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民初34号 原告：超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干若道中168-200号信德中心西翼2911室。 法定代表人：何亮陶，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密，重庆天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新，重庆天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17号，组织机构代码20288895-X。 法定代表人：张国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锋，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佑，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重庆超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组织机构代码62191064-8。 法定代表人：何剑峰，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照平，广东三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超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超霸公司）与被告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以下简称储运公司）、第三人重庆超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超霸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香港超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新，储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锋、李彦佑，重庆超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照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香港超霸公司起诉请求：一、判令储运公司赔偿香港超霸公司因财产（港渝广场第五、六、七、十二、十三层房屋）所有权被侵害而遭受的经济损失9000万元；二、判令储运公司赔偿香港超霸公司因财产所有权被侵害而损失的财产收益28205535.34元（自2001年1月其计算至2013年6月止，此后发生的收益损失另行主张）；三、案件受理费由储运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1995年8月4日，香港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联合开发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的土地（后命名“港渝广场”）。《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储运公司负责提供自己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土地用于开发，负责职工安置并承担20%的拆迁费用及其它义务，香港超霸公司承担所有建设费用。为履行《联合开发协议》，香港超霸公司设立了重庆超霸公司，并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港渝广场”项目交由重庆超霸公司进行建设，并约定了重庆超霸公司有权对建成后的项目进行经营管理等权利及义务。香港超霸公司没有将项目房屋所有权及分配权转移给重庆超霸公司。重庆超霸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所有的建设资金均由香港超霸公司转入，金额达1亿3千余万元。项目建设过程中，储运公司没有履行《联合开发协议》中的任何一项义务。依照《联合开发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储运公司本不应获得项目房屋。但储运公司在香港超霸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要求没有项目房屋分配权的重庆超霸公司与其签订项目分配协议，获得了不应获得的涉案房屋，且比《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可以分得的房屋更好更多。储运公司占有涉案房屋后将其出租，收取租金。在重庆超霸公司取得项目房屋的权属证书后，储运公司又置“需与重庆超霸公司就分配房屋的差价补偿等事项进行协商”的约定于不顾，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重庆超霸公司为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香港超霸公司认为，重庆超霸公司对项目的建设系替代香港超霸公司履行义务，其没有项目房屋的分配权。重庆超霸公司虽然取得了项目房屋的权属证书，但依据《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系为代持。储运公司通过对重庆超霸公司施加压力签订的分配协议，应属无效。储运公司明知自己未履行协议义务而无权要求分得项目房屋、项目房屋应归香港超霸公司所有，但通过向重庆超霸公司施加压力，取得了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案，之后又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及进行营利，侵害了香港超霸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导致香港超霸公司无法对涉案房屋进行收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储运公司应承担返还涉案房屋或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被告储运公司答辩称：香港超霸公司并非涉案项目权利人，不享有该项目的所有权，故无权向储运公司主张侵权赔偿。储运公司是依据与重庆超霸公司的协议依法取得该项目所有权，并经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该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的《承包合同》系事后签订，合同落款时间为1997年，但是该合同纸张、字体与同时期的其他文件不一致，此外该合同也属于两公司的内部关系，不影响储运公司取得该所有权。涉案项目的开发主体是重庆超霸公司，重庆超霸公司是香港超霸公司为本项目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分配协议时，香港超霸公司肯定知道，即使香港超霸公司认为该协议侵害其权利，那么其主张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分配协议签订时间为1996年，而香港超霸公司在2013年提起诉讼，早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香港超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重庆超霸公司陈述称：对香港超霸公司的诉讼请求、所主张的事实与理由表示认同，并补充如下：1.重庆超霸公司只是港渝广场项目房产的名义持有人，并非实际所有人。