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松行初字第214号原告上海米市渡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松金公路9258号2幢。法定代表人杨吉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任战敏，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间东，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北松公路4688号。法定代表人高国相，镇长。委托代理人曹憬，上海至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玉奇，上海中夏旭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米市渡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市渡仓储公司”）诉被告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车墩镇政府”）要求确认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9日公开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此后，因与本案相关的（2015）松行初字第159号原告米市渡仓储公司不服被告车墩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一案，在本院作出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而该案的审理结果将影响到本案的审判，故本案于2016年5月9日裁定中止，同年10月25日恢复审理，并于同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同日，原告的原委托代理人周旭亮变更为赵间东。原告的原委托代理人周旭亮、被告的副镇长李燕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间东、被告的副镇长贾顺军、委托代理人李玉奇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任战敏、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曹憬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认定原告米市渡仓储公司在松江区车墩镇某路某号(以下简称“某路某号”)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向原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同年11月2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限原告拆除违法建筑。因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拆除上述违法建筑，被告于同月18日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告知原告，依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拆违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将于同月25日组织强制拆除。后因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拆除上述违法建筑，被告遂于同月25日组织了强制拆除。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原告米市渡仓储公司诉称：原告通过松江区相关政府部门“招商引资”在某路某号建成自己的合法厂房，该厂房占地面积约为224亩，厂房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厂房建成后，原告依法办理了各种营业手续，从事“仓储”业务。经过几年精心经营，原告的整个厂区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园区，为社会创造了上千个工作岗位，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2015年11月25日，被告车墩镇政府组织城管、公安、安监、消防等等人员共计约500余人，组织了几十辆车辆，对原告的厂房实施强拆，直至下午3点结束。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的厂房进行强拆，没有法定职权、程序和实体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依法确认被告强拆原告厂房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车墩镇政府辩称：被告作出强制拆除行为系职权范围内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明确。被告查明上述涉案建筑属于违法建筑。经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等程序，原告仍未自行拆除，被告遂于2015年11月25日依法采取强制拆除措施。被告的上述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符合相关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作出强制拆除行为，执法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庭审中，为证明被诉强拆行为合法，被告提供了以下依据、证据：（一）证明有权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1、《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2、《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建设交通委等四部门关于本市加强违法建筑拆除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发[2009]35号）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拆除违法建筑工作的通知》（沪府办发[2011]49号）：“乡镇政府要按照《城乡规划法》规定的职责，做好农村地区违法建筑的拆违工作。”经质证，原告对法律规定本身无异议，但认为：第一，被告的强拆行为是建立在认定涉案房屋是违法建筑的基础上，原告认为涉案房屋是合法建筑，所覆盖的土地于1993年12月31日已取得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且至今合法有效，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用地审批已办理，也即意味着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已办理，若是违法建筑被告才有相应职权，但原告的建筑是合法建筑，因此不适用于本案；第二，涉案房屋的建设时间尚未确定，被告对原告房屋建成的时间没有提供证据，故涉案房屋是合法建筑；第三，沪府发[2009]35号和沪府办发[2011]49号两个文件的规定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属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从法律适用来看已废止，《行政强制法》规定必须经法定程序后才能强拆，而上述两个文件将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大至《行政强制法》之上，因此不具有适用性。