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01民终9683号上诉人：潘君，男，198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汉林，四川慧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银龙，四川慧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张文明，男，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华，四川（凉山）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潘君因与被上诉人张文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4民初4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君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0114民初435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并驳回张文明除解除合同之外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潘君将案涉房屋另行处分的行为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定潘君将案涉房屋另行处分的行为存在过错的理由错误，理由如下：1.潘君知晓张文明依据原判向新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对其强制执行后，便积极主动筹措资金，并于2019年5月8日主动向新都区人民法院足额缴纳了相应执行款项，这个仅是缴款凭证显示的时间，未考虑提前联系预约执行法官的时间。潘君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2127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的时间为2019年5月9日，不具备将此情况告知新都区人民法院的条件，但张文明收到前述法律文书的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领取执行款的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却没有将其再审申请已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情形告知新都区人民法院。若张文明将此情形告知新都区人民法院并暂缓领取执行款，就不会导致案涉房屋被依法解除查封。换句话说，案涉房屋被解除查封是张文明前述民事法律行为的必然结果，其不利后果应当由张文明承担。2.一审法院能够基于‘‘虽然张文明执行及再审中均聘请有专业的诉讼代理人基于原案查封尚未解除的主管认识状态而未在再审中及时申请对案涉房屋保全查封”的观点免除张文明因领取执行款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回避评述张文明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隐瞒已就原判申请执行并领取执行的恶意行为；却以“潘君于2019年7月10日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并裁定中止执行的裁定后，应知悉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法益状态已处于可易变状态”的观点归责于潘君将案涉房屋另行处分。潘君认为一审法院对双方的评判标尺使用了双重标准。法律有“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的规定，一方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仍属于再审程序中，一方面原判决已经履行完毕，虽裁定“中止执行”却无“执行”可“中止”，一审法院又怎么能推定潘君“应知悉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法益状态已处于可易变状态”，不敢妄言“两审终审”更为普通民众所熟知，但原二审判决书正文最后写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一审法院“应知悉”三个字确是潘君不能承受的。另外，一审法院既然查明张文明在再审中于“2019年9月27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并依法交纳了财产保全费用”，这证明张文明有能力意识到案涉房屋存在被另行处分的可能。一审法院“虽然张文明执行及再审中均聘请有专业的诉讼代理人，……，基于原案查封尚未解除的主管认识状态而未在再审中及时申请对案涉房屋保全查封”的观点亦无法建立在任何客观事实和逻辑理论的基础上。潘君很难相信一审法院这样的评述是出于公正。3.一审判决关于“结合判决原一审中关于案涉房屋价格巳上涨至1400000元的认识状态……其行为实难令人相信属于善意，也非法律和诚实信用原则所倡导”的观点是脱离市场规律和人情世故、违背证据采信规则的主观臆断。潘君认为，依照证据规则，本案中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的另售案涉房屋备案成交价为650000元，该相关备案材料是唯一且最具证明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潘君另售房屋实际所得价款。潘君同样因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另售成交价高出向张文明出售房屋的价格50000元以弥补此前涉诉的耗损是被法益和社会公理所包容的，基于朋友关系或者资金需求的紧迫性而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也是被法益和社会公理所包容的。4.张文明就原判申请强制执行，并在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2127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后仍领取执行款行为，清晰明确的潘君传递了其已经认可一、二审判决的意识，潘君不会据此作出其他判断。张文明申请再审直至提起本案诉讼存在恶意。首先，张文明依据原判于2019年1月26日向新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潘君强制执行，主张其依据原判享有的返还已付购房款和支付违约金在前，2019年3月15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在后，时间的先后顺序和长达两个月的间隔，证明张文明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诉讼行为存在故意，不能排除其具有利用诉讼规则恶意获取更大诉讼价值的动机，这也为法律和诚实信用原则所不容。其次，张文明依据原判向新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潘君强制执行，双方于2019年5月14日履行完毕原判决全部权利和义务，新都区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执行完毕通知书。结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裁定文书里“中止执行”的表述，直至开庭时由潘君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原判已执行完毕，法庭才就此进行调查并要求潘君提交已经履行完毕的相关证据的客观事实，证明张文明根本没有将原判已经执行完毕的情况告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打算，进一步证明其恶意隐瞒该事实以期获取更大诉讼价值的可能。最后，原判决因潘君对外借资于2019年5月8日主动向新都区人民法院缴款，由张文明自愿于2019年5月14日领取而执行元毕。