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3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北太路1760号白云汽车货运站货物联运配载市场内中心B号仓2号档。法定代表人：彭治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方军，男，198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忻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修洪，广东楚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顺德黛尼美日用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事处新安村委会富安工业区（一期）8-1-2号地块。法定代表人：刘慧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豪，男，198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澄迈县。上诉人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苏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樊方军、广东顺德黛尼美日用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黛尼美公司）、陈**豪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且没有合理分配本案各诉讼主体之间的责任比例，违背公平原则。具体理由如下：一、樊方军受伤系因履职所致，依法应当由陈**豪承担相应的雇主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樊方军使用堆高机、推动堆高机、帮忙升货，都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故属于帮工过程中受伤，而非履职过程受伤。但2020年4月24日庭审笔录显示，陈**豪认可樊方军受伤时“外边的货已经装完”，可见帮忙行为已经结束。本案中，樊方军的帮忙行为本身就是随机的、自愿的、临时性的、非强制性的，樊方军是否会继续帮忙搬里边的货是并未实际发生、也是未知之事。原审法院认定“推动叉车是为了继续帮工搬里边的货，是一个连续性的帮工行为”完全没有任何依据。事实上，堆高机挡住了樊方军在厂区内移动车辆的必经之路，其移动堆高机是为了倒车需要，而非帮助韦某装货需要。故樊方军为方便倒车而移动堆高机属于其职务行为的一部分，原审法院认定其为“帮工”的一部分，没有依据。二、即便认定樊方军受伤并非因履职所致，而是因“帮忙”所致，该“帮忙”也不构成帮工关系，应属于好意施惠的情谊行为，原审法院对该法律关系定性有误。1.樊方军在起诉时声称“苏丰公司邀请樊方军帮助装货，并请求帮忙移开叉车，二者之间形成帮工关系”，此陈述与现有物证、证人证言、以及自我陈述前后矛盾，且不符合事实。首先，樊方军陈述与视频物证矛盾。根据黛尼美公司提交的“视频”显示，韦某与樊方军在整个过程近15分钟里，没有任何言语或者肢接触或交洽，更没有“韦某叫樊方军帮忙”。其次，樊方军陈述与韦某证言矛盾。韦某在书面证言及法庭调查中均已明确回复“从未请求樊方军帮忙”，且韦某证言与视频证据相吻合，互相印证，应当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如韦某明确拒绝了樊方军的帮工，樊方军没有理由继续为韦某帮忙”实属主观臆断，毫无依据。事实上，樊方军及韦某双方均多次向法庭表明，二人是同乡关系，韦某曾在当日事发前到达厂区时免费给樊方军买水，樊方军受伤后，又积极配合樊方军申请医疗费报销，综合两人的身份关系、前后互助行为来看，樊方军出于善良好意，自愿主动向韦某施惠，帮忙装货，并无不可。再次，樊方军自我陈述前后矛盾。樊方军起诉时称是韦某叫其帮忙装货，在9月14日开庭又称是黛尼美公司员工叫其帮忙装货，其陈述前后矛盾不一，不应采信。2.即便依照樊方军的陈述来判断，樊方军也仅是对老乡韦某的好意施惠行为，原审法院对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好意施惠行为与帮工行为最本质的区别即在于：帮工行为的本质在“工”，侧重于劳务性，帮工行为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需要帮工人与被帮工人具有“合意”；而好意施惠行为，又即情谊行为，是一种道德风尚，并非法律行为，当事人无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本案中，苏丰公司从来没有邀请樊方军无偿帮工、为自己提供劳务的意思表示；樊方军也从来没有为苏丰公司免费提供劳务的帮工意思；双方既无帮工合意，也没有指挥、安排事实帮工行为，樊方军与苏丰公司之间不构成帮工关系。樊方军鉴于老乡关系、出于善良本意，帮忙韦某搬货，更符合、更贴近好意施惠的性质范畴。3.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帮工”，樊方军也不是帮苏丰公司的“工”，而是帮黛尼美公司的“工”。虽然黛尼美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曾要求苏丰公司“带人装货”，但根据交易习惯和行业惯例，苏丰公司只有车上装货义务，黛尼美公司义务则有义务把待运输的货物送到车前并完成升货。黛尼美公司没有向苏丰公司支付任何的“装货费”，在二者交易历史上，黛尼美公司就从没有向苏丰公司支付过任何“装货费”。三、原审判决对各方责任比例划分明显不当，有失公平。1.樊方军受伤系因其个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躲避不及导致的不幸意外，其自身具有严重过错，苏丰公司不是侵权人。原审法院判令樊方军个人承担45%过错责任明显过低。樊方军作为成年人，且堆高机上有明确的风险提示，其应当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其严重的疏忽大意，是本次事故产生的根本原因；未放下叉子就拉动机器，未按标准操作，是本次事故产生的直接原因；樊方军穿拖鞋入场并操作设备，导致躲闪不及，亦是本次事故产生的重要原因。不论苏丰公司、还是黛尼美公司，都不是真正的侵权人。原审法院对樊方军的过错责任比例判定明显过低，违背公平正义。