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1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市沾化区益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金海六路（冬枣博物馆西侧停车场）。法定代表人：孙吉祥，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牟金双，女，199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系孙吉祥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日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经济开发区富源四路与恒业四路交叉口以东400米。法定代表人：彭国锋，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磊，山东沾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滨州市沾化区益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日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科橡塑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21）鲁1603民初1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21）鲁1603民初1390号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有误。1.根据上诉人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与被上诉人日科橡塑公司项目招标文件中，明确约定日科橡塑公司将两个厂区的仓库货物以及来厂成品料和辅料的装卸服务及包装袋内袋套袋进行竞价。可以明确日科橡塑公司将该两厂的货物装卸、码垛、内袋套袋等服务全部外包给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该项工作应当有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负责完成，但日科橡塑公司自2020年3月份开始，在未告知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情况下自行实验用机械进行装卸，从未与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进行协商。实验成功后，日科橡塑公司大量用机械叉车进行装卸，直接削减了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装卸量，将本来外包给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装卸量由自己独自完成，日科橡塑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签署《劳务外包合同》的本意，属于根本违约。2.根据《装卸劳务外包合同》第二条业务范围的规定以及招标合同文件的记载。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外包的业务中明确包含内袋套袋的服务，但日科橡塑公司直接将这一项目取消。通过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提交的2020年一厂以及二厂的装卸统计表可以显示，自2020年6月下半旬，日科橡塑公司直接取消了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内袋套袋服务。日科橡塑公司不但减少了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外包数量，更减少了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外包项目。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出任何说明。3.一审法院对于《装卸劳务外包合同》规定“乙方（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原则上必须保证每天有5-8名厂区固定装卸人员（可根据当天具体的工作量合理安排，原则上人数能确保甲方当天工作的顺利完成）”的认定有误。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必须每天保证5到8人的固定装卸人员，在此范围内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可以做弹性的合理安排。事实上，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每天都安排超过5人的装卸人员，不但完成合同约定的任务，还帮忙完成合同以外的零活。日科橡塑公司改变装卸方式后，日科橡塑公司的成本从未降低，因为根据合同，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减少人员属于违反合同约定，需承担违约责任。4.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曾三次向日科橡塑公司提出异议，要求对日科橡塑公司擅自变更装卸方式的情况作出重新协商，但日科橡塑公司都是蛮横的回复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可以不干。日科橡塑公司利用强势地位，在损失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利益的基础上，减少自身的消耗支出，明显属于显失公平。综合以上，日科橡塑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减少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劳务外包的项目，减少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收入，且仍旧要求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按照原合同履行自身义务，不降低成本，给益民人力资源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日科橡塑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当事双方签订的《装卸劳务外包合同》约定合同业务范围为“乙方（即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为甲方（即日科橡塑公司）提供装卸、码垛、内袋套装等服务”。甲方义务中仅约定了“1、负责为乙方装卸作业工具及装卸设施；2、确保货物在不影响甲方声誉及利益的前提下由乙方装卸。”并没有上诉状中陈述的明确将货物装卸、码垛、内装套袋等服务全部外包给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但日科橡塑公司事实上也没有将以上业务外包给其他人，没有影响到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的利益。同时合同中约定甲方（即日科橡塑公司）义务仅为以上两条，且日科橡塑公司没有任何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二、日科橡塑公司减少内袋套袋服务是根据生产产品需要产品需求做出的，出厂的新产品不再需要内袋套装，不能强制要求因乙方服务而在不需要内袋套装的情形下多余支出上产生产成本及工艺。同时合同也没有明确要求我方的产品必须要内袋套袋，只是约定内袋套袋业务由上诉人服务。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在不影响甲方（日科橡塑公司）的声誉及利益的前提下由乙方（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装卸”，日科橡塑公司根据新产品的特性不再需要内袋套袋，不违反合同约定。三、合同约定的乙方（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义务第3项中原则上每天保证5-8名装卸人员是乙方的义务，是为了保证乙方顺利完成装卸任务，并非甲方权利。况且乙方可以根据工作情况增减人员，不能据此向我方主张违约责任。四、2021年1月15日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出具的说明，合同期间届满，双方解除合同，双方未再续约，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在合同解除说明中未提及日科橡塑公司有任何违约行为，且认可无拖欠工人工资、社保、合同欠款等情况。