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京刑终216号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乔瑞，男，62岁(1954年8月17日出生)，曾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年7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张徐宁，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乔瑞犯受贿罪一案，于二Ο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作出（2016）京03刑初11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乔瑞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石磊、代理检察员王乐依法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乔瑞及其辩护人张徐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2002年6月至2013年1月期间，被告人乔瑞利用担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之便，在申请贷款、租赁档案中心用房、贷款账户移转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人给予的贿赂共计人民币2707602.92元。具体事实如下：一、2004年11月至2010年2月，被告人乔瑞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为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办理银行贷款、出租房屋提供帮助，收受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1出资购买的小产权房屋1套，李×1支付了该房屋的设计费、物业费及装修费用，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1903807.92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是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于2000年结识乔瑞。2004年，其向华夏银行贷款人民币2800万元购买位于春秀路的金地花园商业楼，经乔瑞帮忙打招呼，2005年2月，其从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获得了该笔贷款。为感谢乔瑞在贷款上的帮助并与乔瑞维护好关系以便日后获得乔瑞的照顾，其于2004年年底出资人民币40万元为乔瑞购买了位于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小产权房一套，房子是以乔瑞爱人王×1名义购买并落在王×1名下，并安排华×负责房屋装修，房款以及装修的费用都是松之辉公司出的，这些经济往来目的是为了松之辉公司的经营和发展。2015年2月，乔瑞接受市纪委调查后通过卢×转交给其一套农商银行发行的纪念币，用来抵香堂村小产权房的房款和装修款。2010年，因金地花园商业楼一直空置，其联系乔瑞帮忙把商业楼租给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使用，乔瑞答应帮忙，后乔瑞让其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办公室主任袁×联系，最终其将金地花园商业楼租给了北京农村商业银行。2、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其与乔瑞是夫妻关系。2003年左右，李×1跟乔瑞说在香堂村有水泥地基可以向外出售，在上可以加盖房屋，李×1称可以想办法弄一套房子给乔瑞，乔瑞比较喜欢表示想要一套房子。房子是用其名字办的手续，但其并没有具体参与，李×1带其去香堂村签过字。地基的费用、房子的费用及装修费都是李×1付的，金额其不清楚，其没有出过钱，乔瑞说他会给李×1钱，但一直没给。乔瑞被组织调查后，因为担心和李×1的事情被组织发现，其和乔瑞将4块纪念币通过李×1的司机小卢转交给李×1，相当于跟李×1结清了小产权房及装修的费用。3、证人卢×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起担任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副经理。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的房子是乔瑞的，这套房子是李×1出资购买，房子的装修费用由李×1审核后由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给装修负责人华×。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房子的物业费基本上都是从公司账上以现金或支票形式支付。2015年春节前，乔瑞通过其转交给李×1三四个纪念币。4、证人华×的证言证明：其是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员工。乔瑞位于昌平区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的房子是其装修的，房子的设计费是人民币8万元，装修费大概是人民币150万元，钱都是由松之辉公司支付，房子的物业费也一直是由松之辉公司支付。5、证人徐×的证言证明：2004年，其经朋友介绍将其在昌平区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的小产权房卖给了李×1，价格人民币40万元。6、证人涂×的证言证明：其担任华夏银行北京管理部副总经理期间，大概2004年，乔瑞在李×1申请华夏银行商业用房个人按揭贷款过程中向其打过招呼。因这笔贷款额度超过营业部的审批权限，而且在贷款抵押问题上开发商无法提供阶段性担保，其让个人业务部出具授权申请，由总行个人部通过文件正式授权营业部自行审批这笔贷款，后总行通过个人业务部领导李×2、授信部乔瑞审批后同意了申请。申请总行授权总行营业部审批这笔贷款并不是正常程序，与总行关于个人业务营销的指引不相符。7、证人李×2的证言证明：其于2001年起任华夏银行副行长。李×1人民币2800万元个人贷款是北京营业部审批的，综合相关制度来看，这笔业务表面上走了特殊的程序，实质上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这笔贷款金额超过了总行营业部的审批权限，但总行营业部又想自己审批，于是营业部个人业务部便上报至总行个人部申请一个审批授权，该文件通过总行营业部报到了总行个人部，后总行个人部又交由其审批，其将该申请交给乔瑞进行审批，最后由乔瑞审批通过。