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23民初2012号原告：晏林平，男，汉族，1979年8月29日生，上高县人，住宜春市上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瑞平，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袁锦华，男，汉族，1978年7月17日生，上高县人，经商，住宜春市上高县。被告：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上高县翰堂镇。法定代表人：袁锦华。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辉，江西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晏林平与被告袁锦华、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志诚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晏林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瑞平、被告袁锦华和被告志诚公司法定代表人袁锦华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晏林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变更后)：1.请求确认2010年8月30日晏林平与袁锦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或未成立），确认志诚公司2010年8月29日关于转让原告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均无效，并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告股东权益；2.确认原告持有志诚公司100%股权中9.8%的股权（即袁锦华2011年7月份截留的志诚公司20%股权中的49%）；3.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5年1月13日，志诚公司成立，注册地址为上高县汗堂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整，并已实际出资到位。当时志诚公司的股东有四人，分别是罗志龙、陈勇、付高平、罗四才。2010年1月26日，志诚公司的原股东罗志龙、陈勇、付高平、罗四才分别与李尚明、晏林平、袁锦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志诚公司的原股东、新股东达成一致意见作出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志诚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晏林平占股49%、李尚明占股25%、袁锦华占股25%、陈勇占股1%。2010年8月30日，袁锦华在原告既未授权也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原告的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将原告持有的志诚公司49%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袁锦华名下，并据为己有。袁锦华为掩盖侵占股权的事实，仍然于2011年6月1日与李尚明、晏林平签订《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由袁锦华单独承包经营志诚公司。2011年7月份，李尚明、袁锦华、晏林平协商后一致同意将志诚公司100%股权出售给第三人，并委托袁锦华与第三方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后来，袁锦华告知原告，称志诚公司100%股权已经全部转让出去，转让总价为240万元，但袁锦华不告知购股人是谁。2019年1月份左右，原告听说袁锦华在2011年7月份转让给第三人的仅仅为志诚公司100%股权中的80%，袁锦华自己截留了志诚公司100%股权中的20%，转让给第三人的80%股权一直没有过户到第三人名下，为此发生纠纷，后来第三人以袁锦华为被告向上高县法院提起诉讼。得知后，便找到袁锦华询问是否当时截留了20%的股权没有转让给第三人，但袁锦华总是回避原告的追问，不予正面回答，于是原告心存疑惑。2019年6月28日，原告委托律师向上高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查询志诚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后，才发现：袁锦华于2010年8月29日、30日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冒充原告签名，把原告在志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袁锦华自己，并变更了工商登记。袁锦华擅自转让原告所有的志诚公司股权给其自己的行为违法、2010年8月股权转让不是原告的意思表示，该转让行为无效（或未生效）。原告要求袁锦华改正侵权行为变更工商登记、恢复原告股东资格，将本属于原告的志诚公司100%股权中9.8%的股权恢复原告名下，却遭到袁锦华的无理拒绝。综上所述，袁锦华在原告既未授权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冒充原告签名，变更公司登记，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民法总则》、《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袁锦华辩称：1.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晏林平、李尚明已经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志诚公司于2010年8月29日关于转让晏林平、李尚明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不仅为二原告认可，原、被告双方也切实履行了股东会决定。自2010年8月29日起，二原告对此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况且原告晏林平、李尚明得到了自己应得股份转让款。自此后，在长达近9年的时间内，二原告对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转让协议均未提出任何质疑。据此，建议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2.关于本案事实：①志诚公司最早的原始股东是陈勇、付高平、罗四才、罗志龙；②2010年1月，经与李尚明、晏林平协商，袁锦华带12.5万元将志诚公司99%的股权收购（保留陈勇1%，为办印花税所需），此过程转让协议均为袁锦华、陈勇二人代办，其他人员未参与；③收购志诚公司99%股权后，原被告对此股比进行了认购，晏林平49%，李尚明25%、袁锦华25%；④2010年7月，上高县森林公安局因非法侵占林地一事约谈原被告三股东。