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2民初1530号原告张某，男，汉族，1971年7月11日出生。原告阮某，女，汉族，1973年10月15日出生。（未到庭）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罗雄，云南双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丁某1，男，汉族，2002年1月9日出生，现因故意伤害罪被羁押在云南省第三监狱。法定代理人丁某2（丁其友），男，汉族，1965年6月18日出生。法定代理人高某，女，汉族，1968年12月26日出生。被告丁某2（丁其友），男，汉族，1965年6月18日出生。被告高某，女，汉族，1968年12月26日出生。被告丁某2和被告高某共同委托代理人丁玲，女，汉族，1993年10月19日出生，系二被告女儿，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旗星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2MA6K3D6D2N。法定代表人：殷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被告杨某，男，1992年8月10日出生。原告张某、阮某诉被告丁某1、丁某2、高某、昆明旗星娱乐有限公司、杨某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6月2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美芬独任审判，于2019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罗维，被告丁某2、高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丁玲、被告昆明旗星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ruar称旗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某、被告杨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阮某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几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之子张某1的死亡赔偿金669760元、丧葬费12038.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731799.5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2日晚，被告丁某1与原告之子张某1在旗星ＫＴＶ玩，因谈论杨某（绰号小梦）发生争执，丁某1出包房外打电话给小梦讲张某1不尊重他，小梦就讲“踩他”（打张某1的意思）。丁某1回到包房后就用啤酒瓶、跳刀等作为凶器殴打张某1，导致张某1头部多处受伤。后因张某1原本邀约李文富等人到ＫＴＶ唱歌，因为突发被打的情况，等李文富等人到场后，为了找丁某1讨说法，又返回ＫＴＶ三楼，看见丁某1在Ｖ18包房里，张某1推开包房门就被丁某1拿跳刀捅伤致死。被告丁某1在ＫＴＶ公共场所持管制刀具杀害张某1，因犯罪行为造成二原告唯一的独生子张某1死亡的严重后果，导致二原告养老无依靠，精神损害巨大，被告人应当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在丁某1杀害张某1前也伤害过他人，被告丁某2、高凤仙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没有尽到管教责任，而是采取赔钱找关系结案子，由于监护人疏于管教，导致本案发生，应当依法对被告人丁某1的犯罪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昆明旗星娱乐有限公司作为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进入经营场所的人员进行安检，没有严格执行未成年人进入娱乐场所的规定，导致被告丁某1作为未成年人违法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其经营的娱乐场所，捅死被害人张某1，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某，是被告丁某1与被害人张某1发生冲突的起因，根据丁某1的笔录及庭审口供，明确陈述与被害人发生打架系受到杨某的指使。杨某教唆未成年丁某1对被害人张某1实施侵害行为引发打斗，在案件中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由于各被告的过错，导致被害人张某1被丁某1捅死案件的发生，应当连带共同赔偿原告损失731799.5元，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被告丁某1因在云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未到庭进行答辩，特别授权委托其父母即被告丁某2、高某代为诉讼。被告丁某2、高某辩称，张某1与丁某1发生第一次口角后，是张某1先动手打丁某1，继而才产生二人互殴的情况。之后第二次张某1又邀约了一些人前往ＫＴＶ欲对丁某1实施报复，当时丁某1独自一人在Ｖ18号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开灯，张某1与他人突然冲进房间殴打丁某1，出于本能的防卫意识丁某1一手护住头部一手才拿出跳刀来进行自卫。由此可见，被害人张某1具有重大过错，对激化矛盾导致其死亡负有主要责任，丁某1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且丁某1已经被判了刑受到了法律制裁，因此我们只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被告昆明旗星公司辩称，原告称我们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是事实。在被害人张某1第一次与丁某1发生争执时，我公司工作人员就到他二人所在的包房进行劝解，并将张某1劝离我公司娱乐场所，张某1离开后到社会上组织纠集了近二十多人第二次到我公司娱乐场所找丁某1进行寻衅滋事。当时我公司工作人员对张某1等人再次进行劝阻，但张某1还是纠集了一部分人强行进入了ＫＴＶ找丁某1。至于原告说我公司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进行安检，我公司只是普通娱乐场所，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安检的规定。另外，原告诉称我公司没有严格执行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娱乐场所的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未成年人在成年人的陪同下是可以进入ＫＴＶ的，当日丁某1是与张某1等成年人一起进行ＫＴＶ的，张某1作为成年人，明知丁某1是未成年人，应当对丁某1尽到监管责任，而张某1不但没有对丁某1尽到监管责任，反而与丁某1发生争执，在双方第一次争执被我公司工作人员劝阻离开ＫＴＶ后，张某1不应该再次组织纠集二十多人进入ＫＴＶ与丁某1再次发生冲突。