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722民初3140号 原告：向本菊，女，生于1957年10月19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向志琼，系其儿媳。 原告：向志琼，女，生于1968年4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力，宣汉县蒲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春平，宣汉县东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唐东红，男，生于1972年1月17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向志琼，系其长嫂。 原告：唐武友，男，生于1983年9月12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向志琼，系其长嫂。 被告：刘汉超，男，生于1973年2月8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峰，宣汉县南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华，宣汉县南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袁华阳，男，生于1982年9月13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莹莹，达州市达川区南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德，男，汉族，生于1948年1月10日，住宣汉县，系其父亲。 被告：程万春，男，生于1957年12月12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第三人：刘光碧，女，生于1943年9月21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农村居民。 原告唐某9、向本菊、向志琼诉被告刘汉超、袁华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邹正均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书。被告刘汉超、袁华阳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依法向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诉后于2018年6月7日以上诉人刘汉超、袁华阳提供新证据致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同时被上诉人唐某9在一审判决后死亡，应当追加其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为由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在收到退回卷宗后，鉴于原审原告唐某9已经去世，重审立案时不宜在列为当事人，在本案重审立案前，本院依法通知了原审原告唐某9的法定继承人唐东红、唐武友、向本菊参加诉讼，唐东红、唐武友、向本菊均以书面方式表示愿意参加诉讼并全部特别委托原告向志琼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本院遂于2018年9月27日重新立案受理，并依法由审判员曹国治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建平、贺远琴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26日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合议庭成员审判员贺远琴因工作原因调离本院，本院依法将原合议庭成员审判员贺远琴变更为审判员张子南，重新组成的合议庭于2019年8月12日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告向志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力、冯春平，被告刘汉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峰、陈爱华，被告袁华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莹莹、袁金德，被告程万春，第三人刘光碧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菊、向志琼、唐东红、唐武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方因唐某10受伤死亡发生的医疗费319904.3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300.00元、误工费85200.00元、护理费85200.00元、丧葬费27212.00元、交通费1000.00元、死亡赔偿金5667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2304.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680.00元，合计1280500.87元。原告方在本案重审第一次开庭时以2017年的标准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由被告刘汉超、袁华阳连带赔偿原告方因唐某10受伤死亡而产生的医疗费319904.3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300元、误工费74550元、护理费74550元、丧葬费29335.5元、死亡赔偿金4295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5477.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0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680元、唐某10遗体冷藏费126000元，以上合计1099937.37元。