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1062号原告（反诉被告）：钟晓燕，女，1970年1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台山市。原告（反诉被告）：朱振强，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台山市。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炎，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芳，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反诉原告）：杨继县，男，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祥，广东智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峰，男，197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双城市。被告：钟晓晓，女，197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告钟晓燕、朱振强诉被告杨继县、钟晓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晓燕、朱振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炎、盛芳，被告杨继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祥、刘立峰，被告钟晓晓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钟晓燕、朱振强本诉诉称：两被告为夫妻关系。原告夫妻二人与被告夫妻二人合作投资建设工程，因被告缺少资金投入，遂向原告借款。2018年4月5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尚欠原告5180393元。结算后，被告杨继县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双方约定还款计划为：被告将其投资的厂房租金用作还款资金专用或将厂房电房和地皮变卖用作还投资借款给原告。但被告杨继县在签署借条后，便自己前往各投资单位进行收款（原由被告钟晓晓收款后归还给原告），被告杨继县收到款项后并未用于还款，而是疯狂的任意挥霍。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要求其将所收款项用于还款，但被告杨继县并未理会，仍将所收款项用于个人挥霍。原告认为，双方的合法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两被告迄今未履行还款义务，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5180393元及利息给原告（利息以5180393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被告杨继县对本诉辩称：我们认为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借款也不是事实，因为原告和被告之间有一些工程上的合作，但是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一、没有转账记录、银行流水，二、民间借贷不仅要有借条，因为数额巨大，必须有其他证据支撑，三、本案属于工程款纠纷，工程款纠纷按照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问题的司法解释应该有其他协议来处理，四、即使本案成立，但是他们另外有约定还款期，没有到期，五、本案被告杨继县是在重病之后、神志不清醒的情况下在借条上签名，同时也是在被告钟晓晓的逼迫下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杨继县不应该承担本案的债务人的责任。被告钟晓晓对本诉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杨继县是夫妻关系，钟晓燕是我的姐姐，我们比较穷，一直以来都是朱振强与钟晓燕支持我们，我们与朱振强、钟晓燕合作，两原告给我们钱，我们拿原告的钱投资建厂房，我们没有出钱；我们以杨继县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开展项目，主要是合作建房，但具体工程由我跟进，建厂房赚了钱就还给原告，具体向原告偿还多少钱是我们自己协商，没有明确的分配比例，有新工程的时候，如果资金不够，原告就再投钱。2018年4月签的欠条，杨继县是清醒知悉的，但之后杨继县与原告说，合同是我签的，钱就是我的。被告杨继县反诉称：2017年5月2日，朱振强通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给钟晓晓人民币7000元，2017年5月17日朱振强给钟晓晓转账1500000元，后来杨继县于2018年1月2日向钟晓燕转账2000000元，于2018年1月10日向钟晓燕转账1950000元，现钟晓燕、朱振强仍需归还杨继县2443000元。请求法院判令：1、朱振强、钟晓燕向杨继县归还借款2443000元及利息（利息从反诉之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反诉费用由两原告承担。原告钟晓燕、朱振强对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杨继县的反诉请求。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借款是属于捏造事实，原告从没有向被告借款，相反，均是被告向原告借款，在被告反诉状中所称的事实中列举的几笔款项，在本诉中均已经进行了处理，被告转账给原告的款项亦在本诉借款合同中予以扣减，不存在原告归还被告借款的说法。