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02民初2914号 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党姗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湛明，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元雪，山东名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薛兴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更，男，该公司法律事务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常君，男，该公司法律事务员。 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于成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鲁冀，男，该公司副经理。 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德富公司）与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总公司）、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湛明、丁元雪、被告公交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更、许常君、被告恒鑫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鲁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瑞德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于2011年12月18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及2013年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2.请求判令公交总公司、恒鑫分公司退还宝瑞德富公司已支付的场地使用费44795元；3.请求判令公交总公司、恒鑫分公司赔偿宝瑞德富公司经济损失157071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公交总公司、恒鑫分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恒鑫分公司系公交总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2011年12月8日、2013年7月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约定：恒鑫分公司将其所属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租赁给宝瑞德富公司经营便民售货商亭及附属灯箱广告，便民商亭、附属灯箱建造由宝瑞德富公司按照恒鑫分公司的要求、在恒鑫分公司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施工建设，费用均由宝瑞德富公司投入。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享有将上述便民商亭、附属灯箱出租及收益的合法权利，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在双方不再续签的情况下，上述商亭及灯箱所有权归恒鑫分公司享有。上述合同签订后，宝瑞德富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及恒鑫分公司的要求，经恒鑫分公司批准同意后，对便民售货亭及附属灯箱广告位进行了施工建设。恒鑫分公司承诺由其负责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如因恒鑫分公司的原因造成宝瑞德富公司完工后，合同期内不能正常使用建成的服务设施及正常履行合同，恒鑫分公司赔偿宝瑞德富公司所有损失。宝瑞德富公司建设完工后，以出租等方式开始对上述设施进行运营并获取收益。宝瑞德富公司为上述服务设施建设共投入资金379万余元，其中商亭类建造共投入196万余元，广告牌类建造共计投入183万余元。2017年6月2日，恒鑫分公司向宝瑞德富公司送达告知函，明确告知宝瑞德富公司其单方终止合同，并要求宝瑞德富公司在限期内自行拆除投资建设的所有商亭及灯箱广告牌等。现多处尚在宝瑞德富公司出租收益过程中的商亭及附属灯箱、广告牌等，已由恒鑫分公司安排人员拆除。该拆除及单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导致宝瑞德富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给宝瑞德富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直接损失及预期收益损失。因双方未能对赔偿事宜协商一致，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公交总公司辩称，一、本案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署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宝瑞德富公司承租的分别为部分济南市BRT中央站台特定区域的场地和部分济南市BRT中央站台进站口及通道场地，宝瑞德富公司承租场地后建设广告及宣传灯箱，本案合同标的明确约定为特定区域的场地，并非基于已建成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构筑物产生的纠纷，不应属于房屋租赁纠纷范畴。二、公交总公司不应承担宝瑞德富公司所谓的“经济损失”。宝瑞德富公司在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主张，恒鑫分公司违反了签订站台合同和灯箱合同时的承诺，且拆除了宝瑞德富公司部分尚在经营的商亭及灯箱，因此需承担经济损失。双方诉争的合同系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自行签署，公交总公司从未参与相关合同履行，对合同履行的具体细节并不清楚。但基于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及相关合同履行的事实情况来看，公交总公司认为，宝瑞德富公司的上述主张是没有合同、法律和事实依据的。首先，根据合同约定和市场交易习惯，取得相关建设、经营许可的责任主体是宝瑞德富公司，而非公交总公司或恒鑫分公司。在站台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取得场地租赁权后，规划、建设、经营手续的办理主体和责任，但在站台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场地使用期间，宝瑞德富公司自主进行商亭和广告位的经营。而取得规划、建设、经营手续，是自主经营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取得商亭规划、建设、经营手续，理应由宝瑞德富公司负责。同时，根据市场交易习惯，在土地租赁市场，出租人只需确保土地可以依约使用即可，而对场地的使用，以及基于约定之用途所需的审批手续，是由承租人负责的。因此，基于合同约定和市场交易习惯，宝瑞德富公司应履行包括审批在内的自主经营责任。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灯箱合同中，也应由宝瑞德富公司履行包括审批在内的自主经营责任。从相关的协议当中，并未看出恒鑫分公司或公交总公司对代为履行审批责任作出过承诺。