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9民终4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锦元，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寿法，江苏兴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全，男，1967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盐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喜，江苏日月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锦元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全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民初4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锦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寿法、被上诉人王国全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庆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锦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国全对刘锦元的诉讼请求。事���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王国全使用刘锦元所售除草剂的田亩数无法查清，一审判决认定为310亩明显错误。王国全在诉状及一审庭审中对其使用刘锦元销售农药的田亩数所作陈述不一致；刘锦元在一审庭审中并未认可王国全种植“天两优616”种子的田亩面积为360亩，其中310亩使用了刘锦元销售的农药；王国全的帮工宋洪明陈述王国全所种植“天两优616”种子的田亩数与王国全陈述的田亩数不一致；王国全提供的盐都区大纵湖于任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未经庭审质证即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有违法律规定，在刘锦元向一审法院送交代理词时，一审法院要求其对该证据进行质证，被其拒绝。据此，一审判决涉及赔偿的面积为310亩，证据不足。2.王国全购买刘锦元的除草剂农药后，是否用于“天两优616”水稻种子以及实际使用面积为多少无法查清。一审期间，刘锦元至王国全田间查看时，在沟渠上发现有非刘锦元提供的除草剂包装袋。王国全在一审庭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天两优616”水稻种子全部使用了刘锦元提供的除草剂。3.一审判决对王国全种植“天两优616”种子已收获的产量认定不清。目前已无法认定王国全收获了多少种子，提供给武大天源公司的有多少，其他途径处理的有多少。对于王国全自行转商的部分，其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与证人朱某的陈述明显不一致，故无法确定王国全自行转商的数量，也无法确定其全部产量。4.小面积种植的田块在种植方式、管理方法、用工、用药水平方面与大面积种植田块有根本区别，故不能用刘会龙种植的40亩与王国全种植的680亩进行对比。5.水稻叶片枯黄系人工重复喷雾、超剂量使用农药造成。刘锦元于2015年7月7日、7月8日共赊销了600亩次的除草剂农药给王国全，但退货后发现其实际使用的药已达到475亩次，王国全将475亩的药量用在300多亩的田中，该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二、一审判决认定王国全的损失与刘锦元销售的农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错误。1.案涉水稻种植于2015年，原物生长环境已灭失，一审法院在明知无法通过鉴定程序来确认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以刘锦元自书的保证书认定因果关系前后矛盾。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产品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是指产品的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本案中，水稻出现枯黄的本质原因是王国全超剂量使用农药所致。刘锦元提交的案涉农药原物标签、产品合格证，证明所售农药是合格产品。在发生叶片枯黄时，刘锦元即要求王国全鉴定，其未同意，且水稻发生叶片枯黄时秧苗才栽插二十多天，相对于四个月的生产周期而言，是初始阶段。发生枯黄后，刘锦元即应王国全的要求提供农药补救，后案涉水稻迅速恢复长势且长势良好。水稻制种不成功与多种因素有关，关键是后期的田间管理与天气等，王国全也自述制种不合格的核心原因是低温天气导致花期不遇。此外，王国全种植的其他制种品种也未成功。2.王国全在种植“天两优616”水稻过程中，其不仅使用了刘锦元提供的药剂，还使用了他人提供的药剂。三、一审判决采信盐都区种子站的证明是错误的。1.盐都区种子站非司法鉴定机构，其无权出具种子产量的证明；2.“天两优616”系第一年在盐都区制种，无法进行对此；3.该证明描述的制种亩产量为175公斤-200公斤，仅仅是产量（数量），��非指生产出多少合格的种子（质量）。涉案水稻亩产量为432斤[（26800+82210+24900）斤/310亩]，远大于上述描述的产量。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国全未提供证据证明刘锦元销售的农药有缺陷，亦未举证证明因刘锦元的过错导致销售的农药存在缺陷。一审判决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刘锦元是原包装销售，按产品说明详细告知王国全使用方法、用量及注意事项，刘锦元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国全辩称：一、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查明王国全种植“天两优616”制种田360亩，其中有50亩是秧池田没有喷农药。