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民终47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红塔村。 法定代表人：徐立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志伟，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伟，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十三里工业新区金水路5号。 法定代表人：齐荣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善忠，辽宁王善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华君，辽宁王善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连昊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亮甲店街道新兴街1号。 法定代表人：殷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准，辽宁金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辽宁金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公司）、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荣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昊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辽0213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泰和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辽02民终457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13民初6445号民事判决，泰和公司、振荣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泰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伟，上诉人振荣公司法定代表人齐荣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华君，原审第三人昊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泰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振荣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计算混凝土的数量错误。1.一审将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和合同约定的混凝土接收人肖永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记录的混凝土数量认定为振荣公司所收到的混凝土是正确的，但是排除了姜立民和张岩签字的混凝土小票是错误的。原因是：振荣公司厂房工程所使用的混凝土全部由泰和公司供应，混凝土使用部位为厂房内部和厂房外部的厂区地面。纵观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混凝土使用部位标注为“地面”即厂区地面的数量合计1269立方米，价款合计为477610元；孙世锋签字的其余厂房内部混凝土小票数量合计478立方米，价款合计171400元。但是泰和公司提供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报告》中厂房内部仅检测的混凝土数量就到了1264立方米，价款达到了429460元。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孙世锋签字的厂房内部混凝土478立方米，价款171400元，检测报告中的混凝土已经达到了1264立方米，价款429460元，差额的混凝土来自哪里?说明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仅是一部分，其余的虽然没有孙世锋签字，但是已经明确振荣公司使用了混凝土。以上说明，一审法院仅认定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不能真实反映振荣公司使用的全部混凝土数量。2.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也是振荣公司使用的混凝土。因为，第一，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的送货司机有很多同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小票送货司机为同一人，如2011年12月13日8：21：34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送货司机为李光明27，而2011年12月5日12：19：43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小票的送货司机也是李光明27；再如2011年12月13日9：18：18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送货司机为刘德生21，而2011年12月1日11：00：56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小票的送货司机也是刘德生21；再如2011年12月13日12：28：16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送货司机为苗水15，而2011年12月1日15：06：15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小票的送货司机也是苗水15。以上仅举几个例子，司机是同一人的还很多。混凝土小票是根据混凝土的发车电脑打印的，如果说姜立民签字的司机有一个同孙世锋签字的司机是同一人，属于巧合，但是好几个司机都是同一个人，只能说明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同孙世锋签字的一样都是代表振荣公司。3.同理，张岩签字的混凝土小票同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一样，上面的司机都存在同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司机是同一人的情况，如马炳章、苗水、包洪亮、李洪宝等。二、泰和公司提交的混凝土小票是真实的，能够客观反应振荣公司实际使用的混凝土数量。其一、混凝土小票上有混凝土的浇筑部位，仅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不能够达到振荣公司厂房工程使用混凝土数量。