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琼96民终12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乾尧，男，196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文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俊霸，男，198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琼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林，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仁海，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勇，男，196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龙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乾尧、张俊霸因与被上诉人陈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9）琼9005民初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乾尧上诉请求：1.撤销文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9005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勇的全部诉讼请求；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反诉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8年11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金鑫公司50%股权协议）”，并以此份未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系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1.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的文昌金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9月4日，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11月5日。2018年9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张俊霸在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关于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分别转让给上诉人30%股权及张俊霸20%股权的决议。为便于确定股权转让款价格，金鑫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委托海南博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金鑫公司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随后，上诉人出于对被上诉人描述的金鑫公司资产、公司良好发展前景及公司利润等情况的信赖，双方便私下绕过张俊霸商谈股权受让相关事宜，并于2018年9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也据此向被上诉人预付股权转让金120万元。因该《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约定具体股权转让细节由双方另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因此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预付120万元股权转让金后即于同日（即2018年9月4日）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的5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9月5日，海南博信资产评估公司作出（2018）第13号金鑫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金鑫公司总负债为111.93万元，金鑫公司10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即所有者权益总计178.04万元。上诉人知悉上述评估报告书后，认为双方于2018年9月4日签订的5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上诉人以500万元受让被上诉人持有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价格过高，且按评估报告显示金鑫公司的总负债为111.93万元，而不是协议约定的180万元，股权转让价格应进行相应调整。随后，上诉人即与被上诉人协商处理此事，因双方对金鑫公司50%股权是否转让，转让价格等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也一直未按协议约定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公告，且最终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一直未实际履行该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从上述事实经过来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涉案5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没有证据予以支持，仅是一审法院片面采信被上诉人一面之词所做的没有依据的推定。海南博信资产评估公司于2018年9月5日作出的金鑫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已明确载明金鑫公司总负债为111.93万元，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的为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历经两个月，双方于2018年11月5日当面协商一天，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是不可能还约定将股权转让款中的180万元用于结清被上诉人管理期间金鑫公司的全部债务的。且恰恰相反的是，也正因为双方签订上述5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时，金鑫公司的评估报告书还未做出，金鑫公司的具体负债情况还未明晰所以才约定将股权转让款中的180万元用于结清金鑫公司的全部债务，否则该协议若真是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此时金鑫公司的总负债已明确为111.93万元，双方大可直接约定将股权转让款中的111.93万元用于结清金鑫公司的全部债务。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涉案5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2.一审法院以未实际履行且也履行不能的《股权转让协议》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如上所述，虽然上诉人依据《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向被上诉人预付股权转让金120万元，但双方于2018年9月4日签订的5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因股权转让价格，金鑫公司债务及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等事宜无法达成一致，且该《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及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也与金鑫公司于2018年9月1日作出的股东决议不符，也未告知另一股东张俊霸，被上诉人所描述的金鑫公司资产也与评估报告显示的内容不符。在上述多种原因影响下，双方最终并未实际履行该《股权转让相关协议》。随后，三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最终决定以金鑫公司评估报告书确认的公司净资产178.04万元为依据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随即，被上诉人便分别于2018年11月8日与上诉人签订转让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张俊霸签订转让2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即于2018年11月9日分别将其持有的金鑫公司30%股权过户登记至上诉人名下，将其持有的金鑫公司20%股权过户登记至张俊霸名下。