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09民终3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新芝，女，197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先锋，男，196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杨新芝之夫。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利，河北铭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骅市羊二庄明星模板租赁站，住所地：河北省黄骅市羊二庄镇东花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983MA08L3NC1X。经营者：赵春芳，该租赁站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英，河北兴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新芝、王先锋因与被上诉人黄骅市羊二庄明星模板租赁站（以下简称明星模板租赁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20）冀0983民初3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新芝及二上诉人杨新芝、王先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利，被上诉人明星模板租赁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上诉人杨新芝、王先锋的上诉请求：一、撤销黄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983民初31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返还上诉人超送的钢管13408米；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存在多项错误或遗漏。1、三批租赁钢管2925根共计9770.5米，上诉人已经退还。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2015年10月21日、11月6日和2016年1月4日，经营者赵春芳的丈夫张忠民分别出具的三张《租赁产品退还单》复印件，证实该三批租赁钢管2925根共计9770.5米，已经退还。赵春芳当庭否认该事实，称这三张退还单是张忠民“写着玩的”。查阅先前羊二庄法庭审理本案时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其当时陈述：“庭下经过和我丈夫张忠民再三核实，张忠民说，这三张单据中张忠民的签字确实是张忠民所签。但该三张单据并未实际退货，是张忠民和杨新芝联系，杨新芝说要退还钢管，张忠民提前把退单写好之后，准备给杨新芝的。结果，后来杨新芝一直没退货，就没给她。”审判员询问，复印件是怎么到上诉人手中的，其回答说，是杨新芝来对账没带票，要求复印一份，结果印错了。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明显虚假：其一，两次陈述自相矛盾。询问笔录中说，这三张退单是张忠民在杨新芝表示退还租赁物的情况下，提前准备好的。而本次庭审中则称，是“写着玩的”。其二，“提前准备”之说有悖常理。从三张退单的内容看，所涉及钢管的规格有四种，数量也各不相同，且八个数字中有七个是具体到个位数的，不是整数。杨新芝在电话中不可能将拟退还的钢管说得这么具体、详细。显然，这些数字是被上诉人对杨新芝所退还钢管进行逐一清点后形成的。况且，三张退还单落款时间各不相同，相差近两个半月。完全相同的个性化事实情节先后重演三次，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其三，复印错误之说不合情理。既然是双方约好对账，杨为什么不携带相关资料？如果是被上诉人提供对账凭证复印件，供上诉人回单位核对，则必然提供全部的或者是某一阶段的凭证，肯定是要逐一查看以确认其相关性的，不可能不经查看而随意提供。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明显是不可采信的。既然，被上诉人负责人对该三张退单复印件的真实性已经确认，则上诉人已将该三批钢管退还的事实则是应予确认的。2、2015年7月6日、12月30日和31日、2016年6月19日四份退还单、存放单均应予以认定。2015年7月6号，贾莲签字的退货单，钢管6米的400根，计2400米，扣件1500个，已退回。原审庭审时，赵春芳以贾莲没有把货拉回租赁站为由提出抗辩。贾莲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她把货拉去哪里，上诉人没权利、也没必要过问，完全是被上诉人内部事务。需要说明的是，贾莲是租赁合同签字人之一，她签收的退货单理应代表租赁站。12月30日和31日存放钢管450米，在羊二庄法庭审理本案时，被上诉人已承认此两份退货单真实有效。2016年6月19号退货单，双方都承认有25根顶丝存放的事实。单字右上角“存放25根50公分顶丝”一句话是张忠民亲笔书写的。3、标注时间为2015年10月20日的两张“提货单”是双方对缺陷钢管规格、数量进行确认的凭证，不是提货单。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这就是两张普通的租赁物交接单，与其他提货单没有区别。令人不解的是，文字多的一份“提货单”，被上诉人所持文本与上诉人所持文本的关键内容却不一致—上诉人文本中产品名称栏标注文字为“抽查钢管”和“11月1号”，租赁单位名称、施工地点和年月日栏目均未填写；被上诉人文本产品名称栏标注为“钢管”，租赁单位名称、施工地点和年月日栏目均填写了具体内容。更令人不解的是，两文本第一行手写字，都不是上下两联叠加在一起通过复写方式一次性形成的；而记载缺陷钢管规格、数量的全部文字则是两联叠加在一起一次性书写完成的。