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09民终42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跃美，女，199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沧州市献县，现住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李春卉，河北八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亚琪，女，199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献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微娜，女，198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任丘。上诉人安跃美因与被上诉人王亚琪、王微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21）冀0929民初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跃美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安跃美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违背客观事实。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金牌舞蹈学校加盟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转账记录、语音通话录音及证人韩某的庭审证言等证据，可以确认的事实系金牌舞蹈培训学校的实际经营者应是被上诉人王微娜，本案的合同相对人应当是被上诉人李艺和被上诉人王微娜。1、加盟协议书以及教学承诺书中的签字人是被上诉人王微娜，被上诉人王微娜作为签约和承诺的主体是舞蹈学校的唯一经营者，如果有其他合伙人应在共同在加盟协议书中签字。实际上舞蹈学校就是被上诉人王微娜以个人名义签字加盟并个人出资成立的培训机构，王微娜作为实际经营者是唯一的负责人。故被上诉人王微娜才是合同相对人。2、从被上诉人李艺等家长所交学费的流转来看，被上诉人王微娜才是合同相对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上诉人在收取学费后会定期与被上诉人王微娜对账（均由被上诉人王微娜签字确认），在对账后扣除当期支出将剩余款项给付被上诉人王微娜，所以上诉人不是合同相对人。3、一审中证人韩某明确说“我证实我跟安跃美是同事关系，我们培训机构的老板是王微娜”、“我们是受雇于王微娜，我和王微娜签过合同在校授课两年，安跃美也是跟王微娜签的合同，我们是一起签的”，这些内容足以证明韩某与上诉人同是受雇于王微娜的员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微娜之间是雇佣关系。4、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微娜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在课程的停办、退费的流程、被上诉人王微娜承诺将按照退费的统计表将款项直接支付给学生家长等表述均可以证实上诉人听从被上诉人王微娜的指派，安排退费事宜。故被上诉人王微娜才是合同相对人。（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身份及责任存在严重错误，与在卷证据严重不符。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培训学校的日常工作的具体表现属于实际经营与在卷证据严重不符。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对证据的认定极其表面化，导致所查明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培训费的收取者、培训合同的缔结者、培训机构的日常管理者、承诺为家长们退费的通知发布者，所以上诉人属于实际经营者。一审判决的这个结论与在卷证据明显相悖。从培训费的收取者来看，收据中收款人系赵娇，款项最终流转至被上诉人王微娜手中，培训费收取也是由被上诉人王微娜指派的，不考虑收取费用的流转、收取费用的原因系职务行为等因素显然认定不正确。从培训合同的缔结者来看，从收据来看应是李子芮和赵娇，可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和王微娜，故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从培训工作的日常管理者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微娜之间具有明显的指派关系。上诉人毕业后就在被上诉人王微娜管理的献县金色雨林幼儿园做老师，2018年被上诉人王微娜提出让上诉人主管其开办的金牌舞蹈学校，上诉人来到舞蹈学校后，于2018年3月接受了课程培训，并与ＧＤＩＣ金牌启蒙舞蹈--献县分校于2018年3月18日签了教师接受课程培训保密协议。