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7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冼某1，男，196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某（系冼某1的妻子），196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俊妮，广东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冼某2，女，195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冼某3，女，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冼某4，女，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冼某5，男，196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见甜（系冼某5的妻子），1962年5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冼某1因与被上诉人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1）粤0106民初1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冼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冼村汇源4巷14号房屋（以下简称14号房）由冼某1继承，如该房屋被拆除，则由冼某1继承该房屋所有的拆迁安置利益的二分之一和其中各项补偿款自发放之日起至冼某1取得之日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改判被继承人刘女的丧葬费24654元、抚恤金24654元和农转居退休死亡待遇款44377.2元，由冼某1、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共同所有，其中冼某1取得五分之一即18737.04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冼某2所提交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在明显私自涂改、完全不符合政府部门办事规定的情形。第一，该证“使用人姓名”一栏中被涂改的信息已经全部掩盖，根本无法确定被涂改的是不是“冼传吐”的名字，虽然上面盖有名称为“村镇业务校对章”字样的印章，但该印章的出处不明，盖章时间无法确认，且未备注涂改时间及涂改原因；第二，该证“说明”一栏载明“六、如有变更使用人，必须凭有关证明及时办更名手续”，该证的发证机关一栏中盖的是“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宅基地章”，即不论对该证内容作何变更，均应由该核发政府机关审核批准，而村镇一级的政府部门作为下级政府部门，根本无权直接干涉以及越权变更其上级主管政府部门所核发的证件。（2）《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不能作为认定冼某2取得涉案房屋使用权的定案依据。第一，该登记表显示的登记时间为1988年9月7日，而14号房不动产登记簿以及冼某2一审所提交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关于冼某2反映事项的答复》，均载明冼传吐获得该房屋使用权的时间为1988年10月8日。假设暂按其所述，即其一方面确认14号房权属人在1988年9月7日时已由冼传吐变更为冼某2，另一方面又确认在1988年10月8日该房屋的权属人仍是冼传吐，明显前后矛盾，不可信。第二，该登记表中“冼某2”的字样，从笔迹及字体颜色来看，均与其他字样明显不一致，可确定“冼某2”的名字是另行添加上去的，但到底是由谁人、何时、为何、如何而添加上去的均不得而知，一审对此也根本未进行查实。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权利人变更这一重大信息变更，该登记表居然无任何具有公信力的单位印章，更无冼传吐本人签字确认。（3）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关于冼某2反映事项的答复》，再一次确认了14号房的权利人是冼传吐，且明确告知是据实登记备案的。除此之外，该中心从未对冼某2反映的所谓变更情况予以确认，也从未表示14号房使用权属以村镇备案资料为准。退一步讲，假如暂按其所述，冼某2自认已于1992年前办理完毕变更权利人手续，但冼村和沙河镇政府于1998年10月移交房屋登记资料时，居然没有将任何一份显示冼某2为使用权利人的资料进行移交，显然不符合事实逻辑和政府部门的操作规范。一审歪曲理解了该答复内容，该答复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冼某3、冼某4有关放弃14号房继承权的《声明书》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假设真如其所述该房屋已转给了冼某2，那根本不需要其他法定继承人就该房屋的继承权作出放弃声明。（5）14号房的拆迁补偿协议，不能证明冼某2为该房屋的合法使用人。首先，拆迁补偿协议签署时，冼传吐与刘女已去世，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与冼某2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是基于冼传吐与刘女去世前冼某2即为该房屋使用人，还是基于冼某2合法继承该房屋，本案并未查实。其次，拆迁补偿协议第十三条约定表明，该公司不对冼某2是否该房屋的合法使用人做任何确认、认可及保证，其亦无该职能权限。（6）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冼传吐曾以赠与、转让或其他方式表达过将14号房的使用权变更为冼某2的意思表示，故冼某1有权继承该房屋1/2份额。2.冼某5提供的《丧葬费支出和收入情况》为其自制文件，且根本无相应票据和支付凭证佐证。即使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签字确认，但无冼某1的签名确认，且不能排除其串通损害冼某1利益的合理怀疑，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除此之外，一审主观认为《丧葬费支出和收入情况》所记载的支出款项符合广州市办理丧葬费事宜的合理支出范围，不符合规定。3.根据《业务凭证》回单可知，广州市天河区冼村经济发展公司向冼某5支付刘女农转居退休死亡待遇款44377.2元，该款为刘女的遗产，冼某1有权继承。冼某2、冼某3、冼某4答辩称：1.14号房是冼某2的个人财产，不是父母的遗产。（1）14号房和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范阳大街三巷17号（以下简称17号房）均是冼某2和父母出资所建，大概在1992年，父母决定将冼某2的财产与父母的财产分开，免得日后与兄弟姐妹产生争议。父母亲自与冼某2一起去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当年宅基地房屋登记还未移交给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直接在原有的登记簿上涂改后写上冼某2姓名并加盖“村镇业务校对章”。一直以来，兄弟姐妹和村里的人均知道14号房是冼某2的，该房屋也一直由冼某2居住使用。在委托律师处理本争议纠纷时，冼某2才知道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脑查册的《天河区宅基地使用权情况表》登记的使用人为父亲“冼传吐”。经律师调查核实，在初始登记的《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中确实已经进行了使用人变更登记，但政府部门当年向原天河区国土房管局移交档案统一管理时，仅移交了《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存根联”（该存根联是没有变更登记栏的），未移交全部的初始登记材料，导致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脑查册信息错误。