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4民终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会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大道北段194号苑林星月湾二期商住楼J栋1单元15层1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李元荣，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申源泉、周云山，贵州青蓝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石人北路84号3楼2号。法定代表人：李亚青，系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马岭镇龙井村。法定代表人：王小娟，系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张国富，男，1974年10月17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张国虎，男，1987年3月7日生，汉族，籍贯、住址同上。系张国富之胞弟，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贵州会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贤劳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夏公司”）、被上诉人贵州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源房开公司”）、原审第三人张国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6）黔0422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会贤劳务公司在一审诉请：1、判令四川华夏公司、城源房开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130万元；2、判令对方连带支付工程款截止2016年3月的利息252200元；3、判令对方以工程款13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2016年4月1日起至付清工程款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5日，四川华夏公司承包城源房开公司发包的贵州省普定县药业园区西秀制药GMP技改新建厂房项目，同时派第三人张国富代表四川华夏公司与城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11月3日，第三人张国富代表四川华夏公司与会贤劳务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由会贤公司承包该项目土建部分的劳务施工。之后，会贤劳务公司按照约定组织进行施工建设。2015年2月20日，因四川华夏公司原因，其主动与会贤劳务公司终止《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并签订《安顺市普定县西秀制药GMP技改新建厂房项目劳务分包结算单》载明：四川华夏公司欠工程保证金等130万元。之后，四川华夏公司并没有支付这130万元，经多次向对方讨要，对方均以各种理由拒不付款。综上，会贤劳务公司认为：城源房开公司作为工程发包方，四川华夏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应当连带支付所欠工程款130万元及利息。四川华夏公司和城源房开公司一审均未答辩，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证据。原审第三人张国富在一审述称：认可会贤劳务公司的陈述。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5日，城源房开公司与四川华夏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城源房开公司将贵州省普定县药业园区西秀制药GMP技改新建厂房项目发包给四川华夏公司施工。第三人张国富作为四川华夏公司委托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就上述合同中未尽事宜达成协议，第三人张国富作为四川华夏公司的乙方在该协议上签名。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安全生产合同》，第三人张国富作为四川华夏公司的乙方和授权代理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字。2014年11月3日，四川华夏公司与会贤劳务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会贤劳务公司承包该项目土建部分的劳务分包。张国富作为四川华夏公司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名字。2014年11月7日，以城源房开公司为甲方、以四川华夏公司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赔偿承诺》和一份《补充协议》。但是该《赔偿承诺》和《补充协议》上均没有加盖双方公司的印章，甲方签字处有“张元朋”的签名，张国富在乙方签字处签名。《赔偿承诺》上主要有以下内容：甲方为西秀制新建厂房项目建设单位，乙方为该项目的承建单位。甲方承诺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再补助40万元。《补充协议》上主要有以下内容：甲方在利润上单独补助乙方100万元。2015年2月20日，以四川华夏公司为甲方、以会贤劳务公司为乙方拟写了一份《安顺市普定县西秀制药GMP技改新建厂房项目劳务分包结算单》，主要载明以下内容：“甲、乙双方结算，甲方结算内容为工程保证金等合计130万元，该结算费用甲方未付清之前本合同继续生效不能终止。付款方式2月18日前支付100万元，剩余30万，3月30日前支付，超过3月30日按银行期利息4倍支付。”甲方签字处有张国富和另一人签名，乙方签字处有“谭甲奎”签名，但是没有加盖双方公司的印章。次日，以城源房开公司为甲方、以四川华夏公司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安顺市普定县西秀GMP新药厂工程结算欠款单》，主要载明以下内容：两期结算共计480万元，甲方承诺分期支付。甲方审核人欠款人处有“张元朋”签名，乙方确认工程总额人签字处有张国富和“李彪”签名，但是仍然没有加盖双方公司的印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会贤劳务公司主张四川华夏公司欠其工程款130万元，所举的《安顺市普定县西秀制药GMP技改新建厂房项目劳务分包结算单》，由于甲方签字处仅有张国富和另一人签名，乙方签字处有谭甲奎签名，没有加盖甲乙双方公司的印章，因此没有证据证明系四川华夏公司的单位行为。会贤劳务公司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其主张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其诉称判令对方连带支付工程款130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贵州会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770元，减半收取9385元，由原告负担。一审宣判后，会贤劳务公司不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以“安顺市普定县西秀制药GMP技改新建厂房项目劳务分包结算单”没有加盖上诉人及四川华夏公司印章为由，而认定张国富的行为不是单位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审已经查明，张国富系案涉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代表四川华夏公司与城源房开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安全生产合同等，案涉工程终止后，也是由张国富代表四川华夏公司与城源房开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小娟之夫张元朋签订了赔偿协议、补充协议和决算欠款单；而张国富又与上诉人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和进行了结算确认，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张国富是代表四川华夏公司的，在整个工程实施当中，也是张国富全程参与并签订相关合同和协议，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张国富一直代表四川华夏公司参与项目管理等事宜，所以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据前述，既然张国富的行为代表了四川华夏公司，则根据双方签订的结算单，四川华夏公司应当支付上诉人130万元及利息；同时，城源房开公司作为发包人尚欠四川华夏公司工程款未付，也应当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已有规定，故城源房开公司应与四川华夏公司承担连带支付工程价款的责任。