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31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运刚，男，汉族，1976年5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东，河南瀛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保玲，女，汉族，1976年8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喜、阎亚博，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占国，男，汉族，1968年9月23日出生，住封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志华、王倩倩，河南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汪运刚、范保玲因与被上诉人刘占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运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东，上诉人范保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喜，被上诉人刘占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志华、王倩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保玲上诉请求：1、维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维持“驳回刘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2、撤销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关于“范保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部分。3、改判范保玲不承担“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的责任。4、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刘占国、汪运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存在瑕疵。上诉人范保玲与被上诉人汪运刚因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自2014年元月份起，独自带着孩子居住在济源市××大道××小区××楼××室（详见证据目录）。原审法院向范保玲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的全球邮政特快专递详单上“××”栏填写“范保玲”；“（××）地址”栏填写“济源市××××村”；“××电话/手机”栏填写“182××××9969”，而“182××××9969”是汪运刚的手机号码，不是范保玲的手机号码。因此，范保玲无法得知原审法院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的信息。被上诉人汪运刚因与范保玲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恶意隐瞒上诉人范保玲涉诉的信息，冒领原审法院向范保玲邮寄送达的开庭传票，企图剥夺范保玲出庭应诉的权利，以达到损害范保玲合法权益的目的。因此，原审判决以“范保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为由，缺席判决上诉人范保玲与被上诉人汪运刚“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在审判程序上存在瑕疵。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书第5页第6行，认定涉案借款本息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是错误的。（一）原审判决推定“涉案借款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为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汪运刚在上诉人范保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1年12月26日向刘占国借款40万元，于2012年12月26日补签《借款合同书》。上诉人范保玲既没有在借款凭证、借款合同书、借款对账单上签名，也没有为被上诉人汪运刚提供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涉案借款本息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原审判决推定“刘占国与汪运刚、范保玲为亲戚关系，范保玲以自己名义购房时间（2011年10月18日）与涉案借款实际发生时间（2011年12月26日）较为接近”，即为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1、上诉人范保玲与被上诉人刘占国不是亲戚关系。原审判决书第2页倒数第7行已经查明，“刘占国的妻子与汪运刚系表姐弟关系。”即印证范保玲与刘占国不是亲戚关系。2、原审判决推定“购房时间与案涉借款实际发生时间较为接近”，即为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上诉人范保玲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为“2011年10月18日”，而被上诉人汪运刚向被上诉人刘占国借款的时间为“2011年12月26日”，即交纳购房款的时间先于汪运刚向刘占国的借款时间长达69天，明显不属于使用刘占国出借的款项交纳的购房款。（三）原审判决推定“作为偿还借款的保证，范保玲将自持结婚证和房产手续原件，交由刘占国保管”，即为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刘占国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范保玲的结婚证和房产手续原件，不是上诉人范保玲主动提供的，而是被上诉人汪运刚因与上诉人范保玲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在上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刘占国恶意串通偷走的。刘占国因此向原审法院提供范保玲的结婚证和房产手续原件，不能认定为“被告范保玲将自持结婚证和房产手续原件，交由刘占国保管”“作为偿还借款的保证。”