2.黛尼美公司对堆高机的使用、管理及厂区道路秩序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内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判令黛尼美公司无需承责，显然违反法律明文规定，也违背公平原则。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多次发文明确电动堆高机纳入特种设备管理目录。①2003年03月11日，国务院令第549号发布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增补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为特种设备；②2010年1月1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关于增补特种设备目录的通知》（国质检特〔2010〕22号）文件中明确将叉车划分特种设备中的“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且明确规定堆高机属于叉车类别；③2019年7月25日，有网友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众留言系统咨询电动托盘堆高机是否属于特种设备；7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给予了答复，称“车辆是否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范围，可根据《特种设备目录》《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N0001-2017）判别目前托盘堆垛车纳入特种设备监管。”其次，从立法原理来看，案涉堆高机也具有特种设备的危险性，符合特种设备管理范畴。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特种设备目录》规定，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0.5t的升降机。根据黛尼美公司提供的图片及视频显示设备，本案所涉堆高机在淘宝上搜索相似的同款产品，其额定起重量均大于0.5吨，属于“叉车”范畴，是法律规定的应当严格管控的特种设备。而黛尼美公司故意未提供该堆高机相关型号指标，有规避责任嫌疑。最后，黛尼美公司对案涉堆高机未依法进行管理，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不可推卸过错。根据特种设备相关管理办法规定，黛尼美公司应当购买符合国家要求性能指标的合格产品；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和岗位安全制度；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应当进行定期维护、检测与修理；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持证上岗；应当及时处理设备周围的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以保障作业环境安全。而黛尼美公司在一审过程中的举证，都是堆高机厂家在出场时对机器本身进行的“安全提示”，并非黛尼美公司实施的安全提示行为。事实上，截至本案一审审结前，黛尼美公司也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自身对堆高机的使用与管理履行了哪些必要的安全管控义务。黛尼美公司疏于管理其自有的特种设备，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具有明显过错。退一步讲，不论堆高机是否属于特种设备，黛尼美公司对这种危险性、伤害险极强的重型电力器械，也应当进行合理管控，应当保持厂区道路平整安全，更不能让所有不特定的第三人都可以随意接触、随意取用。黛尼美公司对樊方军违规操作没有及时制止，显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审判决判定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依据不足。樊方军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户籍地归属于村委会管理，属于农业户口，其提交的与陈**豪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是偶发性的、片段化的聊天记录；且不论佛山市还是中山市，行政区划内既有城镇地区，也有农村地区。樊方军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其他任何在城镇长期居住的生活线索（比如租房记录、水电费缴纳记录、物业或居委证明等）全无，根本不足以证明其受伤前连续至少一年居住在城镇。五、原审判决判令苏丰公司承担被帮工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鉴于苏丰公司与樊方军之间不构成帮工关系，故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令苏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苏丰公司不是侵权人，对樊方军的受害没有任何过错存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令苏丰公司在收益范围内给予樊方军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本案中，苏丰公司与黛尼美公司的运输合同口头约定每立方货物运输费105元，合计约60立方，总计预期收益约为630元（事实上本案发生后，该批货物未继续运输，苏丰公司并无任何获利），故苏丰公司依法至多应当在预期收益630元范围内承担补偿责任。综上，上诉人苏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苏丰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仅在630元范围内承担补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樊方军、黛尼美公司、陈**豪承担。