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12民初1984号 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某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丹丹，广西诚云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某凤，女，满族，1986年8月5日生，住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广西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强，广西务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于某凤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石剑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2019年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蒋璇担任记录。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丹丹，被告于某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李云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2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30.95元；三、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2019年3月份工资2000元；四、判令原告无须为被告办理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手续；五、本案诉讼费、邮寄费、公告费等由被告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9年4月22日向桂林市临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桂林市临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临劳人仲案字［2019］第37号裁决。裁决书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部分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对于案件事实部分，裁决书认定错误的事实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案认定原告单位与被告具有用工事实、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的。被告（劳动者）向仲裁庭提交的所有证据，包括工作牌、微信转账记录、工作服、车票、工作图片等，均不能证明与原告单位有劳动关系，被告提交的工作牌上写的单位名称也不是原告单位！被告所有提交的证据加上被告当庭承认是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都是可以证明被告的工作单位实际上是“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与本案的原告单位即没有发生实际用工，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第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原告单位（地址为：临桂区）与其他的任何单位的地址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地址！裁决书上第5页“本委查明：……经查，申请人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中工作，工作地点为临桂区，该地址与被申请人工商登记住所地一致。”该内容认定完全没有任何证据依据，因为被告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证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地址是在“临桂区”。被告在仲裁庭法庭调查中当庭承认是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但是被告并未向仲裁庭提交任何医馆的信息，仲裁庭也仅是听信被告的口头声称“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就是与原告单位地址一个地方，就直接这样裁定下了结论。裁决书上所写的“经查”得出的结论原告实在不得而知是如何查的？又是凭什么证据得出地址一致结论的？却没有一一写明，此结论直接“空降”！二、对于法律适用部分，裁决书法律适用错误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民事证据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被告“口头声称”主张医馆和原告地址一致的事实，应该由被告提交证据来证明才能认定其口头陈述的为事实，但是裁决书却颠倒举证原则让原告单位来举证与医馆（即其他单位）不具有关联性，颠倒举证责任，还因此裁决由原告单位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这是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一审法院改判纠正。第二、裁决书第8页第3行至第8页第5行也是适用法律错误，上写“由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按照劳动法律规定，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其一、这个责任认定实在是不知道是依据哪部法律的具体哪一条规定得出的结论？其二、被告在仲裁中是当庭承认确实是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也承认医馆每月也给其发放工资，仅仅因为医馆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就裁决另一个与医馆毫无关系的独立法人（即本案的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来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而且是在完全没有可以认定“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与原告这个独立法人就是同一个单位的任何证据情况下，就这么“粗暴”的直接裁决认定，原告单位实在是不明不白、莫名其妙的“被承担”了“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应该承担的用工责任！综上，桂林市临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部分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对“临劳人仲案字［2019］第37号”仲裁裁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证明原告的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康元元的工作牌以及在医馆工作时的图片，证明1.证明康元元实际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主要从事后勤事务工作的事实，2.证明康元元日常实际中并不在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的事实；证据三、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的工作职责范围规定，证明康元元法律上担任监事职务时是不能同时进行公司人事业务等管理和财务方面管理事务的，否则既违反原告公司章程关于监事工作职责范围规定又违反国家《公司法》中关于监事职责的规定；证据四、被告于某凤提交仲裁庭的证据，被告与康元元微信转账记录、被告的工作牌、工作服、车票、被告在北京办事处工作场景，证明1.证明被告之前已经提交仲裁庭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与原告有用工事实和存在劳动关系，2.证明被告实际应该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未提及原告；证据五、仲裁裁决书1份，证明仲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单位实际上与被告无劳动关系。 被告于某凤辩称：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希望法庭依据仲裁裁决书判决。 被告于某凤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提交2019年3月2日于某凤桂林至北京西的车票、2019年3月30日于某凤北京西至桂林的车票共2张，被告于某凤的工作牌，证明被告在3月份是原告安排到北京工作的事实，工作牌也证明被告是在原告地址工作的事实。 被告于某凤对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从照片里不能反映出被告从事的是后勤工作，也不能证明其从事的工作与原告没有关联关系；对证据三真实性不予认可，仅是一份复印件，无法确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同时从证明内容来说，章程的规定的内容与从事相关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注重的应该是事实，而非章程；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其证明至少可以反映出被告在原告公司场所工作的事实，但是并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观点，因为仲裁在实体审理中已经确认了原告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位于同一位置，且该医馆没有法定主体资格，也无工商登记；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五恰恰证明了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被告于某凤提交的证据认为：对被告提交的火车票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个火车票只能证明被告自行购买车票去北京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是原告单位安排被告去北京工作的事实，从车票来看2019年3月2日至3月30日，证明2019年3月份被告基本上在北京不在桂林的事实，对被告提交工作牌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工作牌只能证明被告是在工作牌上所印有“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是在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事实，被告提交的工作牌上印的也不是原告公司的名称。 