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2民初2146号原告：连云港新舟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西路XXX号XXX号楼XXX号房间。法定代表人：韩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时晶，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蒙丹梅，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乍浦镇沪杭路XXX号。法定代表人：赵守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国卿，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铭忠，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连云港新舟船务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此前，原告曾向本院提出诉前保全申请，请求冻结被告银行存款人民币15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6)沪72财保96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申请，并对被告相应财产实施了保全措施。本院于同年8月10日首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时晶律师、蒙丹梅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国卿律师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于同年9月27日依法作出民事裁定，转而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时晶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国卿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1月15日，其与被告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所属“新嘉兴”轮运输13000吨(±20吨)螺纹钢，装港为日照岚桥，卸港为海口秀英；船到卸货码头接到原告通知后再卸货，如提前卸货造成的损失由被告承担；如发生被告不能提供相关有效文件或因船方管理不当、船舶设施短缺等原因造成货物损失的，由被告负责赔偿。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定金及运费共计人民币631527元，并提供了完好的货物。货物运至卸港时遇雨，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情况下擅自卸货，卸货过程中亦未采取合理措施防止货物损坏，致使其中300件螺纹钢外表生锈。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150000元、律师费人民币7000元、公估费人民币8068.50元及因原告负担诉前保全申请费所致损失人民币1270元。被告辩称：其作为涉案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承运人，已依约在装港载货后进行封舱，卸港查看货物时亦并无损害，原告所称货损是货卸至码头后发现的，此时货物已不在承运人掌控下，不属于承运人的责任范围；涉案货物卸货作业由收货人安排，雨中作业亦系按收货人指示进行，收货人应对其过错承担责任；原告并未就其主张的损失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为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航次租船合同，用以证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内容，表明被告有义务妥善谨慎地管理货物，并应在接到原告通知后再行卸货。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同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2．网银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定金、运费共计人民币631527元及滞期费人民币35000元。被告确认已收取定金、运费共计人民币631527元，经庭后核实，被告确认滞期费人民币35000元亦已收到。本院认为，对原、被告双方确认的已支付涉案定金、运费、滞期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3．货物交接清单及水路货物运单，用以证明原告于2016年1月25日向被告交付了涉案货物，装港交货时货物状况良好。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凭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货物在装港时的状况。对此，原告解释称，被告在货物交接清单及水路货物运单上均盖章确认，结合被告提供的航海日志，可证实货物在装港时的状况是良好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涉案货损是否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4．理货业务凭证、现场记录及货物溢短单，用以证明被告未尽管货义务致300件螺纹钢外表生锈受损。