香港超霸公司以转包的方式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项目建设及手续和契证的办理以重庆超霸公司名义进行。对此储运公司是明知的，且从未表示异议，因此认可了重庆超霸公司是港渝广场项目的名义所有人，是代香港超霸公司持有港渝广场项目的房产。2.港渝广场项目名为联建，实为香港超霸公司投资独建。案涉项目用地是重庆超霸公司依据《承包经营合同》，与重庆市国土局签订《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土地出让金受让而取得，并非是储运公司提供。在项目用地出让给重庆超霸公司之前，储运公司并不是该项目用地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只是对该项目用地上部分房产有管业权。因此，储运公司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联合开发协议第一条第1款的约定“提供建设规划红线内的土地作为联合开发用地。”储运公司也没有向港渝广场项目投入任何资金。3.由于储运公司占有的房产不是因联建分配所得，应当给付对价。由于储运公司对项目用地上的部分房产仅具有管业权，是被拆迁的对象，只能享有拆迁补偿，所以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在会议纪要中约定要进行差价结算，并给予补偿，不是因联建而分配房产。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69号判决，认为储运公司“按照《联合开发协议》提供了场地”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储运公司拆迁具有管业权的房产将腾空的场地交付给重庆超霸公司，履行的是一个被拆迁人的责任，而不是履行《联合开发协议》提供场地。案涉项目用地是重庆超霸公司向重庆市国土局支付出让金，受让取得。269号判决据此认为，得出储运公司“作为《联合开发协议》提供土地的一方，其取得应分房屋产权，并不以支付对价为条件”的结论，没有事实依据。综上，由于储运公司取得案涉房产，一直拒绝结算差价补偿，损害了香港超霸公司的财产权利，应当给予赔偿。 原告香港超霸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1.重庆超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的有关资料：用以证明香港超霸公司独资设立了重庆超霸公司，并对重庆超霸公司的运作和港渝广场的兴建进行了投资，且储运公司对香港超霸公司独资设立重庆超霸公司这一事实24年来从无异议。 2.房权证101字第04××01号101房地证2009字第19×52号：用以证明香港超霸公司取得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六巷8号港渝广场房屋产权权益。 3.（2009）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储运公司无偿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损害了香港超霸公司的民事权益。 4.关于联合开发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汤家院市场、车站的协议：用以证明香港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通过协议约定，只有储运公司履行了联建协议才能无偿分配涉案房屋产权，但储运公司并未履行联建协议。 5.会议纪要（1998年12月18日）：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已约定，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必须通过差价结算、补偿等有偿转让的方式。 6.拆迁费用总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城市建设拆迁工程拒搬户情况一览表：用以证明储运公司没有履行职工安置并承担20%拆迁费用的义务。 7.财务转账凭证：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建设资金的来源为香港超霸公司。 8.关于汤家院工程前期工作会议纪要：用以证明储运公司认可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同为项目建设人。 9.“港渝广场”分配协议、港渝广场分配合同：用以证明储运公司获得的房屋比《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要好，并间接证明了两份协议系储运公司通过向重庆超霸公司施加压力签订的。 10.租金收取凭证：用以证明香港超霸公司多年来的租金损失情况。 被告储运公司对于原告香港超霸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于第1项证据，储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对方证明目的，200万美元是投资设立重庆超霸公司，不是对港渝广场进行投资；对于第2、3项证据，储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对方证明目的；对于第4项证据，储运公司对其没有异议，但主张这份协议在香港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之间没有实际履行；对于第5项证据，储运公司没有异议。对于第6项证据，储运公司表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这组证据反映的是拆迁安置事项，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第7项证据，储运公司表示该证据是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之间的，与本案无关，这两个公司之间除了200万美元外其他都是借贷关系；对于第8、9项证据，储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无法达到对方证明目的；对于第10项证据，储运公司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在2013年前已经存在，且已过举证期限，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重庆超霸公司对原告香港超霸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均没有异议。 被告储运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重庆市有关政府部门关于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汤家院片区改造工程的文件。包括：1.重庆市规划局文件重规选（1994）中13号《关于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汤家院仓库改造工程的选址意见通知书》；2.重庆市规划局重规设（1994）建中字第030号《重庆市建设工程设计条件、要求通知书》；3.重庆市计划委员会文件重计委固[1996]8号《关于渝中区汤家院片区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4.重庆市渝中区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办公室拆许字（96）第1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5.