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2民终6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国华，男，196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舵，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斯久益艾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文阳路273号2号楼8层803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NEEAJ79。法定代表人：曹明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熠，山东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贤辉，山东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均夏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办事处李家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2MA3MADWW8K。法定代表人：田清仕，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军，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朝鲜族，住山东省龙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珍华，男，197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军，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朝鲜族，住山东省龙口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鸿雁，女，196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阳市。上诉人邹国华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斯久益艾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久益公司）、青岛均夏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夏公司）、田珍华、孙鸿雁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4民初12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何宜曈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国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邹国华承担责任的内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未认定涉案鞋子系均夏公司加工制作的事实，是错误的。均夏公司与田珍华才是与斯久益公司形成加工制作关系的真正相对方。合同和款项作为加工制作关系成立和履行的关键参考因素，与哪方签订合同、向哪方支付款项，决定加工制作关系的成立和履行的事实情况。斯久益公司作为加工制作关系相对方，在合作事项伊始，对其所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相对方系均夏公司是明知的，且将预付款8万元汇入了均夏公司账户。均夏公司还参与了涉案鞋子加工所需皮料的购买，分三笔将购买皮料的款项支付给案外人皮料出卖厂家。一审各方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8万元预付款银行凭证、分三笔转出款项的银行回单可证明该部分事实。另外，均夏公司参与了涉案鞋子的整个制作过程。均夏公司虽注册在即墨，但该注册地址面积不足以安放生产设备。均夏公司的实际生产地址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灵通路7号，也就是均夏公司2018年9月29日变更住所地之前的地址。涉案鞋子的生产地址正是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灵通路7号。均夏公司与田珍华为亲戚关系，田珍华在均夏公司任监事，并主导了涉案鞋子生产过程中的第三方付款，保管涉案鞋子等事项。一审中各方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印证均夏公司与田珍华的关联和利益关系。其二者才是与斯久益公司形成加工制作关系的真正相对方。田珍华与邹国华因其他项目合作存在较深矛盾，田珍华有陷害邹国华的故意，均夏公司与田珍华有串通陷害邹国华的客观条件。2.邹国华在涉案鞋子制作过程中仅作为中间人身份。邹国华从未在合作合同上签字、更未经手相关款项，也未实质参与涉案鞋子的工厂生产。本次涉案鞋子制作，邹国华仅起到中间人作用，介绍斯久益公司与均夏公司形成业务合作机会。一审中邹国华所称的“参与生产”，系指邹国华作为技术师傅开板人提供样板。邹国华参与的目的仅是联络资源并维护市场资源，为后续自己的市场资源储备做准备。另外，邹国华希望借助给予两方牵头拉线的机会，维护好自己与斯久益公司的关系。邹国华与均夏公司无任何关系，更未实质参与生产和盈利。二、原审法院认定斯久益公司与邹国华、田珍华存在鞋子加工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仅依据田珍华的陈述认定案件事实，比如田珍华陈述涉案鞋子由邹国华拉走并销售、借用均夏公司账户等关键事实，邹国华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邹国华承担责任并无足够证据。斯久益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与判决结果符合本案具体情形，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邹国华的上诉请求。均夏公司和田珍华共同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邹国华的上诉请求。孙鸿雁未作答辩。斯久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斯久益公司与均夏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2.判令均夏公司与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连带返还斯久益公司预付款8万元；3.判令均夏公司与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连带赔偿斯久益公司违约金8万元；4.一审诉讼费用由均夏公司、邹国华、田珍华及孙鸿雁承担。事实与理由：斯久益公司与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经协商，约定为斯久益公司加工生产皮鞋一批，后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决定以均夏公司的名义和斯久益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均夏公司为斯久益公司加工皮鞋，并对皮鞋的数量、单价、总价、质量标准、交货日期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9年12月18日，斯久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合同通过微信发送给邹国华，邹国华同意且未对合同内容提出异议，同时要求斯久益公司将预付款8万元转入均夏公司账户。