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1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增耀，男，199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武安市，住河北省武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云霞（郭增耀之妻），199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武清区，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1986年9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逄锦冰，男，198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郭增耀因与被上诉人逄锦冰、李某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3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谷绍勇独任审理。上诉人郭增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尘、薛云霞，被上诉人李某某、逄锦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增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李某某、逄锦冰共同向郭增耀支付8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8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5日起按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依法判令逄锦冰、李某某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包含大量郭增耀陈述、举证及李某某、逄锦冰的质证意见，并且对郭增耀的部分质证意见不予评价、有所遗漏，此外，李某某、逄锦冰的质证意见仅为其个人的一面之辞，且多处断章取义，有诸多不实之处。2．一审判决认为逄锦冰同郭增耀无委托关系，是错误的。其一，逢锦冰对其所持有的100万元中有10万元为郭增耀实际所有的事实，是知情并且认可的。其二，2020年9月11日，郭增耀向逢锦冰发信息称自己的理财10月25日到期后不再续期，在逢锦冰名下，业务员是常江。逢锦冰回复:我明白了，我会全力以赴的。郭增耀回复:感谢逄老师。这一切，都需要由逢锦冰同公司协商处理。而且，逢锦冰也同意由其同品今公司协商。这也表明，逢锦冰受托处理郭增耀投资后的后续事宜。其三，2020年10月29日的录音中，逄锦冰称如果现在法律明确的告诉我，说我作为代持人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啊，我必须马上把钱给你。金额就十万，你说我十万钱能不能拿出来，我砸锅卖铁肯定拿出来，我就马上给你。再次证明，逄锦冰对10万元为郭增耀代持一事是知情的。其四，关于《资管计划对产份额代持协议》。结合锦冰一审辩解可知，逄锦冰对人名章本身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只是解对代持协议缺乏签名不知情、不承认。郭增耀基于常江的工作内容以及逄锦冰的个人身份，相信此份代持协议为逄锦冰同意并盖章的，并在到期前向逄锦冰求证，逄锦冰也予以承达。因此，该份代协议应当对逄锦冰有的束力。其五，关于逄锦冰极力否认代持关系。合同到期前，郭增耀联系业务员常江要求看合同，说仅有一个代持协议是不够的，常江明确表明合同在逄锦冰青岛公司的柜子里，之后将郭增耀微信拉黑，因此郭增耀从未见过合同。在一审法院调解阶段，法官要求锦冰出具合同，这时郭增耀才得知该产品不允许代持，而代持是违法的，因此逄锦冰极力否认代持关系。在一审时逄锦冰辩称李某某转钱给他是财产自由支配权，但是录音中却承认是帮李某某代持，因此可以认定锦冰是知晓代持关系并极力否认的。3．一审法院不确认郭增耀和李某某的委托关系，是错误的。其一，郭增耀有理由认定，李某某以代持协议为由，与业务员常江配合，诱导郭增耀投资，不顾郭增耀的委托，私自解决自己出金，为自己套现，损害郭增耀的利益。同时作为受托人，在产品到期后，直接将郭增拉黑，完全没有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其二，一审判决认为品今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在金证明使得本案中李某某、郭增耀的法律关系出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但事实上，情况说明、在金证明只能证明李某某、郭增耀的各占理财产品的份额问题，并未说明郭增耀如何或者从何得到这10％的份额。李某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郭增耀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不认可与郭增耀存在委托关系和买卖关系。逄锦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郭增耀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不认可与郭增耀存在任何法律关系。郭增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逄锦冰、李某某返还郭增耀8万元；2．判令逄锦冰、李某某支付郭增耀利息损失14400元；3．判令逄锦冰、李某某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增耀同李某某、逄锦冰原系同事关系。2020年4月25日，逄锦冰签订编号为PJ-RX-5-B100-1803的《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北京中投融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逄锦冰承诺认缴出资100万元，业绩比较基准为10％。