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6704号原告：彭昌林，男，198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广西钦州市钦南区,现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杨俊，男，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合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深宝，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超凤，女，1976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被告：杨某，男，200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合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王福，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昌林诉被告杨俊、江超凤、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刘兵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昌林，被告杨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深宝，被告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王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超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杨俊、江超凤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26779元及利息44646元（利息计算标准：以126779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189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2.被告杨某对被告杨俊、江超凤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杨俊和被告江超凤系夫妻关系，被告杨某系被告杨俊和被告江超凤的儿子。原告与被告杨俊和被告江超凤系朋友关系，均在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经营皮具生意，被告杨俊因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提供借款的方式主要有代发工资、代还信用卡、代还借款、代付货款、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现金交付等。2017年10月23日，经原告和被告杨俊、江超凤核算，截止当日被告杨俊、江超凤共欠原告119450元，双方约定分六期（即六个月）还清借款，借期内的利率为月息2389元，双方签署了《借条》。2017年10月31日，被告杨俊、江超凤偿还了14650元给原告。2017年11月，被告杨俊、江超凤再次向原告借款40432元，约定月利息800元。2018年1月底，被告杨俊、江超凤还款21642元给原告。此后，经原告多次催促，截止到2018年11月底被告杨俊、江超凤共偿还12520元给原告，还款的方式包括为原告加工货物的加工费、在原告处工作的部分工资等，之后未再继续还款。被告杨某作为被告杨俊、江超凤的直系亲属，为被告杨俊、江超凤的上述债务提供担保。2019年1月26日，原告与被告杨俊就双方的累次借款和还款情况进行核算后签署了《借支还款明细》。原告追索无果，特具状诉至法院，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杨俊辩称：截止至2019年5月31日，我方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为154782元、利息为60289元，总计215061元，我方已经归还了68026元，所以仍欠147035元。被告杨某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该规定对保证人的资格作出明确的要求，故被告杨某作为限制行为人不是适格的保证人。另外，民法中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中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就是16岁以上不满18岁已经工作了的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杨某在2017年10月23日《借条》签订之时未满18周岁，且其学生证可以证明在《借条》签订之时被告杨某仍在广东省××才技工学校上学，没有工作，没有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所以被告杨某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清偿债务能力，其不是适格的保证人。虽然被告杨某的法定代理人即被告杨俊、江超凤同意其作为保证人，也应当理解为被告杨某的法定代理人愿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被告杨某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二、本案是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明知被告杨某是未成年人即限制行为能力人，还要求未成年人作为连带保证人，原告明知被告杨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还要其承担保证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的规定。三、《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和《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关于上述法律规定，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本案中被告杨俊、江超凤是被告杨某的法定代理人，故被告杨某的保证行为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该合同是有效的，但实质上该规定是表示限制民事行为人本身能订立的是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超出上述范围的合同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通俗的讲是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能力，法律基于维护合同的有效性考虑，允许限制行为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同意或者追认，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可以理解成限制行为人的合同义务将由其法定代理人来承担。综上所述，被告杨某系未满18周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自身是没有清偿债务能力的，不是适格的保证人。即使该保证行为得到了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也应由其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该保证义务，尤其是本案的被担保人就是其法定代理人，二者之间的利益本就有冲突，故从保护限制行为人权益的角度综合考虑案情，被告杨某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望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维护被告杨某的合法权益。被告江超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原告和两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彭昌林与杨俊是多年朋友，杨俊与江超凤系夫妻关系。2016年12月19日，杨俊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彭昌林借款2万元，杨俊向彭昌林出具了借条，载明：由于手袋资金周转困难于2016年12月19日向出借人借款2万元现金，利息4000元，期限从2016年12月19日至2017年1月13日归还本金利息等内容。