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1行初215号 原告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石塘屯第1生产队。住贵港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石塘屯1队。 诉讼代表人刘昌爱，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永安，广西桂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港市港**荷城路**。 法定代表人农融，市长。 委托代理人梁艺超，贵港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汉生，贵港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民生路**/div> 法定代表人陈武，主席。 委托代理人唐亦，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邹珍珍，广西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民委员会。住。住所地：贵港市港**庆丰镇鹤林村/div> 法定代表人龚小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陆平，广西正大五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德蒙，男，1980年12月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贵港市港**。 原告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石塘屯第1生产队（以下简称为石塘1队）不服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贵港市政府）山林行政裁定一案，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次日受理后于2019年7月15日分别向被告贵港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塘1队的队长刘昌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永安，被告贵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艺超、李汉生，第三人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鹤林村委）的委托代理人陆平、黄德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广西区政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月7日，被告贵港市政府作出贵政处〔2019〕1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该裁定认定：原告提出的确权争议山林大部分与第三人集体林场管辖范围重叠（以下简称：“确权山林”），但夏妹顶往北至359.2米高程点（猫曾山山顶）沿东北（靠北）山脊至穿山河、以及沿西北山脊至穿山河为界，这部分山林不在第三人集体林场管辖范围内。原告没有按要求补正材料；后在现场调查和组织双方调解时原告同意另案处理。确权山林于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贵县人民政府已确权给原庆丰公社联合大队（现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林场集体所有，并核发了NO005843号《贵县山林确权证书》，该证书虽然已遗失，但在港北区林业局档案室存有该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港北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007〕7号、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贵立行终字第1、2、3、4号《行政裁定书》均对此予以确定。贵港市林业局《关于港北区林业局，＜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林场土地权属问题的请示＞的批复》（贵林复〔2003〕12号）、《关于请求撤销贵林复〔2003〕12号及注销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的答复》、《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集体林场松木采伐问题的答复》（贵林函〔2017〕42号）等三个文件均明确：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政府》四至界址清楚，面积共3399亩，权属为现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委集体所有。2018年5月3日听证调解会结束时，原告提交1984年7月5日桂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原告证实该份证据找不到原件，发证单位证实该份0139号《山权林权证》是1984年桂平县人民政府向石龙镇政府放的，因该份原始材料丢失无法核实。综合该份复印件证据内容来看，瑕疵较多：（一）该份证据仅为复印件，无附图，找不到原件，发证单位查找不到发证档案材料。（二）主要内页有“南与‘贵港市’界限为界”表述，1984年7月5日发证机关颁发0139号《山权林权证》时已预知1988年12月20日国务院将批准“贵县”更名“贵港市”，不符合实际。（三）原告拥有7座山岭共9600亩，且每座山岭最小面积为500亩大整数，不符合常规。原告除了提供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外，均不能提供确权山林“四固定”时期及追溯到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当地政府固定或登记给其的登记发证档案清册。贵港市中院（2018）桂08行初98号《行政裁定书》、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2018）桂行终68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原告不具有提起确权山林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白鹤屯与其村委会讼诤一案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规定，原告没有合法的确权山林权属凭证证据材料。因此，被告贵港市政府认为：原告以村委证明、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飞播图、行政界线图等证据，请求将争议山岭权属确定为其集体所有显属证据不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驳回原告关于“石梯山、阿婆坳、扫箕岭”1560亩山岭权属确定为其集体所有申请。 原告石塘屯1队诉称，一、本案争议的山林权属为原告集体所有，原告有长期的管理使用事实及相关的证据证实。1、本案争议的山林坐落于原告的耕作区范围内（按行政区域图标示，亦明确在原告所在的桂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并且自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今，历来属原告管理耕作。原告在争议的山岭上种有果树、桉树、杉木、黄竹以及农作物等，并有村民世代耕种的水田，在岭脚下建有房屋世代居住至今。对原告的长期管理使用事实从无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过异议。2、原告在提出确权申请时，除了上述长期的管理使用事实外，还提供了村委证明、九十年代的飞播图、行政区域图、承包合同书、0139号《山权林权证》、土地承包证、相关的证人证词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本案争议的山林权属为原告集体所有。二、第三人对本案争议的山林无任何管理使用事实，根据其所提供的证据亦并不足以证实权属为其所有。1、首先，第三人提供的所谓005843号《山权林权证》并不存在，其只提供了山林权属登记表及平面图的复印件，该份证据并不足以证实争议山林的权属为其所有。其次，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0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桂立行终字第1、2、3、4号《行政裁定书》均没有明确本案争议山林属第三人所有，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争议的山林已经过确权的证据。