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5民终3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凤，女，1962年5月25日出生，满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英，北京都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辕，北京都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修正药业集团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修正路36号。        法定代表人：修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萍，女，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晓泠，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玉凤因与被上诉人修正药业集团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修正药业营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2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玉凤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英、苏辕，被上诉人修正药业营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冷萍、牟晓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玉凤上诉请求：1．撤销（2019）吉0502民初267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保全费用及一、二审受理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并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关系，从程序上来说，本案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就债权债务本身来说，上诉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具体的债权债务承受主体应是被上诉人自身，上诉人不应当对被上诉人在经营中的债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在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上很不规范。由于被上诉人是用人单位，居于强势地位，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员工之间的书面劳动合同往往只有员工一方的签字，被上诉人并不在书面劳动合同上盖章。被上诉人的前员工傅昭站的情况即是如此。但是，贵院以及于2015年8月3日作出（2015）通中刑终字第109号刑事裁定书的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做出的裁判结果，均采用了傅昭站于2011年2月28日签署的《劳动合同书》（上面仅有傅昭站的签字，而没有被上诉人的盖章）作为证据，由此可以看到，贵院以及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都认定傅昭站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情况与傅昭站和被上诉人之间关系的情况相同。2015年6月4日，被上诉人让上诉人补签了《劳动合同书》，在上诉人签署了《劳动合同书》后，被上诉人没有盖章。由于刑事案件认定的标准比民事案件的认定标准更严格，在相同情况下，事实认定上不应该存在差异。因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一点从《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上也可得到印证。根据《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约定被上诉人聘用上诉人为湖南省级经理，第三条约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负有培训指导的义务，第四条约定被上诉人销售提成包括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第五条约定提成的支付方式是月结方式，第十条约定上诉人遵守被上诉人规定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第十一条约定上诉人离职时必须按照被上诉人财务有关交接的规定办理，第十六条约定上诉人有遵守被上诉人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要求的义务，第十九条约定上诉人的收益中包含了竞业限制补偿费，第二十条约定了上诉人有保护商业秘密的义务以及竞业限制的义务，第二十三条约定《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有效期为3年，也就是到2015年1月27日协议期满，实际情况是协议期满后，上诉人还在向被上诉人提供劳动。从《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这些约定内容上，可以看到，《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虽然名为“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但具有劳动合同的要素，而且被上诉人实际上也是对上诉人进行了用工，因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应该是劳动关系。由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争议应是劳动争议，应先经过劳动仲裁这一前置程序，但是本案并没有进行过劳动仲裁，因此应该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退一步讲，即便不经过劳动仲裁，由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是上诉人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具体的债权债务承受主体应是被上诉人自身，上诉人不应当对被上诉人在经营中的债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完全无视2019年7月6日《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中“含疑议部分”五个字的存在，仅根据《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其他部分的内容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392437.24元，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019年7月6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署《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上面显示：“2019年7月6日原湖南省总黄玉凤与总部财务核对账目后确认最终欠款数：柒佰叁拾玖万贰仟肆佰叁拾柒元贰角肆分。