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民终5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昭阳，男，1944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监护人：李芬娥，上诉人妹妹，1956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咪娥，李芬娥姐姐，汉族，1952年9月25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贤鹏，李芬娥丈夫，汉族，1952年7月31日出生，住址。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钦海，男，196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娄跃辉，女，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李钦海、娄跃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阳、郭会芳，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昭阳，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1）辽0204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昭阳的法定代理人李芬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咪娥、周贤鹏，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阳、郭会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昭阳上诉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求，二被上诉人返还2013年2月19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擅自转取上诉人股票兑现款和银行存款总计2120049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除被上诉人自认款项外，其余款项（消费医疗399800元、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自2013年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共计转取的79399元、上海银行4万元、邮政银行20万元）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系由被上诉人取走并占有的事实不清。（一）消费医疗的399800元并不包含在136万元股票款中。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股票款1369989元在其手中予以认可（见庭审记录第十页第1-6行），且陈述2017年11月17日，是其女儿从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转账86万至娄跃辉账户（见庭审记录第14第三行至第五行）。第一，2017年11月16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证券账户转出461431元，于2017年11月17日分两笔（45000元、416431元）存入上诉人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账户；同日，被上诉人又将上诉人尾号2672的上海银行账户中的399800元以消费医疗的名义转入上诉人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账户中（见尾号1952的龙卡银行流水），并于同日由其女儿将上诉人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账户中的86万元转入被上诉人娄跃辉账户。上诉人一方面认可股票款项136万元系其提取，一方面又说86万元包含在136万元中，且不认可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在其手中，与其自认由其女儿从该卡转取86万元至被上诉人娄跃辉个人账户的事实相矛盾。（二）关于尾号1952建行龙卡中自2013年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被上诉人转取的79399元以及上海银行4万元、邮政银行20万元。被上诉人原审中明确承认上诉人的邮政储蓄卡在其手中，但称其只知道建行有一张卡（即案涉136万元股票款绑定的那张尾号6738的建行卡），而上诉人陈述的龙卡（即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不在其处，钱不是其取走的（见一审庭审笔录第12页倒数第二行至第14页第8-10行）。而事实是被上诉人从2013年2月至2015年10月就陆续从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提取了79399元。第一，被上诉人于2013年10月5日从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提取了35000元，加上其从邮政银行提取的36000元，合计71000元（见银行流水），用于支付李昭阳看病费用7万元，与当年李芬娥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相吻合。第二，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2日从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提取了11000元，加上其从邮政银行提取的37000元，合计48000元（见银行流水），用于支付李昭阳看病的费用，与李芬娥给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的金额和落款时间也是吻合的。