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51民终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松喜，男，197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揭阳市空港经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帆，广东锦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忠，广东锦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强，男，196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勤，广东正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一超，广东正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北斗烽火台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莞城区汇峰路1号汇峰中心E区2楼17号A单元。法定代表人：袁光洪，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潮州市北斗烽火台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潮州市湘桥区新洋路翠竹园D幢A1号铺面。法定代表人：黎利华，经理。上诉人孙松喜因与被上诉人陈建强、原审第三人广东北斗烽火台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北斗公司”）、潮州市北斗烽火台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州北斗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6）粤5102民初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松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帆、被上诉人陈建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林勤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广东北斗公司、潮州北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松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以上诉人在原审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系潮州北斗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经营人及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协商加盟、合作经销卫星定位产品事宜为由，认定被上诉人划入上诉人银行账户的款项，属不当得利，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是否潮州北斗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经营人与其是否代潮州市北斗公司付还广东北斗公司的加盟费并无直接因果关系，问题在于被上诉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在网银上转账时因操作失误，错误将金额为人民币40万元的款项转入被告的账户为52×××21的银行账户”的事实存在。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被上诉人有责任向法庭提供其“错误转账”的证据。然而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丝毫证据来证明其所谓“错误转账”的事实，甚至也无法向法庭陈述其汇款的用途及原拟“正确转账”的人姓甚名谁以及开户行和银行账号的情况。可见，被上诉人主张“错误转账”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无法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显然其主张的所谓“不当得利”不成立。遗憾的是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仍对被上诉人的主张予以认定，这无异于免除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已严重违反了民诉法的上述规定。(二)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知，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8日与陈纪中一起到东莞，上诉人代表广东北斗公司予以接待并安排入住东莞市丽逸酒店。期间，陈纪中代表潮州北斗公司签订《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潮州北斗公司在潮州市区域内享有经销广东北斗公司卫星定位产品，合作期限白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8日，协议签订时潮州北斗公司一次性支付广东北斗公司加盟费人民币40万元。同日，被上诉人之儿子陈浩向潮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呈送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拟成立的公司名称为潮州市北斗烽火台卫星定位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股东为陈浩、陈纪中。4月14日，潮州北斗公司经潮州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成立。4月22日，潮州北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浩之父亲即被上诉人通过建行(网银)将人民币40万元转入上诉人账户。当日，上诉人转账人民币20万元至广东北斗公司账户，其余20万元以现金支付广东北斗公司。广东北斗公司收到40万元之后，即于同月底派工程技术人员到潮州市协助潮州北斗公司建立北斗系统车辆监控调度管理平台并调试，期间，潮州北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浩、股东陈纪中及陈浩的父亲均有参与洽谈并接待工作。从以上过程完全可以看出：l．上诉人2016年4月8日与陈纪中到东莞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签订合同与其儿子陈浩在同一天向潮州市工商局呈报成立潮州北斗公司的申请绝非偶然巧合，而是被上诉人父子为成立潮州北斗公司及与广东北斗公司协商加盟事宜分头工作；2．潮州北斗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被上诉人之子陈浩任法定代表人且系绝对控股大股东，但其年仅25岁刚走上社会，兴办公司之款显然是被上诉人投入；3．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履行协议的前提系支付加盟费40万元，被上诉人于同年4月22日向广东北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上诉人转账40万元，广东北斗公司即与潮州北斗公司履行合同，被上诉人对支付该款项并无异议，潮州北斗公司也无另行支付加盟费，只是等到潮州北斗公司违约单方中止合同之后，被上诉人才于2016年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40万元为“不当得利”。显然，被上诉人参与了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加盟洽谈、协商过程，其转给上诉人的40万元系其代潮州北斗公司支付给广东北斗公司的加盟费，绝非“错误转账”。如果原审法院能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即能正确认定本案争议的款项40万元系被上诉人代潮州北斗公司支付给广东北斗公司的加盟费，从而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然而，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其“错误转账”，也不能合理解释其“正确转账”的对象为何人的情况下，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拒不采信上诉人的证据，强行认定该款项为“不当得利”。这怎能令人信服!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有失公正。被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的其“在网银上转账时因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金额为人民币40万元的款项转入被告的账户52×××21的银行账户”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可作证明，而上诉人收取该40万元系为广东北斗公司向潮州北斗公司收取的加盟费并已将该款全部交付广东北斗公司的事实，有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足资认定。原审本应依照《民法通则》第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然而，原审判决错误地认定本案上诉人收取的款项为“不当得利”，从而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不当得利”款项4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利息损失，实属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有失公正。三、退一步说，即使原审判决认定的所谓“不当得利”成立的话，其判令上诉人除返还被上诉人所谓“不当得利”的款项人民币40万元外，还应返还该款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利息损失及负担本案的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请二审法院明鉴!被上诉人起诉称其在网银上转账操作失误，错误汇款入上诉人的账户。而事后其既无向公安机关报案也从来没有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其行为上有严重过错，对造成其40万元的利息损失及本案纠纷应负全部责任，故对该40万元的所谓利息损失应自行承担，并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而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8日与陈纪中一同到东莞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签订合同，且合同已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履行前提是潮州北斗公司应在签约时支付40万加盟费)，再加上被上诉人陈建强系潮州北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浩的父亲，原广东北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上诉人及其他工作人员来潮时均由其父子接待，洽谈。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陈建强的40万元汇款是代潮州北斗公司支付给广东北斗公司的加盟费。原审判决也已查明了上诉人收到本案所涉40万元之后，当日转账20万元给广东北斗公司，其余用现金交付广东北斗公司的事实。可见，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40万元，并无过错，不应负担该款的所谓利息损失及本案受理费。