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23070号原告：王凯，男，汉族，1988年1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叶县，被告：深圳市中港大药房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梅园路笋岗**仓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198156XL。法定代表人：肖径松,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颖，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111626960。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佳，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凯与被告深圳市中港大药房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308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0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2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到进口“白燕窝”123.2克，支付货款：3080元。经查，涉案产品标签商标注的相关信息如下：【性味】燕窝味甘，性平、入肺、脾、肾。经科学研究，燕窝含活性糖蛋白、钙、铁、磷、碘以及丰富的营养素和矿物质，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功能。【功效】大养肺阴、化痰止咳、整肠健脾、滋阴补肾、壮阳益气、填精补髓，是治疗咳咯血，虚损痨瘵等症的圣药。对小儿、老年人、病后虚弱者有显著的辅助疗效。对现代人多用作养生保健使用，常服能调和阴阳，养颜驻容，修虚损，激活机体免疫功能，祛除杂病，达到延年益寿。案涉“燕窝”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厂名、厂址等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标注的食品安全信息，也未标注不适宜人群等相关警示类信息，没有相应的药品或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却大肆宣称治疗功效、保健功能，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另案涉产品作为进口燕窝没有溯源码，不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2014年第121号文件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被告违反《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涉案食品进行销售的，依法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深圳市中港大药房有限公司辩称：一、关于涉案燕窝是否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问题。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燕窝产自及加工于马来西亚，由广州拿督马贸易有限公司进口，供货给苏州市南春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再由南春堂分销给中港大药房。被告作为分销商而言，被告对涉案产品的来源已经履行了进货检验义务，原告虽不予确认，但并没有提交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应予以采信。涉案燕窝是经国家进出口法定监管部门的监督检验后，取得行政许可可以在境内销售的产品。因此，原告主张涉案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理由不成立。二、关于原告主张涉案燕窝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标注的食品安全信息及药品或保健食品的批准文号的问题。根据《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关于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农质发2014第14号）第一条、食药监管总局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二[2016]72号）第二条，均规定了关于食用农产品的定义和范围：“食用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活动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农业活动既包括传统的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也包括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业活动。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拨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汞改变其基本自然形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经查有关资料，燕窝是指雨科动物金丝燕及多种同属燕类用唾液与绒羽等混合凝结所筑成的巢窝；市场上销售的燕窝，是这种巢窝采摘后经过挑选处理加工而成，以燕盏、燕条、燕丝、燕角、燕网、燕碎、燕饼等规格形状呈现。一般情况下，燕窝只是经过采摘、挑毛、清洗、定型等工序初加工，未改变其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因此，符合上述食用农产品的定义，应认定为食用农产品。另，根据《食药监总局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第一款关于食用农产品标签标识问题：销售食用产品可以不进行包装。本案中，燕窝进口时只有原封存包装，因经营需要，进品商进口燕窝时均需将原进口包装拆封后散装出售给南春堂等分销商，南春堂亦是散装出售给被告，被告出售燕窝时也是散装形态，为保证卫生和便利性出售时是需要使用容器，但至始未改变产岛性状。并且，法律并未要求进口燕窝产品需强制再包装才能出售，再包装即为生产，被告并非生产厂家，亦不能进行生产活动。因此，散装燕窝依据农产品的相关规定是无须包装的，被告销售时使用无标识的容器进行存放，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生产包装，仅作存放用途。三、原告索赔的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关于公序良俗的原则，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应当予以制止，其行为应属于无效民事行为。虽然原告是以《食品安全法》的法律条文做为向被告索赔的依据，但是其行为显然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相关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是不被法律及立法者所接受和允许的。总则中的公序良俗行为就包含了本案恶意牟取暴利的行为，且交易过程中原告的购买动机与在视频中体现的动机明显不一致，可以说明原告购买时存在欺诈的故意，在欺诈的基础上形成的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四、原告是以维权为名进行恶意索赔诉讼，实际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其并非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购买行为属于恶意购买，索赔行为属于营利，依法更不应予以支持。原告于2018年3月5日曾向贵院提起诉讼就其于2017年12月31购买的燕窝向被告索赔，2018年3月14日向贵院起诉就其于2017年12月5日购买的药酒向被告索赔，今年再次就其2017年12月2日购买的燕窝向被告再次索赔，并且按原告的说法三次购买的商品均未食用，三个案件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在购买时均步录音录像，明显看出录像是秘密拍摄，说明三次购买行为均不是真实的交易行为，意图仅是所谓的取证行为，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原告在每次购买时已知欲购买商品的现实状况吗，其连续购买、连续索赔的行为明显不属于用于生活需要或者使用。因此，被上诉人购买涉案商品并不是基于生活消费，而是以此进行索赔从而牟利，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善意消费者，不真实的交易没有合法利益支撑怎能给予法律保护。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原告起诉出示的所有证据均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和获取的，不得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任何人都不应从不当行为中获利”是最高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出台的基本宗旨，该意见第17条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在认定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时，应当从严掌握标准，要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对于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当事人，要探索建立有效机制，依法及时有效制止。”目前，深圳职业打假人的运作模式已趋于商业化、集团化，注重追求盈利，于公益打假的道路相行甚远，这类群体购买涉案产品仅是为了获取高额赔偿而进行恶意诉讼行为，购买性质应认定为牟利经营。如予以支持，则相当于支持王凯等人利用法律非法牟利的行为，与目前我国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文件精神背道而驰。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退款及10倍赔偿的请求于情于法于理都不应予以支持，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消费者可主张十倍赔偿权利的规定，如果立法时还考虑了非正常消费者、恶意消费者、违法者权益，那该法岂不是恶法？恳请贵院审理本案时，综合考虑原告行为是否出于生活消费目的进行分析及定性，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予以考虑，遵循公平原则，做出公正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一、2017年12月31日，原告在被告处散装购买了“白燕窝”123.2克，原告支付了货款3080元。二、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的散装“白燕窝”外装容器以及盛放该食品的大容器上均未有标签、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等文件，未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及、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iv>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产品实物及图片、购物录像、购物小票、以及原被告庭审陈述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提供的发票、购物小票以及原被告陈述等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第六十八条规定：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及、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售的涉案食品外装容器及盛放该食品的大容器处均未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及、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依据法律规定，应认定被告销售的产品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告称其销售的燕窝为进口食品，具有合法来源，并提供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食品检验结果报告单、兽医卫生证书、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苏州南春堂大药房出库销售单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对。且被告称其销售的燕窝来源于苏州南春堂大药房，但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显示的收货人为广州拿督马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形成证据链，对应说明其销售原告案涉食品的合法来源。被告作为食品销售者，向消费者提供经检验合格、包装符合规定及有合法来源的食品，是其法定义务。被告未履行上述义务，足以认定其在提供产品时主观上存在明知。被告出售明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其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退还食品货款并支付十倍货款的诉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出发，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依此进行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因食品、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重要的消费产品，该条规定有其特殊的政策考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考虑食药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及现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执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因此，对职业打假人的限制并未包括购买食品、药品的情形。被告作为食品、药品的销售企业，其销售的食品、药品属于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重要的消费产品，其理应对销售的产品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其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落入被职业打假的困境。被告答辩称，原告属于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否则有违反公平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院认为，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中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凯退还货款3080元并支付赔偿金308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3元，由被告深圳市中港大药房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深圳市中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与前述判项一并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苏 宏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刘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