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4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星群，女，1974年1月9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住址：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旺，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贵，男，198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辉，广东鹤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静，女，196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上诉人严星群因与被上诉人李亚贵、原审被告王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鹤山市人民法院（2015）江鹤法梧民初字第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严星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严星群只需向李亚贵偿还借款1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亚贵支付了2014年3月26日的《借据》的10万元给严星群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仅凭严星群当天有多次出入境记录为由采信李亚贵已将10万元现金付给了严星群显然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首先，现金交付既不符合双方之前的交易方式，也不符合常理。在此之前，双方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款项交付的，如一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1月23日和2014年2月27日，李亚贵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划付5万元给严星群，即双方的款项交付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的。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3月26日的借据是现金交付显然与双方之前的交付方式不符。而且，在李亚贵清楚知道严星群的银行账号的前提下，另行随身携带巨额的现金，送到远离家乡的珠海市再交付给严星群，也不合常理。其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4）第18号]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为2万元。李亚贵对此也是明知的，即明知严星群不可能携带这么多现金过关仍为之，显然是不可信的。再次，李亚贵陈述该次交易是在珠海完成的。但据查，李亚贵该段时间是在澳门做劳工的，当天仍在澳门，没有入境的记录。为此，严星群在一审期间已就此问题向法庭提出调取其出入境记录的申请，一审法院虽有调取，却没有调取其于2014年3月26日前后的出入境记录情况，无法证实李亚贵当天已在国内的事实。如果一旦证实其当天仍在澳门的，则证明李亚贵的陈述是虚假的。最后，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严星群在一审庭审时已说明了李亚贵的经济能力有限、不可能有几十万元的现金出借以及本次交易不符合双方以银行转账的交易方式，充分证明了本次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但一审判决没有结合上述情况，也没有核实李亚贵当天是否在澳门的事实，仅凭严星群当天有入境记录就推定该借款成立，显然是违反了这一法律规定的。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李亚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了李亚贵通过银行转账的两笔共10万元借款是对应第二张借据（即2014年2月28日的借据），同时也确认了第一张借据即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李亚贵没有向严星群交付，由此可以说明李亚贵的诉讼请求及有关陈述是虚假的。既然李亚贵没有交付第一张借据的款项，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其陈述已经交付第三张借据的款项也是不可信的，即存在严星群陈述的先行出具借据，但李亚贵事后没有实际支付的情况。而且，李亚贵也确认为了能在一审法院受理，曾对三张的借据进行过篡改。连这么重要的证据都随意篡改，更加说明其陈述是不可信的。现在李亚贵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实际交付，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仅凭严星群的入境记录来推定李亚贵陈述的可信性，显然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按年利率6%计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规定，涉案的三张借据记载的时间，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也不统一，就算一审判决认定的2014年2月28日的借款事实，同期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是5.6%，一审判决直接适用6%的年利率明显是错误的，应予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亚贵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清楚，其中对其中20万元借款予以认定是正确的，对另外的10万元的事实部分认定不清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严星群上诉，维持原判。事实理由如下：一、首先，李亚贵是出借了30万元款项给严星群，严星群借款的目的是到澳门进行放贷，借款一般是整数，借款的方式是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这也是双方的交易习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30万元中的10万元没有实际出借是错误的，李亚贵是有实际提供该10万元的借款给严星群，虽然时间比较长，李亚贵的记忆与一审法院调查的相关的出入境记录和相关事实有出入，一审法院就认定李亚贵没有出借10万元款项是错误的。其余的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其次，严星群在上诉状中提到，严星群只借了李亚贵的10万元，是错误的。这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钻了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的空子，混淆逻辑，严星群仅凭两次转账就确定涉案交易方式是转账交易是胡乱推理。双方的交易方式是有银行转账和现金交易，因为严星群当时急需要资金，5万和10万元都急着要借。李亚贵也通过银行转账两笔5万元以及向其他亲戚朋友借款两次各筹足10万元现金借给严星群。所以，李亚贵实际出借了30万元给严星群。严星群以李亚贵没有在银行转账的前提下随身携带巨额现金也是推测李亚贵没有借款，是错误的。在现实中，有大量这样的事实存在，而且李亚贵确实也是两次都是开车携带现金10万元给严星群。