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01民终119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莉斯，女，198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钊权（系黄莉斯配偶），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贤，广东创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玉贤，男，196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球，广东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莉斯因与被上诉人黄玉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6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黄莉斯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钊权、张俊贤，被上诉人黄玉贤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莉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黄玉贤向黄莉斯返还借款11983837.5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11983837.5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以11983837.5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的四倍计算）；3.改判确认黄莉斯就黄玉贤所持有的51%清远高隆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隆达公司）股权在黄玉贤应承责的范围内依法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改判黄莉斯无需协助黄玉贤办理高隆达公司股权质押的涂销登记；5.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玉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即使届满，质权不消灭，质权人仍然有权行使质权，质押人不能依据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一审仅以质权与抵押权类似，从而否定黄莉斯的合法质权，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还款时间，黄玉贤就质押权提起诉讼，黄莉斯才提起反诉第一次要求黄玉贤还款。《股权质押协议书》仅有黄玉贤单方承诺的还款时间，不应视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一审中，黄玉贤亦确认双方从未就还款时间协商一致。因此还款期限应为黄莉斯起诉后的合理期限，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三）一审时，黄玉贤从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如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则属适用法律错误。如是黄玉贤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则应视为一审期间未提出该抗辩，不应予以支持。 黄玉贤辩称，（一）黄莉斯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二）黄玉贤已用价值3900多万元的房屋清偿了债务，黄莉斯主张返还欠款和行使质押权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玉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黄玉贤出质给黄莉斯的高隆达公司股权25.5万元（占高隆达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的51%）的出质登记，质权登记编号为A140××××8632；2.本案的诉讼费由黄莉斯承担。 黄莉斯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黄玉贤向黄莉斯返还借款11983837.5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11983837.5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以11983837.5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2.确认黄莉斯就黄玉贤所持有的51%高隆达公司股权在黄玉贤应承责的范围内依法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本案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用由黄玉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隆达公司系于1999年1月13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登记股东为黄玉贤（认缴40万元、持股80%）、张某（认缴10万元、持股20%），其中黄玉贤为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销售非金属矿、土石方、码头内货物装卸。庭审中，黄玉贤确认其与张某是夫妻关系。 2013年黄玉贤因欠银行贷款到期，以资金周转需要为由向黄莉斯借款。黄玉贤作为借款人（乙方）与张某作为保证人出具一份《借款合同》，记载借款总额为500万元。黄玉贤与张某作为共同借款人（乙方）还与案外人高隆达公司、罗某作为共同保证人出具了一份《借款合同》，记载借款总额为1200万元。以上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借款期限满，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全额归还甲方，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等，该两份《借款合同》上的借款期限、出借人（甲方）以及落款时间处均为空白。 黄莉斯委托案外人曾某向黄玉贤转账了以下款项：2013年8月21日分别转账500万元、164万元、500万元，于2013年9月9日转账475万元，以上合计1639万元。黄玉贤认为确认收到1700万元，实际是向黄莉斯的亲属黄钊权借款，该款由黄钊权指示其控制的广州市银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荣公司）划出，并非黄莉斯出借，此前并未见过黄莉斯及黄钊权。经查，黄莉斯与黄钊权于2013年1月4日登记结婚。 2014年4月23日，黄玉贤（甲方）与黄莉斯（乙方）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依法成立高隆达公司，为保证还款，甲方拟将公司总股权的51%质押予乙方。