再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应承担本案40万元的所谓利息损失，也只能从其于2016年1月11日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日以建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因为“错误”转账及无及时主张权利是被上诉人的过错，上诉人也没有占有和使用该款；况且该款是被上诉人从其活期储蓄账户转账出来，如果有“损失”也只是活期银行存款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有失公正!为此，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审错误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陈建强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的理由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建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40万元及该款的利息损失（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2日，陈建强通过网银转账将款项人民币40万元转入孙松喜账号为52×××21的银行帐户。当日，孙松喜转账人民币20万元至广东北斗公司账户，其余20万元分多次以现金交付广东北斗公司。2016年1月11日，陈建强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2015年4月8日，广东北斗公司（甲方）与陈纪中（乙方）签订《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在潮州市区域内享有经销甲方卫星定位产品，合作期限自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8日，协议签订时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加盟费人民币40万元，协议还对具体合作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4月14日，潮州北斗公司登记设立，公司投资者为陈纪中、陈浩两人，陈浩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述协议签订后，广东北斗公司自2015年5月起开始向潮州北斗公司提供卫星定位产品。再查明：2016年2月3日，广东北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松喜变更登记为袁光洪。2016年3月24日，潮州北斗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浩变更登记为黎利华。陈建强与潮州北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浩系父子关系。本案审理期间，孙松喜申请证人辛某、陈某出庭作证。证人辛某陈述称，其与孙松喜系朋友关系，与陈建强不相识，因广东北斗公司招商，其介绍陈纪中去东莞，见过与陈纪中一起至东莞的陈建强等人，但其无参与协商加盟事宜，不知道是谁参与具体协商。证人陈某陈述称，其是孙松喜的司机，去年中下旬，其与孙松喜至潮州北斗公司，由陈纪中接待，在办公室谈话，我在外面。在外吃饭时有陈建强、陈浩参加。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自己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陈建强主张于2015年4月22日通过网银转账入孙松喜银行账户人民币40万元，孙松喜对此没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述款项性质问题，孙松喜主张该款项系潮州北斗公司支付给广东北斗公司的合作经销卫星定位产品加盟费，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首先，孙松喜辩称陈建强系潮州北斗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经营人，但没有举证证明，其提供的潮州北斗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投资者为陈纪中和陈浩（原法定代表人），陈建强虽与陈浩系父子关系，但不能证明陈建强系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经营人，故对孙松喜此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孙松喜辩称陈建强自潮州北斗公司成立之初即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沟通、协商及履行《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书》内容，其转账支付的款项人民币40万元系代表潮州北斗公司按约定支付广东北斗公司的加盟费。从本案查明情况看，孙松喜提供的陈建强于2015年4月8日入住东莞市丽逸酒店的电脑显示登记记录、住宿发票等证据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两证人与孙松喜系朋友及司机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且两证人出庭作证时均称无参与协商加盟事宜，故孙松喜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陈建强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协商加盟、合作经销卫星定位产品事宜，而且孙松喜提供的《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书》等书面证据均没有体现陈建强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商谈或签订加盟、合作经销产品事宜，故孙松喜辩称陈建强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沟通、协商及履行《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书》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孙松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可以合法取得陈建强转账划入其银行账户的款项利益，属不当得利，涉案款项的性质应认定为不当得利之债。现陈建强据此请求孙松喜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4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对陈建强辩称的款项已转交广东北斗公司，其没有获得任何不当利益，其行为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意见，不当得利构成四个要件之一即受益人取得利益，陈建强将款项转账划入孙松喜银行账户时，孙松喜即取得了该款项的利益，至于孙松喜对取得的款项如何处置，不影响其返还受害人的义务，而且若存在错误转交第三人等情形，其可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故孙松喜此辩称意见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孙松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陈建强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4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利息损失。本案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由被告孙松喜负担。被告孙松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将应负担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缴纳本院。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账户于2015年4月22日收到被上诉人所汇入的40万元后，即在同日转账支取20万元、次日转账支取22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所汇40万元的法律性质应如何认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及处理是否正确。一、关于被上诉人所汇40万元的法律性质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系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陈建强向孙松喜的账户汇入人民币40万元，孙松喜主张该款项系陈建强代潮州北斗公司支付给广东北斗公司的合作经销卫星定位产品加盟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孙松喜主张陈建强汇款行为系代潮州北斗公司付还加盟费，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孙松喜对其上述主张在一审中提供了潮州北斗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住宿登记记录、发票、企业档案登记资料、人口信息查询及证人证言、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书等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潮州北斗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虽显示投资者为陈纪中和陈浩（原法定代表人，系陈建强之子），但不能证明陈建强系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经营人，住宿登记记录及发票、产品经销合作协议书及证人证言也均不能证明陈建强代表潮州北斗公司与广东北斗公司协商加盟、合作经销卫星定位产品事宜及代付还加盟费40万元，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陈建强虽不能举证证明该40万元原来的正确汇款对象，但其将该40万元汇给孙松喜后，因没有证据证明孙松喜有合法的根据可以占有该款项，故孙松喜收到该款后拒不付还，客观上已造成陈建强的损失，陈建强作为利益受损人依法有权主张孙松喜对该款的占有构成不当得利。二、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及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陈建强于2015年4月22日将款项转账划入孙松喜银行账户，孙松喜自当日开始即取得了该款及该款孳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40万元，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因上诉人于2015年4月22日收到被上诉人汇入的40万元后，即对该款予以转账支取使用处分，故一审认定其应赔偿该款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的利息损失，处理恰当；上诉人上诉主张利息损失应自被上诉人起诉之日按建行活期存款利率计，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松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由上诉人孙松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芳审 判 员 李  照  雄代理审判员 陈  俊  强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张晓霞（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