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初1553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张少白，男，汉族，1959年4月20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效辉，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金光，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执行案外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 法定代表人：范业旭，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伊宁，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 法定代表人：梁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女，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异，辽宁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少白与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福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少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效辉、钟金光，被告渤海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方伊宁，被告大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杨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少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准许对被执行人大福公司以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8400万元存款的执行；2.渤海银行、大福公司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26日，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1408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即本案被执行人）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显控股，后更名为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张少白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逾期违约金、仲裁费、仲裁反请求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8400万元。2015年2月6日，张少白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大连中院于2015年3月3日向渤海银行下达（2015）大执一字第98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当时渤海银行拒绝协助执行；2015年3月11日，大连中院再次向渤海银行送达了（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执行人存储于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予以冻结，渤海银行才配合执行。2018年7月24日，大连中院作出（2016）辽02执恢4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扣划被执行人以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银行存款8400万元及利息至法院执行款账户。2018年7月25日，大连中院作出（2016）辽02执恢425号之三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渤海银行出具回执，已扣划。随后，渤海银行提出执行异议，大连中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辽02执异840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10月12日送达申请人张少白），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大福公司以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存款8400万元的执行。原告不服，据此提起本案之诉，理由如下：一、案涉8400万元存款的所有人是被执行人大福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福美公司）与被告渤海银行签订的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无效。为了逃避执行，被执行人大福公司在（2015）大民三初字第310号和（2016）辽民终222号案件中谎称，案涉8400万元款项系福美公司所有的款项，不应作为执行标的。2016年5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民终222号判决书，认定案涉8400万元款项为被执行人大福公司所有。二、大福公司未就案涉质押担保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股东大会决议，且渤海银行系恶意办理质押，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协议无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案涉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系为大福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债务作担保，但没有经大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大连证监局【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就该事实作出了认定。2.渤海银行在质押担保中属于恶意第三人。（1）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是渤海银行配合被执行人大福公司逃避法院执行而恶意串通签署。2015年3月3日，执行案件承办法官持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件至渤海银行，要求协助查询和冻结上述存款，但渤海银行拒不协助查询和冻结，还通知被执行人阻碍法官执行，导致当天法院未能查封冻结相关账户和款项。2015年3月4日被执行人大福公司作出了决定将案涉4.59亿元转移并存为定期的董事会决议。2015年3月5日，渤海银行与大福公司串通，将被执行人4.59亿款项转为定期存单并违法质押给渤海银行自己，而质押担保的债权却是被执行人大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大显集团）2014年所发生的借款。在上述4.59亿元款项被恶意质押后，渤海银行才协助冻结该4.59亿元存单中的8400万元资金。案涉质押担保是渤海银行为配合被执行人大福公司逃避执行而非法恶意设置的。大连中院对渤海银行阻碍执行的行为还作出了罚款100万元的处罚决定。（2）2015年3月5日，大福公司将4.59亿元活期款项转为定期存单，并且当天质押给其大股东。作为上市公司，大福公司不可能做到在当天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对此，渤海银行是明知的。（3）渤海银行作为案涉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对案涉款项属于被执行人大福公司所有是明知的。案涉质押合同属于福美公司非法处置大福公司的资产，属于无效合同，渤海银行对此是明知的。（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得质押。渤海银行作为案涉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对大福公司募集资金不得质押的规定是明知和应知的，对大福公司不可能作出有关募集资金质押的相关股东大会决议，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渤海银行与大福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张少白利益，故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合同应为无效。三、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已全部解除，质押物即第00024243号定期存单也不存在。