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9民终1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女，197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广宇，河北经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斌，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清明，男，195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沧州市运河区迎宾路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李俊因与被上诉人姚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902民初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俊上诉请求：一、撤销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冀0902民初24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除了起诉的396.68万元之外，另给被上诉人有巨额转账，且均系从上诉人账户直接转出，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无法说清款项来源，显属错误。据统计，除徐越峰借用上诉人账户给被上诉人转款220万元之外，自2013年6月3日至2016年12月12日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转款73笔，数额总计13598670元。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上述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以上转款均从上诉人账户直接转出，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了上述款项，上诉人认为，这足以认定以上款项的来源。一审法院忽视大量证据，只因上诉人未到庭便认定代理人“无法说清其款项来源”，显然是错误的。 二、上诉人诉讼请求之外的向被上诉人转账数额的计算，不影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的数额远大于回款数额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数额不准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前两次开庭时统计的向被上诉人转款数额为14057770元，后两次开庭统计数额为13598670元。如前所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流水极多，且两次开庭后上诉人更换代理人，并对转账数额进行了重新梳理，出现数额不一致的情况实属正常。并且，上诉人提供这些流水，旨在证明被上诉人回款的4196040元，尚不足以抵消396.68万元之外的其他债务9631870元（13598670元-3966800元=9631870元），更清偿不了全部债务。所以，被上诉人未偿还396.68万元借款乃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对于上诉人起诉的396.68万元之外的其他债务，上诉人并未主张，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中的“借贷金额”；一审法院对于诉讼标的之外的金额的单纯计算失误抓住不放，并以此认定上诉人起诉的“借贷金额”错误，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重新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7年1月份，其主张系受胁迫重新出具借条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主张2017年还款总额仅为55.9万元，这足以说明其未清偿该十笔借款，更不符合其还款数额远小于借款金额的事实。被上诉人称在上诉人胁迫下重新出具了借条，但是，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被上诉人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因考虑诉讼时效的问题而由被上诉人重新出具借条并无不妥，被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的无理辩解不应被采纳。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份对诉争的十笔借款重新出具了借条，而其主张在2017年共还款7笔共55.9万元，显然，该部分还款远小于重新出具借条的借款数额，其关于已经清偿了借款的主张，毫无依据。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未还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姚斌答辩称，一审法院几次传唤上诉人李俊到庭，李俊拒不到庭、无法说明款项来源。上诉人方两次开庭时陈述的借款数额不一致。被上诉人2017年1月份重新出具借条是受胁迫出具的。之前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的出借人为徐越峰、李俊。徐越峰2016年9月14日去世后，两人在社会上非法集资的巨额款项不能如期归还投资人，造成投资人上门催债。为转移矛盾，上诉人声称非法集资款项用于被上诉人承揽的工程，并带领部分人员三番五次去任丘工地闹事，严重阻碍工程施工，逼迫被上诉人替她还账。被上诉人在多次被胁迫之下，万般无奈在借款本息已还清(利息高达月息一毛二)、且给徐越峰、李俊打的借条被扣押不还的情况下，又重新给李俊打了2000多万的借条，工程才得以复工。即使这样，也已经造成工程的延期和巨大损失。以上，任丘联社和沧州大元公司两个单位均可作证，任丘警方也有出警记录。现在上诉人又以重新打的借条为依据，以虚假诉讼方式对被上诉人敲诈勒索，对上诉人的犯罪行为被上诉人已经向公安部门反映。本案表面是民事纠纷，实际性质为敲诈勒索犯罪行为。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的借款3966800元，除去2015年1月16日90万元和2015年1月18日5万元两笔外，其余款项的确是从上诉人账户转给被上诉人的，但是借款本息已经全部还清。按照银行流水计算，在此期间按月息2分计算产生利息为84435元，被上诉人实际还款4466000元，其中偿还本金3966800元，支付利息高达499200元。以上两笔90万元、5万元合计95万元，是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2014年12月20日和12月26日分三笔临时借给上诉人的借款本金92万元和利息3万元。 李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9668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借款利息（按月息2%计算至案件结束之日）；3、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俊分别于2014年6月10日、8月20日、10月8日、11月9日、2015年1月6日、1月7日、1月18日、4月14日、6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姚斌转款122万元、10万元、20万元、20万元、50万元、40万元、5万元、496800元、15万元，于2014年11月30日向满艳伟账户转款30万元、于2016年12月12日向王倩账户转款35万元，以上共计396.68万元。原告称上述款项均是向被告姚斌发放的借款，原告提交借条十张证明被告姚斌分别于2017年1月12日、1月14日、1月25日、1月26日、1月30日为原告出具借条，金额为396.68万元，按月息2%计息。被告对转账行为无异议，但称上述款项系原告和徐越峰共同出借，当时在借款时已经向李俊和徐越峰共同出具了借条，上述款项和利息也已经偿还完毕，2016年9月14日徐越峰去世，在徐越峰去世后原告又强迫被告重新签订的借条。