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4民初15007号 原告冯某某，女，汉族，1990年3月8日出生，住址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代理人林某某，广东礼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某，广东礼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区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负责人王某某，总经理。 被告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负责人李某某，总经理。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欧某某、耿某，均系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杨某，董事长。 被告中国某某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杨某，董事长。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某某，女，汉族，1983年8月3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员工。 原告冯某某诉被告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区分公司、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某某集团公司某某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林某某，被告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区分公司、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欧某某、耿某，被告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某某集团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8月12日在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黄木岗客户服务中心，按照中国某某正常手续办理电话号码登记过户业务，获取电话号码15323******，但之后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区分公司单方面强制性将该号码收回，使原告不能正常使用该电话号码，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本属于原告电话号码15323******的使用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1、鉴于手机号码有用性、稀缺性、可控性和可流转性，其具备财产权利客体的特性，可视为独立的财产形态，案外人袁卫东手机号码信息被不法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后进行实名登记，再高价卖给原告，从法律性质上已经涉嫌盗窃、诈骗等刑事犯罪。本民事案件受理前，我方人员已经报警，目前公安机关正取证调查，根据相关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2、我方严格按照《中国某某广东分公司过户及实名登记业务受理规范》中鉴权规则，要求案外人袁卫东提供号码信息，在所有用户中只有袁卫东能够提供UIM原卡，而该卡是唯一的且可通过我方专用设备读取识别芯片内容，以验证卡片的真伪，故而对于认定真正使用权人身份而言，UIM卡具有最高识别效力，经核实完全符合鉴权条件后，我方最终认定袁卫东为原使用权人，并将涉案号码重新办理至其名下，前述行为合理合法有据；3、原告如果直接从我方营业厅选号，根据《某某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规定是原告无需支付任何选号费或占用费，但本案中原告却是从案外人处高价购买，且是非法取得的某某码号，这本身就存在极大法律风险，也是一种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的行为。此外，用户在使用手机号码时其不断人格化，具备可识别的身份和特征信息，手机号码又逐渐演绎为持有者人格信息之一，成为诸多人身权利关系的主要客体。涉案号码自2013年至今由袁卫东使用，与其人身存在密切联系，故原告要求继续使用涉案手机号码在客观上无法实现。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3日，案外人黄生利在被告处办理了某某号码1532340****（以下简称涉案号码）的实名登记。黄生利办理该实名登记时，并未提供UIM原卡，亦未申请换卡。 被告主张，黄生利将涉案号码登记至其名下后，并没有要求办理补卡，在该情况下，袁卫东还可以实际使用涉案号码。 2015年8月12日，本案原告冯某某携带《办理号码过户登记授权委托书》、《代办过户承诺书》等材料到被告处办理了涉案号码的过户登记，涉案号码由黄生利登记至原告名下，原告并申请了涉案号码的换卡业务。办理上述业务时，黄生利并未到场。亦没有把涉案号码的电话卡交给原告，而是让原告去换卡。 在原告出具的《代办过户承诺书》中，原告承诺：若原机主对于过户有争议，本次过户失效，本人自愿无条件归还已过户的某某号码，并承担由此引起原告机主的一切损失和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在原告使用涉案号码后不久，袁卫东到被告处投诉，主张涉案号码的卡托和UIM原卡都在其手中，涉案号码的实名登记并未经其同意，为何私自过户，强烈要求投诉处理。 基于袁卫东投诉和申请，且袁卫东提供了涉案号码UIM原卡的事实，被告确认袁卫东为涉案号码的原真正使用权人，于2015年8月24日将涉案号码登记至袁卫东名下，并通知了原告。 