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齐红威，男，1975年10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龙，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纯洁，男，1985年3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海燕，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齐红威因与被上诉人贺纯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6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齐红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2017年4月27日发布的，经由被上诉人贺纯洁表决同意并签字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已对《期权激励计划协议》中关于股权回购的条件和方式进行了变更，一审未能查明该事实，判决上诉人按原回购条件进行回购明显与事实不符。（二）被上诉人贺纯洁在《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发布后便未在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堂公司）工作，属于公告中规定的“激励对象因任何原因未在岗工作”而导致激励计划终止，即便符合回购条件，也应当以议案或公告中规定的回购条件进行回购。（三）《期权激励计划协议》和《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中明确规定被上诉人行权方式为必须向上诉人支付行权款，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未支付行权款的同时却认定被上诉人已行权，明显矛盾。（四）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采信其关于行权款的支付时间与合伙份额登记时间不一致的解释，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已行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上诉人齐红威回购被上诉人贺纯洁持有众创中心份额，与《合伙协议》中关于的退伙的约定冲突，客观上无法回购。（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追加北京众创梦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创中心）为第三人，属于程序违法。贺纯洁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主要理由有：一、《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未变更《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的内容。1．齐红威提交的有关贺纯洁同意《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的系列证明文件属伪造。2．《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公告》对贺纯洁不具有任何约束。3．本案不属于《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公告》中规定的“按受让价格转回”的情形。二、贺纯洁已支付行权款且有效行权。1．双方变更了行权价格及支付。2．贺纯洁的行权情况已经得到了数据堂公司的确认，且该确认具有法律效。3．贺纯洁的行权情况得到齐红威本人的确认。4．针对双方已变更行权条件及行权价格的主张，贺纯洁已提供了数据堂公司的《2015年年报》《2016年年报》、众创中心的工商底档，足以证明已经变更的事实，而齐红威未就贺纯洁的主张提出任何反证。5．行权款的支付与否与本案无关。三、“齐红威履行回购义务”与“贺纯洁从合伙企业退伙”不存在任何冲突。1．“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并非退伙的唯一情形。2．齐红威履行回购义务仅构成合伙企业份额的转让，不等于退伙。3．贺纯洁尚不具备进入退伙程序的前提条件。四、齐红威未及时履行回购义务给贺纯洁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贺纯洁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齐红威支付回购贺纯洁通过众创中心持有的数据堂公司股份3384533股的回购款6565994．02元；2．判令齐红威向贺纯洁支付上述回购款项的利息（利息以6565994．0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2月23日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3．判令齐红威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贺纯洁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贺纯洁于2014年2月24日入职数据堂公司，劳动合同期限三年。2014年2月27日，数据堂公司（甲方）、贺纯洁（乙方）、齐红威（丙方）签订《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甲方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筹备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甲方计划于2014年7月30日前完成挂牌程序，且未来有转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或主板（含中小板）等上市的资本运作蓝图。丙方为甲方的控股股东和创始人，目前持有甲方55．56%股权，拟授予乙方以约定方式认购甲方股改后一定比例的股份，并在乙方离职时，丙方无条件回购该股份，以激励乙方在甲方的工作。本协议生效后，丙方将以所持甲方部分股权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作为该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实际控制合伙企业；同时，合伙企业成为甲方股东，持有甲方一定比例的股权。