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特536号申请人：蔷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G2406。法定代表人：乔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鑫，北京市大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家慧，北京市大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上海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99号1幢9楼904-906室。法定代表人：黄进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进姝，北京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璨，北京安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人蔷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蔷薇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车音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7月1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蔷薇公司称，1.请求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20）京仲裁字第3076号裁决书；2.申请费用由上海车音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仲裁庭审中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仲裁证据7《李丹与赵冬利的聊天记录》、仲裁证据8《关于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签收回执盖章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未核实原始载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予撤销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证据规则，上海车音公司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上海车音公司未向仲裁庭提交证据原件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其真实性与关联性不应采纳。该部分证据涉及到仲裁案核心事实问题，在未核对证据原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仲裁庭仍采纳了该部分证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退一步讲，假使上述证据有原件，仲裁庭也不能据此认定蔷薇公司与上海车音公司无债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赵冬利并非蔷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项目负责人，对行圆广告公司的经营行为与经营模式不可能了解，其更不可能代蔷薇公司自认保理业务履行过程中数千万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意思表示的重大问题。仲裁庭错误采信虚假的证据进行裁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二、仲裁庭采信槐洋在庭审中所作的前后矛盾的虚假陈述，采信未核对原始载体的聊天记录认定主要案件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应予撤销仲裁。1.北京行圆互动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圆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创始人槐洋在仲裁庭审中依上海车音公司的申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槐洋存在虚假陈述的违法情形。槐洋在仲裁庭审中表示：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音智能公司）、行圆广告公司和上海瀚天星海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天公司）三方的合作中‘行圆广告公司是中间的运营平台’,并获取了相应利润，整体合作大概一个多亿，毛利润大概一千万左右”【详情见（2019）京仲案字第6234号仲裁案（以下简称6234号案）庭审笔录806-807、809-810】；“因为我们跟车音智能公司有合同，我们跟瀚天公司也有合同，我们大家付款以后回过头来再说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共同划掉哪几笔，我们可能最常规的理论就是按照时间来排序”【详情见（2019）京仲案字第6234号仲裁案（以下简称6234号案）庭审笔录1147-1149】。行圆广告公司与车音智能公司、瀚天公司均存在真实的合同，且在行圆广告公司与车音智能公司的全部业务中均是有利润的，那么其就不可能存在平某出的情形，槐洋也承认了行圆广告公司在广告业务链条中承担的一定角色进而换取相应的利润，这与所谓的“通道业务”明显矛盾。由此可见，槐洋证言前后存在严重矛盾，其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仲裁庭不应采纳。《少数仲裁员意见》亦认为行圆广告公司在三方合作中有实体权利和义务，向车音智能公司提供了服务并获取了对价。槐洋的证言存在重大矛盾，既称业务有利润又称是平某出业务，是明显的伪证。