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6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5054860735J。法定代表人：陈九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健，江西瀚中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强，江西瀚中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迈顺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梅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7MA495NDX5C。法定代表人：胡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孟菲，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西三志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MA35FUDDXX。法定代表人：余微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男，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詹美欣,男，汉族，1973年9月2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居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三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迈顺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迈顺公司），原审被告江西三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三志投资公司）、詹美欣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三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湖北迈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货物发生严重损毁”事实错误，案涉MSLM-3014数控切割机仅是机脚外部有两处约16平方厘米和一处约为100平方厘米变形。1.湖北迈顺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案涉货物发生严重损毁，鉴定报告显示案涉货物机器毁损的维修费为1140元。案涉货物机器的毁损程度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机器所谓发生严重毁损的证据仅是几张照片及一份利害关系人出具的真伪不明的《证明》。首先，无论是湖北迈顺公司提供的两张照片还是鉴定报告中的现场查勘照片，均显示案涉机器处于包裹状态，仅是机脚部分显示有变形，无论如何也判断不出所谓的严重毁损；其次，案涉机器的买受人即案外人济南弘长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长信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姑且不论该证明没有制作人与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不具备证据三性，仅从该证明内容分析，该证明中也仅是称“物流公司原因导致设备损坏，无法按时交货”，并没有称机器的损坏程度，更没有称所谓的严重损坏。对于机器买受人而言，其在收货时发现机器机脚变形自然有权拒收货物，其拒收具有瑕疵的货物不等于货物严重损毁，一审判决径直以拒收货物来认定严重损毁有失偏颇；再次，案涉机器到达目的地后，关于机器的损毁赔偿当事人之间还进行了协商，湖北迈顺公司当时要求赔偿2000元，而我公司经咨询专业人员得知维修费仅需几百元，因此未能达成一致。若机器真如一审判决认定的严重损毁，湖北迈顺公司又怎会仅要求赔偿2000元了事?一审判决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认定案涉货物发生严重损毁是极不负责和极不公平的。为配合一审法院查明案涉机器毁损程度，我公司主动提出鉴定申请，经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价格评估报告书》，鉴定人员经现场查勘查明机器的一侧机脚外部有两处约16平方厘米和一处约为100平方厘米变形，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所谓严重损毁，经鉴定案涉机器机脚的维修总费用为1140元。该鉴定报告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程序合法、内容公正，该鉴定报告理应作为认定案涉机器损坏程度的唯一依据。2.对案涉货物毁损程度承担举证责任的应是湖北迈顺公司而不是我公司，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我公司有违法律规定。湖北迈顺公司一审主张案涉机器发生严重损毁，诉请要求九江三志新起点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三志公司）及我公司共同向其赔偿52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诉讼原则，湖北迈顺公司主张货损，理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相反，我公司在湖北迈顺公司举证不能的前提下，本无需提供反证，即不需要申请对货损程度鉴定，我公司为配合法院客观认定货损程度，申请鉴定被法院采纳并委托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后，一审判决反而作出偏袒湖北迈顺公司的推定，认为举证责任在于我公司，该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不公且与民诉法的规定相违背。二、一审判决我公司与九江三志公司赔偿湖北迈顺公司货物损失52000元、经济损失4000元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机器价值52000元”的证据严重不足。湖北迈顺公司为证明案涉机器价值，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销售合同》复印件，并未提供任何销售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转款凭证等，一审判决仅依据该份真伪不明的销售合同，径直认定案涉机器价值52000元，对我公司的质证及抗辩意见置之不理，也未进一步核实案涉机器的实际价值，一审判决草率作出该价值认定，证据严重不足。2.