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583行初84号 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涵口富成商务大厦，注册号350582600155974。 经营者黄建良，旅馆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文龙,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820038316517。 法定代表人黄胜鑫，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鸿斌，系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杨廷吉，男，195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 委托代理人林进辉,福建德和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诉被告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晋江市人社局）、第三人杨廷吉工伤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受理后，同年3月15日向被告、第三人发出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的委托代理人黄文龙，被告晋江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苏鸿斌人，第三人杨廷吉及其委托代理人林进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9月21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重新作出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绍英系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清洁工。2017年8月19日上午8时许，张绍英受单位指派到超市购买扫把，途径晋江市鞋都路陈埭镇涵口村协龙集团路段时，不慎被杨学燕驾驶的闽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撞到致当场死亡。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以张绍英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遂作出上述认定工伤决定。 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诉称，经第三人杨廷吉递交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11月17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作出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杨桂英向原告承包卫生项目，杨桂英的雇员张绍英于2017年8月19日受原告指派购买扫把，途中不慎被汽车撞到致张绍英当场死亡，其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从而认定张绍英的死亡为工伤。原告不服，于2017年12月12日向南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3月16日该院作出（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如上工伤认定。第三人杨廷吉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8）闽05行终2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9月21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重新作出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绍英系原告的清洁工，张绍英于2017年8月19日受原告指派购买扫把，途中不慎被撞到导致张绍英当场死亡。其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从而认定张绍英死亡为工伤。原告认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工伤认定是错误的。 一、被告已认定杨桂英承包原告的卫生项目并雇佣张绍英为清洁工的事实，但在《承包金发放明细》真实性未被否定，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又重新作出张绍英系原告清洁工的相反认定，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首先，依据《承包金发放明细》的内容，足以确认杨桂英与原告之间系承包关系。虽原告与杨桂英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但是《承包金发放明细》有明确记载杨桂英领取的是承包款，故双方之间的关系属于承包关系。同时，虽杨廷吉主张承包金明细的“承包”字眼系原告事后添加，但是杨廷吉在工伤认定阶段、南安市人民法院和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都没有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南安市人民法院在一审庭后有组织双方核对《承包金发放明细》原件上的“承包”字眼，杨廷吉也无故拒不到庭。原告认为，杨廷吉从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南安市人民法院已给予杨廷吉再次核对原件的机会，但杨廷吉依旧不予理睬，依法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其次，被告在未否定《承包金发放明细》的真实性，且杨廷吉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承包金发放明细真实性的情况下，被告却认定张绍英系原告的清洁工，于法无据。如上所述，既然杨廷吉主张承包金明细的“承包”字眼系原告事后添加，那么被告理应进一步告知杨廷吉对《承包金发放明细》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告知拒不鉴定的法律后果，若杨廷吉仍拒不进行鉴定，依据证据规则，被告也应认定《承包金发放明细》具有真实性，并据此认定原告与杨桂英存在承包关系，认定张绍英的死亡不属于工伤。 二、如上所述，原告与张绍英不存在劳动关系，即其工伤认定缺乏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张绍英死亡被认定为工伤，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就是说，进行工伤认定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张绍英与原告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张绍英系受杨桂英雇佣，在杨桂英向原告承包的卫生项目中从事清洁工作事项。因此，被告认定张绍英的死亡为工伤，适用法律错误。 三、张绍英外出不是受原告指派，被告认定是受原告指派购买扫把，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张绍英因何外出原告并不知情的，亦没有进行任何指派。至于张绍英家属称系受原告指派去购买扫把，缺乏事实依据。因张绍英家属本身也不知张绍英为何外出，而是经过事后猜测得出，且根据目前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其系受原告指派购买扫把。所以，被告对该事实认定错误。 四、原告对张绍英的死亡也深为惋惜，但经原告的尽力协助及资金支持，张绍英家属也从该交通事故中另案获得53万元的赔偿款，即张绍英家属的经济损失已最大限度地减少。若此时仍无限度、甚至违背法律规定支持张绍英家属提起的主张，继续认定为工伤，那么对于原告来说是不公平的，且也将导致原告经营受到重大损害。 综上，《承包金发放明细》具有真实性，该明细内容足以确认杨桂英与原告之间系承包关系，即原告与张绍英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张绍英的死亡作出工伤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告特依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判决认定张绍英受到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 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提供的证据如下： 1.证据1组，第三人杨廷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欲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 2.