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7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媛，女，198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伟（系张媛丈夫），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广兵，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国权，男，196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嘉伟，男，198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历，北京斐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希夷，北京斐石（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媛因与被上诉人钟国权、钟嘉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4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钟国权、钟嘉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明显遗漏了《股东会决议》以及（2016）粤0112民初280号案《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80号案调解书）等核心证据，也未查明该调解书作为400万元《借条》的附件等事实，该调解书作为附件的目的并非是钟国权、钟嘉伟抗辩的400万元借款的担保。280号案调解书作为400万元《借条》的附件主要是因为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地公司）需要支付款项正是张媛出借款项的一部分。钟国权、钟嘉伟辩称该调解书作为附件的目的系证明其有经济实力来偿还借款，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首先，根据调解书的内容，军地公司至2016年7月13日需要支付的金额接近150万元，该金额与250万元银行转账刚好构成这400万元借款的金额；其次，调解书的形成时间是2016年4月8日，是王君伟和军地公司达成合意的结果，张媛、钟国权、钟嘉伟、军地公司对该情况均知情，也正是因为钟国权、钟嘉伟知道张媛有200余万元的回款，所以才有向张媛借款的意向。因此双方在十天后签订《借条》，将调解书作为附件并签名；再次，400万元《借条》的出借时间是2016年7月，280号案调解书是2016年8月全部履行完毕，而400万元的还款时间是3年后的2019年7月，如果是提供担保或保证，理应要求以三年后资产状况的财产作为担保。二、一审法院未仔细审查王君伟与钟嘉伟的微信聊天记录，王君伟在聊天记录里多次强调过借款的金额，钟嘉伟从没有否认，也没有要求王君伟履行其“未完成的出借义务”。本案张媛出借金额巨大，且一半以上借款均是现金给付，现金的接收人、清点人均是钟嘉伟。出借款项到期后，张媛一方无法联系到钟国权，由王君伟与钟嘉伟微信和电话沟通，钟嘉伟对其担保人的身份非常清楚，所以在沟通过程中钟嘉伟对其父亲钟国权不正面处理案涉借款的事宜表示不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钟国权、钟嘉伟只认可250万元的借款，并在庭审过程中对张媛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认可，认为张媛提交的微信记录有删减，庭后未能提供微信记录删减的相关证据，才认可其真实性。在王君伟多次与钟嘉伟的沟通过程中，钟嘉伟始终未否认借款的事实。三、两份《借条》都备注：“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借条》都是在款项出借当天出具的。王君伟、钟国权、钟嘉伟及其财务人员梁某在王君伟的办公室商谈借款细节并形成书面的两份《借条》，随后钟嘉伟和梁某前往王君伟的家中找张媛签署《借条》，张媛在两份《借条》上签名后，两份借条继续由钟国权、钟嘉伟持有，直到钟嘉伟、梁某反复清点现金后，才将两份《借条》交给王君伟。两份《借条》具备收条的功能，且钟国权、钟嘉伟已经收到510万元现金、280号案调解书涉及的款项无需张媛再另外支付，所以钟国权、钟嘉伟在收到涉案款项后就将两份《借条》交给张媛，所以张媛无需就现金的交付再进一步举证。四、一审庭审时，钟国权、钟嘉伟严重违反法庭纪律，威胁张媛申请出庭的证人，打断证人梁某说话，一审法院均未予及时制止，恳请二审法院调阅2019年6月28日的庭审录像，核实、纠正上述违法违纪情况。五、一审判决将钟国权于2019年4月25日转账支付给王君伟的60万元认定为案涉借款的还款系认定错误。2019年初，在600万元借款即将到期的情况下，王君伟多次催促钟国权、钟嘉伟按约定时间偿还借款，但借款到期后，钟国权暂时无法筹集资金偿还借款，所以钟国权表示愿意给王君伟补偿其贷款的利息，因此在2019年4月25日向王君伟支付了60万元作为补偿款，该款与还款没有任何关系，钟国权在转账时才没有备注还款等字样。六、一审过程中，王君伟向一审法院说明510万元现金的详细来源，而且张媛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大量的大额现金存款流水和大额收入流水，证明张媛是具备资金实力和现金出借能力的。钟国权、钟嘉伟共同辩称，不同意张媛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应予以维持。理由如下：第一，280号案调解书所涉的军地公司偿还给钟国权的款项本金150万元及违约金利息、案件受理费等不是本案两笔借款的组成部分，钟国权起诉军地公司时对该公司享有债权。