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51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康琪，男，197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浩瑶，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伟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富华道**西苑广场1130铺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331026104。法定代表人：郭锦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嘉瑶，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锶琦，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戴康琪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伟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19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康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戴康琪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戴康琪与伟信公司之间的交易金额是可以明确的。一审庭审中，伟信公司也承认了戴康琪提交的ＱＱ聊天记录中的徐迩华（ＱＱ号码65×××88）是其员工。双方交易习惯是通过ＱＱ软件，伟信公司的员工根据戴康琪的报价下单订货，戴康琪再根据该订单发货。通过ＱＱ聊天记录可以确定伟信公司每次订货的数量及单价，从而确定总货款。伟信公司收到货物后，由伟信公司财务人员李萍向戴康琪指定的账号转账支付货款。戴康琪提交的其与李萍的短信记录，内容明显能反映伟信公司尚欠货款。根据戴康琪提交的与伟信公司股东李定远的对话录音，李定远也无否认与戴康琪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只是对货款的数额及返修情况存在疑问。综上所述，戴康琪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戴康琪与伟信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的数量以及金额。伟信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康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伟信公司向戴康琪清偿货款93490元及支付利息（以934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5月2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18日至5月21日，伟信公司通过其员工徐迩华在QQ软件向戴康琪下单订货。戴康琪提供的QQ聊天记录显示，伟信公司通过其员工徐迩华在QQ软件下单订货明细如下：1.2014年4月21日，徐迩华向戴康琪下单，要求戴康琪通过先锋货运发货WD3TB（普通）硬盘10个，双方确定单价为635元。戴康琪回复“好吧、知道的”；2.2014年5月7日，徐迩华向戴康琪下单采购50个WD10EURX硬盘（单价357元）、10个WD30EURX硬盘（单价690元）。戴康琪回复“现在安排”；3.2014年5月13日，徐迩华向戴康琪下单采购20个WD30EURX硬盘（单价642元）、20个ST3000DM001硬盘（单价660元）。戴康琪回复“好的，现在安排”；4.2014年5月19日，徐迩华向戴康琪下单采购40个WD10EURX硬盘（单价355元），戴康琪回复“好的、现在安排”；5.2014年5月19日，徐迩华向戴康琪下单采购50个ST500G硬盘（单价285元）、50个ST1000G硬盘（单价328元）。戴康琪表示同意；6.2014年5月21日，徐迩华向戴康琪下单采购100个WD500AAKX硬盘（单价289元）、60个WD10EZEX硬盘（单价690元）。戴康琪表示同意并回复“已经安排了”。除前述伟信公司通过其员工徐迩华向戴康琪下单订购的货物外,戴康琪主张其还于2014年4月10日、4月11日、4月15日向伟信公司供应硬盘。戴康琪提供其单方制作的往来业务对账单，其上载明了记账日期（2014年4月10日至2014年5月22日）、出库单／收款单编号、货物名称、规格型号、销售价、数量与货款金额，其上载明的2014年4月21日至2014年5月21日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销售价、数量与前述ＱＱ聊天记录载明的徐迩华通过ＱＱ下单订货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销售价、数量一致。对账单另载明，戴康琪应收货款合共172695元，已收款79205元，应收款余额93490元。戴康琪称其已通过物流将对账单项下的货物送至伟信公司指定的档口，但已没有留存相关物流凭证。伟信公司对戴康琪提交的对账单不予确认。戴康琪提供朱成卓身份证复印件、照片、情况说明、银行流水，主张朱成卓代其收取伟信公司通过其员工李萍支付的货款。情况说明由朱成卓于2018年9月5日出具。朱成卓称其与戴康琪系朋友关系，于2014年4月至5月受戴康琪委托，以其账号62×××79代戴康琪收取李萍（账号：62×××96）转来货款，其于2014年4月23日收到货款14965元，于2014年4月30日收到货款6350元，于2014年4月28日收到货款7100元，于2014年5月22日收到货款26040元，于2014年5月17日收到货款24750元，其收到上述款项后已全部交付戴康琪，其与李萍没有实际的经济往来及其他经济纠纷。