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83民初12757号原告：张晖，男，1986年4月30日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被告：黄坚，男，1988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被告：上海原力健体育健身有限公司昆山花桥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绿地大道261弄3号1-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559310990P。负责人：陈淑丹，该公司经营者。委托代理人：赵少林，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晖与被告黄坚、上海原力健体育健身有限公司昆山花桥分公司（以下简称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王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晖、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少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晖、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负责人陈淑丹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少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黄坚签订的两份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无效；2.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已付的预付款44880元；3.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44880元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6%，从2014年11月15日暂计至2016年6月30日为4375元，实际计算至完全履行判决之日；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审理过程中撤回对被告王振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12日晚八点左右，原告下班后为了健身并有健身会所里的私人教练指导，在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健身会所一楼，向业务员咨询，业务员表示要先办理会员再推荐私教，具体的聘请私教费用由原告与私教谈。随即，原告与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签订《原力健健身俱乐部会籍协议书》，约定原力健花桥分公司为原告提供一年期的健身服务，服务期限自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11月13日，费用为1258元。会籍协议书附件《服务指南》第一条第五款约定“本中心的教练提供专业指导并制定健身计划，敬请监督”，原告当即交款1258元，业务员为原告办理了会员卡，并推荐私人教练黄银，黄银也向原告递上其名片，直到起诉前，原告才得知黄银的真实姓名是黄坚。当日晚约九点，在健身会所二楼，经原告与黄坚商谈价格后，与黄坚签订《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购买健身课程144节，总金额为34560元，单价为240元/节，黄坚使用假名黄银签订，之所以该协议书名称为金仕堡，黄坚称其以前在金仕堡工作，习惯其中条款内容。私教协议签订后，黄坚称时间较晚，一楼大堂财务人员已下班，并且在二楼拿出POS机，让原告刷卡支付，于是原告刷信用卡支付定金6912元，刷卡后，原告找黄坚要收据或发票，其一直搪塞未提供。2014年11月15日，原告按私教协议约定支付尾款27648元，共计完成支付34560元。2014年11月29日，原告在黄坚的诱导下，又向其额外购买健身课程，专用于肢体拉伸训练，签订了第二份《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购买拉伸训练课程68节，总金额为16320元，单价为240元/节，当日，原告支付10000元，同月30日原告支付6320元，共计完成支付16320元。以上4笔私教费用共计50880元，都是原告通过黄坚提供的POS机刷卡支付。原告在健身会所实际接受私教训练是从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5月，期间，原告每上一次课程，黄坚便让原告在同一张登记卡签字确认上课时间和次数，普通健身课程和拉伸训练课程上课时间和次数统一记在一张登记卡上，原告向黄坚学习健身及拉伸训练课程共计25节。2015年5月，黄坚突然离职，原告与黄坚联系要求其按照私教协议退款，但其不同意，原告又与原力健花桥分公司沟通此事，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称未收到过相关私教费用，并且对原告聘请黄坚作为私教一事不知情，但是现任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的教练部主管王振称，黄坚收了私交费用就走了，没有留下钱，王振不会向原告退还任何费。后原告通过昆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再次进行沟通，但是原力健花桥分公司仍拒绝退还任何费用。在沟通未果的情况下，原告才发现，黄坚使用假名黄银与原告签订两份私教合同，并且原告在检查POS机刷卡小票和信用卡对账单时才发现，该POS机号码是相同的，但是4笔费用分别刷到了不同的收款单位，其中没有原力健花桥分公司。被告黄坚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1、原告起诉的对方并非我个人，而应当是原力健或金仕堡公司，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与原告产生合同法律关系，我作为公司教练已经离职，个人不再与原告产生任何法律关系；2、《训练计划协议书》第3条约定“购买训练课程，而非特定教练，也不仅限于该协议列出的教练”，故本人只是确认作为课时教练代课；3、《训练计划协议书》第9条约定本身不予退款和转让，原告可以自行选择其他教练代课；4、款项本身均为公司POS机收支，我本身只领取个人工资，并不直接和客人发生金钱往来，即便假设是教练部作为主体，那么也应当是由部门经理承担，更何况部门本身是公司所属，不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辩称：1、不认可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是答辩人从未收取原告支付的费用，原告只向答辩人支付过1000多元的基本会员费，答辩人也提供了相应的收据，双方对服务合同关系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与黄坚之间往来和答辩人没有关系。