若潘君不主动缴纳，张文明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其执行请求的权利，故其因父亲病重急需资金方才申请执行的理由并不可信；在再审过程中法庭主持调解时，张文明又称可以随时准备资金在原有价款上适当溢价购买案涉房屋，这一说法与其父病重需要资金才申请执行的说法互相矛盾，至少证明申请执行并非张文明唯一且最有可能短期获取资金的有效途径。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张文明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1.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赔偿损失系基于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而依法应当向守约方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本案中，相关诉讼原一审、二审均判决确认《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潘君将案涉房屋另行出售是基于原一审、二审判决已经作出并生效，且张文明也依据原判申请强制执行并在再审过程中领取执行款后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和实施的行为。案涉房屋在处分前因涉及本案相关原诉讼和执行，经张文明申请由人民法院予以查封，这决定了潘君处分房屋的顺序必须是先履行原判决义务，在满足法定条件后，案涉房屋被依法解除查封，方能依法享受原判决固定的合法权益；这同样也决定了潘君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不可能违反法律规定，其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潘君认为，在处分案涉房屋时，与张文明签订的原《房屋买卖合同》是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解除的，故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不存在违约，也无约定可违反。2.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即使基于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潘君存在违约责任，而张文明则基于此错误认定得以主张“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损失，也依法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潘君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二条及第7.4条的约定，双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并确认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为总价房价的20%。一审法院判决确定潘君应向张文明支付可得利益损失赔偿为220000元，这还是在“评判双方责任”后作出的。这显然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3.关于律师费和居间费。潘君认为聘请律师并非公民主张权利的必经程序，且有偿律师代理属于商业法律服务，代理费的多少由委托人与受托律师事务所自由协商，受诸多因素影响，浮动较大，张文明除可以自行出庭参与诉讼外，也可以由社区推荐懂得法律知识的社会公民进行代理，符合条件的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故律师费不应当计入所谓的损失范畴。居间费是由张文明向案涉房屋交易的居间方支付，一审法院查明张文明与居间方签订的居间合同约定，居间费用在房屋交易双方成交后支付。本案中居间方并未促成合同约定，张文明应当依约依法向居间方主张退还。张文明辩称，一、潘君诉称将案涉房屋另行处分的行为属于善意，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潘君在2019年5月9日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后，应当知道该案再次进入审判程序，房屋的权属是有可能发生变更，在这种情况下潘君却将房屋出售很明显是恶意而不是善意。潘君从主观上来说仍然想毁约拒绝履行合同。潘君出售房屋的时间是2019年9月30日，这个交易的时间是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后的第7天。潘君在2019年9月30日的售房合同载明价格是650000元，而潘君与张文明的房屋售价为600000元，这个价格仅仅高了50000元，更何况张文明在2017年3月新都法院开庭调解时将房屋价款增加到了680000元潘君都不同意调解结案，反而在3年后以65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徐艳。潘君在一审反诉中提及房屋已经涨价至1400000左右，在2017至2019潘君出售房屋期间，成都市综合房价并未出现大幅度跌落，在这样的大市场环境下，潘君以650000的价格贱卖此房产。很明显潘君是恶意出售房屋转移资产，故意造成司法不能。潘君故意违约拒绝履行合同将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徐艳的行为是恶意而非善意。二、潘君并非积极主动筹集资金履行法院判决。在2019年2月张文明在收到二审判决书后联系潘君以及潘君父亲的情况下，潘君回复张文明，在张文明联系他父亲，他不管这些事情。张文明联系潘君父亲2次，潘君父亲态度极其恶劣都说没有钱，无法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等以后再说。张文明对二审判决内容强烈不服找到二审法官要求对案件释疑，二审法官告知张文明对二审判决不服可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申请再审，申请再审同时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张文明被迫才申请强制执行。在此过程中潘君父亲还有辱骂张文明代理律师李远华的恶性行为。三、潘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屡次违背诚信原则。诚实信用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本案潘君对诚实信用而言完全是背道而驰。首先，潘君在2018年看到房屋涨价到1400000就出尔反尔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拒绝卖房，甚至在一审诉讼中还和中介赵慧辉串通一气说张文明已经同意解除合同，而实际上张文明夫妇并没有同意解除合同放弃权利。其次，2019年11月12日，潘君父亲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接受刘法官询问说案涉房屋出售价格为950000元，但张文明通过新都不动产权登记中心查询房屋出售价格是650000元，很明显，潘君父亲在法庭上严重不诚信撒谎成篇，欺骗法庭，欺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想象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潘君和其父亲都对法官询问的问题仍然撒谎隐瞒事实真相，可见其根本没有诚信度。四、张文明申请强制执行后再申请再审符合法律规定。张文明因父亲身患癌症急需医药费经再三考虑向新都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张文明对成都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强烈不服还是决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5月10日张文明代理律师李远华签收受理案件通知书，李远华律师当时电话告知了张文明，但是张文明在新都区人民法院办理领款手续时告知执行陈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该案，陈法官说他是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其他行为不属于此次执行范畴，他无权干预。