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349号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刘伟超，男，198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姣，河北燕赵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互为原、被告）：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中路10号4幢101-3。法定代表人：张阔夫，执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欣，女，该公司人事专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军凤，女，该公司法务专员。上诉人刘伟超因与上诉人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亚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5民初5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伟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我的工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工资条，虽然我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2000元、岗位工资15000元、绩效工资15000元，但中邦亚通公司从未进行过绩效考核，基本都是按照固定金额发放。中邦亚通公司长期怠于考核，应视为绩效支付条件成就，我的月工资应为42000元。二、一审判决对年休假事实认定不清，认定2018年至2019年未休年假应由我承担举证责任法律适用错误。我2020年休的4.5天不等于休的就是2020年的年假，且应该先休福利年假，故即使我不能主张未休福利年假工资，我也可主张未休30天法定年假的工资。年假记录及调休安排或未休年假工资发放均有中邦亚通公司掌握，中邦亚通公司没有履行年假剩余天数的通知义务，我没有办法提供相应证据，一审判决将责任转移给我不合理。一审判决否定了中邦亚通公司关于2020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包含进了绩效工资的主张，同理，中邦亚通公司关于2018年和2019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包含进了绩效工资的主张，亦不应采纳。三、中邦亚通公司恶意安排我待岗不合法，一审判决认定待岗合理的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因我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邦亚通公司对我进行调岗，变相降级。在我提出质疑后，中邦亚通公司单方面发出要求我待岗的通知，并扣发我工资。中邦亚通公司对我调岗及待岗等行为是对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应征得我同意。只有停工停产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员工待岗，我的原部门业务、拟调岗新部门都实际存在，经营正常下进行的强制调岗和强制待岗是违法行为。四、一审判决在工资差额是否补发问题上依据调岗合理性来进行认定，法律逻辑错误。虽然中邦亚通公司连续发待岗通知，但其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我2020年10月23日前一直正常上班，该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行为不应对我产生法律效力。中邦亚通公司通过扣发工资，不安排新工作，连续发待岗通知的方式逼迫我停止工作，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我不继续到公司不是对待岗通知内容的认可，也不是对待岗的同意。中邦亚通公司辩称，不同意刘伟超的上诉请求。刘伟超每月的实发工资都不一样，并非其所述我公司从未进行过绩效考核。刘伟超2020年休的就是当年的年假，我公司亦无应该先休福利年假的规定。多人涉及岗位调整，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关系。中邦亚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至第七项，改判无需支向刘伟超支付：1.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2.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3.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4.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67827.59元；5.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41372.41元；6.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4500元。事实与理由：一、刘伟超无需考勤打卡，客观上我公司无从知晓其行为是调休还是外出。刘伟超是高级管理人员，对所负责组织及其自身的工作时间安排和工作内容调整拥有决定权，其工作内容本身无法通过标准工作时间予以衡量。刘伟超拥有极高的工资水平，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双方均明知该项工作的特点性质及职责特殊性，在核算工资标准时，已经充分考虑工作时间因素，已含有加班费等补助。因此，对刘伟超依据标准工时制计算加班工资明显不合理。二、刘伟超认可其2018年9月30日劳动合同期满后，我公司要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刘伟超以未写明岗位、工资标准等为由多次拒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8条的规定，应视为已签劳动合同，且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是刘伟超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刘伟超未提供实质劳动的期间为2020年9月3日至12月3日，不是10月1日至12月3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刘伟超不参与考勤，其是否休年假，我公司无法举证，且一审判决数额不准确。四、2020年9月3日，刘伟超即已不再担任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因其拒绝到企业云网事业部任职，我公司也没有为其安排其他工作。绩效工资是对总经理岗位管理幅度下的考核，2020年9月1日至30日期间刘伟超未履行总经理职责，不应取得总经理绩效工资。刘伟超辩称，不同意中邦亚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刘伟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伟超与中邦亚通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08273.31元；3.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82966.24元；4.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5.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6.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7.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619.08元；8.本案诉讼费用由中邦亚通公司承担。中邦亚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邦亚通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2.中邦亚通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3.中邦亚通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4.中邦亚通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度至2019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57218.1元；5.中邦亚通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伟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伟超于2012年10月1日入职中邦亚通公司，任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中邦亚通公司与刘伟超签订了起止期限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期满后，中邦亚通公司与刘伟超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续签至2018年9月30日；后，中邦亚通公司未再与刘伟超续签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中邦亚通公司与刘伟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管理制度汇编》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刘伟超的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2000元+岗位工资15000元+绩效工资15000元（浮动）。