额）×30%+当期累计未还费用+当期累计未还利息+当期累计透支取款金额×30%，不足100元的按100元计；若乙方在到期日前未还清当期最低还款额，甲方有权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一定比例计收滞纳金；若乙方选择开通自动转账还款功能，则乙方授权甲方在到期还款日时从乙方指定账户中扣款偿还信用卡该期对账单应还全部债务。乙方的领卡申请在获得核准后应按甲方规定缴纳年费；对于预借现金交易，乙方应按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手续费，同时支付从甲方记账日起至该笔款项获得清偿时止的透支利息，甲方对乙方所有透支利息均按月计收复利。乙方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全部债务，否则甲方可采取催收、依法追索并停止乙方使用臻信卡等措施，同时有权直接扣划乙方及其配偶在本行的其他账户的存款，或向保证人追索，并保留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追索的权利。臻信卡收费标准为：透支利息按透支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按最低还款未还部分的5%计收，最低5元，最高300元。”其后，甲方吴春宇作为保证人与乙方债权人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署《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为确保乙方臻信卡客户冯伟在其与乙方《领用合约》项下义务能得以切实履行，甲方愿意提供不可撤销的最高额担保。《保证合同》约定：“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为2013年2月17日至2016年9月17日，最高债权额为500000元，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费用（年费、预借现金手续费、超限费、滞纳金等）、透支利息、复息、罚息、透支款，及其他主合同与臻信卡账户项下债务）与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保证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两年。乙方依本合同行使担保债权所得价款，有权根据需要选择不同顺序对以下各项进行清偿：（1）支付乙方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诉讼、律师代理等全部费用；（2）清偿债务人所欠乙方的透支款；（3）清偿债务人所欠乙方的费用；（4）清偿债务人所欠乙方的透支利息、复息、罚息等。债务人未履行偿还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的义务，乙方可以直接向甲方追索，并有权直接从甲方的所有银行账户中扣收。”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经审核批准后，向冯伟发放卡号为×××的臻信卡。之后，冯伟使用该信用卡进行透支提现，截至2017年4月3日，透支产生的本金、利息、费用（含滞纳金）累计人民币529729．78元，其中透支本金481579．72元、利息46350．06元、滞纳金1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冯伟在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处申请办理了信用卡，并通过信用卡使用了银行款项即进行透支，其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该借款合同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领用合约》已明确约定银行收取客户贷款利息、滞纳金等费用的情形，冯伟在申请办理杭州银行臻信卡时表示愿意受个人领用合约的约束。现冯伟未在还款期限内偿还所使用的银行款项，且该行为已符合银行收取贷款利息的标准，故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依照《领用合约》要求冯伟立即偿还欠款本金、利息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吴春宇作为冯伟的保证人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吴春宇所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保证合同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因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最高债权额为50万元，且冯伟所欠529729．78元发生于上述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故对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要求吴春宇在50万元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吴春宇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冯伟追偿。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当事人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进行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冯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及质证，故一审法院对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并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冯伟偿还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信用卡截止至2017年4月3日的欠款本金481579．72元、利息46350．06元、滞纳金1800元，共计529729．78元；二、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冯伟给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自2017年4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费用和滞纳金（按《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约定计算）；三、吴春宇对判决第一、二项债务（发生于2013年2月17日至2016年9月17日的部分）在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吴春宇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冯伟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吴春宇向本院提交第一组证据臻信卡申请表、最高额保证合同、证人证言、转账流水，证明吴春宇跟冯伟不认识，不可能给冯伟提供担保、保证合同上不是吴春宇本人签字。第二组证据案卷材料，证明吴春宇明确表示签字非其本人所签。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冯伟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冯伟在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办理了信用卡并使用该信用卡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贷款，表明在冯伟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吴春宇通过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保证合同》，承诺对冯伟基于上述借款合同所负债务，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表明，吴春宇与杭州银行之间成立担保法律关系。上述法律关系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为有效。鉴于冯伟出现信用卡违约情形，吴春宇亦未履行担保义务，故一审法院判令冯伟偿还欠付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借款并由吴春宇承担保证责任，具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吴春宇上诉提出从未收到过一审法院的开庭通知，也未收到过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的起诉材料，丧失了一审程序中应享有的诉讼权利，故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本院注意到，在一审卷宗中存有向吴春宇邮寄送达传票的邮单。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吴春宇亦确认其签收了相关邮件。可见，一审法院已按照程序法律规定就相关法律手续向吴春宇进行了有效送达，不存在吴春宇主张的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吴春宇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未查明《保证合同》是否为吴春宇签字、未查明最高额保证期间内发生的债务数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吴春宇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在谈及案涉《保证合同》的签署时，承认“当时签字是我签的”。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吴春宇对其所签署的文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有清楚的认知，其既已签署案涉《保证合同》，即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其次，杭州银行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供了记载有冯伟保用信用卡记录的银行流水，以证明冯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发生的债务数额，一审法院对此亦予审查认定。不存在对相关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故吴春宇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吴春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97元，由吴春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杨 光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 阳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