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8民终26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榕才，男，198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委托代理人：胡文华，广东御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庹义秀，女，1963年3月11日出生，土家族，户籍住址：贵州省思南县，现住广东省英德市。委托代理人：周某，男，汉族，1965年10月7日出生，(住址同上)，(系被上诉人庹义秀的丈夫)。委托代理人：黄巍，云南雁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榕才与被上诉人庹义秀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1民初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6日，被告邓榕才与原告丈夫周某签订《砍伐合同》，将其承包的位于黎溪镇大湖村“时鱼坑”的一片桉树山发包给周某砍伐。合同约定：甲方负责开路和道路畅通；乙方负责请人砍伐，桉树每吨50元，包运输、砍伐和道路维修；安全责任：进场人员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与甲方无关；乙方必须保证进场人员约25人等主要内容。合同签订后，原告丈夫周某组织了包括原告庹义秀在内的18个工人进场进行了砍伐。而签订《砍伐合同》后被告邓榕才出资为原告���工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同年11月25日原告庹义秀在砍木过程中不慎从树上摔下受伤，事发后，原告庹义秀被送到英德市中医院住院治疗15天，住院及门诊共花去医疗费5900元（除442.5元原告支付外），其余是被告邓榕才支付的（5457.5元）。2016年5月9日经广东清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重新）作出评定：庹义秀评定为九级伤残（鉴定费2700元）。另查明，原告庹义秀是农村户口居民。其从2013年和丈夫周某来广东从事砍伐树木的工作，工作期间均在砍树的附近租房居住。再查明，事发后，原告丈夫周某与被告邓榕才就工人庹义秀受伤及结算数量问题到黎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因双方意见不合未能调解成功，2016年2月25日该调解委员会出具了《调解终结书》；同年3月1日以邓榕才、陈榕源为甲方，周某、陈远、吴治文、吴正国等25人为乙方就磅码单不吻合而发生纠纷，经黎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和解协议书》，其中和解协议书记载：“甲方将‘时鱼坑’一片桉树发包给周某等人砍伐，结算时双方手上持有的磅码单不吻合而发生纠纷”。原告就赔偿问题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邓榕才赔偿各项损失（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共计185984.5元。在庭审中，双方在责任的承担、赔偿的数额等问题意见不一致，致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原审法院认为，在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本案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确定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告庹义秀与被告邓榕才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综合反映，被告邓榕才虽然是与原告丈夫周某之间签订的《砍伐合同》，但合同约定由周某负责请人砍伐，必须保证进场所人员约25人；在砍伐结算工人工资时，周某是以每个人的砍伐数量��50元/吨计付工资，周某没有从中提取费用；而在事发后相关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书》，记载：“甲方（邓榕才）将‘时鱼坑’一片桉树发包给周某等人砍伐；且签订《砍伐合同》后被告邓榕才出资为原告等工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综合上述情况反映，原告庹义秀应为被告邓榕才雇请的工人，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二、原、被告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接受劳务者即雇主被告邓榕才没有向原告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没有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现提供劳务者即原告庹义秀受伤，接受劳务者即雇主被告邓榕才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原告庹义秀作为长期从事树木砍伐工作的人员，在工作中也应当做好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但其自身没有注意安全，在本次事故中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确认其承担30%的责任。三、原告请求的残疾赔偿金是否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的问题。原告及其丈夫长期在广东省从事伐木的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于砍伐树木的报酬，且均在工作地附近租房居住，原告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原告提出的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以法庭辩论终结已颁布的《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为120771.6元（30192.9元/年×20年×20%）。原告要求的误工费，原告没有提供相关收入证明，可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即82.72元/天计算误工费，误工天数应为住院15天加全休3个月共105天计算，误工费为8685.6元���82.72元/天×105天）；对于原告请求按100元/天计算护理费，符合当地护工收入水平，护理天数为15天，护理费为1500元（100元/天×15天）；对原告请求的营养费，有医院加强营养的建议，原告要求5250元要求过高，原审法院确认为2000元；而原告提出的交通费，原告没有提交车票等相关交通费的凭证，根据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情确认为300元。综上，该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为：医疗费5900元、后续治疗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120771.6元、误工费8685.6元、护理费1500元、营养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100元/天×15天）、交通费300元。上述各项合共141657.2元。依照责任，由被告邓榕才承担99160.04元（141657.2元×70%）。另外，由于该事故造成原告伤残，给原告精神上造成一定的损害，结合被告邓榕才在本次事故中的侵权的过错程度、后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确认为7000元。据此，被告邓榕才应承担106160.04元（99160.04元＋7000元）。减去被告已支付5457.5元,仍应赔偿100702.54元。综上，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邓榕才赔偿给原告庹义秀各项损失106160.04元。减去被告已支付5457.50元,仍应赔偿100702.54元。