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民终1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郝守国，男，196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杰，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楷，男，198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许昌市魏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耀通，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豫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濮阳市范县新区板桥路。法定代表人：赵民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先海，河南航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鑫，河南航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敏惠，女，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红旗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砚成，男，196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红旗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超，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郝守国与被上诉人刘永楷、濮阳豫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港公司）、张敏惠、石砚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2020）豫0926民初416号民事判决，郝守国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豫09民终267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0日作出（2021）豫0926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郝守国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守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改判：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与濮阳豫港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编号为D-1-1-1、房产标号为1-1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事实相悖，且没有证据支持。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与豫港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编号为D-1-1-1、房产标号为1-1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系（2017）豫0926民初3525号、（2018）豫09民终765号生效判决书确认的合同无效的一部分，且在生效判决书中认定了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相反的事实认定。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还可以通过以下事实认定。1．被上诉人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只签订合同，未实际交付房款。2．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目的在于骗取不动产登记部门的登记，且明知房屋无法交付的情况下签订合同，也显然有悖常理。3．被上诉人称是通过继受案外人王连英的债权，而主张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但自始自终未向法庭提交，其取得转让债权而支付的对等价款任何证据。4．案外人王连英与豫港公司之间的原始债权是何债权，是多少债权，能否为转化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债权，被上诉人均没提供证据证明。5．被上诉人之间串通办理不动产证登记，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所提交的委托手续均为伪造，因为在其办理登记期间，豫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发生了变更，但被上诉人仍然提供的为前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授权，办证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也毫不知情。刘永楷辩称，一、郝守国的上诉请求明显不成立。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郝守国承担。二、一审法院依据大量的客观证据认定豫港公司一房二卖的事实，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证明豫港公司的单方欺诈，并非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1．一审法院围绕争议焦点刘永楷与豫港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因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一审法院认定豫港公司一房二卖，郝守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交易的真实性、客观性，更无法证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2．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因此，法院认定马双群确认合同无效的18号商铺，并不影响19号商铺合同的效力。而且，截至目前，法院并未认定19号商铺的合同无效，在19号商铺的合同未认定无效之前，19号商铺合同仍然是合法有效的。3．本案的证据与马双群案已有明显不同，不能简单地用马双群案类推本案。刘永楷因案件事实过于久远和当时开庭时间紧张，未能在马双群案中调取足够的证据，而在本案中调取了转账凭证、对账记录、录音资料等大量新证据证明了刘永楷和豫港公司交易的真实性，既然两个案件的证据完全不一样，裁判结果亦应不同。4．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不是判例法的国家，马双群案对本案仅有参考作用，不具有决定作用，法院应按照个案的证据和法律作出裁判。一审法院严格按照本案的证据和法律规定裁判做出了一审判决，有着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郝守国认为一审法院偏离争议焦点来审理和判决，应根据马双群案直接认定本案19号商铺合同无效，该说法没有证据支持，更是无视本案大量现有客观证据，故该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三、郝守国和豫港公司在2016年6月8日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明显晚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郝守国支付房款的方式违反常规，付清房款不属实，更无法证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该上诉理由也不成立。1．郝守国和豫港公司在2012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同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系预约合同，不是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具有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应以正式合同的签订时间2016年6月8日为准。2．郝守国提供的支付18万元房款系现金支付，该笔房款系大额资金用现金交付明显违反正常的交易习惯，也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不具有真实性；郝守国提供的支付58万元房款，豫港公司在2016年5月11日出具的收据中的公章是不完整的，系事后人为伪造的，亦可证明该笔款项不属实。