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终3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军，男，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志刚，内蒙古英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慧，内蒙古英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军，男，内蒙古亿丰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褚红娜，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勇，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源芳，女，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褚红娜，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勇，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刘利军、崔源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志刚、君慧，被上诉人刘利军、崔源芳及其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褚红娜、刘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军上诉请求：1.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保险费由刘利军、崔源芳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建军与刘利军、崔源芳之间为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刘建军在处理委托事项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不需要直接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刘建军是否应当直接赔偿刘利军、崔源芳遭受的损失,关键是看刘建军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首先,自1993年刘利军、崔源芳委托刘建军购买伊利股票投资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在这期间刘利军、崔源芳几千元的原始投资款已经产生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收益,而刘建军作为中间受托人从中是分文未取的,并且这期间股权的买卖、经营、利润分红等事项一直都是刘建军负责出面与杜某交流、对接、处理,作为刘建军的亲兄弟姐妹,即本案的刘利军、崔源芳一方只需要坐享利益分红。委托股权投资行为本身有风险,既包括股权市场本身的盈亏风险,也包括收益的可得性的风险。2017年刘建军发现杜某不能按期支付股票投资款时,立即召集全家商讨如何处理此事。经过家人的协商后,刘建军对实际受托人杜某提起诉讼,现已对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杜某不能履行全部偿还义务,本案双方都是受害者。在这样的情形下,法院判决让刘建军直接向兄弟姊妹们支付可得利益损失有失公允。其次,现杜某与刘建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刘建军依法对杜某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2月3日法院依法执行回5万元款项,刘建军从法院执行局收到款项后,第一时间按照各家比例进行了分配。当然,刘建军也能承诺保证今后执行回来的杜某支付的所有股权收益及损失赔偿款项都将由这几个共同投资的家人按照比例分取。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于刘建军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一事项,应当由刘利军、崔源芳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刘利军、崔源芳自始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这点,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此情形下法院无权主观推断案件事实。第二，本案存在转委托关系,刘建军作为转委托人就转委托事项不存在选任及指示错误。1993年至1994年,刘利军、崔源芳、刘玉梅、白春瑞等几个家庭委托刘建军购买并持有内蒙古伊利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后刘建军又转委托案外人杜某具体办理此事。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紧急情况下受托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刘建军作为受托人,本应亲自处理股权的购买、分红、经营管理等事务,但刘建军自身并无相关专业知识而且当时刘建军作为自然人也不具备购买资质,其转委托第三人即杜某代办亦无可厚非。而对该转委托行为刘建军已经向刘利军、崔源芳在内的其他参与投资购买股票的家族成员予以披露,并经家庭成员以事实为予以同意。而杜某作为本案的实际受托人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按照当时的政策也只有法人才能购买伊利股票。据此,刘建军对转委托的第三人选任并无过错。至今刘利军、崔源芳所遭受的损失，即未获得出售伊利股票之后所得的股票分红及现值非刘建军所致。刘利军、崔源芳诉请刘建军直接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第三，原审事实没有查清,在全家共同确认杜某欠付股权投资款项名单后,刘建军直接从其母亲刘凤英处借了5万元现金交给刘利军,这5万元已偿还的款项应当从最终判决结果中予以扣除。第四，刘利军、崔源芳的代理律师存在利益冲突,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审查属于程序错误该案一开始,是刘玉梅、白春瑞、刘利军、崔源芳、刘建军等七人共同委托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的唐小冬律师对杜某提起诉讼。在案件前期准备阶段,甚至有些证据是唐小冬律师协助该七人共同收集、整理的。所以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的唐小冬律师对于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及案件所涉全部证据都已知悉并掌握。后因赛罕区法院审理认为刘玉梅、白春瑞、刘利军、崔源芳等七人与杜某不存在直接的委托关系,所以依法裁定驳回其中七人的起诉。在杜某和刘建军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中,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的唐小冬代理是刘建军一方。而到本案中,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的唐小冬律师为了避嫌,指派该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两名律师出庭代理刘建军的对立一方即刘利军、崔源芳。依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十二条“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之规定,刘建军与杜某的案子与本案存在紧密关联关系,两个案件涉及的当事人均为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姐妹关系、诉讼标的也一样,本质上其实是一件事。