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渝0116行初58号 原告：唐兴明（巴南区兴明线条厂经营者），男，汉族，1965年1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代理人：张敏、纪勇，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鱼新街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345049612XY。 法定代表人：李洪亮，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郭海蓝、穆天明，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大道6号行政中心1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3009307359H。 负责人：高正华，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周庆，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袁小超，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 原告唐兴明不服被告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执法支队）环保行政处罚及被告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巴南环境局）复议决定，于2019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唐兴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敏、纪勇，被告执法支队的法定代表人李洪亮、委托代理人郭海蓝、穆天明，被告巴南环境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周庆、委托代理人袁小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执法支队，于2018年11月6日对原告唐兴明作出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为由，对其处罚款贰拾万元整。原告不服，向被告巴南环境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巴南环境局于2019年4月2日作出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执法支队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唐兴明诉称，请求撤销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理由如下：一、处罚对象错误。《行政处罚决定书》首部写明的被处罚人为唐兴明，同时在其后写明其经营字号，尾部行政处罚为“对唐兴明处罚款贰拾万元整”即处罚对象为唐兴明个人。被告执法支队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等材料中的对象为兴明线条厂，与听证通知书、处罚决定书等文书中的被处罚人唐兴明不一致。唐兴明个人并不具有违反“三同时”的违法行为，将其作为被处罚人明显是错误的。1.违反《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等相关规定，即个体工商户是可以作为当事人的，只是债务由个人或家庭承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看，针对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其行政或民事行为的对象为个体工商户，而非其经营者。2.从《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及《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明确污水处理厂排污费征收对象有关问题的意见》可知，从水污染防治的角度，守法主体以及缴费主体均是个体工商户；那么环境保护体系中相应的处罚主体自然是个体工商户而非经营者。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环境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渝环发〔2011〕20号）中，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为个人的，应当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当事人为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注明经营者姓名、字号名称、地址；当事人为组织的，应当注明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及职务、地址等”。即在该条明确了个体工商户就是当事人而非经营者，此时只需要将经营者信息列明而已，而非反之。二、被告巴南环境局错误履行行政职责让线条厂始终无法获得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环评手续属于环保设施验收评价范畴之内，两者并非没有关联性。原告及周边企业在2016年便向被告巴南环境局申请办理环评手续，原告在2016年10月18日之前，是按照从界石镇政府得到的四清四治的相关要求向巴南环境局提交的相关材料，提交的材料不包括环评报告表或报告书等，因为四清四治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被告巴南环境局口头及相关书面答复中均要求提供选址意见书、规划用地许可证等材料。被告巴南环境局在给线条厂等企业的《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的回复》中更是明确要求提供“2.城市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规划用地许可证或房地产权证，复印件一份”。原告收到退回的材料及被告作出的书面回复后，了解到自身无法拿到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及规划许可证，认为无法提交相关资料，导致原告在收到被告回复后就一直没有办理环评手续。被告要求原告提交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及规划许可证的要求法律依据不充分，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八条的规定，选址规划的内容应该在环评报告里面，而不应该由原告提供给审批机关。原告认为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选址、规划用地等情况，属于被告巴南环境局的审批要件，该审批要件并非应由申请人提交相关资料证明，如果认为要件不具备，应该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而不是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此外，四清四治在2016年并没有结束，因为相关四清四治的文件并没有明确结束时间，且被告巴南环境局在2016年给原告的书面回复就是按照四清四治的要求作出的。故原告没有补办环评手续，系被告的过错导致，故不应对原告就违反三同时进行处罚。三、相关程序违法。1.二被告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人员是否具备法律职业资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二被告分别应提交行政处罚审核人员和行政复议人员的法律职业资格。如相关人员未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也将导致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决定不合法。2.违法证据不能作为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2018年7月10日被告执法支队对线条厂检查，相关人员违反《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第九条及其他相关规定，根据《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相关材料证据，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使用。行政处罚集体审议时被告巴南环境局当时的负责人马培东参与了行政处罚决定，违背了行政执法机关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原则。另现场检查视频没有出现被告工作人员及对原告权利义务的告知，故视频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此外，听证通知书上没有唐兴明的签字，不能证明其收到通知书。被告二在行政复议阶段，明显知晓相关违法情况不予指出和纠正，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四、适用法律错误。1.被告执法支队在处罚决定书中按其引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不具备行政处罚主体资格。2.复议权力未证明，原告是向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为何复议结果是由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作出，虽然《行政诉讼法》有“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驶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但被告巴南环境局应当对复议权力来源予以证明和说明。在行政复议决定中被告巴南环境局未对复议权力作出证明和说明，原告只能认为被告巴南环境局做出行政复议系“超越职权”做出。如果被告巴南环境局能够证明名称不一致系因机构改革的原因，则原告对其复议权限没有异议。 原告唐兴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执法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对执法支队的处罚决定书提起了行政复议； 3.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巴南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4.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的回复，证明被告执法支队对重庆市兴明线条厂做出回复，其中要求提交选址意见书、规划用地许可证等材料。