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06民初8368号原告：房庆金，男，195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胥科、李珊，分别系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孙明姬，女，1979年5月15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一飞,广东正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房庆金诉被告孙明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房庆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胥科，被告孙明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一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房庆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1515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的从划出款项次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按《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1年间，原告收购了广州市帽峰山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被告担任园林公司监事，负责公司租房、财税及业务等。2012年间，原告将园林公司股权陆续转让给他人，并安排被告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同年10月16日、10月25日和11月28日，原告分批转账人民币1000万元、500万元和15万元给被告，用于股权转让申报纳税。2016年初，原告催促被告安排税务事宜，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不办。4月25日，原告发现被告强行破门，偷走了公司公章、文件等物，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发现被告非法侵占原告本案款项的事实。被告孙明姬辩称：原告诉称被告非法侵占其款项的理由和事实不符，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一、被告收到的1515万元的性质是参与“广园西路岗头大街40号地块项目”开发建设工作取得的提成和奖励，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劳务费。被告在2003年6月进入广州市南驰实业集团公司下属工作，担任原告的助理，与原告原来是上下级关系，一直从事房地产开发，双方关系很好。2009年4月，原告叫被告离职与原告儿子房俊毅一起策划成立了园林公司，并由房俊毅担任法定代表人（原告当时依然在广州市南驰实业集团属下的公司工作，不适宜担任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由其儿子房俊毅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年11月园林公司与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以下简称“维修处”）签订了《广园西路岗头大街40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前一直是由被告与维修处有关人员联系、沟通，最终得以顺利获得“广园西路岗头大街40号地块”的合作开发权。2010年春节后，原告在广州市南驰实业集团公司下属的公司退休后来到园林公司工作，并成为园林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由房俊毅变更为原告，被告为公司监事。原告后来决定将上述地块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权转让给刘钦松、刘伟丰、刘伟立，被告也参与了此项目的转让洽谈、转让协议修改、协议签署以及到有关政府部门办理项目开发建设所需的手续等工作。园林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6680万元（壹亿陆仟陆佰捌拾万元整），原告考虑到园林公司从来未支付过工资给被告，承诺在项目转让成功后即支付转让价款的10%作为被告的提成和奖励。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被告办妥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刘伟丰、刘伟立随即于2012年10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价款4600万元，原告在2012年10月多次通过其个人名下银行账户陆续向被告转账1515万元，兑现了给予被告提成和奖励的承诺。因此，被告收到的1515万元的性质是属于提成和奖励。二、纳税义务人是原告，被告没有义务代原告缴交税费。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原告和刘伟立、刘伟丰，根据我国有关税务法律法规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纳税义务人，因此，应当由原告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应交税费。另外，根据广州市通行做法，如果纳税义务人为企业的，一般设有专用纳税账户，由纳税义务人依法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纳税额，并由开户银行代扣代缴。所以，无论是园林公司的应缴税费抑或是原告的应缴税费，都应当由纳税义务人自行申报缴交，原告诉称将1515万元交给被告代为缴交股权转让税费，既不符合通行惯例及做法，也不合情理。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合法取得的提成及奖励没有法律依据。三、1515万元是被告合法取得的提成和奖励，被告有权自行支配和处分自己的财产。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1515万元后，与原告共同成立了广州市帽峰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原告占有85%股权份额，被告房产公司15%股权份额。