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03民终19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保平，男，196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五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安徽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五河县万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国防路9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220739493212。法定代表人：刘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琼，安徽冠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保平因与被上诉人五河县万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2021）皖0322民初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保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2017年3月23日的“购车协议”实际应为双方当事人就农机购买款项截至2017年3月23日的结算清单。该认定事实错误。该“购车协议”其实是双方对原始购车时对所购车辆的总价款以及应享受的补贴政策的约定，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补一个购车协议。如果是价款结算，至少以前支付的定金及其他已付款项应在结算中扣除。另从其备注的2016年刘保平转入公司款具体多少待查来看，2016年的支付款未从中扣除。如果是2017年3月23日的最终结算协议，应该把此前所有支付款都从中扣除才能算是截止时的结算协议。二、一审法院认定：尚欠被上诉人款163400元。该认定事实错误。由于上诉人部分支付购机款没有认定，导致认定欠款事实错误。由于双方一直没有结算，及被上诉人把政策补助款要回，当时是上诉人收到后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也未出具收条，从而造成了多支付234600元，造成了实际多支付。多支付的部分由于一审没有反诉，将另案诉讼。三、一审判决支付欠款163400元及利息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万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26日给上诉人出具了三张共计618000元的收据是否应当认定为上诉人给付的购机款。被上诉人认为该三张收据不能认定为购机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购买机器的行为发生在2015年，由于每年购买农机国家财政和县政府财政都有补贴，获得国家和县政府补贴的要办理相关的申报手续，为了能让上诉人获得财政补贴，被上诉人在只收到上诉人25万元购机款的情况下，出具了收据和发票，上诉人并没有实际支付。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举证了2015年、2016年、2017年为刘保平户办理农机补贴的底册，该底册中有补贴机器的型号、价格、补贴的款项，与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及发票是能对应的，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出具收据及发票是为了能使上诉人获得财政补贴，并不是收取上诉人购车款的凭据。二、被上诉人称其不知道补贴款是多少的辩称与事实不符。在2015、2016、2017年补贴款均发放到上诉人处后，双方于2017年3月签订了购车协议，明确了上诉人购车的型号、数量、单价及补贴款的价格，上诉人在该协议中签字确认，因此，上诉人对于补贴款多少是明知的。三、被上诉人声称于2015年5月份给付了368000元现金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四、一审法院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传唤刘加利作证后，立即传唤第二位证人出庭作证，但第二位证人却某和刘加利讨论案情，迟迟不到庭作证，法院在传唤二次未果的情况下，认为两位证人有串供的可能取消了其出庭作证的资格，符合法律规定。万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保平支付263400元及利息（以2634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20年4月21日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保平承担。诉讼过程中，万达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刘保平支付货款183400元及利息（以1834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20年4月21日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保平在万达公司处购买了多台农用机器及相关装置，购置款共计964000元。刘保平于2015年4月向万达公司支付现金5万元作为购买该批农机的定金；而后于2015年5月13日从农村信用社贷款20万元全款支付给刘慨；于2016年期间将其在双忠庙镇小麦秸秆打捆、灭茬奖补资金4万元通过双忠庙镇政府支付给刘慨，有五河县双忠庙镇财政所出具刘保平委托书在卷佐证；于2017年3月22日向万达公司还款2万元，在购机协议中载明，刘保平签字确认；于2018年12月13日刘保平妻子钱友兰通过银行账户向刘慨儿子刘绍东跨行转账2万元用于支付农机款；于2019年3月5日向“刘凯”支付农机款4万元，“刘凯”出具收条一张给刘保平；于农历2019年春节前即2020年1月23日向刘慨儿子刘绍东支付农机款1万元，刘绍东出具收条一张，注明“还款”字样；于2020年4月21日刘保平通过其妻子钱友兰向“刘凯”支付2万元，“刘凯”出具收条一张并注明“还打捆机欠款贰万元”字样；于2020年9月24日向刘慨儿子刘绍东支付8万元，刘绍东向刘保平出具收条一张，载明“其中钱友兰信用卡（农村信用社）6252266001327450还款贰万元整，微信还款陆万元整，信用卡还款刷到陈兴太卡中”。2017年3月23日，双方就总货款和扣除全部补贴（包括国家补贴和县级补贴）做了一份购机协议，刘保平在该购机协议中签署“欠款人：刘保平”字样，证明总购机款964000元扣除补贴款320600元（该笔补贴款万达公司确认已全部到账）后，尚欠643400元。以上案件事实均为刘保平自认，同时刘保平认可“刘慨”、“刘凯”“刘绍东”的收款及出具相关收条均为万达公司收到以上款项。综上，刘保平共向万达公司支付购农机款48万元及补贴款320600元，合计800600元，尚欠163400元未付清，为索要该款项，万达公司诉至法院。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21年4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是刘保平是否在证人刘某见证情况下将3万元现金支付给刘慨？二是2020年4月21日万达公司是否收到2万元购机款？三是万达公司向刘保平出具收据和发票是否应视为刘保平已经缴纳全部购农机款并且刘保平已经超额支付万达公司该笔款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庭审中，证人刘某证言“我只是负责召集大家到场，我在现场看到了刘保平把3万元现金交给了刘慨”及刘保平向法庭提供2017年3月23日补贴款复印件一张，用以证明刘保平于2017年3月23日实际向万达公司支付了3万元购机款。