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4民初3085号 原告：张某1，男，199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原告：张某2，男，197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原告：沈某，女，1978年7月8日，汉族，住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慧慧，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某3，女，199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被告：刘某，男，196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 被告：张某4，女，196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建品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张某1、张某2、沈某与被告张某3、刘某、张某4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张某2、沈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肖慧慧，被告张某3及被告张某3、刘某、张某4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向三原告返还彩礼374000元（其中聘金33.8万元，现金“阿奶盘”6000元和100克黄金包括戒指、手镯、项链等首饰的价值约3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张某1与张某3于2018年2月17日经媒婆介绍认识，2018年2月23日三原告给予三被告现金聘金10万元确定定亲，定亲后，因张某3还是在校大四学生，其继续返校读书，张某1前往湖北上班。2018年6月，张某3毕业后，张某1的母亲沈某见其身形较为瘦弱，出于关心和担忧，故多次让张某1带张某3一起去体检，但张某3均以自己刚刚体检过，身体很健康为由，推脱与拒绝体检，故三原告不再追问。2019年1月31日张某1与张某3在农村举行婚礼，同日交付给聘金238000元（转账）、现金6000元“阿奶盘”、200ｇ黄金包括戒指、项链、手镯等首饰折合约6万元（其中张某3本人拿走100克黄金首饰折合约3万元）作为彩礼。婚后张某1与张某3同居生活，但双方未生育儿女也未进行结婚登记。2019年2月28日，张某1与张某3前往莆田妇幼保健站进行婚检，婚检结果表明张某3患有在传染期内指定××，是××大三阳而且建议采取医学措施，婚检人员要求张某3前往三甲医院再次复查。为了避免误诊，张某1与张某3于2019年3月14日、2019年4月17号、2019年5月5日分别前往湖北同济医院、湖北仁爱医院．、湖北协和医院复查，复查结果均显示张某3为“××大三阳”携带者，病毒性呈中度、传染性高。复查期间，张某1与张某3也经常因为张某3隐瞒病情而争吵，张某1与张某3感情破裂，双方于2019年5月3日分居。原告因被告故意隐瞒张某3为××病毒携带者而与张某1同居共同生活，给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综上事实，张某1与张某3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没有生育子女，被告应返还原告彩礼。 张某3、刘某、张某4辩称，1、仅收取聘金23.8万元，原告主张彩礼数额为33.8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018年2月23日被告并未收到10万元聘金，仅在2019年1月31日收到转账的聘金23.8万元。××××年××月××日张某3离开武汉原告家时，双方没有任何矛盾，张某3也未携带任何包括金银首饰在内的物品，连陪嫁的金银首饰都放在原告在武汉的家里，原告要求返还金银首饰没有事实依据；2、××病毒并非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张某3与张某1同居以前就携带××病毒，不排除双方同居后张某3感染的可能，张某1以张某3是××病毒携带者为由，撕毁毁约，对张某3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存在过错。从张某3与张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是张某3一再催促张某1去做婚检，并非拒绝婚检、刻意隐瞒病情，更不是沈某一再要求才去做婚检；3、张某3和张某12018年5月份开始同居，直到2019年张某3离开武汉回到莆田，而并非原告诉状中陈述的2019年1月31日双方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后同居生活。根据张某3与张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3日，张某3前往张某1在武汉的家中，双方开始同居生活，6月份两人一起前往福州，参加张某3的论文答辩及毕业典礼，此后，双方一直同居生活，有时在莆田，有时在武汉，直到××××年××月××日，张某3离开武汉回到莆田。2019年3月29日，张某3在武汉仁爱医院检查，发现怀孕，胎儿正常，但张某1始终要求张某3引产，2019年5月22日，张某3在万般无奈之下在九五医院做了引产手术；4、被告因办结婚典礼、办回门酒、往来武汉、做引产手术等花费20多万元，原告要求返还彩礼于情相悖、于法无据。2019年2月1日，因回门礼办酒席30桌，花费10多万元，张某3为了婚礼，购买数千元结婚礼服、伴娘服、秀禾服，花费上千元聘请专业人士化妆，花费数千元购买服装、鞋子等；原告家在武汉，张某3多次往返武汉-莆田，花费数千元；因原告要求张某3入住九五医院做引产手术，原告不但不给予任何关心，而且也未支付任何手术费用。张某3毕业后在公司做财务，因原告要求而辞职，现张某3没有稳定收入。综上，原告主张张某3隐瞒病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以张某3携带××病毒为由撕毁婚约有重大过错，被告为此婚约花费20多万元，原告的行为对被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精神伤害和心理压力，其要求返还彩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一：《网上银行转账明细记录》，证明被告收取原告聘金238000元的事实。 证据二：录像资料，证明2019年1月31日，张某1与张某3举行婚礼，支付200ｇ黄金彩礼包括黄金手镯、项链、戒指等价值60000元的事实。 证据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门诊（检验）导引单、病历单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报告单一份，证明张某3患有××大三阳，病毒性呈中度，传染性高的事实。 证据四：婚前医学检查证明、莆田市荔城区妇幼保健所化验单一份，证明张某3患有在传染期内指定××，建议采取医学措施的事实。 张某3、刘某、张某4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证据二中张某3从张某1家中离开的时候黄金首饰还在原告家中，证据三无载明××传染性高，证据四没有载明禁止结婚的情形。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张某5出庭作证。