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923民初1021号原告：余新玲，男，汉族，1975年10月26日出生，福建省屏南县人，住屏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天舒，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赛春，男，汉族，1968年8月25日出生，福建省屏南县人，住屏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强，屏南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余新玲与被告郑赛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新玲的委托代理人廖天舒、被告郑赛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新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郑赛春向余新玲偿还“地皮款”180000元；二、判决郑赛春向余新玲支付上述180000元款项的利息24737.67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余新玲向郑赛春付款日暂计算至2015年8月8日，实际应计算至偿付日止）。事实和理由：2013年初，郑赛春以其可以提供办妥合法手续的屏南城关环城路九巷里面的土地为由，说服有置地建房需要的余新玲于2013年4月23日向其支付“地皮款”180000元，用以添置22.5平方米土地，郑赛春承诺在2013年底前就可以将办理完好合法转让手续的22.5平方米土地交付给余新玲，但时至今曰，郑赛春尚未将所约定的土地交付给余新玲。后了解到，郑赛春隐瞒了无权处分相关土地的事实，对拟转让的土地并没有处分权，事后也没有获得处分权人的追认，余新玲、郑赛春之间的约定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余新玲已提出偿还地皮款要求，郑赛春即应当予以偿还，但其至今不予偿还，侵害了余新玲的合法权益。郑赛春辩称，一、答辩人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是代收代付行为，其在该起案件中的地位同余新玲等人一样都是非法买卖土地的购买方。1、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答辩人同余新玲共同买到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等人土地387.797平方米。在该处罚书多处提到“卖给郑赛春等人”。2、两份生效判决书均认定陈道容和黄春英是将其承包地非法转让给答辩人及余新玲等十五人。3、余新玲等人也认可其同答辩人共同向他人购买土地，余清时、郑万水、林德文在公安机关的提取笔录中均认可“其同答辩人等人一同购买土地建房。二、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诉主体，答辩人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是代收代付行为，答辩人在该起案件中的地位同余新玲等十五人一样都是非法买卖土地的购买方，余新玲等十五人的购买土地款也是由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朝等三人收取，况且该款大部分也已由上述“两份”刑事判决书上缴国库。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诉主体。余新玲等十二人向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朝等三人购买涉案承包耕地用于建房，对于该耕地没有合法的建房手续，余新玲等人是明知的，该行为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村集体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余新玲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收款收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2013年4月23日，郑赛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取余新玲地皮款180000元。本案争议焦点：1.郑赛春的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郑赛春收取余新玲180000元地皮款的性质如何确定？即双方是合同行为还是代收代付的代理行为？3.双方之间的行为效力如何确定？双方在该行为中的责任如何确定？1.