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40民终1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巩留县宇浩大酒店，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二区新华东路天恒嘉苑商住小区。 经营者：邓小春，男，197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巩留县优洗洗干洗店，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三区幸福路永顺鑫通源商住区E-10。 经营者：邹晓平，男，197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新疆枫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巩留县宇浩大酒店（以下简称宇浩大酒店）因与被上诉人巩留县优洗洗干洗店（以下简称优洗洗干洗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巩留县人民法院（2021）新4024民初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宇浩大酒店的经营者邓小春，被上诉人优洗洗干洗店的经营者邹晓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宇浩大酒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按原约定的单价计算洗涤费，并扣除已付洗涤款14，311元。事实和理由：经核实，案涉收货清单确系其工作人员签收，但清单未注明单价，应按双方原约定的洗涤价格计算并开具发票。其于2019年2月2日、2019年4月21日已分别向优洗洗干洗店支付洗涤款9311元、5000元，合计14，311元，应从欠款中予以扣除。 优洗洗干洗店辩称，一、宇浩大酒店在一审庭审时对单价并未提出异议，单价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洗涤费是按2018年双方协商的调整后的价格收取，不存在多算问题。二、一审判决已对2019年2月2日、2019年4月21日及2019年5月9日所涉的三笔款项作出处理，该三笔款项均为2018年度洗涤费结算额，不应予以扣除。 优洗洗干洗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宇浩大酒店支付拖欠的布草洗涤费47，493元及利息342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从2019年7月10日至2019年9月10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日宇浩大酒店转账支付邹晓平洗涤费9311元；2019年4月21日宇浩大酒店转账支付邹晓平洗涤费5000元；2019年5月9日宇浩大酒店转账支付邹晓平2019年1月洗涤费6144元。2019年3月8日优洗洗干洗店向宇浩大酒店开具2019年2月劳务洗涤费11，174元的增值税发票，附2月洗涤报表；2019年4月9日优洗洗干洗店向宇浩大酒店开具2019年3月劳务洗涤费7412元的增值税发票，附3月洗涤报表；2019年5月7日优洗洗干洗店向宇浩大酒店开具2019年4月劳务洗涤费7868元的增值税发票，附4月洗涤报表；2019年6月8日优洗洗干洗店向宇浩大酒店开具2019年5月劳务洗涤费7265元的增值税发票，附5月洗涤报表；2019年7月8日优洗洗干洗店向宇浩大酒店开具2019年6月劳务洗涤费10，375元的增值税发票，附6月洗涤报表；2019年8月6日优洗洗干洗店向宇浩大酒店开具2019年7月劳务洗涤费3397元的增值税发票，附8月洗涤报表。 另查明，宇浩大酒店陈述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酒店的布草洗涤由酒店自行洗涤，于2019年7月后酒店的布草交由“巩留县优源洗涤中心”洗涤。 庭审中，优洗洗干洗店提交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9日印有“新优源洗涤中心”字样的（白票存根），洗涤单位备注为“宇浩”，收取（签名）处签邹或吕，送取（签名）处多签封心军或吕新梅，赵燕、宋星星、古再丽阿衣在部分日期的洗涤清单上签名；该洗涤物品清单票据为一式两联，其中白票为存根，红票为顾客联。宇浩大酒店认可封心军和吕新梅等人曾是酒店工作人员，但认为封心军和吕新梅等人不负责酒店布草物品的洗涤工作，洗涤票据上印“新优源洗涤中心”字样，并不是优洗洗干洗店的名字，无法证明其与优洗洗干洗店于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优洗洗干洗店与宇浩大酒店之间是否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根据优洗洗干洗店经营者邹晓平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中宇浩大酒店转账洗涤费备注，可以认定2019年1月前双方存在布草洗涤服务合同关系，这与宇浩大酒店陈述双方之间不存在洗涤业务和账目往来相矛盾。庭审中，优洗洗干洗店提交曾是宇浩大酒店员工封心军和吕新梅等人签名的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7月9日期间的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清单存根及优洗洗干洗店给宇浩大酒店开具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的劳务洗涤增值税发票；宇浩大酒店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仅陈述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酒店的布草由酒店自行洗涤，但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优洗洗干洗店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宇浩大酒店，从证据盖然性角度看应认定双方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9日之间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依照优洗洗干洗店根据每日洗涤清单的数量开具的月洗涤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宇浩大酒店应支付优洗洗干洗店47，493元。