江超凤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借条上签名。彭昌林诉称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了2万元给杨俊。杨俊辩称彭昌林预先扣除了4000元利息，实际支付16000元。2017年2月14日，杨俊、江超凤又向彭昌林借了2万元，加上前述第一笔借款2万元，合计4万元，彭昌林即将前述第一笔2万元借款的借条归还给了杨俊，由杨俊、江超凤重新出具了一张借条给彭昌林，载明：由于手袋资金周转于2017年2月14日向出借人彭昌林借款4万元，利息1200元，期限至2017年3月14日等内容。2017年10月11日，杨俊、江超凤又向彭昌林借了2.8万元，加上此前的200元话费，以及前述4万元尚欠的借款利息5100元，确认共欠款73300元，杨俊在前述2017年2月14日所出具的借条的下方空白处手写了：“由彭昌林代还款：28000.00元+话费200.00+前期利息5100.00元，共欠款73300.00元，分六期还款，每期利息1600元，利息共9600元，1至5期每期还10500元，最后一期还清所有欠款，10月30号第一期，如此类推，2018年3月30号清款”。杨俊、江超凤在该手写内容下方的借款人处签名，杨某在该手写内容下方的担保人处签名。2017年10月23日，杨俊、江超凤又向原告借了3.5万元，加上2017年11月份微信转账11150元以及前述的的借贷金额，合计119450元，杨俊在一张杨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上方空白处手写了借条，记载：“2017年10月23号代还贷款￥20000.00元，收到现金15000.00元，2017年11月份微信转账￥11150.00元，加上之前借支合计119450.00元，分6期还款，每期利息2389.00元，合计6期利息￥14334.00元，利息本金共欠133784.00元，2017年10月30号第一期还款21650.00元，第二期还款￥22430.00元，如此类推，每期还款￥22430.00元，直至还清欠款，如不按时还清本金的，利息照按￥2389一个月支付，如逾期不还款的，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即以欠款￥133784.00元为基数）”。杨俊、江超凤在该借条下方的借款人处签名，杨某在借条下方的担保人处签名。2017年10月31日，杨俊向彭昌林还款14650元。2017年11月，杨俊又向彭昌林借款40432元，双方约定利息按800元/月计算。2019年1月26日，彭昌林与杨俊进行对账结算，杨俊向彭昌林出具了一张《借支、还款明细》，记载：“2017年10月23日借支133784元（含6期利息）；2017年10月31日还款14650元；2017年11月借支40432元（利息按每期800元计）；2017年11月底（注：笔误写成2018年11月底）还款21642元；2018年3月底还款1300元；4月底还款1653元；5月底还款1600元；6月底还款1220元；7月底还款1220元；8月底还款1307元；9月底还款1000元；10月底还款900元；11月底还款2000元。经双方协议2019年3月底前最低还款3100元，直至还清为止。”经核算，截止至2017年10月31日，杨俊、江超凤欠付彭昌林借款本金104800元（119450元－14650元），利息每月2096元（104800元×2%）；截止至2017年11月30日，杨俊、江超凤欠付彭昌林借款本金125686元（104800元+2096+40432元－21642元），后杨俊在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分8笔共归还了12520元，按照先归还利息再归还本金的顺序抵偿，上述8笔还款均认定为归还借款利息。此后，彭昌林多次催促杨俊、江超凤还款未果，遂具状起诉至本院而成讼。庭审中，杨俊主张其在《借支、还款明细》载明的还款金额之外还归还了19214元给彭昌林，并提交了微信、支付宝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对此，彭昌林主张杨俊转给其的该19214元并非归还本案的借款，而是彭昌林转给其，由其代彭昌林给工人发工资的款项。另查明，杨某系杨俊与江超凤的婚生儿子，出生于2000年1月11日，杨某分别在2017年10月11日借条和2017年10月23日借条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之时已满17周岁，尚未满18周岁。2016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杨某为广东省××才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1602班的注册学生。本院认为：彭昌林诉请杨俊、江超凤共同归还借款本金125686元，且从2017年1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付利息，并从利息总额中扣除杨俊、江超凤已经归还的借款利息12520元，有相应证据证明，亦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无理，本院不予支持。杨俊辩称其向彭昌林所借的第一笔借款20000元，彭昌林预先扣除了4000元利息，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杨俊还辩称其在《借支、还款明细》之外还归还了19214元给彭昌林，但该部分还款均发生在其出具《借支、还款明细》之前，却未记载在《借支、还款明细》之内，故杨俊主张该部分19214元是归还本案的借款，有违常理，本院亦不予采纳，因此，杨俊认为截止至2019年5月31日，其欠彭昌林借款本金154782元、利息60289元，总计215061元，其已经归还了68026元，仍欠147035元的抗辩意见，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杨某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杨某分别在本案2017年10月11日借条和2017年10月23日借条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之时，已满17周岁，尚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订立保证合同之时，经过其法定代理人杨俊、江超凤的同意及追认，保证合同成立并已生效，保证方式未约定，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亦未约定，推定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8年3月30日，彭昌林未举证证明其自2018年3月30日起六个月内向杨某主张过保证责任，故彭昌林于2019年6月1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杨某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已经过，杨某免除保证责任。杨某认为其不是适格的保证人，且保证合同即使有效，亦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杨俊、江超凤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意见，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江超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俊、江超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昌林归还借款本金125686元。二、被告杨俊、江超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彭昌林支付上述第一项借款的利息（以12568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为标准，从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杨俊、江超凤付清款项之日止，并从利息总额中扣除被告杨俊、江超凤已经归还的借款利息12520元）。三、驳回原告彭昌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64元，由原告负担12元，由被告杨俊、江超凤连带负担18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兵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毕嘉文李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