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1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玉，女，197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伟杰，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强路1号珠控商务大厦102、103、201、602、25-35楼。负责人：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翠婷，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志辉，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红玉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广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28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刘红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伟杰，被上诉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翠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红玉立即偿还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借款本金77296.09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截止至2020年9月21日利息（含罚息）16315.9元，复利1844.1元；从次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固定利率上浮50%计算罚息]；2.刘红玉承担本案律师费400元；3.刘红玉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红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清偿借款本金77296.09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截止至2020年9月21日，利息（含利息、罚息）为16315.9元，复利为1844.1元；自2020年9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在合同约定月利率的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二、刘红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支付律师费4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68元，减半收取计1034元，由刘红玉负担。上诉人刘红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红玉的上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承担。二审诉讼期间，刘红玉整理归纳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2.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应赔偿不当得利23199.53及利息和罚息，不当得利共三笔：12265元（实时代扣）、1950元（委托转账）、8984.53元（前19期多扣款）；3.刘红玉律师费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负担；4.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赔偿刘红玉因暴力、恐吓催收而导致的身心健康损害费。事实与理由：1.刘红玉并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对刘红玉的银行卡进行金额的划扣。根据刘红玉提供的流水清单以及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庭后提交的补充说明可以看出，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放款后，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立即对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所放款的15万元进行“实时代扣”12265元。在刘红玉没有授权第三方机构对其银行卡进行划扣的情况下，第三方机构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实时代扣”，必然具备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授权，因此实时代扣的12265元应是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授权第三方机构划扣从而非法侵占的，但一审法院无视该事实，属于事实查明不清。2.刘红玉作为普通公民，其无法全面获取自身银行流水的内部信息，也不可能了解银行与第三方机构是否存在合作。在刘红玉没有授权第三方机构进行划扣的情况下，在收到贷款的第一时间立刻被进行“实时代扣”，该笔款项应是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以第三方机构的名义代为扣款的。由于刘红玉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地位不平等，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对等，故一审法院将证明责任强加于刘红玉，要求刘红玉证明该“实时代扣”款项不属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所划扣的，实属不妥。该证明责任应该由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承担，应由其证明该款项是其授权第三方代为划扣的。3.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的强制性规定，通过授权第三方代为划扣的方式，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借款的利息，故双方所签订的《个人信用贷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刘红玉应将本金137735元返还给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之后双方法律关系将厘清。4.刘红玉在签订贷款合同当天，签订了另一张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1950元，但该贷款发放到刘红玉银行账户后，银行立刻就转走了，因此该款项亦属于银行侵占刘红玉个人财产，银行应以年利率24％计算利息以及违约责任。冲抵后，刘红玉实际需要还款金额剩余两万多元。5.在银行催收的过程中，由于其恶意催收行为，造成了刘红玉的精神损失，故银行应该赔偿精神损失费。刘红玉提供相关案例，都是涉及放款即扣款的以及捆绑销售保险的，判决书中均认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加重了刘红玉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不当，加重刘红玉的证明责任。为此，上诉人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红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首先，刘红玉所说的被代扣12265元，是属于实时代扣，收款人不是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代扣是付款行根据银联的清算系统的指令进行操作的一项业务。其次，刘红玉所说的另外一笔1950元的贷款金额是一个保费贷，有另外的一个贷款合同等相关材料，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且刘红玉在一审中对此也没有主张。刘红玉提出银行应赔偿其精神损失费，也是与本案没有关联的。最后，刘红玉在本案的贷款中，贷款利率是执行固定月利率1.1%，即使在刘红玉逾期未还款之后，根据合同的约定上浮50%计收罚息，也没有超出年利率24%，因此该笔贷款的利息计算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期间，刘红玉仍坚持认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扣收其12265元。经核，刘红玉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17年10月13日“实时代扣12265元”，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记载交易对方户名为“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本院向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调查，该笔款项的收款商户名称为“广州小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与刘红玉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有效。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已经依约于2017年10月13日向刘红玉发放了贷款150000元，刘红玉自2019年6月起未能依约按时还款，已经构成违约，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有权诉请刘红玉偿还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关于刘红玉抗辩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扣收12265元的问题。从现有证据显示，该笔款项的收款交易方并非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而从刘红玉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于2017年10月13日“交易时间093618”足额发放150000元贷款，刘红玉账户收到该款后，账户余额150005.00元，作为储户的刘红玉与储蓄银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双方之间已经形成150005.00元的储蓄合同关系。2017年10月13日“交易时间101334”该账户发生一笔“实时代扣”12265元的交易，刘红玉上诉认为该交易属于平安银行广州分行授权第三方机构划扣从而非法侵占，要求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返赔偿12265元及承担违约责任，不属本案借款合同关系处理范围，属于另一法律关系问题，刘红玉就其该项主张可另行解决。关于刘红玉提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应赔偿“委托转账”划走的1950元及利息、罚息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就该笔1950元另有签订一份《个人信用贷款合同》，现刘红玉认为是在银行工作人员诱骗下才签署1950元的保费贷合同，属于另一合同关系问题，刘红玉可另行解决。如上分析，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已经依约足额发放150000元贷款，刘红玉以平安银行广州分行非法侵占其12265元及不当得利1950元为由，认为已还款的19期款项中有8984.53元属于多扣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刘红玉上诉要求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负担刘红玉一方的律师费、赔偿刘红玉精神损失费等，但刘红玉在本案一审中并没有提出反诉，故上述问题不属本案二审审查处理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红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8元，由上诉人刘红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邹迎晖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官助理林洁裕书记员何贤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