2、贵港市林业局作出的《关于港北区林业局的批复》（贵林复〔2003〕12号）及《关于请求撤销贵林复〔2003〕12号及注销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的答复》、《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集体林场松木采伐问题的答复》（贵林函〔2017〕42号）等三个文件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争议山林权属为第三人所有的权属依据。因为贵港市林业局依法没有确定争议山林权属归谁所有的职权依据及法律依据。三、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贵政处〔2019〕1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驳回原告的确权申请错误。在本案中，由于原告对本案争议的山林有长期的管理使用事实，在2017年7月发生本案权属争议后，原告依法向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提交了确权申请书以及提供了村委会证明、飞播图、行政区域图、承包合同书、《山权林权证》、土地承包证等证据材料，原告的确权申请完全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7日亦依法予以受理。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受理本案后，对本案纠纷，依法应当进行调处，并且应当在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基础上，根据“三个”有利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而不应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的确权申请。四、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错误，其所作出的桂政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错误。复议机关查明：“2018年5月3日，贵港市林业局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仍然无法达成协议，双方代表对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申请人现场查看了存放在港北区林业局档案室的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错误。对第三人只提供山林权属登记表及平面图的问题，贵港市林业局在调处时并没有组织原告现场查看港北区林业局档案室的原始材料。另外，原告提供的0139号《山权林权证》经桂平市人民政府确认确实属桂平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颁发的证书。只是该证书形式上存在瑕疵而已，但并不能否定原告的其他证据材料以及对争议林地实际的管理使用事实。因此，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贵港市人民政府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是错误的。综上，本案争议的山林权属为由原告集体所有，原告提出的确权申请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并依法有据。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裁定驳回原告的确权申请依法无据，并不利于本案矛盾纠纷的解决。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贵港市人民政府的裁定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复议结果错误。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6日作出的桂政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7日作出的贵政处〔2019〕1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2、依法判决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对本案争议的山林进行调处并作出确权处理决定。 原告石塘屯1队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证实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情况及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贵政处〔2019〕1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证实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对原告的确权申请予以驳回。3、桂政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实本案经过行政复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政处〔2019〕1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4、原桂平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7月5日向原告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第l生产队核发的证号为：0139号《山权林权证》、石塘村山权林权登记表及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证实本案争议的山林权属属于原告集体所有。5、本案争议林地的位置图、县界图、原桂平石龙公社抪区丢机航抪马尾松造林示意图，证实本案争议的林地座落于桂平界范围以及历来由原告耕种及管理使用的事实，原告在争议的林地上种植有黄竹、杉木等植物并建有房屋、耕种有水田等。6、2001年7月20日原告与黄兴林、黄培武签订的《承包原林荒山土地合同书》，2007年6月2日原告与黄迅昌签订《承包原林荒山土地合同书》，证实本案争议林地自2001年7月起至今一直由原告发包给黄兴林、黄培武、黄迅昌等人种植按树等管理使用的事实。7、照片一组，证明原告村民在涉案争议山岭上种有杉木、竹子、原耕种有水田、建有山棚及房屋（现保留有旧屋地基）等，原告对争议山岭有实际和长期的管理事实。8、《港北区人民政府桂平市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证明涉案争议地位于桂平市行政区划界线内，而第三人并不属于桂平市，因此争议地应属原告所有的事实。 被告贵港市政府辩称，一、被诉复议决定完全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复议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6日作出的桂政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贵港市政府作出贵政处〔2019〕1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二、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主体适格。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跨乡镇或者跨县行政区域的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由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本案中被告贵港市政府依法享有受理原告和第三人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和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职权。（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申请与第三人确权山林位于“石梯山、扫箕岭”一带，面积约1560亩。经审查查明，原告申请书请求事项是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手写更改为“贵港市人民政府”没有盖印确认；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信息空白；申请确权山林有部分不在第三人集体林场管辖范内。