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辽02行再1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连阳光数码大厦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黄浦路596号15层7号。法定代表人：陶雷，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宏明、郭鹏飞，均系辽宁海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2号。法定代表人：王晋良，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毛晓涛，系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沈锐，系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高新园区分局职员。原审第三人：大连鑫亿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七贤东园42A-42B号202室。法定代表人：邵鹏恩，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朝晖，系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于玲。再审申请人大连阳光数码大厦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数码公司）与被申请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原审第三人大连鑫亿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亿公司）、于玲房屋登记管理行政登记一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3日作出（2011）中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阳光数码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2012）大行终字第67号行政裁定，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阳光数码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辽行监字第395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阳光数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鹏飞，被申请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的委托代理人毛晓涛、沈锐，原审第三人鑫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朝晖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于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数码公司一审时诉称，2006年11月，被告向第三人于玲颁发设计用途为“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后第三人于玲以该房屋所有权证为依据要求原告赔偿其挡光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为第三人于玲颁发设计用途为“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要理由：一、案涉房屋在申请权属登记的过程中，被告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1、案涉房屋相关证明文件所载明的权利人均为第三人大连天易节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鑫亿公司的前身，以下简称天易公司），故天易公司应作为案涉房屋的初始登记申请人，被告以第三人于玲作为申请人所进行的初始登记显然是错误的。2、《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申请书中所载明的产权转让人为第三人天易公司，也未获得房屋的权属证书，故被告在办理案涉房屋的转移登记时，该房屋的权属并不清楚，被告予以审核通过是违法的。3、作为被告颁证依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所载明的土地总建筑面积违规增加了48855.65m²，而被告在为第三人于玲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时，并未审查其所在的42号楼是否就是违规增加的建筑面积内的违章建筑物，显然未尽到合理审核的义务。二、被告为第三人于玲所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中房屋设计用途为“住宅”的记载是无法律依据的。1、案涉房屋的原规定设计用途是“公寓”，并非“住宅”。（2007）甘民权初字第1977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局出具的关于硅谷假日小区曹卫东等住户要求挡光确认的复函中指出——硅谷假日小区的性质为公寓。2、第三人天易公司与政府所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载明土地的规划用途一部分是住宅，一部分是商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载明“建设项目名称：新科花园二期住宅、公建”，然而，项目竣工后，地上所有建筑物的房产证上的设计用途都记载为“住宅”。3、就案涉房屋的户型设计而言，其根本达不到国家住宅的设计要求，不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与《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的规定。综上，被告为第三人于玲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时，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违法作出了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为第三人于玲所颁发的设计用途为“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一审时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权属进行登记发证的行政职权。二、被告向第三人于玲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2006年11月，第三人于玲与第三人天易公司就案涉房屋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并向被告提交了房地产权属登记申请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发票、税收通用缴款书、第三人身份证等资料。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被告经审核后，认为第三人于玲与天易公司提交了必要文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房屋权属登记的条件，因此为第三人于玲颁发了房产证。三、被告就案涉房屋颁发用途为“住宅”的产权证，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被告与天易公司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大连鑫亿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硅谷假日（原新科花园二期）项目的补充批复》（大政地高字[2007]400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修建性详细规划、《竣工验收备案表》以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文件，“硅谷假日”项目房屋用途为住宅和公建，其中案涉房屋所在楼宇的规划用途为住宅。因此，被告根据上述文件就案涉房屋颁发用途为“住宅”的产权证，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第三人于玲及第三人天易公司一审时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06年11月，第三人于玲与天易公司就案涉房屋向被告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并向被告提交了房地产权属登记申请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发票、税收通用缴款书、第三人身份证等资料，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记载该商品房的设计用途为住宅。后被告经审核依据法律规定为第三人于玲颁发了房屋权属证书。被告尽到了审核义务，履行了法定职责，故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为第三人于玲颁发房屋权属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2年6月，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土地局与第三人鑫亿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为2002-21），合同内容记载：出让的宗地位于七贤岭黄浦路南侧，面积为162742平方米。