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民终23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松，男，1954年12月21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甫维，男，1955年8月8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辉，男，1991年2月7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增，男，1963年9月4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汉吉，男，1953年11月15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海，男，1984年11月15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甫治，男，1947年2月20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勇，男，1983年6月26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环，男，1964年9月9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辉，男，1957年8月24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余，男，1963年7月20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书，男，1957年10月10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甫斌，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海文，男，1967年4月5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绍文，男，1963年6月2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承华，男，1960年5月26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文生，男，1960年4月4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世慈，女，1948年12月8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辉，男，1990年5月23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月桂，女，住广西资源县（江背田）。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顺生，男，1968年7月3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元，男，1952年8月20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俊，男，1951年7月10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绍荣，男，1958年3月23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球，男，1954年9月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生，男，1967年12月7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科社，男，1960年2月11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彦，男，1945年4月4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忠，男，1954年3月20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甫龙，男，1953年2月28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绍仁，男，1958年5月1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木森，男，1957年11月6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承忠，男，1957年8月9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欧柏林，男，1956年8月15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炳，男，1959年6月22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甫批，男，1949年9月14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绍华，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农民，住广西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国珏，男，1944年11月4日出生，农民，住广西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忠辉，男，1965年9月12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概英，女，1966年3月12日出生，农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述上诉人共同推选诉讼代表人：苏国松，男，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 上述上诉人共同推选诉讼代表人：苏国彦，男，住广西资源县。 上述上诉人共同推选诉讼代表人：苏国环，男，住广西资源县。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汪**，广西金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王小文，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纯，资源县中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苏国松等40人因与被上诉人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2018）桂0329民初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国松、苏国彦、苏国书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汪**，被上诉人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小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补签的《开发荒山造林生产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经营合同书》）并非属于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而是属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应采取的其他方式承包。对于其他方式承包行为，原审判决适用针对家庭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十九条，适用对象错误。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所在集体以公开协商方式签订荒山承包经营合同，不需要事先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仅仅适用于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各上诉人均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将荒山发包的行为，不属于“土地经营方案”的制定行为，不适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规定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实质就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二节规定的“承包的原则和程序”中规定的承包方案。四、即使本案承包合同的签订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但承包合同不应因此认定无效。1、上洞村民委员会在和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时，应保证对内就承包合同的签订已经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此为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负担的缔约义务，不因村委会换届而有所改变。现上洞村民委员会作为缔约主体以承包合同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是将自己没有尽到缔约义务而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让对方当事人承担，有违诚信原则。2、自1983年实际发包荒山至2017年7月11日补签《经营合同书》，再至上洞村民委员会提起诉讼30余年间，上洞村民委员会没有对合同效力提出过异议现上洞村民委员会又以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应得到支持。