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33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志钦，男，1964年2月7日生，汉族，居民，住高密市。 委托代理人：张芳芳，山东子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 负责人：成桂珍，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奇，山东春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山东春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秦桂芹，女，1965年1月3日生，汉族，住高密市。 上诉人秦志钦因与被上诉人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以下简称官庄村服务部）、原审被告秦桂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5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秦志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芳芳，被上诉人官庄村服务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奇，原审被告秦桂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志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原审中官庄村服务部提交的《2015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等表格，在数量一栏均有负数的出现，而买卖合同中一般不会存在出现负数的情况；其次，根据《2015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以及《2014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中记载的“收款”、“收款去年”、“陈欠”等内容可见官庄村服务部负责人之夫李某直接向各农户收款的事实：再次，从秦志钦提交的《记账明细单》中可以看出，官庄村服务部与各农户之间存在直接结算的情况，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秦志钦只不过是代为销售，与官庄村服务部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最后，根据17份证人证言及李某与秦志钦妻子的通话录音可见，秦志钦是官庄村服务部在秦家村设定的代销点，农户购买是由官庄村服务部之夫李某直接进行核账和优惠。综上所述，秦志钦与官庄村服务部之间多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秦志钦委托官庄村服务部代为销售化肥、农药、种子等，并约定给予秦志钦相应的报酬。二、一审对秦志钦最终欠款的数额认定有误。（一）根据官庄村服务部之夫李某于2016年3月13日出具的收到条可见，李某于该日收到秦志钦化肥款14318元（包括积分、押金等），而在原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认定秦志钦的欠款数额时，却仅减去了13000元。（二）农户上交的押金官庄村服务部未进行相应退还。农户在购买化肥时必须交纳每袋10元的押金，最后结算时再退还给农户。农户基于对秦志钦的信任将押金条放在秦志钦处，对个农户交纳的押金共计1660元官庄村服务部尚未退还，对该部分的数额应当作出相应的扣除。（三）根据证据材料中各年度农资使用统计表、李某出具的记账明细单、收到条及退货条可见，官庄村服务部与农户经常存在直接的账目核销、退货及积分等优惠，对于该部分的数额原审判决未在最终认定的欠款数额中作出相应的扣除。 官庄村服务部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秦桂芹同意秦志钦的上诉意见。 官庄村服务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秦志钦偿付官庄村服务部欠款104546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由秦志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官庄村服务部系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的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为零售化肥、农药、日用百货，负责人成桂珍，丈夫为李某。官庄村服务部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5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一份，主要系秦志钦2015年以前使用官庄村服务部农资情况及欠款的汇总，欠款合计为129088元。在“129088”数字上面有手写的“中化差价-767元”，该数字下面有手写的“-5960／122361”内容。在该统计表之下附有欠条（协议），内容为：秦志钦（签字）欠大牟家镇王官庄供销社成桂珍服务部农资款共计122361元（大写：壹拾贰万贰仟叁佰陆拾壹元整），经双方协商从年月日（阳历）起以1%的月利率计息。（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2016年2月2日。欠条中的“秦志钦”及欠款数额、时间均为秦志钦本人手写，其他内容为打印。在该欠条之下，有李某的手写内容：付59602016.2.2号4320＋1300（押金）＋200（狗）＋130＋10（大阿维差价）2016年付12000元2017年1月20号付5815合计欠98586。由以上记载的内容及双方质证后可知，2016年2月2日双方对账时，秦志钦对该表中的欠款合计129088元无异议，但认为还有未扣除的差价767元，同时秦志钦写欠条时当即给付官庄村服务部5960元，而129088元-767元-5960元＝122361元。该数额与统计表中欠款合计129088元上面“中化差价-767元”和下面“-5960／122361”的标记及计算数额相符，也与秦志钦书写的欠条中的欠款数额完全一致。据欠条之下李某的手写内容可推知，在书写欠条之后秦志钦又两次给付官庄村服务部12000元和5815元，则122361元-12000元-5815元＝104546元。从官庄村服务部提供的以上证据分析可知，欠款数额应为104546元。李某书写的“合计欠98586”的内容，系将5960元重复扣减二次计算所得，实为计算错误。秦志钦提供了2016年3月13日李某收到条，内容为“收到条今收到志钦肥陈欠14318元（包括：积分318押金600差100）实收13000元正（壹万三千元正）李某2016.3.13号”。官庄村服务部对此予以认可，认为应当从官庄村服务部起诉的数额中扣减。