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7民初2244号原告：王顺学，男，196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邦永，重庆西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蒙昌友，男，194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邦永，重庆西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男，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被告：重庆华洲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园路1号楼，组织机构代码77847667-5。法定代表人：黄生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健，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生万，男，196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健，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铄森，男，196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丽，重庆博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棋，重庆博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嘉阳出租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支路13号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2029374757。法定代表人：文嘉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融曦，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顺学、蒙昌友与被告重庆华洲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洲公司”）、黄生万、黄铄森、重庆嘉阳出租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顺学、蒙昌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邦永及蒙昌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被告华洲公司及黄生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健、黄铄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小丽、嘉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顺学、蒙昌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告与被告华洲公司的委托投资协议；二、华洲公司返还投资款450万元并赔偿损失，损失从2010年5月24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三、被告黄生万、黄铄森因未尽到清算义务对第二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被告嘉阳公司在虚假或抽逃出资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07年3月18日原告与华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黄生万在合川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因华洲公司与四川省导波管道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导波公司”）、内江市华鹏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公司”）约定共同出资组建湖南省中油城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公司”），华洲公司出资450万元，占30%的股份。华洲公司没有资金，由原告以华洲公司名义出资450万元，在中油公司注册成立后，将以华洲公司名义持有的股份变更登记到重庆市合川区瑞恒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恒祥公司”)。华洲公司按照约定收取管理费。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华洲公司以华洲公司的名义出资到中油公司。中油公司成立后，华洲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股份变更到瑞恒祥公司。为了防止华洲公司私自转让在中油公司的股份，原告与华洲公司约定将华洲公司的公司印章、财务章以及营业执照等由原告方保管，并实际由原告参与中油公司的经营管理。但是，在2010年5月18日，华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生万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重庆晨报登报公告遗失启示，告称公司印章、财务章、营业执照遗失，并重新雕刻印章。雕刻印章后，华洲公司及黄生万于2010年5月24日将在中油公司持有30%的股份以45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周某，周某又于2010年6月2日将该股份以45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贵州省赤水市联众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众公司”)。根据调查证明，黄生万与周某系夫妻关系，在华洲公司与周某的转让行为中，周某没有支付对价，后又在短时间内快速转让给联众公司，又以该股权价值以周某的名义收购湖南省双峰县中油燃气投资有限公司的52%的股份。周某在转让股份过程中，以劳务费、幸苦费的名义收受联众公司现金17余万元。联众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导波公司，周某收购双峰中油公司的股份为导波公司持有。另查明，被告黄铄森、黄生万作为华洲公司的股东存在出资不实，嘉阳公司作为华洲公司的股东时存在虚报或抽逃出资，同时华洲公司在原告起诉前被吊销，股东未依法清算，股东没有尽到清算义务，应与华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认为上述被告既违反合同约定又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原告的合法利益，华洲公司转让股份后，原告不能参与中油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没得到转让款，更无中油公司经营利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原告有权提出解除合同；因华洲公司被吊销，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中油公司与华洲公司合作经营的宁乡县的燃气项目也被取消特许经营许可，公司资产被收购，合同也无法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可以请求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华洲公司及黄生万辩称：一、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2012年6月20日，因涉案事宜原告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提起的(2012)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93号案（以下简称“493号案”），以及在本案中，原告均确认其权利被侵害时间为2010年5月，侵害事实为华洲公司出让中油公司30%股权行为，原告知道其权益被侵害的时间是2010年6月。493号案生效判决已确认：2012年7月22日，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2)宁民初字第1736号民事调解书，已经解除了华洲公司出让股权的协议，华洲公司仍然为中油公司的股东，持有30%的股权，也相应恢复了原告的股东权益，原告可以依照合同和法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益。即华洲公司在2012年7月22日主动纠正了侵害行为，将原告的权益恢复到侵害行为发生前的原始状态。