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1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道文，男，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海森，男，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炽、张妍成，均系广东君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淑萍，女，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社芬，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秀，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梁美月，女，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原审被告：黄维英，女，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上诉人杜道文、冯海森因与被上诉人谭淑萍、原审被告梁美月、黄维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一初字第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道文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事实和理由：谭淑萍并没有将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23日、2015年7月7日的三份《借款合同》的款项转账给杜道文，杜道文没有收到该三份《借款合同》的款项，一审判决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改判。针对杜道文的上诉意见，冯海森、黄维英均辩称：同意杜道文的上诉意见。上诉人冯海森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谭淑萍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冯海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偏袒谭淑萍，涉嫌枉法裁判，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护冯海森的合法权益。二审期间，上诉人冯海森补充上诉意见称：一、本案有两个关键事实，构成本案的争议：一是杜道文与谭淑萍于2014年12月底开始钱款往来，二是本案所争议的借款合同签订于2015年5月、7月。在借款合同签订后，谭淑萍并没有提供借款给杜道文，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没有实质产生借款，合同并不生效。当杜道文与冯海森主张没有借款时，一审法院简单地以交易习惯认定二者存在关联，判决书全文只字不提《借款合同》的具体约定，其裁判理由相当模糊。原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有误。后续的借款合同与大半年前杜道文与谭淑萍的钱款往来不存在任何关系，作为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冯海森，对前述的款项往来毫不知情，也从未同意就之前的款项往来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为要式合同，保证人冯海森只应按照约定，即仅对2015年6月、7月书面签订保证责任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但因该债务尚未发生，故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2015年6月、7月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并不是谭淑萍与杜道文于2014年12月发生的借款追认。该三份《借款合同》是三份完整的、独立的借款合同，并不涉及任何追认。三份《借款合同》的借款生效条件明确约定：“订立本约之同时，由甲方转入乙方帐户，借款生效，不另立收据。”据合同约定，须于2015年6月11日、6月23日、7月7日签订合同后，谭淑萍提供借款，该借款合同才生效。如果是对前面钱款往来的追认，不可能如此约定生效条件。（二）三份《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均以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起算，期限均为三个月，利息为每月2%。如果是对2014年12月底的借款的追认，不可能对此期间的近十万元的利息只字不提。（三）三份《借款合同》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利息、签订日期、生效条件等约定，均可看出是独立的新订立的借款合同，通篇没有提及借款追认等意思，与谭淑萍所主张的2014年12月10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20日与杜道文的钱款往来明显不同，两者毫无关系。（四）杜道文于2014年12月借款后分六次共支付79830元给谭淑萍，用于偿还之前的借款。此事实在一审法院也予以确认，如果该三份借款合同是对前借款的追认，则数额应该有所减少。因为杜道文已经偿还部分借款。二、冯海森对发生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杜道文与谭淑萍的钱款往来并不知道，也从未作出过提供保证的承诺。杜道文提交了两份书面材料，第一份于2016年1月11日提交，称2014年11月起与谭淑萍、何社湘存在借款；第二份于2015年5月8日提交，称2015年5月欲再向谭淑萍借款，并由冯海森提供担保，杜道文与冯海森分别在借款人与保证人上签名后，将六份（一式两份）的合同交给谭淑萍，后来谭淑萍说不借，没有签名就给回杜道文。冯海森对于谭淑萍与杜道文的第一次钱款往来并无关系，毫不知情，也并没有承诺承担保证责任。冯海森愿意提供担保的是基于2015年6月、7月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没有生效。三、谭淑萍在一审中无法证明本案三份《借款合同》与此前的钱款往来存在任何实质性联系。如前所述，2015年6月签订三份《借款合同》，其中关于借款期限、利息、借款方式、生效条件等具体内容的约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与谭淑萍于2014年12月、2015年1月、2015年3月的借款追认。从合同的要素而言，明显符合一个新立、完整、独立的借款合同的特征。在一审中，谭淑萍并没有就二者间的联系提供充分的证据与说明，如果基于一份独立的《借款合同》去追认以前的借款情况，明显缺乏事实与理由。四、谭淑萍在一审起诉书所主张的借款并没有实质发生。谭淑萍起诉称：“2015年10月7日，谭淑萍依约将款项108万元划至杜道文的帐户。”但是2015年6月11日、6月23日、7月7日签订合同后，直至庭审今日，谭淑萍没有依《借款合同》转账给杜道文。五、保证人冯海森只对其认可并签订书面保证合同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是要式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口头的保证无效。本案无证据证实杜道文与谭淑萍所续签的《借款合同》属于对在先借款的追认，因此冯海森只对签订《借款合同》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使存在债权人债务人追认的情形，但保证人如无明确的书面同意，亦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冯海森对签订合同前的债务知情，并且书面同意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本案所讼争的三份借款合同既不是对在先款项往来的借款追认，也未在合同签订后实质提供借款。