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证监局（简称大连证监局）于2017年7月24日向大福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号）。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事实认定部分已经查明：“2015年3月5日，大连控股全资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了《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根据该协议，大连控股提供募集资金4.59亿元对大显集团债务进行质押担保，该质押担保事项未履行大连控股相关决策程序，并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2.2015年5月25日，大福公司为避免剩余款项因其他案件被法院冻结，将案涉质押物即第00024243号定期存单中的37,500万元支取，转移至福美公司的基本账户20×××22，即质押物第00024243号定期存单不复存在，质押担保已经全部解除。原质押担保的存续（包括变更存续）是以合同中约定的原质押物没有灭失为前提。另外，执行案件冻结的是20×××55账号中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因此，如该4.59亿元款项中有资金解除质押，则该解除质押的资金立即成为执行案件查封的无质押冻结款项，直至无质押冻结资金金额达8400万元。因此，执行案件冻结的8400万元款项自2015年5月25日起不可能再存在上述违法虚假质押。3.2015年5月25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就8400万元款项设立的质押，是新设质押，质押物为编号00024268的定期存单。该质押除符合无效情形外，还是在本执行案对账户款项冻结之后，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四、（2018）辽02执异840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主张质押担保合同无效，并提供了（2016）辽民终222号判决书及《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等证据；原告主张质押物定期存单已经不存在，质押担保物消灭，并提供了定期存单部分支取凭证和福美公司基本账号账户凭证；原告主张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案涉8400万元款项设立的质押，是新设的无效质押，并提供了相关质押合同和凭证。但该案对上述事实未查明。综上所述，案涉8400万元款项不存在质押担保，渤海银行对其不享有质押权利，该款项应当作为执行标的予以执行，基于此，原告请求法院判决准许执行该8400万元款项和利息。 被告渤海银行辩称，不同意原告张少白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对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开设的20×××55号账户内剩余8400万元存款及利息的执行，渤海银行对上述金额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一、《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权利质押协议》（编号：渤连分质（2015）第22号，简称“22号《权利质押协议》”）依法有效，质权依法设立，渤海银行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1.2015年3月5日，渤海银行与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了书面的《权利质押协议》，约定以福美公司名下的00024243号存单（定期存款4.59亿）为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的6.8亿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并于当日渤海银行作出了《存单、国债审核证明》。由于是以本行内存单为本行的借款提供担保，存单必然已交付。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案涉的22号《权利质押协议》依法有效，质权依法设立。2.2015年3月11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案涉存单内的8400万元金额，并于2018年7月25日扣划了该8400万元及利息，共计86,702,000元。由于法院采取冻结强制措施的时间在质押期间之内，因此，依据《单位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用于质押的单位定期存单项下的款项在质押期间被司法机关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采取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的，贷款人应当在处分此定期存款时优先受偿”，在处分案涉款项时，渤海银行作为贷款人应当享有优先受偿权。2015年5月1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函》，确认除冻结的8400万元以外的账户内多余款项没有冻结，权利人有权处分。2015年5月25日，渤海银行为实现质权，对案涉质押存单做部分支取处理，同日，2.75亿元设立保证金质押，1亿元偿还本金。账户内剩余8400万元金额由于被法院冻结，无法支取，但渤海银行仍享有优先受偿权。3.2015年3月5日，福美公司提供了《股东决议》，写明“同意福美公司提供保证金或存单质押担保，用于大显集团向渤海银行申请并购贷款额度人民币6.8亿元”，并有加盖大显控股、福美公司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代威的签字。因此，存单质押经过了大显控股的书面同意及认可，无论案涉8400万元及利息的所有权归属是福美公司还是大显控股，《质押协议》均为有效协议，不涉及无权处分的问题。二、渤海银行质权依法设立，并无恶意。1.渤海银行不存在拒不协助法院查询或冻结的行为，也没有被大连市中院处罚。2015年3月3日，执行法官持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到渤海银行，要求渤海银行协助查询和冻结大显集团名下存款，渤海银行根据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记载的被执行人信息予以协助配合，对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未记载标明的福美公司项下存款等有权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执行相关规定予以拒绝查询、冻结。后对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作出的（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执行裁定书、2018年7月25日作出的（2016）辽02执恢4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等，虽渤海银行不予认可相应扣划行为，但仍积极配合法院工作。原告张少白仅凭一份大连中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存根）揣测渤海银行曾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00万元罚款的处罚决定，并无证据佐证。2.案涉质押依法设立并生效，没有违反法律效力性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等规定均为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的质押担保关系属于渤海银行在金融贷款领域合法合规的经营业务行为。如果原告认为本案中存在违反管理性规定的行为，对应的后果应当是行政处罚，而非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三、案涉存单质押并非解除，而是渤海银行实现优先受偿权。1．《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有关存单解除的字样不具有法律上事实认定的效力。《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直至2016年12月2日，大连控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公告中首次对外公开披露该质押担保事项”。根据大福公司2016年12月2日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回函公告，可知大福公司披露的内容是案涉质押担保一直合法存续有效。