原告既然认为因华洲公司转让股权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其依法享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权利，那么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时起算。从前述事实确认：原告知道股东权益被侵害时间为2010年6月，股东权益恢复时间为2012年7月22日。故原告因华洲公司转让股权行为而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时效从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止，即使原告因不认可华洲公司股权转回行为（权益恢复行为），仍然诉请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时效也应从2012年7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止，两方面诉请均早己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故无论是从侵权行为发生时、侵权行为终止时、原告知道权益被侵害时、股东权益恢复时等多方面去衡量，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二、原告的诉请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予驳回起诉。本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基于493号案的起诉、一审、二审及申诉等过程，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最高法民申2218号《民事裁定书》下达之日起算，即从2016年10月24日起算。假如原告的这一理由成立，那就意味着原告在493号案中行使了合同解除权，即提出了解除委托投资协议的主张，显然原告对于本案的起诉违背民法“一事不再理”原则，理由如下：493号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华洲公司返还投资款450万元并赔偿损失1290万元；2、华洲公司、黄生万等承担连带责任；华洲公司股东黄铄森、嘉阳公词在虚报或抽逃出资额内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经原告于2013年3月12日、2013年5月21日、2013年7月25日多次变更诉讼请求，原告最终确定的诉讼请求为：1、华洲公司、导波公司、联众公司属于共同侵权，应当赔偿原告损失共计1740万元；2、黄铄森、黄生万、嘉阳公司在抽逃出资额内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详见一中院于2013年10月30日下达的(2012)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93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告与华洲公司的委托投资协议；2、返还投资款450万元并赔偿损失；3、被告黄生万、黄铄森、嘉阳公司在虚报或抽逃出资额内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两案对比，原告的诉请请求、事实理由均相同：1、原告在493号案中的第1项诉请与本案的第1、2项诉请相同。493号案中原告要求华洲公司返还投资款450万元并赔偿损失1290万元，要求返还投资款450万元，不管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该案证据及审判过程，以及原告在本案庭审中关于诉讼时效的陈述均己证实，原告在493号案中提出了行使合同解除权（即解除委托投资协议）的主张。原告唯一的改变只是将损失由明确的1290万元变为不明确损失具体数额。2、原告在493号案中的第2项诉请与本案的第3项诉请相同。直接比照即可确认，不再累述。3、原告在两案中依据的事实及理由相同。原告认为华洲公司在2010年5月实施的股权转让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侵犯了原告依据委托投资协议享有的权益，故要求华洲公司返还投资款及赔偿损失，并进而要求其所认定的共同侵权人华洲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原告未提出任何新的事实及理由。4、两案当事人相同。两案的原告完全相同，本案的被告也全为493号案的被告，只是剔出了493号案已判定的不适格被告。故结合本案中原告的陈述，本案和493号案在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双方当事人等方面均相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违背了民诉法“一事不再理”原则，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起诉。三、原告的诉请与本案的客观事实及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均不符，应予驳回。原告明知华洲公司2012年7月22日己纠正了侵害行为，华洲公司仍持有中油公司30%股权，原告的股东权益得以恢复，可以依照合同和法律规定行使股东权益。但时至今日，原告既不配合华洲公司办理相关手续，也不向中油公司主张其股东权利，结算其股权利益，反而放任其股东权益损失持续扩大近7年。原告现在主张解除委托投资协议，实质上是要求华洲公司及其股东对原告的投资风险和怠于作为而无限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原告明知自己的怠于行为己造成投资款项的巨大损失，而意图将这一巨大风险转嫁到华洲公司及股东身上，其主观恶意明显。493号案中，一中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均有认定：华洲公司于2012年7月22日收回股权行为，已相应恢复了原告的股东权益，原告可以依照合同和法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股权被转让期间存在股权收益损失的事实，即原告从未否认股权恢复行为，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均认定原告可主张股权被转让期间的损失（举示足够证据的前提下）；493号案从未赋予原告延续合同解除权时效和否认股权收回事卖的权力。原告依据华洲公司2010年5月作出的，2012年7月己纠正的行为，在2019年2月提出否认后一行为的效力，且追究前一行为的责任之权利主张，并对华洲公司的行为在时隔9年后（纠正近7年）诉请追究侵权责任，行使合同解除权，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时效何来，其诉请的法律依据何在？故原告的诉请，明显基于其主观恶意，且与本案的客观事实及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不符，依法应予驳回。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黄铄森辩称：黄铄森与被告华洲公司的意见一致，另外，原告向被告黄铄森主张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黄铄森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也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因此被告黄铄森不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黄铄森的诉讼请求。被告嘉阳公司辩称：1、二原告与华洲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华洲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二原告主张解除该协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协议各方应继续履行。2、二原告支付的投资款，华洲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到湖南中油公司，华洲公司没有享受到股东权益，即使该协议被解除也不应当由华洲公司返还二原告的投资款。3、根据民法总则第178条的规定，连带责任的承担应当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被告嘉阳公司在入股华洲公司过程中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故不应对华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假使嘉阳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第14条的规定，嘉阳公司也仅仅需对华洲公司对外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3月10日，四川省诚实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实公司”，甲方）、导波公司（乙方）、华鹏公司（丙方）与华洲公司（丁方）签订《合作投资城市燃气产业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合作各方一致同意在湖南投资城市燃气产业，诚实公司负责资源和市场的落实，并经营天然气，导波公司、华鹏公司与华洲公司负责资金的落实，并经营城市燃气。”