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05民初1890号 原告：李福洙，男，1957年8月28日生，朝鲜族，黑龙江省五常市人，住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岑延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鲁颖奇，女，1957年9月12日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代理人：叶永尧，苏莉，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基荣，男，1953年2月22日生，朝鲜族，北京三千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原告李福洙诉被告鲁颖奇、李基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廖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丁建英、李宾灵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福洙及其委托代理人岑延俊，被告鲁颖奇及其委托代理人叶永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依法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福洙的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1,043,327.1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二被告自称拖欠他人债务，提出向原告借款。因原告与被告李基荣系老乡和多年的朋友关系，基于对被告李基荣的信任，经二被告要求，原告于2007年2月17日经中国银行分二次向被告鲁颖奇中国银行北京草桥支行账户转账543427.14元、499900元，合计转账金额1043327.14元。款项借出后，原告因去巴西经商至今，一直未向二被告及时催收借款，而二被告却也未积极主动偿还借款。二被告行为已侵犯原告合法债权，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中国银行电汇凭证、中国银行境内汇款申请书，证明2007年2月17日，原告李福洙通过中国银行桂林市高新支行向被告鲁颖奇中国银行北京草桥支行账户分两次分别转账543,427.14元和499,900元，合计转账金额为人民币1,043,327.14元；此款系应被告李基荣、鲁颖奇的要求而转入被告鲁颖奇的银行账户；此系二被告向原告的借款，二被告至今未能偿还原告。证据2、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7）桂0305民初2947号民事判决书、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3民终207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诉鲁颖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017）桂0305民初2947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鲁颖奇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鲁颖奇就该判决向桂林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转入其账户款项系原告代李基荣偿还的所欠第三方公司的债务，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桂林市七星区法院重审。证据3、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8）桂0305民初194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诉鲁颖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经法院释明需要追加李基荣为该案件第三人，原告遂申请追加李基荣为第三人，但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李基荣应当与鲁颖奇共同作为本案的被告承担还款责任，原告遂撤回起诉，并已经法院准许。证据4，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送达回执（复印件），证明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2018）桂0305民初1947号民事裁定书，已经于2019年1月31日分别送达给原告及鲁颖奇本人签收。 被告鲁颖奇辩称，一、被答辩人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被答辩人自2007年2月17日向答辩人转账，截至2017年10月16日其起诉至法院，已过十年之久。在此十年间，被答辩人一直未向答辩人主张过任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的规定，不论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民事权利是否真实，其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不存在任何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故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所汇款项系其代李基荣偿付债务之款项，本次诉讼系被答辩人提起的虚假民事诉讼。（一）被答辩人所汇款项系其代李基荣偿付债务之款项。被答辩人于2007年2月17日向答辩人转账1,043,327.14元的真实情况如下：被答辩人与北京三千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千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基荣系朋友关系。三千里公司于2005年开始承租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原始部落游乐园，该游乐园系答辩人所在公司北京愉然原始部落游乐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愉然公司”）开发经营。根据李基荣当时所述，被答辩人准备与李基荣合作共同开发经营原始部落游乐园项目，而截止2006年12月31日，李基荣及三千里公司累计拖欠愉然公司1,043,327.14元，其中包括：（1）租金852,221.67元；（2）原材料款38,589.49元；（3）各项垫付资金36,079.64元；（4）各项税金83,936.34元；（5）驻场人员工资32,500元。李基荣一直逃避上述债务，经多方查找后愉然公司于2007年2月17日除夕日找到李基荣，要求其偿还债务，否则将终止与其之间的项目合作。当日，李基荣代表三千里公司与愉然公司签订《承诺书》，承诺当日偿还2006年12月31日前拖欠的1,043,327.14元，并于2007年6月30日前支付2007年上半年租金。随后，李基荣指示被答辩人按上述欠款数额将款项汇至答辩人账户。鉴于被答辩人账户系中国银行账户，愉然公司的对公账户并非中国银行，为保证除夕当天实时到账，遂将上述款项转账至答辩人的个人中国银行账户，由答辩人代收该款项。