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巴民一民初字第649号原告郝某甲，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原告郝某乙，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系七原告诉讼代表人。原告郝某丙，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原告郝某丁，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原告王某某，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华山乡。原告郝某戊，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原告郝某己，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委托代理人邓天江（七原告共同委托），黑龙ＸＸ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甲，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被告刘某乙，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松花江乡。被告巴彦县畜牧兽医局，住所地巴彦县巴彦镇龙江路112号。法定代表人刘贵，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田彦波，男，1964年1月20日生，汉族，畜牧局副局长，住巴彦县巴彦镇吉庆委六组。被告巴彦县松花江乡五一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巴彦县松花江乡五一村。法定代表人张民，职务：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李默涵（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村委会委托），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郝某乙等7人与被告刘某甲、刘某乙、巴彦县畜牧兽医局（简称畜牧局）、巴彦县松花江乡五一村村民委员会（简称五一村委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原告郝某乙等7人于2015年3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3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郝某乙及委托代理人邓天江，被告畜牧局委托代理人田彦波、被告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委会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默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郝某乙等7人诉称：郝某乙的父亲郝玉等7人于1985年与畜牧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取得了该地块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自2006年至今，刘某甲、刘某乙强行侵占原告经营的草原和部分耕地，多年来，原告持合法手续与刘某甲、刘某乙交涉，索要被侵占的草原，刘某甲、刘某乙不理会继续侵占，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原告方要求刘某甲、刘某乙停止侵权，立即归还原告承包的草原，并恢复草原地貌原状。被告畜牧局辩称：一、原告的资格身份有异议；二、对畜牧局被列为被告有异议；三、诉讼请求第一条，畜牧局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所以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委会共同辩称：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原貌，与事实不符，无认何法律依据，必须予以驳回。一、侵权请求权的基础应是原告对诉争的草原使用权存在即有的权力，但实际上原告对诉争的草原无实际的使用权，也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占有和使用，案涉的草原使用权为五一村委会管理和使用，后发包给刘某乙，根据2016年8月9日巴彦县人异政府关于诉争草原使用权的行政决定书，诉争的草原使用权已确权给五一村委会享有，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本案原告无诉权请求权，主体不适格；二、原告在诉状中诉称原告于1985年与畜牧局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该事实属于原告自认，在1985年形成的草原承包合同当中，合同的有效期至1990年就结束了，因此假使原告与畜牧局存在法律上的草原承包合同关系，由于合同的履行期早以届满，因此在不存在草原承包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原告也无诉权，综上，原告主体不适格，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在本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郝某乙等7人、被告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委会为证明各自诉辩主张的事实成立，举示了证据，各方发表了质证意见。