这些都表明被上诉人王微娜基于对上诉人管理能力的认可才管理舞蹈学校的。从承诺为家长通知退费的通知发布者来看，上诉人在发布通知前曾与被上诉人王微娜多次在网上聊天和语音通话记录，均能证实发布消息系由被上诉人王微娜指派，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以原告单方面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有失公允。2、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能举证证实其不是被上诉人王微娜的合伙人，也不能证实其身份确属雇佣人员，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更是滥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违法让上诉人自证清白，更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从常理推断上诉人应当签署书面雇佣合同，显然忽视上诉人金色雨林幼儿园工作期间管理舞蹈部这一背景，而且其他雇佣老师也没有签订过雇佣合同，一审判决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书中认为受聘人员管理财务工作，应建立账册、明细收支情况，日常支出应由老板签批决定，作为日后备查的依据。上诉人日常会将开支记录下来，上诉人将提交相关工作记录以及有被上诉人王微娜签字认可财务统计的三联单作为证据，证明上诉人实际是受被上诉人管理监督指挥的雇佣员工。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给被上诉人王微娜转账的所有记录，对应每周王微娜的确认签字，可以明确上诉人只是雇佣的员工身份。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反而以上诉人未能提交被上诉人王微娜签订的相关指示和批条为由认定上诉人属于合伙显然错误。上诉人将收款码贴在学校是因为被上诉人王微娜指示上诉人收款，收款后除去日常开支再转给被上诉人王微娜。一审判决书中也认可了上诉人进行会计统计和结算后将全部盈利转给了王微娜，实际的受益者是王微娜却要让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法律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上诉人将提交所有三联单收据用以证明进行收款的人不是老板即实际经营者，从收据中收款人一栏可以看出，实际收款的除了上诉人还有其他老师如“草莓”“韩某”“祝”“赵娇”“娜”等人，这种收费方式在培训机构是极其常见的，因此上诉人的收款行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在加盟协议签订前，上诉人作为受聘教师接受了教师课程培训，培训期间的费用也是由被上诉人王微娜事后报销的，更说明王微娜系培训机构负责人。二、被上诉人李艺等家长明知培训机构的老板是被上诉人王微娜，也知道被上诉人王微娜没有履行能力，故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明显不当。从金牌拉丁舞课下交流群2020年8月1日的聊天信息中可以看出，家长们知道上诉人只是老师不是老板，明确知道老板另有其人。“许佳萱：跟德育院是不是一个老板啊”、“姚蕴涵：应该都是一个老板”、“李子芮：是金色雨林老板?”、“姚蕴涵：应该都是一个人”以上聊天内容可以确定家长群中有人认识老板并知晓老板退不了费。这才是本案被上诉人起诉的真实背景，也是一审法院不惜用上诉人自证清白的方式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根源。三、一审判决书中认为考虑社会影响，认为只有让上诉人也承担连带责任才更有利于保证家长们的权利，却公然的违反了法律规定，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上诉人只知道老板让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根本没想过代替老板收款会给自己带来如此沉重的责任。从聊天记录和交流群聊天记录可以知道，上诉人已计算好课时，统计好退费数额，并发送给被上诉人王微娜了，不能给家长退费的原因不是上诉人造成的。上诉人对培训学校的工作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拿到应得的收入还要承担如此大的赔偿责任，这样的结果对上诉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将案件发回重审。王亚琪答辩认为，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安跃美间存在合同关系与客观事实相吻合，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具体体现。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金牌舞蹈学校加盟协议、聊天记录截屏、转账记录、通话录音及证人韩某的庭审证言等证据不能否定安跃美是合同相对人。1、加盟协议不能证明安跃美不是合同相对人。