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3425、13426号上诉人[原审（2018）粤0106民初11869号案被告、原审(2018)粤0106民初11994号案原告]：广东国动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1302房。法定代表人：胡龙科，该公司集团副总裁兼南部大区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广东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恩轩，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2018）粤0106民初11869号案原告、原审(2018)粤0106民初11994号案被告]：梁柱，男，198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立，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国动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柱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1869、11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两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国动公司无需向梁柱支付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合计157090.32元；3.改判国动公司无需向梁柱支付2016年度业务津贴75232元；4.改判国动公司无需向梁柱支付2016年选址费416250元、2017年选址费86250元，合计502500元。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梁柱2015年和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合计为157090.32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2015年湛江事业部责任人“陈龙”与国动公司签订了2015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约定了2015年年终绩效奖金。国动公司从未与梁柱约定过2015年年终绩效奖金。国动公司提交的证据5“2015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梁柱)”，已证实国动公司并未与梁柱约定给予年薪制或绩效奖金，梁柱为非年薪制人员，应按劳动合同计发薪酬。2016年国动公司曾提出与梁柱签订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梁柱认为目标高，未与国动公司签署。2016年12月27日，国动公司根据集团事业部责任人应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再次提出与梁柱签订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梁柱在可预见2016年度无法达标的情况下，以同样的理由拒签。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双方均未签署。即便按照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执行，梁柱也未达标(150个站的目标仅完成了111个站)，应降档降薪，也无资格拿年终绩效奖金。当时为了激励梁柱，国动公司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外向集团提出申请，请集团批示是否可以在没有签订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没有达标的情况下结算梁柱的业务津贴、年终绩效奖金，对此集团没有批复。从吴雪敏在2017年10月19日的微信记录中回复的“申请”二字也反映出国动公司没有自行决断的意思，国动公司是以集团的决定为准。然而，一审法院将“申请”视作“同意”，作了远超合理范围的扩大解释，属认定事实错误。国动公司发放工资、年薪等行为都是遵循劳动合同的约定进行的，而且梁柱也是知晓发放年薪、奖金需要集团考核审批同意的。在梁柱与吴雪敏的微信聊天对话中，梁柱同意吴雪敏“按157090.32这个数帮你申请”，仅是其私下沟通的过程，并不是国动公司对梁柱的承诺，更不代表国动公司已审批同意其请求，而事实上国动公司最终也没有同意该方案。吴雪敏当时为梁柱申请的是2015年的年终绩效奖金、2016的年薪差额(包含业务津贴、年终绩效奖金)，并不是单独指2016年年终绩效奖金。一审法院混淆了“年薪差额”和“年终绩效奖金”。双方没有签订2015、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集团没有批复“申请”等内容均是消极事实。若有反证，梁柱应对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国动公司存在举证不能需承担不利后果是对证据规则的错误适用。对于年终奖，双方有约定依据约定，没有约定的，企业在发放年终奖方面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双方2015年的《劳动合同》第五条5．3规定：“奖金或绩效工资发放之日乙方已离职的，视为乙方无权再享受。”及5．8规定：“对是否应该支付工资等劳动报酬、支付数量以及支付方法等，甲方有合理疑问，或需要等待相关考评结果，或需要乙方承担工作失误、失职等赔偿责任，暂时未向乙方支付的，乙方理解并同意，在此情形下，并不等于甲方无故克扣或故意拖延支付。”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国动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国动公司需要支付年终奖的依据不足。