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8民初8190号原告：梁某1，男，194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梁某1之婿），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梁某2，男，195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梁某3，男，1955年9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梁某4，女，1959年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汽修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梁某5，女，194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长毛绒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三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贞（梁某3之妻），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梁某6，男，196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社保所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梁某1、梁某2与被告梁某3、梁某4、梁某5、梁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原告梁某2，被告梁某3、梁某4、梁某5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贞，被告梁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1、梁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我们与梁某3、梁某4、梁某5、梁某6对海淀区永泰东里×号楼×层×门202室和永泰东里×号楼×层×门502号两套房屋按份共有；2.诉讼费由梁某3、梁某4、梁某5、梁某6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们父母梁某7、王某拥有海淀区永泰庄西村×号院宅基地和房屋，育有原、被告六名子女。梁某7于1993年11月去世，王某于1994年11月去世。1995年，永泰庄西村进行拆迁，我们父母的房屋置换了两套楼房，分别是海淀区永泰东里×号楼×层×门202号和502号。父母去世时未曾留下遗嘱或协议，上述房屋应归其法定继承人所有。可最近，我们获知两套房屋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梁某3、梁某4的名义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我们认为这一行为侵犯了我们的合法继承权和共有权益，上述房屋应由六名子女按份共有。梁某3辩称，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们六个子女签订了抚养协议，内容为母亲由我养老送终，母亲去世后，遗产归我所有，我认为母亲是留有遗嘱的。赡养期间，我母亲说要给梁某4留个住的地方，所以，这两套房屋是父母留下来的，就应该是我和梁某4的。马坊村委会和东升乡政府已经核实房屋改名并签字，且楼房也有确权表为依据。两原告在拆迁区域也有房屋被拆迁，如果他们不知道有抚养协议，他们就应该在拆迁时提出异议，因为永泰庄拆迁都是依据确权表定的。两原告在明知我签订父母房屋的拆迁协议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与梁某4签订了一份不符合情理的协议书，他们应该很早就知道了置换房屋的状况。但两原告直到2014年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又提起民事诉讼，均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已经丧失了继承权，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置换房屋时，我还支出了差价款14525元，如果法院认为继承事实成立，那我要求在法定继承份额的基础上多分。梁某4辩称，梁某3所述均属实，我同意他的意见。置换老房子是梁某3进行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梁某2在我取得房屋后不久，曾到双榆树我家中，以其拆迁房屋不足平米数为由，要求我给他补钱，我当时还纳闷这房子不是梁某3的吗？后来，我与梁某1、梁某2签了一个协议书，我按协议分别给了梁某11万元和梁某21.7万元，作为对他们遗产继承的经济补偿，当时没有打收条。后来梁某2以孙女上学为由，要住这个房子，让我搬出。我认为我们已经签了协议，我也已经按约定给了他们经济补偿，如果法院认定继承成立，我要求依法继承。梁某5辩称，我父亲去世前，每个子女负责照顾两个月。父亲去世后，就商量由一个子女来照顾我母亲。当时母亲多病，需要子女照顾，但子女没有人接手。我母亲的意愿是由梁某3来照顾，家里财产归梁某3，梁某3也同意为母亲养老送终。就这样，由我执笔，四爹梁某8、邻居刘某、秦某在场，六个子女与母亲签订了协议。协议内容就是母亲由梁某3赡养，去世后遗产归他所有，其他子女每月各给20元生活费，超过300元的医疗费由大家均摊。协议签订后，母亲曾在我和梁某4处生活了一段时间，梁某3虽因母亲要给梁某2补足被拆迁房屋平米数和给梁某4留居住房屋有过不愉快，但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赡养。如果法院认定继承成立，我也要求依法继承。梁某6辩称，我和梁某5的意见一致。父亲去世后，在老宅子北屋签了个协议，当时有母亲，我们六个子女，还有我四叔和两个邻居在场。协议内容就是养老送终的问题，签协议的目的是因为村里要拆迁，怕以后为财产的事发生纠纷。老宅子里还有我两间南房，如果要继承，应该扣除两间南房再依法分割。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梁某7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子二女，分别是长子梁某1、次子梁某2、三子梁某3、四子梁某6、长女梁某5、次女梁某4。梁勇和王淑兰分别于1993年11月和1994年11月去世，二人生前均未留有遗嘱。梁某7、王某生前居住在海淀区永泰庄西村26号（以下简称26号），其子女成年结婚后均自行独立居住。梁勇、王淑兰去世后，因26号列入拆迁范围，梁某3以自己名义向有关部门申领了该院落的补办建房证明表。