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嗣曼，女，194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仲江，男，194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晓贤，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颖，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嗣琦，女，194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诚（钱嗣琦之弟），男，195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钱嗣曼、高仲江因与被上诉人钱嗣琦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9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3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嗣曼、高仲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钱嗣曼、高仲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钱嗣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本案争议房款系钱嗣曼、高仲江委托钱嗣琦出售房屋所得款项，钱嗣曼、高仲江系房屋所有权人，钱嗣曼、高仲江仅委托钱嗣琦办理房屋出售相关手续事宜，并未委托钱嗣琦处分售房款。钱嗣琦作为受托人，按照约定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转交给委托人钱嗣曼、高仲江。钱嗣琦系钱嗣曼的妹妹，2015年钱嗣曼自觉年岁已高，女儿长期在加拿大生活，因此想去加拿大的女儿家长期居住，欲出售涉案房屋。钱嗣曼基于对钱嗣琦亲姐妹关系的信任，便委托钱嗣琦代为办理房屋出售事宜。钱嗣曼在一审提交“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证据一份，该份证据载明钱嗣琦在代为出售房屋，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时，曾亲笔在“申请登记的房屋或份额是否为夫妻共有”一栏中，填写“是”，由此说明涉案房屋在出售时，钱嗣琦明知且认可涉案房屋系钱嗣曼与高仲江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对钱嗣琦实际售房所得款项数额认定错误。2015年8月17日，钱嗣琦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孙卫华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装修款补充协议，将涉案房屋以235万元的价格出售孙卫华，此外孙卫华还缴纳了25000元滞纳金，钱嗣琦共收取2375000元。而后，钱嗣琦代钱嗣曼缴纳超标处理款53907元，其中有50000元是钱嗣琦代钱嗣曼收取的卖房所得款支付，另外3907元是以该房屋出租所得的款项支付。故钱嗣琦最后实际收受的售房款应为2375000元扣减50000元超标处理款，即2325000元，而非一审判决所写的2321093元。一审判决错误的将全部超标处理款53907元，都作为卖房款支出项，认为钱嗣琦实际获得售房款为2321093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剥夺了高仲江的财产权利。一审中，高仲江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钱嗣琦明知且认可房屋出售时，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由高仲江夫妇共同共有，一审判决剥夺了高仲江的财产权利，违背我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XXX房屋在房改购房过程中，是由高仲江夫妇用夫妻存款共同购买的，且房屋档案显示，购房过程中使用了高仲江夫妇所在单位的购房指标及工龄。虽然涉案房屋产权证上只载明钱嗣曼的名字，但依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该涉案房屋系高仲江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情况说明”及“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等证据，高仲江均不知情，也没有在上面签字，一审中径直以该证据已经前案质证为由，将前案定论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剥夺了高仲江所占房屋份额的权益。一审判决中确认的事实中写明：“（四）‘4.售房款扣除上述2、3项费用后，由五人平均分配。因为房屋出售后的分配问题存在异议，房屋出售后，售房款在意见未统一之间予以冻结’及高仲江认可购买案涉房屋后租金兄妹五人平均分配等，结合高仲江在出售涉案房屋时与钱嗣曼共同全权委托钱嗣琦代为办理等实际情形，可以确认高仲江本人对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兄妹五人购买案涉房屋时使用其工龄及房屋产权归属的约定均系明知及同意。综上，案涉房屋产权应为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共有。”该表述与实际情况不符，房屋确是使用高仲江及钱嗣曼夫妻双方的工龄，但高仲江及钱嗣曼只是同意通过公证委托钱嗣琦办理房屋出售事宜，对于“情况说明”并不知情，兄妹五人也并未参与买房，对此庭审及此前判决中均未核实兄妹五人所谓参与买房的收据或出资证明。且根据高仲江全权委托钱嗣琦代为办理房屋出售事宜，也无法推出其同意将房屋权属分配给兄妹五人，对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推论草率无依据。本案一审判决中写明“钱嗣琦作为受托人，按照约定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对于钱嗣琦自行扣除4218.6元的部分，缺乏法律依据，且钱嗣琦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钱嗣曼对此表示同意。”，同理，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钱嗣曼、高仲江基于委托合同请求返还财产，受托人钱嗣琦完成委托事务，即已出售房屋所获得的售房款2325000元应当全部转交给委托人，钱嗣琦擅自处分该售房款同样缺乏法律依据，且未经钱嗣曼同意，该笔售房款应当全部交付委托人钱嗣曼。