一审判决认为“当事人没有约定货损赔偿”严重错误，托运单已对案涉货物的毁损赔偿进行了明确约定，即使赔偿也应依约赔偿。(1)当事人对货损赔偿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根据湖北迈顺公司一审提交的《九江三志新起点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显示，货物托运协议第三条约定：“托运人对托运的货物应保价，已保价的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毁的，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赔偿；如不保价，发生货物丢失、灭失或损坏，承运人按运费的1-5倍赔偿”。当事人之间在达成运输合同时，已对托运货物损毁风险的赔偿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一审判决置该约定视而不见，径直按照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来确定赔偿金额52000元明显违反法律规定。(2)托运单中关于“按运费1-5倍赔偿”的约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需要明确的是托运单和货物托运协议本身就不可分割，湖北迈顺公司支付运费、持有托运单客户联等行为，已经表示其对货物托运协议的确认。并且湖北迈顺公司在办理托运时，对于是否保价具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即使法院认定托运协议为格式条款，但该格式条款并未排除托运人的主要权利，不属于明显有失公平的法定无效情形。相反，本案托运人在办理托运时有权选择是否保价运输，这与其他格式条款中另一方当事人没有选择权具有天壤之别。本案湖北迈顺公司在办理货物托运时，并未就1-5倍限额赔偿条款提出异议，也未选择对托运的货物进行保价，应视为其认可托运单条款的内容，且放弃了保价的权利，故该约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3)从保价条款的内容看，其不但符合运输行业的特点和操作惯例，而且也公平分配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如果无视保价条款的合理性，反而容易造成托运人与承运人权利失衡。首先，在运输实践中，运输企业的运费计收标准一般与货物的体积和重量有关，而与货物的价值并无直接关系，故不应让运输企业在收取运输低价值物品的运费的情况下承担对高价值物品的损毁风险。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托运人不声明货物的内容，又不选择保价，则承运人帮助托运人运输黄金或者运输等量的砖头所计收的运费是同等的。但一旦发生货损，要求承运人以运输砖头所获取的蝇头小利去换取对等量黄金的赔偿责任，显然是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其次，托运人选择保价可以促使承运人在安排运输时，根据货物的高额价值提高履行合同的注意义务，采取特别的运输措施，以确保货物的安全。由于成本的限制，承运人运输一般货物时采取一般的运输方式，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但当货物价值提高而带来的赔偿风险上升时，理智的承运人往往会考虑适当增加运输成本，如采取专车直送、专人押运等特别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排除货损发生的几率，控制风险，而从公平角度出发，承运人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应当来源于托运人支付的对价的增加。再次，从对损失的预见原则分析，如果托运人因贪图保价费的小利而对高价值货物不选择保价运输，可以认为其对自己的货物安全抱有一种放任的心态，而在此情况下，承运人在运输合同订立时无从得知货物的真实价值，也无法预见货损发生可能带来的损失，在此情况下要求承运人承担货物实际价值的赔偿则明显有失公平，对承运人过于严苛。最后，承运人对一般货物的货损风险往往可以作为正常经营风险自行化解，而对运输高价货物可能产生的货损风险，则需要借助商业保险进行分摊化解，而托运人针对价值较高的货物支付保价费，可以作为承运人针对这些高价货物投保商业保险的保费来源。(4)低廉运费与不保价货物高额损失造成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合法有效的保价条款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和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七条等一些特别法均规定了限额赔偿原则，即当运输中发生货物丢失、毁损时，保价运输的按不超过保价额进行赔偿，未保价的按相关限额赔偿。本案湖北迈顺公司以所谓的货物价值主张赔偿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更不能突破合同约定而强行要求仅仅收取几百元运费的承运人，承担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赔偿责任；反倒是托运人应当对其是否保价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否则有违民法的公平对等基本原则。3.即使一审判决认为不应按约定赔偿，也应按经鉴定的实际损失1140元赔偿，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关于市场价的规定判赔错误。退一万步讲，即使不按照货物托运协议的约定作为赔偿依据，也不能以所谓的货物市场价值进行赔偿，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货损赔偿额按货物到达地市场价格计算”是有适用条件的，该条指的是货物全部毁损、灭失的情形下按市场价格赔偿，而本案的机器仅是机脚损毁，且经过鉴定维修费仅需1140元，又怎么能按照52000元计算赔偿额呢?假设本案中承运人为托运人运输的是一辆价值500万元的劳斯莱斯轿车，在输运途中造成轿车价值5万元的大灯损坏，导致货到目的地买方拒收该轿车，请问一审法院是应当按照劳斯莱斯轿车5万元车灯价格赔偿还是按照整车价格500万元确定赔偿呢?显然，一审判决完全是基于本案诉争金额较小仅有几万元，便简单粗暴地作出全损认定，这明显对承运人不公平，更不符合法律规定。4.湖北迈顺公司与九江三志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而与我公司与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我公司也系承运人严重错误。根据湖北迈顺公司提交的托运单显示，与湖北迈顺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的是九江三志公司，合同约定的运费也是九江三志公司工作人员微信收取，我公司与湖北迈顺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也与九江三志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我公司并非本案运输合同相对方，无论承运车辆是否登记在我公司名下，均不能以此推定我公司为承运人，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为共同承运人与事实不符，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我公司没有承担合同义务的法律基础。