此款项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70.35元、鉴定费2700元，合共5070.35元，由被告邓榕才负担2346元、原告庹义秀负担2724.35元。原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邓榕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需向被上诉人赔偿各项损失100702.54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砍伐合同》约定，砍伐工人的人身意外险由周某购买，与上诉人邓榕才无关。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砍伐合同》未约定预付工程款，因此，周某要求邓榕才先垫付购买人身意外险，在结算中邓榕才已将购买人身意外险的保费扣除。而原审法院不顾事实，盲目认定邓榕才为工人购买人身意外险。另外，《砍伐合同》约定邓榕才与周某按桉树每吨50元结算，但原审判决未查明周某与工人如何结算，周某是否从中提取费用。事实是周某从每个工人身上提取了400元费用。二、上诉人邓榕才与被上诉人庹义秀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1、上诉人邓榕才与周某（被上诉人配偶）于2015年10月16日签订《砍伐合同》，该合同约定：1、邓榕才有桉树山一片承包给周某砍树；2、周某负责请人砍伐；3、安全责任，即进场人员（周某请的工人），周某必须购买人身意外险，与邓榕才无关。合同签订后，周某自行雇请工人（包括本案被上诉人）、自备工具、发工钱给工人等等，这足以证明本案被上诉人与周某存在雇佣关系。2、2016年2月23日《英德市司法局调解笔录》中记载：“邓：我是把工程包给周某，由他请人，这个与我无关……我们以吨结算给周某，然后由周某发给工人”，“周：我认为发包方承担全部责任……”，前述证明上诉人与周某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工程款由上诉人结算给周某，再由周某与工人结算工资。3、2016年6月27日当庭收到的《工人姓名表》，7月6日收到的《和解协议书》，以及工人砍树的磅单证明以下事实：首先，上诉人不认识砍树工人，按《砍伐合同》约定均由周某雇请；其次，砍树工人由周某安排砍树、各自过磅，最后由周某统一汇总后与上诉人核对结算工程款，再由周某与每个工人结算工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照事���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另外，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1、根据《砍伐合同》，是周某为工人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与上诉人无关，但原审法院仅凭保险单认定是邓榕才为工人购买保险有误。2、全部工人是由被上诉人的丈夫周某雇请。上诉人庭前提交的证据中，其中有一个叫张某的工人说周某从上诉人处提取了400元费用，另一个叫黄某的工人说了扣钱，但是没有提到具体金额。对于周某是否经办人，有无从工人工钱里面扣取费用，原审法院对这点也是事实认定不清。3、被上诉人是案外人周某的妻子，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指出被上诉人的病历中记录患有十余年的XXX病史，一直未予系统治疗，不适合干重活。故上诉人不可能请这种不能干活的工人。被上诉人庹义秀在二审诉讼期间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当，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二、周某没有让邓榕才垫钱买过意外保险，至今也没有被扣除过，上诉人所述没有证据，也不能成立，接受劳务者为提供劳务者购买保险合法合理。三、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有《调解终结书》及上诉人为答辩人购买意外保险的保险单、垫付医疗费的票据等证据中予以证实，邓榕才把承包过来的树再发给包括庹义秀在内的工人砍伐，造成庹义秀受伤后，邓榕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至于邓榕才说不认识庹义秀纯系狡辩。四、周某有统一汇总核对工资属实，但没有提成工人工资和克扣过工人工资。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在一审诉讼期间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庹义秀与邓榕才之间形成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二、邓榕才是否应承担责任。关于庹义秀与邓榕才之间形成何种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从本案的证据材料综合反映，上诉人邓榕才与周某(被上诉人庹义秀的丈夫)签订了《砍伐合同》，合同主要约定：甲方(邓榕才)将其现有桉树山承包给乙方(周某)砍树，甲方负责开路和道路畅通；乙方负责请人砍伐，桉树每吨50元，包运输、砍伐和道路维修；进场人员必须购买人身意��保险；乙方必须保证进场人员约25人等内容。即该合同约定由周某负责请人砍伐邓榕才现有的桉树，完成砍树工作后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关系的情形。因此，本案中邓榕才与周某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而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受雇于邓榕才，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在本案中无直接民事法律关系。关于邓榕才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从合同约定及购买人身意外险等事实来看，砍伐树木工作存在危险性，上诉人邓榕才作为定作人，有义务对其选任的承揽人及承揽人所雇用的人员进行审查。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住院记录中显示“既往史：患者于3年前于XXX医院行XX手术，患者有10余年的XXX病史，一直未予系统治疗”。即被上诉人因长期患有XX病，不能从事负重活，不适合从事高强���的砍树工作。因此，上诉人对承揽人周某雇请被上诉人从事砍树工作，没有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即上诉人在选任方面存在过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本院酌情确定上诉人邓榕才承担30%的责任。另外，本案中，上诉人邓榕才并非直接侵权人，对本次侵权事故没有过错，其仅作为定作人，基于选任方面存在过失，而承担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庹义秀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邓榕才应承担42497.16元（141657.2元×30%），减去其已支付的医疗费5457.5元,仍应赔偿37039.66元。综上所述，上诉人邓榕才的部分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1民初8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1民初8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邓榕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庹义秀各项损失37039.66元。本案受理费2370.35元、鉴定费2700元，合共5070.35元，由被告邓榕才负担1010元、原告庹义秀负担4060.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14.05元，由上诉人邓榕才负担851.05元，被上诉人庹义秀负担14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伟诚审判员  张廷青审判员  刘永戈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俊杰附引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