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9290号原告陈靖轩，女，汉族，1976年10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郑泽超，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甘立宝，男，汉族，1977年5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廖立萍，北京大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晓东，北京大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艾存勇，男，汉族，1985年11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应城市。原告陈靖轩诉被告甘立宝及第三人艾存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郑泽超、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廖立萍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艾存勇因忘记开庭时间而迟到，但为查明案件事实、加快案件审理进程，本院准许其中途参加庭审，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原告与被告共同合作投资并设立深圳市牡丹花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经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原告占45%股权，被告占55%股权（以其哥哥甘世鹏的名义代持）。后来被告为了达到稀释原告股权的目的，劝说原告将其中13%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艾存勇。原告将其10%的股权于2015年6月18日工商变更转让给第三人艾存勇，原告将其3%的股权于2017年4月12日工商变更转让给第三人艾存勇。后来原告才了解到，第三人艾存勇应被告的要求，将应属于原告所有的13%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转给了被告，但被告却一直将该款项占为己有，拒不交还给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进行催讨，但被告却一直未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交还给原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诸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交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原告的事实及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无论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本案中第三人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是2015年7月27日，而原告在2018年12月10日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原告已经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追究被告的职务侵权的刑事责任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关案件在审理中，案号为（2018）粤0306刑初7012号。现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属于滥用诉权，被告在要求追究原告职务侵占的案件中已包含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的诉求已通过刑事案件正在解决中，再次提起本次民事诉讼属于重复提起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三、被告的收款账户是各股东的公用账户，是第三人付公司的股权投资款，不是支付给原告的，且全部款项均用于被告投资的酒店，被告未将款项用据为己有。原告诉求被告交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理由是被告将原告应得的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据为己有且不交还原告，被告认为这是歪曲事实。该笔款项与原告无关，并非原告的财产，是第三人向公司支付的出资款。2015年3月，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酒店，总投资预计1000万元，资金多退少补，后来追加至1150万元，后来又追加至1250万元，各方实际股权比例是以实际出资额占最终总投资额的比例确定。后来原告仅支付30%的投资款，其余13%的投资款一直拖欠。经被告再三催促，原告找到第三人，将自己名下13%的股份分两次转让给第三人，被告也认可第三人的股东身份。其中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投资酒店项目，第三人占股比例为13%，既然是共同合作投资关系，第三人支付的款项性质应为对公司的出资款。经统计，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流水可以看出各股东确认共出资1250万元，最终出资情况如下：原告占股32%，应出资400万元，实际出资400万元，案外人魏宏伟占股10%，应出资125万元，实际投资125万元，第三人占股13%，应出资162.5万元，实际出资162.5万元，被告占股45%，应出资562.5万元，实出资562.5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是一一对应的。因此，第三人支付的人民币1,625,000元是其向公司出资的认缴款，不是原告的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的前提及基础。事实上第三人汇入的股权投资款与其他股东汇入的投资款一样用于酒店的装修及经营，被告不可能构成不当得利。各股东对将被告的个人账户作为公司的公用账户代收款项是一致同意的，全体股东均同意将款项支付至该账户供公司经营所用，所有股东出资款全部支付至被告尾号为7116的账户，包括原告的出资款也支付至该账户。因此原告的诉求与其行为自相矛盾，其一方面认可其汇入该账号的款项为出资款，而第三人汇入该账户的款项却是原告的转让款，明显自相矛盾。因此，原告没有将本案涉及的全部客观事实如实陈述，将已经经过刑事诉讼的纠纷再次提起民事纠纷属于滥用请求，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对其滥用诉求的行为进行制裁，维护被告的正当合法权益。第三人称，第三人之前并不认识原、被告，是魏宏伟介绍第三人可以购买牡丹花酒店的股份。第一次谈关于转让10%的股份的事情也是魏宏伟告诉第三人的，魏宏伟带第三人去跟被告谈股权转让事宜，谈好后约了原告见面，购买10%的股份经过原告的同意，第三人就与原告签订了转让协议。股权变更是第三人与原告一起去工商部门进行的变更登记，股权转让款原告也知道要支付至被告的账户。转让3%股份的时候，原、被告及第三人都在酒店，被告提议原告再转让股份，一开始是说要转让5%的股份给第三人和魏宏伟，但是魏宏伟并没有买，只有第三人购买了原告3%的股份，购买该股份的款项也是支付给被告，原告当时也在场，原告对此是清楚的。经审理查明，约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原、被告达成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投资：深圳市宝安西乡街道碧海中心区内的西乡商会大厦一层、二层作酒店用途，总投资预计1000万元左右（资金多退少补），被告占55%的股权，原告占45%的股权。后案外人魏宏伟也加入投资，原、被告及魏宏伟共同出资于2015年1月26日成立深圳市牡丹花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花酒店），其中原告占股45%，被告占股45%，魏宏伟占股10%，但被告的股权一开始由其亲戚甘世鹏代持，后甘世鹏又于2016年12月30日将股权变更到被告名下。2015年6月1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将自有的1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双方于2015年6月18日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2015年7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3%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双方于2017年4月12日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委托案外人张丽、张双进于2015年6月14日至2015年7月27日分四次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转账支付至被告名下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账号为40×××16）。