斯久益公司当天转入。由于生产的皮鞋质量不符合要求，均夏公司、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未按期交货，已构成违约。邹国华在一审中答辩称：邹国华只是介绍方、中间人，未参与经济款项和合同签署及履行等相关事宜，不应承担责任。田珍华在一审中答辩称：田珍华是案外人青岛华时舒鞋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对斯久益公司所诉事实不知情。孙鸿雁在一审中答辩称：孙鸿雁是均夏公司的员工，不认识斯久益公司，也从未与斯久益公司协商签订过任何协议。一审法院查明，邹国华通过微信与斯久益公司进行联系协商涉案皮鞋加工制作的相关事宜。2019年12月18日，斯久益公司给邹国华发送一份以斯久益公司为需方、均夏公司为供方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供方为需方定作2,140双皮鞋，合同总金额为297,460元。斯久益公司在微信中要求邹国华先盖章确认合同后再支付订金，邹国华表示其要急用钱给其他人转款，称合同过会再看没什么问题。同日，在合同未盖章的情况下，斯久益公司根据邹国华的指示，向均夏公司转款8万元，并备注“货款预付款”。均夏公司对上述《产品购销合同》不认可，称其未在此《产品购销合同》上盖章，并主张其收到斯久益公司的上述8万元预付款，已根据田珍华的指示转款给了案外人。均夏公司提交的转款记录显示，均夏公司分别于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月4日向不同的案外公司转账汇出25,070元、50,000元、6,734元，共计81,804元。多转出的1,804元，田珍华认可由其向均夏公司支付。田珍华系均夏公司监事，负责联系均夏公司与邹国华使用均夏公司账户收款和开具发票事宜，也参与了涉案鞋子的皮料采购和加工整改事宜。孙鸿雁自称是均夏公司的职工，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均夏公司亦不认可。斯久益公司和田珍华均主张孙鸿雁是合伙人之一，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斯久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明松以微信和电话方式，与邹国华、田珍华就涉案鞋子加工过程中的皮料质量问题多次进行沟通。根据沟通微信记录和谈话录音可确认，邹国华、田珍华对涉案鞋子的订金款系借用均夏公司账户都清楚并同意，两人合伙对涉案鞋子进行了加工。对涉案鞋子的交付问题，斯久益公司称均夏公司、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均未交付涉案皮鞋；均夏公司称其未参与皮鞋的加工制作；邹国华称其参与制作了部分涉案皮鞋，并称其中1,100双鞋是合格品，但称斯久益公司放弃并拒绝收货，还称该部分皮鞋在田珍华处存放保管。田珍华称涉案皮鞋系其与邹国华、孙鸿雁合作制作，且称邹国华已将部分皮鞋拉走并销售，还称部分皮鞋在其租赁的房屋内存放。孙鸿雁称涉案皮鞋已制作完毕，并称均夏公司验货合格后又不收货，还称所有鞋子现在田珍华处存放。2020年1月13日，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申请注册成立青岛华时舒鞋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三人分别出资25万元、17.5万元、7.5万元，邹国华为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斯久益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上无合同相对方均夏公司盖章确认或授权代表签字，均夏公司对此亦不认可。斯久益公司提交的转款记录虽能证明其向均夏公司支付了预付款8万元，但未能进一步证明斯久益公司与均夏公司就皮鞋加工事宜形成合意，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且涉案鞋子确实并非均夏公司加工制作。另斯久益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与均夏公司仅是名义上的合同关系，均夏公司也举证证明其已将收到的8万元预付款根据指示全部转出。故斯久益公司与均夏公司间的加工合同关系不成立，斯久益公司要求与均夏公司解除合同，要求均夏公司返还预付款8万元及赔偿违约金8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认定是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斯久益公司与邹国华、田珍华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综合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和谈话录音以及邹国华、田珍华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确认本案与斯久益公司的皮鞋加工订单系邹国华、田珍华合伙促成，两人均知晓并合伙参与了货款订金转款、购买皮料、鞋子加工制作，以及因鞋子质量问题与斯久益公司协商和对鞋子保管存放处置的整个过程。邹国华、田珍华也认可鞋子已制作完成但未交付的事实。斯久益公司主张其与邹国华、田珍华存在鞋子加工合同关系，证据充分，斯久益公司以邹国华、田珍华合伙加工鞋子为由，要求邹国华、田珍华连带返还预付款8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斯久益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各方对违约情况进行了约定，亦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情况，故对斯久益公司要求均夏公司、邹国华、田珍华、孙鸿雁连带赔偿违约金8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斯久益公司确有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酌情支持邹国华、田珍华向斯久益公司支付自斯久益公司起诉立案之日即2020年10月10日起至邹国华、田珍华付清预付款8万元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斯久益公司主张其与孙鸿雁存在鞋子加工合同关系，但未充分举证证明，孙鸿雁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斯久益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对斯久益公司要求孙鸿雁承担连带返还预付款8万元及违约金8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邹国华、田珍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青岛斯久益艾强贸易有限公司预付款8万元，并承担以此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青岛斯久益艾强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青岛斯久益艾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750元，邹国华、田珍华负担1,750元。