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14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法定代表人：孙乾翔，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梅，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奉欣，男，198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深圳君行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安装工人，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吉林丁凤礼（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奉欣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21）吉0203民初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叛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无须给付梁奉欣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7，035.10元；二、诉讼费由梁奉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梁奉欣要求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给付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7035.10工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一）一审判决未区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和一般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二）一审判决计算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仲裁时效期间起算点错误。（三）本案中，仲裁时效期间未中断。（四）梁奉欣未否认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五）《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二）》规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期间从用工满一年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用工不满一年的，自用工结束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一审判决已查明梁奉欣于2007年9月入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梁奉欣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期间应从2008年8末起算，梁奉欣于2020年对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提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因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一审判决认为梁奉欣于2014年12月因个人原因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处解除劳动合同后，2018年找到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关联公司吉林国敦乾翔人事代理公司，仲裁时效中断。梁奉欣要求吉林国敦乾翔人事代理公司补缴社会保险，未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二、梁奉欣与中钢集团吉林吉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吉电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梁奉欣是双重劳动关系。梁奉欣与中钢吉电公司仲裁时，未告知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一审法院审理时也未依职权追加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参加诉讼，程序违法。梁奉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梁奉欣于2007年9月入职后，一直在中钢吉电公司工作。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从未告知与梁奉欣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梁奉欣在得知单位仅缴纳三年社会保险后，立即找到中钢吉电公司，才知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梁奉欣找到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询问社会保险情况，仲裁时效期间中断。2019年8月，梁奉欣向吉林省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重新申请仲裁及提起诉讼。《中华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梁奉欣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依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二）》计算仲裁时效起点错误。该文件是地方性指导意见，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三、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主张与梁奉欣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但一审时，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与梁奉欣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梁奉欣与中钢吉电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并不存在双重劳动关系。2019年8月，梁奉欣提起劳动仲裁，请求与中钢吉电公司确认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已驳回诉讼请求。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虽未参加诉讼，但出具了情况说明，承认与梁奉欣存在劳动关系，可见，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知晓梁奉欣与中钢吉电公司的诉讼，该案件并无程序违法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梁奉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自2021年2月4日起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给付自2007年11月至2008年9月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共计17，035.10元；三、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6，568.43元；四、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给付误工费、交通费共计1.5万元；五、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赔偿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2011年至2015年1月共计48个月的社会保险金4.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梁奉欣入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2014年12月末离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间梁奉欣被派遣至中钢吉电公司从事电工工作。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间，梁奉欣的工资合计为18，164.89元。2019年9月12日，梁奉欣以中钢吉电公司作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吉0203民初138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梁奉欣的诉讼请求。2020年3月30日，梁奉欣以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吉林省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4月1日，吉林省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吉市劳人仲不字［2020］第17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梁奉欣于2014年12月末离职，梁奉欣自认其于2017年得知单位只给其缴纳了三年的社会保险，并于2018年找到中钢吉电公司，得知其劳动关系已转到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因此，仲裁时效期间应从2018年梁奉欣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时开始计算。2018年11月26日，梁奉欣找到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询问社保情况，仲裁时效中断，后梁奉欣于2019年8月向吉林省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仲裁机构不予受理后，梁奉欣以中钢吉电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被驳回后，梁奉欣重新仲裁并起诉。因此，梁奉欣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对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相关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梁奉欣要求解除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劳动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虽然梁奉欣未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该项仲裁请求，但该项诉请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且双方当事人现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是客观事实，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故一审法院一并审理。梁奉欣于2014年12月末自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离职，不再提供劳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梁奉欣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1月1日解除，对于梁奉欣认为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一直未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故双方的劳动关系应延续至本案立案之日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梁奉欣于2007年9月入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虽主张与梁奉欣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并提交调查笔录予以证实，但梁奉欣在该笔录中并未承认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又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梁奉欣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即2007年10月起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即2008年8月向梁奉欣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已支付梁奉欣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的工资合计18，164.89元，还应支付一倍工资18，164.89元，现梁奉欣主张该时间段的一倍工资为17，035.1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认为梁奉欣提交的情况说明不具备真实性，与其公司保管的情况说明内容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梁奉欣提交的情况说明上盖有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人力资源部公章，庭审中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不要求对该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与梁奉欣提交的情况说明在内容上并不矛盾，前者不能否定后者，故对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四、关于梁奉欣要求给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因属于梁奉欣增加的诉讼请求，且不属于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已向其释明，其应当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中不予审理。五、关于梁奉欣主张的误工费、交通费，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梁奉欣要求赔偿其社会保险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因此，对于梁奉欣请求的社会保险的相关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主管范围，梁奉欣应到劳动行政部门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审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一、梁奉欣与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05年1月1日解除；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梁奉欣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17，035.10元；三、驳回梁奉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员工登记表》《劳务人员自然情况登记表》。证明：梁奉欣于2007年9月到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工作，是中钢吉电公司逆向派遣的员工。2014年12月，中钢吉电公司通报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对梁奉欣进行减员，梁奉欣未到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处报道。从登记表看，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与梁奉欣等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因自2007年至2021年已14年，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只保留梁奉欣的《员工登记表》《劳务人员自然情况登记表》。梁奉欣应在2008年10月便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至2020年3月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梁奉欣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不是劳动合同，是梁奉欣在中钢吉电公司工作时被派至外地工作时填写的登记表，不能证明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梁奉欣在（2019）吉0203民初1386号民事案件判决前，并不知道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存在，更不可能同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审时，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以保管不善、丢失及保存年限等为由未能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经审查认为，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期间，梁奉欣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梁奉欣主张2007年11月至2008年9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梁奉欣应在2008年9月知道其被用工已满一年，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应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期间主张权利，梁奉欣于2020年3月30日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21）吉0203民初3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21）吉0203民初3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梁奉欣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吉林国敦集团江北扶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梁奉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卓审判员 刘 静审判员 付婷婷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王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