被上诉人樊方军答辩称，一、好意施惠的情义行为并非法律概念和法律名词，从法庭调查来看，事发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表述的帮工关系法律特征。二、视频图像显示，案外人韦某在见到樊方军的第一时间，向樊方军递了一瓶矿泉水，明确表示要樊方军帮忙搬货。因为该视频是没有声音的，或者是声音效果不好，所以没有声音。但是从画面可以看出，二者有一个交流的过程，事实上，这个交流的过程就是案外人韦某向樊方军表达了帮忙的意思表示，樊方军也进行了接受。因此，苏丰公司主张视频没有语音和肢体接触，而否定要求樊方军帮忙的意思表述，不能成立。三、原审认定樊方军有重大过错，承担45%的责任过高，但由于考虑到诉讼成本，樊方军没有上诉。四、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以及其他费用的计算方式，樊方军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两千多张微信截图，用于证明樊方军在佛山工作生活多年。这些微信记录内容涵盖了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以及从事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的稳定性。由于截屏太多，原审法院责令樊方军只需提供12张微信截屏，即每个月提供一张以证明樊方军工作收入的稳定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要求的固定收入并非是指工资，只要是劳动所得并处于稳定状态都可以认定樊方军有稳定的收入。因此，原审法院综合案情和法庭调查所获取的线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黛尼美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综合现有证据、樊方军在一审的陈述以及苏丰公司员工韦某的证人证言可见，在装卸货物时，韦某要求樊方军进行帮工，而黛尼美公司与樊方军并不认识，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二、涉案设备不属于特种设备，相关法律认定的特种设备是具备制动性能的机动车辆，但案涉机器是手动推拉，没有平行移动的动力传输装置，不属于厂内机动车辆。黛尼美公司也询问网上设备卖家和相关机构的意见，都认定该机器不属于特种设备。黛尼美公司在事故发生时，就已经报警。因为涉案设备不属于特种设备，所以安监部门没有立案。本案没有经过行政部门认定为安全生产事故，不能仅凭猜测就认定为特种设备。三、黛尼美公司在整个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通过视频可以体现，黛尼美公司提供了完全手动的拖车，韦某和樊方军是未经允许黛尼美公司的同意，私自动用放置在一旁的堆高机。且机器旁边也有安全提示，因两人的违规操作才导致发生事故。在原审诉讼中，黛尼美公司也积极提供证据，黛尼美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不需要承担责任。综上，在樊方军受伤的事故中，指挥者是苏丰公司的员工，受益者是苏丰公司。因此，原审判决正确，应当依法驳回苏丰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陈**豪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樊方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苏丰公司、黛尼美公司连带赔偿樊方军医疗费202317.4元、误工费86654元、护理费247200元、残疾赔偿金673056元、营养费4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400元、鉴定费340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5650元、辅助器具费用6000元，以上合计1565877.24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苏丰公司、黛尼美公司承担。原审法院查明，黛尼美公司委托苏丰公司运输货物，苏丰公司使用陈**豪的车辆运送货物，樊方军为陈**豪雇请的司机。2019年10月8日，在黛尼美公司的仓库，樊方军移动堆高机的过程中，被堆高机砸伤。后樊方军被送往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大良医院）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148.8元、216.33元、2250元。后转往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治疗，诊断为：1.腰1椎体粉碎性爆裂性骨折并双下肢截瘫；2.胸12、腰2、腰3右侧横突骨折；3.胸12椎体骨髓内水肿；4.右侧腰大肌及膈肌脚挫裂伤；5.双肺挫伤伴少量气胸；6.右侧第7肋骨折；7.高尿酸血症，2019年10月31日出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96947.9元。期间，2019年10月9日、10月12日、10月16日购买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分别产生费用1440元、1920元、2400元。2019年10月31日樊方军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住院治疗，2020年1月9日出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68542.37元。2020年4月20日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住院治疗，2020年5月14日出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20262.08元。2020年7月28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鉴定意见：1.樊方军伤残等级评定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三级伤残；2.樊方军属于部分护理依赖；3.