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14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安恒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青云里满庭芳园小区9号楼青云当代大厦17层1708室01号房间。法定代表人：王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硕，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睿，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3号楼。法定代表人：胡为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东霞，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安恒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恒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联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恒达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如兵、被上诉人安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东霞、杨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恒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安恒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涉案的15000万元不是安恒达公司应当向安联公司支付已受让51%股权的对价，而是安恒达公司收购49%股权所支付的预付款。1、一审判决故意曲解安恒达公司的主张、错误引用协议条款。一审判决第31页引用的“安恒达公司认为……支付给第三方的款项19016.72万元即为51%股权的全部对价”是对安恒达公司主张的曲解。《交易框架安排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签署时，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控股）持有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51%股权[安联公司对其中的31%拥有权益，案外人北京安杰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杰盛公司）对其中的20%拥有权益]，安联公司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框架协议》约定安联公司要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过户到安恒达公司名下，但安恒达公司从未主张自己取得51%股权的全部对价是19016.72万元，安恒达公司主张的是，在《框架协议》项下，安恒达公司收购51%股权需要向安联公司支付19016.72万元，但安恒达公司取得51%股权的全部成本，除了向安联公司支付的19016.72万元外，还需要向安杰盛公司支付20%股权的对价。《框架协议》第3.2.1条、第3.2.2条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认定74138.72万元交易总价的组成时，一审判决第32页引用3.2.2条款是错误的，引用的3.2.1条款又故意“漏掉”最为重要的3.2.1（2）项，而该项内容明确约定安恒达公司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需要向安联公司支付的款项是19016.72万元。鉴于安联公司只对51%股权中的31%拥有股权权益，剩余20%与安联公司无关，是由安恒达公司与安杰盛公司另行协商，因此，19016.72万元实际上就是31%的对价；由于74138.72万元的交易总价对应的是80%股权，因此，交易总价中剩余的55122万元显然就是49%的对价。对安联公司与其交易前手间就项目公司股权所进行的多次交易，安恒达公司均不知情，因此，相关的协议安排及履行，对安恒达公司没有约束力，均不能作为认定19016.72万元款项性质的证据使用。需要强调的是，一审法院就安杰盛公司所持项目公司20%股权权益的情况给予了重点关注、进行了大量法庭调查、组织了多次谈话。但一审判决仅以“安恒达公司表示其与安杰盛公司未另行签署协议”一笔带过，没有完整披露已查清的本案事实，完全忽略了安恒达公司已向安杰盛公司支付的实际成本。2、《框架协议》从没有约定51%股权的对价是34016.72万元，一审判决第35页认定“51%股权的对价至少是34016.72万元而不是19016.72万元”是错误的，《框架协议》约定办理股权过户时支付的款项与过户股权的对价没有对应关系。一审判决错误地将办理51%股权过户时点上支付的34016.72万元认定为就是51%股权的对价，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是罔顾事实的臆断。因为根据《框架协议》第3.2.4条款的约定，交易总价为固定不变价格，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将在事实上导致交易总价从约定的74138.72万元突破到至少89138.72万元（34016.72万元+55122万元），完全推翻了《框架协议》的总价约定，动摇了双方的交易基础，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3、安联公司在前案诉讼中，已明确自认49%股权的收购价款是5.51亿元，51%股权的收购价款是1.9亿元，安恒达公司向其支付的15000万元是为收购49%股权而支付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安联公司自认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认定安恒达公司支付的该15000万元属于收购49%股权所预付的款项。需要说明的是，安恒达公司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检查意见书》（以下简称《监督检查意见书》），来源于安联公司，是安联公司在前案诉讼中作为己方的证据提交的，说明安联公司认可其内容。而该份证据证明了安联公司及其上级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徽省国资委）都同意相关的交易价款安排，并且认可49%股权的收购价款是5.51亿元，51%股权的收购价款是1.9亿元，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的1.5亿元是收购该49%股权而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款。上述已自认的事实，安联公司、安徽省国资委均无权撤回并不能否认。前案诉讼在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时，安联公司再次明确承认在安恒达公司支付的第一笔交易价款（34014.72万元）中，向其支付的1.5亿元就是收购该49%股权的第一笔款项，也验证了前述安徽省国资委文件载明的内容，安联公司和安徽省国资委均认可安恒达公司支付的15000万元是收购49%股权的预付款。综上所述，《框架协议》约定的安恒达公司收购安联公司所持项目公司80%股权权益而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的74138.72万元交易总价中，19016.72万元是31%的对价，55122万元是49%的对价；安恒达公司在19016.72万元之外支付给安联公司的15000万元属于49%的对价，系安恒达公司收购49%股权而预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一审判决认定安恒达公司支付的15000万元是收购51%股权所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的对价没有事实依据，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5000万元款项性质认定是一审判决的逻辑原点，由于该逻辑原点错误，一审判决的后续认定发生继发性的连续错误。二、本案诉讼是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之间的纠纷，应当根据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关于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四方协议》）作为认定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基础，但一审判决错误依据安恒达公司与案外人国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澳公司）之间的协议作为判断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判断错误；一审判决推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四方协议》的独立性，而最主要原因是采信并引用了并不存在的、真实性未被确认的《授权委托书》。1、一审判决采信并引用的《授权委托书》不真实、不存在。一审判决在第25页、43/44页描述，“同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委托安联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至国澳公司，并由国澳公司代安恒达公司履行向安联公司提供银行付款保函及付款的义务”，该部分内容摘抄自前案北京高院（2014）高民（商）初字第3476号民事判决书第32页-33页。前案诉讼在最高法院的二审过程中，安恒达公司就该部分事实认定提出了异议，最高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民事判决（以下称生效判决）确认安恒达公司的异议成立，明确排除了北京高院判决认定的该部分事实。因此，一审判决引用该部分内容是错误的，该《授权委托书》并不真实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在本案诉讼中，安联公司并未将《授权委托书》作为证据提交。一审判决将不真实、不存在的《授权委托书》作为认定《四方协议》性质的最主要证据使用，故导致一系列认定错误。2、《四方协议》是安联公司以562106478.6元的对价向国澳公司转让49%股权的独立交易，是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一致同意对《框架协议》的部分变更，不是履行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之间的协议；一审判决推翻北京高院判决、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完全错误。（1）前案北京高院判决作出了：“故《四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问题，在股权受让主体、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过户登记流程等事项上达成新的合意，是对《框架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的变更……由于《四方协议》的签署，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的受让方已实际变更为国澳公司，相应股权价款亦由国澳公司一次性向安联公司支付”的认定，最高法院判决维持了上述认定，这些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四方协议》是对《框架协议》的部分变更，确立的是安联公司向国澳公司转让49%股权的法律关系，是一个独立协议。（2）在《四方协议》中，安恒达公司的地位已变为“丙方”，不再是49%股权的交易主体（甲方或乙方）。《四方协议》签署后，《框架协议》约定的49%股权的交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交易主体由“安恒达从安联公司收购49%股权”变成了“国澳公司从安联公司收购49%股权”；49%股权的付款从“安恒达向安联公司支付55122万元变更为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562106478.6元”；股权过户和付款方式从分批过户、分期支付变更为一次过户、一次支付。（3）《关于＜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只是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间就有关款项的支付达成的协议，该等协议仅在双方之间有约束力，根本无权变更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间《框架协议》约定的剩余交易价款金额；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间从未就《框架协议》项下的剩余交易价款的变更达成一致，剩余交易价款仍为40122万元。（4）《四方协议》约定国澳公司按照562106478.6元的金额从安联公司受让49%股权，同时也约定该款项金额的《付款保函》由安恒达公司持有以把控整个交易，就是确保在《四方协议》履行中解决15000万元预付款问题，由安联公司从收到的该款项中退还或另行退还15000万元预付款，这也是兑现安联公司的安徽总部对安恒达公司解决预付款的承诺。如果预付款的问题不解决，安恒达公司就不会将《付款保函》交给安联公司，《四方协议》就终止履行，仍由安恒达公司按照《框架协议》继续从安联公司受让49%股权、支付剩余交易价款40122万元。（5）《四方协议》第四条有关终止履行、回到《框架协议》执行的约定，也证明《四方协议》是独立协议；《四方协议》约定的国澳公司从安联公司受让49%股权与《框架协议》约定的安恒达公司从安联公司受让49%股权，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同时履行。3、在采用银行《付款保函》作为支付方式的情况下，付款授权是包括开出保函、交付保函、配合解付保函在内的一系列整体行为。一审判决把“授权支付”的约定及开出保函的行为认定为安恒达公司已授权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是错误的，是将授权的约定和实施授权的行为混为一谈，也忽视了《付款保函》支付方式下开出、交付、解付的三个环节。《四方协议》第一条约定，国澳公司根据安恒达公司授权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说明《四方协议》约定是采用银行《付款保函》方式担保交易价款的结算，而且国澳公司须得到安恒达公司的授权，才能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但是，上述“授权支付”的约定不等于安恒达公司已授权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项下的金额。根据《补充协议（二）》，以安联公司为受益人的金额为562106478.6元的银行《付款保函》由安恒达公司持有。因此，即便安恒达公司已授权国澳公司开出了该《付款保函》，但由于该《付款保函》正本由安恒达公司持有，在安恒达公司将《付款保函》正本提交给安联公司前，安联公司对该《付款保函》没有任何权益。因此，《四方协议》有关“授权支付”的约定及国澳公司已开出562106478.6元银行《付款保函》的事实，都不能视为安恒达公司已授权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四方协议》签署后，国澳公司已开出该《付款保函》并交由安恒达公司持有，鉴于安联公司推翻安恒达公司与其安徽总部达成的共识、拒绝解决15000万预付款，意图以违约金为借口侵吞该15000万元，且拒绝办理49%股权的国有资产评估备案，安恒达公司没有将该《付款保函》提交给安联公司，安联公司才提起的前案诉讼，该《付款保函》早已超出3个月的有效期而归于作废。前案最高法院判决确认，“在《四方协议》中约定了国澳公司按照安恒达公司的授权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安联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安恒达公司已授权国澳公司支付上述付款保函，所以安联公司要求国澳公司支付上述金额也缺乏事实基础。”。一审判决把所认定的“《补充协议（二）》签订后，国澳公司根据安恒达公司授权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等同于安恒达公司已完成对安联公司的授权支付是错误的，推翻了最高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4、一审判决还存在以下认定错误。（1）第36页认定的“按照《框架协议》安排，安恒达公司获得51%股权，必须先支付34016.7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付款流程是：签署办理股权过户的公司变更登记文件→提交银行付款保函→将公司变更登记文件提交到登记部门→领取完成变更登记后新的营业执照→支付交易价款，因此，只有股权过户完成后才支付股权转让款，因为49%股权没有完成过户，所以，安恒达公司没有欠付安联公司转让款。（2）第37页认定的“由于资金不足，为履行《框架协议》支付剩余转让款，安恒达公司引入了国澳公司”是错误的。安恒达公司是因为案外人安杰盛公司的原因，在《框架协议》签署后的2年时间里，无法完成49%股权的转让过户，不得以才准备放弃该项目而由国澳公司接手。前案诉讼也证明，因为安联公司没有办理49%股权的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拒绝签署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已构成违约，所以根本无权要求付款，所以，最高法院判决驳回了安联公司要求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载明的安联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全部证据，都没有用于证明安恒达公司“资金不足”。（3）第39-40页将《补充协议（二）》第一条认定为“并由受托银行向安联公司出具经安恒达公司认可的《付款保函》，在安恒达公司或安联公司收到该《付款保函》后一个工作日内”是错误的。《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约定的是“在甲方（即安恒达）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收到该《付款保函》”。