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民终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执行案外人）：上海优孚园林景观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7号3幢A区***室。法定代表人：沈德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颖，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瑜，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上海景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951弄32号1幢2层B区***室。法定代表人：张伟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孝民，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海南优孚苗木培育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花园路。法定代表人：沈德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叶青，上海市长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优孚园林景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优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景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景帅公司）及原审被告海南优孚苗木培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优孚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海口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琼72民初2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海优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颖、郑瑜，被上诉人上海景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孝民，原审被告海南优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叶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优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维持一审法院（2016）琼72执异62号执行裁定，即中止对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一百零一亩土地上的树木、树苗、盆景及其他财产的执行；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后在庭审中，上海优孚公司将第一项上诉请求变更为：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上海景帅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案件事实部分。1.关于上诉人提交的一审证据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劳动合同》、《聘请协议》因“未写明聘用人员的实际工作地点为涉案标的所在地，而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的工资发放清单因无领取人员签名”，故对该三份证据不予确认。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如此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就上述三份证据而言，被上诉人并未提出类似或相同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上述两点质疑毫无依据；退一步讲，一审法院也未曾释明上诉人有进一步举证义务，以解决前述证据存有证明力未尽的问题；2.关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松江法院）（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案诉讼内容的查明问题。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在诉讼双方纠纷由来的时间要素等方面存有明显的故意疏漏，因为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系股东借款纠纷，其由来、经过及履行的事实是海南优孚公司因资金困难，自2011年9月1日起陆续向上诉人借款人民币5545000元，但因经营困难等原因，未能按约偿还上述借款本息。2013年9月6日，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确认：海南优孚公司累计拖欠上诉人应付借款及利息等人民币6667930.85元；为解决双方债权债务问题，海南优孚公司自愿将其名下的港尾苗圃和香水湾苗圃处栽种的各类品种的苗木抵偿上述债务，并应于2013年11月30日前将上述苗木移交给上诉人，自移交之日起照管费用由上诉人承担。对于这节事实，上海松江法院（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在原告诉称中也有摘选陈述；3.关于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存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海南优孚公司在与被上诉人诉讼期间将涉案标的抵债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上诉人，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结合前述第2点的论述，可以看到一审法院之所以将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的股东借款过程以及抵债协议签订时间等事实要素故意予以疏漏，是为这里的“认定”作铺垫，但事实上该案中借款事实自2011年9月即已发生，达成涉案标的的抵债合意的《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9月6日，而上海松江法院（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案只是对该《协议书》履约问题的合同违约之诉，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有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二、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1.一审法院认定，上海松江法院（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是“针对两被告债权债务关系而作出的法律文书，并非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分割事实共有不动产或动产等形成之诉的法律文书，故其不属于能够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法律文书。上海优孚公司不因该民事调解书的生效而享有涉案标的的所有权。”结合一审判决书所附的相关法律条文，一审法院实际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第二十六条规定须符合第二十五条中第二款关于“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的规定，按照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分别根据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于2013年9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与上海松江法院（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对涉案标的的权利人判断并非不一致，即均可判断涉案标的权利人为上诉人，因此，一审法院引用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此外，一审法院对上海松江法院（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案认定为“针对两被告债权债务关系而作出的法律文书，并非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分割事实共有不动产或动产等形成之诉的法律文书”亦有问题，如前所论及的，涉案标的的权属问题已有约定，该案系仅对该《协议书》履约问题的合同违约之诉；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存有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进而据此认定“故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就涉案标的办理交接的行为不发生物权法所规定的交付的效力”。