双方确认签字：黄玉凤（含疑议部分），财务：郭巧英，李艳，冷萍”。显然，对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对账金额7392437.24元，是包含疑议部分的款项的。一审法院却无视“含疑议部分”五个字的存在，直接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7392437.24元，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就2019年7月6日《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本身来说，应以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候提交的版本为准，而不能以其他版本为准。一审法院虽未明确采纳的是哪个版本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但是从一审法院的裁判行为来看，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被上诉人起诉时候提交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版本，对被上诉人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行为视而不见，导致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在立案时候提交的2019年7月6日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有上诉人特别注明的“含疑议部分”五个字，且《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上有被上诉人的公章，但是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用于质证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却大不相同，既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也没有上诉人特别注明的“含疑议部分”。对此，我们认为，被上诉人既然在起诉时提供了“含疑议部分”五个字的版本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且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公章，说明被上诉人认可起诉时候提交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版本。该版本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也得到了上诉人的认可。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与起诉时候不一致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是被上诉人对自己先前行为的违反，该违反行为不应得到支持。因此，对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的与起诉时候不相符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不应该作为法院据以裁判的依据，而应以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候提交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版本为准。一审法院虽未明确采纳的是哪个版本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但是从一审法院的裁判行为来看，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被上诉人起诉时候提交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版本，对被上诉人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行为视而不见，从而导致陷入对事实认定错误的境地。四、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对账账目中，7531179.60元的账目形成于2011年12月30日之前，不在被上诉人作为起诉依据的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协议有效期内，故7531179.60元的账目与本案无关，且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在一审时候的答辩意见，导致事实认定不清。根据2011年12月30日《坤药事业部湖南省公司12月份在途商品核对表》，可以看到截至2011年12月30日，共有7531179.60元货款未结清。该货款全部包含在《2016年11月坤药事业部湖南在途商品核对表》（总金额9187377.70元）中。《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系2012年1月28日签订，有效期3年，至2015年1月27日协议期满。2016年11月28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进行了离职交接。2019年8月26日，被上诉人向贵院起诉，诉求的时间范围是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履行期间。由此可见，7531179.60元的货款不在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协议有效期限范围之内，被上诉人起诉的仅是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协议有效期内的事项，截至2011年12月30日的7531179.60元货款与被上诉人起诉的事项无关，且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不应得到支持。但一审法院却无视上诉人在一审时候的答辩意见，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湖南上诉人其他应收款》可以看到，被上诉人主张的部分款项与本案无关，且2005年至2016年7月份之间的款项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故被上诉人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在一审时候的答辩意见，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湖南上诉人其他应收款》中可以看到，有2005年7月至2011年8月的609850.98元不在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协议有效期限范围之内，因而该部分款项与本案无关，且该部分款项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此外，还有2014年3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款项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该时间范围内的款项也不应得到支持。