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4民终30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大元，男，1975年6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岑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职消寒，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静，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旺成，男，197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波，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蒋大章，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土家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职消寒，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静，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树琼，女，197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岑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职消寒，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静，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珠海荆一恒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金湾区名都别墅二区三街7、9、11号。法定代表人：蒋大元。委托诉讼代理人：职消寒，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静，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大元因与被上诉人李旺成、原审被告蒋大章、何树琼、珠海荆一恒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一恒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4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大元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蒋大元按照李旺成实际支付投资款的金额270140元退还股权转让款；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旺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蒋大元受到胁迫的关键事实，在蒋大元提出申请后未能依法调查取证，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荆一恒公司公章遗失，蒋大元曾拨打110报警，并在100的指引线在珠海特区报刊登声明。李旺成持荆一恒公司公章要求与蒋大元签署《退股协议书》，并明确表示，在签署《退股协议书》及欠条后才能将公章交付给蒋大元。2015年11月6日，为了使公司尽快正常经营，蒋大元被迫与李旺成签署退股协议书。在一审中，蒋大元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向珠海市公安局调取110报警记录，以证据荆一恒公司的公章被李旺成窃取，并用以胁迫蒋大元的客观事实。这一证明内容与本案的事实由直接关系，但原审法院并未调查取证，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仅仅依据一份受胁迫而签署的《退股协议书》及欠条即认定李旺成支付投资款773855.26元，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李思槿在原审中提交的账本不能作为认定李旺成支付投资款的依据。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原审凭证是记账的基础。因此，证明往来的原始资料应当是账本对应的记账凭证，而非账本。一审中，李思槿仅仅提交账本作为证据，并未提供真实反映双方交易的记账凭证。因此，单纯的一份账本不能客观反映蒋大元与李旺成之间的资金往来，不足以证明李旺成主张的事实，更不能作为认定李旺成实际支付投资款的依据。其次，李旺成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支付投资款的金额。李旺成在一审中，仅仅提交一份蒋大元受胁迫时签署的《退股协议书》、但并未就李旺成向蒋大元支付投资款的时间、金额、用途逐一举证证明。而根据蒋大元提交的证据材料，李旺成支付投资款的金额远远低于《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款金额。故，李旺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合以上分析，蒋大元因受胁迫与李旺成签署《退股协议书》且《退股协议书》约定的金额远远低于李旺成实际支付的投资款，该协议书的内容显示公平，蒋大元仅需要要按照李旺成实际支付的投资款退还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李旺成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关于《退股协议书》效力的认定，事实清楚，说理透彻，令人信服。蒋大元在《民事上诉状》中主张《退股协议书》和《欠条》的签署过程中存在胁迫的情形。关于蒋大元这一主张，原审判决认为其理据不足，不予采信，而且不予采信的理由阐述充分，李旺成不再重复。李旺成想知道的是：1.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报警”行为，蒋大元为何没有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或变更，或者在本案一审时提起反诉，毕竟即使存在“报警记录”也只是一家之辞，并不能证明胁迫行为的存在。根据蒋大元的主张，“涉嫌胁迫的数额”超过了50万元，这么大一笔金额，在“报警”无果的情况下，任由撤销权的除斥期间经过呢？2.既然是“被迫”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和《欠条》，蒋大元为何又要在《催款函》上二次签名确认呢？3.最令人不解的是，李旺成作为拥有公司70%股权的控股股东，由其掌管公司印章，怎么就算是胁迫了呢？二、原审判决关于出资数额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李旺成的出资数额在李旺成一审时提交的《退股协议书》、《欠条》及《催款函》等证据中，能够清楚认定和确认，李旺成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举证责任。既然蒋大元提出相反的主张，依法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因此，蒋大元在《民事上诉状》中要求李旺成继续对出资金额进行举证没有法律依据。李旺成认为，原审判决中对于蒋大元关于李旺成全部投资金额仅为270140元的主张不予采信，于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对于蒋大元的上诉，李旺成认为，这完全是蒋大元滥用诉权，只是为了更长时间占用李旺成的资金。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同意蒋大元的上诉意见。