虽然本案不是唐小冬律师本人代理,但是刘利军、崔源芳的代理律师均隶属北京市中洲(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这两个案子的代理本身存在利益冲突,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于本质上属于同件事,而且当事人均为近亲属关系存在利益冲突,代理完原告代理被告,这种行为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规定。但是一审法官没有依职权对双方的出庭律师的出庭资格进行审核,属于程序违法。第五，本案的保全担保保险费不应由刘建军承担。首先,双方从未以任何形式约定过保全担保保险费。其次,刘利军、崔源芳为申请保全而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完全为了其自身合法权益所为,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依法依理应由其本人负担。而且该项费用不是必须发生的费用,刘利军、崔源芳在提供诉讼财产保全担保时有多种方式选择,诉讼保全保险并非唯一。因此,法院对原审原告关于保险担保费的请求不应予支持。综上,请求支持刘建军的上诉请求。刘利军、崔源芳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应当依法予以维持。首先，本案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应当按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刘建军与刘利军是兄弟关系，刘利军、崔源芳基于对刘建军的信任将其出资交给刘建军用于购买伊利原始股票，双方之间已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刘建军作为受托人有义务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多年来，刘建军对于代刘利军、崔源芳持有、买卖管理股票的数额及具体情况一直不予告知，违反法律关于委托事务的规定。其次，刘建军作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刘建军作为受托人应当装饰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交给委托人。2017年2月27日，各委托人共同确定的《伊利股票收入、费用明细表》中载明了2008年1月1日-2017年2月27日期间股票所得价款共计268万元，刘利军、崔源芳按应持份额所得价款应为714667元，刘建军仅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51万元，剩余204667元未支付，对此，刘建军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刘建军作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按法律规定交给刘利军、崔源芳。再次，本案并非是无偿委托，刘利军、崔源芳在主张权利时已经扣除了管理费和风险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1民终2343号民事判决认定，由于刘建军对于股票的消极管理，导致案外人杜某在2017年在未经刘建军允许的情况下将包括刘利军、崔源芳在内的股票售出，售出后的股票总价款为4520195.28元。本案系有偿委托。刘利军、崔源芳在主张权利时并未按股票总价款主张权利，而是扣除了6%的管理费271211.72元、10%的风险金452019.53元后结合自身的持股比例主张权利。刘利军、崔源芳已经支付了委托合同项下的委托管理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刘建军在委托合同存续期间对股票消极管理，十年间不关注股票情况，以至于股票被案外人处置都不知情，知道股票被处置后怠于对案外人杜某主张权利，在处理委托事务中存在重大过错，给委托人刘利军、崔源芳造成重大损失，应当进行赔偿。二、本案转委托关系不成立，应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予以解决。首先，本案转委托关系不成立。若存在转委托关系，刘利军、崔源芳应向杜某主张权利。但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及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基于合同相对性及双重委托关系认定只有刘建军与杜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刘利军、崔源芳与刘建军的委托关系应另案解决。其次，刘利军、崔源芳委托刘建军处理委托事务，对于刘建军如何处理委托事务并不知情，刘利军、崔源芳也从未同意刘建军将委托事务转委托。刘建军擅自将委托事务交给案外人杜某处理，应当对杜某私自卖出股票、抗拒执行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三、刘建军主张5万元偿还款项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截止2017年2月27日，刘建军共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转卖票价款51万元，2017年2月27日之后，刘建军一直未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过任何款项。刘建军主张其支付5万元应承担举证责任。四、本案不存在刘建军所称的程序性错误。刘建军所称的代理律师问题与本案无关。唐小冬律师并未参与该案，并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规定。五、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属于刘利军、崔源芳实现权利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刘建军承担。刘建军存在转移财产的行为，采取财产保全是刘利军、崔源芳的无奈之举。不采取保全措施可能会导致委托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保全费用是刘利军、崔源芳为实现权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该部分费用应由法院依法裁决。刘利军、崔源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建军返还股票购买款4544元及逾期返还上述款项的利息3167.62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7年11月5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利息的支付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刘建军支付股票转让款204667元及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20307.5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2月27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利息的支付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3.