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川08刑终138号原公诉机关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朝津，男，生于1962年8月21日，汉族，四川省剑阁县人，初中文化，剑阁县下寺镇三江村原村主任。因涉嫌犯贪污罪，2015年4月17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次日被执行拘留，同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因取保候审到期，剑阁县法院于2016年5月4日继续对其取保候审。2016年7月5日经剑阁县法院决定逮捕，次日由剑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剑阁县看守所。辩护人许春玲，四川思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永奇，男，生于1971年11月20日，汉族，四川省剑阁县人，高中文化，剑阁县下寺镇三江村原党支部书记。因涉嫌犯贪污罪，2015年4月16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次日被执行拘留，同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因取保候审到期，剑阁县法院于2016年5月4日继续对其取保候审。住剑阁县。2016年7月5日经剑阁县法院决定逮捕，次日由剑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剑阁县看守所。辩护人张纯，四川思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芝文，男，生于1956年12月10日，汉族，四川省剑阁县人，小学文化，剑阁县下寺镇三江村原村委会委员、三江村原一组组长。因涉嫌犯贪污罪，2015年4月17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日被执行拘留；同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住剑阁县。因取保候审到期，剑阁县法院于2016年5月4日继续对其取保候审,2016年7月5日经剑阁县法院决定逮捕，次日由剑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剑阁县看守所。辩护人陈进，四川超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蒙子长，男，生于1961年8月23日，汉族，四川省剑阁县人，专科文化，剑阁县林业和园林局中级工程师。因涉嫌犯贪污罪，2015年4月20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日被执行拘留，同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住剑阁县。因取保候审到期，剑阁县法院于2016年5月4日继续对其取保候审,2016年7月5日经剑阁县法院决定逮捕，次日由剑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剑阁县看守所。辩护人赵洪俊，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沈瑜，女，生于1967年6月15日，汉族，四川省剑阁县人，大学文化，剑阁县林业和园林局工作人员。因涉嫌犯受贿罪，2015年4月22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因取保候审到期，剑阁县法院于2016年4月22日继续对其取保候审。现住剑阁县。辩护人安克清，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犯贪污罪、被告人沈瑜犯受贿罪一案，于2016年7月8日作出（2015）剑阁刑初字第12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沈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元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黄安双、贾茜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沈瑜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一、骗取付羊坪退耕还林补偿款的事实：被告人梁朝津原系剑阁县下寺镇三江村村主任，被告人周永奇原系下寺镇三江村书记兼文书，被告人周芝文系剑阁县下寺镇三江村××组组长兼村委会委员。三被告人在协助下寺镇人民政府退耕还林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剑阁县林业和园林局工作人员蒙子长，各自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在明知“付羊坪”集体土地不符合退耕还林的政策，却共同将其纳入退耕还林项目，并谎报为退耕还林地上报。为了使每亩享受230元的补助政策，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及周芝文三人商议以周芝文的名义承包该地搞养殖，并在隐瞒“付羊坪”已退耕还林事实的情况下，以周芝文的名义与三江村××组村民代表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承包了“付羊坪”土地。被告人周永奇、周芝文二人商议后，便以周芝文、周芝文儿子周某1以及周永奇妻子何某1三人的名义作为退耕还林补偿款的领款人上报相关单位。2006年林业部门要求将“付羊坪”土地分成小户，被告人周永奇就以一组45户农户的名义私自制作花名册，将398.3亩分解成45户。2011年的补助款由林业部门通过打卡的方式直接发放给农户，被告人周永奇又再次将398.3亩土地私自分解为33户，并在下寺信用社办理了银行卡，补偿款的支取均由周永奇负责。被告人沈瑜负责造林方面的档案管理，兼任德援项目的出纳以及负责退耕还林检查验收工作，主要检查片区是剑门和下寺。2005年下半年，被告人沈瑜在对“吊索岩”（即付羊坪）进行退耕还林检查时，发现所栽植的林木并非设计规划的桤木和柏木，而是红豆杉，且红豆杉死亡严重，未达到退耕还林合格面积标准，被告人沈瑜当场认定该面积成活达不到合格标准，年终补助资金暂缓兑现。时任三江村村长的被告人梁朝津知道后，要求被告人沈瑜将面积定位合格面积，及时兑现补助资金，并表示以后每年年底会给其几千元钱表示感谢。被告人沈瑜答应了梁朝津的要求，同意将该地的补助资金按期拨付，后期的整改情况也仅仅是在电话上过问，林木存活问题没怎么管过。退耕还林补偿款下发后，被告人梁朝津等人开始联系搞养殖未成，梁朝津、周芝文、周永奇三人商议将补助款予以平分，被告人梁朝津认为被告人蒙子长、沈瑜在退耕还林实施过程中帮了忙，提出给俩人分一部分钱，其余二被告人均表示同意。2005年至2012年领取补助款共计732872.00元，下寺镇林业站收取指导费共计154952.50元，栽树及人工工资等开支共计233952.70元，剩余343966.80元由被告人私分，其中被告人梁朝津分得88475.00元，周永奇分得67696.00元，周芝文分得66283.00元，蒙子长分得69000.00元，沈瑜分得55000.00元，蒙子长及沈瑜的钱均由梁朝津代领转交。五被告人在侦查部门侦查期间，主动交代了骗取退耕还林款的犯罪事实，积极退还赃款。归案后，被告人蒙子长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并经审判查证属实。庭审结束后，被告人沈瑜已经缴纳了50000元罚金。上述事实，有经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并经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物证：周永奇工作笔记本，证实：历年退耕还林补助款的总额、支出情况以及梁朝津等五人的私分数额。