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0468号 原告：段世海，男，198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被告：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B1L353W，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丰悦路1555号。 法定代表人：安聪慧，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绍一，男，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国，男，公司员工。 原告段世海诉被告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颜冰心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绍一、陈自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段世海诉称：被告在2018年以原告绩效为由扣发绩效工资。第一次是生产现场还在土建阶段，施工方在施工的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残留在现场，班组长要原告清理干净，原告清理干净后施工方又产生的垃圾被其他领导看到后，班组长以原告不服从管理为由将原告该月绩效评为C级，并扣发工资。第二次以原告擅自离岗为由扣发绩效工资，实际上是原告下班后的时间，且晚上还要加班，原告当时是去食堂吃饭了。第三次是以原告在公司规定的吸烟区超时吸烟为由扣发绩效工资，因为当时公司规定的吸烟时间内原告在正常工作，故晚去了十分钟。被告还以原告2018年度绩效为D级为由扣发年终奖，因为年终奖的发放是以月绩效为参考，故被告以原告月绩效不合格故年绩效不合格为由扣发年终奖。原告过年前后的请假均是用年休假调休的，应当视为正常出勤，被告以原告请假为由扣发开工红包不合理。故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补发2018年扣发的工资1519.6元；2、被告补发2018年扣发的年终奖5800元；3、被告补发2019年度开工红包800元。后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补发被扣发的2018年工资675.6元。 被告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辩称：一、关于员工被扣的1519.6元，其中被告已按照仲裁裁决支付了844元；关于绩效工资，被告系按照公司的绩效管理制度进行扣发。1、原告已参与被告公司的《员工绩效管理规定》及原告所在的外装二班班组管理制度的签到和培训，在上述制度里明确了绩效怎么构成以及考核方式、考核评价的定义、结果、结果的应用、结果等级的分布，一般原则上，绩效考核级别B及以上的员工会有相应的激励，相应激励在员工工资中兑现，绩效考核级别为C、D的发放绩效工资的70%、50%；2、同时，被告对原告进行了绩效方面的脱岗培训，脱岗培训也明确规定了对绩效结果为C级或D级的员工执行奋斗者追赶计划，在该培训进行期间，有工资及核心补贴，虽然对绩效工资进行扣减，但后期有相应的激励，如果近半年内绩效能获得B+以上的，将获得绩效激励；3、原告累计在2018年8月、11月绩效结果分别为C级、D级，所以该两个月绩效是按照70%、50%发放，然后被告安排原告去参加奋斗者追赶计划，在10月份告知原告，且所有的床铺、被子等已安排好，但原告10月份拒绝参与，故10月份的绩效工资扣减为0。二、关于原告要求补发年终奖5800元的诉讼请求。被告年度效益奖金的发放是依据公司整体经营效益、原告的绩效水平、贡献度、是否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以及考勤等等这些因素，而且每一年度的发放标准是不确定的，在原告入职的时候被告也已告知上述内容，奖金并不包含在工资性收入范围之内。2018年度效益奖金的发放根据相应的制度，年度绩效为C级、D级的人员不享受年度效益奖金发放，因为原告在此范围之内，被告有权按照相应制度的规定自主发放员工的年度效益奖金。年终奖的发放规则在员工手册上面有明确，原告入职的时候已经将员工手册发放至原告手上，且有发放记录。三、关于原告要求补发2019年度开工红包800元的诉讼请求。该开工红包是被告对于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给予奖励，被告发放的开门红包兑换券对开工红包的发放有明确说明。2019年春节放假的周期是2019年2月1日至2月11日之间，原告在2019年1月30日、31日请假两天，在2月12日没有按照约定及时回厂，已经不符合开工红包发放的条件。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仲裁裁决书1份，欲证明本案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2、《劳动合同》2份，欲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劳动关系；3、吉利汽车薪资查询截图3份，欲证明原告2018年8月、10月、11月的绩效工资未全额发放。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2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扣发绩效工资是有依据的，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内容。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3，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外装二班班组管理制度》、培训签到表及照片、《员工绩效管理规定》、总装厂外装二班11月员工考评细则表各1份、绩效等级汇总表2份、违纪通告2份、关于奋斗者追赶计划的告知函1份、浙杭大江东劳人仲案（2019）74号仲裁裁决书及付款记录各1份，欲证明被告已按公司管理制度及仲裁裁决支付原告工资；2、录用通知书、《关于规范集团2018年终奖励发放工作的通知》、员工手册及签收回执单各1份，欲证明被告已按公司年终奖政策执行；3、开门红包兑换券2份、员工请假流程单2份，欲证明原告不应享有开门红包。