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111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莉，女，1977年7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民，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仲英，女，1933年5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惠萍，女，1958年1月10日出生，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魏莉因与上诉人魏仲英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6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民、上诉人魏仲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王惠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或改判赠与无效，魏仲英返还获赠的29万元及利息8000元，诉讼费由魏仲英负担。事实和理由：认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但对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所作的赠与部分无效认定不予认可。魏莉与魏仲英之间的继承纠纷已另案解决，本案中，我方仅就魏仲华称因拆迁款有其姐姐的份额而将29万元赠与给魏仲英的部分提起的诉讼，一审法院与继承案件的钱款一并考虑缺乏依据。魏仲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魏莉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认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不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一、一审法院审理超出魏莉起诉的范围。魏莉起诉针对的是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房屋的拆迁款，该拆迁款已有证据证明由周逸仙持有，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中，处理了拆迁款以外的钱款。二、一审法院认定购买30号院28号房屋使用了拆迁款，缺乏依据；三、本案案由错误，魏仲华书写的还款声明可以证实，双方是借贷关系，案由应当为借款合同纠纷而不是赠与合同纠纷；四、本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将赠与合同无效和撤销混淆；五、魏仲华出卖30号院28号房屋时，周逸仙已经去世，该售房款不应当是魏仲华与周逸仙的夫妻共同财产，魏仲华对于该钱款拥有处分权，魏莉是债权人，而不是所有权人，魏仲华的处分并非无权处分，不应当被认定无效；六、魏莉以魏仲华与魏仲英之间恶意串通签订赠与合同，而请求法判决无效，但其未能提供魏仲华与魏仲英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综上，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事实的认定错误，导致判非所请，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魏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魏仲华的擅自赠与无效；由魏仲英返还获赠的290000元及利息费8000元（自2012年6月30日起按年利率7%计算3年）；诉讼费由魏仲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莉的父母为魏仲华、周逸仙，魏仲英为魏仲华的姐姐。魏莉父亲魏仲华1988年以个人名义承租位于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公管房屋用于家庭居住，后以2970元的价格取得房屋产权，该房屋2003年因拆迁实际获得拆迁款191679.09元（2970元购房款预先从拆迁款中划扣）。2005年12月30日，魏仲华、周逸仙花费40121.19元购得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30号院1楼3门28号房屋（以下简称：28号房屋）一套。2012年6月12日，魏仲华将28号房屋以1250000元的价款出售给田华峰。2012年8月11日，魏仲华出具一份还款声明，内容为“本人，魏仲华，男，生于1938年7月20日，满族，大学文化程度，现住址（租住）：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30号院1单元28号，身份证号：×××，目前情绪稳定，思维清晰。本人父魏文光、母关淑清，育有我姐姐魏仲英及本人姐弟二人。父亲早在1945年病故，母亲生前居住于北京市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公房租住）。母亲无收入来源且自上世纪60年代起长期患病，一直随我姐姐（自1987年起同院居住）生活，长期由我姐姐负责照顾、赡养，直至1997年辞世。在母亲晚年，姐姐承担主要的看护、照料义务（其中包括承担大部分的生活、医疗等费用），并且完全承担了老人的丧葬费用和购买墓地的费用。母亲辞世后，以其名义承租的住房于2003年拆迁，当时按国家政策获得拆迁补偿款共计20余万元（作为母亲的遗产），当时因我家庭支出需要，将这笔拆迁补偿款全部占有，并约定待有经济能力时归还姐姐应得的部分，但因本人家庭财力所限，这笔款项一直拖延未予归还。由于本人于2012年6月处置了本人名下的房产，获得售房款，从而具备了还款能力，理应清偿上述各项借款的本金和合理的利息。同时，考虑到多年来借款的购买力变化等因素以及姐姐魏仲英在母亲生前多年承担赡养义务的事实，现本人自愿决定一次性偿还姐姐魏仲英人民币贰拾玖万元（同日通过银行转账办理）”。另查，2008年、2009年左右，周逸仙和魏仲华因家庭琐事开始分居，二人分别就财产问题立有遗嘱，周逸仙于2011年4月20日自书遗嘱显示，原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公管房屋的拆迁款一共是200200元，其中2000元用于给魏莉买手机、38000元用于购买28号房屋、40000元用于魏莉买两限房的首付，剩余142000元全部给魏莉；魏仲华生前于2013年8月14日自书遗嘱一份，载明：因魏莉不尽赡养义务，我的遗产全部由我姐魏仲英继承，详见打印遗嘱。与之对应的是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9日、魏仲华签字的“声明及遗嘱”，此为打印文件。在该文件中，魏仲华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份、配偶、女儿、处置房屋等情况。魏仲华叙述其与周逸仙于2008年8月开始分居，周逸仙带走了存款5000000余元。