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闽民申字第11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连循国，男，195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华，福建天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姝旻，福建天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闽侯县上街镇国宾大道233号博仕后家园B区3-2#楼3层301商业。法定代表人：周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东，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宝增，男，193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金好，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珍，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连循国因与被申请人福建闽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城公司)、黄宝增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3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连循国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对本案进行再审。事实和理由为：(一)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首先，一审认为黄宝增与闽城公司承包合同纠纷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于2011年7月15日作出判决，该判决生效后，黄宝增已不具备江畔花园项目负责人资格，其以江畔花园项目承包负责人名义于2011年11月11日出具的确认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审还认定黄宝增在2000年3月与闽城公司终止承包挂靠关系，之后无权以江畔花园项目承包负责人名义确认本案讼争工资。一、二审的这一认定均有误。根据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榕民初字第186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福州中院1861号判决)、福建高院（2011）闽民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88号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民终47号判决)，以及闽城公司在与黄宝增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中陈述等证据，均可证实黄宝增系江畔花园项目的负责人，其对承包经营江畔花园项目期间拖欠连循国工资的确认是合法有效的。且闽城公司仅是名义上的项目开发者，并不参与江畔花园项目的经营管理，其对本案所涉工资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但一审仅因黄宝增签字确认的时间系在判决生效之后，就否认了黄宝增确认内容的有效性，是错误的。二审认为黄宝增已于2000年3月退出江畔花园项目的经营管理，故无权对此后的工资情况进行确认，但黄宝增与闽城公司之间的江畔花园项目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历时十多年，期间黄宝增从未放弃该项目所有权，一直雇请人留守管理。福州中院1861号判决、福建高院488号判决、最高法院民终47号判决仅是对黄宝增与闽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对江畔花园项目的所有权作出确认，但均未否定黄宝增系江畔花园项目的实际经营管理者，直至闽城公司强行拆除该项目土地上的所有建筑，黄宝增才在事实上失去江畔花园项目的经营管理权。且直至江畔花园建筑物被拆除，闽城公司实际上都没有参与过该项目的经营管理。因此二审认定黄宝增已于2000年3月退出对江畔花园的经营管理，违背事实，是错误的。涉讼《确认书》系黄宝增对其在开发经营江畔花园项目期间所拖欠连循国工资的事实作出确认，能真实反映本案事实，而黄宝增何时、以何名义签署该《确认书》，均无法否认黄宝增拖欠其工资的事实。《确认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受黄宝增雇请在江畔花园项目中工作，未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该事实客观存在，且黄宝增当庭亦予以承认，因此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其次，一、二审认定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在江畔花园项目中从事劳务及工资情况，该认定是错误的。1.闽城公司始终未参与江畔花园项目的经营管理，本案能证明其在该项目从事劳务的仅有黄宝增，而黄宝增不但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其被拖欠的工资情况，在庭审中亦确认了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其在江畔花园项目从事劳务且未获得相应报酬的事实。