冼某2曾去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更正，但因冼村改造，村里所有的房屋产权冻结，导致无法更正。现房屋已经拆迁，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进行更正了。（2）经调取14号房的档案信息，全部档案资料仅有一份《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可见电脑查册资料形成的依据仅是该存根，而不是初始登记时形成的不动产登记簿。经向冼村调取14号房的档案资料，原始的不动产登记簿应以《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为准，而该登记簿上记载的使用权人已变更为冼某2，与冼某2持有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是一致的，且变更事项发生在移交给原天河区国土房管局之前。至于登记机关内部工作的失误，不应影响冼某2的合法权益。（3）冼某1主张冼某2未办理过更名手续，是自行涂改。一是不了解广州市宅基地登记的历史背景，不清楚宅基地房屋的登记政策，也无视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关于冼某2反映事项的答复》中的解释，没有任何证据就认为冼某2自行更名。二是冼某1明知冼某2仅有小学二年级的识字水平，连写自己姓名都困难，如果没有律师去调取相关档案，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可能去登记机关自行涂改由登记机构保管的《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该登记表作为登记机关的内部登记资料，是否需要加盖公章或符合何种法定形式不是冼某2该证实的事情。2.社保机关支付母亲刘女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理应用于母亲的丧葬办理，有多余的才能作遗产分配，不够的兄弟姐妹应该均摊。办理母亲丧事开支远超领到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冼某1作为继承人应该一起负担母亲的丧事开支，而不是对母亲生不养死不葬。3.冼某1多年来得到哥哥姐姐的照顾且17号房的拆迁补偿款从未分与哥哥姐姐，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应由冼某1承担。冼某5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冼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14号房由冼某1继承，如该房屋被拆除，则由冼某1继承该房屋所有的拆迁安置利益的二分之一和其中各项补偿款自发放之日起至冼某1取得之日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继承人冼传吐和刘女遗留的冼村股份由冼某1和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按法定继承，冼某1继承其中的五分之一；3.被继承人刘女遗留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个人账户上的存款由冼某1和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按法定继承，冼某1继承其中的五分之一；4.被继承人刘女的丧葬费24654元、抚恤金24654元和农转居退休死亡待遇款44377.2元由冼某1和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共同所有，冼某1取得其中五分之一即18737.04元；5.案件诉讼费由冼某1和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冼传吐与刘女系夫妻，共生育子女五人，即冼某1、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冼传吐于2004年6月30日死亡，刘女于2019年3月20日死亡。冼传吐的父母亲均先于其死亡。冼传吐和刘女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冼某1、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冼传吐、刘女均系广州市天河区冼村村民，冼传吐持有冼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股份15股，刘女持有冼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股份29股，合计44股。各方共同于2019年7月23日签署《股份代领协议书》约定：冼传吐、刘女持有的冼村联社股份由冼某1、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继承，其中，冼某1占7股、冼某5占7股、冼某2占14股、冼某3占7股、冼某4占7股，父母共剩余2股用作兄弟家庭基金，用于日后清明拜扫的所有支出费用；冼传吐、刘女共持有冼村联社股份由冼某2代领，领后自行分配，股份代领由2019年1月1日开始生效。庭审中，各方均同意冼传吐、刘女持有的冼村联社股份44股，由冼某2分得14股，冼某1、冼某5各分得8股，冼某3、冼某4各分得7股。刘女名下账号04×××33截至2021年3月15日的余额为128.01元，账号04×××84截至2021年3月15日的余额为0元。冼某1要求分割上述银行账户余额。《天河区宅基地使用权情况表》（2020年10月23日查询）载明，14号房的使用人为冼传吐，加盖“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专用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载明，该房屋的使用人为冼传吐，日期为1988年10月8日，加盖“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专用章”和“所复制文件只反映宅基地证档案形成时的情况”；《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载明，该房屋的使用人姓名为冼传吐，使用人变更为冼某2，登记日期为1988年9月7日；《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显示，该房屋的使用人姓名原记载为冼传吐，后被涂改为冼某2，涂改处加盖有村镇业务校对章，使用证发证日期为1988年10月8日，发证机关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前述《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和《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各方均有提交，内容一致，且冼某1系经申请律师调查令后从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调查获取。2020年10月17日，冼某2与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就14号房拆迁补偿等事宜签订《广州市天河区冼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现该房屋已被拆迁。2020年12月28日，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关于冼某2反映事项的答复》，载明：“冼某2，您于2020年12月21日到我中心信访室，反映天河区沙河镇冼村汇源4巷14号宅基地使用证的事项……经查，天河区沙河镇冼村汇源4巷14号，现登记在冼传吐名下，登记时间为1988年10月。您提供的复印件有涂改并盖有校对章。据了解，1998年10月前，由原天河区建设局承接发证办证事项，或下放镇街负责。1998年10月之后职能才移交至原天河区国土房管局，我中心按照移交档案信息据实登记备案。由于您反映的宅基地使用证变更权属人的情况，发生在我中心承接相关职能事项之前。建议您向属地村街了解情况。”冼某1主张冼某5持有刘女44377.2元农转居退休死亡待遇金、24654元丧葬费和24654元抚恤金，并提供了《业务凭证》《养老待遇支付明细表》。其中，《业务凭证》显示广州市天河区冼村经济发展公司向冼某5转账44377.2元，备注用途为刘女农转居退休死亡待遇款；《养老待遇支付明细表》显示，刘女的丧葬费24654元、抚恤金24654元，支付总金额为49308元，支付原因为农转居退休死亡，发放途径为单位代发，单位名称为广州市天河区冼村经济发展公司。