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1民终1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女，195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儿童医院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女，2009年1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河西区中山小学学生，住天津市河西区。法定代理人：韩某（母女关系），住天津市河西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胸科医院，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台儿庄南路261号。法定代表人：郭志刚，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女，该院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竹，女，该院科员。上诉人韩某、田某、天津市胸科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1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某、上诉人田某的法定代理人韩某、上诉人天津市胸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李新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某、田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天津市胸科医院赔偿韩某、田某医疗损害、精神损害全部损失费；2．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天津市胸科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经多年审理，天津市胸科医院未举出无过错的证据，韩某、田某提出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有两个第三方证据补强，却未胜诉。一审判决确认的专家论证意见作为判案依据是错误的，专家论证会，不公开讨论焦点问题，拒绝韩某、田某聘请的专家参加焦点问题论证，程序不合法。专家论证意见是天津市胸科医院与专家组串通做的伪证。专家论证意见的内容与天津市胸科医院的陈述如出一辙，韩某、田某对专家论证意见的质证意见，法官不听不用，剥夺韩某、田某的辩论权。本案未开庭审理焦点问题，未针对焦点问题举证论证，也未围绕焦点问题进行法庭辩论，判决书所写的法庭调查是按照天津市胸科医院的陈述写的。判决书确认的事实都不是焦点问题，焦点问题都没有确认。判决书对本案的焦点问题全部漏判漏审。该回避的没有回避。一审审判长违反程序办案，韩某、田某两次提出回避，拒绝回避的通知上没有领导签字，造成该回避的不能回避，影响了审理和判决结果。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是错误的，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认定和推定天津市胸科医院的过错，明确侵权责任，判定天津市胸科医院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确定焦点问题，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韩某、田某的合法权利，故请求重新审理，重新依法鉴定，依法改判。天津市胸科医院辩称，驳回韩某、田某的上诉请求。天津市胸科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天津市胸科医院全部诊疗无过错，不应承担186253元补偿，韩某、田某应将已执行的186253元返还天津市胸科医院并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韩某、田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补偿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已认定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天津市胸科医院不存在过错，天津市胸科医院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韩某、田某辩称，驳回天津市胸科医院的上诉请求。韩某、田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922380、被扶养人抚养费243677元、丧葬费72004元、监护室医药费282053.38元、精神抚慰金607008元、医疗损害鉴定费3000元、法医学书证鉴定费8000元、一审律师费6000元、交通费1183.50元、本次重审案件代理人费5000元、一审案件诉讼费3898元、复印费55元、专家出庭费9000元，上述费用扣除二原告已按原审（2013）和民一初字第0897号民事判决结果领取赔偿费用186253元及案件受理费974元外，被告应实际给付1976031.8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田凤明与原告韩某系夫妻关系，原告田某系二人于2009年1月5日收养的女儿。