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23民初4258号原告：惠州市长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314956590N，住所地惠州市河南岸**小区汽车大市场内**之3（**）之三。法定代表人：胡柏杨。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云、郑俊豪，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91441323MA4UJD975R，住，住所地惠东县吉隆镇东洲洋JL-E-01-03地块****/div>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第三人：林某，男，198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福建省永春县人，住福建省永春县，原告惠州市长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公司)与被告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祥公司）、第三人林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受理并于2018年5月9日作出（2017）粤1323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天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于2018年12月2日作出（2018）粤13民终553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一审法院采用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裁定撤销（2017）粤1323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庭审过程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林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才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代购款项220400元，滞纳金22257元（暂计至2017年5月3日，实际应计至实际还款之日），合计24265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执行费用等原告为实现债权所需支付的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基本事实：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双方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22401，以下简称合同（一）】、2017年2月27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22701，以下简称合同（二）】、2017年3月21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32001，以下简称合同（三）】、2017年3月23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32301，以下简称合同（四）】，上述四份《车辆代购合同》约定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如下：原告为被告代为购买合同中所约定车型的车辆；2.被告需依据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原告支付代购车款；3.若超过合同所约定的时间，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代购款项，则被告需自迟延支付之日起，以代购款项0.3%每日向原告支付滞纳金；4.购买车辆的运输方式为被告自提。另，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21日、2017年3月23日与被告完成上述四辆汽车的交接。截止2017年5月3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合同（一）的部分款项5000元及合同（三）的部分款项87900元。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了代购服务并已向被告移交了上述四辆汽车，但被告却未在合同所约定的期限内向原告支付全部代购款项，在原告数次催告，被告依然不予配合。二、法律依据：《车辆代购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照协议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被告不支付代购款项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车辆代购合同》的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支付代购款项，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祥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虽然四份《车辆代购合同》均显示签约的双方是答辩人与原告，但是此乃林某私自利用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属于无权代理，答辩人对此不知情，亦无对林某授权，故本案的所有赔偿责任应由林某个人承担。二、林某的个人行为应由林某个人自行承担，与答辩人无关。（一）根据答辩人和原告以往曾经的交易习惯，双方签订购车合同，必须有双方盖章确认，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车辆代购合同》编号为：HZ2017012301。可以印证双方交易所签的《车辆代购合同》必须要答辩人盖章才生效。而本案中，涉案车辆均系由林某个人签名，答辩人从来没有授权委托林某去购买涉案车辆，答辩人对林某个人行为不予认可，原告作为一个专业从事车辆交易的机构，明知道跟个人签合同，却要求答辩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林某的行为不购成表见代理，主要有以下理由：1、本案林某不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现形式要求：四份《车辆代购合同》均只有林某的签名，没有答辩人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原告将车辆是否交付给林某答辩人不清楚，应视为与林某的个人交易。