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5656号原告：谷金英，女，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刚,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为理，男，196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告谷金英与被告温为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谷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刚、被告温为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谷金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服务费人民币31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1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立案之日起至清偿完毕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27日与被告签订委托协议，双方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代办企业工商注册并取得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及相关人员的培训和相关资质，原告支付服务费。原告依约定向被告提供共计31万元服务费，但被告并未依约定时间完成安全生产许可证及相关人员的培训及取得相关资质。在原告一再催促之下，被告向原告出具保证材料一份，内容为：“从今天起往后三个月把安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办出来，迄今为止，已付款31万元，余款6万元。如若三个月未办好，将原款退回。温为理，2018.11.6”。至起诉日，被告仍未按承诺将上述证件办理完成，被告严重拖延双方约定的办证期限，导致原告已经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拒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违反双方的协议约定，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特此具状，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温为理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退还金额及承担诉讼费，但其与委托协议第一及第四点冲突，所以被告不应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7日，谷金英作为甲方与温为理作为乙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委托乙方办理业务为：1.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授权乙方为其代办公司注册手续（含注册600万的验资报告），为甲方代办工商营业执照、税务证、三章（法人章、公章、财务章），时间约1个月左右；2.授权代办《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时间40天。二、费用1.工商登记办证咨询代理工作（营业执照和验资报告）收取总代理费人民币壹万伍仟元，由甲方向乙方交付。2.代办《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所需手续费用为人民币捌仟元整，由甲方向乙方交付；3.甲方与乙方签订本协议时，需向乙方缴纳总代办费的50%作为预付款，甲方签署本协议后单方面停止履行或违反本协议内容，乙方有权不予返还预付款；4.在办好公司工商等部门证件资料时，甲方将总费用的40%的金额付给乙方，余款的10%在拿到《劳务经营许可证》时，付给乙方。三、责任2.如甲方中途取消委托，导致乙方无法完成议定好的委托项目，其责任由甲方承担，服务费不予退还；3.如乙方由于自身原因无法完成委托事务时，应及时通知甲方取消委托并退还已收取的所有费用。谷金英提交办证流程报价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双方约定的服务费金额。该办证流程报价协议书没有谷金英、温为理的签名确认，载明了证件办理所需要的费用金额，其中费用栏后面有手写金额汇总，第一、二项合计23000元，第三项手写金额为223000，与打印内容金额20万元不一致，第四项为108600。谷金英主张办证流程报价协议书虽没有签订，但双方是以此执行，委托的总费用为331600元。温为理对办证流程报价协议书不予确认，主张服务费用应按照温为理向谷金英提供的项目收费列明的价格，总服务费用为365060元，后谷金英取整数37万元。为此，温为理提交项目收费一份，项目收费列明了每个项目的金额，其中安全生产许可证服务费为30000元，最后的合计金额为369560元。该项目收费没有谷金英、温为理的签名确认。谷金英提交书面资料一份，书面资料的出具人为温为理，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内容为：“从今天起往后叁个月把安证办出来，迄今为止，已付31万元，余款陆万元，如若三个月未办好，将原款退回。”温为理确认该份资料上的字为其所写，签名也是其所签，但主张其是用铅笔手写，且手写的内容为“在收到余款3个月后，把安证办出来，迄今为止，已付31万元，余款陆万元，如若三个月未办好，将原款退回。”关于对上述书面资料中“原款”的理解。谷金英主张原款为温为理已收取的全部费用即31万元。温为理主张原款为尚未办理的证件对应的款项。谷金英共向温为理支付31万元，具体付款情况为：2016年11月24日支付6万元，2017年1月24日支付7万元，2017年3月1日支付9万元，2017年4月30日支付5万元，2017年6月22日支付7000元，其余款项为现金支付。