郝某乙等7人举示证据情况如下：证据A1.（2015）巴民一民初字第7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法院已通过法律文书确认了本案诉争草原的承包使用权自1985年起就归于原告，且在2034年之前的期间内原告系本案诉争草原唯一合法的承包使用主体，这种权利有其绝对的排他性，任何对此权利行使所实施的干扰、阻碍行为实为侵权之行为。在该案一审开庭审理期间，畜牧局在答辩中已明确表示，五一村委会已通过向政府申请确权的方式主张对涉案草原享有承包使用权，进而证实五一村委会已实施了侵害原告草原承包使用权的行为，五一村委会向政府申请确权时，该案的诉讼已经启动，而畜牧局对此是完全知情的。在该案一审诉讼期间，监理站、畜牧局已通过答辩、举质证、辩论的方式完整、详实地阐述了抗辩意见，但均未被法院采纳。故此，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院对此前已经审理完毕的部分不应进行二次处理。证据A2.（2016）黑01民终54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终审法院判决驳回了监理站与畜牧局的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判决。至此，自1985年至2034年期间，原告系本案诉争草原唯一合法的承包使用主体这一事实被赋予了法律效力，除非法院依再审程序予以改判，否则不能改变。在该案二审诉讼期间，监理站与畜牧局均自认，且举证证实畜牧局在2002年与五一村就涉案草原签订了承包协议，且五一村一直将涉案草原发包给刘某乙占有和使用至今。基于此可证实，侵害原告草原承包使用权的责任主体至少有监理站、畜牧局、五一村、刘某乙、刘某甲，为共同侵权，应向原告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监理站与畜牧局均自认，畜牧局已向原告以及五一村发出了撤回草原承包权的通知，也就说明认可两个主体均为草原的承包使用权人，实属荒谬。证据A3.（2015）巴民一民初字第64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本案与证据A1、证据A2中所涉案件虽系两起独立的案件，但本案的诉讼需等待上述案件的诉讼结果，进而证实本案与上述案件的事实具有同一性，审理结果也绝无背道相驰的可能性。证据A4.关于收回松花江乡江北村原郝玉、郝某甲等七家草原使用权的通知。证据A5.关于收回松花江乡五一村委会草原使用权的通知。证据A4、证据A5共同证明：畜牧局就同一地号的草原在同一天向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发出了内容相符的收回通知，实际系畜牧局与五一村共同侵害原告草原承包使用权整体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其作用实为五一村向政府申请确权的铺垫。畜牧局主张收回原告草原使用权的理由已经两审法院驳斥，已无相应法律效力。畜牧局主张收回五一村草原使用权的理由为承包合同没有承包期限以及一直未缴纳草原承包费，在草原承包合同中，对承包期限不进行约定是绝不可能的，发包与承包双方主体均不会对此认同，除非双方之间存有其他暗中交易。畜牧局主张在2002年起，涉案草原就已经发包给五一村，也就是讲，自2002年至2015年的13年期间内，享有承包使用权的五一村未缴纳分文承包费用，而作为一级政府机构的畜牧局，竟然始终放任其无偿占有、使用草原。反之，原告至2012年仍在向畜牧局缴纳草原承包费，而该政府机构竟然主张原告的草原承包权截止1990年就已届满，对此问题的严重性原告将在后续的举证中予以阐述。在这两份通知中，畜牧局主张收回草原承包权均依据了我国《合同法》，依此说明其认可草原发包与承包方为平等主体，亦认可双方主体之间是源于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故原告依法启动民事诉讼无任何不当之处。证据A6.畜牧局于2016年4月12日向原告发出的通知，拟证明：该通知作出的日期系2016年4月12日，其时原告与监理站、畜牧局之间确认草原承包合同效力一案的一审判决已经作出，且二审也已庭审完毕正等待判决。对于上述事实，畜牧局当然明知，但其仍积极促动所谓的政府确权。既然畜牧局通知原告向其草原监理站提交答辩状及证据，说明其当然知晓在所谓的政府确权中，原告是一方必须参与的主体，也深知原告享有依法抗辩的权利。证据A7.答辩状，拟证明：原告在其中已明确提出了行政权无法对抗司法权的观点。证据A8.巴彦县人民政府关于确认部分13号草原使用权行政决定书，拟证明：在本次草原使用权确权事件中，申请人系五一村、被申请人是监理站、畜牧局，而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原告未参与其中，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恶意串通及非法操作。