判令刘建军赔偿刘利军、崔源芳委托股票被处分所造成的损失1130312.86元；以上三项诉讼请求合计为1362998.99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诉讼财产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由刘建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利军与崔源芳系夫妻关系，刘利军与刘建军系兄弟关系。1993年至1994年期间，刘利军、崔源芳与刘建军及其他兄弟姐妹经共同协商后，决意让刘建军统一操作购买了内蒙古伊利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始股票，先后两次共购得原始股15000股，其中刘利军、崔源芳占有4000股，之后的数年间所购的原始股发生了赠股及配股现象，截至到2007年12月刘利军、崔源芳持股数达到40872股。2017年2月27日，刘利军、崔源芳与刘建军及其他家人共同对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7日期间所卖出的12万股股票中各方应得的股票价款进行了确认，其中刘利军、崔源芳所持股票被卖出后应得714667元，刘建军实际已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510000元，未付204667元。2017年8月18日，刘利军、崔源芳与刘建军及其他家人共同作为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赛罕区法院）对杜某提出诉讼，2018年4月8日赛罕区法院作出（2017）内0105民初55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认定：刘利军、崔源芳与刘建及其他家人共同作为原告起诉杜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系自然人之间成立的委托代持股票合同关系，从杜某出具的证据来看，委托方的载明人仅为刘建军个人，杜某在代为购买、持有、管理股票时洽谈对应的委托人也是刘建军个人，因此法院认定杜某是与刘建军个人之间形成的委托代持股票合同关系，而杜某与刘利军、崔源芳及其他家人之间并未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刘利军、崔源芳及其他家人主张返还的股票价款系刘利军、崔源芳与刘建军的内部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赛罕区法院依法驳回了刘利军、崔源芳及其他家人对杜某的起诉。该裁定书已经生效。2018年4月10日，赛罕区法院作出（2017）内0105民初55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刘建军与杜某之间已成立了委托代持股票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0年12月4日，杜某向刘建军出具了两张计算明细，载明了已出售的股票数及剩余的股票数。从计算明细来看，杜某将刘建军应持有的股票出售了12万股，该部分股票所得款为3261400元，杜某已向刘建军支付了2680000元，在扣除刘建军与杜某所约定的佣金等费用531068元后，杜某仍有50332元未向刘建军给付，因此法院判决杜某应向刘建军支付所欠股款50332元。判决书还认定：按照杜某向刘建军出具的计算明细所载明的内容，杜某在出售12万股后，在未经得刘建军同意的情况下再次出售了刘建军让其持有的39924伊利股，这部分股票截至到2017年5月24日应得现金分红为442437.78元。法院认为在扣除刘建军与杜某协议约定应向杜某支付的3‰税费，6%管理费及10%风险金后，杜某应向刘建军支付应得的股票价款为3783403.44元。最终赛罕区法院判决杜某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刘建军股票价款3783403.44元，现金分红442437.78元，欠付金额50332元，合计4276173.22元。2018年8月29日，杜某不服赛罕区法院作出的（2017）内0105民初556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7日依法作出（2018）内01民终23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刘建军与杜某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由于杜某在未经刘建军的同意下将39924股股票出售，且一直未向刘建军支付该部分股票的价款，因此给刘建军造成了经济损失，杜某应当向刘建军赔偿该部分损失。在扣除相应的税费、管理费、风险费后截至2017年5月24日杜某所得股票的价值应当认定为刘建军的实际损失。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了杜某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赛罕区法院所作出的（2017）内0105民初55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17）内0105民初556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8）内01民终2343号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定刘建军是以个人名义与杜某之间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并非如刘建军在此次答辩中所称，是全家与杜某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以上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来看，很明显是刘利军、崔源芳作为刘建军的亲属，在基于兄妹亲情信任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出资交给了刘建军用于购买伊利原始股票，而后刘建军又委托杜某办理此事务。刘利军、崔源芳与刘建军之间的这种行为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规定，刘建军作为受托人，有义务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完成委托事务，并且也有义务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庭审中刘利军、崔源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由刘建军自书的《记账明细表》，该《明细表》中载明刘建军曾收到刘利军、崔源芳交付的80000元购股款，在购买股票后多出4544元现金。经该院与刘建军核实，刘建军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是否退还过此笔款项表示记不清了。介于刘建军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对于已向刘利军、崔源芳退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刘建军承担，在刘建军无法证实已经退还的情况下，刘利军、崔源芳主张刘建军返还多余4544元的股票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由于刘建军未及时退还多余的购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院对于刘利军、崔源芳主张刘建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07年11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庭审中刘利军、崔源芳向法院出示了与刘建军共同确认的《伊利股票收入、费用明细》表，该明细表中明确载明了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7日期间，所卖出的12万股股票中各方应得的股票价款，12万股股票中刘利军、崔源芳应持份额卖出后所得应为714667元，刘建军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了510000元，剩余204667元未付，对此刘建军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认可，赛罕区法院作出的（2017）内0105民初556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杜某已向刘建军支付12万股股票所得的股票价款268万元，尚欠50332元未付。