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37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谦爱，男，汉族，1964年5月22日出生，住福建省德化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星都，男，汉族，1963年8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锋，福建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洋信用社，住所地福建省永春县下洋镇下洋村大坪心。 法定代表人：郑成才，该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竞忠，福建泉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德红，男，汉族，1968年11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永春县。 原审被告：陈忠党，男，汉族，1964年11月9日出生，住福建省永春县。 原审被告：姚天仁，男，汉族，1963年6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永春县。 原审被告：姚伟明，男，汉族，1973年8月18日出生，住福建省永春县。 原审被告：姚伟烨，男，汉族，1988年10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永春县。 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因与被上诉人永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洋信用社（以下简称下洋信用社）、原审被告陈德红、陈忠党、姚天仁、姚伟明、姚伟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2018）闽0525民初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锋，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竞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德红、陈忠党、姚天仁、姚伟明、姚伟烨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要求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不应承担本案借款合同的保证担保责任。第一，对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上“林星都”“张谦爱”签字形成时间，经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进行鉴定，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提供的2014年8月1日“保证借款合同”上担保人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字形成时间与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上的签字时间是同期形成的，证实上诉人没有在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提供的这份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上签字，证实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没有与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不应对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以鉴定人出庭作证证实“同期形成”指的是“一年内同期形成”为由，没有认定诉争的这份2014年8月1日“保证借款合同”是用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套用的，这是不正确的。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的鉴定结论已经明确确认2014年8月1日“保证借款合同”上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字和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字是“同期形成的”，直接证实2014年8月1日“保证借款合同”是用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套用的；且鉴定人出庭作证时主张“同期形成”指的是“1年内同期形成”也没有相应的鉴定技术规范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正确。 第二，一审法院判决要求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应对本案借款合同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有在2014年7月25日的“个人借款申请书”、“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上签字为由认定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有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应承担这笔借款的保证担保责任，这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这两份“个人借款申请书”“个人贷款面谈记录”是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完成贷款审批程序的内部文件资料，不是对外正式的保证担保合同，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完成了这些内部审查程序后才能与借款人、担保人签订正式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没有与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签订正式的担保合同，没有形成担保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是要与借款人、担保人分别签订正式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后才能向借款人发放贷款，证实只有正式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后才与被上诉人形成借款担保合同关系。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也提供一份2014年8月1日“借款保证合同”作为主张上诉人有提供担保的依据，但经鉴定这份“借款保证合同”不是2014年8月1日形成的，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尚未签订正式的担保合同，担保关系尚未成立。3.本笔98万元借款是2011年7月31日开始贷款的，到2014年8月1日时已经第四次转贷，前三次都是由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和原审被告陈德红、姚天仁、陈忠党、姚伟明六个人共同提供扭保。2014年7月25日，被上诉人来联系办理这笔贷款手续时，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发现借款人姚伟烨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要求所有六个人应一并担保才同意为借款人姚伟烨提供担保，被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应在六个原担保人都在正式的“借款、担保合同”上签字后才能放款给借款人姚伟烨，但后来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发现其他人不同意担保，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也不同意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没有在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的“借款担保合同”上签字，所以，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虽然有在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提供的“个人借款申请书”“个人贷款面谈记录”等贷前审查资料上签字，但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并没有在被上诉人正式的借款合同的担保人栏目上签字，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也不知道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是否有放款、何时放款给借款人姚伟烨等情况，因此不应认定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有为借款人姚伟烨提供担保。 