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湖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2829民初263号 原告赵桂金，女，195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现住广东省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孙天庚，男，195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博湖中学退休教师，现住广东省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姚武，新疆梨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住所地新疆巴州博湖县中华北路种畜场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92296612610。 法定代表人万强，该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包可迹，新疆腾格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宁志品，新疆腾格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桂金诉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桂金及委托代理人孙天庚、姚武，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的委托代理人包可迹、宁志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桂金诉称,原告于1974年在原博湖县州机关海子农场上班，根据州政府（83）59号文件。海子农场于1983年8月4日移交给被告管理，成为该场一个下属生产单位。原告继而在被告六队工作，期间承包了被告的土地并饲养了被告的羊只。1987年原告的户口迁至河南，1988年12月，原告离开单位。根据新新劳社养字［2007］57号文件，原告自2007年开始多次找被告办理退休养老事宜，甚至将问题反映至国务院，但一直未能办理相关手续。无奈，原告向博湖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法院裁定应先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无奈，原告向博湖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但该委员会却不予受理，原告只有再次向法院起诉，1、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在1974年至1988年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判决被告补办原告的劳动人事档案及花名册并办理退休手续；3、判决被告按照法定退休年龄向原告补发100000元的退休工资；4、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为解决此事支付的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4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5、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及其他费用。 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1983年7月巴州海子农场向巴州种畜场办理移交手续至今已30多年，原告直到2016年才通过信访开工反映，要求办理有关劳动关系事宜，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二、原告要求确认1974年至1988年期间在博湖县机关海子农场上班，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办理退休手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办理退休手续的前提是被告要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必须是巴州种畜场的职工，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与巴州种畜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巴州档案局2016年2月15日提供的，巴政发【83】59号文件，批复中关于原机关农场职工花名册上的记载，不论是1973年底以前的117名职工，还是1974年1月以来的91名原机关海子农场职工名册中均没有赵桂金的名字（职工来场形式包括自动来疆、投亲、婚入等）。被答辩人提供的两张1984年巴州种畜场羊只承包生产责任制明细表复印件（未见原件），虽然分配给孙天庚的羊只承包人签字栏内是赵桂金的签名，但这只是家庭成员的代签名而已，并不能反映赵桂金与巴州种畜场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像单位发放工资或福利由家属或子女签名代领的道理一样。博湖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2016年2月18日出具的常住户口登记表复印件，以及被答辩人提供的孙天庚1985年与种植公司六队签订的承包合同（复印件）也仅能反映赵桂金与孙天庚是同一家庭成员的关系，并不能反映赵桂金就是巴州种畜场的职工。被答辩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应当不能采信。根据已查清的事实、法律规定以及自治区、自治州有关办理养老保险的文件精神，赵桂金与巴州种畜场不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办理养老保险的条件，不具有为其办理退休事宜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可能性。赵桂金2017年3月14日曾以信件方式向李总理反映其本人工龄及档案有关问题。巴州种畜场党委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走访调查并到州档案局调取相关档案，经调查，均无赵桂金的任何档案信息及在原海子农村有过劳动关系的证据，赵桂金也从未办理过招工手续，也没有任何财务方面的信息，无法证实原告是原机关海子农场职工或劳动力。而且，赵桂金及家人户口也于1987年12月13日迁出后在博湖县城镇派出所注解，其户籍1987年12月就迁出了博湖，也不符合在新疆参保补交条件。以上处理意见已向被答辩人本人答复，处理意见也已公开发布。三、原告要求答辩人为其补办档案及花名册的要求无法律依据。人事档案管理和补办等都要符合法律规定，没有合法依据，任何人无权擅自为某人补办人事档案。四、原告要求答辩人按法定退休年龄补发工资100000元无法律依据。退休工资是发给具有劳动关系的退休职工的，前提必须是种畜场退休职工，具有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并不具有种畜场退休职工身份，其要求明显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其2007到2018年的往返机票及住宿费用400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等无法律依据，属无理要求。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充分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要求无任何法律依据。 在本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赵桂金，被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为证明各自诉辩主张的事实成立，出示了证据，各方当事人发表了质证意见。 