刘伟超的工资计算周期为自然月，中邦亚通公司在每月15日向刘伟超支付上个自然月的工资。2020年9月3日前，中邦亚通公司曾向刘伟超提出安排刘伟超担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刘伟超表示其可在担任原岗位工作的同时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2020年9月3日，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送达关于人事调动的通知，其中载明：“刘伟超先生不再担任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职务，调至企业云网事业部任职”。2020年9月3日、2020年9月18日，中邦亚通公司先后发布组织架构调整及人事任免通知，其中载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将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东区业务部、中区业务部取消，三者合并成立新的营销督导部。同时，将刘伟超的岗位调整为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注：工作地点在相邻的另一栋楼）。中邦亚通公司未要求刘伟超变更工资构成和标准。然而，刘伟超不同意中邦亚通公司的上述调岗安排，并坚持要求在担任原岗位工作的同时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2020年9月30日，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送达待岗通知，以“原任职的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因经营决策及组织结构调整已经撤销，目前确实暂时无法提供家庭云网事业部其他一级总经理职务，无法满足邮件提出的要求。且经多次协商，未能就后续工作调整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由，要求刘伟超待岗。后，刘伟超继续到中邦亚通公司上班，但中邦亚通公司未为刘伟超安排工作。2020年10月23日，中邦亚通公司再次通知刘伟超待岗；后，刘伟超未再到中邦亚通公司上班。刘伟超在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为正常出勤，中邦亚通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2678.4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上述期间的工资18713.6元。中邦亚通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0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7892元。刘伟超与中邦亚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1年2月28日解除。另查，刘伟超在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30小时的延时加班，在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11天休息日加班，在2019年10月1日存在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刘伟超主张中邦亚通公司未向其支付上述加班的加班工资；中邦亚通公司主张其公司将刘伟超上述加班所对应的加班工资纳入到绩效工资中向刘伟超支付了。刘伟超在2018年度至2020年度每年应休10天年休假。刘伟超在2020年度休了4.5天年休假。刘伟超主张其未休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中邦亚通公司称其公司不清楚刘伟超在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情况。2020年12月3日，刘伟超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刘伟超与中邦亚通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未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08273.31元；3.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82966.24元；4.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5.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6.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7.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619.08元。2021年2月5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开劳人仲字[2021]第474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刘伟超与中邦亚通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三、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四、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五、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度至2019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57218.1元；六、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000元；七、驳回刘伟超的其他申请请求。刘伟超同意上述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至第四项裁决，不同意其他项裁决，诉至法院；中邦亚通公司同意上述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裁决，不同意其他项裁决，诉至法院。刘伟超在其申请劳动仲裁之前的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5994元。一审法院认为，刘伟超和中邦亚通公司均同意京开劳人仲字[2021]第474号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裁决，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相应裁决并无不当，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关于中邦亚通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加班工资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亚通公司与刘伟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后者的工作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刘伟超的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2000元+岗位工资15000元+绩效工资15000元（浮动）。刘伟超在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30小时的延时加班，在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11天休息日加班，在2019年10月1日存在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刘伟超主张中邦亚通公司未向其支付上述加班的加班工资。虽然中邦亚通公司主张其公司将刘伟超上述加班所对应的加班工资纳入到绩效工资中向刘伟超支付了，但中邦亚通公司的相应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故法院对中邦亚通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中邦亚通公司未向刘伟超支付上述三种性质的加班费，刘伟超有权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和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刘伟超同意京开劳人仲委的相应裁决（即第二项至第四项裁决），且相应裁决的数额均不高于核定的数额，法院对相应裁决均予以确认。关于中邦亚通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的问题。