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天安车公庙工业区天发大厦F1.6栋5D-506。法定代表人：李承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哗啦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刘泽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斌，北京方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陈正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远青，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禾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哗啦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哗啦啦公司）、被上诉人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峡大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2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禾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哗啦啦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哗啦啦公司、东峡大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遗漏案件当事人，对未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实体权利进行了裁判，诉讼程序严重违法。本案裁判结果影响案外人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磐安新奥特童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安新奥特公司）、广东金力变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金力公司）、天津雷克斯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雷克斯公司）的直接权益。2.承办法官严重违背司法居中裁判的基本原则，在本案中大量提及并引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241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32419号判决书）以及相应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5182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内容，未经质证情形下将裁判文书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3.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内容对合同条款、内容随意解释，本案判项二分段计息没有任何的事实基础作为依据；判项四超出了哗啦啦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到目前为止判决没有解除本案的《保理协议》，本案不适用合同第8条，合同第8条有6个前置条件，而本案不存在任何一个前置条件。一审判决书第16页第5行认定本案并非两方主体的纠纷，6笔债权都已经转让给了哗啦啦公司，所以本案只有一个债务人和债权人。4.法律适用错误，违法裁判。一审判决认定东峡大通公司享有“事后还款选择权”，并依据东峡大通公司的事后“按债权比例分配”的建议将涉及5家供应商直接利益的该笔还款进行了实体处理，是对现有法律的严重违反。哗啦啦公司辩称，本案完全符合保理合同的要件，属于典型的保理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61条对于保理合同有明确的规定，保理合同的核心特征是在于将应收债款转让，由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等服务的一项合同，本案中深圳禾苗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应收账款，在本案的协议中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本合同属于典型的保理合同，不属于深圳禾苗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深圳禾苗公司在保理关系中应当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保理协议》附件1中规定了本项保理属于有追索权的保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66条也规定了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款人主张，深圳禾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东峡大通公司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哗啦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深圳禾苗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2920万元；2.判令深圳禾苗公司支付以292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19年4月27日的利息1557333.33元，并按年利率4％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判令东峡大通公司支付以292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7日至2019年4月27日的利息292万元，并按利率12％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4.诉讼费用由深圳禾苗公司、东峡大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2日，深圳禾苗公司（甲方）、东峡大通公司（乙方）、哗啦啦公司（丙方）签订《保理协议》（合同编号：20171xx），载明：因甲方和乙方向丙方申请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方式办理保理业务，经各方同意，甲方转让其基于[采购订单/订单编号OFO-HQ-YJS-2017xxx]合同向乙方请求于约定日期前给付一定金钱的应收账款债权，丙方为甲方和乙方提供整体保理服务。合同第一条约定，丙方出具详载乙方信息的《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给甲方，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应将甲方提交的针对乙方的特定应收账款转让给丙方。应收账款转让给丙方后，丙方享有甲方在该应收账款转让前对乙方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取全部应收账款本金及其与该等应收账款有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甲方应于收到《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后，通过发放《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方式告知乙方有关甲、丙双方的债权转让事宜，书面告知丙方其已对乙方进行了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合同第二条约定，甲乙丙三方确认，本次应收账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32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应依照本协议附件《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中约定的成数或比例向甲方提前支付应收账款作为保理预付款。