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4民终18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原，男，1987年5月1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宝，辽宁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士珍，女，1941年3月26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志兰，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瑶，女，1991年5月28日出生，满族，住清原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珊，女，1997年4月28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1，男，2006年10月6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纬琳，辽宁兴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强，男，1973年12月21日出生，满族，住新宾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世臣，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陶原因与被上诉人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付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辽042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辽042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被上诉人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80.5443万元的责任，判令被上诉人付强赔偿被上诉人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经济损失，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付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裁判结果错误，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姜某2及姜喜祥之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强之间均是加工承揽法律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1、上诉人于2021年1月2日找到姜喜祥，告知其要砍伐70-80棵护路树，按天计算350元/每人/天计付报酬，工具自备，上诉人每天给姜喜祥车费100元，按1.2米、1.5米、2.4米的标准造材。2、上诉人为了保证砍伐林木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通行车辆安全，需要钩机扶树，故通过他人联系到被上诉人付强，双方在电话中确认被上诉人的工作内容是扶树，以保证在包括砍伐树木过程中人员安全、过往车辆安全、周边财产安全，被上诉人付强称“明白，这活好干”，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强双方确认二天钩机费用1300元，并不是每天650元。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七百七十二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姜喜祥及受害人是以自己使用自有的伐木工具完成工作、姜喜祥等人以向上诉人交付采伐树木（含造材）为工作成果，由上诉人验收合格给付报酬；付强是通过专业的工具(钩机）、在同锯手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共同砍伐林木并保证被伐林木安全落地、交付采伐树木（不含造材）的工作成果，由上诉人验收合格给付报酬。为此，上诉人与付强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为此，上诉人认为与姜喜祥、受害人、付强等人之间是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一审法院以“姜某2、付强各自均不能独立完成工作、需要配合，每个人提供的劳务是工作的组成一部分，不能拆分”、“姜某2、付强虽应陶原要求自带工具，但工作场所由陶原指定”、“陶原并不是以全部工作成果给付酬金、而是按日支付报酬”认为是雇佣关系。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姜喜祥等人的工作任务是砍伐、选材，付强的工作任务是防止树木砸下伤及他人的人身安全，两者工作任务是独立存在的；因姜喜祥、付强等人不知道树在何处，故上诉人到砍伐现场告知工作场所及工作任务，但未一一指导如何砍伐每一棵树木；上诉人对姜喜祥、受害人给付报酬的方式是按天计付报酬，上诉人对付强是共给付1300元，而非每日650元。二、被上诉人付强在加工承揽过程中，造成姜某2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姜某2本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付强的工作任务是在锯手从砍伐林木开始至砍伐林木安全放下的过程中，用钩机夹住被砍伐树木，以确保人身安全。本案中，因付强操作钩机不当，导致被砍伐林木砸到电线、电线受力后导致电线杆砸到姜某2，导致姜某2死亡的后果发生，为此，付强作为侵权责任人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姜某2本人在操作过程中，因未能仔细观察，被电线杆砸伤，应当负次要责任。三、本案姜某2死亡的后果，是由被上诉人付强造成，应当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构成刑事案件，法院在审理时应当予以示明，并应当中止审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判决或发回重审。 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姜某2与陶原之间是雇佣关系，并且在此次事故中姜某2没有过错，付强应当承担全部过错责任，所以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 付强辩称，本案法律关系应当是雇佣法律关系。陶原在一审答辩内容提现给伐树工人每天100元，给付强钩机每天650元，陶原自认雇的工人包括钩机都是日工，不是按全部工程成果给付酬金，陶原自认要求伐树工人与付强这些被雇佣的人员之间要相互配合砍伐林木，钩机及伐木工人的劳动都不是独立完成的，每个人提供的劳务都是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拆分，本案符合雇佣法律关系，而不是承揽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陶原、付强承担连带责任赔偿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经济损失80.5443万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陶原雇佣被害人姜某2等人及付强为其采伐树木，双方约定：姜某2等人自带伐树工具负责锯树，付强提供钩机并自驾、利用钩机扶住姜某2等人所锯树木将树木按预定方向放倒；姜某2等人每人每天劳务费350.00元。2021年1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姜某2与付强驾驶钩机配合采伐树木，付强由于操作钩机失误没有控制住树木，导致被采伐树木倒向路边电线，电线受力拉动电线杆，电线杆倾倒砸到姜某2头部，致使其当场死亡。 姜某2共兄弟三人，分别为姜喜祥、姜某2、姜喜金，母亲高士珍，年满75周岁，父亲已去世。姜某2妻子为卢志兰，双方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姜瑶、姜珊、刘浩，其中长女姜瑶、次女姜珊已成年，长子刘浩于2006年10月6日出生，现年14周岁。 姜某2系在给陶原工作期间受伤死亡，同时付强存在过错，所以诉请二被告赔偿：1、死亡赔偿金63.64万元（辽宁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万元/年×20年）；2、丧葬费3.7632万元；3、被扶养人高士珍生活费3.7005万元（辽宁省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203万元/年÷3人×5年）；被扶养人刘浩生活费费4.4406万元（辽宁省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203万元/年÷2人×4年）；4、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以上4项合计80.5443万元。 