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2民初18号原告：孙某，男，194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茂云（原告之妻），194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被告：S某（中文名：S某），男，1946年11月27日出生，德国国籍。被告:杨某，女，195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龙，北京市大嘉（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与被告S某、被告杨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孙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茂云，被告S某、被告杨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告依自书遗嘱继承母亲杨某1名下现金、存款总数为413973.68元，在杨某处的现金43937.54元，及母亲账户上存款余额609.18元，共计458520.40元。要求判令原告继承这三份总额的四分之三，即要求分得遗产存款257647.28元、抚恤金86243.02元，被S某私吞的外币存款钱276.58美元、欧元4415.92元，都应该归我所有。2、要求继承位于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x号母亲杨某1名下房产内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分体空调一台（品牌尺寸均不知）、电热水器（淋浴）一台、双人木床及床上用品一套（包括床单一条、床罩一条和席梦思床垫子一张、两个枕头枕套、一条厚被子和一条薄被子）、木制四方桌一个、茶几一个、欧式座椅沙发一套（单人座椅沙发两个、双人座椅沙发一个）、脚踏缝纫机一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二被告系同胞兄妹。2015年３月５日，母亲杨某1去世。S某声称母亲生前没有就存款等如何分配留下遗嘱，提出按法定继承三人均分，并要原告在他手拟的协议上签字同意均分。签字后，S某将该协议拿走。之后，S某拿出一份2005年11月3日所立公证遗嘱，称母亲的房产归其一人继承。因有证据显示，在公证遗嘱之后，母亲与S某对该房屋有过买卖的操作行为，显示母亲对该房屋的处分有了新的安排，因此原告拒绝配合S某办理公证继承手续。S某提起遗嘱继承诉讼，要求继承房产，该案已审结。2015年11月17日，原告去北京市国立公证处查阅S某所持公证遗嘱原件时，在卷宗里意外发现母亲杨某1在2005年11月3日立下的自书遗嘱，其中明确写明在她去世后，她的其他财产由孙某和杨某继承。因此S某以母亲无遗嘱为由，诱使原告签署的同意三人均分母亲名下存款现金等财产的协议是无效的。原告看到母亲的自书遗嘱后，告知杨某，但其没有表示态度。自2007年起，S某利用网上银行掌控母亲的银行账户（工资收入及存款），杨某安排母亲的生活费用开支。母亲去世后，二被告没有出示任何凭证，草拟了一份现金、存款、抚恤金等财产继承协议。原告要求提供账目明细，但被告至今拒不提供，导致原告对母亲名下的存款现金等财产的具体数额不明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S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x号在出国之前我和我母亲共同居住，所有物品由我购买。1989年4月我出国后由母亲自行居住，2002年装修后部分家具由我出资、杨某购买。木方桌一个、木椅两把、木凳两个、木制双人床一张这是由母亲杨某1遗留，这些家具同意继承，这是母亲的遗产。孙某说我隐瞒账户不属实，2015年3月17日，我和杨某向原告公布现金存款账户，2015年3月6日打印出工资卡和存折余额查询结果，并于3月17日主动向原告出示，共有定活期存款265234.18元、欧元4942.47元、美元321.84元，杨某1名下北京银行存折存款4393.77元、邮政储蓄银行存款2043.77元。2004年1月到2011年12月我每年给杨某汇款用于母亲生活，我跟杨某口头约定多退少补，经计算，共307471.72元属于应从遗产中归还给我的款项。2007年我才开始管理母亲的存款，但是这本工商银行活期存折和定期存折在母亲那里放着，去世后被原告孙某拿走存折。美元、欧元都是我的。电视、冰箱和热水器、空调是我出钱买的；木制双人床上面的席梦思床垫不是我们购买，应该是孙某购买，上面的用品是很旧的东西，不清楚谁买的；缝纫机是我的，沙发是我出钱杨某购买的。对于原告要求分割母亲的存款、抚恤金和生活用品，请法院依法分割。S某与杨某在办理母亲后事时垫付的相关费用58001.80元及供暖费、物业费、维修费应从遗产中扣除。我认为被告杨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所以应该分得百分之九十五，原告最多分百分之五。杨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一、原告继承的遗嘱来源不合法，S某说2005年公证遗嘱先是手写一份但是没有采纳，而是只公证了房屋的内容，公证处没有拿走这份手写的，我认为这份遗嘱不是杨某1的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本案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处理遗产。