应收账款的剩余部分由乙方在应收账款到期日前支付给丙方，由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方和乙方同意自丙方支付保理预付款之日起至清偿日止，依三方约定利率（见《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计付利息给丙方。乙方同意自丙方支付保理预付款之日起至应由账款到期日止，按乙、丙双方约定的方式及付款安排向丙方进行清偿。本协议签订后1个工作日内，丙方应将上述部分保理预付款人民币4000万元（实际支付人民币3920万元，需扣除80万元利息）一次性支付至甲方以下收款账户。乙方的相关股东可为甲方及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丙方支付应收账款以及相应保理费用向丙方承担保证责任，具体保证责任承担方式见《担保合同》。丙方逾期支付保理预付款视为本次交易失败，丙方必须将甲乙方交付的所有资料原件退回。合同第五条约定，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时，丙方有权不经通知或催告甲方、乙方，直接解除或终止与乙方相关的全部或部分应收账款的管理责任：1.乙方于应收账款到期日拒绝付款或部分付款时；……依前述约定解除或终止应收账款转让后，甲方应于十五日内，返还丙方已支付的保理预付款或已支付的标的债权转让对价，甲方以及乙方应当承担该等款项自丙方支付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及手续费；如有其他实际损失，丙方有权向乙方要求赔偿。丙方应于收到上述款项无误后，将解除或终止的应收账款债权反转让给甲方。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各笔应收账款转让给丙方后，如无违反本协议第三条情形，丙方应依照《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约定的保理预付款成数或比例，在甲方提出保理预付款申请并审核无误后，于应由账款到期日前支付给甲方。丙方支付此保理预付款项时，有权预先扣除应付给丙方的利息及手续费或其他费用。如果乙方不能于各笔应收账款到期日付款时，丙方有权要求甲方返还保理预付款及已支付给甲方的所有款项，并要求乙方承担自支付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手续费及罚息等其他费用，甲方、乙方不得拒绝。如有其他实际损失，丙方有权要求甲乙双方赔偿。丙方应当于收受上述款项后，将该解除或终止的应收账款债权反转让给甲方。合同第七条约定，丙方为甲方和乙方提供本合同项下保理服务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费用、差旅费用等），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以外，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利息及手续费由丙方依各笔保理款，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以外，向甲乙双方计收，相关利率以及扣款的方式详载于《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合同还对三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深圳禾苗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哗啦啦公司在该合同签署页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合同后附附件一《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载明：致深圳禾苗公司、东峡大通公司，鉴于贵两公司委托本公司办理保理业务，依据贵两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保理协议》（编号：2017xxx），特制定本同意书，本同意书与《保理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同意书约定的利息应由深圳禾苗公司支付给哗啦啦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应支付的利息由东峡大通公司与哗啦啦公司另行确定并签署《应收账款管理协议》。卖方名称：深圳禾苗公司；买方名称：东峡大通公司；合同编号及主要内容：合同编号：OFO-HQ-YJS-2017xxx，产品名称：主板/按键板，订单数量：200万pcs，订单金额：7600万元；业务类别：有追索权；承保额度：人民币5320万元；保理预付款成数：每笔应收账款最高不超过8成；保理预付款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融资到期日：2018年6月21日；利率：4％（年化）；手续费率：依应收账款金额计收0％（年化）。附注：1.手续费在本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由深圳禾苗公司支付给本公司；2.利息在本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中扣除，实际付款金额为人民币3920万元。深圳禾苗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在《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回签”处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合同后附附件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致东峡大通公司，鉴于贵方与深圳禾苗公司于2017年8月签订了《采购订单》（编号：OFO-HQ-YJS-2017xxx）及请款单号为的付款审批表，贵方、卖方与哗啦啦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了2017xxx号的《保理协议》，卖方将基础合同项下对贵方的应由账款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哗啦啦公司。现卖方、哗啦啦公司共同通知贵方如下：一、基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基本信息如下：合同编号：OFO-HQ-YJS-2017xxx；付款时间及方式：2018年6月21日；账期：6个月；应收账款金额：5320万元；债权到期日：2018年6月21日。二、自2017年12月22日债权转让之日起，本公司已将对贵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全部转让给哗啦啦公司，所有到期的应收账款请于2018年6月21日之前电汇至以下账号。深圳禾苗公司在该通知书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东峡大通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回函》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回函》内容为：我方已收到贵两方签发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我方已知晓其全部内容，并确认转让给哗啦啦公司的应收账款不存在任何抵扣、罚款、违约赔偿或误期赔偿等扣款情形或其他任何抗辩，并同意依该通知办理相关事宜。合同后附附件《应收账款管理协议》，载明：致东峡大通公司，鉴于贵方委托本公司办理保理义务，依据贵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保理协议》（编号：2017xxx）以及《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特制定本协议。本协议与《保理协议》以及《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约定的利息应由东峡大通公司支付给哗啦啦公司。