第二条约定：“合作各方一致同意在湖南省投资组建中油公司，注册地为湖南省宁乡县，并以宁乡县为基地向湖南的其他地区发展。公司注册资本首期1500万元，以后根据投资情况逐步增资至5000万元。各方的出资及所占股份分别为：导波公司出资额550万元，所占股份为36.67%；华鹏公司出资额500万元，所占股份为33.33%；华洲公司出资额450万元，所占股份为30%。”协议签订后，导波公司、华鹏公司与华洲公司当天召开了中油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第一次董事会和创立大会，委派蒙昌辉、黄生万出任董事，毛某出任监事，李某出任财务总监。2007年3月18日，王顺学以儿子王某的名义与蒙昌友、华洲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1.华洲公司与诚实公司、导波公司、华鹏公司于2007年3月10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城市燃气产业协议》约定各方出资共计1500万元组建中油公司。其中，华洲公司出资450万元，占新组建公司30%的股份。2.由于华洲公司没有资金，故由王某出资350万元（占23.33%的股份）、蒙昌友出资100万元（占6.67%的股份），共计450万元，交由华洲公司以华洲公司的名义参股组建中油公司。王某、蒙昌友按出资份额享有由此产生的所有股份权益。3.由王某、蒙昌友负责将资金汇集并存入华洲公司的账户，然后以华洲公司的名义直接汇款至中油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由华洲公司代表出资人以华洲公司的名义实施投资行为。4.中油公司成立后，华洲公司保证在2008年3月16日之前把自己在中油公司30%的股权变更到王某、蒙昌友共同指定的瑞恒祥公司名下，并完善具体的股东出资证明、工商登记等证明王某、蒙昌友法定股东身份的文件。5.华洲公司不参与投资，每年按出资人出资总额产生的经营利润提取1%的管理费。华洲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该项投资无关。6.担任中油公司董事、监事及财务总监等职务的人员须由王某、蒙昌友两方决定，由华洲公司以华洲公司的名义报经董事会任命……”在合同文末，有“王顺学代王某”的签字、蒙昌友的签字、华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生万的签字以及华洲公司的盖章。2007年3月21日，华洲公司向王某、蒙昌友分别出具收到投资款300万元和150万元的收据。华洲公司按约将450万元的投资款转账给中油公司。2007年4月2日，湖南省宁乡县工商局批准成立中油公司。中油公司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的股东为：导波公司（出资550万元，持股33.67%）、华鹏公司（出资500万元，持股33.33%）、华洲公司（出资450万元，持股30%）。2008年4月8日，华鹏公司与导波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中油公司持有的200万股作价400万元转让给导波公司。次日，中油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华鹏公司将其持有的200万股转让给导波公司，华洲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2008年4月16日，中油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变更股东出资额等相关事项。由此，中油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导波公司（出资750万元，持股50%）、华鹏公司（出资300万元，持股20%）、华洲公司（出资450万元，持股30%）。2008年12月20日，华鹏公司与导波公司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在中油公司持有的300万股作价1290万元转让给导波公司。2009年7月13日，中油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股权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导波公司（出资1050万元，持股70%）、华洲公司（出资450万元，持股30%）。2010年5月22日，中油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华洲公司以45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中油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周某，导波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2010年5月24日，华洲公司与周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华洲公司将其持有的中油公司30%的股份作价450万元转让给周某，周某同意在协议签订之日支付华洲公司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同日，中油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变更了股东名册和法定代表人，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中油公司据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导波公司（出资1050万元）、周某（出资450万元）。2010年6月1日，导波公司与周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导波公司将其持有双峰县中油城市燃气有限公司52%的股份作价450万元转让给周某。周某获得双峰县中油城市燃气有限公司52%的股权，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2010年6月2日，周某与联众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周某将其持有的中油公司30%的股份作价450万元转让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向中油公司支付42万元，向导波公司支付390万元，向周某支付17万元。中油公司于当天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周某以45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中油公司30%股权给联众公司，导波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中油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股权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导波公司（出资1050万元）、联众公司（出资450万元）。周某则通知联众公司：对其应付的股权转让款450万元，直接向中油公司支付429522元，以作为华洲公司造成中油公司损失的赔偿款；向导波公司支付390万元，作为周某收购双峰县中油城市燃气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010年6月3日，中油公司和导波公司分别出具收据，载明已收到联众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剩余股权转让款170478元由联众公司直接以现金形式向周某支付。2010年6月5日，周某向联众公司出具收到股权转让款450万元的收据一张。2012年7月22日，联众公司与周某、华洲公司在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出具（2012）宁民初字第173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1.联众公司与周某、华洲公司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华洲公司在2012年8月10日之前将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支付给联众公司；3.联众公司在2012年8月10日之前协助华洲公司将联众公司在中油公司名下30%的股权全部变更登记到华洲公司名下；4.