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民终5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淑丽，女，196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海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荣，黑龙江友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伦市支行，住所地海伦市。主要负责人：陈勇，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权，该行法务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轩，黑龙江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淑丽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伦市支行（以下简称海伦支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绥化中院）曾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5）绥中法民二商初字第15号民事裁定，驳回汤淑丽的起诉。汤淑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2016）黑民终35号民事裁定，指令绥化中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绥化中院审理后，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16）黑12民初25号民事判决。汤淑丽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汤淑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荣，被上诉人海伦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权、王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4月13日，曹某、田某、张某向汤淑丽出具一份《借据》，载明：“人民币210万元。附上款系海伦市支行海伦农场分理处借汤淑丽现金约期至2013年4月29日到期后必需按时还款，否则汤淑丽将依照法律程序收回此款，且每日按10%付违约金。”借款单位处加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伦海伦农场分理处（以下简称农场分理处）公章，并有曹某、田某、张某三人签字并捺押。曹某、田某、张某对《借据》中的签字和捺押无异议。海伦支行对《借据》中加盖的“农场分理处”的公章申请鉴定，绥化中院依申请调取了加盖“农场分理处”公章的2012年度《企业分支机构、其他经营单位年检报告书》，海伦支行提供了“农场分理处”的印章及《启用行政印章印模》作为鉴定检材，汤淑丽对鉴定检材无异议。2015年8月13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哈工大医司鉴（2015）文鉴字第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3年4月13日《借据》上盖印内容“农场分理处”印章印文与送检样本《启用行政印章印模》上盖印内容为“农场分理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印；2013年4月13日《借据》上盖印内容为“农场分理处”印章印文与送检样本《企业分支机构、其他经营单位年检报告书》上的两枚盖印内容为“农场分理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印。汤淑丽出借款项来源于其丈夫沈某的银行卡622935108006357665中支取的四笔现金，其中：2013年4月4日取现40万元、4月8日取现30万元（交付20万元）、4月11取现30万元、4月16日取现120万元。借款交付方式均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了田某，田某对收到汤淑丽款项无异议。田某将款项用于自己开发的建设工程项目还账，未入海伦支行及农场分理处账户。田某在绥化中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汤淑丽知道田某系开发商的身份而借款，且借款用途系个人为开发帝雅华庭还账，其借款行为与海伦支行无关。”原审另查明，《借据》出具时，曹某系农场分理处的主任、田某系副主任、张某系会计。三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海伦支行开除。田某、曹某与案外人刘某甲系开发“帝雅华庭”项目的股东，刘某乙系出纳。汤淑丽于2015年4月27日以海伦支行、农场分理处为被告向绥化中院提起诉讼，请求：一、海伦支行、农场分理处立即给付借款210万元；二、给付违约金100万元；三、案件受理费由海伦支行和农场分理处承担。2015年5月28日，汤淑丽在绥化中院原审庭审中明确诉讼请求为：“鉴于农场分理处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诉讼主体资格，汤淑丽仅对海伦支行主张权利。”2016年6月30日，汤淑丽在原审庭审中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为“海伦支行给付自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2015年4月27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100万元。”