第一，安跃美提交了加盟协议，协议载明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3月23日。虽协议书有王微娜的名字，如果情况真实，也只能证明2019年3月23日前王微娜与金牌舞蹈有关系，被上诉人交费在此之后，故该协议与被上诉人无关。第二，安跃美没在协议中签名，也不能证明其与培训学校没有关系。《民法典》规定：合伙人就合伙事务做出决定的，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第三，上诉人提交的加盟协议有效期至2019年3月23日，而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安跃美培训费转帐时间是2019年11月份，此时协议已经终止。所以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联，凭加盟协议不能否定安跃美是合同相对人。2、给王微娜的转账记录不能否认安跃美是合同相对人。第一，学校收款码系安跃美个人微信账户，多数家长都是通过扫码交学费，学费直接交给了安跃美个人已是不争事实，在一审和上诉状中上诉人已经认可。第二，安跃美与王维娜的转账记录，不包括被上诉人所交纳的学费，不能证明李艺的学费交给了王微娜。第三，安跃美可以Ｎ种理由向任何账户转账，包括还款、消费等，不能认定其转账款项是学费。第四，上诉人定期与被上诉人王微娜对账，由被上诉人王微娜签字确认，王微娜只是签名，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明显属于合伙人间利润分配时的告知行为。第四，法律规定合伙人出资不以货币为限，实物、技术或者劳务均可。在法院调解中心调解时，已经达成和解，安跃美同意承担全部还款义务，后来又反悔。庭审中，虽王微娜未出庭，但王微娜的弟弟在法庭当众与王微娜通话时，王微娜明确说她和安跃美是合伙经营，培训班的所有事情由安跃美负总责。所以安跃美是合同相对人，应承担责任。3、证人证言不能否定安跃美是合同相对人。第一，韩某的证言没有可信度，且与安跃美有利害关系，其有利于安跃美的证言不足以采信。因为：韩某称“安跃美负责给包括证人韩某在内的所有老师发放工资，该工资是老师的主要生活来源”；“早在2016年就与安跃美相识，五年要好的同事关系”；证人韩某称自己和安跃美都与王微娜签过合同，但是既说不清签订的时间，也不能提供相关合同，其证言不可信。但是韩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安跃美在学校负责人事、财务、管理以及后勤等全部工作，可以看出，安跃美是实际的一把手、负责人、经营者，更是合同相对人。4、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微娜的聊天记录不能否认上诉人安跃美是合同相对人。第一，上诉状载明：安跃美毕业后应聘为献县金色雨林幼儿园（管理人王微娜）的老师，2018年来到本案所涉的培训学校。据知情人讲，王薇娜和安跃美是合伙经营，王薇娜负责管理金色雨林幼儿园，安跃美负责管理金牌舞蹈。第二，上诉人提供的网上聊天和语音通话记录中，没有证据证明对方是王微娜，也不能证明对方是金牌舞蹈的老板，其内容均是在安跃美遇到经营问题时向合伙人或老前辈的请教。第三，安跃美在明知不能复课不能退费的情况下，任凭家长们在群里讨论能否退费，猜测谁是老板时，作为群主和培训学校的实际负责人的安跃美，始终未披露老板的详细信息，而是承诺“你们有问题私信发我，我一个一个给你们解决”，可见安跃美就是老板，就是合同相对人。（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身份及责任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要求。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属于实际经营者于法有据。第一，从培训费的收取者和收据来看，前台收款码为上诉人安跃美个人微信收款码，所收培训费直接存入安跃美个人账户。收据只是一个收款证明而已，只能证明培训费已收到，经办人是前台工作人员赵娇。培训服务合同应当在培训费到达安跃美账户时成立，是否开具收据并不必要，赵娇只是工作人员不能作为合同相对人。第二，在一审和上诉状中已经认定上诉人安跃美对工资、财务、招生、招聘有着绝对权力，培训费已到其账户，培训合同已经成立，安跃美就是合同相对人，至于培训机构内部如何分工、盈余如何分配与李艺没有关系。第三，一审已经认定安跃美在微信群中为群主，并安排停课、复课、奖励、退费等相关事宜，实现对教学活动的实际管理。安跃美是培训费的收取者、培训合同的缔结者、培训机构的日常管理者、承诺为家长们退费的承诺者，所以一审认定安跃美为合同相对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安跃美承担责任并非滥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第一，基于安跃美收到培训费的事实、安跃美负责人事、财务、后勤、教学活动安排等事实、安跃美负责发放工资的事实，均能证明安跃美是实际经营者、是合同相对人，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第二，上诉人安跃美主张自己受雇于王微娜，应该由王微娜承担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王微娜提交的加盟协议、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网上聊天记录等证据不能证明其受雇于王微娜，恰恰能够证明系合伙关系。