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湘31行赔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某某，男，1978年8月22日出生，苗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首市公安局，住所地吉首市人民北路57号。法定代表人胡学清，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向辉，吉首市公安局干警。委托代理人吴朝双，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治安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吉首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的（2016）湘3101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原告龙某某与凤凰县女青年唐某发生纠纷，欲结束恋爱关系，双方约定2015年1月22日上午9时在吉首市峒河公园见面由唐某退还原告部分现金17500元。2015年1月22日10时10分许，唐某和家人到吉首市公安局峒河派出所报警称：她与原告以前系恋爱关系，现两人已分手，但是原告要求她退还两人在恋爱期间借的一万多元钱，并威胁如果不还钱的话，就要危害唐某全家，现双方在峒河桥头见面。峒河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将原告带回派出所，经过口头询问原告和唐某了解情况，双方是因为恋爱期间的债务纠纷引起的矛盾。民警对原告和唐某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工作，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唐某返还原告一万元，并当场履行。原告认为被告民警在处理该起事项中存在暴力执法，打伤原告，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于2015年12月1日向被告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提出行政赔偿，被告对原告申请未作出赔偿决定。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提起行政赔偿是否超过时效；2、被告工作人员行使权力是否有法律依据；3、原告诉称被打事实的认定。关于焦点1，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原告诉称事件发生于2015年1月22日，提起行政赔偿申请是2015年12月1日，在请求行政赔偿的时效内。被告在规定期限没有对原告申请行政赔偿作出赔偿决定，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关于焦点2，本案的起因是唐某及其父认为人身受到威胁向被告报警。被告接警后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预防、防止、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在对需要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被告经调查了解后，发现双方系因恋爱发生纠纷，对事情进行了调解处理，被告对原告强制传唤以及对事情进行调解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有关规定。关于焦点3，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交其被被告民警打伤的有效证据，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出具的书证与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言不一致，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提出由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生活费、经济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书面道歉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龙某某的赔偿请求。上诉人不服原判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采信伪证。《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时的证据和所据的规范文件。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一审采信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一件是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所收集的证据。2、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原告认为本案争论的主要焦点：（1）原告是否持刀威胁他人。既然被告的证人和被告的答辩书中都写有原告持刀威胁他人，且被警察当场缴获凶器。在庭审中，怎么没看到被告所说的凶器和现场笔录。难道凶器长翅膀飞走了？现场笔录也长翅膀飞了？（2）被告是否在审讯室对原告进行拳打脚踢，被告在审讯室是否用刀对原告进行生命威胁。一审对民警在审讯室对原告的殴打行为闭口不提，对本案争论主要问题没有作出定论，严重违背本案诉讼目的。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一审的确认结果是“被告对原告强制传唤以及对事情进行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处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有关规定。”原告认为，一审违规采用被告的调查结果作为确认被告行政合法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一审法院有权对本案进行调查，怎么会引用被告的调查结果来作为确认被告行政合法依据？4、村卫生室诊断书、处方笺、州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等证据证实，上诉人被打致颈、胸、大腿等多处软组织挫伤，在村卫生室治疗花去医药费486.5元。该上述证据已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5、证人龙志前、吴志香、吴玉前当庭作证，均证实原告在派出所被打，一审法院要求证人出具的书证与庭审中的证言如同复印一样，分明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吉首市公安局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在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上诉人于案发当日下午3时到吉首市社塘坡村卫生室治疗，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挫伤，进行消炎、活血化瘀治疗。该事实有原告所举证据4、7予以证实，且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有自伤的可能性。一审不予采信不当，应予纠正。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在强制传唤过程中是否存在殴打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并因此造成上诉人的人身伤害。1、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存在殴打及其他违法行为。本案的起因是唐某及其父认为人身受到威胁向被上诉人报警。被上诉人接警后履行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预防、制止、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在对需要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被上诉人根据现场发现上诉人持有管制刀具的具体情况，决定采取强制传唤措施。其后经调查了解，发现双方系因恋爱发生纠纷，进行了调解处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强制传唤以及进行调解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三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明被告在强制传唤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接触。上诉人在派出所内是否被殴打及殴打具体过程，证人均未亲眼目睹，且其出庭作证证言与书证内容不一致，故该三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受到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的殴打。2、无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伤情系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所致。上诉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属实，但因其自身携带管制刀具且对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强制传唤进行反抗，双方发生肢体接触，不排除上诉人在强制传唤中因其反抗且双方发生肢体接触从而受伤的可能性。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存在伤情，但不能证明其伤情系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殴打或者其他违法行为所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伤情系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殴打或者其他违法行为所致，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学军审 判 员  陈武涛审 判 员  唐云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胡贻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