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终18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天帝线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26608087692，住所地扬州市李典镇三圣南路1号。法定代表人：梁骥，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江苏金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桂林，男，1963年12月6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江苏硕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如松，男，1979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上诉人江苏天帝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帝公司）与被上诉人卞桂林、第三人吴如松买卖合同纠纷，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5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513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卞桂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卞桂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一审判决结果的根本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天帝公司与卞桂林存在买卖PVC电缆料的口头合同错误。一审诉讼中，天帝公司提供了江苏冠银玻璃制造总厂（以下简称冠银玻璃厂）开具给天帝公司销售PVC电缆料的四份增值发票，印有“冠银玻璃厂PVC电缆料”、“地址：江苏靖江新桥镇利公路118号”字样的案涉电缆料包装袋，被上诉人在（2018）苏1282民初8129号案件中提供的载明送货单位为“冠银玻璃厂”的交货通知单以及卞桂林、卞桂林的儿子卞建君与女婿巢煜以“冠银玻璃厂”为收款单位出具给天帝公司的收条，足以证明双方没有依法成立PVC电缆料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2.一审判决以冠银玻璃厂作为销货单位于2012年8月29日、9月28日、12月29日开给天帝公司的三份增值税发票为根据，认定天帝公司尚欠卞桂林货款245432.9元错误，该三份增值税发票金额上诉人已于2012年及2013年间全部付清。卞桂林辩称，对一审法院关于双方当事人具有口头形式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及天帝公司欠卞桂林货款的认定无异议。但对于卞桂林具有独立送货主体的认定仍保留一审庭审中的意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所提供的所有证据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及作出了判决结果，对该判决结果卞桂林接受和服从，也没有行使上诉的权利。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吴如松未到庭，亦未陈述。卞桂林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天帝公司立即支付卞桂林货款614500元，支付自起诉之日（2019年11月7日）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卞桂林与新世界公司法定代表人巢国平系儿女亲家。新世界公司原向天帝公司供应铜丝（业务代表朱秀成）。2012年起，经朱秀成联系，王立红、吴如松使用印有“冠银玻璃厂PVC电缆料”字样的包装袋向天帝公司供应PVC电缆料（在冠银玻璃厂内生产），并向天帝公司开具了销货单位为冠银玻璃厂的部分发票。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21日间，以制单人载明卞桂林或卞建君的送货单向天帝公司送PVC电缆料22批次（送货单位空白，20张单据上收货单位签字“曹某”），价款计634530元。2014年1月29日，巢煜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天帝线缆货款20000元。2014年2月14日至同年9月30日间，以制单人栏载明卞桂林或卞建君的送货单向天帝公司送货37批次（其中2014年7月4日至同年9月1日10批次送货单载明送货单位为冠银玻璃厂），价款计1675290元。其间，天帝公司支付给卞桂林货款770000元（其中2014年3月13日至2015年2月15日间，天帝公司支付给卞桂林或卞建君670000元，其中2014年4月30日卞建君出具的收条下方另签署了“冠银玻璃厂巢煜”字样），卞桂林开具了部分发票给天帝公司（销货单位涉及多个第三方）。2018年5月31日，卞桂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苏1282民初3267号,下称3267号案件]，要求天帝公司支付货款80万余元。审理中，卞桂林认可双方自2012年开始往来，称没有全部诉讼是因为业务不是卞桂林自己跑的，需要其他业务员收集全部送货单据。同年10月11日，卞桂林以证据不充分为由撤回起诉。