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81民初6023号原告：王丽梅，女，196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江苏福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照努，江苏福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雪娟，女，196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锋，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婕，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丽梅诉被告顾雪娟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赵丽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6年7月5日、7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丽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王照努、被告顾雪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婕第一次庭审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锋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2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丽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照努、被告顾雪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锋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丽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的厂房占有使用费15.75万元（以年租金21万元为标准，计算9个月）；2.判令被告支付兄弟牌圆头锁眼机使用费16500元（以日使用费50元计算11个月），并将该机器返还给原告；3.判令被告返还或折价赔偿占有期间缺少的机器设备���详见清单）；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其中《返还设备清单》载明：1、电脑车54台、2、拷边机8台、3、双针机6台、4、三角针1台、5、兄弟牌圆头锁眼机1台、6、重机套结机1台、7、重机平头锁眼机1台、8、电脑钉扣机2台、9、电脑大白扣机4台、10、普通大白扣机5台、11、裁剪机2台、12、段布机2台、13、钢带裁剪机1台、14、拖车二辆、15、500型压衬机1台。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1日，原告与常熟市博特服饰有限公司等出租人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取得位于淼泉镇淼西村（即淼泉工业园）的厂房、机器设备及附属设施租赁权及转租权，租期为10年。2014年3月1日原告与苏州森格服饰有限公司签订财产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将上述厂房、机器设备及附属设施租赁给森格服饰使用。2015年6月28日，原告与森格服饰协商解除财产租赁合同且厂房内的其所有的装饰装修及机器设备全部归原告所有；此后森格服饰依约搬离。被告因其为上述财产租赁合同（森格服饰）的经手人，对上述厂房的情况十分熟悉，在森格服饰搬离之后，被告见原告厂房空置，便擅自进入，占据厂房和设备进行生产经营。原告发现后，多次要求被告搬离，并支付占有期间的占有使用费。2015年6月26日上午，被告到上述厂房私自将兄弟牌圆头锁眼机一台搬走，至今未返还给原告。原告认为，原告基于租赁合同拥有淼西村厂房、机器设备及附属设施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被告未经原告准许私自占有原告厂房、强行将机器设备搬走，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顾雪娟辩称，针对诉请1，被告认为其与王自强签订了租赁合同，被告支付了租金，应在上述场所内经营，不存在原告说的占有使用费，��告要求支付的使用费年租金21万元没有相应标准；另外，对原告与王自强签订的租赁合同真实性存疑，原告提供的2014年的厂房租赁合同，在该份合同上明显看出2014年2月1日的合同是与博特公司签订的，而不是与得来得非签订的，得来得非是后加的，且博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范平，对于博特公司与原告公司的借款的事实没有经过法院的认可；从原告提交的2014年2月10日的转租书面申请上面内容中看出，原告是与博特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而并不是与得来得非公司，本案所涉的厂房的所有权人是得来得非公司，而不是博特公司；另因原告和被告之间对本案所涉房屋的租赁存在矛盾，原、被告曾私下协商签订合同，由被告介绍森格服饰来租赁，租金为每年30万元，原告按照20万元租给被告，另外10万的差额租金给被告，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有合法的租赁权，被告也不存在��占；针对诉请2，从原告证据看，被告借用的是缝纫机，不是锁眼机，对使用费没有约定，不存在使用费16500元；是有1台兄弟牌锁眼机在被告处，但该锁眼机的产权人是王自强，是森格服饰向原告租赁的，被告的父亲一直在为得来得非公司看门，得来得非公司结欠被告父亲工资款，被告占有该机器是让得来得非公司支付工资款，根本不涉及使用费，该机器也不应该返还给原告；针对诉请3，被告从未占有该些机器设备，这些设备在2016年5月1日由原告处理了，双方因租赁问题多次吵闹，2016年小年夜派出所将厂房锁起来，直到原告将设备搬出，不存在被告返还或折价赔偿的事实。