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3民初5447号原告：吴鸿，男，1976年4月26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新建，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笑维，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律师。被告：万满生，男，1974年8月7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石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世松，广东潇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欢，广东潇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梅，女，1973年12月2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第三人：廖文令，男，198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县，原告吴鸿与被告万满生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潮源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诉讼过程中，根据被告万满生的申请，本院依法先后通知吴梅、廖文令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于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潮源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冰、黎中越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本院分别于2019年5月17日、7月1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吴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新建、林笑维，被告万满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世松，第三人吴梅、廖文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万满生向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昌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向同昌公司缴纳出资400,000元；2.判令被告万满生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同昌公司于2016年9月14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原告吴鸿以机械设备出资，价值600,000元，占投资总额的60%；被告万满生以货币出资400,000元，占投资总额的40%。原告吴鸿以机械设备出资，在公司成立前已将该批设备移交至同昌公司处。同昌公司自成立至今，均由被告万满生经营管理，原告吴鸿不参与管理，也未曾参与盈利分配。2018年12月，同昌公司委托广东上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同昌公司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经营及财务状况做专项审计，广东上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出具审计报告称，截止至2018年11月30日，同昌公司实缴资本为600,000元，为实物出资价值600,000元的机器设备。由于同昌公司从设立至审计截止日，没有规范建账，经营过程的财务资料及经济业务发生的原始凭证归集不全，故该次审计仅以股东之间协商确认的数据作核算基础。经审计，原告吴鸿才知道被告万满生一直未实缴注册资金。根据双方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章程》的约定，被告万满生以货币出资400,000元，总认缴出资400,000元，在2016年12月31日前缴足，但被告万满生一直未实缴。为此，原告吴鸿于2019年1月28日向被告万满生发出《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通知》，要求被告万满生于收到该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出资义务，但被告万满生仍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综上所述，被告万满生未全面履行其出资义务，应当向同昌公司足额缴纳全部出资款，为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关于“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万满生的行为已严重害同昌公司及原告吴鸿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同昌公司及原告吴鸿的合法权益，原告吴鸿特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吴鸿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同昌公司营业执照；2.《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章程》；3.《固定资产明细表》；4.股东会决议、《专审报告》；5.临时股东会议通知、快递单、物流信息查询、微信聊天记录；6.解散公司工作步骤；7.《章程补充协议》。被告万满生辩称：原告吴鸿与第三人吴梅系同胞姐弟关系，被告万满生与第三人吴梅系同学兼情侣关系。2015年，第三人吴梅与其前夫杨申猛离婚时，第三人吴梅为了转移财产，将夫妻共有的五台设备拉出，委托被告万满生出售。起初，被告万满生积极为第三人吴梅寻找买家，其中一台设备出售给张初军，张初军将货款直接付给了第三人吴梅。后来，被告万满生与第三人吴梅商量，干脆直接由被告万满生购买另外四台设备，双方确定的价格是600,000元。被告万满生也陆续转了一些款项给第三人吴梅，总计260,000元左右。2015年5月16日，被告万满生将五台设备中的两台（其中一台是出售给张初军的）拉至东莞市桥头镇山和村桥东路（山和段）80号C区。2015年7月，被告万满生拉了另外三台设备至上述地址。后来，第三人吴梅一直在追被告万满生的货款，但是被告万满生一下子无法筹到那么多钱，第三人吴梅提出干脆第三人吴梅直接以设备出资作价600,000元，占股60%，被告万满生以现金方式出资400,000元，占股40%。当时第三人吴梅正在与前夫打离婚官司，为了避嫌，第三人吴梅让其胞弟即本案原告吴鸿出面并以其名义与被告万满生合作。被告万满生也同意了第三人吴梅提出的方案，于是双方开始合作。此后，被告万满生也陆续转了一些款项给第三人吴梅作为被告万满生的现金出资。2016年9月14日，同昌公司正式成立。综上，原告吴鸿并非同昌公司真实的出资人，也不是设备的所有人，仅是代第三人吴梅持股而已。如果按照原告吴鸿所述被告万满生没有出资，那么同昌公司的运转资金包括场地租赁、工人聘请、原材料采购、行政办公费用从何而来，事实上，被告万满生已经支付给第三人吴梅的款项以及筹建公司确保公司正常运营所投入的资金均应当算为被告万满生的出资。被告万满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通话记录；2.账户清单；3.同昌公司工商内档材料；4.厂房租赁合同；5.股东会会议纪要；6.统计表及微信记录。第三人吴梅述称：被告万满生没有付款给第三人吴梅。被告万满生称其付款给第三人吴梅，但最后第三人还占60%的股份，明显矛盾。第三人吴梅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１．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卡、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绑定POS机收费的收款收据。第三人廖文令述称：2016年同昌公司成立时，第三人廖文令不知道原告吴鸿是股东，直到2018年3月份签订公司章程合同协议，第三人廖文令才知道原告吴鸿是股东。第三人廖文令没有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根据原告吴鸿的申请，本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桥头支行调取了同昌公司的账户银行流水作为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同昌公司系于2016年9月14日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万满生，住所地为广东省桥头镇山和村桥东路（山和段）80号C区，登记股东为原告吴鸿和被告万满生，原告吴鸿的登记持股比例为60%，被告万满生的登记持股比例为40%。