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65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英仕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金沙西街19号院5号楼5层503。法定代表人：高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玉茹，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沛林，男，2002年7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01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影，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北骏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战海乡阿不太沟行政村大营子村057号103室。法定代表人：王华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伟，河南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英仕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沛林、原审被告河北骏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民初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沛林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战海乡政府与车队领队并非活动组织者，不具有安全保障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次活动并非在封闭道路中举办的专业赛事活动，属于典型的在开放道路举办的长距离民间骑行活动。（一）战海乡政府与车队领队参与活动的组织工作，系活动组织方，战海乡政府是活动的发起主体之一，是活动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主体，作为主办主体对整个活动负责，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李沛林所在车队领队王明朗在活动中负责组织、联络包括李沛林在内的车队队员，上述两主体均是活动组织方。（二）本次活动系长距离户外活动，仅有车队领队能够一直跟随队员及负责骑行过程中队员的安全保障，活动文件多次界定车队领队的组织者身份和安全保障责任，车队领队对该活动组织和责任分担安排亦无异议。要求北京公司对骑行过程中的队员提供全程安全保障超出合理限度范围。本次活动在“报名通知”“路线详解”、技术会议等多次明确了组委会和车队领队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车队领队负有核心安全保障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认定路线选择错误毫无依据，认定事后救援安排不充分完全与事实相悖，超出“合理限度范围”，且事后救援与李沛林的人身损害根本没有因果关系。（一）草原天路是知名骑行路线，政府也在此主推骑游活动，路线完全适合骑行，北京公司、河北公司选择路线时已充分评估道路危险性并进行提示，不存在选择错误。一审判决忽略了本案活动并非专业赛事，而是公开道路的民间骑行活动，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骑手的义务，骑手盲目追求速度导致危险后果，与路线选择无关。事发路段设置4个警示标志，李沛林所在车队在正式活动前一天曾试骑，对路线、路况有充分了解，李沛林作为专业队员其骑行水平高于普通骑行爱好者，其在下坡路段始终高速行驶，完全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二）河北公司为活动配备专业救援队，此类活动通常采用的救援方式即为摩托车救援而并非救护车，救援队员在第一时间赶至现场查看伤情采取救援，没有因救援不当或延迟救援导致二次伤害或伤情加重，队车对伤员的救治也在活动组织安排范围内，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无义务将李沛林送往医院。李沛林所受人身损害系骑行过程中摔车，无证据证明因救援不当、不及时导致损害加重，活动组织者不应承担责任。三、本案免责声明不存在无效事由，一审判决认定免责事由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李沛林已签署《免责声明》，该声明明确组委会组织救援，未曾免除自身法定义务，不存在无效事由，合法有效。四、一审认定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均无证据支持，医嘱休息日仅为30日，受伤部位并不影响其生活自理能力。五、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责任应限制在“合理限度范围”，不应对活动组织者苛以严重的安全保障责任。北京公司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活动并非盈利性活动，组委会未获得任何直接利益，一审认定的责任权利义务完全不匹配。