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最高法民终7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负责人：庄灵君，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立红，该分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宇，该分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住所地：海南省三。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河**新风街**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汪洋，该分行党委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上海王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新，上海王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王兰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梨琴，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泉，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以及原审第三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琼民初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立红、段宇，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林立新，苏州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梨琴、张永泉到庭参加诉讼。经庭审本院认定，苏州银行作为未被判令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虽以上诉人身份向原审法院提交上诉状并交纳上诉费，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关于“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的规定，并不具有提起上诉的权利，不是本案的上诉人，其诉讼地位应为原审第三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琼民初20号民事判决，改判苏州银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款项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苏州银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追加苏州银行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正确，但却未判令其承担责任，是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及处理，应当予以纠正。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亦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上述规定明确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和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第三人对诉讼标的虽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一个主体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民事诉讼诉讼的核心。由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判令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实现案件的公正处理。2.就本案而言，苏州银行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判令其承担票据项下的付款义务。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起诉我行时并未列苏州银行为第三人，但我行认为苏州银行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便于查清本案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原由我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负担的票据项下付款义务应当由苏州银行负担，故我行申请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判决认为应当追加苏州银行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仅仅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是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存在价值的片面理解，未判令其承担责任，完全没有体现出苏州银行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处理结果是错误的。3.结合苏州银行提交的从苏州市公安局调取的笔录、原审法院从苏州市公安局调取的证据、我行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庭审陈述，完全能够证明本案项下票据流转的主体、顺位、方式、时间，均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精心安排。在票据的流转中，所涉十余家主体，均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事先找好；票据不论是以背书转让还是以合同转让，都是在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主导下短短2天时间内操作完成，我行根本没有看到票据原物，也没有背书的可能性。苏州银行为我行的前手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安排好的，苏州银行与我行的链接纽带是双方间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这只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安排的票据流转的一个环节；我行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前手，我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链接纽带也是双方间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这也是票据流转的一个环节。由于苏州银行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诉讼主体参加本案诉讼，这两个环节的纠纷在诉讼中连接了起来。对本案的处理，应当尊重涉案票据流转全流程的事实，不应当将其中的某一个环节，仅仅以简单的合同关系拿出来进行处理，否则会以偏概全。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设计了本案项下票据的流通方式以贴现获利，又为实现该目的为我行安排了苏州银行做前手，引起的法律责任应当由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和苏州银行承担，这符合公平原则。在原审法院的审理中，三方主体均出现在一个案件当中，原审法院只摘取了我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并判决我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付款4亿元、苏州银行和我行的合同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解决”，此种认定及判决结果非常片面，割裂了苏州银行与本案诉讼的关系，未体现出苏州银行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案件处理结果上存在什么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原审法院应当判令苏州银行直接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票据项下4亿元的付款义务，或者判令苏州银行向我行支付4亿元，同时我行再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这种结果是程序和实质的公正，体现出了追加苏州银行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价值，亦节约了诉讼资源，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程序上苏州银行在本案中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完全符合本案诉讼构架的，其与本案处理结果上存在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表现在：依据我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票据承兑不能时，我行须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票据项下款项，我行是付款义务人；而依据苏州银行与我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票据承兑不能时，苏州银行须向我行支付票据项下款项，苏州银行是付款义务人。苏州银行、我行、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之间无缝对接，是连贯的，无其他主体出现，三方通过两份内容相同的合同贯穿在一起，两份合同不能割裂开来。现票据承兑不能、发生了应当支付款项的事由，三方主体同时出现在一个案件中，判决结果均应体现出各自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诉我行请求付款4亿元，按照合同约定我行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付款，但我行付款的款项来源，应当是来自于苏州银行对我行的付款，依据是苏州银行与我行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判决时，应当先行判令苏州银行向我行付款4亿元，我行再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付款4亿元，或者直接判令苏州银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付款4亿元。如此判决，才能体现出本案处理结果同苏州银行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实现了苏州银行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价值，从而达到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法律效果。原审法院割裂了两份合同关系，单方面处理了我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之间的合同关系，置我行与苏州银行之间的合同于不顾，是非常片面的，程序有误，亦没有实现实体公正，应当予以纠正。（三）原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审理中，苏州银行提交了《还款协议》、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采矿许可证、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探矿权、地质勘查资质证书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就上述证据指向的案件事实赴苏州市公安局进行了调查。依据上述证据，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已经向出票人提示付款成功，将票据权利归于民事欠款关系，且已部分履行。