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湘01行初857号原告朱文斌，男，196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原告肖爱兰，女，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余佳，女，198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才岗，湖南嘉仕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中心（原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北大道1688号。法定代表人黄定。委托代理人魏来，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谢兆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西塘村。法定代表人邹文，主任。委托代理人贺志伟，湖南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雷锋东路52号。法定代表人范焱斌，区长。委托代理人尹伟博，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谢兆佳，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文斌、肖爱兰、余佳诉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中心（以下简称望城区住保中心）、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大泽湖街道办事处）、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望城区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17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2017）湘01行初17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余佳、肖爱兰、朱文斌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本院判决，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湘行终129号行政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余佳、肖爱兰、朱文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才岗，被告望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尹伟博、谢兆佳，被告大泽湖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贺志伟、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魏来、谢兆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文斌、肖爱兰、余佳诉称：2016年2月3日凌晨1点左右，雷锋大道路边的“志鸿家电城”发生火灾。随着火势蔓延，惊醒睡眠中的一家人，父亲朱杰、儿子朱已文及母亲余佳。由于防盗窗安装时，没有预留逃生窗口，死者无法逃离火灾现场。原告及其周围的邻居、群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朱杰、朱已文被困火海中，最终慢慢死去。余佳也昏迷过去，最终被送往医院抢救，造成她未出生的胎儿死亡。这件事故造成三条人命丧失的严重后果，给原告家人带来巨大的悲痛和重大的损失。如果没有安装存在安全隐患的防盗窗，就住在二楼的死者自己完全可以从窗户逃生。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允许的空间从屋内跳下。通常情况下，从二楼跳下来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可见，此次火灾之所以导致人身死亡事故的发生完全是由于防盗窗妨碍了死者的逃生。因此存在安全隐患的防盗窗的安装是此次火灾酿成人间悲剧，造成人身死亡的重要原因。根据原望城区住保局出具的情况说明，防盗窗是由望城区住保中心下属的棚改办安装的，因此望城区住保中心应当承担本次火灾事故人身死亡相应的赔偿责任。请求：1、确认望城区住保中心在志鸿家电城安装防盗窗未按照国家规定预留逃生窗口的行为系违法行为。2、判令望城区住保中心赔偿原告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103449元。3、判令望城区住保中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答辩称：一、“志鸿”家电城二楼所安装防盗窗由望城区住保中心的二级职能机构长沙市望城区棚户区改造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该安装防盗窗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原告以此要求赔偿的请求应予以驳回。二、《关于的通知》并未要求望城区住保中心为全区重点街道统一安装防盗窗，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原告所诉称的安装防盗窗的窗户并非火灾受害人唯一的逃生窗口，该房屋背街的窗户均未安装防盗窗，若火灾受害人当时有逃生的意识或逃生的能力，可从未安装防盗窗的窗户逃生，受害者死亡的原因系用火不慎，故受害者对于死亡原因负责任，在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基于人道主义对受害者家属进行了救助。被告大泽湖街道办辩称：一、火灾造成的死亡事故，与大泽湖街道办没有因果关系。火灾原因是当事人用火不慎，电烤炉发生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大泽湖街道办没有为当事人租住的房屋安装防盗窗，有证据表明，只要当事人具备逃生意思和能力，除防盗窗位置外，还有其他方式和途径逃生。二、原告已经就赔偿事项，针对望城区政府提起民事诉讼，因证据不足被依法驳回。现提起行政赔偿，仍然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大泽湖街道办与火灾死亡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三、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原告主张不符合行政赔偿范围，法无明文规定，大泽湖街道办没有赔偿义务。