这两次的借款也是由李亚贵把现金交给严星群后再由严星群出具借条给严星群。另外两次转账的5万元也是李亚贵转账给严星群后，再由严星群出具借条。再次，严星群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4第18号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次只能限带2万元，这也不能证明李亚贵没有将10万元款项交给严星群。最后，由于严星群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不可能在每一次都没有借款的情况下把借条写给李亚贵的，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其是企图混淆视听，逃避清偿其借款的义务。而且，李亚贵知道严星群还借了同村的兄弟几百万元，案件还在审理中。所以，李亚贵没有就本案提起上诉，因为李亚贵觉得严星群的清偿能力有限，再加上李亚贵现在经济相当困难，也没有相关的上诉费用，所以才没有提起上诉。希望法院可以明察秋毫，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李亚贵的诉求，驳回严星群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的判决。二、严星群要推翻其亲笔书写的借据，必须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没有借到李亚贵的款项，从3张借条的出具日期，严星群是完全借到款项的，不然严星群完全没有理由把借条写给李亚贵。至于李亚贵在借条上补充添加的如有纠纷，由鹤山法院诉讼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李亚贵现在没有在澳门工作，也没有在珠海有居住地，听说如果要起诉该借条需要到珠海起诉，所以才把上述的添加补充上去。这不是对借据的修改，没有对借款人、金额等要素进行改动，所以这不属于不诚信的表现，也不能作为严星群想逃避还款责任的理由。三、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6%计算，李亚贵认为是正确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全部违约金和利息相加不超出年利息24%都是符合法律要求。综上所述，希望二审法院可以明察秋毫，查清借款事实，还李亚贵一个清白。原审被告王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答辩意见。李亚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严星群立即一次性清还所欠李亚贵借款30万元和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起诉之日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2、王静对严星群欠李亚贵的借款1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严星群、王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星群与李亚贵协商，向李亚贵借取款项。2013年10月25日，严星群作为借款人，王静作为责任担保人，向李亚贵立下一份《借据》，内容为：“本人借到李亚贵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元)，特立此据为证。”2014年1月23日和2014年2月27日，李亚贵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严星群划付5万元，合计10万元。2014年2月28日，严星群又立下一份《借据》给李亚贵，内容为：“今借到李亚贵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元)，收点无误，特立此据。”2014年3月26日，严星群又立下一份《借据》给李亚贵，内容为：“今借到李亚贵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元)收点无误，特立此据。”上述《借据》的内容除严星群和王静的签名和按捺外，其他内容均由李亚贵书写。严星群和王静对《借据》上的签名和按捺无异议。李亚贵取得上述三份《借据》后，自行在《借据》上加注“如有纠纷由鹤山法院诉讼”。2015年10月9日，李亚贵以严星群、王静借款后没有还款，经催收无果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庭审中，李亚贵坚持认为日期为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的款项是李亚贵与王静一起携带现金到澳门严星群的家中交付给严星群，《借据》在严星群家中订立；2014年2月28日的《借据》是严星群收到李亚贵的两笔银行转账款后再订立；2014年3月26日的《借据》的款项是在珠海以现金形式进行交付。严星群则认为李亚贵实际上只交付了10万元款项，李亚贵的两笔银行转账款是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的款项，2014年2月28日和2014年3月26日的两张《借据》的款项，是订立《借据》后，李亚贵并没有交付。王静则认为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是在珠海订立，订立时并未交付款项，李亚贵承诺事后通过银行转账交付，但实际上李亚贵有没有交付其不清楚，2014年2月28日和2014年3月26日的两张《借据》与其无关。另查明：经查询李亚贵及严星群、王静的出入境记录，李亚贵于2013年10月23日12时10分13秒出境前往澳门，同月25日19时02分42秒入境离开澳门；王静于2013年10月25日21时27分06秒出境前往澳门，同月29日17时34分32秒入境离开澳门；严星群于2014年3月26日通过拱北关口有三次的出入境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行为，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亚贵共借了多少款项给严星群；二、李亚贵请求的利息如何计算；三、王静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关于李亚贵共借了多少款项给严星群的问题。李亚贵共借了多少款项给严星群，关键是李亚贵有没有将三份《借据》的款项交付给严星群。对于日期为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的10万元，李亚贵主张是其与王静一起携带现金到澳门严星群的家中交给严星群，《借据》在严星群家中订立。但根据李亚贵与王静的出境记录，李亚贵于2013年10月25日19时02分42秒离开澳门，王静于2013年10月25日21时27分06秒前往澳门，二人当日在澳门没有重叠的时间，李亚贵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对李亚贵的主张不予采纳，李亚贵又没有证据证明款项已交付，原审法院确认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的10万元李亚贵没有向严星群交付。对于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的《借据》的10万元，李亚贵主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4年1月23日和2014年2月27日各划付5万元给严星群。根据李亚贵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足以证实李亚贵向严星群划付10万元的事实，严星群于收齐款项后次日向李亚贵立据，符合常理，且《借据》中亦注明“点收无误”，故原审法院确认2014年2月28日的《借据》的10万元李亚贵已交付给严星群。对于日期为2014年3月26日的《借据》的10万元，李亚贵主张在珠海以现金形式付给严星群。