二、原告主张继承的家具、家电只有其中木方桌一个、木椅两把、双人木床一张、双人席梦思床垫一张、木凳两把属于遗产可以继承，其余都属于被告S某所有。S某有一部分时间是和母亲居住，所以里面有许多S某的个人物品。三、原告提交的母亲遗留的存折金额有误，里面应该有265234.18元、欧元4942.47元、美元321.84元。我是根据S某陈述知道的。四、抚恤金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但我们要求在本案中处理，我们要求继承全部的抚恤金。继承协议上抚恤金额是我们估算的，但是现在具体的金额在原告所持的存折上。我从S某答辩状中得知抚恤金共114990.69元，S某同时也表示抚恤金应该让杨某继承。五、原告继承遗产四分之三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在长达47年里对母亲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仅接母亲同住两次。杨某一个人在北京长期照看母亲，尽了较多赡养义务，从几个方面说明和体现：1、生活方面，杨某由于和母亲居住较近，每次做的好吃的都会保姆送过去。杨某陪母亲看病，尤其在母亲生病后给母亲精神上的安慰。2、经济方面，在母亲生病的时候都是杨某给母亲拿自己的钱看病。杨某在经济、精神和日常起居上对杨某1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所以主张被告杨某多分遗产。S某与杨某在办理母亲后事时垫付的相关费用及供暖费、物业费、维修费应从遗产中扣除。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的证据和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杨某1与前夫孙某1生育二子一女，即本案原告孙某与被告S某、被告杨某。双方于1964年离婚，子女一直随杨某1生活。后杨某1于1991年10月15日与项某再婚。项某于1995年2月19日去世。此后，杨某1未再婚。杨某1于2015年3月5日去世。2005年11月3日，杨某1在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主要内容如下：我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x号有房产壹套（建筑面积：68平方米），系我个人财产。在我去世后，我自愿将上述房产留给我的儿子S某继承。2015年，S某将孙某、杨某诉至本院，要求依公证遗嘱继承上述房屋。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制作（2015）西民初字第196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述遗嘱涉及的房屋由S某继承。该判决书现已生效。诉讼中，孙某、S某申请查询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根据本院查询及双方确认的银行存折及中国工商银行网上查询记录，被继承人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共三个账户×××、×××、×××，三账户挂卡卡号×××）2015年3月6日存款余额为265234.18元人民币、4942.47欧元、321.84美元。2015年4月8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321.89美元结汇为人民币1979.08元并存于原账户内；2015年4月9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4942.47欧元结汇为人民币32107.77元并存于原账户内。2015年3月10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人民币3000元转存至杨某名下账户内；2015年4月8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人民币90000元转存至S某名下账户内；2015年4月8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人民币64847.8元转存至杨某名下账户内；2015年4月9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人民币144135.19元转存至杨某名下账户内；2015年5月11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人民币94290.69元转存至杨某名下账户内；2015年6月8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人民币20700元转存至杨某名下账户内。2015年4月8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余额为人民币0元。2015年6月21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余额为人民币0.48元。