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521民初1870号原告：姜华英，女，196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吉，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诗贵，男，196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鹏，大方县瓢井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汪星星，男，198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诗鹏，贵州大方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华英与被告汪诗贵、汪星星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华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吉，被告汪诗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鹏，被告汪星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诗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华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因宋红死亡造成的损失死亡赔偿金491592.80元、丧葬费26376.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交通费1000.00元，共计568968.80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姜华英之子宋红在大方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装载机。2015年9月4日，因二被告挖掘机的发动机维修好后需要用装载机来吊装，二被告便叫人来请宋红驾驶装载机去帮二被告吊装发动机。宋红帮忙将发动机吊到挖掘机上就位后，驾驶装载机返回公司时，在004县道142公里（红河谷路段）转龙洞便道330米处发生侧翻，造成宋红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事故。二被告应当对宋红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原告姜华英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身份证及户口簿。旨在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2、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证明。旨在证明死者宋红给二被告帮工后在返回途中发生事故的事实，二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3、大方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情况说明。旨在证明死者宋红与二被告是帮工关系；4、照片1张。旨在证明被告汪诗贵参与挖掘机的经营管理，应承担赔偿责任；5、万兴全、李朝勇的证人证言。旨在证明死者宋红与二被告是帮工关系；被告汪星星辩称，我与宋红是平等主体间的口头装载机吊装合同关系，受《合同法》调整，属于无名合同的范围，不是帮工关系。挖掘机的发动机重达800多斤，要将发动机进行安装就位，需要懂得装载机驾驶技术和吊装技术的人员操作，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死者宋红具有驾驶装载机的技能，熟悉装载机起重吊装技术，宋红是利用自己的设备及技术工作，而不是以我或他人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我是依靠宋红的装载机和操作技术，不是依靠宋红出卖劳动力的一般性劳务活动。宋红与我口头约定由宋红将发动机吊起移动到挖掘机上让修理人员进行安装，由我支付宋红400元吊装费，该400元吊装费已由汪凯在吊装现场支付给宋红，吊装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姜华英就本案曾两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撤诉，现又第三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姜华英和王家勇在第一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中称：“被告叫原告之子宋红开着铲车到南门打石厂大丫口处帮其吊挖机发动机，口头约定400元劳务费用。”吊装挖掘机发动机的费用为400元，这是原告姜华英自认的事实，宋红与我之间是吊装合同关系，不是帮工关系；原告姜华英第二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原告认为宋红在雇佣期间死亡，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宋红与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现原告姜华英诉称宋红与被告是帮工关系，其主张前后矛盾，原告姜华英关于帮工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事故发生地距吊装现场约263米，且是一陡坡，吊装结束后，宋红驾驶装载机离开吊装现场返程，经过该地点时，宋红应当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然而，宋红没有尽到谨慎驾驶和安全注意义务，操作不当，导致事故的发生，我与事故的发生、宋红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我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由宋红本人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汪星星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挖机出售协议及发票复印件。旨在证明涉案挖掘机的所有人为汪星星，与被告汪诗贵无关；2、大方县兵荣汽车修理厂营业执照。旨在证明挖掘机出现故障并由有维修资格的吴学兵修理的事实；3、现场勘验图及图片3张。旨在证明事故发生地距挖掘机吊装地约263米且在斜坡上，事故的发生与被告无关；4、民事起诉状两份。旨在证明宋红与汪星星不存在帮工关系；5、吴学兵、吴学荣、汪凯的证人证言。旨在证明宋红与汪星星不是帮工关系；被告汪诗贵辩称，本案我不是适格的被告，我与宋红无任何关系，是汪星星找宋红驾驶装载机吊发动机，宋红的死亡与我无因果关系，挖掘机上有我的电话号码不能证明我就是所有人，挖掘机的所有人应该具有发票及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予以证明，挖掘机不是家庭经营，我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汪诗贵未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身份证及户口簿。