原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认定，只是认为《还款协议》与“本案所涉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无直接联系，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案票据的发起人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出票人为汉康公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康公司），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汉康公司存在密切的联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一方面与汉康公司达成《还款协议》且已部分履行，另一方面又以合同关系通过诉讼向我行主张权利，这两方面是存在关联的。实际上汉康公司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已履行的部分，均应当在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而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并未查明，以与本案无关联性为由不予认定，是非常错误的。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答辩称：（一）强调应以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为主审理本案。1.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合同关系清晰明确，且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已事实收受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六亿元票款，属于纯粹获利一方。无论如何，接受合同权利的一方与其相应合同义务是不可改变的机体，二者不可分割。2.双方票据关系缺乏背书来连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不是最终持票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诉讼请求以及请求权基础是合同依据、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合同救济而不是票据追索。3.最终持票人已另案起诉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即被追索已经进行，属于票据追索纠纷，人民法院已判决由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负有支付票款义务，且最终地必然地成为义务主体。为履行此相应判决义务，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无法持票追索，仅能依据合同关系向相对交易前手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主张。（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未按承诺背书，负有过错责任。1.根据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苏州银行提供的证人证言，特别是苏州银行通过公安机关为自己录取的证人证言中（左雪、邱某等人录言中，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整理提供），证明“苏州银行协商过桥业务过程中，认为要让一个大银行进来，并要求让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背书，苏州银行才做这一个过桥业务。”审视这个证据节点，尽管证据的形态存在问题，但此证据是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苏州银行共同提供，突出反映了各方银行在事先协商中，已形成互相过桥、互相背书的一致表示并归总为合同意志，最后将此过程转致为合同事实与合同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得到体现，因而具有约束力。这一合同作为各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法律形式，统盖了既往一切协商互动的过程，需要各方信守诺诚忠实履行合同。2.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事实上履行了被要求背书的承诺，而参与过桥业务协商的各方银行并没有依照合同书面约定履行背书义务，显然违背诚信原则，破坏了商事活动的基本准则。背书是票据责任的最终义务承诺，背书义务在各自合同中明确记载，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和苏州银行疏于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责备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背书过早了，显然别有用心。让背书的人承担票据以外的责任，让未背书者逃避合同的责任，并将严重损害商事活动中的对价原则和公平原则。3.苏州银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关于“7月1日背书，7月2日签合同”的主张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其通过公安机关证明7月1日夜晚背书却未能证明合同形成的真正时间，更忽略了合同是对自己协商过程的归总和集中意志反映。（三）反对消极诉讼。苏州银行答辩称：（一）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是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苏州银行的前手，应当依法驳回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诉讼请求，不应当由苏州银行承担任何责任。在本案涉及的票据流转中，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是苏州银行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前手，作为票据转让的前手，无权向后手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苏州银行行使追索权。1.苏州市公安局调查资料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2015年7月1日先行签章背书的客观事实。（1）苏州市公安局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票据部总经理石飞熊、副总经理姚东、会计杨冀、票据业务具体经办人邱陶、左雪进行调查的笔录中均明确载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于2015年7月1日在本案所涉票据上签章背书，而本案所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于2015年7月2日签订，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章背书在前，属于票据转让行为的前手。（2）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苏州市公安局确认：于2015年7月1日晚，票据部会计杨冀及邱陶通过其工作邮箱将签章背书的票据照片分别发送至苏州银行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业务经办人，同样说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章背书在前。2.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录音录像及整理后的文字资料也同样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章背书以后，再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第三人联系，然后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故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先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第三人签章背书。3.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一审中明确表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先于苏州银行盖章背书的原因是苏州银行要求“大银行”签章背书以后才同意做转贴现业务。该陈述也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背书以后苏州银行才签订转贴现合同。（二）本案涉及票据纠纷，本案票据转让方式是背书或者签订转贴现协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的规定判断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行使追索权的要件。1.各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明确了本案纠纷性质及法律适用。（1）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之间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一条第2款明确约定：转贴现是票据行为。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实施的转贴现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应系票据行为的权利义务关系。（2）《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了合同签订依据，亦即处理该合同纠纷法律的适用。该合同首部明确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等”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3）从合同约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主张权利的要件事实看，其权利性质为票据追索权。该票据转贴现合同第四条“A.甲方的权利”中第2项约定：“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甲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乙方追索”。可见，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依据该合同主张请求权的性质为票据追索权，其权利构成要件为票据追索权的事实要件。2.从法律规定看，贴现、转贴现等融资方式均属于票据行为，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权利义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规范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业务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及有关规定，制定该暂行办法。根据该办法的规定，贴现、转贴现等融资方式均属于票据行为，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权利义务。因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以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之间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的内容都是商业汇票的贴现、转贴现等票据行为，基于票据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照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因为当事人之间签订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就否定其票据法律关系的性质。正因票据贴现、转贴现等票据行为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所以我国合同法并未专门规定票据买卖合同。因此，本案争议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对象。