李沛林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河北公司述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李沛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给付李沛林医疗费21788.9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护理费9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财产损失费2000元、营养费45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43588.9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李沛林通过北京公司微信发布的报名通知，以车队形式报名参加了于2018年9月22日、2018年9月23日在河北省张北县举办的自行车公路骑行赛，通过车队向北京公司支付报名费160元。2018年9月23日，骑行开始后，李沛林在骑行至距离参赛起点25公里处下坡经过减速带时摔倒受伤。受伤后，李沛林被送至崇礼区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尺桡骨中段骨折，后转至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尺桡骨开放性骨折（左），行尺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于2018年9月26日出院，后复查。双方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一、关于涉案骑行活动的组织者。李沛林主张涉案骑行活动战海乡政府虽挂名，但实际承办方和获利方系北京公司及河北公司，二公司系活动组织者，以车队报名仅是参加形式，个人才是实际参加者，不申请追加战海乡政府及车队队长为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李沛林提交微信转账记录，证明所在车队将报名费转给北京公司，将住宿费、保险费转给河北公司工作人员李亚军，提交北京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报名信息文章及活动现场展板照片，证明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系涉案骑行活动的承办方。经质证，北京公司对微信转账记录、公众号文章真实性认可，对活动现场展板照片称看不清楚，但认可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系涉案骑行活动的承办方。河北公司对向李亚军的转账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李亚军并非其公司员工，而是河北公司所属集团旗下另外一个公司的员工，因与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相识，帮北京公司忙，代付酒店费用，并提交李亚军微信转账记录，证明李亚军已将收取费用全部转给酒店；对展板照片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其在涉案骑行活动仅挂名为承办方，并未从中获益，且仅赞助奖品、提供1万元的救援费。北京公司主张涉案骑行活动主办方为战海乡政府，涉案骑行活动主要以宣传地方为目的，战海乡政府是最终获益者，北京公司只负责部分组织协调工作，不应对其苛以活动组织者的责任义务。称系河北公司工作人员李亚军找其公司负责涉案骑行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其公司负责报名、资料审核、前期与车队联络、发送相关通知、确定路线并报给河北公司，由河北公司与战海乡政府确定后其公司发布活动通知和路线详解，并进行部分组织协调工作。另主张涉案骑行活动的组织对象是车队，车队领队应同为活动组织者。为证实其主张，提交活动现场展板及领导致辞照片、报名通知，展板照片上载明：“主办方：张北县战海乡政府，承办方：奥伦达部落五色天路项目部、北京士博途组委会，协办方：奥伦达部落会员中心、奥伦达五色天路项目会员部、北京公司”，报名通知载明：“请以车队形式统一报名……每个车队必须自备一辆队车，队车至少有救援两人+两辆自行车的空间……活动当天领队必须到场，并在队车上随队参加活动……领队要随时与组委会保持联系，处理所有车队事宜”。经质证，李沛林对活动现场展板及领导致辞照片、报名通知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李沛林向北京公司交纳报名费，其系最终获益方，如其认为战海乡政府有责任，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涉案骑行活动中，李沛林从未接触过战海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河北公司对活动现场展板及领导致辞照片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河北公司仅提供部分奖品赞助，并非组织者和受益方；对报名通知真实性认可，称系北京公司单方制作，可以证明本次活动系北京公司组织，河北公司不是组织者。认可涉案骑行活动系李亚军与北京公司进行对接，李亚军负责代订酒店、联系救援队，但称李亚军并非其公司员工，而是河北公司所属集团旗下另外一个公司的员工。经询问，河北公司称不知道所属集团及其旗下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且李沛林就本案纠纷曾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后因管辖问题撤诉，在该案的询问笔录中，河北公司曾称李亚军系其公司员工，但已离职，并认可涉案赛事与其公司相关。