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4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锦富，男，197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赤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红华，女，197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飞如，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辉，男，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燕兰，女，197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颖怡，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增城区舞彩印刷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上邵村后山（厂房A1）4楼。投资人：张玉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光，男，197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上诉人贺锦富、邓红华因与被上诉人张玉辉、戴燕兰、广州增城区舞彩印刷厂（以下简称舞彩厂）、张玉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4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锦富、邓红华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张玉辉、戴燕兰、舞彩厂共同向贺锦富、邓红华偿还借款485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2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玉辉、戴燕兰、舞彩厂、张玉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借款发生于2013年，应结合转账记录认定借款的发生时间，而不能以后期贺锦富、邓红华与张玉辉对账后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时间认定。一审法院忽视了涉案借款发生于2013年系张玉辉与戴燕兰的婚姻存续期间，仅以2018年对账后签订的借款合同没有戴燕兰的签名认定其没有共同借款，系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错误记载张玉辉与戴燕兰于2005年5月13日登记结婚，实际根据戴燕兰提供的离婚协议以及离婚后财产纠纷得知张玉辉与戴燕兰于2001年10月登记结婚。（二）涉案借款系出于贺锦富、邓红华夫妻以及张玉辉与戴燕兰的借贷合意且2013年10月及11月邓红华以自有资金600000元转账给张玉辉，已完成交付借款义务，借贷合同关系合法成立有效。张玉辉、戴燕兰向贺锦富、邓红华提出借600000元为其共同经营的舞彩厂购买设备承接国外大型订单，贺锦富、邓红华同意出借理由有：由于双方相识多年的亲密朋友关系，张玉辉与戴燕兰当时夫妻感情不错，家庭较为富裕，双方经常一同出游；借贷时双方工厂相邻，彼此熟悉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当时张玉辉负责对外业务拓展，戴燕兰作为舞彩厂的投资人负责财务管理，因邓红华系财会人员，经常辅导戴燕兰处理舞彩厂内的财会工作，相信张玉辉、戴燕兰有良好的还款能力；因张玉辉说明借贷用于舞彩厂的经营发展购买印刷设备，并且张玉辉带领贺锦富前往出售大型印刷设备的厂商处考察。因此，贺锦富、邓红华有充分理由相信涉案600000元借款确系出于张玉辉与戴燕兰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因而达成了借贷合意。（三）涉案借款合同仅是对2013年借款事实的对账确认，戴燕兰知悉涉案600000元的借款事宜，只是有意逃避共同债务。借款到期后张玉辉有偿还部分，后在2018年贺锦富、邓红华多次催促张玉辉、戴燕兰面谈协商还款事宜，戴燕兰以其与张玉辉有矛盾为由，拒绝出现。2018年10月5日，贺锦富、邓红华与张玉辉面谈对账，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12月，借款本金为485000元，利息为1.5%/月，并约定了还款计划和还款期限。因戴燕兰拒绝与张玉辉见面，导致涉案借款合同没有戴燕兰签名。二、一审法院忽视了涉案借款系张玉辉、戴燕兰婚姻存续期间所借，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的舞彩厂购买设备，夫妻任何一方接收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企业的资金均应视作互相的家事代理行为，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共同承担。（一）张玉辉、戴燕兰多年来为家庭所需共同经营舞彩厂，所得收益一直为其家庭收入来源，并以该共享收益购置了多处房屋、多辆汽车等资产，均登记在张玉辉、戴燕兰名下。在戴燕兰提供的离婚协议第三条第3款中明确登记在广州天河区舞彩厂名下的车辆系戴燕兰出资购买，充分说明张玉辉、戴燕兰夫妻与舞彩厂的财产混同。（二）张玉辉与戴燕兰的离婚协议显示二人将舞彩厂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处理，戴燕兰无需承担舞彩厂的任何债务，却有权得到3000000元补偿等。其实质是把舞彩厂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规定，既然共享收益，张玉辉、戴燕兰应当共同承担涉案借款。三、一审判决自相矛盾。