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桂14刑终32号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必善，男，1969年11月10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壮族，高中文化，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技术员，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因涉嫌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受贿罪于2014年9月19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12日被依法逮捕，2015年3月30日被天等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辩护人蓝中华，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方超波，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审理天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必善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受贿罪一案，天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4）天刑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必善不服，提出上诉。天等县人民检察院亦在法定期限内通过崇左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崇左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刘宝新、黄立史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农必善及其辩护人蓝中华、方超波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崇左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2年4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农必善在凭祥市民生屠宰场负责宰前检疫工作期间，违反国家动植物检疫法规，分别与韦某2、农某、梁某、黄某3等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通谋，对李某1、李某2、万某、黄某1、韦某1等5人从越南购进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手续生猪未进行检疫，收受猪贩给予每头生猪10元的好处费后，让韦某2、农某、梁某、黄某3等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帮虚开《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B证），准许该类生猪进场宰杀，致使李某1、李某2、万某、黄某1、韦某1等5人从越南购进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手续的生猪未经检疫便顺利进入屠宰场宰杀并流入市场。在2013年1月至同年10月期间，农必善收受李某1等猪贩给予的好处费共计3640元，后农必善分给韦某2等人每头生猪5元至6元不等的好处费，其中农必善分得好处费1593元。另查明，农必善于2013年12月10日向凭祥市人民检察院退出违法所得款51800元。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指定管辖决定书及立案决定书，证实天等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崇左市人民检察院的管辖指定于2014年9月11日决定对农必善涉嫌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受贿罪立案侦查。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2009年7月、8月份起至今，其与李某2、梁礼威合伙到越南收购越南生猪，然后从凭祥市上石镇叫册边贸点入境将收购的生猪拉到凭祥市民生屠宰场，供应凭祥市本地市场。因为越南生猪耳标都是补打上去的，也没有产地检疫证、免疫证，其等人按照每头生猪补检费10元送给在屠宰场负责宰前检疫的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后，他们就准许这些生猪入场屠宰了。按规定，其购销的越南生猪是不能过境及进入屠宰场宰杀的，不存在补检说法，补检费其实就是动物卫生监督所宰前检疫工作人员的辛苦费。补检费由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黄启彪、黄正杰、农必善、农育珊、黄宁、林坚等六人收取，谁上宰前检疫班就由谁收取，没有收费票据。检疫人员是知道这些生猪都是越南生猪的，但交补检费后，检疫员并没有对越南生猪进行检疫，只是拿手电筒简单查看一下，就给生猪进入屠宰场宰杀，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检疫。其等人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钟从越南边境偷偷将生猪运过来的，不是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其一般在8时许在屠宰场值班室跟当班负责宰前检疫的检疫员用现金结算补检费。万某、韦某1、黄某1等猪贩的越南生猪要进屠宰场也都要按照每头10元给检疫人员补检费。如果不给补检费，检疫人员就不让其等人的生猪进入屠宰场。屠宰场搬到夏石镇之前，其和李某2负责支付补检费。农必善之前并不负责宰前检疫，故农必善所得的补检费相对其他人少一些，黄启彪、黄正杰、农育珊、黄宁、林坚相对多一点，每人约4万多元。2013年屠宰场搬到夏石镇后，基本上都是李某2负责去支付补检费。梁礼威没有给过这个钱，但是他作为合伙人，也知道有这笔钱的支出。2009年，其代销越南生猪共800头左右，给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的补检费大约是8000元，其中给黄宁、黄正杰、黄启彪、林坚、农育珊每人大约1600元。2010年，其代销越南生猪共1000头左右，给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给的补检费大约是10000元，其中给黄宁、黄正杰、黄启彪、林坚、农育珊每人大约2000元。2011年，其代销越南生猪共1100头左右，给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的补检费大约是11000元，其中给黄宁、黄正杰、黄启彪、林坚、农育珊每人大约2200元。