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622民初1363号原告：刘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任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周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公民身份号码×××。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某，律师。被告：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法定代表人：葛某。被告：葛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公民身份号码×××。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武某，律师。原告刘某、任某、周某与被告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以下简称跃峰种养殖场）、葛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任某及任某、刘某、周某的委托代理人杨某，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武某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庭审过程中，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武某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按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任某、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告三人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被告葛某签订的《股份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股份制合作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三人入股款及合伙经营投资款共计3,785,333元（1,550,000元+1,650,000元+535333.9元+50000元），其中1,550,000元按月利率2分的标准计算利息，利息从2013年2月6日起算计至全额结清日为止；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葛某向原告刘某借款1,550,000元，因暂时无法偿还，被告葛某提议与其合股经营跃峰种养殖场。2013年4月1日，原告刘某等人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签订了《合作协议》并进行公证，原告刘某等人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了出资义务，其中借款1,550,000元转为投资款，原告刘某等人还分十次交投资款1,650,000元、用于栽树、硬化加油站535333.9元，缴纳罚款、计量局检验报告费、国土局罚款等50000元，共计投入3,785,333.9元。原告刘某等人发现出资资金实际未用于经营养殖场，均进入被告葛某的腰包，还发现被告葛某有登记为玉花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营业执照，并享有对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全部资产的控制权、所有权等权益，两个企业出资的主要资产是晨达加油站，被告葛某隐瞒加油站没有经营手续的事实。因此原告刘某等人认为《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不符合有效合同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无效，理由如下：第一、合同主体不适格，上述两协议的缔约主体分别为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和被告葛某，主体混同；第二、合同内容意思表示不明确、不真实，两份协议对双方合作的内容是股权转让还是资产转让，是要将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合伙企业还是有限公司均不明确，被告葛某在多次诉讼程序中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不能认定合同内容明确、具体；第三、协议所涉的土地描述模糊无位置和四至，晨达加油站只有建设的意向批准没有注册登记，跃峰种养殖场设立时已经涉嫌虚假出资；第四、合同核心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约定的“两大股东”、“养殖场名称不变、投资人不变”等内容，违反《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建设加油站属于特种经营需批准，跃峰种养殖场经营范围无成品油的范围，违反《合同法》无效合同的规定；如按照新设公司和意向，则未对入股资产评估、验资、未办理登记，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被告葛某在签订协议时处于缓刑考验期，违反《关于对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第四、协议各方未按照协议约定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被告跃峰养殖场财务账目混乱，个人财产和企业财产混同，出资资产和个人资产无清晰界限，没有合作的基础；协议签订后未办理工商登记，未确定企业性质；被告葛某将原告刘某等人的出资用于偿债和个人消费，未用于经营活动，因土地补偿的费用未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原告刘某等人未享受到任何合同权利；综上，应当认定《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无效，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故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应当返还原告刘某等人投资款1,650,000元，借款转化的投资款1,550,000元及按照借款约定合伙不能按照月利息2分计算的利息，硬化路面等支出535333.9元，垫付其他费用50000元，共计3,785,333元。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刘某等人的诉讼请求。原告刘某等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证据一、1、《合作协议》；2、《补充协议》；3、公证书及接谈笔录；4、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营业执照；5、民事申诉状；拟证明：1、《合作协议》的甲方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补充协议》的甲方是被告葛某，申请公证的主体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民事申诉状中自认涉案合同性质为股份转让协议，自认转让的主体是被告葛某，不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上述证据均可见涉案合同的缔约主体混同，做出股份制合作意思表示主体以及股份转让合作主体均不明确，涉案合同缔约主体不适格，各方究竟是成立新的目标公司还是入股个人独资企业意思表示不明确，不符合有效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2、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营业执照企业性质是个人独资企业，但《合作协议》中有关“甲乙双方两大股东，各自有权吸收小股东”“甲方5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甲方保留50%的股份”、“合股后按股承担责任，按股份分红，按股承担风险”等核心条款均违反了《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强制性规定，