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45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伟彦，男，1960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颜，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海燕，女，195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辉，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娟，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韵琴，女，198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燕，身份信息同上，系黄韵琴的母亲。原审第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信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538号101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30474Y。负责人：邓明彰，职务：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浩荣，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晓亮，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伟彦因与被上诉人胡海燕、黄韵琴及原审第三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信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达信支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8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伟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XX号首层车库、首层办公室和二楼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为周伟彦所有：2.改判胡海燕、黄韵琴协助周伟彦办理上述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及房屋过户登记手续；3.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胡海燕、黄韵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我国的物权取得方式除出资外还有赠与、继承、添附、政策性房改等方式，一审没有结合周伟彦的证据进行分析，仅以出资认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明显认定事实不清。涉案房屋登记是发生在物权法颁布以及民法典生效前，证明标准应当考虑交易及认知习惯。即使按照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证明标准，为证明是实际权利人，周伟彦已经进行了充分举证，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理解且强人所难：1.周伟彦提出原涉案房屋开发商广州海电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海电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证实周伟彦完成了确认书中的事实及条件，海电公司将涉案房屋直接确认给予周伟彦，并不需要完成对涉案房屋的全额出资。可见，一审裁判所依据的以出资认定事实逻辑完全错误。一审已通过司法鉴定查明了《确认书》的真实性，但又不认可确认书中所述的内容，并以全额出资要求不考虑物权取得的所有方式，径直驳回周伟彦诉讼请求，明显逻辑混乱，本案又不是一般的借名买房，而是借名登记，一审完全陷入借名买房的错误逻辑中。2.周伟彦已完成了《确认书》中所描述帮海电公司清偿了债务，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在证明标准上已经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理应确认给周伟彦。（1）海电公司己经出具了直接证据《确认书》给周伟彦，该确认书确认的是周伟彦完成了为海电公司办妥清偿债务的任务所以把涉案房屋确认给了周伟彦。（2）海电公司欠海南发展银行海口汇南支行（以下简称海南发展银行）借款未能偿还，被该行申请法院查封了涉案房屋。2000年2月1日，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授权周伟彦办理位于白马井镇寨基管理区寨基村集体土地15.015亩的土地使用权证手续至海南大通公司名下，经过周伟彦的斡旋及海南大通公司愿意以其名下位于白马井镇寨基管理区寨基村集体土地15.015亩的土地使用权抵偿海电公司欠的海南发展银行的借款；2000年2月16日通过第三方转账675000元给海电公司，其中包括用于协助海电公司支付海南发展银行的55.1万执行款清偿了剩余借款，最终使得2000年3月10日海电公司与海南发展银行之间签订了和解协议，清偿了全部债务，海电公司作为奖励将涉案房屋房改给了周伟彦与《确认书》的内容相符。（3）一审以周伟彦仅是代理人身份来否认周伟彦的努力错误，既然是周伟彦进行的斡旋，周伟彦作为代理人才是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而斡旋也是努力促成以土地抵债的事实，况且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成为上述土地的使用权人的时间与《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间仅相隔一个月，周伟彦代理海南大通公司获得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后将该土地作价抵偿给海南发展银行作为海电公司清偿贷款的工作成果非常明显，否则海南大通公司为什么无端端的为别人抵债？斡旋正是商业交往中重要的环节，一审法院选择性的忽视该努力仅以等价的全额金钱来否认《确认书》的内容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可见，一审没有结合《确认书》内容而简单认为等价出资明显查明事实错误。