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8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密琴，女，回族，1956年1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锋，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育玉，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昶，男，回族，1986年6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锋，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育玉，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红敏，女，满族，1966年5月1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晓玲，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佰汇力量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82号1号楼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735679443。法定代表人：叶正明，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贾密琴、刘昶因与上诉人高红敏及被上诉人河南佰汇力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1民初8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5日立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7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贾密琴、刘昶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锋，上诉人高红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晓玲、张慧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佰汇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贾密琴、刘昶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1民初860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并改判高红敏立即偿还贾密琴、刘昶本金250万元及利息暂计2650250元（第一笔100万元，月息1.25，利息支付至2015年11月11日中断；第二笔200万元，利息1.6分，利息支付至2016年2月2日中断。利息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从利息中断日起按每笔借款的月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2月），本息合计5152250元；2、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高红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贾密琴、刘昶有新证据证明，高红敏向刘全心使用的刘全意名下银行转账45万元，是高红敏对刘全心案外一笔出借款的还款，与本案无关。一审庭后，高红敏又提交了证据，其中一份证据是刘全意的证人证言，证实刘全意卡号为：62×××19的交通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为刘全心，贾密琴、刘昶得知该事实后，与刘全意一起调取了该张卡的交易明细，其中2015年2月4日，刘全心通过该张卡向高红敏转账130万元，高红敏于2015年6月29日，又通过该账户向刘全心还款45万元（一审法院却认定该笔还款是对涉案300万元本金的偿还），故涉案的45万元应是对该笔130万元借款的偿还，与本案中的300万元借款无关。贾密琴、刘昶是在得知刘全心实际使用刘全意银行卡并得知具体卡号后才进行的证据收集，发生与一审结束后，系新的证据，应予以采纳。二、高红敏向刘全心借款后，定期定额（根据借款的比例）向贾密勤汇款，根据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足以证明高红敏与刘全心之间明确约定有利息。本案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出借人突然病故，作为出借人家属的贾密琴、刘昶与高红敏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高红敏掌握借款合同故意不出示（一审期间与高红敏有关的涉案借款合同，高红敏故意不出示，最终还是由同样掌握合同的佰汇公司出示了该证据），导致法院作出错误的认定。（一）高红敏每月按时向贾密琴按借款本金的比例支付固定数额钱款，符合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一审庭审查明，2014年5月9日，刘全心通过贾密琴账户转给高红敏100万元；2014年10月27日，刘全心通过其侄子徐泽堂账户转给高红敏200万元。自刘全心汇款之日起，高红敏均在每月固定时间向贾密琴账户支付固定数额的钱款，根据高红敏每月的支付金额，可以计算出两笔借款的利息分别为月息1.25%、1.6%，足以认定借贷双方存在利息约定。（二）高红敏具有疑似“放贷人”身份，其从亲朋好友处吸收存款再向不特定人进行放贷，赚取利息差额。其定期按本金比例定额支付款项，更应该视为利息的支付。