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5民初62号原告张应鸿，男，195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胜华、罗凤兰，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汤邦智，男，195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王绍丽，女，195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程兵，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应鸿诉被告汤邦智、王绍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应鸿的委托代理人陈胜华、罗凤兰、被告汤邦智、王绍丽的委托代理人程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应鸿诉称：水城县杨梅龙泰煤矿系张洪毅于2006年11月1日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因其矿区被水盘高速公路修建而压覆，遂通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重新划定矿区范围在毕节××××以那镇，拟取得采矿权，并新设立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具体承接该采矿权。2012年2月14日，被告汤邦智以其系杨梅龙泰煤矿“股东”的身份，在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尚未实际取得的情况下，以“甲方—杨梅龙泰煤矿”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约定原告以2亿人民币，受让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股东权，从而实际交易杨梅龙泰煤矿在织金县××那镇可能开办成功的煤矿；原告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价款；杨梅龙泰煤矿将有关行政机关“错误受理登记”的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贵州富量矿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原告…但是，实际签订合同时由被告汤邦智签订，杨梅龙泰煤矿并未签章，投资人张洪毅也未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原告通过张洪毅付款2400万元予汤邦智。而后，经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尽职调查，发现被告与原告交易的拟开办的煤矿（股东权）实际已经由其先行与另一主体发生了交易关系。原告因之而认为被告不诚信，提出终止合同关系，被告予以接受。双方并依照“谁用款，谁清退”的原则，就被告汤邦智作为实际收款人，分期退还原告交付的2400万元，并按照每月2.5%的标准赔偿原告资金占用费损失，事实达成一致协议。自2013年3月下旬到2016年4月16日，被告陆续归还原告本金2400万元。但是，对于资金占用费损失却分文未付。期间，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出具相关文函，一方面认可资金占用费的标准，一方面单方提出免除或者单方降低标准，但均未获原告同意。另，被告汤邦智和王绍丽系夫妻关系。1998年2月15日，被告汤邦智、王绍丽共同出资1430万元，设立了被告贵州诚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财产与被告汤邦智和王绍丽的有财产混同化现象。原告认为：一、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杨梅龙泰煤矿并未签章，登记投资人张洪毅也未签字，合同项下款项也没有汇入杨梅龙泰煤矿对公账户，就该2400万元交易款被告汤邦智是实际权利、义务承受人。由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项下标的物已为被告汤邦智等事先与其他主体发生了交易，导致实际不能继续履行，因而协议解除。协议解除后，就涉案2400万元，被告与原告在“谁用款、谁偿还”的原则指引下，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达成了被告分期偿还原告交付的2400万元，并按照未付款的月2.5%的标准赔偿原告资金占用费损失的协议。该一致意思表示，实质是原被告双方就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清理事宜形成的事实合同关系。该事实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事实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汤邦智一方面支付本金，一方面计算相应利息损失，但是至今未付分文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被告汤邦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法律责任。另，被告汤邦智就本金在2016年4月16日偿还完毕之后，从管理上讲，利应随本清；从请求权行使的角度讲，双方实际就本金、利息的支付并未明确约定期限，因而，原告可以随时行使请求权。所以，原告主张被告立即支付资金占用费损失，应获得支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据此，被告王绍丽与汤邦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汤邦智对原告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汤邦智立即赔偿原告张应鸿《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资金占用费损失1255.99万元；二、判决被告汤邦智自2016年3月29日起，以逾期未付款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张应鸿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起诉时逾期未付款额为1255.95万元，实际履行过程中以实际支付额据实减扣）；三、判决被告王绍丽就被告汤邦智对原告张应鸿应当承担的上述资金占用费损失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汤邦智、王绍丽共同答辩称: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答辩人认为没有事实依据，在双方终止投资关系后至今，双方未形成真实有效的解除协议，1255万元仅是往来函件磋商的意思表示，磋商是附条件的，在条件未达成前，该款是缺乏依据和合意的，应予驳回。对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基数不存在，该请求是资金占用费计算出来的损失，再以此为标准计算出的利息是属于复息，缺乏法律依据，也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汤邦智与王绍丽是夫妻关系，但汤邦智是煤矿实际投资人，双方往来均没有王绍丽的签名或意思表示，原告对汤邦智实际投资的煤矿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收入或家庭债务，煤矿的投资行为虽是汤邦智的个人行为，但实际是与张洪毅之间的股东合作关系，不应成为家庭债务，王绍丽不应当对原告诉请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煤矿引用新股东框架协议》；2、杨梅龙泰煤矿工商公示信息。