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船方并未签字认可货损事实，2016年2月4日船卸毕离港，因收货人反映货物件数有问题，船方遂留下大副清点数量，次日经清点货物数量无误，当天大副才收到记载螺纹钢锈损的现场记录。对此，原告解释称，同年2月4日已通知船方货物发生锈损，船方遂留下大副核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5．案外人海南陆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航物流)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作为卸港代理的陆航物流陈述涉案货物运输、装卸情况及卸货时发现货物锈损的经过。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经本院当某询问，被告对证明中记载的“2016年2月4日卸载货物时发现锈损”、“船方曾告知陆航物流理货员称舱底有水”两节事实予以否认，对所记载的理货清点过程亦因其未曾参与而无法确认，对证明中记载的其他涉案货物装卸、运输情况均予确认。本院认为，因该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故对其证据效力无法认定。但对被告自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涉案货物致损原因，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6及10．案外人连云港鑫涛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涛货运)向原告发出的索赔函、证明函、与原告就涉案货物运输签订的航次运输合同，以及与原告以往业务所涉银行对账单及租船合同，用以证明鑫涛货运就涉案货物运输曾与原告签订航次租船合同，涉案货损发生后，鑫涛货运曾向原告索赔人民币150000元，因双方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鑫涛货运已从应付原告运费中扣除上述索赔款，并已向货主赔付。被告认为索赔函系原告与鑫涛货运间的函件，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证明函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新涛货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仅凭其单方陈述的损失情况缺乏客观公正性；对航次运输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并未参与其中，对内容无法确认；对银行对账单及租船合同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认为，证明函及航次运输合同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索赔函、证明函及航次运输合同间及与在案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在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银行对账单及租船合同与涉案纠纷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7-8．受损货物照片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受损状况，表明货损系舱底积水浸泡所致，原告工作人员发现货损后立即通知被告，被告工作人员王宇翔亦确认舱底有积水。被告认为照片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仅反映货物局部状况，无法实现原告证明目的；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当时王宇翔确系被告工作人员，但已于春节后离职，因双方均不在现场，故聊天中显示内容仅为猜测，事实上船长及大副均否认舱底有积水。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照片中第二、第三张与2016年2月4日微信中所发照片一致，对其证据效力亦应认定，其余照片因无法核实拍摄时间及场合，无法用以准确判定当时的货损状况，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关于涉案货物致损原因，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9及12-14．“新嘉兴”轮货物运输钢材水湿浸泡损失查勘公估报告(以下简称公估报告)、关于公估报告的补充说明及另案公估结论，用以证明原告委托海南理正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正行公估)对货损原因及损失进行查勘评估，公估报告结论为雨中卸货时舱内积水浸泡致损；另理正行公估对公估报告中螺纹钢受损折价依据予以了补充说明，且螺纹钢受损后降价幅度符合行业标准。被告对公估报告、补充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及结论有异议，认为理正行公估系原告单方委托，且其并无鉴定资质，而公估报告结论所依据的降价销售亦未见相关证据；对另案公估结论无法核实真实性，且与涉案纠纷缺乏关联性。本院认为，理正行公估具有从事查勘公估工作的相应资质，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对公估报告、补充说明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另案公估结论，系本院在另案审理中所涉证据，可与原件核对一致，本院将在螺纹钢受损折价事实认定方面予以参考。