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4民终1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国荣，男，1966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将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素华，福建闽中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将乐县高唐镇赖地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赖地村。主要负责人：付小英，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新，男，1957年12月0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将乐县。上诉人戴国荣因与被上诉人将乐县高唐镇赖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赖地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2016)闽0428民初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0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国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素华、被上诉人赖地村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付小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国荣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戴国荣的诉讼请求；2.判令赖地村委会负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戴国荣在2003年8月9日至2005年7月30日期内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诉争山场的经营权，赖地村委会是同意的，只不过赖地村委会当时同意的方式没有以书面形式体现，而是以口头形式或者默示方式体现。以下事实能够印证赖地村委会同意该讼争山场经营权的转让：1.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事实及转让后山场林木的抚育人和管理人也随之发生变更的事实，在赖地村委会行政村域范围内口口相传，众所周知，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赖地村委会对该山场经营权转让及山场林木抚育人和管理人的变更表示过不同意或禁止。2.本案相关证据，如拍卖资料、录音材料、赖地村委会向高唐镇政府提交的《报告》等也表明赖地村委会同意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的事实，因为在赖地村委会没有同意或不同意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不会形成前述证据材料。第二，戴国荣认为赖地村委会口头同意或默示同意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因此影响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行为的效力。1.明示意思表示方式包括口头方式，默示意思表示也是法律规定的意思表示方式，无论是口头形式还是默示形式均为有效意思表示方式。2.不可否认，口头意思表示是村民也包括赖地村委会在内最主要的意思表示方式，此乃当地村民习惯也是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的习惯行事方式。第三，综合考虑以下事实，一审判决的认定显属不当。1.本案讼争山场经营权的转让完全是转让各方自觉自愿的行为，该转让未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也没有加重赖地村委会的义务和责任，应当尊重和保护转让各方的民事处分行为。2.一审判决作出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认定，直接后果是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各方主体间纷争不断，影响邻里团结，影响村民和谐，产生或加剧村民之间及村民与赖地村委会之间的情绪对立。3.一审判决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有理由相信，与本案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方式相类似的权利转让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如果都作出转让行为无效的认定，其后果定是“天翻地覆”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合同法》是我国合同领域的基本法律，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判断应严格遵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不存在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第二，一审判决认为讼争山场经营权的转让行为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认定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戴国荣认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符合认定为无效的条件。2.《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属于管理性规范而不属于效力性规范，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管理性规范或取缔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显然，《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属于后者即属于管理性规范。3.《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虽然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同时规定了除外情形即但书规定“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很显然，本案赖地村委会未能证明其存在不同意的法定理由，如果从书面同意的要求来看，已确定发生赖地村委会拖延表态的事实。因此，本案讼争山场经营权的转让应适用该第十三条“但书”规定，不能依据该第十三条认定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赖地村委会辩称，一、戴国荣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赖地村委会从未同意戴国荣与案外人陈福生等人转让涉案合同，戴国荣诉称“只不过被上诉人当时同意的方式没有以书面形式体现，而是以口头形式或者默认方式体现。”