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12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融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1Q17DK3D，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解放路46号。法定代表人：任伟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茜雯，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峰，江苏佳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卓铃特种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68250132XY，住所地南京市江宁滨江开发区宁芜大道3500号。法定代表人：欧阳越湘，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良军，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797442518X，住所地常州市高新区韶山路18号。法定代表人：顾正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峰，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杰，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融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公司）、上诉人南京卓铃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1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融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判决驳回北汽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决北汽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北汽公司的损失为3294000元1、涉案新能源汽车的国家补贴价格不确定。2017年中融公司与北汽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ZRCG-BQCZ201712001、ZRCG-BQCZ2017113001、ZRCG-BQCZ2017113002《销售合同》（以下合称销售合同三），其中虽约定每台车新能源补贴为10.98万元，但这仅是预估价，具体补贴价格不确定，应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为准。一审中北汽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国家主管部门已认定涉案新能源车的补贴价格，据此足以认定涉案新能源车的补贴价格不确定。2、北汽公司没有产生涉案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损失。销售合同三和一审法院查明的由北汽公司与卓铃公司签署的编号为BQCZ.HT.3494.2017的《车辆购销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一）、卓铃公司与中融公司签署的编号为ZL-ZR-20171206的《车辆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二）仅约定中融公司不能在2年时间内完成3万公里里程数的违约责任，但没有约定北汽公司在2年内如不能获得国家新能源车补贴，中融公司必须赔偿损失。本案中，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均没有申领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时间限制。涉案新能源汽车自上牌后2年内如不能完成3万公里的里程数，仍然可以获得新能源车的补贴款，并不是无法获取。一审中北汽公司亦没有提交国家不予支付新能源汽车补贴款的证据。据此足以认定本案中北汽公司涉案新能源车补贴款的损失还没有产生。3、北汽公司没有实际垫付涉案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款。虽合同约定北汽公司垫付新能源车的补贴，但合同已明确约定双方的购车款中不包含新能源补贴款，补贴款系北汽公司向国家申请，是否发放由国家决定，北汽公司系涉案新能源车的生产厂家而不是经销商，北汽公司没有实际垫付补贴款，补贴款没有实际产生。4、《委托收付款协议》未生效，对中融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一审中北汽公司提交《委托收付款协议》，其中明确约定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字或盖章后发生法律效力，但中融公司没有签名盖章，中融公司不认可该协议，该协议对中融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北汽公司诉请中融公司支付其垫付的购车补助款3294000元和逾期违约金240000元。本案中北汽公司没有提供其已支付购车补助款3294000元的证据，对此北汽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应判决驳回北汽公司请求中融公司支付购车补助款3294000元的诉讼请求。