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03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沈北路152号。法定代表人：王建力，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系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夏恒瑞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鲁银城市公元第121幢B单元1012号房。法定代表人：吴迎春，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九泽，系辽宁华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甜甜，系辽宁尧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夏恒瑞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21）辽0104民初3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已审理终结。三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刻意回避了上诉人宁夏分公司负责人与被上诉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系同一人、合同付款发票类别和实际开具发票及付款、安装费包括内容、被上诉人需要负责三年维保期的维保工作、被上诉人需承担用户跟上诉人签订合同中的所有条款责任的情况。1、上诉人可以提供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报告及一审庭审笔录（见第9、10页）证明，上诉人宁夏分公司负责人与被上诉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系谢锐，被上诉人庭审中也认可，同时根据被上诉人企业信用信息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成立，股东谢锐持股90%，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案涉的《银川御景湖城三期电梯供货、运输及安装项目合同书》系于2019年1月7日签订（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合同签订后的第三天即2019年1月9日，被上诉人对股东持股比例进行了变更，谢锐为了个人目的，将持股比例变更为10%，后谢锐利用其系上诉人宁夏分公司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促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诉争项目签订了安装合同。2、案涉的《银川御景湖城三期电梯供货、运输及安装项目合同书》明确约定了发票类别为“设备开具16%增值税专用发票，安装开具10%增值费专用发票”，本案用户已付款项和开具发票情况如下：（1）2019年1月10日，上诉人开具1271920元16%的设备发票后，用户于2019年1月18日支付了设备款1271920元；（2）2019年2月15日，上诉人开具2543840元16%的设备发票后，用户于2019年2月26日支付了设备款2543840元；（3）2021年1月13日，上诉人开具336840元16%的设备发票和663160元9%的安装发票后，用户于2021年1月21日支付了设备及安装款合计100万。3、由上述案涉项目负责人及用户付款和开具发票情况可以看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系上诉人自称用户就案涉项目向上诉人已付款项4815760元中包括设备费4152600元和安装费663160元，实际情况是用户付款系由被上诉人的股东同时也是当时上诉人宁夏分公司负责人谢锐负责联系协调，只有上诉人按用户要求开具发票后，用户方能付款。故本案用户已付款项并非上诉人决定付款系设备款还是安装款，而是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共同联系人谢锐联系用户后确定的，即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电（扶）梯安装合同》第五条关于工程款支付及计算的条件约定的“按用户付款比例支付工程款并满足以下条件”中用户付款比例应为设备款与安装款的比例，并非已支付的工程款与总工程款的比例。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电（扶）梯安装合同》第七条16款约定“乙方（即被上诉人）承担用户跟三洋电梯有限公司（即上诉人）签订合同中的所有条款的责任”，而上诉人与用户签订的合同中第8条8.5.1款约定“甲方（即用户）向乙方（上诉人）每次支付工程进度款或最终结算款，必须由收款单位提供从本单位税控系统中开具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交由付款单位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查验平台验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真伪通过无误后，方可向收款单位付款”，即上诉人只有按用户要求开具发票后，用户方能付款，一审判决刻意回避该条款的约定，且事实上被上诉人起诉时，用户未付工程款并未至付款节点，上诉人亦并未怠于向用户催要工程款。实际情况是，本案诉讼过程中，因被上诉人主张已移交全部资料，故上诉人向用户主张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总额的35%，但是用户以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移交全部资料为由不予支付，后经向被上诉人的资料员核实，被上诉人并未按约定移交全部资料，需要移交档案馆的资料有一部分仍在被上诉人处，导致上诉人无法按用户要求移交全部资料，用户不同意支付35%的进度款（见情况说明、收条、微信聊天记录）。