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322民初2100号 原告：黄旭，男，1993年12月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昌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财，男，1969年6月21日，汉族，农民，住昌黎县，系原告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芹，女，1971年5月24日，汉族，农民，住昌黎县，系原告母亲。 被告：崔瑛，女，1973年7月30日生，汉族，农民，住昌黎县。 被告：崔忠刚，男，1987年7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井泉，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旭与被告崔瑛、崔忠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8月7日、2019年9月18日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财、张艳芹、被告崔瑛、被告崔忠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井泉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芹、被告崔瑛、被告崔忠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井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退还原告出国费用42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份，第一被告在村里以广播、张贴广告形式招去日本务工人员，当时宣传说月工资二十至二十五万日元，为此，原告报名准备出国，两被告先后收取了42000元的费用，其中37000元由第一被告出具了收条，2000元面试费由第二被告收取并且出具了收据，3000元培训费没有票据。第一被告承诺如果走不成该款退回，后来被告又告诉我，务工工资没有那么多，走不成了。就退款问题，我多次找第一被告，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2019年4月，龙家店派出所去大连招收公司调查，证实22000元款项已经退给了第二被告（中间人）。被告在没有任何招工手续和资质的情况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私自招工且因被告原因未能达成出国务工目的，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退还出国费用42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崔瑛辩称，首先，合同纠纷一案不与我产生任何关系，是黄旭与办理出国劳务公司产生的纠纷，所以崔瑛申请追加给黄旭办理出国的公司为适格被告。其次，黄旭是听闻刘辉要求日本，他父亲打电话让我给黄旭也介绍一下去日本打工，当时他父亲来我家了解情况，我把办理出国日本的公司的崔忠刚、邹喜荣的联系方式告诉黄旭父亲，并让黄旭父亲同公司取得了联系。第三，月工资二十至二十五万是公司宣传的，我只是在中间穿了个话，因为当时黄旭父亲说和大连人说话交流困难，让我转达一下，恰好大连公司的崔忠刚与邹喜荣也觉得黄旭父亲说话难懂，也让我有什么事就传个话，月工资二十至二十五万是公司的宣传，我转达的是公司的意思，不是崔瑛的虚假宣传，邹喜荣在培训期间也一直在说工资能达到这么多。第三，黄旭报名面试通过后，公司要求交费，培训语言三个月，当时他父亲打电话要求我帮他们转交一下钱，但又不放心这三万七千元，所有要求我给他们出具收据，拿走别人的钱开个收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现在，黄旭培训到1个多月时就说不去了，嫌工资太低经过黄旭与公司的协商扣除一部分钱，退还了黄旭一部分钱，这个动作说明，钱崔瑛已经代为转到公司了，否则公司拿什么扣黄旭的钱，又拿什么返还给黄旭钱？这钱不会是凭空掉下来的。第五，黄旭拿出崔瑛开具的收据，来法院控告崔瑛收取三万七千元，在半路黄旭退出的情况下，要求崔瑛退款是不合理的要求，崔瑛只是负责介绍了个可以办理去日本打工的公司，并没有资格和义务来退还黄旭这笔钱，当黄旭入公司培训，公司开具收据时，崔瑛开具的收据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如果公司没有收到钱怎么会谈到最后扣扣和退款呢，所有找崔瑛要这笔钱纯粹是讹诈，崔瑛要求追求其法律责任，并承担所有诉讼费用。第六，说崔瑛违背诚信，同样是黄旭父亲的污蔑之词，黄旭与大连公司产生关系，和介绍人崔瑛没有任何关系，黄旭自己去公司面试、考试、学习、培训是黄旭认可公司才去公司，黄旭到公司以后的事情和崔瑛一点关系都没有。综上所诉，黄旭要求崔瑛退回其出国所交费用是无理要求，而黄旭应该去和公司商量是否能退回这笔钱，请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崔忠刚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无论是按旧法的规定，还是按照新法的规定，均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崔忠刚在本案中履行的职务行为，其所产生的全部责任均应由其当时所在的公司承担。三、崔忠刚个人并未收取原告任何款项，也并未收取公司给任何客户的退款。原告所主张各种名目的款项均是与公司之间发生的来往，与被告个人没有直接关系。四、通过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可以，原告的各种款项最终都是由公司收取的，原告已经参加了面试和培训，后来个人原因出国没有走成，原告在与公司协商后，公司扣除了相关费用，给原告进行了退款，退还款项也是由公司完成的。因此原告整个交款和退款过程，与被告个人无关。五、原告在诉状中陈述，龙家店派出所去大连公司调查证实22000元款项已经退给了第二被告。