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72民初473号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1592R。法定代表人：谢友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辉，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大正，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8777046455。代表人：黄自强，行长。委托代理人：杨啸，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龙婉蓉，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院**楼**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28650。法定代表人：仲建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邱石，女，汉族，1984年9月12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第三人：中国长江航运公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用代码：91420100177733437F。法定代表人：张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迂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路，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公司）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以下简称江岸建行）、被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第三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航集团）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2月22日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9日、8月27日分别公开进行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原告国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大正，被告江岸建行的委托代理人杨啸、龙婉蓉，被告建银投资的委托代理人邱石，第三人长航集团的委托代理人迂峰、唐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华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国华公司与被告江岸建行、被告建银投资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二、判令第三人长航集团向原告国华公司支付借款本金1780万元及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20日为7885万元）。三、判令第三人长航集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以煤代油”政策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国家重要能源政策。1995年12月4日，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以下简称煤代油办公室）作为专项管理以煤代油专用的资金机构，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先后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建设银行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拨付、协助贷款回收等义务。1997年、1998年，煤代油办公室均与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1998年5月25日，国家计委下发《关于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改组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原告国华公司受国家委托，管理煤代油专用资金及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原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所有的委托贷款本息和各项应收款）均作为原告国华公司的债权，各借款单位因使用煤代油资金与建设银行（总、分、支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继续有效。1999年3月19日，原告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煤代油贷款本金回收委托代理协议》，约定通过建设银行发放煤代油贷款，由双方共同下达贷款回收计划。基于上述事实，原告国华公司是国家以煤代油专项资金的债权人，这些专项资金通过建设银行委托贷款形式发放给各债务人，原告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之间形成了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建行武汉市分行营业部（后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即本案被告江岸建行）分别于1987年9月4日、11月3日，1990年5月17日、1991年6月27日、10月24日，1992年6月29日与长江轮船总公司（先后更名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航运公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航集团，即本案第三人）签订借款合同，向第三人长航集团发放煤代油专项资金贷款230万元、800万元、100万元、400万元、60万元、190万元，共1780万元。截止2018年3月20日，第三人长航集团尚欠本金1780万元，利息7885万元。经多次催要，第三人长航集团始终未能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江岸建行亦未提起诉讼要求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国华公司遂诉至本院。被告江岸建行辩称：一、本案是由委托贷款合同引起的纠纷，签订委托合同的一方为建设银行总行，被告江岸建行只是分支机构，原告国华公司将江岸建行作为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原告国华公司诉称的理由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合同纠纷，应当受合同法调整，直接将借款人，即第三人长航集团作为被告；三、本案涉及的诉讼时效、利息计算问题请法庭结合被告江岸建行提交证据审核确定。