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9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莲山街道高家村。法定代表人：蔡万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军，大连市普兰店区赢博法律服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恩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大连市普兰店区义诚律师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恩辉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6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辽02民终382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8日作出（2020）辽0214民初4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惠恩辉给付种苗款250,000元，驳回惠恩辉的全部反诉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惠恩辉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不应机械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规定，目前这种“公司+农户”的中药材种植、回收合作致富模式，在中草药管理办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双方的合同无效。本案是种植回收，不是单纯地买卖。中药材种苗虽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管理，但该法明确规定非主要农作物种苗买卖是不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的，本案的“赤芍”并不属于主要农作物或主要中草药。2、目前情况是我省我市关于中草药种植、回收均是这种“公司+农户”的方式，且截止一审判决前，我省、市也没有出台关于中草药种植回收的管理细则，直接认定合同无效极有可能引发“种草药只要种不好就起诉确认合同无效”的纠纷连锁反应。3、大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出具的回复不适用本案，该回复只是确定了案涉赤芍适用于《种子法》管理，但如何管理、需不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如何办理等并未做一说明，一审法院援引该回复认定案涉中药材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属于任意扩大解释，显然不具有客观性和合法性。大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其所述上述规定，所作解释仅仅是管理性规定，并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调性效力性规定，故案涉合同有效。假使案涉合同无效，惠恩辉应当返还惠欣公司交付的60余万棵种苗或给予作价赔偿补偿；4、娄洪有的证词不具有真实性。娄洪有不仅未出庭，且和惠欣公司有同类型的重审案未结束，因此其所称支付的200,000元用途未得到合法确认，股改证据相对本案暂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显然错误，此款系支付的娄洪有自己购买的种苗款；5、惠恩辉提起反诉称“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货款”，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处理原则和反诉，如果合同无效，惠欣公司返还其种苗款，则惠恩辉就应返还种苗或考虑补偿。惠恩辉辩称，不同意惠欣公司的上诉请求。1.本案案由虽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但兼具技术提供与买卖两种法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案涉赤芍种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种子类型范畴。2.大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出具的回复确定了案涉赤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管理，故该赤芍的销售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3.娄洪有同惠恩辉系合伙关系，其在另一案件中向惠欣公司支付药材款项，并没有包含本案中的200,000元，故本案200,000元不是重复起诉。娄洪有向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法官也通过视频等确定了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故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4.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已向惠欣公司释明，假如合同无效是否要求返还种苗，但惠欣公司坚持确认合同有效，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没有判决惠恩辉返还惠欣公司种苗不无不当。惠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惠欣公司、惠恩辉签订的《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合法有效；2、惠恩辉立即给付苗款250,000元；3、惠恩辉承担本案诉讼费。惠恩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惠欣公司返还种子款220,000元；2、反诉费用由惠欣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9年2月1日，惠欣公司（甲方）与惠恩辉（乙方）签订了《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合同约定：第一条购销品种：1、购销药材品种：赤芍，数量：600000棵，单价：0.45元，亩用量：4000棵，总价：270000元。2、乙方向甲方采购中药材种苗预付款20000元。3、交货地点及方式：甲方负责将种苗保质保量准时装车起运，乙方负责雇车并送达指定地点并负责卸车，运费可由乙方自行承担支付。4、付款方式：余款在乙方前往甲方秧苗、种子发货地点，装车起运时一次性付清。种苗质量：甲方保证所供种苗达到乙方的质量要求。第二条甲方责任：1、甲方确保中药材种子、秧苗真实、无掺假。2、根据乙方要求，甲方派技术人员到乙方种植地点进行具体技术（培训）指导及亲自指导种植环节；指导内容主要包括：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储运、保管等。3、种植期的秧苗和药材成品，甲方要有包销体系保障，若乙方有出售需求时，甲方需负责在秧苗和药材成品环节上按国家标准当年药材市场价格进行销售；若乙方有其他渠道进行出售时，甲方可不进行销售。乙方责任：1、乙方种植药材品种及数量根据当地实际条件自行确定，乙方需按照甲方的技术要求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储运、保管，否则造成人为经济损失，甲方不负任何责任。2、乙方保证所购甲方种子、秧苗的款项，按照合同约定准时进行付款。3、乙方保证所购甲方种子、秧苗所生产出的药材产品干、白、净、无土杂、无腐烂、无虫蛀，符合收购、销售标准；乙方也可自行进行销售。合同签订当日，惠恩辉向惠欣公司支付预付款20,000元。2019年3月份，惠欣公司分3次将案涉600,000棵赤芍种苗全部交付惠恩辉。2019年3月13日，案外人娄洪有代惠恩辉向时任惠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范玉欣转账支付种苗款200,000元。剩余50,000元种苗款，惠恩辉至今未支付。另查，惠欣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范玉欣，现变更为蔡万栋。