二、一审法院确认梁柱的业务津贴为7000元／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未生效，对双方均没有约束力。双方应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国动公司已经按照双方约定足额支付。同时，自2016年1月到2017年9月，梁柱未对实际月收入提出过异议。《经营目标责任书》签署与否，区别在于7000元每月的业务津贴。若双方签订了《经营目标责任书》，梁柱长期不主张，也不符合常情。另外，梁柱与吴雪敏的信息往来中并没有任何单独讨论业务津贴的内容，在梁柱举证的微信记录《2016年薪酬发放记录》中“申请支付年薪差额”一栏的表格中吴雪敏向集团额外申请的内容为“年薪”117232元，应理解为申请的2016年绩效奖包括了7000元／月的津贴，但一审法院将2016年的年薪差额等同于“2016年绩效奖金”要求国动公司承担后，又再次要求国动公司承担年薪差额中的业务津贴部分84000元，属于重复计算。三、一审法院依据梁柱单方面提出的标准计算梁柱应得的2016年选址费为416250元，2017年选址费为8625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1)选址费不是劳动报酬，双方劳动合同没有关于选址费作为劳动报酬的约定。在一审过程中，国动公司阐述了选址费的使用情况和性质，梁柱也承认选址费是用于企业经营开支。核算的选址费仍需要通过报销获取，列入企业经营成本。梁柱未提供报销发票和领导签字确认的报销单，国动公司对其主张不予认可。梁柱提交的“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的邮件第一点就写到：“请湛江各位同事和地市总经理商量分配方案，并让对应人员签名确认，地市负责人于2017年9月11日12点前把分配方案电子档和签名版扫描件发送至黄耀皑邮箱，并抄送卢总、财务丘月萍经理、人事吴雪敏经理。”即代表梁柱是知晓选址费需要再次分配。梁柱在其提供的证据6《新录音2摘要》中也多次承认选址费是发放给整个地市的，并非是他个人独有。梁柱在一审庭审中提出“每个站点的选址费其中的75%是下到地市负责人…剩下的25%是对应各个建站的同事作为建站奖金”，但其并未提交任何关于上述分配的依据。国动公司从未承诺或下发过任何关于“选址费的75%下发至地市负责人”的规定。梁柱在一审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国动公司于2016年11月23、12月26日向梁柱发送邮件《有关团队划分情况及选址费授权分配事宜的确认——湛江》”，又主张按选址费80%计提，存在自相矛盾。国动公司对湛江事业部的负责人授权在“地市”可使用80%的经营费用分配给组员，在“区县”可使用20%的经营费用分配至组员，并未直接表明国动公司将选址费的80%发放至梁柱个人。而且，根据国动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1、2、3也可看出，选址费并非是单独发放给梁柱个人，而是由湛江事业部的同事协商分配并签字确认才予以发放。同时，还需要进行核算，及扣除相关应扣费用。为此，一审判决选址费全部发放给梁柱个人的事实，明显错误。(2)国动公司发出的《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邮件中明确结算必须满足“2016年建站站点(不含拆站)，完成合同双签工作(包括运营合同、对应的场租合同双签)。”国动公司发出的《广东2015-2017年基站运营商合同签回情况》明确记录了2016年双签合同为83个，2017年双签合同为1个；而一审法院认定的计算标准中，2016年的需结算站点数为111个，2017年的需结算站点数为23个，与已有证据存在矛盾。(3)国动公司发出的《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邮件中明确了2016年1-6月应发放的事业部选址费总额是92652.38元，但需要湛江事业部内部确定分配方案，说明该费用并不全部属于梁柱所有。结合梁柱委托代理人提供的《关于以上补充证据的补充代理意见》中自认的2016年1-6月应得选址费为74121.9元(92652.38×80%)，可以说明一审法院认定金额与已有证据存在矛盾。(4)关于每个站点计算5000元系梁柱个人杜撰，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国动公司也从未认可。依据《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的附件可知每个站点选址费的标准为：[运营商合同的年租金(不含税)-场地租赁合同的年租金(含税)]×系数；根据站点的类型不一样可分为：楼面站系数为0.4，落地站系数为0.25。湛江事业部选址费的计算方式为：[运营商合同的年租金(不合税)-场地租赁合同的年租金(含税)]×系数×75%。即：1．湛江事业部楼面站的选址费计算标准为：[运营商合同的年租金(不含税)-场地租赁合同的年租金(含税)]×0.4×75%；2．湛江事业部落地站的选址费计算标准为：[运营商合同的年租金(不含税)-场地租赁合同的年租金(含税)]×0.25×75%。按梁柱主张的事业部内部分配标准，梁柱选址费的计算方式为：湛江事业部选址费×80%。一审法院认定结算比例为75%是事实认定不清。虽除劳动合同外，国动公司没有约定过任何选址费、协建费的制度或标准，但国动公司一直以来计算选址费都是使用同一个标准，并将选址费明细通过邮件的形式发给各地市事业部负责人(包括梁柱在内)进行确认、商量分配方案。而梁柱在收到国动公司的邮件后，从未对国动公司计算选址费的方式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庭审中也未对国动公司邮件中《2016年选址费明细表》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表明梁柱是知晓并认可上述明细表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按选址费5000元／个的标准计算，完全缺乏事实依据。