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521行初262号 原告梁继平，男，195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会强，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力铭，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天河路2巷1号。 法定代表人张正伦，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沈萍，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范才孟，男，汉族，1947年2月13日生，住贵州省毕节市。 原告梁继平诉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下称七星关区房征局）房屋拆迁管理一案，原告于2018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黔0521行初39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黔05行终1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黔0521行初398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2019年7月30日，本院对该案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第三人范才孟参加诉讼，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继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会强、刘力铭，被告七星关区房征局的委托代理人吴海、沈萍，第三人范才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承包面积为2.88亩的农村土地承包权，承包土地位于。此后，原告在承包土地上修建了建筑面积为29.6平方米的房屋，并以原告的身份办理了宅基地手续。房屋建成后原告将该房屋提供给母亲武绍珍居住。2011年，因毕节市德溪新区1、2号路项目建设，被告对该房屋进行征地拆迁。2011年12月17日，原告以母亲武绍珍的名义作为名义上的被拆迁人与被告签订了（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甲方以位于甘海子安置点十栋二单元，房号Ｌ’1，建筑面积77.25平方米的安置房屋与乙方进行产权调换安置，乙方负责出具“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等有效证件，在三十日内交予甲方按规定送有关部门注销并于2011年12月24日前搬迁完毕。双方据实结清差价后甲方即将调换的安置房屋交付给乙方并负责办理调换安置房屋产权证交付给乙方。原告按协议在约定期限内将房屋的宅基地手续交予被告进行搬迁，全面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现该安置房屋已经建成，原告母亲武绍珍于2016年1月6日去世，原告于2018年9月6日委托律师向被告出具律师函催告被告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被告以原告母亲武绍珍为名义上的被拆迁人、安置房屋权属争议不明为由，拒绝向原告交付安置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原告自房屋建成时即取得该房屋的物权，成为该房屋当然的所有权人，针对该房屋进行的征收行为，原告理所应当的是实际的被拆迁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在履行上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该房屋由原告提供给其母亲居住，遂委托其母亲代办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事宜，原告与其母亲之间形成的是隐名的间接委托代理关系。武绍珍虽系名义上的被拆迁人，但其是以原告的房屋与被告进行产权调换，调换后的拆迁安置房屋应归原告。拆迁安置房屋并非原告母亲遗产，属于原告所有。委托关系外的第三人即本案被告不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时，委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即作为实际被拆迁人的原告应当享有介入权，替代委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成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故原告应直接受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束，享有合同主体资格，有权要求被告履行协议内容。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第七十八条规定，原告向被告主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权利，被告的不作为直接侵害了原告的权利。故，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综上，拆迁安置房屋并非原告母亲的遗产，且属于原告所有，被告应继续依法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拆迁安置房屋交付于原告于法有据。现因被告不作为导致纠纷，特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交付拆迁安置房屋，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武绍珍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原告和武绍珍是母子关系，武绍珍已于2016年1月6日过世。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武绍珍，原告并非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原告不是武绍珍唯一合法继承人。第三人无异议； 2、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承包土地明细登记。拟证明涉案房屋修建的土地是原告承包经营的，结合宅基地手续，涉案被拆迁房屋产权人是原告。因当时农村建房普遍未办理产权证，是以宅基地手续认定产权人。被告认为该承包证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在该土地承包证上。第三人认为的涉案房屋原来是土墙房，是修建在自留地中，是三个人（我、张忠诚、姚德昭，张忠诚、姚德昭已过世）修建来住的，大概有三十个平方，一共算下来拆迁补偿大概有四十多个平方； 3、[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宅基地手续复印件。拟证明原告通过隐名的间接委托代理由原告的母亲武绍珍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产权属于原告的涉案拆迁房屋补偿在武绍珍的名下，但不能改变原告作为产权人依法应享有的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更不能改变拆迁房屋不属于武绍珍遗产的客观事实。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后面的说明是当时鸭池土管所写的，该证已说明武绍珍砖木结构房屋29.6平米属于梁继平的土地证，说明涉案被拆迁房屋属于武绍珍所有，因此被告才与武绍珍签订涉案协议，且在签订协议时，原告知晓全部过程，因此原告主张错列武绍珍为被拆迁人无事实依据。第三人认为涉案房屋不是原告修建的，是第三人修建给老母亲居住的； 4、证人陈某、梁某证言。拟证明涉案房屋修建人、出资人均是原告。