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926民初134号 原告：崔景春，男，1955年10月22日生，汉族，住肃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热闹，男，1981年3月9日生，汉族，住肃宁县，系原告崔景春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艳杰，河北清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东进，男，1953年8月4日生，汉族，住肃宁县。 被告：宋长愿，男，1960年3月6日生，汉族，住肃宁县。 被告：宋俊峰，男，1967年12月2日生，汉族，住肃宁县。 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华，河北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景春与被告宋东进、宋长愿、宋俊峰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三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景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分割原、被告位于百道口村村北的共有地块（东至宋经甲、西至崔景春、南至道、北至徐福祥、徐福德、宋学环地）1.2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确定其中0.1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于原告。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在百道口村村北共有一块土地，东西32米，南北25米。该地块原为原、被告共用的轧麦场。现已闲置多年，因该块土地的使用双方发生纠纷，特申请法院对该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进行分割。 被告方辩称，一、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本案的案由虽为共有物分割，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也就是说只有在同一家庭内部才会因承包时未明确各个家庭成员地块位置而出现共有地块分割的情况，不同农户之间土地的位置、亩数均是清晰的，不会出现分割情况，所以本案实质是对承包地的确权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争议承包地属百道口村第六生产队所有，第一轮承包时原系三被告和第六生产队的崔夫秋享有承包经营权，因崔夫秋系孤寡老人，其死亡后，崔夫秋的承包地应由村集体收回，然后在第六生产队成员之间进行重新发包，但是原告崔景春是第七生产队成员，与三被告不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也无权承包第六生产队的承包地。所以现在崔景春作为原告起诉属于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起诉。三、崔景春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理由为：崔景春主张的地块亩数不对。争议地块南北长25.53米，东西长31米，而且东南角因为其他人盖房侵占和道路侵占，现在争议地块人均合0.075亩，崔夫秋第一轮分得了2个人的承包地，应为0.156亩，崔景春主张0.18亩错误。3、三被告并没有占用和使用崔夫秋的0.18亩承包地，不存在崔景春诉状中所说的“因该地块土地的使用，双方发生纠纷”的问题。综上，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崔景春的起诉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崔景春的起诉。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主张，在第一轮土地发包时，百道口村崔夫秋分得五块承包地，分别是“猪场地”“崔家坟”“村北一方道西二”“西南洼”“村北七方二”“村北一方场地”，其中“村北一方场地”是0.18亩，“村北一方场地”在分地时没有分配到单户，而是由崔夫秋与被告三户共有，该共有地块是1.2亩，在崔夫秋1990年去世后，原属崔夫秋的承包地全部由原告一户耕种，在1999年村委会将原属于崔夫秋的承包地与崔景春一户签订了合同，但“村北一方场地”原告与三被告之后也没有进行分割，仍是四户共有，2018年春天崔景春与被告在使用该地时发生争执，特此起诉，要求对共有的承包地进行依法分割。分割的法律依据是物权法第99条。证据有：百道口村村委会证明一份、村委会成员崔红杰证明一份，其中村委会证明证明了争议地块的位置以及原告应分得的亩数和争议地块原被告共有的事实，崔红杰证明证实争议地块原被告四户共有，因为共有在土地确权时测绘公司没有进行测量，另外提供争议地块的平面图一份，证实争议的地块是南北25米，东西32米，共1.2亩。所有证据均为复印件。 被告方质证称，一、对村委会的证明，该证明为复印件，如果原告不能提供原件，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二.该证明部分内容不属实，其中1.证明内容中称崔夫秋分得五块承包地，但下面确是六块承包地的内容。2.崔夫秋去世后，崔夫秋原承包地全部由崔景春一户耕种不属实，因为本案争议承包地是作为麦场使用的，崔夫秋去世后也没有用过。3.“村北一方场地”0.18亩不属实，应为0.156亩。4.证明中称1999年村委会将崔夫秋原承包地与崔景春一户签订承包合同不属实，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村委会如将崔夫秋户的承包地收回后重新发包给崔景春应提交三分之二的村民代表同意的会议纪要相印证，而且证明中宋纪广和宋大龙并非1999年的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其出具的证据更应有其他原始证据相印证。5.该证明中宋纪广和宋大龙的签字显然为同一个人书写，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三、崔红杰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不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四、对于原告提交的平面图属于原告自行测量，米数不真实，与我们的具体测量不一致。 被告方主张，1982年百道口村第一轮承包时，本案争议承包地连该地块北面的部分承包地共6户的承包地全部作为麦场使用，后徐福祥、宋学环两家要了厂地的北面部分，南面部分由被告三家和崔夫秋家共有，2018年被告三家将自己的承包地转让将西侧崔夫秋一户共两个人的承包地进行了预留，没有侵犯到任何人的权利，其他部分同答辩状。提交争议地块示意图一份。 原告质证称，根据被告刚才的陈述争议的地块与北侧徐福祥、宋学环原为同一地块用作麦场，之后虽徐福祥、宋学环两户从麦场地当中分割出去，之后剩下原被告四户共有，由此可以说明原被告共有的地块与徐福祥、宋学环地块东西宽度是一致的，而从被告所画示意图来看崔夫秋的地块标示在了徐福祥的地块西侧，这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而且被告方也认可争议的地块四户共有，但被告方提供的示意图成了三被告共有，崔夫秋的地被分割了出来，也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既然是共有，被告三方无权进行分割，且无权对共有地块进行转让，因此该示意图与事实不符，与被告方的陈述也不符。 原告另提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原告在二轮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包含了崔夫秋原承包地，因为按照第一轮分地时人均2亩多地，当时崔景春一户原一轮承包时没有这么多地，当时崔景春一家是13亩多地，加上崔夫秋两人的地是18亩多。 被告方质证称，对经营权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营权证书中仅记载着是6口人的承包地，而对具体地块的位置、四至和每块地块的具体的亩数都没有记载，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地块包含在经营权证书之内，另外百道口村每户都有承包合同，其中三被告都有自己的承包合同。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肃宁县村民委员会证明系复印件，本院无法与原件核对，且其内容为“我村崔夫秋第一轮土地发包时，分得五块承包地，分别是‘猪场地’0.62亩‘崔家坟’1.2亩，‘村北一方道西二’0.41亩‘西南洼’2.4亩，‘村北七方’二0.6亩，‘村北一方场地’0.18亩。崔夫秋在1990年左右去世，崔夫秋去世后，崔夫秋原承包地全部由崔景春一户耕种，其全部承包地税费由崔景春一户交纳。1999年，村委会将崔夫秋原承包地与崔景春一户签订承包合同。其中‘村北一方场地’0.18亩，崔景春一户与我村宋长愿、宋俊峰、宋东进三户共有，未分配到户，四户共有地块位于村北，东至宋经甲养殖场，西至崔景春，南至道，北至徐福祥、徐福德宋学环地”。该证明中其中“‘村北一方场地’0.18亩，崔景春一户与我村宋长愿、宋俊峰、宋东进三户共有”，根据字面理解应为‘村北一方场地’0.18亩崔景春与被告三户共有，与原、被告主张均不一致，对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只载明了原告承包地的亩数，未载明地块位置，本院无法判定争议地块系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地块。崔景春无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无法认定崔景春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上述规定，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部门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耕地、林地和草地等的登记机构，原告诉请确认其享有0.1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景春的起诉。 崔景春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崔景春。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倪 勋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龙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