2012年，其代销越南生猪共2500头左右，给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的补检费大约25000元，其中给黄宁、黄正杰、黄启彪、林坚、农育珊每人大约5000元。2013年，其代销越南生猪共5100头左右，给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给的补检费大概是51000元，其中给黄宁、黄正杰、黄启彪、林坚、农育珊每人大约9500元，给农必善大约2500元。3、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其与李某1、梁礼威合伙从事生猪购销生意。其三人收购的越南生猪都是从凭祥市上石镇叫册边贸点进来，供应凭祥市本地市场。越南生猪都是没有耳标，也没有产地检疫证明。由于越南生猪缺乏产地检疫合格证明，依照相关规定不能进入屠宰场宰杀。为了能顺利入场宰杀，其三人按照每头生猪10元的标准给在屠宰场负责宰前检疫的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补检费后，他们就准许这些生猪真实入屠宰场宰杀。这些补检费相当于给他们的好处费。2013年5月19日起，屠宰场搬到夏石镇后，其三人从越南收购的生猪都是运往夏石镇民生屠宰厂销售。从2009年开始，只要是越南生猪，要进入屠宰场都要给负责宰前检疫的黄启彪、黄正杰、黄宁、农必善、林坚、农育珊等检疫人员好处费，他们上班都不是固定的，每天只有一个人负责宰前检疫。谁负责宰前检疫，其就给谁好处费。经统计，自2009年至今，其与李某1、梁礼威送给负责宰前检疫的检疫员好处费共计255000元，其中2009年为15000元、2010年为25000元、2011年为35000元、2012年为90000元、2013年为90000元。黄启彪、黄正杰、黄宁、林坚、农育珊所得的好处费都是差不多，大约是每人4万多元，而农必善之前并不负责宰前检疫，所以他所得的好处费相对其他人少一些。4、证人万某的证言，证实自2008年开始，其做代销越南生猪生意。代销的生猪都是从越南走私经凭祥市英阳村板坚屯、宁明县北山村入境的，在入境前没有耳标，也没有产地检疫证等相关票证。按照规定，越南生猪没有耳标，也没有产地证，是不能进入屠宰场宰杀。为了能让生猪进入屠宰场宰杀，其就按检疫人员的要求交纳每头生猪10元的补检费。如果不交补检费，越南生猪就不能进入屠宰场宰杀。其每天代销的越南生猪大概有70头至80头。在越南生猪进入屠宰场时，其告诉在屠宰场门口当班的检疫人员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生猪数目。检疫人员清点生猪后，就开门把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生猪放入屠宰场猪栏里。其当天把这些生猪卖掉后，就用现金按每头生猪10元跟检疫人员结清费用。检疫人员黄启彪、黄宁、黄正杰、林坚、农育珊、农必善中谁在门口值班，其就把钱给谁。这六人其都给过他们钱。所谓的“补检费”就是好处费，他们收取这些费用后既没有检查生猪，也没有开具正式发票给其。2008年至今，其送给黄启彪、黄宁、黄正杰、林坚、农育珊、农必善等检疫人员好处费共计32.08万元左右，其中2008年为4.8万元左右；2009年为1万元左右；2011年为4.2万元左右；2012年为11.52万元左右；2013年为10.56万元左右。5、证人韦某1的证言，证实从2012年开始，其帮李姓老板代销从越南拉来的“边境猪”，在凭祥市民生屠宰场里直接卖给屠商。这些生猪除了耳标以外就没有别的证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生猪进入我国屠宰场屠宰，需要有耳标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因为检疫人员向其等人收取了每头生猪10元的补检费，所以才放这些“边境猪”进入凭祥市屠宰场宰杀。如果不给他们补检费，他们肯定不给让这些“边境猪”进入屠宰场的。万某、李某1等猪贩的“边境猪”进屠宰场也是给检疫人员每头10元的费用。屠宰场的检疫人员肯定是知道这些猪是从越南拉过来的，因为这些生猪都是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在其把“边境猪”拉到屠宰场门口之后，门口当班的检疫人员就把这批“边境猪”放进了屠宰场，他们把生猪放进屠宰场的时候，就一边清点有多少头生猪是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在清点完后其进入屠宰场把这些生猪卖掉后，就按每头生猪10元跟检疫人员用现金结清费用。检疫人员黄启彪、黄宁、黄正杰、林坚、农育珊、农必善等人当中谁当天值班，其就把钱给谁，其都给黄启彪等六个人送过钱。2012年至2013年间，其送给凭祥市屠宰场检疫人员共计24.1万元左右，其中2012年为14.3万元左右；2013年为9.8万元左右。2012年以来，其给他们每个人大概有3万多元，但具体给每人多少钱其已不记得了。6、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从2007年开始，其除了代销国内生猪以外，还代销越南生猪。不管是国内生猪，还是越南生猪，其都拉到凭祥市屠宰场屠宰销售。其代销的越南生猪都是从凭祥市油隘关口拉过来。越南生猪之前都没有耳标，都是由生猪老板在越南边境把耳标打上。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越南生猪不能进入我们中国市场进行屠宰，但是因为里面存在利益问题，越南生猪比本地生猪、国内生猪便宜，而检疫人员帮猪贩们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后，手续就变得齐全，就可以进入屠宰场宰杀。如果他们不帮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越南生猪是绝对进不了屠宰场。屠宰场的检疫人员肯定知道其拉来的是越南生猪，因为一看那些越南生猪的耳标就知道不是正规的，而且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这里又靠近边境，应该看得出是越南生猪。越南生猪拉到屠宰场后，屠宰场的检疫人员说越南生猪没有产地证，要补检，就按每头10元收取补检费后，才放生猪进屠宰场。其把越南生猪拉到屠宰场之后，跟在门口当班的检疫人员说这批生猪有多少头是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检疫人员知道后，就先开门把这些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生猪放入屠宰场猪栏里。之后其进入屠宰场把这些生猪卖掉，等到他们下班后，就按每头生猪10元跟检疫人员用现金结清费用。万某、韦某1等猪贩的越南生猪进屠宰场也要给检疫人员每头生猪10元的费用。检疫人员黄启彪、黄宁、黄正杰、林坚、农育珊、农必善等六人在屠宰场门口轮流排班值班。他们哪个人在门口值班，其就把钱给谁，其都给这六个人送过钱。2007年至2013年，其送给屠宰场检疫人员补检费共计31.8万元左右，其中2007年至2009年，每年约3万元左右；2010年为6万元左右；2011年约6万元；2012年约4.8万元；2013年约6万元。2007年以来，其给他们每个人约5万元，但给每人具体多少钱其已不记得了。