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2648号原告：黄勇，男，1974年2月5日生，汉族，云南省广南县人，现住云南省广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全，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文山州雄丰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00795185503L。住所地：文山市三鑫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食堂三楼）。法定代表人：刘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雯，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黄勇与被告文山州雄丰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丰驾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黄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全，雄丰驾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支付扣押、拖欠原告的工资184000元；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8000元；4、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未交纳失业保险所损失的失业保险金18234元；5、判决被告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算数依法为原告补交2012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6、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云Ｈ×××××教练车集资款72000元，上牌照费32000元、押金3000元、代收款2000元共计109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1年5月入职雄丰驾校公司，从事教练员工作，并与雄丰驾校公司签订了《教练员聘用协议》，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教练员聘用协议》约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雄丰驾校公司聘用黄勇为雄丰驾校教练员，按月支付黄勇劳动报酬，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和黄勇工作实际，结合雄丰驾校的劳动人事制度调整黄勇的劳动报酬，黄勇在聘用期内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安全例会和业务学习，不得在其他驾校兼职带学员。但从黄勇入职雄丰驾校公司至今，雄丰驾校公司仅支付黄勇提成部分工资，对于《教练员聘用协议》约定的底工资一分未发，且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黄勇交纳社会保险，严重侵害黄勇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原告曾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6月3日收到仲裁委的裁决书，裁决书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来认定教练员聘用协议的效力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庭审中雄丰驾校公司陈述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2000元的银行流水是为了避税、签订聘用协议的目的是为应付上级行政机关监督检查时，仲裁委不仅不向劳动局、税务局、道路运输管理局反映情况，反而认为被告的说法合法合理，认可被告的违法行为，认为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向文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雄丰驾校公司辩称，一、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并非劳动关系，答辩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案的案件事实为：原告与答辩人签订了《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答辩人将云Ｈ×××××教练车以承包方式承包给原告进行经营管理；教练车培训收益归原告所有，原告每月支付1000元的承包管理费给答辩人；答辩人仅收取管理费，与教练车有关的一切费用（保险费、油料费、车辆维修费、维修保养费、年审、各种税费、交通事故赔偿、教练工资等）由原告承担；原告负责对所承包教练车培训学员培训期间的安全教育与监督管理，同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要求和云南省的实施细则进行教学；为了增强安全责任意识，维护答辩人企业品牌形象，原告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教练车辆操作规程等。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出资购买了车辆，答辩人将该车辆登记于答辩人名下，办理了云Ｈ×××××教练车牌号（已经报废），并交由原告管理经营。同时，该教练车的培训收益均归原告所有，原告也向答辩人支付了部分承包管理费。因教练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就履行《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发生争议诉讼至文山市人民法院，并上诉至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两审终审后，人民法院已经认定《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教练与文山州雄丰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之间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并非劳动关系。二、原告于诉状中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满足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其请求不应该被支持。原告关于“于2011年5月入职答辩人公司，从事教练员工作，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答辩人按月支付劳动报酬”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满足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原告承包答辩人的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时，自愿出资购买教练车辆、自愿按照《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每月支付管理费1000元，对驾驶员培训的经营行为自负盈亏，从该行为能够证实原告并没有与答辩人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二）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隶属、管理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以劳动力和相应的报酬作为对价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用工管理权，双方形成人身隶属关系。