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03民初4838号 原告（反诉被告）：安徽腾达国际航空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124号创元大厦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408700793。 法定代表人：童雅琴，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北京蓝鹏（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晓蕊，北京蓝鹏（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安徽省世纪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科学大道69号中国书法大厦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FCDC7C。 法定代表人：柳时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安徽腾达国际航空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安徽省世纪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纪世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腾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秦晓蕊，世纪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诉原告腾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1.世纪行公司支付腾达公司航班包位款共计2207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世纪行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腾达公司与世纪行公司在2018年6月25日签订《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约定世纪行公司包销腾达公司2018年7月1日至8月31日的合肥-鄂尔多斯-合肥每航班50个机位（每周一、三、五、日有航班）共计36班，机位1800个，机票价格为1500元/位；合同内容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不得取消，不得对合同内航班进行取消或者作任何调整，世纪行公司需保证每班出票率100%，包机空位造成的损失，由纪世行公司负责，如世纪行公司出票率没能达到100%，票款按照预留几位数100%支付包机费，并在航班执行日期前3个工作日支付全额包机票款。2018年7月10日，世纪行公司单方向腾达公司申请退回包机座位，且未经腾达公司同意单方不履行合同，致使腾达公司遭受巨大损失。世纪行公司的行为严重违约，故腾达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讼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本诉被告世纪行公司辩称：1.案涉的包位合同于2018年7月10日予以终止，从7月11日开始，双方已经不按照原合同履行，双方的付款、航班的座位已与原合同不再一致，均是按照实定、实算的方式来履行。2.履行情况截止到2018年7月30日，此后双方再无合作。3.双方争议最大的即2018年7月4日的班次是由于本诉原告的原因造成本诉被告客户无法登机，因此应当由本诉原告赔偿本诉被告的全部损失，并返还押金，本诉被告没有违约行为，故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请。 反诉原告世纪行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腾达公司返还反诉原告世纪行公司押金人民币225000元；2.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人民币42100元；3.反诉被告承担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25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一份《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约定反诉被告按照反诉原告提供的人员名单预留50个经济舱航空座位。2018年7月4日，由于反诉被告的原因，造成航班未能按约出票，导致反诉原告的旅客无法登机。反诉原告曾多次要求反诉被告承担该事件产生的全部损失，但反诉被告一直置若罔闻，故此，反诉原告只得要求终止上述协议。此后，双方另行以“实际订单”的方式合作，解除了原协议中的包销和优惠价款等相关约定。综上，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的行为已违约，应当退还反诉原告全部押金，并承担反诉原告的全部损失。 反诉被告腾达公司反诉辩称： 1.反诉原告的各项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扣除对方225000元的押金是为了弥补我方的损失，反诉原告在双方履约过程中存在迟延付款，拖欠机票款，后期拒不按约履行包乘航班，造成我方严重损失，我方按照合同约定有权扣除对方的押金。2.反诉原告主张赔偿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反诉原告的各项损失均是由其自身原因造成，双方签订的包位包机合同系先履行义务合同，需反诉原告先行支付票款，我方才对应的向其出机票，反诉原告7月4日的包机款一直未支付，其作为先履行义务一方未履行义务，我方作为后履行义务一方有权拒绝其要求，况且事发当日系因反诉原告在我方多次催促下拒付出票款，我方后期尝试多种渠道为旅客进行登机，但最终因票款未付所以无法出票。3.反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缺乏证据支持。 本诉原告腾达公司围绕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航空航线合作意向协议》，证明世纪行公司申请2018年暑期合肥至鄂尔多斯航线包机，买断部分机位。合同签订后，腾达公司积极履行上述意向协议。 2、《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证明腾达公司与世纪行公司在2018年6月25日达成协议，约定世纪行公司包销腾达公司2018年7月1日至8月31日的合肥-鄂尔多斯-合肥每周一、三、五、日航班包机机位50个往返（双方不得对合同内的航班进行取消或任何调整），价格为1500元/位，每航班50个机位，且合同不得取消。世纪行公司保证每班出票率为100%，未达100%的，按照100%机位支付包机费，且世纪行公司需在航班执行日期前3个工作日支付全部包机票款；合同第8.3条约定世纪行公司无故拖欠应付包机票款及包机押金的，腾达公司有权扣除押金并要求世纪行公司将应付的机票款付清。 3.《鄂尔多斯至合肥旅游航班包销协议》，证明腾达公司与鄂尔多斯市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2018年6月28日签订正式的航班包销协议，合同约定执行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8月31日，腾达公司包销每周一、三、五、日航班包机机位156个座位往返；该协议的航班路线、时间及主要内容与《2018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一致，是建立在《2018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的基础上才与第三方签订座位数为156人的包销协议。 