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72民初477号原告：刘广东，男，汉族，1978年6月1日生，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冠，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西海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西海头村。法定代表人：段晓东，主任。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向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向阳村。法定代表人：栾殿宽，主任。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法定代表人：陈福信，主任。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桑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桑屯村。法定代表人：荆智礼，主任。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大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大山村。法定代表人：周庆国，主任。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交流岛办事处。住所地：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交流岛街道马路村西海路**。法定代表人：王忠声，主任。以上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拜然然，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广东与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西海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海头村”）、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向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向阳村”）、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村”）、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桑屯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桑屯村”）、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大山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山村”）、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交流岛办事处（以下简称“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6月7日起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7月19日、2018年9月20日、2019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冠，被告西海头村、向阳村、朝阳村、桑屯村、大山村（以下简称被告五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段晓东、栾殿宽、陈福信、荆智礼、周庆国及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拜然然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六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2,787,200元；2.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至2013年，原告通过合法手续取得位于西海头村的部分滩涂承包经营权。承包后原告投入大量的资金对滩涂进行改造，后投放大量的贝某种苗。经过几年的养殖周期，在即将出货时，原告发现投放的贝某种苗和成品贝某开始大批死亡。为查找死因，原告聘请有关专家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检测，得出原因为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先后多次在原告承包滩涂的周围建海参圈，从事海参养殖，并把滩涂天然通天沟和二界沟全部堵死，改变原始海况，使得原告承包的滩涂涨落潮受阻，并导致淤泥沉淀堆积，污染物不能及时被稀释而浓度增加，致使原告养殖的贝某大批量死亡，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被告五村民委员会辩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原告不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及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所陈述的承包案涉海域的相关证据，因此被告不清楚原告的养殖事宜；2.本案与另案即孙起江案并非同一事实，不具有同一性，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本案应当追加依原告诉请所确认的案涉滩涂圈坝的实际建设人及使用人为本案被告，以便查明案情，承担法律责任；4.桑屯村因已将涉案海域承包权全部转让给光阳集团养殖公司。综上，被告五村民委员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辩称，交流岛街道既非合同的相对方，亦非实际养殖建圈的实施方或建设方，与涉案养殖经营活动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并非适格被告，应驳回原告对交流岛街道办事处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本院作出如下认定：1.西海头村与谢某、高发顺签订的滩涂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合同一，900亩，2013年8月签订），证明谢某、高发顺于2013年8月1日取得西海头村的900亩滩涂（以下简称A滩涂）经营权。