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23民初4457号原告：兴化市满堂红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兴化大道凤凰公寓19幢262号。法定代表人：咸大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满，兴化市楚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江苏御珍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徐淮路118号。法定代表人：王友利，该公司董事长。被告：马玉亮，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江苏八面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嘉均，江苏八面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兴化市满堂红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堂红公司）与被告江苏御珍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珍公司）、马玉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满堂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咸大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满，被告马玉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魏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满堂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2.御珍公司、马玉亮赔偿满堂红公司损失37625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御珍公司、马玉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满堂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咸大鹏与李如东系连襟关系。其二人与马玉亮商谈御珍酒系列产品经销事宜，马玉亮许可其二人为江苏省区域内满堂红产品销售渠道特约经销商，后李如东与马玉亮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经销协议书一份。为便于今后经营，咸大鹏与李如东二人于2016年6月30日登记成立了满堂红公司。2018年3月16日，马玉亮找到满堂红公司及李如东，其称御珍公司要接管满堂红品牌，要解除2015年6月1日的经销协议书，后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一份。协议签订后，满堂红公司未按约定完全履行，故满堂红公司要求解除该份协议。扣除满堂红公司已履行的价值156750元酒，尚余376250元未支付。御珍公司、马玉亮共同辩称，一、满堂红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015年6月1日签订的经销协议书已被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所代替，该调解协议中甲方系马玉亮、乙方系咸大鹏。二、《调解协议》不具备解除的条件。双方在该调解协议中未约定解除权，满堂红公司要求解除该调解协议无法律依据。三、满堂红公司要求赔偿现金损失也无依据。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中约定系以酒抵款，并未约定以现金履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即：2015年6月1日，御珍公司（甲方）与李如东（乙方）签订《御珍酒系列产品经销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御珍公司许可李如东在江苏省区域范围内销售御珍酒业满堂红系列酒。马玉亮作为御珍公司委托代理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御珍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其单位印章。2016年6月8日，满堂红公司登记设立，后该公司即为实际履行上述《御珍酒系列产品经销协议书》中的乙方。2018年3月16日，御珍公司（甲方）与满堂红公司（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一份，马玉亮、咸大鹏分别作为甲方、乙方的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名。协议载明：甲乙双方曾在2015年6月1日签订合作协议，但由于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可控因素，因此都未能按照原合作协议去履行义务，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不留后患，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友好、诚恳的态度共同协商并发自内心，同意本次协商解决原合作协议的纠纷问题。二、原协议中争议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满堂红酒的广告费50000元；2.市场返点共计200000元;3.甲方承诺补贴给乙方的损失100000元；4.乙方代理商步志敏货款80000元；5.乙方未提酒款103000元。以上共计533000元。三、协商后解决的方法。因为酒厂自己接管了满堂红品牌，并重新设计了酒的品质和包装，所以价格也有所调整，对以上协商的欠款全部以满堂红系列酒之一大展宏图予以折算，共计850箱，其中600箱分二到三次于2018年中秋节之前兑现，其余250箱于2018年年底前全部兑现完毕。四、协议兑现后，乙方如果继续招商，按照甲方现有招商办法进行现金奖励，双方可签订附加协议。五、双方兑现本协议后，甲乙双方原签订的协议作废，如有任何一方不履行此协议所约条款，原协议仍具法律效果。后御珍公司交付上述酒250箱，尚余600箱至今未交付。咸大鹏与马玉亮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载明：2018年4月，咸大鹏即催促马玉亮发货，并将发货地址、收货人发送给马玉亮。2018年9月13日，咸大鹏又催促马玉亮发货，咸大鹏表示这两天就发货。2019年3月4日，咸大鹏问案涉调解协议如何处理时，马玉亮表示“协议2018年中秋节以（已）结束了”。2019年8月27日，步志敏向本院表示，对案涉调解协议中的关于其本人的80000元货款，其另行向御珍公司主张。满堂红公司表示，可以扣除该80000元，但步志敏与御珍公司之间发生的争议与其无关。