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粤7101行初1683号 原告：广州市达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3711X5。 法定代表人：许超明，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乐云龙，男，汉族，1967年12月5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告的员工。 委托代理人：詹俊妮，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越，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码11440100MB2C91103Q。 法定代表人：彭高峰，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静。 委托代理人：罗斌，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市达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产权登记一案，于2019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广州市达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乐云龙、原委托代理人罗凌子，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王静、罗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市达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2018年5月25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穗房延拆字［2018］11号文件批准同意，对原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7年6月6日核发拆许字［1997］第04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以穗房［1997］拆字045号房屋拆迁公告予以公布的包括涉案中区中座在内的房屋，即现xxxxx门牌（单门牌）进行拆迁延期公告，因此我方是本案中区中座房屋的直接利害关系人。2018年10月22日和2019年3月11日，在实施拆迁过程中，声称为产权人的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持房地产地址为中区中座，权证号码为××号的《房地产证》向我方主张权利并要求拆迁补偿。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于1989年8月修测的一德路××号地形图显示，该地址全部实际总建筑面积仅为572.5平方米，合法产权的建筑面积为194.4平方米，其余为违法违章建筑面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穗规划资源公开［2019］48号）的附件一74年建字347号及其该档案内附图中的《报建单审批表》记载：“拟于邻（西）座副食品仓库的原线齐”。由此可见，当时的西邻一德路××号的使用性质为仓库，与本案权证号码为xxxx的《房地产证》上使用性质为商业的登记内容明显不符。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穗国土规划公开［2018］6619号）显示：“经查，无越秀区一德路××号相关报建批文及附图，你单位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2019年2月14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穗规划资源公开［2019］236号）也证实：“经查，无一德路××号（中座）的报建审批资料及其是否存在向贵委申请改变使用性质（包括临时）的报建审批手续。你单位要求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于1959年4月测图的广州市一德路地形图显示，当时的一德路××号宽约3.6米，长约14米，建筑层数2层，与其紧接相连后面的部分全部为简易Ｄ类型平房仓库。根据房屋所有权证存根（穗房证字第××号）记载，产权人为广州市房管局，房地产地址为越秀区一德路××号，建筑面积为194.4平方米，其中建基面积97.2平方米，结构层数为2层，使用性质为非住宅，建筑时间为1991年。因此，上述证据和公文材料足以证明权证号码为××号的《房地产权证》上“一德路××号（中座）结构层数为3层，建基面积为281.62平方米，产权建筑面积为844.86平方米”的不动产登记内容与事实不符。此外，该房屋登记性质为商业，实际使用性质为仓库或非住宅，并且572.5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已经包括了全部违法违章建筑面积在内，现在却被虚构为了1039.26平方米。我方特别指出，一德路××号建基面积为97.2平方米，结构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194.4平方米，这些都与虚构的一德路××号（中座）建基面积281.62平方米，建筑层数3层，建筑面积844.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39.26平方米的内容不符，是明显的伪造证据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德路××号（中座）权证号码为××号《房地产证》存在明显捏造证据、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我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特此起诉，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中“房产登记号：中字7857号；产别：私产；产权人：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房产地址：中区（中座）；建筑面积：844.86平方米；建基面积：281.62平方米；结构层数：三层；建筑时间：战前；使用性质：商业”的不动产登记和权证号码为××号的《房地产证》；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辩称，一、53××35号《房地产证》早在1954年就已经核发，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并且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距今已远超二十年，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档案材料记载，不动产登记机构于1954年9月向产权人核发了53××35号《房地产证》。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被诉房屋登记行为发生在行政诉讼法施行前，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其起诉。