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57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又凡，男，1973年6月24日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祥街18号。法定代表人：孟祥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文，男，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上诉人聂又凡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1）辽0211民初5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又凡，被上诉人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又凡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1.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1）辽0211民初5802号判决书中有两处判决错误：（1）2019年5月，上诉人至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缴纳社保，同月，劳动监察大队回复说被上诉人称2014年3月已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投诉不予受理。此事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2019年5月是本案的仲裁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无法律依据。（2）2019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示了2014年3月28日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此事与本案无关。2.被上诉人没有以任何形式告知上诉人，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6月解除了上诉人的劳动关系。3.2019年12月一审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0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2018年6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社保转出，应视为被上诉人以其行为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4.2020年10月14日，上诉人以恢复劳动关系为由申请仲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劳动合同自2014年3月28日就已经解除，上诉人对双方劳动合同解除这一事实从始至终都是清楚的，这从上诉人自2014年4月1日起向大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相关机关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的请求及其自述的事实和理由都能得到证实，至于2014年5至2015年4月双方的关系，系基于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4年3月28日已经解除的事实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所达成的对劳动合同解除后续相关事项的自主安排，2015年5月至2018年6月被上诉人因具体工作人员工作疏忽，虽然停止了对上诉人以工资形式发放的补助，但未停止给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自2014年5月起至2018年6月，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角度看双方并没有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双方就劳动合同解除后续相关事宜达成的协议应被认定为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011号判决在此问题上存在瑕疵，该认定既不符合事实亦不符合正常的单位用工习惯，2020年6月24日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对此瑕疵予以纠正。2.若按一审法院（2019）辽0211民初16011号判决，认为2018年6月被上诉人终止上诉人的社保缴纳并将上诉人的社保关系转出应视为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应该明确的是，是上诉人首先以其行为终止了劳动关系，即上诉人自2015年4月前再未按2014年4月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后达成的协议履行任何义务。被上诉人是因为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之后才终止了所谓的劳动关系，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在先，所以应该认定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关系的仲裁时效起算时间点应为2018年6月。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2019年5月向大连市甘井子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这一时间来认定仲裁时效起算时间，被上诉人认为这一仲裁时效起算，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害侵害之日起的法律规定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偏差，但即使按此时间计算，上诉人于2020年10月14日向甘井子区劳动争议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的请求也已经过了时效。聂又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恢复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09年1月19日签订了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09年1月19日至2010年1月18日止，试用期自2009年1月19日至2009年2月19日，被告安排原告在管理岗位从事销售工作，合同期满后，双方续签劳动至2013年1月19日止，自2013年1月19日起，原、被告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014年3月28日，被告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以原告连续12个月未完成销售业绩指标不胜任工作为由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该邮件被退回，邮寄单上标注退回原因为“拒收，客户说此件不是他的”。2014年4月1日，原告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连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工资、加班工资及差旅费等，2014年4月28日，原告申请撤回仲裁申请，大连市仲裁委于当日作出大劳人仲定字（2014）第147号仲裁裁定书，准予原告撤回仲裁申请。2015年5月起，原告再未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亦不再向原告支付工资，但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8年6月。2019年5月14日，原告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甘井子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向其支付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间工资，甘井子区仲裁委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541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申请，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该院作出（2019）辽0211民初1601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上诉至市中院，市中院认为原告在案涉期间未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亦没有对原告进行管理，双方合同处于中止状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因企业生产经营原因导致离开工作岗位即被告安排其息工待岗，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辽02民终383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10月14日，原告再次向甘井子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与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被告向甘井子区仲裁委提交答辩书辩称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在2018年6月即社会保险关系转出时终止，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且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仲裁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021年3月17日，甘井子区仲裁委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20）第1166号仲裁裁决书，认为原告的申请虽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已经超过仲裁时限，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供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541号案件庭审笔录、《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均为复印件，复印自甘井子区仲裁委），原告表示被告未告知其社会保险关系已经于2018年6月转出，被告在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541号案件庭审时即2019年10月15日时才向原告出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原告诉讼请求的时效应自2019年10月15日起计算，不应自2018年6月起计算。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庭审笔录等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另查，原告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其不知晓被告在2018年6月将其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的事实，2019年2月住院期间才知晓，后在2019年5月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被告不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劳动监察部门通过电话方式告知其被告表示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同月，被告向甘井子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即甘劳人仲案字（2019）第541号案件。被告表示原告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公司向监察部门出具了说明。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撤销仲裁裁决，判令原告与被告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内容，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本案中，原告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其在2019年5月就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时被告知被告表示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应认定原告当时已经知道被告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如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其权益，自此应开始计算时效。因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未提供证据证实在上述时效期间内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至2020年10月14日，原告向甘井子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的规定期限，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聂又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恢复其劳动关系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一至三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恢复其劳动关系，依法适用1年期仲裁时效，时效的起算点自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3月28日解除，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将上诉人的社会保险关系转出，但被上诉人并未将此事告知上诉人，上诉人是在2019年2月知道其社保关系被转出，上诉人在此时就应该知道被上诉人的行为侵害了其权利，故上诉人于2019年5月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而劳动监察部门对上诉人回复时已告知被上诉人称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这一事实，故此时上诉人应当明确知道被上诉人解除其劳动关系，上诉人主张恢复劳动关系的仲裁时效即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聂又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聂又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学超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刘婷娜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彩虹附：法律条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