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晋01行初31号原告武剑宇,男,1971年9月8日出生,汉族,原农业银行太原市分行河西支行行长,现住太原市。委托代理人李文彦，女，197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老师，系武剑宇之妻。委托代理人武学亮，男，194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系武剑宇之父。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法定代表人朱金渭，局长。委托代理人曹晓晴,女,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主任科员。委托代理人彭云业,男,山西玉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于2019年1月29日对原告武剑宇作出晋银保监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取消其高管任职资格2年。原告武剑宇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武剑宇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文彦、武学亮；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曹晓晴、彭云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武剑宇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缺乏事实依据。1、员工收取好处费属于刑事犯罪与原告管理责任没有关联，且员工个人资金帐户原告不具有法定的监测管理权限。2、华盛金道公司并非原告引进、协调、安排，故该公司的业务是否违法，原告无法知情。3、华盛金道第三方“银商通”业务是由上级行业务专管机构引进并建立电脑结算程序平台。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已经查明：机构业务部门是牵头管理部门，负责营销推广和业务培训，以及上线后的客户日常管理。被告在处罚事实依据上并未对原告的责任给予明确的认定。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1、《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48条对应的是银行金融机构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的银行业管理、除依照本法第44条至47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下列措施：（一）责令银行业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给予纪律处分；（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的人员给予警告，处罚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从该条法律规定是对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规定，要分别进行处罚的相应规定。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任职的金融机构违法的事实依据，故被告对原告作出取消任职资格处罚决定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已经于2014年8月从北城支行调到河西支行以后再没有发生一笔该产品。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发现的不再给与行政处罚，即使北城支行存在违法行为。2014年8月原告已经不对该结果负责，被告于2019年1月25日对原告作出8号行政处罚决定，已经超过两年不再处罚的法律规定。三、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违法。1、2018年5月3日被告作出的晋银监罚告字（2018）8号告知书“拟对原告警告并罚款8万元的处罚意见，在10日内未提出申请，该处罚决定书已产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定”。原告在有效期内未提出申请，但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于2019年1月25日对原告作出与（2018）8号告知书幅度不一致的处罚决定。2、2018年9月10日，对同一事项且收取好处费的员工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再次作出晋银监罚告字(2018)11号告知书加重对原告的处罚，违反一事不得二次处罚和不得加重处罚的法律规定。3、违反行政听证程序。被告听证通知为不公开听证，但举行听证会时不顾原告的反对坚持邀请原告上级领导全程参与听证，致使原告在陈述客观事实和责任举证上不能客观表述。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应予以撤销，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晋银保监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处罚决定书（2019）8号；2、11号处罚告知书；3、（2018）8号告知书；4、2012-2014山西省分行营业部行长转授权书，证明原告的职责范围，对第三方管理不属于行长的职责范围，违法事项不属于原告职责范围；5、庭审影音，证明第三方业务相关的事件引进管理和组织实施是上级行进行，与我个人无关，与北城支行也无关；6、北城支行【2011】33号、【2012】102号、【2014】12号文件，原告任职期间北城支行班子成员分工，证明第三方业务相关的事件引进管理和组织实施是上级行进行，与我个人无关，与北城支行也无关；7、《北城支行员工好处费退缴台账》及《北城支行华盛金道的业务统计表》，证明处罚与实际不符；8、《责任书》、《员工承诺书》《风险排查工作安排》，证明未违反《银监办发》【2014】57号规定；9、当事人的申诉材料，证明第二次给予加重处罚，证明加重处罚程序违法；10、《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证明在任职期间未触犯该项法律。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辩称，一、处罚证据确凿。《行政处罚决定书》（晋银保监罚决字【2019】8号）认定的事实清楚，有12份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原告任行长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北城支行8各网点24名员工违规收取好处费239笔300691.1元，其中，11名员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2名员工被提起公诉。答辩人依法作出的晋银保监罚决字【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充分证明了原告任行长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北城支行行政违法，被处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因原告认知的单位违法，酿成的群体性事件涉及其5个营业网点，导致营业网点长时间不能正常营业，严重影响金融秩序。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原告作为支行行长，是履行案件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网点现场和风险管理的主要责任人，负有认真履行案日常基础工作职责。其单位员工违法收取好处费，并涉嫌犯罪，是由其内控不严、管理不到位、风险排查流于形式等原因造成，作为支行行长的原告，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二、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答辩人依法作出了晋银保监罚决字【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任行长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北城支行进行了行政处罚。答辩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作出晋银保监罚决字8号【2019】《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原告认知的农行太原北城员工收取好处费属于持续状态的违法行为，虽然原告2014年8月调离该单位，但我局2015年11月就接到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省信访局的报告，发现该些违法行为，并开始调查处置工作，从原告调离之日起至发现事件并未超过2年的行政处罚时效。三、行政处罚符合行政程序。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晋银保监罚决字8号【2019】《政处罚决定书》是答辩人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而做出。《行政起诉状》所述不实，观点错误。《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意在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不会产生《行政起诉状》所述的“该处罚告知书易产生法律效力”之说。