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3民再3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市某公司，住所地朝阳。法定代表人：高某，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材料公司，住所地朝阳。法定代表人：孙某，董事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某银行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法定代表人：赵光伟，董事长。市某公司诉某银行公司、某材料公司股权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辽1302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某材料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辽13民终2587号民事判决。市某公司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6日作出（2020）辽民申3081号民事裁定：指令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市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申请人某材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被告某银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市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依法对原告于2011年度和2012年6月4日及至今在被告股份及股份分红确权。截止到2014年，原告持有股份为401156股，现金为279,502.62元，并依法确认2015年至今的股权数额；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因原告在被告某银行公司的贷款未还清。自2009年起原告入股某银行公司成为股东。至2012年6月4日，由被告某银行公司主张，市某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签订了916.5万元的《某银行公司股份转让合同》。2014年，原告收到被告某银行公司告知转股10047股，现金分红18,586.49元已入原告账户，并收到《国发农资公司转股待处理问题》明细。通过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原告和被告某银行公司于2012年6月8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明确了原告欠被告某银行公司的贷款余额1685万元已经全部还清。其中916.5万元已转股方式抵偿，剩余欠款本息768.5万元用原告权属的22间（套）市场商贸楼抵偿，被告某银行公司实际接收了23间（套）商贸楼。然而，原告于2011年及2012年6月4日的股权分红，被告某银行公司先是说成了股份，后又因领导变动而在被告某银行公司的财务一直挂账待处理。无奈，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某银行公司辩称：原告将其在某银行的股权用于抵偿期所欠的贷款，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是前因，真正实现股权转让的是原告与被告某材料公司。所以，本案争议的是原告与被告某材料公司股权所有权确认纠纷。被告某材料公司辩称：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实际就是股权转让之前存在的利润，是否在转让时予以明确约定，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我方认可。2012年6月4日，原告和金河签订股权转让时，没约定转让前产生的利润归谁所有，按照公司法规定，转让前公司产生的利润想分配有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法规定要有足够的利润，二要产生股东的利润分配方案，在转让后形成分配方案归受让人所有，我们认为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应该归某材料公司公司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因朝阳市商业银行（现更名为某银行公司）与市某公司、北票陶然生态农贸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朝阳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朝中民一合初字第62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2年6月8日，双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截止2012年2月21日被执行人市某公司在某银行公司尚欠贷款余额1,685万元及利息，由被执行人北票陶然生态农贸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并由被执行人朝阳市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票陶然生态农贸交易市场有限公司、高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被执行人市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陶爱国病故，经营出现严重问题，无力以现金方式偿还所欠申请执行人贷款本息。故经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一、被执行人市某公司自愿以拥有的申请执行人某银行公司611万股股权偿还拖欠申请执行人贷款本金916.5万元。二、被执行人市某公司对上述抵债股权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确保抵债资产无任何瑕疵，不存在已设定其他他项权利的情形，股权抵债后应当协助申请执行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包含申请执行人在不减少注册资本金的情况下直接将该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三、被执行人北票陶然生态农贸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自愿以拥有的北票市黑城子镇农贸市场的商贸楼22.37间（套）及土地抵偿剩余贷款本金768.5万元及欠息。……。”2012年9月25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朝中执字第58号执行裁定将被执行人北票陶然生态农贸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北票市黑城子镇农贸市场商贸楼22.37间（套）及土地。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朝阳市商业银行，抵偿欠款本金768.5万、利息300万，合计1,068.5万元。另查明，在执行和解协议签订之前，被告某银行公司当初经办人姚玉民曾与原告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已多次协商以股抵债事宜，并最终达成意向。即原告将其在某银行公司所持有的611.4万股股份抵偿拖欠的贷款916.5万元。但因某银行公司不能收购本公司的股权，因此，姚玉民联系被告某材料公司。2012年6月4日，原告（出让方）市某公司与被告（受让方）某材料公司签订《某银行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一份，合同规定，原告将其在某银行公司所持有的611.4万股转让某材料公司，价格为916.5万元。该合同于2012年7月26日进行了公证。该合同内容中未明确2012年6月4日之前股金分红归属问题。合同签订后，某材料公司支付给某银行公司916.5万元，以代偿原告拖欠的贷款。相应的某材料公司在其股权登记上增加611.4万股。2016年2月21日，被告某银行公司给付原告2014年股金分红款18,586.49元。其为原告出具的《国发农资公司转股待处理问题》记载：2014年度分红：转股10047股、股份挂账累计到401156股；现金挂账累计279,502.62元。目前待处理问题：股份401156股，现金279,502.62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与二被告均认可股份转让时间节点为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日，即2012年6月4日。