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国杰，男，197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玫，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饶丽娟，女，197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前明，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国杰因与被上诉人饶丽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50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国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董国杰不应支付饶丽娟股权转让款1497726.4元、董国杰不支付利息；饶丽娟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董国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股权登记时间，且董国杰已经通知饶丽娟过户股权，且饶丽娟明确拒绝过户后双方合意解除合同，董国杰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因此认定董国杰未能履行通知义务而构成合同违约，《股权转让合同》因饶丽娟行使法定解除权而解除，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和事实。2.双方未能过户的原因系饶丽娟因为当时股权价值严重贬值而拒绝过户，饶丽娟应当承担董国杰股权贬值损失。3.董国杰从未同意支付饶丽娟股权转让款利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合意解除，但一审却认定法定解除，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且双方当事人在庭审时均不认可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也未就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的违约责任确定为民间借贷的利息标准，应当按照合同法第97条之规定确定合同解除后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应当适用民间借贷法律条款确定当事人实际损失。因此一审判决合同解除后董国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之规定向饶丽娟支付利息于法无据。3.一审认定合同解除时间为2017年7月19日，即使饶丽娟存在利息损失，也应当在合同解除之日起计算，而不是合同签订之日2015年6月2日计算，更不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规定的6%利息标准计算。三、一审判决有违公平原则。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为典型的对赌协议，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饶丽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诚实守信，作为战略投资者应当自行承担因投资不利带来的风险，而不是通过解除合同将投资风险转嫁至董国杰，法院判决合同解除以及合同解除以后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故一审判决合同解除，由董国杰退还全部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自合同签订之日其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标准支付利息，无疑加重了董国杰的义务，有违公平公正原则。四、判决书落款日期在最后一此次庭审时间之前，一审未查明事实即作出判决，程序违法。饶丽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董国杰的上诉请求和意见。饶丽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饶丽娟与董国杰于2015年6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6年4月解除；2.判决董国杰向饶丽娟退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5年6月1日起计算到2016年4月1日）；3.判决董国杰向饶丽娟支付违约金（以2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为标准，自2016年4月2日支付到实际支付之日止）；4.董国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日，董国杰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饶丽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在中通公司所持股权按照1亿元的估值的2%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乙方受让甲方转让的股权后，持有中通公司40万股股权，每股为5元，总计投资本金为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按本条2计算，已于2015年6月1日前由乙方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签署本合同即表示确认已收到所有股权转让款。甲方同意转让而乙方同意受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协议生效后，甲方将对转让给乙方的相应股权占比范围内的经营管理及债权职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甲方保证将乙方列入中通公司股东名册。乙方承认中通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的负担，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负担。甲方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知晓并保证遵守该项承诺，为保证实际投资人收益，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甲方以个人名下资产对乙方的股权投资做出如下保证：中通公司在2016年3月31日前上市（新三版），甲方需保证乙方所持有的股份流通不受限制，可即刻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转让。如中通公司在2016年3月31日未能上市（新三板）或在合同约定期前上市但乙方所持股份不能即刻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转让，甲方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个人负责回购乙方实际所持有的上述股权，甲方回购股权的总金额按照乙方购买股权所付投资本金200万元计算，加上双方约定的利息（按复利年化15%计算），利息计算起始时间为2015年6月1日，甲方需在1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打入乙方指定的账户，逾期应向乙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4倍的违约金。如果届时乙方愿意持股则可以选择继续持股，并享有股东权利。如乙方在2016年3月31日前因个人原因退出所认购的中通公司股份，甲方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个人负责回购乙方实际所持有的上述股权，甲方回购股权的总金额按照乙方购买股权所付投资本金人民币200万元计算。甲方承诺乙方本次投资款项成功执行，并保证本合同各项条款都会得到履行。中通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董国杰、关冀平和肖龙，其中董国杰出资24万元，关冀平出资5万元，肖龙出资1万元。2009年1月19日，肖龙将其持有的0.3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周娜，将其持有的0.7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关冀平将其持有的5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中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和周娜，其中董国杰出资29.7万元，周娜出资0.3万元。2012年12月24日，中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470万元，全部由董国杰认缴，故董国杰出资变更为499.7万元，周娜出资为0.3万元。2015年8月12日，中通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仍为董国杰和周娜。董国杰认购股份数量为5756544股，周娜认购股份数量为3456股。2015年9月16日，中通公司以每股1.1元的价格增发普通股250万股，由北京中通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周娜和北京中通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双方均认可董国杰于2017年7月19日向饶丽娟返还70万元；于2018年6月4日返还10万元；于2019年1月2日返还10万元。诉讼中，饶丽娟向一审法院提交与董国杰的对话录音及文字材料，在录音的文字材料中饶丽娟特别标注出3分40秒时董国杰陈述“现在就是说好了按借款来，然后我就尽快安排，6月份安排一部分。然后其他的看9月份再安排。最好是全都给你安排好，如果说我把（中通新三版）壳卖了，那百分百一次性（还清本息）。现在就是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吗？因为什么，我那边的收入那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什么程度”。饶丽娟答复“我看你如果不上新三版不是也过得挺好”。在文字材料中饶丽娟又标注出7分10秒时董国杰陈述“今天阿基也跟我说，你昨天也来打牌了，然后我说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既然现在就说股份没有转过去，那就按借贷来。尽快的（还款本息），我也想减少成本，这财务成本挺重的……”。饶丽娟答“对啊，我这个（你怎么不还）”。饶丽娟提供该录音以证明董国杰同意向其返还200万元，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5%的利息。董国杰对该录音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当时只是提到将款项转换成借款，但实际对款项本金及利息标准并未谈妥。经询，饶丽娟也不认可双方已将款项转换为借款，并坚持诉讼请求。