第一条，公司概况，甲方拥有标的公司高隆达公司80%股权；第二条质押内容，甲方依法将标的公司总股权51%质押予乙方，作为甲方欠乙方1700万元的还款保证；第三条质押登记，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至标的公司股权登记机关办理质押登记或以双方约定的方式进行质押；第四条，甲方的陈述、保证，甲方保证于2014年9月9日前还清对乙方欠款，如到期无法偿还，则乙方将质押股权转让予甲方；股权转让协议另行签订…… 2014年4月25日，黄玉贤、黄莉斯就上述股权质押在清远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出质股权数额为25.5万股，被担保债权数额为1700万元，质权登记编号为A1400045863，登记出质人为黄玉贤，质权人为黄莉斯。 因黄玉贤无力偿还该借款，黄玉贤以其名下四个房产折抵涉案借款，分别为：1.清远市新城××、××号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2964.94平方米，于2005年9月8日购买，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2.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B幢首层非住宅，建筑面积294.24平方米，于2005年3月3日购买，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3.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B幢B梯201号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07.28平方米，于2005年3月3日购买，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4.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B幢B梯202号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03.22平方米，于2005年3月3日购买，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 2014年5月27日，上述清远市新城××、××号，B幢首层、B梯201、202号房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黄莉斯指定的银荣公司名下。在该次房屋过户过程中，2014年5月26日,黄玉贤作为收款方、银荣公司名下作为付款方、由清远清城区地方税务局代开的发票，记载：1.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A幢首层121号（面积682.96平方米）金额为3065124.48元；2.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A幢202号（建筑面积2281.98平方米）金额为3329408.82元；3.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B幢首层（建筑面积294.24平方米）金额为1440599.04元；4.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B幢201（建筑面积107.28平方米）金额为257472元；5.清远新城连江路七十三号家乐苑B幢B梯202号金额为247728元。以上合计8340332.34元。关于该金额，黄莉斯确认过户时未经评估，买卖价格即为发票价格，是黄玉贤提出以物抵债。黄玉贤不认可抵偿金额，认为当时为了减低税务，发票金额比实际金额低，涉案房屋于2013年左右在银行贷款时评估时价值为3900多万元。 庭审中，黄莉斯确认其在提起本案反诉之前从未向黄玉贤主张过归还剩余借款及行使过质押权，是因为黄玉贤、黄莉斯是朋友关系，知道黄玉贤2015-2019年期间经济状况不好，想等黄玉贤处理好其他债务再协商本案债务的还款。黄玉贤确认黄莉斯没有向黄玉贤主张过借款及行使过质押权，因为其已经用酒店抵消了债务，本案债务已经清偿。 上述房屋过户至银荣公司后，由该公司对外收租。庭审中，黄莉斯确认称过户后的每月租金是86697元。 另查明，2010年12月10日，黄玉贤（出租方）与陈某（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陈某承租黄玉贤所有的位于清远市新城××、××号，B幢B梯201、202号,B幢首层的商铺，建筑面积约3450.7平方米，实测面积为3570.7平方米，作为酒店经营场所，租赁期间自2010年12月10日起至2021年3月9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租金和租金缴纳期及条件：“免租期三个月，每月10号前结清当月租金，2011年3月10日至2014年3月9日每月租金为20元/平方米，2014年3月10日至2016年3月9日每月租金为21元/平方米，2016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9日每月租金为22.05元/平方米，2018年3月10日至2021年3月9日每月租金为23.16元/平方米”。陈某于2014年6月开始向银荣公司支付租金。 一审法院认为，黄莉斯于2013年8月21日、2013年9月9日共计向黄玉贤出借款项合计1639万元，双方于2014年4月23日就涉案借款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书》约定借款期限截至2014年9月19日，并于2014年4月25日办理了股权质押设立登记手续，以上事实能够证实黄玉贤与黄莉斯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双方确认涉案房产抵作涉案借款，并于2014年5月27日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对于涉案抵债房屋实际价值问题，黄玉贤虽认为实际价值为3900多万元并以房屋清偿所欠借款，但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黄莉斯提交的涉案房屋过户时的发票，金额合计8340332.34元，黄玉贤无其他证据证实除以房抵债外，还向黄莉斯偿还了其他款项，则剩余款项及利息应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处理。 黄莉斯确认其在提起反诉之前从未向黄玉贤主张过借款债权，则剩余借款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9月19日即已届满。而黄莉斯于2020年12月1日反诉主张黄玉贤归还借款，黄玉贤抗辩已超过诉讼时效，对黄玉贤的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黄莉斯的该反诉主张应予驳回。 