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2民终15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宝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白米镇曹新村。法定代表人：曹春林，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照榴，泰州市姜堰区张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锦凤，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宝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宇杰，江苏伟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江苏创业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宝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宝祥、王金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6)苏1204民初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盛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江宝祥要求宝盛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2014年12月17日的借条是江宝祥、王金祥相互串通形成的恶意证据，侵害我公司的合法权益。（1）按照一审已认证的股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王金祥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向案外人东兴公司还款300万元，且该欠款的利息仅为年利率4.9%，而王金祥却提前出具借条，向江宝祥借款300万元用于偿还该笔债务，显然有违常理；（2）借条项下的出借款300万元既未交付给王金祥，也未交付给东兴公司，而是由东兴公司开具收款收据给王金祥，且作为出借人的江宝祥就是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该借条实际上只是将债权人东兴公司变为江宝祥而已，如果不是为了将担保的责任加给宝盛公司，则该借条毫无意义；（3）既然在王金祥出具300万元借条的同时，东兴公司即向王金祥出具收据表明已收宝盛公司债务转让金及利息，且一审判决亦认定王金祥已支付利息至2015年9月，为何借条上还约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计息，足见借条有诈。2、本案一审宣判前一天，王金祥在他案（东兴公司起诉王金祥及宝盛公司）庭审时，提供了一份《关于宝盛公司给郜存民个人贷款提供反担保的约定》（以下简称反担保约定），结合宝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抵押反担保合同等四份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借条和上述约定是江宝祥、王金祥故意将落款日期前移约一年而合谋形成的虚假证据。对此我公司已在他案中申请司法鉴定，并经人民法院准许。3、对于上述明显有假的借条，一审法院不顾我公司提出的有力抗辩，轻易否定我公司所举证据的关联性，仅以参与做假者王金祥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我公司无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为由，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据此作出判决，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的原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在担保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上，仅以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为由，认定担保行为有效，但对为何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能阐明。2、本案中，王金祥在向江宝祥出具借条时（姑且按借条上的日期），正是宝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为登记意义上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用宝盛公司的印章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本质上属于自己为自己担保，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王金祥用宝盛公司的印章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且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江宝祥在接受宝盛公司担保时，不仅知道王金祥是宝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而且知道王金祥与宝盛公司的真正股东之间正在进行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故其对王金祥超越权限的行为是明知。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反过来说，如果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他人签约的对方代表人超越权限，还与之订立合同，该代表行为无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虽然该司法解释所指原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内容已作修改，但对照现行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此处法律的修改只是对公司为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不必须经股东会决议，但对公司为自己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更加强调必须经股东会决议。故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的，其担保合同应为无效。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虽然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无效，但若引致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或者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担保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而接受该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本案担保行为应当无效，更何况江宝祥、王金祥合谋将担保的枷锁套在宝盛公司的脖子上，其行为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本案担保行为当然无效。一审认定案涉担保行为有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江宝祥辩称：本案担保人宝盛公司是为购买自己的财产所形成的债务进行担保，因此不存在虚假的问题。