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民终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住所地：运城市。 负责人：王晖，系该行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朝，山西大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亚琛，山西大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立哲，男198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泽，山西勇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晓刚，山西勇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负责人：季建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蔚溦，女，199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男，197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因与被上诉人韩立哲、原审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第3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浦发运城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文朝、邓亚琛、被上诉人韩立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泽、原审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蔚溦、张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盐湖区人民法院(2020)晋0802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韩立哲的原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韩立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且被告主体不适格。《合同法》第81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对韩大公司、韩韩公司的债权已经转由浦发银行太原分行给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且该债权转让已经经过公告，系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转让事实可见原审法院在一审程序中遗漏了重要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另外，债权转让后，本案抵押权人的权利依法均由第三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继受。被上诉人对于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已知道并清楚，但其仍将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列为原审被告，也显然错误。二、原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原因是韩大汽车公司出现严重违约情形，被上诉人韩立哲自愿提供新的抵押担保，不存在原判认定的“为了给韩大公司重新融资”的目的。1、事实经过简述如下：2016年1月20日，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大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约定授信额度金额为2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为2016年1月20日-2017年1月20日，额度可循环使用；同日，韩大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承诺以韩大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权证编号：运政国用(2013)第号）、房产（权证编号：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号）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6年1月20日至2017年1月20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2016年3月3日，就上述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2016年3月4日，韩大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韩大公司从被告处借款本金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3月4日-2017年3月3日，并约定利息、违约条款等事项。2016年11月，韩大公司提前还款。此时尚在2016年1月20日《融资额度协议》载明的额度使用期限内，前述《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也仍未届满，经协商一致，2016年11月17日，上诉人再次与韩大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从上诉人处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1月17日-2017年11月16日，并约定利息、违约条款等事项。当日，上诉人向韩大公司再次发放第二笔200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后，上诉人才得知，早在2016年2月19日，韩大公司就作为被告、被案外人解伟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至盐湖区人民法院，盐湖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对韩大公司等被告价值1600万元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民事保全措施。不仅如此，韩大公司在前述2000万元借款到期后也未能清偿本息。鉴于韩大公司出现上述违约行为，2018年3月16日，韩大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明确约定在先债权包括韩大公司已经逾期的2000万元借款，本融资协议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上述2000万元借款。同日，韩韩公司、韩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立哲分别与上诉人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韩韩公司以运城市关公像北运临路东侧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作为抵押、韩立哲以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房屋作为抵押物，为前述韩大公司严重违约的债务提供新的担保。2、正是由于债务人韩大公司违约在先，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有权要求借款人为前述债权提供新的担保。由此导致各方签订了2018年的《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来确认在先债权、以及为该在先债权另行提供抵押担保。根本不存在原判中认定的“为了给韩大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向被告申请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原判对合同签订目的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撤销。根据韩大公司2016年11月17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八条第8点（见该合同第14页）、十二条第1点、第2点（见该合同第17页、第18页）的约定，当借款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其重大资产被扣押、查封、冻结，或者未按期还本付息时，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另行提供经贷款人认可的其他担保。因此．韩大公司在2018年3月16日与上诉人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确认了双方之间的在先债权为韩大公司违约在先的2000万元主债权；韩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立哲（同时也是韩大公司2000万元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与上诉人协商一致后，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为债务人韩大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中，2018年3月16日所签订的实际上并未履行，在相关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最高额抵押登记时提交的是2018年5月14日所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前述《融资额度协议》与《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明确约定了韩立哲所担保的主债权中包括在先债权一一即韩大公司违约在先的2000万元贷款，同时，合同也明确约定了所担保的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最高不得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万元，很明显的，该在先债权数额已经等于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故当然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借款。由上述事实可知，不论是韩大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还是韩立哲与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目的均是确认主债权包括韩大公司已经违约的2000万元贷款，并按照合同约定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给前述在先债权另行提供抵押担保，根本不存在原判认定的所谓“为了给韩大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申请的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3、原审仅凭录音材料和证人韩建多的证言就认定本案2018年所签订的合同目的是所谓的“借新还旧”，显然是草率、错误的。