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民再264号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李士国，男，195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李士超，男，194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玉红，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李士国因与被申诉人李士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4民再9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2月12日作出鲁检民监[2020]3700000028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作出（2021）鲁民抗4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齐吉敏出席法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李士国、被申诉人李士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玉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转移房屋所有权的事实，李士超没有有效证据证明曾向李士国支付过房款，李士超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李士国就房屋买卖达成过一致意思表示，且李士国不予认可，本案无从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形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李士超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口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原一、二审及再审判决未围绕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详细分析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而是更多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实质上违反了“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法律适用规则。李士超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李士国辩称，双方存在口头买卖合同，李士国交付了房屋，我交付了四万元房款，一直居住至房屋拆迁，并对房屋进行了改建、扩建及装饰装修。李士国恶意毁约，不讲诚信，胁迫证人推翻证言。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士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1998年底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归李士超所有、判令李士国交还坐落于滕州市房产或赔付李士超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士超、李士国系同胞兄弟，李士超排行老大，李士国排行老二。1998年底，李士超与李士国口头商定，李士国以4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滕州市的滕州市的房产一处出卖给李士超。之后，李士超在此房屋居住，期间对该房屋进行了改、扩建及装饰装修，但该房产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08年，滕州市人民政府对案涉房产区域进行改造。8月6日，李士超以李士国（乙方、被拆迁人）代理人的名义与滕州市瀚石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石公司）、滕州市正大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委托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拆迁乙方坐落于滕州市的房屋及其附属物，乙方应于2008年8月6日前搬迁完毕，经验收合格后甲方付给乙方搬迁安置补助费500元，奖励费30000元，暂付30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10608元；房屋及附属物累计补偿218868元。乙方自愿选择甲方在本区域改造工程范围内新建的住宅用房一套，暂定ｌＯ1平方米，价值208320元。乙方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与选定的房屋价值折抵后，甲方应暂付乙方51656元。同月12日，瀚石公司给李士超送达了被拆迁人李士国的房屋搬迁验收单及结算号。李士超以李士国代理人的名义选取了Ｂ6-2902房屋，并与瀚石公司进行了初步的结算，瀚石公司扣除暖气安装费8080元、基础设施配套费790元、房屋所有权登记费80元，将余款4万多元支付给了李士超。2012年6月，李士国以代理合同纠纷为由将李士超诉至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3年11月28日，李士国在《滕州日报》刊登遗失声明：解放中路（东段）区域改造工程被拆迁人李士国同志（身份证号37042119571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次日，李士国将李士超选定的拆迁安置房更换为Ｂ9-1903号房。2014年3月24日，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李士国撤回起诉。庭审中，李士超主张办理诉争房屋拆迁时李士国主动将身份证交给李士超，李士国则主张其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均系李士超伪造的，对于授权委托书，李士超承认未经李士国同意授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之规定，合同的形式是当事人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载体。除了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有关合同的形式问题，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这体现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三种。我国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为，在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下，以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为基础，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举证，如果李士超举证证明了自己主张的事实，举证责任就转移给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也举证证明自己的反驳意见。如果每一方举出的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某一事实存在的证据的份量和证明力比反对该事实存在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可靠性更高，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即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其最终所证明的结果能达到一般具有普通常识的正常人认为具有某种必然的或合理的盖然性或确信程度就够了，并非要像刑事案件要求的那样，必须达到按情理无可置疑的证明标准。就本案而言，房屋买卖的行为发生在同胞兄弟之间，李士超虽未能提供书面房屋买卖合同及房款收据等书面证据直接予以证明，但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李士国将案涉房产以4万元价格出卖给李士超，且已实际履行。这不仅符合公序良俗，而且亦与法律法规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相一致。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公共秩序谓为国家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的一般秩序，而善良风俗谓为社会国家之存在发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在本质上是道德原则的法律化，一方面是指民事主体在参与民事活动时，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则的条件下，可以以公共秩序的一般要求和善良风俗习惯进行民事行为；另一方面，民事纠纷的裁决者在法律规定不足或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范的条件下，可以适用公共秩序的一般要求与善良风俗习惯处理纠纷。诚实信用原则是公民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它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及诉讼活动中要恪守诺言，诚信不欺，不因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这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均有规定，这是以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法律原则。故李士超诉求确认与李士国于1998年订立的口头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物权法学理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物权变动采取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即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之间除有债权合同外，尚需履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包括以下两层意思：第一，基于法律行为移转物权，事先需要达成合意，此种合意非物权合同，仍为债权合同。