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28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崇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3MA1XUYW33E，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锡沪东路6-2119。法定代表人：贡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久雪，江苏易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蓓，江苏易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军，男，1956年7月1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杜丹江市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生，江苏雅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莹，江苏雅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崇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泽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国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0）苏0213民初10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崇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张国军与其签订委托服务合同约定，张国军全权委托其将委托物品依法送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进行展览、展示或市场销售活动，具体方式、时间、地点等由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全权予以确认。合同签订之后，其于2019年8月25日将案涉藏品送至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保利公司），并与之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委托拍卖合同约定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的拍卖日期、拍卖场次、拍卖地点及拍卖图录中作内容说明等事宜拥有决定权，其无权干涉。北京保利公司于2020年10月举办“保利义乌2020金秋艺术品拍卖会”并在此拍卖会上拍出了案涉2号藏品“粉青釉暗刻双耳尊”，张国军参与了整个拍卖的过程，当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已履行了合同约定，不存在违约事实。2.委托服务协议约定其挑选2件藏品送至北京保利公司，并非3件，也没有明确是哪2件藏品，其挑选的是1号和3号藏品，2号藏品不在此列。综上，一审法院以案涉藏品实际为保利义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义乌公司）拍卖认定其违约，判令其退还服务费用及赔偿2号藏品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张国军辩称，1.双方确定挑选两件藏品送至北京保利公司进行拍卖，后崇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柳伟又联系其表示再出3.5万元就可以将剩余的藏品也送到北京保利公司进行拍卖，双方最终确定的是3件藏品委托拍卖。2.双方约定的是藏品送至北京保利公司进行拍卖，但崇泽公司却将藏品送至保利义乌公司拍卖，明显违反合同约定。依照合同约定，如无法上拍，崇泽公司应返还所有服务费。3.因崇泽公司原因导致其无法拿回2号藏品，崇泽公司应赔偿其损失。崇泽公司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利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国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崇泽公司返还服务费10.5万元，赔偿100万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张国军系3件藏品：1大清乾隆年制款粉彩博古花卉纹葫芦瓶底座、2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3大清乾隆年制豆青釉葫芦瓶的所有人。2019年8月8日，张国军与崇泽公司签订委托服务合同1份，载明张国军为委托方、崇泽公司为受托方，服务期限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9月8日，张国军委托崇泽公司将委托物品依法送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进行展览、展示或市场营销活动，具体方式、时间、地点等由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全权予以确认，崇泽公司对张国军所委托物品不鉴定不估值，委托物品送于崇泽公司指定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保留价由张国军自行确定，张国军应于协议生效之日支付崇泽公司送交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进行展览、展示、文物营销活动的委托服务费7万元，挑选两件藏品送至北京保利公司进行拍卖，若无法上拍所有费用和藏品全部退还等内容。张国军将3件藏品交给崇泽公司，并支付服务费7万元。后张国军又与崇泽公司约定3件藏品均送北京保利公司进行拍卖，并另支付了服务费3.5万元。2020年10月25日，保利义乌公司在保利义乌2020金秋艺术品拍卖会上将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以2万元拍卖成交，其余2件藏品已交还张国军。