用以证明：1、2012年2月14日，被告汤邦智以其系杨梅龙泰煤矿“股东”的身份，在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尚未实际取得的情况下，以“甲方—杨梅龙泰煤矿”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约定原告以2亿元人民币，受让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股东权，从而实际交易杨梅龙泰煤矿在织金县××那镇可能开办成功的煤矿；原告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价款。2、杨梅煤矿登记投资人为案外人张洪毅的个人独资企业，虽然杨梅龙泰煤矿并未签章，投资人张洪毅也未签字确认，但鉴于张洪毅实际参与此后合同解除后的退款事宜的清理，故而该合同有效。3、被告汤邦智作为合同签订人，并收取原告交易款，在合同解除后，应当对实际收取款项承担返还义务和相应的损失赔偿义务。二被告对此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虽然汤邦智不是登记股东，但实际占50%股份，汤邦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得到煤矿认可的。第二组证据：2013年12月23日《关于恳请同意延时支付退出参股资金首期款项的商议函》。用以证明1、“函”明确记载“我合计收到参股首期款贰仟肆佰万元整”、“由于多方原因该矿近期难以完善双方约定手续贵方决意撤资，我十分理解….”；2、被告汤邦智收到了原告前述“框架协议”项下的2400万元；3、合同解除系因被告汤邦智方违约导致，其就合同解除之后的清理作出了一定意思表示，但是该意思表示未获原告张应鸿明示同意。二被告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从函件标题是商议函，有协商意思表示，不是单方承诺，被告汤邦智收到2400万的事实是认可的，原告认为解除是汤邦智单方违约造成，但函件内容不能证明合同终止的具体原因。第三组证据：2014年4月26日《关于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项中被告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已还款额的说明及未还余款部分的还款承诺》。用以证明1、被告汤邦智通过“函”再度确认其基于“框架协议”收到原告张应鸿2400万元；2、被告汤邦智就框架协议解除后依然通过申明“谁使用的参股资金谁写还款承诺的原则”，确认了其本金2400万元的返还清理义务。但是，其提出的免除利息的“邀约”，原告张应鸿并未“承诺”，故而不产生被告汤邦智不负责赔偿原告张应鸿利息损失的法律后果。二被告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原告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对函件中的内容予以提炼和删减，应该通篇考虑其反应的意思，利息的计算方式涉及债转股，对关联性不认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四组证据：2014年4月26日《关于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项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对拟还利息的说明与还款承诺》、2015年4月13日《关于终止执行在退还参股资金后的利息实行债转股的承诺暨给煤矿股东的函告》、《汤邦智收张应鸿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用以证明1、2014年4月26日的“函”载明：“从我收款时间起至2014年7月底按每月2.5%计算利息为1165万元”，2015年4月13日的“函告”载明“推迟归还参股资金所产生的利息1225万元…”，表明被告与原告就“框架协议”解除后的清理达成的除本金返还之外，对本金以未返还期限和未返还额为基数，以月2.5%的标准赔偿原告张应鸿利息损失；2、被告汤邦智提出的停息和债转股要约，属于其单方意思表示，未获原告“承诺”，故而对原告张应鸿不产生法律约束力；3、原告主张被告汤邦智赔偿《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损失1255.95万元，有相应的事实根据。二被告对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三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从函件可以看出，支付1255万元的利息是附条件的，是要求优先受让，应将内容结合整体意思表示来看，是一种附条件的商榷方式而不是承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汤邦智、王绍丽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共同提供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汤邦智、王绍丽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二被告身份主体情况。原告对此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1、2013年7月19日致张应鸿《商议函》。用以证明双方终止合作原因系煤矿手续办理，非原告方所诉诚信原因。并且双方对解除后的事宜为商议状态，并未达成最终合意。2、2014年4月26日致张应鸿《还款说明及承诺》。用以证明被告认可“谁使用谁还款”的原则，但该资金属于投资合作款项，不应计算利息。3、2015年4月13日《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用以证明利息计算并非汤邦智的意愿表示，而系“遵张应鸿先生意见”，双方并未达成合意；同时体现条件对等原则，如按张应鸿意见计算资金利息，则应以同等原则计算煤矿投资情况后以股份冲抵。4、2016年3月29日《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用以证明双方除煤矿投资合作事宜外尚有其他合作项目，因此双方款项需经核对处理，原告诉请损失不客观。原告对此组证据中的商议函无异议，对还款说明及承诺真实性无异议，对2015年4月13日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无异议，对2016年3月29日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商议函的证明目的，煤矿手续办理是汤邦智的意愿，没有履行完毕，被告就违约，导致合同解除。《还款说明及承诺》，被告认为是投资合作款不能计息，但从汤邦智交付的函件来看，利息计算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从其约定。《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就利息的计付在汤邦智签名确认的利息计算表上载明利息标准是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的，对利息计算方法双方有明确约定，对于债转股是汤邦智单方提出的要约，在函件上不体现二者互为条件，在文字表述上是相互独立的，债转股在独立的情况下，汤邦智提出要约，未获得原告明示承诺，不能认为用债转股的方式抵消利息支付，实际汤邦智提出的煤矿股份，没有相应工商登记资料予以证明客观存在。对2016年3月29日《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真实性无异议，但标示的利率标准汤邦智单方降为2分，原告不认可。利息计算时间起点与2015年4月13日《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所标明的时间终点具有承接性，表明汤邦智对利息的支付处于持续状态是无异议的，汤邦智单方提出以房屋置换补差价表，是汤邦智单方提出用其所有的损失折抵原告利息损失，属于其单方要约，原告未承诺，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抵偿要约不是被告主张的原告与其尚有其他合作关系，双方款项需核对处理。第三组证据：2400万元煤矿投资合作款还款明细及相应凭证。用以证明2400万元款项归还的具体时间和金额。双方至今没有形成终止协议，2400万元的归还时间应视为双方解除投资关系的始点。