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5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燕，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黎明，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侯榆，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葵华，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代理人：段珠凤，住广东省乐昌市。上诉人王燕因与被上诉人方葵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燕上诉请求：l、撤销原审判决书，驳回方葵华的诉讼请求。2、方葵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及由于此案件导致产生的全部诉公费用、律师费、鉴定费等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调解协议书》是在方葵华夫妇胁迫及欺诈下签署，不是王燕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方葵华第一次起诉后，因意识到保证期间已过，由其及其太太段珠凤多次与王燕通话并进行了录音、录像，不仅如此，还反复向王燕单位纪检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多次找人无理纠缠和吵闹，并对王燕进行人身威胁和恐吓。在方葵华及其妻子段珠凤的胁迫和欺诈之下，王燕不得不被迫签署了《调解协议书》，而且签署前，双方代理人：郭某、梁某多次沟通并反复多次传真并修改《调解协议书》，但真实意愿准备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内容与此明显不同，在天河区法院一审中是在签约过程中对此案件事实认定有重大影响《调解协议书》的出庭证人梁某也确认：方葵华夫妇通过欺诈方式在台下秘密调包后将更改了内容的《调解协议书》骗王燕签署的。因《调解协议书》是在方葵华夫妇胁迫及欺诈下签署，不是王燕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作为认定王燕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2、《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在处理第一次诉讼时，调解过程中形成的文件，目前因方葵华主动提起第二次诉讼，实际使得双方第一次调解协议失去效力。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疋》第六十七条关于“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之规定，也不能将《调解协议书》之内容作为认定王燕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3、在2014年4月，王燕向天河区法院申请并出具书面申请书《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在天河区法院的同意下，重要证人梁某(居民身份证号码：××)出庭作证并签名做了笔录，但是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书里面，根本没有提及这样一个重要证人出庭的事实及其口述并当场签名确认的笔录重要情形。二、方葵华向王燕主张保证责任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根据王燕与方葵华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在本案中，王燕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宋某、顾某甲在2012年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l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向方葵华清偿的债务。该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根据方葵华所提供的证据，方葵华于20l3年5月20日立案执行，即在20l3年5月20日前，本案的主债权履行期限已届满，而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书里面记录了：方葵华方于2014年1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自2013年5月20日至2014年1月7日，该期间长达7个多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并且在此期间内，方葵华从未向王燕主张任何权利。在保证期间届满后，王燕无需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三、应免除王燕在方葵华放弃执行宋某、顾某甲财产的价值的保证责任。本案中，即使未超过保证期间，方葵华在执行宋某、顾某甲一案中，放弃了对宋培香、顾文生所有的粤A×××××、粤A×××××的小型汽车及顾文生名下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南浦岛碧桂园雅苑2座l02房的处理，还将二部小型汽车退还给被执行人宋某、顾某甲。因此，应免除王燕在方葵华放弃的财产价值的范围内的保证责任。四、方葵华末在法定的保证期间内要求王燕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因保证期间早已届满，王燕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方葵华是宋某向银行90万元借款的质押担保人，顾某甲、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校、王燕是方葵华质押担保的反担保人。因顾某甲、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校、王燕作为反担保人均未与方葵华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连带责人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关于“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之规定，方葵华应当在其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后的六个月内要求顾某甲、王燕、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校等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本案根据(20l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方葵华在201O年3月25日履行了其质押担保责任，因此，其必须在20l0年3月25日至2010年9月24日期间要求王燕等反担保人履行反担保责任，但方葵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曾向王燕主张过反担保责任。因此，保证期间届满后，王燕无需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五、即使认为上述《调解协议书》真实有效，方葵华要求王燕承担担保责任也不能成立。