如前所论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存在上述违法行为并无事实根据。其次，上诉人依法主张股东借款合同关系中的债权人权益系依法维权，并未损害被上诉人作为对海南优孚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三、关于本案程序违法问题。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已向上海松江法院提起针对该院作出的（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实，匆忙裁判，明显程序违法，应予纠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海景帅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对上诉人提交的《劳动合同》、《聘用协议》以及工资发放清单，在庭审质证时，被上诉人提出的异议就是其没有实际工作地点以及工资单上没有领款人签名，因此对其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上诉人在其上诉中对此“证据”缺陷仍是不能补充证明；2.上海松江法院对上诉人与被执行人海南优孚公司之间的所谓“借款纠纷”并没有进行实质审查，而是根据双方的调解协议以出具民事调解书的形式结案，对此，被上诉人已经以虚假诉讼为由向上海松江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此，（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虚构借款事实，并在被上诉人提起仲裁后又提起虚假诉讼，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上诉人对海南优孚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转移其资产，以逃避债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上诉人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须符合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三个方面：一是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是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是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显然，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与第二十六条都是对适用第二十四条的进一步规定，第二十六条并非对第二十五条的补充。其次，上海松江法院作出的（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案外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所依据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仅限于法院的判决和仲裁机构的裁决，并不包括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并且前述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判决和裁决也仅限于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两类纠纷的判决、裁决：一是关于权属纠纷的判决和裁决；二是关于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的判决和裁决。因此，即便上海松江法院作出的是民事判决，其也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其三，作为案涉执行标的的苗木，并非是上诉人与被执行人的共有财产，上海松江法院就借款纠纷作出的涉及苗木权属转移的《民事调解书》，不具有物权变更的法律效力；2.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时，被上诉人只是向上海松江法院递交了起诉材料，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上海松江法院尚未向被上诉人发出立案通知，也即尚未决定立案受理。更何况本案的审理并不必须以上海松江法院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无须中止诉讼。三、新发现的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行为。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显然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海南优孚公司述称，首先，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改判。在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阶段，以及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海南优孚公司多次澄明观点，涉案执行对象即“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一百零一亩土地上的树木、树苗、盆景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确已为上诉人所有，且完成交接，一审法院（2016）琼72执异62号《执行裁定书》中关于中止执行的裁定内容正确，应予支持。其次，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合法有理，法律依据充分。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裁判。上海景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继续执行一审法院（2016）琼72执111号之一执行裁定（涉及标的物价值约666.79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4日，上海景帅公司因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海南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5年6月8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海仲字第66号裁决，裁决海南优孚公司向上海景帅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金5197808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律师服务费150000元及仲裁费46052元。因海南优孚公司未能履行该裁决所确定的付款义务，上海景帅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4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琼72执11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海南优孚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的一百零一亩土地上的树木、树苗、盆景及其他财产，查封期限为三年。2016年5月24日，上海优孚公司以其为涉案苗木的所有权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6月6日，一审法院以（2016）琼72执异62号《执行裁定书》中止了涉案苗木的执行。上海景帅公司不服提起本诉。另查明，上海优孚公司自2004年2月19日成立，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沈德文。海南优孚公司自2009年6月30日成立，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德文。2015年4月10日，上海优孚公司以海南优孚公司为被告起诉至上海松江法院。在该案中，上海优孚公司诉称：其持有海南优孚公司70%的股权，海南优孚公司未向其归还借款及利息6667930.85元而同意将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坡尾村港尾苗圃和香水湾苗圃的苗木用于抵偿上述债务，因尚未移交给上海优孚公司故而起诉。