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9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海联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工业区6-2号。法定代表人：赵玉国，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海燕，北京重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向茹，女，197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向荣，女，196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本立，男，196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安群，北京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袁布海，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现羁押于湖南省冷水江市看守所。上诉人北京海联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联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原审被告袁布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6民初5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联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公，应予改判。一、一审法院对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提交的2004年9月26日《搅拌站合作协议》未予置评，而该协议与后两份协议之间的关系，与本案事实密切相关。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在发回重审后一审开庭时，明确其起诉的依据是三份搅拌站合作协议，分别是2004年9月26日、2004年9月28日和2007年9月29日三份搅拌站合作协议。而在2004年9月26日的协议中写明了甲方总工程师为宋明昌，且宋明昌本人在协议上签名，而2004年9月28日和2007年9月29日合同中均将宋明昌的名字去掉，改为“甲方总工程师”，宋明昌在2004年9月28日的协议上签名，未在2007年9月29日的协议上签名，而这些变化的原因即为宋明昌因年龄问题在合同履行期间将不再担任总工程师，故2004年9月28日重新签订了搅拌站合作协议，代替了9月26日的协议，协议期限也变更为3年，也就是9月26日的合作协议作废。而2004年9月28日到期后，又签订了2007年9月29日的协议，因宋明昌这时已经不再担任总工程师，因此，未在这份协议上签名。这是三份协议的形成过程。如果2004年9月26日的协议仍然有效，那么，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无须证明宋明昌为总工程师这一事实，因此，2004年9月26日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是否被其后的协议代替，是本案关键事实，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予评判。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看，一审法院未认定2004年9月26日的搅拌站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仅认定2004年9月28日和2007年9月29日两份协议合法有效，也就是说一审法院认可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起诉依据之一系2004年9月26日协议被2004年9月28日和2007年9月29日的两份协议取代。那么，2004年9月28日的协议取代9月26日协议的原因就是宋明昌年龄在协议履行期间就已不能作为总工程师了，协议中约定将技术咨询费支付宋明昌显然不合适，所以2004年9月28日和2007年9月29日两份协议中均未直接约定总工程师名字，这是双方签订协议时就考虑到的情况，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谁担任总工程师，技术咨询费就支付给谁。结合北京市合利看丹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看丹公司）在建委备案聘请余正义作为总工程师，是合利看丹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的材料，及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称合利看丹公司仅有一名总工程师当庭陈述，足以印证2004年9月28日和2007年9月29日两份协议取代2004年9月26日协议，是由于宋明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不再担任总工程师的事实。二、一审法院仅凭合利看丹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出具的一份“说明”，且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宋明昌为涉案两份协议上的总工程师，从而判决海联城公司支付技术咨询费错误。合利看丹公司作为本案的始作俑者，与海联城公司有多起纠纷，且本案诉争标的亦在另案诉讼中被驳回，合利看丹公司与海联城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宋明昌在原一审庭审中提供了一份与合利看丹公司于2004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但这份劳动合同明显是双方为本案串通而伪造的，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宋明昌为总工程师的情况下，合利看丹公司的“说明”不足以推翻其在建委备案的书面材料。特别是合利看丹公司在“说明”中称，“我司从未任命余正义为我司的总工程师”，这明显与其在建委备案的材料相悖。且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提供的社保证明，证明了余正义为合利看丹公司员工，而合利看丹公司在其出具的“说明”中却称余正义为袁布海聘请，陈述自相矛盾。另外，2007年9月29日签订的搅拌站合作协议上没有宋明昌的签字，合作协议上亦没有宋明昌作为甲方总工程师的约定。