田凤明的父母早于田凤明死亡。2013年1月9日11时，患者田凤明自诉“胸闷、憋喘、心前区隐痛就诊，既往主Ａ瓣重度反流”到被告医院急诊就诊，被告医院经检查考虑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并开具病危通知单。2013年1月10日，患者因“间断胸闷、胸痛17年，加重2天”入被告医院住院治疗。现病史：患者于入院前17年开始出现劳累时胸闷、胸痛，超声心动提示“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并轻度狭窄”，未手术治疗，一般体力劳动不受限。1月前患者出现干咳伴喘憋，夜间不能平卧，就诊于天津市胸科医院，考虑“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心力衰竭”，经利尿、强心等治疗好转。后坚持药物治疗，轻体力活动受限。2天前患者夜间喘憋症状突然加重，伴胸闷、憋气、恶心、不能平卧，症状持续10余小时不缓解，就诊于我院急诊，查心肌酶升高考虑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经对症治疗后症状好转，今为进一步治疗而入我院。检查心肌酶增高，肺动脉轻凹，左心缘饱满。超声心动示左房内径52ｍｍ，左室舒末径86ｍｍ，左室射血分数35%；主动脉中-重度反流，二尖瓣轻度反流，三尖瓣中度反流，肺动脉高压，主动脉硬化，左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左心功能减低。冠状动脉造影示左冠状动脉前降支中端远段95%狭窄。诊断为：（1）冠心病急性下、前壁心肌梗死心功能Ⅱ级；（2）心脏瓣膜病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心脏扩大；（3）原发性高血压Ⅰ级高危。入院后经抗血小板、扩冠、调脂、抗凝、降压、抗感染，改善心功能等治疗，病情稳定，择期行ＣＡＧ证实冠脉单支病变，术后继续予抗血小板、扩冠、调脂、降压、改善心功能等治疗。出院后择期联系心外科行瓣膜置换手术。2013年2月8日，患者田凤明出院。出院医嘱：⑴继续休养半月，病情如有变化随时就诊；⑵出院后1月遵医嘱复查肾功能、血脂、肝功能、血常规；⑶出院带药（略）。此后，患者于2013年2月14日至19日在被告医院门诊治疗。2013年2月20日，患者因“间断胸闷、胸痛17年，喘憋1月余，加重7天”再次入住被告医院。超声心动检查示左房内径52ｍｍ，左室舒末径93ｍｍ，左室射血分数34%，肺动脉收缩压56毫米汞柱，主动脉瓣重度脱垂，重度反流，提示瓣膜赘生物，二尖瓣轻度反流，三尖瓣中度反流，主动脉硬化，左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左心功能减低，肺动脉高压、心律失常。诊断为：（1）冠心病陈旧下壁、前壁心肌梗死心功能Ⅳ级；（2）心脏瓣膜病主动脉瓣及三尖瓣关闭不全心脏扩大；（3）原发性高血压Ⅰ级高危。入院后予以抗血小板、扩冠、抗感染、利尿等治疗，症状好转。3月21日转心外科。心外科接收记录诊断：冠心病、陈旧下壁、前壁心肌梗死、心功能ＩＶ（ＮＹＨＡ）、心脏瓣膜病、主动脉瓣及三尖瓣关闭不全、心脏扩大、原发性高血压1级高危、肺炎。2013年3月24日，术前讨论记录为：手术为Ⅲ类，即诊断明确，病情复杂，有高危因素，术式难度大；主刀医生表示患者病情重，术后并发症多，死亡率高手术风险大；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为围手术期内可能发生心、肺、肾、脑并发症，必要时采用ＩＡＢＰ、ＣＲＲＴ以及呼吸机辅助支持。2013年3月29日患者在全麻体外循环下行主动脉瓣置换、冠脉搭桥术，术后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ＩＣＵ）。当日，ＩＣＵ向患者家属下达告知书告知：“患者因病情需要入住ＩＣＵ，ＩＣＵ是心脏外科重要组成部分，是高风险高投入诊疗区，患者病情等级为病危......”。原告韩某签字。双方对以上事实并无异议。原告表示对于被告在2013年3月29日前诊断、治疗、手术等全部医疗行为无异议。另查，患者于2013年3月29日至2013年4月18日于ＩＣＵ基本诊疗过程为：术后进入监护室，予呼吸机辅助呼吸、血管活性药物调整心功能、抗感染、对症支持等处理。患者病情危重，心功能差，4月1日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辅助循环。复查心脏超声示左房内径44ｍｍ，主动脉瓣人工瓣架位置正常，未见病理性反流，左室内径92ｍｍ，室壁心肌普遍运动明显减低，射血分数21%，双侧胸腔均可及液性暗区。继续药物调整心功能、抗感染及对症等治疗，病情有所好转。4月5日上午拔出气管插管，予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继续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支持及利尿强心等治疗。4月13日心脏超声示左室内径75ｍｍ，心肌运动广泛减低，左室射血分数27%，左侧胸腔中等量至大量积液，右侧胸腔少量积液。当日行右侧胸腔穿刺。4月14日下午，患者突发寒战，体温37.8℃，予以相应处理，并取血培养。