原告对此组证据中的还款明细及相应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对还款时间及还款事实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张应鸿与案外人合意收购涉案煤矿的时间早于双方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的时间。两案从投资合作意向、合同标的煤矿、款项往来时间、终止合作等方面存在客观联系，作为投资关系，在合作期间不应计算资金利息或占用费。经生效判决确认，张应鸿的实际责任不超过每日万分之六，其诉请标准缺乏客观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告与他人的合同关系及产生的权利义务，只能在原告与他人之间产生，对原、被告之间的协议无约束力和影响力，被告与原告就其双方合同签订与解除，在本金返还及利息赔付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定双方就合同解除形成事实合同，对双方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以原告与他方协议及法院对该协议的裁判结果否定原告与被告之间达成的清理合同的法律效力及法律后果。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张应鸿提交的第一至四组证据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汤邦智、王绍丽共同提交的第一至四组证据二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水城县杨梅龙泰煤矿系张洪毅于2006年11月1日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2年2月14日，被告汤邦智以“甲方杨梅龙泰煤矿”的名义与原告张应鸿（乙方）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鉴于：1、2006年12月，原水城县杨梅煤矿与原水城县杨梅龙泰煤矿签署了《杨梅煤矿与杨梅龙泰煤矿资源整合协议》，两家煤矿进行资源整合，新组合煤矿的企业名称确定为‘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杨梅龙泰煤矿，即甲方）。2007年6月26日，甲方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为：5200000711275，采矿权人为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张洪毅）。5、甲方将引入乙方参股到甲方煤矿。一、协议的标的。本协议的标的为甲方煤矿的全部股权，乙方通过逐步注入资金的方式从参股到控股再到完全持有甲方的股权，甲方自愿以人民币贰亿元的价格将杨梅龙泰煤矿的全部股权（包含但不限于杨梅龙泰煤矿的矿权、杨梅龙泰煤矿现有全部机器上很设备、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一切生产生活用品等）最终转让给乙方所有。二、款项的支付。支付方式为：乙方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支付伍仟贰佰万元首期款；第二次付款时间是在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下文确认如下事项的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陆仟捌佰万元（一是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确认现在由贵州富量矿业有限公司作为唯一股东的‘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笔款的支付时间为甲方的采矿权证办理完毕且甲方的企业名称变更为‘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通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煤矿交易平台完成矿权转让交易（即杨梅龙泰煤矿的股权由甲方现有人员变更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人的名下后）的当日内支付完毕全部余款捌仟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张应鸿通过张洪毅支付2400万元给被告汤邦智。2013年3月22日，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张应鸿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5日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7日退款400万元、2013年7月4日退款20万元、2013年9月2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9月23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11月2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1月26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4月8日退款60万元、2014年4月28日退款20万元、2014年7月10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7月1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8月6日退款50万元、2014年8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8月13日退款50万元、2014年12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5年5月20日退款50万元、2015年7月24日退款20万元、2015年8月10日退款30万元、2016年3月14日退款10万元、2016年3月29日退款10万元、2016年4月14日退款80万元，共计退款2400万元。其间，被告汤邦智于2013年12月23日向原告张应鸿出具《关于恳请同意用我在毕节嘉信小贷公司资金支付退出〈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参股资金首期款项余款的商议函》，内容为：“张应鸿先生并张洪毅先生阁下：自2012年2月14日签署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价款2亿元人民币的《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后，于2012年3月上旬接到转来人民币贰仟万元到我个人卡上，后来又于2012年4月18日经张洪毅先生同意从“贵州洪合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肆佰万元到“贵州诚然房地产开放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收到参股资金首期款贰仟肆佰万元整，由于多分原因该矿近期难以完善双方约定手续，我于2012年3月27日归还人民币壹仟万元给张应鸿先生后又再2013年11月还完向贵州洪合煜投资有限公司所借资金肆佰万元整……因此向二位提出恳请同意并请洪毅协调用我在毕节嘉信小贷公司的资金还付所欠张洪毅先生支付给我的2000万元中的1000万元为谢！”。被告汤邦智于2014年4月26日向原告张应鸿出具《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额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已还款额的说明及未还余款部分的还款承诺》，内容为：“张应鸿先生：自2012年2月14日签署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价款2亿元人民币的《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后，我名下收款2400万元，至2013年初终止协议起我从2013年3月开始陆续还款，到目前为止尚欠本金800万元。