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6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广钢金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赖维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少武，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钢，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仇永福，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广州广钢金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金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锌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某金某公司上诉请求：1.将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改判为“被告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清偿货款6803033.1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无误，但对于被上诉人主张所谓其代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欠案外人广州市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下称“金回公司”）的货款1582200.00元的事实认定有误。1.上诉人不欠金回公司任何货款，不存在需要委托被上诉人支付所谓货款的基础事实；2.被上诉人与金回公司签订合同并发生交易后欠付的货款1582200.00元，应由被上诉人直接向案外人金回公司支付，不应从被上诉人应付给上诉人的货款中扣减。上诉人于一审期间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与金回公司2011年9月1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等证据，被上诉人以上诉人逾期举证为由拒绝质证，上诉人指出该证据是回应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中旬提交的证据而提出的，上诉人需要一定时间向案外人了解获取相应的回应证据；该证据属于关系本案事实的核心证据，不审查可能导致查明案件事实错误，并影响最终判决结果。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未予认定，直接导致一审查明事实部分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作出在上诉人诉请的货款中扣除被上诉人欠付案外人金回公司的货款1582200.00元的判决，导致了上诉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予以改判。南海锌宝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广某金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海锌宝公司向某钢金某公司清偿货款6803033.15元；2.判令南海锌宝公司向某钢金某公司分配利润307797.36元；3.判令南海锌宝公司清偿广某金某公司代付的业务费、运费和加工费合计528412.23元；4.判令南海锌宝公司清偿广某金某公司代付的税费536022.76元；5.判令由南海锌宝公司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广某金某公司与南海锌宝公司自2010年开始发生贸易关系，双方约定了广某金某公司向南海锌宝公司提供锌、铝、合金等货物，并以南海锌宝公司为购货单位、广某金某公司为销货单位开具销售发票，南海锌宝公司将货物出售之后，向某钢金某公司支付货款，并由双方共同承担盈亏的贸易模式。2012年3月22日，广某金某公司与南海锌宝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南海锌宝公司确认2012年南海锌宝提广某金某锌合金明细，提货日期自2012年1月4日至2012年3月17日，订购数量共计500吨，含17%税货款共计7960500元；2012年4月28日，广某金某公司与南海锌宝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南海锌宝公司确认2012年南海锌宝提广州广某金某锌合金明细，提货日期自2012年3月30日至2012年4月26日，订购数量共计480吨，含17%税货款共计7689000元；该两份传真件上方空白处均显示双方传真电话分别为8189×××9、0757855××××6。2012年1月18日至5月4日，广某金某公司开具了发票号为00334165、00334166、00334209、00337676、00337677、00337678、00337679、00337680、00337681、00337682、00337753、00337754、00337755、00337756、00337757、00337758、00337759、00337760、00337761、00337779的发票共20张给南海锌宝公司，票面金额超过2000万元，南海锌宝公司确认收到该此发票并已经报税。2013年11月26日至12月27日，广某金某公司开具了发票号为01143774、01143775、01143795、01143796、01143797、01143818的发票共6张给南海锌宝公司，票面金额超过460万元，南海锌宝公司确认收到该此发票并已经报税。2014年7月25日，广某金某公司与南海锌宝公司签订了《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0年至2014年金某往来总表》，该表中记载了2010-2011“累计欠金某”的金额、2011.8-12月“金某代付业务费、运费、加工费”、2010-2012“金某代付税费”、2010-2012“利润分成”等南海锌宝公司应付给广某金某公司的款项，同时记载了南海锌宝公司向某钢金某公司付款的款项，合计余额为5321661.73元，备注为“欠金某”，该表下方手写“南海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欠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5321661.73元”，广某金某公司、南海锌宝公司双方在该表上盖章确认数据无误。至此，双方往来的货物已经售出，未售出的由南海锌宝公司退回广某金某公司，已经结清，双方没有进行新的业务往来，之后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均未实际履行。2014年9月15日，广某金某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写明广某金某公司委托南海锌宝公司代付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1582200元，并注明此笔款项等同南海锌宝公司支付广某金某公司货款。2014年11月3日，广某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某手写了与上述委托书相同的内容，并写明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帐号、开户行。广某金某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先后将该两份材料发给南海锌宝公司，传真件空白处记载了双方传真电话分别为8189×××9、0757855××××6。2014年11月5日、12月1日、12月31日、2015年2月10日，南海锌宝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款项，金额分别为50万元、50万元、28.9万元、29.32万元，共计158.22万元。广某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某在2014年11月5日的转账凭证下方空白处签名，写明“已收款广某金某”。2014年9月29日、2015年2月10日、4月14日、4月20日、5月15日，南海锌宝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某钢金某公司支付款项50万元、187750元、570200元、213242.33元、578600元，合计2049792.33元，转账用途均为“货款”。另查明，南海锌宝公司原名称为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16日变更为现名称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广某金某公司与南海锌宝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涵盖了买卖合同关系、款项代付关系、共享盈利及共担亏损的关系，广某金某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为案由起诉，又主张分配利润并不妥当，一审法院依法纠正原案案由。