被告建银投资辩称：一、对原告国华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原建设银行对煤代油贷款回收义务的承担；二、2004年建设银行分立上市，被告建银投资承继了相关贷款业务，建设银行及分立后的被告建银投资确实履行了涉案贷款的发放及管理义务；三、涉案贷款为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政策性贷款，贷款管理过程及各方当事人均受到国家产业金融制度改革的影响，难以完全适用现行法律；四、根据原告国华公司提供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4，煤代油贷款包括委托建设银行催收、原告国华公司自行催收和委托第三方催收三种方式，2004年建设银行放弃对该笔贷款催收，但在函中明确表示对原告国华公司委托的第三方贷款项目，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因此，建设银行仍是贷款的管理方，是原告国华公司委托的贷款回收代理人。第三人长航集团辩称：一、原告国华公司的主体不适格。国家计委与建设银行（两被告前身）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间是1995年12月4日，生效是1996年1月1日，晚于第三人长航集团与建设银行武汉市分行营业部（现被告江岸建行）的六份借款合同签订时间（1987年至1992年间），因此，涉案借款不属于前述代理协议约定范畴，原告国华公司无权据此向第三人长航集团主张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而且，原告国华公司未证明曾明确要求两被告起诉第三人长航集团，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江岸建行坚持不起诉，故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中委托人可以贷款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的情形，二、关于涉案以煤代油贷款，被告江岸建行不是《委托代理协议》的一方，不是建设银行的权利义务继受人，其主体不适格，在本案中的任何陈述、承认和举证均不应作为证据。被告建银投资才是该委托代理协议中建设银行的权利义务继受人。即使被告建银投资不是该协议项下建设银行的唯一继受人，根据法律规定，也应当由建设银行和被告建银投资共同承继，而被告江岸建行仅为建设银行总行的一个分支机构。三、本案适用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涉案六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均已超过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法院强制力的保护，第三人长航集团有权拒绝履行相应的债务。本案所涉六份借款合同项下约定最后一笔还款时间为2002年6月28日。原告国华公司未证明《回收计划通知》向第三人长航集团发出并且送达，即使送达，诉讼时效也已经届满。第三人长航集团在对账单上承认债务，不等同于同意履行和放弃对诉讼时效抗辩，本案没有诉讼时效中断事实。第一份和二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还超过了20年最长诉讼时效。四、原告国华公司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利息，诉称的六份借款合同约定各异，全部按同一标准和方式计算利息不符合约定，存在明显错误。原告国华公司和两被告也没有举证证明何时放款，故利息起算点没有依据。原告国华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国务院煤代油办公室、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下发的《印发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06013号公证书）；证据2，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关于下达《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的通知（06013号公证书）；证据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七五”期间以煤代油计划安排问题的通知（06013号公证书）；证据4，国家计委作出的《国家计委关于补充神华工程资本金问题的请示》（06013号公证书）；证据5，1996年煤代油基建贷款计划（06415号公证书）。以上证据证明煤代油委托贷款背景资料，证据1证明煤代油专用资金的拨款由建设银行办理，每年报送年度财务计划，涉及概算和预算以及有关统计等资料。证据2证明煤代油专用基金的拨款全部改为贷款，借款单位应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还本付息，并向贷款银行按年报送还款计划，这是一项国家政策。证据4证明煤代油款项转为国家资本金经过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批示。被告江岸建行、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2关联性不认可，已明确规定不适用本案，证据1、4证明原告国华公司在设立之初就获得了管理煤代油资金的权利，其他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1，原告国华公司营业执照（06013号公证书）；证据2，1995年12月4日煤代油办公室与建设银行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06013号公证书）；证据3，1998年5月25日国家计委下发《关于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改组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06001号公证书）；证据4，1999年3月19日原告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的《煤代油贷款本金回收委托代理协议》（06013号公证书）。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国华公司是煤代油委托贷款的债权人，与建设银行形成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借款单位如不按协议的约定使用和归还贷款本息，建设银行应及时向原告国华公司反映或者按委托方的书面通知处置，煤代油办公室下发的文件和签署的协议，以及各个借款单位因使用煤代油资金与建设银行（总行、分行、支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继续有效。被告江岸建行的质证意见：对原告国华公司提供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与原告国华公司建立委托贷款合同关系的是原建设银行总行，并非本案的被告江岸建行。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证据3也同样表明在设立原告国华公司之前就由国家授权代为管理煤代油资金；证据2、4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因为签订时间均早于涉案委托协议。第三组：证据1，《关于建设银行重组的通知》；证据2，《关于建设银行分立重组后以煤代油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函》；证据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建设银行重组改制设立有限公司的批复》（06013号公证书）；证据4，被告江岸建行企业信用报告；证据5，《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设立被告建银投资的批复》（06013号公证书）；证据6，被告建银投资的企业信用报告；证据7，《关于尽快解决煤代油委托贷款业务承继问题的函》；证据8，《关于要求继续无障碍处理“煤代油”委托贷款事宜的函》；证据9，《委托贷款业务委托管理协议》。