4月15日下午停止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继续间断无创通气，其余治疗同前，患者病情较重。4月16日胸片示纵隔右移，行左侧胸腔穿刺，引流量1200毫升，之后患者憋气症状明显好转。4月18日血培养结果提示琼氏不动杆菌，根据药敏结果调整抗生素。据心血管外科术后监护记录记载，4月19日13时30分左右患者出现烦躁，予以咪唑安定5毫克。14时予中／长链脂肪乳250毫升静滴。15时30分患者躁动，予丙泊酚泵入。17时患者突发寒战，予异丙嗪50毫克肌注。17时30分患者寒战不缓解，体温37.8℃，予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100毫克。17时40分患者突发室颤，神志丧失，自主呼吸停止，即刻予心脏电除颤、心外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处理无效，室颤未能纠正。2013年4月19日18时20分患者死亡。病历记载心外科讨论记录内容为：死亡原因为心律失常，室颤；死亡诊断为冠心病、陈旧下壁、前壁心肌梗死、主动脉瓣关闭不全、ＡＶＲ＋ＣＡＢＧ术后，心功能不全（ＮＹＨＡ）、原发性高血压1级、心律失常室颤。结论为患者术前诊断明确，虽经主动脉瓣置换术及药物调整心肺功能治疗，术后也脱离呼吸及辅助，但患者既往病史较长，心功能差，终因突发室颤，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在手术期间由麻醉医师建立深静脉通道，使用三腔管，该导管埋入体内部分亦为三个独立通道，患者手术结束进入监护室后作为通路输注液体使用，直至患者死亡。重审庭审过程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将三腔管实物拆封并将应埋入患者体内部分截取横截面，显示该部分构造亦为三个独立通道。原告韩某对于田凤明从手术开始建立深静脉通道且在进入监护室后作为通路输注液体使用直至患者死亡予以确认，但表示丙泊酚和中长链脂肪乳最终汇入了一根血管给药方法和途径违反医疗规范。再查，2013年4月19日，患者田凤明在ＩＣＵ病房，值班医生为李卫民、穆玉。穆玉执业地点原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调入被告医院后，其执业地点变更尚在审批期间，此期间执业行为是在上级医生指导下进行，天津市卫生局审批变更日期为2013年5月10日。2013年4月13日10时，穆玉、李卫民书写病程记录1次；2013年4月19日10时，穆玉、李卫民书写病程记录1次；当日18时30分，穆玉、李卫民书写抢救记录1次。自患者于3月29日12:45时入ＩＣＵ至患者死亡共计22天，病程记录记载由李培军、李卫民等4位主任指导下级值班医生实施诊疗、查房并签字。经查阅病历监护记录中执行的中长链脂肪乳、丙泊酚、沐舒坦、开博通、异丙嗪等药物在病程记录及医嘱中无记载；监护记录中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药品名称记载不规范、长期使用李培军账户开具医嘱等问题。患者死亡当日，因原告韩某对被告的诊疗行为产生异议，为此双方于2013年4月19日当日21时30分许封存了患者田凤明的病历。2013年5月3日，因原告韩某要求复印病历，经双方确认将病历启封，后原告韩某复印部分病历后再次封存至2013年9月6日原审质证过程中经双方确认无异议后启封。本案原审审理过程，法院曾委托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对被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参与度进行鉴定。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于出具［2014］第008-14007-Ｓ002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医方在诊疗过程中病历记录不详细，存在过错，但该过错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针对原告对鉴定结果异议，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再次做出补充意见。原告仍持异议。原审合议庭认为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仅加盖医学会的印章，无专家签名及对争执焦点问题存在漏项等未予采纳。并重新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鉴定。2015年3月31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以原告要求回避安贞医院和阜外医院的心外科专家等原因，终止鉴定。后作出一审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胸科医院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6301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0030元、丧葬费281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鉴定费3000元，以上共计931266元的20%计186253元；二、驳回二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诉讼受理费由二原告负担3898元，被告负担974元。