五一村主张享有涉案草原的使用权后，监理站、畜牧局理应在答辩中据理提出五一村的承包合同并无承包期限，更应该提出五一村十余年间未缴纳分文承包费用的事实，毕竟以上是畜牧局发通知收回五一村草原使用权的事实依据，但该被申请人竟然只字不提，更没有向政府说明原告也是一方争议主体且已经与其诉诸法院并判决已作出的事实。同时，在举证阶段，五一村提交了八份证据欲证实其权利的合法性，但两个被申请人没有向政府提交任何证据。基于二被申请人的全力配合，五一村如愿确权成功。该行政决定书的作出时间系2016年8月9日，而原告与监理站、畜牧局之间诉讼的终审判决作出时间是同年4月20日，即对于同一草原的承包使用权，法律文书已经作出了生效确认，而其后的所谓政府确权的效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抵触。在该证据中，通过五一村的主张与举证，可清晰证实侵害原告草原承包使用权的主体至少有监理站、畜牧局、五一村、刘某乙、刘某甲，理应向原告连带承担法律责任。畜牧局对郝某乙等7人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A1对判决书畜牧局还有申诉的权利，我方保留申诉的权利；证据A2与证据A1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A3有异议，没看到裁定书；对证据A4、证据A5无异议；证据A6、证据A7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A8证据推理是荒谬的，不符合事实，政府部门作出行政决定是有法律依据的，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如原告对此有异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委会对郝某乙等7人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A1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判决在判项当中明确表明原告与巴彦县草原站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即申请承包报告有效，该报告形成于1985年2月26日，但在原告诉状所自认的草原承包合同形成于1987年2月18日，而且后期所形成的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限上已经完全推翻了原告申请承包报告所申请的期限，由此可证原告与草原站之间的承包关系早以终止。本案诉争的是草原承包权，对于草原承包权根据草原法相关规定，在权属有争议时应向草原主管部门申请确权，本案所涉草原使用权已经经过了巴彦县政府对草原经营使用权的确认，因此在权属上是明析的。该判决以及后期的二审判决四被告均不服判，现正在申诉当中，因此以判决结果来确认草原承包使用权，从法律角度讲是错误的；证据A2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均持异议，哈中院在进行二审审理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诉争草原使用权和实际的使用经营状况，如果像原告所要证实的那样，畜牧局在一审之前就已经将原告的草原使用权收回，从这个角度讲原告应以畜牧局为被告就收回草原使用权进行行政诉讼，而不该在进行行政诉讼前草草的将该案的民事诉讼做出确认性的结论。二审法院的判决也是基于一审法院的判决判项当中，对于申请报告的合法性进行论述，但实际上该申请报告已经被后续的原告与监理站之间的承包合同所替代，因此二审法院的判决与一审法院的判决是一样的，不符合客观的事实和法律的根据；证据A3无异议，但本案中止后又启动审理程序被告无异议，法院也应在事实的基础上考量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证据A4、证据A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从该两份证据的形式上看属于畜牧局做为草原的主管机关对承包草原的相对人进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该具体行政行为做出之后即产生了约束力和执行力，如果原告对该收回的决定不服，可以进行行政诉讼予以救济，在原告未进行任何救济的情况下该收回的决定对原告产生法律效力，在原告草原使用权已经被收回的情况下，原告更无主体诉讼资格。在2002年畜牧局与五一村的承包合同中未标明具体合同的履行期限，以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五一村委会未实际缴纳承包费等具体事实只是在合同相对方之间存在是否违约或继续履行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在履行期限上，只要合同一方不向对方主张合同期限的纠纷，该合同条款并不影响任何合同外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以此做为说辞认为畜牧局与五一村有串通的行为是错误的，按照案涉草原实际使用情况，该草原使用权在1985年就已经以国有草原村使用的形式将草原的经营权、管理权、发包权下放至五一村委会，我县此类形的草原承包合同关系不止五一村委会一份，在2002年时是根据草原法颁布后重新理顺草原合同关系，而以畜牧局为发包主体与五一村委会又重签了草原承包合同，但实际上还是按国有村使用的草原管理使用规则去履行，这一点后续被告在举证中从国土局地籍的档案当中可以显示；证据A