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8836号 原告：谢冬梅，女，197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传雨，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集优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马超东路266号和信新城市中心18楼1803号。 法定代表人：雷川，总经理。 被告：成都中誉联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蜀西环街69号1栋1单元20层2003号。 法定代表人：未零，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欣，男，198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神县，员工。 原告谢冬梅与被告四川省集优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优公司”）、成都中誉联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誉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冬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传雨，被告集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川，被告中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冬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集优公司向谢冬梅支付佣金94,948.32元；2、判令集优公司赔偿谢冬梅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94,948.32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自2019年5月7日起计算至佣金付清为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602.33元）；3、判令中誉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集优公司和中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3日，谢冬梅与集优公司达成口头挂靠协议，由谢冬梅挂靠集优公司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集优公司收到返佣后即支付谢冬梅佣金。当日，谢冬梅带自己的亲戚朋友共四个人到案涉项目销售现场看房，并由集优公司安排署名为“黄理”和“洪利”的人员在微信群将四人的名字进行报备。随后，该四人均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销售合同，并按约支付了房款，集优公司在收到该四套房屋的销售返佣后，将应支付给谢冬梅的佣金94,948.32元予以截留，并以各种理由要求谢冬梅放弃部分权利就签协议付款。经谢冬梅反复催讨之后，集优公司最终仅同意支付45,000元，谢冬梅因不能同意该方案，所以被迫提起本案诉讼。因中誉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一级分销商，其明知案涉四套房屋均由谢冬梅带亲戚朋友四人到项目销售现场看房，并最终达成销售目标，仍然将案涉四套房屋的销售佣金结算给集优公司，导致谢冬梅的销售佣金被集优公司截留，其对造成谢冬梅的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为维护谢冬梅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集优公司辩称，1、集优公司并未与谢冬梅达成口头协议，当初是因为他个人没有资质，与公司下面一个门店的店长黄理达成的口头协议，公司对此事并不知情；2、谢冬梅诉称集优公司最终同意支付45,000元，实际情况是雷川在协调谢冬梅与黄理之间的矛盾时达成的协议，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后来黄理要求集优公司按照劳动合同发放工资，故该笔钱集优公司已经按照工资标准发放给黄理了；3、集优公司与谢冬梅从始至终都没有雇佣关系，不存在谢冬梅诉状中的集优公司予以截留；4、中誉公司提供了所有能够证明佣金应该发放给集优公司的材料；5、根据上一次仲裁的资料的显示，因为谢冬梅觉得黄理给的佣金少了，所以与中誉公司代理人相互之间签订了合作协议，谢冬梅以此协议为由要求中誉公司将佣金全部给谢冬梅，但是因为集优公司与中誉公司协议在先，根据合作协议，这个佣金应该发放给集优公司。集优公司认为这是谢冬梅与黄理之间的经济纠纷，不应当牵扯到集优公司与中誉公司，集优公司对此事一开始就是不知情的，黄理到现在都不承认当初承诺过给谢冬梅返还所有佣金，黄理只承认答应过谢冬梅返还她应该拿到的所有提成，但谢冬梅对这笔提成不太满意，黄理与谢冬梅在这方面产生了矛盾。 被告中誉公司辩称，中誉公司认可案涉四套房屋的购房者是谢冬梅的亲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作为业绩归属，按照我们的正常要求以及我们签订的合作协议上的要求，首先经纪人带客户到售楼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报备，到达售楼部后必须填写客户到访确认单，客户到访后要填写认筹登记确认单，这三个东西上面都写有集优地产的名字，虽然到访确认单和认筹确认单都有谢冬梅本人的签字，也就是说谢冬梅本人承认了她与集优公司是有一定的关系。不管合作协议谁签订在先，我公司都是按照正常的合同流程将该四套房屋佣金结算给集优公司，所以不存在谢冬梅提出的因为中誉公司的原因造成销售佣金被截留。