以上证据证明本案各被告主体资格。原告国华公司在建设银行改制过程中，曾经下发过相应的文件，建设银行也曾经口头同意过煤代油的委托贷款关系仍然是由建设银行来处理。但是，由于属于分立改制，原委托贷款关系应当继续约束原告国华公司以及两被告。关于第三组证据9，委托贷款业务委托管理协议证据的来源事实是原告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建设银行提供，但签订日期是2005年5月12日，其实是建设银行分立过程中内部签订的文件，不能对外约束原告国华公司。被告江岸建行的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该组证据正好证明了2004年建设银行改制分立以前委托贷款的受托方是建设银行，改制分为建设银行和被告建银投资，根据相关规定以及银监局对各方承继的业务范围的说明，可以证明委托贷款的受托方为被告建银投资。根据证据9，被告建银投资转委托建设银行继续代为管理，故本案被告江岸建行并非受托方，受托方为建设银行。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这些证据主要涉及到两被告的主体资格，应由两被告确认。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6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反而证明贷款由被告建银投资承继，被告江岸建行不是受托人，证据7、9真实性无法核实，由法庭判定。第四组：证据1，第三人长航集团的企业信用报告；证据2，第三人长航集团的工商档案；证据3，第三人长航集团的官网介绍。以上证据证明第三人长航集团的主体资格。前述信息报告上显示第三人长航集团1991年登记，但是1984年便开始经营，只不过当时没有核发营业执照。第三人长航集团1992年进行工商登记，但是登记日期是1991年，主要依据就是国家委、办的相关文件，1995年中国长江轮船总公司变更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1996年因主管机构变更，由交通部变更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此后改制方案中明确写明现在的第三人长航集团承继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的资产以及债务。被告江岸建行、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由法庭审查。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五组：证据1，1987年9月4日的借款合同；证据2，1987年11月3日的借款合同；证据3，1990年5月17日的借款合同；证据4，1991年6月27日的借款合同；证据5，1991年10月24日的借款合同；证据6，1992年6月29日的借款合同；证据7，建设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建设银行代理煤代油基建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06013号公证书），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江岸建行与第三人长航集团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关系。被告江岸建行是总行分支机构，并非独立的法人主体，之所以能成为被告是因为法律有特别规定。建设银行签订的协议同样也应该约束下面的各个分行和支行。根据建设银行总行下发的文件，明确载明建设银行总行、分行和支行以及具体经办行相应的工作职责，所以原告国华公司、原煤代油办公室及国家计委与建设银行分立的两被告签订煤代油协议，应该约束建设银行的总行、分行和支行。被告江岸建行的质证意见：原告国华公司提供该组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原告国华公司所称的建设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建设银行代理煤代油基建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的发文机构是建设银行内部文件。被告江岸建行作为内部分支机构，并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作为经办行只是接受建设银行总行内部管理，这并不等于可作为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两被告质证称这些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原告国华公司和被告江岸建行应该提交正式发放相关贷款凭证的证据，以证明实际放款时间。第六组：证据1，煤代油办公室、建设银行联合下发《关于下达1997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13号公证书）；证据2，煤代油办公室、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1998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3号公证书）；证据3，原告国华公司、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1999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4号公证书）；证据4，原告国华公司、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0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5号公证书）；证据5，原告国华公司、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1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6号公证书）；证据6，原告国华公司、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2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7号公证书）；证据7，原告国华公司、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3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8号公证书）；证据8，原告国华公司、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4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9号公证书）；证据9，原告国华公司、被告建银投资、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5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10号公证书）；证据10，原告国华公司、被告建银投资、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7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11号公证书）；证据11，原告国华公司、被告建银投资、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08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12号公证书）；证据12，原告国华公司、被告建银投资、建设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2016年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06002号公证书）。