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陕02民终3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君支公司，住所地宜君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2222212996671。负责人:寇红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东，陕西纳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英，女，197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宜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红，陕西维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秀琴，陕西维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君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建英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铜川市宜君县人民法院（2021）陕0222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的负责人寇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东，被上诉人张建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红、贾秀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1.张建英违反保险法规定，故意隐瞒其患有重大疾病，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违背最大诚信原则，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1)保险合同中的“声明与授权”，与上诉人是否对张建英进行询问和张建英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无关，应当适用保险合同“告知事项”条款，非一审判决认定的适用“声明与授权”条款;在“告知事项”的病史询问部分，投保人在该项后面选择的是“否”。保险合同的“告知事项”才是认定保险人是否询问和投保人是否如实告知的直接证据；张建英投保的主险利益条款第六条和附加险利益条款第八条均为免责条款，且都以加粗的方式明示，起到了明显的提示作用，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故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有误，错误的适用了保险法第17条作为裁判依据。（2）证人系张建英亲姊妹，证言的可信程度较低，证明力较弱；张某某在纠纷发生后，给上诉人的原负责人石某某打电话并录音，具有明确的倾向性和目的性；石某某的通话内容没有明确“告知事项”具体是如何操作，其表达的意思是张建英在投保时是知道健康问卷这一必经程序的，并非是流于形式；张某某为长期从事保险居间人员，非常清楚健康问卷为投保的必经程序。两位证人证言和电话通话录音作为言词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的主要法律事实。（3）张建英在2011年开始患慢性肾小球肾炎用药至今，在2019年投保时，在投保主险终身寿险后，有意选择重大疾病附加险。2.上诉人依据保险法规定行使解除权，保险合同已解除，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张建英答辩称：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业务员未就被上诉人的病史提出询问，保险合同中电子投保单的健康告知事项是上诉人的业务员手机自行录入，代为勾选，被上诉人对此不清楚，其也自称告知义务是售卖保险合同中走过程走形式，并不实际询问，被上诉人不负告知患病义务。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对被上诉人进行了询问。案涉保险合同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声明与授权”条款属于保险合同一部分，与本案争议有关联，属于免责条款。案涉保险合同属于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理赔的条件是投保人符合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被上诉人是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的17个月经诊断为宫颈恶性肿瘤，并非直奔大病保险购买。被上诉人原来患的是肾病，现确诊的是宫颈癌。张建英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0日，张建英与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投保人张建英在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处为自己投保了：主险“国寿福终身寿险（臻享版）”（保险期间终身，基本保险金额150000元，主保险单号码2019-61XXXX-ST2-01500035-9），年保费3885元；附加险“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臻享版）”（保险期间终身，基本保险金额150000元，附加险单标识：2019-610222-R32-30000027-4）。交费方式年交，年保费1800元。保险合同成立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生效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患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应向张建英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50000元。上述保险合同签订后，张建英按照约定于2019年3月12日、2020年3月12日支付了保险费。2020年8月6日，张建英经宜君县人民医院诊断，查出患有“宫颈鳞状细胞癌”，为进一步确诊与治疗，张建英又于2020年8月12日经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断为宫颈癌，即宫颈恶性肿瘤。张建英所患案涉疾病属于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重大疾病。2020年9月17日，张建英向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提出保险理赔。2020年9月18日，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以张建英故意未如实告知，作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并向张建英邮寄送达上述通知书，张建英已签收。另查明，经特殊慢性病专家鉴定领导小组2011年1月12日集中鉴定，张建英患有慢性肾小球肾炎，评定为门诊特殊慢性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是否应当向张建英支付保险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案涉合同在签订时保险人是否询问被保险人患有疾病，是判断双方责任的主要法律事实。虽然从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提供了电子保单表象上看，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向张建英询问了病史，具体到张建英是否患有肾炎。