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01民终144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勇，男，汉族，1974年1月31日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大摩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映澄，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燕，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孟开，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勇与被上诉人郑州大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摩实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2民初3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勇，被上诉人大摩实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燕、姚孟开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摩实业向赵勇支付赔偿金110877.75元，支付拖欠的工资31364.38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表现于以下方面：一、本案一审判决书中“经审理查明，原告赵勇于2011年5月9日进入河南英德商业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工作，后转入河南伟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与事实不符。一审中就我在郑州西元国际广场项目工作期间的劳动关系归属情况已做详尽描述，并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从未与河南伟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事实是：先后与我建立劳动关系的英德公司及西茂公司共同归属于河南伟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三者之间属关联公司。原审法院查明错误。二、一审判决书中“2015年6月16日，原告赵勇以个人原因为由，向被告公司提出书面离职申请，被告公司在正常发放工资的前提下，又给予原告二个月的带薪休假补偿，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22予以解除”与事实不符。一审中大摩实业提供“离职申请”，证明是我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我认为该证据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形成日期是2015年6月16日，当时我在大摩实业任营运副总经理职务，属于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根据公司制度，高管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的，必须提出书面离职申请，同时填写统一格式的“离职申请表”，按流程经总经理签批后，再由人力资源部上报集团公司进行审批，集团公司批准的，转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手续。公司人力资源部接到集团公司转回的离职申请文件后，通知离职人员办理各项工作交接，完成交接后，人力资源部向离职人员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离职证明”，离职人员签收后即告正式离职，公司人力资源部则将所有文件存档备查。这是由员工提出解除合同的流程，期间所形成的离职文件至少在10页以上，审批、工作交接等文件必不可少。而大摩实业在一审期间仅提供了一份所谓有我亲笔签名的“离职申请”孤证，没有其他佐证。只能说明这份“离职申请”的形成以及它所要证明的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其次，大摩实业强行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最终时间是在2015年的8月下旬，而大摩实业提供的那份所谓的“离职申请”的形成时间是2015年6月16日，时隔两月有余，而为了弥补这两个月的差距，在该份“离职申请”的下部，有邓爱娟小姐书写的一段话，证明我是在享受了两个月的带薪补偿后正式离职的，这是唯一证明大摩实业给予我两个月补偿的依据。而一审法院据此给出的“被告公司已经给予原告赵勇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认定更是让人糊涂。如果是我自己主动离职的，公司又何必给予经济补偿。这自相矛盾。事实是：自大摩实业2015年8月份正式接手西元国际广场项目后，其承接了西茂公司的整个管理团队，因地域文化差异、团队服从性、经营成本等原因使然，大摩实业即开始了有计划的裁员，至今己裁人数达到公司总人数的20％以上，且均不给予相关的经济补偿，在一审法院立案审理的案件就有6起以上。我做为大摩实业接收的高管，是被列入其公司的第一批裁员名单。2015年7月下旬，大摩实业提出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要求后，从协商到谈判，又从谈判到僵持，最后于2015年8月下旬被逼无奈而离开，在我离开前，大摩实业已着手办理社保停保手续，想必“离职申请”也是那时已经取得了的。三、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订立有书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公司足额支付了原告赵勇工资并及时缴纳了社保费用，不存在违约行为”与事实不符。我在该公司任职时，每个月度发放的工资是13000元，高于当年度社保缴纳基数的上限12319.75元／月，根据相关规定，大摩实业应当按照每月12319.75元的缴费标准足额缴纳我的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但其实际是按照每月8342元的缴费标准进行缴纳的，能说大摩实业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不存在违约行为吗？虽然此项诉请不属案件审理范围，但在判决当中认定大摩实业“及时缴纳了社保费用，不存在违约行为”于理于法，都说不通。综上，大摩实业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离职申请”，并竭力将该份证据与我被迫离开其公司的事实之间拉上关系，由此，这也成为了一审法院审理此案的关键点，也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审理焦点，以至于一审法院对我提出的赔偿金的数额的合法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是否存在适用赔偿金的法定事实、拖欠工资的金额的组成等相关问题严重忽略。因此，我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做出了错误判决，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大摩实业向我支付赔偿金110877.75元（计算期间：我在西元国际广场工作年限自2011年5月9日起至2015年8月22日止，共计4年4个月；计算公式：赔偿金＝当年度社保缴纳基数的上限12319.75元／月X4.5月X2倍＝110877.75元）及支付拖欠的工资31364.38元（年底十三薪及绩效工资），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大摩实业辩称：一、“离职申请”已经完全可以说明赵勇系自愿离职，在一审中赵勇对该证据申请了鉴定，但又撤回了申请，一审法院采纳了该证据合理合法。“离职申请”系本案的关键证据之一，通过该证据可知，2015年6月16日，赵勇向公司提交了该“离职申请”，我公司接到申请书后，批准了其离职申请，并给予赵勇两个月左右的带薪休假期，因此，赵勇上诉称强行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至于我公司如何批准离职申请，内部流程怎么走，属于我公司的自治范畴，我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按时向赵勇发放工资，缴纳社保，不存在违法的情形，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没有非常解除劳动合同及及时缴纳社保的事实清楚。二、我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赵勇的工资，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在一审中，根据赵勇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我公司提交的工资单，我公司已足额支付了工资，2015年6月16日，赵勇向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单位批准后又给予了带薪休假补偿，工资单与赵勇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能够互相印证证明单位已经足额支付了工资。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赵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摩实业向赵勇支付赔偿金110877.75元；2、大摩实业向赵勇支付拖欠的工资31364.38元；3、由大摩实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勇于2011年5月9日进入河南英德商业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德商业”）工作，后转入河南伟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主要业务是负责郑州西元国际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的开业筹备工作。2014年6月份，河南西茂商贸有限公司、河南西元置业有限公司（即西元广场的开发商）和厦门大摩商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约定由厦门大摩出资在郑州成立控股子公司，负责全权接收西茂商贸所有经营业务等内容。2014年7月厦门大摩出资成立了控股子公司大摩实业，由大摩实业承接西茂商贸所有经营业务。2014年7月3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截止到2017年5月11日止等事项。2015年6月16日，赵勇以个人原因为由，向大摩实业提出书面离职申请，大摩实业在正常发放工资的前提下，又给予赵勇二个月的带薪休假补偿，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22日予以解除。2016年6月6日，赵勇以大摩实业擅自提出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且拖欠工资为由向郑州市中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以赵勇的申请没有明确的事实理由不予受理。赵勇于2016年6月28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决。诉讼中，赵勇对离职申请书本人上的签名表示异议并申请鉴定，后又放弃了鉴定申请。上述事实，有双方陈述，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单，离职申请书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订立有书面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大摩实业足额支付了赵勇工资并及时缴纳了社保费用，不存在违约行为。在劳动合同未届满前，是赵勇于2015年6月16日向大摩实业提出书面离职申请，且大摩实业已经给予赵勇一定的经济补偿，后赵勇又以大摩实业拖欠工资，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大摩实业支付拖欠工资和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赵勇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赵勇负担。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依据大摩实业与赵勇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期限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11日。2015年6月16日，在双方劳动合同届满前，赵勇向大摩公司提出书面离职申请，大摩实业批准了赵勇的离职申请，双方劳动关系予以解除。赵勇认为该离职申请书系大摩实业盗取其字迹所为，但未举证予以证实，据此，一审法院认可离职申请书的效力，驳回赵勇的诉讼请求，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故对赵勇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0元，由赵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苟 珊审判员 申付来审判员 鲁金焕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位申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