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0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德雄，男，196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梅，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男，198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平，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德雄因与被上诉人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6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梁德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梁德雄的诉讼请求，并由杨**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主要事实和理由：1.梁德雄提交的送货单大部分系杨**签字，证人出庭也证实其将货物送到杨**承建的项目所在地，与杨**联系后，杨**如在就验货签收，不在就由他人签收，因此杨**是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2.梁德雄在二审提交的与杨**在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的通话记录，在通话记录中，双方均提到胡晋碧支付的货款、杨**委托亿赛公司支付的货款，以及梁德雄向杨**催款。因此，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杨**答辩称：1.梁德雄出售货物的收货单位是添城公司内部发包给其职工杨向荣，杨**仅是为杨向荣打工的材料员，并非适格当事人。梁德雄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中涉及收货单位一栏有杨**字样的，均是事后添加与原证不符。杨**也从未向梁德雄支付过任何货款。2.案涉买卖关系发生生在2013年，因此本案已过诉讼时效。3.梁德雄提供的录音无法证明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请求维持原判。梁德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杨**支付货款539865.86元及违约金(自2014年12月20日起计至付清货款时止，以未付的货款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基准计算)，截止2020年6月2日违约金计188954.66元，货款与违约金两项共计728820.52元；2、杨**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德雄提供的2013年11月27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3年12月17日前全部付清货款，超过时间，按每日每吨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方签字生效”，收货单位为“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3年12月13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4年元月2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3年12月31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4年元月20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日每吨4元垫资付给供应商”，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福利中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4年2月13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4年3月2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福利中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4年3月1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3月18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计算垫资费付供应商”，收货单位未载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王某某签名；2014年4月9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4月29日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杨向元、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杨**提供的同日送货单（客户联）上收货单位载明为“水井项目”，无“杨**”字样；2014年4月17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从5月6开始计算每天每吨4元的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4年5月4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5月23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2014年5月23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2014年6月12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款，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郑平”；2014年6月4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6月23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梁家鑫”；2014年6月8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6月27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郑平”；2014年7月6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7月26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梁家鑫”。一审庭审中，梁德雄申请证人冉某出庭作证，证实冉某帮梁德雄送货给杨**，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是预先填好的，如果杨**不在，杨**就会安排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签字；2014年5月4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杨**”的签名，“应该是杨**不在，然后打电话让工作人员代签的”；送货单一式三联，自己没有在送货单上添加或涂改；货物应该是他们自己公司购买。杨**认为证人证实梁德雄举证单据上的“杨**”系梁德雄添加的，购货人是杨**所在公司，并出示《内部承包协议》（四川添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杨向荣签订），主张工程由四川添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包给杨向荣，杨**只是作为公司材料员签字，不是买受人，梁德雄不予认可。