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2059号原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杨俊。委托代理人王安，上海红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延，男，1969年7月22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被告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徐惠林。委托代理人蒋旭东。第三人徐州鑫利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法定代表人张安。原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延、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谆公司)、第三人徐州鑫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利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安，被告一谆公司委托代理人蒋旭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延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安，被告一谆公司委托代理人蒋旭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延、第三人鑫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诉称：2013年8月1日，原告经被告孙延介绍，与被告一谆公司签订了《服装加工合同》，约定被告一谆公司为原告加工两个型号的服装，服装的原材料由原告自行购买并提供，原告需向被告一谆公司支付加工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57,040元，被告一谆公司应于2013年9月5日前交付全部加工物。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支付了服装加工费，并提供了全部的服装原材料。然而，被告一谆公司未能按约交付加工物。后经原告、被告孙延、一谆公司多次沟通，被告孙延于2014年10月15日向原告出具了《协议》，承诺由其个人解决被告一谆公司未交付加工物一事，如未能在2014年11月前解决并提供加工物的，将承担原告总价值68万元(含加工费和原料款)的经济损失，并于2014年12月前现金赔偿。《协议》签订后，两被告仍未能履约，原告多次催要无果之下，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签订的两份《服装加工合同》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合同项下的加工物款号分别为7766KJ901男士带帽夹克衫、8808KJ201男士夹克衫)；2、被告一谆公司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257,040元，并赔偿原告原料损失432,645.89元；3、被告一谆公司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交货违约金(以68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被告孙延对被告一谆公司的上述第2、3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签订的两份《服装加工合同》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合同项下的加工物款号分别为7766KJ901男士带帽夹克衫、8808KJ201男士夹克衫)；2、被告一谆公司返还原告支付的加工费257,040元，并赔偿原告原料损失432,645.89元；3、被告孙延对被告一谆公司的上述第2项付款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一谆公司辩称：首先，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之间不存在服装加工合同关系。原告的原料是提供给第三人鑫利公司的，其提交的服装加工合同也是复印件，被告一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其次，被告孙延出具的《协议》可以看出，应由第三人鑫利公司交货，付款责任则应由孙延承担；最后，被告一谆公司仅是出借了账户给被告孙延走账，被告一谆公司已将原告支付的加工款中的21万元转给了第三人鑫利公司，剩下的37,040元根据被告孙延的合伙人的要求已支付了现金，仅余1万元作为借用账户的财务成本留在了被告一谆公司的账户内。综上，原告起诉被告一谆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一谆公司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被告孙延未作答辩。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以传真方式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合同编号为合同1，项下的加工物为款号7766KJ901的男士带帽夹克衫)，证明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之间有服装加工合同关系，合同明确约定被告一谆公司应在2013年9月15日前交货至原告上海仓库。2、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以传真方式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合同编号为合同2，项下的加工物为款号8808KJ201的男士夹克衫)，证明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之间有服装加工合同关系，合同明确约定被告一谆公司应在2013年9月15日前交货至原告上海仓库。3、2013年10月29日被告一谆公司开具给原告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对应款号8808KJ201男士夹克衫，金额合计114,240元)，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服装加工关系，原告已付加工款114,240元。4、2013年11月25日至2013年12月5日被告一谆公司开具给原告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对应款号7766KJ901男士带帽夹克衫，金额合计142,800元)，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服装加工关系，原告已付加工款142,800元。5、2013年11月30日、2013年11月20日、2013年12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3份，证明原告向被告一谆公司支付加工款合计257,040元。6、上海华申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申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2013年8月1日原告与华申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及华申公司开具给原告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金额合计368,443.19元)，证明原告为涉案的两份服装加工合同备料，因此产生原料损失368,443.19元。7、吴江辉虹工艺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虹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2013年8月1日原告与辉虹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及辉虹公司开具给原告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金额合计6,936元)、中国工商银行付款回单1份，证明原告为涉案的两份服装加工合同备料，因此产生原料损失6,936元。