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牛特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26民初1947号原告：宁某。经营者：付亚东，1974年10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居民，现住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站前街道10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内蒙古恒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宁某（以下简称骥达门市）与被告韩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骥达门市的负责人付亚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告韩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张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骥达门市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韩某支付原告农资款3500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自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3月1日期间利息5722.5元，并按照约定利率月利率1.5%计算至付清农资款本金为止；一二项合计：40722.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经营农资的个体工商户。2018年4月8日被告韩某自原告处购买价值35000.00元的种子、化肥，因未能及时付款，经双方协商约定，被告于2018年11月末支付该货款，如逾期不还按照月利率1.5%计算利息，被告以借条的形式为原告出具欠据一枚。约定期限届满，被告未依约支付货款，按照约定，被告应该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自被告购买农资之日起至2019年3月1日已达327天之久，期间利息为35000×1.5%/30天×327天=5722.5元。被告韩某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答辩人即翁牛特旗大多数农户在2018年春季与案外人张某2、张某3、张某4分别签订了《2018年度高粱种植回收合同》依据合同的约定，案外人向被告提供了种子、化肥等农资，秋季高粱收获后，案外人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收购义务，构成了严重违约，原告持有的相关手续系案外人交付给原告的，原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农资买卖关系，故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关于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高粱种植合同关系由于案外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无权主张尚欠的化肥款，同时被告方有权向案外人主张违约的权利。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理由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骥达门市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欠据一枚，证明是由被告为原告出具，该欠据明确了欠款原因及欠款数额，确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末，确定违约责任为逾期还款按月利率1.5%计息。上述欠据中未约定回收，未体现与被告所述的张某2、张某3、张某4等人有任何关系，未体现上述三人为欠据的实际持有人，所以在原告方合法持有欠据并具备农资销售条件的情形下，足可认定买卖行为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应履行偿还欠款的义务。被告韩某的质证认为，欠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欠据并不是直接和原告所发生的买卖关系，而是案外人在和被告方签订种植合同的当天向被告方发放化肥、种子等农资时由张某3填写欠据中的内容，被告签字所形成的购买化肥和种子的手续，是履行种植回收合同的部分内容。2、高粱专用肥出库单五枚，证明骥达门市负责人付亚东从唐山滦州复混肥有限公司购入高粱专用肥并出售给高粱种植户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事实，所以原告是欠据的合法持有人的事实。被告韩某质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方不清楚原告是否将化肥卖给张某4等人，而且单据中记载的肥料与张某4出售给我们的肥料看不出是同一种化肥，即便是原告将化肥出售给张某4等人，也与我方无关，看不出有当然关系。3、2018年高粱委托种植回收合同一份，证实种子价款单价为60元每市斤，被告方所提交的收据记载的种子价款仅为实际价款的一半，所以收据中所记载的金额不能从欠据中冲抵的事实。被告韩某质证认为，该组种植合同是张某4、张某2、张某3与被告方签订合同时为了便于履行收购高粱的承诺又与被告方签订了一份以东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以下简称东禾公司）进行回收高粱的合同，目的是张某4、张某2、张某3没有收购高粱的资质，在后来的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方曾找到张某4、张某2、张某3及东禾公司，东禾公司拒绝回收高粱，所以该组证据更印证了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张某4、张某2、张某3及东禾公司负有履行合同的义务，但没有收购高粱，我们另案主张权利。4、证人张某3出庭作证，证明张某3，张某4、张某2都是中间人。三人代骥达公司出售种子、化肥。种子和化肥是骥达公司负责人给张某3送去的，产出后的高粱由东禾公司负责回收，东禾公司和骥达公司是合作关系，东禾公司只负责收购高粱。被告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被告方不予认可，且其证实的内容和两份高粱种植收回合同均存在严重冲突，两份种植合同以东禾公司签订的在先，证人三人签订的合同在后，说明三人对东禾公司的合同进行了变更，收购地点变更到被告所在地，起诉时的管辖地变更到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证人证实了两份合同都是其三人经手签订的，但是证实是原告方委托的，没有任何证据。合同显示三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双方都有义务来履行合同的约定。