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2823民初1588号原告: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巴东县信陵镇大坪社区寇公路145号，组织机构代码09727120-1。法定代表人:冯永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富，湖北施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口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177号，组织机构代码76460746-X。负责人王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朱慧生，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东凯莱公司）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口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4日作出（2015）鄂巴东民初字第01492号民事判决，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不服，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2016）鄂28民终73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5）鄂巴东民初字第01492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重审中，原本案的第三人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申请退出了诉讼，2016年12月19日，本院又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本案另一被告杜勇的起诉。本案案由由“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及责任保险合同纠纷”变更为“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巴东凯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德富，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生、秦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巴东凯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按保险合同赔原告垫付的乘车人员损失34164.84元，2、要求被告按保险合同赔偿鄂Ｑ×××××车辆损失17833元。事实和理由：鄂Ａ×××××车辆原所有权人为武汉市汉口区居民虞睿，其厂牌型号为长城CC7131MMA03、发动机号0902012695、车架号LGWED2A259E102259。2013年11月11日，虞睿作为投保人与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为该车投了保险，其中承保险种有：车上人员责任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间自2013年11月29日零时起至2014年11月28日24时止。此后，虞睿将该车辆出卖给向红，并于2014年6月30日在车管所汉口分所办理了车辆过户转移登记，将车牌号变更为鄂Ａ×××××，车辆所有人变更为向红，虞睿收到价款时一并将车辆和相关的保险单等所有材料交付给向红。尔后，巴东凯莱公司与向红订立车辆买卖协议，向红又将该保险车辆出卖给巴东凯莱公司，收到价款时一并将车辆和相关的保险单等所有材料交付给原告巴东凯莱公司。2014年8月5日，原告单位董事长冯永山驾驶该车辆，搭载孙玉智、宋秀艳二人从巴东到恩施××交通警察支队办理该车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将该车辆过户到原告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名下，并将车牌号变更为鄂Ｑ×××××。当天晚上由搭乘便车从恩施返回巴东办事的司机杜勇驾驶该车辆，搭载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三人从恩施返回巴东信陵镇，次日凌晨4时20分行驶至209国道1763.7km弯道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三名乘车人受伤及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三人进行了住院治疗。以上三受害人住院医疗费原告在其出院时已当即主动支付，2016年9月27日，原告又与三受害人就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达成协议并赔偿。同时，本次事故中受到损害的原告车辆支出施救费600元、修理费17233元，2014年9月9日，巴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巴公交认字〔2014〕第201407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杜勇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系乘车人，不承担此事故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车辆因与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因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原告向乘座人已经赔偿的费用及原告车辆损失，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应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法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原告巴东凯莱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原审中向本院提交有如下证据：1、公司营业执照1份，组织机构代码证1份，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基本信息1份。用于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对该证据的请求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孙玉智、宋秀艳、冯永山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应当由本人行使，该权利不能转让，凯莱公司无权对三人的人身损害诉讼提起侵权之诉，主体不适格；（2）对于财产损失方面，事故发生时，原告不是我公司承保车辆的所有权人，也无权提起财产损失侵权之诉；2、保险单1份。