重庆市规划局（重规地让（1996）建中字第001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6.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中区府发（96）第3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7.重庆市计划委员会文件重计委固[1996]109号《关于渝中区朝天门汤家院片区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8.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地权证》；9.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房权证》。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和储运公司存在港渝广场项目联建合同关系，并且已经实际履行，项目土地的使用权和开发房屋的所有权属于重庆超霸公司所有，香港超霸公司并未享有案涉项目的任何权利，无权主张侵权赔偿。 第二组：重庆超霸公司和储运公司在联合开发港渝广场项目过程中形成的协议和其他文件。包括：10.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签署的《关于汤家院工程前期工作会议纪要》；11.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签订的《“港渝广场”分配协议》；12.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签订的《港渝广场分配合同》；13.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签署的《会议纪要》。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之间存在港渝广场联合建设合同关系，双方在联建过程中对包括房屋分配、交付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储运公司享有分配涉案项目房屋的合法权利。 第三组：一组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包括：14.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15.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27-2号《民事裁定书》；16.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渝高法民申字第01867号《民事裁定书》；17.（2015）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书》；18.（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269号《民事判决书》；19.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五中法民执字第258号《执行裁定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和储运公司之间存在建联合同关系，并且已实际履行，这一事实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储运公司分配涉案项目的房屋属于合法行为，并未侵犯香港超霸公司的权利。 原告香港超霸公司对于被告储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 对于第一组证据，香港超霸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重庆超霸公司和储运公司之间没有联建合同关系，政府文件不具有确认双方是否有联建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其中第8、9项证据不能证明重庆超霸公司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重庆超霸公司只是取得了房产证而进行代持； 对于第二组证据，香港超霸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其中第10项证据恰能证明重庆超霸公司和储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联建关系，储运公司认可香港超霸公司的合同主体地位，重庆超霸公司只是项目建设的替代履行人，其中第11项证据的时间为1996年6月，处于重庆超霸公司交纳土地出让金后不久，项目封顶之前，该协议违背了《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纵向分配方式，将好的楼层都分给了储运公司，明显不公；其中第13项证据中含有计价相关的内容； 对于第三组证据，香港超霸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储运公司和重庆超霸公司之间没有合资、合作、联建关系，重庆超霸公司只是涉案项目的一个实施者。重庆超霸公司基于当时的政策（房产不能落入外商名下）而取得房屋产权证，并不是真正的权利人。其中第16项证据的第01867号裁定并没有认定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实际存在并履行了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第17项证据的该判决关于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之间存在具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内容的合同关系的认定错误，不能证明储运公司分配案涉房屋有合法依据；第18项证据的判决关于重庆超霸公司通过实际履行概括承受了香港超霸公司的权利义务及储运公司取得房屋不以支付对价为条件的认定错误，不能以此证明储运公司分配涉案房屋有合法依据。 第三人重庆超霸公司对于被告储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 认同原告香港超霸公司的质证意见，并补充如下：对于第一组证据，重庆超霸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联建关系不予认可，并主张第1、2项证据形成于1994年，而当时重庆超霸公司还没有成立，显然是以香港超霸为对象的；第3项证据为政府文件，没有设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第4-9项证据是政府部门对储运公司颁发的文件，项目是第三人独建的，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二组第10项证据只能证明储运公司为拆迁对象；第11-13项证据均在项目竣工前签订，是第三人为了项目所做的妥协，但协议中明确规定储运公司要补偿差价；第三组第18项证据中269号判决认定不需支付对价与事实不符。 第三人重庆超霸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1.关于联合开发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汤家院市场、车站的协议：用以证明联建双方是香港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 （二）1.市城乡建委同意成立重庆超霸房地产公司批复；2.重庆超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3.承包经营合同；4.