其二、张岩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与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的关联性。张岩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主要是在2012年10月17日，这一天，振荣公司使用了762立方米的混凝土，其中孙世锋签字的数量为512，张岩签字的是250。再看混凝土小票的累计数量，每发一车混凝土，都要将今天混凝土数量进行累计，具体说10月17日这天，第一车混凝土15立方米，那么小票上累计15立方米，第二车混凝土12立方米，小票上累计数量是27，即将第一车的混凝土数量加上，到了第三车混凝土数量是15立方米，那么小票上累计42立方米，将第一车和第二车加上，以此类推，到最后一车的小票上混凝土累计数量762立方米，孙世锋在上面签字确认，但是这一天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单独相加的数量是512立方米，另外250立方米是张岩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且孙世锋在最后一张混凝土小票上是签字的，上面有10月17日这一天的累计混凝土数量762立方米。说明了张岩签字的混凝土小票是代表振荣公司的。其三、小票都是根据发车时间电脑自动生成，时间都是连续的，不存在造假的条件。同时如张岩和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为例，混凝土小票不仅单独记录一车的混凝土数量，而是将一天的混凝土数量按照累计的方式每增加一车混凝土都记录在小票上，最后一张小票累计是一天合计供应的混凝土数量。三、泰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的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泰和公司向法院推选了6家鉴定机构，3家为鉴定混凝土等级的，3家为鉴定混凝土数量的。同时泰和公司向大连市中院司法技术处咨询如何寻找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司法技术处回复可以上“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查找，于是泰和公司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找了这6家鉴定机构，该网站上鉴定机构上传了相应的资质证书，泰和公司将证书打印交给法院，不存在未提交鉴定机构资质的情况。四、本案可以通过鉴定确定泰和公司供应的混凝土数量，但是因振荣公司的不配合却又不提供相应的材料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振荣公司应该承担不利后果，按照泰和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小票的混凝土数量支付货款。在第一次鉴定中，振荣公司对厂区地面混凝土的鉴定方法有异议，鉴定机构无法取得振荣公司的同意，以不能鉴定为由退卷；第二次大连质量检测中心提出了鉴定方案，振荣公司无任何理由就是不同意，既没有说鉴定方案错误，也没有提供其他的鉴定方案，鉴定机构只因为振荣公司的不同意就进行了退鉴。后一审法院让泰和公司推选鉴定机构，泰和公司推选了，法院最终也没有进行鉴定，只是按照部分混凝土小票的数量进行了判决。但一审法院计算的混凝土数量明显是不正确的。五、关于振荣公司支付的混凝土货款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从该案件的一审、二审，振荣公司一直坚持支付了29余万的货款且也只购买了29余万的混凝土。在本案发回一审重审后，振荣公司提供了三张收据的复印件，但是对于该收据没有进行任何的说明，该三张收据金额是42万元。泰和公司起诉时称振荣公司支付货款50余万元，这是在泰和公司认为供应的混凝土数量是113余万元的前提下的自认，纵观本案存在混凝土数量没有对账、混凝土的接收人不是合同指定的人的情况，但是泰和公司作为混凝土的供货方，将混凝土供应到现场，如果不尽快浇筑混凝土就会结块，泰和公司不可能将混凝土再拉回去，只得将混凝土卸载使用，签字人不在现场也只能供应。鉴于混凝土的特殊情况，混凝土收货签字存在瑕疵，现有证据证明了振荣公司不仅仅使用了29万元的混凝土，因此如果振荣公司自认支付货款是29万，在其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货款为50余万元的情况下，泰和公司对振荣公司支付50余万元的货款是不认可的。因此，如果法院仅认定孙世锋和肖永锋签字的混凝土数量，也应该按照振荣公司自认的向泰和公司支付291,430元的货款进行认定。综上，一审判决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振荣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泰和公司与振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针对的工程仅是厂房内部工程，双方签订合同时预估了数量约2000立方米，价款68万元，但是振荣公司已实际支付711430元的款项，已超额支付，振荣公司保留要求泰和公司返还多付款项的权利。2.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载明振荣公司授权经办人为肖永锋，泰和公司自行提供的送货小票上记载的多个收货人员都无据证实系振荣公司的工作人员，更无据证实小票上所载的混凝土是合同约定的厂房内部。小票上显示同一司机送货并不必然确定小票所载混凝土为振荣公司所用。合同签订时大约数量为2000立方米，完工后检测报告确定只有1264立方米，而泰和公司自行提供的小票竟高达3300多立方米，如此大数量差额，也说明小票所载的混凝土并不是用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3.本案是由泰和公司启动鉴定程度的，但是其却未按要求提供相关的材料，导致不能鉴定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本案也无需鉴定混凝土的用量，泰和公司提供的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报告已明确双方签订合同的厂房使用混凝土的用量为1264立方米。泰和公司也自知将来鉴定确定的用量一定是低于其主张的数量，才未鉴定。4.泰和公司从一开始提起诉讼时就自认收到货款50余万元，现又否认，自相矛盾。振荣公司自认付款29万元，指的是从自己账户直接转给泰和公司的货款，三张收据复印件是振荣公司通过施工单位向泰和公司支付的货款，振荣公司可以再提供5张由泰和公司向振荣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可以确定泰和公司已收到振荣公司71万余元的货款。无论是按合同约定还是厂房实际使用的混凝土用量，可以肯定振荣公司多支付了货款，振荣公司会通过诉讼向泰和公司主张返还。5.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合同在2011年签订，实际履行在2012年，振荣公司的付款行为也在2012年全部结束。这么多年，双方的权利义务已完结。泰和公司在五年之后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昊坤公司述称，不同意泰和公司的上诉请求，我方认可一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及振荣公司实际支付款项的意见，与振荣公司意见相同。