对此，河北公司称当时确实这样陈述，但是系当时参加诉讼的员工不是专业法律人士，以为集团的人就是公司的人。经询问，北京公司称展板中北京士博途组委会系其公司成立，河北公司称展板中奥伦达部落五色天路项目部、奥伦达部落会员中心、奥伦达五色天路项目会员部均系其公司部门。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战海乡政府之间就组织涉案骑行活动未签订书面合同。二、关于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李沛林主张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事发地点的视频及照片，证明事发地点赛道上有急转弯、道路陡峭且有三个减速带，赛道危险性高。经质证，北京公司称无法核实真实性，但认为在道路陡峭和有急转弯的地方设置减速带是在提升道路的安全性。河北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李沛林系竞技爱好者，参加此次活动对风险有一定认知，减速带在该路段有五六处，均是公路管理部门设置，与其公司无关。2.与李沛林所在车队领队王明朗的通话录音，证明涉案骑行活动未在当地公安或交通部门备案，未在危险赛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且没有相应救护措施。经质证，北京公司称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认为车队领队负有最重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话录音系领队推脱责任，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河北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河北公司无关。3.与人保温州分公司吴杰的通话录音，证明在涉案骑行活动中造成三位选手受伤严重，且由于北京公司购买的险种错误导致理赔不能。经质证，北京公司称无法核实真实性，认为保险不予理赔系李沛林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相应结果应由保险公司承担。河北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凭录音不能证明其不能进行保险理赔。北京公司主张其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路线详解，证明活动前已将本次活动的路线、路况和危险性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已充分提示路线中有多处坡，路面上有隔离带及减速带等路面常设设施。经质证，李沛林对发布的路线详解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对于道路上的隔离带、减速带，北京公司明知此设施会在活动中对参与者产生安全隐患而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骑行选手在紧张的比赛中无法记得在活动半个月前看过的路线情况，北京公司应在道路上进行提前标示。河北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称系北京公司单方制作，河北公司不是组织者。2.保单，证明组委会已为李沛林购买了保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保险未完整赔付的责任不应转嫁组委会。经质证，李沛林对保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由于该活动属于盈利性体育竞技比赛，导致李沛林未完全理赔，李沛林主张的损失已扣除保险公司已理赔的部分。河北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称保单显示投保人是黑鸟公司，不是河北公司支付，且通过保险理赔，剩余部分因李沛林自身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3.救援队照片、付款凭证及证人证言，证明五色天路项目部委托王建利联络先锋救援队，先锋救援队10名队员、10辆摩托车为本次活动提供了救援服务，河北公司支出救援费1万元。经质证，李沛林认为证人未出庭，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救援队照片及付款凭证不予认可，称转账系在赛事举办之后，且李沛林受伤后是当地的一名骑行爱好者驾驶私家车将其送至崇礼医院，并非北京公司所称的救援队。河北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称救援队系李亚军联系，费用由其公司支付。4.领队手册，证明领队手册已明确组委会提供保障的范围，并不包括路面正常设施指引，已明确车队领队的安全保障责任及告知了免责条款。经质证，李沛林对领队手册真实性不认可，且称该领队手册只是对活动的流程说明，不能证明保障义务不包括路面设施指引。河北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称河北公司并非组织者和发起者。5.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其系北京公司邀请协助2018年9月22日、9月23日五色天路举办的骑行活动，负责签到、发放礼品、自行车安置、安排住宿，骑行开始后负责开车巡视。