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6024号原告：刘康华，男，户籍住址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水运生，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前山镇。法定代表人：廖将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炎，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芬，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康华与被告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南溪公司）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康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水运生、被告南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康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中对原告“不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三种（第一类）”分配方案的认定，确认原告“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一种（第一类）”；2.判令被告按《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第一种（第三类）补偿原告商品房差额面积15平方米；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6年9月19日，被告公布了《关于南溪村生活用地合作方案告知书》和《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2007年12月被告公布的《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地产分配明细表》，被告将原告认定为属于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的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10成的，原告只分得商品房30㎡。2016年4月18日的珠海市前山街道办《关于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的通告》、2016年4月29日《关于补充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的通告》、2016年9月1日《关于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补充公示名单的通告》载明，公示的《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以国土部门提供统征时（统征时间为1988年7月18日）登记在册的《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手写版名单为依据。该次公告的名册中均有原告的名字，并且已经生效。同时结合原告提交《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股东名册》、《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章程》、社区股份存折可以说明，原告是南溪股份合作公司的股东，享有普通股，该普通股的取得是由土地统征时，征地费划转对应的股份。足以证明在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2006年9月19日确定《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时，原告是被征地农民。另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被征地农民以初次统征土地时核准的在册人口数为准。原告提交的珠海市国土资源信息档案中心备案的《花名册》（全宗号161档案号：E6-1984-0001），在向珠海市国土资源信息档案中心调取时，该中心加盖印章，并明确归档案号，有全宗号说明161号是南溪村的建档代码，该村所有档案存放于该全宗号下，原告提交的该份花名册是合法有效备案的南溪村花名册，而该份花名册中是显示原告名字，明确表明原告属于南溪村村民。综上所述，原告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并享有10成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按照被告公布的《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理应获得商品房面积45㎡。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原告刘康华提交了以下证据：⒈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⒉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⒊关于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的通告及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2016.4.18）；⒋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章程；⒌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股东名册；⒍土地统征村民花名册；⒎埋葬证、注销户口申报表；⒏（2017）粤民再282-285号民事裁定书；⒐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被告南溪公司辩称，一、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认为其不具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第一、被告属于农村基层集体经济组织，案涉之《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集体决定，并经2006年9月15日召开的生活用地分配方案的会议，由到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股东代表、生产队长和党员等人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经民主程序通过，且决定之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第二、2006年9月19日，被告在全体股东大会上公布了《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原告应当知道并清楚分配方案内容。第三、《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认定集体成员享有的分配标准，主要是依据集体成员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两次承包土地的参与程度等情况做出的结论。判断“土地统征在册村民”的依据是《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若登记在该花名册内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未登记的就不是。