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刑初94号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被告人高广利，男，56岁（1963年5月20日出生），满族，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大学文化，国发城镇化发展集团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住北京市海淀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3月1日被羁押，同年4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倪卫杰，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武，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于2016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6）京01刑初1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被告人高广利退赔犯罪所得人民币三千万元，发还被害人庄某。被告人高广利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7）京刑终241号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判。本院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一分检公诉刑诉[2016]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并指派检察员李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高广利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庄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9年2月至2010年9月间，被告人高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靳某、刘某1（均另案处理）谎称其控制的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与辽宁省朝阳县政府签署有关于朝阳县新县城土地开发项目的合同，以项目投资保证金及投资购买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500亩建设用地等名义，骗取庄某（男，1953年12月9日出生，台商）人民币3000万元。被告人高广利作案后被查获归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高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法庭审理中，被告人高广利否认起诉书指控其犯诈骗罪，其辩解称：其和其子高葵都不是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的股东，没有参与该公司经营，其以全国千县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与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无关，侦查机关以抓捕高葵为由胁迫其做虚假供述，其才供称“其是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股东”。其为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垫付过2000余万元用于租房、办公经费、工资等，这部分钱的使用需经其签字同意，因此其才在公司审批单上签字。其没有向庄某虚构购买500亩土地的事实，也不知道庄某向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购地、转款的情况。其没有参与使用或非法占有庄某的钱款，转账至其银行账户的钱款均为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归还其的欠款，其在银行转账存根上签字也是因为公司承诺用此款项向其还款。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高广利不是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不具有对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决策权。高广利未实际占有庄某的资金，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还向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出借了巨额资金。高广利未以购买500亩土地缴纳前期款为由让庄某付款，且新县城行政中心占地520亩属于委托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范围，以此为据融资并非虚构事实。综上，高广利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中宣发【2001】20号文件（十二部委、社团联合文件）、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成立简介、人员构成及组织机构、关于联合主办千县工程决定文件联字【2006】1号、***副总理对千县工程活动批示、中国国际农业影视刊物、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主任办公会纪要，拟证明高广利不是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朝阳县新县城建设投资合同》、《关于朝阳县新县城行政中心征地情况的说明》等朝阳项目政府相关文件，拟证明朝阳项目具有真实性，被害人对项目真实内容有全面了解，未受蒙蔽；520亩土地属于委托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范围，该公司以此做为融资说明，并非虚构事实；该公司受朝阳政府授权融资建设项目，与高广利个人无关。3、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融资宣传资料、文件笺、会议纪要，拟证明高广利负责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的工程部，但公司财务及经营由靳某负责；高广利在公司内部的费用报销便笺上以“主任”名义签字，系对自己出借给公司的资金监督负责。4、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及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工商档案中的“高葵”签字是他人冒充，高广利并非公司实际控制人。5、关联公司图表、公司2007年至2012年企业法人年度报告、公司章程、公司成立出资交款单据，拟证明靳某、刘某1是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二人控制的慈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京玉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从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和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取得巨额资金。6、2008年至2012年期间高广利向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出借资金的票据、已经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收取贷款且未报销部分票据、自2008年至2012年期间高广利外借资金凭证，拟证明高广利为朝阳项目实际垫付资金2000余万元，亦因此而监督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使用相关资金。