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民终910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汝斌，男，198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东营市德茂商贸有限公司经理，住山东省东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德镇，山东恒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平度，山东恒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昔阳，男，197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利，山东众成仁和（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东营上器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淮河路**号。法定代表人：袁峰胜，经理。上诉人马汝斌因与被上诉人崔昔阳、原审被告东营上器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器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东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汝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德镇、商平度，被上诉人崔昔阳的委托代理人王学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上器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汝斌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东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改判马汝斌与上器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并继续履行合同，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器公司与崔昔阳签订的涉案房产租赁合同合法错误。被上诉人与上器公司虽签了形式上的《房产租赁合同》实为借款担保，目的是为了担保借款债务的履行。被上诉人只是替他人代签合同，并非适格主体，上器公司已与上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并已交付上诉人使用。二、一审判决认定上器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房产租赁关系错误。计相龙系上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予以认可，计相龙能够代表上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计相龙代表上器公司与上诉人于2012年7月1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且双方均已履行，早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并且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能够证实已交纳了租金。崔昔阳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继续履行答辩人与上器公司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正确。计相龙向答辩人方借款1000万元归还银行贷款，借款到期，计相龙无力偿还借款，与答辩人签订了《房产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甲方就由计相龙签字并加盖了上器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以上事实说明答辩人与上器公司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一审判决上诉人与上器公司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正确。上诉人与上器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没有公安部门的备案公章（即公章是假的），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计相龙尽管是上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他不是法定代表人，对外不能代表上器公司。上诉人在与东营万隆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的劳动仲裁案件中，还是该公司职工，不可能再租赁万隆公司旗下的厂房从事经营，上诉人主张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占有厂房和办公用房的观点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的租赁范围扣除“龙为机电”“瑞澳德”“马某”部分是错误的。原审被告上器公司未作陈述。崔昔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器公司与崔昔阳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马汝斌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上器公司与崔昔阳之间的房产租赁合同无效，上器公司继续履行与马汝斌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本案诉讼费用由上器公司、崔昔阳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0日，原告崔昔阳与计相龙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计相龙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间自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9日。东营万隆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被告上器公司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12月10日崔昔阳分两笔向计相龙银行账户转款合计940万元。原告崔昔阳与被告上器公司签订房产租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将自有的厂房、办公楼出租给原告，房产位于淮河路北、湖州路东，土地使用面积53152㎡，土地证号：东（开）国用（2010）第0**号，办公用房一幢，房产证号：东房权证东营区字第××号，厂房、车间三幢，房产证号：东房权证东营区字第××、10××59、088267号。租赁期自2012年12月1日至2032年12月1日共20年，租金20年合计1000万元。合同加盖了被告上器公司的公章，并有计相龙的签名。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是2012年12月10日。原告崔昔阳主张因上述借款未能偿还，被告上器公司根据转款记录于2013年3月与原告补签了上述房产租赁合同，借款合同原件由计相龙收回。第三人马汝斌提交厂房租赁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一份，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2年7月1日，出租方为上器公司，承租方为马汝斌，租赁物为湖州路以东淮河路以北的办公楼房和车间及生产设备，租赁面积3万㎡，租赁期自2012年7月1日至2032年6月30日共20年，租金500万元，定金12万元于2012年7月4日交付，租赁费以计相龙收到为准，上器公司不得持有异议。