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树涛，男，196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法光，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伟同，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晨程，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志明，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树涛因与被上诉人曹伟同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9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廖树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法光、被上诉人曹伟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志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树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由曹伟同承担二审的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错误。一审在判决书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伟同取走了6个客户的对账单与送货单，从而造成廖树涛的损失。廖树涛在起诉状中阐明，因为曹伟同不承担客户不确认的货款，其行为违背了双方在2015年8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造成廖树涛的重大损失而提起的诉讼。《股权转让协》约定“如有客户不予确认部分，由曹伟同承担相关损失，此项工作应于2015年10月3日前结束，双方应书面进行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双方对账后，客户不予确认货款的数额是多少及该不该由曹伟同承担的问题。廖树涛请求曹伟同支付货款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曹伟同取走了6个客户的对账单和送货单，从而造成廖树涛的损失。在（2020）粤0112民初69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对冯生在内的六个客户完成了对账义务。但是对账之后，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曹伟同并没有承担6个客户不予确认的货款，廖树涛才不得不通过诉讼捍卫自己的权益。（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阐明不支付廖树涛的三点理由，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属于错误的理由。1.一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明确约定曹伟同应协助廖树涛确认的应收应付账款事项，说明双方应有另外约定协助事项的范围。2015年8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协助将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曹伟同经营期间公司应收应付账款确认等事项”，明确写明应收应付账款的确认属于曹伟同协助的范围，一审竟然不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据，还要求廖树涛进一步举证除应收应付账款外的其他事项。廖树涛并没有要求曹伟同协助除应收应付账款外其他事项，一审的做法有违不诉不理的司法原则。2.廖树涛提供的对账单和送货单的签收条，经过鉴定后，发现是复印件。曹伟同在庭审中也承认写过对账单和送货单的签收条，只是签收条已经取回。可见，原件是掌握在曹伟同手中。如果曹伟同认为廖树涛提供的复印件无法反映出案件事实，曹伟同有义务举证，出示原件，从而推翻廖树涛的请求。在（2020）粤0112民初699号案件中，双方完成了6个客户的对账工作，进一步确认了廖树涛虽然提供了对账单和送货单的签收条为复印件，但是在（2020）粤0112民初699号案件对账之后，具体货款的数额是真实有效的。3.一审要求廖树涛在庭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2015年10月3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要求曹伟同配合完成应收应付账款确认收到事项的相关证据，4年时间里没有要求曹伟同履行对账义务，不符合一般民事主体积极及时主张权利的基本权利保护意识。此观点的实质是涉及诉讼时效的问题。曹伟同在审理过程中，从没有提出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作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进行审理。2020年7月13日作出的（2020）粤0112民初699号案件涉及包括冯生在内6个客户的货款，该案生效后，廖树涛立刻通过司法途径要求曹伟同承担客户不予确认的货款。所以，廖树涛根本就没有消极行使权利。（三）一审法院的证据认定规则完全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的证据采纳规则，孤立的立足于对账单和送货单的签收条为复印件，而没有结合其他证据材料从整体上去判断认定本案的事实。虽然廖树涛提供的对账单和送货单的签收条为复印件，但是廖树涛也提供了廖树涛、曹伟同在冯生在二沙岛对账的证据材料，且廖树涛和曹伟同都确认冯生不认可855349.45元的货款，而且廖树涛还提供了冯生的老婆张丽华的《货款说明》单据，这些证据足于支持廖树涛的诉讼请求。曹伟同辩称，（一）一审认定的本案争议焦点是正确的。廖树涛请求曹伟同赔偿货款992377.75元的理由是曹伟同未履行对宁利达等六个客户应收应付账款确认等事项的合同义务，从而造成廖树涛的损失。因此，对于查明和认定曹伟同是否取走了宁利达等六个客户的对账单与送货单，且未完成对账义务，从而造成廖树涛的损失就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二）本案中根本不存在曹伟同是否应该承担宁利达等六个客户债权的问题。首先，实际上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就已经对应收应付账款进行结算，股权转让款是在进行结算后得出的金额，而且廖树涛也已确认，宁利达等六个客户的债权是包含在42％的股权转让款5440000元里面的，即曹伟同只有协助廖树涛对账的义务，至于对账后客户是否确认欠款及是否还款，并不属于曹伟同协助对账义务的范围；其次，在（2020）粤0112民初699号中，廖树涛也承认曹伟同在法院指定期间内积极配合与客户对账，并无推脱行为，最后判决也认定了曹伟同履行了对账义务。因此，宁利达等六个客户的债权承担问题并不属于合同中约定的责任，曹伟同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对账义务。（三）廖树涛应当举证证明其损失，曹伟同没有举证的义务。