上述事实有委托服务合同、付款记录、成交确认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诉讼中，张国军申请对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的价值进行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表示没有实物，无法评估。一审法院认为，委托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双方均明确藏品应送至北京保利公司进行拍卖，而实际由保利义乌公司进行拍卖，故崇泽公司系违约，一审法院对张国军要求崇泽公司返还服务费10.5万元予以支持。因崇泽公司违约，且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已经被拍卖无法返还，张国军有权要求崇泽公司赔偿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的损失，但张国军无法证明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的价值，仅凭截屏图片亦不能证明崇泽公司工作人员柳伟曾在朋友圈展示过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的保留价为21万元的委托拍卖合同，且该藏品已经拍卖以2万元成交，故一审法院认定崇泽公司应赔偿张国军2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崇泽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张国军服务费10.5万元，并赔偿2万元；二、驳回张国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17.5元，由张国军负担7391元，由崇泽公司负担1026.5元。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崇泽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崇泽公司工作人员与张国军儿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备注“北京保利张”），其中2019年8月12日“北京保利张”说，“我看义乌仲夏的拍品已经出来了，咱们送进去之后，网上的拍卖信息能更新吗”，崇泽公司人员说，“上不了下一场，但是在这个预展中的话，我可以帮你安排进去，等于多一次展览，多一次交易在里面”，“我叫你父亲，或者说叫你本人过来，我要过去的，大家碰头，然后如果能签就立马签到，签不了就解除合同吧”，并发送收款信息。“北京保利张”说，“我付到公司账户还是老板个人”，用以证明张国军和其儿子在看过义乌保利仲夏拍卖会并确认其能将藏品送至保利义乌公司后，才付清委托合同的余款，系二人主动要求送拍至保利义乌公司。2.有关保利义乌2019仲夏艺术品拍卖会网络信息，载明拍卖公司为“北京保利”；案外人委托其与北京保利公司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及保利义乌公司成交确认书3份，载明拍卖会名称为保利义乌2019仲夏艺术品拍卖会，用以证明保利义乌2019仲夏艺术品拍卖会由北京保利公司举办，最终的成交确认书由保利义乌公司出具属于惯例。至于为何提交的是2019年而非2020年的场次，崇泽公司解释说因为疫情原因，2020年的拍卖场次少，网站没有做这一场。3.崇泽公司工作人员与张国军（微信名飞翔快乐）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10月19日，张国军说“已买好去义乌的车票，希能早点拿到拍卖图录”，并发送了车票购买记录的截图，用以证明张国军一直知道并确认委托其将藏品送至北京保利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利义乌公司的情况。4.企查查上查询的北京保利公司股权架构图打印件，载明北京保利公司持有保利义乌公司100%股权，用以证明保利义乌公司系北京保利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张国军质证认为，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是对方的工作人员柳伟与张国军本人的聊天记录，当时柳伟说去义乌拍卖是多给一个机会，其觉得多一个机会总是好的，但认为最终还是要到北京去拍卖的。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不能证明北京保利公司与保利义乌公司是一回事。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当时张国军确实去了义乌。证据4，不能证明北京保利公司有权将藏品交由保利义乌公司处置。二审另查明，一审中张国军提供崇泽公司人员柳伟与北京保利公司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正面照片1张，载明案涉三件藏品的保留价为32万、21万和52万元，其陈述上述照片为柳伟发在朋友圈，其保存下来的。一审中崇泽公司提供柳伟与北京保利公司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正面的复印件，载明案涉三件藏品的保留价均为2万元，其余内容与张国军提供的合同一致。一审中张国军还提交保利义务2020金秋艺术品拍卖会图录1份，其中末页的申请单上载明的委托单位为北京保利公司。二审审理中，崇泽公司经办人柳伟到庭，本院询问其张国军一审中提交的合同真实性，其陈述张国军提供这份合同不清楚哪里来的，其曾通过微信的方式将与北京保利公司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发送给张国军，但是价格是遮住的，其只需要告诉张国军合同已经签好了，崇泽公司与张国军之间的合同是没有保留价的，保留价都是北京保利公司定好的。本院核实柳伟手机中的合同照片时发现其手机中存有一份与张国军提交的内容一致的委托拍卖合同，其中载明的委托拍卖价格为32万、21万和52万元。柳伟陈述系当时崇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北京保利公司业务人员修改的，可能是工作人员的宣传方式。张国军陈述，保留价是柳伟与拍卖公司定的，其交完钱后，在柳伟的朋友圈看到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三件藏品的保留价为32万、21万和52万元，在本案审理之前，其从未看到过保留价为2万元的合同。当时拍卖册子上虽然写的起拍价是2万元，其询问柳伟为何这样写，柳伟解释是低拍高走，其当时就表示要撤拍，对方也同意撤拍了，但已经有1件藏品已经被拍走了。