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6250号原告（反诉被告）：张某，女，1971年8月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暂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山，男，196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兵，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丽芳，女，1951年3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反诉原告）：李丽影，女，1954年4月1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反诉原告）：李丽玲，女，1953年10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李培基，男，1959年1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李宇轩，男，1983年7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李宇诣，男，1987年10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列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向光、郭蕾，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思懿，女，2006年2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理人：张某，本案原告，系第三人李思懿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山，男，1962年1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新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负责人：黄香混。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可夫，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反诉被告）与被告李丽芳（反诉原告）、李丽影（反诉原告）、李丽玲（反诉原告）、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第三人李思懿、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新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白石新村合作社）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山、郑兵，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向光、郭蕾，第三人李思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山，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可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未取得《承包增城县新塘镇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由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88年6月8日，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与李伟签订《承包增城县新塘镇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以下简称《山地合约》），约定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向李伟提供白鹤山山地一片，面积为15亩作厂房或住房之用，承包期限自1988年6月至2038年6月止。李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2010年4月2日，在广州市因病死亡。原告作为李伟的妻子，是李伟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2012年8月30日，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原告签订《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该《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经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的（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37号、（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依法己取得《山地合约》项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从未取得承包经营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共同辩称：对于原告的主张及其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被告认为没有事实依据，其并未取得相应合约项下的承包经营权，也不具备排查被告和其他合法继承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和权利，具体陈述如下：1、被告及李伟的合法继承人享有继续履行《承包增城县新塘镇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以下简称《山地合约》）的资格，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可以继续承包的承包人必须根据继承法规定，继承法明确规定有遗嘱的必须按遗嘱继承。本案中李伟已有生效遗嘱，该遗嘱己被原被告、第三人及生效判决书即（2013）穗增法民三初字第595号判决书确认。被继承人李伟已经通过遗嘱确定了其遗嘱继承人的范围，只有本案六位被告及第三人李思懿才是李伟的遗嘱合法继承人，才享有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的权利，才有取得承包经营权的资格。根据上述李伟的遗嘱，其确立李丽芳等人为继承人，在2010年4月2日，李伟去世后，由于李伟己在1988年一次性缴纳了50年的承包租金，履行了所有承包人的义务，理应获得50年的稳定承包使用权，且承包土地上建筑物都在正常出租状态，因此被告认为其对于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并不会产生新的义务，即使未与合作社商洽《山地合约》承包事宜。2、原告并非遗嘱继承人，并非李伟指定的承包合同承接人，其并不具备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的资格。根据《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其前提是鉴于在原告是李伟指定的承包合同承接人的基础上对原《山地合约》的继续履行。但根据李伟订立的生效遗嘱结合农村承包法第五十条的法义可得出，有资格在剩余承包期内的继续承包人必须是李伟的继承人。原告并非李伟的遗嘱继承人，也就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资格。根据李伟两次遗嘱的变更，可看出其订立遗嘱的意图是不希望原告继承其任何财产，所以原告更不是李伟指定的承包合同指定人。