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5民初2218号原告：梁宏，男，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帅，上海脱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殷蕾，女，，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振东，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宏与被告殷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帅，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振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9月1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于2004年7月30日在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下设立，由被告独资经营。被告愿意将该婚介所33%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愿意受让，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原告注资1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对价。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2012年4月27日，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更名为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2013年4月7日，原、被告签订《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向被告出让其持有的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40%的出资额，被告以85万元作为对价。被告为此向原告支付了总计45万元的转让价款。但由于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原告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并取得判决确认《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解除，原告向被告返还已经支付的45万元。原告不服该判决，遂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9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额在法律上不允许转让，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判决作出后，原告认为既然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额在法律上不允许转让，而其持有的对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额系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自被告处受让而来，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应为无效合同。被告殷蕾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提供的证据2已经证明原告支付的转让款的用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返还转让款的问题。第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未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第三，即使《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双方也已经有效履行了合同，故应当作为有效合同进行处理。原告梁宏围绕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证据2、原告付款凭证，证明原告已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100元万的股权转让款；证据3、(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9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存在股权，也不允许转让出资额；证据4、自徐汇区社会团体管理局调取的鸿程婚介所调档材料(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会议决议、准予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决定书、董事会决议、准予民办非企业单位迁入决定书等)，证明被告在转让时并不具备出资人的身份，也未持有100%的股权，因而存在欺诈情形；证据5、自徐汇区社会团体管理局调取的鸿程婚介所调档材料即《上海市房屋租赁(商品房预租)合同》，证明原告支付给案外人李某某的款项系婚介所需要支付的房租，该费用系依据被告的要求而支付；证据6、徐汇社团管理局调取的材料，证明被告不具备转让资格，不持有100%股权，转让无效。被告殷蕾围绕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就退出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事宜所做的约定，其中第九条载明：当出资额转让不能完成时，双方同意解除转让协议；证据2、2012年7月2日、2013年3月11日的董事会决议、2012年10月6日的通知书，证明双方转让协议得到履行，同时原告及配偶张吉都已实际参与管理了婚介所，履行了相应职责；证据3、记账回执、记账凭证、交易明细查询信息列表，证明原告曾经自婚介所领取过工资及进行相关差旅费报销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本案的转让协议的切实履行。本院对于原告的证据进行了核对。对被告无异议的原告证据1至证据6，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原告无异议的被告证据1、证据2，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原告有争议的证据3，本院将在事实认定及本院认为中予以综合评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7月29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团体管理局签发《上海市长宁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同意成立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的批复》，准许成立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举办人为蔡某某、张爱佩。开办资金为10万元，实收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蔡某某。2007年9月17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同意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案外人刘某。2010年12月3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团体管理局作出《准予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决定书》，同意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殷蕾。2011年9月14日，原、被告双方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于2004年7月30日在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下设立，由被告独资经营。被告愿意将该婚介所33%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愿意受让，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第1款载明，原告注资1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第一条第2款载明，原告应于2011年9月16日前支付给被告5万元作为定金。第三条载明，自2011年9月16日起，原告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公司资产、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2011年9月1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5万元。自2011年11月15日起至2012年3月26日向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或为了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的装修费而向相关人员汇款共计94.30万元，另支付7,000元的现金购买办公用品。2012年3月27日，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董事会决议》一致通过决议，推举被告殷蕾为执行董事，原告为总经理，并将婚介所迁至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XXX号汇智大厦704室。2012年3月27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团体管理局作出《准予民办非企业单位迁出决定书》，批准迁出事宜。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于2012年4月7日提出《变更申请书》，申请迁入上海市徐汇区，该申请书由原告、被告共同签字。上海市徐汇区社会团体管理局于2012年4月23日批准迁入事宜。2012年4月27日，上海市徐汇区社会团体管理局作出《准予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决定书》，批准上海鸿程婚姻介绍所更名为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2012年7月2日，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通过董事会决议，载明：张吉负责公司全面运作，分管财务人事，被告殷蕾负责公司业务等工作，原告梁宏负责公司网络上的所有工作，戴明华为公司临时股东，协助张吉管理公司日常工作等。2013年3月11日，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董事会决议》一致通过决议，将婚介所迁至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XXX号光启城811室，原告在该决议上签字。上海市徐汇区社会团体管理局于2013年3月20日批准上述变更登记。2013年4月7日，原、被告签订《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向被告出让其持有的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40%的出资额，被告以85万元作为对价。该协议第九条载明，当出资额转让不能完成时，双方同意解除转让协议。但该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总计45万元的转让价款。