我方只是施工人，本案是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我方不是付款责任人。 振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泰和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泰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工程混凝土振荣公司已向泰和公司支付了711430元的货款：一审中泰和公司提供的证据二证明收到振荣公司支付的291430元混凝土款项，再加上振荣公司提供的数额为42万元的收款收据，振荣公司共有五张泰和公司出具的款项为711430元的收款收据，证实泰和公司收到711430元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因泰和公司自认收到501430元货款，而将291430元和42万元的收款行为混在一起，但二者是并列存在的；一审法院认定“肖永峰”“孙世锋”所签收货小票应视为振荣公司实际收货行为，该二人签收货款共计652210元，而实际振荣公司已支付711430元的货款，现并不欠付泰和公司任何货款，当然也没有欠付利息一说，为此振荣公司保留向其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多付货款的权利。无论振荣公司是否欠泰和公司货款，本案都已过诉讼时效。泰和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基于以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泰和公司辩称，振荣汽车向泰和支付货款501430元，并非711430元，振荣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42万元收据不是原件，因此其真实性泰和公司不予认可，振荣公司不能以收据证明其支付了42万元货款，其应当提供相应的付款证据。一审判定振荣公司支付利息损失是正确的。首先，除了肖永锋和孙世锋签字的收货小票被视为振荣公司实际收货的行为外，张岩和姜立民签字的收货小票也应当视为振荣公司实际收货的行为，具体理由以我方上诉状内容为准。因此，泰和向振荣送货共计1139790元，根据生活常识和交易习惯，如果振荣公司真的多支付了59220元货款，怎么可能长达9年不向泰和公司要求返还，而且振荣公司也没有对多支付将近6万元货款进行解释，所以振荣公司欠付泰和公司货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泰和公司依据买卖合同第9条约定，向振荣公司索要利息损失是有法律依据的，因此振荣公司理应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本案尚未过诉讼时效，振荣公司给付泰和公司最后一笔款项是2016年6月，因此，泰和公司2018年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昊坤公司述称，不同意撤销一审判决，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泰和公司的诉讼请求。 泰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638360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3.判令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1日，案外人金鹏公司与被告振荣公司签订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由金鹏公司向被告位于大连保税区堡汽车产业园的新建厂房工程提供商品混凝土，总数量预计2000立方米，总价款预计680000元。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向上述合同中同一工程项目供应商品混凝土，约定“总数量预计约陆佰陆拾立方米（约2000m3），总价款预计约贰拾壹万元整（￥680000元）。”两份合同除数量价款约定发生变化外，其余内容均一致。两份合同中约定，建设单位为振荣公司，施工单位为昊坤公司，商品混凝土供应自2011年11月21日起至2012年5月30日止。原、被告的合同约定，被告振荣公司授权指定经办人肖永峰为代表，对混凝土发货单、单元进度等验收确认；付款方式以方量为付款期限，累计供货达到500立方米后5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已发生价款的80%，以后每供货500立方米后5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已发生价款的80%，余款应于全部混凝土浇筑完工后30日内付清；如被告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付款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付清全部价款为止。 金鹏公司出具证明材料，表示其与被告所签合同为代原告泰和公司所签，合同权利义务主体为泰和公司，与其公司无关，原告表示因其欠缺资质，故委托金鹏公司代签合同。 2011年11月25日，原告开始向被告送货，至2013年9月24日停止送货。 原告提交的混凝土送货单，经计算，收货人孙世锋1747立方米、货款649010元，收货人姜立民1284立方米、货款466880元、收货人张岩311立方米、货款264640元，收货人肖永锋10立方米、货款3200元。 原告提供的《工程定位(竣工)测量记录》上记载，建设单位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大连昊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员为孙世锋；《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报告》上记载，建设单位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大连昊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试件制作人为孙世锋。 被告提供的发票三张，用于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货款，三张发票金额为42万元。 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振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地面所使用的混凝土数量进行鉴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委托辽宁博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鉴定，因原告认为应按打孔深度作为混凝土地面厚度，被告认为应按取出的芯块高度的一部分作为混凝土地面厚度，但原、被告均无法提供有效依据证明，而该公司不具备对芯块材质进行鉴定的资质，于2020年4月3日退回鉴定。 2020年4月2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大连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对被告振荣公司新建厂房工程地面所使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及数量进行鉴定。