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78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明，男，汉族，1967年4月10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蓉，女，汉族，1962年6月6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雄，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秋，女，汉族，1979年8月2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雄，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南路200号桂花园第2、4幢302、314、501-509房。法定代表人：程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雄，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明因与被上诉人肖蓉、被上诉人程秋、被上诉人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智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8）湘0103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肖蓉、程秋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肖蓉、程秋、众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对肖蓉、程秋提交的证据材料无原则的一概予以采信，但对袁明提交的证据却采用了截然相反的作法。（一）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规则，错误的将肖蓉、程秋等的辩称及其提供的不合法的、不真实的证据全部认定为事实，而将袁明提交的公证书、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验资报告（含银行交款单）和公司发起人名录全部不予采纳。（二）一审判决第五页“2009年8月19日，李柏林、邓文辉、朱厉欣、易红霞、孟庆红、袁明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这份证明仅是用来约束此次变更文件中的名义股东朱朱厉欣、易红霞、孟庆红的。而对肖蓉等放在該证明之后的第二页，同一日期即2009年8月19日“关于工商注册与实际入资及所占比例的情况表”经袁明质证系伪造的一事却只字不提。（三）李柏林在本案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补充资料中，自述180万筹资，其中100万系李柏林自有资金，80万向张倩借款，而2018年10月9日张倩提交的《借款情况说明》，张倩称述李柏林向其“以其个人名义向本人借款180万用于资金周转”。可见李柏林的自述与张倩的《借款说明》是自相矛盾的。而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四）肖蓉等多次伪造袁明签字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一审判决在采信证据时是无视的。（五）对于邓文辉、雷云梅、朱历欣等人的证言，一审判决首先是无视袁明的质证意见，其次是采取断章取义式的进行有利于肖蓉等人的采信。一审判决书第11页“即使該笔款项188000元确系众智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筹借的资金，袁明亦应以个人名义向公司承担相应债务后方可视为其实际出资”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1）公司成立时初始注册资金200万元，其中20万元为所有股东现金出资，其余180万元为借款投资，分属全体股东，不属李柏林个人，属袁明个人投资金额18万元，有（2004）长雨民证字第2149号公证书、（2004）长雨民证字第2150号公证书及湖南里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含银行交款单、银行征询函等）可证。（2）袁明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袁明已经将18万元出资款存入公司帐户并办了验资，有银行征询函、验资报告为证据，且已向法院提交，但一审判决无正当理由排除证据认定的事实！袁明履行出资义务之后，不再负有向公司另行支付任何款项的义务。（3）投资借款是个人债务。袁明以借款资金作为出资并不违法。这笔借款资金，以袁明实名存入公司账户，属袁明个人投资。袁明没有与他人签定代持协议，事实上也没有为他人代交出资或代持股份。袁明成立公司属于自愿，在借款之前已现金缴纳部分投资款，且袁明有能力偿还个人借款。因此该18万出资是个人出资，相应借款是个人借款。（4）初始注册资金200万元中的180万元是因设立公司的原因外借的，其中袁明的168000万投资借款，是袁明个人借款，并不是公司的借款，并不是如一审判决书第11页中所说的“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外借的债务”。（5）袁明个人债务尚未结清或存在争议，不影响袁明的股权，不能以袁明的投资款抵偿个人债务。三、一审判决书第12页以2013年、2014年分红，案外人张倩出具的2018年10月9日出具的《借款说明》，及2010年7月16日、2010年8月13日、2010年8月27日张倩向众智公司账户缴款415000元、200000元、250000元，因此认定众智公司2004年成立时的注册资金2000000元，其中有1800000元系李柏林个人出资，从而推断出袁明在公司成立时的实际出资应为12000元，其在众智公司出资比例实际为0.3%。原审判书决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1）2013年、2014年没有分红方案，更未经股东会讨论，未经公示，仅凭一张領款单无法证明这是分红。既然分红数据对本案来说这么重要，为什么袁明当庭及庭后均向法庭申请了对众智公司从成立起至2018年所有股东的分红数据及分红方案、原始凭证等进行强制取证，法官均不予批准呢！（2）关于2010年7月16日、2010年8月13日、2010年8月27日张倩向众智公司账户缴款415000元、200000元、250000元。一审判决将此作为认定1800000元投资是李柏林个人投资的另一证据。袁明分析一下，首先这三次缴款是张倩缴给众智公司的，没有证据可证明是李柏林的。其次，张倩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给众智公司缴款呢？(3)关于案外人张倩出具的《借款说明》，第一，該说明是2018年10月9日出具的，不是原始凭据；第二，該说明与李柏林本人向一审法庭提供的补充资料是互相矛盾的；第三、該说明同时称是众智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多人名义存入众智公司帐户的；第四、該说明还称借款人是李柏林个人，已归还。