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06民初4258号原告：南京贝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3055346-7，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315号818室。法定代表人：何志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红，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隆，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340559786，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88号。主要负责人：张乐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丹，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贝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龙通信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南京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贝龙通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红、薛文隆，被告人寿南京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赵晓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贝龙通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人寿南京分公司向原告贝龙通信公司赔付保险金5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人寿南京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人寿南京分公司得知贝龙通信公司有为员工购买团体意外险的需求，遂派两名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经磋商，人寿南京分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将《贝龙通信公司员工福利保障计划方案》（以下简称员工保障方案）发到贝龙通信公司人力资源部刘晓慧经理邮箱。该方案首页重要声明：若客户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本建议承诺可能相应变化，请以最终签发保单为准；意外身故保障全额保险500000元；因公司人员公布广泛，难以集中进行变更，故人寿南京分公司可以延长新增人员的保险生效追溯期为一个月，即员工的保险责任生效日以正式入职登记时间为准，在员工正式入职登记后30日内，贝龙通信公司仍可以与人寿南京分公司办理人员变更手续，最多追溯30日（该条款以下简称“追溯期条款”）。之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两份。投保申请单上只能填写5个险种，而贝龙通信公司需要投保10个险种，遂分成两个合同投保。涉案合同自2015年9月12日生效，2016年3月30日、2016年6月30日，合同期满日进行结算。保费缴纳后，贝龙通信公司收到保险合同，发现追溯期条款没有在合同中体现，随即要求人寿南京分公司在《员工保障方案》上加盖公章，以明确人寿南京分公司对追溯期条款的认可。但人寿南京分公司多次以公司盖章要走流程，补盖公章不方便为由拖延。合同生效后，贝龙通信公司根据员工情况进行18次增减申请均获得批准。贝龙通信公司员工刘晓慧于2015年11月15日遭受意外伤害，此时刘晓慧未在保险人员名册中。2015年11月20日，贝龙通信公司申请增员时将刘晓慧名字加入。之后，贝龙通信公司向人寿南京分公司申请理赔，人寿南京分公司受理了理赔申请并于2016年1月28日赔付771.49元。至此，双方关于追溯期30天的约定明确清晰，且人寿南京分公司也按照追溯期的约定实际履行合同。马遵于2016年3月11日与贝龙通信公司签订合同，按照人寿南京分公司的《员工保障方案》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贝龙通信公司只要于2016年4月10日前将马遵的名字做增员申请，其保险责任可以追溯至2016年3月11日。2016年3月30日下午13时30分，马遵在施工过程中触电身亡。贝龙通信公司立即联系人寿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郦相宇，要求提交增员申请和报案，并按照要求提交了马遵死亡的相关材料。贝龙通信公司提前支付了相关款项并取得了家属的保险金权益转让权。但人寿南京分公司一直未予赔付，贝龙通信公司遂诉至法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贝龙通信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员工保障方案》一份。证明：2015年8月13日，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磋商投保事宜，该方案载明：因贝龙通信公司人员分布广泛，难以集中进行变更，故可以延长新增人员的保险生效追溯期为一个月；员工的保险责任生效日以正式入职登记时间为准，在员工正式入职登记后30日内，贝龙通信公司仍可以在人寿南京分公司办理人员变更手续，最多追溯30日。