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46324号原告：邓国祯，男，汉族，1963年9月9日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耀利，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萍，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东方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万丽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希儒，男。邓国祯与上海东方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东方石油公司)劳动合同纠纷，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以先起诉的邓国祯为原告，以后起诉的东方石油公司为被告，将双方的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6年7月21日、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国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耀利、刘清萍、被告东方石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希儒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又分别于2016年10月19日、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国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耀利、刘清萍、被告东方石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希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国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62,062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销售提成应兑现未兑现的提成款135,155.89元和应提成款人民币77,428.21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拖欠的工资63,568.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6年4月入职被告处工作，任职办公室主任，后升任经理。2013年初，被告由于股权变更，被告的决策机构决定将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地迁移至山东潍坊，原在上海的员工可以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给予员工经济补偿金。2013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62,062元。由于原告的工作性质，被告要求原告到山东潍坊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协助和配合新任领导做好公司生产经营迁移到山东潍坊的后续工作。因此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做好后续工作。但自2015年1月1日起至10月底，被告却拖欠原告的工资未发。另外，根据被告的营销政策规定，原告提成核销按照销售额的8.7%进行核销，截至到被告审核确认之日即2014年12月10日，被告确认原告尚有135,155.89元应兑现提成款和应提成款77,428.21元未予支付。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提起诉讼。被告东方石油公司辩称，原、被告于2013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2,062元。此后被告按月将该款分期支付至原告银行卡中。同时双方约定，被告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其中单位和个人应承担部分均由原告自行承担，该费用均从原告应得的经济补偿金中扣除。截止到2015年10月31日，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共计122,111.24元，并为原告缴纳了相应的社会保险费，已足额支付了上述经济补偿金，因此不应再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原、被告2013年5月3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原告并未再至被告处正常上班，原告仅是到被告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因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2015年1月以后的工资。同时，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约定销售提成，根据双方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管理工作，而被告处的《关于华北油田市场销售费用调整的决定》也明确载明，销售提成针对的是销售员，并非管理人员，因此原告并无销售提成。综上，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同时仲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裁决被告支付原告销售提成212,584.10元并无依据，故被告提出反请求，要求判决不予支付原告销售提成212,584.10元。针对被告的反请求，原告仍坚持其诉称意见，并提出关于原告的销售提成，被告的财务总监谢明建曾于2014年12月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相应的提成明细。在仲裁期间，原告曾申请对该明细中谢明建的签名进行鉴定，被告当时亦予以同意，但前后两次都因被告的原因导致鉴定未成。为此，相应不利后果应由被告承担。为此被告应当根据该提成明细支付原告销售提成，不同意被告的反请求。审理中，被告针对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又补充答辩意见称，因被告管理层的较大变动，导致之前对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性质有误解。后经核实财务转账凭证，现被告确认，2013年5月31日原、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原告确实是仍在为被告工作，故被告此后又每月支付原告工资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4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作至2014年12月31日后辞职，故被告也实际支付原告工资至2014年12月。因此，被告每月支付给原告的钱款是支付原告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工资，而并非之前所辩称的是分期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此，原、被告虽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但由于原告仍继续在被告处工作，因此该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即使该协议应予履行，由于该协议于2013年5月签订，但原告直至2015年11月才提起仲裁主张经济补偿金，其请求也已超过仲裁时效，因此被告也不予认可。对于被告上述补充答辩意见，原告称，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因为被告在仲裁一开始便主张其并未拖欠原告的经济补偿金，其在2013年5月之后以按月支付的方式一直在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直至2015年1月。