证实双方合同履行完毕后，再无牵扯。且根据合同第六项保密说明第五款，合同到期后若无任何异议甲方将无息偿还乙方装卸风险保证金。为此合同到期后，日科橡塑公司沟通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无异议后，依约履行了退还保证金的义务。双方并无争议。之后，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提起诉讼，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应依法驳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损失283861.28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与被告日科橡塑公司签订了《装卸劳务外包合同》，双方约定，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为日科橡塑公司提供劳务的时间是：自2020年3月2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劳务范围为：装卸货物、货物码垛、货物包装袋内袋套袋等服务，劳务费支付标准为：货物装卸每吨6.8元、货物码垛每吨3元、包装袋内袋套袋每条0.05元，劳务费结算方式为：依照双方确认的每日完成劳务量按月支付，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相关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现日科橡塑公司已按约定将劳务费支付给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以上劳务合同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装卸劳务外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原告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认为因劳务量大幅减少，给益民人力资源公司造成损失，属日科橡塑公司违约，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主要理由是：第一，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了各项劳务的单价，即按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完成的劳务量（吨数、条数等）计算劳务费，合同并未约定日科橡塑公司所需提供劳务的总量；第二，合同约定：“乙方原则上必须保证每天有5-8名/厂区固定的装卸人员（可根据当天具体的工作量合理安排，原则上人数能确保甲方当天工作的顺利完成）”，该约定的真实意思就是要求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确保完成当天的劳务量，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并可根据当天的劳务量增减劳务工作人员，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认为每天必须安排5-8人的辩解不能成立；第三，在合同履行期间，日科橡塑公司并未将涉案劳务再外包给第三方，日科橡塑公司所需提供的劳务项目均由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按约定完成；第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并未及时就因劳务量减少而影响收益的情况与日科橡塑公司协商或采取其他手段变更或解除劳务合同，而是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提起了本诉讼。综上，日科橡塑公司在涉案合同的履行中不存在违约行为。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滨州市沾化区益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9元，由原告滨州市沾化区益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提交证据1，益民人力资源公司3月份至12月份的工人工资以及工资合计共计11页，欲证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在2020年3月份至12月份的工资发放的情况。工资明细中可以证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3-6月份在日科橡塑公司处工作固定的员工在20人左右，人数最低的月份为每月10个人。符合《装卸劳务外包合同》第三条（4）第3项的规定。由于后期日科橡塑公司取消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套袋服务，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减少了套袋人员。其余装卸人等其他人员均未减少。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当年只承接了日科橡塑公司这一个业务。证据2-1，滨州市沾化区益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四张，欲证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为派驻到日科橡塑公司工作的员工投保的人身保险服务费。证据2-2，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欲证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在2020年的工人工资的支出与证据1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每月派驻到日科橡塑公司处工作的员工人数以及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每月所支出的相应成本费用，日科橡塑公司单方取消或减少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套袋以及装卸货服务，仍要求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不低于5-8人的工人。证据3，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吉祥2020年微信账单，欲证实2020年3月份12月份支付的工资共计118523.29元。这部分的工人属于临时性工作，费用都是现结，不存在固定的工资。证据4，日科橡塑公司在招标时给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提供的招标文件共计9页，欲证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与日科橡公司签订合同时，虽没有明确具体要完成的劳务工作总量，但是在日科橡塑公司装卸劳务项目招标文件第三项竞标项目说明中有明确说明。其中外包工作内容明确详细，并不是日科橡塑公司在一审中所说的以安排装卸单为依据的工作量为准结算费用，并且在我公司竞标结束和正式履行合同以后就有计划的对合同主体工作内容做出较大调整，但对方均没有对我公司有任何方式的通知沟通协商。同时日科橡塑公司虽然没有将装卸套袋等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但是作为甲方擅自改变装卸车方式（日科橡塑公司自己的工人用机械叉车取代人工装卸）和直接取消套袋等工作，也违反了外包合同的最初要求，使得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蒙受巨大损失。证据5，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吉祥与日科橡塑公司员工贾树林、王尉尉、高鹏、郑秀路的聊天记录以及重新商议申请书共计18页，欲证实日科橡塑公司的员工贾树林电话通知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并发送了重新商议的申请书以及书面材料，说明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与日科橡塑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就价格的调整，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曾在2020年4月份、7月份、10月份、12月份四次向日科橡塑公司提出调整价格或者重新竞标的建议。