在原告的撮合下，被告在2013年2月向刘伟丰购买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兴国路27号之一3501房及车位；后来原告又介绍被告购买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保利天悦24栋3503房，原告在同一小区为其女儿房芳斥资1700万元购买了保利天悦6栋2802房。被告自资购买的上述两间房屋现在均已被贵院查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是在2012年10月向被告支付提成和奖励的，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告认为被告应得的提成和奖励数额不合理，而要求被告返还，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已过诉讼时效。五、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曾于2013年1月22日因资金周转需要而向被告借款人民币300万元，于2013年3月11日向被告还清了借款。自2013年3月11日起，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经审理查明：园林公司于2008年12月由案外人房俊毅、王璘投资设立。2011年9月10日，王璘将其持有的园林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房俊毅。2011年12月10日，房俊毅与案外人刘伟立、刘伟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房俊毅将其持有的园林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刘伟立、刘伟丰，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园林公司拥有协议附件所指地块项目权益（广园西路岗头大街40号地块，以下简称“目标地块”）是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由刘伟立、刘伟丰按照协议附件完成目标地块投资开发建设；股权实际转让价款为16680万元扣减搬迁费、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数额，转让价款分期支付。2011年12月25日，房俊毅将其持有的园林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原告房庆金；2012年1月，双方完成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原告房庆金担任园林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被告孙明姬担任公司监事。2012年10月15日，原告房庆金与刘伟立、刘伟丰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一)》，刘伟立、刘伟丰认可原告房庆金承接房俊毅的权利义务。原告房庆金收到刘伟立、刘伟丰的相应股权转让款后，陆续办理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截至目前，园林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原告与刘伟立、刘伟丰，各占10%、58.5%和31.5%股权，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由刘伟立担任。2013年10月14日，原告房庆金和刘伟立办理了园林公司的财务交接事项。2012年10月16日、10月25日、11月28日，原告房庆金通过其名下尾数后四位为1240的建设银行账户分别向被告孙明姬转款1000万元、500万元、15万元。2012年12月10日，原、被告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市帽峰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帽峰山房产公司”），原告占85%的股权并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被告占15%的股权并担任公司监事。原告主张其转给被告的上述款项系交由被告用于股权转让申报纳税之用，但被告至今尚未办理。对此，其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支付证明单和发票若干张，拟证明被告是原告的私人助理，所以原告安排被告做会计主管，负责财务，管理原告经营中的相关款项；为便于财务操作，原告将被告的个人账户用于处理原告经营中的相关款项，包括对外接待消费刷卡，对外向他人借款等等，这是私企老板的惯常做法。经查，在园林公司的上述财务账册中，被告孙明姬多次以“会计主管”、“部门主管”、“总经理”等身份签字处理账目，如在2012年1月7日、2012年2月28日的《费用报销单》中以“会计主管”身份签字审批；在2012年4月21日支付梁达坡借款3万元的《支付证明单》以及2012年9月28日支付房总、孙总等车牌费用的《支付证明单》中以“部门主管”的身份签字审批；在2012年11月30日的实收资本变更《记账凭证》中以“会计主管”身份签字审批；在2012年9月4日和2012年10月22日《请款单》和《付款凭证》中分别以“总经理”、“会计主管”的身份签字审批。其中，2012年1月7日报销的餐费4151元、2012年2月28日报销的餐费3152元、2012年3月12日报销的餐费1681元、2012年3月14日报销的餐费1983元、2012年3月26日报销的餐费554元、2012年3月31日报销的餐费2200元、2012年4月7日报销的餐费2979元、2012年4月21日支付给梁达坡借款3万元等，均与被告孙明姬名下尾数为1816的建行卡号的发生额一致。证据2、广州银行理财业务协议书，拟证明被告是原告的私人助理，所以原告安排被告主管财务代为公司理财经营。该证据显示由被告代理园林公司办理了金额为250万元的银行理财业务。证据3、2016年4月25日报警回执，拟证明因被告到公司打砸，抢走公司公章、文件（其中包括一份被告承诺要将1515万元用于股权转让申报纳税的文件）等资料，原告报警处理。证据4、关于尽快履行合同义务的催告函（2016年3月2日），拟证明2016年3月份股权受让人刘伟丰、刘伟立发函要求原告开具股权转让款发票，原告让被告去办理，但被告并没有，至此才知悉被告占有案涉款项，故提起本案诉讼。该催告函显示：“我们保留要求房庆金、房俊毅先生就已经收取的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款出具相关发票的权利”。