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在一审时候的答辩意见，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六、本案所涉及的款项，系购买方购买被上诉人的药品所欠被上诉人的款项，并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欠款，且《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中，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销售药品，已销售的货款之支付由购买方直接支付到被上诉人的账户，故药品购买方所欠被上诉人的货款，应由被上诉人向药品购买方索偿，上诉人不应承担对被上诉人的支付货款的责任。《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提成（差额）的支付方式采取月结方式，每月上诉人将已销售的货款全部汇往被上诉人制定的账户；被上诉人在次月扣除上诉人应承担的费用后，将余额一次性付给上诉人。《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实际履行过程是，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销售药品，销售货款由药品购买方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而不是支付给上诉人。也就是说，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药品的购买方。欠被上诉人款项的是被上诉人药品的购买方，而非上诉人。如果购买方确实存在欠款，被上诉人应向购买方索偿，而不应向上诉人索偿，上诉人不应承担对被上诉人的支付货款的责任。七、上诉人仅负有代被上诉人清理货款的义务，不负有向被上诉人清偿货款的义务。《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省总对地总、县总等下面的欠款由省总承担，对在甲方办理了相关入司手续的，甲方协助清缴欠款，对没有办理有效相关手续的，证据链不齐的欠款，省总自行清理。从文义上来看，第一个逗号之后的内容是对第一个逗号之前内容的解释说明，第一个逗号之后的内容说的是省总负代被上诉人向购买方索偿货款的义务，并没有向被上诉人清偿货款的义务。这从《湖南省公司省总上诉人离职交接报告》第三条也可以得到印证。《湖南省公司省总上诉人离职交接报告》第三条述：离职人员欠款根据省总大包政策、省总责任状，离职省总在任职期间发生的离职人员欠款由离任省总上诉人负责清收或申请公司法务人员协助清收上交公司。这里也说的是由上诉人负责清收而非由上诉人本人清偿。八、2016年11月28日的《情况说明》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再次明确，不良资产4910331.30元由上诉人负责清收，而非由上诉人负责清偿。该款项应当从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中扣除，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有被上诉人一审代理人张佳洛签字的2016年11月28日《情况说明》，上面明确说明，截止到上诉人离职交接日，被上诉人坤药事业部湖南省公司共形成不良资产4910331.30元，该部分款项由上诉人负责清收。《情况说明》后面还附有张佳洛作为监交人并签字的《湖南省离职不良总汇明细表》，对不良资产的形成来源有详细的记录。此项证据和《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以及《湖南省公司省总上诉人离职交接报告》互相印证，上诉人只是负责清收货款，而不是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负责清偿购买方对被上诉人负有的债务。故4910331.30元的款项应当从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中扣除，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九、上诉人在和被上诉人对账中，已经对账目提出有异议。经核算，异议金额为9193969.35元，已经超过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7392437.24元，故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负有债务。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湖南上诉人账目明细》中，账目金额是7392437.24元。对此账目，上诉人明确表示有异议。首先，已在前面说过，该账目包括了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协议有效期范围之外的内容，主要是2012年1月28日之前的内容，不应该算在被上诉人起诉的范围之内；其次，针对存在异议的账目情况，上诉人在一审时候提交过相应的证据，随证据一并提交过账目明细。现上诉人根据一审提交的相应证据的顺序将账目明细再列如下：（一）黄玉凤不良金额中含有湘南湘北分割市场交出来的应收账款249661.91元（见与付晓兰交接单），交出去未处理的促销品25857元（见附表），原湘北省公司发生的串货罚款27097.5元（见附表），共计302616.41元。（二）2008年-2016年11月总部扣款明细中累计罚款金额775295.99元（具体扣款月份详见附件）。（三）2005年未核减的政策（消5枚12150盒，伊达宁3609盒）金额共计195363元（明细见附表）。（四）2007年3月总部未核减的政策（消5枚19363盒、消7枚16070盒、伊达宁457盒）共计606474元（明细见附表）。（五）2016年1月未核减长乐宝贝33219盒，2016.3月未核减长乐宝贝政策9478盒金额共计149439.4元（明细见附表）。（六）前期的税金差异应返金额53419.63元，大店税金168元，共计53587.63元（见附表）。（七）2011.8总部收购蚁力神派发金杯车强行扣款42000元，后直接卖价收27000元，直接损失15000元。（八）2016年11月退货未处理金额18317.7元（见附表）。（九）修正药业公司总部发市场近效期与滞销品种强扣退货费明细共计（595510.32元）（见每月扣款明细），其中：1.2008年3月扣退货费34073元；2.2011年3月施普乐化妆品退费376.32元；3.2012年2月退货费65110元；4.2012年10月退二丁健酒运费1300元；5.2012年11月退货费13244元；6.2013年5月2012年胶囊退货94176元；7.2013年12月东圣品种退货228元；8.2014年4月消止退货费201636元；9.2014年5月消止退货费7788元；10.2014年6月关节退货费4448元；11.2014年7月消止退货费3180元；12.2015年1月退货费46564元；13.2015年7月退货费43146元；14.2015年8月退货费37834元；15.2016年1月退货费29055元；16.2016年2-3月退货费13352元。