原告诉称张某1邀约李文富等人是到ＫＴＶ唱歌不是事实，张某1等人第二次到ＫＴＶ时并没有到前台进行开包房的记录，而是直接到包房去找丁某1进行寻衅滋事，当时我公司工作人员也对张某1等人进行了劝阻，便由于张某1纠集的人数众多，无法阻止他们强行进行ＫＴＶ。综上，我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事发当日我公司处于人道主义在处理张某1后事时给了张某1家5000元，现在我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某辩称，事发当日丁某1和张某1两个人都给我打过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在昆明，不清楚他们的事情，我还劝他们算了。当时我没在现场也没有指使过谁打谁，我没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户口册、全户人员简况表、亲属关系证明，证明二原告与死者张某1的亲属关系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摊位租赁经营管理协议书、证明、收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租房协议，证明张某1与二原告在昆阳南门农贸市场租赁摊位家庭经营蔬菜批发生意，并兼顾蔬菜运输工作，连续在城镇居住多年，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三、受案登记表，证明张某1受伤致死的事实和报警人员系吴云，旗星公司ＫＴＶ并未采取报警措施、报120急救等措施；四、丁某1、何某、魏某、殷某的笔录、照片，证明丁某1对原告之子张某1实施伤害行为系杨某指使，杨某对案件发生具有过错，丁某1等未成年人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娱乐场所，发生纠纷使用刀具，殷某作为ＫＴＶ管理人员和老板，未采取报警措施，未依法进行安检，未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娱乐场所，对案件发生具有过错，被害人张某1也没有邀约20多人去报复，而是去唱歌，对此ＫＴＶ也没有劝阻；五、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证明二原告曾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丁某1、丁其友、高某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于2019年2月28日撤回起诉。经质证，被告丁某1、丁其友、高某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原告家是农村户口，只是租了摊位做蔬菜批发，户口并没有落在城镇，不能因为从事蔬菜批发就成为城镇人口；对证据三、四、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旗星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被告杨某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结合几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一、三、四、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证据二，因该组证据中摊位租赁经营管理协议书、证明、收据上均有合同相对方南门农贸市场的公章和原告阮某的签名，证明上也载明了原告家的蔬菜批发摊位为家庭经营户，与后面的租房协议也能相互印证，另外，原告提交的张某1生前办理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经本院核实，资格证形式合法，印鉴齐全，内容客观真实，尚在有效期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各份证据之间已经形成证据锁链，所证明内容与证据一中和铺村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中所述原告家多年在外务工经商未在家从事农业生产这一事实相互佐证，本院对证据二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张某1的死亡赔偿金参照城镇人口计算。被告丁某1、丁其友、高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云01刑初1263号刑事判决书。经质证，二原告对三被告提交的上述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裁判理由持保留意见，本打算抗诉，但是检察机关做工作让我们不要抗诉，我们就放弃了。被告旗星公司对三被告提交的上述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杨某三被告提交的上述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云南省昆明市中人民法院的（2018）云0122刑初1263号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由于该刑事判决书系已生效判决，本院对该刑事判决书中所确定的案件事实将在本案中直接引用。被告旗星公司、被告杨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日晚19许，被告丁某1与二原告之子张某1等多人到昆明市晋宁区宝峰街道办事处“旗星ＫＴＶ”给朋友何某、资贵华过生日，二人在该ＫＴＶ三楼Ｖ16号包房内因琐事发生口角后互殴，张某1一拳打到丁某1脸上，丁某1用其携带的跳刀刀柄把张某1的头部打伤。二人被别人拉开后，张某1离开包房，当晚十时许，张某1邀约孙某、李文富、杨春等人前往“旗星ＫＴＶ”欲报复丁某1，为了找丁某1讨说法，又返回ＫＴＶ三楼，看见丁某1在三楼Ｖ18包房内，张某1遂与孙某冲进包房殴打丁某1，丁某1用随身携带的跳刀捅刺张某1胸部，张某1被捅后当场倒地死亡。当晚十时许，公安民警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将仍停留在ＫＴＶ三楼Ｖ18包房内的丁某1抓获。经鉴定，张某1系被他人用单刃锐器刺切左胸部致左肺、心包、心脏破裂，因急性失血、心包腔填塞、左血气胸死亡。此案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刑初1263号刑事判决书审结，判决结果为：被告丁某1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原告在刑事审理阶段提起过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后又撤回附带民事赔偿，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刑初126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刑事判决书生效并执行后，二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二原告系受害人张某1父母，系张某1法定继承人。另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丁某1家垫付过二原告丧葬费40000元，其中5000元系被告旗星公司给付。