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5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沈阳北路柳岸华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67070682X6。负责人：彭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东，男，199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驰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龙坑街道汽车博览城南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1590760252W。法定代表人：王松，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为宗，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遵义驰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驰奥公司）、张永东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1）黔0304民初1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21）黔0304民初194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永东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关于《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简称三方维修协议）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的问题。1、一审未准确把握三方维修协议的性质及内容，认定其中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错误。首先，遵义驰奥公司根据表面观察检验初步估价为176098元，至2020年8月4日，遵义驰奥公司对车辆发动机进行了拆检后，发现发动机因进水需要进行维修，上诉人定损人员毛旭即时赶往遵义驰奥公司进行了勘验，并对于发动机需要进行检修事宜已经告知被上诉人。其后，三方以检修结论为前提签署了三方维修协议，因需要增加发动机检修项目，故费用从176098元增加值230800元。被上诉人对于车辆需要进行发动机维修是明确知晓的。并且，根据车辆发生涉水事故的一般经验，显然是必须进行发动机检修的，车主显然对于车辆检修情况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才符合常规逻辑。被上诉人以遵义驰奥公司所出具的第一张定损单主张不知晓车辆发动机需要检修是不能成立的。其次，三方维修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张永东选择维修，是其真实意愿的结果。如前所述，发动机检修和车辆实际维修费用数额均不是重大误解的事由。2、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三方维修协议有失妥当。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是基于重大误解撤销协议，但事实上三方维修协议中并没有排除发动机作为维修范围的约定，一审论理实际上是基于协议当事人一方重大过失甚至是欺瞒的行为，认定重大误解于理不符。并且，该协议涉及三方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只处理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处理上诉人与遵义驰奥公司之间以及被上诉人与遵义驰奥公司之间的关系，导致本无过错的上诉人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违反了过错方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3、被上诉人主张的重大误解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三方维修协议已履行完毕，履行完毕的协议不宜撤销。同时，被上诉人在知道一审法院所认定所谓“重大误解”的事实后，超过三个月才行使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二、一审法院进行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未给予上诉人就保险人合同义务进行充分的抗辩。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三方的合同关系，并非单纯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将撤销之诉和给付之诉混合其中，一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及审理的焦点均集中在三方维修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情形上，并未对保险人合同义务充分发表意见，一审法院对此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引导及释明。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进行判决上诉人全额赔偿实质上是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利，存在程序瑕疵。2、发动机涉水损坏并非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偿范围。在银保监委核发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已将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明确列为独立险种，而被上诉人并未购买该险种，同时，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条明确约定“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依据《机动车损失保险》向上诉人主张发动机的损坏赔偿。