用于证明：2013年11月11日，鄂Ａ×××××原所有权人为虞睿，其厂牌型号长城CC7131MMA03、发动机号0902012695、车架号LGWED2A259E102259；虞睿作为投保人与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作为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同》，保险单号为PDAT20134201T000128642，为该车辆投了保险，其中承保险种有：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责任限额10000元/座×4座、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42400元，保险期间自2013年11月29日零时起至2014年11月28日24时止，保险费合计2045.91元，并特别约定本车指定驾驶人为虞睿，保险事故发生时为非指定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增加免赔率10％；当日投保人一次性向保险人缴纳了保险费，并收到了保险人交付的保险单。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我公司承保车辆被保险人为虞睿，号牌为鄂Ａ×××××，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且指定的驾驶员为虞睿，非指定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增加免赔率10％，我公司被保险车辆与本案事故车辆并非同一车辆，且使用性质也不相同，我公司承保的该车辆的第三者责任险对本车上的人员不能提供保障，故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3、巴公交认字〔2014〕第201409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材料1份共计30页。用于证明：（1）2014年8月6日凌晨，杜勇驾驶车辆鄂Ｑ×××××，搭乘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三人从恩施返回巴东信陵镇，凌晨4时20分行驶至209国道1763.7KM弯道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三乘车人受伤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2）巴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4年9月9日作出巴公交认字〔2014〕第201407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杜勇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系乘车人，不承担此事故责任。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对事故认定书来源于交警部门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事故认定书明确记载了本案的事故车辆由杜勇驾驶撞到路外停驶的车辆，那么路外停靠的车辆在本案中没有违法行为属于无责车辆，但其所有人或交强险承保公司应当在无责范围内承担鄂Ｑ×××××号及车上人员12100元的先行赔付义务，本案原告没有起诉该停驶车辆的所有人和交强险承保公司，属于遗漏了诉讼主体，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4、关于冯永山住院及其所花费用的证据：诊断证明书2份、出院记录2份、住院病历2份共23页、收据发票5份共2页、费用清单2份共4页。用于证明：冯永山因交通事故受伤先后两次在巴东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第一次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20日住院，经诊断伤情为多发性皮肤挫裂伤并右肘关节处异物残留、右侧尺神经损伤；第二次于2014年10月28日至2014年11月6日住院，经诊断伤情为右肘关节处异物残留；两次住院共支付医疗费6676.62元，该医疗费由原告公司已经支付。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病历资料没有加注加强营养的医嘱，不能支持营养费用。5、关于孙玉智住院及其所花费用的证据：诊断证明书1份、出院记录1份、住院病历1份14页、收据发票4份、费用清单1份。用于证明：孙玉智因交通事故受伤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11日在巴东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伤情为多发性软组织损伤，共支出医疗费1867.28元，该医疗费由原告公司已经支付。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病历资料没有加注加强营养的医嘱，不能支持营养费用。6、关于宋秀艳住院及其所花费用的证据：诊断证明书复印件2份2页、病案病人信息变更审批单复印件1份、住院病历复印件1份10页、门急诊通用病历复印件1份3页、住院收据发票1份、门诊收费票据复印件4份、费用清单复印件1份2页。用于证明：宋秀艳因交通事故受伤先后两次住院或门诊治疗，第一次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9月5日在巴东县人民医院住院，经诊断伤情为一级脑外伤、全身多处皮肤挫裂伤、前额部皮肤损伤，尔后分别于2014年9月7日、2015年7月16日在武汉同济医院门诊接受前额皮肤疤痕治疗，共支出医疗费5296.31元，其中在巴东县人民医院住院的医疗费计币5399.82元已由原告公司支付。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认为：（1）病历资料没有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2）在武汉同济医院治疗没有病历，只有单据，对单据关联性有异议；（3）武汉健康人大药房有限公司出具的58.70元西药票据没有医嘱，与本案缺乏关联性。7、车辆损失方面的证据：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复印件1份、修理项目清单复印件1份3页、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代询价单））复印件1份3页。用于证明：本次事故中受严重损害的车辆即过户前的鄂Ａ×××××车辆由“兴宇汽修”负责修理，由原告公司支付修理费；由被告保险公司定损计币16803.31元实际修理17233元，该修理费由原告公司已经支付10000元，尚欠7233元；该车辆已经被保险公司确认为被保险车辆。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认为：（1）该组证据没有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2）该损失确认书明确确认被保险人为虞睿，车辆号牌为鄂Ａ×××××，并非本案原告及本案的事故车辆鄂Ｑ×××××，故该组证据与原告的诉请没有关系。8、车辆买卖过户登记证据：机动车查验受理凭证1份、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1）鄂Ａ×××××车辆原所有权人为武汉市汉口区居民虞睿，其厂牌型号长城CC7131MMA03、发动机号0902012695、车架号LGWED2A259E102259，虞睿于2014年6月30日将该车辆出卖给向红，并在车管所汉口分所办理了车连辆过户转移登记，将车牌号变更为鄂Ａ×××××，车辆所有人变更为向红、虞睿收到价款时一并将车辆和相关的保险单等所有材料交付给向红；尔后巴东凯莱公司与向红订立车辆买卖协议，向红将该保险车辆出卖给原告，收到价款时一并将车辆和相关保险单等所有材料交付给原告公司；（2）2014年8月5日，原告董事长冯永山驾驶该车辆到恩施××交通警察支队办理该车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将该车辆过户到原告名下，并将车牌号变更为鄂Ｑ×××××。