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赣0521行初8号原告：严某甲，女，1976年10月31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无业，住广东省揭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乙，男，1951年6月27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务农，住分宜县，系原告严某甲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丙，男，1975年9月23日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务工，住分宜县，系原告严某甲之兄。被告：分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住所地分宜县钤阳西路。负责人：钟小洪，该派出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九军，分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副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荣，分宜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原告严某甲诉被告分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户籍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已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赣0521行初4号行政判决，原告严某甲不服该判决在法定期间上诉于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以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重新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某乙、严某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九军、钟志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小组村民，在本地办理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1995年，原告在外务工时与现在的丈夫庄某甲相识。2000年，原告回分宜老家拿户口簿办理结婚登记时发现其本地户口已然不在。为此，原告与被告交涉，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其户口已经迁出、注销了，但原告并未向被告提出过户口迁移申请，要求恢复户口亦被被告工作人员粗暴拒绝。多年来，原告一直要求被告恢复户口，但被告工作人员要么不予理睬，要么以各种荒唐理由拒绝，被告的户籍登记管理行为导致原告户籍丢失，致使原告十多年来无法办理各种证照，无法出行与就业，无法享受各种惠农政策，并对原告的生存与养老产生现实影响。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请求确认被告导致原告严某甲户口灭失的户籍登记管理行为违法并责令恢复其户口；2.由被告承担原告经济损失48万元（16年×3万元/年）、精神损失20万元，共计68万元的行政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1.被告没有实施注销原告户口的行政行为。按照有关规定，注销户口需要在当事人户口簿内页加盖注销印章，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明被告实施了该行为的证据。20多年来，公安户口管理发生了很大变化，期间也进行了几次全国范围的户口整顿与人口普查。经查，原告户口是当年在户口整顿时，其所在的村委因其出嫁而未将其作为应登记人口上报，造成漏登。按理，原告或者作为家庭户主的本案代理人、原告之父严某乙，在发现原告户口漏登后，应及时向所在村委或公安部门反映，但其未向公安部门反映。2016年年初，分宜县公安局在得知原告情况后曾派工作人员到原告家核实情况，准备将漏登的原告的户口补录系统，但原告家人不予配合，并执意提起诉讼，造成补录工作无法顺利完成。2016年7月13日，被告已经对原告的户籍信息进行了补录并办理了新的户口簿，当被告通知原告来领取新的户口簿时，原告的父亲严某乙拒绝接收。2.原告之诉已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称其在2000年就得知户口被注销，但直至2016年才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之诉已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对原告之诉应不予受理。3.原告要求行政赔偿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已过赔偿时效。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严某甲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严某甲之子庄某乙的出生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严某甲办理过一代身份证。2.分××县××村委会于2012年8月16日出具的证明和广东省揭阳县村委会于2016年2月16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严某甲的身份真实合法，户籍地为分××县××村。3.分××县××村委会于2012年2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为了户口的事情多次找被告反映情况。4.网站上打印的一则新闻，拟证明同类案例中派出所积极履行了赔偿责任。5.网站上下载的2014年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拟证明原告严某甲因为没有户口导致每年工资损失30149元。被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的证据1和本案无关联；证据2是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无法证实原告严某甲的真实身份，水北村2012年8月16日出具的证明并不能证明被告注销了原告的户口；证据3不属实，原告并未就其户口一事找过被告；证据4为网络上的文学作品，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关联；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被告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户口整顿相关文件（公通字[1995]91号、公户政字[1997]169号文件）、常住人口登记表、国办发（2000）20号文件、公治[2004]64号文件、公治（2010）179号文件、省厅（2014）313号文件、（2015）121号文件，拟证明我省近20年来开展过多次人口普查和户口整顿，户主严某乙在户口发生成员变化时并未向被告反映漏登了人员，对严某甲户口灭失一事户主严某乙存在过错。2.《江西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和补录户口所需材料清单等户口补录的程序性证据。拟证明被告如要恢复原告户口需要按照规定程序操作。3.公通字（1995）91文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注销户口需要按照规定程序操作，尤其是应在户口簿上加盖注销印章。4.分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分别于2016年2月27日、2016年2月28日找村干部周小红、刘季生所作的谈话笔录及村委于2016年1月22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被告在接到投诉后及时调查，查明是该村委在户口整顿期间因原告外嫁没有上报登记，被告愿意帮助原告恢复户口遭到拒绝。5.新的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2016年7月13日），拟证明被告已于2016年7月13日将原告严某甲的户口做了重新登记补办手续，并通知原告严某甲之父严某乙领取新的户口簿。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了以下质证意见：对《江西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常住人口登记表底册、两份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两份谈话笔录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异议，且可以证明村委会和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被告提交的户口整顿相关文件（公通字[1995]91号、公户政字[1997]169号文件）、常住人口登记表、国办发（2000）20号文件、公治[2004]64号文件、公治（2010）179号文件、省厅（2014）313号文件、（2015）121号文件、公通字（1995）91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引用上述文件的任何规定，上述文件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严某甲补录户口所需材料清单上名字错写为“严小燕”，真实性不予认可。针对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为公民身份证件、户口等户籍证明的法定认定机关，原告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并非公安机关出具，无法证明原告严某甲的真实身份信息。原告提交的证据3可以证实原告曾因户口的问题找过村委会，但不能证实其向被告反映过户口灭失的事情。