3、案涉事故车辆不应当按照推定全损处理。按照保险学原理，保险赔偿遵循的是受损标的恢复原样或使用功能恢复为原则，即通过维修恢复受损事故车辆的使用功能即可。因此，车损险保险条款界定推定全损的定义为“为避免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超过实际价值的，为推定全损”。本案中，被上诉人系新车投保，保险价值为466800元，远高于三方维修协议所约定的修复费用230800元。被上诉人虽然在诉称中主张遵义驰奥公司告知费用超过230800元，但并没有举证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即便遵义驰奥公司要求维修费用超过230800元，也必须要经过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审核才能作为认定依据，且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该费用标准仍远远低于车辆实际价值。因此，案涉事故车辆是不应当按照推定全损来进行处理的。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虽然提供了与定损员毛旭的通话录音，但毛旭已明确告知需要向公司领导汇报审核，并未作出确定理赔承诺。事实证明，毛旭通过系统平台向省公司申请理赔被退回，并提出要求检测车辆的发动机及变速箱，毛旭对此也向被上诉人发送信息进行了相应的提示。因此，案涉事故车辆进行修复是符合保险修复原则的，如果被上诉人坚持要按照推定全损处理，必然会涉及到对车辆发动机、变速箱进行检测，被上诉人将面临被检测处存在被拒赔的风险，这也是被上诉人愿意签订三方维修协议对车辆进行修复的原因之一，三方维修协议的签订已经否定了推定全损的赔偿方式。一审法院对事故车辆是否确定为全损未作评述，但判决结果第二项实际上认定了全损，该认定是违反保险修复原则的，也是与本案客观情形不符。三、《车辆剩余价值咨询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该评估结论系咨询报告的性质。其次，作出的机构系由被上诉人单方确定，并单方向评估机构支付费用，评估机构的立场不能确保中立，属评估程序违法的情形。再次，该评估是在车辆维修期间进行，评估机构对于该车辆发生事故之初的状态并未掌握，对车辆损害原因、损害部位、损害程度也未进行相应的调查，认定车辆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为111186元，属于凭空想象，认定案涉车辆维修后的市场价值为237716元，同样缺乏依据。案涉事故车辆已由驰奥公司履行了修复的义务，还保证了维修质量，车辆的使用价值与事故前不存在差异，该评估报告的结论明显立论不足。张永东二审答辩称，关于“重大误解”的问题。事故发生以后，上诉人明确告知答辩人对事故车辆作推定全损处理，然而，受损车辆搁置一个月以后，上诉人却告知答辩人车辆不能进行全损理赔，其理由就是遵义驰奥公司经检测后维修报价为176098元，该维修价格远远达不到全损理赔的标准。随后，答辩人向遵义驰奥公司确认了其维修报价的确为176098元，且遵义驰奥公司维修经理同时告诉答辩人车辆经师傅检测后认为发动机没有问题，只需要清洗一下油路即可。答辩人基于对遵义驰奥公司的专业信任，且在对车辆实际损害程度并无任何专业技术分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依据质疑遵义驰奥公司和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的专业定损结果。因此，答辩人内心虽因上诉人出尔反尔不快，但在确认维修费用只需176098元就能完全修复事故车的情况下，如果非要坚持要求上诉人作全赔处理似乎也说不过去。因此，答辩人在对车辆真实损害程度严重误解的情况下才签订了《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维修协议”）。然而，三方维修协议签订以后，遵义驰奥公司维修时长，答辩人多次催促维修进度，遵义驰奥公司说部分零部件需要进口，但疫情因素影响故维修时长。直至2021年1月15日，答辩人再次到遵义驰奥公司了解维修情况时，遵义驰奥公司说当前实际维修金额已达275174元，车辆还有座椅皮套需要更换，加上还需更换的座椅皮套30417元，总维修金额将达到305591元，并向答辩人出具了书面的维修费用和维修清单。遵义驰奥公司维修前176098元的报价与维修过程中305591元的报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答辩人本以为176098元就可以修复事故车辆，结果却远非如此。维修价格的巨大变化，说明了事故车辆的受损程度远远超出了三方维修协议签订时的各方预判。遵义驰奥公司作为专业的维修机构自己作出的报价尚且如此悬殊，何况毫无维修专业知识的答辩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答辩人在签订三方维修协议时对事故车辆的真实受损程度和维修价格存在重大误解，并基于该重大误解而签订了三方维修协议。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遵义驰奥公司称对于发动机需要进行检修事宜已经告知被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对发动机需要维修是明知的毫无事实依据，无论遵义驰奥公司还是上诉人，均没有向答辩人解释发动机需要维修。答辩人更不知道遵义驰奥公司告诉过上诉人发动机需要维修。如果上诉人的说法是实，那么，上诉人和驰奥公司自始至终就在欺骗答辩人。至于三方维修协议中为什么维修费用上限不是176098元而是230800元，遵义驰奥公司和上诉人当时对答辩人的解释是预留适当的幅度，最终费用不可能超过230800元。根本不是上诉人所称的“因需要增加发动机检修项目，故费用从176098元增加至230800元”，遵义驰奥公司和上诉人在签订三方维修协议前均没有向答辩人出示《事故定损报价单》（报价176098元）以外的任何需要更换部件的明细单。遵义驰奥公司和上诉人难道不是自始至终就在欺诈答辩人吗？否则，答辩人对此怎会全然不知？当然，遵义驰奥公司最终的维修费用报价305591元也大大超出了其认可维修费用上限230800元的预期，更是进一步说明了案涉车辆真实受损程度的严重性连遵义驰奥公司也始料不及。上诉人所称答辩人对超维修费用“也是其预见到的可能结果”不符生活常识，答辩人对此存在重大误解无可非议。关于撤销是否“有失妥当”的问题首先，三方协议中有无对发动机作为维修范围的约定并不影响答辩人重大误解的认定，本案中答辩人主要系对案涉车辆的损坏程度以及维修价值的重大误解，无论发动机还是其他部件，都是车辆的组成部分。