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6民初2983号原告：王骏，男，195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宇清，北京市高界（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路玉泉营立交桥东南侧118号。法定代表人：李澄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杰，男，197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员工。被告：沈吕遂，男，1952年2月8日出生，住台湾地区台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骏与被告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草桥公司）、被告沈吕遂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宇清，被告草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杰，被告沈吕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对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士特公司）所欠原告的借款本金220万元、利息201183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3月5日至2003年12月10日，王骏分四次向伟士特公司借款220万元，双方约定按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支付利息，伟士特公司向王骏出具了《还款说明》和《还款承诺》，但至今未还。2010年5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裁定受理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但因伟士特公司财产为零，王骏债权未获清偿。二被告系伟士特公司股东，2005年9月21日，二被告为逃避债务，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相互串通，将伟士特公司唯一财产，位于玉泉营桥西南侧的“伟士特综合业务楼”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给草桥公司。2010年11月4日，沈吕遂发出“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承认将上述房产过户到草桥公司名下，把伟士特公司注销掉，甩掉所有债务的过错。此外，二被告作为伟士特公司股东，在伟士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不履行破产清算义务，导致破产管理人未能接管到该公司的任何物资（包括账簿、证照、公章、资产、文件等）和人员，无法查清公司财产及债权债务状况，最终被法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这属于“无法清算”导致破产清算程序终结的情形，究其原因，在于二被告作为伟士特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不提供账簿、证照、公章、资产、文件等清算必备材料，致使破产清算工作无法进行而被迫终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二被告作为股东，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不履行法定义务，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王骏诉至法院。草桥公司辩称：不同意王骏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王骏的所谓债权未经司法判决确认，属于自然债权，已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且我方不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伟士特公司与我方之间的房产转让协议已经过丰台法院、二中院、高院多次判决合法有效，且该房产业经法院依法执行并办理过户完毕，因此我方不存在所谓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事实。第二，伟士特公司不存在无法清算的事实，公司年检注册自始至终由沈吕遂负责，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也均由沈吕遂持有，并未灭失，因此我方不应当承担公司债务连带责任。一方面，经查伟士特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报告书为2008年度公司年检报告，根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只有财产、账册、证照等重要文件齐备的条件下才能通过年检，据此可证明伟士特公司的财产、账册、证照等重要文件在2009年5月27日前并未灭失且由沈吕遂控制；另一方面，从（2010）一中民初字第17475号民事判决书、（2008）丰民初字第22525号、（2009）丰民初字第19156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我方与伟士特公司因房产转让合同于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20日期间一直处于涉诉状态，由此也可证明伟士特公司的财产、账簿、证照等重要资料在2009年5月27日后是由沈吕遂继续持有和控制。第三，伟士特公司破产事实形成于先而股东清算事实产生于后，因此债权人所谓利益损失与股东是否清算无因果关系。第四，王骏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伟士特公司于2010年12月17日被吊销，依据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当自伟士特公司发生前述清算事由之日起2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王骏的起诉明显违反了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第五，我方没有怠于清算的事实及过错。伟士特公司的财产、账册、证照等重要文件均由沈吕遂控制，我方与伟士特公司及沈吕遂之间于清算事实发生前已经处于涉诉状态，我方客观上无法启动清算程序，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王骏的全部诉讼请求。沈吕遂辩称：不同意王骏的诉讼请求。第一，沈吕遂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1993年沈吕遂所在的台湾九五传播公司（以下简称九五公司）与草桥公司合资成立伟士特公司，同时，在外经贸京作字【1993】134号批准文书、伟士特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中所记载的伟士特公司的合营投资方也是九五公司，沈吕遂在伟士特公司担任的是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但并无证据表明其是伟士特公司的股东。第二，王骏的债权未经司法程序确认，也未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其对伟士特公司的债权已经灭失。第三，伟士特大厦转让并没有侵害王骏即债权人的利益。在（2011）高民终字第2246号终审裁定中，已经驳回了王骏、王庆凤等提起的撤销权之诉。且房屋转让时存在严重的权利瑕疵，即没有办理相关房屋产权证明以及还有第三人长达17年的租赁权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4000万元的转让价格也是正常而且合理的。退一步来讲，在从沈吕遂《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中可以得知，在房屋转让时，伟士特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已转移到草桥公司，王骏与草桥公司之间因伟士特大厦转让价格的争议，应当由草桥公司承担责任，草桥公司转移财产与沈吕遂无关。第四，管理人没有接管到伟士特公司账册、人员并不影响清算工作的开展和结论。从完整的清算组的《破产人管理人报告》中可以看到，伟士特公司并没有怠于履行自身义务，而是自身经营不善。伟士特公司是先被申请破产，然后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所以伟士特公司没有怠于履行自身义务，而是积极争取自身资产。同时，伟士特公司的相关账册、文件的未能接收到，这些行为与无法清算没有因果关系。伟士特公司的主要财产（伟士特大厦）还存在，没有灭失。并且在法院的主持下，伟士特公司已经清算完毕，不存在因账册的原因无法清算的事实。第五，草桥公司作为伟士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承担相应清算义务。第六，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王骏提供的2010年管理人报告中可以看到王骏已经明确获悉、知晓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伟士特公司的任何财产和人员情况，且已收到2010年11月4日沈吕遂书写的《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那么王骏早在2010年11月4日已获悉和认定伟士特公司股东恶意逃避债务，低价转让资产，侵害了自身债权人利益，那么就应当在2010年提起诉争，本案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法院驳回王骏的诉讼请求。