在答辩人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答辩人将款项纳入愉然公司账户管理。此外，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中国银行境内汇款申请书”中的“汇款用途”中明确记载为“还款”，即该款项系被答辩人代李基荣偿还答辩人的款项。（二）被答辩人仅凭借银行转账记录提起诉讼，未提供任何债权凭证，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被答辩人仅仅提供“中国银行电汇凭证”和“中国银行境内汇款申请书”两项银行转账凭证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及第十七条“被答辩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答辩人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答辩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被答辩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答辩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款项系被答辩人代李基荣偿还债务后，被答辩人应当继续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被答辩人所诉借款事实与借款数额明显与常理不符。1、从双方关系上来看，答辩人一直在北京居住生活，而被答辩人一直在广西桂林居住生活，双方互不相识，并非被答辩人所称的朋友关系，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通信往来和正常的交往交集，出借大额款项给陌生人，明显与常理不符。2、从债权凭证上来看，被答辩人所述其向答辩人出借1,043,327.14元，该笔款项如此大额，被答辩人却未要求答辩人出具欠条、借据等书面债权凭证，也没有手机短信、邮件等电子凭证，明显与常理不符。3、从转账时间上来看，被答辩人是2007年2月17日向答辩人转账的，该日为中国农历除夕。根据中国民间的借贷传统，这一天往往都是债权人上门讨债的日子，很少有人在这一天往外出借款项的，尤其是出借给自己并不认识的陌生人，明显与常理不符。4、从转账数额上来看，被答辩人所述借款的总额系1,043,327.14元，明显违背民间整数借贷的惯例，整数借贷不仅方便借款双方记忆还便于日后偿还本金和利息，而被答辩人出借的数额有零有整，更是精确到角分，明显与常理不符。从债权行使上来看，对于陌生人的大额借款，被答辩人十年间从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被答辩人在民事起诉状中“去巴西经商”的说辞，在通信、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更是站不住脚，出借大额款项却十年间从未主张权利，明显与常理不符。（四）本次诉讼系被答辩人提起的虚假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五）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六）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而本案中被答辩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被答辩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结合答辩人提供的债务关系证明，可以认定本次诉讼系被答辩人提起的虚假民事诉讼。综上，被答辩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从转账时间、数额以及债权行使上来看，该款项明显与民间借贷不符。本次诉讼系被答辩人提起的虚假民事诉讼，被答辩人的转账系其代他人偿还债务之款项，应当依法驳回被答辩人之诉讼请求。 被告鲁颖奇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2005年6月8日《租赁（转让）原始部落合同》，证据2、2006年9月30日《租赁（转让）原始部落合同》，证据1-2证明被告李基荣代表北京三千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鲁颖奇所在北京愉然原始部落游乐园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了原始部落游乐园项目进行经营，双方约定了租金标准、合作期限及其他事项。证据3、2007年1月18日渤海镇政府《致北京愉然原始部落游乐园有限公司董事会函》，证明渤海镇政府称三千里公司在接手原始部落游乐园项目经营权后长期处于停业状态，导致旅游资源长期闲置，影响了渤海镇政府的税收收入，渤海镇政府认为愉然公司没有经营原始部落游乐园的能力，提出解除合作的意见，要求愉然公司尽快协商解决。证据4，2007年2月17日《承诺书》，证据5、《三千里装饰工程公司欠原始部落款项明细单》，证据4-5证明愉然公司承诺负责与渤海镇政府协商继续履行原始部落合作协议，而李基荣及三千里公司确认截至2016年12月31日拖欠愉然公司租金及代垫费用合计1,043,327.14元（此数额与原告向鲁颖奇银行账户的汇款数额一致），并承诺2007年2月17日偿还上述欠款；后李基荣表示通过原告进行转账支付。证据6、《致李基荣先生的函》（2007年9月1日），证明李基荣及三千里公司一直拖欠2007年1月1日后的租金，愉然公司发函要求其于2007年9月10日前偿还欠款，否则将提前解除合同。证据7、《关于提前终止协议的函》2008年7月1日，证据8、2008年7月16日中国邮政快递详情单及发票，证据7-8证明由于李基荣及三千里公司一直拖欠项目租金及其他费用，愉然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向李基荣及三千里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证据9、愉然公司工商注册信息（打印件），证明被告鲁颖奇系愉然公司股东及总经理，负责公司财务，其收取原告款项系代收愉然公司款项，此收款行为具有合理性。证据10、三千里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证明李基荣系三千里公司持股80%的股东、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告系受李基荣指示代三千里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及代垫费用。证据11、愉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鲁颖奇系愉然公司股东兼财务主管，为实时接收账款方便，李基荣指示原告直接向鲁颖奇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还款，原告的汇款是为了代李基荣及三千里公司偿还欠款，鲁颖奇的收款行为系受公司委托，是职务行为。证据12、2017年2月17日《境内汇款申请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在2017年2月17日除夕日汇款时所填写的单据上汇款方式中注明“实时汇划”，在汇款用途上写明“还款”，此证明了原告在汇款时己经明知该款项的用途是为了偿还欠款，且需要实时到账，与被告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印证；如系借款，则原告在汇款用途上不会注明“还款”二字，故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的事实，原告与李基荣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被告无关。 