7、证人杨某、范某、刘某2的证言，拟证明高广利是千县办公室工程部主任，与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无关；公司汇给高广利的资金是偿还公司借高广利的借款。8、2010年5月26日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及光盘，拟证明该公司董事会决议参与中国天诚（集团）总公司资产重组。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如下非法证据排除申请：1、认定北京市海淀区刑侦支队对高广利的五份讯问笔录收集程序违法，理由为上述笔录中，仅有2016年3月1日的笔录附有录像资料，但录像并不完整、连续，且笔录与录像内容有重大实质性差异；其余四份笔录均无录音录像记载，不符合法律规定。2、排除2017年3月8日犯罪嫌疑人靳某、刘某1的讯问笔录，以及2017年6月5日庭审中对二人的询问笔录，理由为上述二人与本案被告人高广利为同案人员，具有利害关系，且讯问内容具有明显引诱性，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如下调取证据申请：1、调取国发农建（北京）有限公司及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的网银及密钥的开通人和控制人备案资料，支票及水印密笺的备案资料，用以查明真正控制支配账户的人。2、调取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关于高广利签字的七张支票存根的正联单据，用以证明转汇钱款并非高广利所为，以及其中2010年9月17日共两笔100万元支票存根只实际发生一笔100万元转账。3、调取对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两次实缴出资的银行账户，用以查明公司的真正出资人。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高广利及其辩护人还向法庭申请通知证人杨某、范某、刘某2、邢某等人出庭作证。经审理查明：2007年2月9日，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复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政府，同意朝阳县筹备建设新县城。被告人高广利自称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副部级干部，致力于新农村建设，其多次到朝阳市考察，取得当地政府的信任。2007年4月4日，高广利以其子高葵的名义与靳某、刘某1（均另案处理）共同成立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北京公司），高葵占股64%。2007年4月16日，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县政府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书》等文件，约定国发北京公司融资进行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区土地一级开发及大凌河防洪治理工作。2008年9月2日，高广利等人又成立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朝阳公司），该公司的唯一股东为国发北京公司。高广利为国发北京公司及国发朝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7年，被害人庄某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人高广利等人。高广利自称国务院下属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国家公务员，并介绍由其实际控制的国发北京公司承包了辽宁省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改造工程，可以让庄某参与该项目。2009年2月至8月间，庄某通过北京市天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一项目部等银行账户向国发朝阳公司名下银行账户转账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参与该项目的保证金。2009年3月，庄某还向高广利名下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40万元公关费。2010年9月，被告人高广利虚构朝阳县政府项目中有500亩地块即将挂牌出让，需要立即缴纳前期购地款的事实，要求被害人庄某向国发朝阳公司名下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2000万元，并承诺将先前缴付的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金一并作为购地款交给朝阳县政府。庄某遂于2010年9月13日缴款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次日，国发朝阳公司向庄某提供收据三张，收款事由记载为“购买朝阳新县城建设项目500亩建设用地之前期费用”，金额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上述钱款进入国发朝阳公司银行账户后，由被告人高广利决定，向国发北京公司银行账户转账1895万元。两公司银行账户内，部分钱款经取款存现或转至他人银行账户等途径由高广利等个人占有，部分钱款用于国发北京公司及国发朝阳公司经营支出，其余款项经高广利等人决策以投资、捐款等名义转至北京大方智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公司）等公司名下银行账户。2009年4月，国发朝阳公司向北京市天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一项目部转账人民币40万元。综上，被害人庄某的实际损失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人高广利于2016年3月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被害人庄某的陈述及其出具的刑事控告状、书面说明证明：2007年，其经朋友介绍在海淀区寰岛博雅大酒店认识了靳某、刘某1、高广利。他们说自己是中国政法大学在职博士班的同学，共同投资成立了国发北京公司。高广利自称是副部级干部，职务是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该办公室是国务院六个部委共同成立，是国务院下属部级单位，由国务院下拨预算。国发北京公司是国务院审批的千县工程办公室的实际执行单位。他们告诉其国发北京公司承包了辽宁省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改造工程。此后，他们多次带其到朝阳县，见了当地负责该项目的朝阳县副县长于某等人，参观了项目的模型沙盘和实际项目现场，还向其出示了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县政府签署的合作意向协议书、委托书、会议纪要等政府文件，称朝阳县政府已任命高广利为该项目总指挥，全权委托他们对该项目进行土地开发，具体包括朝阳县旧县城搬迁、新县城规划建设及大凌河防洪改造，可以让其投资朝阳县新县城规划地区内的部分土地开发使用。高广利还告诉其，如果投资该项目，必须先交1000万元保证金来证明其的实力。2009年2月16日开始，其向高广利指定的国发朝阳公司转款共计1000万元。为了更好地实施项目，其于2009年8月或9月在辽宁省朝阳县注册成立了朝阳县信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朝阳县俊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都是1000万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其本人。