而营业执照、雇佣合同、财务账目等能够证明雇佣关系的证明在法庭多次要求提交后仍未提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安跃美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安跃美应承担合同相对人的责任，所以，一审法院既没有滥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也没有让其自证清白，而是依法做出了合理判决。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一）安跃美是合同相对人，向其主张权利是正确的。第一，从授课咨询、合同缔约、学费收取以及对培训机构管理权限这些不争事实，可以认定安跃美就是合同相对人。第二，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只认识安跃美，从来没有听说过王薇娜的存在，安跃美也自始至终称自己是负责人，让有什么事和她说就行。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王薇娜其人。聊天信息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老板。第三，安跃美作为群主和学校的实际负责人，在明知不能复课不能退费的情况下，任凭家长们在群里讨论能否退费、猜测谁是老板时，始终未曾披露老板的任何信息，而是提出“你们有问题私信发我，我一个一个给你们解决”，所以向其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二)退一步讲，假如安跃美和王维娜存在雇佣关系，实质上也不是雇佣关系。正如上诉状中自认“主管金牌舞蹈学校”，实施了对金牌舞蹈学校的经营管理权、教师任免权、培训合同缔约权。所以安跃美作为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妥。（三)再退一步，就算是王维娜对上诉人安跃美进行了委托，授予了经营管理权、合同缔约权、人事任免权。但是在被上诉人与安跃美订立培训合同、交纳学费时，安跃美始终说是自己负责。在不能复课、出现退费危机时，安跃美仍坚持“你们有问题私信发我，我一个一个给你们解决”，也始终没有披露老板（委托人）信息。根据《民法典》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因此，被上诉人要求安跃美作为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考虑社会影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要求，也是在教育整顿活动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的现实体现。第一，由于金牌舞蹈培训案件涉及人数众多、资金数额巨大，一审判决考虑社会影响是具有大局意识的具体表现。在审理过程中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所做的判决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现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统一。第二，安跃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第三，如果安跃美推卸责任成功，损害的不仅是家长们的学费损失，受损的还包括学习舞蹈的众多受骗儿童的心灵，公民的道德诚信底线和社会诚信体系将受到严重破坏，家长们将采取多种方式维权，进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也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此也恳请法院引导安跃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敢作敢当，力争早日结束纷争。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或通过调解，案结事了，依法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微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亦为提交书面答辩。王亚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王亚琪学费2852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亚琪为让女儿学习舞蹈，向位于献县”的培训机构报名学习。2019年10月26日，原告在该培训机构与前台赵娇洽谈后，将培训费3502元通过扫描前台处张贴的微信二维码，采用微信支付的方式，转到了被告安跃美的个人微信账户上。