《协议书》中约定合伙企业投资期限为6个月，有限合伙人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人可以向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的第三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管理人为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协议书》中对业绩比较基准的定义为：本有限合伙企业每年投资各类项目产生收益期望值，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本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产生的实际投资收益，实际投资收益将以本合伙企业投资各类项目产生的效益为基准，扣除相关税费、管理费等费用后确定。逄锦冰称其于2017年4月25日初始入伙，到期续投至今，编号为PJ-RX-5-B100-1803的《协议书》为最新一期合同，该合同2020年10月24日到期后未兑付认缴出资额。2017年4月19日，李某某向逄锦冰转账20万元购买逄锦冰持有的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中20％的份额。2020年4月24日，郭增耀向李某某转账89995元；2020年4月30日，郭增耀向李某某转账1万元。2020年9月11日，郭增耀向逄锦冰发信息称自己的理财10月25日到期后不再续期，在逄锦冰名下，业务员是常江。2021年11月27日，郭增耀向案外人“赵总”发信息催要款项，后“赵总”转账给其1万元，郭增耀表示还剩下9万元本金。2021年12月4日，郭增耀再次向“赵总”催要款项，后李某某通过其账户向郭增耀转账1万元，郭增耀向“赵总”发信息称收到1万了，已经出2万了，询问后续出金情况。李某某、逄锦冰提交由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一份，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其上载明：“基金产品名称《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合同编号：PJ-RX-5-B100-1803，该基金产品份额100万元，签署时间为2020年4月25日，持有人逄锦冰，该产品持有明细如下：逄锦冰持有份额80万元，占该产品总份额80％；李某某持有份额10万元，占该产品总份额10％；郭增耀持有份额10万元，占该产品总份额10％。”李某某、逄锦冰提交由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的在金证明一份，时间为2021年3月16日，其上载明：“合同持有人逄锦冰，身份证号：×××，合同编号PJ-RX-5-B100-1803，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00万元整。产品名称《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该产品为有限合伙，并未约定固定收益或固定返本付息，合同有限合伙人需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合同第十九条）。该合同于2017年4月25号初始入伙，到期续投至今，最近一期合同编号为PJ-RX-5-B100-1803，最近一期合同期限为2020年4月25号至2020年10月24号。因疫情原因，该合同2020年10月24号到期后未兑付。截至目前，除2020年12月1日兑付人民币1万元外，其余99万元入伙认缴出资金额未兑付。”郭增耀主张自己与李某某、逄锦冰系委托代理关系，约定由逄锦冰出面同品今公司签订理财合同，由李某某将郭增耀的资金转往公司账户完成投资，但是李某某在郭增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所有的理财份额卖给郭增耀，属于“自己代理”，是无效的，而逄锦冰同时与李某某和郭增耀建立代理关系，属于“双方代理”，也是无效的；理财产品到期后本金退还给李某某、逄锦冰，两人却拒绝偿还郭增耀本金，且拒绝向郭增耀说明资金去向。为证明其上述主张，郭增耀提交：一、2020年10月其与李某某的聊天记录，显示郭增耀向李某某要其向公司转账的记录，李某某表示记录当然到了公司，现在手机里没有；二、2020年10月29日其与逄锦冰、李某某的对话录音，录音部分内容如下：“逄锦冰：我说句不该说的，你自己投的。我的钱也是我自己投的……如果现在法律明确的告诉我，说我作为代持人也好啊怎样也好啊，我必须马上把钱给你。金额就十万，你说我十万钱能不能拿出来，我砸锅卖铁肯定拿出来，我就马上给你。对不起郭老师，你没到那个紧急度，如果这个事我可以权衡的话，我一定先给客户，我绝对不会先给你，我会先给咱们那些客户，不是咱们员工。客户条件也没有，李某某也没有，张老师也没有。咱们客户解决好之后，再给员工，好啦，如果咱们客户都解决完了，我还能够解决咱们同事，对不起，你也排在李某某和常江他们后面。……”；三、《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郭增耀和常江的聊天记录、快递通知短信截图，《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签订日期为2020年4月25日，甲方为逄锦冰，乙方为郭增耀，约定就乙方实际出资份额，甲方就乙方指定的股票基金的名义受托人，甲方为乙方的利益在股票基金中代乙方持有实际出资份额，甲、乙双方为各自出资份额的实际所有人。该份协议上无逄锦冰签字，甲方签字后仅盖有逄锦冰的人名章，郭增耀称这份协议是逄锦冰盖章后由案外人常江邮寄给自己的。对于郭增耀提交的上述证据一，李某某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认可聊天记录真实性，当时郭增耀的意思是想证明其出资的钱是在李某某手里还是在公司手里，自己告知其在公司里面，现已经通过让公司出具份额证明，证明郭增耀在公司占10万元份额了；对于郭增耀提交的上述证据二，逄锦冰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关于对话录音文字稿，2020年10月29日的录音为郭增耀私自录音，我本人并不知情。2020年3月开始，我即开始负责公司市场二部投资者的客诉沟通工作，主要是向投资者通报公司情况以及听取投资者意见和建议，因此我和郭增耀见面沟通是基于我负责客诉的工作职责，而绝非所谓的我为郭增耀“代持”或所谓的“委托合同”。2020年10月29日的见面中，我主要和郭增耀沟通并告知如下几点内容：1．