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6422号 原告（反诉被告）：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一里213号215室A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3028521026。 法定代表人：张江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亚楠，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李文良，男，196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晓鸥，福建汇丰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清，福建汇丰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飞叶公司）与被告李文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受理，被告李文良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合并审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红飞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亚楠，被告（反诉原告）李文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晓鸥、林庆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飞叶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返还货款615760.29元；2．判令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支付违约金123152.06元；3．判令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支付一审阶段律师费10000元；4．判令李文良立即向红飞叶公司支付诉讼保全责任险保费1600.29元、财产保全费3015元、诉讼费。事实和理由：红飞叶公司系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的生产商，2015年4月至2017年12月，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开展业务合作，长期向李文良供货。2016年1月1日，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签订一份《经销合同》，约定红飞叶公司授权李文良在山东省济南市区域经销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2017年1月1日，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又签订了《达卫麋鹿户外用品采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采购框架协议》），约定的授权经销区域、交货、发货、货物验收、退货处理、对账、争议解决条款与《经销合同》约定的相应条款一致，同时补充约定了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之后红飞叶公司依约向李文良履行了供货义务。2017年8月9日，李文良在红飞叶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共欠款1029593.32元。后经红飞叶公司统计，截至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共欠款615760.29元，经多次催讨未付。红飞叶公司遂提出如上所请。 李文良辩称：1．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红飞叶公司违约，李文良无需承担违约金。（1）红飞叶公司因资金断裂导致向李文良供应的货物货不对板、断码，造成李文良销售困难。（2）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变更付款条件，由商场直接转账给红飞叶公司，李文良无法支配货款，不构成违约。（3）双方至今未作最后结算，付款条件不成就，李文良尚有45万余元的服装尾货系红飞叶公司同意退还的货品，相应货款应作扣除。红飞叶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从山东省临朐中百集团商场（以下简称临朐中百商场）取走尾货250000元，以及李文良分两批向红飞叶公司指定的石狮办事处退货275806元，亦应从货款中扣除。2．李文良并未自认欠款615760.29元。3．李文良未违约，无需承担律师费和与保全相关的费用，且讼争合同未对保全保险费进行约定。 李文良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红飞叶公司立即将尚存于李文良处的价值450040元服装库存尾货依约收回；2．判令红飞叶公司立即向李文良返还多收的服装尾货折价款211040元；3．判令红飞叶公司承担本诉和反诉的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6年1月1日和2017年1月1日，李文良与红飞叶公司经协商一致分别签订了《经销合同》和《采购框架协议》，此后双方依照约定履行合同。2017年7月开始，红飞叶公司出现严重的资金困难，无法提供合同约定的产品，由此导致李文良投资经营的位于山东的十几个经销店均出现了严重的亏损，并被迫关闭。双方于2017年8月9日账后确认尚欠李文良红飞叶公司货款1029593.32元，但直到2019年1月11日在红飞叶公司向李文良发来“应收款账-李文良”的《对账单》中确认“截止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的货款为615760.29元。”之后，红飞叶公司在未经李文良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将李文良在临朐中百商场开设的经销店中价值达250000元的尾货取走。2019年1月11日，红飞叶公司微信通知李文良将货品退回。李文良遂将各经销门店尚存的服装尾货尽快集中以便最终退货给红飞叶公司，其中于2019年1月27日先行将2万多元已收集的尾货直接寄到红飞叶公司法定代表人家中，尚余山东淄博价值382533元的服装和配件尾货、西安价值67517元的服装尾货还未寄送。上述货款均应当予以抵扣。