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10民终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铁良，男，生于1955年10月24日，汉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原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系该炼油厂职工，现住商南县金丝峡镇，公民身份号码：15010XXXX510242118。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乐，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商南县。法定代表人：邢爱民，系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陈铁良因与被上诉人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法院（2020）陕1023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铁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商南县人民法院（2020）陕1023民初33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驳回一审法院要求陈铁良支付顺泰公司垫付的273720元和分担税款63105.76元的请求；2、由被上诉人顺泰公司负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73720元由上诉人支付，该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上诉人与顺泰公司签订《矿山开采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矿山开采，而顺泰公司却拖欠许多费用没有向有关部门支付，致矿山无法开采，在上诉人交了150万元的承包费后，顺泰公司即向有关部门补缴了相关费用，这也与双方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相符合。第二，一审法院所认定的273720元的支出，已经作为邢爱民个人在公司的入股款，在与另外两个股东王高山、刘小平分割股权比例时，已经计算在内，如果这些费用由上诉人承担，那么邢爱民就相当于没有向公司支付其出资。第三，从邢爱民给上诉人转让股权的协议及案件中的证据也能证明，邢爱民个人给公司交的费用，是作为邢爱民个人在公司的出资。因此，一审法院让上诉人支付273720元是错误的。另外，按照双方的补充协议，2016年2月17日之前的费用应当由顺泰公司负担。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该笔税款，顺泰公司到现在也没有交付，以后是否交付，现在还不确定，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分担税款63105.76元，显然错误。三、顺泰公司不能作为诉讼主体，2016年1月10日顺泰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以股东会议声明的形式否定邢爱民代表公司的权限，邢爱民没有权利代表公司提起诉讼。顺泰公司答辩称，陈铁良给公司交付的150万元是承包的开采费用，与公司垫付的费用没有关系。补充协议写的很清楚，只是完善开采证，增补的费用由他支付，公司只是配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陈铁良的上诉请求。顺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及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要求被告支付顺泰公司垫付的款项644752元、合作分成款1114313.6元，合计1759065.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5日，邢爱民注册成立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5年5月20日，甲方顺泰公司与乙方陈铁良签订《矿山合作开采协议书》。协议约定：“……一、双方合作期限及付款方式1、本协议双方合作期限为永久，即到该矿区的重晶石采挖完毕为止。2、付款方式：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作为开采权的使用费。本协议签订两日内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七日内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二、甲方义务及责任1、甲方负责办理矿山开采所需要的一切证件、手续……2、甲方确保对合作的矿区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不存在权利障碍或纠纷。在合作开采之前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自行承担并予以解决。……三、乙方义务及责任……3、乙方进入矿山后，完全自主地进行开采、选矿等工作，并承担矿山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同时承担人员伤亡责任及发生的相关费用，并承担增置设备，线路改造重建工程费用、新设电路和修建炸药库的工程费用及矿山未完善手续的保证金及费用。……四、其他条款……2、甲方负责矿山开采所需要的一切手续。应当确保进出矿山机械设备，运输车辆所需道路畅通无阻，如有矿山土地权属与邻近他人矿山边界之间的争议事项发生，甲方应当积极出面协调解决，乙方予以配合并承担费用。……4、甲方继续完善相关手续，其中要对开采许可证的开采矿种进行明确（重晶石），开采方式变更为地下开采，开采深度的增加，矿区范围拐点坐标的增加。乙方承担完善相关手续的正常费用。……9、……合作收入分配为：甲方占40%，乙方占60%。开采成本，运输，选矿费等都由乙方承担。生产经营的税金由双方按照所占比例承担。……”2015年6月17日，陈铁良向顺泰公司交纳1500000元，邢爱民向其出具了收据，在收据上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公司公章、个人私章。2016年1月12日，甲方顺泰公司、乙方陈铁良、担保人边镇江共同签订《矿山合作开采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完善采矿证，增加矿种的所有费用及新采矿证下来及签订日前的应交款，欠款及罚金，由甲方全部承担。2、新采矿证颁发后，完善相关手续及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配合乙方。3、由于甲方股份发生变化，公司实行股份化管理后，不得干涉乙方生产经营。甲方需把公司所有的证照，政府的各种批复及文件，各种印章交给乙方，双方共同监督。……”公司另外两名股东刘小平、王高山亦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2016年2月17日，商南县国土资源局向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2016年2月29日，经协商一致后，邢爱民将顺泰公司档案资料及公章移交给冀治平代管，陈铁良在场见证监交，三人核对后制作了《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档案资料移交清单》并签字。