但根据张建英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及张某某和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时任经理石某某的电话通话录音，能够证明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员工没有对张建英患有疾病进行过询问，并言明电子保单的健康选项也是走过程。已查明，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员工前往张建英胞姐处签订的保险合同，可见其公司员工急于促成该笔保险业务，未严格按照电子保单对张建英进行必要询问，可能性比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未就张建英病史情况进行询问，张建英不负有告知己身曾患有疾病的义务，其抗辩张建英故意隐瞒患有重大疾病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不支付保险金的意见，不予采纳。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案涉电子保单记载的声明与授权栏第2条“本人已认可本次通过电子化投保提供的《电子投保单》中各项信息及告知事项等全部内容，确认投保人、被保险人及身故受益人信息、投保事项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均正确无误，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与本次投保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及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认无误；已仔细阅读并理解电子版《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均属事实并确无欺瞒。上述一切陈述及本声明将成为贵公司承保的依据，并作为保险合同一部分。如有不如实告知，贵公司有权在法定期限内解除合同，并依法决定是否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案涉电子保单是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上述电子保单声明与授权第2条属于免责条款，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理应向投保人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该声明与授权项下涉及内容9条，第2条与其他条款字体大小一致，无明显区分等标志。故，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作出足以引起张建英注意的提示，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基于上述理由，张建英不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解除其与张建英的保险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张建英于2020年8月21，被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确诊宫颈癌IIA期，符合双方签订保险合同的重大疾病定义。该诊断发生在双方约定的保险期间，张建英主张人寿保险宜君支公司支付保险金15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君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张建英支付保险金1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张建英已预交），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君支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供光盘一张，系2019年3月10日双方保险合同成立后，上诉人客服人员与张建英的电话回访记录，证明保险合同签订时，上诉人向张建英明确告知了合同存在的相关风险，以及履行了询问提示义务，张建英明知上诉人询问内容故意隐瞒其患有肾病的事实，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拒绝给付保险金及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质证称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上诉人在一审及二审指定举证期间没有提供，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保险公司在投保时没有询问，张建英没有主动回答的义务，石某某找张建英投保，也告知张建英会有人回访，按照石某某说的进行回答，不能以回访推断当时的实际情况，上诉人没有提供时间，不知道是谁和张建英谈话录音，形式上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电话回访记录与上诉人时任经理石某某和张某某的电话通话陈述不一致，且电话回访记录为签订保险合同之后，上诉人的客服人员对张建英进行的回访，不能直接证明签订保险合同时上诉人业务人员对张建英是否存在重大疾病进行了询问，故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上诉人的业务员石某某给张建英的妹妹张某某转账4497元，张某某分别将两个1705.5元转给张建英和张艳英，三姐妹均买了保险，这是石某某给她们返还的业务提成，石某某为完成业务提成主动联系张建英办理的保险，不是张建英找石某某办理的保险。上诉人质证称，不认可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张某某从事过保险代理业务，如石某某支付给她佣金，恰证明双方保险合同不存在瑕疵，张某某知道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及投保的条件，双方支付佣金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微信转账记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解除与张建英的保险合同并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上诉人与张建英签订的案涉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签订保险合同时，上诉人的业务员对张建英是否身患肾炎进行了询问。案涉两位证人虽为张建英的亲姊妹，但其证言和张某某与上诉人时任经理石某某的电话通话录音能够相互印证，均证明上诉人在与张建英签订保险合同时没有对张建英是否患有肾炎进行询问。故张建英不存在故意隐瞒身患肾炎的事实，上诉人解除保险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慢性肾炎与张建英所患疾病宫颈癌之间有关联。从常理来讲，无人因曾患过肾炎而预见到自己会患病宫颈癌进而发生保险事故。上诉人亦承认该疾病与张建英患有的肾炎无因果关系。最后，张建英确诊的宫颈癌IIA期符合案涉保险合同的重大疾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亦发生在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上诉人应当按照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故上诉人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君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玉荣                            审 判 员    梁  勇                            审 判 员    康建军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郑况纳书 记 员    杨晓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