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02民初4580号原告：王春雷，男，汉族，1968年1月31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兴浩、陈蛟，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何亚莎，女，汉族，1972年7月5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龙子枭，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王春雷与被告何亚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春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兴浩、陈蛟，被告何亚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龙子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春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165万元；2、判令被告以16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8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利息（至起诉日为1848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与李建军（已故）原系夫妻关系。2011年至2014年，原告母亲杨正芬多次以现金形式向李建军支付借款一百万余元。2013年8月，经原告、原告母亲、李建军三人共同对账后，李建军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1），载明：今借到王春雷15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4年8月20日。上述借条签订后，李建军继续向原告借款，2014年8月20日，李建军再次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2），载明借到原告15万元，利息按月2%。因李建军未按期归还借条1约定的借款，李建军于2014年8月20日再次对借条1所欠金额进行确认并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3)载明借到原告150万元，利息按月2%。随后，李建军在借条1上注明“续签至2015年8月20号”，2016年12月15日，李建军再次在借条1上注明“此款续还至2017年8月20日”。2018年5月21日，李建军在借条3上注明“此款与成文杰对账改写条子时收回”。因李建军未按期归还借条2约定的借款，李建军于2015年8月20日再次对借条2所欠金额进行确认并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4），载明借到原告15万元。2016年12月15日，李建军在借条4上注明“此款续还至2017年8月20日”，2018年5月21日，李建军在借条2上注明“此款与成文杰对账改写条子时收回”。2018年5月30日，被告何亚莎与李建军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同年8月5日，原告与李建军签订《以物抵款协议》，约定李建军用其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来抵押原告的借资部分200万元作价8%的股份抵押，该协议的备注处载明，“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被告在落款处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捺印。同年8月8日，原告与李建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建军用其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来抵押原告的借资部分200万元，作价本公司8%的股份抵押……把作价本公司总股份的8%作办登记，新增一个股东，王春雷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协议的备注处载明“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被告在落款处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捺印。同年9月4日，李建军因疾病死亡。李建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借款，被告知晓该借款，该借款应由被告与李建军共同偿还，现李建军已死亡，该债务应由被告承担。为此，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原告如前诉请。被告何亚莎辩称，首先，李建军从原告处借款属于个人债务，李建军出具的借条没有被告的签字。被告在与李建军离婚时书写的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权债务。因此，李建军的借款均未用于家庭生活，且原告诉请金额165万元远远超出了家庭生活，若原告主张该笔借款为李建军用于家庭生活，应当举证予以证明，否则将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被告在《以物抵款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这是依照协议的内容同意带领原告前往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未表示对债务的追认。且股权的变更除双方达成合意外，还应依据《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被告既非公司股东，亦未获得李建军的授权，被告没有义务亦没有权利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再次，在李建军去世后，被告因与本案相似的情况已经被其他案外人起诉过，其他案件均驳回了对被告的起诉。