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43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云飞，男，198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丽萍，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万林，男，198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莹，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桐，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大连福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迎春街39号410室。法定代表人：任万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莹，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桐，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张鸣鸣，男，198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唐云飞因与被上诉人任万林、原审第三人大连福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恒公司）、张鸣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7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云飞上诉请求：一、关于本金：一审判决第一项借款本金少判了20万元，应为113万元。二、关于利息：一审判决漏判了2014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利息，而第二、三项，借款本金基数应为113万元，而不是938602元。即关于利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借期内利息(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应为497434元，被上诉人任万林应自2017年8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113万为基数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支付逾期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付。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金和利息计算均有错误，应予以改判。一、借款本金应为113万元。1、原审认定：“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借借款总额为280万元”，这是不对的，漏了一笔2014年3月18日，张鸣鸣向任万林转款30万元的事实。(见一审卷宗张鸣鸣提供的中国银行张鸣鸣尾号4969向任万林中国银行尾号7431的银行转帐记录)。2、并且，在任万林亲笔给唐云飞书写的《欠条》中，明确借款本金是113万元。这是唐云飞与任万林、张鸣鸣就欠款数额对了几个月的帐后得出的结论。故原审认定借款本金为280万元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欠款本金应为113万元。二、关于利息：1、上诉人要求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的利息合理。理由：(1)上诉人实际出借款项的日期是2013年12月份，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期是2017年8月1日。(2)双方对利息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任万林出具的《欠条》其全部内容是“任万林身份证6223011981××××××××欠唐云飞113万(壹佰壹拾叁万元整本金)。2014年任万林向唐云飞开具欠条在本欠条生效之日起自动失效。利息款按照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本金于2017年8月1日之前返还。利息款之后约定支付。”任万林书写该欠条的日期是2017年5月3日。在《欠条》中，明确约定利息是按照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并且明确2014年出具的欠条自动失效(因为又新出具了欠条，当然原来的欠条就自动失效)，并不是说利息就不用支付了，利息当然是从上诉人出借款项时计算，原审判决错误理解该《欠条》对于利息的约定。故上诉人认为，2014年1月至2017年5月的利息应予支付。具体计算方法是：第一、借款和还款时间：借款：2013.12.19出借18万、2013.12.25出借82万、2014.2.13出借100万、2014.5.29出借70万、2014.11.16出借30万。还款：2015.1月-6月还款66万(折中算3月份还款66万)、20151.2月还款120万。第二：利息规定：2014年利息6.15%上调30%后为8%、2015年利息5.90%上调30%后为7.67%、2016年利息4.90%上调30%后为6.37%、2017年利息4.90%上调30%后为6.37%、2018年利息4.90%上调30%后为6.37%、2019年利息4.90%上调30%后为6.37%、2020年利息4.90%上调30%后为6.37%。第三、上诉人唐云飞利息计算表：1、2014.1—2015.3100万，100万*8%+100万*76.7%/12*3=99175元；2、2015.4—2015.1234万34万*7.67%/12*9=19558元；3、2014.2—2015.12100万100万*8%/12*11+100万*7.67%=150033元；4、2014.5—2015.1270万70万*8%/12*6+70万*7.67=81690元；5、2014.11—2015.1230万30万*8%/12*2+30万*7.67%=27010元；6、2016.1.1—2017.8.1113万113万*6.37%/12*20=119968元。以上借期内利息为497434元。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借款本金和利息计算上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任万林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上诉人实际向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大连福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恒公司”）支付的借款本金为280万元，上诉人提交的第三人张鸣鸣交易流水中2014年3月18日张鸣鸣转到福恒公司的309900元不是原告唐云飞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从金额上来看，该笔交易的金额为309900元，而且该证据一审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并非上诉人所说的一审法院漏判了，金额也不是正好的30万元，如果该笔款项是上诉人通过张鸣鸣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转的差额应为20万元，而不是309900元。从时间上来看，根据上诉人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自述原告分别于2014年2月13日向第三人张鸣鸣转账100万元，2014年5月29日向第三人张鸣鸣转账70万元，张鸣鸣在收到上诉人的款项后分别于不久后的2014年2月27日和2014年3月19日向福恒公司转账100万元，2014年5月30日向上诉人转账50万元，说明上诉人自认向张鸣鸣转账的与本案有关的款项共计为170万元，但张鸣鸣实际上只向福恒公司及被上诉人转的150万元，即2014年5月29日上诉人向第三人张鸣鸣转账的70万元中有20万元被张鸣鸣私自使用了。如按照上诉人所说2014年3月18日张鸣鸣转的309900是替上诉人向被告出借的借款，张鸣鸣作为代为转交借款的人在没收到出借人（上诉人）2014年5月29日转账的款项的情况下，提前两个多月就能预测到被上诉人要向上诉人借款及借款金额并在2014年3月18日将借款转给被上诉人，这从时间和思维逻辑上来看都是说不通的。结合前述分析不难看出上诉人只是以欠条为依据在凑数，事实上，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转账的金额不是300万元，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出借的300万元借款本金。《欠条》也并不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张鸣鸣对账后形成的，欠条金额并不是最终欠款金额，这一点我在一审答辩意见中也说过，上诉人一会儿对了几个月账、一会儿对了几天账，一会儿又包酒店对账，对同一事实多次反言，足以证明三人对账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最开始不是借款，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经营一个项目的投资款，后该项目经营不善，被上诉人出于义气和情面考虑，所有损失都自己承担，才向上诉人出借了《欠条》，上诉人针对2017年5月3日之前的借款利息，根本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借款利息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也没有支付利息的合意，从《欠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所以上诉人主张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的利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福恒公司辩称,同被上诉人任万林的答辩意见。张鸣鸣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唐云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借款本金113万元；2.被告支付自2014年1月至实际还款之日起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3日，被告任万林向原告唐云飞出具欠条，内容为：“任万林（身份证6223011981××××××××）欠唐云飞113万元（壹佰壹拾叁萬元整本金）。