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民再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文山，男，1962年12月31日生，汉族，无职业，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六盘水盛鸿达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原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工农路。法定代表人：范显章，系该公司董事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琳，贵州崇实律师事务所六盘水分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71078582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冶金北路。法定代表人张槐祥，系该公司董事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军武，男，1980年10月15日生，汉族，该公司管理创新部管理人员，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郭文山与被上诉人贵州六盘水盛鸿达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鸿达公司”）、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4日作出（2008）黔六中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郭文山的诉讼请求。郭文山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6日作出（2009）黔高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黔六中民二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重审。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2009）黔六中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郭文山的起诉。郭文山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7日作出（2010）黔高民二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郭文山的上诉，维持（2009）黔六中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郭文山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3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355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民提字第18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黔六中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黔高民二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六盘水市中级人��法院于2013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3）黔六中民再初字00001号民事判决，驳回郭文山的诉讼请求。郭文山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黔高民再终字第3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4）黔六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郭文山的诉讼请求。郭文山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黔高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6年6月3日，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六中民重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郭文山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不开庭审理，故本院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文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承包期间应得的合法收益，判令被上诉人支付鉴定费及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理由：原审法院置最高法院的民事裁定和司法会计鉴定事务所的鉴定意见于不顾，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具有证据三性的、故意错乱时段混淆视听的所谓证据材料，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错误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盛鸿达公司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是正确的判决，上诉人的上诉状没有提出证明其主张的实质性理由，上诉人与吕良刚相互串通，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和事实，有郭文山与吕良刚的刑事判决书为证，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水钢公司的答辩意见与盛鸿达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郭文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盛鸿达公司（原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支付其承包期间欠款4355015.34元，水钢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理由：从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18日止，盛鸿达公司共累计欠其应收款4310059.75元，机制公司系被告水钢公司的分支机构，水钢公司应对机制公司的债务负有连带偿还的责任，一审查明，郭文山原系贵州博宏公司职工，后借调到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以下简称机制公司）工作。2002年9月6日，机制公司与郭文山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协议约定：工程队厂房、设备、场地、工具等于2002年9月9日前交付郭文山（明细见清单）；工程队所用材料均由机制公司组织，待工程结算后从工程款内扣除；机制公司负责工程合同的签订，并提供工程所需资质及证明；工程款转入机制公司账内��扣除材料费，上缴利润后，在有资金的前提下，由机制公司支付郭文山，在机制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协助郭文山在水钢争取资金来源；机制公司从九月份起支付工程队25人的保底工资260元/人（不含四金）两个月，从11月份起郭文山工资自理。郭文山责任：郭文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解决机制公司25名职工的安置（原机电工程队职工）；每年上缴机制公司利润10万元；郭文山职工未按安全操作规程的安全事故，由郭文山负责处理。此协议经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2002年9月9日，机制公司聘任郭文山为机电工程队队长。2003年10月10日，机制公司召开经理办公例会，确定由郭文山继续承包机电工程队，承包期定为三年，承包费每年30万元，每年递增3万元，承包期从11月1日开始，定在下星期一签订合同。之后，机制公司与郭文山草拟了一份《职工内部承包协议》，约定将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承包给郭文山经营，承包费为30万元/年，协议主要内容为：郭文山代表机制公司签订对外工程（维修）合同，并自行组织实施；郭文山所用材料均由机制公司组织供应，待工程结算后从郭文山工程款内扣除；郭文山采取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方式；机制公司28名职工薪金由郭文山发放并由郭文山组织管理；承包期满后，如未续签新的合同，郭文山应将厂房、设备完好交还机制公司；郭文山应自觉接受机制公司各职能部门对郭文山进行的监督考核；承包金额：第一承包年度郭文山上缴承包费用30万元/年，以后每年递增3万元。缴纳方式为半年缴纳一次，每次缴纳总承包费的一半。承包期限为三年，自2003年11月1日至2006年10月31日止。2003年10月24日，机制公司作出《关于机电工程队承包方案的请示》并连同《职工内部承包协议》向时任水钢公司副总经理仇雅鸣请示：“机电工程队承包经公开公示一周（8月26日-9月1日）有二人参与竞标，经10月8日经理办公会开标，并进行议标，确定承包费为30万元/年，承包人为郭文山，承包期为三年。