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民再111号 抗诉机关：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原告、再审上诉人）：冯永华，男，194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故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铁英，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华，女，197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系冯永华之儿媳。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上诉人)：故城县神农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故城县洲海商贸城M-14。 法定代表人：焦心俊，理事长。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上诉人）：辛文芹，女，197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故城县。 以上二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胜，男，197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故城县神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住故城县。 原审原告冯永华诉原审被告故城县神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简称神农合作社）、辛文芹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故城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8日作出（2015）故民二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后该院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7）冀1126民监1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并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冀1126民再初7号民事判决。冯永华不服，提出上诉。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7）冀11民再3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冯永华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冀检民监[2018]1300000039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冀民抗3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齐康磊、助理检察官李佳玉远程视频出庭。申诉人冯永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铁英、张艳华，被申诉人神农合作社、辛文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永华起诉主要诉求及理由：2013年9月6日，与神农合作社订立《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合同签订后，按约定委托长子冯志强汇给神农合作社种苗款10万元，另外10万元按神农种植合作社的要求汇至辛文芹之夫苑成安账户中，种植竹柳50亩。2015年4月份经与苑成安协商，陆续将竹柳苗交给苑成安指定的赵张林村李立军和李树忠499300棵，两人出具了29张树苗收据，交树苗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5月11日，收树苗都是由苑成安安排的，树苗价格经双方协商按每棵1.5元计算共计748950元。神农合作社将我的树苗回收交于北京振农收购，货款打入苑成安及其妻辛文芹银行账户。当时苑成安为神农合作社实际负责人，苑成安于2015年5月19日死亡，之后的货款汇入其妻辛文芹银行账户，神农合作社收到树苗后给付27500元，尚欠721450元未付,要求神农合作社和辛文芹共同给付贷款及利息。 神农合作社辩称：冯永华所诉属实，关于北京振农汇给辛文芹货款数额，神农合作社不知情，神农合作社多次派人前往北京振农处催款未果，所欠冯永华的款项在北京振农支付后或直接由北京振农支付给冯永华。 辛文芹口头辩称：苑成安是其丈夫，在神农合作社上班，代表神农合作社与北京振农签订的合同。神农种植合作社的法人是焦心俊，神农合作社派苑成安去北京办理业务。苑成安在世的时候，有部分货款打到神农合作社账户，有部分货款经神农合作社领导人同意，打到了苑成安的银行账户，但均转入了神农合作社的账户。苑成安去世以后，北京公司将货款打到辛文芹账户60多万，其中30多万系神农合作社支付给苑成安的补偿，另外20万是神农合作社还的帐，剩余的钱都给了种植户。辛文芹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初审查明：2013年9月6日，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签订了《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合同约定：神农合作社提供竹柳生长期种苗，每亩1万颗，冯永华共种植50亩，付种苗20万元并租地种植，每棵一年期3米以上树苗回收价不低于2元。合同签订后，冯永华委托其长子冯志强将20万元分别转入神农合作社指定的账户，神农合作社提供了种苗。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间，神农合作社回收冯永华的竹柳499300棵，每棵1.5元，共计748950元，神农合作社已支付27500元，尚欠721450元未付。 另查明：2015年12月2日，冯永华撤回对第三人北京振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振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神农合作社与北京振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振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购种育苗合同》，将种苗卖与冯永华并将回收的竹柳卖与北京的两家公司。神农合作社回收冯永华的额竹柳后卖与北京振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振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将货款汇入辛文芹与陈国胜在故城工行的联名账户62×××44内。 一审法院认为：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所签订的《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冯永华依约购买神农合作社提供的竹柳育苗进行耕种。