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22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河支行，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红旗路199号、201号。负责人：杨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妙君，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舟，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春林，女，194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国强，男，193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邵华，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系长沙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长沙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原审被告：潘伟，男，197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原审被告：杨波，女，197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上诉人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河支行（以下简称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潘国强、曾春林，以及原审被告潘伟、杨波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2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曾春林、潘国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曾春林、潘国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仅依靠鉴定意见，未审查《公证书》等其他相关证据，径行认定《赠与合同》签字不真实，即认为赠与不成立，属于机械认定。2.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已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抵押权进行认定，上诉人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已经依法审查了潘伟所持有的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原件，进行了抵押物现场走访，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抵押权构成善意取得。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司法解释，上诉人已经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抵押权，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足以对抗案外人，曾春林、潘国强的执行异议不能排除本案执行。被上诉人曾春林、潘国强辩称：一、曾春林、潘国强与潘伟之间的《赠与合同》未成立，潘伟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方式不合法，同时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公证书不能作为《赠与合同》成立的依据。而且公证书中的《赠与合同》完全是伪造的，从笔迹上也明显可以看出造假痕迹。二、本案不应适用善意取得，一审法院不需要对涉案房屋的抵押权进行认定。潘伟取得物权不合法，其事后将涉案房屋抵押给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应当属于无权处分；曾春林和潘国强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所称已对抵押物进行现场走访是不属实的或不严格、不客观的，其作为金融机构未尽到审慎义务，应对其自身的过失承担责任。三、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一审法院根据曾春林、潘国强提交的证据认定二人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没有错误，本案中曾春林、潘国强系执行标的的所有权人，可以对抗担保物权，且因潘伟是无权处分人，其抵押行为也是违法抵押，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担保物权的取得没有事实依据。原审被告潘伟、杨波均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曾春林、潘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立即停止（2019）湘0102执6789号案中对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房屋的查封，并中止对该房屋的执行；二、判决确认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房屋为曾春林、潘国强所有；三、判决潘伟协助将座落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房屋的权属变更至曾春林、潘国强名下；四、诉讼费用由潘伟、杨波、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诉潘伟、杨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与杨波、潘伟共同确认：截止2018年9月13日，杨波尚欠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借款本金476563.19元，利息16350.29元（此后的利息、逾期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清偿款之日）；潘伟以其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号及其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村××房××栋××号房屋提供了抵押担保；同时潘伟为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二、杨波于2019年5月21日前向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偿还10万元；之后分别于同年7月30日、同年9月30日前、同年11月30日前各偿还10万元；于同年12月20日前偿还剩余全部借款本息；三、如杨波未按期履行本协议第二项约定任一义务时，则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有权就剩余的全部款项申请强制执行，并有权就潘伟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号及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号房屋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四、潘伟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潘伟、杨波未履行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湘0102执678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杨波、潘伟的银行存款、收入504619.48元，或者查封、扣押其价值相当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据该裁定，查封了潘伟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号房屋（权证号码：××），查封期限自2019年9月9日至2022年9月8日止。曾春林、潘国强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20）湘0102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曾春林、潘国强的执行异议，曾春林、潘国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曾春林与潘国强系夫妻关系，曾春林于2004年4月30日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产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0××4号，产权面积97.87㎡。根据曾春林、潘国强从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赠与合同》显示：2006年3月14日，曾春林、潘国强（赠与人）与潘伟（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合同约定曾春林、潘国强自愿将涉案房屋（产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0××4号，产权面积97.87㎡）无偿赠与给潘伟；潘伟对涉案房屋表示接受；涉案房屋赠与后，曾春林、潘国强有权居住涉案房屋直至去世，潘伟亦须对曾春林、潘国强实行赡养义务。赠与人曾春林、潘国强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受赠人潘伟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2006年3月16日，长沙市雨花区公证处作出（2006）长雨民证字第1120号公证书，兹证明潘国强、曾春林与潘伟于二〇〇六年三月十四日签订了前面的《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及合同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属实。