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终1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刚，男，汉族，1960年8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衡，男，汉族，1962年10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梦倩，女，汉族，1988年1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达龙，江西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显昌，男，汉族，1945年1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重庆经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泽勇，男，汉族，1968年1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滨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邹喆，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军，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梦婕，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以下或简称刘玉刚三人）为与上诉人胡显昌、被上诉人邓泽勇、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以下简称重庆工程局）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5）广海法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达龙、上诉人胡显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重庆工程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军、魏梦婕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合法传唤，原审被告邓泽勇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重庆工程局、胡显昌、邓泽勇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连带支付船舶使用费249.9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重庆工程局、胡显昌、邓泽勇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胡显昌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于2008年8月13日签订的船舶承包合同有效错误。该合同的当事人是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邓泽勇，而非胡显昌，该合同乙方签名处是胡显昌的署名，后加括号注明代表邓泽勇。“粤珠海浚1833”船在2008年7月以前停泊在大连港，邓泽勇受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委托管理该轮。2008年8月13日，胡显昌来到珠海，称邓泽勇可能与重庆工程局达成船舶租赁合同，其受邓泽勇委托，代表邓泽勇与“粤珠海浚1833”船股东签订船舶承包合同，但却故意隐瞒邓泽勇早在2008年7月9日就与重庆工程局签订并实际履行了每月租金高达21万元的租赁合同的事实，导致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误认为船尚在大连港，邓泽勇能否与重庆工程局签订租赁合同尚不确定。考虑到如果与重庆工程局达成租赁协议，“粤珠海浚1833”船需要检修时间，以及从大连港调运至防城港需近2个月的时间，故特别约定免除两个月租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在这种情形下才与邓泽勇签订承包合同。根据民法通则关于欺诈的规定，假设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邓泽勇于2008年8月1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成立，也是在邓泽勇隐瞒“粤珠海浚1833船”已经以每月21万元租金出租给重庆工程局的情况下作出的，不是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包合同依法无效。此外，一审法院已查明邓泽勇并未委托胡显昌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签订船舶承包合同，因此该合同缺乏一方当事人，依法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邓泽勇与重庆工程局签订的两份船舶租赁合同有效错误。首先，该两份租赁合同的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查明“粤珠海浚1833”船的所有人为何梦倩、刘玉刚、张衡、胡显昌，但“粤珠海浚1833”船并非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粤珠海浚1833”船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无权以“粤珠海浚1833”船名义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租赁协议的承租人是重庆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但防城港项目部是临时施工管理单位，未经工商登记，无权对外签订合同。由于“粤珠海浚1833”船和重庆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均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两份船舶租赁协议应归于无效。其次，邓泽勇以“粤珠海浚1833船”全体共有人代表名义签订舶租赁合同时未得到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授权，重庆工程局对此未尽充分注意义务，也未履行告知义务，该租赁协议严重损害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该租赁合同应属无效。重庆工程局明知“粤珠海浚1833船”所有人是何梦倩、刘玉刚、张衡、邓泽勇四人，明知船舶出租的收益人应当是全体所有人，却与邓泽勇串通将租金支付给与“粤珠海浚1833船”无关的英利行公司，损害了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三人的合法利益，租赁合同应归于无效。