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9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孝感城区鹏程票务代售处。住所地：孝感城区百佳豪庭**栋***号。组织机构代码：L5524190-4。经营者：糟玉平，男，1985年5月27日出生，回族，现住孝感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先初，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孝感市孝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智文，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起诉、代为调查收集证据、查阅案卷材料、参与庭审活动、代签代收法律文书。上诉人孝感城区鹏程票务代售处（以下简称鹏程代售处）因与被上诉人徐先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5）鄂孝南民初字第01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鹏程代售处的经营者糟玉平、被上诉人徐先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智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鹏程代售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先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徐先初自2012年5月至2014年5月共订了172张机票，总金额265580元，其中25张是徐先初为本人订购的机票，金额是40554元，其余都是徐先初经手为他人订购的机票，理应由徐先初支付。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到过以上内容，并补充过徐先初的订票明细作为证据，但一审判决中没有写入这部分内容。所有机票款徐先初支付了215000元，余50580元未支付。一审中徐先初说他本人的机票款已支付，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另外，若他本人只订了40554元的机票，为何要付我215000元？我是否可以认为其支付的机票款都是他人的机票款，他本人的机票款并未支付。二、在上诉人提供的短信记录证据中，有徐先初为他人订购机票时所发送的他人姓名及证件号，有上诉人出票完成后给徐先初发送的航班短信，可以证明徐先初为他人订票的事实。在短信记录中还有部分机票账单以及催款短信，徐先初也有回复，说明他是默认欠款事实的。三、在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证据中，上诉人提到了欠款金额，徐先初没有否认，还说要给利息，这充分说明徐先初是承认欠款事实的，这个通话时间是2015年1月23日上午10：07：37。四、在上诉人提供的通话记录证据中，呼入呼出有203次之多，有订票时打的，也有催款时打的，可见上诉人与徐先初之间确实存在联系的事实。通话记录中有2015年1月23日上午10：07的通话记录，持续时间3分24秒，可以与通话录音相佐证。五、在一审庭审中，徐先初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徐先初本人未曾出现在庭审现场，也没有提供任何付款证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都是真实的，这些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徐先初不守诚信，拖欠上诉人的欠款。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徐先初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所出示的短信和电话不能证明欠款的真实性，上诉人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鹏程代售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先初支付下欠机票款50580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徐先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5月初，徐先初在鹏程代售处订购机票，采用电子客票形式订票，每月进行一次结算并付清机票款。之后，鹏程代售处以其他人员订购的机票系由徐先初指定并结算机票款为由，要求徐先初支付机票款5058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鹏程代售处与徐先初以电话订购机票的形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鹏程代售处以案外人订购机票所欠机票款，要求徐先初予以支付，但其既无徐先初出具的欠款凭证，又无双方结算后徐先初出具的欠款凭证，故鹏程代售处要求徐先初支付机票欠款的请求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鹏程代售处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受理费1050元由鹏程代售处负担。二审中，鹏程代售处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手机话费交费发票一张，证明手机号136××××3777的机主是徐先初。证据二、通话录音及文字版本，证明通话时间204秒，其中数次提到欠款50000多元的事实，徐先初未作否认，并同意还款。证据三、手机通话记录七张，证明与徐先初的通话比较频繁，一直在向徐先初主张权利。且2015年1月23日10：07的通话记录204秒，和通话录音时间相符。证据四、短信信息记录十七张，证明徐先初与鹏程票务处存在着订票业务且票款未付清。证据五、机票销售业务同行饶某的庭审证言，证明现在是信息时代，通过手机短信、微信订票很普遍，也是购买飞机票的行业惯例。徐先初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不认可，即便号码登记在徐先初本人名下，也不能证明是徐先初本人在使用。对于证据二手机录音认为不真实，这个通话的人不是徐先初本人，而且徐先初本人也否认通话内容。对于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是糟玉平自已从手机中导出来的，不是移动公司出示的通话清单，上面反映不出来徐先初的具体号码，手机上存的姓名并不能与号码对应。对于证据五，没有在法定期限举证，且该证人与本案无关，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徐先初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证据一，系糟玉平为联系136××××3777号码机主，向移动公司充值交纳5元话费的发票，其真实性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能够予以反驳，应认定为真实发票。发票联上显示136××××3777的客户名称为徐先初，且徐先初在一、二审案件中均未举证证明136××××3777不是其本人在使用，故本院认为136××××3777号码系徐先初使用。对于证据二、三、四，糟玉平在一审中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但本院认为证据一、二、三、四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徐先初欠款的事实，具体理由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评述。对证据五因证人饶某与本案纠纷无任何关联，法庭调查中其也未出示身份证明，无法证明其所从事的职业，故本院认为其证言不具证明效力。另外，为查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11月7日、11月21日三次通知徐先初本人到庭对案件事实进行核实、对手机录音进行鉴定，但徐先初均无正当理由而不到庭，导致相关事实无法向其核实，鉴定工作无法开展。二审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至2014年5月，徐先初在鹏程代售处用手机通话或手机短信的方式订购机票，采用电子客票形式出票，不定期结算机票款，后下欠部分机票款未付，鹏程代售处遂多次向徐先初催要。2015年1月23日，鹏程代售处糟玉平与徐先初通过电话联系并催要下欠款项，徐先初承认下欠机票款50000多元未付，并表示愿意支付部分利息，因未履行而成讼。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鹏程代售处所提供的录音证据、通话记录及短信记录能否证明被上诉人徐先初差欠机票款。本院认为，鹏程代售处提交的“136××××3777”手机号缴费发票上载明手机客户就是徐先初，徐先初在一、二审中均未举出反证证明“136××××3777”不是其本人在使用，故应当认定“136××××3777”的手机号是徐先初在使用，也即是说徐先初一直在通过“136××××3777”的手机号与鹏程代售处之间进行联系，包括机票订购、短信往来等。对于鹏程代售处糟玉平提交的2015年1月23日上午10：07：37电话录音，系糟玉平用自己的手机对徐先初进行的通话录音，虽未提前告知徐先初，但这是鹏程代售处糟玉平在没有欠条的情况下，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票务款未结清的事实不得已而采取的证据采集措施，该电话录音并未采用胁迫或窃听等法律禁止的方法取得，其内容也未涉及个人名誉和隐私，故此录音证据具备合法性；该通话录音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是糟玉平向徐先初催要票务款的相关情况，与本案争议事实存在密切关联；另外，该录音证据在通话时间、通话时长以及通话内容方面又与鹏程代售处提交的手机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完全吻合，可以相互佐证，具备真实性，并形成证据链。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虽称徐先初本人否认这个通话录音，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且在二审中，本院为查明录音证据的真伪，三次通知徐先初本人到庭对案件事实进行核实、对手机录音进行鉴定，但徐先初均无正当理由而不到庭，导致对该录音的鉴定工作无法开展，应视为其无法反驳此录音证据。故本院认为鹏程代售处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应认定徐先初差欠鹏程代售处购机票款。另根据鹏程代售处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徐先初在通话中只承认欠票务款五万多元，双方均没有表述具体金额，故本院只在50000元的范围内支持鹏程代售处的主张。综上所述，鹏程代售处要求徐先初支付其机票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超出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5）鄂孝南民初字第01510号民事判决；二、徐先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孝感城区鹏程票务代售处支付机票款50000元；三、驳回孝感城区鹏程票务代售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孝感城区鹏程票务代售处负担100元，由徐先初负担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孝感城区鹏程票务代售处负担100元，由徐先初负担9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雪飞审判员  柳 萍审判员  王 政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苏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