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初34号原告：伍伟雄，男，1965年11月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原告：陈碧燕，女，1965年10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系原告伍伟雄的妻子。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彦纪，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永仪，男，1960年11月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台山市。委托代理人：林周行，广东时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东坑村叙龙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东坑村叙龙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李绍浓。第三人：何美兰，女，1943年3月1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委托代理人：何国春，男，1946年9月2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台山市；系第三人何美兰的弟弟。委托代理人：林周行，广东时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伍伟雄、陈碧燕因不服台山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补偿纠纷一案，本院已以（2016）粤07行初45号立案，伍伟雄、陈碧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向本院申请一并解决与被告陈永仪、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东坑村叙龙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叙龙合作社”）及第三人何美兰用益物权确认纠纷。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伟雄、陈碧燕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彦纪，被告陈永仪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周行，第三人何美兰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国春、林周行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叙龙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伍伟雄、陈碧燕诉称，一、陈永仪与叙龙合作社在《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订立了只有成就合同所附生效条件才能转让取得40亩蔗环山山坡荒地用益物权的合同。二、1996年初生活在异乡又临近退休的伍某1（何美兰的丈夫）和陈某1两位同乡老人共同商定委托生活在台山市附城镇的陈永仪协助在台山市范围内寻找合适种植水果的承包土地。尔后，伍某1、陈某1及陈永仪三方口头约定，用陈永仪的名义签好承包土地合同之后，无偿提供给伍某1之子伍伟雄及陈某1之子陈某2合伙投资种植水果承包经营，作为伍某1和陈某1退休回台山老家养老有所依靠的约定承包用地方案。经过陈永仪的寻找和台山市附城镇东坑管区东悦村长李典权的介绍、联系和协调，确定了蔗环山40亩山坡荒地为种植水果承包地。但是，三方口头约定用地方案在操作实施过程，由于陈某1之妻极力反对其子陈某2与伍伟雄合伙投资而退出。最后定于1996年9月2日，陈永仪仍按上述三方口头约定的用地方案与叙龙合作社土地发包方签定了上述《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并将该合同规定乙方（陈永仪）的权利义务全部无偿转让给伍伟雄、陈碧燕。三、虽然，合同双方将合同乙方（陈永仪）的权利义务全部无偿转让给伍伟雄、陈碧燕过程，未用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是《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双方均用实际行为表明接受。其一，陈永仪并无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第三条规定的期限和金额履行向叙龙合作社交付土地使用费的义务，因而陈永仪不能取得《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规定的用益物权。而是叙龙合作社从1996年9月2日至2014年6月25日持续18年接受收取伍伟雄用合同乙方（陈永仪）的名义向其交付的土地使用费并出具17份《收款收据》给伍伟雄。其二，叙龙合作社依约将涉案土地交付给伍伟雄、陈碧燕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第一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持续使用19年至国家征收土地案发。其三，因行政诉讼被诉的台山市人民政府2004年违法征收了部份涉案土地导致《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规定的40亩用地减少，叙龙合作社与实际承包使用涉案土地8年的伍伟雄、陈碧燕共同商定：从2005年至2015年案发前的2014年，将《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第三条规定“按40亩一年计人民币柒佰元”减少至“500元”，且叙龙合作社与伍伟雄、陈碧燕于2014年8月14日共同签订了《关于补充叙龙村蔗环山土地使用费调整》补充规定。