3、《补充协议》的效力仅基于原告和合作社之间，对被告不产生任何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该《补充协议》及（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民事判决书并未确认原告取得《山地合约》承包经营权，更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作为承包经营权的理由，即便《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也侵犯了不知情的遗嘱继承人合法权益，原《山地合约》尚在承包期内，原继承人愿意继续履行，并且不具备发包人收回的情况，原《山地合约》继续有效。该《补充协议》仅对签订的双方有效，并非原《山地合约》的延续，因此不能得出原告取得承包经营权的结论。4、即便在违反李伟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让原告张某取得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的资格，但原告无法排除其他继承人的资格，更不代表其取得承包经营权。5、根据已生效的（2017）粤01民终5619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以被告为代表的遗嘱继承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继承法对承包期内继续履行《山地合约》有充分合法的依据。综上，原告并未取得《山地合约》项下的土地经营权，也不具备排除被告和其他合法继承人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第三人李思懿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述称：涉案土地是种植果树的，在2011年因有村民得知李伟去世，要求终止合约，收回种植土地。当时被告没有提供遗嘱，没有提出遗嘱问题。后来原告找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商洽并签订《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同时原告一次性补偿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25万元。当时协议说明原告作为李伟承接人，有关土地的使用，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已经报批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政府备案，备案人写的是原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共同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由全体合法遗嘱继承人（包括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李思懿）在承包期内继续履行《承包增城县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2、张某无权继续履行《承包增城县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对该地块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事实与理由：1988年6月8日，李伟（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的父亲）、李丽芳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承包增城县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下简称《山地合约》），约定白石新村合作社向李伟、李丽芳提供白鹤山山地15亩作为厂房或住房之用，承包期自1988年6月起至2038年6月止，共计50年整。合约签订后，李伟在1988年7月29日一次性支付了承包费90000元，对于作为乙方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获得五十年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李伟对该承包地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建设了大量厂房等，并通过出租的方式以获取承包收益。2004年11月15日，李伟订立了第一份《遗嘱》，将其拥有的对白石新村合作社的山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的全部所有权分配给张某、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以及李培基、李培根（因李培根已故，其遗产由其子李宇轩、李宇诣继承），每个人获得1/6产权。2008年8月29日，李伟订立了第二份香港公证遗嘱，撤销之前所定的遗嘱。委派李丽芳、李丽影作为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将其在该遗嘱或任何遗嘱附件中并未特别做出给予、遗赠和赠予的不论任何及位于何处的任何剩余土地和非土地财产及财物遗赠和赠予其受托人即李丽芳、李丽影，由其以信托形式持有，以出售、收回并折现成现金，并授予李丽芳、李丽影全权决定在合适的情况下推迟出售、收回和折现的权力，而无需对损失承担责任。不对张某做出遗产分配。因李伟认为张某已有充裕资金且本人拥有足够经济能力。2010年4月2日，李伟去世，《山地合约》还未履行完毕，应由第二份遗嘱所确立的合法继承人继续履行。2012年8月30日，张某以李伟指定的承包合同承接人的身份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此为基础排除全体反诉人及其他合法遗嘱继承人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权利。结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李伟与白石新村合作社通过签订《山地合约》获得五十年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李伟通过遗嘱确定可以继续承包的继承人的范围。当其死亡，由继承人来继续履行《山地合约》，而张某并不在继承人的范围，不具备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的资格。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李伟获得五十年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并通过遗嘱确定继续承包人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当承包人死亡时，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对于能否继承，法律已经明确，而由谁继承由李伟通过遗嘱等方式来决定。第二，只有在李伟订立的有效遗嘱的继承人范围内才享有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只有遗嘱中所列的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李思懿为合法继承人，享有继承权，可以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第三，张某并不在李伟有效遗嘱的继承人范围之内，因此不享有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的资格。第四，张某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协议》约束力仅及于双方，不能作为其获得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也不能影响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及其他合法继承人继续履行《山地合约》。张某在明知有被继承人李伟2004年遗嘱及2008年遗嘱的前提下，也没有征得全体遗嘱继承人同意及授权便私下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协议》，违反了公序良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该《补充协议》对全体遗嘱继承人不发生效力。