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2民终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丽公司高丽精线合金（青岛）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宏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晶，山东圣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民，山东圣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登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宗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苗，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乐国，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丽精线合金（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登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科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5）城民初字第1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审查，本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和事实核对。上诉人高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薛晶，被上诉人登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丽公司上诉称，一、双方因合同解除发生纠纷，高丽公司在搬迁过程中，登科公司派人驻扎厂房，并非法留置高丽公司出口给海外客户的产品和部分生产设备、物资。因登科公司实际控制厂房并主张恢复原状，高丽公司被留置的产品存在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风险。一审中，高丽公司申请法院进行证据保全，但一审法院没有接收保全申请，也未说明情况。登科公司认可高丽公司有物品存在登科公司处，但认为是垃圾并非成品，一审法院对于上述物品的性质没有查清。二、对于高丽公司提交的函件，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管委会等相关部门是否介入调解等事实。高丽公司提交的2011年8月7日寄送给登科公司的函件中明确要求登科公司返还钢丝，但登科公司置之不理，结合登科公司控制厂房的事实，足以证明登科公司存在非法扣押高丽公司资产的事实。三、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登科公司实际控制厂房，应由登科公司就未扣押高丽公司资产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对厂房内存在大量高丽公司的产品做出合理解释。若登科公司认为是废弃物，为何当年不予处理，时隔5以年才通知高丽公司拉走。登科公司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其应承担举证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高丽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登科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登科公司答辩称，一、高丽公司申请证据保全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81条的规定。首先，高丽公司违约单方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在登科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先擅自搬离厂房，后通知登科公司解除合同，登科公司从未扣押上诉人任何货物、资产，高丽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登科公司存在非法扣押行为；其次，登科公司已多次发函告知上诉人清理、搬离其遗留废弃物，但高丽公司拒不清理、拒不将厂房恢复原状。因此，并非登科公司扣押物品，而是高丽公司遗留废弃物拒不清理，影响登科公司恢复原状。目前厂房仍是原来状态，根本不存在证据保全规定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二、高丽公司如有主张应向登科公司提出，向管委会及其他部门所发函件，与登科公司无关，对登科公司也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三、关于2011年8月7日函件,内容系上诉人单方陈述，结合2011年3月5日《解除合同通知书》，都不能证明登科公司存在扣押行为，只能证明上诉人违约。首先，如果登科公司真存在”扣押行为”，”扣押”的还是高丽公司急需提供海外客户的产品，按常理高丽公司应首先将急需的贵重的物品搬走，而事实上高丽公司连工作人员零碎的不值钱的办公用品都搬走了，唯独将所谓的”急需出口的产品”和重要生产设备留在厂房内，显然不合常理。其次，如果真像高丽公司所言，那么高丽公司在发《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就应当首先提及对高丽公司来说无比重要的事情，即还有”急需出口的产品”和重要生产设备留在厂房内没有搬走。事实是高丽公司对此只字未提，并且自认在搬迁过程中没有通知登科公司，对不再继续租赁厂房、不能合作深表遗憾，对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因此，根本不存在登科公司扣押物品的情况，即便有物品也是高丽公司搬离时遗留的废弃物，登科公司也反复通知高丽公司搬离、清理，对此登科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如有损失产生，高丽公司应自行承担。四、登科公司不存在扣押行为，高丽公司要求赔偿货物、资产等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高丽公司提交的证据既无法证明与现场遗留物品对应，也无法证明当时的数量、价值及质量状况，更无法证明当时是合格品目前已全部报废。故高丽公司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丽公司在一审中请求判令：1、登科公司赔偿高丽公司货物、资产等损失3616835元。2、诉讼费、评估费、保全费由登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08年4月2日，高丽公司与登科公司签订《青岛出口加工区厂房、场地租赁合同》，主要约定高丽公司租赁登科公司位于青岛出口加工区的厂房、场地，租赁期限自2008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共计10年。登科公司根据高丽公司要求对厂房、场地进行改造、装修，其中，为停水时保证水的供应在工厂外合适位置建设一处40吨的蓄水池（土建部分），在厂房东侧合适位置设置自行车棚，……本合同执行的义务期限为6年，租赁期限内如高丽公司要终止本合同，应提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登科公司，第1年度至第3年度内高丽公司提出终止本合同，应支付登科公司一年的租赁费作为违约金，第4年度至第6年度内高丽公司提出终止本合同则要支付登科公司半年的租赁费作为违约金（高丽公司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终止本合同30日内，本合同自动解除，高丽公司根据本条规定向登科公司支付违约金）。2009年11月29日，高丽公司（乙方）与青岛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招商局（甲方）签订《青岛出口加工区项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高丽公司与青岛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招商局关于购地及自建厂房事宜的约定，其中第七条约定“乙方从现租赁厂房搬至自建厂房时，甲方负责协调房东保证乙方不交任何违约金的前提下顺利搬迁”。