（三）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是票据转让前手，是票据最终债务人，本案中无权行使追索权。出票人汉康公司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订的一系列《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质押合同》等，进一步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系最早签章背书的票据行为人，在本中系票据最终债务人。1.《还款协议》首部载明“鉴于甲方为乙方办理乙方为持票人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并为乙方票据背书，乙方获得资金”，由此说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出票人汉康公司存在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系最先背书的票据行为人，该协议可以直接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是前手。《还款协议》首部还载明：“签订还款协议以后，同意将甲乙票据关系明确为普通民事欠款关系。”由此直接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应当是本案所涉商业承兑汇票最终债务人，是票据行为背书前手。2.《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质押合同》等，证明商业承兑汇票到期遭拒付以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首先向出票人汉康公司要求归还款项，并就如何转为普通欠款、如何归还、如何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对转化以后的普通欠款债权设置了相对充分的保障。综上所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系票据转让中发生的纠纷，应当依据实施票据行为的地位来判断追索权的要件。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背书在前，不能够向后手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和苏州银行行使追索权。苏州银行还述称：（一）苏州银行应当享有上诉权。苏州银行虽然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且也未判决苏州银行直接支付票据款项，但原判决认定事实直接影响苏州银行的重大利益：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一审中，依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请求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商业汇票贴现款项并依据票据法主张抗辩权。而就该商业汇票，苏州银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也签订有相同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苏州银行在一审中主张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苏州银行都在实施票据转贴现行为，《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根据票据法主张权利，且转贴现合同的本质仅是为了明确转贴现手续费等费率事项，由此认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苏州银行银行应当享有票据法上的抗辩权。然而，一审认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之间通过签订汇票转贴现合同完全脱离了票据转让行为，不能够依据票据法主张权利。这一认定即否定了苏州银行依据票据法进行抗辩的权利，该判决一旦生效具有预决效力，直接涉及苏州银行的重大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当依法允许苏州银行通过上诉救济权利，不能够因为第三人在原判决主文没有判决承担责任就完全忽视原判决认定事实对苏州银行重大利益的损害。原判决第10页还认定，在苏州银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票据流转中，现有的证据不能够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是苏州银行的前手，这一认定对苏州银行基于票据主张权利具有直接的障碍，完全否定苏州银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主张票据权利的事实依据，严重损害苏州银行合法权益，应当赋予苏州银行上诉权。（二）原判决认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不是苏州银行前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认定在本案票据转让中，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不是苏州银行的前手，违背了证据裁判原则和证据评判规则。原判决仅仅依据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前手，而苏州银行是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前手，就直接得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不是苏州银行前手的结论。但一审中有充分证据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同时也是苏州银行的前手：1.苏州市公安局调查资料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于2015年7月1日签章背书，并不因公安机关最终没有立案即否定调查材料的证明力，从而否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2015年7月1日先行签章背书的客观事实。（1）苏州市公安局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票据部总经理石飞熊、副总经理姚东、会计杨冀、票据业务具体经办人邱陶、左雪进行调查，这些人都本案所涉票据具体经办人或者指导者，在调查笔录中均明确载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于2015年7月1日在本案所涉票据上签章背书，而本案所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于2015年7月2日签订，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章背书在前，属于票据转让行为的前手。（2）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苏州市公安局确认：于2015年7月1日晚，票据部会计杨冀及邱陶通过其工作邮箱将签章背书的票据照片分别发送至苏州银行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业务经办人，同样说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章背书在前。2.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录音录像及整理后的文字资料也同样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章背书以后，再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第三人联系，然后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故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先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及第三人签章背书。3.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一审中明确表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先于苏州银行盖章背书的原因是，苏州银行要求“大银行”签章背书以后才同意做转贴现业务。该陈述也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背书以后苏州银行才签订转贴现合同。（三）一审认定本案系合同纠纷违背了案件客观事实，属于认定法律关系性质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明确了纠纷性质及法律适用。（1）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之间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一条第2款明确约定：转贴现是票据行为。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实施的转贴现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应系票据行为的权利义务关系。（2）在该《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了合同签订依据，亦即处理该合同纠纷法律的适用。该合同首部明确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等”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3）从合同约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主张权利的要件事实看，其权利性质为票据追索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四条“A.甲方的权利”中第2项约定：“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甲方按照票据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乙方追索”。可见，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依据该合同主张请求权的性质为票据追索权，其权利构成要件为票据追索权的事实要件。2.从法律规定看，贴现、转贴现等融资方式均属于票据行为，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权利义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1997年）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规范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业务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及有关规定，制定该暂行办法。根据该办法的规定，贴现、转贴现等融资方式均属于票据行为，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权利义务。因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以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之间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的内容都是商业汇票的贴现、转贴现等票据行为，因此，基于票据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照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因为当事人之间签订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就否定其票据法律关系的性质。正因票据贴现、转贴现等票据行为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所以我国合同法并未专门规定票据买卖合同。因此，本案争议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对象。4.原审法院遗漏重要证据并违背证据评判规则，导致查明事实不清楚。苏州银行在一审中提供了出票人汉康公司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订的一系列《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质押合同》等，进一步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系最早签章背书的票据行为人，在本中系票据最终债务人。