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2民终18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秀梅，女，196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市昌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丰满支公司，住所地吉林市丰满区吉林大街94号。        负责人：周莉，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璋，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霞，吉林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秀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丰满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21）吉0202民初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秀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于秀梅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保单借款利息按日支付直至手续办理当日。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重大误解不能接受。1．重大误解指的是一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对合同的内容等发生误解而订立了合同。当事人由于他人的故意的错误陈述，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构成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于秀梅在一审已经明确说明是在以下四种情况下购买的保险产品：第一次业务员以限时、限人、限购、现场为由诱导于秀梅购买产品，但业务员没有告知采用保单借款购买方式产品没有收益这个重大问题，没有告知这款产品最终是有保险成本的。第二次业务员以即将停售、不花钱还可挣65万元为由诱导于秀梅继续购买。第三次业务员以返还佣金10％、本人购买为由进行诱导购买。第四次业务员以升级VIP客户、优惠更多为由诱导购买。保险人应当以诚信与公平交易观念来缔结保险合同，在销售保险产品的过程中，要主动履行格式保险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尤其是在销售新型寿险产品的过程中，要对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基本评估，让客户只购买风险评级等于或低于其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保险产品，确保将适合的产品买给适合的客户。否则，法院就可以视情况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和显失公平原则，对合同予以撤销或变更。本案由于保险代理人在销售过程中存在销售误导、隐瞒合同重要内容等违反保险法行为，才导致于秀梅购买了系列保险产品。于秀梅是由于他人的故意陈述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构成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故不能将本案定性为重大误解。于秀梅有保险代理人返还佣金的银行流水证明，有保险代理人提供的借款利益演算表，有保险合同当中第19页风险计算表没有特殊加重提示表，有保险代理人亲自承认的回顾性录音证明。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是事实吗。于秀梅因人保公司最高赔付30万元不满而起诉，如果不存在问题，他们会赔付吗。目前人保公司两名涉案人员均已经辞职，如果不是受到处罚谁会自丢饭碗。于秀梅与人保公司相比处于绝对明显弱势地位，这些证据的查找已实属不易。这是事实，法院应该采信。除非当事者是怀着恶意打假的心态才会在当时购买现场进行证据留存。2．人保公司提供的“微回执、微回访”是保险公司内部员工培训的标准化工作流程，并不是针对于秀梅当时购买产品所作的讲解或说明录像，不能证明他们尽到明确告之义务。业务员在购买产品时告诉于秀梅对于回访电话，只要回答是就可以。回访电话也都是套话，只询问是否亲笔签字以及是否知晓保障条款，对重点条款并没有复述，明显是避重就轻。最关键是回访电话都是在没有拿到保险合同时进行。合同送来时，基本都超过犹豫期，消费者根本没有选择余地。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专业性比较强，普通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研究保险条款。只能接受或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不懂保险的人极其不公平，保险人不作详细说明无异是强迫投保人接受该条款，有悖于合同自愿的原则。实际上于秀梅购买的2019-220234-SG9-01500166、2019-220234-SG9-01500311-12019-220234-SG901500312-4、2019-220234-SG9-01500690-1号产品均是提前预购，均是在被告之限时、限人、限量，当场先付费、后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购买的，现场根本看不到具体保险条款内容（就是看到了，非专业人士一时半会也很难看懂）。购买时业务员告知就是一个流程，让在一张复写纸上照着写，并不是在保险合同上，这也说明保险公司存在一定的故意欺骗意图，严重违背最大诚信原则。于秀梅之所以多次购买而没有发现被欺骗，一是基于对人保公司多年来的充分信任。于秀梅是人保公司老客户，在人保公司有很多保单。二是盲目跟从。业务员王莉现身说法，以自己贷款200万元购买来说明产品绝对好、贷款购买不花钱还挣钱，但没有告知保单借款需要半年还利息、两年必须还本，也没有告知保单借款购买没有收益。三是受到不当利益诱惑。人保公司在宣传年金险产品时，都会着重强调分红和收益，现场演示的高利率，人保公司的分红是一种明显暗示，给用户造成一种买了该产品就可以发家致富、未来无忧的错觉，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心，赚钱不易，谁都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够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能够钱生钱。保险销售的误导、隐瞒行为，损害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干扰我们的选择，破坏交易的公平性，造成我们做出非真实意愿的购买决定，没有购买合适的保险产品，不能获得最佳的保险收益。二、关于撤销权消灭的认定不能接受。1．本案不属于重大误解，不适用《民法总则》第152条。2．退一步讲，假定是重大误解，时间的确定也存在明显问题。一审仅凭于秀梅一句三个月前的不当表述就认定超过法定除斥期间，同样是表述，于秀梅提交的证据却不予采信，存在明显不合理、不公平的倾向性。3．假设是重大误解，那么造成2019年以后保险合同撤销权消灭的责任也不应当由于秀梅承担。在整个投诉过程中，人保公司没有人告诉于秀梅有三个月期限。被反复投诉的人保公司对这一条款应该非常清楚，所以在解决纠纷时，人保公司会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拖延。