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9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广意路7号。法定代表人：冯慧敏，该公司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坤，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鑫，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子洋，男，198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红,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子洋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9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艾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坤、吴志鑫，被上诉人汪子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艾利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艾利公司无需向汪子洋支付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21100元；2.判令汪子洋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汪子洋已于2013年10月14日起不再从事职业危害岗位。一审查明2013年10月14日起，艾利公司对汪子洋调离从事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并永久调整至仓库当CD配货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该法条明确规定支付适当岗位津贴的前提是从事相应岗位。汪子洋自2013年10月14日起已不从事相应危害岗位工作，此后也没有上班，其应不属于获得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的范畴。二、汪子洋主张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期间的岗位津贴，早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汪子洋知道自己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且每月有获得工资明细，知悉自己是否获得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但直至2020年才就岗位津贴申请劳动仲裁。因此，汪子洋要求支付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期间的岗位津贴诉请超过1年仲裁时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时间为2008年5月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在该法实施前有关争议理应执行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当时并没有规定任职期间不受时效限制。因此，2005年7月19日至2008年5月1日期间的岗位津贴请求，超过当时60天的仲裁时效。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本案不应适用本条款。其中，岗位津贴仅仅是基于从事特殊岗位而获得特殊补贴，与劳动者提供劳动而获得报酬的劳动对价性质不一致。该岗位津贴不属于劳动报酬的性质。本条款规定是具有拖欠行为才不受时间限制，而拖欠必须具有主观恶意。但本案中，艾利公司对于该款项是否需要支付尚无定论，在此情况下，艾利公司何来拖欠，何来主观恶意？因此，本案不符合“劳动报酬”性质以及“拖欠”恶意，不应适用不受限的1年时效。三、一审支持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发放的条件、范围、标准，岗位津贴不是工资构成中的必须列明的项目，亦无法定的支付标准及支付方式，双方亦未就岗位津贴有约定。其次，公司的工资单是统一的格式，虽然没有明确将“岗位津贴”列为工资项目中的一项，但实际上该项津贴公司已经计算入汪子洋以往的已发放工资当中，并随同以往的工资一同发放。四、即便认为艾利公司应额外再向汪子洋支付岗位津贴，一审法院所采用的计算标准亦过高。一审系参照劳动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劳薪字【1992】43号《关于建立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制度的通知》中的津贴标准计算的，而该通知中规定的岗位津贴的最高津贴标准仅为2元/日，远远低于一审法院酌定的200元/月。其次，艾利公司与汪子洋签订劳动合同时，已考虑到汪子洋所在岗位的可能遭受职业病侵害的情形，适当提高了汪子洋工资，已经是对因职业病所遭受的损害予以合理补偿。汪子洋辩称，不同意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汪子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工资差额43491.04元（78000元-34508.96元）；2.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2014年5月至2020年9月止因治疗职业病产生的交通费3080元（20元/次×2次/月×77个月）；3.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职业病危岗位津贴34200元（300/月×114个月）；4.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伙食费4620元（30元/次×2次/月×77个月）；5.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停工留薪期差额13400元（6700元/月×2）；6.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残疾赔偿金96236元（48118×20×10%）；7.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123065.8元（34424×37年6个月×10%/2+34424×34×10%÷2）；8.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精神抚慰金10000元；9.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营养费2000元；10.艾利公司向汪子洋赔偿因汪子洋无法购买商业险而导致的汪子洋的经济损失402000元（6700×12×5）；11.本案诉讼费由艾利公司承担。在庭审中，汪子洋将其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7131.37元（6700元×12个月-该区间已发工资43268.63元）；将其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职业病危岗位津贴54600元（2005年7月19日至2020年9月30日共计182个月×300元/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子洋于2005年7月19日入职艾利公司。作为乙方的汪子洋与作为甲方的艾利公司于2011年8月1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从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乙方工作岗位为在广州南沙后工序部从事丝印组组长工作；乙方的工作时间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即经劳动保障部门审批，乙方所在岗位实行以一个季度为周期，总工时500小时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乙方工资为2500元/月或以双方约定的录用通知为准，甲方每月最后工作日发放上月21日至当月20日工资；甲方应依法为乙方缴纳法律法规规定的社会保险等费用，除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福利以外，甲方可根据公司政策自行决定提供其他商业保险。2014年7月30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艾利公司一直为汪子洋参缴社会保险。艾利公司以避免汪子洋接触过敏源为由曾向汪子洋发出一份调岗通知书对汪子洋进行岗位调整（永久调整），将汪子洋调整至Logistic（仓库）当CD配货员，实际调岗日期为2013年10月14日。该通知书上有汪子洋本人的确认签名，签署的时间为2013年10月13日。2014年4月2日，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经对汪子洋进行诊断后出具穗职诊2013294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该证明书记载诊断结论为“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处理意见为“调换工种，脱离致过敏物的环境，加强个人防护”。