故涉案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协议；3、公证书及接谈笔录证明公证处在办理公证事项时并未对涉案合同的主体资格、公证所涉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等进行审查，也未审查各方的出资是否真实有效，违反了公证法的相关规定；4、《合作协议》中出资资产描述模糊，不能认定甲方实际出资，各方没有合作基础；5、导致《合作协议》无效的根本原因在被告方；证据二、1、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2、准农牧发（2009）165号文件（以下简称165号文件）；3、企业信息报告（准格尔旗晨达加油站）；4、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5、布政发（2011）1号文件（以下简称1号文件）、鄂商发（2011）168号文件（以下简称168号文件）；拟证明：1、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或被告葛某在企业设立时就涉嫌虚假出资，登记的出资额为2000万，但165号文件却显示注册资本中大部分出资（1086万元）是上级资助，非《合作协议》所述由甲方垫付，可见转让方对于所转让的财产权益不享有完整的处分权，其转让行为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合法权益；2、《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涉及的核心资产“准格尔旗晨达加油站”至今没有领取营业执照并合法注册登记，也没有合法有效的资产，相关报批文件仅是前期相关部门同意新建加油站的意向，不能作为合作方或者转让方的有效资产证明，更不能作为作价6,600,000元的依据，甲方没有履行实际出资的义务，各方合股合作没有基础；3、1号文件和168号文件中对于拟新建加油站的主体表述并不一致，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经营范围没有成品油销售，168号文件的有效期届满加油站尚未建成，不是有效资产；4、二被告是导致协议无效的过错方；证据三、1、借条；2、收条（汇款凭证）；3、收据、条据（基建款、罚款、做资料等名目），拟证明：1、因借款无法偿还双方达成将借款顶为合作投资入股款项，原告刘某等人在签订合作协议后继续交付入股款1,650,000元，收款人是被告葛某，该款既未列入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经营账目，也没有用于经营，被告跃峰养殖场与葛某存在主体和财务混同的情形；2、原告刘某等人投资535333.9元用于栽树、硬化加油站，相关支出均有被告葛某或者授权人员的签字认可，应当予以返还；3、原告刘某等人垫付其他费用50000元，虽无被告方签字，但均系为被告方利益垫付的，被告方应予返还；证据四、1、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工商注册登记档案；2、玉花养殖专业合作社工商注册登记档案；3、（2014）准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4、（2012）准刑初字第495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1、被告跃峰种养殖场与玉华专业合作社的经营地点、经营范围、负责人、资产财务等完全混同，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和被告葛某不能享有《合作协议》所涉财产权益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合作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2、被告葛某从2012年12月24日到2015年12月23日期间处于挪用公款罪的刑事犯罪处罚期间，签署新设合作公司的相关协议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辩称，本案经再审、再审上诉后再次发回重审，发回重审的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有效的，原告刘某等人参与加油站硬化、种植等经营行为，也参加了管理，应当以实际经营行为认定企业性质，现原告刘某等人仍然主张协议无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协议中约定晨达加油站作价6,600,000元，其中3,300,000元资产转让给原告刘某等三人，转让后双方合伙共同经营，资产转让是有效转让，双方的投资款项已经用于硬化和植树，全部返还不符合实际经营，且合伙关系没有解除，合伙关系仍存续；借款1,550,000元已经由借贷关系转为投资款，已不是民间借贷，不可再计算利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认可（2015）准民初字第1352号判决书认定的数额，包括1,550,000元、1,650,000元、535333.9元，共计3,513,733.9元，不认可原告刘某等人主张垫付的50000元。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未提交证据。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对原告刘某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1、与争议焦点没有关联，协议主体不确定，内容不确定，按照合同，此情形应按照合同原意进行解释，并不是确定合同有效无效的条件；2、出资财产状况只影响合同履行，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不是法定无效依据；对证据二、与争议焦点没有关联，如果加油站手续合法完备，可能不止作价6,600,000元，建成加油站是双方的合作目的，如果协议不真实，可以撤销，并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对证据三、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认可收到款项，认可原一审确定的数额；对证据四、与本案无关，被告葛某有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自己处分财产。根据当事人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2月6日，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将2012年6月8日至2013年2月6日之间向原告刘某的借款1,550,000元合计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刘某人民币伍拾万元，借款日期2012年6月8日，今借到刘某人民币伍拾万元，借款日期2012年7月23日，今借到刘某人民币肆拾万元，借款日期2012年10月22日，今借到刘某人民币壹拾万元，借款日期2012年11月2日，今借到刘某人民币伍拾万元，借款日期2013年2月6日，以上五项共计人民币壹佰伍拾伍万元。借款单位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借款人签字葛某，抵押物跃峰种养殖场晨达加油站如不合股以2分计息，贾银仓”。被告葛某跃峰种养殖场一直未偿还上述借款。2013年4月1日，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葛某与原告刘某、任某、周某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一、合作内容：股份制合作；……第三、原始股价格：经甲乙双方商定为，6,600,000元，同意甲方（指被告跃峰种养殖场）5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指原告刘某等人），甲方保留50%的股份。合股后，甲乙双方各占股份3,300,000元，合股后为两大股。第四、股份参与：甲乙双方两大股东，各自有权吸收小股东。但在50%的股内配股，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干涉，但原始股两股不变。第五、合股后负责人：甲乙双方一方只设一个责任人……第六、股份配备：2010年，甲方开始立项，投资建设资金全部甲方垫付。从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将欠甲方的股份款3,300,000元股配齐。必须配齐股后，股份制合作正式生效，并行使股东的权利。……第八、原注册的准格尔旗跃峰种养殖场名称不变、投资人葛某不变。”