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本案依据的法律规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但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况……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作为本案定案证据的“情况说明”的笔迹鉴定中存在采样不足，程序违法等诸多重新鉴定的法定事由，应予重新鉴定。然而，钱嗣曼、高仲江在一审中坚持向法庭提交调查取证申请，恳请一审法院前往新华书店总店向当年经办人员了解实际售房情况，就是为了获得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的证据。一审法院以钱嗣曼、高仲江提出申请所指向的待证事实，均已在相关生效判决中得以确认为由，径直不予准许钱嗣曼、高仲江申请，致使本案关键事实无法得到查明。一审法院仅凭钱嗣琦自行提交的伪造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但此份“情况说明”不仅笔迹鉴定存在程序瑕疵，鉴定中采取的对比样本仅一个，违反法定程序；在内容描述上也与事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生效判决的定案依据“情况说明”写到：涉案房屋于2001年11月由钱嗣曼、钱平、钱嗣琦、钱诚五人各出16500元将其买下。考虑到工龄，职务等购房优惠条件......经大家协商一致同意以钱嗣曼的名义开具房产证明。而房产不归钱嗣曼所有。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房改房禁止借名买房，情况说明违反了公有住房买卖的禁止性规定，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且，该情况说明所述内容亦与实际购房情况存在诸多矛盾，早在2001年8月，钱嗣曼、高仲江已经用家庭存款，前往新华书店总店缴纳完购房款，并办理相关购房手续，而情况说明上所写的购房时间居然是2001年11月，距离钱嗣曼、高仲江办理完涉案房屋的购房手续，已过两个月之久。钱嗣琦主张其各出16500元共同将房屋买下，但至今没有提供能证明其交付购房款的任何证据。钱嗣琦称情况说明有四份，实际上该四份情况说明，至今钱嗣曼、高仲江未见全部原件，钱嗣曼、高仲江在本案一审中要求核验原件，一审法院以该证据已经过前案质证，并归入法院档案为由，认为无需核验。在本案中，情况说明亦是作为关键定案证据，法庭更应审慎核查，此4份情况说明不仅在内容上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在表现形式、纸张大小尺寸、新旧程度、磨损程度亦存在诸多疑点，基于此种情形，法庭更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定本案诉争款项的基础事实。钱嗣曼、高仲江基于委托合同诉请钱嗣琦返还售房款，于法有据，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钱嗣曼、高仲江的诉讼请求。钱嗣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钱嗣曼、高仲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钱嗣曼、高仲江提出的主张及理由与事实严重不符。综合钱嗣曼于一审时提交的所有证据，证明涉案的房产并非钱嗣曼一人所有，为钱嗣曼、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五人共同出资，按份共有。1.钱嗣曼向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都出具了其签名的《情况说明》，内容均为：“北京市宣武区XX号楼XXX室是单位分给我们母亲陈兆辉的住房。2001年11月由钱嗣曼、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五人各出16500元将其买下。考虑到工龄、职务等购房优惠条件以及住房补贴、房屋调换等诸多因素，为节省费用，经大家协商一致同意以钱嗣曼的名义开具房产证明而房产不归钱嗣曼所有。”《情况说明》均签有“钱嗣曼2001/11/28。”该《情况说明》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开展鉴定工作，并出具了《情况说明》下方的“钱嗣曼”签名字迹与样板上的“钱嗣曼”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的鉴定意见。2.房屋从购买之日起到出卖长达20年的时间都是由五人协商一致共同委托钱嗣琦管理出租，所收租金用于家庭聚会、旅游外，先后分配五次，每人每次5000元，每人共分得25000元。对此高仲江在2016年7月26日的庭审笔录中陈述：“从购房之后分配过五次房屋租金，房屋租金达到25000元之后分配一次，每人每次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根据生效判决已查明事实钱嗣曼、高仲江作为委托人委托钱嗣琦出售的房屋系由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各占五分之一份额，并非由钱嗣曼、高仲江所有。钱嗣曼、高仲江应为涉案房屋登记的名义所有权人，同时钱嗣曼、高仲江也是《委托书》的名义委托人。因此钱嗣曼、高仲江对于售房款亦应按照五分之一的份额享有权利。二、关于《情况说明》上钱嗣曼的笔迹鉴定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启动的笔迹鉴定程序，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认可提交的笔迹鉴定样本，严格按照鉴定程序进行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驳回钱嗣曼、高仲江的上诉请求并由其二人负担所有诉讼费用。钱嗣曼、高仲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钱嗣琦返还钱嗣曼、高仲江卖房款1865000元；2.钱嗣琦赔偿钱嗣曼、高仲江资金占用利息（以1865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钱嗣琦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3月23日，钱嗣曼、高仲江以委托合同纠纷为案由将钱嗣琦诉至法院，要求钱嗣琦向二人返还出售案涉房屋的所得价款。后，钱嗣曼、高仲江申请撤诉，该案于2017年10月27日结案。二、2016年5月19日，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作为原告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案由将钱嗣曼、高仲江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为五人按份共有。后，该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9401号民事判决，判决案涉房屋的实际所得售房款2321093元由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按份共有，每人各占五份之一份额。