9月23日上午参赛选手出发后，其巡视到距离起点25、26公里处发现有一个骑行人员受伤，当时先锋救援队的队员已经在事故地进行救援，当时和其一起的另外一个受邀请协助活动进行现场巡视的人员黄某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其留在事发地点提示后面的骑行人员和对面驶来的车辆减速慢行，事发地系一个两三百米的下坡，其穿戴着荧光衣服和手套站在快到坡底的最后一个减速带上向行驶来的骑手喊话提醒其减速，期间也有部分参加比赛的车手和对面行驶车辆的司机停下来一起进行喊话，但又有一个骑手没有减速，在减速带上摔倒了。经质证，李沛林认为从证人所述可以看出首先本次活动并没有预案，是在李沛林受伤后才临时安排人员进行提示，提示人员也是其他车队队员和社会人员；其次本次活动为比赛竞技类活动，骑行选手在比赛中追求速度，证人所称站在减速带上以普通声音喊话，骑手在下坡过程中听不到；再次黄某车上当时还有其家人，不是北京公司安排专门巡视的人员。北京公司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认为首先其公司设置流动巡视即原本预案内容，李沛林受伤后被黄某送去医院，也是组委会的安排；其次路面限速所有人均需遵守，路面既有标志且安排了工作人员身穿荧光衣服进行提示，李沛林受伤系其未减速导致。河北公司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现场有减速标志，有人员提示，李沛林受伤系因其车速过快，且李沛林在受伤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经询问，李沛林受伤前，受伤路段现场并无工作人员进行提示。6.黄某证人证言，证明活动当日聘请现场工作人员14位，负责现场签到、发放补给品、活动协调、救援、特殊路段指引等工作，黄某、张某为当日工作人员，李沛林摔伤后黄某、张某第一时间赶至现场，黄某将李沛林送至附近医院救治，张某留在该路段进行安全提示。经质证，李沛林认为证人未出庭，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称黄某并非工作人员，而是驾驶其私家车带其爱人、孩子观看比赛。河北公司对证人证言中所述活动起点不予认可，其余予以认可。7.车队领队证人证言，证明车队领队均明确知悉本次活动系公开道路举办的骑行活动，有一定风险需自行承担，作为领队有提醒义务，对车队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活动组织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十分清楚，且活动组织方提供了工作人员、后援车和摩托车救援队。经质证，李沛林认为证人未出庭，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并称本次活动根据参赛人员的骑行时间列名次、发放不同奖品，足以说明是一次竞技性比赛活动而不是一次简单的骑行活动，根据行业规范，自行车比赛赛道不能有机动车减速带，且车队领队是开车跟在后面的补给车辆，领队无法在比赛过程中提醒有减速带。河北公司对证人证言中所述活动起点不予认可，其余予以认可。8.受伤路段安全提示标志照片、录像及路线地图，证明受伤路段道路本身设置了限速、减速带、拐弯和路口提示，系因李沛林未遵循限速规定车辆超速导致摔车。经质证，李沛林认为该照片及录像并非事故发生当时所拍摄，事故发生当时受伤路段并无标志，且本次骑行活动系竞技性比赛，此道路不适合举行骑行比赛，因此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在组织此次活动时也未在相关部门备案。河北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9.微信支出记录，证明北京公司收取的报名费均已作为活动支出，未获得利润，此次活动并非营利性活动。经质证，李沛林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支付费用，根据权责相对应原则，北京公司收取费用享受获利，河北公司作为合作方通过此次活动获得冠名权用以宣传知名度，应履行相对应的义务。河北公司认为该证据与其公司无关。河北公司主张其并非涉案骑行活动的组织者，不应承担责任。三、免责条款是否能够免除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的责任。北京公司提交李沛林签署的《免责声明》，载明：“本人认识到参加北京士博途过程中发生任何风险时，可向组委会求救，组委会将组织救援，但对于因此导致的医疗费用等财产损失和身体伤害，本人承诺由本人自主承担或依据已参加的保险索赔，北京士博途及组委会等相关主体对此不负有赔偿义务，本人同时承诺本人以及代表本人利益的第三方不会因此追究北京士博途、组委会、赞助商及其他活动主办相关主体的责任”，证明活动参加者对该活动具有一定潜在风险具有充分认知，并明确愿意承担相应风险，该免责条款不存在无效事由，合法有效，签署各方均应遵循，组委会的保障义务限于在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进行事后救援，对由意外事故所引发的人身、财产损害，无赔偿义务。经质证，李沛林对免责条款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免责条款系北京公司要求参与者必须签署，系格式条款，李沛林签署仅是为了参加活动而履行的程序，不代表认可，且根据法律规定，造成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河北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另查，李沛林参加活动时尚未满十八周岁。经询问，北京公司称根据报名通知，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需符合18至65周岁的条件，其公司当时未真的审核李沛林的年龄，认为审核年龄应由车队负责，其公司主要审核免责声明，李沛林签署免责声明即认可，因并不知道其未满十八周岁，故亦未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关于具体赔偿数额，李沛林主张：1.