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5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东冠路611号3幢第六层618室。法定代表人丁晓蔚，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戴梦华、方文军，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鋆，女，汉族，1983年12月9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益琳，女，汉族，1989年3��24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乙笑牛，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鋆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陶鋆、管益琳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8民初3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鋆石公司于2015年5月4日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丁晓蔚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8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80%，将于2035年5月1日前到位；陶鋆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2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2%，将于2035年5月1日前到位；管益琳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8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8%，将于2035年5月1日前到位。丁晓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管益琳为公司监事。2015年9月28日、2015年11月30日和2016年1月29日，从陶鋆账户分别向公司账户汇款120000元、120000元、960000元，用途注明为“投资款”；2016年1月29日，从陶鋆账户向公司账户汇款800000元，用途注明为“管益琳投资款”。2016年4月19日，从公司账户向陶鋆账户汇款1180315元，用途注明为“退陶鋆投资款”；2016年4月19日，从公司账户向陶鋆账户汇款800000元，用途注明为“退管益琳投资款”。2016年7月，鋆石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陶鋆向鋆石公司返还所抽逃出资款1180315元，并支付抽逃出资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管益琳向鋆石公司返还所抽逃出资款800000元，支付抽逃出资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陶鋆对管益琳的前述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鋆石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将于2035年5月1日前到位。此章程对公司及其股东均具有约束力，故应该严格遵守。若变更出资方式，应经过股东会作出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就本案而言，转入公司的四笔款项用途为“投资款”与“管益琳投资款”，与转出公司的两笔款项用途为“退陶鋆投资款”与“退管益琳投资款”，刚好相互印证。由此可见，双方应当知晓案涉款项的性质为投资款，并非注册资本金。如鋆石公司将其列为资本金，陶鋆、管益琳作为公司股东至少应该作出明示或追认，比如股东出资证明书等。现公司仅凭借记账凭证，主张股东认可出资行为，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鋆石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778元，减半收取1138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鋆石公司承担。宣判后，鋆石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两被上诉人汇款至上诉人处的金额与章程约定其认缴的出资额一致。公司章程规定，陶鋆认缴的出资额为120万元，管益琳认缴出资额为80万元。陶鋆分别于2015年9月28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1月29日向上诉人账户汇款12万元、12万元、96万元，合计120万元。管益琳于2016年1月29日向上诉人账户汇款80万元。2、两被上诉人在另案中一致认可案涉200万元的款项性质为公司注册资本。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浙0108��初2334号案件中，两被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明确记载：“原告（本案被上诉人之一）与被告（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丁晓蔚）签订了《合伙协议》，且已经依据协议约定及被告要求履行了出资义务”，这充分说明两被上诉人自认案涉的200万元的款项性质系对上诉人的出资款。一审在证据认定中采信了该证据，但在最终认定中却忽视了该证据，反而认定两被上诉人对该200万元款项性质没有做出明示。3、公司股东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载明打款用途写“投资款”，但实际为注册资金。2015年9月28日，陶鋆在鋆石公司的微信聊天群中明确陈述“注册资本金请打入：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杭州滨江支行营业部，账号：39×××64”、“我12万已打入”、“记得写‘投资款’”。当日，陶鋆即将12万元汇入上诉人账户，款项用途为“投资款”���这可以充分说明，股东汇入上诉人的款项虽记载用途为“投资款”，但实际为注册资本金。4、公司章程中约定认缴的出资在2035年5月1日前到位，现两被上诉人在2015年9月28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完成了出资认缴义务，符合章程约定的出资方式，并非变更出资方式，无需经过股东会议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一审认定该期间认缴出资属于变更出资方式错误。5、一审忽视了将两笔合计1980315元转出上诉人账户的行为并非公司行为，而是被上诉人利用其控制公司账户的权利违规操作的个人行为。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答辩中也自认了两笔款项的转出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退陶鋆投资款”、“退管益琳投资款”也仅仅是两被上诉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并非公司的意思表示。一审机械地认定该两笔款项用途与汇入的四笔款项用途相互印证显然错误。2016年4月9日，应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召集，各股东在上诉人上海分公司地址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中明确要求被上诉人陶鋆将其控制的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银行账户密码及U盾密码等交由法定代表人管理，但在2016年4月19日，陶鋆即自行利用其非法控制的U盾和银行密码就将1980315元转出上诉人账户。6、公司运营一年有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存在未启动项目之说，运营业绩也良好。在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账户开销的费用均是用于公司的实际运营，有严格的入账，根本不存在未将投资款转入上诉人账户，而是用于个人账户就开销的行为。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出资说明书系出资人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并享有相应权利义务的凭证。