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6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爱立信（西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营业场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海街8号。负责人：李罡，该公司全球服务交付东北亚区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铁军，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唯辰，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睿，男，1981年5月26日生，汉族，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瑞堂，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烽，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爱立信（西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爱立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睿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2021）辽0293民初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立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30,541元。事实与理由：第一，双方劳动关系因被上诉人自行辞职而解除，并非上诉人单方解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劳动关系因被上诉人自行辞职而于2020年7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解除权系形成权，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生效。劳动者提出辞职属于行使消灭性形成权，劳动关系的解除以最先做出的解除行为为准，之后发生的解除行为不产生法律效力，即劳动者辞职后，用人单位再出具的单方解除通知书不产生法律效力，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第二，即使双方劳动关系因上诉人单方解除，上诉人单方解除的程序、事实依据均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存在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具体如下：1.解除程序。上诉人出具的解除通知中记载的解除依据为现行有效的2020版《员工手册》8.2.3第(7)项“以各种形式侵占、侵吞公司财产的，包括但不限于以虚构事实、虚报、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公司经费、奖金、费用报销及其他费用（无论金额大小）的”。在2020版《员工手册》生效前，公司适用的2012版《员工手册》亦一直存在该条款，即2012版《员工手册》10.1.2第(4)项“以各种形式侵占、侵吞公司财产的，包括但不限于以虚报、多报、冒领方式骗取公司经费、奖金及其他费用的”。而公司2012版《员工手册》及民主公示程序，在一审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而且在一审判决书中也有明确的表述。综上，上诉人2012版及2020版《员工手册》中关于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公司财产违纪行为的规制条款一直存在，并且2020版《员工手册》生效后当然替代失效的2012版《员工手册》。另外，上诉人出具的单方解除通知中的解除依据仅为《员工手册》，并不包括《商业道德守则》，《商业道德守则》作为爱立信公司全球性文件，是对爱立信全球员工商业道德的规制，更多体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并非对员工违纪行为进行具体界定与相应处理的文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应当进行民主公示的规章制度。故一审法院因《商业道德守则》未经民主公示程序而认定上诉人违法解除，实属事实与法律适用错误。2.解除事实依据。实际上，被上诉人在职期间存在多项违纪事实，上诉人完全具备单方解除的事实依据。而一审法院未实质审理被上诉人的多项违规事实，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3.解除法律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中规定：“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上述规定是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即便在规章制度中未作出明确规定，劳动合同中亦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如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用人单位可以依据《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诚实信用及忠实义务是在职劳动者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和基本职业准则。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未在规章制度中对“违规报销审批、骗取公司经费”等行为进行明确禁止，被上诉人亦应依照自身理应负有的诚实信用义务，杜绝上述与基本的劳动纪律和职业准则相违背的行为。否则，上诉人仍然可以直接依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赵睿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双方劳动关系是上诉人单方违法解除，并非被上诉人辞职在先，上诉人单方违法解除行为导致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被上诉人的辞职申请是在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后，在2020年8月3日形成，时间和逻辑顺序已经在仲裁阶段和一审阶段作出充分论证，逻辑推理也可以推论。如果是被上诉人先提交的辞职申请书，上诉人没有必要多次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二、上诉人主张即使双方劳动关系因上诉人单方解除，解除的程序和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解除程序依据是2020版《员工手册》，不包括《商业道德守则》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解除通知中明确载明依据了《商业道德守则》及2020版《员工手册》第8.2.3第7项，《商业道德守则》中“腐败和财务违规”形成于2019年10月以后，而2020版《员工手册》于2020年1月1日生效，被上诉人2019年行为时，尚未制定，因此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无有效的依据。三、上诉人的报销行为没有违反公司规定，不存在违规报销。从审批流程来看，2018年时经过层层审批，最终经财务人员审核并履行完报销程序，实际上是上诉人对报销行为的认可。上诉人已经认可了被上诉人的工作内容及报销费用。从报销习惯来看，被上诉人自入职以来都采用相同的报销方式，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因此被上诉人批准报销行为是符合公司制度和报销习惯的。从员工对报销制度的理解来看，上诉人没有对报销制度的变更进行过任何培训，被上诉人对报销制度的理解和其他员工一致，都认为被上诉人的审批行为不存在任何问题。《员工手册》8.2.3第（7）项载明的“以各种形式侵占、侵吞公司财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员工将报销款项据为已有，实际上相关报销款项已经由报销员工全部用于团队建设。该项理由在仲裁和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没有举出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任何行为、任何形式侵占侵吞公司财产。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依据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解答第13条规定，该规定在北京可以适用，辽宁大连并不适用，法律依据不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爱立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原告不需要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30,541元（7689元/月×3倍×11.5月×2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赵睿与案外人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19日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岗位为工程师，本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的基本工资为6180元/月（税前）。实际由案外人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被告赵睿与案外人爱立信（西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生效日期为2014年1月1日，被告岗位为工程师，本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的基本工资为10,251元/月（税前）。实际由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案外人爱立信（西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注销，后被告在原告处工作。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团队于2018年11月提前报销费用19,927元用于2018年12月团建去成都活动。被告表示该报销行为系其他员工申请，被告审批后亦上报相关领导及财务审批，被告本人没有超出公司允许范围的行为。另外，原告主张被告于2018年9月批准下属违规报销10,509元。被告表示当时三个团队分开报销，即使发票连号也系经过财务审批的行为，不属于违规。