另外，根据国动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可看出，国动公司已发放了2017年1-5月的选址费。三、国动公司已充分举证，履行了举证责任。对于选址费、年终绩效奖金是否应发放、发放标准、扣减的依据，都能在梁柱提供的《公证书》第25-34、38-42、57-64页找到对应的表格依据，即国动公司主张的事实，梁柱已认可，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且庭审中国动公司对自身主张抗辩的事实理由也提交了证据证明，尽了积极举证的义务。相反，梁柱所主张的发放标准均未能提供相关依据，法院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国动公司请求二审予以改判。梁柱二审答辩称，一、关于2015年度、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以及业务津贴。1.国动公司称梁柱“拒签”2016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及2016年年终绩效奖金的达标标准为150个站不属实。2016年12月27日由郭绪文发给梁柱和吴雪敏的标题为“关于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重签-湛江”的邮件，证明以下事实：(1)该邮件的标题有“重签”二字表明：梁柱有按照年薪制领取2016年度薪酬的资格，且双方在此之前已经签过2016年的《经营目标责任书》(即年薪制的劳动合同)，约定过年薪考核的内容；(2)该邮件中的《经营目标责任书》约定了2016年度对梁柱的考核指标为：“新建基站80座，共享合同45份”，年薪绩效奖金140000元发放及考核方案为：“如乙方完成本协议第一条年薪制或追溯年薪制考核指标中的新建基站任务，则甲方可根据公司盈利情况、乙方工作表现等给予乙方年终绩效奖金，并于甲方收到乙方在本责任期内所有新建基站的租金的70%，和所有共享合同所涉租金的70%时发放。如乙方未完成本协议第一条年薪制或追溯年薪制考核指标中的新建基站任务，则乙方无年薪绩效奖金，甲方不再向乙方计发年终绩效奖金。”。上述内容可见，梁柱完成新建基站任务80座，而不是国动公司提出的150座，该150座是包含了“省公司额外追加的指标70座”。(3)该邮件发出时间为2016年12月27日，而国动公司要求梁柱在该《经营目标责任书》末尾签署的日期按照“1月1日”填写，显然是倒签合同，明显是在国动公司确认梁柱已完成2016年度经营指标后，为发放年薪差额（年度绩效奖金）之需而为；该做法与企业对员工工作进行考核的通常做法相符合。(4)从该邮件的主文内容来看，发文的目的不是对《经营目标责任书》的内容进行协商，而是通知梁柱重签该文件——国动公司做出了按照附件《经营目标责任书》约定向梁柱发放2016年度年薪的意思表示。虽然梁柱无法提交书面《经营目标责任书》，但亦无证据证明梁柱不同意签署该《经营目标责任书》。结合梁柱提交的证据五微信截图显示，梁柱2016年度绩效奖金确有其事。2.2017年10月19日，梁柱与吴雪敏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梁柱同意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合计157090.32元，其中并不包括2016年度的业务津贴。3.关于梁柱2016年度劳动报酬的总额与构成，应当以国动公司在2016年12月27日发送给梁柱的邮件为准。梁柱的基本薪资标准为7000元／月，业务津贴标准为7000元／月、年终绩效奖金标准140000元。按照以上标准，梁柱2016年年薪总额应当为308000元。吴雪敏无权单方将梁柱的年薪总额降低为210000元。4.梁柱在微信中表示同意按照吴雪敏提出的“15年39858.32+16年117232=157090.32”这个年终绩效奖金数额，实属无奈。在梁柱看来，吴雪敏擅自将梁柱的年薪总额由308000元降低为210000元，就是为变相克扣其2016年的年终绩效奖金做铺垫，因此，该117232元不可能包括7000元／月的业务津贴，一审判决国动公司支付7000元／月的业务津贴并无不妥。二、关于选址费(协建费)。1.选址费(协建费)属于劳动报酬范围。国动公司在2017年9月8日向梁柱发送的邮件《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在2016年11月23日、12月26日向梁柱发送的邮件《有关团队划分情况及选址费授权分配事宜的确认-湛江》等邮件中，均使用的是“发放”、“分配”选址费，从不提“报销”两字，以上证据足以证实，协建费(选址费)属于梁柱应得的报酬，不属于报销的费用。2.国动公司在2017年9月8日向梁柱发送的邮件《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中的表述为：“本次结算必须满足条件为：1、2016年建站站点(不含拆站)，2、截止到2917年6月30日前已完成合同双签工作(包括运营合同、对应的场租合同双签)。”，可见，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仅是针对发放2016年1-6月选址费而言，并不适用于后续选址费的发放。因此，一审判决按照2016年、2017年湛江建站数量判决国动公司支付选址费，并无不妥。据此，梁柱答辩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予以维持。梁柱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国动公司支付2016年度业务津贴75232元；2.国动公司支付2016年度年薪差额（年度绩效奖金）140000元；3.国动公司支付2016年全年选址费（协建费）555000元及2017年（截至2017年9月15日）选址费（协建费）115000元。国动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国动公司无需支付2017年9月1日至9月20日的工资6455元；2.国动公司无需支付2015年度年薪差额185692.31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柱于2012年11月19日入职国动公司，2014年7月31日晋升为湛江办事处主任。