郑赛春的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余新玲认为，郑赛春主体适格，提交证据收款收据，证明2013年4月25日郑赛春向余新玲收取地皮款180000元，说明郑赛春承诺为余新玲提供合法的建设用地，余新玲支付对价款（包括办证费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郑赛春的被告诉讼主体是适格的郑赛春质证认为，（1）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2）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因为收款收据的款项是余新玲等人委托郑赛春代收代付给土地出让方即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等三人，该收款收据只能证明郑赛春有代收代付180000元款项的事实。从收款收据的内容上记载的是“地皮款”，而郑赛春根本就没有耕地可供转让，因此所谓郑赛春将土地转让余新玲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况且“土地转让”按常理是有“土地转让”的相关契约，但余新玲并不能提供“土地转让”的相关契约。在该次代收代付行为过程中，与余新玲一同购买涉案土地的陈锋、徐传城、徐孝兵、郑振彭等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卖断宅基地契据》，即余新玲等人同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朝等三人签订的《卖断宅基地契据》，证实了余新玲是同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等三人形成买卖土地的合同关系。收条显示的收款时间是2013年4月25日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地皮款并不是一次性付清的，在这之前余新玲就有交现金给郑赛春，郑赛春收齐这笔款项后才统一出具一张收条给余新玲，之前的收据已经由余新玲收回。并提交证据一至证据三十一。用以证明郑赛春仅仅是起到代收代付作用，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余新玲对郑赛春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卖断宅基地契据三性均有异议，余新玲并没有在契据上签字，钟书挺等5人提交契约是为了证明契约并不是余新玲等人签名，不能证明余新玲有与郑赛春一同向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购买土地。对证据二询问笔录质证认为，该笔录不能待证郑赛春的主张内容，笔录内容证明黄春英也明确土地是出让给郑赛春郑赛春，与余新玲无关，证据收条三性有异议，收款人为陈杨腾、陈杨杰、陈杨嫒收到郑赛春款项，与余新玲无关；对证据四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5号、证据八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4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判决书不能直接证明余新玲与郑赛春一同购买土地，对契约的三性均有异议，余新玲是2013年购买土地，该契约显示时间为2008年，余新玲不知情且不存在效力待定问题。证据七陈道容收条，对收条三性有异议，该收条仅证明陈道容收到郑赛春款项，与余新玲无关。对郑赛春提交的证据十至证据二十七待证事实均有异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郑赛春为余新玲保管土地款以及余新玲与郑赛春一同购买土地，余新玲未谈入股的问题，当时并不是入股，笔录是郑赛春要求郑万水按郑赛春的意思说的，存在误导，且笔录的内容与其他的笔录都是雷同的，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的笔录及郑赛春的笔录内容能相互印证，证明余新玲不是和郑赛春一同向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买地，林德文是直接到信用社将款项存入郑赛春妻子的账户，而不是郑振彭笔录内容表述的那样，林德文有反证证明他们的笔录存在问题，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证据二十八证明没有异议，对证据二十九屏南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内容有异议，事实不是郑赛春邀余新玲等人一同买地，而是邀余新玲等人一同盖房，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关于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对证据三十至三十一，郑赛春认为是代收行为的说法不成立，本案不存在代收代付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第一百一十九条(?javascript:SLC(183386,119)?)规定，当事人起诉时，有关郑赛春的要件只需有明确的郑赛春即可。