本院依职权调取（现场勘查）如下证据：证据一、照片9张；证据二、《回函》。 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照片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多家单位地址相同，也不能证明为同一家公司，现实中确实存在多家公司登记地点在同一地方办公的现象，各公司经营管理各自独立，财务独立，互不干涉，只对自己公司的事务负法律责任。其中，对照片中有一张是“中医诊所备案证”的真实性认可，法定代表人是孙某军，但是诊所名称是“医和堂中医诊所”，地址是桂林市秀峰区中隐西路**崇华中医街内**楼**，与本案被告陈述认可做事的地点“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并非同一家，因为名称不同，登记地址也不同，不能证明孙某军是“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所有权人或经营者；对证据二《回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函证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场地租赁者，以及实际经营管理者为中关村炎黄中医药科技创新联盟，应由医馆的实际管理经营者即该联盟承担用工责任，同时也证明孙某军与康元元也在馆内从事工作，并且孙某军与康元元是“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聘请的工作人员，代表的是医馆的行为，并非医馆的所有权人和经营者，《回函》并未提及医馆与本案原告有任何关系。 被告于某凤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照片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两份证据说明法定代表人都是孙某军，其也是实际的负责人。从证据本身可以看出孙某军是法定代表人，是医馆的实际管理者，同时可以看到有一个诊所的备案证，备案证不代表有实际的主体资格，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有相关的营业执照，有营业执照才有对外的主体资格，所以在法律上更谈不上用工主体资格，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地址是同一的，诸多所谓的主体地址一致，形式的主体混同，要在法律上负责的主体即原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可作本案定案的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5日经桂林市临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是具有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某军，住所地临桂区，经营范围科技技术开发……；中医诊疗服务；……。被告于某凤于2018年10月9日起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中工作，工作地点为临桂区，负责抓药、后续服务。2019年3月2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军指派被告去北京工作，2019年3月29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军当面辞退了被告，被告收到的工资分别为2018年10月的工资是现某结算，2018年11月工资中的500元是领取现某，原告公司监事康元元分别于2018年11月30日向被告转账11月生活费（工资）1500元，2018年12月31日向被告转账2000元，2019年2月1日向被告转账2000元，2019年2月28日向被告转账2月生活费（工资）2000元。 被告于某凤在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原告并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 2019年4月22日，被告向桂林市临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2019年5月31日，桂林市临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临劳人仲案字［2019］第37号《仲裁裁决书》，查明：“一、被申请人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5日经桂林市临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是具有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从被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单位《营业执照》中证实，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孙某军，住所地为临桂区，经营范围为：科技技术开发……；中医诊疗服务；……。二、申请人在仲裁庭审中诉称，申请人于2018年10月9日到被申请人处工作，工作地点门牌号为××医馆，每月2000元生活费，由被申请人监事康元元通过微信发放。经查，申请人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中工作，工作地点为临桂区，该地址与被申请人工商登记住所地一致，但‘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三、申请人在仲裁庭审中认为，孙某军是医馆馆长，康元元是副馆长，医馆里面挂的《营业执照》就是被申请人的《营业执照》，被申请人与医馆就是一个公司。被申请人在仲裁庭审中辩称，被申请人从工商登记注册至今没有营业过，也没有招任何人，被申请人与医馆无关，医馆与被申请人公司完全是两个单位，各自经营，不能混为一谈。但被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向本委举示或提供出证明被申请人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及‘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经营者情况、职工花名册、工资表等证据材料。四、申请人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期间，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其他书面协议，被申请人也没有为申请人代扣代缴或缴纳社会保险费。五、申请人自称，2019年3月2日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军指派申请人去北京工作，口头约定去北京工资每月3000元，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19年3月工资3000元。但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向本委提交有关其与被申请人约定2019年3月份工资为3000元的证据材料。被申请人辩称，申请人从未在被申请人处工作过，被申请人公司只在桂林有，在北京没有任何的办事处或者子公司，申请人提供的火车票无法证明被申请人安排其去北京工作的事实，被申请人无须支付申请人2019年3月份工资。六、申请人在仲裁庭审中陈述，2019年3月29日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军当面辞退了申请人，申请人2019年4月1日到桂林后就没有再去上班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是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赔偿某2000元。但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向本委提供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及证据材料。七、从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中证实，康元元于2018年11月30日向申请人转账11月生活费1500元，2018年12月31日向申请人转账12月生活费2000元，2019年2月1日向申请人转账2000元，2019年2月28日向申请人转账2月生活费2000元。申请人认为，生活费指的就是工资，2018年10月的工资是现某结算，2018年11月份工资中的500元是领取现某。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营业执照》、申请人与康元元的微信转账聊天记录、‘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牌、服装、火车票、工作照片、工作视频，被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营业执照》、康元元的工作牌、康元元在医馆工作照片、《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双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当事人双方的当庭陈述，并签字认可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并经当庭质证，足以采信。”认为：“一、‘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营业场所位于临桂区，与被申请人工商注册登记的住所一致，且被申请人的经营范围包括中医诊疗服务。申请人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受被申请人监事康元元的劳动管理，由康元元每月向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是事实。虽然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无关，但被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向本委举示或提供出其与医馆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由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按照劳动法律规定，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由于被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向本委提供‘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职工花名册、工资表等证据材料，因此，本委对申请人诉称的其入职时间为2018年10月9日、月工资为2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由于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向本委提交有关其与被申请人约定申请人2019年3月份工资是3000元的证据材料。本委认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2019年3月份工资为3000元。