2014年5月29日，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南人社工伤认[2014]0042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汪子洋患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的情形属于工伤。2014年8月4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穗劳鉴[2014]016757号《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认定汪子洋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十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为未达级，停工留薪期为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工伤保险基金已将汪子洋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3925元转至艾利公司，艾利公司也已将该款项支付给汪子洋。停工留薪期届满后至2019年9月，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多次出具汪子洋的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该多份鉴定结论均记载汪子洋的门诊医疗期，门诊治疗期连续未中断，具体为2014年5月2日至2019年9月30日，汪子洋确认此段时间其每月两次进行门诊治疗。2019年11月6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编号为1674100号的《初次鉴定（确认）结论书》，该结论书确认汪子洋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9月27日，关于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的治疗不属于工伤复发，但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且存在医疗依赖。艾利公司主张汪子洋自停工留薪期届满后再未回单位上班，并提交请假单与诊断证明书予以证明。艾利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前每月均按汪子洋被诊断为职业病前的工资福利待遇向其支付工资；从2019年10月起，汪子洋仍未上班，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4000多元／月的工资待遇。为此，汪子洋以艾利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等为由，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艾利公司）向申请人（汪子洋）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工资差额19158.38元；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4年5月至2020年6月因工伤门诊治疗产生的交通费2960元；3、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职业病岗位补贴72150元；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工伤门诊治疗产生伙食费4440元；5、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3400元；6、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残疾赔偿金96236元；7、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123065.80元；8、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精神抚慰金10000元；9、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营养费2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穗南劳人仲[2020]186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汪子洋本案的全部仲裁请求。汪子洋不服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南劳人仲[2020]1865号仲裁裁决书，遂于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双方在仲裁庭审中确认汪子洋在停工留薪期满后再未回艾利公司处上班。汪子洋在本案庭审中则陈述其在停工留薪期满后继续在艾利公司处上班至2014年底，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现汪子洋与艾利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一审法院认为：汪子洋与艾利公司之间已依法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双方已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故双方的合法劳动权益均应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保护。关于艾利公司提出的汪子洋的众多诉讼请求均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首先,《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组成”以及第八条规定:“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和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一)津贴。包括:补偿给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保健性津贴,技术津贴,年功能性津贴及其他津贴。”即津贴亦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得到特殊条件和环境劳动消耗的补偿依法有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四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汪子洋与艾利公司至今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故依据上述规定,汪子洋申请劳动仲裁不受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一般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劳动法不仅规定了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程序要求,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时效也有明确规定,据此,本案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时效的规定。因此，汪子洋关于岗位津贴、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的请求并无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现就汪子洋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作如下处理：一、关于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7131.37元（6700元×12个月-该区间已发工资43268.63元）的诉讼请求。汪子洋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证明其从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属于新的停工留薪期或上述时间段每天均需进行门诊治疗，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根据医疗终结期确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汪子洋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支付2014年5月至2020年9月止因治疗职业病产生的交通费3080元（20元/次×2次/月×77个月）的诉讼请求。