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8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丙12号办公楼422-430。负责人：郭志联（兼委托诉讼代理人），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洪号，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霞，女，197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四川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世纪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李晓霞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世纪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兼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联，被上诉人李晓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世纪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晓霞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补充协议书》不同于第一次签订的《委托协议》，《补充协议书》主要目的是取得谅解书，虽名为《补充协议书》，但里面的具体内容规定了签约背景、目的、具体内容及权利义务。综合来看是一份独立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是一份独立、有效的合同。刑事风险代理以刑事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代理报酬的条件，《补充协议书》中相关条文并无以刑事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代理报酬的条件的约定，并且世纪律师事务所已全部完成了《补充协议书》的全部委托事项，故《补充协议书》没有风险代理条款，亦不属于风险代理合同，现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故世纪律师事务所应获得100万元的报酬。一审法院未全面评价相关法律行为，一审法院在认定《补充协议书》无效后，未评估世纪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量和必要花费，而是要求世纪律师事务所全额退款。世纪律师事务所为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书，在取得李晓霞同意的情况下，聘请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文德律所）协助共同来做此项工作，并支付30万元报酬，以及为取得被害人谅解，给予了被害人经济赔偿，此外往返两地以及时间成本，均属于必要开支。世纪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李晓霞的委托后，指派律师办理案件，按照协议的约定往返两地履职，已完成李晓霞委托的全部事务。一审法院应对世纪律师事务所的上述履职行为及必要成本进行评估。李晓霞辩称，《补充协议书》系《委托协议》的补充，并非独立的专项合同，李晓霞按《补充协议书》支付100万律师费系基于世纪律师事务所的要求，而在《委托协议》基础上增加的律师费，并非单独为《补充协议书》支付费用。其次，世纪律师事务所聘请中伦文德律所支付的30万元并非经李晓霞同意赔偿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的费用，并非经济类犯罪中退还被害人的费用，李晓霞对此完全不知情，是世纪律师事务所为了收取、扣留李晓霞律师费自己增加的开支，该费用应由世纪律师事务所自己承担。再者，李晓霞按照《委托协议》内容支付了世纪律师事务所3万元律师费及承担了其所有的差旅费用。李晓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世纪律师事务所退还李晓霞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万元并且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6日，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李晓霞签订《委托协议》，约定世纪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海龙律师担任非法拘禁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王培勇的辩护人。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李晓霞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50万元，1.合同签订后先付30万元，如果改判缓刑三个工作日之内再支付20万元；2.如果维持一审判决，退回27万元；三、本委托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二审终止止。差旅费由委托人承担，实报实销。2017年5月31日，李晓霞（甲方）与世纪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7年5月6日签订了为王培勇涉案（2017）川0106刑初509号二审刑事代理协议。经乙方认真工作，要想达到代理目的，必须取得被害人陶发泉的刑事谅解书，现就相关事宜补充协议如下：1.甲方委托乙方与国家权力部门、陶发泉主管单位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协调工作。2.甲方委托乙方直接或间接与陶发泉进行联系，做陶发泉的思想工作。3.甲方委托乙方取得陶发泉本人对王培勇的刑事谅解书，该谅解书收到的时间要求在二审法院开庭之前或判决书下发之前。4.经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增加该项费用为人民币100万元。5.该笔费用用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汇入乙方账户50万元；谅解申请书拿到手当日再付50万元。6.如果乙方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陶发泉的刑事谅解书，乙方在三个工作日内将收取的50万费用全部退还甲方。李晓霞于2017年5月9日向世纪律师事务所转款30万元、2017年5月31日向世纪律师事务所转款50万元、2017年6月12日向世纪律师事务所转款50万元。庭审中，李晓霞认定世纪律师事务所退还其27万元，世纪律师事务所给李晓霞开具律师费发票三张，共计103万元。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刑终623号判决书，对王培勇因涉嫌非法拘禁一案进行上诉审理，并裁定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采取将律师服务费与是否改变一审判决结果直接挂钩的收费方式，属于刑事风险代理。《补充协议书》为《委托协议》的补充合同，故其约定的内容系在《委托协议》的范围内，从内容“约定甲乙双方于2017年5月6日签订了为王培勇涉案（2017）川0106刑初509号二审刑事代理协议。经乙方认真工作，要想达到代理目的，必须取得被害人陶发泉的刑事谅解书”以及“经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增加该项费用为人民币100万元”可以推定，世纪律师事务所另行收取的100万元为在《委托协议》上增加的部分，故应为对《委托协议》的补充，并非独立协议，且该100万元的收取亦是为了实现二审改判目的，并未超出《委托协议》约定的范围。