廖树涛主张曹伟同未完成对账义务从而造成其损失，理应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据来支持其诉求，对此曹伟同没有举证的义务。另外，廖树涛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且从廖树涛提供的证据可知，宁利达等六个客户的对账单和送货单均在廖树涛处。据我方了解，客户已经向廖树涛清偿了大部分的债权，即使还存在部分没有清偿的债权，廖树涛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实现债权。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廖树涛的全部诉讼请求。廖树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伟同支付货款992377.75元；2.判令曹伟同支付利息235448.88元（以992377.7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0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判决曹伟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4日，廖树涛（甲方）与曹伟同（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同意把其持有公司42%股份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以人民币5440000元的价格受让上述股份。股权转让款分三年支付，其中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第一年（即2015年8月4日至2016年8月3日）支付1850000元；第二年（即2016年8月4日至2017年8月3日）支付1850000元；第三年（即2017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3日支付1740000元）。从第二年起（即2016年8月4日起），甲方应以未付的股权款总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0.75%向乙方支付利息，利息于2017年8月3日前付清。从第三年起（即2017年8月4日起），甲方应以未付的股权款总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向乙方支付利息，利息于2018年8月3日前付清。甲方应按时付款，否则应承担本协议股权转让总额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必须退出与公司相关的所有生产经营项目，协助将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乙方经营期间公司应收应付账款确认等事项（如有客户不予确认部分，由乙方承担相关损失，此项工作应于2015年10月3日前结束，双方应书面进行确认），否则应承担本协议股权转让款总额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2015年7月24日后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均与乙方无关。廖树涛提供了一份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以证明曹伟同在2016年8月4日取走六个客户的对账单和送货单，合计账款总额992377.75元。该收条上列表显示：客户宁利达，金额15735.3元；客户进源，金额14873.2元；客户骏昇（陶生），金额67408.4元；客户凯浚，金额38084.4元；客户冯生，金额855349.45元，备注为对不上；客户鹏达，金额927元，备注为已付；上述总金额为992377.75元。该收条列表下方显示“以上对账单与送货单曹伟同已于2016年8月4日取走。取单人签名：曹伟同”。曹伟同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签收条已经没有原件了，因为原件早已被曹伟同取回，该证据可以反映曹伟同已经完成对账义务。一审法院询问廖树涛出示的签收条是否为原件，廖树涛确认是原件。2020年1月1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廖树涛起诉曹伟同合同纠纷一案[（2020）粤0112民初699号]，在该案中，廖树涛请求：1.判令曹伟同协助确认应收应付账款的合同义务；2.判令曹伟同返还宁利达等客户对账单和送货单的单据；3.该案诉讼费由曹伟同承担。该案所涉应收账款及客户对账单和送货单即为本案所涉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的内容。该案判决结果为：驳回廖树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要求廖树涛庭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其2015年10月3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要求曹伟同配合完成应收应付账款确认事项的相关证据，但截至本案判决前，廖树涛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根据曹伟同的申请，一审法院经摇珠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廖树涛提供的“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是否为原件进行鉴定。2021年1月8日，该鉴定机构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结论为：送检的检材“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上的印刷体文字及“曹伟同”签名字样是静电复印形成，“曹伟同”签名字样不是用书写工具直接书写形成。廖树涛、曹伟同双方对该鉴定意见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予以确认，认定“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为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廖树涛、曹伟同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曹伟同是否取走了6个客户的对账单与送货单，从而造成廖树涛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廖树涛请求曹伟同支付货款的理由是曹伟同取走了6个客户的对账单与送货单，依据是其提供的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曹伟同抗辩称其已配合廖树涛履行了对账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明确约定曹伟同应协助廖树涛确认的应收应付账款事项，说明双方应有另外约定协助事项的范围；其次，廖树涛主张货款的依据是其提供的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并确认该签收条为原件，而曹伟同抗辩称其已履行了协助对账义务，并已将签收条取回，廖树涛已经没有原件了，经鉴定，上述签收条为复印件。