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4民终1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世旭，男，1944年2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春明，男，1979年7月22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彭世旭因与被上诉人彭春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2民初2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21年8月10日对上诉人彭世旭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世旭上诉请求：彭世旭于2021年7月7日收到酉阳县人民法院的（2021）渝0242民初2896号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彭春明退回非法所得的232平方米的土地征收补偿款18400元加7年利息一并退于彭世旭。事实及理由:法院于2021年6月25日开庭审理，彭世旭递交了1989年8月24日彭世绍(是彭春明的父亲)与彭世旭的老屋基互换的字据一份，字据上的界线是以老屋基的院坝、坎子为界，彭世绍归老院坝干子上面，彭世旭归下面，字据上载明彭世绍主动请来四位见证人，彭世文、彭世宪、彭世财,冉封三执笔，因为我在1980年就是另建新房撒离了老屋基，彭世绍需要我老屋基的面积才购建房，彭世绍还加盖了私章。我递交了乡调解委员会的收条二张，因为232平方米是1989年8月24日的互调字据得来的，乡调委也把这232平方米的面积在协议书上计入了彭世旭。这232平方米的征收补偿是乡财政打在我的银行卡的，杨鲜明用社保威胁我无奈从银行取出交与杨鲜明得此2张收条，我于7月8日在乡财政办公室翻出了二张打款计价表，232平方米是长29米宽8米。表上是彭世旭为户主，在判决的过程中肯定没有采用1989年8月24日彭世绍和彭世旭的老屋基互换的字据作依据参考，更没有参照2015年元月21日铜鼓乡调解委员会的协议书，232平方米的土地已计入彭世旭。一审判决书完全利用了彭春明的代理人李伦华律师的意思用铜鼓乡人民政府文件2013年12月3日的裁决书是一张空头文件，当年没有实施更没有在现场指线告界，文件上也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张空头文件。2013年12月3日的调解员许菊章主持的，许菊章是当年的纪委书记，几年前被撤职了，当天彭春明的二姐彭春霞还打我三次耳光。在办公室调解时，许菊章叫我回避一下，我出来院坝时，彭春明的母亲冉祝平、二姐彭春霞及彭春明三人在办公室就利用1989年8月24日的互换字据将其参照物定线，字据上的参照物早在几年前就没踪影了，这张文件实属虚构。许菊章将232平方米的土地202平方归彭春明所有30平方米属彭世旭所有这不是利用职权陷害吗?2015年元月21日的调解协议是当年生效的。我彭世旭为了得到社保，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履行了调解书上的一切，得了社保是合法的。所以，彭世旭对这一审判决不服，特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望贵院参照我的字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土地法》的规定给我一个满意的判决。彭春明无答辩意见。彭世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彭春明退回非法 所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18400元加七年的利息；2.敬请法院将杨鲜明在调解书上写的29份29页调查笔录，调取公示一下真假有无。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3日，原铜鼓乡（现铜鼓镇）人民政府作出了一份《关于铜西村8组彭仕旭和彭春明木林转土地权属裁决书》，裁决如下：争议地中，东从大梅子桩石坎直过至枇杷树旁的小棕树桩直至彭仕旭的土地（与彭世斌交换的土地）为界，西至彭春明的院坝小路为界，南从彭仕旭的土地（与彭世斌交换的土地）为界，北至彭世斌的土地为界，面积 202平方米属于彭春明，枇杷树旁小棕树桩外30平方米的土地属于彭仕旭。因修建高速公路便道，争议地“木林转”被征收。2015 年元月13日，杨鲜明给彭世旭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铜西村8组彭世旭、彭春明争议地232㎡高速公路征收款及2014 年因彭世旭和冉祝平抓扯导致冉祝平的医药费共计13000元（大写壹万叁仟元），彭世旭交给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收款人：杨鲜明。”铜鼓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该收条上加盖了公章。2016年5 月17日，铜鼓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给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铜鼓乡铜鼓村8组彭世旭交来232.8㎡（木林转）彭世旭和彭春明争议地的调差款5400元人民币（大写伍仟肆佰元整），彭世旭可以起诉，按法院判决结果由乡政府来落实两笔资金。交款人：彭世旭。” 另查明，彭世旭当庭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选择另案处理。