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11民终10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四段22号。法定代表人：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勤，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川，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芳，女，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勇，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峨眉山市爱莎贝儿坤大鑫城美容服务店，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绥山镇绥山西路75号附88号(坤大鑫城内)。经营者：李可莘，女，198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粟强，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桂芳、原审第三人峨眉山市爱莎贝儿坤大鑫城美容服务店（以下简称峨眉爱莎贝儿店）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1）川1181民初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爱莎公司只支付徐桂芳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7日的工资740元；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桂芳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爱莎公司认可该公司与徐桂芳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四川省社保政策，爱莎公司下属各门店无法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为此该公司每月向员工发放了200元现金补贴，徐桂芳对此是知晓的并于2013年向公司出具了书面《申明》，明确表示放弃爱莎公司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其次，在徐桂芳于2020年5月1日提出离职后，其与爱莎公司达成出去学习一个月，回来仍然是院长的共识；徐桂芳于2020年5月30日即学习行程安排出来之前就曾向区域经理吴某明确表示不愿意出去学习；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爱莎公司告知徐桂芳学习期间只领取基本工资；不再保留徐桂芳的院长岗位发生在双方已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故徐桂芳关于其辞职的原因是爱莎公司将其学习的地点安排在了外地、学习期间只有基本工资且学习回来不再保留其院长岗位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且相互矛盾。而且从2020年5月1日徐桂芳提交离职申请至2020年6月6日其再次明确要求辞职期间，其离职的理由均是身体原因，其从未向爱莎公司表示因该公司未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强行安排其在外地培训、降低劳动报酬并不再保留其院长岗位而辞职。因徐桂芳于2020年5月1日提交离职申请后，爱莎公司就开始做挽留徐桂芳的工作，该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徐桂芳不仅没有撤回离职申请，反而于2020年6月6日再次明确辞职，爱莎公司同意徐桂芳的辞职申请并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爱莎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徐桂芳辩称，首先，从劳动仲裁到一审，爱莎公司均否认其与徐桂芳存在劳动关系，最终在徐桂芳提交了大量的证据情况下，才得以查明事实。徐桂芳不否认曾提出过离职，徐桂芳提交的离职申请到期日是2020年5月30日，但到期后爱莎公司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直到徐桂芳于2020年6月8日以爱莎公司没有为其购买失业和生育保险及该公司调整徐桂芳的工作岗位、降低劳动报酬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爱莎公司才在办公系统后补了徐桂芳的离职手续，而且爱莎公司自行为徐桂芳办理离职手续，并未通知徐桂芳，至今未按法律规定为徐桂芳出具离职证明，故爱莎公司主张徐桂芳主动离职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2020年6月7日爱莎公司安排徐桂芳从2020年6月8日起到外地连续学习30天，从每月休息4天改为无休息，工资降至基本工资，学习后工作岗位不再是院长，徐桂芳无法接受变更，认为爱莎公司的安排是对其曾提出离职申请的惩罚。因双方并不是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且徐桂芳从劳动仲裁阶段提出爱莎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是其解除劳动关系原因之一，一审已核实该公司未为徐桂芳参加失业保险，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爱莎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峨眉爱莎贝儿店述称，同意爱莎公司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徐桂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爱莎公司支付克扣徐桂芳的工资、培训费共计5,572元（其中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按照绩效工资2,300元计算，加业绩提成共计822元，工龄工资每满1年为50元，至2020年1月，徐桂芳工作满17年，工龄工资每月为850元，2020年1月至5月工龄工资合计4,250元，收取的培训费500元）;2.爱莎公司支付徐桂芳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92,598元（11个月×8,418元）；3.爱莎公司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147,315元（17.5个月×8,418元）；4.爱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中，徐桂芳明确要求爱莎公司支付的2020年6月1日至7日的工资数额为7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爱莎公司于2007年5月21日成立，2015年5月28日之前其名称为四川爱莎贝尔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之后变更为四川爱莎美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20年12月10日变更为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职务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监事为李守德。李**身份证住址为成都市武侯区。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美容服务、浴足保健。峨眉爱莎贝尔店于2012年11月2日注册成立，经营者为李可莘，其身份证住址与爱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住址一致。爱莎公司认可其与峨眉爱莎贝尔店有很强的合作关系。2010年9月21日，徐桂芳与峨眉爱莎贝尔店签订了一份《爱莎贝儿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协议》，双方就峨眉爱莎贝尔店为徐桂芳参加社会保险事项进行了约定。徐桂芳在2010年11月份至2020年5月份有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记录，参保单位为峨眉爱莎贝尔店，但无参加失业保险和生育险记录。2016年11月30日，徐桂芳与峨眉爱莎贝尔店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30日至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2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期限为2019年12月2日至2021年12月1日。