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25民初3643号原告：陈某，女，197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区。原告：刘某，女，2010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区。刘某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74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区，系原告刘某之母。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敏，山东闻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丁刘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济阳区济北街道汇鑫苑小区。法定代表人：鲁庆传，系主任。被告：刘吉敬，男，195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区。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道慧，济阳县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陈某、原告刘某与被告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丁刘社区居民委员会、刘吉敬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敏、被告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丁刘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丁刘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鲁庆传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道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吉敬支付两原告2012年11月至今的小麦补贴49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丁刘居委会自起诉之日起，每年按时支付两原告每人每年小麦补贴35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母女关系。2012年10月23日，原告陈某与刘冠军通过法院调解离婚，原告刘某随陈某居住生活。因2008年左右本村部分土地被征用，故凡本村村民每人每年均可分得小麦补贴约2900元。2013年本村剩余部分土地被征用，此时每人每年约小麦补贴3500元。2012年10月23日前，两原告均享有该项补贴待遇。但由于陈某与刘冠军离婚，被告丁刘居委会便以陈某已离婚为由取消了两原告应享有的该项待遇。两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被告仅分配给两原告房屋拆迁安置，但该项生活补贴待遇一直推脱未能落实。2018年7月3日，原告上访至济阳县济北街道办事处，答复仍然是村民自治取消两原告的村民待遇，建议走法律途径。2018年7月18日，两原告向贵院起诉丁刘居委会要求给付上述补偿款，贵院以村民自治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两原告的起诉。两原告认为：陈某虽然离婚，但一直生活居住于本村，户口也未因离婚迁出，且两原告在陈某离婚前一直享受村民同等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两原告享有的村民待遇应是基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享有的权益，该权益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鉴于在（2018）鲁0125民初2591号案件中被告丁刘居委会表述其已将两原告的小麦补贴等发放给了被告刘吉敬，被告刘吉敬应当偿还两原告2012年11月分至今的小麦补贴49000元。同时，被告丁刘居委会负责发放相关小麦补贴，其亦应将属于两原告的小麦补贴发放给两原告。为维护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再此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告丁刘居委会辩称，一、原告起诉被告刘吉敬支付小麦补贴款49000元的诉求，与起诉答辩人的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二、原告不具备小麦补贴等补偿分配的资格和条件，且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两原告落户和居住本社区，但只是空挂户，依法不享有丁刘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两原告的诉求依法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我方的分配方案是依法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决定的，其主张的是数额不是“份额”，依法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三、原告的要求损害了广大村民的利益，陈某自离婚后至今没有履行相应的村民义务。四、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依据，即使有依据，其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刘吉敬辩称，一、原告已就本案同一事实进行过起诉，根据民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告的起诉应不予受理。二、原告主张刘吉敬支付小麦补贴49000元，其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原告没有确凿有效的证据支持其主张。三、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能一并审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审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原告提交的民事调解书、育龄妇女基础信息卡、选民证、养老保险处交费明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车库证明、信访处理意见书、（2018）鲁0125民初2591号民事裁定书、社会抚养费单据，本院调取的丁刘居委会发放小麦补贴长补兑付明细表7份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存在较大争议，本院作出如下认定：被告丁刘居委会提交的分地及卖地分款实施方案及会议记录及会议照片两张，拟证明根据该方案原告不能参加分地分款。经本院审查认为，该实施方案系复印件，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虽为原件，但两份证据仅有村干部和群众代表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该条第二款规定，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该条第二款规定，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实施方案及问题依法应当由村民会议决定，而非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丁刘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设立村民代表会议的条件，即使其符合条件该村民代表会议是否得到了该村村民会议的授权本院亦无法查清。签字的村民代表如何产生，其村民代表身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难以认定。故该实施方案及村民会议记录其形式内容均难以认定其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上述证据不予认定，对拟证明的事实不予支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两原告系母女关系。2012年10月23日，原告陈某与案外人刘冠军经本院调解离婚，原告刘某由原告陈某直接抚养。两原告现户籍地为济阳区，同时陈某户籍载明，2015年8月22日因购房由济阳区济北街道丁刘村98号移入本址。2011年丁刘村开始拆迁，相关补偿费用按小麦长补的方式进行支付。2012年刘吉敬按2人2.04亩领取小麦长补兑付款3182.4元，案外人刘冠军按4人4.63亩领取小麦长补兑付款7222.8元。2013年刘吉敬按2人3.3亩领取小麦长补兑付款5593.5元，案外人刘冠军按3人4.95亩领取小麦长补兑付款8390.25元。2014年刘吉敬领取该款项4000元（根据该表显示可推知按5人领取）。2015年、2016年刘吉敬分别按5人领取该款项13275元。2017年，刘吉敬按每人3550元领取该款项21300元（按6人领取）。2018年按6人领取20400元。被告刘吉敬系济阳区济北街道汇鑫路17号27号楼2单元102室户主，该户名下现登记总计六人：户主刘吉敬，妻子王吉花，儿子刘冠军，儿媳陈海兰（2013年3月8日因结婚迁入），孙女郭蝶（2016年10月26日因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移入本址），孙子刘祺（1999年11月19日生）。2018年7月两原告曾向本院起诉丁刘居委会，其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两原告2012年11月至今的小麦补贴43200元，并以后每年按时支付两原告每人每年小麦补贴35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除涉及本案被告刘吉敬的外同本案基本一致。本院以（2018）鲁0125民初25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某、刘某的起诉，该裁定书现已生效。本院认为，陈某、刘某主张刘吉敬支付其2012年11月至今的小麦补贴49000元，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2012年的补贴两原告自述已经在陈某与刘冠军离婚前领取。2013年，刘冠军的现任妻子陈海兰因结婚迁入刘吉敬农户中，此时刘吉敬农户名下有妻子王吉花、儿子刘冠军、儿媳陈海兰、孙子刘祺5口人，一直至2016年其均按照5口人的标准领取并无不当。2016年10月26日郭蝶因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移入刘吉敬农户名下，此时刘吉敬名下有6口人，2017年、2018年，刘吉敬农户按6口人标准领取小麦长补亦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两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系刘吉敬领取了其“长补款”，本院调取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刘吉敬领取的“长补款”不超出其应分得利益。因此对两原告主张刘吉敬支付相关“长补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本案中，两原告对丁刘居委会的起诉，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每年按时支付两原告每人每年小麦补贴3500元，该诉讼请求已经由（2018）鲁0125民初2591号民事裁定书作出裁判，依法应经过申请再审处理，在本案中本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某、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宗寿强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