3、同时证明我们为其出具的欠据是在签订合同后，由证人交给原告方持有，原告方持有借据不等于拥有合法诉权，证人证言与合同有严重冲突，应以合同约定为准。被告韩某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年4月8日案外人张某2、张某3、张某4与被告签订的2018年度高粱种植回收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案外人按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种子化肥农药除草剂，案外人应在当年的10月1日至12月30日在被告的就近地衡收购并免费提供高粱种植技术指导和田间管理，原告仅依据欠据提起诉讼，不能真实还原涉案款项的真实交易关系，故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骥达门市质证认为，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确定不了上述证据是由张某2、张某3、张某4与被告所签订的，所以对于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假设上述合同确由此三人签订但是和被告签订合同的主体也仅仅代表上述三人，不代表本案原告，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合同的履行时间，10月1日至12月30日这个时间与我方提交的欠据确定的还款时间不一致，所以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与我方持有的欠据不一致，在该合同确定的违约责任方面特别注明了种子化肥款不退，也就是说无论案外人有无违约行为被告方都应当支付种子化肥款，已经支付的不予退还。这份合同与我方持有的欠据之间没有关联性。2、李井瑞、韩玉林、韩玉生持有的收款收据各一份，证明2018年4月8日案外人向被告李井瑞、韩玉林、韩玉生提供种子、化肥等农资，李井瑞当时支付给案外人部分农资款，案外人张某3为李井瑞、韩玉林、韩玉生各出具的收据一枚，该收据上注明种子230斤、化肥230袋，与原告当庭提供的欠据中注明的化肥种子数量是一致的，因此印证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以及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张某4等人的事实。原告骥达门市质证认为，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确定被告方是否给付了张某3上述款项，其次这枚收据和我方主张的种子化肥款没有关联性，这枚收据有可能是给付了矮丰素及叶面肥的款项，该收据中第四项记载的化肥230袋我方不清楚，我们是145元一袋化肥，如果是230袋化肥，化肥款应是33350.00元，不会出现9240.00元的收据，由此可证，所谓的张某3有可能与被告之间存在其他买卖关系，但是与原告方的种子化肥买卖关系无关。对于韩玉生、韩玉林所提交的收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这是欠据以外已经给付的部分农资款，扣除此农资款之后被告方应当按欠据上记载的数额给付原告。3、照片8枚及村委会证明两份，证明李井瑞及韩玉生两家均是种高粱大户，由于案外人没有履行收回义务为避免损失的扩大，上述两家分别在2019年1月份将高粱出售，同时村委会证明因涉及订单农业没有回收，被告方才迫不得已在2019年1月份出售了高粱。原告不是订单农业的适格主体，因此无权主张因订单农业所产生的相关权利。原告骥达门市质证认为，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证实被告李井瑞、韩玉生是种植高粱的大户，同时是不是订单农业只有合同当事人双方清楚，村委会不应当知情，如此出具证明只能证实上述证据的虚假。该证据没有证实二被告高粱的销售价格，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存在订单的话，也有可能是二被告以高于合同的价格拒绝履行合同而对外出售高粱。4、录音光盘及笔录一份，证明原告提供的欠据均是由张某4转交给原告的，因此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和张某4等人的交易关系与被告和张某4等人的交易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被告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且购买化肥仅仅是履行高粱种植回收合同的部分内容，应以高粱种植合同的约定来履行的事实。原告骥达门市质证认为，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知道被录音的主体是否为张某4，也无法确定录音中所谓的欠据就是本案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欠据，更无法确定录音中双方所谓的签合同不收高粱与原告方所持有的欠据之间有何关联性。录音资料倒数第五行，被告所记录的张某4作如下陈述：“寻思这是早晚给人家的东西，我们挣的钱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呢”，由此陈述可知，欠据的合法持有人也就是买卖关系的债权人是本案原告。5、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2018年张某4、张某2、张某3在王某家打的合同，王某是中间人，都签署了高粱种植合同，王某多次催张某3等人回收高粱，但是三人以高粱降价为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所述不属实，与本案无关。证人仅仅是所谓的联系人，是不是真正起到了联系作用，原告方不予认可。原告方没有授权或者是委托证人对于化肥、种子销售进行推广，如果证人确实起到了联系作用，那么她并不是高粱回收的保证人，所以证人没有权利义务催促任何人对高粱进行回收，由此可见，证人所述虚假。同时证人不能够证实当时高粱的市场价格。仅仅是依据所谓的高粱回收合同出售了高粱，那么这个出售价格与市场价格不一定一致，所以证人所说的高粱价格涨价没有事实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原告方仅仅是化肥种子的销售者并不是高粱回收的主体，而证人所述的均涉及到高粱回收的问题，与今天审理的农资买卖无关。不具有关联性。6、证人证言三份，和证人王某的证言所要证明的内容基本一致，同时印证了上述证人作为订单农业的一方。张某3等三人与农户签订了合同，以及在秋收时收购高粱相关事宜进行了证实。原告既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没有参与履行合同，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合同的第八条明确约定甲方也就是三张，不但要履行收购义务，如果拒收高粱要按每亩300元支付违约金同时种子化肥款不退，我方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拒付化肥款，并另案主张合同违约损失。