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11民终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康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557号（丽景民族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7MA2A087KX2。                法定代表人：薛奇，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王薇，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丽阳街5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1488614991。                负责人：郑忠勇，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浙江康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润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20）浙1102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保险赔偿款人民币3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保险投保过程之事实认定错误，进而错误认定上诉人在投保时即已作出不足额投保的意思表示。1．一审判决认定的“原告按工行莲都支行的要求对该在建工程进行投保。具体为：投保日期显示为2019年6月20日的人保公司投保单上载明：…第一受益人：工行莲都支行。”一节事实，系摘抄案涉投保单记载的内容。而该投保单是在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在2020年4月13日，银行工作人员周江龙突然联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薛奇的妻子，称有两份材料需要盖单位公章。薛奇的妻子带着公章来到银行，银行在薛奇妻子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让其在投保单等材料上加盖了公章才形成的。据此，一审判决所谓查明的上述“事实”根本不是案涉保险投保过程的客观事实。2．本案中的保险金额300万元的设定，绝不是基于上诉人自己的意思将保险标的物的部分价值投保。本案中保险合同的形成，系上诉人因向工商银行莲都支行金融贷款，应贷款银行的要求将在建工程作为贷款抵押物向被上诉人投保财产基本险。与被上诉人建立保险合同关系的整个过程中，均是由贷款银行的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的业务员联系，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的业务员有过任何磋商。且是在上诉人没有提交投保单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违规操作出具了案涉保险单。被上诉人出具保险单后，只是交付给贷款银行工作人员，而没有送达给上诉人保险单、特别约定单、保险条款。据此客观事实，经银行工作人员解释，之所以设定保险金额／赔偿限额300万元是根据贷款金额248万元的1.2倍计算得出的，多保0.2个系数是考虑到贷款会产生利息、罚息、滞纳金等费用，上诉人的最终还款金额可能会达到300万元。故银行要求上诉人就抵押物购买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贷款期间抵押物毁损或灭失造成银行难以收回贷款本息。如贷款抵押物发生火灾事故而损毁的，银行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理赔收回贷款及相应利息。据此，上诉人因金融借款需要而应贷款银行的要求向被上诉人购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当发生贷款抵押物受损或灭失时获得保险理赔而便于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转移。本案保险金额300万元的设定，是在上诉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被上诉人违规操作的结果，绝不是基于上诉人自己的意思将保险标的物的部分价值投保，而甘愿当发生保险事故时承受不足额保险按照比例理赔的不利后果。二、被上诉人主张案涉保险为不足额投保，对保险事故的损失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进行理赔，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合同）依据。1．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须采用书面方式订立；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2．根据原《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用要约、承诺方式。本案中，贷款银行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发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要约。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只能认定（或推定）要约具体确定的内容为：投保险别-财产基本险，保险标的-房屋建筑，保险金额-300万元，保险期限一年，保险费-1800元，保险责任-为火灾、爆炸、雷击，当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万元的，可获得300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被上诉人出具保单视为承诺，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若被上诉人主张保险金额300万元为不足额投保，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对造成的损失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进行理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则是对贷款银行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发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变更，依法属于新的要约，那么要约人（投保人）的要约就依法失效，保险合同不成立。而现实是，被上诉人并没有向上诉人发出新的要约就出具了保险单，那么根据《保险法》、原《合同法》、原《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只能认定被上诉人对贷款银行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发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要约予以了承诺。3．根据法律规定，贷款银行以上诉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缔结保险合同关系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核心要素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就合同的权利义务平等、自愿、公平地协商一致，才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被上诉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主张“保险金额300万元为不足额投保，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对造成的损失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进行理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显然没有证据证明系属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共同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保险单形成过程的客观事实，只能认定是被上诉人的单方意思表示，依法对上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4．