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7行终1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新乡市卫滨区柳青路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703005530115K。法定代表人冀大旭，镇长。出庭负责人任中安，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张建周，河南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新乡市卫滨区人民路479号卫滨区政府大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7034171210869。法定代表人郭鹏，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平辉，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崔喜强，河南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有红，女，197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委托代理人郝喜新，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1行初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系朱召村村民，在新乡市赵定排河源头南侧、黄河大道东侧土地上栽种有地上物。平原镇人民政府、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在未向原告作出催告通知书和强制执行决定，未通知原告实施强制执行日期的情况下，于2019年3月18日对原告栽种于案涉土地上的地上物实施了强制清除。原告起诉时认为系平原镇人民政府实施了强制清除行为，并抢占了案涉土地，因而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平原镇人民政府抢占其使用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强行清除其使用土地地上物的行政行为违法，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视听资料及8张彩色照片显示内容能够看出，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事发当日亦在执法现场执法，协助、配合平原镇人民政府强制清除原告栽种的地上物，因此，依法追加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为被告，原告对此表示同意。原告庭审中称其栽种的地上物种类及数量为：桃树985棵，栽种于2013年。原告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该事实，二被告当庭对此亦不予认可。原审认为，二被告对原告栽种的地上物进行清除，原告是二被告清除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原告张有红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认为其在现场仅负责外围警戒，未实施强制清除原告栽种的地上物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视听资料及8张彩色照片能够显示出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系在现场协助、配合平原镇人民政府强制清除原告地上物，因此，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是本案适格被告，强制清除原告栽种的地上物主体由平原镇人民政府和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组成，2019年3月18日，上述两行政机关对原告栽种的地上物实施的强制清除，实质系行政机关的自行强制执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第三十六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规定，上述两行政机关在对原告栽种的地上物实施行政强制清除前，应先行向原告作出催告通知书，告知其履行义务的期限，催告其履行义务，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经催告，原告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被告平原镇人民政府、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应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但该两行政机关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证明履行了上述义务，属程序违法。原告主张二被告实施了抢占其使用土地的行政行为，但未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且二被告当庭不予认可，因此，原告该项诉请，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对原告张有红栽种于新乡市赵定排河源头南侧、黄河大道东侧土地上的地上物清除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张有红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二被告各负担25元。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我局未实施任何行政行为，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未实施抢占被上诉人土地和清除土地上附着物的行为。二、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是耕地使用权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土地进行了耕种，其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应予撤销。第一，上诉人未组织实施清除被上诉人地上物的行政强制行为。2019年3月18日，上诉人在接到群众举报电话后，镇长冀大旭才抵达现场进行劝解和疏导，以防范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后经了解的事实是，朱召村委员要求村民自行拆除违法种植的果树，村民却置之不理，无奈之下，朱召村委会才组织人员对部分村民违法种植的果树予以清除。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明显不能成立。第二，被上诉人不能证实自己栽种的果树被清除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朱召村12户村民复耕协议》（以下简称复耕协议)，案涉土地共计12户村民合计14.4亩土地。被上诉人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栽种了果木和自己栽种的果木被强制清除的基本事实。原审法院仅凭照片、视频片断和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就推测被上诉人栽种的果木被清除的事实，明显无理无据，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并且，原审判决书第12页认定的事实是，“原告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该事实”。既然原审法院未釆信被上诉人自称栽种的果木数量和时间，也就证实被上诉人所称果木被强制清除的事实也无证据确定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对于“非法的权益”既不受法律的保护，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证实，案涉土地于2003年已经被新乡市人民政府依法征收，土地使用权归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并且，关于征收补偿的五方协议己经实际履行，朱召村委会实际收到了征地补偿款，并对案涉土地上的地上物进行了补偿。虽然朱召村委会和被上诉人之间于2009年1月签订了复耕协议，但是，朱召村委会对于已被征收的集体土地，无权与村民再签订所谓的复耕协议，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不具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即便在被政府征收过的土地上栽种了果木，也不存在法定的合法权益。况且，国家对案涉土地上的附着物己经给予了补偿，如果被上诉人胜诉并再获赔偿，实际造成重复赔偿的问题，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效果和国有资产的流失，显然有违诚信和公平的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根据上诉人了解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申请出庭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朱召村委会村领导参与了强制清除地上物的行为，朱召村领导也出现在事发现场。上诉人当庭提出应追加朱召村委会为本案的第三人出庭应诉，以查明案件事实。但是，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致使本案的基本事实没有查明，原审法院违反审判程序。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审判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书。被上诉人张有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强制清除被上诉人果树的行为不属于其法定职责，二上诉人强制清除果树的行为程序违法。在强制清除之前没有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进行告知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请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张有红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审判决对张有红被清除的果木具体数量未予认定，但认定了其果木被清除这一基本事实，二者并不矛盾。原审判决查明二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均到清除果木现场，应认定二上诉人共同实施了被诉的清除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的法定程序，而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施的强制行为履行了法定程序，故原审认定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并无不当。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上诉称张有红栽种果木不存在合法权益，但即使针对一个违法行为，作为执法机关也应按照法定程序去纠正该行为。与行政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法院可以通知其参加诉讼，朱召村委会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未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人民政府、新乡市卫滨区城市管理局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随 伟审判员 谢田霞审判员 王 娜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明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