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期限自2015年11月19日至2018年11月30日。国动公司每月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月工资。梁柱每月实发工资为10860元。2017年9月20日，梁柱离开国动公司，双方劳动关系解除。2018年1月18日，梁柱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国动公司支付2015年度年薪差额（年度绩效奖金）185692.31元；2.国动公司支付2016年度业务津贴75232元、年度年薪差额（年度绩效奖金）140000元；3.国动公司支付2016年全年选址费（协建费）555000元及2017年（截至2017年9月15日）选址费（协建费）115000元；4.国动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9月20日的工资6455元。2018年4月3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1.国动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9月20日的工资6455元；2.国动公司支付2015年度年薪差额185692.31元；3.驳回梁柱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先后向原审法院起诉。围绕双方争议的工资、年终绩效奖、选址费等，原审查明如下：1.国动公司未支付2017年9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的工资；国动公司辩称由于梁柱自2017年9月20日之后共旷工9天，根据公司规章制度，旷工一天按日工资3倍扣罚，故无需支付9月份工资。2.国动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向梁柱发送邮件《关于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重签-湛江》，内容有：1）梁柱的年薪制或追溯年薪制考核指标：新建基站150座、共享合同60份；2）年薪制考核激励模式：包括基本薪资7000元/月、业务津贴7000元/月、月度绩效奖金3500元/月、年终绩效奖金，其中年终绩效奖金标准为140000元，考核方案为如梁柱完成上述新建基站任务，则国动公司可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梁柱工作表现等给予梁柱年终绩效奖金，并于国动公司收到梁柱在本责任期内所有新建基站的租金的70%，和所有共享合同所涉租金的70%时发放；如梁柱未完成上述新建基站任务，则梁柱无年终绩效奖金。3.国动公司于2017年5月25日向梁柱发送邮件《关于广东国动湛江事业部2015年度奖金的情况说明》，内容明确：经双方确认，省公司职能部门及总经理审批同意后核算出梁柱应发税前奖金185692.31元，提报集团予以发放。该情况说明是国动公司向上级集团呈报的。4.国动公司于2017年9月8日向梁柱等湛江事业部人员发送邮件《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内容为：拟对湛江事业部进行2016年选址费的发放工作，本次发放总额为92652.38元；本次结算必须满足2016年建站站点和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前已完成合同双签工作；请湛江各位同事和地市总经理商量分配方案，并让对应人员签名确认；地市负责人于2017年9月11日中午12点前把分配方案电子档和签名版扫描件发送至黄耀皑邮箱，原件须在本月月会带到省公司交黄耀皑保管。5.国动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向梁柱等人发送邮件《广东2015-2017年基站运营商合同签回情况（截止9.15）》，该情况表格显示2015年湛江建站数量43、双签合同数量39；2016年湛江建站数量111、双签合同数量83；2017年湛江建站数量23、双签合同数量1。6.梁柱与国动公司的人事副经理吴雪敏在2017年10月19日的微信聊天中提及：吴雪敏：15年39858.32元+16年117232元=157090.32元按照这个帮你申请。梁柱：以上年薪金额我同意，但什么时候下发？16年，17年协建费后期如何发放？在梁柱离职后，在此次聊天之前，双方有过很多次沟通，其中吴雪敏在发给梁柱的费用汇总表中显示：梁柱2015年度待发年薪奖金181920元，注明需要扣减相关费用，其中包括扣减“选址费借支”20000元。7.国动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12月26日向梁柱发送邮件《有关团队划分情况及选址费授权分配事宜的确认-湛江》，内容主要为要求梁柱确认2016年11月、12月选址费授权分配方案，其中梁柱的比例为80%。8.梁柱主张选址费是5000元/个，其中的75%是发给地市负责人，余下的25%是对应各个建站的同事作为建站的奖金。一审法院认为：梁柱和国动公司的劳动关系依法成立，作为劳动者的梁柱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保护。从梁柱提交的《关于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重签-湛江》可以证实，梁柱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薪资、业务津贴、月度绩效奖金、年终绩效奖金；《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和《有关团队划分情况及选址费授权分配事宜的确认-湛江》可以证实选址费亦属于应向梁柱发放的费用范围。