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6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熊猫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33号5栋三层。法定代表人：邹立富，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朝晖，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别海峰，男，汉族，住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嘉琪，广东益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熊猫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服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别海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5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熊猫服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朝晖，被上诉人别海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嘉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猫服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熊猫服饰公司向别海峰支付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经济补偿金21504元；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别海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熊猫服饰公司与别海峰在2018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别海峰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3月27日到期，熊猫服饰公司因疫情原因在3月时按照政府要求仍处于停工停产状态，无法当面向别海峰告知不再续签合同的决定，故熊猫服饰公司安排专职人事主管于2020年3月6日亲自打电话给别海峰告知不再续签合同，通话时间接近半个小时，公司人事职责范围就是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安排等，故熊猫服饰公司提交的通话清单是具有可信度的。另外，熊猫服饰公司于2020年4月6日正式复工，发现别海峰未经同意来到公司后并未工作，而只是为搜集所谓证据而四处拍照，熊猫服饰公司才又重新发微信告知公司决定。据此，熊猫服饰公司认为别海峰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20年3月27日已经终止，其工作年限应为2018年3月28日起至2020年3月27日。二、一审认为熊猫服饰公司需向别海峰支付2020年2、3、4月的工资差额11970.78元是错误的。1.工资标准问题。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约定，别海峰基本工作标准为2200元，并且熊猫服饰公司向别海峰发放的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工资金额与《工资表》所显示内容完全一致，结合别海峰离职前计算其12个月平均工资应为10752元。2.2020年2、3月进入疫情阶段，熊猫服饰公司亦被迫停工停产。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颁布的《关于审理涉新冠××疫情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6条第4款之规定：“用人单位未复工或者复工但劳动者未返岗且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正常劳动的，参照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劳动者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由用人单位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上述解答中规定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工资，本案中劳动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为2200元，结合熊猫服饰公司与别海峰在劳监大队投诉时确认了2月1日至9日不计算工资的事实，据此熊猫服饰公司向别海峰支付2、3月基本生活的2133元已经履行了法律义务，而3月27日之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别海峰亦未向熊猫服饰公司提供劳动，熊猫服饰公司不存在再向别海峰支付工资的事实。三、熊猫服饰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别海峰的事实。2020年2月开始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新冠××疫情，期间政府下令学校、企业等都要停工停产，而熊猫服饰公司作为制造型企业停产后，不但收入锐减，还要负担场地租金及员工工资的巨额开支，熊猫服饰公司亏损巨大随时可能破产，故熊猫服饰公司为了继续维持公司正常运作，在3月6日就提前通知别海峰不再续签合同。据此，熊猫服饰公司认为在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订立劳动合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且双方未就续签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熊猫服饰公司应依法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结合月平均10752元，经济补偿金应为21054元，一审认定熊猫服饰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6万元错误。别海峰辩称，不同意熊猫服饰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别海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熊猫服饰公司立即向别海峰支付2018年3月27日至2020年4月10日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0000元；2.熊猫服饰公司立即向别海峰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的工资差额9867元；3.熊猫服饰公司立即向别海峰支付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10日的工资16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熊猫服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别海峰与熊猫服饰公司均确认以下事实：1.别海峰与熊猫服饰公司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第二次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报酬：（一）甲方依法制定工资分配制度，并告知乙方。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市政府公布的当年度最低工资。（二）工资分配采用基本工资+销售业绩提成制；乙方的基本工资标准为每月人民币2200元/月，其中试用期每月工资2200元。（三）工资支付：甲方每月十五日如期支付乙方上月工资，如遇节假日则顺延。2.别海峰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3时30分至17时30分，分大小周，一周五天、一周六天。