神农合作社回收冯永华种植的竹柳499300棵合款748950元，神农合作社已支付27500元，尚欠721450元未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神农合作社对上述事实无异议，故冯永华要求神农种植合作社支付竹柳款721450元，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辛文芹与冯永华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辛文芹不应以个人财产承担还款责任，但神农合作社销售的竹柳款转入辛文芹在故城工行的联名账户62×××44内，因此辛文芹出借个人账户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辛文芹以账户62×××44内的资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故城县神农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冯永华竹柳款721450元。辛文芹以账户62×××44内的资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再审过程中，冯永华的诉求及理由同原审起诉诉求及理由。 神农合作社辩称：原审起诉是因为辛文芹把北京回款据为己有，不给我们种植户们分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共同商议由冯志强做一份假合同，实际名是写的冯永华（冯志强的父亲）。同时，我们也写了《法院回款分配协议》，由这几个种植户告辛文芹，以便法院给一个公平公正的分配。期间由于我们的起诉案件不成立，然后由于冯志强的弟妹小丽在法院上班，费了很大劲也没有成立。孙庭长说你们再以别的理由再起诉一份，1736号起诉费都是由合作社出的钱，然后我们就又立了第二个案件，第二个案件我们找的专业律师戴吉峰作为我们的代理律师（我们是指冯志强、小丽、陈国胜、还有我），由律师和孙庭长结合做了一份合情合理合法的起诉书，起诉费也交了，律师费交了2000元，就在等第二次起诉判决的期间，第一份起诉1736号突然判决了，结果孙庭长说第二件案子又不成立了。（第二件案子是2016年的49号案子）49号开庭的时候孙庭长说第二件案子又不成立了，驳回原告的起诉了，就是因为第一件案子判决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冯志强在1736号上了手脚，起了私心，不想分钱给我们了。当时，神农合作社还出了1000元的礼钱。所以说1736号种种事实证明该案件不能成立，也确实是我们虚假诉讼。我们希望第二个案件49号也希望重新审理。 辛文芹辩称：因为苑成安是我老公，他是神农合作社的业务经理，为什么说钱打入我的卡上，是因为他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一开始打了68万，神农合作社的代理人说没分钱，我不认同这观点，我老公死了，我要求合作社赔偿我50万，然后这68万给合作社了13万，替合作社还账23万元，剩余的钱赔偿金都不够。冯志强在1736号开庭以后说赔偿我10万，然后剩余的钱大家伙一块儿分（包括焦心俊、陈国胜、柳振荣、程某、冯志强等），我认为这个冯志强和他们做的一份假合同是种植的这个合同。假合同是收竹柳的回收合同。当时他们这几个人有个协议就是分这钱的协议，这钱是1736号的75万元左右，我们都给冯志强要过这钱，这钱没有分。 一审再审查明及认证情况：为防止有关款项流失，2015年9月22日前几天，神农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焦心俊之夫孙立军、冯永华之子冯志强共同商议做一份虚假合同以便到法院起诉，于是孙立军找了一份条款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纸，在该合同纸上面甲乙两方信息、种植亩数、乙方“冯永华”签字等由冯志强书写，由孙立军在该合同纸上面加盖故城县神农种植专业合作社公章，该合同名称为《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日期书写为2013年9月6日，在书写该合同时，陈国胜、程某在现场。2015年9月22日，孙立军、冯志强、陈国胜、程某、周建立以其丈夫柳振荣的名义在《法院起诉回款分配协议》上面签字，冯志强收取陈国胜诉讼费用现金5000元。冯永华以上述《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等为证据向故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城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8日作出（2015）故民二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书。在再审中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均提交了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对于上述证据，再审法院综合认定如下：对于神农合作社提交的程某的书面证言，与程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及周建立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对于神农合作社提交的收取陈国胜现金的收条，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有关案件事实，予以采信。对于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其他证人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具有真实的民事权利及义务关系，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一审（2015）故民二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冯永华的诉讼请求。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1025元，保全费4270元，共计15295元由冯永华负担。 一审再审判决后，冯永华不服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其与神农专业合作社、辛文芹之间具有真实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神农合作社、辛文芹共同给付货款7225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城县人民法院（2015）故民二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恰当，理应得到维持。故城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其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没有真实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纯属故意歪曲客观事实，认定错误事实，适用法律不当，理应予以撤销，支持其的上诉请求。 神农合作社答辩理由：冯永华是合作社成员，并没有取得真正的种植回收合同，而是其儿子冯志强和合作社共同编造了一份假合同。