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桂03民终23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春（曾用名廖代春），男，197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职员，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伟，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榕湖北路14号。法定代表人：罗建章，该委员会党组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荣，女，1987年2月25日生，汉族，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机关干部，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原审第三人：戴岑，女，1969年3月29日生，汉族，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职员，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原审第三人：戴自超，男，195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中国银行桂林分行退休职员，住桂林市象山区。原审第三人：石宏飞,男，197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桂林分行职员，住桂林市叠彩区。以上三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德友，广西胜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代春因与被上诉人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原审第三人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福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代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伟，被上诉人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荣，原审第三人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德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春上诉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代春支付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94819.1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讼标的是代春父亲代自仁的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不属于遗产。参照《军人优抚条例》及《军人优抚条例释义》的规定，抚恤金的接收方首先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和配偶，在没有第一顺序的亲属可以享受抚恤的情况下，才由第二顺序的亲属享受。本案中，代春是代自仁唯一的儿子。为此，代春是该笔抚恤金唯一的接受人；一审判决扩大了抚恤金发放顺序的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代春提起本案诉讼后，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出了独立的请求；但代自仁还在世的兄弟姐妹都是适格的诉讼当事人，都应当参加到本案诉讼中。另外，一审判决认定抚恤金比例时，各个当事人应得的抚恤金比例应当清晰明确，不应当出现戴自超作为兄弟姐妹代表领取70%抚恤金等补助费这样模糊的判决。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漏列当事人。三、代春在其父代自仁与母亲离婚后，仍有照顾父亲的行为。一审判决列明的“戴自仁”的文书，不是代自仁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此“戴”非彼“代”。四、一审判决一审受理费的分配违反了诉讼费用的负担原则。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辩称：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从来没有拒绝支付代自仁的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等费用；没有支付的原因是代春与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等亲属之间存在纠纷。戴岑、戴自超、石宏飞陈述称：一、根据法律规定，近亲属的范围是包括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的，一审判决没有错误。二、一审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代自仁的其他兄弟姐妹已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说明。三、代自仁自己书写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代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代春支付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40455.8元。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向一审法院请求: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应向戴岑、戴自超、石宏飞支付丧葬费、抚恤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代自仁生前系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退休干部，于2015年6月23日去世。代自仁在其1983年桂林地区行政公署干部履历表登记姓名戴自仁、配偶廖凤英，儿子戴春，父、母亲已去世，兄弟姐妹分别为戴自礼、戴自超、戴自珍、戴自琪。戴岑、石宏飞系戴自珍的子女。桂林市公安局叠彩派出所的户籍档案载明，代自仁的儿子为廖代春（别名代春）。代自仁于1992年退休，于1996年与廖凤英离婚后独自居住，代春跟随廖凤英居住。1997年至2006年期间，代自仁居住在猴山老年公寓，此后居住在养老院。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向法院提交2006年7月5日签名为“戴自仁”的一份文字，载明：“戴自仁，男，74岁，市旅游局退休干部，于1996年12月10日与廖凤英离婚，有一养子戴春（曾用名廖代春）现年35岁，我与廖凤英离婚后，一直跟随养母生活，十年来从没有看望和过问我，廖代春结婚也不叫我，既然如此，我自愿与其脱离养父子关系。我死后一切财产（包括所有存款）完全不给戴春（现名）享有。我自愿分配给我的亲弟妹们享有。我的亲弟妹是戴自珍、戴自琪、戴自超、戴骥（直属侄孙子）共同分享。敬请市旅游局签证以便报公证处公证”。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均确认代自仁未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相关手续。2008年之后，戴岑帮代自仁到其生前工作单位（即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代领福利待遇，并在代自仁生病、去世的时候通知该单位人事部门。在2009年、2011年、2014年代自仁与养老院签订的协议书中，戴岑作为代自仁的家属在协议书上签字。2011年，戴岑帮代自仁代交电视收视费，并从2014年开始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代代自仁缴纳电费、养老院费用等相关费用。2013年5月，代自仁因病到桂林市中医医院住院，戴自超作为代自仁的代理人，办理住院手续并在医院患者知情征求意见书上签名。2015年6月3日，代自仁再次因病入住桂林市中医医院，戴岑、石宏飞作为家属代表在医患沟通记录、患者知情同意书等医方手续文书上签名。6月23日，代自仁因感染性休克在医院去世。2015年6月24日，戴岑、戴自超等人主持操办代自仁的殡葬事宜，戴自超与桂林市殡仪馆签订骨灰寄存协议，戴岑支付殡仪费用，其中桂林市殡仪馆出具发票的费用金额4780元，另有收条所涉费用2140元。代春未支付殡葬费用。2015年6月30日，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桂林市财政局致函，载明：“我单位退休干部代自仁于2015年6月23日因病去世，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给予该同志丧葬费等补助金分别如下：一、丧葬费：根据市人社发（2012）110号文件，丧葬费为5000元。