本案余新玲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能够证明郑赛春向余新玲收取地皮款的行为存在，余新玲以郑赛春对拟转让的土地没有处分权，双方之间约定无效，要求郑赛春返还地皮款为由将其作为郑赛春提起诉讼，被告明确。至于郑赛春收取款项的行为是代收代付的委托代理行为还是其他合同行为，郑赛春是否应承担责任，应当经过审理认定。因此，郑赛春收取地皮款的行为性质，不影响其作为被告的资格，本案郑赛春的被告(?http:?/??/?205.0.0.29:8080?/?claw?/?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fnl&Id=1&Gid=121486562&ShowLink=false&PreSelectId=210865040&Page=0&PageSize=20&orderby=1&SubSelectID=undefined”l”m_font_0#m_font_0?)主体适格(?http:?/??/?205.0.0.29:8080?/?claw?/?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fnl&Id=1&Gid=121486562&ShowLink=false&PreSelectId=210865040&Page=0&PageSize=20&orderby=1&SubSelectID=undefined”l”m_8_0#m_8_0?)。2.郑赛春收取余新玲180000元地皮款的性质如何确定？即双方是合同行为还是代收代付的代理行为？余新玲认为，郑赛春收取余新玲款项的行为是合同行为，并提供证据一收款收据及余新玲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3年4月25日郑赛春向余新玲收取地皮款180000元。提交证据2016年10月24日公安机关向郑赛春做的两份询问笔录，笔录证明余新玲没有与郑赛春一同向案外人陈道容、陈回国、黄春英购买土地，是郑赛春与其妻子哥哥张贤准一同向案外人陈道容、陈回国、黄春英购买土地。根据笔录“我是跟我妻子的哥哥张贤准一起购买地坪”由此看出并不是与余新玲等12人一同购买，笔录的第3页说到“钱都是由我经手的”，从时间上看出来余新玲付给郑赛春钱款与郑赛春付给卖主款项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存在时间有差，从笔录“我们邀这些人一起建房就是先让大家出一下地坪的钱，卖给他们的价格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可以看出如果是共同购买就不存在价格由郑赛春一个人决定，郑赛春还说到“我们收到这十五人交的钱，扣去购买地坪的成本及购买地坪写地契等开支，还剩下的八万多元我与张贤准平分了”，如果是共同购买郑赛春就不可能从中获利，由此看出本案不存在代收代付，如果是代收代付要有协议，笔录中还说到签订地契时的在场人并没有本案余新玲，因此上述内容相互印证余新玲没有与郑赛春合伙买土地。并对郑赛春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卖断宅基地契据》、黄春英的讯问笔录、收条、黄春英的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5号，可以证明该土地是黄春英出让给郑赛春，与余新玲无关，是黄春英与郑赛春之间的交易。郑赛春提供的证据《卖断宅基地契据》、陈道容的讯问笔录、收条、陈道容的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4号，可以证明该土地是陈道容出让给郑赛春，与余新玲无关，是陈道容与郑赛春之间的交易。郑赛春提供的证据《卖断宅基地契据》、陈回潮的询问笔录、收条，可以证明该土地是陈回潮出让给郑赛春，与余新玲无关，是陈回潮与郑赛春之间的交易。证据五屏南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郑赛春退回郑赛春保管的余新玲等十八人购地款76480元，公安认定该款也应由郑赛春退回，而不是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三人退回，如果是余新玲直接向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三人购地，那么款项也应被没收不应被退回，更加证实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三人与郑赛春买卖土地是他们双方的行为，与余新玲无关。证据六郑赛春提供的证据清单14-24，证明郑赛春向余新玲收取18万元，郑赛春也向其他人收取18万元，仅说明是余新玲单个人与郑赛春的关系，而不是郑赛春所说的十八人一同去购买土地。郑赛春与黄春英等三人的交易金额为245万，其他人一共给郑赛春的款项达到三百多万，本案余新玲与郑赛春购地金额不对称，因此黄春英与郑赛春之间的交易，余新玲并不知情。三者之间购买的标准不一样，余新玲认为存在两笔交易，一笔是郑赛春与黄春英等三人的交易，一笔是余新玲基于对郑赛春的信任郑赛春承诺能够提供合法手续的土地才将款项给与郑赛春。证据七陈景陶（系陈锋父亲）询问笔录，购地款金额与余新玲支付给郑赛春的不一致，可以证实余新玲与郑赛春之间仅是单对单的关系，另郑赛春陈述是受其女儿的委托余新玲不认可。