二被告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2、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证明。该证据中载明2015年9月4日10时许，驾驶人宋红驾驶一辆装载机在004县道142公里（红河谷路段）转龙洞便道330米处侧翻，造成驾驶人宋红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事故。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事故发生的地点，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达不到支持原告赔偿请求的证明目的；3、贵州省大方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情况说明。该证据载明宋红于2015年9月4日因交通事故死亡，死亡后大方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在尸检时法医未在死者宋红身上发现任何随身物品及财务。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尸体在运送过程中物品有可能损失，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达不到支持原告赔偿请求的证明目的；4、照片1张。照片中显示挖掘机上印有电话：139××××5228。被告汪星星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视为汪星星委托其父汪诗贵帮忙经营，不能证明汪诗贵就是所有人及经营者；被告汪诗贵的质证意见是：挖掘机虽有其电话号码，但不能推断其参与经营管理，挖掘机所有人要具有挖掘机发票及营业执照等予以认定。经本院审查，该挖掘机上仅有被告汪诗贵的电话号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汪诗贵就是该挖掘机的所有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5、原告申请万兴全、李朝勇出庭的证人证言。万兴全作证称：我与死者宋红是同事，2015年9月4日宋红在吉运水泥厂装瓷砖，有三个人来叫他给汪老板吊挖掘机，我听说汪老板叫汪诗贵，事故发生后我赶到现场，宋红尸体运到殡仪馆过程中我一直陪同，在宋红身上只搜到手机和手表；李朝勇作证称：我与死者母子是朋友关系，2015年9月4日宋红在吉运水泥厂铲瓷砖，有三个人来叫他给汪老板吊挖掘机的发动机，事故发生时我不在现场，是相关部门到达后交警叫我去看一下是否为我认识的人，我认出是宋红后就回去上班了，具体如何到殡仪馆我不清楚。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说有三个人来叫不是事实，只是汪星星联系，证人只是听说为汪老板，证人搜宋红的身，更能证明法医尸检证明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该证人证言中关于宋红为被告吊装挖掘机发动机以及发生事故死亡后的过程，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达不到支持原告赔偿请求的证明目的。对被告汪星星提交的证据：1、挖机出售协议及发票复印件。该证据中载明2013年3月，甲方谢友胜、钱德喜、陈坤林与乙方汪星星签订挖机出售协议，约定：甲方愿将自己购买的玉柴1358挖掘机一台出售给乙方（附有购机发票、合格证）。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挖掘机是被告家庭经营为主，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汪诗贵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2、大方县兵荣汽车修理厂营业执照，原告及被告汪诗贵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本院审查，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现场勘验图及图片3张。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帮工是一个连续性过程，二被告与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汪诗贵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为被告方单方勘验，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4、民事起诉状两份。2015年9月25日原告为姜华英、王家勇，被告为汪诗贵的民事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中载明：“2015年9月4日上午9时50分左右，被告叫原告之子宋红开着铲车到南门打石厂大丫口处帮其吊挖机发动机，口头约定400元劳务费用”；2015年11月24日原告为姜华英，被告为汪诗贵、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中载明：“2015年9月4日上午十点左右，宋红在第二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汪诗贵雇佣宋红给其吊动挖挖机发动机并口头约定费用为四百元，宋红为了多赚点费用便答应了被告汪诗贵的邀请”。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的诉求无矛盾；被告汪诗贵无异议。经本院审查，姜华英分别于2015年9月25日、2015年11月24日两次起诉，后分别撤诉，两次起诉时姜华英在民事起诉状中均陈述死者宋红给被告汪诗贵吊挖掘机发动机并口头约定费用为四百元，该证据的内容为当事人的陈述，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在两次撤诉申请中分别以先与汪诗贵协商解决及准备不充分、证据不足为由而撤诉，足以证明死者宋红给被告汪诗贵吊挖掘机发动机并口头约定费用为四百元的事实存在，故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5、被告汪星星申请吴学兵、吴学荣、汪凯出庭的证人证言。吴学兵作证称：我与汪星星是朋友关系，2015年8月22日，汪星星请我给他维修挖掘机发动机，汪星星就请汪凯联系宋红帮忙吊发动机，9月4日我和汪凯到吉运水泥厂，我看到汪凯付了400元工钱给死者宋红，汪星星是汪凯的哥哥；吴学荣作证称：我是帮汪星星修车的工人，2015年8月的一天，汪星星打电话到我们修理店联系我们维修他的挖掘机，我和吴学兵到大丫口查看，检查后需要修发动机，汪星星就叫一个开铲车的来吊发动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挖掘机的发动机吊在我们皮卡车里，修好后再吊回安装。2015年9月4日，汪凯叫我和我哥一起在挖掘机的地方等宋红，宋红吊发动机安装后汪凯当场支付了4张100元的钱给他，没有开收据；汪凯作证称：我与汪星星是亲兄弟，2013年3月，汪星星以26万左右购买挖掘机，我给他开挖机，每月支付我6000元工资，2015年8月22日，挖掘机出现故障，我联系汪星星，汪星星就联系宋红开铲车来吊发动机，9月4日也是汪星星联系宋红来吊发动机，吊好后汪星星打电话让我支付400元给宋红，我支付了4张100元的钱给宋红。