樊方军误工期为24个月、护理期为长期，营养期为自受伤之日起计算至评残前一日（即2019年10月8日至2020年7月8日）（仅供法院参考）。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忻城县城关镇江平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樊方军的父亲樊仕昌（452231194905180536），有六个儿女，配偶莫桂连于2018年7月3日病故，樊方军一共有2个子女，均未成年。樊方军提交的户口本显示，樊仕昌1949年5月18日出生，樊方军的儿子莫庆彬2009年8月4日出生，樊方军的女儿莫庆欢2015年3月5日出生。为证实樊方军在城镇居住生活，樊方军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该聊天记录显示了樊方军自2018年在陈**豪处工作的情况。原审庭审中，樊方军陈述：是苏丰公司的员工（韦某）让我去拉货的，我是司机，但苏丰公司的员工也让我帮忙装货，陈**豪是我老板，给我发工资，工资400元/天，我负责开车，装货不是我的工作，车是陈**豪的，因为当时韦某叫我帮忙装货，我就去帮忙了，所以会使用堆高机，我推着堆高机上坡是要把货物叉上来堆在车上。苏丰公司申请了证人韦某出庭作证，韦某发表证人证言：我是苏丰公司的员工，事发时我的工作是潘总安排的，事发当天我的工作是提货，装车是我装，樊方军的工作内容不包括装车，我没有让樊方军帮忙，但他确实帮忙装货了，堆高机是我拿的，我也使用了堆高机，当时外面的货装完了，要装里面的货，车往里倒，厂里的人让樊方军倒车进去，但要把叉车移到里面去，樊方军就去移叉车……黛尼美公司主张其与苏丰公司的运输合同约定由苏丰公司负责装卸货物且堆高机上张贴有警示内容，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堆高机照片作为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8日上午8:51时的聊天内容“62.5*53*44发329件的样子，不过今天还在生产，估计下午4-5的样子可以全部有货。潘总，你看下怎么安排来装货”，堆高机照片显示堆高机贴有警告标识“1.严禁在坡道、地面不平、地面有坑的环境下起升使用；2.堆高车必须在平地上作业，如过斜坡人必须在高处操作，过斜坡时堆高车前面不能有人……”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关于樊方军与苏丰公司的帮工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原审庭审中，从樊方军的陈述及韦某的证人证言可知，樊方军的工作内容不包括装车，樊方军确有帮忙苏丰公司的韦某装货，故樊方军与苏丰公司的帮工关系成立。苏丰公司主张有拒绝樊方军的帮工，但仅有韦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常理来讲，樊方军的工作内容仅为开车，如韦某明确拒绝了樊方军的帮工，樊方军没有理由继续为韦某帮忙，故原审法院对苏丰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苏丰公司主张的樊方军并非在帮工装卸货物中受伤，而是需要倒车进仓库移动堆高机，该主张也是仅有其单方的陈述。从现场的情况看，樊方军使用堆高机，推动堆高机，帮忙升货，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目的都是帮助韦某装货，属于帮工的过程，故苏丰公司的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帮工人樊方军的过错问题。黛尼美公司提交的堆高机的照片可以看出，堆高机上有明显的警示标识“严禁在坡道、地面不平、地面有坑的环境下起升使用”、“如过斜坡人必须在高处操作，过斜坡时堆高车前面不能有人”，视频监控显示樊方军在推动堆高机上坡时没有将堆高机的叉子放下导致堆高机倾倒，可见，樊方军操作堆高机时违反堆高机警示的内容进行操作，造成事故的发生，其行为对事故发生有重大的过错，根据其过错程度，原审法院认为樊方军本人应承担45%的责任。根据黛尼美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各方的陈述，事故现场是苏丰公司的韦某负责搬运货物，黛尼美公司主张是由苏丰公司负责装卸货物，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苏丰公司主张樊方军是为黛尼美公司提供帮工，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首先，搬运工在装卸货物过程中受伤的事故时有发生，装卸货物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次，韦某作为苏丰公司常年负责搬运、运输工作的员工，应对使用堆高机的危险有一定的意识，在樊方军为其提供帮工时，没有及时提示使用相关工具的风险，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原审法院认为，苏丰公司应对事故给樊方军造成的损害承担55%的赔偿责任。关于樊方军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197991.51元，樊方军在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大良医院）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148.8元、216.33元、2250元，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96947.9元，2019年10月31日至2020年1月9日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68542.37元，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5月14日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20262.08元，上述医疗费用有医疗病历及发票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019年10月9日、10月12日、10月16日购买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分别产生1440元、1920