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8民初1459号原告：崔家志，男，197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原告：张道付，男，197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班荣明，广东会瓒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植奇伟，广东广东会瓒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黄瑞申，男，197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懋，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家志、张道付诉被告黄瑞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双方当事人申请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崔家志及原告崔家志、张道付委托代理人班荣明、植奇伟，被告黄瑞申及其委托代理人樊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合伙项目损失共计1128607元及相关银行贷款利率270865.68元(按6%年利息4年算），合计1399472.68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三方为合作运营铁矿石项目，于2013年12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三方共同出资人民币肆佰万至伍佰万元（按经营需要增减）合作运营铁矿石项目，合作过程中由三方共同承担该项目的风险及与其相关的责任”；第二条约定“该项目运作过程中，由乙、丙方负责日常工作，甲方委托其他人员参与经营”；第四条约定：“在经营进入正轨后，可采取三方轮流在项目运作地点跟进的方式进行。任何方在跟进过程中，都需支付薪水，按5000元/月（大写：伍仟元）计薪，不足一月的，按日薪计”；第五条第一款约定：“所得的利润在扣除月利息及经营费用外，按照甲乙丙三方平均分红”；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在取得与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埕幸公司”）入股后，将由被告作为三方代表担任董事长，丙方在行使公司权力及重大决策时，必须经由甲、乙方同意方可实施；尤其是对外签字时，必须取得甲、乙双方的同意，否则签字无效；如出现丙方擅自签字造成的损失，由丙方独自承担；同时如给甲乙方造成损失的，丙方全额赔偿。如因特殊原因丙方不能履行代表三方利益时，由乙方接替执行原丙方的一切权责。在经营中，任何一方不得有收取回扣等损害三方共同利益的事情发生，一经发现，将扣除其全部利润分红”；第七条约定：三方如有纠纷将协商解决，不能解决的在签订地法院进行裁决。”根据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合作协议书》实为合伙协议，原、被告间实为合伙关系。为了推进项目顺利进行，原被告三方与案外人刘某共同投资设立埕幸公司作为合伙项目平台；以该公司名义与案外人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与案外人武定银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从银森公司购买铁精粉转卖于首钢公司以赚取差价，获取合伙收益。依合作协议约定，本项目合伙人黄瑞申（本案被告）为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包括签订购销合同和货物催运及相关事宜管理。在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三方筹款（各筹款1/3）按合同约定全部完成交付350万货款的义务，但案外人银森公司仅发运约1150余吨铁精粉后迟迟未按约定履行剩余近3850吨铁精粉的义务。换句话说，我方已完全履行了合同的付款义务，银森公司却仅交货1150吨，严重违反约定，构成根本违约。这种情形下我方最重要的任务是催促银森公司交付剩余近3850吨铁精粉或要求退还货款及违约金事宜，以减少本项目的经营风险。但被告作为本项目负责人在2014年1月11日却与案外人银森公司签订不平等条约《补充协议书》，其中协议书开端：承认埕幸公司违约，因违约严重影响银森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第1条约定：“为了保证合同的履行，乙方于2014年1月15日12时以前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1000000）履约定保证金给甲方（不计利息）…”；第2条约定：“甲方的货物运到勤丰营火车站时双方现场取样，乙方应在三日内应得出检验结论并装火车发运或留给甲方。若合格就必须装火车发运…凡装火车发运即视为合格”；第5条约定将原《铁精粉购销合同》第八条约定补充为：“先付款后供货”；第6条约定：“供货数量由5000吨变更为6000吨，增加的1000吨货物的货款于2014年1月20日前支付到甲方的指定账户内。”这些约定不是在减少经营风险，而是在加大风险，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人按常理是不可能签订这份协议的，这里面是否有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不得而知。正是签订这份《补充协议书》加上被告不积极应对可能存在的合同风险，浪费了宝贵的催促交货的时间和追回货款损失的时机，从而导致人民币贰佰陆拾叁万贰仟叁佰陆拾陆元壹角（￥2632366.10）的货款损失。另外，由于此《补充协议书》第2条约定在原合同基础上减轻有关产品质量保证条件的约束导致交付首钢公司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首钢公司也因质量问题处以扣款，导致本项目扣款损失人民币贰拾伍万贰仟肆佰零玖元叁角柒分（￥252409.37）。同样，因无法按时交货，案外人首钢公司因此解除与埕幸公司间的购销合同，导致本合伙项目可得利益人民币壹佰叁拾肆万柒仟伍佰元（￥1347500）无法实现。合伙项目损失总计为人民币肆佰贰拾叁万贰仟贰佰柒拾伍元四角柒分（￥4232275.47）。鉴于本合伙项目由三方投资，二原告实际损失为人民币贰佰捌拾贰万壹仟伍佰壹拾陆元玖角捌分（￥2821516.98）。合伙人之间基于受托人的地位和信任而相互负有信义义务。一般来说，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包括谨慎义务和忠实义务，其中包括信义人应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行事和为受益人处理相关事务时应付诸合理的谨慎。