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72民初23号原告：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祝贺街35号锦联大厦2楼。法定代表人：李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文，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岩，该公司职员。被告：杨振双，女，汉族，1976年10月15日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被告：邯郸市众杰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路312号新时代商务大厦2502号。法定代表人：袁文修，该公司总经理。原告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振双、被告邯郸市众杰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杰聚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起诉后原告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依法冻结杨振双所属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12万元或查封其他等值财产，本院依法裁定准予。众杰聚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8年2月6日裁定驳回众杰聚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一审判决后被告杨振双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重审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17日、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文、葛岩（第一次未出庭），被告杨振双，被告众杰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文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对拖欠的运杂费人民币13855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杨振双委托原告办理4票货物的出口事宜，起运港为天津港，目的港为马来西亚巴生港，共13个集装箱货物，产生运杂费人民币178303.92元，杨振双已支付人民币39753.92元，剩余人民币138550元杨振双和众杰聚公司至今未付。原告认为上述费用应由众杰聚公司与杨振双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杨振双辩称：就本案4票业务，其是案外人河北源志兆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志兆扬公司）的业务员，与原告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支付运杂费责任。众杰聚公司辩称：其与原告签订了货运代理合同，但是费用已经结清。本案业务是原告接受源志兆扬公司委托办理的，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与杨振双微信记录，证明杨振双委托原告办理本案货物出口海运等业务，原告向杨振双发送运杂费报价，杨振双向原告发送其身份证复印件，双方确认货物集装箱号、封号等信息；证据2、提单，证明原告已完成货物出口海运业务；证据3、转账回执，证明杨振双向原告支付部分运杂费；证据4、杨振双身份证，证明杨振双身份信息；证据5、众杰聚公司信息，证明众杰聚公司登记注册信息；证据6、深圳市源鑫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鑫梁公司）情况说明、出口报关单，证明原告委托源鑫梁公司办理货物的出口贸易代理事宜，原告已完成货物的出口报关事宜；证据7、原告与杨振双微信记录、报价单，证明原告向杨振双发送运杂费报价单及各项价格明细，告知杨振双海运费调至每柜850美元；证据8、原告天津分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委托其天津分公司办理本案2票货物的出口海运订舱、报关等业务，并已实际垫付所产生的运杂费；证据9、天津路安得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安得公司）情况说明、垫付凭证，证明原告委托路安得公司办理本案4票货物的国内拖车业务，并已实际垫付所产生的运杂费；证据10、天津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远公司）账单邮件，证明本案4票业务通过天津中远公司订舱，原告已实际垫付海运费、港杂费等，天津中远公司邮件发送的账单金额与原告提供的垫付凭证中的金额一致；证据11、运杂费凭证，证明垫付费用情况；证据12、相关单位出具费用对账单，证明杨振双支付的费用除人民币46710元外，均不是本案业务的费用。其中证据3、6、8、9、11、12有原件。杨振双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合同签署信息登记表（众杰聚公司出具）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证据2、合同签署信息登记表及协议书等（源志兆扬公司出具），共同证明其是众杰聚公司和源志兆扬公司的业务员，在本案业务中不应当承担责任；证据3、袁文修在（2018）津72民初578号等案中的答辩书；证据4、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高院）上诉时的答辩书，共同证明其是业务员的身份；证据5、天津高院的询问笔录；证据6、天津高院的开庭笔录，证明其是业务员的身份及原审有错误；证据7、源志兆扬公司出具的三份费用确认单，证明货物是源志兆扬公司的；证据8、杨振双的律师在上诉时的代理词；证据9、证据目录，共同证明本案事实的经过。其中证据2、7有原件。众杰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微信记录，证明本案业务与众杰聚公司无关，是源志兆扬公司委托的；证据2、银行流水，证明源志兆扬公司支付的运费；证据3、营业执照；证据4、银行流水，共同证明是源志兆扬公司委托的业务；证据5、费用确认单；证据6、发票、合同、提单及合作协议书等材料，共同证明货物是源志兆扬公司的，与众杰聚公司没有关系。上述证据材料均经当庭举证、质证，二被告对原告证据1、3、4、5、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认可与众杰聚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代理合同，不认可与源志兆扬公司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因此，原告对二被告的所有证据均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对原告和二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对原告证据1-11、证据12中有盖章的对账单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二被告提供的原告和众杰聚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及合同签署信息登记表、银行流水、众杰聚公司和源志兆扬公司出具的费用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源志兆扬公司与马来西亚买方签订的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费用确认单等没有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二被告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实现当事人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从2017年2月9日起，杨振双通过微信委托原告业务员葛岩出运货物。2017年4月5日，原告将空白的合同签署信息登记表通过微信发给杨振双，杨振双于4月10日将填好信息并盖章的登记表回传给葛岩。登记表上记载：客户为众杰聚公司，业务联系人为杨振双，并注明本表与货运代理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众杰聚公司在该表上加盖了公章。2017年4月14日，原告与众杰聚公司签订了编号为NBC-2017-KH-052-N6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C版本），合同约定：众杰聚公司全权委托原告代理其货运业务，具体业务内容以实际委托为准；众杰聚公司应填制内容完整、真实的订舱委托书并加盖公章传真或交给原告；运杂费按双方确认的费率计收，次月20日前结清上一月全部运杂费。