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4民终10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洪成，男，土家族，1971年9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光，重庆丰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婷，重庆丰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静，男，汉族，1982年03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万平，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希望，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丹凤路桂花园小区D区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565640742G。法定代表人：谢静，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万平，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希望，重庆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秀山县中和街道电商大厦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91245217。负责人：杨小民，该管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定刚，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粟加林，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洪成、谢静、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杨农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1民初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22日受理后，于2021年8月4日对上诉人杨洪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光，上诉人谢静、鸿杨农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万平、杨希望，原审第三人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娟进行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洪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1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的实测亩为4.364亩，每亩以15036.59元分成，改判分成金额为26247元；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查明原审第三人一共补偿了被上诉人199999.52元，其中其他财产补偿款475157元和堡坎60218元是原审第三人为了解决被上诉人在征收纠纷中编出来的名目，被上诉人的赔偿项目中并没有该两个项目，所有款项均是黄花补偿款，这是大家共知的事实。一审法院以原审第三人出具的先后矛盾的证据就凭原审第三人的一个说明就认定黄花补偿标准是每亩15441.97元明显是有意偏袒被上诉人，实际是按每亩21086.59元补偿的，除去黄花苗成本213405.75元、种植成本360418.6元，也应该是每亩15036.59元用于分成。而不应该是按照每亩9391.97元计算。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责令原审第三人拿出被上诉人的有效征收票据，并且一审法院还对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原审第三人均没有拿出全部票据客观真实的说明黄花地的真正补偿标准。第三人随便立举科目就让二被上诉人心安理得地占有上诉人等村民的利益。谢静、鸿杨农业公司辩称，上诉人要求的补偿标准不应得到支持；谢静与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对征用黄花地的亩数没有约定清楚，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辩称，一审法院在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进行了调查，调查了原始登记的所有资料，原始记录表是规划局到现场测量作出的，是客观真实的。谢静、鸿杨农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1)渝0241民初32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谢静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口头协议约定，约定的内容为从2014年开始收取租金，种植的黄花补偿款与被上诉人四六分成，被上诉人占四成，鸿杨农业公司占六成，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鸿杨农业公司租赁被上诉人土地种植黄花是事实，但上诉人并没有与被上诉人达成补充的口头协议，更没有约定黄花地分成这一事实;其次，两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达成任何的口头协议，被上诉人陈述存在分成的这一事实系被上诉人为赚取更多的金钱利益而虚构的事实;最后，若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了口头协议，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所举示的证人证言不能够予以采信，证人并非是事件的亲历人员，所知道的内容均是听别人所说，并不能真实客观的说出真实的情况，且证人也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同样也起诉了两上诉人要求支付租金及分红，与本案类似没有达成补充协议，其所作的证言具有主观性和倾向性，不应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错误，缺乏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鸿杨农业公司被征收的黄花地面积94.847亩、补偿标准及赔偿项目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为原审第三人提交的2021年3月2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谢静及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花种植补偿的情况说明》，2021年5月6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支付谢静及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征地补偿费的情况说明》。上述两份说明中关于面积、补偿标准、赔偿项目均无证据佐证。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至今被告鸿杨农业公司未与第三人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即是说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并未对征地补偿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其次，原审第三人提供的领款依据来看，上诉人在原审第三人处共领取的款项为1455375元。