其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迟至2019年才对1954年的发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也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二、不动产登记机构为杜少南核发53××35号《房地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1954年8月，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申请一德路××号中座房屋的产权登记，登记字号为中字7857，并提交了《广州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土地所有权状》《契纸》等相关申请材料。据《广州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记载，一德路××号中座土地面积为281平方公尺62平方公寸（即281.62平方米），建筑基地面积为281平方公尺62平方公寸（即建基面积为281.62平方米），层数为3层，使用性质为“铺”（即现在登记的“商业”使用性质），建筑物叠合面积844平方公尺86平方公寸（即建筑面积为844.86平方米），产权人杜少南、杜君武（又名杜志刚）合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泰祥行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该房屋由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共有，由杜少南持证。经审核，登记机构于1954年9月向杜少南核发了53××35号《房地产证》，该发证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三、经比对一德路××号房屋及案涉房屋的登记查册表记载信息，一德路××号房屋与案涉房屋是两处不同的房屋，原告以一德路××号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来论证案涉房屋登记错误，没有事实依据。案涉房屋为一德路××号中座，其坐落的区段地号为xxxx地号，原告所称的一德路××号房屋（产权证号为穗房证字第××号）坐落的区段地号为1区1段329地号。从坐落位置来看，这是两处不同的房屋。原告以一德路××号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来论证案涉房屋登记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四、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是53××35号《房地产证》载明的权利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该《房地产证》，本案诉讼对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有重大影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应追加上述三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经审理查明，1997年6月6日，原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穗房（97）拆字045号《广州市房屋拆迁公告》，公告决定征收越秀区相关地段，相关房屋及附属物均须于1997年6月6日起至1999年6月6日止拆迁完毕，以腾出土地兴建商务、住宅综合楼，上述地段内房屋及属附物，由原告委托越秀区贤达拆迁服务公司实施拆迁，等等。2018年5月25日，原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穗房延拆字[2018]11号《城市房屋拆迁延期公告》，公告同意对原穗房[1997]拆字04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延拆许字[2018]第1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地点和范围包括现一德路xxxxx单门牌），拆迁人和拆迁实施单位为原告，拆迁期限至2019年5月25日止，等等。 根据穗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记载：所有权人为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所有权性质为国家经租，所有权来源为1958年国家经租，房屋座落越秀区一德路××号（以下简称281号房屋），建筑基地面积97.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94.4平方米，登记字号为统字90239，核准日期为1991年8月28日，等等。根据281号房屋的2019年4月11日的查册表附注记载，该地于1998年8月13日原告征用，经办人：文锋，交换产权，协议书存案，历史变动情况为“中7858”。 1998年8月13日，原广州市越秀区房地产管理局（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征地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下列座落在越秀区，建筑面积663.01平方米交由乙方拆除，乙方同意将（详见附表2《补偿给回房管部门房屋情况表》）建筑面积共663.01平方米的房屋移交给甲方，产权属市房地产管理局所有，以作补偿，乙方同意移交给甲方的补偿房屋，定于2002年3月30日移交完毕，等等。 另查，根据2019年3月11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产别为私产，房产登记号为中字××号，房产地址为中区中座（以下简称281号中座房屋），区段地号为1区1段329之1地号，使用土地面积和建基面积为281.62平方米，建筑面积844.86平方米，双隅（双木）结构，3层，产权人为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所有权来历均为1946年8月向林水泉买，杜少南占有部分为共有1／2（所有权人），权证号码为××号，杜君武及泰祥行，占有部分均为共有1／2（共有权人），登记附注记载：国家经租，2018年5月25日以拆许字［2018］第11号批准原告拆迁该房屋，拆迁期限至2019年5月25日止。 被告为证明281号中座房屋登记的情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土地所有权状》，记载：坐落本市靖海分局xxx号，区段为测量第乙区第乙段，地号为三二九之乙，地号为三二九之**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收件，登记字号及年月日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登记，土地所有权人为安泰公司杜志刚，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十一日，等等。