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6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春忠，男，199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韩歆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罗杰，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轩，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春忠因与被上诉人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0民初4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春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黄春忠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证人陈述的认定方面。1．国泰公司人事胡某某所述部分事实与真实事实明显不符。黄春忠提供的《离职证明》《薪资证明》所加盖的印章一个是人事专用章，一个是公章，并非均是人事专用章。2．胡某某现仍在国泰公司工作，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着明显的厉害关系，因此该证人的陈述不应被法院采信。二、事实认定不够客观、公正。1．黄春忠因疫情原因于2020年4月到沪，在安顿住处和重新找工作后，于5、6月即到相关部门维权，调解不成后进入仲裁程序，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述不积极主张权利。2．一审法院割裂语境、片面理解黄春忠及代理人就有关签约过程的表述，得出前后意思不一的结论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中主观放大对公司有利事实，回避对黄春忠有利的事实。本案双方是在劳动合同期内，以协商方式解除的劳动关系，如果如国泰公司陈述，无协商直接由财务核算后写入协议，就不存在协商了，事实上黄春忠多次与不同领导进行沟通。三、本案关键证据未处理。1．双方签协议时的会议室有视频记录。回放当时签约视频，可以清楚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国泰公司不主动提交。2．国泰公司一直声称盖公章的协议由申请人伪造，国泰公司并未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尽到任何证明责任和职权探知。法院应当要求国泰公司进行举证。四、黄春忠认为，对于应该执行哪份协议的举证，作为主张盖有公司章的黄春忠已经穷尽了举证手段。反观作为反驳不该履行盖有公司章而应该履行盖有部门章的协议的一方国泰公司应当给出解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秉公处理，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定。国泰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5日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本身及经济补偿金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3，792元具备合理性。1．国泰公司已履行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5日协议书的款项，即于2019年11月28日，国泰公司按约向黄春忠支付经济补偿金53，792元。2．经济补偿金53792的计算方式为，黄春忠2015年入职，于2019年10月15日离职，工作年限为4年。离职前黄春忠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10，923元，依照(N＋1)即为10，923元×4＋10，100元(2019年3月-9月月工资为10，100元)=53，792元。3．双方约定的53，792元经济补偿金及协商解除过程已是国泰公司对黄春忠作出的补偿让步。本案中，双方采用协商一致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不涉及1个月代通金的问题，同时黄春忠于2019年10月15日签订完53，792元协议后即离开公司，但10月、11月的工资和社保国泰公司都是按时、全额为黄春忠缴纳，已经充分考虑黄春忠为公司服务期间所做得贡献，故黄春忠依据其伪造的168，000元的协商解除协议主张差额不具备合理性。4.53，792元的协解协议书与168，000元的协解协议签订过程，黄春忠在仲裁阶段进行了自认。根据2020年12月3日下午14：00的《仲裁庭审理笔录》黄春忠答：“金额为53，792元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2019年10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签署。先签署了金额为168，000元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之后签署了金额为53，792元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由此可见，黄春忠在此时已经明确知道53，792元这份协议书的内容，也知道两份协议书先后签订的顺序。