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211行初68号 原告蔡沉谋，男，汉族，1976年11月3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原告周碧艳，女，汉族，1976年10月19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被告厦门市翔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祥吴顶曾里99号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8751612921G。 法定代表人陈闽生，该局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林天生，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涛，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赖健美，福建知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蔡沉谋、周碧艳不服被告厦门市翔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下称翔安卫计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一案，于2016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通知补正并释明后，于2016年7月27日受理。本院于2016年7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蔡沉谋、周碧艳，被告翔安卫计局出庭应诉负责人林天生、委托代理人林涛、赖健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翔安卫计局于2013年7月21日作出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以下简称《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查明被征收人蔡沉谋、周碧艳于2012年12月5日政策外生育第贰孩（女），属多生育一个子女。其告知后，因被征收人不积极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不按计划生育要求落实有效节育措施的，属于严重的违法。其根据《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厦门市翔安区社会抚养费征收自由裁量权幅度与范围》和《厦门市翔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决定给予征收社会抚养费壹拾伍万零仟肆佰壹拾肆元整（￥：150414元）。 被告翔安卫计局为支持其行政行为，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授权委托书，拟证明新店镇人民政府有权对计划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并制作询问笔录后提供给被告，并收缴社会抚养费；证据2、翔安区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对象个案报告，拟证明二原告多生一个子女的违法事实是通过新店镇茂林居委会、向被告报告，符合法律规定；证据3、询问笔录；证据4、蔡瑾馨《出生医学证明》；证据3和证据4拟共同证明二原告于2012年12月5日政策外生育第二孩（女孩）的事实；证据5、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户籍证明，拟证明二原告为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居民；证据6、翔安区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拟证明调查结果为二原告确实存在于2012年12月5日政策外生育第二孩的违法事实；证据7、《征收社会抚养费立案审批表》（翔人口征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被告对二原告2012年12月5日政策外生育第二孩（女）的事实，批准立案；证据8、证明，拟证明2011年翔安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069元；证据9、《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审批表》（翔人口征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被告经领导同意，依法制发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证据10、《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翔人口征告知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被告在作出征收决定书前依法向原告告知其违法的事实以及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证据11、《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征收抚养费告知书》；证据12、翔安区征收社会抚养费局务会记录，拟证明被告集体讨论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证据13、《征收社会抚养费审批表》（翔人口征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向二原告征收抚养费经被告领导同意，程序合法；证据14、《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2013年7月21日依法作出征收决定书；证据15、《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公告》；证据16、《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回证》及张贴照片；证据15和证据16拟共同证明被告依法通过公告送达方式进行送达；证据17、《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翔人口强催（法）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催缴社会抚养费；证据18、《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催告书，原告至少应在2013年11月2日知道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证据19、《申请执行书》（翔人口申执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被告依法向翔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证据20、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213行审229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翔安区人民法院准予执行［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补充证据《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撤销新店镇洪前、洪厝等26个村民委员会设立洪前、洪厝等2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厦翔政〔2006〕23号），拟证明茂林村“村改居”的时间。被告提供其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依据如下：1、《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2、《厦门市翔安区社会抚养费征收自由裁量权幅度与范围》第三条第（九）款；3、《厦门市翔安区社会抚养费征收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 原告蔡沉谋、周碧艳诉称，2013年7月21日，被告以二原告“不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多生一胎”为由，作出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向二原告征收150414元的社会抚养费。二原告认为，一、被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无效。2016年5月16日，二原告见到翔安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6）闽0213行审229号《行政裁定书》，方知被告于2013年7月21日作出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于2013年7月23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原告。被告在明知二原告通信方式和居住地址的情况下，并未联系原告，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二、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定期限之内。被告在能联系到二原告，可以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情况下，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致使二原告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二原告的诉讼期限是自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5年，被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时间是2013年7月21日，所以，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三、被告的行政行为为无效行政行为。