原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诉争的主体是汤淑丽与海伦支行。海伦支行作为国家正式的金融机构不同于其他经营企业，其资金来源应为银行内部拆借及吸收公众储蓄存款，目的是发放贷款，从中盈利。在当年短期贷款利率为年利率5.6%的情况下，普通人应当预见不存在违约金高达日息0.1元的对外高息民间借贷。汤淑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田某、曹某和张某的行为超越其权限。《借据》中虽加盖农场分理处公章，但经鉴定该章是假章，进一步印证田某、曹某和张某三人采用欺诈手段骗取汤淑丽借款的客观事实。从借款交付上看，2013年4月4日的40万元借款交付给案外人刘某乙，而刘某乙系田某开发“帝雅华庭”项目的出纳员，与海伦支行及农场分理处没有任何关系，由此证实汤淑丽应当知道借款用途与海伦支行无关。此外，汤淑丽对借款的交付时间、地点及收款人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与证人证言也存在矛盾。基于现有事实，案涉借款被田某等个人使用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曹某、田某、张某的借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第九十一条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汤淑丽所借款项直接交付给田某后，田某并未将案涉借款交付海伦支行及农场分理处，而是用于其个人开发建设的工程项目中，并私刻假公章欺骗汤淑丽。在汤淑丽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海伦支行形成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判决：驳回汤淑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汤淑丽负担。汤淑丽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汤淑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海伦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3年4月，时任农场分理处副主任田某为应付上级检查，解决不良贷款而向汤淑丽借款，汤淑丽陆续出借给农场分理处90万元后，时任农场分理处主任曹某、田某及会计张某在曹某办公室出具了210万元的《借据》，并加盖了农场分理处的公章及曹某、田某、张某的签字。汤淑丽于2013年4月16日将剩余的120万元借款交付给了农场分理处副主任田某。原审判决认定曹某、田某、张某个人向汤淑丽借款并出具《借据》的事实除田某外，汤淑丽及曹某、张某均不认可，仅凭田某的陈述即予认定明显过于牵强，且原审判决遗漏了《借据》系在农场分理处出具并加盖公章的事实，除曹某、田某、张某的职务身份外，出具《借据》的地点对本案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农场分理处公章”经鉴定虽非同一枚印章，但并非假章。即便是假章，曹某、田某、张某骗取汤淑丽借款，该三人职务的特殊性及出具《借据》时的特殊地点，能够让汤淑丽有理由相信借款系单位行为，且曹某、张某亦不能为田某个人借款出具《借据》，该二人均认可借款系为偿还农场分理处不良贷款。故汤淑丽基于对曹某、田某、张某代表农场分理处职务行为的信赖，及对农场分理处能按期偿还借款的确定性，在没有任何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将巨额款项出借给农场分理处。二、原审判决认定曹某、田某、张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原因，系汤淑丽应当知道农场分理处不存在违约金高达日息10%的高息民间借贷，而汤淑丽提供的是无息借款，约定违约责任是为了避免农场分理处失信的违约罚则，与高息民间借贷无关，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无关。原审判决认定田某收到款项后用于自己开发工程项目还账，未入农场分理处账户，但案外人刘某甲的证言证实“帝雅华庭”账目上没有汤淑丽的欠款。刘某乙是田某的司机，也是田某弟弟的“小舅子”，田某并不否认刘某乙所收款项系其向汤淑丽的借款，原审判决以刘某乙是“帝雅华庭”项目的出纳员、田某是“帝雅华庭”项目的股东，即认定汤淑丽应当知道借款用途与海伦支行无关缺乏依据，明显具有倾向性。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及《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汤淑丽有理由相信曹某、田某、张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汤淑丽与海伦支行的借贷关系成立，海伦支行应承担还款责任。海伦支行辩称：海伦支行未给汤淑丽出具过《借据》，亦未收到汤淑丽的210万元借款，亦未授权田某等人对外借款，农场分理处主任无权代表该分理处对外借款，田某对外借款行为与海伦支行无关，海伦支行与汤淑丽之间不存借贷法律关系。汤淑丽知道田某开发“帝雅华庭”项目需要资金才借款给，其明知或应当知道款项是出借给田某个人使用。汤淑丽在本案起诉前就曾出借过款项给田某个人，案涉40万元借款亦交付给“帝雅华庭”项目的出纳刘某乙，具有完成民事行为能力人都知道“银行”不能以民间借贷形式向个人高息借款，亦知道如系“银行”借款，款项应交付给“银行”而非个人。汤淑丽明知款项是个人借款仍要求在《借据》上加盖“农场分理处公章”，是为了保障自己资金的安全，转嫁风险，且“农场分理处公章”经鉴定是假章，汤淑丽主观上存在恶意，可能造成国有资金的流失，故田某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亦非表见代理。