上述事实也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起以各自的实际行为明确放弃履行被上诉人转让50%股权给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且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张俊霸三方已最终履行三方分别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转让30%股权及转让2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持有的金鑫公司50%股权也分别在文昌市工商局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相应股权已分别变更登记在上诉人及张俊霸名下，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本无法履行，属于法律上的履行不能。二、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1月8日陈勇为甲方、吴乾尧、张俊霸分别为乙方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并据此认定该行为无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首先，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分别与上诉人签订转让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张俊霸签订转让2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合法、有效合同。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公司决议书”可证明三方就被上诉人持有的金鑫公司50%股权转让事宜已按公司章程规定经过股东会讨论后以股东会决议形式予以确认。随后，为便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金鑫公司也委托海南博信资产评估公司对金鑫公司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在评估报告作出后，各方也在此报告确定的金鑫公司净资产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时，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该3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时为避免争议，双方还在该3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前，双方协商的任何内容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本协议内容为准”，即双方的实际行为也明确表示双方均同意原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被该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所替代，原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须履行的事实。因此，该两份协议书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其次，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业已履行完毕。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即于2018年11月9日分别将其持有的金鑫公司30%股权过户登记至上诉人名下（上诉人此前已向被上诉人预付120万元股权转让金，上诉人已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将其持有的金鑫公司20%股权过户登记至张俊霸名下。张俊霸也依据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在被上诉人将金鑫公司20%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同日即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万元。随后张俊霸又于2018年11月26日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向其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40万元。可见，三方均全部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义务，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也已履行完毕。最后，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下，片面认定所谓三方于2018年11月8日分别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上诉人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的推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在本案中，自始至终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谓2018年11月8日三方分别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上诉人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的事实。若按此推论，将被上诉人持有的50%的股权全部直接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不是更能体现上诉人意愿，又何必如此辗转、迂回的为了所谓上诉人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要求被上诉人与张俊霸签订虚假合同，又以此合同将金鑫公司20%股权登记在张俊霸名下。这种做法对上诉人而言完全没必要，也存在诸多风险。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予解除，被上诉人依法应将上诉人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65872.40元予以返还。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予解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但该条同时也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而在本案中，金鑫公司《章程》第七条明确约定股东转让应由股东会讨论通过，且事实上，被上诉人、上诉人及第三人张俊霸就股权转让事宜也是按公司章程规定召开临时股东会讨论通过。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却未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也未告知另一股东张俊霸。因此该协议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依法应予解除。如上所述，双方最终并未实际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最终履行的是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依据该协议办理完毕3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根本无法履行，依法也应予以解除。2.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65872.40元。如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也根本无法继续履行，依法也应予以解除。依据双方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上诉人以534127.60元的价格受让被上诉人持有的金鑫公司30%的股权，上诉人事实上已于2018年9月4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预付款120万元，扣除上诉人受让的30%股权的转让款534127.60元后，被上诉人依法应向上诉人返还665872.40元。 陈勇针对上诉人吴乾尧的上诉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乾尧上诉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9月4日不是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5日正确，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二、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中我也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并且吴乾尧本人也表示该协议是真实的。合同并没有约定移交车辆的条款。后面三方签订的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的需要。 张俊霸针对上诉人吴乾尧的上诉辩称：一、上诉人张俊霸与被上诉人陈勇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履行完毕，依法属于合法、有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上诉人陈勇和吴乾尧恶意串通私自签订关于转让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严重侵犯上诉人的权益，依法属于无效合同。 上诉人张俊霸上诉请求：1.