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4民终1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姜从伦，男，194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帮,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士琴,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健，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现住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汉，安泰达（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姜华，女，197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上诉人姜从伦因与被上诉人沈健、原审第三人姜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从伦及其诉讼代理人王道邦、桑士琴、被上诉人沈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汉、原审第三人姜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从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沈健对姜从伦一审诉讼请求,并支持姜从伦的一审反诉请求,即判决确认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的《土地及房及买卖协议》无效;3.由沈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被上诉人2013年向刘素莲转款85万元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无关,并非履行该协议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将此款认定为沈健支付的购房款,系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6页第二行至第三行中认定双方系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实际交往过程中,基于亲情,手续不完善符合常理。那么,双方之间基于借贷发生,手续不完善自然也很符合常理。更何况,姜从伦举证的判决书证实2013年之前,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除了刘素莲起诉的62万元之外,沈健从姜从伦夫妇处借款的数额还有很多,该85万元就是清偿其他笔借款的。这一事实,不仅有第三人的陈述为证,且有沈健女儿的证言能够证明。2.2013年至2017年,沈健因案外第三人胡树森、杨瑞琪侵占涉案房屋而一直在诉讼打官司,虽然诉讼涉争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全部房产都被两人占有、控制、支配。案件一直持续到2017年,最终通过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才真正取得并享有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故,姜从伦不存在于2013年时向沈健出售该房屋的事实。另外,沈健为了证明姜从伦于2013年将涉案房地产出让给他的事实,于一审中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然而王某的证言前后矛盾,根本证明不了2013年姜从伦存在向其出让房屋的事实,不能证明沈健支付给刘素莲的85万元支付的是房款。对此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就证人王某的证言前后矛盾性依法认定不予采信,即一审已认定了沈健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姜从伦在2013年存在涉案房地产的房屋买卖关系,不能证明其支付给刘素莲的85万元系支付涉案的房款,一审法院却认定该85万元系支付涉案房地产的房款，显然,该认定系前后矛盾。3.一审法院认为“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刘素莲对其诉讼代理人程国娟当庭承认沈健于2013年向刘素莲转账的85万元系买地款,未予否认,构成自认”,这种认为既与本案事实不符,更无相关证据证明,完全系一审法官主观臆断,有意偏袒,违背法律规定。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为民间借贷案件,非涉案买卖纠纷。刘素莲并不是涉案买卖纠纷的当事人,对于涉案房地产买卖的事情,刘素莲与其代理人并不清楚。而且,刘素莲的代理人在庭前就沈健故意举证、纠缠发问与借贷无关的问题,未经过与刘素莲沟通,且在缺乏对事实了解的情况下因口误,刘素莲虽未对其代理人的这一回答当庭虽作出否认,但这并非在本案中的陈述,不构成自认。更何况,刘素莲对本案的房地产买卖事情本身就不知道,也无从回答。刘素莲的代理人程国娟已向法庭出具了情况说明,明确其是在沈健反复纠缠之下而未经与刘素莲沟通的情况下口误,做出的回答,其对沈健转款的85万元是否用于买地的事实根本不清楚。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时,第三人姜华作为共同被告,且作为与沈健共同生活的人,当庭明确陈述:沈健2013年转账给刘素莲的85万元不是买地的款,明确她与沈健除了借刘素莲涉案的62万元之外还借了其他的钱,转账的85万元是偿还别的房子钱。第三人姜华作为借款的当事人,也是还款的当事人,自然对于涉案85万元款项的用途最为清楚。特别是根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姜华的离婚协议来看,其婚内购买有多套房屋,包括商铺。故此,沈健与第三人姜华基于婚内购买夫妻共同财产向上诉人爱人借款是具有事实依据的。承上,沈健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之前同姜从伦具有房屋买卖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对此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十六页第十五行至第十八行,推断刘素莲认可买地,且以该款是沈健直接转入刘素莲账户中的,说明刘素莲对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买卖是知晓的。这种认为不仅存在浓厚的主观臆断色彩,且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冲突。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刘素莲在场（第16页第十一行）,这与其庭审查明的事实是不符的。一审庭审时,姜从伦及姜华都陈述刘素莲当时在厨房,既未在现场参与房屋买卖事宜协商,也未在协议上签字。特别是房屋买卖协议是沈健找人打印后让上诉人签字的。刘素莲对于这些情况并不清楚。假使按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来看,即刘素莲在场,对房屋买卖的事情知晓,但这一房屋买卖发生的时间也仅是在2017年10月,而在此四年之前,姜从伦夫妇与沈健之间并无房屋买卖的事实,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的事实。所以,刘素莲四年前收取的85万元与此房屋买卖没有任何关联,刘素莲又怎能知晓沈健2013年转账给其的85万元是涉案的购房款呢。第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姜从伦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过程中对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中房屋作价120万元人民币,该款项姜华、沈健已付清的当庭解释。姜从伦当初在淮南市中院审理该案过程中虽陈述沈健把协议打好,他看了协议,发现协议上写了这些内容。但姜从伦当庭也陈述,沈健与姜华使用欺骗的手段,明确120万元未付。之所以当初对此情况默认,因为基于家庭亲属关系,本就想将房屋赠与给姜华、沈健的,且为了顾虑其子及媳妇的感受,姜从伦认为沈健在该协议上写了房屋购房款120万元,与其子沟通起来也好讲。姜从伦实事求是,而无任何隐瞒向法庭陈述当时协议签订时的过程,包括其内心的想法是为了有助于法庭查明事实,而不是为法庭有失偏颇,作为错误评判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一审法院认为沈健以家庭成员成立的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股工,持有20%的股权,经济上……（判决书第十七页倒数第六行至第十八页正数第二行）,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登记信息来看,被上诉人沈健形式上虽是该公司股东,享有20%的股权,但实质上被上诉人沈健仅是名义股东,其实际并没有出资,所有出资都是上诉人姜从伦,即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该公司是上诉人姜从伦一人控股,公司的所有经营事项,包括公司的债权债务都是姜从伦一人独立经营,独立享有权益,承担义务。2.上诉人虽认可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成立以来未结算、未分红,系因该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为姜从伦一人,其他股东都为名义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不参与经营,故不享有实际权益,即双方不存在结算,分红之说。3.一审法院认为沈健用销售货款冲抵剩余房地产款的陈述符合常理系主观臆断,缺乏事实依据,且错误评判。沈健本身注册有公司,且其生产经营基本都是从姜从伦经营的森工木业公司处采购货物,其应当向姜从伦经营的森工木业公司付款,而不是用其欠款来冲抵应付给姜从伦的房款。一审法院在无事实依据,且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武断以沈健用货款冲抵房地产款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姜从伦从没有向沈健购买过货物,也不拖欠沈健货款,何来用货款冲抵剩余房地产款的说法。4.沈健提供的记账凭证,原为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面的账目系沈健支付给森工木业的货款,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无关。