甲方股改后合伙企业持股比例不变。丙方拟在乙方满足本协议约定的行权条件后分三年逐年向乙方转让所持合伙企业份额，乙方因持有该等份额间接持有甲方股份，标的股份合计为甲方股改后股本总额的3%。丙方应在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中增加有关乙方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即丙方可以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转让合伙企业份额，且无需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授予条件为双方正式签署劳动合同，授予日为正式入职日。行权指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按照行权价格认购标的份额并成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行权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分三期进行，乙方每期行权份额相当于甲方的1%。3．2行权条件。第一期期权行权条件为2014年全年乙方个人及所负责销售部门的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第二期期权行权条件为2015年全年乙方个人及所负责销售部门的销售额达到4000万元；第三期期权行权条件为2016年全年乙方个人及所负责销售部门的销售额达到6000万元。以上销售额为销售合同签订当年的销售合同额，但不能违反甲方的毛利率比例要求……每期行权数量相当于标的股份的1%，未能及时行权的期权以及无法达到行权条件的期权自动失效，不累计到下一年度。3．4每期行权价格为5万元。3．5行权日为2015、2016、2017年每年的3月1日至3月31日。在第三期期权行权之前，如甲方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宜，丙方所持甲方股份应有权参与该等事项，乙方因期权激励计划而间接持有的甲方标的股份亦应因此而相应调整。乙方所持的标的股份亦将因甲方的后续融资、人才引进等各种增资扩股事宜，与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一起同比例稀释。乙方持有标的份额期间应遵守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中有关持有、锁定、回购、卖出标的份额的相关约定。若甲方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乙方在离职时必须将已行权标的份额转让给丙方，丙方将以转让价格无条件回购。若乙方在甲方工作不足三年，转让价格为乙方离职时，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乘以系数，系数为乙方持有的标的份额的买入价格与买入时净资产的除数。若乙方在甲方工作超过三年（含），转让价格为乙方离职时，甲方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折算的每股价格。经三方一致同意，可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对本协议作出修改。2015年9月30日，贺纯洁向齐红威支付5万元。2016年1月26日，齐红威（转让方）与贺纯洁（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齐红威将其持有的众创中心25%份额转让给贺纯洁，转让款共计10万元，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该协议生效后，贺纯洁按受让份额的比例享有众创中心的合伙人权益。（二）众创中心情况众创中心成立于2014年4月4日，注册资本从成立至今为10万元。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齐红威、有限合伙人吕菊梅。众创中心的合伙人及出资数额经过数次变更，其中2015年12月1日合伙人变更为14人，新增合伙人包括贺纯洁，贺纯洁出资额1．25万元；2016年4月28日合伙人变更为17人，贺纯洁出资额变更为3．75万元。2016年12月1日，众创中心合伙人变更为30人，贺纯洁的出资额无变化。数次增减的合伙人均为有限合伙人。众创中心工商备案材料中包含2015年11月9日贺纯洁等11位新合伙人签署的入伙协议、2015年11月23日全体合伙人（14人）签署的合伙协议、2016年4月28日全体合伙人（17人）签署的合伙协议。2015年变更申请的提交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上述入伙协议及合伙协议中未提及股权激励事宜。（三）数据堂公司情况数据堂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26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8月10日期间，其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2014年4月29日，众创中心成为数据堂公司股东。数据堂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其公布的2014年年度报告记载：本公司2014年制定了股权激励计划，激励计划中的股权来源于众创中心的出资额，激励对象通过获授众创中心的出资额，成为有限合伙人，间接持有公司的股权；2014年公司对重要员工进行了股权激励，其中贺纯洁授权时间2014年2月27日，授权股数45万股。众创中心在数据堂公司的期末持股比例为8%。数据堂公司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记载：2015年公司继续通过众创中心持股平台，以普通合伙人齐红威向激励对象转让合伙份额的方式，对激励对象进行股权激励，公司向达到考核标准的17位激励对象实施了股权激励，其中贺纯洁行权时间为2015年7月，行权时股本基数为1500万，行权数量15万。众创中心在数据堂公司的期末持股比例为6．83%。数据堂公司公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记载：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94元；股权激励计划在该年度的具体实施情况为：2016年公司继续通过众创中心持股平台，以普通合伙人齐红威向激励对象转让合伙份额的方式，对激励对象进行股权激励，公司向达到考核标准的25位激励对象实施了股权激励，其中贺纯洁行权时间2016年2月，行权数量981024股。