故梁柱主张的工资、年终绩效奖金、业务津贴、选址费均属于劳动报酬的范围，用人单位对于劳动报酬的发放即如发放的标准、有无发放、扣减的依据等均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国动公司对于梁柱主张的上述劳动报酬一味地消极否认，未能履行积极举证义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针对梁柱的各项主张，结合现有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据梁柱与国动公司的人事副经理吴雪敏在2017年10月19日的微信聊天可证明，经过多次沟通、核对、扣减后，梁柱已同意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合计为157090.32元，对该金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且该金额已扣减了梁柱的“选址费借支”20000元。二、关于2016年度业务津贴。国动公司的《关于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重签-湛江》，明确梁柱的业务津贴7000元/月，国动公司应予发放84000元（7000元×12个月），梁柱主张的75232元低于该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关于2016年及2017年（截至2017年9月15日）的选址费。梁柱所在的湛江事业部2016年湛江建站111个、2017年建站数量23个，按照梁柱主张的标准，梁柱应得的2016年选址费是为111×5000元/个×75%=416250元；2017年选址费是为23×5000元/个×75%=86250元。四、关于2017年9月1日至9月20日的工资。梁柱实际工作至20日，国动公司应予发放相应的工资即10860元÷21.75天×14天=6990元，梁柱主张的6455元低于该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5月6日作出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国动公司支付梁柱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合计157090.32元；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国动公司支付梁柱2016年度业务津贴75232元；三、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国动公司支付梁柱2016年选址费416250元、2017年选址费86250元，合计502500元；四、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国动公司支付梁柱2017年9月1日至9月20日的工资6455元；五、驳回国动公司的诉讼请求；六、驳回梁柱的其他诉讼请求。两案一审受理费20元，均由国动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国动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湛江事业部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协建费分配情况明细》原件，主要内容为：“湛江事业部协建费已预支下来暂时由事业部老总管理，鉴于风险评估，事业部老总表示需要把运营商的款回到公司账户，市场部对该站点进行清算，才能把协建费发放。湛江事业部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已预支协建费的站点合计5个，金额合计10500元，进行分配的站点合计1个，合计2100元。其中梁柱领取9309元”；2.《2017年5月选址费预拨付分配方案》原件，内容显示梁柱领取湛江求和项预拨付6000元（含地市70%4200元，省公司30%1800元）。国动公司提供证据1、2拟证明选址费并非发放给梁柱个人，而是发放给整个事业部。梁柱本人已领取了2017年1月至5月的选址费。领取选址费需要签字确认。选址费的标准也不是5000元。3.《湛江选址费分配方案决议》打印件，内容为：“经湛江事业部全体同事讨论并通过，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全体成员就湛江选址费分配方案达成以下决议：一、前期对湛江事业部及所有人员发放的选址费或借款均为预借支费用，将根据本决议的分配方案算出的应得选址费多退少补。二、2015年1月1日起湛江事业部梁柱应得的所有选址费实报实销，费用发生截止至2017年9月19日至（止），由梁柱提供费用使用的清单及相关使用证据，由省公司进行核实，如发现多报费用，一经查实，按10倍进行扣罚。实报实销的费用中不含工程费用（有证据证明前期已报备省公司且没有从工程费中重复列支项目或有充足的理由确实需要从选址费中扣除的项目除外）。核实结果将反馈给湛江事业部员工代表。三、湛江事业部其他同事应得的选址费=湛江应发选址费-梁柱实报实销费用。四、湛江应发选址费需要扣除合同扣罚等国动公司从选址费中扣罚的金额。五、以上费用清算时间至2017年10月31日。”拟证明选址费的发放对象及计算方式、发放形式；4.《湛江事业部2017年8月协建费分配方案》及《湛江事业部2017年9月协建费分配方案》原件，拟证明梁柱已离职，2017年8、9月的协建费与其无关；5.《2016年协建费标准、使用意见》复印件，其中内容为：“三、关于协建费使用,协建费使用除原规定外，下述情形产生的费用在协建费中列支：基站一次性赔补费用；年内所拆迁、报废基站建设成本和搬迁费用以及已支付场地租金未使用年限部分的50%费用；子分公司公车的保险费、修理费、保养费、过路、过桥费、燃油费和私车公用的燃油费；集团职能部门在对各子分公司基站建设和拆除等情况进行常态化和突击性巡检或审计中，发现瞒报、谎报、漏报等弄虚作假情况，按照1万元/次或站进行处罚的费用；基站建设完工后，自协建费用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未回运营商合同，次月起按2000元/月进行处罚的费用；省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聘请各类顾问费用。