2010年8月，因该项目没有进展，其将上述二公司的注册资金2000万元汇款到北京的银行账户。高广利得知后，告诉其朝阳县政府在该项目中出让500亩土地，500亩土地已经批准给国发北京公司开发建设了，需要缴纳购地前期款，让其速将2000万元汇到他们指定的银行账户，他们会把2000万元连同之前的1000万元保证金共计3000万元交给朝阳县政府作为购买500亩土地的前期款。其于2010年9月13日将2000万元转入高广利提供的银行账户。2010年9月14日，刘某1交给其三张写明金额、用途及汇款人的收据。此后，他们一直未向其提供购地的合同或文件，且不与其签订合同。其发现高广利、靳某、刘某1三人未将3000万元支付给朝阳县政府，感觉被骗，多次向三人索要钱款，他们与其签订了还款保证书，承诺还款，但最后靳某和刘某1的手机无法接通，高广利自称是国务院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与国发北京公司没有关系。实际上，高广利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决定该公司的大小事务。他向其介绍了项目情况，让其给他3000万元。其知道项目需要几十亿，但是其和高广利的合作只有房地产部分。其只做框架性协议里面的部分房地产项目。高广利融资成功与否与其没关系。前期由高广利具体操作，到招拍挂时用其的公司去拿地，这就可以了，《朝阳县城建设投资合同》说的是工程建设，与其要买的可开发用地，这是两回事。2、证人靳某的证言证明：国发北京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实施朝阳县新县城项目，除了该项目，该公司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和营业收入。成立公司时，高广利决定以他的儿子高葵的名义持有64％的股份，因此他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大股东、董事长，负责公司的大小事务及资金的审批。其负责公司的融资业务，找客户投资。刘某1主要负责传送文件，传达高广利的指示。在国发北京公司参与朝阳县新县城项目的过程中，高广利通知其，庄某要投资该项目。其曾和高广利、刘某1带着庄某去朝阳县考察项目，主要由高广利向庄某介绍项目，商谈投资。其和刘某1也配合高广利介绍项目优势，让庄某投资。庄某先投资了3040万元，其中40万元由庄某直接转给高广利。240万元用于国发北京公司的房租、工资、差旅费等日常开销，这是其和高广利、刘某1开董事会研究决定的，2760万元被高广利从财务部门取出支票转到其他公司，这些公司与国发北京公司没有业务关系，都被高广利注销了，其不知道具体情况。当时高广利说要把这些钱投资到中国天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公司），其和刘某1同意了，但不知道高广利如何支出。国发北京公司仅与朝阳县政府签订了意向协议，还未形成实质合作关系，未取得该项目的开发权。因为没有找到投资，庄某的钱也被高广利转走了，国发北京公司最终未实施该项目，也未将庄某的资金投入该项目。高广利带着农业部的人去朝阳县讲过一次课。高广利自己和政法大学博士班的同学说他是副部级国家干部。其见过他的副部级干部工作证。涉案500亩土地的事是高广利和庄某谈的。刘某1在朝阳政府与国发北京公司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书、开发合同中签字都是由高广利安排的。邢某是国发朝阳公司的财务人员，保管公司公章、财务章，由高广利决定使用。高广利代替高葵行使股东权利，因此高广利当了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防洪改造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因为公司人员习惯称高广利为“主任”，认为主任就是董事长，因此刘某1在国发北京公司文件笺上批示“拟同意，请主任审批”。高广利使用庄某的300万元注册了开原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开原公司），准备用于做项目，这些钱被高广利使用了。为了朝阳项目融资，高广利、其、刘某1共同创办了慈融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融公司）。北京京玉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玉凯公司）66万元是给国发公司代付的餐费，后来还给京玉凯公司。经高广利同意其使用庄某的100万元投资，但后来这个事情没办成钱也没退。庄某的钱到账后，高广利希望把钱打到国发北京公司。庄某找其要过钱，高广利把其和刘某1叫到一起，说庄某把其和刘某1告了，让其们躲起来。后来让其们给庄某写了一个东西。3、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国发北京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实施朝阳县新县城项目，除了该项目，该公司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和营业收入。成立公司时，高广利以他的儿子高葵的名义持有64％的股份，因此他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大股东、董事长，负责公司的大小事务及资金的审批权。2008年，国发北京公司将郑国瑞的股份转让给其，但其未出资，也未参与分红。2006年底，朝阳县有一个县城搬迁项目，其和高广利等人准备承揽该项目，找了很多人商谈投资。2008年下半年，高广利、靳某介绍庄某合作。其还陪同高广利、靳某带着庄某到朝阳县实地考察，与当地政府洽谈，还看了沙盘。庄某很感兴趣，同意投资。2009年2月至2010年10月，庄某投资给其公司3000万元。其和靳某、高广利开董事会研究决定，将一部分钱用于公司的房租、工资、差旅费等日常开销，共计使用约200万元。高广利还对其和靳某说，国发北京公司暂借朝阳项目2700余万元，就把钱转走了，其不知道资金去向。当时，国发北京公司的融资说明中需要投资数百亿元，但只有庄某投资3000万元，资金严重不足，就未实际实施该项目。朝阳县的500亩土地用于建政府办公楼，但不是国发北京公司承建。其听说高广利是中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是副部级干部，国发北京公司的人都知道，应该是高广利自己说的。公司各部门用款由其审核后再报高广利审批。高广利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他是董事长。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人名章等印章由财务保管，高广利是最终决定使用人。公司只有一个朝阳县城项目。2011年1月17日、2012年2月8日国发北京公司领导办公会议纪要显示高广利参会，他是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职务参会的。在与朝阳政府沟通时，高广利代表国发北京公司。高广利提出要在朝阳县成立国发朝阳公司，该公司有一个兼职会计叫邢某，高广利决定使用该公司公章。国发开原公司也是高广利决定成立的，他是实际控制人，高广利将庄某的钱转入该公司。高广利让庄某给3000万元，承诺给庄某500亩土地开发。“专用收款收据”是由邢某开好后其按照高广利的指示转交给庄某的，财务章也是邢某加盖的。高广利在公司会议上介绍过庄某投资3000万元，想开发朝阳县新县城建设的土地。一共是两万亩土地，500亩土地项目已经下来了，是建设政府办公大楼。这些高广利在会议上说过。高广利说庄某投这个钱想搞500亩居住楼土地的开发。有一笔钱高广利说过，由于融资没有到位，高广利在董事会说天诚公司想改制，由国发投入1600万元后，国发可以合到天诚公司成为央企，有董事会会议纪要。4、证人于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至2012年7月担任朝阳县副县长。2007年，靳某、刘某1、高广利以国发北京公司的名义与朝阳县政府签订了框架协议，实施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但是该协议是框架协议，内容很笼统，未约定具体项目。靳某、刘某1、高广利未投入资金，也未实际开展项目。高广利说把资金投入国发朝阳公司用于运作项目，但未实际投资。朝阳县政府公开招标时，该公司也未投标。