7、证人农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凭祥市友谊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职工。从2013年1月14日开始，其在开展检疫工作过程中，帮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人员林坚、农育珊、黄启彪、农必善、黄正杰、黄宁等人补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按照规定进入屠宰场宰杀的生猪必须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因为检疫人员在宰前检疫时，有些生猪是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就让其帮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他们又没有职权可以开证，所以他们当天值班进行宰前检疫时，有多少头无证的生猪就找其帮虚开多少头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2013年1月至11月，其共补开了约3000头生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在其开证后，检疫人员就按照每头猪5、6元（屠宰场搬到夏石镇之前是6元，搬到夏石镇之后是5元）给其。除去上缴财政的每头猪2元后，剩下的由其和黄某3平分。经其辨认，2013年票号为№4503185796、№4503186160、№4503186159、№4503186991、№4503186938、№4503186939、№4503186940、№4503186941等8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是其帮农必善虚开的，共计64头生猪。按照每头生猪5元钱结算，除去上缴的2元，其个人得到的好处费是192元。2011年至2012年其帮农必善虚开多少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和得多少好处费，现在已记不起来了。8、证人韦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凭祥市凭祥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职工，负责对准备屠宰的生猪进行产地检疫工作。从2011年开始，在实际检验工作中，其没有按照规定到现场进行生猪产地检疫工作，在没有见到生猪的情况下接受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林坚、黄正杰、黄启彪、林坚、农必善、黄宁、农育珊等6人及猪贩韦某1、黄某1的请托及给予的好处费，非法帮他们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2011年至2012年，黄正杰等人按每头生猪6元给其钱，除去上缴财政每头2元外，其个人得每头4元。2013年，他们按照每头生猪5元给其钱，除去上缴财政每头2元外，其个人得每头3元。2013年5月19日屠宰场搬到夏石镇之后，其将开好的整本《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交给他们。他们每使用完一本就与其以每头猪5元进行结算。其帮农必善等人虚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生猪都不是合格的生猪，因为这些生猪都是从越南运过来的，农必善等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都知道。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从越南进来的生猪是不能进入我国境内的屠宰场宰杀并销售，越南生猪是不能开具产地检疫合格证明的，根本无法进入屠宰场宰杀。农必善等人跟其结算的开证好处费是猪贩给的，猪贩给他们每头生猪多少钱，其中他们自己拿多少，给其多少都已经事先说好，猪贩给他们钱后，他们才结算给其。2011年和2012年，农必善让其帮他虚开多少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其都记不起来了。2011年，其帮农必善等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虚开330头生猪左右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按照每头生猪4元计算，其得到好处费1320元；2012年，其帮农必善等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虚开630头生猪左右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按照每头生猪4元计算，其得到好处费2520元；2013年，其帮农必善等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虚开2077头生猪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按照每头生猪3元计算，其得到好处费6231元。经其辨认，2013年票号为：№4503187051、№4503185363、等36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都是农必善让其帮他虚开的，共计179头生猪。9、证人梁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凭祥市水产畜牧局二层机构凭祥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站长。凭祥镇水产畜牧兽医站主要负责全镇的动物疾病防控、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并在屠宰场搬到夏石镇之前与友谊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组成检疫班，分组对准备出售或者屠宰的生猪进行产地检疫。从2012年6月开始，除了正常的检疫进入屠宰场的猪外，其没有到现场进行检疫，还帮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人员林坚、农必善、黄正杰、黄宁、黄启彪、农育珊补开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在凭祥市民生屠宰场于2013年5月19日搬到夏石镇之前，检疫人员以每头生猪6元给其钱。在屠宰场搬到夏石镇之后，检疫人员就以每头生猪5元结算给其，扣除每头生猪上缴财政2元后，剩下的3元就是其得到的好处费。结合凭祥市水产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值班安排表，经其辨认，2013年票号为：№4503186575、№4503186576、№4503188801等3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都是农必善让其帮他虚开的，共计13头生猪，按照每头生猪5元钱结算，除去上缴的2元外，其个人得到的好处费是39元。