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3182号原告：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徐军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涛，上海申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000号7楼A-H室；8楼A-C、E-I室。负责人：周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辉，上海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东华，上海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涛、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保险金人民币50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原告向被告投保雇主责任保险。2018年3月23日，被告出具了雇主责任保险保险单。保险单约定，原告投保雇员人数37人，每人伤亡赔偿限额500,000元。保险期间为自2018年3月26日零时起至2019年3月25日二十四时止。根据雇员清单，其中一个雇员是徐德明，工种为押运员。2018年5月7日上午，徐德明在随公司驾驶员郑以东上班时，在青浦区北青公路靠近汇金路100米处时，徐德明突然倒地。公司驾驶员郑以东拨打110及120，徐德明被送至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送医后确认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徐德明系猝死。后原告将全部材料交给被告进行理赔。被告以原告猝死不属于受理范围为由，不同意支付赔偿金，并向原告出具了保险拒赔案件通知书。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被告应当进行理赔，被告的拒赔事由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法院判如所请。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保险单、雇员清单，证明原告与被告建立了雇主责任保险合同关系，保险期间2018年3月26日零时起，至2019年3月25日二十四时止，每人伤亡限额500,000元，投保雇员37名，其中一名雇员是徐德明；证据二、徐德明身份证、劳动合同、用人登记表，证明徐德明系原告押运员；证据三、居民死亡确认书，证明2018年5月7日，徐德明猝死身亡；证据四、保险拒赔案件通知书，证明被告认为，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五、询问笔录，证明2018年5月7日，郑以东在香花桥派出所做笔录，证明徐德明死亡事实及死亡经过，2018年5月7日4时50分许，郑以东和徐德明一起从青浦区重固镇福泉山村钱家泾XXX号XXX室的出租房出发，准备到北青公路XXX号青浦出口加工区内的巴斯夫电子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开车送货到浦东张江，在北青公路进汇金路东约100米处，徐德明死亡；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证明陆秀兰是原告公司调度，郑以东是公司驾驶员，徐德明是公司押送员，一般是郑以东和徐德明搭班开车，2018年5月4日，陆秀兰安排郑以东和徐德明5月6日去巴斯夫装货，5月7日将货送到张江，2018年5月7日，徐德明在去巴斯夫公司的路上死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根据保险条款第三条保险责任的约定，本案事故是徐德明在上班途中猝死，没有法律规定被告要对徐德明上班途中的猝死承担责任；第二、根据保险责任第三条第6项约定，徐德明虽然是在上班途中，但不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伤害；第三、根据保险责任第7项约定，徐德明并非死于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被告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第四、截止到今天，原告也未为徐德明的猝死申请过工伤。被告并表示，撇开本案的争议，假如事故成立，被告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对赔付500,000元的金额没有异议。为支持其抗辩意见，被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投保单，证明被告已经交付条款给原告；证据二、保险条款一份，证明被告拒赔的主张。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下，徐德明死亡的地点是在北青公路汇金路东约100米上班途中，就已经死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是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恰恰说明是在上班的途中，押送员出了出租屋就是上班是不合理的，公司给予其指定地点，是需要到达指定地点才算上班，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只是截图，对微信的当事人也没法核实，不需要陆秀兰本人出庭；其余坚持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坚持被告条款没有交付；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条款未交付给原告，从保险条款来看，没有涉及免责，就应当赔付。庭审后，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七、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委托书、承诺书、死亡证明2份，证明徐德明父母已经去世，现继承人只有妻子和儿子两人，徐德明继承人徐伟有权收取赔偿款(其中委托书和承诺书是吴晓琴委托其儿子处理相应事宜的材料)；证据八、转账凭证、收据，证明徐德明继承人收到了原告支付的500,000元；证据九、《临床诊疗指南(病理学分册)》第61章，猝死的病理学诊断，证明《临床诊疗指南(病理学分册)》中关于猝死的定义是“猝死是由人体隐伏的、具有致死潜能性疾病所致的突然性意外性自然性死亡，属于病理性死亡”。也就是说，猝死属于突发疾病死亡，根据保险条款第7条第三项，属于被告保险责任范围。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七、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中结婚证记载名字为吴晓芹，与户口簿、身份证上记载的名字吴晓琴不符，需要原告进行解释。对证据九，猝死属于突发疾病被告予以认可，但是根据1979年国际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学会以及1970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猝死为：急性病状发生后即刻或者情况24小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猝死的时间限定在发病1小时内。