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同时认为，按法律的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草原承包经营权等权属的纠纷应以确权作为前置程序，对确权不服可以进行复议或行政诉讼，巴彦县政府对诉争的草原使用权在确权前已经通知了本案原告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关人，这说明巴彦县政府在确权前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在巴彦县政府作出了确权的行为之后，原告也未进行任何的救济行为，该确权的决定书应作为案涉草原经营使用权权属归属的唯一确定性的法律依据；证据A7只是原告在接到巴彦县政府对草原进行确权之前通知之后的答辩意见，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因此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原告在答辩状中认为在法院已经判决的情况下政府不应以行政权的形式再行确认草原的经营使用权，根据草原法的相关规定，草原的确权应是行政权而不应是司法权，司法权只有确认合同关系的存在履行有效终止等等，而对于草原使用权这一行政权力，司法权无权去干涉；证据A8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作为原告的证据能够说明原告已经获得了该案涉草原确权的行政决定书，已经明确的知晓了该决定书所确认权属的归向，在原告以该证据所证实的待证事实当中完全出于原告的推理性语言，作为证据的待证事实是证据能反映出的客观事实，本案原告以此证据为原告的证据，它的待证事实根本无客观性。作为草原承包使用权，根据草原法的规定，在权属不清出现权属纠纷的情况下，必须以确权前置的程序将草原承包经营使用权进行行政上的确权，待确权完成后才能谈到侵权的事实存在，本案的情况在于原告认为本案诉争的草原使用权已经经过了一审、二审两审法院的判决进行确认，被告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只是在原告与巴彦县畜牧局之间的草原合同的效力上进行论述，对于承包权一、二审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法进行确认，因此被告认为本案在存在巴彦县畜牧局已经将原告草原使用权收回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又存在巴彦县政府将案涉的草原使用权确权给被告五一村的情况，本案的草原经营使用权无论从行政法上还是从民法上原告均不具诉权请求权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原告认为畜牧局收回草原的决定有错误，原告应以畜牧局为被告进行行政诉讼，如果原告认为巴彦县政府所做出的诉争的草原使用权的确权决定书有错误，应以行政相关人的角度就该行政决定书进行行政诉讼，因此无论从何角度看本案原告在不否定畜牧局已经收回草原使用权的情况下无从谈起其具备草原承包主体的资格。畜牧局未举示证据。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委会举示证据情况如下：证据B1.巴彦县国土资源局关于郝景龙等人权属争议一事调查意见，拟证明：经国土局调查，争议地块的使用权为五一村，属于国有村使用性质。证据B2.地籍档案表一份，拟证明：争议地块属于国有五一村集体使用，申请法院对原件进行调取。证据B3.巴彦县政府巴政发2016第7号《关于确认部分13号草原使用权行政决定书》一份，拟证明：本案争议草原属于国有五一村集体使用。证据B4.五一村与草原监理站所签订的合同2份，1985年4月19日签订的草原建设承包合同书及2002年1月17日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五一村委会与畜牧局一直存在诉争草原承包合同关系。证据B5.2004年8月五一村与刘某乙签订的五荒承包合同书一份，拟证明：五一村将部份草原使用权以及从其他零散农户地块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共计424.1亩一起发包给刘某乙使用，在合同关系履行期间内刘某乙对该宗地一直占有和使用。证据B6.郝景江与五一村承包草原的合同书及郝景全从刘某乙处承包争议草原的交费票据各一份，拟证明：郝家已经认可了该地块是归属于五一村的，也曾与五一村承包过该争议地块。证据B7.承包费的缴费票据7份，拟证明：刘某乙向五一村委会所缴纳部分承包费。证据B8.李金堂、车成福、齐守安的证人证言，拟证明：争议地块五一村委会与郝家地块的边界以及归属。证据B9.郭殿方等11人证人证言，拟证明：五一村在承包草原的边界及使用权的归属及一直占有和使用草原的情况。郝某乙等7人对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委会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B1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可以清晰的证实原告7人与刘某乙、刘某甲以及畜牧局因本案涉案草原的承包使用权存有争议，甚至导致几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至使原告无法占有使用涉案草原，故在法律文书以确认原告对涉案草原享有承包使用权的基础上，该证据恰恰证实刘某乙、刘某甲、畜牧局是对原告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对内容有异议，陈志诚站长说归五一村经营，但从笔录上讲站长没有这么说，这是国土资源局自己填的，陈志诚本人没有那么说；证据B2对真实性有异议，因该证据为复印件，同时并无出证部门的印章确认，材料上多处字迹模糊，无法分辨，无法显示证据所记载的荒草地就是本案涉案的草原，对该证据不应采信。