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68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晓耕，男，1958年11月7日出生，加拿大国籍，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勇，辽宁长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春阳，女，1960年4月25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勇，辽宁长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阚雨波，女，1964年5月6日出生，中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姝男，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晓耕、孙春阳因与被上诉人阚雨波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辽0192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熊晓耕、孙春阳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所谓《售房协议书》形成时间为2000年8月，上诉人出国后第一次回国时间为2001年，2000年一直在加拿大，无法与被上诉人签订此协议，更无法对协议予以追认。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熊晓耕父亲用名章签订的《售房协议书》、熊晓耕名章签订的《委托书》和熊晓耕父亲的《收条》，证明双方建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对上述三份证据，上诉人认为，熊晓耕父亲从未用过名章，名章不是熊晓耕父亲的；熊晓耕没有名章，委托书上的名章不是熊晓耕盖的；熊晓耕父亲未签订过收条。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2、一审法院责令孙春阳提供离婚时财产分割的状况明细及清单，二上诉人并非未提供，双方离婚时未对财产进行分割，无相关分割清单。3、原审法院另查明及诉讼费负担，上诉人有异议。上诉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体现，与案件事实无关。被上诉人主观臆断阐述观点，在无任何证据证明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未公平裁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表见家事”是错误的。表见代理行为应建立在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基础上，上诉人无相关名章，上诉人父亲也无相关名章，以名章签订的相关书面协议未排除他人私刻伪造协议可能，无法代表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未建立合同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在盖有名章的协议中签订相关合同本身有过错，无法适用表见代理行为。2、关于孙春阳基于除斥期间经过，丧失撤销权的问题。二上诉人一审均未主张撤销权，该观点是被上诉人主张的观点，且为错误观点。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使撤销权需要法定事由，且在合同订立后行使。上诉人主张合同未成立，因此也就无撤销问题。一审法院未回答上诉人主张的合同是否成立及理由，着重论述被上诉人主张的错误观点，未公平公正审理本案。3、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补办房证无效的问题。补办房证行为是按行政法规规定程序，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一审法院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行政行为无效，明显不当。争议房屋补证前后均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其民事权利未发生变化，补证行为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无关，一审法院无权审查该行为的合法性。4、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构成善意，应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民事法律善意与恶意指当事人对交易关键要素是否知情。本案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明知房屋不是上诉人父亲，还与其签订所谓《售房协议书》，是恶意行为，一审法院已查清此事实，无须二上诉人举证。阚雨波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驳回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售房协议书》是熊晓耕父亲与阚雨波在2000年8月10日签订，甲方熊晓耕父亲熊宗贵按的名章，收条是熊宗贵亲笔签名，上诉状回避该关键事实。2000年9月9日对售房行为进行确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律肯定盖章的效力。上诉状口头声明表示没有名章，没有签订过收条。如果上诉人诚信，不会有今日诉讼。