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民终6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丹，女，196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现羁押于辽宁省女子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沐由，辽宁正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有彬，男，196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现羁押于辽宁省辽阳市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枫，辽宁维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神舟保温建材厂，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前革村。 法定代表人：蔡有武，该厂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胜，大连市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玲，女，196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枳均，辽宁骁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丹、蔡有彬、大连神舟保温建材厂（以下简称神舟厂）因与被上诉人张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5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由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一）不管是神舟厂还是邹丹均已不欠张玲款项，即便欠付，金额也只有9200元。1.神舟厂不欠张玲款。首先，本案起诉针对的是2014年10月13日借条中的200万元，张玲主张神舟厂借款200万，邹丹出具承诺书加入债务，神舟厂借条中的200万与邹丹承诺书中的200万元是同一笔债务。故本案审理范围应围绕2014年10月13日的借条，即神舟厂与张玲之间的资金往来。而银行流水显示，张玲向神舟厂转款只有160万元（张玲向神舟厂转款10万，张东霖向神舟厂转款150万），截至2016年11月14日，神舟厂向张玲转款金额为237.3万元（神舟厂向张玲转款218万，向张东霖转款19.3万），民间借贷数额应以实际交付金额为准，本案借条虽记载借款金额200万，但实际交付仅160万，即使借款成立，借款本金应为160万元，且神舟厂不仅不欠张玲，张玲尚欠神舟厂款项。其次，2014年10月11日和2014年10月13日张玲向邹丹转款200万元，跟神舟厂无关，不是神舟厂向张玲的借款。原判亦表述了“神舟建材厂或邹丹均未举证证明邹丹收款后已将款项转给该厂，或款项已实际用于该厂的生产经营。”不应认定上述200万元系神舟厂债务。第三，原审将张玲向蔡文舟转款的30万，拼凑到神舟厂的交易往来中，同时否认2015年3月3日和5月13日神舟厂向张玲的转款合计10万元，就是为了将张玲转给邹丹个人的200万元认定为借条中神舟厂的借款，显然错误。2.邹丹不欠张玲200万元。首先，根据张玲、邹丹原审中对账，双方仅对3笔交易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一笔是张玲于2015年11月17日转给大连弘达机电安装工程公司的105万元，邹丹认为与其无关，亦无据证明与邹丹有关；第二笔是邹丹于2015年11月25日转给张东霖的7万元，张玲不认可系对其还款；第三笔是神舟厂于2016年3月25日转给张东霖的19.3万元，张玲亦不认可系对其还款。且原审遗漏一笔张玲和邹丹均认可的大连华资投资有限公司用一台车抵偿张玲60万。其次，综合邹丹与张玲的所有金钱往来，截至2018年3月31日抵车之日，双方最终的差额仅有0.92万元（1125万元-1124.08万元）。原审忽略张玲与邹丹已经认可的交易事实，只计算张玲和张东霖尾号2628账户对邹丹的转款，不计算邹丹和张玲均认可的本案众多关联方给张玲的还款，明显不公。（二）原审以承诺书认定债务有误。1.邹丹的承诺书不应认定为神舟厂对案涉200万的认可。承诺书是邹丹个人对张玲的承诺，跟神舟厂无关，不能因邹丹为实际控制人就给神舟厂确认债务并增加利息。原审既认定邹丹是神舟厂的实际控制人，邹丹接收张玲200万元即是神舟厂接收了借款200万；又认为“邹丹虽然是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但在对外法律关系上并非合法的法人意思机构”明显矛盾。既然邹丹不能代表神舟厂，那么邹丹收款不能认定为是神舟厂收款，邹丹的承诺书也不能代表神舟厂承诺，更不能通过承诺书或张玲向邹丹主张还款阻断张玲向神舟厂主张还款的诉讼时效。2.承诺书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首先，承诺书成立的前提应当基于邹丹和张玲确有欠款200万元，但在承诺书形成之前，不管是神舟厂还是邹丹已经不欠款，承诺书的承诺内容不能成立。其次，承诺书中表述“本人邹丹多次向张玲借款，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邹丹至今尚欠张玲借款本金200万元……”，故该承诺书与案涉神舟厂借款200万元无关。从对账可看出，除了神舟厂，张玲与邹丹个人的往来金额远远高于神舟厂的往来，推定承诺书中200万即神舟厂借条中的200万依据不足。在张玲与宁时璞的录音中，也未表明200万就是神舟厂的200万元，说的一张条也是指两张承诺书应当还回来一张，并不是说案涉借条。3.张玲主张该承诺书系经过张玲与邹丹对账后形成，但承诺书形成之时，邹丹正在看守所羁押，不具备对账的条件，没法将双方所有流水打出来进行对账，邹丹在无法全面掌握双方银行流水的情况下，基于对多年闺蜜张玲的信任，才签署了承诺书。而通过现有银行流水的对账，截至承诺书形成之时，邹丹对张玲没有200万元的欠款，现有证据可以推翻承诺书中邹丹的自认。4.原审对宁时璞律师的录音进行了错误认定。原审中已提出录音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由宁时璞出庭作证，但原审未采纳就认定该份录音，且曲解了录音内容，做出邹丹加入债务的认定系错误。（三）案涉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1.神舟厂、邹丹不欠张玲款项，邹丹对神舟厂并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邹丹没有清偿义务，蔡有彬也没有清偿义务。2.张玲与邹丹、神舟厂之间的金钱往来，案涉借款到底是神舟厂借款还是邹丹借款，蔡有彬不知晓，均无蔡有彬的确认，（2018）辽0291号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也没有邹丹与蔡有彬共同经营神舟厂的认定，蔡有彬因邹丹经营神舟厂期间负债转账至神舟厂50万元帮助邹丹救急，案涉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3.