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02民初12228号原告：郑宝生，男，194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在南京市栖霞区，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明，系原告郑宝生的儿子，198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被告：张安昌，男，195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被告：张启萍，女，195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昌，系被告张启萍丈夫，男，195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原告郑宝生诉被告张安昌、张启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2019年3月13日，被告张安昌当庭申请审判长王萍、法官助理王婵回避，本院经审查依法作出（2018）苏0102民初12228号决定书，决定：驳回张安昌提出的回避申请。2019年3月18日，张安昌对该决定不服，申请复议，本院于同月19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本院分别于2019年2月18日、3月13日、4月19日、5月8日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宝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明，被告及被告张启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宝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张安昌支付原告郑宝生借款共计74000元；2、被告张启萍共同承担还款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几十年的朋友关系，2013年，被告从原告处借款共计本金8万元，后原、被告因还款事宜多次协商，2017年12月16日，被告张安昌与原告郑宝生、原告之妻季某在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张安昌确认借款的事实和借款金额74000元。现原告以被告至今未还款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张安昌、张启萍辩称：1、原告主张的7.4万元没有法律依据。2017年12月16日，双方在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张安昌认可欠郑宝生7.4万元”，系被告张安昌被迫签写，欠款7.4万元并未经过核实。原告起诉书中所称“2013年，被告从原告处借款共计本金8万元”，并非事实。5万元是融资分红，不是原告所说的借款。5万元交付当天，因为系年底分红时间，原告当场就拿回1500元的利息，第二年资金出了问题，双方协商本金由被告张安昌偿还，其他作罢。2017年1月25日前，5万元本金分三笔已还6900元、10000元、3600元，共计20500元。这三笔欠款，原告郑宝生及其妻子季某均予以认可。2017年1月25日，双方对账，扣除上述还款后写的借条。另外的3万元因原告孙女读书，互相帮忙，双方约定不分红，不计利息，这3万元并未出具借条。2、根据被告方举证、双方庭审陈述以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被告已还款具体如下：2017年7月17日，还款9900元；同年8月15日，还款3600元；同年8月至11月共取走工资14700元，同时取走其他款项3120元；郑小明5月8日庭审中自认，三个月工资按5000元补齐，共计4000元，上述共计还款35320元，加上2017年1月25日前共还款20500元，已还款应为55820元。3、对于欠款的利息，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原告方法庭陈述故意混淆、对事实刻意隐瞒，季某出庭作证亦是捏造事实，即使存在欠款利息，亦应当由原告方自行负责。4、被告张启萍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的欠款与被告张启萍无任何关系，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原告方仍主张144%的利息，16万元的本金，这个钱不可能用于家庭日常生活。5、2016年8月以来，原告方为还款，多次来被告住处及工作单位闹事，致使几十天内被告被迫搬家三次，严重影响被告的正常生活和经营，故要求原告赔偿损失及赔礼道歉。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原告郑宝生提交了借条、协议书等证据，主张其分两笔借给被告张安昌共本金8万元，并主张利息2万元，具体如下：1、2013年11月17日，被告张安昌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郑宝生人民币伍万元整。”2、2017年1月25日，被告张安昌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季某1人民币叁万元整。”2018年3月8日，季某1手写声明书，内容为：“本人季某1（又名季某），张安昌欠条上所写3万元欠款都是经本人丈夫（郑宝生）借出。因张安昌与本人丈夫就债务问题发生了争执，因此才在借条上写了我的名字。这3万元由本人丈夫郑宝生统一向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起向张安昌追讨。”3、2017年6月10日，郑宝生与张安昌签订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同意2017年6月14日前支付郑宝生、季某1人民币叁万元整，2017年7月31日前支付柒万元整。”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郑宝生分两笔共借给张安昌本金8万元（一笔3万元，一笔5万元）均表示不持异议。对于原告郑宝生主张的2万元利息，被告不予认可。原告郑宝生主张双方口头约定5万元借款月息为3%，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利息的约定。被告张安昌陈述，5万元约定的是月息3%，原告给付钱款当天就支付给他1500元的利息，后来因被告张安昌经济条件不好，双方口头协商被告不用支付利息。庭审中，原告郑宝生表示双方虽未约定利息，但主张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由被告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利息，对此，被告张安昌不持异议。对于双方2017年6月10日签订的协议，被告张安昌主张其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对此，被告张安昌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郑宝生提交了2017年12月16日，双方在玄武门派出所的调解笔录，内容为：“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张安昌认可现在共欠郑宝生人民币柒万肆仟元，双方同意用银行工资卡偿还欠款。