第三，重庆工程局提供的银行转帐凭证无法证明其支付了租赁费，且因两份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费支付办法严重损害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合法权益，故重庆工程局的履行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应认定其支付行为无效，在法律上应视为未支付租赁费。重庆工程局应按两份租赁协议约定的标准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支付本属于刘玉刚三人的租赁费249.9万元。一审法院根据邓泽勇手写的收据认定重庆工程局已支付租赁费错误，手写收据不是付款凭证，不是真实合法的财务资料，且重庆工程局未提供纳税凭证。三、一审法院认定邓泽勇代表“粤珠海浚1833”船全体船东与重庆工程局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应认定为胡显昌错误。涉案船舶的实际船东是何梦倩、刘玉刚、张衡、胡显昌，邓泽勇不是船东，其在未得到何梦倩、刘玉刚、张衡授权的情况下，即使受胡显昌委托，也无权代表“粤珠海浚1833船”全体船东签订船舶租赁协议。即便事后获得追认，出租方及收益人也应当是包括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在内的全体船东。一审法院认定邓泽勇受胡显昌委托，代表胡显昌与重庆工程局签订船舶租赁合同，这一认定没有事实依据。 胡显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梦倩、张衡不是涉案船舶所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2005年4月10日的《船舶转让合同》，2005年4月22日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邓泽勇签署的合作协议、船舶交接书是何梦倩、张均信等人伪造的，申请对该三份文件进行笔迹鉴定。二、一审起诉状没有刘玉刚和张衡的签名，提起本案诉讼可能不是刘玉刚和张衡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重庆工程局承担给付责任、胡显昌和邓泽勇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却判令胡显昌承担给付责任，超出了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的诉讼请求范围。四、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06年8月1日起至2008年8月12日涉案船舶由胡显昌实际控制，这一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五、一审认定胡显昌以邓泽勇代表的名义与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订立承包合同时未获得邓泽勇的授权，该代理行为不成立。按照该认定逻辑，张均信代表何梦倩、张燕生代表张衡同样也不能成立，如此则涉案承包合同应认定无效。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对胡显昌的上诉意见答辩称：何梦倩、张衡是涉案船舶的所有人，各当事人均依法签署了起诉材料，刘玉刚是否曾承包涉案船舶与本案争议无关。涉案船舶承包合同依法不成立。 胡显昌对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上诉意见答辩称：胡显昌与刘玉刚、张均信、张燕生于2008年8月13日签署的船舶承包合同虽然是胡显昌签名，但该承包合同未实际履行。承包合同签订后，胡显昌未实际控制该船，刘玉刚等三人未在承包合同约定的交船地点向胡显昌交船，故该承包合同不可能实际履行。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人是胡显昌、张均信、刘玉刚和张燕生，何梦倩和张衡并非实际的船舶所有人，故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重庆工程局答辩称：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从船舶承包合同的内容来看，涉案船舶各船东同意委托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签订船舶租赁合同。且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起诉要求涉案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可见其同意邓泽勇向重庆工程局出租该船舶。 被上诉人邓泽勇未提交答辩意见。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邓泽勇与重庆工程局签订的两份“粤珠海浚1833”轮船舶租赁合同无效；2.重庆工程局参照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给付船舶占用费2499000元；3.胡显昌、邓泽勇在2499000元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胡显昌、邓泽勇、重庆工程局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5年4月，刘玉刚、何梦倩、张衡、邓泽勇订立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280万元购买“珠航98”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四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联系业务，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股东会，互通情况协商有关事宜。该船在珠海海事局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更名为“粤珠海浚1833”轮。该船轮船舶证书记载船舶系刘玉刚、何梦倩、张衡、邓泽勇四人按份共有，每人股份为25%。 “粤珠海浚1833”轮先后由刘玉刚、胡显昌等人承包经营，施工地点为大连。该船自2005年8月1日起至2006年7月31日由刘玉刚承包。自2006年8月1日起至2008年8月12日止，该船由胡显昌实际控制。 2008年7月10日，邓泽勇与重庆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签订租赁协议约定，邓泽勇将“粤珠海浚1833”轮出租给重庆工程局，租期自“长鹰50”轮到达防城港工地开工之日起，至“长鹰50”轮在防城港项目停止施工时止，租金（含税价格）每月21万元，收款人为重庆市英利行电气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利行电气公司），邓泽勇与其他单位之间的管理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纠纷由邓泽勇自行处理。