刘建军作为刘利军、崔源芳的受托人既已取得了刘利军、崔源芳应得的股票款，就应当及时给付刘利军、崔源芳，因此该院对于刘利军、崔源芳请求判令刘建军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股票转让款20466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由于刘建军在取得代持股票所得款后未及时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该院对于刘利军、崔源芳主张刘建军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17年2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8）内01民终234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刘建军在2010年取得杜某给付的268万元的股票款后未能向刘利军、崔源芳全额支付应得的股票款，并且除268万元之外杜某仍欠的50332元股票款刘建军也一直处于怠于主张权利的状态。2010年之后，由于刘建军对杜某所持股票的消极管理，致使杜某于2017年在未经过刘建军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包括刘利军、崔源芳在内应享有的伊利股票予以出售，出售之后所得的现值及股票分红使作为所有权人的刘利军、崔源芳时至今日都未能享有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该院认为刘建军作为刘利军、崔源芳的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刘利军、崔源芳主张刘建军按照持股比例赔偿因怠于管理而造成1,130,312.86元（4276173.22×4／15-10000）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刘利军、崔源芳主张的诉讼费、诉讼财产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也均系刘建军存因在重大过失行为而给刘利军、崔源芳造成的损失，对此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刘建军向刘利军、崔源芳返还多余股票款454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刘建军以4544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从2007年11月5日起所产生的利息，直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刘建军向刘利军、崔源芳偿还已得股票转让款2046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四、刘建军以20466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从2017年2月27日起所产生的利息，直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五、刘建军向刘利军、崔源芳赔偿损失1130312.8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六、刘建军向刘利军、崔源芳支付担保保险费2044.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8533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刘建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建军提供录音文字整理稿四份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刘利军、崔源芳对于刘建军将办理股票投资事宜转委托给杜某是知情的，本案是转委托合同关系，而且是无偿转委托，刘建军不存在选任指示过错，也不存在重大过失，不应当直接赔偿刘利军、崔源芳的损失。刘利军、崔源芳的质证意见为，对录音文字整理稿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刘利军、崔源芳并不知道刘建军将受委托事项转托给他人，是双方对账时才知道的。该录音形成于双方对账之后。刘建军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刘建军与杜某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对刘建军提供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建军在二审中明确，对一审判决其向刘利军、崔源芳返还多余股票款4544元及相应利息，向刘利军、崔源芳偿还已得股票转让款204667元及相应利息均无异议，并撤回其上诉理由中要求从最终判决结果中扣除5万元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建军是否应向刘利军、崔源芳赔偿损失并支付担保保险费。刘建军与刘利军、崔源芳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上述事实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刘建军作为受托人应当亲自办理委托事务，并遵守委托指示义务、履行报告义务。未经委托人的同意，不能转托他人处理受托的事务。刘建军接受刘利军、崔源芳关于股票管理的委托事项后，又将该管理事项转交由案外人杜某，但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刘建军将受托事项转交杜某已经刘利军、崔源芳同意，故刘建军主张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成立转委托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刘建军作为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应积极管理委托事务并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因刘建军疏于对委托事项管理，导致刘利军、崔源芳所享份额的股票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案外人出售，且未收回出售股票的价款。刘建军应当向刘利军、崔源芳履行赔偿责任。关于本案保全担保保险费，因刘建军在履行委托合同中未尽到受托人的义务而引起本案诉讼，刘利军、崔源芳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刘利军、崔源芳的损失部分，该费用应由刘建军承担。本案中不存在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代理的违返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行为，一审法院亦不存在不履行审查职权的程序违法行为。综上所述，刘建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34元，由刘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伏 春审判员 张雪杨审判员 张 喆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