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06行初65号 原告唐安德，男，197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立燕，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住所地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四号。 法定代表人黄德斌，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玲，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衡，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第三人四川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盛和路66号城南天府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朱俊华，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女，系公司员工。 原告唐安德诉被告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医保中心）、第三人四川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方胜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撤销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安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立燕,被告市医保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玲、许衡，第三人四川方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安德诉称，其于2016年2月18日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2016年7月29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所受伤为工伤，后经鉴定，原告受伤为九级伤残。2019年3月21日，原告从工伤保险窗口领取了《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此表在“享受伤残补助金金额”一栏中，应拨25866元，扣除了“其他渠道支付”的费用，实际拨付金额为0元。原告认为按相关法律法规，二者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互不干涉，故不应扣除其他渠道支付的金额，且原告的平均工资为4900元，被告应按照伤残等级标准全额赔付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4100元。被告不予支付原告伤残补助金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的《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2、责令被告在六十日内对原告的工伤待遇问题重新作出核定；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市医保中心辩称，一、原告诉请不成立。2017年9月21日，第三人向其申请支付原告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劳动能力鉴定费用待遇。经核查，原告发生工伤事故之前12月的月平均缴费工资为2874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以2874元作为其本人工资乘以按9级应享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月份(即9个月)，得工伤保险基金可拨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25866元。因为原告实际获得的残疾赔偿为57651元，所以工伤保险基金应拨付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用1109元，据第三人反映，此待遇已拨付给原告。二、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其作出拨付行为的时间是在2017年9月21日，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3月26日，已超过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四川方胜公司述称，其为原告社保代理单位，代理员工进行工伤申报，其主要是代理员工向被告提交材料，根据被告出具的伤残补助金审批情况向原告传达，并向员工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劳动能力鉴定费、医疗费。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6年7月29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在2016年2月18日因交通事故所受伤害为工伤。2016年11月23日，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九级。2017年9月21日，被告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认定原告因2016年2月18日的工伤应拨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5866元，因其他渠道支付57651元，实际拨付0元。当日，被告决定向原告拨付劳动能力鉴定费300元，医学诊断费809元，合计1109元。同日，被告向第三人账户拨付1109元。2019年3月28日，原告起诉来院。 另查明，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广东方胜公司）委托第三人（乙方）提供人事服务事宜。双方约定人事服务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及本合同的规定，甲方委托乙方为其办理员工的人事手续并提供员工社会保险、福利及管理方面的服务。2017年9月22日，第三人向广东方胜公司工作人员发送函件，告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能拨付，要求确定鉴定费的拨付方式。2017年10月12日，第三人向广东方胜公司转账1109元。2017年11月29日，广东方胜公司向原告账户支付1109元，用途备注为“唐安德工伤待遇”。2018年1月25日，第三人向广东方胜公司转账5022.68元。2018年3月5日，广东方胜公司向原告账户支付5022.68元，用途备注为“唐安德工伤待遇”。 再查明，2018年6月28日，原告作为申请人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中第一项仲裁请求为“裁决被申请人按照国家标准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4100元”。2018年9月4日，仲裁案件开庭。2019年3月6日，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原告与第三人、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老吉公司）劳动争议作出仲裁裁决，裁决书中载明：王老吉公司辩称有“其已经到社保机构为申请人申请办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拨付手续，但社保机构以交通事故赔付金额高于应拨付金额为由未拨付”的内容。王老吉公司不服，向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王老吉公司撤回起诉。 另，诉讼期间，被告名称由成都市医疗保险管理局更名为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以上事实，有《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认定工伤决定书》、转账凭证、人事委托服务合同、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案涉行政行为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而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将该条第一款修订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显然，当事人无法预知新司法解释可能会影响其诉权的行使，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以及有利于相对人法律适用的原则，本院认为应当适用2年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的账户两次收到广东方胜公司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第一次支付时间为2017年11月29日，第二次支付时间为2018年3月5日，备注均为工伤保险待遇，故无法证明原告应当知道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核定金额为零的事实。即便原告在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仲裁案件开庭审理时知晓案涉行政行为的内容，因原告未被告知起诉期限，其提起本次诉讼亦未超过起诉期限。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明确，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亦重申：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故本院认为，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理赔不具有相互替代补充关系，前者属于私权范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后者属于公权范畴，产生行政法律关系，二者目前在法律上并行不悖。工伤保险机构不应将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已经获得的第三人侵权赔偿金额从工伤保险待遇中予以抵扣，第三人赔偿亦不应成为社会保险机构不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免责事由。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在核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保险待遇过程中，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因原告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金额尚有异议，被告应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的关于唐安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核定行为； 二、责令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成都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阳 人民陪审员  刘蓉丽 人民陪审员  肖 颖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珑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