因此，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公交总公司违反承诺，是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其次，恒鑫分公司已充分尽到了告知义务。2017年5月15日，公交总公司接到工人新村南村街道办事处要求拆除长途汽车总站BRT车站的商亭和灯箱的通知后，公交总公司立即通知恒鑫分公司严格执行政府政令。恒鑫分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2017年6月2日、2017年6月12日、2017年6月21日、2017年6月27日，分别以挂号信、QQ传递等方式向宝瑞德富公司发了《告知函》，要求宝瑞德富公司服从政府安排，自行拆除，并留足了合理期间。宝瑞德富公司接此函后，未履行义务。因此，2017年7月3日，恒鑫分公司在街道办的见证下，将涉事的商亭和灯箱拆除，并留存了影视资料为证，拆除后的商亭和灯箱被安置在恒鑫分公司处。截至本案庭审前，恒鑫分公司按照政府要求共代宝瑞德富公司拆除商亭一处、广告灯箱八个，并已妥善保管。综上，因合同期限未满，相关商亭和灯箱仍归宝瑞德富公司所有，公交总公司提前通知宝瑞德富公司自行拆除，并留足了合理期间，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诚信原则。在宝瑞德富公司拒不配合的前提下，恒鑫分公司代为拆除，一方面是执行政府政令，另一方面也是法律法规许可的自救行为，具有法律依据以及事实上的必要性。第三，拆除商亭和灯箱系不可抗力所致。此次拆违拆临系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全市范围内有大量的建筑物、构筑物、广告牌匾被拆除，并非只针对原、被告之间合作涉及的商亭和灯箱，这明显属于不可抗力。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政府指令，双方均应无条件服从，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第四，即使未履行报批手续不符合规定，宝瑞德富公司也应承担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如宝瑞德富公司所认为的，应由公交总公司或恒鑫分公司承担商亭和灯箱的审批手续和责任，而公交总公司或恒鑫分公司怠于履行上述责任。但作为专门、专业的广告经营企业，宝瑞德富公司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进行商亭经营和灯箱经营是需要相关的审批、审核手续的。在此前提下，宝瑞德富公司长期默认或放纵上述违规情况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对双方、对合作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因此存在损失，宝瑞德富公司理应承担至少同样的责任。第五，宝瑞德富公司并未举证证实经济损失及其所谓预期收益损失的合理性、合法性。1、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的商亭合同、灯箱合同中明确，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合同终止的，恒鑫公司应返还未履行租期的租赁费用。如果最终法院判决双方合同解除，恒鑫分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上述义务。2、宝瑞德富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合同因不可抗力提前解除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公交总公司也从未以任何形式与宝瑞德富公司就建造支出等问题达成过一致。3、在全市拆违拆临工作启动后，恒鑫分公司就立即通知了宝瑞德富公司，通知其妥善应对，避免损失扩大，已经尽到了善意的提示义务。宝瑞德富公司自身原因导致的损失扩大，不应由公交总公司和恒鑫分公司承担。4、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预期收益，未提供合法有据的测算、评估报告或鉴定，也没有法律或合同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公交总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恒鑫分公司系公交总公司所属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公交总公司将一部分自有资源授权给恒鑫分公司独立使用，由恒鑫分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本项目中双方诉争的济南市BRT中央站台系由济南市市政公用管理机构投资新建，建成后移交公交总公司使用，公交总公司将其中站台部分转授权给恒鑫分公司使用。本案中，宝瑞德富公司系与恒鑫分公司签订的合同，由恒鑫分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使用上述资源，进行生产和经营，公交总公司从未参与。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履行诉争合同产生的争议，公交总公司无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恒鑫分公司辩称，除坚持公交总公司上述答辩意见外，恒鑫分公司补充以下意见：一、根据恒鑫分公司的测算，尚有86个广告牌灯箱、6个BRT站台内商亭未拆除。二、恒鑫分公司对宝瑞德富公司提交的诸多证据表示质疑：1、关于宝瑞德富公司提交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补充协议》，协议中公章处没有恒鑫分公司负责人签字。根据恒鑫分公司《济南公交恒鑫经贸公司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所签合同及附件须公司负责人签字盖公章或合同章后方能生效，此份协议中无恒鑫分公司负责人签字；协议中第一条约定：“双方原合同约定每年租金分两次付款，改为季度付款”，依据恒鑫分公司财务往来账款明细看，恒鑫分公司都是按照半年收取一次场地使用费，宝瑞德富公司从未提出异议，与宝瑞德富公司强调的季度付款事实矛盾；依据《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印鉴管理规定》第五条：“总公司行政印章、法人代表印章、合同专用章等使用必须经总公司经理批准。”恒鑫分公司按照总公司规定执行，并制定《恒鑫经贸分公司印章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印章使用须经公司经理批准，且盖章都须走用印流程，申请人填写《印章使用申请书》”。恒鑫分公司2012年10月左右的《印章使用申请书》档案中，并未查询到上述协议用章。综上，上述补充协议从内容到形式均与恒鑫分公司实际不符，恒鑫分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协议并非被告恒鑫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关于宝瑞德富公司提交的《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该批复函第一段提到：“我方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项目批复后，同意原告在我方BRT公交站点建造便民服务设施项目”的内容，与《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第六条的约定：“甲方为乙方建造BRT广告宣传灯箱，协调相关部门提供BRT站台的用电，积极协助乙方做好安装运营维护工作”，相互矛盾。