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终6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法定代表人：芦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学文，北京市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一洋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金贸大厦428室B区。法定代表人：林朝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向阳大街2号。诉讼代表人：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实，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通港西街156号安通控股大厦A区。诉讼代表人：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实，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东圣，男，1978年6月9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石狮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东泽，男，1975年11月26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石狮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亚查，女，197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森，女，198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朝晖，男，196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盈，女，197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州仁建安通集装箱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太平洋花园丰泰阁2B。法定代表人：郭东泽。上诉人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茂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泉州一洋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洋公司）、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公司）、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公司）、郭东圣、郭东泽、林亚查、林丽森、林朝晖、张秀盈、泉州仁建安通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412号之四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茂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一洋公司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立即支付嘉茂通公司保理融资款100000000.00元以及截至2019年3月29日保理首付款使用费1666666.66元；2.依法判令一洋公司以100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为标准向嘉茂通公司支付自2019年3月3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保理首付款使用费；3.依法判令一洋公司以10000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3月3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日万分之五为标准向嘉茂通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4.依法判令一洋公司以833333.33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29日按照日万分之五为标准向嘉茂通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以1666666.66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3月3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日万分之五为标准向嘉茂通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5.依法判令安通公司、安盛公司、郭东圣、郭东泽、林亚查、林丽森、林朝晖、张秀盈分别就前述请求1、2、3、4项下一洋公司应支付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依法判令一洋公司、安通公司、安盛公司、郭东圣、郭东泽、林亚查、林丽森、林朝晖、张秀盈、仁建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55013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及实现债权支付的所有费用（保险费76250元、律师费10万元、公告费78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28日，嘉茂通公司与一洋公司签订编号为【JMT2018032801】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主要约定：（1）一洋公司将其与仁建公司签订的编号为RJAT-QZYY-1801号的《集装箱买卖协议》项下318795000.00元应收账款转让给嘉茂通公司；（2）嘉茂通公司向一洋公司支付保理转让首付款100000000元；（3）一洋公司每一个自然月为一个支付周期，向原告支付上一周期的首付款使用费，最后一期利随本清；（4）逾期违约金为未付金额按日计付保理首付款之0.5‰。同日，安通公司、安盛公司、郭东圣、郭东泽、林亚查、林丽森、林朝晖、张秀盈分别就《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主债权与嘉茂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向嘉茂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约定保证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全部主债权及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以及嘉茂通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同时，安通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合同编号为RJAT-QZYY-1801号的《集装箱买卖协议》项下产生全部应付账款，由其承担。上述合同签订后，嘉茂通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按约定向一洋公司支付了100000000.00元保理首付款，并于2018年3月29日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实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登记（登记编号为：04407243000528296736）。但是，2019年3月1日起，一洋公司未按照约定向嘉茂通公司支付保理首付款及使用费。同时安通公司、安盛公司、郭东圣、郭东泽、林亚查、林丽森、林朝晖、张秀盈未承担保证责任，仁建公司亦未支付货款。一洋公司逾期未支付保理首付款的行为，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27.1第2项之约定，已构成根本违约。