2、返款方式：张安昌使用夫人（张启萍）工资卡，于2018年1月20日在玄武门派出所调解室交付郑宝生使用，2月15日开始收取还款。若银行卡拿不到钱时，张安昌承担同时支付当月同等数额的现金，到欠款全部还清为止。3、返款期间，双方按协议履行义务，相互谅解支持，双方保持不得发生过激行为，不影响双方的工作与生活。双方在电话联系方面保持顺畅，发生变化及时通气告之。4、以上条款若违背应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张安昌辩称，该调解笔录系其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对此，被告张安昌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2017年8月16日，郑小明出具收条，内容为：“1、2017年7月17日收到张安昌归还欠款¥9900元；2、2017年8月15日收到张安昌归还欠款¥3600元；3、2017年8月3日收到张安昌工资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17年8月3日至2017年12月15日，被告张安昌工资卡在原告郑宝生处。2019年5月15日，被告张安昌提交其名下南京银行客户账号为62×××19的交易明细一份，2017年8月3日至2017年11月15日，上述银行卡共支取17820元。对此，原告郑宝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明陈述2017年8月3日下午拿到张安昌的工资卡，当时工资卡内没有钱，交易明细中2017年8月3日分两笔取款1600元、20元不是原告方取走的，20元不是整数，必须被告张安昌本人携带身份证在银行支取。原告郑宝生陈述，被告张安昌共还款26100元，其中：1、2017年7月18日，被告还款9900元，9900元系被告张安昌妻子张启萍从银行取出来交给原告郑宝生儿子郑小明的，当时被告准备还款10000元，但只给了9900元，被告张安昌让原告从张安昌工资卡多提100元。2、其他还款系从被告张安昌工资卡取款，自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1月15日，共取款16200元。原告郑宝生陈述2017年12月16日，双方在玄武门派出所调解，按整数算，10万元扣除已还款26100元，还剩7.4万元未还，故双方按该数额签订调解协议。被告张安昌陈述其已还款共计55820元，具体如下：1、2017年7月17日，还款9900元；2、同年8月15日，还款3600元；3、同年8月至11月共取走工资14700元，同时取走其他款项3120元；4、郑小明5月8日庭审中自认，三个月工资按5000元补齐，共计4000元；上述4笔合计35320元；5、2017年1月25日前共还款20500元；故共计已还款应为55820元。另查明，被告张安昌、张启萍于1979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原告郑宝生于2018年3月12日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8）苏0102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张安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宝生偿还借款74000元。二、被告张安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郑宝生利息（自2018年3月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被告张启萍对张安昌的上述第一、二项清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被告张安昌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依法作出（2018）苏01民终78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2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重审。被告张安昌、张启萍于2019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反诉，要求：1、原告赔偿被告经济损失13400元；2、原告就虚假诉讼、申请执行造成的被告损失进行道歉赔偿；3、原告承担诉讼费用。2019年4月19日，本院当庭向被告释明其提出的反诉与本诉并非基于相同事实，并口头裁定：驳回被告张安昌的反诉请求。经本院多次协调，双方终因意见不一，致本案未能调解。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郑宝生与被告张安昌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原告郑宝生提交了借条、调解笔录等证据，认为原告方提交的借条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偿还欠款，被告也几次承诺还款，要不然也不会三次经过调解。被告张安昌、张启萍辩称，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经过几次庭审也已经查清楚了。原告主张的5万元是融资分红，不是原告所说的借款。另外的3万元系原告孙女读书，互相帮忙，也并未出具借条。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以借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原告郑宝生以双方民间借贷关系为由提起诉讼，并提供了张安昌手写的借条2张、调解笔录等证据，被告对原告分2笔借给被告本金的事实当庭未予否认，可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被告张安昌主张5万元系融资分红，不是借款，3万元系互相帮忙，亦未出具借条，但对该主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原告郑宝生与被告张安昌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2、2017年12月16日调解协议的效力，本金、利息各是多少？原告郑宝生主张其借给被告张安昌本金8万元，一笔5万元，一笔3万元。原告主张双方约定按照年利率30%计算利息，被告对此一直予以承认，其中5万元的利息，按照利滚利已经十几万了，当时原告借给被告钱系因为同学关系，被告借款时承诺过两天就还款。被告张安昌、张启萍认为，5万元融资分红交付当天，因为系年底分红时间，原告当场就拿回1500元的分红，5万元的分红约定是的月利息3%，后因为被告经营不好，故双方口头协商不支付分红。为原告孙女读书，互相帮忙的3万元，双方约定不分红，也不计利息。对此，本院认为，2017年12月16日，原、被告双方在玄武门派出所的调解笔录，内容为“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张安昌认可现在共欠郑宝生人民币柒万肆仟元……”庭审中，原告郑宝生陈述，在派出所调解时，双方按照本金8万元，利息2万元为依据，扣除被告张安昌已还款26100元后按整数算，故双方达成一致协议，被告张安昌应还款74000元，对此，被告张安昌予以认可，并在调解笔录上签字。