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5民终1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映兰，女，1947年12月20日生，彝族，居民，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金荣，云南乾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建忠，男，1963年11月3日生，汉族，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胥应，云南众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蓝，云南众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韩映兰因与被上诉人谭建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21）云2503民初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映兰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21）云2503民初47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韩映兰向谭建忠出借120万元的事实经过。上诉人儿子的朋友黎光辉电话跟上诉人说，蒙自一个房地产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的老板谭建忠因做生意急需120万元资金周转几天，利息按3分支付。2015年5月22日上诉人和朋友孙艳琼来到谭建忠开办的红河茂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红河茂源小额贷款公司，经过黎光辉介绍双方认识后，谭建忠、黎光辉、韩映兰、孙艳琼一起商谈借款事宜，上诉人当场要求书写借条，被上诉人谭建忠称借款只用几天，不用麻烦写借条，上诉人看被上诉人的公司规模很大很有实力，钱只用几天就归还，并且自己有银行转账凭证，所以上诉人未再坚持要求出具借条，当天上诉人即向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120万。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第一，上诉人无固定职业，而被上诉人系长期从事小额借贷专业经营的资深人士，向有资金需求的第三方提供融资服务是被上诉人长期专业经营的固定业务，上诉人不会向社会第三方开展投资经营业务。第二，一审未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如何认识的，也没查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120万元的动机及办理转款手续之前双方协商的过程。事实是上诉人通过黎光辉介绍说被上诉人需要120万元资金周转，被上诉人同意按照3分支付利息，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从昆明到蒙自向被上诉人当面确认后才办理转款手续。被上诉人与邓林、李云会之间的借款关系是独立的民间借贷关系，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是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不能相互混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合意是2015年5月22日在双方以及黎光辉、孙艳琼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商量确定的，协商及转款过程邓林和李云会并未出现；邓林、李云会出具给谭建忠的两份《借条》系专业经营小额贷款公司的常用借条格式，说明系被上诉人自己开展的固定业务，两份《借条》均未提及出借人包括上诉人，即上诉人无法通过《借条》向邓林、李云会主张债权权利，且两份《借条》载明的金额相差5万元，对该情况上诉人不清楚，说明是被上诉人与邓林单独确定的借款合意，与上诉人无关；黎光辉无出资何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其不具备合伙人条件，被上诉人一审辩称黎光辉系共同投资合伙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与邓林之间的借款利息系按月息2分计算，该计息标准与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答应付给上诉人的月息3分相互矛盾，故不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投资经营关系。第三，被上诉人起诉邓林、李云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并没有告知上诉人，代理律师的聘请也未与上诉人协商，可见被上诉人起诉邓林系基于其单方行使债权人权利，该案的民事起诉状、调解笔录和民事调解书均印证了被上诉人自由独立行使其对邓林享有债权的诉讼权利，诉讼中被上诉人及邓林、李云会一致确认系被上诉人单独借款，债权人并不包括韩映兰，而一审判决结果却与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相互矛盾。第四，被上诉人提交的《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讨借款过程中形成的书面协议，协议约定同意委托谢俊律师办理邓林借款案件，并非委托谢俊律师办理以谭建忠作为原告起诉邓林、李云会的民间借贷案件，而是指委托谢俊律师办理邓林作为再审申请人提起（2017）云03民申49号再审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并不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120万元款项时共同达成合意的书面载体，不能当然反映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该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为了转嫁风险让上诉人和黎光辉共同承担而签订的，上诉人之所以反复考虑后同意在协议上签字，是因为上诉人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也未能向被上诉人追讨到分文款项，为了配合被上诉人讨到款项挽回上诉人的损失而无奈签订，根据该协议的签订过程及上述法律规定，一审认定双方之间不是借款关系错误。3.