被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未完成送达程序，其并未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的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行政行为。故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蔡沉谋、周碧艳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通话记录证明，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至今还能联系到二原告，三年前无任何理由不联系二原告，主观缔造下落不明信息；证据2、自首记录，拟证明原告几年前就主动配合调查并留下联系方式，至今不变；被告未经调查就判定原告去向不明；证据3、原告和蔡辉胜、蔡南方对话录音，拟证明①蔡辉胜从没因为送达之事与被告工作人员到过原告住处；②蔡南方和被告工作人员到过原告住处，是因为全村的事，而不是因为公告送达决定书的事，但当时家里没人，原告全家在厦门岛内；证据4、原告和蔡建立的通话录音，拟证明①原告2016年6月份还希望蔡建立帮忙协调处理；②蔡建立表示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事的过程，其到最后才知道，过程中未和被告工作人员到过原告家中，更无见证之事；证据5、原告和蔡南方谈话影像，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和蔡南方去原告家不是为送达决定书一事，系为全村巡查入户，但原告家中无人。蔡南方没有见证被告拍照行为；证据6、原告和蔡辉胜谈话影像，拟证明按流程蔡辉胜作为村书记，可以不需要去，送达过程其没有在场；证据7、原告和蔡某谈话影像，拟证明蔡某从来没有和被告送催告书给原告父亲，就算有其本人签字，也是签没有内容的；证据8、原告和蔡建立谈话影像，拟证明蔡建立在原告起诉被告后，改口由没有去原告家中变成去过一次，也无法证实公告拍照事实，更不谈见证之事；蔡建立对催告书一事一无所知；证据9、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告知函，拟证明被告在原告法定起诉期内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证据10、《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拟证明被告对二原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 被告翔安卫计局辩称，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告的起诉理由缺乏证据，依法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一、其作出的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号（新店238）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2012年12月21日翔安区向被告报告二原告于2012年12月5日多生育一个子女的违法行为，通过原告的询问笔录、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二原告于2010年12月10日生育一男，2012年12月5日又生育一女的事实，被告针对该情况于2012年12月26日进行立案。被告以二原告违反《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四条及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13年1月10日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告知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依据及二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二原告于同月11日至领取，二原告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被告陈述、申辩。在此期间二原告并未向被告说明其不常居住在住所地的情况，亦未向被告提供其他居住地址。因二原告不积极履行缴纳义务，属于严重违法，被告按照《厦门市翔安区社会抚养费征收自由裁量权幅度与范围》第三条（九）的规定以2011年翔安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进行征收。被告于2013年7月21日作出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至二原告住所地进行直接送达，二原告不在住所地，通过电话多次联系亦无法联系上，无法得知二原告的去向，导致无法直接送达。被告不得不于2013年7月23日在二原告的住所通过张贴、拍照的方式进行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公告送达满60日视为送达。因此，被告通过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已送达，对二原告具有法律效力。 二、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不在法定期限。被告因二原告多生育一女的违法事实于2013年1月10日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并于2013年1月11日送达至二原告，二原告应当知晓其若不积极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义务，将会受到征收决定书。被告在无法直接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后通过公告方式进行送达。公告送达满60日后，被告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催告二原告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义务，并于2013年11月2日进行送达，但二原告的同住家属蔡水沟（原告蔡沉谋的父亲）拒绝签收催告书，被告通过向蔡水沟宣读后进行留置送达。因此，二原告应当于2013年11月就知道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因此二原告的起诉期限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但二原告并未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诉讼，已超过起诉的法定期限。退一步说，即使二原告于2013年11月2日不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截止至二原告起诉时间2016年7月19日，已超过规定最长的时间2年。因此，二原告的起诉期限已超过法定期限，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两原告对被告翔安卫计局提供的证据4、8、9、11、12、20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卫计局和镇政府不是上下级关系，不能进行此类委托，且证据1上没有镇政府的盖章；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新店镇政府在该份文件上没有盖章；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蔡沉谋认为其是在空白笔录上签字，笔录中的手印不是其盖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二原告认为该份证据系二原告于2013年9月应被告要求提供给被告，而《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在2013年7月已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违反行政法先取证后裁决的基本原则。关联性有异议，2013年9月二原告还在向被告的法制处陈述申辩户口问题，还不知道《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已作出；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二原告认为该证据上没有镇政府的盖章；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原告认为被告是根据原告自述进行立案，而不是根据提供的报告及材料；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二原告认为该告知书并未明确说明具体的违法条款；对证据13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二原告认为其系农村人口，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原告具有严重违法的情节，原告在收到告知书当日即就户口问题进行说明，之后多次找被告，被告不予理睬并一再强调没有问题，2013年9月被告要求原告到派出所打印户口信息，此后被告就没有回应；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二原告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决定书①未说明具体的违法条款、②未体现原告自首、陈述、申辩的情节、③没有事实证明原告严重违法。二原告主张其在拿告知书时就以口头方式进行陈述申辩，但书面材料被告不接受；对证据1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二原告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公告》均是同一天出具，从二者引用的法律法规条款中可以判定，公告出具时间在决定书之前。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其有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被告从未找过原告，原告不符合公告送达的条件。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二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照片可以证明原告家门未锁，送达行为系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且公告栏的照片说明文件是贴在公告栏外的玻璃上，进一步确认没有村干部参与。