另查，中通公司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另，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董国杰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的股权价值评估申请书，申请对中通公司2015年到2020年40万股股权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一审法院认为：饶丽娟与董国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约定，饶丽娟向董国杰支付200万元，受让董国杰在中通公司所持股权的2%。董国杰在签订合同时，持有中通公司99.94%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499.7万元，故饶丽娟应当受让的股权比例为1.9988%，对应的出资额为9.994万元。现双方对饶丽娟已向董国杰付款200万元均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合同约定，董国杰负有通知并协助中通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合同义务，但其从未履行，故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致使饶丽娟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饶丽娟有权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合同。诉讼中，饶丽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董国杰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但结合董国杰于2017年7月19日开始向饶丽娟返还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可以认定自该日起双方均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已实际解除。董国杰辩称其可以继续向饶丽娟转让股份，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在董国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继续履行合同达成新的合意的情况，其无权再要求饶丽娟继续履行合同；其次，饶丽娟受让中通公司的股权，其合同目的系在该公司上市时可以作为发起人股东享有该公司的相关权益。中通公司虽于2015年8月12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转让标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更，饶丽娟有权拒绝以现有条件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合同解除后，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有权就已经履行的部分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饶丽娟已经向董国杰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故其有权要求董国杰予以退还。双方现在均认可董国杰已经向饶丽娟返还了90万元，但是饶丽娟主张该90万元的性质是利息，董国杰对此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交充足证据以证明对90万元的性质达成过合意，故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确定董国杰已经偿还的款项应该先冲抵主债务的利息。饶丽娟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二款中关于回购的约定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董国杰向饶丽娟退还股权转让款系合同解除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非满足回购条件而致，故饶丽娟无权要求适用该条约定计算利息，故利息的起算时间及标准不应以《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年息15%计算。在饶丽娟和董国杰的谈话录音中，董国杰同意按照借款的方式向饶丽娟返还款项，诉讼中双方均不认为系将股权转让款变更为借款，但可以看出董国杰的意思是指将该笔款项的利息按照借款的方式计算，由于饶丽娟在谈话中对此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董国杰向饶丽娟返还的款项应当按照民间借贷的计息标准确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8月6日施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利息起算时间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董国杰于2017年7月19日返还饶丽娟70万元，截至该日的利息应为26万元，该笔款项冲抵利息后剩余44万元冲抵主债务，故主债务剩余156万元；董国杰于2018年6月4日返还饶丽娟10万元，截至该日的利息应为83200元，该笔款项冲抵利息后剩余16800元冲抵主债务，故主债务剩余1543200元；董国杰于2019年1月2日返还饶丽娟10万元，截至该日的利息应为54526.4元，该笔款项冲抵利息后剩余45473.6元冲抵主债务，故主债务剩余1497726.4元。因此，董国杰应返还饶丽娟的股权转让款为1497726.4元，其利息应自2019年1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针对董国杰提出的股权评估申请，一审法院认为饶丽娟在本案中要求董国杰返还的款项为合同解除后合同中约定的标的额，并非股权回购款，故中通公司的股权价值与饶丽娟的诉讼请求及本案要查明的事实无关，对董国杰的上述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8月6日施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饶丽娟与董国杰于2015年6月2日签订的《北京中通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7年7月19日解除；二、董国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饶丽娟返还股权转让款1497726.4元；三、董国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饶丽娟赔偿利息损失（以1497726.4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四、驳回饶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时间以及董国杰是否应返还饶丽娟股权转让款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关于解除时间一项。董国杰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但对解除方式及解除时间存在异议。本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及性质可知，转让股权和支付对价是主要合同义务，饶丽娟与董国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亦向董国杰支付全部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受让董国杰在中通公司所持股权的2%，故董国杰应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并配合中通公司向饶丽娟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但此后，董国杰并未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饶丽娟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饶丽娟有权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现虽无证据证明饶丽娟曾向董国杰发出过解除通知，但根据双方沟通过程中体现的董国杰有返还款项的意思表示，及董国杰亦已向饶丽娟实际返还部分款项的相关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于返款开始日即已实际解除，并无不当。关于董国杰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未明确约定股权登记时间，且董国杰已经通知饶丽娟过户股权，饶丽娟因股权价值严重贬值而明确拒绝过户，双方系合意解除合同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时间，但董国杰在中通公司挂牌交易前后始终未将股权实际转让至饶丽娟，明显超出合理期限，其亦未举证证明其就协助饶丽娟变更股权作出过协商和安排，故董国杰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款项返还及利息损失一项。合同解除后，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有权就已经履行的部分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本案中，董国杰应当退还饶丽娟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双方通话录音可知，双方在就返款事宜协商时，董国杰明确表示“说好了按借款来”、“按借贷来”，饶丽娟在通话中亦未就此提出异议，故综合本案全案的案情、双方合同的约定内容、履行情况、存在的过错及给饶丽娟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自合同签订之日参照民间借贷6%的计息标准确定利息并据此核算董国杰应返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并判令董国杰按照6%年利率赔偿饶丽娟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关于董国杰主张其从未同意支付饶丽娟股权转让款利息，且即使计算利息，也应该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而非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更不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规定的6%利息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有违公平的上诉意见，不符合本案查明的实际情况，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董国杰主张一审存在先判后审、程序违法情形的上诉意见，经本院核查，一审并未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董国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40元，由董国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高贵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 谢薇书 记 员 张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