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233民初575号原告：赵先桥，男，194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丰县。委托代理人：赵忠岳，男，住新丰县。委托代理人：黎金豪，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计党（又名赵继党），男，196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丰县。被告：新丰县马头镇军一村第四村民小组。负责人赵军生，男，该小组组长。原告赵先桥与被告赵计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1月2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后，因新丰县马头镇军一村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四组）与本案的处理有利害关系，因此，本院依职权将第四组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并于2016年12月1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赵忠岳、黎金豪，被告赵计党及第四组负责人赵军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赵先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赵计党支付原告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计12年土地出租收益费用共计336元；2、判令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赵计党于1995年初双方达成的田地租赁口头协议并将土地恢复原状分别归还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赵计党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确认被告赵计党与被告第四组签订的《租田合同书》为无效合同。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赵计党均为第四组的村民，1981年，第四组将位于该村百乐池（小地名）近10亩水田分别分配（实为发包）给含原告及赵计党在内的19户村民耕种。1995年初，赵计党向本村在百乐池分有水田的十八位原告提出，要求把百乐池各农户承包的水田租给其用于挖鱼塘养鱼用，各农户向国家每年缴交公粮100公斤的义务由赵计党承担。由于当时原告对土地出租、转租不甚了解，原告对赵计党的提议也未提出异议，就这样默认了与赵计党的租赁关系，即原告在百乐池的水田租给赵计党挖鱼塘，租金为赵计党代原告每年向国家缴交公粮（每亩每年100公斤稻谷）。另外，赵计党与原告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赵计党自1995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一直帮在百乐池享有水田使用权的原告缴交了上述土地公粮稻谷。自2005年起，国家为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即自2005年1月1日起免除所有农村土地缴交公粮义务，同时还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农民一定标准的种粮补贴。在百乐池享有水田使用权的原告得知上述政策后于2005年底找到赵计党，要求其将原代原告上交的公粮稻谷任务作为田租交给原告，但赵计党不同意，并说政府者不收公粮了，其也就不需要给原告田租了。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只能向法院起诉。被告赵计党辩称，对原告起诉认为的租田经过及原告责任田的数目没有异议。从1995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每年每亩替原告缴交100公斤稻谷也是事实。但原告认为是口头协议则不是事实，实际上其早在1995年3月15日便与原告所在的马头镇军一村第四队（即第四组）签订了《租田合同书》，签租田合同书前，当时的队长赵志汉召集村民代表在村里开会，商讨合同条款，并且也通过了该合同的条款，且该《合同》还经过新司法局公证处公证。该《合同书》中双方没有约定在国家取消公粮缴交规定的情况下被告有以现金支付原告租金的义务。即使被告有支付现金的义务，从2005年到现在，原告所主张权利的大部分已过诉讼时效。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第四组辩称，我组认为经过公证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因为村民都不知道有这份合同。对原告要求确认该份合同无效，我组无意见。原告赵先桥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原百乐池水田及现鱼塘示意图，证明水田出租前及出租后的实体变化情况；3、军一村委会证明，证明该村百乐池水田于1981年已分别分配给该村委会第四组19名村民承包耕种的事实；4、军一村委会证明，证明国家对农业税证税（即缴交公粮义务）截止时间为2004年12月31日的事实；5、赵志汉的调查笔录，证明赵志汉没有参与合同签订，也没有代表其他村民在合同签名的事实；6、关于赵计党向法院提交《租田合同书》有关情况说明，证明18户村民没有与被告签订任何合同的事实。被告赵计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95）新证内字第21号公证书及《租田合同书》，证明被告经营鱼塘前已经与第四组签订了合同，合同经过公证处的公证。被告第四组向本院提交新马头镇军一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其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赵计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均没有意见，对证据5、6，认为不是事实；对被告第四组提交的证明没有意见。原告对被告赵计党提供的公证书及《租田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认为公证处里的合同二位代表人并非涉案土地的权属人，无权代表涉案土地权属人签订合同。四队的原队长代表赵志汉的签字，但赵志汉表示没有见过这份合同，也没有在合同签过字。该公证合同违反了公证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没有亲自去签字，也没有授权他人去签字，因此，该份合同是无效的；对被告第四组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被告第四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对被告赵计党提交的证据，认为其没有参加合同的签订，所以不清楚过程。对上述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稍后予以认证。