（十）总部强发促销品（共计：285593.6元）（按日期见每月扣款明细），其中：1.2008.1月扣奶啤9600元、扣鹿胎口服液1600元；2.2011.6消三折页2400元；3.2011.7月威哥伴侣计16000元；4.2011.11月修正图书2212元；5.2011.12月人参蜜套装600元；6.2012.2月化妆品8913.6元，啤酒11880元，龙年挂历4543.5元，宣传品763.5元，共26100.6元；7.2012.3月五味子、啤酒1584元；8.2012.10月宣传品4550元；9.2013.8月葡萄酒10800元；10.2013.9月大易拉罐啤酒20件计792元，茅台酒10件15600元；11.2013.11月蔬菜汤120件计20712元；12.2014年3月泉梁窖藏8件计9600元；13.2014年8月挂历款3000元；14.2014.9月企业家酒60件计72000元，皇台酒150件计26100元；15.2015年1月挂历款4800元；16.2015.2月卫生巾计50000元，伊更美胶囊7543元。（十一）电影机扣款共31台，交接市场时核减10台，余21台减帐计163800元。（十二）不良清收打款明细扣款287090元（明细见附表）。（十三）不良资产金额4910331.3元（明细见附表）。（十四）计生办红头文件花销300000元（明细见附表）。（十五）药监罚款、礼品费等175550元。（十六）KA连销保证金360000元。以上异议部分的款项，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但被上诉人强行扣除、强令上诉人垫付，故应当由被上诉人返还给上诉人。经过核算，上述异议部分的款项金额总计9193969.35元，超过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的金额。因此，即便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对被上诉人的债务，上述异议的金额也应当从被上诉人主张的账目金额中予以核减。由于异议的金额已经超过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故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负有债务。综上所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负有任何债务偿还之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故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修正药业营销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双方之间系承包经营关系，是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在湖南省范围内进行药品销售，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湖南黄玉凤账目明细，是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11月28日交接完市场后于2019年7月6日对双方的账目进行的最终数额确定。黄玉凤本人及其财务郭巧营，被上诉人的财务冷萍、李艳均签字确认，账目明细上面载明确认最终欠款数额即本案被上诉人起诉的标的，所以该账目明细可以证实上诉人对欠款数额的认可。也应该对欠款承担还款责任。双方当事人在2005年就开始按照2012年1月28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的模式进行的药品销售，被上诉人只是在起诉时提交了双方之间最后一次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而2019年7月6日双方对欠款金额的确定，欠款数额中包含了从2005年至2016年交接市场期所发生的账目往来，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超期的情况。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已经明确约定承包方式为底价承包，所有欠款及因承包产生的风险，均由上诉人承担。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第11页中15、16项中提及的款项均已经由东昌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20）吉0502民初17号、18号判决书予以确认，其中，第15项175550元已经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请求。保证金36万元已经判决由被上诉人返还给上诉人。该两份判决均发生法律效力，故涉及15、16项的内容，上诉人无权在本案中进行再次主张。        修正药业营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被告立即给付所欠原告欠款7392437.24元及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黄玉凤于2012年与原告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任湖南省总，销售原告公司药品。于2016年11月离职交接市场。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以下焦点问题存在争议：1、原、被告双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其他合同关系？2、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时间？3、被告是否欠原告货款及具体数额？4、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针对焦点1原告提供证据：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证明2012年1月28日被告承包在湖南省地区承包经营销售原告公司的药品，协议中第5、6、7条明确约定底价承包，在此期间经营发生的欠款责任由省总承担，不能清回的损失也由省总承担，故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被告质证认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我们手中的不一致。原告提供的证据上有黄玉凤本人的签字，只有最后一页落款上有签字。原告对该份证据进行了断章取义，无法证明其目的。合同上第6条第2款约定的对在甲方（原告）办理了相关入司手续的原告协助清缴欠款，这一条是对以上第5、6、7条的总括说明，由此证明黄玉凤仅负责对原告公司货款清理的协助义务，无清偿货款的义务。被告提供证据：1．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傅昭站劳动合同书。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通中刑终字第109号。证明黄玉凤与原告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质证认为：对前二份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不仅是因为是复印件，而且二份合同书上均没有原告的盖章。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所谓的劳动关系。同时，被告自认为从2012年至2016年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而这份没有公章的黄玉凤合同书写的用工期限为2015年至2018年，所以被告的自认与其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矛盾。