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8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敬校，男，197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嘉珍，广东正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古朗股份合作经济社大塘村小组，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古朗村。负责人：伍华强伍某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清，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甜甜，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伍根成，男，194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黄敬校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古朗股份合作经济社大塘村小组（以下简称大塘村小组）、原审被告伍根成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8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敬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敬校不承担支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大塘村小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古朗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古朗经济社）是《农业承包合同书》发包方盖章的主体，对于本案事实真相认定有重要的作用。一审判决没有依法追加古朗经济社为第三人，导致不能查清本案事实的真相，违反法定程序。1.黄敬校一审提交的《农业承包合同书》是2013年3月15日伍时络伍某络冒用伍根成签名与古朗经济社签订，古朗经济社与大塘村小组违规让伍时络伍某络取得承包权，并默许其对外转包赚取承包差价格100元／亩利润。2.大塘村小组一审提交的古朗经济社分别与黄敬校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以及与伍根成、黄敬校签订的《鱼塘承包转让协议》（只有伍根成签名），都是由古朗经济社盖章。（二）一审庭审不予批准黄敬校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导致不能查明事实，违反法定程序。经黄敬校调查，2013年到2015年期间伍时络伍某络冒用多人签名（包括伍学准、伍根成等多人），串通大塘村小组与古朗经济社，取到30多户合共约300多亩鱼塘承包权，再对外转包赚取承包差价利润从100元／亩至几百元／亩。本案中，若证人出庭，就能够证明涉案鱼塘自2014年开始由黄敬校通过案外人伍时络伍某络实际承包使用，每年承包费用均以银行转账方式交给伍时络伍某络，再由伍时络伍某络转交给大塘村小组的事实。（三）一审判决未能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正确认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2013年，大塘村小组与古朗经济社违规容许伍时络伍某络冒用同村人签名取得合共约300多亩鱼塘承包权，并默许其对外转包赚取承包差价。2.伍时络伍某络统一收取承包费用后向大塘村小组与古朗经济社支付。3.由于伍时络伍某络在2016年1月8日意外死亡，导致大塘村小组和古朗经济社无法向伍时络伍某络收取合共约300多亩鱼塘承包费。因此，大塘村小组为了挽回违规损失，精心设计补签《农业承包合同书》和《鱼塘承包转让协议》，混淆事实向各转租户再收取承包费。4.黄敬校不认识伍根成，《鱼塘承包转让协议》没有黄敬校的签名。伍根成也确认2013年3月15日的《农业承包合同书》不是其本人签名，与黄敬校并不认识。（四）一审判决有以下事实问题没有查明。1.2013年3月15日的《农业承包合同书》不是伍根成的签名，到底是谁签的名未查明；2.伍根成有否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如果有，签订时间是什么时候；3.黄岭校与伍根成是否认识，《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为何没有黄岭校签名；4.黄岭校何时开始承包涉案鱼塘，之前承包费用如何支付；5.涉案鱼塘承包费用之前是由谁向大塘村小组支付；（五）本案的事实真相是，黄敬校与同胞弟黄岭校合作承包鱼塘经营。由于伍时络伍某络串通大塘村小组与古朗经济社，垄断合共约300多亩鱼塘承包权（含涉案鱼塘），黄敬校被迫以高于实际承包价100元／亩的费用向伍时络伍某络承租。2016年1月8日，伍时络伍某络意外死亡，大塘村小组与古朗经济社无法收取租金，因此精心设计补签《农业承包合同书》和《鱼塘承包转让协议》，混淆事实向各转租户再收取承包租金。（六）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伍根成是否亲自与大塘村小组签订了《农业承包合同书》，伍根成是否实际承包并使用涉案鱼塘，伍根成是否按约实际支付2014年、2015年承包费用的事实。1.黄敬校并非大塘村小组的村民，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应事先经村民会议表决通过，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但本案中并未出现大塘村小组提交表决通过及报乡镇政府批准的证据，故黄敬校与大塘村小组2016年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无效。2.按照大塘村小组与伍根成2013年3月15日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第5点约定，承包人应于当年12月5日前预交下一年承包款。结合大塘村小组在一审提交证据《农业承包书》及转让协议显示，2016年3月底，大塘村小组才与黄敬校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所以在2016年3月前未与黄敬校签订承包合同前应由原来的实际承包人伍根成在2015年12月5日前支付涉案的承包费，但目前没有证据反映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底期间，大塘村小组按照合同约定向伍根成催收过涉案鱼塘的承包费。因为大塘村小组未及时催收行为明显不合常理，可能存在伍根成未实际承包鱼塘，而由他人借用伍根成的名义来签订合同，他人代交承包费的重大可能。3.黄敬校并未在《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上签字，该份协议内容对黄敬校不具约束力。因为黄敬校与伍根成素不相识，不会协商鱼塘承包事宜。而且该份协议书中伍根成的签名前签着“伍学准”并用横线划掉，如果是伍根成本人签名，不会先签别人的名字再涂抹，更不会将自己的名字写成伍学准。4.2016年3月26日《农业承包书》的合同期限与大塘村小组主张2016年才与黄敬校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相矛盾。