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5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笑，女，汉族，1985年8月27日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柯然，辽宁诚之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岩，辽宁诚之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大伟，男，满族，1988年6月18日生，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玲，辽宁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献玲，辽宁亿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大连陶宜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鞍山路65号美都园1号1单元1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MAOP5K7U1E。法定代表人：于淼。上诉人杨笑因与被上诉人赵大伟、原审第三人大连陶宜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宜然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赵大伟向我返还股权收益权转让款24万元及利息损失或者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赵大伟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我并没有取得股权收益权且没有取得股东资格。赵大伟所谓的持有8%的股权，既没有工商登记信息，亦没有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中记载，而且赵大伟在一审庭审时也没有提供相关实际出资的证据，赵大伟很有可能没有持有相关的股权。而且，股权收益权与股东身份不能分离存在，我受让的并不是完整的与经营有关的权利，因此股权转让不可能存在。如果在此种情形下，赵大伟向我转让股权都存在欺诈，何况是股权收益权。退一步讲，假设赵大伟拥有8%股权，其向我转让股权收益权的行为亦无法实现。因为股权收益权实为利润分配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利润分配请求权分为两类，在公司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之前，股东享有的是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是股东基于成员资格享有的股东权利的重要内容，属于股权组成部分，不得单独转让，应随着股东身份的转让而一并转让。另一类是在公司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后，此时股东享有的是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已经独立于股东成员资格而存在。本案转让行为属于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转让，而根据其依附于股东身份的特殊性，我不能得到此项收益权。二、一审法院认定我已经取得了股东资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双方签订的协议名称《股份收益权转让协议书》以及约定的内容，我受让的是股权收益权而并非股权，我并未获得经营权，我与赵大伟之间没有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的。从权利外观上来看，我姓名并不在陶宜然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没有相关的出资证明，亦没有在股东名册中记载，根据《公司法》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的规定，我并未取得股东资格，我也并没有将此部分股权请求他人代持。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我与赵大伟之间并不存在股权的代持关系。一审法院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适用前提是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股权代持协议，而本案我与赵大伟签订的协议并不存在代持的意思表示。赵大伟在一审中称其股权是由陶宜然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淼代持的，而其并未出具相应的证据材料证明其已经实际出资了相应的金额，此种情况下，赵大伟不具有股东资格，其并不能行使股东权利，而一审法院认为赵大伟相对于我是名义股东，可名义股东应该是具有股东资格的，这显然又是与事实相矛盾的。一审法院认为我是实际出资人，与其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另外，我并没有提出合同无效的相应诉请，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驳回我在一审中的诉讼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赵大伟辩称，不同意杨笑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律应当依法维持。原审第三人陶宜然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杨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杨笑与赵大伟之间签订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协议》；二、赵大伟向杨笑返还股权收益权转让款24万元；三、赵大伟向杨笑支付自2018年5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8日、5月19日，杨笑通过其丈夫李元银行账户向赵大伟银行账户转款合计24万元。2018年6月24日，杨笑、赵大伟签订《股份收益权转让协议》约定，赵大伟在陶宜然公司拥有8%股权，杨笑同意受让赵大伟在公司拥有的3%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格为24万元。杨笑不参与公司经营，但参与公司财产、利润的分配，拥有公司经营知情权，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按持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杨笑加入陶宜然公司公司股东群，了解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㈢》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杨笑出资后系陶宜然公司3%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按照《股份收益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条件，对于杨笑而言，赵大伟系该3%股权的名义股东。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在无证据证明该《股份收益权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该协议为有效合同。杨笑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成为投资权益的获益主体，这一主体身份杨笑已取得，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杨笑混淆了主体身份的取得与实际利益取得的区别。因案涉《股份收益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故不存在解除的问题，也不能引起合同解除的相应法律后果。故对于杨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㈢》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8元，公告费300元，合计547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陶宜然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的股东为于淼持有全部股权。陶宜然公司、于淼、赵大伟均认可其中8%的股权系于淼代赵大伟持有以及赵大伟将3%股权收益权转让给杨笑。本院认为，杨笑与赵大伟签订的《股份收益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杨笑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具体依据为赵大伟不具备陶宜然公司股东身份、案涉股权收益权不能单独转让、陶宜然公司也未形成有效的利润分配决议、协议不具备可操作性等，进而要求解除合同等。但是，在诉讼中，陶宜然公司及工商登记股东于淼均认可赵大伟的实际出资以及持有该公司股权情况，可以认定，赵大伟在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身份。杨笑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协议时未核实陶宜然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或者该公司相关股权持有情况即签订协议显然与常理不符。而且，赵大伟向杨笑转让股权收益权并无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禁止在保留经营权的情况下的单独转让该权益。关键是，在杨笑交付转让款后，赵大伟持续向杨笑告知陶宜然公司的经营状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杨笑已经取得投资权益的获益主体、实现合同目的正确。至于陶宜然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是否产生利润、是否形成有效的利润分配决议并不能否定赵大伟转让股权收益权的有效性以及其已经按约履行该协议。况且，杨笑也未提供证据佐证赵大伟存在致使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因此，杨笑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据，其诉讼请求均得不到支持。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案涉协议尚在履行过程中，杨笑作为案涉股权收益权的主体将视陶宜然公司的经营状况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不妥，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杨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8元，由上诉人杨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毕春燕审判员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钟梓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