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691民初2580号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法定代表人：金佑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培江，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朴赞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路璐，男，198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员工，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28号。被告：斗山（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俞昌基，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与被告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北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培江，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路璐，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高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赔偿原告库存设备损失3979015元、前期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损失374000元，以上经济损失共计4353015元。2、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5年8月25日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签订重型设备的GPS供应合同，开始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应GPS设备并提供相关通信服务器的运营服务。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及其韩国母公司英维高株式会社、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及其韩国母公司株式会社斗山，四个公司人员在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内组成中国品质TMS部，负责中国区域的产品技术方面工作，TMS部决定2012年2月23日起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进行供应合同的款项结算，但实际上原告一直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应设备，且一直在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的人员进行业务沟通。2014年末开始，原告根据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年度生产计划进行GPS设备的生产，但因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的重型设备生产量突然减少并决定自己生产GPS设备，导致原告的GPS设备产生大量库存，库存设备总额为3979015元，加上原告因此而投入的前期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374000元，共计损失4353015元。原告多次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协商未果，将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两个韩国母公司起诉至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被告不适格为由驳回原告起诉，并判定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为设备购买合同的相对人。故原告认为，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贵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辩称，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告与我方之间曾经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期满后未再续约，自此双方之间已经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称的库存设备，并非我方与原告合同项下设备。另，2012年1月17日我方与斗山北京公司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购买基本合同书》中并未约定我方委托斗山北京公司向原告采购GPS产品。2012年2月23日以及2015年4月24日，斗山北京公司与原告所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斗山北京公司以下达订货单的方式向原告采购GPS终端设备，自2012年2月23日至2016年4月23日之间，斗山北京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斗山北京公司与原告所签订的《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中也无斗山北京公司受我方委托采购的任何约定。因此，我方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及委托法律关系，原告所诉称的库存设备，与我方无关。2、原告、斗山中国公司、斗山北京公司都是注册于中国境内的企业，三者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关系应由中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中国法律认定。原告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所出具的第36民事部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推定我方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我方并非韩国诉讼的当事人，在韩国案件中也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并提交证据，韩国法院判决书也判定仅凭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主张。且韩国法院判决书未经中国有管辖权法院的承认，其中有关我方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原告要求我方与斗山北京公司按照库存产品的预期销售金额共同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便原告所主张的库存产品存在，该库存产品仍属原告所有，原告按照向斗山北京公司之前的销售价格计算所得出的库存产品的预期销售金额，并据此要求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贵院在全面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斗山北京公司辩称，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2012年2月23日，我方与原告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期三年。合同期满后，因为原告在合同履行期间屡次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双方经协商于2015年4月24日另行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有效期仅为一年，至2016年4月23日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应至少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可另行协商合同续签事宜，如没有达成书面合同，合同自动终止。