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37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蒋燕儿，女，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武炳，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灵桥工业功能区。 法定代表人：周位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雯雯，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燕儿为与被上诉人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燕儿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晨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蒋燕儿与海晨公司不存在案涉买卖关系，蒋燕儿所签的《分期还款协议书》并非债的加入，该协议书因内容不真实而应被认定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蒋燕儿就案涉货款从未与海晨公司达成过买卖关系的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蒋燕儿于2009年6月起便是海晨公司的业务员，直到海晨公司因政府拆迁终止经营，才于2019年1月与其终止劳动关系，以上三家公司仅是蒋燕儿履职期间所经手的客户单位。在上述三家公司发生货款拖欠后，海晨公司一直是以自己名义向三家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主张权利。其中，2013年5月，海晨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向富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浙江九红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徐岩长支付货款140余万，双方最终达成支付90万元了结货款的民事调解书〔（2013）杭富城商初字第281号〕并已全部履行完毕；2017年1月13日，海晨公司出具委托书，书面委托蒋燕儿向义乌华南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催收货款，并明确催收款汇入海晨公司的公司账户；海宁市海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公司）因资不抵债由政府接手破产处理，海晨公司以公司名义进行了债权申报。综上，海晨公司自身也是认为发生买卖关系的主体是它与其他三家公司。海晨公司在一审起诉时，仍然请求蒋燕儿作为买卖合同主体承担责任的诉讼主张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其向法院隐瞒了曾于2013年5月对九红公司提起诉讼并调解结案的事实（涉案金额90万元）。相反，有证据证明海晨公司系与涉案三家公司（海丰公司、华南公司、九红公司）分别签订过买卖合同，各方成立买卖关系。海晨公司会计凭证、已完成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印证。另，在蒋燕儿对货款金额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据了解三家公司实际欠款只有130余万元），一审法院却未能进一步查明三家公司实际供货及付款、海晨公司催讨等基础关系的履行情况，也未要求海晨公司对所谓的货款金额计算作进一步明确说明，更未对海晨公司的主张是否存在虚假结算、重复结算等依法进行审查。而且，海晨公司至今未能提供其与蒋燕儿签订涉案货款买卖合同并指示交付的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蒋燕儿长期存在以个人名义向海晨公司购买产品，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定性是错误的。二、蒋燕儿在《分期还款协议书》上的签字并非其主动所为，不能认定具有同意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可见，民事行为以意思表示真实为实质要件。如前所述，蒋燕儿在2019年1月前是海晨公司的员工，岗位是销售员，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公司销售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显示蒋燕儿按照销售吨数计算工资的。对此，海晨公司曾于2019年1月31日向蒋燕儿出具过“关于蒋燕儿同志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证明蒋燕儿与海晨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关系，并非买卖关系。故，还款协议书中的社保委托缴纳的描述也并不真实。蒋燕儿于2018年4月9日在《分期还款协议书》的签字系蒋燕儿履职过程中应海晨公司的要求下所为，并非蒋燕儿主动行为。当初的实际背景是，海晨公司因拆迁终止经营，陆续要求业务员对其经办的客户拖欠货款签订类似还款协议书，当蒋燕儿等对内容提出异议时，公司宣称这是拆迁需要，不会起诉的。但是，这种做法是在免除海晨公司作为经营主体的责任，将海晨公司理应承担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业务员，加重了业务员的责任，属于滥用用工单位基于劳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该还款协议书的签订并非蒋燕儿的真实意思表示，蒋燕儿的签字并不当然认定其具有债的加入的真实意思表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要求员工承担的工作责任不能超出一般正常人的能力及可预见范围，且应有一定限度，权责相当。员工在已经尽到注意义务后，所履行职责产生的相关经营风险和法律责任应当由企业最终承担，企业不能将此责任强加给员工。