原告交费后，上了部分培训课程，但在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疫情原因，有关部门为降低传染风险通知大中小学校及培训机构不能开学授课。因久不能上课，为了方便与家长们进行沟通，安跃美成立微信聊天群并在群中担任群主，原告也在这个微信群中。直至2020年8月11日下午16时，安跃美在微信群中发出确切通知，内容为：“＠所有人，各位家长，校长决定停止办学，剩下的课时费用将打卡全部退给家长。请家长报银行卡号和银行卡姓名私发给我，将月底之前转到手上，这两天全部统计好课时发给家长。”根据安跃美在微信群中发布的退费表显示，应为原告之女退还培训费2852元。后安跃美至今未按照通知中的承诺为家长们办理退费，故原告提起诉讼。除本案外，在该培训机构交费的其他家长计三十余人也另案向本院提起诉讼，形成数起、多人共同诉讼或单独诉讼。其他案件中，家长们所交培训费用多数是通过扫描安跃美的微信二维码转账交费（该微信收款的二维码就张贴在该培训机构的前台）。他案中，有些培训中心聘请的老师出具证言称，其是安跃美负责面试洽谈的授课及报酬等事宜。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退费的主体问题上，原告认为自己是将培训费转到了安跃美的私人账户中，安跃美应当承担本案退费义务。而安跃美则称，这个培训机构的老板、实际经营者是王微娜，王微娜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方是与培训学校形成合同关系，或者说原告与王微娜形成培训合同关系。自己是王微娜聘用的管理人员，只是负责招生、财务等职责，并兼职授课的工作人员，自己在收取学生培训费后，扣除该培训机构日常必要支出后，已将剩余款项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全部转给了王微娜。故自己在本案中收取报名费、安排课程、担任微信群主、与家长沟通等均是职务行为，原告将自己列为被告属于主体错误。安跃美称，事发后，王微娜未转给自己相应的款项，后更是与自己失去联系，但是王微娜掌握全部款项，自己并不掌握款项，不应承担退费责任。案件庭审过程中，安跃美提供王微娜以“献县金牌启蒙舞蹈”的名义与苏州开心就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授权示范基地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的合同有效期是2018年3月22日至2019年3月23日。安跃美认为，其一，加盟协议是王微娜个人签署的，可以证明王微娜是培训机构的幕后老板。但是，该协议到期后，王微娜有无续签、续签者是谁，安跃美未能举证说明。其二、自己给王微娜微信转账记录能证实向家长收取的费用均由老板王微娜掌握；其三，在该培训机构一起共事的前同事韩某、王某的证言，可以证实王微娜是培训机构的老板，自己则是被王微娜的雇佣人员。综上几点，安跃美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证实其是王微娜雇佣的人员。另查，安跃美未提供涉案培训机构的营业执照等办学手续；经本院调查也未发现涉案的培训机构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培训机构在疫情结束后也未能继续履行培训合同，安跃美在微信群中发布了“学校停办，课费退回家长”的明确通知，并公布了退费明细表，退费表中记载的退费数额与原告所诉一致，说明应退费用数额得到双方一致认可，被告应如约履行退费义务。本案中，原告将承诺退费的安跃美（也是费用收取人）、以及根据安跃美披露，所谓的“老板”王微娜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请合理、合法，应予支持。本案中，名为“金牌舞蹈培训学校”的培训机构作为盈利性培训机构应当办理登记许可手续及营业执照，并办理对公账户进行收费，但是该培训机构在未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就招收学员并以个人账户违规收取费用，根据法律规定，此种违规行为应由相应的行政部门进行处理，收取的学员费用也应退回交费人。违规设立的培训机构收取的培训费应由设立者和实际经营者负责退回，确定设立者或实际经营者的身份是本案的关键点。一审认为，被告王微娜的身份是涉案培训机构设立者或出资人，原因是：其一，王微娜签署了金牌舞蹈启蒙项目的加盟协议，交纳加盟费，开办涉案培训机构；其二，证人韩某、王某的证言中能明确表示王微娜是“老板”，该部分证言清楚、明确，能够证实王微娜出资人或设立人的身份；其三，安跃美将收取的费用，扣除部分后转账给王微娜，由其保有部分利润，能够证实其属于出资人、幕后老板身份。关于安跃美的身份及责任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从涉案培训学校日常工作各个环节的具体表现来看，安跃美应属于实际经营。作为为儿童进行舞蹈培训的机构，日常主要工作主要是组织老师、招生、收费、安排教学、财务、工资发放等，以上项目均由安跃美管理。本案中，安跃美用个人账户的微信收款码张贴在培训中心的收费处，安跃美也有一定的人事任免权和决策权、财务管理权。即安跃美是培训费的收取者、培训合同的缔结者、培训机构的日常管理者、承诺为家长们退费的通知发布者，在全面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从安跃美举证情况来看，安跃美不能举证证实其不是王微娜的合伙人，也不能证实其身份确属雇佣人员。