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0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林，男，197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科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欣怡，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丽萍，女，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人民日报社记者，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玮，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春林因与被上诉人杨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21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春林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杨丽萍承担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4月2日李春林转账至杨丽萍名下的2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应由杨丽萍偿还。首先，李春林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和2019年4月2日向杨丽萍转账10万元和20万元，杨丽萍在2019年11月5日出具借条后已经偿还了3万元。在杨丽萍提交的证据即微信聊天记录中杨丽萍也多次认可上述事实并表示愿意偿还，上述事实属于当事人的自认，不得推翻。其次，杨丽萍在被诉后提交了爱国者共创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国者公司）的《情况说明》意图证明20万元属于代李春林购买配股的钱款，没有事实依据。且李春林就购买爱国者公司股权认为爱国者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已报案，爱国者公司所谓的《情况说明》毫无可信度而言。最后，杨丽萍与爱国者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关系，爱国者公司股权的价值并非杨丽萍所述的4.8元/股。杨丽萍在兜售爱国者公司股权时存在高额佣金提成或返利。李春林持有45万股的爱国者股权，但实际股权价值本就非常低廉。2.李春林依据认购协议认购45万股的对价为58万元，且李春林已全部直接向爱国者公司支付完毕。李春林与爱国者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不应混为一谈。依据李春林与爱国者公司签订的《爱国者共创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书》）中可知，45万股约定的对价为58万元，且李春林已分两次全额、直接支付至爱国者公司名下，第一次是2018年9月11日，李春林与爱国者公司的王凯会面，通过刷卡的方式向爱国者公司支付了原始股的转让款48万元；第二次是2019年4月12日向爱国者公司支付10万元股权价款。自此，李春林对支付认购款的义务已全面履行完毕。退一步讲，李春林与爱国者公司之间钱款往来情况并非本案审查范围，爱国者公司也并非本案当事人，李春林认可购买爱国者公司45万股股权对应价款是58万元，在杨丽萍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春林也提到这一事实，杨丽萍也未提反对意见。3.一审判决逻辑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五条（修订后第十四条）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六条（修订后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上述第一条法律规定认定10万元属于借款是正确的，但不认可20万元是借款是明显错误的。即便按照一审的认定，10万元属于李春林委托杨丽萍给中间人代买股权的佣金，20万元属于李春林委托杨丽萍支付给第三方的股权款，两笔钱款的性质是一样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也都应认定为杨丽萍对李春林的借款。如前所述，无论涉案两笔钱款在杨丽萍书写借条前是何性质，在杨丽萍书写借条将30万认定为她欠付李春林的钱款后，30万元就转化为借款。当事人理应遵照执行。更重要的是，杨丽萍在向李春林兜售爱国者股权时所谓的每股多少钱，都是杨丽萍单方所述，李春林并不了解实际价格，李春林因受杨丽萍蛊惑，交付爱国者公司58万元持有45万股股权，交付杨丽萍30万元，李春林的实际损失为88万元。杨丽萍因介绍李春林购买爱国者公司股权而直接受益，所以才会在跟李春林和解时同意出具借条偿还30万和利息，此30万首先是李春林直接转账给杨丽萍的，即便杨丽萍又转账给第三方，也不排除是别的性质的钱款，或者后续第三方又返还给杨丽萍，等等。其次，杨丽萍也在推荐爱国者公司股权时使李春林损失大额钱款，而杨丽萍从爱国者公司又收取相关提成或返利等，所以才会自愿偿还。4.一审判决利息损失以不超过35000元为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丽萍在借条中仅是写明“如有拖欠期按照总额30万元35％计算”，该表述系杨丽萍自认，内容仅对计算基数、利息率加以约定，并未对逾期利息的总额加以限制。