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1263号原告：刘洪，男，汉族，生于1970年4月16日，四川省沙湾区人，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应莲，云南乌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彝良县长湾煤矿，住所地：彝良县小草坝镇大桥村。执行事务合伙人：谭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盛会，男，生于1949年4月1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小草坝村堡堡组村民小组长，住彝良县。系长湾煤矿的地面管理人员。第三人：孙胜成，男，生于1955年3月28日，汉族，四川省峨眉山市人，住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三人：万旭光，男，生于1963年5月3日，汉族，四川省峨眉山市人，住四川省峨眉山市。原告刘洪诉被告彝良县长湾煤矿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4月20日作出本院（2017）云0628民初212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彝良县长湾煤矿不服提起上诉。经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云06民终17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7）云0628民初2120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判。本院2019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追加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参加诉讼，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应莲、被告彝良县长湾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谭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盛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经本院公告传唤，公告期满后未到庭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54703元；3、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9946元；4、被告支付原告拖欠工资11825元；5、被告补交原告在煤矿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3月到被告长湾煤矿工作，系该煤矿的工人，期间未接到任何停工的通知，直到2016年1月12日彝良县煤炭工业局到现场检查，要求停止下井，煤矿停产整改，负责人让原告回家等待通知，此后就无任何消息。自原告进煤矿工作期间，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购买任何社会保险。煤矿尚欠原告工资11825元。2017年5月19日，原告向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昭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21号仲裁裁决书，确定了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被告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裁决违反终局裁决相关法律规定，裁定撤销此仲裁裁决，并让原告就劳动争议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公正判决。重审中，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坚持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起诉请求，不要求第三人承担任何责任。被告长湾煤矿辩称，原告诉称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是事实。正因为如此，被告才不服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昭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21号仲裁裁决书，请求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0月10日作出的（2017）云06民特62号《民事裁定书》。已将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昭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21号仲裁裁决书予以撤销，使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并且该民事裁定书未就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评判；从而使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处于不定状态，那么劳动关系的确认，依据我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必须先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劳动仲裁是前置程序，所以，本案原告必须先向彝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确认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者劝说原告撤诉，诉讼费由原告承担。重审中辩称，原告主张支付工资的这段时间，煤矿处于停产状态，没有生产，没有任何工资产生，这十九个原告根本没有在长湾煤矿工作，他们提不出干了哪些活、什么活的证据。对于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杨建勇向原告签字认可所拖欠的工资，被不知道，与被告无关，谁签字的由谁承担。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未到庭作陈述。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明：1、《照片》四张《云南省煤矿安全监管现场检查笔录》复印件二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现场检查笔录》复印件一份、《云南省煤矿安全监管现场处理决定书》复印件一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现场处理决定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彝良县长湾煤矿在2016年1月12日前还在正常开采，杨建勇是长湾煤矿负责人，其所核定工资表应当真实有效；2、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昭市劳人仲裁字（2017）第21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双方的劳动争议经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并补缴工作期间社会保险费；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云06民特62号）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起诉程序合法；4、张希全及彭俊华的《聘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煤矿工作期间，张希全、彭俊华制作的考勤表及工资表真实有效；5、《长湾煤矿工资表》、《欠条》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及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中《照片》四张、2016年1月12日《云南省煤矿安全监管现场检查笔录》一份、《云南省煤矿安全监管现场处理决定书》一份的关联性有异议，对2015年3月28日、2015年6月4日《云南省煤矿安全监管现场检查笔录》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现场检查笔录》、2015年6月4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现场处理决定书》的真实性认可，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仲裁时未仲裁劳动关系，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也没有涉及到劳动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成立；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需通过仲裁前置程序；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裁定书恰好证明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予以撤销，裁定书没有评判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证据4、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方应当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提交。第三人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为证明其答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6、《合伙企业营业执照》、《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谭明系彝良县长湾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谭明的身份信息。经质证，原告对证据6不持异议，予以认可；第三人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7、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出示了依职权收集的下列证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信息表》、《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咨询函》各一份，内容为被告长湾煤矿系普通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谭明；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如经判决或者仲裁可以进行补缴，补缴时根据年限收取单位滞纳金；8、《彝良县长湾煤矿技改合作协议》二份、《授权委托书》二份、《拖欠工资承诺书》十份、《七里沟煤矿工资表》三页、《考勤表》十九份、《彝良县长湾煤矿掘进施工协议》一份、《长湾煤矿拖欠工资表》十一份、《长湾煤矿工资表》一份，主要内容为：长湾煤矿将矿井技术改造工程发包给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孙胜成、万旭光在协议上签名，无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孙胜成、万旭光委托张希全为矿长，负责全面工作，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孙胜成、万旭光承担；万旭光委托杨建勇对长湾煤矿3号井进行生产管理；杨建勇承诺欠原告张希全工资91760.00元、谢永富23095.00元、张志华7907.00元、谭加贵33×××××.00元、张迟明14125.00元、鞠建刚15515.00元、杨玉双3709.00元、张旭名13055.00元、张爱平13550.00元、王永洪16071.00元、谢平15869.00元，欠工资时间均为2015年3-10月；2016年2至4月彝良县七里沟煤矿向原告等人发放工资；2014年3月24日至2015年4月、2015年11、12月被告长湾煤矿的考勤记录；杨建勇于2015年1月3日将井下施工工程发包给毛太祥、杨文彬；长湾煤矿3号井拖工人工资的情况。