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59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蓝玉四街九号科技园2号厂房5楼（北508）。法定代表人：林宝忠。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思充，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建春，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红波，男，汉族，住xxxx。上诉人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红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2民初1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爱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宝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思充、钟建春，被上诉人黄红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迪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爱迪公司与黄红波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向黄红波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事实和理由：一、据以认定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协议书》是虚假证据，一审法院未充分查明该证据的真实性。1.爱迪公司从未与黄红波签订劳动合同，爱迪公司公章曾在2019年被黄红波短时间控制，其极有可能私自在空白纸张盖上“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然后在本次争议前再在该空白纸上打印文字，从而捏造劳动合同协议书作为证据。2.从该协议的形式与内容条款来说，与爱迪公司其他职工的劳动合同完全不一致，作为用人单位，不可能为一位新入职的职工独立设计一份劳动合同，这与常理明显不符。3.从该协议的格式来看，劳动者为“甲方”，用人单位为“乙方”，条款设置粗糙简陋，这也不符合常理。唯一解释是黄红波先在空白A4纸右下角加盖爱迪公司的公章，为了符合公章所在位置，把劳动者作为甲方，用人单位作为乙方，再在纸上打印内容条款。4.协议上公章的位置与打印的文字正好有重叠之处，如经具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完全可辨别出是印章在前还是打印油墨在前。一旦鉴定结果为公章油墨在前，打印文字覆盖在后的话，就可证明该协议为捏造，但是一审法院却草率决定，未进行司法鉴定。5.协议上“魏某萍”私章的真实性也至关重要。如该章属伪造，完全可体现黄红波的诚信缺失，因为，只有在《劳动合同协议书》真实性不足的情况下才会加盖私章，作为补强真实性。另外，爱迪公司具有经备案的法人章，从未以私章加盖在协议上。二、发明专利证书以及其他证据不足以认定劳动关系，除发明专利证书以外，其他大部分证据并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发明专利证书不足以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专利发明人不一定是专利权人的职工，同时黄红波在一审中也无法说出这些发明专利的技术要点、实施发明的实验地点、设备、原始文件等核心问题。三、一审法院机械适用法条审理案件，忽略本案诸多不合理性。1.黄红波诉称2017年8月入职，但同年爱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魏某萍就向其出借100万元。正常情况下，作为新入职的职工每月工资仅有15000元，老板不可能向其出借如此巨额借款，此与常理严重不符。魏某萍正是了解到黄红波作为同行业的经营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且正准备设立富士公司，为了以后合作方便，才会出借巨额借款，但一审法院却忽略交易习惯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因素。2.黄红波作为一名劳动者，不可能在用人单位对其他劳动者正常发放工资而唯独对自己常年不发工资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向用人单位追讨工资，并且仍继续提供劳动服务，此严重不符合常理及生活经验。唯一的一次追讨行为发生在2020年5月，距离黄红波声称所谓的入职时间已经将近三年。黄红波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爱迪公司未发放工资，5月9日劳动部门上门调查，当时黄红波还称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部门当场表示没有劳动合同无法处理，只能通过劳动仲裁及诉讼解决。同年10月黄红波申请劳动仲裁时《劳动合同协议书》才首次出现。该问题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黄红波的诉请根本毫无事实依据，本案属恶意虚假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据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爱迪公司的请求并依法改判。黄红波辩称，不同意爱迪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黄红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爱迪公司支付黄红波2017年8月至2020年8月拖欠的工资540000元；2.判决爱迪公司支付黄红波未按劳动法为黄红波购买社保的补偿款54000元；3.判决爱迪公司支付黄红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0元；4.判决诉讼费用由爱迪公司承担并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红波主张2017年8月进入爱迪公司工作，工作至2020年8月份，提交一份《劳动合同协议书》，甲方为黄红波，乙方为爱迪公司，合同约定乙方聘用甲方担任公司经理职务，负责包括公司采购、销售、技术、培训、管理等业务工作，聘用期限为三年，自2017年8月14日至2020年8月13日止，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时间为八小时，办公地点为公司注册地址，乙方应按双方协定每月壹万伍仟元工资作为劳动报酬，转账至甲方指定的账号。乙方有爱迪公司的公章和魏某萍的印章，甲方有黄红波签字捺印。爱迪公司对该协议书不予确认，主张该协议是先在一份白纸的右下角盖了公章，事后再把文字打印上去，为了配合公章的位置，所以劳动者在甲方，用人单位在右边的乙方，魏某萍的私章是假的。黄红波提交一份《告知函》打印件，主张是爱迪公司向其客户发出的，载明“我司员工黄红波由于个人原因，已从公司离职，即日起公司所有事务都与他无关。如需联络请联系魏小姐，联系电话139××××2132。特此告知”，落款为爱迪公司的名称并盖有印章。爱迪公司主张该函没有原件，不予确认。为证明其工作情况，黄红波提交以下证据：1.