足见，这两联文本经过了至少三次书写：第一次，是在上诉人工地，双方对缺陷钢管清点确认后，通过叠加复写方式完成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书写人分别在原上诉人所持文本上书写了内容不同的第一行字，并在被上诉人所持文本上填写了租赁单位名称、施工地点和年月日。因此，通过叠加复写方式形成的文字是双方无争议的，其真实性可以确认。而这些文字记载的是双方对缺陷钢管规格和数量的确认结果，与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是完全吻合的。对于第一行和抬头处手写阴阳文字，不必推测其之所以互不相同的原因，但其违反上下两联叠加复写的正常做法是肯定的。对此，被上诉人并不能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更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故，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是不能成立的。文字少的一份“提货单”虽然不存在上述阴阳文字情形，但与文字多的一份存在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共同问题，就是其所标注的时间是在上诉人停工期间（停工期有其他两家租赁站报停单和2015年6月23日张忠民签署的《租赁产品退换单》予以证实）。作为工程施工人，其租借钢管等租赁物是用于施工的，不施工而租借大批租赁物显然是有悖常理的。因此，上诉人关于此两份“提货单”的陈述是可信的，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存在多种令人费解的悖谬之处，不应为法庭所采信。4、双方存在“冬季或停工时报停”的约定，报停期间不计算租金。实际情形是，双方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进行修改后，上诉人发现第七条文字未按照双方已经达成的修改共识作相应修改，遂打电话给张忠民，张表示，让上诉人在自己的文本上自行修改，其在所持有文本上也作相应修改。这样，上诉人即在自己所持文本上作了修改。对此情节，被上诉人提供的张忠民于2015年6月24日签署的《租赁产品退还单》和2015年3月26日、2015年3月30日两份《租赁产品提货单》足以印证。这三份租赁物交付凭证的右上角均标注有“X年X月X日报停”的字样。既然这些租赁物交付凭证是由被上诉人持有的，则这些标注文字即是由被上诉人书写或者经其同意书写的。虽然其后来将这些标注文字涂抹掉，但其在书写当时已作出同意报停的意思表示的事实是无法更改的。很显然，这是对上诉人所持合同文本第七条修改内容的履行行为。足见，上诉人的事实主张真实无误，是足以认定的。5、两万元租金付款流水和两万元租金收据不是同一标的，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先后支付的两笔租金。这两份证据显示，流水与收据形成时间不同，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标的物为同一笔款项的情况下，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认定为系上诉人分别支付的两笔租金应当是理据充分的。被上诉人提供其母亲住院治疗的病历资料和所谓“护士”的书面证言，借以证明收据所标注时间并非真实时间。其证明目的并不能成立：其一，“护士”并未出庭作证，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认定。退一步说，即使“护士”身份真实，其也最多只能了解其本人当班时的情况；且其面对的不只是一两位患者，哪位患者的某一陪护人何时在、何时不在，不是其应关注的事情，更不可能精心观察，也不会准确记忆。况且，天津到黄骅羊二庄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即使是赵春芳当时确实陪护其母亲，也不排除其随时可能抽出半天时间回羊二庄处理生意或其他事务，没有证据证明对其母亲的陪护不可以由其他亲友临时替代。其二，倘若如被上诉人所述，收据所标注时间不是书写时的时间，按照常理，则该时间应当写成实际收款时间。被上诉人主张收据所对应的是上诉人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两万元租金，那么，这个时间就应当是银行转账时间。事实上，收据标注时间既不是银行转账时间，也不是书写时间。如此，该“虚设”时间就无法找到合乎情理的答案了！因此，双方所争议的款项应当认定为分别支付的两笔两万元。二、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质证休庭后提出反诉请求，不超过法定期限，原审法院应当受理。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质证休庭后提起反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因技术错误而向被上诉人超交的脚手架钢管13408米。法庭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未予受理。上诉人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上诉人提起反诉的期限至法庭辩论终结；即使是依照证据规则的规定，也应当届至举证期限届满，也即本案全部证据质证结朿时。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反诉应当依法受理。鉴于上述情形，请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明星模板租赁站辩称，一、被上诉人一审提供了提货单和退货单，除了被上诉人提供的单据，上诉人所提供的其它退货单都不具有真实性。二、本案上诉人给付了被上诉人3万元的租赁费，并非6万元。1、2015年12月19日给赵春芳丈夫张忠民转款2万元。