以上证据证明委托贷款诉讼时效未届满，被告江岸建行和第三人长航集团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1日，涉案贷款本金余额及应付利息。被告江岸建行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原告国华公司诉称的本金和利息数字无法核实。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视为是建设银行、被告建银投资对于煤代油贷款回收义务的承担，这只是内部回收计划，并非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束。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无法确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即使证据真实存在，第三人长航集团也从未收到过这些文件，文件的内容无法解释成向有关债务人催款或者要求还款的请求或者通知，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第七组：证据1，《国家计委关于调整以煤代油专项资金基建“拨改贷”资金和贷款利率的通知》（06000号公证书）；证据2，国家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2015年10月24日）；证据3，关于利息计算的说明。以上证据证明涉案贷款利息和利率应当适用该文件关于五年以上利率为14.76%的规定。实际上第三人长航集团用款时间也已经超过5年了。被告江岸建行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与己无关。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证据1与本案无关，也不认可证据2与本案有关。证据3，关于利息的计算不认可，计算利息重要前提是的确发生了借贷，原告国华公司所称利息计算错误，不符合涉案合同约定，特别是其中一笔800万元借款的利息计算错误。本院认证意见：原告国华公司提供的第一至第六组证据均是经公证的相关文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第六组证据因没有分别送达给第三人长航集团，也没有直接针对第三人长航集团，故不能证明涉案诉讼时效未届满。第七组证据的形式虽然真实，但该组中证据1没有证明送达给第三人长航集团并经同意，被告江岸建行也不认可，故对第三人长航集团没有约束力。证据3属单方形成的说明，被告江岸建行、第三人长航集团质证时均不认可，故不能作为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江岸建行为支持其反驳理由和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对账单一份，全称《代理中央级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对账单》，显示对账截止日期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上盖有被告江岸建行作为贷款银行章，第三人长航集团财务部盖印章认可借款本金余额1780万元。原告国华公司质证意见：该份证据的“三性”认可，借款单位处有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财务部的公章，该公司在2017年进行改制，变成现在的第三人长航集团，写明借款本金余额为1780万与原告国华公司起诉的所主张的本金金额一致，证明借款关系真实存在，涉案款项已经发放。第三人长航集团所称借款关系不真实，款项没有发放的意见不应该得到支持。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该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对账单上显示是五笔贷款，其中第一笔是801万元，与原告国华公司提交的贷款合同不相符，最后一笔229万元也不相符。第三笔460万元没有与金额相符的贷款合同印证。被告江岸建行应提供发放贷款凭证原件。被告江岸建行提供的该组证据中还有份2004年的建设银行放弃回收文件。证据2，五份贷款明细报表，其中贷款中400万元和60万元一起打印，所以是五份明细表；五份明细表与原告国华公司起诉的金额一致；至于801万元、229万元，及涉案借款合同里800万元和230万元，因时间久远而无法解释。如果第三人长航集团认为部分利息归还，系统里就会有显示。原告国华公司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三性”均认可，计算金额也认可，因为被告江岸建行是贷款的经手方。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质证意见：六份借款合同账目的交易明细只有五份，其中本金和报表数额不一致，利息计算错误。本院认证意见：证据1是原件，第三人长航集团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予以认定，但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进行分析。证据2是被告江岸建行单方计算形成的表格，没有放款凭证以证明利息起算点，与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完全相符，也与对原告国华公司提供关于利息金额证据的质证意见不一致，故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注意到，被告江岸建行庭审中提供涉案全部借款合同原始档案给各方当事人质证时，档案中有1990年10月31日给原长江轮船总公司（现第三人长航集团）的一份格式化《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被告建银投资没有提供证据。第三人长航集团为支持反驳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1998年3月3日原告国华公司《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其所附公司章程，证明原告国华公司自成立之日即获得授权经营、管理煤代油贷款；证据2，建设银行《关于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证明建设银行已经于2004年放弃对第三人长航集团的贷款回收，不再是原告国华公司的代理人；证据3，中国人民银行电汇凭证，证明本金为800万元的借款合同款项放款时间为1986年11月14日；证据4，第三人长航集团财务记账凭证，证明第三人长航集团已经支付80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的利息30万元；证据5利息计算说明表；证据6利息计算演示表，证明2016年对账单中关于800万元借款的利息计算明显偏高，截止2016年3月21日的利息为18210950.93元。截止2018年3月20日，原告国华公司诉称的全部款项即使发放，利息总额应该为39215970.49元（暂时只能在2016年对账单的基础上计算其余五份借款合同的利息）。