四、大泽湖街道办出于人道主义救助，根据望城区政府的统一安排，已向原告方支付救助资金4万元，充分体现了当地政府机构对原告方的关怀和安抚。原告方在事实根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提起行政赔偿，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望城区政府辩称，一、“志鸿”家电城二楼所安装防盗窗与望城区政府无关，望城区政府未对原告作出过任何违法行政行为，原告提出的请求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二、原告认为造成其家属火灾中死亡的原因为望城区政府统一为原告所属街道安装的防盗窗没有预留逃生窗口，但事实上，答辩人并未实施过统一安装或者授权委托他人统一安装火灾事故现场防盗窗的行为。三、原告所安装的防盗窗的窗户并非逃生的唯一窗口，该房屋后面的窗户均未安装防盗窗，若受害者当时有逃生意识或者逃生能力，可以从未安装防盗窗的窗口逃生。四、在事故发生后，望城区政府已对原告进行了人道主义帮助给予了补助，但不能据此认定望城区政府为责任主体。综上所述，望城区政府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造成火灾的原因有火灾鉴定结果，是用火不当造成电烤炉起火而引发的事故，原告应对该事故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证明（事实），拟证明两被告安装防盗窗的事实。证据2、死亡证明。证据3、武警长沙市望城区消防中队的证明。证据2-3拟证明火灾造成的后果。证据4、相片，拟证明房屋结构，防盗窗的安装没有留逃生窗口，窗口是密封的。证据5、邻居证明，拟证明造成严重的后果，是两被告安装的二楼防盗窗没有留逃生窗口导致的。证据6、快递单，拟证明原告向政府申请过行政赔偿申请。证据7、家庭困难说明书，拟证明原告家庭十分困难。证据8、余佳的住院出院诊断及病例本，证明余佳是重度烧伤。证据9，租赁场地整改的通知。证据10、国家赔偿决定书。证据11、火灾事故一案联系表。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望发改投（2012）190号和望发改投（2013）83号文件，拟证明经批复，望城区住保中心负责组织对“两路两片”提质改造项目施工。证据2、（2017）湘01行初170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受害者死亡原因系用电不慎造成的，非望城区住保中心造成的。证据3、望办发（2012）54号文件，拟证明全区全民绿化美化行政方案中不包括安装防盗窗。证据4、火灾事故认定书，拟证明受害者死亡原因系电烤炉发生故障引燃可燃物蔓延成灾。被告大泽湖街道办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无事实依据。证据2、火灾事故认定书，拟证明起火原因。证据3、调研会议备忘，拟证明政府非事故的处理。证据4、收条，拟证明救助资金发放。被告望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望城区政府《关于印发》，拟证明该文件无统一安装防盗窗的相关规定，被告没有实施统一安装或者委托他人统一安装涉案防盗窗的行为。证据2、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火灾事故认定书(望公消火认字[2016]第0001号，拟证明火灾原因。证据3、（2016）湘0112民初1609号判决书，拟证明生效判决书中认定被告对涉案防盗窗无管理、维护的责任。证据4、照片，拟证明原告所诉安装防盗窗的窗户并非火灾受害人唯一的逃生途径。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各自发表了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文件可以看出望城区住保中心明显违法，没有许可，擅自安装防盗窗属于越权。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用电不慎不会导致其死亡，如果预留了逃生窗口，事发时完全可以跳下来，不会导致死亡。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文件中说不能安装防盗窗，但是最后却擅自安装了，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安装防盗窗征得了业主的同意。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但是火灾发生并不会导致受害者死亡，因为事发是在二楼，如果没有安装防盗窗或者预留了逃生窗口，完全有机会可以跳下去，不会造成死亡。原告对被告大泽湖街道办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街道不是当事人，民事判决书中新华书店以及区政府为被告，当时认为两被告不是责任主体。本案是起诉的是区政府的文，在实施过程中有瑕疵。街道是具体责任人。导致三原告的亲人死亡。对证据2，起火原因不是两被告所导致的。二楼到一楼距离不到两米，火灾发生时，跳下来不会死亡。原告对被告望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恰恰证明具体责任人是街道，街道是根据区政府的文实施的，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3，一审的判决我们没有上诉，法院要我们重新诉讼，证明两被告不能免责。被告大泽湖街道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三性有异议。事发在大泽湖街道与高塘岭街道以及村没有关系，不符合证明的事实。这个证据不是直接证据，是传来证据，是当事人打印成文再签名的，这个证明事实是不真实的。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意外事故证明，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居民死亡证明没有异议，是事实的表述。对证据5，照片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理由如对证据一。对证据7，三性无异议。对证明8、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说明防盗窗是政府统一安装的，不能证明是街道组织安装的。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9，租赁场地整改的通知，这个证据与本案无关。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0、国家赔偿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1、火灾事故一案联系表，原告单方制作的，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没有其他证据辅助该表。