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贵良，男，1987年9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剑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逢生，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金虎，男，197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峰，北京市京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贵良因与被上诉人崔金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贵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崔金虎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崔金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崔金虎对外公示持有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盈樽公司）45%的股权，本案一审证人张某对外公示持有中富盈樽公司55%的股权；同时，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9日崔金虎、李贵良与案外人张某、刘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四方共同设立中富盈樽公司．．．．．．．．．．．”；“2017年4月1日崔金虎、李贵良、张某及刘某作出《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已充分说明案涉《合作协议书》《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对公司股权分配及公司治理的事宜均有明确规定，为中富盈樽公司股权转受让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合伙的意思表示。同时，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证人刘某证实，其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富盈樽公司的股权，证人张某证实其原本需按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后因主客观原因搁置。因此，案涉《合作协议书》《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确系中富盈樽公司股权转受让方的约定，而非合伙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顾客观证据及事实，仅凭崔金虎一面之词，称涉案各方以中富盈樽公司为壳，实施酒水经营，继而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书》《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系各方合伙合同，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中富盈樽公司亏损及崔金虎垫付相关亏损的证据不足本案一审中，崔金虎诉称中富盈樽公司最终亏损1939436．00元，加上李贵良负责的应收账款116456．00元，按李贵良持股中富盈樽公司的比例，所以其应承担387977．00元的亏损；一审法院认定崔金虎已垫付李贵良应承担387977．00元无证据予以证实；首先，本案一审中，崔金虎并未提交中富盈樽公司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中富盈樽公司亏损及亏损金额的证明，相关亏损仅凭其诉称构建的亏损组成，并在一审庭审中提交其手写的所谓亏损草稿纸作为辅助证据，客观性、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崔金虎并未提交其如何垫付亏损，及已支付给谁的客观证据；其次，无任何证据证明李贵良认可中富盈樽公司亏损的事实，李贵良作为中富盈樽公司员工，其负责催收的应收款，在其离职后应由中富盈樽公司催收，而非李贵良承担相应应收款；再次，根据本案一审证人当庭所述可知，证人与崔金虎本就存在资金往来及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客观、真实的证实证人张某、刘某与崔金虎相关款项的往来，案涉借条、欠条，不能认定中富盈樽公司亏损的事实；崔金虎主张中富盈樽公司亏损及其垫付亏损，其应提供第三方客观、明确的亏损依据及垫付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崔金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但一审法院却认定李贵良未提供反证，从而支持崔金虎的诉讼主张，确属证据不足。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案涉《合作协议书》《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内容及一审证人证实事实，本案所涉协议各方为公司股权分配及公司经营的约定，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公司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即在其出资额内承担有限责任，李贵良基于《合作协议书》《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已成为中富盈樽公司的股东，那么其承担的责任应限于其出资限额内，一审法院认定协议各方为合伙合同法律关系，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本案进行判决，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李贵良的请求。崔金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贵良的上诉请求。1．《合作协议书》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的内容，2017年4月1日又签订股东会决议也仅是对各方盈亏承担比例作出调整，因此一审认定的四方是合伙做生意的关系认定事实清楚。2．关于李贵良是员工还是合伙人的问题。一审时证人证言都在笔录有明确记载，均认可四方合伙做酒水生意的事实，而且每次四方合伙人员开会李贵良都会参与，公司财务与崔金虎都会给李贵良发财务报表等资料，李贵良的身份不仅仅是公司员工，其也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3．对于李贵良应当承担的116456元的应收账款，在一审庭审中，李贵良本人明确表示认可此部分应收账款的亏损应当由其承担，在笔录中有明确记载，二审中李贵良对前述不予认可，属于反言。4．2019年12月1日,四方决定终止合作时，李贵良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参与了亏损核算，证人也证明在核算时李贵良是认可亏损金额，只是不愿意向崔金虎签署欠条。崔金虎提交的亏损计算草稿是四方在计算亏损时所写，另外两位合伙人对此均予以认可。崔金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贵良支付公司经营亏损387977元；2．判令李贵良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387977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判令李贵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9日，崔金虎、李贵良与案外人张某、刘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四方共同设立中富盈樽公司，总投资额为108万元，其中张某出资42．