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6民终1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七路西首。法定代表人：刘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璇，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东莱街道办事处大李家村。法定代表人：赵人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强，上海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阳公司）因与上诉人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2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滨阳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在核实梁维民证人证言过程中，未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质证，也没有在制作梁维民调查笔录后组织双方通过网络或共同认可的方式对其证人证言质证，违反证人证言法定程序。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申请书，要求法院对梁维民证人证言进行核实或在开庭时对其证言进行网上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上诉人在一审虽提交梁维民不能到庭的相关证据，但并不妨碍双方当事人共同前往龙口在法院调查过程中对其证人证言质证、询问。据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在梁维民证人证言调取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在诉讼时效问题上调查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梁维民在调查笔录中明确在泰山公司股权转让前（2014年1月6日），其本人每年都会前往滨州张中正处沟通借款偿还问题。在股权转让后将股权转让情况告知本案借款介绍人段某，之后由段某催要，段某分别于2014年、2016年前往龙口就借款问题找泰山公司法人赵人兴，还在2018年邮寄信函要求泰山公司归还借款。上述内容可以证实本案借款诉讼时效已经中断，二审中我们已提交段某证人证言以及要求其出庭作证进一步对上述催款事实进行说明，因此一审判决就诉讼时效问题调查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综合以上意见，请求贵院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请求。泰山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称“一、一审在核实梁维民证人证言过程中，未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质证，也没有在制作梁维民调查笔录后组织双方通过网络或者共同认可的方式对其证人证言质证，违反证人证言法定程序”，这是由被答辩人其自身的错误的认知与不作为所引起歉，与一审法院无关。答辩人的理由是：（一）《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7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应当依法在举证期届满之前向法院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书，一审第一次开庭日为2020年12月7日，因此被答辩人应当于2020年12月6日之前向法庭提出梁维民出庭作证的申请书。但是，在一审期间，被答辩人未向法庭提出梁维民出庭作证的申请书，所以按照此法条的规定，被答辩人所提交的梁维民的证人证言及刘瑞璇律师所作的梁维民的视频资料均是无效的证据。（二）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一审法官宣读了对梁维民《调查笔录》之后的质证时刘律师对《调查笔录》予以认可，但是其在上诉状又予以否认，可见其出而反而，其作为律师其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请二审对其主张不予认可、不予支持。二、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称“二、一审判决在诉讼时效问题上调查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是违背事实真相的。…，其在述中又称“在股权转让后将股权转让情况下告知本案借款介绍人段某，之后由段某催要，段某分别于2014年、2016年前往龙口就借款问题找泰山公司法人赵人兴”，这纯属没有事实的胡说八道。答辩人的理由是：（一）赵人兴与段某不认识，段某在2014年、2016年、2017年期间从来没有与赵人兴说起过泰山公司欠被答辩人的款项，更没有向赵人兴讨要之事。（二）被答辩人在其《民事起诉书》中自认“此后每年原告均向被告法人梁维民催要款项”，被答辩人的此自认与上诉状的之说自相矛盾。（三）因为赵人兴与段某不认识，按照生活经验法则，段某向其好友梁维民索要是正常的事务。所以段某在2014年、2016年期间一直向梁维民主张，从来没有向赵人兴索要款项。可见被答辩人的上诉状之说是在编造。敬请二审法院对其予以训诫或者予以罚款。综上，敬请二审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泰山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认证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被告向原告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原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误认定，请二审法院做出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的认定。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要理由是：首先，不能存在借贷的合意。一审期间，2010年3月15日银行转账单记载的是郭某用银行卡与梁维民银行卡之间的“非现金转账200万元”的事实；2010年3月19日《借据》里的“（现金）200万元”，对比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个是“（现金）200万元”、一个是“非现金转账200万元”，标的物明显不同，所以从这个层面看《借据》中“（现金）200万元”的事实未发生。其次，郭某的200万元不是被上诉人的。郭某银行卡里200万元不是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出借200万元的行为。理由是：（1）被上诉人的证人郭某出庭的证言未证实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上诉人未举证证实其自有200万元转入郭某该银行卡内，又从郭某的银行卡转入梁维民卡内。第三，2010年3月15日郭某用银行卡转给梁维民的200万元行为与2010年3月19日的《借据》之间没有形成直接的联系。因为其内容前者是“非现金银行转账200万元”，后者是“（现金）200万元”，两者明显不同。第四，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向上诉人交付了《借据》上的“现金200万元”，《借据》中的“200万元现金”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发生。2010年3月19日的《借据》的文意所体现出借主体是“阳信滨阳工贸公司，出借的标的物是‘现金200万元’”，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阳信滨阳工贸公司”与其是一个主体，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向上诉人交付了《借据》上的“现金200万元”，所以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1条（一）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和《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借据》中的“200万元现金”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发生。