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4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1，女，1982年2月3日出生，锡伯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保双，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路长平，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某2，女，1958年2月28日出生，锡伯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男，1984年1月25日出生，锡伯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列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少良，北京德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某1因与被上诉人安某2、郑某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7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安某2、郑某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安某2、郑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涉案遗嘱的真实情况，没有查清安某2、郑某知晓遗嘱的真实时间，错误的将被继承人的房产判给安某2、郑某，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安某2、郑某提供了两张遗嘱，但是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涉案遗嘱的性质以及被继承人设立两张遗嘱具体时间和真实意图。从两张遗嘱的内容、形式、笔迹以及安某2、郑某和证人自己陈述的情况来看，涉案两张遗嘱明显是被继承人在同一时间书写，且两张遗嘱在内容上没有冲突、也不矛盾，反而是互相补充、互为印证。因此，两张遗嘱实际上是同时生成的一份附义务的遗赠。一审法院将被继承人设立该遗嘱时的真实意图割裂成两个独立的意思表示，仅仅摘取其中被继承人对身后财产遗赠的意思表示，而忽略了被继承人的遗赠是附有赡养义务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既然被继承人在涉案遗嘱中明确了“今后我生活等一切事宜都由安某2、郑某负责”，那被继承人就没有理由将此附义务的遗嘱交给与本遗嘱内容无关的第三人安某3，还让安某3在其死后出示。结合安某2、郑某在该遗嘱设立后的第二天就陪被继承人去了一趟医院的表现，我更有理由相信安某2、郑某在遗嘱设立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遗嘱。此外，证人安某3与安某2不仅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与涉案房产还具有利害关系，且均与我之间有很深的矛盾，为了达到自己和亲姐妹的私利，安某3有足够的理由杜撰和虚构事实，其证人证言明显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情形。二、一审法院将被继承人生前作出撤回变更涉案遗嘱的意思表示认定为无效的录音录像遗嘱，不仅是法律适用错误，还严重侵犯了被继承人合法处置自己私人财产的权利。《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在涉案遗嘱设立后，安某2、郑某除了第二天陪被继承人去了一趟医院，就再也没有赡养照顾被继承人。被继承人晚年由于身体健康状况恶化，日常生活需要让人照料，还需要经常去医院就诊。而安某2、郑某没有履行约定的赡养扶助的义务，对于被继承人晚年的生活不管不问，甚至还多次恶语相向，双方感情非常不好。相反，我作为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不仅经常看望被继承人，还为被继承人请了保姆照顾平日生活。被继承人住院的时候，也是由我聘请护工照料。因此，在2020年4月和5月，被继承人明确且反复作出了其去世后涉案房屋由我继承的意思表示。这次明确的意思表示，是被继承人基于对安某2、郑某没有履行赡养义务的失望和对自己合法财产有权处置，对涉案遗嘱明确作出的撤回和变更。一审法院将此明确的意思表示按照录音录像遗嘱的标准认定为无效是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定安某2、郑某作为附义务的受遗赠人未履行义务而获得遗产，我作为法定继承人尽到了赡养义务却被剥夺了该有的继承权，严重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诚信原则，有违公序良俗。本案的被继承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早年离异无亲生子女，晚年身边只有一个领养的女儿，也就是我。其晚年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难免心中产生情感不安、归属感强烈的想法。安某2作为被继承人的侄女，与被继承人有血脉关系，因此，被继承人在晚年希望从安某2、郑某处获得一定情感安慰和生活照料符合人之常情。被继承人设立遗嘱的本意既是处置自己去世后的财产归属，也是希望生前以此获得取得遗产人的赡养扶助。但事与愿违，涉案遗嘱设立后，安某2、郑某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尤其是被继承人晚年经常生病住院，且可能存在债务等问题，安某2、郑某明确作出了拒绝履行约定的赡养义务的意思表示。我作为被继承人的女儿，一直对被继承人的晚年生活照顾有加，尽到了一个子女应该履行的赡养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安某2、郑某的诉讼请求。安某2、郑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安某1的上诉请求。首先，我方表示接受遗赠没有超过法定期限，安某1称一审法院没有查清遗嘱情况与事实不符。2020年11月之前我方不知道有书面的遗赠或遗嘱存在，只是出于亲情对安某进行照顾。其次，涉案遗嘱并不是遗赠扶养协议，也不是附义务的遗赠，只是一个单方遗赠，安某3只是保管涉案遗嘱。安某表示生活由我方照顾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形成遗赠扶养协议，安某赠与涉案房产与我方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无关。安某1是安某养女，对安某有赡养的义务。安某2、郑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2号房屋（北侧西数第一间）归安某2、郑某继承；2.