2、书证（1）、立案决定书及补充立案决定书，证实：2015年4月16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对周永奇涉嫌贪污一案立案侦查；并于4月16日对周芝文、4月17日对梁朝津、4月19日对蒙子长补充立案、4月21日对沈瑜立案侦查；（2）、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3）、任职文件及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梁朝津于2004年12月至2011年10月担任三江村村委会主任；被告人周永奇于2006年10月至2010年12月期间担任三江村支部书记、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担任三江村支部副书记、于2013年12月再次担任三江村支部书记；被告人周芝文于2001年担任三江村××组组长至2013年2月辞职，期间分别于2004年12月、2007年12月、2010年12月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被告人蒙子长于1998年7月23日被聘用为乡镇林业干部；被告人沈瑜于1996年12月31日被聘用为剑阁县林业局干部；（4）、孟某某移交工作会议记录，证实：孟某某于2005年移交工作后，由被告人沈瑜负责出纳、档案工作，包片范围为下寺和剑门；（5）、剑阁县林业和园林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蒙子长于2011年聘为工程师，2004-2006年在剑阁县林业局绿化造林管理股工作；被告人沈瑜于2011年被聘为林业和园林局工程师，2004-2006年在剑阁县林业局绿化造林管理股工作，时任助理工程师；（6）、情况说明，证实：付羊坪土地因其特殊原因，经召开群众大会研究，该处土地被收归集体，在土地二轮承包时，付羊坪土地无农户承包；（7）、《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当前退耕还林试点工作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00】37号），证实：按照当时的政策，集体坡耕地不能纳入退耕还林试点，已经纳入的要予以纠正，视作荒山造林，每亩给予50元的种苗补助；对于退耕还林事前启动后形成的大户可以纳入本次试点，但是粮食和现金补助必须直接兑换到原土地承包人手中；（8）、退耕还林作业设计说明书及图纸，证实：2005年8月，被告人蒙子长系剑阁县下寺镇退耕还林作业设计人员之一，其职责范围是设计、编写报告、制图、计算、统计；（9）、下寺镇2005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营造林作业设计一览表，证实：在2005年下寺镇退耕还林作业设计过程中，三江村退耕还林的土地类型均为耕地，没有集体坡耕地的土地类型；（10）、付羊坪土地造林合同及卡片、土地承包协议、会议记录，证实：2005年下寺镇三江村45户签订退耕还林合同书，甲方为下寺镇人民政府，负责人为张军，乙方为三江村**村民，此合同是被告人周永奇编造的；（11）、下寺镇三江村退耕还林花名册及资金兑现情况表，证实：2005年至2012年三江村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数额，同时证实制表人为周永奇；（12）、扣押清单及财务凭证，证实：被告人梁朝津退赃98356.29元；周永奇退赃85478.45;沈瑜退账55000.00元；蒙子长退赃69000.00元；元；周芝文退赃68283.00元（审理期间退赃38283.00元）；（13）、剑阁县纪委、监察局的调查笔录，证实沈瑜于2015年4月21日在县纪委、监察局接受调查，她在造林绿化股工作期间，在下寺镇三江村××组检查验收退耕还林期间，收受三江村村长梁朝津送的现金55000元。大概在2005年的下半年。她在对下寺镇三江村××组小地名“吊索岩”进行退耕还林检查时，发现栽植的红豆杉死亡严重，未达到合格面积标准，当场就对梁朝津提出，应视为不合格面积，年终补助资金暂缓兑现，同时还必须进行补栽。梁朝津当时就对她说希望定为合格面积，关照一下，以后每年给她拿几千元表示感谢，她当时就答应了梁朝津的请求。对后来的整改只是在电话上过问过几句，后来就没有管了。大概在年底的一天，梁朝津联系她去喝茶，喝茶的过程中，梁朝津给她一扎现金，她一看知道是银行捆扎好的一万，就收下了。2006年只记得梁朝津给她8000元现金，2007年和2008年共给她15000元左右，2009年给她8000元左右，2010年给她9000元左右。由于时间过的太久，她记不清送钱的时间和地点。2011年在茶园沟梁朝津家中吃饭时给她5000元。她只是2005年对“吊索岩”进行过退耕还林检查，后来大概和林业站去过一次。2005年至2011年，梁朝津每年都送，每年的金额都不一样，一共送了7次，共送了55000元；（14）、剑阁县人民检察院询问通知书，证实因办案需要，沈瑜于2015年4月18日20时到该院接受询问；（15）、2015年4月19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剑检反贪移（2015）01号案件移送函，证实该院在侦办下寺镇三江村书记周永奇等人贪污罪一案中，发现沈瑜涉嫌贪污等违法违纪行为，将该案线索移送剑阁县纪委；（16）、2016年4月27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周志强、张继华办案情况说明，在侦办下寺镇三江村书记周永奇等人贪污罪一案中，同年4月18日通知沈瑜到该院接受询问，沈瑜在接受询问期间不如实陈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声称自己没有经济问题，4月19日该院将沈瑜涉嫌违纪的线索移送剑阁县纪委，剑阁县纪委对其进行了调查，沈瑜向纪委陈述了其在下寺镇三江村的退耕还林工作中收受他人现金的事实。据此该院于2015年4月21日以犯罪嫌疑人沈瑜涉嫌贪污罪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对其传唤和讯问；（17）、人民监督员监督情况表，监督员王某某证实该院在讯问沈瑜的过程中，检察人员无违法、违纪现象；（18）、2014年7月15日剑阁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线索首办移送函，证实廖某某、梁某某等人举报周永奇、梁朝津涉嫌贪污罪一案的线索转反贪局办理。3、证人证言（1）、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她于2008年至2010年初在下寺镇林业站上班，下寺镇三江村属于大户和集体的部分，由周永奇提供花名册，林业站提取一定的费用，其中2007、2008年两年的补助款款是2009年发放的，三江村的补助款是由周永奇在领取；（2）、证人唐某的证言，证实她在下寺镇林业站上班期间主要负责出纳工作，2006年的补助款是其发放的，2006年收了三江村的造林指导费10000.00元，工本费2325.00元等；（3）、证人严某的证言，证实他于2000年10月至2006年8月在下寺镇林业站工作，期间于2000年至2006年8月任该站站长。下寺镇是2000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的，2005年退耕还林的指标下达后，时任三江村的村主任梁朝津找到他，说该村一组付羊坪有一块耕地，想退耕还林，搞点钱给三江村的干部解决待遇，因村干部工资待遇低，他当时就说要造林股规划设计后才可以搞，就叫梁朝津自己去找。后来县林业局造林股是股长孟某、工作人员蒙子长、沈瑜和他一起去付羊坪实地勘查规划，村上是梁朝津和组长周芝文陪同去的，周芝文说土地是集体的。林业局的人看过以后说这块土地可以退耕还林，他当时也同意了。在拿到这块地的退耕还林规划设计图后，就叫他们准备栽树，树苗是县林业局提供的。由于是集体的土地，只能每亩领取50元的种苗补助款，只有以农户的名义承包才能享受230元每亩的补助，他就告诉要找个可靠的人撑头，把合同协议和农户的花名册造好，因为面积太大，要把面积分解到多个农户头上。按政策规定，集体的坡耕地不能实施退耕还林的。2005年的补助款是在他办公室给周永奇发的现金，当时扣了24000元的指导费；（4）、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实他的父亲是周芝文，他没有在三江村××组承包土地，没有与下寺镇签订过退耕还林合同；（5）、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实她不清楚在三江村××组的承包地，退耕还林也不清楚。4、视听资料反映了审讯五被告人的情况，五被告人表示没有异议。5、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梁朝津的供述：2005年，林业局孟副局长及蒙子长、沈瑜到三江村规划退耕还林，在规划三江村××组时，周芝文给梁朝津说，吊索岩还有一块大概三四百亩的集体土地，梁朝津说去找林业局领导看能不能将吊索岩的集体土地规划成退耕还林土地。梁朝津找到林业局孟副局长，孟副局长说要经过实地考察后才能决定，孟副局长安排严某、蒙子长及沈瑜到三江村××组吊索岩现场查看，蒙子长和沈瑜当时就表态吊索岩的集体土地可以纳入退耕还林范围。在勘察规划过程中，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及梁朝津看中了三江村××组付羊坪这块土地，想利用该土地搞养殖。因该片土地是集体土地，不能享受退耕还林的优惠，蒙子长就说国家有大户承包政策，可以找一个人以大户名义承包来搞退耕还林，这样可以争取到每年230元一亩的补助款，因为退耕还林土地不允许个人承包。