关于黄莉斯本案主张行使质押权，就黄玉贤所持有的51%高隆达公司股权在黄玉贤应承责的范围内依法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质权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与抵押权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黄莉斯对黄玉贤的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9月19日届满，黄莉斯并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向黄玉贤行使过质权，而是于2020年12月1日反诉主张行使质押权利，超过了上述期间，对黄莉斯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在黄莉斯主张的借款及利息、行使涉案质押权应予驳回情况下，黄玉贤主张涂销出质给黄莉斯的高隆达公司股权25.5万元（占高隆达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的51%）的出质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黄莉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黄玉贤办理关于高隆达公司股权质押（股权25.5万元，占注册资本50万元的51%，质权登记编号为A140××××8632）的涂销登记手续；二、驳回黄莉斯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50元，反诉受理费56898.3元，均由黄莉斯负担。 经审查，除双方确认一审判决第五页倒数第三、四行中的“则乙方将质押股权转让予甲方”应为“则依法将质押股权转让予乙方”，一审判决第八页第六行、第十六行及第九页第三行中的“9月19日”均应为“9月9日”外，本院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黄玉贤提交以下证据：房地产评估报告，拟证明黄玉贤抵债的房屋价值3900多万元。经质证，黄莉斯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该报告已明确为初评结果，最终价值以评估报告为准，因此该报告不能反映该房屋价值。该房屋的交易价格是黄玉贤本人签订买卖合同时确认，该报告评估价不可能是当时交易价格。 二审查明以下事实：黄莉斯一审当庭提交反诉状，提出反诉请求。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黄玉贤未对黄莉斯的反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黄玉贤提出黄莉斯主张返还借款的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黄玉贤是否仍拖欠黄莉斯借款；（二）黄玉贤在一审中是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黄莉斯主张黄玉贤返还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黄莉斯可在黄玉贤承责的范围内对涉案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还是应协助黄玉贤办理涉案股权质押的涂销登记。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黄莉斯委托他人向黄玉贤转账出借款项合计1639万元，黄玉贤确认收到1700万元，之后双方就涉案借款签订《股权质押协议书》约定黄玉贤将高隆达公司总股权51%质押予黄莉斯，作为黄玉贤欠黄莉斯1700万元的还款保证，黄玉贤保证于2014年9月9日前还清欠款，并办理了股权质押设立登记手续，足以证实黄玉贤与黄莉斯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双方确认以涉案房产抵作涉案借款，并于2014年5月27日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黄莉斯提交的涉案房屋过户时的发票，金额合计8340332.34元，黄玉贤无其他证据证实除以房抵债外，还向黄莉斯偿还了其他款项，则应认定黄玉贤仍拖欠黄莉斯借款。黄玉贤主张涉案抵债房屋实际价值为3900多万元并以房屋清偿全部借款，并无充分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黄玉贤虽未对黄莉斯的反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黄玉贤提出黄莉斯主张返还借款的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不能认为黄玉贤未在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使认为黄玉贤在一审辩论终结后在向法院提交的代理词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意见，视为其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黄玉贤二审也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虽未约定还款时间，但《股权质押协议书》明确约定黄玉贤保证于2014年9月9日前还清欠款，该期限内黄玉贤未还清欠款，黄莉斯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请求黄玉贤偿还剩余借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9月10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则黄莉斯主张剩余借款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9月9日即已届满。黄莉斯确认其在提起反诉之前从未向黄玉贤主张过借款债权，是黄玉贤就质押权提起本案诉讼其才提起反诉第一次要求黄玉贤还款。根据黄莉斯确认的上述事实，黄玉贤无需举证，即可认定黄莉斯于2020年12月1日反诉主张黄玉贤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已超过诉讼时效。黄莉斯要求黄玉贤归还剩余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请求，应予驳回。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9条【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未行使抵押权，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请求涂销抵押权登记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权利质权，参照适用前款规定。”鉴于黄莉斯主张黄玉贤归还借款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黄莉斯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未行使质押权，质押人黄玉贤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请求涂销质押权登记，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黄玉贤主张涂销出质给黄莉斯的高隆达公司股权25.5万元（占高隆达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的51%）的出质登记手续，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黄莉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50元、反诉受理费84283.5元，均由黄莉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8567元，由上诉人黄莉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郭炜丹 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