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1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安文，男，197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农志辉，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富宁县迎宾路**彭定强**门面。法定代表人：胡加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彦锋，男，1988年3月9日出生，，住富宁县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加文，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树美，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赵安文因与被上诉人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鑫公司）、胡加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8民初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12月27日对上诉人赵安文的代理人张江、农志辉，被上诉人富鑫公司的代理人侯彦锋，被上诉人胡加文的代理人潘树美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安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富鑫公司及胡加文连带赔偿其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19万元（暂从2015年2月10日计算至2016年9月10日），合计119万元。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效力认定，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行政规章为依据。一审法院适用行政规章（《典当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富鑫公司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属无效合同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规定，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借款用于被上诉人富鑫公司经营，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系与被上诉人富鑫公司签订《资金拆借协议》，向其指定账户支付借款，而并非与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签订《资金拆借协议》，上诉人向富鑫公司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完成借贷义务后，无须、也无法证明公司借款是否用于公司经营。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富鑫公司之间借贷没有约定利息属适用法律、认定事实错误。《资金拆借协议》第一条第4项明确约定出借资金按20‰月息计算，并约定每季度结息一次。被上诉人富鑫公司在2014年2月20日至2015年3月6日前按《资金拆借协议》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了24万元利息；胡加文在2015年6月21日至2016年8月19日期间向上诉人支付19万元利息，胡加文所支付的19万元利息系《资金拆借协议》约定利息的延续支付，一审法院认定胡加文2014年2月20日至2016年8月19日向上诉人偿还43万元错误。退一步讲，2015年3月6日前（《借条》出具前）胡加文尚未与上诉人形成借贷关系，如何提前向上诉人“偿还”本金？四、胡加文系富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两被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规避经营管理规定，通过向上诉人借款付息用于经营活动，公司行为与个人行为混同，负有连带偿还义务，应共同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富鑫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富鑫公司确实是与赵安文签订过《资金拆借协议》，但是赵安文并没有向富鑫公司支付过该协议上的款项。赵安文与胡加文之间的借款关系公司不清楚，所以公司不应当作为共同赔偿人，更不能以胡加文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借款是胡加文的个人行为，赔偿责任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胡加文答辩称：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意见。公司行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独立的，不能混同，而且富鑫公司的股东并不只是胡加文一人。胡加文与赵安文2014年借款100万元，当时没有写借条，也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到期没有还款，2015年胡加文出具的《借条》是对2014年借款期限的延期。2015年的《资金拆借协议》是公司行为，与胡加文无关，且协议签订后并没有发生实际的资金拆借。胡加文2014年借款后，已陆续还款43万元，赵安文主张是还利息不成立，因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所以还的是本金。赵安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富鑫公司、胡加文连带赔偿其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19万元（利息暂从2015年2月10日计算至2016年9月10日），两项合计119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10日，胡加文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赵安文借款100万元，当日赵安文向胡加文的助理郑涛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汇入100万元。口头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2月10日。2014年5月12日、2014年8月15日、2014年11月17日、2014年12月4日，胡加文分别委托郑涛、赵安顺先后向赵安文的账户合计汇入18万元。还款期限届满，胡加文未能还款。于2015年2月10日，胡加文代表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与赵安文补充签订一份《资金拆借协议》，对胡加文2014年2月10日向赵安文借款100万的借贷事实进行补充约定。同年3月6日胡加文写一张《借条》给赵安文收执，约定还款期限由2015年2月10日延期至2016年2月16日止，双方未约定利息。后在2015年2月16日、2015年6月21日、2016年5月27日、2016年6月21日、2016年8月19日期间，胡加文委托郑涛、王翠先后五次向赵安文的账户合计汇入25万元。还款期限届满，胡加文未能偿还借款。