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8行初51号 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住所地：贵港市和平路原供销社大院4楼。 法定代表人王家礼，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叶建余，男，汉族，1954年8月15日出生，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职工，住贵港市港北区。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港市荷城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农融，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培红，贵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梁艺超，贵港市法制办干部。 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行政赔偿一案，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贵政赔字【2014】1-3号行政不予赔偿决定书，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11日作出（2015）贵行初字第17号行政赔偿判决，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5）桂行终字第189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的17号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家礼和委托代理人叶建余、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培红、梁艺超到庭参加诉讼。经审查，因原告起诉所列的第三人杨翔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本院在开庭时已通知第三人杨翔退出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贵政赔字【2014】1-3号行政不予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1-3号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向其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开庭时未举证的不予列举）：1、《关于变更果品食杂公司隶属关系的决定》（贵政发[1994]35号，以下简称“35号文”）、《关于撤销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政发[1994]35号文件的决定》(贵政发[1999]49号,以下简称“49号文”)、《关于撤销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政发[1994]35号及贵政发[1999]49号文件的决定》（贵政发[2001]31号，以下简称“31号文”）、《关于处理原市果品食杂公司问题的通知》（贵政函[2001]45号，以下简称“45号通知”）、（2003）桂民二终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27号民事裁定书”）、贵港中院（2004）贵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4-2号民事裁定书”）、（2012）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4号行政裁定书”）、原告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以上证据用于证明35号文在1994年4月13日作出，1999年和2001年被告以35号文内容违法为由予以撤销，此后被告成立理顺原告问题工作组，就原告提出的人、财、物问题召集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并在45号通知上告知原告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127号和4-2号民事裁定书也说明纠纷是由行政行为引起，且4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被告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行为；2006年3月在被告组织协调下达成处理原告遗留问题的协议书，后又在2011年3月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原告与龙宝公司等相关公司的债权债务终结，该协议已实际履行。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己超过法定的两年赔偿请求时效；2、1-3号决定书、行政赔偿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用于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行政赔请求依法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己送达申请人。 原告诉称，1994年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违规作出的35号文，变更原告的隶属关系，将原告的人、财、物无偿划给贵港市龙宝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龙宝公司”），地级贵港市成立后，被告于1999年9月15日作出49号文、2001年10月12日作出贵政发[2001]31号文，确认35号文违法并决定予以撤销。但由于被告的不作为，对35号文造成原告的财产损失不依法处理赔偿归还，任由第三人杨翔继续占有原告原有的财产及收益，对原告原有职工的养老金、退休人员退休金等职工待遇问题不及时协调处理，派生出“与杨枝孟借款纠纷等案”，导致原告被法院判决赔偿杨枝孟等人的借款本息2172212元的经济损失。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一直没有间断，并没有超过法定的申请时效，因此，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1-3号决定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172212元。 原告对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2、原告法人身份证；3、市供销社任命书，证据1、2、3用于证明原告具备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4、原告2014年4月28日报告、市供销社对该文意见，用于证明原告再次要求被告界定债务责任时间，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原告主管部门对此作出的意见；5、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函及广西区政府文件处理笺，用于证明原告职工在35号文实施后，将该问题反映到总社，总社为此致函广西区政府要求按中央5号文件纠正处理；6、广西区供销合作联社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明用于广西区文的做法是错误的，请求广西区政府按中央（1995）5号文件和广西区（1996）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责令被告纠正这一错误做法；7、广西区高级法院（2003）桂民二终字第127号裁定书；8、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贵民一初字第4-2号裁定书，证据7、8用于证明原告的问