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涉及的十几份判决、裁定，均为民间借贷类纠纷，多个涉及大额钱款借贷，其中，延津县上宅置业有限公司与高红敏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17）豫01民终5248号查明的事实显示，2014年10月29日（即刘全心通过徐泽堂账户向高红敏转账200万元两天后），高红敏向杨玉良转款共计1500万元，约定月息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不支持利息的前提是没有约定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本案中高红敏作为疑似“放贷人”，每月定期并按借款本金的1.25%、1.6%支付款项，充分证明借贷双方是有利息明确约定的，一审法院将“没有约定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仅理解为借款合同的书面约定，从而将按期归还的利息认定为归还本金，用于抵扣借款总额，过于局限，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利用的信息不对称，故意歪曲事实，逃避责任，该不良行为，应当坚决制止。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干嘛去、刘昶的上诉请求。高红敏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高红敏向刘全意账户转入的45万元系对案涉300万元的返还属于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贾密琴、刘昶称系对130万元的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4月16日、2015年6月29日，高红敏应刘全心委托，向刘全意账户共计返还支付了45万元，该款项系应刘全心要求，对300万元代管资金的返还。首先，贾密琴、刘昶一审起诉的系2014年1月21日、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的款项，2015年2月4日的130万元与本案无关，且贾密琴、刘昶在一审中也并未提到该笔款项。其次，钱款是种类物，高红敏只是按照刘全心生前的指示向刘全意名下银行卡转款，45万元并不是对该130万元的偿还，而是对案涉300万元代管资金的返还。按照贾密琴、刘昶的逻辑，账户相同即是向该账户的还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已经有证据证明，刘全心生前分别使用贾密琴、徐泽堂、刘全意、包括贾密琴妹妹贾树琴等人名义的银行卡存入大额资金，相互之间账户往来频繁，高红敏也是按照刘全心指示向其所持银行卡转款。二、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的300万元系刘全心委托高红敏代为保管的资金，贾密琴、刘昶称有利息约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该300万元系刘全心委托高红敏代为保管的资金，并非借款，并且贾密琴、刘昶一审也未提供任何借款凭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高红敏与贾密琴、刘昶仅存在代管关系，并不存在借贷关系，高红敏不应当向贾密琴、刘昶支付利息。2、高红敏与贾密琴、刘昶双方也并未对利息进行过约定，高红敏向贾密琴、刘昶方支付的系代管资金本身，并未向贾密琴、刘昶支付过任何利息。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本案中贾密琴、刘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明确约定利息，因此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贾密琴、刘昶称刘全心突然去世，高红敏故意不出示借款合同，且无端推定高红敏疑似“放贷人”以及双方约定的有利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没有证据支撑。首先，刘全心并非突然去世，刘全心2018年9月份便诊断为癌症，2020年9月21日去世。若为借款有利息，刘全心在两年多的生病期间乃至去世前都没有向家人仔细交代案涉款项明显不符合生活逻辑和生活习惯，并且如果存在借贷关系，高红敏一直不支付利息或者还款，款项数额如此巨大，刘全心却不向其索要利息，不要求其还款也不要求其出具借款手续也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逻辑。相反，刘全心在住院期间，高红敏也经常照顾陪护，并且在刘全心去世前一天高红敏仍在医院照顾探望，刘全心却一直没有要求高红敏对款项进行核算出具借条等，也没有向家人仔细交代该款项的情况，也可以说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代管资金，更未约定过任何利息。其次，高红敏都是应刘全心的委托和指示，定期向刘全心的指定账户返还支付代管资金，从未向贾密琴、刘昶支付过任何利息，贾密琴、刘昶称高红敏支付的是利息，且单方面推定利息利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本案中贾密琴、刘昶自认是向高红敏及佰汇公司高息出借款项，称高红敏系借款人，却同时又说高红敏是“放贷人”，明显自相矛盾，且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职业放贷人系经常反复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出借款项以赚取高额利息，高红敏并没有经常反复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出借款项以赚取高额利息的行为，且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高红敏向刘全意账户转入的45万元系对案涉300万元的返还属于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的300万元系刘全心委托高红敏代为保管的资金，贾密琴、刘昶称有利息约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贾密琴、刘