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5民终114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258号3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73579290X6。 负责人:徐衍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歧，山东九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俊，山东九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利津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营市利津县陈庄镇崖西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22MA3P1Q650P。 法定代表人：孙波，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龙，北京市盈科（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东营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利津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2021）鲁0522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太平洋东营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歧、张英俊，被上诉人金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平洋东营支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2021）鲁0522民初39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损失情况，被上诉人的农作物损失至少应当提供两方面的证据加以证明，一为农作物的损失率及是否绝产的问题，二为损失农作物的具体亩数问题。关于农作物的损失率及是否绝产的问题，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三份《调查评估报告书》以对此进行证明，但该报告书无论在程序还是实体方面，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一，报告书系被上诉人委托不具有鉴定资质的个人所出具，不符合法律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司法鉴定委托。”这也就是说，个人绝对禁止接受鉴定委托，而应由鉴定机构统一受理。本案的情形是，被上诉人的评估申请由五位专家个人接受委托并出具意见，评估费用由专家个人所收取。五位专家之间没有鉴定机构的统一指派，评估组只系其中某位专家个人牵头组织，内部缺乏组织性和制约性。故评估报告书的形成因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依法不应当采纳。其二，评估报告书的形成系被上诉人自行委托，难以保证其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确定被上诉人与专家个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被上诉人在原审中陈述，其在委托专家个人评估之前，就评估的时间通知了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而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就认定被上诉人在申请专家鉴定时通知了上诉人，明显是不合理的。退一步来讲，即使是被上诉人通知了上诉人，但评估组是由被上诉人自行委托组织，而非与上诉人协商确定，评估组作出的评估意见，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实际情况是，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投保开始，截至到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未接到任何形式的报案。而是在东营地区发生洪涝时，上诉人工作人员多次、主动到被上诉人的农作物种植地块进行查勘。目前，上诉人系统内关于被上诉人的案件资料，均系上诉人农险部工作人员所报。关于原审法院所述的态度问题，从发生洪涝开始，上诉人农险部人员，主动多次进行实地查勘，并在被上诉人提出高额赔付要求时，多次当面进行了沟通，明确表达了上诉人愿尽快赔付，及告知了大致损失金额。在被上诉人委托专家个人评估之前，上诉人已经会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委托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对利津县的农作物损失率情况进行了评估，并由该局出具了评估意见。被上诉人在当时对该评估意见不认可的情况下，应当即行对农作物采取相应的证据保全措施，而不是自己单方委托评估。故因被上诉人的委托评估，上诉人全程没有参与，专家个人对现场的勘察、数据的记录等评估数据的统计不能客观反映损失情况，其结论不具有客观性。其三，评估报告在实体性方面，与上诉人提交的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报告书》载明的农作物损失率存在非常大的悬殊，而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具有相应的测评资质，此则可以印证上诉人测评报告的权威。上诉人提交的报告书载明：陈庄镇、盐窝镇受灾较重地块玉米的减产率为49.85%，陈庄镇、刁口乡受灾较轻地块玉米的减产率为20.38%；汀罗镇、陈庄镇、刁口乡等大豆受灾较重地块的减产率为49.9%，汀罗镇、盐窝镇等大豆受灾较轻地块的减产率为20.32%。而被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报告载明：孙波刁口乡受涝较轻的地块，大豆减产率为65.06，汀罗镇受涝较重的地块，减产率为76.08%；朱荣全刁口乡玉米受涝，部分绝产，另一部分减产率54.38%；韩乃奎陈庄镇韩四村、新韩五村大豆绝产，刁口乡玉米减产率为53.79%，新韩六村玉米只能做青储饲料原料。首先，两组评估报告书经比较，数据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其次，上诉人提交的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评估报告书首页明确载明：2020年利津县秋作物整体呈丰收的态势，只是个别玉米、大豆地块受天气、地势、管理等综合因素影响，苗期干旱，后期受涝，出现了减产现象。