但是，原审法院未将苏州银行提供原件并在庭审中举证、质证及进行法庭调查的《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在判决书中做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认证意见表述，甚至未作任何理由的阐述即武断地认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原审法院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庭审中确认相关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质证意见，偷梁换柱地表述为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力均不认可，严重背离庭审质证的真实意见。（1）《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质押合同》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出票人汉康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之间签署，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苏州银行从担保人之一季铭铭、孙占新处临时借用作为证据予以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应当予以采信。（2）《还款协议》首部载明“鉴于甲方为乙方办理乙方为持票人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并为乙方票据背书，乙方获得资金”，由此说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出票人汉康公司存在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系最先背书的票据行为人。该协议可以直接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是前手。对此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但又认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不是苏州银行的前手，明显失之偏颇。《还款协议》首部还载明：“签订还款协议以后，同意将甲乙票据关系明确为普通民事欠款关系。”由此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应当是本案所涉商业承兑汇票最终债务人，是票据行为背书前手，具有向出票人等所有背书前手主张的动机和资源。（3）《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质押合同》等，证明商业承兑汇票到期遭拒付以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首先向出票人汉康公司要求归还款项并就如何转为普通欠款、如何归还、如何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对转化以后的普通欠款债权设置了相对充分的保障。综上所述，原判决直接影响到苏州银行的重大利益，而且原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存在诸多问题，严重损害了苏州银行的合法权利，请求依法审理作出公正的裁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先行支付承兑汇票款6亿元整；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承担。诉讼过程中，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变更诉讼请求为：1.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先行支付承兑汇票款4亿元整；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2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一份《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该合同约定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提交转贴现商业承兑汇票6份，票面金额为6亿元整。该合同第五条B款“乙方的义务”第四项约定“乙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承诺，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乙方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甲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指定账户。乙方违反此约定，由乙方支付甲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依约履行了合同，于2015年7月2日支付转贴现金额6亿元。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已取得全额票款，未依约背书。而后，票据按正常流转，几经背书转让，最终持票人提示付款时遭拒并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追索。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依据该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于2016年1月6日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发函催付，要求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但遭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拒绝。2016年4月13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主动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归还2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是独立于票据关系之外的合同关系，不属于票据法调整的范围。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对其前手仍具有直接追索权和任意选择权，而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却因背书中断，无法依据票据关系发起票据权利追索，仅能依合同关系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主张履行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系双方真实合意，合乎银行同业间成熟金融品种之规范，权利义务约定严谨而均衡，合乎市场经济对价原则，内容无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应受法律保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已接后手或其他票据权利人对其前手的选择诉讼并有相关各方已遭付款银行拒付的合法证明，《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五条B款“乙方的义务”第四项约定的附条件已成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应无条件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先行支付票款至指定账户。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违反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于一审答辩称：从《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内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诉讼请求、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背书情况来看，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予以调整。本案应追加苏州银行为第三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签订了一份《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从苏州银行买入汇票后，于当日转手卖给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本案汇票的流转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操作完成的，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应该追加苏州银行为第三人。苏州银行违反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导致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其主张权利，应该由苏州银行直接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承担票据不能承兑的法律责任。苏州银行于一审述称：本案应为票据权利义务纠纷，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因其后手追索票据款项，故提起诉讼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追索，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请求权基础是票据法规定的要件事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规范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业务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根据该办法的规定，贴现、转贴现等融资方式均属于票据行为，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权利义务。《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的内容都是商业汇票的贴现、转贴现等票据行为，应当依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案争议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范围。汉康公司、北京中行国运科贸有限公司、季铭铭、孙占新签订了编号为MSS201601号《还款协议》，且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季铭铭已经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据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已向出票人（付款人）提示付款成功，将票据权利归于民事欠款关系，票据关系已消灭。故全体汇票债务人的责任解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本案中的请求权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请求权成立，就意味着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还可以基于《还款协议》向出票人、保证人、质押人等主张权利，就可能出现一项权利双重受偿。为了搁置争议，苏州银行向被告划付的5000万元，该款项实为垫款。被告占有苏州银行5000万元，应当及时返还。