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529民初114号 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男,1941年1月20日生，汉族，公司职工，住红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海，云南谣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原驰，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男，1966年7月10日生，汉族，公司董事长，住红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煜峰，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蕊迪，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红河县迤萨镇东兴街。 法定代表人：高玉华，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晓怡，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与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海、刘原驰，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煜峰、钱蕊迪，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玉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晓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03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为无效协议，并责令被告返还原告股权314股（原告自愿返还股权转让费23550元给被告）。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8年，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原国有企业红河县百货公司改制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有股东44名，股本778000元，每股100元，共计7780股（其中国有安置资金686199.94元，个人入股现金91800.06元）。原告为原国有企业红河县百货公司职工，改制后成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2003年，时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高玉华，找到原告等人，说现在公司经营不景气，没有前途，发展下去可能会倒闭。公司董事长刘丽辉会将公司搞垮，她要变卖财产。还说只要把股份卖给他，他要办幼儿园，安置职工子女，到时候大家可以回来上班等等。并采取欺骗、恐吓、吓唬及请客吃饭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叫大家支持他。利用其董事身份，在没有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情况下，就私下以每股75元的价格向原告收购股份，还说其余25%等以后会想办法补偿他们。但是被告从来没有按照其承诺履行。所以，从2007年起，原告就向上级有关部门多次反映，要求给予解决，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2014年11月21日，因为红河县工商局要办股权登记，原告才从红河县工信局知道，被告已于2004年3月5日单方到红河县公证处办理了（2004）红证字第××号公证书。通过向原董事长刘丽辉咨询，才知道我们私下转让股份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因此，被告私下向原告收购股份的行为及签订《股权转让证书》，违反了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所以是无效的。被告于2004年3月5日单方面到红河县公证处的行为，违反了公证法及办理公证的相关程序规定，其内容违反了公司法和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定，也是无效的。 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辩称，1、原告请求判决双方于2003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与我于2003年12月2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证书》，并按照股权转让证书的内容履行了各方的义务，原告要求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存在时效中断、延长、中止的情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2、我与原告2003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合法有效，双方已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1）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顺应国有企业改制的热潮，并就改制后公司的运营模式召开了股东大会，并依据国家法律及相关指导政策的规定，形成了公司实行控股经营的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形成后，公司股东纷纷根据决议的内容向我转让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该次股权转让系转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股权转让的行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属于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2）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的行为适用1999年12月25日第一次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评判。我与原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于2003年12月27日，此时适用的是1999年12月25日第一次修正后实施的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我与原告在2003年12月27日转让股权时均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基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公司的全部出资全部转让给我，符合当时公司法的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判决驳回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由本诉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述称，要求判决第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以及本诉的诉讼费用由本诉原告承担。本案中，股权转让发生在股权转让和股权受让之中，本诉原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全部内容，原告认为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但是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引用的公司法是1999年的公司法，而公司章程也要符合公司法，如果公司章程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则公司章程的效力则是待定，希望法庭予以查明。原、被告双方在当时推进国有制改革，所以本着自愿的原则进行了股权转让，并且被告支付了原告对价，第三人认为双方的行为真实有效。 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03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有效。2、反诉被告协助反诉原告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3、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事实及理由：我与反诉被告同为红河县东兴百货公司股东。2013年，反诉被告欲将其持有的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我。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后，2003年12月2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证书》。双方约定反诉被告将其持有的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314股的股权，按每股75元，共计23550元的价格转让给我。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证书》当天，我已按约定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反诉被告，并向反诉被告出具收款收据。我与反诉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合法有效，且我已按照《股权转让证书》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履行了股权受让方的付款义务。但作为本次股权转让方的反诉被告却迟迟未协助反诉原告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辩称，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反诉原告承担。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是无效的协议，按照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六项第十二条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现金股份，但是必须经过股东会的同意，由公司收回之后再进行流转，国家安置股是确定不能转让的。现在转让的股份包括了现金股和国家安置股。现金股的转让并不具备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并没有收回公司后就出现了流转，所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反诉原告与我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国家安置股一并转让，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所以是无效的，国家安置股属于国家给予的福利，给职工所持有，是为了解决职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所以用股份的形式进行分配，是明令禁止转让的。双方在没有经过股东会，也没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就转让，所以转让协议无效。反诉原告和反诉被告签订股权转让证书是2003年，我认为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若协议是有效的，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履行股权转让登记的行为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应该从实体上解决，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再进行诉讼时效的考量，所以应该依法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方的第一个诉讼请求事实上是本诉第一个诉讼请求的答辩。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则反诉的第一个诉讼请求也得不到支持。综上，反诉的理由是不成立，反诉原告提出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如果法院判决支持本诉的诉讼请求，则也不存在协助办理工商登记，也没有必要提出反诉，所以反诉是不成立的。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述称，我方意见和本诉的答辩意见是一致的。