3、承包合同成立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15号《农业承包合同若干问题规定》仍然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本案中，事实承包合同已实际成立并履行30余年，上诉人巳做大量投入，参照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被上诉人要求认定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应当不予支持。五、原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因本案《经营合同书》的甲方除有被上诉人盖章签名之外，还有李辉祥等十个村民小组长及代表共29人。本案作为合同纠纷，该29人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依法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六、关于基本事实认定方面。首先，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7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经营合同书》”这一基本事实明显错误。本案合同在2017年7月11日是“补签”属于对原存在合同关系的书面化，而不是签订一个新的合同（合同第一、第二条及尾部均特别约定是补签合同）其次，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承包合同订立未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明显事实不清。原审并未查清上洞村的村民代表人数多少，也未查清参与签字甲乙双方约70个村民之中又占村民代表的比例多少。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民主议定原则的表现形式并不要求提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而只是要求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即可。通过某种形式予以公示，征求村民意见，如村民在合理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就应视为同意。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状况的，符合我国《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原则。实际上合同被签订时上洞村共有村民代表31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村民代表有23人，已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要求。七、关于法律适用方面。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资源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已经作出处理决定，帽子岭、额头窑（地名）的土地所有权归上洞村全民集体所有，上诉人仅享有林木所有权，如需对外承包，需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是否对外承包，而《经营合同书》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程序，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所以《经营合同书》自始无效。三、上诉人将国家的造林政策，即谁造谁有，变换成“事实承包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只是在荒山上栽种树木大约三十年之久，并不是承包了三十年。四、无论在合同上签字的村民代表有多少，事实上都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而且这个合同是在换届选举的时候签的，有些代表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签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开发荒山造林经营合同书》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争执的额头窑、帽子岭（地名）山场，在大集体期间是上洞村全民烧灰、砍柴、取草、放牧的地方，在被申请人（本案原告）制定的《1962年“大包干”方案》和《1981年各大队山林所有权界线方案》中记载了该山场属村集体山场，责任制下户时这片山场其现状属村集体荒山。8Ｏ年代国家号召“植树造林消山”，申请人（本案被告）响应国家号召在村集体所有的额头窑、帽子岭等荒山中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从1983年开始连续种植了1000余亩的杉树、竹子，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造林行为一直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制定相关的造林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也没有因此签订相关的书面协议，2002年被申请人申请将该山场划为生态公益林，被申请人在每年领取该山场的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后却没有用于山林的管护。2010年林权改革，申请人要求给予种植林木的山场和林木办理林权证，被申请人因拒绝申请人的请求而发生权属纠纷，在经过中峰乡××政府调解后，申请人继续向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资源县人民政府依法受理了该纠纷并经现场勘察，申请人在争执山场种植有杉树和竹子，面积约1000余亩，被申请人承认申请人的造林事实，但是对申请人中个别户主的毁林开荒行为不予认可，经核查大约有10亩左右（为附图中2号地）被依法处理，双方对山场造林界线无异议。调解中，申请人主张争执山场栽种的林木应按照国家“谁种谁有，谁管业”的相关政策，要求取得种植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并要求办理林权证和取得种植山场的生态公益林补助款项，被申请人同意申请人种植的林木归申请人所有，但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归村委会，同时林权证主体归村委会。争执双方对林地和种植林木的所有权都没有异议，事实上争执的焦点在于林权证的取得主体、土地使用权归属、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取得等三个方面发生争议，经过调解，由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各持己见，意见分歧太大，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生态公益林规划是为了保持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其林木不允许作为商品材进行砍伐的山场，确实需要间伐的必须经过省级政府审批。原则上只允许间伐15%。而林权证是林地、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林木砍伐的审批须以林权证为依据。政府认为：申请人在争执山场种植林木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有利于地方林木经济的发展，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使用村集体土地的造林行为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过异议，依法应当认定为被申请人同意申请人经营管理该种植林地，申请人有获得相应劳动补偿的权利。被申请人在未与申请人协商的情况下将申请人种植的林木规划为生态公益林，损害了申请人对种植林木的收益权，而林权证的办理直接影响到种植户对种植林木收益和获得相应劳动补偿的权利。因此，申请人主张的事实理由充分，应予支持；被申请人主张的事实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为此，资源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国办发【1996】23号》第三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作出《资政处字〔2013〕8号》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如下：一、额头窑、帽子岭等争执山场的土地所有权归上洞村全民集体所有；申请人对额头窑、帽子岭山场（附图1号宗地）中种植的林木享有所有权；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种植的杉树有协助其审批砍伐的义务,在申请人种植的杉树未砍伐或双方未达成补偿协议之前,该种植林地（附图1号宗地）由申请人管理使用;申请人在种植的杉树林地（附图1号宗地）内不得再种植其它林木,以现行种植的面积、界线为准,申请人种植的竹子由被申请人以时价收购后归被申请人所有；三、维持争执范围中附图2号宗地在非法种植前的原有山林权属不变。本案被告不服《资政处字〔2013〕8号》处理决定书，向资源县人民法院起诉，资源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10月31日作出（2014）资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认为争执山场在大集体期间属第三人上洞村委会集体所有的荒山,责任制下户后,原告响应国家号召在村集体荒山额头窑、帽子岭等地种植了1000余亩的杉树、竹子,第三人对此未提出异议且予以认可。对此,原告有获得相关报酬的权利,故对公益林补助款项的确定双方可通过协商或依法予以解决，第三人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将原告种植的林木规划为生态公益林,损害了原告对种植林木的收益权。被告对原告与第三人因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发生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是正确的。