第二，张媛主张王君伟委托钟国权起诉军地公司的说法不成立。钟国权已转让债权给王君伟，王君伟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军地公司，而无需以钟国权名义起诉。第三，钟国权与张媛之间从未对调解书所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有过任何合意。第四，张媛称该调解书的本金系第二笔借款的组成部分，利息、违约金、案件受理费等为第一笔借款的组成部分，在时间顺序上不合常理，张媛意图拼凑借款金额。调解书所载明的款项，军地公司需分期偿还，在本案借条形成时以及借条所载明的各笔款项的出借时间来看，军地公司应偿还给钟国权的款项，不能够与本案两张《借条》所涉款项的出借时间一一对应。张媛从未以现金出借510万元，钟国权、钟嘉伟也从未收取510万元现金，张媛主张出借大额的现金，应对现金的来源、现金的保管、现金的出借过程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但张媛没有合理举证其存在大额现金来源，其称主要来源于字画交易，但并未对交易情况作明确说明及相应举证。而且张媛称现金积存时间逾半年，但是几百万的现金一直保管在无任何防盗措施的地下室，甚至地下室联通客、餐厅等公共区域，属于开放的状态，不符合常理。最后对于出借的过程，除了张媛一方自身陈述外，没有证人、视频、监控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张媛主张借条签订在先，银行转账及现金交付在后，其应当就出借过程承担积极的举证责任以表明完成出借，但张媛不能予以说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张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钟国权立刻向张媛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2.钟国权支付违约金50万元；3.钟嘉伟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钟国权、钟嘉伟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律师代理费采取风险收费的方式，具体金额以实际执行到账为准；5.钟国权、钟嘉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国权、钟嘉伟为父子关系，张媛与王君伟为夫妻关系。2016年4月19日，钟国权作为借款人、张媛作为出借人、钟嘉伟作为担保人签订两份格式一致的《借条》，第一份《借条》的内容包括：借款金额为6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6年4月19日至2019年4月19日，利率为0%，全部本息于2019年4月19日一次性还清，违约责任为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担保人愿意承担还清该借款的本息及违约责任，附件为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广州市富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第二份《借条》的内容包括：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6年7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利率为0%，全部本息于2019年7月13日一次性还清，违约责任为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五，担保人愿意承担还清该借款的本息及违约责任，附件为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广州市富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同日，张媛通过名下银行账户向钟国权名下账户转账250万元。2019年4月25日，钟国权通过转账方式向王君伟转账60万元。另查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以（2016）粤0112民初28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如下协议：“一、原告钟国权与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本案其余150万元的债权，原告钟国权不再向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主张。二、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分六次逐月偿还所欠原告钟国权款项本金15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2年2月13日起按借款协议约定的5%年利率计算，截至2016年4月12日合计利息462500元，2016年4月13日起的利息仍按年利率5%计算），2016年4月13日前的利息462500元与本金150万元平均分成六次逐月支付（即每月还327083元），2016年4月13日起的利息从2016年5月起每月随本金及原利息一并支付，具体还款时间和金额安排如下：1.2016年4月20日前支付327083元。2.2016年5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5208元合计支付332291元。3.2016年6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4167元合计支付331250元。