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7170号原告：李德山，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旎凡，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凤龙，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王正华，董事长。被告：王正华，男，194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云，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德山与被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国旅)、王正华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8月24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审理中，原告李德山向本院提出评估申请，要求对投资收益损失进行评估。本院根据原告李德山的申请，委托上海申州大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评估过程中，原告李德山变更其评估申请，要求对被告春秋国旅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每股净资产值进行评估。此后，原告撤回评估申请，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德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旎凡、梁研之，被告春秋国旅、王正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德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春秋国旅的出资入股协议；2.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投资收益损失66,296,310元；3.两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04年初，被告春秋国旅开始筹建春秋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航空)。原告时任上海航空公司总飞行师，有丰富的筹建航空公司经验。因民航局规定，新筹建的航空公司必须有符合资质的总飞行师担任飞行质量管理负责人方可取得承运资格，故两被告力邀原告加入筹建小组并承诺原告除享有工资及无退休政策外，还能以人力加现金形式出资购买被告春秋国旅的股份作为参与筹建的待遇之一。被告王正华还多次表示公司对高管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高管与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2004年11月，春秋航空正式成立。2005年7月，春秋航空取得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证。2005年10月5日，被告春秋国旅召开股东会，同意包括原告在内的八名管理高层出资入股，并确认原告以人力及现金400,000元出资购买被告春秋国旅的4.65%股份。2005年11月，原告支付400,000元，被告春秋国旅开具收款收据，款项来源备注为“股金”。自原告缴付股金起至2010年期间(除2008年度外)，原告每年均享有被告春秋国旅按出资比例发放的分红，并参加股东会，行使相应权利。2008年，春秋集团开始筹划春秋航空上市，因被告春秋国旅曾接受包括原告在内的66名员工出资，被告王正华多次表示公司股权分散，计划清理股权。2010年，被告春秋国旅以改持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份作为置换条件，要求66名高管进行股权置换，签署终止入股被告春秋国旅的协议，原告未予同意。2011年1月，两被告强制原告退休，并单方停止向原告分红。2014年6月27日，被告春秋国旅单方向原告发出退款400,000元的通知书。原告认为被告春秋国旅单方终止入股协议并退款的行为构成违约，直接导致原告无法实现成为股东的目的，造成原告损失相应投资收益。而被告王正华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承诺，对于因出资引起的纠纷愿意与被告春秋国旅共同承担责任。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春秋国旅、王正华辩称，原告要向被告春秋国旅投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但原告未经批准，故双方不存在投资关系。原告支付的400,000元只是预付款，原告对被告春秋国旅不享有任何投资权益，也不是股东，故其没有权利要求两被告依据股东权益计算损失。据此，同意原告解除出资入股协议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投资收益损失的诉讼请求。审理中，被告春秋国旅、王正华又辩称，原告与春秋国旅之间并未就出资入股达成协议，故不同意原告解除该协议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收款收据、2005年度至2007年度红利、奖金发放名单，银行明细、税收完税证明、新闻报道及《公证书》、春秋国旅章程、春秋国旅与员工王志杰、吴新宇、陈可签订的《协议书》及《公证书》、收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008年12月15日沪春履发(2008)961号《关于低于经济危机春秋集团股东减薪的通知》、调查笔录、春秋国旅年检报告书、春秋航空截至2014年9月30日的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春秋航空2014年度年度报告释义、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96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书、应诉通知书、(2016)沪民申95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31日，被告春秋国旅召开股东大会，形成《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其中明确：天山资产经营公司占春秋国旅750,000股，其中500,000股作为春秋国旅引进人才之用。2004年2月9日，被告春秋国旅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其中明确：股东退休时要求保留股权，可以保留股权。如要求转让股权，以退休月份为结算月份(以其在公司享有的净资产份额，按80%以现金退还，由董事会指定受让人自退休月份两年内平均分期转让)。持有干股的公司员工，将以员工持股会的形式作为股东。无论是在职或退休，均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只享受当年红利分配。股权增值和今后扩大的干股部分用于配送给公司享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和任期二年以上且业绩优秀的大部经理、业务骨干和技术骨干。配送干股的数额由董事会根据当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决定，金额可累加，但每年不一定等值。