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3民初5482号原告：深圳市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三路交汇处安联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13879995。法定代表人：杨珠碧。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渝，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昆山百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昆，住所地昆山市花桥镇花安路**中寰广场**信用代码91320583567763375F。法定代表人：许兆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后小兰，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许兆然，男，1955年9月3日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亮，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后小兰，江苏四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信公司）与被告昆山百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润公司）、许兆然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案件，本院于2019年3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浚信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依照《回购协议》的规定，按投资本金750万元+10%/年利息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股份回购款(截至2019年1月7日为人民币1，125.42万元)，用以回购原告持有的被告一168万股股份。2.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4083.12元(暂计至2019年1月7日)。3.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其上述诉请系基于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回购责任。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21日，原告与两被告等人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书》，由原告出资750万元，取得百润公司3.0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68万元)，同时对各方的权利义务等作出了约定。2014年1月10日，原告依照《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约定向目标公司缴付了全部增资款。2015年11月16日，被告百润公司经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原告持有的股权转变为168万股股份。2017年1月23日，原告与两被告等签署了《回购协议》，约定被告百润公司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按投资本金+10%/年利息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回购价款，以回购原告持有的被告百润公司168万股股份。如百润公司未能在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回购价款的，则被告许兆然视同回购方，无条件承担回购价款及违约金的支付义务。2018年12月18日，原告向两被告寄送了《回购通知书》，要求两被告按照《回购协议》的约定履行回购义务，但两被告收到通知后仍拒绝履行回购义务，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增资扩股协议书》、江苏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证明原告与两被告就增资事宜达成一致，且原告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增资款。2、《回购协议》，证明原告已与两被告就回购事宜达成一致，被告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切实履行回购义务。3、2018年《回购通知书》、EMS快递单据及物流记录，证明原告已要求两被告履行回购义务。4、2018年《关于回购睿德信股权的复函》，证明两被告拒不履行回购义务。5、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书，证明原告与二被告在投资时已就回购事宜进行约定，二被告在回购条件触发时均需要承担回购责任。6、回购通知书，原告于2016年3月5日向二被告发出回购通知书，要求二被告履行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书项下的回购义务。7、关于回购的答复函，由二被告在2016年5月22日向原告发出，证明二被告愿意承担回购义务，且计划于2016年年内完成回购。8、被告百润公司2019年临时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书和关于融资和股权回购的提案，由二被告于2019年5月6日向原告发出，证明截止该日二被告均愿意履行回购义务，回购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继续履行。被告百润公司、许兆然答辩称：一、《回购协议》无效。1、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回购协议》约定百润公司回购原告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强制性规定，且该回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使属于例外情形亦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因此，《回购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原告投资百润公司后，取得百润公司股份，成为百润公司的股东，应依法承担股东义务(包括不得抽逃出资)，同时享有股东权利(包括采用合法方式收回投资)，但是，《回购协议》约定百润公司回购原告投资并按照投资本金加10%的年回报率支付回购价款，实质上属于保证无风险绝对收益的保底条款，将股权投资变成了普通借贷，抽逃了出资，侵犯了百润公司其他股东和百润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符合公司法基本原则。因此，《回购协议》因属于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隐藏的抽逃出资、按照借贷收回股权投资行为亦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以及第三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3、违法了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回购协议》约定百润公司回购原告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违反了《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强制性规定，且原告作为百润公司股东对此规定是明知的，因此，《回购协议》因违反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综上，《回购协议》无效，原告依据该协议请求支付股份回购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二、担保条款无效。1、《回购协议》无效，《回购协议》中的担保条款亦属无效。原告作为百润公司股东和专业的股权投资机构理应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合同无效并未对原告持有百润公司的股份产生影响，原告亦未发生任何损失，百润公司不负任何清偿责任；3、《回购协议》中明确的签订主体丙方许兆然为担保方，第4条回购担保条款中亦明确许兆然承担担保责任，“视同回购方”的约定实际上属于对担保责任的一种解读。