二、国泰公司未出具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金额为168，000元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该协议书不是国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仲裁之前，国泰公司完全不知道该份协议书的存在，而且公司上至总经理下至人事均未同意过168，000元的补偿金金额，故公司才会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168，000元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内公章使用类型、用印位置及文字编排存疑。国泰公司与离职员工签订的协议均是人事专用章，不会特意加盖公章，且国泰公司以往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左下角甲方处加盖人事专用章，右下角乙方由劳动者签字，而168，000元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恰好相反，基于此国泰公司有理由怀疑黄春忠是在空白纸上私盖了国泰公司的公章，在套打文字时为了保持一致不得已更改了落款位置。另外，在168，000元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款：“……乙方于合同解除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经济补偿金……”，在文字编排上出现错误。黄春忠自2015年入职后，从事行政工作，在职级上仅是普通员工。从国泰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的性质来看，国泰公司不可能与普通员工约定畸高的经济补偿金额。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春忠的全部上诉请求。黄春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国泰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114，2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黄春忠于2015年11月入职国泰公司担任行政。2019年10月15日，双方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黄春忠未再上班。2019年11月28日，国泰公司向黄春忠转账53，792元。双方确认劳动关系解除之日是2019年11月30日。2020年8月18日，黄春忠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国泰公司主张补偿金差额114，208元。2020年12月11日，仲裁委出具杨劳人仲(2020)办字第1514号裁决书，不支持黄春忠请求，裁决国泰公司承担鉴证咨询服务鉴定费8，780元。黄春忠不服起诉来院作本案诉请。2．黄春忠、国泰公司分别出示《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原件各一份，两份协议均系打印版且内容大都一致，明确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1月30日解除、协议生效后就劳动关系再无纠纷。不同在于：黄春忠提供的协议(以下简称“11.30协议”)，甲方具黄春忠，乙方具国泰公司，落款右侧乙方处加盖被告公司印章，第二条第3点具明“……乙方于合同解除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经济补偿金168，000元……”甲方落款日期写明2019年“11月30日”。国泰公司提供的协议(以下简称“10.15协议”)，甲方具国泰公司，乙方具黄春忠，落款左侧甲方处加盖国泰公司人事专用章，第二条第3点具明“……甲方于合同解除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经济补偿金53，792元……国泰公司于仲裁审理期间就黄春忠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申请鉴定。仲裁委遂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鉴定内容是检材落款公司印文是否真实、落款黄春忠签名与公司印文形成时间是否相同、协议内容的打印字迹与落款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是否相同。后鉴定单位出具鉴定结论，意见是检材落款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其余两项无法判断。此外，双方各自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原件纸质外观差别较大。黄春忠提供的纸张颜色偏黄，外观较旧，有水迹墨迹，背面还有涂鸦。国泰公司提供的呈现通常纸张色迹。3．双方并就2019年10月15日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过程各执一词。