首先，从时间上看，协议2000年签订并履行，长达20年时间内，二上诉人从未否认过协议效力，也未就房屋问题主动找过我方沟通，房屋出售后一直由我方使用，仅2009年至今10年内，熊晓耕就回国11次，孙春阳2006年回国工作，也从未找过我方，反而我方不断联系熊晓耕，要求其承担更名过户义务，但熊晓耕先是提出我方承担1500加元费用，后又提出人民币7万元的要求，在我方没有满足其要求的情况下，熊晓耕一直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次，起诉时间的选择，熊晓耕在父母双亡后，通过律师主动联系我方，提出房屋增值人民币60万元，房租20年算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合计人民币80万元，支付给熊晓耕人民币40万元，熊晓耕同意配合办理更名过户。熊晓耕父母为沈阳药科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知书达理，如其父母健在，定会如实表达卖房事实，所以熊晓耕选择在父母去世后才到法院起诉，就是等法院无法对熊晓耕父亲当时出卖行为进行核实，熊晓耕明显存在恶意。再次，熊晓耕没有替父亲声明的权利。2、案涉房屋产权证证明房屋属于熊晓耕单独所有，共有人空白，证明孙春阳对房屋没有处分权。房屋是双方离婚后处置，本身就证明房屋为熊晓耕财产，与孙春阳无关，孙春阳也未按法院要求提供证据证明房屋分割处分情况。房屋登记在熊晓耕一方名下，离婚时如双方对房屋没有处分，对我方来说有理由相信房屋所有人是熊晓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3、熊晓耕与孙春阳曾是夫妻，是利益共同体，与我方存在利益冲突。我方作为局外人无法了解二人实际情况，其互相证明从真实性上值得商榷。4、2015年4月23日，熊晓耕以房证丢失为由委托孙春阳重新申领房证，二上诉人既然能重新办证，就必须要了解房屋真实情况，已有证据显示熊晓耕多次往返国内，其对房屋情况知情，超过知道撤销事由一年的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合同未成立不适用撤销权的法律规定，本案法律上签订了《售房协议书》、收条、委托书，实际上房屋从出售之日一直由我方占用。无论法律上还是实际上，合同均已生效成立。按协议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是合同履行的一项基本原则，除合同另有约定或出现可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外，无论是预期违约还是实际违约，如一方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应责令继续履行。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上诉人应配合我方办理更名过户手续。5、案涉房屋为双学区房，房价已达人民币70万元，熊晓耕诉前提出让我方拿人民币40万元才配合更名过户，可以看出本案是因房价上涨引发诉讼，按诚信原则及维护市场交易稳定原则，售房协议及行为均应合法有效。司法实践中，房屋由买受人占有，判决出卖人配合办理更名过户，如果房屋由出卖人占有，则判决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房屋增值价值。6、我方提供《售房协议书》、收条、委托书、房证、房屋相关手续、房屋由我方使用的证据、案外人录音，均能证明房屋已实际出售给我方。上诉人仅有一份补领的产权证及其声明，不能仅凭口头论述否定协议效力。熊晓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房屋归熊晓耕所有；2.判令阚雨波腾退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房屋返还给熊晓耕；3.诉讼费由阚雨波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熊晓耕与孙春阳于1985年5月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沈阳登记结婚。1996年10月31日，熊晓耕与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签订了《标准价（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约定熊晓耕以人民币14,463元购得案涉房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1997年4月26日，沈阳市沈河区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办公室将案涉房屋登记在熊晓耕名下，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卷号文化路2-14-915）。1997年熊晓耕因私出国至加拿大，2000年8月10日，熊晓耕与阚雨波签订了《售房协议书》一份，《售房协议书》约定将熊晓耕所有的坐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房屋面积37.87平方米的房屋卖给阚雨波，房屋价格人民币伍万叁仟元，该协议由熊晓耕的父亲熊宗贵盖章。阚雨波于同日将房屋价款交给熊晓耕父母，熊晓耕父亲出具了收条，同时熊晓耕父母将房屋交付给阚雨波居住使用，并将案涉房屋的原始收款收据及与原产权单位（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的出售公房协议书一并交给了阚雨波。2000年9月9日，熊晓耕出具委托书一份，追认了房屋卖予阚雨波的事实，并约定后续的换证事宜等均由阚雨波处理。庭审中，孙春阳自述，“其在1998年6月23日，与熊晓耕在加拿大离婚。嗣后，孙春阳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2006年，孙春阳来到中国工作”。法庭责令孙春阳提供经使领馆认证的其已和熊晓耕离婚的法律文书及离婚时财产分割的状况明细及清单，但孙春阳未予提供。2015年4月23日，熊晓耕以原房屋产权证遗失为由，委托孙春阳向沈阳市房产局申请补办了案涉房屋的房产证（房屋产权登记号为第N060696452号，登记时间是2015年4月23日，补正事由：遗失补证）。另查明，案涉房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现系双学区房，价值人民币70万元左右。