4.2016年7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3126元合计支付330209元。5.2016年8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2085元合计支付329168元。6.2016年8月13日前支付327083元及当月利息1044元合计支付328127元。三、原告钟国权放弃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四、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于法院调解结案后五日内，一次性给予原告钟国权11万元延期支付借款利息的补偿。五、案件受理费18681元由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该原告钟国权已预缴，由被告广州市军地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在调解结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钟国权。”另，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以（2019）粤0104财保720号民事裁定，查封、冻结钟国权、钟嘉伟名下价值1050万元的财产。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张媛负担。张媛主张涉案借款1000万元的构成如下：第一张《借条》的600万元包括以下三笔款项：1.2016年4月19日通过现金方式向钟嘉伟交付510万元，交付情况如下：2016年4月19日上午，王君伟、钟国权、钟嘉伟及其财务梁某在王君伟位于番禺区南村镇上城国际1期2座1521室商谈借款方案并签署本案的两张借条，钟国权、钟嘉伟签署后，钟国权有事离开，要求钟嘉伟和梁某办理余下手续和收取现金，王君伟、钟嘉伟搭乘梁某分别开着自己的车去到张媛夫妇居住的番禺区××村镇××桂园××街36办理张媛的签名和收取现金事项。大约中午12点左右，王君伟领着两人来到，张媛当时在吃饭，王君伟给张媛介绍了两人身份，由钟嘉伟把借条拿给王君伟，让王君伟拿给张媛签名。王君伟指引张媛签完名后再将借条给回钟嘉伟，然后由王君伟引领钟嘉伟去到负一层比较隐秘的房间清点当时承诺支付的现金510万元。510万元款项分别放在了两个箱子里，一个灰色的较小箱子装了200万元，共20捆，每捆10万元，面值100元，分成两层，每层两排，每排5捆即50万元，一层共100万元，两层共200万元。清点完灰色箱子后，二人接着清点较大的粉色箱子，里面装了310万元共31捆，每捆10万元，面值100元，每层4排，每排4捆，底层一共装了16捆即160万元，上面一层共4排，其中一排缺一捆，共15捆即150万元，上层和下层合计310万元。清点完后，钟嘉伟先拉着灰色的箱子，王君伟在后面搬着抬至一楼客厅，由梁某保管。接着二人回到负一层，钟嘉伟拉着粉色的箱子，王君伟在后面搬着抬至一楼客厅，两个箱子拿完后由钟嘉伟让梁某再清点一次，当时张媛在客厅吃饭，清点完后钟嘉伟说无问题，梁某把签好的借条递给钟嘉伟再交付给王君伟，王君伟接过借条后交给张媛保管。钟嘉伟和梁某自行搬着两个装着款项的行李箱离开，约14时，王君伟告诉张媛因钟国权、钟嘉伟急需资金，让张媛下午提早转账250万元给钟国权账户。张媛于当天下午提早转账250万元至钟国权账户，差不多两个星期后钟国权两个箱子送还至张媛家；2.280号案调解书中的调解协议第二项利息478128元，第四项11万元，案件受理费18681元，三项合计606809元；3.差额293191元为钟国权转让了军地公司的部分股权给王君伟，因而支付给王君伟的好处费。第二张《借条》的400万元包括转账250万元和280号案调解书中的调解协议第二项本金150万元。张媛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钟国权与军地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及王君伟与钟国权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各一份，拟证明王君伟作为军地公司的隐名股东委托钟国权代为起诉，钟国权收取款项后应转交给王君伟，王君伟无需钟国权转交而是把调解书应收取的款项作为借款；2.张媛名下银行账户流水明细清单五份，拟证明张媛平时有大量现金存款的习惯；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若干，其中张媛与钟嘉伟的对话内容包括张媛称“我是很急很急等着这笔资金”，钟嘉伟回复称：“好的”、“我觉得我老豆有病”、“所以你知道我跟他沟通有几辛苦未”，拟证明钟嘉伟一直承认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4.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一份；5.用于交付现金510万元的行李箱两个。钟国权、钟嘉伟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钟国权跟军地公司的债务纠纷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认为尽管张媛有大量现金存入交易也无法证明其出借本案510万元现金，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但认为钟嘉伟没有直接承认涉案借款的金额，对借款的具体构成不清楚；对证据4不确认，认为相关费用并未产生；对证据5未见过。钟国权主张涉案借款金额仅为250万元，且已经偿还60万元，认为钟国权虽然于2014年10月26日将军地公司的债权合计5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凌艳琚，但凌艳琚于2017年6月才支付完所有对价，故钟国权在2017年6月前依然对军地公司享有债权，故张媛称其委托钟国权代为起诉因此产生280号案调解书的事实不属实，并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及银行交易流水各一份。