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金祥辩称：我与江宝祥之间并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宝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金祥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支付利息428400元（自2015年1月8日起至2016年4月8日止按年利率10.2%计算），宝盛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宝祥、宝盛公司负担。审理中，江宝祥将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王宝祥、宝盛公司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4月8日止按年利率10.2%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22日，王金祥（丙方）与原泰州市宝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宝盛公司）股东江宝祥(甲方)、郜存民（乙方），以及该公司债权人姜堰市东兴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丁方、以下简称东兴公司）签订股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王金祥以200万元的价格受让原宝盛公司全部股权；原宝盛公司所欠东兴公司债务1628万元，由王金祥偿还；协议签订时，丙方向甲乙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金，2012年11月30日前丙方支付丁方400万元，2013年1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余款828万元由王金祥出借据给东兴公司，分三年还清，分别于2013年12月30日前偿还200万元、利息40万元，2014年12月30日前偿还300万元、利息30.8212万元，2015年12月30日前偿还328万元、利息16.0977万元。2014年12月17日，王金祥出具借条一份，借条中载明“王金祥借江宝祥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期限到2015年10月17日前还清本金及利息，利率按农商行贷款利率年息10.2%计息，按月结息。利息从2015年1月1日起计息。”宝盛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借条中注明“此款王金祥用于支付宝盛公司与东兴公司2014年12月30日前到期债务转让金300万（利息除外）”。同日，东兴公司向王金祥出具收据一份，收款事由为由宝盛债务转让金及利息。该款王金祥已支付利息至2015年9月。2014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受理曹春林与宝盛公司、第三人王金祥、茆厚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并于2015年5月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曹春林为宝盛公司全资股东，持有宝盛公司100%股权；二、宝盛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公司登记机关为曹春林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并将变更事实记载于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王金祥、茆厚亮提供必要的协助。后宝盛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争议焦点：1、本案所涉借款有没有交付；2、如果所涉借款已经交付，宝盛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否有效。关于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王金祥在收购原宝盛公司股权时签订的股权、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其余828万元由王金祥向东兴公司出具借条，分三年还清，其中2014年12月30日前应偿还300万元，王金祥于2014年12月17日向江宝祥出具借条时，在该借条中明确注明用于支付宝盛公司与东兴公司2014年12月30日前到期债务转让金300万元，东兴公司也于同日向王金祥出具收据一份，收据中也载明系宝盛公司债务转让金，而宝盛公司无证据证明该款已偿还，故本案所涉借款已经交付。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宝盛公司为王金祥向江宝祥借款提供担保时，王金祥系宝盛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但该规定为管理性强制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故宝盛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担保是有效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江宝祥与王金祥之间的民间借贷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借款到期后，王金祥未按约偿还，王金祥应负向江宝祥偿还借款本金之责，并应按约向江宝祥支付利息，江宝祥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宝盛公司对王金祥的还款未尽保证之责，宝盛公司对王金祥的上述还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王金祥追偿。王金祥、宝盛公司辩称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王金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宝祥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4月8日止按年利率10.2%计算的利息；二、宝盛公司对王金祥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王金祥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28元，江宝祥负担2750元，江宝祥、宝盛公司负担31478元(江宝祥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中王金祥、宝盛公司负担部分，由王金祥、宝盛公司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由王金祥、宝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宝祥支付)。二审中，上诉人宝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2014年11月26日债务人王金祥、宝盛公司与债权人江宝祥的《关于宝盛公司给“郜存民”个人贷款提供反担保的约定》一份，该证据是在他案中王金祥提交的一份书证，按照王金祥本人的陈述，签署该约定是为了帮助郜存民个人向银行贷款出具反担保而签订的书面证据，然后按照宝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与宝盛公司签署的抵押反担保合同，其时间发生于2015年10月，内容与这份约定相互印证，可见该约定落款时间向前移了约1年。一审中江宝祥提供的收据，载明收到3010527元，其中包含利息，借条又写下利息，一审判决认为利息已经收到，不应再给利息。