请求驳回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签订一份《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该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同意对6份共计6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转贴现日为2015年7月2日，转贴现利率为年利率4.54%；托收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该合同的规定向苏州银行追索；苏州银行承诺，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苏州银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指定账户；苏州银行违反此约定，由苏州银行支付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任何一方违反该合同约定的义务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守约方每日万分之五的赔偿，并赔偿守约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其为苏州银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苏州银行具有追索权；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收到有关拒绝付款证明和商业承兑汇票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应向苏州银行发出书面追索通知；苏州银行应保证在收到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指定账户：如发生争议，双方依法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7月2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一份《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该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同意对6份共计6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转贴现日为2015年7月2日，转贴现利率为年利率4.54%；托收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该合同的规定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追索；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承诺，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指定账户；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违反此约定，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任何一方违反该合同约定的义务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守约方每日万分之五的赔偿，并赔偿守约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其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具有追索权；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收到有关拒绝付款证明和商业承兑汇票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应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发出书面追索通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应保证在收到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指定账户：如发生争议，双方依法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两份《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合同附件《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清单》注明六份票号一致，分别为：0010006322177827、0010006322177828、0010006322177829、0010006322177830、0010006322177831、0010006322177832。该六份汇票票面金额分别为1亿元，总额为6亿元；付款人为汉康公司，收款人为中航国运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付款行是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月1日；背书人依次为中航国运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中都信华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航国运科贸有限公司、库车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同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585699000元，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苏州银行支付585573000元。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和苏州银行均认可各自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2016年1月5日，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作出《追索函》，该函的主要内容为：因汉康公司拒绝付款，导致出票人开户行退票，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行使追索权，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应将全额票款6亿元划至平安银行宁波分行。2016年1月11日，海南省三亚市公证处作出（2016）三亚证字第439号《公证书》，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以公证的方式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送达《追索函》，该函的主要内容为：该批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因汉康公司拒绝兑付，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根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行使追索权，请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将全额票款6亿元及罚息划至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亦认可收到该函件。2016年1月6日、2月29日、3月28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分别向苏州银行发函，要求苏州银行按照《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约定支付6亿元款项。苏州银行亦认可收到了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发出的以上函件。票据到期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向付款行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托收时，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于2016年2月1日出具了票据拒绝付款理由书，理由为：截止2016年2月1日，无法联系上单位负责人，单位账户余额不足。平安银行宁波分行于2016年1月4日向其前手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发出了追索函，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行使追索权。因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未支付款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于2016年3月25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6亿元。2016年4月13日，苏州银行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转账5000万元。同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转账1亿元。同日，汉康公司向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转账1亿元，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称该款项系用来归还票号为0010006322177827的票据下的款项。同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转账1亿元。同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兴业银行福州分行转账1亿元，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称该款项系用来归还票号为0010006322177832的票据下的款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起诉时主张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六份票号为0010006322177827、0010006322177828、0010006322177829、0010006322177830、0010006322177831、0010006322177832的汇票项下共计6亿元的款项。之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认为票号为0010006322177827、0010006322177832的汇票项下的2亿元款项已经予以支付，故变更诉讼请求为主张票号为0010006322177828、0010006322177829、0010006322177830、0010006322177831汇票项下共计4亿元的款项。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案由是票据纠纷，还是合同纠纷；（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三）是否应追加苏州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四）苏州银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或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本案所涉的4亿元款项。（一）关于本案案由是票据纠纷，还是合同纠纷的问题。本案中，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同意对合计面额4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同意对该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但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并未在票据上背书，三方之间并未构成票据关系。故本案案由不属于票据纠纷。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以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涉及的票据并未背书，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依据其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依据该合同的约定向其支付4亿元款项。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苏州银行主张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主张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的理由充分，该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的问题。