目的是不让辛文芹自己把合作社的钱据为己有，南甘泉村土地是由神农合作社出钱承租的。冯永华没有购苗的打款证据，冯永华只是合作社一名成员。神农合作社并没有收过冯永华的树苗，到2014年由于北京公司没有及时回收，导致树苗大量枯萎死亡。在南甘泉村地里竹柳移植出一半是为了保证树苗正常生长。这并不是北京公司收购的树苗。而是合作社根据自己的原因移植出去的。辛文芹方答辩理由同合作社。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征得各方当事人意见，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冯永华要求神农合作社、辛文芹给付722500元竹柳款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 围绕争议焦点，冯永华除原一审、一审再审提交的证据外，又提供了如下书证及出庭证人证言：2017年6月29日有南甘泉村委会签章，署名村长卢春迎，副书记鲁瑞恒、副村长李国辉的证明一份。证明南甘泉村未与神农合作社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2017年6月29日南甘泉村委会签章，署名村长卢春迎、副书记鲁瑞恒、副村长兼会计李国辉及村民芦春旺等十一人的证明一份，证明2013年9月15日与冯永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此承包地一直由冯永华种植树苗至2015年5月，承包费由冯永华发放。南甘泉村村委会主任卢春迎、副主任兼会计李国辉出庭证言。证明南甘泉村2013年与冯永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100亩，租金每年10万，冯永华如期缴纳了承包费。并证除此之外，从未与其他人签订过其他土地承包合同。李树忠证明材料及出庭证言。证明李立军让李树忠收南甘泉村树苗，验货只点数，不看规格并开具了收据情况；2015年10月31日署名冯永华、陈国胜、柳振全、程某、焦心俊、辛文芹证明一份（复印件）。证明冯永华种植了50亩竹柳地。2015年10月署名程某、辛文芹、陈国胜、柳振荣、冯永华、焦心俊的协议书（复印件）。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对北京振农回款按比例分配，证明冯永华种植了50亩竹柳地。 神农种植专业合作社除原一审、再审一审提交的证据外，又提供如下书证及出庭证人证言：赵长林村李立军证明。证明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5月11日收孙立军竹柳499300棵，与其他人无关。李立军（赵长林村书记）出庭主要证言，证明在2015年孙立军给李立军打电话，让李立军接收他的竹柳苗并记下数，移栽到来亩土地上。为了便于以后核对当时打有收条。收条有几张是李立军签名的，李立军雇佣人员李树忠签名比较多。并证孙立军在赵长林村租赁土地100亩；2014年11月18日孙立军与赵长林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缴纳土地租赁费收据。证明租赁赵长林村土地100亩，用于种植移栽出去的竹柳。出庭证人程某、周建立证言与一审再审证言基本一致。辛文芹没有提交证据。 二审法院二审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再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二审再审认为：关于冯永华要求神农合作社、辛文芹给付722500元竹柳款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在庭审中冯永华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自己租赁了南甘泉村100亩土地种植竹柳，并在该租赁地上种植的竹柳间出去499300棵，送到赵长林村，是神农合作社依据2015年9月22日签订的日期标注为2013年9月6日的《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回收的，认为自己履行了该合同，故要求神农合作社、辛文芹给付722500元竹柳款。但神农合作社庭审中辩称冯永华租赁的南甘泉村100亩土地的租赁费，第一年是由冯永华和孙立军共同承担，第二年是用北京给的补偿款承担。种植的100亩竹柳，是冯永华与孙立军共同出资、共同种植，冯永华负责管理的。对神农合作社辩称的内容，冯永华予以认可。故冯永华主张南甘泉村租赁土地上，间出去的499300棵竹柳是自己的，证据不足。冯永华提供的一系列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个人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具有民事权利及义务关系。一审再审认定，2015年9月22日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签订的日期标注为2013年9月6日的《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是为了到法院起诉，向辛文芹追要北京回款，神农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焦心俊之夫孙立军、冯永华之子冯志强共同商议而签订的虚假合同，有出庭作证的证人程某、周建立证言互相印证，冯永华之子冯志强收取陈国胜5000元用于诉讼费用的收条及《法院起诉回款分配协议》相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冯永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冯永华的诉讼请求，维持（2017）冀1126民再初7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案件受理费11025元。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11民再3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神农合作社的诉讼代理人孙立军、辛文芹的诉讼代理人陈国胜以本案诉讼代理人和证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通过审查法院诉讼卷宗发现，神农合作社的诉讼代理人孙立军、辛文芹的诉讼代理人陈国胜既不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不是单位职工，亦非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因此，孙立军、陈国胜作为诉讼代理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从庭审笔录来看，本案再审程序中，孙立军、陈国胜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又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法庭审理，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二、终审法院认为冯永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个人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具有民事权利及义务关系，判决驳回冯永华的诉讼请求，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冯永华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记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证明其向神农合作社指定账户转种苗款20万元，租赁南甘泉村土地种植竹柳50亩，并将该租赁地上种植的竹柳间出去499300棵送到赵长林村，由神农合作社回收，其与神农合作社签订的日期标注为2013年9月6日《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合同》虽然是2015年补签，但其已经实际履行了该合同，故要求神农合作社、辛文芹给付竹柳款。