本案诉讼费由安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2号房屋（北侧西数第一间）系被继承人安某生前个人所有房屋。安某2与郑某系母子关系，被继承人安某系安某2姑姑。1993年5月22日，安某与安某1通过北京市公证处办理收养关系，双方形成养母女关系。2020年5月21日，安某去世。安某生前未婚，亦无其他亲生子女。安某2、郑某和安某1均表示安某父母均早年去世，安某哥哥安某4亦早年去世，安某无其他继承人。庭审过程中，安某2和郑某出示安某书写的遗嘱两张（以下简称涉案遗嘱），其中第一张内容为，“我今年73岁，对于未来的安排如下：今后我的生活等一切事宜都由我四侄女安某2和她的儿子郑某负责，我身后的财产都立给她们。安某”。第二张内容为：“在我安某名下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房一间，遗赠给安某2和郑某（安某2之子）安某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对于涉案遗嘱安某1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安某2和郑某很早就知道了涉案遗嘱的存在，但未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十日内明确表示愿意接受遗赠，故丧失了接受遗赠的权利。为证明安某2和郑某很早知道涉案遗嘱，安某1出示2019年3月20日、3月21日、3月22日录音，用以证明安某2于安某订立上述遗嘱时与安某联络密切，可以推定当时已经了解遗嘱内容。对此，安某2和郑某表示其二人于2020年11月方才知道涉案遗嘱情况，为证明其主张，安某2和郑某申请证人安某3到庭作证。安某3作证称安某系其姑姑，2019年3月21日上午，安某3去看望安某，当时只有安某3和安某二人在场，安某书写涉案遗嘱并要求安某3保管，待安某百年之后再拿出。安某去世后，安某3一直未提及此事，2020年7月底，安某3想将此事告知安某1，并且要求安某1将安某3房屋腾出，但是看到安某1确实身体不适就没再提遗嘱一事。2020年10月，安某3联络安某1，但是安某1不接电话。2020年11月，安某3将涉案遗嘱一事告知安某2。对于安某3的上述陈述，安某2和郑某表示认可，安某1表示不认可，认为2019年3月21日安某3不可能取得遗嘱。另，安某1出示2019年4月29日、5月20日、5月21日录音用以证明在安某去世前后安某2没有在场，安某2和郑某认可录音的真实性，安某2称安某死亡前后其确实有事不在北京。同时，安某1出示2019年5月1日录音，用以证明安某和安某2之前关系不睦，对此安某2和郑某认为录音中所提及事项与本案无关，承认自2019年5月1日后与安某的联络没有之前频繁，但时而还是会去予以照顾。此外，安某1出示2020年4月14日和5月3日录像证明安某曾于生前表示在其去世后涉案房屋由安某1继承，对于该录像材料，安某2和郑某认为因为没有见证人，并且没有进行封存，不能作为录像遗嘱使用。此外，安某1表示在涉案遗嘱订立日期之后，安某2和郑某并没有负责安某的全部生活事宜，为证明其主张，安某1出示支付安某护工护理费、丧葬费等证据。对此，安某2和郑某认为其通过定期看望，送饭等方式照顾了安某，并且涉案遗嘱中关于要求安某2和郑某负责生活事宜的内容与遗赠涉案房产的内容系两个独立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结合本案，被继承人安某生前立有遗嘱，将其名下涉案房屋赠与安某2与郑某。对此遗嘱中的遗赠内容，安某2、郑某、安某1均认可其真实性，故安某名下涉案房屋应按照遗赠进行办理。同时，证人安某3的证人证言证明安某2和郑某于2020年11月方才得知遗嘱内容，随后二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继承涉案房屋，可以认定安某2、郑某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虽然安某1出示多份录音证据用以证明安某2在遗嘱订立前后与安某联络频繁，但录音的内容均无法充分证明安某2早已知悉涉案遗嘱的内容。安某1虽然提交了安某于2020年5月3日的录音录像，但该录音录像内容没有相关见证人的见证，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求。对于安某1所称安某2和郑某并未负责安某生活全部事宜一节，因涉案遗嘱并非法律所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故对于安某1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安某2与郑某要求继承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1年5月判决：被继承人安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2号房屋（北侧西数第一间）由安某2和郑某共同继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安某生前立有遗嘱，将其名下涉案房屋赠与安某2与郑某。对此遗嘱中的遗赠内容，安某2、郑某、安某1均认可其真实性；同时，结合证人安某3的证人证言证明安某2和郑某于2020年11月方才得知遗嘱内容，随后二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继承涉案房屋的情形，可以认定安某2、郑某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情形，对安某2与郑某要求继承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及处理均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当。安某1在一审法院及本院审理期间均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安某2早已知悉涉案遗嘱的内容；且安某1提交的安某于2020年5月3日的录音录像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求。另，因涉案遗赠并非法律所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故本院对于安某1所称安某2和郑某并未负责安某生活全部事宜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安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安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明磊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黄 骏书 记 员 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