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05民初4553号原告:于学振,男,197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曹忠东,男,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昕朕(系被告曹忠东之姐),女,天津市恒源毛纺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第三人:天津市银建的士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宁乐西里16号。法定代表人:刘春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光,该公司经理。第三人:穆琪,男,1987年10月15日出生,回族,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告于学振与被告曹忠东及第三人天津市银建的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建的士公司)、穆琪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学振,被告曹忠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昕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与穆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学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申请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租车合同无效,要求被告退还押金304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我与被告通过网络相识,经双方当面协商后于2014年5月1日订立《租车合同》,我与第三人穆琪作为乙方共同租赁被告挂靠在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名下的牌照号为津E×××××威志牌出租汽车用于客运运营,合同约定租期为: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每月租金为4200元。我与第三人穆琪于签订合同当日各给付被告35000元,共计70000元作为租车押金。我在运营该车过程中经常遇到有关部门检查,方知客运出租汽车司机除具备驾驶资格外还需办理客运出租从业资格,否则不能经营客运出租,如经营视为违法。基于上述事实,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多次向被告提出要求其为我办理客运出租从业资格,被告虽口头承诺为我办理,但迟迟没有给我办妥客运出租从业资格。根据天津市有关客运出租管理法规的规定,经营客运出租需办理客运出租从业资格,被告作为客运出租汽车的运营者,在明知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与我订立《租车合同》,当我向被告提出要求办理客运出租从业资格证时,被告又拒绝办理。因原、被告所订立的《租车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我没有客运出租从业资格,不能正常经营出租客运,《租车合同》应系无效合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请贵院依法裁判。被告曹忠东辩称,该车是由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资购买,后以我的名义与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办理的挂靠手续。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首先,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有不符之处。2014年4月上旬,原告因之前与第三人穆琪共同租赁的出租车快到期,通过网络我们互相取得联系,后经过我的委托代理人曹昕朕与原告当面反复协商,并无隐瞒任何情况的告知原告所有真实可靠的相关租车事宜,原告也承诺自己有多年从事出租车行业经验,经其慎重考虑的情况下,双方于2014年5月1日在自愿、平等、公平的条件下签订了《租车合同》,车牌号为:津E×××××。上述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租金为每月4200元(每人2100元)。当天我也将完好车辆交付原告使用。租赁初期,出租车行业市场环境极好,收入相当可观,之后由于滴滴快车,优步等网约车平台的出现,导致原告收入相比初期略有下降。在此期间,原告以没有原来挣钱多等各种理由,无理要求我的代理人借钱给他,或者是先退他一部分押金,由于我的代理人也有还贷款的压力,当时并未满足原告的意愿。后原告以孩子小升初择校没钱为由,从2016年5月至今未再支付我租车费。原告擅自违反《租车合同》,并以不归还我出租车作为要挟,要求我全部返还其押金后再归还车辆,同时还将我告上法庭。其次,双方订立合同没有欺诈胁迫,不损害公共利益,没有重大误解,不存在任何虚假情形、不违反法律法规,原告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现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原告的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双方所签《租车合同》应属有效合同。原告为一己之私利将我告上法庭,请法庭依法处理。再有,原告陈述已将出租车交还给第三人穆琪,其无权将所租车辆交给第三人穆琪,既然原告将车交给了第三人穆琪,那么其就应向第三人穆琪主张权利,原告的损失与我无关。我不是不愿与原告解除合同,我们曾多次沟通,但是原告既不给我租车费也不给我车。现原告起诉我还影响了我的生活,第三人穆琪在8月份找到下家想和他人搭伙,因原告拿着相关车辆证件致使我们无法办理相关租车手续,为此,我还支付了200元违约金。现原告要求认定租车合同无效,返还其支付的定金,但是其所租车辆和相关证件没有返还我,原告应该把车辆和证件完好无损交还给我,将2016年5月至今租车费用交给我,并对车辆进行维护后再说返还事宜。原告在租车期间违章、事故等我都有证据保留。现我同意解除合同,不认可合同无效,但我确实没有钱,因原告起诉我,致使我的代理人无法接月嫂的工作,现靠借钱生活。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穆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本案涉诉车辆的牌照号为津E×××××,虽然车辆行驶证载明所有人为天津市银建的士有限公司,但该车是以被告曹忠东名义挂靠在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用于出租车运营,该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载明:运营人员为曹忠东和杨芃。2014年4月29日,原告及第三人穆琪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昕朕签订了《租车合同》,约定曹忠东将牌照号为津E×××××出租车租与原告及第三人穆琪用于运营使用,租赁期间为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每月租金4200元,须于每月28日前付清,原告和第三人穆琪应向被告交付租赁保证金7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和第三人穆琪每人各向被告曹忠东支付租车保证金35000元,被告将津E×××××出租车及计价器、顶灯、气罐及加气卡、车辆行驶证、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交付原告及第三人穆琪。此后至2016年4月,原告未拖欠被告租金,但自2016年5月开始至今未向被告支付租金。