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经审理查明，常熟市得来得非织造布有限公司系常熟市古里镇淼泉第二工业园5幢、6幢的房屋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2014年2月1日，常熟市得来得非织造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来得非公司）、常熟市博特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特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王丽梅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鉴于甲方及其负责人结欠乙方借款共计600万元，因甲方及其负责人暂无力偿付上述借款，甲方现将有关厂房博特服饰服装有限公司包括全部设备及附属锅炉租赁与乙方，以租赁费抵扣借款。经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并签订合同如下：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于古里工业园区淼泉镇，具体附厂房清单，厂房租赁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起至2024年2月1日止，租赁期限10年，具体附厂房清单。其中清单载明“服装厂面积”：一、二层生产楼2500平方米；二、附房：1、三层楼1100平方米+另建100平方米，其中：宿舍2楼和3楼各9间、1楼4件，共22间，每间面积21���方米。食堂在1楼约250平方米。公用面积：楼梯间、走廊晾衣服和每层有厕所。2、另搭平房13间，每间15平方米左右，约182平方米。3、锅炉房一间；4、样品陈列室80平方米。设备清单：车间：电脑车106台、平车3台、拷边机11台、双针机6台、三角针机1台；后道：兄弟圆头锁眼机1台、重机套结机1台、国产套结机1台、电脑钉扣机1台、重机平头锁眼机1台、国产钉扣机2台、电脑大白扣机4台、普通大白扣机5台、裁剪机2台、段布机2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和义务。出租方（甲方）处有博特公司、得来得非公司的盖章，承租方处由王丽梅签字及盖章。2014年2月10，得来得非公司同意原告王丽梅将上述租赁厂房进行转租。2014年3月1日，原告王丽梅作为甲方、苏州森格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格服饰）作为乙方签订《财产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乙方向甲方租赁房屋：现有厂房及设备，厂房见附表，租期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日止。租金及支付期限、方式：1、乙方第一年的承租期租金总额为30万元（不含税），一年期满后租金重新商议，随行就市。2、本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支付甲方第一年上半年的租金150000元（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1日后租金按月支付，即每月月底支付本月相对应租金25000元。3、租金以甲方认可的付款方式支付。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和义务。甲方处有王丽梅签字，乙方处有顾雪娟签字、森格服饰盖章。其中《博特设备清单》载明：车间：电脑车117台、车斗130只、拷边机11台、双针机6台、三角针机1台、电风扇20台、检验台5张、500型压衬机1台、凳子100张、塑料筐30只、小烫台13张。后道及裁剪：兄弟圆头锁眼机1台、重机套结机1台、国产套结机1台、电脑钉扣机1台、重机平头锁眼机1台、国产钉扣机2台、电脑大白扣机4台、普通大白扣机5台、大烫台3只、架子9只、小检验台6张、塑料筐27只、凳子12张、小电子称3只、大电子称2只、半自动打包机1台、裁剪机2台、段布机2台、钢带裁剪机1台、大裁剪台3台、包装台3张、拖车2辆。确认签字：顾雪娟、王国庆、王平、博特公司在博特设备清单上盖章。2015年6月28日，王丽梅分别与森格服饰、顾雪娟、陆军签订《解除合同书》各一份。第一份解除合同书载明：2014年3月1日甲方（出租方）王丽梅与乙方（承租方）苏州森格服饰有限公司、乙方（承租方）顾雪娟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期限2014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于2015年6月28日终止。第二份解除合同书载明：2014年3月1日甲方（出租方）常熟市博特服饰有限公司、甲方（出租方）王丽梅与��方（承租方）苏州森格服饰有限公司、乙方（承租方）顾雪娟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期限2014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于2015年6月28日终止。第三份解除合同书载明：2015年3月26日甲方（出租方）王丽梅与乙方（承租方）陆军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协议书》（合同期限2015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于2015年6月28日终止。