大连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出具司法鉴定方案后，要求原、被告签字确认，原告同意该方案并签字确认，被告不认可司法鉴定方案中关于混凝土用量鉴定范围的陈述，不签字确认。同年7月10日，大连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退回鉴定。 同年7月17日，一审法院向原、被告送达《推选鉴定机构通知书》，要求原、被告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各自向一审法院推选不超过人民三家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并提供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相应资质证明材料。原告在限定的期限内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推选的鉴定机构名称及营业执照，但未提供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同年8月3日，一审法院向原告送达《提供鉴定机构资质证明材料通知书》，限其于接到本通知书后5日内，向一审法院提供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相应资质证明材料。但原告在限定的期限内未提供。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虽原告欠缺资质，但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所涉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故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其中一张收货方（签字、盖章）一栏没有工作人员签名，另一张虽在收货方（签字、盖章）一栏有人签名，但被告否认系其工作人员签名，原告无证据证明是被告的工作人员签名，两张对账明细均不能证明被告收货。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提供的混凝土送货单上签名是否代表被告。第一，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被告振荣公司授权指定肖永峰验收确认，按合同约定肖永峰签名，应当视为被告收货，毋庸置疑；第二，《工程定位（竣工）测量记录》上记载，建设单位和委托单位为被告振荣公司，施工员为孙世锋；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报告》上记载，建设单位和委托单位为被告振荣公司，试件制作人为孙世锋，故孙世锋签名的收货单应当认定为被告振荣公司收货；第三，姜立民、张岩的签名，在被告否认的情况下，原告有义务举证证明姜立民、张岩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其举证不能，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被告已支付原告的货款金额，被告提供了42万元的发票三张，而原告自认被告已经支付货款501430元，对原告自认的50143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被告应当在肖永峰、孙世锋签收货款总金额652210元，减去已支付的501430元，差额150780元，支付给原告。按照原、被告的约定，被告剩余货款应于全部混凝土浇筑完工后30日内付清，其未按约定付清，应当支付违约金；原、被告约定，如被告逾期付款，应按逾期付款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原告诉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诉请的利率低于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原告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原告于2013年9月24日之前向被告给付了货物，要求自2013年12月23日起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自即日起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原告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50780元。二、被告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货款150780元的利息损失（以150780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34元（原告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负担7034元，被告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负担4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振荣公司提交：1.五张收款收据，其称其中三份一审提交了复印件，二审提交原件；五张收款收据拟证明振荣公司向泰和公司支付过货款711430元，不欠泰和公司货款。2.支票存根、银行流水。3.房产证、发票，拟证明厂房的实际面积与当初与泰和公司约定的厂房面积基本一致，故使用的混凝土用量实际数额也应当与双方签订合同中预估的数量一致。发票拟证明振荣公司与昊坤公司已经结算完毕工程款。 泰和公司认为，对五张收款收据上“财务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泰和公司无该“财务印章”；泰和公司给振荣公司开具过金额为29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没有开具过其他收款收据；2012年1月19日的20万元收款收据、2012年3月31日的91430元收款收据、2012年10月16日的12万元收款收据，包括在振荣公司给付泰和公司的50万元中；2012年6月25日的10万元收款收据、2012年6月5日的20万元收款收据，泰和公司查询账目没有收到，需要振荣公司进一步提供证明其转账的证据。关于支票存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支票存根所在的振荣公司的账簿，泰和公司看到支票存根所附的收款收据，其中75万元对应的收款单位是大连市金州区大禹五金建材，时间是2012年6月1日，票号是0006193；其中25万元对应的收款单位是大连市金州区信达五金建材商行，时间是2012年6月19日，票号是0006195；结合振荣公司刚才所述是向实际施工人的会计付款，故该笔款项与泰和公司无关；振荣公司在最初一审中只认可向泰和公司购买291430元混凝土，货款也已经支付291430元，后案件发回重审后，振荣公司举出3张收款收据复印件，拟证明支付货款，现二审中又举出孙**签字的160余万元的支票；泰和公司向振荣公司供应混凝土113万余元，而孙**领取的支票达160万元，只能说明这是孙**与振荣公司之间款项的往来，与泰和公司无关；泰和公司供应混凝土合计113余万元，收到货款50万元，如不确认泰和公司已供应的113万元的混凝土，泰和公司也不认可收到了50万元的货款。