张媛不确认上述60万元款项为还款，认为属于钟国权因未能及时清偿本案对张媛的补偿款，对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一审诉讼中，张媛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和王君伟为朋友关系，经常往来，有一次和钟国权交谈中，钟国权承认向张媛借款1000万元；证人许某出庭作证称，其和张媛是关系要好的朋友关系，一周都会见面两次，其只认识钟嘉伟，经常和钟嘉伟一起喝茶，约于2019年年后，三人在聊天时听到王君伟向钟嘉伟说最近打电话给你父亲也不接，让钟嘉伟帮我催一下其父亲什么时候向王君伟还1000万元，钟嘉伟就回应称回去帮王君伟跟进一下，并无确认欠王君伟1000万元；证人符某出庭作证称，其和王君伟为朋友关系，经常一起吃饭，大概在去年下半年时，其和王君伟、钟国权三人一起吃饭，有听过到钟国权称借款要迟点还，但是具体金额不知道；一审法院传唤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称，其是钟国权、钟嘉伟的富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工作有十几年至今，认识王君伟，不认识张媛。去王君伟家前，钟国权开车和其一起去王君伟公司签订借条，双方签订了600万元的借条，出借人为张媛，张媛没有在借条上签名，借条是王君伟准备的，签署借条后就去王君伟的家，其不记得是坐王君伟的车还是钟嘉伟的车，也不记得钟嘉伟开什么车，王君伟的家是别墅，大概两层左右，不清楚房屋是否有地下室，其和钟嘉伟去王君伟的家签完合同就走了。王君伟的别墅有个花园，进去房屋后只有张媛一人，没有在吃饭，其见到王君伟把刚才签订的借条给张媛签名，张媛签完名后由其保管借条，随后其乘坐钟嘉伟的车离开，从其踏进王君伟的家到离开大概十多分钟，时间大概是午餐之后，约2点左右，离开后其回到永福路的办公室。张媛对证人李某、许某、符某的证言予以确认，认为证人梁某的证言因收到钟国权的干扰不可信。钟国权、钟嘉伟对证人李某、许某、符某的证言认为不可信，因三人与张媛关系要好，具有利害关系，均为传来证言；对证人梁某的证人予以确认，认为其出庭并非其方申请，属于当庭传唤，其朴素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应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借款本金金额问题。首先应从张媛主张的1000万元借款的三部分构成逐一分析，即转账、现金及涉280号案调解书调解协议的款项。其一，1000万元中的转账250万元。张媛对此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钟国权对该款项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二，1000万元中的现金510万元。张媛主张现金510万元为2016年4月19日当天由丈夫王君伟领着钟嘉伟及证人梁某到其番禺的别墅地下室用两个旅行箱交付，并主张**时因出售字画有大量现金，涉案510万元用了半年时间积累存放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钟嘉伟及证人梁某对收到现金510万元不确认。尽管钟国权、钟嘉伟已经在涉案的两张《借条》签名确认共向张媛借款1000万元，但张媛主张510万元现金的交付是在《借条》签订之后，因此钟国权、钟嘉伟签署《借条》并未能证明张媛已经履行交付全部借款的义务，故张媛仍需对已经交付510万元现金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张媛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均与张媛有利害关系，且都属于传来证据，并未亲眼所见涉案510万元的交付经过；微信聊天记录中钟嘉伟作为现金510万元的实际接收人亦无直接确认借款金额，而是要向钟国权转告；张媛对510万元现金的来源亦未能作出合理说明，综上，一审法院对张媛该主张不予采信。其三，涉280号案调解书中调解协议的款项。张媛主张该调解书为王君伟委托钟国权作为该案张媛起诉军地公司，调解书中军地公司需向钟国权履行的义务应向王君伟履行，但未能提供任何关于委托的证明，尽管280号案调解书作为《借条》的附件，但《借条》中亦无明确借款的组成包括调解书所涉款项，相反，钟国权能举证证明其在280号案调解书作出期间仍然对军地公司享有债权，故一审法院对张媛主张涉案借款的构成包括280号案调解书的款项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钟国权、钟嘉伟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认定涉案借款本金金额仅为通过转账支付的25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钟国权、钟嘉伟的还款情况问题。张媛对钟国权于2019年4月25日通过转账方式向王君伟转账60万元的款项不认同为涉案借款的还款，主张属于补偿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张媛该主张不予采信，认定钟国权已经对涉案借款偿还60万元，剩余未还本金金额为19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为张媛主张的违约金、律师费、保全费是否成立的问题。