8、2013年7月31日原告与上海力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锐公司)签订的《力锐拉链购销合同》复印件2份(分别对应款号8808KJ201男士夹克衫、款号7766KJ901男士带帽夹克衫)及相应的购销明细(附件)复印件2份及力锐公司开具给原告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金额合计57,266.7元)、中国工商银行付款回单1份，证明原告为涉案的两份服装加工合同备料，因此产生原料损失57,266.7元。9、2014年10月15日被告孙延出具给原告的《协议》，证明被告孙延对原告及被告一谆公司之间的债务承诺债务加入，若被告一谆公司在2014年11月之前未交货，其自愿承担赔偿68万元，赔偿款中包含了原料损失及加工费。被告一谆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一谆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签订过书面的加工合同，仅仅是被告孙延接了原告的业务后，借被告一谆公司的账户走账，且被告一谆公司收了原告的加工款之后也已经将大部分的加工款转给了实际加工商第三人鑫利公司，转账金额是21万元；对证据3、4、5无异议，被告一谆公司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加工款257,040元；对证据6、7、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是原告与案外人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书上面的表述有问题，并非是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且被告孙延自愿加入债务，更能印证加工业务是被告孙延操办的。被告一谆公司为证明己方的辩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10月31日、11月20日、12月5日上海农商银行付款通知3份，证明被告一谆公司收到原告的加工款后将其中的21万元转账给了实际加工商第三人鑫利公司。2、2014年10月18日第三人鑫利公司出具的《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实际是与第三人鑫利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原告对被告一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原告是与被告一谆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并支付了加工款，被告一谆公司给原告开具了发票，故原告是与被告一谆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而被告一谆公司转委托给他人加工与原告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第三人鑫利公司在协议中陈述的内容也不是事实，与被告孙延出具的协议内容相互矛盾。审理中，被告一谆公司为进一步证明其辩称，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王叔平出具的《说明》及王叔平身份证复印件、上海农商银行付款通知2份，证明被告一谆公司将加工款257,040元中的21万元转给了实际加工商第三人鑫利公司，37,040元支付给了王叔平的儿媳张某，现被告一谆公司处仅留存了1万元，作为借用被告一谆公司账户走账的财务成本。原告对被告一谆公司补充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王叔平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从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被告一谆公司未让证人到庭作证，故不符合证据形式，原告不清楚这份说明出具人是谁，与两被告的关系是什么，原告是与被告一谆公司发生的来料加工关系，对于王叔平、被告孙延及第三人鑫利公司的关系并不了解，且与原告无关，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一谆公司之间加工关系的成立和生效；对上海农商银行的付款通知，原告不清楚收款人张某的身份，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与本案的关联性，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1日，原告和被告一谆公司以传真方式签订了一份《服装加工合同》(编号合同1)，约定被告一谆公司为原告加工款号为7766KJ901的男士带帽夹克衫4,080件，单价35元/件，加工费(含线、裁剪、包装、增值税，到上海仓库运费)合计142,800元，8月10日到两个颜色，8月20日-25日到齐，服装于9月15日送到上海指定仓库。2013年8月1日，原告和被告一谆公司以传真方式签订了一份《服装加工合同》(编号合同2)，约定被告一谆公司为原告加工款号为8808KJ201的男士夹克衫4,080件，单价28元/件，加工费(含线、裁剪、包装、增值税，到上海仓库运费)合计114,240元，8月10日到两个颜色，8月20日-25日到齐，服装于9月15日送到上海指定仓库。审理中，原告确认上述两份合同项下的服装原材料均由其提供，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也已按照被告一谆公司的指示将相应原材料交付给了第三人鑫利公司；被告一谆公司则表示其未收到也未指示原告向第三人鑫利公司交付原材料，原材料是原告自行交付给第三人鑫利公司的。2013年10月29日，被告一谆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为114,240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同年10月30日，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一谆公司支付了加工费7万元。同年10月31日，被告一谆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鑫利公司支付了加工费10万元。同年11月20日，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一谆公司支付了加工费8万元。同日，被告一谆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鑫利公司支付了加工费4万元。同年11月25日，被告一谆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为39,840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同年12月5日，被告一谆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为102,960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同日，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一谆公司支付了加工费107,040元。同年12月6日，被告一谆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第三人鑫利公司支付了加工费7万元。审理中，被告一谆公司确认收到了原告转账支付的上述加工费合计257,040元，但表示该款项系被告孙延借用其账户走账，涉案加工业务与其无关，其已向实际加工商第三人鑫利公司转账支付加工费21万元，而余款47,040元，被告一谆公司除留取了1万元作为被告孙延借用其账户的财务成本外，另外的37,040元已经根据被告孙延的朋友王叔平的要求分别于2013年12月6日、12月25日转账给了案外人张某。2014年10月15日，被告孙延出具了一份《协议》，其上记载：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在徐州鑫利生产的KJ201/KJ901夹克共8,000件。货款已于2013年11月付清，但是徐州鑫利到2014年10月15日为止仍未交货，故现本人孙延(310****918)承诺解决以上问题，并同意按以下条款：1、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愿意在验清货物无误后付3万元整作为货物的仓管费；2、孙延承诺于2014年11月前，把夹克8,000件交给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3、若孙延未能在2014年11月前，解决并提供货物，孙延将承担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总价值68万元夹克的责任和损失，并于2014年12月前现金赔偿。