第一、第二两点说明此《借款说明》是不真实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且假定此《借款说明》说的是实情，根据上述第三点及第四点，也只能证明张倩不是袁明的债权人而已。（四）一审判决由以上三点就认定1800000元系李柏林个人出资，从而认定袁明在众智公司成立时的实际出资应为12000元，其在众智公司出资实际为0.3%，显然是错误的！四、关于一审判决《股权退出协义》有效的问题，袁明认为：众智公司不具有股权回购的资格，相应的股权回购行为违法，退股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4条规定公司回购的情形有三种，众智公司以清退股东社会兼职的名义行股权回购行为，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任何一条件。在本案中，众智公司章程没有关于股权回购的规定，也不存在授权公司回购股权的股东会议。因此，众智公司不符合股权回购的法定条件，不具有回购股东股权的资格。袁明签署《股权退出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袁明为了应对学校清理教职员工社会兼职的上级政策，因此签署《股权退出协议》，从名义上完成退出公司，配合学校完成检查。袁明签署协议仅是为了配合学院的政策检查，应对第三方审核的目的，并没有退股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协议本身也证明是应对第三方的检查：（1）多份文件明确显示执行董事肖蓉并非经过股东会选举产生的法人代表，不具备协议代表对等的签字权利，由其签字仅是向学校表明手续到位，协议中监事一职马超美也非合法监事，合法监事为袁明，所有程序都是不合法的；协议由当时还担任二级学院院长李柏林主导，公司完全没有参与，明显具有其利用个人职务的行政管理行为，这都明确表示“退股协议”是应对上级政策的仓促行为。（2）协议显示的1.2万元对应的2.16万元退股价格明显地显失公平，未经公司评股，没有董事会决议，退股事件也没有董事会纪要，时间仓促，非常草率，这样的不对等协议显然是为了上级的检查。（3）退股工作本应对袁明的18万元股份进行详细阐述，在整个协议过程中没有任何说明，说明协议目的并不是全面解决股东退股问題，仅仅是应对第三方检查的行为。从股权退出的形式来看，相关文件不具有合同的形式规范且内容上存在重大遗漏，不构成公司回购全部股权的合意。袁明签定的《股权退出协议》仅仅是1.2万元投资款的退出，并没有对袁明18万元的出资或9%股权回购作出约定，存在重大遗漏，不能证明袁明已就自己享有的18万元股权与肖蓉、程秋和众智公司达成回购协议。综上所述，袁明出资18万元持有公司9%的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袁明的合法权益！肖蓉、程秋和众智公司共同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袁明在众智公司的实际出资仅为人民币1.2万元，肖蓉等人对此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袁明也是按1.2万元享有股东权利,获取分红。众智公司设立时,李柏林以个人名义筹借180万元并归还,并非受全体股东委托筹借,李柏林及众智公司自始至终都不存在要求确认该借款为包括袁明在内的各股东的个人债务的意思表示或行为,也从未要求袁明偿还或承担。事实上,袁明退出众智公司时,从未对该16.8万元投资款及其对应的股权归属提出过任何异议。案外人李柏林并非受全体股东委2、袁明自愿签署协议退出众智公司并收取了股权退让金,此后不再参与公司管理及分红,退出众智公司系袁明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袁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在査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对包括上述规定在内的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是完全正确的,判决结果客观公正,依法应予维持。综上，请求驳回袁明的上诉请求。肖蓉、程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袁明在众智公司持股期间的真实出资为人民币12000元（持股比例0．3％），而非原工商登记显示的人民币200000元（持股比例5％）；2.请求确认袁明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的《股权退出协议》有效，袁明即日起不具备众智公司股东资格；3.请求判决袁明继续履行《股权退出协议》，将其名下的众智公司股权转让给公司指定的程秋；4、本案诉讼费用由袁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04年，案外人李柏林等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经济学院的20余名教师共同发起成立众智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元，法定代表人李柏林，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为李柏林、闵涛、李常春、蒋丰伟、张晓妮、刘先法、袁明、邓文辉、张俊、曾健如、肖颜等11人，其中袁明的工商登记出资额为现金180000元、出资比例为9%。2009年，众智公司为申请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对工商登记中的股权及出资比例进行变更以提高注册造价师人数比例及出资额比例。2009年7月6日，案外人曾健如将其出资比例为9％的20000元股份转让给袁明。众智公司变更后的工商登记股东变为李柏林、邓文辉、朱厉欣、易红霞、孟庆红、袁明，共6人。2009年8月19日，李柏林、邓文辉、朱厉欣、易红霞、孟庆红、袁明共同出具《证明》1份，证实根据建设部令（149）号的规定，众智公司对原企业的股权及出资比例重新分配，工商登记注册相关资料均为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提交资料，实际入资所占股份与上述材料信息无关。2013年12月9日，众智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4000000元，新增龙美华为工商注册登记股东。2014年9月，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关于“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的规定，要求李柏林等同时任职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股东退出众智公司。