峨眉爱莎贝尔店在庭审中提交了两份离职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的一份内容为：姓名：徐桂芳，职务：院长，店名：峨眉书院街，所属片区：童经理片区，申请离职日期：2020年4月30日，正式离职日期：2020年5月30日，离职事由：身体原因，交接内容：无，直属上级意见为：同意，签名为“童某”，离职申请人处有“徐桂芳”字样，徐桂芳认可离职申请人处其名字为本人所签，但其称无法辨认其他手写体是否为本人书写，且其称该份离职申请书填好后并未交给峨眉爱莎贝尔店或爱莎公司方负责人，而是留存在自己办公室内，故其认为该份离职申请书不能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8日的离职申请书内容为：姓名：徐桂芳，职务：院长，店名：峨眉书院街，所属片区：事业七部，申请离职日期：2020年5月8日，正式离职日期：2020年6月8日，离职事由：身体原因，交接内容：无，直属上级意见为：同意，签名为“童某”，并加盖了其私人印章。离职申请人处有“徐桂芳”字样。峨眉爱莎贝尔店陈述该份离职申请书系其店面前台按照记忆书写。根据徐桂芳提交的银行流水，其中国光大银行账户为62×××51的账户在2010年1月、4月、8月、9月与名为成都市武侯区爱莎贝儿（美容生活馆）的账户有交易。2019年2月份至2020年7月份，由名为成都市武侯区爱莎日化商贸行代付专用户向徐桂芳支付工资，最后一笔为2020年7月15日由该账户向徐桂芳转账1374.75元。爱莎公司财务李青在上述时间段内每月15日左右向徐桂芳转款。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徐桂芳接收的上述两笔转款为：4908.35元＋3200元＝8108.35元、4871.45元＋2800元＝7671.45元、4938.95元＋2300元＝7238.95元、4877.15元＋18.200元＝23077.15元、4877.15元＋2400元＝7277.15元、4898.45元＋2100元＝6998.45元、4914.15元＋6300元＝11214.15元、4932.25元＋2400元＝7332.25元、2818.95元、4054.55元、4916.55元＋3600元＝8516.55元、4895.15元＋2100元＝6995.15元,合计为101303.1元，该12个月月平均转款8442元。爱莎公司的ＯＡ办公系统显示有一份名为《一线员工离职申请-2020061800003-店号1192-峨眉书院街》的离职申请单，载明离职员工为徐桂芳，申请门店为峨眉书院街，岗位为院长，入职日期为2003年3月1日，工龄207个月，离职日期为2020年6月8日，离职原因为身体，工作交接人为经理。该系统显示峨眉书院街的层级为：四川爱莎美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爱莎美业＞门店事业部＞事业七部＞吴某区＞童某区。爱莎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监王洪春在该系统上处理了有前述流水号的离职申请。爱莎公司认可其ＯＡ系统组织架构中张婷婷为其人事专员。2020年9月份，徐桂芳向峨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爱莎公司支付克扣的工资、培训费共5,572元、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92,598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7,315元，并要求爱莎公司补缴2003年3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社保。该委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峨眉劳人仲案〔2020〕16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驳回了徐桂芳的所有诉讼请求。徐桂芳对该裁决不服，以诉称理由诉来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爱莎公司是否应向徐桂芳支付2020年1月-5月份工龄工资4,250元、培训费500元及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740元？三、爱莎公司是否应向徐桂芳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92,598元？四、爱莎公司是否应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147,315元？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劳动关系的特征在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其经营范围内的劳动，工作过程中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双方之间据此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虽然峨眉爱莎贝尔店为徐桂芳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双方也签订了劳务合同，峨眉爱莎贝尔店也不否认与徐桂芳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徐桂芳的请求，仍需考量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对此，该院认为，首先，徐桂芳从事的美容服务工作在爱莎公司的营业范围内。其次，徐桂芳接受了爱莎公司的管理。虽然徐桂芳实际工作地点在峨眉爱莎贝尔店，但爱莎公司认可其与峨眉爱莎贝尔店存在很强的业务合作关系，爱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峨眉爱莎贝尔店经营者的住址一致，徐桂芳提交的证据中出现了爱莎公司监事李守德之名，且双方共用一套办公系统，办公系统组织架构中包含了两名爱莎公司认可的员工，该系统中出现的徐桂芳离职申请单详细载明了徐桂芳所属门店、岗位、入职时间、工龄等信息，工作交接人显示为经理，爱莎公司人力资源中心管理总监王洪春对徐桂芳离职申请进行了处理，而峨眉爱莎贝尔店在庭审中明确认可其门店最高职位为院长，并无经理等职位，结合徐桂芳和峨眉爱莎贝尔店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其他证据，即使峨眉爱莎贝尔店主张徐桂芳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也无法排除爱莎公司对徐桂芳进行了管理。且根据徐桂芳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爱莎公司和峨眉爱莎贝尔店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存在交叉和混同,而这种混同导致的用人单位识别困难的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故根据徐桂芳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徐桂芳工作过程中接受了爱莎公司管理。再次，爱莎公司向徐桂芳支付了报酬。从2019年2月份至2020年5月份徐桂芳工资收入情况来看，爱莎公司虽然抗辩其财务李青每月向徐桂芳所转款项并非工资，但其抗辩不符合常理且无相应证据佐证，李青转款时间固定，金额大体一致，均符合工资支付的外观要件，故李青所转款项应认定为是爱莎公司向徐桂芳支付的工资。对于由成都市武侯区爱莎日化商贸行代付专用户向徐桂芳支付的款项，虽然峨眉爱莎贝尔店辩称是其委托支付的工资，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辩称，且爱莎公司与峨眉爱莎贝尔店本身存在关联关系，故不能排除该支付工资的行为是受爱莎公司委托。据此，该院认定上述时段内，爱莎公司确向徐桂芳支付了工资。最后，虽然徐桂芳与峨眉爱莎贝尔店签订了购买社保协议和劳务合同，并由峨眉爱莎贝尔店为其参加了部分社会保险，但从徐桂芳工作模式看，其工作需受爱莎公司的管理，工资由爱莎公司发放，结合徐桂芳提交的其他证据，如徐桂芳工作过程中对外发送的短信是以“爱莎美业”或“爱莎健康”的名义发送，消费者支付账单的收款人户名为“四川爱莎美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徐桂芳工作过程中持有的各种证书、纪念册均署名“爱莎××”，并结合徐桂芳对工作过程的详细陈述，更能印证徐桂芳工作过程中并未脱离爱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因素，该院认为，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的用工模式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故应认定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间，爱莎公司虽然主张其于2007年5月21日才成立，但从爱莎公司办公系统中徐桂芳离职申请单内容来看，该份申请单的提交人为峨眉书院街店，申请日期为2020年6月18日，应是峨眉爱莎贝尔店提交给爱莎公司进行审批，爱莎公司人力资源中心管理总监王洪春对该申请单进行审核时意见是“同意”，说明爱莎公司认可了该离职申请单载明的信息的真实性的。即使爱莎公司在2007年5月21日才成立，但也不能否认员工在用人单位筹备阶段的工作年限，故徐桂芳的入职日期依前述离职申请单应确定为2003年3月1日。其载明的离职时间2020年6月8日与徐桂芳主张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一致，故该院依法确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20年6月8日。