经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保存的《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原告不在该花名册之中，不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这一情况在被告2006年9月15日的会议纪要中已明确。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及的其他花名册，均不能作为界定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之依据。二、香洲区院（2018）粤0402民初7103-7106号民事判决书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4民终1416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的诉请、事实与理由均有相同案情，该案涉及的鲍杰强诉被告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之内容与本案是基于同一事实、相同诉求的纠纷，两审法院均确定了《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的合法性，确认被告该次分配行为属合法有效。根据最高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及司法改革精神，确保同类案件裁判尺度一致对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请法院就本案参考并采纳前述案件已查明的事实、裁判观点，依法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三、本案之内容是集体组织内部事项，法院应当充分尊重被告集体组织成员大多数的意愿，不宜干预被告的集体决定。四、案涉之分配事项，已于2007年底执行完毕，时隔12年再次提起，已丧失了推倒重来的可能性、不具现实意义。综上所述，原告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补充，本案所涉及的该次分配是发生在2007年12月，这时已经完成了分配，各方的权益是否被侵犯，原告是应该知道的。被告认为这侵权行为的发生到提起诉讼主张已经超过法定的两年或三年的诉讼时效期。原告已丧失了就此诉讼的权利，请求法庭审查。被告南溪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⒈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首页；⒉2006年9月15日会议纪要；⒊2006年9月19日股东大会会议内容；⒋2006年9月20日会议纪要；⒌（2017）粤0402民初7103号民事判决书；⒍（2018）粤04民终1416-1419号民事判决书；⒎《会议记录簿》摘要；⒏《村民签名确认书》一册；⒐青苗费分配成数的更正表（4队）、1992年11月16日户口在册农民青苗费分配表（第4社）；⒑分配清单；⒒3、4队的《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经审理查明，南溪公司为股份合作制公司，由珠海市前山镇南溪村村民和南溪村民委员会出资设立。2006年7月25日，南溪公司（原南溪村委会）为甲方、珠海经济特区腾辉发展有限公司为乙方签订《南溪生活用地合作意向书》约定合作开发南溪村集体用地，合作项目完成后，合作方须按南溪村每个（共1260人）征地村民44.5㎡（不含公用分摊面积，即套内实际面积）商品房的标准给甲方发给征地村民作为村民生活用地的补偿，共计56070㎡商品房，住宅为小高层标准。2006年9月19日，南溪公司公布《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内容为：南溪村提供合作开发所需的用地约104000㎡，合作项目完成后南溪村将获取56070㎡的商品房住宅。南溪村提供合作开发的用地，其中有6万多平方米是征地在册村民的生活用地，其余的近4万平方米是南溪村的自然村用地，南溪村有征地成数的股东有权享受收益分配，而且填土所需的费用由全体股东支付，根据用地比例的构成以及填土费用的支出，经多次会议讨论研究，并经2006年9月15日南溪股份合作公司召开的股东代表、党员、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研究，一致同意了以下分配方案：1.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并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经2003年股东代表核实）的：10成可分配房屋45㎡，7.5成的为40㎡，5成的为35㎡，2.5成的为30㎡；2.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而没有南溪村征地成数的，每人统一分配20㎡房屋；3.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经2003年股东代表核实）的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10成可分配房屋30㎡，7.5成的为25㎡，5成的为20㎡，2.5成的为15㎡。南溪公司提交的《村民签名确认书》一册显示，南溪公司于2006年9月期间按户向南溪村民送达《关于南溪村生活用地合作方案的告知书》并由各村民签名确认同意，该册确认书第140页的《关于南溪村生活用地合作方案的告知书》落款处有“刘康华、陈杏梅、刘国祥、刘美芳、刘国海”字样签名，并手写注明“同意”，原告否认有签收过该告知书并提交了刘国海的埋葬证和注销户口申报表以证明刘国海已于2001年去世，无法于2006年在告知书上签名，被告对刘国海的死亡时间没有异议，但表示村委会是以长辈来区分各户成员，告知书上并不是刘国海签名，只是将其作为家庭成员列明。2007年12月，南溪公司制作《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载明原告属于《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第3类，即属于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5成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应分商品房面积为20㎡。庭审时，原告依据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主张自己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被告则依据《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否认原告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上记载有刘康华等人名字，《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上则未有记载刘康华名字，原告认为《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存在明显纰漏，不能作为认定原告是否属于土地统征在册村民的依据。原告提交的《关于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的通告》记载，“一、本次公示的《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以国土部门提供统征时（统征时间为1988年7月18日）登记在册的《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手写版名单为依据。二、上述名单只适用于南溪更新之用，不作股份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和其他用途。三、如上述公示无名单的居民认为自己是被征地农民，请以书面方式连同户籍资料作为初期审核资料提交我街”，通告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通告所附《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中包含原告名字。