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37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淑兰，女，198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宇，天津敬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芳，天津芳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滨，男，198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天津第一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宇，天津敬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芳，天津芳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红霞，女，197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美玲，天津鼎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娟，女，196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诉人周淑兰、刘滨因与被上诉人高红霞及原审第三人张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28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淑兰、刘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到了该款项，上诉人周淑兰提交的证据显示该笔款项已经偿还完毕，且双方不存在利息约定。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发生法律意义上自认的证据效力。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双方约定了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借款合同，其并未对利率进行约定，视为没有利息，同时应当以双方在一审法院主持下的对账结果，作为本案定案的主要依据。高红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可借条真实性。微信聊天截屏能够确认上诉人欠付高红霞借款本金450000元，其中包括涉案借款100000元。2019年1月25日，周淑兰偿还了高红霞借款本金20000元，能够证明周淑兰、刘滨欠付高红霞涉案借款本金的事实。高红霞的举证可以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且已实际交付借款本金，周淑兰并未偿还借款。张娟述称：同意高红霞的意见。高红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周淑兰、刘滨共同返还高红霞借款本金10000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周淑兰、刘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红霞与周淑兰是朋友关系。2018年10月5日，周淑兰向高红霞出具借条，今向高红霞借款100000元，时间由2018年10月5日至2019年1月5日止，为期三个月，到期还款日前还清全部款项。周淑兰、刘滨对借条真实性认可，但否认收到过款项，认为自然人借贷是实践性法律行为，高红霞未提供转账记录，主张现金交付，但未提供收款的收条。高红霞陈述款项交付时间是2017年12月5日晚上，周淑兰、刘滨前往高红霞家中借款，高红霞及其爱人王立军在场，资金来源是证人王庆功向高红霞出借的100000元，本来借款是为了买房，因没有摇上号，将从王庆功处借来的现金又出借给高红霞，实际支付97300元，约定月息2.7%。高红霞还另外持有周淑兰出具的三张借条，分别是借款期间为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11月8日，金额为50000元的借条；借款期间为2017年11月5日至2018年11月5日，金额为100000元的借条；以及借款期间为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止，金额为200000元的借条。围绕该三张借条，高红霞亦一并起诉周淑兰、刘滨，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分别立案后一并移送到一审法院处理，一审法院分别予以立案，案号为（2020）津0116民初3633、3634、3635号。高红霞与周淑兰、刘滨存在多笔借款关系。银行流水显示，双方自2015年11月至2018年期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双方无争议的高红霞及其关联方向周淑兰、刘滨转款的数额为4151319元（双方对一笔向案外人30000元的转账存在争议），周淑兰、刘滨向高红霞转账4396579元。另外，高红霞主张还通过现金给付、信用卡借刷的方式向周淑兰、刘滨出借款项。对于前述无争议的款项往来，双方均确认系借款关系，但周淑兰、刘滨认为所还款项均是针对向高红霞借款的本金，其和张娟不存在借款关系，高红霞表示除了偿还自身的借款本金外，还包括利息，同时双方的往来流水中包含周淑兰、刘滨向张娟的借款，周淑兰、刘滨向张娟出具借条，但款项的出借、还款等履行均是通过高红霞完成。张娟于2019年3月6日起诉周淑兰、刘滨，要求返还欠款83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津0116民初23272号民事判决，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3民终1990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重审案号为（2019）津0116民初37093号，该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红霞和周淑兰通过微信聊天沟通还款情况，2018年12月10日高红霞向周淑兰发送前述借款期间2017年11月5日至2018年11月5日的借条后，周淑兰向高红霞提出“你还有几张啊，都给我拍过来”、“我记得我还差你40呢”、“我那有记录，我应该差你40”，后高红霞向周淑兰发送了案涉的4张借条，周淑兰表示收到了，未提异议。一审庭审中，高红霞表示双方对借款单笔结算，周淑兰还清后收回借条原件，周淑兰表示自己信任高红霞，每次都由高红霞自行销毁借条。2019年1月25日，周淑兰向高红霞转账20000元，2019年2月2日，周淑兰再次向张娟转账20000元。对此，高红霞和张娟确认第一笔20000元转款为周淑兰、刘滨偿还的欠付高红霞的借款本金，第二笔20000元为周淑兰、刘滨偿还张娟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高红霞和周淑兰存在多笔借款关系，借贷期间长，资金往来频繁，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应根据双方合同履行中的相关意思表示及相关法律规定为准。从双方的微信聊天来看，周淑兰确认其有记录，其自认欠付400000元，在高红霞发送全部欠条后，其未持异议，以上内容显示双方对借贷有其交易习惯，各自亦有记录，双方12月10日的聊天系根据交易习惯进行对账，该对账客观上反映了双方围绕借款关系的权利义务，系对于借款数额的结算。对此，一审法院审查中未发现该结算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周淑兰、刘滨亦未作相应抗辩，该结算可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但高红霞在交付借款过程中预先扣除了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借款数额应以实际交付为准，故本案涉及的借款数额应为97300元。对于周淑兰、刘滨所提该微信聊天记录不具有对账性质，周淑兰、刘滨随便说的等抗辩意见，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周淑兰、刘滨所提根据双方资金往来总额，周淑兰、刘滨无需还款的抗辩意见，该意见系建立在双方的借款关系不涉及利息及相关对价的基础上，从双方的合同履行过程及对账情况来看，该意见显然与履行事实及日常生活经验不符，不能成立。周淑兰、刘滨确认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分析，对高红霞主张的本案涉及的借款973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多余部分，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高红霞与周淑兰、刘滨围绕四张借条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虽然分别立案，考虑到案件的关联情况，一审法院作统一处理。对于张娟与周淑兰、刘滨的借贷纠纷，高红霞和张娟对于涉案相应款项进行了相应说明，双方之间的纠纷与本案具有独立性，可分别作相应审理。关于周淑兰、刘滨在2018年12月10日对账后所支付的两笔20000元，根据高红霞和张娟的意见，其中20000元属于周淑兰、刘滨偿还高红霞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按借款到期时间先后顺序在借款期限为2017年11月5日至2018年11月5日的借款中作相应扣减，对于另外一笔20000元不作处理，当事人可据实说明情况、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周淑兰、刘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高红霞偿还借款97300元；二、驳回原告高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62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223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周淑兰、刘滨是否应向高红霞偿还案涉借款。根据周淑兰与高红霞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周淑兰自认欠付高红霞400000元，在高红霞发送全部欠条后，周淑兰也未提出异议。因双方之间长期存在账务往来，聊天记录显示的对账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周淑兰向高红霞转账的行为证明周淑兰认可其与高红霞之间的微信聊天对账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数额应为实际交付的数额即97300元，并由周淑兰与刘滨共同偿还，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周淑兰、刘滨上诉所提相关理由，或与事实不符，或于法无据，本院依法均不予采信。综上，周淑兰、刘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32.5元，由上诉人周淑兰、刘滨各负担1116.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雷审判员  闫萍审判员  李浩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马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