2012年其帮农心善虚开多少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和得多少好处费，现在已记不起来了。10、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凭祥市友谊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职工，负责对准备出售或者屠宰的生猪进行产地检疫工作。因为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准许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生猪进入屠宰场屠宰，而按照规定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不能进场宰杀，他们如果不补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就违反规定。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他们必须补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所以就找其帮补开。一般情况下，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在其上班的每天早上6、7时许打电话给其，叫其帮忙补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其就根据他们告知的数量给他们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其没有到过现场检疫过。其从2013年1月份开始帮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林坚、农必善、黄正杰、黄宁、黄启彪、农育珊等人补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在其补开后，他们以每头生猪6元给其费用，除去要上缴财政的每头生猪2元费用外，其得到的好处费是每头生猪4元。经其辨认及核算，其在2013年期间，共帮林坚、农必善、黄正杰、黄宁、黄启彪、农育珊等人开了2343头生猪左右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按照每头生猪4元计算，其得了大概9372元的好处费。11、证人黄某3的证言，证实其于2008年2月开始担任凭祥市友谊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站长，2010年开始获得从事检疫资格。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林坚、黄正杰、黄启彪、农必善、黄宁、农育珊等6人在屠宰场值班时收取猪贩给予的每头生猪10元好处费后，就批准那些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生猪进入屠宰场宰杀，而按照规定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的生猪上不能进入屠宰场宰杀，他们为了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就给其等补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并与其等平分猪贩给的好处费。其为了得到一些小利益于2012年1月15日开始违规帮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人员黄启彪、黄正杰、黄宁、林坚、农必善、农育珊等人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在民生屠宰场搬到夏石镇之前，检疫人员以每头生猪6元给其钱。在屠宰场搬到夏石镇之后，检疫人员就以每头生猪5元结算给其，扣除上缴财政2元后，剩下的3元就是其得到的好处费。从2012年1月15日到2013年11月，其帮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黄启彪、黄正杰、黄宁、林坚、农必善、农育珊等人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共得到1.2万元左右的好处费。经其辨认，票号为：№4503188561、№4503188560等9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都是农必善让其帮他虚开的，共计120头生猪。12、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其丈夫万某从事生猪购销生意。在屠宰场搬到夏石镇前，其平时在凭祥市卖猪肉，只是偶尔在其丈夫忙不过来时，才帮他收账。在屠宰场搬到夏石镇后，其就跟其丈夫一起做生猪购销生意。其与其丈夫做生猪购销生意时，每天有一车猪，每次把生猪拉到屠宰场时，每一车猪都给那些检疫人员10元钱的消毒费。检疫人员有六个人，具体名字其不清楚，他们轮流上班，当天谁上班，其就给谁消毒费。13、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农必善于1969年11月10日出生，作案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14、凭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实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是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的所属二层机构，是属于参照公务员管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15、凭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凭政办发（2007）145号文件《关于印发凭祥市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证实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主要职责是依法实施动物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对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等生产投入品的质量进行监督等工作；凭祥市各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负责开展各辖区动物产地检疫、屠宰检疫。16、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关于农必善任职时间证明情况说明，证实农必善于1996年10月参加工作，1996年10月至2007年7月在凭祥市畜牧站工作，2007年8月兽医体制改革调整至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至今。