后，钱嗣曼、高仲江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7）京02民终436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当事人钱嗣曼一方提出不认可涉及房屋性质的“情况说明”中的签名并要求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以无法鉴定为由未予鉴定不妥，从而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另外对于诉争房屋的购房款项相关问题亦应一并查清，以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裁定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940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重审。三、2017年9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立案重审，并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17807号民事判决。后，钱嗣曼、高仲江提出上诉。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京02民终1229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所载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有：（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与钱嗣曼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钱嗣曼与高仲江系夫妻关系。2015年5月18日，钱嗣曼、高仲江前往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办理公证委托事项，二人委托钱嗣琦作为全权代理人将钱嗣曼名下案涉房屋出售。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上述委托事项公证后于2015年5月21日出具（2015）京东方内民证字第4955号公证书。2015年8月17日，钱嗣琦作为代理人与案外人孙卫华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钱嗣曼名下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孙卫华，实际售房款为2321093元。2015年12月，钱嗣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转让购房款各46万元，剩余购房款现在钱嗣琦手中。一审庭审中，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向法院提交内容相同并有钱嗣曼签字的“情况说明”四份。高仲江、钱嗣曼对四份“情况说明”不予认可，钱嗣曼的签字并不是钱嗣曼本人所签。四份“情况说明”内容均为：“北京宣武区XX号楼X单元XXX室是单位分配给我们母亲陈兆辉的住房。2001年11月由钱嗣曼，钱平，钱嗣琦，钱诚，钱胜五人各出16500元将其买下。考虑到工龄，职务等购房优惠条件以及住房补贴，房屋调换等诸多因素，为节省费用，经大家协商一致同意以钱嗣曼的名义开具房产证明。而房产不归钱嗣曼所有”。四份“情况说明”均签有“钱嗣曼2001/11/28/”。该案审理过程中，钱嗣曼、高仲江申请就“钱嗣曼”签名是否系本人书写进行鉴定，法院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开展鉴定工作，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注日期2001年11月28日《情况说明》下方的钱嗣曼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钱嗣曼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钱嗣曼、高仲江垫付鉴定费11200元。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向法院提交“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一份，该处置意见由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五人分别签字。高仲江、钱嗣曼对上述处置意见中钱嗣曼的签字予以认可，对于处置意见中有钱嗣曼签字的纸张背面的内容认可，对于没有钱嗣曼签字的纸张正面的内容不予认可。“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的纸张正面主要内容为：“一、关于房屋所有权……2、上述房屋于2001年由子女钱嗣曼、钱平、钱嗣琦、钱诚、钱胜共同出资捌万余元（人均壹万陆仟元），以钱嗣曼的名义购买。上述五子女共同拥有房屋所有权，共同享受房屋出租、出售的权利；……三、房屋出售后的分配1、大姐夫高仲江在买房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并由钱嗣曼转达了不参与卖房红利的意见，对此表示感谢。2、房屋自购买后的管理、出租、公积金的记账、分配事宜一直由钱嗣琦操持，为表示感谢拟从在售房款中提出壹万元给予象征性奖励。3、拟在售房款中提取万元做为家庭公益积金，原则上仅供今后家庭在清明、五一、十一、春节聚会时使用”。纸张背面主要内容为：“4、售房款扣除上述2、3项费用后，由五人平均分配。因为房屋出售后的分配问题存在异议，房屋出售后，售房款在意见未统一之间予以冻结”。纸张背面下方签有“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2015年6月9日”。（二）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原登记在钱嗣曼名下案涉房屋的实际所得售房款2321093元由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按份共有，每人各占五份之一份额。（三）二审中，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提交购买案涉房屋时的收据原件，称当时是钱嗣琦、钱嗣曼、钱胜共同去交的购房款，收据一直保存在钱嗣琦处。钱嗣曼、高仲江辩称当时是钱嗣曼一人去新华书店总店财务处交的购房款，收据上写的是钱嗣曼的名字。另查，高仲江、钱嗣曼在2016年7月26日庭审笔录中陈述：购房之前房屋租金是否分配过我记不清楚，从购房之后分配过五次房屋租金，房屋租金达到2.5万元后分配一次，每人0.5万元。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该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四）该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售房款所做分割是否适当的问题。