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9民初409号原告：邓雨鹏，男，汉族，1989年7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观红，广东慧尔斐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耕新，广东慧尔斐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深圳临床医学院），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3004557557416。法定代表人：陈芸，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该院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二：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住所，住所地深圳市龙华区龙观东路**机构代码77033430-6。法定代表人：邱晨，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帅建，该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阳，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与被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雨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观红，被告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被告二委托诉讼代理人帅建、黄晓阳均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庭审，被告一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来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耕新、被告一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伟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被告诉辩争议原告邓雨鹏的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一、被告二在对原告的治疗存在医疗过错，被告一、被告二的医疗过错与原告的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被告一、被告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21日原告在深圳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体检，甲状腺彩超描述，甲状腺右叶心态大小正常，甲状腺左侧见一低回声结节，大小约36mm*23mm，有包膜，结节周边有血管环绕。2017年5月原告挂号被告二的帅建医生，医生手摸和眼看后建议手术，陈述一般是良性的，半切，术中知道是恶性就全切。原告于2017年5月26日在被告二处办理入院，以收入拟手术，手术方案（左侧甲状腺全切术，峡部甲状腺切除术，右侧甲状腺近全切术，喉返神经探查术，中央淋巴结清扫）术后病理显示为恶性甲状腺癌，淋巴结有转移癌。出院记录建议上级医院核医学进一步治疗（就是碘131治疗）。其后，原告去被告一处做B超检查，B超显示，残余甲状腺，左叶14*15*15mm，右侧44*20*16mm，与被告二记录的左侧全切右侧近全切不符。2017年7月24日挂号被告一特诊韦伟医生，诊断结论为双侧有残留，有转移，建议二次手术。2017年8月1日原告在被告一处进行二次手术，手术名称：1.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2.甲状腺术中喉返神经检测及连续检测术（双侧），3.颈部淋巴结清扫术（中央区残余淋巴结加左颈区Ⅱ，Ⅲ，Ⅳ区），4.喉返神经探查术（双侧）；记录表明需注意保护甲状旁腺（此器官调节血钙）。术后第二天（8月3日）原告查显示血清旁腺激素0.1pmol/L（此结果是原告出院后一周复印资料才知道）。术前在被告一检查血清报告旁腺激素是3.3pmol/L（参数是1.3-9.3），术后医生让服“钙尔奇”每天三次每次两片，每天吃两颗骨化三醇（促进钙吸收药物）。期间，手术医生韦伟及主治医生韩彬一直未向原告提示旁腺损伤的事宜。在被告一处二次手术后，原告感觉身体经常出现脸部麻痹，心部绞痛，手成鸡爪状，说话结巴现象，检查甲状旁腺激素仅为0.2-0.3pmol/L（参考值1.3-9.3），抽血查电解质显示钙1.6mmol/L（参考值2.1-2.65），低钙严重。期间原告再仔细查看被告一的手术病理记录，病理中记录发现甲状旁腺组织，很明显手术是切除甲状旁腺了。另外如果切除了甲状旁腺是可以重新种植回本体是很大机会存活的，但被告一并未合理处理。被告一处的手术医生及主诊医生明知旁腺损伤却不告知病人或者家属，导致原告每天受着低钙的折磨，及后续的各种后遗症，每个月要抽血和面诊内分泌科，原告的生活质量及工作受到了重大影响。原告就上述情况与被告一、被告二沟通，但均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特诉诸法院，请求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判如所请。被告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答辩意见：一、答辩人诊断正确、治疗方案制定遵循诊疗规范及指南，不存在过错。被答辩人2017年7月24日就诊于答辩人医院门诊，经检查后诊断为“甲状腺切除术后”，于2017年7月31日收入院，完善检查提示仍有双侧甲状腺残留及双侧Ⅵ区、左侧颈部Ⅱ，Ⅲ，Ⅳ区淋巴结转移，遂行手术治疗。诊断正确，治疗方案遵循诊疗规范及指南，术程顺利。治疗全过程答辩人不存在过错。二、答辩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存在隐瞒病情的情况。