神农合作社主张其与冯永华之间不存在真实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综合在卷证据及庭审情况，法院并未查明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是否存在民事权利及义务关系。理由如下：第一、从中国农业银行记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交易明细来看，2013年7月25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显示冯永华之子冯志强转款10万元，收款为神农合作社，2013年8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记账凭证显示冯志强向孙立军转款10万元，孙立军在诉讼中证明该10万元是冯志强转给其个人的，与神农合作社无关，而孙立军在本案中既是神农合作社的诉讼代理人，参加案件庭审过程，又作为证人出具证言，势必影响证据效力，显然，法院并未查明神农合作社是否收到冯永华的20万元种苗款。第二、再审二审庭审笔录记录“审：一百亩地是怎么种植的？冯永华：我五十亩，孙立军五十亩。……审：五十亩地是怎么分的？种苗是怎么买的？冯永华：没有具体确定，地不是按块分的，卖苗的是我的，育林的是他的。种苗是各买各的。混着种的。统一由我管理。和孙立军之间没有协议，一切管理及费用都是由我个人承担。我和我儿子找过孙立军问间出的树苗怎么办，孙立军让送到赵长林村去育林”、“被上诉人（诉讼代理人孙立军）：我虽然代理的是合作社，上诉人也承认南甘泉的育苗是孙立军个人的，与合作社无关，所以我才以个人说明南甘泉树苗的情况。上诉人说的不对，南甘泉这100亩没有明确分配，所有费用均由我和冯志强共同负担……”从上述笔录内容来看，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孙立军均认可租赁南甘泉村土地种植的100亩竹柳，冯永华50亩，孙立军50亩，冯永华与孙立军各自种植竹柳的50亩地没有具体确定，地不是按块分的，种苗是混着种的，由冯永华与孙立军共同种植。后该南甘泉村租赁土地上间出去499300棵竹柳送至赵长林村，冯永华与孙立军均主张南甘泉村租赁土地上间出去的499300棵竹柳是自己的。经审查在卷证据，冯永华提交的收据是客户联，证明其将自己种植的499300棵竹柳送至赵长林村由神农合作社回收，开具收据的李树忠证明“我开的收据一式三份，今年四至五月间，苑成安的妻子通过李立军在场把南甘泉的收据拿走一联”，而孙立军提交的记账联，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冯永华提交的客户联明显优于孙立军提交的记账联。因此，终审法院认为冯永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个人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具有民事权利及义务关系，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本院再审中，申诉人冯永华诉称：1、终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案涉《竹柳中止回收合同》虽为补签，但其内容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原审中冯永华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其出资向神农合作社购买树苗，租赁南甘泉村土地并雇佣村民进行种植、耕作、管理，并将间伐出的499300棵竹柳送至合作社指定的地点，足以表明其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2、终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将神农合作社委托代理人孙立军与其作为证人、第三人的身份混同，同意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陈国胜充当辛文芹的代理人，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合作社在原审多次庭审中的表述违反了“禁反言”的诉讼原则，其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被申诉人神农合作社辩称：1、2013年8月22日冯永华向神农合作社打款10万元，系其作为合作社股东为保证合作社正常运营所为，并非购种育苗款；当日冯永华向孙立军转款10万元，系二人之间的个人行为，与合作社无关。2、孙立军与冯永华种植100亩树苗与神农合作社无关。合作社并没有收购二人的竹柳树苗，更没有委托李树忠代收。孙立军提供的记账联和冯永华提供的客户联上没有合作社的公章和签字，纯属二人之间的记账凭证，与合作社无关。 被申诉人辛文芹同意神农合作社的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部分诉讼代理人身份有瑕疵。本案初审判决的依据，主要是2013年9月6日冯永华与神农合作社签订的《竹柳购种育苗及回收协议》。但后经审查该《协议》并非当时所签，与此同时各种植户之间还签有相关回款分配协议。本案再审后，原一、二审判决笼统以该《协议》系虚假合同、冯永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神农合作社、辛文芹之间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由，驳回了冯永华的诉讼请求。但该两审判决对于争议各方所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并未进行具体的审查、分析和认证，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对各方主张的事实及相关证据进一步核实、确认的基础上，平衡各方利益，依法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 综上，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11民再32号民事判决、故城县人民法院（2017）冀1126民再初7号民事判决和（2015）故民二初字第1736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故城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李俊杰 审判员  宋 威 审判员  孟 慧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贾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