郑赛春质证认为，对余新玲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待证余新玲的主张，因为该款项是余新玲等人委托郑赛春代收代付给土地出让方陈道容、黄春英等三人，该收款收据只能证明郑赛春有代收代付180000元款项的代理事实。从收据内容上明确注明地皮款，而郑赛春本身没有地皮出让，是与余新玲一起共同向他人购买涉案土地的，所以该行为是代收代付的代理行为。2、郑赛春提供的三份《卖断宅基地契据》，该契约有黄春英等三人的签名，且契约上明确载明有余新玲等十八人的名字，说明黄春英等三人是知道将土地卖给余新玲等十八人的，因此余新玲主张的黄春英等三人是将土地卖给郑赛春的主张是错误的。同时，郑赛春认为，郑赛春受其女儿郑霁芳委托在与土地出卖人联系购买涉案土地时，余新玲等十八人是陆续加入的，即证据卖断宅基地契据中所体现的十八人共同购买涉案土地是明知的，明知购买的土地位置，价格以及购买土地的用途，因此，郑赛春代为余新玲收取的土地款仅仅是一种代收代付行为，是代理行为，不是合同行为。并提供证据一卖断宅基地契据，证明黄春英（系陈杨腾、陈杨杰、陈杨嫒的母亲）将涉案的土地转让给郑赛春女儿郑霁芳（郑赛春受其女儿委托参与其中）、陈朝青、林德文、余清时、何秋妹、郑万水、赵传技、余新玲等十八人；“宅基地”宅基地面积218.347平方米（实际面积254.907平方米）；证据二2013年10月23日黄春英询问笔录，证明陈杨腾、陈杨杰、陈杨媛系黄春英子女；《卖断宅基地契据》上的陈杨腾、陈杨杰、陈杨嫒、黄春英等人姓名为他们本人所签。证据三收条二份，证明陈杨腾、陈杨杰、陈杨嫒收到郑赛春女儿郑霁芳（郑赛春受其女儿委托参与其中）及余新玲等人“土地转让”款1529462元（其中一笔1310080元，一笔219380元），该款项进一步说明将代收款支付给土地出让方。证据四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5号，证明黄春英将涉案的“土地转让”给郑赛春（实际为郑赛春女儿委托）陈朝青、林德文、余清时、何秋妹、郑万水、赵传技、余新玲等十八人；“宅基地”宅基地面积254.907平方米；“土地转让”款1529462元（其中一笔1310080元，一笔219380元），该款1529462元已依法没收。证据五《卖断宅基地契据》，证明(1)陈道容（系张贤盘丈夫、陈章铨的父亲）将涉案的“土地转让”给郑赛春女儿郑霁芳（郑赛春受其女儿委托参与其中）、陈朝青、林德文、余清时、何秋妹、郑万水、赵传技、余新玲等十八人；(2)“宅基地”宅基地面积100.2平方米；证据六2013年10月24日陈道容询问笔录，证明(1)陈道容（系张贤盘丈夫、陈章铨的父亲）；(2)《卖断宅基地契据》上的指纹系陈道容本人所按，证实陈道容是知道将地皮卖给余新玲等十八人；(3)《卖断宅基地契据》上签的时间2008年12月系倒签，目的是为了规避处罚，并非伪造。证据七收条，证明陈道容收到郑赛春女儿及余新玲等人“土地转让”款701400元。证据八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4号，证明(1)陈道容将涉案的“土地转让”给郑赛春女儿郑霁芳（实际为郑赛春女儿委托）、陈朝青、林德文、余清时、何秋妹、郑万水、赵传技、余新玲等十八人；(2)“宅基地”宅基地面积36.56平方米；(3)“土地转让”款701400元，该款已依法没收。证据九《卖断宅基地契据》，证明陈回朝将涉案的“土地转让”给郑赛春女儿郑霁芳（郑赛春受其女儿委托参与其中）陈朝青、林德文、余清时、何秋妹、郑万水、赵传技、余新玲等十八人；“宅基地”宅基地面积109.69平方米；证据十2013年10月23日黄春英询问笔录、证据十一收条，证明土地出让方黄春英收到郑赛春女儿郑霁芳及余新玲等人“土地转让”款224380元。证据十二屏南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郑赛春退还由郑赛春代保管的余新玲等十八人购地款76480元，该款暂由公安机关扣押。证据十三至二十四郑万水等人的收款收据、提取笔录，证明余新玲同郑赛春（受委托）等十八人一同购地的事实。证据二十五郑万水询问笔录倒数第七行中，证明郑万水看过涉案的土地及知道涉案土地没有合法的手续。证据二十六陈景陶（系陈锋父亲）询问笔录，证明陈景陶看过涉案的土地及知道涉案土地没有合法的手续。上列一组证据均证明郑赛春收取余新玲款项仅仅是代收代付的代理行为，是余新玲等十八人共同向黄春英等三人购买土地用于建房的事实，并不存在郑赛春向余新玲等人出让土地的行为，不存在合同关系。余新玲对郑赛春的质证意见认为，对郑赛春所说的是代收代付的代理行为有异议，收款收据中明确写了地皮款，并没有写是代收款。契约与余新玲无关，余新玲对契约不知情，是黄春英三人与郑赛春之间的交易，契约签订时间是2008年，而买卖是在2013年，是郑赛春伪造的，且黄春英也说了契约是郑赛春拿去给她签名的，时间倒签至2008年，没有余新玲的签名，余新玲对此不知情，更可以说明是郑赛春与黄春英三人之间的关系，与余新玲无关，该契据如果是真实的，仅能证明郑赛春与黄春英之间的关系，不能确认黄春英的土地与余新玲有关。黄春英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该份证据不能待证郑赛春主张内容。