遵义驰奥公司在协议签订时的报价和维修过程中的报价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足以说明了答辩人对车辆实际受损程度和维修价格，重大误解。一审基于重大误解而撤销三方维修协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只处理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上诉人与驰奥公司之间以及被上诉人与遵义驰奥公司之间的关系，导致本无过错的上诉人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违反了过错方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该项认为“不妥”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原判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第12页倒数1至4行清楚阐明“关于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已支付被告遵义驰奥公司维修费230800元，以及被告遵义驰奥公司已对保险标的车辆维修的问题，由双方另行协商处理或者另案处理”。关于答辩人行使撤销权是否已经超出除斥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答辩人于2021年1月15日到驰奥公司了解维修情况时，才得知车辆已经产生的维修费高达275174元，加上未完工的座椅更换费用30417元，总维修金额高达305591元。至此，答辩人才知道撤销事由，即自己对案涉车辆的维修价格和真实损坏程度存在重大误解。于是2021年1月28日答辩人向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没有超出民法典所规定的九十日除斥期间。此外，因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故本案的处理实际上是可以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的，而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同样，答辩人的起诉期限未超过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给予上诉人就保险人合同义务进行充分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财产保险合同。上诉人与被答辩人、遵义驰奥公司签订的三方维修协议实质上就是保险合同的履行方式，正是因为答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车辆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和答辩人才依据保险合同对车辆进行维修。只是因为答辩人在签订该维修协议的时候因为驰奥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原因产生了重大误解，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答辩人才请求一审法院撤销该维修协议，要求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进行理赔。另外，一审法院并非上诉人所述没有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及释明，在一审中，法庭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就包括了如果三方维修协议被撤销，那么答辩人请求按保险金额赔偿是否应予支持。上诉人自己也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分别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足以证明上诉人对三方维修协议被撤销后可能承担赔偿责任是清楚的，上诉人责怪一审法院剥夺其抗辩权、存在程序瑕疵无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发动机涉水损坏并非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偿范围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本案事故车辆的维修并不只是对发动机的维修，发动机只是维修的一部分；其次，答辩人购买了机动车损失保险，案涉车辆发生保险事故以后保险人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理赔；最后，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条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上诉人保险公司并未就该免责事项向答辩人作出书面或者口头的说明，因此该免责条款不能作为上诉人保险公司免责的依据。上诉人认为案涉车辆不应当按照推定全损处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诉讼中，答辩人委托了评估机构对案涉车辆在发生事故以后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和维修以后的现时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车辆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为111186元；维修以后的现时市场价值为237716元。而驰奥公司的维修费用却需要305591元。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关于“全部损失”的释义：“全部损失，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后灭失，或者受到严重损坏完全失去原有形体、效用，或者不能再归被保险人所拥有的，为实际全损；或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后，认为实际全损已经不能避免，或者为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超过实际价值的，为推定全损”的规定，上诉人为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305591元远远超过了车辆未维修状态下的实际价值111186元或者维修以后的实际价值237716元。