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02民终3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淑云，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红卫、王海安，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部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川市中医医院。法定代表人：董志超，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银，该单位法律顾问。上诉人杨淑云因与被上诉人铜川市中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6)陕0202民初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淑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安、白红卫，被上诉人铜川市中医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淑云上诉请求：上诉人杨淑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陕0202民初32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是铜川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并且已向王益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司法救助申请。经王益区人民法院主管院长批准，上诉人交纳的案件受理费3000元，交费票据已附卷保存。一审法院的主审法官明知此事实，却在（2016）陕0202民初320号民事判决书里要上诉人负担案件受理费10800元明显违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上诉人不可能在儿子何贵喜2000年1月29日死亡之日起，就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2014年12月1日，经法律专业人员提醒，上诉人才根据当时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受理下列人员和机构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的申请：……（二）死亡患者近亲属或其代理人”和《医院投诉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患者依法享有的隐私权、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之规定，向被上诉人提出申请，要求对上诉人之子何贵喜在被上诉人处住院治疗的病历进行复制，却被被上诉人拒绝。由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治疗才产生怀疑。为搞清楚本案事实，上诉人于2014年12月16日书面请求铜川市卫生局对被上诉人漠视患者利益、信访投诉工作缺位的情况予以监督管理，并将结果告知上诉人。因为铜川市卫生局也拒不答复上诉人的申请，上诉人于2015年1月18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确认铜川市卫生局对上诉人邮寄的请求其监督管理被上诉人认真处理上诉人申请的申请拒不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违法；依法责令铜川市卫生局对上诉人邮寄的请求其监督管理被上诉人认真处理上诉人申请的申请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判令铜川市卫生局承担本案诉讼费。在人民法院审理上述行政诉讼案件期间，铜川市卫生局于2015年2月3日制作了《关于对杨淑云信访事项的答复》，并于2015年2月9日在上诉人家大门上张贴，内称被上诉人处“病历档案信息中并无”上诉人要查阅、复制的住院病历。2015年4月14日，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耀新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铜川市卫生局《关于对杨淑云信访事项的答复》已经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能，上诉人起诉其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015）耀新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书送达后，诉讼双方均没有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上诉人即于2015年6月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次民事诉讼，以被上诉人可能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和第（三）项“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所列情形，“推定”被上诉人有过错这理由，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在2015年4月14日之前，上诉人不可能确切知道被上诉人或者“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或者“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只有经过上述一系列程序，上诉人才能确切得知被上诉人处并没有保存上诉人之子何贵喜的病历资料。而在此之前，上诉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上诉人处是应该保存有上诉人之子何贵喜病历资料的。可见，被上诉人处没有上诉人之子何贵喜的病历资料，上诉人不可能事先得知，这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效条款来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上诉人在本案中适用“知道”而不是适用“应当知道”的条款。（2016）陕0202民初320号民事判决书恰恰忽视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导致对本案基本事实的判断出现失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根据已经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上诉人的诉讼时效适用上述的证据规定，被上诉人如要反驳，则需按照上述的证据规定，对“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举出相反的证据要上诉人质证。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举出哪怕是一份证据来证明上诉人在上诉人之子何贵喜死亡之日起、就知道了被上诉人处没有上诉人之子何贵喜的病历资料。所以，其对时效的抗辩是无效的。（2016）陕0202民初320号民事判决书却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死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下判，全然不顾该法条最后一句话“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忽视上诉人以上所列相关法条，明显不当，望法院公正审理。被上诉人铜川市中医医院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所说的2014年12月经专业人士提醒得知有复印病历的法律规定，这是虚假的，因为上诉人早在2014年3月就向中医院提出复印病历的请求，向卫生局起诉也是14年4月份。2、上诉人对法律的理解是明显错误的，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是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的时候起计算，而上诉人理解的是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开始计算，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2000年1月29日何贵喜治疗失败死亡，上诉人是明知的，杨淑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铜川市中医医院赔偿原告交通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合计703141.98元；被告铜川市中医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00年1月27日22时左右，原告儿子何贵喜因服毒，经铜川市矿务局中心医院抢救后转至铜川市中医医院就诊治疗至2000年1月29日8时又转往铜川市矿务局中心医院治疗。在铜川市中医医院治疗期间约为34个小时后，何贵喜经治疗无效死亡。