而本案中：1、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双方系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双方之间并非上下级的管理关系。2、原告自行招收学员、自行培训教学、承担经营管理期间的费用、自负盈亏，原告在承包期间对车辆的经营管理具有独立自主性，并不是从事答辩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答辩人没有对原告进行人事安排。（三）答辩人对原告不具有行使工资、奖金等薪酬方面的分配权利。承包期间，原告自行招收学员，自行收取了全部培训收益。答辩人没有对原告的教练车经营管理权、收益权进行干预，相反原告还固定向答辩人支付承包管理费。该承包模式与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固定支付、或计件支付劳动报酬的形式不相符。（四）原告进行教练车辆管理的目的在于获得培训收益，并不是为了答辩人提供劳动。答辩人提供教练车牌照，收取固定的承包管理费；原告提供车辆及培训技术，获得培训驾驶员所得全部收益。原告培训的学员人数多少、收取的培训费用多少、是否亏损均与答辩人的经营收益、业务量无关，原告没有为答辩人公司自身业务提供任何劳动。（五）答辩人的用人规章制度不适用于原告。答辩人仅仅是依据《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约定，对原告进行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交通规则、教学培训精神、收取管理费的传达及监督，其主要基于培训安全及维护答辩人对外形象的考虑，并非用人管理。在用工管理方面，相关规章制度不适用于原告，原告不需要遵守答辩人的考勤、考核管理。（六）答辩人并没有为原告提供任何劳动工具等基本劳动条件。教练车作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最重要的劳动工具，云Ｈ×××××教练车（除车牌号外）由原告自行购买，并由其实际控制支配。原告自行购买教练车，承担与教练车有关的一切费用（保险费、油料费、车辆维修费、维修保养费、年审、各种税费、交通事故赔偿、教练工资等），该种责任负担的形式与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的职务行为支出及产生的后果的形式也存在不符。进一步印证了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七）答辩人不存在支付工资的义务。在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任何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用人单位连续2个月时间不发放工资的情形下，都不可能再继续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或者早就提起仲裁；更何况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付2011年5月至今的工资，长达7年半，这明显与日常经验法则不相符。更为重要的是，原告因购买车辆挂靠答辩人名下用于教练车培训收益，答辩人每个月只收取管理费1000元；而原告陈述：答辩人每个月应支付2000元报酬给原告。依据原告的逻辑关系分析，原告在不提供任何劳动的情形下，答辩人甘愿冒承包的风险、没有任何利益，倒贴1000元给原告。答辩人作为商业主体，签订承包协议的目的在于通过享有的驾驶培训经营以收取原告交纳的承包费用进行盈利，是绝对不可能做亏本买卖，原告的逻辑明显违背商业交易习惯、常识。三、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失业保险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失业保险金，是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是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成立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原告一直因为该承包关系获得承包收益，不存在失业的情形。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失业保险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答辩人并没有收取原告缴纳的集资款及相关费用109000元，该诉讼请求并非劳动争议受案范围，且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该被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原告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勇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工资存折明细》复印件一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2011签订《教练员聘用协议》，该聘用协议约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原告服从被告管理，被告的规章制度适用原告，被告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双方建立劳动关系。（2）被告并未按约支付原告2000元底薪的劳动报酬，未按《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3）自2011年，被告为原告办理工资卡后不交给原告，采取代收代发批量入账异步，然后有折取现或ATM取款机冲正的方式虚假发放工资，虚立成本偷税，扣押、拖欠原告工资的事实。2、教练员证、上岗证、备案登记表、应聘登记表、保证书、承诺书，证明原告从2012年起在雄丰驾校公司从事教练员工作,受雄丰驾校公司指挥、控制、监督、考核、检查的事实。3、2016年7月26日通知、2017年4月25日通知、文雄丰字[2017]19号、文雄丰字[2018]31号文件，证明：（1）原、被告之间是有隶属和服从性质的劳动关系；（2）被告可以将管理意志、方法、手段强行向原告实施，原告服从被告的各种管理规定。4、《情况说明》，证明文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作为雄丰驾校公司的行政主管机关，要求雄丰驾校公司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保障教练员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教练员签订聘用协议，原告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5、雄丰驾校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的查询报告，证明：（1）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履行其行政职能，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曾于2017年7月27日对雄丰驾校公司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结果为劳动合同未全员签订；（2）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许可雄丰驾校公司开展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许可文件编号为530000001418，许可内容中小型汽车C1由224辆增加到344辆，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件》（JT/T433-2004）第8.2.2.3条规定：驾驶操作教练员人数不少于教练车数量的1.1倍。