北汽公司诉请中融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24万元，并非诉请赔偿损失3294000元，一审法院应审理中融公司是否支付北汽公司违约金，而不应审理是否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中融公司赔偿北汽公司损失3294000元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诉讼主体错误一审中，中融公司已提交工商登记资料证实中融公司已由“中融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变更为“中融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但一审判决仍将中融公司列名为“中融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卓铃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北汽公司对卓铃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北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当，应予改判。一、关于北汽公司与卓铃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一之4.4条约定的卓铃公司的义务，因北汽公司作为先履行的一方未履行其相关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卓铃公司作为后履行一方可以不予履行1、一审中，北汽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明其向卓铃公司交付约定车辆或卓铃公司指定其将车辆交付给中融公司的证据。客观事实是，北汽公司从未向卓铃公司交付，其未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也未通知卓铃公司关于交付的履行情况，卓铃公司不知晓车辆交付及使用的情况，相应可以不履行也无法履行与车辆交付、使用相关的义务，即销售合同一之4.4条约定的关于保证车辆里程的义务，卓铃公司无须履行，也无法履行。2、从一审证据看，北汽公司只与中融公司发生函件往来，从未通知卓铃公司关于约定车辆的里程及新能源补贴的相关问题，卓铃公司对车辆里程及能否申领补贴的情形不知情，北汽公司亦从未要求卓铃公司履行合同4.4条约定的义务。3、从合同签订过程看，销售合同一系北汽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就其中4.4条的内容并未向卓铃公司作出提示，且该条款将最终用户的责任强加于代理商，属于故意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条款，系无效的格式条款。4、销售合同一与销售合同二于同一天签订，且销售合同一在前，销售合同二在后。销售合同一4.4条与销售合同二4.5条内容基本相同，销售合同一约定由卓铃公司向北汽公司履行，销售合同二约定由中融公司向北汽公司履行。北汽公司最后选择了由中融公司履行，卓铃公司无须履行。5、即使认定卓铃公司构成违约，但尚未给北汽公司造成损失，卓铃公司无须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6、合同4.4条的约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绿色环保原则。合同签订、履行的目的在于促进销售，而不在于创造获得国家补贴的机会。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环保节能、鼓励新技术的合理利用。而4.4条的约定强制在2年内行驶3万公里，为了补贴不顾自身需要、不惜消耗能源、人力、物力、财力，这与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从合同签订、履行过程看，北汽公司与卓铃公司系销售代理关系，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均由北汽公司享有和承担，销售合同一之4.4条的责任不应当由代理人承担1、从合同签订过程看，北汽公司与中融公司并非因卓铃公司才建立业务关系，卓铃公司与中融公司从未发生过业务联系。北汽公司仅为在南京地区获得国家和地方的补贴，需要南京的销售商代为开具发票，于是请卓铃公司帮忙代其向中融公司开具，为使开票合法化，因此向卓铃公司出具了特约经销商的授权证书，签订了销售合同一。授权证书及销售合同一的实质为授权卓铃公司代北汽公司以卓铃公司自己的名义与中融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通过约定委托付款的方式，将付款义务实际转移给买方，但发票由卓铃公司向中融公司开具。销售合同二则是卓铃公司代理北汽公司，以卓铃公司自己的名义与中融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代理北汽公司完成在南京地区的销售，中融公司亦知晓并认可该代理关系，符合合同法402条关于隐名代理的规定。2、从销售合同二的表述看，北汽公司以生产商、关联方、见证方的名义在合同上盖章，在合同条款中均以“甲方厂家”的名义出现。其中9.5条约定，北汽公司作为本合同的生产商，同意承担本合同甲方责任与义务的全部连带责任。显然，销售合同二的实际权利义务人是北汽公司和中融公司。3、销售合同一及《委托付款协议》表明销售合同一的付款责任直接由中融公司向北汽公司履行，这也符合代理关系的特征。4、在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的履行过程中，卓铃公司除履行开票义务外，北汽公司和中融公司均未要求卓铃公司实际承担合同义务，这也符合代理关系的实质特征。5、按照代理关系的基本原理，代理人的所有行为和责任最终均由被代理人承担，因此销售合同一之4.4条约定的义务，最终应当由北汽公司自己承担，代理人无须承担。三、一审判决卓铃公司与中融公司对北汽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连带责任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方可。本案中，销售合同一和销售合同二相对独立，合同中亦没有卓铃公司与中融公司对北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明确约定。本案亦不存在卓铃公司与中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卓铃公司与中融公司对北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四、一审判决对损失的认定错误，北汽公司根本不存在损失1、一审一方面认定“原告在出售车辆时已在购车款中予以扣减，故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且目前损失数额是明确的，即109800元/辆*30辆=3294000元”，但同时认定“若完成里程数，原告可向国家申领补贴，但又因申领期限未定，故原告可在任何时间内进行领取”，又认定“若后期上述30辆车行驶达到公里数，原告因此获得补贴收益，两被告可根据新的事实另行主张原告返还损害赔偿或违约损失。”