被告作为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应当站在三方合伙人的利益和立场，在合伙人利益处于极度风险下如何降低风险，采取相关风险补救措施。根据本合伙项目履行情况，存在合同货款可能打水漂，货物无法按时交付案外人首钢公司的风险状况。按常理，被告应积极调查核实银森公司为何未交货并积极催促其交付货物，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减少损失，防止风险扩大。但被告不是这样做的，而是与案外人银森公司另行约定给付保证金人民币壹佰万元（￥1000000）降低原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增加标的数量1000吨（现款现货进行交易）等对我方极不公平且明显是一个骗局的情况下而又未经二原告同意擅自与对方签订这份《补充协议书》。这种行为不仅违反原被告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六条规定，属于违约行为。同时也违背了作为合伙执行人应尽的谨慎义务和忠实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应该对二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被告的过错程度、行为与损失间影响力大小、合伙基础关系等因素，请求法院酌定赔偿二原告损失的40%即人民币壹佰壹拾贰万捌仟陆佰零柒元（￥1128607.00）及相关银行贷款利率人民币贰拾柒万零捌佰陆拾伍元陆角捌分（￥270865.68，按6%年利息4年算），合计人民币壹佰叁拾玖万玖仟肆佰柒拾贰元陆角捌分（￥1399472.68）。故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判令诉求所请。原告在诉讼中举证如下：1.原告身份证两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身份证一份，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三方为个人合伙关系，原、被告三方就对合作经营铁矿石项目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对外签字必需取得原告双方同意，被告擅自对外签订合同导致的损失，由被告承担，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被告应全额赔偿原告；4.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任免职决定、股权转让协议、出资记录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三方加盟的埕幸公司实际是原被告三方合伙为顺利推进《合作协议书》所约定个人合伙经营铁矿石项目进行而设立的平台，原被告真实关系为个人合伙关系，原被告三方合伙实际为此项目出资3831801元，其中两原告共出资2620933元，被告出资1210868元；5.铁精粉购销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三方的合伙平台--埕幸公司与案外人银森公司签订的购买精粉5000吨，单价700/吨，总价3500000元的合同项目）；6.补充协议一份，证明被告擅自与案外人银森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约定加重了该合伙项目的风险，违背了作为合伙人勤勉尽责的义务，对合伙项目的损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云南省楚雄中级人民法院对银森公司的执行情况一份，证明由于被告擅自签订《补充协议书》与不积极应对，浪费了催促交货时间与追回货款损失的时间，请求法院执行银森公司返还货款2695000元，但实际执行财产只有62633.9元，故该项目直接损失货款2632366.1元；8.公函、原告与被告的邮箱往来截图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4年2月25日通过126邮箱发了一份公函给原告qq邮箱商讨，是拟发给案外人银森公司总经理李义华的公函，（发件人：黄生，邮箱号码：ａｎｔ×××＠123.ｃｏｍ是被告邮箱，收件人：SAM，邮箱号码：125×××＠ｑｑ.ｃｏｍ是原告邮箱）里面未涉及到已签订《补充协议书》的事实（《补充协议书》已于2014年1月11日被告擅自与案外人银森公司签订），表明上是在积极追讨货物，实际目的在于迷惑原告，骗取《补充协议书》里的1000000元保证金。拖延时间，客观上为案外人银森公司拖延了足够的时间转移财产，导致原告丧失了关键性的时间追讨货物，取回货款，导致该项目直接损失2632366.1元；9.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铁矿石买卖合同各一份，证明被告三方的合伙平台--埕幸公司与案外人首钢公司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单价为1050元/吨，利润350元/吨，已交付1150吨，剩下3850吨货物因被告私下签订《补充协议书》导致无法按时交货而被首钢公司解除合同，导致合伙项目可得利益损失1347500元；10.首钢公司的告知函一份，首钢公司出具的矿石货款结算单，证明由于被告擅自签订《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中的第2条约定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减轻相关质量保证的验收条件的约束导致交付首钢公司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首钢公司因质量问题处以扣款252409.37元；11.保全民事裁定书、保全费用通知书，保险公司保单、保险公司出具发票，证明原告申请对被告的财产保全，保全费用5000元，保险公司的保费2000元现原告已先行垫付，应由被告承担；12.协议、清单账单各一份，证明协议中记载的在首钢的未收货款出资均衡及分配方案。账单可以证明协议中未收货款已经清算完毕；13.邮件截图，证明被告在2013年初就开始了解铁矿石的项目，并在4月份到达埕幸考察该项目，多次与原告一并代表原告而与刘某展开协商，到2013年10月初步与刘某达成口头协议；14.微信群截图，证明原被告三人经过充分的沟通才由原告二加盖公章并签订委托书速递给原告一，对于被告质疑原告一私自找人收货款，所签订的委托书从未见过的主张不成立；15.被告发给两原告的邮件，证明2013年10月，被告已到达贵州埕幸公司进行项目考察并多次与刘某接触并商讨相关协议。另原被告于2013年12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并将350万汇到银森公司时，合伙人的身份已经确认。与银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原告一及被告均在场；16.刘某证人证言，证明2014年1月14日，被告与银森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刘某均在场，但对协议具体内容一无所知；17.