因此，红飞叶公司还应当向李文良偿还服装尾货折价款211040元。 红飞叶公司辩称：1．截至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共欠红飞叶公司货款615760.29元，李文良在反诉状中自认了该事实。2．李文良要求红飞叶公司收回450040元的服装库存尾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经销合同》及《采购框架协议》有关退货处理的约定。实际上，李文良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在先，红飞叶公司在万般无奈下才要求李文良退回部分配件以冲抵货款，李文良所退回的配件及少量衣服仅价值16679元。3．李文良主张红飞叶公司取走临朐中百商场经销店中价值250000元尾货的陈述不实，亦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红飞叶公司于2019年1月底收到了李文良寄回的用以冲抵货款的《退回货品清单》项下所涉货物，其实际价值仅为16679元。上述合意仅是减少、降低、抵偿李文良对于红飞叶公司的债务之新协议，双方微信记录中均有体现，不因此改变李文良原有违约责任。5．李文良抵偿违约之债的金额计算方式错误。《退回货品清单》载明的货品单价实为统一零售价，根据《经销合同》和《采购框架协议》的约定，该部分货物的实际金额为16679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红飞叶公司系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的供应商。2016年1月1日，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签订一份《经销合同》，约定红飞叶公司授权李文良在山东省济南市区域经销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具体区域为山东省全省区域；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日止，有效期为一年；鞋、服出厂价为公司统一零售价的（约）2折，特价款除外，配件（约）2.5折；正常情况下，红飞叶公司在确认收到李文良货款及确认订单后3日内发货；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公司书面确认可接受退货处理：A、属质量问题经公司书面确认同意退回的；B、公司原因造成的发错、多发的产品；C、属于三包范围内的退残按公司的退残标准及退残程序办理；D、未经公司确认同意的任何退货公司都有权不予受理，届时可能产生的各项费用、损失及责任由客户自行承担；李文良指定承运单位为（兴泰）、达发，指定接货人为黄培林，承运过程中如出现责任及纠纷问题由李文良负责同承运单位协商解决，红飞叶公司可全力给予配合，但不承担相关责任；李文良应按照红飞叶公司规定将对账单在每月10日前确认签字并传至红飞叶公司，以便双方对账及确认货款、代垫费用。该合同抬头部分虽将案外人黄培林列为乙方，但黄培林并未签字。 2017年1月1日，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又签订一份《采购框架协议》，约定红飞叶公司授权李文良在山东省济南市区域经销David’sMilu户外系列产品，具体区域为山东省全省区域；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有效期为一年；鞋、服出厂价为红飞叶公司统一零售价的（约）2折，特价款除外，配件（约）2.5折；正常情况下，红飞叶公司在确认收到李文良货款及确认订单后3日内发货；有关退货的约定同《经销合同》；若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向买方主张维权所承担的赔偿费、律师费、诉讼费、罚款、税费、鉴定费、评估费、仓管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并向买方主张相当于本协议总金额20%的违约金。李文良在该协议买方落款处签字，并替黄培林在买方处签字。 2017年8月9日，李文良在红飞叶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明细表-济南李文良》上签字，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共欠款1029593.32元。 此后，红飞叶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其法定代表人张江抱多次通过微信与李文良沟通货款支付及后续问题的处理。2018年8月30日，张江抱称：“配件什么的，尽量帮我退回来，我跟供应商抵债。”2018年9月21日，张江抱称：“手上的货品抓紧退回”。当日李文良回复：“我所有的一点货都在临淄……现有库存廖廖，只有剩些包、帐篷、睡袋，拐杖，水杯，我会给你返的……”。之后张江抱多次催促李文良支付款项并退回库存以便其处理，以支付供应商款项。2018年12月10日张江抱称“现在三个公司要注销都没有钱，供应商逼得很紧，配件、断码衣服，有多少退多少，我也能变些钱出来。”“抓紧全部退回，要不然没地方处理了，时间不够了。”2019年1月4日，张江抱称：“货品帮我抓紧寄回来，商场快没地方处理了。”李文良回复：“我这几天处理一下就退回了，7号左右吧”。 2019年1月11日，张江抱通过微信发送给李文良一份《应收账款明细表-济南李文良》的文件，并称是“临朐，诸城退完后”，文件载明截至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共欠款615760.29元。李文良表示还应有一部分开票款，并表示“报账对账我也不清楚，到后面都很乱了”。张江抱表示开票款已包含在内，“可以看回款”。之后，李文良未再对该文件进行回复。2019年1月底，张江抱收到李文良退回的部分货物。 因李文良未支付相应货款，红飞叶公司遂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并因此支付一审律师费10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红飞叶公司申请对李文良名下价值499000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我院依法作出（2019）闽0203民初6422号民事裁定，红飞叶公司因此支出诉讼保全费3015元及保全责任保险费1600.29元。 截至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文良仍持有部分库存商品，吊牌价格合计1973898元。 