雄丰驾校公司至少需要375名教练员，才可能获得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行政许可。6、3.1江苏省扬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扬民终字第160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14729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三民申字第00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在全国各地法院的与本案情形类似的司法判例中均认定驾校与其教练员之间为劳动关系，本案原告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7、雄丰驾校公司副校长伍鹏在仲裁委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向被告交纳的1300元投档费中，向交警部门交纳590元后，其余款项为原告通过培训驾驶员给雄丰驾校公司带来的经营收益。8、视听文山新闻《一直没退款！文山“半价购车”风波难息》，证明雄丰驾校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俊存在违法经营行为，其违法行为已经被视听文山报道，受害者在通过各种途径维权。9、雄丰驾校公司安全员服、大衣、雨衣，证明雄丰驾校公司为方便教练员开展业务工作，为原告等教练员发放安全员服、大衣、雨衣、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经质证，雄丰驾校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第1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三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1）、未提交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能证实双方之间签订聘用协议并约定了工资为2000元；（2）、原告每个月仅仅缴纳1000元的管理费给被告，但是按照原告所述“被告还需要支付2000元的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协议内容严重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显然不具备合法性；（3）、工资交易明细中反映出2000元的交易均是当天存入后、时隔1小时就取出，每个月进行循环存、取，但是所有交易实质上仅仅指向同一笔2000元，该2000元性质为“原告缴纳至被告的工资押金2000元，由被告财务每月循环存入、取出，用于减少原告需要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环存入、取出，用于减少原告需要承担的个人所得税。第2组证据材料（上岗证、教练员证、应聘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的质证意见：三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1）、未提交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2）、教练员上岗证载明发证日期为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无法证实原告于2011年时就为被告员工；（3）、教练员证为公路运输管理部门颁发的，与本案无关；（4）、应聘登记表、备案登记表没有被告盖章确认。第3组证据材料（2016年7月26日通知、2017年4月25日通知、文雄丰字[2017]19号、文雄丰字[2018]31号）的质证意见：三性不予认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材料中内容显示为“拒不缴纳管理费的承包型教练员，不得使用被告训练场地开展教学，视为自愿放弃承包教练车，由被告终止承包协议，收回教练车经营权，并将车辆变为自用后交还承包人”，能反映出原被告之间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第4组证据材料（《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该证据材料证实被告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与承包驾驶员培训经营权的教练员签订的聘用协议，但该聘用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第5组证据材料（雄丰驾校的企业信用查询报告）的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文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否对被告进行抽查及抽查结果与本案无关；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准予被告从事驾驶员培训业务，进一步证实被告有权将驾驶员培训经营权发包给原告，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第6组证据材料（判决三份）的质证意见：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列举了其他地区的相似案例，基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因此该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外，同类案例中也有判例认定驾校与其他教练员之间为承包关系，并不是如原告所称均认定为劳动关系，被告也提供了相关判例进行抗辩。第7组证据材料（雄丰驾校副校长伍鹏在仲裁委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交纳的1300元投档费是包含了考试费等其他费用的，该投档费是根据运政部要求进行调整的。实际上，被告的经营收益、业务量与原告培训的学员人数多少、收取的培训费用多少、是否亏损均无关，原告没有为被告自身业务提供任何劳动，双方是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第8组证据材料（视听文山新闻）的质证意见：三性不予认可。（1）、不具备真实性：没有原件加以核对真实性，同时仅为一份报道，没有任何法律文书认定报道事实的真实性；（2）、不具备关联性：该报道内容为部分市民向文山天创息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购买车辆的民事交易行为，与被告公司无关，更与认定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无关。第9组证据材料（安全员服、大衣、雨衣）的质证意见：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1）、未提供原物加以核对真实性；（2）、雨衣并没有被告公司的名称，不能证明为被告公司发放。