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9民终64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又名郑炳跃），男，195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巩珍珍，河北福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坤，河北福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2，女，1961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黄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枝，河北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某1因与被上诉人郑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6)冀0983民初1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6)冀0983民初161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1977年2月4日郑宝堂与郑宝芬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之后，上诉人一直对郑宝芬夫妻履行赡养义务。2011年郑宝芬妻子去世，就是由上诉人办理的丧事。2012年上诉人曾要求接郑宝芬回老家赡养，因被上诉人阻挠未能如愿。2013年之后因被上诉人阻挠上诉人履行赡养义务，郑宝芬明确表示拒绝由上诉人继续赡养并出具了书面意见。一审开庭时，上诉人提交了上述书面意见，但一审法院对此证据没有进行质证，在判决书也没有进行论述。因此，并非上诉人不履行赡养义务，是被上诉人的阻挠和郑宝芬的拒绝导致上诉人无法随时对郑宝芬进行赡养。但上诉人多次来往于黄骅、涿州之间对郑宝芬进行照顾。上诉人、郑宝堂与郑宝芬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且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赡养义务，依据《继承法》的规定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此外，上诉人作为郑宝芬、李士琴的“继子”，与李士琴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细心照顾。对郑宝芬亦是如此，只因工作原因无法常年共同生活，但上诉人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上诉人既是郑宝芬、李士琴的“继子”，也是对其进行赡养、照顾较多的人，依法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如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受遗赠的权利，应释明上诉人是否调整诉讼请求，主张继承权，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解释说明义务，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对上诉人提交的重要证据不做任何回应，在判决中不做任何论述，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申请查询郑宝芬的养老金支出情况及余额、工资流水及余额，一审法院未予查询程序违法，未查明王军购买郑宝芬房屋款项的去向及使用情况，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上诉人具有双重身份即是过继单中受遗赠人，同样基于该过继单，上诉人与郑宝芬夫妻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养父母与养子关系，作为养子也享有直接的继承权。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是遗赠扶养协议纠纷，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告知上诉人可以要求主张继承权，但一审法院未履行上述程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违法。郑某2辩称，一、被上诉人父亲郑宝芬从未与上诉人签订过《过继单》。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过继单》，但郑宝芬在世时从未承认签订过继单一事，过继单上签名及内容均是由代笔人郑宝田及郑宝汇代写，没有郑宝芬的亲笔签名。假使《过继单》是郑宝芬签订的，当时上诉人已经成年，该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是无效的。二、上诉人未与郑宝芬共同居住过，未对郑宝芬履行过赡养义务，双方未形成扶养关系，上诉人对郑宝芬的财产不享有继承权。郑宝芬于1953年7月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黄骅市农林局工作，1993年退休，被上诉人与母亲李士琴自1983年搬至黄骅市与父亲共同生活，全家定居在黄骅市。而上诉人一直居住在涿州市高官镇台头村，上诉人未与郑宝芬共同生活过，期间上诉人来过黄骅，但仅是以探望名义来看郑宝芬，或是有事求助于郑宝芬。2012年2月至2015年6月，郑宝芬因病重曾八次住院治疗，期间均是被上诉人与丈夫共同陪护，无其他人护理，××例及《证明》予以证实。被上诉人父母去世前一直由被上诉人夫妻二人照料，丧事也均是由被上诉人夫妻二人办理，上述事实有郑宝芬的邻居蒋某及同事王某出庭予以证明。而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承认自2012年后至郑宝芬2015年去世前三年多仅来过一次，××重的郑宝芬接至上诉人家中，因郑宝芬拒绝，上诉人未曾照料便离开了黄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即使过继行为存在，但由于上诉人没有与郑宝芬没有形成扶养关系，上诉人没有对郑宝芬履行过赡养义务，故上诉人对郑宝芬不享有继承权。