我们认为，杨继县提起反诉，是以捏造事实、虚构民事纠纷，符合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虚假诉讼的若干规定第1、2条，应当以虚假诉讼进行处理，请求法院进行立案侦查。被告钟晓晓对反诉述称：不同意杨继县的反诉请求，杨继县反诉的款项是还给朱振强的，款项已经入账了。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5日，钟晓晓、杨继县出具《借条》，载明：“2018年4月5日，钟晓晓、杨继县、朱振强、钟晓燕投资所有土建工程，因资金短缺，现向钟晓燕借款人民币5180393元，还款计划从今天起所有厂房租金收入作为还款资金专用或厂房、电房和地皮变卖，用来还投资借款给钟晓燕，双方签名当日生效。”借款人处有钟晓晓、杨继县签名并按捺手印，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5日。见证人处有“蔺某”签名。就该《借条》的出具的具体原因，钟晓燕、朱振强表示其与两被告系合作投资关系，从2007年开始，两原告合计向两被告支付投资款31455642元，两被告合计向原告返还投资款26275249元，尚余5180393元未返还，双方对账后，两被告确认尚欠两原告投资款5180393元，并以《借条》形式对清算后的债权金额进行确认；因双方之间合作项目过多，无法将所有项目理清，故清算时原告放弃所有合作项目的收益，双方就合作期间的利润、亏损均不予计算，仅要求两被告返还投资款，该《借条》出具后，双方之间的投资关系解除，双方之间所有合作项目终止。钟晓晓对两原告的陈述予以确认，钟晓晓表示两原告一直是将款项支付至钟晓晓账户，合作项目的合同都是以杨继县的名义对外签订，项目回款有些进入钟晓晓账户，有些进入杨继县账户，钟晓晓一直负责操作杨继县的银行账户，将合作项目所得的部分款项返还给两原告，其后因钟晓晓与杨继县之间感情出现问题，杨继县在生病后要求自己掌控名下款项，遂向项目第三方表示所有合同款均要进入杨继县本人账户，其后，钟晓晓发现杨继县收了第三方100多万元自行使用，在双方沟通后，杨继县与钟晓晓共同向朱振强、钟晓燕出具了涉案《借条》，确认尚欠款项，但杨继县至今仍私自挪用项目款未偿还两原告，目前所有合作项目已经停滞。杨继县确认该《借条》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写，但表示该《借条》的形成是两原告与钟晓晓恶意串通形成的，杨继县出具该《借条》时处于患病期间，其本人是不清醒神志有问题的，该《借条》上的见证人蔺某是杨继县的表叔，其文化水平有限，而杨继县此时还在生病，钟晓晓威胁说不在借条上签字就不照顾杨继县，蔺某要杨继县以家庭为重，要钱就给钱，故杨继县才签名；杨继县与两原告并不存在合作投资关系，是杨继县与钟晓晓自行对外承包工程赚取工程款，所有投资都是杨继县的自有资金，其没有收取过原告的款项，也没有要向原告还款的意思表示，本案明显是两原告与钟晓晓联合欺骗杨继县的财产。朱振强、钟晓燕为证实其已向钟晓晓、杨继县支付投资款，提交了如下证据：1、出纳日记账，该账本由钟晓晓持有并负责记账，显示从2007年11月24日到2018年4月5日期间所有款项的收入与支出，其中多笔收入款项的性质表述为“朱振强”、“朱振强房款”、“朱振强工程”、“朱振强郑州三色鸽”、“朱振强投资”、“朱振强投资工程”等，多笔支出款项的性质表述为“还朱振强借款”、“还款朱振强”、“冲减投资金”、“三色鸽退回还款朱振强”等，截止2018年4月5日，尚欠款项为5180393元。两原告表示其将款项支付给两被告，两被告进行支配，被告的所有回款均是返还投资款，双方之间并无约定利息和利润分成比例，都是投资后有利润就继续投资。经质证，钟晓晓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钟晓晓确认由其本人负责账户管理；杨继县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杨继县表示该证据系钟晓晓为了配合原告收取杨继县的资产而自己所做的账本，该账本并没有杨继县、朱振强、钟晓燕的认可，该证据没有证明力。2、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该账户明细显示为朱振强、钟晓燕在2011年2017年期间与钟晓晓、杨继县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但该款项金额、交易时间与“出纳日记账”载明的收入、支出的金额、时间无法一一对应。拟证实两原告已将投资款项汇入两被告的账户。经质证，钟晓晓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杨继县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表示双方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了赠与协议之后，双方之间所有的交易记录归零。3、收据（30张），该收据载明从2007年到2016年，该收据均载明收到朱振强款项的金额、款项名称、时间等，其中，2007年11月30日的收据显示“今收到朱振强投资二队工地款700000元”，收款人处有杨继县签名，其余29张收据均为钟晓晓签名。拟证实两被告已收到两原告支付的投资款，部分款项由杨继县收取，收据的金额与出纳日记账基本一致，证明杨继县有参与款项的往来。经质证，钟晓晓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其表示所有的款项都是朱振强、钟晓燕支付的；杨继县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仅为收据并非借条，除了一张为杨继县签名外，其余都是钟晓晓个人出具，这些款项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共同经营。钟晓晓为证实其与杨继县已收取钟晓燕、朱振强的款项开展项目投资，提交了如下证据：1、还款协议，载明在2017年4月21日，案外人黄王向杨继县出具《还款协议》，确认尚欠杨继县工程款150万元，该款项定于2017年5月开始还款。钟晓晓表示其与杨继县、黄王合作建房，黄王拖欠款项，就出具了该协议。2、承包合同，该合同由杨继县与广州威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2014年9月29日签订，由杨继县承建位于从化市××××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工程造价1495869.97元。