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琼97行终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万宅大街76号。法定代表人郑作浚，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钟淑娴，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儋州市农业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郭博宁，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陈造烘，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海南洋浦三晋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洋浦经济开发区五山街居委会侧面。法定代表人杨美艳，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熊冬梅，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与被上诉人儋州市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儋州农委）原审第三人海南洋浦三晋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晋公司）林业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上诉人大唐公司不服儋州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3行初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淑娴，被上诉人儋州农委的委托代理人陈造烘，原审第三人三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熊冬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儋州农委于2014年4月28日作出儋农委函[2014]227号《关于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办理林权证更名申请的复函》（以下简称227号《复函》），主要内容为：“海南光华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公司）于2000年6月1日起承包儋州市南丰镇志文村经济合作社7736亩的土地,种植林业,承包期为50年,种上林木后,原儋州市林业局核发《林权证》给光华公司，光华公司由于管理不善、造林地成活率极低，不符合退耕还林政策规定的成活率标准,林业部门责令光华公司重新造林,确保退耕还林成活率达标。2006年6月，三晋公司与光华公司在退耕还林地上联合造林，签订了《合作联营造林合同》，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并通过原儋州市林业局的检查验收，面积为2887.20亩。2008年10月15日，光华公司向原儋州市林业局申请变更《林权证》，由于原儋州市林业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林权证权利人登记在光华公司的名下，现在三晋公司依据《合作联营造林合同》的约定，要求我委注销原核发给光华公司的《林权证》，并按合同约定确定权属份额。据此，光华公司与三晋公司联营开发退耕还地种植林木的所有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由于大唐公司在其提交的《关于加快我司办理林权证的申请》也提到三晋公司未按合同履行合同约定。鉴于此案已出现纷争，且涉及到合同的效力、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分配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必须经司法部门对此案纠纷作出处理后，我委再依据生效的裁判文书办理相关林权手续。因此，建议大唐公司和三晋公司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纷争后，再向我委申请办理《林权证》。”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大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海南光华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12年11月1日经工商核准变更为“洋浦大唐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同年21日再次经工商核准变更为“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12月和2004年10月,儋州市人民政府向光华公司颁发了儋林证字(2003）第217号、218号、219号、220号《林权证》和儋林证字(2004）第736号《林权证》，登记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均为“志文村”，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权利人均为“海南光华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6年6月2日，光华公司与第三人三晋公司签订《合作联营造林合同》，约定三晋公司提供资金、人力、物力负责营造纸浆林并管护，联营期间土地经营权、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70%归三晋公司，30%归光华公司。2008年10月，根据光华公司申请，经儋州市林业局（儋州农委前身)批准，上述《林权证》登记的林木树种由印楝变更为桉树，其他登记事项不变。2013年8月至9月，大唐公司以光华公司因工作发展需要，名称变更为大唐公司为由，向儋州市林业局申请办理上述《林权证》变更登记。2013年11月，儋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以下简称儋州法制办）就儋州农委《关于要求变更林权证的请示》作出审核意见。2013年11月至12月，三晋公司以其与光华公司2006年6月签订有《合作联营造林合同》，其享有涉案林权70%权益等为由，向儋州农委申请注销光华公司的林权证，并办理双方共有林权证。2014年1月，儋州农委就大唐公司申请办理林权证变更登记涉及第三者权益问题向儋州法制办致函。2014年2月，儋州法制办重新作出审核意见。2014年4月，大唐公司向儋州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加快为我司办理林权证更名的申请》，儋州市人民政府批转儋州农委办理。同月28日，儋州农委向大唐公司作出227号《复函》，答复称，鉴于光华公司与三晋公司出现林权权属纷争，必须经司法部门处理后，再依据生效裁判文书办理相关林权手续，故建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相关纷争后，再向其申请办理登记。原告大唐公司对该《复函》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儋州农委2014年4月28日作出的227号《复函》；2.判令儋州农委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另查明，大唐公司2015年8月25日以儋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儋州市人民政府限期履行变更登记的法定职责,即对涉案的《林权证》中光华公司更名为大唐公司。本院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海南二中行初字第197号行政判决，认为大唐公司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办理涉案《林权证》变更登记后,儋州市人民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儋州农委)已作出227号《复函》，对大唐公司提出的申请进行了正式的答复,且该《复函》已送达给大唐公司,儋州市人民政府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判决驳回了大唐公司的诉讼请求。