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有东营上器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胜峰。现委托计相龙由2012年7月1日起全权代表我公司收取马汝斌2012年7月1日至2032年6月30日租赁办公区厂房场地设备的租赁费（注：款打入计相龙账户为准），我公司前述授权内所有行为及所生后果，我公司均予认可，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责任均由我公司承担，与贵处无关。本授权有效期至合同履行完毕始终有效。”上述厂房租赁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盖有编号尾数为2121、名称为东营上器电力有限公司的印章，厂房租赁合同另有计相龙的签名手印。第三人马汝斌还提交了出具日期为2012年7月4日，盖有上器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二份，一份载明租赁厂房定金12万元，一份载明租赁厂房租金180万元。第三人马汝斌提供转款凭证，称上述两份收据款项加另外的租金共501万元，系通过其弟弟本案证人马某的账户转至计相龙的账户，并提供盖有上器公司、万隆公司印章载明日期为2013年7月10日的证明，主张被告上器公司收到上述500万元租金。第三人马汝斌另外提交了客户名称为上器公司的水电费发票，主张被告上器公司已将租赁物交付其使用，由其交纳水电费用。原告崔昔阳于2014年5月26日、6月20日申请对第三人马汝斌提交的上述厂房租赁合同第一页手写字体的形成时间及收据中字迹和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于2014年8月4日撤回上述鉴定申请，并申请对上述厂房租赁合同中上器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2014年9月22日，第三人马汝斌认可其提交的上述厂房租赁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中被告上器公司的印章并非被告的备案印章。2014年10月16日，原告崔昔阳申请撤回对上器公司公章真伪的鉴定申请。另查明，2011年9月23日，被告上器公司与瑞澳德公司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厂房位于东营经济开发区湖州路东、淮河路北，厂房六跨，面积2835㎡，办公室3间80.73㎡，宿舍2间51.48㎡，厂房类型为钢结构，用钢丝网间隔，租赁期间自2011年9月23日至2016年9月22日共五年，租金每年17.8万元。2013年4月15日，被告上器公司与东营市龙为机电设备公司(以下简称龙为公司)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物位于开发区淮河路69号1幢，房权证东营区字第××号，厂房类型为钢结构，具体为厂房北边两跨，面积4578㎡，办公楼60㎡办公室一间，并赠送60㎡办公室一间，租赁期间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14日共五年，租金42万元，半年一付。证人马某与被告上器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上器公司出租给马某的办公区厂房场地坐落在东营区淮河路69号，租赁期限自2013年5月8日至2033年5月7日共20年。于2013年5月10日支付定金50万元，付前六年即2013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7日租金400万元，以后另行商议。该合同上盖有上器公司合同专用章。2013年5月8日，上器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兹有东营上器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胜峰。现委托计相龙由2013年5月10日起全权代表我公司收取马某租赁办公区厂房场地租赁费（注：款打入计相龙账户为准），我公司前述授权内所有行为及所生后果，我公司均予认可，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责任均由我公司承担，与贵处无关。本授权有效期至合同履行完毕始终有效。”该日，马某与东营市迎春仓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买卖协议一份，载明：“迎春公司自愿将其生产的所有粮仓配套配件一宗一次性打包处理给马某，货物大约300吨左右，价值100万元，用于抵顶所借马某的借款，此据为货款两清。”2013年7月12日，计相龙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马某承租东营上器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租金肆佰万元整，有效期为陆年，即2013年5月8日起至2019年5月7日止。注明：仅限迎春公司占用地。”再查明，有关被告上器公司涉案土地及房产情况如下：土地面积为53152.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开）国用（2010）第077号，已被多次查封，首次查封时间为2013年8月28日；厂房有4幢，1幢为厂房、车间，面积6867.3平方米，房产证号为东房权证东营区字第××号，2幢为厂房、车间，面积9182.48平方米，房产证号为东房权证东营区字第××号，3幢为办公用房，面积4022.86平方米，房产证号为东房权证东营区字第××号，4幢为厂房、车间，面积9078.3平方米，房产证号为东房权证东营区字第××号。上述厂房也已被多次抵押、查封，其中1幢、2幢首次抵押时间为2013年1月8日，3幢、4幢首次抵押时间为2013年3月11日，1幢、2幢、3幢、4幢首次查封时间均为2013年8月28日。经第三人马汝斌申请，一审法院在原告崔昔阳、第三人马汝斌均在场的情况下至被告上器公司的涉案厂房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制作了上述1至4幢厂房、办公用房的平面示意图及3幢办公用房一至四层的示意图。原告崔昔阳主张其承租的租赁物为上述示意图中全部厂房及场地，图中标注的“崔昔阳”部分系原告崔昔阳主张其已占有使用部分。图中标注的“马汝斌”、“马某”部分系第三人马汝斌主张的其和马某承租并占有使用部分，“龙为机电”、“瑞澳德”部分系马汝斌主张的龙为公司、瑞澳德公司占有使用部分。原告、第三人互不认可对方主张的占有使用部分，但均认可瑞澳德公司、龙为公司分别在各自租赁的上述厂房内生产经营，原告也不认可第三人马汝斌主张的马某占有使用部分。关于第三人马汝斌提交的印章更换证明、新型防伪网络印章刻制证明、加盖有上器公司公章的起重机械验收检验注册登记资料卡复印件、万隆公司外欠款登记明细、记账凭证、东营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收据、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等证据的来源，第三人称印章更换证明是在万隆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里找到的，证人马某曾任万隆公司的副总经理，被告上器公司的工作人员帮其找到的；起重机械验收检验注册登记资料卡复印件是其在计相龙办公室找到的，计相龙办公室的门没锁，什么人都能进去；万隆公司外欠款登记明细、记账凭证、东营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收据、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等是证人马某向其提供的，马某曾任万隆公司的副总经理，万隆公司的财务账目都在万隆公司的财务室里，财务室的钥匙由门卫拿着，是马某到门卫那里拿了钥匙去拿的账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原告崔昔阳与被告上器公司之间的房产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应否继续履行。2、第三人马汝斌与被告上器公司是否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其之间的租赁合同应否继续履行。