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辽民再9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连智，男，196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芝，辽宁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铁西法务站联络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绍南，辽宁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铁西法务站联络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胡大街******。法定代表人：弓天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印，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婷波，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关保权，男，1968年7月24日出生，满族，桓仁县桓仁镇政府工作人员，现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一审第三人：郭永庆，男，1952年1月31日出生，满族，桓仁县公安局退休人员，现住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胡连智因与被申请人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关保权、郭永庆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本民三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6）辽民终570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21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胡连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淑芝、徐绍南，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印、潘婷波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关保权、郭永庆经本院依法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连智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首先，申请人与案外人王艳林2009年7月1日签订的《临时占地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陈学波仅仅帮助案外人王艳林将占地款转交给申请人，申请人收取的还是王艳林的占地款。申请人知道王艳林干不了之后，该笔款项也应当由申请人返还给王艳林，而不是陈学波。其次，申请人在签订协议当天收到的占地款是王艳林支付的，不是郭永庆支付，郭永庆也自认自己不知道是谁的地，说明《临时占地协议》中约定的17．828亩林地不是王艳林转租给郭永庆的，也不是经申请人同意租给郭永庆和关保权的，申请人对此事不知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郭永庆无权使用该地块，更无权用该地块与路桥公司签订协议。原审认定是郭永庆支付给申请人的占地款，进而认定关保权、郭永庆有权与路桥公司签订《协议书》是错误的。该地是申请人的林地，郭永庆无权与任何人签订协议，签订了也是无效协议。（二）路桥公司与关保权、郭永庆签订的《协议书》，实为无效协议。首先，申请人通过拍卖等合法程序取得三块林地及林权证，是诉争林地唯一合法使用权人和地上林木合法所有权人。那么，为什么不是申请人与路桥公司签订协议？为什么会有申请人举报关保权、郭永庆犯罪的刑事案件？路桥公司在未履行占用林地法定程序也未征得林地使用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关保权、郭永庆签订占地协议，忽视了申请人是该林地唯一合法使用权人。据此，该协议应当无效。其次，路桥公司与关保叔、郭永庆签订的协议所谓的“荒地”，事实上是申请人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经营的合法林地，该林地上有2万多颗成材林木，路桥公司在前期占地勘察不可能看不到。写明是“荒地”，一方面是要避开砍伐林木的审批手续和政府有关部门相关手续的办理，另一方面是采取暗中补偿。因此，该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协议。（三）路桥公司因修公路开山凿洞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石渣无处堆放，凭借路桥公司与第三人关保权、郭永庆违法签订的无效协议，顺理成章地将废弃石渣堆放在申请人林地上，已经构成侵权。路桥公司强行堆放废弃石渣，经鉴定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和林业种植条件严重毁坏且不能恢复，造成申请人巨大财产损失，并导致第三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四）原审中，申请人请求路桥公司排除妨害、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没有得到法院有效的支持。虽然申请人对一审认定路桥公司侵占林地面积有异议，但毕竟认定了路桥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对于申请人排除妨害、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的请求并未支持，路桥公司侵权处于持续状态，妨害了申请人对诉争林地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益。因此，请求判令排除妨害停止侵害并恢复原状；无法恢复原状，应当赔偿损失。