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襄州张湾民初字第00293号原告朱善启，男，196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代理人王爱社，襄阳市襄州区张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襄阳市襄州区肖湾街道办事处史台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史台居委会）。法定代表人杨大明，主任职务。委托代理人范成伟，襄阳市襄州区大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朱善启与被告史台居委会树木管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俊艳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程雪峰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唐俊艳、人民陪审员张梦瑶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善启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爱社、被告史台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杨大明及委托代理人范成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善启诉称：2011年3月22日，原、被告签订了《承包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位于史台村路段东起六组地头，西至四组地头公路旁树木发包给原告管理。自签订合同之日起，树木由原告管理，承包期内如有树木死亡和认为破坏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负责栽培，并负责树木的除虫治病和树杈修剪。合同到期后，树木收益的30%归被告，70%归原告所有。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一直履行至2013年，因被告全村土地（包括原告承包的树木）被征用，后征用单位将原告承包的树木补偿款给付了被告，而被告却拒依合同约定给付原告应得收益。请求判决被告依照合同约定给付原告树木管理费74480元。被告史台居委会辩称：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承包合同已经解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下是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原告朱善启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承包合同一份，据以证明被告将史台居委会六组至四组东西向乡村公路旁的树木管理工作发包给原告并约定收益方式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承包合同上乙方签名“朱善啟”与诉状上原告签名不相符，且原告已在2011找史台村时任主任史传军口头解除了承包合同。原告解释自己平时书写名字常写作“朱善啟”，合同及诉讼签名均系其本人所写。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系原件，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原告申请本院在襄阳市国土资源局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国土局东津分局）调取的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三张、领款单一张，据以证明史台居委会六组至四组东西向乡村公路旁的树木被征收的数量和补偿的金额，及原告向被告申请领取五组、六组路段旁树木管理费时被告社区主任签字确认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树木补偿登记表记载的是四、五、六组集体的树木，不是承包合同约定的树木，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证人刘永福作证的证言，据以证明三张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上记载的树木就是原告管理的树木，不包括村庄内的树木。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言无异议，被告认为证言内容与事实不符，一是2010年3月，时任村主任杨大才已生病住院，10月份病故，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的人是史传军。二是被告与朱善启签订的承包合同原告已在2011年找史台村时任主任史传军口头解除了承包合同，此后路旁的杨树就无人管理了。2013年拆迁评估时，路总长不到500米，树木总数不足300棵，每棵直径不足10厘米。三张补偿登记表包含了村庄内所有的树木。三是树木是在2011年3月由被告从林业局领回后栽种的，不是证人陈述的2010年。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与原告所举其他证据大部分能相互印证，对能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史台居委会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收款收据两张，据以证明被告社区四组、六组树木的情况。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1、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2、从内容上反映为四组、六组卖树款，与原告起诉公路两旁的树木不符；3、即使是公路旁的树，也是小组出卖了其中的部分，且也应该有原告获得70%的管理费。本院审查认为，被告质证意见1、2成立，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二、会议纪要一份，据以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已于2011年解除。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该组证据中叙述因征迁对四组树苗赔偿400元，对六组树苗赔偿800元，以上内容与被告所举证据一所显示树苗出售给个人的情况矛盾。本院审查认为，会议内容与参会人员名单分离，不符合会议纪要的一般格式，会议发言人员与参会人员名单也不一致，参会人员的发言，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到庭陈述案情并接受当事人及法庭的询问，故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证人史传军出庭作证的证言，据以证明原告已与被告解除了承包合同。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证人系被告社区工作人员，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言中陈述原告解除合同不实，无相应书面证据证明；对证言中由史传军经办与原告签订合同的部分无异议，对树木的数量1100至1200棵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言中原告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他部分与本院已采信的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证人窦光成出庭作证的证言，据以证明2013年拆迁时，社区让各小组卖各组的路旁树，路旁的树未参与评估。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证人系被告社区6组组长，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言中路旁树木未经评估部分不实。本院审查认为，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与本院已认定的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诉讼中，被告申请对国土局东津分局工作人员刘建强进行询问，调查核实2013年拆迁时对史台居委会六组至四组东西向乡村公路旁的树木评估的情况。本院对刘建强进行了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刘建强明确表示三张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上记载的情况，就是史台居委会四组至六组乡村公路旁的树木评估的情况，不包括村庄内的树木。经庭审对询问笔录质证，原告对刘建强的陈述无异议，被告认为刘建强陈述的是整个四、五、六组的树木，不仅是一条乡村公路旁的树。2011年至2013年，树不会长到10-19厘米那么粗。本院审查认为，刘建强系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其证言客观性强，可信度高，且与原告所举证据内容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被告社区原名襄阳市襄州区张湾街道办事处史台村村民委员会，后因划归襄州区肖湾街道办事处管理，更为现名。2011年3月，被告社区在六组至四组东西向乡村公路旁栽种了1000余棵杨树。同月22日，原、被告签订了《承包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位于史台村路段东起六组地头，西至四组地头公路旁树木发包给原告管理。自签订合同之日起，树木由原告管理，承包期内如有树木死亡和认为破坏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负责栽培，保持树木成活率95%以上，原告负责树木的除虫治病和树杈修剪。合同到期后，树木收益的30%归被告，70%归原告所有。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对树木进行管理。2013年由于襄阳市东津新区及城市规划建设需要，被告社区也进行了拆迁。2013年4月至5月期间，国土局东津分局对被告社区四至六组的地上附着物进行了清点，包括六组至四组东西向乡村公路旁栽种的杨树，制作了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登记表详细载明了四组路段杨树为457棵，补偿金额46400元；五组路段杨树为329棵，补偿金额42560元；六组路段杨树118棵，补偿金额17700元。被告已收到全部补偿款项。2015年7月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领款单申请领取五组、六组路段树木的管理费42000元，被告时任社区主任杨大明在领款单上注明属实，但被告未向原告付款。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树木管理费未果，引起诉讼。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履行。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将树木管理工作发包给原告，原告已履行了管理职责。原、被告在签订合同时约定合同到期后，树木收益的30%归被告，70%归原告所有，由于政府征迁这一双方意志以外的情况发生，被告发包管理的树木被征收，被告获得了补偿，即被告获得了收益，故被告应将收益的70%作为原告的管理费用支付给原告。故原告应获得的管理费为74662元［（46400元+42560元+17700元）×70%］，原告诉请被告支付74480元，本院视为原告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辩称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已于2011年5月解除，但被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合同已经解除，且2015年7月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领款单申请领取五组、六组路段树木的管理费42000元时，被告时任社区主任杨大明仍在领款单上注明属实，说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并未解除，且原告已履行了管理义务。故本院对被告关于承包合同已经解除的答辩意见，不予确认。被告还辩称原告提供的三张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记载的树木包括村庄内的树木，不仅是原告管理的树木，该辩论意见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襄阳市襄州区肖湾街道办事处史台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朱善启树木管理费744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0元，由被告襄阳市襄州区肖湾街道办事处史台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审 判 长  程雪峰审 判 员  唐俊艳人民陪审员  张梦瑶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