嘉茂通公司可根据该合同第28条向一洋公司追索合同项下到期未付保理首付款、保理首付款使用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追索债权与从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其他被告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安通公司、安盛公司、郭东圣、郭东泽、林亚查、林丽森、林朝晖、张秀盈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仁建公司应向嘉茂通公司支付诉讼请求1、2、3、4项下一洋公司应支付的应付账款。安通公司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安通公司辩称：一、本案项下的担保，没有经过有效的公司决议，且嘉茂通公司并非善意的相对人，所以该担保协议无效。该协议有可能是林朝晖私下找股东签订的，是不成立的协议；二、嘉茂通公司对郭东圣的越权代表是明知的，安通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安通公司未对本案的有关事项进行公告，嘉茂通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时，对没有经过公司决议是明知的，其甚至与一洋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保证合同和决议都不对外披露，与安通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应对外披露的相关规定相矛盾。本案的全部保证合同全部存放在嘉茂通公司处，安通公司不知情且未经手；三、保理合同项下有两个交易，嘉茂通公司提交的决议，是对保理融资提供担保，而本案是应收账款转让，安通公司不应承担应收账款转让的保证责任；四、在仁建公司违约的情况下，嘉茂通公司原本可以向一洋公司进行追索，但嘉茂通公司已经选择向仁建公司发送了相关的债权转让通知，一洋公司没有必要再承担保证责任或其他民事责任；四、嘉茂通公司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二和请求三重复计算，且高于其损失，应当相应下调，其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复利计算，不应当支持。安盛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安通公司一致。一洋公司、仁建公司、郭东圣、郭东泽、林亚查、林丽森、林朝晖、张秀盈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18年3月28日嘉茂通公司（保理商）与一洋公司（卖方）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其中第二章第一条第1项（2）约定：涉案合同项下保理业务类型属于有追索权的暗保理。在应收账款转让生效后，双方约定暂不通知仁建公司，但是嘉茂通公司有权根据自行判断，是否将应收账款已转让的事实通知仁建公司，为此一洋公司应先行签署《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一式叁份并由嘉茂通公司负责保管。一洋公司在此授权嘉茂通公司直接向仁建公司发送转让通知书，无需再取得一洋公司的同意。第四章第九条约定：如仁建公司未按时支付货款，不论是因为仁建公司信用风险还是商业纠纷，嘉茂通公司有权直接向一洋公司追索，要求一洋公司自筹资金归还嘉茂通公司对其发放的保理融资首付款、保理首付款使用费及其未付费率、罚息和/或其他费用；或者嘉茂通公司有权根据一洋公司授权直接向仁建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向仁建公司进行催收。同日，嘉茂通公司与一洋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转让、融资申请暨确认书》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作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附件1和附件2。一审庭审中，嘉茂通公司认可其向仁建公司发送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收到了仁建公司的书面回执。仁建公司在回执中确认被转让的应收账款是真实的、排他的、无商业纠纷的、尚未到期且尚未支付的合法应收账款，并承诺完全理解、接受和同意根据该通知书行事。未经保理商事先书面同意，本回执内容不得撤销或更改。若因仁建公司虚假陈述、隐瞒事实或违反该通知项下条款行事而给保理商造成经济损失的，仁建公司自愿赔偿保理商的所有损失。嘉茂通公司也认可向仁建公司催要过账款，但仁建公司并未付款。通过上述事实表明，在应收账款未获清偿后，嘉茂通公司已以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方式向仁建公司主张权利，仁建公司也对嘉茂通公司主张的权利予以认可，鉴于一洋公司和仁建公司就未清偿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三方未进行约定，仁建公司应就其所负债务承担第一顺位的清偿责任，对其不能清偿的部分，由一洋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嘉茂通公司在庭审中放弃了对仁建公司的起诉，故一审法院无法确定一洋公司的赔偿范围及其他保证人的责任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嘉茂通公司的起诉。嘉茂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3民初412号之四民事裁定书；2.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嘉茂通公司起诉的主要理由是：“通过上述事实表明，在应收账款未获清偿后，嘉茂通公司已以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方式向仁建公司主张权利，仁建公司也对嘉茂通公司主张的权利予以认可，鉴于一洋公司和仁建公司就未清偿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三方未进行约定，仁建公司应就其所负债务承担第一顺位的清偿责任，对其不能清偿的部分，由一洋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嘉茂通公司债权，一洋公司和仁建公司应就其所负债务承担是有顺序之分的，仁建公司承担第一顺位的清偿责任，对其不能清偿的部分，由一洋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在说理部分并未引用任何法律条文，也未引用任何合同约定支持其上述关于顺序的认定，相反嘉茂通公司认为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洋公司和仁建公司应就其各自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形成的债务承担是没有顺序的，只要嘉茂通公司在未获清偿的情况下，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选择。1.法律依据。根据嘉茂通公司与一洋公司签署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二章第一条的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保理类型属于……（2）有追索权的暗保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六条明确约定：“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上述法律条文表明，关于向二者行权问题，使用了“或者”“也可以”这些具有选择性的表述，一审法院认为保理商必须先向应收账款债务人进行主张之后，才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权利，那就意味着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成为了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的前置程序。这严重悖离了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初衷，也是对上诉人选择权的一种变相剥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2.事实依据。根据嘉茂通公司与一洋公司签署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一章第9条约定：“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指甲方（嘉茂通公司）不承担买方（仁建公司）信用风险的保理业务”；第四章第九条约定：如买方/债务人（仁建公司）未按时支付货款，不论是因为买方信用还是商业纠纷，甲方（嘉茂通公司）有权直接向乙方（一洋公司）追索，要求乙方自筹资金归还甲方对其发放的保理首付款、保理首付款使用费及其未付费率、罚息和其它费用。