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民终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熊松，女，196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雄文，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428号武大珞桂小区6-2-602，系熊松的丈夫。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6610014872。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肖雄文，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30号。诉讼代表人：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单洞路1号国际大厦B座17楼。主要负责人：戴昌久，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官民君，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平，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松、肖雄文因与被上诉人武汉证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雄文、上诉人熊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雄文，被上诉人武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熊松、肖雄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武证公司向熊松、肖雄文赔偿人民币29万元，并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涉案证券账户款项性质认定错误。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武证公司是为了强占熊松的账户股票。涉案股票账户权属清晰，一审判决认定账户款项性质错误。熊松账户资料由武证公司掌握，武证公司没有交易的买入和清算记录，也无自营的审批报告，无法证明熊松账户上的股票是由武证公司购得。二、一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武证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应采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涉案股票的原始取得无法查明，武证公司未陈述认购细节并提交原始认购凭证，一审判决推定股票为武证公司所有，不能成立。熊松股票账户中的股票在武证公司未提交购入证明的情况下，应推定为熊松所有。四、一审判决违反宪法关于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财产归属和权利登记是国家依法授权机构的权责，一审法院无权撤销。武证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武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熊松、肖雄文向武证公司支付人民币2173419.62元；2、熊松、肖雄文向武证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人民币2888元（从2015年7月29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时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85%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3、熊松、肖雄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7日，熊松（甲方）与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处置甲乙双方合作以甲方名义持有的、托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九席”席位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特索道”），股票代码002159股票及其历年股息、红利。甲方通过开设个人证券账户、资金账户、银行账户等，通过深圳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处置变现上述股票。在本次处置完成后，甲方向乙方提交加盖证券营业部公章的交易流水清单。鉴于“三特索道”目前处于停牌状态，双方一致同意在该股票复牌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变现工作。在甲乙双方共同处置上述股票后，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90000元权益补偿款，即：在实际成交金额扣除相关税费后，优先支付甲方人民币290000元，剩余资金（包括因税费减免金额）由甲方通过银行账户方式转入乙方账户或指定的账户。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相关条款，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应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7月22日，熊松将其证券账户中的87×××50股“三特索道”股票卖出，并将所得资金全部转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建设大道证券营业部资金合并对账单显示：熊松账户中2015年4月27日红利转入17067.37元，2015年4月28日银行转取17000元，余67.37元；2015年6月23日利息归本0.20元；2015年4月30日证券蓝补“三特索道”股票87×××50股，2015年7月22日卖出“三特索道”股票87×××50股，成交价格32.58元，清算金额2853748.97元，扣除限售预扣预缴款407396.92元，账户资金余额为2446419.62元（含红利余额67.37元、利息归本0.20元）；2015年7月23日银行转取2446419元，账户内资金余额0.62元。熊松在处置“三特索道”股票获取资金后，未依协议约定将资金返还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2015年7月24日，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向熊松发出请求其返还“三特索道”股票处置款的函，要求熊松于三日内将处置款超过29万元的部分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帐户内，并提供证券账户交易流水清单等。熊松收到催收函后，拒绝将处置款返还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双方发生争议，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熊松与肖雄文系夫妻关系，肖雄文原为武证公司上海总部负责人。1993年8月12日，肖雄文以熊松名义开立深圳证券交易账户（证券账户号码220××××4447）及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托管账户（托管账户号码002××××4447）。1993年至1998年期间，武证公司向肖雄文借用熊松的证券账户，用于该公司进行股票交易。1998年10月14日，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将58×××00股“三特股份”（即“三特索道”）股票登记至熊松的托管账户中。后因“三特索道”公司送、转股，上述股票数量增至87×××50股。2005年8月，武证公司因违规经营被中国证监会取消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2006年3月6日，肖雄文与武证公司协议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2008年1月8日，武证公司被宣告破产进入破产还债程序。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期间，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多次通过电话、QQ与肖雄文联系协商处置“三特索道”股票事宜。2015年4月2日，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向武证公司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提交关于申请授权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处置“三特索道”股票的书面请示。请示的主要内容为：1993年8月12日，武证公司以熊松的名义分别在武汉证券登记中心开设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湖北省股权托管股份有限公司开设托管账户。1993年至1998年期间，武证公司用104号营业部—熊松账户进行了大量证券交易，且与武汉三特索道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多笔抵押融资事项。管理人通过查阅武证公司1993年至1998年财务资料，未发现财务资料中有武证公司与熊松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及交易流水。1998年10月14日，熊松在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托管账户新增58×××00股“三特索道”股票，“三特索道”于2007年8月17日上市，并于2008年5月16日每10股送转5股。根据熊松、肖雄文口述以及三特索道公司提供的信息显示，上述“三特索道”87×××50股统一托管在中信证券中信九席席位上，尚未补充登记至熊松个人账户上。管理人多次与熊松电话联系，熊松表示不知情，请管理人联系肖雄文。后管理人与肖雄文多次电话沟通联系，其表示要求补偿。管理人于2014年10月18日向肖雄文送达了要求协助处置股票变现工作的函，并与肖雄文协商，肖雄文最后提出补偿金额为290000元。请债权人委员会就是否同意授权管理人就处置“三特索道”股票向熊松补偿290000元进行表决。