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67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飞，女，199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纯清，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思菁，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成怡，女，199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锦春，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琛，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飞因与被上诉人邵成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5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邵成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邵成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非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一审中邵成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邵成怡主动联系于飞，委托于飞为其代购香奈儿流浪包，于飞是根据邵成怡的指示购买特定的商品，并向邵成怡交付，于飞对商品不享有所有权和处分权，其所提供的是代购服务，而不是商品。邵成怡将款项支付给于飞后，于飞代邵成怡支付给了商家，于飞只是从中赚取代购服务费用。因此于飞的行为符合委托合同中依委托方指示购买、收取代理报酬两大特征。而买卖合同应是代购方购买并取得相应商品所有权后，再在网络平台销售，与买家成立网络购物合同关系。本案中根据于飞与邵成怡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邵成怡委托代购的香奈儿流浪包非现货，非于飞已经实际占有的商品。根据2020年3月15日广州互联网法院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六于某与阮某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案涉商品是否为现货是区分委托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关键。从于飞与邵成怡协商代买香奈儿包的时间线可以推断出香奈儿流浪包非现货。2018年10月22日，邵成怡先是向于飞询问香奈儿流浪包的外观特征，2018年10月24日，邵成怡向于飞预定此款包，支付款项后，2018年10月24日至2018年11月27日期间，于飞为邵成怡代买香奈儿包，后于飞将代买的包邮寄给邵成怡。可以看出，于飞是根据邵成怡的指示，为邵成怡完成代购香奈儿流浪包的事务，而不是向其销售已经实际占有的商品，双方没有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从邵成怡与于飞聊天记录中明确“跟大哥说我先定流浪行吗”，说明香奈儿流浪包非现货，且邵成怡对于飞委托第三人“大哥”代买是知晓并同意的，于飞在收到邵成怡支付的相应款项后也将款项支付给了该第三人，而不是由自己占有，于飞只是从中赚取差价作为报酬。因此，于飞与邵成怡之间之间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不足。1.邵成怡不是普通消费者，而是代购人员，其代购渠道复杂，所售商品还有被退换货的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香奈儿流浪包为于飞代购的包。根据邵成怡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邵成怡经常就一些奢侈品牌的商品向于飞询价，或根据自己客户的要求委托于飞代买相关商品，根据于飞提交的快递记录，于飞也会将邵成怡客户要求代买的商品邮寄至邵成怡处。因此，邵成怡也属于代购商，会为自己的客户从多个代购处购买商品，而于飞仅是其委托代购的对象之一，邵成怡还有其他代购或进货渠道。邵成怡作为代购商，而非普通的消费者，其举证责任应当大于普通的消费者，其应就涉案香奈儿包确系由于飞为其代买的，以及其未从其他代购处购买过同款包或涉案香奈儿流浪包不存在被再次出售退货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涉案香奈儿包非于飞为其代买的，让于飞承担责任显然不当；如果涉案香奈儿包被出售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占有使用，则存在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如果涉案香奈儿包存在出售又被退回的情况，则存在被偷换的可能性；如果涉案香奈儿包系邵成怡从别处购买，则更不应由于飞承担责任。但是，一审庭审中，邵成怡均未就上述情况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在邵成怡不能证明涉案香奈儿包是于飞为其代买的情况下，鉴定机构据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作出鉴定意见时所采用的检材系邵成怡提交的香奈儿流浪包，而于飞一直对此持有异议，于飞认为在邵成怡不能完全举证证明其提交鉴定的包就是于飞为其代购的包之前，不能将该包作为鉴定材料。但一审在未查清邵成怡提交香奈儿流浪包的来源情况下，就将此作为鉴定的依据，并将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于飞代购的香奈儿流浪包为假包的依据，明显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于飞不应返还货款25300元。因于飞与邵成怡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不应适用买卖合同相关法律规定，而应该适用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于飞作为受托人收取的是报酬，即于飞支付价款与邵成怡支付价款的差额，而不是货款。一审判决要求邵成怡退还挎包货款253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退一步来讲，如涉案香奈儿包确系于飞代购的，如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效，于飞返还的也应该是代购报酬，而不是货款。而且邵成怡2018年11月收到的包，该包已经由邵成怡或其客户使用长达2年多之久，且不说期间涉案包是否被偷换的问题，单说该包已经被使用如此长时间，磨损严重，仍然让于飞按原价退还款项显然不合理。2.于飞已经依法完成委托事务，邵成怡应当支付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于飞已经根据邵成怡的指示完成委托代购的事务，并将事务处理的成果(香奈儿流浪包)转交给邵成怡。作为动产交付，邵成怡应当履行验货并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的义务，邵成怡在收到代买的香奈儿流浪包后对包的品质是认可的，且在随后的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就包的质量提出过任何异议。香奈儿流浪包一旦交付完毕，脱离于飞的可控范围，于飞就无法就包的保管、转移等承担任何责任，客观上无法避免代买的包遭到替换、损坏的可能性，更无法承担对其正品属性的证明责任。而邵成怡作为代购商，也确实存在进货渠道来源复杂、销售后被退换货的问题。