对于离职原因，虽然峨眉爱莎贝尔店提交了两份离职申请书，但对于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的离职申请书，徐桂芳仅认可申请人处为本人签字，峨眉爱莎贝尔店又未能对该份离职申请书的接收人为谁以及审批人“童某”的身份作出合理且明确的解释，且载明的正式离职日期2020年5月30日与爱莎公司办公系统中徐桂芳离职申请单载明的离职日期2020年6月8日不符，故从该份离职申请书不能得出徐桂芳行使了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且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了爱莎公司，即该份离职申请不能产生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效力。对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8日的离职申请书，峨眉爱莎贝尔店明确认可并非为徐桂芳所写，故该份离职申请书也不能作为徐桂芳向爱莎公司提出了离职申请的依据。综上，在爱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徐桂芳确因自身原因向其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该院依法确认双方劳动合同系因徐桂芳仲裁时提出的原因并于2020年6月8日经由徐桂芳提出而解除。据此，该院依法认定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自2003年3月1日至2020年6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焦点二，对于工龄工资，徐桂芳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工龄工资有明确约定，其已经发放的工资中也未显示工龄工资一项，工龄工资也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发放的项目，故徐桂芳关于工龄工资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培训费500元，徐桂芳提交的两份票据，其中一份并未加盖公章，另一份虽然加盖了名为“峨眉山市爱莎贝儿化妆品售后服务中心”的公章，但仅凭该票据不能得出载明的培训费确由爱莎公司收取和应由爱莎公司退还，故对徐桂芳的该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740元，因该段期间仍然为徐桂芳、爱莎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爱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具有不向徐桂芳支付工资的合理事由，故爱莎公司依法应向徐桂芳支付该时段工资，徐桂芳主张该时段工资为740元，该院认为，参照徐桂芳2020年5月份工资8,108.35元计算，该月7天的工资徐桂芳请求按照740元计算合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焦点三，爱莎公司并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徐桂芳、爱莎公司在建立劳动关系时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应视为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未在实质上对徐桂芳的权益造成损害，故徐桂芳无权要求爱莎公司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对于焦点四，根据前述分析，该院认定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系徐桂芳在仲裁中诉称的爱莎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和支付工资，对此，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的规定，爱莎公司自始未为徐桂芳参加失业保险，徐桂芳的请求至少符合前述规定第三项，则徐桂芳有权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根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要求爱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根据该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本案经济补偿金年限应自2008年1月1日起算。根据该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经济补偿金计算的规定，并根据徐桂芳提交的工资卡银行流水，徐桂芳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份12个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8,442元，徐桂芳主张按照8,418元计算经济补偿金未高于该数额，该院予以支持。徐桂芳在爱莎公司自2003年3月1日起累计工作时间为207个月，折算为17年3个月，自2008年1月1日起算，工作年限为12.25年，则经济补偿金年限按照12.5个月计算，经济补偿金数额为：8,418元×12.5个月＝105,225元。综上，爱莎公司应向徐桂芳支付2020年6月1日至7日工资740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5,225元，共计105,965元。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爱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徐桂芳支付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共计105,965元；二、驳回徐桂芳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依法减半收取5元（徐桂芳已预交），由爱莎公司承担。二审中，爱莎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徐桂芳分别与童某、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21页及电脑截图1页，拟证明徐桂芳是主动离职，其经过爱莎公司多次挽留还是坚决离职。2.《员工手册》21页、《院长岗位说明书》2页，拟证明徐桂芳是严格按照员工手册的流程办理的离职，且院长岗位说明书明确载明了院长工作内容包含了外出培训的任务，徐桂芳对此是清楚的。3.《申明》1页、工资表13页，拟证明徐桂芳主动放弃了爱莎公司为其购买社保，但爱莎公司在其下属门店无法购买失业保险的情况下，仍然给了徐桂芳失业保险补贴。4.申请证人童某、吴某、胡某及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徐桂芳是自愿离职。童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童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担任峨眉山市和井研县的片区经理，其与徐桂芳是上下级关系。2020年5月初徐桂芳通过微信方式向童某发送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的离职报告，徐桂芳以身体原因为由要离职。之后童某到徐桂芳所在门店去挽留徐桂芳，徐桂芳将纸质的离职报告交给了童某，童某立即向上级领导报告了该事。在之后的一个月内，童某都在极力挽留徐桂芳，大概在2020年5月中旬，徐桂芳再次表示要辞职，在5月底徐桂芳与胡总沟通后表示要继续上班。后来童某只知道安排了徐桂芳出去培训，其表示同意，但始终没有上交参加培训的行程表。2020年6月上旬徐桂芳通过微信向童某明确表示因为身体原因最终还是要辞职。徐桂芳辞职的主要原因是身体原因，还可能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团队不好管理。按照公司流程，正式离职以后要办理交接手续，童某通知徐桂芳于2020年6月10日到门店办理交接手续，徐桂芳确实到门店办理了交接手续，但办理交接手续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在徐桂芳辞职之前，徐桂芳确实向童某反馈过要求公司为其购买失业保险，但其提出辞职时并没有以公司没有为其购买保险作为辞职原因。吴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吴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担任区域经理，其与徐桂芳是上下级关系。童某于2020年5月2日向吴某汇报了徐桂芳因身体原因辞职的事情，吴某于2020年5月20日去徐桂芳所在门店了解情况，徐桂芳仍然以身体不好、团队不好管理为由要求辞职，吴某要求徐桂芳与胡总沟通。2020年5月下旬，徐桂芳与胡总沟通后表示继续上班，并与胡总达成共识出去学习一个月，但直到2020年6月6日徐桂芳都没有向吴某上报学习的行程，吴某则向其发送了已安排好的学习行程，徐桂芳收到后明确表示不出去学习，并以身体原因要求辞职。