因此原告在仲裁中提出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因被告已认可支付了部分经济补偿金而导致时效中断，但原告仍认为被告上述期间按月支付的钱款是工资，而并非经济补偿金。另外，原告也曾通过电话方式向被告总经理王维宝沟通过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事宜，且2015年5月25日原告还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被告主张过经济补偿金，因此仲裁时效也中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基于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原告邓国祯于1996年4月进入被告东方石油公司工作。2011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自该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管理工作。2013年5月，被告因公司改制，故向员工发出《有关公司改制相关事宜》的书面通知，告知如员工自愿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可获得工作一年得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等。2013年5月31日，原、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于该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给予原告相当于17.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共计162,062元，该款由被告在2013年7月31日前一次性打入原告的工资卡中；原告应于2013年6月15日前办理相关的离职手续等。同时，该协议还约定，由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总经理岗位，对被告公司的经营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保障被告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正常发展，原告必须与接替其工作岗位的人交接清楚，并让其尽快熟悉和了解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直至其能独立主持工作之后再办理离职手续；若原告离职期限截止时，被告还没有人接替原告岗位的工作，经原告同意可适当延长离职期限，具体延长期限原则不超过一年。据此，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仍继续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亦正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按月支付原告相应的工资报酬。2013年12月25日，原告与被告现总经理王维宝在上海作为监交人，对被告原财务负责人姚剑鸣与被告处谢明建之间就被告2011年度至2013年度的财务账目进行了移交。2013年底、2014年初，被告主要经营地搬迁至山东省潍坊市。后原告亦随被告至被告在山东省潍坊市的经营地工作。2014年3月25日，被告召开四届二次董事会，决定聘任原告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谢明建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等。2014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总经理王维宝提交辞职报告，表明其决定2014年12月31日辞职，并计划在2014年12月7日前搬离潍坊回上海等。2015年1月23日，被告支付了原告2014年12月的工资。2015年11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2,062元；2、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的销售提成212,584.10元；3、2015年1月1日至10月31日的工资63,568.40元。仲裁审理中，原告提供了由“谢明建”签名的“邓国祯提成明细”等来证明被告已就原告应享有的销售提成进行了结算，并由被告财务总监谢明建签名确认。经质证，被告表示该提成明细中的“谢明建”签名并非谢明建本人所签。为此，原告在仲裁期间申请对上述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被告亦表示同意。后上述仲裁委员会委托相关鉴定部门对此进行鉴定过程中，因被告公司谢明建未至鉴定中心书写实验样本，致鉴定未果。2016年6月6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令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的销售提成212,584.10元，而对原告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原、被告对此均不服，遂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1、2011年1月，被告公司执行的《营销政策暂行规定》中规定，原告负责被告公司销售的管理及协调工作，具体负责华北一厂、五厂的销售；销售业务费的提成采取核销的原则，费用核销要凭合法票据，不接受白条；资金全部回笼后方可100%核销；其中老市场的销售费用按照销售额的8.7%进行费用控制核销等。2014年6月21日，被告作出《关于华北油田市场销售费用调整的决定》，明确，由于华北油田所属的华北采油一厂、采油二厂、采油五厂等由几个营销员分别负责，为了公司管理的统一性及方便性，公司研究决定华北油田分公司层面的工作由公司派人负责，具体包括合同签订、货款回收等；公司从负责华北油田业务的营销员的销售提成中提取1%的费用用于上述工作，及原来的9%的销售提成调整为8%，以此类推；此决定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7月1日前回款的按照原提成比例执行，7月1日后回款的按照此决定执行。该《决定》由被告总经理王维宝、原告、谢明建等人签名，并加盖有被告公章。2、根据被告的工商备案登记资料显示，被告于2015年5月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任免了公司相关董事及监事，其中谢明建被任命为被告公司董事，并被委托办理变更登记及备案事宜等。2015年9月，谢明建经工商备案登记，被登记为被告公司董事。审理中，1、原告表示，其在被告潍坊的办公地址一直工作至2014年12月底，后回到上海后就在家里为被告工作，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向王维宝汇报、处理部分工作情况；2014年底其曾向王维宝提出过口头辞职，但王没有答应；2015年5月、7月和10月，其又与王维宝就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履行等进行了沟通，但王以各种理由不让原告离职，也不正面答复，故原告于2015年10月30日就提起仲裁。被告对此则表示，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4年12月底，此后并未为被告提供劳动，因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4年12月31日解除，被告也发放原告工资至2014年12月。2、原告还提供了其在仲裁期间提交由“谢明建”签名的《邓国祯提成明细》，以证明其应享有的销售提成请求。该提成明细中载明，邓国祯2012年10月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共有六笔销售回款，应提成但未支付的提成款共计321,850.49元；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10日期间共有四笔费用支出合计186,694.60元，用于提成核销，故截止2014年12月10日应提成未提成款项为321,850.49元-186,694.60元=135,155.89元；另外，截止2014年12月10日，邓国祯还有三笔华北五厂以开发票挂账未收款情况，具体为“1、截止到2014年5月30日之前华北未收款243,069.59元。