根据《补充协议（二）》第三条约定，国澳公司是将两笔交易价款的《付款保函》都交付给安恒达公司，因此，这里的“安恒达指定的第三方”绝不是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要通过《付款保函》的交付来对交易进行把控，确保安联公司解决15000万元预付款；在安联公司解决预付款前，绝不可能向安联公司交付《付款保函》。（4）第41/42页故意曲解安恒达公司对“付款金额调整与变更”的解释，暗示安恒达公司已“自认违约”。安恒达公司从未自认违约，前案最高法院判决也确认“无证据表明《四方协议》中的交易金额包括了违约金，所以安联公司主张安恒达公司自认违约的主张，难以成立”。（5）第44页既然已将《四方协议》的性质认定为“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用，不做其他用途，各方并不因此产生任何解决纠纷”，但在第46页又将《四方协议》认定为“是对《框架协议》中49%股权过户及付款的新约定，《四方协议》变更了未付应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是对《框架协议》的部分变更”，自相矛盾。三、《四方协议》从未履行，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办理的49%股权转让过户，既不是履行《四方协议》，也不是履行《框架协议》，而是在《四方协议》《框架协议》之外，就该49%股权另行实施的非法转让；安联公司非法实施的股权转让，严重损害安恒达公司权益，有违基本的交易公平。1、截止前案判决生效前，《四方协议》一直未能履行。《四方协议》签署后，国澳公司开出了金额为562106478.6元的银行《付款保函》并交给安恒达公司。由于安联公司推翻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的安徽总部有关解决预付款的共识、拒绝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流程办理49%股权的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手续、拒绝签署相关的工商变更的文件，所以安恒达公司没有将银行《付款保函》提交给安联公司，安联公司为此提起前案诉讼，查封了该562106478.6元款项，相应的银行付款保函早已过期，因此，截止前案判决生效前，《四方协议》一直未能履行。2、前案判决生效后，安联公司拒绝履行《四方协议》。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在前案判决生效后办理的49%股权转让过户，履行的不是《四方协议》。最高法院判决作出后，安恒达公司三次书面致函安联公司，要求尽快办理49%股权的资产评估备案手续、按照《四方协议》和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完成该49%股权的转让过户、退还安恒达公司就该49%股权而预付的1.5亿元款项。由于安联公司对安恒达公司的函件置之不理，安恒达公司在2016年9月9日就提起了本案诉讼并申请查封了安联公司的相应财产，希望通过诉讼途径向安联公司追讨15000万元预付款。因为安恒达公司要将项目公司51%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也同意国澳公司按照《四方协议》从安联公司受让项目公司49%股权，由于诉讼中查封的财产已能够保障安恒达公司的权益，在国澳公司承诺按照《四方协议》及最高法院生效判决办理49%股权转让过户的情况下，安恒达公司将盖了章（日期空白）的《股东会决议》（办理项目公司100%股权过户）提交给国澳公司保管，积极推动履行《四方协议》，但国澳公司是私下套用了该《股东会决议》办理的49%股权转让。但前案判决生效后，截止目前，安恒达公司没有组织过安联公司、国澳公司办理49%股权转让过户，也从没有授权国澳公司开出过金额为562106478.6元的银行付款保函，更未授权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该款项，所以，《四方协议》在这一阶段也没有履行。根据安联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是根据2016年9月28日私自签署的《补充协议书》办理的49%股权转让过户，把安恒达公司完全排除在外。该《补充协议书》在确认国澳公司受让安联公司所持49%股权向安联公司支付562106478.6元款项、安联公司保证转让的该49%股权未作过任何形式的担保等事项外，还确认了该49%股权转让与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间51%股权转让各自独立；但《补充协议书》同时排除了安恒达公司的授权付款安排，在《四方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款外，由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增加支付了1180万元，不再办理49%股权的评估备案，擅自修改《框架协议》《出资转让协议书》《四方协议》，套用安恒达公司提交给国澳公司保管的《股东会决议》，在2016年10月19日完成了49%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安恒达公司认为，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根据《补充协议书》办理的49%股权转让，不是履行《四方协议》，而是在《框架协议》《四方协议》之外另行独立实施的49%股权非法转让。3、安联公司非法实施的股权转让，严重损害安恒达公司的权益，有违基本的交易公平。投资成本、收入、溢价对比表投入成本转让收入/支出溢价安联公司35122万元安恒达公司支付34016万元90226-35122=55104万元，超出原先20000万元溢价35104万元国澳公司支付56210万元收入合计：90226万元安恒达公司34016万元国澳公司支付61188万元52088-34016=18072万元张燕秋支出9100万元收入合计：52088万元在安联公司非法实施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的投入、溢价严重失衡，失衡的根源就是因为安联公司侵吞了安恒达公司15000万元预付款，作为最高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违约方，安联公司的非法侵吞行为直接导致其获得的溢价从《框架协议》约定的20000万元暴增到现在的55104万元，有违基本的公平。在安恒达公司没有向国澳公司授权付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以安恒达公司收到了《补充协议（二）》约定的611883521.4元的款项，就认定《四方协议》已经得到履行是错误的，并进而认定不能同时履行的《四方协议》与《框架协议》《股权收购协议》与《补充协议（二）》也都同时得到履行，是错误的。综上所述，由于一审判决错误地将49%股权的预付款15000万元认定为51%股权的对价，依据一份并不真实存在的《授权委托书》，将《四方协议》约定的562106478.6元款项错误认定为是《框架协议》项下剩余交易价款的变更，推翻北京高院、最高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四方协议》的独立性，并将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根据私下签署的《补充协议书》办理的49%股权非法转让错误认定为既是《四方协议》的履行，也是《框架协议》《股权收购协议》《补充协议（二）》的履行，导致一审判决根本错误，应予以撤销。鉴于15000万元是安恒达公司为收购49%股权而向安联公司支付的预付款，在安联公司已将该49%股权自行转让给国澳公司的情况下，无论安联公司履行的是否为《四方协议》，安联公司都应退还安恒达公司15000万元预付款的本息；安联公司在《四方协议》签署前，没有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办理该49%股权的资产评估备案手续，应对49%股权的转让过户及项目移交迟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安恒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请二审法院支持安恒达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安联公司辩称，一、本案证据已充分证明，案涉1.5亿元是安恒达公司应支付的项目公司51%股权转让价款的组成部分，并非所谓项目公司49%股权的“预付款”，且安恒达公司已实际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故案涉1.5亿元依法不应予以返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从《框架协议》的明确约定看，案涉1.5亿元的性质属于安恒达公司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所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组成部分，并非所谓项目公司49%股权的“预付款”。1、案涉《框架协议》签署时，安联公司享有项目公司80%的股权权益，安杰盛公司持有项目公司20%的权益，同时安联公司与安杰盛公司尚欠前手转让方19016.72万元价款。根据本案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2009年7月22日，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作为受让方与作为转让方的北京盛世凯德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凯德公司）及项目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约定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以66496.92万元对价整体受让项目公司100%股权。由于当时盛世凯德公司仅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故其承诺安排由另一股东中珠控股转让另外51%股权。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安联公司将持有项目公司80%股权，安杰盛公司将持有20%股权。次日，项目公司49%的股权实际办理变更登记至安联公司名下。后由于中珠控股就另51%股权又与珠海前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前胜）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为解决该部分股权转让给安联公司和安杰盛公司的问题，珠海前胜、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盛世凯德公司及中珠控股于2011年7月21日签署《北京世纪中珠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五方协议》），一致确认并同意珠海前胜与盛世凯德公司作为51%股权的“实际转让人”将该51%股权转让给安联公司和安杰盛公司（分别持有31%、20%）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转让价款为25016.72万元，包括：（1）安联公司和安杰盛公司为履行《转让协议》而共管在盛世凯德公司账户内的6000万元和（2）19016.72万元款项，由安联公司及安杰盛公司向珠海前胜支付167791891元、向盛世凯德公司支付22375309元。可见，案涉《框架协议》签署前，安联公司和安杰盛公司已通过解除共管方式将共管账户6000万元支付给盛世凯德公司，尚欠珠海前胜和盛世凯德公司19016.72万元。2、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签署案涉《框架协议》，整体受让项目公司100%股权，其中从安联公司处受让80%股权，从安杰盛公司处受让另20%股权且就此与安杰盛公司另行协商。2011年7月19日，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签署《框架协议》。通过《框架协议》的签署，安恒达公司将受让项目公司100%股权，其中系从安联公司处受让项目公司80%的股权，交易总对价为74138.72万元；将从安杰盛公司处受让项目公司20%的股权，并就此与安杰盛公司另行协商。3、根据《框架协议》中“过户及付款安排”的约定（即“一次转让、分批过户、分期付款”的交易方式），案涉1.5亿元价款是项目公司51%股权（其中包括安联公司享有的项目公司31%股权权益）的转让所对应的、安恒达公司应向安联公司直接支付的部分价款，而绝非安恒达公司后续受让49%股权的“预付款”。案涉《框架协议》约定了“一次转让、分批过户、分期付款”的过户及付款安排。其中第5.1.5条明确约定，项目公司51%股权（其中包括安联公司享有项目公司31%的股权权益）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的项目公司新营业执照领取的当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19016.72万元，向安联公司支付15000万元。显然，完成项目公司51%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后，安恒达公司即应向安联公司支付诉争1.5亿元。依据《框架协议》所确定的“一次转让、分批过户、分期付款”原则，该1.5亿元对应的正是安恒达公司受让安联公司31%股权权益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的转让款。就安杰盛公司享有的另外20%股权对应的转让款，《框架协议》约定由安恒达公司和安杰盛公司另行签署协议确定。而49%股权所对应的转让款，根据《框架协议》第5.2、5.3、5.4条的约定，其分批过户并分期付款所对应的总转让款金额为40122万元，并不包含诉争的1.5亿元。（二）从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的过程来看，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19016.72万元，系其代安联公司和安杰盛公司向前手方支付的欠款，而绝非其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而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的全部对价。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如前所述，基于前述《转让协议》和《五方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情况，在《五方协议》项下，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因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而应向“实际转让人”珠海前胜和盛世凯德公司支付的全部对价为25016.72万元；由于在履行《转让协议》时，安联公司已向盛世凯德公司共管账户支付了6000万元，故在签署《框架协议》时，安联公司和安杰盛公司尚欠前手转让方19016.72万元。上述19016.72万元正是《框架协议》所反复提及的，安恒达公司应向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19016.72万元。换言之，该19016.72万元，是安联公司对外转让31%股权、安杰盛公司转让20%股权的原始成本；只是为简化交易，才约定直接指令安恒达公司向前手支付。安恒达公司根据安联公司的指定向其前手支付款项，并不会使得安恒达公司与该前手之间直接产生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根据《框架协议》第2.3条的约定，安联公司在当时对项目公司和项目所实际投入的资金达到了35122万元，其中包括：（1）安联公司以委托贷款及其他方式向项目公司提供资金而对项目公司享有的21772万元合法债权；（2）安联公司为取得项目公司49%股权而支付的成本7350万元；（3）安联公司为取得项目公司31%股权的预付款6000万元。倘如安恒达公司所主张，案涉19016.72万元就是其为取得项目公司31%股权而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那么，因出售该31%股权，安联公司不仅不能收回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对项目公司及项目的投入成本，此前向前手转让方已经支付过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也将净亏，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商业习惯和逻辑。（三）从《框架协议》的履行过程及后续相关履行事实看，安恒达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一直认可案涉1.5亿元系其为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而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的部分价款。1、根据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等就项目公司49%股权所签署的系列协议的约定和履行情况，安恒达公司一直认可案涉1.5亿元是其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而应支付价款的一部分。根据本案一审判决的认定，在《框架协议》签署后，由于安恒达公司资金不足，其为继续履行《框架协议》引入国澳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与之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包括安恒达公司已实际受让的51%股权和尚未履行完毕的49%股权）。就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股权收购协议》第5.2条明确约定：“乙方（国澳公司）将人民币44000万元支付至甲方（安恒达）、乙方、安联公司及银行四方共管账户，然后由甲方安排安联公司与乙方签署49%股权过户协议”。该约定说明，安恒达公司明确认可其在《框架协议》项下受让安联公司所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价款为4.4亿元，即安恒达公司明确认可其已经支付的价款34016.72万元（包括诉争1.5亿元）与49%股权无关，现其提出的诉争1.5亿元系其受让49%股权“预付款”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此后，考虑到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的投入增加及存在损失等因素，安联公司提出增加49%股权的转让价款。