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6)豫1625刑初441号公诉机关郸城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孙大伟，男，198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中共党员，郸城县蚕种场场长，住郸城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6年7月14日被取保候审。被告人刘德鹏，男，1946年3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郸城县蚕种场职代会负责人，住郸城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6年7月15日被取保候审。被告人毛平，男，1947年8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中共党员，郸城县蚕种场职代会成员，住郸城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6年7月19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徐承磊，河南犀原律师事务所律师。郸城县人民检察院以郸检公诉刑诉[2016]3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大伟、刘德鹏、毛平犯贪污罪，于2016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郸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小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大伟、被告人刘德鹏、被告人毛平及辩护人徐承磊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郸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至2015年，被告人孙大伟利用其担任郸城县蚕种场场长的职务便利，伙同郸城县蚕种场原工会主席兼职代会负责人被告人刘德鹏、郸城县蚕种场职代会成员被告人毛平，利用上报郸城县蚕种场耕地面积的机会，共同预谋，虚报蚕种场耕地面积，套取国家种粮补贴资金68892.51元，占为己有。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孙大伟、刘德鹏、毛平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请依法判处。被告人孙大伟辩称，我对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我认罪伏法。被告人刘德鹏辩称，我对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我认罪伏法。被告人毛平辩称，我对这个事实无异议，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我在侦查机关介入时就积极退款，我认为我的行为不应该是犯罪。其辩护人辩称，毛平对于此案并没前期预谋、也没有事后伙同的嫌疑。孙大伟、刘德鹏、毛平的叙述都是属于刑法上的被告人供述。根据有关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毛平有犯罪的故意和犯罪行为，应依法判决毛平无罪。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孙大伟利用其担任郸城县蚕种场场长的职务便利，伙同郸城县蚕种场原工会主席兼职代会负责人被告人刘德鹏、郸城县蚕种场职代会成员被告人毛平，在上报郸城县蚕种场耕地面积时，虚报蚕种场耕地面积。2012年至2015年，套取国家种粮补贴资金68892.51元。被告人孙大伟领取44513.61元粮补贴资金，刘德鹏领取16252.6元补贴资金，毛平领取8126.3元补贴资金，占为己有。案发后，赃款已退还。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孙大伟供述，蚕种场实有种植胡桑土地面积160多亩，这些土地分给了场里的职工，后胡桑砍伐，场里把这些土地收回来后，租给王仰钦种植了粮食作物，加上蚕种场原有的80多亩耕地，现在蚕种场实际有耕地面积200多亩。我知道国家种粮补贴的条件是每年给农户一定的补贴，但是如果不是种植粮食作物，该土地不能上报，就不能享受国家的粮补政策。当时我们存在私心，为了能多享受点国家的补贴资金，就多上报了蚕种场的耕地面积。由于刘德鹏是职代会负责人，平时职工有什么事都是由他协调，我就安排由刘德鹏具体负责上报的事情。2011年上半年，我在蚕种场召集刘德鹏、毛平等职代会成员开会研究多报耕地面积的事情，本身就不合法，根据规定不能写进会议记录。当时开会研究时，就我们场里职代会成员知道这个事情，再者多上报种粮补贴亩数也不符合国家的规定，所以也没敢让场里其他职工知道，更没有给其他职工多上报。会后，毛平就找到我，要求给他多上报土地亩数，多领取点国家补贴。我说我会给他考虑的，叫他不要声张。过了一段时间，刘德鹏给我联系商量上报蚕种场土地的事情。我是以孙某2、谢某、王某2、高某、王某1、曹爱兰（又叫曹某）的名义上报了120亩；毛平以他儿子毛某的名义上报了19亩；刘德鹏以他女儿刘某4、刘某2、刘某1的名字上报了38亩。