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03行赔初59号原告:王钦文，男，196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从财，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杰，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法定代表人：游劲松，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东，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斌，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原告王钦文因与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将本案与王钦无等诉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纠纷等9案进行合并审理，于2019年8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钦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从财，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东、陈桂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钦文诉称，原告于1988年7月取得忠庄镇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地于2014年3月16日被强行征收，并被出让给房开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被告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红府赔字（2019）5号〕（以下简称5号赔偿决定）。被告作出的5号赔偿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赔偿依据上，《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明细表》系被告单方统计，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且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黔03行赔初104号判决书明确表示《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明细表》不可直接作为定案证据，可结合原告提交的基础证据由双方协商进一步明确。但被告作出的5号赔偿决定仍然以该明细表作为赔偿的依据，5号赔偿决定系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因被告的违法征收行为导致原告无法进行举证，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作出的5号赔偿决定却称原告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系适用法律错误。在赔偿标准上，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黔03行赔初104号判决已有明确，被告应依据2019年的地上附着物赔偿标准来进行赔偿，但5号赔偿决定中没有改变赔偿标准，不符合判决书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如原告的承包地不能恢复原状，应按照2019年合法征收土地的标准折价赔偿。综上，请求：1.判令被告将原告承包地恢复原状，如不能恢复原状按2019年合法征收土地的标准折价赔偿；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附着物损失人民币995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辩称，1.被告的征收行为因程序瑕疵，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被告的征收行为未被撤销，被告主张对土地恢复原状，于法无据。2.被征收土地已进行建设，无法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的代价过于巨大。3.被告已依照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作出的行政赔偿判决对原告作出了赔偿决定，土地附着物赔偿的金额均等于或高于忠庄村委会在2018年10月出具的《关于曾友才等13人被征地情况说明》中载明的金额，仅王钦文一户少了400元。被告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4.被告作出的赔偿依据系征收土地时制作的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表，该表载明的地上附着物清楚明了，系征收土地时实地测量记录，应作为认定本案赔偿的依据。5.在原来征收时，被告已将原告补偿款足额发放，通知原告领取，原告对补偿标准有异议而拒绝领取。关于补偿标准，征收系依据2007年省政府的批复所作，故适用当时的标准进行补偿，符合客观实际。6.在原告2018年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对土地赔偿另行维权。因原告在2018年行政诉讼中没有主张土地赔偿费用，在本案开庭前也未向被告提出过土地补偿的要求。因此。本案不宜对土地的赔偿费用作出处理。此外，被征收人何耀碧（王钦奎）、王钦文、王钦元、何耀强的土地均涉及权属有争议的崖山坡地块，土地赔偿费用在本案中处理，可能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7.原告诉讼请求先后矛盾，不能作选择性的诉求。综上，被告作出的赔偿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王钦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决定书》〔红府赔字（2019）5号〕，证明被告适用的赔偿依据和标准存在错误，原告的地上附着物是确实存在的。第三组证据：《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黔03行赔初104号〕，证明被告的征收行为已被确认违法，被告应对原告进行赔偿；《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明细表》不可直接作为定案证据，应结合原告提交的基础证据与原告协商再确认赔偿，被告应按照赔偿决定同时期合法征收标准进行赔偿；被告未对该判决提起上诉，说明被告对判决内容无异议。第四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原告对征收地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五组证据：《关于曾友才、王钦远等17户土地情况说明》《关于暴力征地的相关过程》，证明发生征收行为的时间。第六组证据：照片，证明土地附着物的存在，被告的强制行为导致农作物的损失。经庭审质证，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对原告王钦文提交的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被告承认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虽然判决认定要结合原告的基础证据，再协商确定，但不等同于原告可以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持异议。对第五组证据中《关于曾友才、王钦远等17户土地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在土地情况说明上明确了征收发生于2009-2012年；对原告自行制作的《关于暴力征地的相关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对第六组证据持有异议，无法明确照片当中的土地及附着物属于原告所有，对种类和数量以及大小均无法判定。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关于妥善解决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后有关问题的通知》（黔国土资发〔2010〕60号）、《遵义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批复》《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花岗区征收（占用）土地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区府办发〔2006〕146号），证明被告征收土地获得批准。第二组证据：《土地外业调查表》《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表》，证明原告被征收的面积及种类。何耀碧、王钦文、何耀强、王钦无的土地有一块争议地。第三组证据：《关于曾友才等13人被征地情况说明》，证明原告被征收土地的情况。经庭审质证，原告王钦文对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提交的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持有异议，政府的文件针对是合法征收补偿的问题，本案被告系违法征收，应当按照赔偿的标准。