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2民终48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子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向荣，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某兰，女，1958年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莉、陈文贤，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秋，女，1982年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莉、陈文贤，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1989年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莉、陈文贤，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周某全，男，1994年出生。原审被告：洪某营，男，1992年1月3日出生，汉族。原审被告：厦门源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某营，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某兰、李某秋、李某，原审被告周某全、洪某营、厦门源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营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4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蒋某兰、李某秋、李某对富邦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蒋某兰等人是以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主张权利，而富邦公司并未对其实施侵权行为，仅与洪某营存在保险合同关系，蒋某兰等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无权向富邦公司主张权利。二、富邦公司与洪某营就保险合同的解除、责任承担等事项均存在争议，该争议属合同法律关系，应当另案进行处理。三、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洪某营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本案蒋某兰等人的损失不属于富邦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富邦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肇事车辆用于租赁不会导致危险程度增加错误。本案洪某营系以“家庭自用”进行投保，此后却将该车辆挂靠源营公司出租给周某全收取租金，显然其用途已经变更为“租赁”。而“非营运”与“租赁”系属于两种不同的车辆使用性质。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表》规定，两者收取的保险费是不同的，由此可见，两者的出险概率是不同的。同时，洪某营将该车辆挂靠源营公司用于出租，由不固定、不特定的司机驾驶以获利，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且未及时通知富邦公司，因此，富邦公司有权拒绝理赔。五、富邦公司因洪某营违反法定义务而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一审法院将保单正本“重要提示”的内容认定为格式条款，并认定该条款因富邦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不产生效力属事实认定错误。六、李保琼在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一审判决支持蒋某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蒋某兰、李某秋、李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富邦公司的上诉应当予以驳回。一、蒋某兰等人依法享有请求富邦公司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交通事故受害人享有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蒋某兰等人虽不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根据法律规定，有权直接向富邦公司请求赔偿。二、案涉车辆用于租赁并未改变使用性质，没有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周某全具有合法的驾驶资质，其租车自用而非用于经营，该行为并未改变案涉车辆的使用性质，洪某营将该车辆出租给具有驾驶资质的周某全自用亦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本质上与一般的车辆使用并无差异，不存在增加危险程度的情形。三、案涉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富邦公司不能免除保险责任。1.案涉保单虽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但并未明确约定车辆租赁属于改变使用性质，也未约定被保险人履行通知的具体时间，亦未约定保险人有权拒赔的法律后果。根据保险法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原则，应当对富邦公司作出不利的解释。2.富邦公司主张洪某营未告知其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如果车辆使用性质变更属于重大事项，富邦公司作为专业人员亦应作明确说明，但其不仅没有明确说明，也未告知洪某营何种情况属于变更。况且事实上富邦公司也未与洪某营就该条款达成约定。四、案涉事故属于保险理赔范围。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车辆系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事故，且交强险和商业险均在富邦公司投保，富邦公司依法应当向蒋某兰等人支付保险限额内的理赔款。四、李保琼虽年满60周岁，但其在事故发生时尚在工作，并以工资收入扶养患病的蒋某兰，故一审判决支持蒋某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正确的。周某全辩称，周某全具有合法的驾驶资质，且不存在酒驾等保险人可以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形，故富邦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洪某营、源营公司未作答辩。蒋某兰、李某秋、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邦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蒋某兰、李某秋、李某1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并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付蒋某兰、李某秋、李某各项经济损失705154.4元；2.判令周某全、洪某营和源营公司对富邦公司赔付不足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时，蒋某兰、李某秋、李某撤回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15日17时30分，周某全驾驶肇事车辆沿海沧区马青路由北往南行驶，行至吴冠高架桥由北往南下桥处路段时与李保琼驾驶的沿马青路由北往南行驶的无牌两轮车相撞，造成李保琼受伤和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李保琼受伤后即被送往厦门市长庚医院救治，同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期间共产生医疗费用8649.2元。2015年11月28日，李保琼火化。2015年10月23日，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厦公交检（尸检）字［2015］181号《道路交通事故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载明：李保琼系头部受交通事故钝性外力作用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2015年11月13日，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沧大队作出厦公交沧认认字［2015］第W000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某全驾车行经事故路段超速行驶遇况疏忽大意、采取措施不力，应负事故主要责任；李保琼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过程中未确保安全（即经由桥下道路进入汇合车道时未确保安全），应负事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另查明：一、蒋某兰与李保琼系配偶，共育有两名子女，即女儿李某秋、儿子李某。