题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应由被告协调处理；9、35号文，用于证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10、49号文，用于证明虽然撤销了35号文，但原告的人、财、物仍然由龙宝公司主管是错误的；11、31号文，用于证明恢复原告的隶属关系，但是对原告原有财产归属问题和职工安置、社保问题没有作出具体的处理意见，没有依法解决原告的实际问题；12、45号通知，用于证明被告没有依法行政；13、市中院开具给市供销社及原告递交行政诉状和证据的收据；53、2001年6月12日原告和市供销社向市中院提交的行政诉状和证据，证据13、53用于证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请求没有超过法定时效；14、执行异议及再次申明；15、港北法院2014年5月30日恢复执行通知书；16、原告再次执行异议；17、港北区法院（2003）港北执字第90-5号执行裁定书；24、港北法院执行法官赵剑桥列出的执行金额；25、杨枝孟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报告，证据14-17、24、25用于证明原告受损害的事实和程度；19、市劳动局证明傅祥佳已经与龙宝集团签订劳动合同；20、龙宝公司对原告实施领导和经营管理的文件；21、公证傅祥佳任广西贵港市龙宝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22、龙宝公司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诺书；23、龙宝公司下属的原果品公司炮制的紧急报告，证据19-23用于证明原告受损害是第三人故意而为的；18、原告2009年11月要求查处龙宝股份公司问题的报告，用于证明原告为被告能依法解决原告的遗留问题，要求被告对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49、原告职工2004年6月25日要求市检察院对龙宝公司侵占原告财产违法行为立案侦查的报告，证明原告为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而联名强烈要求市检察院立案处理；26、广西贵港龙宝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27、龙宝各公司情况电脑咨询单；28、龙宝经贸公司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29、龙宝经贸公司变更登记中伪造市政府文件及营业执照；30、龙宝经贸公司真实的营业执照；31、玉林地区、广西区体改委的批复；32、广西贵港市龙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33、广西贵港龙宝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报告；34、已经1993年年检的原告营业执照；35、已经1993年年检的龙宝经营部营业执照；36、伪造、篡改的龙宝经贸公司营业执照；37、违法的设立股份公司申请及协议等；38、市体改委对龙宝股份公司申报材料的审核意见；39、市水果办关于确认龙宝经贸公司龙宝经营资产评估结果的通知；40、虚假的募股说明书；41、虚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42、律师违法制作的法律意见书；43、广西龙宝股份有限公司情况电脑咨询单；证据26-43均是对证据18、49的佐证；44、原告向市政府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45、市政府贵赔不受字（2014）1号通知书；46、市政府贵赔字（2014）1-2号撤销（2014）1号文的决定；47、1-3号行政不予撤销赔偿决定书，证据44-47，用于证明原告提起行政赔偿的过程及政府作出的决定；48、市政府贵政阅（2005）29号关于处理原告遗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纪要及工作小工作情况汇报，用于证明被告不是按广西区高院（2003）桂民二终字第127号民事裁定书的法律要求，依法依规对原告财产问题和职工安置问题作出具体处理意见，应由第三人承担的原告原职工养保医保企业承担部分也没有解决；50、原告退休人员集体上访事件快报；51、市信访局协调处理原告退休人员信访事项的会议纪要，证据50-51用于证明原告的退休职工为维护合法权益，集体上访，市信访局筹款解决问题的情况；52、港北法院（2002）港北民初字第857号民事判决书、（2003）港北民初字第390号、1016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原告为支付职工工资向杨枝孟借款的情况； 补充证据1、贵政发（1992）27号文；2、贵政发（1992）63号文；证据1、2用于证明龙眼集团公司是由市政府下文批准成立的，其下属的各个子公司大部分也是由市政府发文批准成立；3、市水果办贵果函字（1993）5号文，证明该文件无法律依据，水果办没有法人资格不能划拨国有资产；4、（1994）桂会师报字第157号评估报告书，用于证明该评估报告依据附件1属违法批复，附件2是伪造政府批文，该评估报告造假；5、龙宝经贸公司、经营部要求水果办界定其资产产权及折价入股的请示；6、市水果办对上述请示的批复，证据5、6用坏证明龙宝经贸公司、经营部是龙宝公司的子公司，产权属龙宝公司，由杨翔实际控制；7、龙宝股份公司股东代表傅祥佳的讲话；8、划给龙宝公司后的原告向市水果办申请加入龙宝集团及水果办的批复；9、市水果办关于“成立龙宝公司集团公司”筹备领导小组的通知；10、贵果字（1994）第3号关于杨翔任职的通知，及龙宝集团企业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11、组建龙宝集团公司的出资协议书；证据7-11证明原告被变更隶属关系后，人、财、物已经划到龙宝公司，已成为龙宝公司的子公司之一，其行为都属于龙宝公司的行为；12、2015年2月6日贵港市日报刊登“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公告”；13、龙宝公司及其三家关联企业债务清单；14、（贵）农银减息字（2004）第001号利息减免协议，证明12-14证明杨翔是龙宝公司及其子公司龙宝粮油、养殖股份、经贸、经营部等实际控制人。 本案重审期间，原告又当庭补充提供以下证据：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桂行再字第4号送达回证；2、（2012）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3、最高人民法院（2011）行监字第156号行政裁定书；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0）桂立行终字第12号行政裁定书；5、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贵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5都证实原告请求国家赔偿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辩称，1-3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被答辩人认为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35号文的行政行为违法，侵犯了该公司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害，而35号文下发的时间是1994年4月13日，地级贵港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9月15日和2001年10月12日分别作出贵政发[1999]49号和[2001]31号文，撤销35号文，此后市政府一直积极协调各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被告的协调下，各方于2006年3月31日签订了《处理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遗留问题协议书》，又于2011年3月8日签订《关于处理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遗留问题的补充协议》，已经彻底解决了果品公司遗留的历史问题。