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06民初9954号 原告：刘红，女，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阑，上海协力（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长浩路**。 法定代表人：黄俊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定宏，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红与被告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阑，大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定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诉讼请求 刘红的诉讼请求：1.判决大邦公司立即向刘红支付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合计530000元；2.判决大邦公司立即向刘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5000元；3.判决大邦公司立即向刘红支付赔偿金155000元；4.判决确认刘红与大邦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9月3日起解除。 案件事实 一、工作岗位：刘红曾先后担任过大邦公司的销售总监、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2005年4月1日，刘红、大邦公司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刘红工作岗位为销售总监，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05年4月1日起至2008年3月31日，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为2500元。2007年4月1日，刘红、大邦公司再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07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月工资为3500元，大邦公司每月30日支付刘红上个月工资。 三、社保缴交情况：大邦公司为刘红缴纳了2005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其中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期间，每月社会保险费为1340.2元；2014年10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每月社会保险费为1303.28元。 四、个税代缴情况：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大邦公司以收入额8843.88元为标准为刘红代缴个人所得税；2014年1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大邦公司以收入额8693.88元为标准为刘红代缴个人所得税；2014年11月、2014年12月，大邦公司以收入额3693.88元为标准为刘红代缴个人所得税。 五、薪资发放情况：2013年1月15日至2014年4月18日期间，大邦公司每月均向刘红发放两笔工资，其中每月的一笔工资均为7000元，每月的另一笔工资金额分别为1180.1元（2013年1月至2013年7月、2013年9月）、1533.56元（2013年8月）、1300.1元（2013年10月）、1210.1元（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2014年8月起，大邦公司向刘红转账支付的款项均为报销款。 六、申请仲裁时间：2018年9月3日。 七、劳动者仲裁请求：1.大邦公司支付刘红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的工资529000元（以月基本工资10000元基数计算）；2.大邦公司支付刘红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55000元（10000元/月×15.5个月）；3.确认刘红于2018年9月3日起与大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八、仲裁结果：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厦劳仲案[2018]2085-1号裁决书，就上述刘红第1、2项仲裁请求，裁决：1.大邦公司应一次性向刘红支付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的工资18735.63元；2.大邦公司应一次性向刘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000元；3.驳回刘红的其他仲裁请求。同日，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还作出厦劳仲案[2018]2085-2号裁决书，就上述刘红第3项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刘红自2018年9月3日起解除与大邦公司的劳动关系。 九、其他无争议事项：1.厦门大邦太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邦太合公司）成立于2005年2月3日，刘红系其法定代表人。 2.2009年8月18日至2013年5月22日期间，刘红担任大邦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2013年6月22日，大邦公司召开2013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红变更为黄俊锋等。2017年9月19日至2018年7月2日，刘红重新担任大邦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3.2012年12月19日，大邦公司召开2012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大邦公司2013年度的经营方式为由股东大邦太合公司受托经营，受托经营期间为两年。自2016年1月1日起，大邦公司由国贸厦门国贸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汽车公司）受托经营管理，受托经营期间为两年，期间由大邦太合公司委托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等。 争点分析 一、关于刘红、大邦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实际存续期间。 刘红主张，其于2003年5月1日入职大邦公司，并长期担任大邦公司的董事，工作内容包括负责公司总销售、负责与一汽奥迪厂家的沟通与谈判、负责一汽奥迪主机厂及所属区域相关部门人员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负责中国汽车协会以及主机厂的讨论会、年会等各项会议、共同制定公司战略和经营计划、参与财务预算编制及相关制定费用审批、主持公司日常运营工作、公司内部管理、共同参与解决公司重大突发事件等。2014年，刘红发现工资被停发后有向黄俊锋询问，黄俊锋未当面给予回复；2015年，刘红向大邦公司的财务副总林秉雄询问，林秉雄也表示不清楚；2016年，刘红与派驻的总经理吴晓中对话过，但吴晓中也没有回复；上述期间刘红一直有在参与大邦公司的经营，所以对工资被停发未太在意，并且因在建店、经营之初双方的合作就是双签的、所有的经营管理都是双签的，故刘红虽然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也没办法要求大邦公司财务发放工资。之后，因2018年9月大邦公司由国贸汽车公司全面托管，大邦系全面撤出管理人员，刘红才鉴于大邦公司拖欠其自2014年4月1日起的工资，于2018年9月3日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于2018年9月3日解除劳动关系等。 