根据2014年4月25日张应鸿、张洪毅、汤邦智及肖竹四人在贵阳香堤雅409室商议：谁使用的参股资金谁写还款承诺的原则，本人力争在2014年7月31前还清此款，鉴于此次参股属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特向先生申请不计算利息。此承诺申请用杨梅龙泰煤矿股权作还款担保，请予同意为谢！”，同日，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张应鸿出具《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额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对拟还利息的说明与还款承诺》，内容为：“张应鸿先生：自2012年2月14日签署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价款2亿元人民币的《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后，我名下收款2400万元，至2013年初终止协议起我从2013年3月开始陆续还款，到目前为止尚欠本金800万元。从我收款时间起至2014年7月底按每月2.5%计算利息为1165万元，力争2014年7月底还清（本金800万元还款另文承诺），根据2014年4月25日张应鸿、张洪毅、汤邦智及肖竹四人在贵阳香堤雅409室商议：本向先生提出一是自本月起不再计息；二是在杨梅龙泰煤矿实行债转股的申请，请予同意为谢！”。2015年4月13日，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张应鸿出具《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终止执行在退还参股资金后的利息实行债转股的承诺暨给煤矿股东的函告》，内容为：“张应鸿先生并杨梅龙泰煤矿各股东：2012年2月14日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引入资金5200万元中，我名下于该年3月中旬收款2000万元（我拥有该煤矿股权50%）加上向张洪毅先生的“洪合煜”公司借款2000万元共计2400万元。2013年3月底终止协议至今，我已归还参股资金2200万元（尚欠参股资金200万元拟于2015年4月底还付），推迟归还参股资金所产生利息1225万元（从提出终止协议时起至2015年4月底利息为465万元），现将所欠张应鸿利息用我名下的杨梅龙泰煤矿股权予以置换，置换股权比例为我所持有的杨梅龙泰煤矿股权的20%。各位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意优先受让我在该矿名下股权的请于15个工作日内复函”。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张应鸿出具的所有函件均未得到原告张应鸿的回复。现原告张应鸿认为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没有煤矿签章也无登记投资人张洪毅签字，被告汤邦智是合同项下款项2400万元交易款的实际权利、义务承受人。协议解除后，就涉案2400万元，被告与原告在“谁用款、谁偿还”的原则指引下，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达成了被告分期偿还原告交付的2400万元，并按照未付款的月2.5%的标准赔偿原告资金占用费损失的协议的一致意思表示，实质是原、被告双方就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清理事宜形成的事实合同关系。在事实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汤邦智一方面支付本金，一方面计算相应利息损失，但是至今未付分文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汤邦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法律责任。因被告汤邦智与被告王绍丽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被告王绍丽与汤邦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汤邦智对原告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汤邦智立即赔偿原告张应鸿《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资金占用费损失1255.99万元；二、被告汤邦智自2016年3月29日起，以逾期未付款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张应鸿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起诉时逾期未付款额为1255.95万元，实际履行过程中以实际支付额据实减扣）；三、被告王绍丽就被告汤邦智对原告张应鸿应当承担的上述资金占用费损失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查明，被告汤邦智与被告王绍丽系夫妻关系。还查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为：“2012年1月，杨梅龙泰煤矿投资人代表张洪毅、张应鸿经付浪介绍与姜伟洽谈杨梅龙泰煤矿的转让（投资合作）事宜。2012年9月28日，张应鸿、张洪毅、付浪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该事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5）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还查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为：“2012年1月，杨梅龙泰煤矿投资人代表张洪毅、张应鸿经付浪介绍与姜伟洽谈杨梅龙泰煤矿的转让（投资合作）事宜。2012年9月28日，张应鸿、张洪毅、付浪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该事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5）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2016年12月8日，经本院向原、被告进行询问，要求原、被告确认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的具体时间，原告张应鸿特别授权代理人陈述内容为：“具体时间原告也记不清楚了，就是2013年初，具体时间请法院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来进行确定”；被告特别授权代理人陈述内容为“1、1-3月份为一年的第一季度，亦可理解为年初；2、2013年春节为2月10日，春节放假后2月17日上班可以理解为年初；3、同时被告汤邦智在2015年4月13日《函告》中提及2013年3月底终止协议，故被告认为本案合同终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3年3月20日”。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张应鸿请求被告汤邦智支付资金占用费与利息损失是否符合约定与法律规定；二、被告王绍丽应否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张应鸿请求被告汤邦智支付资金占用费与利息损失是否符合约定与法律规定的认定。2012年2月14日，被告汤邦智以“甲方杨梅龙泰煤矿”的名义与原告张应鸿（乙方）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张应鸿通过逐步注入资金的方式从参股到控股再到完全持有杨梅龙泰煤矿的股权。协议签订后，原告张应鸿通过杨梅龙泰煤矿登记投资人张洪毅支付2400万元给被告汤邦智。虽然被告汤邦智在与原告张应鸿签订的合同上没有煤矿签章也无登记投资人张洪毅签字，但从原告支付被告2400万元参股资金是通过煤矿投资人张洪毅支付，结合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出具的函件内容可分析出《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是得到煤矿及投资人张洪毅认可的，故《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为有效合同。