另外，在蔷薇公司与行圆广告公司、青岛行圆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圆汽车）、槐洋、邵京宁保理合同纠纷一案中，行圆广告公司与槐洋从未否认过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债权转让行为，说明其均认可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债权转让及债权转让的后果，与槐洋在仲裁庭审中存在明显差异。在保理合同纠纷庭审中，法官询问行圆广告公司车音智能公司向其转款4300万元是否偿还涉案应收账款、有无证据证明该4300万元并非偿还应收账款而是其他性质的付款，行圆广告公司均无法回答。4300万元的转账的性质具有唯一性，行圆广告公司有义务向法庭如实回答上述问题，然其拒绝回答显然是在衡量自己利益，是明显的不诚信情形。另，行圆广告公司与蔷薇公司签订了《池保理业务合同》，双方间存在保理合同关系。槐洋作为行圆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保理关系中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应完全知情。但槐洋在仲裁案中进行虚假陈述，不承认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其行为明显是为谋取某种利益，忌惮上海车音公司的母公司车音智能公司与瀚天公司在汽车领域的影响力，进而帮助上海车音公司对抗蔷薇公司实现债权转让的债权而进行的虚假证人证言，严重损害了蔷薇公司的权益。结合上述情形，槐洋在仲裁庭审时的陈述必然是不客观的、不真实的。综上，仲裁庭采信虚假的证人证言，以所谓的“非真实意思表示”帮助上海车音公司逃脱债务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的情形。三、本案仲裁多数意见裁决采信上海车音公司伪造证据，该部分证据对应核心争议事实，上海车音公司在庭审中承认系倒签。该行为破坏商事交易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应予撤销仲裁。1.上海车音公司提交证据1《合作协议》系伪造的。第一，从上海车音公司提交证据1《合作协议》中可见，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5日，在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证明事项中也明确《合作协议》系2018年1月5日所签订。但是，上海车音公司在仲裁庭审中见无法掩盖事实，当庭改称《合作协议》是2019年补签的，与其庭前提交答辩关于该“重要的证据”形成过程、签订时间前后相互矛盾的描述，已然证明该证据为事后伪造。第二，实际上，从《合作协议》的落款签章处可见，仅有案外人瀚天公司的盖章，上海车音公司的100%持股的母公司车音智能公司和行圆广告公司均只有签名（签名真实性无法核实）。因蔷薇公司为保障受让的案涉应收账款债权安全，自2019年2月起与行圆广告公司一起对行圆广告公司的章证照实施监管（行圆广告公司持有保险柜密码，蔷薇公司持有保险柜钥匙），任何一方无法单方开启。因此，上海车音公司虽意图为本案伪造《合作协议》证据，但客观上无法加盖行圆广告公司公章，无法掩盖形式上的重大缺陷。且《合作协议》所涉金额巨大，案外人瀚天公司、车音智能公司及行圆广告公司均是成熟的商事主体，在签字盖章处却如此随意，显然违背商事行为习惯，即便上海车音公司当庭没有直接自认《合作协议》系伪造，也难以在质证环节对其事后制作补签的辩解自圆其说。第三，对于上海车音公司提供《合作协议》一类书证，需将其内容与全案其他证据综合审视以判断其真伪。“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签收回执内容”与《合作协议》内容比对，形式上能证明《合作协议》的虚假性。一是上海车音公司已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签收回执明确放弃对案涉债权主张任何抗辩和抵销的权利，系对《合作协议》真实性的直接否定。二是《合作协议》中的核心条款规定上海车音公司可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向原债权人行圆广告公司指定的瀚天公司偿还债务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任何成熟的商事主体在发生其债权人变更（债权转让）时，都必然会向债权受让人披露这一情况，否则将会把自己陷于可能双份偿还债务的不利境地之中。然而，在案涉“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签收回执”中，上海车音公司不但没有对前述《合作协议》内容作出任何披露，更加直接作出了放弃抗辩权的明确承诺行为，证明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签收回执”形成的2019年2月之时，车音智能公司、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间根本不存在关于《合作协议》内容的口头约定，证明上海车音公司庭审中临时改称“各方在业务开展前已达成约定，只是事后才补签《合作协议》”这一陈述也是虚假的。案涉《合作协议》系上海车音公司为本案专门伪造的材料。第四，本案债权转让人行圆广告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的缔约一方，其法定代表人槐洋在本案证言中明确表示，行圆广告公司与上海车音公司间并非《合作协议》所称的“通道业务”，而是其整体合作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行圆广告公司通过三方合作获得了与车音智能公司的其他业务，与车音智能公司的所有合作总金额约为1个多亿元，其中“属于行圆广告公司自身的毛利润大概能够在1千多万左右”。可见，上海车音公司伪造的一系列证据，即便与其自己申请的证人之证言对比亦相互矛盾。仲裁庭多数意见形成的裁决依据“伪造证据”否定债权转让之客观事实，置上海车音公司作出的签章承诺的事实于不顾，致使仲裁庭多数意见形成了枉法裁决，其不良导向将破坏市场商事交易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裁决应予撤销。2.上海车音公司提交证据12《付款通知》和证据14《付款结算安排》系伪造的。