2018年12月27日，卞桂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8129号案件），以其2014年2月14日至2014年9月30日间，向天帝公司供应PVC电缆料计1675290元、2015年2月15日前天帝公司支付卞桂林货款770000元、尚欠905290元为由，要求天帝公司给付尚欠货款及利息（卞桂林表示2014年2月14日之前的货款仍然保留向天帝公司追索的权利）。审理中，双方达成协议：一、天帝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前支付卞桂林货款600000元，如天帝公司不按约履行，则需支付卞桂林货款900000元；二、本案纠纷一次性解决，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通过查询关联案件另查明：2014年9月5日，靖江吉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吉利达公司）以原新世界公司因生产PVC电缆料之需向其购买纳米钙等原材料、拖欠货款为由，分别起诉新世界公司、冠银玻璃厂、吴如松；新世界公司、冠银玻璃厂、巢煜为买卖合同纠纷，要求支付拖欠的货款。新世界公司、冠银玻璃厂均辩称不是买方，与案件没有关联。吴如松、巢煜均辩称经手接收货物属实，货款已结清（其中巢煜提供的付款依据包括卞桂林支付的货款5万元，吴如松提供的付款依据包括载明交款单位为冠银玻璃厂、冠银玻璃厂PVC分厂的收款共10万元的收据）。一审法院分别以（2014）泰靖园商初字第142号、143号判决书，判决吴如松支付吉利达公司货款116180元、判决巢煜支付吉利达公司货款26700元。2014年11月7日，卞桂林起诉吉利达公司，以其2013年6月8日、2014年1月26日支付货款共计5万元后，吉利达公司仅交付3万余元货物为由，要求吉利达公司返还货款19085元。一审法院作出（2014）泰靖园商初字第0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吉利达公司返还卞桂林货款17385元。2015年8月5日，吉利达公司作为甲方，吴如松、巢煜、卞桂林作为乙方达成协议，约定：在乙方支付7万元后，租赁于冠银玻璃厂9、10号仓库的PVC生产体（未注册）与甲方的所有业务往来就此全部了结，甲方不得再以该生产体的往来向冠银玻璃厂、新世界公司、江苏新世纪泵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提起诉讼。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均已全部履行完毕。甲方确认，甲方送货单上购货单位为冠银PVC电缆料公司、冠银PVC电缆料厂、冠银玻璃厂PVC分厂、冠银总厂、新世纪电缆料厂、新世纪公司等名义，收货单位载明吴如松、巢煜、王立红等人签名的送货单，所有货款已全部结清。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系重复诉讼；2.卞桂林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3.天帝公司是否尚欠卞桂林货款。围绕争议焦点，卞桂林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卞桂林在3267号案件中提供的天帝公司厂区门口照片3张及部分扬州加油费发票等，以证明2017年6月向天帝公司催要过货款。2.卞桂林在3267号案件中、8129号案件中提供的录音资料两份（卞桂林称均为2016年2月3日录制）。分别为巢国平、卞桂林女儿卞湘与鲍芝兰的谈话录音及朱秀成、卞桂林儿子卞建君与梁骥的谈话录音。以证明一直向天帝公司催要货款。3.卞桂林在3267、8129号案件中提供的冠银玻璃厂出具的《情况说明》（卞桂林交货通知单中发生的业务与冠银玻璃厂无关，其也不会持交货通知单向天帝公司主张权利）。天帝公司质证认为，照片、加油费发票不能证明向天帝公司催要了货款，更不能证明催要的是2014年2月以前的货款；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形成于2016年2月3日。天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印有“冠银玻璃厂PVC电缆料”字样的包装袋照片（天帝公司称包装袋上尾号961的电话号码当时的机主为吴如松）、吴如松2013年3月-5月间出具给天帝公司的收条、2014年1月4日出具的收条（均载明收到天帝公司公司纸袋，直接从往来转）。以证明该交易习惯与2013年10月23日卞桂林的送货单上记载的口袋款从往来账上扣除的交易习惯相同，同时证明与天帝公司间PVC电缆料业务的送货与结算人均系吴如松；2.2013年8月12日至2013年12月17日交货通知单5份。送货单位空白、收货单位均为扬州市真诚线缆有限公司（下称真诚公司），其中单号0005781、0005782、0005784、0005785的制单人载明卞桂林，单号0005787的制单人载明吴如松；2013年10月8日吴如松出具的收到货款5万元的收条（载明汇入巢煜扬州农行卡）、11月14日收条（收银行承兑汇票5万元）。以证明同时段卞桂林等亦向真诚公司送货，且卞桂林与吴如松分别作为制单人的交货通知单单号相连，货款由吴如松收取，部分货款转入巢煜账户。以此证明吴如松负责送货、收款。3.2012年8月29日、9月28日、12月29日，2014年1月27日开给天帝公司的增值税发票4份。销货单位均为冠银玻璃厂，发票金额分别为84700元、46200元、180002.9元、85500元；2015年2月15日卞桂林出具的收条（收到天帝公司现金10万元、承兑汇票20万元）、2014年4月31日卞建君出具的收条（收到天帝公司承兑汇票5万元，下方签有冠银玻璃厂巢煜）、2014年4月25日巢煜、卞建君出具的收条（收到天帝公司货款5万元，落款为巢煜、卞建君代收）。以证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冠银玻璃厂而非卞桂林。