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81民初1119号原告：郑春来，男，1975年1月1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孝峻，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溧阳市别桥镇湖边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溧阳市湖边村法定代表人：范建才，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浩，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春来与被告溧阳市别桥镇湖边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湖边村委）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9年4月19日、2019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春来及其代理人陈孝峻、被告湖边村委的代理人狄浩出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春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多缴纳的承包金156312元，并承担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07年11月22日签订了《水产养殖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地点为浪圩水产养殖场，面积为340亩，承包年限自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每亩承包单价为639元。原告依合同约定缴纳了承包金。合同到期后，双方于2015年年底续签了合同，承包期为5年，承包单价调整为900元/亩。承包次年，因发洪水造成多处鱼塘被淹，为防止再次发洪水，被告对鱼塘塘埂进行了加高加固，并组织村管委派相关部门对鱼塘进行了丈量，重新确定了合同项内的承包面积，原告承包的面积实际仅有314亩。2017年重新确定承包面积为314亩。被告于2017年将原告承包的面积中的109亩鱼塘发包给了案外人陈定方。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予以退还，但被告对其他承包户进行调整，却对原告的退还请求不予理睬。2018年12月10日，原、被告依法向溧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退还多支付的156312元及相应损失，然而仲裁的裁决结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湖边村委辨称，被告两次丈量的面积虽不一致，其实是二次丈量采用的丈量标准不一样，导致面积不一样。原告在2008年通过投标取得鱼塘承包经营权，招投标时，招标公告上清楚地载明了鱼塘的面积，以及每亩的承包金额，原告都是同意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次丈量不是镇管委会派专业部门进行的丈量，原告的鱼塘承包面积实际上是不缺少的。另外，2016年8月份，原、被告达成2016年之前的鱼塘面积双方互不追究的一致意见，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22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水产养殖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地点为浪圩水产养殖场，承包340亩，承包年限自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承包单价为639元/亩/年。此合同为被告公开投标、原告中标而形成。2015年12月20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鱼塘养殖承包合同》，约定：鱼塘地点浪圩滩，关于鱼塘面积，经双方协商同意对所有发包鱼塘不重新测量面积，仍按上轮承包面积计算，本次承包双方认可的承包面积为340亩，承包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承包金为900元/年/亩。此份合同，原、被告实际上仅仅履行了一年。2016年，因洪涝灾害，被告组织对鱼塘堤埂进行加宽加固。涉案原告承包的340亩鱼塘实际没有加宽加固。因加宽加固后，影响了鱼塘的面积，故约2017年12月，被告组织对鱼塘（主要是涉及到加宽加固后面积减少的鱼塘）面积重新进行测量，连带原告的鱼塘面积也重新进行了测量，测量出上述原告承包的鱼塘面积为314亩。被告组织丈量的人员是原村组干部及其他人员。2017年12月24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鱼塘养殖承包合同》，约定：鱼塘地点浪圩滩，关于鱼塘面积，经双方协商同意对所有发包鱼塘重新测量面积，本次承包按双方认可的承包面积205亩，承包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承包金为800元/年/亩。上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原告均按合同约定的亩数足额缴纳。原告认为多缴纳了承包费，遂向本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请求是：请求裁令被告退还多缴纳的承包金156312元并承担利息损失。该委员会作出（2019）溧农裁第2号裁决书，裁定：驳回郑春来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遂形成本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依据被告2017年12月测量出的面积主张多缴纳的承包费，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的几点抗辩理由，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为：1、面积差是因测量方法不统一引起的。2、被告组织丈量的人员均不是专业人士。3、要求按照被告主张的测量方式（分塘埂以中心为准一人一半，外围圩堤以养殖户的拦网为准）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测量。4、依据原、被告的前两份承包合同，原告对面积340亩是认可的。5、2016年开会时，原、被告达成协议不再追究2016年前的面积问题。被告主张的第一个抗辩理由具体为：1、关于案涉鱼塘第一次测量的事实，经被告了解，当时鱼塘是一块整的，边上有若干个小的鱼种塘，因浪圩村委主体搞水产养殖，测量由浪圩村委组织，由范天明和另外一个人（已去世）实际测量的，原来那块鱼塘（不包含鱼种塘一块12亩、4块3亩、一块18亩、4块7亩），经测量面积为400亩，是沿着塘埂中心测量的；后第一轮发包给无锡人养珍珠，对面积没有异议；第二轮发包给邹国民、郑志华养殖，并把一块12亩、4块3亩的鱼种塘也报给他们养殖鱼种，合计承包了5年，承包期间，郑志华将400亩鱼塘划给谢永福100亩，量好100亩放样，鱼塘底放样16米，塘埂面宽5米，埂面各2.5米，第三轮由杨庄的小名叫老虎的人承包，他承包面积为342亩（上述400亩鱼塘中的300亩以及一块12亩、4块3亩、一块18亩），合同是签订的340亩；第四轮承包是招标的，注明承包面积和上轮一样340亩，原告中标。