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40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桂湘，男，196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广土，男，196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跃峰，福建师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丽娟，福建师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苏书阶，男，196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原审第三人：陈献忠，男，196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德化县。 上诉人陈桂湘因与被上诉人陈广土及原审第三人苏书阶、陈献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7）闽0526民初3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桂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陈广土支付陈桂湘合同纠纷款1067138.82元。2.由陈广土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给付合同纠纷款64850.9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协议约定，双方以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山铁矿公司）付款的吨数为结算依据。陈桂湘提供的阳山铁矿公司《应付账款明细账》载明矿石吨数为177856.47吨，一审判决认定矿石吨数为16998.326吨是错误的。16998.326吨是陈广土自行提供的，没有经过陈桂湘认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范围只有11号矿硐I区的矿石是错误的，Ⅰ区、Ⅱ区、Ⅲ区是陈广土自己命名划分的，三个区均属于陈桂湘与陈广土双方协议约定的新划界扩证范围（详见《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内部）采矿许可证》，证号：1206）。陈桂湘与陈广土纠纷的11号矿硐的矿石是177856.47吨，而不是16998.326吨。一审法院以陈广土提供证据《装运情况登记表》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陈桂湘没有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错误的。根据陈桂湘与陈广土的协议约定，矿石数量是以阳山铁矿公司《应付账款明细账》记载的为准，陈广土认为没有177856.47吨，陈广土应提供反证。一审法院认定应由陈桂湘承担举证责任是错误的。 陈广土辩称，一、陈桂湘主张与陈广土约定合伙款项按阳山铁矿公司的吨数为结算依据与事实不符。陈桂湘的该项主张是对双方《协议》条款的曲解，双方《协议》第二条是对付款时间、结算比例等付款方式约定，而不是对合伙采矿吨数范围的约定。而对于合伙的范围，《协议》第一条中明确约定为新划界扩证范围内所采的矿石吨数。二、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协议》约定的“新划界扩证范围”是《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新田矿区矿硐井上井下对照图》中红线划定的Ａ011号矿硐Ｉ区范围均无异议。（一）阳山铁矿Ａ011号矿硐划分为Ⅰ区、Ⅱ区、Ⅲ区的事实，一审时双方均予以认可，一审法庭笔录（第一次）第10页中有体现。（二）陈桂湘对《协议》约定的“新划界扩证范围”是《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新田矿区矿硐井上井下对照图》中红线划定的Ａ011号矿硐Ｉ区范围也予以确认。一审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第9页、法庭审理笔录（第二次）第8页均有体现。因此，陈桂湘对于其一审中已自认的事实予以否认不能成立。三、一审判决对于双方《协议》合作范围所采吨数数量的计算是正确的。（一）一审判决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陈桂湘主张陈广土应支付合伙款项，却无法对双方协议约定范围内所采的矿石吨数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陈广土一审提供的《装运情况登记表》可以证明双方《协议》约定范围内所采的矿石数量，《装运情况登记表》由证人张某、陈某在2012年双方合作起至2018年期间进行登记记载，两名证人均出庭对《装运情况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及一审法院的询问。两名证人的证言依法应予以采信，《装运情况登记表》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装运情况登记表》登记的“上山”部分即为双方约定的“新划界扩证范围”Ａ011号矿硐Ⅰ区的范围，因该区地势较高，是以备注为“上山”，该事实在一审法院对阳山铁矿Ａ011号矿硐进行现场勘验时已得到证实。