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63161号原告：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68号30层04单元。法定代表人：高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卿，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春云，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闵清，男，1964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孝蓉，上海市淮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中建东孚公司)与被告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6年10月8日、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建东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卿、庞春云、被告闵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孝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申请自行和解一个月，但最终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决：1、原告不支付被告2013年绩效奖人民币51万元；2、原告不返还被告职务押金20万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08年7月1日进入原告处工作，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签至2015年6月30日止。2015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提出辞职，2016年5月3日，被告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绩效奖51万元，并返还职务押金20万元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支持了被告上述请求。原告认为，上述裁决对2013年绩效奖和职务押金的认定是错误的，故提起本诉讼。被告闵清辩称，原告在仲裁期间对被告的2013年绩效奖51万元和风险抵押金20万元均是予以认可的，仲裁裁决也是正确的，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闵清2008年7月1日进入原告中建东孚公司工作。2010年6月1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期限自该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下属的西安中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中建)任总经理，原告按月预发被告岗位工资15,000元，年终依据企业经营情况和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按总经理年薪的60%-90%结算计发年度收入等。后被告预发的岗位工资调整为20,000元/月。2014年1月开始，被告不再担任西安中建总经理职务，而回到被告处任副总经理。后原告对被告2013年度经营业绩进行考核，被告考核得分为54.54分。2015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提出书面“解除合同申请”，以自己近两年身体不适，体力大不如前，无法适应快速的工作节奏为由，向原告申请于2015年1月31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在该申请中，被告还称：“2014年本人工作是分管西安公司，重点解决西安响塘村回迁工作等遗留问题，近期此项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村民代表已签字同意回迁安置协议及回迁选房办法，正等待政府召开分房启动会等。”同时，被告还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在离职后继续配合公司妥善解决好响塘村村民的回迁工作等。2015年1月25日，原告向其各部门等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确认与被告2015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并办理好工资发放及社保、公积金缴纳封存等工作。2015年2月5日，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高波发送手机短信，询问2012年年薪可否近期安排等。2015年2月10日，被告又给原告法定代表人发手机短信，表示2012年年薪已收到。2015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发送手机短信，表示“领导，今天交房工作全部完成，我在西安的使命也基本结束，……我这个人干活可以，真的不会谈钱，所以我请求您看在我这几年背井离乡还干了点活的份上，对我最后这个事有个善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回复称：“我知道了，放心吧。”2015年4月23日，原告在其内部宣传刊物《筑家》中发表了西安中建圆满完成响塘村社区回迁安置楼项目交房工作的相关报道。2015年10月28日、12月10日，被告又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发送了两条手机短信，内容为：“领导，麻烦您费心在考虑一下我的事情咋处理呀，什么时候能定呀？”“……另外年底有什么安排？能把账结了吗？拜托！”