本合同签约地点、交货地点均不在原告住所地。原告与林某进行交易时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邱秀和因家事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香港，根本不清楚原告与林某的行为。2、原告在进行交易时没有核实林某是否有得到答辩人授权的情况下就签订了合同，且在事后没有向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核实，其不符合表见代理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要求；3、合同相对性系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原告主张答辩人对林某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依法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14条等法律规定，原告对林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负有举证义务，如前面所论述，原告的证据明显无法证明林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不排除原告与林某恶意串通虚构合同，侵吞答辩人财产。据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多次与林某核实，林某均未能说出其究竟以个人名义跟原告购买多少车辆，但是从答辩人对公账户银行流水可以显示，林某通过答辩人对公账户打给原告的款项数额巨大，远远超出涉案车辆的数额。三、退一步讲，如果法院认定林某可能代表答辩人，林某通过答辩人账户已经超额支付了涉案车辆的款项。答辩人保留起诉原告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一）林某已付超额支付购车款给原告，原告提交的其公司借记卡账户历时明细清单均不是完整连续的，而是原告有选择性单独打印的，而且单独打印的也存在缺页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全面，存在隐瞒林某已超额支付款项的事实。（二）从原告提交的相关交易转账记录以及答辩人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据显示，自2017年2月24日双方进行4辆涉案车辆交易起，林某通过答辩人账户已经支付了769307元到原告账户。答辩人保留起诉原告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涉案购车合同约定的每日0.3%滞纳金过高，违反法律规定。如果涉及滞纳金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林某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另外，林某通过答辩人账户也已经超额支付购车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林某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作答辩。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据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上述证据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证据4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被告主体资格；证据5《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22401）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2月24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代购买风光580，成交价为92900元，付款方式为转账，提车方式为被告自提，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向原告支付代购车预付款5000元作为定金，余款87900元在提车之前付清，被告超过一周后未结清尾款，须按支付车款的0.3%每日支付滞纳金，直至结算全部车款，被告只支付了原告部分款项；证据6《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22701），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代为购买日产新轩逸，成交价为101500元，付款方式为转账，提车方式为被告自提，被告在提车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支付所有车款，被告超出10日后未结清车款，须按未支付车款的0.3%每日支付滞纳金；证据7《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32001）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21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代为购买风光580，成交价为90400元，付款方式为转账，提车方式为被告自提，被告在提车之日起15日内向甲方支付所有车款，被告超过15日后未结清车款，须按未支付车款的0.3%每日支付滞纳金，被告只支付了原告部分款项；证据8《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32301），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代为购买帝豪GS，成交价为31000元，付款方式为转账，提车方式为被告自提，提车日以交车单日期为准，被告在2017年3月26日前向甲方支付所有车款，被告未在2017年3月26日前结清车款，须按未支付车款的0.3%每日支付滞纳金；证据9车辆交车单，证明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2月27日、3月21日、3月23日与被告完成涉案四辆汽车的交接；证据10银行流水清单、证据11《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120101）及相关银行付款单据，证明原、被告的交易习惯；补充提交的证据1《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12301）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第三人系被告的业务联系人；补充提交的