四、关于年终奖励，各个子分公司全年协建费总和的20%作为该公司除年薪制员工以外所有员工的绩效奖金，年终一并由总经理负责发放方案。”；6.《关于下发的通知》复印件，该通知附件中关于协建费的使用主要内容除前述内容以外，还增加了四点内容。国动公司提供证据5、6拟证明协建费的使用范围、审批报销流程、计算标准及扣减规定；7.《湛江事业部2016年7月-12月可报销协建费的统计表》及《湛江事业部2017年可报销协建费的统计表》打印件，拟证明2016年7月至2017年可报销协建费情况。梁柱对国动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湛江事业部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协建费分配情况明细》及《2017年5月选址费预拨付分配方案》提及已领取的是预支款，并不是结算款，只能证明领取了相关款项，不是对协建费的最终分配方案的确认。梁柱领取的比例最大，也证明协建费发放是有比例的。梁柱按80%比例领取协建费的规定，不仅从2016年11月23日、12月26日国动公司发给梁柱的邮件可以证明，国动公司在上诉时提交的证据2也可以证明。《湛江选址费分配方案决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梁柱一审提交的证据5微信截图以及证据6通话录音，证明国动公司的吴雪敏从未否认应向梁柱发放选址费，只是以还要协商为由推脱。梁柱的证据印证了国动公司提交的该决议是不存在的，对双方没有约束力。《2016年协建费标准、使用意见》、《关于下发的通知》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梁柱从未收到此两份文件。《2016年协建费标准、使用意见》提到的“协建费用均提交相关合规发票，具体发票类型由财务部审核确定”，梁柱也闻所未闻。此规定与国动公司的实际做法完全不符。国动公司在2017年9月8日向梁柱发送的《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在2016年11月23日、12月26日发送的《有关团队划分情况及选址费授权分配事宜的确认-湛江》等邮件中，均使用的是“发放”、“分配”选址费，从不提“报销”两字，足以证实协建费(选址费)属于梁柱应得的报酬，不属于报销的费用。邮件发送时间均迟于国动公司提交的此两份文件的实施时间，也证明国动公司提交的文件不存在。国动公司在仲裁及一审均未提交《2016年协建费标准、使用意见》及《关于下发的通知》，梁柱认为证据是国动公司伪造的文件。《湛江事业部2016年7月-12月可报销协建费的统计表》及《湛江事业部2017年可报销协建费统计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国动公司向梁柱发送的邮件《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中对2016年1-6月应发放的选址费进行了统计与核算，44个基站发生的“超期扣款金额”只有108000元，但国动公司提交的2016年7月-12月协建费统计表中“39个基站超期扣款金额达234000元”，明显不合理。梁柱也不认可表格中使用的“可报销”字样。邮件中计算明细使用的是“地市应得”、“地市扣完所得”，根本不涉及“报销”。邮件中关于选址费的发放条件是针对2016年1月-6月选址费，不适用后续的选址费发放。梁柱不认可《湛江事业部2017年可报销协建费的统计表》的统计结果。国动公司以《关于2016年选址费发放通知》中载明的“本次结算必须满足的条件”的要求来统计2017年应发放给梁柱的协建费，没有事实依据。即便按照以上两个条件来统计，也应以2017年9月18日发出的《广东2015-2017年基站运营商合同签回情况(截止9．15)》中“建站数量23个，双签合同数量1个”来统计，不应按照1个基站统计协建费。梁柱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1.国动集团在2016年11月2日发出的《国动集团省公司各地市事业部建站业绩排名表》邮件，内容显示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湛江事业部已建基站91个，梁柱薪资类型为“年薪制”，拟证明梁柱计酬方式为年薪制；2.（2018）粤0106民初26420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梁柱借支的“选址费20000元”先后在2016年选址费及2015年度、2016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中重复扣罚；3.2017年4月20日，国动公司吴雪敏与梁柱的邮件往来，拟证明湛江事业部的所有开支包括物业费、电费、宿舍租金等一切办公费用均由梁柱垫付，按国动公司的规定，上述费用均从选址费中支出。国动公司对梁柱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国动集团省公司各地市事业部建站业绩排名表》邮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年薪制计酬方式需要以签署《经营目标责任书》为前提。《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判决证明梁柱是认可国动公司的计算方式，即需要扣减费用。2017年4月20日的邮件与国动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印证，协建费包括了事业部的成本，需要扣减办公成本。邮件也证明梁柱是知道2016年10月起公司不承担宿舍、办公以外的费用。证据显示梁柱认可国动公司提交的协建费使用规则和政策。对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2015年绩效奖金的问题双方在2015年3月4日签署了《经营目标责任书》。该责任书并无有关梁柱在完成2015年责任目标的情况下，可以享有绩效奖金的约定。2017年5月25日，国动公司工作人员郭绪文发送给梁柱的邮件附件《关于广东国动湛江事业部2015年度奖金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也未提到梁柱享有当年的绩效奖。