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民终55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雪琴，女，1978年11月16日生，汉族，农民，住大连市普兰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春阳，辽宁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富乐园21号13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0890959654。 法定代表人：张子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凤岩，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子德，男，1943年1月19日生，汉族，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住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凤岩，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郝玉杰，女，1959年5月8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任，上海君澜（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雪琴、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绿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子德、原审被告郝玉杰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5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雪琴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军绿公司给付除第一项部分再给付15550元，张子德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子德及军绿公司负担。主要理由为：一审法院将2018年7月6日的西红柿款扣除是错误的。该批西红柿系军绿公司购买，由郝玉杰代收；军绿公司应付西红柿款为整本的记录，且上面损果数量（包括2018年7月6日的西红柿）为郝玉杰书写，可以证明该批西红柿已发货，该笔款项系军绿公司应付款。关于前期投入部分是否补偿，刘雪琴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郝玉杰代理军绿公司与刘雪琴商量，承诺前期费用由军绿公司承担，刘雪琴对西红柿价格给予一定优惠。该事实在2019年4月23日庭审时郝玉杰表述非常清楚，与军绿公司陈述前期投入无偿是完全吻合的。因此，西红柿款不能扣除前期投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应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对判决第一项已经认定及判决部分无异议，但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导致西红柿款总额少计算1950元，扣除前期投入13600元，未支持部分为15550元。 军绿公司和张子德辩称，不同意刘雪琴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刘雪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郝玉杰辩称，请求驳回刘雪琴的诉讼请求。一、郝玉杰与军绿公司不存在职务关系，也不是军绿公司的代理人。郝玉杰在军绿公司与刘雪琴合作种植合同关系中充当的是中间人角色。刘雪琴为本案纠纷曾提起过两次诉讼。第一次诉讼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重审时法院追加了军绿公司参加诉讼。军绿公司在庭审时明确表态郝玉杰不是公司人员，没有授权郝玉杰收货和结算，不认可郝玉杰在刘雪琴收货单上的签字，只承认郝玉杰是中间人。本案一审期间，无论是军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子德，还是军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数次庭审当中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总之，一审法院认为郝玉杰接受军绿公司委托负责回收西红杮全部事宜，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二、军绿公司与刘雪琴合作种植合同关系中，存在一个西红杮的采购行为。虽然军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子德在刘雪琴第一次诉讼时作为证人出庭，曾作证说郝玉杰帮助过军绿公司销售西红杮。但显然，销售西红杮和采购西红杮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帮助销售西红杮不代表帮助采购西红杮。除郝玉杰以外，还有其他人也帮助军绿公司销售西红杮，其实都是销售过程的中间人，这并不能反推这些销售中间人也有帮军绿公司采购西红杮的代理权。总之，即使认定了郝玉杰帮助军绿公司销售西红杮，也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想当然地就推定郝玉杰享有采购西红杮的代理权了。三、军绿公司为履行与刘雪琴的合作种植合同投入了25000余元的资金和物品，一审法院只认定13600元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详细审查相关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情况，在认定25000元全部投资的基础上抵销刘雪琴的等额货款。 