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闽民终字第203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爱乐体育用品（福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世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丽、谢秀锦，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晋江支行。负责人：许杏洲，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雄鹏，该行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晋江市正义轻工鞋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茂利。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丁茂利，男，1968年6月12日出生。上诉人爱乐体育用品（福建）有限公司（下称“爱乐公司”）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晋江支行(下称“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晋江市正义轻工鞋塑有限公司（下称“正义公司”）、丁茂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泉民初字第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爱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丽、谢秀锦，被上诉人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雄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对爱乐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未裁定中止审理，程序不当。正义公司、丁茂利已经涉嫌合同诈骗罪。晋江市公安局已经于2014年9月2日刑事立案受理。本案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2.涉诉的贷款合同、借款借据、汇票承兑总合同等金融借款合同无效，一审判决认定有效错误。正义公司在当下营业执照未年检，作为贷款人主体不适格，不具有订立金融借款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涉诉金融借款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侵吞贷款的非法目的”，实质为正义公司、丁茂利合同诈骗侵吞平安银行贷款。正义公司借款未经过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涉诉金融借款合同无效。平安银行晋江支行违背贷款审批制度。3.主合同无效，从属于主合同的担保合同也无效。担保人无需承担连带清偿的担保责任。爱乐公司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法为无效担保。4.一审判决爱乐公司对涉诉借款500万元及利息和承兑汇票垫款4988460．49元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正义公司的350万元贷款不属于爱乐公司担保范围。该350万元贷款依据的《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晋江贷字20130620第001号)签订日为2013年6月27日，在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爱乐公司约定担保期限之前。5.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关于利息、罚息、复利主张超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不应得到支持。平安银行晋江支行诉求利息、罚息的表述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的规定计算”，但是，一审判决超出了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的诉求，判决内容为：“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包括复利)”，突破了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的限制规定。平安银行晋江支行辩称，1.一审无需中止审理，程序正当。正义公司在贷款前已提供经泉州丰泽诚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报表真实性可以认定，不存在欺骗。本案与正义公司、丁茂利涉嫌的合同诈骗罪分别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应分开审理。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若本案真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应由晋江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函告法院。2.一审判决贷款合同、借款借据、汇票承兑总合同等有效正确。法人资格不由年检制度决定。正义公司领取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爱乐公司无证据证明正义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注销，正义公司的法人资格自领取营业执照后一直存在。购销合同、流贷发放凭证、月结单、贷款委托支付申请书等证据，证明贷款用途系支付货款，且贷款最后也是发放给交易对手用于支付货款。因此，借款合同等金融借款合同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侵吞贷款的非法目的”。3.正义公司的借款、爱乐公司的担保均有相应决议，关于爱乐公司主张500万元贷款等不属于担保范围来证明保证责任认定错误不能成立，相应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汇票合同、托收凭证、垫款凭证等证据完全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爱乐公司需承担的责任。4.关于利息、罚息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正义公司立即偿还平安银行晋江支行贷款、贷款利息（含复利）及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垫款罚息（含复利）合计人民币10220694.51元[其中贷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利息（含复利）（截止2014年6月25日欠息为82876.91元，自2014年6月26日起至贷款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的规定计算）；银行承兑汇票垫款4988460.49元、罚息（含复利）（截止2014年6月25日欠息为人民币149357.11元、罚息（含复利）（截止2014年6月25日欠息为人民币149357.11元，自2014年6月26日起至垫款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的规定计算）]；2、爱乐公司、丁茂利对正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由爱乐公司、丁茂利、正义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日，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平银晋江综字20130620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与爱乐公司签订编号为平银晋江额保字20130620第001-1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爱乐公司对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正义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整中的1000万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与丁茂利签订编号为平银晋江额保字20130620第001-2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丁茂利对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正义公司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在债务本金最高额为4000万元整的范围内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2013年6月27日，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平银晋江贷字20130620第001号《贷款合同》，约定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借款人民币350万元，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借款期限为自2013年7月8日至2014年7月4日，首期年利率为9%，按月结息。合同签订后，正义公司于2013年7月5日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出具一份《贷款委托支付申请书》，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依约将该笔贷款350万元于2013年7月8日汇至晋江爱华鞋材有限公司的账户。2013年8月9日，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平银晋江贷字20130808第001号《贷款合同》，约定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借款期限为自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8月9日，首期年利率为9%，按月结息。合同签订后，正义公司于2013年8月9日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出具一份《贷款委托支付申请书》，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依约将该笔贷款150万元于2013年8月12日汇至晋江卡威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正义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8日、8月9日在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的借款凭证上加盖公司印章，确认收到该500万元借款。借款期限届满后，正义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截止2014年6月25日，正义公司尚欠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82876.91元以及此后的利息、罚息。2013年7月2日，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编号为平银晋江承总字20130620第001号《汇票承兑总合同》，约定承兑金额、期限以经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核准后的《汇票承兑申请书》为准。