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辽02民终60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褚菊，女，满族，1981年7月27日出生，住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桂竹，辽宁哲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昌临安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安盛小区677号1-6层。 法定代表人：许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褚菊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昌临安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3民初590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褚菊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此案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未认定。1、被上诉人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不合法。根据《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规定，职工人数为1000-1500人的企业职工代表一般应为10%左右。被上诉人在大连市经营五个分店、一个物业公司及一个总部办公中心，该公司联合工会共包括七个分会，联合工会的职工人数合计超于1000人。那么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2018年12月28日和2019年12月4日两次会议，出席员工代表人数分别为33人和31人不符合职工代表大会的人数要求，所以必然导致会议讨论和通过的《处罚管理制度》不合法，被上诉人以此来处罚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2、被上诉人下达的口头警告记录单中的多项处罚事项不属于上诉人个人直接工作范畴，五级处罚（工作指导）有悖于上诉人的岗位职责，不符合被上诉人单位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处罚管理制度》。上诉人作为商场中、高层管理者，岗位工作概述为：负责分店经营性收入预算指标的制定、执行及分析，负责制定分店经营调整方案及组织执行工作，负责分店运营各项管理工作，保证经营工作顺利开展，并实现经营目标。处罚记录单显示的违纪事项多为商场运营过程中极其常见且微观的问题，如商户送货的手推车未做防护、商户灯箱广告画灯管未亮灯、特卖营业员因取货离岗未登记等，以上均属营业员及营运主管层面执行和管理的范畴；另外，有两张处罚单明确记载营运主管未按照规范执行操作，责任人应为上诉人直接下级的直接下级岗位营运主管；会员募集非上诉人及其部门工作范畴，等等。被上诉人因此类问题处罚上诉人，有悖于上诉人的岗位职责、薪资待遇及日常经营常识。2019年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下达的口头警告记录单中的多个处罚事项与上诉人岗位无直接关联，不属于上诉人的个人直接工作范围。导致该口头警告发生的五级处罚（工作指导）无事实和制度依据，故由此累计的口头警告、书面警告也无效。3、被上诉人出具的2019年11月4日的口头警告记录单错误。被上诉人出具的2019年11月4日的口头警告记录单中的处罚（工作指导）记录中的第4项，4月份消防演习迟到十分钟是不存在的。根据上诉人的工作时间为早8点30分至17点30分的工作时间上看，上诉人当天的打卡时间为8点10分，是早于工作时间的8点30分的，上诉人并未迟到，所以被上诉人出具的2019年11月4日的口头警告记录单错误，上诉人不存在迟到的事实。此事实导致该口头警告记录单无效，也必然导致书面警告记录单无效。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警告通知单审批程序不符合制度规定。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处罚管理制度》5.8.4.3三级处罚（书面警告）第二条规定，《书面警告申报审批表》审批流程为“A级员工：分店由行政人事部经理、店总、总部运营部经理、经营副总、人力资源部经理审核、行政总监最终审批、薪酬绩效主管、分店人事主管知会；”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警告单仅有何健（店总）一人签字，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处罚管理制度规定需层层报批、审核、审批才最终生效，所以，该书面警告通知单并未生效。2、上诉人申请确认书面警告通知单无效的程序合法。首先，被上诉人出具的2019年11月6日及2019年12月31日书面警告通知单因审批审核程序不符合被上诉人制定的处罚管理规定，所以上述两个书面警告通知单并未生效。其次，根据被上诉人出具的2020年1月1日生效的《处罚管理制度》中并没有规定针对书面警告通知单申诉或救济的途径及时效，故上诉人在拿到被上诉人给出的书面警告通知单只能依据法律途径确认书面警告通知单无效，所以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此案一审判决部分事实未认定且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坚决不服，故依法上诉至贵院，请予公断。 大连昌临安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也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所有处罚均是根据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作出的管理行为，属于公司的内部行为，并未影响上诉人作为劳动者的权利。上诉人对公司的处罚不服的救济途径是向公司申诉解决，对申诉的结果不服的，仅能在被辞退后，在劳动仲裁部门或者是法院主张被辞退违法的案件中一并审查处理，不能单独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 褚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撤销自2019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对原告下达的四次五级处罚、一次四级处罚和一次三级处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8年10月29日入职被告单位，在被告单位从事运营部经理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至2023年6月30日。2020年6月4日，原告收到了被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解聘通知书。被告解聘原告，依据的是经过被告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的处罚管理制度，原告参加了对该处罚管理制度的培训。自2019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原告累计收到的处罚通知单，均有原告的签字确认。被告作出解聘原告的决定已报请了被告单位的工会并得到了工会的同意。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被告单位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处罚管理制度，是被告经民主程序制定的，已向原告公示并组织培训，对原、被告均有约束力，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口头警告通知单及书面警告通知单，均有原告的签字确认，虽然原告主张其对被告认定的违反规章制度的事实存在异议，但原告未在规定的时限内、通过合法程序予以撤销，一审法院对被告确认的原告在工作过程中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事实予以采信。在2019年年度内，原告累计受到的工作指导、口头警告及书面警告，均符合被告单位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处罚管理制度。被告作出的解聘原告的决定事实充分，依据有效，程序合法。原告要求被告单位撤销上述处罚决定之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褚菊要求被告大连昌临安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撤销自2019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对原告下达的四次五级处罚、一次四级处罚和一次三级处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褚菊负担。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本案上诉人的请求事项是撤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该处理属于特定性、阶段性的，该处理本身并不涉及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而只是被上诉人对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上诉人上诉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褚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3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褚菊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退还上诉人褚菊；上诉人褚菊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0元予以退还。 审判长  曾国救 审判员  苏 娓 审判员  林荣峰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