被告根据双方认可的案件事实及调查的事实作出的资政处字〔201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资源县人民政府2013年10月9日作出的资政处字〔201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本案被告不服资源县人民法院（2014）资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桂林市中院受理后于2015年3月2日作出（2015）桂市行终字第7号终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资源县人民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具有对本案土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的职权。本案中,上诉人以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争执地植树造林为由,主张按照国家“谁种谁有,谁管业”的相关规定,要求取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并办理林权证和取得生态公益补助金。首先,上诉人对争执地所有权属于上洞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无异议,第三人上洞村民委员会亦认可争执地种植的林木属于上诉人所有,故本案为争执地林地使用权之争议。被上诉人资源县政府据此确认第三人上洞村民委员会集体享有争执地所有权,上诉人对争执地上种植的林木享有所有权,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其次,上诉人未提供能够证实争执地所有权人已将使用权落实给上诉人的证据,而国家“谁种谁有,谁管业”的林业政策指的是林木可由种植者管理和收益,并非林木种植者取得林地使用权的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以其在争执地植树造林主张享有林地使用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再次,上诉人要求取得争执地林木的生态公益补助金,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行政案件的审查范围,故不予评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被告不服桂林市中院做出的（2015）桂市行终字第7号终审判决，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广西高院受理申请后作出（2015）桂行申字第238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1、申请人主张其在争议山场栽种的林木按照国家“谁种谁有,谁管业”的相关规定,要求取得种植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并要求办理林权证和取得种植山场的生态公益补助金,是否合法？2、资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3〕8号决定书(以下简称《8号决定》)是否合法?一、二审判决维持《8号决定》是否合法？关于焦点之1:《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确权发证办法》(以下称“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在荒山、荒地、荒沟、荒滩种植的林木,坚持谁种谁有,可以继承,可以作价转让,林木依法采伐产品自主处理的政策,集体经济组织未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的应补签承包合同,确定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根据该条文规定以及第三人事后承认申请人可以获得本案争议山场种植的林木所有权这一事实,可以确定申请人拥有本案争议的林木所有权，但该条文针对没有事前与集体经济组织订立承包合同,而先行植树的情形,则强调必须由种植者通过与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补订合同的方式确定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本案中,第三人只承认申请人拥有本案争议山林的林木所有权,而拒与申请人订立合同赋予申请人土地使用权。在双方没有达成合同合意的情况下,申请人主张其当然取得争议山林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也没有授权资源县政府可以强制第三人与申请人订约赋予申请人享有土地使用权,因此,申请人要求资源县政府认定其拥有争议山林范围的土地使用权是《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合约取得原则的,至于申请人主张应获得政府对争议山林发放的生态公益补助金,亦应由申请人与第三人协商决定。协商达不成协议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案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申请人申请资源县政府依职权决定由其获得生态公益补助金没有法律依据。此外,本案判决生效后，资源县林业局于2015年9月18日将本案争议山林1021.2亩所有权登记于第三人名下，该登记行为与生效判决维持的《8号裁定》第一项定的内容不符，申请人可以依法请求发证机关纠正或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关于焦点之2：资源县政府依据法律的授权和查明的事实,对申请人与第三人在本案中的争议事项,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裁决,是合理合法的。就申请人请求裁决的三大事项(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并要求办理林权证和取得种植山场的生态公益补助金),《8号裁定》在第一项裁定:申请人对额头窑、帽子岭山场(附图1号宗地)中种植的林木享有所有权。该项裁定确定了申请人对争议山林（附图1号宗地）中种植的林木享有所有权,这项裁定符合《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是正确的。由于申请人自行在争议范围中附图2号宗地上未经第三人同意非法种植林木,《8号裁定》不确认申请人对该宗地上所种林木享有所有权也是正确的。《8号裁定》还根据申请人在(附图1号宗地)中种植有部分竹子、且该林地已被国家划为生态公益林、同时争议双方又未就争议林地使用权达成协议这一事实,裁定由第三人按时价收购申请人所种竹子,该项裁定既保护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所种竹子的所有权,也有利于避免因讼争双方因土地使用权达不成协议可能带来的新纠纷。由于本案争议林地使用权、生态公益林补助金的归属都应由申请人与第三人协商解决或依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所以《8号裁定》均不予裁定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资源县政府资政处字〔2013〕8号《资源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资源县人民法院(2014)资民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桂市行终字第7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是正确的,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应予再审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苏国松等40位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2017年7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开发荒山造林生产经营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为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民委员会十个村民组长及代表，乙方为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三、五、六、七、八、十组种植户代表苏国松、王庆庚、苏国彦等40名农户。合同还约定了承包范围及承包期限从2002年1月1日起至2072年1月30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讼争《经营合同书》实为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且原告诉请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故结合本案事实,原被告主张及所提供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法定无效情形及土地承包所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经营合同书》所签订主体是否适格；2、《经营合同书》形成程序是否正当，实体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3、《经营合同书》是否违背资源县人民政府2013资政处字第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相关行政判决、裁定所确认的事实；4、《经营合同书》是否存在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情形。 关于焦点一：从原告所提供的《经营合同书》来看，虽在甲方处印有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民委员会十个村民组长及代表，但在封面有上洞村民委员会的盖章，在落款处亦有上洞村民委员会的盖章，且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结合合同内容，甲方以上洞村民委员会身份与乙方（本案被告）约定案涉林地土地承包事项，故应认定甲方实际为上洞村民委员会，《经营合同书》主体适格。