严星群抗辩2014年2月28日与2014年3月26日两份《借据》的款项，李亚贵均未付款。按照严星群的陈述，在李亚贵未交付前一份《借据》款项的前提下，再订立《借据》给李亚贵进行借款，显然悖于常理，且该《借据》中注明“点收无误”，当日严星群又通过拱北关口多次出入境记录，原审法院采信李亚贵已将10万元现金付给了严星群。综合上述三份《借据》，严星群对其签名及按捺无异议，虽然李亚贵事后自行添加“如有纠纷由鹤山法院诉讼”，但并不妨碍双方设立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2014年2月28日与2014年3月26日的《借据》中均注明了“点收无误”，而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却没有注明“点收无误”，足以说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严星群收到借款的在立据时加注“点收无误”，进一步说明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是立据时款项款未交付。据此，原审法院确认李亚贵借了20万元给严星群，双方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李亚贵可随时请求严星群还款。严星群没有证据证明有向李亚贵偿还过款项，原审法院确认严星群尚欠李亚贵20万元。关于李亚贵请求的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李亚贵、严星群双方签订的《借据》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利率，故李亚贵主张自起诉之日(2015年10月9日)起计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李亚贵请求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应按年利率6%计算。关于王静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王静只在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中签名，承担保证责任，但李亚贵未将2013年10月25日的《借据》的款项交付给严星群，该《借据》设立的借贷关系未生效。故李亚贵请求王静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严星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亚贵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9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的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二、驳回李亚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严星群负担3867元，由李亚贵负担1933元。二审期间，本院依上诉人严星群的申请调取了李亚贵于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双方事人对该证据均予确认，本院予以采信。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李亚贵于2013年3月7日14时34分29秒从拱北口岸入境并离开澳门，此后至2014年4月1日期间，李亚贵并无出入境记录。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认定李亚贵并未向严星群交付2013年10月25日《借据》的款项，严星群、王静无需偿还2013年10月25日《借据》所涉的款项，并认定严星群应向李亚贵偿还2014年2月28日《借据》的10万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2014年3月26日《借据》的款项是否已实际交付给严星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李亚贵主张涉案2014年3月26日《借据》的款项已实际交付给严星群，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为此，李亚贵提供了严星群于2013年3月26日出具的《借据》以证明其主张。对此本院认为，2014年3月26日《借据》已载明“今借到李亚贵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元），点收无据，特此立据”的内容，且严星群承认其在该《借据》上签名确认之时已清楚载明上述内容，由此可见，上述内容系严星群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李亚贵在《借据》的空白处自行添加“如有纠纷由鹤山法院诉讼”的文字，但该文字并未改变《借据》中原有内容的意思，并不影响《借据》其他内容的真实性。2013年3月26日《借据》中关于“今借到李亚贵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元），点收无据，特此立据”的内容，不仅证明严星群与李亚贵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并且是严星群对借款已交付的情况进行确认。同时，李亚贵对该笔款项的来源、交付细节、交付经过等情况作出详细说明，由此可初步证明李亚贵已将2014年3月26日《借据》所载款项交付给严星群，李亚贵已就其诉讼请求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严星群抗辩称2014年3月26日《借据》的款项并未交付并称2014年3月26日《借据》系其于澳门出具给李亚贵，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有证据显示，李亚贵自2014年3月7日离开澳门并入境后，至2014年4月1日期间并无出入境记录。严星群作出的涉案2014年3月26日《借据》形成于澳门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严星群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以推翻李亚贵的上述主张。故对于严星群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李亚贵已向严星群交付2014年3月26日《借据》所载的10万元借款并判令严星群予以清偿，于法有据。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问题。本案中，李亚贵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明确约定了涉案20万元借款的借款期内利率或逾期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关于“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亚贵关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涉案借款利息的诉求，超出了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于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年利率6%的部分不予支持，并判令严星群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给李亚贵，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严星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严星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