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云25民终1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建伟，男，1976年11月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代理人：毛荣芳，云南毛荣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建雄，男，1975年3月7日生，彝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代理人：顾刚，云南勤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李家春，男，1965年6月2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代理人：张莉娟，系被告李家春儿媳，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建水县宏峰城市公交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零公里停车场。法定代表人：李家春，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莉娟，系该公司经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余建伟因与被上诉人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4民初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双方均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余建伟上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售车协议》上的价款630600元是按被告佘建伟的要求写的”，完全是建立在唐忠的证言一份孤证基础之上，既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也与原、被告共同确认的价款及姜某关于价款之证言相矛盾。同样地，原判对“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曾在其朋友姜某的参与下，对（云Ｇ×××××号公交车）所得利润进行了分配”也是依赖于姜某证言这样一份孤立证据。抛开证人证言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其中一种类型其本身无法克服的任性和局限不谈，证人姜某因之前与上诉人在合伙事项中所滋生的个人不满，也不具有对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证明的客观可能。二、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建雄存在合伙关系并各占40%合伙份额的评定缺乏依据并违背法律规定。本案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纠纷。从形式上而言，没有合伙协议，缺乏《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关于“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佘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的认定条件。被上诉人余建雄提供的、其在唐忠所持《购车协议》上的签名，是其以与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为由擅自补签且为上诉人根本不知晓，本身即具有欺骗性；相反的是，上诉人持有的《购车协议》始终没有被上诉人余建雄的名字，恰恰证明合伙关系的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建雄多年来在栽种三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建雄多年来在栽种三七、桉树、矿山以及选厂等多处项目具有合伙关系，个别项目至今仍然持续合伙。双方之间具有帐面资金或现金往来，都是相应项目合伙期间最常规之体现，原判以此推断认定本案公交车合伙关系成立是缺乏依据并毫无说服力的。何况，合伙的基本法律特征即各自提供资金、风险共担，姑且不论被上诉人指明的资金无法对应当时购买公交车价款的50%，仅就其合伙资金由作为合伙人的上诉人垫付乃至购车完毕8个多月之后即2013年3月26日仍然还在向上诉人赔偿购车款而言，也是违背合伙法律特征、常理习惯并不可理喻的。退一万步而言，被上诉人欲证明的也仅仅是其参与2011年7月4日向唐忠购买云Ｇ×××××号牌公交车及运营线路的问题，但该车于2013年3月26日被强制报废并办理了注销登记，之后购买新车云Ｇ×××××进行运营。云Ｇ×××××车辆为上诉人全额出资购买，且就该车辆股份分配、挂靠经营以及亏盈公担等全部相关法律关系都是上诉人独立与李家春及公交公司交接处理，上诉人是该车辆无可争辩的权利义务承受人，被上诉人主张对该车辆享有权利，其应对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否之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判却作出“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该车的购买情况。原、被告对云Ｇ×××××号公交车的关系就视为延续了其对云Ｇ×××××号公交车的合伙关系”之评判，这不仅是对举证责任的本末倒置，而且，原判在认定购买新车出资不明的情况下，判定各自40%合伙份额的依据又从何而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平公正。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余建雄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根据所列证据及本案开庭审理查明的相关事实，认定2011年7月4日唐忠将其享有的云Ｇ×××××号无人售票公交转让，并签订《售车协议》。之后，原告先后将因合伙需要投入的资金通过打款或抵扣的方式完成合伙投资。在2013年3月11日时，又因原合伙经营的云Ｇ×××××号公交车须报废注销，而又将其合伙份额的20％出让给新合伙人李家春，其总转让价款20万元，原告于2013年3月28日由被告余建伟的工商银行向原告转账10万元，至此三人合伙经营由原云Ｇ×××××号公交车线路过渡而来，并注册登记为云Ｇ×××××号客运车辆，现仍挂靠于建水县宏峰城市公交汽车有限公司。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判决有法可依，上诉人理解法律有误。本案原告与其余被告成立合伙关系，是基于原告实际出资、长期合伙、实际分配得到合伙经营利润等基本事实确立的，其上诉人仅以一份《购车协议》上的签名争议，仅以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还存在另外项目的合伙经营关系就上诉抗诉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车辆合伙经营法律关系，从而质疑一审判决“违背法律规定”，显然错误。综上所述，建水县人民法院（2016）云2524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对本案合伙关系的确认有据可依，依法对合伙人合伙份额进行正确划分合理合法，有利于定分止争，解决本案的实际问题，有利于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判决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被告余建伟经朱治堂介绍认识唐忠，2011年7月4日，唐忠将其享有的云Ｇ×××××号无人售票公交车转让给被告余建伟，同日，由唐忠提供合同格式，空白处由姜某填写，以唐忠为甲方、被告余建伟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售车协议》。协议约定，唐忠将云Ｇ×××××号无人售票公交车以630600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余建伟；并注明车款已于2011年7月4日一次性付清。被告余建伟实际支付唐忠的交易价款为580600元，《售车协议》上的价款630600元是按被告余建伟的要求书写的。该协议一式二份，唐忠和被告余建伟各持有一份。后原告余建雄以其与被告余建伟合伙共同购买该车辆为由，在唐忠持有的售车协议上签了名，被告余建伟结婚后则同意其妻李锌薇在其持有的售车协议上签字。