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8民终26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兵，男，1972年9月3日出生，汉族，南京同舟知识产权事务所有限公司员工，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玲，女，198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南京同舟知识产权事务所有限公司员工，住南京市六合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翔宇大道与北门大街交汇处东南角。法定代表人：袁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乃涵，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兵因与被上诉人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6）苏0803民初1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玲、被上诉人润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乃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兵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要求被上诉人三倍赔偿和赔偿差旅费的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成公司）以经销名义标注了名称和地址，虽未明确其为生产者，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但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时，消费者仍可以其为经销商追究法律责任，这不同于没有标注生产者以致无法找到责任主体的情形”，以上认定显然错误，依此定论，任何商品都可以不标注生产者，因为被上诉人作为销售者是会承担相应责任的，消费者不会因此找不到责任主体。1、被上诉人一审中举证的是购销合同并非委托加工合同，且该购销合同显属造假；2、一审认为涉案产品属于标识不合格的认定显然错误。其一，产品标识是产品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的法定要素；其二，产品标识标注生产厂家、厂址涉及产品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一审法院认定“经销商不逃避责任”，完全把商家的违法行为合法化，被上诉人不标注生产厂家、厂址，是为了隐藏其产品来源渠道的正当、合法性，也是为了逃避责任。二、被上诉人欺诈主观故意成立。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明确规定了对标识的要求，涉案产品不标注“生产厂厂名和厂址”完全是康成公司的故意行为，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产品有正规的生产厂家。三、经销商不能代替制造者。经销商与生产厂在含义上是有区别的，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产品标识应当标明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而非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本案中，涉案商品的吊牌上并未显示“生产厂的厂名和厂址”，因此，被上诉人提出涉案商品标签中的康成公司前面“经销商”三个字的使用足以表明商品的“生产者或制造者”是谁以及涉案商品系合格产品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上诉人销售的涉案产品实为假冒伪劣三无产品，被上诉人欺诈成立。被上诉人润洲公司辩称：1、被上诉人所售服装质量合格，诉争商品的产品标识合法、合规。被上诉人认同服装标签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标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者”的概念已不能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进行界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国质检[2001]41号《关于委托加工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标识标注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已将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生产者”概念做了延伸规定，该通知表明现行流行的“委托加工贴牌生产（OEM产品）的模式”里，产品的委托方也是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生产者”。另外，专门对服装标签进行管理的国标《GB5296.4---2012》5.1.1条规定：衣服标签应当标注承担法律责任的制造者名称和地址。对国标《GB5296.4---2012》进行归口管理的机构“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出具了书面函件告知服装存在委托加工的，委托方为“生产者”。涉及到本案，被上诉人所销售的涉案服装所使用的“贝兹卡洛”和“Bescarol”商标由康成公司所拥有，涉案服装也均由被上诉人的供货商康成公司委托第三方加工贴牌生产而成，根据前述理由，涉案服装的“生产者”为康成公司，涉案服装标签上也已经标注了康成公司的名称和地址，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关于产品“生产者”的规定。一旦服装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找到责任主体康成公司。百度百科中对于“经销商”的解释包含制造者的概念，且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和国标都没有禁止标“经销商”三个字，康成公司才在自己名称前面标注“经销商”，不存在欺诈消费者；2、被上诉人在销售涉案服装的过程中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欺诈在法律上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根据文件对产品进行标识，既不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也没有隐瞒真实情况，充其量只是对文件的错误理解形成了错误认识，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消费者的错误意思表示，普通消费者不会仅仅因为产品标识上没有标注生产者而特意购买某类商品。同时，江苏省各级人民法院近十份判决内容均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观点，也不认为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服装存在质量问题，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因服装标签关于制造者标注情况而陷入被欺诈的境地，因此，被上诉人在涉案服装的产品标识上不存在任何欺诈。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3日，原告在被告润州公司商场分别购买货号为1766511、1766526、1766485、1766484、1766510、1766509，品名为CHKE女素色圆领羊毛绒4件、CHKE女素色V领羊绒针2件，每件单价均为599元；被告润州公司分别开具1198.20元、2396.20元发票各一份，小计3594.40元。2015年11月19日，原告在被告润州公司商场分别购买货号为1924576BC、1924596BC、1918387BC、1918374BC，品名为男连帽轻薄羽绒服2件，每件单价均为299元，男脚口罗纹卫裤2件，每件单价均为129元，计856元；货号分别为1924064BC、1924064BC、1923895BC、1923894BC男羽绒外套、女羽绒服外套各2件，每件单价均为399元，计1596元；被告润州公司分别开具856元、1596元发票各一份，小计2452元。