后原告因所租车辆手续不符合规定,不能正常运营,要求被告予以办理相关运营手续,双方几经协商未果,为此,原告以诉称为由来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陈述自2016年5月起,被告将每月租金降至3000元,其每月应向被告交付租车费1400元,并于2016年8月9日将涉诉车辆交付给第三人穆琪,但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及客运出租汽车监督卡仍由其保管。被告则以辩称为由进行抗辩,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认可2016年5月给原告降低租金及原告将车辆交付第三人穆琪的事实。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及穆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但第三人穆琪在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对原、被告及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曾认可其与原、被告就涉诉车辆签订了《租车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与原告各向被告支付35000元租车保证金,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将所租车辆及附随物品交付给其与原告使用,原告每月交纳租金2000元,其本人每月向被告交纳租金2200元,被告自2016年6月起将每月租金降至3000元,其每月交纳1600元。被告认可第三人穆琪陈述的双方对所租车辆原告用于夜间,第三人穆琪用于白天,原告每月交租2000元,第三人穆琪每月交租2200元,但在嗣后的庭审中又否认原告在2016年5月之前每月交纳2000元租金。对于原告和第三人陈述的降低车辆租金问题,被告只认可给第三人穆琪降低租金,不认可给原告降低租金。2016年10月8日,本院对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光进行询问时其陈述,虽然本案涉诉车辆行驶证载明所有人为银建的士公司,但该车辆只是挂靠在公司名下,实际是个人出资购买,公司只负责代收税费、提供服务等,对被告将涉诉车辆出租给原告及第三人穆琪的情况并不知晓,但根据《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客运出租车只能由客运资格证载明的运营人员进行运营,不能对外出租。对于本案服从法院判决。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关书证,被告曹忠东提交的录音光盘及本院对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和穆琪所作的询问笔录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定,禁止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或者无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从事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禁止涂改、伪造、租借、买卖客运出租汽车运营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本案中,虽然被告将涉诉出租车租赁给该出租汽车驾驶员运营资格证载明的运营人员以外的原告和第三人穆琪并签订了《租车合同》,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条例的规定。现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租车合同》无效,却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但被告当庭表示同意与原告解除上述合同,由于原、被告均表示不再继续履行上述合同,故本院对原、被告签订的上述合同予以解除。原告表示签订合同时并不知晓出租车运营需要相关的运营资质,被告亦表示对外出租车辆是该行业的惯例,对于出租车对外出租违反相关规定并不知晓。但本院认为,出租车是一种特殊运营车辆,该车辆运营需要符合相关规定,并应取得相应资质方能从事该种车辆运营,应是众所周知的情况,故对于原、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述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履行向被告返还车辆及附随物品和证照的义务,被告应履行返还原告已支付保证金的义务,原告亦应将其拖欠被告的租车费用支付被告。对于原告每月支付被告租车费用的标准,虽然被告在开庭审理中对原告主张的2016年5月之前每月向其支付2000元租金不予认可,但是因被告在之前本院的询问笔录中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曾是认可的,且第三人穆琪也认可原告在2016年5月之前每月向被告支付2000元,故原告支付被告车辆租赁费的标准应比照之前原告每月2000元数额为宜。原告主张被告自2016年5月后曾为其与第三人穆琪降低每月租金,自2016年5月起每月应向被告交纳1400元租车费,原告就此主张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已将租赁车辆于2016年8月9日交付给第三人穆琪,原告就此主张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对原告该主张亦不予认可,认为车辆是其出租给原告的,原告理应将车辆交付被告,并与其办理车辆交接手续,第三人穆琪未到庭参加诉讼,对此亦并无表态,而附随于涉诉出租车的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及客运出租汽车监督卡至今仍由原告掌控,未向被告交付,故不能认定原告已将车辆交付被告。综上,原告应将涉诉出租车及附随物品和证照一并返还被告,并向被告支付2016年5月至本判决确定原告返还被告车辆之日止的租车费。被告亦应将原告交付的租车保证金35000元返还原告。鉴于第三人穆琪现在仍在使用涉诉车辆,故穆琪应协助原告履行返还车辆及附属物品和车辆相关证照的义务。庭审中,被告虽陈述原告在租车期间有违章罚款等行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亦未就此提出反诉主张,故本院不予置议,被告可待有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穆琪就涉诉车辆之间的纠纷,因被告和第三人穆琪均在本案中不主张任何权利义务,故本院不予置议,双方可另行解决。第三人银建的士公司、穆琪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且在法定期限内亦未向本院提交对本案的意见和证据,故本院视为其放弃陈述、质证及抗辩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与被告曹忠东于2016年4月29日就津E×××××出租车签订的《租车合同》;二、本判决生效后,原告于学振将津E×××××出租车返还被告曹忠东,并将附随该车辆的计价器、顶灯、气罐及加气卡、车辆行驶证、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及客运出租汽车监督卡一并返还被告曹忠东,第三人穆琪协助原告履行上述义务;三、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被告曹忠东返还原告于学振保证金35000元;四、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原告于学振按照每月2000元标准向被告曹忠东支付2016年5月至本判决确定返还车辆之日止的车辆租赁费;五、驳回原告于学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元,减半收取337.50元,由原告负担168.75元,被告负担168.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訾文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江学建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