邮件截图，证明2014年1月17日，原告二的侄子通过邮件向银森公司追货，同时抄送原告一与被告，该邮件并未提及补充协议，是被告刻意隐瞒该事实；18.（2014）昆民四初字第51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银森公司在被告签订了《补充协议》后还有大量货供给其他单位，被告不当签订补充协议书，为催讨货物丧失了宝贵时间；19.法院执行终结裁定书，证明银森公司已没有其他财产，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损失已无法挽回，导致的损失可以认定为直接损失。被告辩称：一、同意解除《合作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12月8日）。二、两原告诉请的赔偿项目损失金额1128607.00元及相关利息270865.6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项目损失金额计算方法是：（2632366.10+252409.37+1347500）/3×2×40%=1128607.00元。利息的计算方法是：1128607.00×6%×4年=270865.68元。1、原告所述的2632366.10元的货款损失是关于案外人埕幸公司和银森公司之间的买卖纠纷，埕幸公司已另案起诉银森公司并得到胜诉判决，案件早已进入执行阶段，和本案被告无关（详见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19号判决书）。埕幸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24日，是一家经营矿业产品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由案外人刘某一人担任。2013年11月13日，埕幸公司委托原告一同案外人刘某与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公司”)签订了《铁矿石买卖合同》，首钢公司向埕幸公司购买铁精粉。2013年12月2日，埕幸公司找到案外人银森公司签订了《铁精粉购销合同》购买铁精粉，签约人为法定代表人刘某（此时，被告尚未正式成为水城埕幸公司的股东，选择银森公司为供货商并签订购买铁精粉合同与被告人无关）。合同约定产品数量为5000吨，700元每吨，货款总计350万元；合同中第八条第一款约定：“合同签署后，买方在一日内预付50%货款到卖方指定账户”；第九条第三款约定：“双方在合同签署后，为确保货期准确，卖方自12月17日开始分批运输合格货源到勤丰营火车站，至12月20日全部完成…”。合同签订后，埕幸公司为了引进资金欲出让80%股份给原、被告，由于原告一参与了埕幸公司与首钢公司的买卖合同并为整个项目的实施进行着跟进，所以被告基于对原告的信任同意受让埕幸公司26.5%的股份（股份变更后：被告及原告一均受让埕幸公司26.5%股份，原告二受让埕幸公司27%股份并成为新的法定代表人，原法定代表人刘某占有股份20%），原、被告三方于2013年12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了投资计划。埕幸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付款50万元，12月3日付款20万元，12月4日付款85万元,12月5日付款20万元，12月26日付款80万元，12月30日付款95万元，合计总支付350万元（合同规定付款金额全部支付完成）。而银森公司以埕幸公司未及时付款违约为由拒不交货，仅于2014年1月4日发货580.847吨后不再交货。（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第七页、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19号判决书第8页中有法院关于付款和供货的认定）。2、埕幸公司为了让银森公司尽快供货，双方于2014年1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为保证合同履行，埕幸公司于2014年1月3日以前支付1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变更《铁精粉购销合同》内容为：货物运到勤丰营火车站时双方现场取样，数量以火车大票记载为准，水份按9%扣除，干基每吨740元，供货数量由5000吨变为6000吨，增加的1000吨货物的货款于2014年1月20日前支付。《补充协议书》签订后，银森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发运货物569.287吨（干基），而后再无供货。埕幸公司遂于2014年4月18日起诉银森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及承担违约责任。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及云南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以埕幸公司未能在《铁精粉购销合同》签订一日内付款50%存在违约，银森公司没有供货能力未按约供货为由，判令如下：一、解除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武定县银森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铁精粉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二、由武定县银森矿业有限公司返还货款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695000元；三、由武定县银森矿业有限公司从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4年9月24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年6.15%）给付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占用费110495元；从判决结果中可以看出原告所述的2632366.10元的货款损失已包含在法院判决返还的2695000元货款之中，资金的占用费用也依法得到了判决支持，故原告向被告索要该部分项目损失是无理由要求。同时，法院判定第三条已明确：由武定县银森矿业有限公司从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4年9月24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年6.15%）给付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占用费110495元；此项110495元只是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9月24日利息，后面由于银森公司未履行法院判决，按中院判决书第10页规定：如果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此判决，银森公司除应支付110495元的利息外，还应支付应返还货款2695000元自2014年9月25日至2019年4月25日（合计4年零7个月）利息合计：2695000×6.15%×4.7年×2倍=1557979.50元。