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0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佳，女，198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甫家一路东段689号。法定代表人：徐鲁，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岸，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永佳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1）川0114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永佳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1）川0114民初13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李永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华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华宇公司提供虚假证据，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及事实视若无睹、置若罔闻，涉嫌枉法裁判。一审庭审中双方均提供了《保利中石油项目-保利爱尚里三期公寓项目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作为各自证据。李永佳的认购书是由华宇公司提供格式文本，上面有李永佳签字、手指按印及华宇公司公章。认购书的物业类型“公寓”也与宣传资料、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件中提及的“住宅”“公寓”字样互为呼应。李永佳提供的认购书的式样与内容均合法合情合理。而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存在以下疑点：a、没有李永佳手指按印；b、物业用途未进行任何勾选。在一份独页形式的认购书上，在物业类型（住宅、别墅、商铺、写字楼、停车位）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均不确认物业类型，这种情形极为不合理；基于对认购书真实性的质疑，李永佳提供了涉案合同项目中其他几位业主的认购书图片（均由相应业主提供给李永佳），该几份认购书内容与李永佳的认购书一致，用于证明李永佳的认购书真实性，反证了华宇公司认购书的不真实性。华宇公司提供虚假的认购书，是为了对抗李永佳的诉讼请求。因为认购书是李永佳证明华宇公司欺诈的完整证据链中的关键环节，李永佳手中的认购书上物业类型包括（住宅、公寓、商铺、写字楼、停车位），确认的物业类型为公寓。如果华宇公司是诚实告知李永佳真实物业类型，那么勾选的物业类型应为写字楼，而不是公寓。那么李永佳也不会签订买卖合同，不会进行购买。而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中，物业类型包括（住宅、别墅、商铺、写字楼、停车位），物业类型没有进行任何确认。华宇公司将关键证据的关键字眼进行了掉换，一方面佐证了华宇公司的欺诈，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华宇公司明知自己有错，利用虚假证据来对抗李永佳的诉讼请求，妨碍司法公正。二、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主要事实没有查清。（一）对华宇公司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进行欺诈销售的事实没有查清。一审未查明以下事实：1.《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章第十五条第（二）项“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第十八条“（四）4.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按买受人购买的【√套】【×幢】发放《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华宇公司在李永佳2020年8月下旬收房时，向李永佳提供了《住宅使用说明书》，由此证明华宇公司认同以上条款内容，即确认案涉项目为住宅性质。2.《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条：“（四）1.该商品房室内空气质量符合【√国家】【×地方】标准，标准名称：住宅设计规范，标准文号：GB50096-2011。2.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建筑隔音情况符合【√国家】【×地方】标准，标准名称：住宅设计规范，标准文号：GB50096-2011。”根据华宇公司提供的国家建设部JGJ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中6.2.2及4.4.2规定：“6.2.2室内空气质量各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的要求。6.4.2办公建筑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标准(计权隔声量dB)应符合表6.4.2的规定…”，案涉合同项目按照实际建筑性质，其空气质量、建筑隔声应按上述规定执行，而非住宅设计规范。由此证明华宇公司违反法规，确认案涉项目为住宅性质。3.《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一条：“（一）商品房实行保修制度。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自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该商品房为非住宅的，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详细约定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内容。关于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的约定，见附件八。”华宇公司在补充协议七中第8条写明出卖人应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及国家、地方有关部门规定的维修方式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故华宇公司在合同与补充协议中互为呼应，证明华宇公司认同相应条款内容，即确认案涉项目为住宅性质。4.补充协议封页字样为“公寓”，全文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5.补充协议第六条第20点中提及“合同第十八条所约定的‘用电卡’仅适用于住宅（含公寓），其他用途的房屋不存在用电卡的交付”。华宇公司在2020年8月下旬向李永佳交房时，进行了用电卡的交付。该行为证明华宇公司认同该条款，即确认所售物业类型为住宅。6.合同附件封页字样为“公寓”，通篇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7.合同附件五“（一）1.住宅楼内水、电......”，这是合同附件中唯一次提及物业类型。综上，商品房买卖合同虽为格式合同，但应按照实际项目性质填写相关内容。华宇公司作为建筑行业专业企业，理应了解并严谨执行。但在华宇公司出具的合同中却屡次出现关键内容（办公还是住宅）的不一致性。华宇公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件中大量频繁提及“公寓”、“住宅”字样，对实际项目性质“办公”仅有一次提及。华宇公司作为建筑行业专业企业，无理由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华宇公司以“公寓”、“住宅”字样诱使李永佳相信华宇公司所售物业类型为住宅，从而达到销售目的。华宇公司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二）对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进行欺诈销售的事实没有查清。1.一审法院认定的补充协议第一条属于推卸责任的霸王条款，一审法院非但不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反而将其作为认定事实，对华宇公司的违法行为听之任之。2.一审法院对于李永佳提交的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资料视若无睹，未进行恰当认定。该宣传资料对双方订立合同有关键性影响。一审法院漠视弱者的合法民事权益，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受众对象是20岁左右的年青人。