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2072民初2280号原告（反诉被告）：郭玄隆，男，198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源，广东永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刘绍英，女，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冼洪枝，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钟志良，男，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原告郭玄隆与被告刘绍英、钟志良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被告钟志良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2018）粤2072民初228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钟志良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钟志良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20民辖终6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告刘绍英于2019年3月12日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决定合并审理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源，被告刘绍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冼洪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钟志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赔偿搬厂费、机器设备维修更换费、环评费、环评设备损坏费、重新租厂房的租金差额等各项损失共计134599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两被告向原告退还租赁保证金3375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8日，原告与被告刘绍英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刘绍英将其与钟志良名下位于中山市（900平方米）出租给原告做五金喷涂车间使用，租期为5年。合同签订后，原告按期支付了租金和保证金并购置了机器设备及生产线且完成了安装和调试。原告还另行就环保项目申请了环评、购置安装环评设备并支付了相关费用。2017年9月6日，中山市东升镇住建局发出停止使用告知书，告知两被告的厂房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不得使用。同年9月13日，中山市城管执法局通知两被告拆除厂房。得知厂房未办理竣工验收被要求拆除后，原告找到被告要求解决，但被告拒不解决。因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并退还保证金。因案涉厂房为被告刘绍英、钟志良共有，被告钟志良也是租赁合同的受益者，且其未履行整改义务导致原告无法继续承租厂房，所以被告钟志良应当承当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特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刘绍英辩称，一、原告因“未验收先投产”等环境违法行为被处罚款，继而自主决定搬厂。原告搬厂并不是因为租赁的厂房被住建、城管部门告知须拆除而无法使用。而是原告在2017年4月18日承租案涉厂房后，在未设置环保设备且未报批金属表面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况下，从事金属表面处理加工生产，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极大损害。厂房周边居民及企业自2017年5月起多次向环保部门投诉、信访，市环保局亦于2017年6月21日对案涉厂房进行现场勘查并制作了《环境监察现场检查笔录》、《环境监察工作记录表》责令原告停产整顿。2017年8月18日，市环保局向原告发出《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环罚字[2017]2xx号】，对其未报批金属表面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行为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原告与案外人廖桂林签署《房地产租赁合同》的时间早于住建和城管部门发出告知和通知书的时间，由此可知原告是自主决定搬迁的。二、原告主张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违法经营，无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租赁合同》第五条第三点明确约定承租方应遵守政府环保部门的规定，处理好排污、排油烟以及噪音污染的问题。但原告却因环保违法行为被市环保局责令停业并罚款，期间其自主决定搬厂，故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及案涉厂房无关。（二）原告擅自装修，无权诉请赔偿装修费用。租赁合同第六条载有：“乙方不得随意损坏工厂设施，如需改变工厂的内部结构和装修或设置对工厂结构有影响的设备必须先征得甲方同意。”原告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厂房内加装水槽、转台、水池并铺设地砖已违反了前约定。因此，即便原告主张的52990元装修费用真实存在，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三）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环保设备费、环评费、搬厂费、机器设备及生产线损坏修复等一系列费用已实际支出，也没有证据证明前述费用与被告有任何关系。1.对于搬厂费。原告是自主决定搬厂的，所以即便搬厂产生费用也与被告无关。同时，原告也未就该笔360000元的搬厂费实际支出进行举证，并且其主张的数额严重偏离客观事实。2.针对机器设备及生产线损坏修复费用。因搬厂是原告自主决定，所以也与被告无关。原告也未就100000元的机器设备及生产线损坏修复费用的实际支出进行有效举证。即使机器设备和生产线因搬厂损坏需支付修复费用，原告应向负责拆装机器设备和生产线的人员索赔，而非被告。3.环评费和环评设备费。