原告国华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国华公司被国务院授权经营时间是1998年5月25日，根据国家计委下达的[计代油（1998）916]号文内容，原告国华公司是1998年5月25日经改组成立，依法管理煤代油资金、相应资产及债权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2006）民二他字第51号]，时效的起算期间应该从国务院授权给相关公司之日起计算，故诉讼时效从1998年5月25日计算。对证据2，同意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在2004年之后，2005年、2007年和2008年均有回收行为，不存在放弃回收贷款情况；对证据3，同意被告江岸建行、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证据4是单方制作记账凭证，真实性不认可。证据5、6为单方自行计算的利息，不予质证。被告江岸建行的质证意见：证据1、2均认可，没有异议；证据3的形式要件和“三性”确认，800万元的电汇款项发生在拨改贷以前，国家计委可能已经以拨款形式于1986年11月拨付给第三人长航集团，后来发生拨改贷政策调整。为了加强对国家财政拨款有效使用和规范管理，原告国华公司作为权利人或者是委托方，建设银行作为受托方，第三人长航集团作为借款人补签协议，以委托贷款方式确认该800万元拨款为贷款；因此，资金拨付在前，合同签订在后。证据4需要核实，但可以确认的是即使有30万元利息，肯定是进入了银行账务系统，冲减了应付利息，不可能存在收息不入账的情况；证据5和证据6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具有客观性，系第三人长航集团对利息计算的说明文件，至于利息计算方式、标准及具体数额是否符合原合同约定及人民银行贷款利息的管理办法，由法庭审查认定。被告建银投资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原告国华公司提供第二组证据中证据4，协议内容约定煤代油有三种催收方式，建设银行虽然于2004年发函放弃对该笔贷款进行催收，但也明确表示将按照协议要求，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因此，建设银行仍是贷款的管理方，仍是原告国华公司的贷款回收代理人。证据3汇款单位是交通部长江轮船总公司，收款单位是武汉长江轮船公司，该800万元凭证是第三人长航集团单位内部的转账，恰恰说明涉案贷款在11月14日之前已经发放给第三人长航集团，放款时间应该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进行认定。证据4为第三人长航集团记账凭证，没有银行签章，30万元利息是否归还需待被告江岸建行核实。证据5和证据6为第三人长航集团自行计算的利息，不予质证。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述证据1、2、3的真实性，原告国华公司和两被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证明目的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证据4是第三人长航集团单方计账凭证而非转账凭证，不能充分证明款项已付，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和证据6是单方计算的说明，不是原始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查明：1981年10月4日，国务院以煤代油办公室、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联合下发《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煤代油办（1981）12号]，规定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的使用主要用于为完成压油任务而进行的能源、交通开发建设及有关费用支出，凡是用于建设项目的资金，应根据国家计委、国务院以煤代油办公室下达的煤代油基建计划拨给，拨款委托建设银行办理；如遇有逾期不能执行各项要求时，建设银行有权停止拨付资金，按协议书规定收取利息或加收利息，资金供应实行贷款方式或者拨款方式；实行贷款方式的建设项目均按规定计算利息；实行拨款方式的建设项目不计利息。1984年12月4日，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银行联合下达《关于下达的通知》[计资（1984）2580号]，该通知决定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简称“拨改贷”），根据各个不同时期产品供需情况实行浮动利率或调节利率；同一建设项目的“拨改贷”利息、国内储备贷款利息、临时周转贷款利息，按实际贷款数计息，不重复计收；建设银行经过审查，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应即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附格式），借款单位应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还本付息，并向贷款银行按年报送还款计划，收取利息上交财政；建设银行扣除其业务支出后，分别作为中央和地方基建基金；贷款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尚未还清的，逾期部分按原定利率加息20%；煤代油资金和国家预算专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原则上也实行有偿使用的办法，具体办法由主管部门自己确定。1985年1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七五”期间以煤代油计划安排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85）76号]，通知要求相关单位继续实行以煤代油政策。在收支管理上，仍由财政部列收列支，将收回的贷款如数作为能源交通建设专款拨给煤代油办公室使用；煤代油专项资金，仍由建设银行代收代支，建设银行对办理“拨改贷”可收取少量手续费。1995年12月4日，国家计委（委托方，甲方）与建设银行（代理方，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国家计委委托建设银行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办理贷款资金拨付、监督贷款使用、协助贷款回收，对借款单位的年度基建财务决算金额签署审查意见。此后的1997年、1998年，煤代油办公室与建设银行联合印发了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1996年9月24日，建设银行向各分行印发《中国建设银行代理煤代油基建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明确煤代油基建贷款业务是建设银行接受国家计委委托的一项代理业务，由总行统一接受委托，协助煤代油办公室做好贷款回收工作，各经办行根据煤代油基建贷款计划、有关项目文件和上级行下达的贷款指标通知单，与借款单位签订借款合同，及时拨付资金，监督贷款资金的使用。1998年1月26日，国家计委报请国务院领导审批，将国务院煤代油办公室改为国华公司（即本案原告），受国家委托管理煤代油资金及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为国务院神华集团公司项目筹集部分资金，继续完成国家尚未完成的煤代油任务。1998年3月3日，原告国华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申请登记经营范围包括以煤代油资金形成的资产和产品；同年3月18日，原告国华公司在工商部门正式登记成立。