郑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郑某2返还从郑宝芬、李士琴（系郑某2母亲）处取得的位于黄骅市振兴街种子站北二胡同155号的三间北房及三间小房，位于黄骅市振兴街种子站北二胡同156号的两间北房及三间南房房产，郑宝芬死亡后遗留的中国银行账户存款及郑宝芬去世时遗留的丧葬补助金、抚恤金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的财产。上述财产约为52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宝芬又名郑保芬，生前系黄骅市农业局职工。1977年2月4日，郑宝芬与原告及原告父亲郑宝堂订立过继单一份，三方约定“郑宝堂次子郑丙跃过继给郑宝分，郑丙跃将郑宝分养老送终后，家产家倶一切都归郑丙跃所有，他人无权干涉”。2011年8月20日郑宝芬的妻子李士琴去世，2015年7月26日郑宝芬去世。2016年3月8日，因继承纠纷，原告将郑宝芬之女郑某2起诉至法院。另查，因原告妻子生病，郑宝芬分别在2012年8月15日、8月18日通过建设银行向原告女婿刘明明打款22000元、10000元，原告认可因妻子生病，自己曾向郑宝芬要过钱，并且收到以上32000元。原告对于自己对郑宝芬尽了养老义务的主张无证据提交。原告自认2012年年末那次原告从涿州来到黄骅，于2013年农历正月初二离开黄骅回的涿州，之后在2015年3月30日来过一次黄骅。郑宝芬分别于2012年2月、2012年8月、2013年8月、2014年2月、2014年6月、2015年3月、2015年5月、2015年6月八次因脑梗死、高血压、××症在黄骅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的联系人为被告郑某2及郑某2的丈夫刘桂生。证人蒋某出庭证实：其与郑宝芬系三十多年的邻居，××的时候，都是被告郑某2夫妇照顾。证人王某出庭证实：其与郑宝芬系同事，也是多年的邻居，郑宝芬生前生活起居和住院均是被告郑某2夫妇照顾，郑宝芬去世后，郑宝芬的丧事也是被告郑某2夫妇办理的，当时农林局的领导也在旁协助。原告认可郑宝芬的住院病案及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但主张是郑宝芬不让自己伺候。原告对自己主张的要求继承的遗产范围，未提供任何证据。依原告申请，庭后法院对涉及郑宝芬、郑某2的房产及郑宝芬的丧葬费、抚恤金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原告对于法院调取的证据中，除认可（2013）黄民初字第499号案件中的平房一处系郑宝芬财产外，对于法院调取的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该房产位于黄骅市振兴街东农业局平房，房屋所有权证黄房字第××号，2012年6月1日，郑宝芬以20万元的价格将此房卖给案外人王军，已经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原告是否对被继承人郑宝芬履行了约定的义务，是否享有继承权。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原告作为扶养协议的扶养人为享有权利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主张自己尽了对郑宝芬养老的义务，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对自己的主张亦无证据提供，而且原告自认自2013年正月初二离开黄骅后，直至2015年7月26日郑宝芬去世，仅在2015年3月30日来过黄骅一次，故原告主张的对被继承人郑宝芬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原告未对被继承人郑宝芬履行约定的赡养义务，显属违约，不应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被告主张自己系郑宝芬夫妻的独生女儿，××死都是由自己夫妻二人照顾的，而且为了方便照顾父母还在父母的小区购买了房子，而原告不但对被告父母没有尽过赡养义务，相反自己的父亲郑宝芬还碍于叔侄关系，对原告一家给予经济帮助。被告提供的住院病案，能够证实郑宝芬自2012年2月至2015年6月曾八次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的联系人为被告夫妻；蒋某、王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郑宝芬生养死葬的义务是由被告夫妻承担的，原告认可住院病案及证人证言，并自认向郑宝芬要过钱，并且收到郑宝芬给的款项，但原告抗辩是郑宝芬不让自己伺候，原告对于自己的抗辩无证据提供。综上，被告郑某2主张的自己对自己的父亲即被继承人郑宝芬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主张，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主张郑宝芬有固定收入、有医疗保险，被告郑某2赡养照顾郑宝芬也是用的郑宝芬的钱，用郑某2自己的钱才叫赡养，所以被告郑某2不是赡养。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赡养义务不仅包括经济上的供养，亦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证人蒋某、王某能够证实在被继承人郑宝芬患病，最需要有人陪伴照料的最后几年中，是被告陪护照顾着郑宝芬，直至郑宝芬去世并安葬，被告为郑宝芬履行了为人子女的赡养义务，故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继承的遗产，因原告不能享有继承权，且原告对遗产情况未提供任何证据，而原告对于法院依据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亦不予认可。