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1082民初6691号 原告：刘春海，男，197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三河市。 被告：李素珍，女，196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三河市。 被告：张立怀，男，196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三河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静，三河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刘春海与被告李素珍、张立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海、被告李素珍、张立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春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合计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万)，以及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有期间的利息。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20日刘春海欠张立怀5万元，以一张面值1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李素珍又转给原告刘春海92万元，要求买下商业承兑汇票的剩余价值的权利，二人均不是汇票的背书人。由于得知该汇票将无法正常承兑，2015年9月8日刘春海转入李素珍账户150万元，口头约定，其中100万元用于返还李素珍转入的92万元本金和3万元利息以及欠张立怀的5万元欠款，其余50万元委托李素珍转交给卢伟，以偿还刘春海欠卢伟的一部分债务（李素珍、张立怀夫妇和卢伟关系要好，经常委托卢伟，以卢伟的名义兑付商业汇票）。由于2015年9月28日刘春海在外地，所以没有及时取回欠条和商业承兑汇票。在2018年10月李素珍起诉刘春海偿还92万元及利息，并在诉讼中否认刘春海所述的150万元的用途，也未将其中50万元交给卢伟。李素珍辩称成150万元，与该案无关联性。由于二人是口头协议，证据不足，法院认定150万元与李素珍起诉案无关，而刘春海与李素珍夫妇无其他相关的债务关系。综上所述，李素珍获得150万元利益，刘春海遭受了150万元损失，李素珍取得利益和刘春海受到损失有因果关系，李素珍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李素珍取得的上述150万元的利益，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要件，形成不当得利，请求李素珍夫妇返还150万元本金及占有期间产生的利息。 被告李素珍、张立怀辩称，一、答辩人取得刘春海交付的150万元款项，于法有据，与刘春海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事实。2015年9月8日，答辩人银行账户确系收到刘春海汇款150万元，但该笔汇款系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渠公司）给付答辩人的商业承兑汇票款，并非刘春海的资金给付，其仅仅是汇票承兑过程中的居间人。理由为：2015年初，张立怀通过刘春海及案外人汪志保（己故）居间介绍，与灵渠公司发生民间借贷及商承质押关系。自2015年3月28日始至同年4月28日止，分六笔累计借出款项4625000元，其中两笔185万元汇入了汪志保外甥兼职员任标账户，五笔277.50万元汇入了汪志保账户，取得了灵渠公司500万元的票据权利，且刘春海保证汇票兑付。2015年9月份，灵渠公司通过刘春海给付了上述票据款中的150万元后，便将余下的350万元汇票转换成了中房联合集团河北能源有限金司（以下简称中房公司）汇票承兑。2015年10月30日答辩人又追加出借款56万元汇入了汪志保账户，至此张立怀累计借出款项518.50万元，取得灵渠公司、中房公司票据权利共计600万元，扣除灵渠公司已付的150万元，尚对中房公司享有票据权利450万元。2016年3月份，中房公司汇票届期后亦未承兑，相关持票人张立怀、汪志保、冯景军便共同委托三河市华邦安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票据纠纷为由对票据债务人提起诉讼。由于张立怀、汪志保、冯景军三人在汇票取得及诉讼过程中交集紧密，若要厘清本案刘春海150万元转账事实，需逐一明晰上述汇票的演化过程。1、灵渠公司交付张、汪、冯三人原始汇票编号为：（1）22177406、22177407、22177408、22177409、22177410、22177411、22177412，七张汇票票面额计500万元（含张立怀300万元、冯景军200万元）；（2）22177422、22177417，二张汇票票面额计200万元（归张立怀所有）。加上第一项中的300万元，合计张立怀享有灵渠公司票据权利500万元。（3）22177071、22177072、22177073，三张汇票票面额计300万元（归汪志保所有）；2、灵渠公司汇票转换成中房公司汇票编号为：（1）、2015年9月13日，灵渠公司将第（1）组汇栗转换成了中房公司汇票，票面额由500万元减为350万元，汇票编号为23197504、23197510、23197511、23197512计4张（内含冯景军23197510、23197512号汇票，票面额200万元；余下23197504、23197511号汇票票面额150万元归张立怀所有），涉及减少的150万元即为灵渠公司给付答辩人的150万元，即本案标的物，只是灵渠公司通过刘春海账户转入了答辩人账户。（2）、2015年10月29日，灵渠公司将第（2）组、第（3）组汇票500万元转换成了中房公司汇票，票面额增至600万元，汇票编号为23197506、23197507、23197508、23197509、23197513计5张（内含汪志保23197506、23197507、23197508号汇票，票面额300万元；余下23197509、23197513号汇票票面额300万元归张立怀所有，张立怀票据权利较转换前之所以增加了100万元，基于刘春海、汪志保在汇票交易中享有利益，即张立怀所支出款项，刘、汪二人并未完全交付灵渠公司，且张立怀又追加出借款56万元）。3、最终中房公司出具的汇票共计9张，票面额950万元，分别是23197504、23197506、23197507、23197508、23197509、23197510、23197511、23197512、23197513,其中张立怀享有23197504、23197509、23197511、23197513号汇票4张，票面额450万元；汪志保享有23197506、23197507、23197508号汇票3张，票面额300万元；冯景军享有23197510、23197512号汇票2张，票面额200万元。