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民再28号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史大伟，男，1966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勇，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原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号。法定代表人：杨天寿，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建，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晋晨，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合肥市庐阳区杏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荣事达大道***号。法定代表人：牛磊，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建，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晋晨，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史大伟因与被申诉人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合肥市庐阳区杏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合民一终字第01615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15〕3400000006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5）皖民抗字第0007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程、仲米娟出庭。申诉人史大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勇、被申诉人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及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建、高晋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本案中，史大伟工作单位的变更系由政府主导并根据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文件规定的整体转型，该变更并非史大伟本人自主选择。根据上述规定，史大伟在原合肥包河医院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位新用人单位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年限，故史大伟在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年限应从1991年7月起算。且并无证据证明在人员分流调剂过程中曾给予史大伟经济补偿，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王忠亦表示分流调剂过程中未曾给予史大伟经济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的规定，因原用人单位原合肥包河医院未向史大伟支付经济补偿，故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除史大伟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应将其在原合肥包河医院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在内。综上，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史大伟再审请求为：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为其补办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庭审中放弃补办公积金），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9000元（750元×12个月）、赔偿金166500元（750元×222月），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1100元）的差额部分131250元（350元×15个月）及25%的经济补偿金，撤销与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理由是：史大伟自1991年7月毕业至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多次要求办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直到2007年才予办理社会保险。2008年，史大伟根据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文件分流至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2008年12月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未填写内容，也没有交给史大伟，第二十一条内容是第三者后来填写的。史大伟在两个单位工作20年之久，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未签订的视为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处赔偿金，还应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赔偿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补办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辩称，该局作为行政主管机关，与史大伟之间没有建立任何书面或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史大伟向该局提出的关于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属告错对象，该局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辩称，史大伟入职原合肥包河医院的实际时间是2001年12月20日，史大伟关于其入职时间为1991年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史大伟工作单位的变更系其自主选择的结果，原合肥包河医院转型时，史大伟面临自主选择，要么去亳州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么去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么自谋职业。史大伟到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纯系其自主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内容与本案情况不同：史大伟是原合肥包河医院联营科室的员工，与原合肥包河医院并无直接劳动关系，而其与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有直接劳动关系，前后身份不同；原合肥包河医院是综合医疗康复机构，而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社区初级保障服务机构，两者无任何隶属或关联关系。因此，对上述规定不能片面理解，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能成立。2011年3月18日，史大伟向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补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1991年7月-2006年6月），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罚金23150元，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罚金8050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3300元，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96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1年7月，史大伟自安徽省中医学学校毕业至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2002年12月7日，原合肥包河医院曾与史大伟签订《聘约》一份，聘期自2002年12月20日至2003年12月20日。2007年1月26日，原合肥包河医院为史大伟办理了社会保障卡，并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08年10月28日，根据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庐卫[2008]46号文件规定，原合肥包河医院整体转型，同时转发了《关于包河医院等单位人员分流调剂方案》。2008年11月21日，史大伟分流调剂至合肥市庐阳区杏花镇中心卫生院工作。2008年12月8日，合肥市庐阳区杏花镇中心卫生院与史大伟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08年12月10日起至2009年11月30日止；史大伟从事推拿科工作，工资标准为750元／月。”同时约定：“根据庐阳区政府要求及区卫生局庐卫[2008]46号文件精神，乙方（史大伟）由原包河医院分流至甲方（合肥市庐阳区杏花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与原包河医院签订的协议自动终止。”2008年12月起，合肥市庐阳区杏花镇中心卫生院开始为史大伟缴纳社会保险。2009年11月30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史大伟继续在合肥市庐阳区杏花镇中心卫生院工作。2010年2月26日，合肥市庐阳区杏花镇中心卫生院以劳动合同期满为由，终止与史大伟的劳动合同关系。史大伟的工资发放至2010年3月，同时终止了社会保险的缴纳。2010年3月18日，合肥市庐阳区杏花镇中心卫生院更名为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0年11月，史大伟提起劳动仲裁，2011年2月28日，合肥市庐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庐劳仲裁字[2011]10号仲裁裁决书。2011年3月9日，史大伟收到裁决书，后不服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合肥包河医院因整体转型对单位人员进行调剂分流，史大伟接受分流至新岗位工作后，于2008年12月8日与接收单位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特别约定史大伟与原合肥市包河医院的劳动关系终止。此时，史大伟与原合肥包河医院的劳动争议已经发生，史大伟至2010年11月才提起仲裁，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史大伟涉及原合肥包河医院的诉请部分不予支持。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系原合肥包河医院的主管部门，与史大伟之间无劳动合同关系，史大伟要求其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2008年12月8日之后，史大伟与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于2009年11月30日期满后，史大伟在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工作至2010年3月。