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1303号 原告许晓倩，女，198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方华、赵嘉琦，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市民街**尊宝大厦金尊****。 代表人丛军，行长。 委托代理人苗静，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晓倩为与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9年2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理行了审理。原告许晓倩及委托代理人方华，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委托代理人苗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晓倩诉称：原告许晓倩2010年3月入职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岗位为对私业务经办，年薪10万，按月发放。原告生育时间2013年2月5日，原告生育后从2013年2月1日到2013年6月20日休息。产假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产假工资9728.13元，原告修完产假后，单位向社会保险部门申请了生育津贴，社会保险机构向单位核发了生育津贴89368.30元，但原告一直不知情，被告单位仅向原告发放生育津贴15495元。后原告于2018年夏天通过19楼平台了解到其他银行如华夏银行、浦发银行的产妇发现本单位侵占生育津贴数额巨大、不发放的纠纷，华夏银行、浦发银行都已和女职工达成和解协议，向女职工发放了生育津贴。此时原告才了解发现自己的生育津贴竟多达89368.30元、生育医疗费2000元，费用合计91368.30元。原告认为：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原本属于原告产妇所有，被告单位向原告隐瞒生育津贴数额，长期予以侵占，甚至原告多次跟被告协商，被告单位态度强硬，不予支付。 原告产假期间，产假工资由单位而非生育保险津贴发放，扣除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外，个别月份工资数额为零，原告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维持了生活。原告于2016年8月8日离职，2018年8月发现后，与其他女职工到劳动仲裁、劳动监查、1××××等进行咨询，均被告知，如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已超过一年时效；被告知应当按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杭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被明确告知属于不当得利，不予受理。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生育津贴66145.17元。 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辩称：1、原告主张的案由错误。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项下的生育保险待遇纠纷，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属于法律关系定性错误。（1）：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范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了六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第（四）点“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完全明确了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2）：本案应定性为“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本案诉讼客体为生育津贴，属生育保险待遇的一部分，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划分，与生育津贴有关的纠纷应当属于第六部分的“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中二级案由“劳动争议”下的三级案由“社会保险纠纷”中的“生育保险待遇纠纷”。（3）：本案适用的法律均以劳动法律关系为基础。处理生育保险待遇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劳动法》第62条、73条及《社会保险法》等，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为用人单位方和劳动者方；原告虽然已经离职，但其主张的生育津贴基于其在职时双方的劳动关系而产生，因此本案以原告与被告曾经存在的劳动法律关系为基础，应当适用劳动争议纠纷。（4）：司法判例均认定与“生育津贴”有关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通过查阅大量的司法判例，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在有关生育津贴的纠纷中，最终都是按照劳动争议纠纷进行裁判。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法律工具查询，从2013年有裁判文书记录至今，全国范围内涉及“生育津贴”的案件约1885件为劳动争议纠纷；浙江省范围内与“生育津贴”案件相关的案件有37件，无一例外也全部是劳动争议纠纷。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处理并不代表法院不可以适用劳动争议纠纷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争议案件若干规定的通知》：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法院应当依职权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劳动争议纠纷。 ??2、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已丧失胜诉权。《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来计算。虽然此案目前是在人民法院阶段，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定时效即为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同样应当适用劳动仲裁申请的时效制度。本案的劳动仲裁时效为一年，目前原告向被告主张生育津贴早已超过时效。（1）：原告自2013年11月6日收到生育津贴的时间点，应视为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但原告至今才对本案提起诉讼，已超过时效。被告于2013年11月6日就将生育津贴、医疗费全部发放至原告工资卡内，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的生育津贴不足导致自己的权益受损，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收到生育津贴时开始计算，但原告一直没主张自己权利。且自2013年的11月6日，并无妨碍原告行使权利的客观障碍，且原告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一年时效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同时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本案的仲裁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等法定情形。现原告主张生育津贴早已超过诉讼时效。（2）、即使按照原告2016年8月8日解除劳动合同日作为时效起算点，本案至今也超过时效。2016年8月8日，原告因自身另谋发展向被告提出辞职，被告同意原告辞职申请，于同年8月9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已承诺自解除劳动关系以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原告现提出了生育津贴事宜，已违反意思自治、诚实守信原则。原告的承诺纷视为其在离职时对自己劳动权利、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福利等等进行了结清和了断，如原告权利确实受到侵害，在其离职时就应当知道或者已经知道，现距其离职时已经远超一年的时效期间。（3）、劳动合同约定时效仅为六十日，也超过诉讼时效。