从报告来看，利津县农业农村局的测评系围绕受灾较重和较轻地区分别进行了测评，测评的地域范围也涵盖了本案三位托管户所受灾的土地，故理论上被上诉人方的测评数据不太可能与利津县农业农村局的测评数据存在非常大的悬殊。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其受灾地块系局部个别受灾非常严重的地块。当然，上诉人不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本地块受涝而接壤地块无受涝的情况，但本案涉及到三位农户9000余亩土地，且分布于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可能唯独或偏偏就他们的地块均是受灾最重的，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测评数据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测产数据方面，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报告系专业机关出具，数据更为客观，且相对较为权威，可信度高，上诉人的评估报告远优于被上诉人的评估报告，原审法院应当采纳上诉人提交的更有说服力的评估报告。关于损失农作物的具体亩数问题，综观原审情况，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加以证明，其受灾亩数无法确定。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将农作物受灾情况报告上诉人后，上诉人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对受灾亩数进行丈量及核定损失，就以被上诉人自己测量的数据作为确定其损失的受灾亩数数据，明显不符合证据裁判原则，被上诉人庭审中虽然提供了上诉人曾去现场勘察的照片，但该次勘察系上诉人对农作物受灾后进行的首次勘察，上诉人的勘察不能当然免除被上诉人关于土地受灾亩数的举证义务，原审法院更不能据此推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受灾亩数成立。假使上诉人在勘察时统计了受灾亩数，被上诉人如不予认可，还是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二、原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对农作物损失率进行鉴定申请，系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被上诉人评估报告书存在上述诸多问题且上诉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在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后，原审法院应当准许。至于标的物已经灭失，鉴定能否进行的问题，应当由鉴定机构依据专业知识作出判断，不排除或可根据其他资料作出鉴定的可能性，至少本案中还存有勘察照片及相关的数据等。原审法院以标的物灭失已无法鉴定为由，不予准许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系作出的非专业性判断，能否鉴定，应在委托之后由鉴定机构出具专业性意见，请求二审法院对此进行纠正。关于原审法院所述的上诉人鉴定申请中鉴定“损失率”或“损失”的问题，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上诉人只对损失率超过20%或绝产的农作物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损失率低于20%的，不在上诉人的赔偿范围之列。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该赔付损失率比例的问题，也是明确认可的。故上诉人只能申请对损失率进行鉴定，如果鉴定损失，必然将损失率低于20%的农作物纳入损失范围，如此将强行导致上诉人超出保险合同约定赔付，对上诉人是极端不合理的。另外，保险合同约定了农作物每亩的保险金额，为玉米400元/亩，大豆230元/亩。农作物出险后绝产的，直接按照保额赔付；减产的以保额乘以损失率确定赔付金额，如鉴定损失，必然会出现部分亩数的损失大于保额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又该如何赔付？因此上诉人申请对“损失率”进行鉴定是合理的，被上诉人的评估报告书，实际上也是对损失率进行的评估，而不是实际损失。三、涉案农作物中部分被盗割，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原审中被上诉人对盗割事实是明确认可的，只是辩解称评估在前，盗割在后。但经分析证据，被上诉人自行委托评估的时间为2020年10月10日，报警时间为2020年10月16日，时间相隔较近。据此可以说明，该部分农作物实际在委托评估期间，就已经陆续出现盗割情况。故该部分损失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四、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商业性农业生产保险，金丰公社专用条款第九条的约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投保的农作物种植组成保险与政策性种植保险的保险金额不应当高于产值的80%，所以上诉人承担的赔付数额中还应当扣除被上诉人已通过政策性保险获得的保险金，请求法庭责令被上诉人提交政策性保险赔付情况。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委托的鉴定的专家组成员符合《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规定的专家组组成。鉴定采取抽点取样的方式进行鉴定符合《农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并且专家组成员一审出庭作证、质证，被上诉人一审是提交的《调查评估报告》真实、客观、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农业保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上诉人作为保险机构应该接到发生保险事故的通知后，应当及时进行现场查勘，会同被保险人核定保险标的的受损情况。并将查勘定损结果予以公示。故在被上诉人报案后，对涉案投保的作物是否存在经济损失，因何原因造成损失以及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赔偿范围等合同义务，应由上诉人予以承担。但上诉人人员仅仅是到部分受灾场地就行现场走访，并未向相关部门申请对受灾土地上作物进行过勘验鉴定，对于赔偿也只是口头答应赔偿，并未实际履行赔偿事宜。