证明被告巴南环境局针对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违反法律法规增加设立资料提供义务； 5.《重庆市控制夏秋季臭氧污染打赢蓝天保卫战告知书》、《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协助调查告知书》，证明相关部门及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被告一直是以巴南区兴明线条厂为环保行政行为相对方，证明被告行政处罚对象错误； 6.网络截图，证明璧山区永良木制品加工厂、重庆市北碚区金银山石材加工厂是个体工商户，市环保局对其处罚、开展环保验收时，对象是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同时列明经营者。 被告执法支队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1.被告对唐兴明（经营字号：兴明线条厂）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对象主体认定准确。2.被告对唐兴明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唐兴明经营的巴南区兴明线条厂存在未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违法事实。3.被告对唐兴明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唐兴明进行现场检查时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到场，并出示了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了检查事项和现场检查结果，并由巴南区兴明线条厂实际经营者唐兴明在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上签字确认现场检查结果。被告对唐兴明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后，于2018年8月28日向其直接送达了《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以及提出听证的权利。唐兴明于2018年8月30日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于2018年9月20日组织了听证。后经集体讨论，于2018年11月6日依法作出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唐兴明（经营字号：兴明线条厂），原巴南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马培东是联系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的领导，其参与集体讨论要求支队依法处罚并不违法，也没有影响支队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并独立发布相关的文书。4.被告对唐兴明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幅度适当。根据《重庆市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6.1施行）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对唐兴明的违法行为具有法定处罚权力。根据当时已经修订生效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7.16修订，2017.10.1施行）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唐兴明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2018年7月10日，被告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海棠村石家坝社的由唐兴明经营的巴南区兴明线条厂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厂的木制品白胚加工生产项目于2013年8月建成投产，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故被告依据上述法律条款，对唐兴明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另外，行政罚款数额系被告严格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考虑其违法情节后，由被告行政处罚集体审议会研究决定。二、唐兴明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所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给予支持。1.被告不存在处罚对象错误的问题。唐兴明在起诉状中认为被告违反《民法总则》《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属于其理解错误。首先，上述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处罚对象为个体工商户的，应以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字号作为处罚对象。其次，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等对个体工商户为处罚相对人时处罚决定书如何列写并无明确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一百零一条，同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在行政实体和程序法没有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参照适用包括民事程序和民事实体诉讼主体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可见，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仅是业主对外的一种称谓，并不是当事人。所以对个体工商户的行政处罚中，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行政相对人，有字号的在法律文书上附注登记的字号即可。另根据《重庆市环境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试行）》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为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注明经营者姓名、字号名称、地址。”且唐兴明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五条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在起诉状上载明原告的事项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致，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行政处罚对象主体的适格性。综上，本案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信息列明方式无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原告提出的处罚对象错误的问题。2.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唐兴明违反环保“三同时”制度，未验先投进行处罚，而非处罚其未批先建，且唐兴明的未验先投行为未过诉讼时效。唐兴明在起诉状中反复强调巴南区环境局错误履行行政职责，未按公司要求为其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一事实际上与本案无关，且唐兴明所诉称的事实和理由本身与客观实际不符。原告至今没有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也没有向被告巴南环境局提交包括环境影响报告表在内的法定审批资料，所以原告自身过错导致的结果应该由自己承担，不能成为免除行政处罚的法定理由。况且，未批先建和未验先投是两个违法行为，本案被告对唐兴明做出行政处罚并非依据其“未批先建”对其进行处罚，而是依据其违反“三同时”制度，未验先投而对其进行处罚。所以唐兴明在起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二部分所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唐兴明所经营的巴南区兴明线条厂的建设项目本身未验先投，且直至被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仍处于生产状态，故其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一直处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未超过追溯时效，依法应当进行处罚。3.唐兴明所经营的巴南区兴明线条厂的环境保护设施并未依法履行验收或自行验收的法定义务，未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完成验收，客观上属于未验先投，依法应当予以处罚。4.被告不存在相关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行政处罚法》（2017年9月1日修正，2018年1月1日施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的行政处罚审核人员在《行政处罚法》第二次修正前就已经从事该项工作，故并非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审核工作，不受该条款约束。同时，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对唐兴明经营的巴南区兴明线条厂进行现场检查时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到场，并出示了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了检查事项和现场检查结果，并由巴南区兴明线条厂实际经营者唐兴明在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上签字确认现场检查结果。