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72民初1096号原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经济开发区深圳路。法定代表人：**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隋新明，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涛，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大路口社区（2幢楼201室）。法定代表人：邓国珊，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李愔，江苏苍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亮，江苏苍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为与被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其他海事海商纠纷一案，于2018年4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018年5月17日，被告提起反诉，且因案情复杂，需要鉴定，本院于同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8年5月15日、7月19日、2019年4月9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2019年9月10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隋新明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王亮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8月12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提供20000亩养殖海域和两艘看护船舶，原告应投放足量苗种，并提供看护人员。2017年6月8日，被告将“苏连云渔养02005”号看护船舶收回；2017年10月17日，被告将“苏连云渔养02003”号看护船舶收回。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原告另行租赁看护船舶费用人民币12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看护船舶保险费及上坞费人民币142576.4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4、本案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评估费由被告负担。被告辩称：1、原告另行租赁的看护船舶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已经依约提供了看护船舶，合同中未约定看护船舶只能由原告使用；2、保险费、上坞费依约应由原告支付，原告迟延支付上坞费属于违约行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反诉称：2016年8月12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经营海域自然生物捕捞收入高于40万的，其中20万应作为海域承包费支付给被告，不足40万的，双方平分；原告应于合同订立一年内投放赤贝苗种3-4亿粒。原告收取的自然生物捕捞收入未分给被告，亦未依约投放足量赤贝苗种。故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原告向被告支付一年度自然生物捕捞收入人民币20万元；3、原告向被告支付一年度经营利润；4、原告向被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5、本案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评估费由原告负担。原告就反诉辩称：1、鉴于原、被告就涉案海域重新签订了新协议，双方以其他方式合作，被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实际意义；2、原告并未对海域自然生物进行捕捞经营，没有产生自然生物捕捞收入；3、涉案海域约定养殖赤贝，养殖周期较长，未产生经营利润，且该诉请并不明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4、原告进行了赤贝种苗投放，即使投放不足也不构成违约，对种苗投放不足，合同有专门约定。就本诉部分，原告举证、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1、《合作协议》（原件），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提供看护船舶，违约金为人民币10万元。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协议记载为准。2、收据（原件），用以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的看护船舶支付了上坞费人民币92750元。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合同约定看护船舶的上坞费应由原告承担，且原告支付该费用的时间已经在合同履行一年之后，存在迟延支付的问题。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原告证明目的是已为看护船舶支付了上坞费用，就该节事实被告并未否认，故本院对于证明力亦予认定。3、保险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为被告提供的看护船舶支付了保险费人民币49826.40元。因原告未提交证据原件，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庭审中，原告表示保险单原件在被告船上，但被告予以否认。鉴于原告提交的复印件较为模糊，无法看清金额与相关记载，在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4、渔船租赁协议及收条两张（原件），用以证明由于被告将看护船舶收回，原告另行租用看护船舶，支付租金人民币12万元。被告认为，原告从未告知其另租看护船舶一事，亦未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据佐证，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确认。原告提交了证据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5、被告负责人出具的说明（原件），用以证明被告收回了“苏连云渔养02005”号看护船舶。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但承认在2017年6月份收回“苏连云渔养02005”号看护船舶的事实。鉴于原告提交了证据原件，被告也确认了该证据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6、原告投放赤贝种苗的视频资料（复制件），用以证明原告按照约定投放了赤贝种苗。被告认为，视频没有显示时间，反映不出与本案相关，投放时也未通知被告人员到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确认。原告仅提供了视听资料的复制件，且内容无法判断与本案是否相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7、被告员工出具的证明（原件），用以证明原告按约定投放了赤贝种苗3-4亿粒。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被告员工仅是对原告购进赤贝种苗的数量、规格作出确认，原告原法定代表人也经营赤贝种苗生意，原告购入种苗的数量不等于实际投放数量。该证据中载明的赤贝种苗仅有8500万粒，远低于合同约定的3-4亿粒。原告提供了证据原件，故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8、温小红证人证言（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原告租用其所有的“苏赣渔02758”号船舶用于看护作业。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证人能够记住发生日期具体的月和日，却记不住年份，不合常理，且两份收条的字迹不同。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双方的询问，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就本诉部分，被告未提交证据。就反诉部分，被告举证、原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1、《合作协议》（原件），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协议书，就经营事宜及经营利润的分配进行了约定，看护船舶的保险费和上坞费由原告负担。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协议记载为准。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用以证明截至2017年7月13日，谢志强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3、谢志强出具的承诺书（原件），用以证明2017年5月11日谢志强代表原告承诺向被告支付看护船舶的上坞费、年检费，表明原告迟延支付上述费用，及未向被告支付海域承包费。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认为协议就看护船舶的上坞费、年检费等并未约定支付时间，承诺书不能证明原告有延迟支付的违约行为；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不等同于摊费，原告承诺配合被告对此前收取的摊费进行追缴，该费用由**收取，既没交给原告，也没交给被告。