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电（扶）梯安装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安装费包括维保费用，第五条第3款约定：“甲方需留5%质量保证金，保证期12个月（大包合同质保期为甲方与客户签订的安装合同约定的质保期）”，第七条15款约定“乙方负责免费维保期（从验收之日起三年）的维保工作”，16款约定“乙方（即被上诉人）承担用户跟三洋电梯有限公司（即上诉人）签订合同中的所有条款的责任”，同时上诉人与用户签订的合同第10.1条约定电梯保修期为36个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用户签订的质保期为36个月与被上诉人无关，未认定被上诉人负责3年免费维保期的维保工作，亦属认定事实错误。且被上诉人现在也正在进行维保工作，只是提供的维保服务不符合业主要求，业主方已向上诉人发函，要求上诉人及时更换维保公司（新证据1：业主方函及附件），上诉人正在与业主方、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委托的维保公司进行沟通解决，如被上诉人经催告后仍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维保服务，上诉人必要时需要另行委托维保公司，因此支付的另行委托维保费用按上诉人与业主方的合同约定（见业主方合同11.6），需要从质保金中双倍扣除，因此如被上诉人不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维保服务，上诉人也需要从被上诉人的安装费中双倍扣除维保费用。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将诉争《电（扶）梯安装合同》关于工程款支付及计算的条件约定为“按照用户付款比例支付”认定为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生效。该条规定的是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而本案中“按照用户付款比例支付”系已生效合同中的具体条款，系付款的条件，是合同双方对付款条件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价款支付条款为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系适用法律错误，合同的条款附条件仍然属于附条件，而非附期限，因为它完全符合附条件的要求，却与附期限相去甚远。（参见崔建远：合同条款附条件绝非合同附期限，载于中州学刊2017年7月第7期）。一审判决在将该条款认定为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后，虽未对其是否有效作出评价，却未按该约定判令上诉人无需给付，实质上是认定了该约定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双方“按照用户付款比例支付工程款”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是考虑到诉争项目付款风险而作出的在同一立场上共担风险的公允安排，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该约定履行。至于用户付款比例究竟是设备款与安装款的比例，还是已支付的工程款与总工程款的比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条款的真实意思应结合用户合同和上诉人双方合同条款共同确定，因上诉人与用户合同明确约定付款金额和条件，虽未明确约定每笔款项的性质，但根据用户要求开具的发票和付款附言，可以明确用户付款的性质系设备款还是安装款，即本条款“用户付款比例”的真实意思应为设备款与安装款的比例，并非已支付的工程款与总工程款的比例。3、至于按该约定履行是否属于法院可自由裁量的“明显违反合同的平等和公平原则”，因本案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谢锐，其在作为上诉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忠实义务，与上诉人进行交易，且在交易的过程中明知用户付款情况和本案未至付款节点，却在公司将其辞退后，控制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违反法律规定的忠实义务，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亦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故被上诉人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4、退一万步讲，即便法院无视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自由裁量，要求上诉人在用户未付款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付款，也不应判令上诉人支付质保金、利息损失及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而是判令被上诉人依合同第五条4款约定，同上诉人共同到项目施工地地税局开具相应数额的发票，并各自承担相应的税金，否则上诉人不仅不能依合同约定享有相应权利，还要承担被上诉人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造成的对上诉人不利的后果，法院本不应保护违反法律规定的忠实义务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当事人因此获利，否则无法实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任务。恒瑞隆公司辩称，一、三洋关于案外人谢锐的论述看不出与本案有任何关系，也与其拒付合同款的违约行为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恒瑞隆作为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完成了案涉合同义务，谢锐无权代表公司，三洋已经完整的获取了合同利益，期间不涉及任何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行为，至于谢锐是否在三洋任职，丝毫不是拒付合同款的理由。