后在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二）》、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等签署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及2013年10月24日《四方协议》中，各方均同意将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价款变更约定为562106478.6元。在前述协议的协商过程中及协议约定的内容中，安恒达公司从未提出过其已支付的诉争1.5亿元价款是49%股权部分的价款，也未对项目公司51%股权部分的转让及价款支付提出过异议。2、从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在《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往来函件内容及此前相关诉讼、仲裁过程中安恒达公司的主张看，安恒达公司此前一直认可诉争1.5亿元价款系受让项目公司31%股权权益而支付的价款。《框架协议》签署后，安恒达公司由于资金不足而一直未履约。在安联公司反复催告要求安恒达公司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安恒达公司在函件中一直明确表示要积极筹措资金、并尽快支付49%股权的价款40122万元，即认可诉争1.5亿元价款系受让项目公司31%股权权益而支付的价款。同时，在此前进行的仲裁、诉讼过程中，安恒达公司也一直认可诉争1.5亿元价款系受让项目公司31%股权权益而支付的价款。综上，无论是从《框架协议》的约定内容、安恒达公司实际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的过程，以及在本案诉讼发生前安恒达公司的一贯表述情况看，案涉1.5亿元价款的性质，均应是安恒达公司为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而应支付给安联公司的部分价款，而绝非项目公司49%股权的“预付款”。同时，项目公司51%股权早已于2011年8月3日变更登记至安恒达公司名下，故其无任何理由主张返还1.5亿元价款。一审判决对案涉1.5亿元价款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二、案涉1.5亿元是安恒达公司应支付的项目公司51%股权转让价款的组成部分。安恒达公司上诉状中关于案涉1.5亿元应属其收购项目公司49%股权之“预付款”的第一点上诉理由，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一）关于安恒达公司第一（1）点上诉理由：安恒达公司通过对《框架协议》第3.2.1条、第3.2.2条款的片面解读，得出其从安联公司处受让项目公司31%股权的对价仅为应支付给前手转让方的19016.72万元的结论。该等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安恒达公司上诉状所引述的《框架协议》第3.2.1条、第3.2.2条，约定的是《框架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去向，而非各笔款项所对应的股权份额。安恒达公司据此提出的上诉主张，有悖于《框架协议》的整体约定内容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不能成立。同时，从《框架协议》的约定及其51%股权的实际转让情况来看，安恒达公司应明知其向案外人支付19016.72万元款项的性质是代安联公司和安杰盛公司向前手转让方的支付欠款。其在上诉状中以其对该等事宜不知情、为收购安杰盛公司支付的20%股权已付出成本等为由，主张该19016.72万元是为从安联公司处收购31%股权而支付的全部对价，完全不能成立。至于安恒达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及的其向安杰盛公司支出的收购成本，因《框架协议》本就约定，就项目公司20%股权的转让，安恒达公司应与安杰盛公司另行协商。因此，安恒达公司与安杰盛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于本案无关，也不能对案涉1.5亿元的定性造成任何影响。（二）关于安恒达公司第一（2）点上诉理由：安恒达公司以“同股同价”的错误逻辑，反推其就案涉51%股权转让应支付给安联公司的价款金额不应为《框架协议》明确约定的34016.72万元，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框架协议》项下对“初步交易总价”74138.72万元的构成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34016.72万元对应安恒达公司为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应支付给安联公司以及其指定主体的价款，剩余40122万元对应安恒达公司受让49%股权的价款。而安恒达公司错误主张的“突破后”的交易总价89138.72万元的计算方式则是：该笔价款=34016.72万元（此系一审判决确认的安恒达公司为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应支付的价款）+55122万元（此则系安恒达公司自行主张的、将案涉1.5亿元价款视为49%股权“预付款”后，项目公司49%股权对应的价款）。可见，安恒达公司在该等主张上明显篡改事实、偷换概念，将其自身的主张混淆、强加于一审判决之上，即：部分采用一审判决的逻辑、部分采用其自行主张的逻辑来计算所谓“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将“突破后”的交易总价。该等主张本就不是一审判决的观点，更不能用以论证一审判决存在错误，也更没有任何理由和事实、逻辑基础用以证明案涉1.5亿元款项的性质。（三）关于安恒达公司第一（3）点上诉理由：安恒达公司引述的安徽省国资委《意见书》及另案诉讼庭审笔录的记载以主张案涉1.5亿元应属其收购项目公司49%股权之“预付款”，依法不能成立。其一，对于安徽省国资委《意见书》，由于作出该文件的安徽省国资委既不是案涉协议签署的当事人、也不属于司法机关，因此，其相关表述既不构成安联公司的“自认”，也不是《框架协议》签约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属于对《框架协议》有约束力的认定意见。并且，在发现相关表述与事实情况不符后，安徽省国资委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前已出具《省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明确监督检查意见的复函》（皖国资监督函[2018]184号），其中明确指出：“第一笔交易涉及世纪中珠公司51%的股权转让（其中含北京安联公司31%股权独家收购权），第二、三、四笔交易合计涉及49%的股权转让。2011年8月，安恒达公司给付了第一笔交易价款，向北京安联公司支付1.5亿元、向北京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1.9亿元，该51%股权随后过户至安恒达公司……《省国资委关于省高速集团监督检查的意见》（皖国资监督意[2014]6号）系国资委在监督履职中形成的内部文件，对第三方不具有法定认定效力，其中对有关情况的描述若与相关协议不一致的，以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为依据。”可见，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前，安徽省国资委已对其此前出具的与客观情况不符的文件予以纠正，故前述安徽省国资委《意见书》更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二，对于另案诉讼庭审笔录，综合安联公司代理人在该案诉讼中的所有表述内容以及安联公司的诉讼请求，安联公司始终主张的是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未向安联公司支付49%股权部分的转让价款。安恒达公司关于安联公司代理人在另案审理过程中承认1.5亿元是49%股权部分价款的主张，系断章取义。综上，安恒达公司关于案涉1.5亿元应属其收购项目公司49%股权之“预付款”的上诉理由，均是对《框架协议》条款、本案相关事实及一审判决的片面理解，其主张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三、《四方协议》系属对《框架协议》的变更，也系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之间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履行的特殊安排。在《四方协议》履行完毕后，《框架协议》《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亦履行完毕，案涉1.5亿元价款自然无需返还。安恒达公司在上诉状中所提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一）安恒达公司提出“一审判决依据我公司与案外人国澳公司之间的协议作为判断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判断错误”的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案的事实是，安恒达公司因无力继续履行与安联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与国澳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由国澳公司受让项目公司100%股权（包括安恒达公司当时已经持有的项目公司51%股权、以及其安排安联公司将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后考虑到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的投入增加及存在损失等因素，安联公司提出增加49%股权的转让价款，安恒达公司遂又与国澳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二）》。2013年10月24日，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和项目公司又签署了《四方协议》，四方共同确定了由安联公司直接将49%股权过户给国澳公司，并由国澳公司直接向安联公司支付价款的交易安排。一审判决认定案涉1.5亿元款项性质的最主要依据即《框架协议》的约定。同时在考察《框架协议》履行时，鉴于《框架协议》的履行情况发生变更，法院也对与此相关的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情况进行了查明，并在查明全案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案涉1.5亿元款项系51%股权的价款组成部分，且整个《框架协议》已妥善履行完毕。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驳回了安恒达公司要求返还1.5亿元价款的诉讼请求。安恒达公司提出的“一审判决依据我公司与案外人国澳公司之间的协议作为判断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判断错误”的上诉主张，完全是对一审判决的误读。（二）一审判决系综合全案事实对《四方协议》的性质进行的认定，根本未依据安恒达公司提出的《授权委托书》认定《四方协议》的性质。安恒达公司的第二（1）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安恒达公司提出，一审判决系将不真实存在的“《授权委托书》”作为认定《四方协议》性质的最重要依据，故该等认定不能成立。如前所述，一审判决也是在对《框架协议》《股权收购协议》《补充协议（二）》《四方协议》等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情况的综合审查的基础上确认的《四方协议》的性质，根本就没有将该《授权委托书》作为认定《四方协议》性质的依据，更没有将《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作为“认定《四方协议》性质的最主要证据使用”。并且，《四方协议》的性质问题，涉及的是该合同项下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问题；而关于该合同项下某一《授权委托书》的出具与否、真实与否，则是合同履行的问题。以合同履行情况的“认定错误”论证合同性质的“认定错误”在逻辑上就不成立。案涉《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均不会对《四方协议》的性质造成任何影响。（三）《四方协议》系各方共同确认的履行《框架协议》《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一种特殊方式。该协议履行完毕，相关协议亦履行完毕。安恒达公司的第二（2）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四方协议》的认定，一审判决认定“《四方协议》是履行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之间《框架协议》、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间《股权收购协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四方协议》协议的履行标志着《框架协议》与《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亦全面履行完毕”，这完全符合《四方协议》的签署以及本案的全案证据情况。同时，一审判决认定“《四方协议》虽然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独立新协议，但该认定与履行并未影响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合同目的的实现”，据此最终驳回了安恒达公司关于《四方协议》签署后受让方变更为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只获得51%股权、49%股权与其无关不需要支付费用的主张。可见，一审判决在认定《四方协议》时也充分考虑了既有生效判决的认定，并最终得出《四方协议》的履行并不影响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合同目的实现的结论。鉴于《四方协议》已妥善履行完毕，一审判决的结论与既有生效判决书明显也不存在冲突。安恒达公司所谓一审判决推翻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四）《补充协议（二）》确实是存在于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之间的合同，但其相关约定内容各方确认予《四方协议》中。安恒达公司以安联公司不受《补充协议（二）》的约束为由主张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对价未发生变化，完全不能成立。安恒达公司认为，其与国澳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二）》变更了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对价，但该约定只约束其与国澳公司，而安联公司不受此约束，故其“与安联公司之间从未就《框架协议》项下的剩余交易价款的变更达成一致”。事实上，《补充协议（二）》将项目公司49%股权的对价变更后的金额是“562106478.60元”，而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及国澳公司均参与签署的《四方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乙方根据丙方授权向甲方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二者约定精确到角，完全一致。加之，安恒达公司也完全认可一审判决关于《四方协议》变更了《框架协议》约定的认定。因此，安恒达公司以“《补充协议（二）》不能约束安联公司”为由，主张“与安联公司之间从未就《框架协议》项下的剩余交易价款的变更达成一致”，显然完全不成立。综上，安恒达公司对一审判决中关于《四方协议》性质的认定所提出的上诉主张，依法均不成立。四、安联公司已经根据《四方协议》的安排将项目公司49%的股权过户给国澳公司，《框架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安恒达公司无权要求安联公司返还任何款项。安恒达公司在上诉状中第二（3）点及第三点理由主张安联公司“未经授权”“非法”将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依法不能成立。（一）《四方协议》即已明确授权安联公司将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给国澳公司并授权国澳公司将562106478.6元款项直接支付给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主张安联公司将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未经授权”、并非履行《四方协议》，依法不能成立。由于在《框架协议》项下安联公司是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方、安恒达公司是受让方，而在《股权收购协议》项下安恒达公司是49%股权转让方、国澳公司受让方。因此，该三方主体及项目公司通过《四方协议》明确约定了履行安排，即：安恒达公司授权、指定安联公司将49%股权直接过户给国澳公司，同时授权、指定国澳公司将562106478.6元直接支付给安联公司。因此，《四方协议》所约定的“乙方（国澳公司）根据丙方授权（安恒达公司）向甲方（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其中的“授权”并不是指国澳公司还需要根据安恒达公司授权才能向安联公司支付款项，而是意味着安恒达公司已经明确委托和指定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支付款项。同时，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也充分说明安恒达公司已明确授权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该等款项。