第三，被上诉人于2015年2月23日从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取款13000元，加上其从邮政银行取的18000元，合计31000元（见银行流水），支付给李昭阳21000元，自己拿了10000元，与李芬娥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也相吻合。第四，被上诉人女儿于2017年11月17日将86万元转入该龙卡后又转入娄跃辉账户，如果被上诉人不持有该龙卡，不可能完成上述转账，被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故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至2013年1月至今一直在被上诉人处，且李昭阳的所有银行卡密码也只有被上诉人知道，这与上诉人自2012年摔成植物人后，经家庭成员一致商议由被上诉人李钦海担任其监护人的事实相吻合。若如被上诉人所称银行卡和密码都在李芬娥处的话，李芬娥为什么要通过被上诉人拿取李昭阳每年的医疗费及生活费，每年还要给被上诉人写收条，这与被上诉人自2013年-2018年期间向李芬娥支付上诉人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的事实相矛盾；李芬娥也没有必要千里迢迢过来寻求法院给予一个公正的判决。 李钦海、娄跃辉二审辩称，不同意李昭阳的上诉请求。2018年11月5日李芬娥提供的声明书显示，在该声明之前，双方存在争议的总金额仅为137万元股票款在娄跃辉和李钦海处，此后并没有其他钱款在娄跃辉和李钦海处。 李钦海、娄跃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认定2015年2月23日被上诉人名下的4张上海银行卡被上诉人注销并取走余额，与事实不符。原审庭审过程中并未提及此事，被上诉人也未提及此事，上诉人对此并不清楚。2.原审认定2016年1月15日至2019年4月23日，上诉人取走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银行存款314100元，与事实不符，实际数额为304998元。3.原审认定2013年2月19日至2018年10月18日，李芬娥共计收到李钦海各项费用815300元与事实不符，2015年10月4日李芬娥收到李钦海十万元保险单一张，同年10月14日李芬娥收到111000元载明十万元保险单作废，故李芬娥收到李钦海各项费用共计926300元。4.原判认定李芬娥等人向李钦海出具收条，收到辛苦费20万，却未在总额中减去此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自2012年12月被上诉人丧失自理能力起，上诉人一直照料被上诉人的生活起居，担任着监护人的职责，2016年通过家庭会议书面确立了李钦海为被上诉人的监护人。2019年3月7日上海市虹口区法院指定李芬娥为李昭阳的监护人，即2019年3月份之前李钦海都是李昭阳的合法监护人，在此期间上诉人处理被上诉人的财产也是为了给被上诉人治病用，并未使被上诉人的权益受到损害，上诉人只是作为李昭阳的监护人帮其管理财产，不存在不当得利。 李昭阳二审辩称，不同意李钦海、娄跃辉的上诉意见。李芬娥有证据证明李昭阳名下的四张上海银行卡，于2015年2月13日由李钦海、娄跃辉的女儿李亦菲转取。且2016年1月10日和2019年4月23日李钦海、娄跃辉从李昭阳邮政银行取款是314100元。2013年2月19日至2018年1月18日，李芬娥共计收到李钦海815300元，李钦海、娄跃辉所述2015年10月14日还收到11万元保险费不对。 李昭阳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2013年2月19日至2019年4月23日擅自在上海转出原告股票兑现和银行所有存款总计2120049元及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2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芬娥与李钦海系姑侄关系，李芬娥与原告系兄妹关系。2012年，原告李昭阳由于意外摔伤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2016年10月4日，李金娥、李咪娥、李芬娥等家庭成员共同出具“关于确定李钦海为李昭阳监护人的协议书”，确认被告李钦海为原告李昭阳的监护人。 2017年11月16日至21日以及2018年3月21日，被告前往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告李昭阳的股票进行抛售。庭审时，二被告认可股票款1369989.75元均在二被告处。 2018年11月15日，李金娥、李咪娥、李芬娥等家庭成员共同出具“关于取消李钦海监护人的声明”。 2019年1月22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复医（2018）精鉴字第9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鉴定诊断，被鉴定人李昭阳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血管性痴呆）；2、民事行为能力评定，被鉴定人李昭阳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09民特48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李昭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019年3月7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09民特96号民事判决书，指定李芬娥为李昭阳的监护人。 2019年10月15日，被告李钦海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申请将李昭阳的监护人变更为自己。2019年10月25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09民特67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被监护人李昭阳的户籍地在上海市黄浦区，申请人（李钦海）应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故驳回了李钦海的申请。 2019年11月6日，被告李钦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申请将李昭阳的监护人变更为自己。