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4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松，男，194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中心南路36号中南大厦二楼。负责人：黄敏彦，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念、阮雄辉，均系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松因与被上诉人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贯虹律师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2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陆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贯虹律师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贯虹律师所在与陆松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从未提出按照实际收回款项的30%计收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诉讼双方均持有《委托代理合同》以及贯虹律师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客观真实的主张是错误的，事实是诉讼双方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及之前贯虹律师所从未向陆松提出按照实际收回款项的30%计收律师费，并且当时签订的合同只要求支付代理费2000元，其他并没有填写。合同签订后两份合同一直为贯虹律师所持有，未有将合同交给陆松。该案二审完结后，陆松准备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贯虹律师所才第一次向陆松提出需要支付30%计收律师费事宜，并且自行在合同上填上该内容交给陆松，当时陆松认为事前没有该约定，而且提出的新收费比例和数额也非常不公平，因此拒绝此高额收费，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陆松的主张才是事实。首先，风险代理与传统的代理制度相比，一是风险代理的案件多是疑难复杂、需要律师进行高难度的代理，但是败诉的风险较高以及争议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否则委托人不会同意风险代理；二是委托人对承办律师的信任度高，律师对案件实体权益的处分权限比较大。本案中需要贯虹律师所代理案件是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间借贷诉讼，借贷本金只有7万元，案件与法律关系也并不复杂，非常简单，律师也不需要进行很高难度的代理行为，贯虹律师所在办理过程中也仅仅提交了简单的借据以及出庭应诉，其实这类案件大多数人都可以自行到法院处理，陆松之所以聘请律师是考虑自己年龄比较大，言语反应未必那么精准，所以才考虑聘请律师帮忙处理，但贯虹律师所却要求陆松收回款项三分之一的最高比例服务费回报，一般人均不会认为合理。二是陆松与贯虹律师所之前从未有任何接触，双方并不认识，之间的信任度并不高，不可能答应进行如此之高的风险收费。还有，如果当时约定了风险收费，陆松想赖账不支付有关费用，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在借贷案件执行收回借贷资金后再拒绝支付服务费，但是在启动执行程序前，任何款项都没有追回时拒绝付费不符合陆松最大的利益，不合情理。由此可知按照实际收回款项的30%计收律师费并不是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的约定。其次，一审法院认为陆松在空白合同上签名，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充分认识到行为由此带来的风险并承担因此带来的法律后果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不能认为陆松是一名成年人由此认为其对作出任何行为都明白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法律服务是一种专业性服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法律服务是一种低频需要，很多人一生未打过官司，更不要说与律师事务所发生业务联系，不会懂得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特别是风险收费的要求。陆松年届76岁，老一辈人由于成长经历与接触的世界不同，之前从未接触过律师服务，只知道服务交易就是一方提供服务，另一方提供一个约定总金额的服务费用，就像买卖商品一样，一口价清晰明了，不可能知道还有只约定比例，不约定具体总金额的风险收费。当时陆松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知道收费2000元就已经认为服务收费明确了，不可能知道空白项的法律风险，所以一审法院认为陆松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应该充分认识到行为由此带来的风险的主张是错误的，该判决没有考虑到本案陆松的客观实情和法律服务的特殊性。二、贯虹律师所故意隐瞒风险收费事项骗取陆松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属于民事欺诈，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诉讼双方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及之前贯虹律师所从未向陆松提出按照实际收回款项的30%计收律师费，陆松也无从了解有此一情况的存在，贯虹律师所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陆松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签订合同，属于民事欺诈行为，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贯虹律师所的主张不应该得到支持。三、贯虹律师所在案件代理过程中并没有尽责履行代理义务，造成陆松在借贷案件中的部分主张得不到支持。在之前的借贷案件中，陆松为了证明自身的主张，向贯虹律师所提供了一些案件的证据材料以及证据线索，要求贯虹律师所协助调查或者调取有关证据，但是遭到贯虹律师所无理拒绝或者不予回应，也不给陆松有效的解释或者沟通，造成陆松7万元的借贷本金主张中有3万元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认为陆松没有证据证明，这是贯虹律师所没有尽责履行代理义务的后果，所以陆松提出反诉主张自己的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改判。另补充：原来陆松与律师商定的时候，陆松是用铅笔签订的，律师费是2000元，其他的是空白的，律师让陆松先签名，陆松就签了，陆松收取了三张起诉的借条，律师认为陆松的三张借条可以作为证据提交，开始诉讼的时候，律师只为陆松写了一份状词，其他也没有询问案件事实、证据等。