赵春芳在2015年12月31日开具了2万元的收据，并非上诉人所述的在12月31日又给付了2万元现金。收条中明确说明了该条是后补的，并且2015年12月31日赵春芳在唐山，其婆婆在唐山住院，赵春芳陪护，其不可能在租赁站收到上诉人的现金。所以，上诉人所诉是虚假的。2、2016年4月15日给张忠民转账1万元，4月27日出具的收据。上诉人称4月27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供货时在工地又给了1万元现金不是事实。4月27日已经不再供货，并且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中也没有4月27日的提货单，由此也说明上诉人陈述的虚假性。三、双方争议的2015年10月20日的单据是提货单并非抽查单。抽查单应该是由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而不是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另外提货单中有上诉人雇佣人员井庆文签字，并且被上诉人提供的提货单中没有标明抽查二字。这张单子货物是证人赵金来送去的，赵金来也出庭证明了送货的事实。四、一审中，上诉人并未在合理的期限内提起反诉并交纳反诉费用，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称多退还30多万元的物品在近四年的时间内不主张权利，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请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明星模板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明星模板租赁站与杨新芝订立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杨新芝支付租赁费159672.96元，并返还剩余租赁物钢管2518米、扣件985个、70公分顶丝800根、50公分顶丝25根；自2017年1月1日计算延期付款利息至还清之日，标准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诉讼费由杨新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0日，明星模板租赁站（甲方）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河北圣基建设集团（乙方）签订《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约定由杨新芝租赁明星模板租赁站的钢管等物资，双方就租赁价格、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一并进行了约定，合同甲方落款处有明星模板租赁站加盖的公章及张忠民的签字；乙方落款处有王先锋及杨新芝的签字、捺印。明星模板租赁站主张其已按合同约定提供了租赁物钢管等材料，但杨新芝、王先锋至今仍有159672.96元租赁费未付。明星模板租赁站主张，2015年3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杨新芝、王先锋在明星模板租赁站处租赁钢管、扣件、顶丝等，租赁费共计189672.96元，已付30000元，剩余159672.96元租金未付，并且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尚欠钢管2518米、扣件985个、70公分顶丝800根、50公分顶丝25根未还，且自2016年12月31日后明星模板租赁站应该付款，而未付款的部分应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延期付款利息。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明星模板租赁站提供以下证据：1、38张提货单。明星模板租赁站提供30张，剩余8张有7张提货单和1张退货单，均在原审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2、退票20张；3、所欠租赁费总明细单一份及每月明细单各一份。对于以上证据，杨新芝、王先锋质证称：1、对38张提货单中的36张提货单无异议，但对其中没有2015年10月20日506米钢管的票据和2015年10月20日500根的提货单不予认可，因为10月20日，工地正处于报停期间（有其他两个租赁站出具的报停记录），不可能发生租赁行为；且2015年10月20日杨新芝、王先锋并未提货，因为明星模板租赁站提供10月20日的提货单有几处都是后来填写的，与原来笔迹明显不一样。且500根的提货单应为抽查结果，而非真正的提货单。2、对20张退货单无异议，在原审案件中明星模板租赁站还当庭承认了3张退货单。3、对租赁费结算单有异议，因为没有报停，且已支付了6万元的租赁费，并非明星模板租赁站所称3万元。对此明星模板租赁站称，10月20日的两张提货单中有井庆文的签字，而井庆文系杨新芝、王先锋雇佣的工作人员；对于杨新芝、王先锋称500根的提货单应为抽查的主张，不予认可，证人赵金来在（2017）冀0983民初4159号案件中有出庭作证的笔录可以证明，该500根的提货单是赵金来送去的，系杨新芝、王先锋租赁，并非抽查。因双方对提交的提货单、退货单及租赁费用的计算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明星模板租赁站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沧州骅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计算参数为：按照设备清单分类分段计算，计算期间自租赁开始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租赁标准为钢管类0.01元/天/米，扣件类0.008元/天/个，竹板类0.03元/天/个；计算结果为：钢管类租赁费135405.26元，扣件类租赁费53479.75元，顶丝类11900.25元，共计租赁费200785.26元；钢管类剩余2853.5米，扣件类剩余960个，顶丝类剩余825个。