，这显然是戴国荣的一面之词，客观上并没有事实根据。戴国荣与案外人陈福生等人发生在2003年08月09日至2005年07月30日的整个涉案合同的转让过程，赖地村委会始终是不得而知。尽管村民对此“口口相传，众所周知”，但赖地村委会自始至终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双方当事人均未向赖地村委会报告。这显然是戴国荣的主观臆断，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至于戴国荣的“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该山场经营权转让及山场林木抚育人和管理人的变更表示过不同意或禁止”的说辞，在事实上亦是难以立足。其次，戴国荣诉称诸如拍卖资料、提交高唐镇政府的《报告》及录音材料等证据“再次表明被上诉人同意讼争山场经营权转让的事实……”，对于这一问题，赖地村委会在原审中曾作了详尽的事实表述，足见戴国荣的上述说辞在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再次，戴国荣关于“综合考虑以下事实，一审判决的认定显属不当”的诉称是不能成立的。1.涉案合同的转让无论是否是当事人“各方自觉自愿的行为”，法律、有关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否则“转让合同无效”。事实上戴国荣与合同相对人在转让时没有经赖地村委会同意，这是毋庸置疑的本案重要情节，一审依法断案并无不当；2.戴国荣以一审判决会直接导致今后如诉所称的后果，并以此支持其“一审判决的认定显属不当”，这与法律规定相悖，不能成立。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判决除法律规定以外要以当事人罗列的情形去判案。相反，“以法律为准绳”正是消除戴国荣如诉所称的顾虑，一审法院坚持法定办案原则理由正当，无可非议；3.戴国荣诉称“一审判决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其后果定是‘天翻地覆’”，亦作为其认为“一审判决的认定显属不当”理由，但2003年03月01日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其之后8月9日的涉案“交易”已作出了“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法律、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恰是“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且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一审法院依法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正当。二、戴国荣上诉称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的主要事实是：涉案合同的转让行为自始至终不曾报知赖地村委会，更没有经赖地村委会同意。基于这一不争的事实，就在戴国荣与他人实施涉案的转让行为期间，也正是《土地承包法》开始实行后的作为，该法第37条明确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但戴国荣没有做到法律规定的“应当”要求，显系违法行为；更何况自200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更是进一步明确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合同无效”。而戴国荣起诉本案是在今年的4月份，该解释规定“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因此戴国荣的起诉所涉及的转让合同理所当然地被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为无效，这是法律要求的必然结果，一审法院显然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戴国荣上诉所称的“管理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两者的关系，在上述法律、司法解释面前是与本案无关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只要未做到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转让合同无效”这是明白无误的。因此，戴国荣抗辩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诉称理由不当，应予驳回。其实，戴国荣的涉案合同转让行为业经赖地村委会早于2012年12月20日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不属于2009年04月24日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承包山场集体股份转让方案。戴国荣就此收到并接受了赖地村委会退给其如数的山价款及相应的利息，涉案山场由赖地村委会收回另行处理，且戴国荣参与了会议并签字确认该处理方案。可见，本案讼争至此是已经了结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赖地村委会按比例返还戴国荣山场拍卖款人民币324127.13元；2.戴国荣对尚未采伐的林木63亩，其中有林地25亩，按双方签订的《造林承包合同书》继续履行；3.本案诉讼费用由赖地村委会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1984年5月17日，赖地村委会所属的赖地大队林业合作社作为甲方与乙方陈福生、邱佛生、饶义淮、杨土木签订了《造林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造林面积为120亩，每亩出材产量10立方米范围内产生的收益，承包人享有40%，村委会享有60%，超出部分的收益归承包人所有。2.上述合同签订后，由于其他原因邱佛生、杨土木退出承包。该山场实际由陈福生、饶义淮二人承包经营。1994年饶义淮将其个人所有的承包份额转让给了陈德芳和饶炳勋二人。2003年8月9日，陈福生将其承包份额全部转让给戴国荣。2003年8月25日，陈德芳将其个人承包份额转让给戴国荣。2005年7月30日，饶炳勋也将其承包份额转让给戴国荣。3.诉争山场经福建炬龙拍卖公司，以人民币85万元的价格成交拍卖，扣除税费6.34109万元后，高唐镇赖地村民委员会实收款项78.65891万元，诉争山场出材量为581.7立方米，每立方米收益为1352.22元。4.因戴国荣、陈福生押金承包经营的山坑联营山场不属于2009年4月24日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承包山场集体股份转让方案，2012年12月20日，赖地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收回上述山场的所有经营权，由村委会另行处理。戴国荣上交至村集体的山价款75240元原款退回。