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中确有500亩土地出让，这是朝阳县政府自己征收的土地，准备建设行政中心区。朝阳县政府没有与靳某、刘某1、高广利就500亩土地出让进行合作。500亩土地与他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庄某是高广利三人介绍的。他曾到朝阳县参观。朝阳县政府只与高广利三人商谈合作事宜，没有与庄某合作项目。2006年，一个叫陈刚的人引进高广利一行来朝阳县考察投资，高广利自称、别人介绍他是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的副主任，别人介绍他是副部级，高广利就点头表示认可。高广利说要带队来，有专家指导，根据规划谈如何建设，专家都很有名牌，会议很正规、规格很高，其们都感到他们挺厉害，有能力融资。大家都知道高广利的身份，相信他有社会地位，有能力引进大项目，所以都供奉着他。高广利成立了国发北京公司，高广利主导、决定与其代表的政府签订了融资合作协议。土地出让必须通过招拍挂手续，如果项目干成了，政府可以给予奖励。每年融资2个亿，这是政府为了督促投资而确定的进度。高广利即使没有融资到2个亿，也可以直接参与某块土地的开发，只不过高广利想垄断所有土地开发。建设项目中有500亩土地是政府行政区，用于建设政府大楼等，这500亩土地主要是征地取得的，只有55亩是在2011年通过招拍挂取得的，国发北京公司并没有参与。与国发北京公司签署的朝阳县建设合同是指建楼项目，不是土地。配套居民楼是在2011年之后建设的。除了上述500亩土地，就没有“500亩”这个数量的地块了。因为国发朝阳公司说来人不方便请政府出人帮忙，其就让邢某去帮忙，按照高广利的指示办事转款。商谈、签订协议时，代表国发北京公司和国发朝阳公司的最终决策者是高广利。在项目中政府未直接或授权国发北京公司、国发朝阳公司收取他人保证金。政府未对此要求个人或公司先行缴纳保证金和购地款。高广利、靳某、刘某1、国发北京公司、国发朝阳公司、千县办公室均未参与朝阳项目投标。5、证人邢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左右，国发朝阳公司成立，于某让其到该公司临时帮忙办理财务业务，包括公司年验、纳税申报、资金往来等。国发朝阳公司是高广利为做朝阳新县城项目开办的，开办后什么业务也没做。高广利是该公司的决策者、领导。其按照组织安排帮助国发朝阳公司打理财务，国发朝阳公司钱款转出都经其手，其按照高广利的指示转款。国发朝阳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的“自定义”项目是取现，其将取出的现金存入高广利的银行卡内了。其知道确实有3000万元的事情。朝阳公司账户内进钱之前，高广利跟其说近期会有钱进来，钱进来后其跟高广利说了，高广利让其将钱转回国发北京公司了。朝阳公司开具三张1000万元收据，内容为购买朝阳新县城土地前期购置款，这个内容是按照高广利的要求写的。6、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9年12月到国发北京公司担任财务经理，于2013年离开该公司。高广利、靳某、刘某1曾在一起开会。高广利的身份是国发北京公司董事长。高广利最后定公司的资金流向，例如公司需要钱做事，其需要先找公司经理刘某1审批通过，再找高广利最后决定批准，这样才能使用公司资金。高广利这三人拿了庄某3000万元，给国发北京公司100多万元，都用于公司日常办公消费了。7、2018年12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侦查员项春伟、王可与杨某电话联系，对方称其经过刘某1爱人的介绍在2008年12月至2013年期间在国发北京公司工作，其在公司期间公司只做一个朝阳新县城改造项目，没有其他经营项目。国发北京公司内部称呼高广利为主任。公司会议上高广利的身份是公司领导，其他身份不清楚。范某是国发农建公司高广利的秘书。8、《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在朝阳县柳城镇筹备建设该县县城的批复》、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同意在朝阳县柳城筹备建设该县县城的批复文件的说明》、《关于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机构说明》、《关于朝阳县人民政府对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授权的说明》证明：辽宁省人民政府于2007年2月9日对朝阳县新县城进行了正式批复，同意朝阳县建设新县城，地点设在朝阳县柳城镇。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隶属于朝阳县人民政府，是负责朝阳县新县城建设的专门机构。朝阳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9月30日对国发北京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至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完工为止。9、合作意向协议书证明：2007年4月16日，甲方朝阳县人民政府与乙方国发北京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乙方愿对朝阳县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偿投资。甲方用县城商业金融用地、居住用地进行等值抵押，抵押土地价格每亩地16万元；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的具体项目及资金额度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协议；甲方按乙方投资额予以等值土地；甲乙双方商定，在本协议签署三个月内，签订投资、抵押的具体协议；乙方负责整个项目的组织实施，甲方予以协助。10、会议纪要证明：2007年4月16日，高广利、靳某、刘某1三人分别以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村基金会市场部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的身份与朝阳县县长冯国刚、副县长于某洽谈朝阳项目，商定内容同合作意向协议书。2007年5月12日，高广利以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刘某1以中国农村基金会人员的身份与冯国刚、于某洽谈朝阳项目，商定国发北京公司在一周内转入其开户银行账户1000万元；税收奖励政策；大凌河防洪治理项目的工作要求，其中需投资2亿元，由国发北京公司转入国发朝阳公司，用于大凌河新县城段治理工程项目的征地等费用。2007年10月16日，高广利以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靳某、刘某1以中国农村基金会财务部主任、投资部经理的身份参加会议，刘某1提出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合同要由国发北京公司法务部律师进行审核；大凌河防洪工程要尽快拿出设计图、施工图；要把新县城耕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建议成立新县城建设项目指挥部，设立总指挥等问题，于某进行了解答，指出大凌河征占土地问题可以用占补平衡方式予以解决，大凌河防洪工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具备开工条件，随时可以开工。11、土地开发实施方案证明：2007年9月30日，甲方朝阳县政府，乙方国发北京公司约定，开发内容包括乙方办理本项目一级开发工作前期及规划意见书、项目核准、征地、拆迁等手续，自筹资金组织实施征地、拆迁和大市政建设等一级开发工作，申请土地一级开发验收等。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包括征地、拆迁费用、收购、收回和置换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补偿费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招标、拍卖和挂牌交易中发生的费用；大凌河城区段防洪工程的所有成本等。