医疗费21788.98元，提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出具的赔付情况说明，载明：“提供医疗发票合计64037.5元，扣除医保已报销金额32864.52元，因本案件为盈利性体育竞技比赛，属于责任免除，考虑特殊性，最终我司赔付金额10076元”，提交住院病案、医疗费票据等，主张原件已交保险公司部分个人所付医疗费31172.98元，后复查产生医疗费692元，扣除保险公司已赔付10076元，剩余21788.98元。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对赔付情况说明真实性认可，对原件已交保险公司部分费用认可，对复查的医疗费因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不予认可。2.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提交住院病案，主张住院3天，每天100元。北京公司、河北公司认为没有证据支持，不予认可。3.护理费9000元，主张李沛林母亲进行护理，每天150元，计算60天。北京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李沛林未提交付费凭证，护理期间60天没有医学依据，医嘱也仅有一个月，且李沛林受伤部位不影响自理能力，不需要护理，主张的护理标准也没有依据；河北公司认可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标准由法院酌定，不认可出院后的护理费。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主张李沛林受伤时是高二，因受伤影响学业，不能参加艺术节比赛，影响高考艺考，因受伤有疤痕不能报考飞行员，数额系估算。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李沛林参加活动当时系未成年人，父母未尽到职责，应承担责任，且李沛林参加专业活动，父母从未阻拦，对于骑行活动中可能发生危险，本人及其父母均有预判，且李沛林已被X大学顺利录取，不存在事故影响学业的问题，精神损害毫无依据。5.财产损失费2000元，主张自行车损失1000元、车衣损失500元、手机损坏损失500元，数额系估算。北京公司、河北公司认为没有依据不予认可。6.营养费4500元，主张每天50元，计算90天。北京公司、河北公司认为没有医嘱，不予认可。7.交通费1000元，提交停车费发票，主张住院期间家人开车去照看李沛林，在医院停车费用，以及从崇礼医院开车转院到积水潭医院的费用。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对有停车费发票部分认可，其余部分不予认可，对李沛林自行开车转院事实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关于双方争议问题，该院认定如下：第一，关于活动组织者。根据活动现场展板上所载，承办方为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北京公司认可其负责涉案骑行活动的报名、资料审核、前期与车队联络、发送相关通知、确定路线并报给河北公司，由河北公司与战海乡政府确定后其公司发布活动通知和路线详解，并进行部分组织协调工作，河北公司亦称李亚军就涉案骑行活动与北京公司对接，负责代订酒店、联系救援队，其公司支付1万元救援费，其虽在本案中辩称李亚军并非其公司工作人员，但其曾在诉讼中认可李亚军为其公司工作人员，其否认已认可事实，无正当理由且未提交相应证据，该院采信其在海淀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确认李亚军在涉案骑行活动中作为河北公司工作人员负责相关事宜。根据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北京公司、河北公司为涉案骑行活动的实际承办方，该院认定二公司为涉案骑行活动的组织者，作为活动组织者，二公司均对活动参加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北京公司所称战海乡政府为涉案骑行活动主办方及获益方，故不应对其公司苛以活动组织者的义务，因其公司系涉案骑行活动的实际承办方，故其据此主张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北京公司辩称车队领队应为活动组织者的意见，因以车队形式参加比赛仅是具体参加形式，涉案骑行活动并非车队领队组织，故对该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涉案骑行活动具有比赛性质，应系竞技类体育活动，具有较强的危险性，故对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有更高要求。纵观本案情形，其一，涉案骑行活动选择的路线系带有急转弯的陡峭山路，且路段上有多处突起的减速带，对于处在高速行驶状态的自行车通行存在很大危险性，从接连导致两名骑手在通过该减速带时摔倒亦可看出事故并非偶发事件。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未对道路危险性进行合理预估，在路线选择上存在过错，且未在危险路段安排人员进行提示，是导致李沛林受伤的主要原因。其二，竞技类体育活动的危险性较一般活动不同，在竞技过程中，选手追求速度和成绩，发生受伤事件的可能性更高，活动组织者应提前制定救援方案、安排救护车及医务人员进行救援保障，在人员受伤后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初步医疗处理，并及时送往有相应救治条件的医院，以随时应对比赛中可能发生的人员受伤情况。