撤消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9005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陈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8年11月8日陈勇为甲方、吴乾尧、张俊霸分别为乙方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系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1.上诉人张俊霸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履行完毕，依法属于合法、有效合同。（1）根据一审判决确认合法、有效的《文昌金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决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8年9月1日，金鑫公司原股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诉人通过关于被上诉人将其持有公司的50%股权分别转让给原审被告30%、上诉人20%的股东决议。2018年11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上诉人以356085.06元的价格受让被上诉人持有公司的20%股权。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转让20%股权的合意业经股东会议通过，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且该协议书具有合理对价。该协议书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合同。（2）根据《公司企业信息变更登记信息资料》、《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8年11月9日，被上诉人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其持有公司的20%股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同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256085.06元。此后，被上诉人以急需资金为由，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人民币40万元用于办事（其中包括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56085.06元，剩余的人民币143914.94元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并承诺在2018年底办事完毕后向上诉人还清借款。2018年11月26日，上诉人应被上诉人的要求向其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40万元。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全部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义务。以上事实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履行完毕，依法为合法、有效合同。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合同，且已履行完毕。在一审期间，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而签订的。在本案中，也不存在上诉人与任何一方通谋实施了损害被上诉人或原审被告利益的虚假行为。（2）根据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虽为金鑫公司的股东，但从未参与公司的管理。2018年9月1日，股东会议通过被上诉人分别转让给吴乾尧30%股权、上诉人张俊霸20%股权的决议。同时，三方并口头约定以公司资产评估价作为确定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此后，被上诉人负责对外委托评估公司资产。三方根据资产评估价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由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委托他人代办过户登记手续。可见，因自2018年11月8日签订协议书之日起至2019年3月11日上诉人接受法庭询问时止已有四个多月，加上没有参与管理公司和经手评估事宜所以对评估价数额的印象不深，上诉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询问表示不记得评估价是多少，属于正常现象。然而，一审判决仅以上诉人此陈述认定：上诉人甚至在2019年3月11日还不知道股权转让价是多少，作为商人涉及自己重大交易利益的合同主要条款都不知晓，足以证明该协议不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属虚假合同。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在不视上述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对上诉人的表述断章取义并以此推理该协议书属虚假合同，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签订协议书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50万元。虽转账单上没有注明用途，但不影响证明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上诉人就付款的主张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另，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时间和双方为多年的合作伙伴，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缺钱办事的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出借款项，符合交易习惯。然而，一审判决仅以没有转账用途说明和上诉人关于转账款用途“陈勇说他缺钱办事，让我给他转十万块，我就转了十万块给他。后来陈又说缺钱，让我转四十万块，我又转了四十万”的表述内容认定上述转账款50万元未含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又未依法认定上述转账款的用途和性质。可见，一审判决违背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否定上诉人已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上事实证明，有一系列的书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履约完毕，为合法、有效合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通过曲解上诉人的庭前陈述推理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原审被告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其认定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上诉人和吴乾尧恶意串通私自签订关于转让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严重侵犯上诉人的权益，依法属于无效合同。2018年9月1日，股东会议通过被上诉人分别转让给吴乾尧30%股权、上诉人20%股权的决议。2018年9月4日，被上诉人和吴乾尧在没有通过公司股东会议讨论或征询上诉人意见的情况下，擅自签订关于吴乾尧受让被上诉人50%股权的《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1月8日，被上诉人分别与上诉人签订转让2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与原审被告签订转让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1月9日，被上诉人分别将20%股权过户登记至上诉人名下，及将30%股权过户登记至吴乾尧名下。此后，上诉人全部付清股权转让款。此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和吴乾尧恶意串通私自签订转让50%股权的协议书的行为，违背三方之前讨论决定的股东决议和侵犯上诉人依公司章程享有的股权优先购买权，依法属于无效合同。而且，从被上诉人和吴乾尧实际转让股权的行为来看，在2018年11月8日前其二人已经主动放弃履行被上诉人转让50%股权给原审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上事实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签订关于转让50%股权的《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属于无效合同，且并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述两份协议有效并判决继续履行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陈勇针对上诉人张俊霸上诉辩称：1.一审并没有判决张俊霸承担实体上的义务。一审根据吴乾尧和陈勇的合同来判决吴乾尧来承担付款义务。张俊霸提出撤销本案判决没有法律依据。2.