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4、缴纳摊费渔民的声明和原告制作的2016、2017年收费明细（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向渔民收取了摊费，2016、2017年渔民缴费达到了人民币299300元。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交证据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确认。本院认为，2016、2017年收费明细为复印件，且原告否认为其制作，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缴纳摊费渔民的声明虽为复印件，但部分证人出庭作证，且其中部分内容可与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故可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5、律师函及寄送凭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就相关事宜催促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律师函记载内容并非事实。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力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6、万大春的证人证言及证明（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原告向其收取了人民币12800元摊费。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摊费与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不同，对证明目的不确认。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摊费和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的概念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7、安柏满的证人证言及证明（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原告向其收取了人民币12800元摊费。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摊费与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不同，对证明目的不确认。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摊费和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的概念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8、安述潭的证人证言及证明（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原告向其收取了人民币12800元摊费。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摊费与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不同，对证明目的不确认。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摊费和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的概念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9、万乾绪的证人证言及证明（证人出庭），用以证明原告向其收取了人民币36000元摊费。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摊费与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不同，对证明目的不确认。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摊费和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的概念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10、**的证人证言及证明（视频连线做证），用以证明其本人曾是原告副总经理，并收取了摊费人民币170000元用于支付原告工人工资。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并非原告员工，**与原告之间有纠纷，摊费应以其盖章确认的为准。证人**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接受询问的，未在笔录上签字，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但就该证人证言涉及到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确认了被告反诉证据6-9的真实性，证实了原告在双方合作海域收取过摊费。据证人安述谭陈述，其摊费就是交予了原告的**，而该证人提交的收据上加盖有原告的公章。据此，可推断**收取摊费的行为得到过原告的授权。在原告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倾向于认定**当庭陈述的事实。因此，被告反诉证据3，原告员工谢志强承诺，“前岛公司配合海德利公司对合作海域以前收取的底货摊费，进行依法追缴，时间为1个月内，必须依法实施”，应理解为，原告承诺在一个月内追回在双方合作海域以前由其他人收取的底货摊费，被告予以配合。也可以佐证该证据的待证事实。11、万发永的证人证言（证人出庭），用以证明**是海德利的员工，原告向渔民收取了摊费。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如证言所陈述，原告向渔民收取的费用是使用海域的补偿，并非经营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此外，证人无法证明补偿款的具体数额。本院对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关于摊费和海域经营的捕捞收入的概念及金额将结合庭审调查和其他证据综合判定。就反诉部分，原告未提交证据。关于原告投入涉案海域赤贝种苗数量的事实，被告申请鉴定，本院按照规定在数据库中选取江苏徽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为公估机构，原、被告均同意按照专家审定的调查评价方案进行评估。江苏徽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出具编号为LYG201808470的公估报告。就该公估报告，原告对公估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专家组成员由公估机构选取，未经原、被告双方确认，对采集结果的科学性有异议，对公估结论有异议。被告对公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结论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次公估事先取得了原、被告双方的书面同意，公估程序合法、严谨，原告虽提出异议，但理由不够充分，故本院对公估报告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本院查明：2016年8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1、被告提供养殖海域20000亩供原告使用，同时提供看护船舶两艘，原告负担看护船舶的保险费、上坞费、年检费、燃油费及船员工资等费用；2、被告应确保拥有养殖海域使用权；3、原告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投放赤贝苗种3-4亿粒，如低于约定数量，被告有权占有40%的股份；4、原告占比75%，被告占比25%，双方同意按该比例分配经营利润、承担经营亏损；5、合同签订之日起，经营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约人民币40万元左右，20万用于海域承包费用打入被告账户，另外20万用于渔船维护、海域看管人员工资、渔需供给及码头协调等费用专项资金，打入原告账户，如收入资金不足40万元，按实际收入原、被告双方平均分配；6、合作期间暂定为五年；7、如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称，其于2016年8月交付了006号轮，同年9月换成“苏连云渔养02003”号轮；2017年1月交付“苏连云渔养02005”号轮，同年6月收回，更换为007号轮；“苏连云渔养02003”号和007两轮于2017年10月收回。原告称，2016年9月初，被告交付006号轮，因机械故障换为007号轮，后换成“苏连云渔养02003”号轮；2017年2月上旬，被告交付了“苏连云渔养02005”号轮。被告于2017年6月8日收回“苏连云渔养02005”号轮，同年10月17日收回“苏连云渔养02003”号轮。原告于2017年12月1日与温小红达成《渔船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原告租用温小红所有的“苏赣渔02758”号轮用于海域看护，租期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4月1日止共四个月，船舶月租金为人民币3万元。原告于2017年12月2日和2018年2月5日向温小红共计支付了人民币12万元。2017年5月11日，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谢志强代表原告向被告承诺：1、完成“苏连云渔养02003”号和“苏连云渔养02005”号保险，轮流安排船舶上坞、年检工作，费用由原告承担；2、原告在一个月内追回在双方合作海域以前由其他人收取的底货摊费，被告予以配合；3、原告三个月内赔偿被告物品落海的损失人民币6万元；4、其他事项按《合作协议》继续履行。