双方还约定，土地一级开发成本不超过每平方公里1.2亿元，超过部分乙方不再负担，由甲方负担。乙方承担土地一级开发的利润标准为在上述土地一级开发的成本基础上加计10％作为乙方的利润。完成一级开发的土地经合法出让后，由政府与受让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同时由乙方与受让人签订土地储备开发补偿合同，在土地价款中优先收回土地开发成本及利润。12、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建设投资合同证明：2007年10月24日，甲方为朝阳县政府，乙方为国发北京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总投资3.5亿元，计入土地一级开发成本，签订合同后，乙方首付1亿元到甲方账户，用于此项工程的征用土地、林木砍伐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建设时间为2007年1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13、授权书证明：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政府通知国发北京公司，该县政府授权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全权代表朝阳县政府就上述工程签署除主合同之外的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14、承诺函证明：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向国发北京公司承诺，用“土地一级开发第一期实施方案”所划定的6700亩土地净收益担保国发北京公司投资2亿元。15、委托书证明：2007年9月30日，朝阳县政府委托国发北京公司进行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区土地一级开发，国发北京公司自筹资金实施征地、拆迁工作，进行大市政（水电气、排污、土地平整等）建设等一系列土地一级开发（2009年年底完成），进行大凌河防洪治理的所有审批及施工工作（2009年5月底完成）。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政府委托高广利为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防洪改造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全面落实；委托国发北京公司投资建设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防洪改造工程的事宜，并授权该公司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全面落实。16、朝阳县新县城建设方案、用款计划证明：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政府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共包括基础设施、给排水工程等，总投资金额为10.4905亿元。用款计划包括，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用款计划为2.8亿余元，新县城基础设施设计费0.13亿元，300亩征地费0.45亿元，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和工程用款共计3.4亿余元。17、朝阳县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建设方案证明：朝阳县新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共包括基础设施、给排水工程等，总投资金额为10.4905亿元。18、《资金偿还方案》证明：朝阳县新县城的近期建设（期限为五年）基础设施投资约为10亿元，计划分年度投入，每年投入约2亿元。以减免县城规划商业开发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及应交行政事业性收费为资金还付方式，商业开发用地主要含金融商业用地（1278亩）及居住用地（10324亩），投资方可自主选择其中用地进行商业开发，在商业开发中减免的土地出让金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额度同当年基础设施投资额度加上投资额度10-15％的投资回报率相抵。出让金的价格以当年的土地价值（由县土地主管部门核算）为依据，经双方协商后确定。19、朝阳县县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朝阳县县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7月成立，承担新县城的建设任务及原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的相关职能。新县城所有建设项目均没有与国发北京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新县城没有一个中标项目。行政区域项目约500亩土地，目前22栋办公楼是通过土地划拨方式供地，未出让给国发北京公司。以上项目均是发改审批立项项目，没有实施土地一级开发。20、专用收款收据证明：2010年9月14日，国发朝阳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取庄某购买朝阳新县城建设项目500亩建设土地前期费用共计3000万元。21、委托付款协议书、北京市公安局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电汇凭证、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电汇凭证、北京银行电汇凭证、兴业银行进账单等证明：2009年3月12日，庄某向高广利名下尾号为6715的银行账户转账40万元；2009年3月至2009年8月，庄某自行或委托北京豆豆厨食品有限公司、西安陆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天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一项目部、吴振隆、施宗良向国发朝阳公司转账共计1000万元；2010年9月13日，庄某委托朝阳县信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朝阳县俊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向国发朝阳公司转账各1000万元。上述钱款共计3040万元。2009年2月至2010年9月，除收取庄某转账钱款3000万元外，国发朝阳公司银行账户入账共计6000余元。22、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证明：2009年4月23日，国发朝阳公司向北京市天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一项目部转账40万元。23、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查询单、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5月至12月，国发朝阳公司向国发北京公司尾号为7791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895万元。24、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支票存根证明：国发北京公司向大方公司支付600万元、向北京宏运建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运公司）支付400万元、向北京宏安通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安公司）支付170万元、向北京鼎鑫万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鑫公司）支付100万元、向国发朝阳公司支付100万元，上述1370万元的转账支票存根上均有高广利签字。