该年龄段的人群从经济状况、工作经验、社会阅历上判断，购买居住类建筑的需求远大于购买办公类建筑的需求；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文案中丝毫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通篇使用的是“米墅”、“别墅”、“寓”、“公寓”、“居住”、“首付十万起，让家的温馨成为现实存在”、“2017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许多人直呼自己被平均”。华宇公司不仅大量使用住宅类词汇，而且援引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住宅数据来佐证自己的宣传。由此可见，华宇公司将实际为“办公”性质的项目伪装成“住宅”性质进行宣传；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视频中丝毫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是以居住功能进行项目宣传；综上所述，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从受众对象、使用文字、内容表达等方面均可认定是以居住功能而非办公功能进行宣传。李永佳正是基于华宇公司宣传的居住功能进行了认购，对合同的订立有重大影响。3.一审法院对于李永佳提出用于证明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违法违规的法律依据视若无睹，只字不提，将华宇公司的霸王条款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偏颇华宇公司一方，损害法律尊严，引用的国家建设部JGJ6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中公寓式办公楼的主体为办公楼，与宣传资料中的“别墅”、“公寓”并非为同一主体，两者不能等同；华宇公司证明自身宣传合法的目的不能成立。显然华宇公司是虚假宣传。华宇公司提供的国家建设部JGJ6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中的术语部分，将办公建筑划分为了办公建筑、公寓式办公楼、酒店式办公楼、综合楼、商务写字楼、开放式办公室、半开放式办公室、单元式办公室、单间式办公室九类。结合案涉项目在《新都区规划管理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通知书》中载明合同项目为商务办公”，应认定案涉项目类型属于商务写字楼，而非公寓式办公楼。公寓和办公楼是不同的主体，即酒店式公寓的主语是公寓，公寓式办公楼是办公楼，所以两者截然不同，华宇公司所提供案涉项目属于公寓式办公楼不等同于其宣传的办公楼。综上所述，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不符合案涉项目的实际建筑功能，明显是虚假宣传，不符合法规规定。4.成都市规划管理局、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在2017年4月21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中，第一条、第四条明确规定，第一条：“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含商兼住、住兼商项目中的商业、办公部分）应严格按照规划用地性质及规划许可开发、建设、销售、使用，严禁擅自改变为居住用途”；第四条：“对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规宣传房屋为可以用于居住，不得出现酒店式公寓、商务公寓等违规宣传用语”。由此可见，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违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第三十一条，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允诺具体确定，并对本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买卖双方均视为要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对宣传资料的效力进行了规定，不应因华宇公司在补充协议和宣传资料上的责任规避条款失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商品房销售宣传广告，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本案中，华宇公司在明知案涉项目实际建筑功能为“商务办公”的前提下，提供给李永佳的宣传资料、认购书、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件、使用说明书中大量频繁的使用“公寓”“住宅”等住宅类建筑使用词汇，对实际项目性质“办公”仅有一次提及，华宇公司作为建筑行业专业企业，无理由会出现关键内容（办公还是住宅）不一致的低级错误，足见华宇公司是故意利用虚假信息诱骗李永佳去购买其房产。一审法院忽视李永佳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应以形式，而应以事实进行判断。李永佳虽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却是因为华宇公司有意欺诈，才与华宇公司订立合同，并且一直以为华宇公司所售物业为居住类公寓，并不知道真实物业性质为商务办公（商务办公不是公寓式办公）。受华宇公司欺诈订立合同的并非只有李永佳一人，2020年10月10日业主群发出案涉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通知书，至此李永佳才相信华宇公司所售物业为商务办公，随即去新都区国土局查证，证实华宇公司所售物业类型为“商务办公”，后起诉。综上所述，华宇公司存在明显违法的过错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李永佳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华宇公司不承担任何违法责任，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尊严。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李永佳的合法权益，请求对本案依法改判。三、华宇公司提供的是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第一款，华宇公司对“办公”形式未尽到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该条款属于格式合同的霸王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无效；在格式条款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字样，一种是办公，一种是住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8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提供人不利的解释。四、根据《房产广告发布规定》第3条、第4条、第9条的规定，华宇公司的宣传广告是违法的，因对房屋基本性质进行了更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26条、第28条、第44条、第56条的规定，案涉项目的销售方是华宇公司，其是《广告法》所认定的广告主，其应当对广告的真实性进行负责，华宇公司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案涉房屋最大的争议就是使用性质，因涉及到房屋的性能，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应当清楚明确。综上，华宇公司展示的广告内容属于虚假广告，现对使用房屋造成了实质性影响。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则，华宇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第56条第6款，本案属于民事案件，所以华宇公司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华宇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永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李永佳提出的华宇公司提供虚假证据的问题，华宇公司不予认可；且李永佳未有证据证明华宇公司提供的证据为虚假证据。关于《认购书》的问题，我方正规的《认购书》应当明确载明“销售代理公司、销售代表、复核人、开发商审核人”，但李永佳在原审中提交的《认购书》中均没有相关内容，故华宇公司对李永佳提交的《认购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华宇公司在一审中已经表明观点。即使二审法院认为李永佳提供的《认购书》系真实有效，但基于《认购书》的法律性质为预约合同，正式的买卖合同才为本合同。