其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张媛主张违约金按《借条》约定的借款总额的5%的计算标准没有超过上述规定，应予支持；钟国权、钟嘉伟主张还款60万元是在借款期限内偿还，故按250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应按190万元的5%计算违约金的抗辩意见，合情合理，故钟国权应向张媛支付违约金9.5万元（计算公式：190万元×5%）。其二，张媛主张的律师费按实际执行到账的金额为依据，亦无提交证据证明该项损失，由于张媛主张该项费用属于尚未产生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调处，张媛可待实际产生后另行向钟国权、钟嘉伟主张。其三，张媛主张的诉讼保全申请费符合双方于《借条》的约定，亦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四为钟嘉伟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张媛主张通过转账交付的250万元借款属于第二份即借款期限从2016年7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的金额为400万元的《借条》项下借款，该《借条》约定的担保期间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属于约定不明，故250万元借款的保证期间应从2019年7月13日起算两年，张媛的主张显然未超过保证期间，故钟嘉伟应当对钟国权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钟国权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媛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二、钟国权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媛支付违约金95000元；三、钟国权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媛支付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四、钟嘉伟应对钟国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张媛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800元（张媛已预付）由张媛负担68688元，由钟国权、钟嘉伟负担16112元。二审期间，张媛提交了以下证据：案外人广州市亮之源电器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广州市亮之源电器有限公司与汕头市建安（集团）公司签订的《万菱汇商场室内LED投光灯供应及安装工程合同文件》《万菱汇商场负一层至负三层LED灯带供应工程合同文件》《请款函》多份以及百度百科搜索王君伟的网络资料。钟国权、钟嘉伟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钟国权、钟嘉伟对张媛提交的证据，确认广州市亮之源电器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他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张媛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反映其于2016年2月6日在银行存入现金185万元、3万元。在王君伟与钟嘉伟的微信聊天中，王君伟在语音短信中谈及“律师费要收30%，即是300万”“你现在是借了1000万元”等内容，但没有形成书面文字，钟嘉伟对此表示会和钟国权谈一谈。关于现金510万元来源，张媛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为，大额现金是因其丈夫王君伟做字画生意，平时家中有现金一两百万元；案涉现金500余万元是因为当时年前有一笔字画生意而又临近过年，现金比较多；其陈述王君伟的字画生意没有做账，但当庭陈述了2015年国庆前后卖出字画的大致情况；对一审法院当庭询问是否可当庭通过视频方式展示地库和现金，张媛回答因疫情原因，家中没有大额现金，仅有几万元。二审中，张媛陈述现金来源于王君伟的字画买卖和材料款结算。关于《借条》借款的组成，张媛在二审庭询中陈述，400万元的《借条》约定款项交付时间是2016年7月，因为王君伟委托钟国权起诉军地公司的债权，到当年8月才全部到期，但由于钟国权表示急需资金，故当天下午提早交付400万元借款中的250万元，钟国权承诺以1000万元借款金额的差价约20多万元作为张媛提早支付借款的报酬。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借款1000万元是否已经实际交付；2.钟国权是否已经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关于焦点1，案涉借款1000万元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的问题。张媛主张已经交付借款1000万元给钟国权、钟嘉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媛对其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张媛提交了25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钟国权、钟嘉伟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部分款项已经交付，处理正确，本院予以认可，并认定关于250万元的借款关系成立有效。（二）对张媛关于借款510万元以现金交付的主张。第一，张媛提交了《借条》两份，该两份《借条》中写明“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张媛据此认为借款已经全部交付。