2018年3月1日，原告吴鸿、被告万满生以及第三人廖文令签订了一份《章程补充协议》。《章程补充协议》约定：经全体股东友好协商，从2018年3月1日起增加一位股东即第三人廖文令，增加投资额为110,000元;原告吴鸿投资额为600,000元，投资比例为54%；被告万满生投资额为400,000元，投资比例为36%；第三人廖文令投资额为110,000元，投资比例为10%。2018年11月8日，原告吴鸿与被告万满生签订了一份《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规定：原告吴鸿以机械设备出资600,000元，总认缴出资600,000元，在2016年12月31日前缴足；被告万满生以货币出资400,000元，总认缴出资400,000元，在2016年12月31日前缴足；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转移到公司名下的手续。原告吴鸿、被告万满生以及第三人廖文令均确认第三人廖文令的股份是“干股”，没有实际出资的。2018年11月30日，原告吴鸿、被告万满生以及第三人廖文令签署了一份《固定资产明细表》，列明同昌公司的资产共计十二项，金额合计657,500元，其中前四项为注塑机，金额共计600,000元;其余八项为其他机器及设备。被告万满生主张出资260,000元向第三人吴梅购买了机器设备，包括《固定资产明细表》前四项的资产的部分款项，但表示不能提供相应的买卖合同，《固定资产明细表》第五至十一项也是被告万满生购买的，但相应的凭证在第三人吴梅处；原告吴鸿和第三人认为《固定资产明细表》前四项的资产是原告吴鸿作为出资的机器设备，后八项的财产都是同昌公司营利以后购买的。2018年底，同昌公司委托广东上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同昌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进行专项审查。2019年1月9日，广东上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专审报告》。《专审报告》显示，同昌公司实收资本期末数为600,000元，是原告吴鸿的出资。2019年1月29日，原告吴鸿通过快递方式以及微信方式向被告万满生发出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要求被告万满生于该通知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同昌公司足额缴纳注册资金；如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公司将于2019年2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时在公司一楼办公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决议是否应取消被告万满生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资格，并决定对被告万满生采取其他法律措施。2019年3月9日，原告吴鸿、被告万满生以及第三人廖文令签订了一份《解散公司工作步骤》，对解散公司的事宜进行约定。本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桥头支行调取了同昌公司的账户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万满生分别于2018年3月15日、4月26日、6月21日、7月26日、8月30日、12月28日向同昌公司的银行账户存入3,000元、4,000元、2,260元、2,500元、2,500元、20,000元，合计34,260元；另外第三人廖文令于2019年3月29日向同昌公司的银行账户存入2,500元。被告万满生主张该上述款项均是被告万满生的出资款。第三人廖文令确认其于2019年3月29日向同昌公司的银行账户存入的2,500元属于代被告万满生出资。被告万满生主张其总共出资为364,604.54元，除了上述银行转账之外，其余的出资款全部转给了第三人吴梅。原告吴鸿于2019年3月6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笔录中的陈述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是股东出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万满生有没有向同昌公司足额缴纳出资款。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万满生作为同昌公司的股东，有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原告吴鸿与被告万满生于2018年11月8日签订的《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章程》，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万满生并没有证据证明推翻该章程，故本院对该章程予以采信。根据该章程的规定，被告万满生以货币出资400,000元，应当在2016年12月31日前缴足。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以及《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被告万满生以货币出资，应当将出资存入同昌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从本院调取的同昌公司的账户银行流水看，被告万满生向同昌公司的银行账户存入34,260元,被告万满生主张该款为出资款，原告吴鸿、第三人吴梅也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被告万满生该主张予以采信，认定该34,260元属于被告万满生的出资。本院调取的同昌公司的账户银行流水还显示第三人廖文令于2019年3月29日向同昌公司的银行账户存入2,500元，被告万满生与第三人廖文令均确认该款属于第三人廖文令代被告万满生出资，原告吴鸿、第三人吴梅也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被告万满生该主张也予以采信，认定该2,500元属于被告万满生的出资。至于被告万满生主张的其向第三人吴梅转款也属于出资，由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形式，也不能排除被告万满生与第三人吴梅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故对被告万满生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固定资产明细表》中的资产，被告万满生不能提供相应的购买凭证，而且被告万满生本身是以货币出资的，以机械设备出资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形式，也不能认定《固定资产明细表》中的资产属于被告万满生的出资。再者，被告万满生主张其支付了筹建公司确保公司正常运营所投入的资金，但被告万满生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也不予认定。据此，本院认定被告万满生已经缴纳的出资金额为36,760元，被告万满生还应当缴纳出资363,2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吴鸿要求被告万满生向同昌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向同昌公司缴纳出资的诉讼请求，在363,240元范围内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363,240元范围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由于本案属于股东出资纠纷，被告吴鸿和第三人吴梅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等关系，属于其内部纠纷，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在本案中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万满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向东莞市同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缴纳出资363,240元；二、驳回原告吴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9,820元，由原告吴鸿负担902.46元，由被告万满生负担8,917.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潮源审判员  李 冰审判员  黎中越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文娟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