（3）、衣服与雨衣都不是作为教练员的劳动工具，主要劳动工具为教练车，而原告的教练车是自己出资购买登记在被告公司名下的、并自行承担维护成本，反映出双方为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黄勇提交的第1、2、3、7、8、9、组证据，内容部分客观真实，待证观点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相符，本院对客观真实的部分内容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明观点本院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综合进行评判；第4组证据《情况说明》客观证明了道路运输管理机关对此行业的要求，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内部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第5组证据雄丰驾校的企业信用查询报告，客观真实，本院对证据予以采信但对待证观点不予采纳；第6组证据判决书、裁定书共三份，因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本院均不予采信。雄丰驾校公司针对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承包管理费的收款收据》、《工资卡》、《押金收款收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被告将驾驶员培训经营权以承包方式发包给原告进行经营管理；（2）教练车由原告出资，培训收益归原告所有，原告每月支付1000元的承包管理费给被告；（3）被告仅收取管理费，与教练车有关的一切费用（保险费、油料费、车辆维修费、维修保养费、年审、各种税费、交通事故赔偿、教练工资等）由原告承担；（4）原告负责对所承包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期间培训学员的安全教育与监督管理，同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要求和云南省的实施细则进行教学；为了增强安全责任意识，维护答辩人企业品牌形象，原告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教练车辆操作规程等；（5）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告负责承担一切事故责任及给被告造成损失；（6）原告已经按约定支付了部分承包管理费。2、王冲、李俊、马顺高、石丽云、段红波、陆志祥、代林超、甘俊、陈某、滕光辉的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证明：（1）教练员与被告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仅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2）原告系因为被告起诉追索承包管理费后，才提起的虚假诉讼。3、劳动仲裁笔录中原告作为申请人，所申请出庭证人冉某的证人证言，证明与原告同属于承包被告驾驶员培训经营权的教练员冉某认可：（1）用于承包驾驶员培训经营权的教练车属于教练员自行出资购买；（2）从未收取被告支付的工资；（3）被告只有在收取管理费时才通知开会；（4）与承包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教练车有关油费、维修费、保险费由教练员自行承担；（5）承包教练员自行招收学员，自负盈亏；（6）每月向被告缴纳管理费1000元，如若不缴纳管理费则不能使用被告学校的训练场地；（7）被告驾驶员培训经营权对外承包方式与出租车行业模式相同。4、伍鹏、程泽美、王会英、庞某、张文革、舒杨、周红琼、任秋、张瑾瑾出具的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证明：（1）教练员与被告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仅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2）原告系因为被告起诉追索承包管理费后，才提起的虚假诉讼。5、唐挺、彭某、彭保勇的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证明：（1）只有云Ｈ×××××、云Ｈ×××××、云Ｈ×××××、云Ｈ×××××、云Ｈ×××××教练车为被告所有、自行经营的外，其他教练车的驾驶员培训经营权都由被告对外发包；（2）被告雇佣唐挺对云Ｈ×××××教练车，雇佣彭某对云Ｈ×××××，云Ｈ×××××教练车进行培训学员，雇佣彭保勇对云Ｈ×××××、云Ｈ×××××教练车进行培训学员；（3）所有教练员中只有彭某、彭保勇、唐挺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他教练与被告之间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4）该三人在培训学员过程中，与教练车有关的一切费用均系被告承担，学员均由被告自行招收后，安排该三人进行培训；（5）该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履行的内容及形式，明显区别于其他教练员。6、蒲成磊、杨贵文的仲裁申请书、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证明：（1）蒲成磊、杨贵文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本次集体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有人冒用蒲成磊、杨贵文的名义提起劳动仲裁；（2）本案属于虚假诉讼。7、情况说明，证明：被告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与承包驾驶员培训经营权的教练员签订的聘用协议，但该聘用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8、熊凤祥、张红娟、陈顺友、王永明、陆董开、高金浩等人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证明：（1）本次集体诉讼案件中，其他诉讼案件中的原告与其他公司成立劳动关系，该公司已经为他们购买了社会保险；（2）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9、仲裁裁决书，证明经过文山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已经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裁决客观公正。10、文山市人民法院判决书、调解书、文山州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人民法院已经认定《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教练与文山州雄丰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之间为驾驶员培训经营权承包关系，并非劳动关系。（2018）湘13民终2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类似案件中，人民法院认定驾校与教练员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本案与该判决书载明的案件情况基本一致，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2、《收款收据》、《解除教练车承包经营协议书》、《领款单》，证明：（1）承包驾驶员培训经营权的教练员除了依据《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缴纳5000元的保证金外，还需向被告缴纳银行卡一张、2000元的“押金工资”，由被告将教练员缴纳的2000元循环存入、取出，用于抵扣教练员应当承担的个人所得税；（2）本案不存在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元工资的情形。13、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1）其系雄丰驾校公司的教练员，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属于承包关系；（2）其使用的教练车系自己出资购买、自行经营；与教练车有关的油费、保险费、维修费等均自行承担；（3）收到的学员费除每月支付1000元承包管理费给雄丰驾校公司外，其余归证人；（4）向雄丰驾校公司交纳了5000元押金，2000元在不做教练时，由雄丰驾校公司退还给证人；（5）证人与雄丰驾校公司未签订过《教练员聘用协议》，不用遵守雄丰驾校公司的规章制度、用人考核，未领过安全员劳保服等。