李旺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蒋大元偿还李旺成欠款人民币793635.26元及利息（自2016年7月3日开始计息至还清之日止，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2.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为上述欠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6日，李旺成与蒋大元签署《退股协议书》一份，约定：蒋大元同意李旺成退股并受让其股份，李旺成退股后，蒋大元拥有荆一恒公司100%股权；经双方协商，李旺成总投资773855.26元和利润中的100000元属李旺成退股应拿走的资金；1.公司购置汽车实际付款108000元（另有按揭贷款80000元），实际支付部分减除20000元后作价88000元抵付李旺成；李旺成另外负担按揭贷款80000元，蒋大元协助李旺成办理汽车过户手续；2.蒋大元出具欠条给李旺成后，公司资产由蒋大元处置。同日，蒋大元作为借款人，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作为担保人向李旺成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李旺成现金人民币873855.26元，还款方式：从2015年12月份开始每月付给李旺成现金7万元，至还清为止。2016年5月20日，李旺成向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发出《催款函》一份，主要内容为：一、2015年11月6日蒋大元向李旺成借款18万元，利息每月5400元即月息3%；蒋大元承诺在2个月内付清；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为该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迄今，该借款本金及利息未偿还，请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立即偿还本金及利息；二、2015年11月6日蒋大元与李旺成达成《退股协议书》约定李旺成退出荆一恒公司，由蒋大元退还李旺成投资款及利润共计873855.26元；同日，蒋大元出具了欠款条，并承诺每月付现金7万元，请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立即偿还欠款。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在上述《催款函》上签名或盖章确认，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3日。2016年6月1日，蒋大元代李旺成偿还了汽车的按揭贷款80220元。李旺成认可该80220元用于抵扣蒋大元应支付给李旺成的股权转让款。另查明，李旺成、李思槿与蒋大元曾签订一份《合作经营珠海荆一恒木业有限公司的协议》，约定由李旺成和李思槿出资56万元，共同占公司股份的70%，蒋大元出资24万元，占公司股份的30%。2015年7月份，李思槿将其持有的荆一恒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李旺成。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李旺成与蒋大元签署的《退股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蒋大元称，李旺成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并以此威胁蒋大元，如该协议不能及时签署，李旺成将持该公章对外签署一系列合同，因此，蒋大元是在李旺成的胁迫下签署的该《退股协议书》。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在签订涉案《退股协议书》之前，李旺成作为荆一恒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属于正常的公司管理行为，不能以李旺成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就认为李旺成胁迫蒋大元；其次，蒋大元称李旺成存在胁迫行为，却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报警回执等证据证明胁迫行为的发生，蒋大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李旺成向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蒋大元退还李旺成投资款及利润共计873855.26元，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于2016年7月3日在上述《催款函》上签名或盖章确认，此时，李旺成已不再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而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仍然对上述债务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蒋大元主张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退股协议书》，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蒋大元还辩称，涉案《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773855.26元远远高于李旺成及李思槿共同支付的款项270140元，该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为，蒋大元主张的李旺成和李思槿的投资款270140元，仅仅是李旺成和李思槿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汇入蒋大元账户的款项，不能以此认定李旺成和李思槿的全部投资款仅为270140元。根据常理判断，投资款除了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将资金投入到公司外，还可以通过现金、代付货款、实物出资等其他形式投入到公司，因此，蒋大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旺成和李思槿的全部投资仅为270140元，对于蒋大元认为涉案《退股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蒋大元辩称李旺成转让的股份属于李旺成和李思槿共同持有的问题，因李思槿已于2015年7月份将其持有的荆一恒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了李旺成，至此，李思槿已经退出了荆一恒公司的股东行列，故李旺成与蒋大元之间的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与李思槿无关，蒋大元辩称涉案《退股协议书》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涉案《退股协议书》系李旺成与蒋大元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李旺成和蒋大元具有约束力。二、关于蒋大元的责任问题涉案《退股协议书》确认李旺成的总投资为773855.26元以及李旺成应得的利润为10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蒋大元于2015年11月6日向李旺成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应向李旺成支付现金873855.26元，从2015年12月份开始每月支付7万元；该《欠条》是李旺成和蒋大元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结合《退股协议书》和《欠条》的内容判断，蒋大元收购李旺成的股份，应向李旺成支付共计873855.26元，包括李旺成的总投资款773855.26元以及李旺成应得的利润100000元。