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04民终31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春杰，男，汉族，住汝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汝州市陵头镇前户村卫生室。法定代表人：武春杰，负责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堂，河南神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向阳，男，汉族，住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帅军，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博文，男，汉族，住汝州市。法定代理人：贾晓可（李博文之母），住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飞，汝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辛二涛，汝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汝州市陵头镇卫生院，住所地河南省汝州市。法定代表人：胡永彬，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源，男，系该院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有，河南谢景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汝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汝州市。法定代表人：徐红波，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军，男，系该卫计委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金友，河南谢景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春杰、汝州市陵头镇前户村卫生室、李向阳因与被上诉人李博文、汝州市陵头镇卫生院、汝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汝州市人民法院（2014）汝民初字第1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春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及第二项中“武春杰在45882.6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内容，改判上诉人武春杰及汝州市××前××村卫生室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博文的损伤与汝州市××前××村卫生室没有关系，双方不存在医患关系。李博文的损伤可能是病毒性脑炎自然转化导致的神经性耳聋，或者李向阳使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导致的。武春杰对鉴定意见持怀疑态度，鉴定意见认为李博文损伤是其他情况造成的不正确，主要原因是由李博文自身病变造成的，其应自担70%责任。即使按照鉴定意见也只能确定由李向阳、武春杰个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由汝州市××前××村卫生室承担责任。一审划分责任比例不公。2、李博文的损伤是李向阳非法行医所致，与前户村卫生室没有关系。李向阳在前户村卫生室挂靠执业，执业地点应在前户村卫生室，但其擅自在家开办小诊所，未向卫生室缴纳任何费用，李博文与李向阳之间形成医患关系，与卫生室不形成诊疗关系，一审把医生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混同。3、一审认定赔偿数额和比例明显错误。针对李��文的听力问题，贝贝幼儿园先后出具了两份相互矛盾的证明，故依据现有证据，李博文的听力原来是否正常不能认定。即使按照鉴定意见，李博文也至少应承担10%—20%责任，一审仅让其承担7%有违公平。李向阳长期在家非法行医，卫生室不具有行政执法权，更不具有处罚、取缔的资格和权力，负有对乡村医生管理、监督、考核职责的汝州××陵头镇卫生院、汝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承担30%的责任。另外，原审判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过高，且也应比例划分。汝州市××前××村卫生室上诉意见同武春杰上诉意见。李向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中“李向阳在164965.26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内容，改判上诉人李向阳不承担责任；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向阳在对李博文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李向阳有乡村医生执业证，在汝州市××前××村卫生室执业。李博文病症没有超出乡村医生医疗范围，李向阳对李博文的诊治完全按照《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进行施治，其用药都在《河南省乡村医生基本用药目录》规定范围内。乡村医生毕竟水平有限，不具备条件，无法在施治前对李文博进行血常规化验。故李向阳不存在医疗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即使承担责任，也应由执业机构前户村卫生室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李向阳承担连带责任明显不当。2、李博文失聪可能是××性与其自身特殊体质相结合所致，但药物造成失聪概率极小，李向阳根本无法预见和预防，主观上不存在过失。