在此期间，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用人单位未与史大伟签订劳动合同，史大伟主张此期间的双倍工资，予以支持。双倍工资计算为3000元（750元×4个月）。劳动合同期满后，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史大伟在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年限自2008年12月至2010年3月，经济补偿金计算为1875元（750元×2.5个月）。史大伟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作出（2011）庐民一初字第96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史大伟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000元；二、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史大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75元；三、驳回史大伟其他诉讼请求。史大伟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史大伟何时进入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的事实，双方各持证据互有异议，依据民事诉讼中证据效力的审查原则，对一审法院采纳的《关于包河医院等单位人员分流调剂方案》和《合肥包河医院录用员工登记表》等证据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本案中，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作为原合肥包河医院的行政主管机关，与史大伟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史大伟要求其承担劳动争议法律关系中用人单位的责任于法无据；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原合肥包河医院系完全不同的法人主体，两者无任何民事权利、义务的承继关系，史大伟以其劳动者权利被原合肥包河医院侵害的事实向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张权利亦无任何依据，不予支持。史大伟与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2008年12月8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该合同于2009年11月30日期满后史大伟又工作至2010年3月，此期间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支付史大伟此期间的第二倍工资3000元（750元／月＊4个月）。一审法院根据史大伟在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年限（自2008年12月至2010年3月）判令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75元，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上诉，应予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史大伟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1）合民一终字第0161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史大伟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4月11日作出（2013）皖民申字第00013号民事裁定，驳回史大伟的再审申请。史大伟为支持其再审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合肥包河医院人员分流志愿表复印件，证明原合肥包河医院与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系；2、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合肥包河医院提供的表格都是由自己填写。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史大伟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支持其辩解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史大伟身份证复印件；2、史大伟毕业证书复印件，证明史大伟1993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3、合肥市专业技术人员2002年度考核登记表，证明史大伟自述1991年始在南岗镇卫生院工作十年；4、原合肥包河医院2002年4月30日通知复印件，证明史大伟到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的实际时间为2001年12月20日；5、关于史大伟同志养老保险的说明复印件，证明原合肥包河医院从2006年7月为史大伟购买养老保险；6、合肥市人才市场交流意向表，证明史大伟准备自谋职业；7、原合肥包河医院聘用职工花名册复印件，证明史大伟2001年到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8、仲裁裁决书、一、二审判决书，证明两被申诉人仲裁及一、二审均不认可史大伟于1991年到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史大伟系联营科室职工。史大伟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与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毕业证书复印件、原合肥包河医院2002年4月30日通知、养老保险的说明、聘用职工花名册、人才市场交流意向表都是假的，2002年度考核登记表是史大伟填写，但内容是假的；对仲裁裁决书及一、二审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可。双方对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均无新的或补充举证、质证意见。经审核，本院对史大伟再审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为：该两份证据均系复印件，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真实性均有异议，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本院对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审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为：史大伟身份证复印件，与史大伟身份情况相符，予以认定；对合肥市专业技术人员2002年度考核登记表，史大伟认可系其填写，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其内容与史大伟提交的2006年6月30日原合肥包河医院盖章的录用员工登记表内容不一致，且史大伟主张填写的内容为假的，故该考核登记表不能充分证明史大伟系从2001年起才到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对仲裁裁决书予以认定；一、二审判决书属本案法律文书，不属于本案的证据；对合肥市人才市场交流意向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余证据，因系复印件，且史大伟不予认可，故均不予认定。本院对一、二审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与一、二审法院相同。综合上述证据的审核认定及双方陈述，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史大伟在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年限是否应合并计算为其在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年限？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否应当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本案中，史大伟工作单位变更系因其原工作单位合肥包河医院根据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局文件整体转型，虽非因史大伟本人原因，但新用人单位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原用人单位合肥包河医院并非同一主体，史大伟也无证据证明两单位存在隶属、关联关系或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承继关系，故史大伟主张其在原合肥包河医院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其在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年限，缺乏法律依据；其要求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相应责任、以及支付经济补偿时计算其在原合肥包河医院的工作年限等请求，亦缺乏法律依据。史大伟在人员分流时与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期限一年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11月30日劳动合同期满后至2010年3月工作期间，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与史大伟续签劳动合同，一、二审法院据此判决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史大伟此期间的第二倍工资3000元（750元／月×4个月）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史大伟在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年限（自2008年12月至2010年3月）判令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75元，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亦无不当。史大伟要求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补办1991年7月至2006年6月在原合肥包河医院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与史大伟之间无劳动关系，史大伟要求合肥市庐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史大伟关于撤销其与杏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支付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差额部分及25%的经济补偿金等再审请求，均超出了原审诉讼请求，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史大伟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合民一终字第0161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玉清代理审判员  李亚娟代理审判员  张 曌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宋 爽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