2020年6月9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01民特46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李钦海的申请。 另查，自2013年2月17日至3月6日被告分101笔取原告上海银行存款263641元；2014年11月17日被告分4笔取原告上海银行存款8万元、5.3万元、1000元和500元；2015年2月23日原告名下的4张上海银行卡由被告销户，取出余额分别为46000元、57500元、149500元、11500元。上述款项共计662753元。2016年1月15日至2019年4月23日，被告取原告中国邮政银行存款314100元。 又查，自2013年2月19日至2018年10月18日，李芬娥共计向李钦海出具收条11份，共计收到李昭阳各项费用815300元。2015年2月23日，李金娥、李芬娥、李咪娥等向被告李钦海出具收条，收到辛苦费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为：（1）一方获取利益；（2）致他方遭受损害；（3）取得利益无法律上之原因。本案中，原告李昭阳于2012年摔伤，其家庭成员曾商议由被告李钦海担任李昭阳的监护人，在此之前亦默许由李钦海照顾李昭阳。然而，其家庭成员的商议结果并无法律效力，李钦海从未成为原告李昭阳法律意义上的正式监护人，其所得的李昭阳的存款理应作为不当得利进行返还。 通过庭审，二被告自认的占有李昭阳名下的存款为股票款1369989.75元、上海银行存款662753元、中国邮政银行存款314100元，共计2346842.75元。其余款项，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系由被告取走并占有。通过被告方提供的证据，被告方自2013年2月19日至2018年10月18日共计向原告支付各项费用815300元，剩余1531542.75元应作为不当得利进行返还。 关于利息，因原告李昭阳于2019年11月27日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诉讼主张该笔不当得利款项，故利息应自改日起开始计算。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李钦海、娄跃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李昭阳1531542.75元，并自2019年11月2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昭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6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承担3260元，二被告共同承担8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李昭阳提交：证据1，李昭阳邮政银行取款凭单及取款人信息单。拟证实：（1）2013年2月19日，娄跃辉取款22000元；（2）2013年10月5日娄跃辉代李昭阳签名取现36000元；（3）2014年5月2日娄跃辉取现17000元、转款2万元，合计37000元；（4）2014年11月17日娄跃辉代李昭阳签名取现40000元；（5）2015年10月3日李怡菲取现46000元；（6）2016年10月4日李怡菲取现63000元。因娄跃辉一审时陈述2013年至2015年钱不是她取的，上述证据证明就是她和她女儿取的。证据2，李昭阳上海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取款人信息单。拟证实：（1）李昭阳名下尾号分别为5975、0418、7834、9324的四份上海银行定期储蓄于2015年2月23日被李怡菲取现并销户，共计款项264612.28元。（2）李昭阳名下尾号1652的上海银行定期储蓄于2016年10月4日，由被上诉人女儿李怡菲取款4万元，2017年11月17日以消费医疗名义将该账户中399800元跨行转出（注：转入399807.4元至李昭阳建行尾号7872账户），也是其女儿一手操作并注销的。如果尾号1952的这张龙卡不在被上诉人手里怎么可能把这笔钱款转入该账户，不符合生活常理。证据3，李昭阳建设银行尾号6738账户的取款及转账凭条，被上诉人原审中已认可1369989元股票款在其手里，该证据拟证明2017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被上诉人通过取现或转账共提取了826497元，2018年3月21、22日，娄跃辉共转账支取828625元，合计1768625元，该账户款项在2017年10月至12月、2018年3月已全部转入娄跃辉个人账户。证据4，微信截图、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1民特438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娄跃辉虽否认在2016年之前取过钱，但该证明能证明在2016年1月份之前他们就已经将钱取走了。李钦海、娄跃辉质证称：1.对判决书的三性没有异议。2.对邮政银行的取款。2015年10月3日和2016年10月4日李怡菲分别取现46000元、63000元与李钦海、娄跃辉无关，不予认可；2013年10月5日、2014年11月17日带有“李昭阳”签字的36000元、40000元不是李钦海、娄跃辉的签字，不予认可；对2013年2月19日和2014年5月2日两笔娄跃辉的取款予以认可，但在2013年2月19日和2014年5月16日的借条中，李钦海以收条的形式给付给李芬娥的钱款中包含了该两笔金额，有借条为证。3.对上海银行取款。2015年2月23日的四张银行卡取现，原审已经查明并予认定，没有异议；对2016年10月4日李怡菲取现的40000元，不清楚也不认可。4.对建设银行取款。建行尾号6738账户在2017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娄跃辉的取现826497.66元，2018年3月21日至22日转账支取的82127.88元，以及2017年11月17日以消费医疗名义的399800元全部包含在股票款1369989.75元中，且已经认定在原审判决中。