3、一审判决所依据的鉴定意见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不应指责乡村医生在没有化验指征的情况下使用抗生素。本案鉴定前置事项缺失，逻辑不清，鉴定委托项目遗漏，如针对李博文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等，就应当在鉴定中增加使用阿米卡星是否对症，所用药品是否错误等项目。如果一般性诊疗没有失误，那么可进一步确认李向阳的诊疗行为无过错。该鉴定因缺失相关脑脊液及病毒学检查，××性耳聋的可能，应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一审没有接受李向阳申请重新鉴定的程序违法。4、尽管在法律上李向阳不应承担责任，但客观上年幼的李博文失聪与李向阳治疗有一定关系，李向阳深表同情和歉意，愿意给予其尽最大能力的补偿。被上诉人李博文辩称，李向阳和武春杰的过错参与度均有科学的司法鉴定予以证实，其二人均未提出重新鉴定，已认可该结论。前户村卫生室作为二人的执业机构，对二人执业的后果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对各责任人的赔偿比例划分公平公正，应予维持。被上诉人汝州××陵头镇卫生院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定案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汝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辩称，一审判决是客观的，尊重事实和证据的，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武春杰针对上诉人李向阳的上诉理由答辩称，李向阳在自己家中擅自行医，所购进药物和收入均是个人行为，与前户村卫生室之间不存在关系，其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过错应由其自己承担。上诉人前户村卫生室针对上诉人李向阳的上诉理由所作的答辩同武春杰对李向阳答辩意见。上诉人李向阳针对上诉人武春杰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前户村卫生室没有固定的卫生室，虽然李向阳和武春杰挂靠在卫生室，实际上都在自己家中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诊疗。2014年5月10日晚上十点后，前户村卫生室已经关门，李博文由其爷爷带领到李向阳家中巡诊，当时���博文体温已达39.5度左右，李向阳才按照病情给李博文出具诊断证明。一审判决武春杰、前户村卫生室承担比例属合理范围。上诉人李向阳针对上诉人前户村卫生室的上诉理由所作的答辩同对武春杰答辩意见。李博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武春杰、李向阳、汝州市陵头乡卫生院、汝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赔偿李博文各项损失185392.32元，人工耳蜗费用待鉴定机构鉴定后予以明确；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占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0日晚，因出现发热、呕吐症状，李博文被家人带到李向阳的家中看病，经李向阳诊断后进行了肌肉注射，用药为2毫升阿米卡星半支，1毫升地塞米松2／3支，2毫升氨基比林2／3支，2毫升清热解毒2／3支，2014年5月11早上，相同的药物又给李博文打了一针。2014年5月11日晚上，李博文的家人又带其到李向阳处治疗，按照前两次的用药又给李博文打了一针，并开了口服药螺旋4片、地米6片、安乃近2片、病毒灵6片、维生素C8片，分四次吃完，2014年5月12早上，相同的药物又给李博文打了一针。2014年5月13日中午，家人发现李博文又有发烧症状，下午带李博文到武春杰处就诊，经诊断武春杰判断为发热引起上呼吸道感染，武春杰自述用药情况为：先进行肌肉注射，2毫升氨基比林半支、2毫升清热解毒半支。后进行输液，先静滴生理盐水250毫升1瓶、头孢曲松钠1克1支，在这个过程中李博文出现头部发痒、皮疹，武春杰怀疑李博文对头孢类药物过敏，就停止输液，肌肉注射1毫升扑尔敏半支、1毫升地塞米松半支，过敏症状消失后静滴100毫升糖水加清开灵10毫升，100毫升糖水加维生素C（0.25克×2支）、维生素B6（0.25克×2支），输液后又开了口服药红霉素冲剂0.1克的3袋、��洛芬颗粒0.2克的3袋，分3次吃完。当天下午6点左右，李博文的家人发现孩子出现异常，不说话也不回话。2014年5月14日早上仍然异常，李博文被送到汝州××陵头镇卫生院、汝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检查，但未检查出结果，在汝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支付放射费280元。2014年5月15日，李博文被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治疗，后经检查于2014年5月17日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病毒性脑炎？2、神经性耳聋，脑干反应测听家听力筛选示：双侧神经性耳聋，经药物治疗脑干测听改善不明显，于2014年5月24日出院，实际住院7天，出院诊断1、病毒性脑炎？2、神经性耳聋，出院医嘱1、院外继续药物巩固及康复治疗，2、不适随诊。住院期间支付医疗费4721.56元，门诊费856元。2014年6月3日，李博文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医学遗传研究所进行遗传性耳聋基因芯片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李博文的四种导��中国人群遗传性耳聋最常见的基因与正常型吻合或未见缺失。2014年7月29日，李博文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左耳、右耳检测均无反应，支付门诊费310元。李博文于2014年春季到汝州××陵头镇贝贝幼儿园就读，刚入园时听力正常。2014年8月1日，李博文在德国西门子助听器河南服务中心产生助听器服务费1000元。