2018年11月21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利用其担任牡丹花酒店股东兼总经理的职务之便侵占了牡丹花酒店大量的装修及营业收入资金为由，认定为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罪，并提起公诉。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已受理该刑事案件，案号为（2018）粤0306刑初7012号，现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认为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及查明事实对本案的审理结果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故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另，被告主张原告在（2018）粤0306刑初7012号案件中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与本案诉求相同，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亦予以否认。本院经与该案的承办人核实，该刑事案件并无附带民事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转让协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表、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转账记录、银行转账流水记录、起诉书、重新审计申请书，被告提交的合作协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为被告收取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属于不当得利，而被告有无侵占牡丹花酒店的资产对于本案的审理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故对原告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重复诉讼的问题，被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在（2018）粤0306刑初7012号一案中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且诉讼请求中包含了本案的诉讼请求，且经与该案的承办人核实，该刑事案件并无附带民事诉讼，故对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涉案款项系第三人向牡丹花酒店支付的出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作协议、转让协议中均明确写明系原告分别将其自有股权的10%、3%转让给第三人，且双方均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庭审陈述中对此也予以确认，说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确实成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并履行。至于第三人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述的“本人艾存勇实际完成了认缴深圳市牡丹花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3%股权的投资款”只是第三人对于相关法律概念不太明晰，且该表述与股权转款亦不矛盾。而被告所提交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仅是载明原、被告及第三人、魏宏伟所占的投资比例，虽然协议的落款日期是在2015年1月15日，但是原告及第三人均主张该日期是倒签的，被告也确认该日期可能是倒签的。因此，无法确认该合作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且第三人主张该合作协议系在其与原告签订两份转让协议之后签订的，故该份合作协议并不能推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股权关系。综上，本院认定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系第三人向原告购买牡丹花酒店13%股权的转让款。关于被告收取涉案款项人民币1,625,000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有四点，一是一方受益，二是他方受损，三是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受益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第三人向原告购买股权，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理应支付给原告，但第三人却将款项转账至被告的银行账户。对于被告收款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账号为40×××16），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该银行账户系被告用于收取股东投资款及牡丹江酒店经营使用的。但原告主张股东们约定牡丹江酒店成立后应使用公司账户来收取公司款项，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看，原告在牡丹江酒店成立后的2015年9月9日仍有向被告的该银行账户支付过一笔金额为人民币105,638.72元的款项，备注为酒店投资款。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认定被告收取第三人款项的银行账户系用于收取股东投资款及牡丹江酒店的经营。故被告收取第三人的款项并不能成立不当得利的第一项构成要件，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收取了该款项用于其个人使用应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原告对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人向被告转账的行为，确实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第二、三项，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获得利益有无合法根据。第三人庭审时陈述，其与原、被告商谈时有询问过转让款是否转至被告名下的银行账户，虽然第三人不记得是谁给予其肯定回答，但是第三人确定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反对。且原告在庭审时也陈述，被告曾告知原告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给被告，就视为原告缴纳了不足部分的出资款，原告不用再按45%的比例出资。从原告及第三人的上述陈述可以认定，原告是知晓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告的事实的。如若系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劝说其转让股权以获得资金继续出缴出资款，那么原告不可能从未催促过第三人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采信第三人的主张，认定原告在出让股权时是同意或至少是知悉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告的。所以被告收取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款并未没有合法依据，而是经过原告的同意或默许的。且第三人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是2015年7月27日，即使原告主张涉案款项不应支付给被告，但原告在最后一次转让股权时即2015年7月25日时是知晓第三人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告，而原告于2019年4月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也已超出了三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被告收取第三人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且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不当得利并要求其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25,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靖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9,426元、诉前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佳  玫人民陪审员 赖  丽  华人民陪审员 赵  爱  青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莫  莹  莹书 记 员 朱淑贤（兼）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