其中《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在接到甲方（安恒达）书面付款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国澳公司）将人民币44000万元支付至甲方、乙方与安联公司及银行四方共管账户，然后由甲方安排安联公司与乙方签署49%股权过户协议，股权过户协议由甲方、乙方、安联公司及银行四方共管……若安联公司提出其将付款方式改为由银行出具《付款保函》方式的，则乙方原则上应同意，并向安联公司提交经其同意并接受的银行所出具的《付款保函》文本，待支付条件满足时，乙方向安联公司直接支付上述款项……”《补充协议（二）》约定“在接到甲方（安恒达）书面付款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乙方（国澳公司）向甲方同意的银行交存第一笔交易款项562106478.60元，并由受托银行向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北京安联公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联公司’）出具经甲方认可的付款保函……待本补充协议第三条支付条件满足时，乙方向安联公司直接支付上述交存款项562106478.60元……”也就是，由国澳公司开具562106478.60元付款保函、并在符合条件时向安联公司直接付款。且上述约定也明显体现出，使用付款保函方式支付价款，是安联公司提出的交易安排，而不是安恒达公司“把控交易”的安排。此外，在安恒达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向安联公司发送的《关于项目公司银行贷款债务处理函》中，安恒达公司提出：“为了项目公司财务安全，在我方（含我方授权的国澳投资有限公司）‘银行付款保函’出具前，请贵公司并协调贷款银行共同出具相关文件……”在安恒达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向安联公司发送的《关于协议履行过程中现状情况说明的函》中，安恒达公司提出：“2013年10月21日，我司收到了贵司发给我司的付款通知，付款通知载明的金额为562106478.60元。2013年10月25日，我司委托国澳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国澳公司’）开出了上述金额且受益人为贵公司的《付款保函》。”可见，整个履行过程中安恒达公司始终是同意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直接开具《付款保函》。因此，本案中根本就不存在安恒达公司需要对国澳公司“开具、交付、解付”付款保函的任何安排；相关协议的约定均是国澳公司在条件符合时，直接向安联公司付款。《四方协议》的交易安排也根本不是安恒达公司主张的所谓“就是确保在《四方协议》履行中解决15000万元预付款问题”“兑现安联公司的安徽总部对我公司解决预付款的承诺”而进行“把控的交易”。安恒达公司的相关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非常不符合常理。（二）就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办理49%股权的过户时，安恒达公司也给予了充分配合。安恒达公司现在提出该过户是“非法转让”，依法不能成立。基于上述，由于《四方协议》对《框架协议》进行了变更，项目公司49%股权应过户给国澳公司，且另案诉讼生效判决亦认可该直接过户安排。因此，国澳公司与安联公司在《四方协议》的基础上，于2016年9月28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书》，就受让项目公司49%股权事宜及此前双方争议的豁免作出了约定，并于2016年10月19日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而就该股权过户，安恒达公司作为当时持有项目公司51%股权的股东，也在项目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盖章，明确表示认可。安恒达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及的，国澳公司“私下套用”空白股东会决议的情形，并无任何证据支持。据此，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基于《四方协议》的约定，进一步缔约并完成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的行为，系履行《四方协议》的体现，也具备合同和法律基础，完全不是“非法转让”。五、鉴于《四方协议》已变更了《框架协议》，安恒达公司要求安联公司支付迟延递交工商变更登记文件、迟延办理过户与移交项目公司及项目的逾期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安恒达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一）安恒达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两项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与其在另案诉讼中的反诉请求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安恒达公司的该两项诉请，系属正确。（二）《四方协议》的签署已经变更了《框架协议》的约定，安恒达公司无权依据《框架协议》向安联公司提出任何主张。本案中，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四方协议》已明确约定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给国澳公司以及付款金额亦进行变更，但《四方协议》中并未约定安联公司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因此，安恒达公司无权依据《框架协议》向安联公司提出违约赔偿主张。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即使按照安恒达公司的主张，《四方协议》变更了《框架协议》中项目公司49%股权的受让主体、交易价款，安联公司应按变更后的约定将49%股权变更登记给国澳公司并向国澳公司主张价款。那么，也就意味着49%股权相关的合同权利义务均转让给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也无权再向安联公司主张任何与49%股权转让相关的违约责任。（三）《四方协议》签署前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未实际履行系由于安恒达公司的违约行为所导致，安联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向安恒达公司支付任何违约金。安恒达公司关于安联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案就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应先由安联公司完成资产评估备案，再由安恒达公司提供《付款保函》，再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在《框架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安恒达公司因资金不足，在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后，已无力继续履行《框架协议》。安联公司一审中已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在2011年11月30日之前，安联公司就第二笔价款的支付曾多次与安恒达公司进行函件沟通，并在2011年11月4日向安恒达公司出具的《关于“瑞西嘉园”项目拆迁事宜的回函》以及2011年11月17日向安恒达公司出具的《关于要求履行的函》中要求安恒达公司尽快明确具体人员与安联公司共同完成第二笔价款支付的相关工作。但是，在2011年11月18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出具的《关于相关履行事项的函》中，安恒达公司表示：“我司建议，在我司支付第二期交易价款2.5亿元的前提下，贵司同意将《交易框架安排协议》项下约定的第三期连同第四期付款期限一并延迟到2012年6月底前。”此后，在2012年10月24日安恒达公司致安联公司《致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函》、2012年11月8日安恒达公司致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高速集团）《致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函》、2012年11月12日安恒达公司致安联公司董事会《致安联公司董事会的函》中，安恒达公司更是提出：“鉴于目前现状，我方愿意以高成本向社会融资，筹措资金，争取分两次支付。具体如下：今年10月底11月初支付贵司20000万元，贵司将目标公司20%股权过户至我方名下……2、2013年5月底支付贵司20122万元，贵司将目标公司29%股权全部过户至我方名下。……请贵司看在我方在经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经济环境萧条之时，仍然愿意以高成本、花高代价向社会融资的情况下，体谅我司的难处，将以上我司支付款项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取，并同意和配合在我司付款完毕后将应转入给我方的股权转让给我司指定的第三方。”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在《框架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安恒达公司始终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根本无力履行在《框架协议》项下取得项目公司49%股权的付款义务。并且，安恒达公司最终也未能实际履行《框架协议》，而是将项目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国澳公司。因此，尽管就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安联公司应履行资产评估备案义务在先，但由于有确切证据证明安恒达公司始终不具备继续履行《框架协议》项下义务的能力，故安联公司暂时中止履行在先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并不构成违约，也不应向安恒达公司支付任何违约金。安恒达公司关于安联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中，案涉1.5亿元的性质，系《框架协议》项下安恒达公司因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而应支付给安联公司的部分价款，因该部分股权转让早已履行完毕，故该等价款无任何理由应予返还。同时，安联公司在《框架协议》项下不存在违约行为；即使存在，因安恒达公司已将《框架协议》项下受让项目公司49%股权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国澳公司，且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之间的交易已履行完毕，故安恒达公司也无权再就该49%股权转让事宜提出任何主张。因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安恒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安联公司退还安恒达公司预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金150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5日至实际款清时止按照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安联公司向安恒达公司支付迟延递交工商变更登记文件、迟延办理股权过户的逾期违约金127444459.68元（自2012年3月31日起至2013年10月24日止，共逾期573天；以《框架协议》约定的初步交易总价74138.72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计算，每日违约金为222416.16元）；3.判令安联公司向安恒达公司支付迟延移交项目公司及项目的逾期违约金（自2014年9月10日起至2016年10月19日，以《框架协议》约定的初步交易总价74138.72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计算，每日违约金为222416.16元）；4.判令安联公司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项目公司于2005年4月6日设立，设立时股东为珠海市远景投资有限公司和珠海经济特区中珠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股80％、20％；2007年10月，项目公司的股东为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盛世凯德公司，分别持股51%、49%；2009年7月23日，项目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安联公司，分别持股51%、49%；2009年8月，湖北潜江更名为中珠控股。2009年7月22日，盛世凯德公司作为转让方，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作为受让方与项目公司签订《转让协议》。载明：盛世凯德公司向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转让的标的为项目公司100%的股权。在本协议签订时盛世凯德公司仅持有项目公司49%的股权，该部分由安联公司全部受让；有关珠海中珠股份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51%的股权，盛世凯德公司承诺将其中31%的股权转让给安联公司、20%股份转让给安杰盛公司。第四条，交易价款。本协议项下的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的交易总价款共计66496.92万元，价格构成为：1.项目公司根据《合作建房补充协议》尚需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支付的17480.2万元和其他可能支出的所有费用；2.交易总价款扣除上述款项后的余额为本协议的净交易价款。第五条，交易流程。第一次股权转让，49%股权净交易价款24000万元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受让项目公司49%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7350万元，2.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向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38962388.15元（用于项目公司偿还原股东借款），3.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通过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向盛世凯德公司支付的交易价款。第二次股权转让，51%股权净交易价款包括：1.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7650万元，2.安联公司、安杰盛公司通过项目公司或项目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向盛世凯德公司支付的交易价款。同日，盛世凯德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安联公司作为受让方签署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分别载明，盛世凯德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49%、31%的股权转让给安联公司，安联公司同意受让，双方同意安联公司应就受让盛世凯德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49%、31%的股权分别向盛世凯德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7350万元、4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2011年7月19日，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就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签订《框架协议》，约定：“鉴于”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项目公司在工商登记上的股权结构为：中珠控股持有项目公司51％股权，安联公司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安联公司除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外，还拥有对中珠控股持有之项目公司31％股权的独家收购权。基于以上，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80％股权拥有权益。此外，安杰盛公司拥有对中珠控股持有之项目公司20％股权的独家收购权。3、安恒达公司拟收购项目公司100％股权，进而取得项目的开发、建设、收益等全部权益，并承担全部相关义务（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4、为完成上述目标并作为上述目标的组成部分，安恒达公司拟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与条件及相关交易框架安排，受让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的全部权益和义务；安联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与条件及相关交易框架安排，将其对项目公司的全部权益和义务转让给安恒达公司。5、安恒达公司确认，其与安杰盛公司就项目公司20%股权的交易框架安排，将另行签署协议，与安联公司无关。第三条交易框架安排第3.1条“交易目标”：安恒达公司拟通过履行本协议以及其他相关协议，达成以下交易目标：3.1.1，自安联公司及在安联公司协助下取得项目公司80%的股权，并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与条件受让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的其他权益和义务；3.1.2，在安杰盛公司协助下取得项目公司20%的股权，该部分交易由安恒达公司与安杰盛公司另行签署协议，与安联公司无关。