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傅昭站的刑事裁定与本案无关；针对焦点2原告提供证据：第一份证据交接报告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6年11月28日进行了黄玉凤省总离职交接。同时还有交接明细、在途核对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地办往来欠款、宣传品交接明细，共计11张。证明双方在交接当日对欠款及数额进行了核算与确认。还有一份证据是帐目明细一份，时间是2019年7月6日，双方在一起对2016年11月28日交接的所有货物及货款等进行了再次确认，确认最终欠款数为7392437.24元，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在2019年7月6日最终确认了欠款数额，而原告是在2019年8月26日提起了诉讼，显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经质证被告认为：被告提供证据：1．虽然对帐单上落款时间是2016年11月28日，但是无法体现是哪个时间段的应收款。2．原告提供交的湖南黄玉凤其他应收款这张表里头有从2005年开始计算的款项，不在本案争议的期间。3．表格只有落款处有黄玉凤的签字，其他页面上体现不出当时黄玉凤予以确认。对2019年7月6日的对账单的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这份证据与原告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不同，明显是原告让黄玉凤签字时做了手脚，有恶意行为。被告提供证据：坤药事业部湖南省公司12月份在途商品核对表。证明截止到2011年12月30日共有7，531，179.60元的货款未结清。这货款是包含在2016年11月坤药事业部在途商品核对表金额当中。这个是用来证明已过诉讼时效，而且也不在承包经营协议书有效期内，所以一共有7，531，179.60元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是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证明2011年在途核对的数额，被告已认可计算至2016年，在结合双方2019年7月6日核对时，该数额仍然计算在其中，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将2011年计算数额计算至2019年计算行为当中，足以证明被告对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明知且认可，诉讼时效并没有超过。针对焦点3原告提供证据：提供一份证据是帐目明细一份，时间是2019年7月6日，双方在一起对2016年11月28日交接的所有货物及货款等进行了再次确认，确认最终欠款数为7，392，437.24元，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在2019年7月6日最终确认了欠款数额，需要说明的是该欠款金额是建立在2016年11月28日对市场进行了交接核对账目基础上进行了再次确认，当时现场人员有黄玉凤本人和黄玉凤的会计郭巧莹和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李艳、冷萍四人均在帐目明细上签字确认，原告可以给法庭原件，在签订明细的第二天，黄玉凤反悔，回到原告处要求填上含异议部分五个字，原告不同意，被告就在账目明细的复印件上填了五个字，原告立案时交给法院的就是这个复印件，上面加盖公章是为了证明证据是原告提供的，而公章并不是加盖在黄玉凤签字的原件上，所以我们对于黄玉凤有异议不认可。该明细的原件足以证明黄玉凤及其会计对于欠款的种类及金额明确认可。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起诉时提交给法庭的复印件上面注明含异议部分并且加盖了原告的公章，今天提供的这份和原告起诉的时候不一致。而且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根据原、被告双方对市场的回款流程是原告根据被告的申请发货，发货后各个售卖点的欠款通过承兑汇票和转账的方式直接支付给原告，然后原告再给被告相应的提成，所以下边的售卖点具体的欠款数额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明细。根据原告提供的此份证据里边并没有确认欠款人是谁，而证据里边所说的最终欠款数指的是市场售卖点应回款的数额，并非欠款人是黄玉凤。因为原告至今还欠被告部分提成款，所以此份证据也无法确认是原告欠被告，还是被告欠原告的，但根据原告提供的数份证据可以明确看出此份证据中所说的最终欠款数指的是双方互相协助清缴的市场欠款。而并非原告断章取义的欠款人是被告。被告举证：1．情况说明中金额4，910，331.30元，这部分款项只是有黄玉凤负责清收，并非黄玉凤所欠原告的债务，后续中有金额的附表，上有原告代理人张佳洛的签字。2．关于原湖南分公司省办部分应收应付账款的协商意见，证明黄玉凤的不良金额当中含有湘南湘北（详见列表）数额为249，661.91元，这个款项不应由被告承担的金额。总数额为9，193，969.35元，这个总额不应由被告承担，实际上被告已负担，因此被告不欠原告款项。相反原告还应当向被告支付欠款。原告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情况说明只是双方在交接市场时由原告负责交接的人员出具的，目的是告知被告将所有财务资料人事档案向总部提供不能拒绝，在此基础上由黄玉凤提供材料负责清收，双方在2019年7月6日进行了核对和计算，最终确认欠款数额为本案起诉的数额，黄玉凤也进行了签字确认，根本不存在原告欠被告款项的事实，同时依据双方签定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省总在职期间应对发生的欠款承担一切责任，当然也包括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针对焦点4原告提供证据：以前提供证据当中的承包协议、交接报告、还有账目明细均可以证明欠款责任的承担及数额。被告质证认为：对承包协议书及黄玉凤的离职报告这两份证明里边均注明了被告只有负责协助清收义务，不负责偿还义务。特别是离职交接报告重点说明了黄玉凤离职时的具体交接情况，对双方的往来明细和货物核对以及在途数量都详细了说明，最后也重点注明了黄玉凤和原告公司一起配合清收市场的欠款，所以在2019年7月6日这份证据中，所说有最终欠款数额指的是市场售卖点的欠款数额，对此数额双方明确约定由双方配合清收，并非由哪一方来偿还的，根据售卖点的回款流程，对交接以后的回款情况，被告不可能知情，原告根据本案提交的证据来要求被告承担巨额的偿还义务明显不公平。2019年这份帐目明细，被告所见的已经有三份不同的证据。虽然表面上来看说明的是一个问题，但说明的是截然不同的内涵，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作为弱势群体的一方，很多地方是非常被动的，请法庭结合这一真实情况公平判决。被告提供证据：二份劳动合同书及刑事裁定书一份、坤药在途商品核对表一份、情况说明一份、2019年7月6日帐目明细及被告在以前焦点问题调查当中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结合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不应当承担欠款责任。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在之前调查之中已重复提供过了，我们的质证意见同上。再说明一点，2019年7月6日的帐目明细只有一个原件，被告看到的是有可能是两张不一样的，我刚才解释清楚了，含异议部分只是由被告填加在复印件当中，原件当中是没有这句话的，所以被告应尊重客观事实，认可7月6日当天所做的签字确认行为，事后的反悔，原告不认可。