原告未举证证明环保设备在承租案涉厂房期间已实际安装并投产，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环评费168000元及环保设备费260000元已实际支付，而《环保合同》签订日期晚于原告工厂投产的时间，可证实原告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同时，《环保服务合同》与《环保合同》签订的时间顺序也导致上述两份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即使上述两合同属实，也无有效证据证实所涉费用已实际支出且于案涉租赁合同有关。4.重新租厂房产生的租金差额。原告所主张的租金差额不属于损失，亦非因被告及案涉厂房所引起。三、原告应清偿拖欠的租金。原告自2017年10月起拒付租金并实际占用厂房，至被告发函解除之日已拖欠7个月租金。故即便被告同意退还租赁保证金，也应优先抵扣原告所拖欠的租金。四、原告诉请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钟志良未到庭应诉、答辩。被告刘绍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案涉《租赁合同》于2018年4月16日解除；2.保证金33650元归反诉原告所有；3.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设施修复费165735元；4.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清偿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份的租金78750元及违约金（以11250元／月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10月15日起逐月逐笔单独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25875元）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租赁合同》，主要约定：反诉被告承租反诉原告位于中山市，租金为11250元／月，先交租后使用，每月5号前一次性缴清当月租金，租赁期限为5年。履约过程中，反诉被告未经反诉原告同意，擅自对涉事租赁物进行装修，并存在违法经营的情形，造成了反诉原告的损失。同时，反诉被告自2017年10月起拒绝支付租金，经反诉原告多次催告均无果。反诉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委托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向反诉被告出具律师函，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租赁合同》。另外，反诉原告为修复因被反诉被告擅自装修及事后破坏的厂房支出165735元，该费用因反诉被告构成根本违约而应由反诉被告承担。为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提起反诉。原告郭玄隆辩称，合同是无效的，无效的原因是反诉原告提供的租赁物性质、功能不符合租赁合同的要求，且属于违法建筑。因合同无效，反诉原告主张的租金及其他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8日，被告刘绍英（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了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将座落于中山市，建筑面积900平方米的厂房出租给原告作五金、装配、喷涂车间（可以用于喷涂车间的内容为被告刘绍英手写添加）。合同主要内容：租赁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每月租金11250元（不含税），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每月租金12150元（不含税），交租日期为每月5日前；乙方应在合同生效后向甲方交纳保证金33750元，保证金不计利息，租赁期满或合法解除合同以及未违约时用于抵偿租金或退回；合同签订一个月内甲方需提供齐全厂房资料给乙方办理营业执照，如因甲方资料不齐且双方努力后亦无法办理营业执照的，可以取消合同，甲方退回乙方保证金33750元；乙方应遵守政府环保部门的规定，并处理好排污、排油烟以及噪声污染等问题；乙方不得随意损坏工厂设施，如需改变工厂的内部结构和装修或设置对工厂结构有影响的设备必须先征得甲方同意。2017年6月21日，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的执法人员对原告位于上述租赁厂房内的生产车间进行检查。2017年8月18日，中山市环境保护局以原告在上述租赁厂房内的生产未报批金属表面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项目需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环保局验收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罚款人民币30000元，并于2017年8月22日向原告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年8月29日，原告与案外人廖桂林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廖桂林将位于中山市的房地产出租给原告使用，租赁期限自2017年8月29日起至2023年8月30日止，2017年8月29日至2020年8月31日租金41000元，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0日的租金为45100元，厂房使用面积1950平方米，单价为21元／平方米。2017年9月6日，中山市东升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停止使用告知书”，告知被告钟志良、刘绍英厂房工程截至2017年9月6日仍未办理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手续，要求尽快组织完善相关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手续，否则不得投入使用。2017年9月13日，中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出“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被告钟志良、刘绍英在2017年9月28日前自行拆除在中山市xxxxxxxx号搭建的900平方米简易锌铁硼。2018年2月7日，原告向被告刘绍英发送短信，通知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另查明，2017年5月18日，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原告与案外人尚红共同投资设立的企业名称为中山市睿枫展示制品有限公司。2017年6月23日，中山市睿枫展示制品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住所地为中山市卡。