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722民初3843号原告：刘小青，女，1971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东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江苏恒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传友，男，1969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东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龙、李颖，江苏华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尹春霞，女，1974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东海县。原告刘小青与被告李传友、第三人尹春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被告李传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龙、李颖到庭参加诉讼。2016年6月24日，原告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尹春霞参加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被告李传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龙、李颖、第三人尹春霞到庭参加诉讼。由于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被告李传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龙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尹春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小青向本院提出诉求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大豆款136281.60元；2、案件受理费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5日，被告购买原告大豆504包重40.32吨，共计货款136281.60元。原告将大豆送到被告处，被告收货后以暂时无钱为由拖欠货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拖欠不付。为此，特诉至，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求。被告李传友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拖欠货款之说。原告没能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大豆是尹春霞向被告提供的，被告和尹春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合意及实际履行的证据。3，被告之所以没有支付货款给尹春霞，是因为被告已经向尹春霞支付了18万余元的预付款，一直没有向被告发大豆，被告不需要继续向尹春霞付款。4，原告与尹春霞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形。东海县公安局已经对尹春霞合同诈骗案予以立案，该刑事案件其中一项内容就涉及本案尹春霞与刘小青共同诈骗被告的具体情况。根据本案具体情况，请求查明本案情况后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求。第三人尹春霞述称，对原告的诉求没有意见，原告刘小青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证人韩国强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在2015年4月原告找其帮助到石榴镇浦西的一个叫建设的家里卸黄豆504包，卸黄豆的费用400元由建设支付。2，证人孙某的调查笔录，证明观点同上。3，证人岳某的调查笔录，证明刘小青向其出售的大豆的价格是每斤1.69元，原告以同样的价格向李建设销售过大豆。4，青岛市增值税发票两张，证明刘小青从青岛购买大豆40.32吨，并将该大豆销售给被告。原告刘小青在第二次庭审补充两份新证据：5、江苏东海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回单1份，证明2015年4月4日，刘小青在该行取款11万元，用于购买涉案大豆；6、雇工契约1份，证明从2015年4月1日原告雇佣第三人作为帮工进行大豆销售。对原告刘小青提供的证据，被告李传友的质证意见为:1，对三份谈话笔录，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应该以证人出庭作证为准。该书面材料无法核实是否为证人本人签名及表述内容。2，三位证人均与原告有亲戚关系，其中的孙某，是尹春霞的外甥，岳某是尹春霞的表哥。3，该三份笔录关于是为刘小青卸黄豆与实际不符，同时岳某的笔录也不能证明涉案黄豆的价格，因为被告从未与岳某或刘小青商谈过黄豆的价格。4，这两张发票不能反映与涉案的大豆有直接联系，存在原告与尹春霞串通伪造证据的可能，因为该票是发货后后补的票据，同时被告以根据票据记载的电话号码与出票单位电话联系该单位否认曾经为刘小青开过该票据，被告还将该票据拍成照片发送给电话为151××××7788的吕经理核实，该公司没有查到向刘小青开票的记录。5,对信用社的取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实该11万元是用于购买涉案大豆，因为：1、该观点与交易习惯不符，没有必要携带现金去青岛支付，不方便不安全；2、如果是现金结算应当在当天开具发票，但在上次庭审中原告明确陈述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是后补的；3、原告并没有举证证实当时是由谁去青岛付款并提货，而被告和第三人的录音则证实仅有司机去拉货。6,关于雇工契约，系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根据上次庭审情况，后补充的证据，理由从尹春霞与被告口头联系业务时起，一直到最后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以刘小青的名义卖大豆，谈生意，这份契约从石榴派出所到本案的庭审原告从未出示，该证据至关重要，如果是真实的不应该到现在才出示。对原告刘小青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尹春霞的质证意见为：证据属实，没有异议。被告李传友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与尹春霞的通话录音三份，证明原告所诉的40.32吨大豆是被告向尹春霞购买的，被告与尹春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2，被告与尹春霞侄子周军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被告所购买的大豆是尹春霞的。