但由于原、被告双方就该协议的履行事宜发生纠纷，原告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通过判决确认《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解除，原告向被告返还已经支付的45万元，并判决驳回原、被告其余本诉以及反诉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遂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案号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9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是在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其性质不同于依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在工商部门登记设立的公司、企业。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以及第四条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因此，原被告对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不同于股东对公司法人的出资，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一旦成立，开办主体的出资即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所有，该出资不得退出或转让。根据上述暂行条例的规定，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客观上无法办理将原告40%的出资额转至被告名下，即被告单独持有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100%出资额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第九条的约定，当出资额转让不能完成时，双方同意解除转让协议，故《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解除，原告应当将已经收取的45万元的款项返还予被告。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判决作出后，原告认为既然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额在法律上不允许转让，而其持有的对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额系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自被告受让而来，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应为无效合同，故起诉来院。本院另查明，原告实际参与了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经营，并自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领取工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通过固定电话同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社团局取得联系，咨询有关于民办非企业法人的相关政策问题。2016年8月12日，本院至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调取有关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有关登记情况，并就相关政策问题进行了咨询。本院得知，不允许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以一人独占100%投资的方式进行登记。法定代表人可以变更登记。政策允许民办非企业法人获得资金进入，但不会批准资金退出。因此在需要退出的情况下，退出的投资人必须找到另一个人填充其空缺，以保证资金不发生减少。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每年需向民政局提交《上海市民非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但相应内容均由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自行填写。档案中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上海市民非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仅保存到2013年。2016年9月12日，本院通过固定电话同上海市社团局咨询有关于民办非企业法人性质的问题。上海市社团局告知本院，向民办非企业法人所投入的资金相当于社会捐赠，不能再向民办非企业法人取回。设立人的名字一旦登记将不再予以变更或者替换。本院认为，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判断应当根据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性质，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及理解，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等情况予以综合考虑。由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具有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的特殊性质，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的规定，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且其开办主体不得对其出资进行变更或者转让，因此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于公司法人中股东的法律关系，双方对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也不同于股东对于公司法人的出资。根据本院向上海市社团管理局的咨询，对于民办非企业法人的出资相当于社会捐赠，因此，无论是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最初设立时投入的资金，还是原告的投入的资金，都不产生诸如《公司法》中股权的权利义务。同时，原告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支付的款项，除了5万元支付给被告个人之外，其余金额均投入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装修费、文具购买费用中，而非支付给被告个人，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书》也不应当理解为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双方就通过投入资金的方式共同经营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而做的安排，其合同目的系原告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通过对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资金投入而获得经营权。因此，虽然双方以“股权”作为约定的内容，但原、被告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对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进行投资，原告由此参与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经营活动。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实际参与了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经营，并自该婚介所领取工资，在2012年4月7日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变更注册地的申请书以及2013年3月11日再次变更注册地的董事会决议等重要文件中均有其签字，因此原告参与经营的目的已经实现。同时，原告认为，根据(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97号案件的判决，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的出资额不允许转让，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也应无效。本院对于原告的该观点不予认可，理由在于：第一，(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97号案件的判决认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规定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一旦成立，其出资不得退出或者转让。但系争转让款并未给被告个人，而是投入到婚介所的经营中，被告也没有退出婚介所的经营或以此抽回投入的资金，而婚介所的资金得以增加，未受到减损，因此并不违反退出或转让出资的情况，故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第二，(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97号案件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判决《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解除的理由在于：该案件系梁宏要求通过股权转让协议退出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而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的规定，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作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一旦成立，其开办主体的出资即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所有，其出资不得变更或者转让。据此，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客观上无法办理将梁宏的出资额转至殷蕾名下的合同目的，符合双方在《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第九条的解除合同的约定，从而应判决解除。因此，该判决的依据为双方在《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中的约定，而非认为《上海优客婚姻介绍所出资额转让协议》无效，故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的认定同该案件无关。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存在无效情形。原告梁宏要求确认本案中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梁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亚玲代理审判员  李 腾人民陪审员  李 萍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张妍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