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辩称：一、2014年8月1日《借款保证合同》是上诉人所签订，上诉人依法应承担相应保证担保责任。1.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不能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历思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没有否认涉案《保证借款合同》的各保证人签字事实，上诉人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作，该鉴定结论为“同期形成”而不是“同日形成”，也不是“同一时间形成”，即上诉人故意歪曲本案事实，依法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认定诉争的《保证借款合同》不是用2013年7月26日《保证借款合同》套用的，认定事实正确。第一、历思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不是确认涉案《保证借款合同》上诉人的签字是2013年7月26日形成的。第二、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7月26日有签订多份空白合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历思鉴定所出具的结论为“同期形成”，历思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经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认为“同期形成”为“同期不会超过一年以上”，显然历思鉴定所出具的结论可以直接证明“同期”和“同一时间”是不同的概念。第四、原审庭审时各保证人认可各自签字是有先后，也不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签字的事实，且上诉人不是保证合同最后的签章人。第五、泉历思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2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了检验结果表明待检笔迹与样本的残留溶剂含量萃取率值相近，而不是相同，因此，检材即2014年《保证借款合同》签字时间不是在2013年。第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永春县下洋仙罗岩茶场等另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民0525民初739号]，该案审理中对于保证合同的形成时间存在争议，泉州历思司法鉴定所[闽历思司鉴所泉州分所(2017)文鉴字第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2014年9月26日的保证合同与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合同中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名笔迹为“同期形成”。上诉人在该案2019年4月18日一审庭审确认了该案《保证合同》形成时间为2014年7月份中下旬。因此，上诉人将泉州历思鉴定所出具的“同期形成”的鉴定意见辩解为“同日形成”或“同一时间形成”是错误的，上诉人辩称本案《保证借款合同》套用2013年旧合同不符合事实。其他保证人服判不上诉也证明案涉《保证借款合同》形成时间为2014年。 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对本案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和《个人借款申请书》的内容，具备了为涉案借款98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和担保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这符合双方多年来的保证合同签约惯例。2.保证合同虽是从属于主合同的从合同，但担保法未禁止同时也规定了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可以约定对将来债务提供担保，法律并没有规定其担保的主债务必须在保证合同成立时就已经存在。3.本案不争的事实是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自2011年开始即为原审被告姚伟烨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其对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是清楚和接受的，原审被告陈忠党、陈德红、姚伟明、姚天仁均在涉案《保证借款合同》上签字并服判息诉，上诉人声称其他保证人以及其不同意为姚伟烨提供保证不属实。 综上，上诉人未考虑本案整体证据链，而是罔顾事实地将证据单独割裂且辩称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保证借款合同》、《个人借款申请书》、《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以及借款放款还贷记录等证据具有完全的证据证明力，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且本案上诉人及保证人在保证借款合同上不只是签字，而且还有捺手印，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规定，上诉人该捺手印依法应认定上诉人保证行为成立，上诉人应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上诉请求及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陈德红、陈忠党、姚天仁、姚伟明、姚伟烨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状。 下洋信用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姚伟烨立即偿还下洋信用社借款980000元及从2015年3月2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2.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及相关费用由姚伟烨、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即本案的六个担保人）曾多次为姚伟烨就本案讼争的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即由姚伟烨向下洋信用社就同一笔贷款（本金都是98万元）进行多次借贷、还贷，每次借款一年期满还后又借，先还再借。其中前一次借款期限为2013年7月26日起至2014年7月25日止，该笔借款届期后姚伟烨同样以“先还再借”方式再办理本案讼争的该笔借款，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与下洋信用社在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的个人借款申请书、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签名捺印；又在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的担保借款合同的担保人栏处签名捺印。其中个人借款申请书主要记载了申请借款人姚伟烨身份信息、经济收入、贷款用途、借款金额（98万元，期限1年），以及提供本案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等有关贷款信息内容；借款人栏落款处有姚伟烨手写签名捺印、联系电话，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另还有姚伟烨父亲姚进仕签名捺印（“同意”栏），同样手写联系电话，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申请书接下部分是打印及手写填空内容，均为有关担保贷款的信息事项，打印内容为“担保人确认以上申请，同意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授权你社在审核本人担保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查询本人的信用信息。”；最后落款部分是各担保人，亦即本案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分别手写签名的信息内容，即各担保人签名捺印、联系电话，落款日期（载明日期同上）。