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民终52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大街104栋-10-9号。 法定代表人：刘希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鑫，国浩律师（大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国浩律师（大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玉兰，女，1981年8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 上诉人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玉兰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0291民初5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自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未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事后也没有予以追认”为由，认定被上诉人未主动提出辞职，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劳动者没有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解除就无效。是否以书面形式，仅仅是对于劳动者的一个要求，因为书面形式更有利于证明通知的到达，但本案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已经承认并且举证证明收到了被上诉人的辞职通知。而且劳动合同的解除权系形成权，只要通知到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否定口头通知的效力。根据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在2018年5月14日向上诉人提出了辞职，该辞职的通知一经到达上诉人处即发生法律效力。而且，被上诉人也承认《社员辞职申请单》上的解除日期和签字以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的签字均系其本人书写，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对于2018年5月14日的口头辞职是予以确认的。二、一审法院以“劳资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以实际签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时间作为合同的解除时间”为由，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8月9日，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解除方式包括协商解除、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等情形。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即劳动者单方辞职行为并不需要公司的同意，该辞职行为系形成权的一种，自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到达公司时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口头通知上诉人辞职的时间为2018年5月14日，因此当日即产生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实际签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时间，即2019年8月9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应当以解除通知到达的时间为准。本案中，无论是被上诉人口头的通知时间，还是书面的确认时间均为2018年5月14日，应当以此作为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3.上诉人与用工单位曾于解除当日通知被上诉人前来办理交接手续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最终系被上诉人自身原因未前来办理。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多次强调在被上诉人提出离职当日，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以及用工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告知被上诉人前往用工单位的多功能厅办理离职手续，且上诉人也派工作人员前往用工单位的多功能厅为被上诉人办理离职手续。在被上诉人未到的情况下，通过电话联系到被上诉人再次告知其前来办理离职手续，但被上诉人以已经离开大连返回老家为由不予配合，造成了离职手续的无法办理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无法送达。因此，《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延后送达并非上诉人的责任，而是系被上诉人不予配合造成的。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5月14日解除。1.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社员辞职申请单》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可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5月14日解除。如前所述，《社员辞职申请单》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载明的解除日期均为2018年5月14日，被上诉人亦承认《社员辞职申请单》上的解除日期和签字以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的签字均系其本人书写。因此，无论上述两份文件的形成时间是什么时候，均为被上诉人对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以及解除事由的确认，在该两份文件未被认定为违法的情况下，应以该两份文件上被上诉人确定的解除时间以及解除事由为准，即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5月14日由被上诉人提出辞职而解除。2.双方《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内容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劳动合同书》第四十二条“在合同期内，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导致失业或被用工单位辞退的，视为乙方违法解除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的辞职行为导致其失业，应视为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故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5月14日解除，符合《劳动合同书》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3.上诉人自2018年5月14日起再未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报酬，并将被上诉人的社会保险转入社会临时账户；被上诉人亦再未向上诉人提供劳动并与其他两家用人单位相继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充分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被上诉人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向上诉人提出异议或主张支付工资，充分说明被上诉人对此明确知悉且无异议。4.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自认2018年5月14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自述“我受伤之后，被告2018年5月14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根据被上诉人的上述表述，先不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理由，被上诉人对于2018年5月14日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是知悉的，只不过是其自己提出的离职，而并非上诉人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四、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自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系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赵玉兰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被上诉人从未告知上诉人离职，上诉人也从未通知被上诉人办理离职手续。被上诉人向用工单位姜主任提出离职，不再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动，因为被上诉人正在申请认定和鉴定工伤期间不可能主动辞职。2.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口头提出离职。3.《社员辞职申请单》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是被上诉人本人签字，《社员辞职申请单》上的退社时间应该以第一次填写的时间为准。4.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被上诉人保险账户转移到临时账户上，直到2019年6月份被上诉人查社保时发现，方开始自己缴纳保险。5.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另两家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不属实，被上诉人是以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6.