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苏05民终69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盛沛，男，199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盛，江苏庖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乐余云红窗帘厂，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联丰村二十组。 经营者：陈**红。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安川，男，198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上诉人王盛沛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乐余云红窗帘厂（以下简称窗帘厂）、唐安川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1）苏0582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盛沛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王盛沛与窗帘厂于2020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1.窗帘厂需要的劳务人员均由唐安川确定。劳务报酬由窗帘厂支付给唐安川。窗帘厂支付给唐安川的劳务报酬的标准由窗帘厂和唐安川。唐安川拿到劳务报酬后将报酬具体发给哪些工人、每个工人发多少钱，窗帘厂均不干涉。这些事实完全符合发包关系的本质。故本案应明确认定窗帘厂将本案所涉劳务发给了唐安川。2.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窗帘厂与唐安川之间不存在劳务发包关系，那么应当认定王盛沛与窗帘厂于2020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企业与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形成劳务关系的。任何一个判决企业与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判决都属于明显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实际上认定王盛沛与窗帘厂之间是劳务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如果认定窗帘厂与唐安川系发包关系，王盛沛可据此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认定窗帘厂与王盛沛存在劳动关系，则王盛沛也可以据此申请工伤认定。一审均没有认定致使王盛沛依法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无法实现。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窗帘厂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盛沛与窗帘厂及陈**红均不存在劳动关系。 唐安川未作答辩。 王盛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双方在2020年10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窗帘厂2019年8月12日核准成立，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窗帘、布艺加工、销售。2020年10月窗帘厂进行厂房改建，10月26日王盛沛在改建工地上摔伤。 2020年12月10日，张家港市建设监察大队向窗帘厂经营者陈**红调查，陈**红陈述“今年10月中旬，我单位对老厂房进行改造,将原有厂房隔墙拆除打通，屋面更换石棉瓦…在拆除原有厂房施工过程中，大约在10月20日左右,是有一个年纪最轻的小伙子从高处掉落下来…”。 2020年12月29日，王盛沛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确认其与窗帘厂存在劳动关系。次日，因其递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备，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王盛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王盛沛陈述：是唐安川叫我去干活的，去的时候没有谈过工资，大概是结了6个工，他按照300元/天结给我，但我又返还给他一点，按270元/天结的，因为我们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陈**红赖掉一点，我不想多拿，我就说按270算就行，总共拿到1642元。我和唐安川认识，之前也叫我去干过活，是按照270元/天结算，之前干活他欠我大概2000-3000元，现已结清。唐安川是我老板，去年我做了20几天，大概给了我7000-8000元；平时别人叫我干活的也很多，我一年收入十几万。我是电焊工，我做电焊、割刀，电焊证可能过期了。这次干活的工具是唐安川提供的，我们就是干活的，不带工具，到其他老板那干活也是这样。 关于如何受伤：我拿电焊气割枪站在墙上割房梁，割钢管的时候摔下来的，没有搭架子，距地面大概2、3米高。摔下去之后左腿就不能动了，脚踝已经错开了3、4公分，当时唐安川不在场，证人说陈**红不在现场在家里，他家和工地是一个地方，我受伤之后他从家里过来的，他没有看到我摔下来。他给余建平打电话，因为余建平会开车，余建平来了之后和工友一起把我送到了锦丰医院，余建平交了1000元，当天就住院了，总共花了3000多元，后转到第一人民医院是我自己交的钱。我问余建平要钱，他说没有钱，我又让工友去问陈**红要医药费，陈**红给了余建平2000元，余建平没有我的微信，就把钱转给我的工友，我工友又转给了我，我本意是找陈**红要钱，因为我是给他干活。 窗帘厂陈述：因厂房改建，我和余建平是朋友，我叫他找的人，他介绍了唐安川。我把活包给唐安川，我只管买材料，怎么干谁来干都是唐安川安排的；我之前不认识唐安川，也不认识王盛沛，我们没有任何劳动关系，他摔伤时我在外边买东西。当时和余建平讲好是300元/天，包饭和一包烟，相当于325元/天；现在工地已完工，只有唐安川叫的人，没有找其他人，最后结了44个工13200元，钱我是现金给余建平的。我不知道唐安川有没有施工资质，没有问过。王盛沛摔伤我不在现场，对他受伤的情况不清楚。2000元是我预付给余建平的工资，和他摔伤没有关系。 唐安川陈述：余建平介绍我去给陈**红盖厂房，我是点工，王盛沛受伤的时候我不在场。陈**红让我找人，我帮他叫了5、6个人包括王盛沛，我们实际做了大概4天总共44个人工，陈**红把钱结给我，我再把钱分给叫来的人。余建平介绍的时候说是350元/天、中午包一顿饭一包烟，但实际是按照300元/天结给我，我和陈**红结账，是他女婿给的现金，总共11000多元。因为王盛沛受伤后陈**红拿了2000元，这个钱是从我头上扣下来的，陈**红说跟他不搭界。我叫来的大工是350元/天，小工是300元-280元一天，王盛沛用的工具是我带的包括电焊机、锤子等，我不从中挣钱。 王盛沛申请证人到庭作证，证人刘某,4（居民身份证号码）当庭陈述：我是做钢结构的，这次是唐安川叫我去干活，他是我老板，我没有其他的老板。和我一样一直跟唐安川干活的有两个人，是干一天算一天的钱，他给我300元/天，他肯定不挣我们钱的。那天是2020年10月份一天，房东让我们去拆墙，我安排王盛沛和另外一个人去干的，当时下午3、4点钟我在房顶干活，我看到的时候王盛沛已经摔在地上了；当时在场的还有闫会远，其他工友都在上面干活；余建平送他去医院的，陈**红当时不在场，应该是在他家里。王盛沛受伤的时候没有钱，要我问老板要钱，余建平在2020年10月27日给了我2000元（出示手机收款纪录），我没有王盛沛的微信，这个钱我又转给了工友，工友转给了王盛沛。这次干活材料是陈**红提供的，工具是唐安川带过去的。 一审法院认为，王盛沛主张与窗帘厂确定劳动关系，应由王盛沛对劳动关系建立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王盛沛的陈述，王盛沛等人由唐安川联系至窗帘厂工地干活，劳动报酬按天结算，并由唐安川收取劳动报酬后转交给王盛沛等人，唐安川并未从王盛沛的劳动中获利。现无证据证明王盛沛与窗帘厂直接发生了劳动关系，其受伤时也非从事窗帘厂主营业务，不能证明其系窗帘厂员工。窗帘厂将劳务费用统一交给唐安川，也说明其不愿与其他人发生事务性关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王盛沛与窗帘厂2020年10月26日不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认定劳动关系，应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首先，王盛沛从事的电焊劳务不属于窗帘厂的经营业务范围。其次，根据王盛沛的陈述，其是跟着唐安川干活，工作工具由唐安川提供，按照每天270元标准及工作天数结算费用，并由唐安川向其支付报酬，平时也有他人叫其干活。这表明窗帘厂对王盛沛并无考勤要求及劳动纪律等规章制度要求，王盛沛不接受窗帘厂部的管理、指挥，双方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窗帘厂未向王盛沛提供基本劳动条件。窗帘厂与王盛沛之间不直接发生劳动报酬的结算及支付。双方之间不存在直接经济隶属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合意。因此，王盛沛与窗帘厂之间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王盛沛要求确认其与窗帘厂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盛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盛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林李金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扈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