第四、一审法院认定姜从伦申请执行的案件涉及的房屋只是涉案房产中的一部分而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有效,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房地产自2007年购买,一直到2017年被执行完毕,期间,姜从伦与胡树森、杨瑞琪涉及的侵权之诉案件涉及的标的虽为涉案房地产的一部分,但第三人胡树森、杨瑞琪侵占的是整个房地产,即涉案房地产的大门都是由杨瑞琪控制上锁,姜从伦无法进入。为此,姜从伦与沈健自2010年至2017年经历了五年的官司,才于2017年通过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执行完毕。这些事实,有多份生效判决文书足以确认。一审法院仅以姜从伦与第三人胡树森、杨瑞琪争议的房屋只涉及涉案房产中的一部分,而论证姜从伦与沈健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缺乏事实,且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正。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协议,虽只有姜从伦和沈健两人签名,但基于家庭成员关系,有刘素莲的自认,姜华的追认,该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的国家法律法规强制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论断（判决书第十七页第一行至第四行）。这系严重的不顾事实、违背法律的枉法论断。1.刘素莲是否自认,姜华有无追认，这都是一审法院主观的臆断,且与事实不符。第三人姜华多次当庭明确其是受到沈健的胁迫,而与沈健故意欺诈姜从伦的,从没有追认。尽管姜华与沈健离婚时,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了分割,但这也不能等同于追认,因为离婚本身就是沈健谋夺该房地产的目的和手段,姜华仍旧处于被胁迫,被精神控制过程中。2.沈健以其为姜从伦女婿之名义,且要挟第三人姜华共同欺骗姜从伦,骗得姜从伦将涉案房地产以房屋买卖的形式赠与给他们,且于涉案买卖协议签订后第二日,沈健便与第三人姜华办理了离婚手续。据此事实来看,涉案的房屋买卖协议不仅为双方之间的虚假意识表示,而且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德,公序良俗。根据《民法总则》（现民法典民法总则编）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当然无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被上诉人主张其与姜从伦于2017年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依法应当举证该协议履行及不违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一审法院对于沈健2017年10月11日与姜从伦签订《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后，于2017年10月13日与第三人姜华办理离婚手续的这一违背家庭伦理逻辑的事实未予查清。姜从伦是基于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而自愿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地产以买卖形式赠与给沈健、第三人姜华。可沈健却利用姜从伦的这一心里，强迫、要挟第三人姜华共同欺骗上诉人，这有违公序良俗。更何况，涉案房地产占地74亩，地上房屋十四间，总市值达七、八百万元，而此协议约定的房价款仅为120万元。沈健无证据证明有证据支付该价款，其虽辩解2013年给付的85万元就是支付该房款的，但其无证据证明2013年与姜从伦之间存在涉案房地产的买卖关系，无证据证明该85万元就是给付该12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全面审查本案，客观公正量裁，支持姜从伦的上诉请求。沈健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应当予以维持。沈健支付土地转让款85万元，首先有转账凭证，其次有刘素莲及其代理人在（2020）皖04民终3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沈健在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20%的股份。结合一、二审证据可以证明，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合法有效。沈健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了价款，并长期占有诉争房产，故沈健的诉讼请求成立，并经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均未口头陈述，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姜华述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主观臆断，枉法裁判。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请求是确认2017年10月11日签订的《土地及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应当从该协议的形式要件及内容上来审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双方上一个民间借贷案件也是本人所代理，由于我本人不清楚双方还有土地买卖协议纠纷案件，对支付85万元系买地款是口误，当时就进行了更正。3.沈健提交的证据不真实，不能证明其已经支付了120万元的购地款。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沈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2.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姜从伦承担。姜从伦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依法确认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2.由沈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姜从伦与沈健均是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姜从伦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从伦与刘素莲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73年5月7日登记结婚，姜华是两人的女儿。姜华与沈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2000年11月份至2017年10月13日。沈晓雯系姜华与沈健的女儿。2017年10月11日，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了一份《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姜从伦乙方：姜华、沈健甲方于2007年通过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以73万元拍得淮南市原土产油化公司位于田区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详情见公证书号（2007）皖合衡公证字第23600号。其中包含二块：（一）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淮国用（92）字第××号，土地使用者仍标注为淮南市供销社土产油化（集团）有限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二）房产：有房产证共十间，其中七间在姜从伦名下，分别为：1、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2、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3、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4、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5、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6、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7、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号。另有三间未变更仍在淮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淮南市供销商业总公司名下，房产证号分别为：1、【集】房字第（95）2-12721；2、【集】房字第（95）2-12722；3、【集】房字第（95）2-12718号。以上土地及房产，甲方自愿卖给乙方，并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拍下上述土地及土地上房产全部卖给乙方，作价120万元人民币。该款项乙方姜华、沈健已付清。二、今后该土地使用权及有房产证的十间房及该土地上的自建房全部归乙方姜华、沈健所有。与甲方无关。三、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方姜从伦乙方沈健2017年10月11日”，第三人姜华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上述协议签订后，沈健与姜华于2017年10月13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关于共同财产分割第2项约定：“淮国用（92）字第××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所有房产出售以后，所得土地和房款男女双方各占50%”。沈健与姜从伦因涉案土地及房屋产权问题产生纠纷，现沈健诉讼至法院，要求：1.确认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2.