2020年6月7日爱莎公司为徐桂芳办理了离职手续，包括停止缴纳社保保险费。2020年6月8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吴某表示愿意出去学习，但此时离职手续均已办妥，接替徐桂芳的新任院长也已确定，所以吴某拒绝了徐桂芳的请求。吴某告知徐桂芳如果其出去学习，还是可以回来上班，但具体岗位由大区负责，不在吴某的管辖范围内。胡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胡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与徐桂芳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与徐桂芳是“干亲家”关系，胡某是徐桂芳儿子的干妈。2020年5月初吴某告知胡某，徐桂芳以身体原因要离职。胡某与吴某商量后决定先安排童某与徐桂芳沟通，如果沟通不好，就由吴某与徐桂芳沟通，如仍然不行，就由胡某与徐桂芳沟通，目的都是为了把徐桂芳留下。在童某、吴某与徐桂芳沟通失败的情况下，胡某与徐桂芳进行了沟通，了解到徐桂芳辞职的原因主要是身体原因，还有工作上的困难和子女的问题。经过沟通，徐桂芳与胡某达成共识，徐桂芳回家休息几天后外派学习一个月，关于学习的时间、地点由其与吴某沟通确定。但在这个过程中，徐桂芳就上班还是不上班的问题不停反复，最后徐桂芳给胡某发消息表示辞职，在其确定不上班后，爱莎公司为其办理了离职手续。周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周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与徐桂芳是同事关系。周某知道徐桂芳离职的事情，吴某等人也多次挽留。虽然徐桂芳离职申请的原件由童某持有，但在办理离职手续时，离职申请并不在童某手里，为结清徐桂芳6月份的工资，加之申报到了最后的时间，在此情况下周某作为前台就代徐桂芳写了一份离职申请。徐桂芳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院长虽然要进行培训，但不代表徐桂芳可以接受没有休息时间的任何形式的培训。3.第三组证据中的《申明》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是无效的；认可工资表的真实性，但徐桂芳只认可工资金额，至于工资明细是由爱莎公司单方确定，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4.童某、吴某、胡某均是爱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爱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三位证人的证言不真实，证言内容均是对徐桂芳已经失效的离职申请的描述，也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周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峨眉爱莎贝尔店质证认为，对爱莎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徐桂芳、峨眉爱莎贝尔店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徐桂芳分别与童某、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脑截图、《员工手册》《院长岗位说明书》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特征，故本院予以采信；《申明》与工资表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人童某、吴某、胡某及周某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特征，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以外，另查明：爱莎公司的《员工手册》第2.6.1条载明：若员工欲辞去在企业的职务，应遵循如下程序：第一步：员工本人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至直接上级。第二步：员工离职前应按企业规定的方式和流程交接工作及相关文件、证件；归还占有企业的财产……结清账务账目……。第三步：员工完成离职交接，于离开企业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将《离职申请表》上的各项内容填写完整，交回人力资源中心，并经相关负责人及职能部门签字确认。《院长岗位说明书》第五条项下第（三）条“店面人力资源管理”载明：……2.负责完成直接上级每月下达的培训任务。2020年5月1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爱莎公司的片区经理童某发送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的离职申请，该申请载明离职事由为身体原因。随后，爱莎公司的各级领导与徐桂芳因徐桂芳离职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徐桂芳反映了其在工作中的困难和压力，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安排徐桂芳外出学习。2020年6月6日爱莎公司的区域经理吴某通过微信向徐桂芳发送了为期30天的学习行程，徐桂芳收到后明确回复不出去学习，并以身体原因再次提出辞职。同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片区经理童某明确表示因身体原因决定不出去学习并决定辞职，同时告知童某因在外出差影响其睡眠且没人照顾子女，无法接受一个月的学习计划，经童某反复确认徐桂芳确定辞职后，告知徐桂芳安排时间进行交接。2020年6月7日童某通过微信通知徐桂芳6月10日进行固资交接，并告知徐桂芳公司停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2020年6月8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区域经理吴某表示愿意出去学习，吴某回复公司各个部门已做好了徐桂芳的工作交接，徐桂芳的社会保险费已停止缴纳，徐桂芳可以出去学习，回来后由大区统一安排工作。徐桂芳明确回复不再纠结，可以放下了。峨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峨眉劳人仲案〔2020〕169号仲裁裁决书载明徐桂芳主张与爱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爱莎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克扣工资等。本院认为，因爱莎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其应支付徐桂芳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740元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爱莎公司是否应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和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可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徐桂芳于2020年5月1日以身体原因提出辞职后，爱莎公司各级领导与其进行了多次沟通，双方达成共识，安排徐桂芳外出学习。2020年6月6日徐桂芳收到区域经理吴某通过微信发送的学习行程后，当日其分别向吴某和片区经理童某明确表示不出去学习，并以身体原因再次辞职，同时徐桂芳向童某表达了其无法接受一个月学习行程的原因是在外出差影响睡眠及子女无人照顾，经童某反复确认徐桂芳确定辞职后，爱莎公司为徐桂芳办理了离职手续。徐桂芳主张其是因爱莎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出学习只能领取基本工资且其院长岗位不再保留而辞职，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因徐桂芳是以身体及家庭原因而辞职，并不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爱莎公司主张该公司不应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的上诉理由成立。综上所述，爱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1）川1181民初372号民事判决；二、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桂芳2020年6月1日至7日的工资740元；三、驳回徐桂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桂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 琳审 判 员  刘一铭审 判 员  王 进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吴 君书 记 员  孙 影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11民终10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四段22号。