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东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华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阳阳，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韦东光因与被上诉人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瑞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杨玉芬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韦东光上诉请求：1.确认韦东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829.53元（计算依据为韦东光离职前12个月即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工资总和57954.39元÷12个月＝4829.53元/月）；2.达瑞公司向韦东光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16.09元[计算依据为：（4829.53元÷21.75天×6天）-达瑞公司已支付716.21元＝616.09元]；3.达瑞公司向韦东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以及一个月代通知金，两者总和为19318.12元（计算依据为：（2×1.5+1）×4829.53元＝19318.12元）；4.达瑞公司向韦东光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即2019年在职311天的年终奖8252.86元（计算依据为：2018年年终奖6130.40元÷2018年在职天数230天＝日均奖金26.54元/天，26.54元×311天＝8252.86元）。上诉主要理由：1.一审判决赔偿金计算方法与劳动法的规定不相符，应当重新核准计算。经韦东光计算，韦东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4829.53元，日工资为222.05元。2.根据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当天须结算完毕，因达瑞公司并未在韦东光离职当天结算当月6个工作日工资，故按照拖欠工资计算，韦东光于2019年12月收到达瑞公司发放的工资716.21元，达瑞公司并未足额发放工资，达瑞公司应向韦东光补发工资差额616.09元。3.达瑞公司不能证明韦东光存在双重劳动关系，故达瑞公司以韦东光存在双重劳动关系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违反法律规定。至于韦东光在社保问题中是否存在过错并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达瑞公司向韦东光支付经济赔偿金。4.因达瑞公司直接与韦东光解除劳动关系属违法行为，达瑞公司应向韦东光支付一个月的代通知金即4829.53元。5.达瑞公司应支付韦东光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311天的年终奖8252.86元，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公司一定要有年终奖，但作为公司已有承诺，法院应支持韦东光要求支付年终奖的请求，与韦东光同职级的同事2019年全年年终奖实发2万元左右。6.韦东光对于年假天数与离职证明服从一审判决。二审庭审时，韦东光明确第二项上诉请求为要求达瑞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16.26元（计算依据为：日薪222.05元×6天-达瑞公司已支付的716.03元=616.26元）。达瑞公司答辩称：一、韦东光与达瑞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履行期间，韦东光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经达瑞公司多次提出，韦东光拒不改正。达瑞公司于2019年11月1日通知韦东光，基于韦东光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以及《劳动合同书》的约定，公司将解除与韦东光的劳动关系，并于2019年11月8日正式解除与韦东光的劳动关系，所以，达瑞公司与韦东光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二、韦东光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韦东光主张的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的工资，经达瑞公司核算，韦东光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的实发工资应为716.03元，达瑞公司已经向韦东光如实发放，故不存在拖欠工资问题。关于韦东光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达瑞公司据此解除与韦东光的劳动关系，属于合法解除，不存在违法解除的问题。关于韦东光提出支付2019年年终奖事项，达瑞公司认为年终奖属于公司对员工提高工作积极性的一种奖励手段，并非法律规定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也不是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公司可根据经营状况与员工工作表现决定是否予以发放，即是否发放年终奖属于公司经营自主权的合理范围，因此韦东光的该项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针对韦东光二审庭审中修改2019年11月1日至8日工资差额为616.26元的问题，达瑞公司补充答辩意见如下：按照仲裁和一审判决，达瑞公司其实已经多发了几十元工资给韦东光，韦东光的基本工资为3500元，按照“3500元÷21.75天×6天”的计算方式，其6天工资数额为716.03元，扣除个人应承担的公积金部分为595.52元，但实际上达瑞公司向其足额发放了716.03元，这是因为计算方式的不同，导致达瑞公司多发放了工资给韦东光。韦东光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达瑞公司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6个工作日工资差额616.09元，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6个工作日工资为1332.30（222.05×6）元，2019年12月6日已收到工资716.21元；2.达瑞公司支付2018年5月16日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7天未休年假工资差额3375.69元，7天未休年假工资三倍赔偿为4663.05（7×222.05×300%）元，2019年12月6日已收到1287.36元；3.达瑞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318.12[（2×1.5+1）×4829.53]元，其中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为三个月工资以及代通知金一个月工资；4.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311天年终奖8252.86（26.54×311）元；5.要求达瑞公司开具离职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东光于2018年5月16日入职达瑞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1年5月16日止，韦东光的工作部门为营销管理部，工作职务为商务专员，试用期满后正常工作时间基本工资为2000元/月，每月8日支付上月工资。2019年11月8日，达瑞公司向韦东光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韦东光“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经公司提出，拒不改正”为由，提出于2019年月8日解除与韦东光劳动关系。