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姜从伦承担。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姜从伦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要求：1.请依法确认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2.由沈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另查明,2007年姜从伦经司法拍卖，通过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以73万元拍得淮南市原土产油化公司位于田区的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及房产，办理了部分房产证。该房屋及土地系姜从伦与刘素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沈健成立森宝木业公司。2008年2月23日，沈健向刘素莲借款32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0年1月10日，沈健向刘素莲借款15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0年6月30日，沈健向刘素莲借款15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3年4月1日，沈健向刘素莲转款770000元；2013年7月8日，沈健分两笔向刘素莲转账合计80000元。2019年7月8日，刘素莲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沈健、姜华，要求两人偿还借款620000元。2019年9月18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403民初4051号民事判决书。后沈健上诉至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刘素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娟承认2013年沈健转款85万元系买地款，且陈国娟的授权范围系特别授权，刘素莲当庭未予否认。最后对于62万元借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现（2020）皖04民终31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2017年1月11日，本院执行局采取强制执行，将涉案房屋中一楼由东向西第一、第二间、二楼第一、第二间共4间房屋交付给姜从伦。2017年沈健占用使用涉案房地产。庭审中，沈健、姜从伦及姜华自认2017年10月11日在姜从伦与刘素莲家中签订《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姜从伦、刘素莲、沈健、姜华四人均在场。一审法院认为，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的签订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有效；2.沈健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并要求被告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诉请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3.姜从伦要求确认《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关于涉案《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的签订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未经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同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姜从伦辩称：1.涉案房地产是被告姜从伦与妻子刘素莲的夫妻共有财产，姜从伦处置涉案房屋没有经过妻子同意，其妻子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根据法律规定，姜从伦签订的协议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权益，且原告并非善意第三人，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2.涉案协议的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意思表示是赠与；3.沈健与姜华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向姜从伦支付该120万元，根据民法总则123条的规定，该买卖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普通的买卖合同关系有一定的区别，买卖双方系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实际交往过程中，基于亲情，手续不完善符合常理。涉案房地产价值较大，从以下四点可以得出家庭成员对买卖之事均是知情的：第一、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姜从伦自认其明知沈健与姜华感情不和,经常闹矛盾;涉案土地及房屋的买卖，其与子姜文也进行过商量；签协议时其整个内容都看了，上面写的钱已付清,并不是没看到，认可这个事是真的。第二、姜从伦出卖讼争房地产给沈健时,是否征得刘素莲的同意,姜从伦没有提供证加以证明,但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姜从伦、沈健、刘素莲、姜华均在场。姜华作为家庭成员，参与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名，但其与沈健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地产作出分割，是对涉案协议书的追认。在刘素莲诉沈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庭审时刘素莲到庭，刘素莲对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承认沈健于2013年向其转账的85万元系买地款，未予以否认，视为自认，能够证明刘素莲认可买地款，该笔价款也是沈健直接转入刘素莲账户中的，说明刘素莲对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买卖是知晓的。另从2017年10月13日至今,刘素莲与姜从伦未主张撤销涉案协议，且在本案中，刘素莲未要求参加诉讼，明确表示其不知情、不认可买卖关系。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前后陈述不一致，且与沈健、姜从伦均存在利害关系，对该证人的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纳。第四、从协议内容来看，对房地产坐落位置、房地产权证号、面积、间数、价款作了明确约定，而姜从伦申请执行的案件涉及的房屋只是涉案房产中的一部分。综上，涉案协议，虽只有姜从伦和沈健两人签名，但基于家庭成员关系，有刘素莲的自认、姜华的追认，该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故对姜从伦的辩称，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沈健要求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诉请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解决此问题，主要在于沈健是否已将涉案房屋及土地价款120万元付清。在沈健、姜从伦双方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中载明沈健、姜华已将涉案房屋及土地款120万元付清。但庭审中，姜从伦辩称：协议中约定的120万元，是姜从伦基于赠与的意思表示而答应沈健所书写的，实际上沈健与姜华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向姜从伦支付该120万元。根据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4民终31号上诉人沈健与刘素莲、姜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笔录中，刘素莲自认沈健于2013年向其转款85万元系买地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姜从伦未提交证据反驳沈健向刘素莲支付85万元不是土地款而是其他借款。本案中，沈健陈述120万元是通过银行向刘素莲转款85万元，余款用销售货款予以冲抵。一审法院认为，沈健是以家庭成员成立的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20%的股权，经济上有密切往来，沈健、姜从伦均认可从公司成立以来未结算、分红，且根据姜从伦在前判二审期间，对协议内容的自认以及对沈健提供的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据此，对于沈健提供的转款明细，依法予以确认；从常理分析及前述的评判，沈健用销售货款冲抵剩余房地产款的陈述符合常理，故对姜从伦该项辩称，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沈健与姜从伦签订《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沈健已按合同约定交付了价款并占有讼争房屋,故沈健要求确认沈健、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并要求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姜从伦要求确认《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请，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二、姜从伦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配合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三、驳回姜从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姜从伦负担，反诉费40元由姜从伦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姜从伦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银行流水一份，拟证明2012年至2014年间，沈健及姜华夫妻从姜从伦处共计借款有182万元。