被告张安昌主张其被胁迫签订该协议，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因该调解协议系在公安机关调解时签订，被告未举证证明其系被胁迫签订，可认定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被告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在借条上未书面约定利息，原告主张按照月息3%，被告虽认可月息3%，但提出因张安昌经济条件不好，双方口头商定支付1500元利息后不再至利息。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约定的2万元利息，从借款产生至原告主张权利时未超出3%的标准，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借款本金8万元，利息2万元。3、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后，被告张安昌实际偿还了多少本金？剩余多少未偿还？原告郑宝生主张被告张安昌共还款26100元，其中1、从被告张安昌工资卡共取款16200元；2、9900元系被告张安昌妻子张启萍从银行取出来交给原告郑宝生儿子郑小明的，当时被告准备还款10000元，但只给了9900元，被告张安昌让原告从张安昌工资卡多提100元。在派出所调解时，双方按照本金8万元，利息2万元为依据，扣除被告张安昌已还款26100元后按整数算，被告张安昌应还款74000元，对此，被告张安昌予以认可，并在调解笔录上签字。被告张安昌主张其系被胁迫才签字，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告张安昌、张启萍辩称，被告已还款共计55820元，具体如下：1、2017年7月17日，还款9900元；2、同年8月15日，还款3600元；3、同年8月至11月共取走工资14700元，同时取走其他款项3120元；4、郑小明5月8日庭审中自认，三个月工资按5000元补齐，共计4000元；上述4笔合计35320元；5、2017年1月25日前共还款20500元；故共计已还款应为55820元。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张安昌抗辩已偿还借款55820元，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张安昌主张2017年7月17日还款9900元，原告郑宝生对此亦认可，故对该笔还款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17年8月3日至2017年12月15日，被告张安昌工资卡在原告郑宝生处。被告张安昌提交的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2017年8月3日至2017年11月15日，被告张安昌的银行卡共取出17820元。原告郑宝生主张其从被告张安昌工资卡中共取出16200元，2017年8月3日原告拿到工资卡时卡内没有钱，当日分两笔取款1620元不是原告方取走的，因20元不是整数，必须被告张安昌本人携带身份证在银行支取，该主张与双方2017年12月16日调解协议相印证，故认可张安昌还款共计26100元。原告郑宝生的该项主张具有合理性，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对于26100元之外的还款，被告张安昌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确认被告张安昌实际已还款26100元，以双方调解协议认可的10万元为基础，扣除被告张安昌已还款26100元，应当还剩73900元未偿还。因双方未书面约定利息，故从原告主张权利时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其中53900元为本金，20000元为利息。（即自2018年3月12日起计算至被告张安昌给付之日止）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人口信息查询情况、结婚申请书、申明书，借条、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8）苏0102民初2050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法庭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2017年12月16日，原、被告双方在玄武门派出所签订的调解笔录确认被告张安昌应还款74000元，被告张安昌在该调解笔录上签字；被告张安昌主张其被胁迫签订该协议，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该调解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被告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该协议约定的数额扣除未还本金部分，应视为利息2万元。庭审中，原告郑宝生表示双方虽未约定利息，但主张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被告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利息，对此，被告张安昌不持异议，因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安昌抗辩已偿还借款55820元，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张安昌提交的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收条等证据，仅证实自2017年8月3日至2017年12月15日被告张安昌卡中取款17820元，但对于8月3日卡中取款1620元，原告主张系被告张安昌支取理由合理，故结合双方调解协议认可数额，认定张安昌扣除已还款26100元还剩73900元未予偿还，其中本金53900元，利息20000元。虽然本案诉争的款项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被告张启萍坚持其本人与借款无关，被告张启萍亦未在借条上签字，事后也未予追认；原告郑宝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对原告郑宝生关于被告张启萍对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安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偿还原告郑宝生借款本金53900元，利息20000元，并承担上述借款本息相应的利息。（自2018年3月12日起，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张安昌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郑宝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被告张安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萍人民陪审员  张瑛人民陪审员  谢苏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法官 助理  王婵书 记 员  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