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02民初2176号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大石桥市永安镇永安村。法定代表人：孙刚，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朱永锐，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1050号、福明路828号。负责人：杨明，系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曹华英，系该行职员。委托代理人：李琴薇，系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五一路35号。负责人：于永孝，系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黄明辉，系该行职员。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票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受理，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7）辽0302民初1575号民事裁定，后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至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辽03民终1616号民事裁定，撤销我院（2017）辽0302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指令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审理。我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永锐、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李琴薇、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的委托代理人黄明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第一被告贴现无效；请求判令其赔偿原告损失，支付汇票金额1000万元，及自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自2013年7月4日起计算至2017年3月17日，为2,063,712.2元；最终计算至实际支付为止；2.确认第二被告构成共同兑付汇票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与第一被告无限连带承担上述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如下：2013年7月2日，营口昌泰铝材有限公司在第二被告中信银行鞍山支行向原告签发了一张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所欠原告货款。票号30200053/22317524，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到期日为2014年1月2日，收款人为原告。2013年7月，原告收到该汇票后不慎将其遗失。7月9日，原告向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3年9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向铁东区人民法院申报了权利。原告于是得知，第一被告在没有依法审查交易的真实性、未尽到审慎核实义务、违反票据贴现和票据管理规定的情况下，违规操作将该汇票贴现，并将汇票转贴现给了浦发银行北京支行。非法贴现的过程为：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2013年7月1日与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订立了一份《销售合同》，向托福公司出售聚丙烯，托福公司的应付款总金额为30051200元；7月3日，亿佳向第一被告申请贴现托福公司背书的原告遗失的承兑汇票；7月3日当天，亿佳公司给托福公司开出了增值税专用发票；7月3日当天，第一被告与亿佳公司签订了《中国光大银行商业汇票贴现总协议》，并立即为亿佳公司办理了贴现。上述贴现过程的非法性体现在：没有真实的交易，亿佳公司作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突然出售聚丙烯，且交货期仅为两天，完全不真实，显然是为了贴现而编造的虚假交易。而第一被告显然没有审查交易的真实性，为了追求贴现率的利益而办理了贴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无因性是相对的。票据来源于真实的交易和债权债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亿佳公司作为没有真实交易的票据持有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第一被告的贴现行为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认定贴现无效。第二被告作为承兑人，在兑付汇票的过程中，也具有过失，与第一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均应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四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本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的，给予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前款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没有检验交易的真实性，是玩忽职守，应当由被告进行赔偿。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辩称，一、原告并无证据证明票据丢失事实的客观存在，也无证据证明答辩人的前手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就此，本案原告并无向答辩人提出损失赔偿的事实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本案票据为真实票据，要素完整，背书连续，票面本身不存在任何瑕疵，原告基于此票据向答辩人提出本案损害赔偿之诉，至少应该证明答辩人的前手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佳公司）不是票据权利人，否则如果亿佳公司为合法的票据权利人，则原告针对亿佳公司前手的抗辩不得再抗辩亿佳公司及其后手。如需否定亿佳公司的合法票据权利人身份，则需原告需要同时证明票据遗失的事实，及提供亿佳公司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取得本案票据的充分证据。但本案中，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两点：第一，关于失票事实。本案中，原告声称涉案票据被其遗失，但由始至终并无任何实质证据，只是其单方声称。至于其申请公示催告，只是程序上的权利，并无实体证据证明票据是遗失还是正常转让。而从情理上来看，原告系辽宁省大石桥市的一家企业，住所地在大石桥市，而其后手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系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企业，住所地在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镇十七房村，两家企业城市位置相差大半个中国，又都处于各自城市的乡村偏远地区，无论是原告将盖了章的票据特意带到浙江的乡下让托福科工贸公司恰好拾得，或者是托福科工贸公司来到辽宁的乡下刚好捡到原告盖了章的票据，任意一种说法都实在无法令人信服。并且，本案中原告特意绕过能够与其对峙的直接关联人托福科工贸公司，转而向二被告主张权利，使得托福科工贸公司如何取得票据无从查证。