沈健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姜从伦与沈健、姜华之间有密切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该部分款项系借款。在此期间，沈健系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很多款项是姜从伦给沈健的购货款，所以，该份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姜华质证意见：沈健没有参与公司经营，我们买房子的钱都是从我父母处借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证明》一份，拟证明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姜从伦个人在经营管理。沈健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沈健在该公司主要负责业务、销售，也参与了公司经营。姜华质证意见：该份证据是真实的，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沈健未提交新证据。原审第三人姜华提交证据：1.民间借贷案件二审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沈健2000年下岗，没有经济来源，靠父母生活，沈健没有支付合同价款的能力。姜从伦质证认为，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第三人姜华的证明观点。沈健质证认为，该笔录不具有连续性，沈健2000年下岗，但并不能证明其没有积蓄，且该笔录中沈健提到其爷爷给了其2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该笔录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姜华与沈健依附于姜从伦经营，沈健没有经济能力。姜从伦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沈健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沈健经营的业务与姜从伦有业务关系，沈健通过经营木业有其他收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一审一致。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1.2017年10月11日姜从伦与沈健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是否有效；2.土地及房屋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一审判决姜从伦配合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是否正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是否有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1.本案中，姜从伦与沈健订立《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姜从伦自认其明知沈健与姜华感情不和,经常闹矛盾，姜从伦为了维护沈健与姜华之间的婚姻关系，姜从伦将案涉土地房产转让给沈健是其自愿行为。姜从伦陈述：“他两个（沈健与姜华）在这之前提出离婚，我是坚决反对，闹的不是一次两次是经常的”。因此，姜从伦认为沈健隐瞒了夫妻关系不和、准备离婚的事实，存在欺诈行为的上诉理由与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协议内容，姜从伦陈述：“他（沈健）把协议打好，让我签字，我也看到了，上面写的钱已付清，我并不是没看到，整个内容我都看了，所以说我签了字，这个事是真的”。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姜从伦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受到欺诈和胁迫，双方的买卖行为并不损害国家利益。2.本案中，姜从伦与沈健订立《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姜从伦与沈健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签订协议时姜华在场，知道双方买卖的事实，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名，事后并没有提出异议，且其与沈健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地产作出分割，可视为姜华对涉案《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的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在刘素莲诉沈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庭审时刘素莲到庭参加庭审，刘素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承认沈健于2013年向其转账的85万元系买地款，刘素莲未予以否认。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刘素莲认可买地款，该笔价款也是沈健直接转入刘素莲账户中的，说明刘素莲对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买卖是知晓的，姜从伦认为刘素莲对《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不知情，也没有经过刘素莲认可，买卖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本案中，姜从伦与沈健订立《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沈健与姜华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姜从伦将其土地及房屋卖与沈健，其初衷虽然是为了维持沈健与姜华之间的婚姻关系，但是，离婚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姜从伦的善意行为虽然没有阻止沈健与姜华离婚，但不能据此认定沈健存在恶意霸占姜从伦财产的故意。由于出卖土地及房屋是姜从伦的自愿行为，其应当对自身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2017年10月11日姜从伦与沈健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二、关于涉案土地及房屋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一审判决姜从伦配合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是否正确问题。二审中，姜从伦提交了银行流水，拟证明2012年至2014年间沈健和姜华多次向其借款，沈健转账给刘素莲的85万元是沈健偿还之前的借款。本院经审查认为，沈健支付刘素莲85万元，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刘素莲及其代理人在（2020）皖04民终3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该款系买地款。姜从伦虽然提交了银行流水，但仅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沈健银行转款85万元系偿还之前的借款。结合协议书120万元已付清的约定，本院对沈健已支付85万元合同价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对沈健主张其余合同价款是用销售货款予以冲抵的诉讼理由，本院认为，沈健虽然是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但其无权用公司销售货款冲抵个人债务，且其提供的销售货款单据没有明确是用哪笔货款冲抵的合同价款，双方没有以销售货款冲抵合同价款的合议，姜从伦对此也不予认可。故该销售货款单据不能证明其冲抵合同剩余价款的事实。因此，对沈健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由于沈健没有付清合同价款，对其要求姜从伦配合办理土地及房屋过户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姜从伦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原告(反诉被告)沈健与被告（反诉原告）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二、撤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被告（反诉原告）姜从伦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配合原告(反诉被告)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驳回反诉原告姜从伦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沈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姜从伦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姜从伦负担11050元，沈健负担4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40元，由姜从伦负担5622元，沈健负担22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桂华雷审 判 员 王元元审 判 员 李 侠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倘余山书 记 员 