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减少劳动报酬的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伟超在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为正常出勤，中邦亚通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2678.4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上述期间的工资18713.6元。由此可见，中邦亚通公司核算的刘伟超在上述期间的应发工资数额，远低于刘伟超的月工资总额。中邦亚通公司主张相应的工资差额为刘伟超的绩效工资，由于刘伟超在上述期间没有绩效，故刘伟超不应获得绩效工资。在此情况下，中邦亚通公司应就其相应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然而中邦亚通公司未就刘伟超的相应绩效考核情况进行举证，相应不利后果应由中邦亚通公司承担。据此，法院认定中邦亚通公司不足额发放刘伟超上述期间的工资的做法显属不当，刘伟超有权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京开劳人仲委相应裁决的数额，高于法院核定的数额，法院予以调整。关于中邦亚通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亚通公司从2020年10月1日起安排刘伟超待岗，虽然刘伟超在2020年10月23日之前仍到中邦亚通公司上班，但中邦亚通公司未为刘伟超安排工作。中邦亚通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个人所得税0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7892元。上述情况下，中邦亚通公司是否构成无故克扣刘伟超上述期间的工资，取决于中邦亚通公司安排刘伟超进行待岗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亚通公司在安排刘伟超待岗之前曾因“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东区业务部、中区业务部取消，三者合并成立新的营销督导部”，决定将刘伟超的工作岗位由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调整为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在刘伟超不同意中邦亚通公司的上述调岗安排，并坚持要求在担任原岗位工作的同时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且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中邦亚通公司安排刘伟超进行了待岗。从中邦亚通公司的调岗决定内容来看，刘伟超前后两个岗位仅在面对的客户群方面存在差异；从刘伟超坚持要求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的情况来看，该工作岗位亦未超出刘伟超的工作能力范围。结合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的工作地点与刘伟超的原工作地点相邻，且中邦亚通公司未要求刘伟超变更工资构成和标准的情况，足以认定中邦亚通公司对刘伟超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做法并无明显的不合理或不当之处，刘伟超有义务对此予以配合。据此，中邦亚通公司在刘伟超不服从调岗决定的情况下，安排刘伟超进行待岗，并不再为刘伟超安排工作的做法并无不当。刘伟超被安排待岗系因其无故不服从中邦亚通公司的合理岗位调整安排所致，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在此情况下，中邦亚通公司仍向刘伟超支付了上述期间的工资，且相应工资的数额并无不当或不合理之处，故刘伟超无权要求中邦亚通公司向其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综上，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中邦亚通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即用人单位违法上述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自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算，截止点为双方实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前一日。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亚通公司与刘伟超连续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第二次订立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8年9月30日到期。此后，中邦亚通公司与刘伟超之间的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但中邦亚通公司未与刘伟超签订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刘伟超有权要求中邦亚通公司自2018年10月1日起向其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然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刘伟超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20年12月3日，故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法院对此不予支持。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刘伟超并未为中邦亚通公司提供实质性劳动，且该情况系因刘伟超无故不服从中邦亚通公司的合理岗位调整安排所致，故刘伟超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法院对此不予支持。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系刘伟超与中邦亚通公司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正常履行期间，且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同时，根据中邦亚通公司关于与刘伟超签订何种期限性质的劳动合同需经相关领导批准的陈述，可以认定订立劳动合同并非刘伟超的工作职责。结合上述事实，法院认定，中邦亚通公司应向刘伟超支付上述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且该款项应以刘伟超月工资中的固定部分为基数进行核算。综上，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中邦亚通公司是否应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就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前二年内已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或已向劳动者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情况进行举证；如用人单位拒绝举证或举证不充分，则其应在两年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超过两年的，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伟超在2018年度至2020年度每年应休10天年休假。刘伟超在2020年度休了4.5天年休假。刘伟超主张其未休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中邦亚通公司称其公司不清楚刘伟超在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情况。鉴于刘伟超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并未为中邦亚通公司提供实质性劳动，且该情况系因刘伟超无故不服从中邦亚通公司的合理岗位调整安排所致，故刘伟超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显属不当，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同时，法院对中邦亚通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结合刘伟超于2020年12月3日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的事实，可以认定刘伟超应就中邦亚通公司应向其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承担举证责任，中邦亚通公司应就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刘伟超和中邦亚通公司均未就各自举证责任期间内的相应事项进行举证，双方应就相应事项各自承担各自举证责任期间内相应不利后果。