关于银行流水，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只能看到振荣公司有款项支出，但看不出该笔款项被泰和公司收入。关于房产证，不认可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发票是振荣公司与昊坤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泰和公司无关。 昊坤公司对收款收据无异议，昊坤公司认为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其是振荣公司的施工人，证据与昊坤公司无关。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发票恰好证明振荣公司与泰和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昊坤公司无关。 泰和公司、昊坤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1.振荣公司提交的上述收款收据，其中三份在本院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中已提供复印件，振荣公司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原件。本案业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重审，振荣公司均未提交收款收据原件。泰和公司不认可五张收款收据上“财务印章”的真实性，并称泰和公司无该“财务印章”。支票存根记载的总金额远高于振荣公司主张的其支付给泰和公司的货款金额，而银行流水也没有显示收款人是泰和公司，不能佐证支票存根项下的款项系由振荣公司支付给泰和公司的案涉混凝土货款。况且，振荣公司自己的财务账簿中的支票存根所附的收款收据上记载的收款人是案外人，并非泰和公司。关于振荣公司对收款收据上“财务专用章”真伪的鉴定申请，首先，振荣公司在一审、二审（发回重审）、重审时，均未提交收款收据原件，其在本次二审中提交收款收据原件，系逾期提供证据，振荣公司对此并无合法合理理由。其次，振荣公司、泰和公司均未提供可供鉴定比对的有效样本。最后，如前所述，即使收款收据中“财务专用章”是真实的，其也仅限于形式真实，但不意味着收款收据即能够证明振荣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待证事实的证明作用需要根据其关联性等因素，并与其他证据相结合进行综合判断。结合振荣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五张收款收据也不能证明振荣公司主张的“振荣公司向泰和公司支付过货款711430元，不欠泰和公司货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振荣公司提交的上述收款收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亦无鉴定必要，且不启动鉴定程序亦可减少当事人诉累。2.泰和公司对支票存根真实性无异议，自认其已收到振荣公司支付的货款291430元是通过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的，泰和公司进账单显示的相关票号与孙**领取支票的票号一致，金额也是三笔，是支票存根对应的款项，但泰和公司认为支票存根不能说明孙**领取的支票都入了泰和公司的账。对振荣公司提交的2012年1月12日、1月19日、3月31日，金额分别为10万元、10万元、91,430元的支票存根，鉴于泰和公司认可其真实性，而其能够与泰和公司认可的货款291430相对应，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3.其他支票存根，以及银行流水、房产证、发票，无法证明振荣公司主张的其已向泰和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被告提供的发票三张，用于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货款，三张发票金额为42万元”应为“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三张，用于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货款，三张收款收据金额为42万元”，本院对此予以更正。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补充查明，泰和公司提交的混凝土送货单中，在2012年10月17日的送货单中，有孙世锋在收货人处签字的多张送货单，也有张岩在收货人处签字的多张送货单；其中，张岩签字的送货单方量合计235立方米，孙世锋签字的送货单方量合计512立方米；孙世锋签字的时间为“20:57:37”的送货单上记载，方量为12立方米，累计762立方米；上述送货单的累计方量金额是根据时间在前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方量而累计加和计算的。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一审判决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本案二审仅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泰和公司、振荣公司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张岩、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是否是振荣公司使用，应否由振荣公司支付相应货款；振荣公司是否已向泰和公司支付了货款711430元；泰和公司向振荣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张岩、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是否是振荣公司使用，应否由振荣公司支付相应货款 案涉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振荣公司授权肖永峰为代表，对混凝土发货单、单元进度等验收确认。而根据查明的事实，肖永峰签字的混凝土送货单仅有10立方米，与合同约定的预计2000立方米相差巨大，亦与泰和公司、振荣公司各自所主张的交付、接收的混凝土数量相差巨大。故还存在其他人员签收混凝土的情况。《工程定位（竣工）测量记录》上记载，建设单位和委托单位为振荣公司，施工员为孙世锋；《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报告》上记载，建设单位和委托单位为振荣公司，试件制作人为孙世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孙世锋签名的收货单应当认定为振荣公司收货，并无不妥。泰和公司提交的混凝土送货单中，在2012年10月17日的送货单中，有孙世锋在收货人处签字的多张送货单，也有张岩在收货人处签字的多张送货单；其中，张岩签字的送货单方量合计235立方米，孙世锋签字的送货单方量合计512立方米；孙世锋签字的时间为“20:57:37”的送货单上记载，方量为12立方米，累计762立方米；上述送货单的累计方量金额是根据时间在前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方量而累计加和计算的。