原告方在本案重审第二次开庭辩论时以2018年的标准再次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医疗费319904.3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300元、误工费85200元、护理费85200元、丧葬费32358.50元、死亡赔偿金6643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1181.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000元、处理人员误工费1680元、唐某10遗体冷藏停放费178230元，以上合计1530374.37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21日，原告的亲属唐某10在为被告刘汉超搭建顶楼彩钢棚时，不幸摔伤，后送往宣汉县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伤情过重被转入宣汉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并于2017年8月21日医治无效死亡。因被告刘汉超将搭建顶楼彩钢棚的工程以工料大包干的形式发包给被告袁华阳，被告袁华阳再雇请的死者唐某10。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无果，故起诉来院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被告刘汉超辩称，1、原告向本菊和唐某9不是死者唐某10的父母，无原告的主体资格，刘光碧作为死者的母亲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被告程万春雇请的死者唐某10，应当由被告程万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唐某10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受伤；4、被告刘汉超作为定作人不存在选人用人的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刘汉超垫付的各项费用34900.00元应当返还；5、死者唐某10是在工作结束后休息的间隙因自身疾病倒地受伤，不应由被告方承担赔偿责任；6、死者各项费用的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没有证据证明死者的收入来源于城镇，同时原告主张以2018年的标准计算明显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应当按照死者死亡时上一年度的标准进行计算。 被告袁华阳辫称，1、死者唐某10的死亡原因不明，被告申请进行了鉴定，但鉴定机构没有鉴定精神疾病的资质，鉴定结论的表述违规，被告袁华阳不予认可，更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死者的病历报告死者本身有疾病，其死亡原因与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不超过40%；2、被告程万春才是死者唐某10的雇主，被告袁华阳将本案争议的工程分包给了程万春并讲好了价格，死者唐某10系由被告程万春叫来务工的，应当由被告程万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原告向本菊和唐某9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他们与死者之间没有成立收养关系，死者亲生母亲改嫁时死者已经14岁，完全能够独立生活；原告向志琼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其与死者未办理结婚手续，其户籍地址是2007年才迁入死者的户籍地，双方的事实婚姻不成立；另外根据南坝镇安办的笔录，死者系给袁小华务工，而被告袁华阳并不是袁小华，应当追加袁小华承担责任；4、死者的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死者系农村户籍，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根据现有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务工也是长期在农村；另外，死者各项赔偿费用应当按照死者受伤时的前一年的标准进行计算，原告要求按2018年的标准计算于法无据，还有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也不应当支持，因为死者受伤后住院大部分时间在重症监护室不应当发生伙食补助，违背立法精神；5、被告袁华阳请求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程万春辩称，1、被告程万春与死唐某10忠都受雇于被告袁华阳；2、被告程万春在死唐某10忠受伤的过程中无任何过错；3、被告程万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人刘光碧称，死者系其儿子，活生生就死了，望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原、被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三人未提交证据。