（四）原审判决推定“汪运刚……自认范保玲对涉案借款已知情，且欲与其合意出卖范保玲独自购买的涉案房产变现以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即为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前面已经阐述，被上诉人汪运刚因与上诉人范保玲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在范保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刘占国恶意串通，企图损害范保玲的合法权益，恶意隐瞒范保玲涉诉的信息，冒领原审法院邮寄送达给范保玲的开庭传票，企图剥夺范保玲出庭应诉的权利，以达到损害范保玲合法权益的目的。因此，汪运刚在原审所作的不利于范保玲的陈述，范保玲均不认可。（五）原审判决推定“涉案借款系基于二被告共同意思表示且用于家庭生活，故应依法视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汪运刚向他人借款，上诉人范保玲毫不知情，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范保玲及孩子的生活费用来源于自己的工作收入和父母的资助，汪运刚没有为范保玲及孩子提供一分钱的生活费用。范保玲与汪运刚的感情不和、长期分居而没有离婚，是因为两个孩子年龄幼小，担心受外人欺负，并非范保玲不想离婚。刘占国辩称：一、一审程序正当，范保玲认为一审程序存在瑕疵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案范保玲户籍地址为济源市××××村，其与汪运刚系夫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一审法院工作人员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将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送给了被答辩人，程序正当。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本息为夫妻共同债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第一，范保玲与汪运刚1998年12月20日办理结婚登记，涉案借款发生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二，刘占国与范保玲夫妻系亲戚关系，范保玲以自己名义购房时间（2011年10月18日）与涉案借款实际发生时间（2011年12月26日）较为接近；第三，作为偿还借款的保证，范保玲将自持的结婚证和房产手续原件，交由刘占国保管；第四，汪运刚作为范保玲的配偶，庭审自认范保玲2018年12月30日之前对涉案借款已知情，且欲与其合意出卖范保玲名下的涉案房产变现以偿还刘占国的借款本息。综合以上案情，可以证实涉案借款系基于范保玲、汪运刚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且用于家庭生活，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本息为夫妻共同债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三、范保玲上诉的目的旨在拖延还款时间，望贵院尽快判决，维护刘占国的合法权益。刘占国的妻子杨秀芳与汪运刚系表姐弟关系，一审期间，杨秀芳患结肠癌在解放军第三七一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在一审判决后，范保玲及汪运刚的父亲、姐姐、姐夫等人前后两次到解放军第三七一中心医院看望杨秀芳并和刘占国协商如何还钱，范保玲及汪运刚家属称，要么接受一次性偿还40万（原来说50万，后来又说40万），要么他们就去上诉。在范保玲夫妻二人企图以拖延诉讼的手段逼迫刘占国与其达成和解协议的目的未能实现后，范保玲为了拖延还款时间，提起上诉。现杨秀芳病情复发在长垣住院治疗，急需范保玲偿还借款继续治疗，望贵院尽快判决，维护刘占国合法权益。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程序正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范保玲上诉。汪运刚辩称：对范保玲的上诉无异议。汪运刚上诉请求：1、维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维持“驳回刘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2、撤销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关于“范保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部分。3、改判汪运刚在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19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减少支付刘占国借款本息72000元。4、一、二审案件诉讼费、一审保全费由刘占国和汪运刚按照责任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第一项“范保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不妥。范保玲对本案借款金额毫不知情，范保玲只是在本案进入诉讼之后才知道的，范保玲也没有为本案借款本金提供保证。刘占国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范保玲的结婚证、购房手续原件，是汪运刚在范保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范保玲处偷出来，交予刘占国的，并非范保玲主动提供的。汪运刚将范保玲的结婚证、购房手续原件偷出来交予刘占国的目的，是为了向刘占国表明偿还借款本金的意愿，但是，不能据此认定范保玲为本案借款本金提供保证。二、原审判决对汪运刚已经偿还刘占国的另外72000元不予认定，不妥。汪运刚在一审中阐明，已经偿还刘占国92000元，其中，通过手机银行偿还刘占国2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刘占国72000元（详见银行交易记录）。原审判决仅认定汪运刚通过手机银行偿还刘占国20000元的事实，对汪运刚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刘占国72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不妥。刘占国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汪运刚与范保玲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合理合法，并无不妥。汪运刚一审庭审时明确表示：2018年12月30日之前妻子范保玲知道借款的事实，二人商量准备把房子卖了还刘占国的钱，要不然范保玲名下的房产手续和两人的结婚证也不会给刘占国。从始至终，范保玲对借款情况均知情，一审法院判决汪运刚与范保玲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合理合法，并无不妥。