充分说明案涉车辆完全没有维修必要，用30多万元的维修成本换来一辆实际价值远不够维修成本的事故车既是对资源的浪费，又有违交易习惯。所以，案涉车辆完全达到了推定全损的标准。另一方面，事故发生以后，上诉人公司就表示同意按照推定全损来处理，并明确表示答辩人最终得到的赔偿就是保险金额466800元。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上诉人对保险行业适用推定全损的处理方式是常用的，且对何种情形下适用推定全损也是具有专业判断标准的。上诉人最初同意按照推定全损来处理实际上说明其对答辩人案涉车辆的损坏程度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受到遵义驰奥公司的报价忽悠以后，企图逃避全赔责任而已。上诉人认为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答辩人委托的评估机构遵义播南资产评估事务所是具有相应资产评估资质的机构；其次，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客观真实；最后，答辩人委托对车辆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和维修以后的现时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正是为了证明案涉车辆的损坏程度以及是否具有维修必要等而委托评估的。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结果将导致其超额赔偿不是事实。虽然上诉人已经支付了230800元的维修费用，加上车辆保险赔偿466800元，合计697600元，但是，一审判决同时还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判给了上诉人公司的。根据评估，案涉车辆维修以后的现时市场价值为237716元，扣除车辆价值以后，上诉人实际赔偿只有459884元，故不存在上诉人所称超额赔偿的问题。答辩人认为三方维修协议的签订，还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三方维修协议签订时，作为保险人的上诉人和遵义驰奥公司对车辆维修成本、受损程度、事故发生后未维修时的车辆实际价值和维修后的车辆价值远比答辩人更有信息优势，更能作出相应的判断，但上诉人和遵义驰奥公司却不顾答辩人合法利益，利用答辩人缺乏专业判断力的弱点，误导答辩人同意维修。对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答辩人而言，签约时候的信息和判断能力与上诉人和遵义驰奥公司显然不成正比。事后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三方维修协议的签订正是上诉人和遵义驰奥公司利用了信息和专业优势，误导答辩人签订了不公平的协议。答辩人在一审时主张撤销三方维修协议的理由实际上包括“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一审判决理由虽未提及显失公平的问题，但答辩人认为，“显失公平”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故答辩人在二审答辩中予以一起说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恳请二审予以维持。张永东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张永东与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遵义驰奥公司于2020年8月7日签订的《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2、判决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赔偿张永东466800.00元，并享有贵Ｃ×××**号小型轿车的全部权利；3、判决遵义驰奥公司、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永东于2020年1月21日以466800.00元的价格向遵义驰奥公司购买了奥迪Ａ6Ｌ型小轿车一辆，另支付车辆购置税41309.74元后，办理车辆登记车牌号为贵Ｃ×××**号。张永东购车后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及其不计免赔率等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为466800.00元。张永东支付商业保险保费合计13570.46元。2020年7月1日晚20时40分许，张永东在暴雨天气驾驶涉案车辆行驶至遵义市播州区“保利未来城市”共青大道“下拉槽”路段时，因积水较深致使车辆熄火并被积水浸泡。张永东随即拨打“95519”电话报案，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接到报案后，派员到场进行现场勘验并联系施救车辆将事故车辆拖运至遵义驰奥公司停放。次日，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指派定损人员毛旭到场对事故车辆进行查勘后，张永东又与遵义驰奥公司签订事故车维修拆检报价委托协议，约定由张永东委托遵义驰奥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拆检、定损、报价、修复，协助张永东与其保险公司确立修复方案。2020年7月14日，张永东父亲张毅电话联系毛旭理赔事项，毛旭称可按推定全损理赔，需向保险公司领导汇报审核。保险公司如同意全赔，还需要由张永东与拍卖机构针对车辆残值部分具体价值及拍卖后付款时限签订协议，再由其保险公司补足张永东保险金额的差额部分。同时表明保险公司与张永东的理赔协议中将写明拍卖机构名称及拍卖事故车辆的价款数额，可对拍卖机构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遵义驰奥公司向张永东出具事故定损报价单，载明定损价款合计176098.00元，并口头说明事故车辆发动机经拆检没有问题，维修费用约17万余元。后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向张永东表明事故车辆经检测尚未达到全损标准，应按维修修复方式理赔。