因此，进一步证明了李建军借款数额较大，不符合家庭日常开销，其借款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被告提交证据及双方质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交了：1、借条（4张）、银行流水，证明原告通过母亲杨正芬贵阳银行贵州农信社账户以取现支付的方式向被告配偶李建军交付借条约定的借款金额165万元，同时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因为被告及李建军没有按照借条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后被告在借条上注明款项的需还时间等事项；2、股权转让协议、以物抵款协议，证明被告的配偶李建军因无法按期偿还原告借款，其准备用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8%的股份来抵偿原告出具的借条；被告在2份协议上签字确认，情况属实的表述，并承诺办理协议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等后续事项；本案被告对原告与李建军之间的借款知晓并认可；证明被告配偶李建军是贵州齐荣绿化的股东，该借款是用于公司经营；3、光盘（视频与录音），证明被告与李建军进行离婚登记后仍居住在一起，是为了逃避债务而进行的离婚登记，被告知晓且在办理离婚登记后愿意去办理李建军的债务问题，在录音中一共出现了被告、原告、原告母亲与另外一个案外人，李建军在早年为了投资经营向不止原告一人进行了借款。被告质证意见为：1、贵阳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流水系杨正芬流水，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杨正芬与原告的关系；交易日期与借条载明时间不一致，且每一笔金额仅体现为支取，并未实际支付至李建军的银行账户；对借条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案被告对于李建军在外的借款情况均不清楚，按照离婚协议书上书写，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并没有夫妻共同债务；对复印件三性均不予认可。2、对以物抵款协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股权转让协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借款用途，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主张夫妻之间共同债务，举证责任应在原告；股权转让协议上时间产生在被告与李建军结束婚姻关系之后，出具股权转让协议时李建军已经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李建军与原告之间在股权转让行为是李建军个人债务的抵偿行为，在该协议书上备注部分明确约定三个月之内没有办理，由被告带领办理，而非代为办理，本案被告并不是该股份的实际所有人也没有权利处理李建军的股权，故原告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没有法律基础和事实条件；股权转让协议第五行载明金额是200万元，原告诉请金额为165万元本金，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金额与原告诉请有巨大差额，足以证明原告与李建军之间可能存在虚构债权债务的关系。3、原告提交的三段录音和视频均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参与了借贷，其录音是在借款人李建军去世后，被告帮助处理债务问题，原因是借款人的继承人中，其父亲病危，另一继承人是被告女儿，且借款人在临终前托付被告帮助处理相关借贷事物。因债务人众多，被告为保护女儿不得不出面处理相关事宜，因此才会出现上述录音，但并不能因此证明被告与借款人是假离婚，也不能证明借款人知晓相关借款事宜，被告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录音中被告只是为了事件不再升级而配合原告处理，没有承认过该借款与被告相关联，甚至明确表示了不予认可。被告提交了：1、离婚协议书、离婚证，证明被告与李建军在2018.5.30已经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载明双方没有共同债权债务；2、民事判决书、执行异议裁定书，以类似案件判决书证明李建军的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涉及的借款并未用于家庭日常开销，被告有自己的工作，在诊所上班，可以满足日常开销。原告质证意见为：1、对离婚证真实性无异议，登记时间为2018.5.30，夫妻关系结束时间为债务产生之后；对离婚协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双方离婚后仍然居住在一起，双方是为了转移财产和逃避债务而离婚；离婚协议中无共同债权债务的约定与股权转让协议签字认可行为是冲突的，为了逃避债务而离婚的行为是不诚信行为；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李建军在2018年5月已经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在离婚时将财产全部转移给男方不符合常理，离婚证上李建军的照片已经可以看出生病脱相；2、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从该证据可以侧面证明李建军借了大量借款用于经营齐荣绿化公司，双方通过离婚用于逃避债务，且被告及其配偶借款的人均是被告诊所周围邻居。原告还申请人证人黄炳英、汤南珍、李某、万桂红到庭作证，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时尚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被告知晓并参与了借款全过程，故被告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证人黄炳英证词为：我和原、被告都是邻居。我听李建军说过这件事（指原告借款一事），他说能还上这笔钱。我借了三万元给李建军，当时被告也在场。有借条，借条上只有李建军的名字，我把钱借给李建军时被告在场但没说话。李建军说他在花溪有地盘，要用于做生意。李建军去世后我找过被告，被告说慢慢还，她要去追债。李建军还向很多人借过钱，但欠条都只有李建军的签字，都是在李建军没离婚前借的。李建军还剩了一部分欠款，差不多有一千多万（元），他用不完这么多钱。原告借钱给李建军时我不在场，其他借款人给我说的。证人汤南珍证词为：李建军借了邻居很多钱，他也向我借了钱。他借钱时是为了投资做生意，约定月息三分。李建军借款时他还没有离婚，我借钱给李建军时被告在场。2016年时我就听说他们离婚了，我去找李建军要钱时他说有钱再还。被告带我们去要债，她说有钱就还，没钱也没有办法。我借给李建军的钱有借条，但只有李建军的签字，借钱时被告也在场，我们想着是夫妻两个。其他人的借条也只有李建军签字。原告借钱给李建军时我不在场，原告母亲借钱时我在场。是原告母亲给我说的本案的事情。（被告带我去要钱）是在李建军去世后，今年春节前两天。证人李某的证词为：我和原、被告都是邻居，李建军向邻居借钱属实，他起码向二三十个邻居借钱。向我借了14万元，我先借了9万，后面又借了5万，开始没约定利息，我是直接拿的现金，我认为李建军与被告是两口子没必要直接表态。李建军去世后我和原告去找被告要钱，他同意还钱。原告借钱时我在场，原告母亲把钱拿给李建军时我在场，当时李建军在家吃饭，被告也在场但没有表达观点。被告带我们去要钱是因为有其他人给李建军的借条，借条上还有李建军他哥的名字。