此利息已涵盖原告方所谓的利息损失。故原告向被告索要该部分利息也是无理由要求（详见被告提交证据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19号判决书）。3、原告诉称被告作为项目负责人签订补充协议造成了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补充协议书》是由埕幸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上盖有埕幸公司公章。从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判决书中第4页埕幸公司提交的第7组证据：证人刘某当庭陈述称，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其在场，目的是让银森公司尽快供货，银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义华说签合同是签给下面人看的，并承诺协议签订后可在三天内供货3000吨，一个月内供货10000吨。可以证实签《补充协议书》时埕幸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股东刘某是知情并同意的，而此时原、被告已经受让了埕幸公司80%股份，成为公司股东。因此，《补充协议书》的签订属于埕幸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2）《补充协议书》没有对原《铁精粉购销合同》做出实质性变更，只是进行了补充，并没有承诺和放弃埕幸公司的权利。（3）《补充协议书》的签订已事先电话征得了原告的同意，从《补充协议书》的签订到埕幸公司向银森公司提起诉讼期间原告并未提出任何质疑，原告的起诉书中也没有提及对《补充协议书》签署不同意便足以说明二原告是知情并同意的。（4）《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埕幸公司没有支付过任何保证金和货款，埕幸公司2013年12月30日前所付3500000元货款是在《补充协议书》签订前支付的，双方一直在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而且银森公司两次供货1150吨铁精粉的价格，法院也是以700元每吨的价格认定，未按《补充协议书》中的740元每吨进行认定，因此没有给埕幸公司带来任何经济损失（3500000元-700元/吨×1150吨=2695000元）。4、原告称因《补充协议书》第2条约定在原合同基础上减轻有关产品质量保证条件的约束导致交付首钢公司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被处以扣款252409.37元和无法按时供货导致可得利益损失1347500元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1）埕幸公司与首钢公司的买卖合同是埕幸公司委托原告一及案外人刘某共同签订的，与被告无关。水城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所签订的《铁精份购销合同》系埕幸公司在原告未正式成为股东之前由原法定代表人刘某签署，且该合同附件一已明确了质量标准。由此可说明选择银森公司作为供货商与被告无关。根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院民事判决书表述（详见该判决书第8页）“本院认为：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武定县银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铁精粉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及供货义务，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均构成违约。埕幸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付清全部5000吨铁精粉的货款350万元后，银森公司也未履行供货义务。双方随后签订的《补充协议》属双方当事人对原合同的补充及变更。综合考虑银楚公司在收取全部货款后未全面履行供货义务及在履行其他买卖合同过程中收取货款后未足额供货的事实，可推定武定县银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解除双方所签合同，并由银森公司返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此判决后在云南省高院的民事判决书第4、5页均给予认可成立）。据此，可以判定：原告方所指出的是由于被告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给其造成损失根本不成立，缘由在于被告方成为公司股东之前，埕幸公司已与银森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银森公司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院、云南省高院认定属于“并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公司。选择其成为供应商已经注定了后面发生的结果。（2）在银森公司的供货过程中原告一、原告二的委托人及案外人股东刘某一直共同参与和跟进，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任何人在供货的检验过程中存在任何疏忽和重大过失。（3）原告所述的首钢水城钢铁公司因水城埕幸公司所供铁精粉的质量不达标原因扣款属实。但事实的真相是：银森公司于2014年1月4日第一批发货580.847吨（干基），该货于2014年1月28日到达首钢水城钢铁公司（结算单编号为：JF-01-01-09、C-JF-01-01-05）。该批货物系被告方未成为埕幸公司股东前已发货，因质量问题被扣除￥146986.99（见矿石货款结算单编号JF-01-01-09）+￥78367.06（见矿石货款结算单编号C-JF-01-01-05）=￥225354.05元）。第二批货物于2014年1月23日（即被告方成为股东后13日）由银森公司供货，数量为569.287吨，该货于2014年2月10日到达首钢水城钢铁公司（结算单编号为：JF-02-01-13、C-JF-02-01-09）。该货扣货合计为：￥11949.00（见矿石货款结算单编号JF-02-01-13）+￥15370.00（见矿石货款结算单编号C-JF-02-01-09）=￥27319.00元。两项扣款合计为￥252673.05元（后经与水钢方面沟通，实际扣款￥252409.37元）。