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17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利，男，195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天，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剑鸿，男，194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利因与被上诉人张剑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8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剑鸿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剑鸿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采信证据。首先，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而是股权投资。从转账凭证看，张剑鸿几次转账均转入内蒙古中林华源生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公司）的银行账户，而非李利账户。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看，张剑鸿是基于购买中林公司股东的股权而把款项转入中林公司账户，后由于转账款未达到股权转让变更的条件，导致股权未能变更。张剑鸿与中林公司之间的股权投资关系明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明显错误。其次，即使后期由投资转化成债权债务，也是张剑鸿与中林公司之间的纠纷，李利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代中林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不应该被认定为李利与张剑鸿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本案中所有款项均汇入中林公司账户，与李利无关。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中记载的李利为张剑鸿与中林公司股权投资经办人，再结合绝大部分《借据》《还款承诺书》盖有中林公司公章，足以证明李利为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是代表公司行为，该行为后果应当由中林公司承担，而不应由李利个人来承担。第三，一审法院将2010年4月28日的《还款承诺书》作为关键证据，以中林公司已经注销、李利仍承诺还款为由认定李利与张剑鸿成立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中林公司从未提交过公司注销的申请，一审法院错误将工商信息核准日期作为中林公司注销日，从而认定李利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错误。2008年前后，由于中林公司承租土地的出让方出现问题，中林公司被工商局作出吊销处罚，但给予了中林公司整顿恢复的时间。中林公司后期仍在运营，因中林公司是响应国家荒漠化治理政策成立，主要从事林木种植、培育树苗等业务，其清算一直未能完成，直到2013年公司育苗及清算业务仍在进行。因此，2010年4月28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依然是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张剑鸿向中林公司转账是基于《股份转让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李利已经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张剑鸿与中林公司系股权投资关系，一审法院仍以民间借贷案由审理本案明显错误。另外，由于张剑鸿未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及时足额支付股权投资款，导致中林公司此部分股权融资事宜停滞，给中林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双方对合同履行也存在纠纷。现张剑鸿绕过中林公司，以李利在经办公司事务过程中出具的材料提起诉讼，存在捏造借贷关系的可能。其次，一审法院以《还款承诺书》加盖公章无效及李利签字为由，认定张剑鸿、李利成立借贷关系。李利既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实际负责人，更没有占用或使用过此笔资金，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李利不应承担本案债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审查事实不清、错误采信证据，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李利的合法权益。张剑鸿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利的上诉请求。一、案涉300万元是借贷资金，而非股权转让款张剑鸿在一审提交的2007年3月25日交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附言部分，已注明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代汇款的100万元是借款，而非其他款项。李利于2007年3月25日、4月5日向张剑鸿出具的《借据》与和银行汇款的附言相吻合，进一步证明上述款项是借款，张剑鸿历年向李利催要款项的短信以及李利出具的四次《还款承诺书》的内容也都证明案涉300万元是借款，李利对上述事实也认可，现其上诉否认借款事实严重违反诚信原则。二、李利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张剑鸿提供的经公证的短信以及还款承诺书、录音等证据均证明李利是还款主体，并一直承诺还款。2010年4月28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明确自己是责任人，在李利于2012年2月26日签署的《还款承诺书》中明确由其本人还款，证明了李利是债务主体，一审法院判决其还款符合法律规定。张剑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利给付张剑鸿借款本金300万元；2．判令李利给付张剑鸿自2007年3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月利息按2%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3月6日，张剑鸿及案外人安成信作为甲方，中林公司作为乙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经协商，对乙方股东鲁云国、孙元富、沈阿招、彭犁等四人转让股份事宜，达成协议。1．乙方经股东会讨论，同意鲁云国、孙元富、沈阿招、彭犁等四人出让其各自名下总额600万元（45%）的股份，甲方以自然人形式受让。2．转让价格：原值。3．转让方式：现款。4．转让约定：甲方受让到款总额达60%以上即可开始办理转让变更手续，截止2007年3月20日完成全部转让。5．甲方受让份额：安成信出资300万元，占股22．50%；张剑鸿出资300万元，占股22．50%。6．乙方股东会承担本协议乙方正常执行的相关法律责任。7．转让完成后企业主体相关事项的变更将由新任股东会决议实行。李利作为乙方代表及股东在协议上签名予以确认。李利在庭审中出示《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发表举证意见称，张剑鸿主张的300万元转账款项是基于《股份转让协议书》发生的，张剑鸿向中林公司转账是基于购买中林公司股东的股权，中林公司是股权转让关系当中的目标公司，李利在中林公司是股东。庭审中一审法院围绕《股份转让协议书》进行了发问，李利回复称张剑鸿在《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两年后，通过李利向中林公司表示要求退还300万元，后续开始主张除了退还300万元，还要求中林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用。李利曾向张剑鸿出具落款日期为2007年3月25日的《借据》，载明今借到现款100万元。李利亦曾向张剑鸿出具落款日期为2007年4月5日的《借据》，载明今借到现款200万元。上述两份《借据》落款处均载有中林公司名称、公章及李利的签名。张剑鸿庭审中称上述两份《借据》的出具日期与落款日期一致。