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原告市某公司与被告某银行公司、被告某材料公司均认可股份转让的时间节点为2012年6月4日。那么，2012年6月4日之前，原告市某公司持有案涉611.4万股，系被告某银行公司股东；2012年6月4日以后，因股权发生转让，被告某材料公司持有案涉611.4万股，其成为被告某银行公司股东。本案争执的焦点是谁享有2012年6月4日前案涉611.4万股金分红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只有股东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本案中，2012年6月4日之前，因原告持有611.4万股，当然对所持有的股份收益依法享有分配的权利。截止2014年，案涉的611.4万股金分红股份挂账累计401156股，现金挂账累计279,502.62元。故原告要求对上述累计挂账股份和现金收益确认所有权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5年至今的股权分红具体数额应以被告某银行公司的挂账数额为准，原告有权查阅相关账目，如有纠纷可另行处理。关于被告某材料公司提出原告所主张的收益应该归其所有的抗辩，因在2012年6月4日之前，被告某材料公司尚未持有案涉611.4万股，故对案涉的611.4万股资产所产生的收益依法不享有股东权利，即对尚未受让的611.4万股所产生的收益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至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何时制定和批准通过，并不影响已产生利润的归属问题。被告某材料公司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市某公司2011年度和2012年6月4日及至今（截止到2014年）在被告某银行公司原告股份累计挂账401156股，现金累计挂账279,502.62元均归原告市某公司所有。二、被告某银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市某公司提供2015年至今原告的上述股份和现金累计挂账数额。案件受理费200元（原告预交），由被告某银行公司负担。宣判后，一审被告某材料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请求：一、撤销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二、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将一审2011年度和2012年6月4日前拓股金分红及其后所产生的财产权益归上诉人所有。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案涉股份收益系在股权转让前形成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市某公司的确认之诉实质是主张的股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应围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市某公司在2012年6月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进行考量，而非仅考虑二被上诉人之间如何约定。案涉的股权利润分配方案系在股份转让之后形成，是在市某公司不是股东之后形成。《股份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上诉人以916.5万元价格购买被上诉人市某公司611.4万元股份。合同没有约定转让前没有分配的股权收益。没有约定按照法律规定。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股东请求分红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公司具有充足的利润；其二是股东会作出分红决议，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股东才可以请求分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股东都无权请求分配利润。被上诉人混淆了利润分配请求权与利润给付请求权。利润分配请求权与股东身份密切相连，随着股东身份转移而转移，股权转让后，其股东资格也随之丧失。利润给付请求权是利润分配请求权的一种具体化，是独立于股权而独立存在的，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依然有权要求支付该部分已经在转让前已确定分配的利润。故此，股东转让股权后，对转让前的未分配利润要区分对待。如果转让前公司股东后已经做出利润分配方案，那么股权转化后原股东依然享有利润给付请求权，新股东无法受偿该部分利润；如果转让前公司股东未做出利润分配方案，那么股权转让后，原股东即丧失利润分配请求权。本案被上诉人市某公司转让股份时，没有形成利润分配方案，该方案系在转让后形成，在已经丧失股东身份情况下，亦丧失利润分配请求权，其无权主张股权分红权益。二、人民法院相关案例均认定上诉人应当取得股权收益{（2010）成民再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2012）渝四中法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2006）丹民三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三、原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涉及的股份转让的衍生的利润分配，涉及《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原审没有适用属于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市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本案应围绕《股份转让合同》进行考量，而非仅考虑被上诉人与某银行之间约定，该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本案并不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事实基础系被上诉人与某银行间因《执行和解协议》关于股权抵债问题所引起，故双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从而派生出《股份转让合同》，目的是代偿代款而已。二、判例法是英美国家的审判方式，我国的审判制度属于成文法，故上诉人所举案例不是判案依据，更何况个案间案情也不尽相同，没有参考价值。三、至于上诉人所称的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职权）、第四十六条（董事会职权）及第一百六十六条（法定公积金与任意公积金）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更不适用本案。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被上诉人某银行公司述称：对原审判决不发表任何意见，我们的地位是第三人，股权判给谁我们都没有意见。401156股确实在我们那挂着，279,502.62元是现金。我们认为原审判决由某银行承担诉讼费用不对，单独对诉讼费是不能提起上诉的，希望二审法院能改就改了。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某银行公司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除一审判决所述内容外还有如下内容：虽然法院在原一审中调取了某银行的监事长姚玉民的证言，但姚玉民只是证明在原告与某银行签订的将其在某银行的股权用于抵偿其所欠某银行贷款时，不包括股权未分配的红利，而原告与某银行的执行和解协议不是真正的股权转让，只是前因，真正实现股权转让的是原告与被告某材料公司公司签订并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只有股权转让的双方有解释权，某银行无权解释。且执行和解协议中股权转让的内容，并不必然是原告与被告某材料公司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原告与被告某材料公司公司协商的，可以对执行和解协议中股权层次转让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原告与被告某材料公司公司的权利。虽然某银行在股权转让后确定的股权转让前的部分分红款给付原告，但这并不代表某银行认定股权转让前的分红款属于原告，因为某银行没有确认股权权属的权利。某银行将股权转让后确定的股权转让前的部分分红款给付原告是工作失误，在原告多次向某银行索要在股权转让后确定的股权转让前的分红时，某银行均告知与被告某材料公司公司协商确认权属，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错误。