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内04民终46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1，男，197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辽宁省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某，辽宁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中昊*号综合楼*楼。法定代表人：王某1，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辽宁省盖州市。原审被告：安某2，男，194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系安某1之父，现住辽宁省盖州市。上诉人安某1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事务所）、王某2，原审被告安某2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内0404民初5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安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某，被上诉人律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被上诉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安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某1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6）内0404民初532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请求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错误。安某1与王某2系承包关系，并签订《承包合同》。原审判决认为：”律师事务所和王某2对安某2与王某2签订的承包合同有异议，认为未实际履行，且该合同内容与律师事务所提交的生效判决书认定事实不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生效判决书涉及的是王某2与案外人赤峰国维矿业有限公司的《承包合同》，并未涉及原审被告安某2与王某2之间的《承包合同》。二、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原审法院已经查明，王某2与律师事务所系委托合同关系，且律师代理费由案外人杨某先行垫付，最终由王某2承担。2016年1月29日，王某2交付给安某160万元，用以给付田某的律师代理费。那么，王某2与安某1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如果安某1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将该款项交付田某律师，那么根据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安某1侵害的是王某2的利益，而不应对律师事务所或田某产生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安某1与王某2之间形成”债务转移”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债务转移，应有书面协议并经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同意；王某2仍拖欠安某1父亲安某2大量工程款，安某1不可能同意王某2进行债务转移。因此，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错误，应当适用三百九十六条、四百零八条之规定。另外，安某1与律师事务所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除了王某2，还有杨某。对于法律诉讼产生的费用，王某2与杨某之间还有约定，二人之间因相关事宜产生纠纷，已由原审法院另案审理，尚未审结。因此，本案与案外人杨某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追加其为第三人。二审庭审时，法庭对安某1上诉请求中要求依法改判明确其具体的改判意见时，安某1称改判安某1和王某2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但鉴于安某1在上诉状中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故法庭又再一次要求安某1明确其本人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时，安某1明确表示由王某2承担直接给付责任，安某1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上诉人律师事务所辩称，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对于债务是否转让给安某1，安某1是否成为新的债务人，双方有签字的证明，打款用途明细和中国银行的明细单作为证据。王某2和安某1之间有转款协议，把打款的详细用途也作了说明。关于安某1说的改判意见，我们不同意。王某2已经把60万元给了安某1，安某1也给律师事务所发了信息，证明三方已经形成债权债务转移关系。王某2不能再承担连带责任了。安某1提出追加杨某，我们认为一审没有申请追加，程序不合法。王某2在给安某1钱的时候已经说明了钱的用途，表明了60万是给田某的律师费，债务转移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王某2答辩称，我和安某1形成不了连带责任，因为我没有律师的电话，就把钱给了安某1，要求安某1交付给律师，安某1也同意交付。现在这笔钱我已经支付，不应该再由我承担连带责任了。我和安某1是合伙关系，一直在履行。原审被告安某2未陈述意见。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2、安某2、安某1连带给付拖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49900元，给付逾期欠款利息50100元；判令王某2、安某2、安某1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律师事务所与王某2于2012年9月2日、2013年5月10日分别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各一份，约定王某2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案外人赤峰国维矿业有限公司、张国合同纠纷一案一审、二审的诉讼活动，代理费分别为26.82万元、13.41万元；律师事务所与王某2又于2013年4月2日、2013年5月10日分别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各一份，约定王某2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案外人张某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二审的诉讼活动，代理费分别为10.64万元、5.32万元。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律师事务所按照约定，委派本所田某律师代理律师事务所参加了诉讼，但王某2并未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双方经协商，王某2和案外人杨某于2013年6月29日为律师事务所出具欠据一枚，约定王某2所欠律师事务所的四笔代理费合计56.19万元，其中未付的54.99万元，由案外人杨某先行垫付，最终由王某2负担。2015年11月10日，王某2为律师事务所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其所欠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54.99万元，自出具欠据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本息付清之日。2016年1月29日，王某2通过中国银行汇款至案外人迟某账户人民币280万元；同日，安某1为王某2出具收条一枚，载明收到王某2人民币430万元，经其同意，其中支付给许耀辉150万元、付至迟某名下280万元，其中迟某名下的280万元包括其代付给田某律师费60万元；同时又与王某2签订证明一份，载明王某2于2016年1月29日交付给安某160万元，用以给付田某的律师代理费，此款由安某1负责交付田某，交付后果由安某1负责。后王某2将此事通知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田某，田某遂向安某1索要此款，安某1于2016年2月4日通过短信向田某承诺会给付其此款。另查明，律师事务所与安某1无其他债权债务往来。一审法院认为，王某2因与律师事务所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拖欠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60万元（包括利息）的事实清楚，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此款是否因律师事务所代理王某2和安某2合伙期间的诉讼事务而产生，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律师事务所都无权向安某2主张此款，对于律师事务所要求安某2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王某2与安某1约定，涉案代理费60万元由安某1交付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田某，即将王某2对律师事务所的付款义务让与安某1，该行为虽事先未经律师事务所同意，但律师事务所的代理人田某事后直接向安某1催要，应视为律师事务所对王某2与安某1债务转移行为的认可。而王某2与安某1债务转移行为一经完成，律师事务所的原债务人王某2即不再是合同义务主体，律师事务所亦丧失向原债务人王某2主张债务的权利，即应向新债务人安某1主张权利。