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12922号原告：程春林，女，汉族，1951年01月16日出生，住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山东黎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莉，山东黎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法定代表人：孙耀飞。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敏妮，广东鹏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负责人：陈颖。委托代理人：张谨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姜禹，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程春林诉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资本）、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6日、7月16日、8月21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春林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陈丽莉、被告深圳国投资本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敏妮、恒丰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谨星、姜禹先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国投资本返还原告投资款100万元，并赔偿预期利益损失（自2018年7月11日起按年利率9.8%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告恒丰银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01月11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国投精选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基金合同》，当日原告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同月被告国投资本向原告出具《【国投精选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确认函》明确原告出资金额100万元；投资期限18个月；业绩比较基准(年化）9.8%;起息日期2018年01月12日；到期日期2019年07月15日（到期十个工作日内兑付）；承诺该基金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被告国投资本就【国投精选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资金链紧张为由分别于2018年9月25日、2018年10月24日、2018年12月17日发布《延期公告》，且在此期间被告国投资本未按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利息。据此，原告认为被告国投资本履行能力明显降低，有不能为对待给付的现实危险。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恒丰银行亦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应尽监督、管理义务，故，应在被告国投资本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诉至本院。被告国投资本辩称，一、原、被告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被告国投资本已经根据本案的合同约定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原告作为合格的投资者在享有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应当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原告要求被告国投资本返还投资本金和支付利息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二、《基金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基金合同》已明确揭示了原告投资基金的相关风险，签署合同后就应当承担投资基金所产生的风险，不能据此要求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签订的《基金合同》第41页第二十节风险揭示中详尽列明的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损失的可能性，明确向原告揭示了不保证基金财产中的认购资本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令其充分知晓基金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告作为合格的投资者，在签署《基金合同》就已经知道其将面临的投资风险，且对于资金的用途也是知悉的。被告国投资本在法律关系上处于受托人的地位。根据民法通知中代理制度和合同法中委托代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代理人只承担因自己的过错造成被代理人损失的责任，而不承担不可归责于代理人过错损失的责任。三、涉案合同中载明的业绩比较基准按半年付息、按到期还本付息的表述不能认定为承诺到期后向原告还本付息。涉案合同第三节第一点已通过黑体字加粗载明，管理人承诺按照恪尽职守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第十八节第七条的特别说明和风险揭示书第一点、第三点《基金合同》都已经明确表示基金管理人不对原告的投资本金和收益作出任何承诺。因此结合《简要投资说明书》和《延期公告》以及公司运营规划的安排，应理解为基金管理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对于基金投资的一种交易安排，而非被告国投资本作为基金管理人对原告投资本金利息的承诺。被告恒丰银行辩称，原告起诉被告恒丰银行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恒丰银行按照与被告国投资本之间签订的托管协议，对资金的运用完全按照约定履行监管职责；而本案当中被告国投资本也完全按照约定使用了投资款项，因此被告恒丰银行没有任何失职之处。请法庭驳回对原告对被告恒丰银行的起诉。经审理查明，诉讼过程中，因原告主张的合同效力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本院向原告发出通知书，向其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本院依法予以准许。2018年1月11日，原告（投资人）、被告国投资本（管理人）和第三人恒丰银行（托管人）共同签署《【国投供应链金融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约定该私募基金名称为国投精选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资金投向为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保理）持有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保理核心企业为广东恒润华创事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天润数娱（002113）及胜利股份（000407），同时是津劝业（600821）第二大股东。被告国投资本为管理人，本期募集规模为10000万元（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基金合同》的《简要投资说明书》在“产品要素”条款明确约定“投资金额100万元（含）—300万元（不含），12个月年化业绩比较基准9.5%、18个月年化业绩比较基准9.8%”，“收益分配按半年付息，到期还本付息”；“风控措施”第3项“国投保理到期回购，若应收账款发生逾期或违约，国投保理将按照约定金额对应收账款收益权予以溢价回购”。合同第八节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约定：“托管人的义务：……（9）按照本合同约定，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或其授权人的资金划拨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14）监督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私募基金管理人；发现私募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不负责委托资产的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不承担对委托资产所投资项目（或标的）的审核义务，对管理人的任何投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其投资策略及决定）及其投资回报不承担任何责任；…..”