1998年5月25日，国家计委下发《关于以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改组为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代油（1998）916号]，明确原告国华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受国家委托管理以煤代油资金及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债权；承接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业务，统一管理煤代油资金。煤代油办公室的所有债权（所有的委托贷款本息和各项应收款）均作为原告国华公司的债权，原属煤代油办公室下发的文件，签订的协议及各借款单位因使用以煤代油资金与中国建设银行（总、分、支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继续有效，仍按所签协议和合同具体规定执行。1999年3月19日，原告国华公司（委托方、甲方）与建设银行（代理方、乙方）签订《煤代油贷款本金回收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凡是原告国华公司通过建设银行发放的煤代油贷款，由双方共同下达贷款回收计划，下发建设银行的分支机构及项目有关部门，具体催收项目的范围采取一年一定的方式确定，除原告国华公司已采取催收措施的项目外，原告国华公司于上年末提供次年需催收的全部项目名单，建设银行可在回收计划下达三个月之内进行选择。2004年6月10日，建设银行通知原告国华公司，因银行股份制改革需要，建设银行以分立重组方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建设银行于2000年10月20日前形成的对公委托贷款业务及相应权利义务。6月30日，原告国华公司通知建设银行，煤代油委托贷款业务由重组后的建设银行继续办理。同年9月1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仍可简称建设银行）。同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建设银行承继未纳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并改制成为被告建银投资，业务范围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收、经营、管理、处置从原建设银行分立后承继的资产。2004年10月8日，原告国华公司向建设银行发出《关于尽快解决煤代油委托贷款业务承接问题的函》，要求建设银行及时办理煤代油委托贷款业务的各项手续。同年12月8日，原告国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函称，鉴于原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分立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继续无障碍处理有关委托贷款事宜。2005年5月12日，被告建银投资与建设银行签订《委托贷款业务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建设银行和被告建银投资系原中国建设银行分立重组形成的公司，均已依法设立并且有效存续，被告建银投资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2000年10月20日以前形成的所有对公委托贷款业务，建设银行同意接受被告建银投资的委托，对贷款业务进行管理。本协议有效期自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另查明：1984年交通部长江轮船总公司成立，1992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以长江轮船总公司为核心成员组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1996年更名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2009年1月因主管机关调整，改成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12月，经改制名称再次调整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1997-2004年期间，原告国华公司与建设银行每年均联合下发关于当年度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2004年6月8日，建设银行向原告国华公司提交关于《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建投（2004）24号]称，根据与原告国华公司联合下发《关于下达2004年煤代油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国投办字（2004）4号]和《煤代油贷款本金回收委托代理协议》的要求，经研究决定，拟放弃回收贷款项目91个，占下达回收计划总金额的31.97%，放弃的项目名单表格中包括本案所涉第三人长航集团的相关贷款本金1780万元。2005年，2007年、2008年，原告国华公司与被告建银投资、建设银行每年均联合下发关于当年度煤代油基建贷款回收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做好贷款本息的回收工作。2017年8月7日，建设银行和被告建银投资联合向原告国华公司报送《关于发送2016年度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报表的函》[中建投函（2017）82号]，附2016年度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决算数据汇总表，注明本案所涉第三人长航集团贷款未签证的原因为“单位不配合”。同时查明：1987年9月4日、11月3日，1990年5月17日、1991年6月27日、10月24日，1992年6月29日，被告江岸建行（贷款方）分别与第三人长航集团（借款方）先后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相关款项主要用于造船项目。上述六份借款合同分别约定，被告江岸建行向第三人长航集团发放煤代油专项资金委托贷款230万元（还款期限自1989年12月至1996年12月）、800万元（还款期限自1986年12月至1995年12月）、10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2年12月至1999年12月）、40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3年12月至2000年12月）、6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3年12月至2000年12月）、190万元（还款期限自1995年6月至2002年6月），本金共1780万元；上述借款合同均约定在合同期内年息3.6%，逾期加收利息20%，遇国家政策或人民银行对利率调整，利率可适当调整。1995年3月24日，国家计委通知建设银行，要求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对煤代油专项“拨改贷”资金和利率计算调整，其中涉及相关交通项目1至3年的年利率为12.96%，3至5年利率为14.58%；5年以上利率为14.76%，从1995年1月1日起执行，以调整日为界限进行分段计息，年度结息日为12月20日，并计收复利。2016年3月21日，第三人长航集团财务部在被告江岸建行提供的《代理中央级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截止当日尚欠本金1780万元相符，利息余额不相符。