由上列三方面案件事实可见，上述完整的履行《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证据链充分证实的案件事实是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陈永仪及叙龙合作社，虽然没有用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是否转让《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权利义务的意见，但是陈永仪及叙龙合作社都用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默示同意和确认《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乙方（陈永仪）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伍伟雄、陈碧燕取得涉案土地用益物权的所有权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六条以及法（办）发[1988]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四、因行政诉讼被诉的台山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初第二次违法征收涉案40亩土地的剩余土地过程，法外授权委托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及该处内设的城镇建设管理与环保局和东坑社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坑村委会”）三个不具有征地行政主体资格的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在违法征地程序非法剥夺伍伟雄、陈碧燕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采用非法证据于2015年4月23日错误作出征地补偿方案违法行政决定，严重侵害了伍伟雄、陈碧燕合同权益和国家利益。为此，2016年3月16日，伍伟雄、陈碧燕依法向违法征地的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等三个管理公共事务组织主张权利。但是，被追责的违法征地行政组织继续违法侵权。伍伟雄、陈碧燕被逼无奈，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同时，申请受诉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的用益物权确认民事争议。因此请求法院判决确认1996年9月2日台山市附城镇东坑管区叙龙村后变更为叙龙合作社为甲方，与陈永仪为乙方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40亩山坡荒地用益物权在2015年4月23日被国家征收之前归属伍伟雄和陈碧燕共有。原告伍伟雄、陈碧燕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证明叙龙合作社（甲方）与陈永仪（乙方）在涉案《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订立只有成就所附生效条件才能转让的40亩山坡荒地用益物权的事实。同时陈永仪居然没有该证据的原件，也证明陈永仪用行为同意将乙方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伍伟雄、陈碧燕。2、《关于补充叙龙村蔗环山土地使用费调整》，证明土地发包方的叙龙合作社与土地承包使用方的伍伟雄共同签订调整减少部份涉案土地使用费补充规定是叙龙合作社以行为默示同意陈永仪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事实。3、东坑村委会《证明》，证明国家因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而变更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单位名称的事实。4、广东省水丰农场三份《证明》；5、伍某2《家事证明》；6、伍某5《证明》，证据4-6均证明涉案事实关联人物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事实，以及相关联人物在特定时空实施的涉案行为事实。7、陈某1父子《证明》；8、陈某1《证明》，证据7-8均证明陈永仪与叙龙合作社签订涉案《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事由及合同签订前三方口头约定合同指向土地使用方案的事实。9、《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甲方（叙龙合作社）出具给伍伟雄、陈碧燕的17份《收款收据》，证明：（1）《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甲方（叙龙合作社）从1996年9月2日至2014年6月25日接受并出具《收款收据》17份连续顺延18年由伍伟雄、陈碧燕交付合同规定的土地使用费，是甲方（叙龙合作社）用行为默示同意乙方（陈永仪）将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伍伟雄、陈碧燕的事实；（2）《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乙方（陈永仪）没有履行合同规定交费义务，而是按合同签订前三方口头约定用地方案将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伍伟雄、陈碧燕的事实。10、东坑村委会三份《证明》；11、东坑社区东悦村30多名村民二份《证明》，证据10-11均证明：（1）《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规定的土地使用费是伍伟雄以陈永仪的名义向甲方（叙龙合作社）交付的事实；（2）《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40亩山坡地从合同签订至案发19年间一直是伍伟雄、陈碧燕持续使用的事实；（3）证明伍伟雄、陈碧燕是涉案40亩土地附着物的产权所有人的事实。12、涉事经办当事人八份《证明》，证明伍伟雄、陈碧燕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及合同补充规定使用开发治理40亩荒山土地并由其出资购果苗种植，买砖沙、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建造房屋持续管护19年40亩果场至案发的事实。13、伍伟雄《签收表》、《当事人伍伟雄向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提交申请资料交接清单凭证》、《申请书》、《回执》，证明伍伟雄、陈碧燕依据事实和法律向经办征收涉案土地的行政机关主张权利的事实。