l、《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如下：王燕仍按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继续承担连带还款义务。如前所述，按照《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因保证期间已过，王燕当然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2、王燕按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承担连带还款义务，就是对宋某向银行借款9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而且担保人包括顾某甲、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这些是王燕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法院已判定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意味着王燕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可能再成就，因此也无需在继续承担任何担保责任。3、如前所述，王燕等是为宋某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履行中，方葵华未征得王燕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债务人更换为顾某甲，相当于方葵华同意宋某转让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关于“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部分债务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部分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因方葵华未经王燕同意而许可宋某转让全部债务，因此，王燕可以不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六、即使要王燕承责，其需要承担责任也仅在宋某向银行借款的9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1、案件中王燕、顾某乙、广州市好来都安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承担担保责任的源头是宋某向银行借款的90万元，方葵华提供质押担保。因此，即使认定王燕承担担保责任，王燕也仅仅需在上述方葵华承担质押90万元担保责任的范围内承担反担保责任，这在调解协议书中第三点也清晰、明确表述如下：王燕仍按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承担连带还款义务。而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承担连带还款义务是根据(20l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案查明的事实，宋某已向方葵华偿还了l94500元，并扣减方葵华已经得到的执行款32543元。因此，即使认定王燕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其承担责任范围也应在900000一194500—32543=672957元以内。2、方葵华与顾某甲约定变更债权债务，如2011年3月23日顾某甲生签名确认的《还款计划》，《还款计划》是顾某甲于2010年3月23日向方葵华出具借据，确认借到方葵华90万元，并以每月l8000元计算利息，顾某甲于2011年3月23日作出还款计划等内容王燕毫不知晓，更未同意，对变更部分无需承担保证责任。首先，方葵华擅自变更债务承担主体，王燕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不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其次，根据《担保法》第24条关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之约定，因方葵华未经王燕同意变更了主合同内容，对于变更部分王燕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中，方葵华主张90万元本金之外的其他利息部分，均属于未经王燕同意的变更部分，其主张该部分责任，有悖《担保法》的规定，不应获得支持。七、宋某、顾某甲还有大量财产未被执行，方葵华起诉条件未能成就。由工商局查询显示，顾某甲目前仍是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的股东。另外，经了解，其二人还存在将大量资产转移至亲属顾某某名下并为其以其亲属顾某某购买了天河区林和东路林和街3004房的情况，顾某甲用其自身筹集款项租赁位于太和兴丰村的一间小学用于其民办学校的日常经营及租赁收益，其二人的民办学校、开办公司的股权等等迹象表明其二人名下的仍有大量资产可供执行。方葵华未积极向法院提供上述财产线索，自身存有过错，其诉请并非是最终的强制执行后未能履行债务的余额部分，不能获得支持。并且，方葵华权利的主张有误导一审法院的不作为，导致一审法院对执行程序及顾丈生、宋某唯一财产没有做足执行措施。方葵华应当积极向法院提供上述线索，法院也应当立即启动继续执行的工作，方葵华的诉请不符合《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启动条件，故应该撤销原审判决。补充：1、方葵华诉讼请求包含具体“金额”以及具体“如何计算构成”的诉请内容，但一审判决主文对此无视、忽略和不予处理，将来必然造成判决书的履行或执行内容充满争议，该判决书不具确定性和可执行性，一审判决对此“诉而不判”属于典型的“漏判”现象，是错误的判决。2、根据《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未能履行债务的余额部分（具体数额待本案法院判决书和执行书生效后确定），乙方仍按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继续承担连带还款义务”，即双方对此已明确约定“未能履行部分”应回归至而且仅限于2009年3月23日签订《定期银行存单借据》内容的履行，这根本不等于而且是重大区别于“1251号案所有判决和执行内容由王燕承担的意思表示”，后者根本不是王燕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直接将1251号案“经执行仍不得清偿部分，向方葵华承担清偿支付责任”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判决。3、根据2009年3月23日签订《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约定，保证人是四名反担保人（包括王燕在内），被保证人是方葵华；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仅限于“该笔贷款存单质押”，即100万元为限；保证范围由于没有具体约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即本案保证范围仅限于该笔存单质押“实现额”作为主债权以及相关法定衍生费用，除此之外并不在保证范围之内；保证期间仅为六个月，正如1251号案法院认为“方葵华在2010年3月25日履行了其质押担保责任，则依法应当在2010年3月25日至2010年9月24日期间要求反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即王燕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以及承担多少的担保责任，应在该存单借据约定的事实的射程范围之内予以评价认定，射程范围之外与王燕无关，超出部分责任不应由王燕承担。