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5民终23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男，194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47年2月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古蔺县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2，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3，男，197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4，女，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上列五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蔡鹏，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五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詹军，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5，男，1937年7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6，女，194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7，女，195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6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6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男，197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上列七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競，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地址：毕节市七星关区天河路二巷一号。法定代表人张某。上诉人吴某1、杨某、吴某2、吴某3、吴某4因与被上诉人吴某5、吴某6、吴某7、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继承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了（2014）黔七民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吴某5、吴某6、吴某7、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3日作出（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233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黔七民初字第1480号民事判决，吴某1、杨某、吴某2、吴某3、吴某4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吴某5诉称：原告母亲糜从珍（又名糜崇珍，已故）原居住在毕节市××镇××（××现在××市七星关区××），由于房屋被商业储运站占用，原告母亲用补偿款在现在的双树路96-2号地块上修建房屋，并于1992年取得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年该房屋拆迁时，由于原告与被告吴某1未能就补偿及分配达成一致意见，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局未能与原告签署拆迁协议。2013年9月20日，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局却在未征得原告认可的情况下，利用无效的土地证并以离婚为名私自与被告签署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将本属于原告的房屋转移补偿给了各被告，严重损害原告作为合法继承人的利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请求法院对位于毕节××××树路原告母亲房屋拆迁补偿款分割，由被告共同向原告吴某5支付价款226,100.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吴某6、吴某7、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均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要求依法分割其应享有的继承份额。原审被告吴某1辩称：一、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应属行政诉讼范围，被告应是七星关征管局，本案诉争房产已办理合法有效的房产证件，征管局依据合法有效的房产证件与答辩人签订了拆迁安置合同书，原告认为拆迁行为不合法，首先应行政起诉七星关征管局，被告等人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二、本案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建房行为发生在1977年距今已30多年，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的诉讼时效，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本案原告出具的重要证据《遗嘱》是伪造的，无效的。糜崇珍去世前一天，身边主要亲人就是孙子吴某3，并无其他主要亲友在场，原告吴某5也未在场。遗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从何而来？遗嘱有三页，糜崇珍死亡时已经86岁，死亡前一天，生命已经弥留状态，哪有这么清醒的精神状态讲这么长的话？遗嘱没有执笔人，不知何人书写？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代书遗嘱没有执笔人签章的遗嘱是无效的遗嘱，缺乏遗嘱成为法律文书的必要条件。遗嘱的真伪，司法鉴定书写年代一目了然了。四、糜崇珍的房产已经灭失，诉争房屋是被告修建的。吴某5等原告声称拿了4万元建房，更是弥天大谎，1977年建的房过了20多年后，原告才于2002年凑钱来建房，根本不可能。原告等声称支付了4万元建房费，但被告2002年并没有修建任何房产，十多年不建房，收钱又不建房，原告等人居然心安理得十多年不吭气，没有任何争议产生，天下哪有这种事？以上事实只能证明，原告声称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没有被告的收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原告吴某5已书面确认放弃诉争房产，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遵循自愿、平等、诚信、公平、公正原则，原告毫无诚信，其诉争行为纯属无理取闹，理应驳回原告诉求。原审被告杨某、吴某2等辩称：原告吴某5等人要求分割位于毕节××××树路糜崇珍名下房屋拆迁补偿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系无理诉讼。原告诉求争议房屋系被告吴某1、杨某修建，被告吴某11977年修建房屋时，曾给原告吴某5写了一封信，告诉其回来修房子。原告吴某51977年4月15日回信，明确表示谁住谁修，他们没有打房子的主意。之后，被告吴某1、杨某出资修建了房屋，并于1992年取得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属于杨某所有。为此，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毕镇双集建（92）字第06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房产因拆迁所产生的任何利益一律由被告吴某1、杨某享有，与原告无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征管局述称：第三人征管局是根据杨某和吴某1提供的土地使用证确定其房屋的征收补偿合同签订主体，征管局签订合同的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且补偿得当，故在本案中无法律责任，但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协助执行。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某5、吴某6、吴某7与被告吴某1及吴明英系糜崇珍、吴昭元子女，吴昭元于1973年去世。糜崇珍1998去世。现吴明英已去世，其有子女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糜崇珍、吴昭元生前在毕节××××树路有居住房屋，因修建商业储运站被征用拆除。