李博文在到汝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其家属曾要求李向阳、武春杰开具治疗当时的处方让后续治疗医生知道前期用药情况，李向阳前后出具的三份药方用药基本相同，武春杰出具的两份处方内容不一致，武春杰称实际用药情况应当以第二份为准，第一份系其凭记忆书写的，第二份系找到原处方后照抄的。2015年8月3日，李博文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双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住院期��接受上海新颂伦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的人工耳蜗捐赠，于2015年8月5日行人工耳蜗植入术（右），于2015年8月10日出院，实际住院7天，在友谊医院治疗期间支付住院费用11676.06元，门诊费1303.08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博文于2014年9月15日申请对李向阳、武春杰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过错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经法庭委托，2015年12月15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鉴中心（2015）临鉴字第3762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认为：1、关于诊断问题，李博文就诊时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呕吐”，但未见李向阳、武春杰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及血常规化验的病历记载，故对于李博文当时是否确实为上呼吸道感染，××感染抑或细菌感染，目前并不能判断，同时亦无法明确李向阳、武春杰对李博文使用抗生素是否确有用药指征。据此认为李向阳、武春杰在对李博文的诊治过程中存在过错。其次，李向阳、武春杰在诊疗过程中并未对相关医疗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存在过错。2、关于用药问题，阿米卡星为半合成氨基苷类抗生素，有明显耳毒性，且耳毒性的发生与用药浓度及用药剂量、时间有关。生长发育中的小儿因器官功能发育尚不够成熟健全，对药物的毒副作用较成人更为敏感，加之对自身反应难以准确表达，易发生药物不良反映，小儿应谨慎使用、且注意用药过程监测。如必须使用时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小儿每日每公斤提供4-8mg，分1-2次注射。本例中，李博文为3岁幼儿，临床症状为“发热、呕吐”，无使用阿米卡星的用药指征，李向阳使用该药违反合理用药原则，且用药过程无监测及用药前未对家属告知均违反诊疗常规，属医疗过错。武春杰予头孢曲松钠静滴前并未详细询问患者先前有否对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或其他药物的过敏史，以致李博文出现过敏反应，违反高度注意义务，属医疗过错。医师选择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时，需考虑是否有必要联合用药，是否违反配伍禁忌，还需考虑药物的协调作用，武春杰在停用头孢曲松钠静滴后给予开具红霉素冲剂口服的处方治疗，但未询问李博文以往用药史，未考虑药物之间的禁忌、协调作用，违反高度注意义务，存在过错。红霉素作为大环内酯类药物，虽不是小儿抗菌的禁忌药物，但存在潜在的肝毒性，并且可能致耳鸣、听力减退的危险性。据文献报道，阿米卡星与红霉素联合使用时，具有协同作用，使耳毒性增强。本例中，李博文虽未联合使用上述两种药物，但因小儿的肾脏发育尚不成熟，可使阿米卡星的半衰期延长，已在体内蓄积。李博文在连续3天给予阿米卡星肌注后，再给予红霉素药物治疗，不排除使耳毒性作用增强。3、医疗过错与李博文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程度，李博文于2014年5月16日经客观听力学检查证实其双耳重度神经性聋。神经性耳聋为内耳、耳蜗神经、××变致使不能或难以感受声音，××原因包括遗传性、药物性、感染性、外伤、肿瘤、代谢性、免疫性及原因不明的“突发性”聋等。本例中，因遗传性因素致聋基本可以排除，也未发现李博文存在李博文外伤、肿瘤、代谢性、××原因。病毒性耳聋依据不充分。药物性聋系指应用某些药物后或过程中所产生的听觉、平衡功能障碍。本例中，李博文在李向阳、武春杰处治疗时应用了阿米卡星、红霉素药物，该两种药物具有耳毒性，存在致药物性耳聋的损伤基础，且其出现耳聋的时间与上述医疗行为在时间上联系紧密，故李博文目前双耳耳聋为药物性聋的可能��最大，与李向阳违规使用阿米卡星，且用药过程无监测以及武春杰给予红霉素药物治疗存在因果关系。当然，接受抗生素治疗者是否出现耳聋，以及耳聋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除药物种类、用药剂量、累计剂量、用药时间外，患者的年龄、人种、营养状况及对药物的敏感程度均有一定的影响。最终认为，李向阳、武春杰在对李博文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李博文双耳神经性耳聋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医疗过错系主要因素，其中，李向阳的医疗过错行为参与程度拟为60%-70%；武春杰的医疗过错行为参与程度拟为10%-20%）。李博文因该鉴定支付鉴定费12900元。经法院委托，2016年3月30日，平顶山广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作出平广成司鉴所（2016）临鉴字第13号伤残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李博文左耳听力损失118.75dBHL，右耳听力损失123.75dBHL，达到双耳听力损失≥91dB标准，认定李博文的伤残等级为四级，李博文为此鉴定支付鉴定费、检查费1075.5元。前户卫生室系经汝州市卫生局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武春杰系法定代表人，武春杰、李向阳均系乡村医生，执业证中记载的执业地点均为前户卫生室。