按常理讲，宝瑞德富公司作为广告经营单位，应该明知其经营的广告设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自合同生效之日起长达五年的时间，宝瑞德富公司一直未对其经营的广告设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此份批复函中，再次强调应由恒鑫分公司协调相关部门批复，不合常理。上述批复函，仅有恒鑫分公司公章，无负责人签字，格式、版式也与恒鑫分公司定制公文不符。3、恒鑫分公司对宝瑞德富公司提交的《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设施单个价格确认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恒鑫分公司从未见过，档案室，也没有原件留存。恒鑫分公司出租的是场地，建造灯箱属于宝瑞德富公司的行为，建造价格与恒鑫分公司无关，因此恒鑫分公司不会、也不需要此价格确认单。恒鑫分公司盖章一般都会覆盖文字或图片，且标有日期，而此份协议中盖章处无日期，与恒鑫分公司行文格式不符。灯箱建造价格明显与市场价格不符。4、关于宝瑞德富公司提交的《商亭、广告牌设计效果图》，恒鑫分公司从未见过，档案室也没有原件留存。宝瑞德富公司自2011年12月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3年3月期间，在恒鑫分公司承租的场地上建造了第一批位于解放桥、花园路、历山路、长途汽车站、鑫达小区、省图书馆BRT站台内的商亭；2013年3月22日，因商亭经营不利，宝瑞德富公司提出了便民商亭升级改造申请，恒鑫分公司予以回应，并于2013年4月2日向公交总公司提交了改造申请，同意宝瑞德富公司将位于解放桥、花园路、历山路、长途汽车站的四处商亭进行改造，改造商亭一半为银亭，一半为便民售货商亭，并附有商亭效果图；同意宝瑞德富公司将旧商亭分别移至东洛河、全福立交桥北、奥体中路、张庄路BRT站台内使用。效果图纸上并未加盖恒鑫分公司公章，与宝瑞德富公司提供的《商亭广告牌设计效果图》加盖的公章版式不一致。三、恒鑫分公司作为公交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恒鑫分公司仅是公交总公司授权经营单位，不具有赔偿能力，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拆除长途汽车站BRT站台内的商亭和广告牌时，恒鑫分公司出资雇人代宝瑞德富公司实施，并将拆除下来的商亭及广告牌妥善保管，合计发生费用19000元，其中拆运费及恢复BRT站台护栏11000元，存放费用8000元，恒鑫分公司保留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权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2月8日，原告宝瑞德富公司（乙方）与被告恒鑫分公司（甲方）签订《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以下简称《站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公司所属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租赁给乙方经营便民售货商亭，便民商亭建造费用由乙方负责；场地使用期限自2011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合同总金额为2220000元；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向甲方每年缴纳的金额为：第一年18万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缴纳9万元，余款9万元在2012年6月31日前分期缴纳；……第六年25万元，第七年25万元，第八年25万元，第九年25万元，第十年25万元。第五条约定：“乙方在使用甲方BRT场地后所承建的便民售货商亭和附属灯箱广告位须按照甲方的设计图纸及各项要求进行施工建设，所承建售货商亭及广告灯箱位合同使用期满后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享有场地使用期内的使用权，合同使用期满后，甲方收回便民售货商亭和广告位经营权等所有权项，乙方要爱护公共财物，商亭的装修、改造，乙方必须事先告知甲方，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第七条约定：“场地使用期间，乙方自主进行商亭和广告位经营，自负盈亏，……”第十五条约定：“合同履行期内，如遇国家征用、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需终止合同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退还乙方预缴的剩余场地使用费，有关乙方建造商亭的费用双方协商解决。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在甲方规定的期限内腾空商亭。”该合同加盖了原告宝瑞德富公司、被告恒鑫分公司的公章，并由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的代表人马宁签名确认。 2012年10月12日，原告宝瑞德福公司与被告恒鑫分公司签订《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补充协议》一份，约定：“1、双方原合同约定每年分两次付款，改为季度付款。2、原合同约定由乙方负责建造并经营公交便民商亭，甲方提供公交总公司合法的手续、场地作为乙方建设并经营，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场地使用费，由于乙方建造商亭投资大，乙方收回成本大约需要7年时间，甲方承诺：商亭如在合同期内拆迁，甲方补偿给乙方因商亭拆迁带来的经济损失，即公交便民商亭的建造费和客户的违约金。……”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恒鑫分公司申请对该补充协议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与文字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本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补充协议中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与《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的公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且与打印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字后印。 2013年1月30日，宝瑞德富公司（乙方）与恒鑫分公司（甲方）签订《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灯箱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公司所属济南公交BRT站台进站口及通道场地独家租赁给乙方，乙方负责分批承建广告及宣传灯箱（总数不少于80个），放置甲方所辖场地内经双方确定的位置；合同期限自2013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租赁总价格共计人民币80万元：2013年租赁费为45000元……2017年为70000元，2018年为85000元。2019年为100000元，2020年为105000元，2021年为110000元，2022年为120000元。第四条约定：“经营期间，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七条约定：“合同履行期内，如遇国家征用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乙方无法正常经营时，甲方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并在BRT站台等其他相等地点提供场地继续执行合同，如无法继续执行合同，甲方应及时退还乙方已缴纳的场地承包费，双方协商补偿条件。”