况且，汤淑丽至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的交付方式和出借款项的具体数额，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其提供的2013年的存款明细表中，有三笔款项系转账，一笔款项是现金，不能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综上，海伦支行与汤淑丽之间不存在210万元的借贷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汤淑丽的上诉请求。二审中，海伦支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分行转授权书》四份，曹某、田某的《承诺书》各一份，《党风廉政建设、案件防控责任书》四份，《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操作手册》一份。意在证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分行给海伦支行的授权范围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之规定，对海伦支行的经营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其中借款业务只吸收个人存款及结算相关业务，不允许向非金融机构超范围借款。对外签订合同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农场分理处没有对外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职权，海伦支行已经对分支机构履行监督义务。汤淑丽的质证意见为：对海伦支行所举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均系其内部文件，田某、曹某所签《承诺书》系2009年办理贷款方面的承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海伦支行或农场分理处是否具有对外借款的经营范围，更不能证明海伦支行对农场分理处及曹某、田某、张某等履行了监督管理义务。本院认证意见为：汤淑丽对海伦支行所举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就汤淑丽主张案涉210万元借款系从其爱人沈某于2013年4月4日、8日、11日和16日在海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取现金的情况进行核实。经查询，沈某于2013年4月11日、16日在该联社各提取现金30万元和120万元，4月4日、8日该联社没有沈某的取款记录，并复印了《取款凭条》等传票。海伦支行对该《取款凭条》等传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取款凭条》等传票仅能证明沈某提取了30万元和120万元现金，不能证明实际交付的事实。本院认证意见为：海伦支行对本院所调取的上述《取款凭条》等传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田某于2016年2月2日在黑龙江省绥化农垦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讯问笔录》中陈述：“《借据》系在农场分理处曹某办公室给沈某和汤淑丽夫妻出具，曹某和张某在场。借了210万元，《借据》写的本金加利息，到手现金是200万元，用于开发楼盘和偿还田某和曹某共同的欠款。《借据》是我写的，沈某要求以单位名义出具《借据》，曹某和张某到楼下盖的公章，单位的公章早已被海伦支行收回了，盖的公章应该是张某和曹某之前私刻的。借款到期后两三天还了120万元，当时有沈某和他女儿，因非常着急，没让沈某出手续。”田某于2016年6月2日在绥化中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10万元包含利息，本金为190万元，借款大部分是转账，小部分是现金，《借据》上公章是假章，农场分理处没有公章，张某加盖的公章，谁私刻的不知道。偿还过120万元现金，我从银行大额贷款偿还的120万元。借款与农行无关，沈老三当时知道借款用于开发，但是他就要求我们加盖公章，不加盖公章沈老三不借。”田某于2016年9月19日在绥化中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农场分理处没有账户，借款是否有现金交付记不清了，如有现金交付就是在沈某家，扣除利息本金是200万元，本金收到了。用途还我们开户欠个人帐，有耿二等，因帝雅华庭开发所欠的账目。借款没有还农场分理处的款项，借款时向沈老三说是还农行贷款，事实上并没有用于农行贷款。借款印象中有两笔，一笔40万元、一笔160万元。还款120万元，从单位贷款中拿的。”二审同时查明，曹某于2015年9月15日在原审庭审中出庭证实：“在汤淑丽处借款200万元，用来还贷款，出了一份210万元的《借据》，后陆续将钱打到田某账户，用来还银行的不良贷款。《借据》是田某写的，在我办公室签的，是田某加盖的公章，当时农场分理处公章由田某保管。”曹某于2016年9月19日在绥化中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借据》是我本人签的，用于偿还农行贷款。借款不可能入单位账户，单位没有账户，只能入个人卡。农场分理处账面不可能有210万元，只能通过个人账面进行结算。听田某说过有还款，具体还款经过不知道。210万元含利息，本金多少不清楚。”二审再查明，张某于2015年9月15日在原审庭审中出庭证实：“2013年4月，我们银行贷款到期，主任说指标下降，需要找人借点钱，就通过田某借了210万元。借款还了农业贷款，田主任主管信贷都是他经办的，公章都在曹主任和田主任保管，是田主任盖的公章。”二审还查明，海伦支行向绥化中院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关于你院查询我行网点设立基本账户一事，经查我行所辖网点都没有设立基本账户，只有支行设立一个基本账户。”二审另查明：农场分理处系海伦农行的下属机构。