法定代表人：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勤，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川，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芳，女，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勇，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峨眉山市爱莎贝儿坤大鑫城美容服务店，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绥山镇绥山西路75号附88号(坤大鑫城内)。经营者：李可莘，女，198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粟强，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桂芳、原审第三人峨眉山市爱莎贝儿坤大鑫城美容服务店（以下简称峨眉爱莎贝儿店）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1）川1181民初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爱莎公司只支付徐桂芳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7日的工资740元；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桂芳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爱莎公司认可该公司与徐桂芳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四川省社保政策，爱莎公司下属各门店无法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为此该公司每月向员工发放了200元现金补贴，徐桂芳对此是知晓的并于2013年向公司出具了书面《申明》，明确表示放弃爱莎公司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其次，在徐桂芳于2020年5月1日提出离职后，其与爱莎公司达成出去学习一个月，回来仍然是院长的共识；徐桂芳于2020年5月30日即学习行程安排出来之前就曾向区域经理吴某明确表示不愿意出去学习；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爱莎公司告知徐桂芳学习期间只领取基本工资；不再保留徐桂芳的院长岗位发生在双方已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故徐桂芳关于其辞职的原因是爱莎公司将其学习的地点安排在了外地、学习期间只有基本工资且学习回来不再保留其院长岗位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且相互矛盾。而且从2020年5月1日徐桂芳提交离职申请至2020年6月6日其再次明确要求辞职期间，其离职的理由均是身体原因，其从未向爱莎公司表示因该公司未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强行安排其在外地培训、降低劳动报酬并不再保留其院长岗位而辞职。因徐桂芳于2020年5月1日提交离职申请后，爱莎公司就开始做挽留徐桂芳的工作，该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徐桂芳不仅没有撤回离职申请，反而于2020年6月6日再次明确辞职，爱莎公司同意徐桂芳的辞职申请并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爱莎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徐桂芳辩称，首先，从劳动仲裁到一审，爱莎公司均否认其与徐桂芳存在劳动关系，最终在徐桂芳提交了大量的证据情况下，才得以查明事实。徐桂芳不否认曾提出过离职，徐桂芳提交的离职申请到期日是2020年5月30日，但到期后爱莎公司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直到徐桂芳于2020年6月8日以爱莎公司没有为其购买失业和生育保险及该公司调整徐桂芳的工作岗位、降低劳动报酬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爱莎公司才在办公系统后补了徐桂芳的离职手续，而且爱莎公司自行为徐桂芳办理离职手续，并未通知徐桂芳，至今未按法律规定为徐桂芳出具离职证明，故爱莎公司主张徐桂芳主动离职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2020年6月7日爱莎公司安排徐桂芳从2020年6月8日起到外地连续学习30天，从每月休息4天改为无休息，工资降至基本工资，学习后工作岗位不再是院长，徐桂芳无法接受变更，认为爱莎公司的安排是对其曾提出离职申请的惩罚。因双方并不是协商一致变更劳动合同，且徐桂芳从劳动仲裁阶段提出爱莎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是其解除劳动关系原因之一，一审已核实该公司未为徐桂芳参加失业保险，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爱莎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峨眉爱莎贝儿店述称，同意爱莎公司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徐桂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爱莎公司支付克扣徐桂芳的工资、培训费共计5,572元（其中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按照绩效工资2,300元计算，加业绩提成共计822元，工龄工资每满1年为50元，至2020年1月，徐桂芳工作满17年，工龄工资每月为850元，2020年1月至5月工龄工资合计4,250元，收取的培训费500元）;2.爱莎公司支付徐桂芳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92,598元（11个月×8,418元）；3.爱莎公司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147,315元（17.5个月×8,418元）；4.爱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中，徐桂芳明确要求爱莎公司支付的2020年6月1日至7日的工资数额为7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爱莎公司于2007年5月21日成立，2015年5月28日之前其名称为四川爱莎贝尔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之后变更为四川爱莎美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20年12月10日变更为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职务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监事为李守德。李**身份证住址为成都市武侯区。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美容服务、浴足保健。峨眉爱莎贝尔店于2012年11月2日注册成立，经营者为李可莘，其身份证住址与爱莎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住址一致。爱莎公司认可其与峨眉爱莎贝尔店有很强的合作关系。2010年9月21日，徐桂芳与峨眉爱莎贝尔店签订了一份《爱莎贝儿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协议》，双方就峨眉爱莎贝尔店为徐桂芳参加社会保险事项进行了约定。徐桂芳在2010年11月份至2020年5月份有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记录，参保单位为峨眉爱莎贝尔店，但无参加失业保险和生育险记录。2016年11月30日，徐桂芳与峨眉爱莎贝尔店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30日至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2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期限为2019年12月2日至2021年12月1日。