证据5、关于《再次催办函》的复函（2016年5月9日）。该证据为打印件，无声明人签名，内容显示“提供相关发票乃合同附随义务，亦是法定义务，无需合同特别约定”。被告经质证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公司财务由其他人员担任，证据1中显示的复核人员邓肖竹就是公司的会计人员，梁达坡系单位的司机，其借款经过原告同意，被告仅做记账，该笔款由财务人员邓肖竹支付，跟被告无关。证据2与本案无关，原、被告均是园林公司的股东。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在2016年4月25日上午，被告到园林公司的办公室，发现钥匙无法打开门，问保安人员是否原告换了锁，有关人员回答不清楚，被告为了进办公室，才将玻璃的门锁打坏，原告所述不实。对证据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内容并没有说明股权转让纳税的情况，不能凭空认为被告有为原告待缴股权转让税的义务，一开始刘伟立、刘伟丰没有说税的单和发票。证据5没有刘伟立、刘伟丰个人的亲笔签名，不能证明是否真实，故不予认可。被告为证实原告转至其名下的案涉款项系原告给予其参与项目的提成及奖励，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流水（尾号1816），拟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涉案提成及奖励情况，被告于2012年11月28日将其中15万元用于投资帽峰山房产公司。证据2、中国建设银行流水（尾号1718），拟证明原告于2013年1月22日因临时需要资金周转向被告借款300万元，后于2013年3月11日向被告还清，若被告真的非法侵占原告本案的款项，原告可直接扣减而不予归还，但原告仍向被告偿还，双方自2013年3月11日起，债权债务已经结清。证据3、《广州市帽峰山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2011.11.10）、《广州市帽峰山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合同（一）》（2012.10.15）、《广州市广园西路岗头大街40号地块开发工程建设和木经营管理委托合同》（2013.7.5），拟证明园林公司股权转让详情及原告委托被告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目标地块项目开发建设所需的相关手续，原告承诺给予被告提成及奖励，原告也实际已支付给被告。证据4、《财务交接事项》（2013.10.14），拟证明被告不是园林公司的财务人员。该证据显示原告于2013年10月14日与案外人刘伟立交接园林公司财务工作，“移交人：邓肖竹；接管人：吴慧敏，监交人：刘伟立、房庆金”。证据5、《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商事登记信息》、广州市工商局档案查册资料等，拟证明被告接受原告和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的委托及时办理了目标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手续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购买方刘伟立、刘伟丰按期向原告支付项目股权转让价款，园林公司陆续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刘伟立成为法定代表人，而工商查册资料显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人并不是被告。经查，上述工商登记资料中显示办理过园林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有：邓肖竹（2012年10月18日）、冯艳芳（2014年1月7日）、吴慧敏（2014年5月13日）、被告孙明姬（2014年9月23日）等。证据6、《用章使用登记表》，拟证明园林公司公章现存放在目标地块施工现场五楼的保险柜内，保险柜钥匙分别由被告、刘伟立及指定人员共同保管，其使用具有严格的限制。证据7、原、被告的个人名片、《证明信》，拟证明原、被告曾共同任职多家房地产公司，被告是帽峰山房产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证据8、《建设工程房设计审核申报表》，拟证明被告为目标项目地块的项目联系人，负责该项目的开发及转让工作。证据9、2016粤广广州第141460号公证书（显示被告的电子邮箱工作往来邮件）、2016粤广广州第141358号公证书（显示被告的手机QQ聊天记录）、2016粤广广州第141357号公证书（显示被告的手机短信聊天记录）、（2016）粤广广州第157923号（显示被告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目标项目地块施工现场图片，拟证明被告凭借多年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业务的经验，为原告和园林公司成功办理了目标项目地块的开发和转让工作，才获得了应有的业务提出和奖励。经查，电子邮件内容显示被告一直在跟进处理目标地块项目以及园林公司股权转让具体事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被告于2016年3月8日开始与律师就案外人刘伟立、刘伟丰出具的《关于尽快履行合同义务的催告函》的回复问题进行沟通，被告发送给律师的《关于合同履行情况的复函》草稿中显示如下内容：“……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均为自然人，双方已依照合同完成了合同的额约定的股权转让，变更等事项，转让方依据相关的规定缴纳了相关的税费，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况且转让合同并无约定出让方需出具发票。因此函中提及的发票问题于法无据，于理不足……。复函人：房庆金”。2.被告于2016年3月11日收到第三人的复函，主文内容与原告提交的证据4一致。证据10、具结书（原件），拟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支付1515万元提成和奖励款后，原告介绍被告向刘伟丰购买了有关房产和车位，被告支付价款500万元给刘伟丰。经查，该份文书记载的是被告于案外人之间关于购买房产、车位的事项，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4日，内容未提及原告或园林公司。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至证据8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均未提及原告要给予被告提成奖励。