25、2018年11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侦查员项春伟、王可电话联系熊全水，对方称当时天诚公司存在债务问题需要资金重组改制，其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高广利，高广利自称资金雄厚并愿意投资3000万元入股天诚公司，待投资入股后与天诚公司一起合作项目。高广利将此事告知国发公司，其与公司股东高广利、靳某、刘某1商量后达成协议。之后高广利给大方公司600万元，大方公司将600万元转交给天诚公司，但高广利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2400万元，其也没给国发公司股份。现600万元全部用于天诚公司日常开销了。高广利违约在前，且高广利没有说剩余钱款不再给付，故此属于公司之间民事行为，暂不退还高广利及任何部门。大方公司隶属于天诚公司，实为空壳公司。所有协议因为时间太长找不到了。26、工商档案查询材料证明：国发城镇化发展集团股份公司成立于2014年2月27日，其法定代表人为高广利，投资人中国天诚（集团）南方公司及国发北京公司，高广利任董事长、熊全水任副董事长、高葵任董事、杨某任监事会主席、范某任监事。27、宏运公司、宏安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9月19日，国发北京公司向宏运公司转账400万元，当日，其中397.6万元转入孙建峰名下尾号为6629的银行账户；2010年11月19日，国发北京公司向宏安公司转账170万元，当日，其中168.98万元转入孙建峰名下尾号为6629的银行账户。28、公司状态查询材料证明：宏安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0日，宏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4日，二公司均于2011年12月2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9、2018年11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侦查员项春伟、王可电话联系孙建峰，对方称认识高广利，不清楚宏运公司、宏安公司向其个人银行账户转款。30、鼎鑫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9月19日，国发北京公司向鼎鑫公司转账100万元。31、公司状态查询材料证明：鼎鑫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2日，于2011年12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32、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查询单、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会计记账簿证明：2010年10月15日，国发北京公司向国发朝阳公司汇款100万元，国发朝阳公司向文杰名下尾号为6695的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文杰向高广利名下尾号为3296的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0年10月29日，国发北京公司记账凭证显示“付朝阳提现付文杰款100万元”。33、中国工商银行资金汇划补充凭证证明：2009年5月27日至6月9日，国发北京公司向高广利名下尾号为2794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描述用途为“借款”；2009年5月27日，国发北京公司向高广利该银行账户转账2210元；2009年6月10日,国发北京公司向高广利该银行账户转账1.02万元。34、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查询单、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收据证明：国发朝阳公司名下尾号为0232的银行账户摘要描述为“自定义”的取现钱款共计513万元。其中，2010年9月14日、2010年11月2日分别取现100万元、20万元。高广利名下尾号为7177的银行账户于该二日分别现金存入100万元、20万元，交易地点均在朝阳市分行站前支行。2010年9月14日，国发北京公司出具收据，内容为“国发朝阳公司交来往来款（借款，打入卡内）（高广利卡）100万元”。35、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查询单及交易明细证明：国发开原公司于2008年11月12日开立银行账户，于2010年1月29日销户。2009年2月18日，国发朝阳公司向该账户转账300万元。2009年12月11日，该账户分两笔取现各150万元，共计300万元。同日，高广利名下尾号为3296的银行账户卡存两笔各150万元，共计300万元。36、合作协议书、授权书、银行电汇凭证、执行裁定书、法庭审理笔录、民事判决书、证明、EMS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催款通知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海银行久悬户账户明细查询单及交易明细、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查询单、证人陈某的证言、现场录像证明：2010年1月19日，慈融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上海大澈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2010年1月22日，朝阳国发公司向上海大澈公司汇款100万元。目前该公司已不在其注册地办公。37、中国工商银行电汇凭证、支票存根证明：2010年9月26日，国发北京公司向吉林省公主岭市双龙镇财政所汇款30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为“往来款”。38、2018年12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侦查员项春伟、王可电话联系双龙镇财政所张国贵所长，对方称确实收到了300万元，收钱方式可能是支票，该款已全部用于修路。该人称不清楚高广利、刘某1、靳某、国发北京公司的情况。39、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查询单、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09年12月，国发朝阳公司向慈融公司转账10万元；2010年10月至12月，国发北京公司向慈融公司转账共计3万元。40、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查询单证明：2009年6月24日、2010年2月9日，国发朝阳公司银行账户向京玉凯公司转账共计66万元。41、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活期明细查询单、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国发朝阳公司、国发北京公司银行账户向万寿宾馆，李廷伟、靳某、刘某1等人，国发北京公司尾号为3114的基本账户转账，以及以差旅费等为由取现等共计480余万元。42、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国发北京公司尾号为3114的基本账户收取国发北京公司尾号为7791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49.6万元。43、催款函等证明：2011年12月14日、2014年5月28日，庄某致函国发北京公司、国发朝阳公司、靳某、刘某1、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政府、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政府，催要3000万元投资款。