峨眉爱莎贝尔店在庭审中提交了两份离职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的一份内容为：姓名：徐桂芳，职务：院长，店名：峨眉书院街，所属片区：童经理片区，申请离职日期：2020年4月30日，正式离职日期：2020年5月30日，离职事由：身体原因，交接内容：无，直属上级意见为：同意，签名为“童某”，离职申请人处有“徐桂芳”字样，徐桂芳认可离职申请人处其名字为本人所签，但其称无法辨认其他手写体是否为本人书写，且其称该份离职申请书填好后并未交给峨眉爱莎贝尔店或爱莎公司方负责人，而是留存在自己办公室内，故其认为该份离职申请书不能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8日的离职申请书内容为：姓名：徐桂芳，职务：院长，店名：峨眉书院街，所属片区：事业七部，申请离职日期：2020年5月8日，正式离职日期：2020年6月8日，离职事由：身体原因，交接内容：无，直属上级意见为：同意，签名为“童某”，并加盖了其私人印章。离职申请人处有“徐桂芳”字样。峨眉爱莎贝尔店陈述该份离职申请书系其店面前台按照记忆书写。根据徐桂芳提交的银行流水，其中国光大银行账户为62×××51的账户在2010年1月、4月、8月、9月与名为成都市武侯区爱莎贝儿（美容生活馆）的账户有交易。2019年2月份至2020年7月份，由名为成都市武侯区爱莎日化商贸行代付专用户向徐桂芳支付工资，最后一笔为2020年7月15日由该账户向徐桂芳转账1374.75元。爱莎公司财务李青在上述时间段内每月15日左右向徐桂芳转款。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期间，徐桂芳接收的上述两笔转款为：4908.35元＋3200元＝8108.35元、4871.45元＋2800元＝7671.45元、4938.95元＋2300元＝7238.95元、4877.15元＋18.200元＝23077.15元、4877.15元＋2400元＝7277.15元、4898.45元＋2100元＝6998.45元、4914.15元＋6300元＝11214.15元、4932.25元＋2400元＝7332.25元、2818.95元、4054.55元、4916.55元＋3600元＝8516.55元、4895.15元＋2100元＝6995.15元,合计为101303.1元，该12个月月平均转款8442元。爱莎公司的ＯＡ办公系统显示有一份名为《一线员工离职申请-2020061800003-店号1192-峨眉书院街》的离职申请单，载明离职员工为徐桂芳，申请门店为峨眉书院街，岗位为院长，入职日期为2003年3月1日，工龄207个月，离职日期为2020年6月8日，离职原因为身体，工作交接人为经理。该系统显示峨眉书院街的层级为：四川爱莎美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爱莎美业＞门店事业部＞事业七部＞吴某区＞童某区。爱莎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监王洪春在该系统上处理了有前述流水号的离职申请。爱莎公司认可其ＯＡ系统组织架构中张婷婷为其人事专员。2020年9月份，徐桂芳向峨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爱莎公司支付克扣的工资、培训费共5,572元、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92,598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47,315元，并要求爱莎公司补缴2003年3月至2010年10月期间的社保。该委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峨眉劳人仲案〔2020〕16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驳回了徐桂芳的所有诉讼请求。徐桂芳对该裁决不服，以诉称理由诉来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爱莎公司是否应向徐桂芳支付2020年1月-5月份工龄工资4,250元、培训费500元及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740元？三、爱莎公司是否应向徐桂芳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92,598元？四、爱莎公司是否应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147,315元？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关于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劳动关系的特征在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其经营范围内的劳动，工作过程中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双方之间据此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虽然峨眉爱莎贝尔店为徐桂芳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双方也签订了劳务合同，峨眉爱莎贝尔店也不否认与徐桂芳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徐桂芳的请求，仍需考量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对此，该院认为，首先，徐桂芳从事的美容服务工作在爱莎公司的营业范围内。其次，徐桂芳接受了爱莎公司的管理。虽然徐桂芳实际工作地点在峨眉爱莎贝尔店，但爱莎公司认可其与峨眉爱莎贝尔店存在很强的业务合作关系，爱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峨眉爱莎贝尔店经营者的住址一致，徐桂芳提交的证据中出现了爱莎公司监事李守德之名，且双方共用一套办公系统，办公系统组织架构中包含了两名爱莎公司认可的员工，该系统中出现的徐桂芳离职申请单详细载明了徐桂芳所属门店、岗位、入职时间、工龄等信息，工作交接人显示为经理，爱莎公司人力资源中心管理总监王洪春对徐桂芳离职申请进行了处理，而峨眉爱莎贝尔店在庭审中明确认可其门店最高职位为院长，并无经理等职位，结合徐桂芳和峨眉爱莎贝尔店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其他证据，即使峨眉爱莎贝尔店主张徐桂芳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也无法排除爱莎公司对徐桂芳进行了管理。且根据徐桂芳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爱莎公司和峨眉爱莎贝尔店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存在交叉和混同,而这种混同导致的用人单位识别困难的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故根据徐桂芳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徐桂芳工作过程中接受了爱莎公司管理。再次，爱莎公司向徐桂芳支付了报酬。从2019年2月份至2020年5月份徐桂芳工资收入情况来看，爱莎公司虽然抗辩其财务李青每月向徐桂芳所转款项并非工资，但其抗辩不符合常理且无相应证据佐证，李青转款时间固定，金额大体一致，均符合工资支付的外观要件，故李青所转款项应认定为是爱莎公司向徐桂芳支付的工资。对于由成都市武侯区爱莎日化商贸行代付专用户向徐桂芳支付的款项，虽然峨眉爱莎贝尔店辩称是其委托支付的工资，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辩称，且爱莎公司与峨眉爱莎贝尔店本身存在关联关系，故不能排除该支付工资的行为是受爱莎公司委托。据此，该院认定上述时段内，爱莎公司确向徐桂芳支付了工资。最后，虽然徐桂芳与峨眉爱莎贝尔店签订了购买社保协议和劳务合同，并由峨眉爱莎贝尔店为其参加了部分社会保险，但从徐桂芳工作模式看，其工作需受爱莎公司的管理，工资由爱莎公司发放，结合徐桂芳提交的其他证据，如徐桂芳工作过程中对外发送的短信是以“爱莎美业”或“爱莎健康”的名义发送，消费者支付账单的收款人户名为“四川爱莎美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徐桂芳工作过程中持有的各种证书、纪念册均署名“爱莎××”，并结合徐桂芳对工作过程的详细陈述，更能印证徐桂芳工作过程中并未脱离爱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因素，该院认为，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的用工模式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故应认定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间，爱莎公司虽然主张其于2007年5月21日才成立，但从爱莎公司办公系统中徐桂芳离职申请单内容来看，该份申请单的提交人为峨眉书院街店，申请日期为2020年6月18日，应是峨眉爱莎贝尔店提交给爱莎公司进行审批，爱莎公司人力资源中心管理总监王洪春对该申请单进行审核时意见是“同意”，说明爱莎公司认可了该离职申请单载明的信息的真实性的。即使爱莎公司在2007年5月21日才成立，但也不能否认员工在用人单位筹备阶段的工作年限，故徐桂芳的入职日期依前述离职申请单应确定为2003年3月1日。其载明的离职时间2020年6月8日与徐桂芳主张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一致，故该院依法确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20年6月8日。