《欠条》约定蒋大元应从2015年12月份开始每月支付7万元，截至本案辩论终结之日即2016年10月14日，已达11个月，蒋大元应向李旺成支付共计77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剩余873855.26元770000元=103855.26元，因付款期限尚未届至，李旺成主张剩余103855.26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退股协议书》还约定，公司购置的汽车实际付款108000元（另有按揭贷款80000元），实际支付部分减除20000元后作价88,000元抵付李旺成；李旺成另外负担按揭贷款80000元，蒋大元协助李旺成办理汽车过户手续。上述汽车已经由李旺成占用并使用，可见，汽车已经交付给李旺成；李旺成称其并未另行向蒋大元支付88000元，可见，该88000元是根据合同的约定“抵付”给了李旺成，李旺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88000元抵付了什么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根据合同的上下文判断，该88000元被抵付的对象应当是涉案《退股协议书》约定的款项873855.26元，因此，该88000元应视为蒋大元已经向李旺成支付的部分股份转让款。另外，李旺成认可蒋大元代其偿还的车辆按揭贷款80220元从未付款项中扣除，故蒋大元共计支付的款项为：88000元+80220元=168220元，还应支付：770000元168220元=601780元。李旺成还主张欠付款项的利息损失，蒋大元逾期未偿还欠款，给李旺成造成的利息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李旺成主张利息从2016年7月3日起计算，而此时到期应付的款项为：70000元×7月=490000元，蒋大元于2015年11月6日用汽车抵偿88000元，于2016年6月1日代李旺成偿还汽车贷款80220元，故扣除蒋大元已经支付的168220元，还应支付490000元168220元=321780元，故该部分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321780元基数，从2016年7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另一部分的欠款601780元321780元=280000元，分别为2016年7月、8月、9月和10月的到期款项之和，故原审法院酌定利息计算方法为：以7000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6年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和1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上述利息的计算标准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为宜。三、关于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的责任问题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以担保人的身份在涉案《欠条》上签名盖章，应认定为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同意对蒋大元在涉案《欠条》中确定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与李旺成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该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故应认定为连带保证，保证期限为6个月。涉案《欠条》约定的还款方式为从2015年12月份开始每月支付7万元，故2015年12月份应还款项的保证期限至2016年6月30日届满，李旺成无权要求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对2015年12月的应还款项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月份应还款项的保证期限至2016年7月30日届满，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于2016年7月3日在涉案《催款函》上签名盖章，视为对2016年1月份开始的应还款项的重新确认，保证期限重新计算，故李旺成有权主张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对2016年1月份开始的应还款项承担保证责任。从2016年1月开始至本案辩论终结前，蒋大元应向李旺成偿还的款项共计700000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应对该7000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蒋大元还应向李旺成支付的款项为601780元，未超出上述700000元的范围，故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应就该601780元及其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蒋大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旺成偿还欠款人民币601780元；二、蒋大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旺成偿还欠款利息（利息为下述四段利息之和，每段利息计算方法为：以人民币321780元基数，从2016年7月3日起；以人民币7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1日起;以人民币7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日起;以人民币7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1日起;以人民币7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日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蒋大章、何树琼和珠海荆一恒木业有限公司在上述第一、二判项确定的蒋大元的债务范围内向李旺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李旺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13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069元，保全费3720元，合计8789元，由李旺成负担2125元，由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珠海荆一恒木业有限公司负担6664元。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一、本院二审法庭调查询问蒋大元签署《退股协议书》和《欠条》后有无报警处理，蒋大元代理律师称没有报警，“蒋大元认为没有给钱就行”。二、蒋大元也没有在签署《退股协议书》和《欠条》之日起一年之内向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该协议和欠条。