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崔昔阳与被告上器公司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第三人马汝斌虽对合同签署时间有异议，但并未对合同中上器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不能证明签订该房产租赁合同不是被告上器公司的真实意思，第三人马汝斌主张原告崔昔阳与被告上器公司之间的房产租赁合同系无效的、虚假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崔昔阳与被告上器公司于该房产租赁合同实际签订之日成立了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原告崔昔阳依据该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负有向被告上器公司支付租金的债务。原告崔昔阳提交的2012年12月10日借款合同、借条复印件与农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崔昔阳向计相龙出借涉案款项，并由万隆公司、被告上器公司等提供担保的事实，第三人马汝斌也认可原告曾就上述债权在万隆公司登记债权，其虽主张万隆公司已偿还原告720万元，但原告不予认可，在第三人未能进一步证明付高维红的款项与崔昔阳有关的情况下，能够认定原告崔昔阳对计相龙、万隆公司及被告上器公司等享有上述债权。鉴于被告上器公司未到庭对原告崔昔阳主张的借款转为租金的事实进行抗辩，能够认定借款转为租金，原告已交付了租金。即使被告上器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借款转为租金的事实持有异议，在原告崔昔阳与被告上器公司互负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崔昔阳可以将自己交付租金的债务与被告上器公司偿还借款的债务相抵销，原告崔昔阳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以借款抵顶了租金，本案诉状、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也已向被告上器公司公告送达，至公告期限届满即可发生借款抵顶租金的效力，故也能够认定原告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被告上器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其合同义务，向原告交付租赁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三）合同成立在先的。”根据一审法院现场勘验的情况，原告对龙为公司、瑞澳德公司已占有使用部分无异议，且龙为公司、瑞澳德公司与被告上器公司签有租赁合同，故原告与被告上器公司之间的房产租赁合同继续履行的租赁物范围应当扣除龙为公司、瑞澳德公司已经占有使用的部分。原告虽对一审法院现场勘验时第三人指示的证人马某占有使用部分有异议，但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其从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3）东商初字第1045号民事卷宗中复印的马某与被告上器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以证明马某与上器公司存在租赁关系，该复印件与证人马某出庭作证时向一审法院出示的其与上器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原件一致，一审法院对现场勘验时第三人认可的马某占有使用部分予以确认。故原告与被告上器公司之间的房产租赁合同继续履行的租赁物范围亦应当扣除马某已经占有使用的部分。对于原告未获履行的部分，原告可另行向被告上器公司主张相应责任。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第三人马汝斌与被告上器公司是否成立租赁关系的问题。第三人提交的其与上器公司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上所加盖的被告上器公司公章并非该公司备案公章，第三人马汝斌称计相龙系上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对计相龙并非被告上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明知的，故计相龙以上器公司的名义使用上器公司非备案公章与第三人马汝斌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人马汝斌与被告上器公司之间不能成立其所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第三人主张其与被告上器公司于2012年7月1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但在此之前，瑞澳德公司已与上器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了部分租赁物，第三人马汝斌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并未约定明确的租赁范围亦不符合常理。对于第三人马汝斌是否交纳租金的问题。证人马某出庭作证时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其与被告上器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并称计相龙也曾向其借款，但未提交相关转款凭证。鉴于马某与计相龙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第三人马汝斌提交的通过马某账号向计相龙账号转款的证据不能证明系第三人马汝斌交纳的租金。且证人马某与第三人系同胞兄弟关系，证人证言缺乏有效证据印证，不能证明马某账户的转款系第三人交纳的租金。对于第三人马汝斌是否合法占有了涉案厂房的问题。第三人马汝斌提交的水电费发票载明交款单位是上器公司，且水电费发票均有计相龙的签字，不能证明水电费是由第三人马汝斌交纳。第三人马汝斌关于其提交的上器公司起重机械验收检验注册登记资料卡及万隆公司外欠款登记明细、记账凭证等证据来源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第三人马汝斌或其弟弟马某能够控制涉案厂房包括万隆公司财务室的钥匙，故即使马汝斌占有涉案厂房，也不能认定是基于与上器公司的租赁关系的占有。综合以上三点，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马汝斌与被告上器公司并不存在第三人所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第三人关于其与被告上器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上器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综上，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东营上器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其与原告崔昔阳签订的涉案房产租赁合同。（租赁范围不包括法院制作的厂房、办公用房平面示意图及办公用房一至四层示意图中标注“龙为机电”“瑞澳德”“马某”部分）；二、驳回原告崔昔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马汝斌的诉讼请求。原告崔昔阳交纳的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原告崔昔阳负担40000元，由被告东营上器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负担41800元；第三人马汝斌交纳的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第三人马汝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马汝斌为证实其观点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一审案件审理的公告。