达瑞公司确认其主张的“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是指韦东光入职后经达瑞公司多次提示及要求，均未能妥善办理其与原缴纳社会保险单位的停保手续，导致达瑞公司一直无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主张韦东光该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以及《劳动合同书》的约定。根据双方确认的韦东光的工资表，韦东光的工资除基本工资2200元、岗位工资1300元外，每月有金额不等的月度奖金，每季度有金额不等的季度奖金；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韦东光的应发工资分别为3311.01元、3286.85元、3543.15元、4028.48元、4784.69元、4036.83元、4375元、3500元、4601.6元、4919.62元、4051.34元、4055.5元、4920.1元、4046元、4049元、4921元。达瑞公司主张其已以该标准核算韦东光2019年11月1日至8日期间6个工作日工资，代扣韦东光个人应缴部分住房公积金370元后实际支付韦东光上述期间工资716.03元。韦东光确认达瑞公司已代其缴纳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370元，上述期间实际上班6天且已收到该工资款。双方确认韦东光月度奖金的基数为600元，根据月绩效考核分数计算月度奖金，韦东光在职期间没有一个月的月度奖金能达到600元。达瑞公司主张绩效考核是员工工作满整月后由领导在月底评分，由于韦东光2019年11月未工作满整月，故不享受当月月度奖金。达瑞公司确认韦东光2018年有3天年休假、2019年有4天年休假未休，但主张2018年的3天年休假因韦东光申请延长休假时间，故到2018年底已自动消除；其已向韦东光核发了未休年休假工资1287.36元。韦东光确认已收到该款项。韦东光确认其入职后因其原工作单位一直未为其办理社保减员而导致达瑞公司未能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缴纳手续，达瑞公司因此曾在韦东光任职期间多次向其提出要求尽快与原单位协调办理社保减员手续事宜。达瑞公司2019年9月9日向韦东光发出《关于社保限期缴纳通知》，载明：韦东光于2018年5月16日入职以来，公司每月替其缴纳社会保险失败，原因为本统筹区即存在多个用工，要求韦东光于2019年9月30日前结束与其他单位的劳动关系，使公司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若2019年10月1日仍不能正常为韦东光缴纳社会保险，公司将按相关公司规定及法律法规进行处理。达瑞公司提交的经韦东光确认真实性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韦东光在与达瑞公司沟通缴纳社保相关事宜过程中并未向达瑞公司陈述其原社保缴保单位长时间未能办理社保减员的原因，韦东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原社保缴保单位广州市韦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诚公司）因存在社保欠费情形而导致无法办理社保减员，其之前不知道可以自己申请减员，直至2019年11月才去税务机关自己申请了减员。韦东光提交的《欠费核销明细申请表》显示韦东光于2019年11月11日向荔湾区国税部门提出核销韦东光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社会保险费的申请，并于2019年11月18日获得批准；提交的《社会保险费事项通知书》显示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荔湾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2019年11月4日向韦诚公司发出通知，同意该司对韦东光提出的特殊减员申请。韦东光提交招聘信息，主张达瑞公司招聘时承诺有年终奖，要求以达瑞公司支付的2018年年终奖6103.4元为基数折算其2019年工作时间支付。达瑞公司确认2018年向韦东光支付年终奖6103.4元，但表示招聘信息不能作为劳动合同的内容，双方未对年终奖进行约定。达瑞公司还主张年终奖是否发放属于公司经营自主权的合理范围，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亦与员工的工作表现有关，公司根据员工的工作表现确定年终奖的金额，员工工作未满一年没有年终奖，韦东光2019年并未工作满一年，不符合领取年终奖的惯例和条件，其确认没有关于年终奖的规章制度。一审法院另查，达瑞公司确认韦东光在职期间每天上班8小时，属全职用工。韦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韦东光丈夫。一审法院再查，韦东光于2019年11月21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达瑞公司支付韦东光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6个工作日工资1324.5元（按月均工资计算出日薪220.76元为基数）；2.达瑞公司支付韦东光在职期间7天年假工资4635.96元；3.达瑞公司支付韦东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一个月代通知金共计19206.12元；4.达瑞公司支付韦东光2019年311天的年终奖10224.66元（基数参照2018年工作230天所得年终奖6103.4元折算）；5.达瑞公司为韦东光合理开具离职证明。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3月12日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10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达瑞公司支付韦东光2018年、2019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1543.99元；二、达瑞公司支付韦东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591.95元；三、达瑞公司为韦东光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四、驳回韦东光本案其他仲裁请求。韦东光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诸一审法院。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关于社保限期缴纳通知》、工资表、微信聊天记录、《欠费核销明细申请表》《社会保险费事项通知书》、招聘信息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韦东光与达瑞公司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合法、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双方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本案关键争议焦点为达瑞公司解除与韦东光劳动关系是否合法，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及现有证据对此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依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除了双方是否存在社保关系外，还应当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有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等因素。韦东光入职达瑞公司后一直从事全职工作，除未办理社保减员外，达瑞公司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韦东光与韦诚公司具备其他构成劳动关系的条件要素，达瑞公司仅以韦诚公司未为韦东光办理社保减员为由认定韦东光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其次，韦东光虽在庭审中主张韦诚公司一直未能为其办理社保减员系由于该司存在社保账户欠费情况而导致，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显示，即使韦诚公司存在社保账户欠费的情况，韦东光还是可以办理社保减员的。事实上，在达瑞公司通知韦东光解除劳动合同后，韦诚公司马上就向国税部门提出了韦东光社保减员及社保费核销的申请，且均很快获得批准。可见韦东光在达瑞公司处任职期间一直向达瑞公司声称其社保减员无法办理存在其主观拖延的嫌疑，其未依法履行劳动者配合用人单位办理社保缴纳手续的法定义务，自身也有过错。