该合同3.3条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正义公司如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垫款的，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将对垫款从垫款之日起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罚息未及时支付的，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罚息和复利按实际垫款天数计收，日利率=年利率/360。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出具的垫款会计凭证为正义公司所欠债务的有效凭证，正义公司对此无异议。该合同5.2条第（3）项约定：有违约事件发生时，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有权采取额度合同约定的其他救济措施。2013年10月24日，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提交编号为平银晋江承申字20131023第001号《承兑申请书》，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申请一张票面金额为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时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交付票面金额50%保证金作为质押担保。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于2013年10月24日开出号码为30717007的银行承兑汇票并予以承兑，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24日，并于此日产生垫款，金额为3489131.32元。2013年11月6日，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提交《承兑申请书》，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申请六张票面总金额为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时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交付票面金额50%保证金作为质押担保。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于2013年11月6日开出六张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为：30717009、30717010、30717011、30717012、30717013、30717014），并予以承兑，六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均为2014年5月6日，并于此日产生垫款，金额为1499329.17元。正义公司到期未能还本付息，爱乐公司、丁茂利也未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爱乐公司是否应对正义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爱乐公司主张诉争的500万元贷款不属于其保证范围，其理由是其中350万元贷款的合同依据是产生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爱乐公司约定担保期限之前，不是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具体授信业务，另150万元贷款的《借款借据》体现借款产生的对应合同为“平银晋江贷字20130818第001号《贷款合同》”，但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没有提供该《贷款合同》，此外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没有提供前述500万元贷款已按《贷款合同》第2.4条约定支付给符合约定用途的正义公司交易对手的相关凭证，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主张已履行发放贷款义务及放贷金额证据不足，对该抗辩，在前述对《贷款合同》认证时，已能确认500万元的贷款属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而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爱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晋江额保字20130620第001-1号）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平银晋江综字20130620第001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折合）人民币(大写)肆仟万元整中的（折合）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据此，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主张的贷款本金500万元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4988460.49元合计9988460.49元在前述债权本金1000万元的范围内，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也提供借款借据、流贷发放凭证、承兑汇票、托收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已依约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因此爱乐公司前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爱乐公司另主ＸＸ安银行晋江支行未按约定提供贷款，因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贷款，爱乐公司该主张也不能成立。爱乐公司还主ＸＸ安银行晋江支行在发放贷款和承兑汇票时未尽谨慎义务，没有在贷款前对正义公司做全面审查了解，没有发现正义公司、丁茂利提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未严格审查正义公司申请贷款的资质，未对贷款用途进行监督，放贷后也未追踪调查和检查，特别是没有审查正义公司与晋江超凯鞋材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存在极大的过失，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对该主张分析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结合爱乐公司的抗辩及该法律规定的内容，爱乐公司并未认为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有欺诈或胁迫，则爱乐公司主ＸＸ安银行晋江支行有过错的情形只能是前述第三十条规定的第（一）项的内容，虽然，爱乐公司提供了其向晋江市公安局的控告状、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公安机关对正义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了刑事立案，而并不是以贷款诈骗的罪名立案，爱乐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在贷款过程中有与正义公司或者丁茂利勾结串通。因此，爱乐公司主ＸＸ安银行晋江支行应承担过错责任的辩解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虽然爱乐公司主张被告正义公司隐瞒企业的真实情况及资金的实际用途，提供假证明、假材料，但即使正义公司存在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的情形，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系属被欺骗的受损方，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在本案并没有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与正义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在本案借款合同并没有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应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认定本案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爱乐公司主ＸＸ安银行晋江支行在贷款过程中有过错，其以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发放贷款和承兑汇票为由，认为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未尽谨慎义务，对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上述法律、规章的相关规定是对银行从事商业贷款的管理性规定，而不是对合同效力的规定，故爱乐公司的上述辩解，不予采纳。爱乐公司、丁茂利分别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承诺为正义公司本案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爱乐公司、丁茂利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所签订的保证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有效。故爱乐公司、丁茂利应依约对正义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爱乐公司是否系受正义公司、丁茂利欺骗而为正义公司的本案借款提供担保，则属爱乐公司与正义公司、丁茂利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并不影响对正义公司、丁茂利担保责任的认定。二、关于本案约定的利息、罚息是否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的问题。诉争《贷款合同》约定首期贷款利率为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之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2004】251号）》所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和政策性银行按商业化管理的贷款，其利率不再实行上限管理，……”，诉争贷款约定的利率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爱乐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三、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的问题。本案审理的是金融借款以及担保经济纠纷案件，虽然爱乐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正义公司、丁茂利以欺骗的手段捏造正义公司拥有巨额财产和良好的经营状态，骗取爱乐公司为其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取得贷款后改变贷款用途并携款潜逃，涉嫌骗取贷款罪和合同诈骗罪，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正义公司、丁茂利的刑事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司、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爱乐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正义公司、丁茂利涉嫌合同诈骗，属经济犯罪刑事案件，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依法应分开审理。