8、证人袁×的证言证明：2009年9月，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准备选新的档案中心，乔瑞称他找到春秀路一处商业楼适合做档案中心，让其与李×1联系，后对房屋进行了实地考察。乔瑞让其起草承租春秀路的商业楼用作档案中心的文件在行长办公会讨论，但包括王×2行长在内的很多领导不同意，王×2行长还曾做过“认真研究，我行闲置的房产丰富，会计档案可在郊区的自有房产中考虑，不得对外承租”的批示，后乔瑞让其再去和王行长沟通，其向王行长表示这件事情是乔瑞董事长安排的，希望王行长尽量考虑。因为之前和王行长以及其他行领导都提前沟通过这件事，所以行长办公会勉强通过了这件事。2010年7月，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与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春秀路商业楼租赁合同。9、证人王×2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起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关于春秀路商业楼作为档案中心其曾批复：“认真研究，我行闲置的房产丰富，会计档案可在郊区的自有房产中考虑，不得对外承租”。但行里确实需要新的档案中心，而且袁×多次表示春秀路商业楼是乔瑞安排他去租的，其不想因为这件事导致行领导之间不愉快，就在行长办公会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讨论，因为乔瑞因素勉强通过。10、证人朱×、付×、龚×的证言证明：2009年10月，袁×提交的承租春秀路商业楼作为档案中心的签报在行长办公会没有通过。后袁×在行长办公会上又报了一份租赁春秀路商业楼用作档案中心的签报，因为董事长乔瑞的因素通过。11、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2005年、2006年财务明细账、记账凭证（附随单据）复制件及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转账支票存根、支出凭单等财务单据复制件证明：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为“香堂八排3”及“香堂二期”支出费用情况。其中2005年8月8日，支出设计费人民币8万元。12、北京香堂物业管理中心提供的物业费说明复制件及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复制件证明：香堂村北七区8排3号房主王×1，2005年至2014年8排3号实收物业费38400元。13、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复制件证明：北京市昌平区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别墅三层结构及整体装修评估价格为人民币1385407.92元。1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室提供的信贷档案、《关于继续由我部信贷审批委员会审批个人贷款业务的请示》、《关于李×1个人商用房贷款的请示》等书证材料复制件证明：2004年7月，华夏银行总行规定2004年1000万元以上的个人质押贷款需报总行个人业务部审查后，上报总行贷审会批准。2004年11月，李×1个人向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申请贷款3271万元用于购置金地花园二期配套公建。2014年12月14日，总行营业部向总行请示：以对超限额的个人信贷业务尚无明确的报审程序，部分具体业务难以操作为由，申请个人信贷业务仍由总行营业部审批，次日，该请示经由总行个人营业部报至主管领导李×2处，李×2批示：“由乔行长审阅后发”，乔瑞圈阅后总行向总行营业部下达（华银复[2004]648号）由总行营业部信贷审批委员会审批个人贷款业务的批复。李×1的贷款审批表中审批委员会决议一栏中记载“已报总行审批，总行批复见华银复[2004]648号”。2014年12月9日，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同意为李×1提供2862万元的个人商用房按揭贷款额度。15、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等书证材料复制件证明：2009年9月，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王×2在关于新增档案管理中心分库的请示的签报中批示“请再研究，我行闲置的房产丰富，会计档案可在郊区自有房产中考虑，不得对外租赁”。2010年1月25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办公会原则同意租用春秀路商业楼。16、购房协议书复制件证明：王×1购买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的住房及院落。17、被告人乔瑞的供述及亲笔供词：2001年5月至2008年12月，其担任华夏银行副行长期间，李×1经其介绍结识了时任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副总涂×，并最终从华夏银行获得人民币2000余万元的贷款。为了感谢其在贷款一事上给予的帮助，同时也为了维护二人关系以便日后在业务往来中获得便利，2004年年底，李×1出资为其购买了位于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的房屋，并出资对该套房屋进行装修。房款及装修款其一直没给李×1，李×1没有说总共花费了多少钱，具体以他的记录为准。2015年2月，其接受市纪委调查，因为担心组织查到昌平房子的事，其联系李×1公司员工卢×，交给卢×一套价值人民币65万元左右的纪念币，让卢×将这套纪念币转交给李×1。2010年，其担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李×1称他拥有的金地花园商业楼一直空置，问其能不能帮忙让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租用，经其推荐，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租用了李×1的房子作为档案中心使用。二、2002年6月，被告人乔瑞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为韦×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贷款过程中提供帮助。2005年12月，被告人乔瑞以人民币2048705元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房屋1套，经鉴定，交易时该房屋市场价格为人民币2782500元。