4.2014年1月17日至同月29日间，第三人吴如松出具的收条（均为收到承兑汇票，金额计680000元）。5.7773号案件中提供证人张某到庭作证，1535号案中天帝公司提供证人曹某、冯某到庭作证。张某陈述：张某2010年到真诚公司担任会计。2013年起卞桂林向真诚公司供应PVC料，通过卞桂林认识了吴如松，卞桂林说吴如松是他的会计，让真诚公司财务上的事和吴如松对接。不认识吴如松前，货款都是给卞桂林的，卞桂林介绍吴如松后，货款都是给吴如松。天帝公司提供给法庭的吴如松出具给真诚公司的收条及交货通知单原件在真诚公司。曹某陈述：曹某原来在天帝公司上班，2013年辞职。2010年-2013年在天帝公司上班期间负责收发货。吴如松每次送货都是曹某经手，包装袋都是一样的，他跟车一起送货，卞桂林提供的交货通知单是吴如松带去的，上面的“曹某”是其本人所签，曹某不认识卞桂林，卞桂林没有送过货。曹某在职时，靖江的PVC线缆料都是吴如松送货，没有其他人送货。吴如松应该是他们厂的会计，平时曹某与他对账，通过QQ联系；冯某陈述：冯某从2014年2、3月份担任天帝公司收货员，其不认识卞桂林，但认识吴如松。吴如松给天帝公司送货，冯某收货。当时有一个小老板也姓卞，可能是送货单上卞桂林儿子，吴如松每次都是和小伙子一起来，吴如松可能是他的管理人员，我签字的两份交货通知单是小卞给我签的。2014年2月14日、2月16日两份交货通知上收货人的名字是我签的，货是吴如松和小卞一起送的。冯某目前还在天帝公司上班。6.吴如松出具的2014年1月17日、1月24日、1月26日、1月29日收条共5份（收到天帝公司金额合计68万元的承兑汇票）。经质证，卞桂林认为，王立红、卞桂林都是租赁冠银玻璃厂车间生产，所以使用了印有“冠银玻璃厂”的包装袋，事实上除以冠银玻璃厂作为销货单位开票给天帝公司外，还以原料供应厂作为销货单位开了票给天帝公司，开票单位不能证明就是供货人；对张某的证言及其提供的吴如松出具给真诚公司的收条及交货通知单认为与本案无关；对曹某、冯某的证言认为，两证人与天帝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不能采信；天帝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吴如松与卞桂林有关联，其收取的货款与卞桂林无关。第三人对证人证言认为，曹某是天帝公司仓库收货员。张某人应该认识的，名字不记得。第三人吴如松认可收到货款6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卞桂林与天帝公司并未订立书面的买卖PVC电缆料合同。卞桂林、天帝公司间是否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应综合相关事实及交易习惯等认定。虽然卞桂林填写的部分送货单载明送货单位“冠银玻璃厂”、送货包装袋印有“冠银玻璃厂”字样，然卞桂林并未向天帝公司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有权代表“冠银玻璃厂”，天帝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冠银玻璃厂”。此外，卞桂林等既以“冠银玻璃厂”作为销货单位开过票，也以其他第三方作为销货单位开过票给天帝公司。且冠银玻璃厂亦否认与天帝公司存在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再结合调解结案的8129号案件及卞桂林持有的送货单原件等，一审法院认定卞桂林、天帝公司间存在买卖PVC电缆料的口头合同。天帝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相对方系“冠银玻璃厂”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合同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1，8129号案件中卞桂林明确主张的是2014年2月14日至2014年9月30日间所送货的货款，而本案所涉货物交付时间为2014年1月21日前。本案所涉送货单并未在8129号案件中处理。8129号调解书载明的“本案纠纷一次性解决，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仅指8129号案件，而非卞桂林、天帝公司间的所有纠纷。且8129号案件诉讼中，卞桂林明确表示2014年2月14日前的货款保留向天帝公司追索的权利。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关于争议焦点2，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卞桂林、天帝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亦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综合分析卞桂林、天帝公司提供的证据，卞桂林在2018年5月第一次起诉也就是3267号案件中即提供了录音资料及照片，天帝公司对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天帝公司以卞桂林所供部分货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卞桂林及时结账，而不是两三年一直不结账。天帝公司此前并未拒绝履行，仅要求卞桂林结账。因此，卞桂林2018年第一次提起诉讼（3267号案件）时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018年12月，卞桂林再次提起8129号案件诉讼。