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8941号原告：广东西菲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四路河宕上北南便大街**大楼**之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4ULBR91X。法定代表人：冯结贞。委托诉讼代理人：揭应根，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云惟钰，男，汉族，1980年1月3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韩文平，女，汉族，1979年6月2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健军，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结，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西菲利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云惟钰、韩文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揭应根，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健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代办费用30万元；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利息33170.83元（以3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自2016年6月24日开始计算，暂计至2018年10月19日为33170.83元，并请求计付至全部代办费用还清之日止）；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底，被告云惟钰与冼建荣等人初步达成与他人共同经营原告公司的合作意向。2016年1月12日，原告经工商登记成立，股东为广东亿米克斯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米公司）、冼建荣、罗健斌、余瑜和被告云惟钰。在此之前，被告云惟钰获悉原告因企业经营需要办理《特种医疗许可证》三类牌照，被告云惟钰立即向冼建荣及罗健斌表示：“我作为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的中山安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公司）就是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企业，我可以在佛山代为办理西菲利公司所需的第三类医疗牌照，整个办牌过程所需要的费用是30万元”。冼建荣和罗健斌立即在工商局网站查询被告云惟钰所称的安迪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得知被告云惟钰确实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确实是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因此，冼建荣和罗健斌等其他股东非常信任被告云惟钰。而后，原告通过洗建荣将预付的30万元费用汇入被告云惟钰指定的招商银行账户中。原告其他股东在经营过程中，发现被告云惟钰存在挪用原告资金行为。由此原告及其股东开始对被告云惟钰谎称的30万元代办费用已经花掉表示怀疑。经问询相关部门得知，公司自行办理《特种医疗许可证》三类牌照无需费用，而委托专业许可申报机构代为办理的全部费用大致为1万元（即报酬），然而，两被告却向原告收取了高达30万元的代办费用。经核实，两被告代办证的具体事宜由云惟钰的妻子韩文平办理。办证时间仅用1个月左右。在此后的交涉过程中，两被告均承认没有委托代办公司办理，原告也多次要求两被告列明30万元费用的具体支付对象、支付数额以及是否留存剩余费用等。但是，两被告一直予以拒绝。原告认为，被告云惟钰乘原告对办证事务及费用不了解之机，主动提出代原告办理相关牌照，原告应两被告的要求而预付30万元代办费用，原告与两被告形成了实质上的委托合同，但不涉及报酬。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案涉代办费用30万元为原告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实行“多退少补”原则，以实际产生的费用为准。即，如果实际费用多于30万元，则原告还应当补足，如果实际费用低于30万元，则两被告应当将多收取的费用返还原告。由于两被告代办牌照并无涉及报酬，无须向发证机关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缴纳任何费用，因此，两被告应将合谋获得的且没有实际产生的款项30万元全部退还给原告，而且，因两被告占有原告30万元期间造成原告利息损失，原告有权要求两被告支付相应利息。被告辩称，一、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并且被告云惟钰对委托事项己经履行完毕。首先，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被告提交的《接收证明》已充分证明，被告云惟钰为原告办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是受亿米公司的委托，被告云惟钰由始至终并未收取原告任何款项，被告云惟钰收取的30万元是经由亿米公司转账给洗建荣，再经冼建荣转账与被告云惟钰，而并非原告诉状中提到的原告通过冼建荣汇款，倘若是冼建荣代原告汇款，那么原告应提供与冼建荣的转账记录，以证明该笔款项来源于原告。其次，被告云惟钰己完成委托事项，当时己成功为原告办理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促成了高达220多万的销售项目，为原告谋取了高额的利润，但事后由于原告未对利润进行分红，被告云惟钰等股东因为不满而退股，退股时已把原告的资料全部退还，倘若资料没有退还原告，原告怎么可能至今仍在正常经营？至于原告起诉书中提到在经营过程中发现被告云惟钰存在挪用资金行为，为此到相关部门咨询办证费用，那么本案费用为何被告云惟钰退股时不主张，等被告云惟钰办理完退股手续全部资料交接完毕一年多以后再进行主张？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二、委托被告云惟钰办理牌照的费用由原告各股东充分进行协商，30万元费用的支出己进行过对账。原告公司是因上述220万元销售项目而成立，该销售项目从2015年年底就开始磋商，由于需要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才能销售该项目的设备，被告云惟钰只是向各股东表示曾经办理过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给各股东提供了参考意见。各股东在磋商的几个月时间里已经对外充分进行过咨询，知悉办证的相关费用后，才决定由亿米公司委托被告办理，被告云惟钰不存在任何利用原告对办证事宜不了解之处。并且亿米公司在2016年12月17日已经与被告就30万元的办证支出进行过对账，如今原告提供的三家公司咨询报价，倘若咨询合同真实，至多仅能反映2017年12月时申请许可的咨询费用，与当时的办证支出根本没有任何关联性，不但无法证明2016年的办证咨询收费情况，更向法院故意隐瞒被告云惟钰为了将原告整改成达到审核条件的费用支出。三、办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并非简单的向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申报，也并非简单的进行咨询就可以取得，而是要把原告公司整改成满足审核要求的企业，整改期间需要花费大量费用。原告成立于2016年1月12日，申请许可时原告不管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均远未达到申请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要求，被告实际上是从零开始投入，在准备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将原告企业整改合格后才向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提出申请。