3，尹春霞出具的收条三张及借条一张，证明尹春霞欠被告130660元的大豆及5万元借款。4，被告与尹春霞对话的视频一份，证明原告与尹春霞恶意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5，被告与青岛成花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吕鹏经理的通话录音4份，证明该公司否认曾经向原告出具增值税发票，该发票是虚假的。6，受案回执一份，证明东海县公安局已经对尹春霞合同诈骗立案，该案件涉及原告与尹春霞恶意串通的事实。被告李传友在第二、三次庭审补充两份新证据：7，被告和吴胜泉的通话录音，证明在2015年4月10日，尹春霞和吴胜泉还做了一笔买卖大豆的生意，并且双方协商好，同意让吴胜泉顶账，尹春霞要求吴胜泉不要将该车大豆抵账的事情告诉别人，否则她的生意就没法继续做了，证明原告今天出示的关于2015年4月1日起尹春霞作为原告的雇工是虚假的。她一直在独立做生意。8，2016年11月11日，江苏华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传龙、李颖，接受东海法院的委托，对青岛成花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的经理吕鹏做了调查，证明青岛成花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没有和涉案的原告做过生意，也没有向她出具过发票，同时，该公司经理吕鹏也电话核实了原告庭审中所称的田玉兰，田玉兰也表示没有卖过大豆给原告。这张发票并不是成花公司向原告出具的，也不是田玉兰为其开的发票，不能证实原告是该批大豆的所有人。对被告李传友提供的证据，原告刘小青的质证意见为：1，该录音3月28日和4月4日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月5日的能够证明，李传友收到了40.32吨的大豆共504包，价格与岳某的价格是一样的，1.69元每斤，但是该批大豆并非尹春霞所有，而是原告的。被告如果想证明该大豆是尹春霞所有，应当向法庭出示尹春霞从何处购买该大豆的相关的证据，否则该证据只能证明李传友与尹春霞洽谈购买大豆这意向，尹春霞介绍原告刘小青，原告将40.32吨的大豆出售给被告。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是周军与被告谈及尹春霞账务上的一些琐事，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3，收条只能证明被告与尹春霞之间存在账务关系，而且其中一份收条8万元没有日期，22720元的收条日期是涂改的，被告以此证明其向尹春霞订购黄豆证据不足。对借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仅证明被告与尹春霞之间的债务关系。4，该证据可以证明尹春霞不承认出卖黄豆给被告，而是她介绍原告将黄豆出卖给被告，被告想以此黄豆冲抵尹春霞的欠款，尹春霞不予认可。尹春霞说的很清楚的，这批黄豆是刘莉（刘小青）的，她没有黄豆，所以账被告应该与刘小青结算。5，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吕经理说的很清楚，经常卖黄豆，有些客户是不认识的，而且时间长了是否开过发票也记不清了。被告以此否认原告所举的增值税发票的三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能仅凭该笔录否定发票的真实性。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尹春霞是否涉及合同诈骗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尹春霞是否与吴胜泉在2015年4月10日发生过业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尹春霞即使作为原告的雇工，在业余时间做大豆生意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及雇工契约，不能因此证明尹春霞和原告之间的雇工契约系虚假。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观点。被告认为该契约是一份与本案有重要关系的书证，如果认为是原告与尹春霞恶意串通后补的，完全可以申请鉴定，以证明该证据的效力。8，该证据来源不合法，在上次庭审中，被告方曾申请贵院调取成花公司相关的证据，贵院以该证据与判决没有重大利害关系为由，不同意调取。庭后又向被告开出了调查令，令被告自己前青岛调取该证据，做为证人证言，被调查人吕鹏应该到庭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证，以及法院的询问，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吕鹏认为本案原告没有在此公司购买大豆，否认两张发票系该公司所出具，以及田玉兰没有将黄豆卖给原告，都与事实不符。原告方向法庭出具的青岛增值税发票2张，是由地税部门出具的正式发票，并不能因为是否存在的这个人吕鹏书面或口头上否认，就否认这两张发票存在的真实性。我们认为这份证据来源不合法，证人必须到庭参加质证，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被告李传友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尹春霞的质证意见为：1、真实，别人打电话询价我都会说的；2、我不知道；3、真实，与本案无关；4、他们确实去我家吵架的，具体的我记不清了；5、我不清楚，发票是孙德刚开具的；6、真实；7、和本案无关。本院对原告刘小青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1、对证据1、2、3，该三份调查笔录在证据形式上为证人证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因案外人韩国强、未能到庭作证，该份承诺书的形式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故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对证据4，因该发票的开票时间为2015年4月13日，是该涉案大豆发生纠纷后补的发票，故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3、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刘小青与被告李传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4、对证据6，由于被告对该证据存在异议，又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该证据与原告第一次庭审的陈述相互矛盾，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对被告李传友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1、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李传友和第三人尹春霞之间对买卖大豆形成合意，并对涉案大豆的价格、数量、送货地点进行了约定。