卖方名称：深圳禾苗公司；买方名称：东峡大通公司；合同编号及主要内容：合同编号：OFO-HQ-YJS-2017xxx，产品名称：主板/按键板，订单数量：200万pcs，订单金额：7600万元；业务类别：有追索权；承保额度：人民币5320万元；保理预付款成数：每笔应收账款最高不超过8成；保理预付款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融资到期日：2018年6月26日；利率：12％（年化）；手续费率：依应收账款金额计收0％（年化）。附注：1.利息在本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由东峡大通公司支付给本公司；2.东峡大通公司按本金3000万元计算利息。东峡大通公司在《应收账款管理协议》的《回签》处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回签》内容为：我公司确定已接到并同意贵公司上述《应收账款管理协议》的约定。案外人戴威、杨品杰分别与哗啦啦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内容为确保哗啦啦公司按时收到涉案《保理协议》项下的应收款项，二人自愿提供一般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第八条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2018年1月30日，哗啦啦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账户向深圳禾苗公司账户转款3920万元，摘要或附言：保理转让款。2020年1月10日，一审法院就原告哗啦啦公司诉被告东峡大通公司、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广东金力公司、第三人深圳禾苗公司、第三人磐安新奥特公司、第三人天津雷克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作出32419号判决书，认定：东峡大通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1月23日合计向哗啦啦公司支付3100万元。经询，东峡大通公司表示在支付上述3100万元时未明确付款对象，哗啦啦公司表示未与东峡大通公司约定所支付款项的支付顺序、确定方案。因此，上述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涵盖了天津飞鸽公司、深圳禾苗公司、深圳禾苗公司、深圳禾苗公司、深圳禾苗公司的应由账款，对于3100万元的分配，影响了上述五家公司的利益，故一审法院根据申请，将深圳禾苗公司、深圳禾苗公司、深圳禾苗公司、深圳禾苗公司追加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经查，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与3100万分配相关的共有四份证据，按时间顺序排列为：天津飞鸽公司提交的《确认函》（2018年11月28日）、东峡大通公司提交的两份《还款情况说明》（2019年9月3日）、哗啦啦公司提交的《确认函》（2019年9月4日）。上述四份证据均经质证后被一审法院所认证，鉴于四份证据的内容之间互相矛盾（主要是在后的三份证据与第一份证据之间的矛盾），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论述：首先，东峡大通公司表示在支付3100万元时，未明确指定对象，哗啦啦公司亦认可双方并未就付款的支付顺序、确定方式进行事先的约定，因此东峡大通公司作为付款方，对于款项的支付对象具有选择权；其次，东峡大通公司在2018年11月28日出具的《确认函》，内容中“截止2018年11月28日，我司已向哗啦啦公司支付人民币2880万元，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575000元”的表述，结合其向哗啦啦公司支付3100万的时间，可以认定系对选择权的行使。该《确认函》系向天津飞鸽公司出具，可以认定为东峡大通公司的意思表示为在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中，将其中2880万元的付款对象指向天津飞鸽公司。再次，东峡大通公司的选择权一经行使，即不可撤回或变更。东峡大通公司向天津飞鸽公司出具《确认函》，将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中2880万元的付款对象指定为天津飞鸽公司，该《确认函》对于东峡大通公司具有约束力，东峡大通公司无权就其已确认的部分进行撤回或变更。东峡大通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出具的两份《还款情况说明》，内容与在先的《确认函》相抵触，因此两份《还款情况说明》中关于2880万元部分的内容无效，同理东峡大通公司的高管杨品杰、法定代表人陈正江关于3100万元的表述，亦不能起到撤回或变更在先承诺的效力。最后，四位第三人均认为《确认函》系天津飞鸽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东峡大通公司亦认为《确认函》不能代表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函》加盖有东峡大通公司的公章，对外具有代表作用，可以认定《确认函》的内容系东峡大通公司的意思表示。正是基于3100万元的分配可能影响四位第三人的利益，一审法院依申请进行了追加。在庭审中查明，天津飞鸽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东峡大通公司应依涉案《保理协议》支付应由账款的事实确实存在，因此东峡大通公司将2880万元的付款对象指定为天津飞鸽公司，虽然确实减少了其他四位第三人可分配的应收账款，但不能认定为恶意，是东峡大通公司正常行使其选择权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应将2880万元计入东峡大通公司依涉案《保理协议》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应收账款中。32419号判决书宣判后，第三人深圳禾苗公司、第三人深圳禾苗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京01民终518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182号判决书），认定：对于一审判决认定3100万元中2880万元系清偿天津飞鸽公司项下应收账款：并无不当。首先，《确认函》合法有效。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东峡大通公司与天津飞鸽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亦不足以证明《确认函》并非东峡大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确认函》的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确认函》系东峡大通公司作出，亦已通知了天津飞鸽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后续变更自己的意思表示，并未取得天津飞鸽公司的同意，故后续变更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以最先作出的《确认函》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并无不当。其次，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并不相符。上述法条适用于同一债权人和同一债务人之间多笔债务的情形，本案中，天津飞鸽公司等供应商虽然将应收账款转让于哗啦啦公司，但各方之间并非简单的债权债务转让法律关系，供应商、哗啦啦公司及东峡大通公司共同签署《保理协议》，哗啦啦公司系对供应商和东峡大通公司提供整体保理服务。《保理协议》约定了应收账款到期后哗啦啦公司有权要求供应商返还保理预付款，同时亦约定了保理商有权追索东峡大通公司的付款责任。案涉3100万元款项支付之时，应收账款已经到期，此时按照《保理协议》的约定，供应商既是哗啦啦公司的债务人，又是东峡大通公司付款责任的债权人，故本案并非两方主体之间不同笔债务的清偿，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再次，现行法律对债务人面对多个债权人时的个别清偿并无禁止性规定。