1988年12月15日，糜崇珍申请办理双树路114-2号土地使用证，1992年10月21日，糜崇珍获得了毕县国用（92）字第261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建筑面积为116.19平方米，该证的填发机关为原毕节县土地管理局；1992年12月30日，杨某（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为杨净昌）办理了毕镇集建（92）字第06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筑面积为47.72平方米。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两证的四至基本相同。1997年，糜崇珍将拆除房屋所得补偿款修建了原、被告双方争议双树路96-2号房屋的一至三层，其中，第三层是五根楼枕，因此原告称之为半层；第四层系吴某1、杨某共同扩建。2012年7月31日，因毕节城市建设，被告吴某1、杨某、吴某2等人与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后，将房屋交拆迁单位拆除。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被拆迁的房屋总面积是302.62平方米，每平方米的计算单价是2360.00元，被拆迁房屋系不规则的房屋，有一部分是两层，有一部分是三层，有一部分是四层。拆除该房屋，总共安置了5套房屋，即安置给吴某1的位于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房屋、位于3#、6#、8#安置区分别安置给吴某2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房屋一套、杨某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房屋一套、吴某3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房屋一套、吴某4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58.64平方米房屋一套。征管局应当补偿被拆迁人款项180698.79元，该款项已经分别支付了：支付给吴某1的是77505.09元，支付给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的是103193.70元。合同约定的五套房屋因为没有修建成，故未回迁安置。依据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调查分户草图，原、被告双方争议房屋第四层建筑面积为6*3.89=23.34平方米。另查明：杨某户口于1985年9月20日从四川省古蔺县迁至六××水市××区××号时已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2011年11月2日因投靠亲属，杨某户口由六盘水市钟山区育新北路16号附208迁至贵州省毕节拥军路7-1号。2012年2月2日，吴某1与杨某离婚。原审认为，关于原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与被告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力大小的认定。原、被告双方分别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载明的土地使用权人分别属于糜崇珍、杨某，而该两份土地使用权证所指向的涉案土地四至基本相同，因此，确认该两份土地使用权证证明效力的大小是解决本案的关键。确认上述两份土地使用权证证明效力的大小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其一、登记时间的先后；土地使用权人为糜崇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于1992年10月21日，土地使用权人为杨某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于1992年12月30日，糜崇珍办理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证在先；二、登记主体的合法性；糜崇珍登记《国有土地使用证》时系非农业户口，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合法有效，而杨某在登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系非农业户口，不是涉案土地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及第十四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杨某不能成为该土地使用权人的登记主体。基于以上两点理由，原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证明力大于被告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证明力，应认定原、被告双方争议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糜崇珍。关于确定原、被告双方争议房屋所有权人的问题。原、被告双方争议房屋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原、被告双方争议房屋一至三层系糜崇珍出资修建，且对房屋占用的土地享有使用权，因而其修建的房屋系合法建筑，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关于糜崇珍遗产范围的认定。原、被告双方争议房屋一至三层系糜崇珍出资修建，应属于糜崇珍的遗产；原、被告双方争议房屋第四层系吴某1与杨某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修建，应属于吴某1与杨某的共有财产。在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涉案房屋被拆迁后征管局基于《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实物五套房屋的债权及已履行的货币补偿人民币180698.79元中除去吴某1与杨某修建的第四层房屋应安置的部分，才是糜崇珍遗产。综合本案的客观情况，吴某1与杨某修建的第四层23.34平方米房屋被拆迁后应安置的部分按照《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约定的每平方米的计算单价2360.00元计算即55082.40元。因此，糜崇珍遗产包括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涉案房屋被拆迁后征管局基于《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实物五套房屋的债权及已履行的货币补偿人民币125616.39元。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办理，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对继承的财产的份额，一般均等，糜崇珍并未留有遗嘱，因此，其遗产依法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吴某5、吴某6、吴某7、吴某1、吴明英系糜崇珍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糜崇珍遗产依法各自享有五分之一，吴明英已去世，其应当继承的部分由其子女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继承均分，即对糜崇珍遗产各自享有二十分之一。吴某1所得拆迁补偿款77505.09元，扣除吴某1与杨某修建的第四层23.34平方米房屋被拆迁后应安置的部分按照《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约定的每平方米的计算单价2360.00元计算的55082.40元，剩余部分22422.69元，应分别支付吴某5、吴某6、吴某74484.53元，分别支付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1121.13元；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获得的拆迁补偿款103193.70元，应分别支付吴某5、吴某6、吴某7、吴某120638.74元，应分别支付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5159.68元。吴某1保管的55082.40元，系吴某1与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杨某可依法向吴某1主张权利。