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1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三家子村太平组，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三家子村。负责人：葛志刚，三家子村村主任兼太平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生，该小组村民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文，辽宁久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宝祥，男，196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科，辽宁圣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三家子村太平组（以下简称三家子村太平组）因与被上诉人石宝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20）辽0411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家子村太平组负责人葛志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生、李世文，被上诉人石宝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凡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家子村太平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水库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七条括弧内的约定无效，被告赔偿八间房损失32.1750万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8月20日太平村与石宝祥(外地人)签订了《水库承包合同》，由石宝祥承包经营太平水库及附近的山坡地。合同签订前的8月10日，太平村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水库及附近的山坡地对外发包。表决通过了发包期限、租金数额、租金交纳方式及拒交租金的违约责任等(见8月10日《会议记录》)。特别强调，《水库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原有八间房归石宝祥所有”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因为没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也没经过村委会决定，属于村领导的擅自处分村集体财产的行为。无论是谁若处分村集体的财产，必须经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这是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得违反。《水库承包合同》第七条约定，“合同期满后，承包范围内的建筑设施无条件永久归甲方所有，(八间房除外)。”该条款中括弧内的约定仍属无效。八间房之外的建筑设施一直就是村集体所有，与承包合同期限无关，更不可能在承包期间归石宝祥所有。第七条的无效指的是括弧内的约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中包括第一款第八项“(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的规定。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第十九条与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二十四条关于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1998版虽然没将“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的规定明列，但依据该条的立法精神，应当蕴含在“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的兜底条款之中。处分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事关村民的重大利益，须经村民会议决定，否则无效。对此，1998年与2010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精神完全一致，无可争议。2013年8月辽高法《民事审判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热点、难点100题》第15条规定，“依法应当经过村民民主议定程序讨论通过的事项，村委会未经村民民主议定程序讨论通过即做出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中办发(2004)17号《关于健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第三章第四节规定，“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擅自以集体名义借贷，变更与处置村集体的土地、企业、设备、设施等均为无效。”上诉人主张《水库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七条括弧内的约定无效，有理有据，有法可依。2019年3月1日前甸镇政府的副镇长李某、司法所金所长、法律顾问邵海斗对时任太平村村长的庞某的一份调查笔录中，庞某承认处分八间房未经任何会议决定通过。调查笔录证实了是个人擅自以集体名义处分集体财产的行为。2020年9月24日上诉人调取了抚顺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的原始档案。该公证书的合同附件没有太平村的公章，缺失公正要件；公证书的地上物的平面图附件是四间房，与合同签订时的八间房的事实明显不符；公证书的会议记录附件没有对八间房处分事项，予以公正没有法律依据。以上情况说明，公证处对《水库承包合同》的公证根本谈不上真实、合法、有效。公证处的行为违背了《公正法》第十三条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得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该公证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在没有经过村民会议和村委会讨论决定的情况下，处分村集体的财产，纯粹是个人擅自以集体名义处分村集体的财产的行为(八间房无偿归被告所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效的，为法律所不容。《水库承包合同》本身是经营承包，不涉及物权变动，但被上诉人却在每年只交付4000元承包费的情况下，白白获取了八间房的所有权，这是普通人的正常认知程度所不能接受的，极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向太平村交纳了承包费，被上诉人承包期间上诉人对合同没提出异议，已经对合同予以认可。上诉人认为，一审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上交承包费与获取的八间房所有权没有关联性，上交承包费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记录中及合同中均有记载，是被上诉人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而获取八间房的所有权村民代表会议并没讨论通过，实属无效。一审法院混淆了二者不同的实质内容，作出了错误的认定。