众创中心在数据堂公司期初持股数为3924096股，期末持股数为9025420股。数据堂公司设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2014年4月27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贺纯洁任数据堂公司监事。2017年4月27日，数据堂公司监事会发布监事会决议公告，决议中记载通过的议案包括《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2017年4月27日，数据堂公司董事会发布《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公告》，其中记载：四、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方案。数据堂公司设立本股权激励计划。本次股权激励的股份来源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齐红威通过其控制的众创中心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齐红威向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众创中心部分财产份额，激励对象向齐红威支付出资额转让款，出资转让事宜经工商登记完成后，激励对象成为众创中心的有限合伙人，从而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并通过众创中心享有公司股权的各种权益分配收益。根据股东大会批准的股权激励计划，董事会组织激励对象完善授权手续，并要求激励对象在规定时间内支付股份转让款。授予手续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堂公司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激励计划通知书》《股权转让协议》《众创中心合伙协议》、办理财产份额转让所需完成工商登记等相关手续所需签订的其他文件。股权激励的价格为授权日公司每股股票对应的净资产，同时考虑市场价格，并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数量为488．26万股（以前年度授权股份根据历次权益分派折算后），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21%。基于公司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激励对象在公司所作出的贡献不同的考虑，公司针对激励对象的行权方案有所不同，共计存在ABCDE五种行权方案。B方案为授权后分三年行权，每年行权一次，每次行权授予股份总数的1/3。该公告包含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情况列表，涉及37人，其中B类行权方案仅有贺纯洁一人，其授权时间为2014年2月27日，授权股数为45万股，授权时公司股本为1500万元，行权价格为0．33元/股，折算当前股数为3384533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2．23%。6．激励计划的终止。出现下列情况时，本激励计划终止：1．公司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2．激励对象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激励计划终止：因严重失职、渎职等原因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或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给公司造成严重消极影响，受到公司行政处分的；自行辞职的；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因任何原因未在岗工作的。若因公司原因导致本激励计划终止的，激励对象已取得的众创中心合伙份额可以继续持有，未取得部分作废。若因激励对象原因导致本激励计划终止的，激励对象已取得的众创中心合伙份额应按受让价转回给众创中心普通合伙人齐红威，未取得部分作废。六、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7年4月27日，公司激励对象行权分为两种情况：1．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已行权的股份根据激励计划的约定退回给众创中心普通合伙人齐红威，并由众创中心安排进行工商变更。2．仍在公司任职，继续履行激励计划的情况如下表（略）。列表中记载贺纯洁授权股数为45万股，行权股数为45万股，行权折算当前股数为338．45万股。（四）其他情况2018年1月31日、2018年11月6日，贺纯洁两次向齐红威发出律师函要求其支付股权回购款。2018年贺纯洁以劳动争议为由将数据堂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贺纯洁上诉，本院作出（2018）京01民终906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记载数据堂公司主张贺纯洁工作至2016年12月21日。该判决认定：贺纯洁为数据堂公司工作至2017年2月23日；贺纯洁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数据堂公司之间存在销售业绩奖金约定；数据堂公司主张贺纯洁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举证不足，应向贺纯洁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审审理中，贺纯洁主张，其持有众创中心份额比例37．5%的确定方式为，2014年众创中心持有数据堂公司8%的股份，其持有数据堂公司3%的股份，3%/8%即为其持有的众创中心份额比例。齐红威主张贺纯洁未达到业绩标准，不具备行权条件，提交了业绩奖发放情况表。贺纯洁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公司年报明确记载是向达到考核标准的对象实施股权激励。齐红威认可数据堂公司年报记载的贺纯洁行权情况，但认为贺纯洁没有支付行权对价。