综上，担保条款无效，原告依据该条款请求支付股份回购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此外，回购协议的签订是原告代表人以帮忙其向公司作出交代不影响其工资奖金为由，采用长时间占用被告工作场所的方式，逼迫被告签署，签署前被告已明确表示该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属于无效协议，原告代表方也知晓协议无效的情形；2、退一步讲，即便被告承担回购义务，原告要求支付的回购价款明显没有合理依据，年利率10%的回报率远远超过了公司股权的净资产价值，而且无论是公司还是被告许兆然个人承担回购义务均将导致公司破产，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受损，我方希望与原告进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本纠纷。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提供百润公司章程一份，证明回购协议违反了公司章程第22条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作为公司股东理应知晓该规定。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2，对于被告的签字盖章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合法性不认可，该份协议应属无效；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无权根据无效的回购协议向被告主张回购义务；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函件是被告许兆然对回购义务的个人理解，不代表被告百润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的意思，且在该复函中已明确拒绝其回购要求；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第2.3条关于股权回购的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约定，且该协议第2.3.5条也明确行使回购权利的期限截止2016年3月31日；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是该通知于2016年5月12日送达，已超过行使回购权利的期限，且原告无权依据无效的回购条款向被告主张回购义务；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被告许兆然在该回复中明确拒绝支付回购款，剩余部分仅是对引进战略融资及价格的讨论，并未同意支付回购款；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并非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程序，故该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未实际召开，另外对于关联性也不认可，该提案是对于股东行使回购权利的限制，并非对股份回购的安排，且未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部分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也属无效。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被告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该章程第22条并非规定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收购公司股份，而是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公司可以收购公司的股份，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被告曾向原告口头说明回购原告的股份后公司将进行减资及股权激励处理，恰好符合该章程第22条的规定。本院认证意见：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部分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百润公司于2010年12月23日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1842750元，持有股权比例为3.6855%，被告许兆然出资2077.5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为41.55%。2013年12月21日，原告等（协议甲方）与被告许兆然、案外人黄建明等（协议乙方）等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目标公司为百润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被告许兆然，该协议确认：“目标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江苏省昆山市依法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增资扩股完成日之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股东12名自然人和法人机构”，具体股东为原告、被告许兆然以及案外人黄建明等，“目标公司将增加注册资本560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5560万元”，“甲方同意投资目标公司，认缴目标公司的本次增资”；协议第二条“增资的认缴”第2.1.1项约定：“甲方中主体之一深圳市睿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75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份额168.00万元，其余582.0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本次投资占目标公司3.02%的股权。”，第三条“出资的先决条件和缴付时间”第3.2.2项约定：“甲方中的深圳市睿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协议第三条3.1条款规定的条件全部满足后，于本协议签署盖章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全部款项75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汇入目标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协议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同日，上述合同当事人又签订《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第二条“目标公司业绩承诺、上市、回购”第2.2.1项约定：“目标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承诺：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目标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在国内资本市场(含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A股发行上市(IPO)”；第2.2.2项约定：“对‘上市’可以采取的替代方案：于2015年12月31日前引进至少一个战略投资人，当时对目标公司的估值至少是本次增资估值的2倍以上，即至少5亿元人民币”；第2.3.1项约定：“目标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承诺：如目标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前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目标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核准批文，投资方甲方，以及本协议规定的“机构投资人”，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第2.1款增资取得的新增注册资本份额(股权)可以要求目标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全额回购；实际控制人或实际控制人名义控股的机构可以使用代持或借贷等方式筹资执行此项回购”；第2.3.2项约定“经甲方或其他机构投资人提出回购的书面要求，目标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将相应采取回购方式回购因甲方本次增资扩股而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新增注册资本份额(股权)，回购款项须在投资方甲方提出回购书面要求后3个月(90天)内付清。