（二）证明作出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1、2015年3月18日《协助调查函》及《协助调查函的复函》，证明被告向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区规土局”）致函调查涉讼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的相关情况，区规土局证实涉案建筑物、构筑物未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筑；2、2015年4月30日《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违法搭建法律后果告知单》，证明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违法搭建法律后果告知单》，要求原告在同年5月30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并送达原告；3、2015年11月2日《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证明被告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告知原告须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及逾期不拆除将作强制拆除处理，并告知原告陈述和申辩权；4、2015年11月18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证明被告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告知原告将于同月25日进行强制拆除，并要求原告取走涉案建筑物内的财物。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关于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第一，被告通过区规土局出具的证明就认定涉案建筑是违法建筑，但是原告房屋是在车墩镇米市渡村，按照《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需要办理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而不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建造时需要办理的，故被告以此认定原告房屋是违法建筑没有法律依据，且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房屋未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被告对《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及四十一条的理解错误；第二，《协助调查函》记录被告到现场进行勘查且附有照片，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并无照片，故可认定被告并未至现场进行实际勘查，且《协助调查函》及《协助调查函的复函》，均是内部文件，并未向原告及其他行政相对人公开，作出时间是文书时间还是为了应诉临时作出，无法证实，故不是认定事实的依据，无法证明被告强拆行为合法，对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第三，法律明确规定区、县以上人民政府才可依法强拆，被告无职权拆除原告的厂房，且《行政强制法》及《城乡规划法》均未涉及函、复函这类文书，上述文书无法可依；第四，原告的厂房是被告要求建造的，且是在被告进行批示后才建造的，故原告的厂房系合法；第五，1993年12月31日涉案地块取得土地证，其他类似的证件都是颁发土地证之前的文件，现被告认定没有颁证之前的前置文件，前后矛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证据2-4，关于《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原告已向法院起诉，也经过了庭审，按照《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若原告提起了诉讼，被告不应实施强拆行为；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原告未收到；关于《违法搭建法律后果告知单》、《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由于被告未进一步提供证据已经向原告送达，例如送达方式、送达对象、送达地点、送达时间，仅能证明被告作出了上述文书，无法证明被告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故程序违法；另，被告通过举证证明原告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对《行政强制法》的理解错误，被告亦未按照《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向原告送达相应文书，故程序违法。被告质辩认为：第一，关于涉讼房屋是否违法，若原告认为相关部门作出的依据违法，可通过其他途径救济，而不是在诉讼中纠缠该问题，结合（2015）松行初字第159号案件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涉案房屋是合法建筑；第二，在送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时，被告工作人员找到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吉泉后，杨吉泉拒绝签字，因此没有书面的送达回执，但是可以提供视频录像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当时在现场，另，（2015）松行初字第159号案件开庭时被告曾向法庭建议，要求原告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但原告代理人称杨吉泉身体不适，无法参与庭审，但是直至近日，杨吉泉仍一直与被告在协商，故可认为其可参与庭审；第三，原告代理人的陈述有许多不实之处。（三）证明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依据：1、《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2、《拆违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经质证，原告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不能作为本案适用的依据；《拆违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原告房屋在乡村，不需要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需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建造时需要办理的，因此，上述两个许可证是不同的。（四）证明行政行为执法程序合法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文本材料证据：法律法规依据：1、《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及第三十七条；2、《拆违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三款。经质证，原告对法律规定本身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事先告知义务，被告代理人称曾将催告书交给了杨吉泉，但是杨吉泉拒收，若拒收，则被告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六种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但是被告并未按照相应规定送达；《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但由于被告并未送达催告书，剥夺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权利，故被告程序违法。文本材料证据：与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一致。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认为被告的强拆没有法律依据。