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18民终1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生,男,生于1974年11月27日，汉族,住四川省汉源县。委托代理人刘漫露，四川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淑秀,女,生于1965年7月28日，汉族，住四川省汉源县。委托代理人李定强，男，生于1966年2月28日，住四川省汉源县，康淑秀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治淑，女，生于1973年9月3日，汉族，住四川省汉源县。委托代理人杨国明，男，生于1976年1月20日，汉族，住四川省汉源县，邱治淑丈夫。上诉人李春生与被上诉人康淑秀、邱治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2016)川1823民初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1月20日，康淑秀、邱治淑为周转其资金找到李春生拟借款600000.00元，李春生同意借款后出借了600000.00元给康淑秀、邱治淑。康淑秀、邱治淑亦于2013年11月20日向李春生出具了借条，该借条内容载明“今李春生借给康淑秀、邱治淑人民币6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20日到2014年5月20日，共六个月，上述全部借款金额应在2014年5月20日一次性偿还，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300000.00元”。尔后，康淑秀主张该借款已于2014年6月17日通过其财务人员黄敏以银行转款的方式全部归还给了李春生，并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持有的黄敏以银行转款的方式于2014年6月17日转款800000.00元给李春生的银行转款凭证，主张银行转款的800000.00元中即包含了康淑秀、邱治淑应归还的借款。李春生自认其在2014年6月17日是收到户名黄敏的银行转款800000.00元，同时表示该800000.00元中并不含有康淑秀、邱治淑所归还的借款，而是与康淑秀、邱治淑有合伙关系的徐连福（音）归还的其另外的借款，但李春生未就黄敏银行转款的800000.00元是徐连福（音）偿还的其另外的借款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另查明，李春生还自认除了诉争的600000.00元借款外，其与康淑秀、邱治淑之间没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李春生对康淑秀、邱治淑享有的600000.00元债权，康淑秀、邱治淑是否已归还的认定是处理本案的关键，而应如何认定，就需要首先确定对相关事实是应由李春生承担举证责任还是应由康淑秀、邱治淑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事宜。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李春生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康淑秀、邱治淑抗辩已经偿还借款，康淑秀、邱治淑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康淑秀、邱治淑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李春生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春生仅依据康淑秀、邱治淑出具的借条提起诉讼，康淑秀抗辩已经偿还了借款，并提供了其持有的银行转款单，虽转款单上的转出户名并非康淑秀或邱治淑，但李春生自认是收到了银行转款的800000.00元。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康淑秀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了其主张后，李春生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依法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李春生虽主张其收到的800000.00元是与康淑秀、邱治淑有合伙关系的徐连福（音）偿还其另外的借款，其中并不含有康淑秀、邱治淑归还的借款，但李春生未就收到的银行转款800000.00元是徐连福（音）偿还其另外的借款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即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仍旧成立，故依法应由李春生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春生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800.00元，减半收取6400.00元，由李春生承担。宣判后，上诉人李春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并请求：一、判令依法撤销（2016）川1823民初694号民事判决，改判由康淑秀、邱治淑立即偿还李春生错款本金600000.00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李春生支付从2014年5月21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并支付违约金300000.00元；二、由康淑秀、邱治淑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无视庭审查明的情况，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推断康淑秀、邱治淑已经向上诉人履行了还款义务，无故增加李春生的举证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其一、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康淑秀、邱治淑认可李春生向其提供了600000.00元，康淑秀、邱治淑向李春生出具了借条；其二、康淑秀、邱治淑以一张2014年6月17日黄敏向李春生转款800000.00元的凭证辩称其已向李春生清偿借款，但黄敏还款的时间、金额、还款人与本案的借款关系不符；其三、事实上黄敏的该笔转款是徐连福偿还李春生的借款，借款清偿后双方已经当场撕毁了借条；其四、在举证责任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李春生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前提是康淑秀、邱治淑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康淑秀、邱治淑共同辩称：李春生陈述的事实不属实，康淑秀、邱治淑是偿还了涉案借款，是公司出纳黄敏还的；实际上康淑秀、邱治淑没有收到过李春生的600000.00元借款。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李春生向本院提交了证据一份，即2013年7月23日李春生从农业银行汉源支行转入黄敏账上400000.00元的银行取款凭证复印件，拟证明徐连福向李春生借款的事实存在。经质证，康淑秀、邱治淑认为不能达到李春生的证明目的。对上诉人李春生二审提交的农行取款凭证，因无法证明与本案借款纠纷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中查明，康淑秀与李定强、邱治淑与杨国明系夫妻关系，李定强、杨国明、黄敏等七人合资共同前往西藏某地开矿山，李定强、杨国明俩人需要资金开矿，电话联系家中妻子向李春生借款。2013年11月20日康淑秀、邱治淑俩人向李春生出具“借条”借款600000.00元，黄敏在七人中担任出纳会计工作，黄敏与李春生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如下：李春生与康淑秀、邱治淑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上诉人李春生向法院主张权利，请求被上诉人康淑秀、邱治淑归还600000.00元的借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上诉人李春生作为案款出借人,对本案基础事实承担下列两方面的举证证明责任:一是与康淑秀、邱治淑间的借款意思合意；二是已实际向康淑秀、邱治淑交付了出借款项600000.00元。为此，上诉人李春生向法院提交了与康淑秀、邱治淑于2013年11月20日出具的“借条”作为原始凭证，证明双方之间有借款的意思合意，同时，提出600000.00元是用现金支付的方式，交付给了康淑秀、邱治淑俩人，并以原始“借条”上附加的条款第一项内容，载明“本借条同时作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以此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李春生以此借据附加条款约定的内容不能证明本案涉案款项已实际交付给借款人的案件事实。康淑秀、邱治淑在二审答辩意见中提出：一是没有收到李春生的600000.00元；二是借李春生的款已由公司出纳黄敏归还。显然康淑秀、邱治淑俩人辩称“没有收到李春生交付借款”的意见，是针对李春生提出600000.00元已实际交付俩人而言；而康淑秀、邱治淑另一辩称“款已由黄敏归还”的意见中的“款”，因不能证明与本案主张的借款具有关联性，故不能达到李春生已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明目的，故李春生上诉称已实际交付借款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至此，由于李春生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李春生提出已现金支付了本案涉案款项，而康淑秀、邱治淑否定收到本案的案款，依据民间借贷关系的交易习惯，本案适用现金交付不符合客观实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因出借款项未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李春生与康淑秀、邱治淑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审法院的判决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维持。上诉人李春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00元，减半收取6400.00元，由上诉人李春生承担，原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剑审判员  刘琼审判员  文茜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樊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