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2308号原告：上海上工房产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清算组负责人：席文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曦，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恒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胡雯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家伟，上海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工惠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梅喜连，该公司董事长。原告上海上工房产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恒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笙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亦兵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上海工惠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惠公司)为本案另一被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曦、恒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家伟到庭参加了诉讼。工惠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恒笙公司曾对胡雯龙、潘建华谈话录音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之后撤回了申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恒笙公司不是工惠公司的股东，恒笙公司所持有的工惠公司45％股权属于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2002年初，原告拟出资设立工惠公司以便开展房地产经纪业务。但根据当时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设立有限公司必须具有2名以上的股东，而且当时法律也不允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存在。因此为了能够顺利设立公司，原告与恒笙公司商议，希望借用恒笙公司的名义，以便满足当时法律规定的公司设立条件，恒笙公司对此表示同意。2002年3月4日工惠公司注册成立，名义上的股东为原告、恒笙公司，其中原告持股55％、恒笙公司挂名持股45％，但恒笙公司并未实际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此后公司法经过修订，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人数上的限制。原告认为，恒笙公司并非工惠公司的股东，可由下列事实予以佐证。首先，恒笙公司并无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1、恒笙公司在工商机关备案的对外投资情况表以及资产负债表中均无恒笙公司在工惠公司处有过投资的相关记载；2、恒笙公司的时任和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对恒笙公司在工惠公司处的所谓投资均不知情，更谈不上代表恒笙公司就此形成对外投资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3、恒笙公司之所以挂名持有工惠公司的股份，是原告当时为了规避法律关于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而借用其名义所致，因此恒笙公司并无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其次，恒笙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实际履行过股东的义务：1、自工惠公司注册成立至今恒笙公司并未履行过股东的出资义务向工惠公司实际出资，工惠公司经营所需的资金全部由原告投入；2、恒笙公司也未实际参与过工惠公司的经营管理。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借用恒笙公司名义设立工惠公司的行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行为。恒笙公司并没有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也没有实际履行过股东的相关义务。被告恒笙公司陈述，恒笙公司是工惠公司的股东，有验资报告、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权登记可以证明。工惠公司的公示会计报表从2013年至2015年已经确认恒笙公司出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5万元。2013年至2014年原告曾要更换工惠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向恒笙公司邮寄通知召开股东会信件，要求恒笙公司参加股东会议。现原告已经不具有经营行为能力，没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原告法定代表人无权提出本案诉讼。原告应当组成清算组，由清算组行使民事权利。原告不具备工惠公司的股东身份，其在2006年、2007年已经抽逃了全部注册资本，原告在他案二审诉讼时确认真实。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工惠公司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工惠公司工商信息及章程(证明恒笙公司挂名持有的股权比例为45％，潘建华是工惠公司设立时恒笙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证明目的争议(恒笙公司认为其是实际股东，并非挂名)。本院以为，关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的争议，实质为是否具有关联性的争议。该证据能够反映恒笙公司登记持有的股权比例以及录音资料中陈述人潘建华的身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2、原告提交的恒笙公司工商信息及2007年1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证明恒笙公司现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是胡雯龙)的关联性争议。