惠欣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谷物、蔬菜、水果、食用菌、苗木、花卉、中草药及种苗种植、销售；农作物种子批发兼零售；中草药加工；水果、蔬菜储藏、采摘；淡水鱼养殖、垂钓服务；农业休闲观光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9年2月1日，惠欣公司、惠恩辉双方签订案涉合同时，惠欣公司未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庭审中，就《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效力认定，一审法院向惠欣公司、惠恩辉双方释明，但双方均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再查，惠恩辉曾于2019年9月2日向大连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举报，该中心于2019年9月10日出具《中药材种子举报案件初步调查情况反馈》，主要内容为：我站组织种子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初步查明：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中药材种子是从农户手中直接采购；采购的中药材种子用白皮袋包装，无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目前这批种子存放在储藏库中。因机构改革，原大连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的部分职能部门调整为大连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并由大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农业行政执法。还查，经一审法院函询，大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于2021年2月3日出具《关于赤芍中药材种是否适用于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主要内容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和第九十三条“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植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的规定，赤芍中药材种属于《种子法》第二条规定的种子，适用于《种子法》管理。一审法院认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是指当事人签订的一方负责提供技术、种苗产品或者种植、养殖饲料以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喂养、种植，成品由技术提供方保价回收的合同，该合同兼具技术提供与买卖两种法律行为。本案惠欣公司、惠恩辉签订了《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约定由惠欣公司提供赤芍种苗，并负责技术指导，由惠恩辉负责种植，种植期的秧苗和药材成品，惠欣公司有包销体系保障，若惠恩辉有出售需求时，惠欣公司需负责在秧苗和药材成品环节上按当年药材市场价格进行销售，惠恩辉也可自行销售，故该合同符合种植回收合同特征，故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能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二、惠欣公司、惠恩辉于2019年2月1日签订的《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的效力问题；三、惠恩辉已付的种苗款数额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大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出具的《说明》，并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解释，而是该队在具体农业行政执法过程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理解和适用。正是因为我国对中药材种没有专门立法，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植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即中药材种的相关生产经营等活动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种规定了种子的范围为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具体到本案，惠欣公司、惠恩辉均认可，惠欣公司提供给惠恩辉的是惠欣公司自行繁育了一年的赤芍种苗，该种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种子类型范畴。综上，案涉有关赤芍种苗的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二条和国家林业局公布的主要林木目录，惠欣公司向惠恩辉提供的赤芍种苗不属于主要农作物种子，亦不属于主要林木种子。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除种子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而无需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形有：1、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2、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的；3、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4、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5、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其中第3、4、5种情形，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此外，从事种子生产，应当同时具备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采种林。具体到本案，根据惠欣公司自述，惠欣公司向惠恩辉提供的赤芍种苗，系惠欣公司向农户采购赤芍种子后自行繁育了一年的种苗。同时，根据合同约定，惠欣公司还有提供技术、回收成品药材以及销售成品药材等行为，故惠欣公司并非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亦不符合无需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任何一种情形，故不属于无需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范畴。此外，虽然惠欣公司的营业执照中载明的经营范围包含“中草药及种苗种植、销售；农作物种子批发兼零售”，但营业执照注明的经营范围分为“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许可经营项目”又分为前置审批许可和后置审批许可。本案所涉及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即为后置审批许可。即，惠欣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后，若要进行种子的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这也是惠欣公司营业执照中标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原因。故惠欣公司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向惠恩辉提供非自行生产的非主要农作物和非主要林木种子，惠欣公司与惠恩辉签订的《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关于争议焦点三。对于案涉合同签订当日，惠恩辉向惠欣公司支付的20,000元预付款，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对于惠恩辉主张的由案外人娄洪有于2019年3月13日代为支付的案涉种苗款200,000元，惠欣公司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认为该款项是惠欣公司与娄洪有之间关于赤芍种苗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惠恩辉惠恩辉主张其与案外人娄洪有、李诗闯为合伙关系，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此不予采信。