银行流水显示，户名为朱成卓、卡号为62×××78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4年4月23日、2014年4月28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7日、2014年5月22日收入14965元、7100元、6350元、24750元、26040元，合共79205元，均自账号为62×××96的银行账户网转而来。伟信公司确认账号为62×××96的银行账户系其员工李萍的银行账户。戴康琪另提供其与伟信公司的员工李萍的短信记录。在短信中，戴康琪称“伟信萍姐，你跟你老公确定不还钱，对吧”。李萍于8月23日回复“在国外回来联系，我老公都给你信息啦”。同日，戴康琪回复“行，几时回来？事实不是你老公所讲，等你们回来见面讲清楚”。同日，李萍回复“过几天回”。后李萍再回复“你给我们老板电话，你们约时间”。戴康琪还提供其与伟信公司的员工李定远的对话录音。在对话中，戴康琪称自2014年4月10日起向伟信公司销售了金额17万元的货物，销售期为一个多月，伟信公司尚欠其货款九万三千多元。李定远称其对货物的数量、金额不清楚，需要核实。戴康琪未收回货款93490元，经追索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伟信公司通过QQ软件向戴康琪下单订货，伟信公司向戴康琪支付货款，戴康琪与伟信公司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事实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前引规定，戴康琪主张其已履行供货义务，伟信公司拖欠其货款93490元未付，应由戴康琪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戴康琪提供QQ聊天记录、对账单、朱成卓身份证复印件、照片、情况说明、银行流水、短信以及对话录音予以证实。但QQ聊天记录仅载明伟信公司向戴康琪下单订货的情况；对账单由戴康琪单方制作，伟信公司不予确认；在戴康琪与伟信公司的员工李萍往来的短信以及戴康琪与伟信公司的员工李定远的对话录音中，伟信公司的员工李萍、李定远均未确认伟信公司的债务；戴康琪提供的朱成卓身份证复印件、照片、情况说明、银行流水相互印证，可证实朱成卓代戴康琪收取伟信公司通过其员工李萍支付的货款，但不足以证实伟信公司拖欠戴康琪货款未付。综上，戴康琪提供的证据尚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不足以证实其已履行供货义务，不足以证实伟信公司拖欠戴康琪货款93490元的事实，戴康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戴康琪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戴康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8元，减半收取为1069元，由戴康琪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戴康琪主张伟信公司向其清偿货款93490元及利息，理据是否充分。经审查，戴康琪主张伟信公司拖欠其货款93490元，应负举证责任。一、戴康琪提供的戴康琪与徐迩华（伟信公司员工）的ＱＱ聊天记录载明伟信公司向戴康琪订购了价值172695元的硬盘，伟信公司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戴康琪提供的往来业务对账单系由戴康琪单方制作的，没有伟信公司的签章确认，伟信公司亦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三、戴康琪提供朱成卓账号62×××79的银行流水（载明该账户于2014年4月23日至5月22日收到账号62×××96支付的5笔款项合计79205元）、2018年9月5日朱成卓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朱成卓确认其于2014年4月至5月受戴康琪委托以其账号62×××79代戴康琪收取李萍账号62×××96转来货款，其收到上述款项后已全部交付戴康琪，其与李萍没有实际的经济往来及其他经济纠纷）、朱成卓身份证复印件、朱成卓照片，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结合伟信公司确认账号62×××96系其员工李萍的银行账户的一审陈述，本院确认伟信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至5月22日向戴康琪支付79205元的事实。四、戴康琪提供的戴康琪与李萍（伟信公司员工）的短信记录，其内容反映李萍并未在短信往来过程中确认伟信公司对戴康琪的欠债金额，且伟信公司对短信记录表示不予确认，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伟信公司拖欠戴康琪货款金额的定案依据。五、戴康琪提供的戴康琪与李定远（伟信公司员工）的对话录音，其内容反映戴康琪称自2014年4月10日起向伟信公司销售了金额17万元的货物，销售期为一个多月，伟信公司尚欠其货款九万三千多元，李定远则称其对货物的数量、金额不清楚，需要核实，由此可见，李定远并未在对话过程中确认伟信公司对戴康琪的欠债金额，且伟信公司对戴康琪提供的戴康琪与李定远的对话录音不予确认，故该证据亦不能作为认定伟信公司拖欠戴康琪的货款金额具体系多少的定案依据。综合以上五项分析，本院认为，戴康琪主张伟信公司向其清偿货款9349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伟信公司拖欠戴康琪的货款金额是多少，故本院对戴康琪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戴康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8元，由上诉人戴康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