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未说明来意和执法依据，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和配合调查的义务，告知其拒绝、阻碍、隐瞒或提供虚假情况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该部分内容在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上已经全部载明，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经过了唐兴明阅读，核对无误后其方才在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上签字确认，因此，被告已经全面履行了对唐兴明的告知义务，原告在起诉状中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对唐兴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5.被告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依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四条、《环境监察办法》第四条和《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等法律法规规定，被告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对于在本辖区内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有实施行政处罚的职权，故被告对唐兴明实施行政处罚主体适格。事实上，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仅作出了20万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充分考量了各种因素，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给予了原告最轻的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合理。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唐兴明（经营字号：巴南区兴明线条厂）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巴南环境局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被告作出的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1.被告作为行政复议的主体适格。因机构改革，原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的职责职权由被告巴南环境局行使。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巴南环境局作为执法支队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其行政行为的法定复议机关，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2.被告实施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2019年1月7日，原告向巴南环境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执法支队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巴南环境局审查，当日予以受理，并向原告作出《行政复议申请收件回执》；2019年1月10日，被告向执法支队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9年3月7日，被告依法向原告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2019年4月2日，巴南环境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巴环行复决字〔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有效送达。3.被告对原告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巴南环境局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对执法支队做出的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应证据、法律适用等依法进行判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唐兴明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其所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给予支持。1.`被告不存在错误履行行政职责的情况，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唐兴明违反环保“三同时”制度，未验先投进行处罚，而非处罚其未批先建。唐兴明在起诉状中反复强调被告错误履行行政职责，未按其要求为其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一事实际上与本案无关。是否办理环评手续属于未批先建的评价范畴，且唐兴明所诉称的事实和理由本身与客观实际不符。未批先建与未验先投客观上是两个违法行为，本案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对唐兴明做出行政处罚并非依据其“未批先建”对其进行处罚，而是依据其违反“三同时”制度，未验先投而对其进行处罚。所以唐兴明在起诉状事实和理由第二部分所述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此外，兴明线条厂提交环评申报材料时已经过了四清四治的办理期限，且其也并没有按照四清四治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被告为此对其作出了书面回复，要求其完善相关材料，但原告并没有按要求完善。唐兴明的建设项目本身未验先投，且直至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仍处于生产状态，故其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一直处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未超过追溯时效，依法应当进行处罚。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及其相关规定进行判断，唐兴明并未依法履行验收或自行验收的法定义务，未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完成验收，客观上属于未验先投，依法应当予以处罚。2.被告不存在相关程序违法的问题。《行政复议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被告的行政复议人员在《行政复议法》第二次修正前就已经从事该项工作，故并非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审核工作，不受该条款约束，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2018年11月5日，原巴南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马培东作为联系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的领导，参与支队的集体讨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要求支队依法作出相关行政处罚合法合理，不影响支队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和独立发布相关的文书，且当时马培东并没有分管巴南环境局法制工作和行政复议工作，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3.被告作为行政复议主体适格，行政复议权力明确。依据《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重庆市巴南区机构改革方案》等有关规定，现“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即2018年机构改革前的“巴南区环境保护局”。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其行政行为的法定复议机关，具有作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执法支队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重庆市巴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 2.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 3.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唐兴明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视频资料、协助调查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调查询问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听证笔录、行政处罚集体审议意见表、审查会议记录，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被告巴南环境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决定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 2.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3.《行政复议申请收件回执》、《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回执》、《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作出的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 4.巴南委办发〔2019〕35号《中国重庆市巴南区委办公室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关于文件〈重庆市巴南区机构改革方案〉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巴南环境局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 5.