2015年11月，戴国荣收到赖地村委会退回的山价款75240元及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本案中戴国荣在2003年8月9日至2005年7月30日期内，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了诉争山场的经营权均未得到发包方将乐县高唐镇赖地村民委员会的同意，故戴国荣与陈福生等人签订的山场转让协议均无效，且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关于戴国荣提出本案转让行为发生在上述司法解释施行之前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戴国荣与陈福生等人签订的山场转让协议也应当取得发包方的同意。关于戴国荣提供了拍卖会资料、录音材料、赖地村委会向高唐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报告等证据，证实其转让行为客观上得到了发包方认可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存在事后追认的问题，且赖地村委会在法庭审理中，明确表示不认可、不同意戴国荣从陈福生处受让涉案山场的经营权，故对戴国荣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因戴国荣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涉案山场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赖地村委会的同意，上述转让协议无效，故对戴国荣要求赖地村委会按《造林承包合同书》返还山场拍卖款人民币32.412713万元及要求对尚未采伐的林木63亩按《造林承包合同书》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戴国荣要求赖地村委会支付山场拍卖款人民币34.412713万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戴国荣要求对尚未采伐的63亩按《造林承包合同书》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62元，保全费2220元，合计8382元，由戴国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戴国荣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赖地村委会分别于2015年10月13日、16日、21日、22日召开的会议记录，证明赖地村委会知道也认可戴国荣承包转让山场的事实，并多次在会议上提出双方如何分配的问题，所以不存在不同意转让的情形。赖地村委会质证认为，其对该组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戴国荣所要证明的事实，2015年确实有与戴国荣进行协商，就是因为村里是不同意的，所以才开了这几次会议，并且赖地村委会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了处理，戴国荣也领取了款项。本院认为，戴国荣提交的该四份会议记录中虽然记载了村两委就戴国荣转让承包讼争山场事宜进行讨论，但该四次会议均非村民代表会议，该四次会议并不能证明戴国荣从陈福生等人处转让承包涉案山场已经过赖地村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因此，戴国荣提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山场转让已经过赖地村委会同意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除对涉案山场的转让是否已经过赖地村委会民主议定讨论同意持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均无异议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戴国荣在二审中陈述其于2000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赖地村委会村主任职务，在其担任村主任期间赖地村中涉及承包方转让山场事宜的需要经过发包方赖地村委会同意。并且在案证据表明戴国荣曾于2004年8月20日与案外人严仲华签订《集体用材林管护山场转让协议书》，该转让协议也经赖地村委会书面签章同意。但戴国荣在二审庭审中同时承认其在2003年8月9日至2005年7月30日期内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诉争山场的经营权均未经发包方赖地村委会书面签章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因此，戴国荣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涉案山场承包经营权签订的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赖地村委会的同意，应确认上述转让协议无效。戴国荣在二审中提出，其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涉案山场承包经营权已经过赖地村委会口头同意或默示同意，并且赖地村委会事后也已进行追认表示同意。但在案证据显示赖地村委会于2012年12月20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该次大会决议因戴国荣、陈福生押金承包经营的山坑联营山场不属于2009年4月24日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承包山场集体股份转让方案，大会决定收回上述山场的所有经营权，由村委会另行处理。戴国荣上交至村集体的山价款75240元原款退回。戴国荣参加该次会议，并且在会议决议上签字同意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2015年11月，戴国荣收到赖地村委会退回的山价款75240元及相应的利息。戴国荣在二审中提交的赖地村委会于2015年召开的四份会议记录中虽然记载了村两委就戴国荣转让承包讼争山场事宜进行讨论，但该四次会议均非村民代表会议，该四次会议并不能证明戴国荣从陈福生等人处转让承包涉案山场已经过赖地村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因此，戴国荣提出其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涉案山场承包经营权已经过赖地村委会口头同意或默示同意，并且赖地村委会事后也已进行追认表示同意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因戴国荣从陈福生等人处受让涉案山场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赖地村委会的同意，上述转让协议无效。原审法院对戴国荣要求赖地村委会按《造林承包合同书》返还山场拍卖款人民币32.412713万元及要求对尚未采伐的林木63亩按《造林承包合同书》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戴国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62元，由上诉人戴国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广伦审 判 员  谢学斌代理审判员  魏正雄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陈艳红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