贺纯洁主张，一般数据堂公司在年初决定员工是否满足行权条件，每次会给一批人同时办理行权手续，按照众创中心增加合伙人的操作流程，一般是在启动工商变更程序之后再按照财务通知的时间付款；众创中心于2015年9月16日向工商行政部门提交变更申请，贺纯洁按财务要求于当月月底支付了当年的行权款；2016年春节前后，贺纯洁与齐红威商议2016年行权事宜时，齐红威提出因贺纯洁2015年度业绩表现突出，可以就第二次和第三次份额一并行权，为了保障数据堂公司账面现金流，暂缓发放贺纯洁奖金，其行权款10万元无需支付，此后齐红威再未要求贺纯洁支付行权款；行权过程中，数据堂公司要求其签署何种协议，其就签署何种协议。数据堂公司的2015年6月15日及2016年1月15日证券持有人名册记载的股份持有人包括柴银辉。齐红威主张其为了平衡贺纯洁与柴银辉的利益，于2015年额外以5万元的价格给予贺纯洁1%股份，于2016年额外给予贺纯洁2%股份，上述股份与股权激励协议无关，未提供证据。贺纯洁对此不予认可。齐红威主张2017年4月27日，数据堂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贺纯洁作为职工监事出席会议，该次会议通过的议案包括《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并以此为由主张贺纯洁认可该份议案，提交了该次会议的签到表等相关材料。贺纯洁对此不予认可，主张2017年2月23日离职后，未再返回数据堂公司办公地点，不可能出席该次会议，齐红威提交的有贺纯洁签名的签到表、决议签字页上的落款日期为后加的，签字页与决议正文字体不同，为事后拼凑；贺纯洁离职原因为数据堂公司未续签合同，故不属于该议案中因激励对象原因导致计划终止的情况；该议案对贺纯洁没有约束力。贺纯洁主张其多次向齐红威要求支付回购款，提交了2017年12月27日双方电话录音等。以上事实，有贺纯洁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合伙协议、企业工商档案、公告、（2018）京01民终9061号民事判决、年度报告、公证书、律师函、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微信聊天记录，齐红威提交的《期权激励计划协议》、业绩奖发放表、证券持有人名册、银行账户明细、合伙协议、入伙协议、认缴出资协议、变更决定书、监事会会议通知、议程、签到表、议案、决议、会议记录、《股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材料以及一审法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贺纯洁持有的众创中心份额是否基于《期权激励计划协议》取得；2．齐红威是否应当回购贺纯洁持有的上述份额、回购价格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贺纯洁主张其基于《期权激励计划协议》取得众创中心份额，并间接持有数据堂股份；齐红威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贺纯洁不符合《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的行权条件，其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取得的众创中心份额。法院认为，首先，《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贺纯洁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认购众创中心合伙份额行权。数据堂公司2014年年报至2016年年报均记载对贺纯洁进行股权激励：2014年授权45万股，占众创中心持股份额的37．5%；2015年行权15万股，占众创中心持股份数额的12．5%；2016年行权981024股，占众创中心持有股份数额的25%。即2014年公布的授权数额及2015年、2016年公布的合计行权总数与《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一致。众创中心作为数据堂公司的持股平台，亦于2015年和2016年按照《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的比例为贺纯洁办理了合伙人份额登记。上述履行情况均与《期权激励计划协议》对应。其次，齐红威主张贺纯洁不符合《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行权条件，但2015年、2016年的年报均记载是向达到了考核标准的激励对象实施股权激励，其中包含贺纯洁，故齐红威主张贺纯洁未满足该协议约定的业绩标准，缺乏事实依据。齐红威主张可行权期限为每年的3月，贺纯洁行权款的支付时间、合伙份额的登记时间均不在该时间段，不满足行权条件。但贺纯洁对行权款的支付情况及合伙份额的登记数额、时间均作出了合理解释。即使贺纯洁未实际支付第二次行权的行权款，数据堂公司、众创中心、齐红威已经实际授予了其行权股份，并为其办理了合伙份额变更登记，没有依约支付行权款，不足以证明贺纯洁没有行权；而付款时间、完成工商登记时间不一致均是基于数据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流程，不能作为否认贺纯洁权利的依据。最后，结合年报、合伙协议等证据看《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了执行股权激励办理合伙份额变更而签署的文件，双方之间不是独立的合伙份额转让关系。齐红威主张其是为了平衡贺纯洁与其他高管的利益，另行转让给贺纯洁的合伙企业份额，未提供证据，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期权激励计划协议》鉴于条款中约定，齐红威在贺纯洁离职时无条件回购贺纯洁的股份；回购条款中约定，若数据堂公司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贺纯洁在离职时必须将已行权份额转让给齐红威，齐红威将已转让价格无条件回购。故现贺纯洁要求齐红威按照约定价格回购其已行权的份额，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齐红威以贺纯洁在2018年1月才提出回购要求为由，拒绝回购，但上述条款并非对贺纯洁提出回购要求的时间限制，齐红威无权以此拒绝回购。《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贺纯洁在数据堂公司工作超过三年（含），转让价格为贺纯洁离职时数据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折算的每股价格。