第九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应立即开始制作及安装少量灯箱，数量由乙方确定，甲方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后，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每个站点分批开始进行安装及布线。全部广告宣传灯箱安装完毕后，经双方确认以后，并支付相关费用。……” 2013年2月，恒鑫分公司出具《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一份，记载：“经甲方（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项目批复后，同意乙方（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在甲方BRT公交站点建造便民服务设施项目——广告宣传灯箱，可以开工建设。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顺利完成，请甲乙双方按以下要求施工：……五、甲方应在施工同时安排人员到场施工协助、协调、并保证乙方能够顺利施工及完工，如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不能正常施工或完工后合同期内不能正常使用建成的服务设施及正常履行合同，甲方赔偿乙方所有损失。” 本案审理过程中，恒鑫分公司因对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申请对该批复函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与文字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本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批复函中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公章与《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上加盖的“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的公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且与打印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字后印。 上述合同签订后，宝瑞德富公司即投资建设了便民商亭及宣传灯箱。宝瑞德富公司、恒鑫分公司均认可宝瑞德富公司共建设了宣传灯箱80个、银亭6个、便民商亭8个，每个商亭两个广告位。 宝瑞德富公司将上述便民商亭及宣传灯箱建成后，进行对外出租经营，并按合同约定向恒鑫分公司支付了租金。宝瑞德富公司所支付的《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25000元，所支付的《灯箱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68000元。 2017年6月2日，恒鑫分公司向宝瑞德富公司发出《告知函》一份，载明：“按照我市‘拆违拆临’总体部署，我公司接到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办事处城管委告知函，贵公司租赁我方BRT站台场地建造的商亭及广告牌属于‘拆违拆临’范围内。根据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内，如遇国家征用、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因素’，我方与贵公司签订的合同终止。请贵公司积极予以配合，并于15日内将我方BRT站台内的商亭及广告牌自行拆除。” 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因恒鑫分公司提前解除合同，给其造成了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一、宣传灯箱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为证实该部分损失，宝瑞德富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自2016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的济南公交BRT站台涉案灯箱广告牌市场价格进行鉴定。本院委托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鉴定，经鉴定，3.4m*2m台灯箱广告牌双面的发布价格为2800元/月，0.4m*3.6m台灯箱广告牌上LED滚动播放灯箱单面的发布价格400元/月/条。公交总公司、恒鑫分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均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宝瑞德富公司按每个灯箱每月2350元主张，另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灯箱租赁合同》的租金其已付至2017年7月31日，故灯箱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至2023年7月31日，共计13008000元。 二、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宝瑞德富公司为证实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提交2013年至2017年间其与承租人签订的便民商亭租用合同15份。其中，原告宝瑞德富公司与姚健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共计84600元；与徐勇签订的合同有两份，一份约定租赁期限为6年，租金共计101000元；另一份约定租赁期限为6年，租金共计140000元；与由相敏、曹科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48000元；与刘坤兰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年，租金共计38000元；与辛玉明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105000元；与卢金泉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17000元；与梁卫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17000元；与胡美玲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共计84600元；与杨凤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48000元；与李凤斌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租金共计48000元；与陈锦安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与张其益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与孙志军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与卫峰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1年，租金共计30000元。