2.其与闽城公司均向法院提供了审计报告以证实涉讼工资的情况。其中福云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福云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福云报告)不是依法定程序作出的，且福州中院(2013)榕执复字第18号裁定书(以下简称福州中院执复18号案)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均认定其中存在诸多漏项，故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而福州品格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格公司)的《江畔花园项目核算报告书》(以下简称品格报告)和福建建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联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建联报告)均是经国家认可的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系合法有效的证据，均能证明其工资的事实。且建联报告系本案唯一审计了江畔花园项目至2009年各职工工资情况的审计报告，但二审却以其他生效裁判未采纳该审计报告为由，拒绝采信该审计报告，明显不合理。(二)本案拖欠的工资款应由闽城公司承担。涉讼工资款系黄宝增在承包经营(停工留守)江畔花园项目期间所产生的开发成本费用，经福州中院1861号判决及福建高院488号判决确认，江畔花园项目目前的所有权人为闽城公司，其理应对此项开发成本费用承担责任，且根据福州中院执复18号裁定书认定，闽城公司与黄宝增在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诉讼中，曾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愿意承担黄宝增在承包江畔花园项目期间的对外债权债务。”因此，黄宝增拖欠其的工资，应由闽城公司承担。闽城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根据法院的相关判决，黄宝增与其公司于2000年3月17日起即已实际终止挂靠关系，黄宝增已向其公司移交江畔花园项目的所有权及经营权。因此，此后黄宝增已不再具有该项目负责人身份，故黄宝增于2011年、2013年签字确认的《确认书》及《工资表》均属无权确认，其公司不予追认，亦不能作为连循国向其公司主张劳动报酬的依据。(二)品格公司及建联公司的审计报告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均未审计确认连循国的劳动报酬债权，连循国据此主张劳动报酬缺乏依据。1.其公司与黄宝增承包合同纠纷案[即福州中院(2006)榕民初字第52号案，以下简称福州中院52号案]中，福州中院曾委托品格公司对江畔花园项目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但该案以黄宝增撤回起诉终结。之后，黄宝增另案起诉其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即福州中院1861号案]，在该案中，一审法院未采信品格公司的审计报告，而是另行委托福云事务所对江畔花园项目投资情况进行审计。而建联公司系黄宝增及其聘请的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单方委托的审计机构。在黄宝增与其公司的承包合同纠纷中，一、二审法院均未采信品格公司及建联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定案的依据。2.品格公司及建联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均笼统审计确认黄宝增挂靠开发江畔花园项目期间发生的劳动报酬分别为2407000元、6687880元，两份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不仅相矛盾，且未具体确认连循国的劳动报酬债权，故连循国据此主张劳动报酬缺乏依据。(三)其公司承担黄宝增挂靠开发江畔花园项目期间债务的范围应以福云报告为准，该审计报告已将该期间的劳动报酬调整为“0”，其公司无需再承担偿还劳动报酬的责任。(四)从公平角度而言，也应驳回连循国的再审申请。1.黄宝增与其公司自1997年起就因江畔花园项目而诉讼不止，2011年7月15日福建高院488号判决判令闽城公司向黄宝增返还其公司对该项目的投资，确认江畔花园资产及债权债务由其公司承担，不排除黄宝增在此案败诉后，恶意确认该项目的债务由其公司承担。在此背景下，若仅凭黄宝增个人单方的一纸确认书，就判令其公司对此承担偿还责任，对其公司是不公平的。2.与本案类似的追索劳动报酬案件目前已达四十余件，相关所谓债权人均仅凭黄宝增个人单方确认的劳动报酬向法院起诉，要求其公司承担偿还责任。一、二审均已陆续驳回相关起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有效遏制黄宝增等人的恶意诉讼。连循国未依据新的事实和证据提起再审申请，若再审改判支持连循国的再审申请请求，将会导致黄宝增再行单方确认除已起诉的四十余件追索劳动报酬案件之外的劳动报酬等其他债权，并由第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其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的严重后果。基于此点考虑，也应驳回连循国的再审请求。