所谓的大连公司工商登记已经注销，没有任何个人可以代表已注销的公司来出具任何证据。这只是所谓的公司的单方陈述，单方证实。作为民事证据的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根据证据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公司声称将退款22000元退给了崔忠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公司中，被告崔忠刚作为一名普通员工，所从事的都是事务性、程序性的工作，无收取或退还任何费用的权限。公安机关在未正式立案的情况下，对当事人所做的一次性询问，不能保证所得到的询问笔录都是真实可靠的，即使是正式立案的刑事案件也要多次询问后，相关的事实才能得到确认。被询问人基于公安机关公权力的威慑力，很有可能基于逃避推脱责任的心理，歪曲事实，将本来是自己的责任推脱给他人。由于此前崔忠刚因客户返款一事曾与公司之间，特别是和原法定代表人邹喜荣之间矛盾很深（这一事实原告黄旭最清楚），因此称公司称将款退给了崔忠刚，明显是在故意栽赃嫁祸，恶意报复诬陷崔忠刚。因此，在本案的退款问题与公司其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在崔忠刚与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喜荣之间很深矛盾积怨的情况下，公司与原、被告均有利害关系，其所作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本案属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法律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不应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因此，本案中派出所的超越权限的调查行为是不合法的，不应予以采信。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一份。 二、收费收据2张。 三、崔瑛出具的证明1份。 四、崔瑛招工广告1份。 五、（崔忠刚）悔过书1份。 经被告崔瑛质证，对原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公司的意思，我传达的公司意思，面试的时候已经跟一个说了，不存在撒谎，现在跟我交涉不着了，钱交给公司了，应由公司退款，跟我要钱要不着；对证据二、三、四，真实性无异议。 经被告崔忠刚质证，对原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三，与崔忠刚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 本院依据原告黄旭、被告崔瑛的申请，调取了昌黎县公安局龙家店镇派出所的黄旭、黄国财、崔瑛、范伟、邹喜荣的笔录和相关材料。 本院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依据证据规定，认定如下：原告的证据一、二、三、四，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纳；原告的证据五，系复印件，缺乏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原告黄旭预出国务工，得知被告崔瑛正在办理出国劳务事宜，2015年6月12日，被告崔瑛收取原告黄旭费用37000元，为原告黄旭办理出国务工事宜。被告崔瑛收取费用后，联系了辽宁省瓦房店市得利寺镇崔屯上崔屯的崔忠刚，通过给被告崔忠刚转账向办理出国务工的公司为黄旭交纳了费用，并由崔忠刚负责为原告黄旭办理出国前的学习、培训、面试等事项。原告黄旭在与崔忠刚取得联系后，到辽宁省大连市参加培训，并向崔忠刚交了2000元费用，由被告崔忠刚出具了收据。原告黄旭参加培训一个月后，得知去日本工作，工资达不到预期的每月二十至二十五万日元，自己决定不去了，并协商退费事宜。经协商后，2015年9月18日办理出国劳务的公司人员邹喜荣退回原告黄旭费用22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各自的民事行为应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原告黄旭经被告崔瑛、崔忠刚介绍联系，与办理出国劳务的公司达成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意思表示真实，自愿达成，合法有效。原告黄旭经被告崔瑛交37000元费用，被告崔瑛已将原告黄旭办理出国务工的费用交到公司，且经原告黄旭本人与公司人员邹喜荣达成一致退款意见即退黄旭22000元，并已经办理了退款。原告黄旭向崔忠刚交纳2000元，因收据上已显著记载因个人原因不去此款不退，原告黄旭自行决定不再出国务工，故该2000元费用已没有退回的法律依据。原告黄旭自称另向被告崔忠刚交了3000元，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黄旭办理出国务工所交纳的费用（37000元+2000元），因原告黄旭个人认为工资不高，自行决定不再出国务工，且与公司就退款达成一致意见即退回黄旭22000元，被告崔瑛已经履行其相关义务，不承担退款责任。无充足证据证实被告崔忠刚拿走该笔退款，因此也不承担退款责任。原告主张被告崔瑛、崔忠刚返还出国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崔瑛、崔忠刚的抗辩主张，综合全案证据及当庭陈述，符合常理，本院予以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425元，由原告黄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肖 民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郝兴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