当时就我和职代会成员商议了这个事情，具体每人多少亩数是我和刘德鹏商量的，没有给场领导班子讲过。多报蚕种场耕地面积的情况，当时给农业局领导只汇报了上报160多亩胡桑地，但没有汇报多上报的事情。我们给县财务部门汇报了上报的事情，也没有汇报我们虚报蚕种场耕地的情况。2012年，我们蚕种场上报职工种粮补贴时给县领导出具的报告，是由我拟稿并打印出来后报县农业局，该报告上“郸城县蚕种场”公章也是我加盖的。该报告附的郸城县蚕种场种粮补贴申报表当年是我安排刘德鹏具体负责上报蚕种场种粮补贴的事情。这些数据是我和刘德鹏商量好每人上报多少亩数后，由刘德鹏负责整理的，刘德鹏把整理好的人员名单和土地面积交给我后，我连同上述报告打印出来报给县领导的。我拿着报告到县农业局给赵朝峰局长汇报后，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该报告上加盖了农业局公章。因为没有汇报多上报的部分，所以在农业局加盖公章后，我又在公章处签了“情况属实”这几个字。上报时，刘德鹏交给城郊乡财政所蚕种场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城郊乡财政所办好粮补折子后，刘德鹏到财政所领取的粮补折子。后来刘德鹏把孙某2、谢某、王某2、高某、王某1、曹某的粮补折子交给了我，国家就把粮补资金打到了这些人的粮补折子上了。因为发折子时给的都有原始密码，支取的金额也不大，不需要本人到场，只要支取出来的钱，都是我支取的，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有这个粮补折子。我2012年以孙某2名义上报18亩，以谢某名义上报21亩，以王某2名义上报19亩，以高某名义上报23亩，以王某1名义上报17亩，以曹某名义上报22亩，共计多上报120亩，按照每亩补贴94.83元，我共计多领了11379.6元补贴资金。我2013年以孙某2名义上报18亩，以谢某名义上报21亩，以王某2名义上报19亩，以高某名义上报23亩，以王某1名义上报17亩，以曹某名义上报22亩，共计多上报120亩，按照每亩补贴113.18元，我共计多领了13581.6元补贴资金。我2014年以孙某2名义上报18亩，以谢某名义上报17亩，以张某名义上报13亩，以曹某名义上报22亩，共计多上报89亩，按照每亩补贴113.18元，我共计多领了10073.02元补贴资金。我2015年以孙某2名义上报18亩，以谢某名义上报17亩，以张某名义上报13亩，以孙某1名义上报13亩，以刘某3名义上报13亩，以曹某名义上报15亩，共计多上报89亩，按照每亩补贴106.51元，我共计多领了9479.39元补贴资金。期间，我把高某和王某1的粮补卡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是刚报的，没有对他们说是之前办的卡。经计算，我领取国家44513.61元补贴资金。刘德鹏以他孩子的名义共上报了38亩耕地面积，领取国家16252.6元补贴资金。毛平以他孩子名义共上报了19亩耕地面积，领取国家8126.3元补贴资金。经我计算我和刘德鹏、毛平共领取国家68892.51元种粮补贴资金。我当时是蚕种场的场长，上报材料需要我签字、盖章，我有这个权利，再者我安排刘德鹏具体经手，他是职代会负责人，平时场里有些什么事都由他负责。毛平是职代会的成员，我们有这个便利。再者我们有私心，想着反正蚕种场之前有这么多的土地，多报点耕地面积，其他人也不会知道，能得到补贴资金，自己花钱也方面。每年的粮补款，金额都不大。这些卡一直由我保管支取，包含上述我把高某、王某1的粮补卡分别交给他们时，我也没有对他们讲过之前办理有粮补存折的事情，之前打的补贴资金，我都取出来花了。我每次都是取几千元，用于家里日常生活开支了，有时给小孩上学花了；2、被告人刘德鹏供述，郸城县蚕种场是郸城县农业局的二级机构，独立法人，是国家事业单位。蚕种场实有种植胡桑土地面积160多亩，这些土地分给了场里的职工。后胡桑砍伐，场里把这些土地收回来后，租给王仰钦种植了粮食作物，加上蚕种场原有的80多亩耕地，现在蚕种场实际有耕地面积200多亩。这200多亩耕地享受了国家的种粮补贴政策。2011年，孙大伟及职代会的成员一起开会，商量上报耕地面积领取国家种粮补贴的事。会后，毛平找到我，要求给他多上报耕地面积亩数，多领取国家补贴。我让毛平找孙大伟。过了几天，我给孙大伟汇报耕地面积时，孙大伟说给毛平多报一些，后来给毛平报了19亩。多报蚕种场耕地面积的情况，当时就孙大伟和我商量的，没有给场领导班子讲过。当时孙大伟是场长，我是场工会主席，我们存在私心，为了能多享受点国家的补贴资金，就多上报了蚕种场的耕地面积。平时职工有什么事都是由我协调，孙大伟就安排由我具体负责上报的事情。他给我讲过他给农业局领导及县财政部门汇报了，都已经同意我们上报，具体他是怎么汇报的，孙大伟没有给我讲过，我也没有问他。我把上报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城郊乡财政所所长孟庆斌，我给他汇报了蚕种场上报种粮补贴的事情。孟庆斌说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我是以我女儿刘某4的名义报了14亩，以刘某2的名义上报了12亩，以刘某1的名义上报了12亩，共计多报38亩；孙大伟以孙某2、谢某、王某2、高某、王某1、曹爱兰（又叫曹某）的名义上报的，共计120亩；毛平以他儿子毛某的名义上报了19亩。后来城郊乡财政所办好粮补折子后，我到财政所领取的粮补折子。