即使是房改房在每个企业也是有自己的执行标准，并不是绝对机械的等价出资。3.一审仅以《确认书》签订在先，海电公司与黄晓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在后的时间关系认定《确认书》对黄晓林不产生约束力的逻辑明显错误。借名登记按照正常时间顺序也是先确认涉案房屋给了周伟彦后续才办理登记，而周伟彦借黄晓林名义登记在其名下在后，完全符合常理，就是取得了所有权才会登记在黄晓林名下，而且所有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税费单据及房产证、及房屋控制权一直都在周伟彦名下更能证明周伟彦所述的是事实。4.周伟彦的战友毕某、王某的证言证实涉案房屋实际为周伟彦所有，黄晓林只是借名登记人，同时周伟彦还提交的黄晓林与周伟彦的电话短信记录也证实了黄晓林清楚知道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实为周伟彦而非黄晓林本人。周伟彦多次与黄晓林谈及涉案房屋返还更名事宜，但是黄晓林提出支付一定的费用，大家只是对费用没有谈妥。明显己经能互相印证。一审对聊天记录所谈及的事实视而不见，却以黄晓林死无对证来否定全部证人证言及聊天记录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证据规则，且枉顾事实。5.周伟彦提交的当时破产组组长刘某的证言及录像视频可证实涉案房屋为海电公司于2001年之前即破产前就房改给了周伟彦父亲周宽他们家，恰巧证实了涉案房屋实际上应为周伟彦所有，与证人毕某、王某证实的周伟彦与黄晓林之间存在借名登记关系的事实不存在冲突。而周伟彦也因为刘某年纪大申请当庭远程视频作证，也被一审拒绝。证人刘某的证言与证人毕某、王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了周伟彦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基本事实，机械使用物权的等价交换的出资关系来认定本案事实，裁判结果必然错误。（二）一审的第二个逻辑：借名登记的事实。一审并没认真结合证据链来认定，而是机械的认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进一步说理，直接否定所有证据明显罔顾事实。借名登记当时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但是从短信记录、《购房合同》、房产证资料、涉案房屋的实际控制情况，均可以认定周伟彦借黄晓林名登记的事实。1.周伟彦提交了与黄晓林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的内容足以证明双方借名登记的关系，而且只是因为没有谈妥挂名费而没有最终办理成功，但是黄晓林当时所开价要的数额明显不可能是买卖房屋的价款，一审法院完全忽略该事实，没有进行任何说理直接不认定。2.黄晓林所有签名的空白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委托书、税费单据原件、房产证原件等均在周伟彦处，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黄晓林不可能把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属文件交给第三人20多年，就是因为借名登记关系，才由周伟彦掌握这些权属资料，一审法院一样忽略该事实。3.涉案房屋从头到尾都是周伟彦在居住，控制使用并且部分在出租至今，按照正常人的逻辑，黄晓林不可能将住宅免费给别人居住至今。恰恰证明涉案房屋实际权利人就是周伟彦，黄晓林仅仅是挂名的才相安无事20多年。可见，按照20多年前的交易习惯以上的证据足以证明周伟彦是实际权利人，而《物权法》也是2007年才颁布的，一审以超过物权法及民法典证明标准机械的认定本案事实，明显强人所难，也与法不强人所难明显不相符。（三）一审认为涉案房屋应不应该是黄晓林不是本案查明的事实明显错误，查明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裁判的基础，如果径直驳回周伟彦诉请，又不查明实际权利人，实际就是纵容非法登记的存在，也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冤假错案和司法资源的浪费。l.黄晓林没有支付涉案房屋的对价这是铁的事实，原审及本案所有的证据均无法证明黄晓林支付过对价。而胡海燕、黄韵琴还以提交没有原件、主体混乱，没有付款凭证、伪造催款单据等漏洞百出的证据复印件，企图让一审认定海电公司作为国企欠广东金翎工贸有限公司的钱，胡海燕、黄韵琴又主张黄晓林以物抵债的方式占得了一国有资产，该主张以与原审购买的主张完全矛盾，但是一审法院对此完全没有审查。2.周伟彦从头到尾都没有确认过海电公司与黄晓林签订的《协议书》债权存在的真实性，即使翻看原审庭审录像及笔录也不能确认该债权的真实性，一审对此又是选择性的认定，对应涉案房屋实际权利人是不是周伟彦是不是海电公司的国有资产完全不顾。3.胡海燕、黄韵琴主张海电公司与黄晓林办理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黄晓林缴纳了相关购房税费的事实与周伟彦提交的房产交易税费缴付凭据不一致，该凭据显示在房产交易过户中所需缴付的税费全部都是由海电公司支付，黄晓林从未向海电公司支付过分文款项。就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至少证明黄晓林不是实际权利人，但是一审没有对此进行阐述，而是说跟本案无关，明显错误，且真实的权利人海电公司虽然破产，但其是国企全资公司，其上级国企还在。至少需要查明是否涉案房屋国有资产事实，而不是直接认定由权利人自行主张，一审都没有通知其参加庭审。本案中重大事实是黄晓林死前利用涉案房屋又向银行贷款及多个高利贷款项，造成无法过户的局面；如不查明该实际权利人的事实，放任胡海燕、黄韵琴随意处置，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为维护周伟彦的合法权益，请贵院依据事实与法律依法改判并支持周伟彦的上诉诉求。周伟彦于二审庭询期间补充如下意见：1.本案是要与海电公司的上级单位进行查明，但一审没有向其上级单位查明，周伟彦认为遗漏了应当追加的第三人，因为涉及到国有资产的问题，该国有资产是主动给谁了必须查明清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根本不知道涉案房屋被登记在了黄晓林名下，本案遗漏追加海电公司的上级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2.