可见，《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关于质押担保是解除状态还是有效状态仅仅是一种事实调查过程的叙述，而非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即便作为事实叙述，也是内容矛盾的。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存在矛盾的事实叙述，不应作为法院调整合法有效的质押担保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依据。况且，该内容系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回复给上海证券交易所，转而由大福公司进行公告，属于传来证据，证据的证明力微乎其微。《质押协议》是本案中的直接证据，证明力较高。人民法院更应采信《质押协议》，而非行政处罚决定书。即便《行政处罚决定书》表述了质押担保“解除”，也不能否认2015年3月5日设立的质押担保的有效性，该解除并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并不具有自始解除的效力，渤海银行对在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5月25日期间的质押担保财产具有全额的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并不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原告仍需对其主张继续举证，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存单质押解除的情况下，对原告的主张不能采信。2.质押存单的提前部分支取并不影响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渤海银行作为质权人与出质人福美公司协商同意存单提前到期，对存单内金额进行提前支取的处分行为，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依据《质押协议》，该处分行为包括提前偿还本金、设定保证金、提存三种。然而，在2015年5月25日，存单内8400万元处于查封状态，尚无法进行上述三种处分，但并不影响法院在处分该金额时，渤海银行作为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3.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35号】对2015年3月5日的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协议》的效力不构成影响。为了规范管理，符合渤海银行操作制度，明确监督责任和范围，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了渤连分质（2015）第35号《质押协议》，该协议并未履行，仅是渤海银行为了规范管理而签订的协议。该《质押协议》在查封期间订立，系无效协议，自始无效，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不能推定渤海银行的任何意思表示。而法院冻结的8400万元系2015年3月5日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协议》下的8400万元，不是渤连分质（2015）第35号《质押协议》项下的8400万元。对2015年3月5日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协议》下的8400万元，渤海银行大连分行依然具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大福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张少白的诉讼请求。渤海银行和福美公司签订的权利质押协议依法成立，其约定以案涉帐户存单为大福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合法有效。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6日，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140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大显控股向申请人张少白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逾期违约金、仲裁费、仲裁反请求费等各项费用。 2015年2月6日，原告张少白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2015年3月3日，本院向渤海银行出具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要求查询福美公司银行存款。同日，渤海银行向本院出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其上记载：因该冻结存款通知书中要求银行协助冻结的公司系“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法院提供给渤海银行的大连中院（2015）大执一字第98号执行裁定书中所述被执行人“大显控股”名称不符，法院暂时不能提供对“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裁定书等手续，故暂不能协助执行相关冻结手续。 2015年3月11日，本院向渤海银行下达（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存储于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予以冻结，该行于当日向本院出具了回执，注明“我部门于2015年3月11日将账户20×××55的银行存款人民币8400万元冻结，该账户已质押担保”。 2015年6月3日，因福美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作出（2015）大执审字第12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福美公司所提的异议理由不足以改变募集资金所有权归属于被执行人大显控股的事实，本院将存储于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认定为被执行人大显控股的财产予以冻结的执行措施正确，案外人福美公司所提异议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案外人福美公司的异议。福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31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福美公司名下的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所有权人应为大显控股，福美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案涉的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驳回福美公司的诉讼请求。福美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7日作出（2016）辽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辽民终222号民事判决述认为：“根据大显控股发布的临2015-21号公告内容可见，存在福美公司名下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户中的4.59亿元作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经由大显控股董事会决议转为定期存单。张少白与大显控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查封冻结的正是该存单中的8400万元，故本案执行所涉执行标的系大显控股所有的募集资金……根据上述公告内容和核查意见，亦可认定争议所涉执行标的在被查封冻结时仍系大显控股所有的募集资金。” 2018年7月24日，本院作出（2016）辽02执恢复4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扣划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银行存款8400万元及利息至本院执行款账户。2018年7月25日，渤海银行向本院出具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回执），记载上述款项已扣划至本院执行款账户，并注明，该笔存单项下的存款本息渤海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渤海银行会对本院扣划款项提执行异议。 嗣后，渤海银行以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其请求本院中止对上述8400万元及利息存单的冻结、扣划的执行措施，撤销（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执行裁定书、（2016）辽02执恢4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将上述8400万元及利息返还渤海银行。