因此张文明对新都法院通知其领取执行款4260000元并没有觉得不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因此根据这条规定，张文明在申请再审的时候，接受了新都区人民法院潘君的执行款并没有违法的地方。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23日开庭的时候，张文明承认已经收到执行款436000元，并非潘君诉称张文明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隐瞒已就原判申请执行并领取执行款426000元的恶意行为。五、判决诉称案涉房屋被解除查封是张文明前述民事法律行为的必然结果，其不利后果由张文明承担该说法完全错误。张文明在向新都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案涉房屋的产权时，向新都法院提供了财产担保。新都法院执行局在解除查封房屋时并没有通知张文明，张文明对新都法院解除房屋查封并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新都法院在解除查封时应当制作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但本案新都法院执行局并没有通知张文明，新都法院在执行中的瑕疵后果不能由张文明来承担。2019年9月27日，张文明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潘君的案涉房屋，但是潘君仍然将房屋出售。六、张文明主张房屋涨价的损失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张文明因潘君违反约定将房屋出售给徐艳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解除合同，从2016年12月签订合同到2019年9月30日，根据房屋评估报告显示案涉房屋市场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150000元，房屋价格上涨550000元，因此，房屋价格上涨后必然造成张文明买房必须多支出费用来购买，因此房屋涨价损失是作为履行利益的房屋涨价部分，只要符合可预见性原则，作为违约方的潘君均应当予以赔偿。根据民法典第583条第584条的规定，潘君在支付100000元违约金后，因违约金不能弥补张文明的实际损失，潘君仍然应该对房屋涨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违约损害赔偿。七、张文明主张潘君对律师费的赔偿于法有据。张文明作为一般公民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聘请专业律师维护其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张文明的权利，因此律师费是因为潘君的违约行为导致直接损失，是必要性、合规性的支出、是最直接性的损失。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潘君应当对律师费承担赔偿责任。判决诉称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根据法律规定，这类案件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因此，该纠纷中张文明聘请律师的费用应当由潘君承担。八、新都区人民法院在一审中作出案件受理费，房屋司法评估费以及房屋涨价带来的增值部分，由张文明和潘君各承担一半的判决。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一方来说要承担对方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显然有失法律的公平。对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有宽恕和包容意思。九、根据我国法律立法之根本。对违法乱纪，对不诚信，不诚实之行为。应当予以严惩。潘君在此纠纷中的各种行为均为不诚实守信。更敢公然欺骗法院法官，妨碍司法公正。张文明恳请贵院对此类人的此行为予以严惩，以警示后人，以正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之社会风气。十、张文明认为从合同缔结到结束张文明从未出现过任何的违约行为。一直是潘君在违约，拒绝过户或恶意拖延。在省高院庭审时法官就提醒张文明确定房屋的价值，当时对方当庭确认的房屋成交价是950000元，但在本次起诉时经查询案涉房屋的成交价为650000元。在新都法院一审时张文明是愿意和解的，愿意增加50000元到80000元购买案涉房屋，但是潘君拒绝。而在几年之后又以低价出售给他人，具有明显的恶意。张文明是9月27日申请的冻结，29日人民法院下达了裁定书并且向双方代理人告知，但是30号房屋就被低价出售了。张文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张文明与潘君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2.判决潘君赔偿张文明房屋涨价损失500000元；3.判决潘君赔偿张文明房屋贷款评估费15600元；4.判决潘君赔偿张文明律师费80000元；5.判决潘君赔偿张文明房屋中介费9000元；6.判决潘君赔偿张文明房屋评估费11500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潘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房屋交易基本情况。2016年12月7日，潘君（甲方）与张文明（乙方）、成都市亿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辉公司、丙方）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约定潘君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张文明。合同第1.3条约定：该房屋已设立抵押，潘君承诺在2016年12月30日前到新都区工商银行支行办理完成该房屋他项权证的注销。第1.4条约定：该房屋在合同签订时尚未取得产权证，潘君承诺在2016年12月30日前前往博雅新城开发商取得该房屋的房产所有权证，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潘君自行承担。第二条约定：房屋按套计价，总价为600000元（包括房屋本身及揭房费用）。第三条约定：张文明于签订合同当日支付潘君购房定金20000元；在潘君向银行提前还款当日向潘君支付首付款80000元，剩余500000元的房款通过张文明办理按揭贷款，由贷款银行支付给潘君，如果张文明不能申请到贷款或贷款额度不够，则由张文明自行补足。第5.1条约定：“丙方协助甲乙双方办理该房屋的权证过户手续，甲乙双方应在2017年1月30日前甲方办理提前结案，双方贷款资料通过后7个工作日内前往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第6.2条约定，张文明在签订合同时向亿辉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9000元，第6.3条约定，“由于丙方已经为甲乙双方提供居间服务促成合同签订并尽到自己如实告知的义务，故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甲乙双方不能依本合同之条款成交该房屋，导致丙方未能收取居间服务费的，则丙方有权要求违约一方按照合同成交价的2.5%支付违约金，以弥补丙方居间服务费的损失”，第6.5条约定：“按揭贷款的费用：如乙方委托丙方办理房屋按揭事宜的，乙方应自行承担办理按揭事宜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保险费、评估费、房屋抵押登记费、工本费、丙方代为办理按揭的服务费，乙方应在合同签订的同时预付丙方前述费用共计人民币10000元，此费用的最终金额根据相关收费单位出具的实际票据为准”，第7.4条约定：“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终止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的，均应向守约方支付总房价款20%的违约金。”