2017年9月25日，邢爱民、刘高锋、刘小平、王高山、张雪琴、陈铁良召开了顺泰公司第二届股东会，先后作出两份决议，同意吸收刘高锋、刘小平、王高山、张雪琴、陈铁良为股东，并确认了出资额、股份比例；选举邢爱民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小平任执行董事兼公司经理、刘高锋任公司监事；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6名股东均在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公司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公司章程经全体股东签字盖章生效。”6名股东均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上签名确认，并加盖了公司公章。2019年12月12日，邢爱民在《商洛日报》刊载声明，以公章丢失为由声明作废，随后到主管部门变更了公司公章。2020年5月16日，刘高锋、王高山、张雪琴、陈铁良联合发出《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声明》，并均在该声明上签名确认；刘小平在西安对该声明内容确认后，委托王高山在该声明上代表刘小平签名确认。该声明内容为：“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现有股东6人，其中邢爱民持股20%、王高山持股20%、刘小平持股20%、陈铁良持股10%、刘高峰持股10%、张雪琴持股20%（含受让陈铁良10%和冀治平受让的10%股权由张雪琴持有）。2020年5月16日经5名持有80%股权的股东共同讨论，一致形成书面声明如下：1、根据2016年2月29日共同签订的《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档案资料移交清单》确认：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行政公章、财务公章、发票专用章已经由邢爱民移交至冀治平保管。因此，其他任何人无权持有公章、无权擅自使用。如有私刻公章，一律无效，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2、根据我国《公司法》、《合同法》的规定，各位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自签订之日生效，无论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均不影响各位股东依法享有的股东权利义务。3、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含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必须由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方可实施，原股东邢爱民个人无权代表公司私自作出任何决定。4、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自2015年5月20日已经全部移交至陈铁良实际执行。此后，原股东邢爱民再无任何资格代表公司进行经营活动，所有支出均与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及我们5名股东无关。5、我们5名股东一致同意2015年5月20日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与陈铁良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及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继续履行。特此声明”。2020年7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商南县税务局金丝峡税务分局发出催缴税款通知，顺泰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至催收之日应缴税款为105176.26元。另查明，顺泰公司支付了下列费用：2015年5月28日向商南县林业局交可研报告设计费151565元；2015年7月27日向商南县林业局交占用林地使用费32490元；2015年11月16日向商南县林业信息管理中心交6000元测绘费；2015年10月16日向陕西省林业厅交林地占用费14313元；2015年7月27日向商南县林业局交2100元；2015年7月29日向商洛市林业局交森林植被恢复费14313元；2015年7月11日向金丝峡林业派出所交罚款10000元；2015年7月31日向商南县林业局交植被恢复费42939元，共计273720元。2020年4月1日，原告顺泰公司诉至本院，要求解除与陈铁良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及补充协议。庭审中，顺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邢爱民对5名股东联合声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本院核实，该声明为5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顺泰公司取得了案涉矿山的采矿许可证，证明矿产资源管理部门准许其开采案涉矿山。顺泰公司以此为依据分别于2015年5月20日与被告陈铁良签订《矿山合作开采协议书》，于2016年1月12日与被告陈铁良签订《矿山合作开采协议补充协议》，双方对合作方式、分工、相关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协议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应为有效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一、顺泰公司提起诉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二、顺泰公司要求解除与陈铁良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张是否成立问题；三、顺泰公司要求陈铁良支付垫付款项、合作分成款、税金的主张是否成立问题。关于焦点一。被告陈铁良庭审中称顺泰公司公章在冀治平处保管，公司法定代表人邢爱民私刻顺泰公司公章、代表顺泰公司起诉，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且公司其他5名股东（刘高峰、王高山、刘小平、陈铁良、张雪琴）于2020年5月16日共同发表声明，顺泰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含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必须由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方可实施，邢爱民个人无权代表公司私自作出决定。