后被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1、支付2013年绩效奖51万元；2、返还职务押金20万元；3、支付2015年2月至4月工资6万元；4、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6万元。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5月3日立案受理。仲裁审理期间，原告提供了一份被告的“2013年度经营者年薪兑现通知书”，该通知书中表明被告2013年度年薪兑现系数为50%，核算年薪为824,145元，加上返还2012年度风险抵押金229,908元，减去已发基薪24万以及预留风险抵押金20万元等，确定应结算年薪(税前)为514,053元等。同时该通知书左上角标明“附件6-8：”字样。后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裁决，裁令原告支付被告2013年绩效奖51万元、返还职务押金20万元，并对被告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另查明：1、原告2012年12月1日实施的《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编号：DC-HR-06)第4.2.6年薪兑现条款规定，根据局对公司总经理考核后核定的年薪标准，结合按照上述方法确定的挂钩比例激发被考核者年薪；年度考核(包括业绩指标、管理指标和个性指标)结果低于70分的，不予兑现当年的绩效年薪。2、2014年10月21日，原告公司召开董常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以下简称2014-49号文)。该会议纪要中明确，该次会议讨论通过了《2013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考核的相关内容，并形成三条决议，其中第二条内容为：按照公司《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编号：DC-HR-06)规定,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低于70分的，应不予兑现相应责任人当年度年薪；经会议研究决定，第一年考核结果低于70分的，按照相应职级文件规定最低系数下浮10%进行兑现(即副总经理60%、总经理助理40%)；第二年考核结果仍然低于70分，再下浮10%进行兑现(即副总经理50%、总经理助理30%)，第三年考核结果依旧低于70分的，自动免职。第三条内容为：二级公司考核由于资料不完善，重新进行评分汇总，下次董常会上会讨论，若仍然不符合要求则不予核发。2014年11月28日，原告公司又召开董常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以下简称2014-55号文)。该会议通报了“2013年二级公司领导班子考核情况”，并形成决议：2013年度二级公司经营者年薪核定金额为55万元；西安中建领导班子年薪挂钩比例为，赵玮80%等；西安响塘村回迁安置工作未完成前，暂停发放西安中建领导班子2013年的年薪；在2014年12月底前完成此项工作的话，统一兑现2012年和2013年西安中建领导班子(闵清总除外)年薪，以正式签约时间作为时间节点等。2016年1月5日，原告公司又召开董常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以下简称2016-1号文)。该次会议中讨论了“2012年、2013年西安中建领导年薪发放事项”，并决定2012年、2013年西安中建领导年薪暂不予合法，建议西安公司进行成本核查，明确超出成本；同时要求联合法务监察部尽快认定过渡费、无形损失和税费等遗留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后再考虑。审理中，1、原告还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一、《关于结算2013年度公司领导年薪的通知》草案稿，以证明其在仲裁期间所提供的被告“2013年度经营者年薪兑现通知书”即是上述《通知》的附件，该《通知》是在原告2014-49号文之后形成，系原告人力资源部内部测算文件，但其仅是草案，并没有公布实施，因此不能作为被告可享有2013年绩效年薪的依据；二、《中建八局子公司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制度》(2005年版)，以证明原告作为中建八局的子公司，系根据上述制度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来扣发被告2013年度的风险抵押金20万元。该规定的内容为：“局将建立企业负责人年薪兑现延迟支付制度，即局将企业负责人应得奖励年薪与修正年薪收入中的35%转为经营风险抵押金。风险抵押金实行先审计、后兑现的原则，即企业负责人任期届满或中途离任进，由局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任期考核与离任审计后，依据审计结果确定经营风险抵押金的返还或扣罚金额。具体比例由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三、原告公司《董常会议事规则》，以证明董常会是原告的经营管理决策机构，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方案及发放等都是经过董常会讨论决定，故本案所涉及的是否发放被告等2013年绩效年薪的相关董常会会议纪要都是具有效力的。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一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其并未看到过该文件，因此无法确定原告所提供的“2013年度经营者年薪兑现通知书”就是上述《通知》的附件，但该“通知书”与原告2014-49号文所确定的考核标准相一致，应当作为计发被告2013年绩效年薪的依据；对上述证据二的真实性被告亦表示无法确认，但被告表示原告公司作为中建八局的子公司，确实需要执行中建八局的相关文件，但中建八局的该文件第二条明确，该考核制度中的企业负责人是指全资子公司的公司经理、党委书记、总会计师或改制子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等管理人员，被告仅是原告副总经理，并不属于上述应预留风险抵押金的人员范围，且原告提供的被告“2013年度经营者年薪兑现通知书”中也明确二级单位年薪制人员暂不预留风险抵押金，故原告预留被告2013年风险抵押金20万元无依据；对上述证据三的真实性，被告也表示无法确认，其在职期间并未见过该规则，也不清楚董常会的议事规则，但确认董常会是原告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被告作为副总经理的年薪标准按合同约定以总经理的60%-90%确定，最终确定何标准都是由董常会讨论决定。