与魏某萍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金额为80元至500元不等，主张为加油费用、叉车费用等。爱迪公司确认真实性，但主张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每次委托黄红波办理事情均向其支付报酬及为其报销。2.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广州赛区）复赛成绩单，参赛的企业名称为爱迪公司，参赛代表签字为黄红波。爱迪公司确认真实性，主张参赛是为了增加公司的知名度，方便以后参与投标，当时参加比赛确实是委托了黄红波代为处理。3.发票、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主张黄红波帮爱迪公司去进行投标工作和相关的外出活动。爱迪公司对该证据不予确认。4.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三份，申请时间均为2018年10月26日，发明人为黄红波，专利权人为爱迪公司。爱迪公司确认真实性，主张为了参加比赛委托了专利的代卖公司购买了几项专利去参加比赛，购买的联系人黄红波，本来发明人是公司的几个员工，但黄红波私自改为自己。5.与魏某萍、钟某玲、陈某学的聊天记录，与魏某萍、钟某玲的聊天记录内容主要为工作业务上的，与陈某学的聊天内容主要是要求支付薪资。爱迪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双方是长期的合作关系，聊天记录无法体现出黄红波属于爱迪公司的职工并且受公司指示的劳动关系，且陈某学与爱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黄红波与其的聊天记录等与本案无关。6.送货单、催辊芯涵、订单确认单、技术人员联络名单及电话、培训记录表、售后服务跟踪单、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有黄红波签名，技术人员联络名单及电话、培训记录表、合同等注明的联系人、代理人或者授权代表为黄红波。除订单确认单外，爱迪公司对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7.与客户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证明其在与客户沟通工作。爱迪公司不予确认，主张无法体现黄红波作为公司员工的关联性。8.与公司文员钟某玲的聊天记录，证明其在公司上班。爱迪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双方聊天的内容是黄红波与魏某萍及其丈夫发生打架的事实，黄红波说手机打坏了要求赔偿，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毫无关联。9.黄红波的工作名片，职务为爱迪公司技术经理。爱迪公司主张该名片的样式与公司提交的均不一致，黄红波提交的是竖式，爱迪公司提交的是横式。黄红波主张是受魏某萍的指示成立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购房发票、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和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该房屋为魏某萍所购买，用于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登记注册。爱迪公司确认真实性，主张该房屋自2018年9月收楼起就在出租，因为黄红波说要找个地方挂地址，是无偿给黄红波使用，实际上魏某萍对登记为监事不知情。爱迪公司还主张黄红波一直以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对外经营，提交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和购销合同等证据。黄红波主张是魏某萍为了公司进行围标而指示其去办理的，魏某萍说不知情是不可能的，监事是需要通过工商注册的，需要提供相关的房产证明，都是魏某萍拿给黄红波的，且魏某萍还要求钟某玲对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财务、文件管理。爱迪公司主张与黄红波不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入职申请表、劳动合同、工资表、审计报告和名片等，主张黄红波提交的劳动合同格式与公司的不相符，工资表中没有黄红波的名字，工资标准在3000元至4500元不等，审计报告显示2017、2018年公司无力高薪聘请职工，名片样式也与黄红波提交的不一致。黄红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主张爱迪公司是劳动仲裁前几天才做出来的，都是后面才补的。爱迪公司还提交一份银行结算单，主张魏某萍对外使用的私章与黄红波提交的劳动合同上的不一致。黄红波主张并无差别，其是亲眼看见魏某萍盖上去的。双方发生争议，黄红波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爱迪公司向黄红波支付2017年8月14日至2020年8月13日拖欠的工资540000元整；2.爱迪公司向黄红波支付2017年8月14日至2020年8月13日未按劳动法为黄红波购买社保的补偿54000元；3.爱迪公司向黄红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0元。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2月7日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287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黄红波的全部仲裁请求。黄红波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穗埔劳人仲案[2020]2877号《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告知函、名片、送货单、采购单、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房屋买卖合同、花名册、入职申请表、工资表、审计报告、银行结算单、报警回执、投标资料订购单、专利证书、复赛成绩单、发票、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黄红波与爱迪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黄红波提交的《劳动合同协议书》虽然与正常的劳动合同不一致，即劳动者为甲方，用人单位为乙方，但是合同订立的原则是自愿平等，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格式和版本，且该协议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尊重双方的约定，爱迪公司确认协议书上公章的真实性，合同的相对方为爱迪公司，即使魏某萍的私章不是真实的，也不影响爱迪公司公章的效力，且公章作为一个公司对外办理业务的重要工具，公司应该负有保管责任，爱迪公司主张由黄红波擅自利用其盖章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确认该《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同时，黄红波还提交了大量证明其作为爱迪公司的代表开展业务，其中有经爱迪公司确认的