我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江宝祥提供的借条是虚假的，至少王金祥以宝盛公司的名义在借条上签署的担保意见是后加的，因此我方提出鉴定申请。证明江宝祥提供的借条是虚假的，王金祥以宝盛公司的名义在借条上签署的担保意见是后加的。二审中，被上诉人江宝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4年11月26日借款借据、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房屋他项权证、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各一份；第二组证据：2015年11月12日借款借据、抵押反担保合同及相应的房屋他项权证、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各一份。上述两组证据证明两笔借款的借款人是江宝祥的妻子郜存民，宝盛公司提供房地产提供抵押反担保。该银行借款由郜存民、江宝祥偿还，王金祥并未向银行偿还任何款项。第三组证据：2016年11月3日、2016年11月4日银行收贷收息凭证各一份，证明2015年11月12日郜存民所贷的由宝盛公司提供反担保的500万元已由借款人郜存民偿还，不存在上诉人宝盛公司主张的江宝祥与王金祥恶意串通的问题。经质证，被上诉人江宝祥对宝盛公司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宝盛公司的证明目的，应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王金祥对宝盛公司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未持异议，但认为王金祥出具的借条是真实的，担保时间与借款时间是一致的，收据具有真实性，王金祥所借300万元是为宝盛公司向东兴公司所还的款项，整个行为均具有真实性。经质证，上诉人宝盛公司对江宝祥所举证据中第一组证据因系复印件，特别是借款借据，故对其真实性无法印证，由法庭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是对江宝祥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由宝盛公司提供反担保的500万元银行贷款本息已还清，但不能证明两被上诉人未相互串通的事实；被上诉人王金祥对江宝祥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对宝盛公司所举证据，因被上诉人江宝祥、王金祥对宝盛公司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江宝祥所举证据，对江宝祥所举的第一组证据，王金祥无异议，宝盛公司尽管对其真实性未予认可，但该组证据与宝盛公司二审中所举的证据及本案其他有关证据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宝盛公司、王金祥对其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理，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江宝祥与郜存民系夫妻关系。2014年11月25，借款人郜存民与贷款人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姜堰农商行）、担保人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签订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借款，担保人自愿为借款人自2014年11月25日起至2015年11月15日止，在贷款人处办理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3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0.2%等等。2014年11月26日，郜存民出具借款借据向姜堰农商行借款300万元，借款日期2014年11月26日，到期日期2015年11月15日，年利率10.2%。2014年11月26日，王金祥、宝盛公司与江宝祥签订反担保约定，内容为鉴于出让人江宝祥、郜存民与受让人王金祥2012年8月22日签订的宝盛公司“股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除约定的给付利息外，2014年12月30日前和2015年12月30日前宝盛公司还需支付协议书中债权人：“丁方东兴公司“债务转让金分别为300万元和328万元（丁方法定代表人江宝祥）。经江宝祥与王金祥协商，王金祥同意以宝盛公司部分土地、产权两证给郜存民个人贷款伍佰万提供反担保。其中两佰万由江宝祥使用并承担利息，另叁佰万由王金祥用于支付宝盛公司到期的债务转让金并承担2015年1月1日后相应的利息，并出相应借据手续。在此贷款到期还清时，宝盛公司如不能付清债务转让金，如有继续担保的需要，还需提供必要的协助手续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在付清全部债务转让金和相应的利息，江宝祥负责配合、协调无条件地将提供的担保的土地、产权两证交还给宝盛公司。2014年12月3日，泰州市姜堰区房屋产权产籍监理所发出了泰房他证姜堰字第710062**号房屋他项权证，载明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国信公司，房屋所有权人宝盛公司，他项权利种类为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为300万元；泰州市国土资源局姜堰分局发出泰姜他项（2014）第4633号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载明土地他项权利人为国信公司，义务人为宝盛公司，他项权利种类及范围为土地使用权随房屋抵押登记，抵押贷款金额为300万元，设定日期为2014年11月25日，存续期限自2014年11月25日起至2015年11月15日止。2015年11月11日，国信公司与宝盛公司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国信公司根据其与郜存民之间委托担保合同的约定，作为保证人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宝盛公司愿以其享有所有权的房地产向国信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国信公司作为担保人所担保的债权种类为流动资金借款，数额为500万元。等等。2015年11月12日，泰州市姜堰区房屋产权产籍监理所发出了泰房他证姜堰字第710128**号房屋他项权证，载明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国信公司，房屋所有权人宝盛公司，他项权利种类为一般抵押，债权数额为500万元；泰州市国土资源局姜堰分局发出泰姜他项（2015）第4895号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载明土地他项权利人为国信公司，义务人为宝盛公司，他项权利种类及范围为土地使用权随房屋抵押登记，抵押贷款金额为500万元，设定日期为2014年11月25日，存续期限自2015年11月11日起至2016年11月15日止。2015年11月12日，郜存民出具借款借据向姜堰农商行借款500万元，借款日期2015年11月12日，到期日期2016年11月10日，年利率7.8%。2016年11月3日、2016年11月4日，郜存民偿还了2015年11月12日向姜堰农商行所借的500万元借款本息。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一、2014年12月17日王金祥出具的借条是否真实有效；二、宝盛公司的担保是否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即2014年12月17日王金祥出具的借条是否真实有效问题。