该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应于90日内到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2006年4月29日，潘伟办理了过户登记，并取得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长房权证开福字第0××7号）。曾春林、潘国强诉称对于涉案的《赠与合同》其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系潘伟通过虚假授权、虚假公证的方式办理了过户手续。曾春林、潘国强于2020年5月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鉴定事项为：请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2006年3月14日曾春林、潘国强与潘伟签订的赠与合同中“曾春林”、“潘国强”的签字进行鉴定，确认是否为曾春林、潘国强本人笔迹。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8月13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二〇〇六年三月十四日”、赠与人（甲方）为“曾春林”“潘国强”、受赠人（乙方）为“潘伟”的《赠与合同》上落款“赠与人（甲方）：”处“曾春林”“潘国强”的签名字迹与样本“曾春林”“潘国强”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曾春林、潘国强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阻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根据湖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以及当事人陈述，曾春林、潘国强对《赠与合同》的内容不知情,赠与涉案房屋并非曾春林、潘国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曾春林、潘国强没有在合同上签名或盖章,该合同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涉案的《赠与合同》未依法成立。现涉案房屋已经过户至潘伟名下，而物权的取得应当合法,本案的双方物权转移登记却是建立在虚假的、未成立的合同之上,不应当产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综上，涉案房屋的产权应归曾春林、潘国强所有，曾春林、潘国强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享有足以阻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曾春林、潘国强要求停止对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号房屋执行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曾春林、潘国强请求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措施及要求潘伟协助将涉案房屋的权属变更至曾春林、潘国强名下的诉讼请求，不属确认权利的诉讼请求，上述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审理的范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曾春林、潘国强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阻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不得对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号房屋进行执行【一审法院（2020）湘0102执异7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二、座落于长沙市开福区××村××房××栋××房屋归曾春林、潘国强所有；三、驳回曾春林、潘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潘伟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曾春林、潘国强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一，潘伟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后，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借款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生效调解书也确认了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对涉案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本案中对是否应当停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的判断，主要在于曾春林、潘国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益是否应当优先于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享有的抵押权予以保护。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该规定第二十九条基于对消费者基本生存权益的保护，规定已支付50%以上款项的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本案中，虽然曾春林、潘国强并非商品房消费者，但从上述立法目的看，对曾春林、潘国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比商品房消费者更甚，理由如下：1.从权利性质看，虽然涉案房屋现登记在潘伟名下，但潘伟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所依据的《赠与合同》并非系曾春林、潘国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非曾春林、潘国强本人签署，即潘伟与曾春林、潘国强之间缺乏房屋过户的基础法律关系，即使潘伟依据虚假的合同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也不因此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故一审法院认定曾春林、潘国强对涉案房屋仍享有所有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从权利内容看，涉案房屋和6栋504号房屋均是在曾春林、潘国强的原有房屋被征收拆迁后所安置的居住用房，曾春林、潘国强名下并无其他房产，曾春林、潘国强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因此曾春林、潘国强出于基本居住权益的需要，直接指向涉案房屋本身，其权利针对性极为强烈。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对潘伟享有的借款债权的实现以潘伟实质上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范围，并不单一地指向案涉房屋；而且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对6栋504号房也享有抵押权；同时，曾春林、潘国强向本院承诺在保留涉案房屋的情况下同意由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行使对6栋504号房的抵押权用于偿还潘伟的债务，据此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可实现其大部分金钱债权。3.从过错程度看，曾春林、潘国强对潘伟伪造虚假《赠与合同》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以及潘伟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担保向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借款的行为均不存在过错；相反，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未能提供其在向潘伟发放贷款前对涉案房屋的现场核查资料，应认定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在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前存在未尽到审慎核查义务的过错。综上，本院从现有立法倾向保护的法益出发，综合曾春林、潘国强与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的权利性质、权利内容、过错程度等情形，认定曾春林、潘国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益应当优先于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享有的抵押权予以保护，一审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长沙农商行浏阳河支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河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廖 征审 判 员  曾庆军审 判 员  金新贵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代理书记员  王瑞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