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803行初217号原告谭友彩，女，汉族，1974年7月26日出生，清远市清城区人,户籍清远市清城区，现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洲心街道办事处。地址：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道办事处清源西路**。法定代表人陈伟荣，主任。委托代理人林卫强。委托代理人韩兴柱，广东金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道洲沙村谭屋经济合作社。地。地址：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道洲沙村谭屋村/div>代表人谭锡全。原告谭友彩不服被告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洲心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洲心街办）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同年4月19日向被告洲心街办、第三人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道洲沙村谭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谭屋经济合作社）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谭友彩，被告洲心街办的委托代理人林卫强、韩兴柱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洲心街办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区府洲心街行决字(2018)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下称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原告不具备谭屋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谭友彩诉称，原告谭友彩系谭屋村成员，从出生至今，户口一直在洲心街办××沙村民委员会××号，从未迁出，并以洲心街办洲沙村民委员会谭屋村村民身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其次，1999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以成员身份跟随父母及兄弟姐妹以家庭承包的形式参与承包分田，并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原告婚后并未在丈夫吴兆森所在居民委员会享受过一切居民待遇和福利，而且原告婚后要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前提下生育2个子女，积极履行了计划生育的义务。原告作为谭屋村村民，积极履行了作为本村村民应尽的义务。因此，应该享有与本村村民同等的权利。但是，2007年谭屋村的土地被征收，谭屋村多次向村民发放征地款，而原告却未获得分配。同时，谭屋村在2018年对本村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在没有告知原告的前提下，收回了原告的土地承包权，让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失地农民。原告多次向谭屋村请求发放征地款和归还土地承包权，村小组却以原告系“外嫁女”为由拒绝原告的请求。原告认为村小组已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向有关部门请求救济，而相关部门告知原告需先向基层政府反映并确认原告为谭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才能处理民事权益纠纷。2018年7月9日，原告递交申请书，请求被告洲心街办确认原告为谭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8年11月14日，原告收到被告洲心街办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不具备谭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法律明确表明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是否是出嫁女不是判别原告是否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及是否享有本村土地收益分配权的条件，而应当全面审核原告户口和履行村民义务情况。原告出生后即入户洲心街办洲沙村民委员会，未曾发生变动，原告取得第三人成员集体经济组织资格不需要第三人成员大会表决确定。故被告洲心街办在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中作出的“原告不具备谭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与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不符，属于歧视妇女，歧视出嫁女的违法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一、撤销被告洲心街办作出的区府洲心街行决字（2018）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限被告洲心街办对原告的行政处理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谭友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户口薄，证明原告的户籍情况；3.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洲心街道办作出行政处理决定；4.《证明》，证明原告没在其丈夫户口所在居委会享受过任何收益；5.《结扎证明》，证明原告履行计划生育义务。被告洲心街办辩称，一、被告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谭友彩于1974年7月26日，常住户口登记在清城区。2000年2月29日与吴兆森登记结婚，婚后离开户口所在地随夫在外居住、生活，不依赖谭屋经济合作社的土地生产、生活。原告户口虽然一直在，但其婚后没有在谭屋村居住和生产，没有履行谭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村集体不承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被告作出《涉案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及《广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原告不具备谭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正确的。三、被告作出《涉案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被告根据原告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洲心街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确认申请书》及有关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确认及提交材料；2.《答复书》，证明被告依法答复原告；3.《补正材料提交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告知原告需要补充的材料；4.原告提交的补正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递交补充材料；5.《受理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确认申请；6.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的户籍情况；7.谭浩良，谭锡全的《询问笔录》，证明谭屋村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和原告的实际分配情况，原告没有在谭屋村长期居住、生产和生活，没有履行集体经济成员的义务；8.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邮寄记录，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送达。法律依据：《广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没有答辩，亦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洲心街办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明只能证明原告没有在丈夫村民委员会享受利益分配，但不能证明其是否在该村存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长期居住在广州市番禺区，并未在第三人处居住及生产，与第三人之间并未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原告谭友彩的质证意见是：对被告洲心街办提供的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程序违法；证据7、8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谭友彩提供的证据3，被告洲心街办提供的证据8，均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其合法性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2、4、5，被告洲心街办提供的证据1-7，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经审理查明，原告谭友彩于1974年7月26日出生，户口在洲心街洲沙村民委员会××屋村民小组××号，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从未迁出。