但根据案外人娄洪有出具的说明，并经调查核实，娄洪有自认该200,000元系支付案涉赤芍种苗款，其在与惠欣公司关于中药材种子的另案诉讼中，亦未主张该200,000元。故对娄洪有自认垫付案涉赤芍种苗款200,000元一节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惠恩辉合计支付了惠欣公司赤芍种苗款220,000元。惠欣公司系基于《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合法有效提起本案诉讼，就该合同的无效，一审法院已向惠欣公司释明，惠欣公司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故对惠欣公司要求确认惠欣公司、惠恩辉签订的《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合法有效，并要求惠恩辉给付种苗款2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惠恩辉反诉要求惠欣公司返还种苗款220,000元的反诉请求，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惠欣公司、惠恩辉签订《中药材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后，共计向惠欣公司支付种苗款220,000元，该部分货款应由惠欣公司返还给惠恩辉，对惠恩辉的此项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判决：一、驳回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惠恩辉种苗款220,000元。如果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2,300元（惠恩辉已预交），由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负担，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种苗购销及种植技术服务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的效力。案涉“合同书”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售赤芍种苗，并向被上诉人提供后续技术指导，并在被上诉人有出售需求时负责按市场价格进行销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第九十三条“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植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之规定，双方当事人的交易行为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调整和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三类无须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行为，即“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及“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种子的”。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售赤芍种苗，被上诉人按照约定价格和实际购买数量向上诉人支付苗款；在被上诉人需要时，上诉人负责秧苗和药材成品的销售。上诉人实施的并非前述三类无需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生产性或经营性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系以规范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为立法目的之一的行业性法律规范，关于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规定，应属强制性规范。上诉人在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实施的经营性行为应属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书”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案涉“合同书”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五十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被上诉人已支付的苗款金额，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已支付预付款20,000元；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由案外人娄洪有支付的200,000元，娄洪有在一审中认可其向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支付的该部分款项系案涉“合同书”项下款项。现虽上诉人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娄洪有在另案中作为其他合同项下已付款项予以主张，故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220,000元苗款正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支付案涉“合同书”项下所有款项系以合同有效为基础，故在案涉“合同书”无效的情况下，该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款项一节，上诉人在没有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实施经营性行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案涉“合同书”；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在有大面积种植中草药材的意愿时，未对上诉人的经营资质进行审查而签订案涉“合同书”，亦具有一定过错。被上诉人认可案涉赤芍秧苗现已不存在，无法返还，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赤芍种苗存在质量问题；当事人提供的微信沟通记录及庭审陈述则表明上诉人并非完全未履行技术指导的合同义务，则对于案涉赤芍种苗款项，双方当事人应根据过错程度予以分担。本院酌定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被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故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返还赤芍种苗款189,000元。综上所述，惠欣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44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44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惠恩辉种苗款18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惠恩辉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2,300元（惠恩辉已预交），由大连惠欣农业公司负担1,975元、惠恩辉负担3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大连惠欣农业公司负担4,620元，由惠恩辉负担4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歆审判员 王慧莹审判员 王家永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张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