2014年任万林向唐云飞开具欠条在本欠条生效之日起自动失效。利息款按照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本金于2017年8月1日之前返还。利息款之后约定支付。”落款处有被告签名并按印。另查，2013年12月19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10向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34×××70转账支付18万元；2013年12月25日，原告通过其妻子王妍妍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16向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34×××70转账支付82万元；2014年2月13日，2014年5月29日原告分别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10向第三人张鸣鸣转账支付100万元，70万元；2014年11月6日，原告通过其招商银行账号为62×××29向被告转账支付30万元。2014年2月27日，2014年3月19日第三人张鸣鸣分别通过其中国银行账号为30×××69向第三人福恒公司账号为30×××31转账支付50万，50万。2014年5月30日第三人张鸣鸣通过其中国银行账号为30×××69向被告账号为31×××68转账支付50万。又查，2015年1月12日、2015年1月16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8日、2015年6月17日、2015年12月15日、2015年12月16日被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向原告支付49999元、49999元、50000元、20万元、2000元、18万元、20万元、100万元；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23日第三人福恒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原告支付50000元、19400元、50000元、10000元。再查，第三人大连福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被告任万林。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应按照约定及时偿还借款，拖欠不还，应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本金113万元，并提供欠条及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原、被告借贷关系成立及被告向原告交付借款的事实。从欠条证据来看，被告认可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同时双方亦约定了欠款的金额、还款的期限及借期内利息等相关内容。从银行转账记录证据来看，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原告向被告个人账户中转款，有三笔款项合计130万元，被告对此均不持异议，且被告亦向原告出具欠条，故对于原告向被告出借130万元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第二部分，原告通过第三人张鸣鸣向被告及第三人福恒公司转款，原告共向第三人张鸣鸣转款二笔合计170万元，而第三人张鸣鸣向被告个人转款50万元，向第三人福恒公司转款100万元，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来看，第三人福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第三人张鸣鸣向被告及第三人福恒公司转款的时间均是发生在被告向第三人张鸣鸣转款时间之后，且庭审中第三人张鸣鸣确认该150万元款项均是替原告向被告转款，被告亦出具欠条对全部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故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原则，对于原告通过第三人张鸣鸣向被告出借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该部分借款金额的认定，因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应当以实际交付的款项金额150万元为准，故应当认定150万元为该部分借款的本金数额；第三部分，被告及第三人福恒公司向原告转款，其中被告向原告转款，有八笔合计1731998元；第三人福恒公司向原告转款，有四笔合计129400元。原告认为该第三部分的款项均系被告向原告的还款，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来看，被告系第三人福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且庭审中被告对还款事实及还款金额均不持异议，故对于原告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原告向被告的还款总金额为1861398元。综合上述证据，原告提供的欠条及银行转账记录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充分证明原被告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借借款总金额为280万元，而被告还款总金额为1861398元，尚有938602元未偿还，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93860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债务人应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利息。首先，要明确法律适用。本案立案受理的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在2020年8月20日《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施行前，故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其次借期内利息部分，2017年5月3日被告出具欠条中，双方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0%，还款日为2017年8月1日，因此原告主张的2017年5月3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按照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的借期内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为4.35%，上浮30%后为5.655%，因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7年5月3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利息为13233.13元；关于原告主张的2014年1月至2017年5月2日期间的利息，因原告未能提供在2017年5月3日之前原被告对于利息约定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原告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次逾期利息部分，2017年5月3日被告出具欠条中，双方约定了“利息款之后约定支付”等内容，且庭审中原告未能提供双方对于逾期利息约定的其他证据，即双方对于逾期利率约定不明，原告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2017年5月4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基准利率上浮30%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以借款本金938602元为基数，支付2017年5月4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付。关于被告主张应当由第三人福恒公司承担偿还责任一节，因被告已经向原告出具欠条，欠条中明确约定双方之间的债务由被告履行，且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亦不向第三人福恒公司主张相关诉请，故被告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任万林支付原告唐云飞借款本金938602元；二、被告任万林支付原告唐云飞2017年5月3日至2017年8月1日期间利息13233.13元；三、被告任万林支付原告唐云飞以借款本金938602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付；四、驳回原告唐云飞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条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7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唐云飞负担2536元，被告任万林负担12434元，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唐云飞在上诉请求中主张的20万元借款认为包含在2014年3月18日张鸣鸣向福恒公司转款309900元之中，该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张鸣鸣转款时唐云飞尚未向张鸣鸣转账准备出借给任万林的款项；其次张鸣鸣自述与福恒公司有很多经济往来；最后，在任万林与张鸣鸣的另案诉讼中包括这30余万元。关于唐云飞提出的漏算利息一节，综合本案唐云飞所提供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双方约定了2014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借款利息，唐云飞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唐云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75元，由唐云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胥涛勇审判员  高明伟二〇二一年八月六日书记员  朱彦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