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7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速畅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陈立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瑾华，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越，上海恒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建路XXX号。法定代表人：苏向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忠，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国荣，男，196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上海速畅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施国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8民初25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速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速畅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王辉无权代表速畅公司作出陈述，其陈述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但一审法院未就王辉的证言组织质证，故王辉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存在重大程序违法。2021年4月13日一审庭审中，主审法官要求未经速畅公司书面授权的王辉替换速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瑾华，参与整个庭审并就本案相关事实作出陈述。一审庭审后，王辉的代理行为未取得速畅公司的事后追认，且速畅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书面情况说明，明确王辉与速畅公司之间无劳动合同关系，无权作为代理人参与庭审，王辉参与庭审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应另行组织开庭审理。此外，王辉在未经速畅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作出陈述，其陈述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应就王辉的证言组织质证，方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然，一审法院在未组织质证的情况下径行依据王辉的陈述作出判决，侵害速畅公司合法权益，属于重大程序违法。(二)速畅公司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未进行调查，存在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园林公司是否为合同相对方。速畅公司根据相关证据规定申请一审法院责令园林公司提供其与业主之间的书面合同，以证明案涉《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中甲方处加盖的印章为园林公司的印章。然，一审法院在收到该申请书后并未予以准许，不仅在实质上违反法定程序，而且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审理程序存在明显不当之处，属于程序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速畅公司在一审中提供《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该合同中甲方处加盖园林公司的项目专用章和公章。园林公司以该公章并非园林公司的公章为由提出抗辩，无任何事实依据。园林公司在一审中称其将资质无偿出借给施国荣使用，足以证明园林公司授权施国荣负责涉案工程，施国荣系作为园林公司代表人就涉案工程签订合同。其次，施国荣在一审中称：“合同上园林公司的章不是施国荣盖的，施国荣签完字以后把合同放在了工地，不知道是谁在上面盖了园林公司的章，之后施国荣就把合同给了王辉。”该陈述明显不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涉案工程系园林公司承包的项目，双方在涉案工程办公室洽谈业务、签署合同，足以证明施国荣系作为园林公司代表人就涉案工程签订合同。再次，本案应结合签约主体、签约地点、工程验收情况等因素作出综合认定。作为合同相对方，速畅公司无从知晓《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中加盖的公章是否为园林公司的备案公章，然，施国荣系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在园林公司项目部与速畅公司签订公对公的合同，涉案工程也是园林公司真实承包的项目，速畅公司有理由相信施国荣有权代表园林公司签订合同，系善意相对人。至于施国荣与园林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应由其自行处理，不影响本案的认定。此外，园林公司在一审中主张《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中加盖的园林公司的公章系他人伪造却拒绝报案，明显有违常理；施国荣起初拒绝到案，却在园林公司联系后配合到案，可见施国荣与园林公司是非常熟识的，两者的串联行为也是较为明显的。综上，速畅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支持速畅公司的上诉请求。园林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一审程序正当合法。首先，王辉代表速畅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合同、收取款项，其作为速畅公司代理人的行为有效。其次，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有具体限制，而法院须视案件具体情形决定是否依职权调取证据，并非任何当事人都有权随意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二、一审法院关于合同主体的认定正确。施国荣与园林公司签订合同，向园林公司支付款项、出具欠条等一系列事实是清楚的、明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也是正确的。三、速畅公司称，施国荣与园林公司在伪造公章的情形中存在串联行为，而伪造公章涉嫌刑事犯罪，速畅公司系对园林公司提出刑事指控。对速畅公司的不实之词，园林公司保留追究速畅公司责任的权利。施国荣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速畅公司系与施国荣发生合同关系。施国荣向王辉个人支付款项，王辉系代表速畅公司。速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园林公司、施国荣支付速畅公司工程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23，620元；二、判令园林公司、施国荣支付速畅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723，620元为本金，按年24％的利率，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由园林公司、施国荣承担。一审审理中，经一审法院释明，速畅公司表示速畅公司系与园林公司存在施工合同关系，速畅公司与施国荣不存在合同关系，故速畅公司仅要求园林公司承担责任，不要求施国荣付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31日，王辉代表速畅公司与施国荣签订《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速畅公司承包赵巷17地块住宅发展硬质景观沥青混凝土摊铺工程，单价为每平方米97元，按实际工程量结算。付款方式为：施工完毕十五日内付总额的80％，三个月内一次性付清，逾期支付，违约金为每日1％。2016年10月30日，王辉代表速畅公司与施国荣进行结算，确认速畅公司施工马路沥青面积为7460平方米。因王辉向施国荣催讨工程款，故施国荣于2017年5月27日在结算单上出具还款计划承诺660，000元的工程款分期支付。