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执监573号申诉人（异议人、被执行人）：广东华达实业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吴川市塘缀镇中山路95号。法定代表人：缪裕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木兴，广东荣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湛江市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金城二区拥军公寓二期A、B栋B栋首层1号商铺。法定代表人：陈上友，该公司总经理。利害关系人（原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川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吴川市人民中路。负责人：谭亚土，该行行长。广东华达实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在原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吴川支行（后名称变更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川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吴川支行）、现申请执行人湛江市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源公司）与华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华达公司以本案执行的（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已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向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湛江中院）提出执行时效异议。湛江中院查明：2000年5月22日，湛江中院就工行吴川支行诉华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判决华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清偿贷款本金128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抵押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并扣减被告已付利息56100.36元）给工行吴川支行，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华达公司负担。2000年5月25日，湛江中院向工行吴川支行、华达公司作了宣判笔录并送达判决。2001年2月13日，工行吴川支行向湛江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湛江中院立案执行，并向华达公司发出（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查明华达公司于1992年6月在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区（以下简称机场公司）竞投了位于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区西区规划第AX161和AX17号两块地块，并分别向机场公司支付了首期开发费635.63万元和794.37万元，共1430万元。由于客观原因，华达公司没有支付第二期开发费，亦没有对该两块地块进行开发，也无力偿还所欠工行吴川支行的债务。为此，湛江中院根据工行吴川支行的申请，分别于2001年6月21日和2001年8月14日在机场公司办理了查封AX161和AX17号地块的有关法律手续。工行吴川支行请求湛江中院裁定其接收华达公司在机场公司的投资权益，由其代替华达公司与机场公司协商该收益的处分；同时书面表示不管从机场公司收回多少权益，均视为已从华达公司执行回1430万元。2002年9月23日，湛江中院作出（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5号民事裁定，裁定由工行吴川支行代替华达公司与机场公司协商华达公司在机场公司的1430万元投资权益的处分问题。2002年9月29日，经机场公司与工行吴川支行协商一致签订《协议书》，机场公司按照华达公司已实际投入的竞投款1430万元人民币的58%即829.4万元支付给工行吴川支行，机场公司与华达公司于1992年签订的《集资开发竞投方案》及《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区集资开发合同书》同时废止，原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解除。因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与他人在执行过程中签订了执行协议，并且协议正在履行之中，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亦同意在《协议书》履行完成之前，先中止本案的执行。2002年11月25日，湛江中院作出（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6号民事裁定，裁定对（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中止执行。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2003年8月13日，湛江中院作出（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7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取华达公司在机场公司的打折退款829.4万元。收到该829.4万元打折退款后，华达公司在机场公司1430万元投资权益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工行吴川支行收到该829.4万元人民币后，则视为本案已为工行吴川支行执行回1430万元。2003年8月20日，机场公司将829.4万元汇入湛江中院账户，湛江中院将该款划给工行吴川支行。2005年5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代表工行吴川支行将（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项下截止2005年4月3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471万元及相应利息）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2007年8月3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与CVIGVF（HongKong）NPLInvestments3Limited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债权转让给CVIGVF（HongKong）NPLInvestments3Limited。2009年6月19日，湛江中院作出（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号恢1号（2006）执行裁定，终结（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号恢1号（2006）案的本次执行。2009年12月10日，CVIGVF（HongKong）NPLInvestments3Limited与深圳银仓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深圳银仓公司。2014年1月16日，深圳银仓公司与友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友源公司。2014年1月21日，深圳银仓公司在广东省湛江市粤西公证处的见证下，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将债权转让事实通知华达公司。2015年7月14日，友源公司向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赤坎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其与深圳银仓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2.确认其为华达公司的债权人。2015年12月30日，赤坎法院作出（2015）湛赤法民三初字第47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友源公司与深圳银仓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二、确认友源公司对湛江中院（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被告华达公司所欠借款余额471万元及相应利息［按照（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计算］享有债权。该判决于2016年2月4日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2月23日，湛江中院作出（2001）湛中法执字143号执行裁定，裁定变更友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湛江中院于2016年8月18日根据友源公司的申请立案恢复执行，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6）粤08执恢37号恢复执行通知书。