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5民初12571号原告:王某，女，1988年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然，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1，男，195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杨某2，女，1959年7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杨某3，男，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西红门宜家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杨某4，男，198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顺利，男，1979年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某与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被告杨某1及杨某2、杨某3、杨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顺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原告与被告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西宋各庄拆迁所得，被告支付原告拆迁补偿款506441元及确认原告与杨某3共同所有146.63平方米安置房的面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杨某1和杨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长子杨某4、次子杨某3，我和杨某3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3月经人介绍相识，于2013年4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婚宴是在7号院举行的，结婚后我和杨某3就回到位于天宫院的出租房中居住，也不经常回西宋各庄居住。2016年7月19日，我和杨某3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5年7月，在我和杨某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我和杨某3共同居住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西宋各庄北二条二条7号的房屋拆迁（以下简称：7号院），现我和杨某3已经离婚，我的户口在结婚后没有迁入7号院，但是杨某3的户口在7号院，拆迁时杨某3有相应的拆迁利益，杨某3的拆迁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4、杨某3辩称，对原告陈述的亲属关系认可。7号院的宅基地是以杨某1的名义批的，7号院有两排北房、每排7间，上述14间房屋是2012年杨某1和其哥哥杨德明出资建造。原告和杨某3在结婚期间没有出资建房，也没有向老人支付过任何的费用。杨某1、杨某4、杨某3系由杨某1共同选房，拆迁利益也是一起给到杨某1的名下。故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杨某1和杨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即长子杨某4、次子杨某3。杨德明（1952年5月16出生）系杨某1之兄。杨德明与杨某1在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西宋各庄村原有两处院落，分别为北二条二条7号（即本案7号院）及西宋各庄南六条21号院（以下简称：21号院）。其中7号院内共有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四间，其中北房建于七十年代，西厢房于九十年代进行翻建，东厢房建于2008年。该院落东西15.1米、南北29.29米，北至尚庆祥，西至杨剑辉，东至杨景镇，南至李振书。21号院院内共有两排北房、每排七间，上述房屋均由杨德明与杨某1于2012年共同出资建造。该院落东西23米，南北25.5米，北至大道，西至大道，东至李玉香，南至杨德生。2013年王某与杨某3经人介绍相识后于2013年4月8日登记结婚，二人在西宋各庄村举行结婚仪式。婚后王某与杨某3在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街道租房生活，未在7号院、21号院居住。7号院由杨某1、杨某2实际居住，21号院处于空置状态。2015年，21号院和7号院纳入新机场建设征迁范围。经杨某1一家和杨德明一家协商，杨德明一家占有7号院享受拆迁利益，被拆迁人为杨德明、杨楠。杨某1一家占有21号院享受拆迁利益，被拆迁人为杨某1、杨某4、杨某3。2015年7月23日，杨某1作为21号院产权人，杨某1、杨某3、杨某4作为被拆迁人分别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随后，21号院被拆除。依据《拆迁补偿协议》，杨某3按照确权面积选房方式确定选房指标为146.63平方米，取得区位补偿价597253元、房屋重置成新价补偿费105863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费139299元、房屋综合定额补偿费7470元、未建房奖励40572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16560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5865元，上述拆迁补偿金额共计1012882元。同日，杨某3还签署《支付证明》及《选房指标转让承诺书》，其中《支付证明》内容为：本人自愿将拆迁补偿款1012882元支付给被拆迁人杨某1用于购买定向安置房款，本人与杨某1为父子关系。本证明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若因此产生的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选房指标转让承诺书》内容为：本人杨某3现有购房指标146.63平方米，本人自愿将选房指标中的146.63平方米转让同一院落中的杨某1使用选房。2015年8月6日，杨某1、杨某4、杨某3分别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中，杨某1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杨某1选购期房6套，扣除用于支付购买定向安置房的购房款后，杨某1剩余拆迁补偿金额为168439元。杨某3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杨某3选购期房0套，扣除用于支付购买定向安置房的购房款后，杨某3剩余拆迁补偿金额为0元。杨某4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杨某4选购期房0套，扣除用于支付购买定向安置房的购房款后，杨某4剩余拆迁补偿金额为1012883元。其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将杨某1、杨某3剩余款打入杨某1的银行账户。2015年7月11日，杨德明作为7号院产权人，杨德明、杨楠作为被拆迁人分别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其中，杨德明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杨德明选购期房3套，扣除用于支付购买定向安置房的购房款后，杨德明剩余拆迁补偿金额为305418元。杨楠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杨楠选购期房0套，扣除用于支付购买定向安置房的购房款后，杨楠剩余拆迁补偿金额为1114268元。庭审中，王某提交了如下证据：（2016）京0115民初11019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王某与杨某3自2013年4月8日至2016年7月19日存在婚姻关系，在婚姻关系期间二人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依法予以分割。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王某和杨某3确实存在婚姻关系，但是不能反映共同财产的情况。庭审中，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21号院房屋的拆迁协议六份，证明争议院落相关的拆迁协议与原告都没有关系，原告不是被拆迁的相关人员，虽然杨某3是被拆迁人，但是杨某3所取得的拆迁利益都是基于院内房屋，再没有其他的拆迁利益，拆迁利益中没有属于王某和杨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表示杨某3签订拆迁协议的时间是在王某和杨某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杨某3所得的拆迁补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现王某和杨某3已经调解离婚，应当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了7号院和21号院的拆迁档案，原告对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原告还表示杨某3在王某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拆迁利益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拆迁款和回迁安置房均是在王某和杨某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被告对法院调取证据认可。上述事实，有拆迁档案、拆迁协议、（2016）京0115民初11019号民事调解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王某是否可以分割杨某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拆迁所得利益。涉案拆迁院落中房屋，在王某与杨某3婚后并未进行翻建、新建等，故王某在涉案院落中并不享有房产权益；同时王某在与杨某3结婚后，并未在涉案院落中形成久居状态，被拆迁房产并不属于二人居住用房。王某虽称婚后7号院房屋进行过装修，但其并不清楚装修时间、装修情况，且房屋装修及其它附属物定额补偿费系按照房屋面积进行补偿，其计算标准不因装修程度的好坏而改变，装修行为并不能增加上述房屋的房屋装修及其它附属物定额补偿费，故对王某的此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杨某3此次拆迁所得利益，系基于其为西宋各庄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而取得的补偿，属于婚前财产的转化，并非王某与杨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7号院及21号院拆迁利益中并无王某的份额，故对王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千一百五十元，由原告王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代理审判员 刘 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