被告李基荣未到庭，也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及提交证据。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鲁颖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境内汇款申请中“用途”一项中明确写了系还款；对证据2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借款存在的事实，原案已经发回重审、原告最后撤诉；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鲁颖奇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并非该合同的主体之一，并不清楚该两份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4、6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认为被告单方所列载的，不认可真实性；对证据7、8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该内容恰恰证实了原告和李基荣并非合作关系；对证据11真实性有异议，对其内容不予认可，该材料出具的时间实在2018年5月20日，但愉然公司在2009年已经被吊销；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李基荣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故本院亦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07年2月17日，原告李福洙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向被告鲁颖奇中国银行账户电汇汇划543,427.14元。同日，原告亦向中国银行发起境内汇款申请，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向鲁颖奇中国银行账户实时汇划499,900元，汇款申请书上“汇款用途”一栏记载为“还款”。2017年10月19日，李福洙以其发生前述两次汇款而鲁颖奇借款未还为由，诉至本院，要求鲁颖奇偿还其借款1,043,327.14元；本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017）桂0305民初2947号民事判决，判决鲁颖奇返还李福洙借款本金1,043,327.14元；鲁颖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桂03民终207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7）桂0305民初294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该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基荣被追加为第三人，后李福洙在该案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8）桂0305民初1947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李福洙撤回起诉。本案中，原告以被告鲁颖奇、李福洙于2007年出于共同借贷合意、共同向其借款1,043,327.14元而至今未还为由，于2019年5月16日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案件审理过程中，李福洙就鲁颖奇、李基荣的共同借贷合意之陈述为：“我转账的时候，打过鲁颖奇的电话，核对过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我还问她借条怎么开，鲁颖奇说钱还没到，借条写不了，等钱到了，她写条子给李基荣，李基荣再给我。”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原告此次起诉有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原告关于二被告向其共同借款1,043,327.14元之主张有否充分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李福洙于2007年2月17日向鲁颖奇银行账户转账1,043,327.14元，就该款之相关权利期限，当事人间并无约定，此汇款时间点至李福洙首次向本院起诉时间2017年10月19日，尚未超过法定的权利保障期限二十年；李福洙撤回该次告诉时间至其再次提起本次告诉的时间间隔，亦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内，故李福洙提起本次告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鲁颖奇、李基荣出于共同借贷合意向其共同借款1,043,327.14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借贷合意：李福洙于2017年10月19日首次向法院起诉时仅主张借款人系鲁颖奇，其于本次诉讼中提出鲁颖奇、李福洙向其共同借款，就两次主张的借款人之不同，李福洙自述此系因仅有向鲁颖奇交付款项证据、无法证明借款与李基荣有关；原告亦陈述其于汇款前拨打了鲁颖奇电话确认账户、身份信息，而鲁颖奇口称在款项到账后其再写借条交由李基荣交给原告；上述两段陈述均未直接反映出李基荣、鲁颖奇曾向原告作出共同借贷的意思表示，且鲁颖奇否认曾与原告有过联系及关于借款、借条的交谈。本案全部证据中，并未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证实被告鲁颖奇、李基荣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原告达成了共同的借贷合意。二、关于款项交付：原告于2007年2月17日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向鲁颖奇中国银行账户实时汇划499,900元的汇款申请书上“汇款用途”一栏记载为“还款”；此与通常情形下出借款项给他人时所使用的措辞不同，不能据此当然推断出此为对借贷人的借款交付。李福洙于2007年2月17日向鲁颖奇交付款项共计1,043,327.14元之事实清楚，但就该款的性质，原告坚持系被告鲁颖奇、李福洙二人的共同借款，其于本次诉讼中坚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主张，而如前所述，原告之主张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福洙的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14,190元（原告已预付本院），EMS快递费41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4,491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4,190元『收款单位：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廖 诺 人民陪审员  丁建英 人民陪审员  李宾灵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胤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