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50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远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村委小杨家村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699355955R。法定代表人：毛银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飞，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睿，江苏瑞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万事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金鸡西路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MA1UXPNF3C。法定代表人：吴龙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龙彬，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常州远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万事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达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3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远飞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向被上诉人询问过是否知悉运输的是何种货物，被上诉人回答为配件，表明被上诉人对承运货物有一定的认知，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长期运输合作关系，上诉人生产何类产品，按照一般的社会经验，被上诉人应知悉基本情况，但判决对于该部分事实认定却体现为上诉人未明确告知被上诉人运输的货物内容，此种说法对于上诉人的义务要求过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运人在承接运输业务的同时，其理应知悉货物的品类，除非货物的实际价值远超出其认知，否则不能以对货物的不明知作为承运人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二、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与被上诉人公司负责人赖海红于2019年8月3日的聊天记录，其中赖海红明确表示还有一托货在其上海物流点，这一点足以证明上诉人遗失的货物在2019年8月3日这个时间点仍在被上诉人处，其次也可以证明双方针对将货物先暂存被上诉人处达成过一致意见。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负责人吴龙彬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在2019年11月30日，在上诉人知道货物遗失后，吴龙彬也为寻找该批货物进行打探，若被上诉人已将货物退给原告并签署退货单、或者已将货物按原告要求送至上海长兴岛，应有迹可循，只需拿出单据向原告呈现，则免除其赔偿义务，而其的做法是让上诉人自行去被上诉人上海物流点寻找，上诉人一步步找到与被上诉人合作的上海崇翔物流，崇翔物流表示已将货物退回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的做法与其庭审中言明的已经完成了货物的运输不符，且其并未举证证明货物已完成交付。而判决中并提及该份关键证据，此做法有损上诉人的权益。三、上诉人提供的上海崇翔物流发货客户对账—发货客户明细，其上载明本案货物“带退货200元与安力达已确认”，此份证据可以作为聊天记录中赖海红确认货物存放的辅证证明货物确实已退回给被上诉人处，而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去上海崇翔物流处调取将货物退回被上诉人处的证据，此举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首先上海崇翔与被上诉人为长期合作关系，其次一审法院无法对私营企业出具调查令，且客观上被上诉人与上海崇翔之间合作并不规范，从上诉人前往上海崇翔处了解到，并未有退货的相关单据，仅仅有上述的客户明细，双方据此进行对账。再换个角度考虑，若真存在该退货单据，一审法院应责令被上诉人提供，因为被上诉人提供不出货物送达的证明，那么货物一定会被退回，若被上诉人提供不出上海崇翔退货的单据，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再退一步讲，即便上海崇翔未将货物退回给被上诉人处，货物于上海崇翔处遗失，根据合同相对性的概念，被上诉人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处一审法院不仅未审清事实，亦未分配好举证责任，未按照立法本意，切实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运输费的结算一般为半年结算一次，涉案货物已于2019年1月统一进行了结算，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了货物的运输，此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过于草率。首先，上诉人庭审中已说明因特殊情况与被上诉人沟通将货物暂存其上海物流点，上诉人是考虑到货物退回需要成本，后期可能还要安排重新配送，故作出这样的决定，根据一般的社会经验和交易习惯，此举并无不合理之处。其次，关于费用结算问题，双方既然已约定好货物暂存被上诉人上海物流点，那么上诉人就没有拒付运费的道理。而且上诉人考虑到货物存放需要一定的费用，且货物退回或者后期重新配送问题，故将该笔款项予以结算，更何况双方合作并非仅此一单，上诉人没理由因为500元运费打破双方的合作关系。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有误，应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货物送达的证明，配合结算，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其义务。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成立时应该采取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格式条款对对方特别说明。本案中货运单上的注意事项字体明显小于其他字体，且并未用显著字体或颜色标明，被上诉人亦无法证明对上诉人作出了特别说明。故上诉人认为货运单上的约定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已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充分举证，一审的诉讼请求应该得到全部支持，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均，对事实认定不清，造成了判决的不公。