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汪子洋未举证证实其请求的交通费属于艾利公司支付的费用范围，汪子洋也未提交因职业病产生交通费用的票据，故一审法院对汪子洋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支付岗位津贴54600元（2005年7月19日至2020年9月30日共计182个月×300元/月)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向其支付自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未对用人单位应给予劳动者相关岗位津贴的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可参照劳动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劳薪字【1992】43号《关于建立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制度的通知》中的津贴标准计算，考虑到该标准距今已久，结合当今的社会发展要求及职工的生活水平，故对于该通知中确定的特殊岗位津贴的标准予以调整,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准以及汪子洋的受伤害程度,酌定按每月200元计算。经核算,汪子洋自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特殊岗位津贴为21100元(105.5个月×200元/月)。因此,艾利公司应向汪子洋支付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特殊岗位津贴为21100元。关于汪子洋要求2014年5月2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的岗位津贴。双方在仲裁庭审中确认汪子洋在停工留薪期满后再未回艾利公司处上班。汪子洋在本案庭审中则陈述其在停工留薪期满后继续在艾利公司处上班至2014年底，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汪子洋的停工留薪期至2014年5月1日结束后，汪子洋未再回艾利公司处上班，故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向其支付该时间段的岗位津贴无事实依据，故对于汪子洋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支付伙食费4620元（30元/次×2次/月×77个月）的诉讼请求。汪子洋主张其每月两次进行门诊治疗，每次门诊治疗均需要就餐，为此产生了伙食费。该主张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伙食补贴范围不符，故一审法院对汪子洋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关于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支付2014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1日停工留薪期差额13400元（6700元/月×2）的诉讼请求。汪子洋主张其停工留薪期内正常出勤上班，艾利公司向汪子洋支付了工资，但未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汪子洋即使在停工留薪期内上班，也视为汪子洋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艾利公司已向汪子洋支付了停工留薪期工资，故一审法院对汪子洋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关于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支付残疾赔偿金96236元（48118×20×10%）、被抚养人生活费123065.8元（34424×37年6个月×10%/2+34424×34×10%÷2）、精神抚慰金10000元、营养费2000元的诉讼请求。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而汪子洋的该四项诉讼请求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属于侵权纠纷的范畴，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一并处理，且艾利公司对该四项诉讼请求在本案处理持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汪子洋关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营养费的诉讼请求不在本案中处理。汪子洋可另行主张权利。七、关于汪子洋要求艾利公司赔偿因汪子洋无法购买商业险而导致的汪子洋的经济损失402000元（6700×12×5）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汪子洋支付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21100元。二、驳回汪子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汪子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艾利公司提交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节选），拟证实2013年10月14日起，艾利公司已经对汪子洋调离从事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并永久调整至仓库当CD配货员，该岗位属于“行政后勤人员”中的物流岗位，根据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物流”岗位属于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位，从该日起，汪子洋不存在从事职业病危害岗位。汪子洋对此称，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证据反映的事实与工伤认定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和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反映事实不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艾利公司是否需支付职业病岗位津贴。关于汪子洋的诉讼请求有无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四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汪子洋被认定为职业病后，从2014年5月2日至2019年9月30日处于门诊治疗期。2019年11月6月，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鉴定结论，确认汪子洋在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9月27日的职业性变应（过敏）接触性皮炎的治疗属于原工伤部位的继续治疗。汪子洋被认定为职业病至申请劳动仲裁，其与艾利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并未解除或终止，至今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上述规定，汪子洋关于职业病岗位津贴的主张并未超过时效。关于职业病岗位津贴的支付标准，一审法院按照每月200元酌情支付，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汪子洋的受伤程度，本院对该标准予以确认。关于职业病岗位津贴的支付期间，一审法院认定艾利公司支付自2005年7月19日至2014年5月1日的岗位津贴，艾利公司上诉称从2013年10月14日起汪子洋不再从事职业病危害岗位，汪子洋在二审则称虽然岗位有调整，但是仍有接触到危害岗位，而汪子洋是于2014年4月被诊断为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即汪子洋的职业病诊断结果是在调岗之后。对于2013年10月14日之后的岗位是否具有职业危害性，应由艾利公司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艾利公司在二审提交了《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书》，而对于CD配货员与艾利公司提交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告知书》（节选）中的岗位一致性，在本案中并无充分证据证实。结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中载明的汪子洋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为苯系化学物，汪子洋陈述在调岗之后仍有从事接触危害性工作，对于CD配货员的具体岗位内容并无充分证据证实等事实，本院对艾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艾利公司上诉所涉的其他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艾利（广州）包装系统产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印强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何晶陈培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