我把孙某2、谢某、王某2、高某、王某1、曹某的粮补折子交给了孙大伟，毛某的折子交给了毛平，我女儿的折子我自己保管者。国家都把粮补资金打到了这些人的粮补折子上了。我女儿都不知道上报的事，我没有给她们说。也没有向场的其他职工讲过。我女儿存折都是国家发放粮种补贴资金用的，都由我保管支取。因为每年的金额不大，我支取16252.6元后都用于生活支出花了；3、被告人毛平供述，国家对粮补标准提高后，养蚕效益也不好了，职工收入逐渐减少。后来职工就反映，要求场里给职工解决点实际困难。在2011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孙大伟场长召集场职工代表到场会议室开会，有孙大伟、刘德鹏等人。会上我们商议把胡桑树砍伐掉，把土地租赁给王仰钦的事情；会上孙大伟给我们说现在县里也同意如果租出去的这部分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话，也可以申报国家的种粮补贴。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咱们场原来有600多亩地，现在板场（天工木业）和农科所的土地手续还在蚕种场名下，不如把这部分土地上报了，我们个人也可以多领国家的种粮补贴钱。”参会人员在一块商量，因为我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在会上我也发言了，我发言的主要意思是，板场和农科所的土地本来就是蚕种场的土地，可以上报。还有我们一家都在蚕种场工作，养蚕效益不好，生活条件不好，给我们个人多报点耕地面积，国家发了补贴款，也能顾个小急。最后孙大伟场长也同意了多上报耕地面积，让国家给我们个人多发放补贴资金，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同意这样上报，具体上报工作由刘德鹏负责。散会后，我分别去找孙大伟场长和刘德鹏，我说我儿子毛某到蚕种场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分到土地，养蚕不挣钱，也没有工资，让他帮个忙，借着这次上报的机会，以我儿子毛某的名义报点种粮耕地面积，国家发给我家点补贴钱。刘德鹏当时对我说：“这事你得找孙大伟，他是场长，只要他同意给你多报，我就没有意见”。后来我又多次找孙大伟说这个事情，让他帮帮忙，借上报耕地面积的机会，给我家多报点土地，我家好领点补贴钱。后来孙大伟也同意了，让我不要声张这个事情。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德鹏让我把毛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他，并且给我说他和孙大伟场长说好了，打算以毛某的名义给我家多报点粮耕地面积，但是并没有对我讲具体给我家多报多少。上报工作结束后不久，刘德鹏就把以毛某的名义在信用社办的存折交给了我。等我去银行取钱时，才算出给我家多报了19亩的耕地面积。毛某不知道以他的名义多报种粮耕地面积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我和刘德鹏、孙大伟知道，我没有对其他人讲过。粮补存折一直由我保管。2014年粮补折子统一换成了粮补卡，我共从银行支取了8126.3元，用于买农资化肥花了，有时家庭零花了；4、证人丁某证言，证明蚕种厂是县农业局的二级机构，独立法人。蚕种场成立于1974年，成立时面积600余亩，后经县政府批准，划给天工木业将近200亩土地，县农业局成立农科所时又从蚕种场划走80亩土地，现在蚕种场实际占地面积300余亩，南场区占地40亩，北场区占地40亩，经法院执行租出去20亩左右，现在种植的是桐树；租赁给王养钦161亩，现在种植的是红薯，还有几十亩可耕地，分给职工自主耕种。80年代我在蚕种场分了6亩多地，由于我老家地多，我没有要那么多，后来场里给我分了4亩多地。2011年下半年，蚕种场把职工的地统一收了回去，租给了王仰钦。在这种情况下，蚕种场班子研究，决定把这部分土地进行申报种粮补贴。后来县里也同意了我们的决定，场长孙大伟召集我们职代会成员议论过这个事情，有寇某、李文化、刘德鹏、毛平、曹清峰等人，但是具体申报由孙大伟和刘德鹏负责的。当时有人提议桐板厂的土地也属于蚕种场，不如把这部分土地也一块报上去，这样职工也可以多领取一些补贴款，孙大伟和我们也同意将桐板厂的土地一起上报，当时我们这些职代会成员也同意。后来具体上报多少，给哪些人上报，都是孙大伟和刘德鹏负责的。我是按照4亩土地给我申报的。2012年蚕种场一共上报了多少土地面积我不知道。孙大伟、刘德鹏、其他职工没有对我这样讲过；5、证人寇某证言，证明2011年，蚕种场又重新申报了种粮补贴，我还是按照之前分给我的4亩土地进行申报的。场长孙大伟召集我们职代会成员议论过这个事情，有丁俊领、李文化、刘德鹏、毛平、曹清峰等人，但是具体申报由孙大伟和刘德鹏负责的。当时有人提议桐板厂的土地也属于蚕种场，不如把这部分土地也一块报上去，这样职工也可以多领取一些补贴款，具体是谁提议的我记不清了，孙大伟和我们也同意将桐板厂的土地一起上报。后来具体上报多少，给哪些人上报，都是孙大伟和刘德鹏负责的。2012年，蚕种场一共上报了多少土地面积我不知道。没有人给我这样讲过；6、证人李某证言，证明国家的粮补标准越来越高，我们场效应又不好，职工就向场领导反映，要求发放种粮补贴。2012年经场领导向县领导汇报，县里同意我们场上报，后来场里让刘德鹏负责耕地的上报工作。时任场长孙大伟召集我们职代会成员议论过这个事情，有丁俊领、寇某、刘德鹏、毛平、曹清峰等人，当时有人提议桐板厂的土地也属于蚕种场，不如把这部分土地也一块报上去，具体是谁提议的我记不清了，孙大伟和我们也同意将桐板厂的土地一起上报。