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04民初13898号原告：盛某1，男，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某2(盛某1妹妹)，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被告：张某1，女，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娟，上海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盛某1与被告张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张某1支付1.2016年3月至2021年3月，共计60个月的房租补贴欠款60,000元；2.2016年3月至2021年3月，共计60个月的溢价房租补贴欠款48,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2004年原告出售XX路XXX弄XXX号301室房屋三分之一的所有权，出资11万元与被告共同购买了婚后房产即XXX村XXX号303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后因感情破裂，双方于2011年7月6日协议离婚，约定上述婚后房产的产权归被告所有，但原告仍然有权居住在上述房屋的北间。2012年3月13日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以下简称《租房协议》)，约定原告搬出上述房屋，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1,000元租房补贴，期限为终身，并且补贴金额根据上海租房市场价格实时调整。依照该协议，被告须从2012年3月起每月向原告打款1,000元房租补贴，但原告只打了三年不到，就不再依约打款。2012年至今，系争房屋所在地区的房租价格已经增长数倍，协议原约定的房租补贴1,000元已经不能保证原告租房的费用,故提起诉讼，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张某1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012年3月13日下午双方确实签订了《租房协议》，但同一天晚上，双方又签订了另一份《廉租卡协议》，约定张某2将廉租卡交给原告(当时每月有廉租房补贴600元)，原告出具了收条即《廉租卡协议》。张某1并称，当时家庭可以享受廉租房补贴，每月发放到一张银行卡内600元，原被告离婚后，被告就将该张银行卡交给了原告，原告出具了《廉租卡协议》。之后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了廉租房补贴事宜，廉租房补贴就直接发放到原告名下，被告在享受了廉租房补贴后，被告就无需再支付原告租房费用了。现双方已经离婚，被告无义务支付原告租房费用，且《租房协议》显失公平，有违公序良俗。2019年至2020年有一年半的时间被告在强制戒毒，期间的房屋租金也应该予以扣除。另外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11年7月6日经本院调解离婚。在本院的调解笔录中，当被问及“住房情况？”时，张某1表示“我们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居住”，盛某1表示“同意”。在本院出具的(2011)徐民一(民)初字第4479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原、被告无共同财产纠纷；离婚后原、被告自行解决居住。2011年7月6日原、被告签署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张某1与盛某1感情不好，双方协议同意离婚，因离婚后盛某1无地方居住，张某1现有XXX村XXX号303室2室半产权房一套，女方同意离婚后男方仍居住在上述房屋的北面房间，直至盛某1有居住为止。”2012年3月13日原、被告签署《租房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张某1与盛某1离婚后，因盛某1无居住地，现张某1与盛某1协议如下几点：①张某1补贴盛某1居住地的房费，租房费每月壹仟元正(如果物价上升，就按当年租房价位计算，房价跌，租房费也跌);②张某1一直负责盛某1每年租房费用，一直负责到盛某1百年之后(如果盛某1有居住地，有自己经济能力买房，张某1就不负责居住费用)。”在张某1提供的《租房协议》上，盛某1在该协议的左下方书写了“借条”，内容为：“借壹仟元正，第二次房费扣除。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15日。”2012年3月13日双方还签订了《廉租卡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现收到张某1交给我一张廉租银行卡，里面钱按交房费扣，每月按陆佰元计算，一直到廉租房费结束。2012年4月23日钱归张某1所有，4月23日给张某1壹仟元正。”张某1表示《廉租卡协议》记载的“里面钱按交房费扣，每月按600元计算”这一句话，由于是盛某1书写的，故其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张某1称，自2021年3月盛某1打电话告知廉租房补贴不能领取的事情，之前被告并不知道。自2021年3月起盛某1确实不能享受廉租房补贴，但只要盛某1将户口从XXX村的房屋内迁出，就可以再次享受，现在是盛某1主观上不愿意将户口迁出。盛某1称，《廉租卡协议》是本人签的，在离婚前，廉租房补贴就是由盛某1个人享有，而不是家庭享受。基于家庭生活的需要，离婚前廉租房补贴的银行卡交由张某1保管，2012年3月13日张某1将该张银行卡交给盛某1，当时廉租房补贴是每月320元，三个月发一次。