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凌新西北种业有限公司与大荔县盛丰农资经营部、田会芳、王培秀侵犯植物新品种纠纷三案   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民终5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旭，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宁，陕西宇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某甲，。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普复，内蒙古京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淑卉，内蒙古京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秀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雪侠，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雪侠，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美美，。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雪侠，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美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雪侠，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雪侠，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旭、董某甲、高伟与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初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宁，上诉人董某甲，上诉人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普复、贾淑卉，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雪侠、刘某某，被上诉人王美华、王红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雪侠、刘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旭、董某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8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的起诉，驳回被上诉人王红梅的部分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董旭偿还被上诉人王红梅借款69万元或发挥重审；3.上诉人董某甲不承担连带保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主体适格，上诉人董旭认为存在严重错误。本案中，案涉款项系上诉人董旭、被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王红梅之间的资金拆借，与王某某无关。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向法庭在开庭举证质证环节中以及第一次开庭审理完毕后提交的银行打款凭证，打款人均显示为王红梅及其丈夫乔某某，没有王某某任何出借款项的证据。本案事实为:当时上诉人董旭与被上诉人王红梅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账务未清算。为防止账务错乱，王红梅要求将本案所涉款项出具在王某某名下。但是约定的70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王红梅只向上诉人董旭出借了100万元，剩余208万元还需与被上诉人高伟具体核实，剩余392万元款项被上诉人王红梅并未实际出借。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本案实际出借人系王红梅，并非王某某，故，本案适格原告主体为王红梅，其他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主体，应当裁定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在一审起诉时所述事实与其后期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本案审查起诉时，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的共同代理人经过依法授权，享有代为书写起诉书、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一审中，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的代理人刘某某于2018年3月14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用于说明本案借款700万元中有308万元系被上诉人王红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银行转账凭证九支)，剩余392万元系王某某分多次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高伟、董旭，这与其提交的起诉书所述内容一致。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后，被上诉人王雄、康秀芳、代理人刘某某又向法庭提交了五支银行转款凭证，分别是: 2010年9月2日，乔某某(系王红梅丈夫)向高伟转账100万元；2010年9月29日，王红梅向董旭转账30万元；2011年9月20日，乔某某向高伟转账107万元；2011年9月27日乔某某向高伟转账30万元；2011年10月9日乔某某向高伟转账60万元，用于证明本案700万元借款不是结算形成，而是实际发生了借贷，总计打款635万元，剩余65万元通过现金支付。就本案而言，一个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在主张权利时出现两种不一样的履行付款方式。上诉人董旭认为，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不能如实陈述，故意隐瞒案件基本事实，对于上诉人董旭不予认可的事实，应当由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董旭认为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陈述如何履行打款义务的事实没有查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王红梅与被上诉人高伟系亲属关系，存在恶意串通可能，损害上诉人董旭的合法权益。一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高伟并未到庭参加庭审。