后原、被告于2013年初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与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汤邦智占用原告张应鸿2400万元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返还。对于原告诉称的“经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尽职调查，发现被告与原告交易的拟开办的煤矿（股东权）实际已经由其先行与另一主体发生了交易关系。原告因之而认为被告不诚信，提出终止合同关系，被告予以接受。”的事实因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的（2015）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2012年1月，杨梅龙泰煤矿投资人代表张洪毅、张应鸿经付浪介绍与姜伟洽谈杨梅龙泰煤矿的转让（投资合作）事宜。2012年9月28日，张应鸿、张洪毅、付浪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事实不一致，也即原告张应鸿与被告汤邦智签订合同时间为2012年2月14日，而原告张应鸿在2012年1月就与他人洽谈杨梅龙泰煤矿的转让（投资合作）事宜，故原告诉称被告不诚信（也即被告违约）导致终止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汤邦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向原告支付解除合同前的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意见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合同解除后，被告汤邦智应于解除合同时及时返还原告张应鸿2400万元款项，但被告汤邦智却是从2013年3月22日起陆续向原告张应鸿退款，直至2016年4月14日才退还完毕。故被告汤邦智未及时退还，客观上占用原告款项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我国法律对资金占用费损失最大限度保护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于原告张应鸿诉请的资金占用费损失本院以年利率24%予以保护。因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张应鸿发出的所有函件中，内容既有承诺又有要约，在性质上都应认定为要约，而原告张应鸿均未回复，故对于原告张应鸿要求被告汤邦智应按其出具给原告张应鸿的函件中载明的计算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时间起点及计算标准来计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而对于原告张应鸿诉请要求被告汤邦智支付资金占用费损失的利息的请求，该请求本质上也即要求被告汤邦智支付其资金占用的损失，本院已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告张应鸿的损失，故对其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因原、被告对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的具体详细时间均已记不清楚且不能确定，因被告汤邦智于2014年4月26日向原告张应鸿出具函件中载明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而在2015年4月13日向原告张应鸿出具的函件中载明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3月底，但原告张应鸿则陈述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故综合原、被告意见，本院采信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本院将2013年初推定为2013年1月中旬，也即2013年1月15日较为恰当。因被告汤邦智向原告张应鸿退款的时间和金额为：2013年3月22日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5日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7日退款400万元、2013年7月4日退款20万元、2013年9月2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9月23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11月2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1月26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4月8日退款60万元、2014年4月28日退款20万元、2014年7月10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7月1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8月6日退款50万元、2014年8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8月13日退款50万元、2014年12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5年5月20日退款50万元、2015年7月24日退款20万元、2015年8月10日退款30万元、2016年3月14日退款10万元、2016年3月29日退款10万元、2016年4月14日退款80万元，共计退款2400万元，故被告汤邦智应支付原告张应鸿资金占用损失为：以年利率24%为标准，1、以2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月15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2日止；2、以2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3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5日止；3、以1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6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7日止；4、以1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8日起计算至2013年7月4日止；5、以13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7月5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日止；6、以12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3日止；7、以11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24日起计算至2013年11月27日止；8、以9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6日止；9、以8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8日止；10、以82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9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28日止；11、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29