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豫08行初66号原告付胜利，男，196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武陟县。被告武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武陟县兴华路**。法定代表人申琳，县长。委托代理人毛震，武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国红，河南龙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陟县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武陟县工业路北路**。法定代表人冀成凡，局长。委托代理人荆富生，河南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翟伟强，河南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陟县龙源街道办事处，住，住所地河南省武陟县龙源街道办事处龙源村镇大街**/div>法定代表人刘小强，办事处主任。出庭负责人杨冬成，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侯平定，武陟县木栾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付胜利诉被告武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武陟县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城管局）、武陟县龙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龙源办事处）确认没收行为违法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胜利诉称，原告是武陟县龙源街道办事处东仲许村一个农民，承包有集体土地用于农业生产。1998年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期限至2028年，享受国家30年不变的农地政策。2003年原告响应国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号召，举全家之力在自己承包的农地上建了一个小型养猪场用于养家糊口，养殖场内建有沼气池、化粪池等配套设施，紧挨养殖场栽了四余亩杨树，养殖场产生的粪水用来肥地。十几年来，原告一直根据自身能力和市场行情变化，新老更换保持二十头左右种母猪的存栏量，走自繁自养、种养结合之路。2018年12月13日被告县城管局对原告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做出两项处罚：1、没收涉案19头母猪；2、罚款人民币500元。2018年12月21日被告县政府部署公安、消防、电力、畜牧、医护、电视台及东仲许村两委等多家单位协同，一位县领导和县城管局局长、龙源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带领多单位共计百余人进入原告的养猪场，首先由警察在养殖场两边拉上警戒线，杜绝路人来往；由电力公司几个工作人员将电表摘除，进行断电销户，继而将19头或怀孕或哺乳的母猪（包括—头因难产而死未来得及报保险母猪)、39头小猪装车拉走，随后将母猪送入屠宰场宰杀，死母猪和小猪作了无害化处理。现场由自称城管执法队长的许红军指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笫三条之规定，原告作为农民在承包的农业用地上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是完全合法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处罚行为不能成立。县城管局根据龙源办事处证明原告养殖家畜的位置属于禁养区，而依据《焦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原告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既然原告的养殖场属于禁养区内，那么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葙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被告县政府制定的《武陟县尚禽养殖禁养区限奍区划定调整方案》四（一）也明确规定：禁养区范围内的已建成的畜禽养殖，由县人民政府依法责令限期搬迁或关闭。县政府没有对其划定的禁养区进行过公示，也没有制定禁养区内需搬迁或关闭养殖场的补偿方案，原告也从没有接到县政府下达的限期搬迁或关闭通知书,这种违背法定和自我设定义务的行为是严重的行政不作为。县城管局对原告下达限期自行处理通知书是一种越权行为，是执法主体错误。龙源办事处作为农村土地的基层管理者无法律依据、歪曲事实指证原告违法养殖并积极参与到罚没行动中是严重违法行为。县政府率领多人多部门对原告进行罚没，现场却仅有少数几人佩截执法证，违反了《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一条。县政府在罚没前下达给予断电并拆除电表的通知违反《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县城管局当场没有向原告出示没收财物单据，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行规定。对没收原告所有猪的处置措施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二条。原告的所有猪都不在销毁范围内，18头种母猪正处于生产旺盛期且大部分都怀有身孕，有11头即将临产，被告不按照规定拍卖或变卖给其他养殖户却卖给屠宰场宰杀使它们的价值和价格都大打折、惨无人道，39头小猪（大的已经七、八十斤，小的刚出生两小吋）活泼健康卖给养殖户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却被残忍的夺去生命一分不值，因难产而死的母猪因买了保险也具有价值，在没收时原告己经明确告知了现场负责人许红军保险公司会赔偿1000元，原告因此损失本应得到的保险赔偿1000元。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所饲养猪的罚没从实体到程序都存在着巨大违法行为，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定被告将原告养殖场所饲养的猪没收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付胜利当庭明确其起诉的行政行为是三被告于2018年12月21日对其合法养殖的19头母猪和大概39头猪仔进行非法没收的违法行为。被告武陟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原告所诉请的请求不明确。结合原告的起诉理由，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含要求对多个行政行为评定为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不同行为应分别提起诉讼，故原告在同一起诉讼案件中对不同的两个行为一并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018年12月12日，县城管局作出的武执罚决字〔2018〕第2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8年12月14日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依法作出〔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于2019年1月30日向原告送达，并于2019年2月14日生效。即原告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起诉已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三、原告不应当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本案原告主要是对县城管局作出的武执罚决字〔2018〕第2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对该局的没收处置行为不服。这些行为不是由答辩人作出的。答辩人通知武陟县电业局暂时的断电也早已恢复对原告的供电。因此，答辩人认为原告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是欠妥的。