（三）一审法院根据《装运情况登记表》登记的“上山”采矿的车数，结合阳山铁矿公司认定的吨数，综合计算出双方约定的“新划界扩证范围”Ａ011号矿硐Ⅰ区范围内所采矿石的吨数，符合客观事实和双方的约定，可以作为计算合伙款的依据。同时，该计算方法与陈广土提供的《付款凭证》上记载的2012年5月、6月合伙款项结算的计算方法是一致，陈桂湘据此结算并接收了款项应视为认可该计算方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陈桂湘提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苏书阶、陈献忠述称，同意陈广土的答辩意见。 陈桂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广土给付陈桂湘合伙款1067138.82元；2.判令陈广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陈桂湘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给付陈桂湘合伙款1067138.82元；2.判令陈广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第二次庭审结束后，陈桂湘再次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给付合同纠纷款1067138.82元；2.判令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陈桂湘系福建省阳山铁矿新田矿区13号矿硐的负责人，陈广土系福建省阳山铁矿新田矿区原11号矿硐的负责人。13号矿硐与原11号矿硐在生产过程中，因开采区域发生纠纷。阳山铁矿公司召集双方进行协商。后经协商，陈广土作为甲方、陈桂湘作为乙方，双方于2012年4月15日共同签订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福建省阳山铁矿‘后山尖’下13号、14号、11号矿硐新划界扩证时，13号硐部份经双方协商同意如下：一、在本次新划界扩证时，乙方应保证11号矿硐新划界扩证：上划至（全部）海拔1060米，北划至14号硐通13号硐行道为界（全线）。如达到，甲方应在本次新划界扩证的范围内所采的矿石，每吨支付给乙方利润陆元整，否则本协议无效。二、付款方式，按省阳山铁矿付款为标准结付。三、本协议是按甲、乙双方以4:1的比例合作，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不尽事宜另行磋商”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原11号矿硐重新划界扩证。重新划界扩证后，新的11号矿硐共有三个区域，分别是Ⅰ区、Ⅱ区、Ⅲ区。陈广土将11号矿硐分为三个工作面，分别是“上山、“下山”、“平巷”。其中，Ⅰ区即是《协议》中重新划界扩证所扩充的区域，也就是陈桂湘与陈广土在《协议》里所协商的区域。陈广土将Ⅰ区称为“上山”。2012年4月27日，Ⅰ区的《采矿许可证》办理完毕。2012年4月27日，Ⅰ区开始生产。二、11号矿硐所开采出来的矿石运到阳山铁矿公司，阳山铁矿公司将坏石等不合格的矿石扣除后再与矿硐结算。一个矿硐只有一个结算账户。其中，11号矿硐与阳山铁矿公司结算的账户系陈广土的名字。陈桂湘分别于2012年7月4日领取2012年5月的矿石款6416元、于2012年8月12日领取2012年6月的矿石款10723元、于2014年11月6日预借矿石款20000元。三、苏书阶、陈献忠系11号矿硐的隐名合伙人。陈桂湘未参与11号矿硐的生产、经营，也未出资或提供技术性劳务和实物。 一审法院认为，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陈桂湘应就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承担举证责任。二、陈桂湘认为11号矿硐只有Ⅰ区在生产，故其提供《应付账款明细账》（以下简称《明细账Ａ》）以证实Ⅰ区所产矿石的数量。但陈广土方认为11号矿硐除了Ⅰ区有生产外，其余区域在双方合作期间也有生产。《明细账Ａ》所体现的是整个11号矿硐的矿石数量（包括Ⅰ区、Ⅱ区、Ⅲ区），而不仅仅是Ⅰ区所产矿石的数量。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11号矿硐Ⅰ区只开采到2017年8月，自2017年9月起就未生产。但陈广土、苏书阶和陈献忠共同提供的《应付账款明细账》（以下简称《明细账Ｂ》）可以证明11号矿硐在2017年9月、10月、11月、12月均有生产的事实。在Ⅰ区已经停止生产的情况下，11号矿硐仍有矿石出产。这说明11号矿硐其他区域（Ⅱ区、Ⅲ区）也有生产。所以，陈桂湘关于11号矿硐只有Ⅰ区在生产，Ⅱ区和Ⅲ区均未生产、系空井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另外，陈广土所主张的11号矿硐的结算账户是包括Ⅰ区、Ⅱ区和Ⅲ区所出产矿石的事实与证人张某、陈某的证人证言中11号矿硐除了“上山”有开采以外，其他工作面也有开采的证言相互印证，故上述证人证言中关于11号矿硐在双方合作期间除了Ⅰ区以外，其他区域也有开采的事实可以确认。因此，在陈桂湘与陈广土方合作期间，11号矿硐除了Ⅰ区有生产以外，其他区域也有生产。陈桂湘提供的《明细账Ａ》所记载的矿石数量系11号矿硐总的矿石数量（11号矿硐Ⅰ区、Ⅱ区和Ⅲ区均有生产，而并非是陈桂湘所主张的Ⅱ区和Ⅲ区系空井、Ⅰ区生产的矿石就是11号矿硐矿石的生产量）。该份证据并不能证实Ⅰ区在双方合作期间所开采的矿石数量。陈桂湘应就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继续举证。