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民申29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正方，男，197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豪诗曼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沙江路***号***室。法定代表人：冯桂生，该公司执行董事。再审申请人王正方因与被申请人上海豪诗曼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诗曼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商终字第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王正方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委托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豪诗曼公司就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并未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本案中，豪诗曼公司至诉讼初期仍不认为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不存在就委托事宜进行过磋商、要约承诺。故豪诗曼公司从未表达过要与王正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更不可能在双方之间达成委托合同关系的合意。3.原判认定双方成立委托关系的理由，一是王正方出具的收条，二是张波与王正方直接发生联系的相关证言。关于收条，王正方一审提交的录像反映其系被胁迫书写案涉收条，且通话录音中冯桂生也认可收条系其指使相关人员逼迫王正方出具。关于张波与王正方直接联系事宜，王正方是作为中间介绍人分别与张波及豪诗曼公司存有联系，仅凭王正方与张波存在直接联系的行为，不足以证明王正方与豪诗曼公司成立委托关系。4.王正方并未获取任何报酬，也没有约定获取报酬或差价，故双方当事人显然不可能存在委托关系。原判认定双方成立委托关系，既悖于王正方自身的认知，亦有悖于常理。二、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也不能排除豪诗曼公司与张波之间直接成立委托关系，豪诗曼公司的损失亦不应由王正方承担。根据公安机关于2013年11月25日对张波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豪诗曼公司与张波直接通话，张波告知贴现利率，豪诗曼公司予以接受，并要求张波将贴现款打入豪诗曼公司的一个银行账户。此后，张波以自己的名义向豪诗曼公司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案涉票据，豪诗曼公司予以接收。上述事实表明，豪诗曼公司与张波之间已经直接形成委托关系，豪诗曼公司认可张波的代理人身份。即使豪诗曼公司与王正方存在委托关系，由于豪诗曼公司的损失系因张波代豪诗曼公司办理票据贴现过程中被骗所致，非因王正方的原因，不应由王正方承担赔偿责任。三、即使认定王正方存在转委托给张波之情形，王正方亦无须承担赔偿责任。1.即使认定王正方转委托给张波，豪诗曼公司对王正方尚需再行转委托事宜也是明知的，其对转委托给张波也是认可的。2.张波于2012年9月17日直接向豪诗曼公司出具了收到案涉票据的收条，而豪诗曼公司予以接收，足以证明豪诗曼公司认可张波的代理人身份，不存在王正方未经豪诗曼公司同意而擅自转委托的情形。3.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即使王正方系转委托张波，因豪诗曼公司对转委托事宜表示同意，故不存在王正方擅自转委托的情形；而豪诗曼公司对张波的身份予以认可，即王正方就转委托第三人的人选已经获得豪诗曼公司的同意，故亦不存在王正方就第三人的选任存在过错的情形；转委托第三人张波在办理票据贴现事务时，完全由张波自身处置，王正方从未作出任何指示，故王正方亦不存在因指示不当而需要承担责任之情形。四、即使王正方需要承担责任，也不应承担主要责任。1.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豪诗曼公司找到王正方帮忙找人贴现票据时，王正方已经当面让张波与豪诗曼公司通话，豪诗曼公司对需要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已经明知，由于该费用系向第三方支付，王正方未赚取差价，亦未约定报酬，故即使王正方属于受托人，也应认定为无偿委托关系，只有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下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王正方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原判责令王正方承担80%责任，显然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2.豪诗曼公司的票据贴现行为本身就属违法，无论何人具体操办此类票据贴现均具有极大的风险和隐患，何况本案豪诗曼公司最终损失系因他人诈骗犯罪所致，在不考虑向犯罪人追赃之情形下，理当由豪诗曼公司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换言之，豪诗曼公司主观上具有通过违法手段办理票据贴现之故意，客观上亦寻求不具有票据贴现能力和资格的人员办理贴现事宜，其自身过错非常明显，是除犯罪人以外导致损失发生的最主要原因，理应承担绝大部分责任。3.本案所涉诈骗事实发生后，王正方于2012年9月19日第一时间通知豪诗曼公司要求其对被骗票据挂失止付，但豪诗曼公司拒绝。如果豪诗曼公司此时积极采取挽救措施，其损失将大幅下降。原判认为在王正方要求豪诗曼公司挂失止付时，票据已被他人合法占有。对此，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况且，从现有证据看，案涉票据系非法贴现，并不存在真实的基础关系，原判认定他人合法占有票据没有依据。故豪诗曼公司对因其自身行为而扩大的损失部分，理当承担责任，不应由王正方承担。五、本案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一审中，豪诗曼公司变更请求权基础及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既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亦未给予王正方答辩准备期，程序违法，剥夺了王正方的答辩权。二审对此未予纠正，亦属错误。六、王正方汇给豪诗曼公司的100万元系借款，原审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处理。王正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1.豪诗曼公司与王正方或张波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王正方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对此，分析如下：一、关于豪诗曼公司与王正方或张波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王正方主张其与豪诗曼公司不存在委托关系，即使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也不能排除豪诗曼公司与张波之间直接成立委托关系。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王正方的再审理由依据不足，理由如下：1.虽然豪诗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桂生于2012年9月17日将涉诉承兑汇票交给王正方，当时双方未办理任何书面手续，但王正方于2012年9月21日向冯桂生出具一份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冯桂生委托本人办理承兑汇票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合计2880万元”，故王正方通过出具该收条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进行追认。王正方称其出具的收条是在遭受围攻、胁迫下形成，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难以支持。2.豪诗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桂生在承兑汇票被诈骗前并不认识张波，从未就承兑汇票贴现向张波作出过指示。且张波在承兑汇票被诈骗后，其在第一时间通知王正方，两人共同向沈炳云追讨，张波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亦陈述称，二张承兑汇票的持有人是王正方，王正方是其老板。上述事实能够印证豪诗曼公司是与王正方直接发生委托关系，王正方再与张波发生关系。而王正方称张波直接向豪诗曼公司出具收条，其在豪诗曼公司与张波之间起居间作用，即使转委托也是经豪诗曼公司同意，均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豪诗曼公司与王正方存在委托关系，王正方的转委托未经豪诗曼公司同意有相应依据。二、关于王正方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受托人王正方接受豪诗曼公司委托办理票据贴现事务后，应亲自处理委托事务，但其未经豪诗曼公司同意擅自交付第三人张波办理，而张波在办理票据贴现过程中，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涉案票据被诈骗的风险发生，原审法院认定张波对涉案票据被诈骗存在重大过失有相应依据，王正方应当对张波的行为承担责任。原审法院鉴于豪诗曼公司亦存有一定的过错，可相应减轻王正方的责任，据此确认双方担责的比例亦有相应依据。至于王正方主张的豪诗曼公司未及时办理挂失止付避免损失扩大，对扩大损失不承担责任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系票据被诈骗，并不属于上述可以申请情形，原审法院对王正方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豪诗曼公司起诉时认为其与王正方存在票据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豪诗曼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一致，向豪诗曼公司进行释明，允许豪诗曼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豪诗曼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王正方亦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发表了辩论意见，不存在剥夺王正方辩论权利的问题。另外，鉴于王正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将王正方已给付豪诗曼公司的95万元在本案中作出处理亦有相应依据。综上，王正方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九）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正方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黄 梅代理审判员  颜晓杰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