生效判决认定贺纯洁在数据堂工作至2017年2月23日，即已满三年，故现贺纯洁要求按照数据堂公司2017年4月公布的2016年年报记载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价格1．94元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2016年年报公布的众创中心期末持股数额为9025420股，按照贺纯洁持有众创中心37．5%份额计算，贺纯洁间接持股数额为3384533股，于2017年4月数据堂公司公告中记载的贺纯洁持股数一致。贺纯洁要求按照1．94*3384533计算回购款价格，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齐红威支付回购款后，贺纯洁持有的众创中心合伙份额应归齐红威所有。数据堂公司发布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公告》中记载，若因激励对象原因导致激励计划终止的，激励对象已取得的众创中心份额应按受让价转回给齐红威。齐红威以此为由主张贺纯洁的份额应当以受让价回购。法院认为，首先，《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的回购触发事由系贺纯洁离职，该公告发布于2017年4月，系贺纯洁离职之后，回购事由在此前已经发生。其次，根据生效判决，贺纯洁系因数据堂公司未与其续签劳动合同而离职，不属于公告中所述因激励对象原因导致激励计划终止。故齐红威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齐红威以贺纯洁2016年行权时未支付行权款为由不同意回购，但基于股权激励取得股份与普通的股权转让不同，其取得的对价不仅是行权款，而主要是员工提供的劳动，故齐红威该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期权激励计划协议》未约定齐红威回购款支付义务的履行期限，齐红威应当在贺纯洁要求其支付后及时支付，齐红威至今未付，给贺纯洁造成资金占用损失，贺纯洁要求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但贺纯洁要求自其离职之日起计算回购款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其提交的录音，其于2017年12月27日曾向齐红威主张回购款，故法院酌情确定为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齐红威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贺纯洁回购款6565994．02元及利息（利息以6565994．0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自2018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驳回贺纯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齐红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众创中心2021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决议；2．2016年12月9日众创中心工商变更登记信息，上述证据拟证明2021年4月9日，众创中心召开2021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到场的9名合伙人表决一致，不同意贺纯洁将占合伙企业出资额37．5%的出资，共3．75万元合伙企业份额转让给齐红威并退出合伙企业。3．《关于王东与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众创梦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转让与期权注销的协议》《关于梅盾与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众创梦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转让与期权注销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李名子与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众创梦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转让与期权注销的协议》《关于李恒与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众创梦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转让与期权注销的协议》《期权激励计划终止协议》，以上证据拟证明对受激励对象已行权的股权的回购，回购价格为受激励对象行权时的认购金额，而非按照回购时数据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折算的每股价格计算。未能行权的期权作废。4．朱文杰等8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身份证复印件、邮单等，拟证明朱文杰等8位众创中心的合伙人同意以部分现场签字表决和部分异地表决的灵活会议方式，对“北京众创梦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2021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两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该会议及会议形成的决议文件真实有效。本院二审期间，贺纯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上诉人与徐宇辰的电话录音及文字稿；2．被上诉人与朱文杰的电话录音及文字稿；3．