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法定代表人：许建成。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其华，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立言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李凤萍。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先涛，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明，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众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立言化工有限公司（简称立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1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众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立言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立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发回重审。原审法院未依法向众和公司送达诉讼材料，剥夺了众和公司的诉讼权利。2016年7月4日，原审法院到众和公司处留置送达法律文书时，众和公司才知道立言公司提起诉讼，此前众和公司并未收到任何诉讼材料。2016年7月4日后，众和公司主动联系原审法院，才于2016年7月14日才收到原审法院邮寄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复印件。原审法院亦未依法追加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判决关键证据（即三份对账单和部分送货单）涉及伟格仕公司，原审法院未依法通知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伟格仕公司参加诉讼，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涉案的关键证据是三份对账单，三份对账单均无众和公司盖章确认，原审法院仅凭在三份对账单上有吴永鸿和蔡家云的签字及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就认定众和公司授权该二人对账及变更众和公司与第三人伟格仕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证据不足。事实上，众和公司并未对该二人授权从事前述事项。（二）原审判决存在其他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一审法院将不属于立言公司享有的86437.50元货款确认给立言公司所有，该86437.50元货款是伟格仕公司与众和公司在上述对账后发生的，不应归属于立言公司。2015年11月10日对账单载明：“。至2015年10月31日止，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尚欠江门市立言化工有限公司货款2748337.50元，该货款中部分是江门市立言化工有限公司以伟格仕纺织助剂（江门）有限公司名义与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立言公司在起诉状关于“至2015年11月10日，经双方核对，众和公司确认尚欠立言公司货款2748337.50元。在此之后，立言公司又向众和公司交付了价值为86437.50元的货物，众和公司也同时向立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货款…。”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三）立言公司欠开发票，众和公司有权顺延付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众和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立言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立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众和公司即时支付货款2734775元；2.众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院经审理查明：众和公司与立言公司从2008年开始进行业务往来，由立言公司向众和公司提供固色剂、非离子渗透剂等纺织助剂产品，众和公司通过电话或者邮件方式下达订单。2014年8月2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立言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以及案外人伟格仕纺织助剂（江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格仕公司”）的名义向众和公司发送总值为2761500元的货物。2015年1月6日至5月6日期间，立言公司向众和公司开具了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日期及金额分别为2015年1月6日开具的316875元，2015年1月6日开具的321675元的，2015年3月11日开具的268500元，2015年4月8日开具的222562.50元，2015年5月8日开具的155625元。2015年11月10日，立言公司、伟格仕公司与众和公司三方进行对账并签订《对账单》，确认至2015年10月31日止，众和公司尚欠立言公司货款为2748337.50元，该货款中部分是立言公司以伟格仕公司名义与众和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所产生，但伟格仕公司对上述货款不享有实际权利，全部货款债权均由立言公司享有。立言公司、伟格仕公司均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收货方众和公司处则有“吴永鸿”、“蔡家云”的签名并手写注明“数据无误”。当天，蔡家云、吴永鸿亦分别在立言公司、伟格仕公司与众和公司之间的《对账协议》中签名并手写注明“数据无误”，该两份《对账协议》分别载明“经立言公司、众和公司双方核对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欠款总额：1272075.00元”以及“经伟格仕公司、众和公司双方核对确认截止2015年10月31日欠款总额为1476262.50元”。2015年11月10日及27日，伟格仕公司代立言公司向众和公司发送货值为86437.5元的货物。伟格仕公司确认上述86437.5元的货款债权归立言公司所有。庭审中，立言公司承认众和公司在上述对账期间之后曾支付货款100000元，并主张截至本案起诉之日，众和公司尚欠货款2734775元。因众和公司一直拖欠货款未付，立言公司遂诉至法院。另查明：吴永鸿、蔡家云社保缴费记录表显示其二人均为众和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立言公司、众和公司之间实际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公平、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虽然对账单没有加盖众和公司印章，只有吴永鸿、蔡家云签名确认，但原审法院调取的社保缴费记录证实他们为众和公司的员工，且立言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发票、银行汇票、汇款单等证据能够与对账单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原审法院对立言公司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其要求众和公司支付货款273477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众和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立言公司支付货款273477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6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3678元，由众和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立言公司提交的伟格仕公司《情况说明》以及本案依职权对伟格仕公司进行的《询问笔录》，立言公司提交了原件予以核对，《情况说明》所述情况与本院调查的情况一致，该两份证据均说明了以伟格仕公司向众和公司交付的涉案货物所形成的货款归属情况，与本案审理的事实相关，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众和公司拖欠立言公司的货款金额应如何认定；2、原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众和公司拖欠立言公司的货款金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立言公司主张众和公司至今仍欠货款2734775元并提交了送货单、《对账单》、两份《对账协议》、增值税专用发票、伟格仕公司《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明。