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一审时已对被上诉人未出具书面借条的情况作了说明，结合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转账120万元的实际，上诉人已完成双方成立借贷关系的举证义务，被上诉人提交的《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系借款发生一年半后形成，该协议书不能否定双方基础的借贷法律关系，且上诉人一审已申请孙艳琼出庭作证，证明双方借贷关系及应付利息标准，结合被上诉人代理人一审庭审认可利息按照月息3分计算支付的表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本案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谭建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凭借一份转让单即让被上诉人承担借款责任无法律依据；双方属于合伙关系，另一合伙人黎光辉向法院提供的《情况说明》已将三人的合伙关系予以明确说明，上诉人的上诉状中也多次提到黎光辉，但却不予认可合伙关系，其称系被上诉人通过诱骗、欺瞒等手段转嫁风险不属实，上诉人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对实施法律行为具有完全的控制、辨认能力，其对签订合伙协议的法律后果是清楚的；上诉人称双方属借款关系系虚拟借款事实且与本案证据不符，对此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韩映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1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立案之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拖欠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2日10时20分，原告通过卡号为62×××85转款1200000元给被告。同日，邓林、李云会出具《借条》一份给被告，《借条》载明：今我向谭建忠借款大写贰佰玖拾伍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5月25日止。此借款利息大写伍仟玖佰元，借款用途仅限于帮助借款方完成向银行贷款时银行查询流水用，银行卡由出借方保存，到期后出借方将自己从银行卡中将借款本息划走。2015年5月22日13时15分，被告向邓林在中国民生银行红河分行账号62×××35转款2950000元。2015年6月5日，被告向蒙自市人民法院起诉邓林、李云会民间借贷一案，经蒙自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由被告邓林、李云会于2015年6月12日前共同偿还原告谭建忠借款本金2950000元及利息。2015年6月15日，谭建忠向蒙自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蒙自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7日委托陆良县人民法院执行。2016年10月25日，谭建忠与黎光辉、韩映兰与谢俊签订《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一份，载明：投资人谭建忠和投资人黎光辉、韩映兰共同投资人民币叁佰万元出借给邓林存入中国民生银行红河分行用于打流水办理贷款，投资人谭建忠投资金额为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占总投资额的60%，投资人黎光辉、韩映兰投资金额为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占总投资额的40%；经投资人谭建忠和投资人黎光辉、韩映兰协商同意，收益与亏损均按所占比例各自承担。因邓林借款一事出现问题，在约定还款期限内未能归还借款，并起诉到法院无果，现经投资人谭建忠和投资人黎光辉、韩映兰协商同意，邓林的借款案件交由谢俊律师负责追回，并同意谢俊律师全额追回借款金额并到账后提取50%作为费用。2017年12月20日，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人民币20330元。注：收邓林投资利息。2017年12月21日，被告通过中国银行向原告转款20330元，附言栏注明：投资邓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原告对其主张虽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但该流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且被告对借款的事实予以否认，并提交了《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原告出具《收条》及转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200000元的请求是否合法、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对其主张要求被告偿还1200000元的请求，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韩映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计7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2800元，由原告韩映兰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韩映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蒙自茂源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州蒙自市茂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齐宇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各一份，欲证明：谭建忠在上述三家公司中担任董事长，这些公司中有一家系专业从事小额贷款的公司，证明谭建忠长期固定从事小额贷款业务；2.韩映兰之女王接《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一份，欲证明：王接账户于2015年5月21日向中国铁路公司支付99元，证明韩映兰系当天乘坐火车回蒙自的事实；3.谭建忠起诉邓林、李云会民间借贷案起诉状、调解笔录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谭建忠系作为独立债权人起诉，并不包括韩映兰，在调解笔录中邓林、谭建忠等人表态认可欠的是谭建忠个人的钱，并不包括韩映兰；4.