2019年6月，熊晓耕父亲熊宗贵去世，熊晓耕遂诉诸一审法院，请求判决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房屋归熊晓耕所有；判令阚雨波腾退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房屋返还给熊晓耕；诉讼费由阚雨波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熊晓耕的诉讼请求和阚雨波及孙春阳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二、熊晓耕父亲熊宗贵与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八条之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同时，该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案由为（不动产）所有权确认纠纷，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二、熊晓耕父亲熊宗贵与阙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熊晓耕父亲熊宗贵与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阚雨波的行为，应视为重大家事行为中的表见家事。本案熊晓耕与其父熊宗贵的至亲血缘关系，以及熊晓耕出国远在异国他乡的客观情势，都足以使熊晓耕对熊晓耕父亲熊宗贵出售案涉房屋的行为产生合法性信赖，况且，熊晓耕父亲熊宗贵持有案涉房产的原始购房合同及凭证，阚雨波基于房产登记在熊晓耕名下的信赖，基于在外观上本案合法家事的表象，阚雨波支付购房对价给熊晓耕父亲熊宗贵的行为亦无恶意之嫌，况且，在嗣后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内，熊晓耕仅2009年后至今就十余次回国，本案熊晓耕亦未对房屋出售事宜提出异议（直到2019年6月，熊晓耕父亲熊宗贵去世后，熊晓耕才诉诸一审法院），故，一审法院对阚雨波提供的“2000年9月9日熊晓耕出具的委托书（追认了房屋卖予熊晓耕的事实，并约定后续的换证事宜等均由阚雨波处理）”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熊晓耕父亲熊宗贵与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的行为，系基于熊晓耕的授权行为；退而言之，即使诚如熊晓耕说述，其父熊宗贵出售案涉房屋的行为系越权行为，基于上述分析，该行为亦可以视为重大家事行为中的表见家事，表见家事本质上属于越权家事范围，在对本案善意的阚雨波产生的法律效力上与基于熊晓耕的授权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无异。（二）孙春阳对诉争房屋是否享有50%的所有权，其是否有权主张撤销熊晓耕父亲熊宗贵与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在熊晓耕与孙春阳未提供合法有效的离婚证明的情形下（孙春阳是否与熊晓耕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孙春阳主张其与熊晓耕离婚，尚待有明确的在域外形成的公证及认证的法律文书证明），其对“离婚事实”这一身份关系的自认不构成诉讼中的自认。我国《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基于上述分析，在熊晓耕与孙春阳存在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本案孙春阳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阚雨波。退而言之，在孙春阳未向法庭提供经所在国公证及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其已和熊晓耕离婚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即使诚如孙春阳所述，“其在1998年6月23日，与熊晓耕在加拿大离婚”孙春阳能否在案涉房屋产权婚内份额未有约定的情况下，基于其与熊晓耕对案涉房屋的共有人身份，对案涉房屋主张享有50%的所有权？1.孙春阳已经基于除斥期间经过，已经丧失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债权撤销权。孙春阳自述，“其本人于2006年回到中国工作，一直在上海工作，偶尔节假日返回沈阳看望父母”。2015年4月23日，孙春阳受熊晓耕的委托，前往沈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以原房产证遗失的理由，补办了案涉房屋第N060696452号房产证。孙春阳在回国九年期间，对其与熊晓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状况应当有所了解，无论案涉财产是否在离婚时分割（孙春阳是否与熊晓耕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孙春阳主张其与熊晓耕离婚，尚待有明确的在域外形成的公证及认证的法律文书证明），根据上述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可以推定孙春阳对案涉房产业已由阚雨波实际占有的状态以及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形应当是明知的，毕竟案涉房屋系家庭重大财产事项；退而言之，假设诚如孙春阳所述，“其于1998年6月23日，与熊晓耕在加拿大离婚，对与熊晓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未予分割”，那么，在孙春阳在2006年来到我国后，基于案涉房产的共同共有人，至少在2015年4月23日补办房产证时，应发现案涉房产已经被出售，应及时行使债权撤销权，撤销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显然，孙春阳至少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一年内行使上述权利，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基于除斥期间的经过，孙春阳已经丧失撤销权。