2018年5月28日，原告国华公司起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因第三人长航集团提出管辖权异议，裁定将此案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本案所涉相关协议及六份借款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并且有效。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质证意见和庭后提交的代理词，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原告国华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江岸建行是否应该成为本案被告，第三人长航集团是直接列为被告，还是第三人；二是诉讼时效计算问题。本案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原告国华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普通诉讼时效，第一、二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是否超过法定最长诉讼时效；三是诉讼时效中断问题。原告国华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和被告江岸建行提供的对账单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第三人长航集团是否放弃时效抗辩；四是贷款利息计算问题。原告国华公司诉请的贷款利息计算依据、标准和起算点是否合理。本院分别评析如下：一、关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涉案借款虽然发生在1995年12月4日原国家计委与建设银行就以煤代油专用资金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之前，但根据涉案煤代油专用资金使用的背景、国家计委下发的相关文件、原告国华公司的成立经过及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等基本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国华公司承继了煤代油办公室的权利和义务，该代理协议有向前追溯效力，故原告国华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国华公司的前身是国家计委煤代油办公室，具有管理、经营煤代油资金以及所形成全部资产和债权的权利。被告江岸建行是涉案委托贷款业务的直接受托人和执行者。第三人长航集团是涉案委托贷款的实际借款人。2004年9月14日原中国建设银行依法分立为建设银行和被告建银投资。被告建银投资与建设银行也曾连续几年共同与原告国华公司联合下文形成回收贷款计划，虽然于2005年5月12日对贷款的承继问题签订过委托管理协议，但这是分立后的两个单位之间内部约定，对原告国华公司没有约束力。两被告以此协议作为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我国民法总则规定，法人分立后的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由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被告江岸建行是建设银行下属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实际执行授权范围内的涉案贷款业务，依法有独立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被告建银投资共同承担原告国华公司的委托贷款业务，因此原告国华公司诉称与两被告的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涉案贷款关系形成时间久远，被告江岸建行并没有证明及时向第三人长航集团起诉或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请求还款的权利。原告国华公司虽然曾经发函要求涉案贷款人上级单位建设银行要求催款，被告江岸建行和被告建银投资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按通知要求，落实联合下发的相关文件，积极起诉或通过其他方式行使权利。而且，根据建设银行于2004年6月8日向原告国华公司提交《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可视为两被告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坚持不起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法复（1996）6号]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该批复并未被废止，仍可以适用当时形成的民事纠纷，因此，原告国华公司以江岸建行、建银投资为被告，以长航集团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符合该批复确立的规则，也与被告江岸建行所辩称我国合同法体现的相对性并不矛盾，因此，本案各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适格。二、关于诉讼时效计算问题涉案贷款由被告江岸建行根据上级单位建设银行安排，接受原告国华公司（原煤代油办公室）的要求发放、管理和催收，原告国华公司、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江岸建行、被告建银投资是涉案贷款的经营管理或受托经营管理相关单位，涉案贷款实际就是授权法人单位经营和管理。对作为借款债务人的第三人长航集团而言，根据涉案六份借款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和内容判断，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互利共赢的贷款经营行为，第三人长航集团的权利相对方是已经获得经营授权的法人单位或者有营业执照的民事主体，因此，本案应该受到我国法律关于调整民事关系的诉讼时效制度限制。原告国华公司所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条的规定，即“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根据本案事实，涉案款项事实上已经授权给前述法人单位原告国华公司经营和管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涉案贷款发放前是国家为了扶持国有企业相关产业发展而实施拨款，但此后通过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而成为“拨改贷”，款项性质发生明显变化，当然应受诉讼时效限制。原告国华公司辩称本案不受民事时效制度限制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1号]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所涉六笔贷款的最后还款日为2002年6月28日，故诉讼时效从此日开始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三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在我国民法总则生效前就已经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期限，故本案应该适用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规定。