2011年7月31日，原告余建雄在农业银行转账存入被告余建伟的账户10万元；因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与姜某合伙种植桉树，2011年7月31日在交纳出资款时，原告余建雄在农村信用社转账存入姜某的账户30万元，并明确其中15万元系原告余建雄为被告余建伟出资，折抵被告余建伟垫付的公交车款；2012年3月26日，原告余建雄的父亲余国鹏以支付被告余建伟的购车款为由在农业银行转账存入被告余建伟的账户46600元。云Ｇ×××××号无人售票公交车挂靠于建水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公共汽车公司营运，2013年3月26日，该车因报废办理注销登记，报废后，以204600元购买新车，车牌号为云Ｇ×××××号，继续运营云Ｇ×××××号车的营运线路，该车所有人登记为第三人宏峰公交公司。2013年3月31日，被告余建伟、李家春签订《车辆并购协议书》，约定将云Ｇ×××××号公交车（指该车营运权）作价100万元，被告李家春以20万元的价格购买该车20%的股权。2013年3月23日，被告李家春通过张家祥在工商银行的账户向被告余建伟工商银行的账户转账20万元。2013年3月28日，被告余建伟用其工商银行的该账户向原告余建雄转账10万元。云Ｇ×××××号公交车的营运统一由第三人宏峰公交公司管理，并统一作账，第三人宏峰公交公司每月收取400元的管理费，再扣除点钞费、保险费、修理费、燃油费及驾驶员工资等费用后，所得的利润按20%的比例扣除被告李家春的份额外，剩余80%支付给了被告余建伟。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曾在其朋友姜某的参与下，对所得利润进行了平均分配。云Ｇ×××××号公交车，2015年1月12日至2015年11月11日的总收入为124458元，总支出为87971.59元，利润为36486.41元；2015年11月12日至2015年12月11日的总收入为10872元，总支出为7810.18元，利润为3061.82元；该车2015年燃油预拨款为52540元。该车2015年度的利润及燃油预拨款总计92088.23元，第三人宏峰公交公司扣除被告李家春的份额18419.36元后，余款73668.87元已支付给被告余建伟。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告余建雄与被告余建伟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原告余建雄已实际出资参与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且双方对利润进行了分配，故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对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已形成了合伙关系；在其合伙关系期间，被告李家春、余建伟签订《车辆并购协议书》，被告李家春出资20万元购买云Ｇ×××××号公交车20%的股份，原告余建雄未提出异议，且与被告余建伟平均分享了2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故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李家春对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形成了合伙关系；云Ｇ×××××号公交车报废后更换为云Ｇ×××××号公交车继续运营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线路，虽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对购置云Ｇ×××××号公交车的出资有争议，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该车的购买情况，被告李家春也一直按20%的比例分担支出和享有利润，故原、被告对云Ｇ×××××号公交车运营的关系应视为延续了其对云Ｇ×××××号公交车运营的合伙关系。在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李家春的合伙关系中，根据《车辆并购协议书》，李家春应享有20%的股份；剩余的80%的股份，根据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的出资情况，以及其平均分配利润、平均分享股份转让款的情况，应由其各自享有40%的股份，被告余建伟应按原告余建雄享有的股权份额分配其2015年度云Ｇ×××××号公交车运营的利润。第三人宏峰公交公司对本案中原、被告内部合伙事宜的纠纷不承担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余建雄、被告余建伟、李家春对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存在合伙关系，各自享有的份额分别为40%、40%及20%。二、被告余建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余建雄2015年度的运营利润36834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过审理，确认原审判决对相关证据的采信合法、有效，可与原审开庭审理笔录相印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自然人联合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余建伟与被上诉人余建雄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被上诉人余建雄已实际出资参与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2011年7月4日，唐忠将其享有的云Ｇ×××××号无人售票公交车转让给上诉人余建伟，同日，由唐忠提供合同格式，空白处由姜某填写，以唐忠为甲方、上诉人余建伟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售车协议》。协议约定，唐忠将云Ｇ×××××号无人售票公交车以6306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诉人余建伟；并注明车款已于2011年7月4日一次性付清。上诉人余建伟实际支付唐忠的交易价款为580600元，2011年7月31日，被上诉人余建雄在农业银行转账存入上诉人余建伟的账户10万元；因余建雄、余建伟与姜某合伙种植桉树，2011年7月31日在交纳出资款时，余建雄在农村信用社转账存入姜某的账户30万元，并明确其中15万元系被上诉人余建雄为上诉人余建伟出资，折抵上诉人余建伟垫付的公交车款；2012年3月26日，被上诉人余建雄的父亲余国鹏以支付上诉人余建伟的购车款为由在农业银行转账存入上诉人余建伟的账户46600元。故被上诉人余建雄、上诉人余建伟对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已形成了合伙关系；在其合伙关系期间，李家春、上诉人余建伟签订《车辆并购协议书》，被告李家春出资20万元购买云Ｇ×××××号公交车20%的股份，被上诉人余建雄未提出异议，且与上诉人余建伟平均分享了2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故被上诉人余建雄、上诉人余建伟、李家春对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形成了合伙关系；云Ｇ×××××号公交车报废后更换为云Ｇ×××××号公交车继续运营云Ｇ×××××号公交车的运营线路，故被上诉人、上诉人对云Ｇ×××××号公交车运营的关系应视为延续了其对云Ｇ×××××号公交车运营的合伙关系。在被上诉人余建雄、上诉人余建伟、李家春的合伙关系中，根据《车辆并购协议书》，李家春应享有20%的股份；剩余的80%的股份，根据被上诉人余建雄、上诉人余建伟的出资情况，以及其平均分配利润、平均分享股份转让款的情况，应由其各自享有40%的股份。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合伙关系的不成立；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建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0元由上诉人余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为芬审判员  张宝柱审判员  施春红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丁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