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赵先桥与被告赵计党均为第四组（又称第四队）的村民，该组共有25户农户。1981年，包括赵先桥及赵计党在内共19户农户在百乐池（地方名）分有责任田约9亩，1995年初，赵计党将上述责任田挖成鱼塘进行养殖业。从1995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在百乐池享有水田使用权的赵先桥的公粮，由赵计党代为缴交。2005年1月1日起，国家免除了所有农村土地缴交公粮的义务，同时还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农民一定标准的种粮补贴，赵先桥也享受了这一政策，但种粮补贴则没有领取。赵先桥得知上述政策后找到赵计党，要求其将原代赵先桥上交的公粮稻谷任务作为田租交给原告，未果，双方为此发生争议，赵先桥便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支持其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赵计党对赵先桥在百乐池享有责任田的亩数及位置均无异议，也承认原告每年有打电话向其追收租金的问题。但赵先桥认为其没有与赵计党签订书面合同，有的只是口头协议，主要内容为：“1、十八位村民将百乐池水田约9亩出租给赵计党，用于挖鱼塘，养鱼用；2、由赵计党代十八位村民缴交公粮每年每亩100公斤稻谷；3、双方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赵计党则认为其与第四组有签订书面合同，且经过公证，该合同的甲方为军一第四队，乙方为军一赵继党，该合同的内容主要为：“随着形势发展，搞活经济生产，增加经济收入，进行将百乐池地段水田改挖鱼塘，供养各种商产鱼类，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订合同如下：1、甲方出租百乐池水田给乙方承包挖鱼塘、投资及一切由乙方负责，甲方一概不负（承包期属永久性属乙方使用，即从1995年1月1日起开始承包实施）；2、乙方在每年9月底前应给甲方缴交稻谷，按征收挖鱼塘面积（见附表）计算，每亩缴交100公斤公粮任务，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完成，甲方不负责公粮单价变动，乙方如到期不完成公粮任务，甲方不负任何责任；3、如国家政策变动不需缴交公粮，甲方应服从国家政策，不再乙方缴交，在承包期半途如国家政策征收鱼塘地方，赔偿损失鱼塘投资归乙方所有，地皮补偿为甲方所有……。”合同甲方签名的有军一四队队长赵志汉，代表赵佰权、赵庆辉，赵继党在乙方栏处签名，合同签订日期为1995年3月15日，合同后面有一页附表，该表有第四组包括赵先桥及赵计党在内19户村民的签名。签订该合同后，第四组代表赵志汉与赵继党于1995年3月20日到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另查明，第四组分田至今未调整过土地。以上事实，还有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其中转包是指承包方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在一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转交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耕种，而转租则是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处的单位或个人。本案中，被告第四组作为发包方，原告赵先桥作为承包方，赵先桥在承包土地后，将土地交给被告赵计党进行经营，虽双方均认为是转租，但鉴于原、被告均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对此种土地流转应属转包形式，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而不是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第四组与赵计党签订的《租田合同书》是否为有效合同。赵计党承租赵先桥位于百乐池的责任田是发生在1995年初，赵先桥认为其与赵计党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但赵计党对此予以否认，并向本院提供了其与第四组签订的《租田合同书》。根据赵计党提供的该份证据来看，第四组与赵计党关于百乐池责任田的租赁、公粮的缴交等均作出了约定，该合同书后面还附有村民的签名，并经过了公证部门的公证，具有法律效力。从1995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赵计党都是根据该《合同》替赵先桥代缴公粮的。至于赵先桥认为其与赵计党的口头协议实质是书面合同中的要约与承诺过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再由第四组代表包括原告在内的十八位村民与赵计党统一签订《租田合同书》，该《租田合同书》后面还附有村民的签名，由此可看出，第四组是代表赵先桥与赵计党签订了《租田合同书》的，赵先桥在合同后面的附表中签名予以确认。为此，第四组与赵计党签订的《租田合同书》是有效合同，因此，赵先桥与赵计党之间并不存在口头协议，原告要求解除口头协议的请求，因证据及理由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租田合同书》第一条关于承包期限为永久性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规定，第四组从1981年发包土地给赵先桥，至今未调整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由此可推出赵先桥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为1981年至2011年，因此，赵先桥转包给赵计党土地的流转期限亦应到2011年止，超过此期限，双方继续履行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为此，第四组与赵计党签订的《租田合同书》从2012年起变为不定期转包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在合同尚未解除前，各方仍应按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第二次开庭时经本院释明，原告仍坚持要求确认第四组与赵计党签订的《租田合同书》为无效合同。因此，原告要求恢复土地原状及收回土地等的诉讼请求，与法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先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赵先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丘建阳审 判 员  罗秀芳人民陪审员  赵国珍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廖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