5.一审判决九江三志公司及我公司赔偿湖北迈顺公司经济损失4000元于法无据。当事人是否委托律师参与诉讼，是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并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使湖北迈顺公司委托律师支出4000律师费，在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律师费的前提下，于理于法均应由委托律师的一方自行承担，一审判决九江三志公司及我公司承担湖北迈顺公司支出的律师费，于法无据。关于货物的损坏程度，本案一审中湖北迈顺公司自己提供的赔偿明细显示设备的损坏维修费为16000元，该金额仅是湖北迈顺公司自认的金额从该自认金额判断也可以证明一审判决机械设备损毁金额为52000元明显错误。湖北迈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山东三志公司的上诉请求。江西三志投资公司述称，一、一审程序中，我公司并未收到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在2021年7月5日才收到二审法院的传票及一审判决书，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二、其他同山东三志公司意见。詹美欣未陈述意见。湖北迈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九江三志公司和山东三志公司共同赔偿我公司货款52000元，并赔偿我公司因本案所产生的违约金损失16000元、律师费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2019年3月24日，湖北迈顺公司将其客户所购买的MSLM-3014数控切割机一套，委托九江三志公司发货到山东济南，并支付运费700元。九江三志公司接受货物后，为湖北迈顺公司出具货运单一份，并指派山东三志公司所属车辆鲁AL7071货车承接该批货物的运输工作。3月26日，湖北迈顺公司经查询该批货物已经到达山东三志公司货运场地，即派人前去取货，但到货场发现，该货物发生严重损毁，已无法向客户交付。湖北迈顺公司、九江三志公司和山东三志公司协商未果，故诉至一审法院。湖北迈顺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九江三志公司托运单原件一份，证明湖北迈顺公司将货物由九江三志公司办理托运；证据2、微信转账记录截图一份，证明湖北迈顺公司支付运费700元；证据3、根据托运单的网上物流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货物运输的流程和状况，且证明该实际承运车辆为鲁AL7071；证据4、货物损坏照片两张，证明货物现已出现损坏；证据5、弘长信公司与湖北迈顺公司数控切割机合同一份，证明湖北迈顺公司所托运的货物的情况以及价格；证据6、弘长信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在2019年3月26日，弘长信公司并未收到货物，因所托运货物被损坏从而造成湖北迈顺公司无法交货；证据7、山东天航律师事务所与湖北迈顺公司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原件各一份，证明湖北迈顺公司因货损的事情聘请律师以及律师费的情况。山东三志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山东三志公司无法核实，山东三志公司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与山东三志公司也不存在关联性，该托运单也对于货损的赔偿问题有明确的约定，间接证明了湖北迈顺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核实，山东三志公司并没有收到该笔款项，跟山东三志公司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的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山东三志公司并不是承运人，与九江三志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该照片根本没有反映具体的拍摄时间、地点等详细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是不具备合法性以及真实性的，并且是湖北迈顺公司单方制作，无法达到湖北迈顺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山东三志公司并不是该份合同的相对方，并且该合同也仅系复印件盖章，而非原件，仅凭该合同没有发票以及支付凭证等证据，是无法证明所谓的货物价格，无法达到湖北迈顺公司的证明目的，并且该份合同约定的货物与本案涉及的货物是否一致也没有办法证明，湖北迈顺公司跟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对本案的审理是没有关联性的，对山东三志公司也是没有约束力的，本案也根本不能以货物的价值来确定所谓的赔偿；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从内容该份证明材料出具单位并不是本案的当事方，作为案外人是根本就没有权利对货物的损坏，包括损坏原因以及无法交付的责任等问题进行确认，从法律上该份证明材料形式上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法的司法解释对于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的规定。也就是不具备合法性，该规定也明确了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不仅要加盖单位的公章，还需要经办人的签字或者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否则是不具备证明力度、证据效力；对证据7的合法性、真实性山东三志公司无法核实，仅凭合同以及发票是没有办法证明律师费的实际给付情况，并且即使湖北迈顺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也没有要求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来承担相应责任的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该证据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关联性。山东三志公司不认可湖北迈顺公司的诉讼请求，申请对涉案机器进行鉴定，但仅申请对机器“机脚”的维修费用进行鉴定。