原告2017年11月6日重新提交的申请材料未按要求补正，后在现场调查和组织双方调解时才同意补正并加盖手摸，不重叠部分山林另案处理；2018年5月3日提供的补充材料把不重叠部分山林标注是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第11生产队。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原贵县人民政府将六秀岭、老虎山、牛王山、石梯山共3399亩山林权属确认给原庆丰公社联合大队（现第三人）集体所有，并于1982年12月13日核发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四至记载清楚，绘制有山林权属平面图并由原走山踏界人签字盖章。虽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已遗失，但港北区林业局档案室存放有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且在2018年5月3日调解听证会上，原告现场查看了由港北区林业局提供的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原件。该复印件记载的内容与原件一致，明确记载了争议地的四至和面积，并附有走界人的签字、盖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此外，贵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贵政复决〔2007〕7号）、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贵立行终字第1、2、3、4号《行政裁定书》均对此予以认定。贵港市林业局《关于港北区林业局〈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林场土地权属问题的请示〉的批复》（贵林复（2003）12号）、《关于请求撤销贵林复（2003）12号及注销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的答复》（贵林复（2004）16号）、《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集体林场松木采伐问题的答复》（贵林函〔2017〕42号）等三个文件均明确：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四至界址清楚，面积共3399亩，权属为现第三人集体所有。2018年5月3日召开的调解质证会即将结束时，原告提交了1984年7月5日桂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从该份复印件证据内容来看，瑕疵较多：一是主要内页有“南与‘贵港市’界线为界”表述，1984年7月5日发证机关核发0139号《山权林权证》时已预知1988年12月20日国务院将批准“贵县”更名为“贵港市”，二是证书上记载的7座山岭面积共8600亩，且每座山岭都是百亩大整数，不符合常理。三是该份证据仅为复印件，无附图，找不到原件无法核实，在发证单位也查找不到相关发证的档案材料。四是中共桂平市委维稳办2017年6月14日向贵港市委维稳办上报《桂平市关于朱贤志反映其承包林木被桂平市林业局批准他人砍伐相关情况的汇报》，证实1982年林业“三定”时桂平县人民政府在争议地区没有确权发证。这一说法与桂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查山权林权证等存档原始资料的情况汇报》自相矛盾。原告没有争议山林1982年林业“三定”时《山权林权证》，亦不能提供“四固定”及追溯到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确定林地权属的材料或者林地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所提供的属地村委证明、九十年代的飞播图、承包合同协议（其中有第三人及村民与他人签订的协议）、《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证人证词、自述自证的对争议山林有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等证据材料，均不能作为证明该林地的权属凭证。（三）程序合法。在本案调处过程中，被告贵港市政府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始终将调解贯穿于受理、办理全过程，依法开展调处。2017年11月6日，原告提出与第三人山林权属确权申请，被告贵港市政府于2017年11月7日受理，并依法转交林业主管部门调处。贵港市林业局当目即将《受理通知书》和《提出答辩通知书》分别送达原告、第三人，并依法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进行调查取证。第三人提交《答辩书》后，2017年11月24日贵港市林业局将《答辩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送达原告，并再次听取其意见。2017年12月5日贵港市林业局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现场调查、核实证据工作。2017年12月6日依法组织双方代表进行调解和解，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协议。在接着召开的证据材料质证会上，原告提出《回避申请书》要求案件具体承办单位贵港市林业局集体回避。2017年12月15日，被告贵港市政府依法作出答复：申请回避理由不成立，本案继续由行政主管部门贵港市林业局负责调处。2018年5月3日，贵港市林业局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仍然无法达成和解协议，接着组织开展证据材料听证会，双方代表对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现场查看了由港北区林业局提供的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原件。听证会开始时双方都提交了补充证据材料，即将结束时原告提交了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2018年5月17日，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被告贵港市政府依法作出《延期作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通知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2018年5月16-24日，贵港市林业局对双方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重点对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贵立行终字第1、2、3、4号《行政裁定书》、1984年7月5日桂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0139号《山权林权证》、1995年1月1日由桂平市石龙镇人民政府鉴证的（刘昌爱）《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等重要证据调查核实。2018年6月14日，原告向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被告贵港市政府于2007年4月3日作出的贵政复决〔200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6月20日作出（2018）桂08行初9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不予立案。原告不服，于2018年6月27日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于2018年6月30日向被告贵港市政府提出《中止调处申请书》，要求待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结后再恢复调处。被告贵港市政府在暂时没有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裁定书、无法如期集体讨论山林确权案件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了《确权中止告知书》。2018年7月17日，贵港市林业局召开局务会议进行专题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原告证据不足，驳回其确权申请。2018年9月17日贵港市林业局在等待了2个月自治区高院对重要证据（贵政复决〔200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终审裁定后，依法向被告贵港市政府提出驳回原告确权申请的建议。