在庭审之后，法院与被上诉人高伟作了一份谈话笔录，被上诉人高伟认可涉案借款本金大约四五佰万元，利率2分至3分，本金与利息结算为700万元等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王红梅实际只向上诉人董旭转款100万元(2010年9月29日，被上诉人王红梅向上诉人董旭账户打款30万元系其他欠款，与本案无关)，向被上诉人高伟转款208万元需进一步核实是否为本案所涉款项，对于其他转入被上诉人高伟账户的数项，上诉人董旭不予认可，应当视为被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王红梅及其丈夫乔某某之间的个人债权债务关系，与上诉人董旭无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王红梅串通意思明显，具体理由如下: 1、对于被上诉人高伟来讲，被上诉人王红梅及其丈夫乔某某向其账户打款505万元，其中有高伟与被上诉人王红梅、乔某某之间的个人借款，而高伟将其陈述为与上诉人董旭的共同借款，从而将个人承担还款义务的责任转嫁给上诉人董旭，对其还款极为有利。2、对于被上诉人王红梅来讲，实际出借的款项至多仅为308万元，但被上诉人高伟认可收到款项后，其有足够理由证实其实际履行了打款义务，从而达到其主张700万元借款本金的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董旭分析认为，本案的判决对于被上诉人王红梅和高伟均是双赢，而严重损害了上诉人董旭的权益。因此，上诉人董旭、董某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系无效合同。”、《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王红梅与被上诉人高伟恶意串通，通过被上诉人高伟对案件出借款项的认可来确定本案借款合同款项的履行情况，从而使上诉人董旭共同承担属于被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王红梅之间的个人债务，对于上诉人董旭明显不公。综上，上诉人董旭、董某甲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说服力，证据不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董旭、董某甲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或发回重审。高伟答辩称：基本认可董旭的意见，其中有两点不认可，第一，不论最终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的借款本金数额是多少，有无利息约定，最终均应当认定为董旭与高伟的共同借款，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第二，高伟与王红梅之间不存串通。其他意见认可董旭的上诉意见。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共同答辩称：（一）本案借款本金为700万元，已全部实际交付，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已生效。一审中答辩人向法庭提供了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三被答辩人出具的收条，以及案涉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14支，充分证实了双方借贷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及生效。对于《借款合同》及收条，被答辩人董旭、高伟对真实性均认可，都承认以借款人身份签名，其中载明的借款金额及收到款项金额均为700万元。同时，《借款合同》第五条“贷款交付”明确约定“贷款人在本合同签订时，将贷款交付给借款人，借款人收到贷款后，应向贷款人出具收款收据”。这充分证明，双方不仅就700万元借款形成借贷合意而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且答辩人作为出借人向被答辩人高伟、董旭实际交付了700万元款项。本案700万元借款系结算以前多笔借款而形成，其中14支银行转账凭证共计635万元系王某某委托其三女儿王红梅及女婿乔某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高伟、董旭交付。被答辩人董旭在上诉状中称关于700万元借款的交付方式答辩人前后陈述不一致，故意隐瞒了案件基本事实。实际情况并非被答辩人董旭所述，因本案借款支付大部分实际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间，距今时间长，而实际出借人王某某又于2017年6月4日突发疾病亡故，且案涉700万元款项系结算之前王某某与被答辩人董旭、高伟之间的多笔借款而形成，各笔款项系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给付的方式交付，答辩人在一审起诉时仅有部分转款凭证。一审起诉后，五答辩人又找到部分转账凭证，故又提交给一审法院，最终银行转账凭证共计14支，金额是635万元，与一审起诉时陈述有所不一致，但绝非答辩人故意隐瞒案件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从前述14支转账凭证中可以看出，每次转账金额不等，转账时间从2010年到2012年均有，这也充分证明高伟、董旭多次向王某某借款的事实。同时也推翻被答辩人高伟在上诉状中陈述“案涉700万元系之前本息结算而来，其中本金300万到400万，其余是利息”以及在一审两次谈话中均称“本金为400万到500万，其余系利息结算而来”的观点。更为关键的是从高伟、董旭向王某某出具的收条载明的内容中，也完全可以证实，700万元借款均已实际交付给该二人。因为在借款关系中，收条或收据从内容和性质上与借款合同是不同的，它更强调款项的实际给付而不是仅证明双方之间的合意，也就是说，借款人与出借人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同时向出借人出具收据，就是对其收到出借人交付的款项这一事实行为的确认。因此，本案借款本金为700万元，已全部实际交付，并非本金与利息结算而得。且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时生效，王某某是否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并非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法定要件。（二）本案关于借款月利率为2分的约定清楚明确、合法有据。关于利息双方虽未在《借款合同》及收条中书面约定，但口头约定月利率为2分。关于口头约定借款利息，这在榆林地区民间借贷中是大量存在的现象，且根据民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口头约定利息的方式。况且，700万元借款应属数额巨大，三被答辩人均从事煤矿生意，不约定利息也不符合出借人通过放贷赚取利息的生活常理及陕北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答辩人康秀芳与被答辩人高伟的电话交谈中，高伟对2分的利息约定明确认可。高伟在上诉状中对利息约定予以否认，称答辩人康秀芳与其通话没有形成合法有效的要约与承诺，且未经共同借款人董旭追认，没有法律效力。事实上，康秀芳与高伟的通话录音并非要达成新的意思表示，仅仅是对之前关于利息约定这一客观事实的再次确认，被答辩人高伟在此偷换法律概念。另外高伟在通话录音中承认或确认案涉借款约定月利息为2分，这一行为无需取得董旭的追认即可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案涉借款利息约定明确，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按照月利率2分支付利息的诉求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三）答辩人诉讼主体适格，借款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应为王某某。