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报告，认为涉案机器“机脚”的维修费为1140元，支付鉴定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湖北迈顺公司与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之间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确认。根据法律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本案中，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作为涉案货物承运人，未履行完毕运输合同的义务。山东三志公司对湖北迈顺公司主张的机器款52000元不予认可，申请对机器设备进行鉴定，但仅申请对机器“机脚”进行鉴定，山东三志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湖北迈顺公司主张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赔偿机器价款52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湖北迈顺公司主张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6000元，但未提交支付凭证，依法不予支持。湖北迈顺公司主张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4000元，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湖北迈顺公司货物损失52000元；二、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湖北迈顺公司经济损失4000元；三、驳回湖北迈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湖北迈顺公司负担100元，由九江三志公司、山东三志公司负担1100元。鉴定费2000元，由山东三志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湖北迈顺公司主张山东三志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物流运输信息中车牌号为鲁AL7071车辆为山东三志公司的车辆。山东三志公司主张其并非本案运输合同相对方，无论承运车辆是否登记在山东三志公司名下，均不能以此推定山东三志公司为承运人。一审判决送达九江三志公司后，在法定的上诉期间九江三志公司未提起上诉。后九江三志公司的股东江西三志投资公司、詹美欣申请注销了九江三志公司。江西三志投资公司、詹美欣未对九江三志公司的债务进行清理。二审中，湖北迈顺公司不要求山东三志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湖北迈顺公司主张其支付的律师费由九江三志公司等承担，没有合同依据。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九江三志公司出具的托运单，其收取了湖北迈顺公司的运费为湖北迈顺公司运输货物，九江三志公司为本案所涉货物的承运人，其与湖北迈顺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九江三志公司应对其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的毁损承担赔偿责任。山东三志公司未与湖北迈顺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湖北迈顺公司主张山东三志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物流运输信息中车牌号为鲁AL7071车辆为山东三志公司的车辆。对此山东三志公司主张其并非本案运输合同相对方，无论承运车辆是否登记在山东三志公司名下，均不能以此推定山东三志公司为承运人。故仅依据物流运输信息中车牌号为鲁AL7071车辆系山东三志公司的车辆，不能得出山东三志公司系本案承运人的结论。一审判决以运输的车辆系山东三志公司的车辆来认定山东三志公司为承运人，证据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鉴于二审中湖北迈顺公司亦不要求山东三志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故对山东三志公司主张的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不应承担合同义务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虽然湖北迈顺公司主张其支付的律师费由九江三志公司等承担，没有合同依据，但一审判决后，九江三志公司并未提起上诉，对此本院不再予以纠正。一审判决送达九江三志公司后，在法定的上诉期间九江三志公司未提起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九江三志公司的股东江西三志投资公司、詹美欣申请注销了九江三志公司，但江西三志投资公司、詹美欣并未对九江三志公司的债务进行清理，也未清偿本案所涉的债务，故江西三志投资公司、詹美欣应对九江三志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山东三志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山东三志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二、江西三志投资有限公司、詹美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湖北迈顺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货物损失52000元；三、江西三志投资有限公司、詹美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湖北迈顺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4000元；四、驳回湖北迈顺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湖北迈顺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0元，由江西三志投资有限公司、詹美欣负担1100元。一审鉴定费2000元，由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湖北迈顺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潇审判员 张 伟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程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