第五，根据已生效的（2017）粤01民终5619号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以李丽芳、李丽影为代表的全体遗嘱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承包期内继续履行《山地合约》的权利是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目前，承包地的收益（财产权利，由遗嘱继承人平均分配，张某非遗嘱继承人无权获得）来源于上盖物的租金，在生效判决认定张某对承包土地的上盖物没有任何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前提下，再认定张某具有承包权意味着张某花钱买回来的所谓承包权但又得不到任何的承包收益，这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相矛盾，既违反了房随地走的原则，也根本违背了被继承人李伟的遗愿。综上，为了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承包人及其继承人的合法利益，特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原告张某对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共同提出的反诉辩称：反诉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重复诉讼，目的是推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民事判决，请求依法驳回起诉。在反诉原告未取得承包经营权而且生效判决认定反诉被告张某是承包经营权人的情况下，反诉原告主张继续承包期内履行承包合约，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据此反诉被告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反诉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第三人李思懿对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共同提出的反诉述称：土地上盖物能否能否确权，应当依据物权法确定。我方不同意李伟死后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是李伟的遗产。第三人白石新村合作社对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共同提出的反诉述称：我方认为有《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有关山地承包经营权归张某。经审理查明：1988年6月8日，白石新村合作社（甲方）与李伟、李丽芳（乙方）签订一份《承包增城县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以下简称《山地合约》），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白鹤山山地共15亩作厂房或住房之用，承包期自1988年6月起至2038年6月止，共计五十年；甲方及白石村民委员会负责协助办理承包地的建房报建手续；乙方应向甲方缴交每亩承包款6000元，总共承包款为9万元；该地承包后，一切安排规定均由乙方处理。上述《山地合约》落款处“甲方代表”栏有六名村民代表的签名，“乙方代表”栏仅有李伟的签名而无李丽芳的签名，“见证人”栏有白石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及白石村民委员会相关人员的签名。合同签订后，李伟向白石新村合作社缴交了承包费9万元。另外，1988年6月5日，白石村民委员会与李伟签订一份《供给100瓦变压器使用协议书》，约定白石村民委员会将现有的100瓦变压器供李伟、李丽芳使用等事宜，该协议书上仅有李伟的签名。承包期间，李伟向白石新村合作社先后交纳过电房租用金、转让电线、电杆、变压器款项、维修变压器费用等。之后，李伟在涉案山地上建筑了近9000平方米的厂房。李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1996年8月1日，李伟与张某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结婚。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李思懿均为李伟的子女，其中李思懿系李伟与张某生育的子女。李伟从1996年开始授权张某的父亲张裕业全权代表管理涉案山地上所盖厂房及用地等物业，最后的授权期限从2009年10月12日至2012年10月12日。张某亦直接管理涉案山地所建厂房，案外人广州祥信纤维染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祥公司）向张某交纳租金至2010年10月。张裕业（李伟代理人）（出租方）与信祥公司（承租方）签署《房屋租赁合约》，将西边四层厂房地下一楼及原KK公司饭堂面积约850平方米出租给信祥公司作仓库使用，租赁时间自2009年6月13日至2009年9月13日止，为期3个月，每月租金3000元，于每月10号前交，每月结算。2010年3月1日，张裕业（李伟代理人）（出租方）与信祥公司（承租方）签署《房屋租赁合约》，约定将四层厂房首层（地下第一层）500平方米出租给信祥公司作为仓库使用，每月租金3000元，于每月10日前交，首期付9000元，以后每三个月结算一次，租赁时间自2010年3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2010年4月2日，李伟在广州市因病去世。李伟生前曾于2004年立下过一份遗嘱，在立具该份遗嘱时，李丽芳于2004年11月19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关于李伟、李丽芳于1988年6月8日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的山地合约，李丽芳在此证明她只是名义上的承包人，当时承包的全部资金都是由李伟所出，因此对于该山地的全部处分权都由李伟一人自由行使，李伟可以全权处分，现将该山地承包权作为李伟的遗嘱财产，李丽芳没有异议。”之后，李伟又于2008年8月29日立下一份遗嘱，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为：撤销本人所有以前订立之遗嘱及遗嘱性质处置，并立此嘱书为本人最后之遗嘱；本人委派本人女儿李丽芳、李丽影为本人此遗嘱之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本人现将本人在本遗嘱或任何遗嘱附件中并未特别作出给予、遗赠或赠予的不论任何及位于何处的任何剩余土地和非土地财产及财物遗赠和赠予本人之受托人，由其以信托形式持有，以出售、收回并折现成现金，并授予本人之受托人全权决定在合适的情况下推迟出售、收回和折现的权力，而无需对损失承担责任；本人宣布在此不对本人配偶做出遗产分配，因为本人认为她已有充裕资金且她本人拥有足够经济能力。上述遗嘱于2010年9月22日经由香港高等法院检定，于2011年3月3日由公证人香港钟沛林律师公证。2011年3月9日，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向光就李丽芳的委托，向信祥公司发送《律师函》，告知信祥公司李丽芳是《山地合约》的一方当事人和李伟遗产的执行人，通知信祥公司从2011年开始向李丽芳缴纳承包租金，及在2011年3月31日前重新拟定租约确立新的租赁关系。2011年11月18日，李丽芳、李丽影与信祥公司签订一份《厂房承包合同》，约定由李丽芳、李丽影将涉案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新村上所建厂房共九千平方米（包括车间、办公楼、综合楼、道路及用地）承包给信祥公司使用，期限为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每月的承包费为5万元，信祥公司在每月5日前缴纳当月的承包费。