被答辩人董旭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反复强调他们与王红梅还存在其他借贷往来，案涉款项均由王红梅及丈夫乔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被答辩人董旭、高伟，因此案涉借款应认定成他们与王红梅之间的资金拆借，与王某某无关。答辨人认为该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董旭虽反复强调他们与王红梅还存在其他借贷往来或资金拆借，但却不能提供借款合同、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加以证明。其次，董旭、高伟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载明“今收到王某某人民币柒佰万元整”，且一审中被答辩人董旭、董某甲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以车顶债协议中，也明确载明“因王某某与董某甲担保债务关系”，这两处关键记载内容也可以证明案涉借款的债权人为王某某；最后，即便董旭与王红梅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也不能因此就否认高伟、董旭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更不能否定本案债权人为王某某的事实，因为法律并未禁止委托他人协助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王某某委托女儿王红梅及女婿乔某某协助自己向被答辩人高伟、董旭履行借款交付义务完全合法合理。高伟、董旭与王某某、王红梅二人之间均可发生借贷关系，认定债权人及债务人应结合借款合同、借据、交付凭证等多方证据加以确认。故，案涉借款的出借人应为王某某。在王某某去世后，五答辩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继承王某某对三被答辩人的债权，成为新的债权人，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约定明确有据，且王某某已交付全部款项，三被答辩人应承担清偿责任或担保责任。故其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在查明确认基本事实后，依法予以驳回。高伟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8民初20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高伟不承担任何的借款利息（即改判上诉人高伟不承担以70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25日起按照月利息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董旭承担与高伟相同无差别（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和利息（如最终认定的））的共同还款责任；4.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董某甲对最终认定的上诉人高伟、被上诉人董旭的还款义务承担全部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借条》中载明的700万元是核算了本金和利息后的结果，不应再计算复利。本案中，上诉人高伟在一审结束后，以“谈话笔录”的方式进行了答辩。答辩中明确了本案借条中载明的700万元，其中有300到400万元是借款的本金，其余是本息核算后的结果，而且上诉人高伟明确在这次结算之后，双方再未约定过利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700万元作为核算后的结果，本身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依法不应获得支持。至于一审原告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转账凭证其实是与本案无关的，属于高伟、董旭与王红梅、乔某某之间的其他借贷关系的转账凭证，一审原告故意将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的打款凭证“拆借到本案中来”，是为了借助本案的录音证据，意图获取非法的利息。二、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一份来源不明、真伪不明、证明力极低的录音证据，就认定借贷双方对于借款达成了月利率2%的约定，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十六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合同的成立必须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且要约、承诺的方式必须是在适格的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必须立即作出承诺。该录音录音中，通话的双方是高伟和康秀芳，依一审原告所述本案借款关系中出借人是王某某、借款人是高伟、董旭，可见通话录音中的主体与借款合同中主体完全不一致，主体严重不适格，又在法律规定的承诺期限内，双方在对话过程中没有完成合法有效的承诺和要约，同时上诉人高伟在法律上无法代替本案的另一位共同借款人董旭作出要约或承诺的意思权利，即使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该表示因不被追认而无效，基于共同借款方的法律关系的特性，高伟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在整体上是不完整的，最终也会因董旭的拒绝追认而最终无效。因此该录音证据本身没有证明效力。（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中的借条、收据均没有对利息作出约定，本案中的两位借款人高伟、董旭也一致否认对案涉借条约定过利息，一审法院未能正确认定上述证据，并未能结合案件中打款凭证形成的时间、打款次数、作出综合、全面的认定，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支持了一审原告关于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属于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高伟系原告方的亲戚，其自认本案约定有利息，应当视为原告与高伟的特别约定，在双方之间有约束力，但该口头约定不对董旭产生法律效力。对要求董旭偿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认定明显违反了共同还款责任的基本属性。首先，依据上诉人在第三条充分论证了本案借贷双方从未达成关于利息的约定，因此上诉人坚持认为贵院应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承担利息的判项应予以撤销。