梁德雄出示银行明细单（无杨**的转款记录）、转款凭证（付款方为四川亿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张杨**支付了部分货款，杨**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梁德雄提交的“送货单”上，明确载明付款时间为2013年、2014年的债权，距今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梁德雄已丧失胜诉权；对于“送货单”上没有明确付款年份的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付款期限均为完成送货的1个月内，即均为2014年，距今也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梁德雄亦丧失了胜诉权。梁德雄所举证据均未能证明杨**支付了货款。其次，梁德雄主张其与杨**建立了买卖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对其主张负举证证明的责任。梁德雄提交的有杨**签名的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2月13日、2014年4月17日的“送货单”“收货单位”一栏，填写的是“邛崃福利中心项目”、“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邛崃项目”，显示梁德雄的送货对象（即买卖关系相对方），均非杨**。梁德雄提交的2014年4月9日“送货单”（存根联）“收货单位”一栏，填写的是“杨向元、杨**”，杨**提交的“送货单”（客户联）“收货单位”一栏，填写的是“火井项目”。由于“送货单”系由送货人填写，同一笔货物，但“收货单位”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对梁德雄主张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为杨**，不予采信。证人冉某出庭接受杨**代理人的询问“那就是说这些材料都是公司在购买，是不是这个意思？”回答称：“应该是他们自己公司”，因此，证人证言也未证实买卖关系的相对方系杨**。另，证人证言证实2014年5月4日“送货单”并非杨**本人签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德雄对杨**的诉讼请求。在二审中，杨**未提交新的证据，梁德雄提交如下证据：1.电信营业厅打的通话清单，拟证明梁德雄于2020年1月9日、1月17日、1月21日、1月23日通过其手机与被上诉人杨**号码为173××××6991的手机通话，通话时长与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记录基本一致。2.录音，拟证明在2018年11月2日至2020年1月23日，梁德雄多次在电话里与杨**沟通催款，要求付款，杨**多次承诺付款，双方确认了杨**亲属胡晋碧代付5万元、杨**委托亿赛公司代付货款11万余元，及梁家鑫等人代杨**在收货单上签字的事实；3.署名“冉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杨**有委托他人代收货以及代签字的行为。经质证，杨**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中的通话就是后面梁德雄整理的录音记录。梁德雄更换了手机，前述录音载体已不是原始载体，不能辨别原始录音资料是否与现录音资料一致。证据1与证据2不能一一对应。只有1月9日、1月17日、1月23日的记录，而没有1月21日的记录，更加不能证明是原始的录音载体。对证据2不认可。该录音记录是由翻拍的音频文件整理出来的，不是来自于原始载体，也系非法偷录。且2019年7月25日的录音记录不是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录音记录中对录音的时间、场所都不明确，和证据1不能一一对应。录音内容也没有证实双方存在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实和履行过程，仅是梁德雄在多年以后追索货款的一个交谈，双方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不认可，不能达到梁德雄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认为：杨**对证据1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确定双方拟证明的目的。针对证据2，梁德雄主张前述通话录音形成于2018年11月2日至2020年1月23日之间，一审庭审笔录载明一审开庭时间是2020年12月7日。按照梁德雄陈述的形成时间，该录音应是形成在一审开庭之前，因此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同时，在庭审中，梁德雄陈述现在保存证据2的手机并非前述文件的原始载体，而是案外人传过去的，因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系案外人出具，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出具说明的冉某已在一审中当庭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在二审中，梁德雄，杨**当庭均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由于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本案应适用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梁德雄主张其与杨**建立了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是案涉买卖关系相对方，在二审中，在法庭询问下，梁德雄再次向法庭明确陈述其主张杨**承担案涉货款的付款义务，是基于其与杨**间建立了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杨**是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因此梁德雄应对前述主张举证证实。从梁德雄所举的现有证据看，首先，梁德雄并未举证证实就案涉买卖关系其曾与杨**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其次，梁德雄也未举证证实就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曾进行过结算；第三，梁德雄主张其供应货物后，杨**已支付了两张送货单对应的数十万元款项，但梁德雄并未举证证实杨**曾以其个人账户向其支付过款项，或者其所收取到货款是他人受杨**委托支付；第四，从梁德雄所提交的送货单看，2014年6月4日、2016年5月23日、2014年6月8日、2014年9月30日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均非杨**，梁德雄未举证证实前述签收人员是受杨**委托或有权代表杨**签收货物；同时，梁德雄当庭认可2014年9月30日送货单上的“杨**”为其书写，因此梁德雄主张其将前述《收货单》上所载货物已向杨**交付的意见，不能成立；第五，对于杨**签字的5张《送货单》，其上所载收货单位分别为“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邛崃福利中心项目”、“火井项目”而均非杨**。前述5张送货单中货款金额共计90余万元，梁德雄起诉主张差欠货款金额为53万余元。在二审庭审中，梁德雄在回答法庭询问时明确陈述就前述5张《送货单》曾收到过胡晋碧的货款，其代理人则陈述胡晋碧和亿赛公司都支付过货款，但无法分清哪些是收到的杨**的货款。由此可见，杨**陈述的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而是材料员的意见更具有合理性。