第3.2条“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3.2.1，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由以下部分组成：（1）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a）通过项目公司或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给安联公司的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和项目的全部资金投入。截至基准日，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和项目的全部资金投入为35122万元；以及（b）由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的2亿元的项目转让溢价；以及（2）由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19016.72万元。3.2.2，本次交易的初步交易总价：双方确认，就本次交易而言，安恒达公司应当支付的初步交易总价为74138.72万元，其中：由安恒达公司或安恒达公司通过项目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为55122万元、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款项19016.72万元。3.2.3，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总价：双方确认，在本协议签署后至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至安恒达公司名下的期间内，如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和项目有新的资金投入（如有），则该部分新增资金投入应当计入交易总价。3.2.4，双方确认，上述最终交易总价系安恒达公司取得安联公司转让给安恒达公司的项目公司股权及项目全部权益和义务的全部对价，为固定不变价格。除本协议另有规定者外，安联公司不再以任何名义要求安恒达公司就受让项目和项目公司股权事项增加支付其他款项和收取其他任何费用。第五条过户及付款安排第5．1条“第一笔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5.1.1，双方确认，在本协议3.6.1条款规定的本次交易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豁免后当日或双方另行约定的期限内，双方应完成以下工作：（1）为办理工商变更之目的，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签署项目公司51%股权的转让协议；（2）项目公司股东会作出批准项目公司51%股权转让、修订项目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及（3）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编制完成项目公司51%股权工商过户需要的全部申报文件。5.1.2，双方确定，第一笔交易价款总计34016．72万元，包括以下两部分，（1）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19016.72万元；（2）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给安联公司的15000万元。5.1.4，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安排，在本协议3.6.1条款规定的本次交易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豁免后当日或双方另行约定的期限内，安联公司、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与安恒达公司应共同前往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递交安恒达公司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文件。5.1.5，付款安排，项目公司51%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的项目公司新营业执照领取的当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19016.72万元，向安联公司支付15000万元。5.1.6，资料共管，在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或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移交《付款保函》后5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按照双方事先确认的共管清单完成对项目公司资料的共管。5.1.7，项目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上述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后，项目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作变更，项目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归属于安联公司。第5．2条“第二笔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5．2．1，双方确认，在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至安恒达公司后，即按照“一次转让、分批过户、分期付款”的原则及以下规定办理项目公司49％股权的过户：（1）安联公司就向安恒达公司转让项目公司49％股权完成资产评估的备案；（2）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署将其持有之项目公司49％股权并按照本协议规定分批过户给安恒达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办理工商登记之目的，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就项目公司49％股权分次股权过户还应签署单独的股权转让协议）。5．2．2项目公司24%股权的过户安排。（1）双方同意，安恒达公司按照安联公司的指令向安联公司支付的第二笔交易价款2.5亿元，（2）双方同意，在2011年11月20日或之前完成以下工作，并于2011年11月30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第二笔交易价款：（a）项目公司51％股权已过户给安恒达公司；（b）安恒达公司已收到由收款方出具的第一笔交易价款的收款凭据；（c）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署关于安恒达公司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24％股权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及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监事变更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并将全部原件交由项目公司保管，（3）双方同意，如在2011年11月20日前述规定的事项尚未完成的，则在该等事项全部满足后的10日内，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第二笔交易价款。5.2.7，项目公司和项目的移交，（1）在安联公司收到2.5亿元的《付款保函》后5个工作日内，双方按照以下约定完成移交工作：（a）安联公司按照双方事先确认的移交清单将如下文件资料的原件、设备设施等的控制权全部移交安恒达公司，（b）项目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和董事会会议，重新组建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班子，但安联公司有权保留项目公司的财务经理，（c）安联公司将项目按照届时项目的现状移交给安恒达公司。第5．3条“第三笔交易价款的付款安排”：安恒达公司应当于2011年12月25日或5.3.2条规定的事项全部满足后的10日内，支付第三笔交易价款5000万元，并安排项目公司8%股权过户。第5．4条“第四笔交易价款的付款安排”：安恒达公司应当于2012年3月25日或5.4.3规定的事项全部满足后的10日内，支付第四笔交易价款10122万元，并安排项目公司17%股权过户。双方约定的第三笔、第四笔交易价款支付的流程与第二笔交易价支付的流程基本相同。第九条违约责任9.1，若一方不能完全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协议，或若一方在本协议中的确认、披露、声明或保证在任何实质方面不属实，应视作违约。违约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向守约方赔偿其因该等违约而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损害、费用、开支、责任或索赔。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守约方仍有权向违约方追偿。9.2关于安联公司违约责任的特别约定：安联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以下工作的，则逾期日起的5个工作日的次日起，每逾期一日，安联公司应向安恒达公司支付相当于初步交易总价万分之三的违约金（计算至相应违约行为得到纠正为止），本协议继续履行：（1）未按照约定完成资料共管的；（2）未按照约定签署、递交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文件的；（4）未按照约定将项目公司股权过户给安恒达公司的（非因安联公司原因除外）；（5）未按照约定完成向安恒达公司移交项目公司和项目的。9.3关于安恒达公司违约责任的特别约定：安恒达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以下工作的，自逾期日起5个工作日的次日起，每逾期1日，安恒达公司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相当于初步交易总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计算至相应违约行为得到纠正为止），本协议继续履行。（1）未按照约定向安联公司支付交易价款的（非因安恒达公司原因除外）；（2）未按照约定签署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文件的。2011年7月31日，中珠控股与安恒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其后，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15000万元；向第三方支付19016.72万元。关于款项的具体支付情况，2011年8月3日，安联公司出具《付款保函交付确认函》，载明，1.安恒达公司作为申请人，由交通银行北京慧忠里支行于2011年8月2日，向安联公司出具的《付款保函》正本八张，共计金额为1.5亿元；2.安恒达公司根据安联公司的要求，以安杰盛公司作为申请人，由交通银行北京慧忠里支行于2011年8月2日，向珠海前胜出具的《付款保函》正本八张，共计金额为1.67791891亿元；3.安恒达公司根据安联公司的要求，以安杰盛公司作为申请人，由交通银行北京慧忠里支行于2011年8月2日，向盛世凯德公司出具的《付款保函》正本一张，金额为0.22375309亿元。2011年8月3日，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登记至安恒达公司名下。2011年10月－2013年9月，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之间就《框架协议》履行问题发生分歧。期间，安恒达公司没有向安联公司支付第二、三、四笔交易价款，双方也未完成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安恒达公司持有项目公司51％股权，并与安联公司签署了关于项目公司剩余49％股权的收购协议，待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即拥有对项目公司100％的股权支配权。国澳公司拟收购项目公司100％股权，进而取得项目的开发、建设、收益等全部权益，并承担全部相关义务。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为137399万元（包括双方协商确定的土地拆迁补偿款2亿元），其中，双方同意，在转让总价中扣除2亿元用于支付原土地方的项目补偿款，即：国澳公司少付安恒达公司本协议总价2亿元，以用于国澳公司自行与原土地方协商并支付原土地方的项目补偿款。其中付款安排及股权过户条款约定，5.1本协议签署后1个工作日内，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启动资金5000万元，该款项在本协议生效后，转为交易价款；5.2在接到安恒达公司书面付款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国澳公司将4.4亿元支付至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与安联公司及银行四方共管账户，然后由安恒达公司安排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49％股权过户协议。若安联公司提出将其付款方式改为由银行出具《付款保函》方式的，则国澳公司原则上应同意，并向安联公司提交经其同意并接受的银行所出具的《付款保函》文本，待支付条件满足时，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直接支付上述款项，若国澳公司未按照要求直接付款给安联公司的，安联公司可向受托银行提交约定的支付文件后，由受托银行向安联公司直接支付；5.3在接到安恒达公司书面付款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国澳公司将68399万元支付至双方及银行共管的另一个账户，然后双方签署51％股权过户协议；5.4待上述事项全部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与安联公司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材料共同递交至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在国澳公司或其指定方分别取得项目公司49％股权、51％股权，并在取得变更相应的新的工商营业执照后的1个工作日内，由受托银行分别将4.4亿元解付至安联公司或其指定账户，将68399万元解付至安恒达公司或其指定账户。安联公司和安恒达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后1个工作日内，安恒达公司将项目公司全部文件资料及印鉴及将项目现场移交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保证安联公司同意转让49％股权给国澳公司，且总价包含在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双方交易总价137399万元范围内。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补充协议（二）》，对《股权收购协议》中5.2、5.3、5.4条的约定分别进行了变更：一、在接到安恒达公司书面付款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同意的银行交存第一笔交易款项562106478.6元，并由受托银行向安联公司出具经安恒达公司认可的《付款保函》，在安恒达公司或安联公司收到该《付款保函》后1个工作日内，由安恒达公司安排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协议及法人代表、董事、监事、经理等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待本补充协议第三条支付条件满足时，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直接支付上述交存款项562106478.6元，或由安联公司向受托银行提交约定的支付文件后，由受托银行向安联公司解付上述款项；二、在接到安恒达公司书面付款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同意的银行交存第二笔交易款项561883521.4元，并由受托银行向安恒达公司出具经安恒达公司认可的《付款保函》。在安恒达公司收到该《付款保函》后1个工作日内，由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协议及法人代表、董事、监事、经理等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待本补充协议第三条支付条件满足时，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上述交存款项561883521.4元，或由安恒达公司向受托银行提交约定的支付文件后，由受托银行向安恒达公司解付上述款项。三、待国澳公司将第一笔及第二笔交易款项之《付款保函》均交付至安恒达公司后1个工作日内，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安联公司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过户及法人代表、董事、监事、经理等变更材料共同递交至工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国澳公司或者国澳公司指定方分别取得项目公司49%股权、51%股权，并在取得变更后的新的工商营业执照后1个工作日内，由受托银行将562106478.6元解付至安联公司账户，将561883521.4元解付至安恒达公司或安恒达公司指定账户。2013年10月24日，安联公司、国澳公司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1、安联公司愿意将项目公司的出资2450万元转让给国澳公司；2、国澳公司愿意接收安联公司在项目公司的出资2450万元。