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粤7101行初2172号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嘉丽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三东大道南面自编**之一厂房。法定代表人：谭雪英。委托代理人：林东宁，该公司职员。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组织机构代码00751444-2。法定代表人：刘锦东，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杨蜀，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建雄，该局工作人员。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组织机构代码00751433-8。法定代表人：叶志良，职务区长。委托代理人：杜星堂，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湛晓莹，该府工作人员。第三人：陈惠潜，男，197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钟慧博，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嘉丽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丽针织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花都区人社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花都区政府）及第三人陈惠潜工伤认定决定及复议决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4日及2016年12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东宁，被告花都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杨蜀、李建雄，被告花都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杜星堂、湛晓莹，第三人陈惠潜的委托代理人钟慧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嘉丽针织公司诉称：原告与郭运红因工伤认定纠纷事宜，不服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的事实采信有偏差，法律适用有误，郭运红在下班途中所遭受的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具体理由如下：一、郭运红的下班途中车祸死亡的时间和路段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合理时间和合理途经。(一)郭运红于2015年5月25日16时48分打卡提前下班，根据原告公司员工的说法，郭运红下班多数是坐公交回家的，大概路程就20分钟左右，而郭运红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当天的18时30分，时隔差不多两个小时，严重超出了实际所需的合理时间，显然事故发生时郭运红并非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因此不应认定为工伤。（二）郭运红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时间、路线并不等同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上下班途中”既包含了时间因素，又包含了路线因素。它是指劳动者正常工作(或加班加点）的上下班途中，可从上下班时间、行程路线和行程所需时间三个方面的合理性进行理解。具体而言包括两层含义：一、时间：劳动者发生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是发生在从厂出发至到达住址这段时间里；而本案郭运红从厂出发至到达住址短短的3公里路程却花费了差不多2个小时，是不符合常理的。二、路径：劳动者发生交通事故受到伤害是发生在从厂至住址的所可能经过的路径。本案中郭运红在厂出发至到达住址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段郭运红不可能一直逗留在这段路上的，根据当天的情况，其并没有孩子在身边，电动车上也没有菜，故不是因为日常生活必须的活动（接送孩子、去菜市场买菜）而进行绕道。郭运红发生事故的地点正是其家住地址的附近，是郭运红去每个地方回家的必经之路，所以不能咬定只属于上下班途中。然而这就不属于工伤认定的合理路径。如果郭运红在上下班的时间、路线以及目的地的三者关系不合理的情况下，是不能认定为工伤。如果不分清具体情况就一律认定是上下班途中是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则和精神的，也是极不公平和极不科学的。（三）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实践中，对职工是否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伤害的判断，必须要确立“合理时间”的标准。郭运红在下班距离发生事故这段时间，明显是不符合“合理时间标准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二、原告作为交通事故的郭运红的工作单位，有知情权。但是交警并没有告知公司，而是私自与死者郭运红进行了工伤认定的程序，这是不符合程序的。郭运红于2015年5月25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随后进行了相关的工伤认定，在这个程序中，交通部门的交警并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导致原告在2016年5月3日收到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发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才知道自己员工发生交通事故并进行工伤认定。交通部门交警的失职对原告是明显的不公平。综上所述，郭运红的受伤死亡并不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其在下班回家的时间严重超出实际所需的时间，这时间段原告并不清楚郭运红去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完全是不属于上下班途中所认定的时间。所有员工在下班后任何时间段回家发生意外都认定为工伤，那么对企业这一方是绝对的不公平的。被告对郭运红上下班途中不合理时间段发生事故死亡，认定为工伤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程序严重违法，严重偏袒郭运红一方，应当予以撤销，否则对于原告是极其不公的。请求法院：一、撤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花都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对工伤的事实认定清楚。第三人陈惠潜，于2016年3月18日，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描述其妻子郭运红，于2015年5月25日下午18时30分左右，下班回家途中遇到交通事故，送医院抢救后死亡。经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运不承担事故的任何责任，为证明工伤事实，第三人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人的《商事登记信息》、第三人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情况说明》、《事故交通示意图》、《住院病历》、《死亡医学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意见告知书》、《遗体火化证明》及相关发票清单、死者的《工作证明》、《工作证》及《身份证》等证明材料。为查明工伤事实，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依职权对事实进行了调查，于2016年3月23日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于2016年3月28日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第三人于2016年4月11日又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证明书》，由邻居等人证明死者每天上下班均由第三人接送，以及上下班的时间等，并附有证明人的身份证。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依法于2016年4月11日对第三人陈惠潜进行了调查，并做《调查笔录》，第三人说明其于2015年5月25日18时10分左右接死者回家，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者受伤，送医院后死亡。