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甘07民终8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1970年8月1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现在甘肃省酒泉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栋，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196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平，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6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栋、被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严玲等人找到上诉人张某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代理飞龙公司给其送牛，上诉人代理飞龙公司向被上诉人收购牛，代表飞龙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全部牛款，上诉人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牛款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无任何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是代理飞龙公司和被上诉人交易的，承担法律责任后果的应是飞龙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本案的真正合同主体是被上诉人杨某与飞龙公司。三、一审审理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起诉后，一审法院没有给上诉人送达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也没有给上诉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更没有通知上诉人开庭时间，违反法律规定开庭判决，导致实体判决不公正。被上诉人杨某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牛款8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从事活畜交易，2013年7月，飞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严玲等人找到被告张某，要求张某给其送些牛，被告张某遂找到原告等人，并组织他们给严玲送牛，牛送去后，由被告验收并记录所送牛的数量、价款等，并从严玲处收取牛款后再支付给原告。原告与飞龙公司不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期间，原告通过被告共计给飞龙公司送牛24头，截止2015年，被告拖欠原告每头牛3000元，合计72000元牛款未付，遂引起原告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被告辩称，其只是中间人，原告的牛实际是卖给了飞龙公司。对被告的该辩解理由，本院认为，被告组织牛贩子向飞龙公司送牛，期间，牛贩子只负责送牛，一切的交易均有被告张某与飞龙公司之间进行，在这种买卖过程中，飞龙公司也只认被告张某，所有的牛款均是支付给张某，由张某给飞龙公司出具收款凭条，张某再支付给牛贩子，至于被告与飞龙公司之间关于牛贩子的牛款如何结算、如何支付、支付了多少等经济问题，原告均无从知晓，原告将牛送到飞龙公司后，被告张某不给原告出具任何条据，飞龙公司也不给原告出具任何手续，原告与飞龙公司并不发生经济关系，只是从被告处收取牛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在张某组织牛贩子卖牛的过程中，实际形成了两层法律关系，首先是被告张某与飞龙公司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其次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故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买卖牛的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是: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牛款72000元，赔偿损失12000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2015年2月5日，甘州区公安局上秦派出所对张某的询问笔录中，张某陈述：”......，这样一来，到现在为止我每头牛欠牛贩子的3000元，......。”当询问人员问张某：”每个牛贩子和你之间的帐怎么算，你欠每一个人多少钱？”张某回答：”我欠每一个人多少钱我说不上，但我知道我欠每个人的每头牛3000元，算账的时候我和每个人都会算清楚。”当询问人员问：”你对欠每个牛贩子每头牛3000元是什么态度？”张某回答：”我虽然没有给牛贩子写过一个二指宽的条子，但我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说过的话算数呢，我就是欠每个牛贩子每头牛3000元，这事情我认着呢。但等我把三晋公司抢走的77头牛要回来以后才给牛贩子给呢。”当询问人员问：”你和牛贩子之间是怎么算账的？”张某回答：”我手里有进牛的单子，每个人进的牛的数量价格都在我的单子上记着呢，......，到现在为止，除了每头牛3000元，我把其他的钱都给牛贩子发清了。”以上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张某认可其拖欠每个牛贩子每头牛3000元。关于每个牛贩子的牛的数量，在2014年11月18日，张某等人向甘州区政法委上访时，列了一个拖欠贩运户牛款情况统计表，在该表中，详细的罗列了每个牛贩子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售牛时间、售牛数量、售牛款、已付款、拖欠款等事项，在该份统计表中，被告将马福、杨某、刘志虎三人的牛的数量总到一起，共计为52头，但在对应杨某一栏的备注栏中写明欠款金额为72000元，且庭审中，被告对拖欠原告牛款72000元予以认可，仅辩称欠款在2014年已经付清。但对被告的该辩解理由，其并无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牛款72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损失12000元，因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某偿付原告杨某牛款7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损失12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0元，由原告负担136元，被告负担814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某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4年11月份，杨某、张某等人作为原告，共同委托张某向甘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张掖市飞龙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杨某与上诉人张某之间不是买卖关系。2、杨某于2013年12月10日-2014年12月17日收到牛款后向张某出具的条据七张，金额312400元，用以证明杨某的24头牛的牛款已付清。