4、按照上述保证期间，方葵华未要求王燕承担保证责任，王燕依法应当免除保证责任。5、一审判决直接将1251号案判决和执行内容归由王燕承担，尤其是无视“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合同约定（原为无息的民间借贷）改为高额利息（每月18000元，相当于月利率2%）又未经保证人同意”的事实，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王燕依法对该加重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对此一审判决是错误的。6、根据《调解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方葵华应于签订之日起（2012年5月24日）五个工作日内（即2012年5月30日）主动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撤回对王燕的起诉，但方葵华逾期至2012年5月31日才申请撤诉。针对此违约行为，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如甲方（方葵华）违反的，则甲方免除乙方（王燕）对本案的所有责任并额外向乙方支付伍万元违约金”，即方葵华违约情况出现后，方葵华同意免除王燕的所有责任，故王燕在本案中得到方葵华的承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7、经查，被执行人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南浦岛碧桂园雅苑2座102房房屋，于2014年5月8日已被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公开拍卖，以718250元成交，方葵华如没有依法申请参与分配则存在重大过错，王燕对此不应承担责任。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规定“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根据1251号案判决书查明债务人在2009年5月5日至2012年3月21日期间向债权人方葵华付款合计194500元的事实；根据保证范围仅限于“无息的100万元贷款存单质押的反担保”事实；综上法定事由，王燕对194500元作出减少主债权（因债权人已实际收到该款项，应视为实现相应部分债权）的合理抗辩，请求法院予以认定。9、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的规定，如判决王燕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明确保证人享有向债务追偿的权利。方葵华辩称，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不同意王燕的上诉请求。方葵华于2014年1月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燕向方葵华支付（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案判决和强制执行后未能履行债务的余额款共计人民币1416113.6元（具体包括90万元本金、2012年2月23日前的利息款210000元、2012年2月24日后至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的利息款274151.6元、以及自2013年4月16日起暂计算至2013年10月30日止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款64505元，以后另行计算，扣减方葵华已经得到的执行款32543元）；2、王燕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王燕原审辩称：我方认为方葵华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王燕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因为保证期早已届满，王燕无须承担任何的责任，根据定期银行存单，方葵华是向银行作90万元的质押保证，宾馆和华大学校、王燕是方葵华质押担保的反担保人，但是他们在定期银行存单借据中并没有对该保证的反担保保证期间进行约定，根据担保法第26条的规定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1条的约定，在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情况下，保证期间为6个月，而且该6个月不会因为任何事由发生中断、终止或延长，根据天河法院关于1251号案的生效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方葵华是在2010年3月25日履行了质押担保责任，推算6个月必须在2010年3月25日-2010年9月24日该6个月期间内要求王燕承担反担保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方葵华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该期间内曾经要求王燕承担过保证责任，本案中方葵华所提供的证据6、7，我方认为该两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方葵华曾经向王燕主张过担保责任，该两份证据是不真实的，方葵华在1251号案中，从来没有提供证据6、7，1251号方葵华的起诉状中，方葵华关于该时间的陈述是2010年3月23日，贷款质押到期后因被告未能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已将质押存单用于偿还贷款，顾某甲于2010年4月23日向方葵华出具借据，确认借到90万元，并每月以18000元结算利息，顾某甲于2011年3月23日作出还款计划等陈述，在该陈述中，并没有提到本案2010年3月23日的补充借据的情况，如果有为何不描述，2010年4月23日的描述与本案的借据是不一致的，借据中没有反映利息的约定内容，第一次起诉时从来也没有提到过王燕作为担保见证人的情况，从补充借据以及借据的形式上看，顾某甲的签名上盖有手印，但无论是补充借据还是借据上，王燕某没有手印，补充借据以及借据中，定期银行存单的借据上的担保人少了很多，从理性的角度看王燕也不可能直接在该借据上签名，该调解协议书是在方葵华夫妻胁迫及欺诈下签署，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该调解协议也是双方在调解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件，根据最高院关于证据使用的规定，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或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对相关事实的认可，也不得作为在其后对其不利的占用证据，因此我认为不能依据调解协议要求王燕承担担保责任，即使调解协议真实有效，我方认为王燕承担担保责任也是没有依据，因为保证期间已经超过，根据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王燕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顾某甲等也要同时承担担保责任，但1251号判决已经明确认定学校和宾馆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因此王燕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具备，根据