因此，蒋燕儿在履职过程中应公司要求所订立的该还款协议，并非平等主体之间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是海晨公司滥用其在劳动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涉案协议文本来源于海晨公司，且是打印好的格式文本，中间未对供货期限、发货数量、付款情况等作出记载，该协议书明显无法证实双方之间真正进行过对账结算，相反可证明蒋燕儿只是配合完成了签字，但同样提出过异议。海晨公司当时也明确表示只是拆迁需要，不会起诉的。而且海晨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市场经营主体，在面对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法律基础的劳动者时，并未明确无误告知过蒋燕儿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字将意味着需承担实体上的还款责任。故，在此种情形下的签字行为难以认定蒋燕儿系出于真实意愿为三家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另，根据海晨公司提交的证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一项，该律师费2万元包括一审诉讼和执行，但本案执行阶段并未实际发生，且并非必然发生。故，海晨公司在明知蒋燕儿与其存在劳动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之外的其他商业合作关系的情况下，片面以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分期还款协议书》要求蒋燕儿承担还款责任和律师费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案中，海晨公司利用“要求业务员签订还款协议承担公司客户最终还款责任”的做法，不当转移本该由其自行承担的经营风险，加重作为员工的蒋燕儿的责任，且在纠纷发生后，未向一审法院阐明相关事实，造成法院判令蒋燕儿承担还款责任有误，理应予以纠正。 海晨公司答辩称：蒋燕儿与海晨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蒋燕儿一审中承认涉案分期还款协议书系其签字，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协议签订后的法律后果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另外，蒋燕儿在未付款发货前，还将房产证交给海晨公司作抵押，签订后支付了部分货款。一审中蒋燕儿多次找到海晨公司负责人协商付款方案，要求晚点支付等等，该些事实均能印证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即便蒋燕儿抗辩其是海晨公司的业务员，但其与海晨公司签订分期还款协议后，也属于债的加入，应当受到自己作出意思表示的约束，并据此履行义务。 海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蒋燕儿支付海晨公司货款1879077元及自2019年4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日0.7‰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5月5日为34199.2元）；2、判令蒋燕儿支付海晨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蒋燕儿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9日，海晨公司作为甲方（债权人），蒋燕儿作为乙方（债务人），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一份，载明：海晨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白板纸制造、销售的企业，蒋燕儿长期以个人名义向海晨公司购买产品并指示海晨公司将产品交付给蒋燕儿指定的第三方。甲乙双方就乙方指示甲方交付给海丰公司、华南公司、九红公司三家公司的产品而产生的货款经结算截止协议签订日尚欠1939077元，双方就该货款约定分三期支付，第一期为2019年4月9日前，蒋燕儿支付海晨公司货款500000元；第二期为2020年4月9日前，蒋燕儿支付海晨公司货款500000元；第三期为2021年4月9日前，蒋燕儿支付海晨公司货款939077元。如蒋燕儿有任何一期未按时足额支付的，海晨公司有权要求蒋燕儿立即付清剩余全部货款，并有权要求蒋燕儿支付自违约之日起，按剩余全部货款的日0.7‰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海晨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等。协议书同时载明，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并非甲方职工，双方未建立任何劳动或劳务法律关系，甲方为乙方缴纳社保，系受乙方委托且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社保费用。海晨公司自认，《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后蒋燕儿支付海晨公司货款6万元。另查明，海晨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分期还款协议书》明确载明了蒋燕儿向海晨公司购买白板纸，双方就蒋燕儿欠海晨公司的货款数额及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蒋燕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应认定海晨公司与蒋燕儿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即使如蒋燕儿抗辩，其仅是经手人，并非海晨公司主张的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其自愿作为债务人承诺向海晨公司付款，也系债的加入，应依约履行《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蒋燕儿抗辩《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其已支付海晨公司货款共计11万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根据海晨公司的自认认定蒋燕儿已支付海晨公司货款6万元。