昶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高红敏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豫0191民初86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为高红敏向贾密琴、刘昶返还下余代管资金105107元（代管资金3000000元-已返还2894893元＝下余返还105107元），不服金额为1189893元及利息（暂计至2021年6月29日为1857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贾密琴、刘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资金来源有可能并不合法，一审判决未查清案涉资金的来源问题，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相关规定，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应当综合考察出借人的经济能力、借款金额、交易规模、与借款人的关系、款项的支付过程、是否涉及职业放贷等因素，认定借款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关系是否合法。《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二条也明确规定：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人民法院应当注意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就本案来讲，刘全心和贾密琴、刘昶均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资收入有限且透明，但其所主张的案涉出借款项系2014年1月至2014年10月发生，短短十个月时间的资金累计达到400万元，明显不符合其正常家庭收入情况及经济能力。并且在一审中，高红敏也多次提到案涉资金来源可能不合法的问题，但是贾密琴和刘昶一直未提供案涉款项的合法资金来源证据。徐泽堂和贾密琴、刘昶称案涉资金来源系炒股收入，但是根据其提交的徐泽堂和贾密琴名下的银行流水明细可以显示，炒股收入仅占总收入的极少部分，并且无贾密琴、刘昶当庭所陈述的房产交易收入，相反大部分收入均为大额现金存入以及和贾树勤、刘全意、刘昶账户之间频繁的大额交易往来。因此，高红敏现在有理由怀疑案涉巨额款项资金来源不明且不合法，且刘全心生前先后以徐泽堂、贾密琴的名义让高红敏为其妥善保管该资金，利用高红敏曾经从事投资业务的身份，指示高红敏将巨额资金定期逐笔返还到其指定账户或者供其个人花销。高红敏也在庭审中明确向法庭提出此疑问，贾密琴、刘昶也并未提供证据材料证明案涉资金的合法来源，但一审法院却不顾案涉资金来源不合法的问题，在未查明案涉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判决高红敏返还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证据依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自2015年4月20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高红敏向贾密琴账户支付的数笔款项共计745500元属于代佰汇公司偿还的本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依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2015年4月20日起至2016年10月21日期间每月20日左右，高红敏向贾密琴转款的1万元，2016年11月7日,高红敏向贾密琴账户转款10万元,2016年11月21日转款9500元,2016年12月20日转款9000元，2017年1月20日转款9000元、10万元，2017年2月20日起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每月20日左右，高红敏向贾密琴转款8000元。以上共计745500元均系受刘全心委托，根据刘全心的指示，返还支付的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300万元代管资金本身，并非代佰汇公司偿还的本息。一审判决已认定徐泽堂名下第一笔100万资金是佰汇公司的借款，该事实佰汇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予以认可。高红敏没有义务代替佰汇公司偿还本息，向贾密琴账户支付的745500元款项显然系受刘全心的安排和指示返还支付，均来自于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的300万元代管资金本身。庭审中佰汇公司明确称2014年1月21日徐泽堂转入的100万元系徐泽堂投资佰汇公司的投资款，并且明确称该笔款项的投资收益仅支付至2015年3月份，之后再无支付过利息。而高红敏2015年年初已经从佰汇公司离职，依据债转股协议，公司已经不需要再向徐泽堂支付利息，更不可能再向徐泽堂支付本金，高红敏个人更不可能代替公司再行支付巨额本息。同时贾密琴、刘昶也并未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该资金系代佰汇公司偿还2014年1月21日100万元的本息。并且2016年6月2日，高红敏向贾密琴、刘昶返还支付了10万元代管资金，贾密琴、刘昶在其所列的支付明细中刻意将该10万元隐去，故意制造返还款项的规律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745500元系代佰汇公司偿还本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情理，且严重侵害了高红敏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认定高红敏与贾密琴、刘昶存在借款关系，而不是委托保管关系，属于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依据不足。