2004年2月，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土地局为第三人鑫亿公司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大连高技2004-2号），建设单位为第三人鑫亿公司，建设项目名称为新科花园二期住宅、公建。2004年4月，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房产局为第三人鑫亿公司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大高房预许字第2004002号），房屋用途记载为住宅、商服。2005年4月，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审批新科花园二期规划总平面图，该图显示42号楼为学子园住宅。2005年5月，第三人于玲与第三人鑫亿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内容记载：第三人鑫亿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七贤岭黄浦路南侧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该地块土地面积为162742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服，土地使用年限自2002年6月28日起70年；该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暂定名为硅谷假日，第三人于玲所购买的商品房为第42号楼3层8号，行政街号为黄浦路七贤东园17号0308，该商品房的用途为住宅，属框架结构；合同连同附件由高新园区房地产交易市场登记备案。2006年5月，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出具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为第三人鑫亿公司的建设工程硅谷假日42号楼竣工验收备案，工程用途记载为住宅、公建。2006年11月，第三人于玲向被告提出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申请，并提交了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申请书、商品房销售合同、购房发票、身份证等材料。后被告经审核向第三人于玲颁发“大房权证高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内容是：房屋所有权人于玲、房屋坐落于甘井子区七贤东园x号x层x号、产别私产、房屋建筑面积44.08平方米、设计用途住宅。2009年3月，鑫亿公司变更为天易公司。2011年，第三人于玲因与原告的挡光纠纷将其诉至法院。后原告以被告违法为第三人于玲颁发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被告为第三人于玲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为第三人于玲颁发的设计用途为“住宅”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故被告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具有为第三人于玲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法定职责。《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第二十七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30日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房屋权属登记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其对权利主体的登记均是依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所确定的。只要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登记机关就有义务为其办理登记。第三人于玲申请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向被告提交了房地产权属登记申请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发票、税收通用缴款书、第三人身份证等齐备的材料，被告经审核后为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被告作为登记机关对第三人于玲所居住的房屋及该房屋所属的42号楼乃至整个硅谷假日项目的开发建设过程及具体规划详情，没有实质审查的义务，亦无判定的权利。被告审查了第三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并参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工程规划许可证、预售许可证、规划总平面图等进一步确认了案涉房屋的权属及设计用途，在此基础上为第三人于玲颁发了房屋权属证书，尽到了合理审慎的审核职责。关于原告提出被告以第三人于玲作为申请人所进行的初始登记一节，从本案现有证据看，第三人于玲向被告申请的是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而非房屋初始登记。被告为第三人于玲办理的也是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确认案涉房屋是购买的商品房，而不是新建房屋，故原告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原审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为第三人于玲颁发房屋权属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为第三人于玲所颁发的设计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请求，不予支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大连阳光数码大厦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阳光数码公司在原二审中的上诉请求是：撤销前述一审判决，改判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颁证证据中，并没有卖房人鑫亿公司提交的房屋权属证书，第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所提交的材料是不齐备的，被上诉人未尽到法定的审核义务，颁证行为是违法的。2、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房屋权属初始登记审批书载明的申请人为第三人于玲，并非鑫亿公司，违反了《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新建的房屋，申请人应当在房屋竣工后的3个月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规定。3、被上诉人在审核办理房屋初始登记过程中，应当对案涉房屋相关的用地证明文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行书面审核，以查明相关依据所载明的信息是否矛盾，确认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违章建筑，方可核准登记。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所载明的总建筑面积呈递增趋势，被上诉人应当审查增加的面积是否存在违建、超建的事实。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在审核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过程中，没有实质审查义务、亦无判定的权利，是错误的。4、被上诉人为第三人于玲颁发产权证书的设计用途为“住宅”无合法依据，未尽到审核义务。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建筑用途为住宅、商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表载明用途为住宅和公建，而修建性详细规划不是原件，无法证明其合法性。上述材料均无法明确证明第三人于玲的房屋用途，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的设计用途为住宅的事实是错误的。二、上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因相邻采光、日照纠纷被提起民事诉讼（另案）。而案涉房屋原设计用途是“公寓”，被挡建筑物是公寓的，不应在挡光赔偿范围内，即上诉人在建设时是勿需考虑日照间距问题的，享有对挡光不动产所有人不赔偿的权利。而被上诉人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不动产所有权人享有了主张挡光赔偿的权利，上诉人丧失了挡光不赔偿的权利，产生了赔偿的义务，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在原二审中的答辩意见是：一、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请求。