通过前后两批货的对比，可以看出，首先，银森公司确定不具备按水城埕幸公司与其签订的《铁精粉购销合同》中的质量要求供应合格的铁精粉的能力，通过首批供货的质量也可以看出当初选择该公司作为供货商已注定了该损失，而选择该公司非被告所为。其次，如果不是被告方的后续跟进，按照原来所发的第一批货质量（第一批供货扣款达到￥225354.05元，占扣款总额度的89.28%），水钢的扣款将远不止这些。应该说，是被告方的后续有效跟进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再次，在水城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在云南省的两诉讼过程中，由于埕幸公司所提供的首钢水城钢铁公司关于扣款及停止合作的《公函》不被中院认可，故该损失未由银森矿业公司承担（详见中院判决书第9页）。综上所述，造成该损失的主体责任在于当初选择银森公司作为供货商已经注定。如非被告在成为原、被告三方的代表人后进行有效跟进，第二批货物的扣款将与第一批货物持平。因此，原告称系被告跟进不力造成损失没有任何根据。三、本案原告的诉请已超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补充协议书》的签订于2014年1月11日，至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原告认为《补充协议书》的签订给其带来的损失应当在两年内主张权利，故原告现在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年的规定，应依法驳回。四、原、被告三方于2019年3月6日经多次核算，签订了三方就该项目合作的最后一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2019年3月6日收回的水钢货款（即首钢公司），扣除还款及差旅费后，张分48656.50元，崔分26243.50元，后续款收回由崔**分，三人账务平均，相互间不在欠款。由此协议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所有的投资款项已核算完毕，原告没有任何理由再向被告索要任何损失。五、被告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银森公司同其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判决均以银森公司无法供货和无法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而败诉，从中不难看出埕幸公司在与银森公司签订《铁精粉购销合同》之日起就已落入了银森公司设计的圈套，银森公司根本无供货能力和无法提供合格质量的产品，故原告所述的与案外人首钢公司的可得利益￥1347500.00元从埕幸公司选择银森公司作为供应商开始就根本无法实现。另外原、被告作为投资人和股东本应承担投资风险和公司的经营风险。被告亦承担着同样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在为争取减少公司亏损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和汗水。埕幸公司从2008年一直经营到现在，各股东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是否能获利或是亏损也应综合衡量，目前埕幸公司与武银公司案件还在执行过程中，公司未清算前埕幸公司实际损失还处在不确定状态，原告把所有损失和风险无故转嫁和推卸给被告的行为不仅有违道德，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消耗浪费。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被告在诉讼中举证如下：1.工商登记信息、股权份额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1、案外人水城埕幸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24日，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为案外人刘某一人担任，是一家经营矿业产品的公司。2、2014年1月1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道付，股东为刘某、张道付、黄瑞申、崔家志四人担任及各自持股比例。2.铁矿石买卖合同（埕幸公司与首钢公司）编号：KS2013-1-14一份，证明2013年11月13日案外人水城埕幸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原告一同案外人法定代表刘某与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铁矿石买卖合同》，由首钢公司向埕幸公司购买铁精粉。3.铁精粉购销合同、合同附件一：质量条款各一份，证明1、该合同是案外人水城埕幸矿业有限公司同案外人武定银森矿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日签订的购买铁精粉的合同，产品数量为5000吨，700元一吨，货款总计350万元，签约人为法定代表人刘某，属于水城埕幸矿业有限公司的法人行为，此时被告尚未成为公司股东，选择银森公司为供货方并购买铁精粉合同与被告无关。2、证明与银森公司签订合同时已明确了“质量要求”及超标的扣款金额，银森公司明知其所供应的铁精粉质量无法达到该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仍签订该合同，说明开始就存在欺诈心理，同时说明选择该供应商时，经手人根本未对银森公司的货物进行验质。（通常的商业规矩是供货方需提供样品给买方进行验质，合格达标后双方才签买卖合同），盲目选择该供应商是造成一切后果的根源。4.补充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协议于2014年1月11日签订，是案外人水城埕幸矿业有限公司同案外人武定银森矿业有限公司《铁精粉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旨在催促武定银森矿业有限公司尽快发货的协议，没有对原合同进行实质性变更，属于水城埕幸矿业有限公司的法人行为。5.云南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楚中民二初字第18号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19号判决书各一份，证明1、案外人水城埕幸矿业有限公司因与案外人武定银森矿业有限公司买卖纠纷于2014年4月18日起诉至云南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中院及云南高院两审判定解除《铁精粉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由银森公司返还埕幸公司货款2695000元及按2014年1月24日起至9月24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年6.15%）给付资金占用费110495元。