关于涉案货损金额，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11．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律师费及评估费支付凭证，用以证明原告支出的律师费及评估费。被告认可律师费发票真实性，但认为内容模糊，对其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其他证据均无法核对原件，对其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且证据间可相互印证，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均应予认定。15．“海南万兆达商贸有限公司”向连云港赣榆临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物流)发出的索赔函、临港物流及鑫涛货运的工商信息查询结果、转账记录(截屏)，用以证明货主曾向临港物流索赔涉案货损人民币150000元，作为临港物流股东及鑫涛货运法定代表人的案外人陈某，向货主进行了实际赔付。被告对临港物流及鑫涛货运的工商信息查询结果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亦无法证明陈某汇款的目的；另经查询并无“海南万兆达商贸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可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但索赔案中加盖公章所显示的“海南万兆达商贸有限公司”，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无该名称的公司存在，只有与之名称近似的海口万兆达贸易有限公司，但亦未显示其与“海南万兆达商贸有限公司”系经名称变更的同一主体。在原告无法合理解释上述索赔主体名称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索赔函的证据效力；临港物流及鑫涛货运的工商信息查询结果，与查明涉案事实有关，对其证据效力可予认定；其他证据均与索赔函相关联，同理亦无法认定其确与涉案纠纷相关，故对其证据效力均无法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新嘉兴”轮相关船舶证书、船员名单及适任证书，用以证明涉案船舶在涉案航次开航时适航适货。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均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且强调被告作为承运人在运输期间负有管货义务，即使涉案船舶在开航时适航适货，亦不证明被告已尽管货义务。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故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且船舶是否适航适货并非涉案争议焦点，故亦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无法认定。2．航海日志，用以证明被告就涉案航次运输，在装港装货完毕后进行了封舱，海运期间无意外发生，至卸港开舱卸货时货物表面状况完好，舱内无积水；同时卸货过程中有降雨，因收货人(陈经理)不同意关舱停卸，不得不在雨中进行卸货作业。被告认为航海日志系被告单方所作记载，对其内容真实性存疑；但同时认为其记载可证明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情况下擅自卸货，冒雨卸货亦未告知原告。本院认为，航海日志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涉案货损事实及责任承担，仍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加以综合认定。3．三份催收运费、滞期费的传真函，用以证明卸货前及卸货过程中，被告均将卸货进度及时告知原告，原告对此完全知情。原告称并未收到上述传真函，费用协商系通过电话沟通进行。本院认为，在原告否认收到的情况下，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确曾发出上述传真函，故对其证据效力无法认定。4．费用明细及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涉案航次原告支付运费、滞期费的情况，原告至今尚欠付运费人民币35869.90元。原告对欠付运费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原告自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5及8-9．“新嘉兴”轮大副史东旭与收货人“陈金华”的通话录音、通话记录及证人史东旭当某陈述的证言，用以证明收货人曾要求船方雨中继续卸货且不要关舱。原告对通话录音证据效力不予认可，经其向陈金华核实，陈金华否认有此通话；认为通话记录显示的通话时长与当某播放通话录音时长有差别；认为证人史东旭作为“新嘉兴”轮大副，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且证言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对其证据效力亦不认可。对此，被告解释称，其原先一直认为该陈经理即为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陈金华，但无法核实是否确系本人，现在看来可能是收货人的代理。为核实上述证据中所涉事实，本院在休庭期间当场拨通该陈经理的电话(XXXXXXXXXXX)进行核实，陈经理在电话中确认其系陆航物流经理，曾与“新嘉兴”轮大副史东旭通话，并再次确认了与上述通话录音中相同的陈述。