该院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1．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被告提供的证据或无原告的公章或与本案缺乏关联，无法证明其主张；2．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双方最后于2019年7月6日最终签字确认了欠款数额；3．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双方于2019年7月6日“核对帐目后确认最终欠款数7，392，437.24元”，上有被告本人签字确认；4．根据双方签定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地总、县总等下面的欠款由省总承担，被告作为湖南省的省总应承担本区域内拖欠货款的给付责任，被告承担给付责任后，可另行追偿，原告对此应履行协助义务。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形成链条，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该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虽有部分来源合法亦客观真实，但与本案缺乏关联，剩余部分证据为复印件，无法对抗原告持有的原始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2012年，原告委托被告黄玉凤在湖南省区域销售原告公司的药品，任湖南省总，双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书。黄玉凤于2016年11月28日交接了市场，不再承包湖南省区域的销售工作，双方对账目等进行了核算交接，双方于2019年7月6日，核对帐目后签字确认最终欠款数7，392，437.24元，该欠款至今没有给付。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原、被告签定的《修正药业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按合同约定积极履行义务，被告离职后，经核对帐目，签字确认被告欠原告货款7，392，437.24元，被告欠款不还，违反了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民事责任，对原告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欠款利息，因合同中未有约定，对此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397条、401条、402条、40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18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黄玉凤于该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修正药业集团营销有限公司货款7392437.24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546.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黄玉凤围绕着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黄玉凤提供了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明两份、通化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持有卡一份，拟证明黄玉凤系修正药业营销公司的职员。修正药业营销公司质证意见：两份证明上面加盖公章的单位均是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加盖的时间均为2006年7月15日，该公司与本案被上诉人并不是同一个公司。而该证明想确定的内容仅是确定上诉人可以购买这一公司的两只股票，股权持有卡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而且股票持有卡的公司是通化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及在证明上加盖公章的公司也都不一致。这三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黄玉凤提供的三份证据早已存在，且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药业营销公司、通化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各自为独立的法人，该三份证据不能以二审新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1．黄玉凤与修正药业营销公司是劳动关系还是其他合同关系？2．本案修正药业营销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黄玉凤是否欠修正药业营销公司款项，如欠，具体数额是多少？4．黄玉凤应否承担还款义务？        关于双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其他合同关系的问题。黄玉凤一审提供的证据或无修正药业营销公司的公章或与本案缺乏关联，无法证明其主张；其二审提供的证据早已存在，不能以二审新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故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关于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修正药业营销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双方最后于2019年7月6日最终签字确认了欠款数额，故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欠款数额，根据修正药业营销公司提供的证据，双方于2019年7月6日“校对账目后确认最终欠款数7392437.24元”，上有黄玉凤本人签字确认，足以认定双方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无论双方是劳动关系或是合同关系，黄玉凤欠修正药业营销公司7392437.24元成立，足以认定，黄玉凤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关于黄玉凤主张的“含疑议部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含疑议部分”成立，如其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该主张成立，其可通过另案解决。综上，黄玉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547元，由上诉人黄玉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大勇审判员    张娜审判员    盖晓晨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王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