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企业账户之间存在频繁转账是大量存在的现象，通常都是为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原审主观认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与企业账务频繁就推定企业钱用于生活了，听到要出售房屋还债了就推定房屋购房款就是案涉借款所购买，并无事实依据。且录音中邹丹的陈述是“我说都往我卡里打，俺老头说你怎么能往你卡里打”，原审认可蔡有彬认为神舟厂的借款不应打入个人账户，却推定蔡有彬要求快速还款与不愿意承担该笔债务，并因此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生活中夫妻一方不知道另一半在外有债务，知道后催促还款的情况比比皆是，催促还款与承担债务是两回事。4.原判认定的张玲与邹丹通话录音中的内容，并不含蔡有彬，仅是邹丹的单方陈述，称其老头怎样怎样，并且蔡有彬告知邹丹，厂子借款就是厂子借款，不应当打入邹丹个人账户，也恰恰证明了该笔款项是神舟厂借款，而非邹丹个人借款。按被上诉人起诉状中的确认，邹丹是在2018年6月27日后才选择债务加入。被上诉人与蔡文舟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仅是表述卖房还款，而没有表述用神舟厂的钱购买房产，用借款购买房屋与卖房还款是两个逻辑关系，也仅是蔡文舟的表述，与蔡有彬无关。5.本案审理过程中，蔡有彬及邹丹正在羁押，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购房时间及价款来源没有法律依据，蔡有彬与邹丹共同受贿近3000万元，而共同生活花销是有限的，在无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原判推定案涉神舟厂的借款被邹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6.从（2018）辽0291号刑初93号判决中，可以证明邹丹经营企业时无论抽逃出资罪、骗取贷款罪均是其个人犯罪，非蔡有彬与邹丹共同犯罪，可以证明蔡有彬未与邹丹在夫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7.案涉借款发生于2014年，当时的借款人是神舟厂，邹丹仅是担保人，2014年至2018年期间邹丹承担的是担保责任，此期间蔡有彬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而邹丹2018年6月27日因出具承诺书而债务加入，即蔡有彬在2018年6月27日后才会因邹丹的债务加入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此时蔡有彬及邹丹已被羁押，蔡有彬根本无法与邹丹进行任何夫妻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经营。法院应遵循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进行审理，本案原告主张的是蔡有彬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蔡有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超裁。且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蔡有彬也对神舟厂的债务进行了债务加入，以及邹丹在加入债务后将案涉借款与蔡有彬进行了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根据《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及《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债权人无法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认定利息错误。1.即使案涉借款成立，因借条中无利息约定，应视为无息。2.即使应承担利息，原判利率存在错误。（1）神舟厂的逾期利息，应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本金清偿之日，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逾期利息。（2）邹丹的利息，应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逾期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至本金清偿之日，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逾期利息。（二）原审认定责任承担形式错误。1.债务加入的责任承担形式应为共同责任，而非连带责任。本案借款人是神舟厂，即便邹丹债务加入，也是神舟厂与邹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而非神舟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九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即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承担形式应为共同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张玲二审辩称，一、关于上诉人主张“神舟厂与邹丹均不欠张玲款项”问题。（一）关于神舟厂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首先，根据被上诉人提供借条及银行流水，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与神舟厂形成民间借贷合意，并实际支付了借款，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虽然款项支付对手为邹丹，但根据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邹丹是神舟厂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将款项支付给实际控制人，应视为支付给神舟厂。且一审两次庭审中，邹丹代理人均主张“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为神舟厂”即邹丹已确认案涉200万借款的借款人是神舟厂。神舟厂经合法传唤两次庭审均拒不到庭，却在庭审后邮寄一份答辩意见，否认存在借款关系，并引用了庭审中的一些证据，显然可以看出神舟厂与邹丹之间的紧密关联关系，却互相推诿，企图逃避还款责任。其次，被上诉人一审中就与神舟厂之间直接的往来款提供了3份表格，可以证明保温厂自2016年8月17日至2016年11月14日共向被上诉人支付218万元，扣除其应还的本金160万元，剩余58万元，而同期其应偿还的利息为1457066元，即其仅偿还了58万元利息，在利息都没有清偿完毕的情况下，主张案涉200万借款本金已清偿完毕不成立。