2、对证据2，该证据为证人证言，因案外人周军未到庭作证，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3、对证据3，对三张收条的三性予以确认，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不能证明与涉案大豆有关，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4、对证据4的三性予以认可；5、对证据5、8，在证据形式上为证人证言，因案外人吕朋未能到庭作证，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故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6、对证据6，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7、对证据7，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尹春霞存在独立做买卖大豆生意的事实。根据上述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第三人尹春霞长期在大豆市场租赁的门市卖黄豆。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第三人尹春霞向被告李传友出具收条三份，载明第三人尹春霞收取被告李传友的现金共计130660元，并注明“订大豆2.18元/斤”、“订大豆2.1元/斤”、“大豆2.1元/斤”。2015年4月4日，被告李传友与第三人尹春霞电话联系买卖大豆，并约定大豆品种为“能卖豆制品，能筛选滚下来”、大豆价格“六毛九”、送货方式为“对车卸”。2015年4月5日，被告李传友与第三人尹春霞电话联系，确定了大豆的交货时间为“八点半左右到”、数量为“这一车四十吨三二”、交货地点为“浦西桥”。同日，原告刘小青将40.32吨大豆送至被告李传友处，原告刘小青要求被告李传友交付大豆款，因被告李传友认为该车大豆是第三人尹春霞所有，且其一直是与第三人尹春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拒绝向原告刘小青付款，引起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刘小青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被告李传友支付货款，应当对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刘小青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原告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涉案大豆系其所有，原告对该批大豆的来源在第一次开庭时陈述为直接向青岛公司购买，在其后的开庭中又陈述为向案外人田玉兰购买，前后陈述相互矛盾；所开的增值税发票日期为2015年4月13日，该批大豆交付日期为2015年4月5日，故增值税发票亦不能证明该批大豆系原告所有。其次，被告李传友对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予以否定，原告应当就双方存在买卖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现原告提供的调查笔录、银行客户回单、雇工契约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大豆的合意，且被告向本院提供的通话录音、收条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李传友与第三人尹春霞之间对买卖大豆的价格、数量、送货时间、地点等达成一致意见，且在此过程中，被告与第三人均未提到原告刘小青，可以认定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原告认为其与第三人尹春霞系雇佣关系，虽然其提供了雇佣合同予以证明，但是从2015年4月5日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至第一次开庭，原告均未提及第三人系其雇工，且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表明原告和第三人均为销售黄豆的，是独立的销售主体，双方不是合伙关系，仅是第三人对原告业务上的帮助；原告也在随后的开庭时明确表示，第三人即使作为原告的雇工，在业余时间做大豆生意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及雇工契约；第三人尹春霞表明其和被告联系的过程中明确向被告表示该大豆系原告所有，但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也未提及原告刘小青，故对于原告认为涉案大豆系第三人尹春霞作为帮工为其销售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刘小青要求被告李传友支付大豆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小青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6元，由原告刘小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026元。连云港中院开户行：连云港市农行苍梧支行，帐号：44×××94，也可到农行东海县营业厅交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蔺玉林代理审判员  孙 方代理审判员  陈海珊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赵梦青附件：法律条文及上诉须知附录一、法律条文（一）《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二十四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书、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二、上诉须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现将有关上诉事项告知如下：当事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方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上诉及相关权利、义务。上诉人上诉时未交纳上诉费的，应自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同时将缴款凭证提交法院。逾期未交纳或者未将交纳凭证提交本院的，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上诉须知与《催交上诉费通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