被上诉人主张根据其提供的格式化的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约定，本案保险事故的理赔应以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保险事故的理赔责任。对此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因此，被上诉人主张适用的第三十条约定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至于明确说明的方式，200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也对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法律条文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明确了保险人必须同时履行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责任免除条款才生效。也即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只能认定其履行了提示义务；另外，保险人还需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才能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投保单、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等彩印件，是在案涉保险事故发生后的2020年4月13日，银行工作人员“骗取”上诉人盖章后，再拍照以微信方式发送给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打印的，原件在上诉人手上。故被上诉人提供的彩印件不能证明其在投保时已就本案涉及的比例赔付的免责条款向上诉人进行过提示和明确说明。而且，即便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彩印件，也没有被上诉人主张的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保险赔偿款的内容。故被上诉人据以主张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比例赔付的条款不生效，被上诉人主张按照比例赔付缺乏合同依据。5．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仅向贷款银行出具了保险单，却没有向上诉人送达保险条款，对于不足额投保、按照比例赔付等专业术语的含义完全不明确；而所谓的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赔付显属是加重了投保人多支付保费的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获得保险风险保障的权利，减轻了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对此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的不足额投保按照比例赔付的条款，依法应当认定无效。6．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本案中，关于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相关内容，在被上诉人制订的2009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基本险条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已有约定；同时在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中也有特别约定。因此，即便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险金额是不足额投保，也是“合同另有约定”，故应当依照“合同另有约定”而从其约定，而不能直接适用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三、被上诉人出具的保险单表明，保险人与投保人就案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了“第一危险赔偿”方式。在不足额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赔偿方式有两种：其一是比例赔偿方式，即按保险金额与财产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其二是第一危险赔偿方式，即不考虑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的比例，在保险金额限度内，按照实际损失赔偿。这两种赔偿方式，根据保险合同种类的不同，由双方当事人约定。一般情况下，所谓合同规定的其他方式，就是指第一危险赔偿方式。即不考虑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的比例，在保险金额限度内，按照实际损失赔偿。被上诉人在其违规出具的保险单中载明特别约定“投保金额按评估价确定，评估价为2017万元，投保金额为300万元”。根据保险法规定和财产保险实务的规范要求，保险金额应当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相匹配。被上诉人作为中国最大的老牌财产保险公司，其在明知案涉保险标的在投保时的评估价值为2017万元，却接受贷款银行以上诉人的名义向其投保财产基本险的保险金额确定为300万元，且在上诉人没有出具订立保险合同要约的投保单之情况下，在没有就“不足额投保、出现后按比例赔付”这一具有排除被保险人理赔权益的保险专业性的术语，依法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就出具了保险单。那么，按照通常的理解，只能推定被上诉人放弃其2009版保险条款第三十一条“不足额投保、出现后按比例赔付”的合同权利。另者，从该特别约定的字面文义理解，“投保金额按评估价确定，评估价为2017万元”，则既然评估价是2017万元，而特别约定投保金额按评估价确定，那么投保金额就应当是2017万元。然被上诉人却又特别约定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为300万元。那么，按照通常的理解，只能推定被上诉人认同上诉人主张“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当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万元的，可获得300万元的保险理赔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说这是保险合同双方就“投保金额按评估价确定，评估价为2017万元”之外再特别约定“保险金额为300万元”是采用“第一危险”的赔偿方式，即首先由保险人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赔偿给付，不考虑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的比例，按照实际损失赔偿，实际损失超过保险金额的，由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理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超出的部分。