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0120行初255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沪0120行初255号原告陆家雄，男，1989年4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代理人李先峰，上海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夏溧。委托代理人周唯华。委托代理人晋松，上海晋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家雄诉被告上海市奉贤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交通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1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陆家雄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先峰、被告行政负责人朱艳(副大队长)及委托代理人周唯华、晋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5月30日，被告向原告开具编号为XXXXXXXXXX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原告于2016年5月27日在奉贤区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实施了擅自从事非法客运活动行为被查获(第1次)，该行为违反了《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依据《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原告罚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00元。原告诉称，《条例》系地方性法规，明确了本市各区执法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执法工作，被告跨区域执法缺乏合法依据。事发当日，原告搭载乘客目的系为结识朋友，并不具有营利目的。被告对原告执法后，原告已在网络平台上对该次搭载乘客所涉订单作免费处理，客观上并未收取费用，且免费并非因被执法而作出，故被告认定原告擅自实施非法客运活动行为缺乏事实依据。被告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未出示证件，执法资质存疑，可能为雇佣社会人员执法，执法人员李强在执法文书上签字笔迹目测明显前后不一致，故被告执法程序违法。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庭审中提供录像光盘及相应文字资料各1份，证明原告在事发当日对搭载乘客并未实际收费，亦未准备收费，所涉订单已作免费处理，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表示对原告提供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未收取费用，所涉订单未收费系出于原告意志外因素所致，并非原告主观不收取。被告辩称，根据法律规定，原告违法行为发生地位于被告辖区内，故被告具有执法权。本案中，乘客已通过网络平台支付费用，最终该费用由于其他原因未进入原告账户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被告未雇佣社会人员进行执法。被告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16年12月1日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及相关证据、依据，用以证明其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一组：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条例》第四条第二款，作为被告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职权依据；2、《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第四十九条、《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作为被告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处罚所适用的法律及执法程序依据。庭审中，原告表示对法律条文本身无异议，认为被告在本市金山区亭林火车站执法，该法律条文不能证明被告具有跨区域执法权，且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不符合行政程序规定。第二组：1、《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发现原告通过“滴滴顺风车”平台搭载乘客，故制作现场笔录并由原告签名的事实；2、对原告《询问笔录》1份，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原告在笔录中认可其从事非法客运活动，并签字确认的事实；3、对乘客《询问笔录》1份，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车辆上搭载的乘客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乘客认可通过“滴滴顺风车”软件与原告约定搭乘车辆及支付车费方式，该笔录由乘客签字确认的事实；4、《乘客证明》1份，证明乘客乘坐原告车辆并支付车费的事实；5、《照片说明》2份，证明原告于事发当日通过“滴滴顺风车”从事非法客运活动及所驾驶车辆情况，原告手机界面上显示14.90元，乘客手机界面显示为15.70元的事实。经质证，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笔录中描述的现场情况不认可，其手机界面虽显示费用14.90元但未实际收取，且不具有营利目的，执法人员未出示证件。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可签名确为原告所签，但执法人员李强签名笔迹前后不一致，故证明被告并无两名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笔录中执法人员名字辨识不清，被告执法程序违法，且涉嫌“钓鱼”执法。证据4，原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事实不符，该乘客身份不明，车费是否支付可通过网络平台核实。证据5，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照片不能证明原告已实际收费；原告手机界面上显示14.90元和乘客手机界面显示为15.70元属实，因为网络平台收取5%信息费；到目的地后原告点击手机界面中的“确认送达”后乘客再支付费用。第三组：《立案审批表》、《调查处理通知书》、《案件处理审批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编号为XXXXXXXXXX《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结案报告》等1组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处罚程序合法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立案审批表》为被告事后补充完成，执法人员李强签名与其他法律文书签名明显不一致，《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上签名为原告所签，但系为提车而被迫签字，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收费15.90元的事实不存在。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接听电话人员身份无法核实，且被告亦不认可，故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原告主张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上签名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执法人员李强在法律文书上签名前后不一致等意见，因未能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原告、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6年5月27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原告涉嫌驾驶牌号为沪C6XXXX车辆擅自从事非法客运活动，故予以立案调查。原告在调查笔录中认可其通过“滴滴顺风车”软件与乘客取得联系，其与乘客并不认识；乘客自奉贤区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乘车前往位于本市金山区的亭林火车站；原告驾驶车辆无出租汽车营运证；车费共14.90元，通过手机支付等。乘客在调查笔录中认可通过“滴滴顺风车”软件与原告约车，其与原告并不认识；其自奉贤区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乘车前往位于本市金山区的亭林火车站；已支付车费15.70元到“滴滴顺风车”软件等。经过调查，被告认定原告擅自从事非法客运活动，拟对原告进行处罚，故于2016年5月30日向原告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原告表示放弃听证申请，要求立即处理。此后被告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监督检查工作，并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乘客搭乘原告车辆行为发生于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该处属本市奉贤区辖区，被告作为本市奉贤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具有对本市奉贤区行政区域内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故本案被告对原告涉嫌驾驶车辆擅自从事非法客运活动具有执法权。《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本市车辆未经批准不得用于出租汽车经营活动，非本市车辆不得用于起点和终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区县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查明行政相对人从事非法客运活动的基本事实。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供的《现场检查笔录》、以及对原告及乘客的《询问笔录》等主要证据，原告驾驶车辆搭载乘客过程中涉及目的地、车费等内容，故被告认定原告在2016年5月27日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的基本事实清楚。原告主张未实际收取费用不具有营运目的辩解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立案后，对原告及乘客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亦调取了相关证据，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执法程序合法。原告主张被告对其进行“钓鱼”执法、执法人员未出示证件、被告雇佣社会人员执法、《立案审批表》为被告事后补充完成等意见，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佐证，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家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陆家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审判长  徐玉良审判员  钟 渊审判员  徐成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戴小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