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中的《外装二班班组管理制度》无异议；对绩效培训签到表无异议；照片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摆拍的，左边是原告，右边是原告同事；原告在工作期间没有看到过《员工绩效管理规定》，是被告内部邮件进行收发的，原告没有权限看到，上面收发人没有原告；对11月员工考评明细表，被告确实按照这个明细表给原告扣分，但考评依据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对绩效等级汇总表，其中8月的汇总表上的签名不是原告所签，11月的汇总表原告没有签字，故对考核结果均不予认可；对[2018]第1123号违纪通告没有异议，对[2018]第0801号违规通告，公司确实发了这个通告，但通告内容不属实；对于《关于奋斗者追赶计划的告知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不同意参加培训；对裁决书及付款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录用通知书、员工手册及签收单无异议，对《关于规范集团2018年终奖励发放工作的通知》不知情，原告没有收到过这个通知。对证据3中开门红包兑换券，原告没有收到过，2017年原告直接收到了开门红包而并没有收到开门红包兑换券，对员工请假流程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这3天是年休假调休。 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外装二班班组管理制度》、培训签到表及照片、《员工绩效管理规定》、总装厂外装二班11月员工考评细则表、11月的蓝领员工绩效等级汇总、违纪通告、关于奋斗者追赶计划的告知函、浙杭大江东劳人仲案（2019）74号仲裁裁决书及付款记录，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8月的绩效等级汇总表，虽原告主张员工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2，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开门红包兑换券系被告自行制作，且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对员工请假流程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4月1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录用通知书一份，告知原告确认以下内容：职位为总装熟练工，录用公司/部门为大江东项目指挥部/总装厂，工作地点为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报酬及绩效为月薪制，月度薪资总额为4884元（其中基本工资1860元，岗位津贴1500元，绩效工资840元，固定加班费684元），年终奖金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个人年度绩效，按照公司薪酬政策执行；福利补贴为住房补贴400元/月，误餐补贴300元/月，交通补贴100元/月，话费补贴100元/月。后经原、被告确定对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固定加班费的数额进行调整，其中2019年绩效工资调整为844元，但月度薪资总额不变。同年4月24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为2017年4月24日起至2020年4月23日止，试用期为3个月，自2017年4月24日起至2017年7月23日止；原告的工资待遇在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在原告签署的《录用通知书》中列明，原告的工资待遇可随原告在被告的工作表现或岗位、职责等的变化而发生调整，以《调薪通知单》或其他文件为准，被告有权依据生产经营情况确定原告的奖金发放范围、标准、金额和时间，并据此执行等。同日，原告收到被告的《员工手册》、《员工礼仪指导手册》、《吉事通》，并在签收回执单上签名确认其已经详细阅读、充分理解了各条款的内容，自觉遵守手册的约定。《员工手册》第三节第三项规定，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劳动合同等确定员工是否享受约定年终奖或年终效益奖金，原则上两者不同时享受；年终奖属于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体现。2018年6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20年4月23日止，原告的工作地点为浙江杭州及吉利控股集团所属子公司；原告的工资待遇在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在原告签署的《录用通知书》中列明，原告的工资待遇可随原告在被告的工作表现或岗位、职责等的变化而发生调整，以《调薪通知单》或其他文件为准，被告有权依据生产经营情况确定原告的奖金发放范围、标准、金额和时间，并据此执行等。同日，被告实行《员工绩效管理规定》。同年7月23日，原告在培训签到表上签名，培训课程为绩效管理。后原告所在外装二班班组亦发布《外装二班班组管理制度》，原告在该管理制度上签名。2018年8月10日，被告发布总装通[2018]第801号《关于段世海擅自离岗违规通告》，对原告进行以下处理：总装内部严重警告一次，并上报公司并依据《劳动纪律》做相关违规处理。当月，原告绩效等级被评为C。同年11月23日，被告发布总装通[2018]第1123号《关于总装厂人员上班时间在吸烟区吸烟违纪通报》，对原告给予留厂查看一个月，如表现不佳，直接退回人力资源部。当月，原告绩效等级被评为D。同年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关于奋斗者追赶计划的告知函》。2019年1月25日，被告发布《关于规范集团2018年终奖励发放工作的通知》，规定：年终奖分配过程中需遵循“2521”分布原则，即对前20%的优秀奋斗者进行高激励。对胜任岗位/业绩良好的50%员工进行常规激励，对业绩一般的20%员工不激励或低激励，对业绩差距不达标不能胜任的10%“僵尸粉”负激励，不享受年终效益奖，并加入奋斗者追赶计划；开门红包发放只针对年后第一天到岗的量产基地6岗及以下员工，可发放现金或在当月工资中发放体现，与当月工资合并扣税。2019年1月29日，原告申请同月30日、31日休年休假，被告予以准许。同年2月10日，原告申请同月12日休年休假，被告予以准许。后原告向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书面仲裁申请，申请：1、被告补发原告2018年扣发的工资1519.6元；2、被告补发原告2018年扣发的年终奖5800元；3、被告补发原告16小时的加班工资282元；4、被告补发原告2017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138.6元；5、被告补发原告2019年度开工红包800元。