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3民终15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保荣，男，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农民，住贵州省兴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生，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端义，男，1963年4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县，上诉人金保荣与被上诉人王端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民初3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保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被上诉人26万元的义务。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事实是2012年底，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高梁，约定单价3.20元/斤，被上诉人将样品发给上诉人并经上诉人认可后，被上诉人以2.8元/斤的单价在程某处收购了59.66吨、向王光福处收购了18.I5吨，共77.81吨高粱运送到遵义被上诉人处，该高粱用于茅台酒厂酿酒适用，因酒架下降导致高粱假下跌出现了亏损，被上诉人就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并强迫上诉人写下欠条，我已履行完毕交付义务，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获得支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被上诉人26万元的义务王端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向金保荣购买高粱和经结算后金保荣尚欠答辩人26万元的事实客观真实，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服判。王端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金保荣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6万元，并从2012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截止至2016年7月8日的利息为7177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9日前，王端义与金保荣发生高粱买卖时，原告给付金保荣高粱预付款50万元，金保荣亦履行了部分向原告交付高粱的义务。2012年1月9日，原、被告双方进行结算后，金保荣出具了一张欠条给原告。2015年10月6日，原告找被告索要多付的预付款时，金保荣再次出具了一张金额为26万元的欠条给原告，该欠条载明：“欠条今欠到王端义货款26万元贰拾陆万元证，欠款时间2012年1月9号，今转条(2015年10月6号），经双方协调在2016年农历2月以前付清，如不付清，按银行利息2012年1月9号连本代息付清金保荣2015年10月6号”。事后，金保荣未能给付原告欠款，原告遂诉至本院,要求按前述诉讼请求解决。本案诉讼中，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于2016年7月15日对金保荣进行了询问，金保荣在回答本院询问时陈述：“……，原告请我为其收购高粱，单价3.7元/斤，我收得多少原告就要多少。达成协议后，我就收了两车高粱共70吨左右在昆明装车后，将装车情况告诉原告，原告就通过银行转账50万元到我的账户上，我就把赀运送给原告了。原告应按3.7元/每斤的价格和我结算,但是没有与我进行结算，没有结算的原因是原告认为我为其收的高粱不合格，……，欠条是我写的，是在我喝酒醉后，我妻子去结账时，原告叫人威胁我写的，写欠条时只有我和我妻子，原告及原告叫来的人在场。”一审法院认为，对原告要求金保荣退还其货款26万元，并从2012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是否应支持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与金保荣存在高粱买卖合同关系，其将货款50万元付给金保荣，金保荣履行部分义务后，金保荣应退还其高粱预付款本金26万元，有金保荣出具给原告的欠条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金保荣出具欠条给原告后，应当按照欠条的约定及时履行退还货款的义务，金保荣未履行，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被告应履行向原告退还货款的义务，故对原告要求金保荣退还货款2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金保荣从2012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是否应支持的问题。金保荣于2015年10月6日出具给原告的欠条载明：“今欠到王端义货款26万元贰拾陆万元证，欠款时间2012年1月9号，今转条（2015年10月6号），今双方M调在2016年农历2月以前付清，如不付清，按银行利息2012年1月9号连本代息付清”，从该欠条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双方对利息的约定实为附条件的约定，其意思应为被告按时于2016年农历2月以前付清欠款本金26万元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如果被告不能按时于2016年农历2月以前付清欠款太金26万元，则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2年1月9日计付利息，连本带息付清。原、被告双方的该部分约定，实为双方对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的约定，也是对违约方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的赔偿方式和计算方法的约定。被告于2015年10月6日出具欠条给原告以后，如前所述，被告未按欠条约定按时履行货款退还义务，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双方约定的利息计付条件已经成就，且双方约定的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幅度，故对原告的该项利息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提出的其已履行完毕50万元的交货义务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理由为：第一、被告辩称“被告将样品发给原告并经原告认可后，被告以2.80元/斤的单价在程某处收购了59.66吨、在王光福处收购了18.15吨，共77.81吨高粱运送给原告，原告收货后对质量和价款并无异议。18.15吨高粱是从白碗窑发的货、59.66吨高粱是从昆明发的货，两车货都是在昆明过的磅。”被告的该辩解存在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假设存在被告在白碗××（××贵州省××）将18.15吨高粱上车后运送到原告处并交付给原告的事实，因原告在遵义，收货地点亦应为遵义，被告不可能将该18.15吨高粱运送到昆明过磅后，再从昆明运送至遵义原告处；第二、从被告举证情况看，被告提交的证据过榜单两张、照片打印件一份、证人程某的作证陈述、被告代理人对证人王某的调查笔录，如该证据客观真实，该证据也仅能证明被告向程某、王某购买高粱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向程某、王某购买的高粱已全部运送到原告处并已交付给原告，且从被告于2015年10月6日出具给原告的欠条看，原、被告之间发生高粱买卖的时间是2012年1月9日前，而被告主张的其向证人程某、王某购买高粱的时间是2013年，被告的该项辩解在时间上存在矛盾；第三、被告在庭审中认可其与原告发生高粱买卖的事实，并主张约定单价为3.6元/斤，但其于2016年7月15日回答本院询问时陈述单价为3.7元/斤，并称其只是代原告收购高粱，被告的前后陈述自相矛盾。综上，对被告主张的“被告已履行完毕50万元的交货义务”的辩解，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主张的“被告是在原告逼迫的情况书写欠条给原告”的辩解，依据合同法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或是存在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情形，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被告金保荣于2012年1月9日借款至今已四年，但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行使变更或撤销借款协议中的借款金额；最后，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在订立借款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的手段、乘人之危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形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依法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根据被告的陈述，第二张欠条系在餐馆书写，即系原告找被告索要欠款时，被告请原告在餐馆吃饭后，被告出具给原告,如果存在原告强迫被告出具第一张欠条的事实，被告不可能请原告去吃饭，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解，本院不予确认。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金保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端义预付货款26万元，并从2012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预付货款退还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6278元，减半收取3139元，由被告金保荣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端义与金保荣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都本作相互信任的原则进行交易，双方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其买卖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在王端义预付货款给金保荣后，金理应按约定及时组织货源交付给王端义。因种种原因而未能足额提供50万元的高粱给王端义，双方既已经过结算并由金保荣出具了欠王端义26万元货款的欠条。如金保荣不愿继续供货其就应该及时返还高粱预付款。其主张是在王端义的胁迫之下出具的欠条因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也没有证据证实。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金保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78元，由金保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斌审判员  刘金洲审判员  刘 洁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任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