《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的回复》、渝环办发〔2007〕31号《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程序规范的通知》、渝环发〔2013〕89号《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环境保护四清四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巴南区环保局《环保“四清四治”工作会议纪要》、巴南府办发〔2014〕245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南区环境保护四清四治专项行动整治阶段工作方案的通知》、渝环发〔2015〕36号《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2015年“四清四治”整治工作要求的通知》，证明原告向被告巴南环境局提交材料要求办理四清四治手续，被告巴南环境局通过书面回复的方式要求原告补充提交城市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规划用地许可证的要求是合法合理的，且由于原告提交材料不齐全，被告已经将申报材料退给唐兴明；另外，原告提交材料时四清四治工作已经结束。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执法支队提交的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对3号证据中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唐兴明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对3号证据，认为其中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协助调查告知书及送达回证中明确的告知对象或被调查人是巴南区兴明线条厂，与被告之后出具的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被处罚人唐兴明明显不一致，证明被告处罚主体不适格；调查询问笔录也是对兴明线条厂是否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调查，并非对唐兴明个人的调查。对3号证据中的视频资料，在视频中无法得知录制视频的人员以及录制视频的目的，因为视频中并没有出现被告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对原告权利义务的告知，故视频不能作为行政处罚合法的证据。对3号证据中的行政处罚集体审议意见表、审查会议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3号证据中的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认为其上面没有原告签字，不能证明其收到通知书。对3号证据中的听证笔录，认为对象不明，合法性有异议。 被告巴南环境局对被告执法支队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巴南环境局提交的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对3号证据没有异议。对4号证据无异议。对5号证据中《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的回复》真实性无异议，该回复证明被告巴南环境局认可四清四治并未结束，且处罚对象应当为兴明线条厂；对5号证据的其余部分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四清四治有清晰的结束时间，其中《环保“四清四治”工作会议纪要》要求提供选址规划意见书等是被告自行设立增加的条款，不具有合法性。 被告执法支队对被告巴南环境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但正好能够证明本案处罚和复议主体适格。对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对5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6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执法支队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其主体身份；2号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3号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其中视频资料与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能够客观证明原告在未按规定验收的情况下投入生产的事实。被告巴南环境局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其主体身份；2号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3号证据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4号证据证明被告巴南环境局具有复议职权；5号证据证明被告巴南环境局对原告作出书面回复及其相关依据。原告提交的1号、3号证据证明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2号证据证明其针对行政处罚行为提起了行政复议；4号证据证明被告巴南环境局曾对原告申报环评事宜作出书面回复；5-6号证据与本案所涉行政行为没有关联性。综上，除原告提交的5-6号证据外，二被告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0日，被告执法支队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海棠村王家坝社的原告经营的巴南区兴明线条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其线条生产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被告执法支队于2018年8月28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和听证告知书》。后经原告申请，于2018年9月20日组织了听证。经集体讨论后，被告执法支队于2018年11月6日对原告作出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以原告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为由，对原告作出罚款贰拾万元的行政处罚。 被告执法支队于2018年11月13日通过中国邮政向原告邮寄送达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邮寄地址为“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海棠村石家坝社”，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显示邮件妥投。原告于2019年1月7日向被告巴南环境局申请行政复议，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上载明的附件包括“巴环罚（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被告巴南环境局向原告出具的《行政复议申请收件回执》上载明收到的材料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巴环罚字〔2018〕343号）复印件”。被告巴南环境局于2019年1月7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于同年4月2日作出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执法支队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巴南环境局于2019年4月3日将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于2019年4月10日诉讼来院。 因机构改革，原重庆市巴南区环境保护局的职责职权由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行使。 另查明，原告于2013年8月28日成立，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套装门等。2018年8月13日，原告在被告执法支队对其进行调查时陈述：巴南区兴明线条厂主要从事木制品白坯加工，主要产品门套线条；于2013年8月开始在注册地址生产至今；邮寄地址为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海棠村石家坝社。修订前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登记表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请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2017年7月16日修订后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范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的程序和标准，原环境保护部制定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并于2017年11月20日发布。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锯材、木片加工，家具制造”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有酸洗、磷化、电镀工艺的）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其他）的建设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5年6月1日起施行），“锯材、木片加工，家具制造”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有电镀或喷漆工艺的）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其他）的建设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7年9月1日起施行），“锯材、木片加工、木制品制造”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有电镀或喷漆工艺且年用油性漆量（含稀释剂）10吨及以上的）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其他）的建设项目；“家具制造”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有电镀或喷漆工艺且年用油性漆量（含稀释剂）10吨及以上的）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其他）的建设项目。 