证据2《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611250）及银行转账记录，补充提交的证据3《车辆代购合同》（品牌型号16款哈弗H6）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补充提交的证据4银行流水清单，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1、2、3的合同交易均进行了付款；原告第二次补充提交的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已按法院要求提供从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的银行流水，因一整年的银行流水较多，所以起止日期是分段打印，但所有的工作日期是可以连上的；原告第二次补充提交的证据2《关于收款账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提出的银行收款账号09×××01并不是原告的银行账号，是该银行内部清算账号；原告第二次补充提交的证据3《关于车价的情况说明》及《代理购车协议》，证明车辆价格低于官方指导价是市场促销优惠，是正常的商业交易策略。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与我方无关，我方不是适格的被告；对证据5合同三性均有异议，该份合同并不是我方盖章的，只有林某个人签名，与我方无关，且经核对，该车已经支付过价款了，我方保留追究原告不当得利的权利；对证据6合同，三性均有异议，该份合同并不是我方盖章的，只有林某个人签名，与我方无关，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事后跟财务核对，该车已经超额支付给原告了，分别于2017年2月27日支付6940元、3月12日支付9669元、3月20日支付5000元、3月22日支付6000元，后面有74500元，客户肖某在工商银行贷款，直接由银行支付给了原告的，所以成交价款是101500元，但是被告和客户自己贷款的总数是106659元，超出了5159元；对证据7合同，车是沈某的风光580号，三性均有异议，该份合同并不是我方盖章的，只有林某个人签名，与我方无关，法定代表人收到起诉材料之后，跟财务核算，该车的车款也是超额支付的，分别于2017年3月18日支付10000元，3月20日支付41900元和40000元，共支付了91900元，比成交价90400元超出了1500元；对证据8合同，车是邹某的帝豪GS，三性均有异议，该份合同并不是我方盖章的，只有林某个人签名，与我方无关，法定代表人收到起诉材料之后，跟财务核算，该车的车款也是超额支付的，分别于2017年3月18日支付8000元，3月23日支付11505元，3月24日支付5000元和25000元，合计49505元，比成交价310000元超出18505元。上述几台车，我方保留追究原告不当得利的权利；对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与我方无关；对证据10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不完整，故意隐瞒部分林某通过我公司的对公账号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原告自己画出来的银行流水明显的有一个日期2017年3月18日，明明是两笔5000元打给原告的，但是原告只画出了一笔，所以为了查清本案事实，请法院责令原告提供完整的银行流水；对证据11三性均有异议，都不是我方盖章的，我方不予认可；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该证据也是我方提供的证据2，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确实是我方盖章的，恰恰说明如果我方确实有授权林某跟原告交易的话，都是加盖了我方的印章的，这正好印证了原告提供的上述车辆代购合同没有我方盖章的，都是林某个人行为；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2、证据3三性有异议，且该合同内容有一个指导价比成交价还低，这违背了常理，最关键的是该合同是林某个人所签，且与本案无关；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4银行流水的质证意见与对证据10的质证意见一致，且与本案无关；对原告第二次补充提交的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明细不是完整的明细，从页码可以看出并非连续页码，起止日期不一样，有一部分起止日期2016年3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有一部分2016年9月2日到2016年12月31日，有一部分2017年1月7日到2017年5月31日，存在重复情况，原告提交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建议法院不予采信，相反应当采信我方提供的银行流水；2、从不完整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胡柏杨有打钱给第三人林某，原告作为车辆出售方，被告作为购买方，无论是第三人还是代表公司行为，出售方给购买方打钱都是违背常理，由此原告和第三人可能存在串通以买车为幌子，原告收受第三人从被告账户打的钱，然后给回扣给第三人，实际侵吞被告财产，这些不完整的明细中页码标注7、28、29、37页可以看出；3.从不完整证据可以看出第三人林某个人也打了资金给原告方，存在第三人林某个人和原告方有私底下交易，页码47、67页可以显示，退一步说，原告声称林某代表我公司行为，如果法院认定林某代表我公司行为，那么我方要求个人付款的行为在购车款中抵扣。对原告第二次补充提交的证据2《关于收款账号的情况说明》，农商行交易有特定规则，从银行流水无法显示对方账号，但是我方工作人员收到原告起诉材料后核对，所有农商行代码09×××01均为支付原告的款项，法院可以去农商行核实。对原告第二次补充提交的证据3《关于车价的情况说明》及《代理购车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关于车价的情况说明，确定2017年3月20日销售的风光580的价格是90400元，实际上第三人通过我方账户支付该车辆价款91900元，更进一步印证第三人通过我方账户超额支付购车款，请求法院超额部分予以抵扣和返还我方。