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彩超检查报告、CT诊断报告、检验报告单、住院病历、死亡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证明书、用药清单、门市出租合同、收据、房屋出租协议、租房协议、电费发票、电卡，均系书证原件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书证复印件，内容客观真实，其他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或未提供充足的证据对此予以反驳，对此本院予以采信；2、调解笔录、询问笔录，系当地人民调解委员、政府部门的调查材料，有相应调解调查部门及工作人员和当事人、被调查人的签字确认，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3、证人唐某1、唐某2、唐某3、刘某1的证词，能够相互佐证，能够证明唐某9、向本菊抚养死者唐某10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采信；4、证人何某1、唐某4、向某1、向芮的证词及茶河乡皂角村1组和宣汉县南坝镇清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能够互相印证，证明死者唐某10、原告向志琼居住在城镇的事实，也能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对此本院予以采信；5、宣汉县殡仪馆丧葬服务结算单一份，该证据系书证原件，有宣汉县殡仪馆的印章及经办人签字，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被告刘汉超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刘光碧、程万春、唐某10、袁华阳、刘汉超的身份信息、民事起诉状、门诊收据、预交款收据、收条、生活费收据、垫付款清单，均系书证原件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其他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或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对此本院予以认定；2、证人唐某5、唐某6、刘某2、李某1的证词，能够相互佐证证明死者唐某10成长、婚姻的情况，也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定；3、调查刘光碧、袁华阳、程万春、刘汉超的笔录各一份，因前述人员系本案当事人，其陈述笔录，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其庭审陈述综合予以认定；4、调查证人冉某、阳某1、李某2、彭某笔录各一份和宣汉县南坝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的询问笔录两份，前述证据系基层干部的证词或系当地基层组织、政府部门调查的材料，内容客观真实，能与其他各方当事人提供的部分证据相互佐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定；5、调查证人蒋某、石某、何某2、赵某、罗某1、王某、向某2的笔录各一份，能够相互佐证证明被告袁华阳承揽被告刘汉超雨棚搭建工程和价格，以及唐某10等人具体负责搭建雨棚等事实，该组证据也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定；6、搭建雨棚的房屋自画平面图，系当事人单方提供，难以证明事发时的客观情况，对此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被告袁华阳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民事起诉状、宣汉县南坝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座谈会的记录、询问笔录，属于书证原件及政府部门的调查材料和座谈会记录，与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定；2、调查证人阳某2、唐某7、杨某、刘某3的笔录各一份，能够相互佐证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死者唐某10受伤的事实和经过，对此本院予以认定；3、调查袁华阳、刘汉超笔录各一份，二人系本案当事人，对其陈述笔录，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其庭审陈述综合予以认定；4、证人李某3、向某3的证词，只能证明被告程万春以往承揽搭建彩钢棚的个别案例事实，缺乏与本案事实的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本案雨棚搭建系被告程万春承揽的事实，被告袁华阳承揽被告刘汉超的雨棚搭建工程已有证据证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5、证人向某2的证词与被告刘汉超提供的证人向某2的证词部分不一致，而被告刘汉超提供的证据在先，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应当以该证据为准；6、照片六张，仅能证实事故发生后的现场情况，非专业的模拟难以证明事发时的真实情况，对此本院不予认定；7、调查证人向某3、唐某8笔录各一份，以证明被告袁华阳向被告刘汉超承揽的雨棚搭建工程转包给了被告程万春，本院认为被告袁华阳以90元每平米的价格承揽了被告刘汉超的雨棚搭建工程已经有大量证据予以证实；但被告袁华阳在其自己提供的陈述中称是以17元每平米承揽到该工程后以原价17元每平米的价格介绍给了被告程万春，首先作为承揽人没有赚取任何利益与常识不符；同时，既然属于转介绍，被告袁华阳应当将情况告知定作人刘汉超，然而作为定作人的被告刘汉超也参与了雨棚的搭建过程，却表示与程万春没有直接关系，对转包并不知情；该所谓的转包只有被告袁华阳提交的三份证人证言进行证实，所以在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前述证人证言缺乏证明力，对此本院不予采信；8、四川省司法鉴定协会文件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认定材料，以证明鉴定结论表述不规范，鉴定机构和人员不具有资质等，此证据系对鉴定结论提出的异议，本院将结合鉴定机构的回复情况，综合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程万春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身份信息、收款收据、照片，系书证原件或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其他各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或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对此本院予以认定；2、程万春的陈述笔录，因程万春系本案当事人，对其陈述内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其庭审陈述综合予以认定；3、证人向某2的证词，与被告刘汉超提供的证人向某2的证词一致，能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定；4、证人康某、刘某4、罗某2的证词，只能证明以往发生的事例，缺乏与本案事实的直接关联性，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在本案重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期间，被告袁华阳向本院申请对死者唐某10的尸体进行鉴定，鉴定其死亡原因以及其所受外伤在其死亡原因中的参与度等。