9、重审中，本院依职权询问了证人方某、林某、刘洪梅，三证人主要证明了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和证人杨某下落不明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7、9无异议，对证据8中《彝良县长湾煤矿合作技改协议》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协议上没有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的签章；《授权委托书》的“三性”认可，证明张希全与被告长湾煤矿存在劳动关系，杨建勇和张希全负责煤矿的一切事务；对《拖欠工资承诺书》的“三性”均认可，能证明原告与长湾煤矿存在劳动关系，长湾煤矿拖欠过原告2015年3月至10月的工资；《七里沟煤矿工资表》的“三性”不认可，没有煤矿的签章；《考勤表》的“三性”予以认可；《彝良县长湾煤矿掘进施工协议》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联性；《长湾煤矿拖欠工资表》的“三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拖欠原告工资的事实；《长湾煤矿工资表》的“三性”予以认可。被告彝良县长湾煤矿对证据7、9无异议；对证据8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本案原告起诉程序不合法，上述证据只能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劳动关系时作为证据使用，《七里沟煤矿工资表》不是被告方出具的工资表，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拖欠工资承诺书》因原告上访，经信访局、煤工局处理，已将我方作为担保盖章的工资全部付清。第三人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据1系彝良县煤炭工业局2015年6月4日和2016年1月12日检查彝良县长湾煤矿时，发现煤矿2015年6月4日在正常开采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2016年1月12日停业时的违法违规行为，并作出责令改正的处理决定，该组证据所证明的这一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证明2016年1月12日前煤矿还在正常开采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证据2、3证明原告与被告因劳动争议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昭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21号《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后，该裁决被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事实。该二组证据所证明的这一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是张希全、彭俊华的《聘书》，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告用以证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本案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是工资表和考勤表，上面只有杨建勇的签字，未加盖被告的公章和被告财务人员签字，原告用以证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7、9原、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系本院依职权在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所提取，对《彝良县长湾煤矿技改合作协议》，是第三人虽以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之名与被告签订，协议上是第三人以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名，无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签章，也无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委托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与被告彝良县长湾煤矿签订合同的授权委托书，协议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承担。该组证据能与本案其他证据证明第三人委托杨建勇、张希全代第三人负责煤矿的管理施工，杨建勇、张希全也实际组织管理施工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授权委托书》、《拖欠工资承诺书》，证明被告将煤矿的技改工程承包给第三人施工，第三人委托杨建勇组管理施工，对拖欠施工工人的工资由杨建勇作出支付承诺，被告担保支付的事实，该证据所证明的这一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七里沟煤矿工资表》、《彝良县长湾煤矿掘进施工协议》与本案无关连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考勤表》和《长湾煤矿工资表》只有杨建勇的签字，无被告盖章签字认可，原告用以证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1月21日，第三人孙胜成以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之名与被告订立《彝良县长湾煤矿技改合作协议》（无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盖章），约定：被告将井巷改建工程发包给第三人孙胜成施工，被告按约定单价支付第三人孙胜成报酬，由第三人孙胜成组织人员施工，被告对生产的煤炭进行销售等事项。2015年3月，原告到第三人承包的长湾煤矿技改工地工作。2015年3月8日，第三人孙胜成再次以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之名与被告订立《彝良县长湾煤矿技改合作协议》（无浙江中矿建设有限公司盖章），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以乙方委托代理人身份在协议上签字。约定被告将其所属的三号井技改，一号井进风巷简易维护发包给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施工，被告按约定单价支付报酬，由第三人组织人员施工，生产的原煤由被告销售等约定。原告也在第三人技改工地工作。2015年7月9日第三人孙胜成、万旭光与张希全签订《授权委托书》，约定第三人委托张希全为煤矿矿长，全面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一切事项，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概由第三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2015年10月16日，第三人万旭光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杨建勇在被告长湾煤矿3号井代为履行职务，全权处理煤矿生产经营管理至第三人万旭光返回煤矿履职为止。2015年12月13日，杨建勇向部份原告出具《拖欠工资承诺书》载明杨建勇欠部份原告工资，定于2016年2月5日前付30%，剩余部分于2016年6月1日前付清，被告作为担保方在承诺书上签章，该款现已与相应原告结清。2016年1月12日彝良县煤炭工业局对被告矿井进行停业后的检查，原告于当日离开煤矿。因原告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向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由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拖欠工资和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017年7月8日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昭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2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由被告支付原告各项经济补偿及补缴社会保险费。被告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2017年10月10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彝良县长湾煤矿与19名被申请人成立劳动关系，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裁决内容超出了终局裁决的裁决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作出（2017）云06民特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昭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昭市劳人仲案字【2017】第21号仲裁裁决。2017年11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被告将煤矿技改工程承包给第三人施工，第三人召集原告给被告煤矿技改工程施工，原告是否与被告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建筑施工、矿山企业将承建的工程发包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发生伤亡，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理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但该“用工主体责任”在理解上并未突破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三者间的法律关系，即不能由此直接推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之规定，在未有书面劳动合同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须结合劳动人事管理、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业务联系等诸因素综合评判。本案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依法应就该项事实主张予以举证证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有劳动关系，不能证明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主张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各项费用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支付拖欠的工资，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只要求被告承担劳动用工主体责任，不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对第三人是否应承担责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邱文勋人民陪审员  陈明碧人民陪审员  胡 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文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