2014年10月18日，第三人鑫利公司出具了一份《协议》，内容如下：经由孙延从中协调达成以下共识：在上海立珍公司支付徐州鑫利服装厂仓储费叁万元后，徐州鑫利服装厂同意上海立珍公司来提取夹克衫8,000件左右。另查明：1、2013年7月31日，原告和案外人力锐公司签订了一份《力锐拉链购销合同》(合同号SHCXXXXXXXX)，约定原告向力锐公司购买款号7766款所用拉链，合同总价32,134.8元。同日，原告和案外人力锐公司还签订了一份《力锐拉链购销合同》(合同号SHCXXXXXXXX)，约定原告向力锐公司购买款号8808款所用拉链，合同总价25,131.9元。同年10月30日，力锐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为144,746.91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同年12月13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力锐公司支付了货款144,746.91元。2、2013年8月1日，原告和案外人华申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华申公司购买款号分别为KJ201(8808)、KJ901(7766)所需的涂层布、涤氨罗纹、四合扣等原材料，合同总价368,443.19元，交货日期分别约定为灰色和红色的涂层布8/5交货，黑色和浅灰的涂层布确认后15天完成交货，黑色涤氨罗纹8/17交货，浅灰涤氨罗纹确认后10天完成交货。同年9月26日至12月16日，华申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为492,932.89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3、2013年8月1日，原告和案外人辉虹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辉虹公司购买款号分别为KJ101/501/201/901、KJ601/701/801/802、KJ601/701所需的洗标、主标、吊牌等，合同总价22,748.97元，交货日期为8月10日。同年10月26日、10月29日，辉虹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为24,681.61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同年12月1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辉虹公司支付了货款24,681.61元。综上，原告表示其和案外人力锐公司、华申公司、辉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不仅限于涉案两份系争合同项下服装的原材料买卖，故增值税发票金额及实际付款金额大于涉案系争合同项下服装的原材料的采购金额，且确认涉案两份系争合同项下服装的原材料金额实际为432,645.89元。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一谆公司之间签订的两份《服装加工合同》(编号分别为合同1、合同2)、被告孙延出具的《协议》均合法有效，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原告按约交付加工服装的原材料并全额支付加工费257,040元后，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被告一谆公司却未能按约交付合同约定的加工物，原告给予合理的宽限期后，被告一谆公司仍未能交付合同项下的加工物，其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故对于原告主张要求确认2013年8月1日原告和被告一谆公司签订的两份《服装加工合同》(编号分别为合同1、合同2)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合同解除，原告支付的加工费257,040元，被告一谆公司应当予以全额退还。被告一谆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涉案加工合同关系的辩称，不仅与其收款、开票的实际行为不符，而且其所谓的收款、开票原因是因被告孙延借用其账户走账的陈述也于法相悖，被告一谆公司的相关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无法采信。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损失432,645.89元，主要是其为履行涉案加工合同而向案外人华申公司、辉虹公司、力锐公司分别购买的原材料货款，上述原材料已经交付给了第三人鑫利公司，被告一谆公司违约之后也未向原告返还相应的原材料，故被告一谆公司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了原告存在原材料经济损失，损失金额432,645.89元有原告和案外人华申公司等分别签订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银行付款回单等及被告孙延出具的《协议》为证，且上述多组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原告和被告一谆公司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涉及的服装所需要的原料、辅料及交货时间等事实也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原告的原材料损失金额为432,645.89元予以认定。鉴于被告一谆公司的违约行为，被告孙延自愿出具《协议》，承诺如未能在2014年11月前解决并提供货物，孙延将承担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总价值68万元夹克的责任和损失，并于2014年12月前现金赔偿，该承诺于法无悖，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孙延、第三人鑫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九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13年8月1日原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和被告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合同编号为合同1，合同项下加工物为7766KJ901男士带帽夹克衫)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二、确认2013年8月1日原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和被告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合同编号为合同2，合同项下加工物为8808KJ201男士夹克衫)于2015年10月13日解除；三、被告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孙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货款257,040元；四、被告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孙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上海立珍贸易有限公司经济损失432,645.89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956元，公告费600元(原告均已预缴)，合计11,556元由原告负担260元，由被告上海一谆纺织品有限公司、孙延共同负担11,29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光华审 判 员  陈双幸人民陪审员  秦瑞秋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杨 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