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78）主要记载约定如下：姚伟烨为借款人，陈德红、姚天仁、陈忠党、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为保证人，借款金额980000元，期限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5年7月26日止；月利率9‰，按月结息；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及其他应付费用；贷款逾期，自逾期之日起按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即按合同利率加收50%计收利息；借款人、保证人违约，贷款人有权解除合同，提前收回未到期的贷款。合同签订当日，下洋信用社即将借款980000元发放至姚伟烨账户。借款后，姚伟烨已如期如数偿还利息至2015年1月20日，后仅还清2015年3月20日前的利息，尚欠多月利息未还，致下洋信用社诉至法院。起诉后，下洋信用社于2015年8月6日划扣陈德红账户存款116427.39元，用于还清该日之前诉争借款所欠的利息及部分本金，诉争借款至今尚欠本金890298.11元及其自2015年8月7日起相应利息，姚伟烨（借款人）及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保证人）未予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下洋信用社与姚伟烨签定的《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78）其中的借款合同（部分），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约定借款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下洋信用社已按约支付借款，姚伟烨借款后未按约定交付利息，借款到期后亦未如期偿还借款本金，已构成违约；下洋信用社按约有权解除合同，提前收回未到期（原审起诉时）的贷款及按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故法院对下洋信用社此项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第二、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是否对姚伟烨该笔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其一、姚伟烨对于该笔贷款的前次贷款期限为2013年7月26日起至2014年7月25日止，姚伟烨需再续贷该笔款，按金融机构必备程序手续，该笔贷款需在2014年7月25日前（含当日）双方即本案下洋信用社、被告就应办好贷前申请、担保等手续；据此，下洋信用社、姚伟烨、陈德红、陈忠党、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已就本案的该笔贷款的个人借款申请书、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在2014年7月25日进行签名捺印，并以书面形式予以告知说明，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知悉其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关于“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的借款申请书、面谈记录是由下洋信用社制作发出的格式合同文本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具备借款、担保合同成立的（要约）意思表示，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在借款申请书、面谈记录签名捺印（即承诺）的行为，可以认定双方成立了担保合同关系。其二、虽然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辩称借款申请书、面谈记录的落款日期非本人所签，但该材料文本还有借款人姚伟烨父子的签名和日期，且在同一张格式合同纸签署，又是系多人分别在不同时间、地点签名捺印，如有日期放空部分，后由下洋信用社根据贷款材料程序安排统一填写一个确定日期，也是为方便当事人办贷的具体灵活操作方法，并不因此影响当事人“签名捺印”的真实意思和行为效力。对此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亦未能提供必要证据证明双方有违法或违约乱签的事实，因此亦应认定双方成立担保关系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其三、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辩称并没有在落款日期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签名捺印提供担保。其抗辩理由是在该份合同上签名捺印确系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各自所为，但认为是下洋信用社利用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于2013年7月26日为姚伟烨提供（前一次）担保该笔贷款时多签的空白备份格式合同拿来代替顶用，且以其中陈德红、张谦爱、林星都申请鉴定的结论，即上述两份合同陈德红、张谦爱、林星都“签名捺印”形成时间为“同期形成”为依据。对此，法院认为，首先，该份鉴定的鉴定人已出庭作证陈述“同期形成”的“同期不会超过一年以上”，亦即同期的时间跨度可能相差一年时间，而2013年7月26日与2014年8月1日（下洋信用社自认是7月下旬填写8月1日的日期，与放款日一致；按常理和该笔贷款实为“借新还旧”的“续贷”简易方便习惯做法，借款申请书、面谈记录与《保证借款合同》应当于“2014年7月25日”同时签订填写。）而上述两份合同签定的时间差即为一年（借款期限），因此如仅以该鉴定结论为据推定，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2013年7月26日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同时“签名捺印”多份空白合同并由下洋信用社作为本案“续贷”再用；二是2014年7月25日（或为8月1日）该笔贷款到期前重新续签。如按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的主张，即为前者，则应举证证明“2013年7月26日”同时签订多份并留空白备份为该笔贷款实际签约所用的事实，否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不能作为证据事实认定。而如按下洋信用社主张，即为后者，因有借款申请书、面谈记录和实际放贷、收贷（包括收息和扣划陈德红账户存款116427.39元）等一系列证据事实相互印证，也符合与本案讼争贷款“续贷”合同交易实际。相反地，如果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不愿意再为姚伟烨的本（次）案的讼争贷款“签名捺印”提供担保，下洋信用社不可能也不必要将该笔贷款发放给姚伟烨；更不必要提前一年就为欺蒙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有意多签一份空白保证借款合同而为姚伟烨下一年“续贷”顶替冒用，这很明显不符合下洋信用社作为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经营贷款的动机目的（安全营利）和操作规范习惯；除非双方事先明确约定或告知。再者，根据权利性民事法律规范效力规则指引，本案当事人签定保证借款担保合同，既可以统一时间地点同时签，也可以不同时间地点先后分别签；落款日期既可以统一填写一个日期，也可以各自填写实际签名的日期；既可以在贷前预约先签，也可以贷时“现签现贷”；并且还可以贷后补签（追认）；只须依法依约有据。所以，下洋信用社与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的保证担保合同关系依法有效，法院予以认定；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应按本案讼争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保证借款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陈忠党、陈德红、姚天仁、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抗辩主张没有为本案讼争的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姚伟烨经法院合法传唤而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姚伟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下洋信用社借款本金890298.11元，及其自2015年8月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保证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计算方法计算的利息、罚息；二、陈德红、姚天仁、陈忠党、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应对姚伟烨偿还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姚伟烨追偿；三、驳回下洋信用社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姚伟烨、陈德红、姚天仁、陈忠党、姚伟明、张谦爱、林星都负担12703元（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交纳），由下洋信用社负担897元（其预交的受理费余款12703元予以退还）；本案鉴定费由申请鉴定的各方当事人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闽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2017）文鉴字第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2018）闽0525民初739号案件庭审笔录，欲证明：闽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出具的“同期形成”不能理解为“同日形成”或“同一时间形成”；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以“同期形成”认为案涉保证借款合同是用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借款合同进行套用，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质证称：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是另案的，与本案无关。 