庭审中，谷金英、温为理均确认委托办理的证件只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没有办好，其他证件均已办好；温为理另确认涉案的证件均没有移交给谷金英，系因为谷金英没有按约定支付最后一个证件即安全生产许可证对应的办证费用。温为理提交的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等资料显示涉案的证件具体办理好的时间为：营业执照的时间为2016年6月7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五大员证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职工参保证明、八大工证没有显示具体办理时间。本院认为，谷金英与温为理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法、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在违约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委托协议书》未约定涉案服务费的总金额，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涉案服务费的总金额达成一致意见，本案需结合双方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来具体认定涉案服务费的总金额。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谷金英主张涉案服务费为331600元并不成立。谷金英提交的办证流程报价协议书没有温为理的盖章确认，谷金英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金额获得了温为理的认可，且谷金英主张的金额与其确认的书面资料的内容存在冲突。其次，温为理提交的项目费用虽没有谷金英的签名确认，但项目费用载明的金额及温为理的主张与其出具的书面资料中载明的金额是一致的，在谷金英没有提交证据反驳温为理该主张的情况下，本院更有理由相信温为理的主张属实。最后，本案中的书面资料为谷金英提交，书面资料已明确载明已付31万元，余款6万元，由此可知合计金额为37万元，谷金英以该证据来证明温为理应向其返还原款，可见其对书面资料中载明的合计款项37万元是认可的。综上，本院认定涉案服务费的总金额为37万元。关于谷金英诉请温为理返还服务费31万元是否成立。首先，温为理虽抗辩谷金英提交的书面资料上的内容与其手写的内容有差异，但又确认书面资料上的字为其所写，签名为其所签，在此情况下，温为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涉案书面资料上的内容有误，本院依法认定谷金英提交的书面资料为温为理出具，该书面资料为温为理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从书面资料的上下文以及使用的字眼来理解，原款代指的应为已付款31万元。该资料中的“原款”使用的是退回的描述，根据一般人的理解，退回的前提是已经收取，而该资料已在原款之前载明已付31万元，由此可以推断“原款”指的是已付款31万元。故对谷金英主张“原款”为已付款31万元，本院予以采纳。温为理主张“原款”为尚未办理的证件对应的款项，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书面资料里面载明的“如若三个月未办好，将原款退回”实为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应简单加以适用，应结合涉案合同的履约情况、双方的违约情形及公平原则来综合予以考虑。理由如下：一、书面资料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现已过了约定的时间，温为理未按约定办好安全生产许可证，构成违约。二、结合《委托协议书》中费用的约定、已办好证件的办理时间以及谷金英的实际付款时间和金额，谷金英的付款已构成严重违约。《委托协议书》约定在签订协议时缴纳总代办费的50%，从已查明的谷金英的付款时间来看，谷金英支付的第一笔款项是2016年11月24日支付6万元，晚于《委托协议书》的签订时间2016年3月27日，支付的金额也没有达到总代办费的50%；《委托协议书》同时约定谷金英需在办好公司工商等部门证件资料时，支付总费用的40%的金额给温为理，而营业执照的办好时间为2016年6月7日，谷金英至今支付的全部款项为31万元，未达到总费用的90%。三、从《委托协议书》内容及双方提交的拟证明涉案服务费总金额的证据来看，涉案的委托项目为办理证件，而费用也基本为办证的费用，并没有单独约定服务费用，而温为理在涉案的委托项目中，付出了一定的劳动成果，也应予以考虑。四、该条款约定的违约责任明显高于温为理应承担的合同义务。从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涉案的《委托协议书》涉及多个项目，而温为理在签订合同后，已经完成了多数的委托项目，只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没有办理，而谷金英尚有6万元未支付，且未支付的款项已超过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办理费用，在此情况下，要求温为理返还服务费31万元明显超出其承担的义务范围。综上，本院对谷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温为理虽确认涉案已办好的证件未移交给谷金英，但谷金英对此并未提出请求，故本院不予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谷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5元，由原告谷金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 琪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骆雪玲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