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本诉部分的争议焦点是： 1、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是否有效？ 2、原、被告双方所转让的股权被告是否应该返还？ 反诉部分的争议焦点是： 1、反诉是否成立？ 2、若反诉成立，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是否有效？ 3、若反诉成立，反诉被告是否应该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手续？ 本诉部分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对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明： 第一组证据：《身份证》复印件1份，欲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欲证明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现金股，但必须通过董事会同意，先由公司收回后再转让，受让人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后才能享有股权，且国家安置股不能转让。 第三组证据：《公司股权设置情况表》复印件1份，欲证明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本设置为国家安置股和现金出资股两部分。 第四组证据：（2004）红证字第××号《公证书》复印件1份，欲证明高玉华单方面到红河县公证处办理公证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内容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公司章程的三性均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公司股权设置情况表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认为公证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公证书的合法与否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合法与否。 经质证，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身份证》复印件1份，欲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 第二组证据：1、《内资企业登记基本信息》复印件1份，欲证明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2、《东兴百货公司控股经营决议》复印件1份，欲证明按照公司控股经营的决议，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份。3、经贸局《证明》复印件1份，欲证明公司决定控股经营，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份的事实已得到了县经贸局的认可。4、《股权转让股东名册》复印件1份，欲证明被告向公司股东受让股份的情况。5、《调查笔录》复印件3份，《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欲证明被告是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进行的股份转让，程序合法有效，政府部门派人参加会议并进行政策指导。6、《调查笔录》复印件2份，欲证明公司的股东按照公司决议将自有股份转让给被告，且得到公司认可的事实。7、《股权转让证书》复印件13份，欲证明原、被告在2003年12月27日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合法进行股份转让的事实。8、《收据》复印件13份，欲证明被告（本诉原告）按照约定时间将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原告（反诉被告）的事实。9、高玉华与案外其他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复印件4份，欲证明高玉华除向原告（反诉被告）受让股权外，还向案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受让过股权。10、《意见》复印件1份。欲证明刘丽辉已经明确告知各位股东控股经营的最终决定。 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看不出股东变更的情况。对证据2认为该决议是违法的。对证据3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控股经营的决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其证明效力是不成立的。经贸局同意与否都不能证明转让行为有效。对证据4认为转让股份的事实是存在的，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合法性。对证据5、6调查笔录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7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公证时本案的原告没有到场。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所要证明的目的，并不是政府支持就是合法有效的转让行为。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认为复印件的抬头是各位股东，而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的原件抬头处已经破损，抬头无法确认，破损的原件无法确认抬头是各位股东还是部分股东的具体名字，真实性无法确认。 经质证，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第一、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未提供证据。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证人刘丽辉的《询问笔录》原件1份。2、证人李桂芝的《询问笔录》原件1份。3、被告高玉华的《询问笔录》原件1份。4、红河县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1份及从红河县公证处调取的《股权转让证书》复印件13份、《红河县经济贸易局证明》复印件1份，《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经营决议》复印件1份。5、从红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2月20日的《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6、从证人刘丽辉处调取的公司章程后所附的《股东签名表》原件1份。7、红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1份。 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高玉华所述的公司改制和进入公司的情况、高玉华收购股东股份的情况属实，对其余所述认为不是事实。对证据4认为《股权转让证书》上的字虽然是原告自己签的，但是其形式不合法。《红河县经贸局证明》对其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形成控股经营的决议不符合实际，《控股经营的决议》不真实。对证据5、6、7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对证据1、2认为证据来源合法，但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4无异议。对证据5不予认可。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股东签名，时间被遮盖，该签名没有表决内容。对证据7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证据1、2的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4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表决的程序有问题，对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并没有记载，也看不出表决的情况；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7无异议。 经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申请，本院委托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从红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2002年2月20日的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的《股东签名表》复印件与《股东签名表》原件进行了鉴定，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云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第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1份及《鉴定费发票》原件1份。 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对《鉴定意见书》第1、2项无异议，对第3项有异议，对第4、5项无异议；对《鉴定费发票》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对《鉴定意见书》第1、2项有异议，对第3项无异议，对第4、5项有异议；对《鉴定费发票》无异议。 经质证，第三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的质证意见一致。 针对本诉部分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对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合法性本院在下文进行评判。第三组证据可以证明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2004）红证字第××号《公证书》，系公证机构制作，对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由于是高玉华单方到红河县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中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信息》，可以证明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对《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经营决议》，由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红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也未查找到相关的会议材料，故对控股经营决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红河县经济贸易局证明》，系行政机关所出具，对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股权转让股东名册》可以证明公司股份转让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调查笔录》及《情况说明》，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股权转让证书》、《收据》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03年12月27日进行股权转让及支付转让费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高玉华与案外其他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及《意见》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评判。