蒋某兰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市心脏中心、厦门市心血管病医院的病历记录及厦门市心脏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载明，蒋某兰长期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悦来镇新彭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11月18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悦来镇新彭村10组村民李保琼（身份证号码510623195205075111），该村民家中人口3人，其中妻子蒋某兰现年57岁，长期患有风湿心脏病，失去劳动能力；子李某，现年26岁，在外务工，未婚；该村民在我地有土木结构住房3间，属于国家贫困户家庭。二、案外人上海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开具的上海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统一发票，载明内容为2015年10月28日厦门-成都的携程机票，发票金额为1220元。另附华夏保险航空意外伤害保险费定额发票，金额为30元。日期分别为2015年11月28日、12月2日的往返厦门和成都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旅客姓名均载明为李某，金额分别为800元和710元。三、肇事车辆闽D×××××轿车系洪某营所有，其持有的机动车行驶证上的使用性质载明为“非营运”。该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于富邦公司，其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相应的《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载明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其中，“特别约定”一栏载明：“本保单项下的安心责任保险，仅针对保险事故中造成第三者死亡伤残时，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的死亡赔偿金额超出交强险11万元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100万元以外的部分进行赔付，赔偿限额为50万元。当本保单失效、车辆使用性质发生变化或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低于50万元时，安心责任保险自动失效。”另“重要提示”一栏第4条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但上述条款并未以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该保险单也无被保险人洪某营的签名。四、2015年10月15日，周某全与源营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约定：源营公司将车牌号为闽D×××××的车辆出租给周某全使用，租赁期限自2015年10月15日13时50分起至2015年10月22日13时50分止，租金为2100元，源营公司不为周某全提供司机等。庭审中，洪某营、源营公司均主张上述《车辆租赁合同》实际出租人为洪某营，周某全陈述其将租金以现金方式交付给洪某营。事故发生当日，富邦公司指派理赔专员与周某全进行谈话，并制作了相应的《谈话记录》。周某全陈述肇事车辆系其租来的，租金每天300元，租车用途为自用。五、庭审时，各方对李保琼所驾驶的电动车的定损价值为2500元均无异议，另各方均确认周某全已支付蒋某兰50000元赔偿款。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相关赔偿项目及数额。1.医疗费。蒋某兰等人主张医疗费8649.2元，有医疗费票据予以证明，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蒋某兰等人主张赔偿金为673625元（39625元／年×17年）、丧葬费为28116元（4686元／月×6个月），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3.交通费。李保琼于2015年10月15日因事故抢救无效死亡，于2015年11月28日火化，李保琼亲属住四川省，蒋某兰等人提交的发票载明的乘机时间和行程能够与办理李保琼的丧葬事宜期间相互印证，故对蒋某兰等人主张的交通费2760元，予以支持。4.误工费。蒋某兰等人主张李保琼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应按4686元／月标准计算为2343元（4686元／月÷30天×3人×5天），但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具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故酌情按照2014年厦门市农林牧渔业职工收入标准41962元／年计算，误工费应为1724.47元（41962元／年÷365天×5天×3人）。5.被扶养人生活费。蒋某兰系李保琼的配偶，蒋某兰主张其长期患有心脏病，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结合其提供的门诊病历、诊断证明书及悦来镇新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另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规定，配偶属于近亲属。因此，蒋某兰属于人身损害赔偿项下被扶养人范畴。蒋某兰系农村居民，并居住农村，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1746.67元（15262元／年×20年÷3人）。6.精神损害抚慰金。蒋某兰等人撤回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但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予以照准。7.财产损失。各方对李保琼所驾驶的电动车定损价值为2500元，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综上，蒋某兰等人因本起事故所受损失合计为819121.34元。二、关于富邦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对于交强险，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于富邦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富邦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122000元先行赔付受害人损失。案涉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足以赔付本案全部医疗费用，富邦公司主张非医保项目其不负责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该条款并未明确何种情形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案涉《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虽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但并未明确约定车辆租赁属于改变使用性质，也未约定被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的具体时间（事实上，案涉事故发生在肇事车辆租赁当天，富邦公司理赔专员亦于同日向周某全询问，即知悉了车辆租赁这一事实，可视为及时通知了保险人），亦未约定保险人有权拒赔的法律后果。根据保险法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解释的原则，应对保险人即富邦公司作出不利解释。其次，该条款属格式条款，富邦公司并未依法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甚至保单上无被保险人签名，故富邦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对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条款对被保险人亦不产生效力。再次，营运车辆通常是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的从事客运、货运或客货两用的车辆；或车辆的运载是以完成商业性传递或交通运输为目的。富邦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肇事车辆系用于向不特定对象出租，也无证据证明周某全租赁车辆用于赢利性运输（周某全在与富邦公司的谈话中陈述系为自用）。从承租人周某全角度，其租赁和使用车辆不是为了从事营利性的运输并收取费用，不符合营运车辆的基本范畴；从出租人角度，出租人在不配备驾驶人员的情况下，将车辆交付承租人使用，收取租赁费用，该出租行为属于租赁性经营行为，与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营运行为存在明显不同。