因信祥公司拖欠承包费用，李丽芳、李丽影于2013年7月12日向广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市仲裁委员会受理后，李丽芳、李丽影与信祥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信祥公司同意向李丽芳、李丽影分期偿还所欠承包费用。广州市仲裁委员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穗仲案字第2257号裁决书，该裁决书的仲裁庭意见其中包括以下内容：李伟去世后，李丽芳作为《山地合约》的当事人之一，李丽影作为李伟公证遗嘱载明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继续承包涉案土地；仲裁庭同意根据李丽芳、李丽影与信祥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裁决书。2012年8月30日，白石新村合作社（甲方）与张某（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增城市新塘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与乙方已故丈夫李伟于1988年6月8日签订《山地合约》，合约约定甲方向李伟提供白鹤山山地一片，计15亩作厂房或住房之用，承包期自1988年6月起至2038年6月止，共计50年，承包费共计9万元。合约签订后，李伟交齐了9万元承包费。自乙方与李伟于1996年8月结婚后，该地块一直由乙方及其父亲投入资金，并实际经营和管理。李伟在2009年曾多次向甲方说明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在其去世后由乙方张某直接承接，与甲方继续履行上述《山地合约》。鉴于此，经村民委员会以及全体村民代表一致决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山地合约的补充协议如下：乙方作为1988年6月8日《山地合约》签约人李伟指定的承包合同承接人，与甲方继续履行该合约，原合约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条款原则上不变，乙方一次性补偿甲方25万元。上述《补充协议》落款处“甲方”栏上加盖有白石新村合作社的印章以及八名村民代表的签名。张某已经支付了补偿款25万元给白石新村合作社。2013年12月30日，李丽芳以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白石新村合作社、张某，要求确认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签订的《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本院受理该案的案号为（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37号，该案的第三人为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旨、李思懿。2015年5月18日，本院作出（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丽芳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根据本案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一、李丽芳是否系《山地合约》的合同相对方之一；二、涉案《补充协议》是否存在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恶意串通损害李丽芳合法利益的情形，并导致该协议无效。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合同相对方的确定应当以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的当事人为准。涉案《山地合约》虽然在抬头处‘乙方’栏载有‘李丽芳(澳大利亚)’的内容，但该《山地合约》落款处‘乙方’栏中仅有李伟的签名，而没有李丽芳的签名，李丽芳亦不能提交其委托授权李伟在《山地合约》上签名的任何证据，且《山地合约》签订至今，尤其是在李伟生前，李丽芳仍然未在《山地合约》上补记签名，白石新村合作社至今都没有确认或追认李丽芳系《山地合约》的承包人之一。庭审中，李丽芳主张其与李伟系父女关系，故李伟的签名构成表见代理，且无需出具委托书，该项主张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生效仲裁裁决书虽载有‘李丽芳作为《山地合约》的当事人之一’的内容，但该部分内容处于裁决书的‘仲裁庭意见’当中，并不属于仲裁庭查证确认的事实，且该意见与李丽芳于2004年11月19日本人签名确认的《证明》所载内容明显相悖，故李丽芳以生效裁决书确认其系《山地合约》的当事人之一，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白石新村合作社与李丽芳之间就涉案承包关系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山地合约》的合同相对方应为白石新村合作社与李伟，李丽芳主张其系《山地合约》的合同相对方之一，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首先，现有证据显示从1996年开始至2012年10月12日，张某及其父亲张裕业一直实际管理涉案承包山地上所盖厂房、用地等物业，而李丽芳并未实际参与承包合同的履行，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白石新村合作社完全知晓李伟所立2008年遗嘱的相关内容，故在上述情况之下，白石新村合作社作为发包方，于《山地合约》的承包人李伟死亡后与作为李伟的配偶以及涉案山地实际管理人的张某签订涉案《补充协议》，以确定剩余承包期限内的承接事宜，并无不当。李丽芳主张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恶意串通签订涉案《补充协议》，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从涉案《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该《补充协议》仅约定由张某作为《山地合约》的承接人，继续履行合同，并没有改变《山地合约》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也没有对李伟死亡后涉案承包山地的承包收益的归属作出约定或调整，故本院认为涉案《补充协议》的约束力仅及于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之间，并不影响相关继承人依照合法遗嘱或与遗嘱相关的法律就该涉案山地承包收益的归属进行权利主张，故李丽芳以其作为合法遗嘱的执行人及受托人为由，主张涉案《补充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补充协议》属于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李丽芳不服本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案号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2016年7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有两个焦点问题：一、上诉人（李丽芳）是否涉案《山地合约》的签约人之一；二、涉案《补充协议》是否存在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关于第一个问题。《山地合约》抬头处虽写有上诉人名字，但合约签章处没有上诉人的签名，上诉人亦不能提交其委托授权李伟在《山地合约》上签名的相关证据，且《山地合约》签订至今，上诉人仍然未在《山地合约》上补记签名，白石新村合作社一直都不确认或追认上诉人系《山地合约》的承包人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据该法条规定表明，是否在合同中签名是判断其是否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基本要件。