从这些合同条款约定可以确定，合同双方之间达成的是一个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如果嘉茂通公司未从仁建公司支付的货款中获得清偿，原告也可以向一洋公司行使追索权。二、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认为：“通过上述事实表明，在应收账款未获清偿后，嘉茂通公司已以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方式向仁建公司主张权利，仁建公司也对嘉茂通公司主张的权利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原因为：首先，作为《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附件2，《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的签署时间为2018年3月28日，也是双方确立保理融资法律关系的开始，并不是在一审法院认为的“未获清偿后”才发出的，根据《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第1条的记载，该笔应收账款的到期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仁建公司在《回执》中也确认该笔应收账款真实存在且尚未到期，也就是说，既然应收账款未到期，那嘉茂通公司无法对一笔尚未到期的债权主张权利，因此这样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其次，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内容上看，该份通知书的内容是一洋公司及嘉茂通公司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仁建公司，也并非向其主张权利；再次，根据嘉茂通公司与一洋公司签署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附件2《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第2条的约定，应收账款的回款账户是一洋公司的账户，即使仁建公司支付货款，也是向一洋公司支付，嘉茂通公司在没有将应收账款回款账户变更为己方的情况下，怎么能认为其是向仁建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同日签署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视为嘉茂通公司向仁建公司主张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均建立在错误事实的基础之上。三、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嘉茂通公司是以合同违约起诉一洋公司及其保证人，根据《应收账款转让、融资申请暨确认书》第4条的约定，一洋公司应以每个月为一个支付周期，按照年化10%的标准向嘉茂通公司支付保理融资款使用费，并约定了逾期违约金为日万分之五。但一洋公司在支付部分使用费后，不再支付，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二十七条第（2）款及合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约定，在一洋公司违约的情况下，应该向嘉茂通公司支付保理首付款使用费及违约金、并返还保理首付款。即使在嘉茂通公司撤回对仁建公司的起诉后，依然不影响嘉茂通公司与一洋公司之间的违约事宜，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并未对此做出任何评判。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嘉茂通公司撤回对仁建公司的起诉，不影响案件其他事实的查明以嘉茂通公司向仁建公司以外的其他主体主张权利。嘉茂通公司在一审立案时，起诉了仁建公司，法院进行了公告送达，在开庭当日，仁建公司并未出庭，因此，即使嘉茂通公司不撤回对仁建公司的起诉，在仁建公司不到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无法确定赔偿范围，因此嘉茂通公司撤回对仁建公司的起诉，在事实上不影响本案结果。综上，一审法院存在裁决无依据、认定事实错误、遗漏重要事实等问题，但根本原因在于其认为一洋公司和仁建公司应就其各自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形成的债务承担是有顺序的，从而导致的法律适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保理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六章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故本案保理合同等合同文件虽签订于民法典施行前，但仍可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本案中，根据嘉茂通公司与一洋公司签署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二章第一条、第四章第九条、第二十四条以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第4条等约定，案涉保理系有追索权保理，嘉茂通公司可以选择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一洋公司或债务人仁建公司主张权利。同时，根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约定，当事人之间并未约定应收账款反转让是嘉茂通公司向一洋公司行使保理追索权的前提，本案中，应收账款是否反转让不影响嘉茂通公司向一洋公司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因此，在债务人仁建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嘉茂通公司同时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一洋公司和债务人仁建公司主张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案件审理中，嘉茂通公司选择撤回对债务人仁建公司的起诉，仅选择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一洋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归还保理融资款本息，亦于法有据。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一章第一条第7款的约定，债权转让通知的发送，是保理人在约定期限届满或约定事项出现后通知债务人以便获取向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权利的法律行为。但该行为并不影响保理人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选择仅向债权人主张保理融资款的权利。此外，根据在案证据材料，嘉茂通公司、一洋公司、仁建公司未对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清偿顺位有约定，如嘉茂通公司一并向一洋公司和仁建公司主张权利，涉及到一洋公司与仁建公司的责任承担和清偿顺位问题，但本案嘉茂通公司撤回对仁建公司的起诉，仅向一洋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以无法确定一洋公司的赔偿范围及其他保证人的责任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嘉茂通公司起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嘉茂通公司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初412号之四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曹玉乾审 判 员 史晓亮审 判 员 谷 升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 程新桐法官助理 孙 彪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