其次，退一步讲，即使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存在借款利息，基于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董旭系共同借款人的事实，被上诉人董旭应承担与高伟无差别（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和利息）的共同还款责任。民法上所说的“共同”是指“共同的、一致的、不可分的”意思。其真意是指几个责任人共同对某一特定主体承担义务。因此，共同的不可分割性是共同还款责任的必要要件，一审法院故意歪曲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作出了同为共同借款人，但是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的判决，贵院应依法予以纠正。四、被上诉人董某甲，应依法承担最终认定的上诉人高伟、被上诉人董旭的还款（如有利息）义务承担全部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程序严重违法，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高伟的全部上诉请求。董旭答辩称：没有意见。董某甲答辩称：高伟与王红梅、乔某某是亲戚关系，本案中高伟陈述借款的数额无法查明，上诉人高伟的上诉理由存在虚假陈述。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共同答辩称：答辩意见与前述答辩意见一致。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高伟、董旭共同连带偿还五原告借款本金700万元整，并按月利率2%支付从2013年9月25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截止2018年3月13日利息为749.9333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董某甲对第一项诉请中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至2012年间，被告董旭、高伟多次向王某某借款，王某某通过其女儿即原告王红梅、以及女婿乔某某向被告高伟、董旭以银行转账及现金交付方式履行了提供款项之义务，交付款项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0年9月2日乔某某向高伟转账100万元、2010年9月29日王红梅向董旭转账30万元、2011年4月29日王红梅向高伟汇款20万元、2011年4月29日王红梅向高伟汇款20万元、2011年4月29日王红梅向高伟转账50万元、2011年7月26日王红梅向高伟汇款15万元、2011年9月13日王红梅向董旭汇款100万元、2011年9月20日乔某某向高伟转账107万元、2011年9月21日王红梅向高伟转账38万元、2011年9月27汇款20万元、2011年9月27日乔某某向高伟转账30万元、2011年10月9日乔某某向高伟转账60万元、2011年10月15日王红梅向高伟转账40万元、2012年8月15日王红梅向高伟汇款5万元，剩余65万元款项系现金交付，以上款项在出借时均未出具借据。2013年9月25日，被告与王某某对上述款项进行结算，双方并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合同中载明：“第一条 借款金额柒佰万元整（7000000元）、 第二条 借款时间2013年9月25日 第五条 贷款人在本合同签订时，将贷款交付给借款人，借款人收到贷款后，应向贷款人出具收款收据、第七条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担保方式为担保，担保人与借款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从借款之日起至本金、利息全部还清为止。”被告高伟、董旭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被告董某甲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同日，被告董旭、高伟、董某甲向王某某出具收据一支，载明“今收到王某某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0000） 借款人：董旭 高伟 2013.9.25 担保人：董某甲”。2014年案外人董某乙与王某某达成书面以车顶债协议，载明“因王某某与董某甲担保债务关系，XX路XX号为，车架号为，2012年4月份购车，6月份下户，行使里程为39000公里，行驶证户主为高伟（实际车辆拥有人为董某乙，因为车款由董某乙支付）。经协商董某乙同意将此车辆转让给王某某，车辆总作价为50万，车的担保公司尾款由王某某付清（尾款20万元）。如果王某某不付担保公司尾款，与董某乙无关。顶董某甲给王某某还款叁拾万。双方签字：王某某 董某乙”。协议达成后，董某乙将车辆交付于王某某，王某某支付了剩余尾款，但双方至今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另查明：截止2018年3月13日之前，被告向原告偿还款项1万元。再查明，2017年6月4日王某某因病去世，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配偶康秀芳、儿子王雄、长女王美美、次女王美华、三女王红梅，王红梅与乔某某系夫妻关系。还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陕08财保5号民事裁定书对被告董某甲在乌海市全世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33.681万元的股份、在阿拉善盟罕乌拉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20万元的股份，对被告董旭所有的车牌号为陕KXXXXX路虎揽胜牌小型汽车一辆(车辆型号：SALMN1E4)，对被告高伟所有的车牌号为陕KXR827北京现代牌小型汽车一辆予以保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债权人主体的确定，即本案五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款项交付金额的认定；3、三被告是否应承担本案借款本息的偿还责任，具体责任如何认定。关于债权人主体的确定，即本案五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被告董旭辩称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为王红梅，经一审法院审查，董旭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向王某某出具收款收据，且在之后的抵车协议中，抵偿的对象亦载明为王某某，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债权人主体为王某某。