一审的上述认定是自相矛盾的。首先，补贴申领没有期限，达到里程可以申领，即认定北汽公司的损失并没有实际发生。其次，合同约定扣减的购车款金额系北汽公司自愿扣减，并非实际发生的损失。且《委托付款协议》签订并生效后，销售合同一项下的全部销售款项1052.04万元（包含国家新能源补贴）视为已全部支付，北汽公司不得再向卓铃公司主张。再次，即便发生补贴确实存在无法取得的情形（其实根本不存在），也应当查明国家对每辆车的实际补贴标准是多少，才能确定损失的数额。最后，即便发生补贴确实存在无法取得的情形（其实根本不存在），也非因卓铃公司的原因，损失与卓铃公司没有关联性。2、按销售合同一及《委托付款协议》的约定，北汽公司不再向卓铃公司主张全部货款权利，包含国家新能源补贴。一审认定“本案中合同约定的车款不包含国家补贴的每辆车109800元”，与销售合同一及《委托付款协议》的约定不符。北汽公司无权再向卓铃公司主张包含国家新能源补贴在内的全部货款。3、一审认定“两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致使原告代为垫付的新能源国家补贴无法取得”，是错误的。首先，卓铃公司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其次，《委托付款协议》的签订已视为卓铃公司履行了支付包含国家新能源补贴在内的全部货款义务，北汽公司根本不存在损失。再次，一审中北汽公司从未提交证据证明补贴无法取得。相反，一审判决认定“申领期限未定，故原告可在任何时间内进行领取”。最后，一审认定“原告代为垫付”，没有依据。北汽公司系自愿扣减，而非垫付。自愿扣减则根本不存在损失问题。五、一审尚有未查明的重要事实1、一审查明有8辆车行使里程超过30000公里，但上述8辆车是否已申请补贴，金额为多少，标准如何确定的，提交了哪些申请资料，并没有查清。2、一审关于国家新能源补贴的政策内容、适用对象、补贴标准、实施情况、执行程序及对涉案38辆车能否适用，并没有查清。针对中融公司和卓铃公司的上诉，北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北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融公司、卓铃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将合同项下所有车辆运行里程达3万公里；2、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72000元（以30台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800元每台每月，暂计算至2020年3月15日为7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承担。后北汽公司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支付北汽公司垫付的购车补助款3294000元；2、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240000元（以30台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800元每台每月，暂计算至2020年10月15日为2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6日，北汽公司与卓铃公司签署《车辆购销合同》（即简称的销售合同一），合同编号：BQCZ.HT.3494.2017，约定卓铃公司向北汽公司购买38辆纯电动运输车，合同总价为10520400元，其中每台车国家给消费者新能源补贴109800元，该款由北汽公司先行垫付，待补贴条件成就后，中央财政再将北汽公司垫付的补助资金拨付给北汽公司。销售合同一第四条第二款明确约定“北汽公司作为厂家负责申领本合同项下产品的国家新能源补贴，卓铃公司负责协助北汽公司完成国家新能源补贴申领”；第四条第四款明确约定“卓铃公司应确保本合同项下车辆自上牌之日起24个月内运行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如产品自上牌之日起24个月内未达上述里程，每逾期一个月，卓铃公司按800元/台向北汽公司支付违约金。”同日，卓铃公司、中融公司签署《车辆销售合同》（即简称的销售合同二），合同编号：ZL-ZR-20171206，北汽公司作为该合同的生产商、关联方、见证方在销售合同二中盖章签字，卓铃公司将涉案车辆销售给中融公司，合同第四条第五款亦明确约定中融公司应确保本合同项下产品自上牌之日起24个月内运行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如产品自上牌之日起24个月内未达上述里程，每逾期一个月，中融公司按800元/台向卓铃公司厂家（也就是北汽公司）支付违约金。2017年12月8日，北汽公司按卓铃公司要求将涉案38辆电动运输车直接交付给中融公司，中融公司全部接收，并于2017年12月16日上牌完毕，使用至今。2018年5月3日，北汽公司、中融公司、卓铃公司签署《委托收付款协议》一份，约定销售合同一项下所有卓铃公司应付北汽公司的款项由中融公司代为支付，后中融公司向北汽公司支付购车款共计6405000元。经查，截止2020年3月25日，涉案合同项下38辆电动运输车中仅有8辆车运行里程超过30000公里，剩余30辆电动运输车至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运行里程超过30000公里，致使北汽公司垫付的新能源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共计3294000元无法取得。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致使北汽公司代为垫付的新能源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无法取得，北汽公司遂起诉至该院，提出上述请求。另查明，本案中合同约定的车款并不包含国家补贴的每辆车109800元，也未规定申领补贴的年限。