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5民终1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国盾标志服装厂，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户新村清宁路十五巷9号，组织机构代码76217489-1。负责人孙广辰，经理。委托代理人曹锋，男，汉族，生于1963年8月6日，公司员工，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代理人炊文婷，女，汉族，生于1994年3月8日，公司员工，住河南省宣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古蔺县仙潭销售公司，住所地：古蔺县太平镇石亮河，组织机构代码70893966-2。法定代表人方久伦，经理。委托代理人，杨自豪，男，汉族，生于1987年2月2日，公司员工，住四川省宜宾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四川江北郎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一段29号5楼507号，组织机构代码05253820-8。法定代表人赵银锋，经理。委托代理人赵洪太，男，汉族，生于1953年4月27日，公司员工，住山东省阳谷县。上诉人北京市国盾标志服装厂（以下简称国盾服装厂）因与被上诉四川省古蔺县仙潭销售公司（以下简称仙潭公司）、被上诉人四川江北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16）川0525民初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7日组织双方听证，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的负责人孙广辰及委托代理人曹锋，被上诉人仙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自豪到庭参加审理；2016年12月1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的委托代理人炊文婷，被上诉人仙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自豪，被上诉人江北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洪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盾服装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仙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有：孙广辰与赵洪太以前根本不是朋友；孙广辰根本不认识樊祜革，也不知道有樊祜革这个人；孙广辰从来没有委托赵洪太以江北郎公司名义与仙潭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至2012年12月31日，江北郎公司共计支付酒价款不是908618.10元。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4日银行支付系统专业凭证上附言“祜革红太合资货款”，意思是山东省聊城市商会的会员孙某、李某、李文革、樊某他们也要购买礼品酒，所以就一人出资10万元，故此注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其实是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一审认定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符合交易习惯，那么一审认定上诉人委托赵洪太以江北郎公司向仙潭公司购酒，同样什么证据都没有。仙潭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与赵洪太达成合伙协议，由赵洪太作为实际联络人与我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合同，上诉人向我公司的汇款系受赵洪太委托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对汇款凭证上备注内容的争议分配了举证责任，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北郎公司辩称，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应当驳回。国盾服装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仙潭公司返还不当得利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从2012年12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盾服装厂系孙广辰开办的独资企业，孙广辰、赵洪太、樊祜革均系山东阳谷县人，以前三人系朋友关系。2012年11月1日，三人委托赵洪太以江北郎公司名义与仙潭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于当日向仙潭公司支付保证金20万元。以上《销售代理合同》签订后，至2012年12月31日止，江北郎公司共计支付购酒价款908618.10元。2013年5月31日，江北郎公司与仙潭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1.终止原《销售代理合同》；2.仙潭公司退还江北郎公司所交的保证金20万元和多预交的酒款15361.60元。至此，江北郎公司与仙潭公司销售代理帐目己结清，江北郎公司与仙潭公司结算时，预付款包括孙广辰以国盾服装厂名义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代江北郎公司向仙潭公司的汇款50万元（该笔汇款孙广辰在人民银行支付专用凭证的附言栏注明“祜革红太合资货款”，国盾服装厂称是包括孙某、李某、李文革、樊某四个人每个姓名中的一个字,这笔款他们每人出10万元;江北郎公司与仙潭公司则认为是指樊祜革和赵洪太这两个人去掉姓后所留的名）。