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2日，中誉公司（甲方，下同）与谢冬梅（乙方，下同）签订了《中誉联行渠道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华都九龙广场项目渠道销售公司，为甲方提供渠道销售服务，合作时间暂定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乙方成功推介的客户采取分期或按揭方式付款的，客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第一笔房款后，乙方可全额提取分销佣金，佣金计算方法为公寓4%，商铺8%，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8年12月6日，谢冬梅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中誉公司向其支付佣金94948.32元，并以94948.32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2019年4月1日，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成仲案字第1389号裁决书，驳回了谢冬梅的仲裁请求。上述裁决书仲裁庭查明事实部分，载明以下事实：一、2018年3月13日15时48分至49分、2018年3月14日13时1分，署名为“黄理”和“洪利”的人员在微信群“好屋吉屋华都九…报备群”中发送了四条微信信息，内容载明为“项目：华都九龙广场；所属公司：集优地产；所属门店：状元府邸店；报备人姓名：黄理；报备人电话：159××××1992”；客户名称分别为田世梅、田世敏、田杰铭、胡静；二、2018年3月13日，谢冬梅带田世梅、田世敏、田杰铭、胡静前往项目销售现场看房，并在当日填制《客户到访登记确认单》及《客户认筹登记确认单》，确认单中分销公司名称处载明为“中誉联行（集优地产）”或“中誉联行（集优地产）好屋吉屋”；报备时间载明为“2018年3月13日”；开发商接待确认签字载明为“王欢”；分销工作人员确认载明为“谢冬梅155××××0780”；三、2018年3月13日、3月14日，田世梅、田世敏、田杰铭、胡静分别签署了《传化国际新城诚意登记协议》，并分别交付2万元诚意金（定金）；四、2018年4月19日，田世梅、田世敏、田杰铭、胡静分别与成都传化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并于当日支付首付款，四套房屋销售总金额共计2373713元；五、庭审中，谢冬梅承认与黄理系朋友，并知道其集优公司员工的身份，称最初确实系应黄理邀请，挂靠在集优公司，因其带客户买房时，还未进客户报备微信群，所以是集优公司黄理帮谢冬梅进行的报备。 诉讼中，谢冬梅提交了其与集优公司法定代表人雷川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微信聊天中显示谢冬梅曾提出挂靠集优公司，但雷川未同意。后因谢冬梅与黄理出现矛盾，谢冬梅一直找到雷川在沟通佣金事宜。 另查明，黄理系集优公司的一名门店店长。诉讼中，集优公司陈述与谢冬梅达成口头协议的系黄理，集优公司从未与谢冬梅达成口头挂靠协议，在谢冬梅找到集优公司反映情况后，雷川协调双方，但最终未能促成谢冬梅与黄理协商一致。在黄理的要求下，集优公司在收到中誉公司支付的佣金后，已经按照与黄理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向黄理支付了全部佣金。 以上事实，有《中誉联行渠道合作协议》、（2018）成仲案字第1389号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建立合同关系，应当有要约、承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谢冬梅用以证明其与集优公司之间存在口头挂靠协议的证据系（2018）成仲案字第1389号裁决书及微信聊天记录。但从案涉仲裁裁决书载明的内容来看，案涉仲裁裁决书仅载明谢冬梅在仲裁庭审中承认与黄理系朋友，并知道其集优公司员工的身份，最初系应黄理邀请，挂靠在集优公司，仲裁裁决书并未认定集优公司认可谢冬梅的挂靠关系，在谢冬梅与集优公司法定代表人雷川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雷川也并未确认集优公司与谢冬梅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谢冬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集优公司之间存在口头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谢冬梅主张集优公司支付佣金94,948.3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中誉公司应否向谢冬梅支付佣金及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谢冬梅与中誉公司之间因案涉佣金产生的争议已经由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成仲案字第1389号裁决书裁决，该裁决书为终局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谢冬梅主张中誉公司承担支付佣金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谢冬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89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1,094.5元，由谢冬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雅丽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