2018年10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作出（2018）桂行终683号终审裁定，认定原告与贵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责政复决〔2007〕7号）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行为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驳回上诉请求，维持贵港市中院的不予立案裁定。被告贵港市政府获悉此信息后，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恢复确权处理告知书》。2018年11月29日，原告向被告贵港市政府提出《撤回确权申请书》，要求与第三人自行协商解决。贵港市林业局于12月3日征求了第三人意见，第三人不同意协商解决，强烈要求被告贵港市政府尽快作出裁决。2018年12月6日，被告贵港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同意贵港市林业局提出的建议：驳回申请人的确权申请，会议要求贵港市林业局、市调处办、市法制办要商桂平市人民政府、港北区人民政府依法依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妥善解决好争议山岭确权后续问题。2019年1月4日，被告贵港市政府依法告知了原告不同意其撤回确权申请。1月9日收到原告再次提出《撤回确权申请书》，要求与第三人自行协商解决。贵港市林业局再次立即征求第三人意见，第三人坚决不同意协商解决，也不愿与调处人员见面会谈，电话强烈要求被告贵港市政府尽快作出裁决。本案调处人员也向原告通报协调调解最新情况。2019年1月7日，被告贵港市政府作出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1月10日贵港市林业局召集当事双方林业局和林业站主要负责人研究部署专题维稳工作后，将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依法送达原告和第三人。（四）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因此，林权证不仅是林木权属的法律凭证，而且也是林地权属的有效法律凭证。第三人提供的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该证书虽已遗失，但在港北区林业局档案室存有该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原件，且与实地相吻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本案NO005843号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系港北区林业局档案室的存档，虽然《山林权属证书》原件遗失，但不能因此否认登记表的效力。该登记表作为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来源合法，其效力等同于《山林权属证书》。原告所提交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在发证机关桂平市人民政府无法查找到原始档案材料，且形式上存在诸多瑕疵与不合理之处，涉嫌伪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无法直接证明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也没有其他佐证证明该复印件的真实性，不能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因此该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林权属的依据。原告所提交证据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六条的规定，没有合法的山林权属凭证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争议山林的权属为其所有。被告贵港市政府根据《广西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作出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三、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一）原告既无争议山林权属法律凭证，也无长期经营管理事实。原告补充提供的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是伪造假证。原告没有争议山林年林业“三定”时期《山权林权证》，也没有“四固定”及追溯到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确定林地权属的材料或者林地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被告贵港市政府没有任何争议山林权属的法律凭证。原告称争议山岭自解放前后至今由其管理耕种，种有果树、杉木、按树、黄竹及农作物，有世代耕种的水田，岭脚下建有房屋世代居住至今。第三人对此予以全盘否定。经查，原告村庄至争议山林最近的岭脚水泥硬化道路超过2公里。原告不能提供其对争议山林具有长期管理使用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和依据；所称从未有过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其长期管理事实提出异议，这仅是自述自证。原告补充提供的证据材料《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是1995年1月1日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一队与刘昌爱（原告法定代表人）签订的，登记的水田面积共1亩，分布在社公背、松树坑、梨头坝等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是根据《国务院法制局办公室对〈林业部办公厅关于请明确已核发〈林权证〉的林地不再办（土地使用证）的函〉的复函》，关于依照森林法的规定已经核发了《林权证》的，是否需要再办理《土地使用证》的问题，1991年6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曾答复国办秘书三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森林法的有关规定核发的确认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证书，就是该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证书”。争议山林早在1982年已核发林权证，1995年就不得再办理土地使用证。二是没有证据证明刘昌爱《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内指的水田位于争议山岭范围内。三是原告指认在争议山岭半山腰冲沟上两小块（约0.2亩）有耕种过痕迹的无林地为其水田，第三人当场予以否定。四是在发证单位也查找不到相关发证的档案材料，且为孤证。原告以争议山林坐落在县界以及行政区域内而主张权属的理由不成立。据查，争议山林在1969年出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图位置坐落贵县界内，在2001年桂平市、港北区两地政府签订边界协议后，坐落在原告所在的桂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行政区域边界争议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以及《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5.1.4：“行政界线仅用于面积统计汇总，与之不相符的权属界线予以保留”的规定，可见行政区域界线不等问土地山林权属界线，与行政界线不相符的权属界线予以保留。原告提供的承包原林荒山土地合同和协议书，不能作为证明该林地权属为其所有的合法有效凭证。争议山林早在1982年12月13日原贵县人民政府已确权给原庆丰公社联合大队（现第三人），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石塘屯（含原告村民）却通过隐瞒欺诈的手段与他人签订承包合同协议，所签订的合同均无效。黄迅昌（甲方）与胡海宜（乙方）于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转包《协议书》第一条“甲方将在桂平石龙石塘屯承包的速丰林地和林地上所有林木，其中山权属港北庆丰镇鹤林村委所管辖林业局绘图为准；”以及第三条“采伐林木时，甲方负责疏通鹤林村委和开启申请采伐证的村委证明，两金一费和其它的关系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这充分说明了原告与黄迅昌签订的（经新隆村委、石龙林业站、石龙镇司法所审查批准签字盖章）承包原林荒山土地合同中山林包含有第三人的山林。