术前主管医生与被答辩人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其中重点说明“甲状旁腺损伤导致手足抽搐麻木，二次手术神经及甲状旁腺损伤几率更高”。是获取了被答辩人理解及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在治疗过程中，答辩人也向被答辩人交代了甲状旁腺功能减低造成低钙情况，所以需口服钙剂治疗。答辩人不存在隐瞒未告知病情的情形。三、被答辩人甲状旁腺功能减低为其二次手术常见并发症，非被答辩人诊疗不当、手术操作失误所致。被答辩人术前检查血清甲状旁腺激素（PTH）为3.3mmol/L，术后第二天复查甲状旁腺激素（PTH）0.lpmol/L，术后予口服钙片补钙治疗，后规律监测患者血清PTH水平，术后1月（2017.8.31）复查PTH为0.3pmol/L，稍有恢复，后被答辩人于核医学科就诊行碘131核素治疗，术后近1年（2018.7.21）复查血PTH水平0.3pmol/L，仍未恢复正常，考虑为甲状旁腺功能减低。根据2018版甲状腺围手术期甲状旁腺功能保护指南中提及“……而再次手术尤其是再次处理同侧中央区时，由于瘢痕粘连，甲状旁腺的损伤风险成几何级数增加”[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甲状腺围手术期甲状旁腺功能保护指南[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8,38(10),1110]，文献报道[程若川，刘文．再次手术中央区淋巴结清扫中甲状旁腺保护的难点及策略[J].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17,24(10),1173]再次手术时甲状旁腺意外切除率为15%～31%（包含各类术式）。指南中最后“声明：甲状旁腺功能低下是甲状腺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即使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规范操作，同时应用本指南相关技术，仍有少数病人不可避免地发生术后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答辩人履行了谨慎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导致被答辩人出现甲状旁腺功能减低的损害后果。四、术中常出现甲状旁腺与转移淋巴结无法辨认的情况，如将转移淋巴结错误移植会对患者造成更大伤害。术后病理报告中见甲状旁腺组织，指南中推荐术中如发现甲状旁腺组织可进行自体移植保留甲状旁腺功能。但术中常出现甲状旁腺与转移淋巴结无法辨认的情况，如将转移淋巴结错误移植，则可能造成严重的医源性肿瘤种植事故。由于被答辩人为二次手术，甲状旁腺受瘢痕牵拉、压迫，形状、色泽、位置、质地等均有可能发生变化，故即使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也无法判断切除组织内是否存在甲状旁腺组织。答辩人不存在未合理处理的情况。综上，答辩人诊疗全程不存在过错，未造成或扩大被答辩人损害后果。以上意见望法院采纳，依法处理，维护答辩人医院的合法权益。被告二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的答辩意见：一、答辩人的诊疗行为完全符合诊疗常规及相关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因体检发现左侧甲状腺肿物3月余，于2017年5月26日由答辩人以甲状腺肿物性质待查收入院治疗，入院后经各项检查及医师诊断，发现被答辩人有明确手术指征，且无手术禁忌症，最终决定行左侧甲状腺部分切除术，术中经冰冻快速病理诊断，被切除组织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经告知家属并经家属签字同意后，继续行甲状腺癌根治术，手术方式为左侧甲状腺全切术+峡部甲状腺切除术+右侧甲状腺近全切术+喉返神经探查术+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手术过程顺利。术后经病理活体组织检验，检验结果为：左侧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见少许癌组织，另见淋巴结一枚见癌组织转移，右侧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见少许癌组织残留，中央组淋巴结见癌组织转移。由于存在癌组织转移情况，在被答辩人出院时，答辩人在出院医嘱中明确建议其前往上级医院核医学科进一步治疗。由此可知，答辩人在为被答辩人治疗过程中，诊疗行为完全符合诊疗常规及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二、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存在诊疗过错行为无事实依据。被答辩人主张其在答辩人处出院后，前往被告一做B超检查，报告显示，残余甲状腺大小：左侧叶14*15*15nm，右侧叶44*20*16nm，并以此为由主张答辩人存在诊疗过错行为。针对被答辩人的主张，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左侧甲状腺处可能存在术后改变或血肿可能，被告一B超检查显示左侧甲状腺位置的残余组织并非甲状腺组织。被告一的B超报告明确提示被答辩人甲状腺左叶上方片状低回声区，考虑血肿可能，且从被告一手术后的病理检查报告可知，被答辩人左侧被切除的残留组织见横纹肌、纤维及脂肪组织，伴大量淋巴细胞、浆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炎细胞浸润，可见缝线及异物巨细胞反应，符合术后改变，并未见有剩余甲状腺组织。而右侧被切除组织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最大径约0.35cm，亦完全符合答辩人实施的右侧甲状腺近全切术的术后情况。由此可知，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无事实依据。