预约合同系当事人为特定行为义务而不是对行为结果的直接确认，正式的买卖合同才是双方最终的直接确认，故基于双方在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载明房屋的规划用途为办公，所以李永佳的以上陈述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及主张。二、关于李永佳提到的华宇公司欺诈的问题，华宇公司不予认可：1.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华宇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即第7组证据明确说明其他住宅和非住宅的商品房屋均参照该规定执行，即所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有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李永佳仅以华宇公司向其提供上述两份文书即认为案涉项目为住宅，系李永佳的单方片面理解；且住宅的设置规范相较于办公较严格，即对李永佳没有损失，更加便于李永佳的使用，故李永佳的陈述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2.华宇公司并不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及《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载明宣传资料不作为邀约和承诺，且我方针对案涉房屋的宣传资料属于商业广告，系对案涉房屋所在商业综合体的宣传资料，该宣传资料未对案涉房屋作出具体、确定的要求，该宣传资料不属于要约，而属于要约邀请，该宣传资料不能作为购房合同的组成部分；且在《补充协议》中华宇公司已经用黑体加粗的形式对该条款进行了提示，华宇公司已尽到了提示义务。该房屋建筑功能为公寓式办公用房，根据建设部建筑办公设计规范明确载明了公寓式办公楼只有统一物业管理，根据使用要求可以由一种或者数种单位构成，故即使华宇公司在向李永佳推销、宣传案涉房屋时，宣传资料中标明卧室、公寓字样，并在宣传资料中展示配有床、空调、沙发、厨房等，该宣传亦符合案涉房屋公寓办公楼的要求，华宇公司的宣传符合法律规定，且李永佳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华宇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形。案涉房屋载明的用途为办公，该合同所载明的用途符合案涉房屋实际的建筑功能，李永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法律法规或其他政策性文件对该房屋允许人员留宿有禁止性规定，故案涉房屋与本案李永佳所主张的购买案涉房屋用于公寓居住的合同目的并不违背。欺诈是指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让对方作出虚假表示等，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买卖合同摘要内容来看，保利公司已经将案涉房屋所在项目的预售许可证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予以告知，李永佳可以不通过华宇公司就了解到相关情况，即案涉项目的性质。结合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预售许可证取得的时间早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故华宇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李永佳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三、本案的撤销权已经消灭，案涉的相关合同不应被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2条，李永佳在签署该《房屋买卖合同》时已明知该房屋的用途是办公，其签订日期为2018年1月17日。其在知情的情况下并未在签订合同后一年内的时间内行使撤销权，目前撤销权已消灭，而不是李永佳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其在2020年9月16日才知晓该事实。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李永佳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李永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李永佳与华宇公司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相关附属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4日，华宇公司与李永佳签订《保利中石油项目-保利爱尚里三期公寓项目认购书》。2018年1月17日，华宇公司（出卖人）与李永佳（买受人）签订《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保利爱尚里项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公寓）》及《保利爱尚里项目（公寓）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主合同第一条“商品房项目建设依据”第（二）款载明：“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所占用的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5年2月11日”；主合同第四条“商品房基本情况”第（二）款载明：“签订本合同时，该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办公”；补充协议第一条“承诺与保证”第4款载明：“出卖人与买受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均以合同及本协议的约定为准，出卖人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户外路牌、楼书、海报、宣传品及网络等媒体或其他方式发布的广告、宣传资料、楼盘模型、户型模型、示范单位等各种宣传载体中的所有照片、资料数据、规划指标、尺寸标注、分区布局、小区景观、文字介绍、区域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的介绍等，均包含有形象艺术宣传或可能调整等未确定成分，凡未列入合同、附件、本补充协议之中的，不作为要约和承诺，对出卖人没有约束力，买受人不得援引其中任何内容或信息以解释任何事项，或据以提出任何主张或要求……”。合同签订后，李永佳向华宇公司支付了首付款，并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了剩余购房款。2018年2月5日，双方就案涉房屋办理合同签约备案登记，备案号为xx。《新都区规划管理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知书》记载，保利爱尚里（三期）项目的项目类型为商业、办公。一审法院认为，民事合同系当事人订立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由意思表示，依法成立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相对人均应按照合同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李永佳以华宇公司进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为由，对其与华宇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关系主张行使法定的撤销权，故一审法院应对本案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情形及撤销权是否消灭进行审查。李永佳与华宇公司签订的主合同上明确记载案涉房屋系办公用途、土地用途系商业用地，尽管李永佳述称于2020年8月收房后才知晓案涉房屋系办公楼，但李永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述称情况。一审法院结合现有证据进行综合考量，亦无法得出李永佳因华宇公司作出的行为导致其在签订合同时未注意房屋用途的结论，且李永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对房屋基本信息尽到合理的注意。故在签订合同时，李永佳应当知道案涉房屋系办公用途、土地用途系商业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之规定，受欺诈方有权以欺诈为由向法院请求予以撤销合同，但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该一年即法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据此，因主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从该时间开始计算直至李永佳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之日止，时间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撤销权已消灭。