再查明，崇泽公司提供的案外人委托其与北京保利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的背面载明“第二章第九条保留价除本公司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拍品外，所有拍卖品均设有保留价。保留价由本公司与委托人通过书面协商确定……”，崇泽公司柳伟确认，其公司为张国军与北京保利公司的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背面内容与上述合同一致。其公司与张国军之间的定价是以北京保利公司的定价为准，所以其公司与张国军之间签订的合同附件保留价是空白的，当时是和张国军说好的。张国军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藏品没有定保留价并不是说拍卖公司可以任意定价，而是须经其同意才能定价，崇泽公司并未履行协商确定或告知保留价的义务，且案涉合同是崇泽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崇泽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对张国军作出上述说明。又查明，张国军与崇泽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第五条第3点约定，张国军同意并理解，其物品一经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接受并出具证明文件及合同即视为崇泽公司的送交义务的完成。委托服务合同附件藏品清单中3件藏品的保留价一栏均为空白。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网站图文、委托拍卖合同及标的清单、成交确认书、企查查查询记录、委托服务合同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崇泽公司是否违约，张国军有无权利解除合同并要求崇泽公司赔偿损失。本院认为，张国军与崇泽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委托服务合同虽约定崇泽公司挑选2件藏品送拍，但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对委托服务合同进行了变更，增加1件藏品送拍，为此张国军向崇泽公司增付费用，故崇泽公司应当依约履行3件藏品的送拍义务。张国军主张崇泽公司违约，主要理由为崇泽公司擅自将其指定由北京保利公司拍卖的藏品交由保利义乌公司拍卖，崇泽公司未经其同意将藏品以2万元的低价卖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委托服务合同约定案涉藏品由崇泽公司送至北京保利公司进行拍卖，具体方式、时间、地点等由拍卖公司及文物商店全权予以确认，北京保利公司一旦接收并出具合同等证明文件即视为崇泽公司完成送交义务，综合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委托拍卖合同复印件及张国军提交的保利义乌2020金秋艺术品拍卖图录，足以证明崇泽公司已依约与北京保利公司订立委托拍卖合同，北京保利公司转委托保利义乌公司在保利义乌2020金秋艺术品拍卖会上进行拍卖，并非崇泽公司另行委托，崇泽公司对拍卖公司的拍卖流程也无控制能力，且依照崇泽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张国军本人也知情并参与了保利义乌2020金秋艺术品拍卖会，对案涉藏品在保利义乌2020金秋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并未提出异议，崇泽公司已完成合同约定的送交义务，张国军以案涉藏品实际为保利义乌公司拍卖为由主张崇泽公司违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依照张国军与崇泽公司订立的委托服务合同，案涉藏品的保留价应由张国军确定，崇泽公司未经张国军同意在与北京保利公司订立委托拍卖合同时擅自将保留价设置为2万元，属于违约，崇泽公司经办人柳伟在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之后，向张国军发送合同照片时刻意将保留价遮盖，张国军主张柳伟在朋友圈发送的委托拍卖合同所载明保留价为32万、21万和52万元并提交了相应照片，崇泽公司对真实性虽不予以认可，但本院在柳伟手机中核实到上述照片，本院对张国军陈述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崇泽公司隐瞒与北京保利公司的保留价并发布虚假价格的行为足以对张国军造成误导，未能及时撤拍，导致案涉藏品中其中1件在拍卖会上被以2万元价格拍走。崇泽公司辩称，保留价系北京保利公司单方设定，但依据其与北京保利公司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保留价为崇泽公司与北京保利公司协商确定。崇泽公司还辩称，其与张国军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附件藏品保留价一栏均为空白，故张国军并未设定案涉藏品的保留价，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放弃自身权利需要明示，保留价栏目空白并不能当然推论出张国军放弃设定保留价，何况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保留价由张国军设定，崇泽公司在与北京保利公司确定保留价时应当征询张国军的意见。综上，崇泽公司在履行委托事务中既不征询张国军关于藏品保留价的意见，在擅自与北京保利公司设定保留价后又故意隐瞒甚至误导张国军，属于严重违约，张国军主张解除合同并由崇泽公司返还10.5万元服务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崇泽公司违约，导致案涉藏品中的1件大清雍正年制款青釉暗刻花卉纹双耳尊被拍卖无法返还，张国军有权要求崇泽公司赔偿，因该件藏品已被拍卖，无实物评估机构无法进行估价，一审法院参照该藏品的拍卖成交价认定崇泽公司赔偿张国军2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崇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崇泽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凌审判员 胡 伟审判员 包梦丹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法官助理尹慧书记员戴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