2、穗财来字第xxxx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买契纸，记载：新主为杜志刚，地段地号为测量第，地段地号为测量第**一段三二九之一地号路二八一号后进北段，土地和上盖面积为贰伍市井叁肆市方尺伍捌市方寸，日期为1951年6月28日。3、收件中字第7857号登记收据，记载：兹收到杜少南申请一德中路281（字迹不清）号房地产登记缴交契证如下：本状一件，红契一件，并有盖有“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三日”及“廖穆科印”的章，文件左边盖有“公元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及“广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登记专用章”。4、《登记申请书》，记载：第7857号，坐落测量xxxx地号中区中座3级，四至东至330南至529西至328北至329，土地和建筑基地面积281平方公尺62平方公寸，房地产情况记载双木结构，3层，1座，战前建筑，使用性质为铺，管案情况为出租，建筑物叠合面积为84.4平方公尺86平方公寸，并加盖“国家经租”章，产权人为杜少南、杜君武、泰祥行，收件初审意见为“据申请人杜少南云本叶前以安泰公司名义登记，该公司实由泰安行及杜少南、杜君武等合资……请结合中字7858详细审查决定”，查册复审决定为“该件系杜君武、杜少南与泰祥行共同……二杜占50%，泰祥行占50%……同意发证”，证字第53××35号，等等。5、《房地产所有证存根》，记载房地产座落测量第1区1段329之1地号一德路××号中座，证字第53××35号，等等。 诉讼中，原告主张其作为拆迁人，已经对281号房屋协商好补偿事宜，却又发现还有281号中座房屋查册表的存在，原告认为现一德路并无281号中座门牌号，亦不实际存在281号中座房屋，并认为281号中座房屋查册表既显示产别为私产，附注又记载国家经租，且无登记日期，因此该查册表登记有误，系被告伪造。被告表示其仅为产权登记部门，查册表反映的是281号中座房屋当年的登记情况，该“私产”是1954年登记的，国家经租之后的产权性质，应由管理部门即住建部门负责解释。 经本院发函向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了解情况，该两单位分别于2019年7月24日、2019年7月19日作出《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越秀区产权情况的复函》《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关于越秀区产权情况的复函》，复函表示281号中座房屋系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直管房，已委托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负责管业，其中二楼为业主留房，其余部位国家经租，目前由租户使用，原告与原广州市越秀区房地产管理局于1998年8月签订的《征地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并无实质履行，且已超过约定移交补偿房屋时间。经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现场勘验，现场尚未实施拆迁，现状只有门牌号281号，并无281号中座，据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281号房屋与281号中座房屋已经打通，无法区分，1998年8月与原告签订《征地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时，协议书记载的面积是当时的281号的实测面积663.01平方米，其范围包括二楼的业主留房部分（根据档案记载的留房面积约112平方米），但上述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其后房管部门经核查认为其也无职权代业主就二楼留房部位签订上述补偿协议。原告则认为281号房屋均为国家经租，并不存在二楼业主留房的情况。 以上事实，有《广州市房屋拆迁公告》《城市房屋拆迁延期公告》《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土地所有权状》、买契纸、《登记申请书》、登记收据、《房地产所有证存根》《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越秀区产权情况的复函》《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关于越秀区产权情况的复函》《勘验笔录》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本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请求撤销关于281号中座房屋的2019年3月11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中的相关内容，而查册表内容是登记簿内容的反映，撤销查册表记载内容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该诉讼请求不当，原告的诉请实质是对281号中座房屋的中字7857号登记行为不服。根据被告提交的281号中座房屋的登记材料显示，该房屋登记的依据是原《土地所有权状》（登记年月日记载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买契纸（日期为1951年6月28日）等材料，收件中字第7857号登记收据的收件时间是1954年8月，而国家经租也是大约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因此被告主张涉案281号中座房屋的登记行为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采纳。涉案281号中座房屋的登记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已发生的行政行为，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此外，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之一是281号中座房屋的登记情况与房屋现状不符，根据房屋登记的相关规定，发现登记事项有误的，应由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向登记机构申请解决，原告以房屋现状的改变来否认原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逻辑上并不能成立；而关于现门牌号为281号的房屋的经租或留房情况，涉及经租政策问题，原告作为拆迁人，可与经租管业部门及留房业主确认。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达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广州市达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钱秀娟 人民陪审员  徐韶生 人民陪审员  刘立平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刘静 书记员陈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