2015年8月13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以“工资”名义入账人民币540.00元。2016年9月21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余额为人民币611.04元。诉讼中，杨某认可2015年5月5日将杨某1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存款2045.41元取出，余额为零；同日将杨某1名下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存款4394.00元取出，余额为0.75元，该款现在杨某手中。综上，以上杨某1名下遗留存款中90000元存款在S某处，218422.40元存款在杨某处；截止2015年5月5日，杨某1名下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存款余额为0.75元；截止2015年6月21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存款余额为0.48元；截止2016年9月21日，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余额为人民币611.04元。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5年5月11日从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转存至杨某名下账户内的人民币94290.69元及2015年6月8日从杨某1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转存至杨某名下账户内的人民币20700元共计114990.69元系杨某1去世后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现已转存于杨某处。诉讼中，孙某、S某、杨某对杨某1遗留在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136号楼9—1号房屋内的双人木床一张、木制方桌一张、木椅两把、木凳两把、双人席梦思床垫一张属于杨某1遗产没有争议。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遗嘱效力问题。孙某主张杨某1除房产外的遗产应该按照遗嘱继承方式由其与杨某继承，并向本院提交了复印自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的杨某1自书遗嘱复印件。该自书遗嘱内容为：“我年事已高，现立遗嘱如下：1、我现住西直门内大街xxx号三居住房一处，面积68平方米，是1998年购买的。当时曾征求三个孩子意见，谁出钱帮我买房，将来此房给谁。当时次子孙某和女儿杨某均表示不买，后由长子S某出钱将此房买下，京宗和杨某均表示无意见。其后装修和购买家具也是长子S某付的钱。遵循过去我所表示意愿，在我过世之后该套住房归S某所有。2、在我过世之后如果还有其他财产由孙某和杨某继承。立遗嘱人：杨某12005年11月3日”。S某对自书遗嘱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持异议，认为这是母亲的遗嘱草稿，不能证明该遗嘱合法有效。杨某认为该遗嘱中的内容不是母亲的真实意思，母亲杨某1当天是为了做公证遗嘱而书写的草稿，因为去公证处做了公证，所以该手书的遗嘱应当无效，该遗嘱的来源不合法，立遗嘱人杨某1没有委托国立公证处存档。诉讼中，本院前往国立公证处调取了杨某1在办理公证遗嘱时的录音，原告与被告双方均认可录音的真实性。录音内容显示：杨某1前往西城区公证处的目的是对房产继承办理公证，当时携带的2005年4月写好的自书遗嘱并未填写日期，后公证员提示杨某1填写日期为2005年11月3日，并告知将该份自书遗嘱留在该（房产）公证遗嘱的档案中。本院认为，杨某1的自书遗嘱内容第一条是房产部分，第二条是其他财产，2005年11月3日杨某1只对房产部分进行了遗嘱公证，S某、杨某否认杨某1自书遗嘱的合法效力，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在该遗嘱之后杨某1有新的遗嘱改变了上述遗嘱的第2条内容即“在我过世之后如果还有其他财产由孙某和杨某继承”，也不能证明该条内容不是杨某1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S某、杨某否认杨某1该自书遗嘱全部内容的合法效力的主张缺乏依据，故本院对该自书遗嘱第2条内容即“在我过世之后如果还有其他财产由孙某和杨某继承”的合法效力予以确认。（二）关于可继承遗产的范围问题。孙某主张根据其与S某、杨某于2015年3月17日签订的《关于母亲杨某1名下存款、抚恤金等的继承协议》，可继承遗产的范围包括该继承协议中载明的杨某1名下人民币、美元、欧元存款，还包括杨某手中持有的现金人民币35800元。《关于母亲杨某1名下存款、抚恤金等的继承协议》载明：“经过统计，款项及数量如下：1、工商银行工资卡人民币定活期存款265234.18元，欧元定期4942.47EUR，美元定期321.81USD2、邮政储蓄卡（不知密码）2043.77元3、北京银行（医药报销用）4393.77元4、太阳城饭卡约1700元5、现金35800元（太阳城账尚未结）6、一次性抚恤金①2*28844=56688.00元②40倍基本工资（1469*40）=58760元7、基本工资调整补发（2014.10——2015.3.5）约2000元（暂不计入总数）总计估值为人民币424619.79元（以实际收到为准）、欧元4942.47EUR、美元321.81USD以上款项兄妹三人同意均分。