钟晓晓表示该合同目前已停止，因为担心工程款又由杨继县收取。3、承包合同，该合同由杨继县（乙方、承包方）与案外人梁国桂在2013年11月15日签订，由杨继县承建白云区棠下东二街1号一幢商住楼工程。钟晓晓表示该合同仍有200多万元款项未收回，现在已不清楚合同回款情况。4、合作投资建厂房收益确认协议书，该协议由杨继县与案外人在2013年4月28日签订，确认位于南岭村××路××及之二的工业厂房和配套建筑物及场内场地，杨继县占有份额30%。钟晓晓表示当时承包了一个厂房，以杨继县的名义对外投资的，至今本钱还未拿回。5、建设工程项目承包经营管理协议书，显示杨继县在2014年9月29日向从化市第三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承建从化市温泉镇龙岗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保证在工程施工期内按进度和合同要求付清一切工资和有关费用。钟晓晓表示该工程现已停滞。6、银行明细，显示杨继县的银行账户在2018年均有收取款项，钟晓晓的银行账户显示其一直与朱振强、钟晓燕有款项往来。钟晓晓表示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均是朱振强、钟晓燕的投资款，转给钟晓燕的款项均是返还投资款。杨继县对钟晓晓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表示与本案无关，杨继县陈述其银行卡都由钟晓晓持有，在2018年1月查询银行卡时发现所有款项都不见了，款项均已转账给了钟晓燕，故杨继县就将银行卡停卡，现在钟晓晓转移了所有款项，又计划欺骗杨继县的其他财产。钟晓燕、朱振强对钟晓晓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杨继县在本案提交如下证据：1、残疾人证明及住院证明，显示杨继县在2017年6月29日确认为肢体残疾，残疾等级为三级；杨继县因脑出血后遗症于2018年1月9日至2018年1月14日期间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其颅内血肿清除术后、原发性高血压、癫痫、失眠，入院记录载明杨继县于2015年9月因自发性脑出血到达该院就诊，诊断证明载明杨继县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予以营养神经、抗癫痫、降压、辅助睡眠等对症治疗，患者病情平稳，予以出院。杨继县表示其在出具涉案《借条》时有脑出血后遗症，还在恢复期间，神志不清醒。经质证，钟晓燕、朱振强表示残疾证上杨继县仅为肢体残疾，并非精神残疾，其神志是清醒的，而住院证明中也载明杨继县神志清醒；钟晓晓表示杨继县生病后一直是其本人在照顾。2、《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见证书，2016年6月13日，杨继县（甲方）与钟晓燕（乙方）签订上述协议，约定：“甲方在2015年4月19日与广东省博罗县园洲镇佛岭村南门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门村民小组）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南门村民小组将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园洲镇××村民小组下介路（土名）桦阳工业园内，总面积6000平方米土地承包给甲方，承包期限35年，……。一、甲方自愿将其与南门村民小组于2015年4月1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二、乙方清楚甲方与南门村民小组于2015年4月1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全部内容，乙方同意接受该《土地承包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三、甲方应按合同约定，取得南门村民小组的书面转包同意书。四、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之前的土地承包费已清结。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土地承包费及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五、因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甲方在本案的投入，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甲方在上述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归乙方所有。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确认该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后附杨继县与佛岭村南门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3、《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见证书，2016年6月13日，杨继县（甲方）与钟晓燕（乙方）签订上述协议，约定：“经杨敬勇、杨继县友好协商，委托杨敬勇为代表与新科村第四经济合作社签订租用新科公路北边自编2号地块2405平方米土地，本项目由杨敬勇、杨继县共同投资、共同受益、自负盈亏，股份占比杨敬勇70%、杨继县30%。一、甲方自愿将其于2014年11月26日与杨敬勇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二、乙方清楚甲方于2014年11月26日与杨敬勇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的全部内容，乙方同意接受该《土地承包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三、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之前的土地承包费已清结。