军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雪琴的原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审判决逻辑思维混乱，数字计算错误。军绿公司实际收到西红柿5427斤。一审认定数量与事实严重不符，军绿公司陆续投入种子、有机肥、现金等共折合25020元，而一审判决仅认定13600元，明显违背公平正义。一、西红柿的数量应是本案焦点之一。一审判决认定军绿公司收到西红柿8000斤错误。军绿公司未收到西红柿。1.被上诉人在至今的两次诉讼、过去的五六次庭审，以及其本次的《上诉状》中，始终不渝地否认向军绿公司和张子德送货，其也没有军绿公司和张子德的收货凭证。法院最终竟然认定了张子德毫无根据的自认收货的口述，这也应大大超出了想象。2.一审判决认定的“军绿公司”收到8000斤西红柿，来自于张子德2020年11月26日庭审中毫无根据的自认。而张子德当时自认收8000斤西红柿，系考虑自己的投入有25000多元，8000斤西红柿按3元一斤计，两数相当，大致可抵，互不相欠。故出于息事宁人之考虑，在否认郝玉杰收货的前提下，陈述了自己（军绿公司）收到西红柿8000斤，想以自己之牺牲换得各方之和谐。故陈述：收到西红柿8000斤、两个具体收货点。却无法说出收货具体细节，如谁送的货，谁接的货，如何称重的等等具体交接过程。而一审中张子德出庭时，并未被问及8000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为何是8000整数，而不是7999也不是8001及具体交接过程等等。一审中，张子德在2020年11月26日法庭上的一些陈述、对其他的当事人陈述的意见，以及对法庭的一些询问的回答等，已明显表现出思维混乱、前后矛盾之处，无法适应庭审节奏和气氛。如在法庭上张子德也曾否认收到过西红柿（庭审笔录第17页）；法庭上张子德亦曾表示“无偿提供原告肥料使用”（庭审笔录第14页），稍后又表示“当时不收钱，种出来之后再算账”（庭审笔录第15页）。3.郝玉杰与刘雪琴微信聊天中体现的西红柿数量5427斤应当是客观、真实的。郝玉杰签的《收货单》则相反。首先，刘雪琴每次发货前都以微信聊天形式将西红柿数量及送货时间通知郝玉杰。当时，当事各方尚处于正常的合作经营之中，是合作的“蜜月期”，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会成为诉讼的对立方，为西红柿数量及货款等争执到法庭上。故此微信聊天的内容应为真实、可信的。再看《收货单》的形成过程。从郝玉杰与刘雪琴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当时当事人各方已经产生了严重隔阂。诉讼之初，郝玉杰就不认可《收货单》内容的真实性。称《收货单》是刘雪琴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补签的，是一次性签的。尽管郝玉杰与张子德一再对《收货单》本身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一审法院对二人对《收货单》的质疑并不予理睬，不予审查，只认签名，不管真假！其次，郝玉杰签的《收货单》，按刘雪琴称“是双方在核对账目之后原告填上了”。那么刘雪琴应当说明“核对账目”的原始依据何在？怎样核对出15520斤的？不是依据其微信聊天吗？否则半年前的时间（已精确到了17个工作日）、数量（斤数已精确到了17个两位数，换果5次，换果斤数已精确到了5个个位数），如非“最强大脑”，实难做到如此的准确记忆。而且，半年前的多个时间、数额，只需汇总、留存依据即可，为何还要不胜其烦地逐个填写17单？再次，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郝玉杰陈述收到原告西红柿是204箱，每箱是36斤至38斤，合计是7344斤至7752斤”，但没有向其双方核实：既然都是郝玉杰收的货，为什么《收货单》是15520斤，两者相差如此之巨？对比二人微信聊天中体现的运送西红柿的日期、数量和郝玉杰签的《收货单》的日期、数量，会发现①刘雪琴自己通知郝玉杰的送货次数和数量都少，郝玉杰签的《收货单》的送货次数和数量都多，而且多很多。谁能相信刘雪琴会故意少报吗？不可能。②刘雪琴自己通知郝玉杰送货的日期和郝玉杰签的《收货单》的日期有7月24日、30日，8月1日、5日、12日5天是重合的，重合率为1/3强，而且数量还都很大。难道刘雪琴是同日送了2次吗？不现实。③微信聊天中体现的运送西红柿的数量几乎都精确到了个位数。而郝玉杰签的《收货单》的数量大多只精确到两位数……再结合分析案涉西红柿的产能、运送路途、送货接货过程等，孰真孰假立现。故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郝玉杰与刘雪琴微信聊天中体现的西红柿数量应当是客观、真实的，能够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即实际西红柿数量为5427斤，郝玉杰签的《收货单》是不客观、不真实的。二、军绿公司投入的认定。1.刘雪琴在3月26日庭审中已承认收到了种子、化肥（庭审笔录第12页），应予认定：“审：被告张，作为军绿公司法人，陈述一下向原告提供物资的品种及数量及价格。被张代：有西红柿种子5000粒，价值5000元。3吨化肥，2400元。现金是15200元。原代：确实收到了种子，但是是被告郝送的。确实收到了化肥，但是不知道是几吨，价值是2400元……”在4月9日的庭审中，刘雪琴却对前次庭审中承认的事实予以否认，庭审即将结束时又承认“收到西红柿种子4000多粒、价值10元。”而判决竟然确认了刘雪琴之否认。相反，张子德在3月26日庭审中承认收到8000斤西红柿，4月9日庭审中又承认是5427斤，而原审判决却仍认定了张子德8000斤的自认，对5427斤不予认定。原审法院如此“选择性执法”，明显不公、偏袒，有违司法公正！西红柿种子5000粒价值5000元，是符合当时市场行情的；3吨化肥价值2400元也是刘雪琴庭审中承认过的，同时也是符合当时市场行情的。上诉人十分不解：3月26日庭审已经形成的事实，半月后的4月9日庭审又被没有理由、不经说明的推倒重来，再次调查，刘雪琴的反言竟还得到法院的认定……这分明是在给刘雪琴反言的机会!案件竟然还可以这样审……？