在公司流动性困难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有优先级，在资金缓解的情况下优先处理投资者的出金诉求，之后才是员工的出金诉求（员工本人就是投资者的情形），而员工诉求中，在职员工应比离职员工优先处理，这是维持公司运转以及为投资者负责的无奈之举，郭增耀的出金诉求排在第三位阶，这是公司整体安排，绝非针对郭增耀，我有义务告知郭增耀；2．公司现在的确困难，我有义务告知，比如赵总转给郭增耀的钱就是赵总信用卡套现然后转给郭增耀的，所以我相信公司短期是没有办法办理出金的，这是客观事实，为不至让郭增耀对出金抱有不合理预期从而影响其财务安排，我有义务告知郭增耀公司的困境；3．仍以朋友，或起码是同事一场的身份对其安慰，在郭增耀倾诉自己困难的同时告知郭增耀大家都不容易，我本人因为颈椎压迫神经于2020年11月5日在朝阳医院住院并接受颈椎前路手术更换人工椎间盘至今仍存在吞咽不适，李某某也经历离婚及家人去世等等；4．郭增耀从公司离职，这是他的权利，但我本人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如果所有同事都这样做，只会让公司压力更大，这也是对投资者的极大失责，虽然郭增耀离开了公司，但我和李某某等同事仍在努力，我有一个常识：如果大家都努力和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坏的情况也有好转的可能，如果大家都离开公司放弃努力，好事也会变坏。我也告诉郭增耀，我和公司很多同事都会努力，也算是对他的安慰，虽然暂时没有结果，但这并不是我本人的错；5．郭增耀告诉我“关键大概是啥时候能回来，哪怕就是说半年回过来，半年之后能给也行。没关系（录音文字稿第7页）”。基于此，我认为郭增耀短期并不缺钱，只是担心公司最终出问题，因此我需要让他坚定对公司的信心，同时缓解他的焦虑，所以我告诉郭增耀我本人有信心和决心，为表示我个人的信心和决心，我以朋友的口吻在即将结束谈话时告诉郭增耀“我个人不欠你钱，你投公司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万一公司真倒闭了，你放心，我就写个借条给你”，我以此表示我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给郭增耀信心，缓解其焦虑，我的话并非代表我本人负有任何法律义务给郭增耀写借条，我本人也明确说了“我个人不欠你钱”。我所说的“写个借条给你”需要放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理解。对于郭增耀提交的上述证据三，逄锦冰发表质证意见如下：郭增耀提交快递单号查询内容及郭增耀与常江聊天记录，皆未涉及本人，亦与本人无关。本人从未收到郭增耀足以让本人为其“代持”的任何款项。郭增耀声称其提供所谓“代持协议”为常江从青岛寄出。本人咨询常江，常江确因工作关系与包括郭增耀在内的诸多北京同事有邮件往来，对于是否与郭增耀有邮件往来，常江并不否认，但常江本人对于是否确定寄出该份“代持协议”并无印象。于2020年4月份之时，我与郭增耀面对面办公，交流方便，郭增耀声称由我代持，理应直接找我签字即可，不找我签字，却声称由外地同事将“代持协议”邮寄至郭增耀，有悖常理，且所谓“代持协议”并无本人签名，本人不认可其有效性。于郭增耀声称收到该份并无本人亲笔签名的“代持协议”之后，郭增耀并未告知本人，亦未找本人补签字，郭增耀于2021年3月15日开庭之时提交郭增耀与本人的聊天记录足可证明本人对该份所谓“代持协议”确不知情。郭增耀提交聊天记录中说到“怎么会是两年”，郭增耀发现所谓“代持协议”时间有误，在其声称本人为其“代持”的情况下，发现合同要素如此重大错误，郭增耀竟不告知本人，亦未催促本人更改，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郭增耀补充证据声称“足以证明代持协议由逄锦冰盖章”，对此郭增耀并未提供证据，其提供的微信与聊天记录与“代持协议由逄锦冰盖章”无任何逻辑关系。郭增耀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至今一则未提供委托合同，再则未说明“纠纷”何在，诉状内容多有不实而皆系“推测”，本人开庭提交证据后，郭增耀即当庭更改诉讼请求，其诸多做法实为不妥。今日所谓“代持协议”亦是这般，郭增耀一直试图证明所谓“代持协议”确由常江寄出，这与本人无关。钱款由李某某收取，“代持协议”由常江寄出，这就是郭增耀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本人的理由，荒谬至极。如此做法消耗彼此精力事小，浪费司法资源事大。上述事实，有收付款业务回单、支付宝转账回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通话录音光盘、《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北京中投融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情况说明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郭增耀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在探讨是否构成自己代理、双方代理、被委托方是否尽到义务等问题之前，首先应当确定双方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郭增耀提交其与李某某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与李某某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且郭增耀主张其委托李某某购买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万元理财产品，但郭增耀向法庭提交证据仅能够证明其向李某某转账99995元，后经法庭向其询问能否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委托李某某的具体事项，郭增耀未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另，李某某否认其与郭增耀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主张双方口头协议将李某某持有的理财产品20万元份额中的10万元转让给郭增耀，为证明双方的关系，李某某提交了作为管理人的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在金证明。