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0502民初1685号原告：关文贤，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代理人：何派雷，河南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三八支行，住所地安阳市文峰区拱辰广场22号。负责人：姬莉萍，行长。委托代理人：刘彦军，男，196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该单位员工，住安阳市文峰区。原告关文贤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三八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安阳三八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文贤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派雷、被告工商银行安阳三八支行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彦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文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兑付原告存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原告在被告处存款500万元，被告为原告出具了存款凭证。然而，原告的该笔存款却无法正常取款，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拒不履行兑付银行存款的义务。工商银行安阳三八支行辩称，原告要求兑付的500万元存款已经于2013年3月28日支取，办理支取的手续合法合理，答辩人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关文贤提交的证据为：借记卡（卡号为62×××65）一张、对账簿一份、中国银行往帐清单一份、原告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中国工商银行承诺书一份、保证书一份、信封一份；被告工商银行安阳三八支行提交的证据为：原告在被告处借记卡的流水一张、影像资料三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份、证人证言三份；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为：工银发【2012】46号文件一份、情况说明一份。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称被告支行时任行长焦文以揽储为名，向原告承诺高息，为原告办理借记卡并出具承诺书、保证书，原告于2013年3月27日在被告处办借记卡（卡号为62×××65）并向该卡内存入500万元。后被告行长焦文向其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明：“我代表工商银行安阳三八支行向出资人关文贤承诺，其存入我行资金（伍佰万元整），保证于壹年后（2014年3月28日）凭本承诺书及借记卡、对账簿到我行无条件支付本金。特此承诺承诺人：焦文2013.3.28。”该承诺书上盖有被告支行的核算专用章。后被告将原告的借记卡、对账簿封入一信封内，并在信封封口处注明：“到期日之前不得拆封，否则后果自负。焦文”。原告称2014年7月23日其查看借记卡发现该卡内的500万元存款已于2013年3月28日支取，但并非原告本人支取，原告称对此毫不知情。原告据此认为，焦文作为被告支行行长，向其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被告支行应按照焦文的承诺于2014年3月28日向被告兑付现金500万元。本院认为，关于焦文出具的承诺书及信封，第一、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承诺高息的行为是焦文所作，且原告明确知晓银行对外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低于其所称的2.5分利率。按照相关法律及银行内部规定，被告支行时任行长焦文向原告承诺的2.5分高息不可能由被告支行向原告实现。第二、焦文出具的承诺书上虽盖有被告支行的核算专用章，但该专用章不是被告处的公章，焦文出具的保证书虽由其签有“三八支行”字样，也不能当然的认定为其职务行为。第三，焦文在信封上所写的“到期日之前不得拆封，否则后果自负”仅为焦文许诺高息的条件，而并非被告阻止原告取款的条件，只要持卡人取款行为合法合规，任一银行网点均应为其办理存取款手续。本院认为所谓职务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行使职务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与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相对应。被告时任行长焦文的上述行为明显超出其职权范围，且原告作为一名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焦文的上述违反正常银行储蓄程序，超越职权的行为并未尽到注意义务。综上焦文以高息承诺为基础而出具承诺书、保证书并在信封上书写要求原告不得拆封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焦文的职务行为。2.原告称其没有在2013年3月28日支取其存折中的500万元存款，原告严格按照焦文要求在2014年7月23日才通过查询得知存款已被支取。原告在2013年3月28日至2014年7月23日之间未曾将借记卡取出进行转账，而是被告支行在2013年3月28日为原告办理对账簿换簿手续时，银行趁机取得了关文贤的借记卡及密码，从而将关文贤的500万元存款进行了支取。对此，原告向法庭提交对账簿（换簿）予以证明。被告称该500万元存款为韩某支取，韩某向银行出具了其个人身份证原件、原告身份证原件、原告借记卡原件，并凭借记卡密码将原告存款取走，被告按照业务操作流程并通过公安联网核查，确定代理人身份信息无误后才办理的支取手续。对此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影像资料分别为原告关文贤的身份证、取款人韩旭身份证、关文贤借记卡（卡号62×××65），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联网核查结果及工银发【2012】46号文件。本院认为，焦文向原告所出具的承诺书及信封并不具有强制力，原告自己掌握该借记卡、密码及其本人身份证件，存在自行支取个人存款的可能性，原告未向法庭提交充分证据从而排除原告委托他人支取其个人存款的可能性。原告提交的对账簿也不能证明被告在为其办理换簿手续时趁机将其存款转出的事实。故对原告所述其从未委托他人支取存款而是被告在办理换簿手续时趁机将其存款转出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3.原告在代理意见中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五条的规定，本案应为储蓄合同纠纷。本院认为，法［2011］42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这一一级案由下，规定了“银行卡纠纷”这一二级案由，在该二级案由下，又规定了“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和“银行卡纠纷”这两个三级案由。在“银行卡纠纷”这个三级案由下又规定了“借记卡纠纷”和“信用卡纠纷”这两个四级案由，将由借记卡引发的纠纷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单列出来，与信用卡纠纷共同构成银行卡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储蓄存款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关系是，储户将存款存入储蓄机构后，有权依法依约请求储蓄机构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有义务依法依约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而借记卡体现出来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限于此。对于借记卡而言，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形成的是存款的法律关系、委托结算等法律关系。如果仅将借记卡合同界定为储蓄存款合同，那么，实质割裂了借记卡合同法律关系中各种行为的内在关联性。因此，鉴于借记卡合同实质带有非同于一般委托结算合同、储蓄存款合同案件的特征，故依其特殊性将其界定为一类新的案由“借记卡纠纷”更为适宜。根据法［2011］42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因申领、使用、注销借记卡而引发的银行卡纠纷案件的案由不应再界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而应界定为借记卡纠纷。因申领、使用、注销银行卡而引发纠纷的案件，无论原告是基于合同法律关系纠纷还是侵权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其案由均界定为银行卡纠纷，并依据案涉银行卡的种类为借记卡或者信用卡的不同，将其分别界定为借记卡纠纷或者信用卡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借记卡纠纷，而非原告所称的储蓄合同纠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焦文出具承诺函及信封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2.被告是否在为原告办理对账簿换簿手续时趁机将原告存款支取。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虽诉称焦文行为为职务行为，但职务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行使职务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超越职权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根据上述已认定的事实，焦文出具承诺书、保证书及信封的行为明显为超越其职权的行为，相对人也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故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对被告辩称焦文行文行为并非职务行为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关文贤虽诉称被告违反内部规定，在为其办理换簿手续时趁机将其借记卡内500万元存款支取，但未向法庭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未能对该存款并非为原告本人委托他人支取进行合理说明，不能排除是原告本人委托他人将案涉500万元存款支取的可能性。原告将500万元存入被告处，并办理了借记卡，原、被告之间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被告作为经营存贷款等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证储户存、取款安全的义务，同时原告也应对其本人身份证、借记卡、密码进行妥善保管，被告根据韩某提供的原告借记卡原件、原告身份证原件、原告借记卡密码、韩某个人身份证原件，并在公安联网系统对上述身份证进行了核查确定无误后才办理了支取手续，已经完成了其注意义务。综上对原告上述诉称，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兑付原告存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关文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关文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娟代理审判员  郭晨曦人民陪审员  李珊珊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陈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