一审仅对胡海燕、黄韵琴的证据进行核实，但对周伟彦提出的异议及提出的证据认定方面没有进行判定，只是略提，没有进行认定。被上诉人胡海燕二审辩称，不同意周伟彦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的处理。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13985号裁定发回重审后，一审再审查明，周伟彦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黄晓林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其对涉案房屋存在实际出资。据此，涉案房屋既已合法登记至黄晓林名下，根据物权登记的推定效力，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真实权利人与不动产登记簿登记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驳回周伟彦的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周伟彦诉称一审以超过物权法及民法典证明标准机械的认定本案事实，明显强人所难，也与法不强人所难明显不相符，实属无理。（二）周伟彦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实属以捏造的事实及虚假陈述恶意缠讼。1.周伟彦提供的《确认书》、“证人刘某视频及文字翻译”、“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存档资料”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均无法证明周伟彦所声称其曾代海电公司向海南发展银行清偿债务、从而对涉案房屋存在实际出资。周伟彦声称其曾代海电公司向海南发展银行清偿债务，海电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涉讼房屋归其所有，但其并无任何真实、合法的证据予以证明，纯属捏造事实。2.周伟彦并无提供真实合法的证据证明其与黄晓林双方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周伟彦与黄晓林之间未签订借名登记协议。周伟彦举证的各份书面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借名登记约定的存在；而证人毕某、王某之两证人之间的证言，以及该两证人各自本身的证言自相矛盾，存在明显错误、两证人证言的内容不具客观、真实性，完全是揣测性的、评论性的，且为孤证。周伟彦声称“黄晓林只是挂名的，并非实际权属人，周伟彦才是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属人”，显属无理。3.本案证据充分证明，黄晓林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与海电公司依法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为涉案房屋之登记及实际的产权人，更就涉案房屋实际行使使用、占有、收益、处分的权利；周伟彦为隐瞒本案事实，在一审庭审时作虚假陈述，其原审之二审代理人更擅自篡改庭审笔录，其行为己严重违反法庭纪律，妨害审判活动。（1）1999年12月2日海电公司与黄晓林签订《协议书》，约定海电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向黄晓林借款120万元，并以其所有的涉案房屋作为借款抵押物。黄晓林向海电公司提供借款后，海电公司并未依约将涉案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黄晓林遂以广东金翎工贸有限公司名义向海电公司提交催款函。及后，海电公司因未依约还款，经与黄晓林协商后，达成将涉案房屋以物抵债，并为此与黄晓林签订《房产买卖合同》，并据此合同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在黄晓林名下，黄晓林就此房屋取得合法有效的所有权。因此，在周伟彦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协议书》、《房产买卖合同》应属无效或应予撤销的情况下，且《协议书》签订与履行时间及借款金额与《房产买卖合同》相关签订与履行时间及购房价格相吻合、该《房产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在《确认书》出具日期之后、而根据前述事实证明《确认书》之内容不具真实合法性的情况下，周伟彦以《确认书》等文件，否定黄晓林据其与海电公司签订并实际履行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书》、《房产买卖合同》项下的合法权利，显属无据。黄晓林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有无支付相应对价的问题，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周伟彦在并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以否认黄晓林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己支付相应对价，作为其主张因此而取得房屋所有权的理由，显属无据。（2）从黄晓林作为涉案房屋的业权人于2013年8月7日向周伟彦出具《委托书》，委托周伟彦办理涉案房屋出租事宜，黄晓林在知悉周伟彦妻子擅自假冒其签名而对承租户提出声明，黄晓林向承租户及周伟彦出具《通知》明确要求收回房屋使用权、黄晓林委托吴**虎全权负责涉案房屋管理和出租以及与吴**虎等就涉案房屋在社区调解情况，黄晓林与周伟彦的聊天记录，黄晓林挂失原产权证，并领取新的产权证行为和对涉案房屋进行抵押贷款等事实，充分证明了黄晓林已实际对涉案房屋行使业权人所有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周伟彦诉称涉案房屋从头到尾都是其在居住，控制使用并且部分在出租至今、黄晓林把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属文件交给其20多年等，实属捏造。（3）本案一审庭审期间，周伟彦及其代理人在本案原审之二审庭审时己再三确认海电公司与黄晓林签订《协议书》之真实性、且相关意见己记录在案，但周伟彦却当庭否认。为此，在胡海燕调取本案原审之二审的庭审笔录后，赫然发现周伟彦之代理人居然擅自篡改周伟彦及其代理人两人对于前述《协议书》之真实性的质证意见。