在张俊霸的上诉状中，其认为其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金不是事实，一审中我们提供了在2018年9月5日的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张俊霸向我们借了40万元。而且在同年11月份，他将40万元转给我们，并不是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而且张俊霸在法庭询问时，他对评估的价格和股权的转让价格是多少，他都不知道，由此可见。张俊霸称其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格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实际履行的合同是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他的答辩意见与对吴乾尧的答辩意见一致。 吴乾尧针对上诉人张俊霸上诉辩称，一、陈勇向吴乾尧转让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9年9月4日，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2018年11月5日。一审判决以此份未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判决吴乾尧向陈勇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利息，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11月8日陈勇为甲方、吴乾尧、张俊霸分别为乙方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假行为”，并据此认定该行为无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吴乾尧与陈勇签订的金鑫公司5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予解除，陈勇依法应将吴乾尧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65872.40元予以返还。 陈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吴乾尧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从2018年1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利息暂计至2018年12月9日为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吴乾尧承担。 吴乾尧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吴乾尧与陈勇签订的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2.确认吴乾尧与陈勇2018年11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3.判令陈勇从吴乾尧预付款120万元中扣除30%股权转让款534127.60元后，将余款665872.40元返还给吴乾尧；4.判令陈勇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日，陈勇、吴乾尧及张俊霸在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关于陈勇将其在金鑫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吴乾尧、20%股权转让给张俊霸及免去陈勇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姚培武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指定姚培武办理公司变更事项等股东决议。之后，金鑫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由姚培武负责。2018年9月3日，金鑫公司委托海南博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金鑫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2018年9月5日，海南博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做出琼博评报字[2018]第13号金鑫公司因了解资产市场价值事宜而涉及的金鑫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金鑫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283.02万元，总负债为111.93万元，净资产171.09万元；评估后总资产为289.97万元，总负债为111.93万元，净资产为178.04万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基准日2018年6月30日起一年有效。2018年9月4日，陈勇与吴乾尧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股权转让按相关法规要求，以公告方式向社会公告，公告期为30天；吴乾尧同意预付给陈勇股权转让金120万元；陈勇同意将该预付款依定金罚则约定，如陈勇返回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具体股权转让细节双方另行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吴乾尧于当天转账支付120万元给陈勇，转账凭证备注：股权转让预付款（定金）。2018年11月5日，陈勇与吴乾尧上午在文昌协商，下午在琼海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陈勇为甲方、吴乾尧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持有的金鑫公司的50%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已经支付120万元；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的180万元用于结清甲方管理期间金鑫公司的全部债务，本协议签订后，金鑫公司的债务与甲方无关；剩余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乙方同意在文昌市工商管理局受理金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姚培武名下后一次性支付完毕；本协议生效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办理股份转让登记。2018年11月8日，姚培武拿吴乾尧、张俊霸已签名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给陈勇签名。其中，一份是陈勇将其占公司30%的股权以现金货币534,127.60元转让给吴乾尧，另一份是陈勇将其占公司20%的股权以现金货币356,085.06元转让给张俊霸。然后，姚培武将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及办理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所需的材料提交给文昌市工商管理局。2018年11月9日，金鑫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姚培武，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吴乾尧认缴数额55万元，实缴数额55万元，出资比例55%，股东张俊霸认缴数额45万元，实缴数额45万元，出资比例45%。此后，陈勇要求吴乾尧支付余款200万元，吴乾尧以陈勇未移交登记在金鑫公司的47辆车为由拒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张俊霸于2019年3月11日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2018年9月初，我和陈勇、吴乾尧约定陈勇把他金鑫公司的股权转出，20%给我，30%给吴乾尧，转让价款按评估价，谈妥后三方签名，陈勇与吴乾尧负责评估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评估价是多少，陈勇也不叫我交钱，我就没有交钱。”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损害第三人张俊霸的权益，是否有效，如有效，应继续履行还是予以解除；2.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陈勇、吴乾尧、张俊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4日陈勇与吴乾尧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约定吴乾尧向陈勇支付的120万元股权转让预付款对陈勇适用定金罚则，可见，吴乾尧是真心实意要受让陈勇持有的金鑫公司50%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陈勇与吴乾尧于2018年11月5日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而签订，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协议》与2018年9月1日临时股东会关于陈勇将其股权30%转让给吴乾尧、20%转让给张俊霸的决议不符，并不导致该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权。