2019年5月5日，施国荣向速畅公司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施国荣因沥青道路欠速畅公司450，000元，此款于2019年10月30日前付清。该份欠条出具后，施国荣向王辉账户转账支付36，000元，出具欠条之前的工程款也是施国荣直接支付给王辉，王辉收到款项后未支付给速畅公司。一审审理中，针对合同的签订、结算及催款，速畅公司表示均由速畅公司的王辉负责。为此，王辉到庭作如下陈述：“我是速畅公司的项目经理，有权代表速畅公司签订合同，也负责催款。施国荣通过一个朋友找到我问我要不要做这个工程，我说同意，双方就洽谈签订了合同。施国荣告诉我他是挂靠在园林公司下面的，要向园林公司交管理费，因为施国荣是老板，全权负责施工项目，所以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合同是在施国荣工地的办公室签订，乙方处的章和签字是我完成的，甲方处的签字和章是施国荣完成的，当时施国荣只盖了项目章，我说项目章不行，施国荣就从包里拿出园林公司的章盖了上去，合同一式两份，我就拿走一份，施国荣处有一份。”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对比《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中加盖的园林公司的印章和园林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委托材料上的加盖的印章之后，肉眼可见两枚印章并不是出自同一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证据，速畅公司就涉案工程与施国荣存在合同关系，速畅公司主张其与园林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速畅公司诉请要求园林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释明，速畅公司坚持表示不向施国荣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此系速畅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海速畅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速畅公司针对王辉在一审中所作陈述提出的上诉意见。其一、一审法院2021年4月13日的庭审笔录显示，王辉系作为速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并作相应陈述，但未提供速畅公司出具的委托手续，后，速畅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未提供其委托王辉为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材料，故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仅将王辉所作陈述记载为王辉个人的陈述，而非记载为速畅公司的意见，一审法院对此所作处理，尚无不妥。其二、对于王辉所作陈述内容，速畅公司在二审中明确表示一审判决书中记载的内容与王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内容一致。其三、对于王辉的身份，速畅公司在二审中确认王辉系速畅公司的项目经理，代表速畅公司对外接洽施工项目，并确认王辉就涉案工程实施的缔约、结算及催款行为均系代表速畅公司所为。其四、鉴于王辉为涉案工程实际经办人，对涉案工程的情况较为了解，王辉所作陈述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涉案工程缔约、结算及催款的情况，故一审法院将王辉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载入一审判决，尚无不妥。因此，本院对速畅公司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速畅公司上诉还主张案涉《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系在涉案工程办公室签署，而涉案工程是园林公司真实承包的项目，故有理由相信施国荣有权代表速畅公司签订合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其一、王辉陈述《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中“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系施国荣从包里拿出后加盖的，而施国荣则否认《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中“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其加盖的，园林公司亦否认《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中“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为园林公司的公章，在速畅公司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即便涉案工程为园林公司承包的项目、施国荣确实在涉案工程所在地与速畅公司签订合同，也难以得出施国荣有权代表园林公司签订《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的结论。其二、速畅公司主张园林公司为《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相对方，那么速畅公司理应与园林公司进行结算，但在《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结算过程中，相关结算单由施国荣出面签订，故根据结算情况，也难以得出园林公司为《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缔约主体的结论。其三、速畅公司主张园林公司为《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相对方，那么相关工程款也应由园林公司向速畅公司支付，但实际情况是由施国荣个人支付相关工程款，故根据工程款实际支付情况，亦难以得出园林公司为《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缔约主体的结论。其四、速畅公司还以《欠条》为证据，但该欠条是施国荣就欠付工程款以其个人名义出具，显然，依据《欠条》亦难以得出速畅公司主张的《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缔约主体为园林公司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欠条》是施国荣个人出具，而速畅公司主张《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缔约主体为园林公司，该证据与速畅公司的主张，二者显然存在矛盾。鉴于速畅公司主张《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缔约主体为园林公司，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不符。因此，本院对速畅公司该上诉主张，也不予采纳。关于速畅公司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之事项。因速畅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施国荣有权代表园林公司签订合同，即便园林公司与业主之间的合同上加盖的园林公司的印章与案涉《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上加盖的园林公司的印章一致，其针对《沥青砼摊铺施工合同》缔约主体提出的主张亦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故一审法院未调取相关证据，并无不当，对速畅公司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也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速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36.20元，由上诉人上海速畅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刘金审 判 员 王 伟审 判 员 徐 庆法官助理 沈 宸书 记 员 陈 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