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在《山地合约》上签名，所以不能认定其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事实上，《山地合约》签章处只有白石新村合作社和李伟的签名，一审法院认定《山地合约》的签约主体应为白石新村合作社和李伟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提出其属于《山地合约》当事人之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案证据显示，自李伟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山地合约》以来，上诉人从来没有参与涉案山地承包合同的经营管理，而从1996年开始至2010年10月，被上诉人张某及其父亲张裕业一直实际管理涉案承包山地上所盖厂房、用地等物业并收取租金。承包人李伟于2010年4月病世，张某作为李伟的妻子及法定继承人，于2012年8月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了案涉《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认定其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提出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利益应确认《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承包人李伟于2010年4月病世，其相应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也自行终止。张某作为李伟的妻子亦即法定继承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其具有案涉土地继续承包的承包人的资格。张某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协议》，首先，从内容和实质上看，《补充协议》是对《山地合约》的承接，本质是确定剩余承包期限内的承接事宜，并没有对原合同权利义务作出实质变更；其次，张某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白石新村合作社进行了相应补偿，符合公平原则，并且也符合合约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再次，2011年，白石新村合作社部分村民得知李伟去世后，要求终止《山地合约》并收回山地，后张某找白石新村合作社商量请求继续履行合同，白石新村合作社经过全体村民同意才与张某签订了《补充协议》，并有八名村民代表签名确认，符合法定程序。另《补充协议》本质是合意，张某作为李伟的妻子，其有继续承包的主体资格，白石新村合作社对此认可并与张某签订《补充协议》，符合契约自治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此处的‘可以’，载明的是享有某种权利，不代表你必然能拥有该权利。上诉人作为继承人之一，在承包人李伟死亡几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同白石新村合作社洽谈过《山地合约》的承包事宜，并且上诉人也不是必然的继续承包的主体，其要继续承包还需征得白石新村合作社的认可。综上，《山地合约》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来处理。上述《补充协议》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签约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情形，该《补充协议》应为合法有效，故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2018年9月4日，张某以其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己取得《山地合约》项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在2013年9月11日，张某以返还原物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信祥公司，请求：“一、信祥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停止占用并交还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新村场地（包括厂房、车间、办公室、综合楼等用地）；二、信祥公司向张某支付场地使用费（场地使用费每月暂以5.2万元计，从2010年11月1日起支付至信祥公司实际退出并交还场地给张某之日止，暂计至2013年8月31日止的场地使用费为176.8万元）；三、信祥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和保全费。”本院受理该案的案号为（2013）穗增法民三初字第595号，该案的第三人为白石新村合作社、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李思懿。2016年12月6日，本院作出（2013）穗增法民三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张某依据《补充协议》及支付相应对价主张信祥公司侵占涉案地块及地上的建筑物，请求停止侵权，停止占用并返还建筑物及支付占用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张某对涉案土地上的建造物是否具有所有权或具有使用权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分析如下：1、关于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的问题，李伟是基于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山地合约》而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2、关于张某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有否出资建造问题，张某主张是李伟个人出资建造，在与李伟结婚后一直由其经营、收益，并在婚后又增加建造，但对新建哪部分房屋无法说清，也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认为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是李伟家庭出资建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从张某提供的证据来看并没有反映有张某出资建造的记录。3、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是否属于张某所有，根据《关于李伟继承纠纷案的回复意见》载明涉案土地是属于集体建设用地性质，而张某又未提供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权属证明，从证据上反映不出张某是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权利人。4、张某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是否取得使用权问题，张某主张李伟在生前将山地及地上的建筑物分配给张某，但未提供证据。另张某还主张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其签订了《补充协议》，且支付了相应对价，认为按房随地走原则，张某是取得了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根据（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丽芳不是《山地合约》的相对方之一，《补充协议》是张某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但也认为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签订《补充协议》的约束力仅及于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之间，并未对山地及地上的建筑物的使用权作出处理。