上述事实，有国盾服装厂提供的身份信息，2014年7月25日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份，2014年8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工业开发区支行证明一份，一审法院对王某等人的调查材料等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以国盾服装厂名义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仙潭公司汇款50万元，这笔款是国盾服装厂向仙潭公司购酒的预付货款，还是国盾服装厂负责人孙广辰以国盾服装厂名义向仙潭公司支付的江北郎公司的购酒货款？第一，孙广辰有国盾服装厂负责人这一特殊身份，以国盾服装厂名义汇款和以其个人名义付款，孙广辰有选择权，因此，本案不能单一看是谁汇的款，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加以判断。第二，国盾服装厂与仙潭公司之间以前从未有过业务往来，在汇款之前，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口头约定，就连买什么酒，价格多少，运往那里，怎样运输等这些最基本的条款都没有，国盾服装厂主张汇款50万元是向仙潭公司购酒预付的货款，不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第三，国盾服装厂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仙潭公司汇款50万元，在人民银行支付专用凭证的附言栏注明“祜革红太合资货款”，对此，国盾服装厂自称是包括孙某、李某、李文革、樊某四个人每个姓名中的一个字,该笔汇款中孙某、李某、李文革、樊某每人出资10万元，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第四，国盾服装厂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仙潭公司汇款50万元后，如不买酒理应及时要求仙潭公司返还预付款，而是快到两年的时间才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其不当得利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以国盾服装厂名义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仙潭公司汇款50万元，这笔款应认定是国盾服装厂的负责人孙广辰以国盾服装厂名义向仙潭公司支付的江北郎公司购酒货款。国盾服装厂要求仙潭公司返还汇款5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市国盾标志服装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00元，由国盾服装厂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申请证人孙某、李某、樊某到庭作证，证明本案诉争50万元是上诉人与孙某、李某、樊某、李文革共同出资的购酒款。证人孙某证实：孙广辰是聊城北京商会的会长，我是会员。2012年底，我和孙广辰聚会，正好说到泸州老窖，孙广辰跟大家说“谁要酒，我可以拿出厂价”，还说市场价一百多，他一百元可以拿到。他说后，每人都同意买酒，因我们是做生意的，大家都需要买酒来维护客户。当天在场的有四五个人，有孙广辰、樊某、李某、李文革和我。我拿了10万元给孙广辰，是现金，是两三天后孙广辰到我家拿的，没有打条子。后来没拿到酒，孙广辰一直让我们再等等，一直等到春节过了，孙广辰告诉我说委托人没找着，我就说算了。证人李某证实：孙广辰成立了聊城北京商会，我们是会员。2012年底一次聚会时，孙广辰说认识一个朋友，能拿到优惠的酒，质量也不错，也是名酒。大家一听说是泸州酒，全国有名的，就都同意了。具体什么牌子我不清楚，孙广辰说一百元一瓶，一箱是六百。那天聚会的有七八个，有我、孙广辰、孙某、李文革、樊某。2012年12月孙广辰转账那天，孙广辰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现金送到孙广辰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把钱给孙广辰后他没有打条子。我买这个酒主要是给客户回礼，一般是元旦用。春节前的这段时间我催过孙广辰，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他说中间联系买酒的人联系不上了，孙广辰跟我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好像姓邵，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过完年后我跟孙广辰说见不着酒就还我钱，他让我再等等，到现在酒也没有钱也没有。证人樊某证实：孙广辰是我姨兄弟，我妈妈和孙广辰的妈妈是亲姐妹。我从2010年起在北京做服装批发生意，也是商会会员。2012年12月，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有我、李文革、孙某、李某和我哥孙广辰在场，就我们五个。我哥说他在泸州有朋友，可以帮我们买酒，泸州什么酒我记不清楚了，价位是一百整，比市场价便宜。我第二天到孙广辰家回复他说要买酒，于晚上拿10万元现金到孙广辰家给他，没有打收条。孙广辰什么时候转账我不知道。后来快过年了不见酒，我也催过孙广辰一次，他怎么解释的我记不住了。过完年后我也不需要酒了，也没催过孙广辰。上诉人国盾服装厂质证认为，证人陈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被上诉人仙潭公司质证认为，三位证人陈述的内容在很多细节上相互矛盾，对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江北郎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说买泸州老窖，但实际是仙潭酒，仙潭公司的账户是我向孙广辰提供的。汇款后，我们把酒拉到在山东阳谷的仓库，孙广辰派车去装的酒，我家属无意间拍到孙广辰装车时的照片。我们在济南、聊城、阳谷设立了三个分公司销酒，孙广辰也多次去过三个分公司，后来酒的行情不行了，就慢慢撤退了，孙广辰也不照面了，樊祜革也联系不上了。樊祜革是孙广辰的表亲。证人陈述的内容都是虚假的。本院认为，三位证人均系上诉人的负责人孙广辰所成立商会的会员，其中证人樊某是孙广辰的亲戚，与上诉人具有一定利害关系；三位证人对购买酒的品牌、在场人数、回复时间等细节上陈述不一致，证词间不能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国盾服装厂主张的买卖礼品酒事实是否成立，被上诉人仙潭公司是否应将本案诉争款项50万元返还给上诉人。