至于《廉租卡协议》上扣除600元是什么意思，现在也讲不明白了。2013年原告重新办理了廉租卡，每月享受320元的补贴，自2016年起增加至每月1,600元，2021年1月由于办理廉租房补贴的部门认为原告还居住在XXX村的房屋内，故廉租房补贴停发了。现在原告仅有每月1,200元的低保，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由于社保缴纳年限不够，未能享有退休金，每月1,600元的补贴已经不足以支付在外租房的费用，现在原告居住在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这是以他人的名义租借的房子，原告每月支付他人1,900元。至于《租房协议》上书写的借条，是指张某1出借给盛某11,000元，因张某1帮盛某1在外租房先垫付了房租，故1,000元从第二次房费中扣除。盛某1并表示《廉租卡协议》在先，《租房协议》在后。虽然原告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被强制戒毒，但也不同意扣除该期间的房费，因为原告支付的房租远远高于每月1,000元。原告之所以不愿意将户口迁出XXX村的房屋，是因为就XXX村房屋原告还要另行诉讼。盛某1并强调，2013年《租房协议》是以盛某1搬离XXX村北房间为条件，盛某1搬离XXX村的房屋，张某1每月支付盛某11,000元，该费用与廉租房补贴毫无关系。另外，原告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盛某1为证明廉租卡协议与租房协议无关，向本院提供了盛某1和盛某2(盛某1的妹妹)的银行交易明细。盛某1称在2013年之后张某1还支付盛某1租金，其中转入盛某1工行(尾号9717)账户的有：2013年9月29日转账3,000元、2014年3月26日转账3,000元、2014年6月25日转账2,500元、2016年6月19日转账1,200元，2016年12月21日转账1,200元(由张某1与前夫的儿子包泽皓转入)，还有部分张某1以现金支付。转入盛某1上海银行(尾号3957)的有：2013年7月5日和2013年12月28日分别现金存入2,500元。张某1称2016年6月19日、6月25日以及12月21日(由张某1的儿子转账)确实是张某1支付给盛某1的钱款，但这些不是租金，而是盛某1多次向张某1诉苦，要求给予生活上的救济，还称在外面借债，向张某1借钱，如果不给，就威胁张某1，无奈张某1给盛某1转款，但也不指望他还款，相当于赠与的性质，但最后一次由张某1的儿子出面转钱后，盛某1就不再找张某1要钱了，直至本次诉讼。对于盛某1所主张的其他钱款，不是张某1的转款，与张某1无关。张某1并强调，双方签订的协议是2012年，而张某1转款的时间与协议时间相差较远，且盛某1此次诉讼主张张某1没有支付租金的起始时间是从2016年3月开始，但张某1在2016年3月之后还支付过盛某1钱款，可见盛某1主张的上述转款不是租金的性质。而张某1儿子的转款，与原、被告之间的租金没有关系。张某1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2021年5月原、被告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以证明盛某1一直向张某1要钱，2014年至2016年期间给付的钱款均是救济款，是赠与的性质，并非是房租。盛某1对短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短信中盛某1仅是向张某1表达病情，并不是向张某1要救济的钱款，由于张某1一直没有给付租金，导致盛某1生活压力很大，是希望张某1支付租金的意思表示。盛某1并强调，2012年3月双方签订了《廉租卡协议》后，盛某1不同意搬离XXX村，故张某1又签订了《租房协议》，并一次性垫付了3个月的租金，盛某1才搬离XXX村，所以在2012年3月至2014年6月之间张某1没有转租金给盛某1，况且该期间部分租金是现金支付的。经本院向廉租房补贴的经办部门了解，盛某1的廉租房补贴每三年审核一次，政策会有变化，今年审核盛某1廉租房补贴时，由于盛某1的户籍在XXX村的房屋内，而该套房屋的产权归属不明确，故目前盛某1的廉租房补贴暂停发放，尚在审核中，若审核通过，廉租房补贴会补发。若盛某1的户籍迁入公共户口，则现在就可以享受廉租房补贴，廉租房补贴是补贴盛某1在外租房的费用，补贴发放给房东，而不是直接发放给盛某1。目前盛某1的补贴发放至2021年1月底。根据盛某1提供的2015年3月签订的上海市廉租房补贴协议显示：盛某1符合本市廉租住房相关申请条件，取得了廉租住房租金配租保障资格，并按规定办理了自行租赁住房、登记居住房屋租赁合同、提交相关配租材料等手续。经审核，盛某1的人均住房面积为0平方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25,052.32元，人均财产为72.92元，具有配租资格的人员为盛某1一人。盛某1的租赁房屋地址为XX路XXX弄XXX号XXX室，住房出租人为盛某2。徐汇区住房保障中心按照每月720元向盛某1提供租赁住房租金补贴，并直接支付给住房出租人。发放租金补贴的期限为2015年1月29日至2017年1月25日。根据2018年9月盛某1签订的上海市廉租住房租金补贴意向书和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盛某1人均住房面积为0，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24,054.13元。徐汇区住房保障中心每月提供给盛某1的住房补贴为2,250元。每三个月徐汇区住房保障中心将租金补贴发放至盛某2名下的上海银行账户内。张某1对于上述两份协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盛某1已经停止发放廉租房补贴。且2018年后盛某1的廉租房补贴已经增加到每月2,250元，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其租房的支出，并远远超过1,000元，且协议中原告租赁的XX路房屋，盛某1在该房屋内有份额，不存在无房居住的情形。