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成绩单、发明专利证书以及与魏某萍等人的聊天记录等等，黄红波提交的各项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而爱迪公司提交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反驳黄红波的主张和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虽然黄红波在三年未收到工资的情况下仍为爱迪公司工作确实有不合常理之处，但其作为劳动者已经尽可能提交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完成了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确认黄红波与爱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黄红波主张工作至2020年6月份，但其提交的证据中未有2020年为爱迪公司工作的内容，与魏某萍有关工作的聊天记录仅显示至2019年12月31日，故一审法院仅支持2017年8月14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工资，因爱迪公司未发放过工资，一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确定黄红波每月的工资为15000元，故爱迪公司应支付黄红波2017年8月14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工资429655.17元（15000元÷21.75天×14天+15000元×28个月）。关于购买社保补偿款54000元。黄红波未提交证据证明无法补买社保造成了损失，也确认该数额是其自行估算，故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双方都未提交证据证明黄红波离职的原因，故一审法院认为可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爱迪公司应支付黄红波经济补偿金37500元（15000元×2.5）。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应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红波支付2017年8月14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工资429655.17元；二、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应当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红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7500元；三、驳回黄红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爱迪公司提交了证据1.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发票，拟证明该公司与爱迪公司具有业务往来，黄红波是该公司的经营者；证据2.魏某萍与黄红波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与爱迪公司具有业务往来，黄红波是该公司的经营者，双方地位平等，并非隶属关系；证据3.证明函及车费职业技术学院采购合同，拟证明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独立经营且与爱迪公司有业务往来；证据4.魏某萍与黄红波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爱迪公司与黄红波时合作关系，地位平等，并非隶属关系，在此期间爱迪公司向黄红波所支付款项的总额；证据5.证人证言，拟证明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黄红波；证据6.证明，拟证明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独立经营，黄红波为实际经营者。黄红波质证称，证据1是爱迪公司在2019年中标了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的项目后，由于有部分仪器爱迪公司不方便直接采购，因此用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去采购，再给爱迪公司拿去供货，当时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没有款，因此爱迪公司转账给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再由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票给爱迪公司走一下账目，最终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基本上的工作内容都是配合围绕爱迪公司去完成这些项目。证据2中的聊天记录都是有选择性地截取，存在删减和不能完整说明事实，有违公平公正性，由于黄红波在2020年4月3日回公司准备拿回电脑和相关工作证据时被爱迪公司老板魏某萍新招司机田乐在公司门口殴打，后黄红波的手机被抢，导致黄红波缺失了许多证据，这些聊天记录反映的事实存在偏颇。证据3是在为爱迪公司中在这三年左右时间四个项目标的工作内容，从设备仪器技术参数和采购，安装调试到售后一系列的工作，相关的转账记录也是这些项目小部分的零星采购费用或请临时工、租叉车或吊车的费用，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物品最后也是为了爱迪公司完成这几个上百万的项目而操作。证据4基本反映在这三年左右黄红波在爱迪公司工作，为了完成这三年左右爱迪公司中标的四个大项目而处理的一些零碎的付款工作，比例租货车、叉车、吊车、聘临时工、买一些工作中的工具和小部分设备支出费用，和证据2中转账内容基本一样。证据5是魏某萍通过各种手段作出一些偏颇的证词。证据6是爱迪公司和东莞市万泰公司的一些偏颇证明，其实这些采购内容都是由魏某萍一手操控，最终的这些收益都在她手中。二审期间，黄红波提交了证据1.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验收材料，拟证明黄红波在爱迪公司2019年处理这个项目的相关工作，黄红波从采购到配送以及各种技术和售后服务工作，说明黄红波在爱迪公司上班的事实；证据2.设备购买合同（浙江中特），拟证明2019年上半年黄红波在爱迪公司工作处理这个大型设备的采购急速售后工作；证据3.中商数字化渠道管理及产品质量追溯软件V3.0合同，拟证明2018年下半年黄红波在爱迪公司处理这个比较大的项目，负责这个项目的主要工作；证据4.BOPP产品销售合同，拟证明该合同是2018年5月由爱迪公司魏某萍用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华恒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证明魏某萍不承认当时她控制广州富士公司和不诚信的人格；证据5.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招标公告和相关的收据），拟证明2018年下半年黄红波在爱迪公司上班处理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有关印刷技术研发中心实训室设备采购项目的工作，说明黄红波在爱迪公司上班的事实；证据6.