第一，上海车音公司和瀚天公司提供的关于其合作内容与期间的文件往来（瀚天公司出具给上海车音公司的《付款通知》（证据12）和上海车音公司出具的《付款结算安排》（证据14）中涉及的应收（应付））金额双方无法核算一致、应收账款到期日矛盾，且庭上无法自圆其说。瀚天公司在2019年10月22日的出具《付款通知》中表述，称该债务中最长欠款已达到16个月，但是案涉八笔应收账款到期日在2019年3月和4月，上海车音公司对两笔业务最长逾期为7个月，与瀚天公司所述矛盾，足见其证据真实性不足，系恶意伪造，逃避债务。第二，上海车音公司、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三方蓄意虚构与倒签一系列协议，包含《付款通知》与《付款结算安排》，以混淆视听、误导仲裁，其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足。瀚天公司出具的《付款通知》落款日期为10月22日，《付款通知》内容中出现了根据“2018年1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据1），上海车音公司承认该《合作协议》2019年9月倒签。可断定上海车音公司、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三方有步骤地制造一些虚假的协议来掩盖三方真实权利义务的真相，混淆视听，错误引导庭审。即便上海车音公司当庭没有直接自认《合作协议》系伪造，也难以在质证环节对其事后制作补签的辩解自圆其说。四、本案仲裁多数意见裁决将因持股产生的股东权利与实际经营公司相混淆，将严苛的股东义务强加给蔷薇公司，进而做出驳回蔷薇公司仲裁请求的裁决，违背客观事实，纵容上海车音公司不诚信行为，破坏商事交易安全，系枉法裁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应予撤销仲裁。1.本案所涉及应收账款转让达成之时，蔷薇公司并未直接持股行圆广告公司，且间接持股份额远低于北京鼎盛颐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及行圆汽车创始人邵京宁的持股份额。客观上与仲裁庭认定的事实不符，仲裁庭强行将后续发生的行为转嫁到商事行为发生之时。蔷薇公司通过青岛国星基金间接持股10%（青岛国星持股行圆汽车比例为17.69%），非大股东，当时最大股东为北京鼎盛颐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行圆汽车28.84%，另外创始人邵京宁持股行圆汽车24.17%，为行圆汽车第二大股东。且此时，蔷薇公司对行圆广告公司仅仅为财务投资，除参与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事宜外，并未参与行圆广告公司任何日常经营，行圆广告公司也从未向蔷薇公司披露过关于上海车音公司等的业务细节。本案所涉及应收账款转让达成之后，向行圆汽车派驻董事，蔷薇公司对行圆广告公司进行章证照监管等，并未控制该公司的日常经营，仅仅是保障蔷薇公司债权安全的一个手段，不存在蔷薇公司控制公司经营的任何情况。现行圆广告公司与上海车音公司、瀚天公司恶意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蔷薇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仲裁庭违背客观事实，将因持股产生的股东权利与实际经营公司相混淆，给蔷薇公司强加不可能了解到的股东义务，破坏商事交易安全，系枉法裁决。2．蔷薇公司对行圆广告公司提供的本案所涉应收账款的业务合同、发票、应收账款金额等进行了审慎的尽调，并且认可其提供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已履行了严格的审查和注意义务。蔷薇公司调取并审核了案涉的原始合同文本，对应收账款进行了筛选；调取了相关增值税发票；并且通过行圆广告公司与应收账款的债务人进行邮件确认，确认合作内容以及应收账款金额，上海车音公司的客户经理任鹏通过上海车音公司的公司邮箱也回复了行圆广告公司客户经理刘建哲的邮件，确认了其与行圆广告公司之间的合作内容（含合同号、合作金额、应收账款余额）。同时就该转让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行圆广告公司从其提供的合同、发票、邮件等内容反复强调其与上海车音公司的应收账款合法性和真实性。《少数仲裁员意见》亦认为蔷薇公司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核基础债权的义务。仲裁庭多数意见仅以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席位等表面内容为由判断蔷薇公司未尽审慎义务，违背客观事实，致使上海车音公司以所谓债权转让“非真实意思表示”逃避债务，纵容上海车音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破坏社会商事主体间契约交易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裁决应予撤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及第（六）项之规定，请求法院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20）京仲裁字第3076号裁决。上海车音公司称，一、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违反仲裁程序的情形，不属于撤销仲裁的事由。1．是否采纳未提交原件的证据属于仲裁庭行使仲裁程序性权利，进行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范围，不属于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法院在对撤销仲裁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依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对仲裁裁决中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实体处理内容进行审查。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9）》第38条规定，“证据的认定（一）证据由仲裁庭认定；鉴定意见，由仲裁庭决定是否采纳。