前户村卫生室设在武春杰家中，李向阳平时在自己家中执业。2011年6月8日，汝州市卫生局下发汝卫基妇（2011）16号文件，印发了汝州市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对纳入“一体化”管理的村室，实行“六统一”管理体制，即统一行政管理、统一业务管理、统一人事管理、统一药械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命名标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本辖区村一体化卫生室业务、人事、药械、财务及绩效考核等的监督、管理和指导。汝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汝政办（2012）23号文件中，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村卫生室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积极推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在不改变乡村医生人员身份和村卫生室法人、财产关系的前提下，由卫生行政部门委托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乡村医生和村卫生室进行技术指导、业务和药品器械供应管理以及绩效考核。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通过业务讲座、例会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乡村医生的业务指导。对乡村医生及村卫生室药品器械供应使用和财务管理进行日常监督，在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组织下对乡村医生及村卫生室的服务质量和数量进行考核。陵头卫生院定期对辖区村卫生室进行了培训、督导，2013年、2014年多次到辖区卫生室进行检查督导，发现了存在的部分问题，如��生素使用不合理，处方书写不规范、缺项、药品不写含量、写法不详，门诊日志登记不完整或未登记等。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李博文因病先后到李向阳、武春杰处接受治疗，随后身体发生异常，经多方诊断，确定为神经性耳聋。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向阳、武春杰的诊疗行为均存在过错，且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李向阳、武春杰对此虽有异议，但均不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书，故该鉴定意见书应作为定案依据。除了鉴定意见书已做的分析外，李向阳、武春杰在诊疗过程中还存在处方书写不规范的问题，在法庭第一次向李向阳进行调查时，���称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做记录，也没有开药方，在李博文的家人向其了解用药情况后才写了个药方。武春杰在治疗后为李博文先后出具的两份处方内容不一致，其认为应当以第二份处方为准，对于这种说法李博文的家属有理由怀疑这两份处方的真实性，即便武春杰所说真实，李博文的家属是在发现李博文异常并准备到医院检查前，找到武春杰开具的处方，此时武春杰已经知道李博文出现了异常，应当预见到这种异常与自己的治疗行为可能存在关系，在为李博文家属提供用药情况时应当认真负责，出具错误用药情况的行为表明其未尽到医生的谨慎义务，也可能影响到李博文的后续治疗行为。李博文因此遭受的损失有：1、医疗费19146.7元（280＋4721.56＋856＋310＋11676.06＋1303.08），2、护理费1169元（83.5元／天×14天），李博文在郑州和北京共住院14天，其要求护理费按照每天83.5元计算未超过通常标准，3、营养费140元（10元／天×14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420元（30元／天×14天），5、助听器维护费1000元，6、残疾赔偿金151942元（10853元／年×70%×20年），7、鉴定费13975元（12900＋700＋375），8、交通费、住宿费3000元，根据原告实际治疗情况，其要求该3000元应予支持，9、关于李博文要求的房租7800元，其未能提供租房合同或收费票据，根据李博文实际治疗康复需要，酌定该费用为3000元，上述损失共计193792.7元。李向阳、武春杰均系前户卫生室乡村医生，武春杰同时担任前户卫生室法定代表人，对于二人医疗行为造成的损害，前户卫生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向阳、武春杰在治疗过程中均存在过错，考虑到前户卫生室的实际经济状况及承担责任的能力，为了更好的保护受害人利益，李向阳、武春杰应当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前户卫生室设在武春杰家中，李向阳在自己家中为李博文治疗而不是在前户卫生室，但前户卫生室作为依法成立的医疗机构，明知李向阳属于本卫生室执业人员而缺乏管理，对李向阳长期在家执业不管不问，对于李向阳的医疗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前户卫生室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陵头卫生院负责对辖区村卫生室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并对乡村医生和村卫生室进行技术指导、业务和药品器械供应管理以及业绩考核，据此陵头卫生院进行了日常的培训、督导，发现了卫生室存在的抗生素使用不合理，处方书写不规范、缺项、药品不写含量、写法不详，门诊日志登记不完整或未登记等问题并责令限期整改，但就本案中两位乡村医生李向阳、武春杰的诊疗行为看，这种检查督导未取得应有的效果，李向阳在诊疗过程中没有书写处方、没有登记门诊日志，对于李向阳长期在自己���中执业未实施任何管理措施，李博文神经性耳聋与李向阳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有重大关系，陵头卫生院未能尽到应有的管理职责，对于李博文的损失亦应承担一定责任。