2018年9月25日，本院作出（2018）辽02执异840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质押权、质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本案中，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协议，约定以案涉账户存单为大福公司的贷款额度提供质押担保，福美公司虽对质押存单进行了部分支取，但存单内剩余款项的质押效力依然存在，渤海银行对案涉账户内8400万元仍享有质权。【201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虽然认定事实部分存在案涉质押担保事项解除的表示，但作出处罚决定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不是质权登记机关，且该表述未明确担保事项解除的具体范围，因此，不能以此认定渤海银行对案涉账户内存单享有的质押权消灭。渤海银行所提异议足以排除本案执行，对其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五条之规定，裁定：中止对被执行人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存款8400万元的执行。原告张少白不服该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即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4年5月23日，渤海银行（贷款人）与大显集团（借款人）签订编号为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渤海银行为大显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六亿八千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贷款用途仅限于认购大显控股定向增发4亿股股票，贷款额度有效期为自2014年5月24日至2017年5月22日；该合同附件一“担保文件”约定，编号为渤连分抵押（2014）第29号的不动产抵押协议，编号为渤连分抵押（2014）第30号的不动产抵押协议，编号为渤连分抵押（2014）第31号的不动产抵押协议，编号为渤连分保证（2014）第76号的保证协议，编号为渤连分保证（2014）第77号的保证协议。截至2018年7月31日，大显集团应还该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为47,600万元。 2015年3月5日，渤海银行（质权人）与福美公司（出质人）签订编号为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该协议约定：质权人渤海银行同意按照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条款和条件向大显集团（债务人）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8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出质人同意以其依法所有的权利出质，以担保主合同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出质权利为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存款银行为渤海银行、存款金额为4.59亿元、期限为1年、利率为2.5%、编号为00024243的存单；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质权人为实现质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质押期间为出质权利的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保管或质押登记之日起，至全部被担保债务被无条件地并不可撤销地支付和偿还完毕之日或本协议项下所设定的担保被无条件地并不可撤销地解除和履行完毕之日止的期间；第9.1条约定，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存单等出质的，如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原债务履行期限到期的，质权人有权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提货或者与出质人协议将货物变卖、拍卖，对取得的资金，质权人有权自主决定：（1）用于提前清偿被担保债务；（2）作为保证金存入出质人在质权人开立的保证金账户；（3）提存。该协议还对双方权利与义务作了其他约定。 渤海银行向本院提交《存单、国债审核证明》，拟证明其对该《权利质押协议》进行了核押。《存单、国债审核证明》记载，出质人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质押物类型为“存单”，质押物编号为“00024243”，质押物账号为“20×××55”，金额为“人民币459000000元”，起息日“2015年3月5日”，结息日“2016年3月5日”，利率“2.5%”，已冻结。 渤海银行向本院提交的《股东决议》记载，福美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由福美公司提供保证金或存单质押担保，用于大显集团向渤海银行大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额度人民币6.8亿元，期限3年，用于认购大显控股定向增发4亿股股票，利率不低于提款日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30%，可组银团。《股东决议》盖有“大显控股”、“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印章，“代威”名章及签字。 2015年5月25日，渤海银行（质权人）与福美公司（出质人）签订编号为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该协议约定，质权人渤海银行同意按照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条款和条件向大显集团（债务人）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76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出质人同意以其依法所有的权利出质，以担保主合同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出质权利为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存款银行为渤海银行、存款金额为8400万元、期限为1年、利率为2.5%、编号为00024268的存单；担保范围、质押期间等内容与前述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一致。 福美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其上记载：“大显集团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额度67600万元，我公司45900万元存单质押，为大显集团并购贷款业务提供存单质押担保。现申请于2015年5月25日将该存单出库，部分支取37500万元，剩余8400万元存单继续为大连大显集团并购贷款额度67600万元提供存单质押担保。” 渤海银行提交一份《抵（质）押品释放（更换）审批表》，其上记载：客户名称“大显集团”，授信协议编号“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授信额度有效期限“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用信余额“45900万元”，释放（更换）抵（质）押物描述“企业定期存单”，申请释放（更换）抵（质）押物原因“存单出库，部分支取37500万元，剩余8400万元存单继续为大连大显集团并购贷款额度67600万元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本次归还用信金额“0万元”，本次归还后用信余额“57600万元”，剩余（更换）抵（质）押物价值“8400万元”。 渤海银行出具的《渤海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单客户存根》（编号为00024243）记载，日期“2015年3月5日”，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账号为20×××55，金额为4.59亿元，存款期限为一年，利率为2.5%，起息日为2015年3月5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5日。 渤海银行出具的《渤海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单客户存根》（编号为00024268）记载，户名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账号为20×××55，金额为4.59亿元，存款期限为一年，利率为2.5%，起息日为2015年3月5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5日。 