（五）原审论述申请人就路桥公司侵权赔偿数额的请求无充分证据证明不妥。发回重审后，申请人仍向法院提出对路桥公司侵占林地面积、损失赔偿数额及造成林地永久不能恢复的损失等申请予以评估，但法院未予评估错误。路桥公司与第三人关保权、郭永庆签订协议约定占用“荒地”28亩，事实上，有证据证明路桥公司占用林地不止这些，应一并予以赔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胡连智的原审诉讼请求。路桥公司答辩称，（一）《协议书》合法有效。1、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关保权、郭永庆被桓仁县法院认定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因其没有向林业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2、关保权当庭陈述，关保权找人测量占地面积，在占地四至喷标记时，胡连智夫妻都在场，在场的人员还有关保权、陈学波、欧孝强、路桥公司人员。二审法院庭审中，关保权证明他给胡连智打电话，说王艳林不干了，郭永庆接着干，胡连智说爱谁干谁干，并收取了郭永庆给付的占费52000元，证明胡连智同意郭永庆替代王艳林履行《临时征占林地协议》。3、胡连智同意由郭永庆实际履行其与王艳林签订的《临时征占林地协议》，关保权本身又有林权证，愿意提供林地，则关保权、郭永庆有权签订《协议书》。陈学波、关保权在王艳林不做的情况下，又与胡连智联系，由此可认定，胡连智对于关保权、郭永庆签订《协议书》是明知和认可的。综上，《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胡连智同意由郭永庆实际履行其与王艳林签订的《临时征占林地协议》，关保权本身有林权证，愿意提供林地，则关保权、郭永庆有权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合法有效。（二）根据《协议书》约定，路桥公司以石碴价值充抵应支付给关保权、郭永庆的占地费，石碴归关保权、郭永庆所有。郭永庆向胡连智支付占地费52000元，取得了胡连智荒地使用权。因此，路桥公司占用的荒地是关保权的林地及郭永庆已取得使用权的荒地。因此，实际占用胡连智荒地的是关保权、郭永庆，不是路桥公司，即使承担责任，也应由关保权、郭永庆承担。（三）路桥公司只占用28亩荒地，且是经胡连智同意的。根据《协议书》约定可知，关保权、郭永庆加工石子必然需要额外占用土地，超出28亩范围的10.78亩实为关保权、郭永庆建造石料地材加工厂，加工、生产、销售石子占用，与路桥公司无关。胡连智同意使用的28亩土地已由胡连智喷划了四至界限，路桥公司只是在界限内堆放了石碴，并未超范围堆放。（四）被占用荒地不全是胡连智承包的，还有关保权、村有等人的，胡连智就全部38.78亩主张权利缺乏依据。依据桓仁县法院（2012）桓刑初字第00176号《刑事判决书》第5页第6项、第7项内容，以及关保权的林权证，胡连智认为是大队书记和关保权合伙把林权证写在关保权名下，但地实际都是他的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刑事判决书》已经通过法定程序委托鉴定，确定了占用面积为38.78亩，在并无确实充分证据情况下，申请人主张重新鉴定占地面没有依据。（六）关于清除石碴恢复原状问题。申请人当庭放弃，理由是刑事判决书已经确定该林地无法恢复原状。最高法院指定重审，其原因应该是该部分请求未予处理，其它方面应无问题。现申请人又于当庭放弃了此方面的诉讼请求，应维持原二审判决。一审第三人关保权、郭永庆未提交陈述意见。本院再审认为，一、胡连智依据2004年4月2日胡连智与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平原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集体“四荒”（拍卖）有偿使用合同书》、2005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2008年12月15日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为其核发的桓林证字（2008）第0402429号林权证，对路桥公司向其拥有使用权的林地堆放施工所排石渣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本案原审中对路桥公司的侵权行为做了认定，但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各项损失没有审理清楚，未能依法保护胡连智的合法权益。二、关于本案审理中应否对路桥公司毁林、占地面积进行司法鉴定问题。路桥公司侵占林地面积是本案的主要事实，是评估各项损失、确认赔偿数额的基础。本案原审中对胡连智提出的评估申请不予准许，采用了关保权、郭永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案件中依据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技术鉴定报告书所做的认定（占地38.78亩）。但原审中，胡连智提出评估事务所鉴定时已经有一部分沙石运出，承包地中没有道路，道路是路桥公司运送石渣所致，河流是不流水的沟壑，种有树木，道路和河流均包括在胡连智承包的林地范围之内，评估机构扣除的道路和河流5.25亩也应计算为毁林、占地面积。胡连智所述是否属实，原审并未核实清楚。另外，刑事案件侦查阶段森林公安局委托测绘的GPS实测占地面积51.3875亩，且在刑事案件评估事务所进行的鉴定中，胡连智作为案涉林地使用权人、被侵权人并未参与。基于以上因素，本案应对路桥公司毁林占地面积进行重新审理认定，可以结合审理情况予以委托鉴定，同时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鉴定，作为本案判决的客观事实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辽民终570号民事判决及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本民三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刘    晶审判员 张    昕审判员 宁  久  宏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秀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