原告提供的村委证明、九十年代的飞播图、行政区域图、承包合同、0139号《山权林权证》、《农村土地承包使用证》、证人证词等证据材料均不能作为证明该林地权属的合法有效凭证，其对争议山岭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二）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被告贵港市政府足以认定争议山林权属为第三人所有。1982年12月13日原贵县人民政府核发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将六秀岭、老虎山、牛王山、石梯山共3399亩山林权属落实给原贵县庆丰公社联合大队集体（现第二人）所有，四至记载清楚且绘制有山林权属平面图，面积、四至界线的登记文件（登记表）和图面资料齐全，并与实地吻合。根据事实证据，原庆丰公社联合大队林场的山林权属清楚，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合法有效。关于贵港市林业局《关于港北区林业局〈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林场土地权属问题的请示〉的批复》（贵林复〔2003〕12号）、《关于请求撤销贵林复〔2003〕12号及注销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的答复》（贵林复〔2004〕16号）、《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集体林场松木采伐问题的答复》（贵林函〔2017〕42号）等三个文件，并不是对该争议山林权属进行确认，而只是对原贵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12月13日已确权给庆丰公社联合大队（现第三人），并核发了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这一事实进行认定。贵港市林业局作为职能部门对此进行解释说明，没有越权也不缺位。（三）被告贵港市政府根据《广西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作出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驳回被告贵港市政府确权申请完全合法适当。被告贵港市政府于2017年11月7日受理后，并依法转交贵港市林业局调处。贵港市林业局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依法依规进行调处，先后完成了“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组织和解、调解；实地调查，核实证据，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确权建议”等法定程序工作，被告贵港市政府于2018年12月6日第58次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并作出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被告贵港市政府的调处程序完全符合《调处条例》的规定，作出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驳回原告确权申请完全合法适当。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2月8日，桂平市林业局核发给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草某亮“桂平市采字〔2017〕0208033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采伐位于争议山岭中“猫曾山”的松木。在采伐过程中，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朱某志（“二次入伍”退役人员）提出草某亮持证采伐的是其承包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委的松木，多次现场制止并登门和报警求助未果，并书面请求港北区和贵港市林业局调处。经贵港市森丰林业设计有限公司进行调查，被采伐马尾松4895株、蓄积720立方米，出材483立方米。关于“桂平市采字〔2017〕0208033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法性即伐区权属和赔偿问题，2017年5月17日至6月21日，贵港市林业局先后4次组织港北区和桂平市林业局协商和现场勘查，双方分歧较大。6月28日，贵港市林业局依法作出《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集体林场松木采伐问题的答复》（贵林函〔2017〕42号），认定争议伐区落在第三人持有的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管辖范围内。2017年9月7日，时任桂平市林业局林政股股长冯某、时任桂平市石龙镇林业站站长陈某（另案处理）因涉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由公安机关执行刑事拘留；9月22日采取逮捕措施。该案由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于2017年11月22日以涉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移送审查起诉，11月27日案件移交桂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桂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查明，陈某、冯某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草某亮没有提交林权证书，也没有提交桂平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可以证明林木权属的有效材料的情况下，审核审批通过了罩某亮的林木采伐申请，最终导致桂平市林业局核发桂平市采字〔2017〕0208033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致使朱某志承包的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委山林7．52公顷（共259．3立方米）的马尾松被砍伐。因冯某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决定不予起诉。时隔两年多，朱某志要求赔偿经济损失72万元的问题，经责港市林业局、调处办、信访局等部门多次组织三方多次协商至今未果。而原告不惜以身试法伪造0139号《山权林权证》等提起山林权属纠纷，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桂行政复〔2019〕33号）而提起行政诉讼，动机不纯，制造社会动荡不安。综上所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完全正确；被告贵港市政府作出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诉讼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也没有合法有效的法理依据支持其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贵港市政府于2019年7月30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及依据：第一组关于主体的证据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第十八条第一款，证明被告有作出《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的主体资格。第二组关于程序的证据材料1、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证明原告提出行政确权申请。2、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受理。3、提出答辩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第三人答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第三人。