综上，因梁德雄所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所提杨**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的主张，因此应由梁德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德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88元，由上诉人梁德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仇 静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桂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0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德雄，男，1966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梅，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男，198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平，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德雄因与被上诉人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6民初6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梁德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梁德雄的诉讼请求，并由杨**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主要事实和理由：1.梁德雄提交的送货单大部分系杨**签字，证人出庭也证实其将货物送到杨**承建的项目所在地，与杨**联系后，杨**如在就验货签收，不在就由他人签收，因此杨**是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2.梁德雄在二审提交的与杨**在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的通话记录，在通话记录中，双方均提到胡晋碧支付的货款、杨**委托亿赛公司支付的货款，以及梁德雄向杨**催款。因此，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杨**答辩称：1.梁德雄出售货物的收货单位是添城公司内部发包给其职工杨向荣，杨**仅是为杨向荣打工的材料员，并非适格当事人。梁德雄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中涉及收货单位一栏有杨**字样的，均是事后添加与原证不符。杨**也从未向梁德雄支付过任何货款。2.案涉买卖关系发生生在2013年，因此本案已过诉讼时效。3.梁德雄提供的录音无法证明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请求维持原判。梁德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杨**支付货款539865.86元及违约金(自2014年12月20日起计至付清货款时止，以未付的货款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基准计算)，截止2020年6月2日违约金计188954.66元，货款与违约金两项共计728820.52元；2、杨**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德雄提供的2013年11月27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3年12月17日前全部付清货款，超过时间，按每日每吨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方签字生效”，收货单位为“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3年12月13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4年元月2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3年12月31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4年元月20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日每吨4元垫资付给供应商”，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福利中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4年2月13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在2014年3月2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福利中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4年3月1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3月18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计算垫资费付供应商”，收货单位未载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王某某签名；2014年4月9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4月29日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杨向元、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杨**提供的同日送货单（客户联）上收货单位载明为“水井项目”，无“杨**”字样；2014年4月17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从5月6开始计算每天每吨4元的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2014年5月4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5月23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载明为“邛崃项目”，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杨**”，杨**对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2014年5月23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2014年6月12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款，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郑平”；2014年6月4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6月23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梁家鑫”；2014年6月8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6月27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郑平”；2014年7月6日送货单（存根联）注明“以上货款请于7月26日前全部付清，如未付清，按每吨每天4元付供应商垫资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落款为“梁家鑫”。一审庭审中，梁德雄申请证人冉某出庭作证，证实冉某帮梁德雄送货给杨**，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是预先填好的，如果杨**不在，杨**就会安排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签字；2014年5月4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杨**”的签名，“应该是杨**不在，然后打电话让工作人员代签的”；送货单一式三联，自己没有在送货单上添加或涂改；货物应该是他们自己公司购买。杨**认为证人证实梁德雄举证单据上的“杨**”系梁德雄添加的，购货人是杨**所在公司，并出示《内部承包协议》（四川添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杨向荣签订），主张工程由四川添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包给杨向荣，杨**只是作为公司材料员签字，不是买受人，梁德雄不予认可。