元、2400元，鉴于该药品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功能恢复与樊方军的病情相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樊方军3次购买一次性无菌导尿管的费用3864.03元（1288.01元×3），与其病情相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樊方军没有提供病历予以佐证的医疗费发票，如上林县万福骨伤医院、忻城县人民医院就医的医疗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误工费，根据樊方军从事的职业及收入情况，樊方军主张误工费按照43327元/年计算，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误工费自受伤之日计算至定残前一日2020年7月27日，共计34938.58元（43327元/年÷12个月×8个月+43327元/年÷365天×51天）。3.护理费233100元（14100元+219000元），樊方军主张住院期间94天按照150元/天计算护理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主张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没有医嘱建议，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确有2人护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鉴定意见，樊方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总分45分，属于部分护理依赖，出院后的护理费计算10年共计219000元（120元/天×50%×10年×365天）。4.残疾赔偿金，经评定，樊方军为三级伤残，根据樊方军提供的证据显示樊方军受伤前一年在城镇从事运输工作，故其残疾赔偿金应为673056元（42066元/年×20年×80%）。5.营养费500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9400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262762.5元（28875元/年×9年÷6人×80%+28875元/年×7年1个月÷2人×80%+28875元/年×12年8个月÷2人×80%）；8.鉴定费3408元，有鉴定费发票，原审法院予以支持。9.残疾辅助器具费，樊方军未提供其购买残疾辅助器具的发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共计1419656.59元，应由苏丰公司承担55%，为780811.1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苏丰公司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支持44000元。黛尼美公司将叉车放置于其厂区，并没有过错，且没有证据显示樊方军是为黛尼美公司提供了帮工，樊方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主张黛尼美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樊方军是在为苏丰公司帮工时受伤，已经向苏丰公司主张权利，陈**豪在樊方军受伤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故樊方军要求陈**豪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支付樊方军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824811.12元；二、驳回樊方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892.90元，由樊方军负担8955.23元，由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9937.67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苏丰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三家淘宝店铺的截图，拟证明根据一审视频观测案涉堆高机的外形，在淘宝中随意搜索并询问三家店铺，涉案属于叉车的一种，案涉设备属于特种设备。证据二、苏丰公司与陈**豪的往来货运合同及托运单21张，拟证明2019年5月至12月期间，苏丰公司与陈**豪有频繁的货运合同往来，陈**豪从来没有指派樊方军驾驶运输，樊方军主张其受陈**豪雇佣长达两年多，一直在城镇工作的真实性存疑。樊方军认为，对证据一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不能仅凭托运单来否认樊方军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黛尼美公司认为，对证据一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截图中的设备与涉案设备不是同一款设备，黛尼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对证据二的真实性确认，托运单每一单的右下角都写明了装卸费多少钱，在2019年9月25日的托运单（编号2394）的“发货厂家黛尼美公司”旁边注明“装货费120元”；在10月5日（编号1002）上面注明装货费150元，说明黛尼美公司委托苏丰公司运输之外还额外支付了装货费，因此装卸过程产生的风险应该由苏丰公司承担。陈**豪认为，上述证据由法院认定。苏丰公司认为，证据二的托运单是苏丰公司与陈**豪和中山分公司结算用的，并不是和黛尼美公司结算用的，所注明的装卸费是给韦某或其雇佣工人的费用，并不是黛尼美公司支付给苏丰公司的费用。黛尼美公司从未向苏丰公司支付任何装卸费，黛尼美公司如果主张支付过，需要提供证据证明。黛尼美公司在二审亦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出具的《关于手动行走电动起升的蓄电池托盘推跺车不属于特种设备的说明》，该检测院是安监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专门从事特种设备的检测和认定，拟证明涉案堆高机没有用于平行移动可行驶的动力装置，不属于机动车辆，涉案堆高机不属于法定范围的特种设备。