根据一般理解，30万元系本金数额，35％系年利率，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李春林在一审中关于利息支付的诉讼请求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11月8日起计算至杨丽萍实际偿还300000元之日止”，在庭审中李春林将年利率自行调整为24％，并没有对利息总额加以限制。但是在一审判决第一项，在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以及论证的情况下，却判决“该利息损失以不超过35000元为限”。可能导致判决生效进入执行阶段后，杨丽萍拒不执行判决，在迟延支付两年后，其因迟延支付而产生的利息反而越来越少，不能起到督促履行的效果，给将来的执行带来诸多障碍。杨丽萍辩称，本案发生的原因是李春林违背诚信，不想自己承担起投资失误的损失，一审判决认定了其中10万元是借款，杨丽萍不想再和李春林再有纠葛，综合考虑就没有上诉。李春林汇给杨丽萍的30万元其性质不是借款，杨丽萍一审提交的证据1证明了李春林委托杨丽萍购买爱国者公司原始股的事实，爱国者公司在一审中为本案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清楚地表明了2019年4月16日杨丽萍支付给爱国者公司的40万元中有20万元是李春林购买的25万股爱国者公司股票的价款，这25万股总价是30万元，李春林自己又向爱国者公司支付了10万元，这是本案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30万元的借条产生是因为爱国者公司一直没有上市，其股价发生了较大的下跌，因为李春林的亏损比较大，李春林拉了横幅要去杨丽萍的单位闹事，并在微信里威胁杨丽萍，杨丽萍迫于无奈才为李春林出具了案涉借条。李春林声称杨丽萍向李春林兜售爱国者公司的股票、李春林被蒙蔽，这与事实不符，李春林多次要求杨丽萍帮助其购买爱国者公司的股票，李春林的职业是会计，对企业财务具有丰富的经验，在李春林第二次以30万元购买25万股爱国者公司股票时，在2019年4月1日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春林询问杨丽萍是否有股权凭证、直接付款可以不可以，而且杨丽萍在2019年4月10日为李春林购买爱国者公司25万股原始股付款20万元，2019年4月11日杨丽萍向李春林发送了转账截图，截至李春林提起本案诉讼，李春林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李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丽萍立即偿还李春林借款270000元；2．杨丽萍向李春林支付利息29000元（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9年11月8日起计算至杨丽萍实际偿还300000元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4月1日为29000元）；3．杨丽萍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0日，李春林向杨丽萍转账10万元；杨丽萍随后向陈勇转账10万元。法庭上，杨丽萍述称，2018年9月8日晚，杨丽萍跟爱国者董事长沟通完后得知原始股东已满，第二轮已经开始，现在原始股是4.8元／股，但有中间人能找到2.4元／股的原始股，需要给付中间人10万元佣金，于是杨丽萍收到10万元后，立即转账给陈勇10万元。2018年9月11日，李春林与爱国者公司王凯会面，通过刷卡的方式向爱国者公司支付了原始股的转让款48万元。2019年4月2日，李春林向杨丽萍转账20万元。当月12日，李春林向爱国者公司转账10万元。2019年11月5日，杨丽萍出具《借条》：“今借李春林30万元人民币，于2019年11月7日还回壹拾万元整。2019年12月20日还20万元，如有拖欠期按照总额30万元35％计算。”2020年6月12日，爱国者公司出具《情况说明》：“2019年4月10日，杨丽萍通过刷卡方式向爱国者共创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购买我公司正在进行的增资扩股股权的资金40万元。该40万元中包含了李春林2019年3月份认购我公司25万股（总价款30万元）股权的价款20万元；另外我公司收到了李春林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9年4月12日向我公司支付的10万元股权价款。”杨丽萍向法庭提供的由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取证数据保全证书》（编号：FZ-BWX-0520xxxxx），显示李春林与杨丽萍之间的相关微信记录如下：（1）2018年9月8日，李春林：“又有什么好项目？”杨丽萍向李春林发送了《NWL爱国者ppt8月．pdf》文件，并说：“冯军您应该听说过”“爱国者董事长”。李春林：“你这个原始股可以给我分多少股啊？”杨丽萍：“你要得多吗？”“现在只能待持哈”“因为上个月月底原始股几乎就结束了。”李春林：“我相信你可以搞定。”杨丽萍：“不是这个概念，当我拿4.8的时候，对外一定是8元人民币左右啦”“确定要多少？”李春林：“如果2.4元就多要点，找朋友挪点钱。如果4.8就少来点呗”“我8月份刚刚换了个房子”。杨丽萍：“给我一个数字”。李春林：“最多就投入50万吧”。（2）李春林：“这个股市预计上市时间是什么时候？”杨丽萍：“2019年5月10日”。（3）2018年9月10日，杨丽萍向李春林发送了一张转账截图，并说“转过去啦”。李春林：“那10万你没汇错吧？我看咋收款人是蒋冬梅”。杨丽萍：“那是他的秘书，没事的。”（4）2018年9月11日，杨丽萍：“你弄好了吗？我让他们下午几点过去找你？”李春林：“好了，三点半左右到我这吧。”杨丽萍：“市场部经理王凯”。李春林：“爱国者公司的？”杨丽萍：“是的”。李春林：“他是不是拿着POS机来？”杨丽萍：“钱直接刷爱国者公司”“他应该带着的”。后，李春林告诉杨丽萍“都办妥了”。（5）2019年4月12日，杨丽萍：“明天我去把所有股权协议换出来”。