梁德雄出示银行明细单（无杨**的转款记录）、转款凭证（付款方为四川亿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张杨**支付了部分货款，杨**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梁德雄提交的“送货单”上，明确载明付款时间为2013年、2014年的债权，距今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梁德雄已丧失胜诉权；对于“送货单”上没有明确付款年份的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付款期限均为完成送货的1个月内，即均为2014年，距今也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梁德雄亦丧失了胜诉权。梁德雄所举证据均未能证明杨**支付了货款。其次，梁德雄主张其与杨**建立了买卖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对其主张负举证证明的责任。梁德雄提交的有杨**签名的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2月13日、2014年4月17日的“送货单”“收货单位”一栏，填写的是“邛崃福利中心项目”、“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邛崃项目”，显示梁德雄的送货对象（即买卖关系相对方），均非杨**。梁德雄提交的2014年4月9日“送货单”（存根联）“收货单位”一栏，填写的是“杨向元、杨**”，杨**提交的“送货单”（客户联）“收货单位”一栏，填写的是“火井项目”。由于“送货单”系由送货人填写，同一笔货物，但“收货单位”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对梁德雄主张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为杨**，不予采信。证人冉某出庭接受杨**代理人的询问“那就是说这些材料都是公司在购买，是不是这个意思？”回答称：“应该是他们自己公司”，因此，证人证言也未证实买卖关系的相对方系杨**。另，证人证言证实2014年5月4日“送货单”并非杨**本人签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德雄对杨**的诉讼请求。在二审中，杨**未提交新的证据，梁德雄提交如下证据：1.电信营业厅打的通话清单，拟证明梁德雄于2020年1月9日、1月17日、1月21日、1月23日通过其手机与被上诉人杨**号码为173××××6991的手机通话，通话时长与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记录基本一致。2.录音，拟证明在2018年11月2日至2020年1月23日，梁德雄多次在电话里与杨**沟通催款，要求付款，杨**多次承诺付款，双方确认了杨**亲属胡晋碧代付5万元、杨**委托亿赛公司代付货款11万余元，及梁家鑫等人代杨**在收货单上签字的事实；3.署名“冉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杨**有委托他人代收货以及代签字的行为。经质证，杨**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中的通话就是后面梁德雄整理的录音记录。梁德雄更换了手机，前述录音载体已不是原始载体，不能辨别原始录音资料是否与现录音资料一致。证据1与证据2不能一一对应。只有1月9日、1月17日、1月23日的记录，而没有1月21日的记录，更加不能证明是原始的录音载体。对证据2不认可。该录音记录是由翻拍的音频文件整理出来的，不是来自于原始载体，也系非法偷录。且2019年7月25日的录音记录不是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录音记录中对录音的时间、场所都不明确，和证据1不能一一对应。录音内容也没有证实双方存在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实和履行过程，仅是梁德雄在多年以后追索货款的一个交谈，双方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不认可，不能达到梁德雄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认为：杨**对证据1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确定双方拟证明的目的。针对证据2，梁德雄主张前述通话录音形成于2018年11月2日至2020年1月23日之间，一审庭审笔录载明一审开庭时间是2020年12月7日。按照梁德雄陈述的形成时间，该录音应是形成在一审开庭之前，因此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同时，在庭审中，梁德雄陈述现在保存证据2的手机并非前述文件的原始载体，而是案外人传过去的，因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系案外人出具，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出具说明的冉某已在一审中当庭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在二审中，梁德雄，杨**当庭均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由于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本案应适用案涉买卖合同纠纷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梁德雄主张其与杨**建立了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是案涉买卖关系相对方，在二审中，在法庭询问下，梁德雄再次向法庭明确陈述其主张杨**承担案涉货款的付款义务，是基于其与杨**间建立了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杨**是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因此梁德雄应对前述主张举证证实。从梁德雄所举的现有证据看，首先，梁德雄并未举证证实就案涉买卖关系其曾与杨**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其次，梁德雄也未举证证实就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曾进行过结算；第三，梁德雄主张其供应货物后，杨**已支付了两张送货单对应的数十万元款项，但梁德雄并未举证证实杨**曾以其个人账户向其支付过款项，或者其所收取到货款是他人受杨**委托支付；第四，从梁德雄所提交的送货单看，2014年6月4日、2016年5月23日、2014年6月8日、2014年9月30日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均非杨**，梁德雄未举证证实前述签收人员是受杨**委托或有权代表杨**签收货物；同时，梁德雄当庭认可2014年9月30日送货单上的“杨**”为其书写，因此梁德雄主张其将前述《收货单》上所载货物已向杨**交付的意见，不能成立；第五，对于杨**签字的5张《送货单》，其上所载收货单位分别为“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邛崃市综合社会福利中心项目”、“邛崃福利中心项目”、“火井项目”而均非杨**。前述5张送货单中货款金额共计90余万元，梁德雄起诉主张差欠货款金额为53万余元。在二审庭审中，梁德雄在回答法庭询问时明确陈述就前述5张《送货单》曾收到过胡晋碧的货款，其代理人则陈述胡晋碧和亿赛公司都支付过货款，但无法分清哪些是收到的杨**的货款。由此可见，杨**陈述的其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而是材料员的意见更具有合理性。综上，因梁德雄所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所提杨**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的主张，因此应由梁德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德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88元，由上诉人梁德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仇 静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