当时李尚明、晏林平为推卸责任，主动授权袁锦华一人到上高工商局办理手续，但尽管如此，实际经营公司仍是原被告三人，为此三人还作了分工，袁锦华负责日常工作，李尚明出纳、晏林平会计；⑤因当时经营状况不好，到2011年5月份，三人开始谈承包经营，并于2011年6月1日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一年，承包费40万元。在袁锦华承包期间的2011年7月份，经三人商量作价300万元出售志诚矿业公司，首先优先偿还公司债务50.0549万元，其次退回三人投资款110.5985万元（其中晏林平75.5877万元、李尚明22.3120万元、袁锦华15.6988万元），余款139.3466万元三人平均分配；为此，晏林平得125万元（见收条及打款凭证，其中包含利息），李尚明得68万元（2011年8月4日转35万元，10月6日转15万元，12月15日支付现金18万元）为此，袁锦华按300万元总价钱，且按当时三人约定的方案全部分配给了晏林平、李尚明、袁锦华，并不是原告所说的按240万元分配给三个人。3.关于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定、公司章程修正案是经二原告认可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原被告反复协商，二原告并且依照转让协议得到了相应的价款。转让股权完毕后，二原告在志诚公司的权利已经消灭，在长达9年的时间内，二原告对矿业公司的经营也从未过问。综上所述，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依法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益的权利，且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二原告的认可和确认，二原告转让股权已经得到相应的价款。据此，建议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8月，陈勇、付高平、罗志龙、罗四才4人发起组建志诚公司，志诚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于召开前15日内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在会议记录上签名。2010年1月26日，通过股权转让、受让，晏林平、袁锦华、李尚明、陈勇成为志诚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49%、25%、25%、1%，袁锦华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中原股东陈勇作为名义股东保留1%的股份，不参与经营管理，不享受股东权益和承担股东义务。2010年8月，志诚公司因露天采矿影响林地，被上高县森林公安局调查。袁锦华称为避免所有股东受到追究，经商定将股权转至袁锦华一人名下，晏林平、李尚明并将身份证复印件提供给了袁锦华，但晏林平、李尚明对此陈述不予认可。股权转让至袁锦华名下后，袁锦华于2010年9月3日向上高县森林公安局缴纳罚款50000元。2010年8月30日，袁锦华向工商企业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企业登记机构于同日核准变更登记。根据变更登记要求，袁锦华提交了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其中：2010年8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志诚公司股东会于2010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晏林平、李尚明、袁锦华、陈勇代表100%的股份，所作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通过。1.一致同意李尚明将拥有公司的25%的股权转让给袁锦华，转让金额为22.5万元；一致同意晏林平将拥有公司的49%的股权转让给袁锦华，转让金额为24.5万元。2.“一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同日的章程修正案显示“股东袁锦华出资额49.5万元，出资比例99%，陈勇出资额0.5万元，出资比例1%”。2010年8月29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显示，晏林平转让志诚公司49%股权给袁锦华、转让金额24.5万元，李尚明转让志诚公司25%的股权给袁锦华、转让金额22.5万元。受让方必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付给转让方。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均系袁锦华根据股权变更登记需要所制作，文书上的股东签名除袁锦华的签名以外，其他股东均非本人所签。此后，志诚公司仍由袁锦华、晏林平、李尚明共同经营，2011年6月1日，该三人签订承包合同，约定袁锦华承包经营志诚公司，承包期自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止，承包费40万元。承包合同并约定，承包经营期间，承包人应妥善保管好矿山资产，现资产按市场价300万元计算，如志诚矿业公司出售，应退回各股东实际投资款后，晏林平、袁锦华、李尚明各按三分之一结算，晏林平多投资款适当补助利息。承包合同签订时，袁锦华、晏林平、李尚明就2011年5月31日前的账目进行了结算，结算明细表并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显示：实收资本1105985元，其中晏林平725877元，李尚明223120元，袁锦华156988元；应收账款183844元(含应收的高铁10万元)，应付账款762714元(含应付的晏林平主张的垫付款10万元)，亏损578870元。与此同时，三人于2011年6月1日就此前的志诚公司账目签署了结算单：1.公司矿场余料抵付所欠税金84800元。2.部分债务413576元，其中的40万元由袁锦华用承包费40万元支付。3.其余债权债务分配到三人名下，其中晏林平应收账款112565元（含高铁10万元），负责支付148988元（含本人工资26120元和本人名下债务5万元），两抵为-36423元；李尚明负责支付66745元（含本人工资26120元），-66745元；袁锦华应收账款26776元，负责支付39696元（本人工资26120元+第2项中的债务余额13576元），两抵-12920元；亏损116088元。李尚明、晏林平诉称，2011年7月份，李尚明、袁锦华、晏林平协商后一致同意将志诚公司100%股权出售给第三人，并委托袁锦华与第三方办理股权转让事宜；随后袁锦华即与志诚公司初始股东付高平联系志诚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双方商定志诚公司总股本作价300万元，转让给付高平等人80%计240万元。袁锦华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1年7月20日陈仲现转款80万元、8月3日陈仲飘转款50万元、8月8日邱国远转款20万元、8月16日付高平转款60万元、8月16日陈仲飘转款15万元、9月2日陈仲飘转款20万元，合计共转款245万元到袁锦华账户。袁锦华收到转让款后，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分配方案将相应款项转给晏林平、李尚明。其中：2011年7月21日转款80万元、8月16日转款45万元给晏林平，晏林平于2011年8月16日出具领条，写明“今领到袁锦华购买志诚矿业有限公司股份计人民币壹佰贰拾伍万元正。”。