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26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国慧，男，196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军，内蒙古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占义，男，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内蒙古奥星（克什克腾）律师事务律师。原审第三人：于占继，男，197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上诉人董国慧因与被上诉人于占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2018）内0425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己审理终结。上诉人董国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事实及理由：首先，上诉人与第三人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将第三人的耕地和草牧场租赁给上诉人，也就是说，租赁的标的物系“耕地”和“草地”,2017年3月份，经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上诉人将租赁的“耕地”退还给第三人，第三人给予上诉人1300元耕地肥力等补偿，双方并未对退还草地事宜达成一致协议。其次，一审判决将涉案苜蓿地性质认定为耕地，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系在草地上种植苜蓿草，而非在耕地上种植苜蓿草，也就是说，涉案苜蓿地性质为草地而非耕地，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02年新分草类地台账的封面及内容均对此予以了明确记载，尤其系在该台账中明确载明“草地、五类地和补的地总亩数为1010亩”，这也证明草地和五类耕地系明确区分的，并非一审认定的五类耕地系草地；另外，该新分草类地台账也明确记载“第三人（于占继）3人，合计5.25亩”，这也证明涉案的5.25亩苜蓿地性质为草地而且由第三人享有承包经营权，与被上诉人无关；该新分草类地台账关于5.25亩苜蓿地的记载与2017年3月22日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载明的“于增良户头上的草牧场有5人份，于增良及其配偶的2人份给于占义，另外的3人份归于占继”相互印证，同时结合该台账的名称为“新分草类地”，充分证明涉案的苜蓿地性质为草地，而非一审认定的五类耕地；同时也证明涉案的5.25亩苜蓿地承包经营权人为第三人，并非被上诉人，该5.25亩苜蓿地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约定仅退还耕地、未约定退还涉案草地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将涉案苜蓿地性质认定为耕地，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与村民小组台账记载严重不符，一审判决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另外，涉案的5.25亩苜蓿地承包经营权人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现提出上诉，望贵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于占义答辩称，上诉人称涉案地块为草地，证据支撑为2012年土地台账，该份土地台账是由上诉人董国慧自己制作，且明显有修改痕迹，涉案地块经过一审人民法院进行现场了解，村民及时任队长、现任队长均证明涉案地块为耕地，而非上诉人所称草地。且上述地块承包人是于占义及其父母，而上诉人主张的地块是于占继及其妻子女儿三人，于占继女儿出生在2008年，在分地的时候于占继还没有结婚，所以上诉人主张没有依据。第三人于占继未提交陈述意见。于占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董国慧赔偿于占义苜蓿草损失3623元；2、由董国慧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份，董国慧私自将于占义地块上留打籽的苜蓿草收割，双方发生冲突后，董国慧将于占义的草仍在地里导致苜蓿草发霉失去价值，给于占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于占义多次与董国慧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故诉诸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于占义的诉讼请求。董国慧一审时辩称，涉案草地系董国慧向第三人于占继依法承租取得，与于占义无关，于占义自己有承包地，与涉案草地的位置不同。苜蓿草系董国慧购买草籽种植，所有权人系董国慧，于占义主体不适格。于占义主张的财产损失及律师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于占继辩称，涉案于占义、董国慧争议的土地是分给于占继的，土地台账也是登记在于占继的名下，于占继父母也在此分得了土地。因为父母跟着于占继生活，所以土地也是于占继耕种着，于占继将土地一同承包给了董国慧，因为与于占义就父母赡养事宜经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将于占继承包给董国慧的耕地要回来了，补偿董国慧损失1300元，但要回来的耕地是否包括涉案苜蓿地于占继不清楚了。耕地当时没有进行补偿，为了补偿董国慧，于占继将其一家四口（第三人于占继及其妻子与两个孩子）位于冶炼厂西北方向的草牧场给董国慧使用。于占义、董国慧争议的苜蓿地是草地与冶炼厂西北方向的草牧场不是一个地块。于占义董、国慧争议的苜蓿草地是按五类地承包给董国慧的。于占继妻子及两个女儿除了上述草牧场外没有耕地，村委会及村民组是否给她们补过地及在哪补过地于占继不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占义与第三人于占继系兄弟关系。因其父母于2016年9月22日前跟随第三人于占继共同生活，故其父母土地由于占继耕种，于占继将其与父母的土地承包给董国慧耕种。董国慧承包经营期间于2015年在涉案地块种植了紫花苜蓿。因于占义父亲于2016年9月22日由于占义接到家中赡养，于占义要求于占继将父母两口人的土地交由其耕种，故于占继请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经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于占继与董国慧于2017年3月17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约定：董国慧同意废止原土地承包合同，将耕地归还于占继；于占继共向董国慧赔偿1300元；无其他纠纷。退还给于占继的耕地包括涉案于占继及其父母三口人的5.25亩苜蓿地。第三人于占继与董国慧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当日与于占义亦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于占义父亲于增良夫妻二人份土地都由于占义耕种。2017年8月，董国慧将涉案苜蓿草割倒，于占义发现后，双方因涉案地承包经营权及苜蓿草权属发生争议，于占义未收获2017年度苜蓿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的规定，于占义与第三人于占继、第三人于占继与董国慧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生效并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于占继、于占义、董国慧均在场，董国慧理应知道涉案苜蓿地其已经退还给于占继，于占继因赡养事宜将父母二人耕地交由其哥哥于占义耕种，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后阻止于占义收割苜蓿草，造成于占义损失，应向于占义承担赔偿责任，现于占义主张于增良夫妻两人份3.5亩（1.75亩/人×2人）损失，根据赤峰大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5.25亩紫花苜蓿价值为3623元，以此计算，3.5亩损失合计为2415.3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董国慧赔偿于占义2017年度3.5亩紫花苜蓿损失2415.3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即涉案地块是否包含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确定的返还范围之内。上诉人董国慧主张该地块不在双方约定的返还范围内，其理由为涉案地块不是耕地不符合双方对返还地块性质的约定，为了证明其主张，其提交了涉案地块的土地台账，因该台账对于土地性质表述模糊，而时任队长于占河、现任队长张清福、于守江等22户村民及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庆国村民委员会又出具了涉案地块为耕地的证明，故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其上诉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因于占继与董国慧双方已经明确废止租赁协议，故在租赁协议已经解除的情况下，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仍有权利经营涉案土地，故原审判决其对涉案地块上的经济损失作出赔偿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涉案地块经营权人系于占继妻儿一家三口，于占义无权起诉，因于占继结婚、女儿出生的时间均晚于分地时间，故上诉人主张涉案地块经营权人系于占继及妻儿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时，参与分地的时任队长于占河对涉案地块的经营权人做出了说明，即该地块的经营权人为于占继及其父母，而依据于占继和于占义之间的约定，于占继父母的地转由于占义经营，故于占义起诉主体适格，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盛明智审 判 员 鹿春林审 判 员 苏力德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张蕴琪书 记 员 冯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