（二）仲裁庭在认定证据时，除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司法解释外，还可以结合行业惯例、交易习惯等，综合案件整体情况进行认定。”因此，对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和调查取证、鉴定、证据保全等程序均属于仲裁庭行使仲裁程序性权利，尤其是证据的认定与采信属于仲裁实体处理内容，应由仲裁庭自由裁量。在案涉3076号仲裁案中，仲裁庭在举证、质证环节充分保障了双方的程序性权利，先后在开庭时和开庭后组织了两次原件核对，对于未提交原件的证据系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证，并不存在违反法定仲裁程序的情形。2．蔷薇公司关于仲裁庭未核对证据7、证据8原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采纳该部分证据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恶意曲解原仲裁的裁决认定。参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提交原件的证据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认定。本案中，仲裁庭在裁决书中明确：以上证据上海车音公司未提交上述聊天记录的载体原件，从单一证据来看，证据资格却有欠缺。但另一方面，从上海车音公司的上述证据链条来看，证据之间可以形成互为辅证的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仲裁庭对于上述证据间可以互相印证的事实予以认定。可以看出，仲裁庭关注到了上海车音公司客观上无法提供聊天记录的载体原件的情况。但上海车音公司提交了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例如，证据6《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证据9行圆广告公司致上海车音公司的《情况说明》，并且槐洋在出庭作证中确认了证据8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仲裁庭参照“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上述证据间可以互相印证的事实予以认定。而仲裁庭对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属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撤裁案件的范围。因此，蔷薇公司关于仲裁庭未核对原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采纳聊天记录该类证据的主张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本是在曲解原仲裁的裁决认定，恶意提起诉讼。二、本案不存在《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证据的情形，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蔷薇公司主张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证据系伪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该主张完全是申请人主观臆测。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蔷薇公司以相关证据系伪造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海车音公司伪造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是指裁决所采信的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且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的。蔷薇公司在申请书中主张证人槐洋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虚假、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证据1《合作协议》系伪造的，但蔷薇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证据中的签字、盖章或相关文件内容存在伪造、变造，该主张完全出于蔷薇公司的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不应当予以采信。2.证人槐洋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真实、客观，不属于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的非法证据，不符合“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之情形。蔷薇公司所指槐洋证人证言存在矛盾系蔷薇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理解有误，不能据此判断证人证言是虚假陈述。蔷薇公司认为，槐洋称行圆广告公司与车音智能公司的合作业务中是有利润的，又称车音智能公司、行圆广告公司及瀚天公司的合作业务是平某出的，此即矛盾之处，有利润不可能平某出。事实上，“平某出业务”是指通过车音智能公司、行圆广告公司和瀚天公司三方合作，通过瀚天公司实际执行的广告投放业务，在该部分业务中，瀚天公司是实际的广告投放服务提供方，车音智能公司是实际付款方，行圆广告公司仅是二者之间的通道，不收取任何款项、也不承担任何义务，没有任何利润，完全是平某出的，本案蔷薇公司所主张的通过“保理”转让的债权，均属于三方合作的广告投放业务的应收账款。而“行圆广告公司自身利润业务”是指行圆广告公司单独为上海车音公司通过提供的“设计、策略、创意”服务，与广告投放业务分属不同的业务板块，行圆广告公司会对此进行区分，也不属于该案争议的应收账款范围。