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60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贤芳，女，197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亚云，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张家浜路XXX号XXX-XXX室。法定代表人：赵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璇，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贤芳、上诉人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20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贤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长发公司支付周贤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民币82，689.9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了长发公司对2015年、2016年奖金发放清单中其对“奖金”二字的表述，该发放清单不宜作为定案依据。长发公司提供的2015年、2016年发放清单中“奖金”二字系事后添加，周贤芳申请对此进行鉴定，因长发公司无法说明奖金二字的具体形成时间，且周贤芳对此不予认可，故不应作为本案依据。二、长发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对每月15日发放的工资存在理解歧义，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长发公司称每月15日发放的工资系绩效奖金，但未提供对周贤芳进行业绩考核的依据，长发公司的薪酬制度未告知周贤芳，故一审法院认定长发公司理解歧义没有依据。三、长发公司存在拖延支付周贤芳工资的主观恶意，应当支付周贤芳经济补偿金。2020年2月至3月，长发公司未发放周贤芳每月15日工资，周贤芳即以邮件形式进行询问，长发公司未予回复，直至周贤芳离职，长发公司称该款系绩效奖金。因长发公司未对周贤芳进行考核，亦未予告知，长发公司存在恶意拖欠的行为。长发公司称薪酬制度已告知周贤芳，对此提供的证据与周贤芳提供的证据不符，存在伪造证据情形，应对其予以制裁。综上，请求支持周贤芳的上诉请求。长发公司书面答辩称，长发公司每月15日发放给周贤芳的款项并非固定工资，而是周贤芳的绩效奖金。长发公司自2020年2月起未发放其绩效奖金系因为周贤芳自2020年1月起无业绩。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依据长发公司薪酬制度，已足额支付周贤芳应得报酬，不存在拖欠周贤芳工资的主观恶意，故不同意周贤芳的上诉请求。综上，请求驳回周贤芳的上诉请求。长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改判长发公司无需支付周贤芳工资差额。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长发公司就周贤芳的业务考核提供了相关证据，应认定长发公司每月15日发放给周贤芳的款项为绩效奖金。长发公司提供的薪酬制度明确，员工每月的薪酬发放分为两部分，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绩效奖金根据考核，在每月十日至二十日之间发放。长发公司提供的2015年、2016年《奖金发放清单》，证明长发公司长期以来基本工资与奖金分开发放。长发公司2019年12月10日发送的邮件(已公证)，证明长发公司于2019年12月已向周贤芳送达过公司薪酬制度。长发公司提供的《会议记录》，证明周贤芳参与2019年12月11日会议并签字确认，已知晓长发公司薪酬制度，已知晓其绩效奖金发放与其业绩挂钩。长发公司提供的电脑网页截图，该截图源于长发公司内部平台系统，可显示每个员工的工作记录。根据周贤芳个人工作记录显示，其2020年业绩几乎为零。2．一审法院认为长发公司作为用工方对张某某审批的属于周贤芳的款项金额从未提出过异议，故于2020年2月起停止向周贤芳发放每月15日应发的相关款项过于随意，未注意到两人为配偶关系，径行认定向周贤芳补足错误。综上，请求支持长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周贤芳书面答辩称，一、周贤芳每月固定薪资15，034.54元。周贤芳提供的银行明细单可证实周贤芳每月工资，长发公司的薪酬制度未向周贤芳公示，不适用周贤芳。长发公司第二部分发放的是工资并非绩效奖金，金额固定、稳定发放，与业绩无关。二、周贤芳业绩下滑并非周贤芳个人所能掌控，系根据公司要求。三、对第二部分工资性质认定系主观问题，应当通过客观证据予以佐证或反映，长发公司认为第二部分工资系绩效工资，但未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请求依法处理本案。周贤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发公司支付其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7，443.46元；2．长发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2，689.6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周贤芳于2015年1月1日进入长发公司工作，签订了两年期的劳动合同，周贤芳在空运销售部从事海外部销售经理工作。2018年11月1日，双方签订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周贤芳担任海运部大客户部经理；合同期限为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长发公司按照本企业工资分配方案及政府规定的补贴、津贴，按月支付周贤芳应得报酬；长发公司保证周贤芳的工资收入不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长发公司提供的周贤芳工资单显示：2020年3月前每月基本工资为5，234.54元。周贤芳提供的其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显示：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期间，长发公司每月5日左右向周贤芳发放扣除社保、个税后的基本工资，长发公司每月15日左右，均以工资名义向周贤芳发放9，800元款项。2020年2月起，每月15日发放的款项长发公司不再向周贤芳发放。2020年4月16日，周贤芳以邮件方式向长发公司递交《辞职信》写明：“本人自2015年1月进入长发国际货运公司从事经理工作，现正值疫情期间，公司运营面临困难，原本应于每月15日发放的工资迟迟未能发放。因公司该行为已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现本人正式提出辞职……。”2020年7月1日，周贤芳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长发公司支付：1.