李利则称上述两份《借据》是2009年年中李利到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为中林公司办理业务时，应张剑鸿要求补写的，因为当时张剑鸿表示要撤回股份转让资金；张剑鸿是中林公司的上级管理单位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秘书长，安成信是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理事长，李利系应领导的要求向张剑鸿出具的上述两份《借据》；《借据》的落款主体是中林公司，不是李利个人，李利的身份只是中林公司的办事人员，在《借据》上签名只能表明其是经办人，可以与李利在《股份转让协议》乙方代表处签名形成对应；张剑鸿、李利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张剑鸿提交证据1．交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海银行业务委托书复印件，意在证实张剑鸿委托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李利指定的中林公司银行账户汇款共计300万元，完成了支付出借资金的义务。李利称因张剑鸿不能出示该证据的原件，故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也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交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显示2007年3月25日，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向收款人中林公司转账10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栏载明借款，其上载有交通银行的三角形印章。上海银行业务委托书复印件显示2017年3月29日，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中林公司转账200万元，其上亦载有上海银行的圆形印章。2008年8月，张剑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两笔款项合计200万元。张剑鸿称该200万元系张剑鸿归还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2007年3月29日代张剑鸿向中林公司转账支付的200万元，并提交了载有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及盛国芳印章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李利对《情况说明》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证据为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且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款项转入的是中林公司账户，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无法证实李利个人接收了此笔款项。《情况说明》载明“我公司2007年3月29日受张剑鸿委托向借款人李利指定的中林公司账户汇款的200万元，张剑鸿已于2008年8月13日归还我公司，我公司不向李利主张债权，由张剑鸿个人向李利主张”。2007年6月25日，张剑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支付50万元。2007年8月1日，张剑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北京博盛达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30万元。2007年9月13日，张剑鸿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景焕支付20万元。张剑鸿方主张该三笔款项合计100万元系张剑鸿归还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在2007年3月25日代张剑鸿向中林公司转账支付的100万元，第一笔款项直接支付给了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后两笔款项是按照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指示进行的付款。李利表示上述三笔款项中只有一笔付给了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其余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张剑鸿没有证据证实后两笔款项系按照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的指示进行的付款。张剑鸿提交证据5．企业信息网查询结果，意在证实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已于2009年6月12日被登记机关核准吊销，张剑鸿无法联系该公司出具证明。李利认可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12日被登记机关核准吊销的事实，但称公司吊销不代表法人资格消灭，与能否找到其作证无关。2009年3月19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鉴于资金周转的原因，原向张剑鸿先生筹借的款项900万元定于15个工作日以内一次还清，特此承诺。落款处载有中林公司名称、公章及李利签名。张剑鸿方称该《还款承诺书》出具时，中林公司已经启动清算程序，公章不能再对外使用，因此该《还款承诺书》上的公章是虚假的，应由李利承担责任。李利则称《还款承诺书》出具时中林公司的公章仍在正常使用，该笔借款不是李利的个人借款，即使《还款承诺书》作出了还款承诺，也是中林公司承诺还款。2009年3月25日，中林公司经登记机关核准注销。张剑鸿表示中林公司是因没有接受2007年的企业年检被工商机关处罚才注销的，并提交了工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予以佐证，注销后李利仍在使用中林公司公章，应当由李利个人承担责任。李利方则称工商机关在2009年年初对中林公司进行年检时，发现县政府指定中林公司经营使用的土地被抵押给银行了，由此认定中林公司存在违规，暂时注销，经过中林公司协调，工商机关给予了中林公司一年的整改期。因此中林公司虽然从工商登记上是于2009年3月25日注销了，但是公司的账户、公章都在正常使用，公司在此期间出具的手续也合法有效。2010年4月28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载明中林公司因生态治理项目工程启动，向张剑鸿先生拆借共计1000万元，定于2010年5月31日前全部偿还，特立此据。落款处载明今借人中林公司并加盖有中林公司公章，责任人李利。李利称借款人是中林公司，李利仅是中林公司的业务人员，1000万元借款数额并不存在。2012年2月26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原中林公司在2006年至2012年间向张剑鸿先生共计借款1000万元，本人承诺于2012年3月底前偿还，特此承诺。落款处载有承诺人李利。自2013年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张剑鸿与李利通过手机短信进行了沟通。其中2013年2月8日，张剑鸿发送短信，主要内容为“李利，你什么时候有过真话，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你的钱在哪里？你说你没说谎，事实是你这些年来你一次又一次的编谎来骗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就等着法律的制裁吧”。2013年3月5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你说周二到我办公室来，你怎么这样不守信，你哪次说话兑过现，你说你到底想怎么着吧”。2014年1月21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你不是说年前还一部分款吗？今天都21号了，一点音信都没有”。2014年7月7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你不是说七月十五日前肯定能还款，今天是七号了，你究竟哪天能还钱速回答”。2015年1月7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说你哪天还钱？我都等了你快八年了，你要是个有良心的人，你真不该这样对我，我该说的都说尽了，你自己看着办”。2016年4月24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又一个月快过去了，你怎么还没还款的信息，你不能总拖下去，你自己掂量着办”。2017年5月4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你不是说好五月份还钱吗？这都五月底了，你哪天还钱请回话”。