2011年8月4日转款35万元、10月6日转款15万元给李尚明，李尚明没有出具收（领）条；袁锦华另称于2011年12月15日从银行取出现金18万元付给了李尚明，李尚明只认可收到现金8万元；对此，袁锦华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当天现金支取18万元，但尚无其他证据证明该18万元交付给了李尚明。袁锦华、晏林平、李尚明各自收到转让款后，分别偿还了志诚公司的部分债务。志诚公司股权处置后，工商登记的股权仍然是袁锦华99%，陈勇1%；袁锦华、陈仲现、邱章健、付高平四人于2011年9月1日订立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出资比例为：陈仲现39%，袁锦华、邱章健、付高平各20%；此后该四人的出资份额或转让（部分转让）、或吸纳隐名投资人，但袁锦华一直是志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营至2019年4月，付高平因与袁锦华就合伙结算事由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晏林平、李尚明称从付高平诉讼后得知袁锦华保留有20%的股份，且只按公司股权处置总额240万元进行分配，遂诉至本院，提出如上诉请。本院认为，志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转让、公司决议、章程修正等事项，均应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合同法办理。2010年8月30日袁锦华提交给工商企业登记机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均系袁锦华根据股权变更登记需要所制作，文书上的股东签名除袁锦华的签名以外，其他股东均非本人所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二）意思表示真实；（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股东会的，……”据此，案涉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因没有召开股东会，股东也没有在文本上签名，该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文本本身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2010年8月30日时，袁锦华虽称晏林平、李尚明有口头授权，但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故不能认定袁锦华当时具有代理权。2011年6月1日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约定，“现资产甲方按市场价值300万元计算”“如志诚矿业公司出售，应退回各股东实际投资款后，晏林平、袁锦华、李尚明各按三分之一结算，晏林平多投资款适当补助利息。”该约定包含资产总值及资产处置许可和股权份额、股权对价及股权转让许可的内容，既是对原《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转让股权份额的追认，同时也构成了资产处置或股权转让的新的合同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李尚明、晏林平也自述认可在2011年7月三人协商一致同意转让100%股权给第三人，并委托袁锦华办理股权转让事宜，由此，从获得《承包合同》的书面授权开始，袁锦华在该授权范围内代理晏林平、李尚明处置志诚公司股权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袁锦华有权按照300万元的总价值在支付相应对价后将志诚公司99%的股权办理在本人名下或转让给他人。当股权处置给三人中的任何一人或二人时，该约定相当于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条款，因是在公司股东之间转让，另一个登记股东陈勇是否同意也不影响转让的成立。当袁锦华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晏林平、李尚明，而晏林平、李尚明收取袁锦华的股权转让款时，三人之间即是在履行《承包合同》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条款，而不是履行2010年8月30日的那份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原转让协议约定的49%的股权对价款是24.5万元，25%的股权对价款是22.5万元，而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对价是按300万元资产总价值，减去投资款本息和应收应付账款互抵后的实际负债数后的余额。履行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条款的合同目的，对袁锦华而言，是实际取得志诚公司99%的股权（此前99%的股权中有74%只是名义上持有），对晏林平、李尚明而言，是实际收到按300万元资产计算的股权转让款。《承包合同》中有关公司资产按300万元计算股权对价款后转让股权是三个股东共同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袁锦华、晏林平、李尚明三人应按该约定内容履行义务。而其中关于99%股权转让至袁锦华名下的约定义务，早在2010年8月30日的时候，晏林平、李尚明的股权即已经登记在袁锦华名下，此时只需确认原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结果真实有效即可，再去重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到袁锦华名下已经没有实质意义。随着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条款的履行，袁锦华便由74%股权的名义股东成为了实际出资人股东，2010年8月30日所办理的股权转让结果因履行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条款得到确认。2010年8月30日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因合同一方当事人没有签名可视为不成立。但是，由于时间在后的承包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协议条款有效，该条款履行的法律后果仍然是将晏林平、李尚明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到袁锦华名下，双方实际履行的也是承包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及其转让款分配的协议条款，而不是按24.5万元和22.5万元支付对价，确定原《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或不成立，改变不了最终应按承包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履行股权变更义务。因此，晏林平要求确认2010年8月30日与袁锦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或未成立）的诉请不具有诉的利益，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袁锦华在股权转让后究竟是按300万元的总价款还是按240万元的总价款分配。