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沪0112民初2716号之一原告：上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曹跃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海飞，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诗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逄淑召，男，汉族，1977年10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曹跃琼，女，汉族，1968年12月8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XXX弄XXX号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海飞，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诗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凯公司)与被告逄淑召、第三人曹跃琼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审理。原告吉凯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按照被告离职前一个月即2010年3月底的账面资产价值回购被告持有的期权，折合人民币(币种下同)44,45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被告曾为原告员工，任职克隆平台主管职务。原告为了鼓励技术员工与原告共同发展，于2008年对包括被告在内的满足激励条件的技术员工以期权的形式进行了股权激励，并于2008年7月24日向被告发放了编号为GC-008的《期权证书》。该证书发放时，原告的注册资金为3,000,000元，原告将其注册资金折成总股本3,000,000股进行期权的发放，约定被告持有60,000股期权，自持有该证书之后即有权根据期权份额享受相应的分红权；被告有权选择在五年内以1元/股的价格购买原告总数不超过60,000股的原始股，每月可以购买的股份数为1,000股。同时约定，期权转换成“股权”之后，被告在离开公司时，原告按照公司账面资产折算价值回购持证人持有的“股权”。原告向被告发放了该证书后，被告于2010年2月26日支付了20,000元，购买了原告20,000股股份，相应将20,000股期权转换成为了“股权”。2010年4月28日，被告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于2010年5月7日正式离开原告公司。因原告内部原因，未及时按照上述期权证书约定回购被告购买转换的20,000股股份。由于《期权证书》上所记载的“股权”，仅有分红权，并不包含决策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原告认为仅仅是一种“期权”。现原告诉请按照上述期权证书约定，按照被告离职前一个月即2010年3月底账面资产价值回购被告持有的期权。本院经审理后查明，2008年7月24日，原告向被告核发《期权证书》，记载：企业注册资本3,000,000元；企业原始总股本3,000,000股；期权持有人被告；所持期权60,000股；期权证书编号GC-008；期权核发单位、签发人原告。本期权证是自然人持有原告期权的证明。自然人持有本期权证书后，即有权根据期权份额享受相应的分红权；自然人有权自主选择在五年内，以1元/股的价格购买原告总数不超过60,000股的原始股。每月可以购买的股份数为1,000股。该部分期权可以推后但不得提前转换为股权。期权未转换为股权之前，期权相对应的决策权由曹跃琼代理，期权持有人离开公司视为放弃期权。期权转换成股权之后，持证人在离开公司时，公司按照公司账面资产折算价值回购持证人持有的股权。例如持证人离开公司时持有公司9,000股原始股，持证人离开公司上月公司总资产是4,500,000元(公司总资产不包括从发放期权证书之日开始，到持证人离开公司日的新增投资额)，回购9,000股的现金额是=4,500,000元/3,000,000元×9,000股×1元/股=13,500元。2010年2月26日的《收条》记载：今收到被告购买原告原始股20,000股，共计20,000元，现金收讫。特此证明。收款人：落款处加盖了原告的公章和第三人的签名。2010年4月28日，原告与被告协商确定解除劳动关系。2010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了《股权证书》，记载：股权持有人被告；所持股份20,000股；股权GC-00105；股权证书核发单位原告，股权证书签发人曹跃琼。本股权证是自然人持有原告股份的证明，所代表的股权转让只能由股东亲自或由其合法授权代理人办理。2013年3月14日，被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提交的管辖异议上诉状中记载：……上诉人始终认为上诉人在获得被上诉人发放的编号未GC-008的《期权证书》时住所地和户籍地都为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XXX号，直到2010年2月26日获得系争股权时也未发生变动。……另查明，原告于2002年8月23日设立，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股东为张佩琢、段春晓、杨旸。2005年6月6日起原告将注册资金增加至3,000,000元，股东变更为第三人、江广平、熊志奇；公司章程记载：……第九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2006年5月15日，原告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第三人、熊益辉、陈迁、郑静。2009年7月5日，原告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第三人、瞿红花。2010年5月18日，原告将注册资金增加至3,947,368元，股东变更为：曹跃琼、瞿红花、北京华清博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原告工商登记的注册资金为11,365,145元，股东为曹跃琼、上海锦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华清博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万枫、上海谱润三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银杏华清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云南盈谷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皓信桐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荀标、吕智、曾立、上海华晟领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经审查认为，诉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方面要件，即有权请求诉讼救济的主体，一般认为是指当事人适格。二是客体方面的要件，即就特定的民事纠纷有运用诉讼救济的必要，一般指主体对客体具有诉的利益。根据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法院所审理的诉讼标的范围限于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原告主张依据《期权证书》上所记载内容，要求对被告的“期权”予以回购。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而纵观我国法律，“期权”不同于“股权”，并非我国法律上规定之物。原告虽向被告发放了《股权证书》，但自原告向被告发放证书之日起，原告工商登记中股东几经变更，却从未将被告登记为股东，而在上述变更过程中，被告也从未行使过完整的股东权利。可见，原告及原告的股东从未将被告作为股东对待。从原告发放该证书系基于对员工激励的目的来看，该证书上赋予权利应结合原告发行的《期权证书》行使。因此，原告所谓的“期权”仅仅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一种契约，即被告支付对价后，享有在持有权利期间获得相应的分红，并在离开公司时获得原告根据公司账面资产折算回购价款的权利。由于该利益仅归属于被告，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物”，原告也并不享有该利益上的相应“物权”。《期权证书》记载，“期权转换成股权之后，持证人在离开公司时，公司按照公司账面资产折算价值回购持证人持有的股权。”根据原告所设“期权”的目的来看，该条款系原、被告所设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其含意应为，被告在离开原告公司后，被告所享有权利即终止，原、被告之间关于《期权证书》所载关于分红的相关协议内容自动解除。而原告“按照公司账面资产折算价值回购持证人持有的股权”，为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因“期权”并非民法上的物，不存在被告对待给付的义务，故该条款仅为针对原告义务而言。本院认为，认定诉的利益有无，首先是在“可诉的事项”的前提下进行的。从法院的角度来说，“可诉事项”应为法院民事审判权的范围；从当事人角度而言，是当事人能够请求法院提供民事诉讼救济的范围。因此，只有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阻碍，或者现实的陷入或者面临危险和不安时，需要通过诉讼去除这些危险和不安，才可认定具有诉的利益。而本案中，原告履行义务并不存在阻碍，其完全有能力根据《期权证书》上所约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自主地向被告支付款项，若被告不受领款项，原告也能根据法律规定，通过相关机构提存的方式予以履行，并不需要司法介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另外，法院的裁判系基于原告所主张的“请求权基础”之上，“请求权”为请求对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其向对方履行义务，因无诉之利益，亦无对应的“请求权基础”。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第一款、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张文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夏晓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