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2民初13774号原告：李新成，男，198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被告：东莞市以桐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博涌社区细卢村永勤工业区E座三楼A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4W27B465。法定代表人：张辉磷，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广东君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新成诉被告东莞市以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新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新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服装货款44006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经朋友介绍于2019年2月19日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多次从原告处购进服装货品累计2495件，所产生货款共计70122元，整个过程都有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出货单据为凭。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给原告的农行账户转账20000元后就再无打款，至今拖欠货款44006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结清余款，被告都以各种理由未予支付，后经同行告知，被告已经与多家合作商发生欠款纠纷，而且还可能关闭其位于虎门××街××号的服装店铺，因被告经营的店铺是原告唯一知道的地点，一旦关闭后就无处可找，后来原告多次上门催要货款未果，双方还因此进入当地派出所进行过调解，在派出所录口供时被告对以上货品及货款都承认，但被告想把已经采购的货品没有卖完的退给原告充当货款，但货品已经售出多时，原告不能接受被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以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只是给原告代卖货物，被告向原告拿货的时候，双方约定的是被告实际卖出多少服装，再结算多少货款，未卖出的服装被告可以退回给原告，而且双方合作的过程也并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要件，被告在拿货的时候双方并没有约定案涉服装的价格，只是确定了数量，而且在2019年4月11日，被告与原告已经协商好将剩余未售出的服装退回给原告，且账目结清。被告实际售出的服装仅为20000元，且该部分的货款已经实际支付给原告，因此不存在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情况。经审理查明：原告是“哈哈兽”商标的注册人，生产销售“哈哈兽”品牌的童装。原告主张，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张春玉在2018年4月3日加了原告的微信，表示想与原告合作，2018年12月25日，被告再次提出合作意向，2019年2月17日，张春玉到原告的厂里看了产品，比较满意，提出合作要货，原告明确表示虎门地区已有人销售，卖得还不错，而且是现金出货，与被告的地点比较接近，张春玉表示客户不同不会影响，其也可以现款合作，于是当场订了货；原告于2019年2月19日开好单，通过微信发给被告，要求被告打款，被告提出可不可以先打款20000元，原告同意了，收到20000元后就给被告送货，之后补了四次货，在2019年2月23日提出补货时，原告明确告知被告补货的货物除了残次品，是不能以任何形式退换的；货物是由原告送货，送货到被告的档口，不需要签收收货单，只是给一份出货单给被告。被告则主张，被告向原告拿货，是帮原告去卖，根据实际销售的金额再进行结算，为了向原告表达诚意，所以先付了20000元的诚意金，被告根据实际销售的金额，再扣减原告的成本价，赚取差价。双方确认，原告向被告发货的货款共计70122元，被告已支付20000元，退回6116元的货，尚有44006元货款的货物在被告处。被告主张根据双方2019年4月11日、4月17日、4月22日的微信，双方协商将货物退回给原告，故被告不需支付货款。双方均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4月3日，被告说“我档口比较大，也想补些货品”、“二楼的档口卖得如何啊”，原告回复“嗯嗯…还可以…她卖我们几年了”；2019年2月19日，原告说“张姐，你的单弄好了，我发电子的你看看”，被告回复“好的”，原告向被告发送了订单和一张图片，显示订单详情为“本次应付：37532、开单1570件、本单结欠：37532”，被告说“把你的账号发过来，我先给你转2万，可以吗？”原告回复“好”；2019年2月21日，原告说“张姐：感觉货品怎么样”，被告说“女童裙子还有其他款吗”；2019年2月23日，被告说“连衣裙有新款吗”，原告回复“有，但只有两款”，被告说“图片我看看好吗？裤子批了一些，这两天冷了市场人也少”，原告发了图片给被告，被告说“每色给我配5手吧，还有之前发的连衣裙每色配3手”，原告说“好的，补货的款除次品不退换哈”，被告回复“好的”，原告说“下午送过去给你”，被告说“尽量早点”，原告说“好的”；2019年3月27日，原告说“张姐：月底了，麻烦帮忙把货款安排一下”，被告回复“这个月档口生意都不好，没卖多少货呢”，原告说“月底我们也要跟工厂结啊，你都知道工厂的账是欠不了的”，被告说“你家的货我们档口总共还没卖到2万元呢，这个月谁家生意都不好”；2019年3月29日原告发了十几张图片问“有没有？”；2019年4月11日，原告说“张姐：你那边货款要帮忙安排一下的，我们这边也要跟工厂交代的”，被告回复“我最近在忙家里的事情，我让档口的联系你”，原告说“好，档口那边可以付是吗，那我直接发给她？”；2019年4月16日，原告问“张小姐：你那边的货款什么时候结，总共44006？”