被上诉人四川华夏公司、被上诉人城源房开公司、原审第三人张国富二审未答辩。二审中，经传唤各方当事人，上诉人会贤劳务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张国富的委托代理人张国虎到庭，四川华夏公司与城源房开公司仍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上诉人会贤劳务公司在二审中补充提交2014年5月9日由张国富与四川华夏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复印件照片一份，上诉人称其来源是张国富的委托代理人张国虎拍照后发送到上诉人处；张国虎到庭接受询问表示属实，但其手中没有该协议的原件，原件都被四川华夏公司收回，该协议是其在张国富保管的档案袋中发现，该档案袋中保存的都是案涉项目工程的相关资料及合同等。上诉人以该份证据证明张国富与四川华夏公司系合作关系，张国富有权代表四川华夏公司，其行为就是公司行为；第三人无异议。对于该证据的效力，于下文论述。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各方涉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以及结算单的效力为何；四川华夏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工程价款的责任，城源房开公司应否负担连带责任。第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双方系被上诉人城源房开公司与四川华夏公司，而劳务分包合同的双方系四川华夏公司与城源劳务公司，均加盖各方公司印章，前后两份合同在主体资质、意思表示以及合同内容方面均符合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又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前后两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同时，在建设施工合同上签字的有城源房开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小娟及另一人张元朋，四川华夏公司签字人为张国富，与双方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人一致；而张元朋的名字还出现在后续的安全生产合同以及“赔偿承诺”、“安顺市普定县西秀制药GMP技改新建厂房项目劳务分包结算单”中，其行为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故其后续签订的补充协议及结算单等的法律效果应由城源房开公司负担；同理，在四川华夏公司与会贤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中，系由张国富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其在与城源房开公司、会贤劳务公司签订的后续协议中，也是由张国富签字确认，对其代理权限，相对人完全有理由予以信赖，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张国富的行为也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则其与会贤劳务公司代理人谭甲奎签订的安顺市普定县西秀制药GMP技改项目劳务分包决算单应为有效协议，其法律效果应由四川华夏公司负担。第二、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张国富与四川华夏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其真实性已经张国富的委托代理人确认，虽无原件印证，但其内容涉及本案工程的诸多事项，如第一条“乙方自愿把安顺市西秀制药厂新厂房建设和老厂开发建设工程承建与甲方合作经营”、第八条“本协议有效期暂定两年，自双方代表（乙方为本人）签字之日起计算，即从2014年5月9日至2016年5月9日止。”，其中载明了工程名称，双方签订的日期也与四川华夏公司与城源房开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时间吻合，故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而该协议与建设工程合同上加盖的四川华夏公司印章相同，也可以佐证张国富系该工程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及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而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汇款凭证也印证了其曾向四川华夏公司代理人张国富或其指定的账户支付保证金的事实，故可认定四川华夏公司对劳务分包协议为知情，可佐证最初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时对张国富代理权的授予，故四川华夏公司应当依照结算协议履行支付130万元工程欠款的义务；同时在该结算协议上还载明逾期付款的责任按照4倍银行利率支付，故自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的利息为1300000元×4.85%（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4=252200元，上诉人该主张应予支持。第三、城源房开公司作为发包人，负有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的义务，虽然其与四川华夏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经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但双方也签订了安顺市普定县西秀GMP新药厂工程决算欠款单，上面载明城源房开公司尚欠四川华夏公司工程款480万元，会贤公司主张因城源公司尚未支付该款项，故四川华夏公司也拒不支付会贤劳务公司相应的工程价款，故而要求城源房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系针对无效合同情形，举轻以明其重，既然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时候，实际施工人都有权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在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对于分包人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负担连带责任的，也应一并支持；且有利于保护分包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在承包人未起诉发包方的情形下，分包人的工程价款无法得到及时支付，故本院对该主张予以支持，即由城源房开公司在欠付四川华夏公司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上诉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又因城源房开公司与四川华夏公司在一审、二审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否支付该款项不明，如城源房开公司已向四川华夏公司支付所欠工程价款的，可免除该连带付款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2016）黔0422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上诉人贵州会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130万元及利息252200元，并自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生效之日；三、被上诉人贵州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前款债务在其尚欠被上诉人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93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770元，均由被上诉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廖 美 娟审 判 员 黎 福 伟代理审判员 齐   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张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