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终12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经八路6号院。法定代表人：李子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廉建中，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南南，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建华，女，汉族，1961年1月8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歌，河南荣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信工程局）因与被上诉人樊建华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17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信工程局上诉请求：一、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17583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认定樊建华的本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樊建华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樊建华本次起诉与其于2019年4月18日向郑州市金水区法院提起的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具有相同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及标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中关于重复起诉的规定，樊建华的起诉应当被驳回，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生效同类法律文书和全国各地其他法院已经生效同类法律文书均驳回了出资员工行使知情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作出与上述同类生效法律文书相反的认定明显不当，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08年1月7日，樊建华作为委托方，案外人时群英作为受托方签订《委托出资协议书》，约定：“双方同为通信工程局的出资人，受托方时群英为隐名股东”，通过协议可知，樊建华仅仅是通信工程局的实际出资人，不具备股东资格，同时，樊建华已于2016年1月8日正式退休，距本次起诉已有四年之久，根据通信工程局《股权管理办法》，持股职工退休（含内部退养）时必须退股，即樊建华自退休时已经退股，已经不具有通信工程局实际出资人资格，此外，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樊建华并未经过法定程序确认其自2008年1月7日起的股东身份，不具备股东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不尊重通信工程局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正常经营管理秩序，强行干预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通信工程局依据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针对改制方案的[2007]12号法律意见，为明确权利义务，组织全体出资员工签订了《委托出资协议》，樊建华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签订了《委托出资协议书》，就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超过50人，通信工程局中与樊建华情况相同的实际出资人有一百多人，一审法院如果认定仅仅为出资人但并未在工商备案的樊建华的股东身份并支持其知情权，等于认可了公司具有一百多名股东，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并且司法不应当干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正常经营秩序；河南通信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获得涉密资质后，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与保密局签订了保密协议，不得随意泄露涉密材料，一审判决支持樊建华查询会计账簿等相关文件，违反保密法的有关规定；2020年10月26日，与通信工程局知情权纠纷相关案件郑州中院已进行听证，目前尚未出裁决结果。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豫0105民初1857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樊建华的起诉，郑州中院于2020年2月6日作出2020豫01民终1725号民事裁定书，维持了一审裁定，人民法院对樊建华与通信工程局之间关于股东知情权纠纷已经作出终审裁决并且已经生效。2020年8月18日樊建华又向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以同样理由提起诉讼，在听证会裁决结果出来之前，应该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待听证会裁决结果出来后决定是否继续审理。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樊建华辩称，樊建华于2015年4月18日提起的股东知情权诉讼的结果为裁定驳回起诉，其法律后果与驳回诉讼请求不同，裁定驳回起诉处置的是诉权问题，并未对实体权利作出裁判。依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12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本案符合该条规定，此次起诉是合法的。并且原案件程序严重违法导致裁判错误，原审法院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开庭传票，在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开庭审理时进行作出了裁定书，使樊建华的二审证据未能提交，最终以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故原审案件程序违法，处置的是能否诉的问题，并未对答辩人的实体权利作出任何的认定。第二，樊建华的案件情况不同于上诉人所提交的案件，不符合立案检索的前提条件。上诉人提交的案例只有裁判文书，文书当中不显示相关证据内容，暂且不论该等裁判文书的真实性如何，内容是否完整、有无经过删减、是否为生效裁判，只分析樊建华与该等原告案件情况便足以认定两者性质完全不同。首先，本案中上诉人公司是根据国家政策改制而来的有限责任公司，樊建华按照政策以及公司的内部文件要求，以员工股东的身份向公司缴纳了出资，公司也在另案2015金民二初字第1770号、2015金民二初字第1769号案件当中认可。公司的股东仅限于在职员工，公司也按照出资比例向樊建华本人分红。达到退休年龄时，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联名向樊建华发出了正式文件，要求其退休退股，又按照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的股权管理办法规定，收购了樊建华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并支付了股权转让金。而以上情形与上诉人所提交的案例当中是不同的，不能以该等判决为类案检索的依据。