且，个人之间的合伙并非均以钱物出资，也可以劳务进行出资，达到分享利润的经营目的。故安跃美提交的房租转账记录一则不能证实全部房租由王微娜承担，也不能排除其合伙人身份。本案中，安跃美在事发后披露幕后老板另有其人，在王微娜又未到庭确认其事，证人韩某、王某的证言也未能证明安跃美与王微娜之间不具有合伙关系的情况下，此时安跃美需要提供强有力的、较为全面的证据，才能达到撇清案件关系的目的，否则不足以说服众多家长。从常理推断，首先，安跃美如系被聘用人员又分管多项工作，其工作繁重、责任重大，安跃美应与雇主签订书面合同确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报酬，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但安跃美未能提供其受聘或受雇的书面证据；其次，如系受聘人员负责管理财务工作，应建立账册明细收支情况，日常支出由老板签批决定，以作为日后备查的依据。本案中，安跃美未能提供财务账册、王微娜的签批的相关指示或批条，仅提供其与王微娜二人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只能说明王微娜、安跃美二人相互具有较强信任度，不能全面说明安跃美与王微娜之间的关系，更不能排除双方之间是否具有合伙关系。再次，培训机构决定停止办学，作为管理者的安跃美已提前获知这一决定，在面临需向众多家长退费的严重经营问题时，安跃美应当预见到经营风险，此时安跃美有条件、有机会取得相关证据，但是其不能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仅凭安跃美与王微娜之间的微信账目往来和单方说辞，不能证明利润份分配情况，更不能证实其诉讼主张，安跃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从涉及培训机构退费问题的系列案件情况体现出来，安跃美的个人微信账户的收款码张贴在培训机构的收费地点，如系“老板”另有其人，则直接把老板的微信收款码张贴在收费地点，确保收费直接流入老板账户中，支出则由财务人员再另行报账或报销，比较符合常理。安跃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并了解利用自己个人账户收取费用的意义，除非安跃美也是老板之一，自甘承担相关责任。其他案件中反映出的案件事实，虽不作为本案的定性依据，鉴于均属于向同一培训机构交费的家长提起的诉讼，案件情况基本相同或及其类似，且涉及的人数众多，如处理不当会带来不良社会影响，本院从审慎处理案件的角度，参考其他案件中事实情况并无不当。一审认为，培训机构办理营业执照等经营手续、登记备案的负责人信息、机构对公账户收费信息，才是安跃美主张雇佣人员身份的强有力证据。涉案培训机构未依法进行登记注册，属于无证照的盈利性组织，管理随意、财务混乱，且经营不善导致停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为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安跃美全面主管培训机构的日常业务并用其个人账户收费，其身份属实际经营者无疑，通过安跃美的举证不能排除其不是王微娜的合伙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安跃美与王微娜之间的关系更符合合伙关系的表现。作为违规办学、违规收费的直接责任者，由二人连带向众多家长承担退还培训费的民事责任，能够更好的保护众多缴费群众的合法权利。综上所述，本案中安跃美既是收款人也是在群里发布通知承诺退费的第一责任人，安跃美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严守承诺向家长退费。培训机构开办人、出资人或合伙人王微娜应与安跃美对返还培训费负连带责任。安跃美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后，如其确与王微娜之间存在其他协议和约定，可根据其与王微娜之间的协议或其他证据，另案向王微娜主张权利。王微娜、安跃美应当退还原告培训费285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九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王微娜、安跃美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退还原告培训费285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二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安跃美方提供新证据：证据一：实习鉴定表3页。证明上诉人自2014年在被上诉人王微娜实际经营的金色雨林幼儿园进行毕业实习，毕业后一直在该园继续工作，上诉人受被上诉人王微娜指派负责幼儿园内部的舞蹈班。被上诉人王微娜于2018年4月加盟“金牌舞蹈启蒙课程”后，该舞蹈班开始独立核算经营。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王微娜的安排继续负责舞蹈机构的日常工作，双方的聘用关系因此一直延续下来。