其在约定中注明为增加工作量，但《委托协议》中并未约定工作量，故该约定缺乏事实依据，故世纪律师事务所依据《补充协议书》收取的100万元仍属于风险代理的范围。刑事风险代理以刑事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代理报酬的条件，其性质和后果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故李晓霞与世纪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书》中关于刑事风险代理的约定属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应属无效，故李晓霞要求确认《委托协议》《补充协议书》无效，以及要求世纪律师事务所返还100万元的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关于利息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李晓霞与被告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5月6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以及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二、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李晓霞律师费100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晓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李晓霞未提交新的证据，世纪律师事务所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世纪律师事务所提交证明人周某出具的《关于协助北京市世纪律所办理王培勇案让受害人陶发泉出具谅解书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王培勇非法拘禁案由于案件难度增加，在此基础上要做谅解书，是李晓霞委托世纪律师事务所做的，李晓霞知道增加项目和合作单位，李晓霞全程参与。李晓霞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世纪律师事务所没有告知李晓霞转委托的事情，李晓霞直到本案一审开庭时才知道世纪律师事务所与中伦文德律所签订了协议；出证人周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情况说明》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周某是本案既得利益者，其立场与世纪律师事务所的立场是一致的，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应被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世纪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情况说明》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该出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情况说明》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期间另查：世纪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一审时，未就《委托协议》和《补充协议书》无效后的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赔偿损失提出同时履行抗辩，也未就此提出相应反诉。本院二审期间再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刑终623号刑事裁定书，对王培勇因涉嫌非法拘禁一案进行上诉审理，并裁定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的法律事实均发生在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书》是否无效；二是世纪律师事务所是否应返还李晓霞诉争的100万元费用。本院就此分别论述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李晓霞于2017年5月6日签订的《委托协议》约定，世纪律师事务所收取的委托费用数额与其代理的刑事案件二审办理结果直接挂钩，如达到约定的效果，世纪律师事务所可以多收取委托费用，如达不到约定效果，则少收取委托费用。根据双方约定的上述收费方式，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李晓霞签订的系刑事风险代理协议。刑事风险代理以刑事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委托代理费用的条件，其性质和后果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李晓霞签订的《委托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关于《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李晓霞于2017年5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标题和内容中均有“补充”二字，该协议明确约定“经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增加该项费用为人民币100万元”，根据文义内容以及逻辑关系判断，《补充协议书》与《委托协议》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份协议。其次，《补充协议书》虽然是为了取得受害人陶发泉的刑事谅解书而签订，但是取得刑事谅解书是为了达到“二审改判缓刑”的目的，也即《委托协议》所约定支付全部委托费用的条件。从目的角度审视，《补充协议书》系依附于《委托协议》的“从协议”。因此，在《委托协议》无效的情况下，《补充协议书》也应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委托协议》和《补充协议书》为无效协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委托协议》和《补充协议书》无效后，世纪律师事务所因上述两份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现李晓霞主张世纪律师事务所返还100万元费用，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关于世纪律师事务所认为“一审法院未评估其工作量和必要花费，而判令其全额退款错误”的上诉主张，根据查明的事实，世纪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一审时未就《委托协议》和《补充协议书》无效后的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赔偿损失提出同时履行抗辩或相应的反诉，一审法院也未就此做出相应的裁判。且世纪律师事务所履行上述协议所做的“工作量和必要花费”尚难以确定，双方对此又争议较大。据此，世纪律师事务所如认为其存在“工作量和必要花费”，可以就《委托协议》和《补充协议书》无效后的财产返还、折价补偿或损失赔偿，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予以解决。综上所述，世纪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国强审 判 员 张 琦审 判 员 柳适思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太 昊书 记 员 韩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