二、关于发票开具，不是法院的审理范围，即便进行审理，正常的付款流程一定是先付款后开具发票，即便要求恒瑞隆一方先开具发票，也一定是在得到了三洋一方确认的付款意向后再开具发票，否则不可能三洋一方不承诺付款，恒瑞隆还强行开具发票，最终损失更大，三洋一方若承诺付款，恒瑞隆完全可以正常开具发票，现三洋一方自身不支付合同款，又以发票为理由试图将责任归结于恒瑞隆，与法与理均没有依据。三、关于三洋所述付款条件应当“按照用户付款比例”支付并且这里的付款比例还是所谓“比例不同的安装款与设备款比例”，是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的。首先，原审认定“按照用户比例付款“不能成为拒绝支付全部安装费的条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三洋代理人在一审中明确确认该条是对于付款所附的条件，那么必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中对于附条件的构成要件，其中构成要件之一就是条件时将来的、不确定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具有未来性和或然性，必须是发生与否不能确定的事实。本案中三洋的合同利益是确定的、必然的，因此该条件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中附条件的要件。其次，即使将此条款视为付款条件之一，那根据三洋与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来看，合同付款方式的表述全部都是“合同总额”，按总额的比例进行付款，从未再区分总额中“设备款支付比例与安装费支付比例”，因此三洋在上诉意见中主张的设备款和安装款分别还要别的比例，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并且，即便是按照三洋与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条件，也已经满足，也已经达到了付款条件。再次，恒瑞隆只与三洋存在合同关系，无权、无法、也没有义务与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沟通协商付款，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进行证明，案外人谢锐也代表不了恒瑞隆公司。四、关于质保期，三洋方作为设备的提供方，36个月是质量保证期，恒瑞隆与三洋合同中约定的12个月是安装的维护期，两者并非同一概念，作为设备的生产方，只有三洋能承担质量保证期的责任，恒瑞隆并非设备的生产方，不可能对产品质量进行保证。而三洋引用的“乙方承担用户跟三洋电梯签订合同中所有条款的责任”也是指如果恒瑞隆的在履行合同中存在问题，形成三洋违约，那么造成的对第三方违约责任恒瑞隆也应当承担，但本案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恒瑞隆早在2019年11月13日就已经完成了合同义务，安装项目就已经合格，既然合同履行，没有问题，所涉及的质量保证期也不是恒瑞隆的责任范围，自然应当付款。恒瑞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安装费1515199.7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支付安装费的逾期利息；(其中1411390.2元自2019年12月13日起算，按照年利率6%作为逾期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其中103809.5元自2020年12月6日起算，按照年利率6%作为逾期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此处的103809.5元是按照御景湖城项目总标的额2076190元的5%计算的质保金，该项目到2020年12月26日届满，所以从该时间被告应向原告返还5%的质保金，因其未返还，在此主张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必要支出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1月7日，被告三洋公司(承包方)与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包方)签订了一份《银川御景湖城三期电梯供货、运输及安装项目合同书》，约定由被告三洋公司承包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的宁夏银川市御景湖城小区三期20、21、22、26、27、28、32、33、39号楼的电梯供货、安装工程。工程总造价为6359600元，其中电梯设备费为3579827.59元，开具增值税发票税款为572772.41元，设备费价款合计为4152600元，电梯安装费为2006363.64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为200636.36元，安装费加税合计为2207000元。并在第6.5.1条约定，电梯设备的安装施工期：以甲方通知的到货时间为起始日，乙方保证在45天内(即最迟在2019年4月25日安装完毕)；第10.2条约定，电梯的保修期为36个月。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受托方)与被告(委托方)签订了一份《电(扶)梯安装合同》，约定原告承担被告承包的宁夏银川市御景湖城小区三期项目电梯的安装，该份合同对于安装电梯的数量和型号明确约定，并约定安装费共计2076190元(包括10%增值税专用发票)。预计开工日期和预计竣工日期均未约定.第五条约定：工程款支付及计算(按用户付款比例支付工程款并满足以下条件)1、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开工告知书办理完毕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工程款；2、设备安装完毕，并通过国当地技术监督局验收合格，乙方向甲方支付所有电梯档案资料由维保接受确认后7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工程款。