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3民终8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贞丰县金润煤炭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贞丰县挽澜乡兴农村小石堡。法定代表人:徐枫，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炜祥，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珍，女，193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系贵州省兴义市果树农场退休职工，住贵州省兴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良芬，女，196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贵州省兴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莹莹，女，199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系贵州林荣汽车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贵州省兴义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金，女，199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系贵阳轻工业学院学生，住贵州省兴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同权，男，1996年6月7日出生，布依族，系贞丰县金润煤炭经贸有限公司职工，住贵州省贞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国书，贞丰县白层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宇兴，男，196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务农，住贵州省贞丰县。上诉人贞丰县金润煤炭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润煤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李同权、徐宇兴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2016）黔2325民初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润煤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贞丰县人民法院（2016）黔2325民初28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某安排装载机外出推车得到徐枫的许可。1、一审法院根据何某打过徐枫的电话推定出徐枫同意使用车辆的电话内容，根本不符合逻辑，明显带有主观臆断性。2、贞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制作的笔录中，徐枫陈述“就事故发生那天何某与装载机驾驶员都没有打电话给我”。徐枫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事故发生那天何某与装载机驾驶员都没打电话给我说过要使用装载机外出的事情”，记录人未将徐枫的话作全面记录，省略了后半截，而徐枫没有想到会产生不利影响便签字。一审法院抓住这一点，认为徐枫试图通过撒谎来掩盖其明知装载机外出的事实。这样的认识不正确，假设徐枫试图掩盖其明知装载机外出的事实，不可能通过隐瞒双方通话的事实假装不知。3、徐宇兴的陈述能够证实何某不可能向徐枫汇报动用装载机外出之事。4、事发当天，徐枫与何某曾经为向厂家购买设备之事多次通话，其中并未提到使用装载机为徐宇兴推车的事。二、李同权行为并非履行职务行为，李同权与何某实施的行为是对上诉人的侵权行为。1、李同权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2、何某与李同权私自驾驶装载机外出的行为是对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何某与李同权应当对事实侵权行为引发的不利后果自行承担责任，而不应当让上诉人承担。三、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支付了10万元给被上诉人，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共同辩称，一、被上诉人李同权与受害人何某均为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职工，二人驾车外出的行为是受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徐枫的授权指派。受害人何某向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徐枫汇报并得到授权，从事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徐枫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徐枫的笔录可以证实，没有徐枫的许可，何某与李同权不可能驾车外出。事发后，徐枫首先打电话给徐宇兴叫其带上家里人全部到厂里去，也可以印证徐枫之前知情的事实。徐枫在贞××大队陈述的笔录中，表示“就事故发生那天何某与装载机驾驶员都没有打电话给我”与本案的通话记录等证据相互矛盾，对其陈述未电话同意受害人何某外出为徐宇兴推车的说辞不足以采信。一审法院在案件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推理逻辑清晰，与事实相符，并无不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李同权与受害人何某驾车外出行为应当是雇主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因此，对被上诉人李同权致何某人身损害，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李同权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无论受害人安排被上诉人李同权驾驶装载机外出推车的行为是否得到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徐枫的授权许可，上诉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何某作为上诉人的管理人员，有权管理和支配被上诉人李同权。事发当日，被上诉人李同权在何某的安排下开装载机载何某一起去帮徐宇兴推货车，无论受害人何某是否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徐枫汇报过此事，是否得到徐枫的授权，李同权在何某的安排下驾驶装载机均属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故一审法院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上诉人提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何某安排装载机外出得到徐枫的许可”的理由是否成立，均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及上诉人责任的承担。三、上诉人在事发后支付款项给何某家属，并不影响法律关系的认定及责任的依据。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向何某家属支付了10万元，用于何某家属处理丧葬事宜。