根据重庆工程局与邓泽勇双方签署的工程结算表记载，船舶于2008年7月9日到达防城港工地。2009年6月16日停工。 2009年10月16日，双方再次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租期自2009年10月18日起至“长鹰50”轮在防城港项目停止施工时止，其他内容与2008年签订的租赁协议一致。合同续签后，“粤珠海浚1833”轮于2009年10月18日至2010年5月3日进行施工。 2008年8月至2010年5月，重庆工程局应支付租金3232000元。该局向邓泽勇支付劳务费943000元，向英利行电气公司支付2070704元，加上该局为船舶加油的折算款项等，共计3232000元。英利行电气公司系由胡显昌、胡云和余霞共同出资设立。 2008年8月13日，胡显昌（甲方）与刘玉刚、张均信、张燕生（乙方）签订船舶承包合同约定：四人均为“粤珠海浚1833”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表，经友好协商，刘玉刚、张均信、张燕生同意该轮由胡显昌进行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乙方委托甲方与重庆工程局签订船舶租赁合同，并以其起始和终止日期作为本合同承包期限；若甲方提出延长承包期限，则协商承包期限。如重庆工程局租船起始日晚于2008年10月15日，则终止本合同。交船地点广西防城港，还船地点广东省内，承包金每月6万元，乙方不出发票，税费由甲方负责。本合同第一、二个月免承包金。承包金在次月的10号前汇给乙方；承包期间的船舶维修保养由甲方承担；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条款：承包期间由乙方负责购买船舶保险和船员意外伤害险，船舶保险额按300万元计，受益人为甲乙双方，船员意外伤害险按每人30万元计。船舶验船手续由乙方办理，费用由甲方负担。甲方保证承包期间合法经营。交船时必须保证船舶完好性并处于适航状态。甲方应准时交承包金，并以甲方所代表的股东的股份作为担保，担保金额为70万元。如甲方违约且欠付承包金超过24万元时，乙方有权收回船舶，所有损失从甲方股份中扣除。该合同记载甲方为:胡显昌(代表邓泽勇)。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于2010年6月以邓泽勇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于2008年8月13日签订船舶承包合同，邓泽勇占有船舶、拖欠租金为由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邓泽勇交还“粤珠海浚1833”轮、支付自2008年10月15日起至交船之日止每月６万元的船舶承包金及违约金。2010年6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广海法初字第356-11号民事裁定书，限制重庆工程局支付邓泽勇的工程款及其他款项130万元，实际限制支付10万元。 该案一审判决后，张衡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院指定一审法院再审。2012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广海法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以李乐华没有得到授权代理张衡起诉不符合法律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张衡也没有参加诉讼，其在原审诉讼中诉讼主体不适格，刘玉刚、何梦倩、张衡的诉求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整体应依法一并处理为由，撤销（2010）广海法初字第35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玉刚、何梦倩、张衡的起诉。 邓泽勇在（2010）广海法初字第356号案中辩称：一、何梦倩、张衡、邓泽勇不是“粤珠海浚1833”轮的船舶所有人。二、邓泽勇没有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签订船舶承包合同，起诉状中所称的船舶承包不是事实。三、“粤珠海浚1833”轮经营多年来，特别是刘玉刚租赁该船期间拖欠船员工资、生活费、船舶修理费等数十万元均为邓泽勇垫付。该轮2008年10月16日至2010年4月租给重庆工程局，由于船舶破旧，修理过多，几乎没有利润，不能抵偿上述邓泽勇垫付的款项。四、2010年4月，广西防城港工程结束，船舶大部分手续过期，邓泽勇多次通知船东，尽快办理年审手续，但船东无人过问。 船舶承包合同关于承包期限的计算。船舶承包合同约定以胡显昌与重庆工程局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的起始和终止时间作为胡显昌承包“粤珠海浚1833”轮的期限。 邓泽勇与重庆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于2008年7月10日第一次签订租赁协议，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胡显昌的船舶承包合同于2008年8月13日签订，船舶承包合同约定两个月免承包金，据此，承包金应从2008年10月14日起算。本次承包期限的截止时间应计至邓泽勇与防城港项目部签订工程（分包）完工结算表中工程结算时段的截止时间2009年6月16日。据此，胡显昌第一阶段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承包“粤珠海浚1833”轮的期限为8个月，承包金共计48万元。 邓泽勇与重庆航道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第二次于2009年10月16日签订租赁协议,工程（分包）完工结算表中工程结算时段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5月3日。据此，胡显昌第二阶段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承包“粤珠海浚1833”轮的期限为6个半月，承包金共计39万元。两阶段的承包金共计87万元。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主张“粤珠海浚1833”轮25%的股份实际是胡显昌所有，胡显昌经一审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后对以上事实没有提出异议。邓泽勇在向一审法院的书面陈述中也否认其是实际的船舶所有人，综合本案情况，可以认定胡显昌借邓泽勇之名进行船舶所有权登记。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主张邓泽勇受胡显昌指使(即委托)与重庆工程局签订船舶租赁合同,邓泽勇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后，没有对以上事实提出异议，而该租赁合同中约定接受租金的单位是胡显昌持有股份的公司。