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分别致函珠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和珠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户政中心询问原告的粮食供应关系及户口变动情况，珠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复函称，“经多次翻查现存档案，均无法找到相关资料，无法对来函中提到的9人粮食供应关系提供佐证材料”；珠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户政中心复函称，“户籍管辖机关变动情况：1992年1月23日，南溪派出所成立后，（原告）户籍从前山派出所划归南溪派出所管理。核查情况（详见附件）：因时间久远，需查信息均缺乏完整资料，只找到了仅供公安机关内部使用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三）“农转非”信息缺乏证据支撑的3人。鲍锦宁、刘四妹、刘康华等3人在前山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有‘农户’信息记录，在南溪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有‘农转非’信息记录。但两个派出所均未找到办理‘农转非’的相关资料…”,珠海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户政中心复函所附相关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由前山派出所盖章的刘康华《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别一栏有非农业户涂改为农户痕迹，由南溪派出所盖章的刘康华《常住人口登记表》则于“职业”一栏登记为“农转非”，同页登记的刘康华妻子陈杏梅、儿子刘国剑（刘国祥）、女儿刘美芳“职业”一栏均登记为“农”。原告于庭审时陈述，“我是南溪村的村民，1965年我在村里耕地，1967年我从事养鱼，1981年前山镇的钟国胜书记到南溪村，找了南溪村的队长及书记，把我调去前山镇养鱼，直到1986年把我调回南溪村，村里开会恢复了我的农民身份，一直生活至今。2006年，我家里有5口人，分了四个名额，问当时的书记，我为何没有房子分，书记回答我没有，也不给我分配名单看。经过多次争取，后来给我分了30平方，分配非常随意”。原告提交的《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记载,“征地费分配是按照我村常住人口由参加承包责任田的人口进行分配为原则，制定以下细则进行分配：一、参加分配部分1、征地费、利润费分配按照本村常住农业户人口计算分配。凡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出生（即16周岁以上）的为劳动标准按10成计算。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出生的（即15岁至11周岁）按7.5成计算。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出生的（即10岁至6周岁）按5成计算。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出生的（即5岁至0周岁）按2.5成计算…二、按条件参加分配部分1、第一次、第二次有责任田者，出嫁户口已迁出以及一九八三、八四年转了国家粮，户口已迁出城镇工作的，可享受征地费和利润费分配，但在第二次分田不要田的只享受5成，但人头费不能参加分配…”，南溪公司表示该分配修改方案系南溪村第3生产队的，而原告一家属于第2生产队，南溪公司提交的另份标注“肆队”的《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与原告提交的有所不同，但两份分配修改方案第二条第1点内容一致，原告据此主张原告是被征过地的。南溪公司提交的有关会议纪要内容具体如下：（一）、2006年9月15日“生活用地分配方案”会议纪要，56人到会签名。南溪公司陈述陈康信是当时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黄健华是当时的董事，其余到会人员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全部成员、股东代表、党员和生产队队长等。记录主要内容是：经听取收集村民意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组长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发现公司提供合作开发的104000㎡用地并非全部都是征地在册村民生活用地，从村红线图反映村民生活用地有6万多平方米，其它的近4万平方米是村集体自然村用地，属于全体村民所有，填土费用由全体股东承担，根据用地比例计算，村民生活用地的6万多平方米应由征地在册村民享受分配，其余的近4万平方米自然村用地应由全体股东共同享受，按我公司应得的56070㎡商品房推算，经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组长研究定出了初步方案：①征地在册村民10成应分45㎡，7.5成应分40㎡，5成应分35㎡，2.5成应分30㎡，由于原始股有错漏而且曾经折股，因而要按征地成数计算，以2003各股东代表签名核实的征地成数为准。②对于部分只是征地在册村民而没有征地成数的，因没有股份分配而没有支出填土费用，因而全部统一每人20㎡。③对于有200多个有征地成数的村民，由于村集体自然村用地他们有权享受收益，而且填土费用他们有支出，因而按10成30㎡、7.5成25㎡、5成20㎡、2.5成15㎡，通过以上方案的计算平衡了各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根据用地比例的投入和填土费用的支出亦没有削减征地在册村民的利益。我公司现时留有的花名册是根据征地时粮食局、国土局、劳动局、计划局、公安局共同审核确定的，而现时有部分村民从国土局复印回来的名册是89年未统征前由村委提供给他们参考用于报建的。对于有少部分人反映同是93年出生的小孩，有的征地入册，有的没有，原因是当时审核部门随意性较大，有的确认，有的不确认。至于有人提出分地，如大部分村民同意合作分户，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处理。经表决一致同意以上分配方案，再召开股东大会后公布方案再签名确认。（二）、2006年9月19日股东大会会议内容，与第（二）项会议记录内容基本相同，增加如下内容：现有极个别股东从国土局基础中心复印出花名册，并听国土局个别人员说，只要花名册有名就已划拨人头费及土地给村委会，为何村委会没有将人头费及土地分给他本人，并称要上告我公司。据我们了解，他本人在征地前已自行转粮，根本没有权利享受征地村民的人头费及土地分配权利。从我公司现时所掌握的92年征地时所留下的花名册，该股东原来是有名单的，在征地审批时已被删除。该情况我公司已到国土局及基础中心了解并反映了情况，国土局基础中心现时存档的花名册是南溪村在1989年向他们提供的，与我村存底的花名册不相符，国土局花名册没有90年以后出生或嫁入人员名单，而南溪村是1992年11月16日统征土地，当时有几个部门到村委会共同审核名单，对于有的不符合征地村民资格的已作删除，而国土局现时的花名册没有任何删除，经我们反映后，国土局基础中心意识到现时花名册有错漏，剥夺了90年以后出生或嫁入征地村民资格，并准备翻查档案重新核对。（三）2006年9月20日“董事会、监事会、股东组长会议”的会议纪要，14人到场签字确认。该会议在召开股东大会、公布生活用地合作分房方案之后，根据部分村民反映的情况，研究分析如下事项：①确定成数的征地分配方案是1992年开村民大会通过的，而且有公榜。②同是93年出生的，有的入征地名册，有的没有入征地名册，认为是否划入在册不是村委会审批，是国土局、粮食局审批，因而维持在册的有权分配，不在册的无权分。③对于部分7.5成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分田时已被大人分得少，理应不足减少。