补充合同：其中第1、2项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房公司是由香港超霸公司投资而依法成立的，第3、4项证据用以证明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之间建立了承发包经营关系，香港超霸公司享有项目的全部权益，而重庆超霸公司进行具体操作。 （三）1.重府地（1996）80号（1996年4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并出让渝中区临江路地号解——十九号第二十幅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2.渝中区政府建设用地第32号批准书；3.重地（中区）合字（1996）第25号《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4.渝中区国用（97）字第000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5.重庆市非经营性结算统一收据；6.重庆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重规地（1996）建中字第001号（1996年1月22日）；7.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施证（96）字第017号（1996年2月13日）；8.重规建审（1996）建中字第003号《重庆市建设工程设计审查意见通知书》（1996.3.5）；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取得了港渝广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项目开发过程中的义务均由重庆超霸公司承担。 （四）1.超霸公司向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支付保证金《收据》；2.重庆超霸公司付给储运公司20万元（1996年10月16日）；3.支付土石方工程的工程款记载；4.重庆超霸房地产公司承办建设港渝广场项目拆迁费用汇总表；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实际实施了工程建设，并为储运公司垫付了相关费用而未进行结算。 （五）1.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表；2.房权证101字第04××01号101房地证2009第19×52号；3.会议纪要；其中第1项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报建港渝广场工程进行验收；第2项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是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港渝广场房屋的所有权人；第3项证明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约定在办理房屋产权时，要进行差价结算和补偿。 （六）1.知会函；2.回函；3.（2009）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4.缴纳诉讼费的收据；其中第1、2项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对于未向香港超霸公司汇报承包经营过程中的重大事项有重大过错；第3、4项证据用以证明重庆市五中院在审理227号案时，已作为有偿转让房地产买卖关系处理，且该判决损害了《联合开发协议》合同相对人香港超霸公司的民事权益。 （七）1.拆迁户汇总表；2.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3.诚实建设拆迁工程拒搬户情况一览表；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重庆超霸公司承担了涉案项目土地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和全部费用。 （八）1.税务部门征税通知；2.重庆市危险房屋鉴定书；3.港超公司向重超公司投资部分财务凭证。其中第1项证据用以证明涉案房屋是以买卖交易过户征税，而不是联建分配；第2项证据用以证明重庆储运公司对港渝广场原地块上部分房屋仅享有管业权（管业房产建筑面积共6468平方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权利；第3项证据用以证明香港超霸公司向重庆超霸公司投入注册资金200万美元，以长期借款投入部分累计76，687，534.00元。 原告香港超霸公司对于第三人重庆超霸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表示认可。 被告储运公司对于第三人重庆超霸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但主张这份协议在香港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之间并未履行；对于第二组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无法达到对方证明目的；对于第二组第3、4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异议；对于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主张无法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于第四组第1项证据，储运公司认为该项证据是在储运公司和重庆超霸公司之间产生的，与本案香港超霸公司诉讼的案件没有关联性；对于第四组第2、3项证据，储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无法达到对方证明目的；对于第四组第4项证据，储运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双方没有结算，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于第五组证据，储运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无法达到对方证明目的；对于第六组第1、2项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因为知会函和回函是香港超霸公司和重庆超霸公司之间形成的。对于第六组第3、4项证据的三性都没有异议，但主张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对于第七组证据，储运公司表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这组证据反映的是拆迁安置事项，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第八组证据，认可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但该文件不是香港超霸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第2项证据与本案无关；第3项证据是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之间的，与本案无关，这两个公司之间除了200万美元外其他都是借贷关系。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有争议的证据，将综合认定其证明效力。 