再次，虽然达瑞公司以韦东光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解除与韦东光劳动关系做法有欠妥当，但达瑞公司作出此决定的根源在于韦东光未按照达瑞公司要求配合办理社保手续，而该情况对于达瑞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一定风险，一旦有不幸事件发生，可能导致达瑞公司需要向韦东光支付非因工伤病医疗费、工伤待遇等费用，造成达瑞公司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故达瑞公司根据该实际情况决定与韦东光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一定合理性，作为审判机关应从引导劳资双方各自履行法定义务、共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角度予以充分谅解。最后，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对试用期以外的劳动者不配合办理社保手续是否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及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但一审法院认为相关情形实际与用人单位对于拒绝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处理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可以参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并根据公平合理原则，酌定达瑞公司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支付韦东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根据韦东光的工资情况，其2018年6月至1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723.22元[（3311.01元+3286.85元+3543.15元+4028.48元+4784.69元+4036.83元+4375元）÷7个月+6103.4元÷7.5个月]，2019年1月至10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343.92元[（4375元+3500元+4601.6元+4919.62元+4051.34元+4055.5元+4920.1元+4046元+4049元+4921元）÷10个月]，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407.14元[（4723.22元×2个月+4343.92元×10个月）÷12个月]，则达瑞公司应支付韦东光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为6610.71元（4407.14元×1.5个月）。关于2019年11月1日至8日工资。双方确认韦东光每月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共3500元，即2019年11月的正常工资应为3500元。双方对是否发放2019年11月的月度奖金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双方确认韦东光的月度奖金基数为600元，并根据考核分数来确定最终的月度奖金，即是否发放月度奖金、月度奖金最终金额为多少是根据韦东光的工作表现来决定的，而韦东光从未拿过满额的月度奖金。其次，按照常理，考核一般在员工工作满整月后才能进行，而韦东光只工作至2019年11月8日，其未能工作满2019年11月整月系因其自身未充分履行劳动者自身的法定义务而导致达瑞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达瑞公司因此无法对其进行考核而不向其发放2019年11月月度奖金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核算韦东光2019年11月1日至8日期间6个工作日的工资应为965.52元（3500元÷21.75天×6天），扣除达瑞公司为韦东光代缴的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费用，达瑞公司实际应支付595.52元（965.52元-370元），现达瑞公司已向韦东光支付上述期间工资716.03元，已高于法定标准，故韦东光再要求达瑞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工资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年终奖。首先，年终奖作为用人单位在年末向员工发放的福利，其本身就具有激励、奖励的性质，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向员工发放年终奖，年终奖是否发放及发放标准属于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充分体现。其次，虽然达瑞公司2018年曾向韦东光发放年终奖，该情况并不构成2019年达瑞公司需要向韦东光发放年终奖的必然条件，达瑞公司有权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及韦东光的实际工作表现公平合理决定是否向韦东光发放2019年年终奖。最后，如前所述，本案韦东光系基于自身未充分履行劳动者自身的法定义务而导致达瑞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其应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达瑞公司主张韦东光2019年未工作满一年而不予发放年终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韦东光要求达瑞公司折算发放其2019年年终奖，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达瑞公司确认韦东光2018年有3天年休假未休，其以韦东光未申请延长休假时间为由认为该3天年休假自动消除，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确认韦东光2018年享有3天年休假、2019年享有4天年休假，但达瑞公司未安排韦东光休年休假，应依法向韦东光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经核算，达瑞公司应支付韦东光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302.96元（4723.22元÷21.75天×3天×200%）、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597.76元（4343.92元÷21.75天×4天×200%），扣除达瑞公司已向韦东光支付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287.36元，达瑞公司还应向韦东光支付2018年、2019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1613.36元（1302.96元+1597.76元-1287.36元）。关于开具离职证明的问题。达瑞公司未就开具离职证明提起诉讼，视为其同意该仲裁结果，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达瑞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法规范为韦东光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二十四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韦东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610.71元；二、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韦东光支付2018年、2019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差额1613.36元；三、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为韦东光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四、驳回韦东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韦东光上诉明确表示其对于一审判决的年假天数与离职证明服从一审判决，此为韦东光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本院予以准许，对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韦东光的上诉及达瑞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达瑞公司是否需要向韦东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以及一个月代通知金；2.