于秀梅在发现有可能被骗时找到人保公司时，人保公司均以责任人有病没上班进行敷衍。2020年12月15日人保公司的周经理和陈经理找到于秀梅，以最高赔付30万元为条件进行和解，告之于秀梅赔付额度大无法下账，建议于秀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2020年12月17日银保监会收到于秀梅实名举报，银保监会处理时间最短60天、最长90天。2021年1月6日人保公司侯经理再次提及和解建议，被于秀梅拒绝。为尽快解决问题，于秀梅曾到人保公司所在地丰满法院进行立案，遭到拒绝后到人保吉林市分公司所在地昌邑法院立案。受疫情影响，立案需提前预约，人保公司陈经理曾告诉于秀梅，为避免银保监会的处罚他们会协助立案，最终在人保公司帮助下于2021年3月4日立案成功。因立案银保监会调查终止。对于人保公司的帮助，于秀梅曾怀过感恩之心，现在看来人保公司不是帮助解决问题而是在钻法律空白，逃避法律制裁。以人保公司愿意赔付或银保监会调查时间计算，并没有超过90天法定除斥期限。人保公司不怕消费者起诉，而且更多时候建议消费者去法院，因为消费者举证困难，仅凭撤销权消灭时限这一项消费者也必败无异。这样的法律公正吗。法院这样处理公平吗。三、关于要求人保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复效手续费及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证据问题。首先，人保公司所有利息均是按日计算的，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具体数额确实无法计算。保险是特殊行业，还具有保护民众隐私功能，故普通人无法获取数据，必须以人保公司当日电脑显示为准。于秀梅不能提供明确数额不代表证据不足。法院不能简单以“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处理保险纠纷，否则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其次，于秀梅因纠份对人保公司失去信任，无精力顾及其他保单，势必造成其他保单在纠份期间失去效力。失效保单手续费也是按日计算的，于秀梅确实无法提供具体数额，相关数据只能由人保公司提供。再次，本案纠份带来的精神伤害是无形的。和谐社会大家都希望平安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谁愿意打官司告状，谁愿意长期心情压抑、无助、焦虑，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了工作、生活，200万元的血汗钱哪，难道非得出人命才能是损害。综上，于秀梅认为一审法院如此认定，实属不严谨，定性不准，处理不当，没有做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若此判决生效，将会对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助长了保险公司的不法行为，更有损法律的公正性、有损党在群众中威信与声誉。        人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秀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首先，从于秀梅在一审中的陈述及所举证据来看，其对购买的保险产品产生错误认识，认为采用保单借款方式购买案涉保险产品不影响收益，符合重大误解的法律规定。于秀梅主张人保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没有事实根据，根据人保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案涉保险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订立的，内容合法、有效。无论合同的签，还是在保险合同送达过程中的微回执、微回访均能表明于秀梅明知案涉保险合同内容。人保公司在于秀梅投保时对保险条款、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和利益分红等相关内容均进行了详细讲解说明。于秀梅对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以及投保提示书等相关内容了解并对产品特点和保单收益的不确定性认可后，亲自书写了声明并签字确认。保险合同签订后，于秀梅在送达微回执过程中再次对保险条款进行阅读，了解知情并认可后才按照线上流程进行下一步操作，最后均无异议才签字确认。在微回访过程中，人保公司对保险条款是否阅读、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是否了解及犹豫期等内容再次进行了提示告知，于秀梅在明确表示无异议后签字确认。以上足以说明人保公司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不存在于秀梅所称的欺诈、误导及隐瞒重要内容等情形。其次，于秀梅是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从自然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具备理性、谨慎的角度出发，投保人是不会仅根据销售人员的陈述而直接交纳巨额保费，并在短期内多次连续投保。同时，在投保过程中，只有在客户信息采集、人脸识别、要约信息采集、授权信息采集、告知信息采集、影响采集、电子签名，以此顺序逐一手动确认上传成功后，才能进行交费。依据上述操作流程，投保人对每一项内容了解认可并确认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直至流程操作完毕，才能成功投保。因此足以说明于秀梅完全了解并认可案涉保险合同，并且已经连续交纳了2年和4年保费，人保公司不存在欺诈的情形。最后，无论于秀梅处于什么目的不再认可购买案涉保险产品，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在保险合同签订后有10天犹豫期，如果反悔可以解除合同。于秀梅在犹豫期内怠于行使权利，并且在6份保险合同分别履行了2年和4年后才要求退保，人保公司只能按照约定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        于秀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以下6张保险单：2019-220234-SG9-01500166-3、2019-220234-SG9-01500311-1、2019-220234-SG9-01500312-4、2019-220234-SG9-01500690-1、2019-220234-SG9-01501317-0、2017-220234-553-01503259-9；2．退还以下6张保单的投保费用200万元：2019-220234-SG9-01500166-3、2019-220234-SG9-01500311-1、2019-220234-SG9-01500312-4、2019-220234-SG9-01500690-1、2019-220234-SG9-01501317-0、2017-220234-553-01503259-9；3．支付180万元保险单借款利息约14.28万元；4．因纠份导致其他失效保险单办理复效的手续费；5．精神损失费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莉系人保公司营销人员。