本院审理查明： 1994年10月10日，重庆市规划局在《关于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汤家院仓库改造工程的选址意见通知书》及附件《重庆市建设工程设计条件、要求通知书》中载明：同意储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重庆市市中区（现为渝中区）陕西路6巷进行汤家院仓库改造，地块使用性质为交易市场、车站。 1995年8月4日,储运公司与香港超霸公司签订《关于联合开发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汤家院市场、车站协议》（以下简称《联合开发协议》），协议主要约定：一（1）.由储运公司提供位于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建设规划红线内的土地作为联合开发用地。二（1）.储运公司按建设要求如期提供其土地所有权范围内的场地，并负责妥善安置所属职工和仓库所有商品的转移，拆除其地上建筑物，并承担拆除费用。二（2）.香港超霸公司负责承担该项目全部建前、建设税费和投资（含规划设计、土地出让金、水、电增容等各种规费和除交易厅内摊架之外的所有建安费用）。二（4）.该项目所涉及红线范围内居民拆迁户的安置，由双方共同负责；储运公司承担安置费用的20%，此部分安置费由香港超霸公司代垫，代垫期12个月，不计利息；香港超霸公司承担安置费用的80%。三（1）.首层以上总建筑面积不低于39000平方米，储运公司分得房屋建筑面积的40%，香港超霸公司分得60%。超过39000平方米部分，超出面积储运公司分得20%，香港超霸公司分得80%。首层以下部分，储运公司分得40%，香港超霸公司分得60%。四（1）.香港超霸公司实行总承包形式全权运作。以香港超霸公司为主成立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项目的拆迁工作和整个工程的修建及施工管理，储运公司派人参与协调，并对工程进行质量、进度监督。四（2）.该项目涉及的建前和建设手续的办理，均以香港超霸公司为主，储运公司协助。设计方案需取得双方同意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四（3）.储运公司争取在1995年9月30日前，最迟不超过10月31日拆除其土地所有权范围内的地上建筑物，并将场地移交香港超霸公司安排施工。四（4）.港超霸公司在储运公司移交场地后立即进行土石方开挖，施工期为12个月，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双方各自分得的房屋同时完工、同时投入使用。四（5）.项目房屋出租、出售之前，按政府规定，需办理的手续及交纳的税费由香港超霸公司负责。房屋出租、出售过程中需办理的手续和产生的各种税费，双方按各种分得的房屋自行承担。四（6）.协议签字后15日内，香港超霸公司向储运公司交付项目建设保证金100万元人民币，不计利息，项目开工后分期退还。 1995年9月11日,香港超霸公司出资200万美元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重庆超霸公司成立。 同日，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主要约定：1.香港超霸公司将从《联合开发协议》中取得的对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土地的开发、改造、经营的权益发包给重庆超霸公司承包经营，重庆超霸公司负责对该项目开发建设资金的80%投入和进行该块土地的开发、改造、经营以及项目建成后的市场运作和物业管理等。2.庆超霸公司在《联合开发协议》内实行承包形式全权运作，负责整个工程的建设和施工管理，项目建前和建设手续和契证的办理，以重庆超霸公司名义进行，重庆超霸公司并取得相应权利，承包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或经营风险由重庆超霸公司享有和承担。3.目建成后，重庆超霸公司应将建成面积的80%按市场价值作价，给付香港超霸公司作为香港超霸公司的承包收益款，剩余20%的建成面积由香港超霸公司进行支配，如还有超出承包范围之所得，无偿归重庆超霸公司所有。重庆超霸公司应支付香港超霸公司的承包收益款，由重庆超霸公司分期转账至香港超霸公司指定账户。 1995年10月10日，重庆市房管局对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的房屋出具了《重庆市危险房屋鉴定书》，鉴定书上载有每处房屋的管业证编号，产权人都载明为单位房,申请人皆为储运公司。 1995年11月10日，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关于汤家院工程前期工作会议纪要》，载明：汤家院工程建设场地从1995年11月11日起交重庆超霸公司管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1996年1月17日，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在给重庆超霸公司和储运公司的《关于渝中区汤家院片区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中批复道：同意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对渝中区汤家院片区（陕西路6巷8号）进行改造开发；建设总规模46000平方米，建成后房屋的分配按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执行；工程总投资8000万元由重庆超霸公司自行筹措解决。 1996年2月13日，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在给重庆超霸公司的《关于渝中区朝天门汤家院片区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中批复道：同意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联合对渝中区朝天门汤家院片区进行改造；开发建设“港渝广场”，改造范围为渝中区陕西路6号储运公司仓库占地范围，总建设面积51000平方米，建成后房屋的分配按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执行；工程总投资11080万元由重庆超霸公司的自有资金和境外融资解决。 此后，涉案地块均以重庆超霸公司的名义进行各项运作，包括：1996年1月22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996年3月30日，与重庆市国土局签订《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4月3日缴纳土地使用出让金329.58万元；1996年4月2日，重庆市政府在重府第（1996）80号文件中，同意将涉案地块在内的20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20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含重庆超霸公司）作为综合改造开发建设用地，同时宣布收回原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1997年1月13日，重庆市渝中区国土局向重庆超霸公司颁发临时《国有土地使用证》，等等。 1996年2月13日，朝天门港渝广场工程开工，1997年12月12日工程竣工。 1996年6月16日，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港渝广场”分配协议》，协议载明：港渝广场主体工程将于6月底封顶，双方按联合开发协议，就各自应分得的面积和楼层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储运公司分得5层、6层、7层*0.5、11层、12层、13层*0.5、地下室*0.4，共计18918平方米。 