证据1，该转账款项并没有载明系提成及奖励，该账号中的相关流水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报销单中的款项是一一对应的，所以被告该账户是用于公司的经营、有接受公司及原告的款项。对证据2，原告是2016年才知悉权利受侵害，故不存在2013年需要扣减被告款项的问题。证据3所提及的文件中均没有载明原告要给予被告提成和奖励，亦没有承诺涉案款项是给予被告的，事实上相关项目是园林公司原股东于2009年谈成的，被告当时尚未到园林公司，与其无关；另外，原告和案外人刘伟立、刘伟丰的股权转让亦是原告谈成的，而非被告促成的，故被告要求巨额提成奖励显然没有依据。证据4，被告是原告的私人助理，原告安排被告做公司的总经理、会计主管，管理原告经营中的款项，公司日常的事务和人员均是被告安排处理的，被告提到的邓肖竹亦是被告招聘来办事的，原告每月有给3万元现金被告做报酬，被告在外花销也是拿回公司报销。证据5显示被告办理的均是常规事务，他人也可以完成，并非依被告个人独有的工作技能而完成，故其以办理公司日常事务为由要求巨额的提出显然不合理；被告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主管，一直为原告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事宜，要么被告亲自办理，要么委派其招聘的员工去办理，被告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已可以证明，而被告一直否认，显然是想推托关系和责任，侵占款项。证据6显示保险柜钥匙由被告持有，公章也由被告管理使用，说明被告是原告非常信任的人，被告作为财务主管，负责管理原告经营中的所有款项，所以原告将股权转让的税费都转给被告。证据7，这些公司都是原告安排被告去上班的，都是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上述公司亦没有支付过被告巨额的提成和奖励，被告并没有个人独有的社会资源和公众技能，其主张巨额提成和奖励不符合常理；另外，被告并非帽峰山房产公司的股东，只是挂名代原告持有的股东。对证据8不予认可，该文件没有说明要给被告提成。对证据9不予认可，原告与刘伟立、刘伟丰的股权转让不是被告促成的，被告只是受托去办理具体的转让事宜，被告以日常的事务主张巨额的奖金和提成没有依据；园林公司股权转让给刘伟丰、刘伟立后，受案项目所有的投资事宜都转为刘伟立、刘伟丰负责，收益都是他们所有，如果被告要因此索要巨额的奖金和提成，要向他们或者市政维修处主张。对证据10不予认可，原告没有介绍被告买房，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均负有举证的责任。本案中，被告孙明姬已收取原告房庆金转账的1515万元系客观事实，且被告孙明姬参与原告房庆金名下的公司股权转让的过程也系客观事实，然双方对转账的1515万元的性质问题各执一词。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孙明姬曾任园林公司监事，并长时间以公司会计主管等身份参与公司重大经营事务的授权处理。从本案证据中园林公司财务账册的记载可以看出，被告孙明姬一直以来在经营活动中，深得作为园林公司股东与法定代表人的原告房庆金的信任，并被授权负责园林公司财务及其他公司经济事务。因此，原告房庆金在将其拥有的园林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从而在取得相应收益后向税务机关纳税时，指定或委托被告孙明姬去办理，符合常情，吻合法理。其次，被告孙明姬主张上述款项系原告房庆金承诺的提成与奖励，然却又没有提供有关原告房庆金此项承诺的相应证据，被告孙明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对于被告孙明姬提交的有关其参与园林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有关材料，仅能证明其作为园林公司的监事及工作人员履行了相应职责；且园林公司或者原告房庆金是否已经为此支付或支付了多少工资报酬，应属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完全可以另遁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不属本案审理的内容。综上，原告房庆金的主张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本院予采信。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单从本案所涉款项最后一笔是在2012年11月28日转至被告孙明姬账户这一点看，至原告房庆金提起诉讼，确实已经超过二年时间，但如上认定该款项系原告房庆金委托被告孙明姬办理股权转让纳税，而从双方举证的证据显示股权转让款至今尚未最终结算且原告房庆金关于园林公司的财务事宜一直由被告孙明姬负责处理。因此，在2016年年初双方发生纠纷，方才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本案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对被告孙明姬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房庆金起诉要求被告孙明姬返还1515万元的主张成立，法理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从划出款项次日计算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利息的计算应从原告房庆金起诉之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明姬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房庆金返还人民币1515万元及利息（从原告房庆金起诉之日2016年5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房庆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127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孙明姬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光辉人民陪审员  廖凤如人民陪审员  刘亚丽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麦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