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晋民申3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袁媛，女，198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夫，住大同市。委托代理人：冯晓利，山西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红兵，女，1968年2月8日出生，汉族，大同军分区修建所退休职工，住山西省大同市。再审申请人袁媛因与被申请人张红兵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同民终字第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袁媛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二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证据能够证明，且二判决无视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足够推翻原判决。二审庭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提供了从大同市公安局综合警务支队调取的被申请人的报案材料、报案询问笔录、收条、汇款凭证这些证据。且被申请人的代理人当庭电话联系被申请人后，表示被申请人曾报案的事实。就是这样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在二审法院的判决中，只字未提。作为本案件的最有力的证据是足够推翻原审的二判决的。二审法院无视事实的真相，以被申请人”个人认为”，以刑事案件中未涉及本案被申请人为由，以此判决案件，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不向侦办机关报案，难道就成为影响一个事件本质的原因。不报案就不是刑事案件了，报案的就是刑事案件。这严重违背事件本身的本质属性，违背事实的真相。一个案件属于是民事案件还是属于刑事案件应当有本质的区别，不应当混同。不能因为受害人受到了损害，进而侵害无辜的再审申请人的利益。进而剥夺再审申请人的证据证明力。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原判认定的事实错误，本案属于刑事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1、本案一审被申请人起诉时，其提供收条、汇款凭证作为案件的证据，描述的案情是其通过再审申请人的父亲认识再审申请人，继而通过再审申请人办理房改，支付给再审申请人21万元的事情，由于未办成事宜，遂要求返还房款。被申请人的这一描述与事实不符。2、再审申请人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调取证据------被申请人于2014年4月17日在大同市公安局综合警务支队的报案材料、报案询问笔录、收条，汇款凭证直接描述的是真正的案件事实。事实是：被申请人通过再审申请人丈夫刘伟珍父亲认识刘伟珍，因刘伟珍系房管局原房管科的副科长，进而，被申请人请托刘伟珍为其办理房改一事，先后支付给刘伟珍21万元房款和1．3万元好处费的事实，为了追回房款其向公安机关报案刘伟珍涉嫌诈骗其钱款的事实。被申请人在报案中描述了整个案件的事实和细节，并陈述了再审申请人在其与刘伟珍谈妥并付款后的情况下，在刘伟珍不在大同的情况，仅是代刘伟珍书写了本案证据之一的”收条”一事（详见被申请人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3、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与被申请人向大同市公安局综合警务支队报案时提供的”收条”、”汇款凭证”这两样证据是完全一样的，但被申请人却为了要到钱，编造了本案的事实。4、2014年5月份，刘伟珍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逮捕。刘伟珍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第一次被询问时就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其包庇犯罪事实，其主动交代了涉案的受害人之一就有本案被申请人。并且在大同市中院刑事案件开庭时，其又主动交代了给被申请人办理房改，诈骗被申请人21万元的事实。5、刘伟珍借在大同市房管局工作之名，从2011年7月份到2014年4月份期间，以能给他人办理房本，公产房和危房改造、换大平米房屋，购学区房，高息借款等名义非法占有他人钱款涉嫌诈骗一案，于2015年3月17日，由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同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为：刘伟珍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6、刘伟珍涉嫌诈骗一案的侦查机关是大同市××区，在2014年5月份，刘伟珍被刑事拘留、逮捕后，被申请人没有听从大同市公安局综合警务支队的要求未向侦办案件机关报案。被申请人作为刘伟珍父亲的同事，其起初是最早的报案人，以为刘伟珍就其一家事宜，应该在短时间内能退还房款。但在看到刘伟珍被逮捕后，被申请人一改初衷放弃去侦办案件机关报案，反而在刘伟珍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转而以非法诉讼的方式起诉了再审申请人。但就此不能认定本案是属于民事案件。（二）该案涉及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应依法移送。根据法释（1998）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2011年7月至2014年4月期间，刘伟珍以为他人办理经济适用房和公产房过户为幌子诈骗了近40余人钱款。2014年5月15日，刘伟珍以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14年6月19日被依法逮捕，现该案件已审理终结，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判决刘伟珍犯诈骗罪，处无期徒刑，对刘伟珍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尽管现在该案已经审理终结，但在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返还原物一案审理过程中，该案也同时在办理过程中，刘伟珍诈骗案件的庭审记录能够证明本案被申请人系刘伟珍的诈骗案中的受害人之一。被申请人没有依法报案，相关机关应当深入调查，依法追加，而不应当用民事审判的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刘伟珍诈骗被申请人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与其他受害人并无二致。被申请人的损失应当依法按照诈骗所得的赃款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而不应当由再审申请人承担。（三）即使作为独立民事案件，本案也有诸多错误。1、本案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二审程序错误。根据本案的事实，作为实际收取钱款的刘伟珍应当是本案的直接债务人，刘伟珍应当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有责任、有义务通知刘伟珍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没有通知刘伟珍参加诉讼，属于遗漏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法院应当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2、一审判决中认定再审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21万元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中根据被告代签的”收条”和”银行汇款凭证”认定”再审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款项21万元的事实成立”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中被申请人提供的”收条”系再审申请人代理刘伟珍签的，根据汇款凭条能够认定的事实应为刘伟珍收取了该笔款项，而非再审申请人收到了该笔款项。事实是被申请人将13万元的款项汇给在澳门的刘伟珍后，刘伟珍在被申请人打款的当天就将该笔款项用于澳门赌博，该事实有刘伟珍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为证，同时也在刘伟珍的讯问笔录为证。而2l万元中的其他款项，再审申请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更不知道去向。而且，再审申请人从来不知道办理房产的各项事宜，也没有给任何人办理过房产。因此，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再审申请人无证据证明未收到被申请人汇款的事实属于认定错误，属于举证责任原则分配错也是错误的。3、本案案由错误。一审、二审审理本案的案由定为：返还原物。《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原文是：”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无权占有，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或者原因的占有。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并没有占有被申请人所诉的21万元，再审申请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因此再审申请人并不是无权占有人，也不是实际占有人，再审申请人是没有返还原物的责任和义务的。因此判决中适用《物权法》中返还原物的规定是错误的。就此案由，再审申请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资格，因此得出的判决结论也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袁媛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从大同市公安局综合警务支队调取的被申请人张红兵的报案材料、报案询问笔录、收条、汇款凭证等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再审申请的新证据。申请人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错误，本案属于刑事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应依法移送。关于申请人袁媛的丈夫刘伟珍诈骗一案，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5）同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在检察机关的起诉及法院查明的35名被害人及诈骗数额中不包括本案被申请人张红兵及本案所诉款项，故本案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审理并无不当。申请人袁媛认为作为实际收取钱款的刘伟珍应当是本案的直接债务人，袁媛并未实际收到该款，刘伟珍应当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本案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二审程序错误。袁媛主张自己没有实际收到被申请人的21万元，故不是无权占有人，也不是实际占有人，没有返还原物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判决中适用《物权法》中返还原物的规定是错误的。就此案由，再审申请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资格，因此得出的判决结论也是错误的。但本案收条系本案申请人袁媛所出具的，虽然款项是打入袁媛的丈夫刘伟珍的账户，基于袁媛与刘伟珍的夫妻关系，但并不能否认袁媛的收款人的地位，而刘伟珍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故袁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袁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张烁审判员郭丽娟代理审判员许文杰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刘莉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