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新2327民初3165号原告：袁文，男，196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木萨尔县，×××。被告：甄鹏森，男，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原告袁文与被告甄朋森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马国刚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22日，12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文，被告甄朋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损失9000元（按鉴定意见中的每亩2吨，种植5亩，合同价0.9元每公斤计算）及其他损失1000元（打药的人工费用）；2、判令被告返还购种款2000元（因种子是假的，所以被告要返还种子款）；3、被告承担鉴定费295元及出庭费用35元（鉴定费及出庭费用按照每户购买种子的具体数量分摊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土豆种植与收购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购买了被告种薯895公斤。在种植了被告的种薯后出现出苗少、病害重、缺苗多、大部分地块已形成绝收的局面。种植期间因病害重，原告购买农药及雇佣他人打药共支出费用1000元。2016年6月22日原告与其他种植户共同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吉木萨尔县老台乡二宫河村张仁兵、宋思豫等20人种植早熟土豆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及损失价值进行鉴定，支付鉴定费10000元。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5日对上述情况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被告提供的种薯普遍携带马铃薯黑胫病菌，该批种薯在出苗后就陆续感病死秧，造成严重缺苗和减产。2、种薯未检疫、未定级、无标签为假种子。3、种植户的经济损失可按2吨每亩计算。由于被告未按约定提供合格种薯，给原告造成较大损失，现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被告甄朋森辩称：原告所述卖种子及签订合同的事是对的。原告购买的种薯是895公斤，种子款已付清。原告称种子出苗差我不认可，因为当时我给村委会张仁兵书记打电话询问过出苗情况，他说还可以。黒胫病是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不是种子本身原因。因此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原告说我的种子是假种子我不认可，当时种子还没有卸车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没有手续，种子是我兄弟从内蒙古买的。原告自愿购买，我没有强迫原告购买。按照合同约定，我给原告提供种子，原告应该支付种子款。对鉴定费不承担，因为鉴定的时候我不在场，鉴定和亩产事实不符合。也没有法定的鉴定委托部门，而且鉴定范围太小，不能如实反映事实情况。综上，原告的损失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承担原告的损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1、《土豆种植与收购合同》1份。2、新农林牧鉴字8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3、鉴定费及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票据各1张。上述证据经被告质证除对证据1无异议外，对证据2、3均有异议。通过通知主鉴定人林成到庭接受法庭质询，被告不认可主鉴人的鉴定意见及询问答疑。经审查，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材料真实可靠；鉴定意见形式合法；鉴定意见与待证事实具有较高关联性，法庭对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鉴定意见与申请人委托鉴定的事项有部分不符。委托鉴定事项为”对吉木萨尔县老台乡二宫河村张仁兵、宋思豫等20人种植早熟土豆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及损失价值鉴定”。而在鉴定意见中却得出4项鉴定意见，即第2、3项，超出委托事项作出鉴定意见，存在瘕疵，对超出委托事项之外的鉴定意见，本院不予确认。对第4项鉴定意见，通过主鉴人林成出庭接受质询明确为2016年吉木萨尔县地区早熟土豆平均亩产为2吨，损失可以参照平均亩产2吨减去实际收获土豆的数量。对此解释，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括号内的注解”个别情况可酌情调整，不含种子退款”也超出了鉴定委托事项，对超出部分事项的鉴定意见，本院不予确认。被告甄朋森向法庭提供证据：电子版照片及视频。该证据用来证明，原告种植的土豆是因管理不当，造成草害引起的减产而非种子原因。经原告质证后认为照片是被告本人照的，不是别人拍摄的；从这些证据上看不出是谁家的地；从照片及视频上看，并不存在草害，对被告的待证事实不认可。经询问被告，综合全案和土豆的生长规律，被告所拍摄的图片及视频，不能准确地反映是否属于原告所种植的土豆地块，也未能看到地块中普遍存在杂草多的状态。根据被告所称的拍摄时间，已处在土豆的收获期，而不能反映是在生长期，违背土豆生长规律，不能证实被告待证的事实，该份证据缺乏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原告与被告签订1份《土豆种植与收购合同》。合同约定：土豆交售时间为2016年8月20日至2016年9月25日。回收价格为不分大小，每公斤0.90元。另约定，如土豆种子发生病变，由甲方(被告)承担一切责任。合同并约定了违约条款及管辖法院。合同签订后，原告购买了种植5亩地所需的被告的土豆种子895公斤，约定单价为3.5元每公斤，并预支付了每公斤2元的种子款2000元。土豆种植后，出现出苗少、病害重、缺苗多的现象。因病害加重，被告两次为原告提供农药进行防治，但没有起到冶愈效果。2016年8月5日原告与其他种植户共同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吉木萨尔县老台乡二宫河村张仁兵、宋思豫等20人种植早熟土豆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及损失价值进行鉴定，支付鉴定费10000元，本案原告分摊鉴定费295元。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5日对上述情况进行鉴定，于2016年8月14日作出新农林牧[2016]第08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造成张仁兵等20户169亩马铃薯基本绝收的主要原因是种薯普遍携带马铃薯黑胫病菌，该批种薯在出苗后就陆续感病死秧，造成严重缺苗和减产。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马铃薯种薯》（GB18133-2012）的规定，未检疫和定级的马铃薯是不能做种薯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49条第二款”种子种类、品种与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为假种子。4、各种植户的经济损失可按2吨／亩计算（个别情况可酌情调整、不含种子退款）。2016年11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主鉴人林成出庭接收法庭质询，原告及其他种植户支出出庭费用1000元，原告分摊出庭费35元。2016年9月，被告依照合同约定收购了原告10亩地的土豆共计4195公斤，收取了剩余每公斤1.5元的种子款。本案中，被告无经营马铃薯种子的资质。现原告以种植被告提供土豆种子造成较大损失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本院认为：马铃薯作为国家主要农作物之一，从事其生产经营应当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本案被告无相应的种子经营许可证，不具备种子生产经营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被告未依法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在没有确认被告有无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前提下与被告签订合同，造成损失，双方均有过错。故，原、被告签订的土豆种植回收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土豆种子，原告应当返还。现原告已将该土豆种子种植收获，已无返还可能，应当折价补偿，但本案中，被告已收取了相应的土豆价款，不存在返还的事实。被告提供给原告土豆普遍携带马铃薯黑胫病菌，且该种病菌根据其病理，主要靠种薯传播，土壤一般不带菌，原告种植后出现了减产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由于被告提供的土豆种子带有病菌，造成了原告秧苗死亡、减产。在原告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未果的情况下，与其他种植户一起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支付鉴定费10000元，原告分摊295元，客观上又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被告不认可鉴定意见，但认可产量2吨，原告与其他种植户再次申请支鉴定中心主鉴人林成出庭，支付出庭费用1000元，原告分摊22元。被告辩解不认可鉴定意见，认为草害是造成减产的主要原因，而非种子原因，与鉴定意见及事实不符，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原告请求的合理部分即产量损失5224.50元（5亩×2吨－4195公斤）×0.90元；分摊鉴定费用损失330元（295元＋35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超过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赔偿其他费用2000元的诉讼请求与被告为原告提供农药损失的辩解，应按各自过错程度自行承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甄朋森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袁文损失5224.50元。鉴定费用330元。二、驳回原告袁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元，减半收取计63元，由原告袁文负担36元，由被告甄朋森负担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国刚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