该事实说明，曹伟同应配合廖树涛对账的事项为上述签收条所列的范围，廖树涛主张其提供的上述签收条为原件，该主张被鉴定结论证实为虚假，从而也印证了曹伟同抗辩的真实性；最后，一审法院要求廖树涛庭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其2015年10月3日至2019年12月30日期间要求曹伟同配合完成应收应付账款确认事项的相关证据，但截至本案判决前，廖树涛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该事实说明，廖树涛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完成对账确认事项的截止时间（2015年10月3日）后的4年时间里没有要求曹伟同履行对账义务，这显然不符合一般民事主体积极及时主张权利的基本权利保护意识。综合上述事实及分析，一审法院采纳曹伟同的抗辩意见，认定曹伟同已履行了配合廖树涛对账的义务并已收回了上述签收条；廖树涛提供的只有复印件的签收条，不具有证据证明效力，不能证明曹伟同取走了6个客户的对账单和送货单并导致廖树涛的货款损失，故廖树涛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廖树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850元，由廖树涛负担；鉴定费10320元，由廖树涛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已生效（2020）粤0112民初6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曹伟同在一审法院指定时间内积极配合廖树涛和原涛涛五金制品厂的客户进行对账，廖树涛在庭审中亦表示曹伟同并无推脱行为，至于对账后客户是否确认欠款及是否还款，并不属于曹伟同履行协助对账义务的范围，一审法院认定曹伟同已履行协助对账的义务，故廖树涛要求曹伟同协助确认应收应付账款的合同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中，廖树涛表示在与相关客户进行对账后，客户对应付账款均不予确认，公司未收到任何款项，并提交了与部分客户之间的微信往来记录，其中“进源”表示“该给的钱我也给了”“从来不差别人钱”；“骏昇”表示“我不欠他们钱”；“宁利达”则未予回应。廖树涛还提交了一份《货款说明》，内容为：2015年7月24日以前冯祥盛欠廖树涛货款人民币855349.45元，由冯祥盛与曹伟同对账确认后再作进一步处理。廖树涛陈述该《货款说明》由冯祥盛（即冯生）的配偶张丽华出具。曹伟同对上述微信往来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不确认《货款说明》的真实性。曹伟同表示，经对账，部分客户确认已全额还款或实际部分还款，部分客户对应付账款不予确认，但其已配合廖树涛完成对外的对账义务，不存在需要承担公司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廖树涛主张曹伟同就客户不确认的应付账款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成立。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案中，廖树涛认为经对账后，因客户对应收应付账款未予确认，曹伟同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货款的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就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原涛涛五金制品厂经营期间的应收应付账款等事项，曹伟同已积极配合廖树涛与相关客户进行对账，履行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协助对账义务。本案中，一审法院以廖树涛提交的涉案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为据，认定曹伟同应配合廖树涛对账的事项为该签收条所列范围，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二，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协议签署后，曹伟同必须退出与公司相关的所有生产经营项目，协助将2014年12月16日至2015年7月24日曹伟同经营期间公司应收应付账款确认等事项（如有客户不予确认部分，由曹伟同承担相关损失，此项工作应于2015年10月3日前结束，双方应书面进行确认），否则应承担本协议股权转让款总额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等。本案中，根据现查明的事实，经曹伟同协助对账后，部分客户表示未欠货款、部分客户未予回应，廖树涛提交的《货款说明》则显示还有客户表示欠付货款与曹伟同对账确认后再作进一步处理。本院认为，一方面，由上述条款的文义理解，曹伟同履行协助对账义务后，对于客户未予确认并因此造成损失的部分，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曹伟同认为其仅负有协助对账义务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与合同约定不符。另一方面，从前述对账过程及结果来看，部分客户提出的未欠货款、待对账确认后再作进一步处理等意见，仅为其单方的意思表示，还有部分客户未予回应，据此难以认定损失已实际发生并明确损失的具体金额。而且，确认应收应付账款是与客户进行对账，涉及案外人的利益，故仅以案外人作出的否定意见，直接作为确定曹伟同承担责任的依据，有违公平原则。本院据此认定，曹伟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以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更为合理。第三，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廖树涛提交的涉案对账单与送货单签收条仅为复印件，曹伟同主张其已向公司交回相关对账单、送货单并已取回该签收条原件，与上述鉴定结论反映的情况相吻合，具备合理性。廖树涛提交的签收条复印件，不具备证明效力，不足以证实曹伟同仍持有六个客户的对账单、送货单并因此导致其货款损失。综上，在实际货款损失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廖树涛即要求曹伟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就客户应付应收款项的结算问题、以及是否造成公司实际货款损失等，廖树涛或公司应可在另寻途径解决后，再依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与曹伟同就内部的责任划分进行处理为宜。综上所述，廖树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50元，由上诉人廖树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任永乐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