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派遣工作，被上诉人没有权利要求上诉人安排工作。7.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没有自认双方于2018年5月14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 赵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自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止；被告派遣原告到大连爱丽思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从事操作岗位工作，派遣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止；在合同期内，由于乙方原因导致失业或被用工单位辞退的，视为乙方违法解除合同；乙方按约定工作期满，在合同期内，甲方负责重新安排就业，如乙方放弃甲方为乙方另行安排的工作，将视为乙方解除合同，甲方将不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人辞职，需提前一个月提交报告，协商一致后方可正常办理辞职手续，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2018年4月3日，原告在用工单位工作过程中左手中指受伤，伤后自行去医院检查治疗。之后，原告告知用工单位领导姜主任离职，并自2018年5月14日起不再到用工单位上班，也未回被告处工作或者办理离职手续。 被告于2018年5月14日以原告辞职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2018年6月将原告的社会保险账户向相关部门申请纳入灵活就业人员临时账户。被告提交的《社员辞职申请单》记载：原告申请退社日期为2018年5月14日，辞职原因“因手受工伤不能持续工作”。《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记载，解除合同原因为劳动者辞职。原告签收《社员辞职申请单》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真实时间是2019年8月9日。 2019年4月29日，大连金普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大金人社工伤认字第121902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原告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2019年6月10日，大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鉴定结论书，认定原告左手中指末节指骨骨折，伤残十级。2019年8月9日，原告将工伤认定决定及鉴定结论书向被告出示并要求办理工伤赔偿。2019年9月1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款条，载明：我是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员工，在大连爱丽思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工作，于2018年4月3日受工伤，现工伤赔偿事宜全部处理完毕，以后与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和大连爱丽思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的工伤赔偿无任何关系。 另查明，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原告自认其曾在大连乐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大连迈格木业有限公司做过临时工工作，未与上述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自2019年6月起，原告自行缴纳社会保险。 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4月3日原告受伤后，向用工单位提出离职而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此后一直未向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提供劳动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是原告向用人单位主动辞职的行为。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反之，未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事后也没有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即视为劳动者主动辞职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即使原告自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没有向被告提供劳动，也无法视为是原告主动辞职。被告提交的关键证据《社员辞职申请单》当中原告签收时间的改写，恰恰证明2018年5月14日原告并未向被告出具书面的辞职通知。被告关于原告辞职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劳动合同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均应采取书面形式；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同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据此，劳资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以实际签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而不是以出具该证明的时间确定解除合同的时间。至于本案原告自认的其在其他单位临时工作的经历，因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另行与其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故不能够否定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事实。综上，原告在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8日期间虽然未向被告提供劳动，但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未依法解除。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五十条之的规定，判决：自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8日原告赵玉兰与被告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上诉人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通话录音，用以证明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被上诉人曾在其他公司工作，并非是打零工，而是全日制工作，月薪为5500元左右；证据2.上诉人人事专员王某出庭作证，证明2018年5月14日被上诉人曾口头提出辞职，上诉人工作人员与用工单位的人事专员欲共同为其办理离职手续，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但是被上诉人称其不在大连，回老家了，未来办理，故未出具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原因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对王某的证言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与仲裁庭审笔录中姜某出庭作证证言、《社员辞职申请单》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相关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期间，被上诉人曾在大连乐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大连迈格木业有限公司工作。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14日向用工单位口头提出辞职。被上诉人在仲裁庭审和一审庭审中自认从用工单位离职后，再未向上诉人申请重新安排工作，并陈述其在未通过被上诉人派遣的情况下至“乐健国际”工作，2019年3月16日又至“迈格林业”工作。被上诉人离职后，上诉人再未向其支付工资报酬，并将其社会保险转入社会临时账户。根据以上事实及上诉人提供的多份通话录音内容、证人姜某、王某出庭作证证言，结合被上诉人本人签字的《社员辞职申请单》记载的申请退社日期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记载的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均为2018年5月14日，应认定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5月14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被上诉人未能及时办理离职手续以及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延后送达系因被上诉人个人原因导致。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签收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时间，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O291民初5183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大连宏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赵玉兰自2018年5月14日至2019年8月9日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共计15元，由被上诉人赵玉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晓梅 审判员  宁 宁 审判员  刘婷娜 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张婉莹 附：法律条文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