至于说在被上诉人承包期间上诉人对合同未提出异议，最重要的原因是《水库承包合同》的内容村民们并不知情，不知道集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村民知道真相的时间是抚顺市中法(2018)辽04行初58号判决生效以后，根本谈不上之前已认可处分八间房的合同效力。被上诉人将承包权转让给李某2，当时村委会并不知情，也没有征求村委会的意见，实属石宝祥与李某2二人之间的行为。国家征收土地时，正值李某2的亲弟弟任村长，后续情况可想而知。合同无效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经查实必须认定无效，不受合同当事人认可的制约，更何况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认可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水库承包合同》第六、七条的无效并没有予以直接的否定，而是将上诉人的认可作为维持合同效力的理由，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石宝祥辩称，一、上诉人所提上诉请求自相矛盾。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一审的诉讼请求进行了更改，一审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水库承包合同》第六、第七条整体无效，而上诉请求只要求确认该合同第六、第七条括弧内的约定无效，即部分无效，故上诉人所提上诉请求与一审的诉讼请求自相矛盾。二、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上诉人上诉称《水库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约定事项未经村委会决定，以及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该合同第六条、第七条括弧内约定事项无效，与事实不符，理由在于：1.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水库承包合同》内容经过村委会决定以及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水库承包合同》依法真实有效。2.上诉人对《水库承包合同》的内容是明知且认可的。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在合同签字处，甲方不仅有上诉人代表人庞某的签字，更有上诉人的公章以及作为合同附件的会议记录及村民代表签字，再加之合同的内容又是由上诉人一方拟定，被上诉人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水库承包合同》内容是经过村委会决定以及村民代表讨论通过同意的，被上诉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主观过错。4.前述已经提到，上诉人在上诉过程中已经对上诉请求进行了更改，上诉人在其上诉过程中实际上是认可了该合同第七条括弧以外的内容的有效性，而按照上诉人的逻辑认定该内容有效性的前提必然是该条款内容经过村委会或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否则该第七条的内容就应为无效内容。故，上诉人在其已经认定第七条括弧以外的内容真实有效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认可了该第七条的内容经过讨论的事实。所以，上诉人所提《水库承包合同》第六、第七条的内容未经过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通过，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二）上诉人主张1998年的《村委会组织法》与2018年的村委会组织法没有本质区别，二者立法精神完全一致，属对法律理解错误。同时，上诉人主张依据2018年变更后的《村委会组织法》来判断合同效力问题，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主张“2019年3月1日，庞某在一份调查笔录中承认处分八间房未经任何会议决定通过”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1.上诉人所提的该份笔录不合法、不真实。（2）该笔录为复印件，内容是否与原件一致不清楚，真实性存疑。（3）该份笔录本身的真实性和程序都存在问题。2.庞某作为原太平村（现顺城区太平组）的村长，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法院依法不应采信该证据。3.该份笔录即使属实，它也仅是庞某个人陈述的体现。（四）上诉人主张“其在2020年9月24日调取了抚顺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的原始档案，该公证书的合同附件没有太平村的公章、公证书的地上物的平面图是四间房不是八间房、公证书的会议记录附件没有对八间房的处分事项，该公证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主张于法无据，理由在于：1.涉案公证书及其附属材料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已经经过质证，上诉人在当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该公证书的效力，故该公证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已经得到原审法院的认定。2.抚顺县公证处出具的原始档案的合同附件，假设没有太平村的公章，但其内容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作为证据使用并为原审法院采纳的公证书合同附件一致，足以证明涉案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3.抚顺县公证处对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公证的行为是在2003年，而我国公证法首次完成立法是在2005年，即在2003年并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公证的程序性或实体行为，故上诉人依据后来生效的《公证法》第13条的禁止性规定来判断发生在2003年的公证行为的效力，违反了法律禁止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五）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每年只交付4000元费用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八间房的所有权，这是普通人的认知不能接受的，极不符合常理”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是在2003年，而且合同期限是30年，在当年每年4000元的租金数额对上诉人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而且当年4000元的购买力要远远超过现在4000元的购买力，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每年4000元的租金已经是非常高的，故被上诉人在每年交付4000元费用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获得八间房屋的所有权的，这是符合常理和社会认知的。恰恰是上诉人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才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上交承包费与获取八间房所有权没有关联性”与事实不符。（七）上诉人主张“在被上诉人承包期间，上诉人未提出异议，最重要的原因是《水库承包合同》的内容村民们并不知情”与事实不符。