另查明，御珍公司于2019年6月7日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主要形成如下争议焦点：满堂红公司是否有权解除于2018年3月1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满堂红公司认为，御珍公司逾期履行该《调解协议》，已经构成违约，且马玉亮认为该协议已在2018年中秋节履行结束，即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该协议。御珍公司、马玉亮在2019年7月1日的庭审中认为，御珍公司要求满堂红公司来提酒，但该公司未来，也未提供相应的发货地址，导致剩余的600箱酒未交付。满堂红公司如认可其营业执照上的地址为发货地址，收货人为咸大鹏，对于剩余的600箱酒可以今天安排发货。后在2019年8月27日的证据质证中又认为，《调解协议》中将步志敏享有的80000元货款一并作为一项协议内容处理，但步志敏对于以酒抵款并不知情，且事后也并不认可。满堂红公司在收到250箱酒后，并未给布志敏。后布志敏多次与马玉亮联系，并两次到御珍公司，要求不能再将酒发给满堂红公司。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马玉亮系代表御珍公司签订案涉经销协议书、调解协议，满堂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咸大鹏与其在微信聊天中就调解协议的履行问题所进行的沟通，其也应系代表御珍公司。案涉《调解协议》约定了御珍公司应分别于2018年中秋节之前、2018年年底前交付满堂红公司酒600箱、250箱，咸大鹏代表满堂红公司多次催促马玉亮发货，但御珍公司至今仅交付250箱，已构成违约。同时，马玉亮明确表示该协议于2018年中秋节已履行完毕，但实际上御珍公司尚余600箱未交付，即其已明确表明不履行该债务。因此，御珍公司不履行案涉调解协议所约定的主要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满堂红公司要求解除该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御珍公司称，其之所以未交付尚余600箱酒，系因为满堂红公司未告知其发货地址或未来提货。但御珍公司之前已向满堂红公司发货250箱酒，且其也在2019年7月1日的庭审中明确表示可以当日发货，说明双方一致认可履行的方式即系由御珍公司向满堂红公司发货，而非满堂红公司至御珍公司处提货。同时，咸大鹏在签订案涉调解协议后，向马玉亮告知了发货地址及收货人，御珍公司也已向满堂红公司发货250箱酒，故御珍公司称不知道发货地址的辩解也不能成立。后御珍公司又称，其之所以未交付尚余600箱酒，系因为《调解协议》中将步志敏享有的80000元货款一并作为一项协议内容处理，后步志敏要求御珍公司不能再将酒发货给满堂红公司。首先，御珍公司在2019年7月1日的庭审中表示对尚余600箱酒未发货的原因系满堂红公司未告知发货地址或未来提货，且表示可以当即发货，其前后主张未发货的原因相互矛盾。同时，马玉亮明确表示案涉调解协议已于2018年中秋节已履行完毕，均未提及未履行的原因系步志敏要求其不能再将酒发货给满堂红公司，且也无证据证实其因此与满堂红公司进行了相关的沟通。其次，即使步志敏提出不能将酒发货给满堂红公司，其主张的也仅是其享有80000元份额部分的酒，则御珍公司可以扣减该部分酒，而不应以此为由拒付尚余部分酒。综上，本院认为，满堂红公司与御珍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御珍公司逾期履行该调解协议，已构成根本违约，满堂红公司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该调解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满堂红公司于2019年6月3日诉至本院，系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该调解协议，御珍公司于2019年6月7日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该起诉状副本带有解除权行使通知的性质，故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的该调解协议已于2019年6月7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调解协议》约定以酒抵款，即以850箱酒抵款533000元，御珍公司已履行250箱，则尚未履行部分对应的款项为376235.29元。双方系因不再履行《御珍酒系列产品经销协议书》，从而签订的《调解协议》，则该调解协议解除后，尚未履行的部分终止履行，满堂红可以要求其赔偿相应的损失即376235.29元。因步志敏对调解协议涉及其本人的80000元要求另行与御珍公司处理，满堂红公司也予以认可，扣除该款项，则御珍公司还应赔偿满堂红公司296235.29元。对于满堂红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损失，考虑到其于2019年6月3日才诉至本院要求解除调解协议，并赔偿损失，故对其主张的利息损失可自其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3日起计算，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并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满堂红公司要求按年利率6%计算，并无相关依据，但如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可能调整为高于年利率6%标准，则基于其该自认，其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应不超过年利率6%，即以年利率6%为限。马玉亮系代表御珍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关于“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的规定，该行为的后果应由御珍公司承担，满堂红公司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兴化市满堂红酒业有限公司与江苏御珍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于2019年6月7日解除；二、江苏御珍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兴化市满堂红酒业有限公司款296235.29元及利息（以296235.29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年利率6%为限）；三、驳回兴化市满堂红酒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60元，减半收取计3630元，由兴化市满堂红酒业有限公司负担718元，江苏御珍酒业有限公司负担29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前康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朱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