2015年5月25日，上海松江法院作出（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一、确认海南优孚公司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坡尾村港尾苗圃和香水湾苗木的苗木所有权（种类、编号、规格、数量详见2013年9月6日《协议书》附件二《抵押物苗木清单》）自2013年11月30日为上海优孚公司所有；二、海南优孚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前将上述苗木移交给上海优孚公司，并协助办理苗圃用地租赁变更手续。2015年6月25日，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共同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香水湾苗圃、港尾苗圃进行现场苗木清点和交接，整个过程由上海市黄浦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因位于港尾村香水湾苗圃内已无苗木，故双方只对位于港坡村港尾苗圃内的苗木进行清点，并据此制作海南苗圃移交清单。港坡村港尾苗圃所使用一百零一亩土地租赁手续已由上海优孚公司办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海优孚公司对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的一百零一亩土地上的树木、树苗、盆景及其他财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虽然上海松江法院作出的（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坡尾村港尾苗圃和香水湾苗圃的苗木所有权自2013年11月30日为上海优孚公司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该民事调解书是针对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作出的法律文书，并非上述法律规定的分割共有不动产或动产等形成之诉的法律文书，故其不属于能够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法律文书。上海优孚公司不因该民事调解书的生效而享有涉案标的的所有权。海南优孚公司和上海优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沈德文。且上海优孚公司为沈德文独资公司，其持有海南优孚公司70%的股权。海南优孚公司在其与上海景帅公司诉讼期间将涉案标的抵债给与其具有关联关系的上海优孚公司，损害了海南优孚公司的债权人上海景帅公司的合法权益。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规定，故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就涉案标的办理交接的行为不产生物权法所规定的交付的效力。综上，上海优孚公司对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的一百零一亩土地上的树木、树苗、盆景及其他财产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准许对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的一百零一亩土地上的树木、树苗、盆景及其他财产的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58475.30元，由海南优孚公司与上海优孚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上海优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证据，即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向其出具的《关于上海优孚园林景观有限公司办理林权证不受理的说明》，拟证明上海优孚公司一直在积极地就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港坡村的一百零一亩土地上的树木、树苗、盆景及其他财产办理相关手续，但是由于一些非其自身的原因，导致其未能及时办理有关证件手续。针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上海景帅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而其恰恰证明了涉案的树木、树苗、盆景是不动产而非动产，依法应予登记。原审被告海南优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无异议。针对上海优孚公司提交的证据，结合被上诉人上海景帅公司及原审被告海南优孚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上述证据只是陵水黎族自治县林业局对不受理办理林权证申请的一个说明，与涉案的树木、树苗、盆景的权属无关联，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上海景帅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书面证据：1.《回复函》，拟证明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利用大股东地位虚构借款事实逃避债务，转移资产；2.一审法院查询的海南优孚公司的银行往来账单，拟证明海南优孚公司所有的钱款都来源于上海优孚公司，海南优孚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公司，利用大股东地位虚构借款事实逃避债务，转移资产。针对上述证据，上海优孚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述两份证据与案件事实无关联性。海南优孚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针对上海景帅公司提交的证据，结合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上海景帅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拟证明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虚构借款事实逃避债务，利用大股东的地位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即这些证据要证明的事实为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而两个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上海松江法院作出的生效的（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被告海南优孚公司向本院提交五份书面证据：1.2015年5月25日，海南优孚公司向海南仲裁委员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拟证明海南优孚公司就案外人海南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骏华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的事实；2.海南优孚公司申请仲裁的举证清单以及债权主要证据，拟证明海南优孚公司上述债权的真实情况；3.海南仲裁委（2015）海仲字第477-1号《决定书》，拟证明其与案外人海南骏华公司的仲裁案件中止审理；4.2015年6月30日，案外人海南骏华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案外人海南骏华公司恶意诉讼的事实；5.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陵民初字第1146-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案外人海南骏华公司恶意诉讼的同时，向公安机关控告沈德文涉嫌挪用资金罪，以致该案中止审理。针对上述五份证据，上海景帅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五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五份证据恰恰证明了海南优孚公司没有其他资产的情况。上海优孚公司对上述五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无异议。针对海南优孚公司提交的证据，结合上海景帅公司与上海优孚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上述五份证据只是海南优孚公司拟证明其还有其他财产足以偿还上海景帅公司的债权，可以作为本案调解的一个参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上海景帅公司已向上海松江法院就该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上海松江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该类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上诉人上海优孚公司因不服一审法院准许对涉案苗木执行的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上海优孚公司对涉案苗木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海优孚公司主张，上海松江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确认其为涉案苗木的所有权人，且其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已完成了涉案苗木的交接工作，因此，其对涉案苗木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据此，本案将从上海优孚公司依据涉案苗木被查封之前的生效民事调解书能否取得涉案苗木的所有权并排除强制执行以及上海优孚公司是否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涉案苗木，其对涉案苗木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等方面进行分析判定。