被答辩人于2014年8月5日才提出行政赔偿，己经超过法定的两年赔偿请求时效，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认定如下：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所列举的证据，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应予以确认；但原告认为被告要证明原告申请行政赔偿已超过法定时效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结合原告第一次诉讼期间所举证据以及本案重审期间原告补充提供的证据分析，本院认为被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已超过法定二年的赔偿时效。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对与本案有关联的下列证据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2、3能够证明原告具备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4、5、6、9、10、11能够证据原告为恢复原有的隶属主管关系提出的正当诉求并得以纠正；证据7、8用于证明原告诉请解决请求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应由被告和相关部门协调处理；证据12（45号通知）证明被告通知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改变原告的隶属关系引起的历史遗留问题；证据13、53证明原告曾于2001年6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请求，结合原告重审期间补充提供的证据1-5，足以证实原告请求国家赔偿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原审诉讼期间提供的补充证据1-14，均属于证明原告隶属关系改变期间与龙宝公司及相关公司之间经营管理的事实，与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没有关联，本院不予审查认定；证据14-17、24、25、52用于证明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赔偿损失数额和依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该损失与被告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据48证明被告对原告改变隶属关系遗留的财产和职工安置问题进行协调处理并作出具体处理意见；证据18、49、50、51证明原告为恢复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直至2009年11月还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诉求；证据44-47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及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的内容；证据19-23、26-43与本案无关联，不予审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原为贵县果菜公司，1979年8月6日经贵县供销合作社申请，由贵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原告成立时的资产（经营场所、流动资金等）是由贵县供销社从其直属的企业土产公司的财产调拨，后来贵县供销社从资金上也给予扶持。经过多年的发展，原告公司的资产、人员、经营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主要财产有房地产、机械设备、库存商品和资金、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原告现公司名称只保留营业执照作为处理企业债权债务的企业法人资格，不再开展经营活动。2001年4月8日，贵港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市供销社）聘任王家礼为原告公司的负责人。 1994年4月13日，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下发了贵政发（1994）35号《关于变更市果品食杂公司隶属关系的决定》，主要内容为：一、从1994年4月13日起，把市供销社主管的市果品公司改由贵港市市龙眼集团公司主管；二、市果品公司隶属市龙眼集团公司主管后，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由市龙眼集团公司行使；三、市果品公司公司的国家正式干部、工人（含离退休）全部列入市龙眼集团公司编制序列内，由市龙眼集团公司接收安排使用；四、对目前权属于市果品公司所有的一切固定资产，非固定资产以及各种生产资料等财产全部进行列册登记，并重新进行核查、清点和评估，以利市龙眼集团公司主管后实施领导和经营管理；五、变更市果品公司隶属关系的有关事宜，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本文下达后三天内按有关规定办理完毕。执行35号决定中双方并没有按决定的要求对原告公司的财产进行清点、评估和列册向龙眼集团公司进行具体移交。 执行35号决定后不久，原告的原有财产和人员先后并入、分流到了市龙眼集团公司（后改为贵港市龙宝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龙宝集团公司”）下属的贵港市龙宝经贸公司（简称龙宝经贸公司）、贵港市龙宝生资公司（简称龙宝生资公司）、贵港市龙宝养殖公司（简称龙宝养殖公司）、贵港市龙宝粮油有限公司（简称龙宝粮油公司）等公司进行经营管理。1994年6月20日，原告向龙宝集团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加入1994年6月30日新组建的广西贵港龙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宝股份公司”），经龙宝集团公司同意后，原告以其公司的果品莲城商场、果品水果交易场及加工厂、果品第一门市部等房屋进行评估作价人民币1271720元（均不含地皮价）入股，并将入股的房产及土地一并办理了移交手续，原告领取了股东权利证书。原告入股龙宝股份公司后，龙宝股份公司陆续安排了原告200人左右在职职工就业，双方于1995年4月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入股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到龙宝股份公司名下的手续。龙宝股份公司成立后经营状况一直不佳，1995年在亏损的情况下，曾预付13万元红利给原告。1996年1月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龙宝股份公司又将上述全部房地产（含土地）按原评估的地上物价（1271720元）折旧千分之三点五分别转让给龙宝粮油公司和龙宝养殖公司，两公司受让上述房地产后己于当年2月5日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房登记。 由于35号决定没有取得原告原主管部门市供销社的同意以及部分原告职工的反对，执行35号决定后，市供销社自1994年4月18日起不断书面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要求纠正改变原告的隶属关系及明确原告资产归属问题。1995年7月21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致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出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的35号文改变原告隶属主管关系，违背中央（1995）5号文件和广西区（1996）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责令被告纠正这一错误做法。