1995年10月16日，梁某3、梁某4（乙方）作为被拆迁人，与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后更名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公司，甲方）签订《北京市城市拆除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下简称《产权调换协议书》），甲方拆除26号内99.68平方米房屋，将海淀区永泰东里×号楼×层×门202号（以下简称202号）和海淀区永泰东里×号楼×层×门502号（以下简称502号）、共计110平方米房屋产权调换给乙方所有，乙方需补交楼房差价款14525.2元。同月19日，梁某3支付了上述款项，502号房屋由梁某3使用至今，202号房屋由梁某4使用至今。2011年3月18日，梁某3、梁某4分别取得了202号和502号房屋所有权证，二人在上述两套房屋中各享有50%的份额。2015年，梁某1、梁某2起诉要求确认梁某3、梁某4与首开公司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无效。审理中，梁某3提交邻居秦某、刘某的证言及梁某6和梁某5的证言，用以证明家庭内部在梁勇去世后曾为王淑兰赡养及财产归属等事宜签订过协议，且秦某与梁某6曾出庭作证。梁某1、梁某2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且否认存在家庭会议协商一事。本院审理后认为梁某3提交的证言间存在时间及在场人的不一致，且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所述协议内容，故据此确认《产权调换协议》无效。梁某3、梁某5不服，提出上诉。上诉期间，梁某1、梁某2申请撤回起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裁定，撤销我院（2015）海民初字第13769号民事判决书，准许梁某1、梁某2撤回起诉。本次诉讼审理期间，梁某3等四被告均称其父去世后，曾为母亲王淑兰由梁某3赡养及财产待母亲去世后归梁某3所有等事宜签订过家庭内部的协议，并再次提交了证人秦某、刘某的书面证言，但证人均未出庭。上述证言内容为王淑兰由梁某3赡养，其去世后，一切财产、房子归梁某3。梁某1认可家庭内部曾签署过协议，内容为母亲由梁某3赡养，六个子女每月给母亲20元赡养费，超过300元的医疗费部分由大家均摊，家里老宅子归梁某3所有。本院在询问梁某1签署协议时的在场人及除了兄弟姐妹外有无他人在场时，梁某1以记不清作答。梁某2对梁某3等被告所述及相关证言内容均不予认可，并表示协议内容及签署过程其不知道，不承认有这个协议，对此一概不清楚。对此，梁某3还提交了其与梁某1的对话录音，录音显示梁某1就家庭内部对母亲赡养及祖产归梁某3所有等事宜确曾签署协议，但未提及签字时梁某2是否在场的情况。庭审中，梁某3自述协议签署后，其曾复印了6份，但因母亲常念及给梁某4留一套房及补足梁某2拆迁不足面积事宜，梁某3与母亲发生分歧，其将复印的协议撕毁，而协议原件在数次搬家中丢失。梁某4就其取得房屋后给梁某1、梁某2补偿款一节，提供1995年11月12日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关于父母共有遗产继承楼房壹套55平方米单居，由兄妹三人（梁某1、梁某2、梁某4）共同协商决定，楼房主要由小妹梁某4长期居住所得产权，共同协商分别给大哥梁某1壹万元整，二哥梁某2壹万柒千元整，作为遗产继承经济补偿。由梁某4付大哥梁某1壹万元整（壹年内付清），由梁某4付二哥梁某2壹万柒千元整（壹月内付清）”。梁某1、梁某2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梁某4已支付约定款项，梁某2称梁某4曾在1995年12月向其和梁某1表示要居住该房屋，其考虑该房屋是共同财产便同意了，2010年和2014年，其曾找梁某4索要房屋使用费被拒后提起了相关诉讼。梁某3、梁某5、梁某6均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其中梁某5称其是自梁某1处得知上述情况。梁某6所述其在26号建有房屋一节未提供证据。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派出所的证明信、《产权调换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梁某3等被告虽称其父亲去世后，曾在有其他亲属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由全体家庭成员就母亲赡养及家庭财产归属等事宜签署了相关协议，但对此未提供协议原件或复印件，且相关见证证人亦未出庭接受质证，故本院无法认定其所述取得房屋的相关协议。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应涉及每位家庭成员，任一成员的缺失都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梁某1虽认可该协议及内容的存在，但梁某2对此不予认可，且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证明梁某2对该协议内容亦是知晓，故梁某3据此取得502号和202号房屋便缺乏事实根据。同理，梁某4提交的《协议书》亦是如此。上述两套房屋虽由梁某3、梁某4据《产权调换协议书》取得并登记在二人名下，但系根据老宅拆迁置换取得，仍应为梁某7和王某的共同财产。梁某7和王某去世时，均未留有遗嘱，故上述遗产应按法定继承的方式，由第一顺位继承人共同继承取得。鉴于梁某3、梁某4对置换房屋的取得、管理及对母亲的赡养付出较多，在遗产分割时可适当多分，具体数额由本院判定。因拆迁协议的签订及所有权证的取得均系梁某3、梁某4所为，梁某1、梁某2对诉争房屋权属登记的知晓亦应在2011年后，故本次诉讼并未超过主张其继承权的法定最长诉讼时效。梁某3等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梁某6未就其在26号建有房屋提供证据，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因在梁某3尚无明确证据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排他绝对权利的情况下，梁某1、梁某2要求按法定形式进行继承的主张，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将据实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泰东里×号楼×层×门202号房屋，由梁某3、梁某4各享有20%的所有权，由梁某1、梁某2、梁某5、梁某6各享有15%的所有权；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泰东里×号楼×层×门502号房屋，由梁某3、梁某4各享有20%的所有权，由梁某1、梁某2、梁某5、梁某6各享有15%的所有权；三、驳回梁某1、梁某2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梁某1、梁某2各负担2910元，已交纳；由梁某3、梁某4各负担3880元，由梁某5、梁某6各负担291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卫京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