贺锦富、邓红华在一审已提交案涉借款合同、催促张玉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能证明该款项实际用于舞彩厂购买设备，而舞彩厂是张玉辉与戴燕兰家庭共同经营，戴燕兰亦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戴燕兰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一审判决认为贺锦富、邓红华没有举证证明该款项实际用于张玉辉与戴燕兰的共同生活，所以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贺锦富、邓红华在一审中主张张玉辉与戴燕兰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是戴燕兰与张玉辉属于共同借款人，其二是所借的款项用于共同的生产经营，而不是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一审的认定与贺锦富、邓红华提出诉请的基础和事实是不相符的。五、关于戴燕兰是否属于舞彩厂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经营者。在2016年2月6日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企业登记实行的是实质性审查，戴燕兰从舞彩厂设立之日开始直到2016年4月12日都是实际投资人、实际经营者的身份。戴燕兰在一审提出的投资份额转让协议并不能证明实际的经营者是谁，工商局只是形式性的审查，不能够视为工商局已经对舞彩厂的实际经营者作出行政上的确认。六、戴燕兰和张玉辉在2007年之后购买了大量的房产、车辆，戴燕兰和张玉辉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其他的财产来源和收入来源，戴燕兰也没有在其他公司工作的记录和相关的收入证明，所以戴燕兰和张玉辉在2007年之后所购置的房产、车辆、股票、保险等其他的财产均应当认定来源于舞彩厂的经营收益。戴燕兰对于实际共同经营舞彩厂期间对外所举的债务，应当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七、借款协议以及双方的微信聊天可以确认借款是用于舞彩厂的实际经营。从戴燕兰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戴燕兰也应当对于其担任投资人期间所负有的债务承担还款义务和责任。另外，戴燕兰向一审法庭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中也明确提到双方截止离婚时舞彩厂有几台奈本印刷设备，可以印证贺锦富、邓红华在一审中提出的借款是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贺锦富、邓红华的全部上诉请求。戴燕兰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在贺锦富和邓红华提出张玉辉有案涉借款前，戴燕兰对案涉借款根本不知情，张玉辉在婚姻存续期间对戴燕兰隐瞒其对外借款情况。贺锦富和邓红华主张戴燕兰与张玉辉因共同经营舞彩厂而共同向贺锦富和邓红华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2013年舞彩厂登记的投资人为戴燕兰，如果因经营舞彩厂需要借款的，邓红华作为财务专业人士，应当清楚借款理应汇入舞彩厂或戴燕兰的账户中，或者至少需要戴燕兰对案涉借款进行确认，然而案涉借款却汇入张玉辉的个人账户，戴燕兰对此完全不知情，案涉借款是张玉辉的个人借款。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见，邓红华也明知案涉借款是张玉辉的个人借款，还安慰戴燕兰不要太过担心。因此，案涉借款发生前和发生时，戴燕兰根本没有与贺锦富、邓红华形成借款的合意。二、贺锦富和邓红华混淆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共同经营的概念，企图将“张玉辉通过经营舞彩厂取得收益”混淆成“戴燕兰与张玉辉共同经营舞彩厂”，事实上戴燕兰从未参与舞彩厂的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张玉辉和戴燕兰的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张玉辉通过经营舞彩厂取得收益的，该收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戴燕兰与张玉辉在离婚时当然有权对此进行分割。夫妻中任意一方在经营中取得收益，并不等同于夫妻双方共同生产经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外，贺锦富和邓红华在上诉状中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于2021年1月1日被废止，并且该条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冲突。在一审时戴燕兰已提交舞彩厂工商内档查询的《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协议书》以及离婚协议，说明舞彩厂实际上一直由张玉辉个人经营，戴燕兰从未参与舞彩厂的经营管理。由于儿时家庭困难，戴燕兰只上学到小学五年级，连毕业证都没有，不具备经营管理能力，更加不具备专业的财务知识，不可能与张玉辉共同经营管理舞彩厂，更不可能负责财务工作。将舞彩厂登记到戴燕兰名下，也只是张玉辉因出轨想挽回家庭的补救措施。三、案涉借款合同是张玉辉与戴燕兰离婚后由张玉辉单方面签订的。戴燕兰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清楚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借款问题，该合同对戴燕兰没有约束力。戴燕兰与张玉辉已于2018年8月15日离婚。戴燕兰多次向邓红华提及离婚的情况，贺锦富和邓红华是明知戴燕兰与张玉辉已离婚的。案涉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用于舞彩厂生产经营的约定，是张玉辉单方面的自认，而张玉辉与戴燕兰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张玉辉的自认只对其自身产生约束力，与戴燕兰无关。