其中475157元为上诉人财产补偿款(见鸿杨农业开发公司黄花种植加工、物资清单)，60218元为上诉人保坎、水泥路面、水管电线、水泵等损失补偿款(征地安置补偿汇总表)，490000元为2019年5月9日领取，预付的黄花损失及搬运费，230000元为2018年7月6日领取黄花设备补偿款。200000元为2018年1月26日领取坟墓搬迁、黄花损失款。从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说明中显示，上诉人仅黄花规模种植经营补偿费就有1464624.52元，再加上其他费用共计应当补偿的费用为1999999.52元，但未提供证据佐证，该数据没有事实依据，所作出的说明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其计算出的黄花种苗补偿费、种植成本一次性补偿费、当年产值一次性补偿费纯属虚构，完全是自己编造所得。最后，原审第三人在说明中陈述征用上诉人的黄花种植地为94.847亩没有依据。第一，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租赁的面积大于上述面积;第二，从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征地补偿安置花名册与在诉讼时提供的《诉讼对象征地种植黄花情况统计》及现场勘测登记表是相互矛盾的;第三，上诉人与所有土地租赁户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在此次征地中的实际被征用面积为100多亩以上;第四，在此次征地中，被原审第三人强行认定约20多亩的租赁地为自种自收，并未作为上诉人的租赁地补偿，其费用也是由老百姓自己领取了相关费用。3.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通过信访程序主张权利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了2019年10月15日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办申请信访要求上诉人支付租金和分红，该申请只有谢尚武的签字，并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向信访部门主张权利，更无信访部门收到该申请的证明材料。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的答复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应当采信，更不应当作为认定诉讼时效的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杨洪成为本案适格主体错误。本案租赁的土地系农村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依据上述法律之规定，涉及到家庭承包地的诉讼，应该以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诉讼的主体，而不应该以其个人作为承包主体。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2.本案中被上诉人要求支付黄花款的条件也尚未成就。如前所述，上诉人虽然已经领取了部分款项，但仍然有一部分款项尚未领取，也未与原审第三人达成安置补偿成协议，目前对于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都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原审第三人所出具的赔偿项目及标准不是最终的标准及项目，具有不确定性，一审法院依据一个不确定性的标准判令上诉人进行赔偿，显然是不恰当的。3.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认定，显然是错误的。通过双方签订的合同，租金是一年一付。依据该约定，从2014年开始计算租金，2014年的租金最迟应该在2016年进行主张，以此类推。本案中，被上诉人此前一直未主张要求支付租金，从未向两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直至本次起诉。而本次诉讼是在2021年，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所保护的期限。因此，其所主张的请求因为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应该得到支持。4.一审认定鸿杨农业公司与谢静之间存在资金混同，从而认为上诉人谢静应该承担支付责任错误。本案中不存在鸿杨农业公司与谢静之间资金混同的情形。谢静系鸿杨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鸿杨农业公司被征收事宜一直都是由上诉人谢静进行处理。鸿杨农业公司的征收款是谢静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为签收领取，但不能以此说明谢静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存在资金混同。对于已经领取尚未及时转入公司财产的这部分征收款是可以与谢静个人财产进行区分，不存在谢静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混乱而不可区分。因此，一审法院仅仅以谢静领取了征收款认定公司与其个人之间存在混同，系认定错误。杨洪成辩称，谢静、鸿杨农业公司的上诉不符合事实，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驳回其上诉。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与上诉人已达成一次性补偿协议，并且已经大部分履行完毕，根据安置方案自种自收黄花不予补偿，是因为上诉人以黄花非农化种植才进行补偿，在现场测量期间管委会通知与上诉人有协议的农户到现场来登记，在长达三天的时间里已经登记完毕，其他情况以情况说明为准。杨洪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支付杨洪成黄花补偿34912元；2.判令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支付杨洪成2010年至2017年的租金共计3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1日，杨洪成（甲方）与谢静（乙方）签订《田土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杨洪成将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官坟村谢家组土地4亩出租给谢静，租赁期限10年，从2010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1日止，期满乙方如需续租，期限顺延；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300元，租金一年一付。后双方口头约定，若种植黄花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所得黄花补偿款将与杨洪成四六分成（杨洪成四成）。庭审中双方认可口头约定前3年不收取租金。租赁土地系鸿杨农业公司耕种，用于种植黄花。2017年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凤起中学校建设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征收中和街道官坟社区谢家组土地，共计征收鸿杨农业公司黄花种植土地面积94.847亩，补偿标准按15441.97元/每亩，共计补偿款1464624.52元，（其中：1.黄花种苗补偿：94.847亩，4500株/亩，按0.5元／株标准补偿合计213405.75元；2.种植成本一次性补偿费：94.847亩，按3800元／亩标准补偿360418.6元；3.