14、《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15、《征收土地预公告》；16、《深茂铁路台山台城段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确认表》；17、《关于东坑蔗环山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分配委托书》；18、《深茂铁路台山段青苗、附着物拆迁补偿协议》；19、《深茂铁路台山段征地补偿协议书》；20、《民主议事签名表》；21、《关于台城东坑社区叙龙村蔗环山果场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支付情况说明》。证据14-21均证明：（1）没有法定征地及法定征地补偿安置行政主体资格的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及该处内设的城镇建设管理与环保局和东坑村委会违法征地和2015年4月23日违法作出征地补偿方案决定的事实；（2）没有法定征地及法定征地补偿安置行政主体资格的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及该处内设的城镇建设管理与环保局和东坑村委会三个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织在违法征地程序非法剥夺伍伟雄、陈碧燕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采用非法证据的事实；（3）上述三个管理公共事务组织的直接责任人与陈永仪恶意串通侵害伍伟雄、陈碧燕合法权益和国家征地补偿利益的事实；（4）《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40亩山坡荒地使用权发生用益物权确认民事争议的事实。22、东坑村委会《证明》，该证明与2016年8月22日伍伟雄、陈碧燕向法院提交的《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用益物权确认之诉》原告举证本（共21组65页，以下简称《原告举证》）第13页和第28页至31页共3份证据互相印证、佐证具有法定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明力的事实。23、谢某和石某夫妇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4、李某1和李某2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5、伍某6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6、林某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7、伍伟雄、陈碧燕的长女伍某3的《出生医学证明》。证据23-27均证明：（1）该5份补充证明与《原告举证》第17页至第46页的4组举证相互印证、佐证具有法定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明力的事实。（2）伍伟雄、陈碧燕补充提交的5份证明与《原告举证》第17页至第46页举证共同证明本案陈永仪及叙龙合作社用实际接受行为的方式，默示同意将涉案的《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乙方（陈永仪）的权利义务全部无偿转让给伍伟雄、陈碧燕的事实：包括陈永仪无依约交付土地使用费和叙龙合作社接收伍伟雄、陈碧燕以乙方（陈永仪）的名义交付土地使用费18年，以及叙龙合作社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甲方将使用的土地交由乙方自行开发，自主经营”和伍伟雄、陈碧燕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第五条第（一）项规定乙方行使自费开发、种植（水果）权利管护收益19年的事实。（3）陈永仪和何美兰共同向法院提交的《台城镇东坑管区叙龙村果场承包经过》中第二条和第三条以及《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事实和理由部份的第二条至第九条内容是没有合法证据加以证明支持的捏造陈述。28、《关于陈某1所作证明材料的说明》、陈某1及陈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29、广东省水丰农场的《证明》；30、陈某3的《声明》及陈某3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8-30均证明陈永仪和何美兰向法院提交的《陈某1夫妇亲笔书写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和《声明书》3份证据是法释[2015]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为“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31、伍伟雄与陈碧燕的结婚证，证明伍伟雄与陈碧燕的夫妻关系。被告陈永仪答辩称，一、《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是陈永仪与发包方依法签订的，与伍伟雄、陈碧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二、陈永仪、伍某1和陈某1三人曾经口头协商过，由陈永仪与伍某4两人为一户，何美兰及伍某1两人为一户，陈某1夫妇两人为一户，合共三户，分三份，共同合作投资、开发、经营涉案农场。三、在涉案农场还未正式投资、开发、经营前，陈某1夫妇就以太过辛苦了为由退出了，所以涉案农场最终是由陈永仪与伍某4两人为一户，以及由何美兰及伍某1两人为一户，合共两户，共同合作投资、开发、经营涉案农场的，两户各占涉案农场一半（50%）的权属份额。四、当时涉案农场的投资、开发费用是由陈永仪与伍某4一户实际全额出资的，何美兰及伍某1一户是没有出资的，而是以提供劳动力（注：即实际全程参与涉案农场的开发、改造、生产、劳动等）的形式折抵出资的。五、伍伟雄、陈碧燕原来是在深圳打工的，涉案农场开发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伍伟雄、陈碧燕才从深圳回来台山投靠何美兰及伍某1的，所以伍伟雄、陈碧燕根本就没有实际参与过涉案农场的投资、开发。六、当时伍伟雄、陈碧燕刚从深圳回来台山投靠何美兰及伍某1时，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而陈永仪当时除了投资经营涉案农场外，还另外经营有一家木器厂（台山市附城镇木器厂），当时陈永仪和伍某4出于照顾妻弟、弟弟的善意，于是聘用伍伟雄到其经营的木器厂上班、做工，直至木器厂于2004年结业解散后伍伟雄才离职木器厂，自己出去跟人学做装修和从事装修方面的散工，所以伍伟雄、陈碧燕根本就不可能是涉案农场的实际经营者。