；第十五节越权交易“（三）托管人对管理人的投资监督。1、资产托管人根据本合同的约定，仅对委托财产投资范围和比例进行监督。……4、托管人发现管理人可能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本合同约定，但难以明确界定时，有权报告管理人。管理人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管理人在三个工作日内未予以答复的，托管人有权报告中国基金业协会。”《第十八节私募基金的收益分配》“特别说明：本条关于‘投资收益’、‘预期收益’、‘当期投资收益’、‘当期预期收益’等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投资人取得相应数额的投资收益，亦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基金本金不受损失。”；第二十节风险揭示最后一段，合同以加粗加黑字体标注“……该产品存在一定投资风险，仅适合具有较强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认购/申购，投资人应充分认识加入本基金的投资风险，管理人不保证最低收益或基金本金不受损失。”同日，原告向指定账户转账支付投资款10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国投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成立确认函》，确认原告出资金额100万元，投资期限18个月，业绩比较基准（年化）9.8%，起息日期2018年1月12日，到期日为2019年7月15日。2018年9月25日、10月24日、12月17日，被告三次发布《国投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延期公告》，告知投资人“自2018年9月15日起到期的本基金产品，到期日均延期为2019年9月14日，期间可根据项目资金回收情况提前分配本金及投资收益”。并告知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华创）为本次保理融资主体，广州市润盈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赖淦锋、江锦涛、广州市番禺区恒润实验学校为融资主体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理公司正开展追偿工作。被告国投资本辩称国投保理对恒润华创享有真实的应收债权，国投资本作为管理人已将基金投向了国投保理，且按照合同约定，基金启动了案件的诉讼程序向债务人追偿，并提交《国投保理业务合同》、银行流水、恒丰银行客户回单、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转让登记、保证合同、公证书、受理案件通知书予以证明。原告仅认可银行流水及恒丰银行客户回单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证据显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主体并非被告国投资本，国投资本未尽管理人职责。被告恒丰银行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被告恒丰银行提交《国投精选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托管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核心直联明细流水查询表，辩称被告国投资本将基金投资于国投保理持有的优质应收账款债权并付至国投保理，符合合同约定的使用用途及托管人的监督。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核心直联明细流水查询表显示的被告国投资本于2017年3月30日向国投保理转账400万元，早于恒润华创与国投保理签订保理合同的时间，也早于《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签订时间。被告恒丰银行在没有基础交易事实的情况下，仅接受国投资本指令划转款项，违反了基金监管义务。被告恒丰银行抗辩上述款项的转账早于其作为托管人进行监管的时间，未在其监管范围内。被告国投资本对上述证据均予认可。对2017年3月30日账款的400万元解释为国投保理在与恒润华创洽谈保理融资业务时，经2名投资人同意，先将400万元投资国投保理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双方均确认曾于2018年7月16日原告按照年利率9.8%的标准分配过收益款47791元。上述事实，除了当事人的法庭陈述外，尚有基金合同、农业银行网上转账受理单、成立确认函、延期公告、国投精选稳健六号保理投资私募基金托管协议、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核心直联明细流水查询表、恒丰银行客户回单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基金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被告国投资本在本案的《基金合同》的《简要投资说明书》条款中明确约定“投资金额100万元（含）—300万元（不含），18个月年化业绩比较基准9.8%”，“收益分配按季度付息，到期还本付息”，付息标准即是上述确定的年化业绩比较基准。上述约定系承诺保证投资人本息固定回报的合同条款，构成保底条款。上述保底条款规避和转嫁了金融投资风险，使双方民事权利义务明显失衡，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及合同法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对金融、经济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本院认定上述《基金合同》、所涉保底条款无效。在本案订有保底条款的《基金合同》中，保底条款与合同其他内容条款不具有可分性，其并非可以独立分离出来的合同部分，而是与合同其他部分存在紧密的牵连关系。虽然被告国投资本抗辩其在《基金合同》中标注了风险提示条款，不承诺固定投资收益，但就本案基金合同缔约目的而言，作为投资人的原告除期待投资本金的安全外，尚期待合同约定的9.8%的固定收益回报率。若没有上述保底条款的存在，投资人通常不会签订涉案《基金合同》；在保底条款被确认无效后，投资人的缔约目的几乎丧失；若使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并履行，不仅违背投资人的缔约目的，而且无履约意义，将导致极不公平合理之结果。故，本院认为，保底条款应属涉案《基金合同》、之目的条款及核心条款，风险提示条款的标注不足以影响保底条款的在《基金合同》中的目的性及核心性，保底条款无效则涉案《基金合同》整体自始无效。对于被告国投资本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信。由于涉案《基金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国投资本之间因涉案《基金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予以返还。原告由于被告国投资本占用投资款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损失，由被告国投资本承担，利息损失参照《基金合同》及确认函约定的年利率9.8%的标准计算。因原告曾收到过被告支付的分配款47791元，在被告应还的金额中予以抵扣。原告主张利息起算时间为2018年7月11日，该利息起算时间没有加重被告的负担，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国投资本应向原告返还投资本金10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8%标准，自2018年7月1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同时相应扣除47791元）。由于无证据证明被告恒丰银行对涉案基金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原告主张被告恒丰银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国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程春林返还其投资款本金10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9.8%的标准，自2018年7月1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同时相应扣除47791元）；三、驳回原告程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14.5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国投资本负担；保全费5000元（已由原告预交），被告国投资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佳佳人民陪审员  王朝晖人民陪审员  唐 琪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 记 员  何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