3、甲方需留5%质量保证金，保证期限12个月(大包合同质保期为甲方与客户签订的安装合同约定的质保期)期满后，7天内甲方支付乙方余款，甲方以银行电汇或支票形式支付乙方费用.4、由甲乙双方共同到项目施工地地税局开具相应的发票，并各自承担相应的税金。5、乙方转款超过60%需要对甲方出具安装费发票，甲方将发票税金及管理费全部结清。另查明，2019年4月1日，原告完成御景湖城三期电梯安装项目的开工报告。2019年11月13日，御景湖城三期电梯安装项目已合格，并经被告验收.2019年12月5日，御景湖城三期电梯安装项目工程竣工移交。又查明，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案涉项目共计向被告支付4815760元(分别为：2019年1月18日1271920元、2019年2月26日2543840元、2021年1月21日1000000元)，被告自称其中包括设备费4152600元、安装费数额663160元。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2019年3月27日向原告支付231495.15元；2019年4月3日向原告支付231495.15元；2021年2月10日向原告支付98000元，共计支付安装费560990.3元，尚欠1515199.7元未支付。2021年1月12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金额为663160元的安装费发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于2021年3月30日冻结了被告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1515199.70元存款，冻结期限自2021年3月30日至2022年3月30日。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委托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合同义务，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向原告支付安装费。根据原、被告之间的《电(扶)梯安装合同》，安装费支付及计算的条件为“按照用户付款比例；第一笔工程款是在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开工告知书办理完毕后；第二笔工程款是在设备安装完毕，并通过国当地技术监督局验收合格，原告向被告提供所有电梯档案资料由维保接受确认后7天内；5%质量保证金，保证期限12个月；由原、被告双方共同到项目施工地地税局开具相应的发票，并各自承担相应的税金。原告转款超过60%需要对被告出具安装费发票，被告将发票税金及管理费全部结清。”现已查明，原告负责的御景湖城三期电梯安装项目已在2019年11月13日完成验收，并在2019年12月5日完成竣工移交工作，故第一笔和第二笔安装费均已具备支付条件。第一笔和第二笔安装费均应在原告完成竣工移交工作7日内支付完毕，即被告应于2019年12月12日之前向原告付清95%的安装费(即1411390.2元)。根据原、被告的约定，工程的质保期为12个月，而御景湖城三期电梯安装项目工程竣工移交的时间为2019年12月5日，故截止2020年12月4日，质保期亦已届满。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约定，被告应在质保期届满7日内，即2020年12月11日之前向原告支付剩余5%的安装费(即103809.5元)。庭审中，被告抗辩称“《电(扶)梯安装合同》关于工程款支付及计算的条件约定了“按照用户付款比例支付”即应当按照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向被告支付的工程款按比例向原告再行付款，因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未付清剩余工程款，因此支付剩余安装费的条件尚未具备，原告无权主张剩余安装费”，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加条件及期限，条件是指不确定的偶然性事实，期限是确定的必然性事实，而本案工程发包方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承包方被告三洋公司给付工程款系确定的必然发生的事实，并非不确定的偶然性事实。因此，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三洋公司支付工程款不能成为被告三洋公司向原告支付安装费的条件，故被告三洋公司不能以案外人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向其支付剩余工程款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剩余安装费。现被告三洋公司向原告支付剩余全部安装费的条件均已具备，扣除被告三洋公司已向原告支付的560990.3元安装费，其还应当向原告支付安装费1515199.7元(2076190元-560990.3元).至于被告抗辩称的保质期36个月的问题，因该期限系被告与案外人的约定，与本案原告无关。关于原、被告在付款条件中的第4、5条约定，并不影响被告履行付款的义务，原告在收取安装费的同时负有向被告开具同等金额发票的义务。关于被告抗辩主张的原告逾期施工的问题，被告并未提供证据，且被告亦未就此提出反诉，故对该抗辩主张不予认可。关于原告主张的安装费利息，虽原、被告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违约责任，但被告的逾期付款行为事实上对原告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因此，酌定利息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以1411390.2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3日起算；以103809.5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2日起算)关于原告主张的保函费，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恒瑞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安装费1515199.7；二、被告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恒瑞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损失(其中以1411390.2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3日起算；以103809.5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2日起算，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37元，减半收取9218.