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申5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北京映百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1号楼A602/03/05房间。法定代表人：李兰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毛晓彤（上海）影视工作室，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投资人：毛晓彤。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凯，山东章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晓航，北京道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王治，男，197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再审申请人北京映百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映百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毛晓彤（上海）影视工作室（以下简称上海工作室）以及一审被告王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6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映百年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债权已经转让给被申请人属事实错误，被申请人无权向再审申请人主张服务费。1.依据映百年公司与上海工作室及铜陵毛晓彤影视工作室（以下简称铜陵工作室）签署的《协议书》，被申请人已经退出《策划服务合同书》及《﹤策划服务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合同），不是涉案合同的主体，铜陵工作室成为涉案合同主体。2017年12月5日，再审申请人向铜陵工作室出具《承诺函》。依据该《承诺函》，债权人未发生变更，仍是铜陵工作室。被申请人不是涉案合同主体，也不是债权人，无权向再审申请人主张服务费。2.原审中被申请人提出诉讼请求的唯一依据是向上海工作室出具的《承诺函》，但原审中被申请人还提交了另一份《承诺函》，是向铜陵工作室出具的。该两份《承诺函》打印落款时间一致均为2017年9月19日、承诺内容一致，却是向不同主体出具，且根据被申请人原审中提交的毛晓彤与王治之间微信记录，可合理推断出向上海工作室出具的《承诺函》签署时间在前，是2017年11月19日签署的，向铜陵工作室出具的《承诺函》签署时间在后，是2017年12月5日签署的，应当以签署时间在后的向铜陵工作室出具的《承诺函》为准；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看，2017年11月19日签署的《承诺函》是一份过程性文件，不是再审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被2017年12月5日签署的《承诺函》取代废止。2017年12月5日签署的《承诺函》是毛晓彤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无视两份相互矛盾的《承诺函》，直接依据2017年11月19日签署的《承诺函》认定债权已经发生转让，系明显错误。（二）《承诺函》是基于涉案合同而产生，其约定的费用是涉案合同中服务的对价，该笔费用是否应当支付，应当支付多少，均应基于合同履行情况而确定。虽然再审申请人在2017年12月5日签署了对铜陵工作室的《承诺函》，但也仅仅是对涉案合同金额的确认，并不是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确认，该《承诺函》不能作为要求再审申请人支付服务费、承担违约责任和律师费的依据。（三）涉案合同项下义务没有履行完毕，再审申请人没有过错，原审判决判令再审申请人继续履行付款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和诉讼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涉案合同项下义务没有履行完毕，再审申请人没有继续付款的义务。2.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在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和支付律师费。再审申请人在原审庭审中明确提出违约金过高，原审法院未依法进行查明。如果按照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已经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会涉及税收问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上海工作室提交意见称，（一）被申请人依法享有债权和诉权。原审中，原审被告王治和被申请人均提交的被申请人及铜陵工作室投资人毛晓彤与时任再审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王治之间的微信记录，其中毛晓彤告知：“另外我铜陵工作室不用了，希望还是按照之前合同的上海工作室来汇款”，足以证明铜陵工作室将债权让与上海工作室的事实已有效通知到再审申请人和王治，且在其后的《承诺函》中，再审申请人予以盖章确认、王治予以签字确认了上海工作室具有相应的债权。（二）再审申请人所述《承诺函》的时间顺序与事实及证据不符。上述双方在原审中提交的毛晓彤与王治之间的微信记录可以明确反映出各个《承诺函》的时间顺序。再审申请人最先向铜陵工作室出具了一份《承诺函》，此后，铜陵工作室将债权让与上海工作室并通知了再审申请人和王治，再审申请人和王治先后又出具两份并不冲突的针对上海工作室的《承诺函》，原审中被申请人用以主张权利的《承诺函》，就是再审申请人和王治最后出具的针对上海工作室作出承诺的《承诺函》。（三）再审申请人应当承担支付服务费、违约金和律师费的法律责任，原审判决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涉案合同系由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文本，相应的服务费金额是由再审申请人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依据双方涉案合同约定以及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毛晓彤与再审申请人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被申请人及被申请人成员及其团队已经完成了相应的工作量，涉案合同约定的第三期款项、第四期款项的支付条件均已成就，且再审申请人在其后盖章出具的一系列《承诺函》也是对支付条件成就以及应当支付的款项进一步的结算确认与认可。2.因再审申请人一方原因导致涉案项目无法实现，签署承诺函的方式也是由再审申请人一方先提出的。再审申请人在拖欠第三期款项时，就曾提出向被申请人签署函件用以保证会承担支付欠款的责任，直到第四期款项支付条件也达到后，再审申请人仍未支付相应欠款。经沟通，被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人联络人的要求下提供了承诺函文本，后经再审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治签章返回，明确了债务金额、承担方式等，但再审申请人始终未履行《承诺函》付款义务，迫于无奈被申请人向法院起诉，所有诉讼请求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未依约支付相关费用构成违约，《承诺函》中明确了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及违约金比例，经双方认可且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高情形，且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故意不出庭应诉，已放弃抗辩权。律师费承担亦在《承诺函》中明确约定由再审申请人承担。因此，原审判决正确。再审申请人所提涉税问题与本案事实无关。（四）再审申请人未经上诉直接申请再审，属滥用再审申请权利，对其主张应不予审查，从程序上直接予以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映百年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王治提交意见称，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映百年公司申请再审称，依据映百年公司与上海工作室及铜陵工作室签署的《协议书》，被申请人上海工作室无权向再审申请人主张服务费。经审查双方提交的被申请人及铜陵工作室投资人毛晓彤与时任映百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治之间的微信记录内容，以及原审中被申请人提交的映百年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治向上海工作室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19日的《承诺函》内容，本院认为，被申请人上海工作室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映百年公司申请再审称，被申请人上海工作室在原审中用以主张权利的上述《承诺函》，已被之后签署的映百年公司向铜陵工作室出具的《承诺函》所取代，但经本院全面审查双方提交的毛晓彤与王治之间微信记录完整内容，通过微信形成的时间、双方当时沟通所使用的上下文全部词句、各个《承诺函》在微信中出现的原因、过程、目的、内容等，以及与被申请人上海工作室在原审中用以主张权利的上述《承诺函》的产生、内容之间的关联性等，从中梳理各个《承诺函》形成的时间顺序，同时结合王治在本案原审陈述和质证中并未提出被申请人用以主张权利的上述《承诺函》已被取代的意见，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再审审查中的陈述，本院认为，映百年公司现所称其向铜陵工作室出具《承诺函》的签署时间在向上海工作室出具《承诺函》的签署时间之后，故而已取代向上海工作室出具的《承诺函》的主张与在案证据和事实不符，其所提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被申请人上海工作室据以主张权利的《承诺函》系当事人各方在合作项目无法实现后签订，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承诺函》明确了映百年公司应向上海工作室何时支付服务费1250万元的义务及相关违约责任。因映百年公司迟迟未履行付款义务，上海工作室以该《承诺函》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映百年公司给付服务费、支付违约金、承担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其诉讼请求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再审申请人所提违约金过高问题，因《承诺函》中明确了违约金数额，且原审中再审申请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在原审程序中依法提出相关抗辩主张及请求，其现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所提税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再审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映百年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映百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左颖星审判员  孙 波审判员  赵 静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程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