如果只要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声称其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个人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就以此断定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将会产生巨大的不良社会效应。四、贺锦富、邓红华的陈述存在虚假的情况。其在本案一审时已经多次改口，在第一次庭审时称是2005年时认识戴燕兰，而在第二次庭审时又改称是在2008年才认识戴燕兰。贺锦富、邓红华明知有100000元的借款是与本案无关，但在起诉时却故意把相关材料放在证据中，企图混淆法院，直至戴燕兰在答辩时指出后，贺锦富、邓红华才改口。戴燕兰直至2015年左右才与贺锦富、邓红华有较多的交流。五、贺锦富、邓红华认为涉案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却反复强调房产、汽车的情况，这与贺锦富、邓红华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张玉光辩称，当时应贺锦富和邓红华夫妻二人的要求，给张玉辉、戴燕兰夫妻二人提醒还款的担保签字，第一次张玉光没签，因为没有担保的能力或财产，第二次才签字。目前张玉光患上脑梗死和肝硬化，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经济困难，没有归还款项的能力，请求考虑张玉光的实际情况。关于事情的经过，2007年左右张玉辉和戴燕兰一起开舞彩厂做生意，2013年为了添置设备而借了这笔钱，张玉光是2011年才到舞彩厂工作，张玉辉负责厂里的业务，戴燕兰管厂里的财务，舞彩厂是张玉辉和戴燕兰两夫妻一起经营的，张玉光没有参与舞彩厂的经营，案涉借款张玉光没有使用过，只是在舞彩厂打工。贺锦富、邓红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玉辉、戴燕兰共同向贺锦富、邓红华偿还借款本金485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2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2.舞彩厂、张玉光在本金和借款利息的总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由张玉辉、戴燕兰、舞彩厂、张玉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贺锦富与邓红华系夫妻关系。张玉辉、戴燕兰于2005年5月13日登记成为夫妻，于2018年8月15日登记离婚。2007年9月13日，戴燕兰投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舞彩厂。2015年12月23日，舞彩厂的财务负责人变更为戴燕兰。2016年4月12日，舞彩厂的投资人由戴燕兰变更为张玉辉。2013年10月29日，邓红华向张玉辉转账支付450000元。2013年11月4日，邓红华向张玉辉转账支付150000元。2018年10月5日，贺锦富、张玉辉及张玉光共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张玉辉确认在2018年6月26日之前以多次向贺锦富借款485000元，借款用途用于舞彩厂的经营；按月偿还本金及利息，借款月利率为1.5%，借款利息从2019年2月28日开始计算，每月利息为4430元，但最后一期利息为4460元，于2021年2月28日前全部清偿完毕；张玉辉未按期偿还借款本息的，贺锦富有权提前要求清偿所有借款本息；担保人张玉光为该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等。一审庭审中，贺锦富主张张玉辉签订合同后，未偿还任何本息。一审法院认为：贺锦富与张玉辉、张玉光共同签订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各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贺锦富与邓红华系夫妻关系，且款项实际从邓红华账户支出，故两者共同主张本案借款符合法律规定。张玉辉在《借款合同》中确认尚欠贺锦富在2018年6月之前的借款480000元、贺锦富提供的配偶邓红华的账户显示实际在2013年向张玉辉转账支付600000元，故一审法院对张玉辉尚欠贺锦富48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张玉辉借款后，未能依约偿还借款，现贺锦富、邓红华要求张玉辉偿还借款485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2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张玉光在合同中承诺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故现贺锦富、邓红华要求张玉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张玉光承担责任后，依法有权向张玉辉追偿。关于贺锦富、邓红华要求戴燕兰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第一、本案借款合同签订在张玉辉与戴燕兰离婚之后，如若为张玉辉与戴燕兰共同借款，贺锦富、邓红华理应要求戴燕兰共同签名，但戴燕兰并未在合同上签名确认；第二、根据贺锦富、邓红华的举证，600000元款项实际汇入张玉辉的个人账户，并未进入戴燕兰账户，贺锦富、邓红华亦无法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实际用于张玉辉与戴燕兰共同生活；第三、贺锦富、邓红华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戴燕兰知道或者同意600000元借款。