4.张超名下的开设在招商银行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5页及腾达公司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书”3页，证明腾达公司为本次合肥至鄂尔多斯旅游航线先后支付包机费613694元。因世纪行公司无故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50人机位损失费达210万元（未付包机航班28班，每班包机票款为75000元），且世纪行公司在履约已出航8班的过程中亦存在迟延支付包机费和拖欠包机费107600元的严重违约行为。 5.腾达公司的高雅琴与世纪行公司汪丽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世纪行公司因自身原因单方违约，未经腾达公司同意，拒不履行后期航班，且已出航班（8班）的履约过程中亦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未按合同约定预付票款和拖欠包机费107600元。 本诉被告世纪行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航空航线合作意向协议》无双方签章，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对证据《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合同是一份未生效合同，且该协议的内容与案涉当事人无关； 对证据《鄂尔多斯至合肥旅游航班包销协议》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份合同于2018年7月10日终止，本诉原告基于此份合同向我方主张权利无事实依据； 对证据《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和《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并且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腾达公司与案涉第三方履行合同的行为，不能认为是世纪行公司应当承担的损失。世纪行公司的付款时间是经过双方有效沟通，不存在迟延支付的情况，也无任何拖延包机费的行为； 对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我方的录音相互印证，反而证明了7月4日所有的付款行为均是得到本诉原告的同意和协商，7月4日的情况是由于本诉原告未开出机票导致我方客户无法乘坐当天的航班，且我方员工一直在积极督促本诉原告帮助客户登机。同时，微信记录显示本诉原告并未主张包机费的支付。 反诉原告世纪行公司围绕其在本诉的抗辩意见和反诉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反诉被告腾达公司的企业信息，证明反诉被告的主体适格及公司的各主要负责人。 2.《航空航线合作意向协议》、2018年5月30日“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2018年7月2日“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证明反诉原告已向反诉被告缴纳全部押金225000元。 3.腾达公司向世纪行公司发送的函件、2018年7月2、6、7、9日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证明世纪行公司一直按腾达公司的要求支付机票款。 4.世纪行公司的汪丽与腾达公司的张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7月4日，由于腾达公司的原因，造成航班未能按约出票，导致世纪行公司的旅客无法登机。 5.世纪行公司的陈雪与腾达公司张超的“微信记录”、陈雪与汪丽的“微信记录”，2018年7月11、12、16、25、26日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及后补机票差价凭证，证明世纪行公司与腾达公司已在2018年7月11日前实际解除包位合同，双方另行形成新的合作方式。 6.旅客遣返、安置费及退还旅客旅游费用、补偿费用等相关费用，证明反诉原告由于反诉被告的违约行为产生了严重的损失。 7.与腾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童雅琴电话录音（附光盘和文字材料），证明2018年7月4日，由于腾达公司的原因，造成航班未能按约出票，导致世纪行公司的旅客滞留，未能出行。 反诉被告腾达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 对证据2《航空航线合作意向协议》、“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证明双方在2018年5月30日就2018年7月1日至8月31日合肥至鄂尔多斯航线进行磋商，腾达公司积极履行该份意向协议，向航空公司申请旅游包机，从后期的包机位数可以看出双方在后期促成旅游包机均起到积极作用腾达公司正是考虑到世纪行公司有50个机位的需求，才向航空公司申请156个机位，世纪行公司的机位占腾达公司的机位1/3，但其后期拒不履行对腾达公司造成巨大损失。《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明确了合作期限，包机个数，包机金额，上述内容不得调整，如未按合同出票仍需支付百分百的款项，另外每班航线的包机费需提前三日支付，由此可以看出，世纪行公司存在迟延支付押金的情况。 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付款回单表明世纪行公司自合作之初就一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包机费用，特别是7月4日的包机票未支付，7月6日、7日、9日均存在迟延支付包机费的行为； 对证据4汪丽与张超的“微信聊天记录”，世纪行公司提供的记录并不完整，存在可能断章取义的情况，其未提交我方对此催促7月4日支付票款的记录，是由于世纪行公司一直未支付7月4日当天的航班票款导致无法出机票。后期腾达公司尝试为世纪行公司提供便利办图帮助世纪行公司的客户登机。因航空公司编码失效，不存在腾达公司提供虚假机票的情况，这在我方提供的微信记录中也可看出，我方一直要求世纪行公司工作人员先行垫付机票款，试图给予解决方案，所以世纪行公司旅客无法登机的根本原因是其自身造成。 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存在异议，腾达公司并未与世纪行公司解除合同，而是世纪行公司单方违约未继续履行合同，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我司也不同意解除合同，后面参照1720元的票款收取，是世纪行公司在后期合同中未按照约定支付50个机位，该行为不代表腾达公司同意解除双方的包位合同，双方合同未解除之前，腾达公司仍有权向世纪行公司主张余款； 对证据6大部分是世纪行的报销单，是其单方制作，载明的内容没有付款凭证予以佐证，部分发票的对应日期与7月4日不相符，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世纪行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客户无法登机，其相应损失应当由自身承担； 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电话录音不完整，世纪行公司未交机票款是事实。 