一审法院认为，在庭审过程中，询问结束证人刘某后传唤下一位证人出庭作证时，看到证人刘某向其他证人谈某当庭作证情况,下一位证人不立刻到庭作证，发现证人有串供的可能性，并且证人刘某在法庭作证，除见到刘保平把3万元给付刘慨外，其他均记不清，因此该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保平向法庭提供2017年3月23日补贴款复印件一张，仅能证明多人分得的补贴款项，并不能实际证明收到了该笔3万元款项，故一审法院对刘保平所争议的其于2017年3月23日向万达公司支付现金3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万达公司在庭审中对刘保平所举四张收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是在万达公司代理词中对该笔2020年4月21日刘保平还款2万元并未提及。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其他三张收条证据可以看出，万达公司对于“刘慨”、“刘凯”“刘绍东”的收款及出具相关收条均认可为万达公司收到以上款项，故对刘保平提出的该笔2万元还款收条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购买农机享受五河县政府补贴和国家补贴是均予以认可的。根据万达公司提供的“五政办[2015]23号”文件、“皖农机计财[2016]56号”文件、“皖农机计财[2017]31号”文件可以看出，每年补贴的机器种类均不同，获得补贴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购机者只有提供购机发票才能获得补贴，其中，五河县政府补贴为县财政叠加补贴。国家补贴需要提供正规购机发票，县财政叠加补贴没有相关发票要求。万达公司主张，其不能就同一种机器出具两张相同的发票，万达公司是为了配合刘保平获得补贴，才出具了相关的收据及发票，这些补贴也已经发放到刘保平账户并由刘保平交给万达公司抵扣购车款，因此，不能证明万达公司开具收据及发票就视为刘保平已经缴纳了购农机款。一审法院认为，在刘保平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购车协议内容中可以看出，该协议对刘保平购买农机型号、数量、获得补贴金额（国家补贴与县财政叠加补贴）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并对总购机款964000元和总补贴款320600元进行计算，得出刘保平截止2017年3月23日尚欠万达公司643400元，刘保平在该协议上书写“欠款人：刘保平”字样，庭审中，刘保平对该购车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该协议中也载明“2017.3.22还机具款贰万元整。还款人：刘保平”，以上可以看出该购车协议实际应为双方就农机购买款项截止2017年3月23日的结算清单，对该购机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刘保平认为2015年5月26日已向万达公司支付完毕618000元，万达公司向其出具了三张收据用以证明该笔还款的真实性。按照刘保平主张及当庭陈述，截至2015年5月26日三张收据出具之日，刘保平已向万达公司还款包括：2015年4月定金5万元、2015年5月13日转款20万元、2015年5月26日618000元，三者合计868000元，那么截至2015年5月26日，刘保平尚欠万达公司购机款应为96000元，但以上与刘保平承认的购车协议结算内容并不一致，两者互相矛盾，显然，刘保平提出万达公司给其开具的收据和发票并不能作为证明刘保平已经支付完甚至超额支付购机款的有效证明。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通过当事人陈述，双方向法庭提交的代理词并结合有效证据的事实认定，可以证明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刘保平向万达公司购买农机，未能及时结清货款，现万达公司要求刘保平偿还欠购农机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万达公司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酌定从本案立案之日起算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保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万达公司货款163400元并支付利息（以1634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18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按3.85%计算）；二、驳回万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51元，减半收取2625.5元，由刘保平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保平认为漏查2015年5月26日已付618000元，其中有50000元定金，200000元借的贷款，其他都是现金支付，付清了两台打捆机款项共560000元，叉车装置25000元，搂草机33000元，另外2017年3月23日刘某作证的30000元，补贴款320600元，总计1198600元。对于刘保平已付款金额将在争议焦点中进行评判。本院认为，刘保平从万达公司购买多台农机，机械名称及价款如下：打捆机2台，总价款56万元；拖拉机4台，总价款34.6万元；叉车装置1台，2.5万元；搂草机1台，3.3万元，合计总价款为96.4万元。对刘保平购买的上述机械，国家及县财政补贴合计32.06万元，上述补贴到帐后，刘保平均已支付给万达公司。万达公司与刘保平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万达公司交付上述农机，刘保平应当履行付款义务。除32.06万元补贴款项外，一审法院认定刘保平共向万达公司支付购农机款48万元。刘保平认为2015年5月26日付款了618000元，其中有50000元定金，200000元借的贷款，其余368000元都是现金支付，付清了两台打捆机款项、一台叉车装置、一台搂草机的钱款共计618000元。另外2017年3月23日刘某作证的30000元，补贴款320600元，总计已付款金额为1198600元。对于368000元现金支付，刘保平陈述系2015年5月26日以现金支付给万达公司。对此，刘保平并未举证证明。刘保平陈述2015年5月26日付款了618000元，付清了两台打捆机款项、一台叉车装置、一台搂草机的钱款，2016-2020年支付的款项均付的是拖拉机的钱，上述陈述与刘保平举证的2020年4月21日收条载明的“还打捆机欠款贰万元”、2020年9月24日收条载明的“今收到刘保平还款购买打捆机费用8万元整”相矛盾。对于2017年3月23日刘某作证的30000元，刘保平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通过刘某向万达公司还款3.8万元，但刘某陈述其没有权利把别人打捆的钱直接给刘慨，只是负责召集大家到场，并在现场看到了刘保平将3万元现金给了刘慨。刘某证言与刘保平的陈述相矛盾，一审法院对刘某的证言不予采信，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刘保平又认为万达公司给其出具了收据，说明已不欠打捆机的货款，根据农机交易习惯和补贴申请政策要求，开具收据是为了给购机者办理农机补贴，并不能证明欠款已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保平上诉称向被上诉人多支付234600元，但其未能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据《购车协议》、收条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综合认定农机总价款、补贴款、已付款等事实，并判决刘保平对尚欠农机款负有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刘保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51元，由刘保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公礼审 判 员 胡松涛审 判 员 胡玉巧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丁刘女书 记 员 蔡轶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