根据上述视频记录的庭审情况，周伟彦方擅自篡改庭审笔录的行为，己严重违反法庭纪律，妨害审判活动：而其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又肆无忌惮地否认其在原庭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向法庭作出虚假陈述，完全无视庭审纪律和法律权威，严重妨碍案件审理。据此，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周伟彦之上诉请求，以维护胡海燕的合法权益、法律的尊严和正常的社会秩序。黄韵琴二审辩称，其答辩意见同胡海燕的意见相同。广州市银行达信支行述称，截至2019年1月7日，胡海燕尚欠其借款本金662129.06元，此外还有利息。自2018年8月28日后一直逾期，只有胡海燕所欠债务结清的情况下才同意周伟彦确权。周伟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XX号首层车库、首层办公室和二楼房屋为周伟彦所有；2.胡海燕、黄韵琴协助周伟彦办理上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及房屋过户手续；3.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胡海燕、黄韵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2月5日，海南发展银行海口汇南支行向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书，要求被执行人海电公司及海南华信集团有限公司归还贷款本息1760951元等。1997年1月17日，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1997）海新法执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海电公司座落于东山区寺贝通津XX号的房产。2000年3月10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甲方）与海电公司（乙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写明：双方确认截止2000年3月6日，乙方欠甲方贷款本息160万元整；乙方同意以位于儋州白马井开发区面积15.015亩土地使用权作价抵偿所欠甲方贷款，乙方必须协助法院对此土地进行查封；甲方认可海南立诚评估有限公司海立估字（2000）第007号土地估价报告的评估价（总土地价104.9万元），同意法院裁定以此评估价抵债；乙方以上述土地抵债后，尚欠甲方贷款55.1万元，乙方必须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将55.1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法院裁定以该土地抵债给甲方以及乙方将55.1万元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后，甲方同意法院解除原来财产的查封和终结执行等。2000年3月16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向海口市新华区法院执行庭书面告知海电公司已于2000年3月16日按上述《执行和解协议》规定将55.1万元资金汇入其指定账户。该清算组于同年3月20日向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出具终结执行申请书，写明海电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完义务，请终结本案执行。2000年5月23日，海电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鉴于周伟彦为我公司清偿我司与海南发展银行海口汇南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债务【案号：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1996）新经初字第122号、（1997）海新法执字第21号】，使得我司座落广州市东山区寺贝通津XX号房屋免被变卖抵债，为此，我公司同意将前述东山区寺贝通津XX号房屋的首层及首层车库、二层房屋归属周伟彦所有，并自2000年5月23日起交由周伟彦管理使用及处置等。2000年8月10日，海电公司（甲方、代表人周伟彦）与黄晓林（乙方）签订《房产买卖合同》，载明：乙方购买甲方坐落于广州市东山区寺贝通津XX号一楼、二楼两层房屋，建筑面积190.3平方米，上述房产的交易价格120万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付款20万元，应于办理完房产过户手续后一个月内付款50万元，应于办理完房产过户手续后十二个月内付款50万元，甲方应于乙方支付本合同第三条第2项款项后7日内将交易的房产全部交付给乙方使用等。同年8月16日，海电公司与黄晓林又分别就上述寺贝通津XX号首层车库、首层办公室及二楼房屋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填写《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表》。2000年9月18日，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核发穗房地证字第0708032、0708035、0708036号《广州市房地产证》，载明广州市东山区寺贝通津路39号首层车库（总建筑面积17.74平方米）、首层办公室（总建筑面积82.23平方米）、二楼（性质住宅、总建筑面积108.07平方米）的权属人为黄晓林，权属来源为2000年9月向海电公司买受。另查，2015年4月8日，黄晓林与第三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约定由黄晓林以涉讼寺贝通津XX号二层房屋作为抵押财产向第三人借款99万元用于装修，借款期限从贷款人实际发放该笔借款之日起8年，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等。2015年4月23日，第三人登记为涉讼寺贝通津XX号二层房屋的他项权利人。根据涉讼房屋档案资料显示，黄晓林于2010年1月30日在广州日报刊登遗失声明，写明其所有的寺贝通津XX号首层车库、首层办公室、2楼房屋房地产权证已遗失，现声明作废等。黄晓林于2015年7月去世，胡海燕是其配偶，黄韵琴是其女儿。胡海燕、黄韵琴在原审诉讼中提交了黄晓林在2014年12月6日立的遗嘱，写明涉讼寺贝通津XX号首层车库、首层办公室、二楼全部遗留给妻子胡海燕作为个人财产。