于秀梅在王莉的介绍下与人保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签订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险合同（保险费5万元），于2019年1月28日签订2019-220234-SG9-01500166-3号保险合同（保险费10万元），于2019年2月18日签订2019-220234-SG9-01500311-1号保险合同（保险费10万元）、2019-220234-SG9-01500312-4号保险合同（保险费10万元），于2019年3月24日签订2019-220234-SG9-01500690-1号保险合同（保险费30万元），于2019年6月10日签订2019-220234-SG9-01501317-0号保险合同（保险费30万元）。        其中，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险合同已交四年保险费20万元，2019-220234-SG9-01500166-3号保险合同已交两年保险费20万元，2019-220234-SG9-01500311-1号保险合同已交两年保险费20万元，2019-220234-SG9-01500312-4号保险合同已交两年保险费20万元，2019-220234-SG9-01500690-1号保险合同已交两年保险费60万元，2019-220234-SG9-01501317-0号保险合同已交两年保险费60万元。上述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共计200万元。        另查明：人保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向于秀梅送达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单，2019年2月1日向于秀梅送达2019-220234-SG9-01500166-3号保单，2019年3月1日向于秀梅送达2019-220234-SG9-01500311-1号、2019-220234-SG9-01500312-4号保单，2019年3月27日向于秀梅送达2019-220234-SG9-01500690-1号保单，2019年6月30日向于秀梅送达了2019-220234-SG9-01501317-0号保单。        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险合同及2019-220234-SG9-01500166-3号保险合同是在交费当天签订，其他保险合同是在于秀梅交费后签订。诉讼中，人保公司对其承担讼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保险合同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于秀梅主张人保公司工作人员王莉在推销保险产品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对该主张提供的证据主要是其当庭陈述，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欺诈行为。故对是否存在欺诈这一事实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基于该请求权基础而行使的撤销权也不能支持。但通过法庭调查，能够查明人保公司在向于秀梅推销保险产品时存在投保人先支付保险费，后签订合同的情况，也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人保公司曾当场将影响于秀梅权利义务的内容明确、充分地说明。因此，于秀梅在上述情况下实施的法律行为符合重大误解的法律特征。        关于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对在此之前发生的法律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本案中，于秀梅在起诉状中明确表明其在“三个月之前”发现保险合同中对其不利的约定，因此于秀梅与人保公司在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险合同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对重大误解撤销权行使期间的规定，可以支持。此后签订的合同因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而超过了法定除斥期间，不能支持。故人保公司应当返还于秀梅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险合同已交四年的保险费20万元。        关于于秀梅要求人保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复效手续费及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于秀梅对上述主张未提供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且借款利息、复效手续费请求数额不明确，精神损失费也无法律依据，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一、撤销于秀梅签订的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险合同；二、人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于秀梅2017-220234-553-01503259-9号保险合同已交的保险费20万元；三、驳回于秀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于秀梅提交以下两份证据：证据一，产品说明（网站拍照打印件），证明人保公司诱导于秀梅购买案涉保险产品；证据二，今日头条网站新闻报道截图、网络文章截图，证明于秀梅购买案涉保险产品时被误导。人保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既看不出证据来源，也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且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故不予采信。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于秀梅自2017年8月17日至2019年6月10日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六次购买案涉保险产品，且在购买产品后连续交纳保费，说明于秀梅对该保险产品的条款、风险及收益等相关内容知晓并认可。人保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在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于秀梅的证据不能证明人保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其要求撤销案涉保险合同的主张证据不足，无法得到支持。关于保单借款利息及失效保单复效手续费等损失问题。因于秀梅未能举证证明该损失与购买案涉保险产品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故其此项诉请不能得到支持。关于精神损失费问题。因本案并非侵权纠纷，故于秀梅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于秀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465元，由于秀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春露审判员    王浩审判员    赵翠霞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邵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