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认为：（1）对于机动车查验受理凭证没有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该凭证明确载明为“存根联”，即便该凭证是真实的，也应当是存在车管所而不是当事人手中，证据来源不合法；（2）对行驶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行驶证明确载明发证时间是2014年12月31日，是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后近4个月的时间，在事故发生时，凯莱公司不是车辆所有人，无权主张权利；（3）对于其提供的发证时间为2014年8月5日的行驶证没有提供原件，也与本案提供的行车证相矛盾，故此凯莱公司无权主张权利。9、光盘1份（当庭播放）。用于证明2014年8月6日本案事故发生时，宋秀艳在信陵镇××××路发国便民超市上班，其工资为2500元/月。经庭审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1）该录音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该证人证言不能采信；（2）该录音没有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且人物身份不明，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重审中，原告巴东凯莱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调解证据：（1）2016年9月27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调解协议书》；（2）2016年9月27日宋秀艳退出诉讼申请书、收条；（3）2016年9月27日孙玉智退出诉讼申请书、收条；（4）2016年9月27日冯永山退出诉讼申请书、收条。共同证实：（1）2016年9月27日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与三受伤乘客宋秀艳、孙玉智、冯永山在案外达成调解结案。并达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调解协议书》。（2）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宋秀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食宿费、康复误工费等合计币19301.24元。扣除甲方已经支付的医疗费计币5399.82元。余款13901.42元在签订本协议时，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付给宋秀艳，由宋秀艳出具收据。宋秀艳作为本次保险事故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宋秀艳同意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对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者杜勇行使追偿权。宋秀艳保证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起不再与甲方产生与此次受伤有关的赔偿争议。（3）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孙玉智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合计币2964.91元。扣除甲方已经支付的医疗费计币1867.28元。余款1097.63元在签订本协议时，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付给孙玉智，由孙玉智出具收据。孙玉智作为本次保险事故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孙玉智同意甲方对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者杜勇行使追偿权。孙玉智保证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起不再与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产生与此次受伤有关的赔偿争议。（4）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冯永山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合计币11898.69元。扣除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医疗费计币6676.62元。余款5222.07元在签订本协议时，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付给冯永山，由冯永山出具收据。冯永山作为本次保险事故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冯永山同意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对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者杜勇行使追偿权。冯永山保证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不再与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产生与此次受伤有关的赔偿争议。宋秀艳、孙玉智、冯永山申请自愿退出本案诉讼。经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认为：（1）对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相关的调解内容并没有保险公司参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调解协议书内容只能约束该协议的当事人，对保险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2）该调解协议书关于各当事人的损失金额是依据已经被撤销的原一审判决，原一审判决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的相关损失应当根据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确定。人民法院法院应当重新审核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等人的损失。同时，该协议书中关于车辆的权属等相关内容不属调解内容，对其相应认定应当由法庭依据当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依法认定。（3）对第三人申请退出诉讼没有异议，符合法律要求。对三份收条也没有异议，但三人的损失应当分别独立计算，而不能累加计算。车上人员险是根据单个座位独立计算损失以及保额。证据2、车辆损失证据：通用机打发票；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1份3页；修理项目清单1份2页；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证实：保险公司确认车辆损失16803.31元。