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民终55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莉，女，汉族，1985年6月18日出生，西岗区圆圆物资商行业主，住辽宁省庄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恒、钟涛，辽宁盛广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振华，男，汉族，1977年9月14日出生，大连造船厂员工，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佳璇，辽宁卜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晓莉因与被上诉人张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1）辽0204民初2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晓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恒、钟涛，被上诉人张振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佳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晓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民间借贷在《民法典》中属于借款合同，既然是合同，那么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需要有双方借贷的合意。而本案一审中清晰的体现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合意，当然也不存在民间借贷行为。2.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原审法院忽略了被上诉人的收入情况，在被上诉人明显不具有出借能力的情况下，依然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的，应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被上诉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在与上诉人同居前不存在大额存款，在与上诉人同居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就主张上诉人尚欠其7×××万余元，虽然法院最终只认定37万元，但该数额无疑也是较大款项，款项的来源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同一笔款项分别在信用卡、微信、银行卡之间互相流动，因时间不同而重复计算的问题。本案虽未认定信用卡、微信的款项，但银行转账资金的来源和信用卡及微信转账是否存在关联均未查清。3.本案忽略了双方同居财产混同的事实。原判虽认定了双方同居期间开设西岗区华花五金建材商行，登记的经营者为被上诉人，但只考虑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而不予考虑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大额支出，包括上诉人举证证明的双方同居期间上诉人为购置该商行货物等支出了27万余元，及通过上诉人母亲赵淑静的银行卡为被上诉人支付了购车款56000元等，并认定被上诉人给上诉人转账属于民间借贷，显失公平。（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情况下，仅凭转账凭证就主观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原判认定转账金额超过了生活必要限度，但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双方共同生活期间除了有生活支出，还有经营商行、购置车辆、偿还信用卡等支出，这些支出均与双方资金往来存在关联，支出的数额和被上诉人转账的数额亦相差不大。且在双方同居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偿还借款，而在双方解除同居关系时，仅凭数笔小额转账凭证累加后的数额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显然证据不足。原判不查资金来源、不考虑同居关系、上诉人款项支出等因素，简单认定双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有悖公平合理。 张振华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20×××8年底卖了一套房获得房款40万元，且被上诉人的工资并不像上诉人所称一个月×××000多，工资并不固定，根据绩效还有年底分红。双方交往期间，上诉人还租了一台出租车让被上诉人挣钱供其花销，上诉人的资金来源是有依据的。另外，在双方2020年9月×××3日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还找被上诉人称要还钱还信用卡，证明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 张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709×××42.8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被告原系情侣关系，双方于20×××9年4月建立恋爱关系，于20×××9年5月至2020年×××0月期间同居生活，2020年×××0月结束恋爱关系。 在双方同居生活期间，原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5782的银行账户向被告转款，分别于20×××9年×××0月22日转款×××850元，20×××9年×××2月30日转款3000元，于2020年×××月7日转款8000元、×××500元，于2020年5月9日转款2000元、×××000元，于2020年6月×××6日转款×××000元、2000元，于2020年7月6日转款900元、×××300元。