被告人乔瑞实际支付价格与交易时市场价格的差额为人民币733795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韦×的证言证明：其是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0年左右，其经他人介绍与乔瑞认识。2001年，乔瑞称想购房，其公司开发的韦伯豪家园是备选之一，也没有说确定要。2003年年底，乔瑞称他看上了韦伯豪家园2号楼14层2单元12B01的房子，但这套房是2002年左右魏公元鼎公司给公司高管李军分的房子，其做了李军的工作后李军腾退了房子，后其把这套住房的钥匙给了乔瑞，关于装修事宜让乔瑞联系公司副总郭×，当时乔瑞没有支付房款，合同也没签。2005年年底，乔瑞让李×1先支付房款，李×1来公司签订了购房协议，支付了购房款，价格按照2001年最低房价折扣每平米7000多元。乔瑞是华夏银行副行长，2005年魏公元鼎公司在华夏银行贷款得到了乔瑞的帮助非常顺利，公司贷款今后还需要继续得到乔瑞的支持和帮助，优惠卖给乔瑞房子，是为了感谢乔瑞在贷款上提供的帮助。2、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2001年8月，乔瑞调任华夏银行总行副行长后，其与乔瑞决定购买房屋，当时看了韦伯豪家园的房子，因存在产权方面的问题，二人最后决定购买分司厅的房子。2003年左右，其和乔瑞想购买韦伯豪家园2号楼12B01房子，后乔瑞和魏公元鼎公司的董事长韦×商量此事。2003年，韦×按照其要求将这套房子进行了装修，装修时其就拿到了房子钥匙，当时没有签订购房合同，也没有支付购房定金和装修款。2005年年底，韦×公司的人通知交房款和装修费，其记得售房价格按照人民币7100元的单价计算，总价人民币200万元左右。韦×给的人民币7100元的价格肯定是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是乔瑞找韦×谈的价格。乔瑞说找李×1帮忙出这套房子的房款和装修费，2005年年底，李×1和魏公元鼎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产权证上也是李×1的名字。2011年8月，其和李×1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子过户到其名下，其给李×1人民币300万元的房款。3、证人涂×的证言证明：2002年至2003年，韦×的公司在华夏银行有过多笔贷款。2002年，乔瑞给其打电话说韦×想从华夏银行办理贷款，让其接洽。后韦×在华夏银行办理了多笔贷款，韦×的项目是乔瑞介绍的，在贷款过程中，其要求支行和管理部的人员，在程序范围内尽量提供方便和加快进度。4、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2005年的一天，乔瑞让其为乔瑞支付韦伯豪家园的房子购房款，后其找到韦×办理购房手续，乔瑞让其先签其的名字，以后再过户给乔瑞，其在购房合同上签了其的名字，并且将人民币220万元的房款和装修款打到韦×指定账号。2011年7月左右，其将房子过户到王×1名下，王×1给其人民币300万元。5、证人郭×的证言证明：2000年，其到魏公元鼎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乔瑞是韦×的朋友，在韦伯豪家园购买了一套房产。乔瑞的房子一开始没正式购买，2003年至2004年期间，韦×给其打电话说乔瑞的房子还没正式购买，但让其先对房子安排基本装修入住事项。6、商品房买卖合同、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书等书证材料复制件证明：李×1与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路1号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单价每平米人民币7100元，总金额人民币2048705元；2005年12月2日，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以转账支票支付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人民币2048705元，同日支付人民币144275元装修款项。2011年8月17日，李×1与王×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李×1将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路1号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号房屋以人民币24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1。7、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经鉴定，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路1号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号房屋2005年12月1日价值人民币278.25万元。8、北京市价格评估结论书证明：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路1号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号房屋在2005年12月1日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78.25万元。9、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室提供的信贷档案证明了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鑫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紫竹桥支行贷款情况。10、北京市工商局档案管理中心提供的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鑫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复制件证明：北京魏公元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鑫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身份情况。11、王×1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复制件证明：王×1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多次向李×1银行账户汇款共计人民币300万元。12、被告人乔瑞的供述：2001年左右，其看中韦×公司开发的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并向韦×表示了购买意向，韦×说可以按照7100元每平米的价格卖给其，但房子有点问题，交不了钱办不了手续，房子一直没有买。