被告为证实其辩解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广东惠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鞋城分理处银行流水，证明自2017年2月24日起林某通过我公司在广东惠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80×××53已经支付了769307元整到原告账户，明显已超出林某向原告购车的价款；证据2车辆代购合同，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补充提交的证据1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农商行（账号：80×××53）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2月23日银行流水，证明第三人通过被告账户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2月23日，共打款1536871元至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账户；补充提交的证据2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建设银行（账号：44×××66）银行流水，证明第三人通过被告账户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10日，共打款212900元至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账户；补充提交的证据3邱秀和平安银行账户（卡号：62×××92）银行流水，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10日，共打款175819元至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账户。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总的证明目的为：证明第三人通过被告账户及法定代表人账户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10日已经支付了2694897元到原告法定代表人账户，已经远远超过涉案车辆的价款，超过部分应当抵扣后退还给被告。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银行流水三性均有异议，首先，银行账号并非原告的银行账号，与我方代购合同上面指定的银行账户是不一致的，因其账户与我方的银行账户是不一致的情况下，我方认为该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我方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如原告所称该流水上所设账户并非我方所拥有的账户，且该流水无法反应出被告所称是由林某通过被告的账户进行支付的。也就是说该份流水无法直观的反映出是被告的支付行为还是林某的支付行为。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此份证据的被告方的盖章的行为恰恰是确认了林某为被告的业务联络人，且在我方的补充证据1可以证实被告对此笔交易是进行了确认的。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所谓的交易习惯是指交易双方长期的交易行为形成的，被告所提及的车辆代购合同仅有一分材料，无法证明是双方已经形成且固定的交易习惯。对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这份银行流水没有反映我方账户信息，2、备注的事项均为简易的字段或事项，比如是什么车款，这两点均不能反映被告打款给原告方的事实；3、对于证据3为邱秀和的个人账户，其打款给原告方的行为并不能证明是支付涉案车辆款项，对于以上三份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关于被告补充提供的证据1、2，该两组证据，仅是银行转账流水，根本无法证明被告所称的第三人林某通过被告账户将钱转出，被告在总的证明目的中称其已经支付2694897元给原告，但原告与被告之间交易远不止涉案的订单，被告所称其已支付其中部分可能是原、被告之间前期交易所产生；关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3邱秀和平安银行账户流水，原告清晰记得在上次开庭过程中，被告曾提到第三人林某曾多次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款项打给原告，但是根据被告本次开庭所提交的证据3可知，被告曾多次向第三人转账，其显然是与林某沟通甚密，且存在诸多转账记录，这与被告之前所称其没有和林某沟通，林某私自多次转账的说法前后矛盾，被告质证期间所称林某个人账户转账给原告可能涉及原告与第三人林某存在私下交易行为这说法并没有任何依据，从被告两次开庭所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原、被告双方的交易往来当中存在被告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公帐、以及第三人林某的个人账户交易习惯，也就是说原、被告双方交易方式不限于公帐，被告存在其业务员账户作为交易账户情形，所以存在第三人个人账户与原告有交易记录情况。在原审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调取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在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2×××85的账户从2016年3月22日起至2017年5月10日止的流水交易明细。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银行流水明细三性无异议，经核对，该份流水明细与我方之前提交的账单明细有大部分对得上，其中对得上数目是2017年3月18日两笔各5000元；2017年3月20日两笔分别是41900元、40000元；2017年3月12日是9669元；2017年3月22日是6000元；2017年2月24日是5000元；其中有一项是2017年2月27日，开庭之前以为是6490元，现查到流水是37000元。其中对不上数目的我方回去核实后再告知法院。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回应如下：1、原、被告从2016年3月开始合作至今交易达24笔，交易的付款方式大部分为分期付款，在被告提及的2017年2月至3月份的几笔款项中，有部分款项是支付非涉案的汽车款项；2、被告在2017年2月份至3月份期间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中并无特定指名是支付给涉案车辆，因此被告仅凭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其已支付了涉案车辆的全部款项，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于2018年1月22日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肖某身份证、肖某工商银行卡（账号62×××64）银行流水、肖某手机短信还款记录截屏，证明原告起诉被告的证据中的车辆代购合同（二）及附件中肖某购买的车辆日产轩逸，该车辆的购车款项并非通过被告账户转账给原告。