2.熊晓耕委托孙春阳受前往沈阳市房产局申请补发案涉房屋产权证的效力问题2015年4月23日，孙春阳受熊晓耕的委托，前往沈阳市房产局，以“原房产证遗失”的理由，补办了案涉房屋第N060696452号房产证。如上所述，该行为系熊晓耕在授权熊晓耕父亲熊宗贵与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后，熊晓耕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形下，孙春阳受熊晓耕委托，以原房产证遗失为名（原房产证现在阚雨波处），补办房产证，故，应认定熊晓耕委托孙春阳存在事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阚雨波利益的情形。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熊晓耕委托孙春阳前往沈阳市房产局申请补发案涉房产权属证的行为无效。3.熊晓耕与孙春阳作为原真实权利人，如主张本案受让人阚雨波交易过程中不构成善意，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之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1997年熊晓耕因私出国至加拿大，2000年8月10日，熊晓耕与阚雨波签订了《售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由熊晓耕的父亲熊宗贵盖章。阚雨波于同日将房屋价款交给熊晓耕父母，熊晓耕父亲出具了收条，同时熊晓耕父母将房屋交付给阚雨波居住使用，并将案涉房屋的原始收款收据及与原产权单位（沈阳建筑工程学院）的出售公房协议书一并交给了阚雨波。2000年9月9日，熊晓耕出具委托书一份，追认了房屋卖予熊晓耕的事实，并约定后续的换证事宜等均由阚雨波处理。在诉讼过程中，熊晓耕与孙春阳作为原真实权利人，未能向法庭提供受让人阚雨波不构成善意的相关证据。综上所述，熊晓耕父亲熊宗贵与阚雨波于2000年8月10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合法有效，熊晓耕与孙春阳无论是基于婚内共同共有法律关系，还是“离婚”后共同共有人法律关系，均应认定熊晓耕、孙春阳无权主张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八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熊晓耕及孙春阳对本案案涉房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建院街9-5甲号（4-3-1）]所有权确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5元，由熊晓耕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案（2021）辽01民终6807号案件与本案为关联案件，熊晓耕、孙春阳在该案审理期间于2021年5月13日申请对阚雨波提供的收条是否为熊宗贵本人签名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于2021年8月4日出具《退鉴说明》“根据委托鉴定事项，因一直未送检，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予以退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熊宗贵与阚雨波签订的《售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首先，阚雨波提供的《售房协议书》及收条等为原件，协议经手人为熊晓耕父亲熊宗贵。熊宗贵于2019年6月过世。从协议签订至熊宗贵过世近二十年时间里，熊晓耕、孙春阳从未提出异议启动诉讼程序。其次，案涉房屋权属证书、原始收款收据及与原产权单位签订的出售公房协议书等房屋原始材料均为阚雨波持有，熊晓耕、孙春阳对此并未提供合理解释。再次，案涉房屋自签订合同起至今一直由阚雨波居住使用。根据能够查询到的出入境信息显示，2009年至2019年熊晓耕回国十余次。2006年孙春阳回国工作。回国期间，熊晓耕、孙春阳均有机会了解房屋的占用情况。但熊晓耕、孙春阳仅在2015年以原产权证丢失为由，申请补办权属证书，并未要求阚雨波腾退房屋。综上，熊晓耕、孙春阳虽对协议及收条等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结合房屋多年的占用等情况，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无法采信。熊宗贵与阚雨波签订的《售房协议书》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法律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案涉房屋于1997年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熊晓耕。因房屋原始证件及相关手续等已交付阚雨波，房屋也已交付阚雨波占用多年，因此阚雨波有理由相信出售房屋为熊晓耕、孙春阳共同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事实和焦点问题已经做出了充分详尽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故不再赘述。一审法院未支持熊晓耕、孙春阳的确权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5元，由上诉人熊晓耕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5元，由上诉人孙春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悦审 判 员  赵 钺审 判 员  王 虹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勾雪峰书 记 员  许 璐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