被告西海头村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其他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原告无直接关系，且该合同承包人并未实际履行完毕。郭晋申与谢某签订的滩涂经营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413亩，2011年10月9日签订），证明谢某于2011年10月9日经西海头村同意取得涉案413亩（以下简称B滩涂）滩涂经营权。谢某、高发顺与刘广东签订的滩涂转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合同三，900亩，2013年10月20日签订），谢某与刘广东签订的滩涂经营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四，413亩，2011年10月10日签订），证明原告系涉案滩涂的实际养殖户、用益物权人。六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谢某和刘广东的两份转包合同并未经过被告西海头村同意，协议无效。本院认为，对于A滩涂，合同一第五条约定西海头村允许谢某、高发顺在协议履行期内，即2013年10月14日至2019年10月13日转让该滩涂的经营权，合同三约定的承包期限自2013年10月20日至2019年10月13日，该两份合同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对于B滩涂，合同二有郭晋申与谢某签字及西海头村盖印，且有前任承包者签字，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合同四有谢某、刘广东双方签字，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法律无明确规定滩涂经营权转包需经村委会同意，且合同二并未约定谢某转让涉案滩涂的承包经营权需经西海头村同意，因此该证据具有合法性，与合同二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以上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取得A、B滩涂经营权，本院对该四份合同予以采信；2.原告投苗养殖记录产出估算表，证明原告取得案涉滩涂经营权后，陆续投苗养殖的投资数额和正常收益的损失数额。六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养殖记录为原告单方制作且仅为估算，没有相关购买凭证及存放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实际养殖情况。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原告实际的投资数额，本院对该估算表不予采信；但通过常理推定并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原告在案涉海域进行了实际投苗的事实予以认可。3.涉案滩涂现场航拍光盘一张，证明涉案滩涂位于董家口湾养殖区，滩涂内养殖物大量死亡。六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无法分辨海域坐标，不能证明其拍摄的海域为原告承包，且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17年10月18日，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2005到2007年六被告由于发包建圈所导致的贝某情况，亦不能证明贝某死亡是由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的发包行为造成。本院认为，该证据与鉴定报告内容相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原告在董家口湾养殖区养殖的蛤仔大量死亡的事实，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4.（2015）大海事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在对整个董家口湾养殖区的发包使用上只考虑发包海域给海参养殖户围建海参圈、收取承包费，而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到相邻贝某养殖户的利益，导致当地的养殖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原告的贝某养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对此结果负有责任、具有过错。六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判决是对孙起江案的法律认定，本案原告主张的是在八年后诉请2007年的建坝行为导致损失，孙起江案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认定无关。本院认为，该判决已生效，其所认定的事实能够为本案所引用。该判决载明被告五村的发包行为导致董家口湾水动力环境发生改变，并且经本案评估机构观测，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在董家口湾大面积地围海建筑的堤坝依然存在，与养殖海域中进、排水不畅等状况存在因果关系，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5.辽宁鼎识司法鉴定所（2008）鼎鉴字第9号鉴定报告，证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对涉案养殖圈的养殖物死亡具有过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或避免损失扩大，尤其是被告西海头村隐瞒这一事实，仍然对外发包涉案养殖区，导致原告不明真相，损失巨大。六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报告是孙起江承包的养殖海域的鉴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鉴定报告系针对整个董家口湾进行鉴定，且在庭审中六被告亦未对该报告提出异议亦或是提出鉴定申请，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由于被告的围海建圈导致董家口湾养殖区环境发生改变，致使菲律宾蛤仔死亡，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6.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下发的交政发[2004]8号文件，证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对外发包建圈的行为是经过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的批准进行的，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对于原告具有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同样的侵权行为。