依据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提交的《用地申请表》、《新塘镇农村建筑申请表》、《临时土地使用证》、《村镇建筑许可证》、《广东省乡（镇）村建筑许可证》显示用地人分别为李伟、李丽芳、李伟、李培根、梁玉卿，并没有显示用地人是张某名字，且均发生在张某与李伟婚姻登记之前。另从新塘镇城乡规划与城市更新管理办公室于2013年6月3日出具《关于李伟继承纠纷案的回复意见》，回复（1）、李伟、李培根、梁玉卿、李丽芳名下所持有《临时土地使用证》等土地使用证，均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性质，适用广东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办法》。（2）、李伟、李培根、梁玉卿、李丽芳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是分块向新塘镇建设部门申请建设报批手续，没有办理统一规划和报建审批。适用《广东省乡（镇）村规划建设管理规定》。由于属集体建设用地性质、附属建筑物无需核发权属证明。（3）、由于李伟等又为非本地农村村民户籍，其持有用地、建筑权属问题请以尊重历史、依据相关法律和地方管理规定为准。《用地申请表》、《新塘镇农村建筑申请表》、《临时土地使用证》、《村镇建筑许可证》、《广东省乡（镇）村建筑许可证》等地上建筑物在相关政府部门没有认定是违章建筑情况下，说明用地人是具有使用权的。综上，本院认定张某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不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因张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取得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由此张某依据《补充协议》主张信祥公司停止侵权并返还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新村的涉案场地（包括厂房、车间、办公楼、综合楼等用地）及要求信祥公司从2010年11月1日起支付场地使用费至信祥公司交还场地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某不服本院作出的（2013）穗增法民三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案号为（2017）粤01民终5619号。2017年6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5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信祥公司应否交还争议的场地、房屋及支付使用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由此可知，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限内，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继承承包经营权直至承包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本案中，在《山地合约》的承包合同履行期限内，承包人李伟死亡，因此，李丽芳、李丽影作为李伟公证遗嘱的执行人及受托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依法享有继续承包权。信祥公司基于与享有合法承包权的李丽芳、李丽影所签订的《厂房承包合同》，使用争议场地及地上建筑物具有合法依据。现张某以其是李伟继承人之一的身份主张排除李丽芳等的继续承包权，缺乏法律依据。据此，张某上诉提出收回争议场地、房屋以及支付使用费的主张，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驳回其全部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庭审中，白石新村合作社提供了由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农村发展与管理办公室审核的《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到庭，证明涉案《山地合约》由张某承接。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有张某提供的《山地合约》、《补充协议》、（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37号《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有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共同提供的《遗嘱》、《声明书》、（2013）穗增法民三初字第595号《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5619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有白石新村合作社提供的《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张某、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李思懿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因此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管辖和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涉案《山地合约》及《补充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均没有约定发生争议时所适用的法律，涉案山地的发包方为白石新村合作社，而白石新村合作社的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处理涉案合同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涉案山地的所在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属于本院管辖范围，故本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本案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李伟在1988年6月8日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了《山地合约》，取得了涉案山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自1988年6月起至2038年6月止，总承包款为9万元。在合同签订后，李伟向白石新村合作社缴交了承包费9万元，并在涉案山地上建筑了近9000平方米的厂房。李伟从1996年开始授权张某的父亲张裕业全权代表管理涉案山地上所盖厂房及用地等物业，最后的授权期限从2009年10月12日至2012年10月12日。张某亦直接管理涉案山地所建厂房，案外人信祥公司向张某交纳租金至2010年10月。2010年4月2日，李伟在广州市因病去世。李伟曾在2008年8月29日立下一份遗嘱，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为：撤销本人所有以前订立之遗嘱及遗嘱性质处置，并立此嘱书为本人最后之遗嘱；本人委派本人女儿李丽芳、李丽影为本人此遗嘱之遗嘱执行人及受托人；本人现将本人在本遗嘱或任何遗嘱附件中并未特别作出给予、遗赠或赠予的不论任何及位于何处的任何剩余土地和非土地财产及财物遗赠和赠予本人之受托人，由其以信托形式持有，以出售、收回并折现成现金，并授予本人之受托人全权决定在合适的情况下推迟出售、收回和折现的权力，而无需对损失承担责任；本人宣布在此不对本人配偶做出遗产分配，因为本人认为她已有充裕资金且她本人拥有足够经济能力。