对于离职原因，虽然峨眉爱莎贝尔店提交了两份离职申请书，但对于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的离职申请书，徐桂芳仅认可申请人处为本人签字，峨眉爱莎贝尔店又未能对该份离职申请书的接收人为谁以及审批人“童某”的身份作出合理且明确的解释，且载明的正式离职日期2020年5月30日与爱莎公司办公系统中徐桂芳离职申请单载明的离职日期2020年6月8日不符，故从该份离职申请书不能得出徐桂芳行使了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且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了爱莎公司，即该份离职申请不能产生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效力。对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8日的离职申请书，峨眉爱莎贝尔店明确认可并非为徐桂芳所写，故该份离职申请书也不能作为徐桂芳向爱莎公司提出了离职申请的依据。综上，在爱莎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徐桂芳确因自身原因向其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该院依法确认双方劳动合同系因徐桂芳仲裁时提出的原因并于2020年6月8日经由徐桂芳提出而解除。据此，该院依法认定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自2003年3月1日至2020年6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焦点二，对于工龄工资，徐桂芳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工龄工资有明确约定，其已经发放的工资中也未显示工龄工资一项，工龄工资也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必须发放的项目，故徐桂芳关于工龄工资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培训费500元，徐桂芳提交的两份票据，其中一份并未加盖公章，另一份虽然加盖了名为“峨眉山市爱莎贝儿化妆品售后服务中心”的公章，但仅凭该票据不能得出载明的培训费确由爱莎公司收取和应由爱莎公司退还，故对徐桂芳的该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对于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740元，因该段期间仍然为徐桂芳、爱莎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爱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具有不向徐桂芳支付工资的合理事由，故爱莎公司依法应向徐桂芳支付该时段工资，徐桂芳主张该时段工资为740元，该院认为，参照徐桂芳2020年5月份工资8,108.35元计算，该月7天的工资徐桂芳请求按照740元计算合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焦点三，爱莎公司并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徐桂芳、爱莎公司在建立劳动关系时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应视为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未在实质上对徐桂芳的权益造成损害，故徐桂芳无权要求爱莎公司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对于焦点四，根据前述分析，该院认定徐桂芳、爱莎公司之间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系徐桂芳在仲裁中诉称的爱莎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和支付工资，对此，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的规定，爱莎公司自始未为徐桂芳参加失业保险，徐桂芳的请求至少符合前述规定第三项，则徐桂芳有权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根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要求爱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根据该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本案经济补偿金年限应自2008年1月1日起算。根据该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经济补偿金计算的规定，并根据徐桂芳提交的工资卡银行流水，徐桂芳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份12个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8,442元，徐桂芳主张按照8,418元计算经济补偿金未高于该数额，该院予以支持。徐桂芳在爱莎公司自2003年3月1日起累计工作时间为207个月，折算为17年3个月，自2008年1月1日起算，工作年限为12.25年，则经济补偿金年限按照12.5个月计算，经济补偿金数额为：8,418元×12.5个月＝105,225元。综上，爱莎公司应向徐桂芳支付2020年6月1日至7日工资740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5,225元，共计105,965元。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爱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徐桂芳支付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共计105,965元；二、驳回徐桂芳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依法减半收取5元（徐桂芳已预交），由爱莎公司承担。二审中，爱莎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徐桂芳分别与童某、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21页及电脑截图1页，拟证明徐桂芳是主动离职，其经过爱莎公司多次挽留还是坚决离职。2.《员工手册》21页、《院长岗位说明书》2页，拟证明徐桂芳是严格按照员工手册的流程办理的离职，且院长岗位说明书明确载明了院长工作内容包含了外出培训的任务，徐桂芳对此是清楚的。3.《申明》1页、工资表13页，拟证明徐桂芳主动放弃了爱莎公司为其购买社保，但爱莎公司在其下属门店无法购买失业保险的情况下，仍然给了徐桂芳失业保险补贴。4.申请证人童某、吴某、胡某及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徐桂芳是自愿离职。童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童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担任峨眉山市和井研县的片区经理，其与徐桂芳是上下级关系。2020年5月初徐桂芳通过微信方式向童某发送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的离职报告，徐桂芳以身体原因为由要离职。之后童某到徐桂芳所在门店去挽留徐桂芳，徐桂芳将纸质的离职报告交给了童某，童某立即向上级领导报告了该事。在之后的一个月内，童某都在极力挽留徐桂芳，大概在2020年5月中旬，徐桂芳再次表示要辞职，在5月底徐桂芳与胡总沟通后表示要继续上班。后来童某只知道安排了徐桂芳出去培训，其表示同意，但始终没有上交参加培训的行程表。2020年6月上旬徐桂芳通过微信向童某明确表示因为身体原因最终还是要辞职。徐桂芳辞职的主要原因是身体原因，还可能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团队不好管理。按照公司流程，正式离职以后要办理交接手续，童某通知徐桂芳于2020年6月10日到门店办理交接手续，徐桂芳确实到门店办理了交接手续，但办理交接手续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在徐桂芳辞职之前，徐桂芳确实向童某反馈过要求公司为其购买失业保险，但其提出辞职时并没有以公司没有为其购买保险作为辞职原因。吴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吴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担任区域经理，其与徐桂芳是上下级关系。童某于2020年5月2日向吴某汇报了徐桂芳因身体原因辞职的事情，吴某于2020年5月20日去徐桂芳所在门店了解情况，徐桂芳仍然以身体不好、团队不好管理为由要求辞职，吴某要求徐桂芳与胡总沟通。