由于二被告夫妻关系，三河市华邦安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又是票据纠纷一案的受托人，故张立怀在上述民间借贷、票据纠纷中享有的权利可视为与李素珍共有权利。 另，李素珍尚对刘春海个人享有92万元债权，已另案起诉并判决生效。该案中刘春海即对本案的150万元抗辩，但其理由前后不一，难圆其词。一审中陈述其中的100万元是偿还李素珍借款，余下的50万元是李素珍借款；二审中又改口称余下的50万元是偿还案外人卢伟借款。刘春海自相矛盾的表述，直接印证该150万元交付李素珍，必事出有因，否则刘春海会积极主张返还而非单纯性抗辩。 上述事实，有(2016)冀1082民初137号、(2016)冀10民终4028号、(2016)冀1082民初1376号、(2017)冀1082民初7876号、(2018)冀10民终号、(2018)冀1082民初8625号、(2019)冀10民终588号七份判决书及刘春海在商承复印件上的承诺、答辩人的银行交易明细为据。综上，答辩人基于民间借贷、票据质押等法律关系，已通过刘春海、汪志保向灵渠公司实际借出款项518.50万元，共取得票据权利600万元，扣除灵渠公司已付的150万元，尚享有中房公司票据权利450万元。刘春海在2015年9月份将灵渠公司给付答辩人的150万元票据款交付答辩人，答辩人得之有据，不属不当利益。刘春海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刘春海基于不当得利纠纷起诉，应在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和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刘春海与答辩人及张立怀相互熟识，2015年9月8日刘春海将150万余汇入答辩人账户，如果存在不当得利，此时刘春海就应知悉并主张权利，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至2017年9月7日即届满，目前主张权利己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此，刘春海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证据一、转账记录。证明2015年9月8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向李素珍账户转款150万元；证据二、火车票复印件两张。证实2015年9月8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向李素珍账户转款150万元时，原告不在本地，当时无法要回原告给张立怀出具的5万元欠条和质押给张立怀汇票为00100063/22177497金额为100万元的商业汇票；证据三、廊坊中院（2018）冀10民终3654号民事判决书，此判决为三河市法院（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案件的二审判决书。证明原告与汪志保之间存在交易，与张立怀之间不存在交易，无债权关系；证据四、原告与汪志保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原告已偿还汪志保所有债务；证据五、张立怀的拒付通知单，金额为500万的商业承兑汇票共七张，其中有四张归张立怀，金额为300万元，上面提起的150万元与张立怀无关；证据六、协议书复印件，张立怀拒付的票据总面值300万元，已经转换成面值350万元的票据，上面提及的150万与张立怀无关；证据七、（2016）冀108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第三页第五页表明，张立怀已经实现了总面值350万元票据的债权。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是：对证据一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确实收到了原告的150万元款项，但该款项从对账单中可以明确的看出，其中部分是上海华诚经贸集团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给原告转款后，原告在当日就转给了被告。这可以印证被告答辩意见属实；对证据二火车票，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不能起到原告想要证明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廊坊中院（2018）冀10民终365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不能够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不存在交易，无债权债务关系。该判决是基于三河市法院（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案件的二审判决书，1376号案件原告本身就是被告张立怀作为股东的三河市华邦安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是二被告以华邦安诚名义向相关权利人主张了票据权利；对证据四债权转让的协议书，二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五拒付通知单，字迹不清晰，无法确认拒付通知单上所指认的具体商承票号，不能够证明拒付通知单中所载有的商承仅有四张属于被告所有；对证据六协议书的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没有异议。该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可以印证原告刘春海确实从上海华诚经贸集团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收到了承兑汇票款150万元，就是9月8日原告转给被告的150万元；对证据七三河市人民法院（2016）冀108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最终判决结果为被告上海华诚经贸集团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给付三河市华邦安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汇票款950万元。而该950万元款项至今没有执行到位。 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事实有异议，提出实际情况是2015年8月20日，原告从被告李素珍处借款92万，原告将一张票号为22177497金额为100万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在被告处。