故对李永佳主张撤销主合同及相关附属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永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减半收取），由李永佳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另，李永佳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申请书》申请证人尹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尹某作为另案业主，其所有的《认购书》与李永佳的一致，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为虚假。本院经审查认为，即使尹某所有的《认购书》与李永佳的一致，也无法证明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为虚假，亦与本案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被撤销无关，故本院认为尹某没有作为证人出庭的必要，故本院不予同意。本院另查明，案涉项目“保利爱尚里三期”于2017年12月29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房屋用途为：商业、办公。华宇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案涉项目“保利·爱尚里”宣传单中有“40㎡·3.9米层高两层空间·三个次元点击进入20岁的寓”及宣传单底部有较小字体写明“本资料仅为要约邀请，所有内容及资料仅供参考使用，不构成合同内容”等内容；李永佳提交的《华西都市报》刊登的案涉项目“保利·爱尚里”的广告中有“20岁的米墅，首付10万起，建面约40-70㎡保利跃层小户”等内容。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纠纷发生于民法典施行之前，故仍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李永佳的诉讼请求为撤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附属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认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本案应审查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法定撤销的情形。李永佳上诉主张华宇公司因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欺诈是指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由此，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欺诈行为、欺诈故意、相对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继而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首先，华宇公司有无欺诈行为和欺诈故意。本院认为，华宇公司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两份证书上明确显示所售涉案项目类型、房屋用途为“商业、办公”，华宇公司与李永佳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也明确约定案涉房屋所占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5年2月11日，案涉房屋用途为“办公”，因此华宇公司并没有欺诈行为和欺诈故意。其次，李永佳有无因华宇公司行为陷入错误继而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本院认为，李永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动用四十余万元的大额资产购买房产，应当尽到较高的审慎审查义务以减少风险，李永佳称其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时匆忙情况下签字而未查看合同明文约定的房地产用途为办公的条款，李永佳在看房、协商以及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均没有考虑和核实“房屋用途”这一决定是否购房的关键因素，时隔两年半以后才以房屋用途受欺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有违常理。李永佳上诉主张华宇公司在案涉项目宣传资料中有突出公寓性质及居住功能的宣传，《认购书》中勾选物业用途为“公寓”，《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多处出现“住宅”等字样，《补充协议》封面及内容中出现“公寓”字样以及华宇公司向其交付了《住宅使用说明书》等，本院认为，第一，对于宣传资料和广告，华宇公司既未在宣传资料和广告明确载明案涉房屋性质是公寓或住宅，也没有对房屋和相关设施作出具体确定的允诺，同时，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出卖人所发布的广告、宣传资料等内容，凡未列入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中的，不作为要约和承诺，对出卖人没有约束力，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本院认定宣传资料和广告不构成要约。关于宣传资料和广告中提及的“寓”字眼及居住功能，华宇公司的宣传用语有可能会让李永佳联想到公寓，有不当之处，但华宇公司的上述行为不足以成为李永佳降低其自身应负较高审慎审查义务的理由，李永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签署法律文书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预见和风险评估，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第二，关于《补充协议》封面及内容中有“公寓”字样，华宇公司使用“公寓”确实存在用语不当之处，但这并不是描述和确认案涉房屋的用途。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中出现“住宅”字样，因该合同系行政机关拟定的示范文本，办公性质的房屋与住宅性质的房屋统一适用，部分系假设商品房为住宅作出的示范性的约定，部分系按照住宅标准约定的相关质量标准，亦不是描述和确认案涉房屋的用途的内容。第三，华宇公司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中“其他住宅和非住宅的商品房屋，均参照该规定执行”之规定向李永佳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李永佳仅以华宇公司向其提供上述文书中名称为“住宅”，即认为案涉房屋性质为住宅，系李永佳的单方片面理解。第四，《认购书》中勾选物业用途为“公寓”的问题，李永佳与华宇公司均提交了有李永佳签字及华宇公司盖章的《认购书》，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认购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在审理中均认为对方的《认购书》为虚假，但也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方系伪造证据，两份《认购书》存在物业用途类型及是否勾选为“公寓”以及是否有甲方复核人、审核人签字、备注内容是否为手写等不同，故本院对于两份《认购书》中不一致的内容，均不予认可。综上，本院认为华宇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隐瞒事实真相或故意告知虚假事实，华宇公司不构成欺诈。故本院对于李永佳主张因华宇公司欺诈而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属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永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永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俊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蔡诗言书 记 员  李 青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10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佳，女，198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甫家一路东段689号。