如果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原告所述的2632366元的项目损失属于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的买卖纠纷项下的货款，已包含在银森公司应返还埕幸公司货款2695000元之中，同时银森公司应支付2014年1月24日至2019年4月25日间的逾期利息110495元+1557979.50元=1668474.50元，该部分逾期利息也涵盖了原告诉请的利息部分270865.68元，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的买卖纠纷已进入执行阶段，故原告索要损失和利息无任何理由。3、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没有给埕幸公司带来任何损失，货款纠纷的产生是因双方履行《铁精粉购销合同》所致（详见答辩状第4页的阐述）。4、银森公司是一家无实际履行供货能力的公司（中院判决第8页），原告诉请的项目损失下的252409.37元质量问题扣款和可得利益1347500元是因埕幸公司选择银森公司作为供应商所致，与被告无关。6.云南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楚中民二终字第20号判决书一份，证明该案案情和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相似，结合证据第五组可以充分证实银森公司是无实际供货能力的。7.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石款结算单四张，证明案外人首钢公司因铁精粉质量原因扣款252409.37的事实，其中银森公司1月4日发货的扣款为225354.05元，1月23日发货的扣款为27319元，两批货物扣款共252673.05元，后经与首钢公司沟通实际扣款为252409.37元，在被告为成为股东前的第一批发货扣款达总扣款的89.28%，首钢公司扣款与被告无关。8.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所有的投资款项已清算完毕，原告无任何理由向被告索要损失。9.委托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二人在被告不知情的前提下于2018年4月15日私自与肖必强签订《委托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向银森公司追索债务，充分说明原告二人已认可货款损失及相关利息由阴森公司支付（总金额3826900元），与被告无关。10.光碟一份（微信语音对话一份），证明原告张道付明确没有起诉被告的意思，只是夹在中间很难做。11.铁矿石买卖合同（兆泰公司与首钢公司）编号：KS2013-1-11,、转账说明、律师函、微信群截图，证明埕幸公司与首钢公司买卖铁精粉生意前，原告一以广东兆泰能源有限公司与首钢公司于2013年6月签订了铁矿石买卖合同，此后埕幸公司与首钢公司签订KS2013-1-14合同，说明原告一和刘某才是铁矿石项目的发起者和主导者。12.应收货款明细、欠款说明书、微信群截图，证明原告一想起诉刘某私自收取首钢公司货款的事实，刘某的证人证言违事实，其证言不可信。13.微信群截图，证明原告一已掌握银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义华的财产线索，证明银森公司有偿还能力。14.营业执照，证明被告的佛山市佳安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二的广东佛明保安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不同领域，双方无利益冲突，不存在窃取原公司业务的行为。15.被告社保清单，证明被告在2011年8月至2013年5月期间在广东希布朗集团公司工作，原告所述被告于2013年4月到埕幸公司考察项目与事实不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经质证，对原告的证据9中的《铁矿石买卖合同》（合同编号KS2014-1-7），被告提出异议，但未能举证推翻，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的证据10，被告对该告知函中涉及的合同编号KS2014-1-7的铁矿石买卖合同存在异议，表示没有见过该合同，对告知函本身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的证据13、14、15、17、18、19，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仅对原告所陈述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的证据16，该证据为刘某的书面证人证言，由于证人刘某并未出庭作证，且该书面证言中陈述的事实与生效裁判文书中记载刘某的当庭陈述有异，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的证据10，原告崔家志虽然确认是张道付的声音，但认为该对话并非张道付的真实意思，只是为了安慰被告。由于张道付作为原告，已经委托代理律师对被告提起诉讼，已经以其实际行为表达了其真实意思，该证据不能证明张道付没有起诉被告的意思；对被告的证据11、12，其中的欠款说明书，由于原告提出异议，且证据中没有埕幸公司的公章或其他原告的签名，本院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虽然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且该两组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其中的微信群聊天记录的认定与证据13的认定理由一致；对被告的证据13，原告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且该两组微信聊天群其中之一也是原告庭审中曾出示的聊天群，本院在庭审中曾责令双方庭后补交完整的聊天记录，原告完全具备核对被告聊天群记录真实性的条件，但却没有提交其持有的聊天记录予以比较、核对，因此对该两组微信群聊天记录，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的证据14，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2013年11月13日，埕幸公司由崔家志为代表与首钢公司签订《铁矿石买卖合同》（合同编号：KS2013-1-14），约定由首钢公司向埕幸公司购买云南铁精粉，数量为0.5万吨，金额525万元，合同履行期限自2013年11月13日至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2日，埕幸公司由刘某作为代表与银森公司签订《铁精粉购销合同》，约定由埕幸公司向银森公司购买铁精粉，合同期限自2013年12月2日至2013年12月20日，数量5000吨，交货地点为银森公司负责运货至勤丰营火车站，合同总金额350万元。