该车辆购买者肖某是在中国工商银行贷款购买，由中国工商银行将款项直接支付至原告账户或者真正提供车辆的第三方账户，再由肖某每个月还款2587元。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被告提供的肖某身份证、肖某工商银行卡（账号62×××64）银行流水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一，该份银行流水只显示为“肖某”的银行流水，在中国地区同名同姓的情况普遍存在，该份银行流水的户主与涉案车辆的购买者不具有唯一性；第二，该份银行流水只显示户主的还款记录，并不能证明是偿还涉案车辆的贷款，也无法证明涉案车辆的款项直接支付至原告或者真正提供车辆的第三方账户。2、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肖某手机短信还款记录截屏”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第一，被告未提供相关公证或鉴定文件，证明截图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第二，该份证据仅为还款记录，与本案并无关联，且无法证明涉案车辆的款项直接支付至原告或者真正提供车辆的第三方账户。原告于2018年1月24日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12301）和《此笔转账汇款指令的详细信息如下》及林某刷卡以及19923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胡柏杨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第1页、第30页、第33页、第37页、第39页、第40页；3、2017年3月18日签订的《车辆代购合同》和两页《此笔转账汇款指令的详细信息如下》；4、2017年2月12日签订的《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21201）、《此笔转账汇款指令的详细信息如下》、林某刷卡记录、14929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5、原告制作的收款情况表；6、原告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的《说明》。被告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原告起诉的涉案车辆为四台，但是在说明中出现了7台，并且起诉状显示涉案车辆款项为220400元，但是说明中却说涉案车辆金额为315800元，未支付金额为200120元。明显自相矛盾，前后不一，不足采信，相反法院应当采信我方对于法院调取的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银行账户的流水的质证意见和代理词意见。2、对于车辆代购合同（16款哈弗H6）、网上银行转账打印记录、银行转账流水：与本案无关，该台车并非原告起诉的涉案车辆，而且该车已经付清款项，是通过邱秀和个人平安银行账户转账，2017年3月27日分两笔转账款项，一笔100000元，一笔7300元。3、我方在对法院调取的胡柏杨账户质证时只是对天祥汽车公司账户转账到胡柏杨的涉案转账记录进行质证，对于邱秀和个人账户转账至胡柏杨的转账记录因为与本案无关未进行质证。我方在质证时已经剔除了此车（16款哈弗H6）两笔转账记录，仅仅是通过天祥汽车公司账号转账至胡柏杨账户的涉案车辆已经达到149569元，再加上肖某车辆按揭贷款购买，实际上涉案四台车均已付清款项。原告提供其在中国银行惠州麦地南路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6×××89的账户银行流水记录，证明该账户从2017年2月1日起至2018月3月31日止没有收到被告和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及第三人林某支付的款项，因被告的付款很多都是打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私帐，提供该份证据为了证明被告或其有关的人没有向原告公司公帐打入款项。被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根据我方的银行流水，我方在2017年2月、3月都有向原告转账。在原审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去函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调查涉案客户肖某有无在该支行贷款的事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于2018年2月27日复函表明肖某在该支行无贷款。被告于2018年3月15日对复函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此调查取证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据我当事人说肖某当时买车是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隆支行办理的按揭贷款，提供证据时肖某在深圳布吉工作，就近在布吉打的流水，所以布吉工商银行无其在该行贷款的记录。原告于2018年3月27日对复函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原、被告，与案外人肖某没有关联；根据原告庭前提供的证据材料可知，被告委托原告进行汽车代购，原告已经履行了代购义务，至于被告与肖某之间的钱款往来，肖某是否是贷款购车，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被告在重审过程中补充以下证据：2016年11月14日的车辆代购合同及交易流水，证明客户可能会在长信做贷款，我方仅需支付手续，这些款项不会在原、被告的账户体现；2017年3月18日的车辆代购合同和交易流水，证实是现金购车，签约日期为2017年3月18日，打款日期是2017年3月3日。原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三性有异议，被告未提交证据原件，原告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其已支付车款给原告。综合原告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长信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胡柏杨，经营范围为汽车、汽车装饰品、汽车零配件、汽车电子产品的销售，二手车经销等。被告天祥公司的股东有邱秀和、林某及陈某满三人，其中邱秀和为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汽车、二手车、汽车零配件等。