双方对付款时间未作约定，故对优洗洗干洗店要求宇浩大酒店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宇浩大酒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优洗洗干洗店服务费47，493元；二、驳回优洗洗干洗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6元，减半收取498元，由宇浩大酒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宇浩大酒店提交证据1，加盖优洗洗干洗店印章的《酒店布草洗涤清单》3份，拟证明2018年其与优洗洗干洗店执行的是该清单上的单价；证据2，巩留县优源洗涤中心原合作人苟志强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其与巩留县优源洗涤中心2018年重新签订合同时约定的洗涤价款没有变动，至今仍与该中心履行合同。 优洗洗干洗店质证认为，证据1虽然清单上所盖印章系本干洗店的，但实际日期并非2018年、2019年，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2签订合同的事实认可，但不认可对方证明目的，其与巩留县优源洗涤中心已于2018年4月解除合作关系，其与宇浩大酒店达成口头协议变更了价格。 本院认证认为，宇浩大酒店提交的证据1上手写日期，因优洗洗干洗店不予认可，庭审中宇浩大酒店亦认可《酒店布草洗涤清单》上的日期系其工作人员所写，且证据1中1月份洗涤清单与一审卷131页宇浩大酒店提交的2016年的洗涤清单内容一致，但未添加日期，故本院对该证据添加日期不予确认；证据2苟志强的证言仅能够证明苟志强与邹晓平合作期间的洗涤价格与双方解除合作后，苟志强与宇浩大酒店之间的合同价格一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优洗洗干洗店提交证据1，其与案外人签订的洗涤合同6份及调价通知书1份，拟证明其与其他酒店均按调整后的单价签订的合同，2018年与宇浩大酒店亦是按照该单价执行；证据2，2019年2月14日增值税发票1张、2019年1月《酒店布草洗涤清单》1份、2019年1月1日至1月31日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31张，拟证明双方按调整后的价格实际执行洗涤费标准，2019年1月洗涤费为11，144元，该数额与一审判决书查明的“2019年4月21日宇浩大酒店转账支付邹晓平5000元、2019年5月9日宇浩大酒店转账支付邹晓平2019年1月洗涤费6144元”数额相吻合，证实2019年4月21日宇浩大酒店支付的5000元系2019年1月份洗涤费；证据3，2019年1月6日税务发票1张、2018年12月《酒店布草洗涤清单》1份、2018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31张，拟证明双方按调整后的价格实际执行洗涤费标准，2018年12月洗涤数量及洗涤款总价值是9551元，该笔费用系宇浩大酒店上诉状所述“2019年2月2日支付的9311元洗涤费”；证据4，2018年6月6日税务发票、2018年5月《酒店布草洗涤清单》各1份及2018年5月1日至5月30日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30张，2018年10月9日税务发票、2018年9月《酒店布草洗涤清单》各1份、2018年9月1日至9月30日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30张。拟证明从2018年5月开始，双方按调整后的价格实际执行洗涤费标准。 宇浩大酒店质证认为证据1系优洗洗干洗店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与其无关，并否认收到调价通知；对证据2、3、4中的发票及除2019年1月的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中第二张落款为“2018年1月2日”的票据以外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3、4中的《酒店布草洗涤清单》无其签字，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优洗洗干洗店提交的证据1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及调价通知，宇浩大酒店不予认可，且调价通知与优洗洗干洗店自认双方达成的系口头调价协议不符，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因宇浩大酒店对优洗洗干洗店提交的证据2、3、4中的税务发票及除2019年1月的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中第二张落款为“2018年1月2日”的票据以外的票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另落款为“2018年1月2日”的票据编号与其前后票据编号连贯，应认定“2018”系笔误，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2、3、4中的《酒店布草洗涤清单》，系优洗洗干洗店单方面制作，虽没有加盖宇浩大酒店印章，但《酒店布草洗涤清单》上的洗涤数量与优洗洗干洗店提交的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相吻合，本院对该洗涤清单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优洗洗干洗店每日向宇浩大酒店开具一式两联的每日洗涤清单，并经宇浩大酒店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优洗洗干洗店自2015年至2019年1月31日每月向宇浩大酒店提供税务发票《酒店布草洗涤清单》，税务发票销售方载明的有优洗洗干洗店、巩留县新优源商贸有限公司、巩留县优源洗涤中心不同名称。