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因便民商亭属于《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而《站台租赁合同》的租金其已付至2017年6月30日，故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共计179000元。 三、商亭背后广告牌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为证实该部分损失，宝瑞德富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自2016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2日期间的济南公交BRT站台涉案商亭背后广告牌市场价格进行鉴定。本院委托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鉴定，经鉴定，商亭广告牌正面（小）的发布价格为1900元/月，商亭广告牌背面（大）2900元/月。公交总公司、恒鑫分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均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称每个商亭正反面各一个广告牌，即每个商亭广告牌发布价格4800元，共计460800元。 四、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原告宝瑞德富公司为证实银亭的出租可得利益损失，提交其分别于2013年5月、2013年11月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的《广发银行济南分行自助银亭场地租赁合同》四份，约定宝瑞德富公司将位于长途汽车站、省图书馆、花园路站、历山路站的BRT快速公交站台内的自助银亭出租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租赁费为每年40000元（含5000元电费），租期均为五年。2017年6月21日，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向原告宝瑞德富公司出具《告知函》一份，称其已收到恒鑫分公司出具的要求其自行拆除BRT公交站台内银亭的《告知函》，其将积极配合政府拆违拆临工作的要求，故不能按照原合同约定支付全年租赁费。据此，原告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因银亭属于《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而《站台租赁合同》的租金其已付至2017年6月30日，故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按照每个银亭每年35000元计算，为945000元。 对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上述损失，公交总公司与恒鑫分公司均不予认可，主张宝瑞德富公司所计算的上述损失均为不间断发布广告情况下的损失，事实上广告发布存在空档期，故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损失过高。此外，公交总公司与恒鑫分公司主张在其通知宝瑞德富公司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仍在使用涉案宣传灯箱发布广告。为证实其主张，恒鑫分公司提交其拍摄的涉案宣传灯箱所发布的广告画面照片一宗。对此，宝瑞德富公司称在2017年6月2日恒鑫分公司函告其解除合同后，恒鑫公司仍不断的要求其维护灯箱、商亭、银亭等设施的卫生，同时因“创城”等原因，不允许广告位出现空刊、光板，不允许广告画面出现破损、陈旧等影响市容市貌的情况出现，因此其一直雇佣人员维护上述设备，并定期制作、更换广告画面，但广告并非是新签约的，故没有广告收入，也不存在利用涉案广告位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 恒鑫分公司因申请鉴定预交鉴定费54772元，宝瑞德富公司因申请鉴定预交鉴定费5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的《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2013年2月恒鑫分公司出具的《BRT站台灯箱广告牌施工批复函》的记载，涉案宣传灯箱的建设已通过恒鑫分公司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同时恒鑫分公司承诺“如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不能正常施工或完工后合同期内不能正常使用建成的服务设施及正常履行合同，甲方赔偿乙方所有损失”。但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涉案宣传灯箱及商亭被确认为“拆违拆临”范围，要求限期拆除。由此可以证实在涉案广告牌及商亭建设前，恒鑫分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义务，且其已承诺若合同期内因其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将赔偿宝瑞德富的所有损失。因此，因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给宝瑞德富公司造成的损失，应由恒鑫分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据此，因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签订《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的目的就是从恒鑫分公司取得BRT站台、灯箱的使用权后，投资建设设施设备后出租，从中赚取差价。因此，对于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期内能够赚取差价的利益，恒鑫分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见到的，故宝瑞德富公司要求恒鑫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于法有据。 对于恒鑫公司提出的在其通知原告宝瑞德富公司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仍在使用涉案宣传灯箱发布广告营利的主张，虽然恒鑫分公司提交了其拍摄的涉案宣传灯箱所发布的广告画面照片，并附有显示日期的报纸，但无法证实照片拍摄时间即为报纸显示的日期。同时，恒鑫分公司自认其在合同解除后，因“创城”的原因，多次要求宝瑞德富公司维护灯箱、商亭、银亭等设施的卫生、美观，宝瑞德富公司主张其在此情况下张贴广告画面，并无广告收入。对此，恒鑫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宝瑞德富公司在合同解除后的张贴广告行为亦是营利的，故对其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对宝瑞德富公司要求恒鑫分公司退还租赁费的诉讼请求，因宝瑞德富公司、恒鑫分公司均认可宝瑞德富公司所支付的《站台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25000元，所支付的《灯箱租赁合同》项下的最后一期租金为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68000元。