刘红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工作内容说明》、《奥迪特许经销商采购计划》、《差旅费报销文件》、《销售内部政策文件》、《奥迪整车销售合同》、《员工费用报销审批文件》、《广宣投放计划审批文件》、《车展活动预算审批文件》、《销售部每周例会会议纪要件》、《关于销售管理的微信聊天记录》、《员工薪资管理审批文件》、《关于人事管理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重大案件处理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大邦公司质证认为：对《工作内容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是刘红单方制作的，其表述的工作内容也是从2005年开始，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刘红的工作内容有实际变化，尤其2014年开始刘红未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运作；《奥迪特许经销商采购计划》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这些采购计划是2010-2013年及2016年的，这期间刘红是担任大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采购计划里刘红是以董事长也就是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的，因为是对外的文件，故不能证明刘红实质参与管理了大邦公司的工作，在2010-2013年期间，大邦公司也是向刘红支付了工资的；《差旅费报销文件》的报销期间是2014-2018年，刘红的差旅费用都是因为其是大邦公司股东委派的代表，也就是大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发生的，刘红在相应的报销文件上签名，不能证明其具体参与管理的事项，这些报销清单上签名的不仅仅是刘红，部分报销清单上有6个是公司的高管或公司委派的代表。该文件也可以看出2014年开始大邦公司的支付都要有公司委派的代表签字，这是因为大邦公司及国贸公司各占50%的股份，故所有的报销都需要有公司委派的高管签字。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刘红要证明的内容，且也无原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销售内部政策文件》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上面都只有刘红的签名，系其单方制作，并非大邦公司实际履行的文件。另外文件时间均是2012-2013年，都是刘红担任法定代表人及领取薪酬的期间；《奥迪整车销售合同》无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时间也都是在2012年之前，是在刘红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员工费用报销审批文件》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刘红是作为股东委派代表，在报销凭证上签字，这期间因大邦公司未确定受托经营方，都是大邦公司及国贸公司一起签署的；《广宣投放计划审批文件》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时间也无法明确，即使能明确也是刘红参与管理经营期间；《车展活动预算审批文件》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系由刘红单方制作。2016年1月1日开始，大邦公司已由国贸汽车公司受托经营管理，刘红没有参与大邦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销售部每周例会会议纪要件》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系刘红单方制作，且时间段也是在2010年，是在刘红实际参与经营管理、领取薪酬的期间；对《关于销售管理的微信聊天记录》、《员工薪资管理审批文件》、《关于人事管理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重大案件处理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微信聊天群是谁都可以拉的群，不是大邦公司的管理机构，且时间是2018年，这时刘红的身份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仅是以该身份过问相关事情。 大邦公司主张，1.双方劳动关系自2005年4月1日起开始，于2012年12月31日终止，自2013年起，刘红的身份已不再是大邦公司的员工，而是股东委派代表。大邦公司系由国贸汽车公司、厦门大邦企业有限公司、厦门大邦投资有限公司、大邦太合公司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国贸汽车公司占股50%、其他大邦系占股50%，故大邦公司的日常经营方式为股东轮流进行受托经营。根据大邦公司于2012年12月19日召开的2012年第三次董事会，与会董事全体审议并原则通过2013年度大邦公司的经营方式为：由股东大邦太合公司受托经营。刘红系大邦太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大邦太合公司受托经营期间，作为大邦太合公司委派的代表到大邦公司处任职。2.自2014年4月起，大邦公司的股东达成一致，刘红不再参与大邦公司的经营管理，大邦公司不再向刘红支付工资。因大邦太合公司受托经营不善、造成亏损，未完成2013年度经营指标，自2014年4月起，大邦太合公司不再受托经营大邦公司，刘红也不再参与大邦公司的经营管理，刘红不再为大邦公司提供劳动，大邦公司也未对刘红进行管理和安排具体工作，大邦公司无需向刘红支付工资。大邦太合公司不再受托经营大邦公司后，大邦公司的股东未就大邦公司的受托经营方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大邦公司的费用支出等事项，由大邦太合公司和国贸汽车公司委派的代表以及时任高管共同签批。刘红自2014年4月起，系以大邦太合公司委派的股东代表的身份参与签批大邦公司的资金运用等事项，而大邦太合公司和国贸汽车公司委派的股东代表均不从大邦公司处领取工资。2016年1月1日起，大邦公司的股东达成一致意见，由国贸汽车公司受托经营管理大邦公司，受托期间为二年，受托期间由受托经营方国贸汽车公司委派总经理、财务总监，由大邦太合公司委派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刘红从2016年1月1日起，以大邦太合公司委派到大邦公司处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相关文件，直至2018年7月2日大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刘红不再担任大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2日起，刘红不再担任大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其也没有为大邦公司提供劳动，大邦公司也没有向刘红安排工作。3.刘红自2013年起，作为大邦太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因大邦太合公司受托经营大邦公司，而由大邦太合公司派驻到大邦公司处工作，其实际是与大邦太合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大邦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间，大邦公司仅系延续之前的支付方式，继续支付刘红相关报酬；之后自2014年4月起，各方已明确不应由大邦公司来支付刘红的劳动报酬，但当时各方对此未形成相关书面文件。 大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2年第三次董事会决议》、《2013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黄俊锋同志收入发放证明》、《大邦通商受托经营管理细则》、《汽车公司出差申请流程》、《试乘试驾、公车购置及处理申请审批流程》等证据。