许小玄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4民终1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姜从伦，男，194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帮,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士琴,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健，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现住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汉，安泰达（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姜华，女，197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上诉人姜从伦因与被上诉人沈健、原审第三人姜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从伦及其诉讼代理人王道邦、桑士琴、被上诉人沈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武汉、原审第三人姜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从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沈健对姜从伦一审诉讼请求,并支持姜从伦的一审反诉请求,即判决确认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的《土地及房及买卖协议》无效;3.由沈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被上诉人2013年向刘素莲转款85万元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无关,并非履行该协议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将此款认定为沈健支付的购房款,系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6页第二行至第三行中认定双方系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实际交往过程中,基于亲情,手续不完善符合常理。那么,双方之间基于借贷发生,手续不完善自然也很符合常理。更何况,姜从伦举证的判决书证实2013年之前,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除了刘素莲起诉的62万元之外,沈健从姜从伦夫妇处借款的数额还有很多,该85万元就是清偿其他笔借款的。这一事实,不仅有第三人的陈述为证,且有沈健女儿的证言能够证明。2.2013年至2017年,沈健因案外第三人胡树森、杨瑞琪侵占涉案房屋而一直在诉讼打官司,虽然诉讼涉争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全部房产都被两人占有、控制、支配。案件一直持续到2017年,最终通过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才真正取得并享有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故,姜从伦不存在于2013年时向沈健出售该房屋的事实。另外,沈健为了证明姜从伦于2013年将涉案房地产出让给他的事实,于一审中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然而王某的证言前后矛盾,根本证明不了2013年姜从伦存在向其出让房屋的事实,不能证明沈健支付给刘素莲的85万元支付的是房款。对此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就证人王某的证言前后矛盾性依法认定不予采信,即一审已认定了沈健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姜从伦在2013年存在涉案房地产的房屋买卖关系,不能证明其支付给刘素莲的85万元系支付涉案的房款,一审法院却认定该85万元系支付涉案房地产的房款，显然,该认定系前后矛盾。3.一审法院认为“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刘素莲对其诉讼代理人程国娟当庭承认沈健于2013年向刘素莲转账的85万元系买地款,未予否认,构成自认”,这种认为既与本案事实不符,更无相关证据证明,完全系一审法官主观臆断,有意偏袒,违背法律规定。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为民间借贷案件,非涉案买卖纠纷。刘素莲并不是涉案买卖纠纷的当事人,对于涉案房地产买卖的事情,刘素莲与其代理人并不清楚。而且,刘素莲的代理人在庭前就沈健故意举证、纠缠发问与借贷无关的问题,未经过与刘素莲沟通,且在缺乏对事实了解的情况下因口误,刘素莲虽未对其代理人的这一回答当庭虽作出否认,但这并非在本案中的陈述,不构成自认。更何况,刘素莲对本案的房地产买卖事情本身就不知道,也无从回答。刘素莲的代理人程国娟已向法庭出具了情况说明,明确其是在沈健反复纠缠之下而未经与刘素莲沟通的情况下口误,做出的回答,其对沈健转款的85万元是否用于买地的事实根本不清楚。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时,第三人姜华作为共同被告,且作为与沈健共同生活的人,当庭明确陈述:沈健2013年转账给刘素莲的85万元不是买地的款,明确她与沈健除了借刘素莲涉案的62万元之外还借了其他的钱,转账的85万元是偿还别的房子钱。第三人姜华作为借款的当事人,也是还款的当事人,自然对于涉案85万元款项的用途最为清楚。特别是根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姜华的离婚协议来看,其婚内购买有多套房屋,包括商铺。故此,沈健与第三人姜华基于婚内购买夫妻共同财产向上诉人爱人借款是具有事实依据的。承上,沈健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之前同姜从伦具有房屋买卖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对此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第十六页第十五行至第十八行,推断刘素莲认可买地,且以该款是沈健直接转入刘素莲账户中的,说明刘素莲对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买卖是知晓的。这种认为不仅存在浓厚的主观臆断色彩,且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冲突。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刘素莲在场（第16页第十一行）,这与其庭审查明的事实是不符的。一审庭审时,姜从伦及姜华都陈述刘素莲当时在厨房,既未在现场参与房屋买卖事宜协商,也未在协议上签字。特别是房屋买卖协议是沈健找人打印后让上诉人签字的。刘素莲对于这些情况并不清楚。假使按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来看,即刘素莲在场,对房屋买卖的事情知晓,但这一房屋买卖发生的时间也仅是在2017年10月,而在此四年之前,姜从伦夫妇与沈健之间并无房屋买卖的事实,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的事实。所以,刘素莲四年前收取的85万元与此房屋买卖没有任何关联,刘素莲又怎能知晓沈健2013年转账给其的85万元是涉案的购房款呢。第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姜从伦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过程中对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中房屋作价120万元人民币,该款项姜华、沈健已付清的当庭解释。姜从伦当初在淮南市中院审理该案过程中虽陈述沈健把协议打好,他看了协议,发现协议上写了这些内容。但姜从伦当庭也陈述,沈健与姜华使用欺骗的手段,明确120万元未付。之所以当初对此情况默认,因为基于家庭亲属关系,本就想将房屋赠与给姜华、沈健的,且为了顾虑其子及媳妇的感受,姜从伦认为沈健在该协议上写了房屋购房款120万元,与其子沟通起来也好讲。姜从伦实事求是,而无任何隐瞒向法庭陈述当时协议签订时的过程,包括其内心的想法是为了有助于法庭查明事实,而不是为法庭有失偏颇,作为错误评判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一审法院认为沈健以家庭成员成立的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股工,持有20%的股权,经济上……（判决书第十七页倒数第六行至第十八页正数第二行）,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登记信息来看,被上诉人沈健形式上虽是该公司股东,享有20%的股权,但实质上被上诉人沈健仅是名义股东,其实际并没有出资,所有出资都是上诉人姜从伦,即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该公司是上诉人姜从伦一人控股,公司的所有经营事项,包括公司的债权债务都是姜从伦一人独立经营,独立享有权益,承担义务。2.上诉人虽认可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成立以来未结算、未分红,系因该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为姜从伦一人,其他股东都为名义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不参与经营,故不享有实际权益,即双方不存在结算,分红之说。3.一审法院认为沈健用销售货款冲抵剩余房地产款的陈述符合常理系主观臆断,缺乏事实依据,且错误评判。沈健本身注册有公司,且其生产经营基本都是从姜从伦经营的森工木业公司处采购货物,其应当向姜从伦经营的森工木业公司付款,而不是用其欠款来冲抵应付给姜从伦的房款。一审法院在无事实依据,且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武断以沈健用货款冲抵房地产款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姜从伦从没有向沈健购买过货物,也不拖欠沈健货款,何来用货款冲抵剩余房地产款的说法。4.沈健提供的记账凭证,原为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面的账目系沈健支付给森工木业的货款,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无关。