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黔0321行初160号 原告袁灿中，男，1951年5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刁洪志，习水县寨坝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组织机构代码：00953600-4。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鑫，习水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袁理，习水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袁远森，男，195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杨伦欢，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灿中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林权登记一案，于2016年9月7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于2016年10月14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6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通知第三人袁远森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灿中及其委托代理人刁洪志，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杨鑫、袁理，第三人袁远森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伦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10日向第三人袁远森颁发习府林证（2008）第5203300602181-1/1号林权证，将宗地号520330060502MDYMSY00056号小地名“排方”林地14.24亩的林木所有权人和林地、林木使用权人登记为第三人袁远森。 原告袁灿中诉称：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2181-1/1号《林权证》上登记的“排方”山林在林权登记时登记错误，该幅山林不属于第三人的自留山，而是属于原告的自留山。此幅山林实际名为“牌坊”，在1954年土改时，此山林便改给原告之父袁志洪（已故），有习土字第11640号《土改证》为据，到合作化时期此幅山林也是原告的自留山。到了四固定时期因原告之父袁志洪外出搞副业，第三人之父袁国书（已故）非法侵占，两家因此山林的归属产生争议。经当时的大队领导处理，确定“牌坊”山林属于原告之父袁志洪所有，并将这幅山林注入当时的社教清册。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狮子公社丰水垭大队大塆子生产队自留山林证发放清册上，登记的袁志洪（原告袁灿中之父）的山林地名为“牌坊地下”，原狮子公社丰水垭大队鱼池生产队自留山林证发放清册上，登记的袁国书（第三人袁远森之父）的山林地名为“福跃台”、“鱼池头”，并无地名为“牌坊”的山林。因此，“牌坊”山林应该是原告的自留山，而非第三人的自留山。2008年林改时，村组在未经张榜公示的情况下，违反颁发林权证的操作程序，错误地将原告管理使用的“牌坊”山林登记在第三人的林权证上，直至2015年原告与第三人因“牌坊”山林再次产生争议时，原告才得知“牌坊”山林填入了第三人的林权证内。综上，2008年林改时，村组未经张榜公示，违反颁发林权证的操作程序，错误地将原告管理使用的“牌坊”自留山登记在第三人的林权证上，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袁远森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2181-1/1号《林权证》上登记的“排方”（宗地号:520330060505MDYMSY00056）山林登记；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袁灿中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习土字第1164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2、1982年狮子公社丰水垭大队鱼池生产队自留山林证发放清册以及狮子公社丰水垭大队大塆子生产队自留山林证发放清册。拟证明原告的“牌坊”山林在土改时就改给了原告的父亲，1982年林业三定时也发放“牌坊地下”山林证，而第三人的父亲所发放的自留山证所登记的林地是“福尧台”、“鱼池头”不是“牌坊”。3、1995年12月15日习水县山岔河乡林业站出具的证明，拟证明1966年和1982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山林都是登记在原告的父亲袁志洪名下的。4、1995年12月15日习水县三岔河乡丰水垭村委会的证实，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牌坊”系原告袁灿中的自留山。5、1997年2月23日袁远仲所立讨约一份，拟证明原告将“牌坊”争议山林中的地给袁远仲安葬其子的事实。6、2016年11月18日山岔河镇狮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牌坊”山林从1982年至今一直存在争议的事实。7、（2015）习民初字第206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因山林纠纷，第三人诉至人民法院，被习水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并未将原告与第三人的争议地判决给第三人。8、袁灿中土地承包证明细表二，拟证明在本案争议山林中有原告承包的土地，该争议地属原告管理使用。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确权发证主体合法。二、确权发证权利依据合法。第三人袁远森在小地名为“排方”山林权利依据是2008年三岔河乡××村林改工作小组林改实施方案及原三岔河乡××村林权登记一、二、三榜公示档案。第三榜公示该山林四界为：东抵沟边，西抵村集体林，南抵村集体林，北抵环路、穆树春土边。三、确权发证内容客观、合法、依据充分。第三人袁远森在小地名“牌坊”山林相应的接界以相关人员签字认可的四界为准，该“排方”山林登记的四界均与林权登记申请表内容相符。四、确权发证程序合法。本案中第三人袁远森“排方”山林发放程序是符合本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程序的。原告声称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中将“排方”山林登记给第三人未进行张榜公示，违反颁发林权证的操作程序是与实际不符的。五、根据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以及原告自身诉状，可得知原告至迟在2015年10月就已经知道了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林权证的事实，原告现在才起诉，其起诉的时间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三岔河乡××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林权登记申请表》；3、林权登记公示表（一、二、三榜）。拟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 第三人袁远森辩称：1、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林地早在1995年经过三岔河乡政府的确权已属第三人，后经习水县人民法院（1995）习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予以维持，现判决已经生效，原告对该块林地不具有利害关系。2、被告所颁发的林权证是合法的，被告向第三人颁发林权证的依据是1995年习水县人民法院（1995）习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已经生效，因此被告的颁证行为合法。 第三人袁远森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习府自山字第63059号自留山使用证，拟证明“福尧台”于1981年8月10日登记在第三人父亲名下，使用权属于第三人。2、三岔河乡人民政府调查材料及三府处字（1995）1号处理决定，拟证明“排方”山林经三岔河乡人民政府处理决定属第三人的自留山；3、欧德云、冯世友的证实材料及（1995）习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争议山林已经生效判决确定属第三人所有。4、林权登记表和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2181-1/1号《林权证》，拟证明争议山林已经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该山林使用权属第三人袁远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2、3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没有张榜公示的照片，无法证明其经过了张榜公示；其林权登记表格上权利依据一栏中有更改痕迹，无法确定更改时间；第三，被告所依据的林权制度实施方案系鱼池组的方案，而原告属于丰水垭组，其方案不适用于原告。