1、上诉人称第三人天易公司在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没有提交房屋权属证书，当时的情况是全市对房屋初始登记都不发产权证，但具备相关材料能够完全证明房屋的权属是属于第三人天易公司的。且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被上诉人给第三人于玲颁发房屋产权证这个行为是否合法，即被上诉人作出的房屋转移登记是否合法，而被上诉人作出的房屋初始登记否合法，是另外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应在本案中一并主张。2、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给第三人于玲办理的是房屋产权初始登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当时的房地产统计分类方法，将第一次颁发产权证的登记都默认标记为初始登记。虽然在系统中显示为初始登记，但具体的办理程序均是按照转移登记来办理的。3、本案一审判决中所述的被上诉人没有实质审查义务，不是上诉人所理解的意思，而是指被上诉人对房屋的规划设计用途无权进行实质审查，上诉人起诉是针对房屋用途是住宅还是公寓，这属于规划部门的行政职权，被上诉人没有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4、上诉人所述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图纸不是原件，是因为开发商向被上诉人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图纸时只提供复印件，原件核对完毕后就返回给开发商。5、关于第三人于玲的房屋用途是否是住宅，被上诉人在作出房屋转移登记的行为过程中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修建性详细规划，通过这几个文件能够证明案涉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6、上诉人的其他主张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应纳入审理范围。二、对于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被上诉人曾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出过异议，但复议机关仍然予以立案受理。1、根据大连市挡光日照的相关处理规定、建设部对房地产指标的解释，房屋或者土地划归为公寓的，实际上仍然是住宅的一种。上诉人不是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也没有对其产生直接影响，无论房屋登记为住宅还是公寓，都不影响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因为只要挡光，上诉人都应当承担责任。2、挡光的事实是否成立，与被上诉人颁发产权证的行为无关，挡光与否应当是规划行为考虑的问题。天易公司在原二审中的陈述意见是：一、被上诉人给原审第三人于玲颁发房屋产权证时，房屋权属是非常清楚的，被上诉人对房屋权属已经尽到审查义务。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就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第三人天易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出这一主张。本案源于上诉人与于玲在另案中的挡光民事纠纷，但被上诉人为于玲颁发产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之时，上诉人并不存在与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原二审中，于玲未出庭陈述意见。本院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原二审认为，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对象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对第三人于玲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该行为的性质属于不动产物权的权属公示行为，即登记机构将房屋所有人于玲对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以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方式向社会公开。而上诉人大连阳光数码大厦管理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于玲之间并不存在案涉房屋物权权属纠纷，二者在另案中存在因相邻关系产生的采光权民事纠纷，即上诉人基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产生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诉请撤销房屋所有权公示行为。上诉人主张其享有对挡光不动产所有人不赔偿的权利，因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使其丧失了该权利，故其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但该权利系在民事侵权纠纷中对原审第三人于玲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抗辩，并非基于房屋的所有权而享有的物权支配权，与房屋登记行为这一物权公示行为所确定的权利无法律上的利害冲突，亦即案涉房屋登记行为并未损害上诉人在法律上的权利。且该与原审第三人于玲的请求权有关的抗辩权利产生于房屋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之后，也并非属于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房屋登记行为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即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或者具体规定未以该权利为指向或者将其纳入保护范围。故上诉人关于其不赔偿的权利受到损害从而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基于与房屋有关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有权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规定了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对房屋享有抵押权等几种与物权公示有关的或特定情况下的债权人对房屋登记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与于玲之间仅具有与房屋相关的基于相邻关系发生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产生一般债权债务关系，二者间并不存在房屋所有权的权属争议，亦不属于房屋登记中的特定债权关系，因此上诉人与房屋所有权公示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对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综上，上诉人主张其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起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1）中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大连阳光数码大厦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阳光数码公司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上述原二审裁定及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申请人的相邻权，申请人依法享有诉权，二审裁定驳回起诉，明显错误。于玲房屋的规划设计用途是“公寓”，根据《大连市城市建筑物间距及挡日照处理规定的补充说明》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寓性建筑不考虑日照间距。申请人享有拒绝挡光赔偿的权利。而被申请人为于玲颁发设计用途登记为“住宅”的房屋产权证，申请人原本享有的拒绝挡光赔偿权利随之丧失。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申请人的相邻权，申请人依法享有诉权。二、被诉行政行为与申请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享有诉权。只要当事人权益受损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就应认定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本案中申请人权益受损与错误颁证行为明显存在因果关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此规定，所有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均有诉权，而不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被申请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辩称，不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申请人无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审裁定应当予以维持。