证据2组，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更正通知书》，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答辩状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已认定杨桂英承包原告的卫生项目并雇佣张绍英为清洁工的事实，但在《承包金发放明细》真实性未被否定，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又作出张绍英系原告清洁工的相反认定，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3.证据3组，（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2018）闽05行终256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情况。 4.证据4组，《承包费发放明细》复印件1份，欲证明杨桂英领取的是承包费，即原告与杨桂英的法律关系为承包关系，张绍英为杨桂英的雇员。 被告晋江市人社局辩称，2017年9月19日，其受理第三人杨廷吉提出的关于张绍英死亡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2017年12月12日，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向南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3月16日该院作出（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第三人杨廷吉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7月31日该院作出（2018）闽05行终2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2018年8月27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向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重新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如认为张绍英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应提供相关证据，但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有效证明张绍英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在重新对张绍英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核实后，查明：张绍英系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的清洁工。2017年8月19日早上8时许，其受该单位指派到超市购买扫把，途径晋江市鞋都路陈埭镇涵口村协龙集团路段时，不慎被杨学燕驾驶的闽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撞到致其当场死亡。被告认为，张绍英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的范围，遂于2018年7月26日重新作出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被告的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9年4月2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证据1组，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复印件1份，欲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 2.证据2组，泉州市政府文件泉政文〔2014〕176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复印件1份，欲证明被告有依法行使工伤认定的职权。 3.证据3组，杨廷吉《工伤认定申请》复印件1份，欲证明案件来源。 4.证据4组，原告《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复印件1份，欲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合法。 5.证据5组，张绍英、杨廷吉、杨桂英、黄建良《居民身份证》；张绍英、杨廷吉《户口簿》；张绍英、杨贵兰《居住证》；亲属关系《公证书》；被告对杨桂英、黄建良进行调查的《调查笔录》；律师林清兵、林进辉对杨贵兰的《询问笔录》、交警对杨桂英的询问笔录；《工资条》、杨贵兰《旅馆上岗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监控录像和录音光盘复印件各1份；文字说明材料5份。欲证明：1、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与张绍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张绍英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6.证据6组，《鉴定意见通知书》《火化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张绍英发生事故伤害的具体事实。 7.证据7组，即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更正通知书》，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5行终256号《行政判决书》，《举证通知书》，用人单位举证材料复印件各1份，《送达回证》复印件3份，欲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8.证据8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欲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杨廷吉述称：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与杨桂英不存在承包关系，张绍英与原告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的用工特征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晋江市人社局对张绍英与原告之间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组，即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在未否认承包金发放明细的真实性，及第三人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张绍英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却作出与被告以往的意见即原告与杨桂英存在承包关系的相反意见，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被告则认为，该工伤认定决定是正确的。本院认为，证据1组为本案司法审查的对象，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3组，即杨廷吉《工伤认定申请》，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申请表的受伤害经过简述等事项，系申请人的单方陈述、猜测，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认为，该《工伤认定申请表》是杨廷吉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相关材料之一，符合法律要求，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组，即原告《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与张绍英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原告不是工伤认定的适格主体。本院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组，即张绍英、杨廷吉、杨桂英、黄建良《居民身份证》；张绍英、杨廷吉《户口簿》；张绍英、杨贵兰《居住证》；亲属关系《公证书》；被告对杨桂英、黄建良进行调查的《调查笔录》；律师林清兵、林进辉对杨贵兰的《询问笔录》、交警对杨桂英的询问笔录；《工资条》、杨贵兰《旅馆上岗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监控录像和录音光盘复印件各1份；文字说明材料5份。原告对杨廷吉《调查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杨廷吉在笔录中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即张绍英是受雇于杨桂英的，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张绍英也不是原告叫去购买扫把的，被告也认可是承包性质，所以该证据不应予采纳；亲属关系《公证书》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工资条》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判断出处，且无法体现与张绍英有关。