秦志钦提供了2016年3月19日和5月12日李某出具的记账明细单复写件，记载收到欠款合计12000元，官庄村服务部认为该12000元即欠条之下记载的“2016年付12000元”。秦志钦提供2016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从该表记载的内容可知，秦志钦2016年使用农资款计款4999元及其他582元，合计5581元，于2016年7月13日付5000元，2017年12月20日付500元，账目已清。官庄村服务部对秦志钦提供的其他证据即2013年、2014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其他收到条及记账明细单等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秦志钦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为2016年2月2日其为官庄村服务部出具欠条之前的来往记录，或与他人发生的业务且账目已清，与欠条无关。其中，秦志钦提供的2014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格式与官庄村服务部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2014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的格式完全相同，也分为三部分，即秦志钦2014年以前使用官庄村服务部农资情况及欠款的汇总、欠款条、付款情况记录。从该表的记录内容可知，至2014年12月28日秦志钦欠款为155742元，扣除积分款5243.7元后，实际欠款为150498元，秦志钦对此书写了欠款条。秦志钦提供了据称是李某与被告之妻秦桂芹于2017年10月25日的录音，从双方的交谈内容可知：秦桂芹到李某的工作单位找李某并在其工作单位对双方的交谈进行录音，而无证据证明李某对此知情并同意其录音；录音中秦桂芹反复强调是李某要求其回收欠款，但李某的回答较为模糊；用农资的农户给官庄村服务部出具欠条的，李某直接收取欠款；秦志钦拿着账本，收了钱给官庄村服务部；双方之间的欠账是从2011年累积下来的。官庄村服务部还申请证人秦某1和秦某2出庭作证。该二人与秦志钦同村。秦某1证实：他用的肥有李某送的，也有从秦志钦处拉的，称系与李某最后一次结算于2016年，核算数额为14318元，但结算时李某少要了1000余元，付款时由李某出具的收到条给了秦志钦，由秦志钦持有该收到条。秦某1所称的以上收到条即前述秦志钦提供的2016年3月13日李某出具的收到条。秦某2证实：他是通过秦志钦认识李某，不清楚李某与秦志钦是什么关系，是秦志钦通知他算账，他到秦志钦处算账时，李某在秦志钦处，化肥款让李某拿走了。官庄村服务部称其与秦志钦结算时，是按照每1积分30元的标准扣减秦志钦应付农资款，而秦志钦与农户结算是按第1积分10元的标准扣减应付农资款；秦志钦称与官庄村服务部是按每1积分10元的标准扣减应付农资款。 一审法院认为，官庄村服务部具备相应经销农资的资质，对外出售农资的行为有效。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从官庄村服务部提供的证据看，提供了秦志钦书写的欠款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秦志钦虽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但并未提供出书面委托合同。对其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关于录音，秦志钦无证据证明李某已经知情并同意；秦志钦之妻秦桂芹找李某时带有明显目的，且场所特殊，是到其工作单位，此时李某的顾虑较多，为避免矛盾激化，在回答秦桂芹问题时带有克制应付的情况；该录音能反映出若用肥农户直接给官庄村服务部出具欠条，李某直接向他们追索款项，否则秦志钦拿着本子收钱，将款项交给李某，双方之间的账目是累积形成的；就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款项争议等问题在录音中无具体描述。2、关于秦某1和秦某2证言，该二人均系秦志钦的同村居民，与秦志钦存在一定关系；秦某1虽称与李某结算，但却将李某所写收据交由秦志钦持有，秦某1不能说明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原因，与常理相悖；秦某2不清楚双方之间具体关系，结账时是秦志钦通知他到秦志钦处，只是款项由李某收取。3、秦志钦提供的秦某12013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和李某出具的2016年3月13日出具的收到条，该二份证据能够证明秦某1用农资并欠款14318元的事实，但在李某出具的收到条中明确写明“收到志钦肥陈欠14318元”，明明是证人偿还货款，而李某却写明是收到的秦志钦偿还陈欠的收到条，反而证明，官庄村服务部是与秦志钦结算，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秦志钦提供的秦志钦2014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的右下角，有李某所写数字，可看出截止2014年12月28日秦志钦欠款150498元的形成过程，即截止该时间的欠款155742元扣除积分款5243.7元后而得出该欠款数额，说明该欠款是已经扣除了积分后的欠款。5、官庄村服务部提供的其他诸如记账明细单、其他统计表、收到条等证据，或发生于秦志钦书写欠条的2016年2月2日之前，或属于未出具欠条而当即结算的情况，与本案官庄村服务部请求无关联性。综合以上秦志钦提供的所有证据分析，录音和证人证言证明的事实含糊不清，所提供的秦某12013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和李某2016年3月13日收到条不但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反而证明双方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录音和证人证言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与官庄村服务部提供的欠款条相比较，官庄村服务部提供的证据更为充分，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秦志钦对所欠官庄村服务部的农资款，应当偿付。关于所欠农资款的数额，结合秦志钦提供的秦志钦2014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的情况看，在2014年书写欠款条时，已经扣除了相应积分款5243.7元，5243.7÷174.79＝30，说明官庄村服务部与秦志钦结算时是以每1积分按30元的标准计算积分款。该欠款150498元是已扣除积分款情况下的秦志钦应当偿付的纯欠款，而官庄村服务部据以起诉的2015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及欠款条，是在2014年欠款的基础上累积形成，而2015年合作社农资使用统计表中的积分已明确写明为51.2分，未从欠款122361元中减去，应相应扣减，应为51.2×30元＝1536元。