该法及其他法律没有规定股东内部转让股权需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或其他股东同意。根据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全部责任，每个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陈勇将其持有的金鑫公司股权转让给吴乾尧后，吴乾尧、张俊霸各自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金鑫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陈勇与吴乾尧在该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的180万元用于结清甲方管理期间金鑫公司的全部债务，本协议签订后，金鑫公司的债务与甲方无关”，没有损害股东张俊霸的权益。综上，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属于有效合同，对陈勇、吴乾尧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按照协议全面履行。双方约定吴乾尧在文昌市工商管理局受理金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姚培武名下后一次性支付该款，金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于2018年11月9日变更为姚培武，付款条件成就，陈勇请求吴乾尧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00万元，事实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陈勇请求吴乾尧从2018年11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理由欠当，本院不予支持。但依法吴乾尧应当赔偿陈勇自催告之日起的利息损失，陈勇提起本案诉讼的诉状副本，本院于2019年2月2日送达给吴乾尧，吴乾尧接到陈勇的催告，应当立即履行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00万元，吴乾尧未付，应当自2019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赔付陈勇的利息损失。在2018年11月5日陈勇与吴乾尧签订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陈勇应将47辆车资产移交给吴乾尧。吴乾尧以陈勇无法向其移交47辆车资产，重大违约导致该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请求解除该协议，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张俊霸于2019年3月11日接受本院询问时的陈述，其至2019年3月11日还不知道股权转让价是多少，由此断定张俊霸不知晓2018年11月8日陈勇作为甲方、张俊霸作为乙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现甲方将其占公司20%的股权以现金货币356,085.06元转让给乙方。”作为商人，涉及自己重大交易利益的合同主要条款都不知晓，这明显不合常理，足以证明该协议不是陈勇与张俊霸协商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属虚假合同。陈勇已于2018年9月4日收到吴乾尧交付的120万元股权转让预付款，且金鑫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于2018年9月5日作出后，历经两个月，双方于2018年11月5日当面协商了一天，达成一致意见后才签订500万元价款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任何情况变故，2018年11月8日又重新签订总价款为890,212.66元，仅是500万元价款的17.8%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更是不符合常理。综上，足以认定2018年11月8日陈勇为甲方、吴乾尧、张俊霸分别为乙方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按吴乾尧的意愿办理股权过户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是双方通谋的虚伪行为。通谋虚伪行为，即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该行为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吴乾尧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陈勇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自2019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陈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吴乾尧的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22,8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5,229.36元，共计33,109.3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吴乾尧负担，被告（反诉原告）吴乾尧已预交27,600元，余款5,509.36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原告（反诉被告）陈勇预交的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27,88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本院予以退回。 二审中，被上诉人陈勇向本院提交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及光盘三张（分别为2018年9月4日的微信录音、2018年11月9日的微信录音、2018年11月24日的微信录音）。张俊霸与陈勇的微信聊天记录1-2页，证实在2018年8月30日张俊霸给陈勇发微信，明确由陈勇转让给吴乾尧股权转让500万元。微信聊天记录第3页，证实股权转让500万，已经支付120万，因张俊霸介绍转让，为了取信于陈勇，余下200万元，由吴乾尧先向张俊霸转账200万元，以证明余款已经到账，等待变更登记过户付款，然后在2018年11月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由陈勇把账号发给张俊霸要求支付余下200万元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第4-5页，证实2018年11月9日办理工商过户领取执照，陈勇通过微信告知张俊霸要求张俊霸催促转余下200万元。语音聊天记录3段6页，证实张俊霸在2018年9月4日通过向陈勇借款40万元与一审提供的银行转款单一致，证明上诉人把此款当做股权转让款是虚假陈述。2018年11月9日微信语音聊天记录3段7页，证实2018年11月9日在办理变更登记的营业执照当日要求张俊霸催促吴乾尧转余下的200万，张俊霸说吴乾尧要证再转钱。2018年11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在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后，2018年11月24日张俊霸说其本人与吴乾尧说转余下200万，他说要先转100万，余下100万要放进公户等再转给陈勇。以上证据作为一审提交证据的补充。 上诉人吴乾尧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编号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不认可。无法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各方的实际身份，吴乾尧不是聊天记录当事人一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此外，转发的微信聊天记录提及的股东转让资金备注，并未提及到任何公司。2.时间上来看是8月30日发的备注表，微信上面没有提交股权转让份额及转让方的任何信息。对证据编号2至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质证意见同上。 上诉人张俊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编号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编号不能证明陈勇与吴乾尧之间的500万元股权转让关系。关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能说明各方的资金来往。对于证据编号3，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录音内容没有明确，录音中的他是指谁不明确，内容也不能证明张俊霸知道吴乾尧与陈勇之间的500万的转让协议。证据编号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微信的内容只是要求转款，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还的不清楚。证据编号5、证据编号6质证意见同证据编号3。 