原告赵桂金出示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1、博湖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拟证明：根据裁决书的结果，原告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合法。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证据2、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拟证明：原告自2007年就开始要求被告补办档案及社保事宜，并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上访此事，原告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被告仅仅答复没有找到相关档案材料，并未明确告知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原告在起诉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并不知道此项权利受到侵害，认为，本案中原告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应当从申请仲裁时起计算。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原告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最长诉讼时效不能超过20年，原告超过了诉讼时效。 证据3、（1）方安友出具的证词，拟证明：原告系原海子农场职工，档案一并移交给被告。 （2）关于办理交接州机关海子农场情况的报告，拟证明：1983年8月25日，由原巴州海子农场向被告交接农场，交接组副组长为方安友，系海子农场的党委书记，方安友对海子农场的职工非常了解。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方安友的证词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出示不合法。对关于办理交接州机关海子农场情况的报告真实性认可，认为，该份报告有方安友的签字，他证明了移交清单上确实没有原告的名字，所提到的人员是相符的，没有一个的名字，特别是移交清单第三项中，证明移交清单和情况报告是一致的，没有原告的名字，反而有原告丈夫孙天庚的名字。 证据4、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民政府文件（巴政发【83】59号），拟证明：州政府1983年7月5日下文把原州机关海子农场完整地交给州种畜场管理，成为州种畜场下属生产单位，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无异议。 证据5、机关农场人员清单，拟证明：1.原海子农场把干部、群众以及子女全部移交给巴州种畜场。2.本案关键证人方安友为副组长。3.从1974年1月1日至1983年8月4日新增职工91人，而原告证实在1974年参加工作，成为职工。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第三个问题有异议，91人花名册上没有赵桂金的名字。 证据6、承包合同，拟证明：原告的丈夫作为户主，1985年1月1日起和原告共同承包被告种畜场25.55亩土地和10只畜牧羊，土地是按人口分的，1个人5亩地，5口人25亩土地，羊的数量按职工分的，1个职工5只羊，我们是2个人10只羊。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是复印件，承包合同和物权没有关联性，承包合同不能证实羊是按职工分的，职工和羊只分配没有关联性，根据合同相对性，合同上没有原告的名字，该合同不能反映原被告之间有劳动关系。 证据7、生产责任制明细表，拟证明：此证据均来源被告信访办公室，证实原告作为承包人在该明细表上签字，其身份和孙天庚一起承包被告的土地和羊只，该签名未标注代签字样，属于职工身份签名，证明原告系被告职工。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签名不能证实劳动关系。 证据8、常住户口登记表，拟证明：原告系被告六队职工，1987年12月13日，全家5口人在博湖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注销了户口。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无异议，但不能证实与被告有劳动关系。 证据9、18名原海子农场职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包括原海子农场书记方安友联合签名，18名原海子农场职工出具证明证实原告系被告正式职工，该18名人中有两名比较特殊，一名是方安友副组长，徐洪玉原海子农场统计。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证。 证据10、2张火车票、1张汽车票、6张飞机票、1张住宿费票据。拟证明：为解决办理退休手续而支出，现主张4000元。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因本案费用产生，且不是正规发票，不予认可。 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出示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1、2016年2月15日，从巴州档案局调取的巴政发【83】59号政府文件，对政府办公室“关于请求改变州机关海子农场体制问题的报告”的批复及职工花名册。拟证明：1983年8月4日，州海子农场向巴州种畜场移交机关农场人员清单，不论1973年底以前的117名职工名单，还是1974年1月起的91名职工名单，均没有原告赵桂金的信息，而且这份名单是1983年8月之前巴州海子农场全体干部职工人员名册，赵桂金不在职工名册中。 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是伪造的，我举证的91人名单中，有大部分人都不是该花名册中原来的人，都是退休以后才报上来的，不予认可，该组职工花名册属于档案馆的材料，不是来自于原海子农场及交接后的第一手材料，该花名册没有原海子农场及移交小组成员签字盖章，该91人职工花名册需经方安友本人的辨认调查。 证据2、巴州种畜场2017年4月11日、2017年5月25日两份对赵桂金信访处理的意见，拟证明：巴州种畜场于2017年已经按照国家规定及相关法律对原告赵桂金进行答复，赵桂金不符合办理退休和养老等条件，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因被告丢失了原告的档案材料，才引发本案，被告当然不能出具相应的档案花名册等真实信息，且被告自认在羊只包户明细表中有原告的签名，于被告代理人当庭否认，其真实性相矛盾，应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认定，另外是否符合办理社保条件应有法庭决定，而不是由被告答复来决定。 证据3、新老社养字【2002】84号文件，新老社养字【2009】11号文件，拟证明：原告不符合办理养老社保条件。 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我方认为原告是国有职工，可以享受参保条件。 法庭出示对证人方安友做的调查笔录，证人陈述反应：系巴州扬水处退休干部，任处长职务，1980年调到原海子农场工作过，担任过党委书记职务，1983年把原海子农场交给巴州种畜场后调到巴州博湖扬水处工作。1983年8月4日出的机关农场人员清单就是当时移交组的名单，组长是徐谦林，系种畜场党委书记，我是副组长，还有机关农场的场长马忠苍，还有一个人不记得了。当时有没有制作详细的花名册，不记得了，好像没有，时间太长了，2016年2月16日的，被告提供的职工花名册是不是当时原始的花名册，我不记得了。