12万元（持股39%）、崔金虎出资24．84万元（持股23%）、刘某出资24．84万元（持股23%）、李贵良出资16．2万元（持股15%），四方共同承担公司经营风险，盈亏按持股比例承担。2017年4月1日，崔金虎、李贵良、张某及刘某作出《北京中富盈樽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以下简称《股东决议》），决议将公司股权重新分配：股东张某原持股为39%，现调整为持股34%；股东崔金虎原持股为23%，现调整为持股30%；股东刘某原持股为23%，现调整为持股22%；股东李贵良原持股为15%，现调整为持股14%。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中富盈樽公司会计任莉通过微信多次向李贵良发送2019年利润表、资产表、费用表及崔金虎、李贵良、张某、刘某各自的应收款明细。庭审中，李贵良认可收到上述统计表，不认可表格中的数据，但未提交有关其曾对该数据提出异议的证据。2019年12月1日，崔金虎与张某、刘某签署《合作终止协议》，载明中富盈樽公司自2019年12月1日起由法人崔金虎全权负责，中富盈樽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崔金虎负责承担，与张某、刘某无关。同日，张某及刘某均向崔金虎出具欠条，分别确认欠付崔金虎415708元及257595元。庭审中，李贵良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崔金虎陈述该终止协议是四方当面协商终止合作时签订的，李贵良参会同意终止合作但未在协议上签字，张某及刘某作为证人出庭认可崔金虎的陈述。李贵良认可参与了现场核算，对未回款金额认可，但对亏损金额不认可。庭审中，对于各方的合作模式，崔金虎陈述系四人用中富盈樽公司的壳合伙对外经营酒水生意，用公司会计任莉的账户进行独立核算，各方按比例获取收益并承担亏损，对各自负责的未收回的应收账款作为各自应承担的亏损，各方承担亏损后，让客户直接将应收账款打给其个人，不再打给公司。合作过程中，因刘某及李贵良要求公司预支部分收益以保障生活，中富盈樽公司为李贵良及刘某发放工资，如果公司盈利，为李贵良和刘某预支的工资及代缴的社保要从收益中扣除，如果公司亏损，李贵良及刘某除按比例承担公司亏损外，还应退还为其预支的工资和代缴的社保，但崔金虎在本案中诉请的金额不包含上述工资和社保。在四方核算终止合作时，四方认可把发放的工资计为成本，由四人分摊。《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额是按照公司注册资本计算的，以便计算各方所占比例，各方并未实际出资，酒水的进货成本也并非各方按比例投钱，但亏损比例应该按照协议约定比例负担，合作过程中公司没有盈利、没有分红。崔金虎以四人合作期间的总投入2483166元，减去截止至2019年12月1日的公司账面尚余现金及资产227349元，再加上李贵良要求支付的工资18002元，计算得出各方合作总亏损金额为2273819元，该金额减去四人负责的应收账款334383元后，计算得出四人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应承担的亏损金额为1939436元，其中李贵良承担的比例为14%，再加上李贵良负责的应收账款116456元，得出李贵良应承担的最终亏损总额为387977元。证人张某及刘某陈述的合作模式、出资情况及工资发放与崔金虎陈述基本一致，并称最初的出资由崔金虎垫付，后来刘某出资28．8万，张某出资30余万，合作项目的客户都是四人各自的客户，各方口头协商谁出的货谁负责收货款，收回来就给公司，收不回来就由自己负担，任莉每月进行账目统计并出报表给四人查阅，张某及刘某认可各自应负担415708元及257595元的亏损金额。李贵良对崔金虎陈述的亏损金额不认可，称其没算过具体亏损金额，不知道崔金虎如何计算的，但就是不应该由李贵良承担，李贵良认可其在合作中未实际出资，也未支付进货成本。另查，中富盈樽公司系成立于2014年6月1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8万元，股东持股情况为崔金虎持股45%、张某持股55%。一审法院认为，崔金虎、李贵良、张某及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股东决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合作协议书》及《股东决议》的约定，崔金虎、李贵良与张某、刘某就合作事宜按出资比例负担盈亏，其中李贵良的出资比例为14%。现崔金虎已举证证明为李贵良垫付其应负担的亏损387977元，李贵良虽对该金额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崔金虎要求李贵良支付该亏损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上述亏损的支付时间，崔金虎要求李贵良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贵良辩称《合作协议书》的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其未受让股权故不应承担亏损，且其应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但《合作协议书》并未约定有关股权转让的内容，且明确各方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结合协议的具体履行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书》及《股东决议》系各方为涉案合作签订的合伙合同，李贵良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李贵良向崔金虎支付经营亏损387977元；二、驳回崔金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李贵良主张案涉《合作协议书》《股东决议》系中富盈樽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而非合伙合同约定，其并没有成为公司股东，不应当对公司亏损承担责任。但分析崔金虎与李贵良等人所签《合作协议书》，内容中虽写有每人持股比例，但主要条款是对合作经营模式、每人出资额、资金管理以及盈亏分配作出约定，形式和内容上更符合合伙经营的运作模式，且协议签订后，四人也未按照公司模式经营管理，而是每个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单独核算，各方按出资比例获取收益并承担损失，各方承担亏损后，单独向客户催款，对于催收款，不再交付公司。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四人实际合作关系认定《合作协议书》和《股东决议》有效，判令四人按照出资比例负担盈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中富盈樽公司亏损及崔金虎垫付相关亏损的数额是否合理。首先，崔金虎与李贵良等人合作经营期间，并未按照公司经营模式经营，财务核算方式是用公司会计的个人账户进行独立核算，公司会计通过微信方式每月定期向四人发送资产表、费用表、利润表、应收款明细等核算数据，李贵良认可上述事实并确认收到上述统计表。其次，根据其他合作人张某、刘某证言证实，四人在2019年12月进行现场核算，李贵良对未回款数额和亏损数额均认可，但拒绝签字。再次，李贵良庭审中表述现场核算时自己认可未回款数额，不认可亏损数额，但李贵良并无证据证明对于核算后的亏损数额其在合理期间内提出了异议，且在经营期间李贵良也未对公司财务核算方式提出异议。综合上述因素，李贵良认为崔金虎提供的亏损数据不真实合理，本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据相关事实，认可崔金虎主张的亏损数额，判令李贵良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的盈亏负担比例承担经营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贵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20元，由李贵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宋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