该证据当中，在地块编号一栏内所书写的字迹与其它字迹不相符，不能排除系伪造的可能性。13号草原面积为3500亩左右，而涉案的草原为其中的600亩，此证据也显示所载的草原面积3005.6亩与被告前期自述的3500亩有500亩左右的差距，而该数字与本案争议的600亩是及为接近的，如果被告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其抗辩主张，其理应依法于庭审前以书面形式向法院申请调取此证据，但其放弃了该权利，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证据B3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原告证据A8当中的举证意见，此外从始至终原告并未从畜牧局乃至巴彦县政府收到过该材料，而原告举示的该份证据是从法院复印而得，请举示原告在畜牧局或政府签收该材料的证明，通过此问题可以证实，在该份证据所有的表述文字当中，原告未被提及，且在所谓的确权过程中原告并未得到相关部门发出的参与通知，在该决定书作出后没有任何部门向原告依法进行送达，所以说所谓的政府确权行为无论从程序上或是实体上均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也正因如此可证实几被告恶意串通共同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证据B4真实性有异议，在该证据中多处笔迹与笔痕均不一致，而且可以看出，在草原四界部分有后期后添加的痕迹，且该证据没有加盖骑缝章印，仅是在最后一页盖有监理站、五一村及齐守安的章印，该页当中的笔迹与笔痕颜色与之前几页均不一致，很明显是伪造的。而且草原监理站当中所显示的甲方代表人被称之为杨局长，在五一村村委会显示的代表人正是本案的被告之一刘某甲，不具有真实性。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作为草原承包合同对承包期限未进行认何约定，而且顺延原合同的起止日期也未进行表述，不能看出被告1985年即涉案草原的内容，另在交费的办法和时间中明确约定每年年初一次交清，该约定明确了交缴土地使用费的人不是本案被告二刘，而是五一村，收取承包费的主体也不是五一村而是巴彦县草原监理站，鉴于巴彦县畜牧局通知收回草原的通知中所表述的五一村未缴纳过承包费用，其也无权承包该土地，在案件目录中可以显示五一村承包涉案草原的日期是1985年4月19日，而根据原告与草原监理站对同一草原签订的合同日期为1985年2月26日，监理站先在1985年2月与原告签订了承包合同，又于同年两个月之后与五一村签订了合同，现法院的判决文书已经确认原告的承包合同有效，即说明被告五一村在1985年开始就开始实施侵害原告草原承包使用权的行为，而且因法院已对草原的承包使用权归属作出了生效判决，该组证据已无任何证明效力，巴彦县草原建设承包合同书中在巴彦县草原饲料管理站印章当中签字的人是田彦波，也就是畜牧局的代理人，申请法庭调查田彦波是否在1985年4月19日就代表畜牧局签订了这份合同书，否则这属于明显的伪造证据行为，在草原建设奖罚合同书中纵观整个证据材料没有任何实际的文字约定，而仅是在材料的最后加盖了巴彦县草原饲料管理站的印章，所以被告提交的整组证据不仅无法证实被告的举证主张，反而证实被告是对原告实施侵权的责任认主体，而且畜牧局的工作人员明显的涉嫌伪造证据。13号地分为两块，其中一块在五一村，另一块是郝家7户，畜牧局说总亩数是3500亩，而五一村的合同是1000亩，现在五一村非法占有整个13号地3500亩，从合同上看五一村已经多余了2000多亩，属于非法侵占行为；证据B5真实性及待证事实均有异议，在法院判决已对本案涉案草原确认了原告享有承包使用权的基础上，此证据不仅证实不了其举证主张，恰能证实五一村、刘某乙、刘某甲三被告共同实施了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通过证据显示五一村的村支书为刘某甲，该草原的所谓承包人是刘某乙，二人实为亲兄弟关系，且刘某甲作为村委会领导竟然多次出现在涉案草原承包主体当中，在该证据材料的最后一页的最后部分显示在2011年3月22日五一村又与刘某乙与刘某甲二人（刘某甲最后的签名字样的臣字被刻意修改为仁）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将涉案的草原发包日期延至2039年12月30日，五一村与草原监理站的承包合同并没有约定五一村的承包期限，也示明五一村需向发包部门缴纳承包费用，在此基础上在五一村未向监理站缴纳任何费用的基础上其有何权利将草原承包给自己的村书记及村书记的亲兄弟，这一行为不仅证实了以权谋私的事实，更证实了几被告共同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证据B6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此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法院不应予以采信，该证据根本无法显示被告所要主张的事实；证据B7真实性有异议，在所有的票据当中均无收款单位的印章，财务章的确认，