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10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继君，男，汉族，1972年1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花，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佐君，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峰，男，汉族，1971年11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张春颖，女，汉族，1976年1月3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花，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佐君，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继君因与被上诉人熊峰、原审被告张春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1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继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熊峰全部的诉讼请求；3、由熊峰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1、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借款关系属于践行法律关系，需要双方具有明确的借贷意思表示及付款行为方可认定构成借贷民事法律关系。2、一审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为：a熊峰提供的一张由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东圃支行出具的记载熊峰向刘继军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279022.5元的转账凭证，该凭证上并未记载任何款项用途及款项性质的信息；b熊峰关于其通过张春颖联络，以民间借贷目的向刘继军支付人民币279022.5元借款的陈述。3、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本案一审过程中，刘继军认可熊峰向其转账人民币279022.5元的事实，但阐明该笔款项系刘继军与熊峰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流动，并非熊峰向刘继军提供的借款。张春颖亦明确否认刘继军所称通过其沟通联络向刘继军提供人民币279022.5元借款的主张。4、一审认定事实证据不足的分析意见：(1)熊峰就支付款项的借贷性质提供的证据仅有陈述。(2)上述陈述自身的证明力较弱。a该证据材料本身与证据提供方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可信度存疑。b该证据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及准确性较差。熊峰对相关事实的描述是否能够代表刘继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描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均存在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c该证据材料形式的稳定性、确定性较差。熊峰的陈述系在争议事实发生五年后，并在双方诉讼过程中形成；且该证据材料为孤证，本案中不存在任何其他相关证据材料佐证双方之间关于借贷关系的合意。d上述陈述内容前后颠倒自相矛盾，应对其真实性、准确性、稳定性、确定性均持以更加谨慎质疑的态度。熊峰在一审起诉状中诉称借贷年利率为5.94%，而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其所谓的该笔借贷的月利率为2%（即年利率24%，即根据现行司法解释法院可判决支持的最高利率）。鉴于该实际情形，审判机关应当对与陈述证明力紧密正相关的陈述人的人格品质、诚信、心智水平等进行更为保守和谨慎的判断，进而对该证据材料的证明力进行更为保守和谨慎认定。(3)该陈述所描述事实的主要当事人均明确否认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熊峰仅提供证明争议双方之间存在款项支付事实的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扩大得证事实范围，认定该支付款项的性质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为民间借贷，该认定过程证据不足。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款项并非借款。(1)涉案款项支付金额违背民间借贷金额的常理。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用款用途通常较为概括，且为了借贷双方款项支付、利息核算、款项归还及双方记录／记忆的便利，若借款金额尾数过于琐碎不符合借贷双方利益诉求。因此，基于日常常识及惯例，借款金额通常为大数的整数。根据熊峰提供的转账凭证显示，其向刘继军转账金额为人民币279022.5元。该笔款项金额大数二十七万余元，但其后具体的尾数精确到货币单位角，通过合理判断应当认为该笔款项系熊峰基于实体经营业务关系进行准确核算后方能确定的经营往来应付款项。(2)刘继军自身经营活动所涉主体广泛、资金往来频繁，其一审陈述较合理。根据目前商业经营的实际情况，通常会存在款项代付代收、居间介绍、咨询顾问、投资理财等多种款项支付用途及形态，因此，就普通居民日常生活而言，仅凭支付凭证不足以认定借款事实，更何况收款方为参与频繁商业活动的商务人士。一审法院的认定僵化，与事实严重不符，且推断风险过大，未排除的可能性过多，不足以达到内心的确信和高度盖然性。(3)熊峰所谓其向刘继军提供借款的过程与双方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严重不符。刘继军与熊峰既非近亲又非老友，熊峰作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不会以这种方式将这笔大额资金支付到一个非亲非故的私人的银行账户，在承担前述如此风险的前提下其要求的借款利息不可能仅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借款支付后长达5年间其不可能竟然没有通过任何明示方式追索过借款利息及本金，该笔款项的性质绝非借款。2、一审法院对刘继军未提交证据证明抗辩事实的诉讼活动事实认定错误，刘继军已就抗辩事实提交有效证据，并与张春颖陈述内容相吻合，能够相互印证，且该陈述内容与本案已查明转账金额的特点、争议双方之间的亲疏关系特点、资金支付后双方就款项后续处置的实际表现等相互匹配，符合日常常识判断和惯例，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三、原审判决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适用法律错误。1、熊峰对其主张的借贷事实负有举证义务，举证不能则应承当不利后果。熊峰应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关系的具体信息，如金额、利率、期限、放款日等。但熊峰仅就借贷关系提供款项实际支付的凭证，其证据不足。2、在熊峰未证明其诉称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应将该举证责任转嫁予刘继军。3、刘继军提出反驳主张及证据后，原审法院依法应当认定借贷关系不存在。4、刘继军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不应承担比熊峰更加严苛的举证责任，刘继军提出合理有效陈述意见后，应由熊峰负责继续举证并承担不利后果。