综合本案情况，可以认定邓泽勇是受胡显昌的委托与重庆工程局签订船舶租赁合同，邓泽勇与胡显昌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 本案的争议事实是：1.胡显昌、邓泽勇是否故意隐瞒与第三方订立月租金为21万元的租赁合同的事实，采取欺骗、胁迫手段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签订承包合同；２.重庆工程局、胡显昌、邓泽勇是否恶意串通侵害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权益。 （一）胡显昌、邓泽勇是否故意隐瞒与第三方订立月租金为21万元的租赁合同的事实，采取欺骗、胁迫手段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签订承包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将“粤珠海浚1833”轮交给胡显昌使用并不负责船舶维修保养、配备船员或者支付船员工资，而胡显昌、邓泽勇将船舶出租，需要船舶维修保养、招聘船员、支付工资并承担经营风险。因此胡显昌获得的租金并非净收益。虽然在2008年7月胡显昌与重庆工程局签订租赁合同时并没有获得船舶的使用权，但在同年8月已经得到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同意使用该船。胡显昌作为承包方不支付第一、二个月的租金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的。而邓泽勇不是船舶承包合同的主体。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关于胡显昌、邓泽勇欺诈、隐瞒真实情况与其签订合同构成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胡显昌、邓泽勇与其签订合同存在胁迫行为。 （二）重庆工程局与胡显昌和邓泽勇是否恶意串通侵害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权益？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主张“粤珠海浚1833”轮租赁合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重庆工程局作为一个隶属于交通部的事业性施工单位，与胡显昌和邓泽勇恶意串通、损害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利益存在的可能性很小，综合本案情况，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具有恶意串通的共同目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船舶租用合同纠纷。胡显昌以邓泽勇的代表的名义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订立承包合同，但胡显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得到邓泽勇的授权。邓泽勇在一审法院（2010）广海法初字第356号案诉讼中否认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订立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第一款的规定，胡显昌以邓泽勇名义订立的合同，该代理行为不成立，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船舶承包合同的内容实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向对方提供不配备的船舶，在约定的期间内由对方占有、使用和营运，并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支付租金的合同。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胡显昌之间光船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邓泽勇之间不成立合同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主张胡显昌、邓泽勇、重庆工程局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侵害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利益，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且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并未主张侵害国家利益。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胡显昌签订的船舶承包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 胡显昌在2008年8月13日签订船舶承包合同时已经占有 船舶，故合同签订时视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已经向胡显昌交付船舶。胡显昌在使用船舶后，应根据约定支付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船舶承包金87万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主张胡显昌、邓泽勇侵占船舶租金2499000元，应对侵权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作为发包人并不为船舶配备船员，而胡显昌承包后将船舶出租，还应负责船舶安全管理、船员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因此其获得的租金并非净收益，不存在侵占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租用租金的情况。 虽然胡显昌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订立合同时未告知其与重庆工程局订立租赁合同的情况，胡显昌并非登记的船舶共有人，其在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交易中是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进行交易，不存在隐瞒的情况。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关于胡显昌隐瞒已经与第三方订立月租金为21万元的租赁合同的事实，对其构成欺骗的主张不能成立。