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08民终22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晨光东路16号院起航国际三期9号楼807市。法定代表人：崔海龙，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洋、韩兵,北京市雨仁（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罗汉山下。法定代表人：安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华，河北热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立东，男，197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西湖南路985号（龙海大道6号楼8号商铺）。法定代表人：周立东，经理。原审第三人周立东、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婷婷，河北胡国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周立东、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4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洋、韩兵，被上诉人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华，原审第三人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立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婷婷、原审第三人周立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婷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47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并非《钢材供货合同》缔约主体，不应承担《钢材供货合同》的任何合同义务。《钢材供货合同》载明需方为周立东，仅有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的签章和周立东的签字，无上诉人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任何盖章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字，上诉人不是《钢材供货合同》的合同主体，故《钢材供货合同》对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同时，周立东系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钢材供货合同》中的签字行为，系其个人或代表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应由其个人或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钢材供货合同》合同义务。（二）一审法院仅凭李某证言认定周立东以上诉人公司身份采购钢材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证人李某与周立东系合伙关系，从钢筋供货单上的签字可以看出，现场由李某代周立东进行管理，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王某也在证言中明确钢材的采购方是李某和周立东，因此李某与周立东显然具有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某的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三）上诉人为止损支付部分钢材款并接受发票的行为，并不导致上诉人替代周立东成为《钢材供货合同》当事人。（1）上诉人支付部分钢材款并接受发票不导致上诉人为《钢材供货合同》当事人。上诉人接收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向被上诉人付款344200.57元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上诉人以准债务人的身份履行债务，更不是上诉人对周立东与被上诉人签订《钢材供货合同》的认可。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被上诉人单方实施的，上诉人并没有要求或授意被上诉人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②因当时周立东在山西被行政拘留，无法向被上诉人支付钢筋款，为了保证工程进度，上诉人无奈替周立东向被上诉人支付钢筋款，不能由此推定上诉人承担周立东欠付被上诉人的债务；③上诉人从未授权周立东以上诉人员工身份对外采购钢材，上诉人及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与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联营经营协议》，证明上诉人与周立东为法定代表人的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合同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关系或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故周立东的行为，对上诉人不发生任何效力。（四）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与上诉人无关，《对账单》证明周立东的采购行为系其个人行为。（1）该《对账单》载明“经双方对账，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计供货给周立东钢材……；以上钢材款认可，周立东”明确还款主体是周立东而非上诉人。（2）该《对账单》中载明周立东已向被上诉人付款人民币700000.00元；通过周立东的付款行为，也可以确认周立东的采购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并非代理上诉人签订合同，履行采购义务。（五）上诉人与第三人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有《联营经营协议》，上诉人不负责钢材采购。2018年3月，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联营经营协议》，约定：上诉人将涉案工程发包给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承包方式为：“本工程实行乙方总承包负责的管理方式，针对上述承包范围，乙方承包人工、包机械、包材料（合同约定甲供材、甲方分包项目除外）、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的总承包管理的全部责任和风险”。根据该《联营经营协议》可以看出，钢材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材料，属于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承包范围；故即使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或周立东对外采购钢材用于本合同项目，也是履行其与上诉人的《联营经营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周立东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合同义务。