第四、一审法院认定姜从伦申请执行的案件涉及的房屋只是涉案房产中的一部分而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有效,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房地产自2007年购买,一直到2017年被执行完毕,期间,姜从伦与胡树森、杨瑞琪涉及的侵权之诉案件涉及的标的虽为涉案房地产的一部分,但第三人胡树森、杨瑞琪侵占的是整个房地产,即涉案房地产的大门都是由杨瑞琪控制上锁,姜从伦无法进入。为此,姜从伦与沈健自2010年至2017年经历了五年的官司,才于2017年通过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执行完毕。这些事实,有多份生效判决文书足以确认。一审法院仅以姜从伦与第三人胡树森、杨瑞琪争议的房屋只涉及涉案房产中的一部分,而论证姜从伦与沈健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缺乏事实,且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正。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协议,虽只有姜从伦和沈健两人签名,但基于家庭成员关系,有刘素莲的自认,姜华的追认,该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的国家法律法规强制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论断（判决书第十七页第一行至第四行）。这系严重的不顾事实、违背法律的枉法论断。1.刘素莲是否自认,姜华有无追认，这都是一审法院主观的臆断,且与事实不符。第三人姜华多次当庭明确其是受到沈健的胁迫,而与沈健故意欺诈姜从伦的,从没有追认。尽管姜华与沈健离婚时,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了分割,但这也不能等同于追认,因为离婚本身就是沈健谋夺该房地产的目的和手段,姜华仍旧处于被胁迫,被精神控制过程中。2.沈健以其为姜从伦女婿之名义,且要挟第三人姜华共同欺骗姜从伦,骗得姜从伦将涉案房地产以房屋买卖的形式赠与给他们,且于涉案买卖协议签订后第二日,沈健便与第三人姜华办理了离婚手续。据此事实来看,涉案的房屋买卖协议不仅为双方之间的虚假意识表示,而且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德,公序良俗。根据《民法总则》（现民法典民法总则编）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当然无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被上诉人主张其与姜从伦于2017年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依法应当举证该协议履行及不违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一审法院对于沈健2017年10月11日与姜从伦签订《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后，于2017年10月13日与第三人姜华办理离婚手续的这一违背家庭伦理逻辑的事实未予查清。姜从伦是基于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而自愿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地产以买卖形式赠与给沈健、第三人姜华。可沈健却利用姜从伦的这一心里，强迫、要挟第三人姜华共同欺骗上诉人，这有违公序良俗。更何况，涉案房地产占地74亩，地上房屋十四间，总市值达七、八百万元，而此协议约定的房价款仅为120万元。沈健无证据证明有证据支付该价款，其虽辩解2013年给付的85万元就是支付该房款的，但其无证据证明2013年与姜从伦之间存在涉案房地产的买卖关系，无证据证明该85万元就是给付该12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全面审查本案，客观公正量裁，支持姜从伦的上诉请求。沈健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应当予以维持。沈健支付土地转让款85万元，首先有转账凭证，其次有刘素莲及其代理人在（2020）皖04民终3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沈健在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20%的股份。结合一、二审证据可以证明，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合法有效。沈健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了价款，并长期占有诉争房产，故沈健的诉讼请求成立，并经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均未口头陈述，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姜华述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主观臆断，枉法裁判。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请求是确认2017年10月11日签订的《土地及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应当从该协议的形式要件及内容上来审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双方上一个民间借贷案件也是本人所代理，由于我本人不清楚双方还有土地买卖协议纠纷案件，对支付85万元系买地款是口误，当时就进行了更正。3.沈健提交的证据不真实，不能证明其已经支付了120万元的购地款。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沈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2.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姜从伦承担。姜从伦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依法确认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2.由沈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姜从伦与沈健均是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姜从伦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从伦与刘素莲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73年5月7日登记结婚，姜华是两人的女儿。姜华与沈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2000年11月份至2017年10月13日。沈晓雯系姜华与沈健的女儿。2017年10月11日，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了一份《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姜从伦乙方：姜华、沈健甲方于2007年通过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以73万元拍得淮南市原土产油化公司位于田区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详情见公证书号（2007）皖合衡公证字第23600号。其中包含二块：（一）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淮国用（92）字第××号，土地使用者仍标注为淮南市供销社土产油化（集团）有限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二）房产：有房产证共十间，其中七间在姜从伦名下，分别为：1、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2、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3、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4、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5、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6、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7、淮房地权证淮田字第××号。另有三间未变更仍在淮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淮南市供销商业总公司名下，房产证号分别为：1、【集】房字第（95）2-12721；2、【集】房字第（95）2-12722；3、【集】房字第（95）2-12718号。以上土地及房产，甲方自愿卖给乙方，并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拍下上述土地及土地上房产全部卖给乙方，作价120万元人民币。该款项乙方姜华、沈健已付清。二、今后该土地使用权及有房产证的十间房及该土地上的自建房全部归乙方姜华、沈健所有。与甲方无关。三、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方姜从伦乙方沈健2017年10月11日”，第三人姜华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上述协议签订后，沈健与姜华于2017年10月13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关于共同财产分割第2项约定：“淮国用（92）字第××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所有房产出售以后，所得土地和房款男女双方各占50%”。沈健与姜从伦因涉案土地及房屋产权问题产生纠纷，现沈健诉讼至法院，要求：1.确认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2.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姜从伦承担。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姜从伦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要求：1.