车辆施救费600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永山向巴东县兴宇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实际支付车辆修理费17233元。车辆损失及施救费共计17833元。经质证，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认为：损失确认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只针对被保险人虞睿的车辆。对修理费的票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开票时间是2016年2月3日，而原告所诉称的事故发生于2014年8月6日，已经过去一年半，无法认定该票据是修理涉案事故所产生的费用，同时所标注的车牌号为鄂Ａ×××××，而原告所诉称的车辆在2016年8月6日的车牌号为鄂Ｑ×××××，与前述的鄂Ａ×××××并非同一辆车。按原告诉称在2016年2月3日鄂Ａ×××××车并不存在，不可能其产生相应的修理费用。故对该票据不予认可。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辩称：1、本案遗漏了诉讼主体，应当依法追加交通事故中第三方车辆的车主以及交强险保险公司参与本案诉讼，以交强险无责限额先行承担12100元的赔付责任。2、我公司承保的车辆鄂Ａ×××××并非本案的事故车辆，我公司对非保险车辆不承担保险责任。3、我公司承保的车辆鄂Ａ×××××为家庭自用车，按照家庭自用车类型缴纳保费，应当按照该类型车辆承担保险责任，而本案事故车辆是企事业车辆，与家庭自用车不是同一类型，当事人自行改变车辆的使用类型，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4、即便事故车辆和我公司承保车辆是同一车辆，但未在我公司为该车辆办理相关的保险批改手续，对于批改前发生的事故，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5、我公司承保车辆鄂Ａ×××××，承保和投保时约定有指定驾驶人，非指定驾驶人所造成的损失，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增加免赔率10%。6、我公司只承保了车上人员险以及车辆损失险，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由被保险人根据相关的保险合同进行理赔。7、原一审将座位限额打通使用明显错误，根据我公司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保单车上人员险保险金额一栏明确约定为“10000/座*4座”，由此可见是按每座10000元限额投保，合计投保4座，应当按单座计算限额，而不能按照“40000×4座”来计算，两者意义完全不同。8、我公司不是本案事故的直接侵权人，诉讼费用不应当由我公司承担。综上，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在原审中向本院提交有如下证据：1、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1份。用于证明：（1）车上人员不同于第三者，不属于该公司承保的鄂Ａ×××××号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障范围，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没有承保事故中停驶路边的无责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我公司，属于主体不适格，车上人员险只能由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进行理赔，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2）事故中停驶车辆的交强险应当承担的份额，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先行赔付。经庭审质证，原告巴东凯莱公司认为：（1）该条款本案原告没有获得告知，对原告的免责条款无效；（2）本案事故中的停驶车辆在交通事故中情况不明，被保险车辆撞击，该停驶车辆不属于交强险保险范畴，属于平常物件，本案事故车辆属于单方事故，本案中的保险不适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只能适用本案保险单上的保险条款；（3）本案属于车上人员险，被告保险公司要求追加停靠车辆的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本案中的责任主体，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杜勇对该证据无异议。2、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1份。用于证明保险公司承保的鄂Ａ×××××汽车是用家庭自用汽车投保，不是用企事业单位汽车投保，对其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而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同时车辆发生转让时，应当通知保险公司进行保单的批改，没有经过批改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经庭审质证，原告巴东凯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并认为：（1）该条款没有告知原告，其中对保险车辆所有人的免责条款无效；（2）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与保险责任没有关系；（3）本案交通事故受损的车辆并没有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而是在依法进行变更过户登记手续返回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了车上人员损失和车损，依照保险合同，应当属于保险责任事故；（4）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3、非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1份。用于证明企事业单位的车辆不应当投保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家庭自用汽车使用性质改变后，新的所有权人为企事业单位的，应当投保非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缴纳变更差额，但本案的事故车辆并没有进行保险批改和增加保费，在保险批改前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经庭审质证，原告巴东凯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认为：（1）该条款没有告知原告，其中对保险车辆所有人的免责条款无效；（2）原告属于中介服务机构，其营业范围为二手车买卖、机动车驾驶证代办服务等，故原告虽然对涉案的事故车辆有所有权，但并没有经营使用获利，也没有改变汽车的使用性质，故原告的行为没有改变该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时根据车辆过户和投保的要求，车辆只有变更登记过户之后才能进行批改；（3）保险合同上特别约定只对驾驶员有约定，指定驾驶员是虞睿，非指定驾驶员只是增加免赔率10%，根据本案的交通事故实情，本案驾驶员是杜勇，该条是有效的，也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经双方庭审质证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