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未为涉案骑行活动提前制定救援方案、安排救护车及医务人员保障，李沛林在受伤后由摩托车救援队人员进行简单处理后被开车送往当地医院，又自行开车转院，二公司在事后救援方面安排亦不充分。其三，李沛林系未成年人，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未审核其年龄即接受其报名允许其参加具有较强危险性的竞技比赛，且未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在资格审查上亦存在过错。关于北京公司辩称李沛林已签署免责条款，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李沛林系未成年人，且其签署的免责条款系对造成人身伤害的免责，应属无效。故对北京公司据此辩称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应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范围内对李沛林受伤导致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李沛林参加涉案骑行活动时已年满16周岁，对参加竞技类体育活动的危险性应有一定判断和认知，且在骑行活动中经过拐弯、下坡等危险路段时应减速慢行，其对自身安全亦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且其监护人放任其参加具有较强危险性的骑行活动，未尽到监督、管理、教育义务，亦存在过错。该院根据双方过错，认定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对李沛林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关于李沛林的合理损失，其中医疗费，李沛林主张复查的2018年10月12日的医疗费票据仅载明“其他”，且无相应就诊记录，与本案事故之间缺乏关联性，该院对该票据的54元不予支持，剩余医疗费该院根据保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医疗票据，核算个人支付医疗费部分为31810.98元，扣除保险公司已支付10076元，剩余21734.98元，该院予以确认。其中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证据充分、计算正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护理费，李沛林主张的护理期符合根据《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试行）》认定的标准，主张的护理标准符合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故该院对其主张的护理费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未造成严重后果，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财产损失，李沛林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其中停车发票费用234元，北京公司、河北公司予以认可，该院不持异议，剩余费用符合其就诊路途，该院予以支持。以上费用，由北京公司、河北公司负担80％。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公司、河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李沛林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共计29227.98元；二、驳回李沛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沛林、河北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北京公司向本院提交两份新闻报道，证明这两场赛事是在草原天路举行的，草原天路是众多户外赛活动的选择场所，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公司和河北公司在路线选择上存在过错是认定事实错误。李沛林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河北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认为，因北京公司称其不清楚新闻报道中所涉赛道与本案的赛道是否一致，而且其亦不清楚新闻报道中所涉赛事是否在本案事发路段设置有专门的警示标志或者是否有专人进行疏导，因此，北京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二审中，各方均认可在北京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路线详解、路线资料、报名资料、宣传资料等各种介绍资料中均未涉及战海乡政府组织本次骑行活动；在骑行现场的活动展板并非战海乡政府制作。北京公司主张骑行现场的活动展板由河北公司制作，河北公司主张骑行现场的活动展板由北京公司制作。北京公司称每个车队要求6人，含5名队员以及1员领队的规则是其设计的，奖励规则亦是以车队为单位进行；北京公司称其是通过事先骑行、开车沿整个路线走一圈的方式并参考其他骑行活动进行的道路危险性评估。二审中，本院当庭询问各方，从北京公司提供的骑行线路地图看，位于战海乡区域内的仅占很小一部分，具体战海乡区域内的骑行线路比例有多大？