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鲁01行终4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元华，女，193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委托代理人王宪军（系上诉人赵元华之子），男，195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丘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章丘市。法定代表人刘天东，市长。委托代理人姜苏桐，章丘市农业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李玉昌，男，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委托代理人吕善华（系原审第三人李玉昌之妻），女，196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原审第三人李德深，男，195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上诉人赵元华因诉章丘市人民政府土地经营权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章丘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181行初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元华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上诉人现已是八十三岁高龄，即便在2002年，也就是距今14年前，上诉人也已经是七十岁，上诉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从曹庄村搬出，跟随子女一起生活，其经常居住地并不是在枣园，而是在明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居住在本村完全不是事实，所谓2002年曹庄村开始进行统一办理土地经营权证时，上诉人在跟随其子女生活，并不在村里，对此事并不知情。二、一审法院以原告亦认可自己的承包地也是在2002年村里统一办理的土地经营权证。一审法院开庭时问上诉人有没有土地经营权证，上诉人一审开庭回答有，遂将自己的《章丘市农业税计税核定证》提交给一审法院。上诉人本系农民，且年事已高，即使年轻时对法律也是一无所知，在被一审法院问及有没有土地经营权证的时候，误认为自已手里的《章丘市农业税计税核定证》就是土地经营权证，且向法庭提交，两个证虽然样式上看起来差不多，都是白皮的小本子，但连名称都不一样，代表的内容更是大相径庭，实际情况是上诉人连村里统一办理土地经营权证的事都不知情，就更没有参与2002年村里统一办理土地经营权证。这一点，被上诉人作为土地经营权证的发证机关，对于被上诉人的确在2002年没有办理土地经营权证是完全知情的。即便今日，被上诉人处也不可能有登记名为上诉人的土地经营权证，因为上诉人第一不知情，第二因为不知情也从来没有办过该证。三、上诉人持有1999年3月31日与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1998年我国实行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上诉人的承包合同至2028年12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木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不变。发包方应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发包方不得单方解除承包合同。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取得本案涉案土地包含争议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2年村里统一办理土地经营权证依据是村民与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对村民依据生效的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府确认行为。但上诉人未参与办理村里的统一办理土地经营权证的行为，并不代表其丧失了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四、2000年，上诉人将承包地中的5.19亩(包含本案争议的3.69亩)交给本村上诉人的女婿李德深代为耕种，从一审开庭情况也可以看出，原审第三人李玉昌述称，“大约2001年，上诉人的女儿王宪婷、女婿李德深找我换地……”，第三人李玉昌也认可2001年并非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找李玉昌换地，只是有临时代耕权的第三人李德深自作主张将涉案土地3.69亩与李玉昌进行了换地，两人都完全没有征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同意。五、由于上诉人仅是将涉案土地交由原审第三人李德深代耕，李德深又是私自与原审第三人李玉昌进行了调地，那么假设2002年上诉人明知村里统一办理土地经营权证，上诉人就是执意认为有合同就没有必要换的情况下(因为上诉人确实至今还没有办理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一审法院能够依此就推定上诉人明知自己的土地交给了李德深，李德深就应该是背着上诉人偷偷摸摸把代耕的土地办理土地经营权证到李德深名下吗?李德深和李玉昌换地都没有和上诉人说，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确定无误的推定为上诉人应当知道李玉昌就应该偷偷摸摸的己经趁着村里统一办证将上诉人的土地办理土地经营权证至李玉昌名下了吗?显然逻辑不通。就好比一个人甲将自己闲着的房子无偿交给本村一个亲戚乙住，乙又没和房主甲说又将房子租给了本村另外一个人丙，此时恰逢村里统一办理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丙就趁着村委疏忽大意或者村里有点关系将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房子办理了两证到丙的名下。十年之后，丙拿出证来，法律推定甲十年前就应当明知丙将两证办理到丙的名下了，上诉人认为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法律不会也不应做出这样的推定。六、在一审，被上诉人辩称，经章丘市枣园街道办事处曹庄村村委两级审核颁发的，符合政策规定，符合《通知》要求，应予支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辩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作用和1997年《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精神完全没有异议，但被上诉人所辩称的本案颁证行为符合政策规定，符合《通知》要求，应予支持的说法就完全不认可了。其实被上诉人辩称的关键一句话就是经章丘市枣园街道办事处曹庄村村委两级审核颁发，那么上诉人来谈一下曹庄村委两级是如何审核颁发的。首先，1999年3月31日，曹庄村委与上诉人签订了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那么，之后一直到2002年，曹庄村委与原审第三人李玉昌就同一块土地中的争议土地3.69亩签订过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吗?也就是该争议土地3.69亩存在“一女二嫁”的行为吗?上诉人认为如果要查明这个问题，在一审时不仅应追加原审第三人，亦应当追加章丘市枣园街道办事处曹庄村民委员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估计应当是李玉昌并没有就争议土地和曹庄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在一审也未见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出示这样的证据，上诉人认为曹庄村委仅仅是因为争议土地是李玉昌和李德深有换地行为，就予以审核通过，完全无视了村委本身已经将争议土地承包给上诉人三十年的事实。所以这样的村委两级审核本身就出现了错误，被上诉人辩称的符合政策，符合《通知》要求就显然是违背了中央政策和《通知》要求的初衷。综上，上诉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错必纠、公平、公正也是我国法律的立法本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案情，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原审第三人李玉昌提交的自曹庄村档案室复印的“曹庄村土地面积落实明细表”的记载，上诉人赵元华已于2000年将涉案争议土地调给原审第三人李德深。后李德深又将涉案争议土地调给原审第三人李玉昌。被上诉人章丘市人民政府2002年向李玉昌颁发《章丘市土地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没有侵犯上诉人赵元华的权益。上诉人赵元华既不是上述颁证行为的相对人，又与上述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赵元华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赵元华的起诉，并无不当。故上诉人赵元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振明审 判 员  张启胜代理审判员  魏吉锋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刘桂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