判决生效后，原告韩某领取被告医院交纳执行款共计187227元。本案重审过程中，原告提供其在案件重审前自行委托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做出的《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该结论书审查意见为：天津市胸科医院对被审查人田凤明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田凤明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应当为主要责任乃至完全责任。经质证，被告表示不予认可，认为应确认北京市西城区医学会鉴定结论。双方各执己见。后原告提出可通过专家论证方式对《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及被告医疗行为进行论证。经与原被告双方反复沟通，确定由正高级专家五名，其中重症医学专业一名、药学专业两名、法医两名组成专家组进行论证。被告垫付专家论证费15000元。法院向专家组提供了全部病历及双方提供相关证据，论证过程中，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专家陈述了各自观点，专家亦进行必要提问。后专家组向出具论证意见如下：对于患方韩某、田某与天津市胸科医院就患者田凤明在天津市胸科医院行全麻体外循环下主动脉瓣置换、冠脉搭桥术后进入ＩＣＵ期间医疗行为所产生的争议，经查阅病历及双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双方发表意见，论证意见如下：一、专家组通过查阅病历记录及医嘱单，对于双方争议的2013年4月19日“氢化可的松”用药问题：1.从术后监护记录判断，由于“氢化可的松”100ｍｇ没有标注用法，考虑为静脉推注。2.由于当天无给药医嘱，仅有术后监护记录记载“氢化可的松”100ｍｇ，故如果医方使用的是“氢化可的松注射液（醇型）”静脉推注，属于给药方法错误。从监护记录单看100ｍｇ／20ｍｌ含10ｍｌ乙醇，一般致死血液中乙醇浓度为4-5ｍｇ／ｍｌ，推测该给药量不会造成患者急性中毒死亡，但此种给药方法会产生强烈的局部刺激，加重病情进展、加速死亡。结合患者自身原发病情危重，可认定医方为轻微责任。3.如果使用的是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由于患者在原发病危重情况下出现发热、寒战，医方给予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100ｍｇ静脉推注，用法用量符合医疗规范，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4.鉴于双方对使用氢化可的松的剂型存在争议，该争议应由法院综合相关证据确认。二、配伍禁忌是指药物在体外配伍直接发生物理性或化学性相互作用，会影响药物疗效或发生毒性反应，丙泊酚不得与其他溶液一同输注。患方提出的不可输注同一根血管没有依据。三、经查阅病历，2013年4月18日6:35（见临时医嘱33页）申请生化化验，收检标本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8:02，报告时间2013年4月19日9：16（见病历复印第223页），结果为血钾浓度5.3ｍｍｏｌ／Ｌ。血气分析结果是2013年4月19日5:23是5.0ｍｍｏｌ／Ｌ,2013年4月19日5:39是4.0ｍｍｏｌ／Ｌ。2013年4月19日6：12医生下达最后一次补钾医嘱，但医嘱单上无执行时间（见临时医嘱第34页），护理记录上也无记录，护理记录中最后一次执行补钾的记录时间是在2013年4月19日01：00，补钾医嘱前后血钾值均在正常值范围。病人死亡前最后一次血钾值为血气分析2013年4月19日18：00执行，2013年4月19日20:06结果显示为5.6ｍｍｏｌ／Ｌ，高于正常值。基于以上过程，认定2013年4月19日6：12血钾医嘱未见执行记录，患者死亡前的高血钾与医疗行为无关，考虑与患者疾病的发展进程相关。针对患方提出“病人在血钾5.3的情况下，快速补钾6.25克”的问题，经查阅病历，所谓6.25克系自2013年4月18日12：32至2013年4月19日6:12临时医嘱中体现，实际执行5.5克，故不存在快速补钾6.25克的情况，补钾过程中血钾标准均正常。四、关于氯化钾输液浓度的问题。医嘱单上10%的氯化钾用法均是静脉点滴，其中有几条医嘱上氯化钾是带到5%葡萄糖里静点的，其余的医嘱上没有载液。但护理记录单上有10%氯化钾1ｇ入能量合剂，以及氯化钾0.75ｇ加入其它带生理盐水或者糖的药物中，详见护理记录。补钾剂量、浓度和速度根据临床病情和血钾浓度而定。医方使用上述氯化钾载液符合医疗规范。五、异丙嗪是一种吩噻嗪类抗组胺药，具有中枢镇静作用，能增强镇痛药、麻醉药的作用，无用药禁忌。六、关于寒战问题，根据2013年4月14日送血标本做微生物检验，2013年4月18日报告结果为琼氏不动杆菌，考虑寒战由感染因素造成。丙泊酚给药两小时后出现寒战不属于输液反应，与是否停脂肪乳无关。七、关于患方质疑血气化验结果的问题：床旁血气监测属于重症监护的常规医疗行为，热敏纸打印结果虽浅，但仍可辨认。医方存在下列缺陷：1.2013年4月19日当天抢救记录中可见“氢化可的松”，但是未见此项医嘱。