该证据证明录音资料中陈述人胡雯龙的身份，与本案争点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3、原告提交的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9月9日与胡雯龙的谈话录音及书面文字整理材料(证明胡雯龙确认恒笙公司没有投资工惠公司，也没有实际参与工惠公司的经营管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争议。本院以为，视听资料中的录音资料，是指通过录音设备记录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声音证据。由于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对抗性，一方不可能容许另一方取得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所以，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70条第3款中对视听资料作为证据不要求“经对方同意”。这就意味着偷录、偷拍获得的视听资料只要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侵犯他人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擅自安装窃听器进行窃听)，就具有证明能力，对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在所不问，对于何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一方当事人录制与对方当事人进行的谈话、行为，只要不是有意侵犯对方当事人的隐私权或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不论是否经对方同意，都是一种保全证据的有效方式。如果被录制者的表达是在其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作出的，不存在被迫作出于己不利的虚假陈述，则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纳。本院对于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审查了其来源、收集程序、形成的背景材料、录音内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纳。4、原告提交的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9月11日与潘建华的录音及书面文字整理材料(证明恒笙公司在工惠公司设立时，没有在恒笙公司内部依法形成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潘建华确认恒笙公司没有投资工惠公司，并表示其没有在2002年2月8日的恒笙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工惠公司章程上签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争议。本院以为，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认定同以上争议证据3，所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纳。5、原告提交的恒笙公司章程、2002年2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证明恒笙公司章程上潘建华等很多股东的签字与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不同，因此2002年2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不真实，恒笙公司没有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争议(恒笙公司认为因为原告工商登记上的签名和原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也不一致，因此笔迹不同的事实不能证明股东会决议无效)。本院以为，在普遍存在代验资设立公司的过程中，章程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也的确存在，所以不能以笔迹不同简单直接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但该组证据应结合上述争议证据3、4以及出资证据等本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6、原告提交的恒笙公司年检报告、资产负债表、对外投资情况表(证明恒笙公司对外投资的企业仅有上海中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家，投资金额为15万元，恒笙公司没有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争议(恒笙公司认为不能证明恒笙公司没有对工惠公司投资，且该材料反而可以证明胡雯龙的签名与本案授权委托书上胡雯龙的签名是一致的，因此恒笙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雯龙知道本案诉讼)。本院以为，该组证据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能证明案件事实。该组证据与恒笙公司是否有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7、原告提交的工惠公司验资报告、原告支票存根、案外人上海古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美公司)支票存根及记账凭证(证明工惠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中的45万元是原告实际出资，剩余55万元是原告借用古美公司款项验资，恒笙公司并未实际出资工惠公司)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争议(恒笙公司认为该节事实在恒笙公司诉原告抽逃注册资本一案中已经审理过了)。本院以为，恒笙公司未有相反证据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证明目的，可以证明55万元是古美公司代垫验资的事实。8、原告提交的支票申请单、进账单(证明工惠公司验资完成后于2002年3月28日归还了古美公司50万元验资款)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争议(恒笙公司认为其没有借案外人的钱款验资)。本院以为，恒笙公司未有相反证据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证明目的，可以证明工惠公司在验资完成后将验资款50万元汇入古美公司银行账户的事实。