合同补充条款载明：“……3.甲方承诺在合同正式生效起7天内取得该房屋产权证、国土证，如超出时间一切经济纠纷由甲方全部承担。4.如该房屋有增值税则房价600000元，如该房屋无增值税则房价为620000元，而乙方的首付款则由80000元增加为100000元，房屋定金与部分款项不变。”合同签订当日，张文明向潘君支付20000元，潘君向张文明出具《收款凭证》，载明收到张文明支付的案涉房屋定金20000元。2017年11月17日，潘君（甲方）与张文明（乙方）及亿辉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经三方协商，张文明购买案涉房屋的总价款为600000元，张文明已经向潘君支付了首付款60000元，并约定：“乙方再支付人民币260000元，此款项只能用于甲方偿还银行贷款，乙方将此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丙方账户，由丙方陪同甲方前往银行偿还贷款。甲、乙、丙三方约定于2017年11月22日前，前往银行偿还贷款。”同日，张文明妻子龚敏向亿辉公司员工赵慧辉支付260000元，赵慧辉于2017年11月24日将该笔款项转入潘君的账户。2017年12月7日，潘君取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登记。二、关联诉讼及执行情况。（一）关联案件审理情况。2018年1月12日，张文明就案涉《房产买卖合同》履行争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潘君继续履行与张文明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并协助张文明办理过户手续；2.潘君向张文明支付违约金180000元。潘君提起反诉，请求判令：确认张文明与潘君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已经解除。反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记载：2017年11月，张文明见案涉房屋价格升至1400000元左右，便单方主动向亿辉公司支付了260000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2017年12月22日，潘君通过亿辉公司员工赵慧辉在成都市神仙树某茶楼约见张文明，明确提出张文明迟延支付购房款已经构成违约，且房屋市价已经上涨至1400000元，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对潘君显失公平，要求解除合同。张文明当场同意并要求潘君支付100000元作为补偿，潘君亦当场同意等。审理过程中，张文明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2018）川0114执保6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案涉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期限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2021年1月23日止。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8）川0114民初12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张文明与潘君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已经解除；二、潘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张文明购房款326000元，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三、驳回张文明本诉的诉讼请求。张文明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10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执行情况。2019年1月26日，张文明依据（2018）川0114民初1268号、（2018）川01民终11098号民事判决书，对潘君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金额为426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案号为：（2019）川0114执1005号。2019年2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川0114执1005号执行裁定书，对案涉房屋予以查封。2019年5月8日，潘君向一审法院缴款350000元、82290元。2019年5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执行完毕通知书，载明潘君已履行完毕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2019）川0114执1005号执行案件已全部执行完毕。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川0114执100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该裁定书于2019年5月16日送达新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2019年5月16日，张文明在一审法院《执行款支款审批表》上签字，表中载明经审批通过向张文明账户发放案款426000元。该案执行卷宗中未见双方反映张文明已申请再审情况的材料。（三）再审申请及审理、执行情况。2019年3月15日，张文明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申请：1.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1098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潘君继续履行与张文明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并协助张文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君承担。2019年4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申2127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通知张文明该案已受理，张文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远华律师于2019年5月10日签收该受理通知书。潘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嘉韵于2019年5月9日签收该案再审申请书副本和应诉通知书。2019年7月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申21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该裁定于2019年7月10日送达潘君（签收人宋嘉韵），于2019年7月11日送达张文明（签收人李远华）。2019年8月1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该再审案件，案号为：（2019）川民再523号。