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十四条约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本合同一方要求仲裁的，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被告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约定的诉讼时效仅为60日，本案早已经过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超出诉讼时效提起诉讼，也无法定中止、中断及延长事由，法律不应当保护，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3、原告无权以不知情、不懂法为由主张未过诉讼时效。原告一直强调其在2018年夏天，在19楼发现有生育津贴相关案件，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损，该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可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自己的生育津贴数额，如电话查询1××××、向社保局查询、在线查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均即可查询到本人的生育基金发放情况。《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费用支付结算表》即原告自行调取提供的证据，能印证原告自己完全有权利了解自己生育津贴的数额，但原告却在生育津贴发放长达六年之久后才主张不知情，系原告自身造成，现原告以此为由提出时效抗辩，不应当被法院采纳。我国法律公开、公正、透明，任何公民都有学习、查询的义务，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就推定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应当知法，诉讼时效制度中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也以普通公众的认知标准作为判断，只需具备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条件，一般普通公众都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应当知道是法律推定，基于客观情况，一般普通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够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应当知情未知情，法院应当推知权利人已经放弃了相应的权利，原告不能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免除其适用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 4，被告发放给原告的生育津贴数额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产假时间比较早，在2013年2月1日到2013年的6月20日。虽现行法律诸如《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2017）》等规定：生育津贴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但此政策逐渐在2014年才明朗。原告生育期间即2013年度，浙江省适用的有效的地方性规章有：《浙江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浙江省生育保险暂行规定》等。暂行办法第7条规定：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按生育女职工本人缴费工资计发。暂行规定第15条规定：女职工生育津贴以本人生产或流产上月养老保险月缴费工资为基数计发。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产假期间被告按照供原告原来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按照其本人实际工资数额进行补偿其生育津贴，并没违反任何法律规定。现原告所说的实际领到的生育津贴低于社保中心拨付的生育津贴数额，是由于原告月工资低于被告企业员工平均工资标准所致，而对于存在差额应该如何处理，当时的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规定，被告根据当时有效的规章制度发放生育津贴没有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 5、原告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应当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得他人遭受损失的事实。事实上，被告方并没有因原告主张的该部分生育津贴费用使自己获利。一方面，被告已经按照当时法律规定依法发放原告应得的生育津贴，被告系按照所有员工的实际工资为基数计发生育津贴，由于原告工资低于平均水平，才造成了差额的存在；另一方面，该部分差额被告并没有挪为己用，而是由单位统一调配，发放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高薪人员，作为她们的生育津贴。被告只是内部的调整，并没有从中获利，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 原告许晓倩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1组，证明原告产假期间被告工资发放情况，产假期间合计只领到9728.13元；被告以报销医疗费科目于2013年11月6日实际发放支付生育津贴15495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其中4月份工资只有769.44元、5月份工资为零、6月份工资只有660.72元；被告克扣生育津贴给劳动者造成生活困难。该证据被告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财务记载原告在产假期间的工资数额是17226.62元；原告未将2013年6月7555元统计在内导致存在误差；被告当时以报销医药费科目发放生育津贴，系因生育津贴下发时有一笔2000元的生育医疗费。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主张2013年6月8日7555元的性质为生育津贴，但原告提交的账户对账单上备注载明的该款项性为专项奖励，并未注明为生育津贴或与生育津贴相关的内容，结合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提供的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费用支付结算表上载明的生育津贴结算期为2013年10月的事实，被告主张其在生育津贴下发前即向原告支付了生育津贴显与常理不符；本院限定被告针对其主张在期限内提供相应证据，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被告该事实的辩称不予采信。 2、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费用支付结算表1份，以证明社保实际核发的生育津贴数；原告生育时间为2013年，社会保险机构已经按照2012年国务院规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按上年度单位月平均工资核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总金额为89368.30元、生育医疗费为2000元，总计金额91368.30元；原告实际知晓生育津贴时间及权利受侵犯时间为结算表打印时间即2018年10月19日。该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待证目的有异议；结算表只能看出杭州市社保局下发的生育津贴数额，下发金额和原告应发工资间的差额处理并不能体现，被告公司有权利对差额部分按照2013年的政策进行调配；根据结算表内容，原告完全有能力获知自己的生育津贴数额，原告直至现在才起诉，已经过了时效；原告将结算表打印时间2018年10月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完全不能成立。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 3、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1份、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浙江省社会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以证明原被告存在社会保险、劳动关系；2016年8月底离职时的月缴费基数为7630元。该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核算的缴费工资达到7600多元不符合事实，被告核算的原告2013年生育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6783.65元。