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1、2、3中的刘丽辉、李桂芝及高玉华的《询问笔录》，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对证据4中的《情况说明》及《股权转让证书》，可以证明原、被告转让股权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红河县经济贸易局证明》，系行政机关所出具，对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经营决议》，由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红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也未查找到相关的会议材料，故对控股经营决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对证据5和证据6，经鉴定，证据5中的《股东签名表》复印件上的“2002年2月20日”，是利用证据6《股东签名表》原件粘贴经激光打印机打印的“2002年2月20日”纸条进行第一次复印，然后加盖“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印文，最后进行第二次复印形成。故对证据5、6本院将结合公司章程进行综合评判。对证据7，是红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查找材料的情况说明，本院予以采信。 对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系具有合法鉴定资质的机构按鉴定程序作出，该两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反诉部分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所提交的证据以及质证意见均与本诉部分一致。 针对反诉部分被告（反诉原告）及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的认证与本诉部分一致。 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国有企业红河县百货公司成立于1985年3月25日，根据有关国企改制精神，1998年公司开始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为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类型为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2月20日，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2003年9月16日，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形成了控股经营的决议。孙祖明及高玉华均系该公司股东。2003年12月27日，高玉华与孙祖明签订了《股权转让证书》，以每股75元的价格向孙祖明购买股权314股，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3550元。双方转让股权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情况没有进行过变更。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多次组织调解，并邀请了红河县国土局、房屋征收安置办等部门人员参与了调解，但由于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 另查明,孙祖明等十七人（即﹝2016﹞云2529民初113-125号案件原告）曾于2015年2月16日就同一事实及理由共同向本院起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5）红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高玉华不服提起上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孙祖明等十七人撤诉，然后又分开作为13件案件分别起诉。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及各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本案作如下评判： 本诉部分： 一、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债权请求权。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是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所以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适用1999年公司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14年2月17日修正）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原、被告双方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03年12月27日，该段时间内实施的是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现行的是2013年12月28日修正的公司法。因此，对于此前发生的行为，应当适用行为当时的法律进行评判，故本案应当适用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公司法。 三、关于《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第十二条规定是否有效的问题。 1、关于现金出资股能否进行转让的问题。《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第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现金出资股。但必须通过董事会同意，先由公司收回后再转让，受让人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后才能享有股权。国家安置股不能转让”。本院认为，公司章程是股东依据公司法制定的以设立公司为目的的自治性规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合同性，应当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条件，对公司章程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应当依据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来评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二款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二条将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在要“必须通过董事会同意，先由公司收回后再转让，受让人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后才能享有股权”。本院认为，由公司先收回股权，本质上产生与股东退股同样的法律后果，构成了法律上的退股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因此，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只能依法转让给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不能退股。《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的该项规定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2、关于国家安置股能否转让的问题。《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了国家安置股不能转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因此，国家安置股转到股东个人名下后，股东就享有合法的股权，就具有了依法进行实体处分的权利。《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安置股不能转让”，该规定属于对国家安置股的禁止转让条款，限制了股东对其持有的股份进行实体处分。对股东股权转让的禁止，造成股东无法转让股权，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股权自由转让的基本原则，剥夺了股东的股份转让权，导致股东的股权无法流通。因此，该项规定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四、关于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是否有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在起诉状中称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采取欺骗、恐吓等手段向原告收购股份，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证书》记载：“本人系红河县东兴百货有限公司股东，拥有股本数314股，按每股75元转让，共计人民币23550元”，并由孙祖明、高玉华双方在转让人和购股人栏内签字，注明了转让日期，已经具备了合同成立的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与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双方所签的《股权转让证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股权转让证书有效。 五、关于原、被告双方所转让的股权被告是否应该返还的问题。 如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与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双方所签的《股权转让证书》有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证书》后，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已经按照《股权转让证书》的约定，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费用23550元，双方股权转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反诉部分： 一、关于反诉是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提出的反诉与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提出的本诉均是基于股权转让的事实而产生，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及同一事实，反诉与本诉有牵连关系，所以反诉成立。故对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要求确认与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所签的《股权转让证书》有效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反诉被告是否应该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手续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股东转让股权后，办理变更登记属于公司的义务，而不属于转让人的义务。因此，（反诉原告）高玉华提出的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鉴定费的负担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鉴定意见及本案实际情况，鉴定费9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负担。由于鉴定费是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在13件案件中同时申请鉴定所产生，故该费用本院在（2016）云2529民初113号案件中一并处理，在（2016）云2529民初114-125号案件中就不再处理。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12月25日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与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双方于2003年12月27日所签的《股权转让证书》有效。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孙祖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高玉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孙绍云审判员李文超人民陪审员白建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杨        海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