原告于2017年6月8日为“苏连云渔养02005”号轮支付上坞费人民币44000元，9月15日为“苏连云渔养02003”号轮支付上坞费人民币48750元。原告委托**向涉案海域的渔民收取摊费，**共收取摊费人民币17万元。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谢志强向安柏满收取摊费人民币12800元，向万乾绪收取摊费人民币36000元。江苏徽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出具编号为LYG201808470的公估报告称，涉案海域养殖产品（赤贝）养殖评估密度为8.05千克/亩（12.072克/平方米），未形成养殖规模。被告确认，涉案海域使用权于2017年2月15日到期，现在使用权得以续展，仍属于被告。原、被告确认，双方已就涉案海域使用已达成新的协议（协议文本未提交）。本院认为：本案为其他海事海商纠纷。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原、被告间成立了有效的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责任；2、《合作协议》可否解除；3、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与摊费的理解；4、原告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责任；5、公估费的承担。一、关于被告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责任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中约定，被告应提供两艘看护船舶。庭审中，被告确认其于2017年10月收回了看护船舶，虽然被告此后又辩称涉案海域2017年10月后仍有其安排的看护船舶进行看护作业，但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亦未告知看护船舶名称，因此，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被告在未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收回看护船舶，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船舶保险费及上坞费。《合作协议》约定，原告负担看护船舶的保险费、上坞费、年检费、燃油费及船员工资等费用。庭审中，原告亦自认，被告已于2016年9月初就将第一艘看护船舶交付原告。此外，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谢志强代表原告于2017年5月11日书面承诺保险费及上坞费由原告承担。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费及上坞费的请求，本院无法支持。关于替代看护船舶租赁费用。原告为了完成被告收回看护船舶后的看护工作，于12月1日与温小红达成《渔船租赁协议》，租用温小红所有的“苏赣渔02758”号轮作为替代用于涉案海域看护。租赁协议约定租期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4月1日止共四个月，船舶月租金为人民币3万元。原告于2017年12月2日和2018年2月5日向温小红共计支付了人民币12万元。原告租用替代船舶的行为是确保涉案水域养殖安全的必要行为，且金额合理。关于违约金。《合作协议》约定，如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在被告违约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鉴于违约赔偿应遵从“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故违约金与实际损失不能同时请求。本案中，替代看护船舶租赁费用作为实际损失大于约定违约金，但庭审中原告确认在违约金与实际损失不能同时请求时，主张违约金，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关于实际损失（即替代看护船舶租赁费用人民币12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合作协议》可否解除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已就涉案海域的使用已达成新的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原合同的范畴，故涉案《合作协议》自新协议成立之日起解除，合同的解除不影响损失赔偿的请求。三、关于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与摊费的理解《合作协议》约定，经营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约人民币40万元左右，20万用于海域承包费用打入被告账户，另外20万用于渔船维护、海域看管人员工资、渔需供给及码头协调等费用专项资金，打入原告账户，如收入资金不足40万元，按实际收入原、被告双方平均分配。原告认为，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是指原告在涉案海域进行自然生物捕捞的收入，摊费是指海域的承包费，两者不同。被告认为，原告将涉案海域分区域承包给渔民，由渔民进行捕捞，收取的摊费就是指协议中的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本院认为，从文意解释，协议中所谓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并非特指原告自行捕捞自然生物所得的收入，而应指原告因涉案水域自然生物捕捞活动而获得的收入，既包括原告自行捕捞的收入也应该包括原告因他人捕捞而获得的收入。因此，原告收取的摊费中低于等于40万的部分应依约定与被告平均分配。根据在案证据，原告向渔民共计收取摊费人民币218800元（原告委托**收取人民币17万元，原告时任法定代理人谢志强收取人民币48800元），应给予被告人民币109400元。四、关于原告是否违约，应否承担责任《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投放赤贝苗种3-4亿粒，然而公估结果为涉案海域养殖产品（赤贝）养殖评估密度为8.05千克/亩，未形成养殖规模。协议还约定，经营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一半用于海域承包费用打入被告账户，原告一直未实际支付。因此，原告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亦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种苗投放不足的违约责任。据《合作协议》，若原告投放赤贝苗种低于约定数量，被告所占股份比例应从25%提高至40%，故被告在《合作协议》中所占股份比例提高至40%应作为违约损失赔偿。关于拒绝支付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分成的违约责任。被告有权依约要求原告赔偿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或要求原告支付被告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分成人民币109400元，但两者不能同时请求。鉴于实际违约损失高于约定违约金，本院对被告关于实际违约损失（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分成人民币109400元）要求予以支持。关于经营利润。原告认为，养殖赤贝周期较长，未产生经营利润，同时被告的诉请亦不明确。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诉讼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在本院释明之下，被告仍未明确经营利润请求的具体金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况，本院对被告关于经营利润请求不予支持。五、关于公估费的承担被告作为公估申请人向江苏徽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预先支付了公估费人民币8万元，应由公估结果不利的一方（即原告）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三、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支付海域自然生物的捕捞收入分成人民币109400元；四、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支付公估费人民币8万元；五、对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对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3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880.36元，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858.6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842.47元，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57.53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江苏海德利渔业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连云港前岛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董晓南人民陪审员  程 芳人民陪审员  张家茂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王腾宇书 记 员  王腾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