之后，蒙子长和沈瑜就开始制图、规划，并将退耕还林树确定为红豆杉。在规划过程中，沈瑜提到搞规划太辛苦了，而且没有什么好处，梁朝津就说可以找个大户来承包，反正国家有补助，树苗由林业局提供，自己只负责栽树、补植树苗及管护，到时一起来分退耕还林的钱。梁朝津等人就商议在周芝文家中召集一组村民开社员大会来决定该土地承包事宜，在开会时，由于一组村民均不知道吊索岩土地在搞退耕还林，不知道国家会有退耕还林的资金补助，所以当时一组村民都不愿意承包，周芝文就表态他愿意承包，并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协议，每年租金2000元，部分社员在协议上签字按印。土地承包下来后，周芝文就具体负责安排拉树苗、栽树的运输及人工开支，周永奇负责和周芝文对账，在国家的退耕还林补偿款拨付下来后，在扣除开之后，剩余的钱基本上由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沈瑜及梁朝津五人平分。之所以要给蒙子长分钱，是因为蒙子长参与了该片土地的规划，在此过程中，也是蒙子长想出了“大户承包”的主意。同时，梁朝津还供述，在周芝文家开会时，吊索岩处的土地已经纳入退耕还林的范围之内，被纳入后，蒙子长和沈瑜才开始规划和制图的。以周芝文的名义承包土地的目的就是想将该土地承包下来，由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及沈瑜平分领取退耕还林补偿款。吊索岩的退耕还林款共发放八年，除去开支和管护费以外，剩下的钱由周芝文、周永奇、蒙子长、沈瑜及梁朝津平分。2005年梁朝津分得7600元，并代蒙子长和沈瑜各领10000元；2006年梁朝津分得13000余元，并代蒙子长和沈瑜各领10000元；2007年和2008年梁朝津共分得15000余元，并代蒙子长和沈瑜各领15000元后；2009年梁朝津分得9500余元，并代蒙子长和沈瑜各领9500元；2010年梁朝津分得8000元，并代蒙子长和沈瑜各领8000元后；2011年梁朝津分得8000余元，并代蒙子长和沈瑜各领8000元后；2012年梁朝津分得10000余元，并代蒙子长和沈瑜各领10000元后人，梁朝津代蒙子长领的钱随后交给蒙子长，但是交钱的时间和地点已经记不清楚了，由于当时沈瑜在北京，代领的10000元至今为止还没有交给沈瑜。以上八次都是有周永奇负责分钱，对于分钱的明细，周永奇都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2）、被告人周永奇的供述：2005年三江村退耕还林大户承包的总面积是398.3亩，该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没有划分到户，为一组集体所有，一直空闲，没有耕种。2005年下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镇林业站要求各村申报退耕还林，周永奇和梁朝津准备将该片土地申报为退耕还林，林业局安排了一沈姓女干部及一蒙姓男干部到现场查看，通过确定界限、设计、构图、测绘面积后将该片土地退耕面积确定为398.3亩。周芝文提出要和周永奇、梁朝津、蒙子长合伙搞养殖，周永奇等人表示同意，领取到的补助金在除去必要开支后，将剩余的资金用于搞养殖，后因条件不好，养殖没有搞成，四人就商议把剩余的钱分了，梁朝津提出沈瑜在规划过程中帮了忙，以后验收还需要她帮忙，要给沈瑜分一份。由于以集体名义承包土地不能享受每亩每年230元的补助，四人商议后决定周芝文以个人名义承包付羊坪的土地，2005年10月的一天，周芝文等人召开社员大会讨论该土地承包问题。由于村上群众不知道付羊坪这块地已经被规划为退耕还林的实施面积，没有村民承包，周芝文就将该土地承包下来，并于2005年12月份签订了承包协议。该承包协议内容由周芝文和周永奇共同拟定，该协议没有提及该片土地是承包给周芝文搞退耕还林，只是确定承包给周芝文搞经营。领取补助的花名册是自己与周芝文商量后编造的，付羊坪土地是以周芝文的名义承包的，所以领款人就确定为周芝文和他的儿子周某1，后林业站觉得土地面积太大，要求化小，周永奇就再次增加了自己的妻子何某1作为领款人，并将三人名字上报。2005年12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上面老百姓的签字是周芝文拿去找老百姓签的。2006年林业部门要求将这块土地分成小户，周永奇就将398.3亩分解成45户并上报。。这**的名字都是**的村民，是他们实际上都没有领这个钱，只是用他们的名字造花名册，该名单一直沿用到2010年。2011年的补助款是由林业部通过打卡的方式直接发放给农户，周永奇就又再次将398.3亩土地分解为33户，以这33户村民的名字制作了领款花名册，并在下寺信用社办理了银行卡，领取的补偿款的支取由周永奇负责。后周永奇等人开始在该片土地上栽树，当年验收合格。为了继续隐瞒该片土地已经被规划为退耕还林的实施面积的事实，周永奇等人谎称栽树是因为修公路砍了树，林业局要求补栽。2005年的补助款标准为210元每亩，卫生费每亩20元，398.3亩共计91609元，支付下寺林业站指导费24300元，人工费18000元、承包费2000元、协调费2700元，在算完账后，梁朝津提出蒙子长、沈瑜在争取指标的过程中帮了忙，要给他们分钱，周永奇和周芝文表示同意。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和沈瑜各分得10000元人民币，梁朝津分得7600元左右人民币，周芝文和梁朝津的钱是当场给付的，蒙子长和沈瑜的钱是有梁朝津代领和转交的；2006年补助标准为230元每亩，共领取91609元，支付指导费12000元，林权证工本费和合同卡片费2425元，树苗款12400元，种树、看树费用18258元，土地承包费2000元，卫生费2000元，剩余的钱中，蒙子长和沈瑜各分得10000元，周永奇和周芝文各分得5312元，梁朝津分了13375元，蒙子长和沈瑜的钱由梁朝津代领和转交；2007年和2008年的补助款是一起发放的，每亩230元，共计2292218元（一组集体100亩和付羊坪的398.3亩），扣除支付下寺镇林业指导站指导费57303元，付树苗款25850元，林业站提前预支一组的23000元，实际从林业站领回123065元，在领回的款项中，再扣除2007年种树及看树工资7984.6元，2008年种树、看树工资13065元及运费700元，周芝文垫付的种树工资1000元，看山工资8000元，交一组承包费4000元，一组退耕还林补助款11500元，剩余的76816元中，蒙子长、沈瑜、周芝文、梁朝津及周芝文各分得15000元，剩余的1800元付护林员郑晓燕房租。其中，蒙子长及沈瑜的钱是由梁朝津代领和转交的。2009年补助款是230元每亩，共计91609元，支付林业站指导费18321元，种树、扎路、防线等工资25646.1元，剩余47642元，五人每人各分得9500元，其中蒙子长和沈瑜的钱是有梁朝津代领和转交的。2010年补助款是230元每亩，共计91609元，支付林业站指导费18300元，看管人员工资12000元，不知树苗款及人工费18089元，付搭棚子人工、材料费3220元，共计支出51609元，剩余40000元五人每人分得8000元。其中，蒙子长及沈瑜的钱是由梁朝津代领及转交的。2011年的补助款按照县上要求需要打卡支付，付羊坪土地的补助款也只能分解成几十户，因此周永奇在下寺信用社办理了其编造的相应的农户的银行卡。2011年的补助款总额为91609元，支付林业站20%的指导费后剩余73485元，再扣除农药、铁丝等费用2525元，清杂理乱费用19390元。一组09、10、11年承包费6000元，看山工资4000元，剩余的41570元被五人平分，每人8314元。其中，蒙子长及沈瑜的钱是由梁朝津代领及转交的。2012年共领取补助款73485元，支付树苗款2700元，郑晓燕房租2000元，罗成勇清杂理乱费用10000元，周芝强看山工资8000元，共计支出22700元，剩余的钱被五人平分，每人分得10157元。其中，蒙子长及沈瑜的钱是由梁朝津代领及转交的。在每次领取退耕还林补助款后，均由周芝文、梁朝津和周永奇三人一起算账，然后分钱，沈瑜和蒙子长的钱均由梁朝津代领和转交。之所以要给沈瑜和蒙子长分钱，是因为二人在测绘、设计、构图中帮了忙。（3）、被告人周芝文的供述：付羊坪这块地在2005年退耕还林之前长期无人耕种，付羊坪的退耕还林申报工作是由周永奇在负责，沈瑜和蒙子长在对付羊坪土地进行退耕还林规划时，周芝文、周永奇、蒙子长、梁朝津四人商议准备在付羊坪搞养殖，听说大户承包可以享受每年每亩230元的补助，周永奇和梁朝津就让周芝文以个人名义承包，用该补助款来搞养殖，并召开了社员大会讨论后由周芝文承包该土地，协议约定承包费每年2000元，但是实际上村上并没有让周芝文缴纳该费用。后搞养殖没有成功，周永奇等人就说把钱分了，周芝文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组长，分钱的事做不了主，只有同意分钱。同时，周芝文还供述，每次领取补偿款时周永奇都有记录，自己在领钱时有些时候是签了字的，有些时候没有签，每次分钱周芝文都是领了的，没有签字的也认。付羊坪这块土地是一组集体所有，所得的补助款应该归一组集体所有，周芝文等人以大户名义承包是钻国家政策的空子，骗取国家的钱。