术后监护记录中“使用氢化可的松100ｍｇ”药品名称书写不规范，未见用法，此项治疗未见医嘱记录。2.关于病历记录，ＩＣＵ重症监护病区患者病情危重，病历记录简单、不规范。双方争议的其他问题不属于专家的论证范围”。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论证意见提出异议。针对原告异议，专家组出具说明并派专家组两名成员出庭接受质证。说明内容如下：一、经再次查阅心血管外科术后监护记录及临时医嘱，鉴于院方病历记载不规范，存在执行口头医嘱后未及时补录医嘱及医嘱下达后未执行的情况，综合考虑2013年4月18日12:32至2013年4月19日1：00共执行补钾6.25ｇ。二、再次明确患者最后一次生化化验医嘱申请时间为2013年4月18日6:35，执行医嘱采血为2013年4月19日7:00，收检标本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8:02，报告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9：16，结果为血钾浓度5.3ｍｍｏｌ／Ｌ，属于正常范围，该血钾浓度系上述补钾6.25ｇ完成之后，此后未再进行补钾。患者死亡前的高血钾与医疗行为无关。三、对于患方提出血气单没有姓名、日期，没有完整的化验结果的问题，经阅，热敏纸打印结果虽浅，但仍可辨认，可以作为参考。即使不考虑血气结果，依据2013年4月19日生化化验结果，亦可证明患者死亡前的高血钾与医疗行为无关。患方提出其他相关问题2020年12月23日意见已充分说明，不再予以补充。对专家组所作说明及出庭接受质证发表的意见，原告坚持异议。2007年10月，天津市卫生局发布《天津市卫生局关于实行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集中采购的通知》，要求“全市所有二级以上（含二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药品采购自2007年10月15日起全部同步试行网上集中采购。”2010年至2020年12月17日，被告未采购“氢化可的松注射液”，采购药品为“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一审法院认为，患者田凤明与被告医院形成医患关系。被告应在诊疗过程中严格遵守诊疗规范实施诊疗行为。特别是对于既往病史较长，心功能差且存在多种严重基础病，手术难度大的患者，就更应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在此基础上，患者及家属需承担客观上的医疗风险。鉴于二原告与被告对患者进入ＩＣＵ之前的医疗行为并无异议，故对于患者进入ＩＣＵ之前被告的医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原告提供的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系原告自行委托，鉴定单位仅审查了相关病历，在未听取医患双方全面陈述的情况下即作出结论。被告提供的北京西城区医学会鉴定结论仅加盖医学会的印章，无专家签名且对争执焦点问题存在漏项。故上述两鉴定单位出具鉴定意见书均存在瑕疵，不予采信。案外人宋立刚的陈述仅就相关药品用药规范表明观点，但对本案医疗行为缺乏针对性。重审过程中进行的专家论证是在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经论证后针对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出具了论证意见及说明，并出庭接受了质证，现虽原告仍坚持异议，但未就异议提供充分证据，对于专家论证意见及补充说明，予以确认。关于患者于4月19日抢救期间使用是氢化可的松还是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问题。被告提供天津市药品采购中心出具的《关于核实天津市胸科医院药品网上采购情况的复函》及附有被告自2010年至2020年期间在该中心采购药品目录清单，能够证实被告给予患者田凤明使用的是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依据专家论证关于“由于患者在原发病危重情况下出现发热、寒战，医方给予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100ｍｇ静脉推注，用法用量符合医疗规范，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的意见，被告给予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100ｍｇ静脉推注，符合医疗规范，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关于丙泊酚与中长链脂肪乳的输注问题。二原告与被告均认可两种药物经三腔管分别进行输注，经三腔管最终进入同一根血管是否违反诊疗规范，专家论证意见已作出明确结论，原告坚持认为违反诊疗规范，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双方争执被告是否在患者高血钾状态下继续违反规范补钾及是否应使用异丙嗪等具体诊疗行为，专家论证意见及补充说明已作出结论，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被告在实施上述医疗行为过程中没有违反诊疗规范，与患者死亡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主张穆玉在ＩＣＵ实施诊疗行为的问题。