法定代表人：徐鲁，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岸，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永佳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1）川0114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永佳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1）川0114民初13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李永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华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华宇公司提供虚假证据，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及事实视若无睹、置若罔闻，涉嫌枉法裁判。一审庭审中双方均提供了《保利中石油项目-保利爱尚里三期公寓项目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作为各自证据。李永佳的认购书是由华宇公司提供格式文本，上面有李永佳签字、手指按印及华宇公司公章。认购书的物业类型“公寓”也与宣传资料、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件中提及的“住宅”“公寓”字样互为呼应。李永佳提供的认购书的式样与内容均合法合情合理。而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存在以下疑点：a、没有李永佳手指按印；b、物业用途未进行任何勾选。在一份独页形式的认购书上，在物业类型（住宅、别墅、商铺、写字楼、停车位）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均不确认物业类型，这种情形极为不合理；基于对认购书真实性的质疑，李永佳提供了涉案合同项目中其他几位业主的认购书图片（均由相应业主提供给李永佳），该几份认购书内容与李永佳的认购书一致，用于证明李永佳的认购书真实性，反证了华宇公司认购书的不真实性。华宇公司提供虚假的认购书，是为了对抗李永佳的诉讼请求。因为认购书是李永佳证明华宇公司欺诈的完整证据链中的关键环节，李永佳手中的认购书上物业类型包括（住宅、公寓、商铺、写字楼、停车位），确认的物业类型为公寓。如果华宇公司是诚实告知李永佳真实物业类型，那么勾选的物业类型应为写字楼，而不是公寓。那么李永佳也不会签订买卖合同，不会进行购买。而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中，物业类型包括（住宅、别墅、商铺、写字楼、停车位），物业类型没有进行任何确认。华宇公司将关键证据的关键字眼进行了掉换，一方面佐证了华宇公司的欺诈，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华宇公司明知自己有错，利用虚假证据来对抗李永佳的诉讼请求，妨碍司法公正。二、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主要事实没有查清。（一）对华宇公司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进行欺诈销售的事实没有查清。一审未查明以下事实：1.《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章第十五条第（二）项“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第十八条“（四）4.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按买受人购买的【√套】【×幢】发放《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华宇公司在李永佳2020年8月下旬收房时，向李永佳提供了《住宅使用说明书》，由此证明华宇公司认同以上条款内容，即确认案涉项目为住宅性质。2.《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条：“（四）1.该商品房室内空气质量符合【√国家】【×地方】标准，标准名称：住宅设计规范，标准文号：GB50096-2011。2.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建筑隔音情况符合【√国家】【×地方】标准，标准名称：住宅设计规范，标准文号：GB50096-2011。”根据华宇公司提供的国家建设部JGJ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中6.2.2及4.4.2规定：“6.2.2室内空气质量各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的要求。6.4.2办公建筑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标准(计权隔声量dB)应符合表6.4.2的规定…”，案涉合同项目按照实际建筑性质，其空气质量、建筑隔声应按上述规定执行，而非住宅设计规范。由此证明华宇公司违反法规，确认案涉项目为住宅性质。3.《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一条：“（一）商品房实行保修制度。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自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该商品房为非住宅的，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详细约定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内容。关于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的约定，见附件八。”华宇公司在补充协议七中第8条写明出卖人应按照《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及国家、地方有关部门规定的维修方式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故华宇公司在合同与补充协议中互为呼应，证明华宇公司认同相应条款内容，即确认案涉项目为住宅性质。4.补充协议封页字样为“公寓”，全文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5.补充协议第六条第20点中提及“合同第十八条所约定的‘用电卡’仅适用于住宅（含公寓），其他用途的房屋不存在用电卡的交付”。华宇公司在2020年8月下旬向李永佳交房时，进行了用电卡的交付。该行为证明华宇公司认同该条款，即确认所售物业类型为住宅。6.合同附件封页字样为“公寓”，通篇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7.合同附件五“（一）1.住宅楼内水、电......”，这是合同附件中唯一次提及物业类型。综上，商品房买卖合同虽为格式合同，但应按照实际项目性质填写相关内容。华宇公司作为建筑行业专业企业，理应了解并严谨执行。但在华宇公司出具的合同中却屡次出现关键内容（办公还是住宅）的不一致性。华宇公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件中大量频繁提及“公寓”、“住宅”字样，对实际项目性质“办公”仅有一次提及。华宇公司作为建筑行业专业企业，无理由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华宇公司以“公寓”、“住宅”字样诱使李永佳相信华宇公司所售物业类型为住宅，从而达到销售目的。华宇公司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二）对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进行欺诈销售的事实没有查清。1.一审法院认定的补充协议第一条属于推卸责任的霸王条款，一审法院非但不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反而将其作为认定事实，对华宇公司的违法行为听之任之。2.一审法院对于李永佳提交的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资料视若无睹，未进行恰当认定。该宣传资料对双方订立合同有关键性影响。一审法院漠视弱者的合法民事权益，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受众对象是20岁左右的年青人。