本院认为，法人性质上属于法律拟制人格，其对外开展民事活动主要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规定，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姓名等事项，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本案中，顺泰公司起诉状所加盖的公章虽系法定代表人邢爱民谎称公章丢失后重新刻制的，但邢爱民任顺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邢爱民以顺泰公司名义起诉，诉讼利益归属于公司而不是归属于邢爱民个人，起诉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该5名股东的联合声明，属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不能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审查，邢爱民为2017年9月25日股东会决议选举的顺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与顺泰公司营业执照登记事项一致，故顺泰公司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被告陈铁良的辩称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顺泰公司与陈铁良于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书》和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补充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中对解除条件进行了约定。《矿山合作开采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款约定：“甲方在乙方合作款项没有兑现时，有权令乙方在规定时间内交清所欠款项，若乙方仍不能按时如约交付，甲方有权终止合作。”而本案中陈铁良已于2015年6月17日向顺泰公司支付了合同约定的150万元费用。顺泰公司以“陈铁良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作分成款”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而按照协议约定，“甲方（顺泰公司）负责办理矿山开采所需要的一切证件、手续，并确保相关证件的真实有效性，应当积极配合乙方做好矿山开采的各项协调工作，使开采工作顺畅进行”。根据国家相关部门职能要求，矿山开采除取得《采矿许可证》外，还需向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方可生产，矿产品的出售还需取得矿产品经营许可证和矿产品加工许可证，上述证件齐全且均在有效期限内，方可进行开采、生产、经营、加工矿产品，诉讼中顺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在此情形下案涉矿山未能正常生产、销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陈铁良乙方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显然顺泰公司无权主张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另外，被告陈铁良庭审中辩称，原告顺泰公司现有6名股东，顺泰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对起诉陈铁良一事作出决议，邢爱民作为股东之一，无权代表顺泰公司起诉陈铁良解除合同。邢爱民关于股权转让未办理工商登记而未生效、该5名股东仅有股权而无股东身份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信。顺泰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该公司股东已变更为邢爱民、刘高锋、刘小平、王高山、张雪琴、陈铁良6人。该股权变更虽尚未办理工商备案登记，仅未产生社会公示的效力，但不影响股权转让本身的效力；在公司内部各股东之间，该股权变更已经生效。诉讼中顺泰公司其他5名股东2020年5月16日联合声明，一致同意2015年5月20日顺泰公司与陈铁良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及2016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继续履行。经本院核实，该声明为刘高锋、王高山、张雪琴、刘小平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顺泰公司要求解除与陈铁良之间矿山合作开采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一）关于垫付费用问题。《补充协议》主要围绕“完善采矿证”的内容而约定，结合双方庭审中陈述，原采矿证为石灰石采矿证，新采矿证为重晶石采矿证，前后两个采矿证的矿种不同。《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在合作开采之前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顺泰公司）自行承担并予以解决。”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乙方（陈铁良）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派人接管矿山开展相应的准备工作。”结合合同其他条款进行分析，该约定意思表示明确，即2015年5月20日之前矿山开采产生的债权债务由顺泰公司承担，此后的债权债务由陈铁良承担。《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甲方负责矿山开采所需要的一切手续。……乙方予以配合并承担费用。”结合双方庭审中陈述，该约定意思表示明确，即顺泰公司继续办理该石灰石矿的手续，而相关费用由陈铁良承担，故客观上存在顺泰公司垫付相关款项的事实。故顺泰公司主张由陈铁良支付垫付款项的主张，具有合同约定的依据，本院应予支持。顺泰公司垫付的费用金额，应当根据证据予以认定；相关费用的确认时间节点，应结合合同约定予以认定。对顺泰公司提交的垫付费用方面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审查分析，其中陕西省林业厅、商洛市林业局、商南县林业局等国家机关出具并加盖公章的票据应予采信。程秋华2015年7月28日领条真实性存疑，从形式上看，该领条于2015年7月28日书写，而金丝峡镇人民政府盖章日期却是2015年7月14日，按照社会生活常理，一般是领条产生在先、盖章证明在后，即盖章证明日期应在领条日期之后或与领条同日，而该领条日期显然矛盾、违反常理，故本院对该领条真实性不予认定。其他个人收条、收据无相关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该费用支出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顺泰公司2015年5月20日之后垫付费用经核定后为：（1）商南县林业局2015年5月28日收取可研报告设计费151565元；（2）商南县林业局2015年7月27日收取占用林地使用费32490元；（3）商南县林业信息管理中心2015年11月16日收取6000元测绘费；（4）陕西省林业厅2015年10月16日收取林地占用费14313元；（5）商南县林业局2015年7月27日收取2100元；（6）商洛市林业局2015年7月29日收取森林植被恢复费14313元；（7）商南县林业局2015年7月31日收取植被恢复费42939元。以上共计263720元，根据《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款的约定，上述费用应由陈铁良承担；《矿山合作开采协议书补充协议》第一条虽然约定“完善采矿证，增加矿种的所有费用及新采矿证下来及签订日前的应交款，欠款及罚金，由甲方全部承担”，改变了费用的负担主体，但综合两份协议内容全面理解，该条意思表示明确，指的是完善新采矿证（增加重晶石矿种）的费用由甲方全部承担，而非案涉矿山所有费用，故上述费用仍应由陈铁良承担。