因上述混凝土送货单记载日期均为同一天，孙世锋签字确认的最后一张混凝土送货单记载的累计方量为762立方米，而当日孙世锋签字的送货单累计方量与张岩签字的送货单累计方量之和为747立方米，仅比762立方米少15立方米（其中一张混凝土送货单中收货人处十分模糊，无法辨认姓名），结合孙世锋签收的混凝土送货单可以认定为振荣公司收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确信泰和公司主张的张岩签字的上述混凝土送货单系振荣公司使用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泰和公司主张上述张岩签字的混凝土单价为310元/立方米，振荣公司对该价格予以认可。据此，振荣公司应支付张岩签字的上述混凝土送货单项下的货款72850元（310元/立方米×235立方米）。关于张岩签字的其他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并无与上述混凝土送货单情况相同的，即与孙世锋在同一天签字确认且孙世锋在同一日的最后一张混凝土送货单中签字确认的情况，泰和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故张岩签字的其他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不足以证明相应货款应由振荣公司承担，对泰和公司主张其项下货款应由振荣公司承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首先，根据案涉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其约定振荣公司授权经办人肖永峰为代表，对混凝土发货单、单元进度等验收确认，并未约定姜立民有权代表振荣公司收货并确认混凝土数量。其次，《工程定位（竣工）测量记录》记载的施工员为孙世锋，《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报告》记载的试件制作人为孙世锋，而非姜立民。最后，二审中泰和公司对法庭询问的“泰和公司在事实与理由第二项陈述，孙世锋签字的混凝土小票送货司机有很多，与姜立民签字是同一人，司机是否同一天送货”，泰和公司回答“不是”。对法庭询问的“有无同一天同一个司机的签字”，泰和公司回答“没有”。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并无与前述混凝土送货单情况相同的，即与孙世锋在同一天签字确认且孙世锋在同一日的最后一张混凝土送货单中签字确认的情况，且泰和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故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不能证明该等混凝土送货单（发货单）项下的混凝土货款应由振荣公司支付。泰和公司主张姜立民签字的混凝土送货单项下混凝土货款应由振荣公司承担，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泰和公司主张的鉴定机构资质问题。一审法院先后两次组织司法鉴定，后被鉴定机构退鉴。泰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推选鉴定机构名称及营业执照，一审法院认为泰和公司未提供有关部门认可的相应资质证明材料，并无不当。 二、关于振荣公司是否已向泰和公司支付了货款711430元。 振荣公司主张其已向泰和公司支付了货款711430元的证据包括收款收据、支票存根、银行流水。关于收款收据、支票存根、银行流水是否采信，本院已在前述证据认证中予以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泰和公司主张“泰和公司总计供货数额为1139790元，振荣公司已付货款501430元，尚欠638360元”；泰和公司提举的混凝土送货单经计算总货款达1383730元（649010元+466880元+264640元+3200元），高于其主张的总计供货数额。通过对包括泰和公司提举的混凝土送货单在内的全案证据的认定，泰和公司合计供货数量为725060元（649010元+3200元+7285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之规定，泰和公司认可的“振荣公司已付货款501430元”构成自认。据此，振荣公司尚欠泰和公司货款223630元（725060元-501430元）。关于利息，一审法院判令自2013年12月23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妥。 三、关于泰和公司向振荣公司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振荣公司在发回后的一审中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期间提出，且其也无据证明存在“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故对振荣公司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泰和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振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4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4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23630元； 三、变更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64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23630元的利息损失（以223630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四、驳回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34元（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负担6825元，由上诉人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负担47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00元（上诉人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034元（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泰和混凝土制造有限公司负担5413元，由上诉人大连振荣汽车零部件锻造有限公司负担16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文英 审判员  梁 爽 审判员  周欣宇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朱彦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