四、该款项是刘继军代原审被告张春颖的浙江同学周某的代收款，并非借款。熊峰辩称，1、关于279022.50元金额的来历，当时张春颖说是刘继君借款，按月息2%计算，后面在2010年9月份转款的时候先扣了9月份半个月、10月、11月及12月份的利息，共计21000元，加起来就是279022.50元，另外22.5元是银行收取的手续费。所以从2011年1月1日起开始结算利息。2、刘继君上诉状中陈述这笔款项是双方生意的往来款，现在又说这是对方代张春颖的朋友周某收取的款项，刘继君的陈述自相矛盾。本案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在熊峰和张春颖的离婚过程中，张春颖否认有这笔款，所以熊峰只能起诉刘继君。当时张春颖说5年还回来，所以熊峰手上没有任何证据。张春颖在离婚案件中否认有这笔款，现在又承认有这笔款，可见张春颖的诚信问题。原审被告张春颖陈述称，1、张春颖和熊峰是夫妻关系，在2016年6月份判决离婚，在2010年的时候，熊峰工作不稳定，夫妻双方商量委托张春颖浙江同学周某进行投资。同时因为浙江同学周某和刘继君存在生意往来，该浙江同学周某指使张春颖夫妻将款项直接转至刘继军账户。在转账大约三个月后，浙江同学周某已将此笔投资款及收益分别转至熊峰和张春颖的账户内。现在熊峰之所以提起诉讼，主要是因为夫妻双方离婚，利用司法资源进行个人打击报复行为。此点从刘继军及张春颖提交的熊峰起诉他人的案件中可以看出。2、熊峰至今未履行离婚判决中的支付抚养费等义务，同时擅自将夫妻双方的共有房屋进行出卖，未将任何款项支付给张春颖。熊峰已被南山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见熊峰的诚信十分有问题。3、熊峰在起诉状中称双方约定的利息是“按银行5年期贷款利率5.94%计息”，但刚才答辩时又陈述双方约定的是“利息为2%/月”，此点正是熊峰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进行的投机行为，目的是为了索取更多的款项。熊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刘继君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79022.50元及利息85632元；2、如果被告刘继君不能归还借款，由被告张春颖归还该笔借款；3、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明确利息按银行5年期贷款利率5.94%自2010年9月13日计算至2015年11月13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13日，原告向被告刘继君转账279022.50元。原告称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借条在被告张春颖处，当时约定月息2%。以上事实，有转账凭证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了款项支付凭证，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与被告刘继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刘继君否认借贷关系，并抗辩转账系其他资金往来行为，被告刘继君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被告刘继君未提交证据证明，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刘继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刘继君归还借款279022.5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现原告要求被告刘继君支付2010年9月13日至2015年11月13日期间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刘春颖并非借款人或担保人，原告主张如被告刘继君不能归还借款，由被告刘春颖归还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两被告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继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熊峰借款279022.50元；二、驳回原告熊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刘继君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84.90元，由原告负担794.90元，被告刘继君负担2590元。二审中，刘继君、张春颖提交以下证据：1、熊峰起诉案外人郭某及张春颖的《民事起诉状》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证明：熊峰虚构债务，恶意诉讼，利用司法资源进行个人打击报复。2、周某签署的确认书，3、张春颖的确认书，4、周某的银行流水，证据2、3、4共同证明：1、周某委托刘继君代收款的事实，其为熊峰转账的实际收款人；2、熊峰、张春颖向刘继君转账目的是委托周某投资以获取收益补贴家用，双方就期限、收益及还款方式进行了具体约定；3、约定期限届满，周某已如约将全部投资款本金及收益支付至熊峰及张春颖名下，熊峰主张之债权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4、周某确认除上述转账外，无其他和熊峰、张春颖往来的款项记录，熊峰刻意隐瞒相关款项已结清之事实而提起诉讼，更加证实了其利用司法程序进行个人打击报复的目的。熊峰的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系，该证据同时证明张春颖在婚内就开始转移财产，导致熊峰不得不一个个地去追讨张春颖转出去的财产。2、对两份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周某与张春颖是前男女朋友关系，婚后还保持亲密的来往。3、两份银行流水的金额与熊峰转给刘继君的金额对不上，该部分款项是周某转出的，与本案无关，本案是熊峰与刘继君的纠纷，而不是熊峰与周某的纠纷。招行交易明细中的145100元，当时张春颖说是她一个朋友委托她收这笔钱，钱到账后熊峰就取出给了张春颖，根本不是所谓周某还的投资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熊峰与刘继君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熊峰提交了转账记录主张其出借款项给刘继君，刘继君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在原审主张该款项系其他资金往来行为，在二审主张该款项系代张春颖的朋友周某收取的款项，刘继君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刘继君、张春颖提交的周某签署的确认书，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刘继君、张春颖提交的周某的银行流水显示周某曾向熊峰、张春颖转过款，但该款项的数额与本案款项的数额不一致，刘继君、张春颖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刘继君在收到涉案款项后将该款项转给周某，故该银行流水无法证明周某的转款与涉案款项存在关联。在刘继君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综合本案的情况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继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69元,由上诉人刘继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梁   媛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陈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