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7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桃容，女，1965年4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成国，重庆市綦江区三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重庆市綦江区三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綦江县创业制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桃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74746513XX。法定代表人：邹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祯洪，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福华，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桃容与被上诉人重庆市綦江县创业制鞋有限公司（下称创业制鞋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0民初3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桃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成国、李剑，被上诉人创业制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祯洪、卢福华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桃容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18326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时间应为2005年2月至2015年12月，工作年限应计算为11年，应获得经济补偿金18326元。二、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放弃其余补偿的条件不成就。1、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2日向上诉人支付的6200元补偿金并未记明为“经济补偿金”。2、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向上诉人出具的《证明》载明，对前述上诉人已领取6200元补偿后，双方于2016年1月约定被上诉人承诺为上诉人补缴2008年至2010年在公司上班期间养老保险的保证金后，该款待被上诉人补缴其应为上诉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后由上诉人退还给被上诉人，已实际改变了领取时补偿金的性质，因获取补偿金后其余自愿放弃的条件亦不成就。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创业制鞋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桃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1832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农村居民，曾在被告处从事缝纫拉边工作。2008年1月2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工作地点为创业制鞋公司，缝纫工岗位，实行计件工资制。前述合同期满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2015年12月31日，被告制作《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重庆市綦江县创业制鞋有限公司与邓桃容于2014年3月1日订立（续订）了从2014年3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的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对劳动合同按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请接此通知后于2015年12月31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从2015年12月31日起”。当日，原告在对该通知书的内容确定无误后，在该通知书上签名确认签收。同日，原告签署离职申明，载明“綦江创业制鞋公司，本人谨此申明：本人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与创业制鞋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本人申明：截止签署申明之日，本人与公司之间全部账务已结清，本人与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公司已足额支付了本人的各项待遇。本人与公司就解除劳动关系无任何争议，无任何未尽事宜”。2016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支付经济补偿金，领（借）款申请单上载明“原因或用途为解除合同一次性补偿金，其余自愿放弃；金额为6200元；申请人为邓桃容”，原告在该申请单上申请人处签名确认。同月，被告向原告出具证明，载明“邓桃容，女，因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现本人要求公司在2016年8月份帮其补缴2008年劳动合同生效起至2010年在公司上班期间的养老保险，并承诺补缴时个人退还解除合同时领取的一次性补偿金，并一次性缴纳个人应缴部分”。2016年2月1日，綦江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核定原告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月数为12个月，失业保险待遇金额为5250元。2016年4月19日，原告向重庆市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2000元。同日，该委以原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为由，通知不予受理。原告不服，遂于2016年4月28日诉至法院，请求判若所请。另查明，2015年1月-12月，原告应发工资分别为1809元、1250元、1250元、2145元、1514元、1895元、1284元、1632元、1577元、1679元、1886元、1429元，月平均工资为1612.5元。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12月31日解除。原告举示了2013年6月创业制鞋公司工资发放表（复印件），拟证明其入职时间为2005年2月，被告对工资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又申请了证人霍家兰出庭作证，证人霍家兰看着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作证称：“我与娄必学、黎开芬、邓桃容是同事，我是2004年到被告处上班的，娄必学和邓桃容是2005年进厂的，黎开芬是2009年进厂的。2015年12月19日，被告给年满50岁的工人放假，26日去上班时就组织开会，说念到名字的工人就继续上班，没有念到的就放了”，被告认为证人是事先准备好证词，其证言是虚假的，不应被采信。被告申请了证人余云江出庭作证，证人余云江作证称：“我于2011年1月到被告处工作，2016年3月从被告处退休。2014年经济不景气，工人就开始做4天休3天，2015年企业开始商量给达到退休年龄自愿离职的工人给予一定补偿，2015年12月召开职工大会，女的满50岁，男的满55岁自愿申请离职的，工作1年给1个月工资，但由于企业经济原因，双方就进行协商，根据工作年限协商决定金额。原告签的领借款申请单是我经手的，上面的名字都是原告自己签的，领取一次性补偿金是协商一致的。离职申请或申明是原告签的名字。工作1年到2年的一次性补偿金是1500元，工作5年左右是3000元，工作6年到7年是4000多元。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有些工人要求将2008年以前的养老保险补缴，当时说他们自己给钱，老板就同意了”，原告认为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于何时建立劳动关系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原、被告于何时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05年2月，并举示了工资表以及申请了证人霍家兰出庭作证，但原告举示的工资表系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工资表，法院不予确认，而证人霍家兰系利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进行作证，故对其证言，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原告入职时间为2011年4月18日，并举示了参保证明予以证明，但参保证明仅能证明被告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的时间，并不能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因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双方的主张，法院均不予支持。结合原告举示的《劳动合同书》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2008年1月1日原告已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故法院确认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08年1月1日。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后一行政法规系对前一法律规定的补充，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只是赋予了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享有对劳动合同的终止权，并不意味着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劳动合同就自动终止。本案中，原告尚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即使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亦不自动终止。而结合被告举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离职申明，以及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后享受了失业保险待遇的事实，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实际系由被告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提出解除，并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5年12月31日解除，为此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于2016年1月12日向被告申请支付一次性补偿金，并在记载内容为“原因或用途为解除合同一次性补偿金，其余自愿放弃；金额为6200元；申请人为邓桃容”的领（借）款申请单上签名确认，应视为原、被告就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支付原告的经济补偿金数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达成的合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领（借）款申请单上签名时，被告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故双方协商确认经济补偿金数额为6200元，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原告实际也已领取了经济补偿金6200元，现原告又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8326元，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申请到庭的证人余云江的证言以及原、被告发表的意见是否采信的问题。被告申请的证人余云江陈述原告系自愿向被告申请离职，这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对该部分证言，法院不予采信，证人余云江的其余证言，与原、被告举示的有效证据能相互印证，法院予以采信。原告关于“被告举示的离职申明和领（借）款申请单上的签名均非其本人书写”的陈述意见，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在法院确定的申请鉴定期限内，原告并未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故该辩解，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系由原告提出解除，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的辩解意见，被告虽举示了离职申明予以佐证，但离职申明只是原告就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向被告出具的一个申明，并未含有原告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且从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已享受了失业保险待遇的事实，亦可印证解除劳动合同并非原告主动提出，故对被告的该辩解，法院不予采信。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桃容的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创业制鞋公司是否应当向邓桃容支付18326元经济补偿金。对此，评述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审理中，创业制鞋公司举示了由上诉人邓桃容签字确认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上载明邓桃容于2016年1月12日向创业制鞋公司申请支付解除合同一次性补偿金6200元，其余自愿放弃。由于上诉人邓桃容现无证据否认该通知书的真实性，更无证据证明通知书的签订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该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邓桃容与被上诉人创业制鞋公司就解除劳动合同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问题达成合意，该合意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依法有效。现上诉人邓桃容已实际领取通知确认的经济补偿金6300元，现上诉人再次要求创业制鞋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000元，不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邓桃容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江信红审 判 员  邓方彬代理审判员  肖 飞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张乾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