（二）关于承诺书是否构成债务加入，邹丹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1.案涉借款发生时，邹丹虽是保证人，但2018年签署承诺书时，其已经确认对被上诉人尚欠200万元本金债务并承诺承担还款责任；2.承诺书构成债务加入。多年来，被上诉人与邹丹包括其实际控制的关联方之间发生过多笔款项往来（借款），邹丹与其实际控制的关联方已经发生人格混同（被上诉人对其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看待的）；邹丹还款时，支付主体是谁，被上诉人不清楚，双方对此也未做出特殊界定，均视为邹丹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方的还款，被上诉人只将同等金额的借条归还给邹丹。而承诺书签署时，被上诉人持有神舟厂的200万元借条，邹丹承诺书中承诺的也是欠200万元的本金，两份证据的借款数额吻合，故邹丹承诺书中的借款即为2014年10月份发生的神舟厂200万元借款；邹丹确认承担主债务人的还款责任，与神舟厂的法律地位相同，构成债务加入。3.承诺书合法有效，邹丹应履行还款义务。两份承诺书的形成，邹丹是在其法律顾问宁时璞律师把关（宁律师会见时签署）的情况下签署的，且第二份承诺书背面有宁时璞律师签字确认；在有专业律师把关的情况下，邹丹两次进行了确认，是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提供的与宁律师的录音记录亦可证明在承诺书签署一年多时间后，其称邹丹在积极想办法还款，可以考虑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还款，并未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现邹丹对承诺书不予认可，没有法律依据。4.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记录及录音看，邹丹也承诺对包括其全部关联方在内的所有欠款承担还款责任（2016年9月24日录音时，尚欠700万元左右）。5.从神舟厂的工商登记可以看出，其为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是投资人个人所有的财产；投资人同时也需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6.上诉人称邹丹不欠款，系未考虑年息24%的利息因素，不能成立。（三）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蔡有彬是否应承担还款义务问题。被上诉人认为：神舟厂是家庭（包括蔡有彬）共同经营，收入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神舟厂的案涉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蔡有彬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还款责任：1.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1）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期间，神舟厂每月均向蔡文舟转款4500元至5500元不等；（2）2015年2月4日蔡有彬向神舟厂转入50万元；（3）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邹丹与神舟厂发生近50笔款项往来。故蔡有彬参与了神舟厂的经营，神舟厂经营所得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支付款项给上诉人儿子及上诉人邹丹）。2.神舟厂的工商登记及刑事判决证实，神舟厂注册登记的投资人有邹丹、蔡文舟，本案借款发生时，登记的投资人为蔡文舟，即神舟厂是上诉人家庭共同经营。3.录音中，邹丹说：“俺家老头今天早上还跟我说，你赶快把这些事赶紧弄完，那谁不着急这事”，可见蔡有彬对案涉借款是明知的，并催促尽快处理。4.被上诉人与蔡文舟的微信记录证明上诉人为其儿子在加拿大购置了房产（因其儿子一直在上学，无经济来源），并承诺将房产尽快处置归还欠款。在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不应采纳。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一）关于利息。上诉人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法院法释〔2020〕17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利息错误。最高法院法释〔2020〕17号文第31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即只有2020年8月20日后受理的案件适用该规定；而本案2019年受理，不应适用该规定。（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否是连带责任问题。首先，上诉人引用《民法典》规定错误。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最新司法解释》（法释〔2020〕15号文）第一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而本案法律事实显然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前。且夫妻共同债务“共同偿还”是相对于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第三人）而言的，是一种外部责任；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6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这种责任就是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原审也不存在超裁问题。三、关于是否对账问题。被上诉人与邹丹是闺蜜，经常见面，双方对欠款数额一直很清楚，无须像不熟悉的人一样进行详细对账。在2016年9月24日双方的录音中，邹丹即认可欠被上诉人数百万元，也承诺积极想办法归还。邹丹在被羁押的情况下，于2018年6月和7月出具两份承诺书，也可能是考虑闺蜜关系，且是在宁时璞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两份承诺书，邹丹心里一直清楚，本着客观的原则出具了承诺书。我方提供的是与宁时璞律师之间的录音证据，不是证人证言，宁律师也是上诉人的法律顾问，被上诉人也无法要求其出庭。四、与邹丹的录音中，邹丹陈述蔡有彬说不应当打入其个人账户的款项并不是案涉200万元，而是说邹丹在积极想办法通过第三人给她支付款项，她用这个款项来偿还被上诉人借款。 