在新会开庭的时候，陆松完全没有准备，律师也没有收集对案件有帮助的证据，对方强加说陆松存在合作的关系，是共同投入，律师也没有追究整个案件的过程，最后败诉了。陆松请律师为其辩护，陆松去收集的材料，律师也不接纳，也不为其写答辩状，根本没有尽责，最后对方反诉到中级法院审理，律师也答应跟陆松去中级法院参加诉讼，其明确表示不收取律师费，仅仅收取其2000元就算了。当时在中级法院审理时律师没有发言，没有为陆松辩护，到了最后执行阶段，陆松不再请律师了，但律师说要加收30%的费用，陆松不答应，因为律师什么都没有做，根本没有尽到律师的责任，后来律师说不给30%的费用就给4000元，而整体案件陆松只得到6万元，比预期的少了，律师的委托合同是双方签名的，当时陆松签订的时候没有写30%的费用，是律师后来加上的，几个月的时间，律师都没有盖章。合同没有盖章证明是无效的，给陆松的那份没有盖章，陆松起诉的时候就有盖章，这是欺诈的行为，律师的起诉是无理的。贯虹律师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陆松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贯虹律师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陆松立即支付贯虹律师所律师代理费19200元及逾期违约金（以19200元为本金，自起诉日起按每日0.06%计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为诉讼费由陆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对贯虹律师所所举证据《委托代理合同》，陆松主张其与贯虹律师所所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合同书写部分内容仅有第八条第三项中的“2000”，合同其他书写内容，系贯虹律师所所律师此后自行书写的，也未向陆松解释相应的收费标准。贯虹律师所现在主张按实际收回款项的30%计收律师费，依据不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持有《委托代理合同》，且陆松亦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确认，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方面，陆松并未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陆松确实系在空白的合同上签名，也应充分认识到行为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承担因此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综上，贯虹律师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客观真实，应予采信。2、对陆松反诉主张的贯虹律师所未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义务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通过（2015）江新法会民初字第917号、（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0号两案民事判决书可知，贯虹律师所所的执业律师陈柏念作为陆松在该两案中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两案的诉讼。陆松虽主张贯虹律师所所律师未尽合同义务，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陆松主张的反诉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3、对一审法院调取的申请执行人陆松与被执行人陈荣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笔录一份，案号：（2016）粤0705执775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予采信，笔录反映的相关案件事实亦应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贯虹律师所与陆松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陈柏念律师担任甲方的代理人，代理上述一案一、二审及执行诉讼活动”。依据上述约定，贯虹律师所所律师的代理权限应直到执行程序终结。但在陆松与案外人陈荣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二审诉讼活动结束后，陆松明确表示不再委托贯虹律师所所陈柏念律师继续代理执行诉讼活动，陆松与案外人陈荣欢执行一案的相关事宜亦由陆松本人向一审法院提出。对上述事实，陆松亦当庭确认。基于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陆松已经以其行为表明解除了其与贯虹律师所之间订立的委托合同，合同解除时间最迟为陆松与案外人陈荣欢一案执行诉讼活动开始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虽然陆松享有代理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同时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须按第八条的约定支付全部代理费给乙方，如属风险支付的代理费，视为已达到支付全部代理费的条件，甲方须按约定的金额或按诉讼标的总额为基数计付全部的风险律师代理费给乙方：1、甲方未经乙方同意单方解除本合同。……”，即如果当事人擅自解除本合同，则应按合同第八条的约定支付全部的代理费。《委托代理合同》第十条有关合同解除后果的约定，属于合同结算和清理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贯虹律师所实际代理了陆松与案外人陈荣欢的一、二审诉讼案件，为陆松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陆松应当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约定，支付贯虹律师所相应的代理费用。贯虹律师所主张按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的30%计算代理费用，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已经生效的（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0号案确定案外人陈荣欢应支付陆松借款本金40000元及从1996年7月22日起按年利率3%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陆松应付贯虹律师所的代理费用利息部分基数最迟应计算至双方合同解除之日（陆松申请执行之日），即2016年4月12日，计算金额为23687.67元（40000元×3%÷365天×7205天）。因此，陆松总计应支付贯虹律师所代理费用19106.30元（40000元×30%＋23687.67元×30%）。