但陈桂湘并未就Ⅰ区生产的矿石数量继续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同时，陈桂湘并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就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提出评估和鉴定申请。陈桂湘应对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本案中，在陈桂湘未能就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陈广土就Ⅰ区所开采的矿石的数量的陈述均构成自认，无需另外举证，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诉讼过程中，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自认Ⅰ区所开采的矿石在未被扣去不合格的矿石前的数量是16000多吨，扣去不合格的矿石后的数量是15000多吨。并为此提供《装运情况登记表》以证实其主张。首先，张某和陈某的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其次，张某和陈某关于11号矿硐三个工作面所开采出来的的矿石数量的统计方式与《装运情况登记表》所记载的情况能相互印证。所以，陈广土提供的《装运情况登记表》、张某和陈某的证人证言，均予以采信。关于陈广土方所主张的其与陈桂湘就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的结算方式问题。陈广土、苏书阶和陈献忠认为，Ⅰ区所开采的矿石的数量＝（矿石运到阳山铁矿公司过地磅后所称的总重量÷从11号矿硐驶出来的运载矿石的总车辆数）×从Ⅰ区驶出来的运载矿石的车辆数。根据陈广土提供的《装运情况登记表》和张某、陈某的证人证言综合分析，并结合矿硐现场没有地磅这一事实，陈广土、苏书阶和陈献忠所主张的与陈桂湘就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的结算方式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法可认定该项事实的存在。根据《装运情况登记表》和《明细账Ａ》所记载的数据，结合陈广土、苏书阶和陈献忠所主张的其三人与陈桂湘就Ⅰ区所采的矿石数量的结算方法，可计算出在双方合作期间，Ⅰ区所开采的矿石的数量为16998.326吨（具体的数据和计算详见判决主文后的附件一）。该数据虽与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在诉讼过程中所主张的Ⅰ区所开采的矿石在未被阳山铁矿公司扣去不合格的矿石前的数量是16000多吨，扣去不合格的矿石后的数量是15000多吨的事实有出入，但因系根据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所提供的证据和所主张的结算方法所计算出来的数字，故应对16998.326吨的数据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之规定，法院可以就已查清的Ⅰ区在双方合作期间所开采的矿石的数量先行判决。陈桂湘如有证据能证实Ⅰ区在双方合作期间所开采的矿石的数量已超过查明的16998.326吨，其可就超过的部分继续主张权利。四、从该《协议》第一条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的约定来分析，只要乙方（陈桂湘）保证11号矿硐的新划界扩证到《协议》约定的区域内，甲方（陈广土）就应在从新划界扣证范围内所采的矿石中，以6元／吨支付给乙方（陈桂湘）作为对价，否则所签订的《协议》无效。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陈桂湘未参与11号矿硐的生产、经营，也未出资或提供技术性劳务和实物。故根据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和上述案情，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不符合合伙协议纠纷的法律特征，而符合合同纠纷的法律特征。所以，本案应为合同纠纷。案涉《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现陈桂湘已按照《协议》的约定，保证陈广土一方将11号矿硐的新划界扩证到《协议》约定的区域内，新划界扩证的范围也已办理《采矿许可证》。所以，陈广土亦应根据《协议》的约定，从新划界扣证范围内所采的矿石中，以6元／吨支付相应的款项给陈桂湘。根据陈广土自认的事实所查明的从Ⅰ区所开采的矿石的数量应为16998.326吨，陈广土应支付的款项为16998.326吨×6元／吨＝101989.96元。扣除陈桂湘已领取的37139元（6416元＋10723元＋20000），陈广土一方尚需向陈桂湘支付64850.96元（101989.96元—37139元）。苏书阶和陈献忠系11号矿硐的隐名合伙人。所以，其二人应与陈广土共同向陈桂湘支付64850.9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陈桂湘64850.96元；二、驳回陈桂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04元，由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负担875元，由陈桂湘负担13529元。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二审中，陈桂湘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采矿证五个拐点储量计算，拟证明按照采矿证计算的储量有276480立方，按1立方可出矿3.75吨计算，该储量可以出矿1036800吨，一审判决认定的采矿量与事实严重不符。