由于执行35号决定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原告公司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发生上述房地产“入股”和“转让”事件后，原告公司原有的大部分财产己不存在，公司不但无法再从事经营性活动，而且公司职工的就业和退休人员的工资己失去了保障，曾出现原告公司部分职工多次上访事件。 地级贵港市成立后，为解决双方纠纷，被告成立了工作组，于1999年9月15日作出了《关于撤销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政发[1994]35号文件的决定》[贵政发（1999）49号]撤销贵政发（1994）35号决定，恢复了市供销社对原告的隶属关系。贵政发（1999）49号下达后，被告成立的工作组先后多次召集龙宝集团公司、市供销社及原告的领导和有关人员就原告公司的人、财、物和债权债务等问题进行协商，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较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于2001年4月6日作出《关于处理原市果品食杂公司问题的通知》[贵政函（2001）45号]决定：市隶属的工作组不再组织各方协调，建议集龙宝集团公司、市供销社及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2001年10月12日，被告又以贵政发（1999）49号文内容有误为由，作出《关于撤销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政发[1994]35号贵政发（1999）49号文件的决定》[贵政发（2001）31号]，一并撤销35号文和49号文，恢复了市供销社对原告原有的一切主管隶属关系。但原告原有的财产没有真正移交给原告或者其主管部门市供销社，原告无法行使原有主要财产的经营管理权，部分职工的养老金和退休职工的待遇无法保障。市供销社、原告于2002年以被告贵港龙宝公司侵害财产权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作出（2002）贵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龙宝粮油公司等返还原告的房地产。龙宝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广西区高院作出（2003）桂民二终字第127号民事裁定，认为该案属于因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在对集体企业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起相关企业之间的纠纷，应由政府或所主管部门处理，市供销社和原告作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裁定撤销本院的（2002）贵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2004年1月13日，原告职工张志华等四十七人为了解决其公司隶属龙宝公司期间遗留的职工就业、安置和养老金缴纳问题又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龙宝公司支付原告职工张志华等四十七人2003年7月起至原告原有的人、财、物归还市供销社隶属管理之日止的退休金，本院作出（2004）贵民一初字第4-2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纠纷是基于政府改变原告隶属关系的行政行为产生，实质上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应由法院受理，应由政府与所属主管部门处理，裁定驳回原告张志华等47人起诉。 此后，被告再次组织工作组积极协调。2006年2月21日，经过原告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三次全会表决，同意市供销社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与丙方广西贵港龙宝公司、广西龙宝股份有限公司、贵港龙宝粮油有限公司、贵港龙宝养殖公司签订《处理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遗留问题协议书》（以下简称《处遗协议书》），同年3月31日，被告组织市供销社及原告与龙宝公司、龙宝股份公司、龙宝粮油公司、龙宝养殖公司签订《处遗协议书》，就有关房地产归还原告、原有职工安置、养老金缴纳问题达成了协议，但该《处遗协议书》在此后的几年中各方均未实际履行。2010年6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了七项诉讼请求，其中第3项请求为“判决贵港市人民政府赔偿起诉人在违法行政行为未全面纠正前，不应由起诉人承担的、起诉人已借款支付了的起诉人离退休人员部分养老金，以及部分下岗人员生活费1714468.76元。”经本院依法审查，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2010）贵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对原告的起诉不予受理，原告对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查，于2010年9月19日作出了（2010）桂立行终字第12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对该裁定仍然不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5日作出裁定，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2010）桂立行终字第12号行政裁定进行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8日作出（2012）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裁定，明确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并于2014年4月10日将再审裁定书送达给原告。 在原告对（2010）桂立行终字第12号行政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期间，被告又协调相关部门和相关公司进行磋商，并于2011年3月8日签订《处遗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一、原告按原协议付清购房款1187151元给龙宝公司等，双方所有债务终结；二、龙宝公司按原协议将应归还原告的房产进行移交；三、自返还房产后，原由龙宝公司等发放的原属原告的职工生活费，由原告自行负担。同月28日龙宝公司按《处遗协议》约定的座落于贵港市、解放路的17处房产全部移交原告。 另查明，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2172212元属于2000年10月至2003年6月期间，原告为了解决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资金以及公司的其他开支需要而以原告名义先后向杨枝孟、陶秋富等人所借的借款本息及应当承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的总额（其中本金513639.17元，利息1623671元，诉讼费、执行费34902，利息计至2014年2月28日止），并有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02）港北民初字第857号、（2003）港北民初字第390号、（2003）港北民初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予以证实。