44、承诺书证明：2011年12月30日，靳某、刘某1代表国发北京公司承诺于2012年1月20日前归还2000万元，于2012年5月31日前归还1000万元。45、函件证明：2012年9月28日，国发北京公司承诺，高广利、靳某、刘某1愿意尽快筹措资金，归还欠款。46、国发北京公司财务凭证证明：高广利在国发北京公司的相关支出凭单等财务凭证上的主管审批、领导批示、领款人位置签字（领款内容为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车补、话补等）。47、工商档案查询材料、验资报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交存入资资金凭证、进账单、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核表、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申请表、已核准名称企业信息调整申请表、预核准名称投资人名录表等证明：国发朝阳公司的投资人为国发北京公司，2011年4月1日，实缴出资额1000万元。国发北京公司由靳某代表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00万元，其中高葵出资120万元，靳某出资40万元，郑国瑞出资40万元，靳某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高葵任董事长，郑国瑞任董事，刘某1任监事。投资人授权委托意见、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申请表的投资人姓名中，600万元股份的投资人名称为高广利，在2007年4月3日已核准名称企业信息调整申请表中，投资人的名字从高广利变更为高葵。2008年1月，该公司股份情况变更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200万元，其中高葵出资128万元，靳某出资40万元，刘某1出资32万元，靳某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高葵任董事长，刘某1任董事，董青任监事。2009年6月，该公司的股份情况变更为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1000万元，其中高葵出资640万元，靳某出资200万元，刘某1出资160万元。本次出资中，高葵系通过其名下尾号为819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国发北京公司付款512万元。48、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证明：本案立案及被告人到案的过程。49、户籍材料、台胞返乡证证明：被告人高广利、被害人庄某的自然人情况。50、被告人高广利的供述及讯问录像证明：2006年，其听说朝阳县政府准备实施县城搬迁工程，其联系了主管该项目的朝阳县副县长于某，准备承包该项目。其和靳某、刘某1等人以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的名义与朝阳县商谈，对方要求十余亿的资金。其和靳某、刘某1为此成立了国发北京公司，靳某任法定代表人，持有25％的股份，其任董事长，持有65％的股份，刘某1任总经理，持有15％的股份。2007年4月，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县政府签订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工程项目合同。2008年8月，靳某联系了庄某，让他投资该项目。其和靳某、刘某1多次带庄某等人到朝阳县考察，庄某也看到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县签订的合同，认为项目很好，准备投资。其在公司只负责与朝阳县政府商谈项目，不清楚庄某投资的具体情况，靳某负责与庄某联系，刘某1负责收款。2009年，庄某投入国发北京公司3000万元。其和靳某、刘某1开会商量，将这些钱用于朝阳新县城项目，包括交房租每年145万元、给天诚公司700万元、吉林修路300万元、聘用金融人100万元、员工工资等。董事会研究决定了这2700万元的花销，对此其都知道，后来其还补了1700万元的单据。其不该花这个钱，愿意将钱款退给庄某。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调取国发北京公司、国发朝阳公司银行账户网银密钥的开通人等信息的申请，经查：公司银行账户网银密钥等的开通人、控制人并不必然是账户内钱款的实际使用、占有人，二者并非必然一一对应，故上述调查无利于查明国发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对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调取高广利签字的七张支票存根的正联单据，用以证明转汇钱款并非高广利所为的申请，经查：现有国发北京公司会计杨某的证言等证据证明，国发北京公司的转账汇款等财务工作由专人负责，涉案转汇钱款的行为确系非经高广利亲为。该事实无需通过调取单据来证明，故对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调取银行单据以证明2010年9月17日共两笔100万元支票存根中有一笔未实际发生的申请，经查：在案账户交易明细等书证已显示，上述两笔转账均已实际发生。故对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调取对国发北京公司两次实缴出资的银行账户信息，用以查明公司真正出资人的申请，经查：在案国发北京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料等证据已充分显示出资人及出资方式等信息，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亦体现了钱款来源及去向，无需再调取其他证据。故对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通知证人杨某、范某、刘某2、邢某出庭作证的申请，经查：上述前三人均已在原审过程中出具证言，邢某已经侦查机关依法取证，相应证言均已记录在案，无再通知本人到庭的必要。在本次审理过程中，将结合其既有证言及在案其他证据分析认定犯罪事实。故对上述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另查明，在案国发北京公司记账凭单、支出凭单、文件笺等证据证明，范某系国发北京公司员工，在该公司从事办公室工作并领取工资，故其所称其与国发北京公司无关等证言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经查：在案2016年3月1日及2日讯问笔录具有同步录像。虽然讯问录像基于技术原因被分割为多个文件，但每段录像之间的时间连贯、言语流畅，能够完整地反映讯问全部过程。在讯问录像中，高广利神色自如，逻辑清晰，表达通顺，未显示受到刑讯逼供。上述证据经侦查机关依法调取，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故上述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以靳某、刘某1与高广利具有利害关系，检察机关所作笔录具有诱供情形，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公正认定等理由排除靳某、刘某1的笔录的申请，经查：本案中靳某、刘某1与高广利共同成立国发北京公司并参与朝阳县项目合作事宜，直接见证了高广利在涉案事实中的作为，具有作证资格。对于二人所作证言是否与客观事实相悖，法庭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提交的国发北京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及光盘等证据，经查：该证据证明2010年5月26日，国发北京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公司参与天诚公司资产重组，高广利作为该公司董事长主持会议。该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高广利在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身份，以及国发北京公司参与天诚公司改制的事实。