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川34民终12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有常，男，195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静洋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法定代表人：欧小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宋丽（公司员工），女，1979年12月10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昭觉县静洋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昭觉县。法定代表人：欧小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公司员工），女，1980年1月1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西昌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胡有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静洋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静洋公司）、昭觉县静洋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觉静洋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昭觉县人民法院（2020）川3431民初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有常、被上诉人成都静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宋丽、被上诉人昭觉静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有常上诉请求：1.请求上级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并未否认上诉人提供的会议纪要及决定，认可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上载明的上诉人担任总经理、年薪60万元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可并支持。2.上诉人之所以只要求1196681.00元劳务报酬，是考虑到被上诉人经营遇到困难，只是按照公司中层管理人员15000.00元的月薪标准进行主张。3.原审法院只认定被上诉人欠上诉人2011年4月至2017年6月的劳务费，不认可上诉人2018年提供劳务应得报酬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了2018年春节期间请假的证据，同时被上诉人成都静洋公司2017年年底出具的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公司职员用餐通知，都可以证明上诉人2018年在被上诉人处上班的事实，不能因为被上诉人的不认可就否认客观事实，且被上诉人有上诉人每天打卡上班的记录可以证明。二、原审判决认定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没有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汇票错误，该汇票是应上诉人要求，必须找一家公司才能兑付汇票，故上诉人提供了江西鹰潭一家公司作为收款人，并且汇票原件和银行不能承兑的证明由上诉人持有，说明这张汇票是出具给上诉人的。2.上诉人提交的法定代表人欧小虎签字认可欠上诉人的“预发”工资自2011年至2017年6月是251364.00元（未包括2017年7月至2018年10月），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实际领取1196681.00元证据不足，认定被上诉人自2011年至2017年欠上诉人工资219164.00元错误。三、上诉人申请将昭觉静洋公司、股东欧小虎、欧静作为被告，但是原审法院只追加了昭觉静洋公司，没有追加欧小虎、欧静作为被告属程序不当、处理失当。成都静洋公司辩称，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会议纪要和决定体现的是预想经营设计，不能作为认定公司实际经营的劳动报酬依据。昭觉静洋公司在筹建和实际经营过程中一直未能实际开展业务和生产，没有任何的经营和收入。实际经营过程中非常困难，故员工的薪酬实际按照社会同等薪资水平实施。上诉人与昭觉静洋公司实际发生劳务关系的时间是2011年至2012年，在2012年以后昭觉静洋公司实际已经处于停产停业状态，因其筹建业务无法开展，2013年至2014年的工商注册不予年检，无法再实际开展业务及经营，处于半解散状态。上诉人提出的请假证据均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实，答辩人不予认可。由于上诉人在答辩人公司西昌办事处住宿，可以取得有答辩人公司文头的稿笺纸，他自己在该稿笺纸计算工资内容，答辩人公司不予认可。一审中答辩人已经表明态度，几家公司确实存在同一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但是几家公司有不同的股东，股权结构、财务体系、业务范围也不相同，不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问题。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汇票是上诉人为了个人利益在替公司寻找外部资金期间，答辩人公司为了促成投资方尽快合作、入场向投资方提供了该汇票，该汇票与上诉人无关，并非上诉人的劳动报酬。上诉人提交的手写工资清单，答辩人公司未进行书面确认，没有签章，答辩人不予认可。上诉人一审中申请追加的自然人与本案无关，并不影响案件事实。上诉人与答辩人并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我公司仅是昭觉静洋公司的股东之一。昭觉静洋公司辩称，上诉人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是在答辩人处上班，存在劳务关系。其他答辩意见与成都静洋公司答辩意见一致。胡有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基于与被告的聘用劳务关系，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劳务工资1196681.30元人民币（从2011年4月15日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昭觉静洋公司于2011年4月7日成立，并注册登记，欧小虎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年9月22日，昭觉静洋公司作出董【2011】第3号决议及会议纪要：任命胡有常为昭觉静洋公司总经理，拟定总经理工资年薪为60万元。2015年7月29日，昭觉县静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欧小虎确认了2011年4月15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胡有常的以下劳务工资：“劳务工资约定2011年度每月按6000.00元预发，2012年度至2014年度期间每月按5000.00元预发；此期间原告胡有常实际领取的劳务工资仅为111694.70元”，故此期间昭觉静洋公司欠付胡有常的劳务工资为122305.30元（9个月*6000.00元+12个月*5000.00元*3=234000.00元-111694.70元）。2017年6月30日，昭觉静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欧小虎又确认了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所欠付胡有常的劳务工资：“2015年8月—12月欠发数为22522.00元、2016年1月—12月欠发数为54337.00元、2017年1月—6月欠发数为20000.00元，总计欠预发工资为96859.00元”。另查明，昭觉静洋公司的股东为成都静洋公司及成都泰华利隆投资公司。原告胡有常于2014年1月8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胡有常“退休证”上载明的“退休工作单位”是江西省地质矿产开发研究中心。一审法院认为，在庭审中，原告明确变更劳动关系为劳务关系来主张其劳务工资的诉求，被告昭觉静洋公司对原告变更法律关系的诉求无异议，并结合原告提供的退休证，本案原告与被告昭觉静洋公司之间应为劳务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原告主张被告昭觉静洋公司支付劳务费用1196681.30元的诉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应当对其劳务期限及劳务费用承担举证责任，依据原告胡有常提供的由被告昭觉静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欧小虎签字确认的（2011年4月15日至2017年6月期间）两份劳务费用清单所载明的内容，并结合“决议”上载明的内容，能认定原告胡有常向昭觉静洋公司提供了劳务，昭觉静洋公司在2011年4月15日至2017年6月期间欠付原告胡有常的劳务费用为219164.30元（122305.30元+96859.