第五，《借据》是梁维民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企图加害上诉人而制造的欠条。《借据》不是2010年3月19日所写，而是在2014年1月6日之前，赵人兴与梁维民磋商转让股权期间，是梁维民、段某及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所写的借据。将梁维民个人借贷200万元嫁祸于上诉人。第六，《借据》中的出借人“阳信滨阳工贸公司”与“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不同。被上诉人未举证证实“阳信滨阳工贸公司”与“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两者相同，被上诉人对此举证不能，所以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发生借贷关系。第七，2020年12月10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请求法院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调取自梁维民银行卡转出200万元的走向及交易对手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以调取，导致了未能查清200万元被梁维民非法占有的事实。二、上诉人尊重一审法院“驳回原告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纠正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错误认定。维持一审判决。滨阳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正确。滨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200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20年7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15日，被告泰山公司向原告滨阳公司借款2000000元。2010年3月1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借据今从阳信滨阳工贸公司借入人民币（现金）贰佰万元整，借期壹年。单位：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盖有公章与财务专用章）法人：梁维民2010年3月19日”。2014年1月6日，梁维民、梁淑艳、赵人兴、张益芹四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梁维民、梁淑艳将被告泰山公司的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赵人兴、张益芹。2014年1月23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由梁维民变更为赵人兴。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被告向原告借款2000000元的事实，原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1月23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由梁维民变更为赵人兴。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6年1月23日，原告就涉案款项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成立，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16400元，由原告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滨阳公司申请证人段某出庭作证，欲证明：泰山公司在一审中举证在2018年段某向其邮寄信函催要借款，一审判决之后我方与段某取得联系，询问借款催要的情况，其可以证实，一、本案借款系段某当年撮合由我方出借给泰山公司。二、2014年之后每年段某都向泰山公司以及其法人赵人兴及梁维民催要借款。段某出庭作证称，因为工作关系和泰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维民成了朋友，2010年冬天，我在北京碰到梁维民，梁维民说农民工工资发不下去，想办法帮我借点钱。我说行，然后我跟张中正（当时是滨化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协调借款200万元，具体怎么借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于江（当时是滨化集团的办公室主任）打的电话，把钱转过去的。因为我是中间人，每年都要款，每年要款以后我都跟张中正汇报。2014年泰山公司股权转让，这个事情不知道。我去找梁维民要钱，梁维民说把公司卖了。他说卖给赵人兴了，他说让我去找赵人兴要钱，我叫梁维民和我一起去，梁维民不去。我就自己去找赵人兴，我感觉赵人兴人挺厚道，赵人兴也经常到我那里去，说钱晚一点还吧，公司也穷。我也感觉到他确定挺困难，我说行，往后拖拖，但是我每年都去要，有时候一年去两次，有时候夏天也去，每年没间断的要钱。赵人兴以后就不给了，我说我要上赵人兴那里去，他也不接电话，偶尔给我回短信。2015年、2016年、2017年一直要钱。我跟张中正说钱要不来，张中正说慢慢来，早给晚给不要紧。因为要钱的事，都有人陪着我去，威海搞环保公司的总经理李洪社陪我去要的，并且赵人兴还送李洪社一个萨克斯。段某提交短信打印件7页以及原始载体手机。证明：赵人兴不接我的电话是2016年、2017年、2018年。泰山公司，发表意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人段某的手机短信纸质打印件7页，对第一页和第二页时间是2018年6月9日7点23分，第三页第四页时间是2018年5月8日14点20分，2018年5月8日10点30分，第五、六、七页时间是2019年5月30日15点22分。第一点，证人段某称的“滨州与张总”赵人兴不知道滨州张总指的是什么人什么事，所以说赵人兴不予回答是正确的。第二点，假设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诉讼时效届满的时间是2013年3月17日，证人段某与滨阳公司没有任何委托关系，证人无权向泰山公司主张权利；从此份短信时间看，最早的时间是2018年5月8日，这是在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的三年多才主张的权利，所以此张短信打印件或者是短信信息不能证明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滨阳工贸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以及内容认可。同时关于与证人委托催款关系，我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张中正，借款是由证人撮合，并由张中正指示出借给泰山公司，证人催要借款的行为我方认可，并同意其代理我方催要。泰山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意见称，我们对段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理由是，一、借款的时间不对，段某说是2010年的冬天春节前付农民工工资，这是在说谎。因为2010年3月15日是正月三十日是春节后。春节后不可能付春节前的农民工工资。借条是2010年3月19日也不是春节前，是二月初四或者是二月初五。二、借款的经办人是于江，于江是滨化集团的办公室主任，不是滨阳工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所以段某又说谎一次。三、段某说每年都上泰山公司去找赵人兴要款，这是捏造的说辞，赵人兴与段某不认识。泰山公司自2014年1月6日起到2021年6月7日从来没有接待过段某，段某也从来没有去过我公司。四、所谓的滨化集团、张总、张中正也从来没有与泰山公司赵人兴联系过，说泰山公司欠他们的借款。泰山公司提交2018年6月21日段某给赵人兴手机发的短信打印件两张及原始载体手机，短信背景是2018年6月14日段某给赵总发的信函之后他发的。证明：时间是2018年6月21日，是诉讼时效过了四年多以后才发的。所以赵总就没有理他，也没回复。上诉人滨阳工贸质证称，短信打印件两张及原始载体手机内容一致。通过手机显示的手机号确实是段某的，至于该手机是否是赵人兴的以及该手机号我方不确定是否是赵人兴，同时收件内容与发件内容均可直接删除，因此不能证实未向段某回复过信息。