2.2018年4月6日二人微信聊天能体现出刘雪琴收到了西红柿种子5000粒。3.送肥人宋长良已在2020年11月26日法庭上作证：为军绿公司向刘雪琴送肥。刘雪琴亦不否认。4.张子德2018年6月19日还曾面交刘雪琴现金1600元，有2020年11月26日法庭上赵元德作证，应予认定。年逾古稀的证人颠簸200多公里，只为1600元，实在是出于正义。但却被简单、草率的评价为“该证人证言缺乏真实性，不予采信”，实属不当！5.张子德提供的2018年5月29日农行业务凭证复印件证明向刘雪琴汇款2420元的事实，一审判决仅仅以“该证据是复印件，刘雪琴有异议”而不予认定，并未稍加核实“刘雪琴”账户是否收到此笔汇款，应属不当。综上，应当认定刘雪琴收到了：西红柿种子5000粒价值5000元；化肥3吨价值2400元；2018年5月29日农行汇款2420元；2018年6月19日现金1600元。以上均应予抵销。 刘雪琴辩称，不同意军绿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刘雪琴的上诉请求。 刘雪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军绿公司给付西红柿款46560元；2.张子德、郝玉杰承担连带责任；3.军绿公司、张子德、郝玉杰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4月间，军绿公司与刘雪琴达成口头西红柿种植回收合同。主要内容是：军绿公司负责资金投入和回收，刘雪琴负责种植。期间，张子德以军绿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聘请郝玉杰在军绿公司负责销售工作，郝玉杰受军绿公司委托做西红柿的销售。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军绿公司交付给刘雪琴投入资金是13600元。2018 年7月8日至2018年8月28日期间，军绿公司从刘雪琴处回收西红柿16次，合计是14950斤，扣除损果80斤，成品西红柿为14870斤，单价3元，合计价款为44610元（14870斤×3元/斤=44610元）。郝玉杰为刘雪琴签具了送货单16张。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军绿公司是否应给付原告货款46560元；2.张子德、郝玉杰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各方的陈述，刘雪琴提供的证据及一审被告提供的证据，均可以证明郝玉杰是被告军绿公司负责销售的工作人员，被告郝玉杰受军绿公司委托与刘雪琴沟通案涉西红柿的回收等全部事宜。军绿公司陈述自认收到刘雪琴案涉西红柿8000斤，郝玉杰不是收货人。郝玉杰陈述收到刘雪琴西红柿是204箱，每箱是36斤至38斤，合计是7344斤至7752斤。郝玉杰做为军绿公司负责销售工作的工作人员，郝玉杰收到案涉西红柿的行为是军绿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郝玉杰收到刘雪琴案涉西红柿7344斤，可视为是军绿公司收到的，军绿公司合计收到案涉西红柿应是15344斤（8000斤+7344斤=15344斤）。郝玉杰签具的送货单的行为也是履行军绿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的行为。郝玉杰为刘雪琴签具西红柿送货单16张证明：刘雪琴送给军绿公司西红柿是14950斤（成品西红柿14870斤+损果80斤）与15344斤是相互吻合的，郝玉杰签具送货单证明案涉西红柿单价是3元。军绿公司收到刘雪琴案涉成品西红柿是14870斤，单价是3元，合计价款是44610元，刘雪琴与军绿公司达成种植回收合同关于一方投资是否予以折抵货款没有约定，根据交易习惯应予折抵，抵销权既可以通知方式行使也可以抗辩方式行使，军绿公司前期投资是13600元，军绿公司主张投入资金25620元中13600元予以折抵欠原告的西红柿价款是合法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雪琴诉请要求军绿公司给付货款46560元中31010元（44610元-13600元=31010元）是合理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军绿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张子德是该公司的股东，张子德没有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财产，张子德对军绿公司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刘雪琴要求张子德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雪琴要求郝玉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雪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雪琴给付西红柿款31010元，被告张子德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驳回原告刘雪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4元，由原告刘雪琴承担388元，由被告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576元。被告张子德承担连带交付责任；被告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被告张子德承担连带交付责任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军绿公司提供了2018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张子德转账给刘雪琴2420元的银行业务凭证的原件，拟证明：张子德给刘雪琴转款2420元。