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302民初9986号原告钟志勇，男，汉族，1978年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惠州市惠城区，委托代理人赵国通，系广东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住所地：惠州市麦地路6号。法定代表人叶林。委托代理人刘家峰，系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邹惠芳，系被告的员工。原告钟志勇诉被告惠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国通、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家峰、邹惠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诉辩意见原告钟志勇诉称，原告2010年7月1日入职被告处工作，职位出租车司机，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0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约定原告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为810元，另外加150元的奖金，其他收入包括扣除承包费用后的收入，被告有为原告购买社保，被告为原告购买社保的工资缴费基数是2010年8月-2010年9月为1136元，2010年10月-2011年3月为950元，2011年4月-2013年4月为950元,2013年5月-2014年6月为1130元，2014年7月-2014年9月2139元，2014年10月-2014年12月为1130元，2015年1月-2016年6月2408，因此原告的工资按社保缴费基数加150元符合出租车行业的基本情况，2011年5月1日调整为950元，2013年3月1日惠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130元，2015年5月1日调整为1350元，而被告一直以来只按810元的标准加150元的奖金模式发放工资，被告没有调整原告的工资标准，2016年6月30日劳动合同到期，被告决定终止和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按规定交纳了出租车承包金，但被告一直没有依法足额支付原告工资，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无果，同时被告拒绝按法律规定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5348元（2010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2558乘6个月）；2、被告支付原告补足工资差额79917.2元（2010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3、被告为原告出具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被告惠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形成的是存在承包合同的特殊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的劳动报酬主要源于缴纳承包费后出租车运营收入。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7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0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约定的基本工资与惠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相一致。2010年7月1日双方签订《惠州市出租车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第三条“承包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约定，在承包期内，承包车辆使用权和适用车辆所得的合法权益按本合同约定缴纳有关费用后，余下部分属于原告所有。由此可见，双方存在的是特殊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的劳动报酬主要源于承包车辆的运营收入。二、承包费的计算基数项目包含基本工资，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基本工资系按实收数目等额返还，原告多付则多返，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工资差额损失，且双方间的工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根据《关于规范惠城区出租汽车承包费管理的通知》（惠价【2009】109号）第五条规定，承包费计算基数为企业运营成本×（1+12%利润率）、第七条第8款规定驾驶员基本工资及社保费标准在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前提下可由双方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具体标准可在承包费的标准基础上增加，增加幅度不得超过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险的实际支出。按照双方签订的《惠州市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明确原告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的计算基数项目中包含基本工资，该基本工资数目是根据当地法定最低标准核定的。被告在承包费中收取原告多少基本工资就向其返还发放多少基本工资，如果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承包费相应提高，则被告向原告发入的基本工资亦对应提高，即基本工资系按实收数目等额返还，原告多付则对应获得多返的形式。原告诉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被告仍按原基本工资数目发放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存在差额，请求被告发放工资差额。虽然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但原告缴纳的承包费并未对应提高，如被告按新标准发放基本工资则原告需多缴纳承包费，按文件要求原告需要将基本工资增加部分缴纳给被告，然后被告再全额发回给原告，且两项数目是相同相抵。因此，实际原告并不存在工资差额的损失，且双方间的工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主张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与被告协商终止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协议，且被告已按约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经原告书面申请，双方协商终止劳动关系，于2016年7月29日签订协议书，根据在承包费中预收的经济补偿，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金4680元（按承包费中预收的经济补偿金项目核计），同时明确原告对于工资待遇和经济补偿金无任何异议，双方互不追究，双方实际履行了协议，原告2016年9月9日已经领取了被告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4860元。四、被告已向原告出具了《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并为其办理了失业证。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审理查明的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0年7月1日起承包经营被告的出租车，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16年6月30日的《惠州市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惠州市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和《惠州市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合同期满前，被告按不低于原合同标准邀请原告续签合同，否则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并按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年按810元计发经济补偿金和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不同意续订合同，于2016年7月29日向被告出具了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申请书》，并于同日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被告以现金的形式给予原告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人民币4860元，在签订本协议书并履行后，原告对在职期间的工资待遇和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等无任何异议，双方互补追究。原告确认已收到经济补偿金4860元。惠州市物价局、惠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关于核定2010年新投放出租汽车承包费标准的通知》（惠价【2010】116号）规定：出租汽车承包费的基本工资构成由每人每月80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10元，劳动合同到期经济补偿由每车每月133.33元调整为每车每月135元。被告提供的《惠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出租车承包费标准表》显示，承包费其中包括司机基本工资每月每人810元。2016年9月5日至12日，因终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与被告发生争议，包括原告在内的8人向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会员会申请仲裁，其中原告的仲裁请求为：支付自入职至2016年6月30日按社保费工资基数加150元奖金的计算的经济补偿金15348元；2、支付自入职至2016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79917.20元；3、出具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2016年10月11日，惠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惠市劳人仲案字【2016】347-353、359号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与被告申请人劳动合同于2016年6月30日终止，被申请人应当在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向申请人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原告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证明、机读档案资料、《惠州市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劳动合同》、《协议书》、【2016】347-353、359号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可以认定。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二是被告是否已足额向原告支付了工资。第一，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到期，在被告维持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原告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其责任并不归于被告，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虽然原告的情形并不符合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但在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被告仍同意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860元，且原告已领取了该补偿金。综上，原告再次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是否足额支付工资的问题。首先，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亦存在承包经营关系，原告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承包运营而非工资；其次，从双方签订的《惠州市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惠州市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及《关于核定2010年新投放出租汽车承包费标准的通知》（惠价【2010】116号）可知，从原告上缴的承包费中单列以工资形式每月反支810元给原告和从承包费中单列按照当地最低社会保险基数扣缴社会保险费并未扣发原告的工资；最后，原告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其中包含了基本工资，也就是说若原告的基本工资数额提高，那么原告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总和亦应提高，但从原告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金额可知，原告在承包经营期间向被告缴纳的承包费并未提高，即原告的收益并未减少。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按照社保缴费基数+15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被告对仲裁裁决未向本院提起诉讼，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向原告出具了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故原告诉请被告向原告出具终止劳动该合同证明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钟志勇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二、驳回原告钟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蒋海霞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张丽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