1997年4月30日，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在前述1995年9月11日《承包经营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合同》，主要约定：香港超霸公司享有涉案4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权益，其中80%由重庆超霸公司以市场价值作价5520万元作为承办收益款付给香港超霸公司，余20%的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由香港超霸公司支配，暂交重庆超霸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其收益在重庆超霸公司应交香港超霸公司的承包收益款中一并支付，此委托经营权香港超霸公司可以随时收回。 1997年6月26日，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港渝广场分配合同》，合同载明：港渝广场即将竣工，双方在1995年8月4日签订之“联合开发协议”及1996年6月16日签订的“港渝广场分配协议”基础上，再次就双方应分得的面积和楼层进行了确定，其中约定：储运公司分得5层、6层、7层、12层、13层*0.5、地下室*0.4，共计19012.8平方米。 1998年12月18日，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会议纪要》，纪要载明：重庆超霸公司按照《联合开发协议》，将储运公司产权楼层即港渝广场第五、六、七、十二、十三层和部分设备层（即地下一层）从即日起交付储运公司；双方在合建中的善后工作，如产权办理、差价结算及补偿等工作，由双方在适当的时间，按协议条款协商办理。 房屋交付以后，储运公司于1999年5月17日向重庆超霸公司发出《关于尽快完善‘港渝广场’有关设施的函》，催促重庆超霸公司尽快完成港渝广场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尽早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2000年8月6日，重庆超霸公司向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了房权证101字第04××01号房屋所有权证，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重庆超霸公司。 因重庆超霸公司一直未给储运公司办理其分得房屋的产权证，储运公司于2009年7月28日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重庆超霸公司将约定房产过户到储运公司名下。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0日作出（2012）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判决重庆超霸公司将储运公司分得的港渝广场（位于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第五、六、七、十二、十三层（以上五层共17069.05平方米）及地下一层40%面积（1386.02平方米）的房屋产权办理至储运公司名下。该判决认为，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关于汤家院工程前期工作会议纪要》《港渝广场分配合同》《会议纪要》均系有效合同；重庆超霸公司将储运公司应分得的产权楼层已交付储运公司，并向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了房权证，重庆超霸公司已具备为储运公司办理其分得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条件；重庆超霸公司答辩中所称拆迁安置费及项目建设保证金问题，因其未提出反诉，故不予审理，重庆超霸公司可另案起诉；因诉讼时效丧失，亦不支持储运公司关于重庆超霸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27号判决作出后，储运公司和重庆超霸公司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并已得到执行。 227号判决生效后，香港超霸公司以案外人身份向本院申请对该判决进行再审，理由是漏列当事人，未通知香港超霸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而导致严重侵犯香港超霸公司的财产权利。本院于2013年7月10日作出（2012）渝高法民申字第018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香港超霸公司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认为：香港超霸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重庆超霸公司、储运公司提出独立的损害赔偿诉讼或依其与储运公司或重庆超霸公司之间的协议提起违约之诉以解决争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批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规定。 因案外人申请再审被驳回，重庆超霸公司遂以自己名义就227号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5月4日作出渝检民抗〔2014〕3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4年7月10日作出（2014）渝高法民再指字第00031号民事裁定，指令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8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维持227号判决。重庆超霸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26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00002号民事判决。269号判决书认定：香港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所约定的共同开发的土地是储运公司位于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建设规划红线内的土地；重庆超霸公司通过实际履行概括承受了香港超霸公司在《联合开发协议》中的权利义务；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间履行的合同性质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同时，具有部分拆迁安置的性质；储运公司已履行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即提供土地，其未履行的其他义务，如承担部分拆迁安置费用，双方本有争议，重庆超霸公司可以另诉解决，不得作为拒绝办理产权登记的抗辩；从1995年8月4日《联合开发协议》签订至2007年9月13日重庆超霸公司取得房屋产权证，在十二年的履行过程中，重庆超霸公司与储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对联建项目的分配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协商，香港超霸公司并未提出过异议；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属于两公司间的内部约定，若香港超霸公司认为权益受损，可通过另诉解决。 