双方约定追溯期条款，系因贝龙通信公司人员变动大，存在难以及时变更被保险人的情况，所作的特别约定。该约定不仅便利贝龙通信公司，也方便人寿南京分公司系统录入。证据二：2015年度保险合同二份。证明：涉案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9月12日，第一页打印日期为2015年9月21日，该份合同没有贝龙通信公司盖章。既然合同生效日期是9月12日，而9月21日合同才打印，在此期间除了贝龙通信公司提交的《员工保障方案》外，人寿南京分公司没有向贝龙通信公司发送任何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条款。如果《员工保障方案》是伪造的，人寿南京分公司有义务举证其于9月12日向贝龙通信公司发送了要约。证据三：贝龙通信公司人员变更台账一份。证明：贝龙通信公司人员变动非常频繁。证据四：批单两份。证明：由于存在追溯期条款，刘晓慧才会在2015年11月25日被追加为被保险人。刘晓慧被保险人资格的生效日期为2015年11月21日，即从增加被保险人往前追溯了4日。如果双方没有追溯期条款的约定，那么批单生效之后才是被保险人保险资格的生效日。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该微信由贝龙通信公司员工刘晓慧发给人寿南京分公司员工郦相宇。微信载明，双方约定贝龙通信公司享有追溯期条款。贝龙通信公司要求把发票寄给人寿南京分公司，人寿南京分公司给贝龙通信公司理赔771.94元。双方实际按照追溯期条款履行合同。证据六：注销证明情况说明和保险金权益转让协议各一份。证明：贝龙通信公司员工马遵于2016年3月30日意外身故，其继承人将保险金权益转让给贝龙通信公司。按照团体意外险的规定，被保险人受益人是其家属，贝龙通信公司在支付相应款项后取得保险金权益。因此，贝龙通信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人寿南京分公司。证据七：2016年度保险合同一份。证明：郦相宇与贝龙通信公司的业务关系一直持续到2016年3月，郦相宇是人寿南京分公司的员工。2016年度双方所签合同中，就追溯期条款作了明确约定。证据八：户籍资料一份。证明：贝龙通信公司与马遵家属签订了权益转让协议取得了本案诉权。证据九：《员工保障方案》（打印版）一份。证明：该方案系郦相宇打印后，向贝龙通信公司作逐条解释。该方案上有郦相宇的标注，特别是关于追溯期条款的约定，标准更为明显。证据十：特别约定一份。证明：人寿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郦相宇在贝龙通信公司提交的特别约定上手写了追溯期条款的规定，并注明双方之间按追溯期条款的约定来履行合同。证据十一：郦相宇名片一张。证明：该名片系人寿南京分公司统一印制，郦相宇是资深客户经理，而非人寿南京分公司所说的保险代理人。证据十二：许长美名片一张。证明：该名片系人寿南京分公司统一印制，许长美是经理助理。事故发生后，许长美亲自到贝龙通信公司洽谈理赔，强调会保护贝龙通信公司权益。证明了贝龙通信公司和人寿南京分公司之间存在追溯期条款约定。人寿南京分公司销售部门和理赔部门相互推诿责任，是许长美到贝龙通信公司亲自解释理赔事件的原因。证据十三：贝龙通信公司申请证人董某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董某系新华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曾与郦相宇存在同事关系。其将《员工保障方案》发送至贝龙通信公司员工刘晓慧邮箱，并陪同郦相宇一起至贝龙通信公司商讨方案。在商讨方案时，郦相宇对方案内容进行了逐条解释，并承诺合同中有追溯期条款的约定。证据十四：贝龙通信公司申请证人管某出庭，所作的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管某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员工，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其协助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进行磋商。人寿南京分公司派出总经理助理许长美、资深客户经理郦相宇与贝龙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志刚进行了协商，但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被告人寿南京分公司辩称：人寿南京分公司对于双方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没有异议，但是贝龙通信公司关于双方保险合同相关约定以及合同履行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本案的保险合同中，双方并未约定追溯期条款。二是从合同履行情况看，贝龙通信公司确实多次向人寿南京分公司申请增减人员，人寿南京分公司接受申请后也确实进行了批改，但是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都是在贝龙通信公司提出申请后次日，并非贝龙通信公司所说的往前追溯30日。贝龙通信公司员工马遵发生事故的时间是2015年3月30日下午1时30分。在该事故发生后，贝龙通信公司才向人寿南京分公司申请变更马遵为被保险人。所以本案关于马遵的保险合同在发生事故时并未成立，贝龙通信公司的请求没有合法依据，所以请求驳回贝龙通信公司诉讼请求。为支持其抗辩，人寿南京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投保资料两本。证明：反映双方完整的磋商过程，双方没有约定追溯期条款。投保单第十一部声明，人寿南京分公司已对保险合同尽到了告知义务，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贝龙通信公司也充分了解了全部内容。