本协议其他“机构投资人”提出回购要求时，按本条规定执行”；回购价格为：“P=I×(l+r)n-Div其中：P—股权回购价款；I一投资方取得该等股权时原始投入公司的投资总额；r一回购溢价率，按10%/年计；n一投资人在增资完成日至回购条款履行之日的实际年份数，尾数不足一年的按零散天数一360计算；Div一投资方已获得目标公司的累计分红金额”；第2.3.5项约定：“享有要求“回购”权利的甲方或其他投资人同意：(1)要求回购的权利到2016年3月31日将自动终止，在此前没有提出回购要求视为自动放弃此权利；(2)在2016年3月31日前，目标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基于公司发展的合理需求，可以书面申请按2.3.3价格“回购”上述甲方和其他投资人的部分或者全部股权，如果“被回购”方拒绝“被回购”，双方可以签订协议终止“回购”和“被回购”的权利”；该协议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1月10日向目标公司缴付了全部增资款750万元，原告因此获得百润公司新增168万元股权，其持有的百润公司股权比例为增加至6.34%，对应的出资额为352.275万元。2015年11月11日，百润公司完成股份制改制，共计发行普通股6000万股，每股面额为1元，均向公司发起人发行，原告持有的原百润公司上述股权通过净资产折股方式，获得改制后公司对应的352.275万股股份。2017年1月23日，原告等（协议甲方二）与被告百润公司（协议乙方）、被告许兆然（协议丙方，担保方）签订《回购协议》一份，协议确认原告于2013年12月对百润公司进行增资750万元，取得标的公司168万股，协议第1条约定：“乙方需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分别回购甲方一持有的标的公司168万股和甲方二持有的标的公司168万股”；第2条“回购价款及价款支付”约定“乙方应于2018年12月31日甲方投资5年期满之后7天内回购甲方的上述投资，并按本协议项下约定支付回购价款。回购价款=投资本金+每年10%的利息(不可复利计算)，不足一年的尾数按零散天数*10%÷360计算当年累计日利息”；第4条“回购担保”约定：“丙方同意，丙方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及违约责任承担担保责任。为避免歧义，各方在此确认，本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不可执行或基于其他任何原因导致乙方未能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价款，则丙方应被视同回购方，无条件承担回购责任”。2018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百润公司、许兆然发出《回购通知书》一份，要求被告按照上述回购协议履行回购义务，支付相应股份回购款。被告收到上述通知书后进行了回复，但未能按照原告要求支付相应股份回购款。另查明，原告名称原为深圳市睿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于2014年10月9日将名称变更为深圳市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又查明，百润公司章程第九十七条约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本院认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系相关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原系百润公司股东，其按照上述《增资扩股协议书》依约履行了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取得了对应的新增168万元股权，该部分股权后因百润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原告取得相对应的168万股公司股份。原告诉请主张被告履行案涉股份回购义务，系根据双方于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回购协议》约定，因原告主张被告百润公司与被告许兆然承担共同回购责任，首先，就百润公司的回购责任问题，虽然上述《回购协议》明确约定被告百润公司应于2018年12月31日，原告投资5年期满之后7天内回购原告持有的上述百润公司股份，但该份协议仅由被告许兆然签字并加盖百润公司印章，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董事会决议，上述回购约定也不符合公司法中有关公司回购股份的规定，该项约定实际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以后不得抽回出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无效，故原告此项诉请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被告许兆然的回购责任问题，根据上述《回购协议》第4条的约定，当该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不可执行或基于其他任何原因导致百润公司未能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价款，则被告许兆然应被视同回购方，无条件承担回购责任，该项约定内容清楚明确，且也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被告许兆然虽然系该份协议的担保方，但根据该项约定，其在百润公司相应回购条款无效的情形下，应作为案涉股份的回购方，履行相应回购义务，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许兆然履行回购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回购价款，根据案涉《回购协议》约定，为“投资本金+每年10%的利息(不可复利计算)，不足一年的尾数按零散天数*10%÷360计算当年累计日利息”，结合双方此前签订的《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被告许兆然应当支付原告的回购价款应包括原告的投资款本金750万元，以及2014年1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按照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金额为75*4+355/365*75=372.95万元，上述合计即为回购价款总额为1122.95万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案涉《回购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违约金，经本院释明，原告也未变更该项诉请，因其主张并无事实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案涉《回购协议》系原告逼迫其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其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许兆然支付原告深圳市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款11229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深圳市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41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94410元。由被告许兆然负担94085元，由原告负担325元。上述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预交，本院予以退还94085元，被告应当负担的案件受理费94085元缴纳至本院（户名：昆山市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帐号：32250198643600000811117940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营业部）。拒不交纳诉讼费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审 判 长  华 渊人民陪审员  徐粉娣人民陪审员  朱 维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 记 员  耿灿生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