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16民初2148号原告张继民，男，1972年2月16日生，汉族，个体经营者。委托人孙磊，江苏典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炳成，男，1987年9月11日生，汉族。第三人彭群，男，1971年6月5日，汉族。原告张继民与被告毕炳成、第三人彭群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9月26日、10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继民及委托代理人孙磊、第三人彭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毕炳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继民诉称，2015年9月15日，被告毕炳成与原告张继民达成口头租车协议，被告租用原告所有的苏A×××××丰田卡罗拉轿车，租金4600元/月。协议达成后，被告即从原告经营的洗车店（六合区新华路726号平顶山邮局旁）将该车开离。经原告催要，被告分三次共向原告支付了租金16800元。后原告电话联系被告，被告拒接。2016年2月28日原告电话报警，在西厂门派出所处理纠纷时，原告才得知，被告已于租车当天就将案涉车辆以6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彭群。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将车辆转让给第三人，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明知车辆并非被告所有却仍然受让，属恶意串通，该转让行为应属无效，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机动车销售合同》无效；2、第三人将案涉车辆返还给原告；3、被告与第三人连带赔偿原告损失，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4600元/月计算。被告毕炳成未作答辩。第三人彭群辩称，我与原告无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原告。涉案车辆是我以65000元的价格从被告处购买，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被告骗我的，这个车子我要返还应该是返还给被告。2016年7月我已将车辆还给了被告。经审理查明：原告张继民与被告毕炳成于2015年9月15日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由毕炳成租赁张继民所有的苏A×××××丰田卡罗拉轿车使用，租金4600元/月，双方未约定租赁期限。张继民依约交付了苏A×××××轿车，毕炳成分三次向原告支付了租金16800元，后未再支付租金。2016年2月27日，原告妻子陈某某（现已离婚）与被告在西厂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毕炳成承诺于2016年2月29日起在8日内（即2016年3月7日之前）将苏A×××××丰田卡罗拉轿车还给陈某某，交车地点西厂门派出所，若汽车外观和违章出现问题由毕炳成承担；2、……；3、毕炳成所欠陈某某1万元汽车租金，毕炳成承诺分别于2016年4月30日和2016年5月30日各还5000元给陈某某（地点西厂门派出所）；4、……。后毕炳成未能按约归还车辆及支付租金。另查明，2015年9月15日，毕炳成（甲方）与第三人彭群（乙方）签订《机动车销售合同》，约定毕炳成将苏A×××××丰田车辆以人民币6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彭群。合同签订当日，彭群给付毕炳成购车款65000元。庭审中，彭群称，在签订《机动车销售合同》时，毕炳成未向其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毕炳成告知其车辆系其亲戚所有，由其代为出售。又查明，2016年2月27日，原、被告因苏A×××××车辆租赁及返还事宜发生纠纷案在西厂门派出所处理时，西厂门派出所曾向第三人彭群调查，彭群向派出所提交了其与毕炳成签订的《机动车销售合同》。以上事实，有机动车登记证书、人民调解协议书、机动车销售合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收条、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毕炳成与彭群签订《机动车销售合同》的效力问题。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本案中，虽然彭群与毕炳成签订《机动车销售合同》时，其明知苏A×××××车辆非毕炳成所有，但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彭群与毕炳成存在恶意串通，而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下，不能因彭群知晓毕炳成非机动车所有人，就当然推定其与毕炳成存在恶意串通而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更何况，彭群亦依据合同的约定向毕炳成支付了购车款65000元，因此，彭群与毕炳成签订的《机动车销售合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原告主张要求确认彭群与毕炳成签订的《机动车销售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是否有权要求彭群返还车辆。善意取得因转让人处分权缺失而被纳入法律拟制的原始取得，善意取得的适用情形既可能存在于转让合同有效的场合，也可能存在于转让合同无效的场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彭群能否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车辆的所有权。本院认为，苏A×××××车辆系特殊动产，《物权法》对其物权变动设立了登记对抗要件模式。作为买受人，查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已经成为一般人日常交易习惯，应该是慎重对待。在目前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统一登记管理的情况下，从买受人的角度看，也应该对登记的情况进行检查。本案中，彭群在明知苏A×××××车辆非登记在毕炳成名下，其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其完全无视登记的问题，不符合一般人的交易常识，其不能援引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获得保护，因此，彭群因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虽然其与毕炳成签订的《机动车销售合同》合法有效，但其并不因此取得转让标的苏A×××××车辆的所有权，原告对于苏A×××××车辆享有的所有权不因毕炳成的无权处分而消灭，故其有权依据物权属性向彭群主张返还车辆。彭群辩称其已将苏A×××××车辆返还毕炳成，并提供了两名证人到庭作证，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车辆已返还毕炳成的事实，理由如下：彭群与毕炳成关于苏A×××××车辆转让事宜，不仅签订有书面的《机动车销售合同》，其付款行为亦有毕炳成出具的收条予以确认，而彭群主张在毕炳成仅支付其2万元购车款后即将车辆返还给毕炳成，而又不要求毕炳成出具任何凭证，有违双方此前的交易习惯；其次，彭群在2016年4月9日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即已知悉，其对于自己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及承担的法律责任应有预见。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其既未告知原告，亦未通知本院，即将车辆“返还”给毕炳成，而又不要求毕炳成出具任何凭证的行为，更是于常理不符；第三，从两名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两名证人表面上均证实在2016年7月中旬的一天看到毕炳成将2万元给付彭群后，从彭群处取走一辆银色苏A……35的丰田轿车，但该两名证人对于“返还”车辆时，如车辆停放地点、款项交付时彭群的位置等细节陈述前后矛盾，因此，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令人存疑，故该两份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其证明力不足以证明苏A×××××车辆已返还给毕炳成的事实。综上，本院对彭群关于车辆已经返还给毕炳成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问题。原、被告双方在2016年2月28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时已解除了此前的口头租车协议，同时亦就被告欠付租金数额10000元予以明确，该租金被告应予支付。现被告未能按约归还车辆，原告要求其按原租金标准赔偿其车辆使用费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故被告应自调解协议书确定的还车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即自2016年3月8日起，按4600元/月的标准赔偿原告车辆使用费损失，直至车辆实际归还之日止。关于原告要求第三人彭群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租金及占有使用费的支付，缘于原告与毕炳成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而原告要求彭群承担连带责任，因原告与彭群双方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故该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毕炳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继民租金10000元，并自2016年3月8日起至苏A×××××车辆返还之日止，按4600元/月的标准支付车辆使用费；二、第三人彭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继民返还苏A×××××丰田卡罗拉轿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FMAPF2C5C0448210、发动机号：P153041）；三、驳回原告张继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66元，由被告毕炳成负担（诉讼费用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 丽人民陪审员  李文福人民陪审员  夏光玲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见习书记员  林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