一方面，从录音上分析，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形成于其起诉之后，且录音仅能证明韩立哲与上诉人就借款问题进行过协商，绝大部分内容系韩立哲个人主观陈述，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并没有任何承诺在韩大公司存在重大违约情形、重要财产被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情况下，仍为贷新还旧、继续发放贷款或增加授信额度的意思表示，且该录音与本案中合同约定内容是完全相悖的；同时，关于韩大公司借款及相关抵押担保事宜一直是由韩建民与银行沟通洽谈的，韩立哲此前并未参与，被上诉人提供的韩立哲的录音并不能证实上诉人通过让其“误以为是为了给韩大公司发放新的借款”“错误引导”其签订抵押合同，原审判决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撤销并改判。另一方面，从证人韩建多的证言来分析，该证人既是被上诉人韩立哲的亲叔叔，同时也是韩大公司、韩韩公司的工作人员，从其身份上来看，韩建多本人与本案具有极其密切的利害关系，其证言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从证言内容上来看，韩建多所作证言与事实严重不符，因此韩建多的证言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三、本案讼争合同中关于为在先债权提供担保的条款并非格式条款，该约定经过被上诉人韩立哲的签字认可，系合法有效的约定。原审将该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显属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的概念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有明确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由此可见格式条款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为了重复使用由一方预先拟定；二是订立合同时未经过协商。结合本案中的合同来看：2018年3月16日上诉人与韩立哲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9.6条明确约定：“1、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于2016年11月17日向韩大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00万元，到期日2017年11月16日，合同编号192;2、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韩大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签署的合同编号为19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贷款本金／授信余额。”该约定上有被上诉人韩立哲亲笔签字，捺印，显见是经过双方磋商并由韩立哲审阅、理解并认可的，这显然与格式条款的特征完全相悖，原审认为其为格式条款并认定条款无效显属错误。不仅是《最高额抵押合同》，在2018年3月16日韩大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中也以手写方式书面约定前述条款，韩大公司在该约定上加盖了公章，被上诉人韩立哲作为韩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署前述合同时对该约定显然是明知、清楚且认可的，该约定显然也并非格式条款。从以上两点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本案的在先债权进行了明确的、具体的约定，而被上诉人韩立哲在签署合同时明知其是为了韩大公司已经违约的2000万元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抵押担保，该约定并非“格式条款”。四、本案讼争抵押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不存在解除事由。即便本案债务存在其他担保，也是其担保人自愿提供并签订了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的。同时，我国法律并不禁止抵押物价值高于被担保的主债权，因此本案讼争的抵押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解除事由。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并改判。 韩立哲答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被告主体适格。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8民终1080号民事裁定书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经详细写明了被告主体适格的具体理由与法律依据，答辩称认为该部分说理充分，法律依据充足，故被告主体适格。二、原审法院关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认定正确，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民事诉讼活动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裁判，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都应当提供证据来予以证明，关于签订上述两份合同的合同目的认定问题，答辩人提交有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行工作人员、运城分行工作人员谈话录音，该谈话录音内容可以证明答辩人签订上述两份合同的目的，能够证明答辩人的主张，对于待主张的事实，应当以相应的证据来证明，现答辩人提交了证据证明，若被答辩人对该事实有异议，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而在本案几次庭审中，被答辩人均未提交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对于签订该两份合同的目的应当以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来证明的事实为依据。其次，对于合同签订目的要以合同所有内容来综合认定，一般有名合同从合同名称就能看出合同签订目的，在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中第一部分一般条件和条款部分有明确约定：客户应在额度使用期限内向融资行提出申请使用融资额度，并且从被答辩人发放贷款先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的操作程序也可认定2018年签订的协议必定也是为了融资借款，而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作为同日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的从合同，当然是为了主合同服务的，主合同目的是为了融资借款，那么从合同当然是为了主合同目的的实现而设立的。三、原审法院认定格式条款正确，认定该条款无效也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判断是否属于格式条款，除了要考虑是否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还需考虑在签订合同时，相对方有无更改合同内容的权利，很显然，答辩人签署的合同内容并没有经过答辩人修改，而是由被答辩人直接提供过来合同，按照被答辩人的指示在相应位置书写相应内容，在特定位置加盖公章，对于整个合同内容并没有签订合同前的磋商过程；也就是对于合同内容，答辩人完全没有任何权利修改，完全是由被答辩人自己书写拟定的，认定为格式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基本事实。另在被答辩人上诉状陈述的事实部分第二条第三项称“关于韩大公司借款及相关抵押担保事宜一直是由韩建民与银行沟通洽谈的，韩立哲此前并未参与”，这一陈述显然也能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格式合同的法律认定正确。四、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在《民法典》中也规定有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本案中，被答辩人已得到了足额的债权担保，以采用其他手段使答辩人与其签订的抵押合同已经明显超出了债权额，若继续以答辩人的不动产设定抵押，则明显不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基于以上四点，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0日，案外人韩大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约定：融资额度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使用期限为2016年1月20日至2017年1月20日。担保人为韩大公司、韩建民、李淑玉、韩建多、兰淑琴、韩立哲、许敏。 2016年1月20日，韩大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主合同债权人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债务人为韩大公司，抵押的财产为：韩大公司所有的位于运城市圣惠南路300号土地证号为：运政国用（2013）第号的土地及房产证号为：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号的房产。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6年1月20日至2017年1月20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所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万元整为限。2016年3月3日就上述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6年3月4日，韩大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期限为自2016年3月4日至2017年3月3日。该合同签订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6年3月4日向借款人韩大公司发放了2000万元借款，而韩大公司已于2016年11月16日提前向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偿还了该笔借款。该笔借款偿还后，借款人韩大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运城市圣惠南路号土地及房产并未被解押，而是经韩大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协商，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1月17日再次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韩大公司第二次从被告处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16日，该笔借款的用途是向案外人运城市不奇商贸有限公司购买帕萨特轿车及车辆配件。