二审中，邹国华提交均夏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宗，证明：田珍华系均夏公司的监事，田珍华与均夏公司的执行董事田清仕为亲属关系，田珍华为均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本案均夏公司、田珍华共同委托崔勇军也可看出，均夏公司的实际生产地址为青岛市即墨区灵通路7号，也是涉案鞋子的实际生产地。斯久益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即使田珍华作为均夏公司的监事，也不影响田珍华与邹国华合作为斯久益公司定作鞋子的事实，田珍华与邹国华应共同向斯久益公司返还预付款及利息。均夏公司具体相关人员的身份，斯久益公司不清楚。均夏公司、田珍华共同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基于邹国华的示证内容和斯久益公司、均夏公司、田珍华的质证意见，本院对此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因均夏公司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此组证据并不能证明田珍华系均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此组证据与邹国华是否应承担同田珍华一起返还斯久益公司预付款的责任无关联性，因此，本院对此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邹国华自认其微信号为×××29，且自认其并非均夏公司员工，还明确表示其不申请对斯久益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录音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斯久益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录音显示，邹国华称“俺俩一共拿出6万块钱，还不挣钱”“皮子出问题了，前面已经这个样了，咱就不谈这个了”“只要有单，我就有信心；没有单，我直接就赔死了”“继续往下操作，最起码俺俩再投上点，投上6万，就是为了以后嘛”“皮革出问题让皮革厂承担，不能这样了”“没办法，我知道皮不好，硬着头皮上的”。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邹国华是否应承担连带返还斯久益公司预付款的责任。首先，根据邹国华与斯久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明松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曹明松通过微信将涉案合同发送给邹国华，在合同未盖章的情况下，邹国华指示曹明松先向均夏公司账户打款8万元，后邹国华再审核合同是否有问题。邹国华虽主张均夏公司系涉案合同相对方，但均夏公司不认可且提供证据证明斯久益公司转给其账户的8万元其均转给了案外人。而判断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了合意，本案中，涉案合同相对方虽载明系均夏公司，但此合同系由邹国华审核且未经均夏公司盖章或签字确认，邹国华亦自认其并非均夏公司员工，也未举证证明其曾获均夏公司授权而系均夏公司的代理人，故仅凭斯久益公司向均夏公司转款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均夏公司与斯久益公司就涉案合同达成合意，更何况斯久益公司向均夏公司转款系受邹国华指示而为，因此，本院对邹国华关于均夏公司系涉案合同相对方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其次，田珍华虽系均夏公司的监事，但不能仅因田珍华与斯久益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就认定均夏公司与斯久益公司亦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均夏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享有独立人格。邹国华以田珍华系均夏公司监事为由，主张均夏公司与斯久益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邹国华虽主张其仅系介绍斯久益公司与均夏公司形成业务关系的中间人，未参与具体生产，但居间人并非委托人的代理人或当事人一方，其通常并不参加缔约双方具体履行合同的过程。而综合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和谈话录音，邹国华不仅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接收并承诺其会审核涉案合同具体内容、指示斯久益公司向均夏公司打款，还参与了涉案鞋子的皮料采购、加工制造及后续因质量问题与斯久益公司的协商交流，全面参与了涉案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整个过程，此明显超出了居间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斯久益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交录音显示，邹国华并非系以中间人的身份和语气同斯久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明松沟通涉案合同履行事宜，邹国华关于其投钱和亏配的言辞绝非属中间人之语。因此，本院对邹国华关于其仅系中间人的主张亦不予采纳。而原审法院认定邹国华与斯久益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已由斯久益公司所提交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和谈话录音予以证实。最后，邹国华一方面主张其作为技术人员参与了涉案鞋子的加工生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其仅作为涉案业务的居间人未参与涉案鞋子的生产制造，其陈词显然前后矛盾。况且邹国华并未提交其被聘任为技术人员的合同，且其关于其仅系技术人员的主张亦未获得本案其他当事人的认可，则邹国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邹国华虽主张均夏公司参与了涉案鞋子的整个制作过程，但邹国华就其此项事实主张也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更何况即使均夏公司确实参与了涉案鞋子的整个制作过程，据之也不足以认定均夏公司系与斯久益公司成立涉案加工合同的相对方。在现实交易中，转委托、转分包、代加工的现象十分常见，据之并不能认定实际加工人与初始委托人之间成立直接加工合同关系。因此，邹国华的上诉理由不足以对抗斯久益公司所提交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和谈话录音的证明效力，本院对其不应向斯久益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邹国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邹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 梅审 判 员  曲 波审 判 员  何宜曈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纪 雪书 记 员  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