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3848号原告：丁峥元，男，196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周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惠祁，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铭，男。原告丁峥元与被告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峥元，被告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惠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峥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8月1日至同月31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差额人民币(币种下同)2,051.80元及25%补偿金512.95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岗位工资低于上海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差额10,080元及25%补偿金2,52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从2017年4月应集团安排调至被告公司，按其于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的入职时间2014年10月起算至2018年8月，其连续工龄应为4年。原告2018年度月平均工资为4,768元、每月工资中固定组成合计为4,461元、被告公示的2018年度加油工岗位工资3,999元/月。原告认为被告应以前述4,461元为基数，按100%的标准支付其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扣除其实发工资2,409.20元，被告应支付其2018年8月病假工资差额2,051.80元，并承担25%的补偿金。原告的综合收入确实不低于上海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但被告于仲裁时先后表示其按2,000元/月、2,171元/月为基数折价60%后支付病假工资，即从被告的意见可见原告的工资低于本市同期最低工资，故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其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岗位工资低于本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及25%的补偿金。为此，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于2017年4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其在被告处工作不足两年。原告于2018年8月病假。按照规定，病假工资是前一年平均工资的六折。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原告平均每月工资为5,544.30元，打六折的病假工资是3,326.58元，扣去四金938.40元后为2,388.18元，此金额低于最低工资。被告支付原告工资2,420元，扣去工会会费、帮困基金、年金共10.8元，故被告实际支付原告工资2,409.20元。此款亦不低于本市同期最低工资80%的底线要求，故被告支付原告病假工资符合法律规定。同期最低工资标准按国家规定为最低收入而不仅是岗位工资，被告认为岗位工资是工资单的组成部分，原告每月工资从未低于最低标准。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仲裁裁决书、银行交易明细、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工资条等证据。被告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劳动合同、病假单、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安置协议暨原劳动合同解除的书面证明(订立新合同)、承诺书、工资单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表示，其曾先就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申请仲裁，在尚未立案调解过程中，被告承诺调整其工作岗位，故其书写承诺书，但之后的一个月内被告未兑现承诺，故其继而提出仲裁申请。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3日，甲方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乙方即原告及丙方(新单位)即被告三方签署《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安置协议暨原劳动合同解除的书面证明(订立新合同)》。其中内载：“……根据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的《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员工安置方案》文件内容，甲方在集团系统下属企业内已为乙方提供两次工作岗位，现因乙方愿意选择丙方提供的加油工工作岗位予以安置，故甲乙丙三方达成本安置协议，内容如下：一、乙方于2014年11月12日起进入甲方安保岗位工作，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至2017年10月31日，乙方自愿提出与甲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双方所签劳动合同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正式解除，双方一致确认劳动合同终止即乙方离职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乙方同意适用《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员工安置方案》文件第五条：员工本人与奥宾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与集团下属企业订立新劳动合同方案，由集团系统下属企业(丙方)提供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加油工工作岗位的新用人单位与乙方依法订立新劳动合同。二、根据《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员工安置方案》文件第五条第(三)款：员工本人与奥宾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与集团下属企业订立新劳动合同方案的政策规定，乙方具体获得的货币总金额(人民币)如下：1、法定经济补偿9,723.41元；2、服务贡献奖5,000元；3、快速处置奖励费用11,668.09元；4、过渡处置期内乙方三个月薪资11,668.09元。(以上合计38,059.59元……)三、……甲乙丙三方确认乙方在甲方工作年限已在本次安置过程中得到全部处理并获得相应补偿……”。原告已经领取前述全部款项。2017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自当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加油工。2018年7月31日至同年8月31日期间，原告病假。另查明，被告于每月发放上月全月工资。原告每月工资由岗位工资2,000元、效益工资1,650元(2017年12月起增至1,990元)、工龄工资147元(2017年5月起增至154元、2017年12月增至161元、2018年12月增至168元)、夜餐津贴、技术津贴10元、平/节加班金额、高温费、津补贴315元(2018年12月增至420元)及安全服务奖(2018年12月起750元)等组成，每月扣除会费2.80元、帮困基金5元、养老保险、公积金、年金3元、医疗基金、失业基金等。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8月工资2,409.20元。再查明，2019年3月2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书内载：“本人丁峥元对公司发放病假工资无异议，已撤销2019年3月19日闵行区劳动仲裁的诉讼要求。经劳动仲裁调介(解)，由公司工会进行邦(帮)困补助，今后不再对公司病假工资计算方式提出疑义与诉讼。”原告取得工会帮困补助500元。2019年4月22日，原告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6月4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2533号裁决书，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付。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2018年8月的病假工资。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原告于2019年3月26日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中明确“本人丁峥元对公司发放病假工资无异议……今后不再对公司病假工资计算方式提出疑义与诉讼”。现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承诺书，上述承诺合法有效。综上，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守信的原则，原告应当清楚知晓《承诺书》约定的义务，对其自身的权利也已作出自愿处分，理应承担相应之责。被告工会亦已经进行帮困补助。因此，原告就2018年8月病假工资差额再行提起仲裁及诉讼，显有违诚信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5%补偿金，无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岗位工资低于上海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差额及25%补偿金之请求，本院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根据被告实际支付原告工资情况，被告每月支付原告的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原告以其中一项即岗位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主张被告补其差额，缺乏依据，故原告此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丁峥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丁峥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洪磊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刘中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