张玲一审诉讼请求：三被告共同偿还本金200万元；三被告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1、2014年10月13日被告神舟建材厂向原告张玲出具借条，载明：借款200万元，期限三个月，有公司在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作抵押，封存股东出资证明书，在此期间不得变卖、抵押、转让、补证，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邹丹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条中签名按印。2014年10月11日和10月13日，原告张玲通过兴业银行账户分别向被告邹丹上海浦发银行的账户汇款各100万元，合计200万元。该借款所涉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2018年6月27日被告邹丹向原告张玲出具承诺书，载明：其多次向原告张玲借款，双方约定借款月利率2%，邹丹至今尚欠张玲本金200万元，现还款日期早已超过。由于资金周转不畅，难以按时还款。故承诺在2019年7月1日前只偿还本金200万元，如上述约定还款日期不能偿还借款本金，则自2016年11月至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及本金均需偿还。 3、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所做（2018）辽0291号刑初93号刑事判决书中，在认定2006年至2009年蔡有彬任瓦房店市市长期间其与妻子邹丹共同收受翰林公司林治信1600万元人民币、5万美元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采信的证人证言第31项杨秀春（原神舟建材厂出纳）的证言证实：神舟建材厂的实际控制人是邹丹，大连海舟传媒发展公司、华资公司等都登记过其为股东或法定代表人，都是邹丹给其挂名，其不参与管理，实际控制人都是邹丹。在认定邹丹骗取贷款罪的犯罪事实部分，认定邹丹为了获取银行贷款，其让张莹制作假的购销合同，虚构贸易背景，制作假冒的辛寨子街道及前革镇堡村委会村民代表决议等贷款材料，又让大连国地房地产评估事务所的王柏峰提供虚假的评估报告，提高抵押物价值骗取银行贷款。对于采信的证人证言第11项李中玉（大连国地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常务副所长）的证言证实：按照老板王柏峰和客户邹丹的要求将神舟保温建材厂用于抵押的厂房评估价格提到每平方米5900元和6950元，以符合邹丹的贷款要求。第20项高文忠（大连国地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神舟保温建材厂用于抵押的厂房评估都是李忠玉负责。 上述刑事判决书以蔡有彬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以邹丹犯受贿罪、抽逃出资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万元。后蔡有彬、邹丹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4、原告张玲提交其与被告邹丹、蔡有彬之子2020年4月11日和5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要求其将两被告在加拿大的房产出售以偿还借款，对方称房子找中介在卖，但因疫情原因不好卖要等几个月。对于该套房产，被告蔡有彬在庭审时先是陈述：好像买过这么一套房子，买的时间记不清了，房子是蔡文舟出资买的，产权证的情况我不清楚，房子是否出售我也不清楚，我也没去过。后来又陈述：这个房子肯定不是2014年以后买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买的。后经法官询问，其又表述：儿子蔡文舟1989年11月4日出生，2002年上初中就去加拿大上学了，2012年大学毕业。我刚才想了一下加拿大买房子是哪年确认想不起来，但肯定是2011年大学毕业之前买的，确实是我们夫妻俩出资购买的，所以买这个房子的钱和借张玲的钱没有关系。 在原告张玲与被告邹丹2016年8月19日至同年11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一直催促被告还款，被告亦同意尽快还款。 5、原告张玲提交了其于2016年9月24日与被告邹丹的电话录音，证明原告一直向被告索要借款，被告邹丹也承诺归还借款。该录音第10分35秒起邹丹陈述：“你听我说我跟你讲，咱俩今天讲，他，他拨出来这个钱我一刻都不在我，你想一想，俺家老头昨天晚上问我说你那个款往哪儿打，我说都往我卡里打，俺老头说你怎么能往你卡里打？我说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寻思快哈，完了以后，我好赶快点给你钱，俺家老头说你二呼了，我今天还在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用哈，我呀我现在是这样把单子给你填好，他到了，我就老许直接给你，因为他知道，因为你给打电话我往回走的时候，我给老哥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唉妈呀我要崩溃了。我说哥哈我说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简直心脏（骂人）都要跳出来，我也跟你。”第14分03秒起邹丹陈述：“那个谁就是那个谁呀，不要紧，我跟你讲下礼拜咱俩所有的全结束，我再说个什么事儿呢哈，俺家老头今天还问我，哈，喂，嗯，就是今天早晨的时候，俺家老头还，喂（张玲声音：把门儿关上，火关上宝贝儿，嗯），嗯俺家老头今天早上还跟我说，说你赶快呀把这些事儿赶紧弄完，那谁不着急这个事儿，唉妈我赶这个寸点儿呀，咱俩不希在电话，等我见面跟你讲哈。” 原告张玲提交了2019年11月26日其与案外人宁时璞的电话录音，在该录音中原告就案涉借款进行催要，宁时璞对此未表示异议，并就款项归还方式与原告进行协商，同时宁还提到原告手中有两个条子，有一个要归还给宁；因原告未归还，邹丹对宁进行埋怨。对此原告张玲在录音中陈述：就200万本钱，7月1号没还就从16年开始算利息，这200万利息，这总就是一个账，它也不可能是两个账。 6、原告张玲和被告邹丹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中显示，双方之间、张玲与神舟建材厂之间，原告张玲之女张东霖与神舟建材厂之间，邹丹、神舟建材厂与张东霖之间，张玲与被告邹丹之子蔡文舟以及邹丹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均有账目往来。除了案涉200万元的转款以外，其余还有若干转账往来，列明如下： （1）张玲与邹丹之间的账目往来： 张玲转给邹丹的款项4笔：①张玲通过中国银行尾号为2051的储蓄卡转给邹丹：2014年12月1日200万元、2015年7月1日70万元、2015年9月15日10万元、2015年9月28日15万元，合计295万元；②通过中国银行尾号3112的信用卡2014年11月4日转给邹丹1笔200万元。 