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涉案被拆迁房屋系由原告自行出资、自行联系施工人修建，相应产权应属原告而不属于原告母亲武绍珍的遗产，不在继承范围，被告有义务将拆迁安置房屋交付原告。被告认为两个证人的证言不客观不真实，其中陈某对出资修建的金额都记得清楚，但对地点及面积确表示记不清楚，显然其陈述有一定虚假，且并不知晓涉案房屋的具体情况；梁某说房屋面积大概是60多平米，但涉案被拆迁的房屋面积是28.60平米，出入较大；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涉案房屋的登记从土地使用证上可以看出是属于武绍珍，至于是谁出资修建不能影响房屋的权属，因此证人证言即便真实也不能证实涉案房屋属于原告。第三人认为两证人的年龄小，拆迁补偿征收的是土墙房，不是原告的砖木结构的房屋，我一直所讲我有权利的是土墙房； 5、证人证言（朱某）。拟证明涉案房屋所用的砖瓦都是由原告出资从朱某处购买修建。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结合原告提供的宅基地手续，以及其他梁祖彬、陈某的证言，能够证明涉案被拆迁砖木结构的房屋是由原告出资修建，产权人应是原告，且第三人当庭的质证意见也能证明第三人与涉案被拆迁砖木结构的房屋无任何权益关系。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即便证人证言真实，也不能够证实涉案房屋即原告享有所有权。即便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与本案解决的争议也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如原告认为被告将其享有的房屋错误的与武绍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应当提起撤销之诉，因此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认为该证人证言与其无关，第三人讲的是土墙房。 被告辩称：一、原告并非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同号：（2011）第210号）的签订主体，亦非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原告要求向其履行涉案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理由：2011年，被告因德溪新区1、2号路项目建设，需要征收武绍珍位于.60平方米的房屋，在签订涉案安置补偿协议征收补偿协议前，被告依法对涉案被征收房屋及主体进行了公示，原告亦知晓涉案房屋征收的全部过程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被告遂于2011年12月17日与武绍珍签订涉案安置补偿协议。据此，涉案征收补偿协议签订的合同主体系武绍珍，行政相对人亦为武绍珍。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以及《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原告并非涉案合同的签订主体，亦非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其与本案涉案的行政协议并无利害关系，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本案已经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争议的事实已经查明，原告称涉案房屋是其所有为由否认被告与武绍珍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的主体，涉案协议的被征收人是武绍珍，如果原告认为被告认定的被征收人错误，应当提起撤销之诉，撤销安置补偿协议。原告在诉状中陈述，武绍珍在签订涉案协议的时候，是原告以武绍珍的名义签订，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原告是明知武绍珍是被征收人的事实。但是原告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异议，因此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应当认定为武绍珍。因为本案原告有其他兄弟，其不属于武绍珍的唯一继承人，因此其要求被告依照征收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其履行相应义务无事实法律依据。原告无权对涉案征收补偿协议的履行提起行政诉讼，故其要求被告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其交付相应拆迁安置补偿的房屋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事项。原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2.申请表、公示、甘海子村委会证明、[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拆迁补偿项目明细表、委托书、梁勇身份证、武绍珍身份证、照片、土地使用证。拟证明梁继平并非涉案[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亦非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梁继平要求向其履行涉案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12月17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应当在6个月之内提起行政诉讼，签订合同梁继平是明确知晓的，因此其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中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人员上面备注中已注明。武绍珍砖木结构房屋29.6平方米属于梁继平土地证，梁勇砖木结构房屋60平方米属于梁继平的土地证，而办证时间为2000年11月17日，足以证明即使按物权登记生效主义，涉案被拆迁房屋29.6平方米土地使用证也是登记在原告梁继平名下，相应物权应属于原告梁继平。本案拆迁协议虽然是2011年12月17日签订，但履行时间与签订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被告提供拆迁安置房是否具备条件、是否通知被拆迁人应由被告举证，因此本案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述称：一、争议的房屋属于原告与第三人母亲的个人财产。原告母亲在世时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当时原告没有异议，说明房屋是原告与第三母亲的个人财产。但原告母亲过世后，原告却称该房屋是他一个人修建给母亲居住的，与事实不符。房屋是我们母亲将原来的土墙房屋拆除后修建的砖房。当然原告作为他的儿子是参与修建的，且是重要的管理人员，但真正出钱修建房屋的人是我们的母亲。否则，原告怎么会答应母亲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争议的房屋是原告与第三人继承。争议房屋既是原告及第三人母亲的财产，母亲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原告与第三人母亲去世后，原告及第三人均有继承老人财产的权利，原则上应当平均分割，但由于原告在母亲修建房屋时是管理人，付出了较多的劳动，第三人范才孟自愿少分，但原告要完全占有老人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是不合法的；三、被告七星关区房征局介于该房屋是原告及第三人母亲的房屋，不将补偿安置房屋支付给原告一个人是正确的，是认真履职的行为；四、我讲的是土墙房，不是砖木结构房。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土墙房有部分存在，有部分不存在。