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后来出具的独立的借款合同，以追认之前的借款。故三份借款合同并未生效，保证责任也无从说起，保证人冯海森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判决冯海森不承担保证责任。针对冯海森的上诉意见，杜道文、黄维英均辩称：同意冯海森的上诉意见。针对杜道文和冯海森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谭淑萍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杜道文于2014年12月、2015年1月向谭淑萍借款108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借款由冯海森作为担保人。谭淑萍也于该期间向杜道文划款共108万元。借款到期后，由于杜道文及冯海森没有还款，因此谭淑萍与杜道文、冯海森续期，并重新签订一份借款合同，才有谭淑萍提交的杜道文及冯海森签名的涉案《借款合同》，并且续期签订的合同金额与第一次签订的借款金额是一样的。在重新签订新的借款合同后，旧的借款合同己交回给杜道文。杜道文在一审向法庭提交答辩状时已明确将借款经过作出清楚说明。但借款到期后，杜道文及冯海森仍没有还款，杜道文在借款过程中也向谭淑萍支付利息直到2015年7月。因此，本案借款事实清楚，作为本案的借款人及担保人，应依法向谭淑萍承担还款责任及连带担保责任。关于杜道文提出的上诉意见与一审答辩不一致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杜道文迫于冯海森的压力而作出的虚假意见。其一，其提到2015年6月、7月所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但如上所述，该合同实际上是续期合同，有关款项早已按合同约定的金额划给杜道文，杜道文、冯海森在借款到期没有还款的情况下另订续期合同，另外我们看合同金额与第一次谭淑萍划付给杜道文的借款金额一致，很明显本次借款合同是对之前借款合同的续期。其二，杜道文在第一次向法庭提交意见时明确表示，其向谭淑萍借款108万元，每次签订借款合同时都由杜道文和冯海森签名，其在之前从来没有表示过曾在没有还108万元前还有向谭淑萍借款，因此杜道文提出的上诉意见明显虚假。其第一次向法庭提出的意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更符合常理。其三、谭淑萍在签署新的借款合同后将旧的借款合同退回给杜道文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常理，谭淑萍是一个家庭妇女，其法律知识有限，该借款合同是杜道文起草的，谭淑萍也是大概知道借款合同的内容，在借款的初始谭淑萍也没有想到借款人及担保人会设置陷阱。在正常借贷签订合同，由杜道文及冯海森签名，其再划款。到期后向借款人及担保人追偿。没有追到的情况下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重新签订借款合同，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后将旧的合同给回借款人，这是其已尽知的程序，也符合其认知的水平，合乎常理。因此，杜道文、冯海森的上诉是明显要逃避责任，是非常不诚信的。二、冯海森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杜道文是冯海森介绍给谭淑萍相识，此在一审开庭时冯海森的太太代理人也有此表述，作为介绍人，谭淑萍在首次借款给杜道文时要求冯海森提供担保是符合常理的，且借款人杜道文也在第一次答辩时确认每次签订借款合同时都由冯海森在担保人处签名，按上述证据链及常识推理，冯海森一开始就对本案的借款提供担保，因借款合同上担保责任约定不明，按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冯海森应对本案项下的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驳回杜道文、冯海森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谭淑萍补充答辩意见如下：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杜道文向谭淑萍借款108万元有相关的划款凭证及签订的借款合同所证实，由于该借款实际上是2014年12月及2015年1月向杜道文划出的，当时在划款的时候也签订了《借款合同》。冯海森也在原《借款合同》担保人处签名确认，该情况通过杜道文在一审接到法院的相关诉讼材料之后第一次向法庭出具答辩意见，以及为解决涉案纠纷的一些材料中，均可以明确知道。杜道文是经过冯海森的介绍认识何社湘，何社湘再介绍谭淑萍给杜道文认识，在向谭淑萍借款的时候，每次都是由杜道文将有关合同拿给冯海森或者现场签名确认的，虽然杜道文及冯海森在本案的第二次答辩中否认了一些事实，但是杜道文的第一次答辩更加直接反映了本案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已查明本案的借款确实是转入杜道文的账户上，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没有异议，并且谭淑萍与杜道文之间的借款关系也就是本案涉及的三笔款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款项实际上已由杜道文控制，因此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是生效的，并且也没有加重保证人的冯海森的责任。其保证责任与合同约定是一致的，保证是担保的一种方式，在本案中杜道文与谭淑萍的借款关系存在，并已实际交付，因此本案的保证法律关系基础存在，保证人应依事实及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谭淑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杜道文、梁美月立即向谭淑萍偿还本金108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8月23日起计算,暂计至2015年11月23日的利息为64800元）；2.杜道文向谭淑萍赔偿因向杜道文追偿而支付的律师费45000元；3.冯海森、黄维英对杜道文的上述借款本息及有关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杜道文、梁美月承担。原审被告梁美月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0日，谭淑萍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80000元借款给杜道文。2015年1月7日，谭淑萍通过银行转账先后支付330000元借款给杜道文。2015年3月20日，谭淑萍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70000元借款给杜道文。2015年6月11日，由谭淑萍作为甲方、杜道文作为乙方、冯海森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内容如下：乙方因生意资金周转向甲方借款现金人民币大写叁拾捌万元正（小写￥380000.00元正），借款期限由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9月11日止，乙方保证在期限前归还借款。乙方承诺如到2015年9月11日不能归还本金，每月按借款总额的2%支付违约金给甲方，并且乙方和担保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愿意拍卖名下所有物业用作偿还该笔借款（含因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如转卖的资产所得款项不足偿还借款，乙方和担保人愿意继续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直到全部还清为止。双方签章即生效，合同壹式两份，各执一份。