本院对被上诉人陈勇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三张光盘的认证意见如下：张俊霸对2018年9月4日光盘（微信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录音只能证明张俊霸要求陈勇转款，至于该款是借款还是还款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因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除以上证据，对陈勇提供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2018年11月7日，吴乾尧向张俊霸在农行开设的帐户转入200万元，以便由张俊霸代其向陈勇支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2018年11月9日，陈勇将已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陈勇变更为姚培武）的金鑫公司的营业执照通过微信发送给张俊霸，称营业执照已办理，并要求其催促吴乾尧转余下的200万股权转让款，张俊霸称等取了营业执照后再转。2014年11月24日，张俊霸告知陈勇，称其向吴乾尧说起转款之事，吴乾尧称先转100万，余下100万转到公户后再转给陈勇。 除以上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吴乾尧、张俊霸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和被上诉人陈勇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案涉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及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是否损害张俊霸的权益，如有效，应否解除；2.2018年11月8日陈勇分别与吴乾尧、张俊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一、关于案涉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及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是否损害张俊霸的权益，如有效，应否解除问题。 吴乾尧主张案涉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9月4日，而非2018年11月5日，陈勇则认为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5日。根据陈勇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7录音证据、证据9即2018年11月5日赵亮律师起草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微信记录、证据10即证人李爱英、符忠的证言，可证实2018年11月5日陈勇与吴乾尧就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协商，微信中股权转让协议起草文本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吴乾尧表示同意支付余下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吴乾尧主张案涉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9月4日，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11月5日符合客观事实。 如前所述，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陈勇与吴乾尧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该协议约定：“甲（陈勇）乙（吴乾尧）双方同意乙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的180万元用于结清甲方管理期间金鑫公司的全部债务，本协议签订后，金鑫公司的债务与甲方无关。”陈勇转让其股权后，吴乾尧与张俊霸作为公司股东，各自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协议中关于公司债务的承担并不损害张俊霸的权益。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该条款未规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需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或其他股东同意。故张俊霸上诉主张陈勇与吴乾尧恶意串通私自签订5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侵犯其股东优先购买权，该协议应为无效，缺乏事实根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生效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据该协议约定，对剩余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吴乾尧应在工商局办理金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姚培武名下后一次性支付。根据陈勇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及二审提交的微信记录（录音）证实，2018年11月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陈勇已将变理登记的营业执照通过微信发送给张俊霸，要求张俊霸催促吴乾尧转余下的200万股权转让款，张俊霸称待取了营业执照后再转。后经再次催促，张俊霸称吴乾尧表示先转100万，余下100万转到公户后再转给陈勇。由此可见，吴乾尧支付余下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已成就，陈勇与吴乾尧实际履行的是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吴乾尧关于该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因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格、金鑫公司债务、股权支付时间等事宜未达成一致而未实际履行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吴乾尧在一审时是以陈勇无法向其移交资产47辆车，导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请求解除5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协议中并无约定陈勇应向吴乾尧转移47辆车，因此，吴乾尧请求解除协议缺乏事实根据，一审判决对该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吴乾尧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支付200万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吴乾尧向陈勇支付200万股权转让款及该款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2018年11月8日陈勇分别与吴乾尧、张俊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第一，根据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向张俊霸制作的询问笔录，询问当日张俊霸对其与陈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数额尚不清楚，对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合同条款，张俊霸不知情，有悖常理。张俊霸主张其已于2018年11月9日、11月26日以转帐方式向陈勇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该转帐未载明具体用途，且与张俊霸于2019年3月11日所作的陈述即张俊霸称是陈勇缺钱而让其转款相互矛盾。由此可见，《股权转让协议》并非陈勇与张俊霸协商一致而达成。第二，陈勇分别与吴乾尧、张俊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期限，且各方当事人均承认转让协议是按工商机关提供的格式模版填写，各自手中均无协议原件，原件只保存在工商局相应的登记材料中。对涉及自身重要权利义务关系的转让协议，各方当事人均未留存原件，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证实，转让协议虽然形式真实，但内容是虚假的，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判决认为陈勇分别与吴乾尧、张俊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有据。吴乾尧以其与陈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1月8日）已履行完毕为由，请求陈勇返还665872.4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乾尧、上诉人张俊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760元，由上诉人吴乾尧负担22880元，上诉人张俊霸负担228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符 晓 审 判 员  卢静华 审 判 员  王咸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李丹丹 书 记 员  陈 伟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