本案中，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转入的300万元系刘全心委托高红敏代为保管的资金，并且高红敏按照刘全心的指示已经陆续共计返还支付了2894893元，一审法院认定该300万元款项系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贾密琴和刘昶自始至终均未提供借款凭证等证据证明该300万元系借贷，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刘全心2018年9月份便诊断为癌症，2020年9月21日去世，根据当庭自认，刘全心在去世前并未向他们仔细交代此事，若该笔款项确为借款，刘全心在两年多的生病期间乃至去世前却没有向家人仔细交代该笔款项明显不符合逻辑和生活习惯。如果存在借贷关系，高红敏一直不支付利息或者还款，款项数额如此巨大，刘全心却不向其索要利息，不要求其还款也不要求其出具借款手续也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和逻辑。相反，刘全心在住院期间，高红敏也经常照顾陪护，在刘全心在去世前二十多天，曾指示高红敏向贾密琴账户一次性转账50万元，并且在刘全心去世前一天高红敏仍在医院照顾陪护，刘全心却一直没有要求高红敏对款项进行核算出具借条等，也没有向家人仔细交代该款项的情况，由此可见，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代管资金。3、根据刘全意、徐泽堂出具的证言，刘全心是借用他们的名字开设银行账户后存入大额现金，本身就在做相对隐秘的安排，另根据高红敏本人当庭所送及提交的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材料证明其与刘全心私人关系非常好，刘全心对其非常信任，刘全心和爱人关系不好，仅在固定时间转给爱人贾密琴固定花费，另根据证人张某、周某的证言证明刘全心委托高红敏支付刘全心的私人花销支出，可以看出，将大额资金交给高红敏保管，便于其个人支出完全符合情理。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高红敏接受刘全心的委托保管该300万元资金，截止目前已经向刘全心指定的账户共计返还支付了2894893元，仅应针对下欠的105107元款项进行返还。四、一审判决未认定高红敏向贾树勤账户返还支付的273200元系返还的代管资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贾树勤是贾密琴的亲妹妹，根据高红敏一审中提交的返还代管资金《交易凭证》可以证明，受刘全心指示，在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分十二笔以1000元到50000元不等的金额向贾树勤账户打款共计273200元。贾树勤夫妻双方均为普通的退休工人，不可能有大额资金流动，结合庭审中徐泽堂和刘全意出具的证言认可他们的银行卡系刘全心在使用，也可以侧面印证贾树勤的该银行账户也系刘全心在使用。高红敏陆续向贾树勤账户打款共计273200元，是受刘全心指示从300万元代管资金中转入。一审判决在认定向贾密琴和刘昶支付的资金中，未将该273200元计算在内，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五、一审判决未认定高红敏受刘全心委托向张某、周某等微信支付代办委托事项的钱款63193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中，高红敏当庭提交了微信支付截图，共计63193元，后又向法庭提交了证人张某及周某的证言，证明刘全心确实委托高红敏代为支付个人花费或按照刘全心生前安排为其身后事宗教等花费。该笔花费也应包含在返还300万元代管资金范围内。六、一审判决未认定2016年6月2日、2020年1月19日高红敏向贾密琴账户支付的100000元、8000元属于返还代管资金，在高红敏已返还费用部分未计算该两笔费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高红敏一审中提交的返还代管资金《交易凭证》可以证明，2016年6月2日，高红敏向贾密琴账户支付的10万元系受刘全心委托，返还的代管资金本身。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系抵冲2014年8月20日的1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并且2014年8月20日的10万元也不在案涉400万元的范畴内。因此，一审法院在计算高红敏已支付费用中并未将该笔款项认定进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高红敏一审中提交的返还代管资金《交易凭证》可以证明，2020年1月19日，高红敏向贾密琴账户支付的8000元，该两笔款项系受刘全心委托，向刘全心的指定账户返还的300万元代管资金本身，而一审法院在计算高红敏已支付费用中，并未将该笔款项认定进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首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4年1月21日的100万元系佰汇公司的借款，和高红敏个人无关，判决混同高红敏向贾密琴支付的款项为偿还该笔款项的本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高红敏没有义务代替佰汇公司支付100万元借款的巨额本金和利息，一审判决认定高红敏替佰汇公司代偿7455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且没有证据证明。其次，一审判决认定高红敏与刘全心存在借款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高红敏受刘全心指示向贾密琴、刘全心、贾树勤、刘全意等人转账支付的2894893款项系返还代管的300万元资金本身，高红敏仅欠105107元未返还。