证据二：保险合同两份。人寿南京分公司保险代理人为郦相宇，不是“云淡风轻”。郦相宇已经向贝龙通信公司说明了团险中存在的问题，保险合同最后一页特别约定是贝龙通信公司提出的，也没有关于追溯期条款的约定。证据三：被保险人变更申请资料一份，含清单、批单、邮件等。证明：所有保险合同都是申请次日生效。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4日，董某使用网络名称为“云淡风轻”的腾讯邮箱向贝龙通信公司员工刘晓慧发送了《员工保障方案》一份，该方案载明：本建议书基于客户的实际情况所设计，并报南京市分公司核准，代表中国人寿的郑重承诺；若客户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本建议书承诺可能相应变化，请以最终签发保单为准；因贵公司人员分布广泛，难以集中进行变更，故我公司可以延长新增人员的保险生效追溯期为一个月，即员工的保险责任生效日以正式入职登记时间为准，在员工正式入职登记后30日内，贵公司仍可以与我公司办理人员变更手续，最多追溯30日。2015年9月期间，郦相宇与董某多次前往贝龙通信公司，就该方案与贝龙通信公司进行磋商。2015年9月21日，人寿南京分公司出具《保险单》两份，载明：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9月12日；保费确认日期为2015年9月18日；合同打印日期为2015年9月21日；合同期满日为2016年9月11日；缴费方式为趸交；保险费合计75000元；销售员为郦相宇；险种名称为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综合团体医疗保险、××保险；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保险金额为500000元；被保险人身故后，没有指定受益人，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投保人因所属人员变动需要增加被保险人的，应书面通知人寿南京分公司，经人寿南京分公司审核同意，于收取保险费的次日起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新增加被保险人的保险期间届满日与合同的保险期间届满日相同。合同签订后，贝龙通信公司发现合同中没有载明追溯期条款，遂要求郦相宇向人寿南京分公司申请增加该条款。人寿南京分公司未予同意，在贝龙通信公司的催促下，郦相宇在合同特别约定部分手写了追溯期条款。2015年11月17日，贝龙通信公司员工刘晓慧通过微信询问郦相宇，称其未购买人寿南京分公司意外保险，准备这周加入到人寿南京分公司被保险人之中。但是周末发生了意外，导致玻璃割伤，记得之前有个约定，只要是公司员工可以有一个月追溯期，金额为700元左右，人寿南京分公司是否可以理赔。郦相宇回答“可以”。2015年11月26日，人寿南京分公司下发批单一份，载明：2015年11月21日，增加刘晓慧为被保险人。2015年12月1日，刘晓慧询问郦相宇是否可以将医保单据及发票寄给郦相宇。郦相宇回答“好的”。2016年1月28日，郦相宇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刘晓慧转账771.94元。2016年3月30日14时，贝龙通信公司员工马遵在云南省鲁甸县龙头山镇银屏村陈家坪社银屏小学拉移动光缆线施工过程中在电线杆上因触电身亡。2016年3月31日，虎永花、马明竹、马志航、马紫菱（××）与贝龙通信公司签订《保险金权益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将保险事故的保险金权益转让给贝龙通信公司。2016年4月1日，人寿南京分公司总经理助理许长美、经办人郦相宇与贝龙通信公司总经理何志刚、员工刘晓慧及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员工管某（贝龙通信公司邀请其协助谈判）就本案马遵理赔一事进行协商，但双方未就理赔一事达成一致。另查明，郦相宇向贝龙通信公司出示的名片称谓为资深客户经理。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签订的2016年度《保险合同》中，就追溯期条款有明确约定。以上事实，有原告贝龙通信公司提交的员工保障方案、2015年度保险合同、人员变更台账、批单、微信聊天记录、注销证明、情况说明、保险金权益转让协议、2016年度保险合同、户籍资料、员工保障方案（打印版）、特别约定、郦相宇名片、许广美名片、证人董某的证人证言、证人管某的证人证言，被告人寿南京分公司提交的投保资料、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变更申请资料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为证，足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贝龙通信公司是否具有诉讼权利；二、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是否约定了追溯期条款；三、追溯期条款条款应当如何理解；四、人寿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对贝龙通信公司理赔。一、关于贝龙通信公司是否具有诉讼权利的问题。人寿南京分公司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之规定作为其抗辩权基础，认为涉案保险合同没有约定受益人，马遵死亡后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马遵个人遗产由其继承人取得，如马遵继承人与贝龙通信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那么涉案保险金请求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其权益不可以转让。