金丝峡林业派出所2015年7月11日的10000元罚款，根据《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乙方应做好矿山内外的协调工作，遵纪守法，遵守环保、林业、土地、安监等规定，照章纳税。由此而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负责”，该罚款应由陈铁良承担。综上，本院认定陈铁良应向顺泰公司支付垫付费用共计273720元。（二）关于合作分成款问题。根据《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四条第九款约定，顺泰公司和陈铁良之间合作收入分配为甲方（顺泰公司）占40%，乙方（陈铁良）占60%；开采成本、运输、选矿费等都由乙方承担。双方理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合作分成。根据双方庭审中陈述，自合作开始至今未进行过财务会计结算，亦未进行分成。顺泰公司在庭审中提供了姜连贵书写的矿石总量账目，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审查分析后，该部分证据均为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分成款的分配，应由公司财务进行核算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如双方协商不成，可委托相关审计机构对账目进行审计作出结论。本案中，顺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实际账目，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于顺泰公司要求分配合作分成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税款问题。《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乙方应做好矿山内外的协调工作，遵纪守法，遵守环保、林业、土地、安监等规定，照章纳税。由此而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负责”。《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四条第九款约定，顺泰公司和陈铁良之间合作收入分配为甲方（顺泰公司）占40%，乙方（陈铁良）占60%；生产经营的税金由双方按照所占比例承担。照章纳税本为顺泰公司的法定义务，但顺泰公司与陈铁良协商后对税金进行了分担。上述约定为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该比例分担税金。顺泰公司提供的税务机关催缴税款通知能够证明，自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7日应缴税款为105176.26元。按照双方约定，陈铁良应当承担60%即63105.76元。故对顺泰公司要求陈铁良支付应缴税款105176.26元的主张，本院依法支持60%即63105.76元，其余40%应由顺泰公司自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陈铁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支付垫付款项273720元、应分担的税款63105.76元，共计336825.76元；二、驳回原告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731元，由原告商南县顺泰矿业有限公司承担16792元，被告陈铁良承担3939元。 二审中，各方均没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1、顺泰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即邢爱民是否有权代表顺泰公司提起诉讼；2、顺泰公司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5年7月31日向林业部门支付的相关费用及罚款共计273720元，是否应当由陈铁良负担；3、陈铁良是否应当分担税款63105.76元。关于焦点1，尽管除过邢爱民外，其他股东向法庭出具了声明，表示邢爱民不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但是该声明并不是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邢爱民还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代表公司提起诉讼，陈铁良上诉认为邢爱民不能代表顺泰公司提起诉讼，本案顺泰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2，顺泰公司与陈铁良之间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约定：“乙方（陈铁良）进入矿山后，完全自主地进行开采、选矿等工作，并承担矿山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同时承担人员伤亡责任及发生的相关费用，并承担增置设备、线路改造重建工程费用、新设电路和修建炸药库的工程费及矿山未完善手续的保证金及费用。”根据该约定案涉争议的费用应当由陈铁良负责。虽然在2016年1月1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完善采矿证，增加矿种的所有费用及新采矿证下来及签订日前应交款，欠款及罚金，由甲方（顺泰公司）全部承担。”但该约定指的是增加新矿种办理手续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而案涉费用为开采矿石需要缴纳的费用，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别，上诉人陈铁良认为双方的补充协议变更了合作协议中费用承担的约定，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案涉费用已经作为邢爱民的个人出资计算到其股金中，但是邢爱民是顺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并不能等同于顺泰公司，所以该笔费用由陈铁良向顺泰公司支付并不等于邢爱民没有向公司出资。因此，上诉人陈铁良认为该费用不承担的理由不成立。关于焦点3，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税款双方按照4:6的比例分担。目前已经产生的税款数额是确定的，纳税主体是顺泰公司，陈铁良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向顺泰公司支付。综上，陈铁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731元，由上诉人陈铁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尤永刚审  判  员  卢洛军审  判  员  文改云 二0二一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刘庆华书 记 员 付  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