在2012年8月30日，白石新村合作社与张某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张某作为1988年6月8日《山地合约》签约人李伟指定的承包合同承接人，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继续履行该合约，原合约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条款原则上不变，张某一次性补偿白石新村合作社25万元。张某已经支付了补偿款25万元给白石新村合作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山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属于李伟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本案中，张某提供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承包人李伟于2010年4月病世，其相应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也自行终止。张某作为李伟的妻子亦即法定继承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其具有案涉土地继续承包的承包人的资格。张某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协议》，首先，从内容和实质上看，《补充协议》是对《山地合约》的承接，本质是确定剩余承包期限内的承接事宜，并没有对原合同权利义务作出实质变更；其次，张某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白石新村合作社进行了相应补偿，符合公平原则，并且也符合合约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再次，2011年，白石新村合作社部分村民得知李伟去世后，要求终止《山地合约》并收回山地，后张某找白石新村合作社商量请求继续履行合同，白石新村合作社经过全体村民同意才与张某签订了《补充协议》，并有八名村民代表签名确认，符合法定程序。另《补充协议》本质是合意，张某作为李伟的妻子，其有继续承包的主体资格，白石新村合作社对此认可并与张某签订《补充协议》，符合契约自治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此处的‘可以’，载明的是享有某种权利，不代表你必然能拥有该权利。上诉人（李丽芳）作为继承人之一，在承包人李伟死亡几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同白石新村合作社洽谈过《山地合约》的承包事宜，并且上诉人也不是必然的继续承包的主体，其要继续承包还需征得白石新村合作社的认可。综上，《山地合约》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来处理。上述《补充协议》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签约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情形，该《补充协议》应为合法有效…”。由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山地合约》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来处理。因此本院认定涉案山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李伟遗产。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李丽芳作为继承人之一，在承包人李伟死亡几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同白石新村合作社洽谈过《山地合约》的承包事宜，并且李丽芳也不是必然的继续承包的主体，其要继续承包还需征得白石新村合作社的认可。故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要继续承包涉案山地还需征得白石新村合作社的认可。因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白石新村合作社洽谈过《山地合约》的承包事宜，并征得白石新村合作社的认可。故张某主张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未取得李伟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山地合约》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虽然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提供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5619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限内，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继承承包经营权直至承包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本案中，在《山地合约》的承包合同履行期限内，承包人李伟死亡，因此，李丽芳、李丽影作为李伟公证遗嘱的执行人及受托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依法享有继续承包权。…”但是张某提供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59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李丽芳作为继承人之一，在承包人李伟死亡几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同白石新村合作社洽谈过《山地合约》的承包事宜，并且李丽芳也不是必然的继续承包的主体，其要继续承包还需征得白石新村合作社的认可；《山地合约》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来处理。该民事判决书并认定张某与白石新村合作社签订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张某已经按《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了补偿款25万元给白石新村合作社。并且白石新村合作社提供了由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农村发展与管理办公室审核的《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到庭，证明涉案《山地合约》由张某承接。故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的反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未取得李伟与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新村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增城县新塘镇白石村新村合作社山地合约》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驳回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张某、被告李丽芳、李丽影、李丽玲、李培基、李宇轩、李宇诣、第三人李思懿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村新村经济合作社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冯志坚人民陪审员  曾秋英人民陪审员  杨伟琪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尹浩宇徐宝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