17、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关于黄启彪等六人的任职情况说明，证实2007年7月26日凭祥市机构改革后，原凭祥市畜牧兽医站更名为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为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二层机构，是在编在岗、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农必善为该监督所在编在岗职工，主要工作是在屠宰场开展驻场屠宰检疫工作。农必善的检疫员证的有效期至2014年12月1日，实行官方兽医制度后，检疫员资格已不存在。18、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员证，证实被告人农必善的工作单位系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职称为技术员，检疫证编号为45011064，发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发证日期2011年12月1日，有效期三年。19、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关于撤销陈永军等5名同志官方兽医资格的通知，证实农必善等人因存在违反《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于2013年12月27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撤销官方兽医资格。20、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岗位职责相关文件，证实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屠宰场入场检疫岗位职责主要有：①查证验物：查验法定的相关证明；核对动物种类、数目，了解途中病、亡情况，然后按照GB16549的规定进行群体和个体检疫。②检疫处理：按照NY467-2001、GB16548-1996处理。③如实做好检疫记录。21、天等县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通知书及回执、2012年至2013年度部分检疫员岗位值班安排表，证实2014年8月19日，天等县人民检察向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调取该所在2012年、2013年间在凭祥市民生屠宰场的值班安排表、动物产场检疫登记表、入场待宰动物监督查验记录。次日，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将2012年、2013年间部分值班安排表复印件送交天等县人民检察院的事实。其中民生屠宰场的值班安排表中有被告人农必善值班安排的事实。22、《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第二联，证实被告人农必善授意韦某2等人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落款日期2013年1月10日至6月4日，韦某2开具的编号为№4503185385至№4503188870之间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37份，共183头生猪；落款日期2013年1月10日至4月22日，农某开具的编号为№4503185796至№4503186991之间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8份，共64头生猪；落款日期2013年6月19日至8月20日，黄某3开具的编号为№4503188556至№4503189493之间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8份，共104头生猪；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日至6月29日，梁某开具的编号为№4503186775至№4503188801之间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B）3份，共13头生猪。23、检疫员岗位值班安排表，证实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农必善在屠宰场值A岗位（宰前检疫）的时间。24、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机关暂扣押款专用票据，证实被告人农必善于2013年12月10日向凭祥市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51800元。25、同步录音录像，证实侦查机关讯问被告人的基本情况。26、被告人农必善的供述，供认其作为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人员，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屠宰检疫、市场禽畜检疫及公路检查站检疫等工作。屠宰检疫具体分为A、B、C三个岗位。按照规定，A岗的工作，首先是对拟进入屠宰场的生猪进行检疫，看是否有口蹄疫等疫情症状，还要检查是否有耳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如果都符合条件了就可以放进屠宰场去宰杀；如果不符合条件就不给放进屠宰场去宰杀。三个岗位分三组轮流值班，这三个岗位的工作其都得参与。2011年12月1日，其获得动物检疫员证后，从2012年开始，其就开始从事屠宰场的宰前检疫工作。其在实施宰前检疫时，万某、李某1、李某2、黄某1、韦某1等猪贩从越南运过来的生猪没有产地检疫证，那些猪贩就按每头生猪10元让其帮办补证，其见有好处费就违反检疫规定，准许那些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的越南生猪进入屠宰场宰杀。因单位没有产地检疫的职权，只有兽医站的工作人员有权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为了使进入屠宰的生猪头数跟票证一致，其就打电话给黄某3、农某、黄某2、梁某、韦某2等兽医站工作人员帮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并将猪贩所给的每头生猪10元分给他们每头生猪6元，剩下的4块就归其自己所有。其已记不得帮那些猪贩虚开多少次《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了，其只辨认得出2013年其给他们虚开56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其已记不得2012年其帮他们虚开的次数和份数，一般都是其哪天值班就是哪天让兽医站工作人员帮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自2012年以来，其共收取万某、韦某1、黄某1、李某2、李某1等猪贩给的具体数目已经记不起来了，应该每天上班能收到300元左右的好处费，按照每个月在A岗上班5天，每个月大概有1500元，一年大概收取18000元左右好处费，两年总共36000元左右。