2018年1月2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你到底还不还钱请回话”。2018年5月16日，张剑鸿再次发送短信，主要内容为“李利，你不是说过完五一你就还钱，怎么到现在也没一点信息，让我等到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能还钱”。2018年6月4日，李利向张剑鸿发送手机短信称“张局，在内蒙正进行已入资金的增股谈判，与原约定有较大变化，方便时回电给您”。2018年6月19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你还是在骗我吗？你准备骗到什么时候”。2018年9月13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我等了你13年了，你还是找各种理由来搪塞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公安部的领导多次问我要不要报案，我总想报了案，你肯定会面临家破人亡的地步，所以我说等你主动还钱，但是你就这样一拖再拖，我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你是不是想要赖到我死，告诉你说法律是不会让你逃过对你的制裁，我的子孙我的家族也不会放过你的，我也再不能无期限的等下去了，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本利结清就算了，否则我一定报案让你在牢狱里度过你的晚年”。2019年12月9日，张剑鸿发送短信称“李利，你真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你说年底前一定能还，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是想拖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要到法庭上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到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支付了借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张剑鸿、李利双方应当对各自主张的事实及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利认可向张剑鸿出具的两份《借据》的真实性，但主张两份《借据》载明的落款日期与实际出具日期不一致，对此李利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利对此并未举示相应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对张剑鸿主张的《借据》的落款日期即为《借据》的实际出具日期的意见予以采纳。张剑鸿主张委托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利指定的中林公司账户转账支付合计300万元款项，并在此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代付的款项直接或依指示交付给了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此张剑鸿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李利以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中林公司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没有原件为由不认可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中林公司付款的真实性。但李利针对《股份转让协议书》发表举证意见时称“张剑鸿主张的300万元转账款项是基于《股份转让协议书》发生的，张剑鸿向中林公司转账是基于购买中林公司股东的股权，中林公司是股权转让关系当中的目标公司，李利在中林公司是股东”，李利上述意见对于证明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中林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的事实存在，具有积极意义，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利经一审法院询问回复称“张剑鸿在《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两年后，曾通过李利向中林公司表示要求退还300万元，后续开始主张除了退还300万元，还要求中林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用”。李利的该项回复意见对于诉争300万元转账款项事实存在，亦具有积极证成的作用。此外，张剑鸿主张诉争300万元款项已经支付给中林公司的意见，有李利向张剑鸿出具的两份《借据》予以佐证。对于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中林公司确已收到诉争300万元转账款项。李利主张诉争300万元款项系张剑鸿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投资款，该主张有签订于2007年3月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为据。但在《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围绕诉争款项，李利向张剑鸿出具了两份《借据》，确认款项性质为借款。因此即便李利主张成立，诉争款项的性质基于《借据》的出具也发生了变化。此后《还款承诺书》的出具再次确认了诉争款项性质为借款，因此一审法院对李利有关诉争款项性质为股权转让投资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李利主张2012年2月26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载明的1000万元是张剑鸿承诺为中林公司介绍融资，向中林公司索要的好处费，对此主张李利亦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李利并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中林公司已于2009年3月25日经登记机关核准注销。对于所谓的一年整改期的存在，仅有李利方的口头意见为证，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因此一审法院对李利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李利以张剑鸿是中林公司的上级管理单位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秘书长，安成信是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理事长，李利系应领导的要求向张剑鸿出具的《借据》否定《借据》的效力的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张剑鸿主张张剑鸿、李利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有李利向张剑鸿出具的《借据》及《还款承诺书》及公证的手机短信记录为据。张剑鸿主张借款本金为300万元，主要依据的是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中林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主张《还款承诺书》中所载明的超出300万元的借款金额系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由于超过了国家法定利率上限，因此按照月利率2%标准主张利息。李利主张李利未收到诉争300万元款项，李利在《借据》及《还款承诺书》中签字是表明自己经办人的身份，李利是中林公司股东。应当指出，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实中林公司收到了诉争300万元款项。张剑鸿主张300万元借款支付系张剑鸿按照李利指定的账户进行的付款，对此张剑鸿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一审法院难以采纳。截至2009年3月19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时止，中林公司并未注销，原、李利双方均认可李利系中林公司股东，李利在《借据》及《还款承诺书》上签署自己名字，存在以经办人名义证明借款事实发生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尚不能据此认定李利应向张剑鸿承担还款责任。