经查，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原被告核算的缴费基数差异对本案生育津贴金额的认定并不发生影响，本院予以确认。 4、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1份，以证明案件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该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经与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负责人沟通并进行取证，了解到本案之所不予受理，系因原告在立案时坚持将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 5、微博正文1份，以证明原告通过看了钱江晚报、十九楼微博文章后才知道自己权益被侵犯；华夏银行、浦发银行两家银行女职工，都是超过两年后发现生育津贴被侵占，律师建议以不当得利处理，最终都取回了属于自己的津贴；原告知道自己权利被侵犯的时间是2018年8月。该证据被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微博仅为观点，纠纷不同、当事人不同，两者之间不存在对比性；微博所附文件为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2018）13号文件，被告所说的差额部分处理政策上直到2018年才趋于明朗，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查，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微博文章的内容系作者的个人陈述，内容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6、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1份，以证明张晓蕾诉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相同案件，以劳动争议申请仲裁，仍被不予受理的事实。该证据被告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查，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员工离职审批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各1份，以证明原告系自己主动辞职，辞职时间在2016年8月8日；被告于2016年8月9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原被告约定自劳动关系解除后双方不存在任何纠纷。该证据原告对离职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动辞职不代表劳动者知晓自己生育津贴被侵占，也不意味着权利放弃；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离职后并没有向单位索要过离职证明，证明上并无原告签名。经查，离职审批表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无原告签名，也无证据表明原告已收悉该证明，本院不予确认。 2、劳动合同3份，以证明劳动合同第四十四条约定：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本合同一方要求仲裁的，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被告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证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该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合同的约定不代表劳动者放弃向法院主张生育津贴的权利；原告可以选择有利于维权的案由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3、不予受理案件通知（存根1份）、仲裁申请书1份、原告撰写的要求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情况说明1份，以证明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的案由故意选择为不当得利，故劳动仲裁没有受理；原告以书面情况说明的形式，请求劳动仲裁不予受理；劳动仲裁不受理的原因并非本案不是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而是原告故意选择错误的案由及原告自身请求所致，进而证明本案的案由属于劳动争议。该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代表原告是故意的，原告非常诚信的向仲裁委员告知系因超过一年时效，不利于劳动者维权，要求选择不当得利的诉求；相同案件的被告员工向1××××、西湖劳动仲裁、杭州市劳动仲裁、西湖区劳动监察、杭州市劳动监察大队、12345市长热线反复打电话咨询，均答复可以通过不当得利的民事诉讼。经查，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 根据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 2010年3月1日，原告许晓倩入职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先后在分行营部会计岗、天目山支行、分行营部客户助理岗等工作。2016年8月8日，原告许晓倩申请离职，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审批同意，2016年8月9日解除劳动合同。 原告许晓倩工作期间，于2013年2月5日生育。2013年10月，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以被告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原告许晓倩享受生育津贴天数113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发放了原告许晓倩名下的生育津贴人民币89368.30元、生育医疗费人民币2000元。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按照原告许晓倩的实际工资为基数向原告许晓倩发放生育津贴，于2013年11月6日以报销费用—医药费的科目发放了生育津贴15495元。 2019年1月21日，原告许晓倩不当得利为案由，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书面要求仲裁委员会不要以时效已过不予受理，以便提起民事诉讼。2019年1月23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生育津贴纠纷发生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关系的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应纳入公法即劳动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原告许晓倩系劳动者，其以不当得利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向用人单位即被告民生银行主张权利欠缺法律依据。再者，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表现为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根据而非法占有利益，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原告许晓倩的用人单位，根据社保政策取得原告许晓倩名下的生育津贴，取得时具有合法根据，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许晓倩以不当得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张权利不当，经本院释明后仍坚持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为请求权基础进行主张，本院对原告许晓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相应权利原告许晓倩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许晓倩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54元，由原告许晓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水良 人民陪审员  王小琴 人民陪审员  陈 敏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姚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