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01民初2474号原告：戴莉，女，198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宁，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超，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戴贵生，男，196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陈，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汤瑛，女，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第三人：戴思佳，男，199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第三人：戴宝生，男，194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第三人：杨世梅，女，195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第三人：戴琳，女，197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第三人戴宝生、杨世梅、戴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莉(戴宝生、杨世梅之女，女，198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原告戴莉与被告戴贵生、第三人汤瑛、戴思佳、戴宝生、杨世梅、戴琳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宁、被告戴贵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陈、第三人汤瑛及戴思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戴宝生、杨世梅、戴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将上海市黄浦区马当路XXX弄XXX号房屋(下称系争房屋)2014年1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之租金收益由戴宝生家庭及戴贵生家庭予以均分。事实和理由：戴宝生与戴贵生系兄弟关系。戴宝生、杨世梅系夫妻，戴莉、戴琳系两人之女。戴贵生、汤瑛系夫妻，戴思佳系两人之子。系争房屋原系戴莉祖母范家珍承租公房，范家珍于2007年去世，系争房屋租赁户名于2008年变更登记为戴贵生，涉案7名当事人均户籍在册。戴宝生系知青，戴琳自幼居住予系争房屋内直至结婚迁出，戴宝生、汤瑛、戴莉按知青政策返还并迁入户籍，但因系争房屋居住困难而在外租房居住。系争房屋自2014年起即由戴贵生家庭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鉴于戴宝生家庭对系争房屋亦享有居住使用权，故该项租金收益应由两个家庭进行均分，戴莉就此起诉来院。戴贵生辩称：戴贵生家庭于2018年3月将系争房屋对外出租，但未收租，自2019年3月1日起按月租金人民币4,000元出租至2020年10月底。自2021年5月1日起再次对外出租，租期约定为1年。戴贵生基于家庭亲情同意戴宝生家庭四人迁入户籍，戴琳自幼居住予系争房屋并由戴贵生夫妻照顾，戴宝生夫妻及戴莉虽迁入户籍但并未实际居住，三人均系空挂户籍，非属系争房屋同住人，且戴宝生夫妻在他处亦已取得廉租房。对于所涉租金收益，经法院确定后，戴贵生在本案中仅依据法院认定结果对戴莉承担支付义务，对其他第三人在本案中均无支付义务。另戴莉诉请租金收益所涉时段部分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汤瑛、戴思佳述称意见同戴贵生。戴宝生、杨世梅、戴琳在本案简易程序庭审期间述称意见同戴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戴莉提供以下证据：(1)系争房屋户口薄，以证明系争房屋户籍人员情况；(2)录音资料及其文字记录内容，以证明因系争房屋被戴贵生家庭对外出租导致戴莉无法入住；(3)《上海市廉租实物配租住房租赁合同》及廉租房租户自付租金账单，以证明戴宝生家庭在外租房并缴付租金。