原告主张，原告丈夫王亮通过58同城认识黄生利，其从黄生利处受让涉案号码支付了价款2万元，由原告丈夫王亮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付给黄生利指定的收款人刘敏敏；其与黄生利没有签订书面的相关协议，涉案号码被被告收回后，原告找过黄生利，但黄生利表示对于强制回收行为不知情；如果涉案号码无法返还，被告应向原告赔偿同级别的某某号码给其使用。 对于黄生利冒名申请办理实名登记的行为，被告已经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 本院认为，本案系某某服务合同纠纷。原告主张其基于涉案号码曾经登记在其名下的事实与被告建立了某某服务合同关系，现被告将涉案号码收回并交由他人使用的行为对其构成违约，故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某某服务合同义务，将涉案号码返还其使用。鉴于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是否建立过某某服务合同关系，如果建立过，该种合同关系是否仍然存在。 本院已查明，涉案号码在实名登记至案外人黄生利名下之前，一直是由案外人袁卫东占用和使用。黄生利将涉案号码登记至其名下，并未经过案外人袁卫东的同意或者允许，袁卫东对此事实亦不知情。因此，案外人黄生利的该种行为侵害了袁卫东的合法权益。被告在接受黄生利的实名登记申请时，并不知道黄生利不是涉案号码的实际占有和使用人，黄生利的该种行为同时亦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按照常理，如果被告知道黄生利不是涉案号码的实际占有和使用人，则其不会将涉案号码登记至黄生利名下。而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黄生利在将涉案号码登记至其名下后，并未通过补卡或者换卡等方式实际使用涉案号码。因此，也可以认为，涉案号码虽然曾经登记在黄生利名下，但被告并未与其建立实际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并未向黄生利提供过具体的某某服务。因为，在原告将涉案号码登记至其名下并实际使用涉案号码之前，袁卫东与被告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一直存续，并未因涉案号码曾经登记至黄生利名下的事实而中断，被告一直是向实际占有和使用涉案号码的真正权利人袁卫东提供某某服务，而非向黄生利提供某某服务。 鉴于上述事实，原告在通过被告将涉案号码登记至其名下并实际使用涉案号码时，并不从是原权利人处受让涉案号码及其所承载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而是在被告以及原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告建立了一种新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因涉案号码只能为一个权利人所使用，故原告使用被告为涉案号码提供的某某服务，必然会损害到袁卫东依据其与被告存在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基于涉案号码的唯一性和专享性，被告必然只能在原告和袁卫东两个客户中选择一个建立某某服务合同关系，以保证涉案号码的正常使用。本案中，被告将涉案号码从原告处收回并继续将该号码交由袁卫东使用的行为表明，其解除或者撤销了与原告曾经建立的合同关系，并恢复了其与袁卫东一直存续的合同关系。 应当看到，无论是将涉案号码实名登记至黄生利名下，还是将涉案号码由黄生利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被告对于真正权利人为袁卫东的事实并不知悉。不论被告此是否存在过错，但被告对此存在重大误解或者受到黄生利欺诈的事实则是可以确定的。同时，原告在从黄生利处受让涉案号码并其过户至自己名下的过程中，自身亦存在过错。其一，原告并没有要求黄生利交付涉案号码的电话卡（卡托和UIM原卡），仅仅依据涉案号码登记在黄生利名下的事实就相信黄生利系涉案号码的真正使用权人。其二，在原告出具的《代办过户承诺书》中，原告明确承诺：“若原机主对于过户有争议，本次过户失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号码的真正使用权人系袁卫东，而非系仅仅申请了实名登记的黄生利。因此，原告应当对其在涉案号码真正权利人认识上的过错承担后果。 基于上述分析判断并进行利益衡量，被告从原告处收回涉案号码的行为，应当视为其解除或者撤销了与原告短暂建立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被告的该行为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与我国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并不相悖，依法应予支持。因此，本案原告诉请继续履行合同，已缺乏事实基础；其要求被告赔偿同级别的某某号码给其使用，因被告已经解除了与其曾经建立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能否形成新的某某服务合同关系，应由双方平等协商决定，本院不宜干预和判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冯某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收到上诉费缴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雷  桂  森 人民陪审员 张  慧  英 人民陪审员 戴  自  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吴婉妮（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