被告认可收到该22550元。原告还通过该银行账户于20×××9年×××2月20日向案外人吕舰转款7300元。原告陈述吕舰系被告前夫，该款项系其代被告偿还被告与其前夫在婚姻关系期间产生的车贷，被告对此予以否认。 原告通过其平安银行尾号为7000的银行账户向被告账户转款，具体情况为：20×××9年4月30日转账8000元；20×××9年5月8日转账×××7000元、3000元；20×××9年5月9日转账9000元；20×××9年5月×××1日转账2000元；20×××9年5月×××3日转账3×××60元；20×××6年5月30日转账6500元；20×××9年6月3日转账9500元；20×××6年6月30日转账×××6000元、2000元；20×××6年7月3日转账79×××0元；20×××6年7月5日转账800元、2000元、×××500元、×××500元；20×××9年7月25日转账2900元；20×××9年7月30日转账×××8000元、6800元、×××500元、3000元；20×××9年8月4日转账7900元；20×××9年8月24日转账×××000元；20×××9年8月28日转账×××7500元；20×××6年8月30日转账7000元；20×××9年9月×××日转账900元、×××600元；20×××9年9月2日转账×××500元；20×××9年9月4日转账8000元；20×××9年9月7日转账×××500元；20×××9年9月22日转账2000元、×××000元；20×××9年9月29日转账4000元、×××500元、×××000元、×××800元、×××元；20×××9年9月30日转账7000元；20×××9年×××0月2日转账×××3000元；20×××9年×××0月3日转账8000元；20×××9年×××0月30日转账7000元；20×××9年×××1月3日转账×××000元、×××500元、×××500元、×××7800元；20×××9年×××1月30日转账7000元；20×××9年×××2月5日转账6000元、×××500元；2020年×××月30日转账6000元；2020年2月4日转账500元、×××200元；2020年3月2日转账×××500元；2020年3月23日转账×××100元；2020年3月28日转账×××000元、×××500元；2020年4月4日转账×××500元、×××000元、×××500元、6000元；2020年4月×××7日转账360元。被告通过微信将案外人丛中笑的农业银行开户银行信息及账号发送给原告，并要求原告给该人转款×××00000元，原告于20×××9年5月×××7日通过其平安银行账户向丛中笑的农业银行尾号为3678的账户内转款×××00000元。原告陈述该款项用于偿还被告欠付的借款。原告还通过其平安银行该账户向案外人吕舰分别于20×××9年7月22日、20×××9年8月22日、20×××9年9月22日、20×××9年×××0月23日、20×××9年×××1月2×××日转款，每次均转款7300元，原告陈述均为偿还被告的车贷。 原告还通过微信向被告转款，分别于20×××9年4月2×××日转款2000元、500元；20×××9年4月30日转款×××000元、×××000元、300元；20×××9年5月22日转款2×××00元、5200元；20×××9年6月×××日转款×××000×××元、6×××00元、6×××元；20×××9年6月×××2日转款500元；20×××6年6月22日转款×××0000元；20×××6年7月×××日转款8000元；20×××9年7月×××1日转款×××00元；20×××9年7月×××6日转款×××000元；20×××6年7月20日转款999元；20×××6年7月27日转款×××000元；20×××9年7月29日转款800元；20×××6年8月3日转款×××00元；20×××9年8月7日转款×××00×××元；20×××9年8月9日转款500元；20×××9年8月×××0日转款500元；20×××9年8月×××4日转款500元；20×××9年8月×××9日转款×××000元；20×××9年8月2×××日转款2000元；20×××9年8月26日转款×××000元；20×××9年8月28日转款500元；20×××9年9月9日转款500元；20×××9年9月×××5日转款400元；20×××9年×××0月3日转款2200元；20×××9年×××0月20日转款3×××50元；20×××9年×××1月×××1日转款2000元；2020年×××月9日转款×××500元；2020年×××月18日转款500元；2020年2月5日转款200元；2020年4月×××6日转款×××100元；2020年4月×××7日转款×××元；20×××6年4月22日转款×××000元；2020年4月27日转款9264元；2020年5月8日转款2000元；2020年5月30日转款2000元；2020年6月29日转款×××000元；2020年7月×××8日转款4000元。原告通过微信合计向被告转款93576元。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转款5笔，共计×××3500元。 原告自述其还将数张信用卡出借给被告使用，被告于20×××9年7月×××日至2020年×××0月期间使用原告光大银行的信用卡，截止至2020年×××0月×××日，该卡有信用卡债务3796×××.94元未偿还；被告使用原告民生银行信用卡，截止至2020年×××0月×××7日，该卡共欠款78965.79元；被告使用原告平安银行信用卡，截止至2020年9月22日，产生信用卡债务5×××3×××5.07元未偿还；被告使用原告交通银行信用卡，截止至2020年×××0月×××7日，该卡欠×××6×××04元未偿还；被告使用原告华夏银行信用卡，截止至2020年×××0月23日，该卡欠4800元未偿还。被告在本案庭审中否认使用原告信用卡。 另查，被告在本案庭审中提供其个人微信交易流水及银行流水，其陈述二人在同居生活期间，因开设店铺经营产生的费用为279570元，日常消费花费为×××5388×××元。