对此观点，《浙江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也有涉及，根据该指导意见相关规定，结合本案，2#厂房的整体损失金额高达625余万元，即便扣除20％免赔率后的金额仍然超过保险金额30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仍应按保险金额300万元进行赔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其判决结果必然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人保公司辩称，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工商银行是这次事故的保险受益人，在承保的时候，工商银行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所以工商银行构成表见代理，可以认定康润公司委托工商银行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在投保过程中，保险人已经履行免责条款告知义务。而且，康润公司为案涉财产投保了多份保险。二、康润公司已经支付了保险费用，支付保险费用的行为是对保险代理的追认和确认，所以并不存在着康润公司所称对投保险种不知情的情况。作为一个企业，公章的使用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在投保前期，工商银行已经要求康润公司进行盖章，只是当时康润公司工作人员忘记携带公章，事后的盖章行为，在公章使用过程中不可能对于盖章的内容不去审核，所以盖章行为也属于事后追认，所以整个保险合同，不仅是保险金额，以及免责条款，被保险人均是知悉的。三、根据要约的相关规定，发出的要约必须包含合同的主要条款。本案投保时并没有包含合同主要条款的任何书面投保意向材料给人保公司。四、关于足额投保和不足额投保的问题，一审判决已经对不足额投保的问题已经作出了非常正确合理的解释。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本案不适用于第一危险方式，因为本案保险合同属于不定值保险，应当采用比例赔偿的方式。                人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浙1102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改判人保公司承担636143.08元；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及的保险标的，投保时为在建工程，故对应保额所承担的损失因参照投保时在建工程的价值进行赔付，而原审则根据完工后计算损失，不符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时的目的，同时，间接地扩大了上诉人的保险责任，因此，按原审判决履行将有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属可撤销，即意味着保险合同存在是否为有效的问题。若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案所涉的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那么保险合同中所适用的条款，均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并对双方有约束力，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接到被上诉人报案后，即对案件的免赔进行了告知，且被上诉人也表示认可，仅对损失和足额投保问题存在质疑，故被上诉人对免责告知事宜已完全了解并知悉；2．对于投保单是出险后加盖的事实，更能说明被上诉人在知悉了免责条款的同时，还能加盖公章，即表示认可该条款对双方的约束力；基于上诉事实，应认定免责条款有效，但原审法院却狭义地认为，被上诉人盖章的行为是仅对保险合同的追认，并非对免责条款的追认，以此来认定免责条款为无效，实属自相矛盾。故本案计算保险理赔款时应扣除20％的免赔率。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逾期付款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本案出险后怠于履行定损义务，实际上恰恰相反，上诉人一直在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同时，积极将定损金额和赔付方案以书面形式提供给被上诉人，且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上诉人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积极履行了定损义务。另双方就损失及赔付方案进行了多次的协商，最终因被上诉人不同意赔付方案并提起诉讼，因而搁置了整个理赔工作，原审由此认定上诉人未及时完成定损，与事实不符。对于原审认为上诉人未能在一定时间内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对可确定的数额先于支付，该认定完全的偏离了事实，因本案根本无法确定数额，且被上诉人未提出真正的索赔申请，还只是停留在协商阶段，未给予上诉人先行履行部分赔偿的机会，另法院认定逾期付款时间无任何法律依据，仅以本案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来计算逾期时间时，未考虑因案件审理的需要而造成周期太长的事实，因此无形中扩大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故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逾期支付期间不符合公平原则，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结合本案的事实予以改判。                康润公司辩称，一、保险公司认为本案合同在订立时显失公平，属于可撤销合同，该上诉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众所周知，在保险合同关系当中，保险公司是绝对的优势方，险种由其开发，条款由其拟定，费率由其确定，在这种合同关系中对保险公司怎么会显失公平。退一步，即使存在可撤销事由，也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但保险公司并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因此保险公司认为案涉保险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是不能成立的。二、保险公司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那么合同中的条款均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观点明显不能成立。如果该观点成立，那么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有何意义。三、保险公司在上诉状当中明确其是在接到康润公司报案后，即对案件的免赔进行了告知。该陈述印证了康润公司在一审当中始终主张的一个观点，就是本案在保险合同投保时，保险公司并没有就免责条款进行过任何告知，而是在出险之后才提出比例赔付、扣除免赔率等所谓的合同约定。故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要求扣除20％的免赔率缺乏依据。四、原审判决保险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保险合同出险后，康润公司即向保险公司进行出险报案，随后根据保险公司的要求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理赔材料，并提出索赔申请。然而保险公司一直未就本案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定损，并向康润公司发送定损结论，导致康润公司长时间得不到理赔，康润公司无奈之下才在2020年4月份向法院提起诉讼。事实上，本案一审审理期限这么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确定损失的问题。所以保险公司在康润公司起诉之后仍然没有完成定损，而且保险公司也没有就能够确定的损失先行支付。