同时该证据也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工资与劳动关系不存在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承包关系的条件下也可能存在工资字眼，因为原告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无法准确判断相应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不能因为有工资的字眼就直接推定是劳动关系；对杨桂英《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根据该笔录第二页的内容是可以得出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从2014年9月30日起，原告旅馆的卫生清洁系由杨桂英单独做一段时间，后来杨桂英叫其弟弟一起做，其弟弟只做到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杨桂英再叫其母亲张绍英一起做，2015年7月份杨桂英叫其父母一起做，期间工资是由杨桂英内部自行分配，杨桂英做事只要做完就可以，不需要考勤等，这些事实符合承包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至于笔录的其他内容，并不符合事实，如杨桂英说承包是事后添加的等，这些都是杨桂英个人的主观判断，且杨桂英一方都不同意笔迹鉴定，应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对律师调取的杨贵兰《询问笔录》的三性有异议，认为笔录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如杨贵兰的父母来做事，是杨桂英叫的，因为原告的卫生清洁是由杨桂英承包，至于其家庭成员如何分配做事，与原告无关，都是杨桂英自己安排的。杨贵兰居住证、上岗证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该证据也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该证件的信息与客观事实不符，如有效期是2014年8月--2019年8月，但是杨贵兰在2016年时就没有做事了；对交警所作的杨桂英《询问笔录》来源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于其听说张绍英是去买扫把的事情，不符合客观事实；对监控录像光盘和录音光盘、文字说明材料，原告对监控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监控内容只能体现张绍英找前台拿物品，是否是拿钱还无法确认，假设是拿钱，为什么拿钱及用途也无法定论。除此之外，监控不能说明什么事实，更无法证明情况说明的内容，因为情况说明人杨涛忠对情况说明的整个经过都没有参与，该说明的事实依据和来源是什么，根本无从考证。相反，我们假设张绍英真的是去买扫把，但根据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说明扫把坏了，张绍英随即去前台拿钱，且拿钱时也没有说是受原告指派，整个过程是张绍英自主的去拿钱，原告从不知情，即张绍英自主去拿钱未告知原告，本身已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卫生项目已发包杨桂英，张绍英应向杨桂英拿钱，而不是向原告拿钱）；录音材料没有原始载体，不予质证。对其余证据来源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则认为，在其上一次做出工伤认定时，被告从领取工资的凭证及笔录中双方证人陈述的张绍英工作模式来看，被告认为张绍英与杨桂英的承包关系是可以成立的，但已生效的一审、二审判决书认为证据不足以认定为承包关系，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阶段被告没有新的调查方向，原告也无法就其主张的承包关系进一步举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1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被告认为应当认定张绍英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认为，工资条上面的构成有固定工资6500元，“卫生160”是在加班时间的加班费，“奖金165”是每天营业额超过3000元时给的提成，从以上字眼中能体现出原告与张绍英的劳动关系不是承包关系。在事发前一晚，杨桂英与老板黄建良电话联系，是黄建良让张绍英自己到前台拿钱买扫把的。行政诉讼二审时，原告有向法院提供杨桂英与黄建良的通话记录；监控视频资料可以证实张绍英向前台领取了50元的事实；杨贵兰与姚曼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通话录音可以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原本是要达成调解协议，因为其他两个股东不同意导致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录音还可以证明原告尚欠第三人的工资；2017年9月27日，第三人家属与原告之间协商基本一致，因为原告的反悔没有达成协议，可以证明原告对张绍英因工死亡是没有异议的，不能因为张绍英与杨桂英是母女关系就推定为承包关系；原告提供的工资表既有“承包”又有“工资”，应该以实际情况来认定其关系，张绍英工资也是向原告领取，不是向杨桂英领取的。本院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组，即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更正通知书》，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5行终256号《行政判决书》，《举证通知书》、用人单位举证材料、《送达回证》等。原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本组证据可以证明是杨桂英承包原告的清洁工作，张绍英受雇于杨桂英的事实，被告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却做出和之前相反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二份判决书没有否认原告与张绍英之间的承包关系；对其余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南安市人民法院判决书撤销的理由是被告没有核实原告与杨桂英之间的承包关系。被告在作出新的工伤认定前有向原告邮寄举证通知书，而原告没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杨桂英之间存在承包关系，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期间，第三人也提供证据证明张绍英是受原告指派去购买扫把的，因此被告重新作出的工伤认定是正确的。本院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组，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证明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法律法规的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 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对被告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2、6组不持异议。 第三人杨廷吉对被告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上述各组证据亦不持异议。 对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 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提供的证据，被告晋江市人社局、第三人杨廷吉经质证认为，对证据2组，即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更正通知书》，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答辩状；证据4组，即《承包费发放明细》。被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第三人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认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工伤认定是正确的；《承包费发放明细》在右边的内容，押金共9000元已退还，可以证明原告与张绍英存在劳动关系，与杨桂英不存在承包关系；2015年10月12日以后工资签收人员是杨贵兰，原告主张与杨桂英是承包关系，那工资应该发放给杨桂英而不是杨贵兰，张绍英与第三人文化程度低，所以工资由杨贵兰帮忙签字，因为之前杨贵兰有在原告处上班担任前台，同时杨贵兰帮黄建良管理旅馆，黄建良的淘宝账号也由杨贵兰使用，帮忙购买一些旅馆用品。