邹丹转给张玲的款项21笔：①邹丹通过建设银行尾号8888的储蓄卡转给张玲4笔：2015年2月5日4万元、4月13日58800元、9月30日55000元、2016年1月7日94000元；②邹丹通过中国银行尾号4885储蓄卡转给张玲15笔：2015年1月4日4万元、2月13日5万元、2月26日17500元、3月13日4万元、3月27日17500元、4月1日4万元、5月14日11万元、6月17日5万元、7月17日5万元、8月3日43000元、8月24日2万元、9月2日2万元、9月18日2000元、9月18日22000元、9月18日5万元。③邹丹通过中国银行尾号9327储蓄卡转给张玲1笔：2016年2月18日10万元。④邹丹通过工商银行尾号5766储蓄卡转给张玲1笔：2016年9月29日10万元。上述转账合计1019800元。 （2）张玲与神舟保温建材厂之间的账目往来： 张玲转给神舟保温建材厂的款项：2015年8月25日转1笔10万元。 神舟保温建材厂通过农业银行尾号为0087的储蓄卡转给张玲的款项11笔：2015年3月3日5万元、5月13日5万元、2016年8月17日2万元、10月10日6万元、10月24日50万元、10月26日10万元、10月28日20万元、11月1日20万元、11月7日50万元、11月10日30万元、11月14日20万元，合计218万元。其中2016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14日期间的6笔款项合计150万元转账时备注有“还借款”或“还款”；其余68万元有的备注为“往来”，有的无备注。 （3）原告张玲之女张东霖与被告邹丹、神舟保温建材厂的账目往来： ①张东霖与邹丹之间的账目往来： 张东霖转给邹丹：通过兴业银行尾号2628的储蓄卡转给邹丹3笔，2015年1月26日70万元、6月24日100万元、7月8日30万元。合计200万元。 邹丹转给张东霖：通过中国银行尾号4885储蓄卡转给张东霖兴业银行尾号2628储蓄卡2笔：2015年7月24日51万元、12月14日2万元，合计53万元。转给张东霖中国银行尾号4388储蓄卡7万元。 ②张东霖与神舟保温建材厂之间的账目往来： 张东霖转给神舟保温建材厂：通过兴业银行尾号2628的储蓄卡转给邹丹（注：为笔误，应为神舟保温建材厂）4笔，2015年7月20日50万元、8月12日20万、8月18日30万元、8月25日50万元。合计150万元。 神舟保温建材厂转给张东霖：通过农业银行尾号0087储蓄卡2016年3月25日转给张东霖中国银行尾号4951储蓄卡193000元。 上述邹丹转给张东霖的7万元、神舟建材厂转给张东霖的193000元，因非张东霖2628卡，故原告不认可系被告还给原告的款项。 ③张东霖通兴业银行尾号2628储蓄卡2015年7月6日转给邹丹之子蔡文舟30万元。 ④张东霖通兴业银行尾号2628储蓄卡2015年4月24日转给张莹10万元。在一审刑事判决书第4、11、13、24、50、75、78、85、86、92页显示张莹系邹丹实际控制企业的会计。被告邹丹对该笔款项无异议。 原告张玲主张神舟建材厂支付给张玲的218万元，系归还该厂向原告的借款，该借款包括了张东霖转给神舟建材厂的150万元本金，以及张玲2015年8月25日转给神舟建材厂的10万元合计16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原告张玲提交了（2017）辽0202民初1977号张玲诉张东霖返还原物纠纷案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张东霖名下卡号为53×××28的兴业银行卡一直存放于张玲处，张玲知晓该卡密码，该卡关联的电话号码亦是张玲的手机号码。被告邹丹主张对于张东霖尾号2628兴业银行卡与本案无关，如果认为张东霖与本案有关，则与邹丹相关的所有打款主体均视为还款。 （4）被告邹丹主张的其他还款： ①2015年4月7日刘连祝通过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尾号1491储蓄卡2015年4月7日转张东霖20万元，用途备注：“邹丹借刘连祝款”。被告邹丹主张该款系邹丹向刘连祝借款20万元还给张玲，故直接由刘连祝转给张东霖。 ②2015年4月10日申作庆通过农行尾号3917账户向张东霖转50万元，用途备注“邹总借款”。被告邹丹主张该款系邹丹指示申作庆代为偿还借款50万元还给张玲，故直接由申作庆转给张东霖。 ③2015年6月1日瓦房店市有信钢材经销处通过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尾号8727账户向张东霖转账200万元，用途备注“往来”。刑事判决书第79页对邹丹骗取贷款罪的事实认定中，证人蔡有武的证言证实虽然工商登记的代表人是蔡有武，但实际控制人是邹丹。 ④瓦房店有信钢材厂经销处通过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尾号8727账户向张玲转款5笔：2014年11月7日18000元、11月13日5万元、11月18日200万元、11月20日12000元、12月16日5万元，合计213万元。 张玲通过中国银行尾号2051的储蓄卡于2015年10月30日转给瓦房店有信钢材厂经销处30万元。该笔款项邹丹无异议。 ⑤被告邹丹之子蔡文舟转给张玲2笔：2016年10月13日中国银行尾号7538的储蓄卡转30万元、2017年9月5日通过建设银行尾号5423的储蓄卡转10万元，合计40万元。 ⑥戚国华通过中国银行瓦房店支行账号2016年9月2日转给张玲18000元、通过建设银行瓦房店支行账号2016年10月13日转给张玲30万元，合计318000元。 ⑦大连华资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农业银行甘井子支行账号2016年10月9日转给张玲90万元、2016年10月14日转给张玲20万元，合计110万元。 上述七笔借款张玲认可系邹丹及其关联方向原告的转款，但均与案涉借款无关。 （5）张玲主张借给邹丹的其他款项 张玲通过中国银行尾号2051的储蓄卡于2015年11月17日转给大连宏达机电安装工程公司10万元，刑事判决书未认定该公司与邹丹有关。邹丹对该笔款项不认可。 综上，原告张玲和邹丹对案涉账目往来本身存在异议的有：1.邹丹转给张东霖的7万元、神舟建材厂转给张东霖的193000元，因非张东霖2628卡，故原告不认可系被告还给原告的款项。2.张玲转给大连宏达机电安装工程公司的10万元。 7、神舟建材厂的交易流水显示：①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期间该厂每月向蔡文舟转款4475.16元-5405元不等，有时每个月转款两至三次。②2015年2月4日蔡有彬向神舟建材厂转款50万元，蔡有彬主张系邹丹向其借款转给企业用的。③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期间该厂与邹丹发生交易近50笔，数额巨大。④神舟建材厂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每月向案外人宁时璞转款32500-33000元，2015年6月至2016年10月每月转款28000元，2015年7月24日转款2笔各10万元。 8、原告张玲主张其与被告邹丹之间存在多笔借款，且均有利息的约定，其提交了2015年7月8日金额为30万元、2015年9月15日金额为10万元、2015年10月30日金额为30万元的三笔借款的借条复印件，主张该三笔借款均已归还，借条载明双方约定的借期利率均为月利率2.5%。