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7民初6636号原告：邹远航，男，汉族，1986年11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代理人：赵江，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正武，男，汉族，1988年10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委托代理人：闫冬梅，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远航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江，被告钟正武及其委托代理人闫冬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是多年好友，从2014年开始，被告以做生意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达百万元以上，大部分为银行转账，少量为现金交付。上述借款被告都曾向原告出具过借据，亦曾有过少量本金、利息还款。因借款过于零散，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进行了清理和汇总，确定截止至当日被告共欠原告借款人民币110万元。双方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被告同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借据，原告则将原有的分散借据原件交还给被告。新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两年，利息每月按时支付，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但双方实际口头约定的利率为每月3%。被告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实际也是按月利率3%向原告支付利息，双方还约定了违约金等。从2017年9月开始，被告不再向原告支付任何利息。原告多次催收无果，为维护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10万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19％，自2017年9月2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3月21日为1045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按每年55000元标准，自2017年9月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3月21日为27500元（违约金与借款利息一并计算不超过年利率24%）；3、被告承担本案一审律师费3万元及诉讼费、保全费等。被告答辩称，1、案涉借款实为赌债，原告作为庄家引诱原告参与网络上的时时彩赌博，一开始原告借钱给被告，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被告赌输之后拿钱还给原告并用余款继续赌博，到2017年1月21日因被告已经没有资金根本无力偿还赌债，故原告要求被告确认所谓的借款，实际就是欠原告的赌债。2、案涉的借款合同签订于2017年1月21日，借款金额为110万元，而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其主张的出借本金仅为107万元，最后一笔付款日期为2016年2月21日，而双方自2014年起有大量的资金往来，被告给的钱远远超过原告付的钱（其中被告按照原告的指示有部分款项转给了原告的哥哥邹远达，经核算双方的往来流水，冲抵之后相差金额达120多万元，如果加上邹远达与被告之间的往来流水，则差额达190多万元），被告在多付款的情况下仍然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据这一事实本身就不符合常理。银行流水当中被告转款经常都是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并不能直接对应原告所称的2014年以后发生的借款利息，且2017年1月之前双方的银行帐户往来频繁，被告还款远超原告付款，故根本不存在所谓利息。2017年1月21日被告确认的债务才有了利息的约定，亦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前期本息合计进行结算与事实不符，该债务是不真实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21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被告（借款人，乙方）签订1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总额为人民币110万元，款项甲方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借款时间为2017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借款用途为乙方生意经营上的资金周转，乙方同意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按月支付给甲方，乙方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或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本金或任何一期利息及其他费用的，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借款或解除本合同；如违约乙方须按每日借款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还须承担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等）。该合同还载明：本借款合同也是付款之凭证，一旦借款人在本借款合同上签名，即视为借款人已如数收到本借款合同所述借款金额。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1张《借款收据》，内容为：本人收到出借人邹远航借款现金人民币110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7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20日。原告主张，《借款合同》记载的110万元借款并非2017年1月21日当日现金交付的，而是对双方自2014起的多笔借款的结算。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显示，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2月11日期间，原告向被告的转账流水金额共计1306554元，被告向原告的转账流水金额共计231800元，之间差额为1074754元。原告主张，从2014年开始，被告以做生意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大部分为银行转账，少量为现金交付。上述借款被告都曾向原告出具过借据。2016年4月，原、被告及案外人李建新作为股东设立了深圳市鹏汇昊银投资有限公司，之后三人分别招揽业务。2017年1月，原告发现被告有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即与被告对前期个人债务进行对账，双方确认从2014年至2017年1月被告欠原告人民币110万元，并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被告同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款收据，原告则将原有的分散借据原件交还给被告。原告还提交1份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整理说明及深圳市龙岗区公证处就原告手机微信记录出具的公证书，具体内容为原、被告从2017年1月2日至2018年6月12日期间就案涉款项的利息、还款情况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确认欠款、双方利息约定及还款情况等事实，并据此主张被告所称的赌债是不存在的，与原告完全没有关系。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示双方往来有银行流水冲抵后形成的数据证明，作为多付款方的被告想赢回本钱故一直在赌博，但后来被告输光了实在没钱赌博了，原告所谓后面的借款实际是赌债，并没有真实的支付记录。原告为了获得被告多付款项将来不用偿还给被告，且对新产生的赌债要进行索要，故产生了案涉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2014年6月5日至2018年8月29日），发生的主体是原、被告，显示该期间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60万元，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776833元，相互冲抵后被告多付给原告176833元。2、被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2014年10月30日至2016年2月12日），发生的主体是被告和该邹远达，显示该期间邹远达向被告转款金额为0元，被告向邹远达转款金额为877801元。原告主张，其转款均是应原告的要求，其与邹远达之间并无其他业务往来。3、被告交通银行账户转帐流水（2015年9月29日至2017年10月12日），发生的主体是原、被告，期间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1952605元，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2697200元，相互冲抵后被告多付给原告744595元。