14、证人彭某的证言，证明：（1）其系雄丰驾校公司的教练员，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属于员工关系；（2）其在培训学员过程中，与教练车有关的一切费用均系雄丰驾校公司承担，学员由雄丰驾校公司自行招收后，安排证人进行培训；（3）证人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的内容及形式区别其他教练员。15、证人庞某的证言，证明：（1）雄丰驾校公司提交的其中《情况说明》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证人签名；（2）证人平时必须遵守雄丰驾校公司的规章制度、用人考核，如未遵守需扣工资；（3）雄丰驾校公司的教练员不参加公司每月会议；（4）从公司承包的教练车需要交纳管理费。经质证，黄勇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组证据：《教练车辆承包协议》、收款收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1）、《承包协议》为驾校与教练员之间内部管理的无效协议，对双方无约束力，原告对车辆不能进行管理；（2）、原告基于与被告之间不平等地位，才不得已向被告交纳管理费，可以证明是被告对原告进行管理；（3）、教练车有关的费用的发票主体均是以被告名义开具，这些费用均为雄丰驾校的运营成本；（4）、被告的各种规章制度适用于原告，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5）、发生交通事故原告均需要向被告报告，责任主体亦为被告。对第2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1）、段洪波等人均为雄丰驾校教练员，与雄丰驾校存在利害关系，人民法院不应采信《情况说明》；（2）、段洪波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除个人信息不一致意外，其余内容完全一致，可以看出该情况说明是雄丰驾校制作好以后由段洪波等人签字，不客观、不真实；（3）、雄丰驾校提交的该情况说明中，段洪波等人均陈述其为雄丰驾校的教练员，雄丰驾校与雄丰驾校教练员之间为劳动关系。（4）、段洪波等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关系，承包关系及其区别。对第3组证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部分证言认可，但该证人并不懂劳动关系与承包关系的区别，其陈述其在驾校工作多年、与雄丰驾校签订聘用协议是客观事实。对第4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1）、伍鹏等人均为雄丰驾校员工，与雄丰驾校存在利害关系，人民法院不应采信《情况说明》；（2）、伍鹏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除个人信息不一致意外，其余内容完全一致，可以看出该情况说明是雄丰驾校制作好以后由伍鹏等人签字，不客观、不真实；（3）、伍鹏在仲裁委庭审时已经陈述原告等教练员交纳的1300元投档费，除590元上交交警部门外，其余部分为雄丰驾校的经营收益，该书面陈述与其庭审陈述不一致；（4）、《情况说明》自相矛盾，一方面称招收学员费用由原告等教练员自行收取，一方面又称办工资卡系为原告等教练员避税，毫无逻辑。（5）、伍鹏等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关系，承包关系及其区别。对第5组证据：三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1）、雄丰驾校自己购买车辆交给教练员开展教学工作、或是向教练员集资购买车辆交给教练员开展教学工作，决定权在雄丰驾校自身，且雄丰驾校自行购买车辆或者向教练员集资购买车辆，教练员获得的报酬必然不同，但不影响两种模式下的教练员均系雄丰驾校员工，均为雄丰驾校提供劳务，获取收益；（2）、即便是雄丰驾校认可的彭某、彭保勇两位教练员，亦同时经营管理多辆教练车。彭某与彭保勇的工资发放模式与原告等教练员一致，均为2000元底薪加提成。（3）、彭某与彭保勇等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关系，承包关系及其区别。（4）、雄丰驾校仅需3个人即可开展整个驾校的驾驶员培训业务，这是天方夜谭。对第6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但蒲成磊、黄勇贵在驾校威胁下已到仲裁委申请撤销仲裁申请。对第7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雄丰驾校上级主管部门之所以要求雄丰驾校与教练员签订聘用协议，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教练员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防止雄丰驾校通过其他手段侵害教练员的合法权益。对于与教练员签订聘用协议还是劳动合同、其主导权在雄丰驾校，但不管是签订聘用协议还是劳动合同，本意均是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对第8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1）、关于米浪的社保账户，米浪交纳的社保费用均为个人缴费，无任何单位为其缴纳过社保，反而证明雄丰驾校存在未按《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为劳动者米浪交纳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2）、关于岳代成的社保账户，岳代成自2006年开始，就没有单位为岳代成交纳过社会保险，之后保险均为岳代成个人交纳，岳代成入职雄丰驾校的时间为2011年，反而证明雄丰驾校存在未按《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为劳动者岳代成交纳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3、关于邵震的网页养老保险信息，该网页信息无法看出邵震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关于邵震的社保账户，从2010年开始邵震交纳的社保费用均为个人缴费，无任何单位为其交纳过社保，反而证明雄丰驾校存在未按《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为劳动者邵震交纳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4、关于杨瑞龙的社保账户，杨瑞龙的社保费用均为个人交纳，无任何单位为其交纳过社保，反而证明雄丰驾校存在未按《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为劳动者杨瑞龙交纳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5、关于王维燕的社保账户，王维燕系在雄丰驾校不再让王维燕进入场地开展驾驶员培训业务后，无生活经济来源，才另寻工作，反而证明雄丰驾校存在未按《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为劳动者王维燕交纳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6、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是雄丰驾校的法定职责，雄丰驾校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并以其违法行为来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主张不应得到法庭采信。