这一系列不合常理的说法和做法，唯一的解释就是，原告并非失票，原告与其后手可能有其他联系，例如正常转让后其与后手发生贸易纠纷。可见原告对于其失票事实并未证明。第二，关于亿佳公司是否为合法票据权利人身份的问题。因为票据的无因性，通常情况下，只要票面无瑕疵，则持票人即为票据权利人，如原告需要根据《票据法》第十二、十三条否定亿佳公司的票据权利，则应由原告进行举证。但本案中，原告由始至终只是猜测，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亿佳公司在取得票据的时候存在任何恶意或过失，而相反的，凭借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银行审查了亿佳公司与其前手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福科公司）签订了合同、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正常的货物买卖关系的特征。至于货物如何交付，并不在票据关系的审查范围，银行也不可能参与、监督贸易的履行，这仅属于亿佳公司和托福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况且，亿佳公司也给出了符合当地商业交易的答复，该票货物已由托福科公司直接从亿佳公司的上家仓库中取货。原告的审查要求，是要求银行保证其根本没有参与的实体贸易关系的真实性，实际上完全否认了票据的无因性！既然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亿佳公司并非合法票据权利人，则原告针对答辩人的一切诉请均无事实依据，即使原告确为失票人，则原告也仅能就托福科公司提出主张，而非对善意取得人的亿佳公司及其后手提出任何主张。因为一旦亿佳公司是票据权利人，那么答辩人贴现过程中是否审核贸易背景对原告的损失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即使答辩人不贴现，亿佳公司仍然依法作为最终持票人取得票款；贴现与否不影响原告的状态。二、退一步，即使假设原告确为失票人且亿佳公司的票据权利人地位有瑕疵，但是答辩人系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票据，为此已付出相应对价，且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系票据上的善意取得人，拥有票据权利。亿佳公司向答辩人提出贴现申请人后，答辩人通过向出票行查核，证实了该票据要素真实，并经审核查明该票据背书连续、印章真实，无其他形式瑕疵。同时，答辩人核对了亿佳公司取得票据的购销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材料能够证明亿佳公司取得票据的真实贸易关系，并无相反证据反对。答辩人据此，受理了亿佳公司的贴现申请，并支付贴现款，整个操作合法合规。答辩人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并且支付了对价，无论答辩人的前手如何，答辩人均应为票据的善意取得人，享有票据权利。三、再退一步，即使原告确为失票人，那么原告损失也是由于原告擅自在空白票据上背书，托福科公司恶意骗取票款造成的，与答辩人无关。即使原告确为失票人，那么原告损失也是由原告的过失和托福科公司的恶意（假如有的话）造成的，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贴现过程中审核是否严谨与原告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而且，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原告损失造成的首要及根本的原因还是原告自行在空白票据上背书，原告这一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后果。同时，鉴于原告怠于向托福科公司主张权利，已经导致原告对托福科工贸公司可主张的权利诉讼时效届满，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也应由原告承担。四、最后，即使原告存在向答辩人索赔的权利，则该权利也已过诉讼时效。自原告于2014年9月24日在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同一张票据向二被告提出返还票据款项的诉请后，原告再未就本案相关事实向答辩人提出任何主张。而之前的诉讼因原告撤诉，由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了（2014）鞍民三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因此，距离原告上次主张权利已超过2年，原告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告曾经起诉。后撤诉的事实，也从侧面说明了原告主张不成立。综上四点，任何一点成立，均足以驳回原告诉请或驳回起诉。原告既无法证明票据确为遗失，也无法证明答辩人前手并非票据权利人，又无法证明答辩人与其损失有任何关联，相反从答辩人提供证据可证明，答辩人通过合法贴现手段取得票据，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系票据的善意第三人，合法享有票据权利，同时原告的诉请也已过诉讼时效。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1、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第二被告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而原告在起诉状中阐述于2013年7月将票据遗失，7月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9月得知第—被告将汇票贴现，并于2014年7月31日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票据损害赔偿纠纷之诉，距今均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应予驳回。需要注意的是，《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是“提起诉讼＂，而不是“法院作出裁判”，因此诉讼时效并不自鞍山中院作出裁判时间开始起算，原告于2014年向鞍山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距离本次诉讼已过2年诉讼时效，应予驳回。二、原告就同一事实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予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文书生效后再行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具体而言：1、原告就同一事实于2014年7月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时原告起诉的被告是本案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两诉当事人相同；2、诉讼标的是当事人双方争议和法院审判的对象，即要求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关系，原告在2014年起诉的诉讼标的是票据损害赔偿的侵权法律关系，而在本案中依旧是基于票据损失的侵权法律关系，诉讼标的相同；3、原告前诉的诉讼请求与本案的诉讼请求相同，虽然原告在前诉中要求返还票据贴现款785万元，本案要求支付汇票金额1000万元，但实质上原告都是在主张基于同一张汇票产生的经济损失，至于该经济损失是1000万元，还是785万元，只是汇票金额与贴现金额的区别，且原告的实际损失与原告在前诉庭审笔录中阐述金额相矛盾，但本质上前后两诉的诉讼请求是相同的！原告的前诉已由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鞍民三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并生效，原告再次以同一事实同—理由起诉至法院完全属于重复起诉，应予驳回。三、我行在票据承兑及支付过程中严格按照《票据法》等法律规定予以操作，并无过错，属于合法支付。2013年7月2日，我行对昌泰公司在我行签发的案涉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承兑。