4、贵港市林业局关于组织召开山林确权案件调处工作座谈会的函（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石塘屯第1生产队）及送达回证、会议签到表、询问笔录，证明2017年11月7日贵港市林业局按照法定程序听取原告意见。5、贵港市林业局关于组织召开山林确权案件调处工作座谈会的函（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村民委员会）及送达回证、会议签到表、询问笔录，证明2017年11月8日贵港市林业局按照法定程序听取第三人意见。6、送达凭证（送达第三人答辩书副本）、签到表、会议记录，证明2017年11月24日贵港市林业局将《答辩书》（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送达原告，并再次听取其意见。7、贵港市林业局关于印发《组织开展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山林确权调处工作方案》的通知、送达回证、签到表、实地调查、核实证据现场笔录、调解质证会会议记录，证明2017年12月5日、12月6日贵港市林业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双方开展实地调查，核实证据以及和解、调解。8、贵港市林业局关于组织召开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石塘屯第1生产队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民委员会山林确权案件昕证调解会的通知、送达回证、签到表、第二次调解笔录、调解听证笔录、第四次调解笔录，证明因原告申请回避，被告认为申请回避理由不成立，继续由贵港市林业局负责调处。2018年5月3日贵港市林业局按照法定程序再次组织双方和解、调解，证据质证。9、延期作出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通知书以及送达回证，证明经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处理期限延长6个月，并告知原告和第三人。10、贵港市林业局关于开具行政裁定书生效证明的函、关于调查山权林权证等存档原始资料的函，证明贵港市林业局对双方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11、原告提出《中止调处申请书》、报告作出确权中止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根据原告提出中止调处申请，2018年10月16日决定中止确权，并送达双方当事人。12、恢复确权处理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确权中止原因消失，2018年11月20日决定恢复确权处理，并告知双方当事人。13、原告提出《撤回确权申请书》、被告作出《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根据原告提出撤回确权申请，2019年1月4日作出不同意原告撤回确权申请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14、贵港市林业局会议纪要，证明贵港市林业局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15、贵港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5届第58期），证明市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16、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贵政处〔2019〕1号）及邮寄送达凭证，证明被告已依法作出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第三组关于事实的证据材料1、1982年林业“三定”原贵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庆丰公社联合大队林场《山林权属证书》（证号：**）权属登记表（册图），证明原贵县人民政府已将争议山林确定给庆丰公社联合大队（现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林场）所有，并核发了NQ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2、贵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贵政复议定〔2007〕7号），证明原贵县人民政府1982年10月31日确权给庆丰公社联合大队（现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林场集体所有，并核发NQ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这一事实。该证书虽已遗失，但在港北区林业局档案室存有该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3、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贵立行终字第l、2、3、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争议山林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贵县人民政府就将上述山岭确权给庆丰公社联合大队（现港北区庆丰镇鹤林委）集体所有这一事实。4、贵港市林业局《关于港北区林业局（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林场土地权属问题的请示）的批复》（贵林复（2003）12号），证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委持有的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囚至界址清楚，面积共3399亩，权属为港北区现庆丰镇鹤林村委集体所有和经营管理。5、贵港市林业局《关于请求撤销贵林复（2003）12号及注销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的答复》（贵林复（2004）16号），证明对桂平市石龙镇高架村十二、十三、十四队撤销贵林复（2003）12号及注销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的要求不予支持，005843号山林权属证书依然合法有效。6、贵港市林业局《关于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集体林场松木采伐问题的答复》（贵林函〔2017〕42号），证明1982年贵县庆丰公社联合大队林场山林权属登记表和山林平面图真实存在。7、0139号《山权林权证》复印件，证明0139号《山权林权证》存在瑕疵较多。8、桂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查山权林权证等存档原始资料的情况汇报》，证明0139号《山权林权证》在发证机关桂平市人民政府无法查询到档案材料。9、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桂行终683号，证明原告与贵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贵政复议定〔2007〕7号）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行为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10、中共桂平市委维稳办《桂平市关于朱贤志反映其承包林木被桂平市林业局批准他人砍伐相关情况的汇报》，证明证实争议地区1982年林业“三定”时桂平县人民政府在争议地区没有确权发证。11、桂平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溥检公刑不诉（2018）15号、浔检公刑不诉（2018）16号），证明桂平市林业局核发挂平市采字〔2017〕0208033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致使朱某志承包的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委山林的马尾松被砍伐。12、贵港市人民政府、贵港市林业局关于召开港北区庆丰镇鹤林村松木采伐问题协调会相关通知、贵港市政法委《关于办理市委领导批示的通知》，证明贵港市林业局、调处办、信访局等部门多次组织一方多次协调。第四组关于依据的材料1、《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六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三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4、《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款。