被告还陈述其从自己的银行卡中取出大量现金给原告，由原告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 2020年6月23日，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开设西岗区华花五金建材商行，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 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购买车辆一辆，被告通过微信支付×××元，2020年6月×××7日，被告通过其母亲赵淑静的银行账户刷卡支付购车款56000元。该车辆现在原告处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系情侣关系，双方在恋爱期间同居生活并存在多笔转账，原告既然主张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则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考虑双方为情侣关系，且有同居生活事实，双方在生活中钱款共同支配使用、用以满足双方同居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符合常理，且双方在日常交往中互相赠与款项、物品等属于一方向另一方的示爱行为，双方之间即使有密切的款项往来行为也不排除是恋爱期间基于共同生活消费、赠与、借贷、投资等多种法律关系。尤其在一些纪念日、节日等时间，一方向另一方赠与特殊含义数字款项等，符合恋爱中情侣之间的交往习惯，可视为一般赠与。但双方之间涉及转账数额较大、时间间隔较近，与一般亲密关系中的赠与行为不相符的，双方的恋爱关系终止后，接受款项的一方理应返还所接受的大额款项、财物，否则有悖于公平合理的民事法律行为准则。 关于原告平安银行账户向被告的转款，一审法院认为，该账户中涉及案外人吕舰的五笔转账，每笔7300元，原告陈述该款项用于代被告偿还车贷，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陈述的内容，且该款项涉及案外人，故对涉及案外人吕舰的款项，本案均不予处理。关于原告转账给案外人丛中笑的×××00000元款项，结合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系被告指示原告转款，原告也陈述该款项系偿还被告的个人债务，故该×××0000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原告代被告垫付的款项，被告应偿还给原告。关于原告通过该账户直接向被告的转款，一审法院认为，通过该平安银行流水可见，原告通过该账户连续多笔密集向被告转款，甚至一日分多笔转账，累计转款为270570元，转账频率、数额已明显超过必要生活需要，被告主张该转款不是借款，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并未提供证据，故该银行账户内的款项，不能认定是双方同居生活期间的合理消费及原告对被告的赠与，故被告刘晓莉应将原告通过平安银行向其转账的款项270570元返还给被告。 关于原告通过其建设银行的转款，一审法院认为，该账户同样存在一笔支付给案外人吕舰的款项，如前所述，该笔款项本案不予处理。对于原告向被告的其他转账，除2020年×××月7日有连续两笔总额为9500元的转款外，其他笔转款额度较小，符合情侣间的一般性赠与，且原告该银行账户的转款频率也较为符合双方同居生活的一般性款项往来。×××月7日发生的转款为9500元，考虑当年当月适逢我国传统节日农历春节，消费支出增加符合常理，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其建设银行所转的款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被告应返还其微信账户的转款，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可见，原告于20×××9年5月22日向被告转款2×××00元、5200元、20×××9年6月×××日转款6×××元、6×××00元、×××000×××元，原告其他的转款还有999元、×××00×××元，该类数字具有情侣间表达爱意及特殊含义的内容，应当认定是原告对被告的赠与。原告于20×××9年4月至2020年7月期间，通过微信向被告转款总计93576元，期间被告还通过微信向原告转款×××3500元，双方之间互有交易往来，且原告转款的金额没有超过二人同居生活的必要限度，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该款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被告应偿还因透支原告信用卡所产生的债务一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信用卡存在欠款，但该款项发生在双方的同居生活期间，原告提供其与被告通话录音拟证明被告的行为使其产生信用卡欠款，但双方关于信用卡的对话语意模糊，该录音不能明确确定被告使用原告信用卡的张数及具体欠付金额。而且按照原告陈述，系原告本人将信用卡交给被告使用，原告作为成年人，应当意识到将具有支付功能的信用卡交付给他人刷卡使用的风险，而且按照一般交易习惯，信用卡会与手机或者手机银行绑定，刷卡之后的交易信息会及时反馈给卡主，原告在个人信用卡发生大额交易后仍任不阻止被告使用，说明其对被告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是默示意思表示。双方在分手之后，原告也没有与被告就信用卡债务形成约定及要求被告出具欠条，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信用卡债务，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提出的其从银行账户支取现金交由原告使用等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曾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支取过现金，但不能证明其实际将现金交付给原告。被告又提出其微信交易记录中有双方的共同生活支出等，因双方同居生活，发生消费支出符合常理，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将款项交付给原告，故对被告提出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提出为原告购车等情况，因被告母亲支付了部分购车款，且双方之间就车辆分割产生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一并处理，双方可以另行主张。