根据在案证据反映，上诉人国盾服装厂要求被上诉人仙潭公司返还该50万元，除举出一张银行支付系统专业凭证外，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国盾服装厂于一审起诉时主张：其于2012年底经他人引荐决定向仙潭公司购买一批礼品酒，于2012年12月24日通过网银向仙潭公司的银行账户汇款50万元，后响应中央禁止请客送礼的号召，取消了该次购买计划，但仙潭公司未向其返还该50万元。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国盾服装厂补充陈述：我们与仙潭公司没有业务联系；我们是通过一个叫邵先锋的中间人联系仙潭公司，我们都没有直接跟仙潭公司联系过；只是初步沟通，就只是说我们要购买白酒，没有约定购买多少金额的，也没有约定具体的交付时间和交付方式；我们打款后不久，大概是2013年1月初或2012年12月底，我们和中间人邵先锋说不打算与仙潭公司继续这个口头合同，让仙潭公司还我们的货款。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的负责人孙广辰陈述：我不认识赵洪太，仙潭公司的账号是邵先锋提供给我的；邵先锋是山东人，做基建的，也算是我们的会员，到2012年我们认识十多年了；邵先锋说他和四川的一个酒厂关系很好，是国营单位，问我们商会过年要不要酒，还说了酒的好处，我说找几个人买一点先尝尝，于是他给了我账号，我就把款转了，之后就找不到邵先锋了；买什么酒我记不清了，当时说了酒的品牌和型号，现在我忘记了，只说一百元一瓶；说好钱由我们打给厂家，货于当年年前发到北京，由邵先锋负责给我们发货，后来到了春节没收到货，也找不到邵先锋；我们没有找过仙潭公司，现在也找不到邵先锋，也没有报案。从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的举证以及陈述内容来看，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仙潭公司建立买卖关系的事实，除付款环节由其亲自办理外，其余有关买卖合同的订立、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等均由名为邵先锋的人办理，邵先锋在经办该笔业务中实施了怎样的民事行为，邵先锋与被上诉人仙潭公司达成了怎样的合意，上诉人国盾服装厂并未举证证明，就连是否有邵先锋其人，上诉人也未提供相应个人信息资料进行佐证，故上诉人国盾服装厂主张的买卖事实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其次，上诉人国盾服装厂于一审中陈述的汇款经过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二审中，上诉人重新陈述其汇款前邵先锋告知了酒的品牌和型号，但现在记不住了，又称与邵先锋说好了酒的单价和发货时间。然如上诉人所言，邵先锋只是该笔业务的引荐人或中间人，有关礼品酒买卖的价格、发货、运输、检验及违约责任等，应由买卖双方，即上诉人国盾服装厂和被上诉人仙潭公司协商确定。上诉人国盾服装厂明知邵先锋不是被上诉人仙潭公司的业务人员，其和邵先锋订立与被上诉人仙潭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内容，之后也未与被上诉人仙潭公司联系确认，就直接向被上诉人仙潭公司支付货款，所述事实仍然不符合交易规则，也有违常理。第三，上诉人于一审中称其于2012年12月底或2013年1月就告知邵先锋终止履行本次买卖合同，要求被上诉人仙潭公司返还货款。二审中，上诉人又称其于2012年12月24日汇款后就找不到邵先锋了，也一直没有收到购买的礼品酒。根据该新陈述的事实，上诉人于2012年12月底或当年春节就应当知道其与被上诉人仙潭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出现了问题，但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无证据反映上诉人就诉争款项向被上诉人仙潭公司提出过要求或进行过协商，对邵先锋的行为也未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样不合常理。上诉人国盾服装厂于二审中补充举出三份证言，欲证明本案诉争50万元是上诉人与孙某、李某、樊某、李文革共同出资的购酒款。首先，货款的组成与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不同阶段的两个法律事实，二者之间不具有直接证明效力；其次，若仅是一次单纯的购酒交易，资金来源信息只需上诉人掌握即可，没有必要刻意在汇款凭证上注明；第三，证人孙某、李某、樊某到庭证实的出资情况在很多细节上并不吻合，不能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被上诉人江北郎公司和被上诉人仙潭公司就本案诉争50万元抗辩主张的事实，在孙广辰、赵洪太、樊祜革三人达成合议，以江北郎公司名义代理销售被上诉人仙潭公司酒产品的事实环节上，虽然亦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仅有被上诉人江北郎公司举出的樊祜革《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搬酒照片、证人王某、刘春香证词等间接证据予以佐证，但该部分证据能够与在案销售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委托付款证明（明确本案50万元为江北郎公司委托上诉人支付）、发货单、江北郎公司申请书、补充协议、销售点往来对账清单（含本案50万元）等证据相印证；且二被上诉人就抗辩事实所作陈述内容前后一致，陈述的事实经过未发现有不合常理或违背交易习惯、交易规则等情形，具有一定合理性。由于上诉人国盾服装厂主张的买卖礼品酒事实无充分证据证明，且主张的事实前后矛盾，存在不实，故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仙潭公司、被上诉人江北郎公司的抗辩主张，判决驳回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国盾服装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00元，由国盾服装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剑审判员 王志红审判员 李 霞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潘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