别海峰主张其于2018年3月27日入职熊猫服饰公司，熊猫服饰公司不予认可，遂提交第一份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的期限是2018年3月28日至2019年3月27日，别海峰以时间记不清为由进行抗辩。另，别海峰主张离职时间是2020年4月10日，离职原因系熊猫服饰公司无故解雇，而熊猫服饰公司则主张离职时间是2020年3月27日，离职原因是合同到期。别海峰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微信备注名为“邹某”在2020年4月10日发出微信内容为“你合同到期了，现在市场发生客观变化，不再需要你这个岗位，公司决定不续约。然后2、3月工资全公司同事会在下一次发工资时发放，你的也一起，作为疫情期间未开工的基本生活补偿！”“就微信正式通知吧，因为疫情原因，公司经营困难，故作出决定，原合同2020年3月27日到期后，不再续签！谢谢，顺祝今后顺利！”对此，熊猫服饰公司不予认可，主张双方于2020年3月27日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遂提交通话记录证明其公司曾于2020年3月6日通过电话方式向别海峰发出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别海峰不确认通话内容。别海峰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间实收工资情况如下：2019年4月11619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281.92元）、2019年5月11619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281.92元）、2019年6月11509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281.92元）、2019年7月11580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2019年8月11580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2019年9月11413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2019年10月11480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2019年11月11580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2019年12月23470元（年总奖12000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2020年1月11050元（已扣减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2020年2月-3月2133元（已扣减2个月的社保个人缴纳部分617.28元）；另，熊猫服饰公司为别海峰缴纳社保至2020年4月，其中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64元。别海峰主张其工资为每月固定工资12000元+年底年总奖12000元，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12000元。而熊猫服饰公司主张别海峰的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2200元+出勤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全勤奖、餐费补助、交通费补助、服装补助-个人社保缴纳部分-缺勤扣款，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10752元，遂提交工资表明细予以证明，对此，别海峰不予确认。别海峰主张其工作岗位是销售总监，在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已正常为熊猫服饰公司提供劳动，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案外人刘某、王祖英出具的《证明》及熊猫服饰公司与刘某的《合作意向书》，3.销售装箱明细单。熊猫服饰公司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微信截图仅能证明别海峰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客户之间有一些聊天的记录，但并不能证明别海峰在正常工作。2.与刘某的合作意向书，予以确认，我方确与该客户有合作关系，但刘某出具的《证明》三性有异议，证人出具相关证明必须出庭作证，对于刘某的证明，我方认为存在虚假陈述。我司与刘某在4月份所发生的生意往来，经调查核实，是刘某与我司员工进行确认订货及送货行为，并没有经过别海峰的协调。另，王祖英出具的《证明》所陈述的内容，我方不予确认，我司与其不熟悉且没有订货往来。3.销售装箱明细单，对该明细单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属于别海峰的工作范围，也不能证明在别海峰的协调后双方产生的订货行为。熊猫服饰公司提交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客户刘某直接与其联系订货及发货的事实。别海峰对该聊天记录截图的三性不予确认，其不在该微信群内，亦无法了解该群聊的事实是否属实，且该群聊截图时间已经是在其被解雇后的聊天，肯定与其无关，但该群聊可知刘某确实为熊猫服饰公司的客户，且刘某为其提供了《证明》及相关协议书，证实别海峰在在职期间以及疫情期间均有正常履行其销售总监的职务与客户联系，为公司提供正常劳动。另，邹某于2020年3月19日在“国宝家人﹒认真﹒快﹒坚守承诺”微信群中发送内容为“鉴于目前广州疫情的增长变化，及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公司复工有一定的难度……现公司决定推迟复工，具体复工时间会再次通知大家！请大家安心在家做好防控，务必保持良好的心态，人人安好！谢谢配合！烦请收到回复！于2020年4月10日发送内容为“目前公司分批次上班，一部分先上班的同事注意了：公司仍然执行大小周制，本周单休，以此类推！谢谢支持！”“你不属于先上班的同事。”别海峰于2020年4月20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20】81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熊猫服饰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别海峰自2018年3月27日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共21504元；二、熊猫服饰公司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别海峰自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的生活费共1314元；三、驳回别海峰的其他仲裁请求。后，别海峰于2020年9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工作年限问题。熊猫服饰公司与别海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别海峰的入职时间应由熊猫服饰公司承担举证责任，熊猫服饰公司提交《劳动合同》主张别海峰的入职时间是2018年3月28日，别海峰不予确认，主张是2018年3月27日入职，但又以时间记不清为由进行辩解，故一审法院采信熊猫服饰公司的主张，即别海峰的入职时间是2018年3月28日。关于离职时间，熊猫服饰公司主张因合同到期，遂2020年3月27日与别海峰已解除劳动关系，提交通话记录予以证明其曾于2020年3月6日通过电话方式向别海峰发出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劳动合同，但该通话记录仅有通话时长，无法得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高度盖然性结论，且别海峰不予确认，对此，熊猫服饰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从2020年4月10日的微信记录内容“你合同到期了，现在市场发生客观变化，不再需要你这个岗位，公司决定不续约。然后2、3月工资全公司同事会在下一次发工资时发放，你的也一起，作为疫情期间未开工的基本生活补偿！”“就微信正式通知吧，因为疫情原因，公司经营困难，故作出决定，原合同2020年3月27日到期后，不再续签！谢谢，顺祝今后顺利！