六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建圈行为未对周围海域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该证据不能认为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对于建圈的行为存在过错。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交流岛街道办事处的审批行为，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7.证人谢某证言，证明谢某是涉案滩涂的前期承包人，在转包给原告后，又在涉案滩涂帮助原告进行管理，孙起江的养殖滩涂和谢某转包给原告的滩涂是同一海域，原告养殖菲律宾蛤仔大量死亡。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8.关于刘广东养殖海域滩涂界址点测绘项目技术总结（以下简称技术总结）、关于刘广东在交流岛养殖海域贝某养殖损失额度价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及鉴定费收据，证明B滩涂具体位置、面积以及原告养殖期间损失的额度。六被告不认可该组证据，认为涉案海域滩涂测绘报告的四至取点为原告单方责任，六被告未对该海域面积提出任何异议，所以技术总结评估报告与本案无关；对于一万元收据，仅为收据，而非发票，无法证明其款项交付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测绘、评估程序违法，测绘、评估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及鉴定、评估人员无资质等法定情形下，该技术总结、评估报告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原告承包的B滩涂的位置、面积及原告承包的涉案滩涂养殖物的损失数额，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对于鉴定费收据，因系鉴定机构依法出具，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未提交证据，被告五村民委员会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作出如下认定：被告西海头村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5份、证明2份、合同三份；被告向阳村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23份、合同2份，被告朝阳村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8份、海域使用申请书5份、情况说明1份、合同4份，被告桑屯村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4份，被告大山村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2份、合同1份、证明1份，被告五村共同提交的（2017）辽民终1018号民事判决、（2015）大海事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证明2004年到2007年间，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将村里的1万余亩滩涂发包给六个案外人修建海参圈，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海域使用权证书的事实，从而证明在原告自述自2011年及2013年承包西海头村委会的滩涂开始从事养殖经营前，上述全部圈坝已经落成，并持续经营至今，不存在对其造成污染及侵害的事实，围海建筑堤坝发生在原告养殖前，且在近5年前，因此，根本不存在应激反应导致贝某死亡的原因，该二份判决认定的因果关系及赔偿方式及数额当然也不应及于本案。原告对于该组证据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对该组证据所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并不能否认建圈行为对原告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至2007年间，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将村里的1万余亩滩涂发包给案外人娄洪有、孙长征、张连东、马景奎、陈玉庆、杨守军、孙学臣、王海泳修建海参圈，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海域使用权证书，而且西海头村还自建了170余亩海参圈。经有关部门批准，上述海参圈的海域使用权人分别为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和案外人陈玉庆，与孙起江的养殖区均处于交流岛街道董家口湾。被告五村民委员会自建或发包他人施工围建的海参养殖圈面积，远超海域使用权证书中载明的面积，且均未采取任何合理、有效防护措施，避免周边养殖区遭受污染。孙起江于2007年发现其养殖的沙蚬大部分死亡并停止投苗，后起诉至法院。已生效的（2015）大海事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书：“对于孙起江养殖物的死亡原因，鉴定机构出具以下鉴定意见：‘养殖区周围没有发现其他污染源。但是由于长兴岛工业区西海头村等五村在孙起江养殖海域附近进行大面积地围海建筑堤坝，导致了养殖海域环境发生了较激烈变化。这些环境的激烈变化必然导致菲律宾蛤仔产生应激反应，并且致使其组织细胞学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大量悬浮物和沉积覆盖淤泥，堵塞菲律宾蛤仔进、排水管等，致使缺氧造成鳃组织细胞内线粒体水肿、细胞出现凋亡；内脏团组织细胞内线粒体嵴断裂，细胞核溶解等，造成菲律宾蛤仔的抗逆能力和生存能力大大下降，再加之围填海工程不断扩大，菲律宾蛤仔养殖生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导致了养殖菲律宾蛤仔的大量死亡。由此可见，孙起江养殖菲律宾蛤仔的死亡原因与西海头村等五村围海作业致使养殖区进、排水不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述‘养殖海域环境发生了较激烈变化’在第9号鉴定意见书第3页表述为‘由于被告在孙起江养殖海域附近的湾口和湾中大面积地围海建筑堤坝，导致了养殖海域内外水口由原来的2400米和3130米宽缩短到现在的485米和840米宽，原来在养殖海域中心的深沟（通天沟）也被围填在养殖圈内，失去了深沟作用，致使养殖海域环境发生了较激烈变化。’