2004年12月9日，原告与春秋航空签订《劳动合同书》，由春秋航空聘用原告在公司管理部门工作，合同对劳动报酬未作明确约定。同日，原告填写春秋航空的《职工登记表》，双方正式建立劳动关系。2005年10月31日，原告向被告春秋国旅交付400,000元，被告春秋国旅向原告出具两份收款收据，收据记载交款人为原告，金额分别为300,000元和100,000元，收款事由均为股金。被告春秋国旅分别于同年10月31日和12月30日将原告交付的股金登记在其记账凭证中，记为会计科目的其他应付款。2007年1月25日，原告与春秋航空签订《服务期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告自劳动合同生效之日起，服务至退休；春秋航空向原告提供住房或安家费。原告选择安家费。2006年1月，原告获被告春秋国旅发放的2005年红利、奖金226,000元；2007年2月，原告获被告春秋国旅发放的2006年红利、奖金225,400元，以及被告春秋国旅发放的2007年红利、奖金312,000元。2010年6月5日，被告春秋国旅与曾授予向其出资入股权利的65人签订了协议书，其中包括与原告情况相同的春秋航空的高级管理人员。协议约定：被告春秋国旅为甲方，员工为乙方；甲方此前曾筹划开展员工入股安排，乙方据此曾向甲方缴纳拟认购甲方股权的预付款，乙方充分知晓并同意甲方关于终止员工入股安排的决定；乙方确认甲方已将乙方基于前次员工入股安排拟认购甲方股权而缴纳的预付款全额(无息)返还乙方(附收据)，乙方在甲方不直接或间接享有任何股权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益。原告不同意被告春秋国旅关于终止员工入股安排的决定，因此未与其签订相关协议。2011年1月27日，被告春秋国旅再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取消原干股激励，根据原章程规定，职工持股会所持12.6%股权是配送给员工的干股，干股员工没有所有权和继承权，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只享受当年红利分配；同意公司减少注册资本5,040,000元，注册资本由原40,000,000元减至34,960,000元，减资后职工持股会不再成为公司股东，以上5,040,000元存放于公司工会的专管账户，由工会代为管理等。该股东会决议由全体股东签名。原告没有列为股东，也没有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2011年5月2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被告春秋国旅的注册资由原40,000,000元减少为34,960,000元。2011年2月，原告自春秋航空退休。2014年4月，春秋航空作为发行人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其中载明：春秋航空的股东为被告春秋国旅等。春秋国旅曾授予部分优秀员工向其出资入股的权利，截至2010年5月31日共有66名人员参加上述安排，但相关缴付资金均未办理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款项按其他应付款处理。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其中的65人已分别与春秋国旅签署了《协议书》，确认春秋国旅已将相关缴付款项全额返还，其在春秋国旅中不享有任何权益。发行人控股股东春秋国旅与实际控制人王正华承诺，将继续尽最大努力以妥善方式处理职工股权规范事项的部分遗留问题。如果由于职工股权规范事项的部分遗留问题而给发行人带来任何损失，将由春秋国旅和王正华予以足额补偿……。2014年6月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为被告春秋国旅股东，持有该公司5%的股权(占注册资本金额1,748,000元)，并办理工商登记。该案审理过程中，春秋国旅于2014年6月27日通过网上银行退还原告400,000元，并于同日向原告发出退款通知书，告知原告其支付的400,000元已退还至其建设银行账号。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出资未被记入公司资本，亦未作为公司资本进行登记，公司没有新增资本，公司股东会也没有形成决议确认原告股东身份。现原告已退休，春秋国旅亦已归还原告出资，在此情况下，经本院释明，原告仍坚持要求确认其为春秋国旅的股东，持有该公司5%股权的请求，因原告该请求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据此，本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李德山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前述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可以认定被告春秋国旅曾有过员工入股安排，收取了66名员工的股金，发放了分红性质的款项，但公司的行为不能代表公司股东的意志，王正华的言论也不能代表其他股东的意志。有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股东有接受原告成为股东的意志，该案也没有原告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股东身份。据此，该院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春秋国旅确曾授予部分员工向公司出资入股权利的意思表示，并接受了包括原告在内的66名员工的出资，并出具收据载明为股金，之后亦有分红，但始终未作为公司的资本，未将上述人员登记于股东名册，亦未向出资人出具出资证明书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在工商登记备案的股东名册中没有包括原告在内的66名员工的内容。虽然可以认定被告春秋国旅曾有过员工入股安排，收取了66名员工的股金，发放了分红性质的款项，但公司的行为不能代表公司股东的意志，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系公司股东。据此，该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沪民申95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另查明，被告春秋国旅于1987年8月24日经工商登记核准设立，公司成立时名称为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资金总额250,000元。1992年9月30日，春秋国旅变更登记注册资金为10,000,000元，企业性质未变。2002年春秋国旅企业进行改制后，企业性质由原全民所有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上海天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750,000元，占股15%，王正华等25名职工现金投入3,620,000元，占股72%，职工持股会投资630,000元，占股12.6%。公司于2002年3月31日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决议，确定公司资本总额，确认各股东认缴股金和股份比例，选举董事长和董事及监事，通过公司章程，确定认缴股金的缴付时间等。公司改制后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2002年9月17日核发变更后的营业执照。