当年产值一次性补偿费：94.847亩，按9391.97元／亩标准补偿890800.17元）。上述款项谢静、鸿杨农业公司已领取1380000元，剩余84624.52元留存用于支付土地租金。对征收鸿杨农业公司其他财产补偿款475157元，堡坎、水泥路面、水管、电线、水泵等建筑物及设施补偿款60218元。青苗及地上的附属物已经根据文件规定，将每亩15000元补偿给出租方。至今鸿杨农业公司未与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另查明，杨洪成租赁给谢静、鸿杨农业公司的承包地中被征收种植黄花面积4.364亩，征地原始记录表登记为土地承包户杨洪成。鸿杨农业公司于2010年12月21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谢静（执行董事）、股东谢静、杨洪成、谢尚辉。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杨洪成、谢尚辉退股，谢静补每人44000元。再查明，2019年10月15日杨洪成等24人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办公室信访要求谢静支付租金及分红，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办公室于2019年10月21日书面答复,对其提出的信访事项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本案审理过程中杨洪成明确表示以现在已经补偿的黄花补偿款为基数计算分成，对今后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所获得的补偿款自愿放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有五：一、杨洪成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杨洪成主张黄花补偿款分配的条件是否成就；三、杨洪成能否享有黄花补偿款；四、谢静、鸿杨农业公司应否支付杨洪成租金；五、谢静应否承担责任。现对上述焦点问题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杨洪成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2010年10月1日，杨洪成（甲方）与谢静（乙方）签订《田土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杨洪成将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官坟村谢家组4亩土地出租给谢静。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载明：杨洪成将土地4亩拿给谢静种黄花，杨洪成作为户主以出租方名义与谢静、鸿杨农业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其起诉系以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而非主张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洪成系本案适格当事人。二、关于杨洪成主张黄花补偿款分配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虽然本案鸿杨农业公司、谢静未与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鸿杨农业公司、谢静已实际领取安置补偿款，且所领取的补偿款的项目、金额明确，杨洪成亦已明确表示对鸿杨农业公司、谢静现已领取的补偿款外的有可能获得的其他补偿款自愿放弃，从杨洪成主张放弃时起，杨洪成主张按照合同约定分配黄花补偿款及租金的条件已经成就。三、关于杨洪成能否享有黄花补偿款问题，2010年10月1日，杨洪成（甲方）与谢静（乙方）签订《田土使用权租赁合同》，后双方口头约定，若种植黄花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所得黄花补偿款将与杨洪成四六分成（杨洪成四成）。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系有效合同。谢静对该协议约定的分成标准予以认可，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享受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杨洪成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租赁土地交付给鸿杨农业公司、谢静，履行了合同义务，现租赁土地被征收，对其种植的黄花进行补偿，鸿杨农业公司、谢静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成标准进行分割。故杨洪成有权要求与鸿杨农业公司、谢静按约定分成。关于应当分成部分资金问题，2017年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凤起中学校建设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征收中和街道官坟社区谢家组土地，共计征收鸿杨农业公司黄花种植土地面积94.847亩，补偿标准按15441.97元/每亩，共计补偿款1464624.52元，（其中：1.黄花种苗补偿：94.847亩，3800株/亩，按0.5元／株标准补偿合计213405.75元；2.种植成本一次性补偿费：94.847亩，按3800元／亩标准补偿360418.6元；3.当年产值一次性补偿费：94.847亩，按9391.97元／亩标准补偿890800.17元）。上述款项谢静、鸿杨农业公司已领取1380000元，剩余84624.52元留存用于支付土地租金。该补偿费中的黄花种苗补偿、种植成本一次性补偿费系种植成本，当年产值一次性补偿费890800.17元系利润，按94.847亩计算，每亩实际利润为9391.97元，杨洪成所租赁的土地实际被征收4.364亩，按照双方约定四六分成，杨洪成应当分得16394.62元。四、关于鸿杨农业公司、谢静应否支付杨洪成租金问题。2010年10月1日，杨洪成（甲方）与谢静（乙方）签订《田土使用权租赁合同》，杨洪成将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官坟村谢家组4亩土地出租给谢静，租赁期限10年，从2010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1日止，期满乙方如需续租，期限顺延；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300元，租金一年一付，双方真实意思系300/亩*4亩共计1200元。同时，双方口头约定前3年不支付租金。谢静在抗辩中陈述租金已经按年支付，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鸿杨农业公司、谢静应当向杨洪成支付租金，租金计算从杨洪成主张的2014年计算至2017年4月，按1200元/年计算，扣除已支付的300元，尚欠3300元。关于诉讼时效，从双方约定应当支付租金期间即2013年10月至2017年4月土地被征收，按双方约定每年租金1200元，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支付300元后，其余未支付，因从2017年土地被征收至今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未与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9年10月杨洪成等24人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办信访要求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支付租金及分成，能够证明杨洪成一直在主张权利，故杨洪成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五、关于谢静应否承担责任问题。