渤海银行出具的交易日期为2015年3月5日的《专用业务凭证》记载，账户冻结/止付，冻结止付类型为银行质押，冻结止付方式为只收不付，客户账号为20×××55，款项代码为0410100100060995，账户名称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冻结到期日期为空白，冻结止付金额为0，冻结止付原因为质押业务冻结。 渤海银行出具的交易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专用业务凭证》记载，对公定期存单部分支取，交易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16:16:37，付款人账号为20×××55，付款人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为20×××22，收款人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3.75亿元，现转标志为转账。渤海银行同日出具的《扣款通知书》记载，渤海银行于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的账户中扣除1亿元，还款类型为提前部分还本，借款合同编号为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剩余贷款本金为4.76亿元。 渤海银行出具交易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的另一份《专用业务凭证》记载，账户冻结/止付，冻结止付类型为银行质押，交易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16:30:25，冻结止付方式为只收不付，客户账号为20×××55，款项代码为0410100100060995，账户名称为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冻结到期日期为空白，冻结止付金额为0，冻结止付原因为质押业务冻结。 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开立的20×××22号银行账户为基本账户。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20×××55号账户为开设质押的账户。 再查明，2015年12月5日，大显控股发布编号为临2015-110号《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近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公告》，公告记载，公司为了满足大宗贸易的需求，公司解除了2015年3月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4.59亿元募集资金定期存单。 2016年5月31日，大显控股发布编号为临2016-25号《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及公司回复的公告》，公告记载，就上海证券交易所向该公司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诉讼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549号），就问询的“因股权转让纠纷，你公司8400万元募集资金早于2015年3月被司法冻结，但你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披露的《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相关中介机构核查意见、审核报告中，均未提及上述冻结事项，请你公司、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查并说明原因”问题，大显控股回复：“原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回复：2.瑞信方正在现场核查时，关注了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况。2015年4月23日，瑞信方正的现场核查人员亲自去渤海银行大连分行沙河口支行出示《银行询证函》，要求提供大连控股的募集资金存放信息。《银行询证函》要求该银行对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在该行开设的4.59亿元定期存单（账号20×××55，即被冻结账号）……的相关信息进行确认。该银行在《银行询证函》中上述两个账号“是否被质押、用于担保或存在其他使用限制”处填写了“否”，同时该行在《银行询证函》上加盖了公章。且在现场核查中，银行工作人员未向瑞信方正提供过任何关于募集资金被冻结的信息。” 2016年12月2日，大福公司发布编号为临2016-54《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记载：证监会询问：2015年3月至5月，你公司（大福公司）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先后与渤海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两份权利质押协议，质押金额共计5.43亿元，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担保事项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亦未对外披露，请公司补充披露未履行审批程序、未对外披露的原因，并说明在未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下，签署质押协议的相关责任人。大福公司答复：2015年3月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渤海银行大连分行签订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质押金额为4.59亿元，2015年5月25日释放3.75亿元，剩余质押金额为8400万元。 2017年7月25日，大福公司发布编号为临2017-57《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的公告》，公告记载：“2015年3月5日，大连控股全资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渤海银行签订了《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根据该协议，大连控股提供募集资金4.59亿元对大显集团债务进行质押担保，该质押担保事项未履行大连控股相关决策程序，并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直至2016年12月2日，大连控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公告中首次对外公开披露该质押担保事项。” 又查明，2014年7月8日，大显控股（协议甲方）、渤海银行（协议乙方）、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协议丙方）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户，该账户仅用于甲方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大显集团于2015年11月10日更名为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大显控股于2016年6月1日更名为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渤海银行在另案中作为原告起诉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代威、天津大通铜业有限公司、大连太平洋电子有限公司、西部矿业投资（天津）有限公司、福美公司为被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该案的案号为（2018）辽民初172号。该案中，渤海银行提出的诉讼请求第1项为，请求判决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4.76亿元及自2014年5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以4.76亿元为基数，利率按照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诉讼请求第5项为，请求判决渤海银行对福美公司提供质押的存单剩余的8400万元金钱及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显示，（2018）辽民初172号案件定于2019年4月19日开庭。 原告向本院提交书面调取证据申请，请求本院向中国证监会大连证监局调查收集该局2017年7月《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号）认定“案涉渤连分质（2015）第22号质押担保解除已于2015年5月25日解除”所依据和取得的证据档案材料。