七、涉案农场初期的承包费是由陈永仪与伍某4去交的，后来他们工作忙，没有时间，就直接把承包费交给伍某1帮忙去交的。后期涉案农场开始有收益了，陈永仪与伍某4出于对何美兰及伍某1两位老人家的照顾，并没有提出收益分成，而是由何美兰及伍某1直接从涉案农场中收益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开支，以表孝心，而何美兰及伍某1当时也就在涉案农场的收益中直接提取并用于支付涉案农场的承包费。因当时伍伟雄、陈碧燕投靠何美兰及伍某1居住，于是伍某1就直接把涉案农场的承包费交由伍伟雄帮忙去村委会和村里缴交，所以伍伟雄、陈碧燕保管有涉案农场的承包费票据也是正常和符合常理的，伍伟雄曾经帮忙在涉案农场里加盖过有一部分的建筑物，但相关款项是直接来源于当时涉案农场的收益款项的，并不是伍伟雄个人出资、投资的。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何美兰及伍某1有叫伍伟雄帮忙出面去村委会、村里交承包费和帮忙跑跑脚、料理一下涉案农场的一些杂事务的缘故，致使村委会的干部及当地的群众等错误地以为伍伟雄、陈碧燕就是涉案农场的实际经营者，错误地给伍伟雄、陈碧燕作证，但这明显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八、陈永仪与伍某4，以及何美兰及伍某1等人由始至终均没有书面或口头商量过，更加没有同意过要将涉案农场等相关权属有偿或无偿地提供给伍伟雄、陈碧燕等人，伍伟雄、陈碧燕在其向法庭提交的《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用益物权确认之诉》中所述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相符。九、伍某1已于2014年5月去世，伍伟雄作为伍某1的儿子和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之一，依法其是有权继承伍某1在涉案农场当中的相关权属份额的。何美兰及伍某1共占涉案农场一半（50%）的权属份额。现在伍某1去世了，鉴于其没有立下遗嘱，对于伍某1所分享的涉案农场的25%的权属份额，依法应由其全部法定继续人共同、平均继承、分享。伍某1的法定继承人共有五人，分别系其配偶何美兰，以及伍某1和何美兰共同生育的长女伍某4、长子伍某2、二儿子伍伟雄、二女儿伍某5。伍伟雄依法只能通过继承的法律规定分享到涉案农场5%的权属份额，而何美兰则可以通过夫妻共有财产和继承的法律规定分享到涉案农场30%的权属份额。伍伟雄、陈碧燕现向法院诉请要求确认涉案农场的相关权属份额归他们两人共有，这明显是违背事实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何美兰的陈述意见与陈永仪的答辩意见一致。被告陈永仪与第三人何美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均一致，包括如下证据：1、《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证明陈永仪和发包单位依法签订涉案合同的情况，发包单位当时经办的村长为李某3，村委会主任为李国光。2、《台城镇东坑管区叙龙村果场承包经过》，证明当事人及相关知情人员共同证实的涉案合同及农场的实际情况。3、《补偿协议书》、《新宁工业园国投用地作物补偿明细表》、《开支证明单》，证明涉案农场部分土地于2005年被依法征收时所形成的原始文件，相关征地补偿款当时由陈永仪收取后已另行将其中一半支付给伍某1和何美兰，从中可以进一步印证涉案农场一直是由陈永仪、伍某4和何美兰、伍某1两户实际共同经营、管理、收益等的。4、《离婚协议书》，证明陈永仪与伍某4离婚时明确对涉案农场的权益分配问题作出了相关约定内容，从中可以进一步反映出陈永仪与伍某4一直是实际经营、管理涉案农场的，根本不存在有偿或无偿赠送或提供给伍伟雄、陈碧燕等问题。5、《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6、《人员参保历史查询》，证据5-6均证明在伍伟雄、陈碧燕诉状所述的涉案农场开发、经营、管理等时间段里，陈永仪经营有一家木器厂，当时出于照顾的形式聘请了伍伟雄在木器厂上班、做工，并为伍伟雄购买了社保，从中可以进一步印证伍伟雄、陈碧燕在其诉状指向的时间段里根本就不可能去实际经营、管理涉案农场，其诉状所述的内容明显是属于虚假、捏造的。7、《证明》（注：由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分局那霍派出所出具），证明陈碧燕是电白县那霍镇马路村民委员会人，与证人陈某1是父女关系，与证人全某是同村关系，伍伟雄、陈碧燕涉嫌串通证人陈某1、全某作虚假证词。8、《陈某1夫妇亲笔书写证明》及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伍伟雄、陈碧燕在诉状及举证中所述的内容是虚假的、捏造的。9、《亲属关系证明》（注：由广东省水丰农场出具），证明伍伟雄、陈碧燕与何美兰等人的亲属关系情况。10、《声明书》及附件（注：由广东省水丰农场出具），证明伍伟雄、陈碧燕举证的第4项，即原广东省水丰农场出具给伍伟雄、陈碧燕的相关证明已依法作废。被告叙龙合作社没有发表答辩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本院依原告伍伟雄、陈碧燕的申请调取原告伍伟雄、陈碧燕证据18-20的证据原件：18、《深茂铁路台山段青苗、附着物拆迁补偿协议》；19、《深茂铁路台山段征地补偿协议书》；20、《民主议事签名表》。经庭审质证，被告陈永仪及第三人何美兰对原告伍伟雄、陈碧燕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意见，但是该份合同的原件原来是交由伍某1保管，伍某1死亡后，该合同原件才辗转到伍伟雄、陈碧燕的手上，并不是陈永仪和何美兰交给伍伟雄、陈碧燕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意见，但当时伍伟雄是作为陈永仪、何美兰等人的代表在上面签字的，他在当中的地位是承包人代表。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意见。4、对证据4，其中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伍某1死亡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意见，另外两份证明已经由原出具单位声明作废。5、对证据5-8，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所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6、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这些收据本来都是由伍某1保管，伍某1死亡后才流到伍伟雄、陈碧燕的手上，通过这些收据可以反映出陈永仪才是涉案承包地的权属人。