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76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树林，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刚强，重庆慎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木发，男，198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强，重庆劲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正川，男，1984年4月3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智新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路29号附1号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51495L。法定代表人：杨树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重庆中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树林因与被上诉人袁木发、杨正川以及原审被告重庆智新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新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5）九法民初字第10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刚强，被上诉人袁木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强，被上诉人杨正川以及原审被告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树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袁木发对杨树林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袁木发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杨树林之间订立并履行了设备租赁合同；事实上，杨树林已将案涉劳务工程转包给了杨正川，本案现有证据如机械租赁结算单、劳务费结算单等足以推定杨正川才是真正的挖机承租人；杨树林向袁木发支付82500元仅为代杨正川支付的租赁费，不能由此认定杨树林为付款义务人。袁木发辩称，杨树林作为班组长，其认可员工杨正川等在机械结算单上的签字并直接向袁木发支付了部分租金；杨树林称已将劳务工程转包给杨正川且已结算，并已支付20余万现金给杨正川，均不是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杨正川辩称，不同意杨树林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智新公司陈述，智新公司将案涉劳务工程发包给杨树林，已与杨树林结清了工程款。设备租赁问题与智新公司无关。袁木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智新公司支付原告挖掘机租赁款166000元，被告杨树林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告智新公司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以16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4年1月20日至款项付清为止），被告杨树林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智新公司作为甲方将其承建的江津区四面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通信管道工程的劳务部分分包给作为乙方的杨树林，双方为此签订了《建筑劳务承包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工作范围为：江津区四面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通信管道工程的设计、变更所包含的新建通信管道6孔和9孔，暂定总通信管道长度约27.2管程公里的建筑劳务工作，材料转运，施工机械设备等全部工作内容；约定的开工日期为2013年9月16日，竣工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合同同时约定实行单价包干，价款中包含人工费、机械费……。2013年9月20日，杨树林向智新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由杨树林承包的‘江津区四面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通信管道工程’，该项目相应劳务费由重庆智新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扣除税金和管理费后的余额全额支付，款项打入杨树林私人账户……。对此，我特此承诺：该项目劳务费由我杨树林统一对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材料款项进行支付，如因款项未支付，由此引起的劳资纠纷及所产生一切法律后果由杨树林本人承担……”。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智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树林陆续支付了劳务费。2014年3月3日，杨树林与智新公司进行了财务决算，并形成了《四面山项目杨树林财务决算》表。一审另查明，袁木发的挖掘机参与了江津区四面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通信管道工程劳务施工过程，在施工过程中形成了重庆市工程机械租赁结账单（以下简称“结账单”）用以确认挖机工作时间，经查结账单记载的初始施工日期为2013年9月15日，截止日期为2013年12月22日。其中部分结账单中施工方签字一栏有“杨明生”、“胡绍礼”的签字，其余结账单施工方签字一栏均系杨正川的签字；结账单中驾驶员一栏的签字人均为袁木发。“杨明生”系杨正川父亲，“胡绍礼”系杨树林的工人，杨正川在杨树林承包的工程中带领工人从事劳务施工。2014年1月20日，杨正川书写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袁木发在重庆智新通信有限公司江津四面山通信管道项目杨树林班组挖机租赁费用166000元人民币（拾陆万陆仟圆整）于2014年结清。经手人：杨正川身份证号码：511622198404035###电话1871663****地址四川省武胜县高石乡高石村八组17号杨树林电话：1869660****”。2014年1月28日，杨树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袁木发转款82500元，其中转账备注信息载明为挖机费用。一审审理中，袁木发陈述，杨树林支付的82500元中，其中包含李华祥5200元，故杨树林实际支付费用为75500元。智新公司认为，该款项支付与其公司没有关系。杨树林认为，该款系其替杨正川支付，当时其与杨正川办理了结算应向杨正川付款，杨正川便让杨树林直接替他向袁木发支付；因为袁木发与杨正川办理结算后，向袁木发出具了欠条，然后袁木发、杨正川二人找到杨树林，要求杨树林作为见证人在欠条上签字，所以杨树林才代替杨正川转款。杨正川陈述，该款并非其委托杨树林支付，该款系袁木发与杨树林对挖掘机租赁费用核算之后，出具了166000元的欠条杨树林并支付了82500元，支付的82500元不包含在166000元之内。针对本案袁木发挖掘机租赁事宜，杨树林陈述，其经人介绍认识袁木发，然后其让袁木发去四面山做的项目挖掘施工，但其没有和袁木发签订合同，也没有和袁木发商谈价格、结算事宜，其已将工程转包给杨正川，故应由杨正川负责和袁木发商谈挖掘租赁事宜。杨正川陈述，其只是提议需要挖掘机破碎石头，挖掘机进场后，其只负责计时和挖掘机工作、住宿，其没有和袁木发商谈了租赁事宜。针对杨树林与杨正川关系问题。杨树林陈述，其与杨正川之前存在多次合作关系，之前工程分包给杨正川也没有签订相应合同。这次其承包的四面山工程已经全部转包给了杨正川，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转包合同，工程完工后，其已与杨正川进行了结算，但是没有书面结算依据；结算是按照70元/米价格计算，总价款为840000元，扣除杨正川在工程中的借款600000元之后，另支付杨正川现金20多万元，只是现在没有相关证据。