戴贵生提供以下证据：(1)《上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以证明系争房屋具体登记信息；(2)房屋租金账单，以证明戴贵生就系争房屋支付公房租金情节；(3)照片，以证明戴贵生对系争房屋进行装修；(4)医院治疗小结，以证明戴贵生患有XXX疾病，治疗期间得到同学帮助，戴贵生之后将系争房屋借予该同学使用已作答谢；(5)鉴定结论书，以证明戴贵生丧失劳动能力，系争房屋系其唯一经济来源；(6)《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薄》，以证明戴莉名下有产权房，戴莉并无居住困难。汤瑛、戴思佳、戴宝生、杨世梅、戴琳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经审理查明：戴贵生与戴宝生系兄弟关系。戴贵生、汤瑛系夫妻，戴思佳系两人之子。戴宝生、杨世梅系夫妻，戴莉、戴琳系两人之女。上海市马当路XXX弄XXX号房屋(下称系争房屋)原系戴莉祖母范家珍所承租公房。2007年，范家珍去世。2008年1月，系争房屋租赁户名变更登记为戴贵生，独用租赁部位包括二层前楼(使用面积11.50平方米)及二层前楼阁(使用面积10.30元)，月租为人民币27.80元。系争房屋由戴贵生家庭实际居住使用。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戴贵生将系争房屋对外出租，期间按月租金人民币4,000元收取租金。2021年5月1日，戴贵生再次出租系争房屋，租期1年。另查明：戴贵生、汤瑛、戴思佳户籍登记予系争房屋内且曾长期居住。戴宝生系知青，戴莉及戴琳系知青子女，按照国家知青政策，戴琳户籍于1993年10月13日迁入系争房屋并实际居住，戴宝生、戴莉于1999年5月7日迁入户籍但未实际居住。2010年5月10日，杨世梅迁入户籍但未实际居住。再查明：2013年9月22日，戴宝生作为承租人与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签订《上海市廉租实物配租住房租赁合同》(下称《廉租房租赁合同》)，合同明确(1)戴宝生承租位于上海市浦涛路XXX弄XXX号XXX室廉租住房(下称浦涛路廉租房)，建筑面积62.74平方米；(2)戴宝生家庭配租人口为戴宝生及杨世梅，浦涛路廉租房月租金为人民币768元，戴宝生自付月租金为人民币311元。戴宝生作为承租人在合同“乙方”处签名，杨世梅、戴莉及戴琳作为“乙方其他同住(户籍)人员”处签名。2018年，戴宝生就浦涛路廉租房续签租赁合同，合同明确家庭配租人口仍系戴宝生及杨世梅，但“乙方其他同住(户籍)人员”处仅有杨世梅一人签名。本院认为，系争房屋系戴贵生承租公房，涉案7名当事人均户籍在册。戴宝生、戴莉、戴琳按照知青及其子女回沪政策先后入户系争房屋，三人作为知青特殊群体，在三人未予明确放弃系争房屋权利情形下，三人对系争房屋所享有之居住保障权益依法受到法律保护，该项法定权益并不因承租廉租住房而当然丧失。但鉴于戴宝生签约承租廉租住房，戴宝生家庭居住问题通过廉租住房予以解决，故对于戴贵生所获租金收益，仅简单依据户籍人数进行平均分配显然欠妥。戴贵生家庭及戴宝生家庭因系争房屋共同居住困难而申请廉租住房，依据2013年首份《廉租房租赁合同》，其中记明家庭配租人口系戴宝生夫妻两人，而合同尾部其他同住人员处则由杨世梅、戴莉、戴琳予以共同签名。按照合同签名内容应可依法认定，杨世梅、戴莉、戴琳在戴宝生签约承租廉租住房时均确认己方系浦涛路廉租房之同住人员，由此应可依法推定两家庭曾达成两处房屋由两家庭分别居住之合意。为避免累讼，且兼顾两家庭所达成之居住合意，涉案租金收益以家庭为户进行分配更为合理。鉴于(1)戴宝生家庭虽获廉租住房，但仍须支付租金，该项租金明显高于公房租金；(2)戴宝生家庭居住问题已由廉租住房予以解决，且两家庭存在两处房屋由两家庭分别居住之合意，故戴宝生家庭要求均分租金收益显然有悖公平合理原则；(3)系争房屋并非由戴贵生家庭用于解决居住问题，戴贵生家庭就所获租金收益，应对戴宝生家庭作出适当补偿。鉴此，本院酌定戴贵生家庭就出租系争房屋时段按每月人民币1,000元向戴宝生家庭支付租金收益。至于戴莉诉称戴贵生自2014年起即将系争房屋对外出租一节，鉴于戴莉就该情节未能举证，故本院对戴莉所述该情节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戴贵生、第三人汤瑛、第三人戴思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莉、第三人戴宝生、第三人杨世梅、第三人戴琳租金收益(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按每月人民币1,000元、共计人民币32,000元；自2021年5月1日起、按每月人民币1,000元、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53元(原告戴莉已预缴)，原告戴莉负担人民币4,878元，被告戴贵生负担人民币6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 慧法官助理  虞扬扬书 记 员  虞扬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