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6民初10885号 原告：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112号6号楼7幢二层11号。 法定代表人：许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莲，女，199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贯勇，男，汉族，1974年10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元市中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金，四川通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建玲，女，汉族，1975年3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金，四川通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锦公司）与被告贯勇、杨建玲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蓉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莲，被告贯勇、杨建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贯勇偿还原告欠款296,627.41元及利息（以296,627.41元为本金，从2016年5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被告杨建玲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贯勇签订《蓉锦公司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由被告贯勇负责在一定区域宣传、推广原告公司药品工作，其负责的商业公司执行滚动回款，被告贯勇从销售结算提成中获利。原告与被告杨建玲签订了《担保书》约定杨建玲以个人全部资产为被告贯勇在原告公司从事的宣传及推广活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2015年4月31日，经被告贯勇对账签字确认，尚欠原告货款383,094.4元。此后双方仍有业务往来，但被告贯勇及杨建玲仍欠原告货款351,627.41元未予支付。 被告贯勇、杨建玲共同辩称，第一，原告与贯勇并非平等的诉讼主体，贯勇与原告是劳动关系，贯勇为原告在广元市苍溪的区域经理，贯勇是以原告的名义对外销售药品，被告贯勇只是履行职务行为；第二，原告主张被告贯勇承担责任，是基于贯勇的担保，原告应当将真正的债务人作为被告，在查清债务人款项的情况下，才可能查明贯勇到底债务的情况；第三、杨建玲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担保书的担保期限已过，即便原告与贯勇之间的债务成立，该债务不是贯勇与杨建玲之间的夫妻家庭生活开支，杨建玲无须承担连带责任；第四、原告应当按案外人向泽武销售金额的2%向贯勇返利但未付；第六、贯勇下属的业务员就原告主张的款项已经向原告出具了15万余元的欠条，所以相关款项应当在原告向贯勇主张的款项中扣除；第七、因为原告的毒胶囊事件，导致有4万余元的款项没有收回；第八、原告曾经承诺不用开具发票的货款，会返5%的电，原告也未返还。第九、原告现在主张的欠款金额是未经贯勇确认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名成都市蓉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更名前原告与被告贯勇从2006年开始建立合同关系，从2008年开始签订多份《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最近一次签订于2012年，约定的期间至2014年底）约定贯勇为原告的区域经理，原告授权贯勇在苍溪、剑阁负责原告产品的宣传、推广、销售工作，贯勇根据商业公司销售状况，以《要（借）货申请单》的形式科学地提出要（借）货计划，《要（借）货申请单》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贯勇负责的商业公司，原则上执行滚动回款销售。贯勇监督商业公司及时向原告回款，并对商业公司及所辖业务员欠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商业公司发生呆账、死账时若未能收回货款，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贯勇负担。贯勇督促所负责的商业公司每月与原告进行一次账务核对，若商业公司不予配合，则贯勇有义务自行与原告财务核对，双方约定对账单凭传真件作为有效对账单，与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若贯勇因特殊原因没及时对账，双方约定物流公司凭证和贯勇要货单明细、原告出货单结合为有效收货证明；双方还约定若因各种原因终止授权的，贯勇须在终止授权的当月内结清原告全部货款，否则原告按贯勇欠款的1.5%/月计息并诉诸法律。 在贯勇作为原告区域经理期间，还刻有一枚区域经理存档业务印章，双方还确认原告内部办公表格、管理文件、对账确认单中出现该印章即视为区域经理亲笔签收，对区域经理具有约束力，加盖该印章文书的转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11年4月4日，杨建玲向原告出具《担保书》，自愿以个人全部资产为贯勇在原告公司任职期间从事的活动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期间需保留至被担保人贯勇离职六个月后方可撤销，如在此期间发现被担保人离职前有担保时间发生，担保人应赔偿因被担保人的行为给蓉锦公司造成的损失并放弃抗辩权。 另查明，2016年5月4日，原告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法院在作出判决后，贯勇及杨建玲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而原告在撤诉后重新起诉。 上述事实有《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担保书》，《印章管理办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大量要货申请单、财务汇总明细表等证据，贯勇并不否认其代表原告向外出售货物的情况，但是对原告提供的上述材料及数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目前上述清单的时间跨度近十年，目前已经无法就上述清单上的数据进行一一核实，但是根据清单的实际情况，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本院认定贯勇代表原告对外销售的药品，均需通过贯勇申请，原告再安排发货。至于具体药品数量及药品价值，上述清单不能作为单独的定案依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确定。 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2010年至2015年的《往来账项对账单》，最近一份有贯勇签字的对账时间为2015年3月17日。2015年3月17日的对账单内容为：截止2015年2月28日贯勇欠蓉锦公司底价货款为396,598.01元，2015年第一季度预计财务占用费2,643.99元。贯勇对2015年3月17日对账的项目金额提出了异议，在该份《对账单》上注明“账目不符：1、2009年至2013年底返点和坏账金未返；2、未开完的税票未返；3、向泽武市场返点未算，2014年完成任务就不扣财务占用费未返；4、望近期算清”。庭审过程中，贯勇对2015年5月27日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该对账单载明截止2015年4月31日，贯勇欠原告的款项为383,094.40元，而贯勇则继续在对账单中载明2009年至2013年底返点和坏账金未结算；2014年前未开完的税票未返点；向泽武的返点未结算。而审查其他对账单可以看出，在2014年6月17日的对账过程中，双方的差异还仅存在于贯勇认为已回款应当增加5,327元，彼时经计算贯勇尚欠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款项为511212.68员，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贯勇尚欠原告款项共计55,772.31元。而从2014年9月的对账单中，贯勇便开始提出押金结算、提成结算、未开税票返点、向泽武提成等问题，贯勇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之后的所有对账中均有所提及。