（凯迪克）报价单，拟证明爱迪公司的魏某萍老板当时控制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处理该公司的事务；证据7.中山市跃号包装材料订单合同，拟证明2019年期间爱迪公司的老板魏某萍用其假名魏亚萍和对方签合同；证据8.快递单和送货单，拟证明2018年上半年黄红波在爱迪公司上班处理工作；证据9.作废发票，拟证明这些发票是当时由爱迪公司老板魏某萍指定员工钟某玲开具，证明当时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只是为了帮爱迪公司去中标等辅助的事实；证据10.国家税务局配送单，拟证明当时主要是由老板魏某萍安排钟某玲区处理广州富士公司的相关发票等事实，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只是为了帮爱迪公司去中标而已的事实；证据11.装箱单交货单送货单，拟证明从2017年到2020年期间不同时期黄红波在爱迪公司处理的一些事情；证据12.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验收资料，拟证明2019年上半年黄红波在爱迪公司的工作内容。爱迪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爱迪公司与黄红波之间是劳动关系，而这些证据联系起来，更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黄红波有时会以爱迪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一些业务，也正是双方合作关系的体现，但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特别是证据4和证据6，黄红波在此期间也以其自己的公司广州富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发票更证明双方之间合作过程中存在实际上的经济往来的事实，如果爱迪公司与黄红波之间是劳动关系，则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不可能再代表其他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承接业务。对于证据2、证据11、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确认。综上，黄红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只能是合作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本案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且无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之情形，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应适用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爱迪公司虽上诉称其与黄红波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无需向黄红波支付案涉期间的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结合双方诉辩及提交的《劳动合同协议书》、转账记录、复赛成绩单、微信聊天记录、订单确认单等证据可知，黄红波曾代表爱迪公司开展大量业务，爱迪公司作为专利权人、黄红波作为发明人曾获得过三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爱迪公司亦有为黄红波缴纳过社会保险费，爱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黄红波亦有业务问题进行沟通，双方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黄红波曾在爱迪公司处工作且其从事的工作亦是爱迪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爱迪公司虽然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但黄红波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亦未签订过合作协议，其提交的其他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另，爱迪公司虽然主张《劳动合同协议书》系黄红波私自加盖，但亦无充足证据予以证实，且即使该份协议书系黄红波私自加盖，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亦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对于月工资标准及工作期间问题，因该事项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在爱迪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无以往工资发放予以参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劳动合同协议书》等证据及黄红波的主张，确认黄红波每月工资为15000元，爱迪公司应支付黄红波2017年8月14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工资429655.1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因双方都未提交证据证明黄红波离职的原因，一审法院认定可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爱迪公司应支付黄红波经济补偿金37500元。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另，本案二审期间，爱迪公司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以下问题进行鉴定：“1.对黄红波提交的《劳动合同协议书》上‘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的盖章时间与文字打印的油墨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2.对《劳动合同协议书》上公章与文字重叠部分油墨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3.对《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黄红波’签名与指纹油墨形成的时间进行司法鉴定；4.对《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魏某萍’的私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但本院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爱迪绿色印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书记员  郑燕玲廖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