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终7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玲儿，女，195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怡弘，男，195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金平、陈伟，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城厢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文化路**。 法定代表人黄灿久，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先友。 委托代理人张春霞，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玲儿、华怡弘因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城厢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厢街道办）城建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行初2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周玲儿、华怡弘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城厢与华怡弘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房屋拆除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怡弘、周玲儿为夫妻，其户口在杭州市萧山区××街道××村。华怡弘、周玲儿在杭州市萧山区××街道××幢。城厢街道办为加快城中村改造进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对华怡弘、周玲儿的房屋实施拆除。2018年5月30日，华怡弘代表该户（乙方）与城厢街道办（甲方）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拆除协议》，协议约定：根据相关规定和乙方《房屋估价分户报告》，经综合试算，乙方可得补偿合计2371794.15元，上述款项在乙方房屋整体腾房验收合格后20天内一次性支付；乙方应在规定腾房截止日前完成腾房，并在腾房前向甲方提供停电、停水证明，房屋内遗留物品视为遗弃；乙方确认户内人员均不符合安置条件或在其他拆迁区域已经安置。华怡弘、周玲儿不服上述协议，遂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华怡弘代表该户与城厢街道办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拆除协议》，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系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协议对房屋补偿、腾房及原告不符合安置条件等事项作了明确约定，充分保障了华怡弘户的合法权益，相关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存在协议无效的情形。原告主张协议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胁迫等情形，故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周玲儿认为原告华怡弘无权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为，原告华怡弘系该户家庭主要成员，被告有理由相信其签约行为是户内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两原告系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原告周玲儿对于房屋征迁以及签订协议等事项不可能不知情，其在签订协议时亦未提出质疑，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两原告主张协议无效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周玲儿、华怡弘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周玲儿、华怡弘负担。 宣判后，周玲儿、华怡弘不服，上诉称，一、涉案房屋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杭房权证萧字第Ｄ××0号），其中土地权属性质一项是空白，并没有载明是集体土地，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没有认可土地是集体土地，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是集体土地的证据，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是农村房屋没有依据，且农村房屋不是法律术语，不应当用在判决书中。二、原审判决仅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作为判定《房屋拆除协议》效力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合同法》中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房屋拆除协议》并不属于此民事合同的情形，而是行政协议，是集行政管理性和当事人合意性的行政协议，判定其效力的标准不能局限于《合同法》。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对于行政行为效力的认定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三、《房屋拆除协议》是无效的。1.城厢街道办不具备城中村改造的行政主体资格。《房屋拆除协议》是基于城中村改造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是房屋征收的一种情形，无论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还是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城厢街道都不具备相应行政主体资格。2.城厢街道办没有提供城中村改造的事实与法律依据。3.签订《房屋拆除协议》没有征得房屋共有权人周玲儿的同意。由于涉案房屋是华怡弘、周玲儿夫妻的共同共有财产，按照《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对房屋的处分需由共有权人一致同意才行。华怡弘是在晚上10点多，在拆迁办公室，又没吃晚饭，家里处于停水停电堵路封门的状态，人处于非清醒状态下签的协议。签订协议时周玲儿不在场，知道后立即表示了反对，并多次要求提供协议文本，被上诉人始终不提供《房屋拆除协议》，后通过诉讼方才取得，显然原审判决以夫妻为由推定其知情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的说法与被上诉人庭审中的说法也不一致。原审庭审中城厢街道办是以华怡弘为“家事代理人”为由认为协议有效，但是法律上没有“家事代理人”的规定。4.《房屋拆除协议》所约定的补偿奖励金额也无事实依据。协议约定了2371794.15元的总补偿金额，对此城厢街道没有提供相关补偿安置方案，也没有提供《房屋拆除协议》所称的《房屋评价分户报告》来证明补偿是合法、合理的，此金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涉案房屋登记面积145平方米，折算补偿单价为16357元／平方米，远低于房屋市场价格，而且上诉人没有享受其他房屋安置，已经明显构成了补偿不公平。以上分析说明《房屋拆除协议》符合《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无效情形，也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无效情形。四、原审法院判决前未尽释明义务，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从此规定可知，如果人民法院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那么裁判前应当释明，而原审法院没有。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行初239号行政判决；二、确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城厢街道办事处与华怡弘签订的《城厢街道城中村改造房屋拆除协议》（协议编号：4一044）无效。 被上诉人城厢街道办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协议有效。首先，原审庭审调查能表明协议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系其自愿签订，且协议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虽主张其是在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形下与城厢街道办签订的拆除协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协议对总的补偿金额作了约定，上诉人在协议书落款处“代表或代理人”签字并捺了手印，上诉人华怡弘作为成年人，拆除协议的价格是最敏感最重要的条款，原审庭审中其也表示认可当时看过价格组成，作为同居一室的配偶周玲儿，对于房屋签订协议等事项不可能不知情。再次，上诉人户并非南门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安置权利，协议第四点已明确。因此，案涉协议成立并有效。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1997年4月10日萧山市建设局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仅能证明案涉房屋坐落的地块位于城市规划区内，不能证明该地块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且上诉人未提交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坐落“城厢镇××村”，原审法院认定该房屋系农村房屋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华怡弘代表上诉人户与城厢街道办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拆除协议》，该协议对房屋补偿奖励金额、款项支付、腾房事项、安置事项等内容进行了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华怡弘与周玲儿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活，城厢街道办有充分理由相信华怡弘能代表该户签订协议。上诉人以该协议未经周玲儿同意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上诉人认为该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及撤销行政协议的基础和理由不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尽释明义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周玲儿、华怡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姚攀峰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