2019年9月23日，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庭审中潘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张文明已对二审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潘君已支付100000元违约金及326000元购房款，新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执行完毕通知书。张文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2019年1月26日申请执行，2019年5月14日执行完毕。张文明本人陈述：不服二审判决，当时因父亲病重，确实需要资金周转。2019年9月27日，张文明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并预交财产保全费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川民再5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案涉房屋予以查封。卷宗中无已完成保全查封的回执。2019年11月12日，该案第二次开庭审理，潘君父亲陈述：“案涉房屋94万或96万元过户他人，但是过户时间和过户人员等都记不清了”。2019年11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再52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一审法院再审审理期间，潘君将案涉房屋另行出售并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判决：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1098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4民初12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文明的本诉诉讼请求；三、驳回潘君的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50元、保全费35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90元，再审保全费5000元，合计18560元，由潘君负担。2020年5月6日，张文明依据该再审民事判决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潘君予以强制执行，申请执行金额18560元，一审法院予以立案，案号为（2020）川0114执1335号。执行过程中，潘君履行完毕给付义务，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1日作出执行完毕通知书。三、张文明所主张损失情况。（一）贷款服务费。张文明提交加盖金贯公司印章的收据，记载：入账日期2017年11月28日，收到龚敏服务费15600元，备注为微信。张文明述称，张文明为履行合同、办理购房按揭贷款作准备，该款为张文明委托金贯公司提供贷款服务而支付。2017年1月3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出具个人消费贷款审批通知书，载明：龚敏（借款人）：您申请的二手房贷款，现已审批通过，决定给予您贷款金额/额度为70万元，请您自通知日期起30个自然日内，按借款申请时约定事项办妥相关手续。龚敏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签订《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记载：龚敏为购买案涉房屋向该银行贷款700000元，贷款期限自2017年12月27日至2037年12月27日。龚敏出具《说明书》记载：因龚敏跟张文明系夫妻关系，购买案涉房屋是以龚敏的名义办理房屋贷款，由此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贷款，以龚敏名义交费。张文明庭审陈述，该贷款未实际放款。（二）中介费。张文明提交加盖亿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两份，其中：日期填写为2016年12月1日、编号0000884的收据记载：收到张文明支付的10000元，摘要填写为案涉房屋信息、未载明收款事由。日期填写为2016年12月7日、编号为0001201的收据记载：收到张文明支付的案涉房屋居间服务费9000元。（三）律师代理费。2018年1月5日，张文明（甲方）与四川雷蒙德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自编号为（2018）011-004号的《委托代理合同》，载明张文明因与潘君房屋买卖合同一案，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进行代理，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郭涛律师为甲方在全部（含一审、二审、执行）程序中的代理人，……”，第二条约定：“1、乙方就本案为甲方提供全程法律服务，直至甲方获得赔偿或纠纷诉讼终结时止。不论本案经过多少程序、经历多长时间，该费用的收费比例均不得变更……3、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20000元，甲方在整个服务期间不再另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若本案合同纠纷未能继续履行，乙方应退还已收取的律师服务费”。张文明提交了标注为“转账给A郭律师”的转账记录截图，显示于2018年1月5日向对方转账两笔各10000元。2018年6月1日，张文明（甲方）与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自编号为川法锐代字（2018）第128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张文明因与潘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该所律师为代理人，“律师费为30000元，于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本合同（委托）至二审判决、二审调解、撤诉时止”，“甲方如中途撤诉、放弃诉求、或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而提前终结本委托，或其他原因单方终止代理的，已收律师费不予退还，未支付部分仍应支付”。张文明提交了标注为“转账给李远华主任律”的转账记录截图，显示于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15日分别向对方转账两笔各10000元。2019年1月21日，张文明（甲方）与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自编号为川法锐代字（2019）第045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张文明因与潘君房屋买卖合同申请再审一案，委托该所律师为代理人，“律师费为30000元，于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支付”，“本合同（委托）至申请再审判决、调解止。甲方如中途撤诉、放弃诉求、或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而提前终结本委托，或其他原因单方终止代理的，已收律师费不予退还，未支付部分仍应支付。如甲方又请亲友帮忙或找关系（含律师）实现委托目的，乙方的律师费不变”。2019年2月16日，四川法锐（凉山）律师事务所出具加盖该所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记载收到张文明与潘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代理费30000元。张文明书面说明：一审过程中产生律师费20000元，已实际支付，因时间久远，律所不愿补发票；二审过程中产生律师费30000元，采用两次微信转账、一次现金方式支付，已补回收款收据；再审和提审过程中，产生律师费30000元，暂未实际支付。（四）房屋评估价值及评估费。