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陕09民终40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高龙忠，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旭，重庆方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胜利，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鸿，男，196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重庆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邬忠林，男，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重庆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平利县富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法定代表人：屈孝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康明，男，该公司法务人员。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陕西富麟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法定代表人：屈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康明，男，该公司法务人员。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屈勇，男，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康明，男，195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平利县。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平利县月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法定代表人：黎胜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康明，男，该公司法务人员。上诉人高龙忠因与被上诉人徐鸿、邬忠林、平利县富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麟地产”）、陕西富麟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麟工贸”）、屈勇、平利县月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月城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平利县人民法院(2019)陕0926民初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龙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旭、黄胜利，徐鸿、邬忠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康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龙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高龙忠的诉请或依法发至异地法院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徐鸿、邬忠林、富麟工贸、富麟地产、屈勇、月城地产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屈勇转给项目部的款项是代徐鸿投资错误。从录音证据来看，屈勇认可徐鸿在屈勇处有50%的项目股份，证明屈勇是实际投资人。以屈勇名义转入项目部的三笔投资款共计250万元与项目部提供的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各自出资50%的投资约定和时间高度吻合，说明屈勇是代自己投资。（2）情况说明一为单位证言，没有经办人的签名，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内容记载的时间与转款凭证的时间矛盾，故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错误。（3）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二的经办人的签名及内容予以采信错误。该证据形式为单位证言，经办人员屈勇的签名经与转款凭证对比明显不是屈勇签名。一审法院认定徐鸿的702.7万元是借屈勇的，由屈勇以项目部名义对投资项目作支付的方式体现与徐鸿主张的屈勇代徐鸿投资的陈述相矛盾，也与庭审陈述相矛盾。（4）一审法院对徐鸿借条的复印件予以采信错误。一审法院虽到陈水晶处调查借条原件，但并未向屈勇本人核实借条原件的真实性，更未通过鉴定确认借条原件是否有倒签的嫌疑。（5）一审法院对陈水晶的调查笔录予以采信错误。一审法院记录的陈水晶的身份为富麟工贸的财务人员，但陈水晶同时是项目部的财务人员。陈水晶的证明内容虚假，不能代表屈勇接受法院核实，也没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询。2.一审法院未对以下事实和证据采信错误。（1）一审法院未采信与董泽贵有关的证据错误。（2）一审法院未采信徐鸿、屈勇的电话录音错误。（3）一审法院未采信土地款的证据错误。（4）一审法院未采信股份转让协议错误。（5）一审法院未认定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为关联公司错误。3.一审法院存在以下程序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出示时代广场项目部递交的2015年5月7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违反程序规定。（2）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中记载月城地产的两次答辩内容不一致。（3）一审法院没有核实屈勇所书写的情况说明二的真实性和借条原件的真实性就采信证据错误。（4）一审法院没有依照申请调取银行流水明细及富麟地产与徐鸿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原件的真实性有违程序规定。（5）一审法院没有准许高龙忠对借条原件的形成时间及情况说明一、二的形成时间的鉴定违反程序规定。（6）一审法院没有全员主动回避错误。（7）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恶意勾结的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高龙忠错误，是否履行如实投资的义务举证责任在于徐鸿、邬忠林，二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如约投资就是违约行为。（2）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本案处理结果与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有利害关系错误。本案虽为合同之诉，但在审理中会涉及高龙忠与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的出资情况和相关事实，印证徐鸿、邬忠林是否出资，故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审理结果与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均有利害关系。5.1890.4万元投资款来源的陈述虚假，证明投资款来源的证据被一审法院采信错误。徐鸿、邬忠林辩称，1.高龙忠的上诉意见均未超出一审质证意见及辩论意见。2.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基本相符，徐鸿、邬忠林予以认可。3.高龙忠一、二审的诉讼观点及举证质证完全超出了其诉讼主张，其诉讼主张是违约金问题，但高龙忠在一、二审期间主要涉及的是合伙清算、结算的问题。高龙忠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辩称，本案是因高龙忠与徐鸿等人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履行问题而产生的合同纠纷。