宇浩大酒店已付清2015年至2019年1月31日前的洗涤费用。 再查明，优洗洗干洗店于2015年1月13日设立，经营者为邹晓平。2016年邹晓平与苟志强合作成立巩留县优源洗涤中心。2018年3月邹晓平与苟志强终止合作。2018年4月18日邹晓平注册成立巩留县新优源商贸有限公司，其妻子吕盼盼为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目前已注销。 2019年5月9日宇浩大酒店尾号为10203的银行卡账号向邹晓平尾号为75373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账6144元，注明“巩留县宇浩大酒店2019年1月洗涤费”。二审中，宇浩大酒店亦自认2019年5月9日向优洗洗干洗店支付的6144元系2019年1月的洗涤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自2018年5月变更洗涤价格；2.2019年2月2日、2019年4月21日宇浩大酒店向优洗洗干洗店支付的洗涤款应否予以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优洗洗干洗店主张双方于2018年5月起协议变更洗涤单价，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优洗洗干洗店就其主张提供了2018年5月、9月、12月及2019年1月的《酒店布草洗涤清单》、每日洗涤数量物品清单票据，并提供延后一个月的相应税务发票，《酒店布草洗涤清单》所列洗涤物品数量与每日洗涤清单相吻合，《酒店布草洗涤清单》所列单价及数量合计价款与税务发票金额相吻合，且宇浩大酒店认可其收到2015年至2019年1月31日的税务发票并按发票金额付清洗涤费用，上述证据与宇浩大酒店自认事实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双方对变更洗涤单价已形成合意，宇浩大酒店实际已按变更后的价格履行了付款义务。宇浩大酒店虽提出应按原合同价支付剩余洗涤费，并提交《酒店布草洗涤清单》及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但因宇浩大酒店在《酒店布草洗涤清单》上自行添加日期，优洗洗干洗店对该日期不认可，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能证明双方仍按原合同价格计算洗涤费。苟志强的证言虽然能够证明苟志强与邹晓平合作期间的洗涤价格与双方解除合作后，苟志强与宇浩大酒店之间的合同价格一致，不能依此证明苟志强与邹晓平合作终止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履行的洗涤价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宇浩大酒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宇浩大酒店关于应按双方原约定的洗涤单价计算洗涤费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宇浩大酒店主张其于2019年2月2日、2019年4月21日分别向优洗洗干洗店支付的9311元、5000元，合计14，311元，系2019年的洗涤费预付款，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宇浩大酒店就此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及至本案作出判决前仍未提交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通过双方交易习惯看，双方结算方式系按月结算付款，优洗洗干洗店当月出具上月洗涤费发票后，宇浩大酒店再付款。2019年5月9日宇浩大酒店向邹晓平转账支付注明为“巩留县宇浩大酒店2019年1月洗涤费”的6144元，以及宇浩大酒店自认该笔款项为支付优洗洗干洗店2019年1月的洗涤费，均与其陈述2019年2月2日、2019年4月21日的两笔款项系支付2019年的洗涤费预付款相悖，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亦不符合常理。故宇浩大酒店要求冲减该两笔款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优洗洗干洗店每日洗涤清单的数量开具的月洗涤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判令宇浩大酒店向优洗洗干洗店支付洗涤费47，493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巩留县宇浩大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元，由巩留县宇浩大酒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凤 审 判 员  王国彪 审 判 员  马雯欣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邹 洁 书 记 员  孟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