上述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达成新的书面合同，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4月23日到期终止。我方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且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所诉称的库存产品即便存在，也并非我方与原告之间合同项下产品，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原告与我方所签订的《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内原告应按我方发出的订货单要求按期交付产品及结算货款。根据上述约定，原告应根据订单而不是我方所提供的年度生产计划进行设备生产，原告所主张的根据斗山中国公司的年度生产计划进行生产，是其自行制定的生产依据，并非我方与原告的约定。并且，2015年8月25日原告向我方提供终端库存情况后，我方也于2015年9月23日书面回复，提醒原告严格控制库存，以免造成浪费。故原告产生库存积压系其自身生产安排问题所导致，其要求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我方作为订货方，将最终用户斗山中国公司的需求计划报给原告，是出于好意提醒原告合理安排生产库存，并不是向原告下订单。而原告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该产品生产销售的公司，自己应该对于如何控制产品库存进行合理安排，而不能将自己在产、供、销经营环节的失误导致自身库存积压归咎于我方，而要求订货商来承担其自身的经营损失。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在全面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8月25日，原告（乙）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甲）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第三条约定，本合同书中关于当事者之间往来的基本事项，适用于个别合同；以本合同为基础签订了另外特别管理约定时，优先适用特别管理约定的规定，在特别约定中未规定的事项适用于本合同。第四条约定，依据本合同签订的个别合同在甲订货乙接受时生效，个别合同使用甲的物品订货单，甲把记载有订货日期、交货日期、品目、数量、价格、交付场所和必要的具体个别往来条件的订货单交给乙，或由乙在甲提供的INTERNET平台上的VAN系统中自行打印由甲确认的定单。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约定，订货方式包括定期订货、随时订货、定量订货。第十六条约定，甲有权在甲的生产计划发生变动后随时通知乙，通知的方式采用甲在INTERNET中的VAN平台上通告的方式，乙24小时未回复或提出异议，甲即认为乙接受并承诺履行。第三十三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为签订合同之日起满三年，但直到合同终止之前六个月当事者的任何一方，没有提出终止合同的意向时此合同自动延期一年，在此后与以下条件也相同。此后双方依据购买基本合同书签订订货合同，约定产品名称、商标、型号、供货时间及数量见周订单。2012年1月17日，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甲方）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乙方）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第二条约定，甲方采用在其INTERNET中的SupplierPortal平台上发布订货单和/或对订货单内容进行调整，乙方按照指令和要求通过系统完成订货单及变更信息的确认。第三条约定，双方就本合同项下采购业务往来中的具体产品签订的订货合同（以下简称个别合同），适用于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本合同或个别合同项下具体产品订购使用甲方提供的产品订货单。甲方有权通过SupplierPortal平台上发布信息的方式变更订货单的内容，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的期限对订货单变更内容进行确认，否则视为接受。合同有效期三年，期满前三个月，双方可另行协商合同续签事宜。同日，双方还签订了售后服务之索赔合同、零部件管理合同、用部品管理合同用部品采购补充合同、材料赊给合同、质量保证合同等。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应GPS终端设备并开具发票，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支付货款。2012年2月2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甲方）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使用本合同中的GPS终端设备的甲方关联公司如斗山中国公司等需对乙方提供的GPS终端设备进行功能设变或改善作业，就乙方进行上述作业后产生的新的GPS终端设备，如需对此进行信赖性测试/野外测试/3C认证等相关业务时，与此相关费用由甲方及关联公司与乙方另行协商确定。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对甲方从乙方采购的本合同设备提供信息服务。第二条约定，甲方根据其业务需求，按照附件2订货单格式向乙方提交书面订货单（订单中载有订货日期、交货日期、产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数量、价格、交付地点等订货相关内容）。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三年，如需续签应至少在合同期满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另行协商合同续签事宜。此外，双方还约定了付款、违约责任等，并以附件的方式固定了报价单、订货单、交货单、验收单等。同日，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GPS终端设备信息服务协议。约定该协议是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否认补充协议，服务期限同主合同有效期限，并约定了服务费用及结算方式等。2015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又签订了一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内容与2012年2月23日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内容大致相同，该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如需续签，应至少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可另行协商合同续签事宜。若没有续签的书面要求，本合同自动终止生效。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以终端机采购订单的方式向原告订购各种型号的终端设备，原告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014年2月10日，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员工董海鹏向原告工作人员电子邮件发送生产计划，载明2014年每个月TOT、DH、DX型号机器的生产计划，并载明：依据最新生产计划导出的终端纳品计划，请参照。生产计划随便变更，更新内容替代旧版本。2015年1月6日，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员工董海鹏向原告工作人员电子邮件发送生产计划，载明2015年每个月DH、DX型号机器的生产计划。