综上，贺锦富、邓红华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戴燕兰偿还本案借款本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贺锦富、邓红华要求舞彩厂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600000元款项实际汇入张玉辉的个人账户，但张玉辉作为舞彩厂的登记投资人，在合同中自认款项用于舞彩厂的经营，故现贺锦富、邓红华要求舞彩厂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张玉辉、舞彩厂、张玉光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期满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玉辉、舞彩厂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贺锦富、邓红华偿还借款485000元及利息（从2019年2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二、张玉光对张玉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依法有权向张玉辉追偿；三、驳回贺锦富、邓红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的案件受理费8960元，财产保全费3100元，均由张玉辉、张玉光、舞彩厂负担。二审期间，贺锦富、邓红华提交以下证据：1.麦波情况说明，拟证明麦波与舞彩厂之间曾有劳动合同关系，舞彩厂系张玉辉和戴燕兰共同经营管理。2.麦波工资发放记录，拟证明麦波的个人工资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均有戴燕兰发放的记录。3.麦波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麦波与舞彩厂之间的劳动关系真实，舞彩厂自2010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均有为麦波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4.倪慧情况说明（倪慧亦出庭作证），拟证明倪慧与舞彩厂之间曾有劳动合同关系，舞彩厂系张玉辉和戴燕兰共同经营管理。5.倪慧工资发放记录，拟证明倪慧的个人工资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均有戴燕兰发放的记录。6.倪慧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倪慧与舞彩厂之间的劳动关系真实，舞彩厂自2013年7月至2020年1月期间均有为倪慧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7.戴燕兰与张玉辉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戴燕兰自认在舞彩厂期间负责财务相关管理工作，包括给工人发工资，处理税票等事宜，其与张玉辉系共同经营舞彩厂。戴燕兰对贺锦富、邓红华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5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同意其证明内容。对证据3、6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麦波、倪慧与张玉辉、倪小平存在明显、直接的利害关系。戴燕兰从未参与舞彩厂的经营管理，张玉辉的姐夫为倪小平，倪慧是倪小平的女儿，也就是张玉辉的外甥女。据了解，麦波现在是倪小平的员工，而张玉辉、倪小平一家与戴燕兰存在严重矛盾，倪慧和麦波的证言不可信。麦波和倪慧所谓的工资发放记录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麦波与倪慧均称其从2009年开始就在舞彩厂工作，但直到2018年戴燕兰向其发放工资的记录只有寥寥数笔，均不超过十笔，统计发现相同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7、8、9月和2016年1月，其余时间都是不同的。在离婚前两个月左右，也就是2018年6月舞彩厂的经营已经陷入僵局，当时工人没拿到工资都来找戴燕兰，出于道义和夫妇之间最后情分的考虑，戴燕兰和舞彩厂曾向贺锦富、邓红华借款100000元以解决工人工资等问题，与涉案款项无关。此外，倪慧所主张的戴燕兰于2018年8月向其支付的款项并非工资，而是当时戴燕兰作为倪慧的长辈，一时好心帮倪慧还的信用卡借款。在2016年2月以前，因张玉辉当时不擅长操作电脑，张玉辉不在广州时就会偶尔委托戴燕兰向工人发放工资。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在该录音中，戴燕兰从未自认参与经营管理过舞彩厂，而是陈述由于张玉辉及其家人原因，戴燕兰根本无法参与经营管理舞彩厂，在录音中提及的戴燕兰曾阻止张玉辉购买虚假发票，戴燕兰身为守法公民，做出让张玉辉守法的提示，不能被认定为参与处理税票。戴燕兰在录音中提到负责财务的人员不靠谱，是因为当时戴燕兰怀疑该名财务人员可能与张玉辉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仅凭认为财务人员不靠谱，就认定戴燕兰负责财务管理，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该份录音是戴燕兰录制的，并且是在戴燕兰与张玉辉及其姐姐张玉红、倪小平房屋买卖纠纷一案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贺锦富、邓红华属于案外人，可以合理怀疑是张玉辉及其姐夫倪小平一家有意让戴燕兰背负无关债务而提供的，反而印证了张玉辉、倪小平一家与戴燕兰存在严重的矛盾，倪慧和麦波的证言不可信。张玉光对贺锦富、邓红华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由法院认定。借款不是张玉光所借，后来听别人讲是戴燕兰与张玉辉向贺锦富夫妇借的。二审期间，戴燕兰提交如下证据：1.关于戴燕兰从2013年起至离婚前收入来源的说明及附件代练账号的相关截图；2.广州市增城思璐雅美容院出具的证明，拟共同证明戴燕兰从2013年起至离婚前的收入来源情况。3.毕雄飞（戴燕兰表弟）关于戴燕兰和张玉辉情况的说明；4.毕雄飞的参保证明；5.毕雄飞关于其在舞彩厂工资的说明；6.毕雄飞提供的转账记录和工资发放记录，拟共同证明戴燕兰从未参与经营管理舞彩厂。7.张玉辉的姐姐张玉红、姐夫倪小平向戴燕兰出具的道歉信，拟证明倪慧的证言不可信，张玉辉及其姐夫倪小平、外甥女倪慧一家与戴燕兰存在严重矛盾，多次教唆他人对戴燕兰进行攻击或辱骂。8.