结合国动公司提交的2015年9月1日与陈龙签订的《经营目标责任书》中约定陈龙当年绩效奖金基数为120000元的内容。国动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双方未约定2015年绩效奖金有上述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5月25日，国动公司工作人员郭绪文发送给梁柱的邮件附件《关于广东国动湛江事业部2015年度奖金的情况说明》中，提到以下内容“梁柱2015年已领取的工资及补贴为93200元，已领取建站奖金13080元，合计106280元。鉴于2015年建设站点的后续回合同、回款工作事宜，均由梁柱负责跟进，故建议原定于给予分管副总陈龙的年度绩效奖金120000元、多出站点的额外奖励金额84000元，合计204000元，按照建站占分配奖金的50%，回款占分配奖金的50%进行重新分配。梁柱建站32个并负责后期全部站点的回款工作，杜全林建站7个，因此，经双方确认，省公司职能部门及总经理审批同意后核算出梁柱应发税前奖金185692.31元……”之后，国动公司工作人员吴雪敏又再在微信中询问梁柱，按照2015年39858.32元为梁柱申请奖金，梁柱表示同意。二、关于2016年绩效奖金的问题2016年12月27日，国动公司工作人员郭绪文向梁柱发送《关于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重签—湛江》邮件，内容为：“附件为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现需要麻烦您重新签署，其中要求说明如下：……请于文件末端手写签名，日期按‘1月1日’填写。……文件填妥后，请尽快将原件寄回省公司以便走集团审批流程。……”附件内容为《经营目标责任书》。《经营目标责任书》相关内容有：“第一条、现乙方（梁柱）承诺并向甲方（国动公司）保证2016年度责任期内，梁柱独立拿站、组织协调，完成以下经营指标：1.年薪制或追溯年薪制考核指标：新建基站80座，共享合同45份；省公司额外追加指标：新建基站70座，共享合同15份。计：2016年度梁柱的经营指标合计为：新建基站150座，共享合同60份。……第二条、经双方充分协商同意，本责任书约定责任期内梁柱的薪资按以下第（一）款约定执行：（一）年薪制考核激励模式：1.基本薪资标准：7000元/月。业务津贴标准7000元/月。基本薪资、业务津贴按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薪酬福利规章制度、员工手册等规定计发，并与梁柱实际考勤结果等挂钩。2.月度绩效奖金标准：3500元/月，考核方案根据《省公司绩效考核办法》相关处罚规定扣除当月应处罚项目后计发。3.年终绩效奖金标准140000元。考核方案：如梁柱完成本协议第一条年薪制或追溯年薪制度考核指标中的新建基站任务，则国动公司可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梁柱工作表现等给予梁柱年终绩效奖金，并于国动公司收到梁柱在本责任期内所有新建基站的租金的70%，和所有共享合同所涉租金的70%时发放。如梁柱未完成本协议第一条年薪制或者追溯年薪制考核指标中的新建基站任务，则梁柱无年终绩效奖金，国动公司不再向梁柱计发年终绩效奖。……”从上述邮件的内容看，国动公司向梁柱提出重新签署《经营目标责任书》，并且将时间倒签为2016年1月1日。可见，双方之前曾签署过类似的责任书。国动公司上诉提出梁柱以无法达目标为由拒绝签署该《经营目标责任书》，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诉讼中，国动公司提交2015年梁柱签署的《经营目标责任书》及陈龙签署的《经营目标责任书》共同印证了国动公司对下属事业部负责人设立了考核制度。国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对梁柱采取何种标准进行考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中，梁柱提交的邮件《国动集团2016年度省公司各地市事业部建站业绩排名表》证明2016年为年薪制计酬方式。因此，本院采纳梁柱的主张，确认其以《经营目标责任书》为考核标准，属于年薪制计酬人员。依照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第一条的约定，结合《经营目标责任书》其他条款的内容，本院认为，梁柱当年的考核指标为新建基站80座，共享合同45份，更符合双方约定的本意。国动公司上诉主张梁柱当年考核任务应为新建基站150座，共享合同60份，与《经营目标责任书》第一条原意不符，且国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国动公司工作人员2017年9月18日发出的《广东2015-2017年基站运营商合同签回情况（截止9.15）》梁柱2016年完成新建基站111个，双签合同数83个。三、关于2016年、2017年基站选址费（协建费）的问题基站选址费与基站协建费是同一费用的不同称谓。根据国动公司的规定，基站协建费按照基站的类型不同，有不同的标准。二审中，梁柱陈述称，协建费主要用于建站所需的应酬开支、差旅费用、办公开支等费用。湛江事业部所有员工均有权分配协建费。因为公司未拨付费用，所以，2017年要向公司申请预支选址费。他向国动公司领取的选址费用于湛江事业部在当地的营运费用支出。梁柱的该陈述与国动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及梁柱二审中提交的2017年4月20日与吴雪敏往来邮件内容吻合，本院予以确认。四、关于2016年业务津贴的问题二审中，双方确认梁柱2016年每月工资为7000元。根据2016年《经营目标责任书》的约定，梁柱每月除工资以外，尚有7000元的业务津贴。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不能对工资数额举证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参照本单位同岗位的平均工资或者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计算确定。”