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民终76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圣德隆服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碧溪新区港南村1幢。法定代表人：叶建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常熟市新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归梦春，常熟市新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鸿兆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东盛步行街3-148号。法定代表人：郑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俊杰，江苏东大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圣德隆服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德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鸿兆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1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圣德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鸿兆公司承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运货单时间均在双方签订书面合同之前，两者不能对应。崔伟明没有收货、验收等权限，且其在代表我公司与鸿兆公司签订合同不久即离职。鸿兆公司交付货物的证据仅有快递单，未能确认货物数量与品名，且我公司并非收货人。鸿兆公司举证了与崔伟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对崔伟明方微信注册所用手机号码系其本人未予举证。鸿兆公司辩称，双方书面合同落款时间虽是9月31日，实际签订时间是8月31日，日期存在笔误。崔伟明持有圣德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我公司在一审的举证足以证明了已按约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且双方合同约定的送货地点为指定工厂。我公司按照崔伟明指示,将货物送至指定工厂且被签收。鸿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圣德隆公司立即支付所欠货款62421.4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0日，圣德隆公司向鸿兆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兹委托崔伟明先生，为苏州圣德隆服饰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合同上签字有效，为企业行为。特此委托”。此后，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为打印件），由圣德隆公司向鸿兆公司采购各种颜色、规格的面料，总金额为48044.8元。合同约定交（提）货地点、方式由鸿兆公司负责运至圣德隆公司指定工厂。该合同签订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31日。在交期栏原印制为收定金后10天，后更改为9月5日-9月8日（由手写填入）并加盖圣德隆公司公章。崔伟明在圣德隆公司代表处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鸿兆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12日、23日分三次将总金额为62421.4元的面料通过邮寄方式送至崔伟明指定的加工厂签收。2015年10月25日，崔伟明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一、和贵司所签的合同为企业行为，并有公章为准。二、送货地址是根据圣德隆叶总关照送到生产工厂，并讲不要再送到我司转发了，节约运费一点，并附上加工合同为准。三、合同上的单价和送货单上的为一致，所补缺的9月23日也是正确的，关于小缸费也是认可的，就黑色原料当时反映太硬了，由于时间紧只能用下去。四、送货单的数量为直接生产工厂收取，本人无法明细说明。五、送货地址的签收也无法说明，请贵司核实”。一审庭审中，鸿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彬当庭出示其手机，展示微信对话记录，本院核实该微信号系以其手机号码注册，对方名称为“上海宏路崔伟”，注册手机号为189××××8637。微信对话内容为：2015年9月8日崔：“原料发往地址：江苏盱眙宝诚服饰有限公司，盱眙县淮水路3号，李玉莲收139××××8760”。2015年9月10日郑上传了9月10日发货的三份码单，2015年9月14日郑上传了9月12日发货的一份码单。2015年9月23日崔：“江苏淮安涟水县李集双河工业园区，目的服装厂，顾胜强收181××××2888”。2015年9月23日郑上传了9月23日发货的一份码单。2015年10月10日郑：“对账单已发到你邮箱了，帮我把你们开票资料转真给我”。2015年10月12日崔上传了圣德隆公司营业执照及开票资料（包括名称、税号、地址、开户行、账号）。2015年10月12日郑：“金额对一下，要是没有问题，我今天把发票开给你”。崔：“先和工厂核对一下数量，告知你再开”。2015年10月15日崔：“数量已好，因圣德隆公司新公司发票等手续未好，要换新台头，所以你暂时不要开，到时通知新台头再开”。2015年10月25日崔：“郑彬你好：一送货单（快递）台头改为江苏淮安金穗服饰有限公司，谁签收依据，二正确的数字，正本寄到我司，请协助”。2015年11月8日郑上传了快递单。圣德隆公司质证认为不能确认“上海宏路崔伟”的微信号使用人就是崔伟明本人，对话内容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一审法院要求圣德隆公司庭审后核实崔伟明使用的电话号码，但圣德隆公司未能提供核实结果。