被告还提供了下列证据：2015年11月2日被告至原告厂房送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的视频资料，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吉泉在现场，但是其拒绝签收，其称可以放在村里面也可以放在办公室，故被告将上述文书放在杨吉泉办公室并进行了张贴。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仅认可被告在2015年某一天没有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吉泉未送达任何文件，主要意见如下：第一，超过了举证期限，被告的举证期限是收到原告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二，视频中三、四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戴着帽子，但政府人员没有穿制服，上述人员不是被告人员，故并不是被告人员进行送达；第三，视频的制作时间无法核实，无法看出是2015年11月2日发生的事情；第四，被告称其送达了《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但从该视频中只可看出是一叠文件，无法看出具体文件；第五，送达地点无法核实，并未显示原告房屋所在地点，只能看出一个封闭区域；第六，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吉泉并未收到上述文件。被告质辩认为：第一，关于举证期限，服从法庭的决定；第二，视频最开始部分有专门的特写镜头将送达的文件进行拍摄；第三，被告多次要求杨吉泉到庭接受询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旧）、组织机构代码证（旧）及营业执照（新）；2、原告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3、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据1-3，证明原告的身份；4、原告厂房被强拆之前的照片7张，证明原告厂房被强拆之前的状况，系建造良好的厂房；5、2015年11月18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证明原告厂房系被告组织强拆；6、证人张某、童某、丁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及上述证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厂房系被告组织拆除；7、被告强拆原告厂房的行为照片10张，证明被告强拆原告厂房的行为；8、2015年11月25日至起诉前被告强拆原告厂房后的状况照片12张，证明被告强拆原告厂房的结果；9、原告厂房被彻底拆毁后的状况照片66张，证明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被告陆续将原告厂房彻底拆毁后的状况；10、1988年5月10日《协议书》、1990年3月《松江县华阳鸡场章程》，证明原告厂房和土地的合法来源，即原告的厂房原为大江公司承包华阳鸡场及配套孵化设施所建；11、1990年5月14日《营业执照》，证明原告厂房和土地的合法来源，华阳鸡场原为合法乡镇企业，有权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建造厂房；12、1993年12月31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厂房和土地的合法来源，系车墩镇政府、米市渡村委会招商引资，接手大江公司的华阳养鸡场厂房和土地所得；13、2004年6月23日《关于上海市华阳仓储有限公司（暂定名）建造首期仓储用房项目计划的请示》，证明被告当时招商引资，引进原告进入车墩镇接手华阳养鸡场，当时暂定为华阳仓储有限公司，现即为原告公司，本案中，被告的政策朝令夕改，给原告带来了损失；14、2006年12月16日《米市渡村大江鸡场土地有偿使用村民代表讨论意见的情况汇报》，证明第一、原告厂房和土地的合法来源，第二、原告的厂房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建造，并非私自违法搭建，第三、原告出于帮助原企业及米市渡村脱困、帮助镇政府将废地脱手，才投资接受华阳养鸡场的厂房和土地，为镇政府、村委会作出了很大贡献；15、2006年3月23日《松江华阳鸡场事宜协调会会议纪要》，证明原告厂房和土地的取得历史，当时是华阳养鸡场经过车墩镇政府、米市渡村委会同意终止后，接手所得；16、2007年3月20日《关于上海松江华阳鸡场建筑物等资产转让的协议书》，证明原告房屋和土地的合法来源，系经米市渡村委会接手大江公司的华阳养鸡场所得；17、2007年3月20日《关于松江华阳孵化厂资产转让的协议书》，证明原告房屋和土地的合法来源，系经米市渡村委会接手大江公司的华阳养鸡场所得；18、2007年3月20日《关于原松江华阳鸡场资产转让及有偿使用土地的协议书》（190亩），证明原告的厂房是合法房屋，原告的用地合法；19、2007年3月20日《关于松江华阳孵化厂资产转让及土地有偿使用的协议书》（28亩），证明原告的厂房是合法房屋，原告的用地合法；20、2015年4月30日《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2015）松行初字第159号《受理通知书》及《传票》，证明原告已对《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已受理尚未审结，进而证明被告在诉讼期间无权决定强拆，更无权实施强拆；21、2015年11月18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2015）松行初字第186号《受理通知书》及《传票》，证明原告已对《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提起诉讼，法院已受理尚未审结，进而证明被告无权实施强拆；22、《中止强拆申请书》及EMS邮寄单、妥投证明，证明原告已依法申请被告中止强拆行为，被告未予理睬，程序严重违法；23、1991年3月25日《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第一，原所有权人为大江公司，后转手给原告，原告的厂房是合法房屋，第二，涉案房屋中有相当一部分房屋是有房产证的，被告以拆违手段拆除上述房屋属于滥用权力。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7、8、9，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故不发表意见；对证据10-19，要求原告提供原件核实，若不能提供原件不予认可；对证据20-2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的强拆行为不违法；对证据23，认为：第一，需庭后核实是否确实发放过上述《房屋所有权证》，核实后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第二，即使是真实的，所有权人是大江公司，与本案原告无关，原告代理人称房屋及土地在大江公司与原告公司之间转让，但不应仅是简单的合意转让，应当提供相应的材料；第三，涉案土地性质是集体，该证第3页有附记，根据记载的文字内容，系1985年的批复，合营期限是25年，也即房屋原所有权最晚的合营期限是2010年，则占有使用也不应超过2010年，因此原告无法证明现在的权属合法。原告质辩认为：证据5并不是被告通过法定程序向原告送达的；证据23第3页附记中涉及的文件虽然是1985年的，但是不应从1985年计算，发证时间是1991年，故应从1991年计算。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松行初字第159号《行政判决书》；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沪01行终374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涉案限拆决定已经被确认违法，故被告作出强拆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不存在，也即强拆实体违法。