本案中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以谢静个人名义达成签订。同时，鸿杨农业公司于2010年12月21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谢静（执行董事）、股东为谢静、杨洪成、谢尚辉。2014年杨洪成、谢尚辉退股，谢静补每人44000元。工商登记中股东没有变更，实际由谢静经营，审理中双方均亦认可所租赁土地系鸿杨农业公司种植黄花，领取征收补偿费均系以谢静名义领取，谢静本人亦参与清楚合同实际履行，故谢静应当与鸿杨农业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谢静、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洪成租赁土地利润分成款16394.62元、租金3300元，共计19694.62元；二、驳回杨洪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6元，减半收取计378元，由杨洪成负担170元，谢静、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8元。本案二审期间，谢静、鸿杨农业公司提交了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出具的收条一张，鸿杨农业公司上诉一案黄花地亩数核对表格一份，谢毅、谢尚辉、谢尚祥、谢尚武、杨玉桃、杨洪成、谢尚林、谢尚军、谢尚见征地补偿安置花名册。本院已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记录在卷佐证。本院审查认为，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出具的收条未经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盖章，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鸿杨农业公司上诉一案黄花地亩数核对表格系其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谢毅等9户的征地补偿安置花名册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杨洪成、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杨洪成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有无杨洪成所主张的口头分红协议以及分红标准是否适当；三、本案所涉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四、本案支持的租金是否经过了诉讼时效；五、谢静和鸿杨农业公司的财产是否存在混同以及谢静是否应当与鸿杨农业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应当适用争议发生时的法律规定。关于焦点一。2010年10月1日，杨洪成（甲方）与谢静（乙方）签订《田土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杨洪成将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官坟村谢家组3亩土地出租给谢静。杨洪成是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杨洪成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依据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向谢静、鸿杨农业公司主张权利。关于焦点二。根据租赁土地时即2010年10月1日鸿杨农业公司的股东杨洪成一审庭审中陈述：“我们在2014年就退伙，补了我们每个人44000元，当时写了个协议签了个字。前三年不付租金，如果占用，就要四六开，每家每户都是我们三个在场，包含有些都有手印，我们当时是口头说的，有些不放心的，才补充合同。”谢静认可杨洪成关于退伙部分的陈述，结合另案中谢静于2013年3月17日向谢尚林出具的协议中载明：“谢静将谢尚林家的土地租来种黄花以四六分红（谢静拿六成，谢尚林拿四成），但三年以后以每亩300元的租金付（日期2014年3月17日起，未征地先种地后付租金）。”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谢静租赁杨洪成土地时双方达成了口头的分红协议。2017年征收鸿杨农业公司黄花种植土地面积94.847亩，补偿标准按15441.97元/每亩，共计补偿款1464624.52元（其中：1.黄花种苗补偿94.847亩，4500株/亩，按0.5元／株标准补偿合计213405.75元；2.种植成本一次性补偿费94.847亩，按3800元／亩标准补偿360418.6元；3.当年产值一次性补偿费94.847亩，按9391.97元／亩标准补偿890800.17元）。该补偿费中的黄花种苗补偿、种植成本一次性补偿费系种植成本，不应当用于分红。当年产值一次性补偿费890800.17元系利润，可以用于分红，按94.847亩计算，每亩实际利润为9391.97元，一审法院以每亩9391.97元的标准按照协议约定的四六分成计算分红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依据双方口头约定，若种植黄花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所得黄花补偿款将与杨洪成四六分成（杨洪成四成）。谢静租赁的杨洪成的土地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凤起中学校建设于2017年被征收，故双方约定的支付条件已成就。关于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杨洪成称其每年农历年底均到谢静处催要租金，谢静称其每年都支付了租金，故本案所涉土地租金的诉讼时效因杨洪成提出履行请求或因谢静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即杨洪成主张的2014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租金的诉讼时效应从案涉土地被征收时即2017年4月起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2019年10月15日杨洪成等人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办公室信访要求谢静支付租金及分红，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此时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故杨洪成起诉要求支付租金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在谢尚辉、杨洪成2014年退出鸿杨农业公司后，鸿杨农业公司的股东仅有谢静一人。谢静从秀山物流园区管委会领取了1380000元补偿款，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应当对鸿杨农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杨洪成、谢静、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2元，杨洪成负担50元，谢静、秀山鸿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                                  二○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法 官助 理    陶善春                             书  记  员    董天嘉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