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9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李彦慧，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郅某1，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李彦慧，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郅某2，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李彦慧，辽宁承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某，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楠楠，辽宁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飞，辽宁先河（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郅某1、郅某2与被上诉人钱某因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3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结。上诉人高某、郅某1、郅某2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人高某与被继承人郅某3离婚，郅某3与钱某之间的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郅某3是否实际取得案涉84万元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被上诉人钱某辩称：郅某3与钱某于1998年签订协议书，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夫妻共同债务。协议书并未解除，有委托书为证。郅某3应给付钱某利润42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钱某与郅某3（已于2018年7月去世）于1998年5月1日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今有郅某3与钱某俩人自愿协商经营建昌至沈阳的道路旅客运输事宜，协商如下：一、以郅某3的名誉，申请办理经营手续；二、由钱某出资购车，营运等事宜；三、营运期间有利润，首先还投资人的借贷款。还清后利润两人平均分红。四、经营期间，一切经济往来等日清月结，以备相互监督；五、合伙人不得擅自改变两人共同经营的宗旨，如有违约，由违约一方负后果责任；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该《协议书》载有“郅某3”签字及手印，本案庭审后，被告向法院申请对该《协议书》“郅某3”签字及手印申请鉴定，后经法院委托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选定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人，2021年2月22日，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辽大司鉴[2021]痕（指）退字第1号《不予受理说明》，载明“因笔迹、手印样本不足，无法进行比对检验鉴定，按《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二）款的规定，不予受理”。签订该协议后，钱某实际出资购买了车牌号为辽Ｐ×××××的黄海汽车，该车是一台一次性处理、不负责三包的试验车，座位为45座，因道路运输营业许可证上的单位名称为郅某3，故机动车行驶证车主挂名为郅某3。钱某购车后，由郅某3负责经营建昌至沈阳路线的客运业务，并委托案外人肇某某负责具体的营运事宜。2001年7月1日，郅某3委托案外人肇某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建昌县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一份客运线路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运输公司将建昌至沈阳一条客运线路承包给郅某3经营。承包期限为郅某3不再经营为止，承包期间免收路线承包金，在承包期限内郅某3未经运输公司允许，不得将承包的客运线路转包他人，否则运输公司有权终止合同，收回其承包经营权，合同中并约定了其他事项。2002年9月3日，郅某3与肇某某作为甲方，高某2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内容为“一、今有建昌-沈阳客运线路一条，车主：郅某3，因工作、经济、身体等诸多原因，造成不能独立经营，为此，原告同辽宁省建昌县建昌镇高某2同志联合经营。二、联合经营期限为15年。三、在联合经营时，由高某2先付给郅某3、肇某某叁拾万元整。在这15年间，高某2每月在付3000元叁仟元。协议期满后，叁拾万元不予退回作分红。四、每月的各种费用都由高某2自负。五、在联合经营期间，有一方违约，都必须付给对方违约金60万元陆拾万元，并赔偿一切损失。六、本协议从2002年9月3日生效。七、2017年8月30日止，高某2必须把车辆的各种手续归还给郅某3（及代理人）肇某某。八、肇某某代理参与联营”。签订该《联合经营协议书》后，高某2给付郅某3、肇某某30万元，后肇某某将该3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给付钱某29万元。2003年3月，高某2将辽Ｐ×××××的黄海客车更新为车牌号为辽Ｐ×××××的金龙客车，座位为45座，继续经营。另查，郅某3与高某2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后，双方自2007年起因联合经营问题产生纠纷，多次经过诉讼程序，2007年，郅某3作为原告起诉高某2，要求高某2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给付2002年9月至2007年9月的经营款项18万元，并给付违约金60万元，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07）建民二初字第00176号民事判决书，郅某3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葫民二终字第00153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后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建民一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郅某3、被告高某2、第三人肇某某均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葫民二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书，再次裁定发回重审。后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建牤民初字第001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郅某3与被告高某2于2002年9月3日所立联合协议继续履行；二、被告高某2给付原告郅某3按合同约定的每月3000元，从2002年12月起至2007年9月止”。原告郅某3、被告高某2、第三人肇某某均不服，再次提起上诉，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葫民二终字第000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郅某3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2012）辽审三民申字第000764号裁定书，指令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并于2013年8月7日制作了调解笔录，内容为“郅某3：高某2已经给付我10万元，我还想要一些钱。