二、一次性抚恤金：根据桂民发（2011）148号、市民发（2012）36号《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精神，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病故的为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其标准是：职务、级别、基础、工龄、工改增资、历年增资、2014年增资、离退贴，即（145.10+152.50+90+43+275+480+350+100）×40=65424元。三、遗属困难补助费：桂政发（1991）31号文件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发放三个月全额工资，其标准是本人的月工资总额即：（145.10+152.50+90+43+275+480+2479+350+100）×3=12343.8元。四、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8844×2=57688元。以上四项共计人民币：5000+65424+12343.8+57688=140455.8元。请贵单位审核批准给予发放”。2016年2月，代春提起本案诉讼之后，戴岑、石宏飞、戴自超申请作为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的请求。在审理过程中，代自仁的其余兄弟姐妹戴自珍、戴自琪（代自棋）以及戴自礼的儿子、孙子向该院作出说明，推选戴自超作为兄弟姐妹的代表在本案主张权利，戴自珍等人不在本案单独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同意发放退休干部代自仁抚恤金等福利待遇，本案诉讼起因基于代春与戴岑、戴自超、石宏飞之间对何人有资格领取福利待遇产生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福利待遇的性质和给付对象。根据我国的相关政策规定，职工死亡之后，死者所在单位可以给予死者家属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等费用。其中丧葬费应当用于支付死者殡葬费用或者填补该费用的不足，应由实际支付费用的人领取。本案戴岑办理了代自仁的殡葬事宜并支付了丧葬费，故丧葬费5000元应由戴岑领取。一次性抚恤金以及遗属困难补助费是死者所在单位给予近亲属以及死者生前主要或者部分供养人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具有优抚、救济的性质。因此，抚恤金不是死者生前遗留的财产，不属于遗产，不适用遗产分割的相关原则。本案代春以及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均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生活来源，不属于死者代自仁的被扶养人。因此，抚恤金对于本案当事人来说，更多的体现在精神上的抚慰。故双方的争议在于是否属于可以受领抚恤金的近亲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代自仁于1996年离婚，去世时无父母、无配偶。代春系代自仁的子女，属于法律规定的近亲属，具有领取抚恤金的资格。另外，根据戴岑、戴自超、石宏飞提交的代自仁2006年7月5日签名的文书、以及有关代自仁养老、治病、殡葬等生活方面的书面证据可以证明，代春自父母离异之后与代自仁来往较少，而代自仁的兄弟姐妹中的戴自超、以及戴自珍的子女与代自仁关系更为亲密，生活上给予较多陪伴和照顾。戴岑和石宏飞是代自仁的外甥子、女，不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其照顾代自仁的行为可以视为其母亲戴自珍扶助兄长的行为。该院对于戴自超作为兄弟姐妹权利代表领取抚恤金的资格予以确认。结合当事人与代自仁的身份关系、亲疏程度、扶助行为等因素综合考虑，该院酌情认定由代春领取30%的抚恤金等补助费用，戴自超领取70%的抚恤金等补助费用。根据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1）192号〕和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民发（2007）64号〕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病故的，一次性抚恤金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对于遗属困难补助费，根据桂政发（1991）31号文件规定，向死者生前供养的父母、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属发放3个月的工资。在本案，前述福利待遇为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列举的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费用，合计135455.8元（65424+12343.8+57688）。代春享有30%，即40636.7元（135455.8×30%）；戴自超享有70%，即94819.1元（135455.8×70%）。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代春支付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等补助金40636.7元；二、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戴岑支付丧葬费5000元；三、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戴自超支付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等补助金94819.1元；四、驳回代春及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的其他请求。本案受理费3109元（代春已预交）以及戴岑、戴自超、石宏飞独立请求受理费1555元（戴岑、戴自超、石宏飞已预交），合计4664元，由代春负担3315元，戴岑、戴自超、石宏飞负担134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均未提交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代春仅对“戴自仁”书写的2006年7月5日的材料是否为代自仁真实意思表示提出了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仅对该材料的书写时间及书写内容进行陈述，因涉及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不属于遗产，书写材料是否为代自仁真实意思表示，不影响本案的正确处理，故本院在本案中对书写材料是否真实不作判定。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的性质诉辩双方是没有争议的。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的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应如何分配。代春主张应参照《军人优抚条例》及《军人优抚条例释义》的规定，由代春领取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戴岑、戴自超、石宏飞主张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应由与代自仁关系更亲密的戴自超代领。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代春自父母离异之后与代自仁来往较少，而代自仁的兄弟姐妹中的戴自超、以及戴自珍的子女与代自仁关系更为亲密，生活上给予较多陪伴和照顾。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与代自仁的身份关系、亲疏程度、扶助行为等因素来认定由代春领取30%的抚恤金等补助费用，戴自超领取70%的抚恤金等补助费用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至于代春主张本案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代自仁的其余兄弟姐妹戴自珍、戴自琪（代自棋）以及戴自礼的儿子、孙子已向一审法院作出说明，推选戴自超作为兄弟姐妹的代表在本案主张权利，戴自珍等人不在本案单独主张权利。一审判决戴自超代领一次性抚恤金、遗属困难补助费亦无不当之处。故本院对代春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及实体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代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吕秀文审 判 员  卢卫民代理审判员  蒋子秀二○一七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