2017年2月24日，原告长信公司（甲方）与被告天祥公司（乙方）的签约代表林某签订合同编号为HZ2017022401的合同一，约定如下条款：1、由甲方为乙方代购以下车辆，详见以下表：品牌型号为风光580，颜色为白色，数量为1台，指导价89900元，成交价92900元，备注：加2000ESP，合计金额92900元；2、付款方式：转账、提车地点：惠州。本合同车辆为店票店车，开票金额由店方决定；3、乙方在签订合同时向甲方交付代购车预付款5000元作为定金，本合同以甲方收到定金到账生效，如超过该日尚未交付定金则本合同无效。余款87900元在提车之前付清（账户名称：胡柏杨，账户号码62×××85，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惠州分行，公司名称惠州市长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公司账户66×××89，开户行中国银行惠州麦地南路支行）；4、甲方收到乙方预付款后，于2017年2月25日前交车给乙方，乙方在接到提车通知后，如乙方超过规定提车日期仍未提车，本合同自动作废，甲方可自行处理该车，并不予退还预付款项；5、运输方式：乙方自提。在乙方的要求下，甲方可协助安排运输，运费支出由甲支付，但运输风险及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只负责协调沟通运输单位义务；6、车辆技术标准，质量条件以及期限：按生产厂家标准；7、免责条款：协议生效后，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甲方不能及时交付车辆，甲方对乙方不负有赔偿责任；甲方如遇运输故障、公路事业中断、停顿等不可避免原因，甲方顺延至以上因素排除后交付车辆，合同继续履行；8、乙方应符合购车资格，否则一切后果自负；9、超出1周后乙方仍未结清尾款，须按照支付车款的0.3%每日支付滞纳金，直至结算全部车款；10、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扫描件、传真件有效。2017年2月27日，原告长信公司（甲方）与被告天祥公司（乙方）的签约代表林某签订合同编号为HZ2017022701的合同二，约定如下条款：1、乙方向甲方购买车辆，详见以下表：品牌型号为日产新轩逸，颜色为白色，数量1台，指导价135000元，成交价101500元，备注：高开购车发票根据差额17%结算税费；合计金额101500元；2、付款方式：转账、提车地点：自提；3、乙方在提车之日起10内须向甲方支付所有车款，甲方确认收齐全部车款后，将新车保养手册交与乙方。（提车日以交车单日期为准）；4、超出10日后乙方仍未结清车款，须按未支付车款的0.3%每日支付滞纳金，直至结算全部车款；5、运输方式：乙方自提，在乙方的要求下，甲方可协助安排运输，但运输风险及损失由乙方承担；6、车辆技术标准，质量条件以及期限：按生产厂家标准；7、免租条款：协议生效后，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甲方不能及时交付车辆，甲方对乙方不负有赔偿责任；甲方如遇运输故障、公路事业中断、停顿等不可避免原因，甲方顺延至以上因素排除后交付车辆，合同继续履行；8、乙方应符合购车资格，否则一切后果自负；9、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扫描件、传真件有效;账户名称：胡柏杨，账户号码：62×××85工商银行惠州分行。合同未约定定金条款。2017年3月21日，原告长信公司（甲方）与被告天祥公司（乙方）的签约代表林某签订合同编号为HZ2017032001的合同三，约定购买的车辆为风光580，白色一台，指导价91900元，成交价90400元，付款约定的日期为15日。其余条款与合同二的条款基本一致。2017年3月23日，原告长信公司（甲方）与被告天祥公司（乙方）的签约代表林某签订合同编号为HZ2017032301的合同四，约定购买的车辆为帝豪GS，白色一台，成交价31000元，付款约定的日期为在2017年3月26日前。其余条款与合同二的条款基本一致。另查明，在上述四份合同签订的对应时间当日或前一日（合同三），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的签约代表林某均另行签订了《附件一》，从该车辆交接单显示可知，合同一涉案车辆风光580的车主系刘某，合同二涉案车辆日产轩逸的车主系肖某，合同三涉案车辆风光580的车主系沈某，合同四涉案车辆帝豪GS的车主系邹某。原告分别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21日、2017年3月23日与被告完成了上述四辆汽车的交接。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在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2×××85的账户从2016年3月22日起至2017年5月10日止的流水交易明细显示，于2016年3月22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6000元，于2016年4月13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3000元，于2016年4月26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40000元，于2016年6月15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40000元，于2016年6月16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35000元，于2016年7月1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50000元、19921元，于2016年7月5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20000元，于2016年8月31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11959.69元，于2016年9月5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15000元，于2016年9月9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10540元；于2016年10月14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17431元，于2016年10月24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29800元，于2016年11月1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40000元、50000元，于2016年11月29日收到第三人林某银行转账11000元，于2016年12月23日收到第三人林某银行转账5279元、700元；于2016年12月27