高某2：我以前给你的钱就不算了，按每月3000元，我在给你15年，共54万。再额外给你20万，共再给付74万。分三次给付，之后公司合同继续履行。第一期立即给付，给付25万元；第二期10月末给付，给付25万元；第三期12月底把剩余的24万全部结清，也就是说我一次性给郅某374万，包含到2017年止的每月3000元钱，诉讼费用、补偿金全部包括在内了，其它的我就没有争议了。郅某3：我同意到2017年止一次性给付74万，到期后我们再另外协商”。经调解达成一致后，并未制作调解书，当日即2013年8月7日，郅某3以与高某2达成调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再审，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葫审民终再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郅某3撤回再审申请。2008年，郅某3作为原告起诉高某2，要求高某2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诉讼请求将约定的30万元足额给付，高某2在该案中答辩称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后，已将30万元给付给了郅某3和代理人肇某某。后经法院查明，高某2在有郅某3在场的情况下，将《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30万元给付了郅某3代理人肇某某，肇某某从30万元中拿出1万元分给了郅某3。遂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建民一初字第000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郅某3的诉讼请求。郅某3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即2008年，郅某3作为原告又起诉高某2要求高某2归还辽Ｐ×××××车辆，并承担违约责任，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认为“郅某3在购买该黄海客车时未有任何投资，虽该车车主挂名为郅某3，但并非是其实际所有，郅某3主张归还辽Ｐ×××××号车的车体，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2008）建民一初字第000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郅某3的诉讼请求。郅某3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高某2作为原告起诉郅某3，要求继续履行《车辆、线路使用权转让协议》，停止对运输经营的妨害，支付违约金62万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2017年10月8日，郅某3向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递交《民事答辩状》，其中第三点说明“原、被告之间的联合经营协议不但经过两审法院判决确认合法有效，而且已经履行（15年）完毕。即根据上述生效判决，答辩人郅某3曾于2011年起诉高某2，经过建昌县人民法院（2011）建牤民初字第00162号和（2012）葫民二终字00075号两份生效民事判决，判决2002年9月3日联合经营协议继续履行，2013年又经过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原告已给付答辩人84万元联合协议履行款项。详见2013年8月7日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笔录”。该案查明“原告高某2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车辆、线路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甲方：郅某3，代理人：肇某某，乙方高某2。一、甲方自愿将建昌至沈阳客运线路及车辆转让给乙方；二、甲方将自己的黄海牌大客车辽Ｐ×××××号车及线路手续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三、甲方经营时所欠缺的各种费用乙方概不负责，对经营时，甲、乙双方所发生的任何民事纠纷不予负责（包括2002年3月在建昌站内和钱女士的那场争吵）；四、乙方从买车之日起，车辆的所有权及车辆的各种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五、因此车、线批复时有特原因，存在着很多不良因素，还需甲方对乙方负有一定性责任，所以，一旦此车、线出现问题和非议，甲方应无任何条件的为乙方服务，以确保无任何疑忌为止；六、如果此车、线因诸多原因所造成的两站地不能正常发车，甲方又不愿前去妥协，一切经济损失及买车、线款的全额，甲方全部退还给乙方；七、转让后，甲、乙双方有一方反悔，都有权在当地法院提出起诉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是买车款的全额及利息；八、车、线总计值为620000元；九、此协议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后即时生效。甲方：郅某3、肇某某，乙方：高某2，2002年9月4日’”。后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1422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郅某3不得妨害原告运输经营辽Ｐ×××××号客车。再查，庭审中，原告钱某出具一份日期为2006年8月9日的《委托书》，郅某3作为委托人，钱某作为受托人，内容为“我原委托人肇某某因为与车主高某2及幕后策划人相互勾结，做扣，对我合伙人钱某恐吓威逼，软硬兼施，最后殴打致伤，为救投资合伙人钱某的情况下，在建昌-沈阳营运线路的买卖协议上签了字，埋下了我终生的不明之冤。我现在正重声明，我委托我的投资合伙人钱某办理此线路及车辆谈判，打官司等事宜（因我不内行），办理结果要通知委托人，直至我委托人钱某声明不受委托为止”。被告对该《委托书》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申请鉴定。2018年2月7日，原告钱某因合伙经营利润问题起诉郅某3至法院，2019年1月28日，原告钱某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日即2019年1月28日，法院作出（2018）辽0103民初23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钱某撤回起诉。2019年5月20日，原告钱某因合伙经营利润问题再次起诉郅某3至法院，经法院审查，郅某3于2018年7月3日去世，2019年7月18日，法院作出（2019）辽0103民初76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钱某的起诉。再查，高某与郅某3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郅某1、一女郅某2，高某与郅某3于××××年前后结婚，2013年4月22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郅某3与高某离婚后均未再婚，离婚协议载明“……2、财产分割：女方名下的存折、存单、股票归女方所有。男方名下存折、存单、股票归男方所有。3、房产处理：房产两处，（1）大东区3-3-2房产归女方；（2）沈河区4-4-3房产归女方所有。以上地址及面积如与房证不符，责任自负。4、债务处理：婚内所有债务由男方负责偿还”。庭审中，郅某1、郅某2作为郅某3的法定继承人，称截至目前没有继承被继承人郅某3的任何遗产，但不放弃继承权。