2019年4月17日，原告说“张小姐：我老公在你店里，他说一早去配货发现有几包东西堵在门口进不去，然后就去你店里了”，被告回复“你一点不讲道理，上次你们过来就说退回去给你，然后你说先挂着，我也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今年时道不好，能卖就帮忙卖点，你这样子搞，没人敢跟你做生意的”，原告说“张小姐，什么话都是你在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让你先挂着，我们有跟你说过我们不需要代卖吧，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是现金的，我虎门这边卖得很好，而且夏季我们的货从来都不够卖”。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2019年4月4日，原告说“这些是我急要的，好了吗？”，被告回复“好了，你来拿”，原告说“你把单发给我，我要先开单捡货，我都说了我要忙着发货，你先把我要那几个款先给我”，被告发了两张单，原告说“你帮我送过来……我这边会重新入单，到时候发你，数量不一样”；2019年4月11日，原告说“你好！你们那边的货款帮忙安排一下，张姐说直接跟你联系”，被告回复“晚一点回复你哈”，被告说“我们今天把货都退过去，在档口都没怎么卖，也不耽误你卖货，你发个地址过来哈”，原告回复“你单先发给我”，被告回复“好，是不是上次的那个地址啊”，原告回复“是，但是你要先发单给我，我要先看一下”，被告回复“好，在打单”；2019年4月14日，原告说“姐，货款什么时候安排”；2019年4月17日，被告发了一张对账单和退货单，并说“你好，看一下退货单和对账单，账目已结清了”，原告说“你们老板娘跟我老公在谈，警察需要我我会过去”；2019年4月18日，原告发了一个截屏，并说“总欠款44006”；2019年4月22日，被告说“麻烦你们安排人过来点货，你们确认可以退的就带走”，原告说“我老公说上午数已经对好了，你们今天要么就安排人弄过来，要不然我就不收了”、“你们那边重新把单整理好发过来给我”；2019年4月30日，被告说“亲，我们今天把没有补过货的退货过去给你”。原告主张，2019年3月29日，原告到被告店里催款，被告说卖不掉，很有压力，原告主动说如果原告仓库没有的，其他地方的客户要的，可以帮忙拿回去卖掉，当时就发了图片给被告，但被告一直不配合，当时另外的客户是2019年3月29日要拿走的，比较急，所以原告在4月4日的微信中告知被告比较急，说图片中的这些货物可以退回来，实际上也退回来310件，货款6116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出货单、微信记录、商标注册证，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情况说明，以及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则主张双方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是帮原告代卖服装。从双方的微信记录内容看，由被告向原告下订单，原告把服装送货给被告，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被告主张已支付的20000元为诚意金，双方为代卖服装的关系，但微信记录无法证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且代卖服装为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收取的应当是委托人支付的报酬，而被告主张其根据实际销售的金额，扣减原告的成本价，赚取差价，也符合其从原告处购买服装然后再卖出去的模式。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确认，原告向被告发货的货款共计70122元，被告已支付20000元，退回6116元的货，尚有44006元货款的货物在被告处。原告在微信中有告知被告补货的款除次品是不退换的，在不是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已交付的货物要退货则需要经原告同意。被告主张根据双方2019年4月11日、4月17日、4月22日的微信，双方协商将货物退回给原告，故被告不需支付货款。从微信记录看，在2019年4月11日被告提出把货退过去的时候，原告并没有同意而是要求被告先发单，到4月14日原告仍在问被告什么时候安排货款，4月17日被告发了一份退货单和对账单给原告，原告也没有表示同意，在4月18日仍告知被告欠款44006元。2019年4月22日，被告说“麻烦你们安排人过来点货，你们确认可以退的就带走”，此时并未确定哪些货物是可以退的，原告则提出“今天安排人弄过来，要不然就不收了”，还要求被告重新把单整理好发过来，由此可知，原告对于退货是附了条件和期限的，但被告并没有在期限内按要求把货物送给原告。因此，微信记录并不能证明双方已协商将44006元的货物退回。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告主张双方协商将货物退回给原告，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主张不需支付货款，理由不成立。未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明确的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应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货款，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44006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至今未付清货款，已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5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东莞市以桐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李新成支付货款4400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4400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9年6月5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东莞市以桐服饰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 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邓浩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