原告谭友彩与吴兆森于2000年2月29日登记结婚。婚后在其丈夫吴兆森的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秀社区居民委员会生活期间没有享受任何福利待遇。原告提交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城区府农地承包权（2017）字第（441802008007060012Ｊ）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承包方代表为谭其森，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方家庭成员中没有原告谭友彩。由于原告没有参与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的征地补偿款等集体收益分配，遂于2018年5月18日向被告洲心街办提交《行政确认申请书》，要求确认其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与第三人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被告于同年6月11日向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村代表谭锡全、谭浩良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谭锡全表示原告谭友彩没有对集体分配方案提出过异议；谭浩良表示原告谭友彩是谭屋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履行村里的集体义务。之后被告并没有向第三人的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一步调查核实第三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要履行何种义务。被告于同年7月9日对原告作出《关于洲沙××小组谭友彩行政处理申请的答复书》，要求原告重新整理申请书及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并于同年7月27日对原告作出《补正材料提交告知书》。原告谭美云、高天乐于同年9月3日重新提交申请后，被告于同年9月12日受理了原告的申请。被告于同年11月12日认为原告婚后已离开第三人村集体在外居住、生活，不依赖第三人村集体的土地进行生产活动、生活，没有履行过村中的集体成员义务，亦没能提供积极参与履行村中集体义务的有效证据。根据村民自治原则，原告的申请事项属于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依程序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遂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不具备谭屋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部分并未查明第三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要履行何种义务，原告有否应第三人的要求履行村中义务，而被告在本街办认为部分却认定原告没有履行过村中的集体劳动义务。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不服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案需要审查的是被告洲心街办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一、《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二）维护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三）依法开展家庭承包经营；（四）法律、法规、规章和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从上述规定可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户口加义务”的原则。本案中，原告谭友彩出生于清远市清城区洲心洲沙村民委员会谭屋经济合作社，未出嫁前属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后户口一直保留在第三人所在地，从未迁出，其户口性质符合上述《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确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原则。至于履行义务方面，被告洲心街办仅凭其向谭屋经济合作社村代表调查制作的《询问笔录》便认定原告未履行村中义务，上述《询问笔录》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证明原告未严格依规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应履行的义务，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在行政处理程序及诉讼程序中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有积极通知或督促原告履行相关义务，故被告洲心街办认定原告未履行村中义务，不具有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依据不足，其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决议、村规民约和股份制章程中涉及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为由，侵害其合法权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用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符合生育规定且户口与妇女在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子女，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享有与前款规定的各项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本案中，第三人以原告系外嫁女为由不予分配集体收益分配款，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等方面显然没有坚持男女平等原则，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洲心街办作为乡、镇的人民政府，应该责令第三人谭屋经济合作社进行改正，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原告是否具有集体经济成员资格及是否享有收益分配权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洲心街办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对于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问题。被告于2018年5月18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确认申请书》等相关材料后，认为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及时告知原告限期补正材料，然后决定是否受理。而被告于同年6月11日便进行了调查，但至同年7月27日才向原告发出《补正材料提交告知书》，于同年9月12日正式书面通知原告受理其行政确认申请，并于同年11月12日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处理程序确有不妥之处。鉴于被告从受理至作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尚未超过两个月期限，本院确认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存有瑕疵，但不确认程序违法。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洲心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的区府洲心街行决字（2018）7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洲心街道办事处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申请的事项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洲心街道办事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潘玉琪人民陪审员  韩必康人民陪审员  陈志勇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阮思然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