综上，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本院审查查明如下事实：(一)2000年3月17日，黄宝增与闽城公司签订《关于江畔花园移交工作备忘录》，载明：闽城公司根据黄宝增的请求接管江畔花园工程项目，享有对该项目完整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黄宝增自愿退出该项目，不再享有对该项目独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原于1994年4月3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自行解除；闽城公司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对黄宝增退出该项目后所受到的损失给予相应的补偿，其补偿金的具体金额，将依据黄宝增提供的前期投资数据及相关的财务凭证、债务清单，经闽城公司审核后按一定折扣予以补偿，其给付的方式由补充协议另行商定等。2002年3月13日，在有关单位主持下，黄宝增与闽城公司及参与建设的施工队代表就黄宝增承包闽城公司第三开发部，“无力开发造成违约后，江畔花园小区的遗留问题进行协调”，并达成《会议纪要》称：一、会议认为，江畔花园小区建设及遗留问题所产生的责任应由黄宝增承担，根据遗留问题实际情况，黄宝增已无力继续开发，愿意转由他人继续开发。二、同意对江畔花园遗留工程进行清盘，清盘期间由闽城公司依法聘请有权机构根据国家工程预算定额，对已建工程进行阶段性整体决算，从而实现对遗留工程的整体作价，该作价款即为黄宝增已承付的该项目所有的费用，黄宝增负责列明该项目所有费用的收付清单。……五、江畔花园项目清盘后的收益，首先用于偿还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债务，及闽城公司对该项目的合法收益，其余再用于偿还材料供应商、建筑工程队、已退股股东欠款，余额部分退还黄宝增，不足部分由黄宝增负责组织偿还。六、遗留工程的各项争议均可在维护各方正当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方式进行解决等。黄宝增与闽城公司均在《会议纪要》上签字。最高法院民终47号即福建长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闽城公司合同纠纷案，在该案判决书中，最高法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郑凌‘投资’介入江畔花园项目的时间是1997年6月前后。此时，虽然依据黄宝增与闽城公司的《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挂靠已经到期，而且闽城公司于1997年4月18日登报声明与黄宝增解除承包关系，但从之后的项目履行情况来看，黄宝增并未实际退出承包挂靠关系，江畔花园项目仍由黄宝增实际负责运行，直到2000年3月17日，闽城公司与黄宝增签订《关于江畔花园移交工作备忘录》，双方才自行终止了承包挂靠关系。”(二)2005年12月18日，黄宝增就其与闽城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纠纷，向福州中院提起诉讼(即福州中院52号案件)，在该案诉讼过程中，黄宝增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闽城公司将江畔花园房地产项目清盘，偿还其投资款、工程欠款等计人民币38367050元整及按2%月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江畔花园房地产项目清盘后，余款归其收益等。在该案审理期间，福州中院委托品格公司对江畔花园项目投资情况进行核算，结论为：江畔花园工程项目造价16102041.42元；费用项目合计40717440.15元，共计56819481.58元。在品格报告《“江畔花园”项目投资情况编制说明》所附明细表2，即“江畔花园工资费用核算明细表”(以下简称《核算明细表》)载明：积欠职工工资等“合计：2407000元”。该《核算明细表》是以黄宝增向法院提供的《江畔花园积欠职工工资表》(以下简称《积欠工资表》)为主要依据作出的。在《积欠工资表》中载有从1998年5月至2000年12月、2001年至2004年10月、2004年10月至2005年12月，江畔花园项目积欠员工工资款金额。在2006年5月16日该案庭审中，闽城公司对《积欠工资表》质证称：“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三)在福州中院1861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福州中院委托福云事务所对黄宝增自1994年1月至2009年11月28日对江畔花园项目前期投入费用、投资情况及在承包开发江畔花园项目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等进行审计。福云事务所于2010年9月10日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同时还对审计无法判定事项作了情况说明，称：本次审计过程中，由于证据资料不齐全等客观原因，我们对部分事项无法发表审计意见，主要有：依据历年的法院判决书以及调解协议书，审计结合1994-1999年账簿凭证等会计资料，对该判决及调解协议的金额做了调整，但仍有3,587,506.90元，主要为工程保证金和个人借款等款项，因与账面记载数不符，我们无法判定。2011年4月18日，闽城公司向该案一审法院即福州中院出具《承诺书》，认为闽城公司与黄宝增之间的承包关系已经终止，依据法院委托的审计机构作出的审计报告，闽城公司愿意承担黄宝增在承包江畔花园项目期间的对外债权债务，并返还黄宝增个人投资款，同时考虑到黄宝增的实际困难，愿意补偿黄宝增300万元。