7、《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四条。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行业标准TD/Tl014--2007《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5.1.4。9、《国务院法制局办公室对（林业部办公厅关于请明确己核发（林权证）的林地不再办（土地使用证）的函）的复函》（1997年5月15日国法办函〔1997〕76号）第四组依据共同证明《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贵政处〔2019〕1号）适用依据正确。 被告广西区政府辩称，一、被告广西区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程序合法。原告不服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于2019年3月1日向被告广西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原告2019年3月12日提交补正材料后，被告广西区政府于2019年3月14日决定受理，并制作桂政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各方当事人。被告广西区政府的受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有关处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规定。二、被告广西区政府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程序合法。贵港市人民政府向被告广西区政府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后，被告广西区政府指派2名行政复议人员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查，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仔细核实。因此，该复议案件的审理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案件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关于“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的规定。三、被告广西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广西区政府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向贵港市人民政府申请山林权属确权，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7日作出1号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关于“石梯山、阿婆拗、猫曾山、扫笑岭”1560亩山岭权属确定为其集体所有申请。被告广西区政府认为，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广西区政府于2019年3月14日决定受理该案，因案情复杂，经延期后，被告广西区政府于2019年6月6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贵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通过特快专递送达各方当事人。被告广西区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行为，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一条以及《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综上，被告广西区政府认为，本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程序都符合《行政复议法》及《条例》的规定，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口头述称，被诉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以及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案涉林地权属是清楚的，属于第三人所有。原告要求确权处理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贵港市政府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贵港市政府程序违法，其现场勘验违法，没有通知基层组织到场，也拒绝原告方村委会到场，现场勘验不是双方一同前往，而是各方看各方的，现场勘验亦未制作争议范围图；贵港市林业局在此案中作为承办单位是不公正的，因为其之前已就争议地于2003年时作出过答复书，因此，原告在调处程序中申请其回避，但未获得准许；争议地一直原告管理使用，但被告贵港市政府只采集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但该证无原件；被告贵港市政府未组织双方对其调查的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第三人对被告贵港市政府证据中的原告在调处程序中提交给被告贵港市政府的证据不予以认可外，对被告贵港市政府的其它证据均予以认可。 对于原告的证据，被告贵港市政府对其证据1-3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土地承包证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承包证记载的是水田，但涉案争议地为山林，因此，该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县界图没有异议，对证据6中有原件的一份承包合同，由于无附图，无法确认其与争议地有关，而其他无原件的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则不予以认可。对证据7照片不予以认可，认为属于原告单方的陈述。对证据8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对证据6的提供了原件的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承包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发包的时间是1995年1月，但政府早于1982年就为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对未提供原件的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对证据7照片，认为由于是原告自己拍摄，无法确认拍摄的地点范围，因此对其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争议的土地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各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与案件均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结合案件情况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7年，原告村民在持有桂平市林业局核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争议地上的松木时，第三人村民提出异议，从而引发本案纠纷。同年，原告向被告贵港市政府提交申请书，请求被告贵港市政府对其与第三人在“石梯山、阿婆坳、猫曾山、扫箕岭”等地1560亩争议山岭的权属争议进行确权，原告亦提交了争议林地的位置图以及山界林权证、土地承包证、承包协议、桂平市与港北区之间的县界图等相关的证据材料。2017年11月7日，被告贵港市政府对原告作出2017〔1〕号《受理通知书》，对原告提出的确权申请予以受理。第三人作为确权案件的被申请人亦进行了答辩，并提交了包括山界林权证在内的相关证据材料。