友源公司因湛江中院对该案执行多年仍未有结果，向湛江中院申请将该案指定给赤坎法院执行，湛江中院经审查作出（2016）粤08执监104号执行裁定，将（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指定由赤坎法院执行。赤坎法院立案执行后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7）粤0802执65号之一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位于吴川市塘缀镇工业大道的车间、办公室、办公楼、值班室等五项房地产。赤坎法院经查吴川市甘蔗化工设备厂在成立本案被执行人华达公司时，将其名下的房地产不动产若干作为注册资金出资给华达公司。2017年4月5日，赤坎法院作出（2017）粤0802执65号执行裁定，查封吴川市甘蔗化工设备厂位于吴川市塘缀镇的十项房地产。湛江中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华达公司提出的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是否已超出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申请执行人超出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的规定，对于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提出的时效抗辩，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处理。因此，本案立执行异议案进行审查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四条关于“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受指定或者受委托的人民法院是原执行法院的下级人民法院的，仍由原执行法院审查处理”的规定，本案中，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后变更为友源公司）与被执行人华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2001)湛中法执字143号、（2016）粤08执恢37号]原由湛江中院负责执行，虽然后来湛江中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并结合案件的实际，作出（2016）粤08执监104号执行裁定，将该执行案指定辖区内的赤坎法院执行。但对华达公司在执行期间提出的执行时效抗辩异议，属对湛江中院立案执行时提出的执行异议，依法应由湛江中院负责审查处理。本案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及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行为均发生在1991年旧民事诉讼法施行后，而当时新的民事诉讼法尚未出台。因此，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应适用1991年颁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而不能适用后来出台的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年执行时效”的规定来套用以前的执行行为。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为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计算。本案属于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形，申请执行期限为6个月。湛江中院2000年5月22日作出（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于2000年5月25日将上述判决送达给华达公司、工行吴川支行。由于华达公司和工行吴川支行都没有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该判决于2000年6月10日发生法律效力，履行判决义务的期限为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因此，本案的申请执行期限从2000年6月20日起至2000年12月20日届满。本案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向湛江中院提交执行申请的时间是2001年2月13日，显然，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的执行申请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的申请执行期限。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是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之一，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未在法定的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显然已丧失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被执行人华达公司据此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提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已超过法定的执行期限，请求本院裁定不予继续执行，理据充分，应予支持。本案债权人的执行时效期间虽届满，但实体权利并未消灭。工行吴川支行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并未灭失，只是不能要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债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华达公司在履行义务后，又以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超过执行时效为由，要求撤销湛江中院作出的（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5、1437号民事裁定书、（2016）粤08执监104号执行裁定书，并执行回转原已被执行的款项143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华达公司要求湛江中院撤销赤坎法院作出的（2017）粤0802执65号之一、（2017）粤0802执65号执行裁定书的主张，因上述执行裁定属湛江中院指定执行后赤坎法院作出的执行行为，湛江中院不作审查处理，应由华达公司另行向赤坎法院主张。2017年12月28日，湛江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2017）粤08执异14号执行裁定：一、湛江中院作出的（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不予继续执行；二、驳回华达公司其他异议申请。友源公司不服湛江中院上述裁定，向广东高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湛江中院作出的（2017）粤08执异14号执行裁定，驳回华达公司的全部异议请求。广东高院对湛江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工行吴川支行向湛江中院提交申请执行书的时间为2001年2月13日，该院向工行吴川支行发出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01年6月1日。2.湛江中院向华达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的时间为2001年6月21日。3.确认友源公司受让本案执行债权的赤坎法院（2015）湛赤法民三初字第473号民事判决载明：华达公司系该案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4.华达公司提出本案异议的书面申请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3日。5.华达公司在湛江中院本案异议听证时，陈述不清楚此前有无曾经提出过申请执行期限超期异议。广东高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华达公司抗辩申请执行时效是否应予支持。首先，关于本案适用的法律问题。原债权人工行吴川支行申请执行本案的时间为2001年2月，对申请执行期限的审查，应当适用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工行吴川支行申请执行之时，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因本案立案后持续执行至今，华达公司提出执行时效抗辩的时间为2017年5月3日，故应适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审查华达公司关于执行时效抗辩的执行异议。其次，对华达公司提出的执行时效抗辩不应予以支持。1.执行时效抗辩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抗辩的法律规定。2007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把申请执行期间明确纳入时效制度。该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因此，执行时效抗辩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抗辩的有关法律规定。2.华达公司在本案执行债权转让的诉讼中放弃了执行时效抗辩。