(四)本院488号判决认为，该案一审法院根据闽城公司的申请，委托福云事务所对黄宝增承包期间的投资及形成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委托审计的范围进行了确认、就审计所需的材料进行举证、质证，后又根据福云事务所的要求，通知双方当事人补充相关证据，亦就补充提交的证据组织了双方质证。福云事务所对一审法院委托的事项作出了最终的《专项审计报告》，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答复并出庭接受质询。从鉴定依据的基础材料来看，福云事务所采用经双方质证的1994-1999年黄宝增投资期间的账簿资料及一审法院此前委托品格公司作出的《江畔花园项目核算报告书》、历年的法院生效判决书及调解书，故该《专项审计报告》可以采信。(五)在闽侯县人民法院（2013）侯执异字第4号执行异议案(以下简称闽侯法院执异4号案)，闽侯法院查明：黄宝增与闽城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委托福云事务所对江畔花园项目前期投入费用、投资情况及承包开发江畔花园项目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书》，该报告指出判决书或调解书与记账的差额部分，因无法获得有效的证据落实资金流向，未将其列入该项目的投资总额中，而将其列为审计无法判定事项交由法院裁决。福州中院执复18号执行裁定载明：闽城公司在福建高院第488号案件诉讼中，于2011年4月18日出具书面承诺书“愿意承担黄宝增在承包‘江畔花园’项目期间的对外债权债务”。(六)关于对福云事务所的书面质询情况在本院审查期间，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函告福云事务所，要求其对福云报告附表十“审计调整事项说明”第二项“债权及债务调整情况说明”第3点所载的“1994-1999年黄宝增账面‘应付工资’为240897.67元，审计调减240897.67元，审计调整后金额为0.00元”进行具体说明。福云事务所于2016年5月4日函复本院称：“我所将黄宝增1999年财务账簿已挂账多年的计提应付工资余额240897.67元冲减开发成本，系由于应付工资计提时无实际应发放的依据，工资只在发放时才附有工资花名册等相关凭证。由于该公司未提供应付未付工资的说明资料，且‘审计报告初稿的反馈意见’亦未予说明是否存在应付未付工资的情况。审计只是将无依据计提的工资余额冲回。故从财务审计角度，作出该事项调整是符合规定的。”连循国就福云事务所的复函，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1.根据福云事务所的说明，黄宝增承包开发江畔花园项目期间，计提应付工资只是挂账，没有实际应发给员工，福云事务所才将计提应付工资余额240897.67元冲减为“0”，因此，黄宝增在承包期间拖欠员工工资是事实，审计报告将工资冲减为“0”应理解为没有实际支付，而不是理解为没有产生员工工资，亦不能冲减开发成本。2.黄宝增是江畔花园的实际经营者，只有黄宝增才持有其在开发经营期间产生的员工工资及开发成本费用的有关资料，而在福云事务所对江畔花园项目进行审计前，因法院未通知黄宝增知情，黄宝增未提供任何相关材料，而闽城公司因只是名义上的开发者，其并没有相应可提供的材料(而且也不可能提供)。在缺失大量审计材料的情况下，福云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必然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此对连循国等人应付工资事实不应以福云报告为准，应当以其他可以证明工资发生事实的证据材料作为定案依据，而黄宝增本人对于工资支付情况的确认也应当作为定案依据。3.福云事务所将未确定支付的工资用于冲减黄宝增的开发成本，且该报告中存在大量地将黄宝增未承担的债务用于冲减其开发成本的情况，因此，该审计结论中，黄宝增在开发江畔花园项目期间的投资仅为48万元。且不论福云事务所的审计方法是否符合规定，即使符合审计规定，根据该审计报告，黄宝增投资中所负债务应当全部冲减完毕，48万元就是黄宝增在该项目中所应得的利润，江畔花园项目有关的债务应与黄宝增无关，但债务仅是在黄宝增投资中减去，并非是说债务已经清偿。在说明函中，福云事务所亦作出说明，将工资用于冲减开发成本的原因系应付工资无实际发放的依据，即江畔花园项目经营期间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属实，而审计报告也将江畔花园项目的所有债务冲减了黄宝增的开发成本，即黄宝增已无需再支付员工工资，在此情况下，作为江畔花园所有权人的闽城公司就应当支付拖欠的工资。(七)另查明的其他事实1.在本院审查期间，连循国作了如下陈述：(1)其在江畔花园项目部工作期间，未与黄宝增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黄宝增以品格报告及建联报告为依据写下拖欠其工资数额的确认书。(2)从1999年开始到2009年10月30日止，其工资基本是在三千元以上。2009年11月以后黄宝增又给其加工资，一个月五千元。(3)因为其与黄宝增关系很好，且其很相信黄宝增，所以从1999年其受聘于黄宝增后，就从未拿到过工资，且一直为黄宝增工作到2013年。当时他们全家人靠其在黄宝增那里工作和其妻种田和开小店，以及到处借钱维持家庭生活。2.在建联报告中载明：“二、具体情况：……3.2000年1月-2009年11月该项目共计提应付工资6687880.00元(含计提1994年-1999年工资718680.00元)只依据劳动合同并未支付，尚未提供其他证据。”对于建联报告所称的计提应付工资额是依据劳动合同作出的，而根据连循国的主张，其与黄宝增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即建联报告所载内容与连循国的主张存在矛盾的问题，连循国在本院2016年8月18日组织的询问中称：“确实在建联公司做出审计的依据里部分有合同，部分没有合同，我就没有合同。”