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即使案外人谢锐与本案当事人曾经分别有雇佣及投资关系，但除了上诉人陈述，未有其它证据证明谢锐参与了本案合同的履行；所谓“马亚楠”出具的情况说明，性质为证人证言，因其未出庭作证，该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不予审查；至于用户向上诉人出具的《函》及附件，在后述一并进行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所约定的为恒瑞隆公司按照三洋公司指派安装电梯，本案案由确定为承揽合同纠纷为宜。双方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恒瑞隆公司所主张承揽报酬负有的给付约定是履行条件还是履行期限，及条件是否成就或期限是否届至；上诉人主张不予给付剩余部分的其它各项抗辩理由能否成立。对此，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举证、自认及具体条款约定综合认定。从双方间《电（扶）梯安装合同》看，第五条进行了约定“工程款支付及结算”，其中，对于支付进度及期限有相互矛盾的表述，需要结合合同中其它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予以明确。首先，即使有“按用户付款比例支付工程款”的表述，也不能认定为用户拒不付款，上诉人即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本案承揽报酬，即本案报酬请求权为被上诉人完成承揽事项交付定作成果后确定必然产生的，而非或然不确定的。因此，三洋电梯公司主张的合同的条款附条件等理由不能成立，而应当认定当事人约定的为附履行期限条款。至于具体的期限范围，当事人在第五条第3项下已经明确了为“保证期12个月”，该约定显然是明确具体的且无歧义的，即使其后附有“（大包合同质保期为甲方与客户签订的安装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字样，但该大包合同与本案在法律上有何（附属、取代、补充、借用）关系，当事人并未具体明确，上诉人主张以案外与其他主体的合同约定限制恒瑞隆公司的权利，没有合同已经；特别是就工程款支付部分而言，该后附字样也系默示，而不能当然地推翻依据“保证期12个月”明示的当事人意思内容认定。另且，在上诉人举证的所谓大包合同中，约定的质保期为3年，按照常理，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3年期限之外，再要求恒瑞隆公司延期12个月的承担质保责任，既无事实上的必要，也无履行上的可能，简而言之，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为恒瑞隆公司交验后的12个月；同时，本院注意到本案合同第十一条合同有效期中明确了“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电梯安装工程竣工交验，质量保证期满之日止失效”，即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失效日期为保证期满之日，按照逻辑不能认定合同在履行期内失效，即当事人约定的付款期限不应再履行期限之外。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抗辩理由，因系不同法律及事实缘由，需逐一认定。对于双方当事人与案外人谢锐的关系问题，为当事人之间的另外关系，未在本案合同中明确约定，不能否认本案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主张存在特殊关系推测合同履行及约定事项，没有足够证明力的证据相佐，对该些退出不予认定。上诉人主张按照案外人付款进度给付本案工程款，因案外人向上诉人给款进度已经超过其双方约定的75%，超过本案工程款总额两倍有余，案外价款给付进度与本案工程款给付进度如何对应，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况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给付的付款进度尚不到30%，即使当事人对部分条款有不同理解，上诉人该些主张也不能认定为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更没有合同依据，不应支持。再就完成工程不合格问题，上诉人二审举证的案外人向其出具的《函》中已经明确了阐释电梯运行故障的原因和解解决途径，明确系因为委派的维保公司及维保员的责任，而未体现出系被上诉人原因导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交付成果有瑕疵，反而可以佐证案涉成果已经交验并实际运行。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利息问题，如前所述，付款期限已经在质保期满后届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恒瑞隆公司该项主张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三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37元，由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啟星审 判 员 朱闻天审 判 员 林 红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 强文清书 记 员 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