被告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其于2014年6月10日、6月20日、7月26日、8月8日、10月14日、10月17日、11月18日、12月9日、12月20日、12月26日、12月27日、2015年9月2日、2016年6月8日、2017年1月至7月分别向原告打款605000元、20万元、74440元、16万元、10万元、28万元、28万元、117600元、12万元、80万元、20万元、20万元、50万元、59000元，于2015年11月3日向徐越峰打款50万元，以上共计4196040元，被告称以上款项均是偿还的原告所主张的借款，而原告称原、被告之间尚有其他借款，被告偿还的系其他借款，并非本案所涉及的款项，对其他借款原告保留起诉的权利。 另查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代理人称原告在2013年至2016年共向被告发放借款14057770元，但其未能说明款项的来源及借款的相关情况，一审法院要求原告本人出庭接受法庭调查，但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并未出庭，且其代理人又称2013年至2016年原告发放借款数额为13598670元，与第二次庭审中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向原告发放通知书，要求原告到庭参加诉讼，如不到庭则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其屡遭徐越峰妻子等人的威胁、恐吓，因担心人身安全才无法出庭，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其遭受威胁的录音光盘和照片。在第四次庭审中原告仍未到庭，其代理人称原告未到庭是遭受到了旁听人员的威胁，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在前三次庭审中均未到庭，不可能遭受旁听人员的威胁，也不可能遭受被告的威胁，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述不属实。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被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借款396.68万元及利息，提供了转账凭证及借条，被告姚斌提交其账户的银行流水，证明了还款情况。原告主张双方存在远远大于396.68万元的借款的事实，被告偿还的是其他借款，396.68万元借款并未偿还。那么原告就应举证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金额、款项来源、双方尚存在其他借贷关系的证据。然而，在庭审过程中，由于原告本人未到庭，其代理人虽称原告称所发放的借款大部分系其自有资金，但又无法说清其款项来源；原告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其在2013年至2016年共向被告发放借款14057770元，在第三次庭审中又称发放借款数额共计13598670元，所述前后不一致；十笔借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至2016年，而借条出具时间均为2017年1月份且均在徐越峰去世之后出具；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银行转账记录称涉案396.68万元已经偿还完毕，原告认为被告所还款项系对其他借款的偿还，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系对哪些借款的偿还。综上，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无法说清借贷行为的经过、借款的准确金额、款项来源等主要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根据《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在原告代理人无法说清案件主要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两次书面通知原告本人到庭说明情况，原告第一次无故拒不到庭，第二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因此，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和借贷金额，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534.4元，由原告李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姚斌提交以下证据用以证明上诉人与徐越峰合伙从事放贷业务：署名徐越峰、日期为2015年12月10日、12月12日、借款金额均为100000元的借条和户名为周忠堂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户名为李俊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署名郭振云的书面证明、署名徐越峰、日期为2015年5月21日、借款金额为13万元的借条、户名为郭振云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署名马忠利的两份书面证明、户名为马忠利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署名徐越峰、日期为2015年5月15日、借款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户名为梅桂田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户名为徐越峰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8）冀0903民初147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李俊质证意见：郭振云、马忠利出具的书面证明的真实性上诉人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述借条、判决书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中,上诉人李俊主张被上诉人姚斌尚欠其借款本金396.68万元及利息，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记录）和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双方当事人之间曾经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自2013年6月3日至2016年12月12日，李俊共向姚斌一方转款1300余万元（其中包括姚斌认可的李俊向大元公司、满艳伟、满艳峰、王倩账户所转款项）。姚斌主张自2013年8月22日至2017年7月27日（包括通过姚斌账户、满艳伟、王西胜、大元公司账户）向李俊一方（包括李俊账户、徐越峰账户）转款1500余万元、本案借款及利息已偿还完毕，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上诉人方未能具体说明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所偿还的借款是对于哪些出借款项的偿还等基本事实。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与案外人徐越峰之间存在出借银行账户关系。本案借条均出具于徐越峰去世之后。经审查现有证据，尚不能确认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未偿还其案涉借款396.68万元及利息的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李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34元，由上诉人李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友僧 审判员  余志刚 审判员  穆庆伟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蔡一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