原告于2020年7月31日向被告送达《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载明：经公司调查核实发现，在2019年期间，您批准下属进行违规报销且涉及金额巨大，您的行为已违反了我公司《商业道德守则》中关于“腐败和财务违规”条款中“爱立信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财务违规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包括贿赂、回扣、通融费、欺诈、贪污和洗钱，爱立信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欺诈或贪污行为”之规定。依据2020年版的《爱立信中国员工手册》8.2.3第（7）项“以各种形式侵占、侵吞公司财产的，包括但不限于以虚构事实、虚报、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公司经费、奖金、费用报销及其他费用（无论金额大小）的”规定，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纪行为，经过公司管理层讨论决定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您的批准违规报销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按照《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现公司正式通知您，公司将于2020年7月31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您在公司的最后工作日为2020年7月31日，公司将支付您的工资和各项福利至2020年7月31日。请您在2020年7月31日与公司办妥工作移交手续、离职手续、结清并归还属于公司的所有资产。如您未能办理离职结算，尚欠公司相关款项（不论其性质和种类为何），公司将直接从应支付给您的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报销款、奖金、工资等）中予以抵扣。原告又于2020年8月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再次向被告发送《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邮件中载明：赵睿，您好，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下午18点就您在2019年期间的批准下属违规报销的行为做了沟通。同时参加该会议的人员有赵睿、夏华、杜玉芳、张雨薇。在本次会上公司当面向您送达了《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现公司以邮件方式再次向您送达以上通知。原、被告均认可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前每月平均应发工资高于大连市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7689元/月）的3倍。另查，被告曾签写辞职申请书，但对书写的日期（2020年7月31日）不认可，主张实际是2020年8月3日所写。被告于2020年9月7日签字确认收到原告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兹证明赵睿，身份证号2103811981××××××××，与我公司签订了起始日期为2009年6月19日的劳动合同，该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网络优化高级经理，该员工于2020年7月31日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该员工在我司的工作年限为11年2个月。本人已于2020年7月31日收到你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且本人对离职证明中所载的全部内容不持任何异议。”再查，原告处《商业道德守则》（2017版、2019版）载明：“零容忍-爱立信对任何形式的腐败和财务违规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包括贿赂回扣、通融费、欺诈贪污和洗钱。”原告处《东北亚市场区域费用指导规定》（2018年11月21日发布）载明：“不允许将一张收据/发票拆分成多张并将拆封后的单据单独申请提交费用报销。须提供收据原件，并且必须附在费用报销申请之中。所有直线经理都有责任确保其部门的员工了解、理解并遵守本指导规定。”原告处《爱立信中国员工手册》（2012版、2020版）载明：“适用范围：本员工手册适用于爱立信各在华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合资公司等。”被告于2009年签字确认已经阅读并理解《商业道德守则》，于2020年4月1日签字确认收到原告公司于2020年1月1日生效的员工手册一份。又查，2020年10月19日，赵睿作为申请人，以爱立信（西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大连高新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20年12月18日作出大高劳仲案字[2020]第16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30,541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被申请人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二、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是否系违法解除。对于焦点一，原告主张系被告主动辞职。被告主张系原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虽持有被告签写的辞职申请书，但原告无法合理解释其为何多次向被告发送《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行为，该行为显然与被告签写辞职申请书相矛盾，亦与原告员工向被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相矛盾。而被告的解释更具合理性。综合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为原告单方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主张系被告主动辞职，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和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张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商业道德守则》及2020年版的《爱立信中国员工手册》，原告应首先举证证明《商业道德守则》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现原告对此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原告认为被告违规的行为均发生在2020年以前，原告以被告违反2020年版的《爱立信中国员工手册》而解除劳动合同，亦构成违法解除。综上，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数额，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确定。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前月平均应得工资高于大连市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7689元/月）的3倍均无异议，被告的工作年限为11年2个月。仲裁裁决支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530,541元，被告对此并未提起诉讼，视为对仲裁裁决的认可，故被告要求原告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30,541元，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原告请求不予支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爱立信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赵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30,541元；二、驳回原告爱立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原告已预付，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爱立信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属于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主动辞职，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2020年7月3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达了《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时被上诉人的辞职申请书落款时间也是此日。从证据记载的时间上系同一日形成，并不能当然证明系被上诉人申请辞职在先。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本案系上诉人单方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关于给予赵睿解除劳动关系处分的通知》及于2020年8月3日向被上诉人发送的《解除劳动通知书》邮件中记载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是上诉人《商业道德守则》及2020版《爱立信中国员工手册》8.2.3第（7）项的规定，对此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商业道德守则》系经合法的民主程序制订。同时2020版《爱立信中国员工手册》于2020年1月1日生效，而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违反公司规章的行为发生在此时间之前。二审中，上诉人主张2012版《爱立信中国员工手册》第10.1.2第（4）项对此亦有规定，据此上诉人属于合法解除合同。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并未依据2012版《员工手册》解除与赵睿的劳动合同。其次，依据上诉人在本案提交的证据，并未能证明已将2012版《员工手册》通知或送达给被上诉人。综上，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没有合法生效的公司规章制度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其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爱立信（西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爱立信（西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晓梅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刘婷娜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