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粤7101行初2559号 原告：关建文，男，196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郭庆彬，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法定代表人：廖荣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赖丽霞、王洁，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温国辉，该府市长。 委托代理人：蒋蓓。 原告关建文不服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复函及广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关建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庆彬，被告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赖丽霞、王洁，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蒋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关建文诉称，两被告对原告投诉宋振华、郑永斌律师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处理，适用的法律依据错误，导致处罚过于轻微。一、宋振华、郑永斌律师在履行职责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并导致严重后果。（一）宋振华律师擅自终止法律援助职责，拒不出庭，导致案件败诉，造成严重后果。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以穗法援[2015]民字第124号《法律援助公函》指派宋振华律师作为申请人与谭嘉庆的纠纷代理人[（2015）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920号]。2016年3月8日上午开庭时因被告谭嘉庆未依时到庭参加审理，庭审后法庭要求等待被告到庭，然后继续审理，后宋振华律师自行离去，也未告知原告可以离去，导致原告在法庭单独接受法庭的询问。2016年4月5日第二次开庭，宋振华律师未到庭参加庭审。最终导案件被驳回，导致之后一系列案件。宋振华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尽到的责任懈怠履行或者擅自终止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并导致严重后果。2、郑永斌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不尽职，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交的文件伪造当事人签名。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穗援民字2018第262号《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指派郑永斌律师为申请人代写法律文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再审申请书》，而郑永斌在没有阅读案件材料的情况下仅凭判决书书写再审申请书，并且完成后不提交《再审申请书》给申请人，而是在没有经过申请人的同意下于2018年2月27日伪造申请人签名自行结案归档。经过申请人多次追问方在2018年3月13日提交给本人《再审申请书》，其内容寥廖，完全未能表达申请的意义和依据，而是应付申请人了事而已。广东省法律援助局粤援行决字[2018]第5号和6号《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指派郑永斌律师分别担任申请人（2018）粤行申21号和（2018）粤行申20号申请再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但是郑永斌律师在代理过程中完全没尽到律师责任，在拟写的代理词中把两个案件的内容和案号弄错，导致申请被驳回；并且在驳回裁定以后前往法院换回错误的代理词。二、两被告的处理未查清案件事实，且处罚过于轻微，依法无据，也不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广州市司法局在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穗司函[2018]928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中，以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不予以行政处罚，将该律师转交广州市律师协会进行调查处理。（一）关于宋振华律师的处理未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律师法》第47、48条和《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61条规定，宋振华律师接受法援后，无正当理由，拒绝代理，不按时出庭参与诉讼，已经构成对《律师法》对律师规定的法律援助责任的违反，应当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宋振华律师办理案件中擅自不出庭参与诉讼的行为，如不予以严肃处理，可能会使得社会将法律援助案件与普通法援案件区分开来，使得法律援助制度流于形式，致使受援助人员的利益遭受进一步损害，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与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目的不相符合。（二）关于郑永斌律师的处理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过程中，不得拖延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代理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十九条律师代理参与行政处理活动，不得有故意向行政机关提供虚假证据，影响行政处理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郑永斌律师在代理最高法院的《再审申请书》中在书写完成并且伪造签名归档后，仍不提交《再审申请书》给申请人，属于拖延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伪造申请人名字签名归档属于提供虚假证据影响行政机关处理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在代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申请再审请阶段中提交错误代理词，根本就不能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侵犯了申请人的申请再审权利。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和《律师法》第四十九条，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郑永斌律师伪造申请人签名提供给广州市法徫援助处的行为，属于明知，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处于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原告涉案的诉讼由于宋振华两次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应当提交的证据未提交，导致案件在一审法院即海珠区人民法院败诉；郑永斌律师于1月25日受指派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为其代写法律文书，但该律师擅自伪造原告的签名，在法律援助处结案，其后果直接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在结案前该律师未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和代理律师的职责。综上，两被告对宋振华、郑永斌律师的处理过于轻微，依法无据，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穗司函[2018]928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及市政府作出的穗府行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市司法局对原告的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 被告市司法局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2018年7月19日，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收到关建文对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振华、郑永斌的投诉信，内容主要包括宋振华未归还其仲裁书原件和卷宗材料复印件、法律援助律师言语不当、宋振华庭审时抛下当事人离去和第二次开庭时拒绝到庭、郑永斌未认真查阅案件材料即拟定《再审申请书》、郑永斌在法律援助案卷材料中代其签名等诉求。