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王燕是为宋某的贷款行为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方葵华提供的证据材料，等于方葵华同意宋某转让该债务，但并没有得到王燕的同意，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转让债务没有经过王燕同意，王燕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即使认为王燕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王燕担保的责任范围也只是在宋某向银行贷款9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王燕承担担保责任的源头就是宋某向银行贷款的90万元，而且根据1251号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宋某实际已经向方葵华偿还了194500元，因此王燕的担保责任也仅在705500万元以内，另外方葵华在后续与顾某甲擅自约定了很多的利息约定，等于变更了主合同内容，根据担保法第24条的规定，债权人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没有经过担保人同意的，担保人也不承担该部分的保证责任，对于90万元本金之外的利息王燕某不需承担任何的保证责任。本案宋某以及顾某甲有大量的财产没有被完全执行，方葵华起诉的条件实际上未能成就，通过查询我方了解到顾某甲目前还是好来宾馆的股东，另外我方了解到顾某甲将大量的资产转移到其亲戚名下，他们之间有大量的财产可供执行，方葵华应当向法院主动的提供这些财产线索让执行进行进行，综上我方认为方葵华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某与顾某甲系夫妻关系。2009年3月23日，宋某、顾某甲、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及王燕共同向方葵华出具《定期银行存单借据》一份，约定：宋某向方葵华借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天河支行定期存单一份（存单号440000301217、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广州天河支行、户名方葵华、账号33×××08、金额1000000元）用于其银行贷款质押，期限为壹年，自2009年3月23日至2010年3月23日；宋某将该笔贷款90万元用于投资广州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学生公寓并向学生收取住宿费，广州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于每月10日之前定期将学生公寓住宿费10000元支付给方葵华作为存单质押回报；顾某甲、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王燕王燕同意作为存单质押的反担保人并承担连带还款义务。2010年3月25日，因宋某未能偿还银行贷款，前述质押存单的款项王燕用于偿还银行。2011年3月23日，顾某甲向方葵华出具《还款计划》一份，确认其欠方葵华90万元，并承诺从2011年3月23日起每月支付利息18000元，于2011年10月22日还清本金90万元。2012年2月3日，宋某向方葵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宋某、顾某甲确认在2012年3月10日前向方葵华支付利息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整（暂计至2012年2月23日），未付本金玖拾万元正（￥900000元）从2012年2月23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利息，如未能按时支付利息220000元整则所欠款从2011年9月23日的利息全部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利息。”宋某、顾某甲在2009年5月5日至2010年3月9日期间，向方葵华付款90000元，在2011年5月5日至2011年9月8日期间向方葵华付款94500元，在2012年3月21日向方葵华付款10000元，共计194500元。因为宋某、顾某甲未能还款，方葵华以担保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宋某、顾某甲、广州市好来都宾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大外语外贸专修学院、王燕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立案号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方葵华与王燕于2012年5月24日达成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书》，载明：关于（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一案，经友好协商，王燕同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配合、协助方葵华主张债权，提供财产线索等。方葵华同意在该案判决生效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前不向王燕追究责任。在该案判决生效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后仍未能履行的债务部分，王燕仍按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继续履行连带还款义务。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方葵华应向法院申请撤回对王燕的起诉。在前述方葵华与王燕调解协议达成后，方葵华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在（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中对王燕的起诉，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21日作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该案中方葵华撤回对王燕的起诉。2012年10月3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宋某、顾某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方葵华偿还欠款900000元及其利息（从欠款日至2012年2月23日的利息为210000元；从2012年2月2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二、驳回方葵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因判决生效后未得到履行，方葵华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立案号为（2013）穗天法执字第4359号。2013年10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穗天法执字第4359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多方执行已经执行回来部分款项，经查无更多财产线索，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方葵华因未能完全受偿，故于2014年1月7日诉至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案件审理中，方葵华提交的证据包括了《借据》及《补充借据》各一张。