以上事实，由鸿兆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划码单、快递单、物流信息、委托书、证明、微信对话记录、百度查询单、加工定作合同、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的购销合同真实有效，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出卖人履行供货义务后，买受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对价。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鸿兆公司是否已经完成供货义务。1、关于购销合同签订的时间。合同为事先打印而成，落款时间2015年9月31日，但在交期时间栏手写改动为9月5日-9月8日，且由圣德隆公司在此改动处加盖公章确认，故可以判定该合同实际签订日期应当早于2015年9月5日。2、关于崔伟明身份。据圣德隆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崔伟明有权代表圣德隆公司与鸿兆公司发生业务往来。3、关于货物的交付形式。购销合同第三条约定由鸿兆公司送至圣德隆公司指定工厂。4、关于微信对话记录是否属实。首先，此微信号系以鸿兆公司法定代表人手机号码注册，对话内容也保存于其手机并当庭予以出示，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其次，对话中崔也提供了圣德隆公司营业执照及开票信息，上述内容真实、正确；再次，圣德隆公司也未能在指定期限内核实崔伟明的电话号码，并提供反证。故认定上述微信对话记录即是发生于鸿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彬和崔伟明之间。5、关于送货地址。经核实查对，鸿兆公司提供的快递单填写的送货地址与微信对话中崔伟明提供的送货地址一致。崔伟明书写的证明中进一步证实是为节约运费，应圣德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直接送到生产工厂的。故应认定鸿兆公司是按照圣德隆公司指定地址送货。6、关于是否送达。鸿兆公司提交的物流信息显示均由收件人本人签收，故应认定已经送达。7、关于供货的品种、单价和数量。首先，根据发货的先后顺序，鸿兆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将划码单向崔伟明进行了展示，上述划码单与本案中鸿兆公司据以主张货款的划码单一致。崔伟明出具的证明认可“合同上的单价和送货单上一致”；其次，在微信对话中，双方谈及在开票前核对数量，而崔伟明之后也回复“数量已好”。再次，即便崔伟明未能亲自去生产工厂核对数量，在鸿兆公司已经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完成供货义务的情况下，圣德隆公司也应当对其主张的未收到货（或货物不全）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圣德隆公司未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鸿兆公司的证据具有证明优势，予以采信。8、关于超过购销合同的部分供货。无论崔伟明是否与圣德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圣德隆公司在未向鸿兆公司通知解除崔伟明的代理权限前，鸿兆公司有理由相信崔伟明能够代表圣德隆公司和鸿兆公司发生业务。崔伟明在其出具的证明中也提及“9月23日补缺的也是正确的”，故由崔伟明指示，由鸿兆公司发送的货物，圣德隆公司均应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鸿兆公司已完成供货义务，共计供货金额为62421.4元。圣德隆公司未能按约及时支付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并作继续履行。鸿兆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决：被告苏州圣德隆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苏州鸿兆纺织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2421.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1元，由被告圣德隆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与原审一致，即鸿兆公司是否已经完成供货义务。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落款时间虽打印为2015年9月31日，但在交期时间栏手写改动为9月5日-9月8日，且由圣德隆公司在此改动处盖章确认。原审判定该合同实际签订日期早于落款时间并无不当。崔伟明持有的圣德隆公司委托书的内容足以证明崔伟明与鸿兆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已获得圣德隆公司授权，崔伟明在与鸿兆公司往来过程中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圣德隆公司的企业行为。圣德隆公司称崔伟明在签订涉案合同后离职未提供相应证据，且圣德隆公司并未通知鸿兆公司解除崔伟明的代理权限，鸿兆公司有理由相信崔伟明的行为代表圣德隆公司。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明确约定送货至圣德隆公司指定工厂。原审对于鸿兆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崔伟明微信对话记录的认证意见无误，圣德隆公司主张并非是崔伟明的微信号也应提供反证，且原审已给予圣德隆公司充分的质证时间用于核实该证据。鸿兆公司提供的快递单填写的送货地址与微信对话中崔伟明提供的送货地址一致。崔伟明的书面证明进一步证实了鸿兆公司按照圣德隆公司指定地址送货的事实。原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认定鸿兆公司的举证形成证据优势均是正确的。圣德隆公司对其主张举证不能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圣德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1元，由苏州圣德隆服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晓蕾审 判 员  李晓琼代理审判员  李 诚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