但在2010年4月28日李利再次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时止，中林公司已经登记机关核准注销，中林公司的法人资格已经灭失，李利作为中林股东在《还款承诺书》上加盖中林公司公章，无法对中林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李利于此情况下在《还款承诺书》上签署自己名字，并明确自己为责任人，因此李利应据此《还款承诺书》承担向张剑鸿还款的责任。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张剑鸿、李利双方成立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张剑鸿在起诉事实理由中称针对300万元借款，双方约定年利率24%，借款期限2年。经询有无相关证据支持，张剑鸿方回复称《还款承诺书》的出具可以体现双方之前约定了利息，李利以出具《还款承诺书》的形式，认可了借款存在利息；借款期限双方口头约定为1个月，是在2007年3月25日支付第一笔出借资金当天约定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张剑鸿主张以《还款承诺书》的签订要求李利支付利息，但是《还款承诺书》并未明确约定借款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剑鸿、李利双方就300万元借款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对张剑鸿提出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仅在法律规定的资金占用利息（或称逾期利息）的范围内予以考量。关于借款期限。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300万元借款应按照宜昌沿洋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安广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中林公司账户转账的时间分别予以核定，最后一笔出借资金于2007年3月29日支付完毕。关于借款期限届满时间，张剑鸿在起诉事实理由中的陈述意见与张剑鸿庭审中的陈述意见存在较大出入，且均没有相关证据支持，因此一审法院以2010年4月28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载明的2010年5月31日为据予以认定。关于张剑鸿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0年4月28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2010年5月31日前偿还完毕全部借款，此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李利于2012年2月26日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明确同意还款，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并重新计算。此后张剑鸿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每年均向李利发送了催告还款的短信，因此诉讼时效发生了多次中断。截至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张剑鸿在2017年5月4日曾向李利发出了催告还款的短信。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延长为三年，且张剑鸿于2018年、2019年均向李利发出了催告还款的短信，因此李利有关张剑鸿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张剑鸿借款本金3000000元。二、李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张剑鸿支付利息（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6月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以3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张剑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李利提交证据一、授权委托书，证明中林公司授权李利处理安成信、张剑鸿股份转让协议拖延购股款项事宜，李利向张剑鸿出具《还款承诺书》是职务行为，证据二、致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函，证明涉案款项基于《股份转让协议书》而发生，证据三、磴口县工商局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证明2007年10月25日，磴口县工商局以经营地问题向中林公司作出责令改正通知，随后作出吊销处罚，中林公司在2009年3月并未注销而是吊销，证据四、种植基地负责人出具的费用说明、日工劳务登记单、中林公司在建农庄现存资产明细，证明2009年3月后，中林公司仍在实际经营，李利向张剑鸿出具材料是职务行为。张剑鸿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及全部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除证据一、证据四中的中林公司在建农庄现存资产明细李利提交了原件外，其他证据均为复印件，本院对无原件的证据均不予确认；因张剑鸿认可证据三的真实性，本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中林公司吊销、注销情况，故本院不予采信；因上述有原件的两份证据均系中林公司内部制作的文件，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利于2010年4月28日向张剑鸿出具的《还款承诺》上加盖有中林公司公章这一事实表明，在中林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后，李利仍持有中林公司公章，故本院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综上，本院对李利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中，李利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本院调取中林公司工商档案及银行账户流水，以证明该公司仍实际经营。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林公司已于2009年3月25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该申请所证明的事项对本案缺乏必要性。故本院对李利提出的该申请，不予准许。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李利主张的涉案款项系股权投资款而非借款的上诉意见。张剑鸿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其提供的转款凭证、李利出具的《借据》《还款承诺书》等均能够证明该款项性质为借款，李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张剑鸿的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故对李利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利主张的其签署《借据》和《还款承诺书》系职务行为，应由中林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意见。首先，一审中，李利认可工商登记记载的中林公司注销时间为2009年，但称该公司至今仍实际经营，对此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李利在该公司注销后，仍出具仅由其个人签字并载明“本人承诺于2012年3月底前偿还”的《还款承诺书》，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其次，李利系中林公司股东，从未担任过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利主张其系作为《股份转让协议书》中载明的中林公司代表签署涉案借据和还款承诺书，但因无法看出本案借款与股份转让事项存在关联性，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对李利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760元，由李利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光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宋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