规划为退耕还林后，相关手续、名册报送、资金的发放均由周永奇负责，在周永奇第一次发钱时就知道发的钱是退耕还林的补助款了。2006年周芝文接到通知去领钱时才知道领的是付羊坪的退耕还林补助款，在除去承包费、人工工资、指导费后，剩余的钱被周芝文、周永奇、梁朝津、沈瑜和蒙子长五人平分，五人一共分了8次，每人大概分得六至七万元，每人分钱具体数额以周永奇的几张笔记本上的数额为准，领钱时有时在签字，有时没有，每次分钱时周芝文、周永奇和梁朝津三人在场，沈瑜和蒙子长所分得的钱都是由梁朝津代转的。之所以给沈瑜和蒙子长分钱，是因为周永奇和梁朝津说过沈瑜和蒙子长在退耕还林项目上帮过忙。（4）、被告人蒙子长的供述：蒙子长在剑阁县林业局造林绿化股的主要工作职责是造林规划设计、退耕还林勘察设计、有时还参加造林检查验收等。在规划三江村××组退耕还林项目时，蒙子长、周永奇和梁朝津看中了三江村××组付羊坪这块地，想合伙搞养殖。蒙子长告诉梁朝津等人，林业局目前正在搞退耕还林，以集体土地搞只有种苗补助，搞大户承包可以享受每亩230元的补助，蒙子长让梁朝津等人去申请，后申请批准。2005年国家下达了退耕还林指标后，根据林业局的安排，蒙子长和沈瑜对付羊坪的块土地进行规划，将其规划为退耕还林面积，规划后经林业局造林股审批，实施了退耕还林。根据当年的政策，集体土地搞退耕还林不能享受每年每亩230元的补助款，蒙子长就说大户承包可以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想以此套取国家资金来搞养殖，周永奇和梁朝津这件事由他们去办，至于具体怎么办的，蒙子长不知情，只是最后知道是以周芝文自己的名义承包下来了。之后，由于没有资金，养殖项目没有搞成，在他人提议将补偿金分掉时，蒙子长就同意了。2006年的一天，梁朝津在其家中给了蒙子长10000元人民币，并说这是分的退耕还林补助款；2007年的一天，梁朝津在其车上给了蒙子长10000元人民币，由于没有借贷关系，蒙子长也知道这是分的退耕还林补助款；2009年，周永奇给了蒙子长5000元人民币，07和08年一共应该分15000元，由于蒙子长之前欠周永奇10000元，抵扣之后，周永奇就只给了蒙子长5000元人民币；2010年一天，梁朝津在其车上给了蒙子长8000元人民币；2011年梁朝津在其车上给了蒙子长8000元人民币；2012年梁朝津在其蒙子长开的茶楼上给了蒙子长8000元人民币；2013年收取了梁朝津给的2012年的补偿款10000元，共收取补偿款69000元。蒙子长还供述，如果没有造林股前期的规划勘察并同意纳入退耕还林指标，付羊坪的土地不可能划入退耕还林范围，同时，蒙子长还为周永奇等人提供了一些如何能领到退耕还林补助款的政策方面的帮助。退耕还林补助款下来后，村干部打电话询问蒙子长该怎么办，蒙子长说找老板承包，但是联系了几个老板都没有成功，后来，村干部就提议把钱分了，蒙子长表示同意。蒙子长认为，之所以自己能分到钱，是自己起了错误的政策引导作用，同时还因为在规划时把集体坡耕地规划为了退耕还林。同时还供述：退耕还林的政策是，退耕还林的土地必须是个户承包的耕地，集体土地只能荒山造林，只能享受种苗补助，没有退耕还林补助。具体过程是先由农户申请，经林业站和林业局审批同意后，再到县城规划确定面积，退耕还林每年都要要收检查，合格后才能拨付补助款。所谓的大户承包是指以个人或者几个人联合承包一大片土地进行退耕还林搞林下经营。大户承包时先是由大户填写资料向当地政府申请，然后由当地政府上报林业局审批，经审批后可以确定为大户。根据林业局的安排，蒙子长和沈瑜对付羊坪的块土地进行规划，将其规划为退耕还林面积，规划后经林业局造林股审批，实施了退耕还林。蒙子长只参与了规划，具体审批过程蒙子长不清楚。具体审批是由政府和林业局审批，镇林业站要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以文件形式上报林业局，林业局根据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批确定退耕还林。按照当时的政策，付羊坪的土地只能享受荒山造林补助，不能享受230元每亩的退耕还林补助款。即使是能享受230元的退耕还林补助款，该补助款按政策也是发给原土地承包农户，而不是兑现给大户。（5）、被告人沈瑜供述及自书材料：被告人沈瑜的供述及其2015年4月22日的情况说明及悔过书均对其受贿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述，且供述内容一致。被告人沈瑜供述，其于2002年开始在造林绿化股工作，2004年分工后，沈瑜负责剑门（剑门关场镇、汉阳镇、张王乡）和下寺（下寺镇、上寺乡）两个片区的退耕还林的作业设计和检查验收。按照规定，造林绿化股将对当年的造林情况进行20%左右的抽查，并对检查中存在问题的面积形成书面材料下发到林业站。2005年下半年，沈瑜对下寺镇三江村××组的“吊索岩”进行退耕还林检查时，发现该地所栽植的林木并非设计规划的桤木和柏木，而是红豆杉，且红豆杉死亡严重，未达到退耕还林合格面积标准，被告人沈瑜当场认定该面积成活达不到合格标准，应视为不合格面积，年终补助资金暂缓兑现，且在造林季节必须立即进行补栽。同时，沈瑜还发现，该地在设计时将石岩和有林地勾入规划设计图，沈瑜提出要将石岩及有林地扣除。三江村村长梁朝津知道后，单独找到沈瑜，希望沈瑜将面积定位合格面积，及时兑现补助资金，让沈瑜关照一下三江村的退耕还林，并表示以后每年年底会给沈瑜几千元钱表示感谢。被告人沈瑜认为，自己负责下寺片区的退耕还林作业设计及验收工作，自己作为下寺地区的“片长”对前期设计工作毫不知情，背后有很多人插手弄好处费，自己也可以弄好处费，就答应了梁朝津的要求。因石岩和有林地是明显错误，因此对面积做了相应的减少，但是，沈瑜同意将该地的补助资金按期拨付，后期的整改情况自己也仅仅是在电话上过问，林木存活问题没怎么管过。大概在农历2005年年底的一天，梁朝津约沈瑜在沙溪坝一茶楼喝茶，并交给沈瑜现金人民币10000元；农历2006年年底的一天，在下寺某地，梁朝津交给沈瑜现金人民币8000元；农历2008年年底一天，梁朝津在下寺交给沈瑜现金人民币15000元；2009年，梁朝津交给沈瑜现金人民币9000元；2010年，梁朝津交给沈瑜现金人民币8000元；2012年上半年一天，沈瑜和朋友在茶园沟耍时，梁朝津在其家中的厨房交给沈瑜现金人民币5000元。共计55000元人民币。各被告人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人梁朝津及其辩护人何发雄提供的证据剑阁县下寺镇人民政府2007年度退耕还林工程自评工作总结，证实：国家对大户承包是持支持态度，公诉人举证的大户承包方式在2005年已不适用。2、被告人蒙子长及其辩护人何志刚提供的证据（1）、关于报送2005年退耕还林分解任务建议计划的通知，证实：2005年，剑阁县在全省退耕还林计划中任务分解数量为退耕还林1.1万亩，封山育林面积0.5万亩；（2）、剑阁县城镇周绿化和绿色通道建设2005年目标任务分解情况，证实：剑阁县2005年城周绿化任务面积为6687.2亩；（3）、剑阁县林业局关于呈报《二00五年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配套退耕还林）作业设计说明书》的报告，证实：2005年，下寺镇规划退耕还林面积为6095.35亩，其中生态林4929.1亩，经济林1166.25亩；（4）、国家补助测算一览表，证实：2005年度，剑阁县14个乡镇的退耕还林补助均为230元/亩，没有50元/亩的补助情况；（5）、广元市林业局关于2005年度退耕还林工程设计的批复，证实：2005年度省林业厅下达广元市退耕还林工程计划25.6万亩，其中退耕还林15.1亩，荒山造林3.5万亩，封山育林7万亩；（6）、剑阁县下寺镇人民政府2007年度退耕还林工程自评工作总结、国家林业局关于做好退耕还林工程大户承包管理工作的通知，证实：国家以及下寺镇政府对大户承包是持支持态度；（7）、剑阁县森林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高池乡林业站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蒙子长在经过高池乡时，发现有人在砍伐林木，遂向高池乡林业工作站反应情况。高池乡林业工作站经初查，发现高池乡四组村民罗智周砍伐树木，因案情重大，超出向林业站处理权限，于是向县公安局移交线索。剑阁县森林公安于2016年1月12日对罗智周滥发林木一案立案侦查；（8）、对杨某1的询问笔录，证实：杨某1系剑阁县林业局职工，1998年至2011年担任剑阁县林业局副局长，负责分管造林、绿地森林病虫害防治、林业科技推广等工作。剑阁县退耕还林工作于1999年开始试点，2000年开春后正式实施，从2003年后开始补助资金。在剑阁县退耕还林过程中，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山坡、休耕地原则上是不能纳入退耕还林的范围，但是由于广元市及剑阁县对城（镇）周绿化和绿色通道建设下达的有任务，剑阁县从2003年县城搬迁后，下寺周边的荒山、荒坡都要求迅速进行成周绿化，加之退耕还林成本较高，按照50元／亩的国家标准远远不够，为了争取更多的项目补助资金，所以按照农户承包地进行规划设计，以230元／亩进行补助，下寺周边地区的所有坡地都不是农户的承包土地，县政府对此也是知道的，但仍然是以23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助的，2003年至2005年全县没有出现过50元／亩的标准。