对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系另案证据及庭审笔录，与本案处理的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除“对认定上诉人在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日的担保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处签名捺印有异议”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没有异议。 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阐明。 本案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是否需要对案涉贷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与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对争议焦点的意见与其上诉、答辩意见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78）显示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均在担保人栏处签名捺印，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并据此要求上诉人就案涉贷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辩称并没有在上述《保证借款合同》签名捺印提供担保，而是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利用上诉人于2013年7月26日为原审被告姚伟烨提供（前一次）担保该笔贷款时多签的空白备份格式合同拿来代替顶用。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以及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25日、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上的陈德红、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名捺印”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保证借款合同》上的陈德红、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名笔迹与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26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上的陈德红、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名笔迹属同期形成。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法院询问，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向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出具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于2013年7月26日为姚伟烨提供担保贷款时而多签的空白备份格式合同。其次，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的鉴定人员已出庭作证陈述“同期形成”的“同期不会超过一年以上”，亦即同期的时间跨度在一年或一年之内。而送往鉴定的《保证借款合同》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26日与2014年8月1日，时间跨度为一年左右。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述称是在2014年7月下旬填写2014年8月1日的日期，与放款日一致。鉴于该笔贷款为“借新还旧”，按银行业的一般放贷常理，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时间应早于实际放款日。故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的上述说法，符合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一般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并且，本案中，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均曾于2014年7月25日就本案的该笔贷款在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借款申请书、个人贷款客户面谈记录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因此，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关于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6日与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上张谦爱、林星都的签名笔迹属同期形成的鉴定结论，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辩称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系被上诉人下洋信用社利用上诉人于2013年7月26日为姚伟烨提供（前一次）担保该笔贷款时多签的空白备份格式合同拿来代替顶用，对其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在案涉《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78）担保人栏处签名捺印，虽然没有填写具体日期，但该《保证借款合同》明确载明了借款人、借款期限、保证人、借款金额、期限、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及保证范围等，具备保证借款合同的要件，上述保证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理应清楚在《保证借款合同》上担保人栏处签名捺印的法律意义，并应对签字捺印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故应认定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自愿为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日的《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78）项下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现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按上述《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抗辩称没有为案涉贷款提供担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03元，由上诉人张谦爱、林星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丽阳 审判员  尹立新 审判员  刘志健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傅志辉 引用主要法律条文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