对于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本院认为，因原告与贯勇实行滚动发货，滚动回款，滚动对账，故产生如此之多的对账单应在常理之中，而如此之多的对账单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结算的过程，因此对账单中所载明的数据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特别是2015年3月17日和5月27日的对账单，作为双方最后几次对账，其载明的内容较为稳定，应当能够客观反映双方交易及账目往来的情况，并且最后的几次对账涵盖之前的对账，因此2015年3月17日和5月27日的对账单将是本案确定案件事实参考的重要依据。同时，本院认为，虽然贯勇在结算过程中，反复强调对账有误，但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多次组织贯勇与原告对除对账单外的明细账进行对账，贯勇对明细账提出异议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而最终也未通过明细账的清理确认一个数额。而贯勇对对账单的质疑多是返点等问题，对实际出售的药品价值及收回的药品货款的具体数额，贯勇并未提出异议，因此相关数据，本院认定以上述对账单为准。继而，本案的争议应当在于贯勇要求结算的返点项目在本案中是否应当一并处理。 至于原告提交的发货明细表、回款明细表、财务汇总明细表，因上述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无被告签字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而根据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自认，2015年4月底之前，原告又通过贯勇发了63,488元的货物，通过贯勇回款76,991.61元；而从2015年5月起，原告向通过贯勇发货金额7,908元，通过贯勇回款39,374.99元。同时，原告自认原告在本案中自愿退还坏账准备金15,648.1元、宣传品超标费用5,344元、累计资金占用费6,173.26元、剩余风险准备金29,670.24元、以及2015年第一季度的财务占用费2,643.99元，共计59,479.59元。因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返点和坏账金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上述自认属于原告对己方不利事实的认可，故本院对原告上述自认予以采信。 至于贯勇主张的陈平与原告之间的纠纷，以及贯勇向本院提交的原告与向泽武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复印件，本院认为贯勇主张的上述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陈平与原告之间的纠纷，还是向泽武与原告之间的纠纷，贯勇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会对本案的结算产生直接影响。贯勇也未能证明其与原告存在过约定，对是陈平对原告的欠款，或者是向泽武的返点，在贯勇与原告的结算中一并处理。因此贯勇提交的上述证据，本案中不予采信。 至于贯勇主张的未开发票的返点，因贯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过该约定，本院对贯勇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与贯勇签订的《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而无论贯勇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也不会影响双方按照该《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进行各自权利义务的确定。 而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从原告与被告贯勇签订的《区域经理目标责任书》内容来看，该责任书的核心内容是贯勇代表原告对外销售药品，而贯勇也有义务将销售药品的收入交付给原告，特别是当原告通过贯勇对外销售的药品无法正常回款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要求贯勇弥补无法正常回款给原告造成的全部损失，也即原告有权请求贯勇给付未能收回的货款。而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继而原告有权按照双方结算的数额直接要求贯勇支付相关款项。 如前所述，根据现有证据，本院确认的事实2015年3月17日贯勇与原告对账时，并未对原告提出的底价货款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了税票、返点、资金占用费、以及向泽武市场的管理费问题，如前所述，本院对贯勇关于应对向泽武、陈平负责的市场提取管理费的主张未予支持。原告自认2015年3月对账之后还有合作往来，2015年4月底之前，原告又向贯勇发了63,488元的货物，被告回款76,991.61元。2015年5月之后，原告向被告发货金额7,908元，被告回款39,374.99元。根据双方2015年3月17日的对账数据，结合原告自认2015年3月15日以后应抵扣的新增回款，以及原告自认应当退还贯勇的风险准备金、财务占用费等费用，贯勇尚欠原告款项共计292,147.82元（396598.01-44970.6-59479.59），贯勇应对欠款承担付款责任。关于利息，贯勇提出标准过高，而在之前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原告同意以未付款项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计算利息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本院认为，由于本案诉争的款项的给付，并未约定明确的支付时间，而在原告催收之后，贯勇应当及时支付，而贯勇未及时足额支付款项，必然会造成原告的资金利息损失。综上鉴于本案之前经过审判，发回重审，原告撤诉后又重新起诉，本院酌情确定按原告重新起诉的时间即2018年10月16日为起算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付贯勇应支付的利息。 关于杨建玲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问题。杨建玲出具担保书，明确担保期间需保留至被担保人贯勇离职六个月后方可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因此，杨建玲与原告的保证合同关系成立。而在本案纠纷处理过程中，原告在2016年就向杨建玲主张权利，而彼时贯勇尚与原告存在劳动争议，还未离职，故原告在担保期间向杨建玲主张了权利，在贯勇需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的情况下，杨建玲也应当为贯勇对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贯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支付欠款292,147.82元，并以292,147.82元为本金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标准从2018年10月16日起计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止； 二、杨建玲对贯勇所负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建玲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贯勇追偿； 三、驳回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贯勇、杨建玲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75元，由贯勇、杨建玲负担（此款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已垫付，贯勇、杨建玲于偿还欠款时一并支付给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康宁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邓 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