证明这份协议签订时宋明昌已经不是总工程师了，不再是合同当事人。如果宋明昌在2006年1月之后至2010年4月1日之间仍为合利看丹公司的总工程师，必然会有工作方面或工资待遇方面的记录但原一、二审及本案重审过程中，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均未提供证明宋明昌为总工程师的任何证据。因此，合利看丹公司的“说明”不足以证明在2006年1月以后至2010年4月期间宋明昌仍为总工程师的主张。三、一审在认定关于诉讼时效一节，称“合利看丹公司于2011年3月起诉，诉讼请求中包括本案涉案技术咨询费，直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技术咨询费应由海联城公司直接支付给工程师本人，宋明昌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虽然相关当事人对于诉讼主体的认识有偏差，但持续就技术咨询费提出诉讼主张，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事实”这是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2019）京02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的曲解，（2019）京02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最后一行，表述为“对于合利看丹公司主张的技术咨询费，合利看丹公司与海联城公司协议约定该笔款项由海联城公司直接支付给工程师本人，故合利看丹公司主张该笔款项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意思是看丹公司主张向其支付技术咨询费的诉讼请求无合同依据，这是海联城公司在该起案件中对该项诉求的抗辩主张，而本院基于合同约定支持了海联城公司的抗辩主张，并非二中院基于工程师的主张认定技术咨询费应由海联城公司直接支付给工程师本人。合利看丹公司在另案中向海联城公司主张技术咨询费不代表宋明昌向海联城公司主张技术咨询费。这不是诉讼主体的认识偏差，是合同明确约定的，在2004年9月28日签订的搅拌站合作协议最后一页上，有宋明昌本人的签字，因为该协议签订时宋明昌为合利看丹公司总工程师，所以，宋明昌对海联城公司每月应向其本人支付技术咨询费，而不是由合利看丹公司支付是明知的。海联城公司在宋明昌2004年10月至2005年12月向宋明昌每月支付技术咨询费，但因时间已经过14年，未保留当时的支付凭证。如果海联城公司确实未向宋明昌支付技术咨询费，宋明昌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向海联城公司主张，但宋明昌在2005年至2019年间14年里从未向海联城公司主张过技术咨询费，且没有合理解释违反常理，亦无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宋明昌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向海联城公司主张过技术咨询费，其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共同辩称，不同意海联城公司的上诉请求：1．袁布海是海联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袁布海被刑拘失去人身自由，请求二审法院核实本案的真实性。2．袁布海与海联城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袁布海也承认其承担20万元，但一审法院判决仅由海联城公司承担案涉债务，宋向荣、宋本立、宋向茹始终认为应由其两方共同承担。袁布海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宋向荣、宋本立、宋向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联城公司、袁布海共同支付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技术咨询费212760元（自2004年9月28日至2010年4月1日）及该款自2010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为83296元；2．诉讼费由海联城公司、袁布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明昌与李莫英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三人，即：宋向荣、宋向茹、宋本立。2013年5月1日，李莫英死亡。2020年3月19日，宋明昌死亡。宋向荣、宋本立、宋向茹作为宋明昌的继承人主张参加诉讼。2004年9月28日、2007年9月29日，合利看丹公司（甲方）与海联城公司（乙方）先后签订二份搅拌站合作协议，约定：由乙方在北京市丰台区张仪村新兴构件厂院内筹资组建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对搅拌站全权经营管理，自负盈亏，并对产品质量及服务质量全面负责。乙方搅拌站统一以甲方资质承揽任务，甲方对乙方的技术质量管理进行咨询指导，乙方向甲方支付适当费用，双方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体，乙方相当于甲方的一个分公司。技术咨询费在乙方代扣代缴所得税后，乙方每月应向甲方总工程师支付技术咨询费3000元，在月底前向本人付清，且每年自一月份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按8%的比例递增。乙方不能按本协议规定按时向甲方缴纳税金和支付其他费用时，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袁布海代表海联城公司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双方即开始履行。2011年，合利看丹公司将海联城公司、袁布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海联城公司给付所欠合利看丹公司的包括技术咨询费在内的款项6719591．31元，袁布海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于2011年7月18日作出（2011）丰民初字第09492号民事判决。袁布海不服，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二中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京02民申320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2017年10月25日，二中院作出（2017）京02民再101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该案重审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京0106民再3号民事判决，合利看丹公司不服该判决，向二中院提起上诉。