对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的制作时间是在《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公告生效一个月左右，意图剥夺原告维权的合法途径；对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二原告认为没有载明拒签理由，其上签名的村干部都没有去实地进行送达，《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没有真正的留置送达，未将《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给原告父亲；对证据19的真实性有异议，二原告认为被告是在诉讼期间之内就向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补充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二原告认为该文件的落款时间只是对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关于“村改居”请示的批复时间，并没有“村改居”的具体实施时间。 被告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0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2、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2016年的通话记录不能证明被告在2013年能够联系到两原告；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够证明两原告一直在配合被告进行调查；对证据3-8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9，被告认为其公告送达生效时间为2013年9月23日，其于2013年12月25日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9、10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3、4、5、6、8、9、10、11、12、14、16、17、20、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证，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虽对被告翔安计生局提交的证据2、7、13、15、18、1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被告已当庭提供该部分证据的原件并业经庭审质证，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8，被告对其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该五份证据予以认证。 经审理查明，1、原告蔡沉谋与原告周碧艳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8月18日办理结婚登记，2010年12月10日生育第一胎男孩，2012年12月5日生育第二胎女孩。2、被告认为二原告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于2012年12月26日予以立案调查，并于2013年1月10日告知二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3、2013年7月21日，被告根据《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厦门市翔安区社会抚养费征收自由裁量权幅度与范围》和《厦门市翔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做出了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对二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150414元。4、被告于2013年7月21日制作《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公告》，并于2013年7月23日将《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公告》张贴于原告住所地的大门上以及村公告栏上。5、被告于2013年10月30日制作《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并于2013年11月2日将该《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留置送达于原告家。 另查明，被告翔安计生局在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后，没有联系过二原告。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之证据及本院的庭审笔录、证据交换笔录、询问笔录予以证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二原告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二、被告翔安卫计局对二原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二原告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起诉期限。 二原告认为，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定期限内。首先，《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程序不合法。第一，被告翔安卫计局明知原告居住地、工作地以及联系方式却未联系原告，且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原告下落不明，可以用其他送达方式的情形下，采用张贴公告方式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第二，被告翔安卫计局公告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张贴方式不合法，公告送达的照片显示原告家门没锁、村公告栏没有打开，送达的具体时间也无法证实。第三，通过原告提交的录音录像证据，可以证明村基层干部从没到过原告家中见证送达行为，被告采取的公告送达方式并未实际依法进行。其次，《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程序不合法。被告《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回证》上所述“蔡沉谋外出，其父亲蔡水沟拒绝签收”并非事实，蔡水沟当时并未在家，且原告所提供的录音录像足以证实被告《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回证》中所列送达人和所有见证人没有真正将《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原告父亲。被告《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的送达程序不合法，致使原告直至2016年5月16日见到（2016）闽0213行审229号《行政裁定书》时，才知道《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存在和具体内容。故，原告于2016年7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 被告认为，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2013年4月26日被告经局务会同意决定对二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后，被告多次要求二原告至被告处领取《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二原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领取，被告多次前往二原告的住所地，被告亦无法找到二原告进行送达该决定书，二原告也未向被告告知其去向。因原告离家出走，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被告做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被告于2013年7月23日通过在二原告住所地的大门及公告栏张贴的方式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公告》，并在村委会干部见证下进行公告送达，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该《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已于2013年9月22日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二原告应在2013年9月22日知晓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二原告的起诉时间为2016年7月28日，已然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期限。退一万步说，即使二原告不在2013年9月22日知晓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于2013年11月2日向二原告的同住家属（原告蔡沉谋父亲蔡水沟）留置送达了《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二原告至少在2013年11月2日知晓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二原告的起诉时间不在法定的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二原告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取决于案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与《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的送达是否有效，程序是否合法。