现原告钱某以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为由，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本案原、被告所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方面：一、被继承人郅某3生前与原告钱某是否存在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二、如存在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郅某3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是否取得利润，利润是否应当分配给钱某；三、被告高某、郅某1、郅某2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钱某出具的1998年5月1日《协议书》载明郅某3与钱某二人自愿协商经营建昌至沈阳的道路旅客运输事宜，虽被告向法院申请对该《协议书》“郅某3”签字及手印申请鉴定，但鉴定人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笔迹、手印样本不足，无法进行比对检验鉴定为由不予受理。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否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应认定郅某3与钱某存在合意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另一方面，郅某32006年8月9日出具《委托书》，委托钱某办理建昌至沈阳营运线路的有关事宜，且嗣后在郅某3与高某2因联合经营问题多起诉讼纠纷中也表示郅某3与钱某系合伙关系，因此，1998年5月1日《协议书》并非孤证，结合后期郅某3的自认及行为，能够认定郅某3生前与钱某存在合伙经营客运线路的事实。针对争议焦点二，本案原告起诉系对2002年9月至2017年9月期间郅某3取得的高某2经营客运线路所获利润，而因高某2未给付经营线路款项，郅某3早在2007年便提起诉讼，要求高某2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给付2002年9月至2007年9月的经营款项18万元，并给付违约金60万元。该案历经上诉、发回重申、再审等程序，最终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经法院组织调解，郅某3与高某2达成一致，约定2002年9月至2007年9月期间经营款项、额外补偿、之前付款等共计84万元，法院于2013年8月7日制作了调解笔录，虽该案以撤诉结案，未制作调解书，但双方经调解达成的协议亦为双方自愿，对双方亦具有约束力。至于高某2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问题，在2017年高某2起诉郅某3停止对运输经营妨害的（2017）辽1422民初2406号民事案件中，郅某3向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答辩状》中第三点明确说明2013年经过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高某2已给付郅某384万元联合协议履行款项。因此，应当认定高某2已履行了付款义务。关于郅某3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所获高某2利润是否应当分配给钱某问题。一方面，虽郅某3、肇某某与高某2签订《联合经营协议书》后，高某2给付郅某3、肇某某30万元，后肇某某将该3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给付钱某29万元，但郅某3与钱某之间对合伙经营事宜并无解除或终止的协议，钱某的收款行为不能当然推定为钱某退出合伙经营。相反，根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营运期间有利润，首先偿还投资人钱某购车的借贷款，还清后利润两人平均分红。因此，钱某作为出资购车人，收取该30万款项恰恰符合《协议书》的约定，之后利润仍应遵守约定由郅某3、钱某两人平均分红。另一方面，高某2于2002年先行支付30万元，根据郅某3、肇某某与高某2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书》约定，协议期满后，30万元不予退回作分红，加之后期高某2实际支付的84万元，应认定郅某3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所获高某2利润共计114万元，依据郅某3与钱某所签《协议书》约定，应由二人各分配57万元，因钱某认可2002年收取30万元，故，郅某3仅拖欠钱某27万元。针对争议焦点三，关于高某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高某与郅某3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年前后结婚，虽于2013年4月2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但案涉郅某3对原告钱某所负债务发生于高某与郅某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高某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郅某1、郅某2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郅某1、郅某2作为被继承人郅某3的法定继承人，庭审中，郅某1、郅某2作表明不放弃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郅某1、郅某2应当在郅某3遗产继承范围内清偿对原告钱某的债务。关于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协议书》并未约定利润的给付时间，原告称之前并不了解郅某3是否取得利润及具体金额，故，应当自原告第一次起诉时即2018年2月7日视为其主张权利，原告有权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郅某1、郅某2在郅某3遗产继承范围内与高某共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钱某人民币270000元；二、被告郅某1、郅某2在郅某3遗产继承范围内与高某共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钱某利息（以人民币27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钱某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50元，保全费人民币2620元，由被告郅某1、郅某2在郅某3遗产继承范围内与高某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因被继承人郅某3与原审原告钱某之间的债务形成于上诉人高某与郅某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一审法院认定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上诉人高某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根据郅某3向法院递交的《民事答辩状》，证明2013年高某2已给付郅某384万元联合协议履行款项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郅某3所获高某2利润应当分配给钱某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上诉人高某、郅某1、郅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洋审判员 刘 晶审判员 吴永梅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马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