三、被答辩人的损害后果与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从答辩人手术过程中所切除组织的病理活体组织检验报告可知，答辩人在手术中为被答辩人所切除的组织并无甲状旁腺组织，而被答辩人发生的损害后果系因甲状旁腺损伤导致体内钙的含量低于正常值，该损害后果明显不是答辩人的诊疗行为所致，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的诊疗行为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的诊疗行为完全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诊疗过错行为，且未对被答辩人造成损害，被答辩人的主张完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为此，答辩人恳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尊严和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本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5月26日，原告到被告二普外科住院治疗，《入院记录》显示，主诉：体检发现左侧甲状腺肿物3月余；现病史：患者３cm大小，无特殊不适，未予处理，为求进一步治疗，今日门诊以“左侧甲状腺肿物”收入我科拟手术治疗；2017年2月21日外院甲状腺彩超示：左侧甲状腺结节，性质待定；初步诊断：甲状腺肿物性质待查。当日，原告签署《手术同意书》、《术中冰冻快速病理诊断知情同意书》，被告一在普外科病房就切除术进行了会诊。2017年5月27日，原告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在被告二处行左侧甲状腺全切术+峡部甲状腺切除术+右侧甲状腺近全切术+喉返神经探查术+中央区淋巴结清扫，《病程记录》显示，术程顺利，安返病房。术后进行了病理活体组织检验，其中病理号F1702710的《病理活体组织检验报告书》的病理诊断为：冰冻后石蜡，（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肿瘤大小3.5cm×3cm×2.2cm；病理号F1702730的《病理活体组织检验报告书》的病理诊断为：1.（左侧）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见少许癌组织残留。另见淋巴结一枚，见癌组织转移；2.（右侧）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见少许癌组织残留；3.（中央组）淋巴结见癌组织转移。2017年6月1日原告出院，《出院记录》记载，患者恢复好，经请求上级医师，予今日带药出院；出院情况：患者未诉切口疼痛，无发热，无声嘶，进食未见呛咳，无咳嗽、咳痰，饮食及睡眠好，腹泻症状好转查体：生命体征平稳，颈部切口未见红肿、渗液。心肺未闻及异常；出院诊断：双侧甲状腺乳头状癌（T2N1M0），窦性心动过缓；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及规律饮食，门诊复诊、换药；2、2周复查甲功，不适随诊；3、建议上级医院核医学科进一步治疗。2017年6月9日，原告至被告一核医学科门诊治疗，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肝功能轻度受损；处理：介绍分化型甲状腺癌的131碘治疗，建议择期接受131碘治疗；低碘饮食；拟择期给予131碘治疗。此后，原告又多次到被告一处复诊。2017年7月20日，原告至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门诊治疗，该院建议行补充全切+左颈部淋巴结清扫术。2017年7月31日，原告至被告一甲乳外科住院治疗，《入院记录》记载，2017年7月14日我院甲状腺彩超检查示：甲状腺部分切除术后，残余甲状腺大小：左侧叶23×9×10mm，右侧叶39×14×14mm，切面形态不规则，回声不均匀，考虑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术后病理：左侧甲状腺乳头状癌，右侧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央淋巴结转移；初步诊断：左侧甲状腺癌术后甲状腺残留及颈部淋巴结转移；2017年8月2日修正诊断（补充诊断）及最终诊断：侧甲状腺癌术后甲状腺残留及颈部淋巴结转移。2017年8月1日《术前讨论记录》显示，被告一韦伟等多名医师当日对该病例的诊断和治疗进行了讨论，韦伟主任医师总结发言：此手术级别高、风险大，注意完善术前谈话和知情同意制度，落实术前准许，保证手术安全进行。2017年8月1日，原告在被告一处进行检验检测，《生化组织检验报告单》显示，其甲状旁腺激素（PTH）为3.3pmol/L，参考范围是1.3-9.3；钙2.26mmol/L,参考区间2.11－2.52。原告于当日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并于次日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同意实施左侧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该知情同意书有提请患者及亲属注意以下特殊并发症及后遗症：“……手术创伤可能导致术中术后出血，术后出血引起血肿导致呼吸困难、窒息，神经损伤导致声嘶、饮水呛咳，甲状旁腺损伤导致手足抽搐麻木，二次手术神经及甲状旁腺损伤几率更高……”当日，原告在被告一处行左侧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手术记录》及《病程记录》显示术程顺利，术后《CT诊断报告》诊断意见：“甲状腺癌术后”复查，未见肿块复发征象。2017年8月5日，原告出院，《住院简介》显示，患者术后恢复可准予出院，出院诊断：左侧甲状腺癌术后甲状腺残留及颈部淋巴结转移；出院医嘱：1、加强营养，休息1月；2、8月7日、8月9日来我院门诊或社康换药，关注常规病理，待病理结果出来后再行结账，决定是否行I131治疗；3、晨起空腹按时按量口服优甲乐（2片），30分钟后可吃早饭，30天后韩医生（周一）门诊复查甲功，其间如有心悸胸闷等任何不适，来院就诊；4、遵医嘱补钙：钙尔奇2片/次，3次/天（1周后门诊开药）；骨化三醇2片/次，1次/天；5、门诊随诊，不适随诊。