原告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晋银保监罚决字8号【2019】）》没有提出陈述和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存在《行政起诉状》所述的“违反不得加重处罚的法律规定”的情形。《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意在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对拟作出刑责后行政处罚的事实、定性依据、处罚种类及量罚度进行调整，其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存在《行政起诉状》所述“违反一事不得二次处罚的法律规定”，观点错误。《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听证应当公开举行，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影响金融稳定的除外”。对农行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涉及涉众型案件，可能影响辖内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为查明事实，农行相关调查人员是作为其他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参与听证，并不违法。综上所述，晋银保监罚决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关于山西华盛金道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有关情况的通报；2、员工收取好处费银行流水：北城支行；3、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华盛金道案件被采取强制措施人员情况表；4，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并检公刑诉【2017】7号）；5、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6、关于厚艳莹等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农银晋发【2017】159号）；7、案件信息确认报告；8、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问责工作管理暂行办法（银监办发【2013】255号）；9、11个支行时任行长任职文件；10、《关于印发法律依据1、《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四十八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3、《中国银监会行政处罚办法》；4、《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2、3、4、6、7、8、9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10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关系。原告对被告证据1、3、4、5、6、7、8、9、10、11、14、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3、3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12、13、15、16、17、18、19、3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均能反映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3日被告根据信访举报，对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员工涉嫌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及存在领导监督、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行政处罚立案登记。2018年5月3日被告对原告武剑宇等17人作出晋银监罚告字【2018】8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拟对原告武剑宇警告并罚款8万元。2018年5月30日被告作出了晋银监罚决字【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原任职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北城支行“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规定，对原告原任职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北城支行作出“责令改正，罚款50万元”的处罚。2018年9月10日被告再次作出晋银监告字【2018】11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拟对原告武剑宇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原告不服该处罚意见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经听证后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认为，“原告原任职单位多名员工参与推介销售未经批准代理销售的华盛金道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产品，或为该公司提供转账、结算等金融服务并收取好处费，引发集资群众群体性事件，严重损害农业银行声誉，危害辖内金融秩序，承担直接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原告武剑宇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的处罚。另查明，武剑宇于2010年5月14日至2014年8月6日任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北城支行行长。本院认为，首先，一、被告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时间是2017年12月13日，于2018年5月30日被告作出的晋银监罚决字【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是对原告原任职单位进行的处罚，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原告承担直接管理责任的处罚，原告在被处罚的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北城支行的任职时间是2010年5月14日至2014年8月6日，即使是原告任职时间内存在违法行为，原告已于2014年8月6日调离了原单位。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已超过二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二、2018年5月3日被告对原告武剑宇等17人作出晋银监罚告字【2018】8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拟对原告武剑宇警告并罚款8万元。原告在收到该告知书后并未对该处罚意见提出异议，虽然被告对该案做了补充调查，但对原告单位的处罚事实并未改变的情况下于2018年9月10日再次作出晋银监告字【2018】11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拟对原告武剑宇作出“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变更随意性太强且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三、被告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时间是2017年12月13日，于2018年5月30日被告已作出晋银监罚决字【20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却又于2018年5月3日作出晋银监罚告字【2018】8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2018年9月10日被告再次作出晋银监告字【2018】11号《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2019年1月25日作出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的处罚案件不规范，程序违法。综上，被告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的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武剑宇的处罚决定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作出的晋银保监罚字【2019】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武剑宇“取消高管任职资格2年”的处罚。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安源生审判员 陈 聪审判员 刘 栋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