在庭审中，被告人农必善又提出翻供，辩解称其当时不知道生猪是哪里的；其受贿是事实，但受贿数额没有起诉书指控的那么多，当时其承认的受贿数额是侦查人员帮其推算的，推算的受贿数额有误。原判认为：1、关于被告人农必善提出其不知道那些生猪是越南生猪，其行为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农必善在侦查机关侦查阶段，多次供认其在宰前检疫工作中，韦某1、黄某1、李某1、李某2、万某等猪贩运过来的生猪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其就让那些生猪进入屠宰场进行宰杀，然后让兽医站检疫人员帮补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那些生猪的来源主要是从越南、玉林、天等、江州等地方运过来的，而且从玉林等地运过来的生猪，其怀疑也是越南生猪，因为那些生猪虽然有耳标，但没有产地证，而且那些生猪都带有泥巴，身形比较细小，有点像越南生猪。农必善该供述与本案证人万某、黄某1、韦某1、李某2、李某1、农某、韦某2、梁某、黄某2、黄某3的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告人农必善身为检疫人员，明知韦某1、万某等猪贩从越南购进的生猪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按规定是不能进入屠宰场，但为了得到好处费，伙同兽医站检疫人员未经检疫就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准许那些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的越南生猪进入屠宰场宰杀，流入市场。因此，被告人农必善的该辩解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人农必善的辩护人提出农必善的行为不符合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动植物检疫机关包括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及其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也包括市县内的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于2007年7月26日机构改革后被确定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单位的主要职责是依法实施动物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被告人农必善作为该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人员，符合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主体资格。在宰前检疫工作中，农必善明知不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的生猪按规定是不能进入屠宰场宰杀，但为了获取猪贩给予的好处费，未按照屠宰场入场检疫岗位职责对生猪进行查证验物检疫的要求，不经过检疫，指使兽医站工作人员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伪造检疫结果，准允那些来源不明的越南生猪进入屠宰场宰杀，流入市场，其行为符合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构成要件，故被告人农必善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3、关于农必善在2012年间收受猪贩贿赂款数额的认定问题。本案证据材料中，农必善于2013年12月5日在凭祥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时，承认其在2012年间，每天大概得400元至500元，每月上班3至5天班，每月得1200元至2500元，一年大概得21800元；2013年间，其每天大概得500元至600元，每月上5天班，每月得2500元至3000元，1月到11月大概有30000元，其总共收取好处费51800元。而在天等县人民检察院立案后，农必善在2014年8月27日、9月16日的两次供述中只承认在2012年至2013年收取好处费共计36000元。且万某、黄某1、韦某1、李某2、李某1等五人的陈述，只能证实每年送给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补检费（好处费）的大概数额，但具体送给哪个工作人员多少数额无法说明。另外，证人韦某2、农某、梁某、黄某3等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的证言，也只能证实每年帮动物卫生监督所黄启彪、黄正杰、农必善、农育珊、黄宁、林坚等6人补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生猪的数额，也无法证实具体给谁补开多少头生猪，并且本案也没有与农必善值班相对应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等其他证据佐证，故农必善在2012年间收受猪贩贿赂款的数额无法认定。4、关于农必善在2013年间收受猪贩的贿赂款数额认定问题。经查，2013年度检疫员岗位值班安排表、证人证言及与农必善值班A岗时间相对应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能相互认证，证实农心善在2013年与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通谋，虚开《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B证）的生猪共364头，其中落款日期2013年1月9日至同年5月18日虚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载明的生猪为227头（农必善每头生猪分得4元）；落款日期2013年5月19日至同年8月20日虚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载明的生猪为137头（农必善每头生猪分得5元）。据此，农必善与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数额为：364头×10元／头=3640元，其中农必善个人分得的贿赂款为：227头×4元／头＋137头×5元／头=1593元。