之后，贵港市林业局作为该确权案件的具体承办部门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实地调查，听取了各方当事人意见，组织了双方调解，由于争议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调解，被告贵港市政府于2019年1月7日作出贵政处〔2019〕1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6日作出桂政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仍不服，遂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提出的确权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被告贵港市政府是否应当对原告的确权申请进行实体处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申请确权处理，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及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联系方式，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争议地点、区域的四至范围、面积；（三）对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上述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上述规定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申请确权处理的条件。而本案中，原告因为在争议山林进行采伐与第三人产生争议后，即向被告贵港市政府申请调处，原告申请调处时已经提交了申请书，明确了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并提交了山界林权证、土地承包证、承包协议、桂平市与港北区之间的县界图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在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桂平市与港北区之间的县界图还显示2001年以来，争议地位于原告所在的桂平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因此，原告所提交的确权申请符合上述条例所规定的山林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受理条件，被告贵港市政府应当在受理了原告的确权申请，经过调查后，依照上述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依法作出实体的处理。而本案被告贵港市政府在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后，认为原告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驳回其确权申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至于被告贵港市政府认为的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贵县人民政府为原庆丰公社联合大队（即现在第三人）所核发的NO005843号《贵县山林权属证书》属于政府的确权行为，涉案山林已于林业“三定”时期确权给了第三人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上述山界林权证只能作为山林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而不能将其认定为争议地已经确权的事实。因此，本案争议地并未经有权机关进行过确权，被告贵港市政府认定本案争议地已经确权给了第三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综上所述，由于争议地并未经有权机关进行过确权处理，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与争议地有一定的关联性，原告的确权申请符合受理条件，被告贵港市政府应当根据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作出实体的处理决定。但被告贵港市政府却以原告证据不足为由从程序上驳回其申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贵港市政府的裁定亦错误，亦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以及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7日作出的贵政处〔2019〕1号《驳回确权申请裁定书》； 二、撤销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6日作出的桂政行复〔2019〕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由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依法继续对原告桂平市石龙镇新隆村石塘屯第1生产队的山林权属纠纷确权申请进行处理。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贵港市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晏 琼 审 判 员  韦影年 审 判 员  彭晓霞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林国帅 书 记 员  何亦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十九条申请确权处理，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及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联系方式，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争议地点、区域的四至范围、面积； （三）对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和理由。 当事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受理机关记入笔录。 第二十条申请确权处理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能够证明权属归属的有关证明材料； （二）权属争议四至范围及利用现状； （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图。 第三十条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申请人的主张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做出支持其主张的决定； （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 权属纠纷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 （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 （二）农业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期，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 （三）国有农、林场设立或者国有水利工程建设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 （四）1966年前划定的国家建设用地，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不再办理征用手续，用地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文件、资料； （五）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人民政府已经明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一级经营管理的文件；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 （七）当事人达成的协议； （八）依法没收、征收、征购、征用土地和依法批准使用、划拨土地（含林地）的文件、规划书及其附图，依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合同； （九）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 （十）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作为证据的书面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