证据二：GDIC金牌启蒙舞蹈--献县分校教师接受课程培训保密协议2页、培训费用签字报销单1页，共3页。证明上诉人系接受了舞蹈课程培训的上课老师，接受培训的费用系由被上诉人王微娜承担的，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王微娜聘用的员工是毋庸置疑的。证据三：舞蹈学校经营期间（2018年4月-2019年11月）的三联单收据、支出明细及被上诉人王微娜签字收款记录，共计62组、254页。证明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王微娜聘用负责记账的员工，被上诉人王微娜通过监督和管理上诉人的日常工作达到经营学校的目的。学校的收入由被上诉人王微娜不定期收取并签字，日常支出均需被上诉人王微娜签字许可，其盈余部分均由被上诉人王微娜独有。账目显示舞蹈学校是盈利的，但上诉人既没有获得过任何分红，也没有承担过任何亏损，不符合合伙关系中共负盈亏的情形，故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证据四：舞蹈学校经营期间（2018年4月-2019年11月）的员工工资表及相关的转账记录，共38页。证明上诉人负责制作工资表并上报给被上诉人王微娜，工资发放系先由被上诉人王微娜给上诉人（含上诉人的工资），再由上诉人给其他老师发放工资。上诉人系在履行被上诉人王微娜指派的工资发放职责，工资全部来源于被上诉人王微娜。证据五：教学承诺书1页。证明被上诉人王微娜系金牌舞蹈学校成立的出资人与实际经营者，其应是舞蹈学校的唯一负责人。证据六：金牌拉丁舞蹈课下交流群2020年7月11日-2020年8月1日群聊天记录，共10页。证明上诉人系负责日常和家长沟通学校上课事宜，并按被上诉人王微娜的意思负责在群里发布群公告的工作人员。群里的家长们在群里交流时已得知学校的实际经营者即负责人系被上诉人王微娜。学校停止上课并承诺给家长们退费系由被上诉人王微娜决定的，她让上诉人负责统计退费人员的剩余课时、计算退费数额以及登记家长们的银行卡号，她在想办法借钱给家长们退费，因此家长们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王微娜一人承担。被上诉人方质证认为，提交的证据一实习表显示的日期是2014年5月23日，表是金色雨林幼儿园，和我们孩子在金牌舞蹈学校学习不一样的，和我们的不发生关系。证据二，关于培训的不一定是老师，作为负责人或者老板也可以去培训来管理学校，管理人员。证据三，收据证明作出的这个表格和我们案件没有太大关系，是她自己的一个流程，无法作为证据来提交。证据四，收付款和工资发放，数字和名字和发放金额都对不上，我认为是不真实的存在。我看了几笔上面数字都不对。如给朱腾宇2019年6月6日转账4680，在工资发放中体现的是4600。朱腾宇7月7日实际转账4680，工资发放表体现的是7560。她提交的东西真实性不存在。证据五，提交的证据是教学承诺书，上面没有日期，什么也没有体现，只体现外地公司的章和王微娜的签名，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安跃美在一审中提交的“金牌舞蹈培训学校”加盟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转账记录及二审提交的实习鉴定表、课程培训保密协议、舞蹈学校经营期间三联单收据、舞蹈学校经营期间的员工工资表及相关的转账记录、教学承诺书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王微娜系“金牌舞蹈培训学校”的出资人及实际经营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安跃美与被上诉人王微娜系合伙经营证据不足，其合伙关系本院不予确认。因此，被上诉人王微娜作为“金牌舞蹈培训学校”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该学校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本案涉案“金牌舞蹈培训学校”经营期间，学员学费通过二维码微信支付到上诉人安跃美的个人微信账户，因新冠疫情停课，上诉人安跃美在微信群中承诺退费；同时，“金牌舞蹈培训学校”的日常工作由上诉人安跃美负责，但“金牌舞蹈培训学校”未办理登记许可手续及营业执照。据此，上诉人安跃美作为收款人和培训学校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对外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安跃美实际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后，可另行向王微娜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论理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安跃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苗笑臣审 判 员 葛淑红审 判 员 位海珍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坤书 记 员 曹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