详细方案附后。可否执行，请批示为盼”。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不存在该请示内容中所提的竞标和开标过程。2003年10月25日，仇雅鸣副总经理批示：请机制公司按10月23日现场办公会指示办理：水钢职工承包则应解除劳动合同后，按相关程序报批；如不解除劳动合同，承包主体应是该职工所在单位，报批后执行。望机制公司妥善处理，认真执行！该批示下发后，机制公司没有按照批示办理相关报批手续，机制公司与郭文山也未在上述《职工内部承包协议》上签字。2006年7月18日，机制公司作出公司��[2006]29号关于撤销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组建机电维修队的通知，决定撤销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组建机制公司机电维修队，撤销后该单位所欠一切债务由原机电工程队承担，未完工程由原机电工程队负责处理。2008年9月10日，贵州省六盘水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黔钟刑初字第452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2002年9月6日郭文山个人承包机械制造公司下面的机电工程队，郭文山任队长。机电工程队对外以机制公司的名义承接业务，财务上由机制公司统一管理。郭文山在承包期间，为得到时任机制公司经理吕良刚在协调工作和拨款方面给予方便，从2002年底至2005年共分六次在吕良刚办公室送给吕良刚现金18万元”。依据上述事实，该判决认定郭文山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2010年12月23日，机制公司改制为贵州六盘水盛鸿达机械设���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5月4日，盛鸿达公司作出说明：“原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械分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由贵州六盘水盛鸿达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承继”。经审计，在2002年9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机电工程队账户未经双方共同签字的经济事项以及未在账上反映的经济事项合计3892284.43元。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从原告郭文山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其与机制公司于2002年9月6日签订的有效期为一年的《内部承包协议》已于2003年9月期限届满，而其向本院诉请的是机制公司从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18日累计欠其应收货款4310059.75元，但其主张的主要依据仍是《内部承包协议》。在《内部承包协议》因合同期限届满且未续约的情况下，该《内部承包协议》的合同效力终止，故原告郭文山认为“第一年合同期满后，双方之间除上交承包费进���了调整外，其余内容仍按原合同执行，直至2006年7月18日被告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与原告终止承包合同”的诉讼理由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从经营管理方式上看，原告郭文山、被告机制公司并未按照《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方式运行，在原告郭文山主张的承包期间，原告郭文山担任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队长，接受机制公司的管理，并与机制公司签订经济责任制考核表，且在机制公司领取了数额不等的工资、风险金、奖金，其在二被告公司内外开展业务也是以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的名义进行，其本人却是以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财务结算方面也是通过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的账户交易，为此，上述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也应由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享有和承担，故原告郭文山所称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无事实根据，本院对原告郭文山的该诉讼理由不予采信。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来看，原告郭文山作为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队长，在其主张的承包期间所开展的业务事实上是代表机电工程队开展业务，其从事的行为应认定为是履行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队长职务的行为，其诉请的理由与案件事实不符，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承包机制公司机电工程队的事实成立，故原告郭文山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判决驳回原告郭文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40.12元，鉴定费70000元，合计111640.12元，由原告郭文山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郭文山与机制公司之间2003年9月后是否建立了承包关系。本院认为：首先，机制公司是水钢公司的分��司，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只能在法人授权范围内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郭文山与机制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双方原有的承包关系消灭。之后，机制公司与郭文山就2003年9月后的承包事宜草拟了《职工内部承包协议》，因该协议的签订不在机制公司的授权范围内，故机制公司将该协议报请水钢公司批准。由于水钢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机制公司与郭文山签订《职工内部承包协议》，后机制公司与郭文山并未在上述《职工内部承包协议》上签字。本院认为，因双方在原承包合同承包期限届满后，并没有就后续承包协商一致，也没有签订承包协议，故承包关系没有建立。其次，机制公司负责人吕良刚收受郭文山的贿赂，故意违背公司法人的意志，让郭文山经营机电工程队，并将款项拨付给郭文山，为郭文山谋取不法利益，吕良刚的行为系与郭文山恶意���通，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违法行为，郭文山不能据此违法行为而获得不当利益，取得机电工程队的财产。郭文山经营机电工程队期间取得的财产应认定为水钢公司经营所得，为水钢公司所有，其已拨付给郭文山的款项系水钢公司对其财产的处分，故郭文山诉请水钢公司返还欠款没有依据，不能支持。再次，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83号民事裁定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约定，郭文山对机电工程队实行的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并上交利润，同时负责25名职工的安置。该协议的约定有基于经营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是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主协商、意思自治的结果。郭文山是否为公司职员，承包期间财务管理方式如何，均不影响人民法院受理该承包合同纠纷”的意见，针对的是郭文山与机制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有效期��，双方建立承包关系的情形，而不适用2003年9月后双方未就承包事宜协商一致、承包关系未建立的情形，而郭文山诉请返还的款项均发生于《内部承包协议》有效期届满、承包关系消灭后，故该裁定不能成为郭文山要求支持其诉请的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郭文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1640.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578元，鉴定费70000元，共计151218.12元，由郭文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 白审 判 员  刘 军代理审判员  刘荟宇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谭 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