2015.3.17于白云路S某（S某）孙某杨某（注：三人签名）”。孙某主张现认可协议上的遗产数额，即工商银行人民币定活期存款265234.18元、欧元定期4942.47EUR、美元定期321.81USD、邮政储蓄卡存款2043.77元、北京银行存款4393.77元、现金35800元，在扣除太阳城老年公寓未结清款项4987元后，其余财产均应纳入遗产范围予以分割。但因签协议时不知道有母亲的自书遗嘱存在，当时才同意三人均分，现在主张该协议关于遗产数额的内容有效、三人均分遗产的内容无效，协议中的现金35800元应该属于遗产范围。S某对于继承协议中注明的杨某1名下的人民币存款属于遗产范围无异议，但认为母亲杨某1名下的美元、欧元实际是S某本人所有。对于现金35800元，本院第一次开庭时S某认可在母亲丧事办完后于2015年3月17日晚在杨某家向孙某毫无保留地公布了母亲遗留的全部存款查询情况，即2015年3月6日的存款余额人民币265234.18元、欧元4942.47元、美元321.84元，杨某也公布了她手里掌握的杨某1名下北京银行存折内的存款4393.77元、杨某1名下邮政储蓄银行存折内存款2043.77元及杨某手里剩余的管家的现金、已经报销回的药费现金和母亲去世后亲友送的礼金等共计35800元，还有估算的抚恤金等，同时杨某也说明了老年公寓的账、房子的钱等没有付清，并写入上述的《继承协议》，证明自己和杨某没有隐瞒母亲的遗产。后S某当庭又主张遗产中不应该包括杨某手中的35800元现金，认为不属于遗产范围，35800元现金是杨某为母亲留出的备用的钱，并称母亲名下美元、欧元本来是S某本人所有，当时不计较，才认可三人均分，但后来孙某认为无效，所以现在就不同意作为遗产分割处理了。S某称因为孙某现在认为协议无效，其亦认为该协议已经作废、无效。在本案第二次、第三次开庭时S某坚持称继承协议中所列的35800元现金不应该列入遗产范围。对于继承协议中注明的现金35800元，杨某在第一次开庭时曾说明包括她给母亲管家剩余的钱（S某给的钱）、杨某1报销回来的医药费用及亲友赠送的礼金，随后又称是自己垫付的杨某1就医的医药费用及办理丧事时亲友赠予的礼金，不是母亲的钱，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杨某称因为孙某现在认为协议无效，其亦认为该协议已经作废、无效，且当时抚恤金等部分财产数额是估算的。杨某对于继承协议中注明的杨某1名下的人民币存款265234.18元属于遗产范围无异议。本院认为，孙某主张继承协议中注明的现金35800元应该纳入遗产范围进行分割，并提交了其与S某、杨某于2015年3月17日签订的《关于母亲杨某1名下存款、抚恤金等的继承协议》，证明当日原告与被告三人签字时均同意将协议中注明的包括现金35800元在内的财产进行均分，虽然现三人均不同意按照协议由三人均分继承协议中注明的财产，但三人均认可该继承协议的真实性，认可签署过继承协议的事实，在孙某完成举证责任的基础上，S某与杨某否认继承协议中注明的现金35800元属于遗产范围，前后说法不一致，且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现金35800元不属于遗产范围，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本院认定上述继承协议中注明的杨某1名下人民币、美元、欧元存款及现金35800元均应纳入杨某1的遗产范围。（三）关于S某与杨某达成的返还S某补贴母亲生活的费用计307471.72元的口头协议问题。S某主张根据其与杨某达成的口头协议应从遗产中扣除其在母亲生前补贴母亲生活的费用计307471.72元，并提供其数次转给母亲钱款的收条等证据，但未向本院提交其与杨某达成口头协议的充分证据，杨某表示认可，孙某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应从遗产中扣除的费用及数额问题。第一，S某主张应扣除S某与杨某在办理母亲后事时垫付的相关费用58001.80元，并提供办理后事时垫付的相关费用列表及部分发票、收据、记账字条。《母亲后事办理支出账目》显示：“付款人S某”支付的火化、殡仪服务、木棺骨灰袋、骨灰盒、用餐等20项费用共计48891元，“付款人杨某”支付的租车、寿衣、交通卡、吃饭等13项费用共计9110.80元。孙某承认办理后事有花销，但认为这些费用都在2015年3月17日三人签《继承协议》时已经结清，不应该再次结算，签协议时没有结清的只有太阳城的款项。对于具体费用的真实性，孙某认为第11——13项的王府医院抬棺费用600元、灵车司机费用300元、去王府医院打车费用30元没有票据，不予认可；第10、17—20项支出，不应该列入丧葬费用范围。对杨某支出的吃饭、交通卡充值和没有票据的招待费，孙某不予认可。杨某主张在S某制作的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明细中扣除没有票据的费用和孙某不同意纳入丧葬费用的吃饭、充值等支出，S某与杨某办理母亲丧事垫付的47303.8元应该从遗产中扣除后再分配遗产。