刘红质证认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仅能证明刘红是大邦太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证明其是实际控制人，这与其与大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无关；对《2012年第三次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刘红的劳动合同存在不具有关联性，刘红的工作职责和内容并未因为大邦公司内部经营发生变更而受影响，大邦公司内部经营发生变化，也不是双方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或约定事由；对《2013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的关联性有异议，仅是证明大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但刘红与大邦公司的劳动关系是否建立、存续、解除与大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变更无关；对《黄俊锋同志收入发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这是与大邦公司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出具的，根据证明规则，该文件应该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即使该份证明文件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黄俊锋未在大邦公司领取工资，这与刘红、大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无关；对《大邦通商受托经营管理细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经营规则与双方劳动关系无关，且该细则也显示大邦公司股东国贸汽车公司委派的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大邦太合公司委派的副总经理均与大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从大邦公司处领取工资，可见刘红与大邦公司是有劳动合同关系的；《汽车公司出差申请流程》、《试乘试驾、公车购置及处理申请审批流程》无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使是真实的，该文件也不是大邦公司出差的申请文件，这是国贸汽车公司内部的出差审批文件。 本院认定及理由：1.关于刘红、大邦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本案中，刘红、大邦公司对于刘红的入职时间存在争议，大邦公司系主张刘红于2005年4月1日才入职并签订有劳动合同。然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社保缴交期间，并不直接等同于劳动者的实际在职期间，大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法还应提交刘红应聘、入职时的相关材料或职工名册等，以佐证刘红的实际入职时间；现大邦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交上述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刘红的主张予以采信，即认定其实际于2003年5月入职大邦公司，双方自2003年5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2.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本案中，大邦公司系主张刘红自2013年大邦太合公司受托经营大邦公司，并作为大邦太合公司委派到大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时起，即与大邦公司终止了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2年12月31日终止。但首先，大邦公司在本案仲裁阶段时系主张刘红自2014年4月1日起因未达到承诺的利润额而与大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故该主张与本案中的相关主张明显相悖；其次，大邦太合公司2005年2月3日即已成立，刘红2009年8月18日至2013年5月22日、2017年9月19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亦一直担任大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根据刘红、大邦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2005年4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合同期限自2005年4月1日起至2008年3月31日止，2007年4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合同期限自2007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以及大邦公司实际为刘红缴纳社保、发放薪酬、代扣个税期间等，可体现刘红是否系大邦太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大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刘红、大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建立或解除并无直接关联；最后，虽然大邦公司2013年度的经营方式为由股东大邦太合公司受托经营、受托经营期间为两年，但各方在大邦公司2012年12月19日召开的2012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及之后其他董事会会议中，均未决议刘红、大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或刘红身份仅为股东委派代表等，且大邦公司亦实际向刘红发放薪酬至2014年3月份、代扣个税至2014年12月份、缴交社保至2018年8月份，故大邦公司是否由大邦太合公司或国贸汽车公司等股东受托经营，与刘红、大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建立或解除亦无直接关联。综上，大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本案中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与刘红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2年12月31日或2018年9月3日前终止，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结合大邦公司实际为刘红缴纳社保、发放薪酬、代扣个税期间等，本院对刘红的主张予以采信，即认定双方于2003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关于大邦公司是否应支付刘红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530000元，以及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自2018年9月3日起解除，大邦公司是否应支付刘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5000元、赔偿金155000元。 刘红主张，大邦公司自2014年4月1日起无故拖欠其工资，故以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10000元（包含实发工资及个税、医社保代扣代缴部分等）计算，大邦公司应支付其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合计530000元。同时，鉴于大邦公司长期拖欠刘红劳动报酬，刘红有权于2018年9月3日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自2018年9月3日起解除与大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且大邦公司还应支付刘红经济补偿金155000元，并按经济补偿金100%的标准支付赔偿金。 