综上，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康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300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因其违法迟延支付保险理赔款而使得原告无法重建厂房以便恢复生产而必然会产生的损失（自2020年2月20日起至保险理赔款付清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暂定9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原告需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莲都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莲都支行”）进行贷款，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用其坐落于丽水南城祥龙路与东九路交叉口西北侧的在建工程作为抵押，并进行了抵押登记。经银行内部评估，案涉在建工程评估价为2017万元。同时，原告按工行莲都支行的要求对该在建工程进行投保。具体为：投保日期显示为“2019年6月20日”的人保公司投保单上载明：1、保险标的地址个数：共1个；2、保险标的地址：丽水南城祥龙路与东九路交叉口西北侧在建工程；3、投保主险险种：基本险；4、总保险金额：人民币叁佰万元整；5、保险期间：12月，自2019年6月20日18：00时起至2020年6月20日18：00时止；6、总保险费：1800元；7、特别约定：第一受益人为工行莲都支行。上述几项内容均为手写。另，该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打印字体为“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条款（2009）版》及其附加险条款（若投保附加险）内容，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本保险”。在该栏投保人签章处盖有原告公司印章。另，该保险投保标的项目清单显示保险标的：“房屋”，数量：“1”，保险金额（赔偿限额）：“300万”，以何种方式确定保险价值：“重置”。此外，该保险财产基本险特别约定中手写内容：投保金额按评估价投保，评估价为2017万元，投保金额为300万元；第一受益人：工行莲都支行。                编号为33001800659894的人保财产基本险（2009版）保险单上载明：1、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康润公司；2、保险标的地址个数：1；3、保险标的座落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城祥龙路与东九路交叉口西北侧在建工程；4、保险标的项目：房屋建筑；5、保险金额／赔偿限额：300万元；6、数量及单位：1；7、以何种方式确定保险价值：出险时的重置价值；8、保险费1800元，费率0.6‰，交费日期：2019年6月20日；9、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20日十八时起至2020年6月20日十八时止；10、特别约定：（1）投保金额按评估价确定，评估价为2017万元，投保金额为300万元；（2）第一受益人为工行莲都支行；（3）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加贴《财产保险基本险特约条款》（2009版）；（4）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由于自身原因引起的火灾爆炸事故，在扣除上述免赔后再按照《财产基本险特约条款》第七条规定扣除10％免赔率。该保险单盖有人保公司承保业务专用章。                其中，人保公司《财产基本险条款》（2009版）第十七条约定：保险人按照第二十六条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第十九条约定：保险人自收到赔偿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第三十条约定：保险标的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一）保险金额等于或高于保险价值时，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最高不超过保险价值；（二）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乘以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三）若本保险合同所列标的不止一项时，应分项按照本条约定处理。                2019年6月20日，原告向人保公司交纳了1800元的保险费。                2020年1月4日1时38分许，原告公司2号厂房发生火灾，经丽水市公安消防支队经济开发区大队认定，该起火原因为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火灾。原告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即向被告人保公司报案，后经双方沟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赔偿意见。对于本案未及时定损的问题，被告庭审中主张系原告未提供相应定损材料。原告则主张其已提供了厂房工程项目结算书（因案涉厂房刚建成不久），故未及时定损系被告方责任。                另查明：1、原告庭审中陈述2019年6月20日的投保单系事后补盖印章，具体为：2020年4月，工行莲都支行工作人员周江龙突然联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称有两份材料需要盖单位公章，故其妻子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在投保单等材料上加盖了公章。次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发现问题后，立即联系银行工作人员并取回了盖章的所有材料，才发现材料系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单、免责告知书等资料。且其庭审中表示当时未收到保险单，直至2020年4月23日才从银行工作人员处取得复印件。被告庭审中对此不予认可，其表示投保单原件在原告处系原告自行从银行将材料取走。                2、根据该院对工行莲都支行工作人员周江龙所作询问笔录，其陈述：（1）原告已将案涉保险所涉贷款还清，本案保险理赔权利由原告主张，其表示无异议。（2）关于案涉投保单是否事后盖章问题，其陈述，2019年6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妻子作为原告公司财务，前往银行办理投保等事宜，但因忘记携带公章，故先把保险费支付。发生火灾事故后，人保公司工作人员问其有没看到案涉投保单，才发现该份投保单还未盖章，后来经其联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妻子在投保单等材料上盖章。（3）案涉房地产（在建工程）内部评估报告书中载明评估价值为2017万元，其表示是银行内部所作评估，根据原告提供的发票等材料予以确定。（4）因原告厂房的土地系工业性质，在建工程及房屋建好后房产均登记在一本证上，故均为整体抵押。                再查明：原告因本次贷款，就案涉在建工程另外分别又向人保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各投保保险金额120万元。现该两份保险保险金尚未受偿。                2020年12月2日，原告撤回鉴定申请。原、被告双方对以下内容达成一致意见：1、案涉2号厂房因火灾受损的实际损失为6254116.12元；2、案涉的原告公司厂房、办公楼等整体建筑在出险时的重置价为23595130元；3、案涉2号厂房出险时的重置价为787033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本案是足额保险还是不足额保险；二、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20％免赔率条款是否有效；三、被告是否构成迟延支付保险赔偿款的违约责任。                一、针对本案是否为足额保险的问题，该院评析如下：                所谓不足额保险，是指保险标的物品价值大于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本案中，原告在投保时，明确保险标的系案涉在建工程，且经银行内部评估，在建工程评估价为2017万元，在此基础上，                其明确保险金额为300万元，并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由此可见，原告在投保时，即已明确作出不足额投保的意思表示。                