魏仲华表示由于独女魏莉在其生前不尽赡养义务，而魏仲英在其患病、住院期间主要予以看护、照料，在其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及就医和丧葬过程中，他本人的全部财产交由姐姐魏仲英及外甥王智良代为保管并合理支配，他人不得干涉。周逸仙于2011年11月4日去世，魏仲华因胃肠道肿瘤于2013年8月23日去世。2015年8月3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曾就魏莉起诉魏仲英、王智良继承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认定魏仲华、周逸仙各自就28号房屋的售房款享有620000元和630000元，判决魏仲英、王智良将魏仲华账户余额523058.84元返还魏莉。2015年11月15日，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另查，在大兴区法院审理过程中，魏莉曾就魏仲华还款声明提出异议，但其自愿放弃了鉴定申请，因当时魏莉起诉的是继承纠纷，法院未对还款声明中的款项作出处理，本案审理过程中，魏莉对还款声明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魏仲英不予认可，请法院依法核实。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租房契约、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拆迁补偿补助汇总表、还款声明、转账凭证、（2014）大民初字第4916号民事判决书及开庭笔录、（2015）二民终字第11279号民事判决书、周逸仙的自书遗嘱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主张赠与合同无效的，必须要有法定的撤销赠与的事由。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判断魏仲华的还款声明是否属于赠与及赠与是否有效。本案中，根据2003年的房屋拆迁补偿补助汇总表，以魏仲华名义承租的原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公管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属于魏仲华的家庭财产，与魏仲华的母亲无关，魏仲华在还款声明中自称拆迁款属于母亲遗产、有其姐姐魏仲英的份额与事实不符，故魏仲华还款声明基于的借款事实不存在，其支付魏仲英290000元应为赠与合同关系。至于赠与合同关系的效力应结合该案事实综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公管房屋拆迁获得的补偿款取得时间为2003年，魏仲华出具还款声明并转款的时间为2012年8月11日，期间经过了将近10年，该笔290000元的款项是否当年的拆迁款已经无法证实。而根据魏莉母亲生前的自书遗嘱，魏莉母亲实际上掌管该笔款项并作了部分处理，剩余款项142000元并不足以支付290000元的债务，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魏莉父母利用拆迁款中的38000元购买了28号房屋，2012年6月12日将28号房屋出售得款1250000元，而此时魏莉母亲已经去世，售房款由魏仲华支配，魏仲华具备了赠与能力，与还款声明中陈述的事实相符，符合常理，法院予以认定。因28号房屋属于魏仲华和周逸仙的夫妻共同财产，周逸仙生前以遗嘱的形式将属于自己的部分留给女儿魏莉，魏仲华赠与魏仲英的290000元包括了本属于周逸仙的财产145000元，属于无权赠与，应返还给周逸仙的继承人魏莉。但是，法院生效裁判认定28号房屋的售房款魏仲华应分得620000元，周逸仙应分得630000元，已经判决魏仲英、王智良返还了魏莉523058.84元，如果再判决返还145000元，就将超过周逸仙应分得630000元的财产数额。关于魏仲英主张的撤销权期限过期问题，法院认为，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是针对赠与人本人即魏仲华来说的，而魏莉并非赠与人，其诉讼权利是基于母亲遗产的继承权产生的固有权利，并不适用于撤销权除斥期间。综上，魏仲华的赠与行为应认定为部分无效，魏仲英还应返还魏莉106941.16元（630000元－523058.84元＝106941.16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魏仲华的赠与行为部分无效；二、魏仲英返还魏莉十万六千九百四十一元一角六分（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三、驳回魏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表示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魏仲英的代理人称，魏仲华在与妻子分居后，魏仲英每月借给魏仲华三、四千元用于魏仲华看病、雇保姆等费用，故29万元均为实际借款，因双方系亲戚，没有书面借据。为证明其主张，魏仲英向本院提供了魏仲华的工资流水、雇佣保姆的证明等为证。魏莉对魏仲英代理人该项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魏仲华在卖房前，其本人帐户中尚有存款4万元，不需要向其他人借款，为证明其主张，魏莉向法庭出示了魏仲华的银行帐户流水，魏仲英对于银行流水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并不清楚魏仲华的存款情况，魏莉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反驳魏仲华向魏仲英借款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仅对一审法院确认的法律关系及判决结果存在争议，本院对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及判决结果作如下论述：从魏莉之前主张的继承案件认定的事实来看，原魏仲华名下30号院28号房屋系魏仲华与周逸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该房屋系魏仲华与周逸仙的夫妻共同财产，周逸仙于2011年11月4日去世，因其立有遗嘱将其所有的份额由其女儿魏莉继承，因此，该房屋自周逸仙去世时起，由魏仲华与魏莉共同所有。2012年6月12日，魏仲华将30号院28号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田华峰，取得售房款125万元，其出售房屋的合同，因未征得魏莉的同意，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魏莉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予以追认，在继承纠纷中，魏莉并未主张房屋所有权，而是主张要求返还全部售房款，故应当认定，魏莉事实上对于魏仲华的售房合同予以了追认。因金钱是种类物，故从法律关系上来讲，魏仲华依据合法有效的合同取得的全部售房款125万元均为其个人财产，但同时由于其出售的财产中包含魏莉的权益，其基于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产生了对魏莉的债务，根据已生效的判决认定，该债务范围应当是63万元。