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承诺，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指定账户。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该合同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汉康公司拒绝付款且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该4亿元款项，导致出票人开户行退票，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行使追索权。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按照《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约定支付了4亿元款项，现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应按合同约定，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4亿元款项给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经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追索，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仍未支付该笔款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行为违反了《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该款项对应的汇票票号分别为0010006322177828、0010006322177829、0010006322177830、0010006322177831）。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主张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其支付该4亿元款项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是否应追加苏州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苏州银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就本案所涉的票据签订合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就同一票据签订了合同，为了查清本案事实，本案应该追加苏州银行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苏州银行在本案中没有独立请求权，应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苏州银行亦同意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此，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追加苏州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主张苏州银行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四）关于苏州银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或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本案所涉的4亿元款项问题。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说，本案审理的是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之间的合同关系，苏州银行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之间的关系涉及的是另外一份合同，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苏州银行之间的纠纷应另案解决，不宜在本案中合并处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其支付4亿元，其并未对苏州银行提出支付4亿元的诉讼请求，本案追加苏州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基于被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申请，目的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苏州银行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宜在本案中判决其向原告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承担责任。因此，不应在本案中判决苏州银行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款项，也不应在本案中判决苏州银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款项。综上所述，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款项。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1800元,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担。本院经审理，原判决除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之一的编号0010006322177833误为0010006322177830外，其余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苏州银行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苏州银行涉嫌被合同诈骗情况说明》。拟证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于2015年7月1日晚对案涉6张商业承兑汇票签章背书。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的原因是苏州银行没有损失。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明陈述的内容是认可的，但该证明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苏州银行在一审中就应该提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也认为不是新证据。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以及原审第三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二）苏州银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或者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案涉4亿元。对上述问题，本院评述如下：（一）关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问题。2015年7月2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该合同约定，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将案涉6张票面金额共计6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交由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办理转贴现业务。若托收该合同项下商业承兑汇票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的，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可按票据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该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追索。合同订立当日，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即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5.85699亿元转贴现款项。案涉票据经多次流转直至2016年1月1日到期时，持票人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向付款行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办理托收，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拒绝付款并出具票据拒绝付款理由书。平安银行宁波分行遂于同年1月5日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发出《追索函》，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亦于1月11日以公证的方式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送达《追索函》予以书面追偿。由于案涉6张商业承兑汇票被付款行拒绝付款，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受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追索的情况下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发出书面追偿通知，根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七条关于“甲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其为乙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办理转贴现的每份商业承兑汇票项下对乙方具有追索权。甲方在收到拒绝付款证明和商业银行承兑汇票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发出书面追索通知。乙方保证在收到甲方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足额划入甲方指定账户”的约定，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应当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案涉6亿元汇票金额。由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已经确认收到票号为0010006322177827、0010006322177832的汇票项下的2亿元票面金额，故原审法院扣除此笔款项后判令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4亿元有事实根据。（二）关于苏州银行是否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或者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案涉4亿元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判断案涉交易的法律性质是票据法律关系还是合同法律关系。1.只有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方产生票据法律关系。