以上答辩意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所发表。经审理查明：草桥公司曾用名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农工商联合公司，于2002年变更为现名称。伟士特公司于1993年7月28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1993年9月23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类型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为200万美元，投资者为草桥公司和九五公司，其中草桥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出资额占20%，九五公司以设备材料美元现金出资，出资额占80%，沈吕遂为伟士特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而在伟士特公司向工商机关提交的年检报告书（均有沈吕遂签字）中，部分年度（如2000、2001、2003年度）的外方投资者名称写明为九五公司；但部分年度（如2002、2005、2006、2007、2008年度）的外方投资者名称则写明为沈吕遂。2010年10月16日，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2009年度企业年检，也未在公告规定的截止日期以前补办年检手续，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京工商丰处字（2010）第D9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伟士特公司营业执照。王骏持有借款人均记载为伟士特公司的借据4份，借据记载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01年3月5日、2002年1月2日、2003年3月12日、2003年12月10日，借据均写明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2倍计算，借据记载的借款本金总额为220万元，均签有一枚“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印章。王骏另持有落款为伟士特公司的还款说明1份，该说明载明：“我公司自2001年3月5日至2003年12月10日分4笔从王骏先生处共计借款220万元，至今未还。在公司所建商业楼运转正常后，即可归还，目前我公司正积极运作，本年底前一并还清”。说明显示的出具时间为2004年2月12日。王骏另持有落款为伟士特公司的还款承诺1份，该承诺载明：“我公司所借王骏先生220万元，因我们的原因没有如期归还，我公司承诺利息还是按银行贷款利息的2倍计息，从2005年1月1日起每天按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2009年12月底之前还清全部款项”。承诺显示的出具时间为2009年1月15日。2010年4月2日，北京祥门商贸有限公司以伟士特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可能为由，向一中院申请对伟士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一中院于2010年5月7日裁定受理该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为伟士特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2010年7月5日，管理人作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了伟士特公司的基本情况、管理人对伟士特公司的接管情况、伟士特公司资产情况等。该报告第4页中载明“…伟士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吕遂下落不明、无法联系，公司有关人员及财物均去向不明，因此，管理人未能接管到伟士特公司的任何物资（包括账簿、证照、公章、资产、文件等）和人员”。上述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在2010年7月14日一中院与草桥公司谈话过程中，一中院询问“关于伟士特公司的财务账册、公章、财务章、债权债务清册，草桥公司是否知其下落”，草桥公司回答“这个不清楚，我们是小股东，不知道账册等的下落，法定代表人沈吕遂也下落不明，无法找到”。沈吕遂未应诉，但曾出具日期为2010年11月4日的《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一份，其中写明：“本人是伟士特公司的法人代表，伟士特公司是本人与草桥公司为股东的合作企业……我和草桥方面都是伟士特的股东，是甲乙双方，根据法律，我不能推卸责任，但草桥方面的做法是否有违道义或是否合法，苍天有眼……”。2011年10月28日管理人收到王骏提交的申报补充债权资料。该资料包括前述王骏持有的4份借据及2004年2月12日还款说明、2009年1月15日还款承诺。2012年12月7日，一中院作出（2010）一中民破字第8475-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伟士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因此裁定“宣告伟士特公司破产”。2012年12月18日，一中院作出（2010）一中民破字第8475-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根据管理人核查，伟士特公司破产财产为零，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4868.6元，表明伟士特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因此裁定“终结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王骏于2014年12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案。另查：2005年9月21日，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伟士特公司将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草桥村的房屋转让给草桥公司，转让款4000万元（其中伟士特公司欠草桥公司400万元债务直接从转让价款中扣抵）。2006年6月14日，草桥公司、伟士特公司与北京玉美家园建材市场（原北京玉泉营环岛家具城）签订《变更房屋租赁合同协议书》，协议约定自2005年9月21日起原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变更为草桥公司，承租方为北京玉美家园建材市场，2005年9月21日以后的房屋租金由北京玉美家园建材市场直接全额向草桥公司支付。2008年，因双方在《房产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出现纠纷，草桥公司将伟士特公司诉至本院，要求伟士特公司继续履行《房产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2008年12月19日，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08）丰民初字第225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述《房产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草桥公司与伟士特公司按该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各自应负担的义务，但因暂时不具备过户条件，故驳回草桥公司要求办理过户的诉讼请求。伟士特公司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伟士特公司仍然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伟士特公司的再审申请。2009年，草桥公司再次将伟士特公司诉至本院，要求伟士特公司继续履行《房产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2009年12月19日，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09）丰民初字第19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士特公司协助草桥公司办理位于丰台区花乡草桥村伟士特综合楼的产权过户手续。伟士特公司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2010年12月20日，一中院对王庆凤起诉伟士特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作出（2010）一中民初字第1747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写明“2010年11月22日，草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05年9月21日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就伟士特综合楼房地产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该房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伟士特公司即将该公司公章交付草桥公司，以便办理相关事宜’”。