2010年12月底，高丽公司自建厂房完工，随后陆续将租赁厂房内的设备等搬迁至新厂房。2011年3月5日，登科公司收到高丽公司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日的《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我公司（高丽公司）与贵公司（登科公司）于2008年4月2日签订《青岛出口加工区厂房、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租用贵公司的厂房。后来，我司决定增加投资计划，在出口加工区管委会招商局的协调下，我司决定自行购买土地，自建厂房运营。我司和出口加工区招商局于2009年11月29日订立了《青岛出口加工区项目协议》和《青岛出口加工区项目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合同约定招商局负责处理我公司和青岛登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除合同所发生的违约金。基于上述协议的规定，招商局应该已经与贵公司进行了提前的沟通，并通报我司将来不再租赁其厂房的事实。因此，我司在厂房建设和搬迁过程中，没有再另行通知贵司。现因为我公司自有厂房建设完毕，从2011年1月1号开始不再继续承租贵公司的房产，特提出终止签订的《青岛出口加工区厂房、场地租赁合同》。对于不能和贵公司继续合作深表遗憾，并对给贵司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同时就解除合同后的法律事项我公司将积极地和贵公司保持沟通和协商。”2014年4月28日，登科公司向高丽公司发出《通知》，载明：“2014年4月11日，城阳区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鉴定机构到租赁厂房处进行了现场勘查。勘查后，法院告知我公司自2014年4月12日起可自行对毁损厂房进行修复，以便进行出租，防止损失的继续扩大。但由于贵公司在搬离时，遗留了部分废弃物在我公司厂房内，厂房外的配电室等也没有拆除恢复原状，这必定对厂房的修复产生影响，故现通知贵公司自接到本通知后5日内，将厂房内遗留废弃物和厂房外配电室等进行清理和拆除。逾期，我公司有权进行任意处置，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贵公司承担。”高丽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回函》，载明：“贵司在《通知》中提到的2014年4月11日，城阳区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鉴定机构到租赁厂房处进行了现场勘查，我公司不予认可。贵司扣留我公司钢丝成品、变压器以及油品等物资是不争事实，并非贵司在本通知中所提的废弃物，由于贵司的不当行为，导致我公司上述钢丝成品不能交付客户，登科公司贵司扣留物资不能得以正常使用，导致我公司损失严重。就贵司扣留的上述物品，我司在案件受理前已经函告贵公司法律后果，并在法院审理期间提出反诉，是否受理反诉或另行起诉法院待定状态。因此在我司损失不能确定的状态下贵司行为明显属于毁灭证据，届时全部责任由你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丽公司主张登科公司扣押其货物及物资设备，给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要求登科公司给予赔偿，登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并未扣押高丽公司货物或物资设备，且多次通知高丽公司处理搬离租赁房屋时遗留的物品，高丽公司未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高丽公司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此高丽公司提交了求助函、律师函、情况说明等予以证实，但上述证据仅是高丽公司单方陈述，未经登科公司确认，高丽公司亦未再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实登科公司存在扣押其物品、阻止其搬离的行为，对此高丽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高丽公司主张登科公司扣押其货物、物资设备的意见一审不予采纳，对高丽公司要求登科公司赔偿货物、资产等损失人民币3616835元的主张，一审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丽公司要求登科公司赔偿货物、资产等损失人民币3616835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73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高丽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高丽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2013年8月2日拍摄的6张照片，证明在（2013）城民初字第673号民事案件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律师到涉案厂房查验，对高丽公司存放在登科公司的物品进行了清点，登科公司的律师没有签字，如果是垃圾登科公司不可能配合对产品数量进行清点。二、高丽公司申请其工作人员庄子群、王永成出庭作证，证明高丽公司于2010年12月份陆续搬迁，2011年1月底遇到阻碍，有一些产品遗留在厂房里，2013年8月份法院去现场勘察，与法院人员一起清点了物品数量。登科公司质证称，一、在（2013)城民初字第673号案件中，法院组织过双方去过现场察看厂房情况，高丽公司提交的照片不能证明其中的物品是成品，也不能证明是被登科公司扣押。在该案中，登科公司多次要求高丽公司将所遗留物品拉走，以便恢复原状，便高丽公司均予以拒绝。该证据高丽公司早已掌握，但一审中没提出，不属于新证据。二、两证人与高丽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高丽公司申请对登科公司扣押在涉案厂房内的物品予以查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登科公司是否应当赔偿高丽公司货物、资产等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丽公司对其主张的登科公司扣押其财产及被扣押财产的数量、价值负有举证责任。登科公司确认高丽公司有部分物品遗留在涉案厂房内，但高丽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买卖合同、会计凭证、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其在一、二审中提交的照片亦不足以证明其遗留在涉案厂房内物品就是其急需提供给海外客户的合格产品，也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产品、生产设备和物资的数量及价值。同时，高丽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遗留在涉案厂房内的物品系登科公司强行扣押，其在二审中提供的证人因与高丽公司有利害关系，且登科公司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可，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本院对高丽公司主张登科公司强行扣押其财产的理由不予采信。对于高丽公司查封其遗留物品的申请，本院认为，登科公司同意由高丽公司取回遗留物品，且物品遗留时间已经数年之久，无采取查封之必要，故本院对高丽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高丽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735元，由上诉人高丽公司高丽精线合金（青岛）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 勇审 判 员  李晓波代理审判员  徐雪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书 记 员  王 晶书 记 员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