请依法确认姜从伦与沈健、姜华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2.由沈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另查明,2007年姜从伦经司法拍卖，通过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以73万元拍得淮南市原土产油化公司位于田区的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及房产，办理了部分房产证。该房屋及土地系姜从伦与刘素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沈健成立森宝木业公司。2008年2月23日，沈健向刘素莲借款32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0年1月10日，沈健向刘素莲借款15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0年6月30日，沈健向刘素莲借款15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3年4月1日，沈健向刘素莲转款770000元；2013年7月8日，沈健分两笔向刘素莲转账合计80000元。2019年7月8日，刘素莲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沈健、姜华，要求两人偿还借款620000元。2019年9月18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403民初4051号民事判决书。后沈健上诉至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刘素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娟承认2013年沈健转款85万元系买地款，且陈国娟的授权范围系特别授权，刘素莲当庭未予否认。最后对于62万元借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现（2020）皖04民终31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2017年1月11日，本院执行局采取强制执行，将涉案房屋中一楼由东向西第一、第二间、二楼第一、第二间共4间房屋交付给姜从伦。2017年沈健占用使用涉案房地产。庭审中，沈健、姜从伦及姜华自认2017年10月11日在姜从伦与刘素莲家中签订《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姜从伦、刘素莲、沈健、姜华四人均在场。一审法院认为，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的签订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有效；2.沈健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并要求被告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诉请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3.姜从伦要求确认《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关于涉案《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的签订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未经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同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姜从伦辩称：1.涉案房地产是被告姜从伦与妻子刘素莲的夫妻共有财产，姜从伦处置涉案房屋没有经过妻子同意，其妻子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根据法律规定，姜从伦签订的协议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权益，且原告并非善意第三人，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2.涉案协议的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意思表示是赠与；3.沈健与姜华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向姜从伦支付该120万元，根据民法总则123条的规定，该买卖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普通的买卖合同关系有一定的区别，买卖双方系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实际交往过程中，基于亲情，手续不完善符合常理。涉案房地产价值较大，从以下四点可以得出家庭成员对买卖之事均是知情的：第一、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4民终1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姜从伦自认其明知沈健与姜华感情不和,经常闹矛盾;涉案土地及房屋的买卖，其与子姜文也进行过商量；签协议时其整个内容都看了，上面写的钱已付清,并不是没看到，认可这个事是真的。第二、姜从伦出卖讼争房地产给沈健时,是否征得刘素莲的同意,姜从伦没有提供证加以证明,但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姜从伦、沈健、刘素莲、姜华均在场。姜华作为家庭成员，参与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名，但其与沈健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地产作出分割，是对涉案协议书的追认。在刘素莲诉沈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庭审时刘素莲到庭，刘素莲对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承认沈健于2013年向其转账的85万元系买地款，未予以否认，视为自认，能够证明刘素莲认可买地款，该笔价款也是沈健直接转入刘素莲账户中的，说明刘素莲对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买卖是知晓的。另从2017年10月13日至今,刘素莲与姜从伦未主张撤销涉案协议，且在本案中，刘素莲未要求参加诉讼，明确表示其不知情、不认可买卖关系。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前后陈述不一致，且与沈健、姜从伦均存在利害关系，对该证人的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纳。第四、从协议内容来看，对房地产坐落位置、房地产权证号、面积、间数、价款作了明确约定，而姜从伦申请执行的案件涉及的房屋只是涉案房产中的一部分。综上，涉案协议，虽只有姜从伦和沈健两人签名，但基于家庭成员关系，有刘素莲的自认、姜华的追认，该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故对姜从伦的辩称，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沈健要求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诉请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解决此问题，主要在于沈健是否已将涉案房屋及土地价款120万元付清。在沈健、姜从伦双方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中载明沈健、姜华已将涉案房屋及土地款120万元付清。但庭审中，姜从伦辩称：协议中约定的120万元，是姜从伦基于赠与的意思表示而答应沈健所书写的，实际上沈健与姜华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向姜从伦支付该120万元。根据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4民终31号上诉人沈健与刘素莲、姜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笔录中，刘素莲自认沈健于2013年向其转款85万元系买地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姜从伦未提交证据反驳沈健向刘素莲支付85万元不是土地款而是其他借款。本案中，沈健陈述120万元是通过银行向刘素莲转款85万元，余款用销售货款予以冲抵。一审法院认为，沈健是以家庭成员成立的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20%的股权，经济上有密切往来，沈健、姜从伦均认可从公司成立以来未结算、分红，且根据姜从伦在前判二审期间，对协议内容的自认以及对沈健提供的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据此，对于沈健提供的转款明细，依法予以确认；从常理分析及前述的评判，沈健用销售货款冲抵剩余房地产款的陈述符合常理，故对姜从伦该项辩称，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沈健与姜从伦签订《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沈健已按合同约定交付了价款并占有讼争房屋,故沈健要求确认沈健、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有效并要求姜从伦配合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姜从伦要求确认《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请，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沈健与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二、姜从伦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配合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三、驳回姜从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姜从伦负担，反诉费40元由姜从伦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姜从伦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银行流水一份，拟证明2012年至2014年间，沈健及姜华夫妻从姜从伦处共计借款有182万元。