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间可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且经本院向通话对方核实无误，对其证据效力均应认定。6-7．前一航次的航海日志及货物交接单，用以证明“新嘉兴”轮在履行涉案航次运输前，曾装运散装煤炭，而前述通话录音中陈经理所称“该轮曾运输泥巴，泥巴粘住出水口致使船舱排水不畅”并非事实。原告对上述证据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涉案纠纷并无直接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关于涉案货损责任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本院查明：2016年1月15日，原、被告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所属“新嘉兴”轮运输13000吨(±20吨)螺纹钢，装港为日照岚桥，卸港为海口秀英；船到卸货码头接到原告通知后再卸货，如提前卸货造成的损失由被告承担；如发生被告不能提供相关有效文件或因船方管理不当、船舶设施短缺等原因造成货物损失的，由被告负责赔偿；合同还约定，合同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等有关规定，若发生纠纷成讼，律师费等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同日，鑫涛货运(装港货代)与原告签订航次运输合同，约定由鑫涛货运委托原告安排涉案航次运输，其他内容与前述原、被告间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基本相同。2016年1月25日，被告在装港接收涉案货物后签署了货物交接清单，载明“新嘉兴”轮1601航次自日照岚桥至海口秀英；托运人为鑫涛货运，收货人为陈金华；运载货物为5033件(捆)螺纹钢，重量为13043.58吨。在被告签发的水路货物运单上，亦作了相同记载。同日“新嘉兴”轮装载涉案货物驶离装港后，于同年1月31日驶抵卸港锚地，并于次日开始靠泊卸货，期间曾有降雨。根据“新嘉兴”轮航海日志2016年2月1日重大事项记录栏记载：0208时开始下雨；0211时，大副电话通知收货方货主(陈总)现在大雨，雨下得特别大，要求关舱停卸，因货物怕湿怕潮，收货方货主通知“不用关舱继续卸货”；0800时，开2、3号舱；0830时，开舱妥卸货，收彩布并检查，货物正常，无红锈，无积水。为证实航海日志记载中的雨中卸货指示相关事实，该轮大副史东旭曾于诉讼中，2016年10月24日，致电“陈总”(被告曾认为其系收货人陈金华)，对方在电话中承认当时下雨时接到大副关于关舱的电话，曾表示不需要关舱，并承认当时存在临近春节货主催货紧的原因，但同时强调该轮船舱排水存在问题。就此节事实，大副史东旭作为证人当某陈述证言时，亦再次强调系根据“陈总”指令冒雨卸货；关于货舱排水的时机，其先陈述根据降雨大小判断积水情况，后又陈述根据污水井存量判断是否需要启动排水泵。经本院致电该陈经理核实，其确认系陆航物流(卸港货代)经理陈聪，而并非收货人陈金华；其承认曾与“新嘉兴”轮大副史东旭通话，并再次确认了与被告提交的通话录音中相同的陈述，还表示当时因临近春节，码头方面亦要求加紧卸货，开始因为雨下得不大，就要求继续卸货作业，但后来雨势却逐渐加大，船方未将水排干净，遂导致货物浸水湿损。另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陈聪系陆航物流法定代表人。2016年2月3日，该轮为让位邮轮停靠曾临时移泊，后又于当晚再次靠泊继续卸货，期间仍有降雨。至同年2月4日，该轮卸毕离港。此前，因收货人质疑货物件数，船方遂留大副史东旭上岸核实，但后续清点表明数量无误。根据卸港理货公司于同年2月4日所作理货业务凭证、现场记录记载，涉案5033件货物中，有300件存在外表生锈情况。发现货损的当天，原告工作人员姜慧通过微信与被告工作人员王宇翔进行沟通，将现场锈损螺纹钢照片发送给后者，称系“(船舱)底层水抽不干，整个底层一层进海水”。被告工作人员王宇翔回复称，系“卸货时下雨，码头没停”，“边下雨边卸货下面可能会有点积水”。庭审中，被告称其工作人员王宇翔当时不在现场，关于积水只是其个人猜测；另该轮船长、大副均坚称船舱并无积水情况。为此，留岸处理后续问题的大副史东旭收到关于货损的记录后，因对致损原因及责任承担存疑，未予签字确认。2016年2月17日，原告委托理正行公估对涉案货物锈损进行查勘及公估。理正行于同年2月19日进行了现场查勘，并于2月28日作出公估报告，载明涉案货物投保人为临港物流，保险人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榆支公司(以下简称赣榆太保)，被保险人为陈某(系临港物流股东，鑫涛货运法定代表人)，保险险别为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基本险及锈损险，保险标的物为5033件(13043.58吨)螺纹钢，保险金额为人民币XXXXXXX元；据收货人在卸港的货代陆航物流(负责港口接货提运)陈聪经理介绍，因卸货过程中有下小雨情形，卸至舱底部分货物时发现货舱有锈色污水随船摇摆而流动，吊上来的螺纹钢外表有不同程度锈色；据理货公司反映，船方因对理货记录内容有异议而未予签字；收货人将300件锈损螺纹钢按贬值人民币200元/吨出售给下家；按受损螺纹钢四类不同型号平均重量，计算受损货物重量为806.85吨。由此，经现场查勘，公估报告认定货损原因为：因该轮在雨天卸货，雨水积累至舱底，而船员未对积存污水进行排污作业，致使螺纹钢遭浸泡产生锈迹；公估损失为：按受损货物806.85吨，贬值人民币200元/吨处理计，贬值损失为人民币161370元。