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7，965.08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2，689.67元。2020年8月31日，仲裁委裁决：对周贤芳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周贤芳不服该裁决，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周贤芳提供的离职前相关收入纳税明细详情显示：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间，周贤芳收入基本为15，000元左右，扣缴义务人为长发公司，所得项目小类为正常工资薪金。长发公司提供的抬头为2015年、2016年奖金发放清单(其中“奖金”两字为手写体，)显示金额为2015年1月6，997元、2月6，655元、3月及4月6，720元、5月至12月均为6，800元；2016年1月及2月为6，800元、3月至11月均为10，600元。前述清单上每月有周贤芳签收记录。长发公司支付方式改为银行转账支付后，周贤芳不再进行书面签收。长发公司认为，清单上明确写明发放的钱款系“奖金”，以此证明周贤芳主张的钱款性质属于奖金，并非周贤芳固定工资，长发公司可根据周贤芳工作情况决定是否发放。周贤芳表示，前述清单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时间久远，周贤芳记得签收时表格抬头上好像并无“奖金”两字。周贤芳诉请主张的工资差额即与清单所列款项性质相同。一审法院审理中，周贤芳表示，自2015年入职后长发公司从不对其进行业绩考核，领取的就是固定金额的工资。长发公司其他销售员工每月依据销售业绩工资不同，而周贤芳除公司整体对工资调整变化外，每月领取的金额完全相同，从未和业绩挂钩。长发公司表示，2020年之前，周贤芳在空运部工作时有客户有业绩，所以长发公司才每月向其发放奖金。周贤芳在空运部时其上司是周贤芳的配偶案外人张某某(已于2020年2月离职)，周贤芳的业绩每月都是其配偶审批通过核定为固定金额9，800元。2020年开始，周贤芳原来维护的客户流失，也没有再完成其他业绩利润，所以不再发放周贤芳绩效奖金。长发公司就周贤芳的业务业绩考核，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若法院认为长发公司需补发周贤芳工资差额，对于周贤芳主张的金额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法律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首先，自周贤芳入职长发公司后，每月收入一直由两部分构成，长发公司每月15日向周贤芳发放的款项，在长发公司制作的工资单中虽无显示，劳动合同中也未明确约定，但长发公司确实持续固定的每月向周贤芳发放，相关款项在周贤芳入职后确实成为其每月收入组成部分。长发公司称每月15日发放的款项系绩效奖金，但就每月15日向周贤芳发放的固定金额款项需要经过考核并无证据提供，无法认定周贤芳每月前述收入需与其业绩绩效挂钩的事实。其次，即使长发公司认为周贤芳之前的绩效奖金由其配偶张某某审批，但张某某当时身份系周贤芳上司、长发公司员工，长发公司作为用工方对张某某审批的属于周贤芳的款项金额也从未提出过异议，故长发公司于2020年2月起停止向周贤芳发放原每月15日应发的相关款项过于随意，应向周贤芳补足。周贤芳以长发公司拖欠前述款项属于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离职，要求长发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相应经济补偿金，但该未足额支付报酬应理解为用人单位有悖诚信原则，主观恶意不支付。在本案中，长发公司对每月15日向周贤芳发放的款项性质，一直理解为可由其自行决定发放与否的业务绩效奖金。另外，长发公司系国际货运公司，新冠疫情的爆发确实会对其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周贤芳自己书写的辞职信中也写有“现正值疫情期间，公司运营面临困难……”等内容，故长发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未及时向周贤芳发放其理解为属于“绩效奖金”的款项，并不能证明长发公司属于主观恶意克扣周贤芳工资，故周贤芳主张长发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支付周贤芳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7，443.46元；二、周贤芳要求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2，689.6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长发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周贤芳与长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虽未约定工资数额，但约定每月发放工资日期为每月5日，长发公司在实际履行中每月分二次发放。长发公司称其每月第一次发放的是工资，第二次发放的是绩效奖金，为此提供了《薪酬制度(试行)》规定、签收单等予以证明。周贤芳虽对长发公司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长发公司未将《薪酬制度(试行)》规定告知其，然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发放日期及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根据长发公司工资分配方案，长发公司对每月第二次发放系绩效奖金所作的解释较为合理，周贤芳亦未提供长发公司存在其他薪酬规定。虽长发公司发放名称为绩效奖金，然基于周贤芳的丈夫原系长发公司高管人员，且周贤芳的奖金发放由其丈夫审批，故周贤芳的奖金与绩效并不直接挂钩。周贤芳亦清楚其他人奖金与绩效相关，故长发公司每月第二次发放给周贤芳的款项应为固定奖金。现长发公司因疫情原因欲改变奖金发放形式并与绩效挂钩，并无不妥，系企业自主权之行使。然，应告知周贤芳，长发公司径行不发放2020年2月至4月奖金欠妥，一审法院判决长发公司补足差额并无不妥。长发公司不同意支付，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对奖金发放有一定自主权，长发公司未发放周贤芳2020年2月至4月奖金系其因经营状况不佳等所致，不属故意克扣工资行为，故周贤芳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长发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贤芳、长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周贤芳、上诉人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樱审 判 员  武之歌审 判 员  姜 婷法官助理  莫敏磊书 记 员  莫敏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