而且其中有两份票据交费时间是2016年及2015年，唯独这两份收据上加盖了收款人的印章，从2015年开始，本案的诉讼已经启动，被告是为了在诉讼中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才后补了这两份票据，而在2004年、2011年、2012年诉讼之前的年份当中都无任何印章确认，所以从真实性判定这些证据属于伪造的，从待证事实方面，上述所有证据均无法显示是刘某乙为了承包本案的诉争草原向五一村交纳了费用，另外根据畜牧局收回五一村土地通知的内容，自2002年起五一村没有向监理站交过任何费用，但为何五一村在收取了刘某乙交纳的承包费用后而不向监理站交纳，因为交费的是刘某乙，而代表五一村收费的是书记刘某甲，资金只在这两名亲兄弟之间流转，没有向草原的发包单位五一村实际交纳，在法院判决已对本案涉案草原确认了原告享有承包使用权的基础上，此证据不仅证实不了其举证主张，恰能证实五一村、刘某乙、刘某甲三被告共同实施了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证据B8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证人作证应当出庭，法律不承认书面证言，如果证人所言属实更应出庭接受法庭以及原、被告的询问，因其证据形式要件上不合法，不应采纳。证言无法对抗法院判决以终审确认的法律事实，恰能体现被告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证据B9质证意见同证据B8。畜牧局对刘某甲、刘某乙、五一村委会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B1-证据B4无异议；证据B5-证据B9与畜牧局无关。本院确认：证据A1-证据A8、证据B1-证据B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B8、证据B9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1985年2月26日，郝某乙等7户农民与巴彦县草原监理站（当时名称为巴彦县草原饲料管理站）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位于巴彦县松花江乡江北村的13号草地，位置种畜场水稻田东边7米内至南302米往西400米处（国道），往南750米处延顺小片泡北沿至江北村前江堤大坝水闸门（第一）南225米处，北侧坎楞下5米外从东厢房往西延伸1062米。2005年3月10日，巴彦县草原监理站重新审核承包的面积和边界，并将承包期延续30年，至2034年末。1985年4月19日、2002年1月17日，巴彦县草原监理站两次与五一村委会签订了草原建设承包合同书，草原监理站将原五一村使用的70垧（1000亩）草原承包给五一村委会管理、建设和使用。2004年8月30日，刘某乙与五一村委会签订五荒地承包合同书，刘某乙承包了西至老巴彦港道，南至小片泡北沿，东至老郝家厢房，北至山根的424.1亩草地，期限25年，2011年，双方将承包期限在原基础上延续10年。2016年8月9日，巴彦县人民政府下发巴政发(2016)7号行政决定书，确认13号国有草原中西至老巴彦港道，南至小片泡北沿，东至老郝家厢房，北至种畜场稻田地南的部分使用权归巴彦县松花江乡五一村享有。庭审中畜牧局述称，原告与五一村对各自承包草原的四至描述大致是同一片草原，描述的不一致，现在也无法分清。本院认为：侵权请求权的基础是当事人对诉争标的具有所有权或使用权。而本案中，原告郝某乙等7人主张被告刘某甲、刘某乙、畜牧局、五一村委会对其侵权的依据是其与畜牧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该合同已经法院判决为有效合同。但根据本案中双方举示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在法院判决后，争议草原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巴彦县人民政府作出了确权决定书，即争议草原的使用权归五一村所有，畜牧局不拥有使用权。该决定作出后，原告方未提起复议，亦未提起行政诉讼。在此情况下，该确权决定的证据效力优于其他证据，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应予认定。该证据也直接导致畜牧局是在没有使用权的情况下与原告郝某乙等7人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确权决定中明确争议草原使用权由五一村享有，因此被告刘某乙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与五一村签订了承包合同，并缴纳了承包费用，刘某乙即享有争议草原的承包经营权，其正常的经营活动对他人不构成侵权。原告郝某乙等7人主张被告刘某甲、刘某乙、畜牧局、五一村委会侵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所述，郝某乙等7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郝某乙等7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海桥审判员 ：王孟瑜审判员 ：杨广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高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