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3民终12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3-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2085512824。法定代表人：余吉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临春，男，197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中俊，重庆市涪陵区敦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重庆万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临春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民初字第00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由审判员宋丹丹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项江陵、陈江平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涪陵公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何临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是错误的，本案案由应为返还不当得利纠纷。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超额收取的相关费用，符合返还不当得利的特征，且（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即为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2、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分期履行的合同中诉讼时效应如何计算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对分期履行合同的每一期债务发生争议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期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算。本案讼争的合同属于分期履行合同，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多收费用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分期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上诉人举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最迟在2007年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诉人多收养路费、客运附加费，上诉人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分别从被上诉人每月向上诉人缴纳相关费用的次日起各自计算两年，到被上诉人就本案讼争事实第一次起诉时止，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费用结算问题，故一审以双方未结算为由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3、一审适用合同法是错误的，本案应适用返还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4、上诉人系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包干缴纳优惠政策的享受对象，未多收取被上诉人缴纳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被上诉人何临春二审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经过了多次审理，人民法院均将案由认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而非返还不当得利纠纷。2、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所涉合同履行期间为8年，双方在这期间对代收的费用未进行结算，虽被上诉人是按月缴纳相关费用，但诉讼时效不应分期计算。因双方未进行结算，故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且关于取消养路费改革的时间是2009年1月1日，按这个时间点起算，被上诉人的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3、被上诉人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且承担了相关的费用，被上诉人应为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上诉人确实存在多收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情况，被上诉人一审举示的光盘可以证明上诉人未按国家规定收取上述费用。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临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涪陵公交公司向其退还从2004年1月起至2008年8月止多代收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41254元。涪陵公交公司在一审辩称：公司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收取费用，未多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公司系合法经营主体和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优惠对象，其优惠部分应归公司所有，且何临春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涪陵公交公司原名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何临春与涪陵公交公司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何临春自购渝G135**号19座客车，以涪陵公交公司的名义经营涪陵城公交车的客运；何临春在经营中应依规定线路进行汽车客运经营，自负盈亏，承担在经营中的一切经济责任；涪陵公交公司对何临春的行车、客运、安全、学习进行统一管理；经营期限为8年，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何临春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服务费等费用共计2950元，其中每月代收养路费640元、客运附加费1105元。上述合同签订后，何临春购买渝G135**号19座客车投入涪陵城内公交营运。2004年1月，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对何临春的渝G135**号客车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实行减征，按包缴比例55%的标准收取，即养路费每月收取352元（640元／月×55%），客运附加费每月收取607.80元（1105元／月×55%）。从2004年1月至2005年3月，涪陵公交公司每月向何临春多收785.20元，15个月共多收11778元。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3月29日发布渝府发[2005]28号文件，将客车养路费由每月每吨320元调整为每月每吨190元，但涪陵公交公司仍按每月640元标准向何临春收取养路费，每月多收260元。何临春于2007年1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涪陵公交公司返还多收的养路费，一审法院并于2008年2月4日判决：涪陵公交公司向何临春退还从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多收的养路费8580元。涪陵公交公司从2008年1月至2008年8月每月仍多收260元，共计2080元。从2005年4月起至2008年8月该车报废时止，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对何临春的渝G135**号客车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仍实行减征，按包缴比例55%的标准收取，涪陵公交公司每月向何临春多收668.20元（1485元／月×45%），41个月共多收27396元。何临春于2010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并于同年10月18日裁定准许何临春撤回起诉。何临春又于2015年1月29日再次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另查明，曾召佩与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日作出（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112号民事判决认定，曾召佩与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系挂靠经营合同，曾召佩系缴费义务人，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是曾召佩所有的登记在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名下的渝G12X**号客车，曾召佩作为该车的实际经营者和所有权人，有权享有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超比例收取曾召佩缴纳的规费应予返还，并判决重庆市涪陵公共交通公司退还其在2004年1月至2007年5月期间多收取曾召佩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共计20458.10元。一审法院认为，何临春与涪陵公交公司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名为经营合同，实为挂靠经营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因系挂靠经营，何临春所有的渝G135**号客车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均由挂靠经营者何临春承担。