该年龄段的人群从经济状况、工作经验、社会阅历上判断，购买居住类建筑的需求远大于购买办公类建筑的需求；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文案中丝毫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通篇使用的是“米墅”、“别墅”、“寓”、“公寓”、“居住”、“首付十万起，让家的温馨成为现实存在”、“2017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许多人直呼自己被平均”。华宇公司不仅大量使用住宅类词汇，而且援引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住宅数据来佐证自己的宣传。由此可见，华宇公司将实际为“办公”性质的项目伪装成“住宅”性质进行宣传；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视频中丝毫未提及物业类型为“办公”，是以居住功能进行项目宣传；综上所述，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从受众对象、使用文字、内容表达等方面均可认定是以居住功能而非办公功能进行宣传。李永佳正是基于华宇公司宣传的居住功能进行了认购，对合同的订立有重大影响。3.一审法院对于李永佳提出用于证明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违法违规的法律依据视若无睹，只字不提，将华宇公司的霸王条款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偏颇华宇公司一方，损害法律尊严，引用的国家建设部JGJ6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中公寓式办公楼的主体为办公楼，与宣传资料中的“别墅”、“公寓”并非为同一主体，两者不能等同；华宇公司证明自身宣传合法的目的不能成立。显然华宇公司是虚假宣传。华宇公司提供的国家建设部JGJ67-2006《办公建筑设计规范》中的术语部分，将办公建筑划分为了办公建筑、公寓式办公楼、酒店式办公楼、综合楼、商务写字楼、开放式办公室、半开放式办公室、单元式办公室、单间式办公室九类。结合案涉项目在《新都区规划管理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通知书》中载明合同项目为商务办公”，应认定案涉项目类型属于商务写字楼，而非公寓式办公楼。公寓和办公楼是不同的主体，即酒店式公寓的主语是公寓，公寓式办公楼是办公楼，所以两者截然不同，华宇公司所提供案涉项目属于公寓式办公楼不等同于其宣传的办公楼。综上所述，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不符合案涉项目的实际建筑功能，明显是虚假宣传，不符合法规规定。4.成都市规划管理局、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在2017年4月21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中，第一条、第四条明确规定，第一条：“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含商兼住、住兼商项目中的商业、办公部分）应严格按照规划用地性质及规划许可开发、建设、销售、使用，严禁擅自改变为居住用途”；第四条：“对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规宣传房屋为可以用于居住，不得出现酒店式公寓、商务公寓等违规宣传用语”。由此可见，华宇公司虚假宣传违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中第三十一条，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允诺具体确定，并对本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买卖双方均视为要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对宣传资料的效力进行了规定，不应因华宇公司在补充协议和宣传资料上的责任规避条款失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商品房销售宣传广告，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本案中，华宇公司在明知案涉项目实际建筑功能为“商务办公”的前提下，提供给李永佳的宣传资料、认购书、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件、使用说明书中大量频繁的使用“公寓”“住宅”等住宅类建筑使用词汇，对实际项目性质“办公”仅有一次提及，华宇公司作为建筑行业专业企业，无理由会出现关键内容（办公还是住宅）不一致的低级错误，足见华宇公司是故意利用虚假信息诱骗李永佳去购买其房产。一审法院忽视李永佳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应以形式，而应以事实进行判断。李永佳虽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却是因为华宇公司有意欺诈，才与华宇公司订立合同，并且一直以为华宇公司所售物业为居住类公寓，并不知道真实物业性质为商务办公（商务办公不是公寓式办公）。受华宇公司欺诈订立合同的并非只有李永佳一人，2020年10月10日业主群发出案涉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通知书，至此李永佳才相信华宇公司所售物业为商务办公，随即去新都区国土局查证，证实华宇公司所售物业类型为“商务办公”，后起诉。综上所述，华宇公司存在明显违法的过错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李永佳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华宇公司不承担任何违法责任，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尊严。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李永佳的合法权益，请求对本案依法改判。三、华宇公司提供的是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第一款，华宇公司对“办公”形式未尽到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该条款属于格式合同的霸王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无效；在格式条款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字样，一种是办公，一种是住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8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提供人不利的解释。四、根据《房产广告发布规定》第3条、第4条、第9条的规定，华宇公司的宣传广告是违法的，因对房屋基本性质进行了更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第26条、第28条、第44条、第56条的规定，案涉项目的销售方是华宇公司，其是《广告法》所认定的广告主，其应当对广告的真实性进行负责，华宇公司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案涉房屋最大的争议就是使用性质，因涉及到房屋的性能，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应当清楚明确。综上，华宇公司展示的广告内容属于虚假广告，现对使用房屋造成了实质性影响。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则，华宇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第56条第6款，本案属于民事案件，所以华宇公司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华宇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永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李永佳提出的华宇公司提供虚假证据的问题，华宇公司不予认可；且李永佳未有证据证明华宇公司提供的证据为虚假证据。关于《认购书》的问题，我方正规的《认购书》应当明确载明“销售代理公司、销售代表、复核人、开发商审核人”，但李永佳在原审中提交的《认购书》中均没有相关内容，故华宇公司对李永佳提交的《认购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华宇公司在一审中已经表明观点。即使二审法院认为李永佳提供的《认购书》系真实有效，但基于《认购书》的法律性质为预约合同，正式的买卖合同才为本合同。预约合同系当事人为特定行为义务而不是对行为结果的直接确认，正式的买卖合同才是双方最终的直接确认，故基于双方在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载明房屋的规划用途为办公，所以李永佳的以上陈述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及主张。