2、原告还表示，鉴于2012年被告的绩效考核分为52.58分，按公司相关考核办法，被告也无权获得2012年的绩效年薪；但由于被告离职前后多次就此与公司进行沟通，后原告认为虽然被告在工作中存在众多过错，但毕竟在公司工作多年，又远在西安工作，故酌情参照最低系数(60%)下浮10%的系数标准支付了被告2012年的绩效年薪，本想被告对此会心存感激，但没想到其反而提起仲裁，提出要求支付2013年绩效年薪的无理要求；而西安中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2012年和2013年的绩效年薪，原告至今都未发放；且根据原告2016-1号文，因西安中建的成本核算等工作均未完成，西安中建其他领导班子成员2012年、2013年的绩效年薪是否要发，具体发放数额都没办法确定。对此，被告表示，其并不清楚西安中建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是否领到了2012年的绩效年薪，但西安中建原领导班子有部分成员领到了2013年的绩效年薪，考虑到人际关系因素，被告不便于告知他们的姓名，也无法提供相应依据。而原告对此予以否认，并坚持主张公司未发放其他西安中建班子成员2012年和2013年的绩效年薪。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约定，被告的工资报酬采取按月预发岗位工资，年终再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和个人业绩考核结果发放计发年度收入的方式履行，上述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本院可予确认。据此，针对原、被告所争议的被告2013年度绩效年薪应否发放问题，也应以上述约定为依据，由原告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及被告个人考核结果来决定。被告2013年的绩效考核结果低于70分，不符合原告公司2012年12月开始实施的《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发放绩效年薪的条件，虽然原告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召开的董常会及形成的会议纪要(2014-49号文)调整了上述绩效年薪发放的条件，但由于被告2014年1月之前均在西安中建任总经理，其2013年的工作业绩及绩效年薪均应以其在西安中建的工作考核和原告对西安中建的整体考核为依据。而关于西安中建领导班子成员2012年和2013年绩效年薪的问题，原告董常会于2014年11月28日的会议纪要(2014-55号文)中明确，西安中建所负责的西安响塘村回迁安置工作未完成前，暂停发放西安中建领导班子2013年的年薪；如西安中建在2014年12月底前完成此项工作的，可统一兑现2012年和2013年西安中建领导班子年薪，但被告除外。从该会议纪要中已可明确，原告当时承诺兑现西安中建领导班子2012年和2013年年薪的条件为西安中建在2014年12月底前完成响塘村村民回迁工作，且被告不属于兑现该年薪的人员范围。由于响塘村村民回迁安置工作实际是在被告已离职后的2015年4月才完成，因此原告所确定的兑现西安中建领导班子2012年和2013年年薪的条件亦未成就。而2016年1月5日，原告董常会再次确定西安中建领导成员的2012年、2013年年薪暂停发放，待原告核查成本、认定过渡费、无形损失等问题后再行考虑。虽然被告不确认原告董常会上述纪要内容，并称有部分西安中建原领导班子成员已领取了2013年绩效年薪，但被告对此并未具体明确谁曾领取了2013年绩效年薪，也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由此，原告称其公司至今还未对西安中建领导班子成员2013年年薪如何发放作出最终考核意见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为此，原告要求不予支付被告2013年绩效年薪51万元的请求，本院可予支持。关于原告对其在仲裁期间所提供的被告“2013年度经营者年薪兑现通知书”的解释以及其发放被告2012年年薪的说明，能与其所提供的相关证据相印证，且解释符合常理，本院可予采信。由此被告以原告已发放其2012年绩效年薪为由主张原告亦应发放其2013年年薪的意见，本院难以采纳。而对于原、被告所争议的职务押金20万元，从本院查明事实看实为原告在“2013年度经营者年薪兑现通知书”中所列明的预留被告2013年度的风险抵押金2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由于该风险抵押金系在被告2013年绩效年薪总额中按一定比例预留的部分，其仍属于被告2013年绩效年薪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由于被告现要求原告支付2013年绩效年薪并无依据，且原告实际也还未支付被告2013年绩效年薪，故原告要求无需返还被告该风险抵押金20万元的请求，本院亦可予支持。至于原告在上述通知书中所列明的被告2012年度风险抵押金，原、被告如有分歧可另行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闵清2013年度绩效年薪51万元；二、原告上海中建东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无需返还被告闵清2013年度风险抵押金20万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小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