张某5证言：张某5与张某1是叔侄关系，与被告也是亲戚关系；2018年2月23日定亲时有在场，原告有支付10万元用于定亲，迎亲时有转账23.8万元，200克黄金和现金“阿奶盘”6000元；有陪张某3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诫不引产对小孩健康有影响；女方有陪嫁大邦椅一套。 张某1、张某2、沈某对张某5证言经质证认为其所述可以证明被告收取原告聘金彩礼37.4万元（其中聘金33.8万元，现金“阿奶盘”6000元和100克黄金首饰）；本案引产是考虑张某3的健康；张某3在婚前故意隐瞒病情。 张某3、刘某、张某4对张某5证言经质证认为张某5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应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结合当地迎亲嫁娶风俗习惯，定亲不支付定金不符合常理，结合证言，综合认定被告有收取原告定亲定金10万元、聘金238000元、黄金首饰100克以及张某3患有××。 被告围绕其抗辩内容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张某1与张某3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车票各一份，证明：1、张某1与张某3自2018年5月份开始同居，××××年××月××日分手的事实；2、张某3因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购买婚纱、秀禾服、伴娘服、化妆约花费1万元的事实；3、张某3××××年××月××日离开武汉张某1家时没有携带任何物品（包括金银首饰、电脑、日常生活用品）的事实。 证据2：武汉仁爱医院检验报告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五医院检验报告单、出院小结各一份，证明张某3与张某1同居期间怀孕流产的事实。 证据3：送货单、销售清单、收款收据、报销单各一份，证明：被告方举办回门酒宴花费约11万元、购买其他生活用品花费约2.5万元的事实。 证据4：购物清单一份，证明被告因举办酒席购买红酒、十盘等花去38280元。 证据5：张某1与张某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张某1要求张某3辞职的事实；2、张某1要求张某3打胎的事实；3、向张某3借款4100元的事实。 证据6：发票，证明张某3因怀孕、检查等花费4000元多的事实。 张某1、张某2、沈某经质证认为证据1中照片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车票可证实被告是2018年10月10才到武汉，其同居时间从2018年10月份开始；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张某1是从2019年6月份才知道张某3患有××“大三阳”；证据2中可以看出张某3是考虑身体安全自行流产；证据3三性有异议，无法证明是涉案酒席，与本案无关；证据4超过举证期限附条件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5超过举证期限附条件质证，辞职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是张某1要求张某3打胎，无法证实有借款且与本案无关；证据6超过举证期限附条件质证，系张某3自己看病花费，与本案无关。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证人张某6、张某7出庭作证。张某6证言：张某6与原告没关系，系张某3表哥，被告办回门酒席有30桌，一桌花费3000-4000元。张某7证言：张某7与原告没有关系，与刘某系叔侄关系，回门酒席有30桌，一桌花费3000-4000元，参加人员有同村朋友及男方亲友。 张某1、张某2、沈某对上述二证人证言经质证认为均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回门酒席花费与本案无关。 张某3、刘某、张某4对上述二证人证言经质证认为客观真实，女方办理回门酒席符合农村习俗，办理酒席花费符合市场行情。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方提供的证据1、证据2结合双方陈述可以确认张某1与张某3于2018年5月份开始同居，2019年5月份分居及2019年5月22日张某3在福州总院第一附属医院（九十五医院）引产的事实，其他证据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审查。 根据双方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某1系张某2、沈某之子，张某3系刘某、张某4之女。2018年2月17日，张某1与张某3经媒人介绍相识后，于2018年2月23日向张某3家定亲并支付定亲费10万元。依照双方约定，原告于2019年1月31日支付给被告聘金238000元及黄金100克，并于同日张某1与张某3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后同居生活。同居后，被告方因对张某3系××病毒携带者带有偏见，认为不宜生育子女。2019年5月22日，张某3到医院引产。此后，张某3与张某1分开生活，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未生育子女。之后，原、被告因聘金等返还产生纠纷，致讼争。 本院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对婚约关系我国现行法律既不予禁止也不加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支持。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收取的定亲费及聘金应理解为彩礼，因张某1与张某3未办理结婚登记，原告付给被告的彩礼数额较大，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返还；黄金100克，属于贵重物品，亦应理解为彩礼，参考市场行情价以每克300元折价返还。被告方主张嫁妆等花费可折抵彩礼，于法无据，故对被告提供的花费情况，本院不予审查。考虑到张某1与张某3已按民俗举办婚礼，同居时间较长，且张某3曾怀孕，依据民俗，男方目的已实现。另，基于张某1与张某3分开生活的原因在于原告方对××病毒携带者存有偏见及张某3顾忌偏见而引产的事实，为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本院酌定按30%的比例返还彩礼，故被告应返还给原告彩礼（100000元＋238000元＋100ｇ×300元）×30%＝1104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张某3、刘某、张某4应自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返还张某1、张某2、沈某彩礼款110400元； 二、驳回张某1、张某2、沈某对张某3、刘某、张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910元，减半收取计3455元，由张某3、刘某、张某4负担1037元，张某1、张某2、沈某负担241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志军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王汇鑫 书记员吴志芳 附注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