2017年6月，杨振双通过微信委托原告办理4票共13个集装箱蔬菜的出口订舱、报关等业务，原告接受其委托办理了相关业务。货物分别于2017年6月16日（2票）、2017年6月26日、2017年7月3日出运，提单号分别为COAU7021302190、COAU7021199900、COAU7021306570、COAU7021310400，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均为源鑫梁公司。2018年3月1日，源鑫梁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原告委托其办理21票业务的出口贸易代理事项，其中包括上述4票货物。原告与杨振双均认可40尺冷藏集装箱的收费标准为：每票提单下贸易代理费人民币900元、报关费人民币260元、单证费人民币450元、电放费人民币350元、换证凭条人民币100元、海关舱单人民币100元；每个集装箱下挂机制冷人民币300元、THC费人民币1450元、场站费人民币400元、海运制冷人民币600元、箱检人民币400元、VGM人民币30元。原告主张海运费人民币75140元（850美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8×13）、拖车费人民币29900元（2300元×13），杨振双认可海运费为71825元（850美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5×13）、拖车费为人民币35700元（2700元×13）。2018年2月23日，原告天津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原告通过其天津分公司办理了本案2票业务，产生相关费用，已支付给天津中远公司和天津伸通物流有限公司。杨振双通过个人账户共向原告付款人民币156643元，原告提供了青岛坤海集运物流有限公司、青岛燊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青岛海航捷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美亚集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费用对账单，主张杨振双给付的上述款项中有人民币105923元是其他业务的费用，在原告对二被告的另案诉讼中已将相关费用予以扣除，因杨振双和众杰聚公司一直未支付剩余运杂费，遂成讼。还查明，2017年5月27日，源志兆扬公司注册成立，具有对外贸易经营资质。2017年7月11日，源志兆扬公司向原告出具费用确认单，记载：COAU702310400号提单项下费用为人民币5361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二被告是否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共同付款责任；3、运杂费的金额及计算依据。一、原告与二被告是否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和众杰聚公司均认可于2017年4月14日签订了书面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本案4票业务均发生于货运代理合同签署之后，虽由杨振双委托原告，但上述合同签署信息登记表上记载了杨振双为众杰聚公司的业务员，且杨振双通过微信将该登记表发送给了原告业务员，因此，众杰聚公司与原告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杨振双与原告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众杰聚公司主张本案4票货运代理业务的委托人为源志兆扬公司，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主张本案业务的委托人为众杰聚公司，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和源志兆扬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即使杨振双是源志兆扬公司的代理人，二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杨振双委托原告本案业务时已明确告知委托人由众杰聚公司变更为源志兆扬公司，因之前原告和众杰聚签订的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及合同签署信息登记表上的记载内容，原告有理由相信杨振双为众杰聚公司的代理人，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众杰聚公司承担。综上，本院对众杰聚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二、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原告与众杰聚公司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依约完成了委托事项，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众杰聚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相关费用和利息。众杰聚公司主张原告在代理过程中有过错，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杨振双与原告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且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存在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情形，杨振双不应承担向原告支付费用的责任。三、运杂费的金额及计算依据原告与杨振双对贸易代理费、报关费、单证费、海关舱单费、电放费、换证凭条费、挂机制冷费、THC费、场站费、海运制冷费、箱检费、VGM的费率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共计为人民币49980元予以支持。双方对计算海运费的汇率及拖车费金额有异议，本院认为，关于海运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按照原告和众杰聚公司合同约定的“次月20日前结清上一月全部运杂费”，众杰聚公司应于2017年7月20日（8个集装箱）和8月20日（5个集装箱）前支付上述海运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分别为6.7511和6.67，故海运费应为人民币74254.98元（850×6.7511×8+850×6.67×5）。关于拖车费，杨振双认可为人民币35700元，但因原告仅主张人民币29900元，属于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众杰聚公司应给付原告运杂费共计人民币154134.98元。杨振双确认从其个人账户支付给原告的人民币156643元为替众杰聚公司支付的上述费用，因其中人民币105923元不是本案业务的费用，故可以认定众杰聚公司已给付人民币50720元。因此，众杰聚公司还应给付原告运杂费人民币103414.98元。如上所述，原告和众杰聚公司约定了支付运杂费的期限，则利息应从最后付款期的次日起算，即分别从2017年7月21日（8个集装箱费用）和8月21日（5个集装箱费用）起算，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2018年1月3日起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与众杰聚公司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众杰聚公司拖欠原告运杂费人民币103414.98元未付，属于违约，应赔偿原告利息损失。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邯郸市众杰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运杂费人民币103414.98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内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锦程国际物流在线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众杰聚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72元，由原告负担人民币779元，众杰聚公司负担人民币2293元。保全费人民币112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增强审判员  张丽娜审判员  韩晓辉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李国胜书记员李彦佐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