广州市法律援助处调查后作出了《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穗法援函[2018]41号），并于2018年8月13日直接送达给关建文。2018年8月23日，关建文对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的投诉处理答复不服，通过信访途径向我局反映，主要诉求包括投诉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不作为，导致其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合法权益受损；投诉宋振华、郑永斌两位律师作假。9月4日，我局约访关建文，其又反映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工作人员存在恶意刁难，并希望更换原法律援助律师，明确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等事项。2018年9月21日，我局作出《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穗司信复查[2018]1号），对关建文的诉求给予答复。关建文不服，于10月15日向广州市政府申请信访复核。2018年11月8日，广州市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关于关建文信访复核事项的处理意见》（穗府复查复核[2018]210号），认为我局处理关建文的诉求适用信访程序错误，将我局《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穗司信复查[2018]1号）予以撤销，要求我局“适用正确的途径重新研究办理该事项，并答复投诉人”。2018年12月12日，我局按照该意见，作出《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穗司函[2018]928号，以下简称928号《答复书》）并邮寄送达给关建文。二、我局928号《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2018年7月19日，关建文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投诉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宋振华、郑永斌律师，投诉事项为两位律师“懈怠履行或者擅自终止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和有“其他违反法律援助管理规定的行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针对关建文的投诉事项，于2018年8月9日作出了《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穗法援函[2018]41号），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关建文对宋振华的投诉无法查实，对宋振华不作处理；关建文投诉郑永斌在法律援助案卷归档材料中代其签名查证属实，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对郑永斌予以批评教育处理。我局认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接到对法律援助律师的投诉，未按照《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进行处理。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司发通[2013]161号）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二）对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理。”我局认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违规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已责令广州市法律援助处限期整改，并将关建文对宋振华、郑永斌的投诉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上述内容我局在928号《答复书》中已告知关建文。2018年12月10日，我局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将该投诉案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因关建文已就同一事项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投诉，2018年11月15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发出《协助调查函》（穗律协函[2018]449号），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已于11月30日提供关建文投诉案的相关材料。2018年12月25日，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在接到我局《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后，发函告知广州市律师协会，要“将处理结果函复关建文”。另外，根据《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律师协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七）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律师的申诉。”我局将关建文投诉宋振华、郑永斌的材料一并转由广州市律师协会受理及调査处理。2016年，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在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中，就我局将投诉案件转交广州市律师协会调查处理的问题，已作出肯定认定（详见已生效的（2016）粤7101行初2336号《行政判决书》）三、我局928号《答复书》程序合法。我局按照广州市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关建文信访复核事项的处理意见》（穗府复查复核[2018]210号），根据《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司发通[2013]161号）的规定处理法律援助投诉事项，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我局《复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恳请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我方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不服市司法局作出的穗司函[2018]928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于2019年2月3日向我方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我方于当日立案。2019年2月11日向市司法局发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2019年3月27日，我方作出《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将审查期限延长三十日，并于3月29日邮寄送达原告，同日电子公文送达市司法局。2019年4月29日，我方在法定审查期限内，依法作出穗府行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并于同年5月5日邮寄送达原告，同日电子公文送达市司法局。我方的行政复议审查程序符合前述规定要求。二、我方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2号）第二十六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市司法局经审查认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对接到的法律援助律师投诉未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二）对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理。”