广某金某公司所主张的2010-2012年利润分成307797.36元、2011.8-12月广某金某公司代付的业务费、运费、加工费528412.23元、2010-2012广某金某公司代付税费536022.76元等合作过程中发生的款项，有双方于2014年7月25日签订的往来总表为证，南海锌宝公司对该金额也没有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予以认定，并依法确定南海锌宝公司负有向某钢金某公司清偿该部分款项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货款金额的问题。对此本案评析如下：第一，双方于2014年7月25日签订的《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0年至2014年金某往来总表》中确认的项目中，涉及货款的为2010-2011累计总欠广某金某公司5226085.68元一项，没有涉及2012年1月1日起的货款。第二，广某金某公司提交了两份2012年南海锌宝提广某金某锌合金明细，该两份明细表是以传真形式确认，传真件的形式和其中记载传真双方的电话号码，与南海锌宝公司提交的另二份传真件（即2014年9月15日广某金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和广某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某手写材料）的形式和记载的传真双方电话号码一致；又结合广某金某公司提交的2012年发票，南海锌宝公司确认收到该部分发票并已经报税，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两份传真件的真实性，并确认广某金某公司在2012年1月至4月期间向南海锌宝公司供货的事实。由于广某金某公司、南海锌宝公司双方在《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0年至2014年金某往来总表》的结算中，并没有涉及2012年1月1日后的货款；对这种部分项目在该表中结账的情况，南海锌宝公司也在答辩中陈述双方结算时没有包括2010年至2012年1月份南海锌宝公司垫付的费用及2013年广某金某公司应承担的亏损，可见双方确有部分账目未在该总表中涉及；故广某金某公司在本案合作纠纷中主张南海锌宝公司一并清偿该部分货款，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南海锌宝公司主张只以《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0年至2014年金某往来总表》对账的金额结算，与事实不符，也与其提出广某金某公司尚未与其结算垫付费用和亏损部分的主张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意见。第三，货款的具体金额，从上述认定的事实可以判断，南海锌宝公司在2010-2011年累计欠广某金某公司5226085.68元，在2012年1-4月期间提货近1600万元，广某金某公司扣减南海锌宝公司已经偿还的款项，包括南海锌宝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还款记录，但不包括南海锌宝公司主张的其代广某金某公司支付的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货款，从而确定货款金额为6803033.15元，南海锌宝公司对此不能提出反证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审查该金额也不存在不合理之处，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第四，关于南海锌宝公司主张其代广某金某公司支付给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货款1582200元。广某金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南海锌宝公司为佐证其主张，提交了《委托书》和广某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某手写材料，该两份材料虽然是传真件，但其形式和其中记载传真双方的电话号码，与广某金某公司提交的据以证明南海锌宝公司提货数量金额的两份《2012年南海锌宝提广某金某锌合金明细》的形式和记载的传真双方电话号码一致，一审法院确认该两份明细的真实性，也应确认《委托书》和广某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某手写材料的真实性。另结合在黄某在南海锌宝公司转账给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交易电子凭证上签名写明“已收款广某金某”的情况，依法认定广某金某公司委托南海锌宝公司代付款项1582200元给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事实。据此可见南海锌宝公司已经以代付款的形式偿还了货款1582200元，故应在广某金某公司主张的货款6803033.15元中减去该部分款项。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南海锌宝公司尚欠广某金某公司货款5220833.15元。现广某金某公司主张南海锌宝公司清偿货款，依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广某金某公司关于货款的诉讼请求中超过该金额的部分，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南海锌宝公司在答辩中提出双方还有其他费用未结算，但没有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没有就此提出反诉请求撤销广某金某公司的诉求，故一审法院不予调处，南海锌宝公司可另寻救济途径。南海锌宝公司在答辩中提及的2014年后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与本案货款无关，广某金某公司也确认该部分合同没有真实履行，故一审法院依法不采纳该部分合同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清偿货款5220833.15元。二、被告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润分成307797.36元。三、被告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代付的业务费、运费、加工费528412.23元。四、被告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代付的税费536022.76元。五、驳回原告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69027元，由原告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278元，由被告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5749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南海锌宝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委托书》（传真件）落款为“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梁某乙”、手书委托付款材料（传真件）的落款为“广某金某黄某”。广某金某公司确认梁某乙、黄某是其公司工作人员，但对《委托书》及“广某金某黄某”手书的委托付款材料的真实性以只有传真件没有原件为由不予确认，并认为该两份证据是南海锌宝公司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南海锌宝公司提交的2014年11月5日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证显示南海锌宝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50万元款项，该凭证下方空白处有手写的“已收款广某金某黄某2014.11.5”字样，广某金某公司对该处“黄某”的签名的真实性表示没有异议，但主张黄某是帮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催收货款，黄某在上述凭证上签名只代表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收回其货款，不代表广某金某公司委托南海锌宝公司向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货款。广某金某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提供《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记账凭证及增值税发票、记账凭证及银行付款凭证等证据，拟证明南海锌宝公司在2011年与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发生交易1582200元，南海锌宝公司应付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1582200元；南海锌宝公司于2014年及2015年向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该款项与广某金某公司无关。