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由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何临春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共计2950元，但何临春系缴费义务人，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是何临春所有的登记在涪陵公交公司名下的渝G135**号客车，何临春有权享有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从2004年1月起至2008年8月止，涪陵公交公司超比例收取何临春缴纳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共计41254元，应由涪陵公交公司退还给何临春。涪陵公交公司辩称其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收取费用，未多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涪陵公交公司辩称其系合法经营主体和收取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优惠对象，其优惠部分应归其所有，因何临春系缴费义务人，享受减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主体是何临春所有的登记在涪陵公交公司名下的渝G135**号客车，涪陵公交公司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涪陵公交公司主张何临春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双方签订的《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由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何临春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等费用，双方一直未对代征费用进行结算，且何临春曾两次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相关权利，故何临春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涪陵公交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其从2004年1月起至2008年8月止向何临春多收取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共计41254元。案件受理费832元，减半收取416元，由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涪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查明，何临春与涪陵公交公司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何临春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服务费等费用共计2950元（不含保险费）。但未约定“其中每月代收养路费640元、客运附加费1105元。”二审另查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与本案案情相同的涪陵公交公司与刘国胜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再审，并作出（2016）渝民再8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106号及（2015）涪法民初字第009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国胜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产生法律效力。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二、关于双方合同第五条中约定的由涪陵公交公司收取的2950元的性质问题；三、关于享受减征政策主体的问题；四、何临春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涪陵公交公司与何临春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形成了车辆挂靠经营关系，何临春按照合同约定向涪陵公交公司缴纳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现何临春诉请涪陵公交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本案纠纷实质上是合同履行中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同理解所发生的纠纷，故本案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何临春与涪陵公交公司于2003年12月24日签订《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涪陵公交公司每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时向何临春代征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运管费、税金、收缴企业服务费等费用共计2950元（不含保险费）。该条除约定养路费、客运附加费项目外，还约定了其他项目，且只是罗列了各收费项目后的总数额，并未明确每一项的具体数额，各个项目的收费金额均不能确定，而其他项目应包含有企业的利润及经营服务等费用，也无法确定涪陵公交公司是按养路费640元、客运附加费1150元的标准收取的，即便国家对养路费实行了减免，也不能得出涪陵公交公司多收取了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结论。在国家对养路费实行减免后，双方并未协商变更该约定的收费金额，涪陵公交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每月收取2950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不构成违约，也无须返还。关于争议焦点三：车辆作为动产的一种，其户籍登记的所有权人具有公示的效力。对于存在挂靠行为的车辆，公路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征收机关也仅向车辆户籍登记上登记的所有人征收养路费，而不是针对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征收。《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条例》及《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三条均规定：“车辆所有者是公路养路费的缴费义务人”，该条例“车辆所有者”仅指的是车辆户籍登记的权利人，并非车辆的实际所有人。《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包干缴纳办法》也明确养路费包干缴纳的主体是车辆所有者，本案中向公路养路费、客运附加费的征收机关缴纳包干养路费的主体是涪陵公交公司，而不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重庆市人民政府在《重庆市公路养路费和客货运附加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经市交通主管部门核定减征的其他车辆”可以减征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本案中，涪陵公交公司分别于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向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提出了养路费包干缴纳申请，其理由为城市公交属于城市公益性专业客运运输企业，重庆市交通征费稽查局涪陵所及重庆市涪陵交通征费稽查处均针对涪陵公交公司的申请作了审批，可见，提出减征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的主体也是涪陵公交公司，而非实际车主。政府相关部门对公交企业缴纳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实行减免，是为了扶持城市公交客运的发展，其节省的费用当然属于经营城市公交的涪陵公交公司所有，这符合涪陵公交公司申请减征及政府同意减征的初衷。故本案讼争车辆减征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应由涪陵公交公司享受。关于争议焦点四：双方在《汽车客运线路经营合同》约定相关费用均为按月支付或收取，系分期履行合同之债，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该期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算。何临春要求涪陵公交公司返还每月多代收的养路费、客运附加费，其诉讼时效至迟应从何临春每月向涪陵公交公司缴纳相关费用的次月起分别计算两年。何临春曾于2007年12月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涪陵公交公司返还多收的养路费，一审法院并于2008年2月4日作出判决：涪陵公交公司退还何临春从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多收的养路费8580元。何临春最迟应当于2008年2月4日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但何临春于2010年12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因何临春无证据证明2008年2月4日至2010年12月期间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何临春在2010年12月提起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何临春在2013年10月18日撤诉后又于2015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均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何临春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涪陵公交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涪陵公交公司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民初字第009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临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2元，减半收取4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2元，共计1248元，由何临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丹丹审判员  项江陵审判员  陈江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敖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