彭春明当庭陈述其实际收到13000元，包含了12000元土地征收补偿款和1000元医疗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虽然彭世旭主张彭春明将其小地名“木林转”土地的18400元征收款领取，但彭世旭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木林转”土地的征收款为18400元，亦不能证实该土地的征收款18400元已全部被彭春明领取，且依据酉阳县铜鼓乡（现铜鼓镇）人民政府对争议土地的处理决定，彭春明享有争议土地其中的202平方米，故本院对彭世旭起诉要求彭春明退回土地征收补偿款18400元及七年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彭世旭当庭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系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认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彭世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0元，由彭世旭承担。二审中，彭世旭举示了土地征收计价表复印件2张，证明232平方的土地是彭世旭所有。本院经审查认为，彭世旭举示的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彭世旭请求彭春明返还18400元及支付利息的请求是否成立，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是否得当。首先，彭世旭请求彭春明返还的18400元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为2015年1月13日交付给杨鲜明的13000元，一部分为2016年5月17日交付的5400元。其中交付给杨鲜明的13000的款项中除了土地补偿款外还有冉祝平的医疗费。现彭春明在一审中仅认可收到12000元的补偿款,并主张另1000元属于冉祝平的医疗费，但其并未明确认可应赔给冉祝平的1000元医疗费也由其一并领取。而彭世旭又不认可该13000元中医疗费是1000元，双方均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该13000元中两项费用的数额分别是多少。故，本院难以准确认定该13000元中土地补偿费和医疗费的数额。其次，对于该13000元的医疗费部分，因该医疗费纠纷系彭世旭与冉祝平发生纠纷引发，其获赔权利人系冉祝平，彭世旭将款项交给的是杨鲜明而非彭春明，彭春明也未明确认可其代冉祝平领取了该部分医疗费，故，即使彭世旭要求退还该医疗费部分，也应找获赔权利主体冉祝平退还。虽然彭春明系冉祝平的儿子，但彭春明并不对冉祝平的对外债务负有法定清偿责任,彭世旭请求彭春明退还医疗费部分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就彭世旭请求彭春明返还2016年5月17日交付的5400元的问题。从该收条载明的内容来看，该笔款项应待彭世旭起诉后，铜鼓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按法院判决结果由乡政府来落实两笔资金，而非由铜鼓乡人民调解委员直接支付给彭春明。故，该笔资金是否落实给彭春明，在彭春明未予认可的情况下，仍应由彭世旭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但本案中，彭世旭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该笔5400元款项已经由乡政府支付给彭春明。故，彭世旭要求彭春明返还该5400元缺乏事实依据，人民法院碍难支持。最后，对于彭世旭请求返还13000元中土地补偿款部分。从彭世旭的陈述来看，该笔款系彭世旭自己先领取后基于购买社保所需经杨鲜明组织协调而支付给彭春明的而非彭春明在相关部门直接领取了本属于彭世旭的补偿款。故，应当认定彭世旭给付该笔款项系对已经获得的土地补偿款的一个自愿处分行为。其要求彭春明返还该款的请求权基础应为撤销该处分行为的基础上的返还而非基于土地补偿款权属争议不明导致的款项返还。故，本案中，彭世旭虽然了举示了部分土地使用权原始依据证明其对争议土地的土地补偿款享有所有权，但其已经领取了土地补偿款，且从彭世旭起诉的诉由本身来看，不是土地补偿款本身的权属争议。一审法院未评述其举示部分土地使用权原始依据并不影响对本案的处理。而彭世旭主张其撤销该处分行为，即对原协议约定反悔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当时是为了购买社保迫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彭春明在获得该土地补偿款后对其享有使用权的土地有侵占行为。对于其主张的第一个理由，因其支付土地补偿款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购买社保的机会，虽然其可能并不心甘情愿，但不心甘情愿并不属于受胁迫的情形。且其实际上已购买了社保，故，其基于该理由撤销该处分行为，即要求退还土地补偿款的理由不成立。对于第二个理由，彭世旭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杨鲜明在主持调解时有关于“彭春明今后如有对彭世旭的其他侵权行为时应返还该款项的约定”，杨鲜明出具的收条上也无该内容的记载。故，彭世旭仅因为彭春明对其其他享有使用权的土地有侵占行为就对案涉土地补偿款支付进行翻悔缺乏约定或法定的依据。彭春明如确有对彭世旭的其他土地使用权有侵权行为，其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非成为彭世旭对案涉款项支付行为翻悔的理由。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彭世旭的诉请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彭世旭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彭世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   二Ｏ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法 官助 理    刘原菲书  记  员    肖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