2019年2月25日，二中院作出（2019）京02民再23号民事判决，认为因合利看丹公司与海联城公司协议约定技术咨询费由海联城公司直接支付给工程师本人，故合利看丹公司主张该笔款项无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后，宋明昌起诉海联城公司、袁布海合同纠纷，要求海联城公司与袁布海给付技术咨询费212760元。诉讼过程中，袁布海为宋明昌书写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宋明昌工资贰拾万元整，于2019年6月30日前还清。撤诉后执行。欠款人：袁布海。见证人：周某、王某。袁布海称该欠条系给宋明昌打的工资条，宋明昌予以否认，袁布海未提供其与宋明昌存在其他应付工资的证据。2019年3月19日，宋明昌为袁布海书写字据，载明：2019．3．6原起诉袁布海同志（北京海联城建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3．19起撤诉。后，宋明昌未撤诉。袁布海申请证人周某、王某出庭作证，周某称欠条形成过程未在场，如何谈的不知道。王某称欠条形成过程其是否在场记不清了，欠的什么钱也不清楚。另查，2006年12月合利看丹公司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相关业务，向住建委提交的技术负责人为“余正义”，备案材料中所附2006年1月1日聘任书载明：“现决定，聘任余正义同志为北京看丹合力混凝土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负责公司技术工作。聘期一年”。再查，2012年10月，海联城公司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袁布海现为海联城公司的股东。2010年7月13日，北京看丹合力混凝土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注销。同年，北京看丹合力混凝土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市合利看丹混凝土有限公司。庭审中，宋向茹、宋本立、宋向荣主张宋明昌按照《搅拌站合作协议》提供了技术咨询服务，提交了合利看丹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出具的二份《关于宋明昌问题的说明》及股东会记录、股东会议决议等证据。其中一份说明载明：“宋明昌于1999年8月自北京城建建材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退休，其社保关系不在我司。我司于2003年4月25日成立，宋明昌退休后，以技术入股，参与我司的筹建和建成后的生产经营。前期任总工程师，2010年4月1日后改任技术顾问……我司自营搅拌站建于丰台区看丹村，而涉案搅拌站建于丰台区张仪村，无单独资质，只能视为我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经营。为此而签订的合作协议，宋明昌也是实际上的当事人，也在该协议上签了字，其参与的方式为提供技术咨询，从而取得技术咨询费。因此在该站筹建及此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直由时任总工程师的宋明昌为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协议解除时，宋明昌也恰好改任技术顾问。另外，行业资质管理要求备案的技术负责人必须为本企业的在职人员，宋明昌在我司成立时即已退休，已非合格的备案人员。期间，袁布海方面曾经聘请余正义为其技术负责人。但从行政职务上，从总站与分站的管理上，都必须接受宋明昌作为总站总工程师的行政领导和技术指导。另：我司从未任命余正义为我司的总工程师。”另一份说明载明：相关文件仅要求应由技术负责人组织进行开盘鉴定，但并无任何文件表明技术负责人特指为企业的总工程师。经质证，海联城公司、袁布海对上述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为：1．合利看丹公司与海联城公司、袁布海有多起诉讼，与本案有明显的利害关系；2．住建委备案材料显示聘任余正义为总工程师，且余正义在合利看丹公司缴纳社保，为合利看丹公司的员工，合利看丹公司的说明不足以推翻备案材料；3．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庭审中自述合利看丹公司只有一名总工程师，结合开盘鉴定中“混凝土试配单位负责人”处余正义的签名等，可以证明余正义作为合利看丹公司的总工程师履行了总工和技术负责人的职责。海联城公司、袁布海主张：1．宋明昌在2004年至2006年1月1日前担任总工程师，2006年1月之后由余正义担任总工程师，且自2006年1月至宋明昌2019年3月19日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宋明昌无权收取技术咨询费，提交了搅拌站协议、关于印发技术质量管理规定的通知、混凝土开盘鉴定、合利看丹公司内部文件、宋明昌的撤诉申请、合利看丹公司的起诉书、2019京民申2184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对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宋明昌的技术咨询费已付清，是以现金形式支付。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予以否认，海联城公司、袁布海均未提交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一方不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海联城公司与合利看丹公司签订的搅拌站合作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按照约定，合利看丹公司对海联城公司的技术质量管理进行咨询指导，海联城公司在代扣代缴所得税后，每月应向合利看丹公司的总工程师支付技术咨询费3000元，在月底前向本人付清，且每年自一月份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按8%的比例递增。合利看丹公司出具的说明载明宋明昌履行了搅拌站合作协议约定的技术咨询服务，亦就备案及相关资料中签名问题进行了合理解释，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宋明昌为海联城公司提供了技术咨询服务，海联城公司应当支付技术咨询费及逾期利息。