杨正川陈述，其与杨树林之前确实存在多次合作关系，之前工程分包也确实没有签订相应合同。这次四面山工程，杨树林曾说转包给杨正川，让杨正川做，但是因为价格问题没有谈成，其在该工程中是按10元/米抽取管理费，并不是转包，工程完工后，其与杨树林进行了结算，按工程量其应有100000元的提成，杨树林以他的名义给杨正川买了辆车，作为相应提成报酬。针对杨正川于2014年1月20日书写欠条一张的事宜。杨树林对欠条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该欠条并非原始欠条，且也不能证明杨树林系欠款人。智新公司认为该欠条与其无关。杨正川对欠条真实性予以认可，并陈述袁木发在工程中的工时由其负责计算，故杨树林没有在现场情况下，其代替杨树林进行的结算，杨树林也是对此认可的。袁木发陈述，欠条出具是在杨树林家中，当时袁木发本人、杨树林与杨正川均在现场，杨树林说杨正川的签字他都认可；挖掘机施工也是杨树林联系的，并且双方口头约定挖土160元/小时，破碎260元/小时，但没有签订合同。一审诉讼过程中，杨树林申请对欠条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未能提供形成时间鉴定的比对样本，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6月6日作出了终止鉴定说明，并将鉴定材料一并退回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袁木发的起诉请求、理由和杨树林的答辩意见，并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二个方面：一、谁是本案的挖掘机实际承租人；二、租金金额如何确定。一、谁是本案挖掘机实际承租人的问题。对合同是否成立产生争议时，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时，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各方陈述以及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袁木发的挖掘机确实参与了江津区四面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通信管道工程劳务项目（以下简称“涉案项目”）的施工，并且根据结账单载明的时间，袁木发的挖掘机从2013年9月15日起一直持续工作至2013年12月22日止，因此袁木发作为挖掘机的出租人并履行了租赁物的交付义务是确定无疑的。但本案中，各方之间未就挖掘机租赁事宜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因此谁为本案挖掘机实际承租人的问题，诉讼中三方对此陈述不一。针对此，评述如下：首先就本案口头租赁合同成立的过程来看。杨树林陈述：其经人介绍认识袁木发，然后其让袁木发去四面山做的项目挖掘施工。袁木发及杨正川对此也不持异议。杨树林虽另陈述：没有和袁木发商谈价格、结算事宜等，而是由杨正川与袁木发进行的协商。一审认为，对协商的过程，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但是根据杨树林的陈述可以确定，袁木发的挖掘机入场涉案项目前存在和杨树林的前期磋商过程。其次，就本案口头租赁合同履行的过程来看。本案中，智新公司将涉案项目分包给杨树林，双方为此还签订了《建筑劳务承包合作协议》，杨树林虽辩称已将涉案项目转包给了杨正川，并在涉案项目完工后已与杨正川办理了工程款结算，但杨正川对此不予认可。且据杨树林陈述涉案项目工程款总价款为840000元，扣除杨正川在工程中的借款600000元之后，另支付杨正川现金20多万元；一审认为，杨树林并未提供双方之间转包、借款、结算的相应证据，且20多万元大额款项通过现金支付也明显不合常理，因此对杨树林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再结合杨树林于2014年1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袁木发转款82500元的事实，可以确定杨树林系为挖掘机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系挖掘机的实际承租人，故杨树林应当支付相应的租金。智新公司及杨正川并非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不负有租金支付义务，故袁木发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二、租金金额如何确定。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也未明确租金计算、违约责任等事宜，但是在涉案工程完工后，杨正川与袁木发对租金进行了结算，杨正川为此出具欠条一张，现双方对欠条各执一词。一审认为，双方就欠条争议的焦点在于杨正川与袁木发就租金结算达成的欠条，能否对杨树林产生效力。针对此，评述如下：根据各方陈述以及结账单的施工方签字可知，杨正川系涉案工程中带领工人从事劳务施工的负责人之一，并且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负责对挖掘机的施工时间进行签字确认，杨树林虽未明确授权杨正川对租赁事宜进行结算，但杨正川作为施工的现场实际负责人之一，杨正川与袁木发就租金进行的结算，对杨树林当然产生法律效力，故依据双方结算的欠条可以确定未付租金金额为166000元。对于袁木发请求杨树林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一审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亦未就违约责任、资金占用利息等进行约定，考虑到杨树林未履行租金支付义务，确实给袁木发带来一定的资金占用损失，同时结合欠条载明的“2014年结清”的履行期限，酌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资金占用损失。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树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袁木发租金166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从2015年1月1日起，以16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租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袁木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为1810元，由被告杨树林承担（该款原告袁木发已预交，被告杨树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袁木发181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主要争议案涉设备租赁费的支付主体是谁。上诉人杨树林系案涉劳务工程的承包人，其与发包人智新公司书面约定杨树林的承包工作内容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种劳动力、各种材料、设备、低质易耗品的购买或租赁及场内转运等，双方还约定劳务费实行单价包干，价款中包含人工费、机械费等，上述约定表明机械设备的租赁由杨树林负责，租赁费应从承包人杨树林获得的劳务费中开支，即杨树林应为本案设备租赁费的支付主体，这在杨树林向智新公司出具的承诺“该项目劳务费由我杨树林统一对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材料款项进行支付，如因款项未支付，由此引起的劳资纠纷及所产生一切法律后果由杨树林本人承担……”中又进一步得到明确和强调。事实上，案涉挖机的租赁事宜也是由杨树林与袁木发具体商定，租赁费结算之后杨树林也实际向袁木发支付了部分租赁费用。因此，一审认定应由杨树林向袁木发支付租赁费，并无不当。杨树林上诉称其已将劳务工程转包给杨正川，杨正川对此予以否认，杨树林也无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即使杨树林与杨正川内部存在劳务工程转包关系，对外部的设备出租人袁木发而言，也并不意味着租金支付主体的当然变更。因此，杨树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0元，由上诉人杨树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樊仕琼代理审判员  夏兴芸代理审判员  芦明玉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黄献丽-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