2016年2月15日，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签订GPSData供给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2月28日，根据双方的后续书面合同可延长期限。附件一载明原告把自体开发的GPS终端机供给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截至2016年2月28日）并在本合同期限内持续提供相关服务。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将从原告购买的GPS终端设备装在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生产销售的挖掘机上。GPS终端是原告自体开发的，安装GPS终端机的装备位置、数据及状态通过移动通信网传送给原告开发的通信服务器上。本合同期间数据供应的对价合同金共计2484000元，增值税另算，自2016年2月至2018年2月，每年2月预付828000元，付款以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为前提。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原告涉案诉请合同相对方是谁。原告称，原告合同相对方是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和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二被告都与原告签署了购货合同，且二被告是关联公司。原告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的股东为韩国Odin2,LLC、韩国斗山英维高株式会社；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股东为株式会社斗山。2、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36民事部判决，载明：原告诉请DoosanCorporation、DoosanInfracoreCo.，Ltd.支付各种费用，要求延长向斗山中国公司供货（GPS）合同期限。原告请求的基础事实为原告与斗山中国公司于2005年签订GPS供应合同，并提供通信服务器运营服务，虽与斗山北京公司在2012年签订了GPS供应及相关劳务合同，但实际上一直向斗山中国公司供货。斗山中国公司在2014年准备自产GPS，与原告协商终止延长供应合同，协商结果是原告2015年4月1日与斗山北京公司延长本案供应合同一年，2016年2月15日与斗山中国公司签订GPS数据供应合同。上述法院判断原告诉请DoosanCorporation、DoosanInfracoreCo.，Ltd.不予接受。DoosanCorporation、DoosanInfracoreCo.，Ltd.、斗山中国公司、斗山北京公司是独立的公司，原告所指应为斗山中国公司，原告应当是与斗山中国公司就GPS数据供应合同等进行协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所提结算协议不成立。结论为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3、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和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自2012年到2015年的电子邮件往来及原告制作的对外联络函。主要内容包括：2012年1月到6月期间，原告与斗山中国公司就信赖性、终端测试、野外测试、盲区锁车等技术性进行过沟通；2015年期间原告向斗山北京公司发函报告库存，斗山北京公司告知原告斗山中国公司部分机型计划停产，告知其严格控制库存，以免因产品更新换代产生浪费；2015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就终端质量、故障、售后等问题进行过沟通。4、2013年6月7日会议记录。载明：就2012年7月到2012年11月斗山中国公司不良品仓库会议，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5、斗山北京公司俞昌基的名片复印件。载明：其是斗山北京公司法人长经营支援，座机区号为0535。经质证，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称，1、对工商登记无异议。登记载明的斗山中国公司股东韩国Odin2,LLC、韩国斗山英维高株式会社与斗山北京公司的股东株式会社斗山三者是不同的法人主体，不能证明斗山中国公司与斗山北京公司是韩国斗山集团下属关联公司。2、韩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上面主要说了与我方有关的是GPS数据供应合同，与本案诉争事实和买卖合同关系无关。且斗山中国公司、斗山北京公司并非韩国判决当事人，与我方无关，对我方没有约束力。且本案中不宜直接采用韩国判决认定的事实。3、往来邮件等多为沟通设备故障、各种测试等，不能作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是我方作为最终用户对产品质量与斗山北京公司和原告所做的沟通。4、会议记录是原告单方制作且仅载明对质量问题的交涉，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是我方作为最终用户对产品质量与斗山北京公司和原告所做的沟通。5、斗山北京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座机号码不能证明斗山北京公司的办公地址，办公地址有明确记载。被告斗山北京公司质证意见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基本一致。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称，原告与我方的购买基本合同书仅是框架协议，并不直接发生采购设备的法律效力，我方向原告以发送订单的方式向原告订货，并应当以此作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且，事实上，我方自2012年再未向原告发送过任何订货单，双方事实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诉争与我方无关，我方只是最终用户。我方在2012年以后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并向其采购相关设备。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称，原告的合同相对方是我方，且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4月23日到期终止，到期没有续约，我方合同义务已经完成，没有违约行为。本院认定：原告诉请的合同相对方是被告斗山北京公司。1、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于2012年1月17日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购买基本合同书，约定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采购GPS终端设备，合同有效期三年；紧接着，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与原告于2012年2月23日签订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约定有效期限三年。该期限内，原告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供货并开具发票，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货并开具发票，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向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支付货款。原告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以及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之间系两个买卖合同关系。