大邦公司主张，其自2013年起即与刘红不存在劳动关系，且自2014年4月起大邦太合公司不再受托经营大邦公司，刘红也不再参与大邦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再为大邦公司提供劳动，大邦公司也未对刘红进行管理和安排具体工作，故大邦公司无需向刘红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至于赔偿金，只有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情形下适用，大邦公司与刘红没有劳动关系，更不存在违法解除与刘红劳动合同的情形，刘红要求大邦公司支付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上述项目即便支付。也只能以刘红缴纳所得税时载明的工资标准来计算。 本院认定及理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中，虽然刘红在劳动仲裁阶段仅主张大邦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的工资529000元，其系在本案中才增加诉求为大邦公司支付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530000元，但因刘红该部分增加的诉求与本案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本院在本案中依法合并进行审理。至于刘红主张大邦公司支付其赔偿金155000元，因该项诉求在劳动仲裁阶段时并未提出、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且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故其应当先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院对此依法不作审理。2.如前认定，刘红、大邦公司于2003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大邦公司在本案中亦确认仅发放刘红薪酬至2014年3月份。现大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主张刘红自2014年4月起已不再参与大邦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再为大邦公司提供劳动，各股东已明确不应由大邦公司来支付刘红的劳动报酬等，但大邦公司实际为刘红代扣个税至2014年12月份、缴交社保至2018年8月份，且刘红2017年9月19日至2018年7月2日还重新担任大邦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故仅凭大邦公司提交的《黄俊锋同志收入发放证明》、《大邦通商受托经营管理细则》、《汽车公司出差申请流程》、《试乘试驾、公车购置及处理申请审批流程》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大邦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大邦公司未举证证明刘红在职期间的相关工资标准，故参照刘红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实际薪酬发放数额、社保缴交数额等，现刘红主张其2014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刘红主张大邦公司支付拖欠的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53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大邦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刘红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的情形，故刘红以此为由提起劳动仲裁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9月3日起解除，并要求大邦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因此，根据前述认定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003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2日）以及刘红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10000元的标准，刘红主张大邦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5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结果 本院认为，刘红与大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应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大邦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刘红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工资的情形，故大邦公司依法应支付刘红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530000元，同时刘红有权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9月3日起解除，且大邦公司依法还应支付刘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5000元。至于刘红要求大邦公司支付赔偿金155000元的诉求，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且属于独立的劳动争议，其应当先行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院对此依法不作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第十三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厦门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红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530000元。 二、确认原告刘红与被告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9月3日起解除。 三、被告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红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5000元。 四、驳回原告刘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厦门大邦通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田炜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代书记员 陈静 附页：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六条用人单位应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劳动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可由其亲属或委托他人代领。 用人单位可委托银行代发工资。 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厦门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 第十四条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工资清单应当包括工资支付日期、支付项目、应发工资、实发工资、扣除工资等主要内容。 用人单位应当统计劳动者工资支付数据，编制工资支付表。工资支付表应当载明支付单位、支付时间、支付对象的姓名、工作天数或者完成的工作量、加班时间，以及应发和扣除的项目、金额等事项，并按国家规定的期限保存备查。 用人单位有义务接受劳动者有关工资支付问题的咨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