2018年1月29日，中山市睿枫展示制品有限公司注销登记。2018年3月7日，原告与案外人尚红投资成立中山市麦古五金展示制品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为中山市卡。庭审中，被告刘绍英称案涉厂房修复后已重新出租；其与被告钟志良为夫妻；确认出租给原告的厂房未取得产权证和报建，但认为该厂房为临时建筑物并提交“证明”一份作为证据。“证明”为复印件，由中山市东升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于2006年3月7日出具，内容为:“钟志良位于东升镇利生社区观栏村的工业用地伍仟陆佰陆拾壹平方米。土地证号为中府国用（2006）字第09xx**，此地上星棚建筑物为临时建筑物。”原告称因两被告为夫妻关系，被告钟志良也是案涉厂房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且租赁合同的收益属于夫妻家庭收益，所以被告钟志良也应承担付款责任。另，原告及被告刘绍英均确认原告向被告刘绍英缴纳保证金33750元以及案涉厂房租金缴纳至2017年9月30日止。郭玄隆为证明其损失提交了水泥土建工程协议合同和收据、环保服务合同、环保合同、环保合同终止及结算通知、环保治理设备结算通知、款项说明、收据、银行交易流水、搬厂合同、送货单、机器设备及生产线维修合同作为证据。水泥土建工程协议合同和收据显示，2017年5月17日郭玄隆与案外人张守云签订合同，约定张守云为郭玄隆施工制作60.2米水槽、一个转台、一个水池并铺地砖535平方米，工程总价为52990元；2017年5月30日，张守云向郭玄隆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郭玄隆支付的工程款52990元。环保服务合同、环保合同、搬厂合同以及机器设备及生产线维修合同均由郭玄隆（甲方）与案外人中山市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乙方）签署，其中在搬厂合同和机器设备及生产线维修合同的乙方落款签章处均有“熊邦才”签名。环保服务合同于2017年4月19日签订，约定中山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山市办理环境影响评论报告手续（环评），并为中山市睿枫展示制品有限公司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环保验收）和排污许可证，合同总金额400000元，付款账号为肖佳的个人账户；环保合同签订于2017年7月28日，合同项目内容为郭玄隆然生物物质固化炉烟气、喷粉粉尘废弃环保治理工程（环保工程），付款账号同样为肖佳的个人账户；搬厂合同签订于2017年9月14日，约定中山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郭玄隆位于中山市内的全部机器设备、环保设备及生产线等，拆除并搬运至位于中山市的新厂房并安装，中山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需在2017年9月30日前拆卸完毕并将生产线、机器设备及其他财物运送至新厂房，搬厂费总计360000元，签订合同之日起2日内支付定金30000元；机器设备及生产线维修合同签订于2017年10月5日，约定中山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郭玄隆搬迁至新厂房的机器设备提供修理、更换服务，合同维修费按合同附件报价单和实际维修更换的零部件计算，合同附件报价单显示更换和维修费总计232220元。环保合同终止及结算通知、环保治理设备结算通知的落款时间均为2018年1月26日，由案外人中山市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郭玄隆发出，要求郭玄隆分别支付环保服务合同的环保服务费168000元以及环保合同的费用260000元。三份收据及一份送货单均由中山市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送货单显示中山市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收到郭玄隆支付搬厂合同预付金30000元，三份收据则分别反映2017年5月16日收到郭玄隆环评合同订金48000元；2018年3月28日收到郭玄隆环评服务费120000元；2018年3月28日收到郭玄隆环保设备款212000元。送货单银行交易流水则反映了案外人尚红、李亚娟向肖佳、熊邦才、廖桂林转账付款的情况，包括尚红于2017年5月16日向肖佳汇款48000元，2017年9月14日向熊邦才转账30000元，2017年10月26日向肖佳转账48000元，2018年3月29日分两笔分别向肖佳转账120000元和212000元，其中尚红于2017年10月26日向肖佳转账的48000元，郭玄隆主张是用于支付环保设备首期款（环保合同）。款项说明由案外人尚红和李亚娟出具，确认上述银行交易流水中向肖佳、熊邦才、廖桂林的转账付款均是受郭玄隆的委托。被告刘绍英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确认，并称环保合同的付款时间均在郭玄隆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之后，故应当是支付新厂的环保设备费用，而不是原厂房产生的；环保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但工商部门于2017年5月18日才核准使用中山市睿枫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根据郭玄隆提供的水泥土建工程协议合同及收据显示，水槽、转台、地砖、水池等设施需2017年5月30日才完工，计划安装环保设备的环保合同到2017年7月28日才签订，故环保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不可能具备办理环评的事实基础；环保款项的支付人尚红，同时是4家均可能添置环保设备、办理环评企业的股东或高管，因此其向环保公司支付的款项并不必然与本案有关。被告刘绍英为证明2018年3月23日原告仍在案涉厂房堆放货物并破坏厂房，以及2018年4月20日原告才搬离案涉厂房的事实，提交了照片、录像、律师函及快递单。照片及录像均反映厂房已闲置，但厂房内堆放有展示柜及板材；律师函及快递单反映刘绍英委托律师于2018年4月16日向原告寄送律师函并因拒收被退回。律师函的主要内容为因原告存在拖欠租金、擅自装修等违约行为，故通知其解除租赁合同并没收保证金33750元，同时要求恢复租赁物原状并返还。被告刘绍英为证明其修复原告擅自装修和破坏厂房所产生的费用，还提交了收据、送货单、银行转账汇款凭证，并称签订租赁合同时已明确不能将厂房用于喷涂业务，但在2017年7月底应原告的要求手写添加了可用于喷涂车间的内容。收据及银行转账汇款凭证反映2018年4月21日至5月31日被告刘绍英向相关人员转账汇款及相关人员的收款情况，收据上分别载有“砌墙费”、“伟修玻璃窗、拆星板”、“刘绍英泥水佬、材料钱、人工钱”、“刘绍英混凝土款”、“星凰钢材有限公司车栅、车间星栅维修费”、“中山市星凰钢材有限公司混凝土款”。送货单反映了民安沙石场、中山市东升镇满意石灰厂/满意建材店、江门市乾山混凝土有限公司向“观兰张文兴工地”和“中山市星凰钢材有限公司”送货的情况。