9、原告提交的工惠公司进账单及收款凭证(证明原告又于2002年5月17日向工惠公司出资55万元，因此工惠公司的100万元注册资本均由原告实际出资)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争议(恒笙公司认为该节事实在恒笙公司诉原告抽逃注册资本一案中已经审理过了)。本院以为，该证据与恒笙公司是否真实出资一节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10、原告提交的上海文体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文体公司)档案机读材料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签字备案书(证明2001年至2002年12月底期间，文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胡雯龙。结合此前庭审中胡雯龙的录音，恒笙公司的大股东文体公司对于投资成立工惠公司是不知情的)的关联性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与恒笙公司在工惠公司设立当时是否有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11、恒笙公司提交的出资证明书(证明工惠公司已经向恒笙公司确认至2014年7月20日恒笙公司出资45万元的事实)真实性争议(原告认为工惠公司的公章仍由工惠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刘鸣华掌控，刘鸣华不能代表工惠公司的真实意思。该证据落款时间是2014年7月20日。因出资证明书应当是出资到位后即签发，所以该证据是为了应付诉讼伪造)。本院以为，出资证明书真实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恒笙公司真实出资。如果没有出资，出资证明书记载的内容就不存在。结合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工惠公司成立12年后，所以该证据无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纳。12、恒笙公司提交的通知函(证明2014年公司法已经认可一人公司，恒笙公司是工惠公司的合法股东。如果原告认为恒笙公司是挂名股东，2014年就应该变更工商登记)的证明目的争议(原告认为其向恒笙公司发送召开会议的通知是基于恒笙公司是工商登记挂名股东，系为股东会决议能够通过工商备案登记，不代表原告认可恒笙公司股东资格)。本院以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证明目的的争议，本院在之后会在“本院认为”一节中予以阐述。13、恒笙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确认工惠公司有二名股东，恒笙公司是股东之一)的证明目的争议(原告认为该证据并非原告在另案中出具的认可恒笙公司股东身份的材料，当时是基于恒笙公司擅自以工惠公司身份召开股东会决议，原告提出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一、二审都予以支持。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恒笙公司享有股东资格)。本院以为，对于证明目的的争议，本院在之后会在“本院认为”一节中予以阐述。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14、恒笙公司提交的工惠公司会计凭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抽逃注册资本55万元)的关联性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涉及原告是否抽逃出资的事实，与本案恒笙公司是否享有股东资格的争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15、恒笙公司提交的另案庭审笔录(证明工惠公司通过代验资成立，原告于2002年5月才将55万元真实出资至工惠公司)关联性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16、恒笙公司提交的原告2013年至2015年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原告确认没有对外投资)的关联性争议。本院以为，该证据与本案恒笙公司是否享有股东资格的争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17、恒笙公司提交的(2015)沪一中(商)民字62号的材料及庭审笔录(证明：1、该案审理中原告已经确认其抽逃出资，现原告陈述不实；2、恒笙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系恒笙公司履行股东权利的具体表现，因此恒笙公司没有意愿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说法不正确)的关联性争议(原告认为当时确认的表述是有假设性前提的，原告认为其相应行为是关联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而不是抽逃出资)。本院以为，该证据与本案争点恒笙公司是否行使股东权利，从而是否享有股东资格的争点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18、恒笙公司提交的工惠公司主要人员信息(打印件)、工商局公布的工惠公司2013年、2015年发布年度报告的时间1份以及2013年至2015年度报告(打印件)(证明工惠公司的董事长是梅喜连，恒笙公司出资45万元的事实)的证明目的争议(原告认为本案工惠公司对外所作工商公示信息是迎合诉讼需要，所以公示信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以为，该些证据均反映恒笙公司具有工惠公司股东的形式特征，作为本案证据可以予以采纳。至于证明目的的争议，本院在之后会在“本院认为”一节中予以阐述。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本案查明事实为，工惠公司设立时的验资资金流向过程：2002年2月6日，原告以自有的票面金额25万元、凭证号为DXXXXXXX的支票一张和自有的票面金额20万元、凭证号为AWXXXXXXX的支票一张以及案外人古美公司的票面金额10万元、凭证号为BW866561的支票一张(对应支票存根由原告董事徐幼芳签收)解入工惠公司验资账户(合计55万元)；同日，恒笙公司以案外人古美公司的票面金额45万元、凭证号为BW866562的支票一张(对应支票存根由恒笙公司董事胡敏签收，用途记载验资)解入工惠公司验资账户。2002年2月19日，上海申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确认原告缴纳55万元，于2002年2月8日缴存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人民币验资专户XXXXXXXXXXXXXXXXX帐号；恒笙公司缴纳45万元，于2002年2月8日缴存上述同一银行人民币帐户。