本院通过对腾达公司、世纪行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和质证情况，认证如下：对腾达公司与世纪行公司之间在2018年5月30日签订的《航空航线合作意向协议》、在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腾达公司的经办人为张超、世纪行公司的经办人为汪丽），对腾达公司向世纪行公司发送的函件、2018年7月2、6、7、9日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世纪行公司支付给腾达公司），世纪行公司的汪丽与腾达公司张超的“微信记录”、汪丽与陈雪的“微信记录”，世纪行公司的汪丽与腾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童雅琴电话录音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双方的其他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 另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约定：乙方（指世纪行公司）包机航班和班期是合肥-鄂尔多斯-合肥，包机时间自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每周一、三、五、七，包机机位50个往返，押金225000元，押金额不计利息，押金额不得用于抵冲包机款，乙方履行完本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向甲方（指腾达公司）结清所有的包位款及费用后，合同终止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押金额退还给乙方；包机结算价格是合肥-鄂尔多斯-合肥往返1500元/位（不含机建燃油）；本合同最少执行期从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一旦生效，不得取消。 合同签订前的2018年5月30日，世纪行公司已向腾达公司支付了合作意向金额5万元。合同签订后的2018年7月1日，腾达公司向世纪行公司发函催要剩余押金175000元，以及2018年7月1日、7月2日的机票款236280元，合计催要款项为411280元。2018年7月2日，世纪行公司分别支付了剩余押金175000元和7月1日、7月2日的机票款合计236280元。 双方在包机合作过程中，2018年7月4日，世纪行公司有合同约定乘坐包仓位的旅客需要登机，当日世纪行公司未支付需要登机旅客的票价款给腾达公司。后因腾达公司未能向航空公司提供登机旅客的对称信息，致使世纪行公司的旅客登机未成。当时为解决旅客登机一事，世纪行公司的汪丽分别与腾达公司的童雅琴、张超微信和电话反复沟通，汪丽说其找人查到腾达公司向航空公司提供世纪行公司的旅客的信息只有英文字母的假信息，而张超回复的是“包机本来外放就没有仓位的”；童雅琴在当天的微信和电话中一直表示在与航空公司协调，但最终未协调成功。对此，汪丽在7月4日当日向童雅琴提出抗议，表示不能合作。 2018年7月10日，世纪行公司向腾达公司提出退回包机座位。次日，张超通知汪丽机票款按照1720元一个人支付，并告诉汪丽：1620元是之前“我们”合作的价格，但是现在你们不做了，我们需要按照1720的票价结算了。 本院认为，虽然涉案的《航空航线合作意向协议》、以及2018年6月25日签订的《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是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约定合同内容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不得取消，但是，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已经对合同的约定进行了更改。2018年7月10日世纪行公司向腾达公司提出退回包机座位的行为实际是要求解除双方包机位的合作关系，次日，腾达公司的张超通知世纪行公司的汪丽机票款按照1720元/人的散客票价计算，不再执行包机位合作期间的价格，此行为说明腾达公司已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包机位合作的合同，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的《2018年合肥至鄂尔多斯包位合同》在2018年7月11日已正式解除。 虽然世纪行公司在2018年7月4日未支付当日登机旅客的机票款，但从当日腾达公司张超、童雅琴分别与汪丽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电话录音来判断，造成当日旅客不能登机的原因是腾达公司未向航空公司提供旅客的准确信息，未与航空公司协商沟通好造成的。由于此次解除的合同是腾达公司不能确保世纪行公司的旅客登机的原因造成，故不符合合同中约定的因世纪行公司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没有满足出票率100%导致腾达公司经济损失的情形。故腾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世纪行公司主张经济损失2207600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既然双方合同在2018年7月11日已经正式解除，那么腾达公司在合同解除后应当返还世纪行公司支付的押金225000元。世纪行公司反诉主张返还押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世纪行公司反诉请求要求腾达公司赔偿其损失费42100元，因其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且不具有关联性，故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本诉原告安徽腾达国际航空旅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反诉被告安徽腾达国际航空旅游有限公司返还反诉原告安徽省世纪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押金2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反诉原告安徽省世纪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为12230元，由本诉原告安徽腾达国际航空旅游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为2653元，由反诉原告安徽省世纪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15元，反诉被告安徽腾达国际航空旅游有限公司负担23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成菊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方启帆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合同消灭的原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解除的效力】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