其后，武证公司债权人委员会表决同意了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的请示。武证公司提交的该公司1993年11月3日内部往来收入传票显示收入熊松股资440000元，1995年2月17日取款凭单显示熊松账户取款35455.87元。一审法院认为，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与熊松于2015年4月27日签订的关于共同处置三特索道股票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熊松、肖雄文辩称熊松证券账户中的87×××50股三特索道股票为熊松个人所有，2015年4月27日协议书的签订属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其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其一，2015年4月27日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本案争议的“三特索道”股票系双方合作以熊松名义持有并托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九席”席位上的，熊松在处置完股票后应将扣除29万元权益补偿款的余额部分全部返还给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即熊松与武证公司之间是代持股票的关系，熊松并非股票的真正所有人。武证公司依据协议主张自己的权益并无不当。其二，熊松、肖雄文答辩中对协议内容予以否定，但不能就自己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肖雄文称该股票系其于1993年通过关系认购的三特公司原始股，但在诉讼中肖雄文拒绝就其认购原始股的具体情况进行陈述，也不能提交其认购原始股的缴款凭证等原始凭据。熊松、肖雄文还称双方协议书系在武证公司工作人员哄骗、威胁情况下签订，但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熊松、肖雄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三，87×××50股三特索道股票其价值就普通个人而言应为一项重大财产，熊松、肖雄文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肖雄文还具有证券从业经验，其明知股票为自己所有而与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签订协议，约定将股票处置款交还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显然与常理不符。而且，如果该股票系熊松、肖雄文认购取得的原始股，股票登记在熊松的名下，武证公司也并未控制使用熊松的证券帐户，熊松可以自由交易该股票，则熊松无论是一直持有还是卖出该股票均与武证公司无关，熊松则没有与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签订共同处置协议的必要。反之，如果熊松因其证券账户被武证公司控制使用而导致其不能自由处置自有的股票，从常理分析，则应是熊松积极向武证公司主张自有股票的权益，而不是武证公司主动向熊松主张。本案中，在武证公司向熊松、肖雄文提出协商处置股票之前，熊松、肖雄文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未向武证公司主张过相关股票的权益。由此可见，熊松、肖雄文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有违生活常理，无法予以采信。其四，本案争议的股票现有证据能够显示的来源是1998年10月14日由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登记至熊松的托管账户中，但该次托管不是股票原始取得的来源。对于原始取得，熊松、肖雄文不能提交其认购三特公司原始股的证据，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的内部文件也有“未发现该股份增加的资金是来源于武汉证券的记录”的表述，而经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申请，一审法院向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调查，因时间久远，该股票的原始取得情况亦无法查明。故本案中没有确定的证据能够证明争议股票的原始取得和归属，但从武证公司在1993年至1998年期间借用熊松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事实，结合双方共同处置股票协议的约定，以及武证公司确实存在经营和财务管理违规、混乱以致进入破产的情况，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可以认定该股票系武证公司通过交易购得。综上，熊松、肖雄文的辩称理由不成立，其要求撤销2015年4月27日协议书不予支持，熊松处置完“三特索道”股票后未能依协议约定向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返还股票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应将290000元补偿款之外的余额部分返还给武证公司破产财产管理人，并赔偿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武证公司请求的利息损失系按贷款利率计算，鉴于武证公司正处于破产清算状态，其资金并非用于生产经营，故其利息损失应按存款利率予以计算。肖雄文系熊松配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熊松、肖雄文在本案中不能证明上述债务系熊松的个人债务，故肖雄文应对返还股票处置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熊松、肖雄文反诉请求武证公司支付补偿款290000元，因武证公司诉请返还的款项中已扣除该款，故不存在另行支付的问题；关于1993年11月3日武证公司内部往来收入传票载明的“熊松股资44万元”，系武证公司的内部账目，且发生在武证公司借用熊松证券账户交易期间，熊松、肖雄文不能证明该资金为其私人自有资金，其请求武证公司返还相应本息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熊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股票处置款2173419.62元，并偿付欠款的利息损失（以2173419.62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肖雄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熊松、肖雄文的反诉请求。如果熊松、肖雄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10元，反诉费7962元，均由熊松、肖雄文共同负担。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审理期间，熊松、肖雄文申请调取武证公司熊松账户的全部交易资料。本院经审查认为，熊松，肖雄文的该项调取证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关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规定，故本院对熊松、肖熊文的申请依法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武证公司与熊松签订的关于共同处置三特索道股票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书》的实质是双方关于共同处置涉案股票后如何分配收益，具有最终结算条款的性质。虽然熊松与武证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涉案三特索道股票的原始取得，但武证公司提交的肖雄文与武证公司的QQ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以及双方共同办理账户解锁、并签订具有结算性质的《协议书》等一系列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认定涉案股票为武证公司所有。若涉案股票为熊松所有，熊松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未向武证公司主张过权利，且与武证公司签订《协议书》则不符合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武证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远大于熊松与肖雄文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并非简单推论，而是依据现有证据，根据逻辑推理、日常经验以及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优势证据规则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熊松并非股票的真正所有人，与武证公司之间应是代持股的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熊松、肖雄文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熊松与肖雄文认为《协议书》显失公平，是受武证公司工作人员欺诈、胁迫所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书》合法有效，对武证公司与熊松均具有约束力。熊松应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在扣除29万元补偿款之后，向武证公司返还剩余款项。熊松、肖雄文关于一审判决侵犯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所有权的上诉理由亦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熊松、肖熊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87元，由熊松、肖雄文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小丹审判员  杨豫琳审判员  叶 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华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