即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对郑宝芬履行了赡养义务，原告以继承纠纷为由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郑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郑某1和被上诉人郑某2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1977年郑宝芬与郑某1、郑宝堂签订“过继单”时已在黄骅市工作，并于1993年退休，工作期间及退休后均在黄骅市生活。该“过继单”签订后，郑某1与郑某1妻子李士琴、被上诉人郑某2在涿州市高官镇台头村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1983年左右，被上诉人郑某2与母亲李士琴搬至黄骅，与郑宝芬一起生活，郑某1则在涿州市高官镇台头村生活。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判决程序是否违法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郑某1在一审起诉状主张“过继单”为遗赠扶养协议，并主张继承郑宝芬的全部遗产。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该案为遗赠扶养关系纠纷，与郑某1主张的法律关系认定一致，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因郑某1在二审时的上诉理由又变更称其与郑宝芬也存在养父子关系，享有养子的继承权，其认为一审法院未按照法律规定释名其是否调整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郑某1提供的郑宝芬的书面意见已在一审开庭时予以质证，庭审笔录第3页有明确记载，原判决对该证据不予论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郑某1上诉称一审对该证据未予质证并未在判决书中论述，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郑某1是否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郑某1与郑宝芬签订的“过继单”具有遗赠扶养协议性质。郑某1主张继承郑宝芬的遗产，应当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对郑宝芬的生养死葬义务。因郑宝芬在“过继单”签订时至退休一直在黄骅工作生活，由自己工资供养自己的生活。××重期间均是由郑某2夫妻进行照顾，且郑宝芬的丧葬事宜也均是由郑某2夫妻负责。郑某1虽然与李士琴、郑某2生活过一段时间，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对郑宝芬的生养死葬义务，故郑某1不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要求按照“过继单”继承郑宝芬遗产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上诉人郑某1是否为郑宝芬的养子而享有继承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部分继承问题第（38）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因郑宝芬与郑某1、郑某1父亲郑宝堂三人签订的“过继单”，并没有郑宝芬妻子签名确认，且该“过继单”签订时郑某125岁，而郑宝芬一直在黄骅工作生活，郑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对郑宝芬履行了赡养义务，郑某1与郑宝芬并未形成扶养关系，不能享有继承权。故郑某1主张作为郑宝芬养子要求继承郑宝芬遗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上诉人郑某1主张的原判决未查明郑宝芬遗产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郑某1一审时申请调取郑宝芬的中国银行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财产余额，原审法院依法到中国银行进行查询，因郑某1提供的账号不正确，导致原审法院未查询到。以上情况在郑某1签名的原审质证笔录里有明确记载。现郑某1以一审法院未查询郑宝芬的养老金支出情况及余额、工资流水及余额，认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留下的个人合法财产。郑宝芬已在生前的2012年6月1日将名下的房卖以20万元的价格给案外人王军，并已经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郑宝芬对该房屋的处分以及卖房款的使用是郑宝芬生前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卖方款的去向及使用情况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未对该卖房款进行查明符合法律规定，郑某1认为原审法院未查明王军购买郑宝芬房屋款的去向及使用情况属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因上诉人郑某1不能提供证据其履行了对郑宝芬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不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郑某1也没有与郑宝芬形成扶养关系，不是郑宝芬的养子，不享有对郑宝芬遗产的继承权，故郑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上诉人郑某1负担。审 判 长  谢盼书代理审判员  刘海玉代理审判员  巩云静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高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