市司法局责令广州市法律援助处限期整改，并将申请人对宋振华、郑永斌律师的投诉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第四十六条第（七）项规定律师协会应当履行“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的职责；司法部《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委托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査，也可以委托律师协会协助进行调查。”市司法局收到原告对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振华、郑永斌的投诉材料后，将该投诉材料转至市律师协会进行调查处理，并要求市律师协会及时将处理结果函复申请人及函报被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且，市司法局将原告对宋振华、郑永斌的投诉材料转至市律师协会调査处理的行为属于请求市律师协会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的行为，并不是对律师行为性质的最终认定和处理。综合以上事实以及法律规定，我方依法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综上，我方作出的穗府行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9日，原告关建文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递交对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振华、郑永斌的投诉资料，投诉内容包括：宋振华未归还其仲裁裁决书原件和部分卷宗复印件；宋振华庭审中抛下当事人离去且第二次开庭拒绝到庭；郑永斌未认真查看案卷资料即拟定《再审申请书》且在法律援助案卷材料中代其签名等。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于2018年7月23日对宋振华进行谈话询问，宋振华称相关案卷材料已归还原告，其是庭审结束后离开法庭，第二次开庭的传票原告本人签收后没有告知，故其未参加第二次庭审等。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于2018年7月27日对郑永斌进行谈话询问，对于再审申请书的书写问题，郑永斌表示原告之前的几宗法律援助案件都是围绕房屋买卖同一主题，且都是其本人代理，对案情比较熟悉，再审申请书也是主要看判决书内容。对于法律援助材料中代替原告签名的问题，郑永斌表示因原告十分不配合律师工作，且其已将再审申请书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征求了意见，故代原告签了名。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对于郑永斌的代签名行为予以严厉批评教育，郑永斌表示虚心接受。 2018年8月9日，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作出穗法援函[2018]41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答复原告称，一、关于宋振华未归还仲裁书原件和卷宗复印件。由于双方均无法提供材料文件交接手续，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有无归还，如你确有需要，我处可以协调相关办案机关复制并提供给你。二、关于法律援助律师言语不当。经询问核实，宋振华、郑永斌均表示未说过你投诉的不当言论，依据你单方投诉无法确定哪位法律援助律师发表过此类言论。三、关于宋振华庭审时抛下当事人离去和第二次开庭时拒绝到庭。经调查核实，首次开庭结束后，你和宋振华均在开庭笔录上签名，休庭后，当日11时，合议庭对你和谭嘉庆制作问话笔录系庭审结束后的活动。第二次开庭，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宋振华开庭前已收到开庭通知仍拒绝到庭，直接损害你的合法权益。四、关于郑永斌未认真查阅案件材料即拟定《再审申请书》。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郑永斌未认真审阅案件材料就为你代拟《再审申请书》。五、关于郑永斌在法律援助案卷材料中代你签名。我处已对郑永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郑永斌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虚心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综上所述，我处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你对宋振华的投诉无法查实，我处对其不作处理，但已提醒他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注意与受援人的沟通方式，完善案件材料接收手续，为受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帮助；你投诉郑永斌在法律援助案卷归档材料中代你签名查证属实，鉴于其已深刻认识到错误，诚恳接受批评，我处对其予以批评教育处理。 原告对前述答复不服，于2018年8月23日向被告市司法局信访反映并提交相关材料，要求被告查处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对其投诉的处理并对被投诉律师进行处理等。同年9月21日，市司法局作出穗司信复查[2018]1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答复原告称，市法律援助处依法履职，未发现存在刁难您的情形；对宋振华、郑永斌两位律师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且在市法律援助处一楼大厅有相关材料；市法律援助处作出的《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穗法援函[2018]41号）程序符合《信访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等。原告仍不服，于2018年10月15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信访复核，市政府于同年11月8日向原告作出穗府复查复核[2018]210号《处理意见告知书》，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反映的事项应适用信访程序以外的法定程序，市司法局适用信访程序处理，属于适用程序错误，故决定撤销市司法局作出的穗司信复查[2018]1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并要求市司法局适用正确的途径重新研究办理该事项等。 2018年12月10日，市司法局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认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在《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穗法援函[2018]41号）中对宋振华、郑永斌律师的处理无法律法规依据，根据《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与《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要求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并将该投诉案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由广州市律师协会将处理结果函复原告。 2018年12月11日，市司法局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发出《案件转办通知书》，称将原告反映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的宋振华、郑永斌两位律师相关问题的材料转给广州市律师协会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函复投诉人，同时函报市司法局。 2018年12月12日，市司法局作出穗司函[2018]928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答复原告如下：经查，自2015年以来，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累计受理并批准了你至少20件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律师为你提供法律服务，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况。同时，在受理你法律援助申请过程中，工作人员均合法合规，未发现恶意刁难、报复投诉人的情况。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依据《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人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依法履行职责。