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1日，供方是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需方是南海锌宝公司，合同约定由供方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提供锌合金90吨给需方南海锌宝公司，总金额为1582200元，需方收到供方的货物后，于2天内向供方付清货款，供方在货到后15个工作日内开具17%增值税发票交需方，合同自签订之日起30天有效。增值税发票二张均由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出具给南海锌宝公司，开票日期均是2011年9月21日，金额分别为879000元和703200元，合计1582200元。2014年11月5日、2014年12月2日、2015年1月4日、2015年2月10日的记账凭证均显示制单单位是广州市金属回收有限公司，记载金额分别为50万元、50万元、28.9万元、29.32万元；其中2014年11月5日、2014年12月2日记账凭证摘要均记载为“收本部收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货款”，借方会计科目均记载为“银行存款/本部/工商银行中山六支行（本部）（10020106）”，贷方会计科目均记载为“应收账款/客户往来（113101）总部（本）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1月4日、2015年2月10日记账凭证摘要均记载为“收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货款”，借方会计科目均记载为“银行存款工商银行【银行账户：工行中山六支行】”，贷方会计科目均记载为“应收账款应收一般款项【客商：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再查明，广某金某公司提供的两份《2012年南海锌宝提广某金某锌合金明细》传真件中金某送货确认栏中均有“黄某”的签名。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南海锌宝公司是否已经以代付款的形式偿还1582200元货款给广某金某公司。对此，本院评析如下：1.南海锌宝公司为佐证其代广某金某公司向案外人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1582200元货款的主张，提交了“广州广某金某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书》、“广某金某黄某”的手书委托付款材料、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广某金某公司对《委托书》、“广某金某黄某”手书的委托付款材料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该两份证据是南海锌宝公司以非法手段取得，但广某金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证据中的“梁某乙”及“黄某”的签名不真实及南海锌宝公司以非法手段取得该两份证据，而该两份证据的形式和其中记载传真双方的电话号码，与广某金某公司提交的两份《2012年南海锌宝提广某金某锌合金明细》传真件的形式和记载的传真双方电话号码一致，广某金某公司也承认梁某乙和黄某是其公司工作人员，故在广某金某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认定南海锌宝公司提供的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2.广某金某公司提交的两份《2012年南海锌宝提广某金某锌合金明细》中均有“黄某”的签名，而黄某又是广某金某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可认定黄某是受广某金某公司的委托与南海锌宝公司进行商业往来，因此，在南海锌宝公司收到通过广某金某公司传真号发来的《委托书》、“广某金某黄某”手书的委托付款材料传真件时，其有理由相信黄某的委托行为是代表广某金某公司作出的。3.南海锌宝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款项的时间是在收到“广某金某黄某”手书的委托付款材料之后，且黄某并在南海锌宝公司的2014年11月5日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证空白处签名并注明“已收款广某金某”，可进一步印证《委托书》及“广某金某黄某”手书的委托付款材料所记载的委托事项的成立。综上，南海锌宝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明该款项是代广某金某公司支付给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广某金某公司现抗辩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并在一审开庭时补充提供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开具的两张面额合计1582200元的增值税发票及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记账凭证等证据。首先，虽然南海锌宝公司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款项合计共1582200元，与南海锌宝公司与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合同总金额相同，但《工矿品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1日，合同约定货到2天内付款、增值税发票在货到15天内开具，故《工矿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仅能证明南海锌宝公司与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在2011年9月发生过交易以及交易金额为1582200元，但无法证明南海锌宝公司截至2014年11月5日仍未向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货款1582200元的事实，而广某金某公司亦未能提供相关的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账簿等会计账册证明直至2014年11月5日前仍存在该笔应收未收款项；其次，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制作的四张记账凭证虽然显示是在收到南海锌宝公司汇来的款项后制作的，但该四张记账凭证所记载的贷方会计科目分别为“应收账款/客户往来（113101）总部（本）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和“应收账款应收一般款项【客商：佛山市南海锌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仅凭该记账凭证难以证明是2011年9月1日《工矿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第三，南海锌宝公司提交的向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支付50万元款项的网上银行交易电子凭证空白处有手写的“已收款广某金某黄某2014.11.5”字样，而黄某并不是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工作人员，广某金某公司对此解释是黄某在此签名是因为黄某帮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催收货款，但广某金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综上，广某金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南海锌宝公司分四次转账给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共1582200元是支付2011年9月1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广某金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广某金某公司工作人员黄某的委托等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广某金某公司承担。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南海锌宝公司提交的《委托书》及“广某金某黄某”的手书委托付款材料的真实性，采信南海锌宝公司的主张，认定广某金某公司委托南海锌宝公司代付1582200元给广州市金属回收公司的事实成立，并在广某金某公司所主张的货款6803033.15元中减去该部分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广某金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第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40元，由上诉人广州广钢金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刘 欢审判员  石 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佩霞李超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