笔录中也提到“是我跟郑赛春口头商量后，该土地以每平米6000元出让给郑赛春”“该土地立有两张契约，都是郑赛春写好后拿给我签字的，契约现在郑赛春手上”“两张契约的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体意思是将环城路九巷上面的一块土地出让给郑赛春”，证明黄春英也明确土地是出让给郑赛春郑赛春，与余新玲无关。证据收条三性有异议，收款人为陈杨腾、陈杨杰、陈杨嫒收到郑赛春款项，与余新玲无关。证据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5号三性有异议，只能直接证实春英与郑赛春的交易关系，与余新玲无关，且该土地也有可能不是郑赛春承诺给余新玲那块合法的土地。对（2016）闽09民终594号民事裁定书的三性均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郑赛春行为就是代收代付行为，对郑赛春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因郑赛春承诺能够办理用地产权证，并非余新玲随意购买土地，不论郑赛春向谁购买土地，他能够改变为建设用地即可，只需办证即可，郑赛春承诺办证是属于附条件的民事行为。2013年10月25日郑赛春在公安机关做的询问笔录第3页“而且我还预收了这15个人每人一万元作为以后办理土地证、房产证相关手续的费用”可以证明当时郑赛春承诺能办证。证据陈道容契约来源不清楚、制作不清楚，三性均有异议，待证内容有异议，事实上该份契据时间是2008年，是郑赛春蓄意伪造，没有余新玲的签名，该契据如果是真实的，仅能证明郑赛春与陈道容之间的关系，不能确认陈道容的土地与余新玲有关。证据陈道容讯问笔录，证实均是郑赛春与陈道容互相往来，与余新玲无关，商量的价格等余新玲均不知情。证据陈道容收条三性有异议，仅证明陈道容收到郑赛春款项，与余新玲无关。证据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4号三性有异议，只能直接证实陈道容与郑赛春的交易关系，与余新玲无关，且该土地也有可能不是郑赛春承诺给余新玲那块合法的土地。证据陈回潮的契约及附件兑换地坪凭据三性有异议，契约时间为2008年，附件为2013年，原、郑赛春的名字都没有，不能确认陈回潮的土地与余新玲有关，且该土地也有可能不是郑赛春承诺给余新玲的合法的土地。证据陈回潮询问笔录三性有异议，笔录中“当时我是舍不得将地卖掉，郑赛春一直来找我，叫我一定要卖给他，不然他的地就不会连片，无法盖房子，当时郑赛春对我说他向陈道容买的地是5000元一平米，他买我的就6000元一平米”，“他是通过信用社转账给我”，仅能证实陈回潮与郑赛春的交易关系，与余新玲无关，购地款单价不一致，余新玲不知情。证据陈回潮出具的收条三性有异议，仅能证明陈回潮出具一张收条，但不能说明出具给谁，与原、郑赛春均无关。证据屏南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不能证明郑赛春的主张，仅能证明公安认定该款也应由郑赛春退回，而不是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三人退回，如果是余新玲直接向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三人购地，那么款项也应被没收不应被退回，更加证实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三人与郑赛春买卖土地是他们双方的行为，与余新玲无关。证据13-18、21、22收款收据、提取笔录，与余新玲无关，余新玲与其他十八人是互不认识的，不能证明余新玲等十八人一同购买地皮，且购地金额不一致。证据19、20郑万水收款收据、提取笔录，不能证实交付款项时知道十八人是谁，也不是一同去购地的，提取笔录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标准格式形式，不能证明十八人一同购地的事实。证据23、24陈锋的收款收据、提取笔录由于内容看不清楚，不予质证。证据25郑万水询问笔录，虽然里面有说到郑万水有看到环城路九巷的地，不能证明郑万水看到的地就是郑赛春承诺给余新玲的合法的土地。证据26陈景陶笔录不能证明余新玲与黄春英等三人有关系，且当中的购地款为29万元，与余新玲交给郑赛春的款项不一致，不能证明十八人一同购地的事实。本案中余新玲对黄春英等三人具体出让金额、单价不知情，郑赛春所收集的款项金额与郑赛春交付给黄春英等三人的金额不一致，如果是代付行为则款项是对等的，本案中郑赛春收取的款项与其所交付的款项不符，所以不是代付代理行为，是买卖合同行为。本院认为，余新玲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及身份证复印件，郑赛春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能够证明2013年4月25日，郑赛春向余新玲收取地皮款180000元的事实。