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029行初4号 原告王宇威，男，1982年8月27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广西田林县，现住田林县乐里林场宿舍区。 原告黄莉姿，女，1988年1月25日出生，壮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广西田林县，现住田林县乐里林场宿舍区。 委托代理人黄伟旗，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娟，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田林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代表人黄龙贵，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东海，广西万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宇威、黄莉姿诉被告田林县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卫健局）不服计划生育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一案，于2019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后，向被告田林县卫生健康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莉姿及委托代理人黄伟旗、韦娟，被告卫健局的委托代理人黄东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2月28日，被告卫健局依据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2014年3月1日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桂人法工委[2016]3号）规定，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田卫计费征字[2018]119号），决定对于王宇威征收社会抚养费59823元，对黄莉姿征收社会抚养费14862元，共计征收74685元。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即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事实和程序方面的证据：1、黄莉姿的身份证、户口簿、《关于黄莉姿户籍变动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说明》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黄莉姿的身份信息、户籍变动情况，以及黄丽姿生育二胎时其户籍属于农村居民的事实；2、王宇威身份证、《证明》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王宇威的身份信息、王宇威属于非农业户口，属于城镇居民；3、黄莉姿的结婚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黄丽姿与王宇威登记结婚的事实；4、黄梓诚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出生记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生育黄梓诚的事实；5、王露羲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出生记录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生育违法生育王露羲的事实；6、《田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征收立案呈批表》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工作人员自查时发现原告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并立案查处的事实；7、黄莉姿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黄莉姿承认与王宇威共生育了二个子女，生育第二个子女前，其多次向八桂计生办申请准生证，但未办理得准生手续；8、王宇威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王宇威承认生育第二个子女前，得去八桂计生办办理二孩准生证，但工作人员答复不符合办理，因此未办得生育证；9、《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已向两原告送达告知书的事实；10、听证申请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提出了书面听证申请；11、授权委托书及代理词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并出具代理意见的事实；12、听证笔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举行听证的情况；13、国家统计局田林调查队出具的证明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3年田林县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14、《违法生育案件听证意见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在听证后作出听证意见书并送达给两原告的事实；15、《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并送达给两原告的事实；16、《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出具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的答复意见。 第二组证据即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1、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内容；2、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内容；3、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内容；4、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执行中有关具体问题的答复》（桂人法工委[2016]3号）文件）；6、《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批复的通知》（国计生政[1996]157号）文件；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答复意见》。 原告王宇威、黄莉姿诉称，2014年12月两原告因生育二孩王露羲，被告于2018年将其定性为违法生育二孩，并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经两原告申请听证，被告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现两原告就被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异议，理由如下：一、被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不合法。（一）法律依据错误。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已修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也于2016年1月15日进行修改，现被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依据的均是已经被变更和废止的法律法规。（二）被告依照桂人法工委[2016]3号的答复作为维持《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错误。首先，桂人法工委[2016]3号的答复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其次，桂人法工委[2016]3号的答复与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相冲突，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即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两原告是2014年12月2日生育二孩，当时被告并没有对两生育二孩进行处罚，至2018年原告王宇威考取公务员在进行政审时，被告在未经核实情况下认定两原告存在违法生育行为并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被告没有依照新法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不合理。2018年全国已全面放开生育二孩，修改后法律法规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条例、办法中均未提到对2015年12月27日之前违法生育二孩的法律责任，更没有授权计生部门对之前的违法生育行为催收社会抚养费，现被告在2018年才对原告催收明显不合理。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田卫计费征字[2018]11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原告王宇威、黄莉姿针对其诉称提交以下证据：1、《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复印件1份，2、《听证通知书》复印件1份，3、《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复印件1份，以上三份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在2018年依照旧的法律法规对两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事实；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复印件1份，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复印件1份，以上二份证据用以证明现行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事实；6、《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复印件1份，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使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复印件1份，以上二份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听证通知书》、《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不合法、不合理的事实。 被告卫健局辩称，一、由于政府机构改革，原田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已撤销，其行政职能由新成立的田林县卫生健康局行使，田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已丧失了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答辩人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本案是由于两原告不服社会抚养费征收而提起的行政诉讼，田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并没有对两原告进行罚款处罚，因此，本案案由不宜定性为不服计划生育管理罚款的处罚纠纷。三、原田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田卫计费征字[2018]11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适用政策、法律、法规得当，作出决定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予以维持。四、原告起诉的理由不成立：1、两原告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发生在新法颁布实施前，原田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是在新法颁布实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示[2004]96号）关于新旧法律规范适用规则，明确规定“根据行政审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情形除外：（一）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由此可见，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在实体问题的处理上适用旧法，与该会议纪要的规定完全一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相符。根据立法法关于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和会议纪要关于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的规定，两原告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为违法。