东峡大通公司并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案涉的个别清偿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本案中不存在司法强制介入分配的合理路径。同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经询问，哗啦啦公司表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为：案涉合同约定保理预付款为4000万元，扣除了利息之后实际支付3920万元，其中东峡大通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故主张返还的金额为2920万元（不含利息）。东峡大通公司表示除哗啦啦公司认可的1000万元外，同时还支付了160万元，该笔160万元亦应作为支付的应收账款予以扣除。哗啦啦公司表示不予认可，认为系东峡大通公司根据《应收账款管理协议》支付的利息。另询，东峡大通公司表示剩余待分配款项（220万元）中，本案应分配比例为36.13％。一审法院认为，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债权人将应收账款的所有权转让于保理人，保理人支付价款并提供与应收账款转让相关服务的业务。本案中，深圳禾苗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基础贸易关系，深圳禾苗公司作为卖方，将其对东峡大通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与哗啦啦公司，由哗啦啦公司提供保理服务，向深圳禾苗公司先行支付保理预付款，上述交易行为符合保理业务的特征，本案所涉合同关系为保理合同关系。涉案《保理协议》（及附件《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管理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有效，对此三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经庭审查明，涉案《保理协议》及附件签订后，哗啦啦公司已向深圳禾苗公司支付了保理预付款2920万元（已扣除东峡大通公司配资支付部分）。东峡大通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1月23日合计向哗啦啦公司支付3100万元，未明确分配对象，经已生效的32419号判决书及5182号判决书认定，其中2880万元已分配至案外人天津飞鸽公司名下，故剩余待分配金额为220万元。庭审中经询问，东峡大通公司表示就剩余待分配款项，本案中应分配的比例为36.13％，经计算后为794860元，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应自由深圳禾苗公司返还的保理预付款中扣除。东峡大通公司在庭审中主张曾向哗啦啦公司支付160万元，该款项应作为偿还的应收账款。哗啦啦公司对于收款160万元不持异议，但认为属于东峡大通公司履行《应收账款管理协议》约定的支付利息义务的行为。经查，该笔160万元并非单独支付，无法从支付时间、金额对款项性质予以判断，东峡大通公司作为付款方，有权选择该笔款项的支付对象，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笔160万元的性质属于偿还应收款项，应自深圳禾苗公司返还的保理预付款中扣除。深圳禾苗公司所提交的证据6、7均系东峡大通公司在32419号案中所提交，一审法院已在32419号判决中对此进行论述，东峡大通公司的分配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此后二审法院作出的5182号判决书亦对此予以确认，现以上两份判决书均已生效，一审法院对深圳禾苗公司提出的东峡大通公司已偿还550万元的辩称不予采纳。深圳禾苗公司在答辩中提出哗啦啦公司主张返还保理预付款的条件并未成就，理由是未接到哗啦啦公司的通知或催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理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确实约定了哗啦啦公司行使返还权利的前置条件是通知或催告深圳禾苗公司及东峡大通公司。经查，哗啦啦公司曾于2019年1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东峡大通公司及包括深圳禾苗公司在内的五家供货商，要求返还保理预付款，后被一中院裁定驳回起诉。哗啦啦公司遂于2019年5月依各独立的保理协议，分立六案起诉。以上两次诉讼中，深圳禾苗公司均收到了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及哗啦啦公司的起诉书及证据材料。哗啦啦公司在上述材料已要求深圳禾苗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的主张清晰明确，且均已送达至深圳禾苗公司，对此可以认定哗啦啦公司履行了通知或催告义务。依据涉案《保理协议》的约定，在东峡大通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全部应收账款时，哗啦啦公司有权要求深圳禾苗公司返还剩余保理预付款。故哗啦啦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深圳禾苗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的主张与《保理协议》约定相符，于法有据。关于返还的具体金额，基于一审法院之前的论述，扣除794860元及160万元后，深圳禾苗公司应返还的保理预付款金额为26805140元，一审法院对哗啦啦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与一审法院认定相符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哗啦啦公司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深圳禾苗公司辩称依据涉案《保理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其不负有承担保理期限届满后利息的责任。经查，涉案《保理协议》的第五条第二款及第六条第二款均就东峡大通公司到期未能付款这一情形发生后的处置方式进行了约定，区别在于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为深圳禾苗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共同承担利息支付责任；第六条第二款约定为东峡大通公司单独承担利息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条约定确有不同，但均为哗啦啦公司可行使的权利，对此哗啦啦公司有权选择行使；从另一个角度说，深圳禾苗公司在签订《保理协议》时，对于上述两条不同责任承担对象的条款未持异议，也说明其认可哗啦啦公司的选择权并同意予以承受。故一审法院对于深圳禾苗公司提出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同时认定哗啦啦公司提出的要求深圳禾苗公司支付的主张符合《保理协议》的约定，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基于一审法院之前的论述，深圳禾苗公司支付的利息应根据基数的变化分段计算，因剩余待分配款项（220万元）系自2018年12月4日开始陆续支付，为便于计算，一审法院确定按照该日作为分段计算利息的时间。一审法院对于哗啦啦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与一审法院认定相符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哗啦啦公司提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涉案《保理协议》及《应收账款管理协议》已明确约定东峡大通公司对于自哗啦啦公司支付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负有给付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于哗啦啦公司要求东峡大通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基于存在还款情况，一审法院亦确定分段计算利息，同时对于哗啦啦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与一审法院认定相符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其余部分不予支持。