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05民初3534号 原告：胡啸，男，197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山东京堂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宗伟，山东京堂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牟聚村，男，197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告：徐砚艳，女，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姣辰，山东天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啸与被告牟聚村、徐砚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洋、韩宗伟，被告牟聚村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姣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00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份，原告与被告牟聚村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出资10万元投资济南甄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甄聪公司），根据被告指示，原告先把投资款打到被告牟聚村账户，由其履行工商变更手续，原告于2017年10月9日和2017年11月25日分别向被告牟聚村转账5万元，共计10万元，后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但是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过程中原告发现，原告投资的10万元在工商登记上并没有体现，工商登记信息上仅显示原告认缴出资额5.4万元，后原告多次找被告牟聚村，要求被告要么变更原告的出资额及出资方式，要么退还原告的10万元投资款，但被告牟聚村却一味推辞，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牟聚村辩称，胡啸诉求牟聚村返还10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第一，牟聚村与胡啸不存在任何委托法律关系，无论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第二，胡啸向牟聚村账户转账的10万元，系胡啸入股济南甄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甄聪公司）的投资款，对此款项性质胡啸诉状中也做了陈述，且该投资款在工商登记及股东之间的投资协议中均有体现，各股东均对胡啸的股东资格、出资情况予以认可。甄聪公司设立之初的股东有三人分别为徐砚艳（系法定代表人持股40%）、杜燕民（系监事持股30%，代巩志伟持股）、侯梅霞（持股30%），出资方式为认缴。后期与胡啸同时投资甄聪公司的还有两位自然人，分别为陈婷婷（投资3万）、穆凯凯（投资3万），加上牟聚村（系徐砚艳之夫）、巩志伟（系杜燕民之夫）分别追加投资9万、11万，共计56万，五人于2017年12月23日签订了书面协议书，将各方的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均作了约定，即牟聚村投资23万占比41.06%，巩志伟投资17万占比30.36%，胡啸投资10万占比17.86%，穆凯凯投资3万占比5.36%，陈婷婷投资3万占比5.36%。因公司设立之初时的出资方式为认缴方式，改成实缴程序过于繁琐，为了最短时间内办理完毕变更手续，胡啸本人表示出资方式没有关系，只要变更后的工商信息中登记的其本人的持股比例，与五人签订的协议中所确认的股权比例无差别即可。且变更后的工商信息中，胡啸的持股比例的确是18%，而同时期加入的穆凯凯及陈婷婷均同意做隐名股东，不在工商信息中体现其股东身份。第三，胡啸加入后甄聪公司在工商局备案的变更股东成员的材料中，无论是股东会决议还是股权转让协议，均是胡啸本人的签字，证明胡啸因投资后成为股东身份的程序均是其本人亲自参与办理，不存在其委托给胡啸一说，故其所述口头委托胡啸并不属实。第四，由于各投资人均是朋友、熟人，各投资人均同意在甄聪公司内帐中将投资款分别记录于各人名下，包括2018年6月又新增一位股东李鑫投资5万，对此，六人也是在2018年10月22日时签订协议书，将各方出资数额及持股比例后进一步明确后，也未再变更工商信息。胡啸的投资款与其他大部分人的投资款一样，仅是在牟聚村账户中走了个流水，该款项实际已交付并用至甄聪公司。现胡啸因甄聪公司经营不善发生亏损而担心投资无法取得回报，遂以汇款单据起诉牟聚村，以达到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目的，实为不妥。综上所述，牟聚村与胡啸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且胡啸所汇入牟聚村账户中的款项实为投资款，该投资款已实际用至甄聪公司，胡啸的股东资格在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之间均予以体现及认可，现胡啸诉求牟聚村返还投资款10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徐砚艳辩称，答辩意见同第一被告，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第二被告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 了质证。对原、被告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两被告均为老同事，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9月下旬至2018年10月30日，原告胡啸加入甄聪商贸公司工作。甄聪公司设立之初的股东有三人分别为徐砚艳（系法定代表人持股40%）、杜燕民（系监事持股30%，代巩志伟持股）、侯梅霞（持股30%），出资方式为认缴。胡啸于2017年10月9日和2017年11月25日分别向被告牟聚村转账5万元，共计10万元。2018年1月10日，案外人侯梅霞与胡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胡啸在乙方签字处签字。2018年10月22日，牟聚村（甲方）、胡啸（乙方）与案外人巩志伟、穆凯凯、陈婷婷、李鑫共同签订了《济南甄聪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各方一致商定出资比例以及出资方式为：…乙方16.39%，出资方式为人民币10万元（大写：壹拾万元整）…”根据甄聪公司股东出资信息及章程修正案，济南甄聪公司出资方式为认缴出资，胡啸的认缴出资额为5.4万元，出资比例为18%；杜燕民认缴出资额为9万元，出资比例为30%；牟聚村认缴出资额为15.6万元，出资比例为52%。案外人巩志伟、穆凯凯、陈婷婷、李鑫均为甄聪公司的隐形股东。 原告胡啸与被告牟聚村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存在争议，原告胡啸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认为甄聪公司在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有几项信息是由被告牟聚村代替原告的签字，具体有董事、监事、经理信息中胡啸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签字，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修改人签字均为被告签署，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甲方侯梅霞与乙方胡啸在2018年1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中乙方签字处有修改的痕迹，当时原告委托被告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所有手续材料都是由被告代为原告签字，但该份协议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必须本人签署，在被告签完之后找到原告，又让原告签字，证明了原告与被告的委托关系的事实。被告牟聚村辩称，胡啸向牟聚村账户转账的10万元，系胡啸入股济南甄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甄聪公司）的投资款，对此款项性质胡啸诉状中也做了陈述，且该投资款在工商登记及股东之间的投资协议中均有体现，各股东均对胡啸的股东资格、出资情况予以认可。胡啸加入后甄聪公司在工商局备案的变更股东成员的材料中，无论是股东会决议还是股权转让协议，均是胡啸本人的签字，证明胡啸因投资后成为股东身份的程序均是其本人亲自参与办理，牟聚村与胡啸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且胡啸所汇入牟聚村账户中的款项实为投资款，该投资款已实际用至甄聪公司，胡啸的股东资格在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股东之间均予以体现及认可。 本院认为，2018年10月22日，牟聚村（甲方）、胡啸（乙方）与案外人巩志伟、穆凯凯、陈婷婷、李鑫共同签订了《济南甄聪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胡啸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在该协议签字的法律后果。据此，牟聚村与胡啸均为甄聪公司的股东，且胡啸转账至牟聚村名下的10万元为胡啸入股甄聪公司的投资款。现胡啸主张其与牟聚村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于原告胡啸判令被告牟聚村、徐砚艳返还原告10万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胡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淑娟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范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