根据《票据法》第44条的规定：“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因此，对于案涉的票据，我行具有到期支付的义务。2013年7月9日，原告向我行申请对案涉的承兑汇票予以挂失止付，我行受理了该申请并向原告发出《挂失止付通知书》。并告知原告：该票据已经被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贴现。2013年7月10日，我行收到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催字第15号《停止支付通知书》，通知我行对案涉的票据停止支付，我行严格按照该《通知书》要求，未对案涉的票据予以解付。2013年9月6日，我行收到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催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法院告知我行案涉的票据在公示催告期间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报了权利，公示催告程序予以终结，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的规定：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也就是说，答辩人停止支付的行为应当发生在法院作出公示催告程序终结或除权判决之前。公示催告程序仅仅是从程序上对失票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但它并不审查实体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当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以后，出现权利人申报权利的情形，原告的权利救济方式应当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进一步确认案涉票据实体上的权利归属。但原告截至汇票到期日始终未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其是票据真正的权利人！因此，答辩人在票据到期后根据持栗人的提示付款，向公示催告程序中的权利申报人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进行支付，符合法律规定！2013年12月31日，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即案涉票据公示催告的权利人）委托我行予以付款，《票据法》第53条规定：通过委托收款银行或者通过票据交换系统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视同持票人提示付款。《票据法》第54条规定：持票人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第57条规定：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因此，对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的委托付款行为，我行严格按照《票据法》等法律规定，在涉案票据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对案涉的票据及提示付款人予以审查后，于票据到期后（即2014年1月3日）解付过程合法有效。案涉票据背书连续，原告在票据上盖了公章作了背书，应对自己的盖章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其在票据上盖章后，又在起诉状中声称票据遗失，与事实不符！案涉票据于2013年7月2日开具，原告位于营口，而宁波托福科工贸公司位于宁波市，根据原告起诉状中阐述，宁波托福科工贸公司与宁波亿佳电子商务公司于2013年7月1日签订《销售合同》，随后将票据背书给宁波亿佳公司，7月3日宁波亿佳公司便向第一被告办理了贴现，从出票日到贴现日仅一天时间，如果原告是将票据丢失，短短—天时间案涉票据便从营口飞到了宁波并被贴现，明显不符合常理！四、我行属于善意付款人，不存在违法支付情形，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银行以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以及需要校验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未发现异常而支付金额的，对出票人或付款人不再承担委托付款的责任，对持票人或收款人不再承担付款的责任。《票据法》第57条的规定，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对“重大过失”做了解释：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57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票据法》对于付款人解付时的审查义务规定主要是—种形式审查义务，即—方面要审查票据从外观形式上票据是否完善，背书是否连续等，另—方面要审查提示付款人身份证明是否合法真实。只要符合该两点要求，付款人便是善意付款人，不再对付款行为负任何法律责任。因此如果原告认为答辩人属于违法支付，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1)答辩人付款时的承兑汇票是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2)提示付款人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并非票据权利人，原告才是案涉票据真正的权利人。但以上两点，原告均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票据具有无因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当票据经背书转让给第三人时，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与受让人前手之间无票据原因关系、票据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为由对抗持票人，也不得以票据债务人与汇票出票人之间没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或没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为由对抗持票人。因此，宁波亿佳公司与托福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贸易背景。第一被告的贴现行为是否有效，均不影响答辩人向持票人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进行支付。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0条对于付款人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有下列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一）未依照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以及汇票背书的连续性履行审查义务而错误付款的；（二）公示催告期间对公示催告的票据付款的；（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后付款的；（四）其他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而答辩人的兑付行为均不存在上述违法情形，因此让答辩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所述，答辩人的支付行为合法有效，答辩人无任何违法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围绕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2日，营口昌泰铝材有限公司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据号码302××××7524，出票人营口昌泰铝材有限公司，收款人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出票金额人民币10000000元，汇票到期日2014年1月2日。