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30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萍，女，196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娟，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慧，女，197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潮民，江苏朝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瑞洪，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上诉人罗萍因与被上诉人朱慧、原审被告马瑞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3民初5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朱慧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慧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罗萍受让股权时不构成善意，因而确认罗萍与马瑞洪于2020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罗萍在无偿受让股权时理应知道朱慧与马瑞洪夫妻关系近几年不和的情况，罗萍受让时不构成善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朱慧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马瑞洪夫妻关系近几年不和睦的情况。客观上，罗萍一直不认识朱慧，一审庭审中，朱慧也确认其不认识罗萍；在受让股权前，罗萍常在河南，没有参与常州旭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普公司）的经营管理。罗萍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朱慧与马瑞洪夫妻关系是否和睦等情况。2.一审判决认定马瑞洪在和朱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资享有旭普公司20%的股权权益，且“诉讼中，被告罗萍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马瑞洪未向旭普公司实际出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朱慧主张马瑞洪向旭普公司实缴了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由朱慧承担举证责任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中，为证明马瑞洪向旭普公司缴付了出资，朱慧提交了向薛埠镇人民政府预付土地款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存根、收条以及向任中洲转账20万元的银行卡查询单，但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朱慧没有证据证明马瑞洪向旭普公司实缴了出资，且马瑞洪已出资的问题，并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原判决认定罗萍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瑞洪未向旭普公司实际出资，违反了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且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适用法律错误。1.朱慧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是罗萍与马瑞洪在2020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股权恢复变更登记。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股权转让的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家庭财产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交易的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法律没有规定夫妻一方转让其名下股权必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法律没有赋予配偶可以否定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股权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本案中，罗萍与马瑞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从事股权交易活动，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协议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立法本意是因夫妻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故夫妻之间相互享有家事代理权。本案中，如前所述，朱慧没有证据证明马瑞洪向旭普公司进行了出资。退一步讲，即使马瑞洪进行了实际出资，但其转让给罗萍的股权系登记在马瑞洪一人的名下，一直是由马瑞洪行使股东权利，罗萍有理由相信马瑞洪能够独立转让股权。3.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罗萍与马瑞洪在公平、平等、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的。其次，朱慧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马瑞洪是在受到罗萍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损害国家利益，和罗萍与马瑞洪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朱慧的利益。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朱慧与马瑞洪之间的夫妻关系一直存续，罗萍与马瑞洪并不存在利益输送或者罗萍有帮助马瑞洪隐匿、转移财产等损害朱慧利益的行为。朱慧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案中，虽由马瑞洪一方持有股权，但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若未征得夫妻另一方的同意擅自处理其名下的股权，则构成无权处分。本案的股权转让明显不是家庭日常共同生活所必要的事务，不能适用推定有权代理的家事代理。二、罗萍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罗萍在一审庭审中称不认识朱慧，而事实上，其不仅认识朱慧，还与朱慧一同出游过，并有合影照片。罗萍称不认识朱慧，是想证明其是无辜的局外人，是基于“善意”取得旭普公司股权。无论罗萍是否了解朱慧与马瑞洪的夫妻关系不和睦情况，善意取得的构成要素之一必须是“支付合理对价”，缺少这一要件，就不存在“善意取得”。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因涉及离婚时如何处理夫妻共同的有限公司的股权问题，并非仅需适用《公司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还应按照《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来综合判断。本案中，罗萍并非善意第三人，本案无考虑交易相对方权利受损的必要。本案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是朱慧。原审被告马瑞洪未陈述意见。朱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罗萍与马瑞洪于2020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罗萍将持有的常州旭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马瑞洪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罗萍、马瑞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慧与马瑞洪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3年4月21日领取结婚证。因近几年夫妻关系不和，朱慧于2020年10月在该院诉请离婚。2020年11月6日，朱慧撤回起诉。后两人于当日协议离婚领取离婚证。旭普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8日，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公司股东为任伯龙、马瑞洪，持股比例分别为80%、20%。