为此，赵安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赵安文与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未实际收到赵安文100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商务部、公安部共同制定的《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典当行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本案中，胡加文与赵安文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二人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同时，胡加文于2016年3月6日写给赵安文收执的《借条》，实为双方于2014年2月10日发生的借贷关系的延期，赵安文主张胡加文于2014年2月20日至2016年8月19日期间支付给赵安文的43万元为依据《资金拆借协议》的约定取得的利息，但因该协议无效，赵安文依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给胡加文，结合本案实际及双方诉辩主张，一审法院确认胡加文支付的43万元是用于偿还本金，故截止2016年8月19日，胡加文尚欠赵安文借款本金57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赵安文出借给胡加文的借款是汇入其助理郑涛（系富宁鑫达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人员）的账户，赵安文无证据证明胡加文将该笔借款用于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故对赵安文请求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负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但依照法律规定，对逾期还款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应予支持，胡加文逾期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计算为1.995万元（57万元×0.5%×7个月），对赵安文请求支付19万元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1.995万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由胡加文偿还所欠赵安文的借款本金57万元、逾期利息1.995万元，两项合计58.995万元；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一、由胡加文偿还所欠赵安文的借款本金57万元、逾期利息1.995万元，本息合计58.995万元，限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三、驳回赵安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510元，减半收取7755元，由赵安文负担4032元，胡加文负担3723元。经二审询问，赵安文对一审认定“2014年2月10日，胡加文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赵安文借款100万元。”和“当日赵安文向胡加文的助理郑涛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汇入100万元。”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事实是2014年2月10日是富鑫公司借的款而不是胡加文借的，郑涛是富鑫公司的会计而不是胡加文的助理。富鑫公司对一审认定“于2015年2月10日，胡加文代表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与赵安文补充签订一份《资金拆借协议》，对胡加文2014年2月10日向赵安文借款100万的借贷事实进行补充约定。”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事实是胡加文与赵安文借款的时间是2014年，富鑫公司与赵安文签订协议是2015年，各是各的借贷关系，并不是补充约定。胡加文对一审认定“于2015年2月10日，胡加文代表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与赵安文补充签订一份《资金拆借协议》，对胡加文2014年2月10日向赵安文借款100万的借贷事实进行补充约定。”和“约定还款期限由2015年2月10日延期至2016年2月16日止。”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事实是《资金拆借协议》是富鑫公司的公司行为，并不是对2014年2月10日借款的补充约定，赵安文与胡加文约定的还款日期是2015年2月10日延期至2016年2月10日止。赵安文针对其上诉未提交新证据；富鑫公司、胡加文也未提交新证据。针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本院审查认为：首先，赵安文无证据证实2014年2月10日的100万元借款是富鑫公司所借以及收款人郑涛是富鑫公司的会计，而胡加文认可100万元款是其个人借的，郑涛一审出庭作证时已陈述其是鑫达小额贷款公司的员工，胡加文是老板，所以赵安文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其次，赵安文提交的2015年2月10日其与富鑫公司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里无任何此协议是对2014年2月10日汇入郑涛账户的100万元借款的“补充约定”的约定或说明，相反，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合作的期限为一年，自2015年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止，所以，一审法院的认定无依据，即富鑫公司与胡加文提出的异议成立。第三，胡加文于2015年3月6日出具给赵安文的《借条》里载明还款期限是由2015年2月10日延期至2016年2月10日止，故一审法院认定为由2015年2月10日延期至2016年2月16日止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经过二审审理，本院除查明纠正一审认定的“2015年2月10日，胡加文代表云南富鑫典当有限公司与赵安文补充签订一份《资金拆借协议》，对胡加文2014年2月10日向赵安文借款100万的借贷事实进行补充约定。同年3月6日胡加文写一张《借条》给赵安文收执，约定还款期限由2015年2月10日延期至2016年2月16日止”的事实为“2015年2月10日，胡加文代表富鑫公司与赵安文签订了一份《资金拆借协议》，第一条明确了本协议用于甲方（富鑫公司）向乙方（赵安文）借调资金，同时还约定了互调资金的费用计算标准、计算时间以及双方合作期限为2015年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等主要内容。2015年3月6日，胡加文出具《借条》一张给赵安文收执，内容为‘本人于2015年2月10日向赵安文借款100万元，约定延期期限一年（2015年2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止），特立此据。经办人郑涛。’”外，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赵安文要求富鑫公司与胡加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是否成立？2.借款人应偿还赵安文借款本金多少？利息多少？本院认为，一、关于赵安文要求富鑫公司与胡加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赵安文一审时主张富鑫公司和胡加文是共同借款人，应对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时又主张富鑫公司是借款人，胡加文作为富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清楚富鑫公司拆借资金是违反规定的，故胡加文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应当与富鑫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赵安文无证据证实其2014年2月10日借出的100万元款的借款人是富鑫公司，而胡加文认可款是其个人所借，同时已查明2015年2月10日赵安文与富鑫公司签订《资金拆借协议》后，富鑫公司并未收到赵安文的款项，故赵安文要求富鑫公司与胡加文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借款人应偿还赵安文借款本金多少、利息多少的问题。已查明本案借款人为胡加文，而赵安文与胡加文均认可借款本金为100万元以及胡加文已给付赵安文43万元的事实，现赵安文主张收到的43万元是付利息，胡加文则主张是还本金，因赵安文无证据证实与胡加文有利息约定，故应当认定43万元是还本金，100万元借款扣除已还款43万元后，胡加文应偿还赵安文借款本金57万元，借款期限内无利息。赵安文与胡加文对一审认定的逾期利息1.995万元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资金拆借协议》是对2014年2月10日的100万元借款的补充约定错误，同时适用商务部、公安部共同制定的《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资金拆借协议》无效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赵安文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10元，由赵安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