黄春忠本人到庭称：部门主管、人事主管、办公室主管先后与黄春忠谈及解除一事，期间黄春忠提出加班补偿，但未言及具体数额，主管回复待开会决定后由人事告知；2019年10月15日黄春忠应通知至会议室签协议，人事胡某某交付协议书，具明补偿金168，000元，一式三份，以及一堆材料，包括交接单、声明等；黄春忠应胡某某要求在协议书落款署期2019年11月30日，因确实是该日解除，故未加思索署期该日；其余材料均署期2019年10月15日，亦系应胡某某要求，当时并不知道一堆材料中另有一份53，792元的协议，也未在意落款印章有不同，看到印章有“国泰”两字就没有多想；签字之后离开会议室，其他员工交付黄春忠《离职证明》及《薪资证明》，该两份材料落款署期2019年11月30日及12月1日，即可证明黄春忠上述所述属实。国泰公司提供证人胡某某到庭称：解除等事宜由其他人与黄春忠协商，本人只负责签约；交至本人手中的协议，补偿金数额53，792元已打印好，协议落款已加盖人事专用章；2019年10月15日在会议室本人交付黄春忠签字的仅是一式三份的协议，没有其他材料，黄春忠于协议落款的署期即是当日日期“2019年10月15日”，不存在另有其他协议或材料、要求黄春忠分别签署不同日期的事实；离开会议室后其他员工交付黄春忠其他材料及证明等文件。国泰公司并称：黄春忠签署的声明等文件落款日期均系2019年10月15日，国泰公司开具的《离职证明》与《薪资证明》均系加盖人事专用章，国泰公司与其他离职员工签署的协议落款加盖的均系人事专用章，且行文格式、甲方名称、印章加盖位置等均与己提供的53，792元协议相同。此外，2020年12月3日仲裁庭审时，仲裁员询问黄春忠签订协议过程，黄春忠称“……2019年10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签协议……先签数额为168，000元的协议……之后签署了数额为53，792元的协议”。于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黄春忠本人未到庭，其全权委托代理律师回复一审法院称“……人事把另一份53，792元的协议也混在其中要求原告一起签，称程序要求……原告认为已经签署了16.8，也就答应人事要求一起签署”，于第二次庭审代理人补充称，签订168，000元协议的同时有其他很多材料要签字，当时黄春忠没有注意具体材料与内容，因为认为168，000元已经谈妥，只是配合办理交接手续，故按人事要求配合签字，没有考虑太多，并未看到另有一张53，792元的协议。4．黄春忠称协议签署后即回老家，后遇疫情于2020年4月回沪，期间收到国泰公司转账的53，792元，但因已删除联系人电话、国泰公司尚属大公司、咨询律师等原因从未催促国泰公司继续付款，后于2020年8月申请仲裁。5．就53，792元数额国泰公司称，计算等式是黄春忠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10，923元＊4个月＋2019年3月起月工资标准10，010元即N＋1，财务核算后直接写入协议，并无就此协商的过程，实际工作至2019年10月15日但工资、社保等结算至2019年11月30日，可以看作是考虑到具体情况对黄春忠作出的补偿，且黄春忠不存在长期加班的事实，考勤记录延时下班不代表系加班，作为行政员工，既非核心岗位亦非高管，国泰公司没有畸高补偿168，000元的事实基础或必要。就168，000元数额黄春忠称，自己入职多年、加班无数，故协商解除时提出加班补偿，向几位主管提出时未言及数额，国泰公司后以协议书的方式告知，168，000元数额相对合理，国泰公司出示的考勤可以看出加班事实，除此以外黄春忠确无加班证据，但此系事实且加班只是补偿金考虑的因素之一。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因解除劳动关系签署协议，本案出现补偿金数额迥异的两份协议，其中一份53，792元得以履行，现黄春忠按另一份即168，000元为准主张补偿金差额。经鉴定，黄春忠持以为证的11.30协议落款公司印章真实，其上明确补偿金是168，000元，然暂且不论具名甲方乙方、印章左侧右侧、“乙方支付乙方”等是否有违常规、有无伪造嫌疑，亦不论离职协议、离职文件常规使用的是公司印章还是人事专用单，仅就围绕168，000元协议的几个事实来看，该协议难以让人信服。一是，按双方所述，双方未就补偿金数额有过磋商，168，000元相较于黄春忠的月工资、在职时间而言，远远超出离职补偿常规，黄春忠不提具体数额、双方不就此事先协商、直接打印在协议上、径行通知签字，有违常理，如确有大量加班须额外补偿的，更应有数额协商的过程。与之相反的是，国泰公司就53，792元补偿金数额列明N＋1计算等式，其中的月工资数额亦符事实，应当补偿的数额以协议方式通知，尚属通常做法。其二，如依协议，168，000元补偿金应在合同解除后10天内付清，然国泰公司在2019年11月28日转账53，792元之后再无支付行为，就此黄春忠不询问、不催讨，时隔八个月之后申请仲裁，不同寻常，在疫情未明之时，确有较大差额始终未付的，于常理而言，催促支付更符真实。其三，黄春忠就协议签订过程的三次表述意思不一，先是黄春忠本人于仲裁庭审时称当日先签168，000元协议再签53，792元协议，后由全权委托代理律师回复本院称当日已签数额大的协议故不在意再签一份数额小的协议，再由黄春忠本人到庭时称当日签字之时并不知道有53，792元协议，就签字当时是否知道有两份数额不一的解除协议，所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故难采信。并且，国泰公司提供了证人胡某某到庭，陈述当日交付黄春忠的仅是一式三份53，792元协议、没有其他材料，亦不存在要求签署两个日期的事实，黄春忠持相反意见，主张胡某某当日交付一式三份168，000元协议及其他一堆材料、胡某某特别指示不同文件签署不同日期，就此主张须举证证明以反驳国泰公司的举证，现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故不采信。