本院前往该局予以调取，但该局称上述材料不属于可供调取的范围，未予以配合调取。 上述事实，有上海仲裁委员会（2013）沪仲案字第1408号仲裁裁决书、本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存根（No.0000630）、本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2015）大执一字第98-2号】、本院（2015）大民三初字第310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渤海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单（No.00024243）、渤海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单（No.00024268）、渤海银行专用业务凭证、大福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编号：临2017-57）、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近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公告（编号：临2015-110）、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及公司回复的公告（编号：临2016-25）、大福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编号：临2016-54）、本院（2016）辽02执恢42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本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回执【（2016）辽02执恢425号之三】、本院（2018）辽02执异840号执行裁定书、渤海银行转账支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渤连分流贷（2014）第24号】、《存单、国债审核证明》、股东决议、本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No.0000017）、情况说明、抵（质）押品释放（更换）审批表及当事人庭审笔录在案为凭，已经质证，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渤海银行就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8400万元款项及利息，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原告张少白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涉执行案件，被告渤海银行以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其对大福公司以福美公司名义在渤海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户20×××55中的8400万元款项及利息（以下简称“执行标的”）享有质权，其有权优先受偿。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渤海银行对其主张的其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质权，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全案事实，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理由为：1.2014年7月8日，大显控股、被告渤海银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订立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后来被本院冻结的账号为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号，并约定该账户仅用于大显控股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被告渤海银行作为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和监管协议的签约方，在明知账户中的款项是大显控股的募集资金的情况下，却在2015年3月3日本院向渤海银行出具冻结协执时，以协执上要冻结的是福美公司存款，而裁定上的被执行人是大显控股，名头不符为由不予查封，其行为并非出于善意。2.2015年3月3日本院查封未成的第二天，2015年3月5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为大显集团2014年5月向渤海银行的借款出质，借款当时有不动产抵押和保证担保。该行为明显违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得质押”的规定，该行为导致2015年3月11日本院再次冻结被告福美公司名下4.59亿元定期存单中的8400万元时，该账户已有质押担保存在。该行为认定为被告渤海银行与被告大福公司的恶意串通并不为过。3.2015年5月25日被告渤海银行将存单出库，部分支取了37500万元，同日，渤海银行与福美公司签订了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出质金额为8400万元。上述行为表明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已解除，在8400万元上不再负有质权。理由是：其一，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对存单若要提前支取，部分提现，一定是对存单金额全部释放，而不能是部分释放，故2015年5月25日的部分支取行为一定是存单金额全部释放行为，应认定为质押已解除；其二，若如被告渤海银行主张的质押未解除，则在同一天再针对8400万元签订渤连分质（2015）第35号《权利质押协议》就毫无必要。被告渤海银行的行为与辩解自相矛盾，反证了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4.行业管理机构在调查违规行为时，被告大福公司与渤海银行均存在违背诚信、遮掩真相的情况。其一，2016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款项冻结一事向被告大福公司问询，原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场核查时关注了募集资金是否被质押、用于担保、存在其他使用限制时，银行填写的是“否”，银行工作人员也未向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任何募集资金被冻结的消息。其二，2016年12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函询2015年3月到5月两份权利质押协议情况（担保事项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亦未对外披露）。2015年7月中国证监会大连监管局因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对被告大福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所述，能够形成被告大福公司与渤海银行存在恶意串通的内心确信，故渤连分质（2015）第22号《权利质押协议》应认定为无效，被告渤海银行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的规定，应准许执行案涉执行标的。原告张少白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起诉时间是2018年10月19日，被告渤海银行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另案诉讼起诉时间是2018年11月29日，本案起诉时间在前，两案当事人不同，案由不同，本案不宜中止审理。对被告渤海银行、大福公司中止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委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准许对被告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在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开设的账户20×××55中8400万元存款的执行。 案件受理费461800元，由被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薛 辉 审判员 孙文英 审判员 周欣宇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宁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