再查明，由于“四清四治”整治工作的开展，重庆市兴明线条厂在2016年10月18日前向被告巴南环境局提交材料申请办理环评手续，申报时提交的材料不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016年10月18日，被告巴南环境局向重庆市兴明线条厂作出《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的回复》，载明：“你单位拟在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海棠村王家坝社建设‘木制品加工’项目，还应向我局提交第二项资料，即城市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规划用地许可证或房地产权证，复印件一份。报件齐全后，我局将受理该项目的申报”。2016年11月25日，原告收到前述书面回复及巴南环境局退回的相关申报材料，后未再次向被告巴南环境局申请办理环评审批。 本院认为，根据《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条“市、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及第一百一十四条“市、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分别由市、区县（自治县）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实施”之规定，被告执法支队作为巴南区的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其法定职责。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被告执法支队对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行为，有权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原告的门套线条生产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规定，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报告表的项目，其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的情况下投入生产，已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相对方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明确将个体工商户纳入自然人的范畴，个体工商户是自然人这种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并不具有组织性，无论个体工商户是否起字号，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者均为自然人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9条确定了民事诉讼过程中个体工商户诉讼主体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行政处罚过程中，被处罚人为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时，行政处罚决定书只能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被处罚人。从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看，其列明的被处罚人为唐兴明，同时列明了经营字号与经营场所等信息，该行政处罚行为确定的被处罚人并无错误，原告认为行政处罚相对方错误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巴南环境局错误履行行政职责，增设法律之外的许可条件，作出的书面答复使原告认为无法提交相关资料导致其长期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进而导致其发生未验先投违法行为被处罚的问题。未获得环评审批与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两者系不同的环境违法行为。获得环评审批的主体也有可能实施未经验收即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此外，环评审批作为行政许可行为，需要行政相对人根据法律规定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提交许可所需的相关材料。根据原告向被告巴南环境局申报环评手续时的法律法规规定看，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是环评审批的必要材料，但原告向被告申报环评时提交的材料却并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被告结合“四清四治”整治工作的特殊要求，告知相对人提交相关材料是实施行政管理的需要，并不属于增设法律之外的许可条件。从被告巴南环境局向重庆市兴明线条厂作出《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的回复》的内容及将相关申报材料退回原告的事实看，原告并未按要求提交环评审批所需的相关材料，故被告并不存在错误履职的情况，原告的前述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认为二被告未提交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人员的法律职业资格，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决定不合法的问题。被告认为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只规定了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未规定在两部法律修订之前已经在从事相应工作的人员需要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本案所涉二被告的工作人员在两部法律修订之前就已经在行政机关从事相应的工作，不受该条款限制。本院认为原告的观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被告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的观点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认为行政处罚依据存在违法证据，行政复议未能纠错的问题。从被告提交的有原告本人签字的《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看，执法人员已经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包括视频资料在内的全部证据亦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经营的重庆市兴明线条厂存在“未验先投”违法行为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观点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认为执法支队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具备行政处罚主体资格，被告执法支队不应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问题。《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授权区环境行政执法机构行使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并不意味着区环境行政执法机构只能按照《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被告执法支队被《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授予处罚权后，当然可以依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对相应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故原告的观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执法支队认定原告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执法支队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执法支队在发现原告的违法行为后，依法展开调查取证并责令改正，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经原告的申请开展听证，后经集体讨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及时送达原告，程序合法。被告巴南环境局在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审理，决定维持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议决定合法。 综上，被告执法支队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的巴环罚字〔2018〕3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巴南环境局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的巴环行复决〔2019〕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兴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唐兴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静 人民陪审员  钱怀德 人民陪审员  刘启明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朱 锐 书 记 员  陈柯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