二审查明，段某出具书面证言并出庭作证称：自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一直向泰山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人兴追要欠款，其提供的客观证据能证实最早的时间是2018年5月8日，最后的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证人段某称持有张中正给其出具的委托书，但没有滨阳工贸公司委托代理索要款项的委托书。滨阳公司称其实际控制人是张中正，本案借款是由证人段某撮合，并由张中正指示出借给泰山公司。对证人段某催要借款的行为认可，并同意其代理催要。泰山公司认可2018年6月21日段某向其法定代表人赵人兴催要过借款，但赵人兴没有回复。2014年1月6日，梁维民、梁淑艳、赵人兴、张益芹四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中的科目余额表记载：泰山公司对滨州阳信滨阳工贸公司有200万元负债。2020年7月3日，梁维民出具书面证言一份，内容为：“2010年3月15日，我时任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向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请求借款200万元。收到借款后2010年3月19日泰山公司向滨阳工贸公司出具借条予以确认。该笔借款到期后滨阳公司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多次向我主张债权要求归还借款，当时企业困难我请求缓期归还。2014年我将公司股权转让，明确向股权受让方告知泰山公司欠滨阳公司200万元未归还，之后滨阳公司仍然每年向我催款要求归还。”2021年4月21日，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梁维民并制作调查笔录记载：梁维民述称，梁维民2014年股权转让前每年都会前往滨州向张中正沟通还款事宜，2014年、2016年段某向赵人兴催要过借款。另查明，2020年9月8日，赵人兴、张益芹向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梁维民、梁淑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附件《科目余额表》中“滨州阳信滨阳工贸公司”、“余额2000000元”是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681民初4913号民事判决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赵人兴、张益芹主张梁维民、梁淑艳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通谋虚伪行为。但根据该条规定，通谋虚伪行为需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庭审中赵人兴、张益芹陈述，其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不知道该笔200万元债务是虚假的，后期才得知该笔债务并不存在。由此可见，赵人兴、张益芹主张的事实不构成通谋虚伪行为。赵人兴、张益芹主张原双方对泰山公司该200万元债务的确认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审理中赵人兴、张益芹申请调取该200万元到达梁维民账户后的去向明细，因本案审理的是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瑕疵从而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200万元到达梁维民账户后的去向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关联性，故赵人兴、张益芹的申请依法不予准许。驳回赵人兴、张益芹的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泰山公司向滨阳公司借款200万元，由泰山公司向滨阳公司出具的借据以及泰山公司股权变更后的资产负债表记载为证，事实清楚，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至于泰山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调取自梁维民银行卡转出200万元的走向问题，因泰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梁维民以公司名义借款，其收到滨阳公司200万元后如何使用，系泰山公司公司内部治理或其内部股权转让纠纷，既不能否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亦不能约束滨阳公司向泰山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泰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泰山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梁维民认可股权变更前直到2014年1月23日泰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人兴，滨阳公司每年均向其催要借款。根据段某的证人证言，在2014年5月梁维民将泰山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告知段某，之后在2014年、2016年均向赵人兴催要过借款，该事实与一审法院对梁维民的询问笔录中所记载，梁维民陈述2014年、2016年段某向赵人兴催要过借款内容相互印证。泰山公司认可2018年6月段某向其法定代表人赵人兴邮寄了催款信函，2019年5月段某通过短信向泰山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人兴催要借款。因此，虽然滨阳公司对段某向泰山公司催要借款的行为并不知情，但事后追认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泰山公司抗辩滨阳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滨阳公司请求泰山公司归还借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此外，经审查，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已经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梁维民调查询问笔录内容发表了意见，滨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对调查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具体意见。二审期间，滨阳公司亦认可该事实。因此，滨阳公司上诉称，“一审在核实梁维民证人证言过程中，未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质证，也没有在制作梁维民调查笔录后组织双方通过网络或共同认可的方式对其证人证言质证，违反证人证言法定程序”，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滨阳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2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二、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借款2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三、驳回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16400元，由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16300元，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600元，由阳信滨阳工贸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00元，山东泰山管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各负担45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王正真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崔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