对第9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原告不服该裁决书裁决内容，认为仲裁委违法裁决，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裁决书并未生效。对第10组证据：对文山市人民法院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该判决书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未评判；对文山市人民法院调解书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与雄丰驾校在法院组织下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系双方在处理个案争议中对于自身权利的处分，且该调解书对于双方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并未进行评判。对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1、文山中院未对应否支付管理费及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进行审查，仅按照雄丰驾校诉请进行判决，不合法，对此判决，原告等教练员会采取申请再审、抗诉等途径进行救济；2、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明确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亦可存在承包关系。本案审理应围绕双方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进行审理，而不应再重复审查承包关系。对第11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该判决书中的“教练员”未与驾校签订聘用协议，驾校未为其办理教练员证，且该教练员以张永明名义经营教练车，其与张永明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因此该判决认定该教练员与驾校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本案中原告与驾校签订聘用协议，驾校为原告办理教练员证，原告需经雄丰驾校考核，雄丰驾校亦为原告办理了工资卡，并发放工资，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补充一点，在裁判文书网查找的驾校与教练员之间的案例中，没有任何一个判决，是教练员与驾校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聘用协议），法院却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对第12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该证据可以证明是被告对原告进行管理，被告所说抵扣原告个人所得税的说法并不能成立，所有运营成本发票主体均是以雄丰驾校名义开具。对第13组证人陈某的证言：证人证言部分客观真实，大部分不真实，证人陈述以个人名义开展业务是虚假的。对第14组证人彭某的证言：对证人证言基本客观真实，能够证实教练员不需要打卡上班，所有教练员需要遵守规章制度。对第15组证人庞某的证言：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雄丰驾校公司提交的第1、10组证据，相互印证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教练车辆承包协议》，原告承包经营雄丰驾校公司的教练车，雄丰驾校公司收取承包费，承包期限至车辆达到报废期限终止，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雄丰驾校公司与黄勇的合同纠纷已经两级法院判决并已生效的客观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第2、3、4、5、6、7、8、9、12组证据相互印证了雄丰驾校公司与教练员（除了彭某、彭保勇、唐挺三人外）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客观事实；第11组证据（2018）湘13民终292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第13、14、15组证人证言，部分客观真实，本院部分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明观点本院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综合进行评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5月1日，黄勇与雄丰驾校公司签订了《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雄丰驾校公司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云Ｈ×××××教练车承包给黄勇经营管理，雄丰驾校公司向黄勇收取承包费，培训收益归黄勇所有，雄丰驾校公司除收取管理费外，所发生与该教练车辆有关的一切费用（包括工商、税务及各相关管理部门收取的各种税费、保险费、车辆维修费、教练工资、油料费等），由黄勇自行承担；承包期限至所承包的教练车达到国家规定报废期限，教练车报废后归乙方（黄勇）所有，教练车号牌交还雄丰驾校公司；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为，每月每张车辆支付1000元，在签订协议之日一次性支付全年的承包费12000元，如一次性支付确实有困难的，在校长的签字认可下，可分两次交纳；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协议签订后，黄勇开始使用云Ｈ×××××教练车进行经营，并按约定履行协议，至2017年6月后黄勇未再支付雄丰驾校公司云Ｈ×××××教练车的承包费用。雄丰驾校公司先后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本院起诉与黄勇同类的教练员，本院依法审理并作出相关判决和调解，解除《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并由教练员支付所欠承包管理费及退还雄丰驾校公司的车牌号。期间，黄勇于2019年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支付扣押、拖欠原告的工资184000元；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8000元；4、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未交纳失业保险所损失的失业保险金18234元；5、判决被告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算数依法为原告补交2012年11月至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6、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云Ｈ×××××教练车集资款7.2万元，上牌照费32000元、押金3000元、代收款2000元共计109000元，该委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文劳人仲案字［2019］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驳回申请人请求事项。”黄勇不服该仲裁裁决书，于2019年6月18日以劳动争议为案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雄丰驾校公司的《营业执照》中载明“经营范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云Ｈ×××××教练车（教练车号牌除外）均系黄勇出资购买，因该车为特殊行政许可经营车辆（教练车），登记在具有行政许可经营教练车资质的雄丰驾校公司名下。