原告主张其生育第二人子女应根据“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规定适用新法，但其主张保护的是违法行为，而不是合法权益，该主张明显不成立。综上，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依法有据。2、被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是合理的。首先，两原告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事实存在，依法应向两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其次，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前发生的违法生育行为当事人符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绝大部分已征收，如对两原告不征收，则显失公平公正。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只是对个别条款进行修订，没有修订的条款仍有效，两原告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不可能待另行授权或另行出台新规定才能征收社会抚养费，原告的主张违反了基本法理。因此，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合法合理，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6号证据即《征收立案呈批表》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在原告王宇威在政审过程中被告对两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本院认为该证据证实了被告发现两原告存在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后立案查处的呈批手续，可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8号证据即王宇威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认为王宇威没有在笔录中签名，且调查人员只有1人在场。本院认为，该笔录是被告工作人员对王宇威依法进行调查所制作的笔录，笔录中已备注王宇威中途离开并拒绝签名，且询问人员黄桂琴、吴祖团及在场人员等均在笔录中签名，原告的辩解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该证据可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15号证据即《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有异议，认为是错误的。本院认为，原告对该征收决定不服才提起本案诉讼，对于该征收决定是否合法合理，待结合全案有效证据及查明事实再予以判定，故该证据应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予以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供的1、2、3号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方当事人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在本案中应适用哪些规范性文件是另一关系，在下文中予以分析。 综合全案有效证据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王宇威、黄莉姿系夫妻关系，2010年4月8日依法生育第一个小孩黄梓诚（男陔）。2014年3月，两原告以双女户招婿上门的情形向田林县八桂瑶族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以下简称八桂计生办）要求办理二孩生育证，八桂计生办以原告户口未与女方母亲户口在一起，以及黄莉姿大学毕业后将户口落户在黄莉姿父亲黄炳胜所在的八桂供销社（八桂街2号）为城镇居民户为由不予受理。2014年12月2日，黄莉姿在没有获得计生行政部门二孩生育许可的情况下生育第二个小孩王露羲（女孩）。2018年王宇威参加广西公务员考试要求出具无违反计生的证明时，经多次与八桂计生办、定安镇计生办及被告协商未果，即向百色市卫计委请求审核确认王宇威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事实并出具计划生育证明，后百色市卫计委将该信访件转被告处理，被告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答复意见如下：1.王宇威、黄莉姿夫妇不属于双女户招婿上门的情形；2.王宇威、黄莉姿夫妇于2014年12月2日所实施的生育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计生行政部门不能为其出具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2018年10月12日，被告对原告王宇威、黄莉姿违法生育一个子女予以立案查处，后依法分别对两原告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2018年11月23日，被告作出田卫计费征告字[2018]11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并送达给两原告；原告王宇威、黄莉姿向被告申请听证，2018年12月7日，被告召开听证会，两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2018年12月26日，被告作出《违法生育案件听证意见书》并送达两原告；2018年12月28日，被告作出田卫计费征字[2018]11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王宇威、黄莉姿，决定对王宇威按田林县2014年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9941元的3倍计征社会抚养费为59823元，对黄莉姿按田林县2014年上一年度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4954元的3倍计征社会抚养费为14826元，两人合计为74685元，原告王宇威、黄莉姿对该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王宇威为城镇居民户口，黄莉姿现为农村居民户口（2014年5月28日由原城镇居民户口迁入）。因政府机构改革，原田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已撤销，其行政职能由新成立的田林县卫生健康局行使，田林县卫生健康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2014年3月1日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第四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正，其中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6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再次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正，其中第十三条规定“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禁止违法生育子女。”。2016年5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出《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执行中有关具体问题的答复》（桂人法工委[2016]3号），其中“一、关于修改后的《条例》实施前违法生育的认定是否适用修改前《条例》的规定问题。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无溯及力。对该修改决定实施前发生的违法生育行为，在该修改决定实施后处理的，应当以违法生育行为发生时有效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作为处理的依据。”。 本院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为补偿社会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消耗，对不符合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征收的费用，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不同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是对违反行政法规的人给予的一种处罚性措施，本案是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故原定案由为不服计划生育管理罚款处罚不妥，现案由变更为不服计划生育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被告田林县卫生健康局作为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行对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职责。本案中，两原告在没有取得计生部门二孩生育许可的条件下生育第二个子女，被告立案后依法进行调查、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举行听证、出具了违法生育案件听证意见书，后作出的田卫计费征字[2018]11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并送达给两原告，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对于原告提出该征收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生育第二个小孩是在国家全面放开生育二孩政策之前即新法颁布实施前，被告作出征收决定是在新法颁布实施之后，根据2016年5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执行中有关具体问题的答复》中规定，“对该修改决定实施前发生的违法生育行为，在该修改决定实施后处理的，应当以违法生育行为发生时有效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作为处理的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依职权对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执行适用问题等进行答复，现被告认定两原告生育第二个子女不符合2014年3月1日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再生育子女的条件，属于违法生育，是以违法生育行为发生时有效的计划生育法规作为处理依据，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原告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使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中关于新旧法规范适用原则，在行政法中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即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会议纪要规定“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认定两原告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为是否违法属于实体问题，应适用旧法规定；该会议纪要还规定“如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除外”，而两原告主张保护的是违法行为而不是合法权益，因此并不适用该条款。 对于原告提出被告在2018年全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后才对2014年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不合理的问题，本院认为，目前尚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和办法规定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前发生的违法生育二孩的行为不用征收社会抚养费，且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畴，行政处罚法中有关“两年时效”的规定不适用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本案原告的违法生育事实存在，被告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合法合理的。 综上所述，被告对两原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故对原告要求撤销田卫计费征字[2018]11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宇威、黄莉姿要求撤销被告田林县卫生健康局作出的田卫计费征字[2018]11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宇威、黄莉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海桃 审 判 员  熊 英 人民陪审员  罗艳祝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谭东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