退耕还林的设计方案先由乡镇申请，林业局造林股派人设计，制定方案，然后经过局里在报市林业局审批。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是由造林股设计人员设计，对于土地是否是由农户承包林业局无法通过书面材料看出，也没有去现场进行核实，只要没有超面积、超标准，符合全县统一规划的就上报市林业局审批。（9）、对孟某某的询问笔录，证实：孟某某于1993年开始在剑阁县林业局工作，1993年至2004年任股长。2002年至2007年任剑阁县绿化委员会副主任，2007年退休。退耕还林作业设计是先根据市上下达的当年全县计划与各乡镇的申请情况综合考虑，在确定当年具体实施退耕还林的乡镇，各乡镇根据农户的申请上报到村，再到政府，政府再上报县上成立的退耕还林小组，领导小组确定各乡镇退耕还林计划后由政府下达。计划下达后，造林股（2004年成立设计队，之后由设计队）到各乡镇报送的村组进行规划设计。设计方案形成后，由县林业局领导开会研究审定，报市林业局批复，批复后由各乡镇根据设计方案具体实施。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因经济林和用材林而不同，用材林的补偿标准是不超过50元/亩。230元/亩的补偿标准是针对农户承包耕地进行退耕还林的补偿标准，该标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好掌握，只能根据各村、组自己的上报情况确定，林业局无法具体核实是否真正承包到户。加之下寺镇城周绿化任务量大，需要把县县城周边所有的荒山、荒坡、弃耕地全部纳入退耕还林，所以，县城周围弃耕坡地的设计均是按230元/亩的标准设计。这种操作模式县上各级领导均是明知的。在退耕还林实施后，由乡镇和县林业局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由乡镇报林业局，林业局报财政局，再由财政局将补助款拨付到乡镇财政所后拨付农户，款项的拨付不再由设计队负责。3、被告人沈瑜提供的证据被告人提供了下寺镇政府文件以及历年退耕还林验收报告表，证实：退耕还林的历年验收结果均为合格，且自2007年以后，自己不再担任验收工作，自己没有利用职权。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付羊坪土地原则上是不能纳入退耕还林的，如果要纳入就要分解到户，如果没有分解到户，那就每亩50元的种苗补助。退耕还林时不允许收取指导费的，沈瑜负责剑门、下寺施工、经查验收，蒙子长在造林股，主要是勾图。2、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他在2005年在造林股工作，沈瑜负责下寺、剑门，蒙子长是搞规划、设计的，退耕还林应该要调查土地权属，可能没有看过，是村组带上去看的，他没有参加。3、证人严某的证言，证实他曾经在下寺林业站工作，2005年实行的退耕还林，他们通知村上看哪些地方有集中需要退耕还林的就申请，三江村当时是梁朝津，他和造林股股长孟某关系好，一起搞规划设计，孟来看了后认为适合载一些中药材树种，叫红豆杉，就定了，参与人员有村上的队长、书记、蒙子长、沈瑜及他规划后，下半年10月份载的树，过后由造林股验收，沈瑜挂这一片的技术员。集体的土地只能每亩50元的种苗款，老百姓承包的土地可以享受230元，付羊坪也只能享受50元的种苗款。4、证人孟某的证言，证实付羊坪土地实施退耕还林，他没有去过现场，设计作业上有他的名字。集体的土地只能是50元补助，不能收取指导费。二、骗取13.39亩退耕还林补偿款的事实：2005年三江村××组退耕还林面积中，林业部门勾图确定的135.6亩中，被告人周永奇、梁朝津及周芝文以周永奇母亲陈某的名义虚报6.3亩、以周芝文儿子周某1的名义虚报7.09亩，骗取2005年至2013年的退耕还林补偿款共计24637.60元后予以私分。其中，周永奇分得17276.60元，周芝文分得2051元，梁朝津分得5310元。另外2013年的补偿款3079.70元尚在周永奇保存的陈某、周某1一卡通内。上述事实，有经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并经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退耕还林卡片、合同书，证实：2005年，三江村××组村民周某1、陈某与下寺镇人民政府签订退耕还林合同，分别将河对门的面积为7.09亩和6.3亩坡耕地退耕还林；（2）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资金明细表，证实：周某1及陈某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分别领取1630.7元及1449元退耕还林补偿款，周某1共领取11414.9元，陈某共领取10143元，共计21557.9元；（3）周某1一卡通交易查询明细，证实：周某1账号为88×××89的一卡通存折分别于2008年1月29日、2009年5月20日、2010年2月4日、2011年4月7日、2012年5月26日及2013年2月22日均发生退耕还林款1630.7元的存入交易；（4）陈某一卡通交易查询明细，证实：陈某账号为88×××87的一卡通存折分别于2008年1月29日、2009年5月20日、2010年2月4日、2011年4月7日、2012年5月26日及2013年2月22日均发生退耕还林款1449元的存入交易；2、证人证言（1）证人周某1证言，证实：周芝文系周某1父亲，周某1自己没有在下寺镇三江村××组承包过土地，没有与下寺镇人民政府签订过《退耕还林合同书》，也未委托过其他人代其签订该合同书；同时，以周某1名义在剑阁县信用联社下寺信用社开户账号为33×××93的存折也不是周某1的，也从来没有在该存折上取过钱；（2）证人陈某证言，证实：陈某本人名下没有退耕还林的面积；除了丈夫的退耕还林补助款以外儿子周永奇没有再给其拿过其它退耕还林补助款；3、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周永奇的供述：2005年，三江村××组个户退耕还林面积135.6亩，分摊给农户后剩余13.39亩，周芝文、周永奇以及梁朝津三人认为村组干部的务工报酬较低，便商议将个户退耕还林中剩余的13.39亩补助金算成务工补助，三人以周永奇母亲陈某、周芝文儿子周某1的名义领取和私分，2005年至2007年补助款被周永奇和周芝文平分，各得4618元；2008年至2010年的补助款被周永奇、周芝文和梁朝津三人平分，各分得3079元；2011年补助款被三人平分，各分得1025元；2012年补助款3079元被三人平分，各分得1026元。（2）、被告人梁朝津的供述：三江村××组岩下在退耕还林勾图过程中多了十几亩土地，周芝文和周永奇就想办法虚报户头把退耕还林补助款套出来，其中有五年的补助款被周永奇、周芝文和梁朝津三人平分，梁朝津共分得四五千元，用于家庭开支。（3）、被告人周芝文的供述：2005年，三江村××组河对面有一片退耕还林土地，给村民分摊到户后还剩余13.39亩，周永奇和梁朝津给周芝文说一组事情多，且每年工资低，这十几亩补偿款给周芝文解决点钱，到2015年时，周芝文才知道这部分补偿款是周芝文以其母亲陈某和周芝文儿子周某1的名义在领取。三、骗取征地补偿款的事实：2009年上半年在下寺镇三江村二、三组征地过程中，被告人周永奇和梁朝津认为村干部工作辛苦，二人便找到时任统征办主任杨某2，要求解决部分费用，经过商量后，杨某2决定以虚增苗圃的方式给集体解决一部分资金。在制表过程中，杨某2安排王某在花名册中加入梁朝猛的名字，将0.5亩的耕地写入梁朝猛名下，另将不在征地测绘总面积范围的11.225亩集体麻柳林纳入征地范围，该方案给被告人梁朝津看后，由其代表村委会签字同意。补偿款下发后，被告人周永奇以梁朝猛的名义领取了虚增0.5亩耕地补偿款9446.95元，被告人梁朝津以自己的名义领取了集体名下虚增核桃苗圃11.225亩的补偿款56126.29元。上述事实，有经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并经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剑阁县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明细表（三），证实：2009年6月8日填写的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明细表中，以集体名义上报苗圃16.225亩，涉及补偿金额为81126.29元；（2）、剑阁县征收土地补偿费用明细表（一），证实：2009年7月15日填写的征收土地补偿费用明细表中，以梁朝猛名义上报集体耕地0.5亩，涉及补偿金额为3393元，扣除集体应缴纳失业保险金后，实领金额2652.02元；（3）、剑阁县征收土地安置补助费明细表（二），证实：2009年7月15日填写的土地安置补助费明细表中，以梁朝猛名义上报耕地0.5亩，涉及补偿金额为6786元，扣除集体应缴纳失业保险金后，实领金额6444.93元；（4）、剑阁县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明细表（三），证实：2009年7月15日填写的征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明细表中，以梁朝猛名义上报耕地0.5亩，涉及补偿金额为350元；以集体名义上报的核桃苗圃11.225亩，涉及补偿金额为56126.29元；2、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证言，证实：王某系剑阁县土地房屋征收中心职工，2007年至2013年9月在剑阁县工作，具体的工作是对被征用土地进行丈量、登记、制作征收方案。