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主张胡显昌和邓泽勇采取胁迫手段与其签订船舶承包合同，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关于胡显昌和邓泽勇侵占其船舶租金249900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 重庆工程局与邓泽勇签订“粤珠海浚1833”轮租赁协议中的租船价格为含税价格，“国家利益”是指社会公共利益，重庆工程局没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属于违反行政监管的范畴，不属于损害国家利益。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之间的船舶租赁合同关系，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和胡显昌之间的船舶承包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重庆工程局的履约行为并不损害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利益。至于合同约定重庆工程局付款至英利行电气公司账户，属于合同双方意思自治范畴。重庆工程局根据其与邓泽勇订立的船舶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并无过错。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关于重庆工程局侵害其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不是该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关于重庆工程局侵权的主张不成立，其请求判令重庆工程局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船舶占用费2499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邓泽勇从事代理行为即对外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的后果应由胡显昌负责。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请求邓泽勇支付租金，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根据，不予支持。 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而双方没有约定，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请求邓泽勇和胡显昌承担连带责任返还船舶占用费2499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或者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胡显昌支付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租金87万元；二、驳回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792元，由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分别负担6170元，胡显昌负担8282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自2006年8月1日起至2008年8月12日止，胡显昌实际控制‘粤珠海浚1833’轮”的事实外，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本院另查明，何梦倩确认其是张均信的亲戚，张衡确认其是张燕生的哥哥，胡显昌确认其是邓泽勇的舅父。 在（2010）广海法初字第356号案中，何梦倩、刘玉刚和张衡以2008年8月13日的《船舶承包合同》为由诉请邓泽勇按照该承包合同的约定支付船舶承包金，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查明了重庆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和邓泽勇于2008年7月10日、2009年10月16日签署两份《租赁协议》的事实，即至少何梦倩、刘玉刚在2010年时已知晓该两份《租赁协议》的事实。虽然张衡以提起（2010）广海法初字第356号民事诉讼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申请对该案进行再审，即（2011）粤高法民四申字第30号案，但可以确定张衡本人在2011年申请再审时知晓重庆工程局防城港项目部和邓泽勇于2008年7月10日、2009年10月16日签署两份《租赁协议》的事实。 本院认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诉请确认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签署的租赁合同无效，以侵权为由诉请重庆工程局支付船舶租金，并诉请邓泽勇和胡显昌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为侵权纠纷。 根据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显昌、刘玉刚、张均信、张燕生于2008年8月13日签署的《船舶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涉案承包合同）的效力，以及该承包合同对何梦倩、张衡是否有约束力；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签署的两份租赁合同的效力；以及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诉称邓泽勇、胡显昌、重庆工程局侵犯其合法权益是否成立。 关于胡显昌、刘玉刚、张均信、张燕生于2008年8月13日签署的《船舶承包合同》的效力，以及该承包合同对何梦倩、张衡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一、刘玉刚、何梦倩、张衡在上诉状中自称是2008年8月13日的《船舶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但认为邓泽勇是该承包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胡显昌并非该合同当事人。再结合何梦倩是张均信亲属、张衡是张燕生哥哥的事实，可认定何梦倩、张衡对张均信、张衡以其名义签署的《船舶承包合同》并无异议，本院据此认定张均信受何梦倩委托、张燕生受张衡委托签署了该承包合同，刘玉刚、何梦倩、张燕生均是该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应受该承包合同约束。二、关于胡显昌是否为涉案船舶承包合同当事人的问题。刘玉刚、何梦倩和张衡在上诉状中确认胡显昌是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人之一，也即确认邓泽勇代胡显昌持有涉案船舶25%的所有权，以及邓泽勇受胡显昌委托从事与涉案船舶有关的业务。