合同签订后，埕幸公司在一日内预付50%货款，银森公司将检验合格的货开始运至勤丰营火车站时，埕幸公司1日内即时支付50%余款。2013年12月8日，原告张道付（甲方）、原告崔家志（乙方）、被告黄瑞申（丙方）共同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三方共同出资人民币400万元至500万元（按经营需要增减）合作运营该项目，合作过程中由三方共同承担该项目的风险及与其相关责任。该项目运营过程中，由乙、丙负责日常工作，甲方委托其他人员参与经营。三方需共同遵守所定的经营规则及决议，即使在出现分歧时，也应遵循2:1即为通过的方式，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执行。在取得水城埕幸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入股成功后，将由丙方作为三方代表担任董事长，丙方在行使公司权力及重大决策时，必须经由甲、乙方同意方可实施；尤其在对外签字时，必须取得甲、乙双方的同意，否则签字无效；如出现丙方擅自签字造成的损失，由丙方独自承担；同时给甲、乙方造成损失的，丙方全额赔偿。其后，三人确认股东出资情况：2013年12月5日，张道付出资1328933元、崔家志出资1292000元、黄瑞申出资1210868元，并于2013年12月25日对外借贷1200000元。2014年1月1日，埕幸公司由刘某作为代表与首钢公司签订《铁矿石买卖合同》（合同编号：KS2014-1-7），约定由首钢公司向埕幸公司购买铁精粉，数量为3万吨，金额3150万元，合同履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4年1月2日，黄瑞申与埕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刘某将其持有的埕幸公司26.5%的股权以人民币132500元转让给黄瑞申，双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按各自所持股份参与公司的经营及财产、利润的分配等内容。2014年1月5日，埕幸公司作出任免职决定，免去刘某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免去曾丽的公司执行监事职务，任命张道付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命黄瑞申为公司执行董事、任命崔家志为公司执行监事。2014年1月11日，被告作为埕幸公司（乙方）的代表与银森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确认甲方已于签订合同的第五天将货物运至勤丰营火车站，乙方却在两次付款期限内均未按约定期限付款，乙方违约行为严重影响甲方的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运至勤丰营火车站的货物长时间积压；且市场已发生较大变化，乙方的违约行为严重影响甲方的正常经营活动，给甲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因此，对原购销合同进行了变更，包括乙方需在2014年1月15日支付100万元履约保证金、单价变更为740元、购货数量变更为6000吨等内容。2014年1月17日，埕幸公司通过邮件向银森公司发送《公函》，内容为埕幸公司在前期给银森公司付款过程中确实存在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进行付款的情况，出现了违约事实。但埕幸公司已于2013年12月30日完成了全部货款的支付，银森公司应在收到全部货款4日内全部完成发货，但其只付了669吨，未能按合同执行同样违约，造成埕幸公司无法向首钢公司交货。因此要求银森公司在21日前将所欠货物全部交付到勤丰营火车站，否则不再接收，并由其承担一切损失。2014年2月24日，被告草拟准备发给银森公司的《公函》后发给两原告，内容为由于银森公司未能按量发货，于2月17日派出公司股东刘某前往洽谈继续发货事宜，但银森公司未能按协商时间履行，在22日与首钢公司人员一起再次前往协商时，遭到对方经理的殴打、恐吓。为此，要求银森公司15日内将货物完成交付，否则不再接收，并由其承担一切损失。2014年4月15日，首钢公司函告埕幸公司：我公司与贵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签署合同编号为KS2014-1-7，年总数量3000吨。交货期为2013年12月31日前交5000吨。但贵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在云南勤丰营发货约1150吨到我公司，而且该货品，磷、二氧化硅不合格导致我公司扣款252409.37元，详见我司结算单。鉴于贵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合同及货品质量严重不合格，我公司将决定停止与贵公司的一切合作。2014年4月18日，埕幸公司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银森公司提起诉讼，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审理，所分别作出的（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19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签订的《铁精粉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二、银森公司返还埕幸公司货款2695000元；三、由银森公司从2014年1月24日起至2014年9月24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年6.15%）计付埕幸公司资金占用费110495元；四、驳回埕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银森公司的反诉请求。（2015）云高民二终字第19号判决书判决：驳回（银森公司）上诉，维持原判。（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原告方证人刘某当庭陈述称：其实埕幸公司职员，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在场，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是让银森公司尽快供货，银森公司的李义华说签合同是签给下面的人看的，并承诺协议签订后在三天内供货3000吨，一个月内供货1000吨。协议签订后经催要银森公司仍未供货。”