证人万桂红证词为：我和原、被告是邻居。原告借钱时我只是在门口碰到了。李建军去世后我去找过被告。我也借钱给被告了，欠条上只有李建军签字，但我认为他们是夫妻，是一起借的钱。被告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1.仅有1名证人证实原告借款时被告在场，为孤证；2.证人均是李建军的债权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应采信；3.即便被告知悉李建军借款的情况，但所有证人均证实被告在借款时并未表达过与李建军是共同借款人，而是因为被告与李建军的夫妻关系而让四位证人认为他们是共同借款人；4.被告在李建军去世后，帮助处理其债权债务关系，从未口头或书面承诺过连带还款责任，而处理的过程中，也只是披露了李建军的债权，也是逼不得已才带着证人去找李建军的债务人，并不等同于被告对借款进行了管理；5.除了证人证言之外，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使用了原告的借款，也没有证明李建军和被告在借款后购置了任何财产或李建军将借款转交给被告。故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何亚莎前夫李建军（已故）生前向原告出具有四张借条，其中一张出具于2013年8月20日，载明，“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小写1500000元，还款日期为2014年8月20日”，李建军在该借条上加注有“续签至2015年8月20号”，以及“此款续延至2017年8月20号。李建军2016年12月15”字样；有两张出具于2014年8月20日，一张载明“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小写150000元，利息按月2%”，另一张载明“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小写1500000元，利息按月2%，同时两张借条均加注有“此账与成文杰对账改写条子时收回。李建军2018年5月21号”字样；还有一张出具于2015年5月20日，内容为，“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小写150000元”，李建军在该借条加注“此款续延至2017年8月20号”并签名捺印。2018年5月30日，被告何亚莎与其前夫何建军协议离婚，离婚时约定婚姻存续期间有贵阳齐荣绿化有限公司，位于小河区孟关林场占地面积为50亩，归男方所有，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2018年8月5日，李建军单方向原告王春雷出具一份《以物抵款协议》，载明：“现李建军愿意用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来抵押王春雷的借资部分人民币贰佰万元正作价8%的股份抵押，等法院把前面案子搞完，由李建军带王春雷等到花溪区工商局办理更改登记，把作价8%作为登记重新增加一个股东，王春雷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协议同时备注：“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被告何亚莎在备注下方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捺印。同年8月8日，李建军又单方向原告出具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转让方）李建军，乙方（受让方）王春雷，本合同由甲、乙双方就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而订立。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现李建军愿意用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来抵押借到王春雷的借资部分人民币贰佰万元正，作价本公司股份8%的股份抵押，等法院把前面的案子搞完由李建军带王春雷到花溪区工商局办理更改登记，把作价本公司总股份的8%作为登记，新增加一个股东，王春雷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协议同时备注：“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被告何亚莎在备注下方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捺印。2018年9月4日，李建军因疾病死亡。原告因向被告催款未果，遂诉至本院，提出诉请如前。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交相关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核实。本院认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现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李建军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一，本案涉案借条均由李建军单独向原告出具，无被告的共同签字，被告虽在李建军出具给原告的《以物抵款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上签署“情况属实”，但从其文义可知仅针对备注部分，即“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故不能当然认定被告对前述协议中涉及的债务进行追认；其二，原告提交的视频和录音中，被告并未作出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证人证言亦未一致指向被告对此有明确表态，前述证据和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其三，涉案借款金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现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情况，故不宜认定涉案借款是被告与李建军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何亚莎对李建军的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春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657元，由原告王春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骧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刘乙鲜书记员赵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