另外，原告于当日给被告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张立怀5万元，此商业承兑汇票于2015年12月14日到期，如到期未能付款，每天按日2%的利息付息。如到期兑现此条作废”欠条中所涉及的5万元，系原告借被告92万元的利息，当时双方商定届期就以承兑汇票的到期日期为准，即2015年12月14日，此间原告给付被告利息5万元，故此形成了这张欠条，而非原告所述。 被告针对自己陈述的事实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证据一、原告出具的欠条原件和票号为22177497的承兑汇票；证据二、三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1082民初519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刘春海在本案起诉之前，曾就同一事实向三河市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在庭审过程中，经法院调查核实，原告之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审判法官向原告明释，原告当庭撤回起诉。该证据证明在本案中原告要求返还的事实基础仍为150万元，为偿还李素珍借款92万元，但三河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和廊坊中院（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均予以认定，150万元和92万元无关，上述判决已经生效。故原告在本案中还据此主张，无事实基础，其所主张的理由已经被前述的生效判决否定。法院不应予以支持；证据三，三河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判决书、廊坊中院（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及（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庭审笔录，证明关于92万元的款项问题，法院已经认定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且已经认定原告刘春海所说的150万元，并非偿还92万元借款。另庭审笔录中第五页，当时被告刘春海称，2015年9月8日，上海华诚经贸集团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通过转账方式转给刘春海相关款项，在该案中刘春海已经承认灵渠公司转款事实，他在后来的案件中包括本案中又矢口否认，前后矛盾，法院不应支持其主张；证据四、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判决书中已经确认上海华诚经贸集团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过刘春海150万元，该证据结合2019年9月13日原告刘春海与上海华诚经贸集团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达成的协议，可以证实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可以证明原告所指的150万元，与92万元借款没有因果关系。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欠条原告认可是其写的，汇票也是当时交易的汇票；对证据二三河市人民法院（2019）冀1082民初5195号民事裁定书的意见是因其当庭不会说，需要整理，但不是因为诉讼时效而撤诉；对证据三和证据四三河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判决书、廊坊中院（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有些不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7日，原告三河市华邦安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票据追索权纠纷向三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被告中房联合集团河北能源有限公司、被告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被告三河市万和机械有限公司，要求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汇票金额9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三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冀108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中房联合集团河北能源有限公司给付原告三河市华邦安诚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汇票金额950万元，并承担自2016年3月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被告三河市万和机械有限公司对被告中房联合集团河北能源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10月31日，原告汪志保、冯景军以委托合同纠纷向三河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三河市华邦安城仓储物流有限公司，请求法院依法确认（2016）冀108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中的人民币950万元中，300万元归原告汪志保所有，200万元归原告冯景军所有，三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2016）冀108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中950万元中300万，300万元归汪志保所有，200万元归冯景军所有，且以（2016）冀1082民初1376号判决书为依据，执行得到的款项，按三人持有的金额按比例分配；2018年10月26日原告李素珍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三河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刘春海、刘海兵，要求刘春海、刘海兵共同偿还其借款的92万元及逾期给付的利息。