刘锦元也确认“原告种植了360亩的种子无异议，我方认可原告有310亩用的我们的药。”二、王国全“天两优616”的产量是由三块组成的，由发包方桂文祥现场装车送至武大天源的合格种子（含50亩秧池田未喷药的种子）计26800斤、在武大天源公司鉴定不合格转商的种子82210斤、无法转商作为鸭饲料的种子24900斤，合计133910斤，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三、2015年7月14日，刘锦元接到王国全的通知后立即赶到现场查看并拍摄了照片，刘锦元自认在2015年7月7日、7月8日向王国全销售的农药，经试用后水稻叶片大面积枯黄，并保证若出现产量大于10%的减产（同比），由刘锦元负责赔偿。该保证中的“同比”是指同行同品种同年比。王国全与刘会龙同时使用桂文祥提供的用于制种的亲本种子，在同样的时间播种育秧、栽插，同样的气候条件，且刘会龙的制种田与王国全的制种田距离仅十公里之差，两者具有可比性。四、王国全大面积种植制种稻是期望能获得最大收益，并非是想利用喷药伤害秧苗获得赔偿，且王国全是按照刘锦元的指导进行喷药。五、刘锦元向王国全推销农药时承诺涉案农药优良、效果极佳，但使用后叶片出现大面积枯黄，秧苗初期生长进程受到严重伤害。王国全当年所收获的种子与同行刘会龙种植的种子相比，无论是亩产数量、质量都远远大于刘锦元保证承诺中10%的损失，以上事实足以认定损失后果与药害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六、自2015年7月7日王国全使用刘锦元推销的第一批农药出现药害后，刘锦元为了抢救枯黄的秧苗又无偿赠送了湖北襄樊生产的“绿保”200瓶。刘锦元自出具保证书后一直跟踪供药至2015年10月16日种子收获季节，王国全没有理由再使用他人的农药，刘锦元也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七、因实物灭失，无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权向有关部门咨询是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盐都区种子管理站出具的证明与武汉武大天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大天源公司”）作出的种子亩产说明向吻合，故该站出具的证明具有法律效力。八、刘锦元自书的保证书证明其所供药品存在缺陷，试用后导致秧苗叶片枯黄，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刘锦元对此具有过错，其还设定了损害赔偿条件。尽管刘锦元在事发后采取了无偿供药的补就措施，但仍然影响秧苗生长进程，导致产量、质量受损，致实际产量同比大于10%的减产。一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四十五条的规定审理本案完全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国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锦元赔偿王国全告损失976230元；2.诉讼费用由��锦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4日，桂文祥（合同甲方）作为武大天源公司的生产商与刘会龙、王国全等（合同乙方）签订《杂交水稻种子订购合同》，载明由刘会龙、王国全等三人在盐都区境内种植杂交水稻制种，亲本种子由甲方提供，乙方按约定品种和面积组织生产；乙方所生产的种子达不到合同中所制定的质量标准甲方不予收购，责任由乙方自负；质量标准为：发芽率大于等于80%、纯度大于等于96%，水分小于等于12.5%、净度大于等于98%，青稞率小于等于千分之一。价格为20元/公斤，桂文祥加注每公斤加价0.4元；所生产的合格种子，全部交售甲方，不予外流；在生产过程中，甲乙双方共同完成田间检验；调种前，甲方质检部实时抽样，分批送回公司做室内检验，接到甲方质检部准调证后，乙方安排发货；调种后，甲方对收到的种子进行复检，净度、发芽率、水分、分子检测四项指标在收获二十个工作日内复检完毕，海南鉴定在4月底前鉴定完毕；纯度判定在97%以上的种子，复检后按合同约定付款，不合格种子将退还或按照商品粮价格结算。合同签订后，王国全在其承包田中种植上述合同中的“天两优616”种子。关于种植“天两优616”的田面积，盐都区大纵湖镇于任村民委员会作出证明，证实王国全在其村承包土地333亩；王国全在庭审中表示其种植“天两优616”种子以及使用刘锦元销售的农药土地面积合计380亩；刘锦元在庭审中认可王国全种植“天两优616”种子田的面积为360亩，其中310亩使用了刘锦元提供的农药。经审查：王国全种植“天两优616”种子的土地面积合计为360亩【包括50亩秧池（下述的1号田，为合格种子）、30亩、280亩三块】，使用刘锦元销售的农药土地面积为330亩【包括30亩、280亩、20亩（该20亩并非“天两优616”种子）三块】。王国全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刘锦元向其宣称该农药是正规厂家生产。故自2015年7月7日起，刘锦元陆续向王国全推销氰氟草酯等农药，刘锦元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知道制种稻与普通水稻的区别，也到王国全的田里看，知道其种植的是制种稻。王国全在其种植的330亩田里使用了刘锦元推销的农药，其中20亩并非“天两优616”品种。2015年7月14日，王国全在使用刘锦元提供的农药后，出现叶片大面积枯黄现象，王国全拍摄了照片并与刘锦元协商处理，刘锦元于2015年7月14日向王���全作出保证书一份，载明：“关于2015年7月7日、7月8日刘锦元向义丰镇于任村王国全销售的农药，经试用后水稻出现叶片大面积枯黄，我现向王国全保证，如出现产量大于10%的减产（同比），由我负责赔偿。”2015年9月10日，桂文祥对王国全种植的水稻种子进行田间检验，结果为：主茎种、大分茎种无黄花药，部分小分茎有黄花药。期间，刘锦元赠送相关药品进行补救。2015年12月1日，武大天源公司对王国全的种子进行分子纯度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分子纯度未达到约定指标。2016年4月11日，武大天源公司将王国全的种子送海南鉴定，鉴定的结果是仍不达标，但对部分接近指标的视为合格种子（26800斤）收购。