各方均称不清楚，本院要求各方限期提交书面核实意见，河北公司未提交书面核实意见，北京公司书面回复称无法核实，李沛林核实称在整个116公里的骑行线路中有大约15公里属于战海乡的行政区域内。北京公司一审出示的“五色天路杯北京士博途X——车队专场领队手册”载明的主要内容包括：各领队提前打印免责声明，请6人（5名队员加自己，共6人）签字，并带去现场签到；在山水林云预定住宿的车队，在到达后请领队凭个人身份证联系我们领取房间钥匙；请各领队执6人签字的免责声明、6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到指定房间签到，并取领物资；不能出席22日活动的领队，可派代表参加；每个队员按规定完赛后，在终点即可领个人完赛奖牌，不用领队代领；前五名车队上台领奖时，请着统一队服；建议各领队使用黑鸟APP位置共享功能，并将自己名称改为车队名，以便掌握大家位置；安全第一，请各领队切实担起责任；骑行中主办方只负责三件事：处理人员受伤情况，一支车队有3人（车）或以上需要收容时主办方会给予帮助；监督有无犯规情况。北京公司一审提交的“报名通知北京士博途X——车队专场”中记载：“这次车队专场是我们今年计划中的‘X’，第一场‘车队专场’，会有很多新的玩法；得益于合作方——奥伦达部落五色天路小镇项目部的支持，这也是士博途第一次真正走出北京，而且有很多奖励和福利带给大家。欢迎大伙踊跃报告！”除前述内容外，还记载了：全新规则：请以车队形式统一报告；个人报名者只有保险、补给和奖牌，没有其他福利。每队6人，包括5名队员和1名领队，由领队统一负责报告、交费、签到事宜。车队成绩：至少4名队员在规定时间内完赛车队才有成绩。车队成绩将按照第4名队员的成绩计算。统一队服，5名队员着统一队服的，车队用时减3分钟；车队有1名女队员，车队成绩减1分钟，最多减3分钟；5名队员均完赛的，车队成绩减2分钟。每个车队必须自备一辆队车，队车至少有救援两人+两辆自行车的空间；队员只能接受自己车队的帮助，否则该队员按退赛处理；队车在行驶过程中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影响其他车友骑行、不能给任何参加者破风等，否则取消车队成绩。每个在规定时间内完赛的车友均可获得个人完赛奖牌（不论车队成绩如何）。完赛车队（4人及以上完赛）的领队也可获得奖牌；每个在规定时间内完赛的车队（4人及以上完赛）均可获得刻有车队名称的奖杯一座，在终点颁发。前三名车队可分别获得价值10000/8000/6000元的奥伦达部落原乡体验卡，现场颁发。福利：签到即送奥伦达部落-海陀山谷‘星空露营季’套票，价值998元，每人一套。报名：报名者要求：18——65周岁（1953年8月12日——2002年8月12日出生，由领队统一报名，报名费800元/队，手环押金500元/队），报名费一旦缴纳，除主办方原因外，恕不退还等。北京公司一审提交的“路线详解北京士博途车队车场——五色天路站”记载的内容包括：起终点、路线、难度（116公里，累计爬升1000米）、风景、怎么走等内容。其中在“怎么走”一节记载：“出发后，先过马路，然后沿S242往南7.5公里，即看到草原天路入口（东口），如下图。入口的几百米不好走，中间有隔离栏，还有减速带，请注意。从这开始就进入著名的草原天路了。接下来的48公里，用一句话说明：很多很短很陡的坡，骑行起来一定很有意思，或者说很煎熬……（原文为省略号）一定注意，坡真的很陡，放坡的时候千万注意安全，事前一定检查刹车！关于草原天路车多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游客是从西往东进行游览，因为我们9点前就从东头进入草原天路，因为我们骑行不到50分里就出了草原天路，综合分析，我们会避开游客高峰，大家基本可以放心，不会碰上堵车的情况。刚进入草原天路就是一个陡坡，还挻长，一个下马威！大家做好思想准备，我觉得这里会有人推车的，刚骑行了不到10分里就推车，会是一件很崩溃的事……”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关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作为处理本案的法律依据。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系案涉骑行活动的组织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案中，战海乡政府并未与北京公司或河北公司签订协议，虽然活动现场的展板显示主办方为战海乡政府，但是该展板并非战海乡政府制作，而且北京公司出示的有关该次骑行活动的各类宣传、介绍资料中均未涉及战海乡政府或者战海乡政府组织本次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第二款关于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北京公司并无有效证据证明战海乡政府系涉案骑行活动的组织者，亦无有效证据证明战海乡政府实际参与了案涉骑行的组织活动，因此，北京公司主张战海乡政府系本次骑行活动的组织者，本院不予采信。北京公司关于此次骑行活动系民间骑行活动的主张可以佐证本院前述观点。北京公司主张李沛林所在车队领队王明朗亦是涉案活动的组织者，活动文件多次界定车队领队的组织者身份和安全保障责任，领队负有核心安全保障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因北京公司认可每个车队要求6人，含5名队员以及1员领队的规则是其设计的，奖励规则亦是以车队为单位进行，结合北京公司一审出示的领队手册的内容，本院认为每个参赛队伍的领队仅是为方便此次骑行活动的联络、办理相关手续、对参赛人员进行必要提醒、必要管理而设的最小单元，并非本次骑行活动的组织者。此外，从领队手册中有关安全第一，请各领队切实担起责任的表述在领队手册整体内容的语境下，是向领队强调安全的重要性，要求领队将安全意识传达到每一位队员，并无法得出车队领队要对队员在骑行中的安全负责的结论。