对此，本院认为，人寿南京分公司所援引的法条系债权人代位权之规定，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本案中，贝龙通信公司对马遵继承人不享有到期债权，亦不存在马遵继承人怠于行使继承权而损害贝龙通信公司利益之事，贝龙通信公司与马遵继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故人寿南京分公司所援引的法条不适用于本案所处理的纠纷，对其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人寿南京分公司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贝龙通信公司并未将权利转让材料送达至人寿南京分公司。据此，人寿南京分公司认为马遵继承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贝龙通信公司的行为对人寿南京分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贝龙通信公司起诉之前，人寿南京分公司曾指派许长美、郦相宇前往贝龙通信公司处就保险合同理赔事宜与贝龙通信公司协商处理。据此，可以认定人寿南京分公司对于保险合同权利转让一事知情，贝龙通信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债权转让效力应当及于人寿南京分公司。故对于人寿南京分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并未约定受益人，马遵死亡后其继承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马遵继承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贝龙通信公司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对人寿南京分公司产生拘束力。贝龙通信公司从马遵继承人处取得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其诉讼主体权利适格。故对于人寿南京分公司认为，贝龙通信公司诉讼主体权利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是否约定了追溯期条款的问题。贝龙通信公司认为，郦相宇持《员工保障方案》与其磋商，该方案中有追溯期条款。因为有追溯期条款，贝龙通信公司才与人寿南京分公司签订了涉案《保险合同》。贝龙通信公司在支付保险费并拿到《保单》后才发现合同中没有追溯期条款，遂要求人寿南京分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加入追溯期条款。郦相宇一直以人寿南京分公司未能决策搪塞，在贝龙通信公司反复要求下，郦相宇以手写形式在《保险合同》中加入了追溯期条款。贝龙通信公司员工刘晓慧未加入被保险人名单而出险后，郦相宇以人寿南京分公司名义向刘晓慧予以赔付。故虽然《保险合同》中没有追溯期条款，但人寿南京分公司与贝龙通信公司一直以追溯期条款履行合同，双方对于追溯期条款有约定。人寿南京分公司认为，涉案《保险合同》中没有追溯期条款，即使《员工保障方案》有追溯期条款，也应当以合同为准；郦相宇系保险代理人，其超越代理权的行为对人寿南京分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郦相宇向刘晓慧的微信转账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人寿南京分公司无关。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案涉《员工保障方案》由董某发送给贝龙通信公司，郦相宇持方案与贝龙通信公司进行磋商，故该方案系人寿南京分公司向贝龙通信公司发出的要约。该方案载明，若客户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建议书承诺可能相应变化，请以最终签发保单为准。《保险合同》中没有追溯期条款，即使双方磋商时所用的要约中有追溯期条款，也应以最终合同为准，故在人寿南京分公司签发《保险合同》时未约定追溯期条款。其次，对于郦相宇是何种身份的问题。贝龙通信公司认为，郦相宇名片上载明“资深客户经理”，保险合同上载明“销售员”，故贝龙通信公司认为郦相宇应当是人寿南京分公司的员工，其在《保险合同》上写明追溯期条款的行为应当视为职务行为。人寿南京分公司认为，郦相宇系其保险代理人，在保险合同上写明追溯期条款的行为超越保险代理权，该行为对于人寿南京分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之间对于郦相宇身份存在分歧，考虑到郦相宇与人寿南京分公司之间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本院将郦相宇出庭作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人寿南京分公司，要求人寿南京分公司安排郦相宇出庭作证以便于查明郦相宇的身份及其如何从事涉案保险业务，并告知人寿南京分公司如不履行该项举证责任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人寿南京分公司拒绝安排郦相宇出庭作证，也不提交其与郦相宇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对于郦相宇的身份，本院结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保监厅函〔2006〕265号，以下简称《265号复函》）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业务范围界定问题的复函》（银保险〔1998〕84号，以下简称《84号复函》）予以判断。