在重庆超霸公司提起申诉之同时，2013年8月29日，本院受理香港超霸公司以储运公司为被告、重庆超霸公司为第三人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之诉[（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26号案]，香港超霸公司请求判令：1.储运公司停止对香港超霸公司投资取得的财产权和财产收益权的损害；2.储运公司赔偿香港超霸公司投资取得的财产权益的40%港渝广场建筑面积18455.07平方米的房屋价值暂计9000万元；3.运公司赔偿香港超霸公司财产收益权的直接经济损失28205535.34元；4.案件受理费由储运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认为，00026号案应以269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遂于2016年11月10日裁定中止00026号案的审理。269号案宣判以后，00026号案恢复审理，并于2017年6年5日裁定驳回香港超霸公司起诉。00026号裁定书认为：香港超霸公司通过与重庆超霸公司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将《联合开发协议》中取得的权益发包给重庆超霸公司，重庆超霸公司也通过与储运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以实际行为代替了对《联合开发协议》的履行,对此香港超霸公司并未提出异议。269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定，储运公司、重庆超霸公司是合同相对人，而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争议应当另行依法请求解决。因此，香港超霸公司并非00026号案的适格原告，对其起诉应依法予以裁定驳回。同时，《联合开发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也已为生效判决确定，故香港超霸公司的诉请与储运公司基于生效判决所获取的权利相冲突，不应予以支持。由于香港超霸公司不是适格原告，不符合起诉条件，故对其他争议焦点不再进行审理。 00026号案宣判后，香港超霸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1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0002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该裁定书认为：01867号民事裁定认定香港超霸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重庆超霸公司、储运公司提出独立的损害赔偿诉讼或依其与储运公司间协议提起违约之诉以解决争议；269号民事判决认定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属于两公司间的内部约定，若香港超霸公司认为权益受损，可通过另诉解决。基于上述认定内容，虽香港超霸公司未被准许参加诉讼，但审理法院均认可香港超霸公司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纠纷，且认定了香港超霸公司是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香港超霸公司是与00026号案所涉法律关系并非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另行提起诉讼要求解决争议，亦是遵循生效法律文书的指引。其次，香港超霸公司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基于其与储运公司之间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至于其诉请是否可成立需经实体审理予以认定。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本院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110号民事裁定之后，重新立案进行审理，即为本案。本案与00026号案实为同一民事纠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香港超霸公司向本院递交《诉讼请求确认书》，申请部分变更诉讼请求和理由。在00026号案中，香港超霸公司认为储运公司侵犯了其因投资所应取得的财产权和财产收益权，因此其诉讼请求为：1.令储运公司停止对香港超霸公司投资取得的财产权和财产收益权的损害；2.赔偿香港超霸公司投资取得的财产权益9000万元；3.赔偿香港超霸公司财产收益权的直接经济损失28205535.34元。而在本案中，香港超霸公司认为储运公司侵犯了其财产所有权，因此其诉讼请求变更为：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保留对物权的追索权；判令储运公司赔偿香港超霸公司因财产（港渝广场第五、六、七、十二、十三层房屋）所有权被侵害而遭受的经济损失9000万元及赔偿香港超霸公司因财产所有权被侵害而损失的财产收益28205535.34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应以侵权行为地法律，即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储运公司取得涉案房产是否侵害了香港超霸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如是，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香港超霸公司主张储运公司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取得涉案房产，故香港超霸公司应该举证证明储运公司取得该房产的行为具有过错，即储运公司取得房产没有合法依据。 综合香港超霸公司的起诉理由和第三人重庆超霸公司陈述的意见，香港超霸公司认为储运公司取得涉案房产没有合法依据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1.香港超霸公司认为，涉案工程名为联建，实为其投资独建，其理由是工程用地是重庆超霸公司与重庆市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金是重庆超霸公司缴纳，储运公司并没有履行提供土地的合同义务；并且储运公司也并不是该用地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只是对该项目用地上部分房产有管业权，因此，储运公司客观上也不可能提供建设用地；加上储运公司没有投入任何建设资金，没有支付拆迁安置费用，故储运公司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不能因联建分得房屋，只能获得拆迁补偿。 本院查明，本案证据中并没有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房屋的管业证原件或复印件，只有在1995年10月10日由重庆市房管局出具的《重庆市危险房屋鉴定书》上载有该处房屋的管业证编号，产权人载明为单位房,申请人为储运公司。在各方当事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此证据可以证明储运公司原持有涉案项目用地上房屋的管业证。