2015年12月1日，原告在被告润州公司商场分别购买货号为1924742BC、1924743BC、1924744BC、1924745BC、1924747BC、1924746BC、1924747BC、1924752BC，品名为女内里格纹羽绒服8件，每件单价均为299元；1924636BC、1924627BC、1924628BC、1924635BC、1924622BC、1924623BC、1924620BC、1924622BC、1924634BC、1924621BC、1924626BC、1924625BC，男内里格纹羽绒服12件，每件单价均为299元；被告润州公司分别开具2990元、2990.90元发票各一份，小计5980.90元。2016年1月21日，原告在被告润州公司商场分别购买货号为1924615BC、1924619BC、1924616BC、1924618BC、1924630BC、1924630BC、1924627BC、1924628BC，1924629BC、1924631BC、1924629BC、1924638BC，品名为男内里格纹羽绒服12件，每件单价均为179元，计2148元；货号分别为1924075BC、1924060BC、1924064BC、1924063BC、1924074BC、品名为男羽绒外套5件，每件单价均为199元，计995元；货号分别为1924103BC、1924103BC、1924103BC、1924103BC、1924103BC、1924179BC、1924894BC、1923892BC、1924181BC，品名为女羽绒外套9件，每件单价均为259元，计2331元；货号分别为1918367BC、1918372BC，1918383BC、1918384BC、品名为男脚口罗纹卫裤4件，每件单价均为79元，计316元；货号为1924703BC女连连帽轻薄羽绒服1件，单价为139元；被告润州公司分别开具1432.90元、1752.90元、1374.90元、1371.90元发票各一份，小计5932.60元。2016年1月27日，原告在被告润州公司商场分别购买货号为1923893BC、1923893BC、1924180BC、货号为1924055BC、1924049BC，品名为女羽绒外套3件、男羽绒外套2件，每件单价均为259元，计1295元，折扣后计价1043.2元；货号为1924628BC,1924617BC,品名为男格纹羽绒服2件，每件单价为199元，计398元，折扣后计价318.4元；1924740BC，品名为女内里格纹羽绒服1件，单价为199元，折扣后计价159.2元；被告润州公司分别开具733.10元、781.4元发票各一份，小计1514.50元。2016年1月30日，原告在被告润州公司商场分别购买货号分别为1924043BC、1924039BC，品名为男羽绒外套2件，单价为219元/件，折扣后价款350.40元；货号分别为1924741BC、1924746BC、1924070BC、1924742BC1924709BC、1924747BC1924068BC1924073BC，品名为男羽绒外套3件、女内里格纹羽绒服4件、女连帽轻薄羽绒服1件，每件单价均158元，计1264元，折扣价款1011.20元；货号分别为1918371BC、1918371BC、1918384BC，品名为男脚口罗纹卫裤3件，单价为79元，计237元，折扣后价款189.6元；货号分别为1918722BC、1918827BC、1918723BC，品名为女脚口罗纹卫裤2件、女休闲卫裤1件，每件单价为59元，计173元，折扣价137.6元；被告润州公司开具950.40元、743.3元发票各一份，计1693.70元。上述，原告累计购买服装89件，实际支付总价款21160.50元，另加购大润发超市购物袋（大、中）27只、2只，支付7.6元，总计支付价款21168.10元，原告实际主张支付价款为21162元。原告自2015年11月19日至2016年1月30日期间，分别从被告润州公司商场购买的“巧乐奇”和“贝兹卡洛”牌服装中商品所附标牌标注了品牌、品名、款号、成分、质量等级等内容，其中产地：江苏省苏州市，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3318号；价格399元……。”但原告未提供2014年9月13日从被告润州公司商场购买的“巧乐奇”牌服装商品所附标牌，也未提供其主张的交通费的证据。另查明，被告润州公司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中5.1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5.1.1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承担法律责任的制造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被告润州公司提供的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于2015年7月10日给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的书面咨询函中答复内容为：GB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中5.1“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承担法律责任的制造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是指纺织品和服装应该标明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制造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委托加工时，纺织品和服装应该标明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委托方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的地址，委托的加工单位无需要标签上明示。2016年3月7日，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致被告润州公司就其反映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的羽绒服等服饰被打假起诉事宜，函告如下：根据GB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中5.1“纺织品和服装应标明承担法律责任的制造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是指纺织品和服装应该标明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制造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委托加工时，纺织品和服装应该标明对产品质量负有法律责任的委托方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的地址，委托的加工单位无需要标签上明示。涉诉的相关羽绒服等服饰，均由我司委托第三方单位加工的，涉诉服饰吊牌上已经标注了我司依法登记的名称和地址，符合法律及国标关于生产者名称和地址的标注规定，不存在“没有标注生产者名称和地址”的情况。2016年3月25日，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就其自有品牌——“贝兹卡洛”和“Bescarol”情况说明一份，我公司作为“贝兹卡洛”和“Bescarol”商标的所有权人，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依法核准商标注册登记，并享有商标权利。该品牌服装，是我公司通过委托第三方加工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的成品服装销往全国的大润发连锁超市，然后由大润发超市向顾客进行销售。我公司作为“贝兹卡洛”和“Bescarol”服装品牌的经营者，对该品牌服装负整体责任。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就自有品牌巧乐奇“CHEROKEE”作出说明，巧乐奇“CHEROKEE”商标被许可使用权人，2010年10月12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就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并享有商标权利。该品牌服装，是我公司通过委托第三方加工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的成品服装销往全国的大润发连锁超市，然后由大润发超市向顾客进行销售。