可见，猝死的原因是来源于死者本身潜在的疾病，而非因工所致。并且，被告拒赔的原因是死者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生的，本次事故的发生是其在上班途中，不适用保险条款第三条第7点。再补充一点，被告认为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在原告的员工上班途中猝死，没有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对这样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被告认为原告对死者家属的补偿是道义上自愿的补偿，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庭审后，被告向本院补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三、原告在索赔时出具的事情经过，证明死者是走路去青浦加工区停车场上班，定义的点是停车场是上班的地点，被告认定是在上班途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补充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向被告提供过该材料，但内容只是客观描述事发当天死亡的前后经过，郑以东关于此节事实在派出所也做过笔录，内容与该证据差不多，被告认为死者是在上班途中，对这一点原告不认可，因为死者已经有了工作任务，指派他外出，并不是其从住所到单位，这才叫上班途中，该证据的内容仅描述了经过，没有说上班途中。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3日，原、被告签订雇主责任保险保险单，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原告；投保雇员人数37人，徐德明位列雇员清单第34位；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26日零时起至2019年3月25日二十四时止；责任类别为每人伤亡赔偿限额500,000元；适用条款为主险条款(雇主责任保险条款)。就涉案事发经过，原告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9日的事情经过，载明：2018年5月7日早上5：05分左右，公司押运员徐德明与司机郑以东两人从所住宿舍同行走路去青浦出口加工区内公司停车场上班，走到青浦区北青公路靠近汇金路100米处时，徐德明突然倒地不能动了，司机郑以东及时拨打120救护车，同时拨打110电话报警，大约15分钟左右120救护车到达，将徐德明送至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送到医院后经检查发现心脏已停止跳动，确认死亡。当天下午该死亡事件移交青浦香花桥派出所办理，公司员工郑以东、盛中明、徐军明到派出所做相关笔录。派出所民警告知通过监控看到徐德明在行走过程中突然倒地，事发时无其他人员和车辆与徐德明发生接触，徐德明的死亡经过法医初步鉴定为猝死。以上为公司员工徐德明突然死亡事故的大致情况，特此说明！郑以东在香花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载明：我叫郑以东，男，汉族，1969年10月20日出生，工作单位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事发经过为2018年5月7日4时50分许，我和徐德明一起从青浦区重固镇福泉山村钱家泾XXX号XXX室的出租房出发，准备到北青公路XXX号青浦出口加工区内的巴斯夫电子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开车送货到浦东张江。当我和徐德明沿着北青公路北侧的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走，走过油墩港大桥西侧的公交车站后，大约5时许，我就到一旁草丛上厕所，徐德明就继续沿着非机动车道往西走，等上完厕所，就看到徐德明俯着倒在地上，边上没有人，我叫他也没有叫醒，我于是报了120和110。后交警和救护车到现场，我就跟着上了救护车。打了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急诊，经医生确认徐德明已死亡。徐德明刚来上海，和我同吃同住大约2个月，没有听说过身体有什么问题。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8日起至2020年3月7日止，为期二年，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8日。用人登记表载明：徐德明的职务为押运员，家庭成员为妻子吴小琴(经本院审核身份证和户口簿，应为吴晓琴)，儿子徐伟。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和案外人陆秀兰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徐德明是在去巴斯夫公司的路上死亡，是在履行职务。另查明，徐德明，男，1971年9月22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镇街道北街组。原告提供的居民死亡确认书载明：主要死亡原因为猝死。2019年2月18日，燕溪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镇燕溪村北街组村民，徐德明，男，汉族，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于2018年5月7日去世；徐德明父亲徐仁义，男，汉族，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于2018年10月25日去世；徐德明母亲于2002年11月20日去世，因去世多年无从查找身份证；徐德明配偶吴晓琴，身份证XXXXXXXXXXXXXXXXXX，徐德明与配偶吴晓琴只生一子徐伟，身份证XXXXXXXXXXXXXXXXXX，无其他子女。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吴晓琴于2018年4月1日出具承诺书，载明：本人吴晓琴(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是徐伟(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的母亲。2018年5月7日，徐伟父亲徐德明(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死亡。其后，徐伟作为徐德明继承人，代表我们全部继承人与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协商。徐伟就徐德明死亡一事所签的所有材料，所做的所有陈述，我均予以认可。特此承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付款金额350,000元)及徐伟于2018年5月8日出具的收条(现金150,000元)。