2017年8月9日《病理检查报告单》（8月3日送检）显示，特殊检查：免疫组化结果：癌细胞TTF1(+)；病理诊断：1、“左侧残余甲状腺”见横纹肌、纤维及脂肪组织，伴大量淋巴细胞、浆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等炎细胞浸润，可见缝线及异物巨细胞反应，符合术后改变；2、“右侧残余甲状腺”甲状腺乳头状癌，最大径约0.35cm，癌组织周围见少量滤泡呈不典型增生；局灶见少量甲状腺旁腺组织；3、淋巴结转移性癌：“左侧残余甲状腺”旁（1/3）、“气管前淋巴结”（2/2）、“左气管旁淋巴结”（1/1）、“左颈部二区淋巴结”（1/5）、“左颈部三区淋巴结”（3/7）、“左颈部四区淋巴结”全取四（7/11）、“右气管旁淋巴结”（1/2）。此后，原告多次在被告一核医学科、特诊科门诊治疗，诊断为甲癌术后优甲乐治疗中、甲状旁腺功能减低，治疗处理为钙尔奇、钾镁片等。2018年7月21日，原告在被告一处进行检查，该院《检验科生化组织检验报告单》显示，其甲状旁腺激素（PTH）为0.30pmol/L，参考范围为1.3～9.3；钙1.83mmol/L,参考区间2.11－2.52。2018年9月27日，原告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甲状腺外科门诊，该院《核医学SPECT/CT检查诊断报告单》诊断意见：1.甲状旁腺显像未见明显异常。2.甲癌术后，甲状腺未见明显显示；《生化检验报告单》则显示原告的甲状旁腺激素（PTH）3.5pg/mL，参考区间12－88，钙2.02mmol/L,参考区间2.15－2.55。原告在庭审中主张本案的人身损害具体为甲状旁腺切除导致严重的缺钙、抽经（筋）、旁腺激素严重偏低，并主张以上人身损害系二被告过错行为导致。对此，原告提供了在被告一、被告二处的病历资料以及与被告一医生韩彬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聊天记录为原告就术后情形与医生沟通。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病历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一认为是否存在过错应经鉴定确认，被告二主张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二存在过错，亦无法证明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害。至于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一表示治疗过程应以病历记录及检查治疗的医疗资料为准，聊天记录不能完整体现治疗、告知过程，且根据聊天记录医生有告知原告存在甲状腺功能减退，有反复说明相关风险，对后续治疗有持续的指导，被告二则表示该聊天记录与己无关。被告一、二亦提交了原告在其处住院治疗期间的病历资料作为证据，原告表示对于部分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否排除被告一、二的医疗过错应以鉴定结论为准，对于其他病历材料因原告在被告一、二处调取时没有提供给原告，故原告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此，被告一予以回应：患者到病案室进行复印病历时，是应患方要求选择复印内容，保险等复印时均只需要提供客观病历，不需要全部复印，之前原告没有进行复印，不能够作为否定被告病历真实性的依据，原告如不认可病历的真实性，应提供合法证据证明其主张，否则病历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二回应：被告二提交的病历资料中有一份原告向被告二申请复印病历申请单，申请单中原告所申请复印病历的内容由原告自行进行勾选，并非被告二拒不向其提供。因此，对于原告在被告二就诊期间的就诊情况应以被告二提交的病历资料为准。原告以未有医学方面的技能，无法从专业角度对该损害结果是否与二被告存在明确的过错关系为由申请诊疗过错进行鉴定，鉴定事项具体为：两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参与度。三方当事人共同选取了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关于邓雨鹏医疗损害案件补充材料函》，要求本院确认是否可以将两家医院全套病历作为鉴定材料，并指出医方提供的完整病历是客观鉴定的必要资料。本院将以上情形告知原告后，原告书面回复称：原告方已就被告所提交的鉴定材料进行了质证。由于相应的证据材料均为被告方单方制作，被告方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其完全有能力、有条件针对原告的诉求完善证据材料。为此，原告代理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已对鉴定材料依法作了客观的质证意见。如依鉴定机构所要求而行，那么将可能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无法作出合法、合理、客观的鉴定结论。综述，原告方代理人坚持原有的质证意见。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遂于2019年7月9日向本院发出《关于邓雨鹏医疗损害鉴定退案函》，告知本院：经我中心对送检资料进行文证审查、讨论后认为：由于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病历仅认可其调取病案时的病历，原告对其余病历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仅依据原告调取的病历资料判断本案的医疗过错行为，因此我中心对本案不予受理。本案第二次庭审时，本院将本案鉴定不予受理情况告知当事人，要求当事人结合各自提供的证据发表意见。原告认为：从被告的病历材料可以反映出被告明显存在医疗过错的问题；被告一在手术过程中将原告的甲状旁腺组织进行了切除，该部分不属于手术的内容。而且被告一在切除后是明知可以对该组织进行种植，但被告一并没有从事该行为。而且在术前对原告的检查已经明显反映出原告的甲状旁腺激素是正常状态，但是在术后该数值几乎为零。