一审审理过程中，周伟彦为证明其代为清偿海电公司债务及与黄晓林之间存在借名登记关系，还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周伟彦（乙方）与黄晓林（甲方）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内容与黄晓林同海电公司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内容基本一致，约定由乙方购买甲方的广州市寺贝通津XX号一楼、二楼，交易价格为120万元，合同落款时间为2000年，未填写具体月、日，但该年份被手写改为2009年）。2.黄晓林在卖方或代理人签名一栏签名的三份《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表》，房屋座落分别为寺贝通津XX号首层车库、首层办公室、二楼，其余内容未填。3.黄晓林在卖方一栏签名的三份《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交易地址分别为寺贝通津XX号首层车库、首层办公室、二楼，其余内容未填。4.穗房地证字第0708032、0708035、0708036号《广州市房地产证》原件。5.黄晓林在2013年8月7日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委托周伟彦到贵处办理房屋租赁事宜，期限从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等）、黄晓林身份证复印件（注明仅用于办理房屋租赁合同）6.《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两份，第一份载明出租人为黄晓林，房屋地址为寺贝通津XX号一楼之二1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黄晓林在出租人处签名，承租人为空白；第二份载明出租人为周伟彦，房屋地址为寺贝通津XX号1、2楼，租赁期限为2009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签订日期为2009年6月1日，同年7月2日办理了租赁备案登记，合同尾部乙方（签章）位置无签字。7.周伟彦与黄晓林的短信记录，其中显示周伟彦要求黄晓林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周伟彦名下，黄晓林表示要支付手续费（二层20万元、全部70万元）才同意办理过户，周伟彦曾答应给20万，但二人最终未能协商一致。8.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存档资料，其中显示儋州市土地管理局于2000年2月2日作出《关于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DC城商贸中心项目建设用地的通知》，称根据《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洋浦DC城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变更隶属关系等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将海南洋浦DC城商贸中心兴建DC城商贸中心项目用地变更为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用地面积为15.015亩等；周伟彦是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2000年2月1日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中为该公司签订经济合同的代理人之一，权限为洋浦DC商业城土地证等有关事宜；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同年3月12日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位于儋州市××井开发区15.015亩的土地使用权等。9.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2019年2月1出具的账户流水，载明客户姓名为广州海电房地产开发公司，2000年2月16日有一笔流入资金675000元，账户余额14×××87.012元，周伟彦称该款为周伟彦转账给海电公司用于支付55.1万元执行款使得该执行和解。10.证人毕某证言。证人毕某出庭陈述称其与周伟彦及黄晓林是战友，有一次在黄晓林和证人两人一起聚会吃饭时说过，涉案房屋实际是周伟彦的，但为何登记在黄晓林名下证人不清楚；房屋具体门牌号不清楚，但证人知道怎么去。11.证人王某证言。证人王某出庭陈述称其与周伟彦及黄晓林是战友，周伟彦有个房产证黄晓林帮忙过户到其名下，聊天时黄晓林让周伟彦赶紧把房产过户回去，但不知道何时两人产生矛盾，不知道周伟彦什么原因请黄晓林帮忙登记房屋，也不知道房屋的具体地址和大致位置。12.证人刘某作证视频及书面文字整理。证人刘某称，其担任过海南华信集团的副总、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海电公司是海南华信集团的子公司；2001年，按国家经贸委和上级单位要求，对海南华信集团及其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证人担任清算组组长；证人的分工没有负责海电公司这一块，这一块当时的负责人是张舒心，已经去世了，开会中他（张舒心）提到过这个房子（指涉案寺贝通津XX号房屋）给周伟彦的父亲周宽，即原来华信集团的总裁房改了，2001年破产的时候已经房改完了等。对于海电公司欠海南发展银行海口汇南支行借款一事，证人称不清楚。胡海燕、黄韵琴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为单独的两页，第一页无黄晓林签名，不具备真实性；第二页虽有黄晓林签名，但无具体落款日期，并且有涂改痕迹，真实性存疑，并且第八条约定“本合同经公证机关公证及房地产主管部门登记监证后生效”，但该页并无公证机关公证及房地产主管部门登记监证，不具法律效力；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周伟彦所称的黄晓林与周伟彦之间存在“先将涉案房屋过户到黄晓林名下，日后再由黄晓林将房屋交还并转回过户到原告名下”的约定。对上述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仅有黄晓林签名，没有任何交易对方、交易对价等内容，不具法律效力，更不能证明周伟彦主张。