根据原告陈述、被告答辩以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综合认证认为原告提交的1号、2号、3号、4号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但与本案的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2号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4号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5号、6号因涉及种植回收合同是否违约问题，与本案缺乏直接相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宁某系农资购销门市，经营许可范围为化肥、农药、农膜、种子零售等。2018年4月8日，案外人张某4、张某2、张某3以居间介绍赚取提成的形式将原告骥达门市部分的种子、化肥出售给被告韩某，被告韩某于同日为张某4、张某2、张某3出具了金额为35000.00元的欠条一枚，欠条中约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末，逾期不还按月息1分5厘利息计算，后张某4、张某2、张某3将该枚欠条交付给原告，此款至今未付。2018年4月8日，张某4、张某2、张某3同被告韩某签订一份《2018年度高粱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约定张某4、张某2、张某3作为甲方为乙方韩某提供高粱种子、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农资，高粱回收价格为1.3元每市斤，甲方保证乙方每亩高粱产量不低于900斤，如种植户没有达到900斤，甲方按900斤给种植户结算。其中违约责任项下约定为：甲方无故拒收高粱，按300元每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种子、化肥款不退。2018年4月8日，内蒙古东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被告韩某作为乙方、张某4、张某2、张某3作为中间人签订了一份《2018年度高粱委托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方提供种子200斤，每斤种子60元，乙方种植亩数为200亩。高粱回收价格为1.3元每斤，随市场价格浮动。双方约定最低按900斤每亩回收，产量低的要在回收前15日向甲方说明情况。合同违约责任项下约定为：甲方无故拒收高粱，按300元每亩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本院认为，被告韩某对欠据中的内容并无异议，仅以原告非适格主体为由拒付上述欠款。针对被告韩某的上述答辩意见本院逐一进行分析：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的基本权利义务为卖方交付买卖标的物，买方给付对等价款。判断被告应否给付原告种子、化肥款，也即具体适格主体是否是原告应看买卖标的物的权属。首先，农资销售系经营行为需要资质，张某4、张某2、张某3作为个人并没有经营、销售涉案农资的权限，大批量销售种子、化肥等农资的经营行为需要受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制，也即需要有经营许可，而本案原告作为农资销售门市其营业执照中有销售种子、化肥的经营范围。其次，通过原告举证亦能看出，2018年原告确有购进上百吨高粱专用肥的记录，原告表示其在赤峰境内有多处销售渠道，种子、化肥均是由当地人员进行居间介绍从中赚取提成的模式进行销售。最后，通过被告韩某与张某4的通话以及张某3出庭作证亦不难看出涉案种子、化肥的权属。张某4明确表示上述种子、化肥的欠据已经交付给了原告，其称“寻思这是早晚给人家的东西，我们挣的钱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呢”，张某3亦表示涉案种子和化肥由骥达公司提供，而回收高粱的事宜由东禾公司负责，结合以上内容能够证明原告所述的销售模式成立，张某4、张某2、张某3仅仅是居间介绍从中赚取提成而并非是从原告手中购买另卖他人的销售模式，据此，原告取得涉案的欠据有合法依据，而并非被告所称的基于其他不当行为（盗抢）取得。虽然在销售涉案种子、化肥原告并未在场，但不能影响本院对涉案种子、化肥的真正权属人为原告骥达门市的判断，因此原告骥达门市作为实际权属人应享有出售涉案种子、化肥后所得相应价款的权利。被告以原告非适格主体拒付价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张某4、张某2、张某3在利用涉案种子、化肥后分别以合同相对人或者中间人的身份与被告签订的两份《种植回收合同》，涉案的两份《种植回收合同》能否约束本案原告的问题，如涉案合同是张某4、张某2、张某3在原告授权下进行，则当然约束原告，庭审中原告表示涉案种子、化肥是通过张某4、张某2、张某3居间服务并赚取提成的形式进行销售的，原告只负责收取销售种子、化肥的价款，其他并未授权张某4、张某2、张某3，被告亦表示销售种子、化肥时张某4、张某2、张某3不代表任何人，能够说明即使张某4、张某2、张某3针对涉案种子、化肥签订的两份《种植回收合同》，但该行为已然超出了三人居间介绍赚取销售提成的授权范围。张某4、张某2、张某3无权代表原告缔结其他合同亦或超出原告授权的行为并未使得相对人产生合理的错信，张某4、张某2、张某3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亦不能由原告承担。据此，涉案的两份《种植回收合同》合同如何履行以及是否违约问题，原告可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分别向张某4、张某2、张某3和东禾公司另案主张。关于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虽为买卖合同关系，但被告方已就欠款出具了欠据，欠据中对于逾期给付欠款的后果已约定明确，也即在出具欠据时被告对于逾期付款的责任是知晓的，双方约定逾期给付欠款应按月息1分5厘给付利息，上述利息标准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以尊重双方在缔结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故被告应自逾期之日起（2018年12月1日）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韩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宁某种子、化肥款350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3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欠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00元，由被告韩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志华审 判 员 梁晓强人民陪审员 牛成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贾文丽附:本判决的法律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