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被告昭觉静洋公司应按清单载明的内容向原告胡有常支付劳务费用为219164.30元。原告称其与昭觉静洋公司约定了60万元年薪，以按每月1.5万元计算2011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劳务费用的主张，经审查，由于本案系基于劳务关系而产生的劳务费用，用工者仅按劳务者所实际提供的劳务情况而支付劳务报酬，自2011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劳务费用已经由用工单位即被告昭觉静洋公司确认，2017年7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原告是否向被告昭觉静洋公司提供劳务，原告未举证证明，且被告昭觉静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对此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成都静洋公司与昭觉静洋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应共同承担支付责任的诉求，对此，原告仅提供了二被告公司的工商登记，未提供二被告公司在财产、业务、人员等方面出现混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昭觉县静洋铜业有限公司向原告胡有常支付劳务费用219164.30元，此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胡有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70.00元，由原告胡有常负担12767.00元，由被告昭觉静洋铜业有限公司负担2803.0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人社部发[2014]46号《关于调整地质勘探职工野外工作津贴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上诉人工作性质是搞地质，按照国家标准应当领取的野外津贴是每天120.00元。二、照片一张、会议纪要一份，证明目的：上诉人在2017年7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进行了工作，工作性质是室内室外相结合。三、手机短信截屏一份，证明目的：案涉商业承兑汇票是向上诉人支付的工资。被上诉人成都静洋公司与昭觉静洋公司共同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与上诉人和昭觉静洋公司之间形成的工资标准没有关系，昭觉静洋公司由于经营困难，管理层最高的月工资标准是7000.00元，上诉人的工资是5000.00元。第二组证据中的照片不能证明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能证明时间段。2017年7月至2018年10月上诉人没有向公司提供劳务。会议纪要是一份复印件，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昭觉静洋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完全停止了相关的业务。第三组证据短信截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汇票是给他的劳务报酬。被上诉人成都静洋公司与昭觉静洋公司共同提交了昭觉静洋公司2011年12月、2012年1月的员工工资表，拟证明上诉人在岗期间的工资标准是每月5000.00元。上诉人胡有常质证认为，工资表上载明的工资金额只是预发工资，扣除个人所得税，到手金额为4955.00元。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胡有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是根据三组证据的内容，均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二被上诉人共同提交的2011年12月、2012年1月的员工工资表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是一审证据中明确载明5000.00元为“预发工资”，因此仅凭此一份证据无法达到举证人关于上诉人在岗期间的工资标准是每月5000.00元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胡有常关于月薪按照15000.00元计算的主张是否成立；2.用工单位实际欠付的劳务费数额；3.给付劳务费的责任主体如何确定。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月薪标准，昭觉静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欧小虎分别于2015年7月29日签字确认欠付胡有常2011年4月15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的劳务工资122305.30元，于2017年6月30日确认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欠付胡有常的劳务工资96859.00元，虽然上述材料中的文字表述均为“预发”，但是上诉人针对主张年薪60万元的主张所举的证据是2011年9月22日的《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中有欧小虎以董事长身份所作的部分发言内容为“胡工担任公司总经理我表示同意，总经理是经营班子第一负责人。只要有利于公司大胆去干，将权利下放到经营班子。总经理资金使用权限20万元人民币以内，超出20万元报董事会批准，总经理工资年薪暂定60万元人民币”，本院认为欧小虎在会议上关于“暂定60万元”的发言也不能证明最终上诉人与用工单位昭觉静洋公司就劳务报酬标准达成的确定意见。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双方就实发工资标准究竟是如何协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对上诉人关于其工资标准为年薪60万元的事实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昭觉静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欧小虎先后于2015年7月29日、2017年6月30日签字确认欠付款时，依然采用“预发工资”的表述，进一步说明双方对实发工资的标准仍然没有最终确认，因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参照2015年7月29日、2017年6月30日所确认的欠付款金额认定上诉人被拖欠的劳动报酬金额并无不妥。上诉人关于参照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月工资标准计算劳务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对其在2017年6月30日以后仍然在向被上诉人公司提供劳务的事实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对其关于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6月30日以后劳动报酬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一审法院关于拖欠劳动报酬金额为219164.30元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承担给付劳务费的责任主体应当是用工主体，根据2011年9月22日的《会议纪要》，上诉人胡有常担任的是昭觉静洋公司总经理一职，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胡有常与其他主体建立劳务关系后被指派或派遣至昭觉静洋公司任职的情况下，因被上诉人成都静洋公司与被上诉人昭觉静洋公司是独立法人，具有独立主体地位，在无证据证明成都静洋公司与昭觉静洋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况下，案涉劳务关系应当认定发生于上诉人胡有常与被上诉人昭觉静洋公司之间，被上诉人昭觉静洋公司是用工方，因此本案承担劳务费给付责任的主体是昭觉静洋公司。综上所述，胡有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70.00元，由上诉人胡有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燕审判员 江毅夫审判员 蒋 强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