另查明，鉴定部门在孙起江养殖区内采样32个点，在董家口湾外部的对照海域采样1个点，按鉴定报告第72页的数据，可计算出对照区养殖物的死亡率仅为5.9%，而孙起江养殖区内养殖物的死亡率高达90.2%。”2011年10月9日，案外人郭晋申与谢某签订合同二，约定：郭晋申将其经营的西海头村B滩涂的使用权转让给谢某；该滩涂四至为：东至外滩交界沟边，西至大山村滩涂交界沟，南至西海头交界沟边，北至张连东圈坝跟；经营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前任承包方与西海头村之间的承包金，已由前任承包者全部缴纳，谢某无需另行缴纳。”该合同由甲方郭晋申、乙方谢某签字确认，并加盖西海头村公章。同年10月10日，谢某与原告合同四，约定：谢某将B滩涂的使用权转让给原告，经营期限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止，前任承包方与西海头村之间的承包金，已由前任承包者全部缴纳，原告无需另行缴纳；该滩涂的海域使用金及该滩涂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在本合同生效后，由原告承担；本合同生效后，谢某应将该滩涂的相关手续原件一并移交给原告，至此谢某及前几任承包者均确认原告为该滩涂的现经营者，以前谢某和前几任承包者之间签订的或与交流岛乡政府签订的或与西海头村签订的涉及该滩涂的各种合同、协议均作废，以本合同为准。该合同由谢某和原告签字确认。2013年8月1日，被告西海头村与案外人谢某、高发顺签订合同一，约定：西海头村将A滩涂发包给谢某、高发顺经营，承包期限自2013年10月14日起至2019年10月13日止，西海头村允许谢某、高发顺在协议履行期内转让该滩涂的经营权。该合同由西海头村加盖公章并由谢某、高发顺签字确认。同年10月20日，原告与谢某、高发顺签订合同三，约定：谢某、高发顺将A滩涂转包给原告经营，承包期限自2013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13日止；本协议履行期间内该滩涂的海域使用金由原告交纳。对于B滩涂，经测绘，大连五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技术总结，并绘制了界址图。对于刘广东养殖物的死亡原因，刘广东未向本院申请鉴定。原告向本院申请对涉案滩涂的损失进行评估，其中，A滩涂损失额度起止时间为2011年10月10日始至起诉日止，B滩涂损失额度起止时间为2013年10月20日起止起诉日止。经评估，大连鸿泰海洋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勘验地点位于西海头村董家口湾，并依据海域使用权证（国海证112100894号）及技术总结显示，涉案两滩涂与孙起江养殖海域同在董家口湾海域内。评估勘验地点位于大连市长兴岛经济区董家口湾，依据辽宁鼎识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关于孙起江养殖物死亡与区内排水不畅因果关系及损失数量的鉴定报告》（2008）鼎鉴字第9号的鉴定意见，对照现场勘验时董家口湾状况，观测到西海头村等五村在董家口湾大面积地围海建筑的堤坝依然存在，养殖海域中进、排水不畅等状况存在因果关系。按照生产统计法计算的刘广东菲律宾蛤仔养殖年产量如下：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A、B两处评估养殖滩涂水域面积分别为900亩和413亩，换算为60公顷和27.5公顷，菲律宾蛤仔养殖周期按1年可达到商品规格，商品规格菲律宾蛤仔回捕率按60%计算，播种菲律宾蛤仔大苗，养殖年采收量为：A养殖滩涂Y1=58862.16×60×60%=2119037.76Kg≈2119吨，B养殖滩涂Y1=58862.16×27.5×60%=971225.64Kg≈971吨，刘广东于2017年停止投苗，承包期内共5个养殖周期，截止至起诉日，菲律宾蛤仔养殖可获经济如下：A养殖滩涂为2119吨×5.6元/公斤×3个周期=35,599,200元=3559.92万元，B养殖滩涂为971吨×5.6元/公斤×5个周期=27,188,000元=2718.80万元，两处养殖滩涂菲律宾蛤仔养殖经济价值合计约为6278.72万元。在审理过程中，六被告未对孙起江案中的鉴定报告提出异议，亦未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及重新评估的申请。本院认为，原告养殖物的死亡原因与西海头村等五村围海作业致使养殖区进、排水不畅有直接因果关系，并不是单纯由污染引起，当地大面积的围建海参圈导致了养殖环境的变化，如董家口湾的内外水口严重缩短，水动力环境发生了改变，是一种相邻关系的变化，故本案案由不应认定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应认定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对涉案海域是否具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二、涉案海域养殖物的死亡与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三、六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及其份额。一、原告对涉案海域是否具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六被告称，原告所签订的承包合同系通过转包取得，该转包行为未得到西海头村的认可，原告从未向西海头村交纳承包费，亦未交纳海域使用金，未履行承包义务。同时，其本身亦系瓦房店市人，非西海头村村民，无权取得养殖经营权，承包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关于B滩涂，合同二约定郭晋申将其经营的B滩涂的使用权转让给谢某，未约定是否须经西海头村同意方能转包。该合同由郭晋申、谢某签字确认，并加盖西海头村公章。合同四约定谢某将B滩涂的使用权转让给原告。该合同由谢某和原告签字确认。本院认为，上述两合同均为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二约定，且合同四约定的承包期在合同二约定的承包期内，两合同成立有效。谢某有权将其承包的B滩涂转包给原告，原告取得了B滩涂的承包经营权。关于A滩涂，合同一约定西海头村允许谢某、高发顺在协议履行期内转让该滩涂的经营权。该合同由西海头村加盖公章并由谢某、高发顺签字确认。合同三约定谢某、高发顺将该滩涂转包给原告经营，且承包期限在前述协议承包期限内。本院认为，被告西海头村与谢某、高发顺就A滩涂签订的滩涂承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有效，谢某、高发顺可按该约定将A滩涂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他人，且该协议并未约定被转让人须为西海头村村民。