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一，被告神舟建材厂应否承担清偿责任；第二，被告邹丹应承担何种责任，是保证责任还是债的加入；第三，被告蔡有彬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四，原告主张的借款是否已实际清偿，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应予支持；第五，案涉借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根据本案的案情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如下判定： 第一，2014年10月13日被告神舟建材厂向原告张玲出具的金额200万元、期限三个月的借条，在时间上与原告向被告邹丹转款的日期基本吻合。鉴于案涉刑事判决书中载明邹丹系神舟建材厂的实际控制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笔借款的出借人应当认定为原告张玲，借款人应当认定为被告神舟建材厂。结合原、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原告张玲本人于2015年8月25日向被告神舟建材厂转款10万元，通过其持有的女儿张东霖尾号2628的兴业银行卡自2015年7月20日至同年8月25日向该厂转款4笔合计150万元，向被告邹丹之子蔡文舟2015年7月6日转款30万元。被告神舟建材厂自2015年3月3日至同年11月14日向原告张玲转款11笔合计218万元，并且最后6笔转款合计150万元明确备注为“还借款”或“还款”。自2016年11月14日最后一笔转款后，被告神舟建材厂出具的借条原件仍由原告张玲持有，这与债务已实际清偿的常理明显相悖。从该厂向原告张玲转账218万元的时间节点分析，其中前2笔转款各5万元发生于2015年3月3日和5月13日，应与上述原告方向神舟建材厂的转款无关。剩余自2016年8月17日起的9笔转款合计208万元，与原告方向被告神舟建材厂以及蔡文舟的转款190万元（10万元+150万元+30万元）基本相当；208万元中备注有还款的150万元，与原告方向被告神舟建材厂的转款160万元基本相当（10万元+150万元）。据上述分析，应当认定被告神舟建材厂向原告张玲的转款218万元与本案借条载明的200万元无关。现借条中的借款200万元借期早已届满，被告神舟建材厂作为借款人，应当依法向出借人即原告张玲履行还款义务。 第二，关于被告邹丹的责任认定。其一，被告邹丹作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已依法免除保证责任。理由如下：被告邹丹在上述借款合同关系中，自愿作为保证人，但各方当事人对于担保方式和保证期间未明确进行约定，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被告邹丹应对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逾期则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不同于一般债务，保证人对债权人的保证债务受三重时间的限制：一为保证期间；二为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三为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保证责任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第三十六条规定：连带保证责任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上述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为2015年1月12日，保证期间届满日为2015年7月12日。在此期间内，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曾向保证人张玲主张过连带保证债权，因此被告邹丹作为连带保证人已经依法免除了保证责任。其二，被告邹丹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客观上已构成债的加入，应与债务人神舟建材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从被告神舟建材厂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该厂的经营收入定期转给邹丹、蔡有彬之子蔡文舟，结合蔡有彬的陈述，蔡文舟初中即到加拿大上学，但该两被告均未举证证明定期转款的合理用途；对于蔡有彬向神舟建材厂的转款50万元，其亦未举证证明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故邹丹作为神舟建材厂的实际控制人，对该厂的银行账款并未进行严格管理，该厂的款项实际用于了邹丹、蔡有彬的家庭生活。被告邹丹2018年6月27日和7月5日向原告张玲出具的两份承诺书，从形式看并非手写体，应是事先打印好交由邹丹签字确认；从内容看完全一致，原告对此已做出了合理解释，并且宁时璞律师在第二份承诺书背面亦签字确认。如果邹丹不认可承诺书的内容，则没有必要前后在两份书证中签字按印。因此，被告邹丹认可尚欠原告借款200万元，并承诺于2019年7月1日前偿还本金及利息等事项应系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除了案涉神舟建材厂和邹丹共同出具的借条中所载明的借款本金200万元外，在原告张玲和宁时璞的通话录音中双方均认可仅有一笔借款一张条，故而对于承诺书中所载借款与神舟建材厂借条中所载借款200万元应系同一笔借款，被告邹丹作为神舟建材厂的实际控制人通过承诺还款的形式自愿加入债务，依法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第三，案涉借款发生在被告蔡有彬与被告邹丹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刑事案件的判决书中认定两人的犯罪金额中未包含该笔借款。但案涉借款应认定为被告邹丹与蔡有彬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其一，被告邹丹作为借条中载明的保证人，并无理由收取张玲的转款。故合理的解释应为邹丹是作为神舟建材厂的实际控制人接收的借款本金200万元；而被告神舟建材厂或邹丹均未举证证明邹丹收款后已将款项已转给该厂，或款项已实际用于该厂的生产经营。其二，从案涉往来账目分析，其实际控制的神舟建材厂的钱款并未进行严格管理，其个人与该厂之间存在频繁的账目往来，甚至将款项用于家庭生活。其三，在原告张玲与被告邹丹的通话录音中，邹丹明确同意归还借款，并且还提到蔡有彬对案涉借款的态度：“……我说都往我卡里打，俺老头说你怎么能往你卡里打？我说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寻思快哈，完了以后，我好赶快点给你钱……”，“……俺家老头今天早上还跟我说，说你赶快呀把这些事儿赶紧弄完，那谁不着急这个事儿……”，从双方这些对话内容可以看出被告蔡有彬对于邹丹向张玲借款的事是知情的，对于邹丹欲以账户内的进账还给张玲也是认可的，其认为不妥的仅仅是该笔款项不应打入邹丹的个人账户。