因此，本案三方当事人于2020年8月7日签订《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约定由遵义驰奥公司维修修复事故车辆并对维修质量进行保证；三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对事故车辆以230800.00元作一次性定损赔付处理，若维修费用低于230800.00元则按实际损失赔付；此后张永东与遵义驰奥公司均不得再向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提出超出本协议以外的其他赔偿或权益要求。签订维修协议后，遵义驰奥公司即开始对车辆进行维修。2020年8月18日，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支付遵义驰奥公司维修费230800.00元。2021年1月15日，张永东到遵义驰奥公司了解维修情况时，遵义驰奥公司向张永东出具结算单及事故定损报价单，表明当前实际维修金额已达275174.00元，另更换座椅皮套还需30417.00元维修费用。张永东经了解到事故车辆经维修后的价值仅为约25万元，表示其已上当受骗，即使再更换座椅皮套，也不愿接车，要求撤销维修协议，由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按原有承诺推定全损方式进行理赔。张永东因此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2021年2月25日，张永东就其车辆维修后剩余价值及发生事故时的价值经委托遵义播南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结论为：本案事故车辆2020年7月1日发生水淹事故后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为111186.00元，维修后以2021年2月22日为基准日的现时市场价值为237716.00元。审理中，张永东曾将购车时投保的保险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当事人提起诉讼，因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主张其自己才是本案财产保险合同的实际保险人，故张永东申请撤回对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的起诉，该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张永东就其车辆向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张永东作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由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对张永东驾驶保险标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应按照其承保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张永东损失保险金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保险人张永东与保险人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保险标的物维修人遵义驰奥公司经共同协商签订了《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现张永东以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如支持撤销合同，如何处理撤销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发生本案保险事故后，张永东已向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报案主张索赔，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经查勘后同意理赔，并针对保险标的车辆遇水泡事故后告知张永东可不按维修修复方式理赔，而可按推定全损方式理赔。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也因此怠于与张永东协商确定保险标的车辆的具体修复范围及维修费用。发生保险事故36天后，遵义驰奥公司告知张永东就其保险标的车辆发动机并未受损，只需17万余元维修费即可修复。遵义驰奥公司也因此与张永东、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签订了三方维修协议成为合同当事人，履行其修复车辆义务而享有获得维修费用的权利。因此，张永东基于遵义驰奥公司告知其保险标的车辆发动机并未受损的事实，为避免按照推定全损方式理赔导致其已付车辆购置税及剩余保险价值的损失，而选择按照维修修复方式理赔；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只需支付230800.00元维修费即可完成自己的赔偿保险金责任；遵义驰奥公司告知张永东车辆发动机并未受损，只需17万余元维修费即可修复，但又签订三方维修协议明确在230800.00元内包干修复。该院结合遵义驰奥公司与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均对车辆发动机及电子器件被积水浸泡后整车性能影响具有相对较强的检测、判断能力；遵义驰奥公司经拆解发动机进行维修而未向张永东说明、收取维修费后四个月才称其已修复完毕，要求接车，但仍未按其出具定损报价单项目维修完毕车辆座椅；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即全额付款230800.00元的事实，并参照保险标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仅为111186.00元，予以支持张永东主张其基于相信车辆发动机并未受损，存在重大误解才签订三方维修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故张永东请求撤销三方当事人于2020年8月7日签订的《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理由充分，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认定《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张永东并请求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赔偿其保险金466800.00元，支付赔偿款以后享有贵Ｃ×××**号小型轿车的全部权利。