李春林随后向杨丽萍发送了2张图片：一张图片是爱国者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的《持股证明》，载明“兹证明李春林已经拥有爱国者诚信联盟（爱国者公司）贰拾万股股份。爱国者诚信联盟（爱国者公司）总股份数按30亿股计算。”另一张图片是爱国者公司与李春林于2018年9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了李春林以48万元从边焕鹤处受让爱国者公司股份20万股的合同内容。杨丽萍向李春林拍发了一张图片，显示为爱国者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并告知李春林：“今天下午签的，还没有来得及给你发”“周一盖章后快递给您哈”。（6）2019年4月15日，杨丽萍向李春林发送了王凯的地址，并说：“请把原来跟爱国者的股权认购协议寄回给王凯。”李春林回复“好的”。次日，李春林：“一个持股证明，一个转让协议我都寄过去了”。杨丽萍：“重新换新的”。（7）李春林向杨丽萍发了一张拍发的图片，显示为爱国者公司与“李春林”于2019年3月31日签署协议的落款，并说：“这玩意，他们咋搞的这么不正规涅？我的名字是你签的吗？看着不像你那洋洋洒洒的笔体嘛”“这封面似乎和你当初发我的也不太一样，也没写注册股东之类的字样”。杨丽萍语音回复“这个是我代签的……”李春林：“如果你说无所谓，没问题，我就不关注了”。（8）2019年6月16日，杨丽萍向李春林发送了一张邀请李春林参加爱国者共创汇全体股东大会的《邀请函》，召开时间为2019年6月18日，李春林表示可能去参会。（9）2019年6月22日，李春林：“我现在真没办法帮你，等爱国者上市以后才有资金出来”“所说9月份可能没希望上市，我借的钱就到年底”。杨丽萍：“不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说真的啊，此刻我真需要你帮助哈”“你这几天快帮我想想办法哈，最多不过三个月，如果我这边快的话，会提前给他，每月给他利息。”李春林：“我真不愿开口朝人借钱”。（10）2019年10月21日，李春林：“丽萍，你看能不能给我搞点钱回来，老婆成天跟我吵架”。杨丽萍：“我和爱国都的股东们都在交流，他们都在积极的给公司对接项目上市。”李春林：“我已经不指望挣钱了，要回本金就行了。”（11）2019年10月22日，杨丽萍：“你要进共创汇的财务监管吗？”李春林：“我跟姜自荐了，他同意了”。（12）2019年11月1日，李春林：“你自己最清楚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今年3月份再让我掏30万所谓配股”“你后来让我配股，完全是知道不可能上市的情况下，而且当时已经几乎没人要的了”“你让我花10万买个注册股东，是不是？”“我现在也知道你为何不着急了，因为钱你早挣回了，那20万股可有可无了……”“多少股东跟我说，2018年底都知道已经不行了，一元都早没人要”。杨丽萍：“我真的不清楚呀，我没有参加过他们的会议”“我们可以一起去西安找冯军，我比你更着急。”李春林：“不用找了，我周一就会去你们报社门口，举牌控诉的，牌子我都给你做好了”。杨丽萍：“你曾经是我的恩人，说白了，我感激都还来不及，当时的想法真的是很单纯，冯军一找我，我觉得爱国者的牌还不错，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的领导和好朋友。我一万个也没想到，他们会搞得这么糟糕……”李春林：“你不用回避问题，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11.7号前必须退还我全部款项88万元，否则周一上班时间我一定会安静的去举牌的”。（13）2019年11月5日，李春林：“重写借条，这个不行。”杨丽萍：“你把内容发给我吧”。后，杨丽萍将写好的涉案《借条》拍发给了李春林。（14）2019年11月7日，杨丽萍将转账凭证发给李春林后说：“春林：非常抱歉。我昨天今天跑了两天仅仅才借到了三万块钱，先给您。虽然你逼我写了这张借条，但我既然写给你，我会为你的损失买单。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已经做了房子的抵押借款，贷下来后我给你。”李春林：“首先，我没逼你写借条；其次，我还没跟你深纠你到底应该还多少钱；第三，后面的事你别以为还完30万就完事了，你得负责到底”。法庭上，李春林确认，目前其持有爱国者公司45万股股权，并称该股权现在价值大概“45000元左右”。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李春林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和2019年4月2日向杨丽萍转账10万元和20万元，依据杨丽萍出具的《借条》，李春林要求杨丽萍履行上述借款的还款义务；杨丽萍抗辩称双方之间不是借贷关系。一审法院结合双方争议，简要分析如下。杨丽萍当庭表示涉案《借条》“不是杨丽萍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在出具《借条》后没有以受到欺诈或胁迫为由申请撤销，而是在微信中表示“虽然你逼我写了这张借条，但我既然写给你，我会为你的损失买单”。故，一审法院认为该《借条》符合杨丽萍出具时的真实意思，对杨丽萍具有法律效力。经法庭确认，李春林坚持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请求权依据，一审法院尊重其自主选择，仅在该种法律关系项下解决本案争议。民间借贷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杨丽萍提供的微信记录虽然能够证明其受李春林委托而帮助后者从爱国者公司购买原始股及配股的基础法律关系，但为解决双方之间争议，杨丽萍于2019年11月5日所出具的《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可以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九条规定，出借人以现金、银行转账或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视为具备合同法规定的上述生效要件。