订立本合约之同时，由甲方转入乙方账户，借款生效，不另立收据。2015年6月23日、7月7日，同样由谭淑萍作为甲方、杜道文作为乙方、冯海森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二份，合同的内容除借款金额、借款期限与上述《借款合同》的内容不一致外，其余内容与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一致，其中2015年6月23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37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9月23日，2015年7月7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33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5年7月7日至2015年10月7日。杜道文提供的2015年6月11日、6月23日和7月7日的《借款合同》除甲方为空白外，其余内容与谭淑萍提供的《借款合同》内容一致。谭淑萍对此表示，谭淑萍将借款转账给杜道文后，先由杜道文与冯海森在《借款合同》签名后，再将该《借款合同》交还给谭淑萍。谭淑萍确认收到杜道文转账支付的79830元的款项，但表示该款项是支付借款利息，并表示口头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为1.5%。另查明：杜道文与梁美月于2014年10月31日在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冯海森与黄维英则在本案借款发生至今仍为夫妻关系。又查明：谭淑萍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因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而支付了诉讼费用4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谭淑萍以其与杜道文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而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为个人，故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综合谭淑萍的起诉意见，杜道文、梁美月、冯海森、黄维英的答辩意见，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质证和辩论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谭淑萍与杜道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及杜道文应否承担《借款合同》的违约责任；二、冯海森应否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三、梁美月、黄维英是否应当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关于谭淑萍与杜道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及杜道文应否承担《借款合同》的违约责任的问题。谭淑萍为证明其与杜道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借款合同》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杜道文在第一次的书面答辩中确认向谭淑萍借款，并提供三份《借款合同》予以证明借款事实，杜道文答辩陈述的事实与谭淑萍起诉陈述及庭审陈述的内容相一致，虽然杜道文提出第二次书面答辩表示其与冯海森在2015年6月11日、6月23日和7月7日签订《借款合同》后，谭淑萍并没有出借合同约定的借款，杜道文的前后两次答辩的内容明显相反，而第一次答辩“后在同何社湘的交往中，通过何社湘认识谭淑萍，之后我陆续向何社湘和谭淑萍共借款208万元，在何社湘的要求下，每笔款到帐，签下借款协议书后，我拿去给朋友冯海森签名作出担保。”的内容，更能客观反映杜道文向谭淑萍借款的真实情况，而且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必须先行签订借款合同或借款协议等书面协议后再由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借款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发生借贷关系时，既有先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协议或立下借据后再交付借款，也有先交付借款后再补签借款合同、借款协议或立下借据予以对借款进行确认，而且谭淑萍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20日所转账的金额与三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相一致，杜道文的该答辩意见与谭淑萍陈述的意见高度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结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以及本案的客观事实，原审法院确认谭淑萍与杜道文在2014年12月10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20日发生借贷380000元、330000元和370000元，并确认谭淑萍与杜道文于2015年6月11日、6月23日和7月7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对上述日期发生借款的确认。该三份《借款合同》是谭淑萍与杜道文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合法有效，杜道文逾期没有偿还借款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还款付息（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由于谭淑萍与杜道文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乙方承诺如到期不能归还本金，每月按借款总额的2%支付违约金”，这是借贷双方对借款人逾期还款后如何支付违约金的约定，也是借贷双方对逾期还款计算利息的约定，该约定并没有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规定》）关于自然人之间借贷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此，谭淑萍主张杜道文按月利率2%计算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杜道文提出谭淑萍并没有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实际履行出借借款义务的抗辩意见，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纳。同时，由于三份《借款合同》均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因此，谭淑萍主张杜道文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杜道文在借款后分六次共支付79830元给谭淑萍，其中最后一次为2015年7月14日，均在谭淑萍与杜道文约定的借款期限内，故杜道文在2015年7月14日前支付的79830元应视为杜道文偿还借款本金，而谭淑萍与杜道文之间存在三笔借款，所支付的79830元应用于偿还最先出借的借款，即用于偿还2015年6月11日《借款合同》约定的380000元借款，该笔借款目前尚欠借款本金为300170元，即杜道文实欠谭淑萍的借款本金为1000170元。