首先，关于《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公告送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已明确规定了适用公告送达的前提条件。而被告翔安卫计局于2013年7月21日制作《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后，未通过任何方式联系二原告即以“因被征收人离家出走，至今去向不明”为由于同日制作《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公告》，且在未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的情况下即使用公告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被告不符合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其次，关于《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的留置送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经查，被告不能证明送达时二原告的同住成年人家属蔡水沟在场且拒绝签收，被告不符合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且，在二原告提供的录音录像中，《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回证》中的见证人蔡建立、蔡某、蔡辉胜表示未曾前往原告家中送过《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而被告翔安卫计局亦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进一步证实《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的送达过程，故，被告主张已留置送达该《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本院不予采纳。因《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的送达程序违法，送达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不能视为二原告已收到《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二原告的起诉期限从2016年5月16日收到（2016）闽0213行审229号《行政裁定书》时起算，原告于2016年7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且案涉行政行为作出之日2013年7月21日距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之日未超过5年，原告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翔安卫计局对二原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原告认为，对于被告翔安卫计局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二原告主张其应为农村人口，应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进行计算。 被告认为，其作出的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号（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按原告违法行为被查出的上一年县（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原告系翔安区新店镇茂林村顶头83号居民。根据翔安区人民政府2006年3月16日作出的《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撤销新店镇洪前、洪厝等26个村民委员会设立洪前、洪厝等2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撤销新店镇下后滨、祥吴……茂林、后村……等26个村民委员会，设立新店镇下后滨、祥吴……茂林、后村……等2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因此，原告所在的茂林已于2006年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另外，根据《福建省农村人口生育政策适用规定》第二条规定，“因婚姻、收养、父母子女间投靠，户口登记地址由城市（城镇）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村民委员会，符合第一条规定条件之一的，自户口登记地址变更之日起，视为农村人口。父母子女间投靠，是指父母投靠子女、夫妻在发生生育行为之前互相投靠、未婚子女投靠父母。”因二原告系在已婚后投靠父母，不应适用该规定，不能视为农村人口，仍应为城镇人口。又因二原告作出违法行为之后不积极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以及不按生育计划要求落实有效节育措施，按照《厦门市翔安区社会抚养费征收自由裁量权幅度与范围》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高限征收：……（九）不积极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不按计划生育要求落实有效节育措施的。”以及《厦门市翔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第4条规定，“多生育一孩：根据《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严重行为：不积极配合调查、处理，或存在妨碍执法，或不依法按计划生育要求落实有效节育措施的，按2.5-3倍征收。”二原告的违法行为系严重违法，被告通过局务会同意对二原告按违法行为被查处的上一年县（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二原告的违法行为被查出时间为2012年，因此，被告按照2011年翔安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主张对二原告按照城镇人口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原告主张不应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而应按照农村人口标准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即被告应对其为何按城镇人口标准向二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提供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其在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中未说明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被告提供的《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撤销新店镇洪前、洪厝等26个村民委员会设立洪前、洪厝等2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二原告主张2006年3月16日只是该《批复》的作出时间，而没有具体实施村改居的具体时间，且原告身份证上的信息说明截至2010年10月2日，茂林村仍为村民委员会。本院认为，该《批复》的作出时间并非茂林村村改居的实际时间，且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茂林村村改居的实际时间，对于二原告的截止2010年10月2日，其户口所在地仍为村民委员会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根据《福建省农村人口生育政策适用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原户口登记地址为村民委员会或在社区的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城中村’，成建制转为居民委员会，该委员会已纳入城市（城镇）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覆盖范围，自转制之日起五年内适用农村人口的生育政策，满五年后不再适用农村人口的生育政策。……”，即便茂林村在原告身份证上载明的2010年10月进行村改居，原告仍有五年的时间适用农村人口的生育政策，在此期间内仍应视为农村人口。二原告发生违法行为的时间为2012年12月5日，故，其仍应当适用农村人口的生育政策。本院认为，被告在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依据亦不足以证明原告应按城镇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故其作出的征收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本案中，被告翔安卫计局所作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缴纳社会抚养费催告书》送达程序违法，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请求撤销《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厦门市翔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翔人口征决字[2012]第852（新店238）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厦门市翔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耀霜 代理审判员  李夏菲 人民陪审员  廖永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谢正琰 速 录 员  苏凤惠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