在案涉3076号仲裁庭审中，已对该问题作出了解释和说明，在蔷薇公司向槐洋提问“每次车音公司向你们汇款的时候你们怎么区分这个到底汇的是哪个合同呢”槐洋对此予以回复“区分哪些是关于广告通道的款，哪些是关于我们自身这个服务利润的款，这个是可以区分的”（参见蔷薇公司提交证据2《（2019）京仲字第6234号仲裁案庭审笔录》第17页）可见，“平某出业务”和“有利润业务”，不属于同一债权债务关系，蔷薇公司所指槐洋证人证言存在矛盾显然是对证人证言的理解存在错误，并非证人证言不真实。本案《裁决书》载明，“上海车音公司就2018年期间本案合同所涉的广告投放服务提交了其与行圆广告公司的合同、行圆广告公司与瀚天公司的合同，就三方付款提交了部分付款凭证，就广告服务的业务流程行圆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槐洋代表个人出庭作证...同时提交了行圆广告公司为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对于上海车音公司与行圆广告公司的业务模式一事可以互相印证...”可见，槐洋证人证言中对三方合作模式的陈述，与上海车音公司提交合同、沟通记录及付款凭证相印证，并不存在矛盾，更不属于伪造的证据。此外，蔷薇公司还提出了槐洋在另案保理合同纠纷案中的其他言辞，试图论证槐洋事实上知悉、认可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知悉保理关系中的债权债务转让，与槐洋在仲裁庭中的陈述存在差异。但是，在另案保理合同纠纷中槐洋关于行圆广告公司与蔷薇公司之间保理法律关系的陈述，与本案上海车音公司、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三方合作关系无关，与上海车音公司《签收回执》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无关，与蔷薇公司是否履行审慎审查义务、是否知悉案涉应收账款的特殊性无关，更与本案是否具有撤裁事由无关，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撤裁案件的审查范围。并且，蔷薇公司提交的证据3《庭审笔录》中并没有槐洋本人的签名，无法判断庭审当日是由槐洋本人抑或其代理律师陈述，无法证明槐洋在保理合同纠纷案陈述为真，在3076号仲裁案中陈述为假，更不能说明槐洋所述的三方业务模式不真实。另外，蔷薇公司在3076号仲裁案中并未交其与行圆广告公司签订的《池保理业务合同》，也未提交已实际支付债权转让对价的证明。甚至在庭审中，上海车音公司提出蔷薇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保理关系成立，仲裁庭询问蔷薇公司是否可以提交保理合同时，蔷薇公司明确表示“我们没有证据提交”、拒绝提供基本的保理合同。但在本案中，蔷薇公司反而提交了《池保理业务合同》等证据，并主张其与行圆广告公司成立了真实有效的保理关系，相关事项显然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属于故意制造撤裁事由，恶意提起诉讼。3．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仲裁证据1《合作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不属于非法证据，不符合“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之情形。蔷薇公司主张，“上海车音公司在仲裁庭审中见无法掩盖事实，当庭改称《合作协议》是2019年9月补签的，…依然证明该证据为事后伪造”，该主张明显罔顾事实。上海车音公司在开庭前提交给仲裁庭的书面《答辩书》中，对各方签署《合作协议》的背景进行了说明，并在刚开始庭审时，对相关情况主动作出重点说明，充分体现出上海车音公司对该事实的诚实和坦荡，绝非蔷薇公司所称“见无法掩盖事实当庭改称…”事实上，在2017年和2018年，三方均按照上述合作模式实际执行业务，在2019年2月蔷薇公司控制行圆广告公司证章照盾的情况下，各方仍按照三方合作模式，通过行圆广告公司向瀚天公司支付过款项，可见蔷薇公司对此是知情的。直到2019年中旬，蔷薇公司突然禁止行圆广告公司向瀚天公司转付上海车音公司支付的款项，为解决蔷薇公司“出尔反尔”制造的付款障碍，上海车音公司、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补充签订了《合作协议》。可见，《合作协议》是对三方一直以来认可并实际履行的合作模式的书面确认，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日期虽然系倒签，但绝不意味该项证据系伪造的、变造的、不合法的。蔷薇公司屡次提出该项证据系伪造的，应当向法庭提交鉴定报告等证据，而非主观臆断。此外，在3076号《裁决书》中，仲裁庭并未将《合作协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合作协议》不是伪造的证据，也并未被裁决书列明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构成“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之情形。4．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仲裁证据12《付款通知》、仲裁证据14《付款结算安排》不符合“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之情形。2018年，在一汽丰田数字营销广告投放业务下，上海车音公司通过行圆广告公司与瀚天公司共签订包含案涉8份合同在内的9份合同，合同金额总计8852000元。蔷薇公司在本案中所提起的是其中的8份合同，该8份合同总金额为8452000元，剩余一份金额为40万元的合同蔷薇公司未主张受让。根据银行转账凭证，上海车音公司通过行圆广告公司向瀚天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8日和7月19日各支付150万元，共计支付了300万元，相比8852000元的合同总额，欠付5852000元（含蔷薇公司未主张的40万元）。由于自2019年下半年起，蔷薇公司对行圆广告公司的财务管控使其难以履行上下游付款义务。因此，根据三方合作安排，案涉基础合同债权人瀚天公司直接向上海车音公司提出了付款请求，要求上海车音履行5852000元的付款义务。