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194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卢杰，男，1963年6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代理人：郑懿，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水宝，男，1954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李炳蔚，广东玉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左恒，广东玉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卢杰因与被申请人黄水宝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卢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购买泰国曼谷阳光城项目协议》（以下简称《阳光城项目协议》）第五条约定，卢杰和泰国阳光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公司）的股东即将达成协议条款的同时须即时书面通知黄水宝，黄水宝须在十五个工作日之内书面同意，否则视为黄水宝放弃该权益。“放弃该权益”应是指放弃确认协议条款的权利，而非购买阳光城项目的权益。黄水宝未在约定时间内行使异议权，应视为其放弃了对卢杰和项目公司股东之间的协议条款提出修改、异议的权利，二审判决认定上述“权益”为购买项目的权益是错误的。从本案实际情况看，黄水宝持续签收了卢杰提供的《股份买卖合同（草稿）》、付款通知函、收款收据、阳光城开工证等材料，且没有提出异议，应认定其以行为确认了《股份买卖合同》并愿意继续履行委托协议，二审判决认定接收材料不代表以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付款、收购如此重大的项目不能默示推定是错误的。卢杰已通过《股份买卖合同》收购了阳光城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垫资办理了复工证，已经完成了《阳光城项目协议》中约定的“成功收购”义务，二审判决认定卢杰未完成收购义务是错误的。黄水宝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当阻止条件成就，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应视为条件已成就，黄水宝即应承担违约责任，二审判决没有认定黄水宝的违约责任是错误的。（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确定履行方式、合同解释的规定，未适用该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被申请人黄水宝陈述意见称：（一）黄水宝签收《通知函》仅表明卢杰向黄水宝通知即将签署收购阳光城项目的正式协议、要求准备妥当付款，而没有证据证明卢杰通知了黄水宝《股份买卖合同》的具体条款，更无证据显示黄水宝书面同意了《股份买卖合同》。卢杰与阳光城公司股东代理人王寅飞签订的《股份买卖合同》因没有得到黄水宝的同意而不能对黄水宝发生法律效力。（二）卢杰虽然与阳光城公司股东代理人王寅飞签订了《股份买卖合同》，但根据阳光城公司三股东对王寅飞的《授权委托书》，“阳光城公司转股书须经我司签字后生效”，《股份买卖合同》未经阳光城公司三股东的签字确认，另外，阳光城公司三股东中至少有一家为国有独资企业，其转让股权须取得国有资产转让审批手续，卢杰并没有完成以上事项，故卢杰尚未完成、更未成功收购阳光城项目。卢杰在一审阶段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二审、申请再审期间亦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应驳回卢杰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案件，一、二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是正确的。本案系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本院应当围绕卢杰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是，黄水宝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向卢杰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人民币。（一）关于对《阳光城项目协议》第五条约定的理解卢杰与黄水宝于2011年6月20日签订《阳光城项目协议》，约定黄水宝委托卢杰或卢杰指定的公司购买位于泰国曼谷的阳光城项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阳光城项目协议》第五条约定：“乙方（卢杰）和项目公司（阳光城公司）的股东即将达成协议条款的同时须即时书面通知甲方（黄水宝），甲方须在十五个工作日之内书面同意，否则视为甲方放弃该权益。”双方对该条款的理解存在分歧。卢杰认为，该“权益”应是指确认卢杰和阳光城公司股东即将达成的协议条款的权利；黄水宝则认为，该权益应是指购买阳光城项目的权益。《阳光城项目协议》系委托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根据上述规定，在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的主要义务就是依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卢杰系接受黄水宝的委托购买阳光城项目，因此，卢杰作为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黄水宝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阳光城项目协议》第五条约定的目的是为了充分保障黄水宝对委托事务的知情权和决定权，确保购买阳光城项目协议条款符合黄水宝的要求。从该条款的表述看，“十五个工作日之内”、“书面”、“同意”三项要求缺一不可，表达了委托人黄水宝对于确认同意的慎重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合同目的解释，一、二审法院认定《阳光城项目协议》第五条中的“权益”是指黄水宝放弃卢杰与阳光城公司股东达成的协议条款所赋予的合同权益，即如果黄水宝未在约定时间内书面同意该协议条款，则视为黄水宝不确认、不同意该协议条款，并无不妥。卢杰将黄水宝的“不答复”理解为“同意”，系对该条款的曲解，不符合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黄水宝于2011年9月13日签收《泰国阳光城资料登记》，资料登记上记载包括“购买协议”1份，黄水宝既然签收该材料，可以推定卢杰已将“购买协议”交付黄水宝。然而，根据上述《阳光城项目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该“购买协议”的内容需经黄水宝书面同意，才能对黄水宝产生约束力，而卢杰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黄水宝曾经书面同意该“购买协议”的内容。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在黄水宝没有确认同意卢杰与阳光城公司股东达成的《股份买卖合同》内容的情况下，该《股份买卖合同》对黄水宝不具有拘束力，并无不当。综上，卢杰关于黄水宝没有提出异议，应视为其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签收资料的行为表明黄水宝已接受《股权买卖合同》内容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卢杰是否已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完成委托事务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中认定黄水宝接受了卢杰与阳光城公司三股东的授权代表于2011年11月21日签署的《股份买卖合同》，也不能据此认为卢杰完成了委托事务。根据《阳光城项目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卢杰和阳光城公司的股东签订买卖协议当日黄水宝需付定金5000万泰铢，余款在签订阳光城公司的转股协议时付清。结合该合同订立的目的，二审判决认为只有在卢杰和阳光城公司的股东签订转股协议后，才算完成委托事务即成功收购阳光城项目是正确的。本案中，卢杰仅与阳光城公司三股东的代理人王寅飞签订了《股份买卖合同》，该合同未经三名股东签字。而阳光城公司三股东分别给王寅飞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均载明转股书须经该股东签字后生效。可见，该《股份买卖合同》因未经阳光城公司股东签署而未生效。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卢杰尚未完成成功收购阳光城项目这一委托事务是正确的。卢杰关于其已经成功收购阳光城项目、完成委托事务的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阳光城项目协议》第八条约定：“如卢杰已尽责按委托协议的条款成功收购该项目，而黄水宝单方违约终止协议须赔偿卢杰一千万人民币或等值泰币。”因卢杰尚未按委托合同的约定完成成功收购阳光城项目的委托事务，故其要求黄水宝承担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而本案中《阳光城项目协议》并未将黄水宝履行付款义务约定为合同的生效条件，本案不存在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条件。因此，卢杰关于黄水宝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当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黄水宝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本案系卢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黄水宝向卢杰支付违约赔偿金人民币1000万元，黄水宝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在《阳光城项目协议》第八条约定的条件未能满足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未支持卢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此外，《阳光城项目协议》并不存在履行方式约定不明的情况，因此无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亦无不妥。卢杰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卢杰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卢杰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高晓力审判员  宫邦友审判员  孙祥壮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瑞子苏萌书记员谢松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