第三，上诉人公司共有四名股东，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其中董保军案是经过再审维持的，张琳案是经过二审后维持的，该两个案件都是针对上诉人公司提出的股东知情权诉讼、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等均相同，如本案适用类案检索的规定，则应以该两个判决为依据，因为上述两个判决与本案情况相同，不能以上诉人提交的案例为依据。第三、樊建华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委托出资协议是公司自主经营的产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樊建华虽与时群英签订了委托出资协议，但签订协议仪式是公司提出，受托方时群英是公司指定，协议的版本也是公司提供。协议的签订只是公司为了规避股东人数过多方便公司民主管理经营而为之，并没有真正实施，樊建华的出资是直接支付于公司，公司对樊建华的股东身份为明知，才会将分红以及股权转让金直接支付给樊建华，足以说明上述协议只是方便公司管理，不能产生隐名股东的效力。另樊建华在起诉时虽已退休，但有证据证明持股期间合法权益遭受损失，可以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之规定提起诉讼，因此上诉人所称退休后便无权提起诉讼的上诉请求是不能成立的。第四，樊建华是公司的股东，无需提起确认股东资格诉讼，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不适用本案，该条是指公司自始至终不知道实际出资人的存在，也未接受出资人的突然加入，破坏了公司成立时的人合性原则，故未经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不变更股东名册、不签发出资证明书也不记载于股东名册，但是本案中公司接受出资、向其分红、收购股权、支付转让金等事项，对应的均是樊建华本人，公司对樊建华的股东身份是明知的，且本案是股东知情权诉讼，并未要求变更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所以该规定与本案的争议焦点不符，不适用本案。本案一审法律适用也没有违反北京市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该规定明确适用于实际出资人，而樊建华的身份显然不是实际出资人，该规定意在保护公司成立时的人合性、保护公司的善意。本案中的公司显然不是，且公司一直在混淆一个事实，即未经工商登记必然是实际出资人，但工商登记并不是认定股东身份的唯一标准，出资证明书以及股东名册均能够证明股东身份，并且还要综合考虑公司成立时的背景，双方合意、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股东的认可度等因素来确定。第五，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属于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樊建华对2020豫01民终1725号裁定书没有提出申诉，并不代表其认可裁定书的内容。还可以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该裁定书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规定的股东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损，认定为需要提供充分证据，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错误，且本案中樊建华提交的证据比之前更完善，更加强了其股东身份以及合法权益受损的证明，所以裁判结果不同也是合理的。第六，一审法院没有干预上诉人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法院准许答辩人查阅相关材料是依据公司法规定严格作出的判决，查阅的范围以及查阅的起止期限也明确予以说明，没有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公司在诉讼时有诸多不诚信的陈述。首先，公司是依照国家政策积极参加的改制，改制过程中收取了职工股东的出资，向其发放了红利，在2015金民二初字第1770号、2015金民二初字第1769号案件中也认可本公司股东仅限于在职职工，而发生本案诉讼时又否认樊建华的股东身份，企图阻止樊建华查阅相应的特定材料。其次，在收购樊建华持有公司股份支付了股权转让金之后，未告知股权转让金的计算标准计算依据，单方计算出转让金数额支付于答辩人，又以实际行动否认答辩人的股东身份，其为第二种不诚信。再次，在2014年樊建华当选注册股东时，不将其登记在工商局，而是将未当选的张大亮予以登记，此为第三种不诚信。商事主体在金融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合法经营，不能在侵犯股东合法权益后，以自主经营公司治理需要为借口否认司法救济的合法性，也不能以公司股东人数众多，其他股东也会效仿起诉股东知情权为由否认自身的违法性，让各股东为公司过错担责。第七，上诉人公司系2018年11月20日被授予的涉密资质，根据文件规定仅参与涉密工程的人员才具有保密义务，并非上诉人公司所有的员工、所有的股东以及所有的工程业务都需要保密。涉案查阅特定的范围时间是2008年至2016年1月8日退休时，该时间段内公司还没有被授予保密资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公司可以拒绝查阅的正当理由。显然上诉人所称的涉密并不是上诉理由之一，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也不能成立。上诉人申请中止审理，但本案并不需要以听证的结果为前提，不符合公司民诉法第150条第五项之规定，不应当中止审理，本案系股东知情权诉讼，需要查阅的是股东身份查阅内容以及是否有不正当目的，所以即便本案存在听证，也不影响本案的继续审理，并且听证程序组织后，一审法院正在审理本案，且未以庭审需参考听证结论为由中止审理，故本案应当继续审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请求。樊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提供自2008年至原告退休期间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月度报表、半年度报表、年度报表、财务状况说明表、股利分配发放表及附属明细表等）供原告查询、复制；2．自2008年以来的各年度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相关合同、协议书等其他文件材料）供原告查询，地点由法院指定，并允许聘请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协助；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樊建华原为通信工程局（国有企业）职工，2006年通信工程局开始改制，改制后为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2、2014年10月24日，被告发出《关于组织开展公司显名股东变更选举工作的通知》，显示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同意，决定变更公司的显名股东，适用范围为公司全体股东，其中附表3选区名单中第三组有原告的名字；3、2016年6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2016）董监函字第01号《通知》，主要载明：樊建华的退休时间是2016年1月8日，依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中对员工退休退股规定的条款，原告的股东身份已经终止。原告的股权清算时点价格确定为2016年1月31日的每股账面净资产。公司与于2016年2月28日及以后，分别多次通知原告到公司领取退股股金及未分配权益986564.15元，公司再次函告通知原告在收函五日内到公司办理结算手续等；4、依据原告提交其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被告分两次向原告转款共计1062861.34元，其附言备注为：樊建华股权转让金；5、2018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董事会提出要求查阅公司档案的申请。