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详单，上述证据拟证明徐宇辰、朱文杰未参加所谓的“北京众创梦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2021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上诉人提交的会议决议不属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贺纯洁对齐红威二审提交的证据1的关联性、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认可证据2、3、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与证明目的；齐红威对贺纯洁二审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认可证据3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齐红威与被上诉人贺纯洁二审提交的全部证据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贺纯洁是否符合《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行权条件；二是齐红威是否应当回购贺纯洁持有的众创中心份额、回购价格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一。数据堂公司2014年年报至2016年年报均记载对贺纯洁进行股权激励：2014年授权45万股，占众创中心持股份额的37．5%；2015年行权15万股，占众创中心持股份数额的12．5%；2016年行权981024股，占众创中心持有股份数额的25%。即2014年公布的授权数额及2015年、2016年公布的合计行权总数与《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一致。众创中心作为数据堂公司的持股平台，亦于2015年和2016年按照《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的比例为贺纯洁办理了合伙人份额登记。上述履行情况均与《期权激励计划协议》对应。因此，贺纯洁符合《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的行权条件，并取得了众创中心的相应合伙份额。齐红威上诉主张，贺纯洁未向其支付第二、三期行权款、支付第一期行权款的时间与约定不符，故贺纯洁不满足行权条件。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贺纯洁未实际支付第二、三期行权款，数据堂公司、众创中心、齐红威已经实际授予了其行权股份，并为其办理了合伙份额变更登记。故没有依约支付行权款，不足以证明贺纯洁没有行权。另外，贺纯洁对行权款的支付情况及合伙份额的登记数额、时间均作出了合理解释。而付款时间、完成工商登记时间不一致均是基于数据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流程，不能作为否认贺纯洁权利的依据。因此，齐红威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可。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期权激励计划协议》中约定，若数据堂公司未实现公开发行上市，贺纯洁在离职时必须将已行权份额转让给齐红威，齐红威将以转让价格无条件回购。故现贺纯洁要求齐红威按照约定价格回购其已行权的份额，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齐红威上诉主张其回购贺纯洁持有份额与合伙协议中关于退伙的约定冲突而客观上无法回购。对此本院认为，众创中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期权激励计划协议》，众创中心的合伙协议关于退伙的约定不能阻却《期权激励计划协议》中回购条件的成就。另外，合伙协议中约定的退伙事由不仅限于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一种情形。故齐红威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回购价格的确定。《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贺纯洁在数据堂公司工作超过三年（含），转让价格为贺纯洁离职时数据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折算的每股价格。生效判决认定贺纯洁在数据堂工作至2017年2月23日，即已满三年，故回购价格应该按照数据堂公司2017年4月公布的2016年年报记载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价格1．94元计算。2016年年报公布的众创中心期末持股数额为9025420股，按照贺纯洁持有众创中心37．5%份额计算，贺纯洁间接持股数额为3384533股，与2017年4月数据堂公司公告中记载的贺纯洁持股数一致，故回购款价格按照1．94*3384533计算。一审法院对于齐红威应当回购贺纯洁持有的众创中心份额以及回购价格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齐红威上诉主张，贺纯洁表决同意并签字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议案》已对《期权激励计划协议》中关于股权回购的条件和方式进行了变更，应该以该议案的规定确定回购事宜。对此本院认为，数据堂公司发布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暨方案实施的公告》中载明，若因激励对象原因导致激励计划终止的，激励对象已取得的众创中心份额应按受让价转回给齐红威。齐红威以此为由主张贺纯洁的份额应当以受让价回购。《期权激励计划协议》约定的回购触发事由系贺纯洁离职，该公告发布于2017年4月，系贺纯洁离职之后，回购事由在此前已经发生。另外，根据生效判决，贺纯洁系因数据堂公司未与其续签劳动合同而离职，不属于公告中所述因激励对象原因导致激励计划终止。故齐红威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院对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认定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齐红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818元，由齐红威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春光审 判 员 李 茜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肖 克书 记 员 宋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