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文明申请对案涉房屋在2019年9月29日的市场价格予以评估。一审法院经摇号选定江苏金汇通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对案涉房屋予以评估，评估机构作出苏金汇通成房估字第[F-2020-090]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载明案涉房屋在价值时点2019年9月29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111.08万元。评估机构开具的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该次评估收取评估费11500元，已由张文明预交。四、其他有关事实留存于新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资料显示，潘君与案外人徐艳于2019年9月29日签订《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成存房买自第98182号），约定房屋成交价格为650000元，于2020年3月29日前申请办理房屋转让交易手续。当日，徐艳缴纳案涉房屋买卖契税。所有权人为潘君的不动产权证书已注销。一审庭审中，潘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拨打潘君电话，其陈述：与徐艳为朋友关系，卖房给徐艳时知道张文明申请再审，按照合同价格出售房屋，没有多收合同以外的钱，不清楚为什么在再审审理期间卖房。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双方均应诚信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经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当事人对于生效判决的信赖利益应受保障。本案是在确认合同已解除的判决生效并经张文明申请强制执行完毕后，因张文明申请再审、经再审判决撤销原生效判决并同时判决驳回确认合同已解除请求和继续履行请求，而需回归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评判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对应张文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评述如下：一、关于合同解除。本案查明，一审法院（2018）川0114民初126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张文明与潘君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已经解除，判令潘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张文明购房款326000元、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并驳回张文明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过户并支付违约金的本诉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12月26日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民终110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张文明2019年1月26日依据前述生效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19年3月15日对其执行依据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潘君与张文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分别于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10日签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但潘君已于此前的2019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缴款432290元用于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及支付执行费，张文明也于2019年5月16日签字领取执行案款426000元，同日一审法院向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解除潘君名下案涉房屋查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第二百零六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之规定，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张文明的再审申请、但未决定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在潘君已经足额给付张文明申请执行金额后，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该规定已于2020年12月23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修改）第三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四）债务已经清偿的；……”之规定于2019年5月16日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系在2019年7月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并裁定中止执行之前，具备解除查封的法定事由，但执行案件卷宗中并无向申请执行人张文明送达解除查封裁定的印证，存在程序瑕疵。虽然张文明执行及再审中均聘请有专业的诉讼代理人，但不能以此推定其必然知悉前述债务已清偿则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裁定的规定，解除查封裁定未有效送达的程序瑕疵确有可能使张文明不知悉案涉房屋已被解除查封及解除时间，基于原案查封尚未解除的主观认识状态而未在再审中及时申请对案涉房屋保全查封。再审判决驳回张文明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本诉诉讼请求的原因是，潘君在再审审理期间将案涉房屋转售他人并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因履行不能而不予支持，但再审判决同时撤销了原一审、二审判决，驳回了潘君确认合同已解除的请求，解除权是形成权，解除权成立且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则发生合同解除之效力，则该判决结果不仅是对2017年12月25日双方是否经协商达成解除案涉合同的口头协议的评判，亦是在查明潘君已履行完毕生效判决、于再审审理期间另售房屋并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的前提下作出，即已确认原判决生效后新发生的事实并未产生解除合同的效果，此情况下张文明请求判决解除合同，并基于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损失赔偿，未包含于再审判决已处理的范围且具备事实依据。张文明以潘君再审审理期间处分房屋的行为，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主张解除和相应赔偿，需结合查明事实对潘君另售房屋的行为及其后果作出评判。潘君得以在再审审理过程中另售房屋并完成转移登记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原判决进入强制执行而对案涉房屋作出的查封，因债务清偿而依法解除。