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人高广利及其辩护人所提高广利和其子高葵都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股东，没有参与该公司经营，高广利以全国千县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与国发北京公司无关，高广利在侦查机关所作关于“其是国发北京公司董事长、大股东”的供述是虚假的，侦查机关以抓捕高葵为由胁迫其做虚假供述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为证明其上述意见而提交的对“高葵”笔迹的鉴定意见及办公会议纪要、公司成立出资交款单据等证据，经查：工商注册资料等证据显示，高广利之子高葵系国发北京公司的大股东，占股64%，且高葵在向国发北京公司出资512万元时，系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途径出资。同为国发北京公司股东的靳某、刘某1对于高广利以高葵名义出资的原因作了解释。二人证明，高广利自称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身份限制提出由其子高葵代持公司股权，事实上高广利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最高决策人，在朝阳项目中起主导作用。朝阳县政府的邢某、于某等人的证言也印证了靳某、刘某1的证言，均证明在洽谈过程中，高广利是国发北京公司及国发朝阳公司的最大领导，决定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政府签订融资协议等事项。此外，高广利到案后在侦查机关所作供述中，均承认自己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大股东，负责与朝阳政府沟通项目事宜，后与靳某等人共同决定将被害人庄某的钱款用于项目以外事项，有同步讯问录像佐证。高广利的辩护人提交及侦查机关依法调取的国发北京公司文件笺、《董事会会议纪要》等书证以及证人杨某的证言等证据证明，高广利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国发北京公司财务制度、财务报销制度等文件及公司支付办公费用、员工工资及报销差旅费等事务中，高广利做最终批示，证明高广利对国发北京公司实施控制权。综上，上述证据均相互印证，证明高广利系国发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主导国发北京公司参与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在案工商注册资料上“高葵”姓名是否由高葵或高广利亲笔签署，以及高广利是否具有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均不影响上述证据链条所证明的内容。故对高广利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以及所提交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高广利及其辩护人所提高广利没有向被害人庄某虚构购买500亩土地的事实，也不知道庄某向国发朝阳公司购地、转款的情况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庄某的陈述稳定明确，证明其向国发朝阳公司转账2000万元是因为高广利告诉其，朝阳县政府在新县城开发项目中的第一块土地500亩即将挂牌出让，需要立即缴纳前期购地款，并承诺先前支付的1000万元投资保证金也一并转为购地款，事后国发朝阳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证人邢某系国发朝阳公司的兼职财务人员，负责处理该公司钱款转账等事项。邢某证明，在钱款汇至国发朝阳公司银行账户之前，高广利就亲口告诉其会有大额进账，让其密切关注账户收款情况，钱款到账后其向高广利做了汇报。上述证据证明高广利事前掌握庄某钱款进账的细节，并非其所称对此不知情。邢某还证明，其在高广利的安排下出具了收据，并在高广利的指示下将上述钱款转至国发北京公司等账户。证人刘某1证明，其按照高广利的要求将收据交给了庄某，此外高广利还在国发公司开会时，告知参会人员关于庄某出资3000万元购买朝阳项目500亩土地的事项。综上，在案邢某、刘某1的证言都证明高广利掌握、主导庄某投资3000万元用于购买项目土地的事项，这与庄某的陈述内容相互印证。高广利虽到案后否认其让庄某出钱买地，称不知道该情况，但对于庄某的指控及刘某1、邢某所证内容均无法给予合理解释。据此，高广利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新县城行政中心占地520亩属于委托开发建设范围，以此为据融资并非虚构事实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为此提交的《朝阳县新县城建设投资合同》等政府相关文件等证据，经查：证人于某的证言及朝阳政府出具的证明文件等证明，相关文件仅授权国发北京公司为朝阳县建设行政中心办公楼工程，与高广利向被害人庄某所称购置土地并非同一事项。朝阳县新县城项目中并无500亩土地出让，故高广利以缴付500亩土地之购地款为由要求庄某交钱，显属虚构事实。故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高广利及其辩护人所提高广利没有参与使用或非法占有庄某的钱款，转账至其银行账户的钱款均为国发北京公司归还其的欠款，其在银行转账存根上签字也是因为公司承诺用此款项向其还款；高广利为国发北京公司垫付过2000余万元用于租房、办公经费、工资等，这部分钱的使用需经其签字同意，因此其才在公司审批单上签字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为证明其上述意见而提交的消费票据等证据，经查：首先，辩护人虽提交大量消费票据，但无法举证该费用支出与高广利、国发北京公司之间具有关联性。即使高广利与国发北京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高广利作为国发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其以公司名义虚构事实骗取的钱款转归个人占有，亦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证人靳某、刘某1、邢某等人的证言证明涉案钱款汇入国发朝阳公司后，钱款的使用均经高广利指示执行。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证明，涉案钱款除通过银行转账、取现等形式由高广利个人占有外，400余万元用于国发北京公司及国发朝阳公司办公使用，另有1600余万元以捐款、投资等名义转账至他人银行账户，相应转账支票存根或公司财务账簿均显示与高广利有关。高广利在侦查阶段明确供认其参与决定使用上述钱款及出具转账单据的细节，其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现其虽当庭否认该事实，但无法举证或给予合理解释。综上，涉案钱款未用于购买朝阳项目土地，使用去向均与庄某给付初衷相悖，钱款或由高广利个人占有，或用于高广利实际控制的公司办公使用，或经高广利参与决策转至他人账户，且均无法追回。高广利应对该钱款损失承担责任。故对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高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高广利所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据此，根据被告人高广利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责令被告人高广利退赔人民币三千万元，发还被害人庄某。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关 芳审 判 员  鲍 艳人民陪审员  霍秀萍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李 悦书 记 员  孟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