2、答辩人对这个健身会所是承包关系，该公司负责人陈淑丹与该会所的原承包人吕冰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转让协议，并于2015年10月23日办理相关的营业执照，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该会所变更手续完成前，所有的债权债务均有转让人吕冰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陈淑丹承担。本案原告起诉的相关服务合同关系发生在前述转让之前，即便答辩人因本案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由吕冰承担。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2日，原告与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签订《原力健健身俱乐部会籍协议书》，约定原力健花桥分公司为原告提供一年期的健身服务，服务期限自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11月13日，费用为1258元。会籍协议书附件《服务指南》第1.5条载明：“本中心的教练提供专业指导并制定健身计划，敬请监督”。当日，原告通过刷信用卡支付1258元，该笔交易的POS机回单显示的商户名称为“上海原力健体育健身有限公司花桥分公司”。原告称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的业务员在其付款后为其办理了会员卡，并推荐私人教练黄银，要求原告与私教商谈聘请费用。私教黄银也向原告递上其名片，当日晚约九点，在健身会所二楼，经原告与黄银商谈价格后，与其签订《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购买健身课程144节，总金额为34560元，单价为240元/节。之所以该协议书名称为金仕堡，黄银称其以前在金仕堡工作，习惯其中条款内容。私教协议签订后，黄银称时间较晚，一楼大堂财务人员已下班，并且在二楼拿出POS机，让原告刷卡支付，于是原告刷信用卡支付第一笔款项6912元，刷卡后，原告找黄银要收据或发票，其一直搪塞未提供。2014年11月15日，原告按私教协议约定支付尾款27648元，共计完成支付34560元。2014年11月29日，原告在黄银的诱导下，又向其额外购买健身课程，专用于肢体拉伸训练，签订了第二份《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购买拉伸训练课程68节，总金额为16320元，单价为240元/节，当日，原告支付10000元，11月30日原告又支付6320元，共计完成支付16320元。以上4笔私教费用共计50880元，均是原告通过黄银提供的POS机刷信用卡支付。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黄银的名片、2014年11月12日和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两份《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POS机刷卡回单及与之相应的原告信用卡对账单。其中，黄银的名片显示：原力健健身连锁黄银教练主管；两份《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中协定条款第3条约定：私教课程是指购买金仕堡健身会所提供的私人训练课程而非购买任何一位特定教练之服务，不仅限于在此协议列出的教练。若原定教练在特殊情况下（包括休假，调往其他分店或离职等），无法完成余下课程，本会所安排另一位私人教练完成余下私教课程；第9条约定：私教课程为优惠课程，私教课程一经售出，不予退款或转让，亦不可用于垫付任何其他费用。课程堂数144节，金额34560元，教练处签字人为黄银；POS机刷卡回单及与之相应的原告信用卡对账单显示：2011年11月12日刷卡消费6912元，实际收款账户信息为“南京市江宁区帝达”；POS机刷卡回单显示的商户名称均为“捷强便利店第722超市”2014年11月15日刷卡消费27648元，实际收款账户信息为“广东平价鞋店”；2014年11月29日刷卡消费10000元，实际收款账户信息为“南京市鼓楼区君鸿商贸经营部”；2014年11月30日刷卡消费6320元，实际收款账户信息为“南京市江宁区丽露烟酒销售中心”；以上四笔款项共计50880元。对此，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称在其接手后没有叫黄银的员工，《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与其无关，没有加盖其公章，四笔款项50880元其没有收到，也没委托这些商户代为收款。另查明：原告称其签订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后实际接受私教训练是从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5月，期间，原告每上一次课程，黄银便让原告在一张登记卡签字确认上课时间和次数，普通健身课程和拉伸训练课程上课时间和次数统一记在一张登记卡上，原告向黄银学习健身及拉伸训练课程共计25节。2015年5月，黄银突然离职，原告与黄坚联系要求其按照私教协议退款，但其不同意，原告又与原力健花桥分公司沟通此事，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称未收到过相关私教费用，并且对原告聘请黄银作为私教一事不知情，但是现任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的教练部主管王振称，黄银收了私交费用就走了，没有留下钱，王振不会向原告退还任何费用。在沟通未果的情况下，原告才发现，是被告黄坚使用假名黄银与原告签订了两份私教合同，并且原告在检查POS机刷卡小票和信用卡对账单时才发现，该POS机号码是相同的，但是四笔费用分别刷到了不同的收款单位，其中没有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原告通过黄银名片上的手机号经派出所反查处该号码为被告黄坚名下，又查询到黄坚的户籍信息，其照片与本人一致，在法院向黄坚寄出传票时还和原告联系过，也承认这个事情。原告提交的其与“黄教练”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表示“你不来开庭的话，法院会缺席判决，责任可能会由你来承担”；对方回复“这事和我根本没有关系”；原告表示“法官要你电话跟你联系”；对方回复“17301628020”。对此，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称王振系其教练，主要工作是指导会员健身，每个健身会所都需要教练，与黄坚没有任何关系。本院根据原告提交的“黄银”的手机号码与其取得联系，对方表示对本案知情，但否认应当由其承担还款责任，并称其已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永泰路182号成镁健身会所工作。再查明：原告称曾与黄坚及王振就退还私教费用商谈过多次，并向本院提交了通话录音及相应文字整理稿。其中，2015年8月16日与黄坚的通话录音中，黄坚认可一共刷了50880元，但否认对此事负责，私教与原力健之间属于承包性质，私教给原力健场地费用。