达瑞公司是否需要向韦东光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16.26元；3.达瑞公司是否需要向韦东光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的年终奖8252.86元。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达瑞公司是否需要向韦东光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以及一个月代通知金问题。对于达瑞公司解除与韦东光劳动关系是否合法问题，一审法院对此已经作出充分的论述和认定，该认定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如一审法院所分析，虽然达瑞公司以韦东光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解除与韦东光劳动关系做法有欠妥当，但达瑞公司作出此决定的根源在于韦东光未按照达瑞公司要求配合办理社保手续，而该情况对于达瑞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一定风险，一旦有不幸事件发生，可能导致达瑞公司需要向韦东光支付非因工伤病医疗费、工伤待遇等费用，造成达瑞公司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故达瑞公司根据该实际情况决定与韦东光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一定合理性，一审法院酌定达瑞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支付韦东光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经济补偿的计算基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达瑞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向韦东光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提出于该日解除与韦东光的劳动关系，故经济补偿的计算基数应为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即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平均工资，根据韦东光的工资发放情况，其2018年11月、12月应发的工资分别为4036.83元、4375元，2019年1月至10月应发工资分别为4375元、3500元、4601.6元、4919.62元、4051.34元、4055.5元、4920.1元、4046元、4049元、4921元；此外，达瑞公司还支付了韦东光2018年终奖6103.4元。据此，韦东光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为4456.55元[（4036.83+4375+4375+3500+4601.6+4919.62+4051.34+4055.5+4920.1+4046+4049+4921）+（6103.4÷7.5个月）×2个月]，一审法院经计算认定韦东光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407.14元并据此判决达瑞公司应支付韦东光经济补偿6610.71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经本院计算，该经济补偿应为6684.83元（4456.55元×1.5个月）。韦东光上诉主张达瑞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经济补偿的计算基数，一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经济补偿的计算基数应以本院核算的数额为准，韦东光上诉主张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4829.53元亦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韦东光上诉要求达瑞公司支付一个月代通知金问题，如上所述，本院已经认定造成涉案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韦东光未按照达瑞公司要求配合办理社保手续，韦东光要求达瑞公司支付一个月代通知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韦东光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达瑞公司是否需要向韦东光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16.26元问题。如一审法院所分析，双方确认韦东光每月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共3500元，即2019年11月的正常工资应为3500元。双方对是否发放2019年11月的月度奖金存在争议，由于是否发放月度奖金、月度奖金最终金额为多少是根据韦东光的工作表现来决定的，且考核一般在员工工作满整月后才能进行，而韦东光只工作至2019年11月8日，其未能工作满2019年11月整月系因其自身未充分履行劳动者自身的法定义务而导致达瑞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达瑞公司因此无法对其进行考核而不向其发放2019年11月月度奖金依据充分，一审法院核算韦东光2019年11月1日至8日期间6个工作日的工资为965.52元（3500元÷21.75天×6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韦东光上诉主张该段期间6个工作日的工资为1332.3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达瑞公司已为韦东光代缴11月份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费用370元，故达瑞公司实际还应支付595.52元（965.52元-370元）给韦东光，现达瑞公司已向韦东光支付上述期间工资716.03元，已高于法定标准，韦东光再要求达瑞公司支付上述期间工资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达瑞公司是否需要向韦东光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的年终奖8252.86元问题。韦东光上诉要求达瑞公司折算支付其2019年年终奖8252.86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之规定，年终奖属于用人单位的一种激励机制，用人单位可根据其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年终奖是否发放及发放标准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范畴。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韦东光要求达瑞公司折算发放2019年年终奖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及经济补偿金数额认定及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并对一审判决作相应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57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韦东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684.8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达瑞医学检验（广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王威淞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