被告在颁证时没有依据林业三定时的证据为依据，其林权证的颁发缺乏证据，程序不合法。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行政判决书，已经载明该土改证只能反映土改时期土地状况不能反映土改后的权属状况。对2号证据中鱼池生产队的清册三性不持异议，认为清册上的“福尧台”与第三人自留山证符合，而“福尧台”就是“排方”。对2号证据中大湾子生产队的清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在本清册中只载明了“牌坊地下”的山林，并未记载“牌坊”，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争议地登记在原告的名下。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认为单位出具的证明要相关承办人签字才能符合证据的要件，且该份证明只证明了产生矛盾的事实，但是并未解决。对5号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的制作时间是1997年，而习水县三岔河乡的处理决定是在1995年就作出了，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6号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也不能推翻判决书。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仅解决民事侵权问题，所适用的依据与本案有差别，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该土地包含在林权证内，即使包含在林权证内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并补充：争议地登记在第三人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63059号自留山使用证中，登记名为“福尧台”，此事实已为（1995）习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对原告提交的7号证据即民事判决书的关联性有异议，且该判决没有生效，经过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了，目前正在审理中。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1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自留山使用证上记载的山林不是“排方”山林而是“福尧台”、“鱼池头”，这份证据不能作为2008年第三人林权登记的合法来源。对2号证据中的处理决定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处理决定至今未生效。对2号证据中的调查材料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调查材料载明的身份信息不明，调查人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注明自身身份。其调查的材料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对3号证据的（1995）习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原告提起了上诉，上诉后此案一直未结案，该判决还没有生效。对3号证据中的欧德云、冯世友证实材料的三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证实人的身份情况说明，只有签字，不能证明是本人所签。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林权证是本案的诉争对象，其颁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为林权登记申请表内主要权利依据是鱼池组林改方案，权利依据不合法。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交1、2、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3、7、8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4、6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第三人提交的1、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3号证据中的（1995）习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4号证据中林权登记申请内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3号证据中欧德云、冯世友的证实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至于4号证据中的林权证，系本案讼争标的。 综合以上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争议地位于三岔河乡××村，小地名为“排方”，又名“福尧台”、“牌坊”。四界为东抵沟边，南抵村集体林，西抵村集体林，北抵环路穆树春土边。1954年土改时该地登记在原告父亲持有的习土字第11640号土改证内。“四固定”时该山林以第三人之父袁国书之名填入了跃进大队1966年林权处理登记情况清册。1981年林业“三定”时该山林填入第三人之父袁国书的自留山使用证内，地名登记为“福尧台”，原告与第三人为此发生争议。1995年原告向习水县三岔河乡人民政府申请确权，习水县三岔河乡人民政府于1995年5月22日作出三府处字（1995）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原告不服向习水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处理决定，1995年8月10日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1995）习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该处理决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因争议地物权纠纷，第三人袁远森将原告袁灿中诉至习水县人民法院，同年11月9日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习民初字第2063号民事判决，以原告未提交其林木价值相关证据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此民事案件于2015年9月15公开开庭，开庭过程中第三人提交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2181-1/1号《林权证》，原告也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在（2015）习民初字第2063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载明了第三人袁远森持有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2181-1/1号《林权证》的事实。原告在起诉书中对该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袁灿中与第三人袁远森因争议地物权保护纠纷在习水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该案于2015年11月9日审理终结，原告袁灿中至迟在2015年11月9日前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10日向第三人袁远森颁发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2181-1/1号《林权证》的事实，原告袁灿中并没有在知道该林权证后的六个月内选择起诉或申请复议，而是于超过起诉期限四个月后的2016年9月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之规定，原告起诉的时间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袁灿中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袁灿中。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十日内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将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赵炎凌 人民陪审员  徐应江 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周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