“具体谁有合同我不记得了，得回去查一下，但是我们提供给建联审计的材料里有这些合同。”本院告知连循国需在询问后一周内向本院提供与建联报告有关的证据材料，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连循国至今未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审认定黄宝增在2011年、2013年期间无权以江畔花园项目负责人身份对本案讼争工资作出确认，是否妥当；品格报告及建联报告能否证明江畔花园项目存在欠付连循国劳动报酬的情况。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二审认定黄宝增无权以江畔花园项目负责人身份对本案讼争工资作出确认，并无不当首先，2000年3月17日，黄宝增与闽城公司签订《关于江畔花园移交工作备忘录》，约定闽城公司接管江畔花园工程项目，黄宝增自愿退出该项目，不再享有该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最高法院民终47号判决亦认定，“直到2000年3月17日，闽城公司与黄宝增签订《关于江畔花园移交工作备忘录》，双方才自行终止了承包挂靠关系”，因此，应当认定在2000年3月17日，黄宝增与闽城公司终止了承包挂靠关系，黄宝增退出江畔花园项目的经营管理。2002年3月13日，黄宝增与闽城公司等达成《会议纪要》，该会议认为黄宝增无力继续开发，愿意转由他人继续开发，该会议同意对江畔花园项目遗留工程进行清盘。该《会议纪要》印证了黄宝增已退出涉讼江畔花园项目经营管理的事实，否则黄宝增与闽城公司无需就涉讼项目的遗留问题进行磋商。其次，无论是品格报告还是福云报告，审计所依据的均为2000年前黄宝增投资江畔花园项目期间的账目资料等材料。根据该两份审计报告所依据的相关审计材料，无法证明在2000年之后，黄宝增仍有对江畔花园项目进行投资。再次，连循国申请再审主张二审认定黄宝增于2000年3月退出江畔花园经营管理违背事实、缺乏依据，但连循国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在2000年3月17日之后，黄宝增仍然拥有对江畔花园项目进行经营管理的权利。鉴于此，二审在认定黄宝增已在2000年3月与闽城公司终止了承包挂靠关系的基础上，进而认定黄宝增在2011年、2013年期间无权以江畔花园项目负责人身份对本案讼争工资作出确认，并无不当。(二)品格报告及建联报告均无法证明江畔花园项目存在欠付连循国劳动报酬的情况首先，品格报告未体现连循国所主张的积欠员工工资款有原始应支付的凭证。品格报告确认积欠职工工资总额240.7万元，依据的是黄宝增在福州中院52号案中提交的由其自行制作的《积欠工资表》，但该《积欠工资表》不是黄宝增在承包江畔花园项目期间制作的，而是在2005年黄宝增起诉闽城公司，要求该公司偿还其投资款、工程欠款及相应利息的情况下提交的证据，并未附有原始的应支付工资的凭证。在该案庭审中，闽城公司对《积欠工资表》的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故该《积欠工资表》以及依据该证据作出的品格报告不能证明江畔花园项目存在欠付职工工资的事实。其次，福云报告附表十载明：“1994-1999年黄宝增账面‘应付工资’为240897.67元，审计调减240897.67元，审计调整后金额为0.00元”。在本院审查期间，就该审计报告为何将应付工资调整为0的问题，福云事务所函复本院称：“应付工资计提时无实际应发放的依据”、“由于该公司未提供应付未付工资的说明资料……”。据此，可以证明在福云事务所进行审计时，黄宝增亦未提交应付工资的原始凭证。再次，根据建联报告所载内容，建联公司审计出的计提应付工资“只依据劳动合同”，即该审计报告只依据劳动合同审计出江畔花园项目的计提应付工资，该内容与连循国所主张的其在江畔花园项目部工作期间，未与黄宝增签订书面劳务合同相矛盾。在本院审查期间，连循国对该矛盾之处无法作出合理说明，亦未再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提供给建联审计的材料里有这些合同。”此外，建联报告系黄宝增单方自行委托建联公司作出的，闽城公司不予认可，故该报告亦不能证明江畔花园项目存在欠付连循国工资的情况。最后，对于连循国申请再审提出的执行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均认定福云报告存在诸多漏项，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的主张，因闽侯法院执异4号执行裁定查明福云报告存在审计无法判定事项交由法院裁决，该查明的事实系以福州中院1861号及本院488号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在本院488号判决中，本院根据福云报告鉴定的程序及鉴定的依据，认定该报告可以采信。连循国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综上，连循国未能提交其实际有与黄宝增形成劳务关系的原始凭证，仅凭其提交的涉讼《工资表》和《确认书》尚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工资债权真实存在，故原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连循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高 晓审判员 黄晓文审判员 刘云贞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 涛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