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本案执行债权转让的诉讼中，华达公司未提出执行时效抗辩，生效判决载明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在此之后，华达公司又对友源公司受让本案执行债权提出执行时效抗辩，依法不应予以支持。3.执行时效抗辩权利应当依法及时行使。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制度均为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2007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将申请执行期间从六个月、一年统一修改为二年。198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一般诉讼时效为三年。与此相对应，债务人亦应及时行使时效抗辩权。从2001年6月21日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至华达公司提出执行时效抗辩的2017年5月23日，已经长达超过15年。在此期间，执行法院采取多项执行措施并作出多项执行裁定，包括根据执行债权转让判决作出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执行裁定，华达公司始终未提出执行时效抗辩。故其在立案执行15年之后提出执行时效抗辩，比照法律规定的执行时效和诉讼时效，明显超过合理期限。且其长期不提出执行时效抗辩，足以使执行债权人特别是受让债权的友源公司形成被执行人已经放弃抗辩的合理预期，华达公司提出的执行时效抗辩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复议申请人友源公司复议申请理由成立，复议请求应予支持。湛江中院作出的（2017）粤08执异14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应予纠正。2018年6月29日，广东高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一、撤销湛江中院（2017）粤08执异14号异议裁定；二、湛江中院作出的（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由赤坎法院继续执行。华达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依法裁定撤销广东高院（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并裁定不予执行（2000）湛中法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主要理由如下：（一）本案申请执行期限的审查应适用1991年民事诉讼法。工行吴川支行的执行申请超过了6个月申请执行期限，湛江中院裁定不予继续执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广东高院在同类型案件中均确立了适用1991年民事诉讼法6个月申请执行期限的裁判规则并最终裁定或认可超过6个月申请执行期限的执行依据不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也有类似案例。（三）广东高院（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一方面认可本案申请执行期限的审查适用1991年民事诉讼法，工行吴川支行的申请执行超过法定期限，但另一方面又以华达公司在债权转让诉讼中缺席视为其放弃了执行时效抗辩权、不及时行使执行时效抗辩等理由，不予支持华达公司的执行异议，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执行时效和诉讼时效是民事诉讼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工行吴川支行申请执行时的申请执行期限性质是属于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法院在本案审理中应当主动审查。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特指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这一部法律，该部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执行时效抗辩”适用“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其他法律也没有规定“执行时效抗辩”等于或参照“诉讼时效抗辩”。“执行时效抗辩”并非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概念，与“诉讼时效抗辩”不同，“诉讼时效抗辩”是一种在实体审理中的抗辩，而“执行时效抗辩”是在执行程序中的抗辩，这二者本质是不同的。（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认为本案“应适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时效抗辩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抗辩的法律规定”缺乏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2.友源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并不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确认其债权，债权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即生效。而华达公司作为债务人是否参与诉讼、是否抗辩，都不能改变其是债务人的地位。华达公司认可涉案实体债权，故在该诉讼中不存在任何实质抗辩权，该诉讼是实体诉讼，并非执行程序，华达公司无权、也不能在此实体诉讼程序中提出执行程序中的执行时效抗辩。友源公司在赤坎法院的债权确认纠纷之诉与本案执行异议是两个不同案件，华达公司缺席友源公司确认债权的诉讼，充其量只能说华达公司是在友源公司确认债权纠纷一案中放弃抗辩，但并不能视为或者代表华达公司在执行异议中对执行时效抗辩的放弃。即使华达公司是在友源公司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中放弃抗辩，也不能导致工行吴川支行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间的中止、中断。依据当时的法律，申请执行期间是不变期间，申请执行人一旦超过法定期间申请执行，便永远不能中止、中断，权利人拥有的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永远消灭。（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以“在本案执行债权转让的诉讼中，华达公司未提出执行时效抗辩，生效判决载明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在此之后，华达公司又对友源公司受让本案执行债权提出执行时效抗辩”为由，不予支持华达公司的执行异议，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以华达公司未及时行使抗辩权使得友源公司形成华达公司已经放弃抗辩的合理预期为由，不予支持华达公司的执行异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华达公司长期不提出执行异议并不是驳回其执行异议申请的法定理由，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提出执行异议的期限作出限定，债务人提出执行异议的期限也未超出现行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根据该条规定，华达公司有权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随时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异议，不受时间限制，根本不存在“依法及时行使”、“明显超过合理预期”等问题。本案中，友源公司是在2016年恢复执行并在2017年查封华达公司房产的，华达公司在2017年提出执行异议合法、合理。依据立法目的，申请执行期限是“为了督促当事人按时行使申请执行的权利，尽快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本案原申请执行人超过法定期限申请执行，是其自身怠于行使权利，应由其自身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才能体现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的立法目的。2014年之前，本案的债权经过四次转让，但诸债权人十几年以来都未曾提出恢复执行，直到2016年8月18日友源公司才提出恢复执行，足以使得华达公司对债权人形成已经放弃执行的合理预期。（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7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本案因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与机场公司达成执行协议并正在履行中而于2002年11月中止执行，在2003年8月湛江中院作出（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7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取华达公司在机场公司的打折退款829.4万元后，《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中止执行情形消失，申请执行人应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恢复执行。