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京03执复108号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唐岩，男，1975年3月23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陆岩，北京和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李志杰，男，1979年5月1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林广月，男，1984年3月20日出生。唐岩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5执异341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341号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志杰依据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以下简称中信公证处）（2013）京中信内民证字25404号公证书、（2014）京中信执字01054号执行证书向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唐岩一案，唐岩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称：我认为（2014）京中信执字01054号执行证书确有错误，申请不予执行。理由：1.我方对《借款合同》及相应的公证书没有异议，但执行证书中未履行的情况与实际不符。中信公证处在签发执行证书前并没有按照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定的程序或当事人约定的方式对债权债务履行情况进行核实。我们到现在没有接到过电话，也不知任何相关信息。2.《借款合同》中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依照合同约定，在甲方（借款人）未按约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只有当丙方（被申请人）不履行《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义务时，乙方（出借人）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借款人即我方依法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是有条件的，该条件便是丙方先行承担担保责任，如果丙方不能承担担保责任，我方才愿意接受强制执行，而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不能附加任何条件。本案中，《借款合同》不但对强制执行的承诺附加了条件，且设置了先后顺序。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没有进行相应核实不应出具执行证书，法院亦不应受理强制执行申请。3.此外《借款合同》不是各方同时签的，是我和抵押人赵越一起签的，公证机构也没有和我们进行谈话。综上，请求法院对执行证书裁定不予执行。李志杰原审辩称：不同意不予执行的请求。公证处是尽到核实义务才出具执行证书。工作人员对电话过程通过光盘保留证据，签发执行证书前拨打了对方的电话，我认为公证处的执行证书出具合法。唐岩本人向公证处提供自己的联系方式，后来也没有变更过。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中对不履行义务时接受法院强制执行有明确约定，合同及公证书都有他本人的签字。对方是在曲解合同约定，逻辑上也说不通。《借款合同》签订时抵押房屋因为房子没有过户到唐岩名下，所以让当时的登记所有权人赵越进行抵押担保，后来房屋已经过户到唐岩名下，且过户后也办理了抵押登记。本案债务实际上与赵越已经无关，所以我才没有申请执行赵越。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借款人（甲方）唐岩与出借人（乙方）李志杰、抵押人（丙方）赵越于2013年8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唐岩向李志杰借款260万元，期限自2013年8月26日起至2013年10月25日止，赵越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抵押房屋）提供抵押担保。中信公证处出具（2013）京中信内民证字第25404号公证书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11月20日，中信公证处依李志杰申请，就前述《借款合同》出具（2014）京中信执字01054号执行证书。另查，据《借款合同》的第七条第6款载明:“当甲方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对乙方的按期还款义务时，乙方有权选择甲方或者丙方当中任意一方实现债权，而不必先就丙方提供的抵押物实现债权……”;第八条公证条款载明“1、甲乙丙三方同意对本合同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且三方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之含义、内容、程序、效力等完全清楚。”另据公证书卷宗中2013年8月26日的询问笔录记载，公证人员就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相应法律后果对唐岩、李志杰、赵越进行告知，答称：“明白，如借款人到期不能履行对出借人的按期还款义务，我们（借款人）自愿放弃抗辩权，并自愿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再查，《借款合同》就履约和违约事实的核实程序约定为“各方同意公证机构采用‘电话核实’的方式来核实甲方和丙方是否已经履行了对乙方的按期还款义务和保证担保义务”。其中甲方预留的联系人为唐岩，电话139XX****XX。此外，该条款中明确约定“甲、丙方承诺上述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如有变更，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公证机构的承办公证员，否则，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以本条款约定的为准。甲方和丙方同意公证机构可以在下列情形下依据乙方单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出具《执行证书》：（1）、公证机构的承办公证员在拨打甲方、丙方上述联系人的联系电话时无法接通、无人接听或者出现其他无法与上述联系人通话的情形的；（2）、甲方、丙方对乙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异议，但在接到承办公证员的核实电话后七日内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或者提供的相反证据不充分的；（3）、甲方、丙方对乙方提供的证明材料没有异议的。”另据执行证书卷宗中“现场工作记录”记载，“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拨打被申请执行人唐岩在《借款合同》中预留的电话号码：139XX****XX【《借款合同》公证书编号：（2013）京中信内民证字25404号】，始终无人接听。公证人员王明粤对上述电话核实的过程进行了摄像。”又查，抵押房屋于2014年5月22日过户至被执行人唐岩名下。同日，申请执行人李志杰对该房进行抵押权设立登记。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就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予以证明。本案的《借款合同》中，各方均明确表示同意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据公证卷宗材料记载，公证机构在出具公证书之前已经就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注意事项及相关法律后果对各方当事人进行告知，借款人亦表示到期不能履行对出借人的按期还款义务则自愿放弃抗辩权、接受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执行证书出具之前，公证机构亦依照合同约定的核实方式对债务履行情况进行核实。不予执行申请人唐岩所提交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明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所述的各项理由亦不能成立，其不予执行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不予执行申请人唐岩不予执行（2014）京中信执字01054号执行证书之请求。唐岩向本院申请复议称，本案的《借款合同》中虽然各方均表示同意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但《借款合同》中对强制执行的程序有明确规定，即在我方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只有当担保人不履行《借款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担保义务时，李志杰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借款合同》第八条第2款）。公证卷宗材料记载的有关内容与《借款合同》的约定矛盾，公证处没有说明或查证，341号裁定也没有进行审查，仅依据公证卷宗材料作出裁定是错误的。中信公证处在签发执行证书前没有按照当事人约定的方式对债权债务履行情况进行核实，公证机构应在《借款合同》第八条第4款约定的情况同时具备时，才可以依据李志杰单方提供的证明材料出具执行证书，但我从来没有接到公证机构的电话，也没有收到李志杰提供的任何材料，在没有确定我对李志杰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有异议的情况下，公证机构就出具执行证书，违背当事人约定和法律司法解释的程序。且签订借款合同和对公证书进行公证时，我均未见过李志杰，公证程序违法，确有错误。综上，请求撤销341号裁定，裁定不予执行（2014）京中信执字01054号执行证书。李志杰辩称，按照《借款合同》第七条第六项约定，我方有权选择出借人或者抵押人的任何一方实现债权，不必先实现抵押权再向法院申请执行唐岩，且用于抵押的房屋已经过户到唐岩名下。公证处是按照程序出具的公证书和执行证书，也是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联系唐岩，是唐岩本人在合同上签的字，对合同内容应清楚。唐岩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查明的事实与朝阳区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同意对合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且唐岩签字的公证处询问笔录显示，唐岩同意如果到期不能履行还款义务，自愿放弃抗辩权，接受有管辖权的法院予以强制执行；公证机关也已告知唐岩，若出现不按合同约定偿还债务的情况，债权人即可申请办理执行证书，故唐岩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公证处有权依据李志杰的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公证卷宗材料显示，本案执行证书出具之前，中信公证处已按合同约定的核实方式对债务履行情况进行核实，唐岩提出公证处未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核实债权债务，与事实不符，其认为应在《借款合同》第八条第4款约定的情况同时具备时才能出具执行证书，本院不予采信。唐岩认为公证债权文书有错误，证据不足，综上，朝阳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唐岩的不予执行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唐岩的复议申请，维持（2017）京0105执异341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金 星审 判 员  孙宏磊代理审判员  李 畅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乔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