在龙江大道××江××段建设征地过程中，杨某2说梁朝津和周永奇找过他，要求对河边上未丈量到户的集体麻柳林进行补偿，经杨某2和村干部协商，决定将不在征地测绘总面积中的11.225亩集体麻柳林按苗圃标准补偿给集体。同时，补偿明细表中的“梁朝猛”的名字也是王某按照杨某2的要求加进去的，原始资料中并没有这个人。在制作方案的时候他记得这11.225亩是集体的，怎么变成梁朝津的他不清楚。（2）、证人廖某证言，证实：在龙江大道××江××段征地过程中，廖某前期参与了土地丈量及部分附着物登记工作，并制作征收方案，后来的方案是王某做的。2009年7、8月份时，梁朝津在下寺乔丹服饰库房给他15000元说是给杨某2、王某和他的电话费，让他转交，廖某留下5000元后，将剩下的1万元在杨某2办公室交给了杨某2，并说这是梁朝津给他和王某的钱。（3）、证人杨某2证言,证实：2006年7月至2009年7月任剑阁县统征办主任，2009年上半年在三江村二、三组征地过程中，三江村书记周永奇和村长梁朝津找到他，提出将在靠近征地河边的拟征地12亩多一并征收，用于解决灾后重建集体债务问题，当时他考虑征地面积过大，政府经费困难，他提出以苗圃补偿形式解决村上集体的债务，就安排工作人员增加了12亩多苗圃青苗补偿并要求做方案时补偿给三江村集体。征地款拨付后，廖某给他拿了5000元钱，梁朝津说在征地过程中说大家辛苦了，表示感谢。梁朝猛名下0.5亩他不清楚，梁朝津的11.225亩苗圃补偿是事先村上找他解决三江村集体债务的，而不是解决给梁朝津个人的；（4）、证人周某2证言，证实：他是三江村二组组长，在国土部门征地过程中，他协助过相关工作，事后，梁朝津给自己拿过1万元的辛苦费；（5）、证人何某2证言，证实他是下寺镇三江村**人，1997年至今在下寺国土所工作，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任下寺镇国土所副所长，2015年至今任所长。大概在2009年，县国土局在下寺镇三江村二、三组征收土地，因老百姓觉得征收的费用过低，不同意征收。当天下午统征办主任杨某2叫他去其办公室，告诉他征收土地的动员会没有开成功，叫他回去给老百姓做工作，第二天必须进场量地，当时他同意了，他和杨某2、梁朝津三人到现场去看了下，三人在摆龙门阵的过程中，杨某2说这个会没有开成功，反正明天要量地，叫他们回去做工作，征完地以后，给三江村集体解决5万元左右的费用，他估计在说这个话之前杨某2已经和梁朝津、周永奇沟通过。第二天在量地的规过程中，梁朝津、周永奇和他在河边，梁朝津提出再争取点费用，他叫先去找统征办的廖某和王某，后面他再去说一下。3、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梁朝津的供述：被告人在其第六次讯问中供述：在龙江大道××江××段建设征地过程中，梁朝津等村上干部觉得很辛苦，便和周永奇商量后找到廖某、赵树伟，提出解决四五万经费，廖某、赵树伟二人表示同意。当时商量的是不敢多报土地面积，便以多报苗圃面积方式套取资金，后来在编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表时就多报了11.225亩苗圃面积，具体编造由廖某等人负责，领取了五万六千多元的资金。后梁朝津给了二组组长周某2一万元，在江岸××城步行街口的乔丹服饰店给了廖某现金一万五千元；同时，周永奇知道虚报11.225亩苗圃的事情，并没有提出意见，最近才知道周永奇也以梁朝猛的名义上报0.5亩土地并领取了款项，三江村并没有梁朝猛这个人；被告人在其第七次讯问中供述：国土局在做三江村二组征地方案后，下寺国土所的工作人员何某2将国土局征地方案拿给梁朝津和周永奇看，方案上增加了11亩多的苗圃补助和0.5亩的土地补偿，这些都是国土局干部增加的，梁朝津和周永奇二人事先并不知情。何某2告诉梁朝津二人这是整的辛苦钱，梁朝猛的钱由周永奇领取，何某2自己拿2万，给廖某1.5万元，剩余的钱由梁朝津安排，梁朝津和周永奇二人表示同意。在领取到11亩多的补偿款5.6万元以后，梁朝金在自己家中交给何某22万元人民币；几天后，在江岸××城步行街口的乔丹服饰店给了廖某现金1.5万元；给了二组组长周某21万元，剩余1.1万元被梁朝津用于给人家庭开支；被告人在其第八次讯问中供述：在丈量地的时候，梁朝津向国土部门工作人员何某2、杨某2提出村干部工作辛苦，希望给村干部解决点烟酒钱。在做方案过程中，何某2打电话给梁朝津，告知梁朝津虚增领取补偿款的项目是苗圃，领款人写的是梁朝津的名字，梁朝津当即表示同意，后何某2将明细表交给梁朝津时，梁朝津在征地方案上签上村委会同意该方案的意见。补偿款发到村上以后，何某2打电话给梁朝津，告诉梁朝津有5.6万元的补偿款，要给廖某1.5万元，给何某22万元，剩余钱由梁朝津自行安排。后梁朝津按照何某2的意思给何某22万元，廖某1.5万元，周某21万元，被梁朝津拿走剩余的1.1万元。同时，周永奇告诉梁朝津，何某2让周永奇领取明细表上的梁朝猛名下的0.5亩补偿款被他领取了。（2）、被告人周永奇的供述：被告人在其第六次、第七次讯问中供述：在2009年龙江大道××江××段建设征收三江村二组土地过程中，国土工作人何某2将征地方案交给周永奇和梁朝津并告诉二人，以梁朝猛名义上报的0.5亩土地的补偿款是给周永奇解决的工作经费，11.225亩核桃苗圃是给梁朝津解决的工作经费，实际上三江村并没有梁朝猛这个人。在补偿款发放到村上后，周永奇领取了梁朝猛名下的0.5亩土地补偿款，共计9446.95元，周永奇只知道梁朝津领取5.6万元补偿款后给了周某21万元。在本案立案后，被告人梁朝津退赃98356.29元；被告人周永奇退赃85478.45元；被告人周芝文退赃68283.00元；被告人蒙子长退赃69000.00元；被告人沈瑜退赃550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退耕还林工作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被告人蒙子长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343966.80元，其中被告人梁朝津分得88475.00元，被告人周永奇分得67696.00元，被告人周芝文分得66283.00元，被告人蒙子长分得69000.00元；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三人伪造13.39亩退耕还林资料，共同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27717.30元，其中被告人周永奇分得20356.30元，被告人周芝文分得2051元，被告人梁朝津分得5310元；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二人在协助人民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其中被告人梁朝津骗取56126.29元，被告人周永奇骗取9446.95元。由于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个人的贪污数额不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认定，应以个人所参与的共同贪污数额认定犯罪金额；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故认定被告人梁朝津的贪污金额为424730.69元，被告人周永奇的贪污金额为381131.01元，被告人周芝文的贪污金额为368604.20元，被告人蒙子长的贪污金额为343966.80元。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的指控罪名成立，予以采纳，但指控数额有误，予以纠正。