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22民初1430号原告：建昇电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大亚湾西区。法定代表人：钟伟生委托代理人：戴振军，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住所：博罗县罗阳镇义和横江尾村义和。法定代表人：刘国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董全胜，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建昇电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与被告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2014）惠博法民二初字第38号判决书，原告建昇电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惠州中院提起上诉，惠州中院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9）粤13民终607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纠纷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戴振军和被告委托代理人董全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3270599.43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自2012年7月份开始业务往来关系,被告向原告购买电路板产品。截止目前为止,被告尚欠原告2012年12月份货款838974.18元,2013年1月份货款852479.51元,2013年2月份货款579235.76元,2013年3月份货款428114.18元,2013年4月份货款571795.80元,共计欠原告货款3270599.43元。根据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60天”。原被告双方对货款以“月结单”形式进行了对账确认,原告也应被告要求开具了2186853.6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付款,但被告总是以其资金紧张为由进行拖延。为此,原告特诉至贵院,请予判处。被告辩称，一、答辩人是于2013年1月份由股东变更而来的，博罗县工商局签发的企业营业执照和博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日期均是2013年1月份，答辩人变更前及变更后根本就不认识被答辩人，更谈不上与被答辩人之间签订有买卖合同。二、被答辩人在诉讼中称与答辩人自2012年7月份开始业务往来关系，答辩人对此当然毫不知情，如果被答辩人所诉情况属实那也只是与答辩人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之间的关系，与现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间毫无关系，被答辩人据此诉请答辩人承担付款义务自然也是无法无据。三、被答辩人还诉称2013年1、2、3、4月份仍向答辩人供货，这明显不符合实际，如（一）所述答辩人变更后从来就没有和被答辩人进行过任何业务往来，更加不会有欠被答辩人的货款之说。四、被答辩人诉讼证据中所提供的对账单和送货单上根本就没有答辩人公司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知是基于什么原因被答辩人还就此认定答辩人应当承担付款义务。五、被答辩人诉讼标的有300多万，如此巨大供货合同被答辩人不可能对收货人不了解，进而也会对答辩人的变更情况有所熟知，被答辩人如此皂白不分地就将答辩人告上法院自然是对答辩人名誉权的侵害，答辩人对此将保留权利。综上所述，答辩人是于2013年1月份变更设立，变更前后既不认识被答辩人，也没有和被答辩人进行过任何业务往来，更加不会有欠款一事；被答辩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将答辩人诉至法院，既是对自身权利的不当行使，也是对答辩人的明显不尊重；所以答辩人恳请贵院仔细核实证据，查明事实真相，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请，还答辩人以清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24日，原告建昇电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以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要求被告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270599.43元，并向本院提交了采购订单、送货单、月结单和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经审查，原告提交的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份的《采购订单》上显示订货人系惠州市双成电路有限公司、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交货地址为惠州市博罗县义和西工业区，采购订单系传真件，未加盖订货人公章。原告提交的2012年11月份至2013年4月份的送货单中，记录了原告送货的货品及数量，虽送货单上显示收货厂商为“惠州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或“路路通”，但该送货单未加盖被告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的公章，仅由余国仁或程松、彭勇、肖宏宇、王丰在送货单“收货人”处签名确认。原告提交了2012年11月份至2013年4月份的月结单，所有月结单均由程松在“客户确认”处签名，其中《2012年11月份月结单》、《2012年12月份月结单》上加盖了“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财务对账专用章”，但被告否认该印章系被告公司公章，亦否认余国仁、程松、彭勇、肖宏宇、王丰几人系被告公司员工，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余国仁、程松、彭勇、肖宏宇、王丰几人在涉案交易发生期间与被告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提交了23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抬头系“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总金额2186853.69元，该发票已由被告到税务机关用于抵税。原告在庭审中承认月结对账后李某通过现金或其他公司汇票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012年12月份的部分货款171117.8元，但未提交被告曾为涉案交易支付货款的记录。被告抗辩称其非涉案交易的买受人，并提交了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与科迪盛科持（深圳）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提交了2012年11月26日，被告公司登记股东李国平分别与郑大成、高建舟、蒙广信、王春宗、潘应明、文爱华签订的《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登记股东陶建新与周泽平签订的《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提交了2013年1月17日由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被告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的登记股东与案外人郑大成、高建舟、蒙广信、王春宗、潘应明、文爱华、周泽平在2012年11月26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在2013年1月17日变更了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为高建舟。被告否认曾向原告发送过采购订单，也否认接收过原告提供的货物并与原告对账、向原告支付货款。相反，被告提交了李某为甲方、惠州大亚湾建升电路板厂为乙方的《付款协商计划》，该协议由李某和原告公司总经理钟某签署，以证明李某系涉案货款的实际欠款人。以上事实由案外人李某在原一审庭审中承认。另查明，被告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在变更登记前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某，实际控制人系李。李某在原一审庭审中承认涉案交易系其个人在被告公司股权转让后，以被告的名义、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原告发生的，因交易拖欠原告货款约310万元。采购订单系李某向原告发出，送货单与月结单均由李某聘请的工作人员余某、程某、彭某、肖某、王某几人经手并签名，涉案交易的货物由李某的工作人员在原告工厂验收后经物流运输至其它地方，并未发至被告公司处。此外，李某承认加盖在部分月结单上的“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财务对账专用章”系由其私自持有，在被告惠州市路路通电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未移交给被告公司。再查明，证人李某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博罗县公安局于2014年8月26日刑事立案，2017年5月20日，博罗县公安局对李某涉嫌合同诈骗案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该案。本院认为，原告据之请求货款的交易真实存在，原告提交了送货单证明其已向交易相对人提供了货物；提交月结单证明交易双方进行了对账结算交易金额，本院予以确认。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对涉案货款承担偿还货款义务，应证明被告系涉案交易的相对人且拖欠了原告货款，但原告没有提交买卖合同证明原、被告双方达成过交易的合意，也没有物流运输单据证明原告确已将货物送至被告处且由被告接收了等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没有被告支付货款记录证明被告承接了涉案交易的权利义务。原告提交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和月结单，均无加盖被告公章或经被告负责人、工作人员签名确认，不能证明被告知晓并同意发生涉案交易。故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有与原告发生涉案交易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证明被告以实际行动表示愿意接受涉案交易产生的权利义务。关于余某、程某、彭某、肖某、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原告未提交被告曾委托余某、程某、彭某、肖某、王某几人代理被告公司与原告进行交易，也未提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等证据证明上述几人系被告的工作人员，故余某、程某、彭某、肖某、王某几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称其开具的23张金额共计2186853.69元的增值税发票已由被告到税务机关用于抵税，因该23张增值税发票系由原告单方开出，即使已由被告用于抵税，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告系涉案交易主体，承担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综上，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系涉案交易的主体，不能证明原告已将交易货物送至被告处，被告收取原告货物后未支付货款这一事实，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17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朱炳兴审 判 员  陈晓君人民陪审员  何宇惠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燕琼书记员王若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