并在事实认定中确认：“合同签订后，埕幸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付50万元，2013年12月3日付20万元，2013年12月4日付85万元，2013年12月5日付20万元，2013年12月26日付80万元，2013年12月30日付95万元。银森公司于2014年1月4日发运货物580.847吨（干基）。因双方均未按约定履行供货及付款义务，2014年1月11日，双方另行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庭审中，原告崔家志自述，公章是在张道付手里，每次都是经过三人通过才能拿到公章盖章的。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就涉案经营项目和范围、出资方式、股份占比、利润分成及亏损承担的情况进行了相关约定，符合合伙的实质特征，故应当认定原被告三方成立个人合伙关系,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由于原、被告均对解除案涉2013年12月8日的《合作协议书》没有异议，并以法院送达起诉书给被告的时间（2019年4月16日）为解除合伙协议的时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与银森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是否已尽到作为代理人的合理的谨慎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应否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被告与银森公司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在签订后，加盖了埕幸公司的公章，而原告崔家志在庭审中确定公章由另一原告张道付保管，每次都是经过三人通过才能拿到公章盖章，原告既未解释《补充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的原因，也未举证证明公章存在更换保管人等其他因素，因此对原告主张不清楚《补充协议书》内容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刘某是埕幸公司的股东之一，其作为公司代表，与银森公司签订了《铁精粉购销合同》，也与被告一起前往银森公司催促供货，在被告与银森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其也在场。刘某在与银森公司的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应能反映当时的事实。因此，对于刘某所陈述的被告与银森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让银森公司尽快供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且埕幸公司确实需要及时履行与首钢公司所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这也可以从2014年1月17日，埕幸公司通过邮件向银森公司发送《公函》中提到由于银森公司的迟延交货造成埕幸公司无法向首钢公司交付的事实以及2014年2月24日，被告发给原告的《公函》中所述，首钢公司已经派员向埕幸公司催促交付货物，并与被告、刘某等一起前往银森公司催促等事实可以印证。最后，从2014年1月17日，埕幸公司通过邮件向银森公司发送的《公函》以及（2014）楚中民二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中，均能确认埕幸公司在履行购销合同中，确实存在着未按约定及时履行付款义务的违约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在与银森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前，确实面临着埕幸公司存在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且急需银森公司提供铁精粉去履行向首钢公司供货的情况。在存在这些不利于埕幸公司的条件下，为了达到让银森公司尽快供货的目的，被告代表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约定支付履约保证金，变更货物单价、数量等有利于银森公司的条件并无明显不当。而《补充协议书》经过埕幸公司盖章确认，而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事后对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的行为提出过异议，可以确认原告方是知道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的事项。并且，埕幸公司与银森公司之间的纠纷经过法院审理，已经确认了银森公司对埕幸公司应承担的责任。现原告方由于生效裁判暂时不能得到实现而造成合伙人损失的结果，去倒推、衡量被告此前签订补充协议时的行为明显过于苛责，超出了对合伙成员代为处置合伙体事务时所要遵守的正常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要求。故对于原告认为被告没有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减少损失，防止风险扩大,违背了作为合伙执行人应尽的谨慎义务和忠实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应该对二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充分的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合伙项目损失共计1128607元及相关银行贷款利率270865.68元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崔家志、张道付与被告黄瑞申2013年12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书》自2019年4月16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崔家志、张道付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39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869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崔家志、张道付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俊斌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蔡丹丹书记员区凤仪书记员刘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