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及协议均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申领国家政策补贴及相应违约责任的条款，因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政策规定，且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约定，应属有效，当然，违约赔偿的前提是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同时对存在的损失进行补偿，本案中虽国家政策规定的申领补贴未有期限，但因合同中明确对本次交易的里程达标期限存有约定，故合同相对方均应遵守其中的约定，根据约定，确有30辆车未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申领补贴的里程数，至本案起诉审理时，亦未达到里程数，故对于未达里程数导致违约，对北汽公司造成损失的事实，该院予以认定。关于合同相对方及违约责任的承担，因销售合同一中明确约定了里程数的行驶要求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销售合同二的买卖双方虽然不包含北汽公司，但北汽公司以生产商、见证人、关联方的身份参与签订，且违约责任条款明确约定了中融公司直接向北汽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故北汽公司根据合同违约起诉卓玲公司、中融公司，主体适格，责任应由卓铃公司、中融公司共同负担。关于违约赔偿责任，截止本案审理，30辆车的补贴，北汽公司未能取得，但北汽公司在出售车辆时已在购车款中予以扣减，故给北汽公司造成了损失，且目前损失的数额是明确的，即109800元/辆*30辆=3294000元，但由于若完成里程数，北汽公司可向国家申领补贴，但又因申领期限未定，故北汽公司可在任何时间内进行领取，故对其资金占用利息的违约损失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中融公司陈述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因车辆系2017年12月底上牌使用，而中融公司的函件为2019年年底发出，不符合常理，且未能获得北汽公司的认可，中融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材料证明车辆的质量问题，故该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若后期上述30辆车行驶达到公里数，北汽公司因此获得补贴收益，中融公司、卓铃公司可根据新的事实另行主张北汽公司返还损害赔偿款或违约损失。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中融公司、卓铃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北汽公司损失3294000元。二、驳回北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72元，由北汽公司负担2382元，中融公司、卓铃公司负担32690元。二审中，卓铃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北汽授权证书、南京银行电子回单、北汽公司向卓铃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38辆汽车计6348000元）、卓铃公司向中融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北汽公司为取得与中融公司交易的新能源汽车的政府补贴，请求卓铃公司帮忙开票，北汽公司不向卓铃公司主张货款，中融公司也无须向卓铃公司支付货款，仅北汽公司向卓铃公司支付57000元用于开票纳税。2、北汽公司与卓铃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同》（即销售合同一，一审中北汽公司提交）、中融公司向北汽公司支付货款的电子回单（一审中中融公司提交），证明销售合同一第二条约定总价为10520400元，委托第三方付款后，北汽公司不再向卓铃公司主张货款权利；第三条约定北汽公司向卓铃公司交付车辆，但并未履行该义务，因此卓铃公司无须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3、接车反馈单（一审中北汽公司提交)，证明北汽公司未向卓铃公司交付车辆，其向中融公司交付车辆并非由卓铃公司指定，与卓铃公司无关，卓铃公司无须履行合同义务。4、财建[2016]958号、财建[2018]18号文件（一审中北汽公司提交），证明国家政策对补贴仅有里程的要求，没有时间限制，合同中关于里程的限制违反国家政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无效的；且根据文件，北汽公司在达到里程要求时，依然可以申请补贴，不存在损失。5、申请证人徐某（本案交易北汽公司的经办人和负责人）出庭作证，证明：（1）北汽公司与卓铃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卓铃公司与中融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二仅是卓铃公司为北汽公司代开机动车销售发票，卓铃公司仅是北汽公司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仅限于开具发票；（2）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是北汽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关于交车以及里程等方面让卓铃公司承担的义务都是无效的；（3）北汽公司与中融公司就38辆车交易完成后，没有将相关交易信息以及履行情况通知卓铃公司，涉案38辆车辆包括里程、申请补贴等情况都与卓铃公司没有关系。6、卓铃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越湘与其员工王裕雪的ＱＱ聊天记录，与证人徐某的证言相结合，证明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系为开具发票而后补。7、编号为ＺＲＣＧ-ＢＱＣＺ2017113001的《销售合同》（复印件，来源于徐某），证明北汽公司为向中融公司开具南京车管所认可的机动车销售发票而要求卓铃公司代开发票，因此与卓铃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一。