《265号复函》载明：个人保险代理人属于保险代理人的一种，其与保险公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是否属于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与该业务人员之间是否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应当依据二者间订立的具体协议的法律性质确定。《84号复函》载明：个人代理人不得办理企业财产保险业务和团体人身险业务；团体人身险业务是指在一张保单承保某一单位内全体或部分成员的人身保险的业务，它包括团体人身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团体人寿保险和集体养老金保险等。根据上述文件，由于本案属于团体人身保险，如郦相宇是个人保险代理人，其无权办理涉案保险业务。人寿南京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郦相宇作为保险代理人隶属于保险代理机构，也不配合本院安排郦相宇出庭作证。故本院认为，郦相宇系人寿南京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郦相宇在《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中加入追溯期条款的行为应当视为职务行为，自郦相宇手写加入追溯期条款之日起，追溯期条款对人寿南京分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最后，即使按照人寿南京分公司所述，郦相宇系其保险代理人。虽然郦相宇的行为违反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但并不影响本案保险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保险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保险人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郦相宇向贝龙通信公司承诺追溯期条款的有效性，并依据追溯期条款向贝龙通信公司“理赔”。贝龙通信公司并非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机构，对于保险业务不具备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其在投保、缴费、理赔整个环节中仅与郦相宇联系，无法判断郦相宇行为哪些属于代理权范围之内，哪些超出代理权范围之外。贝龙通信公司有理由信赖郦相宇所作的承诺，认为郦相宇的行为代表人寿南京分公司。故即使郦相宇是人寿南京分公司保险代理人，贝龙通信公司亦基于保险法上的信赖利益，享有追溯期条款的权利。综上，自郦相宇在特别约定中手写加入追溯期条款之日，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均受追溯期条款约束。三、关于追溯期条款如何理解的问题。人寿南京分公司认为，马遵死亡时不是被保险人，如按照追溯期条款将马遵追加为被保险人，违反保险法基本原则；保险仅承保或然性，对于已出险的情况，保险公司不予承保。贝龙通信公司认为，马遵成为贝龙通信公司员工之时，其已经是人寿南京分公司被保险人，追溯期条款仅是贝龙通信公司与人寿南京分公司相互之间办理登记手续的条款，并不影响马遵作为被保险人的定性。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团体人身保险合同，贝龙通信公司具有人员流动性大、数量多的特点，贝龙通信公司难以将其员工一次性全部纳入涉案保险合同，故贝龙通信公司有约定追溯期条款的实际需要。其次，虽然双方在2015年度的保险合同中未载明追溯期条款，但双方续签的2016年度保险合同中，在特别约定部分明确载明了追溯期条款，说明人寿南京分公司可以有追溯期条款的保险业务。再次，双方约定的追溯期应理解为贝龙通信公司向人寿南京分公司报告被保险员工的最后期限，贝龙通信公司超过这个期限，人寿南京分公司即不再视该员工为被保险人，而不是该员工作为被保险人的时间，该员工成为被保险人的时间应为其入职时间。最后，人寿南京分公司提出，其并不掌握贝龙通信公司员工的入职信息，投保人可能存在“逆选择”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保险公司的执业风险。但人寿南京分公司只要加强执业能力，注意防范该类问题，能够有效予以化解，不能成为阻碍合同效力的理由。四、关于人寿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向贝龙通信公司理赔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未约定受益人，马遵作为被保险人死亡后，人寿南京分公司应当向其继承人给付保险金。贝龙通信公司通过权利转让的方式取得保险金请求权。故人寿南京分公司应当向贝龙通信公司给付保险金500000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南京贝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给付保险金50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尤忠华代理审判员  陈 琛代理审判员  万 方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见习书记员  刘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