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定原告具有主体资格，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具体理由与原一、二审中发表过的意见一致。补充理由：一、虽然申请人提供的详规图上记载的案涉房屋用途为公寓，但是即使案涉房屋的规划用途为公寓，被申请人为案涉房屋颁发用途为住宅的产权证同样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房地产统计指标解释（试行）以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试行土地分类的通知均将公寓用地划归在住宅用地范围内，将公寓房屋划归了住宅房屋一类。因此，案涉房屋的用途无论是住宅还是公寓，其性质都应属于住宅。二、案涉房屋的性质即使是公寓，申请人仍应就其建造房屋给第三人房屋造成挡日照承担赔偿责任，案涉房屋的性质不影响申请人在挡日照纠纷中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建筑物本身的性质以及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与是否侵犯相邻建筑物的采光、日照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相邻权纠纷是基于申请人建造房屋的行为产生的，被申请人颁发产权证的行为不是导致相邻权纠纷的原因，法律也没有规定公寓房屋造成挡日照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审第三人鑫亿公司述称，不同意申请人的意见，同意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主要理由：一、申请人与公示不动产物权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对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均不享有任何权益，于玲在行使相关权利时，没有妨碍申请人的任何权利。二、案涉房屋所在楼宇有几十户住户，他们所获得的产权证均是住宅性质，有些住户没有被挡光，即便已经被挡光，如果不依赖于其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申请人承担侵权责任，也不必然引发相邻权纠纷，所以不动产物权公示后是否承担民事责任，要依赖于诸多外界因素，两者之间明显不存在因果关系。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申请人阳光数码公司在原一审中举证的（2007）甘民权初字第197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庭审中，被告举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局出具的‘关于硅谷假日小区曹卫东等住户要求挡光确认的复函’，该复函中指出：硅谷假日小区的性质为公寓，又根据《关于的补充说明》第十七条规定，公寓性建筑不考虑日照间距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对原告申请的建筑进行挡光确认。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该民事判决认为，《关于的补充说明》是部门内部规定，且被告未能提供该条规定的文本材料，故此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虽然被告所建的房屋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其所建房屋使原告的房屋的日照时间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再查，2012年12月10日，原审第三人公司名称由大连天易节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又变更为大连鑫亿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该节事实有工商变更登记核准（备案）通知书在卷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于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所以，本案程序性规定应当遵照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但对于申请人是否有诉权、如果其享有诉权，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法律适用问题，则应当遵照原审时生效的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申请人阳光数码公司对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不享有诉权，原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正确。理由如下：第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被申请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为原审第三人于玲所作的房屋登记行为，该行为的性质属于不动产物权的权属公示行为，而申请人阳光数码公司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于玲之间并不存在物权权属纠纷。故，基于对被诉行政行为的本质及相关法理的分析，申请人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二、申请人以《关于的补充说明》第十七条为依据，认为其有权拒绝赔偿公寓性建筑的挡光损失，并据此认为自己有诉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申请人在一审中所举民事判决已经以“该补充说明是部门内部规定，且被告未能提供该规定的文本材料”为由，没有将其作为定案依据，之所以判定该案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相邻权的规定，而民法通则该条款规定的是不动产，并没有将住宅和公寓进行区别规定。所以，即便该案原告被挡光的是公寓性建筑，一样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关于相邻权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由此可见，被诉行政行为并不是直接导致申请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因。其次，《大连市城市建筑物间距及挡日照处理规定》属于地方政府规章，其只能在行政规划、审批中作为法律依据，而不应对是否存在民事侵权事实、应否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作出具体规定。经查，其本身也确实没有“公寓性建筑不考虑挡日照间距”的具体规定，更没有“不用赔偿损失”的具体规定。退一步讲，即便有相应规定，其法律效力也不能对抗上位法。第三、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另一条理由，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此规定，所有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均有诉权的主张，本院认为，这是申请人对上述规定的误解，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以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基本条件。另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后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但是，本院认为，申请人阳光数码公司与第三人鑫亿公司分别建设的案涉建筑物系相邻关系，该相邻关系的形成，与土地出让、规划审批等行政行为有关，而与被申请人为第三人于玲颁发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故，申请人也不能根据此规定享有诉权。综上，申请人阳光数码公司关于自己享有诉权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申请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及原审第三人鑫亿公司关于申请人没有诉权的答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申请人阳光数码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维持本院（2012）大行终字第67号行政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振喜审判员  刘培红审判员  张 燕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浦丽娜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