被告人沈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退耕还林工程验收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55000元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对被告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对被告人沈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梁朝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二、被告人周永奇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三、被告人周芝文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四、被告人蒙子长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五、被告人沈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六、对各被告人在办案机关退赔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未退赃的部分继续追缴后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随案移送的周某188×××89账号内的退耕还林款1630.7元、陈某88×××87账号内的退耕还林款144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梁朝津的主要上诉理由：1、自己不符合贪污罪主体的要求；2、原审法院认定骗取付羊坪退耕还林补偿款错误，在付羊坪申请立项到行政机关审批，自己均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以骗取补偿款为目的提供虚假资料误导审批部门作出决定；3、13.39亩退耕还林补偿款认定错误，自己虽有伪造他人名字冒领补偿款，但此款属于集体或农户所有，不属于公共财物的范畴；4、原审法院认定自己骗取征地补偿款56126.29元事实错误，此款是土地征收部门为了解决村干部经费，伪造了农户名字及虚增部分面积，上诉人没有具体实施这一行为。辩护人许春玲的辩护意见：1、原审法院采用的相关法律文件，已经被另外的文件所替代，按照新法适用旧法的原则，应当适用新法；2、付羊坪土地是合法的行为，其纳入退耕还林的计划，是相关部门所决定，不是梁朝津所决定，在此期间内，虽然由大户转变到小户，但不是其个人的行为所致，是政府的职能行为；3、在梁朝津等人承包土地前，该土地已经纳入退耕还林计划中，2003年到2005年剑阁县从未出现过50元每亩的土地赔偿标准，原审法院认定错误，国家也并未因上诉人的行为受损；4、本案实际是集体利益受损，受损的是尚未承包的农户，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处理；5、关于13.39亩的退耕还林款，上诉人事先并不知晓，事后分得了该款，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应当按照其实际所得的款项追究其刑事责任；6、关于龙江大道××江××段的征地补偿款，虚增苗圃的行为不是上诉人实施的，上诉人应作为从犯处理，按实际占有的11126.29元作为犯罪所得。上诉人周永奇的主要上诉理由：1、自己不符合贪污罪主体的要求；2、自己没有骗取付羊坪退耕还林款的行为。在付羊坪申请立项到行政机关审批，上诉人均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以骗取补偿款为目提供虚假资料误导审批部门作出决定；3、上诉人没有骗取13.39亩退耕还林补偿款的行为。上诉人虽有伪造他人名字冒领补偿款，但此款属于集体或农户所有，不属于公共财物的范畴。4、原审法院认定自己骗取征地补偿款9446.95元事实错误，此款是土地征收部门为了解决村干部经费，伪造了农户名字及虚增部分面积，上诉人并不知晓土地征收部门的行为。辩护人张纯的辩护意见：1、一审无实际证据证明退耕还林补偿款均是周永奇等人恶意骗取所得，退耕还林补偿款最终能否取得还要得到林业局的确认，虽然其隐瞒可以领取补偿款的事实，也隐瞒该地被纳入退耕还林的情况，但是上诉人并无虚构的事实行为；2、上诉人是按照职能部门的要求，为了领钱方便，才制表，主观不是为了骗取补偿款，2005年12月份，周芝文已经和村上签订合同，之后土地再进行退耕还林，就符合相关规定，因此2006年之后的补偿款，应当属于合法范围；3、一审认定互为主犯不当，周永奇当时是村支书，主要职责在三江村内，本案中，退耕还林的验收、规划、拨款等均是由林业部门决定，而不是周永奇所决定，本案的罪名定性，利用职务之便的才是主犯，虽然周永奇在本案中实施不少行为，但是其是依附于实际实施职务之便的行为人；4、在剑阁县退耕还林的过程中，是否系荒坡地、是否系大户承包，对最终取得230元每亩的补偿款没有影响；5、关于虚增集体苗圃骗取征地补偿款的问题，梁朝津、周永奇二人虽然提出申请经费，但是实际上并未做出任何行为，梁、周二人实施违法行为，但是依附于他人的职务之便行为实施，应当认定为从犯，应当依法减轻处罚。上诉人周芝文的主要上诉理由：1、上诉人没有与他人伙同剑阁县林业和园林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土地退耕还林；2上诉人主观上没有占有公共财物的直接故意，分的钱一直以为是退耕还林款，不清楚已违反国家政策；3、上诉人即使有罪也应认定为从犯。辩护人陈进的辩护意见：1、本案认定周芝文构成贪污罪证据不足，其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结合一审认定的证据，虽然上诉人领取退耕还林款项，但是不能认定就是贪污的行为；2、本案实际上是以周芝文的名义，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三人共同承包与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无实际上的关系，其对退耕还林的范围、情况均不知情；3、在承包土地之后，周芝文是先后按照要求种植红豆沙、漆柏树、核桃树，且其种植的成果也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的确进行退耕还林的行为；4、周芝文事先并不知道退耕还林有230元每亩的补助，其在认为已签订合同，且自己也的确在种树，因此周认为这笔款项是自己应当所得的劳动报酬，在事后知道这笔资金不应当领取的情况下，主动退还；5、结合本案，实际上周芝文在本案的损失最大，其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且其身体情况较差。综上，如果法院认定其有罪，建议结合其实际情况，对其判处缓刑。上诉人蒙子长的主要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公诉机关指控我们共谋，我没有共谋的行为，在申报的过程中我均不知情。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那块地是必须纳入退耕还林，不是我们骗取，是合法的行为；且也是在检查验收合格之后才开始拨款，如果是骗取的话，肯定就不会拨款；2、我本人也是承包人之一，在准确搞养殖业的之前也有相关的开支，这个钱我认为也该拿，我没有骗取退耕还林的资金，没有贪污的行为；3、我在职期间任劳任怨，且我家庭情况特殊，希望对我从轻处罚。辩护人赵洪俊的辩护意见：1、就本案而言，蒙子长在2004年与三人有过接触，其事先已经商议过关于搞种植的情况，事后蒙子长依据相关的文件，告知有关于退耕还林、大户承包的项目，因此在本案的起意上应当是咨询，而不是共谋；2、在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领取到第一款项之后，告知蒙有继续承包的意愿，聘请其当技术指导，因此，蒙对退耕还林的过程并不清楚；3、根据相关的文件，2007年6月18日止，他们领取的款项应当属于合法范畴，只是没有分解到户，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分解到户的行为也仅仅只是一种管户的行为，这属于民事的行为，至于具体怎样分解到户，蒙子长并不知情，无证据证实其明知虚报的行为；4、蒙子长的身份仅仅是勘验的设计员，其任务仅是现场勘验的技术工作，但是其无职权规定退耕还林的补助资金，因此其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蒙子长只是提供一个法律性的意见，其行为应当认定无罪，且应当表扬其积极宣传的行为；5、蒙子长实际上分得款项为4.1万元，而不是6.9万元，且4.1万中也应当包含其技术指导费用和相应开支。上诉人沈瑜的主要上诉理由：1、我没有收取过5.5万元，只收取了2.3万元，我一直都没有供述过收取过5.5万的事情，而且在侦查机关的时候，我作的笔录都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他们说，我按照他们说的所写，这样才形成笔录；2、在整个案件中，我认为我没有提供职务上的便利，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在金额认定上我认为自己很冤枉，希望二审法院对我进行公正的判决。