综上，争议房屋是原告及第三人母亲的财产，其拆迁安置房原告和第三人均有权享有，被告不支付房屋安置是负责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没有向本院递交任何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第1组证据，被告、第三人无异议，本院确认其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原告第2组证据，客观上能够证明原告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承包了土地的事实，但达不到涉案房屋产权人就是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第3组证据，形式合法，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本院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第4、5组证据，其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明了原告梁继平出资修建涉案房屋的事实； 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原告、第三人对其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 经审理查明，死者武绍珍系原告梁继平及第三人范才孟之母亲，第三人与原告为同母异父的兄弟关系。2011年12月17日，因毕节市德溪新区1、2号路项目建设的需要，被告（甲方）与武绍珍（乙方）签订了合同号为（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居住的位于七星关区建筑面积为29.60平方米的房屋予以拆迁，甲方以77.25平方米的房屋与乙方进行产权调换和安置。2016年1月6日，武绍珍死亡。2018年9月26日，原告以涉案房屋产权系自己所有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另查明，（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明确约定了武绍珍应于2011年12月24日前搬迁完毕，即履行协议义务，但未明确约定被告将调换安置房屋交付给武绍珍的具体时间。涉案房屋系原告梁继平出资修建的砖混结构房，供其母亲武绍珍居住。第三人主张的房屋是土墙房。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交付拆迁安置房屋义务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能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涉案（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被告七星关区房征局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武绍珍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性质上属于行政协议，依法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据此，原告在其母亲武绍珍死亡的情况下，作为武绍珍之子的原告，要求被告履行（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显然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合法主体及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原告的起诉期限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告知了原告诉权及起诉期限；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原告诉权、起诉期限；原告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等情况。但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协议虽系2011年签订，但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履行行政协议内容，即履行交付拆迁调换安置房屋的义务，而涉案协议并未对被告履行将调换安置房屋交付给武绍珍的具体时间进行明确约定，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行政协议系行政合同中的一个类别，客观上属于合同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合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合同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当事人未进行补充约定的，合同权利人可以随时要求合同义务人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原告自要求被告履行向原告交付拆迁安置房屋至今，被告未履行。故，在上述事实的前提下，原告仍然可以随时向被告主张履行涉案协议义务，原告于2018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向原告交付拆迁安置房屋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原告诉请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的是，涉案房屋系原告梁继平出资修建，供其母亲居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原告因合法建造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在行政相对人武绍珍死亡及其子女主张要求被告对（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继续履行的情况下，被告应当依法及依照该协议约定向武绍珍的子女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被告法庭辩论中提出“拆迁安置协议项下权利系武绍珍享有，武绍珍有多个继承人，武绍珍死亡后，相应的安置房即成为继承财产，其继承人均享有继承权。在其他继承未书面放弃相应权利时，被告不能向原告履行安置协议项下的权利。”的主张，由于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撑，且与事实不符。所以，被告不予履行将拆迁安置房屋交付给原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而第三人虽与武绍珍系母子关系，但本案的客观事实为，被拆迁安置的涉案房屋并不是武绍珍之私有房产，故，第三人客观上与本案并无实质利害关系。而其述称理由及主张，并无任何证据予以作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和支持。综上，原告诉讼理由及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具有事实基础，合情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于本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照（2011）第210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内容，向原告交付拆迁安置房。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 彬 人民陪审员  曾忠媛 人民陪审员  徐 玥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法官 助理  杨世琴 书 记 员  马 莉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