其催促邹丹尽快向原告还款的态度，也与其不同意承担该笔债务的意思相矛盾。其四，结合原告张玲与蔡文舟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被告蔡有彬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蔡文舟同意以加拿大的房产出售所得价款偿还张玲的借款。蔡有彬承认该处国外房产系其与邹丹出资所购，但对于房产购买时间前后陈述不一致。案涉房产位于境外，购房合同或产权证均应掌握在被告邹丹、蔡有彬夫妻手中。鉴于此种情况，被告邹丹、蔡有彬如果否认该处房产与案涉借款的关联性，应当举证证明房产的购买时间和价款来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故而在客观上无法排除该处房产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 第四，神舟建材厂出具借条的时间即2014年10月13日，而张玲实际向该厂转款的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通过张东霖的账户向该厂的转款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从时间上即可断定张玲出借给该厂的本金200万元系转账给被告邹丹的200万元。从案涉承诺书的内容分析，邹丹明确承诺于2019年7月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否则自2016年11月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偿还利息。从案涉当事人及关联方之间的往来账目分析，2018年6月27日之后，无论是被告邹丹还是神舟建材厂，均未向原告张玲或其女儿张东霖尾号2628的兴业银行账户转过款；并且与邹丹相关联的案外人包括蔡文舟、瓦房店市有信钢材经销处亦未向原告张玲或其女儿张东霖转过款。如果案涉借款200万元已经还清，则被告邹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在不将借条收回的情况下，还向出借人出具明确的还款承诺。 对于原告张玲与被告邹丹、神舟建材厂之间以及关联方的账目往来，除了原告张玲已举证证明其女儿张东霖尾号2628兴业银行的账户由其持有之外，其余转账往来虽客观存在，但均无法充分证明与案涉借款有关。除了案涉借款200万元之外，原告张玲通过个人账户和张东霖尾号2628的账户转给被告邹丹的款项高达695万元（295万元+200万元+200万元），邹丹回款给张玲和张东霖尾号2628账户的款项金额高达1549800元（1019800元+53万元），至于其余关联方账户中的资金往来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发生的，因涉及案外人的权益，故无法在本案中进行认定。 对于案涉借款本金200万元，被告邹丹应当按照约定自2016年11月1日起以月利率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对于该利息损失，在原告张玲与被告神舟建材厂之间并未达成合意，而邹丹虽然是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但在对外法律关系上并非合法的法人意思机构，故邹丹对于支付利息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实际约束企业。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被告神舟建材厂虽然不应支付借期内的利息，但应自逾期之日即2015年1月13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鉴于2015年1月13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告并未主张；故被告神舟建材厂应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在年利率6%的范围内承担利息损失。但是，被告蔡有彬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主体，应对被告邹丹所负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五，对于案涉借款200万元，原告张玲并未怠于主张权利。由于被告邹丹、蔡有彬的犯罪行为导致客观上原告行使权利受阻。而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和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原告对案涉借款一直向被告邹丹进行索要。鉴于被告邹丹系神舟建材厂的实际控制人和借款使用人的事实，如果认定原告张玲未向被告神舟建材厂追要借款即构成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对于债权人而言未免过于严苛，亦与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相悖。故而被告邹丹主张诉讼时效期间经过的辩称理由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告诉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基本予以支持。被告邹丹、神舟建材厂辩称已全额还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神舟建材厂经一审法院依法送达，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应视为对自身举证质证、辩论陈述等民事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邹丹偿还原告张玲借款本金200万元，并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年利率24%的标准给付原告利息损失；二、被告蔡有彬对上述第一项被告邹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大连神舟保温建材厂对上述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与被告邹丹、蔡有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第一至第三项三被告应偿还原告之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若逾期给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张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第一，神舟厂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上诉人邹丹自2007年5月始，系神舟厂的投资人，2014年9月10日，投资人虽变更为年龄不满25周岁，在国外大学刚毕业二年的其子蔡文舟，但神舟厂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邹丹（对此，双方并无异议，亦得到了生效法律文书的证实）。