2004年3月30日，春秋国旅进行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由原5,000,000元变更为40,000,000元，增加的资本系为原股东追加资本，并经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验资。其中，股东杨树萍出资额由50,000元变更为400,000元。2009年，被告春秋国旅未向个人股东发放2008年度红利。2010年，被告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09年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67,200元。2011年、2012年，被告春秋国旅未向个人股东发放2010年度、2011年度红利。2013年，被告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12年度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421,100元。2014年，被告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13年度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456,373元。2015年，被告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14年度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485,259元。本院认为，原告于2005年10月31日向被告春秋国旅交付400,000元，春秋国旅收取该款项后出具收款收据，并明确记载收款事由为“股金”。2006年至2007年期间，春秋国旅分别向原告发放了2005年、2006年、2007年的红利，(2016)沪民申95号民事裁定书中对此亦认定为“分红性质的款项”。在春秋国旅2010年6月5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中也确认其曾存在员工入股安排，并协议决定终止该安排。2014年4月春秋航空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亦确认春秋国旅曾授予部分优秀员工向其“出资入股”的权利。因此，根据春秋国旅对400,000元款项性质的收据记载，向原告发放红利的行为、与案外人协议书中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自认，本院认定原告与春秋国旅之间确曾就原告出资入股春秋国旅形成合意，并部分实际履行，最终目的是使原告成为春秋国旅的股东。虽因公司内部未能形成股东会决议致使原告无法成为公司股东，但对外春秋国旅仍应受其上述承诺及履行行为的约束，因而春秋国旅关于其与原告并未就出资入股达成协议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是，被告春秋国旅并未将原告交付的400,000元计入公司资本，亦未作为公司资本进行登记，其股东会也没有形成决议确认原告的股东身份，还于2014年6月27日将400,000元返还原告。春秋国旅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已无意履行与原告之间关于出资入股所达成的协议。同时，(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96号民事判决书、(2016)沪民申95号民事裁定书中均认定原告并非春秋国旅的股东，故关于原告出资入股春秋国旅的协议也不可能继续履行。综上，原告关于解除其与春秋国旅之间出资入股协议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原告已不可能成为被告春秋国旅的股东，其与春秋国旅之间关于出资入股所达成的协议最终目的已不可能实现，故春秋国旅应对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损失的范围以协议目的实现时原告可获利益为限。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可以认定，春秋国旅早在2010年6月即与案外人签订协议书，对员工入股事宜进行清理，但未能与原告形成一致意见，双方就此产生纠纷。既然春秋国旅无意继续履行其与原告之间达成的出资入股协议，就应及时将400,000元返还原告，以减少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但春秋国旅一方面停止向原告发放红利，一方面继续占有原告交付的400,000元不予返还，直至原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后，才于2014年6月通过网上银行将400,000元退还至原告名下帐号。综上，春秋国旅处置不当，造成原告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应就该部分扩大的损失一并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金额，考虑到春秋国旅与原告关于出资入股达成协议的最终目的是使原告成为其股东，结合其曾经据此向原告发放部分年度的红利、奖金的事实，参考春秋国旅股东杨树萍获取红利的实际情况，根据春秋国旅所存在的过错，本院酌情确定春秋国旅应赔偿原告损失1,070,000元。原告要求春秋国旅赔偿其损失66,296,310元，但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故对上述损失金额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另要求被告王正华承担赔偿责任，但收取原告400,000元，与原告就出资入股达成协议的是被告春秋国旅而非王正华个人，故王正华无需对协议解除的后果承担责任。原告主张在2014年4月春秋航空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春秋国旅与实际控制人王正华承诺，如果因职工股权规范事项的部分遗留问题而给发行人带来任何损失，将由春秋国旅和王正华予以足额补偿……。但是，该说明书系案外人春秋航空发布，即使其中春秋国旅与王正华所作承诺成立，也是对春秋航空所作承诺，其补偿的对象为春秋航空而非原告。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王正华曾向原告确认对春秋国旅向原告所作赔偿承担责任，故其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李德山与被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资入股达成的协议；二、被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德山1,07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德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3,281.60元，由原告李德山负担358,851.60，被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4,4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 隽人民陪审员  牟世荣人民陪审员  杨耀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