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国动公司主张已向梁柱发放业务津贴，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国动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向梁柱支付业务津贴，故本院对国动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本院确认国动公司未向梁柱支付业务津贴。另查明，双方在（2018）粤0106民初26420号劳动争议案中，国动公司要求梁柱退还湛江事业部租房押金20000元及借支2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国动公司主张的上述费用已在拟申请的2015年、2016年年终绩效奖金中扣除，据此驳回国动公司的请求。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二审提供的证据，互相印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的规定，用人单位有权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水平及分配方式。本案中，国动公司以《经营目标责任书》的方式对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据此发放薪酬奖金，并无违反法律的规定。关于国动公司应否向梁柱发放2015年绩效奖金的问题。根据梁柱及国动公司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往来邮件显示，国动公司认可梁柱参与完成了当年建站的后续工作，付出了劳动，并据此向其上级单位申请下发部分绩效奖金给梁柱。鉴于国动公司没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建站人员离职，跟进人员完成后续工作的绩效奖金如何发放。综合考量本案双方的证据，一审认定国动公司向梁柱发放2015年绩效奖金39858.32元与梁柱的工作量相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国动公司以梁柱并非年薪制计酬为由不同意支付2015年绩效奖金，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国动公司应否向梁柱发放2016年绩效奖金的问题。根据《经营目标责任书》以及梁柱当年完成建站情况，国动公司应依照《经营目标责任书》的约定，向梁柱支付2016年绩效奖金。梁柱同意该年绩效奖金数额为117232元，该数额并未超出《经营目标责任书》的约定，一审据此认定国动公司应向梁柱发放2016年绩效奖金为117232元，本院予以维持。国动公司上诉指梁柱不应获得2016年绩效奖金，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国动公司应否向梁柱发放2016年业务津贴的问题。根据《经营目标责任书》的约定，梁柱除了每月领取基本工资7000元以外，尚可以享受7000元的业务津贴。在国动公司工作人员与梁柱的协商过程中，并未反映双方将业务津贴作为协商内容，国动公司上诉称“年薪差额”包含业务津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国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按照约定向梁柱发放业务津贴，故应补发。国动公司上诉主张无需支付业务津贴，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国动公司应否向梁柱发放2016年、2017年选址费（协建费）的问题。依照《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1990年国家统计局1号令）第三条“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及第四条“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的规定，工资是用人单位在一定期限内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该收入。本案中，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选址费用于湛江事业部日常营运的费用开支，发放对象并不限于梁柱本人。从国动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以及梁柱本人的陈述看，梁柱基于其担任湛江事业部负责人的身份，有权领用该费用，但该费用性质及用途均不属于劳动所得。选址费无论用途及发放方式均不符合劳动报酬的特征，故梁柱以劳动报酬为由主张国动公司支付该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国动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国动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1869、1199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六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1869、11994号民事判决第三、五项；三、驳回广东国动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一、二审受理费各20元，均由广东国动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润楹审判员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郭桂芳郭文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