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各方应如何承担责任？原告起诉的费用是否应当支持？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判：从本案的发生原因分析，二原告之子张某1与被告丁某1在ＫＴＶ包房内喝酒时因琐事发生争执并互殴，在第一次争执被他人劝开后，双方本应调整情绪，平息怒火，息事宁人，以免扩大事态。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就可以避免之后张某1死亡悲剧的发生。但张某1被他人劝走后，又再次邀约了一些朋友欲找被告丁某1讨说法。张某1第二次邀约数人到ＫＴＶ找丁某1报复，丁某1作为未成年人，出于害怕和本能拿出跳刀进行防卫和反击，因防卫过当最终导致张某1死亡行为。故张某1自身的行为与其死亡有直接联系，其第二次邀约人到ＫＴＶ找丁某1报复的行为是矛盾激化、惨案发生的关键原因，张某1有一定过错，故张某1对其死亡的发生后果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本院酌定张某1自己承担50%的责任。被告丁某1虽为未成年人，但在案发时已年满十六周岁，并且已经缀学在外打工，对其行为后果应当有相应的预知和判断能力，丁某1应当知道用跳刀捅人会发生他人死伤的后果，在当时张某1这方人员多的情形下，丁某1的行为虽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过当，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因其已年满十六周岁且在外打工有自己的收入，应当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其父母丁某2、高某均在家务农，因农活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对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丁某1缺乏管束和教育，让其十四岁就缀学外出打工，过早的脱离学校，对很多事情不能正确认知，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不能全面进行评估，过早接触社会不良阶层，没有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就业观和价值观，最终发生故意伤害他人致死的悲剧。因案发时丁某1未满十八周岁，属未成年人，被告丁某2、高某作为丁某1的监护人，对丁某1疏于管教，没有尽到监护职责也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因此，被告丁某2、高某应对张某1的死亡后果与丁某1一起承担连带责任，本院酌定丁某1、丁某2、高某连带承担40%的责任。至于被告旗星公司，其在张某1与丁某1第一次发生争执后，应当预见双方有可能会有进一步冲突，在张某1第二次邀约人到ＫＴＶ时就应当有所警戒并及时报警，其作为从事娱乐经营活动的单位，在本案中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张某1在找丁某1报复时被丁某1用跳刀伤害导致死亡，因此旗星公司在此次事件中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10%的责任。至于被告杨某，只有丁某1自己陈述杨某在第一次丁某1与张某1发生争执后在电话中教唆丁某1“踩”张某1，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张某1在此次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况且，丁某1已经年满十六周岁，不是三岁小孩，对自己持刀捅人的行为后果应当有预知能力，即便杨某真的在电话中说过此类的话，丁某1自己也应当进行利敝分析，不应当盲目听信别人的话。因此，本案中原告和其他被告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张某1的死亡与被告杨某有直接关系，杨某在该案中不承担责任。对于二原告主张的费用，本院认定如下：1、张某1的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33488元），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张某1死亡时未满60周岁，按20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具体为：33488元×20年﹦669760元；2、丧葬费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具体为：104077元÷12个月×6个月﹦52038元；3、对于精神抚慰金，因张某1系家中独子，死亡时尚处于青年时期，其意外死亡必定会给其父母即二原告身心带来极大痛苦，精神损害客观存在，故本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2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741798元。该笔费用由被告丁某1、丁某2、高某连带承担40%的赔偿责任，计币296719.2元；由被告旗星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计币74179.8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张某、阮某之子张某1死亡后产生的丧葬费52038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总计741798元，由被告丁某1、丁某2、高某连带承担40%计币296719.2元，扣除之前垫付的35000元，三被告实际还应赔偿261719.2元，限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张某、阮某；二、原告张某、阮某之子张某1死亡后产生的丧葬费52038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总计741798元，由被告昆明旗星娱乐有限公司承担10%计币74179.8元，扣除之前垫付的5000元，被告昆明旗星娱乐有限公司实际还应赔偿69179.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张某、阮某；三、驳回原告张某、阮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18元（已由二原告垫交），减半收取5559元，由二原告自行承担2779.5元；由被告丁某1、丁某2、高某承担2223.6元；由被告昆明旗星娱乐有限公司承担555.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支付给二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双方当事人均服判决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唐美芬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李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