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04民初329号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肇星五金表面技术处理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83730449010X。法定代表人：黄教勇。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作明，广东刚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雄，广东刚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党文旭，男，198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临涑，广东博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熙达五金厂）诉被告党文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熙达五金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作明、张超雄，被告党文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临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熙达五金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934,428元以及利息9，672.19元（利息以1,934,438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10月27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2月27日），合计1,944,110.19元。2、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开始，被告因经营销售需要陆续向原告借取货物彩石金属瓦，截止至2018年10月26日，被告拖欠原告货款共计2,134,438元，并向原告立下《欠条》，承诺从2018年10月26日起每月归还原告人民币300,000元，直到2019年5月23日止。但被告只在2018年11月份归还原告人民币20万元，剩余款项一直不予支付。经原告多次追讨，至今，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综上所述，被告拒绝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并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党文旭答辩称：一、本案应为合作协议纠纷，且被告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与佛山市戈迪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戈迪乐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应为合作协议纠纷，截至本案开庭之日，戈迪乐公司与原告的合作关系依然存续，且戈迪乐公司仍然在正常运营。二、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的时间在原告与戈迪乐公司合作期间，被告是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履行职务，其并未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借取过任何货物。三、被告并未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借取过货物，因此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四、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且《欠条》中也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故被告无须向原告支付任何利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党文旭主要对原告熙达五金厂提交的2018年10月26日及2018年4月21日两张《欠条》、微信截图有异议，认为2018年10月26日的《欠条》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取货物，该欠条是被告作为戈迪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与原告核对货物所立。2018年4月21日的《欠条》也证明了原告与被告方之间是合作关系。并认为微信截图不能证明党文旭借取货物的事实。原告熙达五金厂主要对被告党文旭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有异议，否认该份协议书上的“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业务专用章”是其企业公章，否认协议书上“潘武章”的签名是由其员工潘武章本人所签，且该份协议与本案认定的事实无关。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21日，党文旭出具一份《欠条》，确认“本人党文旭”向熙达五金厂借取合计人民币4,211,475元的货物用于2018年4月23日至2018年5月22日的尼日利亚亚拉各斯地区销售，双方于庭审中共同确认该欠条的欠款已支付完毕，且该款项的付款人是第三方，并非党文旭或戈迪乐公司。2018年10月26日，党文旭出具《欠条》，内容为“本人党文旭，现因向熙达五金借取货物，截止到2018年10月26日共计货物欠款2,134,438元。该欠款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23日，本人将于2018年10月26日起，每月归还300,000人民币现金给熙达五金。如未能完成，愿意接受熙达五金的赔付请求，特立此据”。党文旭为戈迪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查明，2017年10月23日，戈迪乐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熙达五金制品厂签订了合同号为XD-20171123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有：销售产品名称为彩石金属瓦及相关配件，销售地区为尼日利亚，合作期限为2017年10月19日起，至2018年10月18日止，共1年，随后有手写“延长至2019年10月18日，共2年”的字样，该字样上加盖了“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业务专用章”。另外，在该份协议书的合同号、甲方落款处也加盖了“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业务专用章”，甲方落款处并有熙达五金厂的员工潘武章的签名，乙方落款处戈迪乐公司加盖“佛山市戈迪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在庭审中，熙达五金厂否认上述协议书上的“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业务专用章”是其所盖，并否认“潘武章”的名字是其员工潘武章本人所签，被告党文旭遂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并获准。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对《合作协议书》上“潘武章”的名字是否为潘武章本人所签及右上角“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业务专用章”的印章是否为熙达五金厂的企业印章进行鉴定。