原告提交的证据4为网络上的文学作品，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关联，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5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常住人口登记表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两份谈话笔录是被告在户口补录工作过程中按照法定程序形成，其中关于原告因为户口的事情找过村委以及1997年户口整顿时村委未上报严某甲户口导致严某甲户口信息灭失的陈述与原、被告提交水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均能相互印证，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户口整顿相关文件（公通字[1995]91号、公户政字[1997]169号文件）、常住人口登记表、国办发（2000）20号文件、公治[2004]64号文件、公治（2010）179号文件、省厅（2014）313号文件、（2015）121号文件、公通字（1995）91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上述文件反映了自1996年以来我省的户口整顿、人口普查等政策情况，与本案存在关联，应予采信。严某甲补录户口所需材料清单系被告依据《江西省常住人口管理规定》列出的清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情况以及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原告于1976年10月31日出生于分××县××镇××村委小组，1994年12月31日办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为。1995年，原告在外务工时与广东省揭西县男子庄某甲相识并交往。1995年12月19日公安部下发公通字[1995]91号《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自1996年7月1日开始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1997年10月8日，公安部印发公户政[1997]169号《公安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在此次户口规范化管理过程中，村村委以原告严某甲已外嫁为由未将其人口信息上报至派出所，以至于派出所未登记原告严某甲的户口信息。2000年，原告回分宜老家拿户口簿办理结婚登记时发现其已无本地户口。2012年和2016年，原告因为户口之事找过村委会反映，村委会分别出具了严某甲户籍地为分××镇××村小组以及请相关部门协助恢复户口的证明。2016年1月22日，分宜县城西派出所到水北村委会就严某甲户口一事进行调查。2016年7月13日，在本案重审过程中，被告将原告严某甲的户口做了重新登记补办手续并将户主为严某乙的户口簿进行了更换，原告父亲严某乙领取了该户口簿。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的户籍登记管理行为违法，本院认为，户籍登记管理行为是包含户籍登记的各项户籍管理活动，而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仅涉及被告的户籍登记行为，且被告漏登原告户口的行为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因此，本案为不履行户籍行政登记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1.被告是否导致原告严某甲户口灭失，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2.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原告之诉是否已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关于被告是否导致严某甲户口灭失，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农业、渔业、盐业、林业、牧畜业、手工业等生产合作社的户口，由合作社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公安部三局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规定，农业、渔业、盐业、林业、牧畜业、手工业等生产合作社的户口，根据他们生产组织的特点，一般指定会计和记工员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较为适宜，如果由于政治条件或其他原因不适于担负此项工作的，也可以选择其他适宜的人员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是一乡一社的，或者虽不是一乡一社，但因社大由社直接登记管理有困难的，可由社以下的生产队等生产组织指定专人，在户口登记机关直接指导下登记管理本队人员的户口。指定的专人的任务是：①办理出生、死亡登记，并按月向户口登记机关报告；②掌握社的户口簿，并负责在簿上进行增减和户口事项变更登记；③为群众到户口登记机关办理迁移手续开具证明；④向群众进行户口宣传，督促群众遵守户口制度。同时规定，户主的责任是：按规定负责申报户口(自己申报或户内其他人申报都可)，并督促户内其他人员申报户口。依照当时的规定，指定管理本村户口的干部依法掌握社的户口簿，并负责在簿上进行增减和户口事项变更登记，分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在1997年户口整顿的过程中，根据负责协助户口登记的村委会的干部上报的户口信息进行登记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错或过失行为。原告严某甲的父亲即户主严某乙依法负有申报户口的责任，但其在领取并核对换发后的户口本后，并没有及时向村委或者派出所反映漏登的情况，造成严某甲户口的漏登户主本身存在过错。因此，严某甲户口的漏登是负责管理该村户口的村委会干部未上报以及户主严某乙未及时反映漏登造成的，被告在登记户口的过程中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操作，既不存在违法注销或迁出户口的行为，也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况。原告诉称多次要求被告恢复其户口，但是均没有证据证实。2016年2月，被告派出所民警在村干部的周小红、刘季生的带领下到该村及原告家中调查，原告及其家人不予配合。依据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江西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已登记常住户口，因错误注销、计算机信息丢失等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应持本人或监护人书面申请、原居民户口本、居民身份证等原始依据，向原户口登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登记。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原告既未按照规定向被告申报，也拒绝提交相关原始依据和配合调查，导致户口补录直至2016年7月才完成。原告的户口未予以补录原因在于原告自身未申报及配合，被告并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不予补录的行为。因此，本院认为，被告不存在不履行户籍登记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迁出注销户口行为，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户籍登记管理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二、关于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原告请求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或不作为行为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害，本案被告不存在不履行户籍登记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迁出注销户口行为，则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首先，本案被告漏登户口的行为属于不作为行为，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行政作为行为的起诉期限之规定。其次，本案被告的不作为行为属于依职权不作为行为，不适用《中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依申请不作为行为的起诉期限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是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不作为时的起诉期限，而本案中，法律法规未规定户主或者本人在户口登记机关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户口簿及录入微机系统时需对人口信息重新申报，被告是在未审慎审核水北村委会上报的人口信息的情况下依职权不作为，不适用关于依申请不作为的法定起诉期限。第三，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仅对行政作为行为和依申请不作为行为的起诉期限作出了规定，对依职权不作为行为没有规定起诉期限。因此，原告之诉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严某甲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严某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阮菊花人民陪审员  黄卫良人民陪审员  叶 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黎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