经本院要求，理正行提供了关于公估报告的补充说明称，其在查勘货损状况后，走访了海口钢材市场并进行了市场调研，在综合考量除锈、降价销售两种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市场行情判断涉案受损货物应以人民币200元/吨折价计，并据此出具了前述公估报告。理正行经营范围包括对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检验、估损及理算，并具有保监会颁发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诉讼中，原告就涉案货物保险情况补充说明称，经对涉案锈损货物进行氯化银反应检验，发现锈蚀并非海水所致，故赣榆太保以出险不在承保范围内为由而拒赔。诉讼中，鑫涛货运出具证明函称，涉案货损发生后，收货人无法以正常市价出售锈损螺纹钢，只得降价出售，为此曾索赔人民币250000元，经协商最终其已于2016年2月5日实际赔付人民币150000元。同日，鑫涛货运即向原告发出索赔函，称涉案航次运输卸货中发现舱底有积水，致使300件货物浸水锈损，故向其索赔人民币150000元。鑫涛货运在证明函中确认，其与原告系长期合作关系，已从应付原告运费中扣除人民币150000元赔偿款。为进行本案诉讼，原告与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并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7000元。原告就涉案货损委托公估事宜，向理正行公估支付了公估费人民币6132元。另原告为申请诉前保全，在(2016)沪72财保96号案中已负担诉前保全申请费人民币1270元。就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履行，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定金及大部分运费，并协商结清了滞期费。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至今尚欠付被告运费人民币35869.90元。诉讼中，原告同意在被告提供涉案航次相关交接结算单证的情况下，就该笔应向被告支付的运费在本案中予以抵扣。但截止本案审理终结，被告未能向原告提供上述单证。本院认为：通过签订涉案航次租船合同，原、被告间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已成立且生效，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同时，由于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原、被告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限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等有关规定，故尽管作为部门规章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已失效，但因其条款已经原、被告合意援引并入涉案合同并成为合同约定的一部分，本院予以尊重，并以此来确定涉案纠纷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尽管涉案水路货物运单记载的托运人系鑫涛货运，但运单仅为运输合同的证明，在原、被告双方间明确签订程租租约的情况下，仍应认定涉案合同项下的托运人为原告，承运人为被告。根据诉讼中双方诉辩观点，涉案纠纷主要涉及如下争议焦点：一、关于涉案货损是否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问题首先，原告为证明交付被告运输的涉案货物在装港时状况良好，提供了货物交接清单及水路货物运单，但被告认为仅凭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货物在装港时的状况。本院认为，被告签发的运单系承运人接收货物的收据，货物交接清单更明确了承运人在装港接受货物的状况，若货物有任何表面状况问题，被告理应在上述单证上明示批注。现上述单证并无关于货物表面状况的特别批注，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理应认定“新嘉兴”轮在装港接收的涉案货物表面状况良好。其次，尽管被告称船抵卸港查看货物时并无损害，“新嘉兴”轮船长、大副均坚称船舱并无积水情况，卸货首日0830时航海日志亦记载“货物正常，无红锈，无积水”，但无其他非船方证据可与之相印证。在被告确认曾在雨中持续开舱卸货的情况下，正如同被告工作人员王宇翔看到微信中发送的货物锈损照片后回复称“边下雨边卸货下面可能会有点积水”，螺纹钢遇水生锈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判断。若在雨中卸载螺纹钢而货物状况完全正常，反倒不符合客观规律与正常逻辑。事实上，公估报告关于货损原因的认定亦证实了上述经验判断。退而言之，即使雨中卸载的螺纹钢在越过船舷后才显露出表面生锈的致损结果，因其遇雨水生锈的致损原因发生在被告掌管货物期间，则亦应认定货损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之内。二、关于涉案货损的责任承担认定问题首先，在案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2016年2月1日“新嘉兴”轮驶抵卸港开舱卸货时遇雨，大副史东旭曾致电作为收货人货运代理人的陆航物流经理陈聪，要求关舱停卸，但对方回复称无需关舱并继续卸货。考虑到2月7日即为除夕，涉案卸货作业时间正值农历春节前夕，故陆航物流所称收货人、码头方面催促尽快卸货符合逻辑。作为收货人的货运代理人，陆航物流行为对于船方而言即为收货人行为，因收货人为在节前抓紧进度而指示冒雨卸货，其行为显然存在过错，而且是导致涉案货损的主要原因，则由此导致的货损虽然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被告依法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次，在按照收货人指示冒雨继续开舱卸货的同时，作为承运人的被告在掌管货物期间，仍应履行必要的管货义务。