被告大泽湖街道办对被告望城区政府、望城区住保中心提供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望城区政府对原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均证明不了望城区政府和街道办安装防盗窗的行为。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被告望城区政府对被告大泽湖街道办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望城区政府对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对原告、被告望城区政府、被告大泽湖街道办事处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望城区政府的意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是否达到证明目的，需结合全案事实及相关规定来判断。经审理查明，根据长沙市望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批准“两路两片”提质改造项目立项的批复（望发改投【2012】190号）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望发改投【2013】83号），由望城区住保中心的二级机构长沙市望城区棚户区改造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对雷锋大道、金星大道及普瑞大道沿线建筑外立面实施提质改造建设任务，于2013年对原告租住的“志鸿家电城”二楼安装了不锈钢防盗护窗。2016年2月3日凌晨1点左右，望城区雷锋大道路边的“志鸿家电城”一楼大厅西面卷帘门承重柱旁的电烤炉发生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住在二楼的原告肖爱兰、朱文斌的儿子朱杰、孙子朱已文在火灾中丧生，儿媳余佳在火灾中昏迷过去，造成她腹中未出生的胎儿死亡。根据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起火原因为志鸿家电城门面一楼大厅西面卷帘门承重柱旁的电烤炉发生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火灾发生后，望城区政府组织各部门召开了“2.3”火灾事件善后问题调度会议，会议明确由望城区雷锋慈善会筹措救助资金6万元，政法委筹措资金4万元，大泽湖街道筹措救助资金4万元，高塘岭街道筹措救助资金4万元，新华书店筹措救助资金2万元，原告已收到上述救助资金。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本案证据，在志鸿家电城二楼设置防盗窗的行为系望城区住保中心作出，故本案的适格被告只有望城区住保中心，与望城区政府、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办无关，原告对望城区政府、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办的起诉应当驳回。二、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本案中，望城区住保中心在志鸿家电城二楼设置防盗窗，但未考虑紧急逃生需要，遗漏明显应当考虑的因素，属明显不当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被诉行为应当确认违法。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提出的其安装防盗窗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不应对火灾中死亡人员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三、关于赔偿的比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证据，志鸿家电城的起火直接原因为志鸿家电城门面一楼大厅西面卷帘门承重柱旁的电烤炉发生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蔓延成灾。故本案事故造成原告家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系自身用火不慎，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本案酌情认定原告承担60%的责任，被告望城区住保中心负次要责任，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的数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本案中，根据2018年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本案的死亡赔偿金额及丧葬费总额为1319376元（82461元×20×2人×40%），望城区政法委、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及高塘岭街道已支付救济资金12万元，虽然不是国家赔偿形式给付的，但是与国家赔偿费用都是来源于国家财政资金，应予抵免。原告要求赔偿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望城区住保中心应当支付原告支付赔偿金119937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朱文斌、肖爱兰、余佳对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办事处的起诉；二、确认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中心在志鸿家电城设置防盗窗的行为违法；三、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中心向原告朱文斌、肖爱兰、余佳支付赔偿金1199376元;四、驳回原告朱文斌、肖爱兰、余佳的其他赔偿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中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 永审判员 戴 莉审判员 傅美容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仪静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