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49800元、40000元；于2017年2月24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5000元，于2017年2月27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37000元，于2017年3月12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9669元，于2017年3月18日收到被告的两笔银行转账各5000元（共10000元），于2017年3月20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40000元、41900元，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被告的银行转账6000元;于2017年3月27日收到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银行转账100000元、7300元；于2016年9月14日支付2000元、2000元给第三人林某，于2016年11月15日支付3648元给第三人林某，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30217元给被告、支付9554元给第三人林某。综上，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在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2×××85的账户从2017年2月24日以后收到的款项金额合计256869元。被告主张通过账号80×××53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2月23日合计转出金额1536871元、从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5月10日合计转出金额769307元到09×××01账号，通过账号44×××66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10日合计转出金额212900元到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的账户，通过账号20×××24转出金额合计175819元（2016年11月16日68519元、2017年3月27日100000元、7300元）到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的账户，以上金额合计2694897元。并认为其中通过账号80×××53于2017年3月18日转出金额5000元、5000元、于2017年3月20日转出金额41900元、40000元到账号09×××01的合计91900元是支付沈某风光580型号车款的金额，比成交价90400元超额支付了1500元；被告主张通过账号80×××53于2017年3月18日转出金额8000元、于2017年3月23日转出金额11505元、于2017年3月24日转出金额5000元、25000元到账号09×××01的合计49505元是支付邹某帝豪GS型号车款的金额，比成交价31000元超额支付了18505元；被告主张通过账号80×××53于2017年1月6日转出金额5000元、于2017年2月27日转出金额6490元、于2017年3月12日转出金额9669元、于2017年3月20日转出金额5000元、于2017年3月22日转出金额6000元到账号09×××01的合计32159元是支付肖某日产轩逸车款的金额，其中77000元由肖某办理工商银行按揭，故比成交价101500元超额支付7659元；被告主张通过账号80×××53于2017年2月24日转出金额5000元到账号62×××85是支付刘某风光580型号车款的金额。根据原告长信公司提交的于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车辆代购合同》（合同编号HZ2017012301）显示，被告在该合同乙方签字盖章处加盖“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印章。原告在庭审时称双方总共签订了包括涉案4份合同在内的24份合同，交易总金额2130648元，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等总付款1910248元。对涉案4份合同，原告在原审时认可收到合同（一）项下的款项金额10000元，合同（二）项下的款项12780元，合同（三）项下的三笔款项6000元、40000元、41900元共87900元，合同（四）项下的5000元。另，原告通过其自行制作的收款情况表，对上述收到款项作进一步明确：1.对车主刘某购买的风光580车，于2017年2月24日、3月18日各收到5000元共10000元（被告通过农商行转账）；2.对车主肖某购买的轩逸车，于2017年4月16日收到7980元、4800元（第三人林某通过其的农业银行、民生银行转账）；3.对车主沈某购买的东风580车，于2017年3月20日收到41900元、40000元（被告通过农商行转账），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6000元（被告通过农商行转账）；4.对车主邹某购买的吉利帝豪GS车，于2017年4月26日收到3000元（第三人林某通过光大银行转账到车贷通农商行）、于2017年4月27日收到2000元（转账到车贷通农商行）。原告为证实双方在2017年的所有交易情况，提供签订的时间段从2017年1月至3月与被告发生的所有交易合同共七份【另外四份合同为：2017年1月23日的金额为62000元、2017年3月18日的112300元、2017年2月12日的首付19996元（以租代购，首付19996元，月供2999元，还款36期）】，该七份合同涉及的总金额为510096元，合同指定的收款账户之一的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账户62×××85从2017年1月起2017年5月10日止共收到被告或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的款项金额合计256869元（没有显示第三人林某有转账到该账户）；原告自认收到第三人林某支付的涉及上述七份合同的款项为：2017年2月27日10000元、10000元，2017年2月12日9000元、6000元，2017年4月16日7980元、4800元，2017年4月26日3000元、2000元，合计52780元。以上共计309649元。双方确认2017年3月27日支付的100000元、7300元为2017年3月18日合同项下的车款，被告认为该合同的车款已付清。根据原告提交的《说明》及由其制作的付款情况表显示，原告确认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24日与被告共发生交易7笔，其中三笔交易款项已支付完成，未支付完成的四笔交总金额为315800元，未支付的金额为200120元及滞纳金。