原判认为，被告人农必善身为凭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人员，在履行生猪检疫的职务中，违反国家动物检疫规定，伙同兽医站动物检疫人员，利用兽医站动物检疫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徇私舞弊，对来源不明的生猪未经检疫即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伪造检疫结果，收受他人给予的贿赂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必善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罪名成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必善犯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实农必善与兽医站检疫人员于2013年1月至10月收受贿赂款的数额为3640元，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必善伙同韦某2等人受贿36000元的事实，不予以支持。因农必善受贿的数额未达到刑法规定的追诉立案标准，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农必善犯受贿罪的罪名不成立。在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农必善积极联系兽医站动物检疫人员虚开票证，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农必善的辩护人提出的农必善虽有受贿行为，但受贿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依法尚未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采信。为惩治渎职犯罪，保护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根据被告人农必善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人农必善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被告人农必善已退出的违法所得1593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暂扣机关上缴国库。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必善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其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农必善不是卫生监督所的领导，也不是兽医站的领导，对兽医站的工作人员没有领导和指挥的职权，无法指使兽医站的工作人员虚开《动植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其只是凭祥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不具备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主体构成要件，其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抗诉机关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农必善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定罪处罚意见正确，应予支持；原判法院对农必善构成受贿罪的证据采纳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农必善受贿金额为36000元，属情节严重。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提起抗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必善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抗诉辩称，检察院的抗诉事实不清，没有证据证实农必善构成受贿罪，农必善从2013年5月才开始值A班岗，检察院指控农必善受贿36000元的计算方法是推断出来的，并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且农必善收钱后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没有因为检疫不合格出现严重后果，故应当驳回抗诉机关的抗诉请求。二审期间，农必善及其辩护人、抗诉机关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判认定事实的证据经一审、二审举证、质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一致证实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部分。经查，农必善作为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人员，在生猪来源不明，未进行检疫的情况下，帮助他人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主观上具有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故意，符合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定性正确，农必善及其辩护人提出农必善不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上诉及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抗诉部分。经查，在本案中，可查证的农必善在2013年虚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B证）载明的生猪总数为364头，仅能证明农必善与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数额为3640元，未达到受贿罪立案标准，抗诉机关无有力证据证实农必善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原审法院定性正确。故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农必善伙身为监督所的检疫人员，违反国家动物检疫规定，伙同兽医站动物检疫人员，利用兽医站动物检疫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其行为已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原判公诉机关指控黄正杰犯受贿罪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英艳审判员  黄崇迪审判员  马文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书记员  李冬芸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