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3890号原告：侯某，女，汉族，1931年10月4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村民，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1（侯某之子），汉族，1966年11月28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居民，公民身份号码×××。被告：高某2，男，汉族，1973年10月23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第三人：杜某，女，汉族，1975年6月19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号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玉，北京市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侯某诉被告高某2、第三人杜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郝自蕙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1，被告高某2，第三人杜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高某3（又名高××）、原告侯某于2011年8月18日与被告高某2签订的《房屋过户协议书》；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高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高某3与侯某系夫妻关系，高某2系二人之次子。高某3与侯某在1998年11月17日共同出资183234元购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区××号楼××单元××室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一处，购买后房屋所有权登记在高某3名下，2011年8月18日，高某3、侯某和高某2达成合意，签订《房屋过户协议书》，约定将涉诉房屋赠与给高某2并协助高某2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高某2需负责给高某3、侯某养老送终，如果高某2不履行此义务，高某3、侯某有权利无条件收回涉诉房屋。上述协议书签订后，高某3、侯某按照约定将涉诉房屋过户至高某2名下，但高某2一直未与高某3、侯某共同居住生活，单独与其前妻杜某和孩子在外租房居住生活。涉诉房屋自购买后一直出租。2015年11月，高某3、侯某因年老腿脚不便，要求高某2履行赡养义务，回来与二人共同居住，但高某2前妻杜某要求在涉诉房屋产权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否则便不同意回来一起居住，不得已的情况下高某2在2015年11月11日在房屋产权证上加上杜某的名字。但是高某2一家回来居住两个多月后杜某又离家居住，并向高某2提出离婚。高某2一直忙于离婚诉讼根本无暇顾及高某3和侯某，高某3于2018年8月26日因病去世。高某3在世时曾表示如果高某2夫妻离婚就撤销赠与。侯某认为高某2和杜某并未尽到养老送终的义务，故侯某有权利撤销赠与，故诉至法院。被告高某2辩称，我认可侯某陈述的事实理由，同意侯某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杜某述称，我不同意侯某的诉讼请求。首先，高某3与侯某并非将涉诉房屋赠与高某2，是因为之前高某3有个修理机床的厂子，我和高某2从1998年到2010年都在厂子里上班，但是从来没有拿过工资，厂子的收益都是高某3拿着，后来厂子于2010年倒闭了，高某3就说用涉诉房屋补偿我和高某2这些年的工资，然后签订买卖合同将涉诉房屋过户至高某2名下；其次，我和高某2尽了赡养义务，我带孩子出去居住是因为高某2总是喝完酒打骂我，我和高某2已经于2019年经法院判决离婚；最后，我不认可侯某陈述的《房屋过户协议书》，这个协议书是高某3、侯某私下和高某2签订的，我并不知情，我认可在房管局保存的买卖协议，那个才是有效的,房产证2015年加上我的名字是因为我和高某2当时是夫妻关系，应当加上我的名字。涉诉房屋以前用于出租，租金由我收取，现在空置，房产证登记的也是我和高某2的名字，涉诉房屋是我和高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合同法规定，合同撤销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存在欺诈才能撤销合同，本案中侯某无权行使撤销权，侯某提供的赠与合同是后来伪造的，并不是开始就存在的，高某3的字我不认为是高某3本人签的字，高某3、侯某是凭房屋买卖合同才将涉诉房屋过户到高某2名下，并不是凭赠与合同，即使赠与人想撤销赠与也应该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撤销，涉诉房屋已经过户到高某2名下，杜某之后也成为了房屋的财产权利人，财产权利已经发生转移。经审理查明：杜某与高某2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0年3月9日登记结婚，2019年经本院（2018）京0113民初337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该案中未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双方一致认可高某3（又名高店葛）和侯某系高某2之父母，高某3于2018年8月26日因病去世。涉诉房屋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区××号楼××层××单元××，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京（2015）顺义区不动产权第××号，登记权利人为杜某、高某2，共有情况为房屋共同共有，权利性质为商品房，用途为住宅，房屋结构为混合，房屋竣工时间为1995年01月01日，持证人为杜某、高某2。双方一致认可高某3在1998年11月17日出资183234元购买涉诉房屋，涉诉房屋最初登记在高某3名下，2011年11月14日过户至高某2名下，2015年11月11日过户至杜某、高某2名下。庭审中，侯某和杜某就涉诉房屋过户至高某2名下是赠与还是买卖一节各执一词：侯某主张是赠与，杜某主张是买卖。侯某提交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8日的《房屋过户协议书》，内容为：“高某3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购买顺义区××地区××区××号楼××门××室。高某3出资壹拾捌万叁仟贰佰叁拾肆元购买此房。高某3侯某同意将此房过户给老儿子高某2。附加条件是高某2负责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如果高某2不履行此义务，高某3侯某有权把楼房（××区××号楼××门××室）无条件收回，恢复最初原始状态。高某3侯某高某2高玉华2011.8.18”，侯某称高玉华是家里亲戚作为中证人。杜某不认可《房屋过户协议书》之真实性，称自己不知情，是后来伪造的，并不是开始就存在的，高某3的字不是高某3本人签的。侯某提交《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用于证明涉诉房屋通过买卖的方式于2011年11月14日过户至高某2名下，但没有实际的资金交易，其实是赠与。杜某认可通过买卖的方式过户而非赠与。高某2在（2018）京0113民初33770号民事案件开庭时陈述：“1998年左右原告杜某在高店葛创办的精密机床修理站上班，一直到2004年左右，大概5年时间，后来2000年合同到期，就搬到南彩村由被告经营，2010年倒闭，原告就在家里带孩子，给孩子做饭。原告在精密机床修理站上班时没有发过工资和分红”。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自顺义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涉诉房屋的登记材料，包含：1.《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载明房价款为人民币280000元，落款签名处有“高店葛”、“高某2”字样；2.《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落款签名处有“高店葛”、“高某2”字样；3.《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专用税收缴款书》，载明金额为2800元；4.《夫妻间不动产所有权归属协议》，载明：“甲方：高某2，身份证号码：×××，乙方：杜某，身份证号码：×××，不动产坐落：顺义区××地区××区××楼××门××室，原不动产权证号：××京房权证顺字第××号，原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甲方名下，甲乙双方系夫妻关系，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将该不动产所有权归属为：4.甲乙双方共同共有，双方分别共持一证。甲方：高某2，乙方：杜某，2015年11月10日”。双方认可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侯某和高某2称没有实际的资金交易，高某2不记得有没有签过夫妻共同财产协议书。杜某称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认可2015年11月10日高某2与杜某签订协议约定夫妻共同所有涉诉房屋。上述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民事案件卷宗材料、房屋登记材料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杜某与高某2原系夫妻关系，并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将涉诉房屋登记为共同共有，侯某虽主张杜某和高某2不履行赡养义务，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其要求撤销《房屋过户协议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侯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侯某自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郝自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