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询问，沈吕遂主张上述《房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其又刻制了一枚伟士特公司公章，但只用于诉讼等事项，但账册、财产都已经移交给草桥公司；草桥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房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沈吕遂的新章不仅用于诉讼，还用于伟士特公司年检，且公司账册并未移交给草桥公司。上述事实，有原告王骏提供的借据、还款说明及承诺、房产转让协议书、（2008）丰民初字第22525号民事判决书、（2009）二中民终字第4229号民事判决书、（2010）一中民破字第8475-4号民事裁定书、沈吕遂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2010）一中民破字第8475号案件卷宗材料、伟士特公司工商档案资料，被告草桥公司提供的（2009）丰民初字第19556号民事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05905号民事判决书、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伟士特公司营业执照、章程、董事会成员名单、年检报告书、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债权申报统计表、伟士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被告沈吕遂提供的（2012）民申字第676-1号民事裁定书、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2010）一中民破字第8457-3号民事裁定书、（2010）一中民初字第17475号民事判决书、伟士特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本院调取的管理人成员谈话笔录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应当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庭审查明的事实，争议焦点有二：一、王骏的债权是否成立并在诉讼时效期间；二、草桥公司与沈吕遂是否应当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之一，本院认为：从债权的形成看，王骏持有形式完备的伟士特公司出具的债权确认凭据，虽然草桥公司不承认伟士特公司收到借款，但伟士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吕遂明确认可债权凭据的真实性，则应据此确认伟士特公司收到了相应款项并作出承诺，债权依法形成。在查明伟士特公司经营中不仅使用一枚公章及沈吕遂确认债权存在的情况下，草桥公司有关应依据公章真实性确认债权存在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从债权的诉讼时效看，2009年1月15日伟士特公司做出2009年12月底还款的承诺后，王骏于2011年10月28日向管理人主张权利，债权诉讼时效并未经过。从侵权之诉的诉讼时效看，尽管伟士特公司于201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但伟士特公司在此之前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而王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草桥公司与沈吕遂对伟士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其“怠于履行义务，致使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而一中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0）一中民破字第845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伟士特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时，方可视为王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伟士特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已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因此，王骏于2014年12月5日向本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草桥公司、沈吕遂关于王骏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之二，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房产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协议，王骏主张“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相互串通，将伟士特综合业务楼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给草桥公司”，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三款规定，“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根据伟士特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伟士特公司设立时的外方投资者为九五公司，并无外方投资者由九五公司正式变更为沈吕遂的相关材料，故本院在本案中无法确认沈吕遂为伟士特公司股东。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本案中，沈吕遂作为伟士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在其所书的《致伟士特公司债权人的信》中亦认可其与草桥公司为甲乙双方，并且在伟士特公司的部分年检报告中亦写明其本人是外方投资者，并且在草桥公司接收伟士特公司公章之后，沈吕遂仍持有伟士特公司另一枚公章，能够继续办理伟士特公司年检，并能够指派律师参与2008年至2010年期间伟士特公司与草桥公司的房产转让诉讼案件，据此可以认定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的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即伟士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草桥公司作为伟士特公司的股东，同样负有对伟士特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草桥公司虽认为己方作为非控股股东，并不掌握公司账册等材料，但在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草桥公司向伟士特公司派驻财务人员担任董事的情况下，草桥公司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己方在账册丢失的过程中不承担责任。伟士特公司自2010年5月7日进入破产程序，2010年10月16日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直至今日，草桥公司和沈吕遂始终互相推诿，未能提交伟士特公司的任何账册、文件，伟士特公司确已构成客观上“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形，故草桥公司和沈吕遂应当对伟士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草桥公司、沈吕遂的相关辩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王骏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沈吕遂对北京伟士特开发咨询有限公司所欠王骏的421183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495元，由被告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沈吕遂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王骏、北京草桥实业总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沈吕遂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 昭审判员 罗红斌审判员 倪 燕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霍歆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