原告主张权利时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七项、第五条、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吴某5、吴某6、吴某7、吴某1分别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五分之一；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分别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二十分之一。二、由被告吴某1分别支付吴某5、吴某6、吴某7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4484.53元，由被告吴某1分别支付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1121.13元，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三、由被告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分别支付吴某5、吴某6、吴某7、吴某1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20638.74元，由被告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分另支付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5159.68元，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975.00元，由原告吴某5、吴某6、吴某7各自承担2995元，由原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承担2995元，被告吴某1承担2995元。上诉人吴某1、杨某、吴某2、吴某3、吴某4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1977年，糜崇珍居住的房屋被商业储运站以1100元价格征用，为解决一家人居住问题，上诉人吴某1、杨某出资修建双树路96－2号房屋第一层房屋。1992年，因政府规范建房行为，为糜崇珍办理了双树路96－2号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毕县国用（92）字第2611号，后经村委会核实双树路96－2号房屋系上诉人吴某1、杨某出资，当时杨某属农业人口，故又重新为杨某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毕镇双集建（92）字第065号，上述事实有王道阳、吴某5的回信等证据证明。原判认定糜崇珍于1997年修建了双树路96－2号房屋的第一层至第三层无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中上诉人吴某1、杨某新建房屋系原始取得，糜崇珍虽然持有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但对房屋却不享有所有权，原判以“房随地走”认定涉案房屋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46条的误解，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3、对房屋所有权的认定，应综合考虑土地使用证办理审批情况，以房屋新建、改扩建的实际出资人为权利人。4、土地使用证系权利依法登记后由政府颁证确认，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对登记权利人的权利的确认，具有公示效力，不存在效力大小的区分。杨某办理土地使用证虽在1992年，但在1977年修建房屋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杨某属农业人口。原判认定杨某从四川省古蔺县迁户至六盘水市错误，认定杨某为非农人口、不具备取得土地使用证的主体资格错误，且因该事实认定属行政案件的审理范围，原判认定该事实属越权认定，程序违法。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吴某5、吴某6、吴某7、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答辩称：1、申请人为糜崇珍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审批表》及毕县用（92）字第261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糜崇珍自1988年12月15日就已向毕节县土地管理局申请涉案房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并于1992年10月21日取得毕节县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合法有效，争议房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归糜崇珍所有。2、上诉人提交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不能证明杨净昌与上诉人杨某系同一人，杨某户口已于1985年9月20日迁至六盘水市，2011年11月2日才又转迁至毕节，其在1992年不可能在毕节七星关区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资格，并且该办证程序不符合日常工作规范，该证的取得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3、争议房屋系糜崇珍用房屋征收款修建，与糜崇举的房屋同时修建，双方当事人与糜崇举均存在亲属关系，糜崇举不可能偏袒某一方作虚假陈述。并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房屋系其修建，即便第四层系吴某1、杨某修建，也是添附行为，房屋所有权也属糜崇珍所有。综上，原判已妥善处理双方的纠纷，裁判结果公平公正，请予维持。二审中，五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组证据即5张照片，证明目的为：被继承人糜崇珍年老的时候一直由上诉人的家庭赡养。被上诉人方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照片系被继承人生前的照片，不能证明被继承人是谁赡养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初始修建时间为1977年。杨某户口于1985年9月20日有迁往六××水市××区××号的记录。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杨某的户籍证明证实。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确认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属、被继承人糜崇珍遗产及如何进行分配？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被拆迁房屋的面积为302.62平方米、拆迁安置的房屋为五套、货币补偿人民币为180698.79元、涉案房屋中第四层面积23.34平方米为上诉人吴某1、杨某修建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如何确认本案争议房屋权属的问题及被继承人糜崇珍遗产的问题。首先，对上诉人杨某在一审中提交的1992年12月30日颁发的权利人为杨净昌的毕镇集建（92）字第06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所指的土地为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但该土地已由土地管理部门于1992年10月12日向土地使用权人糜崇珍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诉人杨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不动产物权发生权利变动的基础原因如赠与、转让等事实。杨某在原审中称其办理土地使用证是经过政府及其土管部门调查核实后，经被继承人糜崇珍同意依法取得的。杨净昌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上申请时间为1992年12月30日，图例的制图时间却为1992年12月8日，指界人为杨净昌；但上述事实与上诉人杨某在二审中陈述“该集体土地使用证办证时其和吴某1均在六盘水市，对办理情况并不清楚。”的事实相矛盾。因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并不具有代表不动产物权的功能，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故原判根据两证登记时间的先后、登记主体的合法性等认定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人为糜崇珍，对杨净昌的毕镇集建（92）字第065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次，对房屋的修建情况，被继承人糜崇珍房屋被拆迁后，其与弟弟糜崇举共同领取了拆迁补偿款。