（六）一审认定违约金过高。本案的案由是合同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了没有规定违约金时的支付标准为“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在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支付标准的前提下，不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应当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答辩称，北京公司应该给付鑫恒源公司钢材款5434005.84元及逾期违约金。四个理由：（一）周立东与北京公司对于鑫恒源公司成立表见代理。关于周立东签订钢材供货合同，结算确认钢材款行为，鑫恒源公司有理由相信系代理北京公司的行为，应由北京公司给付货款。（1）已有先例，习惯做法。鑫恒源公司有理由相信周立东系北京公司的代表，代北京隆鑫公司签订合同，履行合同。鑫恒源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向北京隆鑫公司开具发票34万多元，北京隆鑫公司于当日向鑫恒源公司转账34万多元。该笔34万元的钢材买卖的交易情况，与案涉争议钢材仅是采购数额和采购时间的区别，没有其他任何区别。（2）北京公司收取了涉案钢材价款数额为5434005.84元的发票，且记账处理。该发票的票面信息、备注等与之前34万元发票的涉及的钢材买卖合同的履行完全一致，仅是数额和时间的区别。（3）施工项目的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公司系建设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收货地址滦平县大屯镇冀康物流项目场所，该工地上树立着大大的北京隆鑫公司原名称的牌子。（4）证人李某、王某能够证明涉及滦平县冀康物流项目建设工地的所有事务均由周立东处理，周立东在北京公司办公室办公，全权负责工地施工，为北京公司施工工地的负责人，是北京公司的代表，代表北京隆鑫公司处理事务。（5）审理中北京公司的法务尹凌也是一审代理人的视频资料证实鑫恒源公司多次到北京公司索要货款，北京公司一直认可给付鑫恒源公司的该笔货款，并未拒绝付款。也并未提出与周立东或龙跃公司有关。现在北京公司推卸责任给龙跃公司，违背诚信原则。（6）收货单据上均有收货人北京公司或收货地址滦平的注明。（7）北京公司收货和发票入账的行为是对买卖合同和对账单的认可行为。否则，北京公司如果不是购买方完全可以不收发票，完全可以不予认证发票。做账处理行为和实际收到钢材的行为恰恰证实其是实际买卖合同的履行人，是钢材的买方。（8）周立东对人工和材料供应商包括鑫恒源公司称自己是北京公司的代表人，代表北京公司组织人员施工、采购钢材等材料，有授权委托。而滦平县劳动监察大队的询问笔录和《联合经营协议》证明了周立东所称有授权真实，在北京公司持有拒绝提供而已。（二）周立东有北京公司授权事实成立。《联合经营协议》约定：“北京公司指派管理人员职责为监督《联合经营协议》的履约，负责项目对业主的对接工作”（见《联合经营协议》第三页第七条第1款）。此证明北京公司将施工活动中除了对接业主的活动外的其他全部事务约定给了龙跃公司，授权给龙跃公司的周立东自然是常情常理。北京公司拒绝提供，应推定北京公司授权委托给周立东的事实成立。（三）按照北京公司提供的《联合经营协议》应当给付货款。（1）前言内容显示其与龙跃公司系一个建设施工合同的联合体，系合伙关系，鑫恒源公司有权向任何一方主张钢材款。《联合经营协议》第一页前言明确约定：北京公司和龙跃公司“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组织中国承德冀康国际物流总部基地一期5＃地5-1＃楼、5-2＃楼……．项目工程施工，现对有关事宜达成如下联合经营协议”。此证明北京公司和龙跃公司任何一个公司的行为都代表北京公司和龙跃共同的利益，北京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为施工项目而购买的钢材，当然应该给付鑫恒源公司钢材款。二者内部约定不对抗鑫恒源公司，且特别注明有甲供材。鑫恒源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不因二者之间的约定受损。（2）按照第二页第五条约定，乙方龙跃公司向甲方北京公司支付5%的管理费，业主支付的所有工程款扣除税款、5%的管理费后打入龙跃公司指定账户。龙跃公司向北京公司支付每月5000元的办公费。北京公司与龙跃公司的关系属于周立东利用龙跃公司借用了北京公司资质在实际施工。作为被挂靠单位北京公司依法负有给付货款义务。（四）调取的《劳务合同》2份，证明了北京公司和龙跃公司之间的合伙，明确了二者的内部分工是北京公司提供钢材等材料，龙跃公司仅为劳务，也能证实北京公司是钢材购买人。综上，无论北京公司与龙跃公司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劳务合作的非法转包关系，北京公司均应给付货款。一审判决的违约金月息2%不高。首先关于违约金合同有约定，不是没有约定，约定标准是每天每吨钢材上浮价格5元，合月息4.38%。一审判决违约金为拖欠货款的月息2%的标准系做了大额调低处理的。其次，一审适用法律规定是最高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非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原审第三人周立东参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所建工程提供钢材，经对账最终拖欠数额及滞纳金明确。被上诉人也为所卖钢材为上诉人出具了发票。双方的供货合同已经履行。在该履行过程中，第三人周立东作为上诉人的项目经理与被上诉人签字对账并进行实际采购行为，并且最终对账地点也是北京市中能昊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地点。上诉人对第三人周立东代表上诉人对外采购钢材的事实认可并且曾经进行了部分履行。故其上诉称采购行为为第三人周立东个人行为，与上诉人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周立东为上诉人项目负责人，对外一切以上诉人名义从事采购等活动。周立东从未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采购合同，更无任何需要采购如此大量钢材的项目。经本案一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全部钢材用于上诉人所承建的承德冀康国际物流总部基地一期5＃地块及一期1＃地块全园区大门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如果如上诉人所称该钢材为第三人周立东个人采购，却全部用于上诉人所建项目，上诉人却从未向周立东或他人支付过钢材款。本案中，虽然上诉人未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钢材供货合同》上加盖公章，但是第三人周立东作为被上诉人的员工，以项目责任人的身份对外负责采购钢材等一系列所需材料，且在被上诉人处购买的钢材均直接运送至上诉人承建的施工地，全部用于该工程建设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开具发票的信息，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发票后给付钢材款，并于2018年9月29日向被上诉人履行了部分债务。