经本院审查，对被告袁华阳的鉴定申请予以准予，后经本院鉴定室组织各方协商先后到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和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月30日复函本院因技术设备限制对本次鉴定申请不受理。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2月18日向本院出具《鉴定不予受理告知书》一份，以本次鉴定申请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为由对本次委托鉴定不予受理。此后，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受理了本次委托鉴定申请，并于2019年7月22日出具鉴定报告，得出鉴定意见为：根据送检材料、本次法医病理学检验、以及现代医学理论，2014年9月21日外伤致唐某10颅脑损伤诊断明确，其后癫痫发作符合2014年9月21日颅脑损伤所致继发性癫痫，死亡原因符合继发性癫痫并发呼吸功能障碍，2014年9月21日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告方、被告程万春、第三人对该鉴定报告无异议，被告袁华阳、刘汉超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机构及人员没有鉴定精神疾病的资质，其鉴定资质不全，同时申请人要求对参与度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却出具为直接因果关系，这种表述也与相关规定相违背，根据死者的病历其自身有疾病，因此对该鉴定报告不应予认定。在庭审中本院要求其5日内提交书面的意见以便于本院函询鉴定机构作出回复，后被告袁华阳以邮寄的方式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质证意见，本院遂函询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对申请人的问题进行回复。2019年9月3日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回复称，1、华大司鉴所[2019]病鉴字第103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说明部分已对相应问题进行了专业性分析，鉴定意见表述科学、客观、准确，司法鉴定文书格式规范。2、因果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因果关系类型分为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因果关系，结果由特定的原因引起即构成直接因果关系。原因力，习称参与度，指多个原因导致一个特定后果时不同的原因在后果的作用大小，其判断基础是因果关系中必须存在确证的一果多因。目前，针对死亡后果中因果关系、甚至原因力或称参与度大小的判断尚未出台统一的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以及鉴定规范。具体到唐某10的情况，其伤情除颅脑损伤继发性癫痫并发呼吸功能障碍死亡相关直接因素外，虽未发现其他明显的典型致死××理学征象，但因案件自身复杂性特点，尚难以进一步确证或排除法医病理学检验以外的其他可能在死亡后果中起到间接因果关系形成的介入因素参与可能。因此华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确定为直接因果关系，属于因果关系定性判断，直接因果关系在原因力或参与度量化分级中介于主要作用与完全作用之间，因法医病理学鉴定的事实性判定基本属性所限，为保证鉴定意见表述科学、客观，本次法医学鉴定不宜将可能性因素明确至因果关系评定中。3、癫痫属于《神经病学》学科疾病，并非精神疾病，即使在法医临床学司法鉴定工作中亦非单纯精神病鉴定执业范畴。本案中，唐某10因颅脑损伤继发性癫痫并发呼吸功能障碍死亡，其鉴定过程并不必要精神病项目职业鉴定人参与，我所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具备相关鉴定资质，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相关之鉴定程序规定。4、《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4.3条、《四川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执业指引（试行）》第6.4条规定之伤病关系的处理原则，理论上并不适用于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且其相关表述并非强制性规定必须使用。本案中，虽委托事项仅涉及单一损伤因素的因果关系判断，且法医病理学检验亦未发现其他明显的典型致死××理学征象，但因案件自身复杂性特点，在难以进一步确证或排除法医病理学检验以外的其他的间接因果关系形成介入因素参与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直接因果关系形成表述因果关系符合鉴定意见客观性、科学性要求。 对此鉴定报告，本院认为鉴定机构系在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中协商选取。被告袁华阳等虽对本次鉴定的鉴定机构及人员的资质、鉴定结论的表述等提出异议，但经本院函询，鉴定机构作出了合理的回复，释明了相应的质疑。