原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均不确认，并认为照片及录像反映的厂房情况与搬走时不一致，照片及录像所反映厂房内的物品并不是原告的；原告没有收到律师函，而快递单上也显示并未送达，如原告真的拖欠租金，刘绍英应在2017年就要求支付租金及改正其他事项；原告于2017年9月15日开始搬，2017年10月15日搬离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中可以用于喷涂的手写内容是被告刘绍英在签订合同当日添加上去的，因为当时已经明确要用于喷涂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第三条第二款：“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使用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延长使用期限内的租赁期间有效。”本案中，被告刘绍英确认案涉的厂房并未取得产权证书及相关的报建手续。被告刘绍英虽认为案涉厂房为临时建筑并提交“证明”，但该份“证明”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而原告亦不予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即使“证明”是真实的，且所载的临时建筑物就是本案案涉的厂房，但“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06年3月7日，距今已超过13年，被告刘绍英亦未能举证该临时建筑尚在主管部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同时，中山市东升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2017年9月6日发出停止使用告知书，要求两被告停止使用未经验收合格的厂房。中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亦于2017年9月13日发出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认为两被告兴建的900平方米锌铁棚厂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并依据第六十六条第一项要求两被告拆除。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刘绍英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刘绍英虽主张其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已经将厂房没有房产证及相关报建手续告知了原告，但原告不予确认，被告刘绍英亦未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刘绍英还称原告在案涉厂房处设立的中山市睿枫展示制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与厂房地址不符，所以原告是清楚租赁的厂房未取得报建及房产证的。但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刘绍英需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的一个月内向原告提供办理营业执照所需的厂房资料，故即使原告之后因办理营业执照而知晓了案涉厂房的产权情况，也不足以证明原告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已清楚。综上，被告刘绍英作为出租方明知厂房的性质仍进行出租，对导致合同无效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告作为承租方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对合同无效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因租赁合同无效，被告刘绍英应向原告返还保证金33750元。原告诉请被告刘绍英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因合同无效所受的损失，原告及被告刘绍英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厂房地面工程建设费的损失。因租赁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乙方不得随意损坏工厂设施，如需改变工厂的内部结构和装修或设置对工厂结构有影响的设备必须先征得甲方同意。”在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对厂房进行的工程建设或装修已征得被告刘绍英同意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的上述损失不予支持。关于环评费损失。原告提交了环保服务合同、环保合同终止及结算通知以及相关的付款凭证证明其损失。原告与案外人中山市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签订的环保服务合同约定，中山市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须为原告位于中山市的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论报告手续，以及为中山市睿枫展示制品有限公司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具体内容为中山市创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环保局提交环评报告并取得环保部门审批的环评批文，最后取得验收批文和排污证。但根据中山市环保局在2017年8月18日作出，并于2017年8月22日向原告送达的中环罚字〔2017〕2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原告在中山市的项目并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需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也未经验收合格。而原告于2017年8月29日即与案外人廖桂林签订了租赁中山市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因此，在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环保服务合同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因该合同产生的环评费损失不予支持。关于环保设备及安装费损失。