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广福，男，199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转红，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秋红，女，199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任远，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荷塘餐饮有限公司（原广州市福点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龙河西路北九巷15号中仁大厦2楼201。法定代表人：白斯立。上诉人朱广福因与被上诉人段秋红及原审被告广州荷塘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塘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24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广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转红，被上诉人段秋红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任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广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朱广福无需返还段秋红111000元及利息；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段秋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双方虽然在荷塘公司成立前签订股权协议书，但朱广福可以通过与其他股东内部协议方式取得股权，而且双方的股权协议书已加盖公章，构成对股权转让事项的确认，段秋红亦加入了股东群，对其股东身份所有股东是认可的，因此朱广福向段秋红转让股权是成立的，段秋红无权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即使需要转让，退回责任人也是荷塘公司。（二）段秋红取得股权后，一直参与荷塘公司的经营管理，是知晓公司财务及实际经营状况的。相应的财务报表已通过微信方式告知包括段秋红在内的所有股东。段秋红通过微信股东群知悉公司经营严重恶化，在知悉公司状况恶化、无人回购和受让其股权的情况下其要求退股，朱广福为了及时止损才转让荷塘公司，对此已经告知段秋红且段秋红是同意的。（三）公司股东身份的成立并非以登记为准，尽管段秋红并未登记为公司股东，但其参与公司的经营，实际拥有股东身份，因此朱广福不存在违约行为，况且公司的亏损情况已向所有股东披露，段秋红未对公司的亏损承担任何责任，其应当根据占有比例对公司的亏损承担责任，其要求退款无依据。段秋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正确，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段秋红出资的意思表示为成为拟设立公司的股东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但始终未取得荷塘公司的股权；朱广福未依约定将段秋红登记为公司股东，并且在转让公司股权后仍未返还出资，已构成违约。荷塘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段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朱广福返还111000元及利息（利息自本案起诉立案之日至诉请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荷塘公司对朱广福的上述返还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朱广福、荷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0日，段秋红（乙方）与朱广福（甲方）签订一份《股权协议书》，根据协议的内容，双方约定公司的名称为“广州市福点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点居公司）”，地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龙河西路九巷15号中仁大厦201室，甲方所占股权为40%，乙方所占股权为10%；股东享有以下权利：（一）参加或委派参加股东会并根据其股权享有表决权；（二）有选举和被选举为公司董事长、董事、法人代表监事的权利；（三）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章程要求召开股东会；（四）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日常管理进行监督；（五）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表，对公司之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六）按所享股权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按所享股权认缴出资；（七）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并可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份额之内股权，如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经全体股东占股权51%（含51%以上）股东同意方可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份额，股东有优先购买另一股东转让份额的权利；（八）公司清盘解散时，按股权分享剩余资产；（九）个别股东侵害股东合法权益时，股东有权向管辖地人民法院提出要求，纠正该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要求予以赔偿。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置备股东名册；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另，上述协议还就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管理机构、监事会、财务、会计、解散及清算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上加盖有“福点居公司”字样的公章。后段秋红在2019年5月的13日、29日以及30日分六次向朱广福转账支付合计120000元。2019年6月10日，朱广福与杨平、武化亿、司徒哲孚等四人作为发起人签订《福点居公司章程》，确定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武化亿认缴出资500000元，朱广福认缴出资400000元，杨平和司徒哲孚各认缴出资50000元。同年6月13日，荷塘公司经登记成立，成立时的企业名称为福点居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武化亿，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股东为武化亿（股权占50%）、朱广福（股权占40%）、杨平（股权占5%）以及司徒哲孚（股权占5%）。2020年4月15日，武化亿、朱广福、杨平及司徒哲孚与符小峰、肖纪青、李柱、文辉签署《福点居公司股东会决议》《福点居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及《福点居公司章程》，将武化亿将原认缴出资15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文辉；朱广福将原认缴出资15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柱，将原认缴出资56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6%）以56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肖纪青；司徒哲孚将原认缴出资5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以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符小峰；杨平将原认缴出资5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以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符小峰；受让方从即日起成为福点居公司的股东。上述《福点居公司股东会决议》《福点居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及《福点居公司章程》均加盖了“福点居公司”字样的公章。后荷塘公司于同年4月17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文辉、武化亿、朱广福、符小峰、肖纪青以及李柱。2020年9月22日，武化亿、朱广福（甲方）与白斯立（乙方）签订一份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于白云区龙河西路九巷15号2楼让给乙方，该饭店内相关设施所有权一并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210000元；阿强酸菜鱼整体转让后，甲方将原阿强酸菜鱼的所有证照过户乙方的法人，甲方从签订合同当日不再承担法人责任；阿强酸菜鱼整体转让前（截止2020年6月29日止）的债权债务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上述协议上也加盖了“福点居公司”字样的公章。