3．郝守国提供的支付全部房款76万元的证据均系案外人郝玉英代为支付，不是郝守国本人直接支付，但郝玉英未出具证明予以认可，更未出庭接受询问。因此，郝守国和豫港公司签订合同时间应以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2016年6月8日为准，且支付房款不真实，而刘永楷和豫港公司签订合同份时间为2015年7月31日，故郝守国认为和豫港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在先，早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付清房款的上诉理由当然不成立。四、郝守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占有使用19号商铺，也无法证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该上诉理由不成立。1．郝守国声称自2013年年底占有、使用19号商铺，仅是简单的主张，并没有证据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该主张不成立。2．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另案起诉郝守国要求搬离19号商铺、支付2015年至今租金，结合19号商铺登记在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名下的事实，可推定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系19号商铺的出租人，郝守国系承租人或无权占有、非法占有人，而且法院已经判决支持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的诉请［（2020）豫0926民初222号］，再次证明郝守国系无权占有。然而，郝守国据此认为自2013年占有19号商铺，既违反事实和法律，也违反逻辑和常识。3．刘永楷在一审中调取了大量银行转账凭证、对账录音等证据证明刘永楷在继受王连英已付房款1191.5万元的基础上，又按约定支付了剩余房款205万元，在付清房款1396.5万元的基础上，豫港公司为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办理了不动产证，而郝守国却说刘永楷未提供任何支付房款的证据。4．刘永楷自2015年8月从王连英处全面接收包括19商铺在内的2032平方米的1-4层商铺，一直实际控制占有至今。而且，包括19号商铺在内的2032平方米商铺已于2016年11月登记在刘永楷等人名下，共办理77个不动产证。5.2016年7月20日，刘永楷将包括19号商铺在内的650余平方米1-2层商铺出租给李长军（郝本星介绍李长军与刘永楷认识，并作为见证人参与了《商铺租赁合同》的签订），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20万元，郝本星出具了将租金20万元抵房款的收到条。综上，现有证据证明豫港公司一房二卖，将19号商铺同时出卖给刘永楷和郝守国，经办人均是郝本星，足以证明豫港公司欺骗了刘永楷和郝守国，系单方欺诈，故郝守国的上诉理由无法证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郝守国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故请求依法驳回郝守国的上诉请求。石砚成、张敏惠辩称，一、郝守国的上诉请求明显不成立。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郝守国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豫港公司一房二卖，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非郝守国所称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事实足以证明豫港公司的单方欺诈，并非石砚成、张敏惠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1．一审法院围绕争议焦点石砚成、张敏惠和豫港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因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一审法院认定豫港公司一房二卖，石砚成、张敏惠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交易的真实性、客观性，郝守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交易的真实性、客观性，更无法证明石砚成、张敏惠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2．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部分内容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因此，法院认定马双群确认合同无效的是18号商铺，并不影响19号商铺合同的效力。而且，截至目前，法院并未认定19号商铺的合同无效，在19号商铺的合同未认定无效之前，19号商铺合同仍然是合法有效的。3．本案的证据与马双群案已有明显不同，不能简单地用马双群案类推本案。石砚成、张敏惠因案件事实过于久远和当时开庭时间紧张，未能在马双群案中调取足够的证据，而在本案中调取了转账凭证、对账记录、录音资料等大量的新证据证明了石砚成、张敏惠和豫港公司交易的真实性，一审判决第11页亦载明，“本案与马双群因购买18号房起诉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案情与本案并不完全相同。”既然两个案件的案情与证据完全不一样，裁判结果当然不同。4．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不是判例法的国家，马双群案对本案仅有参考作用，不具有决定作用，法院应按照个案的证据和法律作出裁判。一审法院严格按照本案的证据和法律规定裁判做出了一审判决，有着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郝守国认为一审法院偏离争议焦点来审理和判决，应根据马双群案直接认定本案19号商铺合同无效，该说法完全是强词夺理，没有证据支持，明显违反现有证据，置客观事实于不顾，错误理解并错误适用法律，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三、郝守国和豫港公司在2016年6月8日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明显晚于石砚成、张敏惠和豫港公司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郝守国支付房款的方式违反常规，付清房款不属实，更无法证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该上诉理由也不成立。1．郝守国和豫港公司在2012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同不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系预约合同，不是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具有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应以正式合同的签订时间2016年6月8日为准。2．郝守国提供的支付18万元房款系现金支付，该笔房款系大额资金用现金交付明显违反正常的交易习惯，也没有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不具有真实性；郝守国提供的支付58万元房款，豫港公司在2016年5月11日出具的收据中的公章是不完整的，系事后人为伪造的，亦可证明该笔款项不属实。3．郝守国提供的支付全部房款76万元的证据均系案外人郝玉英代为支付，不是郝守国本人直接支付，但郝玉英未出具证明予以认可，更未出庭接受询问。因此，郝守国和豫港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应以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2016年6月8日为准，且支付房款不真实，而石砚成、张敏惠和豫港公司签订合同份时间为2015年7月31日，故郝守国认为和豫港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在先，早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付清房款的上诉理由当然不成立。四、郝守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占有使用19号商铺，也无法证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该上诉理由不成立。1．