大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2016年6月24日作出(2016）琼行终249号行政判决，认为儋州农委的行为即为代表儋州市人民政府的行为,大唐公司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办理涉案《林权证》变更登记，儋州市人民政府对其申请已进行审查并作出答复，不存在儋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一、光华公司虽然曾在2008年申请对上述《林权证》登记的林木树种进行变更登记,并获得批准,但在此之前光华公司与第三人三晋公司于2006年6月2日就签订了《合作联营造林合同》，约定土地经营权、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70%归三晋公司，30%归光华公司，并且在大唐公司2013年向儋州市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权证》变更登记,名称由光华公司变更为大唐公司时,三晋公司向儋州农委提出异议，要求注销光华公司的《林权证》，并办理双方共有林权证，上述事实海南二中院(2015)海南二中行初字第197号行政判决和海南高院(2016）琼行终249号行政判决予以确认，这说明大唐公司与三晋公司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联营造林合同》过程中已发生争议,对该争议的解决涉及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各方实际投入多少、各方占有的林木份额多少等问题，这属于民事诉讼管辖范围，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儋州农委无权处理，儋州农委在其作出的227号《复函》，建议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关纷争后，再向其申请办理登记，符合职权法定原则。二、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权属有争议的依法不能办理登记，因此，在该争议尚未解决之前,儋州农委对大唐公司申请办理《林权证》变更登记,经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登记条件，不予登记，并以复函的形式答复大唐公司,符合《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程序合法。原告大唐公司请求撤销227号《复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综上，儋州农委作出的227号《复函》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大唐公司请求予以撤销，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大唐公司负担。上诉人大唐公司诉称，一、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纠纷根本不属于权属纠纷，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在履行《合作联营造林合同》过程中产生了争议，对该争议中合同的效力、合同是否已经实际履行等问题现均未查清，所以直接认定为存在权属争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合同相关问题属于债法的调整范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属于物权法的调整范围。上诉人已经合法同儋州市南丰镇新村村委会志文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且经过被上诉人审核颁发了林权证，上诉人无论从林权取得的权源角度还是从相关部门认可的角度来看，都是林权的唯一权利人，这是无争议的。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属于债法调整的范围，属于债的纠纷，不是权属纠纷。二、被上诉人儋州农委以存在权属争议为由作出的复函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依照《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作出的复函合法。但是依照《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如果不予对上诉人的申请进行登记，还需要对原审第三人提出的异议进行调查核实，但是事实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就支持第三人的异议申请。该林权现在仍然由上诉人进行管理，第三人根本没有参加。另外，在第三人提出异议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没有通过任何司法途径主张权益。三、被上诉人作出的复函，违反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认为对于登记提出异议的处理，应当根据物权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而非《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的复函没有明确异议登记的时间，异议登记人也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起诉，异议登记早已失效，被上诉人作出的复函已经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法院（2016）琼9003行初28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儋州农委2016年4月28日作出的227号《复函》。被上诉人儋州农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转让交易方式是物权变更的形式，且上诉人承认第三人没有按约定履行义务，我方依该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不给上诉人登记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三晋公司述称，原审程序合法，审判结果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至本院，并经二审庭审中进行了质证，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职权法定原则是行政机关行使其法定职权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拥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首要前提，该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要做到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有法律明确授予的行政职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能作出行政管理行为，超出法律授权范围，行政机关亦不享有对有关事务的管理权，否则属于行政违法。本案中，被上诉人儋州农委依法负有林权登记的法定职责，但其不具有对林木权属争议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上诉人大唐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三晋公司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联营造林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林木所有权是否属于双方共同所有，不属于被上诉人儋州农委行使行政职权的范围，被上诉人无权就此问题作出处理，其作出的227号《复函》中亦说明涉及林权证的合同纠纷应经司法机关处理后，方能申请办理林权登记，但被上诉人儋州农委却在227号《复函》中另行载明：“光华公司与三晋公司联营开发退耕还地种植林木的所有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该项认定明显属于被上诉人儋州农委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依法应予撤销。该《复函》被撤销后，被上诉人儋州农委依法亦应继续履行对上诉人大唐公司申请更名林权证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遗漏审查上述事实，导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琼9003行初28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儋州市农业委员会于2014年4月28日作出的儋农委函[2014]227号《关于洋浦大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办理林权证更名申请的复函》；三、责令被上诉人儋州市农业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重新对上诉人大唐公司关于更名林权证的申请作出处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儋州市农业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成信审判员  李雪刚审判员  曹荣刚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管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