王国全收割后，将所有的水稻种子分为三部分处理：1.送到武��天源公司合计109010斤，该部分种子中有26800斤为合格种子；2.送达武大天源公司的剩余82210斤为不合格种子，经与王国全协商，不合格种子转为商品粮，合计102762.50元，王国全已经领取该款。3.王国全对未送去武大天源公司的不合格种子，自行转为普通商品粮处理，在收购人朱某的笔记本上记载王国全公稻（质量不好的稻子）合计12450公斤，每斤按0.93元处理，合计售得23157元。与王国全一起制种的刘会龙户种植40亩，生产的种子全部合格，合计10930公斤。2016年8月5日，在一审法院对武大天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调查笔录上载明：收割的时候，将王国全的田分为四块，编号分别为1、2、3、4,秧池编号为1号，1号田的种子与2、3、4号田的部分种子合在一起，共26800斤种子。该26800斤种子被武大天源公司视为��格种子。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农药推迟了水稻的生长进程，对种子的质量有70%-80%的影响。武大天源公司当日向一审法院作出《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王国全在2015年实际种植360亩，经我公司委托湖南、海南相关鉴定机构鉴定，视为合格的种子为26800斤，其余82210斤为不合格种子，该部分已经由我公司与王国全协商转成商品粮，按照每斤1.25元价格，共102762.50元，该款已经向王国全支付，至于王国全收获的其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种子，由我公司要求其在盐城自行处理，具体数量金额，我公司不清楚。根据我公司多年对制种田的亩产数据比较，平均亩产在350-400斤之间。”对涉案“天两优616”种子的平均亩产，双方在庭审中均表示不能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一审法院咨询盐城市���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该所说明对实际亩产需对农作物现状进行勘察，检验，目前无实物无法作出鉴定。一审法院遂依法进行调查，盐城市盐都区种子管理站于2016年9月7日出具证明称，杂交稻制种两系组合“天两优616”，根据前几年生产情况，正常年景在盐都制种产量为175-200公斤。一审法院认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的责任，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生产者有权向产品销售者追偿。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的问题分别分析如下：一、王国全的损失后果与刘锦元销售的农药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刘锦元认为，王国全的损失系其使用农药方法不当以及后期管理不当等原因所致，其农药为合格产品，故损失与其无关。对此，因涉案水稻种子种植于2015年，原物生长环境等均已灭失，已经无法移送鉴定。但刘锦元于2015年7月14日书写的保证书载明其向王国全销售农药，经试用后水稻出现叶片大面积枯黄，并设定了赔偿的唯一条件，即产量大于10%的减产即应赔偿。另外结合王国全提供的现场照片以及水稻种子经相关检验不合格等事实，一审法院对刘锦元关于两者之间无因果关系的辩解不予采信，并据此视为刘锦元以保证书的形式认可王国全的损失与刘锦元销售的农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刘锦元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一方面，刘锦元在保证书上设定了承担责任的条件：产量大于10%的减产（同比）。对于如何同比，王国全认为应与同年其他种植户即刘会龙的种子产量相比；刘锦元认为应与上一年度水稻的产量相比。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锦元在庭审中陈述其知道制种稻与普通水稻的区别，也到王国全的田里察看，知道王国全种植的是制种稻。故该同比应以种子产量作为比较，对刘锦元辩称的与水稻产量比较的主张不予采信。对比较的年份，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亦未在保证书上注明，但王国全收获的合格种子仅26800斤，计算产量远低于“天两优616”的平均亩产300-400斤。故一审法院认为刘锦元设定的条件成就，其对王国全的损失应予赔偿。另一方面，王国全作为从事多年种植水稻种子的农户，其对涉案种子的种植、管理已经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对种子的田间管理使用的农药应对审慎选择，而不是草率轻信盲从，其并没有对初次使用被告销售的农药征求武大天源公司或桂文祥的意见，亦未进一步咨询及了解。另外，种子的减产还与土地肥力、水利条件、气候、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相关。故结合上述原因并根据刘锦元作出的保证，认定王国全在本案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对责任比例认定为王国全承担40%，刘锦元承担60%。三、赔偿数额问题一审法院对赔偿数额的确定以年应得产值减去王国全实际产值计算。对2015年应得产值，以王国全对“天两优616”种子使用刘锦元销售的农药的土地面积乘以《杂交水稻种子订购合同》约定的���价10.2元/斤再乘以平均亩产。对该面积，王国全主张的360亩中有50亩秧池未使用刘锦元销售的农药。王国全主张的330亩中有20亩非“天两优616”种子，因王国全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20亩的种子品种以及该种子的平均亩产、单价等证据，故在本案中对该20亩的损失不予支持。刘锦元在庭审中自认王国全实际种植武大天源公司“天两优616”种子的田面积为360亩，其中310亩使用了刘锦元销售的农药，故对王国全使用刘锦元销售农药而导致损失的土地面积按310亩计算；对2015年度平均产量，双方均表示无法鉴定，参考盐城市盐都区种子管理站的《证明》以及武大天源公司的《情况说明》的平均亩产，按低值每亩350斤计算。