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撤回要求陶原、付强给付被扶养人卢志兰生活费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原雇佣姜某2、姜喜祥等6人及付强为其采伐树木，双方口头约定：1、姜某2等人自带伐树工具负责锯树，付强提供钩机并自驾、利用钩机钩齿扶住姜某2等人所锯树木，双方配合将树木按预定方向放倒；2、姜某2等6人每人每天劳务费350.00元；付强每天劳务费650.00元；3、陶原每天给付姜某2等人乘车费100.00元。 2021年1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姜某2与付强驾驶钩机配合采伐树木，树木倾倒过程中刮到路边电线、电线拉力又使电线杆倾倒砸向姜某2头部，致其死亡。 另查明，姜某2共兄弟三人，母亲高士珍，年满75周岁，父亲姜守贤已去世。姜某2妻子为卢志兰，双方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长女姜瑶、次女姜珊、长子刘浩，其中姜瑶、姜珊已成年，刘浩于2006年10月6日出生，为未成年人，现年14周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姜某2、付强与陶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2、付强在本案中应否负赔偿责任；3、姜某2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1、关于姜某2、付强与陶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一审法院在证据的分析与认定中已经论述，确认姜某2、付强与陶原之间为雇佣关系，在此不再赘述。2、关于付强在本案中应否负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付强是雇工即提供劳务一方，如付强因提供劳务造成姜某2死亡亦应由雇主即接受劳务一方的陶原承担侵权责任。故付强在本案中不应负赔偿责任。同样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如陶原能够证明付强在本次事故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承担侵权责任后，可另诉向付强追偿。3、姜某2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法对提供劳务者受害情形规定的是过错责任承担原则，基于此，姜某2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本人存在过错。付强主张姜某2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已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一）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付强对其主张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故付强应对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据此，一审法院不能认定姜某2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存在过错，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需要说明的问题。诉讼中，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放弃赔偿卢志兰扶养费的请求，系自己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故一审法院对此部分未予审理。综上，为实现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追求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践行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一）、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陶原赔偿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损失80.5443万元。其中1、死亡赔偿金63.64万元（辽宁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2万元/年×20年），被扶养人高士珍生活费3.7005万元（辽宁省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203万元/年÷3人×5年）计入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刘浩生活费费4.4406万元（辽宁省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203万元/年÷2人×4年）计入死亡赔偿金，以上三项合计71.7811万元；2、丧葬费3.7632万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上述赔偿款陶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35元，减半收取6668元，陶原负担5633元、高士珍、卢志兰、姜瑶、姜珊、刘浩负担103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给予确认。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应秉持诚信，恪守承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陶原与姜某2之间形成合同关系是雇佣法律关系还是加工承揽法律关系。二、姜某2与付强是否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关于焦点一，陶原主张其与姜喜祥、付强间均为承揽关系，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主要区别，一是承揽合同关注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提供劳务本身仅为一种手段或过程；雇佣合同只关注提供劳务过程，劳务提供本身即为合同标的。二是承揽合同中，承揽人提供劳务须有工作成果才有权请求定作人支付报酬；雇佣合同中，受雇人只要依约提供了劳务，即可请求支付报酬，劳务有无结果不影响请求支付报酬的权利。三是承揽人提供劳务时原则上不受定作人的指挥监督，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雇佣关系中，受雇人提供劳务原则上需接受雇主的指挥监管，不具有独立性。四是承揽关系，法律有条件地允许第三人代承揽完成辅助工作，甚至主要工作；雇佣关系，受雇者提供劳务以亲自实施为必要。从本案林木砍伐的过程看，姜某2、付强等人是根据陶原的指示完成工作，陶原可以随时干预、监督姜喜祥、姜某2以及付强的工作。具体伐树的地点、方式、时间也由陶原予以确定，姜某2、付强等人对于工作安排并无自主权。从报酬的给付情况来看，姜某2等人是按照陶原的指示到现场伐木，所获报酬也由陶原按日支付。由此可见，付强通过操作挖掘机的方式、姜某2通过用据伐木的方式二人相互配合为陶原创造经济利益，陶原按日向付强、姜某2支付报酬。陶原与姜某2之间，陶原与付强之间应为雇佣关系。关于焦点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损失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并根据双方各自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提供劳务一方存在过错。该案，陶原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陶原主张姜某2、付强在砍伐林木的过程中存在过错，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4元，由上诉人陶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昱 审 判 员  李雪慧 审 判 员  黄 霞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 凤 书 记 员  刘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