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3民申4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欲证明：投资协议中聘请的谢俊律师办理的案件是邓林申请再审案件，不是代理谭建忠起诉邓林的案件；5.邓林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一份4页，欲证明：邓林的银行账户预先设置了购买理财产品功能，韩映兰对此不知情，产品到期后又发生第二次购买理财产品功能，该账户发生5万元转账给谭建忠也未告知韩映兰，2016年7月22日该账户被陆良县人民法院扣划304万元后，谭建忠也未将该情况告知韩映兰，直到10月份才与韩映兰签订协议书转嫁风险。经质证，被上诉人谭建忠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谭建忠不论担任哪个公司董事长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韩映兰确实来到蒙自，当时谈合作时韩映兰也在场；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证实双方把钱打给谭建忠，以谭建忠的名义出借给邓林，从法律关系讲向邓林主张借款只能以谭建忠的名义主张；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认可，钱系出借给邓林，钱系被法院查封，该款要先追回来才能解决邓林的借款；对证据5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邓林如何设置其银行账户系其个人的事，且认为钱被查封后谭建忠已告知过韩映兰，且三人对该事情协商过，至于转账5万元的事，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收条》已经明确载明收到“邓林投资利息”，收条系韩映兰本人签名按印。被上诉人谭建忠向本院提交谢俊律师于2021年6月16日出具的《关于签署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及双方合伙关系真实存在。经质证，上诉人韩映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该情况说明如果系证人证言，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该情况说明开头已明确载明不是作为证人作证，而是对合伙协议书进行说明，谢俊在该说明中提到委托其代理以谭建忠名义进行诉讼活动追回款项，但现在没有一个案件是谢俊以谭建忠的名义开展代理活动，而都是代理邓林；另外，签订合伙协议在2016年10月25日，这时304万元已经被划扣，谢俊并未参与该过程，对该情况并不清楚。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韩映兰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证据2被上诉人无异议，能够证实2021年5月21日韩映兰从昆明乘坐火车到蒙自的事实；证据3被上诉人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谭建忠系依据《借条》起诉邓林、李云会，故不能以此否定谭建忠与韩映兰之间的内部关系；证据4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该裁定书未加盖印章，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5仅能证明邓林银行账户的相应设置及发生转账5万元给谭建忠的事实，但不足以证明谭建忠与韩映兰签订合作协议系转嫁风险。被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与《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内容一致，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韩映兰与被上诉人谭建忠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韩映兰诉请由谭建忠偿还其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韩映兰依据其于2015年5月22日转账120万元到被上诉人谭建忠银行账户的转账凭证，认为其向谭建忠出借120万元，诉请谭建忠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被上诉人对收到韩映兰转账12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其辩称该款系韩映兰与其合伙投资出借给邓林的款项，并提交《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及《收条》予以证实，经核实，上诉人韩映兰对《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及《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合作协议书及收条上“韩映兰”的签名捺印均系其本人所为。合作协议书已明确载明：“谭建忠及韩映兰、黎光辉共同投资300万元出借给邓林用于打银行流水，谭建忠投资180万元占比60%，黎光辉、韩映兰投资120万元占比40%，因邓林借款在约定期限内未归还，起诉到法院无果，现经投资人谭建忠、黎光辉、韩映兰一致协商同意，邓林的借款案件交由谢俊律师负责追回......”谭建忠、韩映兰、黎光辉、谢俊均在该合作协议书上签名确认，韩映兰诉称该合作协议书系为配合谭建忠追回借款受谭建忠诱导所签，无相应证据证实，结合韩映兰二审中陈述“当时他们说请谢律师要这份钱，钱要回来谢律师要分走一半，我当时不同意没签字就走了，一个星期后我想想管它的，能要回一部分也可以，我就去签字了”内容分析，可反映出上诉人韩映兰系明知款项出借给邓林且通过诉讼无果的情况下，经过充分考虑后自愿在《投资邓林借款的合作协议书》上签名捺印，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在2017年12月20日出具的20330元的《收条》上，韩映兰也手写备注“收邓林投资利息”内容，故被上诉人谭建忠辩称案涉120万元系韩映兰与其共同投资出借给邓林的款项有相应证据证实，故韩映兰对双方存在120万的借贷法律关系仍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上诉人韩映兰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韩映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韩映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宋安娥二〇二一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赵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