领队手册中关于主办方负责处理人员受伤情况的表述可以佐证本院前述观点。关于此次骑行活动的性质，北京公司主张此次骑行活动并非专业赛事，而是民间骑行活动。对此，本院认为，本次骑行活动是否系专业赛事以及是否为民间骑行活动，均不影响本院对北京公司系此次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认定。北京公司在其提交的报名通知中介绍的内容、设计的比赛规则以及奖励规则均可表明此次骑行活动系由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组织的带有比赛性质的群众性活动，与骑行者自发组织的骑行活动存在显著区别。北京公司以此次骑行活动并非专业赛事、是民间骑行活动为由主张其不承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北京公司、河北公司系商事主体，在组织具有较高危险性的具有比赛性质的骑行活动过程中，显然应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关于北京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公司就案涉骑行活动尽到了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理由如下：一、北京公司关于其已将本次活动的路线、路况和危险性等在路线说明中进行了提示的主张，并不能从路线说明中得到印证，其路线说明中对有关线路的介绍主要是从吸引骑行者进行挑战的角度进行的描述，并无具体的警示和提示信息。二、从双方提交事发路段的视频资料来看，事发地点位于长坡的底部，路线在长坡底部转弯，有连续三个凸起减速带位于长坡底部以及弯道中，若骑行选手未注意到凸起的减速带，高速通过极有可能因失去平衡而摔倒。一审中北京公司证人张某出庭关于其在事发后留在事发地点提示后面骑行人员和对面驶来的车辆减速慢行的陈述来看，事发地点在事发前并未设置专门的警示标志，亦无专人进行值守。三、虽然从北京公司提交的事发路段的视频资料来看，事发路段存在交通部门设置的限速标志、减速标志以及连续转弯标志，但是前述标志是对于正常通行的行人以及机动车而提出的要求，不应苛求进行骑行比赛的骑手遵守前述限速标准，否则即与比赛活动所追求的速度要求相违背。四、北京公司在有限速标志的公路上组织骑行比赛，但是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其在赛前曾明确要求每一位骑手不得超过参赛路线所处公路的限速要求（仅在报名材料中要求随队的队车遵守交通规则，队车至少有救援两人+两辆自行车的空间），作为专门的骑行活动的组织者，北京公司显然应当明知或应知骑行选手在骑行过程中为追求速度会以最快的速度骑行，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北京公司明确提示或警示骑手不得超过路线所处公路的限速标志骑行。五、就骑行活动的危险性而言，虽然骑手自身的技能状态、骑行车辆的安全性等均是产生危险的因素，但是对于骑行路线本身存在的危险骑手只能被动应对。考虑案涉骑行活动系群体性的骑行比赛、到事发路段的特殊地形特征、比赛活动对于骑手的速度要求、骑手自身对于速度的追求等因素，本院认为北京公司、河北公司未在事发路段设置专用警示标志并提前对骑手进行预警提示，违反了作为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此前提下，就本案的特定情形而言，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在案涉骑行比赛活动的线路选择上存在过错并无不当。六、李沛林事发时并不满18周岁，依据北京公司提交的报名通知，报名者的年龄（1953年8月12日至2002年8月12日出生）亦是参与活动的要求之一，北京公司设有专门的报名程序，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在未征得李沛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当时尚未成年的李沛林参与具有较高危险性的竞技比赛，在资格审查上亦存在过错。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特定情形认定的北京公司、河北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北京公司辩称李沛林已签署免责条款，对此，本院认为，李沛林签署该条款时并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条款中免除了活动组织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本案中李沛林签署的免责条款应属无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不持异议。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均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北京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论理不当之处，本院予以调整，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元，由北京英仕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 睿审 判 员  唐述梁审 判 员  张 静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任可娜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