上诉人上诉称证人李某与第三人周立东存在利害关系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闻喜县龙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诉称，（一）我公司与被上诉人从未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更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所建工程提供钢材，经对账最终拖欠数额及滞纳金明确。被上诉人也为所卖钢材为上诉人出具了发票。双方的供货合同已经履行。在该履行过程中，第三人周立东作为上诉人的项目经理与被上诉人签字对账并进行实际采购行为，并且最终对账地点也是北京市中能昊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地点，其行为与我公司无关，其签订身份时曾明确对被上诉人表示，系代表上诉人，而非代表我公司或作为我公司法人，对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明确认可。（二）被上诉人明确知悉其提供钢材的相对方是上诉人，而非我公司。上诉人对第三人周立东代表上诉人对外采购钢材的事实认可并且曾经进行了部分履行。故其上诉称采购行为为第三人周立东作为我公司法人的行为代表我公司，与上诉人无关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三）第三人虽与上诉人签订过联合经营协议，但项目中约定钢材提供为甲方即上诉人。第三人虽于上诉人签订过联合经营协议，但合同中第二项承包范围中项下第2点承包方式中明确约定，本工程实行乙方总承包……（合同约定甲供材料、甲方分包项目除外）。而钢材即为双方约定的甲供材料。且被上诉人出售钢材后为上诉人出具了完善的全额发票，如果该部分材料系我公司采购，应为我公司出具发票信息而非上诉人。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钢材款5434005.84元及延迟支付滞纳金1505380.87元，共计6939386.71元（滞纳金计算至2019年7月5日，实际逾期加价部分应计算至被告向原告还清此笔款项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0日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周立东（乙方）签订《钢材供货合同》，约定：供货总量和货物单价最终以双方确认的《钢材清单》为准；乙方委托甲方汽车送货，连同吊装出库费、运费由乙方承担，核定为40元/吨；货物结算方式及逾期付款责任：合同签订后，钢材进场后货款宽限期为一个月，从提货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甲方不加收其他费用。如乙方未能付清全部货款。乙方自愿同意以《钢材清单》的金额为基数，从提货之日起每天每吨加价4.5元直至付清全部货款及逾期加价部分。如超过90天未给付从提货之日起每天每吨加价5元直至付清全部货款及逾期加价部分，乙方所付款项应先支付逾期加价部分剩余部分再扣除钢材款；最终结算单价包括：钢材清单价钱、运费、逾期加价部分的总和。乙方付款时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票。后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自2018年4月17日起至2018年8月18日向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地点提供钢材，并由周立东等人在销售清单上进行了签字。其中2018年4月17日的钢材款611134.00元、2018年4月20日的钢材款239521.20元、2018年4月24日的钢材款413180.20元、2018年4月25日的钢材款为97743.00元、2018年4月26日的钢材款为344624.60元，以上2018年4月份的钢材款共计1706203.00元。2018年5月2日的钢材款159616.90元、2018年5月5日的钢材款316810.10元、2018年5月6日的钢材款509968.80元、2018年5月8日的钢材款266974.20元、2018年5月13日的钢材款440769.85元和55259.50元、2018年5月14日的钢材款161738.72元、2018年5月20日的钢材款18829.90元、2018年5月23日的钢材款144828.70元、2018年5月26日的钢材款156787.50元、2018年5月29日的钢材款365480.80元，以上2018年5月份的钢材款共计2597064.97元。2018年6月6日的钢材款58555.20元、2018年6月7日的钢材款58557.50元、2018年6月20日的钢材款411115.10元、2018年6月21日的钢材款57145.90元，以上2018年6月份的钢材款共计585373.70元。2018年7月11日的钢材款340831.70元、2018年7月14日的钢材款20431.70元，以上2018年7月份的钢材款共计361263.40元。2018年8月18日的钢材款为184099.40元。以上销售清单上的收货单位有的载明为“北京中能昊龙建设”、有的为“周立东（北京中能昊龙）”、有的为“滦平”。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向被告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具发票344200.57元，被告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当日向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转账344200.57元。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另于2018年10月24日、2018年11月7日、2018年12月4日给被告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具发票5434005.84元。上述发票上均备注：工程名称为承德冀康国际物流总部基地一期5#地块及一期1#地块全园区大门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工程地点：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大屯镇兴城道东侧国道112线北侧。2019年7月5日第三人周立东出具对账单，内容为“经双方对账，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计供货给周立东钢材5434005.84元，截止至2019年7月10日周立东仍欠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钢材款5434005.84元及延迟应支付滞纳金2205380.87元，已付70万元，仍欠滞纳金1505380.87元，合计欠钢材款及滞纳金6939386.71元。”被告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称于2020年4月3日变更为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在与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钢材供货合同》上加盖公章，但《钢材供货合同》上签字的第三人周立东经证人李某出庭证实一直以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身份负责采购钢材，且在原告处所购买的钢材均用于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建设；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开具发票的信息并接纳原告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合计5778206.41元，并于2018年9月29日向原告付款344200.57元，以准债务人的身份履行了部分债务。