管业证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颁发给房屋使用人的权属证明，具有证明持有人享有房屋使用权的作用。在此管业证的基础上，1994年10月10日，重庆市规划局在《关于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汤家院仓库改造工程的选址意见通知书》中同意储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对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进行汤家院仓库改造。在此后的多份政府审批文件中，储运公司也是被列为建设方之一。因此，不论是管业证，还是政府规划及审批文件均能证明储运公司享有涉案用地的使用权和开发建设权，香港超霸公司认为储运公司客观上不能提供约定土地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储运公司凭借该用地与香港超霸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建成之后分得部分房产，并在协议中约定，除部分拆迁安置费用以外，所有建设费用，包括土地出让金均由香港超霸公司承担。本院认为，《联合开发协议》是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执行。协议中并未约定储运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和承担建设费用，相反，这两项义务均明确约定由香港超霸公司承担，香港超霸公司如今却以储运公司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和承担建设费用为由否定储运公司的履约行为，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本院对其观点不予采纳。 至于储运公司是否支付部分拆迁安置费用的问题，《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由储运公司负担该费用的20%，此义务与提供土地相比，只是一个次要的义务，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况且在1998年12月18日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签订的《会议纪要》中也载明，差价结算等善后事宜由双方按协议条款协商办理，可是双方一直没有就此事进行磋商，并非储运公司一方之错。本院在生效的269号判决中已告知重庆超霸公司另诉解决此争议，不得以此作为不予办理产权证的理由，重庆超霸公司并香港超霸公司该当遵照执行。 综上，香港超霸公司认为储运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不能取得讼争房产的诉讼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联合开发协议》的性质就是双方共建共享，既非独建，更非拆迁，香港超霸公司试图推翻联建协议的合作性质，独享产权，本院不予支持。 2.香港超霸公司认为，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重庆超霸公司虽然取得了房屋权属证书，但系代香港超霸公司持有，其只是房产的名义持有人，并非实际所有人。香港超霸公司并没有将港渝广场房屋的分配处置权让与重庆超霸公司，储运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的分配协议应属无效。储运公司分得之房屋应归香港超霸公司所有，储运公司通过向重庆超霸公司施加压力，取得涉案房屋产权证及进行营利，侵害了香港超霸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收益权。 本院认为，重庆超霸公司与香港超霸公司于1995年9月1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储运公司虽在庭审中质疑该合同的订立时间，但并未举示证据加以证明，故不妨碍该合同在本案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承包经营合同》除约定香港超霸公司将从《联合开发协议》中取得的对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6巷8号土地的建设与经营的权益发包给重庆超霸公司之外，还明确约定：项目契证的办理，以重庆超霸公司名义进行，重庆超霸公司并取得相应权利；项目建成后，重庆超霸公司应将建成面积的80%按市场价值作价，给付香港超霸公司作为香港超霸公司的承包收益款，剩余20%的建成面积由香港超霸公司进行支配。 1997年4月30日，香港超霸公司与重庆超霸公司又订立了《承包经营合同》的《补充合同》，进一步明确：建筑面积的80%由重庆超霸公司以市场价值作价5520万元作为承办收益款付给香港超霸公司，余20%的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由香港超霸公司支配，委托重庆超霸公司统一经营管理。 由上述约定可知，涉案项目建成后，重庆超霸公司不仅可以以自己名义办理产权证书，且实际取得证书项下产权；重庆超霸公司以支付香港超霸公司承包款的方式获得80%的实际产权，余20%产权代香港超霸公司持有。 本院认为，不论根据《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还是依据物权公示原则，重庆超霸公司一旦办理产权证书，即成为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享有对房产的处分权。而储运公司，不论是根据与香港超霸公司订立的《联合开发协议》中的房产分配条款，还是根据与重庆超霸公司于1996年6月16日、1997年6月26日、1998年12月18日签订的多份分配与交付协议，以及依据物权公示原则，均有合法理由取得属于其所有的部分房产。香港超霸公司认为重庆超霸公司仅系名义所有权人、无权处分财产的起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其观点不能成立。至于重庆超霸公司是否处分了代香港超霸公司持有的20%的产权，属于两个公司之间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可另寻途径解决。 香港超霸公司还认为储运公司向重庆超霸公司施加了压力方取得房屋产权，但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储运公司取得涉案房产既具有合同上的依据，又具有物权法上的依据，香港超霸公司不能证明储运公司取得涉案房产具有过错，因此其认为储运公司应向其承担侵犯财产所有权的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超霸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32830元由超霸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此费用已由超霸投资有限公司在（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26号案中预缴。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超霸投资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第三人重庆超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佳 审 判 员 周敏 审 判 员 付莎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余力 书 记 员 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