2019年10月29日，上海车音公司、瀚天公司及其原母公司北京瀚天星河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瀚天）签订《三方协议》，确定以上海车音对瀚天公司所欠付的5852000元与北京瀚天对上海车音公司所欠付全部债务中的5852000元进行抵销。三方又在相应的《付款结算安排》上盖章确认上海车音公司与瀚天公司之间的5852000元债务金额已完成抵销。《付款通知》和《付款结算安排》所称的结算数据合同和银行转账凭证为证，且相关金额已与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进行多次确认，账目清楚，相关计算方法均于庭后补充提交，根本不存在证据真实性不足、恶意伪造的情形。此外，在3076号《裁决书》中，仲裁庭并未将《付款通知》《付款结算安排》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构成“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之情形。三、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枉法裁决的情形。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显然本案不存在此类枉法裁决行为，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之情形，不符合撤销仲裁的事由。2.蔷薇公司所列举的事项均属于仲裁案中事实认定问题，属于仲裁庭自由裁量范围，不属于撤裁案审理范围。蔷薇公司列举的枉法仲裁事项为：第一，案涉应收账款转让达成之时，蔷薇公司并未直接持股行圆广告公司，仲裁庭将后续发生的因持股产生的股东权利与实际经营公司相混淆，强加给蔷薇公司严苛的股东义务，3076号仲裁案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第二，蔷薇公司已经履行了严格的审查和注意义务，3076号仲裁案事实认定错误。前述事项明显属于仲裁裁决中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实体处理内容，不属于撤裁案审理范围。3.3076号仲裁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蔷薇公司所主张“严苛的股东义务”实际上是基本的“投资者注意义务”，蔷薇公司应知悉案涉基础债权的通道属性和不可转让性，以及案涉基础债权不构成真实的应收账款。事实上，蔷薇公司在2018年行圆汽车的A轮融资中，已经通过青岛国星智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国星）对行圆汽车进行了1.3亿元投资、成为间接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并指派了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乔凯担任行圆汽车董事。在该次投资前，蔷薇公司对行圆汽车及其全资子公司行圆广告公司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充分了解行圆广告公司的业务模式。在2019年2月，蔷薇公司因对行圆汽车提供借款，无偿获取了行圆汽车11.11%股份，并指派了在山东春泽蔷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泽蔷薇）中担任董事的孙旭，和在蔷薇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蔷薇资本）中担任经理的谭振宇担任行圆汽车董事。春泽蔷薇、蔷薇资本与蔷薇公司均属于蔷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系关联公司。因此，在行圆汽车的七名董事中，蔷薇公司共占据了三个董事席位，乔凯还担任行圆汽车的联席总裁和财务负责人。显然，蔷薇公司不仅是行圆汽车的大股东，更超越了单纯的“财务投资者”范围，对行圆汽车享有极大的经营管理权。在此次提供借款前，蔷薇公司再一次对行圆汽车及行圆广告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获取了包括案涉基础合同在内的相关合同、上下游合作文件等，知悉行圆广告公司与上海车音公司的合同还存在下游合同，需向瀚天公司付款。据此，3076号《裁决书》认定，“上海车音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签署《签收回执》，而蔷薇公司于2019年3月初即变更成为直接持有行圆汽车11.1111%的股东。仲裁庭认为，取得股份应是一个持续的商谈结果，仲裁庭有理由相信，蔷薇公司商谈持股行为至少应与案涉债权转让同时发生或早于其发生。决定入股一个公司时对该公司作必要的调查应是常识，另外，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证据亦显示其在《签收回执》盖章之前并未隐藏与行圆广告公司的业务模式，相反是在积极沟通，由此判断只要蔷薇公司稍加注意探究案涉债权对应的业务模式，便可获知有关情况。”蔷薇公司主张其已履行严格的审查和注意义务，这恰恰证明蔷薇公司不可能不知悉案涉基础债权不构成真实的应收账款，反而故意向上海车音公司提起仲裁，主张一个本就不存在的债权，试图谋取非法利益。在蔷薇公司的仲裁请求被仲裁庭驳回后，蔷薇公司再次恶意提起撤销仲裁之诉，显属虚假诉讼，应依法裁定驳回其申请。经本院审查查明，2019年12月2日，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蔷薇公司向该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以及案外人行圆广告公司与上海车音公司之间的8份《互联网营销服务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蔷薇公司与行圆广告公司间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有关法律规定，受理了蔷薇公司与上海车音公司之间上述合同项下的争议仲裁案。该案适用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普通程序的规定。在仲裁案审理过程中，上海车音公司陈述“证据1车音智能公司、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中三方明确了行圆广告公司如果不能向瀚天公司付款的话，瀚天公司可以直接向车音智能公司主张。