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王某某与被告高伟、董旭、董某甲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体现了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体、形式合法，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均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否则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被告董某甲与王某某签订担保合同，约定对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未超过保证期间，故对涉案借款本息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因债权人王某某已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五原告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作为王某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继承王某某生前所拥有的债权，亦可向人民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故五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关于款项交付金额认定的问题。被告董旭辩称涉案借款700万元未交付完毕，其仅收到100万元；被告高伟辩称借款700万元系约400万元至500万元本金与下欠利息结算而来。一审法院认为，五原告已向法庭提交了十四支银行转款凭证，转款金额达635万元，再结合借款合同中第五条的约定“贷款人在本合同签订时，将贷款交付给借款人，借款人收到贷款后，应向贷款人出具收款收据”以及三被告向王某某出具的收款收据，可以认定借款人高伟、董旭已经收到王某某提供的700万元款项（其中65万元系现金交付）。王某某通过其女王红梅、女婿乔某某以银行转账以及现金交付的方式提供了借款，已完成了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被告高伟、董旭作为借款人，未按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当向原告继续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关于高伟责任承担的问题。董旭与高伟在本案中系连带债务人，连带债务目的在于债权实现之保证，债务具有可分割性，债权人可以向部分债务人单独主张、也可以全部主张。债权人也可以与部分债务人有特别约定，但仅具有相对效力，仅在特别约定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被告高伟作为本案借款人和原告的亲属，辩称涉案借款系四、五百万本金与产生利息结算而来，结算之后双方再未约定利息，其仅对剩余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因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十四支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借款700万元已实际交付，并非本息结算而来，高伟对原告提交的其与康秀芳之间关于借款利息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出借款项之时，双方对利息进行过口头约定，月利率2%至3%之间，仅辩称录音中所谈到的并非本案借款。经法庭调查，高伟与王某某之间仅有案涉一笔借款，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以及高伟所作陈述，认定王某某与高伟达成了月利率为2%的利息口头约定，该利息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高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累计向原告偿还款项31万元，计算至被告认可的以车抵债时间即三、四年前，已产生的利息均已超过31万元，故被告向原告偿还全部款项，对被告高伟均应认定为偿还利息。关于董旭责任承担的问题。一是借款人身份问题，董旭辩称涉案借款未约定利息，且其仅对转入其账户中的100万元承担责任，因董旭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中签字捺印，并向王某某出具了收款收据，应认定其与高伟共同向王某某达成了借款700万元之合意，系本案共同借款人。二是董旭是否承担利息问题，涉案借款合同以及收据中未对利息进行约定，以车抵债协议也没有标明是偿还利息，原告也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王某某与董旭之间对利息达成过口头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高伟系原告方的亲戚，其自认本案约定有利息，应当视为原告与高伟的特别约定，在双方之间有约束力，但该口头约定不对董旭产生法律效力。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董旭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要求董旭偿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是董旭还款的责任问题，根据部分债务人与债权人特别约定事项，对于其他债务人是否产生效力，可以分为绝对效力和相对效力，能够及于其他债务人的是绝对效力，不能及于其他债务人的是相对效力。部分债务人的偿债行为是绝对效力，其效力扩张至全部债务人，本案借据中未约定有利息，被告累计向原告偿还款项31万元，部分债务人的偿债行为是绝对效力，其效力扩张至全部债务人，被告高伟向原告偿还全部款项，对董旭应认定为偿还的本金。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但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董旭应向原告支付主张借款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关于董某甲责任承担问题。董某甲认为涉案款项未全额交付完毕，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转款凭证、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均可以证明董某甲系涉案借款的保证人，其答辩理由不能成立，董某甲为本案保证人，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涉案借款合同中未对利息进行约定，原告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董某甲对王某某与借款人高伟之间利息约定是知晓并同意，故被告董某甲对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亦不承担担保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加重债务人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王某某与高伟之间口头利息约定违背了保证人董某甲的保证意愿，加重了主债务，故被告向原告偿还的31万元款项，对保证人董某甲而言均应当视为偿还本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遂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高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9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已支付的31万元利息在执行中予以扣除）；被告董旭对上述借款中的669万元及逾期利息承担偿还责任（逾期利息从2018年3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董某甲对借款本金669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6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高伟、董旭、董某甲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高伟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6份（6页），欲证明：一审中被上诉人王红梅提交的乔某某给上诉人高伟的转账凭证中4张为：2010年9月2日100万元、2011年9月20日107万元、2011年9月27日30万元、2011年10月9日，合计297万元。