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同。本院认为，解决本案纠纷涉及以下问题：一、海伦支行应否就案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案涉《借据》明确载明农场分理处借汤淑丽现金210万元，并加盖“农场分理处公章”，时任农场分理处主任曹某、副主任田某和会计张某均在该《借据》上签名，且《借据》系在农场分理处主任曹某办公室签订，故该《借据》体现的借款人为农场分理处。海伦支行虽主张其未授权农场分理处对外借款，曹某、田某和张某亦无权代表农场分理处借款，该三人的借款行为与海伦支行无关，汤淑丽与海伦支行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但从案涉《借据》的内容、签约人的身份及签约地点，均足以使出借人汤淑丽有理由相信曹某、田某和张某三人的行为系代表农场分理处的职务行为。即便曹某、田某和张某无权代表农场分理处对外借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汤淑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三人超越权限，且曹某和张某在原审庭审中及绥化中院对曹某的《询问笔录》中均认可借款时向汤淑丽表明系农场分理处借款，用于农场分理处“不良贷款”，田某在2016年9月19日的《询问笔录》中亦称“借款时向沈老三说是还农行贷款”。虽然田某在其他几份笔录中称汤淑丽知道案涉借款系其个人借款，用于偿还其与曹某开发“帝雅华庭”项目的债务，但该陈述与曹某、张某的陈述相互矛盾，与《借据》上的内容亦相悖，汤淑丽对此又不认可，海伦支行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汤淑丽在出借款项时系非善意相对人。汤淑丽与农场分理处之间已建立借贷法律关系。虽然《借据》上加盖的“农场分理处公章”经鉴定与送检样本不一致，“农场分理处公章”系私刻，案涉借款亦未进入农场分理处账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曹某、田某和张某作为农场分理处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其所造成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其单位承担民事责任，故海伦支行主张该三人的借款行为与海伦支行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驳回汤淑丽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案涉借款的本息数额如何确定。本案中，案涉《借据》约定农场分理处借汤淑丽现金210万元，曹某、田某和张某亦认可收到所借款项，但认为该笔210万元借款中包含利息，实际借款本金为200万元。从《借据》内容看，双方对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3年4月29日止即合同期内并未约定利息，而是约定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每日按10%付违约金。汤淑丽作为出借人，其在合同期内无偿向农场分理处提供借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且均系现金交付方式，曹某、田某主张该笔210万元包含10万元利息更具合理性，故应当认定案涉借款的本金数额为200万元。案涉《借据》约定借款到期后未还每日按10%付违约金，已超过法定的利率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案涉利息应调整为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3年4月30日起至汤淑丽主张的截止日2015年4月27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但以此计算该期间的利息已经超过汤淑丽主张的100万元违约金数额，故本院对汤淑丽主张的100万元违约金予以支持，海伦支行应就前述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海伦支行虽主张田某称已偿还120万元借款，但汤淑丽对此不予认可。从原审法院对田某的调查笔录看，田某称其用农场分理处的“大额贷款”偿还120万元，但海伦支行并未提供田某在农场分理处支取“大额贷款”的相关证据，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实际偿还给汤淑丽120万元，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已实际偿还120万元，海伦支行的此项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汤淑丽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12民初25号民事判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伦市支行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汤淑丽借款本金200万元及违约金100万元；驳回汤淑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63,2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伦市支行负担60,190元，汤淑丽负担3,0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铁军审判员  黄世斌审判员  刘显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樊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