2015年2月15日，叶某受王丽梅委托办理朱卫（顾雪娟签的租房合同）所欠租金事项，由叶某作为乙方与朱伟作为甲方达成《装修设备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今有甲方在常熟市得来得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厂里面以王丽梅租给朱伟使用后，朱伟装修的部分，包括厂房空调后面、住宿、设备搭建的装修部分，包括彩钢板搭建成的仓库等，详见清单附件，共计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从此双方之间的债务全部���清，今后本装修设备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和甲方无关，双方签字生效。2015年7月20日，王丽梅在《装修设备转让协议》中确认：王丽梅委托叶某和朱伟的装修设备转让协议中的以上设备房屋全部归王丽梅所有。叶某在该《装修设备转让协议》中确认：同意归还王丽梅，以后跟叶某无关。2015年6月26日，被告顾雪娟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向森格服饰有限公司借缝纫机一台。2016年7月6日，常熟市公安局淼泉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2015年9月8日，我所接到报警称有人阻止顾雪娟的顾客进入得来得非门卫，接警后我所民警出警，当事人顾雪娟自称其向王丽梅租了厂房，已支付租金，但叶某的门卫不让其顾客进入。后民警调查该情况，并对双方进行调解。其后数天内，发现顾雪娟所租为过道部分，但其将现和王丽梅争议的二楼厂房占住，并锁上。后我所在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陆续接到20余次报警，皆为顾雪娟和王丽梅对二楼厂房有争议，双方相互将厂房锁上，或者争吵的报警。期间我所还发现顾雪娟对二楼厂房进行了筑漏和简易的装修。为此，我所有五、六次组织顾雪娟和王丽梅对争议的厂房进行了调解，因是经济纠纷，我所均未形成文字和书面调解记录，但有两名以上调解员能够证实，结果均为调解不成功。双方继续争议并多次报警。2016年2月5日，我所在征求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将争议部分厂房锁上，待过年后协调解决。后于2016年2月25日，我所再次组织王丽梅和顾雪娟进行调解，该调解过程全程由我所两名民警参与，调解过程中，顾雪娟提出要求赔偿其装修部分损失，王丽梅表示同意，双方达成了赔偿4万元的协议，已制作调解协议，但在双方阅读签字过程中，王丽梅表示要将所有人员清理后，才能付款，而顾雪娟表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其他人，故双方未签字生效。至下午，朱伟（森格服饰法人，顾雪娟曾代表森格服饰向王丽梅租用厂房）来所称其虽和王丽梅解除合同，但未将设备搬离，也要求赔偿。三方未达成协议。调解期间，王丽梅要求顾雪娟归还之前搬离的锁眼机，顾雪娟认可搬离了锁眼机，但称不是王自强留给王丽梅的机器，为朱伟租用厂房时搬入的锁眼机，双方对该锁眼机产权未说明。协议未达成后，双方又对争议厂房部分报警4、5次，至2016年4月28日，为最后一次报警，后王丽梅表示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争议，双方未再报警。后因原、被告就厂房租赁产生争议，为此，原告诉讼来院。被告为证明其不存在侵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2014年3月1日其与王自强代表得来得非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得来得非将厂房租赁给被告，该份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是2014年3月1日，实际签订时间是2014年2月15日。原告质证后认为，真实性不认可，从顾雪娟在此后作为森格服饰的经办人与原告签订财产租赁合同的情况看，印证这份合同是不存在的。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叶某（33×××17）出庭作证，证明被告搬走兄弟牌圆头锁眼机1台的事实。叶某陈述，其受王丽梅的委托管理租赁的厂房。2015年6月26日，其在办公室二楼听见搬东西的声音，其下楼去看，有五六个人，当时一台机器设备已经装车了，其问这个兄弟牌圆头锁眼机是谁装的，顾雪娟说她在装，其问装哪里去，其说装老厂里面去，说是朱伟让其来的。其就当着顾雪娟的面打电话给朱伟，问朱伟有无让顾雪娟来装机器，朱伟说没有，朱伟说：“机器是王丽梅的，不是我的”,当时装机器的车子就在厂里，其不让顾雪娟走，顾雪娟就说借一下，然后其就让顾雪娟到楼上去写了一张借条，当时其在楼下看车子，其朋友张步晓在楼上，让顾雪娟找张步晓写借条。之后写好借条，其让顾雪娟把机器拉走了，当时其还拍了拉走机器的车子照片，车牌是苏Ｅ×××××；当时顾雪娟说是借用十天，后来十天到了，其问顾雪娟拿机器，顾雪娟说还要用，其就说那算使用费50元/天，顾雪娟就说好的，但到现在顾雪娟也没有归还机器及支付使用费；另其向法院提供了兄弟牌圆头锁眼机的照片及当时拉机器的汽车照片。被告质证后认为，兄弟牌锁眼机的产权人是王自强的，是森格服饰向原告租赁的，但是被告的父亲一直在得来得非公司看门，得来得非公司结欠被告父亲工资款，被告承���该锁眼机是在被告处，是为了让得来得非公司支付父亲的工资，根本没有涉及到使用费，该机器也不应该返还给原告。同时表示，现在森格服饰的法定代表人朱伟人已找不到了。审理中，本院就本案所涉的厂房使用费标准、锁眼机的使用费标准等申请常熟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价格认证中心认为，本案的鉴定涉及两个因素，一是确定厂房的面积，二是房屋有产权，故价格认证中心认为本案采用价格咨询较为合适。其给出的咨询价格为5幢第二层年租金为80-120元/平方米、6幢第三层的年租金为60-100元/平方米，上述是标准厂房的租金标准，锅炉房等附房年租金为80元/平方米；因锁眼机的使用费标准涉及锁眼机的使用时间和具体使用情况，故该使用费无法确定。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对上述咨询意见无异议。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5幢第二层的面积为1100平方米、6幢第三层的面积为200平方米、锅炉房的面积为200平方米。