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 1、根据原审提供的李昭阳名下建行尾号6738账户（与其证券账户绑定的银行账户）的流水，可以证实：（1）该账户在2017年11月16日之前，余额为67.78元；2017年11月16日、17日、11月21日、2018年3月21日，分别从李昭阳证券账户转入460000元、1364.21元、826497.66元、82127.88元，证券账户转入金额合计为1369989.75元，但该期间无资金流向李昭阳证券账户。（2）该账户于2017年11月17日分别转出45000元、416431元至李昭阳尾号1952的建行账户。（3）该账户其他资金自2017年11月22日至2018年3月22日，通过现金支取及转账至娄跃辉账户，均被提取，且除结算利息之外亦无其他资金转入。 2、根据原审提供的李昭阳尾号1952建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证实：该账户自2013年2月19日至2015年10月4日，通过ATM机共计取款79399元，余额为0.01元。于2017年11月17日从李昭阳尾号7872建行账户转入399800元，从李昭阳尾号6738建行账户分别转入45000元、416431元，并于当日转出860000元至娄跃辉账户。 3、根据原审及二审提供的李昭阳尾号1652的上海银行账户的储蓄存单、取款人信息单等证据，可以证实：（1）2016年10月4日，李钦海、娄跃辉女儿李怡菲从该账户取款4万元。（2）2017年11月17日，李钦海、娄跃辉女儿李怡菲从该账户向李昭阳尾号7872建行账户转款399807.4元。 4、根据原审及二审提供的李昭阳尾号3712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流水，可以证实自2013年2月6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该账户通过ATM卡取现金或网点柜台折取现金等方式共计取款或消费514898元（李昭阳原审主张514000元）。其中包括：2013年2月19日、2014年5月2日，分别“折取”（有娄跃辉签名的取款单）22000元、17000元，且2014年5月2日另有七笔“卡取”现金合计金额20000元；2013年10月5日、2014年11月17日分别“折取”（取款单上的签名为“李昭阳”）36000元、40000元；2015年10月3日、2016年10月4日分别“折取”（有李怡菲签名的取款单）46000元、63000元；2018年10月4日在大连中升之宝汽车行消费支出的10000元等。 5、根据原审提供的李芬娥出具的收条，共计为12份，除2015年10月14日出具的内容为“收到由钦海转交的李昭阳2010年9月购买的保利盈保险到期兑现的本金拾万元、利息壹万壹千元，共计收到现金壹拾壹万壹千元整。据此，2015年10月4日写给钦海的关于拾万元保险单一张收条作废”的收条外，其他11张收条共计收到款项815300元。 本院认为：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已经自认李昭阳名下的股票款1369989.75元由其取出，但辩称该款中已经包含了2017年11月17日以消费医疗名义转取的399800元。而现有证据证实，与李昭阳证券账户绑定的其名下尾号6738的建行账户在2017年11月16日之前，余额仅为67.78元；2017年11月16日、17日、11月21日、2018年3月21日，该建行账户分别从李昭阳的证券账户转入460000元、1364.21元、826497.66元、82127.88元，即从李昭阳的证券账户向其绑定的建行账户共计转款1369989.75元，而该期间并无资金流入李昭阳的证据账户及与之绑定的李昭阳尾号6738的建行账户。且以消费医疗名义转取的399800元，来源于李昭阳上海银行尾号1652账号的定期储蓄存单，2017年11月17日，李钦海、娄跃辉女儿李怡菲从该账户向李昭阳尾号7872建行账户转款399807.4元，并于同日由李昭阳尾号7872建行账户转入李昭阳尾号1952的建行账户399800元，故该款并未流向与证券账户绑定的尾号6738的建行账户，更不可能流入李昭阳的证券账户，故李钦海、娄跃辉认为其持有的股票款1369989.75元中包含了2017年11月17日以消费医疗名义转取的399800元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且该款于2017年11月17日转入李昭阳尾号1952的建行账户后，与同日从李昭阳尾号6738建行账户转入尾号1952建行账户的45000元、416431元一起，于同日由李钦海、娄跃辉的女儿李怡菲向娄跃辉账户转款86万元，故应认定该来源于李昭阳上海银行尾号1652账号定期储蓄存单并最终转入娄跃辉账户的399800元，亦由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取得。 第二，关于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从李昭阳上海银行账户取款的数额。原判认定“自2013年2月17日至3月6日被告分101笔取原告上海银行存款263641元；2014年11月17日被告分4笔取原告上海银行存款8万元、5.3万元、1000元和500元；2015年2月23日原告名下的4张上海银行卡由被告销户，取出余额分别为46000元、57500元、149500元、11500元。上述款项共计662753元。”李钦海、娄跃辉上诉对其中原审认定的2015年2月23日被上诉人名下的4张上海银行卡被上诉人注销并取走余额提出异议，认为与事实不符，且原审在庭审过程中并未提及此事，其不知情。经查原审2021年3月18日的庭审笔录，可以证实原审已对该事实进行了审理，在该笔录第14-15页，且被上诉人已明确自认“702753元除了最后一笔上海银行2016年10月4日转走的4万元持有异议，其他款项都是我取的”。故本院对李钦海、娄跃辉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原判认定上述由李钦海、娄跃辉取走的662753元款项，不包含二审中由上诉人李昭阳提供证据所证实的李钦海、娄跃辉的女儿李怡菲从李昭阳上海银行尾号1652账户的储蓄存单，分别于2016年10月4日取走的4万元及2017年11月17日向李昭阳尾号7872建行账户转款的399807.4元。而该存单应由李钦海、娄跃辉持有，其女儿李怡菲利用该卡取款或转账，应视为经李钦海、娄跃辉授权的行为，责任应由李钦海、娄跃辉承担。且其已明确自认此前亦主要由其女儿经办取出的662753元及2017年11月17日由其女儿经办转款的399807.4元都由其取得。故本院认定李钦海、娄跃辉从李昭阳上海银行账户共计取款金额为1102553元（662753元+40000元+399800元）。 第三，关于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从李昭阳中国邮政银行取款的数额。