戴燕兰与倪慧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倪慧所主张的戴燕兰于2018年8月向其支付的款项并非工资，而是当时戴燕兰作为倪慧的长辈，一时好心帮倪慧还的信用卡借款。9.毕雄飞提供的其与麦波的聊天记录；10.毕雄飞的说明；11.倪小平开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拟共同证明麦波是倪小平的员工，与张玉辉、倪小平一家存在明显直接的利害关系，麦波的证言不可信。12.借据（2018年6月13日），拟证明舞彩厂向戴燕兰借款发放员工工资。13.借据（2018年6月21日、2018年6月22日、2018年6月27日）、借条（2018年6月29日）；14.戴燕兰的借记账户明细清单，拟证明在2018年6月左右，舞彩厂的经营已陷入僵局，当时工人没拿到工资都来找到戴燕兰，出于道义和夫妇之间最后情分的考虑，戴燕兰借款给舞彩厂。贺锦富、邓红华对戴燕兰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三性不予确认，陈述的内容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予以印证，而且与贺锦富、邓红华提交的录音自相矛盾。戴燕兰称通过代练游戏账号获得收入，却只能提供三笔微信转账记录，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除这三笔之外的其他代练游戏的收入，甚至不能证明这三笔微信转账的记录是属于代练游戏的收入。该三笔收入的记录总共加起来1326元，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如果戴燕兰真在2013年以前做过很多工作，其完全可以向法庭提供截至2013年戴燕兰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流水存款记录来证明戴燕兰的确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收入。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广州市增城思璐雅美容院是2017年5月23日才设立的，但该证明却说戴燕兰在2012年4月份开始在那里工作，显然是一份虚假的证明，也没有相应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社保记录等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证据3、4、5、6，三性不予认可。毕雄飞是戴燕兰的表弟，是直系亲属关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毕雄飞出具的证明内容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与本案的客观证据自相矛盾。毕雄飞作为证人，未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和质证，其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证据7，三性不予确认。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仅有一方的转发银行信息截图，没有完整展示双方就该条信息所反映的情况进行的对话，不能证明戴燕兰作为长辈好心为倪慧偿还信用卡借款。证据9，三性不予确认。证据10，三性不予确认，有直接利害关系。证据11，真实性确认，但是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2、13、14，三性不予确认，张玉辉与戴燕兰一直共同经营舞彩厂，单位的公章、印章、财务章全部掌握在张玉辉和戴燕兰的手中，戴燕兰或者张玉辉需要加盖任何的文件都是易如反掌。舞彩厂向戴燕兰借钱还要出具一份借据的做法本身就是欲盖弥彰。张玉光对戴燕兰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不同意其说法，张玉光从2011年到舞彩厂，戴燕兰就在做财务。证据2，不清楚，之前也没听说过。证据3-6，毕雄飞与戴燕兰是亲戚关系，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7道歉信真实性确认。证据8-11不清楚，与张玉光无关。证据12-14，借据不是张玉光经手，不清楚。二审期间，张玉光提交如下证据：1.张玉光书写的说明；2.张玉光和戴燕兰、张玉辉、倪慧以及张玉光表弟的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群名叫舞彩工作群的，拟证明戴燕兰在舞彩厂做财务。贺锦富、邓红华对张玉光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三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舞彩厂是从2007年左右由张玉辉和戴燕兰共同经营的。证据2，三性予以确认。虽然张玉光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但是法庭可以通过核对戴燕兰、倪慧或张玉辉的手机来核实聊天记录。戴燕兰对张玉光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张玉光在二审开庭后才初次提交证据，已严重超出举证期限，应当不予采纳。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张玉光的说明是虚假的并且自相矛盾。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戴燕兰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有部分丢失，张玉光无法提供原件，无法核验。假设该项证据是真实的，该聊天记录的时间为2018年7月前后，正是戴燕兰在一、二审提到的舞彩厂经营已陷入僵局的时间，既然舞彩厂要向戴燕兰借款，戴燕兰当然是需要了解具体情况的。另外，广州市增城思璐雅美容院之前叫伊姿美容院，档口是别人手上转过来的，已经经营了许多年。二审经审理查明，张玉辉、戴燕兰登记结婚的时间应为2001年10月，一审对此查明有误。