《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蒋燕儿未依约支付海晨公司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海晨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符合双方的约定，应予以支持。海晨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系海晨公司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依约应由蒋燕儿承担。综上，海晨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蒋燕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货款1879077元，支付自2019年4月10日起至货款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日0.7‰计算，计算至2019年5月5日为34199.20元）；二、蒋燕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律师费2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199元，减半收取11099.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099.50元，由蒋燕儿承担。 二审期间，蒋燕儿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民事调解书，2、兴业银行进账单，共同证明：海晨公司自认与分期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九红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以公司自身名义于2013年12月向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可见分期还款协议书记载的内容不真实，存在重复计算，错误计算等情形。3、委托书，证明：海晨公司于2017年1月委托蒋燕儿向华南公司催收纸款，并要求催收款项汇入公司账户，海晨公司与华南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5、业务员工资结算表，共同证明：蒋燕儿于2009年6月23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是海晨公司的销售员，海晨公司根据业务提成向蒋燕儿结算工资，2019年1月因政府拆迁双方终止劳动合同，故分期还款协议书中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明显错误。6、个人交易明细，7、微信聊天记录，共同证明：蒋燕儿于2018年10月31日、2019年5月5日分两笔向海晨公司指定收款人骆梦娜支付11万元。海晨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蒋燕儿的证明目的。蒋燕儿属纸张经销商或中间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应蒋燕儿要求，海晨公司将货物送往其指定的客户，发票也是开具给其指定的客户，这使得蒋燕儿可能直接以海晨公司的名义对外交易。当然也存在蒋燕儿认为以公司的名义更有利于促成交易的原因。这种交易模式在富阳造纸行业很常见。对于海晨公司来说，购买货物的人是蒋燕儿，按蒋燕儿要求发货后，货款也只需向蒋燕儿催讨即可；对于蒋燕儿来说，在不能回收货款时，会因为发票等证据材料的原因让海晨公司出面起诉，但诉讼的法律后果是蒋燕儿承担的，与海晨公司无关。退一步讲，该份证据即便能达到蒋燕儿证明目的，也不影响蒋燕儿以债的加入形式承担债务。九红公司这笔货款当初是蒋燕儿委托海晨公司出面诉讼的，海晨公司对诉讼过程及收回货款情况均不了解，诉讼乃至调解都是蒋燕儿参与的。无论蒋燕儿在案件中收回多少钱，与海晨公司无关。因此，即便蒋燕儿以调解打折的形式收回90万元抵扣所欠海晨公司的货款，其与海晨公司的债务也并未结清，之后结算时，蒋燕儿将九红公司的剩余货款仍结算在内就是证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该笔货款已经收到，但海晨公司应蒋燕儿要求发往九红公司产生的货款尚未全部支付完毕。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据查海晨公司并未出具过该份材料。如果真实，该份材料恰好证明蒋燕儿发往华南公司的货款欠款数额巨大。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蒋燕儿的证明目的。该份通知是海晨公司因企业被政府拆迁，致使生产经营停止（通知中已载明该原因）后统一出具的，政府要求海晨公司必须安置好所有劳动者后才能拿到全部的补偿款，该要求需要出具的证明材料是与所有缴纳社保的人员解除劳动同的凭证，故而出具该份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但是蒋燕儿并非海晨公司的员工，蒋燕儿的社保是挂靠在海晨公司的，社保所有款项都是蒋燕儿自己出资的，海晨公司也从未支付给蒋燕儿固定工资。因此，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只是为了配合政府出具的。同时，提供给蒋燕儿也是方便她之后领取失业金或是档案管理需要。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达到蒋燕儿的证明目的。证据6、7中，对银行转账记录无异议，经查海晨公司在《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后确已收到蒋燕儿支付的货款11万，对其他证据材料三性都有异议。另外，海晨公司认为上述五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恳请法庭不予认定。 海晨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收款凭证明细和短信聊天记录，证明：蒋燕儿与海晨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只是一个挂靠缴纳社保的关系。2、蒋燕儿与海晨公司原告骆梦娜的聊天记录，证明：蒋燕儿确认自己有欠款。