同日，安联公司、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及项目公司签订《四方协议》约定：根据安恒达公司的授权，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双方于2013年10月24日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安联公司将对项目公司拥有的49％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等相关事项，就此《出资转让协议书》，协议各方补充如下：一、国澳公司根据安恒达公司授权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二、该《出资转让协议书》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用，不做其他用途，各方并不因此产生任何经济纠纷。三、有关项目公司股权转让过户、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变更登记等有关手续，由各方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共同办理。四、自各方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向工商机关递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非安联公司原因造成的工商变更登记无法完成或安联公司无法全额收到国澳公司（或安恒达公司）支付的款项562106478.6元，则本次股权转让过户终止，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仍按《框架协议》相关约定执行。五、各方同意，对于目前安联公司给项目公司的委托贷款2.38亿元本金及利息和新增资金投入，各方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经济、安全的原则，在安联公司取得受托银行给予的付款保函后，安联公司在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和项目公司的配合下，开始着手办理项目公司所要求的必要及合理事项。六、各方同意，共同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过户事宜，受理通知单回执由各方共管，在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在各方共同管理的前提下，正本由安联公司持有，副本由安恒达公司持有，在安联公司、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共同持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到受托银行办理完毕款项支付手续后，正本交给安恒达公司。各方及受托银行均有权取得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七、自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或其中任一方）向安联公司足额解付并支付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款项之日起，各方即开始办理项目公司移交手续。移交完成，各方合作关系及相关协议即行终止。同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委托安联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至国澳公司，并由国澳公司代安恒达公司履行向安联公司提供银行付款保函及付款的义务。此后，各方发生争议。2014年8月7日，安联公司将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诉至法院。2015年8月6日，北京高院作出（2014）高民（商）初字第3476号民事判决，载明：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安联公司起诉要求包括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立即签署并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项目公司49％股权变更登记文件、领取项目公司营业执照并向安联公司支付562106478.6元并支付违约金。安恒达公司反诉称：根据《框架协议》，安恒达公司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应支付的剩余交易价款为40122万元，保函金额之所以比剩余交易价款多出1.6亿多元，是安联公司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强加的；由于国澳公司同意按照保函金额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所以才与安联公司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及《四方协议》。因此，保函金额不是对《框架协议》约定的剩余交易价款的变更，不是安恒达公司应支付安联公司的款项，也不是国澳公司代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的款项，而是国澳公司根据《出资转让协议书》《四方协议》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而应向安联公司支付的交易款项…安恒达公司只是为了搁置争议、推进项目建设，同意继续履行《四方协议》，由国澳公司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并向安联公司支付保函金额，但保函金额中的1.6亿元是安恒达公司的权益。安恒达公司将在安联公司收到保函金额后，通过另诉向安联公司追讨……安恒达公司认为，《四方协议》未能得到履行，是由于安联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单方违反《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流程所致，延误责任应由安联公司全部承担。根据《框架协议》第9.2.1条款的规定，安联公司应向安恒达公司支付违约金。…在项目公司剩余49％股权未过户的情况下，安恒达公司虽然支付了340167200元的巨额资金、持有了项目公司51％的股权，但对项目公司没有控制权，无法推进项目公司的待开发项目，开发项目的停滞已给安恒达公司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安联公司向安恒达公司支付违约金66724848元（暂计算到2014年9月10日，上述违约金自2013年11月11日开始，计算至安联公司的违约行为得到纠正时为止；以《框架协议》约定的初步交易总价7413872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计算，每日违约金为222416.16元）。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四方协议》，就国澳公司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部分进行了安排，内容包括：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款由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股权过户至国澳公司名下；股权转让相关过户手续由协议各方按《框架协议》的约定共同办理。故《四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问题，在股权受让主体、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过户登记流程等事项上达成新的合意，是对《框架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的变更…《四方协议》是对《框架协议》的部分变更，国澳公司作为《四方协议》的当事人一方，与安恒达公司共同成为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的股权受让方…由于《四方协议》的签署，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的受让方已实际变更为国澳公司，相应股权价款亦由国澳公司一次性向安联公司支付，同时明确约定有关项目公司股权转让过户、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变更登记等有关手续，由《四方协议》的各方当事人依据《框架协议》约定共同办理…关于安恒达公司的反诉请求。依照《四方协议》约定，项目公司49％股权的受让方已经由安恒达公司变更为国澳公司，项目公司49％股权直接过户至国澳公司名下，由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履行相应付款义务。故安恒达公司反诉请求安联公司就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的履行问题向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并最终判决驳回安联公司的诉讼请求以及驳回安恒达公司的反诉请求。2016年6月28日，最高法院生效判决维持了上述一审判决。2016年9月28日，国澳公司（受让方）与安联公司（转让方）签署《补充协议书》，鉴于：1.2011年7月19日，安联公司和安恒达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就涉及项目公司股权事项做出一揽子约定安排。2.2013年10月24日，国澳公司和安联公司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同日，签署《四方协议》，就安联公司将所持有项目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等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3.2016年6月28日，最高法院对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之间关于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案（含安联公司起诉至安恒达公司反诉）作出了生效判决，达成以下补充协议：关于安联公司所持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根据生效判决和原《四方协议》，由国澳公司受让安联公司所持项目公司49%股权，国澳公司需向安联公司支付562106478.6元。关于国澳公司受让项目公司51%股权，由国澳公司与安恒达公司另行协商，安联公司同意安恒达公司向国澳公司转让该51%股权，并同意在相关转让文件上签章配合。国澳公司同意就受让安联公司该49%股权向安联公司出具的银行《付款保函》金额为562106478.6元，受益人为安联公司。安联公司承诺，自2013年10月《四方协议》签署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新增垫付运营费用为1180万元，国澳公司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安联公司。双方确认有关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和国澳公司与安恒达公司之间有关项目公司51%股权转让系各自独立且互不为条件的转让行为。2016年10月18日，项目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作为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决议内容：1.同意原股东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退出股东会，2.同意增加新股东国澳公司，3.同意股权转让。股东安恒达公司在目标公司的货币出资255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国澳公司，股东安联公司在目标公司的货币出资2450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国澳公司。2016年10月19日，项目公司100％股权均变更登记至国澳公司名下。安恒达公司及安联公司均认可，国澳公司已经分别向其履行了款项支付义务，国澳公司支付给安恒达公司5000万元启动资金及561883521.4元，国澳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562106478.6元。经询，安恒达公司表示其与安杰盛公司未另行签署协议。安联公司表示安杰盛公司未就取得项目公司20%股权支付任何对价。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款本金15000万元及利息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判断安恒达公司已支付给安联公司15000万元款项是否需要返还的核心在于对已付款15000万元的性质认定，即该款项的性质是安恒达公司拟受让安联公司49%股权而提前支付的预付款，还是安恒达公司按协议约定应当向安联公司支付已受让的51%股权的对价。安恒达公司认为，目标公司的股份51%由中珠控股持有，在《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其仅从中珠控股名下变更持有目标公司51%的股份，故其支付给第三方的款项19016.72万元即为51%股权的全部对价；安联公司只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安联公司只能基于转让该49%股权而收取股权转让款，故其支付给安联公司的15000万元是对于登记在安联公司名下49%股权的部分对价款（亦或说是预付款）；但其后因国澳公司介入交易，导致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间的《框架协议》部分内容被变更，安恒达公司最终未取得安联公司持有的49%股权，故安联公司应当将15000万元款项予以退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安恒达公司已支付给安联公司1500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安恒达公司按协议约定应当向安联公司支付已受让的51%股权的对价，不是拟受让安联公司49%股权提前支付的预付款，因此，安联公司不具有返还的义务。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从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的约定来看，该款项性质是应当向安联公司支付已受让的51%股权的对价，不是拟受让49%股权提前支付的预付款。《框架协议》3.2条是对交易总价进行专门约定的条款。其中，3.2.2条约定：双方确认，就本次交易而言，安恒达公司应当支付的初步交易总价为74138．72万元，其中：由安恒达公司或安恒达公司通过项目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为55122万元、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款项19016．72万元。3.2.1条又约定：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55122万元由两部分构成：包括安联公司对项目公司的已经投入的全部资金35122万元以及2亿元的项目转让溢价。《框架协议》第五条是对“过户及付款安排”进行专门约定的条款。其中，协议约定交易“过户与付款”的基本原则是“一次转让、分批过户、分期付款”，并确定四次付款的具体数额与过户时间：第5.1条对“第一笔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作了约定：第一笔交易价款总计34016.72万元，包括以下两部分：（1）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19016.72万元；（2）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给安联公司的15000万元。第一笔交易价款支付后过户51%股权；第5．2条对“第二笔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作了约定：安恒达公司按照安联公司的指令向安联公司支付第二笔交易价款25000万元，之后过户24%股权；第5.3条对“第三笔交易价款的付款安排”作了约定：安恒达公司应当于2011年12月25日或5.3.2条规定的事项全部满足后的10日内，支付第三笔交易价款5000万元，并安排项目公司8%股权过户；第5．4条对“第四笔交易价款的付款及过户安排”作了约定：安恒达公司应当于2012年3月25日或5.4.3规定的事项全部满足后的10日内，支付第四笔交易价款10122万元，并安排项目公司17%股权过户。从《框架协议》上述约定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安恒达公司向第三方（珠海前胜、盛世凯德公司）支付19016.72万元的付款行为，本质上是安恒达公司履行其与安联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项下安恒达公司应当向安联公司付款义务的一种特殊方式，不能因安恒达公司向第三方（珠海前胜、盛世凯德公司）支付19016.72万元后中珠控股向安恒达公司过户了51%的股权，就得出安恒达公司与第三方（珠海前胜、盛世凯德公司）就51%股权建立了直接的股权转让关系且转让对价为19016.72万元的结论。根据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约定，安恒达公司应当支付给安联公司的股权转让总价为74138.72万元，就具体付款方式而言，双方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55122万元，另一种是安恒达公司无需直接给付安联公司，而是按照安联公司指定给付第三方的款项19016.72万元。《框架协议》上述约定表明，安恒达公司向第三方支付19016.72万元的付款行为，本质上是安恒达公司履行其与安联公司签订《框架协议》项下安恒达公司应当向安联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的一种特殊方式，安恒达公司虽然付款给第三方，但该付款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安恒达公司履行了向安联公司的付款义务。