因此，魏仲英的代理人在上诉中称，魏莉的法律地位应当是债权人，魏仲华对于该125万元有完全处分权等上诉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魏仲华在取得125万元售房款后，死亡时遗留的523058.84元应认定全部是魏仲华的遗产，按照魏仲华生前所留遗嘱，该遗产本应由其遗嘱继承人魏仲英全部继承。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因魏仲华生前欠魏莉因卖房而产生的债务63万元，故魏仲英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予以清偿。因此时魏仲华名下的遗产仅有523058.84元，故法院在处理继承案件中，以523058.84元为限，判决魏仲英等偿还魏莉523058.84元，本院认为该判决结果正确，且已生效，对于判决结果可直接引用。对于魏仲华生前处分的财产部分，因生前已处分，不属于魏仲华遗产，前述判决并未处理。如魏仲华生前偿还魏仲英的是合理的债务，则魏仲英与魏莉同为合法债权人，魏莉无权向魏仲英主张；如魏仲华系无偿将其财产赠与或转移给他人，则魏莉作为债权人，有权主张撤销赠与行为，请求认定合同无效。因本案中“还款声明”中魏仲华“还款”的对象即是其遗嘱继承的对象，所以导致了魏仲英取得该29万元是合法债权得到偿还还是无偿取得的赠与法律关系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本案中，魏仲英主张该29万元系魏仲华生前因生活困难长期向魏仲英借款，后一次性还款，本院认为，魏仲英主张魏仲华的转款行为基于借款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魏仲英主张双方是借贷法律关系，其向法院列举的证据为“还款声明”、魏仲华生前工资卡记录、北京丰西华盛社区服务中心关于魏仲华生前聘用保姆的证明。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魏仲华本人在“还款声明”中，始终未明确魏仲英与其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而是以给付其姐姐因继承而应取得的拆迁款、姐姐及外甥长期照顾自己而垫付的2万元等钱款应当给付等理由作出，而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借款合同关系。魏仲英代理人所称29万元均为借款的理由，因无证据佐证，且与其提供的证据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但应指出，魏仲华的姐姐、外甥垫付的2万元，双方虽无借条，但考虑到魏仲华生前的确雇佣保姆，开销较大，其所书写的遗嘱、“还款声明”中多次对姐姐魏仲英予以照顾、资助的行为予以了记录，且与北京丰西华盛社区服务中心的证明相互印证，形成了一定的证据链，本院认为，该2万元的给付虽无借款凭证，但是对自然之债的偿还，本院予以确认。魏仲华在书写“还款声明”中，其给付魏仲英29万元的另一理由是原北京市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院承租公房是魏仲华与魏仲英母亲的遗产，应当由魏仲华和魏仲英二人共同继承，特别是姐姐魏仲英长期赡养母亲，应当分得遗产，但该拆迁款被魏仲华一家使用，因售房后具备了还款能力，考虑物价上涨因素，故向其姐姐支付了相应的拆迁款。对于魏仲华的该项理由，一审法院已查明，北京市西城区小玉胡同10号院系魏仲华于1988年以个人名义承租用于家庭居住，后魏仲华以其本人名义以2970元的价格取得房屋产权，该房屋2003年因拆迁实际获得拆迁款191679.09元（2970元购房款预先从拆迁款中划扣）。现有证明不能证明该房屋及房屋拆迁款中有魏仲华、魏仲英母亲的遗产，为此，魏仲华称还款理由之一是归还其姐姐魏仲英应分得的遗产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魏仲英主张魏莉起诉的29万元全部是魏仲华向其偿还的借款，该理由中的27万元部分不能成立，应当认定是其无偿取得。如前所述，魏仲英不能证明其是基于债权人身份取得该笔钱款，亦未证明其取得该部分财产支付了对价，应当认定魏仲英系无偿取得魏仲华该27万元财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HYPERLINKhttp://129.0.0.24:9000/showtxt?dbsType=chl/cas/iel/scs/lar/eag/hnt&dbsText=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数据库/中国司法判例和裁判文书数据库/国际公约和惯例数据库/合同范本和法律文书数据库/中国地方法规数据库/中外经济和科技协定数据库/香港台湾法规资料数据&file=&multiSearch=true&dbn=chl&fn=chl_106.086.txt&rjs0=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upd=1&term=74l74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为此，一审法院认定魏仲华的赠与行为部分无效，其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魏莉主张合同无效中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但对于其诉讼请求，因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鉴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魏仲华已死亡，该27万元应当被认定为魏仲华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由于魏仲华立有遗嘱，其全部遗产均由其姐姐魏仲英继承，故该27万元钱款应由魏仲英基于继承这一法律关系取得。同理，根据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应当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这一法律规定，魏莉即有权作为债权人主张魏仲英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剩余债务。因魏莉的债务尚未清偿的部分为106941.16元，故一审法院判决魏仲英返还魏莉106941.16元的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魏莉、魏仲英的上诉请求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70元，由魏莉负担3332元（已交纳），由魏仲英负担2438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屠 育审判员 石 磊审判员 李 倩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彭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