2014年10月，李柏林退出众智公司，其股东资格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均变更为其配偶肖蓉。2014年12月26日，袁明与众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蓉签订《股权退出协议》，约定：“袁明自愿将所持有的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12000元股权，以1.8倍的价格退还给公司，共计人民币21600元，从协议签订之日起，相应股权由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收回重新分配，本人不再与公司存在权利与义务关系”。次日，肖蓉向袁明银行账号转账21600元。后袁明在《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上注明“自愿退出”并签字确认，该《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中注明袁明的出资为12000元，持股股份数为12。2015年1月9日，袁明出据收据，确认其收到众智公司代管的高级工程师证、造价员证章、交通部中级造价师证及证章。2015年12月16日，众智公司拟将收回股权分配给程秋，遂要求袁明办理相关手续，但袁明不予配合，众智公司遂召集其他股东朱厉欣、龙美华、肖蓉、易红霞、孟庆红、邓文辉召开股东会议，作出“同意股东朱厉欣将其所持公司10％的股权（股金40万，实缴资本40万）以400000元转让给程秋，朱厉欣退出公司；同意股东孟庆红将其所持公司7.5％的股权（股金30万，实缴资本30万）以300000元转让给程秋，孟庆红退出公司；同意股东袁明将其所持公司5％的股权（股金20万，实缴资本20万）以200000元转让给程秋，袁明退出公司；......。”等决议，朱厉欣、龙美华、肖蓉、易红霞、孟庆红、邓文辉、程秋在该次《股东会议纪要》签名。但是，该《股东会议纪要》上伪造了袁明的签名。2015年12月21日，众智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变更工商登记中投资人(股权）内容为“肖蓉出资130万元人民币；龙美华出资120万人民币；程秋出资150万人民币。”2016年9月1日，袁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6）湘0103民初50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众智公司、程秋立即到工商行政登记机关恢复袁明出资200000元的投资人的工商登记，并相应变更程秋股权登记情况。因不服该判决，程秋、众智公司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7）湘01民终2009号民事判决书，以众智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形成的《股东会议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中两个“袁明”的签名均系伪造，故该《股东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均不成立，并对袁明无法律约束力，故维持了原审判决。程秋、肖蓉遂就袁明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的《股权退出协议》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认定：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1月8日，案外人蒋丰伟、曾健如、朱厉欣、孟庆红、邓文辉等人均与众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蓉签订《股权退出协议》，约定：蒋丰伟、曾健如、朱厉欣、孟庆红、邓文辉等人自愿将其各自所持有的众智公司注册资金12000元股权（孟庆红为6000元），均以1.8倍的价格退还给公司，各自计算为21600元（孟庆红为10800元），从协议签订之日起，相应股权由众智公司收回重新分配，其均不再与公司存在权利与义务关系。后案外人蒋丰伟、曾健如、朱厉欣、孟庆红、邓文辉也均在《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上注明“自愿退出”并签字确认，该《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中注明袁明、案外人蒋丰伟、曾健如、朱厉欣、邓文辉的出资均为12000元（孟庆红为6000元），持股股份数均为12（孟庆红为6）。后肖蓉分别向案外人蒋丰伟、曾健如、朱厉欣、邓文辉银行账号转账21600元，向案外人孟庆红转账10800元。2016年10月15日，案外人邓文辉出具《证明》，证实其先后在工商注册登记时持有众智公司注册资金180000元，后变更为300000元，但该工商登记的持股均为名义股份，其本人实际出资为12000元，且其于2014年12月按持股12000元的1.8倍（即21600元）从众智公司全部退出，众智公司的实际股东与登记的股东出资情况均不一致，袁明的真实持股资金为12000元。2017年7月15日，案外人朱厉欣出具《证言》，证实众智公司系案外人李柏林于2004年发起成立的，注册资本2000000元，公司注册资本中的200000元股权由该学院其他教职工出资额度分为12000元、6000元和3000元三级，其他1800000元由案外人李柏林筹资出资，后因企业资质要求，众智公司又办了了工商登记，将股东由11人变更为6人，其本人持股为400000元为名义股份，后其于2014年12月26日签署了股权退出协议，公司已按其实际持股12000元的1.8被即21600元全部退还。2017年7月20日，案外人雷云梅出具《证言》，证实其于2004年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经济系工作时，时任系主任李柏林发起成立了众智公司，其本人实际出资3000元，自公司成立至2014年，其均获得了出资额为3000元的相应股份分红，且其经手发放了2013年、2014年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股东的分红，袁明均系按照出资额12000元进行分红；2014年，国家不允许公职人员经商，故公司向持股教师提出股权自愿退出协议，股权转让金按持股的1.8倍退出，故其于2014年12月22日自愿签署了股权退出协议，众智公司也按5400元支付退股金。一审法院还还查明：李柏林陈述，2004年，其以个人名义向案外人张倩借款1800000元用于成立众智公司注册资金，剩余200000元注册资金系由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经济学院的20余名教师共同出资，后其向公司借款800000元用于归还张倩的借款，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此予以罚款，故李柏林将其个人资金以张倩的名义分别于2010年7月16日、2010年8月13日、2010年8月27日向众智公司账户缴款415000元、200000元、250000元。