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15行初36号 原告蒯友平，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住四川省珙县。 委托代理人钟德荣，宜宾市翠屏区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312041201006。 被告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珙县巡场镇安民路。 法定代表人徐创军，县长。 委托代理人周先卫，四川省珙县林业和竹业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鉴秋，四川明炬（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0310345564。 第三人吴长斌，男，汉族，1961年1月出生，住四川省珙县。 委托代理人李龙，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199810606800。 原告蒯友平诉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向被告珙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处理结果与吴长斌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8月27日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蒯友平及委托代理人钟德荣，被告珙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周先卫、王鉴秋，第三人吴长斌及委托代理人李龙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蒯友平诉称，位于珙县底洞镇大田村**蒯仁康房背后的7亩林权争议多年未能妥善解决。2007年5月9日，原告与吴长斌达成协议，约定：1.地名:蒯仁康屋背后烧柴林地界，以现有竹林与土地为界，现以蒯仁康做的石梁直对下边的粪坑直对三根杉木往东大石头到蒯仁康地边为界，南到现有元电杆下边蒯仁康地边坎子为界。地界以立界为准，地界以西属吴长斌所有，地界以东属蒯友平所有，双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双方签字生效。协议签订后，吴长斌之妻利用担任村文书兼社长的权力，伙同村长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小班面积到户分摊一览表上，将蒯仁康房背后有争议的7亩林权签注意见上报底洞镇人民政府，又报请珙县林业局，误导珙县人民政府向吴长斌颁发林权证，剥夺了原告享有林权的合法权利。故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珙府林证字（2009）第0032103034001号林权证；2.吴长斌返还属于原告所有的林权；3.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经法庭释明后，当庭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原告蒯友平提供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纠纷的当事人，主体适格； 2.协议书，证明2007年5月9日，蒯友平与吴长斌在时任村支书杨孝开的主持下签订协议，约定了争议林权的归属，地界以西属于吴长斌所有，地界以东属于蒯友平所有； 3.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小班面积到户分摊一览表，证明2008年9月5日，吴长斌之妻袁定琼伙同杨孝开将有争议的7亩林地填写在吴长斌名下； 4.蒯仁康房背后林权示意图及照片，证明1981年划林界原告与吴长斌存在山林地界争议，2008年9月，吴长斌、袁定琼绘制的《林地示意图》中的（2）吴长斌7亩处有袁定琼的私章； 5.珙府林证字（2009）第0032103034001号林权证，证明2009年9月17日，珙县人民政府向吴长斌颁发林权证将争议的7亩林权归吴长斌所有； 6.珙县农业局答复蒯友平上访回复原件，证明土地归蒯友平所有； 7.邮政特快专递回单，证明2019年1月20日，原告要求珙县人民政府处理，但是珙县人民政府未作出答复。 被告珙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珙县人民政府对案涉林地的颁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蒯友平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蒯友平至迟在2015年诉珙县人民政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中就已经清楚知晓案涉林地的颁证行为，但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起诉，现早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原告蒯友平与第三人吴长斌之间的争议属于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争议，依法应当由当地乡级人民政府先行处理，如对处理不服，方能提起诉讼。 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提供了以下证据： 1.珙县林权登记申请及现场勘验表、关于大田村2009年实施林权证颁发的说明，证明2009年珙县人民政府为吴长斌颁发珙府林证字（2009）第0032103034001号林权证，村社依法对林地权属进行公示，无任何第三方提出异议，颁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2.（2015）宜行初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2016）川行终392号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申462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生效判决已认定案涉林地自1981年以来一直属于吴长斌所有，2009年珙县人民政府为吴长斌颁发林权证，将小地名“蒯仁康房背后”的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确权给吴长斌，原告蒯友平至迟在2015年即已经知晓该事实；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证明珙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适用的相关法律。 第三人吴长斌述称，一、同意被告珙县人民政府的所有答辩意见；二、本案争议林地，已有生效判决确认林地属于吴长斌；三、原告起诉的依据是双方2007年签订的《协议书》，但是该协议并不存在，协议签订后不久，即已经撕毁未履行；四、即使《协议书》真实存在，协议也是民事合同行为，首先要确定该协议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履行，应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不是本案解决的问题。 