但是，本案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的划分，系根据本案证据体现的法律事实，再根据法律事实作出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非为上诉人诉称因“支付了十万元给被上诉人一家”而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的说法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同权辩称，上诉人上诉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某安排装载机外出推车得到徐枫的许可”。徐枫许可与否与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直接关系，一审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李同权是金润煤炭公司的驾驶员，何某是该公司管理员、技术员。何某对李同权的指挥、指派，就能代表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的指挥、指派，李同权驾驶装载机外出就是工作职务行为，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李同权的行为应当由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承担责任。况且，一审法院审查原告提供受害人何某的电话通话清单的连续性，推理得出结论，何某与徐枫通电话，外出帮助徐宇兴推车，是得到徐枫的许可的，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承担责任更是理所当然。上诉人诉称“李同权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李同权与何某实施的行为是对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是强词夺理，无理取闹。李同权作为上诉人的员工，不敢不听管理员何某的指挥，否则只能走人，这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诉人诉称“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支付了十万元给被上诉人一家，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并未凭想象认定案件事实，而是根据本案证据，查清事实后作出的判决，与上诉人是否支付十万元给被上诉人吴文珍等人一家没有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宇兴未提出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受害人何某与被告李同权同属被告金润煤炭公司员工，何某是金润煤炭公司管理员，李同权系金润煤炭公司装载机（铲车）驾驶员，被告徐宇兴与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枫是堂兄弟关系。2015年10月21日29分10秒，被告徐宇兴致电受害人何某，请求何某使用被告金润煤炭公司的铲车帮其推车。何某便叫李同权驾驶金润煤炭公司的柳工牌四轮装载机载受害人何某从金润煤炭公司厂区到挽澜乡大石堡为被告徐宇兴推车，推完后在返程途中，于当日22时10分许行驶到挽澜至高家岩通村公路6KM+100处时，装载机车辆翻坠入30米高的陡坡，造成何某当场死亡，李同权受伤及四轮装载机损坏的交通事故。经贞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贞公交认字（2015）第14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同权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何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金润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枫支付了何某家人10万元。另查明，受害人何某生于1970年1月4日，生前系金润煤炭公司管理员，其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山镇××路；何某与妻子陈良芬育有两个女儿何莹莹和何金，两女均已成年；原告吴文珍系受害人何某母亲，生于1938年9月30日生，兴义市果树农场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山镇××路；吴文珍共育有七个子女，何某系其第五个儿子。再查明，何某生前所用电话号码为138××××6989；徐宇兴电话号码为136××××1811；徐枫电话号码为155××××6789。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权，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次事故造成受害人何某当场死亡，各责任人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一，……。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受害人何某在2015年10月21日晚21时29分10秒时接到被告徐宇兴的求助电话之后，曾于当晚21时30分47秒打过电话给金润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枫，双方通话时长25秒，原告认为该电话是何某接徐宇兴求助后打电话给徐枫汇报此事，得到徐枫的授权后才安排装载机驾驶员李同权驾驶公司的装载机载何某一起为徐宇兴推车的。但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提交了徐枫2015年10月21日全天的通话记录清单，辩解认为受害人何某系公司的管理人员，其平时与老板徐枫通话较频繁，当晚接到何某的电话，是何某与徐枫商量向河南一厂家购买设备事宜，何某在电话中并未汇报帮徐宇兴推车一事，故何某与李同权私自出车去帮徐宇兴推车老板徐枫并不知情。从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提供通话记录看，在事发当日晚21点19分39秒徐枫打过电话给何某，通话时长6分52秒，徐枫说是安排何某购买设备的事情，通话结束后徐枫又于21时27分21秒打电话给洗煤师傅（号码：139××××0608，通话时长2分57秒）联系沟通设备买卖的事情；何某于21时30分47秒打电话给老板徐枫（双方通话时长25秒）是向徐枫反馈买卖设备的情况。但从原告方提交的通话记录看，当晚21点19分39秒受害人何某接老板徐枫的电话后到徐宇兴打电话求助前，除了与其女儿（号码180××××0021）打过电话外，并未与其他人通过话，而且通话时间具有连续性，在这段时间里何某根本没有时间去落实老板安排的设备购买事情，所以更不可能未经落实就向老板汇报设备购买的问题，被告金润煤炭公司代理人的说法不符合逻辑推理，虽金润煤炭公司陈述，老板徐枫在打电话给何某安排购买设备事宜后，随即又打了电话给洗煤师傅联系沟通设备买卖的事情，但只提供了通话记录而无其他相关证据加以辅助证明，无法查明何某与徐枫的通话内容。对其辩解何某在接徐宇兴电话后打电话给老板徐枫是汇报设备事宜而未汇报帮徐宇兴推车事宜的代理意见，证据不足，根根逻辑推理，被告金润煤炭公司的主张不成立，故金润煤炭公司对自己的该项主张应承担证据不足的法律后果，对其代理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受害人何某叫被告李同权驾驶被告金润煤炭公司的装载机去为被告徐宇兴推车，应当是得到了金润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枫的授权或许可的，对此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是因装载机驾驶员李同权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造成第三人何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应由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本案争议焦点二、……。被告李同权作为金润煤炭公司的装载机驾员，受公司和管理员何某的管理，下班后装载机钥匙交由管理员何某进行管理，其无权私自驾驶公司装载机外出。