该承包合同当事人处虽然记载是胡显昌代表邓泽勇签署该合同，但在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均明知胡显昌是船舶实际所有人、邓泽勇是涉案船舶名义所有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胡显昌和刘玉刚、何梦倩、张衡是涉案船舶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以胡显昌未获邓泽勇授权签订合同为由，认定胡显昌应承担涉案承包合同责任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三、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称胡显昌在签署承包合同时向其隐瞒邓泽勇已经和重庆工程局签署租金21万元/月租赁合同的事实，欺骗其签署涉案承包合同，故该承包合同并非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诉称胡显昌欺骗其签署涉案承包合同，主要理由是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约定了21万元/月的高额租金，但涉案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只有6万元/月，故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三方的利益受到损害。对此，本院认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依据涉案承包合同可获得的6万元/月的承包费为纯收益，但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约定的21万元/月的租金包括船员支出、船舶维修保养等支出，并非邓泽勇所代表的胡显昌的纯收入，故不能根据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承包费和租赁费的差别认定该承包合同损害了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的合法权益，因此其无权行使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撤销权。其次，刘玉刚、何梦倩和张衡早在（2010）广海法初字第356号案和（2011）粤高法民四申字第30号案中已知晓重庆工程局和邓泽勇于2008年7月10日、2009年10月16日签署两份《租赁协议》的事实，在2015年提起的本案诉讼中又以胡显昌和邓泽勇隐瞒该两份《租赁协议》，欺骗、胁迫其签署涉案承包合同为由，诉请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胡显昌和刘玉刚、张衡、何梦倩签署的承包合同依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按照涉案承包合同的约定，判令胡显昌向刘玉刚、张衡、何梦倩支付船舶承包费87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签署的两份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承包合同约定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委托胡显昌与重庆工程局签订船舶租赁合同，且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明知邓泽勇代胡显昌持有涉案船舶25%的所有权，故邓泽勇以涉案船舶所有权人名义与重庆工程局签署租赁协议符合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以邓泽勇未经其授权和重庆工程局签署租赁合同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另上诉称重庆工程局和胡显昌、邓泽勇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构成侵权。如上文所分析，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以涉案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和租赁费的差价为由称其合法权益受损没有事实依据，不应支持。重庆工程局将租金支付至英利行公司账户是重庆工程局合法的履约行为，不能作为认定重庆工程局恶意侵害刘玉刚、张衡和何梦倩合法权益的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签署的两份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鉴于刘玉刚、张衡、何梦倩和胡显昌签订的船舶承包合同，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签署的两份租赁合同均合法有效，故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诉称胡显昌、邓泽勇和重庆工程局存在恶意串通、欺诈等情况，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何梦倩、张衡是涉案船舶依法登记的船舶共有人，是涉案船舶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其和张均信、张燕生之间代持船舶所有权的关系，不影响其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的资格。刘玉刚、何梦倩和张衡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一份2005年4月10日张衡、邓泽勇、何梦倩、刘玉刚和张燕生、胡显昌、张伶、张成丽签署的《船舶转让合同》，2005年4月22日刘玉刚、张衡、何梦倩与邓泽勇签署的《合作协议》，2005年4月22日张衡、邓泽勇、何梦倩、刘玉刚和张燕生、胡显昌、张伶、张成丽签署的《“珠航98”船舶交接书》，胡显昌二审期间申请对该三份文件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该三份文件的内容与本案争议无关，对查明本案事实没有意义。且胡显昌在二审期间申请笔迹鉴定，超过了举证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胡显昌上诉理据不足，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292元，由上诉人刘玉刚、张衡、何梦倩负担26792元，上诉人胡显昌负担12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以星 审 判 员  辜恩臻 代理审判员  王 晶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许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