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8民初1184号原告：邵志成，男，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涛，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勇，男，197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亚鲁，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志成与被告梁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志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涛与被告梁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亚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志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梁勇支付我土地证为“1993年××号”房屋拆迁利益的70%即1961519.84元；2、本案诉讼费由梁勇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梁勇系朋友关系。1999年2月12日，我们双方签订《房产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梁勇将位于海淀区唐家岭村土地证为“1993年××号”宅基地内的三间北房、一间半西房共162.8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转让给我。此房屋的所有权自合同生效起归我所有，梁勇不得以任何理由及形式干涉我的一切应得利益；此房子以后因动迁或被征用等其他问题，所得到的一切利益归我所有，梁勇不得强制干涉，并且梁勇负责给我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该协议签订后，我即入住该房屋，直至2010年该房屋拆迁，梁勇取得了该房屋的拆迁利益。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7616号判决书已经判决《房产转让合同书》无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767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因拆迁补偿分配问题，我们双方发生争议。我认为，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梁勇对于合同无效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土地证为“1993年××号”房屋拆迁利益的百分之七十应归我所有。故我诉至法院。梁勇辩称，我不同意邵志成的诉讼请求。涉案房产转让合同书是我们双方于1999年2月10日签订的，标的为151号宅基地。两天后我不想卖151号宅基地了，故1999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借贷款协议，双方未履行房产转让合同书，而是履行了借贷款协议。邵志成是签订借贷款协议后依据借贷款协议入住151号院的。涉案房产转让合同书是无效的，双方也未履行，邵志成也没有损失，故邵志成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号系梁勇家庭祖产。经梁勇之父梁桂华同意，院内三间北房、一间半西房归梁勇所有。1999年2月10日，邵志成、梁勇签订《房产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梁勇将位于海淀区唐家岭村土地证为“1993年××号”宅基地（即唐家岭××号）内的三间北房、一间半西房共162.8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转让给邵志成，转让费6万元，此房屋的所有权归邵志成，梁勇不得以任何理由及形式干涉邵志成的一切应得利益，此房子以后因动迁或被征用等其他问题，所得到的一切利益归邵志成所有，梁勇不得强占干涉，并且梁勇负责给邵志成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该协议签订后，邵志成向梁勇支付了房屋转让款6万元。梁勇称其仅收到邵志成给付的5.5万元，且主张该款项是借款性质而不是房屋转让款。签订合同当年邵志成入住涉案房屋，其未在该院内翻建或新建房屋，该院落腾退搬迁前一直由邵志成使用。1999年2月12日，梁勇与邵志成签订《借、贷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邵志成向梁勇借出30万元，梁勇将借款用于个人使用，并用自家唐家岭村土地证1993年××号宅基地（即××号）永久使用权作为抵押，将房屋交付邵志成使用。就该《借、贷款协议书》签署的真实性双方不持异议。2007年梁勇之父梁桂华以房屋系其本人所有，梁勇与邵志成签订《借、贷款协议书》未经其同意为由，起诉梁勇、邵志成，要求确认《借、贷款协议书》中将房产作为抵押及将房屋使用权交予邵志成的内容无效。在该案诉讼中，被告梁勇及邵志成均认可双方签订的《借、贷款协议书》真实有效，双方为借贷关系，并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经审理做出（2007）海民初字第1146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梁桂华的实际行为应视为其同意梁勇与邵志成之间的借款保证行为，判决驳回了梁桂华的诉讼请求。梁桂华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认为梁勇与邵志华签订的《借、贷款协议书》中邵志成使用该房屋仅能作为约束梁勇偿还借款的一个条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抵押，同时该协议书的相关条件对梁桂华亦有约束力，故做出（2008）一中民终字第000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唐家岭村实施腾退搬迁改造工作。2010年7月18日，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腾退人）与梁勇（乙方，被腾退人）就唐家岭××号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梁勇作为被腾退人获得腾退补偿、补助、奖励款共计1448731.2元（包括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126471元）及安置房一套（建筑面积123.04平方米），梁勇已领取上述腾退款并接收上述安置房。根据本院调取的《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更名审批表》记载：××号院原宅基地房屋产权人为梁桂华，变更后宅基地房屋产权人为梁勇，变更原因为梁桂华有两块宗地，××号给其子梁勇，××号归梁桂华自己。2015年，邵志成将梁勇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其与梁勇于1999年2月10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书》无效。本院经审理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7616号判决书，认为邵志成作为居民无权购置农村宅基地房屋，其行为违反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判决确认邵志成与梁勇于1999年2月10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书》无效。该判决同时认为“考虑二人之间3日内签订协议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争议协议的内容表述而言，并无相互取代、抑或‘终止’前一份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梁勇所举理由并无合同载明的意思表示存在，该理由不能采信。虽当事人对于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各执己见，但无论当事人争议的合同履行状况如何，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并不存在被取代的可能，梁勇所举事由本院不予采信。”梁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76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庭审中，邵志成、梁勇双方一致同意按照每平方米1.1万元的标准计算上述安置房的现值为1353440元。经询问，邵志成明确表示其对包括涉案院落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在内的腾退补偿、补助、奖励款1448731.2元及涉案安置房现值1353440元均主张70%的份额归其所有。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房屋转让合同书、唐家岭村委会证明、（2015）海民初字第7616号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7671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安置补偿协议书、置换购房协议书、重置成新价估价结果报告、更名审批表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邵志成与梁勇于1999年2月10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书》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对于该无效合同的产生，出卖人梁勇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认定为70%；买受人邵志成应承担次要责任，本院认定为30%。根据唐家岭村委会的证明及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更名审批表，可知梁勇是涉案院落唐家岭西南一街15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及院落内房屋的所有权人。现涉案院落已腾退搬迁，梁勇获得了全部腾退利益即腾退款1448731.2元及安置房一套（现值1353440元）。梁勇应返还涉案院落房屋及附属物价值（即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并按照其承担的责任比例赔偿邵志成因该合同无效所受到的损失即涉案院落土地增值部分。因此，邵志成要求梁勇支付其包括涉案院落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在内的腾退款1448731.2元及涉案安置房现值1353440元的70%份额即1961519.84元的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梁勇辩称，1999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借贷款协议，双方未履行房产转让合同书，而是履行了借贷款协议，邵志成是签订借贷款协议后依据借贷款协议入住151号院的。该抗辩意见在之前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梁勇已经提出过，本院生效判决对此抗辩意见已明确不予采信，故梁勇在本案中再次提出该抗辩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梁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志成北京市海淀区××号院腾退款及安置房折价款共计人民币一百九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九元八角四分。如果梁勇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二万二千四百五十四元（邵志成已预交），由梁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周志辉人民陪审员  肖开恩人民陪审员  唐福来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周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