④对于有人认为1992年分配方案不合理，差一年成数就相差很远，要求修改方案，研究认为该方案是村的基础，所有股份的核定都以此为依据，况且经工商局登记备案，不能动摇。另外还对两个村民的情况进行认定。还记录方案即交公布并派到各家各户签名，但现在还有部分人有意见，未能满足所有人要求。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有超过三分之二股东表决同意的，方案有效，大家一致同意。另查明，南溪村原村民鲍杰强等人也曾就《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提起诉讼，本院就此作出（2017）粤0402民初7103-7106号民事判决后，鲍杰强等人不服提出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8）粤04民终1416-1419号民事判决。《1992年度的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系于上述案件一审过程中由本院向珠海市国土资源局调取，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系于二审过程中由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珠海市国土资源信息档案中心调取。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于当时本院致函调查时回复称，“一、珠海市人民政府对南溪村土地进行了一次统征，统征时间为1988年7月。相对应的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是《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具体名单由村集体提供，并经原市计委、原市粮食局、原市国土局及市公安局、市财政局等五个部门审核、盖章确认。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被征地农民以初次核准的在册人口数为准’规定，我市确认被征地农民身份的依据是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因此，如鲍杰强等四人登记在《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中，且名字未被划线，则鲍杰强等四人属于南溪村‘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二、经查上述被征地农民花名册，未见鲍杰强等四人的名字。三、经查我局档案资料，南溪村仅有一份征地农民花名册”。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属于《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所列的土地统征在册村民。首先，原告认为档案号为E6－1984－0001的《南溪村花名册（86页）》中有其名字，据此主张其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但该份花名册是村集体填写的，没有相关的部门的确认，也没有注明用途，只记载了村民是否世居（或迁入日期），不能证明该花名册就是土地统征村民名册。其次，原告依据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期间张贴的《关于公示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的通告》及《南溪村被征地农民花名册名单》主张自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但该通告已注明“只适用于南溪更新之用，不作股份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和其他用途”，而且前山街道办事处并无确认原告身份的职能，故上述通告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再次，原告认为其是南溪公司股东并享有分红、青苗费等，根据章程第八条的规定主张其是统征在册村民，对此本院认为，章程第八条规定村民股东按1992年南溪村土地统征时享有福利股和1994年以征地费划转及现金购买普通股的本村村民为标准，其中普通股可以是现金购买，并不一定是征地费划转，即不能以拥有普通股而反推与征地有关，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拥有福利股的股东就是土地统征村民，即使原告享有征地的福利，但这不能反推出原告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最后，原告主张所依据的《南溪村征地费分配修改方案》相关内容，该方案是指在1983、1984年转了国家粮的，可享受征地费和利润费分配，不能反推出原告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南溪公司在2006年9月15日的会议纪要中明确，根据《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确定村民是否为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若登记在该花名册内就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若未登记在册则不是土地统征在册村民。根据当时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的另案复函，该花名册具体名单系由村集体提供，并经原市计委、原市粮食局、原市国土局及市公安局、市财政局等五个部门审核、盖章确认，在未有相反证据推翻前应当推定为真实，从本院致函相关单位的回复结果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则可看出原告于《1992年度农转非花名册南溪村（1243）人》出具前即有农转非的情况，并不存在92年花名册统计南溪村在册人员有遗漏原告以致南溪公司制定《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时将原告错误分类的情形，原告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是南溪村的原村民及南溪公司的股东，不足以证明其属于《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所列的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基于上述认定，南溪公司作出《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合作房产分配方案》确认原告属于第3类人员，享有南溪村原始征地成数10成而非土地统征在册村民，可分得商品房面积为30㎡，并未侵犯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撤销南溪公司《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明细表》中对其“不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三种（第一类）分配方案”的认定，确认其“是征地在册村民，属第一种（第一类）”以及判令南溪公司按《南溪村村民生活用地房产分配方案》第一种（第一类）补偿原告商品房差额面积15㎡，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康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338元，由原告刘康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龙飞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梁慧欣曾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