2002年3月4日，工惠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的股东为原告持有55％股权、恒笙公司持有45％股权。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鸣华(刘鸣华当时亦系原告法定代表人)。2002年3月26日，工惠公司汇入古美公司账户50万元(对应的由刘鸣华签字的工惠公司借用支票申请单记载的支票用途为“返还古美街道验资款”)。2002年5月17日，原告汇入工惠公司账户55万元。2002年9月29日，上海职工合作社汇入古美公司5万元。本院另查明，潘建华系登记持有恒笙公司股权的股东之一，文体公司系登记持有恒笙公司85％股权的股东之一。潘建华于2001年8月18日至2007年1月15日期间担任恒笙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之后恒笙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由胡雯龙担任至今。胡雯龙于2000年至今一直担任文体公司法定代表人。本院还查明，2012年9月27日，本案原告起诉恒笙公司(该案第三人为工惠公司)，要求确认恒笙公司挂名的工惠公司45％股权为本案原告所有。后本案原告于2012年10月19日撤诉。2012年12月27日，案外人刘鸣华起诉本案原告，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2013年9月4日，工惠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鸣华)起诉本案原告，要求确认本案原告拒不归还410,617.40元为抽逃出资的行为等。后此案于2014年3月3日被裁定驳回起诉。之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裁定。2014年6月26日，本案原告起诉工惠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鸣华)，要求将工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鸣华变更为梅喜连等。一、二审法院均支持了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2014年9月22日，本案原告起诉工惠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鸣华)，要求撤销工惠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作出的三份股东会决议。一、二审法院均支持了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注：2014年11月3日，恒笙公司起诉工惠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鸣华)，要求依照2014年7月20日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履行。2015年5月13日，恒笙公司撤诉］。2015年2月之后，通过申请执行，工惠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由刘鸣华变更为梅喜连。诉讼中，2016年5月18日，本院根据原告股东刘鸣华的申请，裁定受理了原告的强制清算申请。本院认为，任何权利、义务的存在，任何法律后果的归属，都必然有其承担者(即主体)，也就有谁作为承担者(主体)的资格问题。所以，任何法律规则都必然与人格制度和权利能力制度相配合使用。股东资格亦不例外。股东资格的确定标准，应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的记载作为公司股东应当具备的形式要件，而以是否有成为股东的意思、实际出资、实际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作为股东的实质要件。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不同程度地具有表征股东资格的功能，两者均可能被采信是反映法律事实的证据。由于形式要件经由法定的公示程序固定，可能更趋近于“法律真实”，而实质要件是实际出资行为的体现，可能更趋近于“客观真实”。实质要件是形式要件的归依，形式要件是实质要件的外化，形式要件采用与否取决于实质要件是否是“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一致性的体现。析言之，当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相符时，两者反映的事实既符合“法律真实”的程序标准又符合“客观真实”的实体标准，均可以是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据，也就不存在股东资格的争议了。当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相冲突时，两者反映的事实就会出现矛盾，哪个要件证明的事实最接近于“客观真实”，且证明事实的过程符合“法律真实”的程序标准，该要件也就成为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据。无论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还是工商登记，仅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或对抗的效力，如果有实质要件可以将其推翻，则不能以此为据，应以实质要件认定股东。申言之，形式要件持有人主张股东资格无需举证，而实质要件持有人必须承担推翻形式要件的举证责任。从本案来看，工惠公司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年度报告将恒笙公司记载为出资45万元的股东，具备了形式要件。故原告主张恒笙公司不是工惠公司股东，必须承担推翻形式要件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发生股权确认纠纷争议的是原告与恒笙公司，双方均为工商记载的工惠公司股东。所以，双方争议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故实质要件在认定股东资格中的决定作用大于形式要件。原告对于实质要件，进行了举证。本院就恒笙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分析如下：1、公司法是典型的团体法，同时它也是司法的一部分，属于民法的下位法，其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于民法的核心理念—意思主义的约束和影响。