事发当日，被告李同权是在公司管理员何某的安排下开装载机载何某一起去帮徐宇兴推货车的，无论管理员何某是否向公司老板徐枫汇报过此事，是否得到公司老板的授权，李同权在何某的安排下驾驶装载机均应属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组织或者法人承担责任，上述行为人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故此次事故中，被告李同权实施职务行为致何某死亡，应由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承担责任。对金润煤炭公司提出的装载机按公司的规定只能在公司厂区内装煤，且不能出厂区的辩解，因未提供公司相应的管理制度等证据加以证实，故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另，受害人何某的死亡是因与李同权一起去无偿帮助徐宇兴推车返回途中翻车导致的，其帮工的行为应从驾驶装载机出发到安全返回厂区结束，故在返回厂区路途中所发生的事故，仍应视为在帮工活动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李同权作为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何某死亡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帮工人徐宇兴承担。综上，李同权驾驶装载机帮徐宇兴推车致何某死亡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金润煤炭公司和被告徐宇兴共同承担。对本案争议焦点三、……。本次事故的起因是因被告徐宇兴因驾驶的货车车轮掉坎电话求助受害人何某帮其推车而起，事故发生在何某与李同权帮其车推起来后返回公司厂区的路途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动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帮工人李同权在帮工活动中致第三人何某死亡，不是发生在推车的行为中而是在车推上路后返回厂区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所致，但起因是因帮被帮工人即受益人徐宇兴推车所起，受益人徐宇兴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对被告徐宇兴所主张的何某与李同权帮其车推上坎后，他支付了何某300元劳务费，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但因其未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对被告徐宇兴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故被告徐宇兴与被告金润煤炭公司对被告李同权驾驶装载机致受害人何某死亡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徐宇兴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本案争议焦点四、……。受害人何某生前系金润煤炭公司的管理员，其户籍所在地为兴义市××山镇××路，原告吴文珍系何某的母亲，系贵州省兴义市果树农场退休职工，已领取退休金，但领取退休金具体金额不详，其户籍所在地为兴义市××山镇××路，二人均属于城镇居民，故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的赔偿金。对原告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贵州省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对原告可获得的赔偿项目和数额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请求450964.20元，计算式为22548.21元／年×20年=450964.2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的规定，结合对证据及事实的认定，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属于可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的情形，参照2015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48.21元／年的标准计算赔偿，故二原告请求合理，于法有据，予以确认。2、丧葬费，原告请求24243.5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的总额计算，贵州省2015年城镇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参照2014年标准）为42815元，丧葬费应计算为42815元／年÷12个月×6个月=21407.5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受害人母亲系城镇居民，现年已78岁，育有包括原告在内的七个子女，依法享有被扶养的权利，其虽系贵州省兴义市果树农场退休职工，享有退休金，但原告吴文珍在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仍有获得相对舒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及对人权法律保护的现状和趋势，因此，对被告李同权代理人以“原告吴文珍是退休职工有退休金，生活有保障，不应该享受被扶养费”的主张，不予采纳。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吴文珍的生活费按5年计算。考虑原告吴文珍已享有退休金这一事实，酌定原告吴文珍应享有的扶养费为每年1200元，故该项请求支持1200元／年×5年=600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的请求50000元标准过高，虽此次事故给受害人家属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一定伤害，但本案被告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均无主观上的故意，根据侵权人过错程度、侵权手段、方式等因素，酌情支持10000元。4、交通费。原告方虽未提供票据佐证，但原告在处理丧葬事宜期间支出了一定交通费的事实存在，酌定支持3000元。综上，确认原告上述损失总额为人民币491371.70元，上述损失，由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承担442234.53元，被告徐枫已实际支付受害人家属10万元，还应支付原告方342234.53元；由被告徐宇兴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承担49137.1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贞丰县金润煤炭经贸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42234.53元，扣除徐枫已实际支付原告方的10万元，还应支付人民币342234.53元；二、由被告徐宇兴赔偿原告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9137.17元；三、被告李同权不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006元，减半收取1503元，由被告贞丰县金润煤炭经贸有限公司承担1352.70元，被告徐宇兴承担150.3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申请证人康某、刘某1、杨某出庭作证。本案其余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本院依照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的申请对证人康某、刘某1、杨某进行调查。