2020年7月30日，荷塘公司经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名称为现名称，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为白斯立。诉讼中，朱广福主张段秋红作为隐名股东，已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享有股东权利，其也通过股东微信群告知公司的投资及经营情况。为此，朱广福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财务报表、银行流水、合同书、施工图、工程预算以及项目预（结算方案）、结算表等证据。经质证，段秋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微信群不等于公司股东名册，且部分群员并非公司股东，故该微信群不能认定为股东微信群；对于其与朱广福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朱广福系邀请其共同设立公司，而非股权转让，且在其要求退还投资款后，朱广福仅退还了9000元；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体现其享有股东资格及行使股东权利，也无法证明朱广福、荷塘公司有通知其参与股东会议或进行表决；对其他证据则均不予认可。另根据段秋红提交的其与朱广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朱广福在2019年11月22日下午18时42分说：“红姐，之前是我们四个，但是有投我名下的，后面我问了大股东方便拉进群不，他说没关系，所以就拉进来了”。在举证期限内，朱广福未就其主张的已通知段秋红参加股东会议的事实提交证据，亦没有就其主张的段秋红在收到其支付的9000元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终结的事实提交证据。另查，《福点居公司股东会决议》《福点居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福点居公司章程》均已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上述材料所加盖的公章与武化亿、朱广福及白斯立三人签订的协议上的公章样式一致，与《股权协议书》上的公章不一致。庭审中，段秋红与朱广福确认《股权协议书》上的公章系朱广福于2019年11月13日加盖。对此，荷塘公司表示其公司公章已更换，不清楚原公章的使用情况。另，朱广福确认两次股权转让的价款都已由股东武化亿收取，且其二人在向白斯立转让公司股权后没有亏损，也没有盈余。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股权协议书》、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财务报表、银行流水、合同书、施工图、工程预算、项目预（结算方案）、结算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的有关规定。本案中，朱广福与段秋红签订的《股权协议书》系在公司成立前签订，其在签订上述协议书时尚未取得荷塘公司的股权，而且其在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与荷塘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公章样式明显不一致，无证据证实荷塘公司认可该份协议的内容；同时，段秋红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亦没有证据证明公司其他股东认可段秋红的股东身份，故一审法院对朱广福关于其已向段秋红转让荷塘公司股权的主张不予采信。基于此，由于本案不涉及股权的转让，且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及庭审陈述，双方自始不存在转让股权的合意，故本案不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另，由于发起人的认定需同时具备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以及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等三方面条件，而上述协议书不属于公司章程，且段秋红未曾签署公司章程，故段秋红不属于发起人，即本案亦不属于发起人纠纷。综上，本案的案由应变更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为宜，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基于上述认定，朱广福与段秋红签订《股权协议书》，约定各自的出资比例以及段秋红在荷塘公司成立可取得的股权比例，但朱广福在收取段秋红支付的出资款后，未依约协助段秋红登记为荷塘公司的股东，并且在转让公司股权后已不存在亏损的情况下仍未将段秋红的出资返还，故其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现段秋红要求朱广福返还剩余出资款111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由于段秋红在2020年7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且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已于2019年8月19日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取代，故利息应以111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7月2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朱广福虽主张段秋红在收到其支付的9000元已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终结，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至于段秋红要求荷塘公司在本案中与朱广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荷塘公司已经认可《股权协议书》的内容并在该协议上盖章，而且段秋红自始至终未取得荷塘公司的股权；同时，朱广福并非为了公司的利益签订上述协议书，故段秋红要求荷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现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朱广福返还段秋红出资款111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11000元为本金，自2020年7月2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段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段秋红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20元，由朱广福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二审庭询时，朱广福确认其之所以未将段秋红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是因为双方协商确定段秋红作为隐名股东，但双方并未签署代持股协议，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无提及代持股和隐名股东的事情。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朱广福应否向段秋红返还出资款111000元及利息。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朱广福主张其与段秋红构成股权转让关系，而且段秋红已经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故其无需返还涉案股权转让款，但该主张并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并不构成股权转让关系。因为朱广福在签订涉案股权协议时并不持有荷塘公司的股权，而且从股权协议书和双方微信聊天的内容看，段秋红是向拟成立的荷塘公司投资从而取得10%的股权，在协议中并无朱广福转让其股权的表述，亦无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因此双方并不成立股权转让关系。朱广福还主张其代持段秋红的股权，段秋红是荷塘公司的隐名股东，但未提交代持股权协议等证据为证，亦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亦不予采纳。其次，虽然朱广福通过微信向段秋红发送了荷塘公司的相关经营事宜，但不能以此认定段秋红已成为公司股东。荷塘公司成立后段秋红并未收到出资证明书及被登记在股东名册中，段秋红亦未参加荷塘公司的股东会、签署公司章程，荷塘公司亦不确认段秋红的股东身份，因此段秋红并未成为荷塘公司的股东。因此，段秋红与朱广福签订股权协议书，拟投资荷塘公司成为该公司持股10%的股东，为此其向朱广福转账支付了合计120000元，但朱广福收到段秋红的投资款后并未依约履行协议义务，导致段秋红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故一审法院认定朱广福应向段秋红返还剩余出资款111000元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广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元，由上诉人朱广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敏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