巴东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1、2、3、4、5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巴东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6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出具的门诊诊疗卡临时收据不是正式票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原告巴东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7无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又不认可，故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巴东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8能够客观反映肇事车辆的转移过程，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巴东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9，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在重审中，原告巴东凯莱公司提交的证据1、2、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提交的证据2、3不属本案争议的保险险种，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鄂Ａ×××××长城牌CC7131MMA03小型轿车原所有权人为武汉市汉口区居民虞睿，其发动机号0902012695、车架号LGWED2A259E102259,核定裁客5人，使用性质：家庭自用汽车。2013年11月11日，虞睿作为被保险人与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为该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B）、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D12）、机动车损失保险（A）等商业保险，其中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D12）保险金额/责任限额为10000元/座×1座、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42400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率覆盖B/D12/G/A/D11特约附加保险，且特别约定本车指定驾驶人为虞睿，保险事故发生时为非指定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增加免赔率10%。保险期间自2013年11月29日0时起至2014年11月28日24时止，保险费为2045.91元。签订合同后，被保险人虞睿缴纳了保险费，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给虞睿交付了保险单。此后，虞睿将该车辆出卖给向红，并于2014年6月30日在车管所汉口分所办理了车辆过户转移登记，将车辆所有人变更为向红，车牌号变更为鄂Ａ×××××，虞睿收到价款时一并将车辆和保险单等手续交付给向红。尔后，原告巴东凯莱公司与向红订立车辆买卖协议，向红又将该保险车辆出卖给巴东凯莱公司，收到价款时一并将车辆和保险单等手续交付给原告巴东凯莱公司。2014年8月5日，原告单位董事长冯永山驾驶该车辆，搭载孙玉智、宋秀艳二人从巴东到恩施××交通警察支队办理该车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将该车辆过户到原告巴东凯莱公司名下，并将车牌号变更为鄂Ｑ×××××。当天晚上，由搭乘便车从恩施返回巴东办事的司机杜勇（持B2驾驶证）驾驶鄂Ｑ×××××长城牌CC7131MMA03小型轿车，搭载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三人从恩施返回巴东信陵镇。次日凌晨4时20分，鄂Ｑ×××××小型轿车行驶至209国道1763.7km弯道处，因未保持安全车速，操作不当，当事人杜勇驾驶车辆撞至路外停靠的鄂Ｑ×××××号紫色重型自卸货车，造成乘车人冯永山、宋秀艳、孙玉智受伤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4年9月9日，巴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巴公交认字〔2014〕第201407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杜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之规定，是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原因，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系乘车人，不承担此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三人被送往巴东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其中，冯永山先后两次住院治疗，第一次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20日住院14天，经诊断为多发性皮肤挫裂伤并右肘关节处异物残留、右侧尺神经损伤；第二次于2014年10月28日至2014年11月6日住院9天，经诊断为右肘关节处异物残留。两次住院共计支出住院医疗费6118.82元、门诊医疗费557.80元，合计6676.62元，该医疗费已由原告单位支付。孙玉智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11日住院治疗5天，经诊断为多发性软组织损伤，共支出住院医疗费1254.48元、门诊医疗费612.80元，合计1867.28元，该医疗费已由原告支付。宋秀艳于2014年8月6日至2014年9月5日在巴东县人民医院住院30天，经诊断为一级脑外伤、全身多处皮肤挫裂伤、前额部皮肤损伤，共花住院医疗费5399.82元，该医疗费已由原告支付。尔后，宋秀艳分别于2014年9月7日、2015年7月16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门诊接受前额皮肤疤痕治疗，又支出门诊医疗费5296.31元，2015年7月16日在武汉健康人大药房有限公司购买西药58.70元。为到武汉治疗，支出食宿费684.10元、交通费1094.50元。另查明，巴东凯莱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冯永山系巴东凯莱公司董事长。宋秀艳系巴东县发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职员。孙玉智系个体工商户（巴东县都市女人内衣店业主）。事故发生后，原告巴东凯莱公司给冯永山垫付了医疗费6676.62元、给宋秀艳垫付了医疗费5399.82元、给孙玉智垫付了医疗费1867.28元。