该案审理中，卞桂林、天帝公司均认为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系连续发生的，卞桂林明确表示不放弃2014年2月之前的债权，8129号案件属于卞桂林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时段债权先行主张权利。卞桂林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天帝公司关于卞桂林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3，综合查明的相关事实，卞桂林、天帝公司陈述及举证。首先，2013年-2014年间，王立红、吴如松、卞桂林及其女婿巢煜均在租赁的冠银玻璃厂的仓库内从事PVC线缆料的生产、经营，该生产经营体未注册。卞桂林、吴如松等人曾使用同一本送货通知单制作送货单送货；卞桂林、吴如松向天帝公司送货时使用的包装袋均印有“冠银玻璃厂”字样，卞桂林部分送货单载明的送货单位也为“冠银玻璃厂”；2012年、2014年间卞桂林等开具给天帝公司的部分发票载明销货单位为“冠银玻璃厂”；2014年4月30日卞建君收取天帝公司货款时巢煜在收条上备注“冠银玻璃厂”。其次，第三人吴如松陈述和卞桂林的儿子卞建君、女婿巢煜曾一起送过货给天帝公司，天帝公司提供的证人冯某亦陈述吴如松与卞建君一起送过货。第三，天帝公司提供的本案业务发生同时段的2013年10月8日吴如松出具给真诚公司的收条反映，吴如松收到收货单位的货款后转给了卞桂林女婿。第四，卞桂林在8129号案件中也认可双方自2012年往来，且存在不同的送货业务员。综上，天帝公司有理由相信卞桂林、吴如松等系同一供货主体，从而将卞桂林、吴如松作为同一主体一并结算、一并付款。现卞桂林向天帝公司主张货款，其应举证证明送货总数及价款；天帝公司抗辩不欠货款应举证证明已支付货款。现卞桂林除提供了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21日间的送货单外，未能举证证明2013年10月5日前的送货单及价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卞桂林提供的送货单、天帝公司提供的已经开具的发票，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至2014年1月27日间，卞桂林等向天帝公司所送货价款至少为945432.9元（84700+46200+180002.9+634530）。除卞桂林认可2014年1月29日巢煜收到货款20000元外，天帝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2014年1月29日前支付了吴如松货款680000元，该款应从所欠货款总额中扣减，天帝公司尚欠卞桂林货款为245432.9元，应予支付。双方未约定买卖合同付款时间，且对对尚欠货款数额存在争议，故卞桂林要求天帝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卞桂林要求天帝公司支付尚欠货款614500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天帝线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起十五日内支付卞桂林货款245432.9元；二、驳回卞桂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95元，卞桂林负担6002元、天帝公司负担3893元（卞桂林已预交，天帝公司在履行判决主文时一并付给卞桂林）。二审中，天帝公司向本院提交银行交易流水一组及天帝公司法定代表人梁骥的父亲梁国勇通过银行卡转账至卞桂林女婿巢煜的转账记录两份，证明：1.卞桂林在本案中主张的是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的货款，通过银行流水及梁国勇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天帝公司在卞桂林主张前总计付款86万元，其中转账支付给卞桂林女婿巢煜66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冠银玻璃厂（2013年1月25日）20万元;2.冠银玻璃厂的三份增值税发票在2012年开具，第一份发票是2012年8月29日开具，之后天帝公司共支付货款69万元，足以证明一审判决以三张增值税发票没有付款为由判决天帝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的认定错误，所有的票据款项天帝公司均已全部付清。卞桂林质证认为，关于明细账，只有第一页有印章但无法辨认，骑缝章也无法辨认，卞桂林提交的申请书和付款凭证上的印证也无法辨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至于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从2012年6月18日即开始，早于卞桂林一审起诉之日，天帝公司未依照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另外，一审法院查明的三张发票的数额与天帝公司所提交20万元凭证的金额不一致，日期也不契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天帝公司二审中提交的付款凭证的时间均在卞桂林所主张的货款所涉送货单之前，与本案所涉及的货款不具有关联性，且其中的付款金额与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并不相对应，上述付款凭证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二审中，卞桂林明确,其本案诉讼请求是要求天帝公司支付货款614500元，所依据的是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的22张交货通知；卞桂林2013年上半年与天帝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尚未参与与天帝公司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已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综合天帝公司的上诉意见和卞桂林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天帝公司与卞桂林之间是否存在PVC电缆线买卖合同关系（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2.