3、”买卖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张某与杨某等牛贩子将卖给了案外人王文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牛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杨某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5）甘刑初字第373号刑事侦查卷三中，杨某等人于2015年1月向甘州区公安局的报案材料一份，甘州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询问杨某、李如雄、张建中等11人的询问笔录，询问张某的询问笔录二份。用以证明张某在杨某等人领款时，让领款人出具了双倍金额的条据，杨某等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于2015年2月5日询问张某时，张某详细陈述了向42个牛贩子付款的过程，认可到现在为止每头牛下欠3000元的事实，张某当时并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陈述具有真实性，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2、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7刑终13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根据该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本案买卖关系的主体是张某、曾彩霞与飞龙公司，并非被上诉人杨某与飞龙公司。3、张某妻子曾彩霞书写的收购杨某24头牛共计338700元的记录单。用以证明杨某24头牛的总价为338700元，并非上诉人主张的312400元。经当庭质证，对上诉人张某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杨某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杨某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杨某的签名无异议，但认为杨某出具的条据中，部分条据的金额系系双倍数额，杨某为了拿上钱才写的条子，欠款数额应以张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对证据3提出异议，认为协议的甲乙双方是张某、王文国，并非杨某等牛贩子。对被上诉人杨某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张某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提出异议，认为数额应以杨某出具的条据金额认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判决书没有认定张某时中介、还是代理关系，与本案认定买卖关系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经被上诉人质证，认可杨某的签名，法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该起诉状法院并未立案受理，其诉讼内容并未经过司法确认，被上诉人又不予认可，法庭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2，条据中的签名虽系被上诉人杨某所签，但与公安机关询问张某时，张某所做的陈述相矛盾，且条据的形成时间均公安机关询问张某之后，结合杨某等多人就条据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查处的事实，法庭对该部分证据不予认定。证据3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牛的合同关系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相互之间能够印证，证明张某欠牛款未付的事实客观存在，法庭对张某欠杨某每头牛牛款3000元未付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系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法庭对该判决书及查明认定的：”2013年底，张某、曾彩霞组织牛贩子共卖给张掖市飞龙农业开发公司肉牛733头。”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3，因上诉人质证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证据的真实性，法庭不予认定。对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二审中争议的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因包括本案被上诉人杨某在内的牛贩子，在出售牛的过程中，均不与张掖市飞龙农业开发公司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飞龙公司也不与被上诉人杨某进行牛款结算、不向杨某支付牛款的事实，结合上诉人张某组织杨某等人给飞龙公司送牛，张某验收并记录所送牛的数量、价款，并实际向杨某支付牛款的事实，现上诉人张某虽主张其系代理飞龙公司向杨某等人收购牛，并代表飞龙公司支付牛款，但上诉人对其主张并不能提交证据加以证实，法庭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牛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张某与杨某之间形成了买卖牛的合同法律关系，认定事实清楚，二审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某在组织被上诉人杨某向张掖市飞龙农业开发公司出售肉牛过程中，实际收购杨某24头牛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张某作为买受人，依法应向被上诉人杨某承担付款责任。一审判决张某偿付杨某牛款7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判处结果并无不当，二审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张某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上诉人对其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代理飞龙公司购牛的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的理由，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张某主张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经审查，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于2015年12月22日在甘州区看守所向张某送达了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了答辩期限，于2016年9月2日在甘肃省酒泉监狱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基于张某在监狱服刑的现实，一审法院在开庭前未向张某送达开庭传票。一审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开庭判决的情形，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杨海全审判员齐焕审判员郭永旺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李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