对于原告主张投保单系事后补盖印章的问题，经向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其表示确系在火灾事故发生后所盖。被告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其亦承认相关保险材料由银行工作人员保管，且对该份投保单原件（理应由被告保管）现尚在原告处未有合理说明，故该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对于保险条款中不足额理赔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主张投保单系事后补签，上述保险条款属于比例赔付，被告并未对该条款进行明确说明，故条款无效。但其同时主张其已交纳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该院认为，该事后盖章的行为可认定为原告对保险合同进行了追认。而关于不足额保险的理赔条款，并非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不能由此认定该不足额保险条款无效。本案亦应依据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即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对于原告庭审中提出，本案应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理，该条系对保险人免赔率进行限定，对于本案并不适用。                对于保险价值，根据保险单的约定，保险价值以“出险时的重置价值”进行确定。对于该“出险时重置价值”具体应为就本案发生火灾的2号厂房重置价，还是整体建筑的重置价。因案涉保险标的系整体在建工程，并未将各建筑单独投保，房屋建好后的物理可分割现状并不形成保险标的的分离，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该出险时重置价值应为出险时整体建筑的重置价。                二、针对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20％免赔率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该院评析如下：                如前所述，案涉投保单系事后盖章，该事后盖章行为的效力并不能及于免责条款，亦不能由此认定被告已向原告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另，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一栏均为打印字体，系被告所做格式条款，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即已向原告方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对此，应认定被告对免赔率特别约定条款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应认定该条款无效。故对被告要求扣减免赔率20％的主张，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保险赔偿款应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再乘以实际损失进行计算，即（3000000元／23595130元）×6254116.12元=795178.85元。                三、被告是否构成迟延支付保险赔偿款的违约责任。                本案中，根据在卷材料，原、被告双方在火灾发生后，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原因以及属于保险事故责任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主要在于损失额和赔偿数额。对于损失数额，被告作为保险人自原告提出理赔申请后，即负有及时核定损失及确定赔偿数额的义务。被告提出未及时定损的原因系原告未提供定损所需资料，而原告则主张其已提供工程项目结算书等资料（因案涉厂房刚建成不久）。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应当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提供定损资料，而本案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知原告且遭原告拒绝或拖延提供资料的事实。另，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委托公估机构对火灾损失进行评估的事实，故应认定被告对未及时定损负有责任。                对于赔偿数额不能确定的情形，保险法亦从公平原则角度出发，规定应在一定时间内对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综上，被告支付保险赔偿款的时间亦应限定在合理期限内。而原告主张的损失起算点，系以在法定30日核定期限基础上，再加上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后的10日宽限期。由于本案双方未有达成一致的赔偿协议，故不能仅以此作为损失起算点。而本案中，双方对原告提交工程项目结算书等资料的时间亦未有明确说明，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该院酌情认定被告应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即自2020年4月28日起以795178.85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康润新材料有限公司保险赔偿款人民币795178.8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795178.85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浙江康润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520元，由原告浙江康润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19669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负担11851元。                二审中，人保公司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组，待证人保公司与康润公司一直就定损方案在协商，并未拖延。康润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形成在一审诉讼发生前，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退一步来讲。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保险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通过微信聊天的内容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保险公司所称的一直在跟康润公司协商理赔的事实，聊天内容集中在1月21日和4月8日、9日。1月21日的聊天内容是康润公司法定代表人薛奇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案涉保险合同的条款，薛奇说他从来不知道保险合同条款，让保险公司把保险条款发过去给他看一下，这明显不属于保险公司所称的双方是在协商理赔，而且这个内容能够印证康润公司一直所主张的本案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公司并没有向其送达过保险条款的事实。4月8日、9日的聊天内容是，薛奇说要去一趟保险公司，叫黄经理把公司定位发给他，该部分内容最多只能证明4月9日薛奇去过一趟保险公司，至于去保险公司干什么，也不能证明。