3、三份不动产权证书，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以蒋燕儿才提供产权证书进行担保。原先提交的是蒋燕儿自己的房产证，后来其用自己儿子的房产证进行了替换。蒋燕儿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的短信号码虽是蒋燕儿的，但蒋燕儿对短信和凭证内容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海晨公司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聊天记录和凭证无法得出蒋燕儿与海晨公司之间存在社保挂靠关系。该短信内容显示的仅仅是2018年和2019年的信息，并不完整，且无法体现存在社保挂靠合意。根据蒋燕儿提供的由海晨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蒋燕儿自2009年6月起就与蒋燕儿签订劳动合同，海晨公司自2009年6月起就一直在履行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职责，并非蒋燕儿自行承担社保费。即便海晨公司想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社保挂靠，也应该提供2009年起就为蒋燕儿全额代缴社保的记录以及可证明双方达成过社保挂靠的合意等证据。故，蒋燕儿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较该组证据更有证明力。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聊天内容并不能完整反映双方该时间段的真实沟通情况。因为双方除了微信沟通，还存在多次线下沟通。在面聊过程中，蒋燕儿多次向对方表达协议记载的金额有异议。并在微信中也多次提到去法院协商，可见蒋燕儿自始对起诉是有异议的。实际上，蒋燕儿在签涉案分期协议之初，就已跟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总和销售老总海燕明确提出过质疑，当时公司纯粹让蒋燕儿配合签了个字，双方并没有对账结算的过程，这也是海晨公司无法解释结算金额的具体组成、计算依据及明细的原因。根据法院调解书确认海晨公司与九红公司债务已结清的客观事实，也能印证分期还款协议书内容并不真实。担保则是应海晨公司要求，并非蒋燕儿本意，而且蒋燕儿本身仅是业务员，在考虑到因为其经手客户而无法让公司及时收回应收账款，内心有愧疚，才会说到承担一定责任，但这里的责任仅是道义责任并非分期还款协议中的全额责任。更何况这本是公司自身应当要承担的经营风险，现在却转嫁风险，全额要业务员来承担，显示公平。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达到海晨公司的证明目的。蒋燕儿并没有拿该房产作担保的意思，仅是传递让公司放心，她会尽力帮公司去催收纸款，不会不管。且该三本不动产权证书所有者是未成年人，即便蒋燕儿拿来用作担保也是无效的。海晨公司作为聘请有专业律师的用人单位，即便要蒋燕儿提供担保，也应当有完整的书面担保手续，才符合常理，但海晨公司未能提供，足以证明双方从未就担保达成过合意。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为：蒋燕儿提供的证据1-3均发生于案涉《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之前，故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蒋燕儿提交的证据4、5以及海晨公司提交的证据1均用于证明蒋燕儿与海晨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但对该事实的认定不影响蒋燕儿应承担的给付义务，故本院均不予认定；对蒋燕儿提交的证据6、7予以认定。海晨公司提交的证据2可以证明蒋燕儿与海晨公司员工骆梦娜曾就还款事宜进行协商；海晨公司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海晨公司认可案涉《分期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其收到蒋燕儿支付的货款11万元。 本院认为：海晨公司与蒋燕儿签订的《分期还款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蒋燕儿在《分期还款协议书》中确认尚欠海晨公司货款并承诺分期支付，故无论双方之间此前的法律关系为何，均不影响蒋燕儿在签订协议书之后，应当受到自己作出的意思表示之约束，并据此履行义务。海晨公司认可已收到《分期还款协议书》项下货款11万元，故该些款项应从蒋燕儿的欠款中扣除。综上，对蒋燕儿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中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部分，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蒋燕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律师费20000元。 二、撤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蒋燕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货款1829077元，逾期付款违约金33059元（自2019年4月10日暂计至2019年5月5日，此后至货款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支付的货款为基数，按照日0.7‰另计）； 四、驳回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199元，减半收取11099.50元，由蒋燕儿负担10806元，由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负担293.5元；保全费5000元，由蒋燕儿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199元，由蒋燕儿负担21612元，由杭州海晨纸业有限公司负担587元。蒋燕儿已向本院预交上诉费22199元，双方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袁 正 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