证人王某出庭证实当时对账时是在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地点，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诺只要给付发票就支付钢材款，原告有理由认为周立东签字的行为应为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因此，可以认定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可周立东以其名义与原告订立的《钢材供货合同》，该合同应自原告盖章和周立东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原告与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均应按照《钢材供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对于钢材款的数额，原告提交《钢材清单》、第三人周立东对账单与其向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数额相吻合，能够证明其向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工程的地点供应钢材的数量和价款，但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却未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大部分的钢材款。因北京市中能昊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称已于2020年4月3日变更为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故对原告请求被告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其支付钢材款5434005.8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滞纳金，可以理解成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认为此数额过高要求调整；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本院酌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按照月息2%进行计算；对于起算时间，原告同意自每个月的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作为每个月货款逾期利息的起算点，因《钢材供货合同》中约定从提货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因此，2018年4月份钢材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8年5月26日起计算、2018年5月份钢材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8年6月29日起计算、2018年6月份的钢材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8年7月21日起计算、2018年7月份钢材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8年8月14日起计算、2018年8月份钢材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8年9月18日起计算。因对账单中写明第三人周立东已垫付滞纳金700000.00元，《钢材供货合同》中约定所付款项应先支付逾期加价部分剩余部分再扣除钢材款，故本院认定将此700000.00元在尚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中予以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钢材款5434005.8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706203.00元自2018年5月26日起计算、2597064.97元自2018年6月29日起计算、585373.70元自2018年7月21日起计算、361263.40元自2018年8月14日起计算、184099.40元自2018年9月18日起计算，按照月息2%进行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并扣除第三人周立东垫付的700000.00元）；（二）驳回原告承德鑫恒源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周立东案涉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对上诉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周立东挂靠上诉人对案涉工程实际施工，案涉工地对外标示牌标注施工单位是上诉人公司；周立东办公场所是上诉人的办公室；周立东以上诉人公司案涉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对外进行用工、材料采购等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案涉的钢材运送到上诉人承建工程的工地并已物化到上诉人承建的工程；以上事实证明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周立东代表上诉人公司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其交易的对方当事人是上诉人公司。周立东案涉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而被上诉人应上诉人要求为上诉人开具案涉钢材款发票，上诉人将该发票作下账处理并已支付部分钢材款的行为，是对周立东表见代理法律后果的一种事实认可，这也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录像资料证明的其向上诉人公司催要案涉货款时，上诉人公司的法务人员、相关负责人均对拖欠该笔货款的事实表示认可，相互印证。（二）一审法院判决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案涉《钢材供货合同》约定：“……货物结算方式及逾期付款责任：合同签订后，钢材进场后货款宽限期为一个月，从提货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甲方不加收其他费用。如乙方未能付清全部货款。乙方自愿同意以《钢材清单》的金额为基数，从提货之日起每天每吨加价4.5元直至付清全部货款及逾期加价部分。如超过90天未给付从提货之日起每天每吨加价5元直至付清全部货款及逾期加价部分，乙方所付款项应先支付逾期加价部分剩余部分再扣除钢材款；”，该约定是逾期付款违约金条款，该条款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远高于按月息2%计算的违约金数额，一审法院按月息2%计算的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376.00元，由北京隆鑫致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亚秋审判员  祝宝森审判员  孙琳丽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