一、关于上海优孚公司依据涉案苗木被查封之前的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能否取得涉案苗木的所有权并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虽然在涉案苗木被查封之前，上海松江法院作出了（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涉案苗木的所有权自2013年11月30日归上海优孚公司所有，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关于“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的规定，该调解书是针对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而作出的法律文书，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律文书，因此，其不属于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上海优孚公司并不能以该民事调解书取得涉案苗木的所有权，不能以此排除强制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上海优孚公司不能以该调解书取得涉案苗木的所有权并无不当。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如果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即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之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能够排除执行的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关于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的判决、裁决；二是该法律文书应当是判决和裁决。具体到本案，虽然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是在涉案苗木被查封之前作出的，但是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借款纠纷，且生效的法律文书是民事调解书，不符合上述能够排除执行的两个条件，因此，上海优孚公司依据（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二、关于上海优孚公司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已合法占有涉案苗木，其对涉案苗木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苗木的特点是依附土地生长，且需专门经营管理，故判断苗木是否被移交并占有需从是否办理移交手续，如制作移交清单，是否重新办理苗木生长土地的租赁手续，是否派员工进行管理等方面进行审查。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2015年6月25日，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共同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香水湾苗圃、港尾苗圃进行现场苗木清点和交接，制作了交接清单，整个过程由上海市黄浦公证处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且上海优孚公司已经重新办理了涉案苗木所使用的一百零一亩土地的租赁手续，并派其公司的员工对涉案苗木进行管理。2016年4月11日，一审法院查封了涉案苗木。因此，海南优孚公司在涉案苗木被查封之前已将其交付给上海优孚公司，上海优孚公司也已经对涉案苗木进行经营管理，也即上海优孚公司已经占有涉案苗木。上海景帅公司主张，海南优孚公司与上海优孚公司之间就涉案苗木的移交属于虚假移交，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上海优孚公司占有涉案苗木的依据是（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而该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因此，其占有属于合法占有。在此情形下，判断上海优孚公司对涉案苗木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执行应比较上海优孚公司因占有涉案苗木享有的民事权益与上海景帅公司对海南优孚公司享有的债权的优先性。占有是指权利人对物的事实上的管理支配力。根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要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由此可知，占有人对占有物享有原物返还请求权，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也即其权益指向特定的物，是对物权益，具有排他的效力。而债权请求权并不指向特定的物，是对人权，不具有排他的效力。因此，因占有享有的民事权益优先于债权请求权。具体到本案，上海优孚公司因占有涉案苗木而享有的民事权益优先于上海景帅公司对海南优孚公司享有的债权请求权，因此，上海优孚公司对涉案苗木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以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是关联公司，海南优孚公司在其与上海景帅公司诉讼期间将涉案苗木抵债给上海优孚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不产生物权法所规定的交付的效力，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至于上海景帅公司主张上海优孚公司与海南优孚公司虚构借款事实，提起虚假诉讼，转移资产，逃避债务，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问题，因上海景帅公司已向上海松江法院就该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5）松民二（商）初字第1128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上海松江法院也已经立案受理，上述问题可以在上述第三人撤销之诉中进行审理，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上海优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海口海事法院（2016）琼72民初2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海景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为58475.30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景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伟伟审判员  汪忠学审判员  林秋婷88zheaf5k4vxmrdp7f案件唯一码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徐欣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第二百四十五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要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二）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前项所列合同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三）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受让执行标的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非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对执行标的权属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