因上诉人的消极履行其勘测、定损、理赔的义务，致使理赔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基于本案的农作物较强的时令性、季节性。对于已经全损部分土地，要尽快的去种植其他作物以弥补损失。对于受损土地上的成熟作物也要尽快的进行收割。被上诉人不可能无限期的等待上诉人的结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只能选择自行委托专家组进行鉴定的方式自救。因此被上诉人自行委托是因为上诉人的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导致。该行为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并且被上诉人的自救行为，符合生活逻辑、习惯日常。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报告书》与本案是不具备关联性的。首先《调查评估报告》申请主体并非上诉人，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利津支公司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中心支公司，也与上诉人上诉书所述内容不一致。其次，该报告是面向利津县全体种植户的政策性保险与本案的商业性保险险种和理赔方式也是不同的。第三报告采用的是取平均值的方式计算受损率，这种方式是不适用于本案的。本案应根据受灾地段的土壤、排水、降水量等方面具体测量受损率。第四上诉人一审时鉴定申请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1、本案农作物的定损本应该由上诉人来出具评估报告，但其一直没有提供。2、鉴定内容为损失率，与损失概念不同，损失率无法确定数额。单纯鉴定损失率的话，按照合同超过80%部分就应当是绝产，但单纯损失率鉴定，必然会将80%-100%区间算作损失率，而非绝产，这违反来合同约定，侵害了被上诉人利益，对上诉人也极端不合理。3、上诉人庭审时并没有提供鉴定的检材进行质证。现场鉴定物也已经灭失，根本就不存在鉴定可能。上诉人应该承担其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五通过报警时间与鉴定时间可以看出，盗窃行为是在鉴定之后，盗窃并不影响到鉴定，鉴定时也没有发现有盗窃的痕迹。对上诉人补充的上诉内容答辩意见：1、在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中审判人员曾对保险条例第九条要求上诉人作出解释说明，上诉人对第九条的说明是农作物受损率超80%按照农作物绝产计算，该解释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所说的扣除政策性保险后进行理赔的理由不一致。2、被上诉人现在并没有获得任何对于受害土地上的作物政策性保险的补偿。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其上诉请求。 金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太平洋东营支公司支付其保险理赔款1556704元；2.案件受理费由太平洋东营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20年8月26日，金丰公司在太平洋东营支公司投保农作物种植补充保险（商业性），保险期限为96天，自2020年8月27日零时起至2020年11月30日24时止。保险标的为大豆和玉米，其中大豆承保数量为11758亩，单位保险金额为230元/亩，总保险金额为2704340元，总保险费为102882.50元；玉米承保数量为3900亩，单位保险金额为400元/亩，总保险金额为1560000元，总保险费为49140元。2020年8月28日，金丰公司足额支付了保险费，太平洋东营支公司向金丰公司出具了保险单。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投保农作物遭受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导致损失率达到20%的比例时，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付责任。如果投保农作物出现绝产，按照大豆230元/亩、玉米400元/亩的标准赔付，如果投保农作物出现减产，按照保额再乘以损失率来确定。 保险期限内，金丰公司托管的农户韩乃奎、朱荣全、孙波所种植的农作物因涝灾出现减产、绝产情形。2020年10月10日，三位种植户提出申请，由东营市农业局、利津县农业局的具有高级农艺师资格五人组成专家组对涉案农户受灾地块的的大豆、玉米进行了测产评估，并出具测产评估报告。庭审中，金丰公司提交了三份《调查评估报告书》、五位专家出庭作证说明了进行测产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的过程。太平洋东营支公司对五位专家的证言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专家出具鉴定意见完全系个人行为，与农业局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其鉴定报告无论是程序还是具体结论均难以保证其客观性与公正性，不能作为确定原告损失的依据。太平洋东营支公司对以上三农户的受灾损失申请司法鉴定，因提交的书面申请是鉴定“损失率”而非“损失”，鉴定损失率仍无法确定损失的具体数额，且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鉴定标的物已经灭失，故对太平洋东营支公司的申请未予准许。 《韩乃奎受灾玉米、大豆产量调查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1、韩乃奎在利津县陈庄镇新韩四村、新韩五村种植的大豆已经没有成方连片的成活植株，难以取点抽样，按绝产处理。2、韩乃奎在利津县刁口乡种植的玉米植株没有死亡的田块或地段，平均理论亩产189.56公斤，比前三年平均亩产减产220.74公斤，减产幅度53.79%；3、韩乃奎在利津县，按当前物候期和气温，该地块玉米只能做青储饲料原料。 《孙波受涝大豆产量调查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1、2020年10月10日调查时，刁口乡种植区域受涝较轻的地块，对角线5点取样，测得平均理论亩产量为178.60公斤。受涝较重的地块或地段，“S”型抽取10个样点，测得平均理论亩产量为62.40公斤，比受涝轻的地块平均亩产减产116.2公斤，减产幅度65.06%。2、汀罗镇种植区域大豆已进入成熟期，经取点测产受涝地块平均理论亩产量43.74公斤，比当地前三年平均亩产量减产144.86公斤，减产幅度76.80%。 《朱荣全受灾玉米产量调查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1、2020年10月10日调查时，玉米植株已经死亡的地段，已经绝产。2、玉米植株没有死亡的地段，平均理论亩产187.16公斤，比前三年平均亩产减产223.14公斤，减产幅度54.38%。 