因此，于飞已经依法完成委托事务，邵成怡应当向于飞支付报酬，而且邵成怡指示于飞向第三人“大哥”预定此款包，说明其对转委托的事实是知晓且同意的，于飞作为受托人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亦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邵成怡辩称，（一）本案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于飞交付的包是假货，于飞不存在为邵成怡提供海外代购服务的事实，并且于飞收取的费用中也没有明确代购费用及包的价款区分。（二）邵成怡在本案中是普通的消费者，本案的香奈儿包是其本人自用，邵成怡确实有帮其他人从于飞处订货的行为，但其并没有其他代购渠道。（三）关于举证责任，邵成怡已尽可能完成了举证义务，而于飞从始至终否认其交付的包是假货，其理应拿出购买凭证或者是与代购者聊天记录或购买记录等证明，但于飞非但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交付的包是真货，反而要求邵成怡证明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即便本案是委托合同关系，于飞也有责任证明其完成了邵成怡委托要求购买一个真包的委托事项，但于飞在收取包的价款后，根本提供不出相关的代购记录，说明于飞没有完成该委托事项，邵成怡交付的货款应当由于飞进行返还。邵成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邵成怡、于飞之间就香奈儿流浪包中号（识别号：25105808）的买卖合同；2.判令于飞返还邵成怡货款25300元；3.判令于飞按照货款25300元的三倍赔偿邵成怡经济损失，共计75900元；4.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于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成怡与于飞系微信好友，于飞曾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过外国商品皮包的信息。2018年10月24日邵成怡、于飞通过微信联系购买意大利生产的香奈儿挎包事宜并达成了协议。后邵成怡支付给于飞货款25800元，于飞于2018年11月27日通过快递发送给邵成怡香奈儿流浪包中号包（标称品牌为CHNAEL,识别号25105808）1个。邵成怡于2020年4月20日将上述挎包送至上海汉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该挎包不是香奈儿流浪包真货。案件在审理期间，经邵成怡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体北京有限公司对涉案挎包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该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结论为：鉴定标的物标称品牌“CHANEL的挎包鉴定结果为伪”。一审法院认为，邵成怡通过微信与于飞联系购买挎包事宜，邵成怡支付货款后于飞通过快递发送货物，双方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明确，应予确认。于飞出售的挎包系外国商品，没有办理海关申报和商品检验等进口货物许可手续，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邵成怡对此是明知的。故双方形成的买卖挎包合同关系无效，双方均有过错。经司法鉴定，于飞出售的挎包系伪品，这是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于飞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项规定，邵成怡、于飞应相互返还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邵成怡要求于飞赔偿货款的3倍损失75900元，理由欠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邵成怡挎包货款25300元；二、邵成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于飞香奈儿流浪包中号包（标称品牌为CHNAEL,识别号25105808）1个；三、驳回邵成怡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2元，司法鉴定费4000元，均由于飞负担。本案二审过程中，于飞提交了以下证据：邵成怡与于飞在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三张，拟证明邵成怡从于飞处代买过与涉案包同款的香奈儿流浪包中包，因邵成怡也是代购人，这个流浪包通过邵成怡卖给了一个下游代理商，因此，邵成怡无法证明涉案流浪包是哪个包，是否再次出售过，是否存在退货情况等。邵成怡应举证证明涉案被鉴定的流浪包就是从于飞处购买的，且中间未出现过被他人退换货情况，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邵成怡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从聊天记录显示时间可看出，邵成怡从于飞处订购同款包是在本案流浪包交易前，该包是邵成怡要求由于飞直接发货给案外人，并不掌握在邵成怡手中，邵成怡没有责任来证明于飞所述的情况。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香奈儿包作为奢侈品包，每个包均有其特定的编号。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一、于飞与邵成怡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二、涉案香奈儿包是否为于飞代购的包，于飞应否向邵成怡返还货款。针对争议焦点一，网络代购指的是被代购者通过网络向代购者下单,由代购者在海外购买产品后依法寄回或带回给被代购者,代购者从中收取报酬的行为。因此代购关系的形成应符合以下特征:一是被代购者与代购者之间形成的交易为代购者委托被代购者在海外购买产品,而非直接购买产品,即排除了现货交易;二是交易的对价款应体现为代理费,而非货款,即代购者获得利润应系形式为代理费的报酬,而非货款除去成本后的差价。本案中，于飞通过朋友圈发布涉案商品信息，在双方商谈过程中明确了香奈儿包的货款，并未明确代理费，亦未明确货款由购买成本与代理费构成。于飞主张香奈儿包并非现货，但又无法提供购买凭证、商品来源等证据证明其接受委托从海外购买涉案商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购买者“大哥”的真实身份信息。故于飞与邵成怡之间的交易不符合代购关系的特征，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二，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香奈儿包作为奢侈品包，每个包均有其特定的编号。于飞主张涉案香奈儿包并非其代购的包，其提交的二审证据即三张微信聊天记录与待证事实无关，仅能证明邵成怡曾向于飞订购过同款包，且于飞无法提供涉案包的购买凭证、发票等有效证据证明包的真实来源及包的特定编号等。邵成怡作为买方通过向一审法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及现货等已完成举证责任，于飞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推翻邵成怡的举证，故于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于飞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调取于飞的微信转账记录，因该事实与二审争议事实无关，故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于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2元，由上诉人于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一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魏洪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