对此，冼某5称刘女去世后一共获得丧葬费24654元、抚恤金24654元，共计49308元，该费用是从社保划给了广州市天河区冼村经济发展公司，后该公司分两笔划给冼某5，一笔为4930.8元，一笔为44377.2元，但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已超过49308元，并提供《丧葬费支出和收入情况》《银行存折流水》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嘱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被继承人冼传吐和刘女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冼某1与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作为被继承人冼传吐和刘女的子女，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冼传吐和刘女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被继承人冼传吐、刘女共持有冼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股份44股，二人死亡后，股份可作为遗产予以分割。各方已达成一致意见，由冼某1继承8股、冼某2继承14股、冼某3继承7股、冼某4继承7股、冼某5继承8股，予以确认。被继承人刘女名下04×××33账户余额128.01元属于遗产，由各方平均分配，即冼某1、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各继承25.6元。关于丧葬费和抚恤金。各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被继承人刘女去世后社保机构通过单位代发丧葬费24654元、抚恤金24654元，共计49308元。冼某5提供的《丧葬费支出和收入情况》证实了办理刘女丧葬事宜实际支出的费用远超过上述款项49308元，且该支出款项符合广州市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范围，故冼某1请求分割丧葬费、抚恤金、农转居退休死亡待遇款，缺乏依据。关于14号房是否属于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冼某2持有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具有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作用，虽该证书所记载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中的记载不一致，但广州市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其出具的《关于冼某2反映事项的答复》载明“宅基地使用证变更权属人的情况，发生在我中心承接相关职能事项之前，建议您向属地村街了解情况”，而《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又明确载明14号房的使用人由冼传吐变更为冼某2，该登记表系各方共同提交且冼某1系持律师调查令从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调查获取，故对该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再者，冼某2与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有14号房拆迁补偿协议，能够进一步佐证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认可冼某2系该房屋使用人的事实。综上，本案证据能够证实14号房的使用权人已在被继承人冼传吐、刘女生前转给冼某2。因此，该房屋不属于被继承人冼传吐、刘女的遗产，冼某1请求继承该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第一千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于2021年4月1日判决：一、被继承人冼传吐和刘女名下享有的冼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股份44股，由冼某1继承8股、冼某2继承14股、冼某3继承7股、冼某4继承7股、冼某5继承8股；二、被继承人刘女名下04×××33账户余额128.01元，由冼某1和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各继承25.6元；三、驳回冼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冼某2、冼某3、冼某4、冼某5共同负担350元，冼某1负担6800元。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冼某1确认被继承人刘女的丧葬费和抚恤金总额共计49308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4号房的权属问题。虽然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存档的14号房《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记载的使用人为冼传吐，但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存档的该房屋《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和《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上记载的使用人已由冼传吐变更为冼某2，且冼某2持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原件，上面记载的使用人亦变更为冼某2，并加盖有“村镇业务校对章”。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当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实与不动产登记簿不一致时，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应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存根》是不动产权属证书，《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则属于不动产登记簿，故14号房的权属应以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存档的《沙河镇宅基地（房屋）情况登记表》为准，况且冼某2还持有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即该房屋登记在冼某2名下，属于冼某2个人所有。冼某1上诉主张14号房属于被继承人冼传吐和刘女的遗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丧葬费用问题，冼某5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丧葬费支出和收入情况》，详细列明了处理母亲丧葬事宜的具体收支明细和数额，虽然冼某5没有提供具体的单据予以佐证，但该开支符合处理丧葬事宜的习惯和情理，且得到了冼某2、冼某3、冼某4的认可，故冼某1上诉要求再分割被继承人刘女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冼某1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75元，由上诉人冼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玉红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彭国强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坚鑫蔡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