本案中，上诉人在收到两被上诉人的注册资本金后没有及时向两被上诉人发出资证明书，但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中都明确记载了两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和出资份额，完��不影响两被上诉人行使股东权利。不能以没有出具出资证明书即否认案涉200万元的性质为注册资本金。两被上诉人可以要求上诉人补发出资证明书，但无权以此为由抽逃出资，严重侵害公司利益。事实上，因公司财务、公章等都由陶鋆控制，因此公司是否出具出资证明书完全取决于其个人。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陶鋆、管益琳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涉案款项不应被认定为注册资本金。首先，上诉人章程明确写明，公司各股东采取认缴方式缴纳注册资本，年限为2035年5月前缴纳完毕即可，被上诉人没有义务更不可能提前缴纳相应的注册资本。其次，缴纳注册资本系公司成立后极为重要的事项。按照一般公司财务及经营流程，需要召开股东会并作出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各方一致认可相关款项系真实的注册资本金才可。同时，应当由公司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而后向工商机关申请工商变更，修改相应的公司章程条款后才告出资完成（已实缴到位）。本案中，上诉人股东会并未召开任何相关会议，上诉人在当时也没有任何修改公司章程，申请工商变更的动作，说明上诉人也认为该款项并非注册资本金。同时，在本案中，转入公司的四笔款项用途为投资款及管益琳投资款，与转出公司的两笔款项用途“退陶鋆投资款”及“退管益琳投资款”相互印证。至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其内容来看，是被上诉人催促上诉人另一股东丁晓蔚将其个人帐户内占用的投资款打入上诉人帐户，同时，也明确说明系“投资款”，这与其后款项打入的内容为投资款也是对应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并未只单单适用了公司法第35条，只是引用了该条，并结合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进行判决。如前所述是否为注册资本金关系到财产性质变更问题十分重要，应当由各股东达成合意，共同履行，在实践中则需经工商机关变更章程并出具出资证明方可完成，并不能仅凭转帐凭证就能证明资金的性质，达成资产占有的目的。综上，上诉人在没有经被上诉人书面认可，未经股东会决议和工商变更的情况下，单方面认为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缴纳的注册资本金是错误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1、鋆石资金调拨群下载打印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股东汇入公司款项虽记载用途为“投资款”，但实际为注册资本金的事实。2、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快递单据及投递情况；3、股东会通知及回复的复印件各一份；4、律师函、快递单据及投递情况的复印件各一份。证据2、3、4共同欲证明：1、被上诉人陶鋆实际控制公司的银行帐户及U盾密码；2、2016年4月19日将1180315元转入陶鋆帐户并注明用途为“退陶鋆投资款”及800000元转入管益琳帐户并注明用途为“退管益琳投资款”的行为系被上诉人陶鋆未经公司同意的个人行为，严重侵害公司利益。经质证，被上诉人陶鋆、管益琳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要经过公证才能提交；对其关联性也有异议，从内容来看，各股东对出资款项的性质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被上诉人并不是律师函投递的当事人，也没有看到过该律师函。但对证据2、3、4的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述三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认可为注册资本金���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证据1中微信群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确认该群中陶鋆的微信头像是其本人，该微信号亦是陶鋆本人在操作，故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证据4没有原件予以核对，收件人又是案外人，故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二审中，被上诉人陶鋆、管益琳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一、从陶鋆账户转入公司账户的案涉四笔“投资款”是否属于陶鋆、管益琳的出资款；二、2016年4月19日，两次从公司向陶鋆账户的汇款行为是否属于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一，陶鋆、管益琳均系公司股东，从陶鋆账户转入公司账户的案涉四笔“投资��”金额与章程约定的陶鋆、管益琳的出资款金额一致，汇款时间在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内。本院认为综合陶鋆、管益琳股东身份、案涉款项金额和出资时间，案涉款项应认定为陶鋆、管益琳的出资款。虽公司章程约定，各方出资额将于2035年5月1日前出资到位，案涉款项在2016年1月29日就已汇入公司账户，但系陶鋆、管益琳自身放弃期限利益，不属于出资方式的变更，且二审中，陶鋆、管益琳已明确表示因公司发展不如预期，两人不再考虑出资。因此，一审认定案涉款项不属于注册资本错误。关于争议焦点二，陶鋆、管益琳明确案涉款项转回到陶鋆账户的行为系陶鋆操作，未经过股东会议确认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亦未经过任何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陶鋆操作公司账户将案涉款项转回陶鋆账户的行为应认定为陶鋆、管益琳抽逃出资的行为。该规定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涉及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从公司账户将款项转走的行为系陶鋆操作，转回的账户亦是陶鋆的账户，故鋆石公司以此为由主张陶鋆、管益琳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并主张陶鋆对管益琳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8民初3182号民事判决；二、陶鋆返还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出资1180315元，并支付出资款的利息（自2016年4月19日起以118031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管益琳返还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出资800000元，并支付出资款的利息（自2016年4月19日起以8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同类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陶鋆对上述第三项管益琳��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778元，减半收取1138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陶鋆、管益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778元，由陶鋆、管益琳负担。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由陶鋆、管益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傅东红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代理审判员  韦 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