（八）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将承包权转让给李某2，当时村委会并不知情，实属石宝祥与李某2二人之间的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三、上诉人上诉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八间房损失32.1750万元，于法无据，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属于诉讼主体错误。2.《水库承包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约定的八间房的等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已经转让给了案外人李某2，该转让行为效力已被生效的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行初58号行政判决书所认可，生效判决已经判定八间房的装修费用等补偿款全部归李某2所有，不属于上诉人的财产。3.涉案八间房在动迁征收时一直由案外人李某2实际使用。4.涉案八间房拆迁补偿款由李某2实际取得。四、上诉人要求赔偿的上诉请求，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已经丧失了胜诉权。三家子村太平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水库承包合同》的第六、七条无效；判决被告赔偿八间房屋损失32.17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8月20日，抚顺县章党镇太平村（已合并到顺城区，现为太平组）与石宝祥签订了《水库承包合同》，约定：石宝祥承包经营太平村水库及附近的山坡地，期限三十年（2003年8月21日至2033年8月21日），年承包金为4000元，共分六期给付，每五年交承包金一次，每次20000元。2003年8月10日，太平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水库及附近的山坡地对外发包事项，明确了发包期限、租金数额、租金交纳方式及拒交租金的违约责任等。《水库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生效后，原有八间房永久性归乙方所有，并有权自行处理……”；第七条约定：“合同期满后，承包范围内的建筑设施无条件永久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自行处理（八间房除外）”。2003年8月10日的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对八间房及其他建筑的如何处分等事项，没有记录，对合同第六条、第七条内容没有记录。八间房原是水库的看护房，双方予以认可。2008年7月5日，被告与案外人李某2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在本合同签订之日由乙方（李某2）一次性支付甲方（本案被告）转让金叁万元整，甲方收到款项后应撤离，承包水库由乙方自主经营”；第二条约定：“合作期间甲方同意将水库的承包权转让给乙方，转让金共计拾柒万元，乙方负责到发包方处办理水库转让的一切手续”；第三条约定：“合作期间乙方负责缴纳2008年8月27日之后五年的承包费用两万元，此费用需要甲方出面向发包方缴纳”；第四条约定：“乙方保证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办理完毕水库转让的全部手续”。2008年8月27日，被告按照《协议书》约定将水库承包款二万元交至太平组，此后的2014年2月10日，李某2向原告交纳了2013-2018年的承包费，2018年12月27日向原告交纳了2019至2023年的承包费用，原告均接收。2008年李某2接手后，在八间房的北侧新建一处房屋，在后院新建厨房，并对这八间房室内外进行装修，成立婚纱摄影基地，用于婚纱摄影使用至政府征收之日。后因政府征收行为等因素，李某2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行初58号行政判决书已生效，判决认定八间房及装修费用全部归李某2所有。现原告以诉称理由来院告诉，请求实现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003年原、被告签订《水库承包合同》，石宝祥承包太平村水库及附属设施即水库的八间看护房。石宝祥按合同约定向太平村交纳了承包金。2008年石宝祥与李某2签订《协议书》，石宝祥将水库承包权转让给李某2，李某2受让水库承包权后，其按原、被告签订的《水库承包合同》约定的期限、数额，向原告交付了2008年至2023年的承包费用，原告均已接收。2003年8月至2008年7月，石宝祥承包期间，原告对合同未提出异议。2008年7月至政府征收八间房及其所在土地，即李某2承包期间，原告对合同未提出异议。据以上事实，可以确定，原告对其与石宝祥签订的合同予以认可，对石宝祥转让水库承包权的事实予以认可，对收取李某2交付的承包金予以认可。石宝祥将水库承包权转让李某2后，原告与李某2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与石宝祥已不存在权利义务，其与石宝祥签订的合同，实际已履行终止，对双方已无约束力。故原告确认其与石宝祥签订《水库承包合同》中第六、七条无效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三家子村太平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26元，减半收取3063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双方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三家子村太平组与石宝祥签订《水库承包合同》后，石宝祥又与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李某2签订了《协议书》，将其享有的《水库承包合同》约定的经营承包权转让给李某2。李某2按《水库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承包费标准向三家子村太平组交付了相关承包费用，三家子村太平组在诉讼中亦未否认收到李某2交纳的承包费的事实。由此，可以说明石宝祥与李某2转让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已得到三家子村太平组的认可。三家子村太平组与石宝祥之间涉案水库的承包关系在李某2受让水库承包经营权后即已终止，虽然三家子村太平组与李某2之间未形成新的书面承包合同，但双方之间实际上已确立了新的承包关系。鉴于此，三家子村太平组主张其与石宝祥签订的《水库承包合同》中有关条款应为无效已丧失了权利请求的基础。三家子村太平组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石宝祥在履行承包合同期间，石宝祥存在违约情形，且本院已生效的（2018）辽04行初58号行政判决中已认定案涉八间房及装修费用全部归李某2所有，故，无论从合同违约还是民事侵权角度审查，三家子村太平组要求石宝祥赔偿八间房屋损失的上诉意见均理据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三家子村太平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26元，由上诉人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三家子村太平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开智审 判 员 李依桐审 判 员 张庆敏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 琪代书记员 唐瑀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