二、2012年12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书》后，汪运刚仅偿还刘占国2万元的利息，汪运刚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12年12月26日之后偿还其所说的“另外72000元”，一审法院当然不予认定。2011年12月26日，刘占国向汪运刚的银行账户汇入借款40万元，涉案《借款合同书》系双方于2012年12月26日补签。2012年12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书》后，汪运刚仅偿还刘占国2万元的利息。刘占国一审时主张的是2012年12月26日之后的借款利息，汪运刚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12年12月26日偿还其所说的“另外72000元”。事实上，汪运刚所说的“另外72000元”，是2011年12月26日到2012年12月26日之间汪运刚支付给刘占国的利息。三、汪运刚上诉的目的旨在拖延还款时间，望贵院尽快判决，维护刘占国合法权益。范保玲辩称：同范保玲上诉意见。刘占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范保玲、汪运刚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460600元（暂计至2019年5月20日，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范保玲、汪运刚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运刚与范保玲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8年12月20日办理结婚登记。刘占国的妻子与汪运刚系表姐弟关系。2012年12月26日，汪运刚与刘占国签订《借款合同书》，该合同书（主要内容）载明：1、甲方（借款人）：汪运刚，乙方（贷款人）：刘占国；2、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3、借款利息为月息1．5分；4、借款期限为2012年12月26日；5、还款日期和方式：本金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还清；6、如果2018年12月30日前未还本金，甲方用房产抵押给乙方。2011年12月26日，刘占国向汪运刚银行账户汇入借款400000元，涉案《借款合同书》系刘占国、汪运刚双方补签。2019年5月1日，经刘占国、汪运刚双方结算并形成涉案《借款对账单》，该对账单（主要内容）载明：1、自2012年12月27日，汪运刚未再向刘占国偿还任何借款本息；2、截止2019年5月5日，汪运刚尚欠刘占国借款本息合计857600元（本金400000元、利息457600元）。依照涉案借款合同，经核算，截止2019年5月20日，本案借款本金所生利息总计为460600元。合同履行期间，汪运刚偿还刘占国20000元，下余借款本息至今分文未还。另查明，2011年10月18日，范保玲以自己名义与济源市北街翰兴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已缴纳契税。2012年2月28日，范保玲以自己名义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支行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将坐落于济源市北洋区北海路星湖湾6号楼6层东户房产抵押于该银行以按揭贷款。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依约按时足额给付借款人借款本金系贷款人基本合同义务，依约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系借款人基本合同义务。合同履行期间，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忠实履行各自合同义务，若有违约，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汪运刚向刘占国借款400000元并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与刘占国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刘占国同意并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将涉案借款给付汪运刚，该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刘占国作为贷款人，依约按时足额给付汪运刚借款本金，已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但是，汪运刚作为借款人，却未依约全面履行偿还借款本息义务，其违约行为侵犯了刘占国的合法权益，故刘占国诉请汪运刚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汪运刚已偿还的20000元不足清偿全部债务，且刘占国、汪运刚双方并未对该款项性质作出明确约定，故该20000元款项应视为借款利息。同时，经庭审查明，自借款之日（2012年12月26日）至2019年5月20日，涉案借款本金所生利息合计为460600元，但是，对于刘占国庭审自认汪运刚已付的利息20000元，并未在2019年5月1日双方对账前后予以扣除，故截止2019年5月20日，汪运刚应付刘占国借款利息为440600元（460600元-20000元），对于后续借款利息应依约定月利率15‰，自2019年5月21日起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汪运刚辩称其已偿还刘占国90000元，但是，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范保玲是否应以其作为汪运刚的配偶而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共同偿还义务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债务应依法认定为范保玲、汪运刚夫妻共同债务，范保玲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理由如下：1、范保玲、汪运刚于1998年12月20日办理结婚登记，而涉案借款发生在范保玲、汪运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刘占国与范保玲、汪运刚系亲戚关系，范保玲以自己名义购房时间（2011年10月18日）与涉案借款实际发生时间（2011年12月26日）较为接近；3、作为偿还借款的保证，范保玲将自持结婚证和房产手续原件，交由刘占国保管；4、汪运刚作为一方配偶，庭审自认范保玲对涉案借款已知情，且欲与其合意出卖范保玲独自购买的涉案房产变现以偿还刘占国借款本息。