穆玉具备医师资质，在执业地点变更手续未完成的情况下，由上级医生指导实施诊疗行为，且病程记录系由穆玉及其上级医生共同签字，虽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不严格，但其行为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二原告主张李卫民脱岗一节，所提供的报警单不能充分证实李卫民脱岗的事实，故二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应该指出：无论是专家论证意见中提到的“2013年4月19日当天抢救记录中可见‘氢化可的松’，但是未见此项医嘱。术后监护记录中“使用氢化可的松100ｍｇ”药品名称书写不规范，未见用法，此项治疗未见医嘱记录。关于病历记录，ＩＣＵ重症监护病区患者病情危重，病历记录简单、不规范。”及补充意见中“存在执行口头医嘱后未及时补录医嘱及医嘱下达后未执行的情况。”还是查明事实中确认的“病历存在临时医嘱与执行医嘱记录用药量不符；监护记录中执行的中长链脂肪乳、丙泊酚、沐舒坦、开博通、异丙嗪等药物在病程记录及医嘱中无记载；长期使用李培军账户开具医嘱等问题”。都说明被告确实存在对相关人员管理混乱、要求不规范的现象。上述问题虽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但客观上使二原告对患者的死因产生疑问，以致形成长期诉累，确给二原告的生活、经济及精神造成一定影响，故被告应对二原告予以充分体谅的同时给予二原告一定的补偿，并承担本次诉讼中产生的专家论证费用。对于补偿金额一节，综合全案事实，考虑二原告于2016年12月8日领取执行款至今已四年之久，期间原告韩某独立抚养年幼女儿等因素，已经领取的款项不再退回为宜。领取的执行款项中含原审确定的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故重审虽驳回二原告赔偿请求，诉讼费担负数额不再调整。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韩某、田某要求被告天津市胸科医院赔偿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二、被告天津市胸科医院给付韩某、田某补偿费186253元。（已执行）。本案诉讼受理费4872元，由二原告负担3898元，由被告负担974元（已执行），本案专家论证费15000元，由被告负担（已执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审理中，韩某、田某提出可通过专家论证方式对《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及医疗行为进行论证，一审法院经与双方当事人沟通，确定正高级专家五名组成专家组进行论证。专家组对患方韩某、田某与天津市胸科医院就患者田凤明在天津市胸科医院行全麻体外循环下主动脉瓣置换、冠脉搭桥术后进入ＩＣＵ期间医疗行为所产生的争议，经查阅病历及双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双方发表意见后，出具论证意见。韩某、田某对论证意见提出异议后，专家组针对该异议出具说明并派专家组两名成员出庭接受质证。该专家论证系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及查阅病历及双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后作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对专家论证意见予以确认。韩某、田某的上诉主张及重新鉴定申请，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天津市胸科医院存在术后监护记录中“使用氢化可的松100ｍｇ”药品名称书写不规范，未见用法，此项治疗未见医嘱记录。关于病历记录，ＩＣＵ重症监护病区患者病情危重，病历记录简单、不规范，存在执行口头医嘱后未及时补录医嘱及医嘱下达后未执行的情况等问题，且穆玉在执业地点变更手续未完成的情况下，在上级医生指导下实施诊疗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天津市胸科医院的行为虽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但客观上使韩某、田某对患者的死因产生疑问，以致形成长期诉累，无不当。一审法院据此酌情确定补偿金额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韩某、田某、天津市胸科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天津市胸科医院负担4025元，由韩某、田某负担48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 来审判员 魏道博审判员 李志锋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蓓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