结合该案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系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兄妹五人母亲陈兆辉的公有住房。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提交的钱嗣曼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房产不归钱嗣曼所有”，且有钱嗣曼签名。现钱嗣曼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但鉴定结论显示前述说明系其本人书写，且其亦未提供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中亦载明“……上述房屋于2001年由子女钱嗣曼、钱平、钱嗣琦、钱诚、钱胜共同出资捌万余元（人均壹万陆仟元），以钱嗣曼的名义购买。上述五子女共同拥有房屋所有权，共同享受房屋出租、出售的权利；……”高仲江、钱嗣曼虽对处置意见中纸面正面的内容不予认可，但对该处置意见背面内容及签字予以认可。结合高仲江、钱嗣曼对购买案涉房屋后租金每达到2.5万元在兄妹五人之间平均分配予以确认的情形，该院对前述“处置意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高仲江称该“处置意见”无效，该案应中止审理，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准许。高仲江上诉称案涉房屋因使用了其工龄，系其与钱嗣曼夫妻共同财产。对此，该院认为，关于购房款的来源，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称购房款系五人共同出资且提供“情况说明”、收据原件予以佐证，该院对该陈述予以认可。另，依据高仲江一、二审庭审陈述，综合考虑案涉房屋来源、高仲江认可的“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背面内容“4、售房款扣除上述2、3项费用后，由五人平均分配。因为房屋出售后的分配问题存在异议，房屋出售后，售房款在意见未统一之间予以冻结”及高仲江认可购买案涉房屋后租金兄妹五人平均分配等，结合高仲江在出售案涉房屋时与钱嗣曼共同全权委托钱嗣琦代为办理等实际情形，可以确认高仲江本人对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兄妹五人购买案涉房屋时使用其工龄及房屋产权归属的约定均系明知及同意。综上，案涉房屋产权应为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共有。关于案涉房屋售房款的分割问题，虽然案涉房屋购买时使用了钱嗣曼与高仲江的工龄，但是“情况说明”与“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均未就使用工龄对案涉房屋产权份额产生影响作出约定，钱嗣曼、高仲江亦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此作出相应的约定。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案涉房屋来源、房屋租金分配等情况，确认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对案涉房屋各占五份之一份额并无不当，该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钱嗣曼、高仲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00元，由钱嗣曼、高仲江负担（钱嗣曼已交纳）。该判决为终审判决。五、钱嗣曼、高仲江不服上述判决，提起申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京民申5255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钱嗣曼、高仲江申请再审称，（一）案涉房屋是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情况说明》《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都仅仅只有钱嗣曼一人签名，没有高仲江的签名。《情况说明》《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因恶意侵犯高仲江的合法财产权利而无效。（二）《情况说明》上钱嗣曼的笔迹鉴定违反鉴定程序，笔迹鉴定最少需要三至五个对比样本，鉴定样本一般为平时样本，收集的样本材料中相同的字迹一般不少于三个。鉴定机构鉴定过程中只有一个对比样本，严重违反鉴定的法律程序，鉴定报告违法无效。（三）公有住房是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案涉房屋的原产权单位是新华书店总店，只有钱嗣曼具有购买资格，所以钱嗣曼和新华书店总店签订了《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情况说明》违反了公有住房买卖的禁止性规定，系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综上，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申请再审。该院经审查认为，该案中，依据《情况说明》《关于XXX房屋的处置意见》，应认定案涉房屋属于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共有。钱嗣曼、高仲江主张司法鉴定程序违法，依据不足。高仲江称案涉房屋因使用了其工龄，案涉房屋系其与钱嗣曼的夫妻共同财产，该主张缺乏依据。一、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判决并无不当。综上，钱嗣曼、高仲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钱嗣曼、高仲江的再审申请。六、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5月18日，钱嗣曼、高仲江与钱嗣琦在公证处签订《委托书》。钱嗣曼、高仲江委托钱嗣琦作为全权代理人，将案涉房产出售，并全权办理如下事项：……4.有权代为缴纳转让上述房地产过程中的有关税费；……11.代收出售上述房地产的房款并签署相关文件；14.代为办理房产交易资金从解冻账户中的转出及签署相关文件；15.代为办理转让上述房产过程中的其他事项并签署与转让上述房产有关的文件。一审庭审中，双方认可钱嗣琦已向钱嗣曼交付46万元。钱嗣琦称其本应再给付钱嗣曼4218.60元，但其自行与钱嗣曼应交纳的诉讼费5120元进行抵消，故认为钱嗣曼还应付给钱嗣琦901.4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该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该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钱嗣曼、高仲江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要求钱嗣琦返还售房款1865000元及利息。