即使当事人具有移转物权的目的，如未完成公示方法，也根本不可能移转物权。第二，必须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来完成物权的设定或移转。物权变动能否成就，并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合同生效仅能发生债权法上的效果，不一定能够产生物权法上的效果。要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必须进行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即登记。如果合同生效而未进行不动产登记，则权利人就只享有请求交付不动产的权利，而没有取得对不动产的支配权。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是由债权与物权的性质决定的。就房屋买卖合同而言，物权变动的原因即是房屋买卖合同，而房屋所有权的转移即是这一原因的结果。房屋买卖合同是在双方当事人合意基础之上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双方当事人就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合同即产生约束力，即债权法上的约束力。由于债权法上的权利只是一种请求权，对人权和相对权，不具有排他的效力，故债权的变动不必予以公示即可产生法律上的效果。而物权的变动则必须依赖物权变动中的公示行为，即物权的变动只能在动产的交付或不动产的登记后方能生效。物权在本质上属于支配权，绝对权和对世权，物权的变动必须在公示之后，方才产生对世的效果。综上，由于涉案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故李士超的其他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造物所忌，曰刻曰巧；圣贤处事，惟宽惟厚”。相关当事人要诚实守信、尊重社会公德，崇尚公序良俗，本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原则，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胸怀妥善化解纠纷，以自己的言行赢得亲朋好友及社会公众的口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481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一、李士超与李士国1998年发生的买卖李士国所有的坐落于滕州市滕州市的口头合同为有效合同；二、驳回李士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0元减半收取即2250元，由李士国负担。李士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士超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李士超与李士国虽未提供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等书面证据证明其房屋买卖关系，但通过相关证人证言的佐证及李士超在该房屋居住和改、扩建、装饰装修的事实能够证实李士超与李士国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李士国主张一审判决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李士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二审法院作出（2016）鲁04民终122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0元，由李士国负担。李士国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士超的诉讼请求。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对有争议的证据和基本事实认定如下：再审庭审中李士国主张二审庭审中提交了其母李某1于2016年7月4日的公证笔录及公证视频、案件当事人的姊妹李某3、李某2的书面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不存在1998年卖房的事实。李士国认为其母李某1的公证笔录系一审后形成的，可作为新证据，不能以其母应当出庭作证而未出庭来否定其效力。其母九十多岁高龄，对两个儿子之间的纠纷，因顾虑多不出庭符合人之常情。2008年6月3日的房屋转让协议书，用以证明2008年李士国与李士超之间有过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书李士国未签名，当时曾商定七万元卖房，因李士超拿六万元存折交其母后又要回，房款并未实际履行。李士超质证意见同二审庭审的意见，认为其母李某1的公证笔录、李某3、李某2的书面证言，证据形式不合法，证人应依法出庭作证，对其陈述内容均不予认可。再审认为，上述证据属证人证言，证人应依法出庭作证，由于证人李某1、李某3、李某2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出庭作证，且李士超对上述证言的真实性亦提出异议，原二审对上述公证笔录及两份书面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认定事实的证据与原一、二审一致，再审予以确认。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结合李士国的再审理由与李士超的答辩，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一、二审确认李士国与李士超之间1998年涉案房屋买卖口头合同有效是否错误。李士国与李士超之间存在1998年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有周殿德及当时涉案房屋邻居姜长寅出庭作证，证明李士国与李士超之间存在1998年的涉案房屋口头买卖合同。李士超在涉案房屋居住的十余年间，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改建、扩建及装饰装修，通过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记载有无房产证确认的面积及附属物装修补偿均能证明，在一审中李士国也认可李士超对原房屋进行了添附。一、二审认定李士超对涉案房屋进行改建、扩建及装饰装修的事实正确。一、二审综合李士国与李士超系同胞兄弟关系、李士超在涉案房屋长期居住并对房屋进行改建、扩建及装饰装修及出庭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认定李士国与李士超1998年涉案房屋口头买卖合同有效并无错误。李士国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二审对证据不予采信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李士国与李士超1998年涉案房屋口头买卖合同有效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李士国关于不应确认1998年涉案房屋买卖口头合同有效、驳回李士超诉讼请求的再审请求不成立。综上所述，李士国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综合考虑本案诉争双方系同胞兄弟及争议房屋的实际状况,案经调解无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4民再9号民事判决：维持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4民终1223号民事判决。再审庭审中，李士国提供其姐李某3、李某2及王开欣、李恩才的手书证言，欲证明不存在与李士超买卖房屋的事实。李士超提出异议，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也不符合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李士超提供其诉讼代理人与李恩才、王开欣的通话录音，欲证明证人因受到李士国胁迫，推翻了原来的证言。李士超质证称证人都是听说，内容不属实。本院认为，双方提供的以上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故均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李士超主张1998年与李士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支付房款40000元，李士超虽无书面合同和收款收据予以证实，但从本案的客观事实看，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二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协议。李士超与李士国系同胞兄弟，基于亲情关系，二人之间如买卖房屋，不签书面合同也存在较大的可能性，这一点通常能够得到一般人的理解。李士超与李士国之间的亲情关系对本案事实认定的影响应当予以考虑。李士国述称也曾基于亲情撤回对李士超的起诉。李士超在涉案房屋居住达十余年，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改建、扩建及装饰装修，李士国对李士超的这种处分行为亦未提出异议。房屋拆迁时，李士超又持李士国房产证和身份证以李士国代理人的名义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办理一系列后续事宜。李士国述称2008年6月3日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曾和李士超商定七万元买房，因李士超拿六万元存折交给其母亲后又要回房款，并未实际履行，其母亲、姐姐让其签字，其因没有收到款项没有签字。李士超对2008年6月3日的房屋转让协议书辩称，1998年即支付四万元购买了李士国房屋，因2008年房子拆迁房屋增值李士国反悔，后经协商达成协议再给李士国加六万元，其将六万元存折放在母亲处，但李士国未在协议上签字。结合2008年6月3日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房屋价格十万元，李士超交六万元存折，2008年8月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事实，可以认定李士超的陈述更合情合理，综合全案分析李士超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4民再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召亮审 判 员 崔志芹审 判 员 柴家祥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肖 俊书 记 员 白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