其他的案件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某银行公司转让合同、公证书、某银行公司出具的国发农资公司转股待处理问题明细、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朝中执字第58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和解协议书、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载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过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市某公司转让股权后，是否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某银行公司向其分配股权转让前的利润。第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股东依法有权行使股东权利。股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股东一旦转让股权，即丧失股东资格，无权行使股东权利。股权转让包括股东资格以及股东享有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转让。第二、股份转让时间节点为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日，即2012年6月4日。而被上诉人某银行公司是于2012年9月才召开董事会对2011年股权红利进行分配。此时被上诉人市某公司已丧失股东资格。又因被上诉人市某公司在与上诉人某材料公司签订《某银行公司股份转让合同》时，对转让前的股权红利并未有特别约定，故被上诉人市某公司对其在股权转让前的股权红利主张权利证据不足，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关于上诉人某材料公司的上诉请求，因其在本案一审中未有诉讼请求，二审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市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93元，合计5,693元，由被上诉人市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市某公司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6日作出（2020）辽民申3081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市某公司转让611.4万股股权后，是否有权要求某银行向其分配该部分股权在转让前产生的红利。原审法院已查明，2012年6月4日，市某公司将其持有的某银行611.4万股股权转让给某材料公司，用于抵偿其拖欠某银行的916.5万元贷款。转让之时，该611.4万股股权尚未分配红利，案涉37万股股权系该611.4万股股权在2011年产生的红利，虽市某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消灭了其在某银行的债务，但因2011年市某公司是股权的持有者，某材料公司尚未成为该股权的持有者，故某材料公司是否有权享有该部分股权的利润分配？另，二审判决结果导致市某公司的抵债金额超出其欠款金额有失公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指令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市某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3民终2587号民事判决，维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持有的611.4万股份仅是抵债给了某银行，而非转让给某材料公司；2、案涉611.4万股股份未分红部分所有权归属取决于申请人与某银行之间的约定与真实意思表示,某材料公司无话语权。3、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只引用《民事诉讼法》，没有引用实体法，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决是主观判案，是错案。庭审中补充的意见：1、二审判决对国发公司、某银行与某材料公司三方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2、本案案由与原审审理的焦点不一致，本案的案由为股权所有权确权纠纷，而案件审理却是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3、国发公司与某材料公司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因附条件没有成就而未生效，某材料公司无权请求分配利润。某材料公司答辩：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1、本案案件性质属于公司盈利分配纠纷,是国发公司与某材料公司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与某银行无利害关系，按照两个公司之间于2012年6月4日签订《某银行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第五条约定，发生纠纷由朝阳仲裁委仲裁，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2、按照《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国发公司将611.4万股以916.5万元转让给某材料公司公司，某材料公司公司于2012年8月1日直接转款到国发公司账户，支付相应对价，证明合同已经得到履行；3、某材料公司公司应取得转让前的利润，因为两个公司对转让前的公司的利润归属没有特别约定，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亦应随原股东权利一并整体转让给受让人某材料公司公司，某材料公司公司取得案涉股权时，尚未作出分配决议，故案涉股权涉及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抽象的期待权，国发公司在签订转让合同后不具有相应股权股东身份，无权继续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某银行公司答辩：1、某银行作为涉案股权所在公司，对于办理国发公司和某材料公司公司股权转让登记时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所附的公证书，并不是人民法院的执行和解协议；2、法院的执行和解协议关于以股抵债的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本案的事实发生在2012年6月，按照公司法第143条，后经修改变成142条，明确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股本公司的股份。所以该条不合法也不可能实际履行。3、某银行对转让股权所产生的股息的所有权尊重人民法院的裁决。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原审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载卷佐证，应予认定。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市某公司转让611.4万股股权后，是否有权要求某银行公司向其分配该部分股权在转让前产生的红利。2012年6月4日，市某公司将其持有的某银行公司611.4万股股权转让给某材料公司，用于抵偿其拖欠某银行公司的916.5万元贷款。转让之时，该611.4万股股权尚未分配红利，案涉股权、现金挂账系该611.4万股股权在转让之前产生的红利，虽市某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消灭了其在某银行公司的债务，但因2011年市某公司是股权的持有者，某材料公司尚未成为该股权的持有者，故某材料公司无权享有该部分股权的利润分配。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辽13民终258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19）辽1302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493元由某材料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焱审 判 员  左颖慧审 判 员  李春兆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朱城林书 记 员  叶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