2、原告的鱼塘面积并没有少，在测量原告鱼塘面积过程中，西侧是以水面为准，并未外延1.5米，东侧、北侧、南侧塘埂均以水面外延1.5米计算，这种标准均达不到分塘埂的中心，分塘埂宽的有5米左右；原告的东侧鱼塘长度因原告本人拒绝测量，测量人员并未实际测量到，该塘埂是最长的；在具体计算过程中，原告承包的那块200多亩的鱼塘是按照梯形的面积计算的，因原告东侧塘埂未实际测量到长度，上底和下底均是按照西边塘埂的长度计算的，且鱼塘本身也不是梯形的，得出的面积肯定也要小于实际面积，存在误差，12月份的鱼塘水位相比于其他时间段的水位要低。对争议焦点，原、被告均明确了意见。另外，原告主张：关于第一次测量的事实，是否是范天明测量的也是听说，流转的过程与原告了解到的情况存在分歧；原告承包的340亩中是两块12亩、一块18亩；被告主张的面积误差的原因不认可，也不同意被告主张的测量方法，2007年签合同的时候并非该测量方法测出来的；2017年12月份测量方法是：如果塘埂未超过3米（含3米），就以相邻养殖户塘埂各半所得方案测量，如果超过3米，则不计算塘埂面积，直接由水面外沿1.5米进行测量；即使是依据该测量方法，原告也不同意委托专业机构测量，因为涉及到的主观因素太多，比如水位、定点的位置等。围绕上述争议焦点，被告提交了“开会记录”复印件1份（提供原件核对），说明：该记录的内容是现任村书记范建才书写的，底下每个人的签字都是养殖户本人所签，该份证据是从范建才书记那边获取的；2016年8月5日，前任村书记邢坤福主持会议，主题是关于灾后恢复鱼塘埂的方案，该记录中关于“养殖户意见”部分载有“6、圩堤建设完工后，16年之前的鱼塘面积，双方互不追究”；证明2016年8月份，原、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即圩堤建设完工之后，2016年之前的鱼塘面积双方互不追究。对该份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在2016年8月5日签字的时候，没有第6点意见，即使签名，也不能代表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项记录为施工前的记载，也就是工作记录，并非对一项事情的约定，养殖户也不可能作出对自己不利的意见，该项内容是双方达成一种共识，与养殖户意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按照一般人的书写习惯，该“第6点”文字有挤样且偏小，下面一行都有弧度，先书写完了之后养殖户签名字，且上面部分有重合，该份证据一直保存在范建才手上，不排除有事后添附的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原告的鱼塘在2016年加固塘埂的时候实际没有进行施工，所以这条的意见并不适用原告。另原告还陈述：关于面积互不追究的事情，当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自然灾害，需要对塘埂加宽加高，需要占用一部分鱼塘面积，占用的鱼塘面积测量以后肯定面积会变小，这种变小的面积2016年之前的是不能追究的。另查明，本院（2018）苏0481民初761号范国华诉湖边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范国华主张：依据2017年12月份的丈量面积，湖边村委少了其鱼塘面积，要求退还多缴纳的承包费用。湖边村委表示确实少了范国华的鱼塘面积十二、三亩，但不同意在法院通过协商解决。本院进行了判决，支持了范国华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其情况与范国华一样，法院也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对此，被告认为，本案原告的情况与范国华的情况不一样，并说明了理由。原告对被告说明的理由不予认可，并进行了辩解说明。另外，对湖边村委提出的“互不追究面积”的问题，范国华称：当时虽提及互不追究，但前提是鱼塘面积差距上下不大的情况。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提交的书面证据在卷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系鱼塘承包合同关系，鱼塘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依据2017年12月被告丈量的面积，主张返还多缴纳的承包金，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具体理由是：依据查明及调查了解的情况，鱼塘面积确定的方式多种多样，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鱼塘面积的具体确定方式，而涉及的被告湖边村委当地也没有约定俗成的鱼塘面积确定方式。2007年，原、被告签订的《水产养殖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的鱼塘的面积是340亩。被告表示该面积由当时的浪圩村委组织，是沿着塘埂中心测量的。对此，原告不予认可。经调查核实，该“340亩”系多轮发、承包沿袭下来的亩数，双方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进行测量，类似于双方均默认上一轮承包的亩数，实际该“340亩”如何测量而出，因时间久远，已无法确定，在此背景前提下，原告依据被告2017年12月测量的亩数“314亩”，主张被告少了其亩数，是不合理的，因为不能确定上述“314亩”的测量方法与“340亩”的测量方法是一样的，即使测量方法都是“314亩”的测量方法，此种测量方法因受到水位、定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可能造成面积误差，所以，原告的请求，本院不能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本院（2018）苏0481民初761号范国华诉湖边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同案不同判的问题。被告主张范国华鱼塘面积情况与本案原告的鱼塘面积情况不一样，并说明了理由，原告对理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2018）苏0481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是在被告认可少了范国华亩数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至于被告是否确实少了范国华亩数，不是本案审查的范畴，故该案不影响本案作出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春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26元，由原告郑春来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杨水芳人民陪审员  李海芝人民陪审员  汤建新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朱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