据此规定，当事人对于《借条》出具之前的其他债权债务约定以借款合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可以视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已经生效。杨丽萍提供的双方之间的微信记录（视频取证），能够比较完整的再现涉案事实发生的主要情况。结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李春林为通过杨丽萍居间撮合购买爱国者公司原始股20万股，而于2018年9月11日向爱国者公司刷卡支付了股权购买价款48万元；为购买爱国者公司的配股25万股，李春林于2019年4月2日向杨丽萍转账20万元，又于当月12日向爱国者公司转账10万元。爱国者公司以《持股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及《情况说明》等形式，确认了上述款项的性质；李春林在法庭上亦承认其持有爱国者公司股权45万股。李春林虽称其于2019年4月购买配股仅向爱国者公司支付了10万元，但此种说法与其在微信中的“尤其是今年3月份再让我掏30万所谓配股”明显矛盾，李春林将该款项中的2019年4月2日的20万元计入杨丽萍借款范围，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此，李春林为购买爱国者公司股权45万股而实际先后支出的78万元，均由爱国者公司收取，其应当向爱国者公司主张权利。此外，杨丽萍述称其将2018年9月10日收到的10万元作为佣金转账给了陈勇，并提供了相应的转账记录，但该款项的“佣金”性质，没有其他证据可予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杨丽萍于2018年9月10日从李春林处收到的10万元，可以计入2019年11月5日《借条》中所确认的实际收款范围，杨丽萍应当按照《借条》约定的比例向李春林偿还相应的借款本息；杨丽萍于2019年11月7日偿还的3万元，应予相应扣减。李春林超出该借款剩余本金7万元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1.杨丽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李春林偿还借款本金7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8日超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该利息损失以不超过35000元为限）；2.驳回李春林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春林提交一份《股份认购协议书》，证明李春林持股45万股对价是58万元。杨丽萍对于该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经杨丽萍向爱国者公司核查，该《股份认购协议书》手写的每股认购价格和认购总价有误，遗漏了杨丽萍代李春林支付的20万元股款，爱国者公司亦就此向法庭出具了《情况说明》。杨丽萍提交证据两份，证据1.爱国者公司2021年6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李春林购买爱国者公司45万股原始股总共成本是78万元，李春林提交的《股份认购协议书》所记载的价格漏写了20万元，未统计杨丽萍为李春林代交的20万元。证据2.爱国者公司股东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爱国者公司股东推选李春林进入爱国者公司的董事会，据说李春林目前是爱国者公司的财务顾问。李春林对于杨丽萍提交的证据1《情况说明》上加盖的公章真实性认可，但对《情况说明》中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内容与一审中杨丽萍提交的爱国者公司的情况说明内容基本一致，但其后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字体不同。且根据证据的先后顺序，《股份认购协议书》是4月13日杨丽萍拍照片发给李春林的，其中明确记载45万股对应的是58万元而非78万元，如果该20万元的性质是购股款，则4月10日至13日期间，双方的微信沟通中不可能不涉及相关内容。故杨丽萍主张2019年4月10日其代李春林向爱国者公司转的20万元是购股款不是事实。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爱国者公司目前没有上市，李春林亦未在爱国者公司担任财务顾问或其他职务。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李春林和杨丽萍各自提交的证据1，均系爱国者公司出具，并加盖爱国者公司公章，双方对于上述证据中爱国者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关于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并在本院认为中详述。对于杨丽萍提交的证据2，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仅系微信群中关于推荐李春林在爱国者公司任职的讨论，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故不予采信。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审：“原告，本人说明你方提交的借条和原告购买爱国者原始股和增发股之间的关系？”原：“我方认为没有关系，跟被告也反复交流过，也协商过，我确实到被告报社门口采取了措施，是在报社门口被告的车里写的，我没有采取任何手段，被告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审：“去报社门口是2019.11.15做什么？”