2018年8月13日，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受被告委托就原告关于查阅公司档案的申请作出律师回复函，主要表明公司及法律顾问已就原告申请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反复多次地耐心解答、面谈、解释和回复，并向原告出示了相关材料。为保护公司合法权益，不能无限制地满足原告的要求，建议原告走司法途径主张其诉请；6、被告《股权管理办法》显示：职工持股形式采取一股带多股的方式，作为股权代表的实名股东人数应在10人左右，每名股东可带其他持股职工3-25人。实名股东及其所带的其他持股职工按出资比例分享对应红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知情权纠纷。本案中，被告系国企改制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管理办法》显示，职工持股方式采取一股多带的方式，作为股权代表的实名股东人数应在10人左右，每名股东可带其他持股职工3-25人。原告在被告改制时履行了出资义务认购公司部分股份，原告是公司的股东，被告是明知的。股东知情权是股东权益的基础性权利，鉴于本案属于公司内部权益纠纷，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利益，亦未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虽然原告在本案诉讼时已经退股，但其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可能受到损害，原告以股东身份行使知情权的主张应予支持。原告是被告改制后才成为股东的，故原告可以行使2008年公司改制以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作为股东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查阅权和复制权及会计账簿的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及第十四条的规定，会计账簿与会计凭证分属不同科目，不能混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仅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并未将制作会计账簿涉及的有关凭证列为股东可以行使查阅权的范围。故原审法院支持被告在公司办公区域内提供自2008年以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樊建华查阅、复制以及会计账簿供原告查阅，原告可以委托律师及注册会计师协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公司办公区域内提供自2008年以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樊建华查阅、复制，原告樊建华可以委托律师及注册会计师协助；二、被告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公司办公区域内提供自2008年以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的会计账簿供原告樊建华查阅，原告樊建华可以委托律师及注册会计师协助；三、驳回原告樊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通信工程局、樊建华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7日，樊建华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时群英签订《委托出资协议书》一份，协议主要约定：双方同为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人，受托方时群英为显名股东，委托方为隐名股东；委托方出资16万元，占股份额度的0.8％；委托方的实际出资挂在受托方名下；表决权的行使为各出资人按出资比例提出个人的表决意见，由受托方汇总后，以显名股东身份将多数出资人的表决意见带到公司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均由受托方作为显名股东参与，委托方不直接参加股东会；委托方以多数出资人的表决意见作为表决意见，不得以个人意见行使股东表决权；发生有关情形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协议双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委托关系协议书，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等。樊建华一审提交的通信工程局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股东名册并未记载樊建华的名字，且自通信工程局公司2008年改制以来，樊建华也未被以股东身份进行过工商登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樊建华在通信工程局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如何认定，是实际出资人，还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是否具有行使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委托出资协议书》明确约定受托方时群英为显名股东，委托方樊建华为隐名股东；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均由受托方作为显名股东参与，委托方不直接参加股东会。且通信工程局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机构也未记载樊建华的名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相关规定，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机构是否记载系确认股东身份的依据，故樊建华并非公司股东，自然也不应享有股东知情权。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樊建华身份属于实际出资人，故在未经法定程序即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其显名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相对性，其个人在公司的投资权益应通过名义股东来主张和实现，而不能以自己名义直接行使股东知情权。综上，樊建华并非通信工程局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不具有行使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其起诉缺乏请求权基础，依法应驳回起诉。一审法院认定樊建华是公司股东，并支持樊建华以股东身份行使知情权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通信工程局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民初175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樊建华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樊建华；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河南省通信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明振审判员  曾小潭审判员  陈启辉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郭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