原告向中医院申请复印何贵喜在中医院治疗期间的全部病例，被告始终拒绝给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如被告存在“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之子的死亡负有过错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淑云之夫何其作、之子何贵喜生前均系被告铜川市中医医院职工。1999年6月4日，何贵喜被他人殴打。2000年元月27日下午，何贵喜在家中服毒后被原告夫妇送往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以下简称矿医院）洗胃抢救，当晚，因无钱住院，原告夫妇又将何贵喜拉回中医院，由于是中医院的职工，原告夫妇未在门诊挂号直接找到内科大夫王晓玲为何贵喜看病。由于同事关系，王晓玲在中医院为何贵喜进行了诊断并安排护士对何贵喜进行打点滴、吸氧等措施的治疗，还向原告开具了处方药，原告持处方外购了药物，没有向中医院缴纳治疗费用。庭审中原、被告对上述事实不持异议，王晓玲证人证言也进行了证实。同年元月29日上午8时许，何贵喜病症加重，原告急打120将何贵喜送往矿医院抢救后无效死亡，矿医院病情介绍书对此进行了记载。原告随后将何贵喜拉回中医院内科29床。同年2月4日，铜川市公安局王益分局红旗街派出所对何贵喜打架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并制作了治安调解书，由乙方赵刚、郭又凡向甲方何贵喜赔偿因打架医疗费用合计12695.08元；因何贵喜服毒自杀，乙方提出抢救费花销5081.80元由中医院实报，然后移尸火葬场；上述总计17776.88元，派出所负责移尸后先付5000元现金，剩余12776.88元在尸体火葬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同年7月6日，原告之夫何其作从中医院领取了何贵喜抚恤金4390元，同日红旗街派出所从中医院领取了何贵喜被打一案赔偿医疗费用12695.08元支付了原告。2010年9月21日，原告在中医院领到何贵喜服毒后抢救费5081.8元、2004年9月至2009年7月生活困难补助费8850元两项合计13931.8元。2012年9月12日，原告从中医院领到生活困难救助金24500元。另查明，2004年，原告之夫何其作死亡。2006年5月，原告向有关部门反映其夫生前离休金、医疗费报销问题，其子何贵喜死后自己应当享受的生活补助问题和其女工作调动问题。2009年8月5日，中医院决定暂时从2009年8月起付给原告生活补助每月150元。2010年9月，原告向市级领导信访其夫生前医疗费报销问题。2011年10月，原告向市级领导信访其女工作调动问题。2012年5月，原告向市级领导信访其夫生前医疗费和其女工作调动问题，并在信中自述“7、8年以来，我无数次跑有关部门请求落实的两个问题：一是丈夫24498.25元医疗费未报销事宜；二是我女儿的工作调动问题”。同年9月11日，中医院对原告的信访作出处理意见，鉴于杨淑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市中医院班子成员经过研究，一次性付给24500元；医院给其女儿解决公益性岗位。同日，原告在息诉罢访承诺书签字承诺，“我和我女儿保证不再因此事上访”。2014年3月，原告就何贵喜的死亡向市卫生局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无果后，于同年4月向陕西省卫生厅进行信访，省卫生厅以收号126进行了信访处理。2015年，原告认为中医院拒绝原告要求复印何贵喜在中医院治疗期间的病历资料的申请，向市卫生局申请对中医院进行监督管理，市卫生局依然不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随后向耀州区人民法院起诉铜川市卫生局行政不作为，耀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4日作出（2015）耀新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认为市卫生局在合理的时间内及时给予了答复，是适当履行其监督管理职能，没有怠于行使其监督职责，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同年6月，原告诉至本院形成诉争。一审法院认为，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原告之子何贵喜死亡后，原告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但原告多年来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反映的问题是其夫生前离休金、医疗费报销问题，其子何贵喜死后自己应当享受的生活困难补助问题和其女工作调动问题，未反映和主张中医院对何贵喜诊疗过程存在侵权赔偿问题，直至2014年才向市卫生局提出关于何贵喜的医疗事故鉴定申请，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且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诉讼时效期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以及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其诉讼请求不予保护，应予驳回。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经过了十四年已经丧失了法律规定的的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抗辩意见，合理有据，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淑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800元由原告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杨淑云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杨淑云称其2014年12月1日经法律专业人士的提醒，要求复印病历未果后，随对被上诉人铜川市中医医院的诊疗行为产生的怀疑，故应当从2014年12月1日计算诉讼时效的主张。对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是对权利被侵害事实的知道，而不是知道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知道权利被侵害事实时，诉讼时效期间即开始起算。对于上诉人之子何贵喜在被上诉人处就诊后的死亡的事实，即上诉人杨淑云之子有可能受到医疗侵权的事实，上诉人杨淑云在2000年1月29日即是明知的，且上诉人杨淑云在与被上诉人协商处理何贵喜后事时，要求对何贵喜按照因公死亡对待，并未提及医院的诊疗责任问题。直到2015年6月1日上诉人杨淑云才提起本次诉讼，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杨淑云提出的因被上诉人铜川市中医医院不能提供何贵喜的住院病历，则推定被上诉人有过错的上诉理由。从医院的诊疗程序来看，在医院住院治疗的病人医院留存病历，在医院门诊治疗的病人病历由病人保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而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病历资料，是指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住院病历资料。根据已查明案件事实，何贵喜在被上诉人处进行了输液、吸氧治疗属实，但上诉人杨淑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子何贵喜在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并进行住院治疗，即以被上诉人铜川市中医医院未提供其子何贵喜的住院病历，推定被上诉人存在诊疗过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诉讼费负担问题。上诉人杨淑云上诉称一审法院已批准了其司法救助申请且已缴纳了3000元诉讼费，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判决其承担10800元诉讼费不当。经查，在2015年6月3日杨淑云已向王益区人民法院递交诉讼费减缓免申请表，后经相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因杨淑云符合《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且已通过减交诉讼费审批，一审法院判决杨淑云负担全部诉讼费不当，依法予以纠正，本院变更为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收3000元，由杨淑云负担。综上所述，杨淑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收3000元由杨淑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831元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建安审判员  梁 勇审判员  吴 娜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任敏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