2002年左右，韦×向其提出希望能跟华夏银行建立合作，从华夏银行办理一些贷款，其将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管理部的涂×介绍给韦×认识，具体贷款的事情由他俩去谈。2003年，韦×称房子手续一直办不下来，但为了感谢其多方面的照顾，先将房子交给其进行装修，其同意。2005年，韦×说房子可以交钱办手续了，价格还以7100元每平米结算，其就让李×1去找韦×交纳房款，并让李×1将该套房屋先落到李×1名下，李×1签订了购房合同并支付了购房款、装修款、税款。2011年年底，李×1将房屋过户到王×1名下，其向李×1支付了人民币300万元。三、2012年，被告人乔瑞在担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期间，为北京福地凰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银行业务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总经理李×3给予的以人民币7万元购买的木质犁具1套。经鉴定，木质犁状工艺品上端中部扶手末梢取样部分材种中文名为香枝木。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李×3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任北京福地凰城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其通过崔×认识乔瑞。乔瑞是农商行一把手，对农商行的事务有决定权，其想跟他搞好关系，希望乔瑞能在银行贷款等业务大方向上照顾支持其公司。其公司想把贷款账户从北京农商行西北旺支行换到单位附近的东城支行一事，乔瑞曾经协调过，提出让东城支行跟西北旺支行的行长自行沟通一下，尽量要便于客户经营，但这件事程序上没法操作也就搁下了。2012年，乔瑞、崔×等人到其公司考察，乔瑞对陈设的一个木犁状的根雕很感兴趣，后崔×给其打电话说乔瑞挺喜欢那木犁，想借过去放在农商行会议室里摆一阵，其考虑到作为贷款方要维护好跟乔瑞的关系，以便让他能多照顾其公司，其同意，后让单位司机把东西送到了农商行。木犁是其公司装修的时候由公司支付款项购买，购置价应该是在人民币7万元左右。2013年，大概是乔瑞从北京农商行调走前，其和乔瑞通电话，乔瑞称木犁他挺喜欢的，能不能换个地方摆摆，其明白乔瑞的意思，他就是想要这个东西，其跟乔瑞说他要是喜欢这个东西就留下。后其没有再见过这件犁，乔瑞也没有还给其。因为乔瑞在北京农商行担任董事长期间，比较照顾其公司并协调过一些事情，其出于感谢他和面子上的考虑就给他了。买这个工艺品是公司统一采购装饰品统一付款，没有单独发票。2、证人崔×的证言证明：其于2005年9月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助理。李×3是福地凰城酒店的经理，乔瑞的老乡。2013年，李×3公司向农商银行提出把贷款结算账户换到东城支行的申请，乔瑞曾带项目贷款负责人去过李×3的酒店，但因不符合贷款的相关规定最后没同意。2012年左右，乔瑞想在接待室摆放一些摆件，并称福地凰城酒店有个犁状木雕符合我们农村商业银行的定位，他已经跟李×3说好了，把这个犁状木雕放到他接待室，后李×3就送过去了。2013年，王×2行长曾让其问问李×3这个犁状木雕值多少钱，李×3称木雕值三五十万元，王行长说太贵了，让其转告李×3把木雕拉走。后乔瑞的秘书称木雕李×3已经拉走。3、证人王×2的证言证明：2012年左右，其听说银行的一个贷款客户李×3，往乔瑞办公室放了一个犁状木雕。2013年乔瑞要调离的时候，行长助理崔×问能不能支付李×3人民币50万元把木雕买下来，其不同意并让崔×把东西退回去，后崔×说他把东西退还给了李×3。4、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新区支行提供的授信业务审查意见表、授信业务批复通知书等书证材料复制件证明了北京福地凰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相关支行申请贷款的情况。5、北京市工商局档案管理中心提供的北京福地凰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商档案复制件证明：北京福地凰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身份情况。6、国家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证明：木质犁状工艺品上端中部扶手末梢取样部分材种中文名香枝木。7、被告人乔瑞的供述：2009年，其刚到任农商行，与李×3认识。李×3是福地凰城酒店的负责人，福地凰城酒店建设项目李×3通过农商行贷了一笔款。因李×3想把福地凰城酒店的贷款账户从农商行海淀新区西北旺支行转到东城区支行，其在与李×3、海淀新区支行行长和东城支行行长一起吃饭时，让李×3说了转户的意向和理由，其说银行要本着服务客户的理念，能转就尽量给转一下，当时海淀支行和东城支行的行长当面口头上都表示转户符合银行规定可以操作，但后来海淀新区支行不太愿意让客户走，这件事就没有办成。2012年左右，其在福地凰城酒店看中酒店一层大厅摆放的一套木质犁具，其想将木质犁具暂放在农商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其让崔×联系，后崔×称他已经联系了李×3，李×3答应并派人将木质犁具搬到了农商银行董事会会议室。2013年，农商银行搬家时，其让崔×联系李×3将木质犁具搬回去，李×3称“你不是喜欢吗，送给你也行，还是先放在你那里，交给你保管”，其同意并让办公室的人将木质犁具整理打包，搬到其昌平小产权房。一审法院还确认了以下证据：1、华夏银行党委办公室提供的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乔瑞同志任职的通知及乔瑞同志基本情况、华夏银行关于乔瑞同志任职的通知、总行行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等书证材料复制件证明：2001年5月27日，经华夏银行董事会研究聘任乔瑞为华夏银行副行长（聘期三年），2001年10月23日，市委同意乔瑞任中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乔瑞任职期间，2001年至2006年，乔瑞分管信贷管理部、授信审查部等部门。2、中共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乔瑞同志职务变动的通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文件等书证材料证明：2008年12月3日，市委决定乔瑞任中共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市委同意乔瑞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制件证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身份情况。