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8民初35217号原告:朔州市大圣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朔州朔城区古北街福源综合楼（东6#）。法定代表人：尹卫，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诺兴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甲331楼底商107室。法定代表人：王元利，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北京卓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朔州市大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圣公司）与被告北京诺兴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兴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与被告诺兴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诺兴达公司向大圣公司支付货款16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4年12月6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大圣公司与诺兴达公司有多年经销HP品牌打印机的买卖合同关系。2014年10月14日，诺兴达公司的业务经理曹海洋向大圣公司打电话订货，货物名称为HP1108，数量400台，单价700元（不含税），货款共计28万元。大圣公司接到订单后，立即向重庆佳杰创越营销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杰创越公司）订购相关货物，并由佳杰创越公司送货至指定地点。诺兴达公司向大圣公司支付了12万元货款，但有16万元一直未付。2014年11月4日，诺兴达公司的业务经理曹海洋出具欠条，确认拖欠货款16万元，并承诺于2014年12月5日付清。但诺兴达公司至今仍未支付，故诉至法院。诺兴达公司辩称：诺兴达公司与大圣公司均系HP品牌的区域经销商，有各自相应的销售区域范围，在销售过程中不存在交叉。双方从未发生过买卖交易，诺兴达公司也从未向大圣公司支付过任何货款。佳杰创越公司是佳杰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杰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并负责HP打印机经销的结算。佳杰科技公司是HP品牌打印机中国区域总代理之一。而诺兴达公司则是佳杰科技公司的北京区域分销商。在实际经营中，诺兴达公司均是直接向佳杰科技公司订货并支付货款，根本不可能向大圣公司订货。大圣公司提交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以及所谓欠款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大圣公司若主张曹海洋系诺兴达公司的代理人，应当提供曹海洋的授权文件；若主张曹海洋系“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诺兴达公司名义订立合同，应提供“有理由相信”曹海洋有代理权的证据。而事实上，诺兴达公司从未与大圣公司发生过任何交易，也不认识大圣公司。曹海洋做为诺兴达公司的普通职员，应该不存在认识大圣公司的机会；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可能代表诺兴达公司对外行使任何权利，也不可能直接向大圣公司订货。综上，请求驳回大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就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大圣公司与诺兴达公司均系HP品牌打印机经销商，均曾向佳杰创越公司订购相关打印机产品。分销商从佳杰创越公司订货，均是使用该公司的订单系统通过网络订货、结算、对账。每个分销商各自有登录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2014年10月14日，大圣公司使用上述订单系统分两次从佳杰创越公司订货。两份《佳杰公司订货单》上显示货物均为HPLaserJetP1108Printer打印机（以下简称涉案打印机），单价均为840元，数量分别为300台和100台，注明收货地址分别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时代网络大厦X室和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号四通大厦X室。大圣公司提交的《佳杰科技货物运输单》显示，有300台上述涉案打印机于2014年10月15日被签收；收货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时代网络大厦X室，收货人签字处有“孙志雄”和“曹海洋”手写签字。曹海洋作为诺兴达公司的联系人曾与佳杰创越公司进行过HP品牌打印机的买卖，使用的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时代网络大厦X。庭审中，诺兴达公司认可曹海洋具有在订单系统中进行订货下单的操作权限，但称曹海洋没有订货的决定权。此外，该公司亦认可曾发生过其向佳杰创越公司订货，由佳杰创越公司按照其要求直接发货到诺兴达公司客户地址的交易。曹海洋原系诺兴达公司员工。大圣公司认为曹海洋在诺兴达公司的职务为业务经理，而诺兴达公司则称曹海洋只是叫业务经理，但并非高级管理人员。本案审理过程中，诺兴达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曹海洋曾于2012年11月至2014年9月在该公司担任业务代表职务。大圣公司对诺兴达公司有关曹海洋于2014年10月从该公司离职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时间应为2014年11月。