证人康某证实，本案肇事的装载机系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的财产，只用于生产，不能外出使用，何某曾经在其出事大约半小时前到康某宿舍倒水吃药，康某并不知道何某与徐枫是否通过电话。证人刘某2证实本案肇事的装载机系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的财产，金润煤炭公司规定下班后装载机一律不能开出金润煤炭公司，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将该装载机交给何某及与何某一起出事的驾驶员管理。证人杨某证实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有一辆装载机，不知何原因现在不在了，不知道金润煤炭公司对该装载机如何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0月21日21时29分10秒，徐宇兴致电受害人何某，请求何某使用金润煤炭公司的铲车帮其推车。本院认为，受害人何某与被上诉人李同权同属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职工，在得到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枫许可后，安排该公司的四轮装载机为被告徐宇兴推车。在完成推车后的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何某死亡。受害人何某与被告李同权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对受害人何某死亡后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应当由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李同权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徐宇兴属于本案被帮工人，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确认由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承担受害人何某死亡的经济损失的90%，被告徐宇兴承担10%，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获得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何某安排装载机外出推车得到徐枫的许可。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提供贞公交认字（2015）第14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安机关询问李同权、徐宇兴、徐枫的笔录以及受害人何某生前使用手机的通话记录证实徐枫许可何某安排装载机外出推车的事实。虽然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徐枫许可何某安排被告的四轮装载机外出为被告徐宇兴推车的事实。但是，受害人何某生前使用手机的通话记录证实，在何某安排装载机外出之前，曾经与徐枫通过电话。在公安机关询问徐枫的笔录证实,大约在2015年10月21日22时左右，徐枫接到受害人何某死亡的事故后，在从贞丰赶回厂里途中，打电话给被上诉人徐宇兴，叫他带上家里人全部到厂里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徐枫的笔录可知在发生事故后，徐枫在出事后及时通知被上诉人徐宇兴，要求徐宇兴到厂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由此说明，徐枫在事故发生前已经知道徐宇兴请求被告金润煤炭公司使用四轮装载机为徐宇兴的车辆施救的事实。被告金润煤炭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证实，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徐枫支付了100,000元给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晶对该事实无异议。该款项数额较大，如果徐枫未许何某华安排四轮装载机外出为被告徐宇兴推车，不可能同意支付该款给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金。由此可知，徐枫许可何某华安排四轮装载机外出为被告徐宇兴推车，在出事后将赔偿款100,000元支付给被上诉人吴文珍、陈良芬、何莹莹、何晶。上述证据已经查证属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虽然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上诉称，一审庭审中，徐宇兴陈述其向何某支付了300元报酬，该事实反证何某没有向徐枫汇报动用装载机之事。但是，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该事实仅有徐宇兴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实上诉人该项主张。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虽然申请证人康某、刘某1、杨某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何某安排装载机外出推车得到徐枫的许可的主张不能成立。2、上诉人认为李同权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李同权与何某实施的行为是对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根据前述，受害人何某与被上诉人李同权均为被告金润煤炭公司的职工。2015年10月21日21时29分10秒，受害人何某接到被上诉人徐宇兴的求助电话后，随即通过电话向被告金润煤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枫进行汇报。在得到徐枫的许可后，受害人何某立即安排被上诉人李同权驾驶金润煤炭公司的四轮装载机前往事发地点救援被上诉人徐宇兴的车辆。受害人何某与被上诉人李同权驾驶装载机救援被上诉人徐宇兴车辆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并非对上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因此，上诉人认为李同权并非职务行为，李同权与何某实施的行为是对上诉人的侵权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3、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提出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支付了10万元给被上诉人吴文珍等人一家，但不能因此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根据前述，一审判决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安机关询问李同权、徐宇兴、徐枫的笔录、何某生前使用电话的通话记录、徐枫汇款给被上诉人吴文珍等人汇款凭证等证据，判决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非仅仅根据徐枫汇款给被上诉人吴文珍等人的汇款凭证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根据事实和法律判决上诉人金润煤炭公司承担赔偿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金润煤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5.40元，由上诉人贞丰县金润煤炭经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慧兰审判员  程 鹏审判员  陈映桃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