李博文双耳耳聋不排除自身的年龄、人种、营养状况及对药物的敏感程度等因素，对此李博文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全部案情，参照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中关于李向阳、武春杰医疗过错行为参与程度的意见，法院认定由前户卫生室承担83%的责任，其中李向阳承担65%的赔偿责任，武春杰承担18%的赔偿责任；陵头卫生院承担10%的责任；李博文自身承担7%的损失。除上述损失以外，参照李博文的伤残程度及李向阳、武春杰的过错程度，前户卫生室赔偿李博文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其中李向阳赔偿39000元，武春杰赔偿11000元。前户卫生室应赔偿李博文各项损失共计210847.94元（193792.7×83%＋50000），对此李向阳在164965.26元（193792.7×65%＋39000）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武春杰在45882.68元（193792.7×18%＋11000）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陵头卫生院应赔偿李博文各项损失共计19379.27元（193792.7×10%），李博文自行承担损失13565.49元（193792.7×7%）。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汝州市××前××村卫生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博文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10847.94元；二、对于第一项所确定的损失，李向阳在164965.26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武春杰在45882.6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限被告汝州××陵头镇卫生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博文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9379.27元；四、驳回原告李博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329元，原告李博文负担582元，被告汝州市××前××村卫生室负担4463元，被告汝州××陵头镇卫生院负担28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上诉人武春杰、前户村卫生室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三份新证据，意在证明李向阳私开诊所，李博文的损伤是××造成的，以及前户村卫生室的现状等问题。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对于李博文的损伤，李向阳���武春杰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由谁承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等问题。经查，李博文因病先后到李向阳、武春杰处接受治疗，随后身体发现不适，该不适后被诊断为神经性耳聋，经鉴定李向阳、武春杰均存在医疗过错，且这些过错与李文博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武春杰、汝州市××前××村卫生室上诉所称与李文博所受损害没有关系，武春杰不接受该鉴定意见对其诊疗过错所进行的分析论证的上诉理由，因其未能提出有效的证据推翻鉴定意见，不能成立。且除了鉴定意见所指出的诊疗过错外，武春杰在诊疗中未作好相应的记录，甚至无法再现其对李文博治疗和用药的真实情况，违背了医生应遵循的诊疗规范，也有可能影响到对李博文的后续治疗，亦是存在过错的具体表现。故原审根据鉴定意见，结合武春杰记录、书写不规范等过错，判决武春杰对李博文的损害承担18%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关于李向阳上诉称其不存在医疗过错的上诉理由，亦因其未能提出有效证据推翻鉴定意见，不能成立。其上诉所称的应该重新鉴定的情况，也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同时，李向阳在对李文博施治时，没有在规定的执业机构进行诊治，且存在记录、书写不规范等过错，故原审结合鉴定意见和李向阳的相应过错，判决其承担65%责任，也无不妥之处。汝州市××前××村卫生室作为依法成立的医疗机构，对执业人员的医疗行为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发生医疗事故，原审按照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判决前户村卫生室承担相应责任，亦无不妥。在具体责任的承担上，原审考虑到李向阳、武春杰二人的执业机构虽为前户村卫生室，但李向阳、武春杰二人经常在各自家中行医，二人的行医收入也未全部上交前户村卫���室统一管理、支配这些客观情况，以及前户村卫生室的实际经济状况和承担责任能力，为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判决李向阳、武春杰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妥之处。综上所述，武春杰、汝州市××前××村卫生室、李向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请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62元，由武春杰、汝州市陵头镇前户村卫生室负担4463元，李向阳负担35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锋审判员  朱 晓审判员  李双双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晓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