依据《事故交通示意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死者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在通常回家的路上，在接近死者常住地的地段时，遇到车祸受伤后去世，死者在交通事故中无事故责任。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死者的死亡为工伤，并送达原告（由原告员工签收）及第三人处。二、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在本案中，由于死者是在通常的上下班路线上，在常住地附近的路段，遭遇机动车事故死亡，且没有承担任何事故责任，发生事故的时间也是正常的下班时间，故应当依据本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综上，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决定。被告花都区政府辩称：一、被告花都区政府对复议的事实认定清楚，复议程序合法。原告不服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6年6月28日向被告花都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花都区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于2016年7月4日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发出《提出答复通知书》，要求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10日内，向被告花都区政府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或其他材料。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2016年7月8日向被告花都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有关证据材料，随后被告花都区政府于2016年7月11日将该答复书及证据材料向原告送达。被告花都区政府对双方递交的资料进行书面审理后，在2016年8月8日依法作出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16年8月9日依法向原告送达。二、被告花都区政府的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相关证据，郭运红是在上下班的路线上遭遇机动车事故死亡，且郭运红在事故中不承担贵任，因此，郭运红死亡的情形符合前述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综上，被告花都区政府作出的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维持复议决定。第三人陈惠潜述称：同意两被告的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是郭运红的配偶，郭运红是原告的员工，工作岗位是跟板工。2015年5月25日18时30分，郭运红下班途中，在G106线广州市花都区南阳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送医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2015年6月24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作出穗公交花认字[2015]第440121201500094-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运红无事故责任。2016年3月18日，第三人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受理后,于同月23日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同月28日原告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了《情况说明》。同年4月11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向第三人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同年5月3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郭运红的受伤情形，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分别于2016年5月4日和5月11日送达给第三人和原告。原告不服，于2016年6月26日向被告花都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花都区政府于同月28日受理，同年7月4日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送达了《提出答复通知书》，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2016年7月8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材料。被告花都区政府于2016年8月8日作出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维持了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并分别于2016年8月9日、10日直接送达给原告和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撤销被告花都区政府作出的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在本庭庭审中的陈述，原告提供的《工伤认定决定书》、2015年5月份考勤表、证人付某、卜某、江某的证人证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供的第三人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商事登记信息、营业执照、《工伤认定申请表》、《通讯地址确认书》、《情况说明》、工作证明、工作证、郭运红身份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道路平面图、住院病案、死亡证明、死亡鉴定、遗体火化证明、殡仪馆发票、医疗发票、服务列表、《证明书》、证人身份证、《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情况说明、调查笔录、《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被告花都区政府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复议收件回执、《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复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具有受理职工工伤认定申请及作出职工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郭运红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而死亡，其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郭运红因交通事故致死的情形为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花都区政府通过全面审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于原告称郭红运当天下午4时48分下班，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18时30分，从公司到住处的时间不需要90分钟，郭运红是因私事导致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首先，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郭运红的下班时间，其次，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郭运红因私事导致事故发生，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事故发生时间应认定为合理的下班时间，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被告花都区政府作出的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撤销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嘉丽针织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嘉丽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姜巧玲人民陪审员  王桂萍人民陪审员  孙燕妮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吴昆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