故2015年应得产值为350斤/亩×310亩×10.2元/斤=1106700元。对2015年的实际产��，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武大天源公司认定的合格种子26800斤，但该种子包括王国全秧池50亩的合格种子，应予扣除，即得（26800斤－＜50亩×350斤/亩＞）×10.2元/斤=94860元。2.在武大天源公司转商的102762.50元。3.王国全自行转商的23157元。需要说明的是，提供给武大天源公司的种子根据合同均为“天两优616”种子，王国全自行转商的如包括上述非“天两优616”的20亩水稻，亦因其未能举证证明，按23157元予以扣减。综上，计算王国全的损失为：1106700元-94860元-102762.50元-23157元=885920.50元，刘锦元应承担60%即531552.30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刘锦元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王国全531552.30元；二、驳回王国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62元，由王国全负担6239元，由刘锦元负担732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刘锦元提交了下列证据：1.刘锦元自称王国全的帮工宋洪明书写的证明一份，拟证明秧池田为30亩并非50亩，2015年制种总面积为680亩，除“天两优616种子”，其他水稻制种也没有成功；2.与本案类似案件的鉴定报告，拟证明叶片枯黄可能与用药有关，但补救后水稻长势良好，王国全的最终损失与刘锦元无因果关系；3.吡嘧磺隆的包装袋以及厂方提供的“农药三证”证明，拟证明刘锦元销售的农药是合格的；4.其他农药的包装袋，拟证明王国全不仅使用刘锦元所销售的农药，还使用了非刘锦元销售的农药，故王国全所受损失与刘锦元销售的农药无关。水稻最后必须的��键用药920并非刘锦元提供；5.退货单一份，拟证明王国全是超剂量使用农药；6.刘锦元于2015年7月16日拍摄的照片一张，拟证明当时秧苗枯黄明显是由于人工重复喷洒超剂量农药所致。王国全在一审中提供的照片并非大面积拍摄，而是选择性的拍摄，没有从宏观上进行拍摄，只能证明局部枯黄。王国全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第一，证人未到庭作证；第二，对种植的面积进行了涂改，原本是360亩，改成了380亩，不具有真实性；第三，宋洪明的家属没有身份信息；2.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仅仅是个案，不能类推适用；3.证据3不能代表农药不存在缺陷，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4.证据4的包装袋不能证明是王国全所用；5.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6.证据6不能代表王国全田间的照片，不���有真实性。（二）王国全提交了下列证据：1.王国全从2015年7月7日至2015年10月16日一直与刘锦元发生农药销售的业务往来，拟证明王国全使用的农药均是刘锦元提供的；2.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民初490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王国全一直使用刘锦元提供的农药。刘锦元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从王国全诉状的内容看，其认为损失是因刘锦元于2015年7月7日和2015年7月8日提供的除草剂存在缺陷所致，与其他正常销售的农药应当是无关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联性的意见同证据1，客户往来也不能证明王国全使用的农药全部是刘锦元销售的，不排除王国全使用其他农药的可能性。从生产周期看，王国全应该使用了其他农药。制���稻必须使用920，而从客户往来记载情况看没有该农药。本院认证如下：刘锦元提供的证据1因证人未到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其提供的证据2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与本案无关；其提供的证据3与退货单、销货单载明的农药品种一致，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提供的证据4、6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其提供的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王国全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在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5日的庭审中，刘锦元陈述：“原告种植了360亩的种子无异议，我方认可原告有310亩用的我们的药。”刘锦元在一审法院2016年10月8日的质证笔录中，对盐城市盐都区大纵湖镇于任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质证时陈述：“对他承包的面积我不认可，他几次庭审多次陈述不一致，使用我提供农药的土地面积应按王国全自己陈述的最少的310亩计算。”刘锦元未在该质证笔录中签字，一审法院备注“刘锦元拒绝签字，表示待请示律师确定是否签字。”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王国全在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过程中是否存在使用方法不当，以及在此过程中王国全有无使用其他农药；2.王国全种植的“天两优616”制种稻损失与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之间有无因果关系；3.王国全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的田亩数是多少；4.王国全2015年种植“天两优616”制种稻已收获的产量如何认定；5.盐城市盐都区种子站出具的证明能否作为本案参考依据；6.