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陈桂湘主张铁矿石结算应以地磅单为依据，对11号矿硐区域划分也有异议。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对一审认定11号矿硐Ⅰ区于2012年4月27日开始生产的事实有异议，主张早在2008年就已开始生产。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有异议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Ⅰ区于2012年4月27日开始生产，系依据采矿证所划定的Ⅰ区范围及载明的时间认定重新划界后的生产时间，并未否定该范围之前的生产行为，但对于之前的生产何时开始，因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对于陈广土有异议的事实，关系到案件争议焦点，将在下文论述。 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陈桂湘主张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应向其支付矿石款项1067138.82元是否有依据？ 本院认为，陈桂湘主张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应向其支付矿石款项1067138.82元，系依据其从阳山铁矿公司获取的《明细账A》所记载的阳山铁矿11号矿硐出矿量177856.47吨，并按双方《协议》约定的6元/吨为标准计算得出。因此，该金额的计算应先确定双方《协议》约定的合作范围及相应的出矿量。 首先，关于陈桂湘与陈广土约定的合作范围。依据《协议》内容，双方合作范围为“新划界扩证范围内所采的矿石”。同时，根据一审庭审的陈述，陈桂湘认可阳山铁矿11号矿硐划分为三个区，且确认《协议》约定的“新划界扩证范围”即为《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新田矿区矿硐井上井下对照图》中红线划定的A011号矿硐I区。二审庭审中，陈桂湘再次确认双方合作范围即为《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内部）采矿许可证》（证号：1206）上所载明ABCDE五个拐点划定的范围。经比对，该许可证上所载明ABCDE五个拐点划定的范围与前述《福建省阳山铁矿有限责任公司新田矿区矿硐井上井下对照图》中红线划定的A011号矿硐I区的范围完全一致。故可以确认双方合作范围即为阳山铁矿11号矿硐Ⅰ区。至于陈桂湘主张**山铁矿11号矿硐没有划分为三个区域，与其一审自认的事实相悖，又无法提供相反证据，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双方约定合作范围内开采矿石数量。陈桂湘主张应以其从阳山铁矿公司取得的《明细账A》所记载的177856.47吨作为计算依据，但根据一审双方共认的事实，阳山铁矿11号矿硐Ⅰ区在2017年8月后即停止生产，而陈广土提供的《明细账B》却载明阳山铁矿11号矿硐在2017年9月、10月、11月、12月均有生产，故可推定11号矿硐在Ⅰ区停止生产后，尚有其他区域在生产。据此，可进一步推定陈桂湘提供的《明细账A》应是整个11号矿硐的生产数量，而非仅是Ⅰ区的生产数量。鉴于陈桂湘无法就11号矿硐Ⅰ区矿石的生产数量进一步举证，亦未就矿石产量申请鉴定，一审法院认定陈桂湘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无不妥。陈桂湘主张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在陈桂湘无法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陈广土一方的主张并依据其所提供的《装运情况登记表》，结合证人证言及实地勘验情况，经计算确认11号矿硐Ⅰ区在双方合作期间的矿石产量为16998.326吨，并依据双方《协议》约定的标准，扣减已支付的金额，进一步计算出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应向陈桂湘支付的矿石款项为64850.96元（16998.326吨×6元/吨—37139元），事实依据充分，应予维持。陈桂湘主张陈广土、苏书阶、陈献忠应向其支付矿石款项1067138.82元，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陈桂湘虽于二审提交了采矿证五个拐点储量计算，拟证明按照采矿证计算的储量可以出矿1036800吨，但该出矿量仅是陈桂湘单方计算的数量，且是理论上的出矿量，与实际出矿量是否相符，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作为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陈桂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4元，由上诉人陈桂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佳华 审 判 员 孙志坚 审 判 员 王一平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赖世耀 书 记 员 赖俊杰 附本案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