北汽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卓铃公司是北汽公司的经销商，而非代理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北汽公司的诉求是要求支付垫付款。证据3，根据卓铃公司、中融公司以及北汽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北汽公司向中融公司交付汽车。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北汽公司要求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支付垫付款的汽车行驶里程均没有达到2万公里，相关合同中“两年3万公里”是当事人的约定，如中融公司、卓铃公司正常行驶，能达到该里程，这也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通常标准。对证据5，认可徐某曾是北汽公司的原技术总监，但其在2020年年初即已离职，徐某确实参与了当时的一个项目，但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和其向北汽公司的陈述完全不同，也完全和北汽公司的合同审批流程不符，对证人徐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反而能够证明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的签订经充分协商，57000元款项则是卓铃公司作为经销商的利润。对证据7，仅是磋商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版本，没有最终执行。中融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4都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证明卓铃公司是北汽公司的经销商，卓铃公司和北汽公司之间存在经销关系，中融公司和卓铃公司是买卖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应当由卓铃公司向北汽公司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卓铃公司和中融公司之间是一个合同关系；卓铃公司所谓的代开发票，如果仅是代开发票，则是虚开增值税发票，卓铃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据1能够证明卓铃公司已经收取了相应的经销商费用即57000元，既然卓玲公司已经受益，即应当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对证据5，证人徐某所陈述的是北汽公司和卓铃公司之间的事情，中融公司不知情，但证人提到38辆车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7，当事人并未履行该合同，本案起诉中融公司是错误的。中融公司最初名称为中融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更名为江苏中融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变更为现名称，一审法院将其列名为“中融供应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错误，应列名为“中融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北汽公司原轻客技术总监徐某出庭作证称，北汽公司与中融公司关于38辆新能源汽车的交易当时由其负责，北汽公司与中融公司就此签订了三份合同。在卓铃公司介入之前，北汽公司与中融公司已经签约，中融公司也已将款项打给北汽公司，因北汽公司和中融公司约定要由南京公司开票，北汽公司就请卓铃公司开票，请卓铃公司开票就要先把车子卖给卓铃公司，卓铃公司帮忙把发票开给中融公司，要把这个流程走完形成闭环，这样的交易流程就是合法的，便于后续申请补贴；汽车实际是卖给中融公司的，卓铃公司只是开票；北汽公司和中融公司的交易以及付款发生在2017年12月份，而北汽公司、中融公司和卓铃公司的三方合同和三方交易是为了完善交易补签的，发生在2018年1月份；因卓铃公司开票需要纳税、需要手续费，后续申请补贴还要提供相关资料，故不是卓铃公司向北汽公司付款，反而是北汽公司向卓铃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因中融公司在上诉状中明确提到其于2017年与北汽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ＺＲＣＧ-ＢＱＣＺ201712001、ＺＲＣＧ-ＢＱＣＺ2017113001、ＺＲＣＧ-ＢＱＣＺ2017113002的《销售合同》，徐某在出庭作证时也称其亲自带人至中融公司商讨38辆新能源汽车的交易，与中融公司签订了三份合同，应本院要求，中融公司提交了编号为ＺＲＣＧ-ＢＱＣＺ201712001、ＺＲＣＧ-ＢＱＣＺ2017113001、ＺＲＣＧ-ＢＱＣＺ2017113002的三份《销售合同》复印件，该三份合同共涉及38辆汽车，每台车的国家新能源补贴为10.98万元，合同总金额（不含国补）为640.5万元。该三份销售合同均在“合同标的物”栏下备注：“以上价格为含税含运费价格。甲方（即北汽公司）为乙方（即中融公司）开具南京车管所认可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确保乙方在所在地登记申领车辆牌照；如甲方开具的发票不符合南京车管所的规定，甲方按期负责指定南京本地经销商开具南京车管所认可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均约定：“乙方应确保本合同项下产品自上牌之日起24个月内运行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如产品自上牌之日起24个月未达上述里程，每逾期一个月，乙方按每台800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北汽公司认可其与中融公司存在上述三份销售合同，但称该三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并称北汽公司没有上述三份销售合同的原件，三份合同上的印章可能是徐某自己刻了章盖的，也可能是徐某自己带了北汽公司的章去盖的。