但是张媛陈述签署《借条》后才交付现金510万元，可见《借条》签署时款项并未实际交付，故《借条》不足以证明借款已经交付的事实，张媛仍需要举证证明其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第二，以现金510万元的方式交付借款，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甚相符，虽然不能否认该交付方式的可能性，但张媛应对其现金来源、交付过程承担举证责任。从其在一审中陈述的现金来源看，张媛的现金是来自王君伟的字画交易收入，交易金额达数百万元，但张媛没有出示任何王君伟进行字画交易的凭证予以证明，也没有任何账目予以记录，张媛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张媛陈述因临近过年故现金较多，但其主张的现金交付时间是2016年4月份，距离当年春节（2016年2月8日）时间已经两个月，该陈述的时间节点不相符；且如该款项是过年前已经收取，而张媛于2016年2月6日在银行存入现金185万和3万元，却继续留存510万元现金在家中，也与常理不相符。另，张媛在一审中主张其有大量现金存款并提交了存款记录，恰好证明其有将现金存入银行的习惯，与其陈述家中留存大额现金近半年时间的内容相悖。而二审中，张媛陈述现金来源于王君伟的字画交易和材料款结算。首先，该陈述与一审陈述不相一致；其次，关于王君伟字画交易一说，张媛仍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再次，张媛提交了案外人广州市亮之源电器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和对外签订的工程合同文件、请款函作为证据，但该组证据并未反映张媛或王君伟与该公司的关系，合同及请款函也无法证明其收取了现金材料款，故不足以印证其关于现金来源的主张。第三，如果张媛所主张的交付现金510万元属实，其在交付现金时，可以通过在《借条》中补充说明，另行出具收款凭证，或者当场拍照等方式，从而保留其已经交付款项的证据，但张媛未能提交该等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无法采信其意见。第四，微信聊天记录中，王君伟在文字短信中并未提及欠款金额，仅在语音短信中谈及金额，钟嘉伟并非借款人本人，且其对此均未直接确认借款金额，故仅依据语音短信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张媛已经交付包括现金510万元在内的借款1000万元给钟国权。（三）对于张媛关于双方约定将280号案调解书所涉款项转为案涉借款的主张。第一，280号案调解书中确认了钟国权对军地公司享有的债权，故该债权应由钟国权行使。第二，张媛主张王君伟已经受让了钟国权的股权，钟国权是受王君伟委托行使前述债权，张媛为此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但该组证据仅证明了王君伟受让了股权以及股东会确认王君伟参与了（2016）粤0112民初280号案件的协商调解，但不足以证明张媛与钟国权协商将280号案调解书中的债权转化为其两人的借款。第三，就借款组成而言，张媛在一审中陈述400万元的《借条》中，包括了转账250万元和280号案调解书中第二项本金150万元，在上诉状中却称由转账250万元及截止至2016年7月13日280号案调解书中应付的款项组成；而本院计算该调解书中截止至2016年7月13日应付的款项为327083+332291+331250+330209，约130余万元，无法组成400万元的借款。另一张《借条》中的借款组成中，除了510万元的现金和280号案调解书所涉的部分款项外，有差额部分20多万元，对该差额部分，张媛在一审中陈述是钟国权因转让军地公司股权给王君伟而支付给王君伟的好处费，二审庭询中则陈述是提早交付400万元借款中250万元的报酬。可见，张媛在一审、二审中对款项组成的陈述不一致，且均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主张，故本院无法采信其意见。第四，《借条》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以280号案调解书作为附件，也未在其中约定将该调解书的债权转化为《借条》中的借款，现仅凭280号案调解书附于《借条》之后并在骑缝处签章，不足以认定280号案调解书中钟国权的债权与本案的关联性。王君伟认为其受让了钟国权的股权，280号案调解书中的权利应由其享有，与本案借款合同没有直接关联，王君伟可另行主张其权利。至于证人证言方面，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证人证言为本案定案依据，张媛关于证人证言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本金金额为通过转账支付的25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2，钟国权是否已经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的问题。张媛主张该款是钟国权同意支付给王君伟用于补偿其贷款的利息，对此张媛未提交王君伟因为贷款产生了利息损失的证据或者其他王君伟与钟国权协商的书面证据予以佐证，钟国权对此也不予确认，故张媛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钟国权已经偿还本金6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张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800元，由上诉人张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