蒋大元代理律师称，律师接受本案的代理后，曾建议蒋大元提起撤销之诉，但蒋大元考虑到成本、律师费用及诉讼风险，就没有提起撤销之诉，而是在本案中答辩解决相关问题。三、何树琼是蒋大元的妻子，蒋大章是蒋大元的哥哥。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围绕蒋大元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本院一审判决确定的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的责任即对一审判决第三项径行维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蒋大元签署《退股协议书》及欠条是否受到李旺成的胁迫；二、蒋大元应向李旺成偿还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如何确定。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蒋大元签署《退股协议书》及欠条是否受到李旺成的胁迫的问题。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蒋大元上诉称，其受胁迫与李旺成签署《退股协议书》和欠条，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蒋大元称，李旺成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并以此威胁蒋大元，如该协议不能及时签署，李旺成将持该公章对外签署一系列合同，因此，蒋大元是在李旺成的胁迫下签署的该《退股协议书》。对此，本院认为，在签订涉案《退股协议书》之前，李旺成作为荆一恒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属于正常的公司管理行为，蒋大元以李旺成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就认为李旺成胁迫蒋大元，显然理据不足。蒋大元对其称受到胁迫的说法，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应承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如果蒋大元及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是受到胁迫签署《退股协议书》和欠条，从2015年11月16日签署《退股协议书》及欠条之日起长达一年多时间并没有报警，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李旺成向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蒋大元退还李旺成投资款及利润共计873855.26元，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和荆一恒公司于2016年7月3日在上述《催款函》上签名或盖章确认，此时，李旺成已不再持有荆一恒公司的公章，而蒋大元、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仍然对上述债务予以确认。最后，即使如蒋大元所述，蒋大元及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是受到胁迫签署《退股协议书》和欠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及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由于蒋大元及蒋大章、何树琼、荆一恒公司没有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业已消灭。综上所述，蒋大元主张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退股协议书》及欠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蒋大元上诉称，涉案《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773855.26元远远高于李旺成及李思槿共同支付的款项270140元，该协议内容显失公平。蒋大元主张的李旺成和李思槿的投资款270140元，仅仅是李旺成和李思槿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汇入蒋大元账户的款项，不能以此认定李旺成和李思槿的全部投资款仅为270140元。蒋大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旺成和李思槿的全部投资仅为270140元，对于蒋大元认为涉案《退股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涉案《退股协议书》系李旺成与蒋大元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李旺成和蒋大元具有约束力。二、关于蒋大元应向李旺成偿还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涉案《退股协议书》确认李旺成的总投资为773855.26元以及李旺成应得的利润为10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符合双方的约定。蒋大元于2015年11月6日向李旺成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应向李旺成支付现金873855.26元，从2015年12月份开始每月支付7万元；该《欠条》是李旺成和蒋大元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蒋大元收购李旺成的股份，应向李旺成支付共计873855.26元，包括李旺成的总投资款773855.26元以及李旺成应得利润10万元。对于《欠条》约定蒋大元应从2015年12月份开始每月支付7万元，截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之日即2016年10月14日，已达11个月，蒋大元应向李旺成支付共计770000元。剩余873855.26元770000元=103855.26元，因付款期限尚未届至，李旺成主张剩余103855.26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涉案《退股协议书》还约定，公司购置的汽车实际付款108000元（另有按揭贷款80000元），实际支付部分减除20000元后作价88000元抵付李旺成；李旺成另外负担按揭贷款80000元，蒋大元协助李旺成办理汽车过户手续。一审认为88000元抵付的对象应当是涉案《退股协议书》约定的款项873855.26元，因此，该88000元应视为蒋大元已经向李旺成支付的部分股份转让款。另外，李旺成认可蒋大元代其偿还的车辆按揭贷款80220元从未付款项中扣除，故蒋大元共计已支付的款项为：88000元+80220元=168220元，其还应支付：770000元168220元=601780元。因蒋大元逾期偿还欠款，一审判决蒋大元支付相应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蒋大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519元，由上诉人蒋大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永红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代理审判员  李 苗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林粤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