2020年7月7日，马瑞洪与罗萍（任伯龙的母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马瑞洪将其持有的2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罗萍。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旭普公司平时由任伯龙负责经营管理。马瑞洪与（任伯龙的）父亲任中洲在外合作经营其他企业。朱慧自2014年起至2017年期间曾在旭普公司从事代开票等财务工作。诉讼中,罗萍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瑞洪未向旭普公司实际出资；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瑞洪向其转让股权时，朱慧对此事明知或已征得朱慧同意。一审法院认为，马瑞洪在和朱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资享有旭普公司20%的股权权益，该出资额名义上登记在马瑞洪名下，在性质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本案中，经审理查明，朱慧与马瑞洪夫妻关系近几年不和，鉴于此特殊情形，本案在认定马瑞洪与罗萍之间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时，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还应依照我国《合同法》、《婚姻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综合判断，尤其是注重判断罗萍受让股权时是否构成善意。在本案中，经审理查明，朱慧与马瑞洪和罗萍的丈夫任中洲以及儿子任伯龙长期合作经营企业，且朱慧也曾在旭普公司从事代开票等财务工作，因此罗萍在无偿受让股权时理应知道朱慧与马瑞洪夫妻关系近几年不和的情况，其无偿受让股权时理应让朱慧知晓或同意。由于罗萍在诉讼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瑞洪向其无偿转让股权时，朱慧对此事明知或已征得朱慧同意，故该院综合上述查明事实情况，认定罗萍受让股权时不构成善意，故确认马瑞洪、罗萍于2020年7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罗萍应将所受让的旭普公司20%的股权恢复变更登记至马瑞洪名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马瑞洪、罗萍于2020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罗萍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所受让的常州旭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0%的股权恢复变更登记至马瑞洪名下。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马瑞洪、罗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罗萍提交了从薛埠镇财政局调取的记账凭证以及任中洲本人的进账单，证明向薛埠镇人民政府支付20万土地保证金的是任中洲，并非马瑞洪，后保证金也是退给任中洲的，且该20万元并不属于出资款，朱慧主张马瑞洪已向旭普公司实际出资是错误的，不能据此认定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朱慧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称该20万元是由马瑞洪以承兑汇票的形式交付给任中洲，再以任中洲的名义交付给薛埠镇人民政府；马瑞洪已将40万元出资款交付给旭普公司。被上诉人朱慧提交了以下证据：1.金坛市永辉化工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一份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一份，证明马瑞洪于2014年6月27日从江苏润泽农化有限公司取得20万元承兑汇票，该汇票作为马瑞洪出资款的一部分交给了任中洲，后由任中洲交至薛埠镇人民政府，从而证明20万元土地保证金的实际出资方是马瑞洪；2.照片二张及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一段，证明朱慧和罗萍早就认识，且关系非常好，双方曾一起外出旅游，罗萍对马瑞洪与朱慧的夫妻感情情况十分清楚，罗萍在受让案涉股权时知道马瑞洪与朱慧夫妻感情恶化，其不存在善意。上诉人罗萍认为证据1中的银行承兑汇票上虽有马瑞洪本人签字，但不能证明是马瑞洪的个人资金，其中的收款收据，因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朱慧未提交照片和语音聊天记录的原始件，并称从罗萍的回话反而显示罗萍只知道马瑞洪与朱慧的夫妻关系很好。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经当庭播放朱慧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0月1日，朱慧向罗萍发送“节日快乐，在哪里呀”，罗萍回复“朱慧，节日快乐，祝你节日开开心心、吃吃喝喝、玩玩”“我已经回到金坛了，你在哪里呀？在哪里潇洒呢？马瑞洪回来了没有啊”。另朱慧提交照片证明其与儿子曾与罗萍一起外出旅游。根据朱慧起诉马瑞洪离婚诉讼在2020年11月5日的庭审记录，朱慧在庭审中称“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马瑞洪对此予以认可；朱慧称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旭普公司20%的股权，需要说明的是该股权，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已经无偿转让给罗萍，这一点属于被告擅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原告为追索夫妻共同财产，已向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马瑞洪对此称“没有意见”。本院认为，马瑞洪于2014年8月8日与任伯龙共同出资设立了旭普公司，是旭普公司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之一。罗萍主张马瑞洪是任伯龙的挂名股东，未对旭普公司实际出资。对此，首先，罗萍对马瑞洪是任伯龙的挂名股东的主张，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无法采信。其次，根据旭普公司章程约定，旭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马瑞洪认缴40万元，认缴期限至2017年8月7日。至2020年7月7日罗萍与马瑞洪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马瑞洪的认缴期限早已届满。2020年7月7日旭普公司股东就马瑞洪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罗萍召开股东会时，也未涉及马瑞洪未实际出资的问题。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马瑞洪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即使马瑞洪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此也系旭普公司或旭普公司的另一股东任伯龙与马瑞洪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马瑞洪系旭普公司的股东，持有旭普公司20%的股权。该20%股权虽登记在马瑞洪一人名下，但属于其与朱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朱慧与马瑞洪对该股权有平等的处理权。马瑞洪与任伯龙共同出资设立了旭普公司，马瑞洪与任伯龙的父亲任中洲还在外合作经营其他企业，朱慧也曾在旭普公司工作，而罗萍作为任中洲的妻子、任伯龙的母亲，从朱慧在二审中提交的照片以及2017年10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看，罗萍与朱慧、马瑞洪之间关系较为密切，正常情况下，罗萍对近年来朱慧与马瑞洪之间夫妻关系不和应当知晓。在马瑞洪将其所持旭普公司20%股权转让给罗萍且为无偿转让以及罗萍与朱慧熟识的情况下，罗萍更应当对马瑞洪处分股权是否经过其配偶朱慧同意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确定是否属于马瑞洪与朱慧的共同意思表示，而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朱慧对马瑞洪无偿向罗萍转让股权是知晓且同意的。综合本案情况，本院无法认定罗萍在马瑞洪与朱慧关系极度不和时，无偿、未支付任何对价受让马瑞洪持有的旭普公司20%的股权，其主观上是善意的。马瑞洪、罗萍无偿转让/受让案涉股权的行为，损害了朱慧作为股权共有人的合法权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综上所述，罗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罗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