对于潘君而言，其基于对生效判决及张文明据以申请执行行为的信赖而向本院缴付执行款的行为不应受到否定。在潘君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后，其委托代理律师于2019年5月9日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的通知，此情况下未向执行法院即本院反映、要求停止支付，对应“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之规定，也无需苛责并因此承担不利后果。但潘君于2019年7月10日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并裁定中止执行的裁定后，应知悉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法益状态已处于可易变状态，此情况下，一方面，因一、二审生效判决确认合同已解除，在被再审判决撤销前，合同对双方无约束力，潘君处分房屋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上的违约即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范畴，即使基于再审判决理解为双方合同恢复到未解除状态，基于新发生事实评判既往行为同样应考虑生效判决影响并受公平原则约束；另一方面，潘君以生效判决为基础行使对案涉房屋的处分权应受再审程序制度价值的限制，张文明在法律规定的再审期间内提出了再审申请，潘君处分房屋前对此已经知情，则再审审理期间潘君对生效判决的信赖利益不会优先于张文明已兼具程序和实体要件的再审利益受到保护，潘君处分行为的不利后果不因原审判决已经生效且已执行完毕而免除。可以说，各方对于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均有一定责任：张文明在依据一、二审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后，又对其执行依据申请再审，于再审案件受理后仍领受基于一、二审判决而缴付的执行款，即，既主张享有基于合同解除而由潘君返还的已付购房款和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又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固然因为父亲生病急需用钱治疗这一情理可囿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其行为足以令相对方潘君陷入张文明是否已认可一、二审判决以及一、二审判决所确定的法益状态是否已经最终固定的不同认识，其领取执行款的行为也正是执行过程中认定解除房屋查封法定条件成就的基础；潘君在案件进入再审审理后，处分案涉房屋并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是导致合同已解除的主张被再审判决撤销后，双方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直接原因，结合潘君原一审中关于案涉房屋价格已上涨至1400000元的认识状态、另售房屋备案成交价和再审述称的成交价均高于向张文明出售房屋的价格的事实状态，以及双方订立履行合同重要时点房产交易市场背景，其行为实难令人相信属于善意，也非法律和诚实信用原则所倡导；一审法院执行过程中，在依法作出解除查封裁定后，没有按照程序规定送达申请执行人张文明，张文明再审审理中没有及时申请保全查封，也是导致案涉房屋脱离案件控制、潘君得以无障碍处分并完成权属转移登记的影响因素。多方因素虽然均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单一提取在规范设计下或属可能被预见，但其叠加嵌合后产生的后果已属订立履行合同中无法预见的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十一条规定的适用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之规定，对于张文明关于解除其与潘君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确认该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潘君之日即2020年11月6日解除。关于合同解除后的处理。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非因违约解除的情况下，如恢复原状不能涵盖因合同义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相对人仍有权主张赔偿损失，且该项损失赔偿责任不因合同解除而消灭，张文明有权基于合同解除而向潘君主张损失赔偿。1.关于房屋溢价损失及评估费。因一方根本违约而解除合同，且房屋市场价格上涨场合下，房屋溢价损失源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该损失是守约方的期待利益，只要合同能正常如约履行就会由守约方享有，此为张文明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主张赔偿房屋全部溢价损失的基础；在任意解除场合，守约方选择解除合同意味着其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对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范围限于信赖利益，而不包括履行利益损失，此为排除期待利益赔偿成立的基础。本案中如前所述，从张文明的再审请求看其并非不愿继续履行《房产买卖合同》，而是因为潘君于再审中处分房屋导致履行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潘君的处分行为虽是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直接原因，但在原生效判决未被再审撤销前作出也非严格意义上的根本违约，则对于张文明因合同义务履行不能而产生的损失，应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协商处理情况分析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遵循可预见性、损益相抵、合理控损和过错责任规则对损失承担进行分配，以尽可能衡平双方利益，使之不因合同解除而减损。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评估，案涉房屋在2019年9月29日这一价值时点的评估价值为1110800元，潘君的父亲作为潘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中陈述“案涉房屋940000或960000元过户他人”，一审法院自新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潘君与徐艳于2019年9月29日签订《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格为650000元，潘君本案中则陈述徐艳与潘君为朋友关系、案涉房屋“就是按照合同约定价格卖的，没有多收合同以外的钱。其他事情我爸比较清楚，我不清楚”。潘君于再审和本案中对于房屋另售价格的陈述并不一致，此举已背离诚信诉讼要求，无论潘君是否基于朋友关系等原因低于市场价格向徐艳出售房屋、是否因另售房屋而实际获得高于向张文明继续履行而可以取得的利益，其收益状况和行为动因不能达到损益相抵和消弭过错责任的效果。对于张文明而言，因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参照评估结论确定，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履行、诉讼、执行中的系列行为，根据公平原则评判双方责任，确定潘君应向张文明支付该项损失赔偿220000元。因房屋价格评估产生的评估费，系辅助本案查明事实、评定责任承担所需，由双方各承担5750元。2.关于贷款评估费。