上述四笔借款上诉人高伟于2013年3月19日给王红梅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X1716归还了200万元，于2013年2月8日给乔某某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X9019中归还100万元，故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的297万元的打款凭证中的借款上诉人高伟已经归还，由此可以看出700万元《借款合同》及收条是由本利合计后签订的，结合2013年的经济状况和民间借贷的通俗习惯，本利合计后签订借款合同的一般都不再约定利息。被上诉人所述的700万元的借款是新的借贷关系是虚假的表述。且700万元《借款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利息。总结一下：一审中王红梅第二次补交的证据297万元借款已经在2013年2月8日和3月19日分两次归还了。证据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7份，欲证明：上诉人高伟与被上诉人王红梅之间存在多笔债务往来，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王红梅、乔某某给高伟和董旭的打款凭证用以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但本证据证明一审中五原告未履行出借义务，上诉人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案件事实未查明，适用法律不正确。总之，高伟和王红梅还有乔某某之间存在有多笔债务往来。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对上诉人高伟提交的两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份证据分别形成的时间是2013年2月8日和2012年3月19日，这两支三百万转账凭证发生在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以及对方给我们出具收据之前，而借款合同和收据是双方都认可的，是多笔借款形成的700万，因此对方提供这两份付款凭证并不能达到他们的证明目的。且两组证据都超过举证期限，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明高伟与本案王红梅与乔某某存在多笔经济往来，我们并不知道有经济往来，即便存在多笔经济往来，也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存在与发生。高伟在承认其与王红梅和乔某某存在其他经济纠纷的前提下，又提供自己给乔某某和王红梅的转账凭证来证明其已经偿还了案涉借款，这是前后矛盾的。另外，在一审中高伟从来没有提起过偿还过案涉7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且该证据也不属于一审后产生的新证据。董某甲对上诉人高伟提交的两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无异议。董旭对上诉人高伟提交的两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并且董旭与王红梅，乔某某之间存在经济往来，2010年7月29日董旭也向乔某某的账户打款200万元，2011年4月11日董旭向王红梅账户打款100万元，2011年5月7日董旭向王红梅账户打款143万元，充分印证了高伟证明目的，即董旭与王红梅，乔某某的经济往来是存在的。高伟对董某甲、董旭一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针对董旭一审的证据与我今天的答辩意见一致，针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补充发表意见，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一，高伟并没有承认双方口头约定的月利息是2%；第二，录音中高伟的“嗯”，不代表是同意的意思，是语气助词，代表接着说的意思。本院对高伟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高伟于2013年3月19日给王红梅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X1716转款200万元，于2013年2月8日给乔某某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X9019归还100万元。还查明，一审查明的“2011年9月27汇款20万元”，是王红梅经其XXXXXXXXXXXXXXX6958账号转付高伟62250661011003894623号账号的2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并经双方确认，本案的焦点问题：1. 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2.案涉借款本金是多少；3.原审对高伟、董旭、董某甲就700万元借款偿还责任承担的认定是否妥当的问题。关于焦点问题1.就此，董旭、董某甲上诉称，案涉款项系董旭、高伟与被上诉人王红梅之间的资金拆借，与王某某无关，主张本案适格原告主体为王红梅，其他被上诉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主体。本院认为，虽然案涉2013年9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仅有借款人董旭、高伟和担保人董某甲的签名，但借款人董旭、高伟和担保人董某甲在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今收到王某某人民币柒佰万元整”，以及之后的抵车《协议》均能印证案涉700万元的出借人为王某某，加之，王红梅及其丈夫乔某某向本院亦出具《承诺书》确认，经其账户转付给董旭、高伟的635万元是其代王某某所付，故原审认定案涉借款出借人为王某某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之规定，因债权人王某某已去世，而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又是出借人王某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其依法可继承王某某生前所拥有的金钱债权，亦可向人民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故五位被上诉人为本案适格原告主体，二上诉人认为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又因案涉借款担保合同内容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原审认定案涉借款担保合同合法有效正确。