同时，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资金的来源问题，刘全心委托高红敏代管资金时所述资金来源与所述资金来源及主张并不一致，且根据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大部分收入均为现金收入，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现金的主要收入来源更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资金的合法来源。高红敏有理由怀疑案涉资金的来源不明，并不合法，请求法院依法查清案涉资金的来源问题，款项流向以及当事方的经济能力，涉嫌犯罪的，建议法院依法依规移交相关主管部门处理。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贾密琴、刘昶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高红敏、佰汇公司与刘全心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全正确。（一）关于刘全心于2014年1月21日向高红敏、佰汇公司发生的第一笔出借款。2014年1月21日，刘全心通过徐泽堂的账号向高红敏转账100万元，经一审庭审，佰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正明自认，该笔款项系刘全心通过高红敏向佰汇公司的出借款，自出借之日起佰汇公司的财务人员或法定代表人于每月的20日左右，向贾密琴的账户转账1万元利息。2015年4月21日，高红敏与佰汇公司签订《债转股协议》，约定高红敏名下债权转为佰汇公司股份，但该协议并没有刘全心的签名认可，刘全心不受该协议约束，但自2015年4月20日开始系由高红敏代替佰汇公司每月向刘全心支付利息1万元，并且根据2016年11月7日以及2017年1月20日偿还的两笔10万元后每月利息由每月1万最终调整为8000元，充分说明高红敏是针对该笔借款进行的偿还，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高红敏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不应采信。（二）刘全心于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向高红敏转账的两笔款项系借款，并非资金代管。1、上述两笔款项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高红敏于2014年5月9日收到100万元的款项后，于次月开始在每月的9日左右固定向贾密勤的账户转账1.25万元，持续至2015年11月份；于2014年10月27日收到200万元的款项后，于次月开始，在每月的27日左右固定向贾密勤账户转账3.2万元，上述情况完全符合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特别说明的是本案的第一笔借款同样是次月开始支付固定款项，与后两笔完全相同，高红敏又从事投资业务（高红敏在上诉状中自称），结合第一款借款性质，后两笔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高红敏称刘全心与贾密琴关系不好，大额资金由高红敏代管，但刘全心却让高红敏每月向贾密琴账户支付款项近5万元，这是关系不好的表现吗？刘全心、贾密琴于1976年开始参加工作，刘全心参加工作较早，先后担任郑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登封市市委书记、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密琴系郑州市金水区人社局的公职人员，虽然谈不上家境非常优越，但二人赶上经济发展的好时机，省吃俭用在早期持续购买了几套房子，在房屋升值后予以变现，怎么是资金来源不合法呢？2、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使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后两笔款项距刘全心临终称是有借款合同的，在办公室内，但办公室有被人翻动痕迹，贾密琴、刘昶并未找到借款合同，无奈只能以转账凭证、高红敏、佰汇公司定期支付利息凭证为依据提起诉讼，高红敏利用贾密琴、刘昶的信息不对称，称系资金代管，但并未举出任何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全正确。二、贾密琴、刘昶有新的证据证明高红敏偿还的45万元系案外的另一笔借款，与本案无关，从而进一步印证后两笔款项存在利息约定。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后两笔款项为借款，但利息约定不明的主要原因为高红敏于2015年4月16日和6月29日通过刘全意的账号向刘全心支付了45万元，如果后两笔款项存在利息约定，那么这两笔款项的偿还，必然会造成利息支付数额的调整，但事实上没有调整，故认定为不存在利息约定。但二审中贾密琴、刘昶提交的新证据证明该45万元偿还的是该账号中刘全心于2015年2月4日向高红敏的100万元借款，与本案涉及的后两笔款项无关，故并不影响本案利息支付的连续性，故高红敏固定期限固定数额支付的转账凭证足以证明存在利息约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全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高红敏的上诉请求。贾密琴、刘昶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高红敏、佰汇公司偿还贾密琴、刘昶本金330万元，利息暂计2733500元（本金330万元分三笔，其中第一笔100万元，尚欠本金30万元，月息1分，利息支付至2020年7月21日中断；第二笔100万元，月息1.25分，利息支付至2015年11月11日中断；第三笔200万元，利息1.6分。利息支付至2016年2月2日中断。利息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从利息中断日起按每笔借款的月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2月），合计6033500元；2、判令高红敏、佰汇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贾密琴、刘昶为实现债权所有诉讼支出。