鉴定费5000元。关于租赁金额的问题，明星模板租赁站主张租金共计189672.96元，扣除已支付的3万元，杨新芝、王先锋尚欠租金159672.96元。杨新芝、王先锋称其已支付了6万元，两份银行转账张明和两张现金收据证据均在（2017）冀0983民初4159号案件的原审卷宗中，分别为2016年4月15日转账给张忠民1万元，2015年12月19日转账给张忠民2万元，2015年12月31日收据是2万元，2016年4月27日收据是1万元。对此明星模板租赁站称杨新芝、王先锋仅支付了3万元，首先，2016年4月15日给张忠民转款1万元是事实，但收据是2016年4月27日出具的；杨新芝、王先锋称这1万元是2016年4月27日送货去工地时给付的，但明星模板租赁站并没有2016年4月27日的送货单，且那时杨新芝、王先锋已经不再提货了，故其陈述是虚假的。其次，2015年12月19日给张忠民转款2万元是事实，但收据是2015年12月31日出具的。杨新芝、王先锋称2015年12月31日的2万元是在羊二庄租赁站给付的赵春芳现金，但2015年12月31日赵春芳在唐山陪护其住院的婆婆。杨新芝、王先锋转款2万元后，因当时没见面所以没有出具证据，而是在2015年12月31日张忠民的妻子赵春芳自己开出收据后，于2016年1月份将收据给付杨新芝、王先锋；且收条中说明了该收条是后补的，故其陈述是虚假的。以上内容在（2017）冀0983民初4159号案件庭审中均有体现。上述事实，有租赁协议、微信截图、收据、审计报告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明星模板租赁站与杨新芝、王先锋签订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明星模板租赁站按合同约定向杨新芝、王先锋交付钢管、扣件、顶丝等租赁物，杨新芝、王先锋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租金确系违约，故对明星模板租赁站要求杨新芝、王先锋支付租金159672.96元并返还剩余租赁物、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应予返还的租赁物，依据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的沧州骅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钢管类剩余2853.5米，扣件类剩余960个，顶丝类剩余825个。关于支付违约金的数额，明星模板租赁站主张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于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新芝、王先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黄骅市羊二庄明星模板租赁站租赁费159672.96元及违约金（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杨新芝、王先锋返还黄骅市羊二庄明星模板租赁站剩余钢管类2853.5米，扣件类960个，顶丝类825个；三、鉴定费5000元，双方各承担2500元（黄骅市羊二庄明星模板租赁站已交纳，杨新芝、王先锋承担的25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对方）。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6.73元，由杨新芝、王先锋承担。（限判决生效之日交纳，到期将款项交至黄骅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黄骅支行，账号：04×××23）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三张复印退还单中的货物已经退还明星模板租赁站，明星模板租赁站予以否认，且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货物确实已经退还，明星模板租赁站向其实际交付了其复印的退还单据，上诉人的该主张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其已经给付明星模板租赁站租赁费用60000元，根据上诉人的转账记录，明星模板租赁站开具的收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上诉人的该主张亦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停工期，且案涉租赁费用系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委托沧州骅源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故，本案租赁费用并无不当。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一审法院已明确告知上诉人，提起反诉应交纳反诉费用，不交费用视为放弃反诉，截至一审判决，上诉人并未交纳反诉费用，一审法院程序并无不当。一审笔录中，明星模板租赁站明确陈述“其他的没有签字的存管被告可以随时拉走”，故对于存放于明星模板租赁站的其不予认可的建筑器材，上诉人可以自行处理。上诉人主张的向明星模板租赁站超退建筑器材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92元，由上诉人杨新芝、王先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友僧审判员  刘晓莉审判员  毕文娟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张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