2020年5月下旬，徐桂芳与胡总沟通后表示继续上班，并与胡总达成共识出去学习一个月，但直到2020年6月6日徐桂芳都没有向吴某上报学习的行程，吴某则向其发送了已安排好的学习行程，徐桂芳收到后明确表示不出去学习，并以身体原因要求辞职。2020年6月7日爱莎公司为徐桂芳办理了离职手续，包括停止缴纳社保保险费。2020年6月8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吴某表示愿意出去学习，但此时离职手续均已办妥，接替徐桂芳的新任院长也已确定，所以吴某拒绝了徐桂芳的请求。吴某告知徐桂芳如果其出去学习，还是可以回来上班，但具体岗位由大区负责，不在吴某的管辖范围内。胡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胡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与徐桂芳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与徐桂芳是“干亲家”关系，胡某是徐桂芳儿子的干妈。2020年5月初吴某告知胡某，徐桂芳以身体原因要离职。胡某与吴某商量后决定先安排童某与徐桂芳沟通，如果沟通不好，就由吴某与徐桂芳沟通，如仍然不行，就由胡某与徐桂芳沟通，目的都是为了把徐桂芳留下。在童某、吴某与徐桂芳沟通失败的情况下，胡某与徐桂芳进行了沟通，了解到徐桂芳辞职的原因主要是身体原因，还有工作上的困难和子女的问题。经过沟通，徐桂芳与胡某达成共识，徐桂芳回家休息几天后外派学习一个月，关于学习的时间、地点由其与吴某沟通确定。但在这个过程中，徐桂芳就上班还是不上班的问题不停反复，最后徐桂芳给胡某发消息表示辞职，在其确定不上班后，爱莎公司为其办理了离职手续。周某证言的主要内容如下：周某是爱莎公司的员工，与徐桂芳是同事关系。周某知道徐桂芳离职的事情，吴某等人也多次挽留。虽然徐桂芳离职申请的原件由童某持有，但在办理离职手续时，离职申请并不在童某手里，为结清徐桂芳6月份的工资，加之申报到了最后的时间，在此情况下周某作为前台就代徐桂芳写了一份离职申请。徐桂芳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院长虽然要进行培训，但不代表徐桂芳可以接受没有休息时间的任何形式的培训。3.第三组证据中的《申明》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是无效的；认可工资表的真实性，但徐桂芳只认可工资金额，至于工资明细是由爱莎公司单方确定，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4.童某、吴某、胡某均是爱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爱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三位证人的证言不真实，证言内容均是对徐桂芳已经失效的离职申请的描述，也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周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峨眉爱莎贝尔店质证认为，对爱莎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徐桂芳、峨眉爱莎贝尔店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徐桂芳分别与童某、吴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脑截图、《员工手册》《院长岗位说明书》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特征，故本院予以采信；《申明》与工资表不能达到爱莎公司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人童某、吴某、胡某及周某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特征，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以外，另查明：爱莎公司的《员工手册》第2.6.1条载明：若员工欲辞去在企业的职务，应遵循如下程序：第一步：员工本人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至直接上级。第二步：员工离职前应按企业规定的方式和流程交接工作及相关文件、证件；归还占有企业的财产……结清账务账目……。第三步：员工完成离职交接，于离开企业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将《离职申请表》上的各项内容填写完整，交回人力资源中心，并经相关负责人及职能部门签字确认。《院长岗位说明书》第五条项下第（三）条“店面人力资源管理”载明：……2.负责完成直接上级每月下达的培训任务。2020年5月1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爱莎公司的片区经理童某发送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的离职申请，该申请载明离职事由为身体原因。随后，爱莎公司的各级领导与徐桂芳因徐桂芳离职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徐桂芳反映了其在工作中的困难和压力，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安排徐桂芳外出学习。2020年6月6日爱莎公司的区域经理吴某通过微信向徐桂芳发送了为期30天的学习行程，徐桂芳收到后明确回复不出去学习，并以身体原因再次提出辞职。同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片区经理童某明确表示因身体原因决定不出去学习并决定辞职，同时告知童某因在外出差影响其睡眠且没人照顾子女，无法接受一个月的学习计划，经童某反复确认徐桂芳确定辞职后，告知徐桂芳安排时间进行交接。2020年6月7日童某通过微信通知徐桂芳6月10日进行固资交接，并告知徐桂芳公司停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2020年6月8日徐桂芳通过微信向区域经理吴某表示愿意出去学习，吴某回复公司各个部门已做好了徐桂芳的工作交接，徐桂芳的社会保险费已停止缴纳，徐桂芳可以出去学习，回来后由大区统一安排工作。徐桂芳明确回复不再纠结，可以放下了。峨眉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峨眉劳人仲案〔2020〕169号仲裁裁决书载明徐桂芳主张与爱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爱莎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克扣工资等。本院认为，因爱莎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其应支付徐桂芳2020年6月1日至7日期间的工资740元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爱莎公司是否应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和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可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徐桂芳于2020年5月1日以身体原因提出辞职后，爱莎公司各级领导与其进行了多次沟通，双方达成共识，安排徐桂芳外出学习。2020年6月6日徐桂芳收到区域经理吴某通过微信发送的学习行程后，当日其分别向吴某和片区经理童某明确表示不出去学习，并以身体原因再次辞职，同时徐桂芳向童某表达了其无法接受一个月学习行程的原因是在外出差影响睡眠及子女无人照顾，经童某反复确认徐桂芳确定辞职后，爱莎公司为徐桂芳办理了离职手续。徐桂芳主张其是因爱莎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出学习只能领取基本工资且其院长岗位不再保留而辞职，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因徐桂芳是以身体及家庭原因而辞职，并不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爱莎公司主张该公司不应支付徐桂芳经济补偿金的上诉理由成立。综上所述，爱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1）川1181民初372号民事判决；二、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桂芳2020年6月1日至7日的工资740元；三、驳回徐桂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四川爱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桂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 琳审 判 员  刘一铭审 判 员  王 进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吴 君书 记 员  孙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