中融公司先称不能确定上述三份合同是否有原件，后称没有原件，无法提交原件。另，销售合同一约定的合同总价为10520400元，但该合同同时约定开票结算价（即扣除国家新能源补贴10.98万元/台后的价格）为634.8万元。销售合同二约定的38辆车的价款则为640.5万元。2017年12月7日、12月21日，中融公司分别向北汽公司付款588.6万元、51.9万元，上述付款合计640.5万元。2017年12月8日、21日，北汽公司就涉案38辆汽车向卓铃公司开具了634.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12月8日、11日、21日，卓铃公司就涉案38辆汽车向中融公司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金额合计640.5万元。2018年1月9日，北汽公司向卓铃公司支付57000元。卓铃公司称上述57000元，其中约30000元系用于缴纳开具发票的税金。本院认为，北汽公司与中融公司均认可双方曾经签订关于38辆汽车的销售合同三，但之后北汽公司又与卓铃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一，卓铃公司则与中融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二，从当事人之间的履行情况看，尤其是北汽公司向卓铃公司开具发票、卓铃公司向中融公司开具发票情况看，当事人之间实际按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予以履行。卓铃公司认为销售合同一是北汽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北汽公司未就其中4.4条的内容向卓铃公司进行提示，且该条内容属于故意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条款，应为无效的格式条款。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销售合同一是北汽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且其中4.4条不但约定有在24个月未达相应里程的违约责任，同时也约定了在一定期限内提前完成相应里程则给予卓铃公司相应奖励，该4.4条并不属于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本院对卓铃公司上述有关销售合同一的4.4条应为无效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均是当事人经过充分磋商后签订，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卓铃公司在销售合同一中保证涉案汽车在上牌之日起24个月内运行里程不低于3万公里，如产品自上牌之日起24个月内未达上述里程，每逾期一个月，按800元/台向北汽公司支付违约金；销售合同二系由卓铃公司、中融公司以及北汽公司三方主体签订，中融公司在销售合同二中对涉案车辆的生产厂家即北汽公司作出了类似保证。涉案38辆汽车于2017年12月16日上牌完毕，但至2020年10月15日，仍有30辆汽车未达3万公里行驶里程，甚至未达新能源汽车最新政策规定的申领补贴所要求的2万公里行驶里程，卓铃公司、中融公司已经构成违约，分别应按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的相关约定，向北汽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至于2020年10月15日之后的逾期违约金，北汽公司可另行主张。关于北汽公司主张的尚未能申领到的30辆汽车的国补损失3294000元。根据新能源汽车的有关政策，中央财政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给予补助，具体补助方式为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时按照扣减补助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再由中央财政按程序将企业垫付的补助资金拨付给生产企业。但相关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申领补贴也有相关要求，在销售合同一、销售合同二签订时，相关政策规定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里程须达到3万公里，自2018年2月12日起，上述行驶里程调整为2万公里，但相关政策均未规定达到3万公里或2万公里行驶里程的时间期限。在此情况下，涉案30辆尚未达到行驶里程的汽车完全可以继续运营以达到上述里程要求，也即北汽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30辆汽车的国补损失尚未能确定必然发生，故本案中不予支持。若今后随着合同的继续履行，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损失成为确定，北汽公司可以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中融公司、卓铃公司的上诉请求均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1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二、中融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南京卓铃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至2020年10月15日的逾期违约金24万元；三、驳回北汽（常州）汽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072元，由北汽公司负担11000元，由卓铃公司、中融公司各负担120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72元，由北汽公司负担11000元，由卓铃公司、中融公司各负担120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