根据上海市政府关于廉租住房政策的规定，申请廉租房补贴待遇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若非被告将该份补贴待遇转让给盛某1并配合盛某1办理年检手续，盛某1根本无法拿到廉租房补贴及低保费。对于银行流水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银行卡是盛某1妹妹的银行账户，原告已经领取每月2,250元的廉租房补贴至2021年1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签订的《廉租卡协议》和《租房协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在盛某1享有廉租房补贴的情况下，张某1是否有义务根据《租房协议》另行支付盛某1租房的费用？2.盛某1的诉讼请求有无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1。无论《廉租卡协议》和《租房协议》签署的前后顺序如何，两份协议对于张某1支付盛某1租房费用和盛某1享有廉租房补贴两项利益中只能享有其中的一项权益，均没有做出明确的约定。盛某1主张其在享有廉租房补贴的同时，张某1也另行支付其租房费用，虽然从银行明细看，张某1在2012后确实有支付盛某1钱款的事实，但该钱款的支付方式，并没有如《租房协议》约定的那样，按月以固定数额支付，盛某1表示其中部分租金由张某1以现金方式给付，但对此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张某1主张给付的钱款是生活上的救济款，对此提供的证据也无法充分证据此节事实。双方对于《廉租卡协议》中“里面钱按交房费扣，每月按六百元计算，一直到廉租房结束”所表达的意思均不能做出明确的解释。从签订《廉租卡协议》之后，张某1仍然有支付盛某1钱款的事实，且钱款的支付并非是固定时间和固定数额，结合廉租房补贴的金额在不断调整的事实判断，本院认为，《廉租卡协议》与《租房协议》是互相补充的协议，更具有合理性。理由是：1.2012年3月的廉租房补贴无论是每月600元，还是每三个月发放约600元，数额均较低，并没有达到《租房协议》中约定的1000元的金额。张某1称，《廉租卡协议》覆盖了《租房协议》的意见不符合常理。盛某1搬离XXX村的房屋的同事，选择每月低于1,000元的廉租房补贴，而不要求张某1支付每月1,000元的房租，存在不合理性。2.根据张某1提供的《租房协议》中借条的内容看，“借壹仟元正，第二次房费扣除”，由于廉租房补贴是发放至以房东为户名的银行卡中，并不是发放至盛某1名下的银行账户，若不是张某1需要给予盛某1房租，就不存在从盛某1第二次房费中扣除之说。可见在签订完毕《廉租卡协议》以及《租房协议》之后，张某1仍然存在需要支付盛某1租房费用的事实。3.结合廉租房补贴不断调高的事实判断，张某1在2017年后不再支付盛某1房租、盛某1也没有向张某1主张租房费用，直至盛某1无法享受廉租房补贴时其才向张某1主张房屋租金，只有《廉租卡协议》与《租房协议》成为相互补充的协议，该节事实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综上，《廉租卡协议》与《租房协议》是相互补充的协议，在廉租房补贴不足以支付盛某1在外租房的费用时，张某1应当按照《租房协议》的约定，补足盛某1相应的租房费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盛某1自2021年2月起能否享有廉租房补贴目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存在补发的可能，需要等待XXX村房屋纠纷确定后才能做出判断，故本案处理的期间截至2021年1月，盛某1自2021年2月开始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处理，盛某1可以在XXX村房屋纠纷解决、在廉租房补贴能否享受的事实确定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根据盛某1的自述，其自2016年3月就知道张某1未支付租房费用的事实，故从盛某1向本院递交诉状的2021年3月18日往前倒推三年的2018年3月18日至2021年1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2018年3月18日之前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不再予以审查。盛某1在2021年1月之前，每月领取的廉租房补贴为2,250元，该廉租房屋补贴是否能够满足盛某1在外租房的费用，根据盛某1所述，其租房的地址基本在其母亲居住地春都路附近，盛某1主张的春都路附近一室一厅的租金大约每月3,000多元的租房费用并没有偏离市场价格，故盛某1要求张某1按照双方的《租房协议》的约定支付盛某1一定的费用，本院予以支持，包括租金及租金溢价的具体数额由本院酌情判决。由于张某1给予盛某1的是在外租房的费用，盛某12019年至2020年期间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被强制戒毒，并不产生租房的费用，故该期间的费用应当予以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每月800元的标准补付盛某1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的租房费用(扣除盛某1被强制戒毒的18个月的费用)共计13,600元；二、驳回盛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30元，由盛某1负担1,075元，张某1负担15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 梅书记员 盛新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