只要是在海子农场参加劳动就是农场职工，在海子农场没有分临时和正式职工，我们移交给种畜场以后不知道种畜场是怎么分的，我83年后就离开海子农场了。当时农场的职工按计分的形式参加劳动，我调走以后分的羊和地，不知道怎么分的。我不清楚原告赵桂金是属于哪类职工，不知道赵桂金是哪一年进场的，在关于办理交接州机关海子农场情况的报告上我们移交组的人都签字了，报告内容我不记得了。徐洪玉、郭时金、薛国富、季作彩是海子农场的职工，徐洪玉是当时的统计员。我不清楚生产责任制明细表，我调走了。我上班的时候有没有详细的海子农场职工花名册，我不记得了，我当时分管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事，生产方面的事不归我管。我调走以后不知道谁接任了我的职务，当时海子农场职工有没有档案，档案向种畜场移交没有，不记得了，我当时不分管这块。 原告对方安友的调查笔录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在海子农场只要参加劳动就是海子农场职工，原告就是职工，可证实本案的其他证人也都是海子农场的职工，农场交接给被告时好像没有农场职工的花名册。 被告对方安友的调查笔录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方安友是1980年调到海子农场工作，1983年海子农场移交给巴州种畜场后调走了，之前的事他并不了解。2.对（83）59号文件他知道，这就是当时的文件，他是当时移交组的副组长，还进一步证实了职工花名册是当时移交时客观存在的，而且移交报告及机关农场人员清单是一致的，都有方安友的签名，名册上不可能遗漏某一个职工。3.后面方安友说不记得了，其他内容的陈述与移交报告的记录相互矛盾。 本院确认，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1、2、3、5、8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4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法庭出示的证人方安友的调查笔录，因原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1983年7月15日，巴州人民政府下发巴政发【83】59号文件，对政府办公室“关于请求改变州机关海子农场体制问题的报告”的批复，内容为：同意将海子农场完整地移交给州种畜场领导管理，作为种畜场的一个下属生产单位，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今后按国营企业对待，纳入国家计划，职工收入分配仍实行纯收益，分配不变。并决定，过去州级有关部门在该场投放的资金、物资一律不再回收。 移交单位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海子农场革命委员会与接收单位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交接组，于1983年8月4日作出机关农场人员清单，内容为：国家干部5人，七三年底以前的工人117人，自然增长的职工子女24人，退休职工8人，自动离职的1人，七四年一月一日起的职工91人。交接组组长为徐谦林，副组长为方安友，政府监交人为马忠苍，畜牧局工作人员等。 由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海子农场革命委员会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成立移交州机关海子农场工作组，于1983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办理交接州机关海子农场情况的报告，该组组长为徐谦林，副组长为方安友，移交州机关海子农场监交人为政府办公室马忠苍，州畜牧局工作人员。 原告全家5口人于1987年12月13日，在博湖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注销户口。 2017年5月25日巴州种畜场对原告于2017年3月14日的信件信访作出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 2018年9月4日，原告赵桂金向博湖法院起诉被告巴州种畜场，请求判决被告补办档案及花名册，办理退休手续，请求按法定退休年龄补发100000元工资，请求判决2007年至2018年为解决此事支付的往返机票及住宿费4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博湖县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新2829民初25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告赵桂金应到相关部门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驳回其赵桂金的起诉。 2019年4月1日，原告赵桂金向博湖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博湖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5日作出博劳人仲字【2019】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另查，在巴州档案局备案的“关于请求改变州机关海子农场体制问题的报告”的批复及职工花名册中没有赵桂金的名字。 本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予以保护。本案中，被告称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在劳动争议案件中，主张劳动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应对劳动关系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赵桂金主张与被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种畜场存在劳动关系，从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来看，只有原告丈夫孙天庚的签名，没有原告的签名，且承包合同及生产责任制明细表系复印件，且巴州种畜场在巴州档案局备案的档案材料及花名册中没有原告赵桂金的名字，原告无相关证据佐证。至于徐洪玉、郭时金、薛国富、季作彩、方安友的证人证言，仅能证实原告曾在机关海子农场与其丈夫孙天庚居住生活过，并参加过机关海子农场的劳动，但不能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以被告职工身份参加劳动，故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劳动关系应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有无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故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因缺乏有效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随着上述请求的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失去了请求的基础，依法均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桂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赵桂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建 霞 审 判 员 才恩吉德玛 人民陪审员 马 文 梅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廖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