综上，对于律师事务所要求王某2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安某1向律师事务所的代理人田某承诺给付该款，但至今仍未履行该义务，律师事务所因此有权向其诉求此款，故对于律师事务所要求安某1给付其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60万元（包括利息）；二、驳回原告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对被告王某2、安某2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安某1要求王某2承担直接给付责任的上诉主张，安某1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1、2016年1月30日、2月2日和2月3日王某2给安某1发的微信内容截图4张，证明王某2并非不知道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电话，而是故意将该款转交给安某1，并对转交的后果持放纵和主观故意，因此不能免除其给付义务。律师事务所质证称，我们不清楚，这是安某1和王某2之间的事。王某2质证称，经与手机核对，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微信内容的连贯性存疑，对我有利的，安某1都删除了，这个对话不是全部的对话，安某1只保留了对自己有利的。而且时间太久，我手机也丢了，没有保存这个记录。2、2015年11月27日王某2和王声宏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和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与杨某于2012年9月7日签订的”律师代理费收、欠款说明”各一份，”债权转让协议”证明王某2把全部债权债务转让给王声宏，做了概括转让。那么本案诉争的律师费是与判决相关联的债权债务，根据这份协议，该债权债务也应当转移给王声宏。至于协议是否履行可以另案查明，但是从协议本身应该可以表明2016年1月29日王某2再行给付律师费的行为没有合法的依据。协议中虽然没有直接写明涉案的代理费，但是关联性不能排除。”律师代理费收、欠款说明”证明律师事务所认可涉案律师费由杨某支付。律师事务所质证称，协议不涉及律师费的转让，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协议对王某2没有效力。杨某不是本案必要的当事人，他的行为是否有效需要得到王某2的认可。债权转让协议是在我们签订代理合同之前的事，我们对此不知情，让王声宏支付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对于收欠款说明，是在接案件一开始，杨某自愿垫付律师费，后来杨某与王某2发生了矛盾，王某2直接跟律师事务所交涉了，杨某垫付的12000元已经在证据中明确说明了。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某2质证称，我和王声宏的债权转让协议与安某1没有关系，关于收欠款说明，我们不清楚。本院认为，安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庭审时，上诉人安某1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中关于四份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不止王某2，还有杨某；安某1为王某2出具收条的时间不是2016年1月29日，而是2月3日。律师事务所称：原来合同上委托人处确实有杨某的签字，但这个合同已经作废了，后来律师事务所直接与王某2签订了合同。王某2称：我一开始委托杨某代找律师，后来觉得杨某不把握，就不用杨某了，是我自己找的律师。收款时间为1月29日的收据，安某1是2月3日签的字。就此本院认为：律师事务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无杨某签名，王某2对此亦无异议，故安某1关于还有杨某签名的主张因无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且杨某在四份委托合同上是否签字并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故该事实本院与原判认定一致。原判中关于”同日，安某1为王某2出具收条一枚，载明收到王某2人民币430万元”应调整为”2016年2月3日，安某1为王某2出具收条一枚，载明收到王某2人民币430万元，但落款时间写的却是2016年1月29日”。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相同，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又查明，二审庭审后，就王某2将代理费交给安某1时是否经过律师事务所同意及如果安某1要求王某2承担给付责任的上诉主张成立，律师事务所是否还要求王某2承担给付责任时，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称：王某2将代理费交给安某1事先没经我所同意，是我向王某2打电话催款的时候，王某2告诉我说，他已经将60万元的代理费交给安某1，由安某1给我送来。这个时候才知道60万元代理费已经交给安某1。我当时也没有办法了，只能向安某1索要。一审期间我们就起诉王某2了，要求他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下来后，防止缠诉，就服判了。通过和主任请示研究，我们认为还是应当同时向王某2主张权利，要求王某2承担给付代理费的责任。上述事实有律师事务所在二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安某1的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应追加杨某参加诉讼。二、王某2与安某1之间形成的是债务转移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从而认定王某2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就此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应追加杨某参加诉讼问题，因律师事务所与王某2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律师事务所并未起诉杨某，更重要的是，律师事务所是基于王某2和安某1双方签字的证明和收条而向安某1主张代理费，故本案勿需追加杨某参加诉讼。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某2与安某1之间形成的是债务转移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从而认定王某2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问题，各方当事人对王某2将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费已交给安某1，再由安某1给付律师事务所之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的问题是双方之间是债务转移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债务转移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与第三人达成转让债务的协议，且须经三方同意。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本院认为王某2与安某1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王某2是将其欠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交给安某1，约定由安某1转交给律师事务所，这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其次，本案并非是安某1将王某2所欠律师事务所的债务转移给安某1承担，而是安某1应将王某2交给其的代理费转交给律师事务所，而且由安某1转交事先也未经律师事务所同意，而是律师事务所在向王某2索要代理费时，才知道王某2已将代理费交给了安某1，上述事实均不符合债务转移的法律特征。因王某2与安某1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那么受托人安某1处理委托事务的后果，直接归委托人王某2承受，故律师事务所主张的代理费，依法应由王某2承担给付责任。安某1关于其与王某2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王某2应承担给付代理费的上诉主张成立。原判认定王某2与安某1之间是债务转移关系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二审诉讼期间，律师事务所已明确表示不放弃由王某2承担给付责任，故王某2应承担给付责任。关于安某1是否应承担给付责任问题，因安某1在二审庭审时明确表示其同意由王某2承担直接给付责任，由其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故此意思表示属于并存债务承担，即王某2并不脱离合同关系，而由安某1加入到合同当中，与王某2共同承担合同义务。由此，根据安某1愿意与王某2共同承担涉案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二审亦判决安某1承担给付责任。综上所述，安某1关于王某2应承担给付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4民初5329号民事判决；二、王某2、安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60万元（包含利息）；三、驳回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对安某2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计19600元由王某2、安某1负担。邮寄送达费140元，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王某2、安某1各负担40元，安某2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丛 杰审判员 邓宏涛审判员 韩尚达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