对于第三方而言，安恒达公司对其的支付行为，应视为安联公司的付款行为，是安联公司履行其与盛世凯德等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项下安联公司的付款义务，只不过是采用了由安恒达公司代付款的方式，而安恒达公司与第三方间并没有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向第三方付款的义务；同样，中珠控股虽然将其名下51%股权过户给了安恒达公司，但该过户行为本质也是履行安联公司与盛世凯德公司等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的行为，是安联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支付了剩余欠付股权转让款19016.72万元后，依照安联公司与盛世凯德公司等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盛世凯德公司指示中珠控股将剩余51%股权过户给安联公司的行为。虽然股权并未过户给安联公司，而实际过户到安恒达公司名下，但中珠控股的过户行为系受安联公司指示进行的，安恒达公司受让51%股权也是基于安联公司的安排，因此，中珠控股将股权过户给安恒达公司应当视为中珠控股将股权过户给安联公司，是完成安联公司与盛世凯德公司等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方过户股权义务的行为。综上，不能因为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第三方（珠海前胜、盛世凯德公司）19016.72万元而直接从中珠控股过户取得51%股权，从而认定安恒达公司与第三方就51%股权建立了直接的转让关系及51%股权的对价是19016.72万元。第二，安恒达公司获得51%股权的对价应根据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的《框架协议》来认定，而该合同约定须先付34016．72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再过户51%股权，因此，51%股权的对价至少是34016.72万元而不是19016.72万元，即支付给安联公司的15000万元与支付给第三方的19016.72万元均是51%股权的对价款组成部分，15000万元并非49%股权的预付款。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总对价是74138.72万元，在具体如何“过户与付款”中约定，第一笔交易价款总计34016.72万元，包括以下两部分：（1）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19016.72万元；（2）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给安联公司的15000万元，第一笔交易价款支付后过户51%股权，也即安恒达公司支付34016.72万元后，安联公司给其过户51%的股权，换句话说，按照《框架协议》安排，安恒达公司获得51%的股权，必须先支付34016.72万元股权转让款，19016.72万元仅为应当支付的34016.72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得出安恒达公司付款19016.72万元就可获得51%股权的结论。51%股权的对价至少是34016．72万元而不是19016.72万元，即15000万元与19016.72万元均是51%股权的对价款组成部分，15000万元并非49%股权的预付款。（二）《四方协议》是履行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间《框架协议》、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间《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四方协议》的履行标志着《框架协议》与《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亦全面履行完毕，国澳公司介入交易并不导致安恒达公司支付的15000万元予以退回的效果。安恒达公司主张，《四方协议》是对《框架协议》部分内容的变更，《四方协议》签订后，国澳公司与安联公司就49%股权形成独立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国澳公司已经取代安恒达公司成为49%股权直接交易对象，而安恒达公司只受让了51%股权，49%股权与其无关不需要支付费用，故其预先支付的15000万元作为49%股权的预付款应当予以退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562106478.6元、安联公司向国澳公司过户49%股权，该交易行为系基于国澳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项下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的具体安排。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约定，安恒达公司受让100%股权，应付总转让对价为74138.72万元，协议签订后，安恒达公司已付34016.72万元，尚欠40122万元剩余转让款未付。此后，由于资金不足，为履行《框架协议》支付剩余转让款，安恒达公司引入了国澳公司。2013年9月25日，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安恒达公司持有项目公司51％股权，并与安联公司签署了关于项目公司剩余49％股权的收购协议，待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即拥有对项目公司100％的股权支配权。国澳公司拟收购项目公司100％股权，交易总价为137399万元（包括双方协商确定的土地拆迁补偿款2亿元）。从上述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国澳公司拟受让安恒达公司100%股权，对价是137399万元，其中51%股权在安恒达公司名下，由安恒达公司直接过户给国澳公司，另49%股权在签订《股权收购协议》时并不在安恒达公司名下，而是在安联公司名下，由于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存在《框架协议》，因此，安恒达公司称对安联公司持有的49%股权有独家收购权，等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后，由其安排安联公司直接过户给国澳公司。而在具体付款方式上，《股权收购协议》第5条“付款安排及股权过户”条款中，双方约定两种方式：一是国澳公司将4.4亿元支付至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与安联公司及银行四方共管账户，然后由安恒达公司安排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49％股权过户协议；二是国澳公司将68399万元支付至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及银行共管的另一个账户，然后双方签署51％股权过户协议。上述约定表明，4.4亿元是137399万元总交易价款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在付款方式上，双方约定了两种付款方式，一是68399万元直接付给安恒达公司，另一种是4.4亿元国澳公司不需要直接向安恒达公司付款，而是由国澳公司按安恒达公司的要求直接付给安联公司，4.4亿元应当是安恒达公司依据其与安联公司的《框架协议》尚欠的剩余未付股权转让款调整后的金额。该交易模式与前面论述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交易模式是相同的，即国澳公司代安恒达公司支付了对安联公司尚欠的剩余款项后，安联公司应当将49%股权过户给安恒达公司，安恒达公司获得49%股权；同时，国澳公司亦完成了其与安恒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关于49%股权过户的付款义务，安恒达公司应当向国澳公司履行过户49%股权的义务；因此，由于股权不在安恒达公司名下，双方约定由安恒达公司安排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49％股权过户协议。由此可见，4.4亿元不是49%的股权对价，而是国澳公司与安恒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付款与股权过户的一种具体安排。但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2013年10月22日，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对《股权收购协议》中付款与股权过户的约定进行了变更：一、在接到安恒达公司书面付款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同意的银行交存第一笔交易款项562106478.6元，并由受托银行向安联公司出具经安恒达公司认可的《付款保函》，在安恒达公司或安联公司收到该《付款保函》后1个工作日内，由安恒达公司安排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协议及法人代表、董事、监事、经理等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待本补充协议第三条支付条件满足时，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直接支付上述交存款项562106478.6元；二、在接到安恒达公司书面付款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同意的银行交存第二笔交易款项561883521.4元，并由受托银行向安恒达公司出具经安恒达公司认可的《付款保函》。在安恒达公司收到该《付款保函》后1个工作日内，由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协议及法人代表、董事、监事、经理等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待本补充协议第三条支付条件满足时，国澳公司向安恒达公司直接支付上述交存款项561883521.4元。三、待国澳公司将第一笔及第二笔交易款项之《付款保函》均交付至安恒达公司后1个工作日内，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安联公司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过户及法人代表、董事、监事、经理等变更材料共同递交至工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国澳公司或者国澳公司指定方分别取得项目公司49%股权、51%股权，并在取得变更后的新的工商营业执照后1个工作日内，由受托银行将562106478.6元解付至安联公司账户，将561883521.4元解付至安恒达公司或安恒达公司指定账户。从《补充协议（二）》变更的具体内容看，双方在总价款未变的情况下，只不过对两种付款方式下付款金额进行了调整，直接给安恒达公司的金额由68399万元减少至561883521.4元，而按照安恒达要求付给安联公司的金额由4.4亿元又增加到了562106478.6元，除此之外其他内容没有变化。换句话说，《补充协议（二）》实质内容是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将《框架协议》项下安恒达公司的剩余欠付股权转让款由原来4.4亿元调整为562106478.6元，国澳公司按调整后的数额，按安恒达公司的指示付给安联公司。对付款金额调整与变更的原因，安恒达公司在本案及前案庭审中解释为：安联公司认为安恒达公司长时间没有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要求安恒达公司除支付原有剩余股权转让款外还应支付违约金，二者共计562106478.6元，如安恒达公司不同意，就不给安恒达公司过户49%股权，安恒达公司认为自己没有违约、不同意安联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要求，但由于安联公司实际持有49%的股权，如不同意就不能过户，安恒达公司只是为了搁置争议、推进项目建设而被迫答应的。但一方面，安恒达公司关于自己是被迫的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补充协议（二）》签订后，国澳公司根据安恒达公司授权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补充协议（二）》约定的付款金额客观上得到履行，上述履行行为也与安恒达公司有关被迫的主张不符合。同时，《补充协议（二）》于2013年10月22日签订，此时《四方协议》还未签订，《四方协议》于2013年10月24日才签订。上述事实表明，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支付562106478.6元，由安恒达公司安排国澳公司与安联公司过户49%股权，是国澳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履行《股权收购协议》的具体安排。第二，《四方协议》中关于国澳公司如何取得49%股权的付款与过户安排与《补充协议（二）》内容完全一致，因《补充协议二》的履行需要安联公司、项目公司的配合，所以《四方协议》本质就是将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履行《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有关49%股权付款过户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必然涉及的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安联公司、项目公司四方范围内进行了一个确认，《四方协议》本质是履行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间的《框架协议》、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间的《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一种特殊方式。理由如下：根据安恒达公司的授权，2013年10月24日，安联公司、国澳公司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1、安联公司愿意将项目公司的出资2450万元转让给国澳公司；2、国澳公司愿意接收安联公司在项目公司的出资2450万元。同日，安联公司、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及项目公司签订《四方协议》约定：就《出资转让协议书》补充如下：一、国澳公司根据安恒达公司授权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二、该《出资转让协议书》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用，不做其他用途，各方并不因此产生任何经济纠纷。三、有关项目公司股权转让过户、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变更登记等有关手续，由各方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共同办理。四、自各方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向工商机关递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非安联公司原因造成的工商变更登记无法完成或安联公司无法全额收到国澳公司（或安恒达公司）支付的款项562106478．6元，则本次股权转让过户终止，安联公司、安恒达公司仍按《框架协议》相关约定执行。同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委托安联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至国澳公司，并由国澳公司代安恒达公司履行向安联公司提供银行付款保函及付款的义务。从上述《四方协议》的内容看：一是，《四方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国澳公司根据安恒达公司授权向安联公司支付付款保函载明金额562106478.6元”，这里并没有约定国澳公司与安联公司直接的付款义务，而是明确约定国澳公司的付款是根据安恒达公司的授权；二是，《四方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出资转让协议书》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用，不做其他用途，各方并不因此产生任何经济纠纷”。而《四方协议》是《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因此，其性质应当也是“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用，不做其他用途，各方并不因此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因此，《四方协议》签订本质是履行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具体方式，只是将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补充协议（二）》中有关49%股权付款过户内容在安恒达公司、国澳公司、安联公司、项目公司四方范围内进行了一个确认，将二方协议变为四方协议。从《四方协议》实际履行来看，按照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约定，转让100%股权的总价款是137399万元，其中支付原土地方的项目补偿款2亿元从转让总价中直接扣除（国澳公司自行与原土地方协商并支付），再除去应当付给安联公司的562106478.6元外，安恒达公司应当直接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为611883521.4元。安恒达公司认可，上述款项国澳公司均已向其支付完毕（5000万元预付款及561883521.4元），而依据《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安恒达公司收取上述款项是转让100%股权后应当收取的费用，而不是转让51%股权应当收取的费用。因此，《四方协议》虽然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独立新协议，但该认定与履行，客观上并未影响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有关“用137399万元的对价获得100%股权”的合同目的的实现。即：《四方协议》履行后，安恒达公司通过转让100%股权获取611883521.4元收入、国澳公司通过支付137399万元获得100%股权的合同目的均已实现，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客观上得到履行。