我公司作为巧乐奇“CHEROKEE”服装品牌的经营者，对该品牌服装负整体责任。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服饰自有品牌）与苏州幸运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智裳轩服饰有限公司，就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的委托加工BC男连帽轻薄羽绒服等服饰分别签订《购货协议》（服饰自有品牌）。还查明，原告的同事案外人严润青先后在南京中商金润发鼓楼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淮安润淮商业有限公司、南通市润华商业有限公司、盐城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分别购买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委托他人加工生产的“巧乐奇”或“贝兹卡洛”服装商品后，案外人严润青亦分别向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原告是案外人严润青的诉讼代理人。庭审中，原告陈述，从被告润州公司购买的“巧乐奇”和“贝兹卡洛”服装用途是自己穿、送亲友和用于公益活动。原告在2016年2月份发现从被告润州公司商场购买的“巧乐奇”和“贝兹卡洛”服装中没有制造商、没有生产厂家地址、没有生产时间。原告向被告润州公司索赔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举证的购物发票和涉案商品标签，足以证明其从被告处购买了涉案服装商品，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此被告在庭审亦无异议。产品标识是认知商品特征、价值、适当性和效用的基本依据，是消费者判别消费品的重要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或其包装的标识必须真实，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从购货协议来看，案涉商品系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委托他人加工生产，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也是法律意义上的生产者，但经销商和生产厂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应当标注为生产者而不是只标为经销商不标为生产者，以让消费者能够简单明确地知道产品的生产者，确定产品质量的责任主体。案涉产品所附合格证中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经销商名义标注了名称和地址，没有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标注，属于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退货。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欺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经销商名义标注了名称和地址，虽未明确其为生产者，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但当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时，消费者仍可以其为“经销商”追究法律责任，这不同于没有标注生产者以致无法找到责任主体的情形。同时，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经销商的名义标注名称和地址，也是其在整个产品流程中的真实反映。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构成欺诈。同理，亦不能认定案涉产品的销售者被告润州公司存在欺诈。但原告要求被告赔付三倍价款，法院难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差旅费用，未有证据证实，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周兵货款21162元；同时原告周兵将其购买CHKE女素色圆领羊毛绒4件、CHKE女素色V领羊绒针2件、女羽绒服外套11件、女羽绒外套3件、女连帽轻薄羽绒服2件、女内里格纹羽绒服13件、女脚口罗纹卫裤2件、女休闲卫裤1件、男连帽轻薄羽绒服2件，男羽绒外套4件、男内里格纹羽绒服24件、男羽绒外套10件、男格纹羽绒服2件、男脚口罗纹卫裤9件服装退还给被告淮安楚州润州商业有限公司；二、驳回原告周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淮中民终字第0193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2015）淮中民终字第01937号民事判决书虽已生效，但并不能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综上，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润州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欺诈是指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要认定构成欺诈，不仅要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相的行为，还要考虑相对人是否因此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中，康成公司在案涉商品上以经销商的名义标注了名称和地址，虽未明确标注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但当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时，消费者仍可以其为经销商追究法律责任，其没有标注生产者情形，并未影响消费者向其主张权利，其也没有逃避责任的故意。因此，康成公司主观上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在客观上，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康成公司并未通过不标注生产厂家的行为误导消费者并使消费者陷入被欺诈的境地。因此，客观上康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案产品的生产者康成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同理，亦不能认定该产品的销售者润州公司存在欺诈。此外，通常而言，普通消费者并不会因为产品上未标注生产者而特意购买该商品，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该产品未标识生产者而作出错误的购买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上诉人欺诈的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购货协议属于购销合同并非委托加工合同，合同系伪造，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购货协议系伪造，且从康成公司与苏州幸运草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智裳轩服饰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案涉《购货协议》中第四项“货品质量总要求”、第五项“乙方生产工厂规范”等约定看，可以认定上述《购货协议》实为委托加工合同，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6元，由上诉人周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海龙审 判 员  钱明芳代理审判员  于晓萍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陶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