2015年8月18日与王振的通话录音中，王振表示私教费用不能退，只能另外安排个教练，黄银走的时候把5万元提成全拿走了，黄银拿90%，10%是交的场地费。2015年8月18日与黄坚的通话录音中，黄坚承认其拿90%，但是这90%是每月发放的，后续有两个月公司没有领，90%是没有上过的课的提成，并举例：比如10万元，20%的点，那么2万块直接作为提成奖励发给这个教练，因为属于他的业务开发，剩下的有个课时费，上一节课比如拿50%。奖励已经发放出去了，所有的健身会所没有退款的，但是可以停课。2015年8月19日与王振的通话录音中，王振表示签的合同都是金仕堡合同，合同上写了教练换了也不退钱，所有的钱都是黄银拿走的。再查明：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称该店系现经营者陈淑丹于2015年10月15日从前一任经营者吕冰处转让而来，双方在转让协议中约定在公司变更手续完成前该公司所有的经营税费、员工工资、社会保险、债权债务均由吕冰承担并清偿完毕。即使有收过私教交纳的场地费，也是前一任经营者吕冰收的，与现经营者无关。又查明：2016年2月2日，原告向昆山市公安局控告黄坚涉嫌合同诈骗。2016年5月13日，昆山市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现因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剩余私教费用并赔偿损失，被告拒不返还，为此，引起纠纷。以上事实有《原力健健身俱乐部会籍协议书》、黄银的名片、《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POS机刷卡回单、原告信用卡对账单、通话录音、文字整理稿、昆山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黄银”签订的《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的效力是否及于被告黄坚和原力健花桥分公司；二、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剩余私教费用44880元。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均由“黄银”签字确认，根据被告黄坚的答辩意见、原告提供的与“黄银”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能够确认“黄银”及本案被告黄坚，本案中的两份《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均系黄坚使用“黄银”姓名与原告所签。原告认为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推荐黄坚担任其私人教练，其是基于对原力健花桥分公司的信任才与黄坚签订了合同，私教费用50880元也是在原力健花桥分公司支付，黄坚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由原力健花桥分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虽与被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订立有《原力健健身俱乐部会籍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仅约定由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向原告提供在其场地内享有一年期的健身服务，并不包含私教服务。原告提交的两份《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中均未提及原力健花桥分公司，落款处也仅有“黄银”签名而未加盖有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公章。原告分四笔刷卡支付50880元的POS机回单上显示的商户名称与原告支付1258元服务费的POS机回单上显示的商户名称不一致，且经原告自行核实，实际收款人也非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原告对此未及时发现并提出异议，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原告认为黄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主张由原力健花桥分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应当认定为原告与被告黄坚之间签订的协议，且该协议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该协议的效力不应及于原力健花桥分公司。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金仕堡私人训练计划协议书》虽约定私教课程一经售出不可退款，但该约定属格式条款，排除了原告作为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根据原告与案外人王振及黄坚的通话录音，王振称相应款项的90%已被黄坚在离职时拿走，10%是用于支付场地费；黄坚也自认确实拿走了90%的款项。据此，本院能够认定原告支付的私教费用最终流向至被告黄坚处。现黄坚已离职，无法继续向原告提供私教服务，作为合同相对人，黄坚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获得私教服务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有权要求黄坚退还未上课时相对应的私教费用。因被告黄坚未能提交用于原告登记已上课时数的登记卡，本院按原告的自认合理认定原告已在黄坚处上了25节私教课，按240元/节计算，已产生的费用为6000元。因此，被告黄坚应返还原告私教费用4488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原告已付费用的利息损失应当自被告黄坚无法为原告提供私教服务时起算，据此，本院合理认定以原告第一次向被告黄坚电话催款的时间2015年8月16日次日即2015年8月17日作为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基数为应返还费用44880元，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坚返还原告张晖私教费用4488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以4488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2元，由原告张晖承担40元，由被告黄坚承担992元。此款原告已经预交，本院不再退还，被告负担部分由其在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时一并返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孙学谦人民陪审员  王思思人民陪审员  陆 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徐ＸＸ附：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