同时，官庄村服务部在诉讼过程中认可应从起诉数额中减去2016年3月13日李某收到的陈欠，因李某收款时已扣除相应积分等，则应从诉讼请求中扣减13000元。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欠官庄村服务部的农资款数额应为104546元-1536元-13000元＝90010元。对于官庄村服务部主张的利息损失，双方虽在条款条中约定了利率，但无起算时间的详细约定，属于双方约定不明，可自官庄村服务部出具欠条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秦志钦偿付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农资款90010元；二、秦志钦赔偿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农资款的利息损失，以9001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上述第一、二项，秦志钦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秦志钦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91元，由官庄村服务部负担341元，秦志钦负担2050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由秦志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秦志钦提交2011年至2013年部分代销点统计表原件共15份，该表除了秦志钦签名以外，其余均是由李某书写，是李某将上述统计表中记载的农药及肥料送至我方处销售时，双方对货物数量及品种进行清点记录及货物调回记录的团购直销农资合作社代销点统计表原件，证明我方与官庄村服务部之间是代销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官庄村服务部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来源不清楚，是否是李某书写代理人不知情，但综合双方交易的方式方法及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中作出认定，秦志钦提交的证据只是标题使用了代销点术语，实际上双方仍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双方针对是否买卖合同关系已做了充分论述，并提供相应证据，一审对该部分认定事实清楚，不需要重复说明，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秦志钦与我方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 本案二审查明，一审中官庄村服务部对于2016年3月13日收到条的意见为，认可该证据，并可将其载明的14318元从起诉金额中扣除。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是秦志钦的欠款数额。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虽然秦志钦主张其与官庄村服务部之间系代销委托合同关系，但其签字确认欠款的欠条载明的欠款意思明确，该欠条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反映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尽管官庄村服务部负责人之夫有到农户家中收取款项并出具收到条的行为，但其出具的收到条载明的付款方为秦志钦，且秦志钦最后也持有上述收到条，故上述证据证明的还是秦志钦与官庄村服务部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能以此认定官庄村服务部与农户之间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予以维持。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关于欠条上的5960如何计算，秦志钦主张除了欠条出具当日的付款5960元之外，另一个5960是应当减去的积分，但该欠条所在的统计表中记载的积分为51.2，按照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1积分抵扣30元，故该部分抵扣的金额应当为一审认定的1536元，而不是5960元，一审基于该事实认定5960重复计算，而将其中一项从付款中扣除，具有事实依据。关于2016年3月13日的付款应计算为14318元还是13000元，因官庄村服务部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该次付款以14318元计算，故一审仅认定为13000元不当，应予纠正。关于秦志钦主张的农户押金，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不予认定。关于秦志钦主张的未予扣除的各农户的款项，因其一审提交的相应证据以及二审提交的统计表时间均在双方对账的案涉2016年欠条之前，故其证明力不足，对秦志钦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秦志钦的上诉主张仅部分成立，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支持。一审除对于2016年3月13日的收款数额认定不当之外，其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5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秦志钦偿付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农资款88692元； 二、变更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5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秦志钦赔偿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农资款的利息损失，以88692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上述第一、二项，秦志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91元，由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负担363元，由秦志钦负担2028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由秦志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40元，由高密市大牟家供销合作社官庄村服务部负担27元，由秦志钦负担8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