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万事达公司辩称，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已合作过一两年，平时都是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远飞公司才支付被上诉人运费。2018年9月26日运输的两托货物，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28日送达了远飞公司指定的长兴岛客户手中。远飞公司是在2019年1月17日支付了被上诉人所有的运输费用。远飞公司在2019年12月份左右提出货物不见了，被上诉人觉得奇怪，但也配合进行了查找。查找迹象表明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28日即交付了，两托货物于9月28日被签收的相关单据也在2018年10月11日三点给了远飞公司负责人，被上诉人没有该单据的备份。物流单上有明确要求，如果少货要在15天内提出，货物放在被上诉人仓库三个月内不提走，作为无主处理。本案所涉的是2018年9月26日交付的货物，正常如果发现少货了也应在2018年10月提出，但上诉人到了2019年12月份才说这个事情，也不符合双方约定和物流行业的习惯。远飞公司在2019年1月17日把所有的运输费用转给被上诉人了，如果货物有异常，远飞公司肯定不会支付全部费用的。对于上诉人所说的赖海红在2019年8月3日微信语音说过有退货，也没有明确该退货即为2018年9月26日的退货。因为双方合作很久了，有退货被上诉人也按正常要求操作。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远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45285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存在长期的运输合同关系。2018年9月26日原告委托被告承运货物，当日，被告制作了一张物流单据，单据编号0013440，该单据载明：出发站：常州，到达站：上海；发货人：袁飞，收货人（空白），地址：长兴岛；货名：托盘，件数：2件，重量：2T，送货方式：送货，运费：500元；该单据还载明注意事项，其中第二条：托运人未申明货物保险运输，我方视未保价运输，一旦发生货差，我方赔偿运输费的3倍；第三条：货物自受理之日起，托运方对所托运的货物有疑义必须在十五日内提出，逾期由托运方负责。本次运输过程是，先被告派车将上述货物运输至上海后，被告再委托上海崇翔物流送达给收货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被告将货物运输至目的地后，由被告通知原告后，再由原告通知收货人；双方运输费的结算一般为半年结算一次，本次运输费500元，原告于2019年1月已结清。2019年12月，原告认为上述货物被告既未能送达给收货人，也未能退还给原告，要求被告查找该批货物的去向；被告虽给予配合查找，但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被告制作的物流单原件、上海崇翔物流发货客户对账—发货客户明细复印件、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将原告的货物灭失？二、如果灭失了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多少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货物交给被告运输至约定地点，原告按约支付运输费，双方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供的物流单原件，原告（托运人）在办理货物运输时，未向被告（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收货人的联系方式；货物名称表明为：托盘，审理后双方确认“托盘”属于外包装；原告在庭审陈述该托盘内装载有3019只汽车配件，但在办理货物运输时未明确告知被告。2018年9月26日原告将货物交付给被告运输，后原告于2019年1月支付了本次运输费500元，期间，原告也未向被告提出异议，应当认定被告已完成了其义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到，本次运输中，被告将货物运输到上海后，被告又委托上海崇翔物流运输至目的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原告电话通知了其收货人（单位），因收货人认为暂不需要货物，故未签收货物。后原告通知被告将货物暂存放在被告在上海的经营地，上海崇翔物流也将上述货物退给了被告。对此，被告否认收到上海崇翔物流退还的货物，也否认原告将货物存放在被告处。法院认为，如果上海崇翔物流将货物退还给被告，应当有书面的货物交接手续，但原告未能提供；另外，原告也未能提供货物存放在被告处的证据。原告无证据证明上述货物已被被告灭失，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45285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常州远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67元，由原告常州远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远飞公司对一审审理查明的“被告虽给予配合查找”这一事实有异议，认为被上诉人并没有很积极主动地陪同查找，而是只提供了货物的地点，给了上诉人联系方式后，上诉人2019年12月6日自行去物流点查找的。万事达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远飞公司主张万事达公司运输保管不当，遗失了其交运的2个托盘、价值45285元的货物，要求万事达公司赔偿。对此，远飞公司应就货物灭失的事实以及万事达公司对此有过错负有举证证明义务。现远飞公司自认系于2019年12月才明确告知万事达公司案涉货物无法找到，距离远飞公司交运该货物的2018年9月26日已过去一年有余。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远飞公司既未过问货物的保管事宜及保管费用，亦未另行安排交付，还在2019年1月结清了案涉货物的运输费用，故一审认定远飞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远飞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远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2元，由常州远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佳审判员 周韵琪审判员 张 梅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周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