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49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德瑞，男，197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庭，四川开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光华，男，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上诉人姜德瑞因与上诉人杜光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11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德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杜光华支付姜德瑞货款364,806.9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364,806.9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付清时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杜光华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姜德瑞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杜光华配偶杜雪梅为本案共同被告，一审判决对该申请未作任何处理，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应由杜光华对其以现金方式向姜德瑞付款约13万元承担证明责任；3.送货单据无任何备注，仅能证明杜光华收到货物和确认货款金额，不能证明杜光华已付清货款，且根据生活常识，若当场付款会在送货单据上标注款已结清字样，并不需要杜光华签字。杜光华辩称，1.一审中杜光华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姜德瑞微信支付4万余元，信用卡支付14万余元（上诉状载明的金额为10万余元），现金支付13万余元，故杜光华已向姜德瑞实际支付货款31万余元；2.案涉工程至今未完工，故一审判决以双方第一次签订《对账单确认函》结算之次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属认定事实错误。杜光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杜光华向姜德瑞支付货款127,669.9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姜德瑞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杜光华通过信用卡向姜德瑞支付13万余元，一审判决未对该部分款项作出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杜光华尚欠姜德瑞货款127,669.9元；2.案涉合同约定剩余货款应在案涉工程完工后支付，现工程未完工，故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不存在逾期付款利息；3.即使杜光华应向姜德瑞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也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一审判决以双方第一次签订《对账单确认函》结算之次日起算无法律依据。姜德瑞辩称:1.双方在一审中均同意对于信用卡支付的款项不在本案中处理，且根据姜德瑞提供的银行卡转账凭证足以证明杜光华所提的信用卡14万余元系姜德瑞为杜光华偿还信用卡；2.杜光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过现金支付方式向姜德瑞支付现金13万余元；3.根据案涉合同第六条约定，若杜光华逾期付款，则姜德瑞有权要求其付清全部货款，与工程完工无直接关系，故杜光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姜德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杜光华支付姜德瑞货款405,896.9元及逾期违约金暂计20,000元（以405,896.9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1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杜光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7日，姜德瑞与杜光华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约定如下：由姜德瑞向杜光华供应各类施工用材料。案涉合同第二条：乙方（姜德瑞）所供应的材料、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质量经甲方（杜光华）当场验收合格后，甲方（或代表）在乙方送货单上签字确认，作为最终结算的有效依据，据实结算（不含税）。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杜光华）承诺每月支付乙方（姜德瑞）送货金额的70%，待工程完工后，支付至乙方送货金额的100%。合同第六条：甲方（杜光华）逾期付款的，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两倍标准向乙方（姜德瑞）支付滞纳金，且乙方有权拒绝向甲方继续供货并要求甲方付清全部货款。姜德瑞、杜光华双方签字确认。杜光华提供的26张《送货单》载明：2015年5月28日至2017年4月25日，姜德瑞向杜光华累计供货405,896.9元。其中16张《送货单》上有杜光华签名，并备注“未付款”，合计金额为272,159.9元。另10张《送货单》由杜光华签名，但未备注“未付款”字样，合计金额为133,737元。2017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对账单确认函》，该函载明：共计26条供货记录及供货总金额405,896.9元。2019年7月28日，姜德瑞、杜光华双方再次签署《对账单确认函》，其内容与上述《对账单确认函》一致。一审庭审中，姜德瑞表示再次签署对账单只是怕过诉讼时效，杜光华亦称再次签署对账单只是再次对货款总金额进行确认，并不反映实际欠款数额。一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经双方对账确认，杜光华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姜德瑞付款41,090元。上述事实有姜德瑞、杜光华身份信息、《购销合同》《对账单确认函》、送货单、银行及微信转账记录、当事人陈述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姜德瑞与杜光华于2016年3月1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相应的义务。2017年10月10日，姜德瑞、杜光华签署的《对账单确认函》载明，双方确认姜德瑞累计向杜光华供货405,896.9元。经一审庭审查明，姜德瑞已按约履行了送货义务，杜光华共计收到价值405,896.9元的货物。一审庭审中经双方对账，杜光华通过微信向姜德瑞支付了货款41,090元，故姜德瑞应扣减相应金额货款。对姜德瑞主张杜光华还欠其货款364,806.9元的诉请。杜光华抗辩称，未备注“未付款”的送货单上的货款是当场以现金付清货款的，故未写“未付款”。姜德瑞则认为双方交易习惯是有时没写“未付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普通的买卖合同中，卖方在买方收到货物，但买方未能及时付清货款时，一般均应要求买方出具欠条或在送货单上注明“未付款”字样，并由买方签名确认。其目的在于明确双方债权债务，亦符合正常买卖合同的常理。而本案姜德瑞向杜光华共计送货26次，其中16次有杜光华签名，并备注“未付款”，另10次仅有杜光华签名，但未备注“未付款”字样。这并不能证明送货单未备注“未付款”系双方交易习惯，相反从次数上看常态是已送货而未付款的，应是在送货单上备注了“未付款”的并经欠款人签字。现未备注“未付款”送货单达到10张，金额共计133,737元。姜德瑞仅以交易习惯解释，不符合逻辑、常理，杜光华也不认可。