《补充借据》显示为顾某甲于2010年3月23日出具，顾某甲在该补充借据中确认借到方葵华银行定期存款单一份，用于贷款质押并代还银行贷款。王燕以担保人身份在该借据上签名，落款时间为2010年3月23日。《借据》显示为顾某甲于2010年4月23日出具，顾某甲在该借据中确认借到方葵华9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4月23日至2010年9月23日。王燕以担保人身份在该借据上签名，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23日。王燕对《借据》及《补充借据》上的王燕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签名形成时间在《借据》及《补充借据》其他文字之前，申请原审法院对签名及其他文字的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1月14日，该所出具意见书，认定《借据》及《补充借据》中的其他书写笔迹书写形成时间在先，该《借据》及《补充借据》中的“王燕”签名书写形成时间在后。对于该鉴定，王燕预交了鉴定费20404元。一审法院认为，王燕自愿为案外债务人向方葵华的债务提供担保，故方葵华、王燕之间保证合同关系成立有效。后在方葵华起诉债务人及王燕的过程中，方葵华、王燕经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方葵华同意撤回对王燕起诉，王燕同意对经判决执行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责任。该协议成立有效，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理应得到履行。现（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方葵华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立（2013）穗天法执字第4359号执行案。经处理，只执行回部分财产，原审法院遂作出终结本次执行裁定。方葵华债权经判决及执行仍有部分不得执行，故王燕理应对该部分履行清偿责任，方葵华诉请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王燕抗辩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11日判决如下：被告王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就（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判决经执行仍不得清偿部分，向原告方葵华承担清偿支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45元、鉴定费20404元，均由被告王燕负担。经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方葵华与王燕于2012年5月2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还约定，在上述1251号案经法院判决和强制执行后仍未能履行债务的余额部分（具体数额待该案法院判决书和执行书生效后确定），王燕仍按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继续承担连带还款义务；协议一经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不得违反；如方葵华违反的，则方葵华免除王燕对本案的所有责任并额外向王燕支付5万元违约金等；2、一审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载明方葵华于2012年5月3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对王燕的起诉；3、2012年5月26日及27日分别为星期六及星期天。二审中，王燕、方葵华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燕与方葵华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胁迫、欺诈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王燕主张该协议是在方葵华夫妻胁迫及欺诈下签订的，但该协议书于2012年5月24日已签订，即使方葵华夫妻胁迫及欺诈王燕签订上述协议，鉴于王燕在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王燕的撤销权已消灭，故原审认定该协议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该协议有效的情况下，王燕理应履行。但鉴于上述协议约定王燕仅按原《定期银行存单借据》的约定继续履行连带还款义务，而该借据并无就利息进行约定，故一审判决王燕就宋某、顾某甲上述1251号判决中应负担的利息也承担清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王燕应承担的清偿责任应以本金90万为限。关于王燕的其他上诉理由。首先，上述协议约定王燕按法院判决书和执行书生效后确定的具体金额承担连带还款义务，一审法院发出执行裁定书的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方葵华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4年1月7日，故王燕认为方葵华主张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理由不成立。其次，上述1251号案判决确定了宋某、顾某甲等为债务人，并不存在债务人由宋某更换为顾某甲的情形；第三，王燕与方葵华签订上述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5月24日，从次日起至同月31日（方葵华在该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了对王燕的起诉）共计七日，扣除期间26日、27日二天的法定休息日后为5个工作日，即方葵华是按该协议的约定向法院申请撤回了对王燕的起诉，故王燕主张方葵华未履行该协议的约定与事实不相符；第四，关于追偿权的问题，王燕在承担责任后可另行提起诉讼。据此，王燕的其他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燕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为：王燕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就（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51号判决经执行仍不得清偿部分（以本金900000元为限），向方葵华承担清偿支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545元，由方葵华负担4745元，王燕负担12800元，鉴定费20404元，由王燕负担；二审受理费17545元，由方葵华负担4745元，王燕负担12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庆审判员  姚伟华审判员  黄 嵩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邹凌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