由于谭淑萍与杜道文约定的借款期限不相同，计算逾期还款的利息，应当从借款到期之次日起计算，故谭淑萍要求杜道文从2015年8月23日起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杜道文应偿还借款本金1000170元及从2015年9月12日、2015年9月24日、2015年10月8日起，分别以借款本金300170元、370000元、33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给谭淑萍。对于谭淑萍所主张的律师费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谭淑萍所主张的利息为月息2%即年息24%，其再主张律师费已经是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冯海森应否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谭淑萍提供的三份《借款合同》中所记载的“乙方承诺如到2015年9月11日（2015年9月23日、2015年10月7日）不能归还本金，每月按借款总额的2%支付违约金给甲方，并且乙方和担保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愿意拍卖名下所有物业用作偿还该笔借款（含因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如转卖的资产所得款项不足偿还借款，乙方和担保人愿意继续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直到全部还清为止”内容，实为约定冯海森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三方没有明确约定在杜道文不能履行债务时方由冯海森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冯海森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冯海森应对杜道文应承担的还本付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冯海森在答辩中提出“谭淑萍没有在三份《借款合同》签名，三份《借款合同》根本没有签订，依法不成立、不生效。”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作为权利人的谭淑萍，向原审法院主张权利时，提供的三份《借款合同》均有原件，且《借款合同》的甲方栏有谭淑萍的签名，结合公民之间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在现实生活中有先由借款人在借款合同签名，然后再由出借人签名并保存该借款合同的习惯，如果以此来否认谭淑萍所提交《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明显与客观事实相悖。谭淑萍与杜道文、冯海森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是当事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借款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谭淑萍提供的三份《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至于冯海森提出“谭淑萍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或之后，没有按照约定将借款转账给杜道文，三份《借款合同》没有生效”的抗辩意见，如前所述，从杜道文在第一次答辩中确认“每笔款到帐，签下借款协议书后，我拿去给朋友冯海森签名作出担保。”的内容来看，杜道文与冯海森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时，杜道文已经收到谭淑萍转账的借款，杜道文是根据谭淑萍的要求提供担保人为其债务作担保，冯海森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款合同》签名，应当清楚知道自己应对杜道文向谭淑萍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时，理应审查杜道文是否已经收取借款，结合谭淑萍与杜道文的陈述以及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冯海森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时，已经知悉杜道文收取谭淑萍的借款，同时，谭淑萍在何时将借款交付给杜道文，也不影响冯海森的担保责任，而且《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与谭淑萍实际转账的借款金额一致，并没有加重冯海森的担保责任，冯海森应当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冯海森的该项抗辩意见，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梁美月、黄维英是否应当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首先是梁美月是否应当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杜道文与梁美月在2014年10月31日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两人的婚姻关系在当日已经解除，故杜道文在2014年12月10日及之后所收取谭淑萍的借款并非在杜道文与梁美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并不是谭淑萍所主张的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故谭淑萍所主张的该事实和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确认，梁美月无需为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其次，黄维英是否应当对杜道文的涉案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夫妻共同债务是基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而产生的债务，而本案中冯海森所负的债务是其个人出于对杜道文所借款项而对谭淑萍所作出的保证担保，其应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并非因接受相关利益所产生，更无证据证明冯海森从该借款合同关系中获利并用于夫妻生活，故谭淑萍以涉案债务产生于冯海森与黄维英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请求黄维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外，对于冯海森以2015年6月23日借款合同显示的谭淑萍身份证号码为，而谭淑萍的身份证显示的身份证号码为，两者的身份证号码不相同，本案的谭淑萍并非借款合同上的谭淑萍；谭淑萍民事起诉状中杜道文的身份证号码为，而借款合同中杜道文的身份证号码为,两者的身份证号码不相同，谭淑萍所起诉的杜道文并非借款合同上的杜道文而认为谭淑萍及杜道文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公民身份号码是识别公民身份重要依据,经对上述身份证号码进行核对，身份证号码分别为、只有十七位数，并不符合国家有关身份号码为18位数的规定，而经与谭淑萍、杜道文的身份证对比，该两身份证号码除分别在第14位和第11位欠缺“1”和“0”外，其余位置的数字及次序均与谭淑萍、杜道文身份证的号码相同，显然是当事人在书写时的笔误。人民法院审查民事案件当事人是否诉讼主体适格，除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核对外，还应对其与案件是否存在客观关联性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行审查，经审查，谭淑萍、杜道文在本案中存在客观关联性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诉讼主体适格。