本案被告作出赔偿决定时系2019年，应按照2019年的标准进行赔偿，该文件恰好证明被告赔偿标准偏低，国土厅文件载明征地补偿标准三年调整一次，但被告征收行为发生在2014年，仍用2010年的相关标准，不合法。对第二组证据的调查表，没有原告签字确认，村委会调查程序不合法。对测量的面积不持异议，对葡萄的计算方式以及数量持有异议，按照葡萄当时的计算方式每亩400株，每亩1.4万元的标准来进行补偿，并没有区分葡萄的大小。对附着物明细表的单价持有异议，本案是赔偿案件，但被告作出的单价是按照2006年合法征收的补偿标准，单价明显偏低。除葡萄以外的附着物的数量都不持异议，明细表中还有遗漏的附着物。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内容持有异议，村委会作出的只是类似证人证言的说明，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征收的情况。本案是赔偿案件，被告没有对原告作出的相应的补偿。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三、四组证据及第五组证据中《关于曾友才、王钦远等17户土地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予以确认；第五组证据中的《关于暴力征地的相关过程》，是原告对其认为征地过程的文字表述，由原告及部分案外人签字捺印，原告自述不属于证据，案外人未到庭作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照片，没有制作时间、制作人信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王钦文系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忠庄村村民，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户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2007年12月2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贵州省政府关于遵义市红花岗区2007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07〕501号，以下简称《批复》）。《批复》载明：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红花岗区忠庄镇忠庄村、马坎村，长征镇沙坝村、民政村，南关镇护城村，新蒲镇中桥村集体农用地29.2842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时批准将该集体农用地和上述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用地11.4025公顷、未利用地0.0666公顷，共计40.7533公顷土地征收为国有，连同国有建设用地0.5628公顷、未利用地0.3062公顷，合计41.6223公顷土地，作为红花岗区2007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原告的承包地在《批复》的土地征收范围内。2010年7月14日被告在实施征收过程中制作了《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明细表》（无原告签名），记载有葡萄（大）168棵，（中）167棵，水泥粪池7.5立方米，应补偿10355元。原告户有异议，经复核，重新计算合计应补偿10775元，王钦文签名同意处理意见。因对土地及附着物补偿标准有异议，原告户未领取补偿款。原告诉至本院，请求确认被告征收原告承包地的行为违法。本院于2017年12月作出（2017）黔03行初566号行政判决，认定被告未将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并听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土地实施的征收行为程序违法。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向红花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2018年7月4日，被告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红府赔字（2018）9号〕，认为已对原告进行合理补偿，决定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陈述，关于土地补偿费用的问题另行维权，本次诉讼仅主张地上附着物及附属设施的费用。本院经审理，判决：1.撤销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红府赔字（2018）9号〕；2.责令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在该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原告重新作出赔偿决定。2019年3月13日，被告作出红府赔字（2019）5号赔偿决定，内容为：根据《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比表》载明，葡萄168棵（大）、167棵（中），水泥粪坑7.5立方米，共计补偿费用10355元；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王钦文赔偿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0355元。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被告在其向本院提交的答辩状中陈述，土地附着物赔偿的金额均等于或高于忠庄村委会在2018年10月出具的《关于曾友才等13人被征地情况说明》中载明的金额，仅王钦文一户少了400元。经本院核实，王钦文户漏计附着物包括枇杷等，共计420元。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对原告被征收土地上有附着物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争议焦点是，对原告承包地上的附着物是否应当赔偿；如应赔偿，赔偿标的物如何确定，按什么标准予以赔偿。关于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被告征收原告的承包土地，本院已判决确认征收土地程序违法。被告未对原告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关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的规定，原告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被告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是赔偿义务机关。关于赔偿标的，即原告被征土地上附着物的品种、规格、数量如何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关于“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原告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原告仅以汇总表的形式提出了对赔偿内容、金额的主张，没有提供其它有效证据，其在汇总表中以承包证所载的土地面积、亩产量，反推地上附着物数量的方式，与客观实际不符，亦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被告提供的《土地外业调查表》《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表》虽存在无原告确认签字的问题，但如不予采信，则本案将无证据据以确定赔偿标的物。鉴于本案征收纠纷已产生多年，为切实解决纠纷，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本院采纳被告提供的《土地外业调查表》《忠二路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费用明细表》作为确定原告地上附着物的依据。关于按什么标准予以赔偿的问题。原告主张应适用2019年合法征收土地的标准赔偿，一方面，原告未向本院提交2019年合法征收土地的标准；另一方面，即使原告提供了相应的规范文件，因案涉土地占用行为发生在2010年，之后的新标准对涉案土地不具有溯及力。被告作出的赔偿决定按照2010年的标准计算赔偿金额，考虑到该标准系合法征收时适用的补偿标准，且自征收行为发生以来，红花岗区人民政府一直未对原告进行补偿，如适用该标准将难以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故本院在被告适用的补偿标准的基础上酌情上浮40％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为15085元〔（10355元+420元）×140％〕。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决定书》〔红府赔字（2019）5号〕；二、由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王钦文支付赔偿款15085元；三、驳回原告王钦文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赖丽莉审 判 员  方 兵人民陪审员  孙福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袁瑾书记员张枝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