公估报告关于货损原因的认定，曾明确指出舱底雨水积累未及排出的问题。而大副史东旭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本院询问时，就船方在冒雨卸货时判断货舱排水的时机，先陈述系根据降雨大小来判断积水情况，后又陈述系根据污水井存量判断是否需要启动排水泵，其前后不相一致的表述，显示船方对冒雨卸货时如何及时排出积水主观上认识并不清晰，客观上履行承运人管货义务亦存瑕疵，导致了本可能控制的货损程度进一步扩大。由此，被告作为承运人履行管货义务存有瑕疵，未采取适当措施致使货损程度扩大，理应就扩大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再次，原告在庭审中强调，涉案航次租船合同明确约定，船到卸货码头须接到原告通知后再卸货，如提前卸货造成的损失由被告承担，现被告未将卸港天气状况告知原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情况下卸货，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按照原告上述主张，即将该合同条款解释成专为掌控卸港适合卸载螺纹钢的天气条件而设置。然而，仅从合同条款文义上，并不能得出此种理解。若按照原告上述解释，其应有能力预知卸港码头局部地区实时天气状况，这样才可能据此向被告发出准卸通知。在程租运输实践中，作为赚取中间环节运费差价的原告，如确实能针对涉案易湿损类货物提供天气监控服务，自然是提升水路运输从业者服务水准、增强市场竞争力的良好举措，然虽经本院释明，未见原告进一步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原告就其合同解释主张未进一步举证证明的情况下，不应擅自超出文义与航运实践对合同条款作扩张性解释。本案中，确无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在抵港卸货前曾按约通知原告，故被告无疑已违反此条合同约定。然而，结合本案货损情况来看，被告该违约行为与涉案货物遭雨淋所致锈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故其无需因此承担违约责任。最后，从公估报告所附2016年2月19日现场查勘照片看，涉案货物均露天堆放。自同年2月4日发现货物锈损至理正行公估派员现场查勘，期间因春节假期原因已相隔半月，在原告未举证证明在此期间对受损货物已采取其他必要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能合理排除货物损失程度再次扩大的情形。由此，在涉案受损货物卸离“新嘉兴”轮后期间可能发生的再次扩大部分损失，被告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量上述各部分损失构成及相应责任承担，因被告履行管货义务瑕疵所致扩大部分损失，本院酌定为涉案全部损失的30%，对此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涉案损失金额认定问题关于货物锈损所致损失，理正行公估已补充说明货物贬值200元/吨处理的依据，该贬值幅度在钢材市场交易实践的合理区间内，其公估报告关于货物贬值损失的结论，本院予以采信。然理正行公估在出具涉案公估报告中行为确存疏失，虽基于其有效公估资质而尚不影响公估报告结论，但本院亦将另行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诫勉警醒。鑫涛货运已从应付原告运费中扣除人民币150000元作为赔偿款，且该赔偿金额在公估报告认定的货损范围内，故原告在此范围内存在的实际损失可予认定。关于律师费人民币7000元，按照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理应纳入待赔偿的损失范围。另原告实际支出的公估费人民币6132元及已负担的诉前保全申请费人民币1270元，均系原告为处理涉案纠纷所致损失，本院亦予认定。由此，原告因涉案纠纷所致实际损失金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64402元。如前所述，被告应对其中的30%，即人民币49320.60元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虽同意就其尚欠付被告的运费人民币35869.90元在本案中予以抵扣，但因被告尚未满足原告关于提供涉案航次相关交接结算单证的抵扣条件，故本院不再在本案中处理抵扣事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连云港新舟船务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49320.60元；二、对原告连云港新舟船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27元，由原告连云港新舟船务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552元，由被告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75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连云港新舟船务有限公司、被告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洋.人民陪审员  李玉春人民陪审员  张建萍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顾双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