高龙忠与徐鸿等人在上述时间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证实：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不是协议中的当事人，也没有参与见证和担保，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高龙忠滥用诉权并申请一审法院将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追加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审理查明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判决驳回高龙忠的其他诉讼请求维护了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的合法权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龙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龙忠与徐鸿、邬忠林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有效；2.判令徐鸿支付高龙忠违约金50万元，邬忠林及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对徐鸿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邬忠林支付高龙忠违约金50万元，徐鸿及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对邬忠林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徐鸿拟与富麟地产共同投资（出资比例为各50%）开发平利县电影公司地块房地产项目，并将其所持有的50%股份平均分配给高龙忠、邬忠林、董泽贵三人，包括徐鸿本人，四人各占12.5%的股份。2015年5月13日，徐鸿、邬忠林、董泽贵、高龙忠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四人共同出资1790.4万元，各自出资447.6万元，股份比例为各占12.5%，该出资用于本项目购置土地等费用，后期出资金额，按各自的股份比例以徐鸿发出的通知为准，并约定了各自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协议第五条第一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四人应当共同遵守，如有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支付违约金50万元人民币，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的，由违约方予以赔偿……。第三项约定，四人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私下转让股份，如果私下转让股份，视为无效，股份转让只能在合作人之间按原价转让。”2015年5月8日，高龙忠向徐鸿转款447.6万元，2015年6月25日，徐鸿收到高龙忠投资款25万元，徐鸿共收取高龙忠投资款472.6万元。2018年5月20日，董泽贵将自己所持有的股份作价472.6万元转让给邬忠林，邬忠林在该项目投资中实际占有25%的股份。2015年5月20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富麟地产富麟广场项目部，屈勇任负责人，其隶属单位为富麟地产。2015年5月12日，徐鸿向屈勇转账支付937.7万（因当时项目部未获取银行账户）。2015年6月25日，徐鸿向项目部支付250万元。2015年11月17日，徐鸿个人向屈勇借资702.7万元，此后屈勇陆续将该款转入项目部账户。徐鸿共计向项目部支付投资款1890.4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3月30日，富麟工贸以2510万元成交价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2020年4月17日，富麟工贸与月城地产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将涉案土地与月城地产共同开发，其合同对收益分配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11月27日，高龙忠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徐鸿、邬忠林、董泽贵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徐鸿、邬忠林各自支付其违约金50万元，富麟工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高龙忠的各项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徐鸿、邬忠林、高龙忠、董泽贵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合同签订后，对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高龙忠与徐鸿、邬忠林、董泽贵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徐鸿将与富麟地产共同投资开发平利县电影公司地块房地产项目所持股份的50%，平均分配给徐鸿、邬忠林、董泽贵、高龙忠共同持有。该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已履行，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故高龙忠请求确认其与徐鸿、邬忠林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对于高龙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争议焦点在于徐鸿和邬忠林是否违约，以及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高龙忠与徐鸿、邬忠林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第五条第三项约定：“甲乙丙丁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私下转让股份，如果私下转让股份，视为无效。股份转让只能在合作人之间按原价转让。”高龙忠将投资款交给徐鸿，董泽贵将属于自己的股份原价转让给邬忠林，未违反协议的规定。徐鸿、邬忠林将所收投资款交1890.4万元给项目部，各合伙人之间均投资472.6万元亦未违反协议的约定，高龙忠认为徐鸿、邬忠林未足额交纳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高龙忠认为徐鸿拒绝披露公司信息构成违约，因在协议中并未约定，法院不予支持。高龙忠在质证徐鸿、邬忠林提出所举证据的一、二项质证意见，因徐鸿、邬忠林未当庭出示，法院亦未组织其质证，故该质证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徐鸿和邬忠林并无违约行为，不应对高龙忠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高龙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因高龙忠与富麟工贸、富麟地产未签订任何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案的审理结果与第三人无任何关系，富麟地产、富麟工贸是否出资，出资情况如何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其要求调取富麟工贸及项目部的流水账法院予以驳回。故高龙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高龙忠与徐鸿、邬忠林、董泽贵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有效；二、驳回高龙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龙忠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龙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5年5月7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复印件、（2019）陕0926民初15号驳回申请通知书、2015年6月25日有彭慧、徐鸿签名的借款单、彭慧代欧冠公司支付的劳务款银行支付凭证、付款明细及平利法院书记员与刘红旭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该证据复印件名为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提供，实为徐鸿个人独资的欧冠公司财务人员彭慧提供，即徐鸿提供，一审认定协议由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提供错误；2.协议前两页无页码，后三页有页码，说明徐鸿伪造了协议；3.协议第一页共同投资3600万的内容虚假，第二页徐鸿与富麟公司各出资50%的约定与屈勇的录音印证，内容真实，后三页内容真实；4.两份情况说明的印章是徐鸿盖的，不代表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行为，屈勇的转款是屈勇自己投资，不是代徐鸿投资。协议的真实内容与合作及开发协议二的内容高度吻合。