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于《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的送达问题坚持（2015）松行初字第159号案件一、二审诉讼中的意见，被告认为已经经过合法送达，另，《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告知书》的送达问题经一、二审诉讼已经作出了认定，即被告在送达事先告知书时存在瑕疵，但被告认为事先告知书送达的行为与本案所涉的强拆行为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即使被告在送达事先告知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该瑕疵不具有继承性，故本案所涉的强拆行为的程序是合法的。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一、二审判决中均认定对于违法建筑拆除没有问题，仅认为送达事先告知书有瑕疵，故判决中对于实体方面认为是合法的，仅是对程序确认违法。原告质辩认为：第一，原告的观点是在强拆行为案件中被告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作为其实体证据，而现在限拆决定已被确认违法，那么在强拆行为中的实体已被确认为违法；第二，被告认为事先告知书送达与本案无关的观点错误，事先告知书是为了保证限拆决定的合法，实际上是整个强拆行为的告知，整个强拆过程涉及限拆决定的告知、强拆决定的告知、强拆行为的告知，因此，强拆行为是一个整体的行为过程，上述三个阶段的告知缺一不可。被告认为：拆除违法建筑从程序上的确分为三个阶段，但三个阶段是独立的，法院的判决仅是认定被告在送达事先告知书时存在瑕疵，认为被告没有保障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并不等同于被告不能对涉案建筑进行拆除，而强拆行为从程序上具有其相对独立性，不能因之前未保障陈述和申辩权利，影响后续行为的合法性，实际上原告对于强拆是知情的，仅是没有保障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上述依据、证据，本院认为：1、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均是作出行政行为时合法有效的规范和文件，本院予以确认。2、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认定事实方面、程序方面的证据中，关于《违法搭建法律后果告知单》、《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及《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认为未收到上述文书，被告亦未能证明已经送达给原告，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关于《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已被本院判决确认违法，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关于视频资料，未显示具体日期及时间、送达内容，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其余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3、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7-9，未显示具体日期及时间，故本院无法确认其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及证据21中的《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证据20中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已被本院判决确认违法；对证据6，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13-19均系复印件，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1、12、22、23、证据20、21中的《受理通知书》及《传票》、原告第二次庭审时提供的两份判决书，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被告车墩镇政府于2015年3月15日至某路某号原告米市渡仓储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测量，确定原告搭建仓储用房13栋、厂房、配电房、门面房及彩钢棚等21处，共计108,457.21平方米。上述建筑物、构筑物均未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批，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于同年4月30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认定原告在某路某号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和《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原告于同年5月30日16：00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依法强制拆除。后原告未自行拆除，被告于同年11月18日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通告》，告知原告，因其在规定期限内未拆除上述违法建筑，被告将于同月25日组织强制拆除。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另查明，2015年10月21日，本院受理了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作出的涉案限拆决定违法一案，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涉案限拆决定违法。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本院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拆违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乡、村庄规划区的违法建筑拆除，由乡、镇人民政府参照本规定执行。”涉案建筑物、构筑物位于被告行政管辖区域内的乡、村庄规划区内，因此，被告对于涉案建筑物、构筑物具有作出被诉强拆行为的职权。涉案建筑物、构筑物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亦未提供证据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竣工验收，被告认定涉案建筑为违法建筑，并无不当。《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规定强制执行。被告在作出涉案限拆决定后，原告未在被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被告依法有权进行强制执行。但被告的强制执行行为应以涉案限拆决定为前置条件，然涉案限拆决定，因执法程序不合法，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被告作出的被诉强拆行为的执法程序亦无法认定为合法。鉴于其强拆行为已经实施完毕，已不具备撤销内容，故依法应确认违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及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25日作出的强制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 云审 判 员  刘 雅人民陪审员  倪顺法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赵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违反法定程序的；……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