糜崇举与双方当事人均系亲属关系，其证明糜崇珍的房屋与其房屋一起修建，并由其帮助糜崇珍管理的事实符合常理。上诉人杨某作为与糜崇珍同住的成年家属，即使其出面找人修房也不能直接推定该房屋权属属于杨某、吴某1。故原判结合糜崇珍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涉案房屋一至三层系糜崇珍的房屋、属于糜崇珍的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判认定该房一至三层于1997年修建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提出“涉案房屋系吴某1、杨某二人原始取得。原判认定糜崇珍修建了双树路96－2号房屋的第一层至第三层无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遗产如何分配的问题。因吴某5早在1956年就外出工作，吴某6、吴某7等人出嫁另居，只有吴某1及家属长期与被继承人糜崇珍共同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规定，对糜崇珍的遗产吴某1可适当多分。加之涉案房屋的第四层系吴某1与杨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修建，且吴某1一家对涉案房屋进行维修、管理及扩建，使房屋得以保存了现有的价值。原判未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将涉案被拆迁房屋安置的货币补偿扣除吴某1与杨某扩建的第四层房屋按面积计算货币补偿部分后，其余的货币补偿及履行标的为五套房屋的债权完全按法定继承处理不当，显失公平。故对涉案房屋被拆迁安置的履行标的为实物五套房屋的债权及已履行的货币补偿人民币180698.79元，应由吴某1享有二分之一的权利（杨某应享有的权利，由其另向吴某1主张），其余二分之一由吴某5、吴某6、吴某7各享有八分之一，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享有八分之一为宜。具体分配为：（一）吴某1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为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二分之一；吴某5、吴某6、吴某7分别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为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八分之一；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八分之一。（二）由吴某1分别支付吴某5、吴某6、吴某7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9688.14元（77505.09÷2÷4），由吴某1分别支付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2422.03元（77505.09÷2÷4÷4）。（三）由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支付吴某1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51596.85元（103193.70÷2），由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分别支付吴某5、吴某6、吴某7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12899.21元（103193.70÷2÷4），由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分别支付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3224.80元（103193.70÷2÷4÷4）。另外，“房随地走”是指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本案不存在房随地走的情形，故原判在本案中表述房随地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杨某户口于1985年9月20日有迁往六××水市××区××号的记录，但并无证据证明是从四川省古蔺县迁至六盘水市。故原审查明“杨某的户口于1985年9月20日从四川省古蔺县迁至六××水市××区××号”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对上诉人提出“原判认定杨某为非农人口、不具备取得土地使用证的主体资格错误，且因该事实认定属行政案件的审理范围，原判认定该事实属越权认定，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判对杨净昌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查是对证据的审查，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纠正后予以改判。上诉人吴某1、杨某、吴某2、吴某3、吴某4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5）黔七民初字第1480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吴某1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为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二分之一；被上诉人吴某5、吴某6、吴某7分别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为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八分之一；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享有第三人毕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依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应安置的履行标的为3#安置区住宅房屋十号楼第二单元第七层E2面积为78.12平方米、位于3#、6#、8#安置区十号楼第四单元第十层A1面积为106.7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2面积为58.56平方米、六号楼第四单元第十五层D1面积为87.64平方米、八号楼第三单元第十七层D2面积58.64平方米等共计五套房屋价值的八分之一；三、由上诉人吴某1分别支付被上诉人吴某5、吴某6、吴某7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9688.14元，由上诉人吴某1分别支付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2422.0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四、由上诉人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支付上诉人吴某1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51596.85元，由上诉人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分别支付被上诉人吴某5、吴某6、吴某7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12899.21元，由上诉人杨某、吴某3、吴某2、吴某4共同分别支付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拆迁安置补偿款人民币3224.8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五、驳回上诉人吴某1、杨某、吴某2、吴某3、吴某4的其他上诉请求。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975元，由上诉人吴某1承担7487.4元，被上诉人吴某5、吴某6、吴某7各自承担1871.9元，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承担187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975元由上诉人吴某1、杨某、吴某2、吴某3、吴某4承担2995元，被上诉人吴某5、吴某6、吴某7各自承担2995元，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共同承担2995元。权利人可在自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明会审 判 员  殷 勇代理审判员  丁晓燕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书 记 员  王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