再查明，根据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显示，其称存在先付款后提车的情况。但根据证据所示，被告提供的合同为2017年3月18日签订，其所称的付款时间为2017年4月11日。庭审过程中，经询问被告，被告自认第三人林某在被告公司的工作岗位为负责采购，公司没有其他的采购人员；被告称没有见到其他的代购合同，林某告知其购车价款及账号后，其负责打款，林某将车提回，有时部分尾款由林某负责支付，原告未向其出具收据，案涉四部车辆已收到且已向原告支付车款；部分车辆为现金购车，支付购车款的日期早于签约日期；认为滞纳金过高，需要调整。原审诉前，应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7）粤1323财保16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天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东黄埠支行开设的账号为44×××66的存款、在广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广东惠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鞋城分行开设的账号为80×××53的存款，合计冻结金额以250000元为限。本案诉讼过程中，应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8）粤1323民初4258号民事裁定书，对上述银行账户存款进行续冻结。本院认为，关于合同对被告是否产生效力的问题。被告称第三人林某为被告天祥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仅有其一人负责对外销售车辆的采购；案涉合同列明的乙方均为被告，虽没有被告的盖章，但林某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捺印确认，结合双方通常的交易习惯及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的付款行为，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林某有权代表被告签订合同，其签约行为对被告具有合同拘束力，故对上述四份《车辆代购合同》对被告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可；上述合同的签订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并生效；对被告关于合同对其不产生效力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案涉四份《车辆代购合同》所涉的四辆车成交价合计315800元，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胡柏杨在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2×××85的账户显示：从2017年2月24日（1月份没有案涉银行的流水记录）至2017年5月10日止，共收到被告或被告法定代表人邱秀和支付的款项金额合计256869元。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显示，部分购车款为提车后限定日期支付，故被告的上述支付情况可能存在不为支付案涉合同购车款的情况（如2017年3月27日支付的100000元、7300元为2017年3月18日合同项下的车款）。因交易方式均是通过银行转账，难以明确每一笔款项是对应支付哪一份合同项下的款项，根据原告提供的2017年的交易合同及相关付款流水显示，在2017年其与被告共产生7笔交易共计510096元，被告及第三人共向原告支付购车款309649元，即被告仍欠原告的购车款为200447元（510096元-309649元）。但根据原告的自认，其确认被告欠其购车款为200120元，故本院支持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车辆代购款为200120元。被告抗辩部分购车款通过银行按揭支付，但原告未举证证实案涉合同存在此种情况；被告辩称部分购车款的支付早于合同签订日，但根据其证据未显示该情况，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滞纳金问题。因被告没有足额付清车辆代购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的责任。按合同约定，须按照未支付车款的0.3%每日支付滞纳金，但涉案四份合同约定的起算滞纳金的时间不一致，且每一笔款项是对应支付哪一份合同项下的款项不明确，被告认为滞纳金的约定过高，要求予以调整；从平衡双方的利益，兼顾公平的原则考虑，滞纳金的起算时间为从第四份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7年3月26日的次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上述约定按每日0.3%计付违约金过高，且被告提出对违约金进行调整，本院酌情将该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应从2017年3月27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滞纳金，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第三人林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告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惠州市长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车辆代购款200120元及从2017年3月27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滞纳金；二、驳回原告惠州市长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4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770元，合计6710元，由原告惠州市长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30元，由被告惠州市天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6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庄 滢人民陪审员  陈秋萍人民陪审员  罗莹莹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周思敏书记员叶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