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关于王国全在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过程中是否存在使用方法不当，以及在此过程中王国全有无使用其他农药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国全在使用刘锦元提供的农药后，水稻叶片出现大面积枯黄现象。王国全即通知刘锦元到现场查看，并拍摄了现场照片，刘锦元亦在照片上签名确认。同时，刘锦元向王国全出具保证书一份，认可水稻叶片出现大面积枯黄现象系试用其销售的农药所致。现刘锦元认为，王国全种植的制种稻叶面枯片系因人工重复喷雾、超剂量使用所致，且王国全还使用了非刘锦元提供的农药，故王国全所受损失与刘锦元无关。对此，刘锦元提供了退货单及其在王国全田里捡拾的其他农药包装袋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经审查，刘锦元提供的退货单仅能证明王国全退回的农药量，不能证明王国全实际用于水稻的农药量；刘锦元提供的其他农药包装袋不能证实该农药即为王国全所用，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刘锦元主张的事实成立。（二）关于王国全种植的“天两优616”制种稻损失与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王国全种植的“天两优616”制种稻不成功的原因，因原物生长环境灭失，已无法通过司��鉴定程序确认，但司法鉴定并非确定因果关系的唯一方式。本案中，王国全在种植“天两优616”制种稻初期，使用刘锦元销售的农药后，出现水稻叶片大面积枯黄的现象，刘锦元在其保证书中也予以认可，并对此设定了赔偿条件。后王国全在使用刘锦元提供的补救药物后，水稻虽恢复长势，但2015年9月10日，桂文祥对王国全种植的水稻种子进行田间检验，结果为：主茎种、大分茎种无黄花药，部分小分茎有黄花药。结合用药后的现场照片、刘锦元出具的保证书、药害后水稻生长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水稻种子不合格等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王国全所受损失与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认定并无不当。（三）关于王国全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的田亩数是多少的问题本院认为，刘锦元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认可王国全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的田亩数为310亩，且在此后的质证笔录中亦认为应当按照310亩计算。虽然刘锦元拒绝在质证笔录中签名，但其在庭审中所作陈述与质证笔录所作陈述一致，能相互印证。现刘锦元认为，因一审庭审过程中无显示屏，故其未当庭核对笔录，且庭审笔录的记载与其所作陈述不一致。但经本院审查，刘锦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在上述庭审笔录中签名确认。现刘锦元对否认其签名确认的内容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且其在否认上述田亩数后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国全使用刘锦元所售农药的田亩数究竟为多少，故案涉农药使用田亩数应认定为310亩。（四）关于王国全2015年种植“天两优616”制种稻已收获的产量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经审查，一审中王国全申请一审法院向武大天源公司调查后，该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一审法院对该公司孟志平经理也作了调查核实。另，王国全提供了证人证言等前述证据能证实其2015年种植“天两优616”制种稻的实际产值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武大天源公司认定的合格种子26800斤；2.在武大天源公司转商品粮的不合格种子82210斤；3.王国全自行转商品粮处理的种子24900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现刘锦元对王国全种植“天两优616”制种稻已收获的产量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王国全主张的事实。（五）关于盐城市���都区种子站出具的证明能否作为本案参考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以年应得产值减去王国全实际产值计算其损失并无不当。应得产值以田亩面积乘以平均亩产，再乘以单价计算，现田亩面积及单价确定，而平均亩产不确定，又无法通过鉴定程序确定。因盐城市盐都区种子站掌握本地区种子种植、生产、经营的实际状况，且其出具证明中的亩产与武大天源公司提供的亩产数据基本相当。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参考该单位出具的证明计算案涉制种稻的平均亩产并无不当。（六）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王国全在使用刘锦元销售的农药后水稻叶片出现大面积枯黄，进而导致制种稻种子不合格。刘锦元��为案涉农药的销售者，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判决刘锦元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刘锦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62元，由刘锦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静云代理审判员  杨汉勇代理审判员  张海静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乔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