张文明述称其为履行合同、办理购房按揭贷款积极准备，委托金贯公司提供贷款服务而支付贷款评估费15600元，并提交金贯公司收据、银行消费贷款审批通知书、《个人消费贷款及担保合同》和配偶龚敏所作情况说明用以证明，但并未提交实际支付凭证和相应收费依据，所举证据显示的贷款金额与案涉《房产买卖合同》约定也无法对应，故一审法院认为张文明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属于履行案涉《房产买卖合同》所必需的支出且已实际支付，对于张文明关于判决赔偿其贷款服务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律师代理费。作为合同解除损失主张的律师费，应是合同解除时已实际产生并且具备合规性、必要性的支出。张文明对其主张的在原一审中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仅能提交微信转账对象备注为“A郭律师”的微信转账记录，而未提交收款主体身份印证、律所增值税发票等合理证据佐证其主张的付款事实成立，且按照双方《委托代理合同》“若本案合同纠纷未能继续履行，乙方应退还已收取的律师服务费”的约定，张文明可以主张由对方退还，将该20000元作为损失主张由潘君承担赔偿责任缺少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律师代理费30000元，系张文明为实现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委托律师提供二审诉讼服务而产生，构成解除合同损失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确定由潘君承担其中的15000元。再审律师代理费30000元，虽有合同约定，再审卷宗材料中也体现了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确已指派律师为张文明提供诉讼代理服务，但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看，该费用本应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即2019年1月24日前支付，至本案判决作出时张文明未提交该费用已实际支付的证据，是否收取及数额多少当前尚不确定，作为损失主张缺少事实依据，本案中不予支持。4.关于居间服务费。双方在亿辉公司居间服务下签订案涉《房产买卖合同》，张文明已支付中介费9000元，潘君陈述其没有向中介支付中介费、按约定要成交之后支付，按照合同第6.3条约定，亿辉公司已经提供了居间服务、促成合同约定，张文明已支付的居间服务费不再退还，该款属于张文明为立约而支出费用，因合同解除而纳入交易成本损失，一审法院确定由潘君承担4500元。5.其他清理结算事项。合同解除后，如当事人的财产状态可以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应恢复原状，潘君已收取的购房款326000元应向张文明返还。该款在原一、二审判决执行过程中已经向张文明返还，张文明本案中最终固定的诉讼请求中也无返还的主张，故本案中不予处理。同时一审法院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已于2020年12月23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修改）第109条规定：“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原生效判决已经履行完毕的给付内容，可能因为依申请或依职权执行回转而变动，双方本案中就执行程序中已给付的款项均未提出相应请求，嗣后如有争议可以根据事实变化协商抵销或另案诉讼解决。综上，潘君应向张文明支付解除合同赔偿金239500元（220000元+15000元+450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五百八十条，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张文明与潘君于2016年12月7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已于2020年11月6日解除；潘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张文明支付损失赔偿金239500元；驳回张文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423元，由张文明、潘君各负担2711.5元。司法评估费11500元，由张文明、潘君各承担5750元。二审中，双方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予以处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无争议，但对合同解除后潘君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发生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分述如下：关于潘君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提审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潘君于2019年7月10日收到该裁定。之后，潘君与案外人徐艳于2019年9月29日签订《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格为650000元。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导致案涉合同履行不能确有多方因素，但潘君在案件进入再审审理后，处分案涉房屋并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是导致合同已解除的主张被再审判决撤销后双方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直接原因，结合另售房屋备案成交价和当事人诉讼述称的房屋价格均高于向张文明出售房屋的价格，以及双方订立履行合同重要时点房产交易市场背景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潘君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将前述多种因素纳入违约损失承担范围的考量，正确，并无不当。关于合同解除后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即该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而对于房屋价差损失，则属于守约方的期待利益损失，也是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应该能够预见到的。关于本案损失赔偿范围，首先，对于张文明因合同义务履行不能而产生的损失，一审法院以司法鉴定结论为基础，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协商处理情况分析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遵循可预见性、损益相抵、合理控损和过错责任规则对损失承担进行分配，酌定潘君应向张文明支付上涨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其次，一审对张文明在合同解除时已实际产生并且具备合规性、必要性的律师费支出纳入合同解除损失，对张文明已支付中介费因合同解除而纳入交易成本损失，并根据公平原则对张文明前述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潘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原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5092.50元，由上诉人潘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长 赵 锋审判员 冯 璐审判员 白福群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何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