《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时间及金额的具体约定为“贷款人贺锦富同意已于2018年6月26日及之前分多次向借款人张玉辉转账及付现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肆拾捌万伍仟元整（￥485000.00）”。邓红华的交易明细显示，与张玉辉收款账号相同的尾号2728的账号曾在2013年10月10日向邓红华转账500000元。贺锦富与张玉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贺锦富于2019年5月24日对张玉辉表示“张总：这样拖！不是事啊？说好的机器那边的款，还有小毕的货款到了，就打给我的！现在又放飞机？”二审庭询时，贺锦富、邓红华表示上述“说好的机器那边的款”针对的就是张玉辉使用案涉借款购买机器设备的款项。二审中，贺锦富、邓红华书面回复法庭称“485000元的金额是总金额60万减去张玉辉和戴燕兰已经还款部分后，对账计算出来的……除了本案涉案的2笔合计60万的借款之外，还有其他的借款和小额的周转，不过双方都已经结算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笔2018年6月26日借给戴燕兰和张玉辉两人发工人工资的那笔10万元临时周转，有单独的借据，尚未还清，没有在本案中主张。”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485000元的借款本息是否属于张玉辉与戴燕兰的夫妻共同债务。本案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对此有相应规定，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案涉的《借款合同》由张玉辉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金额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贺锦富、邓红华应对其主张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张玉辉与戴燕兰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借的问题。戴燕兰并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戴燕兰也没有收取贺锦富、邓红华交付的款项或向贺锦富、邓红华偿还款项，贺锦富、邓红华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戴燕兰曾以其他形式确认或追认过案涉借款，因此贺锦富、邓红华主张案涉借款是张玉辉与戴燕兰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借，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用于张玉辉与戴燕兰夫妻共同经营的舞彩厂购买设备的问题。就该问题而言，首先应审查的是案涉借款是否用于舞彩厂的经营，在能够证明案涉借款用于舞彩厂经营的情况下，才涉及舞彩厂是否属于张玉辉与戴燕兰夫妻共同经营的问题。第一，贺锦富、邓红华陈述案涉的485000元，是2013年10月29日和2013年11月4日向张玉辉转账出借的600000元，减去已还款部分后对账所得，但《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时间及金额的表述为“于2018年6月26日及之前分多次向借款人张玉辉转账及付现金”，从该内容所描述的借款时间、次数及交付方式，加之贺锦富、邓红华确认双方还有其他的借款和小额的周转，无法认定《借款合同》中的485000元借款是针对上述2013年的两笔转账借款的结算。第二，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在张玉辉与戴燕兰离婚之后，《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用于舞彩厂经营的内容，仅是张玉辉的单方确认，在涉及夫妻共同债务时，不能以作为债务人的配偶的陈述或确认作为认定依据。第三，贺锦富、邓红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的借款用于舞彩厂购买设备。贺锦富于2019年5月24日在微信中对张玉辉表示的“说好的机器那边的款”，同样仅是贺锦富与张玉辉之间的对话，不能约束戴燕兰，而且该句话的完整内容为“说好的机器那边的款，还有小毕的货款到了，就打给我的”，显然只是讨论还款资金的来源，不能得出借款用于购买机器的结论。至于张玉光答辩时所陈述的戴燕兰与张玉辉向贺锦富借款的内容，张玉光在质证时已表示是“听别人说”的，而且张玉光是本案需要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并与张玉辉为兄弟，故其陈述不具有证明力。综上，贺锦富、邓红华主张案涉借款用于舞彩厂经营的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在此情况下，舞彩厂是否由张玉辉与戴燕兰共同经营以及离婚财产是否来源于共同经营，均不影响本案的认定。鉴于贺锦富、邓红华未能举证证明案涉485000元借款用于张玉辉与戴燕兰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于贺锦富、邓红华主张的夫妻共同债务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判决舞彩厂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基于张玉辉在《借款合同》中的自认而作出的认定，如上文所述，该自认不能约束戴燕兰，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舞彩厂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与不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并不矛盾。综上所述，上诉人贺锦富、邓红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上诉人贺锦富、邓红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咏仪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