沈健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姜从伦与沈健、姜华之间有密切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该部分款项系借款。在此期间，沈健系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很多款项是姜从伦给沈健的购货款，所以，该份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姜华质证意见：沈健没有参与公司经营，我们买房子的钱都是从我父母处借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证明》一份，拟证明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姜从伦个人在经营管理。沈健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沈健在该公司主要负责业务、销售，也参与了公司经营。姜华质证意见：该份证据是真实的，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沈健未提交新证据。原审第三人姜华提交证据：1.民间借贷案件二审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沈健2000年下岗，没有经济来源，靠父母生活，沈健没有支付合同价款的能力。姜从伦质证认为，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第三人姜华的证明观点。沈健质证认为，该笔录不具有连续性，沈健2000年下岗，但并不能证明其没有积蓄，且该笔录中沈健提到其爷爷给了其2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该笔录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姜华与沈健依附于姜从伦经营，沈健没有经济能力。姜从伦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沈健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沈健经营的业务与姜从伦有业务关系，沈健通过经营木业有其他收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一审一致。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1.2017年10月11日姜从伦与沈健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是否有效；2.土地及房屋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一审判决姜从伦配合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是否正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是否有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1.本案中，姜从伦与沈健订立《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姜从伦自认其明知沈健与姜华感情不和,经常闹矛盾，姜从伦为了维护沈健与姜华之间的婚姻关系，姜从伦将案涉土地房产转让给沈健是其自愿行为。姜从伦陈述：“他两个（沈健与姜华）在这之前提出离婚，我是坚决反对，闹的不是一次两次是经常的”。因此，姜从伦认为沈健隐瞒了夫妻关系不和、准备离婚的事实，存在欺诈行为的上诉理由与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协议内容，姜从伦陈述：“他（沈健）把协议打好，让我签字，我也看到了，上面写的钱已付清，我并不是没看到，整个内容我都看了，所以说我签了字，这个事是真的”。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姜从伦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受到欺诈和胁迫，双方的买卖行为并不损害国家利益。2.本案中，姜从伦与沈健订立《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姜从伦与沈健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签订协议时姜华在场，知道双方买卖的事实，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名，事后并没有提出异议，且其与沈健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地产作出分割，可视为姜华对涉案《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的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在刘素莲诉沈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庭审时刘素莲到庭参加庭审，刘素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承认沈健于2013年向其转账的85万元系买地款，刘素莲未予以否认。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刘素莲认可买地款，该笔价款也是沈健直接转入刘素莲账户中的，说明刘素莲对涉案房屋及土地的买卖是知晓的，姜从伦认为刘素莲对《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不知情，也没有经过刘素莲认可，买卖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本案中，姜从伦与沈健订立《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时，沈健与姜华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姜从伦将其土地及房屋卖与沈健，其初衷虽然是为了维持沈健与姜华之间的婚姻关系，但是，离婚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姜从伦的善意行为虽然没有阻止沈健与姜华离婚，但不能据此认定沈健存在恶意霸占姜从伦财产的故意。由于出卖土地及房屋是姜从伦的自愿行为，其应当对自身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2017年10月11日姜从伦与沈健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二、关于涉案土地及房屋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一审判决姜从伦配合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是否正确问题。二审中，姜从伦提交了银行流水，拟证明2012年至2014年间沈健和姜华多次向其借款，沈健转账给刘素莲的85万元是沈健偿还之前的借款。本院经审查认为，沈健支付刘素莲85万元，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刘素莲及其代理人在（2020）皖04民终3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签字确认该款系买地款。姜从伦虽然提交了银行流水，但仅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密切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沈健银行转款85万元系偿还之前的借款。结合协议书120万元已付清的约定，本院对沈健已支付85万元合同价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对沈健主张其余合同价款是用销售货款予以冲抵的诉讼理由，本院认为，沈健虽然是淮南市森工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但其无权用公司销售货款冲抵个人债务，且其提供的销售货款单据没有明确是用哪笔货款冲抵的合同价款，双方没有以销售货款冲抵合同价款的合议，姜从伦对此也不予认可。故该销售货款单据不能证明其冲抵合同剩余价款的事实。因此，对沈健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由于沈健没有付清合同价款，对其要求姜从伦配合办理土地及房屋过户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姜从伦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原告(反诉被告)沈健与被告（反诉原告）姜从伦签订的《土地及房产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二、撤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被告（反诉原告）姜从伦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配合原告(反诉被告)沈健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驳回反诉原告姜从伦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沈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姜从伦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姜从伦负担11050元，沈健负担4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40元，由姜从伦负担5622元，沈健负担22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桂华雷审 判 员 王元元审 判 员 李 侠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倘余山书 记 员 许小玄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