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止；12、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7日止；13、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2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6日止；14、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2日止；15、以3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3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3日止；16、以3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4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12日止；17、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3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20日止；18、以1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2015年7月24日止；19、以13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7月25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止；20、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8月11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14日止；21、以9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9日止；22、以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30日起计算至2016年4月14日止。关于被告王绍丽应否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认定。因被告汤邦智与被告王绍丽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被告王绍丽与被告汤邦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汤邦智与原告张应鸿有明确约定为被告汤邦智的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原告张应鸿主张被告王绍丽与被告汤邦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被告汤邦智对原告所负债务应为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汤邦智、王绍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以年利率24%为标准，1、以2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月15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2日止；2、以2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3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5日止；3、以1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6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7日止；4、以1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8日起计算至2013年7月4日止；5、以13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7月5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日止；6、以12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3日止；7、以11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24日起计算至2013年11月27日止；8、以9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6日止；9、以8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8日止；10、以82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9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28日止；11、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29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止；12、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7日止；13、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2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6日止；14、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2日止；15、以3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3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3日止；16、以3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4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12日止；17、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3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20日止；18、以1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2015年7月24日止；19、以13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7月25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止；20、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8月11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14日止；21、以9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9日止；22、以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30日起计算至2016年4月14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应鸿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157.00元，由被告汤邦智、王绍丽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李 可审判员 陈红梅审判员 徐 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詹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