郝守国声称自2013年年底占有、使用19号商铺，仅是简单的主张，并没有证据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该主张不成立。2．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另案起诉郝守国要求搬离19号商铺、支付2015年至今租金，结合19号商铺登记在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名下的事实，可推定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系19号商铺的出租人，郝守国系承租人或无权占有、非法占有人，而且法院已经判决支持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的诉请［（2020）豫0926民初222号］，再次证明郝守国系无权占有。然而，郝守国据此认为自2013年占有19号商铺，既违反事实和法律，也违反逻辑和常识。3．石砚成、张敏惠在一审中调取了大量银行转账凭证、对账录音等证据证明石砚成、张敏惠在继受王连英已付房款1191.5万元的基础上，又按约定支付了剩余房款205万元，在付清房款1396.5万元的基础上，豫港公司为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办理了不动产证，而郝守国却说石砚成、张敏惠未提供任何支付房款的证据。4．石砚成、张敏惠自2015年8月从王连英处全面接收包括19商铺在内的2032平方米的1-4层商铺，一直实际控制占有至今。而且，包括19号商铺在内的2032平方米商铺已于2016年11月登记在刘永楷等人名下，共办理77个不动产证。5.2016年7月20日，石砚成、张敏惠将包括19号商铺在内的650余平方米1-2层商铺出租给李长军（郝本星介绍李长军与刘永楷认识，并作为见证人参与了《商铺租赁合同》的签订），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20万元，郝本星出具了将租金20万元抵房款的收到条。综上，现有证据证明豫港公司一房二卖，将19号商铺同时出卖给刘永楷和郝守国，经办人均是郝本星，足以证明豫港公司欺骗了刘永楷和郝守国，系单方欺诈，故郝守国的上诉理由无法证明刘永楷和豫港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郝守国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故请求依法驳回郝守国的上诉请求。豫港公司辩称，一、郝守国于2012年7月23日向豫港公司缴纳涉案房屋首付款18万元，加上之前排号时所付的2万元，共计缴纳涉案房屋首付款20万元。豫港公司与郝守国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于2013年底将涉案房屋1-19号商铺交付给郝守国使用。郝守国后来补缴了剩余的58万元房款。豫港公司与郝守国之间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完毕。二、对于刘永楷是如何持有与豫港公司的买卖合同，又在范县房产登记部门登记涉案房屋为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的，豫港公司现在尚不完全清楚，但豫港公司并未收到过刘永楷的涉案房屋款项。现豫港公司正在就问题线索向有关机关反映，希望查清后追究有关人员责任。郝守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豫港公司与刘永楷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编号为D-1-1-1、房产标号为1-19号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豫港公司与刘永楷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4日豫港公司由赵刚朝、刘国峰投资并注册成立，2014年9月12日该公司的投资人由刘国峰变更为董国华，此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又经过多次变更。自2011年6月24日至2017年4月7日期间，赵刚朝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4月7日至2020年10月26日期间，张福申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10月26日至今赵民朝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豫港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范县新区的地块土地使用权，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在上述地块开发建设范县迎宾馆项目，并对外销售范县迎宾馆中商铺。2012年7月21日郝守国与豫港公司签订订购协议，约定郝守国购买豫港公司开发的联华国际广场的商业一层19号商铺，郝守国支付了购房定金和部分购房款，豫港公司为其出具了定金收据。2012年12月28日郝守国与豫港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范县迎宾馆一层19号商铺，面积为112.42平方米（该处后显示“116.8”字样），总价款为78万元，付款方式为首付58万元，下余20万元办理房产证时付清，豫港公司为郝守国出具了58万元的收据。2012年11月23日王连英与豫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王连英购买豫港公司开发销售的范县迎宾馆地上4层、地下1层的商品房，面积共计2032平方米，总价款1390万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首付伍佰万元，其中押金壹佰万元，其余房款每月付一次即余款五分之一，2013年5月份付清余款。2015年7月16日王连英与刘永楷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王连英将上述与豫港公司签订的购房权利让与刘永楷。2015年7月31日豫港公司与刘永楷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房面积为2032平方米，价款1390万元；付款方式处注明“该房产共计壹仟叁佰玖拾万，已交壹仟壹佰玖拾壹万伍仟，下欠壹佰玖拾捌万伍仟元，按约定付清房款”。2016年10月21日豫港公司出具了收到刘永楷的房款收据，并在收据中注明已付清全部购房款。2016年11月10日范县国土资源局就范县迎宾馆裙楼1楼19号商铺，向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颁发的豫（2016）范县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产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郝守国以刘永楷与豫港公司恶意串通签订的上述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是当事人双方或一方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共同合谋或放任参与实施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本案中，刘永楷接收王连英相关购房权利，与豫港公司重新签订购房合同，在签订该份合同时，郝守国还未与豫港公司签订涉案商铺的购房合同，庭审中郝守国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永楷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已经知道郝守国对涉案商铺存在着权利主张，意图损害其合同权益的事实，故对郝守国关于恶意串通合同无效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豫港公司辩称，刘永楷并非通过正常的购房程序获得房屋，豫港公司未收取到相应房款，现不予认可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郝守国提供的涉案商铺的合同、收据以及办理的涉案商铺产权证书，认为豫港公司的法人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在经营管理公司期间，以豫港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或者对公司的债务、财产进行处置，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对外体现的也是豫港公司的法人意志，具有法律效力。