该笔借款韩大公司仍以位于运城市圣惠南路号土地及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按韩大公司的指示将该笔借款支付给运城市不奇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到期后，韩大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 2018年3月16日，韩大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再次签订一份《融资额度协议》，约定：融资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使用期限自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担保人为韩立哲、山西韩韩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市韩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担保方式抵押。 2018年3月16日韩韩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主合同债权人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债务人为韩大公司，抵押财产为位于运城市关公像北运临路东侧，证号为运政国用（2009）第号土地及该土地上证号为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0号的房产。抵押财产中土地价值人民币741万元，房产价值人民币1863.33万元，最终以实现抵押权时的价值为准。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2018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万元为限。双方约定其他事项：1、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6年11月17日向韩大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00万元，到期日2017年11月16日，合同编号192；2、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韩大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署的编号为19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贷款本金/授信额度；……。 2018年3月16日原告韩立哲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主合同债权人为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债务人为韩大公司，抵押财产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3号楼2902号，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号房产。抵押财产价值为人民币2286万元，最终以实现抵押权时的价值为准。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16日止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万元为限。双方约定其他事项：1、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包括：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6年11月17日向韩大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00万元，到期日2017年11月16日，合同编号192；2、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韩大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署的编号为19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贷款本金；3、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于2018年5月14日在运城市签订的合同编号为ZD192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北京市房地局的制式合同文本，此合同目的仅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或抵押权预告登记之用的，不作他用。 又查明，原告韩立哲与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了《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用于办理原告韩立哲提供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产的抵押登记，约定：债权确定期间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双方在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办理了抵押登记。后原、被告双方又于2018年5月14日再次签订了一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将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债权确定期间变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将担保范围变更为：1、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自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16日期间与韩大公司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并用该份合同重新办理了抵押登记。 还查明，2018年6月19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太原分行）（甲方）与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乙方）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转让债权清单中有13户债务人，其中包括韩大公司，该公司未偿还本金19995263.74元。2018年10月19日，双方就该笔贷款签订一份单户债权转让协议，编号：TY2，协议载明：“一、甲方将其对借款人[韩大公司]的[192]合同项下的1笔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利息、收益转让给乙方。截止2018年[5]月[15]日，该笔债权项下未偿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9995263.74元]。具体债权金额见本协议所附《分户转让债权清单》。二、本协议所转让债权的收益和风险转移点为2018年[6]月[19]日，此后所收回的收益归乙方所有。”对上述债权转让行为以及债务催收，浦发银行太原分行与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省分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在山西经济日报进行了公告。 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审理中提交2018年10月19日本院作出的（2016）晋0802民初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韩大公司应对案外人15200000元的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后被告韩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10月8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8民终116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与韩大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由原告韩立哲用其所拥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的房产，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形式对该《融资额度协议》中的融资额度金额2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现原告因被告未按《融资额度协议》约定向韩大公司发放融资款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该抵押合同，并为原告提供的抵押房产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对此，被告浦发银行运城分行提出抗辩称，原、被告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仅是作为在北京市房地局的制式合同文本，该合同目的仅为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所用，不做他用。该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应以原、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准。而原告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是原告自愿给被告于2016年11月17日向韩大公司发放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00万元，也就是韩大公司的在先债权追加新的担保，且韩大公司在被告处本身就存在2016年11月17日的2000万元在先债权，被告不可能再向韩大公司发放新的借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为何？首先，原告提供的与被告方负责该笔业务的工作人员张荣等的谈话录音、证人韩建多的证言、2018年3月16日的《融资额度协议》及2018年3月16日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韩大公司于2016年11月17日在被告处有一笔2000万元借款已逾期未偿还（也就是被告所称的在先债权），被告的工作人员与韩大公司及原告协商给韩大公司重新授信融资2000万元，而新的借款用途就是为了偿还已到期的在先债权。为此被告工作人员要求韩大公司为新的借款提供新的担保，这才出现了原告为给韩大公司重新融资，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事宜。既然合同中约定2018年3月16日的融资额度2000万元，本身就是为了归还韩大公司在被告处的在先债权，又何谈为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担保一说；其次，被告称因为韩大公司的在先债权已经有2000万元，2018年3月16日的《融资额度协议》的融资额度金额也是2000万元，所以被告根本不可能再向韩大公司发放新的借款，原告也就不可能是为新的借款提供担保。