根据票据法第四条关于“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法所称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的规定，在票据上签章是可以产生票据法律关系的票据行为，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前提是在票据上签章，而票据债务人则是在票据上签章后方对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本案中，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为汉康公司，收款人为中航国运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付款行是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背书人依次为中航国运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中都信华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航国运科贸有限公司、库车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关于“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的规定，案涉商业承兑汇票所承载的票据法律关系仅存在于上述在票据背书的各方主体之间。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并未在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章背书，无票据行为则不产生票据法律关系以及发生票据权利的变动，该行自然不是案涉商业承兑汇票所载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2.金融机构间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应当予以背书，无背书票据行为的，仅产生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关于“本办法所称转贴现系指金融机构为了取得资金，将未到期的已贴现商业汇票再以贴现方式向另一金融机构转让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间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的规定，金融机构为融通资金办理票据的转贴现业务必须要实施转让票据的票据行为。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三条关于“符合条件的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连同贴现凭证向银行申请贴现。贴现银行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其他银行转贴现，也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的规定，结合前述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在票据上背书即为金融机构之间办理转贴现业务时必须实施的转让票据的票据行为。与此相对应的是，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所订立的格式合同《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第五条也约定：“乙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办理贴现时，将其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背书’栏中加盖银行‘汇票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授权代理人）私章或签字，并在‘被背书人’栏中载明甲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的全称”。由此可知，在常规的转贴现业务中，金融机构为融通资金办理贴现业务应当在票据上背书、成为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后才能受让票据并享有票据权利。本案中，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为办理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而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但并未按照规章要求以及合同约定在案涉票据上背书，因无票据行为而未能成为案涉票据所载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该行并不享有案涉票据权利及承担票据责任，自不能援引票据法的相关规定行使抗辩权利。《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中虽有关于“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甲方（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乙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追索”的约定，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也在案涉票据上签章背书，但其前手即背书人为库车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故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之间并未产生票据法律关系，案涉交易法律性质应为合同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未依照票据法审理本案纠纷并非适用法律错误。3.持票人前手均为票据债务人，而合同债务人仅限于债权人的合同相对人。苏州银行作为卖出方与买入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与前述《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内容完全相同的转贴现合同，亦未按照规章要求和合同约定在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章，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以及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之间并未发生票据法律关系，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应由各自分别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羁束。尽管苏州银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以及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为融通资金而对案涉6张商业承兑汇票先后办理转贴现业务，但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仅得向《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合同相对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主张合同权利，苏州银行亦只能以另一《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行使抗辩。由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苏州银行之间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关于应由苏州银行直接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承担案涉合同责任的主张因无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还主张应先行判令苏州银行向其支付4亿元后再由其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但该行并未在本案中向苏州银行提出诉讼请求并交纳案件受理费，故其此项上诉理由因无事实根据而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将苏州银行追加为本案第三人，查清事实后判令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承担责任，其实体处理并无不当。4.票据法律关系与基础原因关系相互独立，实体上不应混同处理。苏州银行述称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汉康公司等签订《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质押合同》，拟证明该行为本案最终债务人、其权利已获保障，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也提出前述合同已履行部分应从该行在本案应支付款项中予以扣除的主张。从苏州银行所举证据来看，上述合同系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根据票据法相关规定向其前手行使第二顺序追索权利，相关票据债务人为履行义务而重新形成的另一合同法律关系，并不意味着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与其票据前手之间只有合同法律关系而无票据法律关系。而票据作为要式证券，无因性为其重要特征，根据票据法第十条关于“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的规定，惟有按照法律规定取得票据并依法转让的票据法律关系债务人可以基础原因关系或对价事由提出抗辩。前已述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和苏州银行均不是案涉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与票据法律关系及票据权利的流转并无法律上关联，因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为行使票据权利、实现票据利益而与汉康公司等人签订《还款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质押合同》之事实与本案所涉无票据背书的贴现合同纠纷无关，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此项上诉理由因无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另外，从对价的角度看，民生银行三亚分行作为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已经受到了后手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的追索，原审法院作出关于判令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承兑汇票金额（2016）琼民初16号民事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这与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向其前手进行相同的追索行为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实现了票据利益的对价平衡。而在本案合同纠纷中，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在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当日即收取了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的5.85699亿元转贴现款项，原审法院判令其依约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6亿元款项后双方业已实现对价衡平。如将前述票据债务人根据票据法律关系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应付款项从本案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应向民生银行三亚分行支付款项中予以扣除，则应将案涉票据所有当事人都纳入本案一并审理，故其关于需将案外票据纠纷引入本案一并处理的主张亦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41800元，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担。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2041800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治平审判员  宫邦友审判员  孙祥壮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董俊武书记员余嘉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