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1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景芬，女，1956年3月28日生，汉族，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庆，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山市洁城清运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文山市马厂汤董村荸荠塘。法定代表人：田维海，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春，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陈景芬因与被上诉人文山市洁城清运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6）云2601民初1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事实基本清楚，本院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通过向双方当人调查、询问的方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景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由洁城公司赔付陈景芬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40064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以双方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订立的协议。具有行政从属性、长期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征。劳务合同，是一方为完成某项工作而使用另一方提供的劳动而为此支付报酬的协议。其具有平等性、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明显特征。本案原审判决认定陈景芬到洁城公司提供清洁劳务时，双方于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务合同》，对双方之间的用工关系已明确为劳务关系。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劳务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从而驳回陈景芬的诉讼请求。对此，陈景芬认为上述关于法律关系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首先，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的用工关系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陈景芬在进入洁城公司上班后，成为了该单位的成员，陈景芬提供的服务成为洁城公司的唯一对外业务。同时，双方之间存在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隶属关系，双方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劳务关系中，依法无需成为另一方的成员即可为需方提供服务，且从始至终，劳务关系是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任何的隶属性质）。洁城公司对陈景芬具有管理权，即洁城公司要求陈景芬按照该公司的规章制度及要求完成工作，在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中就有明确约定，第三条工作职责项下:1、乙方要听从甲方的工作安排、服从分配，按照甲方确定的岗位职责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2、乙方要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认真执行《清扫保洁员管理细则》、《清运员管理细则》等。由此看来，双方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具备劳动关系从属性。其次，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征。原审认定“2008年1月陈景芬到洁城公司上班，于2015年1月1日签订合同……，2016年1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合同……另查明，陈景芬的月工资为1980元”。从上述查明事实可知，双方的用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点，而且2015年1月1日前，因为每年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属于事实法律关系。从2015年1月1日始，洁城公司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与陈景芬签订所谓的劳务合同，而实际工作中，洁城公司都每月按时发放陈景芬工资（并非劳务报酬，在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也阐明:遵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上述事实反映的是一种稳定、持续的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关系，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用工关系具备行政从属性及生产资料的长期性、稳定性、连续性等劳动关系所具备的一切特征。这与劳务关系所具有的平等性、临时性、短期性等特征截然相反。据此，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属于劳动关系。然而，原审判决并未对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存在的客观事实劳动关系行为进行严格审查认定，而是仅以书面形式作为判断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唯一标准，把形式上签订劳务合同但实际上形成劳动关系的这一事实归结为劳务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签订的合同名称及对于“劳务”的约定条款无效。洁城公司为了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与陈景芬建立劳动关系时，欺骗陈景芬，违反用工本质，以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混淆视听；再者，陈景芬属于文盲，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其又如何理解合同内容。而签订合同时洁城公司并未说明合同内容，只表明不签订合同，就拿不到钱，这明显有失公平，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当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及对于“劳务”的约定条款无效，但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更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劳动合同，双方的行为应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法律关系错误，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属于事实劳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在正确认定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判决支持陈景芬的上诉请求。洁城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不存在行政从属性，在劳动关系中，行政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在身份、组织、经济上从属于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依附关系。就本案来讲，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第一条约定“乙方以清扫保洁方式提供劳务服务”，在实际运作中，洁城公司对陈景芬的要求是“早上7点之前完成某一片区的清扫工作，并保持该片区清洁状态至上午12点，或者是中午12点之前完成某一片区的清扫工作，并保持该片区清洁状态至下午7点”。即陈景芬只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某一片区的清扫工作并在一定时间段内保持该片区的清洁状态即可，洁城公司根据陈景芬的劳务成果情况，给付一定的报酬，这明显属于劳务合同。劳务合同是指以劳动形式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民事合同，是当事人各方在平等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就某一项劳务以及劳务成果所达成的协议，一般是在独立经济实体的单位之间、公民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产生。在本案中，陈景芬提供的只是劳务成果，洁城公司提供的只是报酬，在签订劳务合同时，双方是就“清扫保洁”这项劳务及劳务成果达成的协议，在身份、组织、经济上根本不存在从属于洁城公司的情形，也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依附关系，故不满足劳动合同的行政从属性特征。再者，长期性、稳定性、连续性不是劳动合同的专有特征，劳务合同也可以出现上述特征，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连续性的不一定就是劳动合同。在本案中，合同是一年一签，如陈景芬不满意洁城公司的劳务报酬，或洁城公司不满意陈景芬的劳务及劳务成果，或者合同到期时，双方均可以随时解除劳务合同，并不存在长期性、稳定性、连续性的特征，并且在劳务合同第一条、第四条已经明确约定“双方的用工关系属于劳务关系”，故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只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属劳务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本案中，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确实签订了《劳务合同》，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合同真实有效，在合同中，已对洁城公司的用工性质和陈景芬提供劳务的性质作了明确约定，是有证据予以支持的。并且，陈景芬到洁城公司处提供劳务时已年满50周岁，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工人年满六十周岁，女工人年满五十周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同样有法律依据。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以陈景芬的劳动仲裁申请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的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1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同样可以证明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务合同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二、洁城公司与陈景芬签订的《劳务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在签订《劳务合同》时，不存在欺骗陈景芬的情形，也不存在显失公平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不能以陈景芬是文盲为由来抗辩洁城公司存在欺骗、显失公平的情形，若陈景芬没有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陈景芬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劳务合同》是经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一致自愿达成的民事契约，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无效、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就应确认劳务合同的法律效力为合法有效的合同。