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母亲杨某1名下存款、抚恤金等的继承协议》对杨某1遗留的存款、现金进行了统计，并约定三人均分，但抚恤金、补发工资等金额是预估得来，数额不确定，并未完成实际结算和遗产分配；并且丧葬费用虽然与遗产统计紧密联系，但毕竟不属于同一类别，另行统计、结算亦属正常，因此，孙某在不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仅以存在《关于母亲杨某1名下存款、抚恤金等的继承协议》来证明丧葬费用已经完成结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S某办理母亲丧事时垫付的41366元与杨某垫付的5037.8元共计46403.8元费用应从遗产中扣除。第二，杨某主张应该从遗产中扣除2015年1—2月的物业费341.36元、垃圾清运费30元并提供了北京同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开具的2015年全年计2048.16元的物业费收据、垃圾清运费收据。孙某不予认可，认为是母亲去世后交纳的费用，不应用遗产支付。本院认为，该物业费、垃圾清运费收据虽然是被继承人杨某1去世后开具，但是包含了杨某1去世前应该交纳的的费用，孙某否认的理由不足，故本院认定2015年1—2月的物业费341.36元及5元垃圾清运费应该从遗产中扣除。第三，S某与杨某主张遗产中应该扣除杨某1生前所住房屋的修理费970元，并提供2015年4月3日开具的西内大街xxx室2014年10月—2015年1月期间厨房、卫生间修理费用的收据一张，收款人注明为“焦”。孙某不予认可。本院认为，S某与杨某未就该事实提供充分证据，故对2014年10月—2015年1月期间厨房、卫生间修理费用不予确认。第四，对于被继承人杨某1的遗产范围，孙某认可从杨某1遗留存款中扣除太阳城老年公寓未结清款项计4987元（杨某于2015年4月5日垫付结清），本院予以确认。第五，S某与杨某主张西直门内大街xxx号房屋2015—2016年度供暖费2040元、2015年10月5日加装护栏费用5000元、2015年6月换窗费用7500元应从遗产中扣除，孙某不予认可，S某与杨某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依据不足，故对上述证据及事实不予确认。（五）关于杨某1生前居住房屋内的家具电器是否属于遗产范围的问题。孙某主张母亲遗留在西直门住房内的家具电器都是遗产，要求分得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分体空调一台（品牌尺寸均不知）、电热水器（淋浴）一台、双人木床及床上用品一套（包括床单一条、床罩一条和席梦思床垫子一张、两个枕头枕套、一条厚被子和一条薄被子）、木制四方桌一个、茶几一个、欧式座椅沙发一套（单人座椅沙发两个、双人座椅沙发一个）、脚踏缝纫机一台。S某、杨某均认可杨某1遗留的双人木床一张、木制方桌一张、木椅两把、木凳两把、双人席梦思床垫一张属于可以继承的遗产范围，认为因为存在S某出国前后与母亲同住及购买家具电器的情况，所以家具电器等物品存在混同，应该区分出来再分割遗产，均不认可孙某要求继承的其他家具电器等物品属于可以继承的遗产范围，并提供了购买家具电器的相关发票、杨某1自书遗嘱、出国护照签证复印件、户籍复印件及户籍证明等证据。孙某认可发票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陈述及杨某1自书遗嘱，S某出国前曾经与母亲同住，出国后多次回国探望母亲，且杨某1在自书遗嘱中认可“装修和购买家具也是长子S某付的钱”，结合S某长期资助母亲生活的情况，本院认为杨某1遗留在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x号房屋内的物品与S某的家居物品存在混同，且存在S某购买后一同使用的情况，孙某主张西直门内大街xxx号房屋内的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分体空调一台（品牌尺寸均不知）、电热水器（淋浴）一台、茶几一个、欧式座椅沙发一套（单人座椅沙发两个、双人座椅沙发一个）、脚踏缝纫机一台属于杨某1遗产范围，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同时，孙某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目前存在杨某1遗留的床上用品一套（包括床单一条、床罩一条和席梦思床垫子一张、两个枕头枕套、一条厚被子和一条薄被子），S某、杨某称杨某1的床上用品已经焚烧或者丢弃，故孙某主张可继承遗产包括床上用品一套（包括床单一条、床罩一条和席梦思床垫子一张、两个枕头枕套、一条厚被子和一条薄被子）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六）关于S某及杨某侵吞杨某1遗产的问题。孙某主张S某在2008年侵吞杨某1的外币存款276.58美元、4415.92欧元，S某及杨某在杨某1去世后转移杨某1的人民币存款41万余元，属于侵吞遗产，应追回作为遗产处理，并向本院提交了杨某1名下工商银行活期存折和定期一本通各一本作为证据。S某、杨某对定期、活期存折真实性无异议，主张转移杨某1的人民币存款是担心孙某拿着存折将存款转移，只是暂时保管，不存在私自转移侵吞母亲存款的问题，对孙某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时认为2008年的这些外币存款不属于母亲的遗产范围，这些外币存款是暂存在母亲名下账户内的S某的个人存款。对此，本院认为因无证据证明2008年S某取出的外币存款属于杨某1的遗产范围，且S某及杨某认可取出杨某1的人民币存款属于暂时保管，故孙某关于S某及杨某侵吞、转移杨某1遗产的证据及事实本院不予确认。