庭审过程中，贾密琴、刘昶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将截止2021年2月份的利息降低为2689166.7元，第三笔借款的利息降低为年利率15.4%。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贾密琴系刘全心妻子，刘昶系贾密琴与刘全心二人独生子。刘全心于2020年9月21日去世。2014年1月21日，户名为徐泽堂的交通银行尾号3964账户向高红敏尾号2285账户转款100万元。2014年2月21日，佰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正明通过尾号6666账户向户名为徐泽堂的交通银行尾号3964账户转款1万元；3月21日转款1万元；4月23日佰汇公司财务井红静通过尾号9713账户向徐泽堂3964的账户转款1万元。2014年5月21日起至2015年1月20日期间每月20日左右，佰汇公司财务井红静尾号9713或6412账户及佰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正明尾号6666账户向贾密琴账户转款各1万元。2015年1月20日，徐泽堂作为出借人与佰汇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林州投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100万元，于2015年1月20日前交付借款人指定账户，借款用于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林州地产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期限自2015年1月20日起至2016年1月19日止。借款期内，借款人每月20号向出借人支付利息1万元，月收益1%。在乙方签章处显示高红敏代徐泽堂签字确认。2015年3月2日、3月20日井红静尾号6412账户向贾密琴账户转款各1万元。2015年4月21日，高红敏（甲方）与佰汇公司（乙方）签订《债转股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的担保债权转为甲方对乙方所投项目的股权，债权转为股权后，甲方成为乙方所投项目的股东，享有项目分红权。双方确认，截止2015年3月31日，甲方对乙方的待转股权总额为人民币5276090元（前期未付利息将计入本金），甲方将转股债权投入乙方，成为乙方所投项目股东之一，持股比例为7.9459%。双方另对项目构成、费用负担等内容进行约定。2015年4月20日起至2016年10月21日期间每月20日左右，高红敏均通过尾号9690或4078账户向贾密琴转款1万元。2016年11月7日，高红敏通过尾号9690账户向贾密琴建设银行尾号3721账户转款10万元；11月21日转款9500元；12月20日转款9000元；2017年1月20日转款9000元、10万元；2017年2月20日起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每月20日左右，高红敏均通过尾号9690或4078账户向贾密琴建设银行尾号3721账户转款8000元。2014年5月9日，贾密琴通过建设银行尾号7836账户分六次向高红敏尾号2285账户转款共计100万元。2014年8月20日，贾密琴通过建设银行尾号3721账户向高红敏尾号为9690账户转款10万元。2014年10月27日，户名为徐泽堂的交通银行尾号3964账户向高红敏尾号9690账户转款200万元。2014年6月17日，高红敏通过尾号2285账户向贾密琴建设银行尾号7836账户转款1.25万元，2014年7月9日起至2015年11月11日期间每月9日左右，高红敏均通过尾号为9690或4078账户向贾密琴建设银行尾号3721账户转款1.25万元。2014年11月28日、12月29日、2015年1月28日，高红敏均通过尾号4078账户向贾密琴转款3.2万元；2015年3月2日转款3.2万元；2015年3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期间每月29日左右均转款3.2万元；2015年12月1日、2016年1月4日、2月2日，均向贾密琴转款3.2万元。2015年6月1日，高红敏通过尾号6653账户向刘全心工商银行尾号3733账户转款5万元。2016年6月2日，高红敏通过尾号9690账户向贾密琴建设银行尾号3721账户转款10万元。2020年8月26日，高红敏通过尾号9690账户向贾密琴建设银行尾号3721账户转款50万元。另查明，1、2021年1月29日，徐泽堂出具证人证言称其是刘全心侄子，2002年刘全心办了一张交通银行卡，卡号62×××64，这张卡刘全心一直在用。2、2015年4月16日，高红敏通过尾号9690账户向刘全意交通银行尾号1119账户转款3万元、2万元；6月29日分别转款5万元、5万元、15万元、15万元。刘全意于2021年5月29日出具证明称其系刘全心的亲弟弟，刘全心用其身份证办理了交通银行卡，卡号62×××19，这张卡刘全心一直在使用。贾密琴、刘昶于2021年2月4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本案民事起诉状。庭审中，高红敏称在本案诉讼前，其没有见过徐泽堂及贾密琴，也从未与二人对接过，徐泽堂及贾密琴的账号均系刘全心告知给高红敏。佰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正明称不认识也没见过徐泽堂及贾密琴，贾密琴的账号是高红敏告知佰汇公司的，佰汇公司付给贾密琴的钱是佰汇公司支付给高红敏的利息，签完债转股协议后，佰汇公司就不再向贾密琴账户支付款项。高红敏与佰汇公司共同确认，高红敏曾是佰汇公司的客户经理，债转股协议中所载明的5276090元系高红敏客户债权本金的总金额。高红敏提交的佰汇公司债权转股权分配明细显示，高红敏的债权数额中有徐泽堂100万元。以上事实有提交的居民死亡殡葬证、户口本复印件、徐泽堂交通银行交易清单、徐泽堂证人证言、贾密琴建设银行交易清单、林州投资借款合同，高红敏提交的浦东银行交易明细、刘全意交通银行交易明细、刘全意证明、佰汇公司债权转股权分配明细，佰汇公司提交的林州投资借款合同、债转股协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全心已去世，贾密琴、刘昶作为其法定继承人有权就其权利向相关主体进行主张。