《农业承包书》的合同期应自合同签订的时间2016年3月起算，而非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即大塘村小组主张的事实与证据反映的事实相矛盾。大塘村小组辩称，涉案399号鱼塘所属土地为大塘村小组所有。大塘村小组系古朗经济社所属经济独立核算的经济体，可以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即大塘村小组可以以独立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包括签订和履行合同、参与诉讼活动）。因大塘村小组没有公章，在签订合同时使用古朗经济社的公章，但不影响合同主体资格，因此，《农业承包合同书》《鱼塘承包转让协议》实际主体是大塘村小组。大塘村小组作为合法的民事主体参与的诉讼活动是合法有效的，无需古朗经济社参与决定。大塘村小组签订合同时由古朗经济社签章备案，无需古朗经济社的审批。黄敬校在一审中确认从2014年1月1日至今，涉案399号鱼塘由其实际耕作，也确认每年按合同约定通过伍时络伍某络转交土地承包款给大塘村小组，可见黄敬校明知涉案399号鱼塘是大塘村小组所有，也明知使用涉案399号鱼塘是需要向大塘村小组缴纳土地承包款。黄敬校称伍时络伍某络串通古朗经济社、大塘村小组承包转包300多亩鱼塘，恶意赚钱每亩300元的差价，大塘村小组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串通伍时络伍某络承包转包300多亩鱼塘。涉案土地（鱼塘）所有权人为大塘村小组，土地承包款应当向大塘村小组缴纳，而非伍时络伍某络等其他任何人。伍时络伍某络与黄敬校的关系并没有取得大塘村小组的认可，黄敬校以“已向伍时络伍某络支付承包款”为由，拒绝向大塘村小组支付承包款没有依据。综上，黄敬校使用涉案的大塘村小组399号塘及大塘村小组406号塘用于耕作养鱼，但经大塘村小组多次催促仍未支付2016年承包款，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伍根成述称，对于2013年3月的《农业承包书》和2016年3月的《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上“伍根成”的签名确实非伍根成本人签写，但因为伍根成不识字，所以就分别委托伍时络伍某络和大塘村负责人伍华强伍某强代为签名，整个代签的过程伍根成均在场见证。大塘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敬校、伍根成立即向大塘村小组交付鱼塘承包金3196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5年12月5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敬校、伍根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5日，大塘村小组与伍根成签订了一份《农业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一、伍根成承包大塘村小组399号鱼塘，承包期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二、每年的承包金共31960元，于每年的12月5日前缴交下一年的承包金。2016年3月26日，大塘村小组与黄敬校、伍根成签订了一份《鱼塘承包转让协议》，约定由伍根成将上述鱼塘转让给黄敬校承包，黄敬校需在签订合同时即付当年（即2016年）承包租金，黄敬校需与大塘村小组签订新的鱼塘承包合同书。当日，大塘村小组与黄敬校签订了一份《农业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一、黄敬校承包古朗大塘村小组399号鱼塘，承包期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二、每年的承包金共31960元，于每年的12月5日前缴交下一年的承包金。之后，黄敬校没有向大塘村小组支付2016年的承包金，经催收无果，大塘村小组遂于2016年6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大塘村小组与黄敬校、伍根成于2016年3月26日分别签订了《鱼塘承包转让协议》、《农业承包合同书》，约定由伍根成将涉案的鱼塘转包给黄敬校，承包期至2018年12月31日，故大塘村小组与黄敬校之间形成农业承包合同关系。黄敬校对涉案的鱼塘、土地进行了耕作、养殖，应按约定向大塘村小组缴交相应的承包金。在签订《鱼塘承包转让协议》时，黄敬校承诺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即付2016年的承包金，可见黄敬校自行确认，在2016年3月26日之前，并未向大塘村小组缴交2016年的承包金。故黄敬校主张其已于2015年12月缴交了涉案鱼塘的承包金，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伍根成已于2016年3月26日与大塘村小组、黄敬校签订了《鱼塘承包转让协议》，退出了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并确定涉案鱼塘2016年的承包金由黄敬校负责缴交，故大塘村小组请求伍根成支付涉案鱼塘2016年的承包金，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按《鱼塘承包转让协议》约定，黄敬校应于签订承包合同时向大塘村小组缴交2016年的承包金，而新的鱼塘承包合同书即《鱼塘承包合同书》于2016年3月26日签订，故黄敬校应在2016年3月26日向大塘村小组缴交涉案鱼塘2016年的承包金，但黄敬校逾期未缴交，利息应从2016年3月27日起计算，利率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敬校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大塘村小组支付涉案399号鱼塘2016年的承包金3196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3月27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大塘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减半收取为299.5元，由黄敬校负担。黄敬校二审期间提交了陈自梓与大塘村小组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和《鱼塘承包转让协议》各1份，并申请证人陈用锦出庭作证，拟证明涉案鱼塘是通过伍时络伍某络转包，承包款通过伍时络伍某络转交给大塘村小组，伍时络伍某络死亡后，大塘村小组要求黄敬校重新缴纳承包款。经审查，黄敬校所提交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和《鱼塘承包转让协议》均为陈自梓与大塘村小组就承包375号鱼塘所签订的协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同时，证人陈用锦还陈述其父亲陈自梓已经向大塘村小组交纳了承包款，对此大塘村小组也表示确认，说明双方已经按照《农业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义务；陈用锦虽然陈述其父亲陈自梓向伍时络伍某络交纳过承包款，但此仅为其单方陈述，并无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支付情况，且无证据证明大塘村小组委托伍时络伍某络收取承包款或存在其他伍时络伍某络有权代大塘村小组收取承包款的情况，故黄敬校所提交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3月26日《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丙方一栏和2016年3月26日《农业承包合同书》乙方代表一栏均有黄敬校签名确认。