时间是2018年1月5日，刚刚介绍的时候2019年，事实上这个合作的意向是2017年、2018年就已经形成，并且实际是按照这个执行的，后续证据会证明这个过程。2019年2月份到8月份也是按照三方协议的模式向行圆广告公司付款，行圆广告公司向瀚天公司付款，到2019年8月中旬以后，蔷薇公司突然不同意行圆广告公司收到款之后向瀚天公司转款了，基于我们真实的合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补充签署了这个《合作协议》，将我们在2018年已经形成并且一直实际履行的合作意向固定下来。因为这个合作是2018年本身就按照这个展开的，所以日期签署为2018年1月5日”。首席仲裁员问“这个协议是倒签的吗”，上海车音公司答“是倒签的，但是相关的合作安排和合作意向、合作内容是之前形成的”。另，行圆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槐洋作为上海车音公司的证人出庭，槐洋证言的大致相关内容概括如下：槐洋经过瀚天公司的周总引荐，认识了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音智能公司）的沈总，槐洋等人了解到车音智能公司拿到了一汽丰田项目的代理权，因为一些原因，车音智能公司不方便直接将该项目直接转交给瀚天公司来做，再加上合作过程中会有行圆广告公司擅长的包括策略谋划、运营服务等优势，三方便达成了合作意向，由车音智能公司和上海车音公司承揽一汽丰田的广告业务，通过行圆广告公司下单，再有行圆广告公司委托给瀚天公司进行实质性的投放。三方约定强调，整个广告款项是由车音智能公司付给行圆广告公司，行圆广告公司再付给瀚天公司，行圆广告公司不作任何截留，合作从2017年下半年一直到2018年年末，持续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除此之外，行圆广告公司也承担了里边部分的设计、创意制作，这些服务是行圆广告公司和车音智能公司单独签署协议完成的。蔷薇公司与车音智能公司、上海车音公司之间的保理纠纷，源于行圆广告公司与蔷薇公司之间的保理背景。2018年年底2019年初，行圆广告公司受大环境影响出现了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行圆广告公司向股东提出了有没有可能进行融资或者借款等请求，蔷薇公司作为行圆广告公司的A轮投资人，与行圆广告公司协商一致，决定通过保理方式向行圆广告公司出借款项5000万元，当时蔷薇公司的风控部门对行圆广告公司的主体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并且要求行圆广告公司一方能够提供担保，另外挑选了行圆广告公司和行圆广告公司的股东行圆汽车的大额应收账款作为保理，这里面就包含了行圆广告公司作为通道与车音智能公司、上海车音公司签署的广告服务合同。行圆广告公司将行圆广告公司与车音智能公司、瀚天公司的业务向蔷薇公司描述的非常清楚。槐洋当时作为行圆广告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多次与车音智能公司、上海车音公司沟通，当时车音智能公司提出了一些担心和质疑，行圆广告公司将车音智能公司的担心和质疑向蔷薇公司进行反复的沟通，经过沟通，蔷薇公司在整个保理签署协议、履行过程中对车音智能公司、行圆广告公司及瀚天公司之间的业务模式上下游关系是充分知晓并同意的。经过沟通、说明后，确定了车音智能公司、上海车音公司以行圆广告公司为通道的与瀚天公司的业务款项为蔷薇公司的风控保理作一个形式上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车音智能公司打印了《告知通知书》后给行圆广告公司寄回来。在2019年9月，由于跟车音智能公司、瀚天公司之间上下游付款的合同履行出现了很多问题，瀚天公司、车音智能公司共同找到行圆广告公司，了解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此前行圆广告公司说的是配合把保理协议签了以后不会影响正常业务。期间行圆广告公司又反复跟蔷薇公司沟通强调三方协议原来的情况，但因为行圆广告公司融资及业务发展的问题，导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为了让车音智能公司、瀚天公司踏实一点，2019年9月，行圆广告公司与车音智能公司、瀚天公司签了一个三方协议，协议与2019年2月行圆广告公司让车音智能公司签署收款质押回执时行圆广告公司出具的补充说明是一样的。此外，首席仲裁员问槐洋“行圆广告公司在三方业务里只是通道业务吗？三方业务你是通道，同时你又跟车音公司有单独的业务，是吗”，槐洋回答“是的，就这件事情来讲，主金额的大业务我们是通道，因为主金额业务是广告业务”。仲裁员后问证人槐洋“你做这笔业务平某出成本多少”，槐洋回答“我们大概跟车音公司合作这个项目从始至终将近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具体数字我今天没有办法给特别明确，大体来讲总体合作大概在1个多亿，这里边属于行圆广告公司自身的毛利润大概能够在1千万左右”。仲裁员问“就是其他的业务给你带来的利润是吗”，槐洋答“我是把通道业务也好、广告业务也好、其他业务也好，加起来是1个多亿，其中行圆广告公司自身完成并且拿到利润的有1千多万”。在仲裁申请人蔷薇公司与仲裁被申请人车音智能公司仲裁纠纷案件中，槐洋同样作为证人出庭，槐洋表述“回答蔷薇公司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过，一汽丰田给到车音智能公司的款项，比如最近一批可能我结了5000万，可能我对应的什么东西，但是是按项目走给一批钱，车音智能公司那边排序完以后可能觉得该给行圆广告公司和瀚天公司结一部分钱，可能会把整个金额的比如3000万或者2000万直接给过来，给到我们，我们再给车音公司，广告款来说我们是没有任何截留和利润截留的，甚至都没有时间迟滞，只要我们财务自己能控制章、证、照、盾的时候，保证最快时间，收到帐以后马上进行付款操作直接就付下去了，至于这些钱给到瀚天公司，瀚天公司按照怎么排序给到哪些媒体，是这样来结算。当然从我们做账的角度，账面来讲，可能我们跟三方，因为我们车音公司有合同，我们跟瀚天公司也有合同，我们大家付款以后回过头来再说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共同划掉哪几笔，我们可能最常规的理论就是按照时间来排序，比如说2018年的618、2018年的818、2018年的双十一或双十二，最常见的做法，也有一些特殊作法，比如哪些媒体跳出来了要求瀚天公司先付哪个款，可能会把后边的挪到前边来先付了”。