上诉人刘雪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军绿公司提供的该证据可以证明2018年5月29日张子德给刘雪琴转款2420元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8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张子德给上诉人刘雪琴转款242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刘雪琴和上诉人军绿公司系在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上建立的口头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刘雪琴和军绿公司均有约束力，刘雪琴和军绿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关于上诉人刘雪琴提出的案涉种植回收合同的实际履行数量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刘雪琴应对此负有举证义务。 军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子德通过郝玉杰介绍认识的刘雪琴，军绿公司聘用郝玉杰负责销售工作，刘雪琴和军绿公司之间的履行均通过郝玉杰进行沟通。而案涉合同的履行方式为刘雪琴将其种植的西红柿通过货车发货给郝玉杰，郝玉杰在刘雪琴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名，对西红柿的数量进行确认，同时明确损果的数量，即郝玉杰代表军绿公司与刘雪琴进行合同的履行对接。一审法院依据郝玉杰签名的送货单确定刘雪琴与军绿公司之间的履行情况正确。同理，一审法院对刘雪琴提供的没有郝玉杰签名的送货单不予认定并无不妥。即便郝玉杰事后否认其签署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也不能影响案涉的送货单作为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有郝玉杰签名的送货单认定军绿公司拖欠刘雪琴西红柿货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上诉人刘雪琴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未有郝玉杰签名的送货事实的情况下，刘雪琴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雪琴关于西红柿送货数量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刘雪琴提出的不应从军绿公司欠付刘雪琴的货款中扣除136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案涉的13600元由6000元借款和6600元化肥款两部分组成。上述款项系在刘雪琴催促军绿公司尽快偿还拖欠的西红柿款的情形下发生的，虽然刘雪琴主张上述款项军绿公司已同意作为投资款，但是并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军绿公司亦对此不认可并主张进行折抵，一审法院将上述款项从应给付刘雪琴的西红柿款中扣除并无不当。上诉人刘雪琴的此项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军绿公司主张的公司的前期投入应从欠付的货款中扣除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军绿公司与刘雪琴建立种植回收合作关系的初期，军绿公司主动将种子和有机肥等送给刘雪琴，双方并未就前期投入日后将从货款中扣除进行明确约定，上述投入理应被认定为军绿公司为完成合同目的而进行的投资。况且双方均认可军绿公司给付刘雪琴的西红柿价款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在此情况下，不应将军绿公司的前期投入再从刘雪琴应获得的西红柿款项中扣除。上诉人军绿公司的此点上诉请求，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本院二审另查明的2018年5月29日张子德给刘雪琴转款2420元，该款项应从军绿公司拖欠刘雪琴的货款中扣除。本院对上诉人军绿公司的此点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将一审判决确定的军绿公司应给付刘雪琴的西红柿款31010元变更为28590元，对张子德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部分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554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二、变更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554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雪琴给付西红柿款28590元，张子德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三、驳回刘雪琴和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765元（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预交576元，刘雪琴预交189元），由大连军绿绿色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05元，刘雪琴负担1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劲 审判员 吴义军 审判员 李淑红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曾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