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吴学兵证言不属实，恰好证明了挖掘机为家庭经营，400元现金下落不明，吴学荣证言与吴学兵证言相吻合，汪凯系二被告的家属，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被告汪诗贵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证人虽然与被告之间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证言的主要内容与前述有效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宋红的身份信息、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证明，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未作出处理结果；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5）黔方民初字第2256号民事裁定书及2015年11月17日申请人为姜华英、王家勇的撤诉申请书，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1民初390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年4月25日申请人为姜华英的撤诉申请书，该组证据材料为相关单位依职权出具和本院保存的生效法律文书档案材料，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汪诗贵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汪星星与宋红系朋友关系，姜华英系宋红的母亲，宋红原在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驾驶装载机。2015年8月22日，汪星星的挖掘机发动机出现故障需要拆下来进行维修，汪星星就联系宋红，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汪星星支付宋红400.00元，由宋红驾驶装载机将挖掘机的发动机吊下来，维修好后再吊上去。同日，宋红即驾驶装载机将挖掘机的发动机起吊下来。维修结束后，2015年9月4日，宋红再次驾驶装载机为汪星星的挖掘机吊装发动机，吊装结束后，宋红驾驶装载机返回途中，行驶到004县道142公里（红河谷路段）转龙洞便道330米处装载机侧翻，造成宋红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事故。宋红死亡后，其母亲姜华英分别以民事起诉状日期为2015年9月25日、2015年11月24日的诉状先后两次以宋红给汪诗贵吊挖机发动机并口头约定费用400.00元，要求对因宋红死亡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在诉讼过程中，于2015年11月17日和2016年4月25日分别以先与汪诗贵协商解决及准备不充分、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汪星星系挖掘机所有人，挖掘机上的电话号码（139××××5228）系汪诗贵使用，汪诗贵与汪星星系父子关系。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1、被告与死者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帮工关系；2、涉案挖掘机是否为二被告家庭共同经营管理；3、死者宋红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宋红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如何赔偿。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一、关于被告与死者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义务帮工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检验等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承揽合同需要承揽人以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工作经验，按照定作人的要求独立完成工作，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支付报酬，承揽人不受定作人的管理。而义务帮工主要体现为帮工人向被帮工人无偿提供劳务，在帮工过程中，帮工人必须接受被帮工人的管理。本案中，姜华英在宋红死亡后，先后两次以汪诗贵为被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均有宋红给汪诗贵吊挖机发动机并口头约定费用为400.00元的陈述，该陈述应当视为姜华英对案件事实的自认。宋红作为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驾驶装载机驾驶员，驾驶该公司装载机为被告吊装挖掘机发动机，由被告给付费用400.00元，双方之间应当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姜华英在本案中主张宋红与被告之间是义务帮工关系，其在本案中的陈述与之前两次起诉时主张的事实相互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支持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原告姜华英关于宋红与被告之间属于帮工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宋红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宋红死亡造成的损失应如何赔偿。被告汪星星辩称其与死者宋红的吊装合同已履行完毕，事故发生地点是距吊装现场约263米的陡坡，宋红驾驶装载机应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而宋红未尽到谨慎安全驾驶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其与宋红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宋红作为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装载机驾驶员，在完成与被告之间吊装挖掘机发动机的承揽合同履行完毕后返回途中发生事故造成自己死亡，与被告汪星星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汪星星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该挖掘机是否为被告汪诗贵与被告汪星星家庭经营，不影响宋红吊装该挖掘机发动机属于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汪诗贵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华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由原告姜华英负担。原告申请缓交，本院已批准缓交，原告负担的诉讼费用，直接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丰 刚人民陪审员 周 萍人民陪审员 曾忠媛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郑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