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产权证发证后即由黄晓林收执，后因黄晓林曾委托周伟彦出租涉案房屋，周伟彦称需借用房产证原件以供承租人查验，黄晓林才将产权证原件借予周伟彦，但后来周伟彦拒绝归还。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黄晓林曾委托周伟彦出租房屋，并约定委托期限仅为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不能证明周伟彦所称的“基于涉案房屋为周伟彦所有，黄晓林协助周伟彦为出租房屋而提供委托书”。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份租赁合同承租人为空白，落款处也无承租人签名，且无日期，面积也与实际不符。第二份合同仅有周伟彦签名，落款处无承租人签名。两份合同均不能证明周伟彦关于“为协助周伟彦出租涉案房屋，黄晓林向周伟彦提供空白合同、房屋一直由周伟彦行使权利”的主张。对证据7有异议，黄晓林在短信中已表明自己是业主，当然享有业权人之权利，不能证明周伟彦的主张。对证据8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周伟彦以土地抵债方式替海电公司偿还债务。对证据9关联性有异议，该笔款实为海电公司2000年2月16日自其名下公司账户划付675000元之银行流水，无法证明周伟彦想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10、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两位证人与周伟彦存在利害关系，证言内容矛盾，证人王某甚至连房屋地址都不清楚，两位证人的证言不可信。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且该证人证言与周伟彦提供的《确认书》内容相互矛盾，均不能证明周伟彦就涉案房屋存在出资的事实。一审审理过程中，胡海燕因对周伟彦举证的《确认书》有异议，申请对该确认书上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加盖文印“广州海电房地产开发公司”盖印的形成时间及打印文字与海电公司盖章印文形成的先后时间进行鉴定。但因先后三家鉴定机构均称无法对该《确认书》上文印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胡海燕变更为申请对该《确认书》上印刷体文字与“广州海电房地产开发公司”公章印文的先后时序进行鉴定。对此，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承担此次鉴定工作，胡海燕已预付鉴定费27680元。2020年11月21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粤南[2020]文鉴字第2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确认书》朱墨时序关系为：先有印刷体文字，后有‘广州海电房地产开发公司’公章印文。周伟彦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结论均无异议。胡海燕、黄韵琴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仍认为该《确认书》真实性存疑，并称即使《确认书》朱墨时序为先有印刷文字后有公章印文，也不能证明周伟彦就涉案房屋存在出资的事实。此外，诉讼过程中，周伟彦还提出黄晓林与海电公司不存在借款及以物抵债的事实等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周伟彦以其与黄晓林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登记关系为由，主张其为该房屋真正的权利人，从而要求确认其所有权及胡海燕、黄韵琴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由于涉案房屋已登记至黄晓林名下，根据物权登记的推定效力，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真实权利人与不动产登记簿登记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应维持登记权利人的权利状态。故周伟彦提交否定不动产登记簿证明力的证据应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其一，须完成对于涉案房屋确实存在出资关系的证明标准；其二，须完成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约定的证明标准，只有在上述两项证明标准同时具备完成的情况下，才能否定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明力。从周伟彦目前举证的情况来看，其关于出资关系的证明仅有加盖有海电公司印章的《确认书》，但该确认书并未具体说明周伟彦何时、以何种方式、支付了哪些款项使得涉案房屋免被变卖抵债。相反，周伟彦提交的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存档资料显示，海电公司与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所签《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用以抵债的儋州白马井开发区面积15.015亩土地使用权权利人为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周伟彦仅为委托代理人；周伟彦提交的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00年2月16日海电公司有675000元资金流入，但未显示付款人为周伟彦，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用途为代偿海电公司对海南发展银行海口汇南支行的借款。且海电公司出具《确认书》在先，将涉案房屋转让给黄晓林在后，《确认书》并无黄晓林签字确认，对黄晓林也无约束力，因此周伟彦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存在实际出资。对于上述证明标准第二点，周伟彦与黄晓林之间未签订借名登记协议，周伟彦举证的各份书面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借名登记约定的存在。