庭审中，袁明陈述其个人实际出资确认12000元，其并不清楚1800000元的来源，但其系委托李柏林牵头来筹集，并共同偿还，其个人并未出资偿还过该1800000元及利息。2018年10月9日，案外人张倩出具《借款情况说明》，证实李柏林于2004年因筹建众智公司向其借款1800000元，其于2004年7月13日与李柏林等人至建设银行长沙井湾子分理处，从其本人及合伙人设立的长沙市博雄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取款1800000元，并随即以多人的名义存入众智公司账户，该笔借款系其出借给李柏林的资金，李柏林已经归还。一审法院再查明：2014年1月28日，李柏林出具《领款凭单》，陈述其领到众智公司2013年分红366400元。同日，其代为出具了《领款凭单》，陈述其代为领取了2013年学院教师分红33600元。2015年1月3日，肖蓉出具《领款凭单》，陈述其领到众智公司2014年1841股份分红92050元。同日，其代雷云梅为出具了《领款凭单》，陈述其代为领取了2014年学院教师分红7950元。根据《公司2014年学院股东分红一览表》，该表记载分红总额为7950元，其中，袁明、案外人蒋丰伟、邓文辉、朱厉欣、曾健如等人的出资为12000元，股份数为12，每股红利为50元，故每人分得600元，案外人孟庆红出资为6000元，股份数为6，每股红利为50元，故每人分得3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袁明为证明自己享有众智公司出资200000元的股权,提交了来源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中的股东会议纪要、现金交款单等证据，但工商登记材料是为了向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使登记股东就其股东资格获得对抗第三人的能力，本案系众智公司的股东程秋、肖蓉要求确认袁明的股东资格纠纷,不涉及外部法律关系,且李柏林、邓文辉、朱厉欣、易红霞、孟庆红、袁明于2009年8月19日共同出具《证明》1份，证实根据建设部令（149）号的规定，众智公司对原企业的股权及出资比例重新分配，工商登记注册相关资料均为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提交资料，实际入资所占股份与上述材料信息无关，因此，应当以是否实际出资以及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判断和处理依据。本案袁明、肖蓉、程秋对袁明在公司设立时实际出资12000元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其余188000元应否视作袁明的出资。袁明主张工商登记出资中的188000元来源于全体股东委托李柏林以设立中的公司名义外借的债务,且在公司成立后袁明承担偿还义务，进而主张该部分亦为其出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规定，袁明作为公司发起人之一，应以其自身财产缴纳出资，即使该笔款项188000元确系众智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筹借的资金，袁明亦应以个人名义向公司承担相应债务后方可视为其实际出资，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该笔款项确认为个人债务，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该笔出资享受过分红等股东权利，其将该部分款项主张为自己的出资显然缺乏依据。同时，袁明表示其并不清楚众智公司的注册资金1800000元的来源情况，并表示该资金由李柏林负责筹资，案外人邓文辉、朱厉欣、雷云梅等人也均出具《证明》，证实“众智公司的实际股东与登记的股东出资情况均不一致，众智公司成立时的出资1800000元系李柏林个人筹集，袁明的真实持股资金为12000元，其也系按出资额12000元享受众智公司2013年、2014年的分红”。而众智公司的发起人李柏林陈述，该注册资金1800000元系其以个人资金、对外部分借款筹集而来，案外人张倩也出具《借款情况说明》，证实李柏林于2004年因筹建众智公司向其借款1800000元，其于2004年7月13日与李柏林等人至建设银行长沙井湾子分理处，从其本人及合伙人设立的长沙市博雄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取款1800000元后，随即以多人的名义存入众智公司账户，该笔借款系其出借给李柏林的资金，李柏林已经归还。另结合张倩分别于2010年7月16日、2010年8月13日、2010年8月27日向众智公司账户缴款415000元、200000元、250000元的事实，故可以认定众智公司于2004年成立时的注册资金2000000元，其中有1800000元系李柏林个人出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袁明在众智公司成立时的实际出资应为12000元，其在众智公司出资比例实际为0.3%。关于袁明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股权退出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1民终200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众智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形成的《股东会议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中两个“袁明”的签名均系伪造，故该《股东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均不成立，并对袁明无法律约束力，但该民事判决书同时也认为众智公司与袁明关于《股权退出协议》的问题，可由众智公司另觅法律途径解决，故程秋、肖蓉要求确认袁明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股权退出协议》属于有效协议，不属于重复诉讼。袁明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股权退出协议》，约定自愿将所持有的众智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12000元股权，以1.8倍的价格即21600元退还给公司，从协议签订之日起，相应股权由众智公司收回重新分配，袁明不再与公司存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述约定应视为袁明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退出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肖蓉已经根据众智公司的指定按照该《股权退出协议》履行了21600元的支付义务，袁明也在《退出和持有公司股份确认一览表》中签名确认退出公司，并领回了由众智公司保管的高级工程师证、交通部中级造价师证等证件，此后也未再参与公司管理及享受分红，一审法院认定众智公司通过回购袁明的股权再转让给其他股东的方式，不违反公司注册资本维持的基本原则，也未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该行为合法、有效，故众智公司将其回购袁明的股权分配给程秋，袁明应当履行其协助义务，将其股权变更登记至程秋名下。