庭审中，佳杰创越公司华北区大区经理崔某作为大圣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称：曹海洋在诺兴达公司工作时是负责采购的产品经理，与其很熟；曹海洋大概是在2014年11月离职，时间上可能有上下一个月的偏差，现在记不了太准；涉案交易是通过佳杰创越公司系统下单，并按照大圣公司指定的地址送货，交易真实有效；据佳杰创越公司物流经理对其所述，涉案的货物运输单上的签名均为曹海洋本人所签；诺兴达公司的赵某曾于2014年10月对其说曹海洋与诺兴达公司之间出现了问题，曹海洋挪用公款给诺兴达公司造成了损失。对于上述货物运输单，诺兴达公司认为所载明的买卖双方为佳杰创越和大圣公司，与该公司无关；签收栏处“孙志雄”和“曹海洋”的签字，与该运输单“签收要求”处有关需要大圣公司印章和签收人的要求不符；曹海洋已离职，该公司无法核实该签字的真实性。大圣公司表示其已无法联系上曹海洋。诺兴达公司则称其公司经理赵某曾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与曹海洋通过一次电话，并提交了电话录音一份。在电话录音中，自认是曹海洋的男子称：其与大圣公司不认识，没有向该公司下单订货；崔某此前曾找到他，让他签有关案外人郭某的证明材料，于是他就签了几个字，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他没在货运单上签过字；郭某曾私刻诺兴达公司的公章；其不同意到法院出庭说明情况。诺兴达公司就此认为应该是崔某找到曹海洋补签或者是骗签了涉案货物运输单。大圣公司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通话中的男子为曹海洋本人。就欠款数额，大圣公司提交了手写欠条一张，主要内容为：我曹海洋今欠大圣公司货款16万元，于2014年12月5日付清。欠条下方有“曹海洋”签字及手印，日期为2014年11月4日。诺兴达公司认为该欠条上曹海洋签字的真伪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与诺兴达公司有任何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当庭明确表示不要求对曹海洋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并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对于主张16万元货款的理由，大圣公司称：诺兴达公司两次分别向其订购涉案打印机300台和100台，共计400台；订货单上标注的每台单价840元是含税价格，该公司在本案中以不含税的价格计每台7**元主张，货款总价应为28万元；由于诺兴达公司此前已经支付了12万元货款，故该公司主张的欠付货款为16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诺兴达公司与大圣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曹海洋是否有权代表诺兴达公司与大圣公司订立涉案合同；或曹海洋虽没有代理权，但大圣公司有理由相信曹海洋有权以诺兴达公司名义订立涉案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大圣公司作为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应当就相关事实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然而从大圣公司的举证情况看，其虽称与诺兴达公司有多年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交此前双方交易的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就其所称曹海洋是通过电话联系向其订购涉案打印机，未提交证据证明；对于曹海洋当时是否明确表示是代表诺兴达公司订立合同，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虽主张曹海洋的订购行为是代表诺兴达公司，但既未提交证据证明曹海洋除操作订单系统与佳杰创越公司进行交易之外，还具有代表诺兴达公司与其他经销商通过电话订货权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公司在所谓电话联系订货时核实过曹海洋的相关权限，以使其有理由相信曹海洋有权代表诺兴达公司订立涉案合同；对于诺兴达公司已向其支付12万元货款一说，亦缺乏相关凭证予以证实。大圣公司所提交的《佳杰公司订货单》和《佳杰科技货物运输单》等证据，只能显示该公司从佳杰创越公司订货，涉案打印机送货至涉案地址，且货物运输单上有“曹海洋”的签字，但无法证明诺兴达公司知悉或认可上述交易行为，也不能证明曹海洋的涉案行为可以代表诺兴达公司。至于大圣公司提交的欠条，其内容明确为曹海洋个人欠付货款，无任何与诺兴达公司有关的表述。虽然崔某出庭并作证，但一方面其作为佳杰创越公司的华北区大区经理，与大圣公司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其本人并未经历涉案交易的联系、约定、履行等过程，不能对前述问题所涉情况加以证明。因此，崔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综上，在诺兴达公司不认可曹海洋曾代表其订立涉案合同的情况下，大圣公司未能证明曹海洋在诺兴达公司确实具有相应的权限，亦未证明其依据双方交易惯例或其他事实有理由相信曹海洋具有相应的代理权，故本院认定大圣公司未能就其主张尽到举证证明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在缺乏证据认定涉案合同成立的情况下，大圣公司有关支付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朔州市大圣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2元，由原告朔州市大圣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德嘉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范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