四、原告的本次起诉属于重复诉讼原告于本次起诉之前，在贵院提起了一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9)豫08行初62号，要求确认县城管局对其猪的处置行为违法。与本次诉讼存在重复诉讼的情形。五、答辩人不存在原告所诉的违法行为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以及处置行为均不存在违法的情形。综上，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武陟县城市管理局答辩称，原告主张的“判定被告将原告养殖场所饲养的猪没收违法”，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原告付胜利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于2018年12月14日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30日，县政府作出（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答辩人在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武执罚决字（2018）第2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于同日向其进行了送达。根据《行政诉讼法》四十五条规定，原告付胜利以2019年5月7日制作的行政起诉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了对已进行复议程序的行政处罚提起诉讼的法定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县城管局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武执罚决字（2018）第2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付胜利进行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一）付胜利在城市化管理区域内，进行生猪饲养，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具体包括：1.县政府在2018年6月29日致焦作市协调保障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领导小组的《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X410000201806230063批转信访举报件查办情况的报告》，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的交办，查明了付胜利作为养殖户在龙源办事处东仲许村喂养生猪的基本事实。2.龙源办事处查明了付胜利作为养殖户，在位于东仲许村生产西路与龙源路交叉口东北角养殖母猪的基本事实。3.付胜利于2018年12月10日向县城管局的工作人员进行陈述（申辩）时，认可在上述地点养猪的事实。4.执法的影像资料。（二）县城管局的处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焦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条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处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答辩人于处罚决定生效后，进行了没收，并全部上缴国库。也就是说，没收的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原告就已经不享有生猪的财产权，对于没收后的财产，已经归国家所有不再属于原告所有，如何处置，亦与原告无关。对处置措施的异议，在原告行政复议后，被复议机关依法驳回。对于处置行为，原告不是该行为的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处置时的不当行为，可以依法进行检举、控告。三、原告付胜利的土地使用权的来源是否合法，与本案所涉行政处罚没有联系。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取得，不意味着付胜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实施任何行为。鉴于以上事实于理由，请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龙源办事处答辩称，一、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1.答辩人系上级部门的派出机关，不具备被诉的主体资格。2.本案的“行政行为”并非是答辩人所出具、所执行，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系滥用诉权的行为，理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二、原告对答辩人用词不当。答辩人按照上级布置的工作和要求，在2018年12月5日向上级部门出具了一份《关于东仲许村付胜利养殖情况的证明》，内容是“2018年4月经县畜牧局、乡、村排查，东仲许村民付胜利养殖母猪19头，位于：东仲许生产西路与龙源路交叉口东北角。”答辩人出具的证明来源合法，形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符合客观事实，原告用词不当。答辩人配合上级的工作，是自己的职责范围，原告的认为实属不该。综上所述，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经审理查明，县城管局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武执罚决字（2018）第2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付胜利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涉案19头母猪；2、罚款人民币500元。付胜利不服该行政处罚通知书，向县政府申请复议，县政府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县城管局作出的武执罚决字（2018）第2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县城管局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关于没收付胜利养殖家畜的通知》，并于当天对涉案的家畜进行没收，制作没收物品处理清单，没收小猪39头、母猪18头、死母猪1头。另查明，付胜利对县城管局没收其所有猪只的处置措施不服，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政府于2019年4月10号作出（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驳回付胜利的行政复议申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原告付胜利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三被告于2018年12月21日对其合法养殖的19头母猪和大概39头猪仔非法没收行为违法，但原告付胜利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县政府实施了原告诉称的没收行为。原告付胜利提交的县城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关于没收付胜利养殖家畜的通知》，以及县政府、县城管局提交的《没收物品处理清单》能够证明，县城管局作出武执罚决字（2018）第2012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没收付胜利养殖场内的19头母猪，罚款人民币500元，后依据该处罚决定，县城管局于2018年12月21日实施了涉案没收行为。且对于县城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付胜利已经向县政府进行了复议。原告付胜利认为县政府参与实施了2018年12月21日涉案没收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其将县政府列为本案的被告系错列被告，经当庭释明后原告付胜利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付胜利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贾文宇审判员  王 森审判员  赵秀芳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