在此情况下，郭增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李某某之间存在郭增耀委托李某某购买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万元理财产品的委托合同关系。至于郭增耀转账给李某某的99995元是何法律关系，郭增耀可另行主张，本案不予处理。郭增耀与逄锦冰之间无直接交易记录，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郭增耀提交其与逄锦冰的通话录音、《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证明，其中《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仅盖有逄锦冰的人名章，在逄锦冰否认《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郭增耀未能就其与逄锦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提交进一步的证据，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其与逄锦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在郭增耀与李某某、逄锦冰之间为同事关系、郭增耀向公司“赵总”索要款项且李某某、逄锦冰提交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称合同编号PJ-RX-5-B100-1803投资金额到期后未兑付的情况下，郭增耀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某某、逄锦冰已经收到公司退还的本金。综上，郭增耀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表述不足以证明其与李某某、逄锦冰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故，对于郭增耀要求李某某、逄锦冰返还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5月作出判决如下：驳回郭增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郭增耀向法庭提交四份证据。证据1《关于召回“品今系”相关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履职的公告》，证明本案涉及的品今公司处于高度混乱的状态，一审法院未做核实，品今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应当被采信。证据2《（2020）京0105民初62348号判决书》，证明涉案的所谓理财产品被法院认定为民间借贷，一审法院基本事实不清。证据3《赵龙致郭增耀律师函》，证明郭增耀不认可律师函中的说法，另外，律师函中赵龙的说法和李某某、逄锦冰一审中的说法不一致，一审事实认定不清。而且，李某某、逄锦冰始终未能出示公司给李某某的转账记录。证据4《北京电视台的设计品今公司的视频》。证明品今公司严令禁止拼单、代持，不会对拼单、代持的投资者负责，这和一审中李某某、逄锦冰出示的证明不一致。针对郭增耀提交的上述证据，李某某、逄锦冰表示在二审开庭之前郭增耀并未提交法院，也未邮寄李某某、逄锦冰，郭增耀提交的证据属于证据突袭。同时，李某某、逄锦冰进行了质证。认为四份证据仅是材料而非“证据”，对其真实性均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也不认可郭增耀证明目的。针对郭增耀在二审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已为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案件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故郭增耀所提交的判决书不应作为证据。郭增耀所提交的全部证据，相关证明目的均与本案争议的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对郭增耀所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逄锦冰向法庭提交证据《消费单》，证明逄锦冰2020年4月25日有二笔消费，收款方分别为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公司和百世邻里，上述两公司的所在地均在北京，逄锦冰本人在北京实际扫码支付。针对逄锦冰在二审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郭增耀进行质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李某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是否真实缺乏必要的关联，对该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李某某二审诉讼中未提交证据。另查，本案各方确认：涉案当事人均曾为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为同事关系。100万元为《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的最低投资额限度。本院查明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郭增耀主张其与李某某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内容为委托理财。但双方之间既未签订委托合同，郭增耀作为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一方亦未提交充分证据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成立予以证明。一审诉讼中，郭增耀提交其与李某某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与李某某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但根据该证据，仅能确认郭增耀曾委托李某某转款的事实。而委托转款的法律性质，与委托理财存在重大差异。郭增耀在起诉状中，对涉案法律关系的描述为：郭增耀与李某某、逄锦冰达成合意，由郭增耀出资10万元，李某某收款，逄锦冰代郭增耀购买《品金．