结合神舟厂自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期间每月向蔡文舟转款4475.16元-5405元不等；2015年2月4日邹丹的丈夫蔡有彬向神舟厂转款50万元；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期间，神舟厂与邹丹之间发生了近50笔数额巨大的交易，以及神舟厂的注册资本仅8万元，但神舟厂于2008年12月17日向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出资600万元入股等事实，在无相反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足以认定神舟厂与其投资人或实际控制人邹丹及其家庭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且神舟厂的资金不仅来源于邹丹，亦来源于其配偶（包括合法或非法取得），并用于了其家庭的共同支出，亦足以认定神舟厂系上诉人邹丹及其配偶、子女共同经营。故在2014年10月11日和10月13日，被上诉人张玲分两次向上诉人邹丹个人账户支付出借款共200万元后，于2014年10月13日以神舟厂为借款人，邹丹为担保人，并以神舟厂向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的股东出资为抵押，向张玲出具借款200万元的借条符合三方之间的关系，且时间及金额完全吻合，原判认定该笔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且以神舟厂名义借款的主要目的应是以邹丹及其家庭实际控制的神舟厂在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出资600万元入股的股权作为案涉借款的担保。 第二，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邹丹与被上诉人张玲之间多年来存在着多笔借贷关系，结合双方微信聊天及语音通话的记录，张玲在邹丹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后与仍在国外的邹丹之子蔡文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陈述等证据，可以确认邹丹与张玲之间系多年交往的朋友（双方都称“闺蜜”关系）。无论双方通过自己的个人账户，还是通过其子女账户，或其控制的公司账户，甚至是双方均认可的案外他人账户进行的借款与还款，在无其他相反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实际都是邹丹与张玲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体现。通过张玲与邹丹及蔡文舟之间的微信聊天或语音通话记录，蔡文舟向被上诉人还款，以及双方均认可的由蔡有彬之弟蔡有武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瓦房店市有信钢材经销处多次向张玲还款等证据，亦可以证实邹丹的配偶蔡有彬及其子蔡文舟均知晓或应当知晓邹丹与张玲之间的借款、还款情况，并有共同筹划如何偿还债务或拟通过出售相关财产用于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而邹丹在2017年3月已经因刑事犯罪被羁押的情况下，于2018年2月5日、6月27日两次通过其代理律师向张玲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应当认定系其确认双方之间尚欠的借款本金、利息并承诺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之间的多笔借款存在利息的约定，仅从双方（包括子女、控制的公司或双方均认可的案外他人）之间的款项往来的差额，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尚欠借款本金的数额；上诉人邹丹出具两份承诺书时已被刑事羁押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未经对账，承诺书确认的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金额不正确，因双方之间关系不一般，亦可以通过他人（包括代理人或家人）代为对账。 第三，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邹丹（包括其子、控制的公司或双方均认可的案外他人）的过往还款具体偿还的是哪一笔借款，也不足以证明偿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故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结合被上诉人张玲现仍持有案涉借款的原始借条，该借条所确定的借款金额与承诺书所确认的借款金额一致，案涉借款亦明确约定有股权担保等事实，原判认定案涉借款尚未偿还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且在借款发生时，实际借款人邹丹及其家庭的财产与名义借款人神舟厂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原判认定由实际借款人邹丹承担偿还责任，其配偶蔡有彬、名义借款人神舟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第四，关于利息。本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实际借款人邹丹承诺还款发生于2018年，本案被上诉人张玲提起诉讼发生于2019年6月，且邹丹在承诺书明确承认双方借款存在月利率2%的利息，并承诺如在2019年7月1日前未偿还本金200万元，自2016年11月至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一并偿还的条件已经成就，故原判依据双方约定，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的相关规定确定本案利息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邹丹、蔡有彬、大连神舟保温建材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邹丹、蔡有彬、大连神舟保温建材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国强 审判员  富喜胜 审判员  缪 明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任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