宝瑞德富公司、恒鑫分公司均认可恒鑫分公司于2017年6月2日向宝瑞德富公司发送了《告知函》，要求解除合同，故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站台租赁合同》、《灯箱租赁合同》于2017年6月2日解除，故恒鑫分公司应当向宝瑞德富公司退还《站台租赁合同》项下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19444元，退还《灯箱租赁合同》项下2017年6月3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的租金21911元，共计退还租金41355元。 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宣传灯箱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因宝瑞德富公司与恒鑫分公司均认可灯箱数量为80个，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根据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报告书，3.4m*2m台灯箱广告牌双面的发布价格为2800元/月，0.4m*3.6m台灯箱广告牌上LED滚动播放灯箱单面的发布价格400元/月/条，宝瑞德富公司按每月2350元主张，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虽然自2017年8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3年7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6年，但因恒鑫分公司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原因为执行政府政令，完成济南市政府拆违拆临统一安排部署工作，非自身原因，且宝瑞德富公司已于2017年6月2日同意解除合同，故本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4512000元。考虑到广告发布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本院酌定按照该数额的70%确定宝瑞德富公司的可能收取的租金，即3158400元。扣除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应向恒鑫分公司支付的两年租金155000元，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003400元。 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便民商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原、被告均认可宝瑞德富公司建设了便民商亭8个。根据宝瑞德富公司提交的2013年至2017年间其与承租人签订的15份便民商亭出租合同，可以证实该期间的便民商亭的平均租金约为20860元∕个∕年。自2017年7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1年12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4.5年，同理，本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333760元，考虑到租期届满后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本院酌定按该数额的70%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损失，即233632元。 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便民商亭背面广告位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原、被告均认可每个商亭两个广告位，根据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报告书，商亭广告牌正面（小）的发布价格为1900元/月，商亭广告牌背面（大）2900元/月，即每个商亭为4800元/月。自2017年8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1年12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4.5年，同理，故本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921600元。考虑到广告发布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本院酌定按照该数额的70%确定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的可能收取的租金，即645120元。 关于宝瑞德富公司主张的银亭出租的可得利益损失，根据其提交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的自助银亭租赁合同，可以证实扣除电费后银亭的租金为35000元∕个∕年。自2017年7月1日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021年12月31日，合同未履行的期限为4.5年，同理，故本院酌定按2年计算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即420000元。考虑到广告发布可能出现空档期的因素，本院酌定按照该数额的70%确定原告宝瑞德富公司的可能收取的租金，即294000元。 上述便民商亭、商亭背面广告位、银亭2年可能收取的租金共计1172752元（233632+645120+294000元），扣除上述便民商亭、商亭背面广告位、银亭解除合同后宝瑞德富公司应向恒鑫分公司支付的两年租金500000元，宝瑞德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为672752元。关于鉴定费用，庭审时双方均未主张，由双方各自承担。 因恒鑫分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民事责任应由公交总公司承担。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恒鑫经贸分公司与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场地使用合同书》、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济南公交“BRT”站台灯箱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书》于2017年6月2日解除； 二、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租金41355元； 三、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共计3676152元； 四、驳回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6042元，由原告济南宝瑞德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负担88655元，由被告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担2738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美丽 人民陪审员  刘 鹏 人民陪审员  黄**川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允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