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晓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振华款项37057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4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948元、被告负担3498元，由被告给付原告，给付时间同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提交：证据×××、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晶的微信聊天截图及转账记录，拟证明案外人李晶于2020年3月6日应上诉人要求将上诉人出售黄金首饰的款项3万元转入被上诉人平安银行尾号7000的卡中，3月8日被上诉人分别向自己的华夏银行信用卡、平安银行信用卡转账×××.1万元、8636.58元，3月20日向自己光大银行信用卡转账8000元；2020年4月27日李晶应上诉人要求向被上诉人平安银行尾号7000的卡转账9902元，同日被上诉人转入其支付宝账户中。证据2、上诉人民生银行尾号2849的对账单，拟证明2020年4月×××6日上诉人取现3万元，并于4月×××7日通过ATM机分4次存入被上诉人尾号5732的建行卡，4次金额分别是8800元、×××万元、×××万元、×××100元，合计是29900元，被上诉人于4月×××7日转入自己的微信×××元，4月20日转入尾号2774的光大银行卡×××万元，4月2×××日转入自己微信×××元，4月30日转入自己尾号×××660的银行卡×××700元，5月2日转入自己尾号3×××14银行卡2000元，5月2日转入自己尾号6827银行卡8900元，该3万元都被张振华使用了。证据3、西岗区圆圆物资商行的对账单，拟证明2020年9月×××日上诉人取现×××.8万元，同日由被上诉人通过ATM机存入自己民生银行卡。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是李晶转的款，但都是拿被上诉人信用卡消费后，再来还款，在录音里上诉人也承认拿过被上诉人的信用卡要还他卡的钱。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不了上诉人将款项存入被上诉人卡中，数额对不上，且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互相转账，而不是通过取现完成，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该笔3万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对账单显示该笔取现的用途是差旅费，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该款项，被上诉人的信用卡都给上诉人使用，由上诉人刷卡消费和还款。 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被上诉人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庭审时仅提交了20×××8年×××2月6日至20×××8年×××2月2×××日的进账流水，庭后提交20×××8年×××2月5日至20×××9年5月27日的完整明细），拟证明被上诉人将房屋卖出获房款40万元。证据2、被上诉人工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20×××9年3月25日至2020年×××2月29日），拟证明被上诉人的工资收入。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拟证明事项有异议。证据×××的流水显示：（×××）20×××8年×××2月5日入账27万元，但当天转走，且附言系“给刘圣帅的贷款”，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款项。（2）20×××8年×××2月7日入账40万元，但当日分别转出9万元给中航信托、9万元给王品、×××033×××元给王雪研、8000元给洪庆，20×××8年×××2月29日转入微信×××万，20×××9年×××月2日转出×××9万元给王双，账目几乎没有剩余，且至该流水最后一日，亦无其他进账，至于上诉人处朋友的时候，该卡中只有几百元余额。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具有出借能力。证据2提供的20×××9年3月25日至2020年3月25日的工资流水，显示被上诉人每月工资×××800元，亦无出借能力。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但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部分，所有注明日期为“20×××6年”的内容，均系笔误，应为“20×××9年”。另查明：×××.被上诉人通过其平安银行尾号7000的账户向上诉人账户转款的款项来源，除小部分来源于盛宏、王宁外，绝大部分均来源于深圳瑞银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且来源于深圳瑞银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款项亦有部分转到被上诉人民生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华夏银行等账户，或明确标明用于了被上诉人信用卡还款。2.上诉人通过案外人李晶于2020年3月6日将其出售黄金首饰的款项3万元转入被上诉人平安银行尾号7000账户，3月8日被上诉人分别向其华夏银行、平安银行账户转账×××.1万元、8636.58元，3月20日向其光大银行账户转账8000元；2020年4月27日，案外人李晶应上诉人要求向被上诉人平安银行尾号7000的卡转账9902元，同日被上诉人将该款转入其支付宝账户中。3.