经本院审查分析鉴定报告、鉴定机构的回复以及死者唐某10的住院病历后，认为在被告方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唐某10的死亡还有其他因素和原因参与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对唐某10因2014年9月21日摔伤住院医治无效死亡的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3日，刘汉超因住房漏雨需在屋顶安装雨棚，遂将安装雨棚的工程以每平米90.00元的价格承揽给被告袁华阳（又名袁小华），并由被告袁华阳提供原材料。被告袁华阳承揽工程后找到被告程万春、唐某10具体负责雨棚的安装工作。2014年9月21日，被告程万春、唐某10、被告刘汉超在进行雨棚收尾工作时，唐某10摔倒在房屋楼顶平台上受伤。唐某10受伤后，被告程万春、被告刘汉超将唐某10送到宣汉县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后于同日转入宣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直至2017年8月21日死亡，共计住院治疗1065天，其中重症监护1448小时约为60天，医疗机构证实共需支付医疗费319904.37元，其中已经支付53400.00元，余下266504.37元仍未支付医院。宣汉县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中的死亡记录载明死亡原因系脑损伤后患者住院时间长、卧床时间久突发肺栓塞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在本案的重审过程中，被告袁华阳对唐某10的死亡原因及外伤在其死亡原因中的参与度等提出异议，以书面方式申请尸体检查鉴定。本院经审查准予申请后，组织各方多次协商选定鉴定机构，几家鉴定机构以设备限制等理由均不予受理。后经再次协商选定，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最终受理了本次委托鉴定申请，并于2019年7月22日出具鉴定报告，得出鉴定意见为：根据送检材料、本次法医病理学检验、以及现代医学理论，2014年9月21日外伤致唐某10颅脑损伤诊断明确，其后癫痫发作符合2014年9月21日颅脑损伤所致继发性癫痫，死亡原因符合继发性癫痫并发呼吸功能障碍，2014年9月21日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同时查明，唐纯培与刘光碧系夫妻关系，生育了三个子女：唐某10、唐东红、程万春。1974年，唐纯培去世，刘光碧带着8个月大的程万春改嫁，此时唐某10还未年满16周岁，因其户籍登记信息载明其当时为14周岁，但多份证人证言证实其当时仅8周岁，现已无法确认其当时的准确年龄。后唐某10、唐东红随其奶奶和其幺爸幺妈唐某9、向本菊居住生活，并由唐某9、向本菊抚养成年。此后，第三人刘光碧不再对唐某10尽主要抚养义务，但仍保持不时联系和往来。唐某10与唐某9、向本菊之间没有办理收养登记。1991年，唐某10与向志琼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正式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唐某10的订婚、结婚都是主要由唐某9、向本菊操办。唐某9、向本菊实际的抚养人有唐某10、唐东红、唐武友三人。唐某10与向志琼婚后没有生育子女。唐某10与向志琼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租房居住在，农村耕地未进行耕种，但领取了粮食直补款，唐某10常年从事建筑小工工作。唐某10在接受雇请安装屋顶雨棚时未能预见到该工作的危险性和专业性，在安全设施设备不全的情况下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 另查明，被告袁华阳无承揽该屋顶雨棚安装工程的资质。在从事雨棚安装过程中未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设备，安全保障措施不力。唐某10住院期间，被告刘汉超垫付了各项费用34900.50元，被告袁华阳垫付了各项费用26000.00元。死者唐某10死后，其亲属一直将其尸体停放在宣汉县殡仪馆，因各方就赔偿事宜未达成协商意见，同时被告方对死者死亡原因还持有异议，所以不敢擅自火化，现至尸体火化时经宣汉县殡仪馆出具证明证实已经发生各项费用共计178800.00元，至今仍未支付。2018年度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31.00元，2018年度四川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2723.00元，2018年度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4717.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2年4月1日才正式施行。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以下争议焦点：1、死者唐某10死亡原因的认定。2、死者唐某10死亡后的各项赔偿项目和数额的认定。3、死者唐某10死亡后发生的各项赔偿费用的赔偿主体确定和责任划分。4、下欠费用是否在本案中处理的问题。5、死者亲生母亲第三人刘光碧是否应当得到相应赔偿的问题。 针对焦点1，2014年9月21日，死者唐某10在进行雨棚收尾工作时摔倒在安装雨棚的楼顶平台上并因此受伤。其受伤后被送往宣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065天至2017年8月21日死亡，宣汉县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死亡记录中载明因脑损伤后患者住院时间长、卧床时间久突发肺栓塞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在本案重审中，被告袁华阳提出对死者唐某10进行尸体检查的书面鉴定申请，为了查明案情，经本院审查依法准予。