故就案涉车辆租赁，本质上与一般的车辆借用并无差异，显然不会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因此，富邦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三、关于本案赔偿责任的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经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沧大队作出认定，周某全负事故主要责任，李保琼负事故次要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事故责任负担合理，予以确认。对于责任比例，根据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结合“李保琼经由桥下道路进入汇合车道时未确保安全”这一情节，确定周某全对李保琼因本起事故所致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李保琼对其自身损失承担30%的责任。案涉《车辆租赁合同》中的载明出租方为源营公司，洪某营系源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交车及收取租金的应视为履行公司职务行为。因此，源营公司应视为肇事车辆的管理人。周某全持有合法的机动车驾驶证，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车辆的所有人洪某营和管理人源营公司在将肇事车辆出租给周某全存在过错，故洪某营、源营公司无需就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富邦公司承保了肇事车辆闽D×××××小型轿车的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依法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付李保琼的损失。综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次交通事故相关责任方，应对本起交通事故对蒋某兰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对蒋某兰等人造成的损失合计819121.34元，富邦公司在交强险122000元限额内先行赔付后为697121.34元。该损失由周某全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487984.94元，扣除周某全已赔付的50000元，尚余437984.94元，应由富邦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某兰、李某秋、李某赔偿款559384.94元。二、驳回蒋某兰、李某秋、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中，富邦公司提交《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表》、《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各1份。主张机动车“家庭自用汽车”和“出租、租赁、营业汽车”是不同性质的车辆，两者是按不同的费率收取保险费。蒋某兰等人质证认为，《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表》是富邦公司单方制作，应视为其自己的陈述。《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不能证明车辆用于租赁危险性就提高，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二审另查明，周某全因案涉事故被一审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本院认为，一、关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蒋某兰等人虽不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根据该法律规定，其有权请求富邦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富邦公司主张蒋某兰等人无权请求其承担保险责任以及保险理赔应当另案处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案涉《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重要提示”一栏虽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但并未明确约定何种情形属于改变使用性质，也未明确被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的具体时间及保险人有权拒赔的法律后果，且富邦公司也没有将该内容明确告知洪某营，甚至该保单也没有洪某营的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3.营运车辆应是用于运输货物或人员以获取相应报酬的车辆，本案周某全租车并非用于赢利性运输而是用于自用，不符合营运车辆的基本范畴。该行为与洪某营自用不同的只是驾驶人员不同，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富邦公司主张周某全租车自用系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4.洪某营将车辆交予具有相应驾驶资质的周某全驾驶并不存在过错，亦不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富邦公司主张洪某营将该车辆交由不固定、不特定的司机驾驶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5.富邦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的洪某营将车辆交由周某全驾驶导致危险程度增加并无内在联系，不足以证明周某全驾驶该车辆必然就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综上，富邦公司主张洪某营将案涉车辆租赁给周某全自用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增加危险程度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蒋某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事故发生时李保琼虽已年满60周岁，但在案的证据《劳动合同》、华岳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书》以及李保琼的账户明细等，可以证明李保琼在事故发生时尚在工作，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故一审判决支持蒋某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充分，富邦公司主张不应支持蒋某兰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已经查明，李保琼因案涉事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为8649.2元，一审判决富邦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承担10000元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富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赔偿数额的计算有误。本案蒋某兰等人的损失合计819121.34元，富邦公司应在交强险122000元限额内先行赔付120649.2，超出的部分698472.14元由周某全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488930.5元，扣除周某全已赔付的50000元，尚余438930.5元应由富邦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付。因此，富邦公司合计应支付蒋某兰等人的保险理赔款为559579.7元，一审判决富邦公司支付蒋某兰等人赔偿款合计559384.94元，蒋某兰等人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一审判决的该判决，本院予以照准。另，一审判决对诉讼费的计算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376元，由蒋某兰、李某秋、李某负担255元，由周某全负担31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47元，由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承      茂审 判 员 庄      伟      平代理审判员 王      思      思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明梅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