同年6月6日，该委浙杭大江东劳人仲案（2019）7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告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2018年10月绩效奖金844元；二、被告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2017年加班工资277.24元；三、被告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2017年未休4个小时年休假的工资92.41元。后被告按照上述仲裁裁决向原告支付绩效奖金、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同年6月13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诉如所请。 另查明，被告发放原告2018年8月基本工资2010元、岗位津贴1290元、绩效奖金590.8元、其他-加班工资740元、住房补贴400元，误餐补贴300元，交通补贴100元，话费补贴100元，以上合计5530.8元；被告发放原告2018年11月基本工资2010元、岗位津贴1290元、绩效奖金422元、其他-加班工资740元、住房补贴400元，误餐补贴300元，交通补贴100元，话费补贴100元，以上合计5362元。被告未向原告发放2018年年终奖及2019年开工红包。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原告的工资待遇在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在原告签署的《录用通知书》中列明。而在被告向原告发送《录用通知书》中则明确原告报酬及绩效为月薪制，月度薪资总额为4884元，福利补贴为住房补贴400元/月，误餐补贴300元/月，交通补贴100元/月，话费补贴100元/月，后经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将月度薪资总额中的各分项数额进行调整但约定薪资总额仍为4884元。工资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组成，故按照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及被告发送的《录用通知书》，原告每月工资（包含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固定加班工资、住房补贴、误餐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应为5784元（4884元+住房补贴400元+误餐补贴300元+交通补贴100元+话费补贴100元）。原告要求被告补发扣发的2018年工资675.6元，被告抗辩称系根据《员工绩效管理规定》对原告进行绩效考评后根据原告2018年8月、11月的绩效考评结果按照70%、50%发放绩效奖金。然在原告入职时，原、被告明确约定原告的每月绩效工资为840元/月，后经双方协商确定将绩效工资调整为844元/月，被告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发放绩效工资。且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资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本案中，被告的《员工绩效管理规定》对绩效工资的发放进行了规定，故该《员工绩效管理规定》对绩效工资发放的内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然根据被告陈述的该《员工绩效管理规定》的制作过程中并未体现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且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员工绩效管理规定》关于绩效工资发放的内容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后制作，故对于被告依据《员工绩效管理规定》对劳动合同约定的绩效工资进行扣减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故被告应当补发2018年8月、11月工资675.20元（5784元-5530.8元+5784元-5362元）。原告还要求被告补发2018年年终奖，然年终奖系公司依据单位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及员工工作表现等因素自主确定至年终的奖励措施，且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及被告发送的《录用通知书》列明年终奖金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个人年度绩效，按照公司薪酬政策执行，而原告已签收并阅读的《员工手册》亦规定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劳动合同等确定员工是否享受约定年终奖或年终效益奖金，年终奖属于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体现，现根据原告的绩效考评结果，原告不属于被告2018年年终奖的发放对象，故对于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补发2019年开工红包，然开工红包作为被告公司的福利性补助，系由被告自主决定发放，且根据被告《关于规范集团2018年年终奖励发放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开工红包发放只针对年后第一天到岗的量产基地6岗及以下员工，而原告在年后第一天请假并未到岗，即原告并非该开工红包的发放对象，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段世海2018年8月、11月未付工资675.2元； 二、驳回段世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杭州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负担，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颜冰心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