日科橡塑公司回复不同意商议，按原合同执行。在与郑秀路的聊天当中，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也明确表达对双方合同的履行存在争议。日科橡塑公司要求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书写双方不存在争议的书面说明，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未同意就无争议事项进行书写，但日科橡塑公司以不按照公司要求书面说明不退还5万元押金为由，迫使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不得已出具了对方规定的说明，才将合同履行的押金5万元退回。证据6，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滨州市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和装卸劳务项目招标文件中2019年装卸参考数据共计4页，欲证实在一审中日科橡塑公司对装卸量减少的原因归结为3-6月份是销售旺季，7-12月份是销售淡季，在日科橡塑公司装卸劳务项目招标文件中第六项2019年参考数据中明确了每个月的具体的装卸工作的详细数量单价和总费用，通过2019年度7-12月份的数据分析，并未反映出7-12月份是销售淡季的问题，反而7-12月份的数据超过了3-6月份的装卸数量和总费用。同时在滨州市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证明当中，孙吉祥本人也曾在2015年-2019年9月都在日科橡塑公司工作多年，曾在品管部工作，主要负责所有原辅料和成品发货数据监测，我方也不能同意日科橡塑公司说法。如果按照日科橡塑公司说法，那我方怀疑对方提供的招标参考数据有造假嫌疑，故意提供虚假数据诱导我公司以较低价格参与竞标并中标，希望对方能够给出合理解释说明并提供证据。被上诉人日科橡塑公司质证称，首先，以上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开庭之前，应在一审中提交，二审中不应以新证据作为定案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是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单方形成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同时，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给日科橡塑公司提供的说明中已经明确，日科橡塑公司并不欠任何劳务费或欠款，故此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关联性及真实性均有异议。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给我方提供的说明中也已明确不欠任何社保费用，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同时，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吉祥的微信支出不能证实其在证据说明中的问题，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给我方提供的说明中也确认我方不欠任何工人工资，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与日科橡塑公司就本案的劳务合同签订了内容具体的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履行义务，权利、义务的确定应当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提交的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也没有任何的证明力。对证据5的真实性及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与日科橡塑公司均是独立存在着实体法人企业，变更合同应当由双方签订新合同或补充协议来完成，而不是由员工私下协商，日科橡塑公司也没有授权任何一个员工就涉案的合同与对方进行协商，故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没有证明力，也与本案无任何关系。对证据6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同时，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提供的说明中也确认日科橡塑公司不欠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任何工人工资及社保费用，故该证据没有证明力。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该证据系上诉人益民人力资源公司自行制作，对于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无法显示账单上的转账均系支付工资，不能证实其主张，与本案争议问题亦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双方已就本案的劳务问题另签订了内容具体的合同，应按照双方签定的合同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6中孙吉祥的滨州市社会保险缴费明细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装卸劳务项目招标文件中2019年装卸参考数据真实性不予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日科橡塑公司是否违反双方签订的《装卸劳务外包合同》，构成违约。上诉人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与日科橡塑公司签订的《装卸劳务外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现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称日科橡塑公司削减其工作项目，构成违约，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日科橡塑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涉案合同中未规定益民人力资源公司需要提供的劳务总量，仅约定了各项劳务的单价，计算劳务费时按照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所提供的劳务总量计算，因此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主张日科橡塑公司削减其劳务工作量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涉案合同中约定的“乙方原则上必须保证每天有5-8名/厂区固定的装卸人员（可根据当天具体的工作量合理安排，原则上人数能确保甲方当天工作的顺利完成）”旨在明确益民人力资源公司在保证完成当天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增减劳务工作人员，并非益民人力资源公司所理解的每天必须安排5-8人在工作岗位。益民人力资源公司称在合同履行期间，曾要求与日科橡塑公司针对相关情况进行协商，但其提交的证据仅显示向日科橡塑公司提交过“装卸工作重新商议申请”，不能证实双方实际进行过协商，此后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也未采取其他方式要求解除涉案合同，至提起诉讼时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因此，日科橡塑公司在履行涉案合同期间无明显违约行为，益民人力资源公司主张日科橡塑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损失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滨州市沾化区益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58元，由上诉人滨州市沾化区益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顺江审 判 员 吴金魁审 判 员 王 琳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 刘如月书 记 员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