贾密琴、刘昶主张刘全心向高红敏、佰汇公司提供三笔借款共计400万元。对于第一笔徐泽堂名下尾号3946的账户于2014年1月21日转给高红敏的100万元，徐泽堂已出具证言认可该款项实际系刘全心所有，高红敏、佰汇公司亦陈述从未见过徐泽堂，也未与徐泽堂对接，高红敏也确认徐泽堂名下尾号3946账户向其转款的200万元系刘全心的款项。故刘全心通过徐泽堂户名3946账户向高红敏账户进行转款，符合双方资金往来习惯，对高红敏辩称该款项与刘全心无关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该100万元，贾密琴、刘昶主张为借款且利息为月利率1%，与高红敏代徐泽堂与佰汇公司签订的林州投资借款合同相印证。佰汇公司自2014年2月21日至2015年3月20日，按照上述标准向徐泽堂、贾密琴账户支付该笔款项每月的利息10000元。在2015年4月21日，高红敏、佰汇公司就包括本笔100万元在内的债权达成债转股协议后，佰汇公司不再向贾密琴账户支付利息，由高红敏自2015年4月20日起继续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向贾密琴支付利息至2016年10月21日。主张2016年11月7日，高红敏还款10万元，2016年11月21日转款的9500元、12月20日9000元、2017年1月20日9000元，系针对该笔剩余90万元本金支付的利息，2017年1月20日又还款10万元，2017年2月20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每月20日左右，向贾密琴账户转款的8000元，系针对剩余80万元本金支付的利息。根据上述付款的发生时间及金额，上述主张符合双方关于该笔款项利息支付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故该笔借款尚欠本金80万元及2020年7月22日起至该笔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因佰汇公司系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佰汇公司与高红敏之间的债转股协议，在其内部发生法律效力，不应对抗贾密琴、刘昶，故仍应由佰汇公司偿还贾密琴、刘昶上述借款本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2月3日为51813.70元（800000×12%÷365×197）。对于高红敏在2015年4月20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代为偿还该笔款项的本息，高红敏、佰汇公司可另行结算处理。对于第二笔，贾密琴账户于2014年5月9日转给高红敏的100万元，第三笔，徐泽堂名下3964账户于2014年10月27日转给高红敏的200万元，以上共计300万元，贾密琴、刘昶的现有证据无法显示与佰汇公司之间的关系，高红敏、佰汇公司的债转股明细表中亦不包含该两笔款项，故该两笔款项与佰汇公司无关，对贾密琴、刘昶就该300万元关于佰汇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300万元均由高红敏收取，贾密琴、刘昶主张为借款，高红敏主张系代为保管的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高红敏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收取该款项系基于代为保管，故对高红敏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贾密琴、刘昶主张的借款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贾密琴、刘昶主张该两笔借款均约定有利息，高红敏不予认可，对此贾密琴、刘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该笔两笔借款均视为未约定利息。高红敏于2014年6月17日起至2020年8月26日期间，除代为偿还第一笔借款外的其他款项，对于2016年6月2日转给贾密琴的10万元，与贾密琴2014年8月20日转给高红敏的10万元冲抵，剩余向贾密琴转款共计120.5万元（12500×18+32000×15+500000），另向刘全心转款5万元，向刘全心使用的刘全意名下银行账户转款45万元，以上合计170.5万元，均应视为对本金的偿还，故剩余本金为129.5万元。对于主张利息，有权自2021年2月4日起以129.5万元为基数，按照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3.85%的标准向高红敏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对于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河南佰汇力量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贾密琴、刘昶借款本金800000元、利息51813.70元及自2021年2月4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后续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二、高红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贾密琴、刘昶借款本金1295000元及自2021年2月4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129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计算）；三、驳回贾密琴、刘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724元，减半收取26862元，由贾密琴、刘昶负担17233.5元，河南佰汇力量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820.5元，高红敏负担5808元。