陈景芬提出其与洁城公司签订的合同名称及对于“劳务”的约定条款无效的主张，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综上，洁城公司与陈景芬签订的《劳务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陈景芬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陈景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洁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40064元。一审认定事实：陈景芬于2008年进入洁城公司工作，2015年1月1日，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期限为1年。期满后双方于2016年1月1日再次签订《劳务合同》，两份劳务合同的内容完全一致。第一条约定：本协议有效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乙方（陈景芬）以清扫保洁方式提供劳务服务。第四条约定：甲方（洁城公司）不得无理或以不正当理由解聘乙方；由于甲方年龄已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故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属劳务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各项劳动保险，乙方承诺不向甲方提出任何赔偿请求。合同还对工作职责、劳动报酬、甲方单方解除协议的情形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2月28日，洁城公司口头通知陈景芬不用去上班了，按照洁城公司的通知，陈景芬于2016年3月1日就没有去上班。洁城公司通知陈景芬解除合同时，提出按照工龄，每满一年补偿陈景芬200元，陈景芬未同意。另查明，2016年4月25日，陈景芬向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2016年4月27日仲裁院以陈景芬的申请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2008年陈景芬进入洁城公司时已年满51岁。庭审中陈景芬称，解除合同时，陈景芬的月工资为1980元，现领取了养老保险金600元，具体每个月多少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合同关系？2、本案是否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3.陈景芬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2008年，陈景芬到洁城公司为其提供清扫保洁劳务时，陈景芬就已年满52周岁，且双方于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务合同》，对双方之间的用工关系已明确为劳务关系。因此，本案中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属于劳务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因劳务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因本案不属于劳动关系，陈景芬的起诉是否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述。陈景芬的诉讼请求无证据加予证明，其要求洁城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40064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景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陈景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景芬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一份证据：文山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用以证明陈景芬从2011年11月开始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每年缴纳1000元，至今为止缴纳了6年，其中2013、2014、2015年这三年，洁城公司为其缴了一半的费用即每年500元。陈景芬现年60周岁，从2016年4月开始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每月100多元。经质证，洁城公司认为：对文山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可为陈景芬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的事实，是按农村居民的标准缴纳的；除此，还为陈景芬交付了意外伤害险、医疗保险等险种。但是，对于陈景芬现在每个月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具体数额不清楚。本院认为，陈景芬提交的文山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客观真实，洁城公司也认可，能够证明陈景芬缴纳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洁城公司曾为陈景芬缴付3年养老保险金的事实，并且还为陈景芬缴付了意外伤害险、医疗保险等险种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审期间，洁城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除一审认定的事实外，本院另补充确认如下事实：陈景芬从2011年11月开始缴纳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每年缴纳1000元，至今为止缴纳了6年，其中2013、2014、2015年这三年，洁城公司为其缴纳了一半的费用即每年500元，其余费用由陈景芬个人缴纳。陈景芬现年60周岁，从2016年4月开始领取社会养老保险金。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合同关系？洁城公司应否向陈景芬支付经济赔偿金？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本院认为，首先，对于法律关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劳动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即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与用人单位发生的争议按劳务关系处理，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若没有为劳动者办理养老保险手续，劳动者继续为用人单位工作或者劳动者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不能按劳务关系处理。作为衡量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依据，不能简单的以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标准。对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未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即使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只要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则应按照劳动关系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上述规定表明劳动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时用人单位有权终止劳动合同，但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劳动者的年龄不得高于法定退休年龄，故在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并不意味着劳动合同自动终止，还必须满足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退休只是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法律并未规定以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作为合同自动终止的条件，故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仍可作为劳动关系的主体。本案中，陈景芬到洁城公司工作时，虽已达到退休年龄，但其并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其是在洁城公司工作后，才于2011年开始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洁城公司也为陈景芬缴纳过养老保险，同时还投保了意外伤害险、医疗保险等险种。因此，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应成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障碍，只要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就应按照劳动关系处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与用人单位发生的争议，只要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特征就应按劳动关系处理。本案中，虽然陈景芬与洁城公司之间以《劳务合同》的形式签订合同，但陈景芬在洁城公司工作期间接受公司的日常工作管理，其从事的工作是洁城公司业务组成部分，不具备劳务关系的特征和要件，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双方之间属劳动法律关系。一审仅以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的合同名为《劳务合同》而认定双方之间为劳务法律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因此，双方之间的纠纷就应当受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其次，对于洁城公司应否向陈景芬支付经济赔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本案中，陈景芬于2016年3月就按洁城公司的通知而离开该公司。虽然陈景芬已年满60周岁，开始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但陈景芬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属于社会养老保险金，系个人缴纳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洁城公司也认可是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非职工养老保险，即陈景芬并未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由此，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即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陈景芬与洁城公司的劳动合同并非自动终止而应视为洁城公司的单方解除合同。在陈景芬不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洁城公司应当向陈景芬承担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关于支付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陈景芬在洁城公司月工资收入为1980元，其从2008年1月至2016年2月在洁城公司工作，工作年限为8年。故洁城公司应当向陈景芬支付的经济赔偿金为8个月工资的二倍，合计31680元（1980元／月×8个月×2倍=31680元）。综上所述，陈景芬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6）云2601民初1413号民事判决；二、由文山市洁城清运处理有限公司向陈景芬支付经济赔偿金3168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文山市洁城清运处理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文山市洁城清运处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曾志萍审判员  陆正义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