该三案的债权人杨枝孟等人于2003年申请港北区人民法院执行后，原告于2003年7月13日提出执行异议，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2014年2月25日，杨枝孟等人申请恢复执行，港北法院于2014年11月28日以（2003）港北执字第90-5号执行裁定，对原告位于贵城镇××路的的桂房证字第0006941号房地产予以查封。原告再次于2014年6月12日提出执行异议，港北法院至今尚未对查封的上述房产进行处置。2014年8月5日，原告以其所欠杨枝孟等人的债务是由于贵港市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及其不作为造成的为由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2172212元。2014年8月21日，被告以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超过请求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4年12月9日，市政府以所作决定与国家赔偿法要求不符为由，予以撤销，同日，被告作出贵政赔字［2014］1-3号行政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提起了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 再查明，原告对本院开庭前通知原告起诉时所列的第三人杨翔退出本案诉讼没有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并且其在庭审中也当庭表示只请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是否超过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二年赔偿时效；2、原告请求赔偿的217.2212万元经济损失与被告作出的35号文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贵港市政府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申请是否超过二年的赔偿时效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自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35号文之后，原告和市供销社市供销社自1994年4月18日起不断书面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要求纠正改变原告的隶属关系及明确原告资产归属等一系列问题，县级贵港市行政区划撤销升级为地级市后，被告承接了县级贵港市所有的行政管理职责，对原告和市供销社反映的问题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协调处理，原告为了维权也先后采取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组织职工上访信访等方式提出诉求，特别是在2010年6月22日向本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明确将其已借款用于支付其公司离退休人员部分养老金、部分下岗人员生活费的开支损失作为行政赔偿请求之一提出来，此后经过本院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及经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的（2012）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裁定，明确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上述第4号行政裁定于2014年4月10日送达给原告，在2010年6月至2014年4月这一期间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在（2012）桂行再字第4号行政裁定明确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后，原告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规定，向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被告提出赔偿申请，原告请求赔偿的时间应当从2014年4月10日再审裁定书送达给其之日起计算。原告于2014年8月5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显然，没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二年赔偿时效。被告作出的1-3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以原告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为由不予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经济损失与被告作出的35号文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本案属于原告对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即1-3号不予赔偿决定以及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并进行审查。如前所述，被告作出的1-3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以原告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为由不予赔偿，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原县级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35号文决定改变原告隶属关系的行政行为已被依法确认违法，但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2172212元属于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原告对外所欠的正当债务，而且该债务系原告为履行企业自身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法定义务及解决企业的其他开支需要所举的债务，与被告违法变更隶属关系的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该债务属于虚假、恶意诉讼产生的结果的陈述予以分析，可以得出该债务与被告违法变更隶属关系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关联。因此，原告在本案主张赔偿的2172212元借款本息损失并非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综上，被告作出的1-3号不予赔偿决定行政行为的理由虽有不妥，但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结论正确。原告主张的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果品食杂公司要求撤销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贵政赔字[2014]1-3号行政不予赔偿决定书及判令贵港市人民政府赔偿经济损失2172212元的赔偿请求。 原告预交的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至户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帐号：20--017301040003777。逾期不交也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金伟 审 判 员  廖赞军 代理审判员  方泽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