7、对证据10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首先村委会没有这方面的职权，也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可以反映出伍伟雄、陈碧燕要证明的内容，另外村委会在其他场合所出具的文件，里面的证明内容与该三份《证明》的内容明显冲突。8、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首先证人没有出庭，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涉讼土地属于叙龙村，而该《证明》上面签名的是东悦村的村民，与本案根本没有关联性。9、对证据12，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0、证据13认为与本案无关。11、对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2、对证据15-2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意见。证据16、证据18上面都有村委会干部的签名及加盖公章确认陈永仪在涉讼土地中的权属人的资格。13、证据2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4、对证据23-26，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5、证据2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6、对证据28与证据30，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7、证据2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永仪是不认识广东省水丰农场中的工作人员的，而何美兰虽然曾经是职工，但因为已经退休多年，并且回来台山定居，对广东省水丰农场目前的工作人员也是不认识的，至于对该单位谁是负责人，谁保管公章根本不清楚。被告叙龙合作社认为伍伟雄、陈碧燕的证据都是合法、真实的。原告伍伟雄、陈碧燕对被告陈永仪及第三人何美兰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确认，伍伟雄、陈碧燕是接受涉案合同双方用实际接受行为默示同意将乙方在合同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的第三人。2、证据2是提交人捏造事实并找几个不确定世界上是否存在且又与涉案合同没有关联的人签名形成的严重侵害伍伟雄、陈碧燕合法权益的所谓“证据”，而且是“自己证明自己”，没有合法证明效力。另外该份证据与《离婚协议书》中提到的“伍某4占分红75%，陈永仪占分红25%”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该证据是蒙骗有关人员签名形成的虚假证据。3、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都持有异议。《补偿协议书》中的“甲方”，既不是部门规章“国土资发[1999]480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二自然段规定的“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实施的具体工作”法定的执行单位；也不是台山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用“台国规地字(1998)077”号违法批准征用部份涉案划拨土地的“台山市土地统一开发总公司”。因此，该协议书要证明的征地补偿逻辑不成立。《新宁工业园国投用地作物补偿明细表》是没有征地单位盖章确认，而只有陈永仪个人签名的白条，且该表证明的内容与1998年12月14日《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记录的内容是矛盾的，时间相隔7年。该表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开支证明单》的“用款人”并不是《补偿协议书》中“乙方”的陈永仪。4、证据4是陈永仪与前妻伍某4背着伍伟雄、陈碧燕恶意串通侵害伍伟雄、陈碧燕合法权益形成的所谓“证据”，不属于合法证据。5、证据5-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6、证据8-10都是虚假证据。被告叙龙合作社对被告陈永仪及第三人何美兰的证据全部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1996年9月2日，甲方“台山市附城镇东坑管区叙龙村”与乙方“陈永仪”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蔗环山（土名）的山坡地共肆拾亩给乙方使用，每年使用费柒佰元。伍某1与何美兰共生育四个子女，其中伍某4为女儿，伍伟雄为儿子。1996年3月15日，伍伟雄与陈碧燕登记结婚。2012年6月4日，伍某4与陈永仪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台山市台城东坑村委会蔗环山40亩果场承办经营权及投资盈亏归伍某4所有；若该果场征收分红时伍某4占分红75%，陈永仪占分红为25%”。2014年5月30日，伍某1因死亡注销了户口。1996年9月2日，“东坑财会站”出具收据证明收到陈永仪承包款1400元。1998年-2013年期间（除2004年外），东坑村或叙龙合作社每年出具类似收据共15张，均显示陈永仪缴纳承包款。2014年6月25日，叙龙合作社再次出具收据，显示“收伍伟雄代交陈永仪蔗环山2015年承包费款”。2014年8月14日，叙龙合作社出具《关于补充叙龙村蔗环山土地使用费调整》，约定土地使用费从2004年由原来的每年700元改为每年500元，伍伟雄在“承包人代表”处签名。2014年6月26日，东坑村委会证明，从1996年开始至2014年承包款一直由伍伟雄交付。2015年7月3日，东坑村委会又证明蔗环山（土名）山地共肆拾亩的土地上所栽种的树木、林苗的栽种人为伍伟雄。2015年8月26日，东坑村委会再次证明承包合同于1996年9月2日陈永仪与村签订，缴交承包款是伍伟雄以陈永仪的名义交付。2016年3月16日，伍伟雄、陈碧燕向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城镇建设管理与环保局提出《申请书》，申请将东坑社区账户余下的439718元征地补偿款全部支付给伍伟雄、陈碧燕，另外申请公开有关征地的政府信息。