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向上器公司送达的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内容，没有将民间借贷、担保关系进行送达。从而证明一审法院在房屋租赁案件中同时审理了计相龙的民间借贷案件以及上器公司的借贷担保案件，属于程序严重违法。证据2、从全国企业信用登记系统下载的上器公司以万隆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证明目的：万隆公司在上器公司股权比例为55%，计相龙在万隆公司的股权比例是95%，该证据证明计相龙是上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崔昔阳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不能证明一审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在一审立案时崔昔阳也是按照房屋租赁合同进行的立案，崔昔阳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是来用于印证崔昔阳履行支付租金义务的证据，因此，马汝斌主张一审程序既审理了租赁合同又审理了借贷合同的观点不正确。证据2、认为是属实的，计相龙同时还是东营市迎春仓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是三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三个公司的办公地点及人员都是相同的。本院认为，双方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案外人计相龙在万隆公司持股95%，万隆公司在上器公司持股比例为55%，上器公司与万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被上诉人崔昔阳为证实其观点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东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东劳人仲调字[2013]第310号调解书，证明马汝斌与万隆公司在2013年9月之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主张的与计相龙控制的上器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不属实。上诉人马汝斌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马汝斌与万隆公司在2013年进行劳动争议仲裁时存在劳动关系，与本案诉争的租赁合同纠纷无任何关联性。证据2、被上诉人崔昔阳与龙为公司签订的协议一份，证明2015年5月26日，龙为公司将其租赁上器公司的厂房交接给崔昔阳。上诉人马汝斌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考证，对于证明目的也不认可。该协议约定的厂房范围不在本案诉争范围内。如该协议真实，那么龙为公司应向一审被告上器公司交还租赁房屋，向崔昔阳交付厂房无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上诉人马汝斌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该协议约定的厂房范围不在本案诉争范围内。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实马汝斌曾与万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证据2马汝斌认为不属于本案争议房屋，也未提交相反证据，可以认定龙为公司同意将其租赁上器公司的厂房交接给崔昔阳。对上述证据证明目的将予以综合分析。经二审审理查明，案外人计相龙在万隆公司持股95%，万隆公司在上器公司持股比例为55%，上器公司与万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1、崔昔阳与上器公司之间的房产租赁合同是否有效，能否继续履行；2、马汝斌与上器公司是否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能否继续履行。关于焦点一，关于被上诉人崔昔阳与上器公司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上诉人马汝斌对于合同中公章及计相龙签名的真实性并未提出上诉，应视为予以认可，崔昔阳与上器公司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崔昔阳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电子回单，能够证实其向合同约定汇款账户汇入940万元的事实。崔昔阳称该笔汇款原为上器公司实际控制人计相龙的借款，因计相龙到期后无法偿还，经各方重新协商，与上器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上述汇款即为支付的租金。上诉人马汝斌认可计相龙曾向崔昔阳借款，但主张崔昔阳与上器公司虽签了形式上的《房产租赁合同》实为借款担保，目的是为了担保借款债务的履行。本院认为，以租赁合同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在借款人计相龙不能偿还借款，到期债务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崔昔阳主张履行租赁合同，符合各方订立合同的意图，也未加重上器公司的责任。崔昔阳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内，向合同指定账户汇入940万元可以认定租金，上器公司未到庭诉讼，对崔昔阳主张上器公司940万元认可为全部租金的事实未提出抗辩，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崔昔阳已经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上器公司已向崔昔阳交付了部分办公房屋，龙为公司同意将其租赁到期的厂房交付给崔昔阳，崔昔阳与上器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可以继续履行。关于焦点二，马汝斌明知上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计相龙，计相龙以上器公司的名义，使用上器公司非备案公章与马汝斌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不能构成表见代理，马汝斌与上器公司之间不能成立其所主张的租赁合同关系。马汝斌提交的通过马某的账号向计相龙账号汇款的银行凭证，主张已向上器公司交纳租金501万元，超出合同约定的金额，与常理不符。马某与计相龙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且马某与马汝斌系同胞兄弟关系，其证人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实马某账号向计相龙账号的转款系马汝斌交纳的租金。关于马汝斌是否合法占有了涉案厂房的问题。马汝斌提交的水电费发票载明交款单位是上器公司，并且水电费发票均是计相龙的签字，不能证实水电费是由马汝斌交纳。本院认为，根据马汝斌对提交的上器公司起重机械验收检验注册登记资料卡及万隆公司外欠款登记明细、记账凭证等证据来源的陈述，虽然能够反映马汝斌或马某控制涉案厂房，结合上器公司与万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马汝斌并非基于与上器公司的租赁关系占有涉案厂房并无不当。因此，马汝斌与上器公司并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马汝斌关于其与上器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马汝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马汝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彩林代理审判员  李守军代理审判员  曹 毅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史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