后经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22日出具鉴定意见得出结论为：根据送检材料、本次法医病理学检验、以及现代医学理论，2014年9月21日外伤致唐某10颅脑损伤诊断明确，其后癫痫发作符合2014年9月21日颅脑损伤所致继发性癫痫，死亡原因符合继发性癫痫并发呼吸功能障碍，2014年9月21日外伤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袁华阳和刘汉超对该鉴定的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及人员资质和鉴定结论的表述提出异议，但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对该鉴定报告载明的鉴定结论本院予以认定，对死者唐某10因2014年9月21日外伤医治无效死亡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针对焦点2，首先是死者唐某10的赔偿标准是按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的问题。死者唐某10系农村居民，原告提供了证据证明唐某10与向志琼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租房居住在，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来源于城镇，而且唐某10在农村享有耕地并领取了粮食直补款，故本院确定死者唐某10的赔偿标准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赔付为宜。 其次是原告方重审时提出按照重审一审程序的法庭辩论终结前即2019年的上一年度2018年的标准计算相应赔偿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发回重审的案件首先是撤销了原判决，原一审的诉讼活动归于无效，需要重新开始进行第一审程序，因此有效的一审程序应当为重新审理后的一审程序，因此本案宜按照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程序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的标准进行计算即按照2018年度的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 再次是死者唐某10的被抚养人的确定问题。唐某9、向本菊原系死者唐某10的幺爸幺妈，各方均无异议。但因死者唐某10的父亲唐纯培1974年去世后其母亲刘光碧改嫁时未带走死者唐某10之后，死者唐某10是否与唐某9、向本菊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各方争议较大。本院认为1974年未成年的唐某10便随唐某9、向本菊居住生活，从此唐某10的主要抚养义务由唐某9、向本菊负责直至其成年。唐某10的订婚、结婚事宜也主要是由唐某9、向本菊操办。第三人刘光碧改嫁后虽与死者唐某10偶有往来联系，但事实上也不再尽主要的抚养义务。由于当年家庭的特殊变故，死者唐某10与其幺爸幺妈唐某9、向本菊之间实际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关系，这既有前述证据予以证实，也符合常理与当地风俗。双方之间虽然未办理收养登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2年4月1日才正式施行，故唐某9、向本菊应当享有作为唐某10养父母的权利，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最后，死者唐某10因外伤医治无效死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唐某10的赔偿费用应为：1、医院确认医疗费319904.37元，已经支付53400.00元，还下欠医院266504.37元；2、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被告袁华阳认为死者住院期间主要在重症监护室，所以该笔费用不应支付。本院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的住院病人每日清单显示死者唐某10重症监护1448小时约为60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之规定，在能够查清实际支出情况下，死者重症监护期间不宜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因此死者唐某10的伙食补助费应为20100.00元﹝20元／天×(1065天－60天)﹞；3、误工费，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确定为60.00元/天，故误工费为63900.00元（60元／天×1065天）；4、护理费63900.00元（60元／天×1065天）；5、交通费，原告未提供票据，本院酌情认定1000.00元；6、死亡赔偿金应为266620.00元（13331.00元／年）×20年）；7、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唐某10受伤住院的2014年9月21日，但其住院期间计算了误工费，因此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从唐某10死亡之日即2017年8月21日起算为宜。死者养父唐某9已于2018年3月7日死亡，其扶养年限应确定为7个月左右即0.6年，原告向本菊2017年10月19日年满60周岁其扶养年限应确定为20年，故二人抚养的年限共计20.6年。因唐某9、向本菊实际的扶养人有唐某10、唐东红、唐武友三人，故唐某10应承担三分之一的扶养义务，即为12723.00元×20.6年÷3=87364.60元；8、丧葬费应为64717.00元÷2=32358.5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10、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酌情认定1000.00元；10、殡仪馆尸体停放费用178800.00元，仍未支付。以上共计1084947.47元，因医疗费266504.37元、殡仪馆尸体停放费用178800.00元未支付且涉及案外人主张权利问题，本案中不作处理，扣减后，已经支付和发生的费用为639643.00元。 针对焦点3，2014年9月3日，被告刘汉超因住房漏雨，将安装雨棚的工程以每平米90.00元的价格承揽给被告袁华阳，并由被告袁华阳提供原材料。被告袁华阳与被告刘汉超之间的承揽关系成立。被告袁华阳找到被告程万春、唐某10具体安装雨棚，唐某10与被告袁华阳之间的雇佣关系成立。