2016年9月27日，巴东凯莱公司与冯永山、宋秀艳、孙玉智达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调解协议书”，即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宋秀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食宿费、康复误工费等合计币19301.24元，扣除已经支付的医疗费计币5399.82元，余款13901.42元在签订本协议时，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付给宋秀艳；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孙玉智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合计币2964.91元，扣除甲方已经支付的医疗费计币1867.28元，余款1097.63元在签订本协议时，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付给孙玉智；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冯永山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合计币11898.69元,扣除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已经支付的医疗费计币6676.62元,余款5222.07元在签订本协议时，由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付给冯永山。以上赔付费用，冯永山、宋秀艳、孙玉智已出具收据领取。同时该调解协议书还载明，冯永山、宋秀艳、孙玉智作为本次保险事故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并同意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对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者杜勇行使追偿权。事故发生后，原告鄂Ａ×××××车辆由“兴宇汽修”负责修理，原告支付施救费600元，支付修理费17233元。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鄂Ｑ×××××（即原鄂Ａ×××××）长城牌CC7131MMA03小型轿车是否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证据。本院认为：涉案车辆在一年内先后经过二次所有权转让，其车辆买卖合法有效。该车最初所有人作为被保险人与被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应属有效合同。结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庭审陈述及辩论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遗漏了当事人，第三方车辆的车主以及交强险保险公司是否要参与本案诉讼，并以交强险无责限额先行承担12100元的赔付责任；2、涉案车辆最初所有人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在车辆所有权转移时其保单未作批改，被告是否承担保险责任；3、本案赔偿范围和数额如何确定；针对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本案是否遗漏了当事人的问题。根据巴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4年9月9日作出的巴公交认字〔2014〕第201407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为：2014年8月6日凌晨4时20分，当事人杜勇驾驶的鄂Ｑ×××××小型轿车行驶至209国道1763.7km弯道处，因未保持安全车速，操作不当，致使所驾驶车辆撞至路外停靠的鄂Ｑ×××××号紫色重型自卸货车，造成乘车人冯永山、宋秀艳、孙玉智受伤及车辆受损。该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杜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之规定，是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原因，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冯永山、孙玉智、宋秀艳系乘车人，不承担此事故责任。该事故认定书未将另一被撞车辆鄂Ｑ×××××号紫色重型自卸货车纳入本案肇事车辆或者交通事故行为参与者范畴。事实上，另一被撞车辆鄂Ｑ×××××号紫色重型自卸货车本身停靠在公路外，属于道路外的固定物体，其性质与山体、岩石、房屋等固定物体等同。因此，交警部门未将该被撞车辆纳入本案肇事车辆或者交通事故行为参与者范畴合法、合理、合情。因另一被撞车辆鄂Ｑ×××××号紫色重型自卸货车不属本案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或者交通事故行为参与者，本案不需要追加该车辆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及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被告人保财险汉口支公司辩称本案遗漏了当事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二）被保险车辆转让时，保险单未作批改，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本案被保险车辆经二次转让后，其附随的保险利益实际也应随之转移给原告享有。即使在保险条款规定中，被保险车辆转让他人，未向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保险人可以拒赔，但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对于免除已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因此，保险公司以该免责条款作为拒绝理赔的依据，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再者，被保险车辆转让后，行驶证依法变更，驾驶人员也具有合法的驾驶资质，保险虽然没有更改，但按保险合同约定非指定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事故的，增加免赔率10%，根据双方这一约定，实质并未限制非指定的驾驶人不得驾驶保险车辆或保险车辆不得转让，保险条款这一规定只是为了便于保险企业规范管理保险车辆，防止昌领或骗取保险金，但不能作为在保险有效期内，对投保车辆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因此，被保险车辆转让后没有办理保险变更，保险公司并不能免责。对本案的赔偿范围和数额的认定。本案原告在原审时提交的证据4、5、6和在重审时提交的证据1证实了三乘车人具体损失数额及计算标准，原告与三乘车人已达成协议并全部赔偿，原告在重审时提交的证据2证实其车辆损失后的修理费用，本院分别予以审核后认定。对于投保车辆保险合同约定的“车上人员险赔偿限额10000元/座”、“非指定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增加免赔率10%”。本院认为以上“车上人员险赔偿限额”和“免赔率10%”的免责条款有两种解释，由此产生两种计算方法，一种解释是先除去免责部分，再考虑是否超过限额，即先免后限。另一种解释是对赔偿限额增加免赔率，即先限后免。考虑在本案中保险合同的提供者为保险公司，在合同意思表述不明确时，应作出有利于合同相对方的解释，并据此计算进行赔付。1、原告赔偿的冯永山各项损失共计11898.69元。