原：“找被告让她还钱。”审：“具体要还的是什么钱？”原：“是被告从我处借的钱，跟购买股权没有关系，被告也是认可的，才给我出具的借条。出具借条后被告给我打了3万元，她在微信中也解释了为什么不能还10万元。”审：“原告认为30万元和购买股票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样吗？”原：“是的。”审：“原告给被告转10万元和20万元的原因？”原：“我认为是被告孩子要上学，向我借款。”……审：“原告及代理人，要求陈述属实，虚假陈述将承担法律责任，原告及代理人是否听清？”原、原代：“听清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借条》所涉债务系因借贷产生还是名为借贷实为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进而审查案涉20万元款项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对于借条签订的原因，李春林和杨丽萍各执一词。李春林一审起诉书中主张借条所涉款项性质为杨丽萍向其的借款，根据一审笔录记载可知，李春林坚持称该30万元与购买股权无关，系杨丽萍为孩子上学向其的借款，杨丽萍则称系因李春林委托其购买爱国者公司股票，后因投资失败，李春林到其单位闹事，在李春林威胁下签订。从双方主张可见，双方并未就借条所涉债务产生的原因达成一致，该借条并非双方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一审法院关于“杨丽萍于2019年11月5日所出具的《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认定，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李春林主张《借条》中30万元分别对应其2018年9月10日向杨丽萍转账的10万元和2019年4月2日向杨丽萍转账的20万元。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和一审已查明的事实，该30万元均系李春林在委托杨丽萍购买爱国者公司股权期间发生的款项往来，本案《借条》所涉债务，名为借贷，实为李春林委托杨丽萍购买股权后产生争议所涉债务。故本院应当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的第一款，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关于2018年9月10日李春林向杨丽萍转账的10万元，杨丽萍主张该款项性质系佣金，但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扣除已支付的3万元，杨丽萍应予返还，鉴于杨丽萍对此未提出异议和上诉，故本院亦予以认可。关于本案诉争的2019年4月2日李春林向杨丽萍转账20万元的性质，杨丽萍主张该款项系其受托向爱国者公司购买股权的款项，且款项已交付爱国者公司。李春林主张该款项与购买股权无关。二审庭审中，双方分别提供了《股权认购协议书》和爱国者公司2021年6月30日再次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佐证各自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两份证据均系爱国者公司出具并加盖公章，系真实有效。从证明内容来看，《情况说明》的出具时间在《股权认购协议书》之后，其内容对《股权认购协议书》中部分记载予以更正，对李春林向公司支付78万元，持有45万股的事实予以明确，且与其2020年6月12日出具《情况说明》形成呼应，均认可杨丽萍向爱国者公司的20万元转账系李春林购买股权的价款。上述证据结合杨丽萍一审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案涉20万元系李春林委托杨丽萍购买爱国者公司股权的一部分。李春林虽对此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举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该20万元属于李春林购买爱国者公司45万股股权的部分价款，其共支出的78万元购股价款均已由爱国者公司收取，李春林应当向爱国者公司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对于李春林主张该20万元应由杨丽萍返还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春林主张一审判决利息损失以不超过35000元为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节，本院认为，《借条》中明确约定“如有拖欠期按照总额30万元35％计算”，该条款已对杨丽萍未按期还款应支付的利息总额予以明确，一审法院据此按相应比例认定李春林在10万元的35％范围内向杨丽萍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李春林的其他上诉请求，不影响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所作出的判断，相关论述一审判决中亦已详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李春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85元，由李春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陈 实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晓桐书 记 员  李连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