故该项争议焦点，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从实体内容方面看，《经营合同书》中约定甲方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前提下，将上述荒地承包经营权补签合同，由乙方承包、开发种植并经营管理，并约定了承包年限、界限与承包义务，符合相关规范。但从形成程序而言，依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第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第二十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同时，结合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做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因此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方案制定和合同签订，应按照上述规范依法经村民会议召开并决议。且上述规范涉及集体经济组成员公共利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被告在庭审中自认签订合同时并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因此，《经营合同书》因其本质为土地承包合同的形成与签订，均未依法召开村民会议并经其决议，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其形成程序明显不当，应认定该合同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资政处字〔201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处理决定列明：第一、申请人（本案被告）对额头窑、帽子领山场所种植的林木享有所有权；第二、在申请人种植的杉树未砍伐或双方未达成补偿协议之前，该种植林地由申请人管理使用。该处理决定第一项明确本案被告对于林木享有所有权，但并未自然享有承包权限；第二项明确，对于杉树享有补偿后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在补偿达成前，由本案被告继续管理使用，但并未认可已形成既存的土地承包关系。资源县人民法院（2014）资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本案被告获得相应劳动补偿的权利，并判决维持资政处字〔201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桂林中院（2015）桂市行终字第7号终审判决认为，国家“谁种谁有,谁管业”的林业政策指的是林木可由种植者管理和收益,并非林木种植者取得林地使用权的法律依据，并判决维持资政处字〔201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广西高院（2015）桂行申字第238号行政裁定书认为，第三人（本案原告）只承认申请人（本案被告）拥有本案争议山林的林木所有权,而拒与申请人订立合同赋予申请人土地使用权。在双方没有达成合同合意的情况下,申请人主张其当然取得争议山林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也没有授权资源县政府可以强制第三人与申请人订约赋予申请人享有土地使用权，并判决维持资政处字〔2013〕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因此，案涉决定、判决、裁定表明，被告享有对案涉山林林木的所有权，但不当然享有该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被告要取得案涉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取得。本案《经营合同书》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被告未按照法定程序取得，故被告基于《经营合同书》而取得承包经营权应确定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经营合同书》是在未经村民会议召开和决议情况下而形成并且签订的土地经营合同，不仅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未经村民会议程序召开并未经法定与会村民比例同意的情况下而形成，亦损害了该村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情形，应认定上述合同无效。 综上所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原告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民委员会与被告苏国松、苏甫维、苏辉、苏国增、蒋汉吉、苏国海、苏甫治、李海勇、苏国环、陈辉、苏国余、苏国书、苏甫斌、苏海文、王绍文、王承华、苏文生、戴世慈、苏国辉、赵月桂、王顺生、王喜元、苏国俊、王绍荣、苏国球、王文生、朱科社、苏国彦、苏国忠、苏甫龙、王绍仁、苏木森、王承忠、欧阳林、苏国炳、苏甫批、王绍华、苏国珏、谢忠辉、苏概英签订的《开发荒山造林生产经营合同书》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资源县中峰镇上洞村民委员会承担50元，被告苏国松、苏甫维、苏辉、苏国增、蒋汉吉、苏国海、苏甫治、李海勇、苏国环、陈辉、苏国余、苏国书、苏甫斌、苏海文、王绍文、王承华、苏文生、戴世慈、苏国辉、赵月桂、王顺生、王喜元、苏国俊、王绍荣、苏国球、王文生、朱科社、苏国彦、苏国忠、苏甫龙、王绍仁、苏木森、王承忠、欧阳林、苏国炳、苏甫批、王绍华、苏国珏、谢忠辉、苏概英承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2014年-2017年村民代表名单，欲证明2017年签订合同时上洞村有村民代表一共31人，在签订合同时签字的代表人数达到23人。被上诉人认可村民代表为31人，但上诉人在名单中标出的签字人数为15个。经本院二审庭审查明，2017年7月11日签订合同时，当时村民代表为31人，但在合同上签字的当时的村民代表只有15人。 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开发荒山造林生产经营合同书》是否合法合效。 本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可以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行申字第238号行政裁定书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该行政裁定书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确权发证办法》(以下称“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在荒山、荒地、荒沟、荒滩种植的林木,坚持谁种谁有,可以继承,可以作价转让,林木依法采伐产品自主处理的政策,集体经济组织未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的应补签承包合同,确定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上诉人拥有本案争议的林木所有权，但该条文针对没有事前与集体经济组织订立承包合同,而先行植树的情形,则强调必须由种植者通过与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补订合同的方式确定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只承认上诉人拥有本案争议山林的林木所有权,而拒与上诉人订立合同赋予上诉人土地使用权。在双方没有达成合同合意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其当然取得争议山林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也没有授权资源县政府可以强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订约赋予上诉人享有土地使用权。因此，本案争议林地使用权既案涉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取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做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方案制定和合同签订，应依法经村民会议召开并决议。签订《开发荒山造林生产经营合同书》时，村民委员会没有召集，也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2017年7月11日签订《开发荒山造林生产经营合同书》时，当时村民代表为31人，但在合同上签字的当时的村民代表只有15人，也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做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因此，《开发荒山造林生产经营合同书》没有依法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应认定该合同无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苏国松等40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苏国松等40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裕松 审 判 员 邹国良 审 判 员 李 艳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毛雪梅 书 记 员 刘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