联众公司、周某、华洲公司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周某和华洲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由周某和华洲公司自行解决；5.联众公司放弃利息请求。”由此，华洲公司重新成为中油公司的股东，出资450万元，股份占30%。2012年6月20日，王顺学、蒙昌友向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王顺学、蒙昌友与华洲公司的委托投资协议，返还投资款450万元并赔偿损失1290万元等，经几次变更，最终请求为：1.华洲公司、导波公司、联众公司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应当赔偿王顺学、蒙昌友损失计1740万元；2.黄铄森、黄生万、嘉阳公司在抽逃出资额内与华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洲公司、导波公司、联众公司、黄生万、黄铄森和嘉阳公司承担。一中院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外，还查明：中油公司于2007年4月2日在湖南省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时，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城市燃气基础设施投资及设施经营、天然气管道投资及经营等。2011年5月4日，湖南省宁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解除中油公司在湖南省宁乡县的天然气特许经营权合同书，并收回中油公司天然气特许经营权的决定。王顺学与王某系父子关系。王某于2013年6月16日向一中院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载明：“王某与华洲公司、蒙昌友于2007年3月18日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书中关于王某出资款350万元的约定实际系王顺学的投入。《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王某的权利义务转由王顺学承担。”一中院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2012）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93号民事判决，驳回王顺学、蒙昌友的诉讼请求，王顺学、蒙昌友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30日作出（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20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顺学、蒙昌友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221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顺学、蒙昌友的再审申请。现王顺学、蒙昌友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王顺学、蒙昌友与华洲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应为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顺学、蒙昌友向华洲公司履行了支付投资款的义务，华洲公司也按约向中油公司交付了投资款，并获得了相应的股权，取得了中油公司股东身份，并由王顺学、蒙昌友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后华洲公司未经王顺学、蒙昌友同意，将其持有的中油公司股份转让他人，侵犯了王顺学、蒙昌友的投资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已就该转让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另案诉讼。关于原告的诉请是否属重复诉讼，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问题。在重庆一中院（2012）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93号一案中，原告虽然曾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但其最终请求的是因华洲公司私自转让涉案股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赔偿及华洲公司股东对该损失的相关连带责任，而在本案中请求的是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及投资款的利息损失，华洲公司股东对该损失的相关连带责任，本案实质上原告是主张合同解除权。两案对比，前案原告请求解决的是因华洲公司转让股权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而本案请求的是因华洲公司违约而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问题，本案的损失是以合同解除为基础，原告在两案中的主要请求不同，相应要求华洲公司及股东承担责任性质和范围也不同，故不构成重复诉讼，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华洲公司和黄生万、黄铄森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因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合同解除权，请求解决的是合同解除及合同解除后各方的相关权利义务，合同解除权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故被告方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应当解除问题。目前，王顺学、蒙昌友与被告华洲公司均履行了《委托投资协议》合同主要义务，虽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华洲公司有转让股份的侵权行为，但根据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2）宁民初字第173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的内容，当事人已约定解除了华洲公司与周某、周某与联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华洲公司仍然为中油公司的股东，持有相应的股份，也相应地恢复了王顺学、蒙昌友的股东身份，现华洲公司只是履行《委托投资协议》存在瑕疵，即未将华洲公司在中油公司30%的股权变更到出资人共同指定的瑞恒祥公司名下，王顺学、蒙昌友可以依照合同和法律的规定行使相应权利，并非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况且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因此，王顺学、蒙昌友要求解除其与被告华洲公司的委托投资协议，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返还投资款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是建立在解除《委托投资协议》的基础上，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由于王顺学、蒙昌友对华洲公司的股东黄生万、黄铄森、嘉阳公司的请求是建立在华洲公司承担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责任的基础上，故王顺学、蒙昌友要求黄生万、黄铄森与华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及嘉阳公司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与华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也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顺学、蒙昌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7800元，由原告王顺学、蒙昌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友奎人民陪审员  乐 灿人民陪审员  尹志勇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杨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