郑赛春提供的证据卖断宅基地契据，余新玲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经审查契据上没有余新玲等人的签名，结合案外人黄春英的讯问笔录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郑赛春的询问笔录，可证明涉案土地转让是郑赛春与案外人黄春英等人联系的，该契据系郑赛春写好后拿给案外人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签名，在签订契据时不能确定余新玲在场，契据时间倒签为2008年，契据上土地转让价也比实际转让价低许多，因此该契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系黄春英等人直接转让给余新玲等十八人；证据收条二份，证明陈杨腾、陈杨杰、陈杨嫒（系案外人黄春英之子女）收到郑赛春土地转让价款1529462元（其中一笔1310080元，一笔219380元）的事实；证据刑事判决书（2014）屏刑初字第15号、（2014）屏刑初字第14号，证明了案外人黄春英、陈道容将涉案的土地转让给郑赛春等人用于建房系非法转让农村集体土地，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郑赛春人黄春英所退违法所得人民币1529462元、郑赛春人陈道容所退违法所得人民币701400元被依法没收；证据屏南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可证明郑赛春应退还的购地款76480元已被屏南县公安局暂扣。证据郑万水等人的收款收据、提取笔录，证明余新玲等十八人向郑赛春交纳地皮款且该收款收据被公安机关提取的事实。证据郑万水询问笔录证明郑万水跟随郑赛春一同去看过涉案的土地及明知涉案土地未取得合法的手续的事实。证据陈景陶（系陈锋父亲）询问笔录，证明陈景陶跟郑赛春一同去看过涉案的土地及明知涉案土地未取得合法的土地审批手续。证据郑万水、陈景陶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郑赛春在与案外人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商议购地时，余新玲对购地目的、用途、价格、土地权属等相关信息是明知的。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郑赛春的询问笔录可证实，涉案土地系郑赛春与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商议购买，郑赛春共计支付土地转让款2455242元。郑赛春邀请余新玲等十八人一起投资建房，计划建六层，每层三套，郑赛春与张贤准（郑赛春系其堂妹夫）共留了三套给自己，郑赛春将土地转让给余新玲等人的价格系郑赛春决定，即余新玲等十三人每人收取地价款170000元，案外人陈锋、钟书挺两人每人收取地价款135000元，共计收取价款2480000元，另每人需交纳10000元办理土地证的费用，总计收入2630000元。郑赛春在笔录中确认，收到余新玲等十五人交来的钱款后，扣除购买地坪的成本及开支，其赚了44758元，且不用花钱还能得到二套不用出地价款的房屋用地权，张贤准不用花钱就能分到一套不用出地价款的房屋用地权。上列一组证据能够证明郑赛春通过向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购买土地，并邀约余新玲等人一同建房的行为属于买卖合同性质，郑赛春通过该买卖行为获取利益的事实客观存在，且郑赛春不仅获取了出卖土地的赢利，而且通过该买卖行为还将获得不用交纳土地出让价款而得到套房建设用地的利益，因此，余新玲与郑赛春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可以确认。郑赛春主张该行为系代收代付的委托代理行为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双方之间的行为效力如何确定？双方在该行为中的责任如何确定？。余新玲认为，余新玲交付款项的行为应当确认为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代收代付的代理行为，应当认定合同关系有效，郑赛春在带余新玲去实地查看时有口头承诺说土地有合法使用权证，郑赛春隐瞒土地真实情况，欺骗余新玲以至余新玲付款，但未能取得合法土地使用权，郑赛春应当返还余新玲的土地款145000元，余新玲没有过错，郑赛春应负全部责任。提交证据与第一个争议焦点提交的证据一致，郑赛春认为，按照惯例及民间交易习惯，本案中如果是郑赛春将土地出卖给余新玲，肯定需要订立土地买卖契约，但原、郑赛春之间没有订立契约，仅有一张收款收据，并且郑赛春已经将郑赛春之女与案外人黄春英、陈道容等签订的卖断宅基地契据复印交每一个参与者，余新玲对郑赛春收取地皮款向案外人共同购买土地用于建房的目的是明确的，对涉案土地未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也是明知的，并非郑赛春拥有涉案土地。因此，双方仅仅是一种代收代付的委托代理行为，余新玲主张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况且因涉及土地买卖，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余新玲、郑赛春间的合同关系也是无效的，余新玲、郑赛春对涉案买卖行为均负有相同的过错责任。本院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土地的国家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土地。