还查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载明：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下列情形导致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七)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临床诊疗指南(病理学分册)》，关于猝死的定义是：“猝死是由人体隐伏的、具有致死潜能性疾病所致的突然性意外性自然性死亡，属于病理性死亡”。2018年9月12日，被告出具保险拒赔案件通知书，载明：事故原因及损失情况为雇员徐德明上班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后抢救无效猝死。处理结果为依据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条款(2014版)中保险责任相关规定，不属于受理范围。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我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未获得被告赔付，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原告申请徐伟出庭作证，证明2018年5月7日徐德明死亡后，作为徐德明的继承人，徐伟收到了500,000元赔偿款。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赔付500,000元保险金？针对该争议焦点，原告认为：一、因被告的保险合同条款未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等概念进行释义，更不可能对该词语进行解释说明。因此，法院在解释该词语的定义时，应当做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二、徐德明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死亡，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金给付义务。三、徐德明死亡事故，至少符合保险合同条款第3条第1项、第3项、第5项、第7项、第10项的约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保险合同第3条第7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一项只需要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两个条件即可。“工作原因”这一因素，根本无需考察。关于猝死，是否是突发疾病，《临床诊疗指南(病理学分册)》中关于猝死的定义是：“猝死是由人体隐伏的、具有致死潜能性疾病所致的突然性意外性自然性死亡，属于病理性死亡”。也就是说，猝死是疾病导致的死亡，属于突发疾病死亡。四、从保险合同约定来看，徐德明死亡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五、保险合同条款责任免除部分，系无效条款，不产生效力。六、原告已经向徐德明继承人实际支付了500,000元赔偿款，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保险金。被告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死者徐德明从出租屋离开至青浦出口加工区停车场，这一过程属于上班途中，还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一、这一过程显然属于上班途中。徐德明职务为押运员，其职业特点决定其工作场所的多变性。又因为原告公司的性质系提供物流服务，徐德明押运的大部分货物都是其他公司的，故徐德明的通常上班方式就是从其他公司随车提货，而非去本公司上班报到。原告认为上下班途中仅适用于本公司地点与员工住所的往返，以此推断类似徐德明工作性质的(例如马路清扫工)即无上下班途中之说，离开住所即进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显然该结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合常理亦与社会现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本案徐德明即是从住所地去往工作地的途中，符合该司法解释“上下班途中”认定的情形。原告在提交理赔材料时关于事故经过的说明中亦确认事发当天，徐德明前往青浦出口加工区停车场上班，认为停车场是徐德明的工作场所，工作点。因此可以确定徐德明是在上班途中猝死。二、根据原、被告间保险合同第三条保险责任的约定，原告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工导致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原告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被告按照合同约定赔偿。而徐德明在上班途中猝死，没有法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当然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与徐德明家属签署的赔偿协议，属道义上的赔偿。该赔偿协议仅在其两方间产生效力，不能约束被告。原告亦无权无限扩大被告的赔偿范围。故本案不属于保险事故，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综观本案被告拒赔的理由，即认为徐德明从出租屋离开至青浦出口加工区停车场，这一移动的过程，属于上班途中，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故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条款(2014)版保险责任项下强调的均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因工外出期间”，亦或者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徐德明从住处到停车场这一区间的移动到底属于“上下班途中”还是“因工外出”、“工作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载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第六条载明：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结合本案事实，徐德明的猝死发生于从其住处前往停车场的路上，其职业身份为随车押运员，原告主张的“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而认定为本案“因工外出期间”较为牵强。被告对于本案的拒赔，于法有据，因而本院采信被告的抗辩意见。原告对于徐德明家属的赔偿行为并不能约束被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原告上海高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张文忠人民陪审员  伍兴生人民陪审员  张丕建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阴丽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