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贛0203民初1068号 原告：李连保，男，汉族，1969年6月23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市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青洲、郑媛，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蒋贵平，男，汉族，1966年12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景徳镇市珠山区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锡新，江西泰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连保诉被告蒋贵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7月2日进行了公开审理，原、被告及各自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期间，被告对原告伤情提出重新鉴定，同年8月23日，鉴定结果出具，鉴定程序终结。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伤残补助金、误工费、护理费、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等费用共计240953.78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被告蒋贵平因家中建房打电话给原告，希望原告到被告家中帮助建房，并且要求原告在晚上施工。2018年10月22日原告等人与被告谈妥工资，前往被告家中开工，被告要求原告当晚完工。2018年10月23日凌晨2点原告在被告家中做工时，从屋顶滑落。被告即开车将原告送往景徳镇市中医院就医，并付了2000元医药费，但由于被告要求原告使用其自己的医保卡，而原告未予同意，被告即对后续的医疗费及其它费用未予支付。之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医疗费等费用赔偿事宜，但均遭到被告拒绝，被告未到医院看望过原告。因此，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1、原告起诉当中说的不是建房而是搭棚子，与事实不符；2、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存在过错；3、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而是承包关系，原告自身也有过错。4、原告所计算的费用过高。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证据二、景德镇市中医院出院记录二份、医疗收费票据二份、疾病报告书二份、医嘱清单二份、门论收费票据二份、DR检査报告单一价、CT检查报告单一份证明原告因受伤住院共计110日，建休期共计6个月，医疗费共计66733.98元； 证据三、江西科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证明本起事故构成九级伤残，后续治疗费1万元，本次鉴定费用2050元。 证据四、原告户ロ本、继续中医药大学出具在读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父母，及其儿子均由原告抚养，并且因其儿子为在读大学生未参加工作年满18岁仍为被抚养人，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抚养费。 证据五、受伤期间，治疗期间照片一组证明原告此次发生事故情况及术后情况； 证据六、四位证人证明原告因被告雇佣建房，在被告摔伤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 针对原告所举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1、第一组证据身份证无异议；2、第二组治疗的票据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关联性是有异议的，与伤残没有因果关系。3、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是原告单方面去做的，没有经过质证。跟粉碎性骨折没有关系。鉴定结果不被采纳的话鉴定费应由原告方自己承担。4、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没有抚养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他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5、对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与起诉状事实不符。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收条，证明原告受到了被告承揽的费用6000元； 证据二、图片，证明原告所做的工是修大棚不是建房。 证据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告跳下来摔伤），并提醒原告注意安全。 针对上述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收条上的这个字不是我签的。 针对该质证，被告补充意见为：当时李连保在医院，王其军以李连保的名义签了这个字，王其军通过电话跟李连保说受李连保的委托签了字。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补充：1、该收条并非李连保出具和签收，并非李连保写的。2、上面写的包工工资也非真实意思。3、包工工资不能证实双方之间是承揽关系，也恰恰证明是雇佣关系。 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临鉴字第616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十级，原、被告对该重新鉴定结果均无异议。 根据庭审调查，且经举证、质证，本院对于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材料作出认证并阐述如下：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明、户籍信息及医疗机构（中医院）出具的医疗证明文件（如出院记录、收费票据等）材料，真实性均能予以确认。但是原告私自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等级认定书因重新鉴定结果已经将其推翻，故本院对该鉴定书及认定的后续治疗费不予支持。原告儿子因已成年，故原告主张其儿子的抚养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亦主张其父母由其赡养，但原告却未能提供其父母的相关信息，以及需要赡养的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申请的证人证明其在作业过程中摔伤而非自行跳下摔伤，因证人与原告具有亲属关系（如兄弟关系），且被告证人出具相反的证言，故其证明力有限。被告支付6000元给原告，虽然并非其本人签名，但该6000元实际上已经交付给原告，该费用为劳务报酬（由原告代为向其他工人代发）。故本院予以认可。根据庭审调查可知，该工程作业为修大棚，而非原告所言建房。 经举证、质证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所能确认的事实如下：2018年10月，被告因其家中修建大棚而联系原告，请其牵头找人到家中作业。当年10月22日，原、被告谈妥劳动报酬后，被告要求原告当晚作业。至23日凌晨2点时分，原告摔倒在地。事故发生后，被告即将原告送至医院，住院治疗92天，至2019年1月23日出院，医嘱建休三个月。同年3月28日，原告再次入院治疗至4月15日出院，住院18天。原告伤残等级，经重新鉴定确定为十级。此后，原、被告之间因赔偿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诉至法院。原告所发生的损失如下： 1、医疗费：66733.98元（根据医疗发票）； 2、伤残赔偿金：14460元/年×20年×10%=28920元； 3、误工费：4095元/月÷30×（住院110天＋建休90天＋至伤残鉴定90天）=39585元； 4、护理费：140元/天×110天=15400元； 5、营养费：40元/天×110天=4400元； 6、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110天=5500元； 7、交通费10元/天×110天=1100元； 8、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根据伤残等级）； 总计：166638.98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该案由所反映的是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在劳务的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引发的纠纷。该案由所反映出的特点，主要有：（1）前提是提供劳务一方根据接受劳务一方的指示进行劳动并接受其管理，提供劳务一方的劳动成果也由接受劳务一方享有，形成劳务关系；（2）适用过错责任原则。（3）劳务者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符合该案由之定义与认定，也可以说这是一起很典型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告作为提供劳务者根据被告（接受劳务一方）的指示进行劳动作业，在作业中，原告发生人身损害。本案的关键在于，损害事故的责任该如何认定？回到本案即是如何厘定原、被告之间的责任份额，方能对社会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与引导，明确各自的责任边界，善尽义务，各得其所。 从作业的时间来看，原告按照被告的指示，在凌晨时分进行高空作业，且在该高空作业过程中被告未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原告也基于职业熟练程度过于自信而低估发生损害的潜在风险，亦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予以避免。所以，该起人身损害事故的发生，原、被告均有过错。一言以蔽之，被告之错错在不应指示原告（提供劳务者）在夜晚高空作业，且针对该高空作业并未提供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安全警示义务）。而原告之错错在过于自信作业的熟练程度而忽视了采取安全保护措施，或者已经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而轻信能够避免。这些因素无疑都增大了发生事故的潜在风险。本案中，根据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发生损害的主要原因在于过于自信自身的职业行为可以轻易规避风险。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作为作业的组织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害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本院酌定为被告承担原告损害金额的15%，即24995.85元（166638.98元×15%=24995.85元）。 综上，原告的诉请部分能够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蒋贵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连保支付各项费用的24995.85元； 二、驳回原告李连保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4914元，减半收取2457元，鉴定费用1700元，合计4157元，由原告负担2850元，被告负担130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镇峰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邹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