据此，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同时，法院对中邦亚通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经折算，刘伟超在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年休假天数不足1天，故中邦亚通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法院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并对中邦亚通公司关于其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邦亚通公司应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法院对刘伟超关于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与刘伟超在2012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三、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四、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0月1日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五、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67827.59元；六、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41372.41元；七、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4500元；八、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无需向刘伟超支付2018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九、驳回刘伟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十、驳回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刘伟超提交2020年9月11日、16日、17日的电子邮件截图，证明其在接到调岗通知后还在工作；提交录音光盘，证明其原工作部门只是名义上撤销，就是为了对其进行调岗。中邦亚通公司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中邦亚通公司提交仲裁庭审笔录，证明签订劳动合同的具体工作由刘伟超的助理负责，且其仅向刘伟超汇报工作；刘伟超作为其所述部门的第一负责人，签订劳动合同是其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应负主要责任，但刘伟超利用职务之便，在中邦亚通公司已多次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时，人为设置重重障碍，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事后又要求未签劳动合同双倍赔偿；未签劳动合同的过错在刘伟超，不在其公司，不应判决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赔偿。刘伟超认可该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称中邦亚通公司开始让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来中邦亚通公司又给一份空白劳动合同，其要求填写内容后再签。刘伟超表示认可一审认定的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数额。一审中，经询问，双方对刘伟超的加班时长、2018年至2020年应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和2020年已休年休假天数，以及刘伟超2020年9月正常出勤均无异议。关于人事调动的通知和人事任免通知中还涉及其他人员。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伟超的岗位调整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刘伟超原任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因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东区业务部、中区业务部取消，三者合并成立新的营销督导部，中邦亚通公司提出将刘伟超的工作岗位由家庭云网事业部西区业务部总经理调整为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刘伟超不同意，表示其可以在担任原岗位工作的同时兼任企业云网事业部运营商合作中心总经理，经协商未果后中邦亚通公司仍下达了人事任免，对刘伟超的岗位进行了调整。从该调整经过来看，双方虽未能协商达成一致，但中邦亚通公司的组织架构确实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岗位亦未超出刘伟超的工作能力，调整前后刘伟超的工作地点、工资标准等情况基本无变化，即中邦亚通公司基于用工管理，对刘伟超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做法并无明显的不合理或不当之处，刘伟超作为劳动者有义务对此予以配合。关于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问题。一审中，双方均认可刘伟超在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为正常出勤，一审法院根据刘伟超的工资标准、中邦亚通公司已支付数额，以及中邦亚通公司举证和仲裁裁决数额，判决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4500元，并无不当。从2020年10月1日起，中邦亚通公司安排刘伟超待岗，未为刘伟超安排工作，中邦亚通公司在为刘伟超代扣代缴了应由其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共计6108元后，向刘伟超实际支付了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7892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刘伟超要求中邦亚通公司支付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加班工资问题。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刘伟超的工作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在一审中确认刘伟超在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30小时的延时加班，在2019年2月24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11天休息日加班，在2019年10月1日存在1天法定节假日加班，一审法院根据刘伟超的工资标准和仲裁裁决数额，判决中邦亚通公司向刘伟超支付延时加班工资2682.1元、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5.43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60.9元，并无不当。关于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邦亚通公司与刘伟超连续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订立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8年9月30日到期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终止，亦均同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未签订。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刘伟超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刘伟超工作情况等，判决中邦亚通公司应支付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对刘伟超其他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刘伟超在2018年度至2020年度每年应休10天年休假，刘伟超在2020年度休了4.5天年休假。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刘伟超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刘伟超工作情况，以及双方的举证情况等，判决中邦亚通公司应向刘伟超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对刘伟超其他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中，刘伟超亦表示认可一审认定的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数额。综上所述，刘伟超、中邦亚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伟超、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春燕审 判 员 史 伟审 判 员 管元梓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董和平书 记 员 陈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