该原因是导致原告在本次治疗后出现面部麻痹、心部绞痛、手呈鸡爪状、说话结巴，且每天需要不停促进钙的吸收和补钙；原告认为被告一、被告二的过错是连贯的，被告一、被告二应对原告的损害结果承担过错责任。被告一认为：根据病历等相关资料虽然在术后病理可见甲状旁腺，但为少量，并不是完整甲状旁腺，且功能减退，除甲状旁腺切除，还有可能是受损或者是影响血供等原因。目前并无被告完整切除其甲状旁腺的证据，因为人是有四个甲状旁腺。而且在患者进行第二次手术后功能降低是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并不是被告过错所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应举证证明被告存在过错，且与其所诉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专业鉴定认定的过错参与度，由相应方承担赔偿责任。目前是由于原告没有证据的否认被告方病历真实性，而造成无法鉴定，应由原告方承担不能鉴定的不利后果。原告并非医疗专业人员，其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术前、术后功能的改变是否为医疗过错所致恰恰是鉴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因为有功能减退的结果就认为是被告存在过错。如不能够通过鉴定认定被告存在导致原告所诉损害后果的过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二认为：关于举证责任部分意见同被告一意见。关于原告所述的被告二存在过错毫无事实依据；被告二的诊疗行为完全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过错。另外，原告前往被告一做B超检查时显示的左侧甲状腺位置的残余，并非甲状腺组织，且从被告一的术后病理检查报告可知其在被告一处术后所切除的残留组织系被告一处手术时的术后改变，并非甲状腺。而右侧所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符合被告一手术时所实施的右侧甲状腺近全切术的术后情况。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二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无事实依据。另外针对原告手术后由于存在癌组织转移的情况，被告二也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让其前往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至于上级医院是否需要进行二次手术，并非被告二所能考虑的问题。因此，并非被告二过错导致原告所需进行二次手术。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因甲状腺问题先后在被告二、被告一处就诊并接受手术，治疗后原告出现了甲状旁腺激素和钙含量偏离正常值等情形，原告主张系二被告医疗过错行为导致其甲状旁腺被切除进而造成有关损害后果。针对当事人争议事项，本院论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二被告在手术前通过签署《手术同意书》等方式告知原告接受诊疗的风险并征得原告的书面同意，已尽到说明义务，不存在侵犯原告知情权的情形，而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并非正式的诊疗记录，且该记录显示的内容为术后咨询，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有故意隐瞒行为。关于二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损害侵权属于一般的过错责任范畴，不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原告作为患者负有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原告对两被告是否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过错等问题申请鉴定，本院亦依法委托了鉴定机构，但在鉴定过程中，原告仅认可其已从二被告处复印取得的病案资料，对二被告提供的其他病案资料均不认可，由于原告复印的病案资料不完整，导致鉴定机构无法判断本案的医疗过错行为，进而不予受理本案的医疗损害鉴定。本院认为，二被告在本案中提供了完整的病案资料，原告仅以其未复印取得而对其中部分病案资料不予认可，该理由欠缺正当性，无法鉴定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二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雨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50元，由原告邓雨鹏负担。受理费原告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宏  伟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丽萍（兼）书记员 黄  梦  园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五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按照前条第一款规定提交证据。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说明义务并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但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医疗机构提交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但患者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