谢某、高发顺将A滩涂的经营权转让给原告，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转让行为有效。原告取得了A滩涂的承包经营权。虽上述合同均约定，两海域的海域使用金由原告交纳，但是否交纳海域使用金与是否取得承包经营权并无必然联系，综上，原告对A、B两海域享有承包经营权，对六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本判决并不否认原告的法定或约定义务，案涉应予交纳但尚未交纳的海域使用金原告应向权利人补交或直接向国家补缴，权利人亦可向义务人径行主张私力救济或另寻公力救济，囿于请求权基础不同，此种主张与本案无法合并审理。二、涉案滩涂养殖物的死亡与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关于涉案两滩涂的位置，对于A滩涂，被告西海头村提交的海域使用权证（国海证112100894号）的宗海位置图显示该滩涂位于董家口湾东北侧；关于B滩涂，大连五星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滩涂界址点进行了测绘，并绘制了界址图，出具了技术总结。评估报告载明，评估勘验地点位于西海头村董家口湾，并依据海域使用权证（国海证112100894号）及技术总结显示，涉案两滩涂与孙起江养殖海域同在董家口湾海域内。证人谢某称涉案滩涂与孙起江的养殖滩涂在同一海域，六被告对上述证据的内容均未提出异议，应认定A、B两滩涂与孙起江养殖海域同在董家口湾海域内。关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2004-2007年围海建圈的行为是否在2011、2013年之后对原告承包的滩涂造成影响，孙起江案的鉴定报告出具的时间为2008年5月，载明由于长兴岛工业区西海头村等五村在孙起江养殖海域附近进行大面积地围海建筑堤坝，导致了养殖海域环境发生了较激烈变化，孙起江养殖菲律宾蛤仔的死亡原因与西海头村等五村围海作业致使养殖区进、排水不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评估报告显示，对照现场勘验时董家口湾状况，观测到西海头村等五村在董家口湾大面积地围海建筑的堤坝依然存在与养殖海域中进、排水不畅等状况存在因果关系。此外，六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孙起江案涉及的海域已作出停止侵害的行为或涉案相邻海域正常养殖、不存在养殖物大量死亡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原告承包A、B滩涂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和2011年，被告五村民委员会的2004年至2007年围海建圈的行为导致的沙蚬的养殖环境发生变化依然存在。因此，孙起江案中的鉴定报告适用于本案。另，六被告虽称涉案滩涂养殖物的死亡与六被告无关，死亡原因系因其他原因造成，但未举证予以证明，六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涉案滩涂贝某的死亡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的围海建圈行为有因果关系。三、六被告是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及其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团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关于被告五村民委员会，西海头村等五村先后多次在原告承包滩涂的周围建海参圈，从事海参养殖的养殖区与原告承包的养殖区同处于董家口湾，属于相邻海域，构成相邻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和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因此，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在董家口湾海域围海建圈不应损害到相邻养殖户的权利，否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刘广东养殖的沙蚬死亡是因当地于2004年至2007年间长期大规模围海建圈，改变了沙蚬的养殖环境，这对沙蚬养殖环境的影响是显著的。显然，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在对整个董家口湾养殖区的发包使用上只考虑发包海域给海参养殖户围建海参圈、收取承包费，而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到相邻沙蚬养殖户的利益，导致当地的养殖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沙蚬养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且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在孙起江案之后应对相邻海域或滩涂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养殖物继续大量死亡，但A、B滩涂仍继续对外发包，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对涉案滩涂养殖物的死亡负有责任、具有过错。从相邻关系上看，是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发包海域用于围建海参圈的行为导致了当地养殖海域环境发生变化，损害了原告在相邻海域养殖沙蚬的权利，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涉案海参圈的养殖案外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五村民委员会互相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属分别侵权造成同一损害，且每个村委会的侵权行为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故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应当承担的不是连带赔偿责任，而是按份赔偿责任，故本院认定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平均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被告桑屯村认为其已将涉案海域承包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光阳集团养殖公司，但无论其所述是否属实，均不能改变其系原发包人的法律地位，故此节事实对其承担侵权责任并无影响。