原判认定自2016年1月15日至2019年4月23日，李钦海、娄跃辉从李昭阳中国邮政银行取款共计314100元，但双方对此均提起上诉。李昭阳一方认为该账户另有20万元被李钦海、娄跃辉取走，李钦海、娄跃辉共计从该账户取款514000元。而李钦海、娄跃辉认为该期间其实际从该邮政银行账户取款304998元，对2015年10月3日、2016年10月4日李怡菲分别取现46000元、63000元，2013年10月5日、2014年11月17日签名为“李昭阳”的取款36000元、40000元均不予认可。经查，李钦海、娄跃辉明确自认李昭阳的中国邮政银行储蓄卡（或存折）由其持有并使用，2016年1月15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其从李昭阳该账户取走了304998元；且对二审中李昭阳方提供证据证实的2013年2月19日、2014年5月2日分别由娄跃辉签名取款22000元、17000元的事实亦承认系其取款，故本院认定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持有并从该邮政银行账户取款的时间应开始于2013年2月19日，且在2014年5月2日有娄跃辉签名“折取”现金的同日，七笔“卡取”现金合计20000元，在李钦海、娄跃辉无相反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亦应认定系由李钦海、娄跃辉从ATM机取款。至于该账户在此期间由其女儿签名取出的款项，亦应认定系其授权取款，由李钦海、娄跃辉承担相应责任。而该期间李昭阳本人无行为能力，不可能亲自去银行柜台签名取款，在李钦海、娄跃辉不能举证证明该“李昭阳”的签名系他人所签的情况下，本院亦认定系李钦海、娄跃辉所为，或系其授权所为，应由其承担相应责任。故对于2013年2月19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从李昭阳邮政银行账户通过ATM卡取现金或网点柜台折取现金等方式共计取款或消费的514000元，均应认定系由李钦海、娄跃辉取出或支配。 第四，关于李昭阳尾号1952建行龙卡的取款情况。首先，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虽主张其不持有该卡，但依据本案在李昭阳2012年12月因摔伤丧失行为能力后至2019年3月7日通过法院判决指定李芬娥为李昭阳的监护人之前，一直由李钦海担任其监护人，且在该期间李昭阳的上述邮政银行账户、上海银行账户、股票账户及建行尾号6738的账户均由李钦海、娄跃辉管理并使用；李钦海、娄跃辉亦明确承认2017年11月16日至17日期间，由其女儿将李昭阳建行其他账户或上海银行账户的款项转入该账户，并将该账户中86万元转入娄跃辉账户等事实，本院认定李昭阳尾号1952的建行龙卡账户亦由李钦海、娄跃辉管理并使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其次，原审证据证实，该建行龙卡账户自2013年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通过ATM机共计取款79399元，取款时间亦与李钦海、娄跃辉向李芬娥支付李昭阳的生活及治病费用时间基本吻合，故本院认定该部分款项亦系李钦海、娄跃辉支取。 第五，关于李芬娥等人收到李钦海、娄跃辉支付的款项情况。根据原审提供的李芬娥出具的收条，共计为12份，除2015年10月14日出具收条收到保险兑付及利息款外，其他11张收条共计收到的款项为815300元。而2015年10月14日收到的共计111000元的保险兑付及利息款来源于李昭阳2010年9月购买的保利盈保险到期兑现的本金10万元及利息1万1千元，因该款未统计在李钦海、娄跃辉支取的款项中，故原判在计算李芬娥等人收到且应当扣减李钦海、娄跃辉支取的款项时未包含在内，并无不当。 至于原判已经认定李芬娥等人向李钦海出具收条，收到辛苦费20万，但未在总额中减去，确系遗漏，本院予以纠正。 第六，关于李钦海、娄跃辉上诉认为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其在2012年12月李昭阳丧失自理能力后，至2019年3月份之前，一直照料李昭阳的生活起居，担任其监护人，其处理李昭阳的财产是为了给李昭阳治病，帮其管理财产，并未使李昭阳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意见。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钦海、娄跃辉除已经支付的用于李昭阳生活及治疗的费用外，其他由其或授权其女儿取出或转移至娄跃辉账户的款项，用于了被监护人李昭阳之所需，原判认定其存在不当得利并无不当。 综上，本案应认定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向上诉人李昭阳返还不当得利款2050641.75元（1369989.75元+662753元+40000元+399800元+79399元+514000元-815300元-200000元）。 上诉人李昭阳，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的上诉请求均有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1）辽0204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上诉人李昭阳人民币2050641.75元，并自2019年11月27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上诉人李昭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760元（上诉人李昭阳已预付），由上诉人李昭阳负担385元，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共同负担11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040元（上诉人李昭阳已预交23520元，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已预交23520元），由上诉人李昭阳负担1540元，上诉人李钦海、娄跃辉共同负担45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国强 审判员  富喜胜 审判员  缪 明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