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经询问品牌堆高机的网络销商家。苏丰公司认为，对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论案涉堆高机是否属于特种设备，它都是对人身安全有较高危险性的厂区机械设备，黛尼美公司作为该设备的权属者和使用管理人，对其负有法定的管理责任和保障义务。樊方军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都不予确认，关于案涉设备是否属于特种设备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樊方军坚持一审的意见。陈**豪认为，上述证据由法院认定。本院另查明，根据黛尼美公司提供的视频录像显示，事发当天，15:25黛尼美公司的员工打开仓库的卷闸门，看到樊方军蹲在仓库边的树边。15:28:25苏丰公司的员工韦某进入镜头走向樊方军，并与樊方军作短暂交流后，韦某托出一平板车，樊方军则走到树边推动堆高机，但无法推动堆高机。15:29:45韦某走过来打开堆高机的开关，将堆高机推到外仓库用堆高机将货物移动到货车厢，再由樊方军在车厢内用平板车整理货物，后改由樊方军用堆高机将货物移动到车厢，由韦某在车厢内整理。15:30:54-15:31:38先后有黛尼美公司两位员工出现在镜头内，并与韦某、樊方军进行交流，其中一人还帮助樊方军推动堆高机。15：41:27外仓库货物装完，樊方军独自拖动堆高机往内仓库移动，当拖动至内仓库门时，被仓库卷闸门的地轨阻挡导致堆高机失去平衡倒下压倒樊方军。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据此，本院二审将围绕苏丰公司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苏丰公司与樊方军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苏丰公司、黛尼美公司是否应当对樊方军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黛尼美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录像视频显示，黛尼美公司委托苏丰公司运输时，存在向苏丰公司额外支付装货费，由苏丰公司安排人员装货的交易习惯。事发当天，樊方军亦是在与苏丰公司的员工韦某交流后，为苏丰公司进行装货的，且所装货物数量较多。由此可以确定，樊方军是受苏丰公司的要求，为苏丰公司提供临时性的劳务。原审法院认定苏丰公司与樊方军之间存在帮工关系，并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认定苏丰公司应承担55%的责任，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黛尼美公司的责任。涉案堆高机虽然没有制动性，但该设备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危险性，黛尼美公司作为所有人应当是清楚的。但樊方军在拖动堆高机前往内仓库时，黛尼美公司的员工在看到樊方军没有将堆高机的货叉放下就拖动堆高机，况且存在路面不平、重心不稳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阻止樊方军拖动堆高机，对造成事故的发生，黛尼美公司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黛尼美公司的过错，本院确定黛尼美公司应对苏丰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在15%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关于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樊方军已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其在受伤前一年在城镇从事运输工作。因此，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樊方军的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苏丰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理由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部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02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02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三、广东顺德黛尼美日用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对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在15%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驳回樊方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892.90元，由樊方军负担8955.23元，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9937.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4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广东顺德黛尼美日用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对广州市苏丰物流有限公司应负担的上述受理费在15%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陈泽如李芳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