股东资格无论是原始取得、继受取得首先均要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从恒笙公司有无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来看，涉案视听资料显示，工惠公司成立当时，恒笙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也是恒笙公司股东之一)以及恒笙公司大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均确认无成为工惠公司发起人股东的意思表示(股东会决议签名不真实)、恒笙公司没有投资工惠公司。该节事实，本院予以认定。2、公司系团体法人，拥有财产为其具有人格的绝对要件。因而，实际出资于公司独立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公司拥有独立财产且达到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股东才得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任何人欲取得股东资格，必须以向公司承诺出资为前提。要获得实际的股权收益，应以出资义务的实际履行为前提。股东享有股权的大小取决于其出资的比例或数额。可见，投资人以出资为代价，换取成为公司成员的资格。本案中，恒笙公司是发起人股东，需通过出资取得“名分”，即股东身份。从恒笙公司是否向工惠公司真实出资来看，原告以自有资金45万元及古美公司垫资的10万元，合计55万元形式上完成了对工惠公司的出资义务；恒笙公司以古美公司垫资的45万元形式上完成了对工惠公司的出资义务。之后，工惠公司归还古美公司代垫验资款50万元。嗣后原告又汇付工惠公司55万元。在案外人职工合作社汇付5万元后，古美公司收回了全部的55万元代垫验资款。因此，从原告与恒笙公司的出资情况看，截至2002年5月17日，原告向工惠公司投入出资款合计100万元。然古美公司为恒笙公司垫付的验资款45万元归还古美公司后，恒笙公司并无款项投入工惠公司。因此，恒笙公司并未真实出资。恒笙公司庭审中所述某自然人通过其出资的事实不存在(注：另案中，相应凭证显示恒笙公司董事胡敏于2012年11月个人汇入工惠公司银行账户45万元)。对于恒笙公司就出资证明书的举证，本院以为，出资证明书指公司成立后应当向出资股东签发的文件，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的物权性凭证。从恒笙公司提交的出资证明书来看，其记载的内容与已经查明的恒笙公司未真实出资一节事实有悖。况且，出资证明书落款时间是2014年7月20日，明显系在原告与恒笙公司、工惠公司、刘鸣华之间产生纠纷之后补发(当时工惠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鸣华)，而正常的出资证明应该是在2002年出资当时由公司签发给出资股东。由此，出资证明书不能作为恒笙公司出资款45万元到位的依据。3、实际行使股权的记录主要指记载股东获得利润分配或者参加股东会等的书面文件。由于股权是一种资格性的权利，享有股权的人，必然是取得股东资格的人(股权的主体与实际行使股权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实际行使股权的记录所载明的人并不一定是股东本人)。从恒笙公司是否一直行使股东权利来看，恒笙公司抗辩原告通知其参加股东会，其也曾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所以行使了股东权利。本院以为，恒笙公司是记载的形式股东，原告以形式要件通知恒笙公司参加股东会，以及恒笙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就可以简单认为恒笙公司行使了股东权利，有失偏颇。纵观原告与恒笙公司自2012年9月27日开始的诉讼，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为要求确认恒笙公司不是工惠公司的股东。因此，之后的召开股东会以及诉讼均是当事人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引发，不是正常状态下行使股东权利。恒笙公司未举证反驳其在2012年9月诉讼之前存在一直正常行使股东权利(如红利分配权、经营决策权等)的事实。由此，原告所述恒笙公司从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恒笙公司存在无成为工惠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无出资、无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而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恒笙公司认为其是某自然人的挂名股东。在第二次庭审中，恒笙公司自认系某自然人(恒笙公司在庭审中不肯道出该自然人姓名)以恒笙公司名义出资45万元，并且工惠公司不知晓。原告也当庭陈述其不知晓该节事实。而公司具有人合性。本院若认定某自然人为工惠公司股东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所谓的自然人胡敏个人汇入工惠公司银行账户45万元也是在2012年9月27日本案原告要求确认系争的45％股权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刚撤回之后，且该所谓的45万元出资亦未经重新验资等法定程序，与工惠公司成立当时法对资本的三原则相悖，也与2002年5月17日原告汇入工惠公司账户55万元的目的冲突。因此，2012年11月汇入的45万元仅属于一般事实，不构成出资的法律事实，不产生恒笙公司已经出资的法律后果，故不能认定为恒笙公司的出资款。即使恒笙公司认为缴款行为系补足出资，但补足出资行为的前提是恒笙公司是股东。所以，不能以发生纠纷之后的事后行为倒推其在工惠公司成立当时具备股东资格实质要件。恒笙公司成为工惠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不存在，恒笙公司当然不享有工惠公司的股东资格。而某自然人亦不是工惠公司的股东。从工惠公司的注册资本100万元全部由原告出资、并且由原告经营管理工惠公司等事实综合判断，可以认定工惠公司100％股权属于原告所有。至于原告抽逃部分出资的事实，与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事实无涉，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即使原告之后存在抽逃出资款的事实，在未经法定程序的股东除名或撤销登记工惠公司的主体资格之前，原告仍然是工惠公司的股东。工惠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上海恒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登记的上海工惠房产经纪有限公司45％股权属于原告上海上工房产实业有限公司所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25元，由被告上海恒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上海上工房产实业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亦兵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