在2015年4月23日制作的《深茂铁路台山台城段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确认表》上有伍某4及陈永仪的签名，另有东坑村委会的盖章以及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城镇建设管理与环保局的盖章。2015年4月23日，甲方“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城镇建设管理与环保局”与乙方“伍某4、陈永仪”签订《深茂铁路台山段青苗、附着物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补偿款合计839718元。2015年6月5日，甲方“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与乙方叙龙合作社签订《深茂铁路台山段征地补偿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征地补偿款1124060元及留用地折算货币补偿款385392元。2016年1月11日，陈永仪、伍某4出具《关于东坑蔗环山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分配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合共839718元，分配方案如下：陈永仪和伍某4共400000元，余下439718元归何美兰、伍伟雄共同所有……”。另查明，2005年11月18日，甲方“台山市附城经济发展总公司”与乙方“陈永仪（何美兰）”签订《补偿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开发台山市工业园，现需征用乙方承包的聚龙村蔗环山岗地（土名），面积24.311亩。……补偿金额总款为壹拾万元正……”。1989年12月6日，台山市附城镇木器厂成立，陈永仪担任法定代表人。台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人员参保历史查询》显示伍伟雄于2004年2月至2015年2月一直缴纳社会保险费。2016年3月14日，东坑村委会证明“台山市附城镇东坑管区叙龙村”与“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东坑村叙龙经济合作社”是同一个单位；“台山市附城镇人民政府东坑管理区”与“台山市台城街道东坑社区村民委员会”是同一个单位。再查明，2016年5月23日，伍伟雄、陈碧燕以台山市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案号为（2016）粤07行初45号，同时一并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6）粤07民初22号，当时的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永仪、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然后伍伟雄、陈碧燕撤诉，变更被告为“陈永仪、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东坑村叙龙经济合作社”，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本院立案后，何美兰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院同意追加何美兰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本院认为，1996年9月2日，甲方“台山市附城镇东坑管区叙龙村”与乙方“陈永仪”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蔗环山（土名）的山坡地共肆拾亩给乙方使用。从1996年至2013年出具的收据中都显示是陈永仪缴纳承包款，特别是2014年5月伍某1去世后，2014年6月出具的收据中显示是伍伟雄以陈永仪的名义交付承包款。而且东坑村委会在2015年8月26日证明“缴交承包款是伍伟雄以陈永仪的名义交付”，东坑村委会（原东坑管理区）亦在当年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上加盖印章，其知晓陈永仪是合同签订方的事实。虽然伍伟雄、陈碧燕称至今保留着交款收据的原件，但并不能由此直接证明是伍伟雄承担了涉案《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中乙方的全部权利义务，亦不能证明陈永仪放弃了对涉案土地承包的经营管理权。另外，2005年11月18日，甲方“台山市附城经济发展总公司”与乙方“陈永仪（何美兰）”签订《补偿协议书》，陈永仪领取了补偿款10万元。2015年4月23日，甲方“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城镇建设管理与环保局”与乙方“伍某4、陈永仪”签订《深茂铁路台山段青苗、附着物拆迁补偿协议》，陈永仪、伍某4领取补偿款中的40万元。这些证据与前述缴款收据可以相互印证，由此得知陈永仪履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事实更为可信，伍伟雄、陈碧燕诉称陈永仪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并无偿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说法缺少依据。虽然东坑村委会在2015年7月3日证明蔗环山共肆拾亩的土地上所栽种的树木、林苗的栽种人为伍伟雄，由此得知伍伟雄在涉案合同承包土地上从事了具体经营活动的事实较为可信，但与前述证据综合考量，并不能得出陈永仪将《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中乙方权利义务全部无偿转让给伍伟雄及陈碧燕的结论。伍伟雄、陈碧燕诉请确认《土地有偿使用合同》项下土地的用益物权归属其共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伍伟雄、陈碧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伍伟雄、陈碧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健审 判 员 邓 球代理审判员 周 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黄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