按规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2019年3月份工资2000元。故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9年3月未支付的工资3000元数额的仲裁请求依据不足，本委不予支持。四、申请人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期间，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按规定，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共计19861.9元［（2000元÷21.75天×21天＋2000元×4个月）×2］，期间，由于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支付工资9930.95元（2000元÷21.75天×21天十2000元×4个月），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30.95元（19861.9元-9930.95元）。故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1000元数额的仲裁请求依据不足，本委不予支持。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9号）第四条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申请人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工作期间，被申请人未依法为申请人代扣代缴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是事实。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中要求被申请人为其补缴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按规定，被申请人应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和核定的缴费基数，为申请人办理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手续，并由被申请人和申请人承担各自的缴费比例费用。六、申请人诉称，2019年3月29日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军当面辞退了申请人，4月1日回到桂林后就没有再去上班了。由于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向本委提供出被申请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及证据材料，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了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处理。故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赔偿某2000元的仲裁请求依据不足，本委不予支持。本委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款、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9号）第四条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2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30.95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3月份工资2000元。三、被申请人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和核定的缴费基数，为申请人办理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手续，并由被申请人和申请人承担各自的缴纳比例费用。” 2019年7月15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到临桂区进行现场勘察，原告登记的该住所地地址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一致，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军同时系“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执行馆长，还有其他多个机构挂牌。 2019年7月31日，本院向桂林信和信健康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出《调取证据工作函》，2019年8月5日，该公司《回函》：“1、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地址为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东边山北、猴山西南侧崇华中医街2＃楼2号馆。2、该医馆作为中关村炎黄中医药科技创新联盟的办公场所。3、该馆由中关村炎黄中医药科技创新联盟（国医大师孙某荣掌门弟子杨建宇（身份证号：4101031965××××××××）负责工作）管理。由杨建宇派遣孙某军（身份证号2112021969××××××××）、康元元（身份证号2113231973××××××××）二人负责“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馆内事宜。对于《调取证据工作函》中涉及的该医馆内的工作单位、是否办理营业执照等问题我公司并不知情，均由中关村炎黄中医药科技创新联盟（世界中医药某医派发展联盟）及派遣人员自行负责。” 本案在庭审过程中，本院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和2019年8月8日，向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军发出传票、通知等文书，要求其到庭接受询问、谈话、调查，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被告在“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内工作，受孙某军的劳动管理，并由原告公司监事康元元每月向被告支付劳动报酬，由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营业场所位于临桂区，与原告工商注册登记的住所一致，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军亦“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执行馆长”，且原告的经营范围包括中医诊疗服务，给被告发放工资的康元元亦是原告公司的监事，原告亦挂牌在该地址经营，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的经营地址一致，事务负责人混同，在原告未向本院举示或提供出其与“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和作为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又身兼“国医大师孙某荣某医派医馆”负责人的孙某军拒绝到庭接受本院的调查、询问的情况下，原告应承担不利后果，故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是否应该向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产生的二倍工资差额9930.95元的问题。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原告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按规定，原告应当支付被告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共计19861.9元［（2000元÷21.75天×21天＋2000元×4个月）×2］，期间，由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工资9930.95元（2000元÷21.75天×21天十2000元×4个月），原告还应支付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30.95元，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支付被告于某凤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2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30.95元。三、关于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3月份工资2000元的问题。由于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能提供其它向被告支付了2019年3月劳动报酬（工资）的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3月份工资2000元。四、关于原告诉请无须办理社保手续的问题。原告的该项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某。”《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某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原告未按规定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引发的争议，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予以解决，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驳回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9年3月2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930.95元给被告于某凤； 3、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3月份工资2000元给被告于某凤。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桂林某康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和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在上诉期限届满后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石剑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蒋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