但被告此说法，与其工作人员在与原告的谈话录音中所说的，要给韩大公司审批新的借款用于归还已到期的借款，并要求其提供新的担保的内容相悖，况且既然被告根本不可能再给韩大公司提供新的融资，又为何与其再次签订《融资额度协议》，并要求原告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被告的种种行为让韩大公司及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能为韩大公司发放新的借款；再者，被告称因韩大公司之前提供的担保物，发生诉讼案件，担保物存在瑕疵，所以被告有权要求韩大公司提供新的担保。被告按合同约定让韩大公司为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担保本无可厚非，但不能通过让韩大公司及原告误以为被告是为了给韩大公司发放新的借款的方式，利用原告作为韩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急于归还已逾期的2000万元借款的迫切心情及金融机构作为较强势的一方，错误的引导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通过让原告签订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加重原告的合同责任，被告的行为违背了民事诉讼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原告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目的，仅是为了给韩大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向被告申请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而合同中有关为在先债权提供担保的条款，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对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未明确告知原告亦未对该条款的内容予以解说，应认定该条款无效。现被告已不可能按2018年3月16日韩大公司与被告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向韩大公司发放新的借款，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目的亦不能实现，故对于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协助原告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抵押权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 一、解除原告韩立哲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分别于2018年3月16日、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二、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协助原告韩立哲办理解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的房产（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号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三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3月16日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第二部分“商业条款（融资额度）”中约定，融资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额度适用期限自2018年3月16至2021年3月16日止。具体适用融资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等，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利率按分行相关规定执行，单笔业务最长期限为12个月。其他约定事项：……。2、本合同主债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签署的合同编号为19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贷款本金／授信余额。”针对该《融资额度协议》，当事人并未签订使用额度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韩立哲一审诉讼请求为解除其与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于2018年3月16日、5月14日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协助其办理相关手续，该合同的主体为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及被上诉人韩立哲。被上诉人韩立哲基于该合同提起诉讼，上诉人浦发银行为该合同一方当事人，其作为原审被告主体适格。被上诉人韩立哲并未对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太原分行转让给原审第三人东方资产山西分公司的债权提起诉讼，故本案程序合法，并未遗漏当事人。 2018年3月16日，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中具体约定了适用融资品种为贷款，明确了贷款金额、利息、期限及用途，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偿还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分行签署的合同编号为19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贷款本金。基于该《融资额度协议》，同日，被上诉人韩立哲与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5月14日，被上诉人韩立哲又与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被上诉韩立哲以自己房产为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该《融资额度协议》中的债务提供担保。之后，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与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并未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并未发放，该《融资额度协议》中约定的借款并未发生。同时依据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就该协议签订的具体工作人员张荣、浦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韩立哲的录音证据以及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双方的约定，能够证明2018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是基于给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新的贷款偿还包括但不限于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7日借款。现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并未按该合同约定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融资额度协议》合同目的并未实现，而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与被上诉人韩立哲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系《融资额度协议》的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在主合同未实际履行，合同目的未实现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韩立哲请求解除其与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签订的《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于法有据。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认为与被上诉人韩立哲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对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对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享有的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担保。但就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对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协议内容系流动资金贷款，用途是包括但不限与偿还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对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在先债权。该《融资额度协议》内容是给案外人运城市韩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新融资，融资目的是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在先债权，故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称被上诉人韩立哲与其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系为在先债权提供新的抵押担保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上诉称讼争合同中为在先债权提供担保的条款并非格式条款，应有效的问题，因本案所涉及的主合同《融资额度协议》并未履行，约定的贷款并未发放，合同目的未实现，被上诉人韩立哲请求解除担保合同理由成立，对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的该项上诉理由已无实际审查意义。 综上所述，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浦发银行运城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军 审 判 员  陶佩林 审 判 员  解和吉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奕璇 书 记 员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