关于焦点问题2.董旭主张700万元借款中，王红梅向其出借了100万元，208万元还需与高伟核对，剩余392万元王红梅并未实际支付；高伟却称该700万借款中实际支付为400万至500万元，该700万元是以前借款本息之和而形成；五位被上诉人主张该700万元已实际支付，其中的635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并提交了支付的相应凭证予以佐证，剩余65万元是现金支付。本院认为，因2013年9月25日的《借款合同》、《收条》均显示借款金额为柒佰万人民币，而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能够印证635万元是在2013年9月25日之前分14次向借款人支付的，根据《最高人民能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之规定，即使被上诉人主张700万元借款中65万元为现金支付的理由不能成立，但从前述银行转账分期付款时间及金额看，案涉《借款合同》、《收据》所载明的借款700万元为前期借款本息之和，该结算利率亦不超过法定利息限额的规定，依据前述规定，亦可认定案涉借款的本金为700万元。至于高伟所称的已还300万元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因高伟支付300万元的对象并非出借人王某某，且凭证显示的时间亦早于案涉《借款合同》、《借据》形成的时间，加之，高伟与王红梅、乔伟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该300万元并不能确认是针对本案借款所还的款项，本院对该300万元在本案中不予处理，高伟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原审对高伟、董旭、董某甲就700万元借款偿还责任承担的认定是否妥当的问题。就董旭责任承担问题的认定，董旭上诉称，其仅对转入其账户中的100万元承担责任，对其余部分不应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因董旭以借款人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中签字捺印，并向王某某出具了收款收据，原审据此认定董旭、高伟共同与王某某达成了借款700万元之合意，系本案共同借款人的认定并无不当。其次，董旭如何承担利息的问题，因涉案借款合同以及收据中未对利息进行约定，而高伟系原告方的亲戚，其自认本案约定有利息，应当视为债权人与高伟的特别约定，该口头约定在双方之间有约束力，但对董旭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但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审对被上诉人要求董旭偿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要求董旭偿还借款期限内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于法有据；但董旭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债权人支付逾期利息损失。因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未作约定，被上诉人又未提交其何时曾向债务人主张归还借款的相关证据，故案涉借款逾期利息损失应从本案起诉之日2018年3月16日起开始计算。又因双方对借款700万元没有约定借期内利息和逾期付款利息，而双方对已还31万元无异议，故该31万元应按已还本金认定，董旭欠付本金应为669万元。据上，董旭作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共同借款人，依法应与共同借款人高伟共同承担偿还669万元欠款责任，并承担自2018年3月15日起直至付清之日，以669万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董某甲作为连带保证人，应对董旭、高伟的上述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董某甲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在其已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董旭、高伟追偿。至于原审判决高伟承担超出共同借款人董旭付款责任的部分是否妥当的问题。高伟上诉称，其与董旭是案涉700万元的共同借款人，其应与董旭承担的责任相同，并称《康秀芳与高伟的通话录音》中所说的2份利息针对的不是本案借款，进而主张本案没有约定利息。本院认为，虽然高伟与董旭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且案涉《借款合同》、《收条》中并没有利息的约定，但被上诉人提交的 《康秀芳与高伟的通话录音》内容能够证明，案涉借款的出借人王某某与共同借款人中的高伟对案涉借款达成月息2分的口头约定，而该口头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该口头约定在高伟与债权人之间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因共同借款人董旭及担保人董某甲对高伟与债权人之间有关利息的口头约定并不知情，故该口头约定对董旭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高伟虽辩称该录音所说的2分息是针对其他借款并非本案借款，但因王某某与高伟之间仅有本案一笔借款，且高伟对该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加之，案涉《借款合同》第三条载明：“本合同项下借款用途为借款人用于煤矿投资建设”，并非用于日常生活，且借款数额较大，时间亦长，通常情况下应有利息的约定，而当地民间借贷利息亦通常为2到3分的利息，原审对被上诉人要求高伟按双方之间的口头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又因双方对已偿还款项31万元并无异议，双方亦对31万元是还本还是还息的问题未作约定，而依据车抵债时间起算，借款已产生的利息均应超过31万元，故原审就已还的31万元对高伟认定为偿还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综上，高伟要求其与董旭承担相同本息偿还责任的上诉理由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高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康秀芳、王雄、王美美、王美华、王红梅借款本金7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9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已支付的31万元利息在执行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对高伟承担清偿本息的认定并无不妥。综上，董旭、董某甲、高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213元（董旭、董某甲预交53800元；高伟预交71413元），董旭、董某甲负担53800元，高伟负担714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文军  审  判  员     刘立革审  判  员     张润民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