首先，对于《对账单》以及两份《对账协议》的效力问题，众和公司上诉称其并未授权吴永鸿、蔡家云进行对账以及变更其与伟格仕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为由，对于《对账协议》及《对账单》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显示，2014年8月2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立言公司或伟格仕公司向众和公司交付了总值为2761500元的货物，并且立言公司对部分货款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众和公司对涉案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货物的收取情况均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认定众和公司已收到上述总值为2761500元的货物。从涉案两份《对账协议》及《对账单》的内容看，立言公司与众和公司之间的《对账协议》详细记载了2014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送货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以及2014年8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每月货款总额、发票的开具情况，伟格仕公司与众和公司之间的《对账协议》亦载明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送货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以及2015年1月1日到2015年10月31日期间的每月货款总额，上述内容与涉案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能一一对应。上述两份《对账协议》所记载的欠款总额分别为1272075.00元和1476262.50元，合计为2748337.50元，该金额与《对账单》所记载的众和公司截至2015年10月31日拖欠的货款总额一致，且该数额并未超过众和公司在2014年8月2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所收取的货物总值2761500元。由此，《对账协议》、《对账单》与涉案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截至2015年10月31日，众和公司拖欠的涉案货款总金额为2748337.50元。并且，在《对账协议》以及《对账单》已明确载明乙方为众和公司以及涉案货物的详细发送情况下，吴永鸿、蔡家云作为众和公司的员工自愿在上述文件中签名确认，依法可认定吴永鸿、蔡家云的上述行为系代表众和公司进行的职务行为，众和公司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立言公司在上述文件签订时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吴永鸿、蔡家云无权对涉案货款进行对账确认。因此，众和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众和公司承担，《对账协议》及《对账单》对众和公司具有约束力。故众和公司以其未授权吴永鸿、蔡家云进行对账为由否认涉案《对账协议》、《对账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涉案《对账单》以及《情况说明》均有立言公司、伟格仕公司的盖章确认，上述文件是二者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上述文件可知，伟格仕公司向众和公司交付的涉案货物均是代立言公司进行的，伟格仕公司确认该部分货款由立言公司享有，可见伟格仕公司与立言公司实际上形成了委托合同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即使众和公司在接收伟格仕公司发送的货物时并不知道伟格仕公司系受立言公司的委托而进行送货，但在众和公司未依约向伟格仕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情况下，立言公司作为伟格仕公司的委托人，可直接行使伟格仕公司对众和公司的权利，众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因此，立言公司在本案中向众和公司追偿涉案的全部货款，符合法律规定。依前文所述，截至2015年10月31日，众和公司拖欠立言公司货款2748337.50元。经查，2014年11月10日、27日，伟格仕公司再次代立言公司向众和公司交付货值为86437.5元的货物。庭审中，立言公司自认众和公司在对账之后支付货款100000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子以确认。综上可知，众和公司至今拖欠立言公司的货款总额应为2734775元（2748337.50元+86437.50元100000元）。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众和公司向立言公司偿还货款2734775元，于法有据。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众和公司以原审法院未向其送达诉讼材料以及未追加伟格仕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为由，主张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查，2016年5月10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受原审法院委托而向众和公司送达起诉状、证据等诉讼材料，由于众和公司的工作人员拒绝签收，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依法进行留置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关于“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者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的规定，原审法院的上述送达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可见，原审法院已依法向众和公司送达诉讼材料。其次，本案中，立言公司已提交了伟格仕公司盖章确认的《对账单》、《情况说明》，明确表示以伟格仕公司名义向众和公司交付的涉案货物而产生的货款均由言公司享有，上述情况与本院向伟格仕公司调查所得的情况相符。可见，上述文件系伟格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并未损害伟格仕公司的利益，且结合现有证据已足以查明本案事实，因此，本院并无必要追加伟格仕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时，伟格仕公司、立言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明确表示对于以伟格仕公司名义交付货物而产生的其他责任或义务，由伟格仕公司、立言公司共同承担，因此，由立言公司直接收取以伟格仕公司交付的货物部分的款项，亦未对众和公司的权利造成实质损害。综上，众和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众和公司上诉立言公司未开具发票，其有权顺延付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依前文所述，立言公司已按照双方约定履行交付货物的主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作为付款方的众和公司应及时履行支付货款的对等给付义务。查明事实亦显示，立言公司已于2015年1月6日至5月6日期间对以涉案的部分货款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众和公司至今仍未清偿该部分货款。众和公司仍以立言公司未开具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即使双方存在先开发票再付款的交易习惯，在众和公司已提前开具部分货款的发票但众和公司仍拒不付款的情况下，若仍要求立言公司就其他未得到清偿的货款继续提前开具发票，明显加重立言公司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因此，众和公司以立言公司未履行开具发票这一附随义务为由拒绝付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众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78元，由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