锐享-股票投资5号》。根据郭增耀对起诉依据的陈述，其对于李某某在其所主张的委托法律关系中所起作用仅为收款，或转款。即郭增耀虽主张与李某某、逄锦冰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但其自行陈述内容实际已经否认李某某作为委托理财关系中受托人的地位和作用。郭增耀所提交的证据，包括二审证据，均不能证明李某某是其所指称的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受托人。郭增耀上诉称，其有理由认定，李某某以代持协议为由，与业务员常江配合，诱导郭增耀投资等。郭增耀在诉讼中的思路存在矛盾之处，其主张权利的依据为其与李某某、逄锦冰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而其对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的理解明显存在误解。一方面，郭增耀在区分所称受托人的作用时，表示李某某收款、逄锦冰代郭增耀购买产品。另一方面，郭增耀又称李某某在产品到期后，完全没有履行受托责任。如果李某某仅负责收取郭增耀的投资款，其在转款事项完毕后，所负义务即告终结。如果李某某在投资到期后需承担还款义务，则李某某应为该投资的受托人。同时郭增耀又称李某某将相应投资份额卖给郭增耀。郭增耀明显混淆了“受托转款”、“受托理财”与“转让投资份额”之间的基本区别。概念的混淆造成了郭增耀权利主张依据不清，无法举证证明的状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郭增耀关于请求法院判令李某某返还其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并无不妥。对郭增耀关于与李某某形成委托理财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郭增耀主张其与逄锦冰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内容为逄锦冰代郭增耀购买《品金．锐享-股票投资5号》。郭增耀提交《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以该代持协议仅盖有逄锦冰的人名章，在逄锦冰否认《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郭增耀未能就其与逄锦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提交进一步的证据，进而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故在郭增耀已经提交初步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明确约定：“就郭增耀实际出资份额，逄锦冰就郭增耀指定的股票基金的名义受托人，逄锦冰为郭增耀的利益在股票基金中代郭增耀持有实际出资份额，逄锦冰、郭增耀为各自出资份额的实际所有人。因投资股票基金所产生的投资风险，由逄锦冰、郭增耀按照各自出资份额所占的比例分摊承担。”该协议同时约定仲裁管辖条款。因协议将逄锦冰表述为“名义受托人”，并确认逄锦冰、郭增耀均为其投资的“实际所有人”，同时设定风险分担原则，故应确认逄锦冰并非实际受托人。实践中，代持法律关系与委托关系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代持关系设定的目的在于隐匿实际出资人身份，因特定限制的存在，或当事人的特别考虑，隐名人需要以显名人代替其持有投资份额；而委托关系设定并不以隐匿出资人身份为目的，而是出资人需要借助受托人的专业知识，以受托人的工作代其完成投资事宜。除以上协议关于“名义受托人”、“代持”的约定外，二审庭审中，各方均确认涉案投资最低额度为100万元的事实，使本院倾向于认定涉案法律关系为代持，而非委托理财关系。涉案投资的基金管理人为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逄锦冰、郭增耀、李某某均为该公司员工。在此情况下，郭增耀就涉案投资委托同为基金管理公司的同事进行理财缺乏合理性。实际履行中，郭增耀直接向公司“赵总”索要投资款项，同样不符合委托关系的特征。根据该公司确认三人投资的持有人为逄锦冰，以及三人各自的投资份额的事实，应确认本案三人之间的关系为借用逄锦冰名义（代持）的共同投资关系。郭增耀主张与李某某、逄锦冰成立委托理财关系，请求法院判令逄锦冰、李某某返还其出资并支付利息损失，并提供《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作为其主张的证据。该主张与举证行为本身亦存在矛盾之处。其一，李某某并非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表述为郭增耀与逄锦冰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二，协议约定：因投资股票基金所产生的投资风险，由实际投资人按照各自出资份额所占的比例分摊承担。因郭增耀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某某、逄锦冰已经收到公司返还的本金及收益，对协议真实性的确认，实际构成了无法支持郭增耀诉讼主张的依据。其三，协议约定了仲裁条款，郭增耀依据协议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存在程序性的障碍。郭增耀不能就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其诉讼依据的矛盾之处，决定了其不能就其主张举证证明。郭增耀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包含有大量举证质证内容，有诸多不实之处。除部分内容一审法院举证分配有误外，其余证据采信并无不当。郭增耀的诉讼思路与其举证行为不一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所述，郭增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0．00元，由郭增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谷绍勇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甘义军书 记 员 刁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