最后，深圳禾苗公司在庭审中提出各方当事人均未将5182号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在审理本案时不应将该判决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哗啦啦公司于2019年5月7日依各自独立的六份《保理协议》向一审法院起诉分别起诉天津飞鸽公司、深圳禾苗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广东金力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两案），在审理天津飞鸽公司案中，发现东峡大通公司就六份《保理协议》曾向哗啦啦公司支付3100万元非定向款项，一审法院正是基于该款项的分配会影响深圳禾苗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广东金力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四方的利益，追加上述四方作为天津飞鸽公司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听取了各方意见且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后，作出了32419号判决。深圳禾苗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了5182号判决书。上述两份判决书的认定及判决结果，当然对本案的处理产生影响，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两份判决书对本案事实进行认定并予以处理并无不当。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综上，一审法院对深圳禾苗公司在庭审中提出的该项异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1.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深圳禾苗公司向哗啦啦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26805140元；2.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深圳禾苗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向哗啦啦公司支付利息（第一段以27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至2018年12月3日止；第二段以2680514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4％的标准计算）；3.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东峡大通公司向哗啦啦公司支付利息（第一段以27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至2018年12月3日止；第二段以2680514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4.驳回哗啦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哗啦啦公司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即深圳禾苗公司和磐安新奥特公司的民事再审申请书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证明在飞鸽案生效后，深圳禾苗公司及磐安新奥特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定驳回其申请。深圳禾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是32419案的申请以及文书，而且上述判决和裁定都是错误的。东峡大通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裁定都是程序性的事项，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但该证据系深圳禾苗公司及案外人关于另案的争议，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深圳禾苗公司、东峡大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一审法院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作为本案的认定事实并无不当。已生效的32419号判决书和5182号判决书中确认，3100万元中2880万元系清偿天津飞鸽公司项下应收账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属于免证事实。故一审法院将上述事实作为本案的认定事实，并据此进行裁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二、本案的裁判结果并未损害其他案外人利益。如前所述，3100万元中2880万元为清偿天津飞鸽公司项下应收账款属于已经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故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仅需确认剩余220万元应如何分配。一审庭审中，东峡大通公司作为债务人已明确，220万元应收账款中深圳禾苗公司应分配的比例为36.13％，该比例经计算后为794860元，债权人哗啦啦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该事实的查明与天津飞鸽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广东金力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据此作出的裁判结果亦不存在损害天津飞鸽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广东金力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等案外人利益的情形。对于该裁判结果，本院予以认可。三、一审法院的法律适用并无不当。本案系深圳禾苗公司、东峡大通公司与哗啦啦公司基于三方共同签订的保理合同所产生纠纷。根据三方共同签订的《保理协议》，深圳禾苗公司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哗啦啦公司，哗啦啦公司对其和东峡大通公司提供整体保理服务，按照《保理协议》的约定，各方之间并非简单的债权债务转让关系，并非同一债权人和同一债务人之间多笔债务的情形，故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并不相符。此外，现行法律对债务人面对多个债权人时的个别清偿并无禁止性规定。经查，截至本案庭审结束之时，东峡大通公司并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故东峡大通公司的个别清偿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存在需要直接适用法定清偿顺序的情形。深圳禾苗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不影响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所做出的判断，相关论述一审判决中亦已详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深圳禾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186元，由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实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  李晓桐书 记 员  李连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