经鉴定，《合作协议书》上“潘武章”的名字确系潘武章本人所签，右上角“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业务专用章”是熙达五金厂的企业印章。庭审后，原告方在代理词中认为，如果原告系与戈迪乐公司交易，戈迪乐公司的“进”“销”“存”账本应当有该批货物的记载。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出具通知，要求党文旭提供：一、戈迪乐公司从“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包括原、现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合同等）；二、戈迪乐公司从2017年10月起至2019年7月的“进”“销”“存”账本，但其未能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上述证据材料。此外，根据原告熙达五金厂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9年2月2日做出（2019）粤1204民初329号民事裁定，在价值1,944,110.19元范围内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党文旭的财产（详见查封、冻结财产清单）。本院认为，党文旭出具给熙达五金厂的《欠条》上均明确载明借取“货物”，欠条的实质是双方对货款的结算确认，因此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党文旭虽然为戈迪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从两张《欠条》的内容来看，党文旭在出具《欠条》的时候，所用的措辞均为“本人党文旭向熙达五金借取货物”，两张《欠条》上均没有提及戈迪乐公司，戈迪乐公司也没有通过在欠条上加盖公章或其他方式对党文旭的行为进行确认，且从2018年4月21日的欠条所载明的款项的付款方也并非党文旭或戈迪乐公司来看，不能证明戈迪乐公司与熙达五金厂之间有经济往来，更不能证明欠条借取的货物用于戈迪乐公司的生产经营。《合作协议书》虽然经鉴定后确实系熙达五金厂与戈迪乐公司所签订，但该协议只能证实熙达五金厂与戈迪乐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不能证实党文旭在2018年10月26日出具的欠条上所借取的货物用于戈迪乐公司在尼日利亚销售。假设该欠条上载明的货物确实是用于戈迪乐公司的销售，那么戈迪乐公司的“进”“销”“存”账本上应当有该批货物的记载。本院在庭审后要求党文旭提交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党文旭作为戈迪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可以提供，但是其没有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上述证据材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当由被告党文旭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党文旭在2018年10月26日出具欠条的行为，仅能代表其个人向熙达五金厂借取货物，不能代表戈迪乐公司。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并经原告催收后仍未付清给原告显属无理，其应对引起本案纠纷负全责。原告要求被告付清尚欠的货款1,934,428元理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从2018年10月27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请求问题，因《欠条》约定党文旭向熙达五金借取货物，截止到2018年10月26日共计货物欠款2,134,438元。该欠款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23日，党文旭将于2018年10月26日起，每月归还300,000人民币现金给熙达五金，如未能完成，愿意接受熙达五金的赔付请求。但立据后至原告提起诉讼的2019年1月21日的三个月时间内，被告方只支付了20万元货款，未支付到期货款70万元，该未付货款金额达到了全部货款金额的五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全部货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但利息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之日起计算较为合理。至于具体的计算标准，因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熙达五金厂主张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自2015年10月24日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而现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在原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年利率4.35%水平上加收50%为年利率6.525%，熙达五金厂的主张利率未超出上述规定的赔偿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鉴定费19，880元的承担问题，《合作协议书》是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本案的“借货”是戈迪乐公司的公司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所举证的证据，但该证据未能证实其主张。原告则否认《合作协议书》上的印章系其企业公章及“潘武章”的名字并非其员工潘武章本人所签，但经鉴定《合作协议书》上的印章确系其原告的企业公章及“潘武章”的名字确系其员工潘武章本人所签，因此，双方对“引起鉴定”均有责任，故因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应由原、被告各承担50%的责任，即由原告熙达五金厂和被告党文旭各承担9940元。对于财产保全申请费（原告已交纳）的负担问题，结合原告的货款损失确未能得到足额支付，该保全申请费系其主张自身权益的合理支出，故该申请费应由被告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党文旭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欠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的货款1,934,428元；二、被告党文旭应从2019年1月21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以实欠货款1,934,428元，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给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该款与第一项欠款同时付清；三、驳回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297元，由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负担87元，由被告党文旭负担22，2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党文旭负担；鉴定费19，880元，由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利熙达五金制品厂负担9940元，被告党文旭负担99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洪审 判 员  赖小桃人民陪审员  邓惠婵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许舒靖书记员林子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