参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约定，陆松已经支付的2000元代理费应相应进行扣减，即陆松尚应支付贯虹律师所代理费用17106.30元。对贯虹律师所主张支付的逾期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十条的约定，陆松应在合同解除之后五日内支付相应代理费用，即陆松最迟应在2016年4月17日前支付贯虹律师所相应的代理费用。贯虹律师所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违约金，未超出一审法院确定的起算日期，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应从逾期支付之日起以欠付律师代理费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六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因此，陆松应付贯虹律师所的违约金应以17106.3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2016年6月24日）按日利率0.06%计算至陆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陆松反诉主张贯虹律师所未履行代理合同，要求贯虹律师所退还代理费用2000元，但其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陆松的反诉主张，不予支持。判决：一、陆松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贯虹事务所代理费用17106.30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以应付的代理费用为基数，从2016年6月24日起按日利率0.06%计算至陆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贯虹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陆松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140元，由贯虹律师所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负担15元，由陆松陆松负担125元。反诉受理费25元，由陆松陆松负担。二审中，陆松提交《委托代理合同》一份，以证明陆松跟律师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是律师自己填写的。贯虹律师所对陆松二审提交的证据认为该合同中2000元是到当事人农场调解的费用而非不同时间填写的，后来调解不成双方到贯虹律师所签订完整的合同，从复印件可见有模糊的律师所印章。经审查，陆松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故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合同中有关律师服务费收费标准约定中“按风险支付，陆松先支付代理费2000元（大写贰仟元正），余下律师代理费甲方须按实际收回款项的30%在五天内支付”的约定是否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贯虹律师所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一条第1点的约定主张视为已达到支付全部代理费的条件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陆松认为双方订立合同时仅在合同第八条第3点“甲方先支付代理费＿＿元”处填写2000元，其余未填写的收费内容均不属双方合意。经审查，从合同的文书内容来看，合同中拟定按件、按标的和按风险支付三种收费方式供当事人选择，合同文本中的上述选择性条款简单明确，具有基本文化程度者均能理解其性质和产生的不同法律责任。陆松确认双方同意第八条第3点中填写2000元，可见双方商定按风险支付诉讼代理费，该种收费方式的“风险”表现为按实际收回款项的比例支付代理费。若如陆松所述，双方仅约定固定收费，则应选择其他收费方式，其主张双方从未对此进行过协商显然与双方选定的风险收费不符。另外，双方通过合同第十七条确认该合同一式三份，陆松执一份，而陆松未能提供其应持有的合同文本以证明与贯虹律师所提供的文本不一致，亦未能举证证明相应内容是在其签名后添加的，故陆松主张双方不存在按实际收回款项30%支付风险代理费的约定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合同第十一条第1点的约定，陆松未经贯虹律师所同意单方解除本合同的，其须按第八条的约定支付全部代理费给贯虹律师所，如属风险支付的代理费，视为已达到支付全部代理费的条件，陆松须按约定的金额或按诉讼标的总额为基数计付全部的风险律师代理费给贯虹律师所。根据陆松在本案中的陈述，其明确主张单方解除合同，对贯虹律师所依上述约定诉请收费所提出的抗辩主张主要为贯虹律师所自行添加风险收费内容且未尽责代理以致其权益受损，实质为双方不存在风险收费约定和以贯虹律师所违约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两个方面的主张。如上所述，本院确认双方存在按实际收回款项30%支付风险代理的约定，而关于贯虹律师所是否尽责代理的问题，该案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有该所指派律师参加，一审判决后陆松未提起上诉并经二审维持原判，可见该案诉讼结果当时系得到陆松认可的，故陆松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拒付款项亦缺乏事实依据，根据上述情况，因陆松以贯虹律师所违约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依据，故按照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处理，应视为贯虹律师所请求支付全部代理费的条件成就。一审法院根据（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50号案件判决的金额为基数，参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风险收费比例上限，结合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判令陆松应向贯虹律师所支付代理服务费17106.30元并以此为基数从起诉日起按日0.06%的标准计付违约金，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相应地，陆松提出返还已付费用的反诉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陆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元，由陆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景欣审判员  张萍辉审判员  刘邦中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书记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