原告认为，本案所涉厂房、设备系由得来得非公司、博特服饰出租给其的，故本案所涉的《厂房租赁合同》由得来得非公司和博特服饰作为出租方签字，原告依法取得了所涉厂房和机器设备的租赁权；朱伟系森格服饰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3月1日，被告顾雪娟代表森格服饰和其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并将《博特设备清单》中载明的设备等租赁给了森格服饰，2015年6月28日，其和森格服饰、顾雪娟签订了《解除合同书》，解除了上述的《财产租赁合同》；后原告发现被告顾雪娟于2015年7月28日占用原告拥有租赁权的厂房和机器设备，原告于2015年9月8日报警，明确被告侵占的时间为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4月28日，侵占的厂房包括5幢第二层、5幢第三层、6幢��三层、锅炉间、样品陈列室、食堂；其中《博特设备清单》中除兄弟牌锁眼机1台被顾雪娟搬走外，其他都在其处，明确要求被告返还兄弟牌锁眼机1台及按照使用费50元/天标准计算至返还之日的使用费；另要求被告顾雪娟返还与《博特设备清单》中由被告顾雪娟经手租赁的设备相比缺少的设备，并明确以其于2016年5月28日提交的《返还设备清单载明》为准。后原告明确表示对样品间和食堂的使用费不再主张。被告认为，1、对于原告方有无实际租赁权存在疑问，原告提供的2014年的厂房租赁合同，在该份合同上明显看出2014年2月1日的合同是与博特公司签订的，而不是与得来得非公司签订的，得来得非公司是后加的，且博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范平，对于博特公司与原告公司的借款的事实没有经过法院的认可，该份合同的真实性存在疑���；2、从原告提交的2014年2月10日的转租书面申请上面内容中看出原告是与博特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向原告申请转租，而并不是得来得非公司，本案所涉的厂房的所有权人是得来得非公司，而不是博特公司。得来得非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3月1号将公司的厂房租赁给了被告，被告所称在森格服饰2015年6月28日搬离后，由被告占有了，并非是事实，森格公司并没有搬离，从森格公司支付的租赁费、房租费用以及相关财产抵扣情况来看，森格服饰租赁期限为2015年年底，2015年9月份原告对该厂房就产生了纠纷，被告不存在占有厂房的使用费；关于兄弟牌锁眼机，被告认为锁眼机产权人是王自强的，是森格服饰向原告租赁的，但是被告的父亲一直在为得来得非公司看门，得来得非公司结欠被告父亲工资款，被告承认该锁眼机是在被告处，是为了让得来得非公司支付父亲的工��，根本没有涉及到使用费，该机器也不应该返还给原告；针对诉请第三项，这些机器是森格公司租赁的，从派出所制作的协议看，该设备一直在厂房内，由派出所锁上，森格服饰不再经营后，由原告将设备搬离，不存在被告返还或赔偿的问题。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诉请。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调解未成。以上事实，由身份证、常熟市户籍信息证明、厂房租赁合同及附件、转租书面申请、房屋所有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财产租赁合同及博特设备清单、授权委托书、解除合同书、装修申报转让协议、借条、调解协议及情况说明、证人证言、视频资料、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询问笔录、鉴定咨询笔录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谁享有本案所涉房屋、机器设备的租赁权。原告王丽梅与博特服饰有限公司、得来得非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了将淼泉工业园5幢、6幢（包括厂房内的机器设备）以及部分附房租赁于原告，租赁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至2024年2月1日止，基于该厂房租赁合同，原告取得了本案所涉房屋5幢、6幢及其部分附房、机器设备的合法租赁权。被告顾雪娟辩称，其和得来得非公司之间另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该《财产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实际为2014年2月15日，其拥有所涉房屋的合法的租赁权。但根据被告两次向法院提交的《财产租赁合同》来看，其提交合同均为复印件，且前后两次提交的《财产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前后不一、内容矛盾，有部分被涂改，无法核实其提交的《财产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故对顾雪娟提供的《财产租赁合同》不予采信；即使按照被告陈述的合同签订时间即2014年2月15日也晚于原告的合同签订时间，应以成立在先的合同为准；另根据被告顾雪娟代表森格服饰和原告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博特设备清单》、《解除合同书》等的事实，证明被告顾雪娟认可原告享有本案所涉房屋、机器设备的租赁权，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二：被告顾雪娟是否侵犯了原告上述房屋、机器设备的租赁权。被告顾雪娟辩称，森格服饰交纳的租金已超过租赁的租金，原告曾口头同意森格服饰到2015年年底前搬离，因森格服饰在2015年3月份不再经营，原告将厂房另租赁他人，原告也不存在损失；另其认为，其只是森格服饰的经手人，和森格服饰的法定代表人有债务关系，只是租赁了部分厂房，即使有部分租赁费，也应由森格服饰承担，对于原告所称的侵占不予认可。