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04年6月27日，涉案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如果按原告国华公司取得授权管理涉案贷款的1998年5月25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在2000年5月24日即已届满。本案借款人是第三人长航集团，诉讼时效依法应该根据涉案借款合同约定，从最后一笔应该向被告江岸建行最后还款日计算，与原告国华公司何时取得授权和何时正式成立无直接关系。建设银行于2004年6月18日向原告国华公司提交《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可以印证已经明确放弃涉案贷款回收，不会通过2016年3月21日的涉案对账单向第三人长航集团主张还款权利。另外，被告建银投资和建设银行于2017年8月7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发送2016年度煤代油基建委托贷款报表的函》[中建投函（2017）82号]的内容显示，对本案所涉贷款未签证注明的原因为“单位不配合”，这也可印证第三人长航集团并没有放弃对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故原告国华公司以对账单作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或者放弃时效抗辩的依据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当事人获得实际权利是请求权基础，而非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原告国华公司虽然于1998年3月18日获得工商部门批准成立，但正式获得国家对涉案贷款管理权限的授权日是1998年5月25日，获得授权之日起才有诉权。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本案案卷中注明收到起诉材料时间是2018年5月28日，第三人长航集团辩称本案第一笔和第二笔贷款（最晚还款日为1995年12月31日）超过法律规定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中断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前述[法释（2008）11号]司法解释第十条对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规定包括，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直接送达，或者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等方式主张权利，或者金融机构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等，但是原告国华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本案中存在前述法定中断事由。原告国华公司虽然提供了1997年至2008年期间与建设银行或者被告建银投资联合印发几份贷款回收计划通知，但并没有证明这些文件送达给第三人长航集团，以表达请求还款的权利。而且即使送达，截止起诉时也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结合被告江岸建行认可的《报送2004年放弃回收煤代油贷款项目名单的函》（2004年6月18日）可以判断，原告国华公司、被告江岸建行和被告建银投资并未及时有效向第三人长航集团主张权利。除上述[法释（2008）11号]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请求，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这就意味着权利人应该明确作出请求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者义务人作出承认并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才能使因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的诉讼实体权利得以明确和维持。当事人“承认存在债务”并不等同于“同意履行债务”。涉案2016年3月21日对账单只是与第三人长航集团核对所欠本息金额，并未体现被告江岸建行作出请求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三人长航集团虽然在该对账单上对本金金额确认，但这只是承认此前的债务，并不等同于放弃法定时效抗辩而同意履行债务。而且，被告江岸建行当庭提交质证的涉案借款协议原始档案中可见此前的格式化《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可以印证对账单并非银行正式催款通知。因此，原告国华公司所称的前述对账单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综上，涉案时效从2002年6月28日起算，2004年6月27日截止，原告国华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才起诉，没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存在法定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事由，已经早已超过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因此，原告国华公司起诉时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四、关于贷款利息计算问题被告江岸建行和第三人长航集团在庭审质证阶段并未认可原告国华公司诉称的利息相关证据。庭审中，原告国华公司称其利息主张来源于被告江岸建行的计算结论，被告江岸建行称根据合同签订日开始计算利息，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六份借款合同项下对应款项何时向第三人长航集团发放，此后利率调整也没有重新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并非等同于贷款实际发放日，故原告国华公司诉称的利息起算及金额缺乏事实依据，计算标准也与涉案合同约定明显不符，诉请的利息金额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原告国华公司的起诉已经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利息金额不必进行具体认定。综上，原告国华公司与被告江岸建行、被告建银投资之间的委托贷款关系合法有效，但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故诉请第三人长航集团向其归还本息，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被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25050元，由原告国华公司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吕小武审判员  王建新审判员  严 芳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岳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