据代理人回忆，4月9日薛奇之所以要去保险公司，是因为他已经来我们律所咨询过本代理人，本代理人要求他去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投保资料，所以他去了一趟保险公司。5月11日，保险公司询问薛奇考虑得怎么样了？考虑的内容是什么，同样也是不清晰的。所以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保险公司所主张的其在本案保险合同出险后一直积极主动地在跟康润公司协商理赔的事实。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后双方之间有过沟通，但不能证明本案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无法确定可以先行支付的数额，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人保公司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关于承保流程的说明》，其中载明：经代理人向业务员了解，其也不清楚该案业务的承保流程，但承保具体的流程银行的具体经办人应该非常清楚，故流程相关事宜以银行经办人的陈述为准。                本院认为，根据人保公司二审提交的《关于承保流程的说明》、工商银行丽水莲都支行员工周江龙的陈述以及康润公司的陈述，康润公司投保案涉财产险是因为贷款银行要求其为抵押物投保财产险，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流程为，人保公司将投保有关资料（即投保单、投保标的项目清单、财产基本险特别约定）送到银行，康润公司在办理贷款业务时一并办理书面投保业务，但因当时康润公司财务到银行办理业务时未携带公章，故先交保险费，保险事故发生后，康润公司方才在前述投保资料上盖章。上述事实可以确定，康润公司向人保公司作出了投保财产基本险（2009版）要约，人保公司作出了同意承保的承诺，康润公司和人保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现康润公司主张其投保不足额保险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正如康润公司上诉所述，投保案涉财产险是因贷款需要进行投保，保险金额是根据康润公司的贷款金额确定，康润公司对此未提异议，并按300万元保险金额投保，故康润公司主张投保的保险金额300万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康润公司主张其作出的投保要约包含，当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万元的，可获得300万元的保险理赔款。但除人保公司印制的投保单、投保标的项目清单、财产基本险特别约定等投保资料外，康润公司未向人保公司提交过其他书面投保材料，投保单等投保资料上也未载明其主张的前述要约内容。且康润公司向银行贷款时是以整体在建工程作为抵押，贷款银行为了防范抵押物因意外事故灭失的风险要求康润公司对抵押物投保财产险。对于贷款银行而言，保险金额300万元即可保障其贷款安全，若抵押物全部灭失，300万元可以保证贷款能够全额收回，在抵押物部分灭失的情况下，贷款银行在按比例获得保险理赔款后，尚存部分抵押物仍可为剩余贷款提供担保。因此，根据在卷证据及案涉保险合同签订的背景，无法解读出康润公司在投保时作出了其主张的前述要约内容，故对康润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康润公司主张案涉保险合同第三十条第二款为免责条款，人保公司未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该条款即不生效。而案涉保险合同第三十条第二款约定的是比例赔偿方式，如康润公司的主张成立，即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明确了不足额保险按比例赔偿方式进行赔付，在未对该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时，保险公司不得主张按比例赔偿方式进行理赔，但这显然不符合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的立法意旨，因为保险公司未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不足额保险的赔偿方式时，却可以依据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对不足额保险按比例赔偿方式进行理赔，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保险合同第三十条第二款不属于免责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康润公司另主张，案涉保险合同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以及保险单特别约定，都对赔偿方式作了约定，故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并不能适用于本案。但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是“合同另有约定”，按照法律解释的原则，该条款中“合同另有约定”应当理解为合同约定了该条款规定的比例赔偿方式之外的其他赔偿方式。康润公司还主张从保险单中载明的特别约定“投保金额按评估价确定，评估价为2017万元，投保金额为300万元”可以推定双方约定是采用第一危险赔偿方式，该特别约定出自投保资料中的财产基本险特别约定，结合投保资料（投保单、投保标的项目清单、财产基本险特别约定）、保险合同条款以及合同签订的背景，该特别约定应作如下解释，即案涉保险合同保险标的为丽水南城祥龙路与东九路交叉口西北侧在建工程，保险标的评估价为2017万元，保险金额为300万元，不能解读出双方在投保时就已经约定案涉保险合同的赔偿方式为第一危险赔偿方式。因此，康润公司主张本案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能采用比例赔偿方式进行理赔，而应当采用第一危险赔偿方式进行理赔，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案涉保险合同并未约定保险标的价值，且保险单载明保险价值以出险时的重置价值进行确定。案涉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已经完工，故一审以完工后的工程确定保险价值并无不当。本案中，人保公司在承保时，未直接与投保人康润公司进行过接触，人保公司仅是将投保资料交给工商银行丽水莲都支行，且据银行工作人员陈述，康润公司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在投保单、财产基本险特别约定等投保材料上盖章，由此可以判断，人保公司在投保时并未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故人保公司要求扣除20％的免赔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保险标的在投保时即有评估价，保险事故发生后人保公司应及时进行定损，即便双方对损失金额存在分歧，人保公司亦应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对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故一审法院结合案件实际酌定人保公司自本案起诉之日支付逾期付款损失并无不当。                综上，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双方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290元，由上诉人浙江康润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24439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负担1185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梅剑文            审判员陈俊明            审判员苏伟清    二○二一年八月四日            代书记员邹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