豫港公司现任法人代表人或者投资人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认定上述行为无效或者其他情形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文书等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豫港公司的上述辩驳意见不予采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豫港公司分别与郝守国、刘永楷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豫港公司亦分别向郝守国，刘永楷出具了购房款收据，上述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豫港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一房二卖的行为，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郝守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郝守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郝守国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一：豫港公司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一份，证明2017年4月7日豫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刚朝变更为张福申。证据二：案外人李继山的身份证复印件、李继山向豫港公司转账的转账记录及其向豫港公司催要债权的债权催告函复印件，证明刘永楷向法庭提交的转账记录均是李继山向公司转账，李继山不认可该转账是代王连英支付或者是代刘永楷、张敏惠、石砚成所交。豫港公司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一：豫港公司联华国际广场2012年购房排号登记表一份，证明2012年郝守国在豫港公司排号购房，预交2万元，郝守国排号号码347号。证据二，豫港公司联华国际广场2012年交款记录一份，证明郝守国78万元房款已交清，并已签订买卖合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郝守国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于证据二，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是复印件，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豫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豫港公司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与其为郝守国出具的收据可以互相印证郝守国交付房款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二审另查明，2016年6月8日郝守国与豫港公司签订购买涉案19号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郝守国购买豫港公司的范县迎宾馆项目的预售商品房一套，该项目土地使用权编号为范地D-1-1-1号，价款为78万元，上述约定与2012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的《范县迎宾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一致。2012年12月28日，郝本星向郝守国出具18万元的房款收据一份，该收据加盖了豫港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6年5月11日，郝本星向郝守国出具郝玉英转来郝守国58万元的房款收据一份，该收据加盖了豫港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郝守国主张其自2013年即实际占有涉案19号商铺，并提交了2013年9月至2017年12月的缴纳电费收据和2014年1月交付水费凭证，以及期间其购买装饰装修材料和支付装修工人工资的收据作证，刘永楷、石砚成、张敏惠虽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证明力。豫港公司一审中当庭认可其于2013年即将19号商铺交付给郝守国，郝守国与豫港公司于2016年6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交付日期亦约定为2013年5月1日前。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本院对郝守国主张其于2013年即占有涉案房产的事实予以采信。再查明，2015年7月31日，刘永楷与豫港公司除签订了一审查明的合同外，还另行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刘永楷所购商品房为范县迎宾馆一层17#、18#、19#房（含孟凡振所购17#房、马双群所购18#房、郝守国所购19#房）。2017年11月10日，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受理了马双群诉刘永楷、豫港公司，第三人石砚成、张敏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该案经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和本院两级法院审理认为，刘永楷与豫港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马双群合法利益，依法确认其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编号为D-1-1-1、房产标号为1-18号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永楷与豫港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郝守国利益的行为。豫港公司就涉案19号商铺分别与郝守国和刘永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民事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关于刘永楷与豫港公司就涉案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善意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事实，郝守国与豫港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签订了《范县迎宾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足以证明双方约定购买的标的物是范县。刘永楷与豫港公司就该19号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日期为2015年7月31日，晚于郝守国与豫港公司就该商铺签订买卖合同的日期。根据二审查明事实，郝守国自2013年即实际占有涉案19号商铺，也即刘永楷在郝守国实际占有使用涉案商铺的情况下与豫港公司签订了该商铺的买卖合同并于2016年11月10日办理了不动产产权证书，故本院认为刘永楷在豫港公司不能交付的情况下仍然与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不动产产权证的行为并非善意，且刘永楷与豫港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标的包括范县迎宾馆一层17＃、18＃、19＃商品房，其中第18＃商品房买卖合同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刘永楷与豫港公司签订19＃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均非善意，损害了郝守国的合法权益，本院对郝守国主张豫港公司与刘永楷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编号为Ｄ-1-1-1、房产标号为1-19号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郝守国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2021）豫0926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二、濮阳豫港置业有限公司与刘永楷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编号为D-1-1-1、房产标号为1-19号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濮阳豫港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00元，由刘永楷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濮阳豫港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00元，由刘永楷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浩审判员 孔德军审判员 周培勋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