但迟至2016年10月，湛江中院才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作出恢复执行通知书。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恢复执行，已经丧失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应裁定不予执行。故，（2018）粤执复196号执行裁定上述不予支持华达公司执行异议的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五）对于湛江中院通过作出裁定书、强行将华达公司与机场公司的合作合同解除、机场公司在获得合同解除利益的情况下支付工行吴川支行829.4万元的事实，华达公司并不知情，前述行为并不是华达公司自愿履行判决书义务的行为。湛江中院认为华达公司存在部分履行义务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故华达公司请求执行回转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工行吴川支行于2003年已经执行到的1430万元款项，并非是因华达公司履行义务而得到的执行款，而是湛江中院先后作出（2001）湛中法执字第1435号及1437号民事裁定书，通过司法程序介入华达公司与机场公司的合同关系，是在牺牲了华达公司的合同权益后，案外人机场公司作为受益人（因为在华达公司与机场公司的合同中，机场公司违约，承担着支付巨额违约金的合同责任）主动支付了829.4万元款项给工行吴川支行。所以并不存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被执行人履行全部或者部分义务后，又以不知道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请求执行回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情形，应当对工行吴川支行已经执行到的人民币1430万元进行执行回转，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利息。友源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广东高院复议裁定正确。2.申请执行期限是强制执行的一部分，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属于程序法调整范畴，应适用“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但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结案件应当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案例精选》刊载的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立案审查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沈阳东北蓄电池有限公司、沈阳东北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和沈阳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复议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中认为，“异议人直至2010年7月28日才向辽宁高院提出申请执行超过法定期限的异议，其长期不提出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异议，足以使债权人形成其已经放弃期限抗辩的合理预期，且其提出异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已经修改，该法第二百一十五条将申请执行的期限改为二年。这种情况下，对申请执行期限问题的异议审查，应当参照法律修改后延长申请执行期限这一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精神处理，被执行人以申请执行超过原法定期限为由提出异议的，应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编辑出版该案例时特别作出说明和指引：“本案案例确定的原则是：为了有效保护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执行行为，债务人长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法律修改后审查执行异议案件，如果依据旧法超过申请执行期限，而依据新法没有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应当参照适用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作从宽解释，即，应当按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执行期限衡量当时申请执行时是否已超过了期限，如果没有超过，则应保护其权利。”综上，请求驳回华达公司的申诉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华达公司提出申请执行期间超过法定期间的抗辩是否成立。关于执行时效抗辩问题，应当适用提出时效抗辩时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华达公司提出执行时效抗辩的时间为2017年5月，而现行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开始施行，因此，应当适用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华达公司提出的执行时效抗辩问题进行审查。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申请执行时效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针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的异议，属于申请执行时效的抗辩，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有关诉讼时效抗辩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在赤坎法院（2015）湛赤法民三初字第473号诉讼案件审理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华达公司作为本案债权的债务人及该案的被告，其有权就出让人工行吴川支行申请执行期间超过法定期间的抗辩，向受让人友源公司主张，如果其提出抗辩并获得支持，则本案债权将丧失强制执行力，友源公司主张确认享有本案债权的诉讼请求可能不能得到法院支持。但华达公司作为该案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自动放弃了抗辩权，友源公司确认享有本案债权的诉讼请求得到了人民法院支持。在确认友源公司享有本案债权的（2015）湛赤法民三初字第473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华达公司又就债权出让人工行吴川支行申请执行期间超过法定期间的抗辩向受让人友源公司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该条规定，针对诉讼时效的抗辩应当在一审期间及时提出，否则，即便在诉讼尚未终结的二审期间提出的，法院亦不予支持。同理，执行时效的抗辩也应当及时提出。本案中，华达公司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至其提出申请执行时效抗辩，超过15年，在此期间，执行法院采取了多项执行措施并作出多项执行裁定，但华达公司始终没有对原申请执行人工行吴川支行申请执行期间超过法定期间问题提出抗辩。因此，对华达公司在本案立案执行15年之后就执行时效提出的抗辩，不宜予以支持。华达公司还主张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恢复执行，依据《民诉法意见》第267条规定，已经丧失申请强制执行权。1992年施行的《民诉法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民诉法意见》第267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结合《民诉法意见》第266条和第267条规定，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应当适用有关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本案中，《协议书》系申请执行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被执行人并未参与，该协议书不属于《民诉法意见》第266条和第267条规定的“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而且，《协议书》仅涉及1430万元债权并已履行完毕，不符合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情形。因此，申诉人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申诉人华达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申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诉人广东华达实业集团公司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黄金龙审判员  薛贵忠审判员  邵长茂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薛圣海书记员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