上诉人宝盛公司认为，按照江宝祥、郜存民、王金祥、东兴公司签订的股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王金祥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向东兴公司还款300万元，而王金祥却提前于2014年12月17日出具借条，向江宝祥借款300万元，且约定借款利率为10.2%，有违常理。从另案东兴公司起诉王金祥、宝盛公司案中王金祥提供的反担保约定，本案借条及约定是江宝祥与王金祥合谋故意将落款时间前移约一年而形成的虚假证据。本院认为，1、根据江宝祥、郜存民、王金祥、东兴公司签订的股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王金祥应于2014年12月30日前向东兴公司还款300万元，因王金祥受让原宝盛公司的全部股权，故约定由王金祥偿还给东兴公司，该款实为原宝盛公司所欠。王金祥受让原宝盛公司的全部股权后，将原宝盛公司更名为宝盛公司，后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曹春林为宝盛公司的全资股东，持有宝盛公司100%的股权。故本案王金祥所欠东兴公司的300万元实为宝盛公司所欠。2、在300万元欠款偿还期限到期前，王金祥于2014年12月17日向江宝祥出具借条，向江宝祥借款300万元。东兴公司于同日向王金祥开具了本息合计为3010572元的收据一份。故应当认定王金祥已偿还所欠东兴公司的300万元，东兴公司也未就此欠款再向王金祥主张。3、二审中，宝盛公司提供了2014年11月26日王金祥、宝盛公司与江宝祥签订的反担保约定，该约定中载明王金祥根据江宝祥、郜存民与王金祥签订的股权、债务转让协议的约定，2014年12月30日前和2015年12月30日前宝盛公司需支付协议书中债权人东兴公司的债务转让金300万元和328万元，以宝盛公司的部分土地、房屋产权两证给郜存民个人贷款500万元提供反担保，其中200万元由江宝祥使用并承担利息，300万元由王金祥用于偿还宝盛公司到期的债务转让金并承担2015年1月1日后相应的利息。后郜存民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2015年11月12日向姜堰农商行贷款300万元、500万元，宝盛公司以其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作为反担保，但郜存民的上述借款均已自行偿还，王金祥并未承担偿还责任，宝盛公司亦未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故郜存民的上述两笔借款并未侵犯王金祥及宝盛公司的权利，上述两笔借款与王金祥向江宝祥出具的300万元的借条实质上并无关联。根据反担保约定并不能得出江宝祥出王金祥将借条落款时间前移约一年的结论。4、2012年8月22日的股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了王金祥应当偿还东兴公司利息，是因王金祥分期偿还原宝盛公司所欠东兴公司828万元款项的利息，与王金祥向江宝祥出具300万元的借条中约定的10.2%的年利率及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并不矛盾，且利率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宝盛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借条存在无效的情形。综合以上事实，应当认定王金祥出具给江宝祥的借条真实有效。宝盛公司提出对借条中相关内容及公章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因对证明的待证事实无意义，故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宝盛公司的担保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上诉人宝盛公司认为王金祥向江宝祥出具借条时是宝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为登记意义上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用宝盛公司的印章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本质上属于自己为自己担保，按照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应由经宝盛公司股东会决议，且王金祥作为实际控制人不得参加股东会的表决。但王金祥用宝盛公司的印章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江宝祥在接受宝盛公司担保时，不仅知道王金祥是宝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而且知道王金祥与宝盛公司的真正股东之间正在进行确认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故其对王金祥超越权限的行为是明知的，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在担保权人江宝祥知道或应当知道宝盛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而接受宝盛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王金祥提供担保的情形下，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宝盛公司的担保无效，且江宝祥与王金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故本案担保行为当然无效。本院认为，1、关于宝盛公司主张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此外，关于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2、关于宝盛公司主张的王金祥是否超越权限在出具的借条上加盖宝盛公司的公章，为王金祥向江宝祥借款提供担保。《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尽管曹春林与王金祥、宝盛公司、茆厚亮之间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曹春林于2014年11月19日提起诉讼，2015年5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确认曹春林为宝盛公司全资股东，持有宝盛公司100%的股权，本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但上诉人宝盛公司不能据此认为2014年12月17日王金祥在向江宝祥借款时在借条上加盖宝盛公司公章提供担保超越权限，且在诉讼中宝盛公司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江宝祥在签订本案担保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王金祥超越权限，故也不能据此认为江宝祥知道或应当知道王金祥超越权限。另宝盛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江宝祥与王金祥恶意串通，故应当认定江宝祥为善意第三人。即使王金祥存在超越权限对外提供担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更何况本案所涉300万元原本为宝盛公司所欠东兴公司的债务，因此本案宝盛公司的担保合法有效，其担保责任不能免除。综上所述，上诉人宝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31478元，由上诉人宝盛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爱宏审判员  周红梅审判员  陈霄燕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黄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