根据钱嗣曼、高仲江向钱嗣琦出具的《委托书》以及钱嗣琦履行合同的情况，能够证明钱嗣曼、高仲江与钱嗣琦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同时，生效判决亦已确认，2015年5月18日钱嗣曼、高仲江二人委托钱嗣琦作为全权代理人将钱嗣曼名下案涉房屋出售。也就是说，本案所涉委托合同的相对方应为钱嗣曼、高仲江，高仲江主张其对委托事宜不知情以及委托合同违法、无效的意见，因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钱嗣曼、高仲江要求钱嗣琦返还售房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生效判决已查明事实，钱嗣曼、高仲江作为委托人委托钱嗣琦出售的房屋系由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各占五份之一份额。“2015年8月17日，钱嗣琦作为代理人与案外人孙卫华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钱嗣曼名下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孙卫华，实际售房款为2321093元。2015年12月，钱嗣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转让购房款各46万元，剩余购房款现在钱嗣琦手中。”也就是说，钱嗣琦受托出售的房屋系由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各占五分之一份额，并非由钱嗣曼、高仲江所有。钱嗣曼、高仲江应为案涉房屋登记的名义所有权人，同时钱嗣曼、高仲江也是《委托书》的名义委托人。因此，钱嗣曼、高仲江对于售房款亦应按照五分之一的份额（464218.60元）享有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并支付利息。生效判决已经确认钱嗣琦出售房屋过程中收取款项2375000元，并交纳费用53907元，故钱嗣琦实际获得售房款2321093元，现钱嗣曼、高仲江主张实际售房款为2325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钱嗣琦已经按照约定将案涉房屋出售，并将出售后取得的实际售房款2321093元进行了分配，已经完成了委托合同的义务。但钱嗣琦自认其应交付钱嗣曼464218.60元，因钱嗣曼未承担诉讼费5120元，故钱嗣琦实际交付46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钱嗣琦作为受托人，按照约定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对于钱嗣琦自行扣除4218.60元的部分，缺乏法律依据，且钱嗣琦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钱嗣曼对此表示同意。故一审法院仅支持钱嗣琦向钱嗣曼、高仲江返还售房款4218.60元。因案涉委托合同并未约定报酬，钱嗣琦未向钱嗣曼返还4218.60元并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故一审法院认为钱嗣琦无需向钱嗣曼、高仲江支付利息。钱嗣曼、高仲江要求钱嗣琦向钱嗣曼、高仲江返还1865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钱嗣曼、高仲江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以及对《情况说明》的鉴定申请。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钱嗣曼、高仲江提出申请所指向的待证事实，均已经在相关生效判决中得以确认。在本案判决作出前，钱嗣曼、高仲江并未提交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所确认事实的证据。且钱嗣曼、高仲江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理由以及辩论意见，与钱嗣曼、高仲江在相关案件二审程序以及再审程序中的意见一致，生效裁判对此均有定论。本案仅在钱嗣曼、高仲江起诉的委托合同纠纷案由范围内进行审理，故一审法院对钱嗣曼、高仲江的调取证据申请以及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据此，判决：一、钱嗣琦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钱嗣曼、高仲江4218.60元；二、驳回钱嗣曼、高仲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认定钱嗣琦返还钱嗣曼、高仲江的金额是否妥当。根据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钱嗣琦受托出售的房屋系由钱嗣琦、钱诚、钱平、钱胜、钱嗣曼各占五分之一份额，并非由钱嗣曼、高仲江所有。故，钱嗣曼、高仲江仅为案涉房屋登记的名义所有权人，同时也仅是《委托书》的名义委托人。一审法院考虑到生效判决内容，以及委托人与受委托人之关系，认定钱嗣曼、高仲江对于售房款亦应按照五分之一的份额享有权利，并考虑到钱嗣琦已经交付46万元之情形，认定钱嗣琦还应给付4218.6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因生效判决已产生既判力，在判决未被撤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钱嗣曼、高仲江就房屋产权所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并无不当。至于钱嗣曼、高仲江所提卖房款数额的问题，因货币并非特定物，一审法院对售房款的认定，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如钱嗣曼、高仲江对房屋租金使用有异议，可与钱嗣琦等人另行协商解决。至于钱嗣曼、高仲江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以及对《情况说明》的鉴定申请。因以上申请所指向的待证事实，均已经在相关生效判决中得以确认，且相关案件二审程序以及再审程序对此均有定论。故一审法院对钱嗣曼、高仲江调取证据申请以及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钱嗣曼、高仲江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93元，由钱嗣曼、高仲江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石 磊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