《合作协议》中还对合股前的资产和证件进行罗列、并约定分红和责任分担为按股承担责任和按股分红。2013年5月20日，被告葛某和原告刘某等人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乙方给甲方股金300000元，原合同生效执行时间2013年4月1日，补充协议生效执行时间2013年5月20日。2013年5月20日，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和原告刘某等人在准格尔旗公证处对《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进行了公证。协议签订后，原告刘某、任某、周某分十次向被告葛某交付入股款1,650,000元。原告刘某等人还投入535333.9元用于植树、加油站硬化等。2015年2月，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部分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因修建铁路被征用，被告葛某给付原告刘某等人200000元，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另查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成立于2010年2月4日，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被告葛某。已经注销的玉花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6月20日，企业性质为私人合伙企业，法定代表人为被告葛某，注册号为152723NA000085X，于2018年6月29日注销。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借款单据，收入股条据，收款单据等证据及原、被告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从《合作协议》来看，订立《合作协议》的主体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和原告刘某等人，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是依法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依法参与民事活动，原告刘某等人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主体适格。原告刘某等人称《合作协议》的主体是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补充协议》是被告葛某，存在主体混同现象，对此本院认为，《合作协议》是双方的主要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是签订主体，《补充协议》是双方就原合同没有的内容进行的补充，合同首部载明“甲方葛某本合作股法人”协议的尾部盖有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公章和负责人葛某的签名，签字盖章的行为表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对合同内容知悉并确认其是合同主体，不存在主体混同的情形。被告跃峰种养殖场与原告刘某等人对于股份制合作均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并对合作资金、合作地点、责任分红等进行约定，不存在误解、欺诈、胁迫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执行规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刘某等人称双方缔约时的意思表示不明确，不知是股权转让还是资产的转让，且在多次诉讼中对协议的内容均作出不同的解释，不符合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对此本院认为，对于意思表示是否确定，不光要结合文本合同还需要对当事人的行为整体解释来认定，本案中，原告刘某等人按照协议内容出资、并实施具体的合作行为（包括硬化加油站路面、植树等），双方是因为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土地被征收引发补偿费分配的纠纷才导致合作中断，能确认协议双方具有股份制合作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刘某等人称《合作协议》内容中约定的两大股东、股份转让等违反《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的强制性规定，加油站的合作意向违反国家特许经营管理法律、设立的如果是新公司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以及被告葛某在刑事处罚期间违反《关于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上述合同内容均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无效协议。对此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中对合作人名称和姓名、合作目的、经营场所、出资方式、缴付期限、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等合伙企业设立中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确约定，原告刘某等人按照协议内容出资、并实施具体的合作行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性质实际上已经变更为合伙性质，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由各合伙人共同实施，行使了合伙人才应享有的权利，也说明《合作协议》在实际履行。被告跃峰种养殖场虽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质上已经变更为被告跃峰种养殖场与原告刘某等人合伙经营的企业。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未据实变更企业性质、是各个合伙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作出的不合法的安排，不能本末倒置据此认定为《合作协议》违法。对于加油站的特种经营资质以及被告葛某的身份，均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对于加油站特许经营属于国家行政管理规定，未办理登记不能导致合同无效。对于被告葛某缓刑期间不能设立企业的理解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被告葛某判处缓刑的情形不适用于禁令的规定。对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或被告葛某对折价的土地和加油站是否享有完全权属，不是导致《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出资即便是上级资助，但通过《合作协议》的履行，实际增加了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的出资规模，未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综上，原告刘某等人与被告跃峰种养殖场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主体适格，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成立并有效的协议。原告刘某等人要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任某、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00元（原告已预交17800元），由原告刘某、任某、周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马立兴审判员  高晓辉审判员  段俊合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利娜本案援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