（七）关于原告孙某与被告杨某对被继承人杨某1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庭审中，杨某出示照片一组、本院开庭笔录、就医记录、票据及证人焦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杨某1生前与杨某同在北京生活，其生活、就医及请保姆等由杨某给与帮助，自九十年代至2015年杨某长期赡养老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在另案中孙某认可是杨某一直在照顾母亲。孙某对票据称不知道是不是用在母亲身上，认可就医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不能证明是杨某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对开庭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母亲可以独立生活，杨某只是照顾母亲，没有赡养，杨某确实给母亲请过保姆，母亲岁数大了不可能自己去请保姆，请保姆跟赡养老人是两个事情，老人去世之前身体状况还可以。S某认可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孙某提供太阳城老年公寓负责人秦晓文访谈节录及微信截屏，证明杨某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没有去看母亲，没有尽到赡养义务。S某、杨某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为，孙某在相关案件庭审中认可“杨某一直在照顾母亲”，本次庭审中关于“照顾母亲、请保姆”不是赡养的说法缺乏依据，也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某不尽赡养义务，故对杨某提出的证据及实事予以确认。孙某提交与母亲共同生活及出游的照片若干，证明自己跟母亲关系很好，虽然长期在洛阳、广州工作并居住，与母亲不在同一城市生活，但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以到北京短期看望和照顾母亲、请母亲到自己家居住一段时间、带母亲出去游玩等方式尽赡养义务。S某、杨某认可照片的真实性，但认为照片的时间不能确定，不认可证明目的。S某提供孙某的电子邮件摘录打印件，证明孙某对母亲不好。孙某认为电子邮件摘录打印件是S某自己打印的，断章取义，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孙某提供的照片客观反映出孙某及家人与母亲杨某1在一起的部分生活情景、出游的情况，能够证明其履行赡养义务的部分情况，S某、杨某不认可证明目的，但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故本院对孙某提出的证据及其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予以确认。（八）关于抚恤金的问题。孙某主张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杨某1去世后单位发放的抚恤金114990.69元，但S某、杨某明确表示不同意在本案中处理114990.69元抚恤金的分割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原告孙某提供的杨某1自书遗嘱，是杨某1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前写好，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但其仅将自书遗嘱中涉及的第一条房屋部分做了公证遗嘱，关于其他财产的第二条内容未做公证。该自书遗嘱存于公证档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不是杨某1处分房屋之外其他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此之后关于房子之外的其他财产杨某1立有新的遗嘱，故杨某1的自书遗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孙某要求按杨某1遗嘱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S某、杨某主张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杨某1的遗产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某1的遗嘱只确定了继承人的范围即孙某和杨某，没有确定继承人的份额，因此应该依据继承人尽扶养义务的情况分割遗产。孙某、杨某虽然都尽了扶养义务，但杨某在杨某1生前给予较多的照顾，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故被告杨某主张多分遗产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孙某要求继承四分之三的遗产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S某关于杨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应分得百分之九十五遗产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某主张2008年被S某取出的杨某1名下账户内的的外币存款应返还并归其所有，因该款目前不能证明属于遗产范围，其请求缺乏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2015年3月17日S某及杨某向孙某公开了杨某1遗留的财产情况，并认可将杨某1名下账户内的一笔90000元存款转移至S某名下账户内、其余五笔存款转移至杨某名下账户内暂存，故孙某主张二被告侵吞财产依据不足。