原告虽提交了环保合同、环保治理设备结算通知及相关的付款凭证，但付款凭证显示的付款时间与合同约定的时间并不相符，且付款时间均在原告签订新的租赁合同之后，而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相关环保设备已在案涉厂房处实际安装，故原告仅以相关付款凭证和案外人的结算通知不足以证明环保合同已实际履行。另外，即使环保合同所涉环保设备已实际安装，因原告称环保设备已搬迁至新厂房继续使用，故该部分环保设备费用也不应当认定为原告的损失。综上，本院对原告根据环保合同所主张的环保设备及安装费损失不予支持。关于搬厂费和机器设备维修更换费的损失。原告为证明其损失提交了机器设备及生产线维修合同、搬厂合同以及搬厂合同定金付款凭证作为证据。因上述证据均是原告单方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且被告刘绍英均不确认，而原告也仅提交了搬厂合同的定金支付凭证，对于上述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依据上述合同主张搬厂费及机器设备维修更换费的损失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重新租厂房的租金差额损失。因合同无效的损失赔偿为缔约过失赔偿，赔偿损失的范围不应超过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因合同无效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原告虽提交了房地产租赁合同拟证明存在租金差额的损失，但不足以证明重新租赁的厂房与案涉厂房为同地段同类厂房，且租赁合同因厂房违法而无效，原告按照租赁合同厂房的租金标准计算租金差额损失亦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钟志良的责任承担问题。原告称两被告为夫妻关系，但未举证证明。被告刘绍英虽自认其与钟志良为夫妻关系，因涉及身份关系且被告钟志良未到庭应诉、答辩，故仍不能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另外，因租赁合同由原告与被告刘绍英签订，双方亦确认被告刘绍英收取了原告保证金33750元。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钟志良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刘绍英诉请确认租赁合同于2018年4月16日解除以及保证金33750归其所有。因本院前述已认定原告与被告刘绍英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被告刘绍英应向原告返还保证金33750元，故对被告刘绍英的上述诉请不予支持。对于设施修复费。被告刘绍英提交了收据、送货单、银行转账汇款凭证拟证明修复厂房所产生的费用。但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相应的款项及货物是用于恢复案涉厂房，且部分收据的付款人，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或收货人并不是被告刘绍英，而被告刘绍英也未作合理解释。因被告刘绍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的数额，且案涉厂房已修复并重新对外出租，故被告刘绍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其诉请原告赔偿设施修复费165735元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刘绍英签订的租赁合同虽无效，但对于被告刘绍英将案涉厂房交付原告使用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刘绍英均无异议。因此，被告刘绍英仍有权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要求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现双方均确认案涉厂房租金缴纳至2017年9月30日止，但对于厂房的返还时间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被告刘绍英诉请原告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租金共计78750元，原告抗辩称其已在2017年10月15日搬离案涉厂房，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在本诉中提交的搬厂合同虽载明案外人应在2017年9月30日前拆卸完毕并将机器设备、生产线及其他财物运送到新厂房，但因原告未能证明上述搬迁合同已按约定实际履行，因此也不足以证明原告于2017年10月15日搬离。另外，原告主张在2017年10月15日就搬离了案涉厂房，但却在2018年2月7日向被告刘绍英发送短信通知解除租赁合同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因被告刘绍英确认原告于2018年4月20日搬离，故原告应向被告刘绍英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20日的房屋占有使用费75000元（11250×6+11250÷30×20）。被告刘绍英诉请原告支付违约金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刘绍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郭玄隆返还保证金3375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郭玄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刘绍英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75000元；三、上述两项给付内容冲抵后，原告（反诉被告）郭玄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刘绍英支付41250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郭玄隆、被告（反诉原告）刘绍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721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862元，合计28080元。由原告郭玄隆负担23121元，被告刘绍英负担4959元（原告郭玄隆已预交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22218元，被告刘绍英预交案件受理费5862元，本院不作收退，原告郭玄隆于上述付款期限内迳付给被告刘绍英90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文国盛审判员  司 薇审判员  刘紫怡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郑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