综上，黄春忠出示的168，000元协议形式要件虽成立，但黄春忠就来源语焉不详，就数额难以自圆，就履行从无催促，相反，国泰公司列举证人证明53，792元协议签约过程，提供计算等式言明数额形成，且就此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采纳国泰公司出示的53，792元协议是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的真实意思，黄春忠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黄春忠要求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114，20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黄春忠提供了：1．聊天记录、部分加班单据，证明国泰公司要求黄春忠加班，且其他人都有加班情况。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2．录音文件(2019年9月29日)，证明国泰人事负责人董翠答应黄春忠要进行和公司沟通协商、考虑实际的加班情况，并作出沟通方案给予黄春忠。国泰公司对于上述材料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具体意见如下：1．两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本案仲裁及一审中均未出示过。2．就聊天记录本身而言，无法得出国泰公司要求黄春忠加班的结论。3．就录音文字而言，由于董翠已离职，公司对录音形成时间、谈话地点、谈话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也无法证明黄春忠获取畸高补偿金存在的合理性，公司也从未承诺给予黄春忠N＋1以外更多的经济补偿。本院认为，首先，聊天记录为了证明存在加班的事实，仅是黄忠春为了侧面证明168000补偿金的合理性，与本案双方争议履行10.15协议还是11.30协议并无直接的证明作用。其次，录音文字摘录第一段黄春忠：“公司他这个第一次提的态度他是N＋1，N＋1叫补偿啊……”可见双方在协商过程中有提出过N＋1的补偿方案，可以与10.15协议中的金额相吻合。而黄春忠以该份证据证明公司将会另行出具协商方案，但无法从这份录音文件中反映出来，亦无法说明存有168，000元补偿金的方案。最后，录音文字形成于2019年9月29日，而双方签订协议日期在此之后，故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更无法证明黄春忠的相应主张。本院认为，本案黄春忠主张双方签订了11.30协议，而国泰公司主张仅签订了10.15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一审从补偿金金额的合理性、签订两份协议过程的陈述情况以及未收到全额补偿金未能及时催讨角度进行了阐述，说理充分，本院予以赞同。现作如下补充：一、撇开11.30协议本身格式、行文存在笔误等问题外，对于两份协议的签署过程，黄春忠及其代理人在仲裁和一审阶段的陈述前后不一。退一步讲，如黄春忠在上诉状所称，国泰公司让其快速签署，并未给其预留查看资料内容的机会，又称168，000元的协议都签署了，故没有任何猜疑直接签署。从上述内容显示，黄春忠明显是看到了11.30协议，并非没有机会查看文件。且按黄春忠说法，两份协议系同一日签署，仅是根据公司要求签署落款的日期不同，黄春忠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一方，签署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对其存有极大的影响，黄春忠应当尽到审慎义务，对于不同之处应当予以询问，并留下相关依据，而黄春忠以配合国泰公司安排的流程为由，草率地签署完毕。而从黄春忠提供的录音文件内容显示黄春忠非常关注对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此举有违常理。二、国泰公司按照10.15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后，如按黄春忠所述双方协商的补偿金金额应为168，000元，对于差额应当首先向国泰公司主张，即使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联系上国泰公司。自其2020年4月回沪后，也未到公司进行询问或催讨，而是径直提起仲裁，此对于达成协议的双方来讲，更有违常理。在仲裁、一审诉讼过程中，黄春忠对于出现两份补偿金金额截然不同的协议、诸多有违常理之处，并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差额合理性的情况下，本院实难支持其主张。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采信国泰公司的说法，认定双方所签订的10.15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国泰公司已按约履行其付款义务，判决未支持黄春忠要求支付补偿款差额的诉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春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黄春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皓审 判 员  陈 樱审 判 员  武之歌法官助理  范庆韵书 记 员  范庆韵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