三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判决书，判决被告刘春海、刘海兵夫妻共同偿还原告李素珍借款本金92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判决宣判后，被告刘春海不服该判决，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三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1082民初1376号民事判决书、三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三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判决书、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均已生效。 本院认为，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2015年8月20日原告欠被告张立怀5万元，原告以一张票号为22177497面值1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汇票到期日2015年12月14日）质押，被告张立怀之妻被告李素珍又转给原告92万元，要求买下该商业承兑汇票的剩余价值的权利。由于得知该汇票将无法正常承兑，2015年9月8日原告刘春海转入被告李素珍账户150万元，口头约定，其中100万元用于返还李素珍转入的92万元本金和3万元利息以及欠张立怀的5万元欠款，其余50万元委托李素珍转交给卢伟，以偿还刘春海欠卢伟的一部分债务。由于2015年9月28日刘春海在外地，所以没有及时取回欠条和商业承兑汇票。在2018年10月李素珍起诉刘春海偿还92万元及利息，并在诉讼中否认刘春海所述的150万元的用途，也未将其中50万元交给卢伟。李素珍辩称成150万元，与该案无关联性。由于二人是口头协议，证据不足，法院认定150万元与李素珍起诉案无关，而刘春海与李素珍夫妇无其他相关的债务关系。因此李素珍获得的150万元应予返还。对此事实，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转账凭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判决书及该案二审廊坊中院（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提出实际情况是2015年8月20日，原告从被告李素珍处借款92万，原告将一张票号为22177497金额为100万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在被告处。另外，原告于当日给被告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张立怀5万元，此商业承兑汇票于2015年12月14日到期，如到期未能付款，每天按日2%的利息付息。如到期兑现此条作废”欠条中所涉及的5万元，系原告借被告92万元的利息，当时双方商定届期就以承兑汇票的到期日期为准，即2015年12月14日，此间原告给付被告利息5万元，故此形成了这张欠条，而非原告所述。并向法庭出示了原告出具的欠条原件和票号为22177497的承兑汇票、（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庭审笔录和已生效的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 廊坊中院（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第六页，廊坊中院认定的事实是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第六页中表述：杭州灵渠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5日开出的七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500万元，其中刘春海已经承兑150万元，剩余350万元由中房联合集团河北能源有限公司出具四张总面额为35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案件未涉到本案的票号为22177497的商业承兑汇。廊坊中院经审理认为，李素珍于2015年8月将92万元转入刘春海账户，刘春海将涉案的票号为22177497面额为1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交于李素珍，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015年12月14日，李素珍委托三河兴业建材有限公司到银行承兑涉案汇票时，被银行拒付，刘春海亦未偿还李素珍92万元款项。虽然刘春海称于2015年9月8日向李素珍转账的150万元系因知道涉案汇票到期不能承兑，偿还的李素珍92万购票款、5万元货款、3万元利息及偿还案外人卢伟的50万元，但该陈述与一审中刘春海陈述不一致，一审中刘春海称其中50万元系李素珍向其借款。根据三河市人民法院（2017）冀1082民初7876号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春海于2015年9月8日向李素珍转账的150万元系其他案件所涉款项。再结合刘春海在本案中前后矛盾的陈述，本院确认该150万元与本案无关。因此，廊坊中院维持了三河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2民初8625号民事判决。由此可以看出，三河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2民初8625号判决书及该案二审廊坊中院（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所认定的刘春海于2015年9月8日向李素珍转账150万元与本案无关，实际上是指刘春海并不是用该150万元偿还了其向李素珍借款92元，并且认定了刘春海于2015年9月8日向李素珍转账的150万元系其他案件所涉款项，故李素珍获的此款有依据。因此刘春海依据三河市人民法院（2018）冀1082民初8625判决书及廊坊中院（2019）冀10民终588号判决书认定刘春海于2015年9月8日向李素珍转账150万元与本案无关，而向被告李素珍、张立怀主张返还该15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春海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由原告刘春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蔡玉秀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殷瑞芬 书 记 员 张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