2、2014.6.7合同327,110.01元。3、2014.10.20日合同319,799.9元。”在该提成明细的下方空白处，有“谢明建2014.12.08”的签名署期字样。对该提成明细的真实性，被告不予认可，认为上述签名及署期并非谢明建本人所签，而且即使是谢明建本人所签，其也仅是管理生产的主任，其并不能代表被告公司确认相关内容。对此本院曾向被告释明可让谢明建本人对该明细中的签名进行辨认，被告则表示，谢明建因个人原因已于2016年5月辞职，因此被告也无法联系谢明建对该签名进行辨认。3、原告还提供了2015年1月25日、4月27日、4月28日、5月25日、6月4日、7月8日其与被告的王维宝、谢明建、杨四林以及客户之间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以及2015年6月18日其与杨四林的手机短信截图，以证明其2015年1月以后仍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被告汇报工作，并提供劳动，其中5月25日的电子邮件中原告曾向王维宝主张过经济补偿金，因此仲裁时效应当中断。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上述证据无法反应出原告是在为被告工作，另5月25日的邮件看不出原告主张过经济补偿金，即使主张过，该日主张也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并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被告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支付原告此前工作期间的经济补偿金162,062元，并于2013年7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虽然签订此协议后，原告仍在被告处工作，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于上述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间进行了延后变更，因此原告在该协议所约定的经济补偿金支付期限届满之日起就应知道其该项权利受到侵害，其亦可自2013年8月1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向被告提出主张相应的权利。但原告直至2015年11月才申请仲裁，显然已超过一年的法定仲裁申请时效期间。虽然原告自称在2015年5月25日曾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提出过该主张，一方面原告所提供该邮件确实无法反映出其向被告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内容，另一方面即使有该相关内容，该日也已在其可申请仲裁时效的一年以后，也并不构成时效中断的事由。此外，原告也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还存在其他的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据此，被告抗辩称原告经济补偿金的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的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为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62,062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原告的提成。虽然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由“谢明建”签名署期的提成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否认该明细表系谢明建本人所签，但鉴于仲裁期间原告曾申请对该签名进行鉴定时，在当时谢明建仍在职的情况下因被告的消极配合而导致鉴定未果，现被告又以谢明建于2016年5月离职为由辩解无法让其本人对该签名进行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在原告已提供了上述明细表初步证明其销售提成主张并申请对该明细表的签名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由于被告的消极对待致使鉴定未成，由此本院认为原告已完成其销售提成的举证责任，虽被告否认“谢明建”签名的真实性，但其并无相反证据来证明，为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提成明细表予以确认。至于被告称谢明建并不能代表被告确认相关内容的意见，本院认为，谢明建曾代表被告于2013年12月与被告之前的财务主管进行了财务账册的交接，且从被告的工商变更备案信息及股东会决议等材料可看出，谢明建在被告处曾担任董事等职务，因此谢明建作为被告公司的管理人员，其所签名的提成明细表应对被告发生效力，故被告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该提成明细的记载，被告已确认原告可提成而未支付的提成款数额为135,155.89元，该提成款被告应当予以支付，原告该项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要求不予支付原告该提成的反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虽然该提成明细中还记载原告另有华北五厂的三笔未收款业务共计889,979.50元，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处《营销政策暂行规定》的规定，业务费的提成采取核销原则进行，且资金要全部回笼后才可100%核销，现原告并无初步证据证明华北五厂的上述三笔业务款已回笼，被告对此亦予以否认，故原告现主张该三笔业务提成的条件还不成就，其相应请求本院难以支持。被告要求不予支付原告该三笔业务提成款的反请求，本院可予支持。原告可在该三笔业务款全部回笼后再行向被告主张其相应的提成款。最后，关于原告2015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请求。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4年11月向被告递交了书面的辞职函件，称自己将于2014年12月31日辞职，同时原告也确认其在被告潍坊的办公地实际工作至2014年12月底后便回到上海。虽然原告称其2015年1月以后在上海家中为被告办公，但一方面其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曾允诺同意过原告可在家为被告提供劳动，且该做法也有悖常理；另一方面原告所提供的此后其与被告相关负责人之间的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也并不能认定为是在为被告工作，且被告对此并不认可。故原告所称的其2015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仍在为被告工作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也与其向被告提出于2014年12月31日辞职的函件内容相悖，本院不予采纳。为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工资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东方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国祯销售提成款135,155.89元；二、驳回原告邓国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小勇人民陪审员  宋蓓蕾人民陪审员  宋 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宣纯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