而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二）》履行的前提是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的履行，故《四方协议》是一揽子履行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间的《框架协议》、安恒达公司与国澳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安恒达公司关于《四方协议》是对《框架协议》的部分变更，协议签订后49%股权的受让方变更为国澳公司，安恒达公司只获得51%的股权，49%股权与其无关不需要支付费用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安恒达公司要求退还1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迟延递交工商变更登记文件、迟延办理股权过户与迟延移交项目公司及项目的逾期违约金问题。安恒达公司与安联公司的《框架协议》中对迟延递交工商变更登记文件、迟延办理股权过户与迟延移交项目公司及项目的逾期违约金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但《四方协议》签订时，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已经发生，《四方协议》是对《框架协议》中49%股权过户及付款的新约定，《四方协议》变更了未付而应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数额，是对《框架协议》的部分变更，而《四方协议》中双方未提及安联公司的违约责任，因此，安恒达公司依据原有《框架协议》主张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安恒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安恒达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交换证据和质证。安联公司对于安恒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院确认安恒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1年8月5日，安恒达公司分三笔向安联公司付款1.5亿元。2016年7月20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发出《告知函》，载明以下内容：安联公司针对安恒达公司和国澳公司就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纠纷提起的诉讼，最高法院已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二审民事判决，生效判决驳回了安联公司的上诉，维持了北京高院作出的驳回安联公司诉讼请求的一审民事判决。安恒达公司敦促安联公司完成案涉49%股权的资产评估备案，并与国澳公司协商办理完成案涉股权的转让过户。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安恒达公司已就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案涉49%的股权向安联公司预付了15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签署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以及《四方协议》，安联公司已安排将所持有的该49%股权转让给国澳公司。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安联公司与国澳公司已就49%股权形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评估备案后即可向国澳公司主张交易价款。因此，安联公司继续占有安恒达公司就受让该49%股权而提前支付的1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安恒达公司要求安联公司在收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安恒达公司预付的该15000万元股权转让预付款及利息退还给安恒达公司。就前述内容，安恒达公司还分别于2016年8月24日、2016年9月3日向安联公司发出《告知函二》《告知函三》。另查明，2011年8月12日，安徽高速集团办公室印发《北京万寿路项目转让有关事宜专题会会议纪要》，纪要内容如下：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安联公司关于北京万寿路项目转让交易框架安排方案的汇报。会议决定以下事项：一、关于转让总体框架。由受让方提供资信证明和第三方履约担保函，安联公司安排并协助受让方收购中珠控股所持51%股权后，安联公司将所持49%股权分3次转让给受让方。二、关于项目交易总价。转让价格＝3.5122亿元（安联公司已累计投入资金）+2亿元溢价。……安联公司人员列席了该次会议。2014年6月16日，安徽省国资委向安徽高速集团出具《监督检查意见书》，载明：2014年3月至5月，省属企业第六监事会对安徽高速集团三级以下子公司情况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意见书》附件为专项检查情况的报告。其中载明：2011年8月，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署协议，约定由安恒达公司受让安联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收购价款5.51亿元（溢价2亿元），以及中珠控股持有的51%股权，收购价款1.9亿元。安恒达公司完成了对中珠控股持有的51%股权的收购，但其在收购安联公司持有的49%股权过程中，除支付了首笔股权转让款1.5亿元外，拒绝向安联公司支付剩余4012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及安联公司垫付的项目公司运营费用。2018年4月11日，安徽省国资委向安徽高速集团出具复函，称：《关于进一步明确省国资委监督检查有关意见的请示》及相关附件材料收悉。现就反映问题函复如下：2011年7月19日，安联公司与安恒达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安恒达公司受让安联公司项目公司80%股权权益。双方还约定交易分四笔完成。第一笔交易涉及项目公司51%的股权转让（其中含安联公司31%股权独家收购权），第二、三、四笔交易合计涉及49%的股权转让。2011年8月，安恒达公司给付了第一笔交易价款，向安联公司支付1.5亿元、向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1.9亿元，该51%股权随后过户至安恒达公司。之后，双方就协议履行问题发生分歧，未再继续履行安联公司持有的49%的股权过户交易。《监督检查意见书》系安徽省国资委在监督履职中形成的内部文件，对外及第三方不具有法定认定效力，其中对于有关情况的描述若与相关协议不一致的，以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为依据。安联公司的股东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其中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70%，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30%。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则由安徽省国资委全资控股。2015年5月7日，安徽高速集团更名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再查明，2015年8月6日，北京高院作出（2014）高民（商）初字第3476号民事判决，安联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在最高法院审理该案二审期间，安联公司代理人在该案代理意见中表示：“……安恒达公司已经取得项目公司51%股权，也履行了取得49%股权相应部分的对价1.5亿元，仅剩付清余款取得100%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第3.2.1条，项目公司51%股权转让对价为19016.72万元。第3.2.2条，交易的总价为74138.72万元，由支付给安联公司的55122万元及支付给第三方的19016.72万元构成。第5.1.2条，第一笔交易价款34016.72万元由两部分构成：付给第三方的19016.72万元、支付给安联公司15000万元。可见在安恒达公司支付第一笔交易款中，已经履行了49%股权的部分转让对价15000万元。因此，安恒达公司的第一笔交易价款，实际上已经履行了49%股权中的相应转让款，双方交易已经实际履行。”2016年4月19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过程中，安联公司表示：“49%股权转让交易中，执行一次转让，一次过户，分期付款，安恒达支付的第一笔款包括49%股权转让的第一笔款项，只是最后没有全部完成。”又查明，在北京高院审理的（2014）高民（商）初字第3476号案件中，安恒达公司反诉称：……《四方协议》未能得到履行，是由于安联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单方违反《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流程所致，延误责任应由安联公司全部承担。根据《框架协议》第9.2.1条款的规定，安联公司应向安恒达公司支付违约金。根据《框架协议》第5.1.7条款约定，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到安恒达公司名下后，项目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作变更，项目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归属安联公司。因此，在项目公司剩余49%股权未过户的情况下，安恒达公司虽然支付了340167200元的巨额资金、持有了项目公司51%的股权，但对项目公司没有控制权，无法推进项目公司的待开发项目，开发项目的停滞已给安恒达公司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判令：一、安联公司向安恒达公司支付违约金66724848元（暂计算至2014年9月10日。上述违约金自2013年11月11日开始，计算至安联公司的违约行为得到纠正时为止；以《框架协议》约定的初步交易总价7413872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计算，每日违约金为222416.16元）。二、由安联公司承担全部的反诉费用。对于安恒达公司的反诉请求，北京高院认为，依照《四方协议》约定，项目公司49%股权的受让方已经由安恒达公司变更为国澳公司，项目公司49%股权直接过户至国澳公司名下，由国澳公司向安联公司履行相应付款义务。故安恒达公司反诉请求安联公司就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的履行问题向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北京高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如下事实，即2013年10月24日，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委托安联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至国澳公司，并由国澳公司代安恒达公司履行向安联公司提供银行付款保函及付款的义务。经本院查明，该部分事实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15000万元的性质。对于案涉15000万元是否为安恒达公司收购项目公司49%股权而支付的预付款，本院认为：首先，按照《框架协议》第3.2.1的约定：交易的总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共计55122万元，第二部分就是：“（2）由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19016.72万元。”该约定明确了19016.72万元为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按照《框架协议》第5.2.1条约定，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后，即开始办理49%股权的过户。49%股权过户和付款的原则被明确约定为：“一次转让、分批过户、分期付款”。按照《框架协议》第5.1.5条关于付款安排的约定，项目公司51%股权过户后，安恒达公司向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支付19016.72万元，向安联公司支付15000万元。因为，《框架协议》第3.2.1.（2）已约定，由安恒达公司支付给安联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9016.72万元，且项目公司49%股权过户和付款的原则是“一次转让、分批过户、分期付款”。所以，安恒达公司支付的15000万元符合《框架协议》中的上述约定，应当被认定为安恒达公司收购项目公司49%股权中分期付款的第一部分，即安恒达公司主张的其收购49%股权的预付款。其次，在最高法院审理的（2015）民二终字第399号案件中，安联公司在庭审陈述和代理意见中，均已明确认可15000万元为项目公司49%股权的部分对价。第三，安联公司向其控股股东汇报了项目公司转让相关的交易框架安排方案，该公司控股股东作出会议纪要显示：安联公司将所持项目公司49%股权分三次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格共计55122万元。该纪要亦与《框架协议》第3.2.1的约定相符，即安恒达公司应支付给安联公司的款项共计为55122万元。会议纪要佐证了项目公司49%股权的转让对价为55122万元。《框架协议》约定的交易总价为74138.72万元，减去项目公司49%股权对应的转让对价55122万元，剩余金额为19016.72万元。该金额与《框架协议》中约定的19016.72万元（即收购项目公司51%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相符。安联公司控股股东作出的会议纪要系听取安联公司汇报后作出，安联公司相关人员亦列席了会议。最后，在安徽省国资委作出的《监督检查意见书》中，亦已得出结论，即“安恒达公司完成了对中珠控股持有的51%股权的收购，但其在收购安联公司持有的49%股权过程中，除支付了首笔股权转让款15000万元外，拒绝向安联公司支付剩余4012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及安联公司垫付的项目公司运营费用。”安联公司虽然提交了2018年4月11日安徽省国资委的复函，但该复函亦未否定其之前出具的《监督检查意见书》的结论。安联公司虽然称该公司在最高法院庭审陈述和代理意见中的陈述被断章取义，但是安联公司代理意见中的陈述意思表示十分明确，与庭审笔录、安徽高速集团的《北京万寿路项目转让有关事宜专题会会议纪要》以及安徽省国资委出具的《监督检查意见书》相互印证，可以佐证安恒达公司支付的15000万元是项目公司49%股权的预付款。安联公司的相关陈述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可以认定案涉15000万元是安恒达公司收购项目公司49%股权支付的预付款。因案涉49%股权的受让主体已经从安恒达公司变更为国澳公司，安联公司应当将安恒达公司依据《框架协议》受让项目公司49%股权而支付的15000万元退还安恒达公司，安联公司并应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于安恒达公司关于安联公司应支付迟延递交工商登记变更文件、迟延办理股权过户及迟延移交项目违约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认为，安恒达公司是基于《框架协议》第9.2.1条的约定，要求安联公司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本院（2014）高民（商）初字第3476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判决驳回了安恒达公司基于《框架协议》第9.2.1条的约定要求安联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反诉请求。依据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院对安恒达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安恒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安恒达公司提交新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发生变化，本院酌定安恒达公司负担部分诉讼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北京安恒达投资有限公司150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50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1年8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北京安恒达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51109.76元，由北京安恒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69万元（已交纳），由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861109.76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551110元，由北京安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661110元（已交纳），由北京安恒达投资有限公司负担89万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容 红审判员 魏 欣审判员 夏林林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岳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