汇票正面加盖了营口昌泰铝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及中信银行汇票专用章。汇票背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背书人处分别加盖了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的财务专用章、汇票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第一被背书人为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第二被背书人为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第三被背书人为中国光大银行宁波分行，第四被背书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第五被背书人为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上述背书均未记载日期。另查明，2013年7月9日，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以涉案汇票丢失为由向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并于2013年7月10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发出停止支付通知书。对票据号码302××××7524的银行承兑汇票停止支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在规定期间向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申报权利，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6日作出（2013）东民催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另查明，2014年7月31日，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返还票据贴现款7850000元并确认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贴现行为无效。后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向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鞍民三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另查明，2013年7月1日，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销售货物为：聚丙烯（沙特）1630吨，总金额19560000元；聚丙烯（台化）790吨，总金额10491200元，合计30051200元。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6张。另查明，2013年7月3日，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中国光大银行商业汇票贴现总协议》，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办理了贴现业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应的代价。”第三十一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前款所称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之规定，本案中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中国光大银行商业汇票贴现总协议》，贴现申请人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了与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按约贴现，支付了对价，依法取得涉案汇票，且本案诉争的汇票上，出票人、收款人、付款行、各背书人的签章及背书形式连续都符合法律规定，持有的汇票背书连续，故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是涉案汇票的合法持有人，并享有票据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之规定，本案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提供证据对其受让取得涉案汇票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诉称其票据丢失，并认为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其应对涉案汇票的遗失、背书转让行为无效以及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非法持有票据人承担举证责任，但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此外，票据属于完全有价证券，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取得并持有票据即享有票据权利，这是由票据的无因性所决定的，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只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票据权利即依法产生，形成独立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并与其基础原因关系相分离，即使其基础原因关系存在瑕疵或无效，票据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受影响，票据持有人行使票据权利，无需证明其取得票据之原因，票据债务人亦无审查之权利。本案中，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在涉案汇票的第一背书人处盖有其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将该汇票背书给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宁波托福科工贸有限公司将该汇票背书给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宁波亿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持汇票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贴现并将汇票背书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至此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争议票据持有人，争议票据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票据无因性之原则。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对其失票经过无法明确说明，且无任何证据证明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失票系因他人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原因造成，故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原告大石桥恒宇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杨依桐人民陪审员  孙 琪人民陪审员  陈 璐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代理书记员  廉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