证人毕某、王某虽出庭陈述称听说过黄晓林的房屋实际上是周伟彦的，但对具体原因及过程均不清楚，故在黄晓林已去世无法对质的情况下，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人刘某则仅称涉案房屋已给周伟彦父亲房改，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因此，周伟彦对其诉讼主张未能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黄晓林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有无支付相应对价的问题，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即使黄晓林未支付对价，亦应由相关权利人提出主张，周伟彦并不因此而取得房屋所有权。此外，胡海燕因申请鉴定而预付的鉴定费用属其诉讼成本，鉴定结论并未推翻《确认书》的真实性，故鉴定费用应由申请人即胡海燕自行负担。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周伟彦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周伟彦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询中，周伟彦称涉案房屋为其所有的依据是海电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而当时没有登记过户至其名下是为了避嫌，因其是海电公司的总经理。涉案房屋确定给周伟彦并无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是由破产清算组组长确认。另外，周伟彦还称其为取得涉案房屋已向海电公司支付了60多万元对价，用于海电公司偿还债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周伟彦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胡海燕、黄韵琴的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周伟彦主张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以及要求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应否支持问题。对此评析如下：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周伟彦主张涉案房屋为其所有依据的是海电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虽然该确认书载明海电公司同意将涉案房屋归属周伟彦所有，但周伟彦作为海电公司的总经理，并无提交海电公司在作出《确认书》处分公司财产时的股东会议决议或者其他合法审批手续。同时，海电公司出具《确认书》后还与黄晓林签订《房产买卖合同》，约定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黄晓林，而周伟彦作为海电公司上述合同的签约代表，其并未在合同中或者以其他形式与黄晓林明确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为周伟彦本人，显然不合常理，因此，仅凭《确认书》难以证明涉案房屋为周伟彦所有。其二，周伟彦称其为取得涉案房屋已向海电公司支付了60多万元对价，用于海电公司偿还公司对外债务。对此，虽然周伟彦在一审提交的建设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20年2月16日海电公司有675000元资金流入，但账户流水并未载明该款项付款人为周伟彦，且该账户流水显示上述日期前后海电公司账面上持续有1000多万元余额，可见，该笔款项也不能证明系用于海电公司偿还对外债务，因此，周伟彦抗辩其已按《确认书》载明的代海电公司向海南发展银行海口汇南支行清偿了借款，缺乏事实依据，其以此主张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本院不予确认。其三，承上所述，鉴于涉案《确认书》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周伟彦，且其认为与黄晓林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登记，就此也没有提供任何书面协议予以佐证。周伟彦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黄晓林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事实，其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亦不足以支持其为涉案房屋所有人的抗辩，因此，在周伟彦对其诉讼主张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伟彦主张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以及要求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周伟彦提出黄晓林未向海电公司支付涉案房屋相应对价问题，属于海电公司与黄晓林之间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认定该问题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恰当，周伟彦认为一审应通知海电公司的上级单位参加庭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同理，因周伟彦在二审庭询后提交证据涉及的黄晓林是否向海电公司支付涉案房屋相应对价问题，且该证据未在法院指定期间内提交，因此，本院不予审处。此外，基于黄晓林与海电公司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因此，黄晓林的继承人胡海燕、黄韵琴提交的黄晓林与海电公司就涉案房屋产生的证据亦不属本案审查范畴，上述证据是否涉嫌虚假或者违法，与本案实体处理没有关联，故周伟彦就上述问题在本案庭询后申请调查令以及要求将胡海燕、黄韵琴移送刑事追查，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周伟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周伟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日平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