综上案情分析，可以证实涉案借款系基于汪运刚、范保玲共同意思表示且用于家庭生活，故应依法视为汪运刚、范保玲夫妻共同债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汪运刚、范保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刘占国借款本金400000元、利息440600元，合计840600元并继续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之）。二、驳回刘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03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10723元，由汪运刚、范保玲负担10473元，刘占国负担250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汪运刚提交的证据有：汪运刚的银行转账记录一份，证明目的：汪运刚于2013年1月21日偿还刘占国72000元，一审法院没有扣除该金额错误，一审法院多判决上诉人承担了72000元，应当从一审判决金额中扣除72000元。经质证，刘占国认为：上诉人汪运刚提交的转账凭证不属于新证据，借款是2011年12月26日开始出借的，截止到2012年12月27日正好是一年，该笔转账是汪运刚向刘占国还的利息，第一年的利息刘占国并没有主张，刘占国是按照2019年5月1日的对账单所确定的本息及利息进行的主张，该对账单的第二条利息计算详细地表述了利息。范保玲对该证据无异议。上诉人范保玲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1、济源市北海街道办事处花园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2、河南君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星湖湾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3、济源市××××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范保玲与汪运刚分居已经很久，且范保玲未收到封丘县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未能参加一审庭审。第二组证据，汪运刚的银行交易记录一份，证明目的：汪运刚已于2013年1月21日偿还72000元。经质证，刘占国认为：对于范保玲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三份证明形式存在瑕疵，均无经办人签字，物业的证明显示“据说……”,三份证明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另外出具三份证明的单位不具有证明上诉人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的资质，该三份证明的出具单位所出具的证明无事实依据；第二组证据的转账记录与汪运刚提交的转账记录一样，该份证明恰恰能证明二上诉人双方的感情良好，如果按照范保玲所说的夫妻感情不和，那么范保玲如何得到汪运刚的银行交易信息，对该转账记录的其他质证意见同对汪运刚提交的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汪运刚对范保玲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汪运刚、范保玲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范保玲提交的三份证明实质属于证人证言，其提交的证据形式不合法，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1、汪运刚于2013年1月21日向刘占国转款72000元。2、一审庭审中，汪运刚陈述称“2018年12月30日之前其妻子就知道其向刘占国借了400000元，为了赢得刘占国的信任，其把购房合同和结婚证交给了刘占国，其与妻子商量准备把房子卖了还刘占国钱，不然其妻子名下的房产手续不会给刘占国。”3、一审法院按范保玲的公民身份信息所载的户籍地址向其邮寄送达开庭传票，该邮件由汪运刚签收。范保玲与汪运刚户籍地址一致。二审庭审中，范保玲称一审判决书是汪运刚向其转交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汪运刚于2013年1月21日向刘占国转款72000元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刘占国向汪运刚实际转账支付400000元借款的时间为2011年12月26日，依据汪运刚、刘占国签订的《借款合同书》，案涉借款利率为月息1.5%，以4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1.5%计息，一年利息为72000元，双方签订的案涉《借款对账单》并未将借款实际支付后第一年的利息计算在内，因此，汪运刚于2013年1月21日向刘占国所转的该72000元款项应认定为汪运刚向刘占国支付的第一年期的利息，故汪运刚上诉要求将该72000元款项自借款数额中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范保玲是否应当与汪运刚共同承担案涉借款偿还责任的问题。汪运刚、范保玲均上诉称“刘占国所持的购房合同及结婚证系汪运刚自范保玲处偷取的，范保玲不应承担案涉借款的共同偿还责任”，汪运刚上诉所称的该项事实与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互相矛盾。该笔借款发生于汪运刚与范保玲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结合当事人双方的关系、各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所做陈述、刘占国持有着汪运刚交与其的范保玲以自己名义购买房屋并抵押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和《契税完税证》以及汪运刚、范保玲结婚证的情形，一审认定该笔借款为汪运刚、范保玲的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一审向范保玲的送达是否违反程序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即为送达。”范保玲与汪运刚系夫妻关系，其二人的公民身份信息载明的户籍地址一致，一审法院依据范保玲的公民身份信息载明的户籍地址向其邮寄送达开庭传票，该邮件由汪运刚签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汪运刚、范保玲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6元，由汪运刚承担1600元、由范保玲承担122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陈 洁审判员  浮代飞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