双方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协商同意按推定全损方式进行理赔，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张永东该项请求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并认定贵Ｃ×××**号车辆财产所有权自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支付全部保险金额时起转移归其所有，张永东应当协助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办理车辆权属转移登记。关于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已支付遵义驰奥公司维修费230800.00元，以及遵义驰奥公司已对保险标的车辆进行维修的问题，由双方另行协商处理或者另案处理。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主张张永东应当在90天内行使撤销权，现行使撤销权已超过法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遵义驰奥公司主张其于2020年12月21日维修完毕并通知张永东验车接车，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张永东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九十日后才行使撤销权的事实，故该院对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张永东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遵义驰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7日签订《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二、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张永东贵Ｃ×××**号车辆保险赔偿金466800.00元；三、登记为张永东所有的贵Ｃ×××**号车辆财产所有权自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支付全部保险金额466800.00元时起转移归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所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51.0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负担2075.50元，遵义驰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075.50元。二审中，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系统申报理赔审批载图，拟证明：理赔员向上级公司申报推定全损理赔。被省公司退回，并要求对事故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涉水的水位线进行鉴定。上诉人认为理赔员毛旭答应对方进行全损理赔，只是说按照这个程序去走，从录音也能印证这一情况，并不代表事故车辆就已经确定是推定全损。张永东经质证认为：对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该证据是对方公司的内部申报系统的截屏资料，上诉人何时制作截屏资料，我方不知情。同时，该证据也没有在协商处理保险事故的时候向我方出示过，未向我方明示上级公司未批准。其证明目的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上级公司是否同意并不作为上诉人应免于全赔的免责理由。遵义驰奥公司经质证认为：对三性请法庭予以核实。但是从批复里看见，涉案车辆的估损金额的总定损金额均为：230800元。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是五张照片，内容是对事故车辆的整体照片。有两张是事故车辆的发动机配件的照片，还有两张是4S店的定损报告单的照片，照片时间为2020年8月4日，证明目的：在三方签订维修协议也就是2020年8月7日之前，理赔员到遵义驰奥公司了解车辆的检修情况，遵义驰奥公司告知车辆是需要进行发动机维修的，并且还说明了这一情况已经告知张永东。所以上诉人认为，三方签订维修协议是基于对车辆是否需要进行二次打火检测以及是否进行推定全损的鉴定所进行的妥协。从常理来看，被上诉人作为豪车的车主不可能不关心车辆的检修情况，4S店也无隐瞒的必要。签订维修协议，可以避免一定的风险，也可以节省购置税保险的损失。被上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证据的来源。上代：理赔员毛旭照的。张永东经质证认为：被上诉人对有车牌号的照片没有异议，但是对另两张照片，被上诉人不知道是不是拍摄于我方事故车辆。对两张事故定损报检单真实性三性均有异议，一是真实性无原件核对且无出具报价单的公司加盖印章，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的事故定损报价单不一致。如果理赔员的确在签订合同以前，在遵义驰奥公司拍摄了该照片，那么被上诉人和遵义驰奥公司极有可能存在恶意串通、欺诈我方的行为。因为如果这一份清单理由有证明发动机需要维修的部分，那么上诉人和遵义驰奥公司从未向我方明示。遵义驰奥公司经质证认为：两张事故定损报价单，对三性不予认可。因为在一审当中，遵义驰奥公司提供了定损报价单，针对上诉人提供的事故定损报价单在当时定损的时候就已经由上诉人的定损人员针对该两份报价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删除。比如说11、12、17、18、19。所以说该两份报价单并不是由上诉人所说的遵义驰奥公司提供。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是手机截图，是理赔员发信息给张永东，告知其车辆涉水二次启动所导致的发动机受损不属于保险责任。