二、关于李永佳提到的华宇公司欺诈的问题，华宇公司不予认可：1.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华宇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即第7组证据明确说明其他住宅和非住宅的商品房屋均参照该规定执行，即所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有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李永佳仅以华宇公司向其提供上述两份文书即认为案涉项目为住宅，系李永佳的单方片面理解；且住宅的设置规范相较于办公较严格，即对李永佳没有损失，更加便于李永佳的使用，故李永佳的陈述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2.华宇公司并不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华宇公司的宣传资料及《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载明宣传资料不作为邀约和承诺，且我方针对案涉房屋的宣传资料属于商业广告，系对案涉房屋所在商业综合体的宣传资料，该宣传资料未对案涉房屋作出具体、确定的要求，该宣传资料不属于要约，而属于要约邀请，该宣传资料不能作为购房合同的组成部分；且在《补充协议》中华宇公司已经用黑体加粗的形式对该条款进行了提示，华宇公司已尽到了提示义务。该房屋建筑功能为公寓式办公用房，根据建设部建筑办公设计规范明确载明了公寓式办公楼只有统一物业管理，根据使用要求可以由一种或者数种单位构成，故即使华宇公司在向李永佳推销、宣传案涉房屋时，宣传资料中标明卧室、公寓字样，并在宣传资料中展示配有床、空调、沙发、厨房等，该宣传亦符合案涉房屋公寓办公楼的要求，华宇公司的宣传符合法律规定，且李永佳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华宇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形。案涉房屋载明的用途为办公，该合同所载明的用途符合案涉房屋实际的建筑功能，李永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法律法规或其他政策性文件对该房屋允许人员留宿有禁止性规定，故案涉房屋与本案李永佳所主张的购买案涉房屋用于公寓居住的合同目的并不违背。欺诈是指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让对方作出虚假表示等，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买卖合同摘要内容来看，保利公司已经将案涉房屋所在项目的预售许可证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予以告知，李永佳可以不通过华宇公司就了解到相关情况，即案涉项目的性质。结合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预售许可证取得的时间早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故华宇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李永佳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三、本案的撤销权已经消灭，案涉的相关合同不应被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2条，李永佳在签署该《房屋买卖合同》时已明知该房屋的用途是办公，其签订日期为2018年1月17日。其在知情的情况下并未在签订合同后一年内的时间内行使撤销权，目前撤销权已消灭，而不是李永佳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其在2020年9月16日才知晓该事实。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李永佳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李永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李永佳与华宇公司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相关附属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宇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4日，华宇公司与李永佳签订《保利中石油项目-保利爱尚里三期公寓项目认购书》。2018年1月17日，华宇公司（出卖人）与李永佳（买受人）签订《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保利爱尚里项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公寓）》及《保利爱尚里项目（公寓）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主合同第一条“商品房项目建设依据”第（二）款载明：“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所占用的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5年2月11日”；主合同第四条“商品房基本情况”第（二）款载明：“签订本合同时，该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办公”；补充协议第一条“承诺与保证”第4款载明：“出卖人与买受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均以合同及本协议的约定为准，出卖人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户外路牌、楼书、海报、宣传品及网络等媒体或其他方式发布的广告、宣传资料、楼盘模型、户型模型、示范单位等各种宣传载体中的所有照片、资料数据、规划指标、尺寸标注、分区布局、小区景观、文字介绍、区域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的介绍等，均包含有形象艺术宣传或可能调整等未确定成分，凡未列入合同、附件、本补充协议之中的，不作为要约和承诺，对出卖人没有约束力，买受人不得援引其中任何内容或信息以解释任何事项，或据以提出任何主张或要求……”。合同签订后，李永佳向华宇公司支付了首付款，并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了剩余购房款。2018年2月5日，双方就案涉房屋办理合同签约备案登记，备案号为xx。《新都区规划管理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知书》记载，保利爱尚里（三期）项目的项目类型为商业、办公。一审法院认为，民事合同系当事人订立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由意思表示，依法成立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相对人均应按照合同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李永佳以华宇公司进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为由，对其与华宇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关系主张行使法定的撤销权，故一审法院应对本案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情形及撤销权是否消灭进行审查。李永佳与华宇公司签订的主合同上明确记载案涉房屋系办公用途、土地用途系商业用地，尽管李永佳述称于2020年8月收房后才知晓案涉房屋系办公楼，但李永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述称情况。一审法院结合现有证据进行综合考量，亦无法得出李永佳因华宇公司作出的行为导致其在签订合同时未注意房屋用途的结论，且李永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对房屋基本信息尽到合理的注意。故在签订合同时，李永佳应当知道案涉房屋系办公用途、土地用途系商业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之规定，受欺诈方有权以欺诈为由向法院请求予以撤销合同，但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该一年即法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据此，因主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从该时间开始计算直至李永佳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之日止，时间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撤销权已消灭。