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3民初2735号原告：张茂，男，汉族，1958年5月6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扬，系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上街道办事处。机构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关平路25号。负责人：王竞元。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啟慧，系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谕，系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机构地址：昆明市春城路260号。负责人：李韬。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普，系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梓婷，系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官渡区司法局。机构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3号楼二楼。负责人：宁艳萍。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珂，系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巾琛，系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张茂诉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上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关上办事处）、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以下简称：官渡分局）、昆明市官渡区司法局（以下简称：官渡区司法局）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8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以原告系官渡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昆明市官渡区人民陪审员，不适宜行使管辖权为由要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1民辖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扬、被告关上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啟慧、李秋谕、被告官渡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晋、潘梓婷、被告官渡司法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珂、艾巾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确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自2005年7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请求依法判决确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30日解除并判决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3个月×2200元／月﹦28600元；3.请求依法判决三被告为原告补缴2005年7月至2018年11月的社会保险。事实及理由：2005年7月18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告受被告一、三聘任到其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事调解工作，职位为人民调解员。原告经被告一、三的安排，一直在被告二处从事司法调解工作，每月工资为2200元左右，分别由被告一每月支付600元，被告二现金支付1500元及每月办案津贴。2005年7月1日，原告经被告三录用后，与被告一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人民调解员聘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又分别于2006年7月12日、2007年7月12日续签了为期各一年的人民调解员聘用合同，合同期到2008年7月12日止。自2008年7月13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原告一直在被告二福德（原春城路)派出所处从事调解工作，但三被告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从原告开始为三被告工作至今，三被告没有给原告购买社会保险。工作期间，原告勤勤恳恳、加班加点，奉献青春，被告却从未理会原告今后的社会保障，逃避法律责任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金，严重损害原告的劳动权益。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金但却屡次遭到拒绝。自2017年11月至今，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一直与三被告商量怎么处理其退休后的养老事宜，但三被告却互相推诿。为此，原告于2018年11月8日向昆明市官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起劳动仲裁，但仲裁院于2018年11月30日通知不予受理。原告认为三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关上办事处辩称：一、被告关上办事处并非本案的适格当事人，被告关上办事处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依据上述规定，确认劳动关系，除依法审核双方当事人是否系法律规定的适格主体、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外，还应着重查明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是否有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稳定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身份隶属关系等情况。原告作为人民调解员，系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并非被告关上办事处聘任。且原告作为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被告关上办事处根据财政安排依法每个月向原告支付600元的生活补助及误工补贴，并不属于向原告支付工资。因此，被告关上办事处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同时，原告在《劳动仲裁申请书》中明确其自2005年7月18日起就在春城路派出所从事司法调解工作，原告从未在被告关上办事处进行工作，未遵守被告关上办事处的劳动规章制度，亦未受被告关上办事处的劳动管理等。被告关上办事处与原告之间并不符合上述关于劳动关系成立的条件。二、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七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第十三条规定：“人民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第十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根据上述规定，人民调解员具有较强的兼职性质和公益性质，并非全职全薪岗位，而劳动关系具有稳定性、持续性、身份隶属性特征。原告除从事人民调解员工作外，同时也是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从事工作内容也为调解治安、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符合人民调解员工作特征，不符合劳动关系性质。因此，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错误，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根据上述规定，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且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原告于2018年1月即未参加人民调解员工作。原告列明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有误。四、原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不属于劳动仲裁争议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可知，补办补缴社保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综上所述，原告仲裁请求事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关上办事处恳请贵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护被告关上办事处的合法权益。被告官渡分局辩称：一、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官渡分局不存在劳动关系。在诉请中，原告要求判决确认与被告关上办事处、官渡分局、官渡区司法局，自2005年7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原告自己的陈述：于2005年7月1日，原告是被被告关上办事处聘任为人民调解员，且与被告关上办事处签订劳动合同。后，分别于2006年7月12日、2007年7月12日续签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因此，于2005年7月18日起，原告与被告关上办事处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受聘后，由被告关上办事处、官渡区司法局安排原告到被告官渡分局处（福德派出所）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虽然，原告在福德派出所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但，其工作是服务于被告关上办事处，接受被告关上办事处的管理，服从期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如考勤、考核）等。原告在福德派出所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期间，从不受被告官渡分局约束，彼此之间无从属性，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综上，原告与被告官渡分局之间没有建立（事实）劳动关系。二、关于原告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原告要求被告关上办事处、被告官渡分局、官渡区司法局支付经济补偿金（自2005年7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13个月共计28600元。其理由为：三个被告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被告官渡分局认为，根据本案事实、法律规定：第一、2005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关上办事处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分别于2006年7月12日、2007年7月12日续签劳动合同。原告的用人单位（或人事关系）是被告关上办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七）社会保险。因此，社会保险只能由与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单位为其办理。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在本案中，用人单位被告关上办事处没有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而不应该由被告官渡分局支付经济补偿金。第三，原告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被告官渡分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本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在我国，2008年1月1日之前，没有哪部法律规定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为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的经济补偿金自200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止，共11年。第三、关于原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问题。于2005年7月18日起，原告与被告关上办事处建立劳动关系，与被告官渡分局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且，交纳社会保险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下才能办理。同时，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违反的是行政管理法，其法律关系是社会保险征缴部门与用人单位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用人单位违反该义务是向国家承担行政责任，而不是向劳动者承担责任。因此，原告该项诉请亦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综上理由，请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官渡分局的诉请。被告官渡区司法局辩称：原告与被告官渡区司法局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官渡区司法局之间仅仅是有一份志愿者服务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及社会保险就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第二组：证明复印件一份。第三组：调解员证、工作证复印件。第四组：银行流水明细复印件。第五组：人民调解员聘用合同复印件。第六组：录用通知书、证明复印件各一份。第七组：不予受理通知书。补充提交荣誉证书4份被告官渡分局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1.昆官综发（2014）15号《关于建立公安派出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联动调解试点的实施意见》；2.官司（2006）43号《关于治安纠纷、民间纠纷联合调处工作的管理办法》。被告官渡区司法局、被告关上办事处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质证，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05年7月原告通过考核被录用为人民调解员，被派往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办事处调解委员会，随后于2005年7月18日被派驻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春城路派出所参与司法调解工作，2005年11月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春城路派出所与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福德派出所合并。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就未从事调解员工作，也未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春城路派出所从事调解工作。2005年7月12日至2008年期间原告与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了三份《人民调解员聘用合同》。2005年7月被告关上办事处根据财政拨款向原告发放工资，从2008年开始被告关上办事处每月向原告发放生活补助费600元，原告从事调解员工作期间每完成一件案件均有相应的案件补贴。后原告与三被告因劳动关系发生纠纷，2018年11月30日原告向昆明市官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该院出具官劳人仲不字（2018）第4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该通知书诉至本院主张其权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七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员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应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本案中，原告系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员委员会聘任的调解员，由被告官渡区司法局及街道向其发放生活补贴，故原告与三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原告要求三被告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三被告为其补缴2005年至2018年11月社会保险，并不属于法院受案的范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茂的诉讼请求。本案未收取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琳燕人民陪审员  方 红人民陪审员  许丽琴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 记 员  刘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