证明目的：在签订协议前，上诉人发信息告知其如果推定全损，需要进行发动机检测并且检测如果存在二次打火受损不属于保险责任。同时需要说明，涉案车辆只是做了发动机的维修检测，并没有进行是否存在二次点火的专项检测。上诉人认为告知的风险是促使双方签订维修协议的因素。张永东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短信记录我方明确表示要抓紧处理，而且理赔员的告知主要是认为我方是否同意检测定损，我方是同意检测的，而事实上也是检测了的，其中发动机已经进行了两次检测，检测的结果是发动机没有问题，只是把油路清洗一下即可。遵义驰奥公司经质证认为：三性请法庭予以核实。但是我们想说的一点，由于涉案车辆系涉水遭受损失，那么不排除上诉人所陈述的存在二次打火现象，以至于在二次打火的过程中损坏了发动机。这是由于涉案车辆的特殊损失原因造成的。第二，遵义驰奥公司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方说明发动机没有问题。那么在一审中遵义驰奥公司提供的报价单中，也明确阐明了发动机这一项目。第三，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进行维修还是全损，是其双方协商的过程，本身与遵义驰奥公司无关。遵义驰奥公司不存在故意想修、要修涉案车辆的主观动机，是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一致后，才与遵义驰奥公司在自愿的前提下签订了维修协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发生本案保险事故后，张永东已向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报案主张索赔，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经查勘后同意理赔，并针对保险标的车辆遇水泡事故后告知张永东可不按维修修复方式理赔。发生保险事故36天后，遵义驰奥公司告知张永东就其保险标的车辆发动机并未受损，只需17万余元维修费即可修复。遵义驰奥公司也因此与张永东、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签订了三方维修协议成为合同当事人，履行其修复车辆义务而享有获得维修费用的权利。因此，张永东基于遵义驰奥公司告知其保险标的车辆发动机并未受损的事实，为避免按照推定全损方式理赔导致其已付车辆购置税及剩余保险价值的损失，而选择按照维修修复方式理赔。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只需支付230800.00元维修费即可完成自己的赔偿保险金责任。遵义驰奥公司告知张永东车辆发动机并未受损，只需17万余元维修费即可修复，但又签订三方维修协议明确在230800.00元内包干修复。三方签订维修协议后，直至2021年1月15日，张永东再次到遵义驰奥公司了解维修情况时，遵义驰奥公司告知张永东，当前车辆实际维修金额已达275174元，车辆还有座椅皮套需要更换，加上还需更换的座椅皮套30417元，总维修金额将达到305591元，并向张永东出具了书面的维修费用和维修清单。遵义驰奥公司维修前176098元的报价与维修过程产生的305591元的报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维修价格的巨大变化，说明了事故车辆的受损程度远远超出了三方维修协议签订时的各方预判。遵义驰奥公司作为专业的维修机构自己作出的报价尚且如此悬殊，何况毫无维修专业知识的被上诉人。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张永东在签订三方维修协议时对事故车辆的真实受损程度和维修价格存在重大误解，并基于该重大误解而签订了三方维修协议。因此,双方签订的一次性定损协议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变更,足以导致该协议因重大误解而可以撤销。张永东请求撤销三方当事人于2020年8月7日签订的《贵Ｃ×××**号事故车维修协议》，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张永东于2021年1月15日到驰奥公司了解维修情况时，才得知车辆已经产生的维修费高达275174元，加上未完工的座椅更换费用30417元，总维修金额高达305591元。张永东对案涉车辆的维修价格和真实损坏程度才有了了解，张永东知道撤销事由后，于2021年1月28日向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没有超出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称车辆涉水赔偿不属于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偿范围，但是经查阅机动车损失保险免责条款，在免责条款中，没有关于涉水免赔的约定，本案依然属于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偿范畴。评估机构对案涉车辆在发生事故以后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和维修以后的现时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车辆未维修状态下的剩余价值为111186元；维修以后的现时市场价值为237716元。涉案汽车维修费用为305591元，为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305591元远远超过了车辆未维修状态下的实际价值111186元或者维修以后的实际价值237716元，本案按推定全损方式进行理赔，并由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向张永东支付保险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人寿财险遵义市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02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贺灿灿审 判 员 施正高审 判 员 杨恩高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朱 梅书 记 员 胡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