冯海森认为谭淑萍、杜道文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杜道文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000170元及利息（其中借款本金300170元的利息从2015年9月12日起、370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9月24日起、330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10月8日起，均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给谭淑萍；二、冯海森对杜道文的上述判决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杜道文、冯海森逾期履行上述判决内容的，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谭淑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698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20698元，由谭淑萍负担2787.60元，杜道文、冯海森负担17910.4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杜道文系香港居民，本案为涉港民事案件。由于本案的原审被告梁美月的住所地均位于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调整。原审法院认定杜道文在2015年7月14日前支付给谭淑萍的79830元为偿还涉案借款本金，并认定梁美月、黄维英对涉案债务无需承担清偿责任，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此提起上诉，本院对此均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谭淑萍主张的三份《借款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并生效；2、冯海森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关于谭淑萍主张的三份《借款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并生效的问题。杜道文对其与谭淑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谭淑萍对于杜道文向其借款108万元的事实提供了相关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借款合同》，足以证实杜道文向谭淑萍借款108万元的事实，在诉讼中杜道文实际并未否认向谭淑萍借款108万元的事实，只是上诉抗辩谭淑萍主张的2015年6月至7月期间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与谭淑萍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出借的108万元款项无关，是新的合同，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谭淑萍也并未交付涉案《借款合同》所约定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杜道文在一审的第一次答辩意见中并未否认谭淑萍本案中主张的借款事实，也并未提出涉案《借款合同》是新的合同且借款并未交付的抗辩，反而确认通过何社湘认识了谭淑萍后陆续向何社湘和谭淑萍共借款208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书的事实，上述抗辩意见与谭淑萍陈述的借款经过基本一致，应是真实反映本案借款经过。杜道文在一审中的第二次答辩意见以及上诉意见均与其在一审第一次答辩意见中确认的事实相矛盾，杜道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在一审的第二次答辩意见及上诉抗辩主张，也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其在一审第一次答辩意见中所作的陈述，对于其在一、二审期间作出截然不同的陈述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杜道文在一审中的第二次答辩意见及二审的陈述均违背了禁止反言的诉讼规则，本院对其关于谭淑萍主张的涉案《借款合同》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的三笔借款无关以及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未实际交付的上诉意见均不予采纳。谭淑萍提供的三份《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虽晚于其向杜道文转账支付借款108万元的时间，但三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均与谭淑萍的转账金额一致，且《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订立本约之同时，由甲方（即谭淑萍）转入乙方（即杜道文）账户，借款生效，不另立收据”的条款，表明各方当事人是认可谭淑萍将借款转入杜道文账户作为借款交付的做法，杜道文在一审中也确认在谭淑萍交付108万元借款后再签订借款协议书的事实，杜道文主张其与谭淑萍所签订的涉案三份《借款合同》与谭淑萍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出借的108万元无关并无证据证实，应认定谭淑萍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支付给杜道文的三笔合计108万元的款项与双方于2015年6月至7月期间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属于同一借款。因在签订《借款合同》当时，谭淑萍已向杜道文实际交付《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108万元，应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并生效。关于冯海森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问题。冯海森主张谭淑萍提交的三份《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依前文所述，在杜道文与谭淑萍、冯海森签订三份《借款合同》时，谭淑萍实际已将三份《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支付给杜道文，三份《借款合同》均已生效。冯海森自愿在涉案三份《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处签名并承诺对杜道文向谭淑萍所借的108万元承担担保责任，该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理应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故冯海森抗辩称涉案借款合同未生效及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道文、冯海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1.53元，由上诉人杜道文、冯海森负担。本院多预收的15698元，分别各退回7849元给杜道文、冯海森。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