4、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室出具的证明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复制件证明：2013年1月28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乔瑞为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5年9月24日，怀柔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罢免乔瑞的市十四届人大代表职务。5、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扣押款专用收据证明：在案扣押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8张、新文时代金币文化传播公司商品销售单1张、昌平小产权房钥匙2把、人民币30万元、木制犁状摆件、直角摆件、短棍摆件各1件。6、查封通知书、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明：在案查封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房产1套。7、侦破经过证明被告人乔瑞到案情况。8、中共北京市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出具的说明证明了对被告人乔瑞采取两规措施的情况。9、立案决定书证明了本案立案受理情况。10、拘留证、逮捕证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同意对乔瑞采取强制措施的批复等书证证明：被告人乔瑞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11、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材料证明了被告人乔瑞的身份情况。12、案款收据证明：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乔瑞亲属退缴人民币933795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乔瑞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被告人乔瑞犯受贿罪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但指控乔瑞收受李×3给予的木犁状香枝木工艺品的犯罪数额有误，法院予以纠正。鉴于被告人乔瑞亲属帮助其退缴犯罪所得及罚金，且本案全部涉案款、物均已扣押在案，可对乔瑞予以从轻处罚。故依法判决：一、被告人乔瑞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扣押在案款、物，依法处理（附清单）。乔瑞的上诉理由为：其已将小产权房房款28万元付给李×1，小产权房的装修费等其它费用已和李×1约定，虽未支付，但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其与韦×在2001年已经达成购房协议，并于2003年已经办了内部入住，由于开发商的原因当时不能交款；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乔瑞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涉案小产权房购房款应认定为28万元，且该款已由乔瑞支付，故该笔28万元应当从犯罪总额中扣除；乔瑞与李×1约定支付给李×1小产权房50万元，无论这50万元是否支付，双方约定的性质为债权，故该50万元应当从犯罪总额中扣除。乔瑞与北京魏公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1年即达成买卖房屋的合意，双方对合同标的及价款等合同实质性条款已经确定，乔瑞未签订书面合同及支付房款是该公司无法办理产权移转导致的，房屋买卖合同2001年已成立并生效；乔瑞在2002年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故一审判决认定乔瑞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海淀区魏公村路1号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号房屋的差价款为受贿是错误的，该笔73万余元应当从犯罪总额中扣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受贿数额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法对乔瑞减轻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为：原审判决认定乔瑞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乔瑞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列证明上述各项事实的证据已经该院庭审质证属实后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本院开庭审理时，乔瑞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香堂村柒区捌排叁号房屋转让款人民币贰拾捌万元整，收款人徐×，日期为2004年12月20日。申请对《收条》中收款人徐×的签名作笔迹鉴定。2、《收据》二张：内容分别为2003年9月16日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经济合作社收到徐×（北七区八排3号）购房款26万元；9月20日收到购房款2万元。辩护人提交上述证据，用于证明涉案小产权房的价格应认定为28万元，且该款已由乔瑞支付。检察员就辩护人提交的证据的意见为：李×1已经把所有替乔瑞支付钱款的手续都交给了乔瑞，李×1把《收据》交给乔瑞，也无法证明乔瑞向李×1交付了钱款。对于徐×出具的《收条》，由于辩护人没有在庭前提交法庭，检察员庭前无法进行审查，故不能确定《收条》上徐×的签名是否是徐×本人的签字，同时该《收条》也证明不了乔瑞曾经把该笔钱款付给了李×1。经查：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3年9月以人民币28万元的价格从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购买北七区八排三号小产权房；2004年以人民币40万元的价格卖给李×1。李×1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年底出资人民币40万元为乔瑞购买了位于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小产权房一套，房款及装修费用都是松之辉公司出的。乔瑞之妻王×1的证言证明，小产权房是用其的名字办的手续，房子的费用及装修费都是李×1付的，其没有出过钱，乔瑞说他会给李×1钱，但一直没给。