2016年时的政策是审批难、监管宽，并不像现在审批易，监管严，当时的审核要求是极其严苛的，为通过审核必须满足所有苛刻条件，而这恰恰不是一个刚开始运作的企业可以做到的，因此该30万元的费用已经全部投入到原告企业的整改运营中，不足部分还进行了垫付，从办公环境及仓库的选取、装修开始，到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设备及最高端医疗器械进销存软件的购买等，加上长达几个月时间为通过审核准备的大量材料报告以及数据录入，才最终获得了许可通过，这些并非花费1万几千咨询费就可以得出的成果。至于被告韩文平，作为被告云惟钰的妻子，只是从旁协助办理证照，30万元的费用己全部投入到企业整改中，被告韩文平未曾收取过费用，不但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反而有权要求委托人支付酬劳。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本来就知悉办证所需费用，如今只是因为经营不善将企业转让，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对其已无用处，故意隐瞒被告为把原告企业整改达到审核要求而支出的成本，企图通过恶意诉讼让被告承担当时办证的所有支出以谋取不当利益。被告云惟钰已完成了亿米公司的委托并进行了对账，原告不但起诉主体不适格，其主张根本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2016年1月12日，成立时股东为亿米公司、冼建荣、被告云惟钰、余某、罗某。2017年3月6日，被告云惟钰等股东退出，股东变更为亿米公司和罗某。2018年4月11日，股东变更为冯结贞和朱碧云。冼建荣系亿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两被告系安迪公司的股东，并由被告云惟钰担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14日，冼建荣向被告云惟钰转账30万元。同日，冼建荣与被告云惟钰共同出具《接收证明》称，被告云惟钰收到亿米公司往来款30万元，作为办理原告《特种医疗许可证》三类牌照费用；如办理不成功，双方协商解决。2016年6月23日，原告取得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2016年12月17日，《广东亿米与中山安迪往来款记录》显示：2016年1月12日，亿米公司经冼建荣向被告云惟钰支付30万元，备注“给云总办证费用”；2016年6月15日，支出“办证费用”30万元。上述文件由被告云惟钰与罗某签字、亿米公司盖章确认。证人杨某、罗某、冼建荣出庭作证。杨某称其是原告内勤助理，原告公司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过程中，其按照两被告要求准备资料。罗某称其原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之初手续不齐无法办理转账，故公司通过另一股东冼建荣汇款给被告云惟钰，该款为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合理费用。冼建荣证言内容与罗某基本一致。2017年12月，原告向第三方机构就“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申报咨询”，第三方机构收费约1万元。另查，向行政机关申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不收取费用。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身份证、人口信息查询表、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咨询辅导报价、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接收证明、往来款记录、指导原则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二、被告应否返还涉案办证费用并支付利息。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涉案《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系为原告办理，原告系本案委托合同的实际受益者。其次，被告云惟钰办理涉案证照之时原告刚刚成立，原告称其因手续不齐无法办理转账符合常理。再次，涉案30万元经冼建荣支付给被告云惟钰，经办人冼建荣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同时是亿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亦确认该款系代原告支付。《接收证明》仅载明涉案款项系由亿米公司通过冼建荣支付，并未有亿米公司委托被告云惟钰办理涉案证照的意思表示。被告主张亿米公司是委托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因此，从委托费用的实际支付人以及从合同的实际受益人来看，本案委托合同的委托方为原告，原告的主体资格合法。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与被告云惟钰之间成立事实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涉案30万元为代办涉案证照的预付费用，被告主张为成功办理涉案证照的包干费用，双方均无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实。首先，从现有证据来看，在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情形下，涉案款项支付的当日出具的《接收证明》应当最能反映委托双方的真实意思。《接收证明》明确涉案30万元系用于办理涉案证照，约定了“如办理不成功，双方协商解决”，却未约定办理成功后的结算方式，如该费用为预付费用，办理成功后双方应当进行结算，未对结算方式进行约定不符合常理。如该费用为包干费用，办理成功后双方无需结算，《接收证明》中对此未进行约定符合常理。其次，涉案委托事项2016年1月14日委托，证照2016年6月23日获批，双方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对涉案费用进行结算。被告云惟钰于2016年12月17日与罗某及亿米公司进行了对账，其中对30万元的用途进行了确认；最后，被告云惟钰自2017年3月6日退股离开原告时，双方应当对其在原告公司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进行结算、相关资料进行交接，但双方均未对该费用提出过异议，原告在被告云惟钰离开公司近两年后才对所谓“预付费用”进行清理结算，不符合常理。因此，原告主张该费用为预付费用，但双方未对费用结算方式进行约定，且在委托事务完成后的对账中对该笔费用用途进行了确认，在被告云惟钰退股离开原告时，双方亦未对该费用提出过异议，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相较而言，被告云惟钰的主张更符合常理。本院对被告云惟钰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涉案30万元系办理涉案证照的包干费用。被告云惟钰已依约完成办理涉案证照的受托事务，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办证费用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西菲利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298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黄红华人民陪审员  戴京鸣人民陪审员  井 梅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罗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