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故在袁明的股权变更登记之前，袁明仍系众智公司的名义股东,对外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故程秋、肖蓉要求确认袁明自2014年12月26日起不再享有股东资格，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袁明在众智公司持股期间的真实出资为12000元，其出资比例实际为0.3％；二、确认袁明于2014年12月26日与众智公司签订的《股权退出协议》有效；三、限袁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其名下的众智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程秋名下；四、驳回程秋、肖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袁明承担。本院二审中，袁明提交了众智公司2004年7月26日的章程和公证书各一份，拟证明袁明在众智公司的出资额为180000万元。肖蓉、程秋和众智公司对袁明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章程登记的各股东的出资额与实际出资情况不一致。公证书仅对各股东在章程上的签字进行公证。经审查，袁明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肖蓉、程秋和众智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袁明在本案二审时陈述，其实际仅向众智公司出资12000元，但在众智公司成立时对外筹集的1800000元中，其股份比例对应的数额为168000元，故其出资额共计180000元。该168000元其自己没有归还，但认为众智公司用其在公司应得的利润归还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袁明在众智公司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应任何认定；二、《股权退出协议》是否有效；三、袁明应否协助将其持有众智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在程秋名下。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经审查，第一，袁明个人实际仅向众智公司出资12000元，其主张众智公司对外筹集的1800000元注册资本中其享有部分为168000元（根据持股比例），但该168000元袁明个人并没有归还，袁明认为168000元已用其在公司应得的利润归还了。该1800000元系李柏林个人筹集，款项的出借人出具的《借款情况说明》载明，对外筹集的1800000元已由李柏林归还。第二，袁明签署的《股权退出协议》显示，袁明所持有的众智公司注册资金12000元股权退出后，袁明不再与众智公司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第三，众智公司其他各股东出具的《证明》等证据显示，袁明在众智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为12000元，众智公司各股东的实际出资额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出资额不一致，袁明也是按出资额12000元参与众智公司的分红。综上分析，本院认为，袁明在众智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为12000元，实际持股比例为0.3%。袁明主张其在众智公司的出资额为18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确认袁明在众智公司的真实出资为12000元，实际出资比例为0.3%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经审查，《股权退出协议》系袁明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袁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袁明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众智公司已按《股权退出协议》的约定将退股款支付给袁明。故一审判决确认《股权退出协议》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经审查，《股权退出协议》仅就袁明自愿将其持有众智公司的股权退还给众智公司进行约定，并未约定袁明将其在众智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程秋，一审判决袁明将其名下的众智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程秋名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袁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部分判处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3民初24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确认袁明在第三人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期间的真实出资为12000元，其出资比例实际为0.3％；确认袁明于2014年12月26日与第三人湖南众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退出协议》有效；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3民初246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驳回肖蓉、程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受理费80元，共计160元，由袁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龙付送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熊文涛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