本院二审期间，贾密琴、刘昶提交的证据有：刘全意交通银行交易清单14张、交通银行业务凭证补制专用凭证一份。证明：1、交易清单中2015年2月4日转账130万元的对方户名出处白，经银行进一步核实，该130万元系汇入高红敏账户；2、高红敏于2015年4月16日、6月29日向该账户转入共计45万元系对该130万元的还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定的45万元实为对该笔债务偿还；3、该45万元还款，不影响本案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两笔款项利息的偿还，进一步证明高红敏按固定期限固定款项偿还的是利息而非本金。高红敏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贾密琴、刘昶一审起诉的系2014年1月21日、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的款项，并没有主张2015年2月4日的130万元款项，该款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也有异议。根据刘全意出具的证明可知刘全意名下尾号为1119的银行卡系刘全心在使用，2015年4月16日、2015年6月29日，高红敏应刘全心委托向刘全意该账户共计返还支付了45万元，该款项系对案涉300万元贷款资金的返还，与2015年2月4日的130万元款项无关。同时根据贾密琴、刘昶提供的该证据可以看出刘全意与刘全心、贾树勤、贾密琴之间有密切的经济往来，也可以侧面印证刘全心使用刘全意、贾密琴、贾树勤、徐泽堂等人银行卡在交易，贾密琴、刘昶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高红敏提交的证据有：1、2020年1月19日《高红敏银行交易流水》，证明：2020年1月19日，高红敏受刘全心委托向其指定账户（贾密琴账户）返还支付了8000元代管资金，一审法院在认定高红敏返还款项中没有认定该款项系事实认定不清。2、2014年8月20日《高红敏银行交易流水》，证明：2014年8月20日，贾密琴账户给高红敏账户转账10万元，贾树勤账户给高红敏账户转账26万元，共计36万元，系刘全心以贾树勤名义投资佰汇公司的投资款。贾密琴、刘昶一审庭审中明确自认贾树勤与佰汇公司也存在借贷关系，佰汇公司一审中也自认股权分配明细中标注为高的人员是佰汇公司的客户。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佰汇公司债权转股权分配明细》《债转股协议》可以证明刘全心以贾树勤名义在佰汇公司的投资款有36万元。因此2014年8月20日，贾密琴账户给高红敏账户转账10万元系刘全心以贾树琴名义投资佰汇公司的投资款，该款项与高红敏无关，高红敏没有返还义务，且贾密琴、刘昶在诉状中主张的400万元，并未包含此笔10万元的款项。一审认定2016年6月2日高红敏转给贾密琴的10万元款项与该款项冲抵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贾密琴、刘昶对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8000元系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2日转给贾密琴的10万元与贾密琴2014年8月20日转给高红敏的10万元冲抵，完全正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贾密琴、刘昶起诉的款项涉及2014年1月21日户名为徐泽堂银行卡向高红敏的转款100万元、2014年5月9日贾密琴分6次向高红敏转款共100万元、2014年10月27日户名为徐泽堂银行卡向高红敏的转账200万元。对于2014年1月21日转账，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庭审中的陈述及徐泽堂出具的证言、高红敏代签的投资借款合同和高红敏与佰汇公司之间的《债转股协议》，一审认定该100万元的款项利息为月利率1%，根据上述《债转股协议》签订后高红敏还款情况，一审对该100万元的款项性质及还款付息情况认定正确，高红敏对涉及该100万元款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27日的两笔款项，高红敏上诉称该款项系刘全心委托高红敏代为保管的资金，但高红敏未提交相应证据，贾密琴、刘昶上诉称该两笔款项存在1.25%和1.6%的利率，但其也未提交相关利息约定的相关凭证，故高红敏和贾密琴、刘昶对该两笔款项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贾密琴、刘昶上诉称一审对2015年6月29日高红敏向刘全意转款45万元认定不当的问题，虽该45万元转入账户与130万元转出账户均为刘全意，因刘全意的该银行卡亦由刘全心使用，贾密琴、刘昶一审亦未起诉该130万元，贾密琴、刘昶更无充分证据证明该45万元系高红敏针对哪笔款项的还款，故一审对该45万元的认定亦无不当。关于高红敏上诉状中所称的其向张某、周某微信支付的63193元系其受刘全心委托支付的刘全心个人花费或为刘全心身后事所花费，该款应予扣减的上诉理由，因张某、周某系收款方，刘全心也已去世，张某、周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高红敏的上诉理由，故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贾密琴、刘昶及高红敏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贾密琴、刘昶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7866元，由上诉人贾密琴、刘昶负担；高红敏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676元，由上诉人高红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剑锋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安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