因此，正义公司、丁茂利是否涉嫌合同诈骗，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亦不影响公安机关对正义公司、丁茂利有无涉嫌合同诈骗进行刑事侦查和处理。故爱乐公司以本案存在合同诈骗嫌疑，应中止审理，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的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为，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贷款合同》、《汇票承兑总合同》，与爱乐公司、丁茂利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依约出借给正义公司人民币500万元，并为正义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合计4988460.49元（3489131.32元+1499329.17元=4988460.49元），正义公司在付款期限届满后未能依约按期归还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的借款本金、承兑汇票垫款和支付利息，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偿还500万元借款本金、银行承兑汇票垫款4988460.49元，及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罚息的民事责任。爱乐公司、丁茂利为正义公司的本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应依约为正义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爱乐公司、丁茂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后，有权向正义公司追偿。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爱乐公司的辩解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丁茂利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正义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偿还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和利息82876.91元及自2014年6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利息(包括复利)；二、正义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偿还平安银行晋江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4988460.49元和利息149357.11元及自2014年6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利息（包括复利）；三、爱乐公司、丁茂利对正义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爱乐公司、丁茂利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正义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83124元，由正义公司、爱乐公司、丁茂利共同负担。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了爱乐公司上诉状提及的异议事实外，对其他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2、本案诉争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3、诉争担保合同效力问题即爱乐公司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之间的担保合同的效力，350万元是否属于爱乐公司担保范围。4、诉争借款合同项下利息、罚息如何计算。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司、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爱乐公司主张正义公司、丁茂利所涉的合同诈骗，属经济犯罪嫌疑案件，与正义公司、丁茂利所涉的本案经济纠纷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依法应分开审理。因此，一审认为正义公司、丁茂利是否涉嫌合同诈骗，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对爱乐公司提出的本案中止审理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诉争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爱乐公司以正义公司营业执照未年检为由，主张正义公司不具有订立金融借款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爱乐公司无证据证明正义公司在订立诉争金融借款合同时已经被注销，正义公司仍具有主体资格。故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爱乐公司主张诉争金融借款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侵吞贷款的非法目的”。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一审已举证证明贷款用途系支付货款，爱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上述主张，故该主张不能成立。再次，爱乐公司主张正义公司借款未经过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诉争金融借款合同无效。该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且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已举证证明正义公司借款经过股东会决议。故爱乐公司该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诉争金融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三、关于诉争担保合同效力即爱乐公司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之间的担保合同的效力，350万元是否属于爱乐公司担保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诉争金融借款的主合同有效，并未影响到担保合同从合同的效力。爱乐公司主张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爱乐公司还主张其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之间的担保合同未经爱乐公司股东会决议，为无效担保。该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且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已举证证明爱乐公司的担保经过爱乐公司董事会决议。综上，爱乐公司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之间的担保合同有效。爱乐公司还主张正义公司的350万元贷款不属于爱乐公司担保范围。理由是该350万元贷款依据的《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晋江贷字20130620第001号)签订日为2013年6月27日，在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爱乐公司约定担保期限之前。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晋江贷字20130620第001号)，约定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借款人民币350万元，借款期限以借款借据为准即2013年7月8日至2014年7月4日。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于2013年7月8日实际发放该笔贷款。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爱乐公司于2013年7月2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爱乐公司对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正义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整中的1000万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上述正义公司向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的350万元贷款，其借款期限和放款期限均在爱乐公司与平安银行晋江支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之后，贷款金额也在爱乐公司担保的额度范围内，故爱乐公司关于正义公司的350万元贷款不属于爱乐公司担保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四、关于诉争借款合同项下利息、罚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爱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爱乐公司对平安银行晋江支行与正义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正义公司所应承担的债务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整中的1000万元整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爱乐公司主张一审不该判决支持罚息复利，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爱乐公司还主张本案约定的利息、罚息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诉争《贷款合同》约定：“首期贷款利率为贷款发放日的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2004】251号）》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和政策性银行按商业化管理的贷款，其利率不再实行上限管理”。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诉争贷款约定的利率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对爱乐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爱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124元，由爱乐体育用品（福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炳荣审 判 员  林 毅代理审判员  黄 曦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