天帝公司是否尚欠卞桂林所主张22张送货单所对应的货款。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双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关于合同关系的认定，应当注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实际履行的，还应当综合合同的履行情况综合加以判断。根据法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买卖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卞桂林以其持有的自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21日的交货通知单原件向天帝公司主张货款，该交货通知单中载明的购货单位为天帝公司，制单人为卞桂林，收货单位签字一栏绝大部分均由天帝公司的收货人员曹某签名，天帝公司亦认可已收到上述货物。天帝公司现仅以2012年8月29日、9月28日、12月29日及2014年1月27日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冠银玻璃厂开具为由，认为卞桂林系冠银玻璃厂的经办人，其没有与卞桂林个人发生买卖关系，系与冠银玻璃厂发生买卖关系，事实依据不足，且就2014年3月14日至同年9月30日期间的买卖合同货款纠纷，天帝公司与卞桂林已经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故天帝公司上诉认为其与卞桂林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基于所涉及的基础事实。本案中，卞桂林明确其诉讼请求系要求天帝公司支付货款614500元，而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发生交易并形成的总金额为634530元的22份送货单。在此情况下，天帝公司辩称其已经向吴如松支付68万元，以此对抗卞桂林的诉讼请求。而经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天帝公司有理由相信卞桂林、吴如松等系同一供货主体，从而将卞桂林、吴如松作为同一主体一并结算、一并付款，并就此认为应当从该欠款中扣减吴如松所收取的68万元。卞桂林在二审中虽然对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就此提出上诉，视为其对此予以认可。而一审法院又径行将卞桂林未在本案中主张的由冠银玻璃厂作为销货单位开具给天帝公司的三份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与卞桂林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金额累加，再行扣减68万元后，认定天帝公司尚欠卞桂林货款245432.9元。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在程序上超出了当事人一审诉讼请求及所主张的基础事实的范围，在事实上与卞桂林所作其2013年上半年开始与天帝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还未参与与天帝公司买卖合同的陈述亦不相符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现有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关于吴如松收款68万元的相关认定，卞桂林要求天帝公司支付货款61453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天帝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二审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51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卞桂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95元，由卞桂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95元，由卞桂林负担（卞桂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向本院交纳，天帝公司预交的9895元由本院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霖审判员 李志霞审判员 宗 雯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朱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