本案中，涉案土地系土地所有权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农业用地，该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javascript:SLC(41762,0)?)》的有关规定进行流转，但流转后，其用途仍然为农业用途。案外人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在没有办理规划、用地等审批手续，没有依法将该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情况下，将该土地转让给郑赛春，郑赛春邀约余新玲等人一同购买涉案地建房，郑赛春通过该买卖行为获取利益的事实客观存在，余新玲与郑赛春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双方依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本案双方之间土地买卖合同而言，虽然郑赛春是以2230862元的对价向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购买涉案土地使用权，然后再将涉案土地卖给余新玲等人建房，但由于涉案的土地为农业用地，尚未转变为建设用地，作为土地转让方，陈道容、黄春英、陈回潮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均已承担了刑事责任，且收取的土地转让价款2230862元已经被作为非法收入追缴，郑赛春的行为虽未构成犯罪，但也受到行政处罚，被处没收违法所得320333元人民币；并处以违法所得30%的罚款计人民币96100元。在涉案土地转让中，郑赛春收取余新玲等人土地价款共计2630000元。因此，涉案合同中郑赛春、余新玲等人实际上并没有取得该块地的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和其他财产。但余新玲等人所交的“地皮款”可以认定为余新玲等人所受的损失，应当按照双方过错大小来划分责任。对于导致涉案买卖合同无效，郑赛春将农业用地卖给余新玲等人用于建房，应承担过错责任。余新玲在将地皮款交付郑赛春之前，未对涉案的土地类型以及是否能够转让用于建房进行严格审查，轻信郑赛春的承诺，怠于行使审查义务，抱着侥幸的心理，放任交易风险，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javascript:SLC(54997,0)?)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土地实际使用人只有在办理了出让或划拨等供用地手续后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人，郑赛春向案外人黄春英、陈道容、陈回潮购买土地后，再向余新玲等人转让该土地，以获取差额收入，余新玲向郑赛春购买土地过程中土地价格等均为郑赛春自行确定，并存在获利事实，可以确认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郑赛春收取地皮款的行为是买卖合同行为。郑赛春与余新玲等人达成的买卖合同因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对造成该合同无效，郑赛春应当承担相应过错责任。余新玲在将地皮款交付郑赛春之前，未对涉案的土地类型以及是否能够转让用于建房进行严格审查，轻信郑赛春的承诺，怠于行使审查义务，抱着侥幸的心理，放任交易风险，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结合本案实际，原、郑赛春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即酌情确定余新玲因购买土地造成的损失180000元由郑赛春承担50%即90000元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余新玲自己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郑赛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余新玲因涉案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90000元。二、驳回余新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郑赛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62元，由余新玲负担2181元，郑赛春负担21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益民审 判 员  周少丹人民陪审员  林小丹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叶常凤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附：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