对于被告上述辩解，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顾���娟代表的森格服饰于2015年6月28日签订了《解除合同书》，对本案所涉厂房和机器设备的租赁进行了解除，被告顾雪娟或者森格服饰已丧失了合法占用或者使用涉案房屋及机器设备的权利；对于被告所说的原告口头同意森格服饰在2015年底前搬离，原告不予认可且被告对此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且即使如被告所说原告口头同意森格服饰租赁至2015年年底，但根据叶某、王丽梅、朱伟签订的《装修设备转让协议》的约定，森格服饰的相关装修、设备所有权亦归原告王丽梅所有，被告顾雪娟亦无权占有或使用。根据原、被告的陈述、证言叶某的证人证言、常熟市公安局淼泉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原、被告双方争议部分主要是5幢第二层厂房，最早的报警时间为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双方虽有20余次报警，但在2016年2月5日���泉派出所在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后将争议厂房的部分锁上后，被告顾雪娟在2016年2月5日后不再实际占有争议房屋，故本院认定被告顾雪娟占用的房屋为5幢第二层，占用的时间为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2月5日。结合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的5幢第二层面积为1100平方米，及根据咨询意见厂房使用租金为80-120元/平方米/年，本院认定5幢第二层的占有使用费为45506.85元（100元/平方米/年*1100平方米/365*151天）。至于原告认为被告侵占了6幢第三层、锅炉房200平方米、样品间和食堂，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对此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侵占了6幢第三层、锅炉房并要求被告支付相关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三：借条中载明的“缝纫机”与原告主张的兄弟牌锁眼机是否是同一台，双方对使用费有无约定，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返还。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博特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及附件清单、《财产租赁合同》及《博特设备清单》清单，上述租赁合同中均包括了兄弟牌圆头锁眼机1台，可以认定兄弟牌圆头锁眼机的使用人系原告。被告辩称借条中的“缝纫机”与兄弟牌圆头锁眼机不是同一台，但对于借条中的“缝纫机”是何机器未作合理解释，同时其辩称确有一台锁眼机在其处，但该机器的所有人系得来得非公司，是用于抵偿得来得非公司结欠其父亲的工资款，对此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结合证人叶某的陈述及被告顾雪娟出具的借条，可以认定借条中载明的“缝纫机”即为兄弟牌圆头锁眼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兄弟牌圆头锁眼机1台的诉讼请求，本��予以支持。至于使用费问题，从原告提供的借条内容看，该借条上未对使用费进行约定。原告主张曾口头约定使用费是50元/天，但被告对借用需要支付使用费、使用费标准均予以了否认，原告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价格认证中心的咨询意见也无法确定锁眼机的使用费标准，故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兄弟牌锁眼机使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四：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或折价赔偿《返还设备清单》的机器设备是否有依据。原告陈述，顾雪娟经手森格服饰租赁时，双方对《博特设备清单》进行了交接，现在主张的《返还设备清单》中的机器设备是与《博特设备清单》相比缺少的部分，但其亦陈述，和森格服饰解除合同时，森格服饰租赁的机器设备基本都在但双方无交接清单，缺少的机器设备是由被告顾雪娟在半夜拉走的，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对此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顾雪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丽梅常熟市古里镇淼泉第二工业园5幢第二层房屋自2015年9月8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45506.85元（如采用转帐方式支付，请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常熟农村商业银行金龙支行，帐号：10×××79，并注明案号）。二、被告顾雪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丽梅兄弟牌圆头锁眼机一台；三、驳回原告王丽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3780元，由原告王丽梅负担2791元、被告顾雪娟负担989元（原告同意被告负担的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名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审 判 长  王鸣燕审 判 员  赵丽丹人民陪审员  严雪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