被告袁华阳辩称其又将雨棚的安装工作承包给了被告程万春，死者唐某10系被告程万春雇请的工人，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对此本院不予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事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袁华阳作为雇主，其无承揽该工程的资质，就雇佣人员进行作业，也未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被告袁华阳在此次雇佣关系中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房屋屋顶安装雨棚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专业性，被告刘汉超将安装雨棚的工程承揽给无相应资质且安全措施不力的被告袁华阳，导致本案的事故发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刘汉超应当承担自己相应的选任过失的责任。死者唐某10，本系农民，常年从事建筑小工，在接受雇请安装屋顶雨棚时应当预见到该工作的危险性和专业性，同时在安全设施设备不全的情况下也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死者唐某10自身对事故的发生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本案的所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宜由被告袁华阳承担本次事故65%的赔偿责任，被告刘汉超承担本次事故25%的赔偿责任，死者唐某10自行承担本次事故10%的责任。因此，被告袁华阳应当赔偿原告方的费用应为639643.00元×65%=415767.95元，扣除其已经垫付的26000.00元，其还应当赔偿389767.95元；被告刘汉超应当赔偿原告方的费用应为639643.00元×25%=159910.75元，扣除其已经垫付的34900.50元，其还应当赔偿125010.25元；死者唐某10自行承担费用为639643.00元×10%=63964.30元。 针对焦点4，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死者唐某10住院期间，经医疗机构证实共计花费医疗费319904.37元，其中仍下欠医院266504.37元。另外，死者唐某10死后一直将尸体停在宣汉县殡仪馆，至其尸体火化时经宣汉县殡仪馆证实共计发生各项费用178800.00元，至今仍未支付。对于殡仪馆的费用，被告袁华阳等认为系原告方恶意扩大损失，不应由被告方承担，本院认为将尸体停放在殡仪馆目的是为了可能发生的尸体检查，以查明死亡原因，同时本案重审时也的确进行了尸体检查鉴定，所以该费用的最终承担宜按各自的赔偿责任分担。现针对下欠的两笔费用是否应当由责任方直接赔偿给本案原告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两笔费用原告还并未实际支付，无法提供已经支付相应费用的正式票据等直接证据，另第三方即应当收取这些费用的当事方作为债权人，其有是否主张债权的选择权，同时还负有举证责任，因此该两笔费用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宜由债权人另行主张权利，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再由本案各方当事人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和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支付责任。 针对焦点5，本案原、被告均认可第三人刘光碧系死者唐某10的亲生母亲，双方属于血亲关系。因家庭变故，死者唐某10的父亲即第三人刘光碧的丈夫唐纯培于1974年去世，第三人刘光碧随后改嫁，改嫁时第三人刘光碧未带走唐某10一同生活并尽到抚养义务，仅保持不时的联系和往来。第三人刘光碧虽是死者的亲生母亲，但死者唐某10在事实上已经与其幺爸幺妈唐某9、向本菊形成了收养关系，因此在法律上第三人刘光碧已经不宜再享受相应的赔偿权利，否则也必将加重赔偿责任人的负担。因此，本案中第三人刘光碧不宜得到赔偿。 另，对于死者唐某10与原告向志琼的夫妻关系，被告袁华阳、刘汉超等提出原告未提供结婚证件，无法确认双方的夫妻关系，但死者唐某10与原告向志琼于1991年就开始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正式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即使没有办理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也应当认定双方的事实婚姻关系。对被告袁华阳提出袁华阳与袁小华不是同一人，本案漏列当事人袁小华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袁华阳又名袁小华的事实在原、被告提供的大量证据中均能得到佐证，对此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不应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院的判决意见如下： 一、被告刘汉超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向本菊、向志琼、唐东红、唐武友因其亲属唐某10死亡的各项赔偿费用125010.25元； 二、被告袁华阳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向本菊、向志琼、唐东红、唐武友因其亲属唐某10死亡的各项赔偿费用389767.95元； 三、驳回原告向本菊、向志琼、唐东红、唐武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324.00元，由被告刘汉超负担4081.00元，由被告袁华阳负担10611.00元，由原告向本菊、向志琼、唐东红、唐武友自行负担163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曹国治 审判员  刘建平 审判员  张子南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丰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