被告S某在杨某1生前向其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帮助，应视为对杨某1的赠与行为。无论何种名义所赠款项均属于杨某1所有，其遗留部分应按杨某1的遗产进行处分。故S某要求退还母亲生前其资助母亲的生活费用307471.72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某主张位于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x号杨某1生前居住房屋内的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分体空调一台、电热水器（淋浴）一台、脚踏缝纫机一台、茶几一个、欧式座椅沙发一套（单人座椅沙发两个、双人座椅沙发一个）、床上用品一套属于杨某1遗产范围并要求继承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查明事实，被继承人杨某1去世后遗留现金及存款（含欧元、美元兑换为人民币的金额）共计人民币344834.67元，其中在S某处的遗产有90000元，在杨某处的遗产共计254222.4元，在杨某1名下账户内的遗产余额共计612.27元（截止于2016年9月21日）。在支付S某垫付的办理丧事费用41366元和杨某垫付的太阳城老年公寓款项4987元、物业费341.36元、垃圾清运费5元、办理丧事费用5037.8元共计10371.16元后，S某处剩余的48634元存款、杨某处剩余的243851.24元现金及存款，以及杨某1名下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余额应作为遗产根据孙某、杨某所尽扶养义务的情况酌情分割处理。庭审中，原、被告对杨某1遗留的家具木制方桌一张、木椅两把、木凳两个、双人木床一张、双人席梦思床垫一张属于遗产没有争议，本院结合双方实际情况并根据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原则酌情予以分割处理。孙某要求分割抚恤金，因抚恤金系被继承人杨某1死后所在单位给予其亲属的财产利益，不属于遗产范围，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SUNSHUZONG与杨某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本案不予处理，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孙某继承被继承人杨某1遗留的存款131900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S某将其保管的杨某1的存款48634元交付给原告孙某，被告杨某将其保管的杨某1的存款83266元交付给原告孙某。二、被告杨某继承被继承人杨某1遗留的现金及存款160585.24元。杨某1名下北京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存款余额（截止2015年5月5日存款余额为0.75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存款余额（截止2015年6月21日存款余额为0.48元）、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的账户内存款余额（截止2016年9月21日存款余额为611.04元）由被告杨某继承。三、被继承人杨某1遗留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x号的家具双人木床一张、双人床垫一张、木制方桌一张由被告杨某继承；木椅两把、木凳两个由原告孙某继承。四、驳回原告孙某、被告S某、被告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S某、被告杨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給付金钱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孙某负担3285元（已交纳3650元），由被告杨某负担401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孙某及被告杨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S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房文晓人民陪审员  刘志远人民陪审员  李智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赵成慧-2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