第一，由于资产（股权）处置后没有制作分配单，现在双方各执一词，本院需要根据其他证据还原当时的分配情况。晏林平、李尚明提供的2011年6月1日结算单上有三人签名，虽系复印件，但袁锦华认可承包合同签订时是按此进行结算的，且结算数据与原始结算明细清单基本吻合，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结算单显示志成公司亏损116088元，这是把未来一年的承包费40万元和公司矿场余料抵税金84800元计算进去以后的结果。承包经营仅一个多月后出售公司，结算单上的承包费40万元不能作收入，因此分配时的亏损应该加上该40万元；矿场余料估价84800元，也是按照一年承包期内处置后抵税金，但因为只是短期承包，此余料（包括袁锦华承包期间生产的余料）尚未抵付，都应该计入转让总资产（300万元）当中，而税金84800元仍然属于负债。所以分配时的实际亏损数是600888元（116088+400000+84800）。第二，结算单对公司债权债务作了安排，哪笔债权由谁收取、哪笔债务由谁支付比较明确，其中晏林平收支两抵-36423元，李尚明两抵-66745元，袁锦华两抵-497720元（账面12920+承包费400000+税金84800=497720），双方在庭审中也都主张自己偿还了部分债务，当事人陈述与结算单可以相互印证。第三，实收资本1105985元，其中晏林平725877元，李尚明223120元，袁锦华156988元。1.出售公司所得先按300万元计算，减去实收资本，余1894015元，减去补助晏林平的利息70000元，余1824015元，减去亏损600888元，余1223127元，该款按三分之一计，每人分得407709元。则晏林平总共应分得1240009元（725877+407709+70000+36423）；李尚明总共应分得697574元（223120+407709+66745）；袁锦华总共应分得1062417元（156988+407709+497720）。该数值与晏林平分配125万元、李尚明分配68万元最为接近。2.再按晏林平、李尚明主张的方法计算，总收入240万元，减去实收资本，余1294015元，减去补助晏林平利息70000元，余1224015元，减去亏损516086元计，余707929元，按三分之一计，每人分得235976.33元。则晏林平可分得1031853.33元（725877+70000+235976.33）；李尚明可分得459096元（223120+235976.33）；袁锦华可分得392964.33元（156988+235976.33）。该计算方法对债权债务怎么分担不明确，即使加上债权债务互抵后的余额，晏林平也只有1068276.33元，李尚明只有525841.33元，该数值与实际分得的款项差距太大，难以采信。由此可见，以计算数据与晏林平、李尚明实际分得的款项进行比较，最接近的数据显然是按总价款300万元计算并按照结算单上债权债务安排数分配才能还原当时分配的事实。第四，如果袁锦华当时仅仅按240万元进行分配，明显与三人之前约定的300万元不符，相差6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当时晏林平、李尚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同意的？仅仅以部分个人的机械设备没有计入出售范围且数值差距又这么大，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这么多年从没有提过此事，也不合常理。同理，本院也认可袁锦华支付给李尚明的现金为18万元的事实，除上述认定理由外，袁锦华的银行现金取款记录也能佐证。综上，认定袁锦华按照资产（股权）总价值300万元进行了分配，有《承包合同》中的约定、承包前的公司结算单、银行明细清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而晏林平、李尚明否认该结算分配结果，同样是这些证据，但通过对证据的分析比较，所要证明的事项更符合袁锦华的主张，上述证据对袁锦华方的证明力大于对晏林平、李尚明方的证明力。因此本院支持袁锦华的主张。至于袁锦华自己购买或他人购买股权，因为协议中没有限定购买主体，所以只要购买价值不少于300万元，无论是谁购买，都不违反承包合同中有关公司出售、股权转让及其分配协议条款的约定。袁锦华在与第三人合伙经营（或股权代持）中保留20%的股份，只要总股本不低于300万元出售或入伙，就是在授权范围内处置，没有越权；只要不侵占300万元以上的出售收入，其自留的20%股份就属于合法买卖、合法占有，不属于截留股份，也不存在晏林平、李尚明在其中还占有一定比例股权的问题；只要是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就没有侵害、妨碍股东利益。因此，晏林平、李尚明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股东权益，并确认两人分别持有志成公司9.8%和5%股权的诉请，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前面已经叙述应认定为不成立。但是，2011年6月1日的承包合同是公司全体实际股东的意思表示，其中有关股权转让及其分配的协议条款和随后的履行结果，确认了袁锦华在公司出售后按300万元计算总股本、并按约定的方式和比例进行分配，然后袁锦华获得相应的股权。它以合同的形式表现出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虽然形式上不是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但其内容类似于股东会决议，实质上是对股权转让及股权（资产）处置收入进行分配的决定，履行的结果与案涉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所规定的内容一致。因此，在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不成立）的情形下，也不影响承包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合同条款的效力，原登记在袁锦华名下99%的股权不因此而改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第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上高县志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8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但不影响2011年6月1日《承包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合同条款的效力，原登记在袁锦华名下99%的股权不因此而改变；二、驳回晏林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75元，减半收取计2487.5元，财产保全费1745元，合计4232.5元，由晏林平承担3000元，由袁锦华承担123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缴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设于中国农业银行宜春经济开发区支行14382401040009407账上）。审判员  李水连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梁媛媛书记员唐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