基于以上分析，被告五村民委员会系因疏于对发包后行为进行管理而承担责任，故被告五村民委员会提出的本案应当追加案涉圈坝的实际建设人及使用人为本案被告的主张不能得到本院的司法认同，如被告五村民委员会认为实际建设人及使用人应承担终局责任，可另行提起诉讼，对此本院不予合并审理。关于原告对涉案养殖物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原告承包A、B滩涂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2011年，晚于被告五村围海建圈的时间为2004年至2007年，作为养殖户，应对养殖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包括对承包滩涂的周边环境进行勘察，是否适合养殖，同时应向周边养殖户询问产量情况，对养殖物产量进行预估，且附近海域已经出现孙起江案，原告没有尽到相关的注意义务，对养殖物的死亡主观具有过错。作为养殖户，原告应当对沙蚬的死亡结果有所预见，应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责任，而原告在此期间仍然承包滩涂并大规模养殖沙蚬，所以在相邻关系中原告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定原告自行承担60%的责任，被告五村民委员会承担40%的责任。《关于刘广东在交流岛养殖海域贝某养殖损失额度价格评估报告》中认定案涉沙蚬损失价值为62,787,200元，该报告在计算菲律宾蛤仔养殖成本构成时包括养殖海域成本、苗种采购（投苗）成本、养殖物采捕成本、其他成本（管理费、看护费、饵料费等）。上述成本中养殖海域成本、苗种采购（投苗）成本、其他成本（管理费、看护费、饵料费等）均已实际发生或必然发生，但因本案系赔偿之诉，养殖物主体已经死亡，故采用金钱方式以填补原告的损失，因此养殖物采捕成本无需发生，所以本院在采纳该报告的同时，将养殖物采捕成本予以扣除。具体养殖生物采捕成本计算过程为，菲律宾蛤仔产量合计为11212吨，其中，900亩产量为2119吨×3个周期=6357吨，413亩产量为971吨×5个周期=4855吨，产量合计为6357吨+4855吨=11212吨。经价格评估调查，长兴岛地区菲律宾蛤仔采用人工和机械采捕方法进行大批量采捕。人工采捕的价格是根据采捕期间菲律宾蛤仔产量进行浮动的，在刚进入采捕期时菲律宾蛤仔产量较为丰厚采捕工作相对较为轻松，因此大规模采捕初期的人工价格为0.8元/公斤，经过约20天左右采捕工作进入后期此时的菲律宾蛤仔需要经过深挖及清洗工作加重等原因，大规模采捕后期的人工价格为1.6元/公斤。机械采捕因受到养殖海域地形地貌的影响仅能进行局部作业很多采捕区域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机械采捕价格为0.8元/公斤。综上，长兴岛地区菲律宾蛤仔人工采捕价格为0.8至1.6元/公斤，机械采捕价格为0.8/公斤。本院酌定以1.6元/公斤的标准予以扣除养殖物采捕成本，即11212吨×1000×1.6元/公斤=17,939,200元。在扣除养殖物采捕成本17,939,200元后，原告的损失为44,848,000元。对该部分损失原告应自行承担60%责任，被告五村民委员会承担40%责任，被告五村民委员会总计应赔偿原告44,848,000元×40%=17,939,200元，五村民委员会各自承担3,587,84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的主张，因围海建圈已于2004年至2007年实际发生，侵害的行为已经完成，被侵害的状态虽然存在，但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在客观上已属不能或不经济，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的责任，原告虽称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对外发包建圈的行为是经过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的批准进行的，但该批准行为属于行政管理或指导行为，与涉案滩涂养殖物的死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该行为的存在并不导致其可以成为民事侵权责任主体，因此，被告交流岛街道办事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的此项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为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并恢复公民失衡之法律权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西海头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向阳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桑屯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大山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各自赔偿原告刘广东养殖损失3,587,840元，总计17,939,200元；二、驳回原告刘广东对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西海头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朝阳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向阳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桑屯村民委员会、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岛街道办事处大山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广东对被告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交流岛办事处的诉讼请求。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5,786元（原告刘广东已预交），由原告刘广东负担254,136元，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各负担20,330元；鉴定费170,000元（刘广东已预交），由原告刘广东负担121,430元，被告五村民委员会各负担97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铁强人民陪审员  姜 萍人民陪审员  于 巧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蕾书记员曲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