综合原、被告诉辩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的诉请应否支持。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首先，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要看双方之间是否有共同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黄勇与雄丰驾校公司分别2012年10月1日签订的《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系双方在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承包合同，不违背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承包协议书明确黄勇自愿出资购买雄丰驾校公司名下的教练车辆，向雄丰驾校公司每月每张车辆缴纳1000元承包管理费，自主招收培训学员获取收益；关于学员投诉纠纷、教练车辆保险费用、教练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等一切与教练车辆有关的责任及费用均由黄勇自行承担。因此，从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内容看，黄勇的工作时间及地点并不需要受雄丰驾校公司管理和控制，其工作管理上具有自主性，承包协议的内容不符合劳动合同的法律特征；从劳动关系和承包关系的概念上看，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给其报酬；承包关系则属合同之约，合同只要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都有效。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给付报酬上看，黄勇的劳动报酬具有自付性，黄勇作为教练车辆的经营承包主体，属于自负盈亏主体。综上，黄勇与雄丰驾校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双方缺乏建立劳动关系的共同合意。其次，关于原、被告签订的《教练员证和上岗证》是否等同劳动合同的问题。本案黄勇与雄丰驾校公司签订了《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并由领取了教练员证和上岗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本案黄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确知晓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却未与雄丰驾校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该行为本院认定系黄勇主动放弃与雄丰驾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关于双方争议的雄丰驾校公司每月支付2000元劳动报酬的问题。庭审查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而是因应对行业管理机构的管理、检查而为之，但并未实际履行，双方均以《教练车辆承包协议书》履行约定的权利义务。现黄勇主张按双方约定2000元/月支付自2011年5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雄丰驾校公司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内未按月支付工资，黄勇仍能正常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与常理明显不符。黄勇对2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劳动报酬”系明确知道，本院认定2000元并非劳动报酬。综上，双方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法要素，黄勇以《教练员证和上岗证》并约定有劳动报酬，主张推定双方为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勇持有《教练员证和上岗证》不等同于其与雄丰驾校公司存在劳动合同。最后，关于黄勇主张从事的工作系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推定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是指职工（劳动者）所做的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雄丰驾校公司作为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教练工作是其主要业务。黄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出资购买云Ｈ×××××教练车及获取教练员工作系其真实意思，其通过承包方式经营教练车获取收益与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有本质区别。黄勇在教练工作中虽然也接受雄丰驾校公司的指挥、监督，但不受用人单位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黄勇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此，黄勇以从事的工作系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推定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不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不予支持该主张。综上所述，黄勇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的诉请应否支持。关于黄勇向本院主张的第一项至五项诉讼请求的前提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上述对争议焦点问题一的论述，黄勇并未接受雄丰驾校公司管理，与雄丰驾校公司之间无人身依附关系，双方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存在劳动关系。故黄勇主张的该五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勇主张雄丰驾校公司返还云Ｈ×××××教练车集资款72000元，上牌照费32000万元、押金3000元、代收款2000元共计109000元的诉讼请求。本案审理的系劳动争议案件，该项诉请系另一法律关系，且购买教练车辆和为车辆上牌照均是黄勇为教收学员，从事教练工作以及由此获得报酬必须投入的成本，车辆由其购买至今一直由其管理使用，雄丰驾校公司并未收回其车辆，故其要求返还车辆款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承包经营权转让费、车辆牌照费、押金，原告黄勇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项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黄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黄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兆瑞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方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