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闽0502行初203号原告杨某,女,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被告惠安县公安局，住所地惠安县螺城镇北关学园路18号，组织机构代码：00382540-3。法定代表人李育杯，局长。委托代理人汪荣生，惠安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张江潮,惠安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原告杨某诉被告惠安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原告于2016年9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某及被告惠安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张江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惠公（治安）行罚决字〔2016〕000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2016年3月17日上午，违法人员杨某携带书面上访材料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时，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当场查获并予以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杨某处以警告。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原告系惠安县东岭镇三村村东埔村民，2016年3月18日原告不知为何被被告作出行政拘留，被告没有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至今原告不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被告行为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警告处罚决定书即惠公（治安）行罚决字〔2016〕000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行政处罚书，证明被罚事实。被告辩称，一、惠安县公安局对杨某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6年3月17日，杨某携带书面上访材料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训诫。以上事实有杨某本人的陈述、报案人邱某笔录、训诫书、移送函、户籍材料等证据证实。二、惠安县公安局对杨某的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2016年3月18日，惠安县信访局以书面形式向惠安县公安局报案称:2016年3月17日，杨某携带书面上访材料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当场查获并予以训诫。惠安县信访局据此发函惠安县公安局，建议立案查处。接报后，惠安县公安局依法对此案进行受理立案。2016年3月18日，杨某被接回惠安后，惠安县公安局于2016年3月18日22时许依法传唤杨某，并进行全面调查取证。2016年3月18日23时30分，办案单位治安大队提出处罚意见后，依法告知杨某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但杨某拒绝在告知笔录上签名或捺指印。惠安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惠公（治安）行罚决字〔2016〕000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杨某处以警告，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被处罚人杨某，杨某拒绝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或捺指印。综上所述，惠安县公安局对杨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一、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治安大队依法对本案进行受案。2、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对杨某处警告，将处罚决定送达被处罚人的情况。3、告知笔录，证明作出处罚前依法告知被处罚拟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相关的权利。4、人身安全检查记录、呈请传唤审批报告、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对杨某传唤至公安机关，将传唤原因处所通知家属的情况。5、杨某的询问笔录、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杨某到北京市天安门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依法被传唤的事实。6、邱某的询问笔录、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杨某到北京市天安门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7、训诫书、惠安县信访局关于对杨某违法上访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的函，证明2016年3月17日，杨某以上访为由到北京市天安门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后惠安县信访局移送被告依法查处的事实。8、户籍证明，证明杨某的户籍基本情况。适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权利来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受案登记表写的报案人是与政府有关系的信访局人员，也没有来质证，其证据是间接证据，不认可。其次，对方没有天安门公安的案件移交手续，也没有现场证据，被告缺乏立案依据。其中的受案理由都没有，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第三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3、24、37条规定，这是违法立案。对证据2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有三份，原告手中没有，被告在举证期间存在伪造和篡改的机会。没有原告陈述现场的视频及执法记录仪的音像，且拒绝听取原告申辩。没有给原告处罚决定书。对证据3告知笔录，对方并没有进行相关的告知，不听取原告一再陈述和申辩去北京的原因、经过及目的，拒绝原告申辩和听证要求，违反《行政处罚法》第31、32、42条。对证据4人身安全检查记录、呈请传唤审批报告、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家属通知书也没有送达给原告的家人。传唤证在原告被黑保安限制人身自由时就制作了并送达了，这就是无中生有，蓄意捏造。在传唤过程中对方采取押解的手段，这是强制手段，变相地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被告违法办案，侵犯人权。对证据5杨某的询问笔录、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有异议，对方没有告知原告相关的权利义务，也没有听取原告的申辩。此外，被告的笔录原告并没有签名，对方就强迫签名纳印，原告不签，就说是故意拒绝签名，不予以配合。询问过程需要录音录像，只有录音录像才能真实反映询问过程的真实情况。非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6邱某的询问笔录、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这与本案无关。邱某没有到庭接受质证。被告应提供邱某作笔录的音视频资料对质证明笔录的真实性。笔录中载明邱某是到北京将原告接回惠安县，他不是现场目击证人也不是第一报案人，其证言无法证实原告杨某的违法事实，无客观性、充分性、完整性和排他性。其在被做笔录过程时间是与其在北京对原告进行截访的时间是重合的，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明要么被告捏造案件或者邱某在做笔录中撒谎。邱某的笔录没有提供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扰乱秩序的详细过程及证明材料，所以其证言全部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被告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3、24、37条规定。对证据7，训诫书、惠安县信访局关于对杨某违法上访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的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训诫书当中提到的原告上访的理由是前后矛盾的，这证明了被告是捏造原告的违法事实。注明是移交联的东西，没有移交手续，没有文号，没有当事人签字，没有发生详细地点和落款日期，又不符合执法民警至少需要两个的规定，也没有载明原告在天安门滞留、聚集或扰乱及不听劝阻的事实。训诫书中的见证人签名原告怀疑是被告伪造的，其中无落款日期，无载明原告在北京是如何违法的事实，重要的是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扰乱秩序达到情节严重才可以采取处罚措施，然而原告并没有从该份训诫书中看出原告是如何中扰乱当地秩序的。证据8户籍证明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适用法律部分：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滥用法律规定，滥用职权。被告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原告有扰乱北京市公共场所秩序的情况下就立案并对原告加以处罚，这是违法办案。上访是国家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原告上访根本就不能成为原告被处罚的理由。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原告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处罚决定书被告已经交给原告了。原告向本院申请向惠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调取2016年3月18日22时至23时50分原告在惠安县公安局办案中心期间的所有视频监控录像录音和执法记录仪记载的信息内容和2016年3月18日邱某在惠安县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室17时20分至18时05分的所有音视频和执法记录仪记载的信息内容，要证明被告拒绝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如实地记录和核查，而是采用非法手段强逼原告应按照被告的意图作询问笔录，被告违反法定程序，以及邱某当时当日是在北京充当截访人员，做笔录是捏造罪名强于原告，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本院依法向惠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调取，惠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具了一份工作说明。原告对该工作说明质证认为公安系统询问一定要开监控，工作说明说保存时间短，已经被覆盖这不是理由。被告质证认为无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2016年3月17日，杨某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上访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履行了受案登记、审批、调查、处罚前告知权利义务、依法送达等程序。由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惠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的工作说明来源合法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7日，杨某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上访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被告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惠公（治安）行罚决字〔2016〕000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2016年3月17日上午，违法人员杨某携带书面上访材料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时，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当场查获并予以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杨某处以警告。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此，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被告具有对本案进行立案、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作出处罚的法定职权。行政机关所作行政行为应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案中，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训诫书、信访局的函及户籍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2016年3月17日，杨某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上访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而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因此，被告认定杨某的上述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杨某的违法事实，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履行了受案登记、审批、调查、处罚前告知权利义务、依法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惠公（治安）行罚决字〔2016〕000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晶审 判 员  林 南人民陪审员  黄莉莉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林孟娴速 录 员  刘宇航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