可知具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明确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别海峰与熊猫服饰有限公司在2018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标准，别海峰主张每月12000元，每月工作22天（分大小周，一周六日，下周五日），而熊猫服饰公司确认工作时间，不确认工资标准，主张按工资表显示别海峰的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2200元+出勤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全勤奖、餐费补助、交通费补助、服装补助、个人社保缴纳部分、缺勤扣款，结合工资发放情况，一审法院采信别海峰的主张。关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问题。对于2月至3月的工资，因受疫情影响，别海峰没有正常回熊猫服饰公司上班，但其主张已通过网络方式提供正常劳动，应按正常劳动支付工资；熊猫服饰公司受疫情影响也未复工，但其主张并未安排别海峰上班。别海峰陈述其作为销售总监，每月适当与客户进行沟通亦属于正常，无法得出已提供正常劳动。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其中2020年2月1日、2月2日属于国家规定春节延长假，对此别海峰的工资应按正常工资标准支付工资；2020年2月3日至2月9日期间，属于广东省政府规定的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期间，因此别海峰停工停产期的工资从2020年2月3日起算，故2020年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均应按正常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即别海峰2月的工资为12000元。对于3月的工资，2020年3月1日至3月3日，计薪天数为2天，应正常支付工资，双方均确认实行大小周的工作制，即一周工作5天、下一周工作6天，即2020年3月的工作日为24天，经核算该期间的工资为1000元（12000元/月÷24天/月×2天）；另，2020年3月4日至2020年3月31日属于因疫情停工已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应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生活费，即1540元（2100元/月×80%÷24天/月×22天）。关于4月的工资，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别海峰不属于先行复工的人员，对此2020年4月1日至4月9日期间工资，也应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生活费，即490元（2100元/月×80%÷24天/月×7天）。综上，熊猫服饰公司应向别海峰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1970.78元（2月工资12000元+3月工资2540元+4月工资490元-社保个人缴纳部分308.74元/月×3个月-已支付工资2133元）。关于熊猫服饰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别海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熊猫服饰公司向别海峰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关系的内容中载明的终止劳动合同的理由之一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熊猫服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存在何种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也未做出合理解释，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根据双方确认的第二次劳动合同于2020年3月27日到期，熊猫服饰公司向别海峰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关系的内容中载明的终止劳动合同的理由之二为合同到期，虽合同到期，但是双方已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现别海峰主张熊猫服饰公司违法解除其，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经济赔偿金，一审法院已认定熊猫服饰公司违法解除别海峰，对此，别海峰主张熊猫服饰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6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熊猫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别海峰支付2019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经济赔偿金60000元；二、广东熊猫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别海峰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工资差额11970.78元；三、驳回别海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别海峰已预交），由广东熊猫服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熊猫服饰公司虽上诉称在劳动合同期满后，其与别海峰订立劳动合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且双方未就续签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其只应向别海峰支付2018年3月28日起至2020年3月27日期间经济补偿金21504元，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结合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知，关于劳动关系起始时间，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劳动关系终止时间，熊猫服饰公司虽然认为其与别海峰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20年3月27日已经终止，但结合双方2020年4月10日的微信记录内容“你合同到期了，现在市场发生客观变化，不再需要你这个岗位，公司决定不续约”可知，直到2020年4月10日，才有证据证实熊猫服饰公司明确表示双方终止劳动关系，故对其主张2020年3月27日双方劳动合同到期，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熊猫服饰公司解除其与别海峰的劳动合同的主要理由为“合同到期”“市场发生变化”“经营困难”等，但其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因市场变化而致使经营困难，在双方已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其单方提出终止双方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熊猫服饰公司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应向别海峰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工资差额，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在此不再赘述。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对熊猫服饰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东熊猫服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燕玲廖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