伍根成在二审庭审中确认，2015年3月15日其与大塘村小组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和2016年3月26日其与黄敬校、大塘村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上“伍根成”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写，而是经伍根成同意并在伍根成的委托和见证下，分别由伍时络伍某络和伍华强伍某强代为签写。本院认为，本案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综合黄敬校的上诉请求和大塘村小组、伍根成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是一审法院未追加古朗经济社为第三人以及未准许黄敬校提出的证人出庭申请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是黄敬校是否应向大塘村小组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金及利息。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首先，由于案涉鱼塘属于大塘村小组所有，而该村民小组是古朗经济社所属经济独立核算的经济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其有权作为民事主体参加诉讼，黄敬校请求追加古朗经济社参加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追加第三人的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未追加古朗经济社并不违反法定程序。其次，证人证言的采信首先必须与双方讼争的事实具有关联性。黄敬校一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黄敬校所主张的证人出庭证明的事实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且本院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听取了黄敬校的证人出庭陈述后，亦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足采信，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黄敬校的证人出庭陈述证言并无不当。综上两点，黄敬校上诉称一审程序不当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敬校是否应向大塘村小组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金及利息。首先，经本院审查，2016年3月26日，黄敬校与伍根成、大塘村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以及黄敬校与大塘村小组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均有黄敬校的签名，黄敬校称其未在《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上签名与事实不符。同时，本案《鱼塘承包转让协议》及《农业承包合同书》上签名确认者均为黄敬校和大塘村小组，即本案合同当事人为黄敬校与大塘村小组，黄敬校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黄岭校与黄敬校及大塘村小组之间的农业承包合同有何关系，故黄敬校以黄岭校未在《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上签名为由对其与大塘村小组之间农业承包合同关系提出异议并无理据。伍根成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在2013年3月15日其与大塘村小组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和2016年3月26日其与黄敬校、大塘村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均是其委托他人所签署，其对该两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黄敬校以两合同上伍根成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为由对合同提出异议缺乏理据。因而，黄敬校在本案中以上述相关合同的签署所提出的异议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在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均为真实的基础上，同时在大塘村小组对合同效力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大塘村小组与黄敬校、伍根成所签订的《鱼塘承包转让协议》以及大塘村小组与黄敬校所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之情形，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黄敬校以合同未经村民表决通过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在大塘村小组与黄敬校所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真实有效的情况下，黄敬校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向大塘村小组履行支付土地承包款的义务。在黄敬校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大塘村小组委托伍时络伍某络代收土地承包金，黄敬校以已向案外人伍时络伍某络支付2016年土地承包金为由主张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黄敬校向大塘村小组支付2016年承包款31960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27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敬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9元，由上诉人黄敬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建红审 判 员  郑正坚代理审判员  吴媛媛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梁启星第13页共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