原告主张损失为：韩乃奎种植地损失是526772元（绝产大豆700亩×230元/亩＋减产玉米1700亩×400元/亩×53.79%＝526772元）；孙波种植地损失为859420元（汀罗地块减产大豆3000亩×230元/亩×76.80%＋刁口地块减产大豆1400亩×230元/亩×65.06%＝859420元）；朱荣全种植地损失为170512元（玉米绝产100亩×400元/亩＋玉米减产600亩×400元/亩×54.38%＝170512元）以上共计损失1556704元。 另外，原告方种植物受涝灾后，及时向被告公司报案，并提供照片三张证明被告公司曾派人前去现场勘验过，原告申请专家鉴定时亦通知过被告公司，但被告公司没有派人前去。 一审法院认为，金丰公司在太平洋东营支公司投保农作物种植补充保险（商业性），双方之间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太平洋东营支公司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金丰公司所投保的三位农户的大豆、玉米因涝灾受损，太平洋东营支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金丰公司损失的具体数额是本案的焦点。金丰公司在投保农作物发生涝灾时及时向太平洋东营支公司报案，且太平洋东营支公司亦派人前去现场勘验过，但该公司并没有明确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因农作物的季节性特点，如没有有效的定损方案，农作物灭失后将无法确定损失数额，在投保保险标的灭失前，金丰公司自行申请市、县两级农村农业局的专家对所受损失进行调查评估，是当时情况下采取的较为合理有效的方式，且五位专家均具有“高级农艺师”资质证书，并出庭作证说明了进行测产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的过程，故一审法院对五位专家出具的三份《调查评估报告书》予以采信。至于农作物受灾的亩数及损失的具体数额，因金丰公司向太平洋东营支公司报案后，该公司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对受灾亩数进行丈量及核定损失，故对金丰公司根据自己测量的受灾亩数，依据保险合同及《调查评估报告书》的相关内容作为计算依据所计算出的损失，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金丰公司主张的损失数额计算有误，经计算，三户农户损失分别为韩乃奎种植地损失是526772元、朱荣全种植地损失为170512元、孙波种植地损失为739413.20元，共计1436697.20元而非金丰公司主张的1556704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利津县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农作物理赔款1436697.20元。案件受理费18810元，减半收取计9405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案的焦点问题一审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调查评估报告书确定财产损失并由上诉人承担相应理赔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农作物种植补充保险（商业性）合同，即应当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各自义务。在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该赔偿范围是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因事故造成的损失，因此被上诉人向保险人提出理赔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理赔责任，本院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委托评估结论不能客观反映损失情况”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委托的五名专家出具的评估意见书虽然不是在诉讼中委托，但结合该评估意见评估程序和过程、评估专家出庭接受质证意见、农作物受损现场照片、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该评估活动是在涉案农作物种植受时令性特点限制、双方在短时间内未能达成理赔协议的情况所能采取的较客观反映农作物受损情况的有效措施，能够最大程度的证实保险事故发生时对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情况，且结合诉讼中涉案现场已灭失鉴定不能进行的前提下，该评估报告结论为保险事故的理赔认定提供了证据支持，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委托评估结论不能客观反映损失情况”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只对损失率超过20%或绝产的农作物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损失率低于20%的不在上诉人赔偿范围之列”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农作物种植存在时令性的特点，上诉人未及时开展理赔程序，造成保险事故现场未能保存，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且根据当时情况，被上诉人采取的评估方式，显而易见比在现场已经灭失的情况下再行鉴定损失率，为保险事故的理赔提供了更加客观实际的依据。其次，根据双方订立的农作物种植补充保险（商业性）合同内容，在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人只对损失率在20%以上赔偿的约定，属于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生效。综合以上情况，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只对损失率超过20%或绝产的农作物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损失率低于20%不在上诉人赔偿范围之列”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81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秀梅 审 判 员 魏金吉 审 判 员 晋 军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 法官助理 谭玉伟 书 记 员 刘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