现实生活中，企业会招收夫妻员工，工资也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发放，司法实践中也确认该情况是劳动关系。原告则认为，本组证据证明被告已认定杨桂英承包原告的卫生项目并雇佣张绍英为清洁工的事实，但在《承包金发放明细》真实性未被否定，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又作出张绍英系原告清洁工的相反认定，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杨桂英领取的是承包费，即原告与杨桂英的法律关系为承包关系，张绍英是杨桂英的雇员。本院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1、3组，即第三人杨廷吉《居民身份证》、（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2018）闽05行终256号《行政判决书》，被告晋江市人社局、第三人杨廷吉经质证后均不持异议，且其证据形式、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一并予以确认。 第三人杨廷吉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张绍英系在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从事清洁工作。2017年8月19日早上8时许，张绍英到超市购买扫把途径晋江市鞋都路陈埭镇涵口村协龙集团路段时，不慎被杨学燕驾驶的闽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撞到致当场死亡。2017年8月21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具晋公（交管）鉴通字（2017）0085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认定：张绍英符合颅脑损伤并失血性休克死亡，其损伤特点符合交通事故损伤特征。2017年9月19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受理第三人杨廷吉提出的关于张绍英死亡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2017年12月12日，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向南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2018年3月16日该院作出（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第三人杨廷吉不服，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7月31日该院作出（2018）闽05行终2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2018年8月27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重新向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如认为张绍英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应提供相关证据，原告有在指定的期限内举证。2018年7月26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以张绍英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工伤认定范围，对张绍英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予以认定为工伤，并重新作出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9年3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判决认定张绍英受到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另查明，第三人杨廷吉与张绍英为夫妻关系，杨桂英、杨贵兰系两人之女。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及泉政文〔2014〕176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作为晋江市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其辖区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因此，被告晋江市人社局认定张绍英系在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从事清洁工作。2017年8月19日早上8时许，张绍英到超市购买扫把途径晋江市鞋都路陈埭镇涵口村协龙集团路段时，不慎被杨学燕驾驶的闽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撞到致当场死亡。有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对第三人杨廷吉、工友杨桂英、原告总经理黄建良进行调查所作的《调查笔录》；律师林清兵、林进辉对杨贵兰所作的《询问笔录》《工资条》；晋江市公安局出具的晋公（交管）鉴通字（2017）0085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监控录像和录音光盘、文字说明等一系列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实张绍英是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的清洁工，2017年8月19日早上8时许，张绍英受原告指派到超市购买扫把途径晋江市鞋都路陈埭镇涵口村协龙集团路段时，不慎被杨学燕驾驶的闽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撞到致当场死亡。对此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提出“张绍英系旅馆清洁工作承包者杨桂英雇佣的工人，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因被告晋江市人社局在其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7］1065号《关于对张绍英的工伤认定决定》，被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583行初22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的法律文书生效后，重新向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该通知书明确告知原告如认为张绍英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应在指定期限内向被告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有效证明张绍英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依法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但缺乏事实依据，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晋江市人社局以张绍英系在上班时间受原告指派外出购买旅馆所需的扫把为由，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认定为工伤的规定，于2018年9月21日重新作出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张绍英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请求撤销被告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18］102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判决认定张绍英受到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晋江市陈埭镇泰安旅馆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文    庆 人民陪审员 黄新法人民陪审员黄晋邓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叶    晓    青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一、《工伤保险条例》 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6-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