2020年12月3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京仲裁字第3076号裁决书，裁决书在仲裁庭意见部分载明，仲裁庭认为，以上证据（含蔷薇公司申请理由中所指的“李丹与赵冬利的聊天记录”“关于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签收回执盖章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内）上海车音公司并未提交上述聊天记录的载体原件，很多证据所涉主体亦非本案当事人，蔷薇公司对大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亦表示无法核实或不予认可，从单一证据来看，证据资格确有欠缺；但另一方面，从上海车音公司的上述证据形成的证据链条来看，证据之间可以形成互为辅证的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有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仲裁庭对于上述证据间可以互相印证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是当事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本院根据上述规定，对蔷薇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论述意见如下：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蔷薇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仲裁程序违反了仲裁法及仲裁规则的规定，其称仲裁程序违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蔷薇公司称“仲裁庭在未核实原始载体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仍采纳了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相关聊天记录”，根据仲裁裁决的论述可知，仲裁庭认为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之间可以构成辅证，互相印证，从而对上海车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印证的事实予以认定，此属于仲裁庭裁量权范围，不属于撤销仲裁裁决司法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理解。蔷薇公司主张槐洋虚假陈述，证言前后矛盾，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槐洋的证言明确表示了行圆广告公司为车音智能公司与瀚天公司之间的业务提供通道服务，关于通道业务部分的款项行圆广告公司平某出，不留取任何款项，而行圆广告公司与车音智能公司之间就行圆广告公司提供设计、创意制作等服务另有合同，最后行圆广告公司获得的毛利润有1000多万元，将其所作的证言全文整体予以审视，未见有明显前后矛盾或虚假陈述之处，蔷薇公司仅凭择取的证人个别用词用句，不足以证明证人存在作伪证之情形。伪造证据通常是行为人故意向司法机关、仲裁机构等提供假的证明材料，从而诱导法官或仲裁庭等作出错误的裁决。在仲裁案中，上海车音公司明确表明《合作协议》系车音智能公司与行圆广告公司、瀚天公司就此前的真实合作补签而成，即该《合作协议》系三方倒签日期形成，在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上述情况，无法认定《合作协议》系伪造的证据。蔷薇公司主张《付款通知》《付款结算安排》系伪造的证据，系推测意见而非就此提供了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蔷薇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海车音公司伪造了裁决认定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其以此为由请求撤销仲裁裁决，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蔷薇公司未能提供仲裁员因徇私舞弊、枉法仲裁而被纪律处分或者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证据，其与此有关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四、争议裁决结果仅影响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涉及为社会公众所享有，为整个社会发展存在所需要，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仲裁裁决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蔷薇公司以此为由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蔷薇公司主张的对仲裁庭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其他方面的异议，属于仲裁庭裁量权范围，不属于撤销仲裁裁决司法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蔷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蔷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于颖颖审 判 员  朱秋菱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鹏书 记 员  龙思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