以上事实，有红飞叶公司提供的《经销合同》、《采购框架协议》、《应收账款明细表》、《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诉讼费票据、保全费票据、诉讼保函费发票、保单保函、明细表、保险条款，李文良提供的（2019）厦鹭证内字第22340号公证书、《商品盘点表》、退货清单、货物托运单、（2019）厦鹭证内字第38741号公证书、《货物清单表计算数额》及本院庭审笔录佐证。 关于2019年1月底，李文良退回红飞叶公司的货物金额问题，李文良在退货时附有一份手写的清单，载明货物的货号及吊牌价格，但未明确货物的具体类别。红飞叶公司自行整理了一份《退货明细单》，主张根据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该部分货物的成本价为16679元。李文良对红飞叶公司陈述的货物价值不予确认，并表示清单所列物品成本价格超过20000元。本院分析认为，该清单未列明货物的具体类别，无法依照双方协议进行逐一计算成本价格，但红飞叶公司整理的《退货明细单》所体现的价格与双方于2017年8月9日确认的《应收账款明细表-济南李文良》上的内容基本吻合，折扣程度也与双方合同约定基本吻合，在李文良未进一步明确其所主张的该批货物的具体价值及计算明细的情况下，本院采纳红飞叶公司的意见，并确认该批货物价值为16679元。 本院认为，红飞叶公司与李文良之间签订的《经销合同》、《采购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前述合同项下，红飞叶公司已依约向李文良供货，李文良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 关于李文良尚欠红飞叶公司的货款金额问题，双方已于2017年8月9日确认截至2017年7月31日的欠款金额为1029593.32元。此后，红飞叶公司表示截至2018年4月30日，李文良的欠款金额减少到615760.29元。李文良虽对该金额有异议，但其既未对红飞叶公司发送的对账文件提出具体的异议，也未对其付款情况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欠款金额予以确认。上述金额扣除对账后，李文良退回的货物价值16679元，李文良尚欠金额为599081.29元。因前述对账形成于李文良2017年和2018年两次退货之后，且红飞叶公司也已表明是“临朐，诸城退完后”，故李文良要求再扣减上述三部分款项，缺乏依据，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付款条件问题，双方已于合同中明确约定付款方式是款到发货，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就更改付款条件达成合意，且对于未付的款项，李文良也认可是“欠款”。因此，红飞叶公司要求李文良立即支付货款，符合合同的约定，本院予以支持。李文良关于付款需以双方最终结算为前提的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从上述履约情况看，李文良显然构成违约。 关于李文良持有的库存商品的处理问题，本院分析认为，双方签订《经销合同》和《采购框架协议》均对退货的情况作出约定，李文良现有库存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退货条件。对于李文良主张上述货物的退还已经红飞叶公司同意的观点，本院分析认为，张江抱在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虽多次要求李文良将手中的尾货退回用以冲抵货款，但同时也多次表明时间紧迫需要把握时机。因此，不能据此认为红飞叶公司同意无条件接受李文良退回全部存货。本案审理过程中，红飞叶公司已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上述存货，而李文良直至诉讼过程中才提出要退回该部分货物，显然不符合红飞叶公司关于时间的要求。故李文良要求红飞叶公司接受其库存货物，并将款项抵扣李文良应付货款的主张，以及要求红飞叶公司返还抵扣后多收取的货款，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红飞叶公司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李文良迟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和承担红飞叶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采购框架协议》中约定，若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向买方主张维权所承担的一切费用，并向买方主张相当于本协议总金额20%的违约金。该协议并未约定总金额，红飞叶公司在本案中系以其主张的货款金额为基数，按20%计算，该计算标准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李文良的欠款金额为599081.29元，故违约金应为119816.26元。红飞叶公司超过部分的违约金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律师费、保全费和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均是红飞叶公司为维权所承担的费用，根据讼争协议的约定，应当由李文良承担，故红飞叶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文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货款599081.29元。 二、李文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违约金119816.26元。 三、李文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律师费10000元及财产保全费3015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1600.29元。 四、驳回厦门红飞叶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李文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1335元，减半收取计5668元，由红飞叶公司负担151元，李文良负担551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66元，减半收取2233元，由李文良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邱瑛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陈远治 代书记员 洪昱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