2、虽然原告曾经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签订过购买基本合同书，但购买基本合同书是框架协议，具体履行也需要以下订单的方式进行，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在2012年以前也确实以订货单的方式买卖GPS终端设备。但本案原告主张期间，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并未向原告发送订货单，原告供货的依据是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的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项下订货单，而非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签订的购买基本合同书或订货单，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未发生买卖合同关系。3、原告称其直接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货，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的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中载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是合同标的GPS设备终端设备使用方，即使原告向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供货也不违反该合同的约定，不能以此排除原告供货系指示交付等情形而认定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在韩国判决书中也陈述其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续签合同事宜没有达成一致。4、原告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电子邮件等形式沟通均为售后、质量、测试等方面的问题，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会就库存、生产等进行沟通。原告提交的相应证据更能够支持二被告关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是买卖合同相对方、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是最终用户的主张，故原告以此证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也是买卖合同相对方，本院不予支持。5、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中有被告斗山中国公司注册地区号的电话，并不影响原告合同相对方的认定，与原告诉求没有必然关系。二、原告是否遭受损失，损失范围为何。原告称，原告是依据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产生了库存损失3979015元，原告为履行合同义务投入的前期系统及软件开发的费用损失374000元。原告为证明上述损失提供以下证据：1、GPS设备库存照片。照片中显示堆放有数个纸箱。原告以此证明DX型号成品库存1420元、DH型号成品库存549台，共计1969台。半成品库存540台。2、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载明2015年7月DX型号设备单价为1675元。原告以此证明GPS成品设备每台价格1675元。3、原告与客户签订的系统与软件开发合同及桂友诚书面证言。载明：原告于2010年12月5日与第三方签订供货合同，约定原告购买第三方OS7400全数字交换系统，合同金额86124元；2010年11月1日，原告与第三方签订标准协议书，约定第三方接受原告委托承接斗山中国公司呼叫中心建设工程，合同金额48950000韩元。桂友诚2017年8月22日签字确认的万邦HeIpdesk系统构筑经过说明主要内容有：桂友诚时任信息部长，负责具体推进GPS改善业务，2015年9月从斗山离职。2010年以前由于原告提供给斗山的GPS终端连接率较低，引起斗山高层不满，于2010年年初指示由当时的斗山信息部主管领导牵头与原告社长共同对GPS终端品质及售后服务进行改善。考虑费用较大，双方商议斗山提供3台服务器，资产属于斗山，原告负责日常管理，硬件费用和软件开发费用暂由与原告负责，最终由哪方承担没有明确约定下来，当时斗山的意见是原告先支付，斗山每月以人力服务费方式支付，原告也同意这个意见，但最后没有签订相关合同。后来因为工作变动，造成费用清算问题无法解决。2012年斗山自主开发，原告系统没有获得斗山的认可和使用，费用也无法解决。经质证，被告斗山中国公司称，我方不是原告合同相对方，对于库存、发票等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原告提供的照片无法证明拍摄时间地点、也看不出什么货物，无法证明原告主张。原告系统及软件开发合同与我方无关，不能确定真实性。原告提供的证人不出庭，无法核实书面证言的真实性。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称，原告库存照片不能证明拍摄时间地点、货物数量状态等，无法证明原告所说的库存情况。即使原告存在损失，也是原告己方责任，不应当由我方承担。而且双方之间2015年3月发票上载明DX型号设备单价为1558元。其他质证意见与被告斗山中国公司基本一致。本院认定，原告赔偿损失的诉请主张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一部分是库存成品、半成品设备损失。其一，原告关于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的主张，仅提供了供货合同和标准协议书，其中供货合同不能体现货物用途，也不能证明两份合同都已经实际履行。故原告主张的为履行上述合同支出的合同价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二，原告关于库存成品、半成品损失的主张，原告提供照片和DX设备成品单价，无法确定原告库存物品是什么、数量有多少以及半成品的价值等，原告主张的该部分货品价值，证据不足，无法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签订的两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告主张的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发生在2010年，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签订第一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时间是2012年，即使原告支付了其主张的系统及软件开发费用，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是为履行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之间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而支出的费用或者说遭受的损失。另，两份GPS终端设备采购合同中只是约定了合同期限、买方卖方等基本合同条款，双方明确约定订货日期、交货日期、产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数量、价格、交付地点等订货相关内容由订货单的方式向原告提出，即原告供货依据应当是约定制式的订货单而非其他方式。被告斗山北京公司员工向原告发送用户斗山中国公司的生产计划依约不应作为订货依据，且生产计划以及原告与被告斗山北京公司的文件往来中，被告斗山北京公司也做出了控制库存、生产计划随时变更等提醒，原告作为供货方应当以合同为依据对经营过程中的相关情况进行预估和判断，即使原告按照生产计划产生了成品、半成品库存，也是基于其对合同履行的不当预估和判断，原告要求被告斗山北京公司承担上述经营风险，于法无据，于约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24元，由原告济南万邦软件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悦琪人民陪审员  王宝林人民陪审员  赵宗尧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薛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