宋向茹、宋本立、宋向荣主张的技术咨询费金额未超出协议约定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海联城公司辩称已向宋明昌支付了相关技术咨询费，缺乏证据，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海联城公司未按约定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宋向茹、宋本立、宋向荣要求海联城公司给付利息，于法有据，但计算标准有误，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关于袁布海是否应当承担给付义务，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主张袁布海系搅拌站合作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与协议所载内容不符，且未提交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主张海联城公司于2012年被吊销营业执照，袁布海作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对公司的清算义务，故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亦不予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本案中，袁布海在诉讼中为与宋明昌达成和解而向宋明昌出具了该欠条，欠条后载明撤诉后执行，袁布海在该欠条中确认的欠款事实，是以达成和解为目的做出的妥协与让步，不能发生自认的后果。故，宋向茹、宋本立、宋向荣要求袁布海承担责任，一瞬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海联城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一节，合利看丹公司与海联城公司分别于2004年、2007年签订搅拌站合作协议，合利看丹公司于2011年3月起诉，诉讼请求中包括本案涉案技术咨询费，直至本院于2019年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技术咨询费应由海联城公司直接支付给工程师本人，宋明昌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虽然相关当事人对于诉讼主体的认识有偏差，但持续就技术咨询费提出诉讼主张，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事实，故海联城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北京海联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宋向茹、宋本立、宋向荣技术咨询费212760元及利息（自2010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2010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宋向茹、宋向荣、宋本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涉案《搅拌站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技术咨询服务义务履行主体是否始终是宋明昌，之二为宋明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海联城公司主张宋明昌自2006年1月1日起不再履行涉案协议，理由是海联城公司与合利看丹公司曾于2004年9月26日签订《搅拌站合作协议》（以下简称926协议），该协议签订后，海联城公司即发现宋明昌因年龄问题不能以总工程师身份履行该协议，故双方又于9月28日再次签署《搅拌站合作协议》（以下简称928协议）取代了926协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协议内容上看，926协议中记载有“总工程师宋明昌”，928协议中无此内容，但宋明昌在928协议的落款处亦签署了姓名，且926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为十年，928协议履行期限为3年。宋向荣、宋本立、宋向茹解释称926协议为履行期十年的框架性协议，928协议是细化协议，加之两份协议签署时间仅隔一天，相较于海联城公司提出的签约后才发现宋明昌担任总工程师超龄而重新签订928协议的解释，宋向荣、宋本立、宋向茹的解释更具合理性。其次，对于海联城公司主张的926协议被取代的原因为宋明昌因年龄问题在合同履行期间无法担任总工程师，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海联城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再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宋明昌在签署926协议之前已从合利看丹公司退休，其不具备在住建委备案为技术负责人的条件，故海联城公司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合利看丹公司在住建委备案的2006年技术负责人并非宋明昌作为宋明昌自2006年1月1日起不再履约的抗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采信合利看丹公司出具的说明，并认为合利看丹公司对住建委备案及相关资料中签名问题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从而认定宋明昌为涉案协议的履行义务主体，并无不当。此外，海联城公司主张其已依约将技术咨询费支付完毕，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涉案技术咨询费请求权此前由协议签约主体合利看丹公司主张，直至法院于2019年判决认定技术咨询费应由海联城公司直接支付给工程师本人之时，宋明昌对其本人系技术咨询费请求权权利主体且该权利受到损害这一事实方处于“应当知道”的状态，故其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海联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41元，由北京海联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光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宋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