后来具体上报多少，给哪些人上报，都是孙大伟和刘德鹏负责的。在后来刘德鹏就给我一个存折，说是发给我的粮补存折。我家在蚕种场有9亩多土地，具体上报多少我也不清楚，每年领取的粮补款，也就是9亩多地的补助款。；7、证人高某证言，证明我到蚕种场工作比较晚，蚕种场也没有给我分地，所以我也没有领取过种粮补贴。不过在2014年下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孙大伟给我打电话，说是今年蚕种场上报的种粮补贴卡发下来了，让我找他去取。这张粮补卡在我家里放着。我从这张卡上取过钱，具体取多少我记不清了，以银行记录为准，取出的钱我个人支出了。我不知道2012年孙大伟以你我的名义上报耕地面积，孙大伟没有给我讲过；8、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我到蚕种场工作比较晚，蚕种场也没有给我分地，所以我也没有领取过种粮补贴。不过在2014年下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孙大伟给我打电话，说是今年蚕种场给职工解决点困难，发了一部分补助，让我找他去取。后来我去银行查了一下，是以蚕种场的名义上报的土地面积，国家发种粮补助的银行卡。我从这张卡上取过钱，具体取多少我记不清了，以银行记录为准，取出的钱我个人支出了；9、证人曹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毛某、孙某1、孙某2、王某2、谢某、张某证言，证明蚕种场也没有分给土地，也不知道2012年蚕种场上报土地面积的事情，也没有以蚕种场土地的名义领取过种粮补贴；10、证人赵某证言，证明我是2007年至2015年8月任农业局副局长，分管蚕种场的工作，2011年前后，蚕种场养蚕效益不好，职工把种植的桑树砍伐掉，后来蚕种场把这部分土地收回来后，向国家上报了种粮补贴。2011年上半年，孙大伟找我汇报了蚕种场状况，我和他一起给徐汝连局长作了汇报，最后同意只要政策允许，县里领导只要同意，农业局也没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给职工解决点实际困难。过了几天，孙大伟带了一份郸城县蚕种场关于职工粮补贴2011年3月23日的报告找我，我看后安排办公室在该报告上加盖了郸城县农业局的公章。按规定农业局应该派人到蚕种场进行核实，当时是否进行审核，我记不清了。孙大伟给我汇报时说都是按照蚕种场实际情况进行申报的，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孙大伟没有给我汇报过蚕种场多上报了耕地面积。另有证人孟庆斌等证言、银行卡复印件及存折明细、郸城县蚕种场关于职工种粮补贴的报告及申报表、郸城县财政局补贴农民资金专户详情、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客户交易明细、2012年至2015年蚕种场粮补详细表、郸城县农业局郸农人字（2013）1号任命通知文件、郸城县蚕种场法人机构代码证及法人证书、郸城县财政局商业企业财务股说明、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郸城县司法局调查评估意见书、被告人孙大伟、刘德鹏、毛平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以上证据经质证、认证，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孙大伟、刘德鹏、毛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共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案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德鹏、毛平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孙大伟、刘德鹏、毛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毛平辩护人的无罪意见与所查事实不符，不予认定。根据被告人孙大伟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条件，依法可以适用缓刑。被告人刘德鹏、毛平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为了打击犯罪，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孙大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0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刘德鹏犯贪污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人毛平犯贪污罪，免予刑事处罚；四、被告人所退赃款68892.51元予以没收，由收缴单位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孟昭杰审判员  赵 冰审判员  王祖宁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