4、被告交通银行账户转帐流水（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2月18日），发生的主体是被告和邹远达，该期间邹远达向被告转款金额为0元，被告向邹远达转款金额为249000元。原告主张，其转款均是应原告的要求，其与邹远达之间并无其他业务往来。5、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转帐流水（2014年4月4日至2017年12月19日），发生的主体是原、被告，期间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3026276元，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3389166元，相互冲抵后被告多付给原告362890元。6、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转帐流水（2015年3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发生的主体是被告和邹远达，该期间邹远达向被告转款金额为467335元，被告向邹远达转款金额为25600元，相互冲抵后邹远达多付给被告441735元。被告主张，以上1、3、5项流水可以证明被告多付原告款项为1284318元，如果加上2、4、6项流水，则被告多付原告款项为1999384元。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理由如下：1、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恰恰证明了我方主张的欠款及利息存在着事实基础，并且与我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细节完全吻合，被告一直称欠原告的钱是所谓的赌债，但在2017年8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其明确表示“我帮人家顶了差不多300万的数”、“我自己真的被几个人拖下水，真的顶了好多好多钱！”，说明被告所谓欠赌债与原告无关。2、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绝大部分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间，2016年之前的流水则主要是原告转款给被告，而原、被告及案外人李建新作为股东于2016年4月设立了深圳市鹏汇昊银投资有限公司，上述三人从2016年开始发生了数百笔银行流水往来，金额达上千万元。而2017年1月21日案涉《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出具之后原、被告之间往来流水急剧减少，且集中在被告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由此可以看出，被告将公司存续期间大量的股东往来资金流水混入到其个人与原告的私人欠款中，明显是在混淆视听。如果被告没有真实的欠原告私人借款的话，以当时双方共同经营公司的紧密合作关系，被告是不可能向原告重新出具借款合同的。3、将2017年1月21日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之后的银行往来流水进行汇总，显示被告交通银行账户只有一笔转款3400元给原告，被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只有两笔转款合计86000元给原告，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流水中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643666元，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198932元。故即使按照上述还款情况进行结算，被告仍然尚欠原告借款，根本无从还清。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之后提交的代理词中据此进行结算，主张截止至2017年12月19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为925866元。因发生本案纠纷，原告于2018年4月9日诉至本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另查明，深圳市鹏汇昊银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于2016年4月14日，股东为：钟正武（出资额66万元，出资比例33%）、邹远航（出资额68万元，出资比例34%）、李建新（出资额66万元，出资比例33%）。2018年6月5日，该公司发生股东变更，变更后的股东为：邹远航（出资额102万元，出资比例51%）、李建新（出资额98万元，出资比例49%）。上列事实，有借款合同、借款收据、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单、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单、交通银行转帐流水、银行转帐流水汇总表、微信聊天记录及整理说明、深圳市龙岗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民间借贷作为实践合同，出借人交付给借款人款项时合同生效，出借人交付借出款项的行为是合同生效的要件，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真实发生。虽然原告提交了2017年1月21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和被告出具的《借款收据》，但又确认《借款合同》上“款项甲方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和《借款收据》上“收到出借人邹远航借款现金人民币110万元整”的表述是不真实的，即该110万元并不是《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出具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被告的。原告主张从2014年开始，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至2017年1月21日双方对前期债务进行对账，被告确认欠原告人民币110万元，双方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被告同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款收据，原告则将原有的分散借据原件交还给被告，但从《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的内容表述上无法体现原告的上述主张。而根据《借款合同》载明的“本借款合同也是付款之凭证，一旦借款人在本借款合同上签名，即视为借款人已如数收到本借款合同所述借款金额”内容，可知《借款合同》系由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原告作为借款过程的亲历者，如其所述还掌握着之前被告出具的分散借据，其完全可以在自己提供的借款合同中将借款的形成过程、支付方式进行清楚表述并要求被告出具符合实际情况的借款收据，且若果如原告主张，2017年1月21日之前原、被告双方的私人欠款是混杂在公司股东往来资金流水里的，则原告就更应该在重新出具的借款凭证中对双方之间的私人欠款与公司股东往来资金流水进行区分与说明。故原告提交的上述书证显然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借款交付事实，且原告应对此承担责任。虽然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从微信聊天记录中仅能看出被告承认欠原告债务，并无法证明债务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及经过，且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范围为2017年1月2日至2018年6月12日，距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较长，亦无法直接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经过。根据原告主张，其向被告的借款交付完成时间为2016年2月11日，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结算借款金额为110万元，但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4年4月4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被告多付原告本人款项为1284318元，加上原告不持异议的被告向原告哥哥邹远达付款，则被告多付款项为1999384元，即使扣除2017年1月21日之后的被告付款534134元，仍有1465250元，而原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借款合同》是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进行的合法结算以及被告还款的抵扣情况，依法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原告主张作为出借人已交付借出款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答辩意见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邹远航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6158元（原告已预交）、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熊 伟人民陪审员  游猛平人民陪审员  景 仰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朱 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