第三人吴长斌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6）川行终329号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申462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上述裁判认定本案争议的林地属于吴长斌所有； 2.珙县公安局底洞镇派出所《治安调解书》，证明2007年7月11日，底洞镇派出所组织吴长斌与原告蒯友平之妻宋登敏进行调解，经调查核实，两家所争议的土地实际属于吴长斌家的柴山，土地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均属于吴长斌； 3.珙县底洞镇大田村2007年4月26日和29日《来信来访登记簿》复印件，证明大田村委针对原告蒯友平与吴长斌争议地进行事实确认和调解处理，并确认本案争议地块（竹林和荒地）属于吴长斌所有； 4.底洞镇大田三队吴少明林地登记册复印件，证明1981年11月29日的登记册中明确了吴少明林地的四界范围，争议地块在1981年11月就确认属于吴少明的自留林； 5.蒯泽友、陈宗先、熊永贵等人的证明材料及所附《81年划林林界蒯友平与吴长斌两山林示意图》复印件，证明吴少明（吴长斌之父）的山林（地名屋基）与罗正良（蒯友平之父）的山林（地名苦竹湾）之间相隔有蒯泽友、雷少明的山林，熊永贵、陈宗先的农地承包地，原告蒯友平的承包地不可能跨越上述证人的土地到达小地名“屋基”的地方，确认本案争议地块属吴长斌所有； 6.《大田村三社蒯友平、吴长斌土地纠纷调解会议记录》复印件，证明本案争议林权地在2008年11月13日大田村组织的调解时就确认属于吴长斌所有。 被告珙县人民政府对原告蒯友平提供的证据2、4、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其目的。第三人吴长斌对原告蒯友平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协议已经撕毁，不再履行，其余证据认同被告珙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 原告蒯友平对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中的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认可，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目的。第三人吴长斌对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 原告蒯友平对第三人吴长斌提供的证据3、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目的。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采纳，其余真实性有异议的证据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15日，发包方珙县底洞镇大田村三社与承包方代表吴长斌填写《珙县林权登记申请及现场勘验表》，经村、镇审核后，上报珙县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2009年9月17日，珙县人民政府颁发珙府林证字（2009）第0032103034001号林权证，将小地名“蒯仁康房背后”的面积7亩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权利人登记为吴长斌，载明四界为：东至蒯仁康耕地，南至蒯仁康杂權林，西至吴长斌耕地，北至吴长平杂權林、蒯仁康耕地。 2015年，蒯友平认为珙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漏登“王从富屋基”错误，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并重新颁证，并提供珙府林证字（2009）第0032103034001号林权证，以证明珙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错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蒯友平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起诉期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获得人民法院受理的有效期间，是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不符合起诉期限条件，便丧失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因此，当事人如果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根据已查清的案件事实，原告蒯友平在2015年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行为起诉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时，已将案涉珙府林证字（2009）第0032103034001号林权证作为证据提供，足以证实原告蒯友平至迟在2015年的诉讼中即已经知晓被告珙县人民政府将“蒯仁康房背后”的林权登记给第三人吴长斌并已经颁发林权证的事实。原告蒯友平对该林权颁证行为的起诉期限，应当在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后的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现原告蒯友平在2019年6月12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又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因此，原告蒯友平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告蒯友平提出本案属于不动产登记，应适用二十年的起诉期限的意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时间节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涉不动产行政行为二十年和其他行政行为五年的期限是未能知晓行政行为内容的最长保护期限，而不是知晓行政行为内容后在该最长保护期限内任意选择起诉时间点。因此，原告蒯友平认为本案应适用二十年的起诉期限，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蒯友平的起诉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蒯友平的起诉。 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淑玉 审判员  唐福均 审判员  李红彬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法官助理  李小莉 书记员  陶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