证据二，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的企业信息档案，拟证明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属于富麟地产公司，负责人为屈勇，财务人员为陈水晶，一审法院认定陈水晶为富麟工贸员工错误。证据三，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拟证明屈勇与富麟地产为委托代理关系，屈勇是代自己或富麟地产交的投资款，不是代徐鸿交的投资款，屈勇与富麟工贸、富麟地产、富麟地产项目部有关联性。证据四，月城地产答辩状，拟证明：1.月城地产答辩状1确认其与富麟地产合作开发案涉地块；2.月城地产答辩状2与答辩状1内容相悖，实际情况是月城地产与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均有合作。3.两份答辩状均证实以富麟工贸代持的案涉地块已经转给了月城地产。本院经审查认为，合作开发协议书无原件核对，无法核实真实性，故不予采信。驳回申请通知书真实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借款单、支付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委托书为复印件，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企业信息档案、答辩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二审中，高龙忠申请法院调取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的银行账户流水、富麟地产与徐鸿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原件、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的合作开发会议记录、财务凭证及会计凭证，月城地产款项支付凭证，拟证明屈勇向项目部的投资是代表其个人而不是代表徐鸿，该申请一审审理时已被法院驳回。高龙忠另申请对徐鸿出具的借条形成时间、屈勇的签名及单位证言、情况说明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已就徐鸿向项目部投资的情况向富麟工贸财务人员进行调查，富麟地产时代广场项目部已出具说明载明徐鸿已出资数额，且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及屈勇均对此未提出异议，故对高龙忠的申请不予准许。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高龙忠与徐鸿、邬忠林、董泽贵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拟均等投资并与富麟地产共同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该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履行过程中，高龙忠因与徐鸿、吴忠林之间的纠纷诉至法院，虽然高龙忠对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及审理程序提出诸多异议，但综合高龙忠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实为：徐鸿、邬忠林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支付违约金并对彼此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如存在违约行为，富麟地产、富麟工贸、屈勇、月城地产应否对违约金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由此可知，判断合合一方主体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判断其是否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高龙忠认为，徐鸿、邬忠林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具体表现在，第一，徐鸿、邬忠林并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第二，徐鸿、邬忠林未向高龙忠披露土地开发的任何事宜且限制高龙忠行使股东核查账目等相关的股东权利；第三，董泽贵将份额转让给邬忠林，没有告知高龙忠。首先，关于徐鸿、邬忠林的出资问题。从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内容来看，因徐鸿将与富麟地产共同投资（出资比例为各50%）开发房地产项目，各方约定将徐鸿占比的50%分配给徐鸿、邬忠林、董泽贵、高龙忠四人共同持有，每人各占12.5%，共同出资1790.4万元，每人出资447.6万元，后期出资按均等比例，每期出资金额、时间以甲方（徐鸿）发出的通知为准。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高龙忠已向徐鸿支付472.6万元，董泽贵将其持有的股份作价472.6万元转给邬忠林，故邬忠林、徐鸿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经审查，徐鸿已经分三次向项目部支付投资款共计1890.4万元，金额分别为937.7万元、250万元、702.7万元，由此可知，徐鸿、邬忠林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高龙忠对上述三笔款项中最后一笔702.7万元的款项提出异议。因富麟地产富麟广场项目部已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三笔款项均为徐鸿出资组成，而高龙忠认为该笔款项系屈勇代自己投资而非代徐鸿投资与屈勇的陈述不符，且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成立，故高龙忠认为徐鸿、邬忠林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披露土地开发事宜及限制股东权利问题。四人约定均等比例投资，并以徐鸿名义与富麟地产共同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则高龙忠作为投资人之一希望知晓相关土地开发事宜亦合乎常理。从本案《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双方签订协议之时并未明确约定徐鸿有义务就土地开发的有关事宜进行披露，也未约定披露的事项和范围，且案涉土地实由富麟工贸与月城地产共同开发，徐鸿亦只是投资人之一，未必知晓详细事宜，高龙忠目前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徐鸿存在拒绝披露有关事宜或限制高龙忠行使权利的情形，故高龙忠认为徐鸿在此方面存在违约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关于董泽贵与邬忠林的转让行为。2018年5月，董泽贵将其所持有的份额作价472.6万元转让于邬忠林，至此，邬忠林在该项目的份额占比为25%。《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各方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私下转让股份，股份转让只能在合作人之间按原价转让。由此可知，项目合作协议书对合作过程中的份额转让限定为只能在合作人之间按原价转让。董泽贵将其份额原价转让于邬忠林，并不违反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高龙忠认为转让行为未向其告知构成违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高龙忠认为徐鸿、邬忠林存在违约行为应予支付违约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双方分别为对方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而高龙忠请求富麟工贸、富麟地产、月城地产就徐鸿、邬忠林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高龙忠上诉提出一审审理存在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认为，高龙忠认为一审法院应当全员主动回避不符合法律规定，高龙忠另提出的其他程序问题系其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采信等提出的异议，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高龙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龙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及海审判员  王 佳审判员  刘慧琴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书记员  马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