辩护人安克清的辩护意见：1、一审法院认定沈瑜有受贿的行为不持异议，但是对其受贿金额有异议；其认定的数额应当是16100元；2、结合沈瑜的供述，从整个过程来看，4月18日到21日，询问时间在36小时之上，对其进行两次询问，根据相关规定，询问时间不的达到24小时，因此本案证据的合法性存疑，综合全案证据，卷宗只有沈瑜的一次询问笔录，还有一次询问笔录并不在卷宗；3、无法完全认定梁朝津将所有的钱全部转交给沈瑜。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意见：1、国法办【2002】年10号、37号文件并未被明确废止，相关文件的出台，只是对文件进行补充，新法规只是对旧法规的补充和细化，在内容并未被废止；2、本案中，上诉人采取冒用农户资料，领取补助款项；3、结合本案的实际证据，付羊坪土地仅能进行荒山造林，因该土地的坡度大于退耕还林的标准，该地的特殊情况，无农户承包，且梁等人事先隐瞒退耕还林有补助款的事实，为周芝文承包该地提供有利基础；4、在一审中讯问过是否上诉人及辩护人是否需要出示同步录音录像，但上诉人及辩护人均予以否认。综上，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开庭审理，上诉人蒙子长及辩护人出示了张中华会议笔录。证实大户承包方式，下寺镇当时对三江村大户承包的意见。检察员的质证意见是：1、该证据系复印件，证据来源存疑；2、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仅仅证实是个人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对原审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退耕还林工作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上诉人蒙子长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343966.80元；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三人伪造13.39亩退耕还林资料，共同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27717.30元；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二人在协助人民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其中上诉人梁朝津骗取56126.29元，上诉人周永奇骗取9446.95元。故认定上诉人梁朝津的贪污金额为427810.39元，上诉人周永奇的贪污金额为381131.05元，上诉人周芝文的贪污金额为368604.20元，上诉人蒙子长的贪污金额为343966.80元，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周芝文、蒙子长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沈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退耕还林工程验收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款55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原审法院认定罪名成立，认定各上诉人涉案犯罪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认为自己不符合贪污罪主体的意见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及辩护人认为13.39亩退耕还林款项属于集体或农户所有，不属于公共财物范畴的意见以及在该事实中上诉人应认定为从犯的意见。经查，该土地的退耕还林款项系上诉人梁朝津等人虚报他人名义套取，该款项系国家资金，同时梁朝津等三人在共同犯罪的过程中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故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没有实施骗取征地补偿款的行为以及应认定为从犯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在要求解决经费的过程中，明知他人使用虚假手段套取国家资金，仍然签字确认相关手续，并实际领取骗取的国家资金，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同时在该次犯罪的过程中各被告人的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故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梁朝津、周永奇及辩护人认为付羊坪土地纳入退耕还林计划合法，是相关部门的决定，不是上诉人行为的意见。经查，付羊坪地块在土地承包时系没有划分到户的集体土地，根据当时相关政策、法规，集体土地不符合退耕还林的政策，上诉人梁朝津等人明知该情况的前提下，仍然上报相关资料，并在上诉人蒙子长的协助下最终使该块土地退耕还林并取得了相应的补偿款，上诉人具有骗取补偿款的行为，故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梁朝津的辩护人认为付羊坪土地的退耕还林款项系实际未承包到户的农户的利益，应按民事案件处理的意见。经查，付羊坪地块系集体土地不符合退耕还林的要求，上诉人等骗取的系国家退耕还林资金，国家利益受到损失，上诉人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故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周芝文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没有与他人伙同林业与园林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土地退耕还林以及主观上没有占有公共财物的直接故意的意见。经查，上诉人与梁朝津、周永奇、蒙子长在付羊坪地块退耕还林前有过商议，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几人分工配合，共同实施了骗取国家退耕还林款项的行为，导致国家资金损失，故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周芝文的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在承包土地之后，按照要求种树进行了退耕还林的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承包该土地后所种树苗并非规划所确定树苗种类，种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验收，从而达到领取退耕还林款项的目的，故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蒙子长及辩护人认为自己只是提供咨询意见，没有与梁朝津等人共谋，退耕还林的申报过程不知情的意见。经查，上诉人蒙子长与梁朝津等人在明知付羊坪土地为集体土地的情况下，提供意见让梁朝津等搞大户承包，同时在梁朝津等人将该地块作为退耕还林地上报后明知属于集体土地还进行了规划，虽没有全程参与对该土地纳入退耕还林的过程，但如果离开其提供的意见、设计规划的环节，该土地就不能最终被确定为退耕还林土地而享受国家补助，其与梁朝津等人事前共同商议，事中利用自己规划设计的职权便利帮助实施套取补助款，应与梁朝津构成共同犯罪，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沈瑜及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实际只收取了23000元贿赂款项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中及自书材料中均对自己收受款项的总数额及每一次收受贿赂款的数额进行了供述与行贿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其收受55000元贿赂款项的事实，故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师德雄审判员  闵 跃审判员  唐 瑞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潘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