同时，姜德瑞也未举证证明不备注“未付款”系双方交易习惯，姜德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杜光华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确认杜光华实际还应支付姜德瑞货款为405,896.9元-41,090元-133,737元=231,069.9元。关于姜德瑞要求杜光华以405,896.9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10%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依照案涉合同约定，杜光华应于工程完工后，支付完全部货款；杜光华逾期付款的，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两倍标准向姜德瑞支付滞纳金，且乙方有权拒绝向甲方继续供货并要求甲方付清全部货款。杜光华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无异议，但对起始时间有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双方对逾期付款的时间争议点在于工程多久完工。而姜德瑞仅系供货方，其工程多久完工应由杜光华举证证明，考虑姜德瑞供货后至今已有三年有余，而杜光华并未举证证明案涉合同所涉工程于多久完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杜光华应向姜德瑞结清所欠货款，但杜光华并未支付所欠货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一审法院酌情从双方第一次签订《对账单确认函》结算之次日（2017年10月11日）起算逾期利息，其逾期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自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231,069.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如下：231,069.9元×[（4.35%×2）÷365天]×678天=37,342.16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全款付清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杜光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姜德瑞231,069.9元及截止至2019年8月19日资金占用利息37,342.16元，其后利息计算方法为：以231,069.9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两倍计算至全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姜德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44元，保全费2620元，共计6464元，由杜光华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姜德瑞提交了银行存款凭证、与杜光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等证据，拟证明杜光华上诉主张的通过信用卡向其支付的款项的行为系其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与本案不存在关联。经质证，杜光华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据姜德瑞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双方还存在多次大额款项往来，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结合杜光华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信用卡刷卡记录，支付对象为金牛区瑞浩五金经营部（该经营部经营者为姜德瑞，于2019年8月30日注销），而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建立在姜德瑞与杜光华之间，故杜光华利用信用卡向金牛区瑞浩五金经营部刷卡支付的行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2017年10月10日、2019年7月28日，姜德瑞、杜光华分别签署的《对账单确认函》落款处均载明买卖双方“对以上供货金额确认签字”，对账函中并未提及货款支付情况。2.案涉26张送货单据可以与双方签署的两份《对账单确认函》内容逐一对应，送货单落款处备注“未付款”的送货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28日至2016年4月19日、2016年5月3日至15日、2016年6月3日、2016年8月7日至2017年4月25日；仅有杜光华签字但未备注任何信息的送货时间为2016年4月24日、2016年5月20日至6月2日、2016年6月5日至7月19日。3.双方均认可杜光华已支付货款41,090元的支付时间为2016年9月21日至2019年6月23日。本院认为，由于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关于杜光华主张其通过信用卡支付案涉货款。杜光华虽然与姜德瑞曾经营的金牛区瑞浩五金经营部存在信用卡刷卡支付的行为，但杜光华的刷卡金额与案涉送货单中载明的金额无法对应，故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缺乏关联性。且杜光华向金牛区瑞浩五金经营部的信用卡刷卡行为系另一法律关系，杜光华可另案主张。故本院对于杜光华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杜光华实际欠付姜德瑞的货款金额。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两份《对账单确认函》中载明的内容以及双方均认可的已支付货款的时间，两份《对账单确认函》仅是对姜德瑞在案涉买卖合同中的供货金额进行了确认，并未对杜光华的欠付货款金额进行结算。其次，26张送货单中备注“未付款”的送货时间与未备注任何信息的时间存在大量交叉，可以反映姜德瑞与杜光华在处理案涉送货单时对是否备注“未付款”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庭审中，姜德瑞对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签字落款方式的解释为个人习惯或交易匆忙导致，与目前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一般买卖合同交易常理不相符。特别是姜德瑞主张案涉送货单的签字方式系姜德瑞或其配偶定期持批量送货单到杜光华处签字，由于二人习惯不同，导致姜德瑞配偶提交的送货单未备注任何信息，但2016年5月15日之前的11张送货单中10张均载有“未付款”字样，唯独2016年4月24日的一张送货单未备注“未付款”；无独有偶，在2016年5月20日至7月19日的10张送货单中9张未备注任何信息，唯独2016年6月3日的送货单又载明了“未付款”的字样。上述情形与姜德瑞的主张明显存在冲突。故综合以上情形，杜光华的实际欠付货款金额应当计算明确载明“未付款”的送货单部分（272,159.9元），扣除双方均认可的已支付货款41,090元，杜光华目前尚欠货款231,069.9元。关于姜德瑞主张曾申请追加杜光华配偶作为共同被告，经查阅一审卷宗，并无姜德瑞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故姜德瑞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姜德瑞、杜光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90元，由姜德瑞负担2975元，由杜光华负担31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员 唐欣欣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迪杰书 记 员 符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