其中医疗费6676.62元，原告提交有医疗费票据、病历资料、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出院证明及费用清单等证据证实，误工费2261.75元，因冯永山系商务服务业人员、两次住院共23天，原告按其实际住院天数参照商务服务业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2261.75元（35893元/年÷365天×23天），护理费1810.32元，原告按其实际住院天数参照居民服务业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1810.32元（28729元/年÷365天×2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原告根据其住院天数按50元/天计算为1150元亦未超过标准，因此，本院对原告对冯永山已赔偿的费用11898.69元予以认定。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扣除免赔率10%后，由被告在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责任限额内赔偿，即由被告赔偿原告10000元，余下部分1898.69元在本案中由原告自己承担。2、原告赔偿的宋秀艳的损失为19301.24元，经本院审查后认为，其赔偿的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宋秀艳住院治疗和门诊治疗共支出医疗费10754.83元，本院予以认定。另宋秀艳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给其出具的门诊诊疗卡临时收据上面所填写的725.91元，其用途为卡余额退款，且不是正式收据，原告并未计算为其支出的医疗费。误工费3736.81元，根据证据，原告按其住院30天、去武汉门诊治疗误工8天（2014年9月6日-8日、2015年7月14日-18日），共计计算误工38天，同时根据其提交的巴东县发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书等证据，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亦能够认定其从事职业为商务服务业，原告对其误工费按照其实际误工天数参照商务服务业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计算为3736.81元（35893元/年÷365天×38天）本院认定；护理费1781元，原告根据其提交的病历资料和出院记录等证据，原告按26008元/年÷365天并按25天计算其护理费1781元，未超过规定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1250元，其只主张按25天每天50元计算1250元，未超过规定标准。交通费1010元，原告根据其提交的票据，其2014年9月6日所支出交通费423元、2014年9月8日所支出交通费387元、2015年7月14日所支出交通费80元、2015年7月18日所支出交通费120元，上述交通费共计1010元确实与其到武汉门诊治疗有关，本院应予认定。其提交的2015年7月23日所支出的交通费169元，其中1份宜昌至汉口的84.50元可当作2015年7月14日的替换票据予以认定（因2015年7月14日的票据中仅有溪丘湾至宜昌的车票，而无宜昌至武汉的交通费票据，故应结合其医疗费票据等证据并根据行程认定），另1份汉口至宜昌的84.50元票据并无医疗费票据、病历资料等证据佐证，不能证明与其治疗损伤有关，不予认定。外出就医食宿费684.10，其提交的2014年9月6日所支出的餐费130元、2014年9月7日所支出住宿费228元、2014年9月8日所支出住宿费170.10元，确实与其到武汉门诊治疗损伤有关，本院予以认定。另外，其提交的武汉市地方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156元虽然未直接反映开票日期和用途，但根据其2015年7月14日至同月18日确实在武汉门诊治疗过损伤的实际，应认定属正常食宿费开支。综上，原告赔偿其外出治疗食宿费共认定684.10元应属合理。综上所述，宋秀艳的各项损失原告赔偿19301.24元，本院予以认可。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扣除免赔率10%后，由被告在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责任限额内赔偿，即由被告赔偿原告10000元，余下部分9301.24元在本案中由原告自己承担。3、原告赔偿损孙玉智的损失为2964.91元，其中医疗费1867.28元，有其提交的医疗费票据、病历资料、费用清单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误工费454.08元，孙玉智系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其住院5天，其计算后赔偿其误工费454.08元符合规定标准，本院予以认定。护理费393.55元，其住院5天，按照实际住院天数参照居民服务业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计算为393.55元（28729元/年÷365天×5天），本院予以认可。原告赔偿的住院伙食补助费250元符合规定标准，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对原告赔偿的孙玉智损失2964.91元，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告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责任限额内赔偿，在扣除免赔率10%后，被告实际赔偿原告2668.42元，余下部分296.49元在本案中由原告自行承担。4、原告巴东凯莱公司主张的车辆损失认定。原告对其车辆损失提交有通用机打发票；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1份3页；修理项目清单1份2页；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应证。因此本院对原告支出车辆施救费600元，支付车辆修理费17233元，共计17833元予以认定。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扣除免赔率10%后，由被告在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即由被告赔偿16049.70元，余下部分1783.30元在本案中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口支公司赔偿原告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金22668.42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口支公司赔偿原告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保险金16049.70元。三、驳回原告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0元，由原告巴东县凯莱商贸有限公司承担174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口支公司承担50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宋骁宇审判员  向 葵审判员  吴 林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芹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