乔瑞的供述及亲笔供词证明，2004年年底，李×1出资为其购买了位于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的房屋，并出资对该套房屋进行装修，房款及装修款其一直没给李×1，故徐×写的《收条》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确认。《收据》仅能证明徐×曾为购买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北七区八排三号的房屋，付给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人民币28万元，不能证明此笔钱款是乔瑞支付，因此，辩护人提交的《收据》不能证明辩护人所要证明的事实，本院亦不予确认。对于乔瑞所提其已将小产权房房款28万元付给李×1，小产权房的装修费等其它费用已和李×1约定，虽未支付，但双方是债权债务关系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涉案小产权房购房款应认定为28万元，且该款已由乔瑞支付；乔瑞与李×1约定支付给李×1小产权房50万元，无论这50万元是否支付，双方约定的性质为债权，故该50万元应当从犯罪总额中扣除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李×1、徐×、王×1、华×等人的证言及北京市松之辉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明细账、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支出凭单、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结论书等书证证实，徐×用28万元从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购买北七区八排三号小产权房；李×1从徐×处以人民币40万元的价格购买该房并送给乔瑞，因此应以李×1实际支付的钱款来认定房屋的价格和乔瑞受贿的数额。李×1的公司还花费130万余元对该房进行装修，购房款、装修款等费用，乔瑞至今未付给李×1，乔瑞对未付给李×1小产权房任何费用的事实曾多次予以供认。李×1为感谢乔瑞在贷款审批、房屋租赁过程中为其公司提供的帮助，出资为乔瑞购买该处房屋并支付购房款、设计费、物业费及房屋装修费共计人民币190万余元；乔瑞亦明知李×1给予该房屋并支付相关费用是为了感谢其提供的帮助，故乔瑞收受该房屋的行为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二人不属于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乔瑞所提其与韦×在2001年已经达成购房协议，并于2003年已经办了内部入住，由于开发商的原因当时不能交款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乔瑞与北京魏公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1年即达成买卖房屋的合意，双方对合同标的及价款等合同实质性条款已经确定，乔瑞未签订书面合同及支付房款是该公司无法办理产权移转导致的，房屋买卖合同2001年已成立并生效；乔瑞在2002年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故一审判决认定乔瑞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海淀区魏公村路1号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号房屋的差价款为受贿是错误的，该笔73万余元应当从犯罪总额中扣除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韦×的证言证明，2001年乔瑞称想购房，其公司开发的韦伯豪家园是备选之一，也没有说确定要。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2001年其与乔瑞决定购房，当时看了韦伯豪家园的房子，因存在产权问题，二人最后决定购买分司厅的房子，因此在2001年乔瑞和韦×并未对购买上述房屋达成合意。2003年乔瑞向韦×提出购买其公司开发的海淀区魏公村路1号韦伯豪家园2号楼2单元12B01号房屋，韦×虽将该房的钥匙交给乔瑞并按照乔瑞的要求进行装修，但未签订购房合同，也未支付房款。李×1、王×1的证言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书等书证证实，2005年李×1代表乔瑞签订购房合同、交付房款等相关费用购买该房屋；2011年才将房子过户到乔瑞之妻王×1名下。一审法院以李×1代乔瑞签订购房合同并出资购房的2005年确定涉案房屋市场交易价格的基准日有利于乔瑞。乔瑞利用职务便利，为韦×的公司获得贷款提供帮助，后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韦×的公司购房，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乔瑞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的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对于乔瑞所提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应对乔瑞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乔瑞受贿数额巨大且不具备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一审法院鉴于乔瑞的亲属代其退缴犯罪所得及罚金，且全部涉案款、物均已扣押在案，依法作出对其从轻处罚的判决适当。综上，乔瑞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乔瑞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巨大，依法应予惩处。鉴于乔瑞的亲属代为退缴犯罪所得及罚金，且涉案款、物均已扣押在案，依法对乔瑞予以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乔瑞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正确。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乔瑞的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罗 勇审判员 闫 颖审判员 黄肖娟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闫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