关于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上述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且在广州市法律援助处一楼大厅摆放有《法律援助指南》、法律法规手册等材料，大厅墙壁上也张贴悬挂了包含申请法律援助条件、所需提交的材料、申请程序等内容的宣传牌，你可前往现场查阅浏览或电话咨询。2018年7月19日，你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投诉为你提供法律援助的宋振华、郑永斌律师，投诉事项为两位律师“懈怠履行或者擅自终止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和有“其他违反法律援助管理规定的行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针对你的投诉事项，于2018年8月9日作出了《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穗法援函[2018]41号）并直接送达你本人；你不服，于8月23日向我局投诉。我局认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接到对法律援助律师的投诉，未按照《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进行处理。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二）对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理。”我局认为，广州市法律援助处违规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已责令广州市法律援助处限期整改，将你对宋振华、郑永斌的投诉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同时，根据《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你向我局投诉宋振华、郑永斌的材料一并转由广州市律师协会受理及调查处理，由广州市律师协会将处理结果函复你。 原告不服前述答复，于2019年2月3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9年2月11日向市司法局发出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市司法局于2月18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应证据。2019年3月27日，市政府作出《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决定延长本案审查期限三十日。2019年4月29日，市政府作出穗府行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相关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了市司法局作出的前述答复书。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投诉登记表、投诉信等投诉材料、谈话笔录、穗法援函[2018]41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来访登记表及投诉信、穗司信复查[2018]1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穗府复查复核[2018]210号处理意见告知书、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案件转办通知书、穗司函[2018]928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及送达材料、穗府行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律师协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六）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不得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相抵触。”第五十二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投诉：……（二）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安排后，懈怠履行或者擅自停止履行法律援助职责的；……（四）其他违反法律援助管理规定的行为。”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一）对有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依职权或者移送有权处理机关、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行业惩戒或者纪律处分；（二）对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等处理；（三）投诉事项查证不实或者无法查实的，对被投诉人不作处理。”第十五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受理投诉后，一般应当在45日内办结；投诉事项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延长办理期限的，应当书面告知投诉人并说明理由。”第十六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发送《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依上述规定，本案被告市司法局作为广州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受理原告提出的法律援助投诉，进行调查并作出相应处理属于其法定职责范围。律师协会固然有对于律师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权，但其处理系行业协会的惩戒等自律行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存在本质差异，故二者对于律师投诉的处理职权并不冲突，不能以律师协会的处理替代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本案中，原告认为其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向市司法局提出投诉请求，市司法局在未对案件作出充分调查并进行相应认定处理的情况下，将原告对相关律师的投诉迳行转广州市律师协会处理，并答复称由广州市律师协会将处理结果函复原告，实质是以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代替其自身应当行使的对法律援助以及对法律援助律师的监督职权。关于市司法局陈述其系委托广州市律师协会进行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作出处理的主张，市司法局自行决定委托调查亦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办结原告的投诉事项，市司法局作出的本案答复书并未对被投诉律师的行为予以审查认定，实际上对于原告的投诉事项未能依上述规定期限办结，因此，市司法局对原告的投诉事项未能及时充分履行职责，其作出的本案答复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本案中，被告市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其作出的本案复议决定对于市司法局作出的复函事实不清的问题未予依法纠正，故其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符合上述规定，该复议决定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司法局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穗司函[2018]928号《法律援助投诉处理答复书》； 二、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对原告关建文2018年8月23日的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 三、撤销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2019年4月29日作出的穗府行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司法局、广州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徐 星 人民陪审员  刘玉玲 人民陪审员  徐韶生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