故对李永佳主张撤销主合同及相关附属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永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减半收取），由李永佳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另，李永佳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申请书》申请证人尹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尹某作为另案业主，其所有的《认购书》与李永佳的一致，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为虚假。本院经审查认为，即使尹某所有的《认购书》与李永佳的一致，也无法证明华宇公司提供的《认购书》为虚假，亦与本案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被撤销无关，故本院认为尹某没有作为证人出庭的必要，故本院不予同意。本院另查明，案涉项目“保利爱尚里三期”于2017年12月29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房屋用途为：商业、办公。华宇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案涉项目“保利·爱尚里”宣传单中有“40㎡·3.9米层高两层空间·三个次元点击进入20岁的寓”及宣传单底部有较小字体写明“本资料仅为要约邀请，所有内容及资料仅供参考使用，不构成合同内容”等内容；李永佳提交的《华西都市报》刊登的案涉项目“保利·爱尚里”的广告中有“20岁的米墅，首付10万起，建面约40-70㎡保利跃层小户”等内容。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本案纠纷发生于民法典施行之前，故仍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李永佳的诉讼请求为撤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附属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认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本案应审查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法定撤销的情形。李永佳上诉主张华宇公司因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欺诈是指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由此，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欺诈行为、欺诈故意、相对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继而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首先，华宇公司有无欺诈行为和欺诈故意。本院认为，华宇公司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两份证书上明确显示所售涉案项目类型、房屋用途为“商业、办公”，华宇公司与李永佳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也明确约定案涉房屋所占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5年2月11日，案涉房屋用途为“办公”，因此华宇公司并没有欺诈行为和欺诈故意。其次，李永佳有无因华宇公司行为陷入错误继而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本院认为，李永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动用四十余万元的大额资产购买房产，应当尽到较高的审慎审查义务以减少风险，李永佳称其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时匆忙情况下签字而未查看合同明文约定的房地产用途为办公的条款，李永佳在看房、协商以及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均没有考虑和核实“房屋用途”这一决定是否购房的关键因素，时隔两年半以后才以房屋用途受欺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有违常理。李永佳上诉主张华宇公司在案涉项目宣传资料中有突出公寓性质及居住功能的宣传，《认购书》中勾选物业用途为“公寓”，《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多处出现“住宅”等字样，《补充协议》封面及内容中出现“公寓”字样以及华宇公司向其交付了《住宅使用说明书》等，本院认为，第一，对于宣传资料和广告，华宇公司既未在宣传资料和广告明确载明案涉房屋性质是公寓或住宅，也没有对房屋和相关设施作出具体确定的允诺，同时，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出卖人所发布的广告、宣传资料等内容，凡未列入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中的，不作为要约和承诺，对出卖人没有约束力，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本院认定宣传资料和广告不构成要约。关于宣传资料和广告中提及的“寓”字眼及居住功能，华宇公司的宣传用语有可能会让李永佳联想到公寓，有不当之处，但华宇公司的上述行为不足以成为李永佳降低其自身应负较高审慎审查义务的理由，李永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签署法律文书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预见和风险评估，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第二，关于《补充协议》封面及内容中有“公寓”字样，华宇公司使用“公寓”确实存在用语不当之处，但这并不是描述和确认案涉房屋的用途。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中出现“住宅”字样，因该合同系行政机关拟定的示范文本，办公性质的房屋与住宅性质的房屋统一适用，部分系假设商品房为住宅作出的示范性的约定，部分系按照住宅标准约定的相关质量标准，亦不是描述和确认案涉房屋的用途的内容。第三，华宇公司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商品住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中“其他住宅和非住宅的商品房屋，均参照该规定执行”之规定向李永佳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李永佳仅以华宇公司向其提供上述文书中名称为“住宅”，即认为案涉房屋性质为住宅，系李永佳的单方片面理解。第四，《认购书》中勾选物业用途为“公寓”的问题，李永佳与华宇公司均提交了有李永佳签字及华宇公司盖章的《认购书》，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认购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在审理中均认为对方的《认购书》为虚假，但也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方系伪造证据，两份《认购书》存在物业用途类型及是否勾选为“公寓”以及是否有甲方复核人、审核人签字、备注内容是否为手写等不同，故本院对于两份《认购书》中不一致的内容，均不予认可。综上，本院认为华宇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隐瞒事实真相或故意告知虚假事实，华宇公司不构成欺诈。故本院对于李永佳主张因华宇公司欺诈而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属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永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永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俊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蔡诗言书 记 员  李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