上诉人2020年4月×××6日通过其民生银行尾号2849账户提取现金3万元，次日（4月×××7日）被上诉人尾号5732的建行卡通过ATM机分4次分别存入8800元、×××万元、×××万元、×××100元，合计29900元。并于同日转入其微信账户×××元、4月20日转入其尾号2774光大银行账户×××万元、4月2×××日转入其微信账户×××元、4月30日转入其尾号×××660的银行账户×××700元、5月2日转入其尾号3×××14银行账户2000元、5月2日转入其尾号6827银行账户8900元。4.上诉人于2020年9月×××日从其西岗区圆圆物资商行账户取现×××.8万元，同日被上诉人民生银行账户通过ATM机存入×××.8万元。 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承诺到期返还的合同，合同双方需达成出借和使用资金的合意，自然人之间的借款需出借人实际给付出借人款项。本案中，被上诉人张振华主张上诉人刘晓莉向其借款，并以其银行流水为据，而上诉人刘晓莉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主张双方之间发生款项往来，是因双方在此期间系同居恋人，为共同生活、表达感情或共同经营等基于双方之间的特殊个人关系所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故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次修正）第十六条规定的“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形不符，不应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分配举证责任，仍应由主张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而被上诉人张振华提供的双方发生矛盾后，于2020年9月×××3日的通话录音，仅能证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其信用卡的透支款，以及双方对是否应偿还或如何偿还被上诉人信用卡透支款进行了对话，但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 至于实际出借的款项数额，对于原判未支持的被上诉人张振华的诉讼请求，张振华并未提起上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不予审理。而原判支持的由被上诉人张振华平安银行尾号7000账户转给上诉人刘晓莉账户的270570元款项，经本院查明，绝大部分来源于深圳瑞银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转入的款项，而根据被上诉人张振华向本院出具的书面说明，该部分款项系通过信用卡循环套现或现金分期等方式获得的款项。而如何偿还通过信用卡循环套现或现金分期等方式套取的款项，被上诉人张振华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提供的出卖房屋的收入在其与刘晓莉发生案涉转款之间已经处理完毕，其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亦不足以证实用于偿还了其信用卡的循环套现款，更不足以证实足以偿还该款项。被上诉人张振华在向本院出具的书面说明中还陈述其银行卡、存折均由刘晓莉持有并操作，其对银行卡、存折的进、出账情况并不知晓。而刘晓莉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通过出卖自己的财产由案外人李晶向被上诉人张振华账户转账，或从其个人银行账户或公司银行账户取现，再通过ATM向被上诉人张振华的多个银行卡账户支付了部分款项。故通过张振华多张信用卡循环取现和还款，无法认定转入刘晓莉的款项中，有多少是刘晓莉实际获得的净收入，有多少是通过刘晓莉的操作偿还了张振华银行卡的欠款，有多少是用张振华的资金偿还信用卡的欠款，有多少是用刘晓莉的资金偿还信用卡的欠款。故仅凭银行账户的转账数额不足以证实刘晓莉实际借款的数额。 但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刘晓莉指示被上诉人张振华偿还其欠丛中笑个人债务的×××0万元来源于案外人盛宏的还款，上诉人刘晓莉指示被上诉人张振华偿还其大额个人债务的行为，亦可认定为其向张振华借款。 至于在双方同居期间，上诉人刘晓莉在被上诉人张振华购车时支付的款项，或通过其母亲账户支付的部分购车款，同样系基于双方特殊的个人关系所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亦不应认定为借款或偿还借款。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晓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1）辽0204民初2693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刘晓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张振华借款10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刘晓莉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被上诉人张振华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446元（被上诉人张振华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晓莉负担768元、被上诉人张振华负担46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92元（上诉人刘晓莉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晓莉负担1536元，被上诉人张振华负担93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国强 审判员  富喜胜 审判员  缪 明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