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703民初4507号原告：夏剑明，男，196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金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兆明，浙江八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夏宅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夏宅村。法定代表人：王建福，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凌，金华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夏剑明诉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夏宅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夏宅村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剑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兆明、被告夏宅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王建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剑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树木采伐承包合同；2、被告返还未采伐山林的相应承包款3354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初，经公开招投标，原告以436802元的价格中标并于2015年1月8日与被告签订了树木采伐承包合同。合同约定采伐期限为2年，从2015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后原、被告再次签订合同，将采伐期限调整为4年，即从2015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2015年1月11日，被告协助原告申请了第一期采伐许可证。2016年，原告向林业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被林业部门告知已接到国家林业局（2016）24号文件，原天然林不再审批采伐许可。因国家政策调整，原告不得继续采伐，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该情形属于情势变更，原告有权申请法院解除合同。原告目前已批49亩采伐面积，尚有114亩未审批。按比例计算，114亩采伐面积对应335400元承包款。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被告应退还原告335400元承包款。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但被告一直拖延不办理。为此，原告具状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夏宅村村委会辩称，原告诉状所述并非完全属实。经原告要求，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期限为4年的合同，是为了方便原告办理采伐许可。与前一份合同相比，除了合同期限不同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国家林业局的文件出台后，经过省政府、省林业厅层层落实，省林业厅2016年8月15日方才通知禁止采伐天然林。若原告及时申请，是可以在省林业厅的通知下发之前再办理一期采伐许可的。本案合同是经过公开招投标后签订的，在投标需知中已明确采伐审批手续由中标者办理，费用自理，村不负采伐指标数量责任，故现在的政策禁止采伐天然林并不属于情势变更，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为了合理利用山林资源，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经金东区村三委、党员、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将本村南山杨峰坑、小坑山林的树木对外公开招标承包采伐，金东区村两委于2015年年初发布《投标须知》，告知有关事项如下：范围为杨峰坑面积约69亩、小坑约94亩，四至界线已划定；采伐期限为2年；采伐审批手续由中标者办理，费用自理，村不负采伐指标数量责任；合同期满后，合同自然终止，如还有树木未采伐，所剩树木不折价，村将无偿收回采伐权。经公开招投标，原告夏剑明中标。2015年1月8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约定：原告以436802元中标金东区南山杨峰坑、小坑山林树木采伐权；采伐审批手续由原告自行办理，被告协助，一切费用由原告自理，被告不负责采伐指标数量的责任；采伐期限为2年，自2015年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如因未批先伐或超指标超范围采伐引起的一切处罚及法律责任由原告承担；合同到期后自然终止，未砍树木不折价，采伐权被告无偿收回。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纳了承包款436802元。2015年1月17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合同》，除采伐期限约定为4年，自2015年2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以外，该合同其他内容与双方2015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一致。2015年1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在2015年1月15日与本村村民夏剑明签订的山林（杨峰坑、小坑）树木采伐承包合同，采伐期限为2年，现为了承包方方便办理采伐审批手续，经承办人夏剑明要求，把原采伐期限2年改为4年，并在2015年1月17日双方再签订一份用于办理采伐证的合同。采伐期4年的合同只局限于办理采伐证使用，合同条款与实际承包采伐期限按2015年1月15日签订的合同执行。恐空口无凭，特立此协议为证。原告于2015年10月26日领取了金东区采字（2015）1026001号树木采伐许可证，批准在采伐树木，林分起源为天然，采伐方式为皆伐，采伐面积为3.26公顷，采伐蓄积为400立方米（出材量240立方米），采伐期限为2015年10月26日至2015年12月30日。领取采伐许可证后，原告对许可采伐的树木进行了采伐。2016年2月26日，国家林业局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十三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的通知》（林资发（2016）24号）；2016年7月1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十三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的通知》（浙政办发（2016）77号）；2016年8月15日，浙江省林业厅发布了《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十三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的通知》。以上文件明确，2016年是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第一年，要切实加强天然林保护工作，严禁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对天然林实施皆伐改造。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树木采伐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在原告对3.26公顷的树木进行了采伐后，由于国家政策变化，原告已无法再取得其余树木的采伐许可证，致使原告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树木采伐。而上述国家政策的变化，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情形。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对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树木采伐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被告有关若原告及时申请，是可以在省林业厅的通知下发之前再办理一期采伐许可的辩解，本院认为，双方于2015年1月签订树木采伐承包合同，原告于2015年10月领取了第一期采伐许可证，现原告于2016年下半年向有关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完全符合合同履行习惯，且按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理，原告承包树木采伐，其目的是采伐出售获利，因此，原告完全没有理由故意延迟办理采伐手续，故本院对被告的该辩解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树木采伐合同解除后，被告理应向原告返还相应的承包款。对此，原告主张按照未采伐的树木面积返还相应的承包款，被告则主张按照未履行的采伐期限返还相应的承包款。本院认为，采伐树木的经济价值是以树木的出材量计算的，故以树木面积折算相应的承包款较为公平合理。原告已采伐面积为3.26公顷，换算为48.9亩，原告自认以49亩计算已采伐面积，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原告承包采伐的树木共计163亩，承包款为436802元，计算可得未采伐面积对应的承包款为305493.4元。对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承包款3354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夏剑明与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夏宅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树木采伐承包合同。二、由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夏宅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夏剑明承包款305493.4元。三、驳回原告夏剑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6元，由原告夏剑明负担225元，由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夏宅村村民委员会负担29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章城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代书记员 余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