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土地承包费及上述《合作投资协议书》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四、因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甲方在本案的投入，乙方无须向甲方支付，甲方在上述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归乙方所有。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确认该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4、赠与合同及见证书，2016年6月13日，杨继县（原告、赠与方）与钟晓燕（乙方、受赠方）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村上李松龄北街自编42号一层房屋是李沛如、周素香于2010年4月26日赠与给杨继县、钟晓燕、李仅明，之后，杨继县、钟晓燕、李仅明共同出资，把上述房屋拆除，重新建成一栋框架结构七层房屋，杨继县、钟晓燕各占45%份额，李仅明占10%份额。现甲方自愿将其在上述宅基地房屋所占的45%份额赠与给乙方。甲方协助乙方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确认该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赠与合同》后附《赠与书》，系李沛如、周素香与杨继县、钟晓燕在2010年4月26日签订。5、赠与合同及见证书，系杨焯贤、周志英在2016年5月25日与钟晓晓签订赠与合同，将杨焯线、周志英坐落在白云嘉禾街新科杨苑街四巷17号五层房屋赠与给杨小佩、白云区嘉禾街新科科甲南街75号十一层房屋赠与给杨继渡、杨濠莹，钟晓晓作为杨小佩、杨继渡、杨濠莹的法定代理人签名确认，杨继县在在场人处签名。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赠与合同》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6、夫妻财产约定书及见证书，2016年5月31日，杨继县与钟晓晓签订两份《夫妻财产约定书》，约定双方购买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颐林一街1号1604房、广州市白云区云语街1号（1栋）402房，杨继县自愿放弃上述两套房产的一半产权，该产房的全部产权归钟晓晓所有。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夫妻财产约定书》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书。7、发展计划协议书，该协议书由杨继县在2018年5月25日出具，载明：“杨继县先生从今以后新发展地址：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佛岭村南门小组下介路（工名）桦阳工业园内与朱振强和钟晓晓无关”。8、银行明细，2017年5月2日朱振强向钟晓晓转账7000元，2017年5月17日朱振强向钟晓晓转账150万元，而2018年杨继县在2018年1月2日向钟晓燕转账200万元，在2018年1月10日向钟晓燕转账195万元，鉴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6年6月13日已经清算完毕并结清，则朱振强、钟晓燕应将多收取的2443000元予以返还。上述证据2-7系杨继县在第一次庭审时当庭提交，其在第二次庭审时申请撤回证据2、4、5、6、7，仅以证据3证明其与钟晓燕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后双方的权利义务终结，双方的债权债务就此了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该份转让协议就是明确双方对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其中，涉及新科村的投资项目的收益权已经全部转给了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已经将该地块经营权签给了深圳的额公司，控制经营权，杨继县不再参与该项目的任何收益，但惠州博罗县的项目还没有正式将权利义务转让给钟晓燕、朱振强，杨继县仍有权享有该项目的收益，并不承认该转账，就该博罗县的项目双方仍在纠纷中，现仅以新科项目的转让就可以理解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终结；至于其余的赠与合同，杨继县表示2018年5月25日的赠与合同是杨继县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场，是杨继县的父母将其名下的财产赠与给杨继县的子女，而2018年6月13日签订其他赠与合同、转让协议时，杨继县神志不清，在杨继县生病后，其失去了部分工作能力、劳动能力，夫妻感情破裂、僵化，当时钟晓晓及其家人威胁杨继县，若不签字就离开这个家，杨继县在此情况下同一天内签署了多份资产转让协议，这不是杨继县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是被胁迫的，从庭审中也可以看出，钟晓晓完全与杨继县是对立的。经质证，钟晓晓对上述证据2-8真实性均予以确认，钟晓晓表示因杨继县突发脑出血时起才得知杨继县出轨并且有了私生子，如果杨继县死亡，则其非婚生子女均可以得到杨继县的财产，但钟晓晓、杨继县的资产都是钟晓晓家人帮助后获得的，经与杨继县协商后，杨继县表示其可以净身出户，故签订上述资产转让协议和赠与合同，部分财产赠与给婚生子女，部分财产直接归钟晓晓所有，部分财产虽然名义上转让给钟晓燕，但是系钟晓燕为钟晓晓代持该部分财产，因为就算将所有夫妻财产转到钟晓晓名下将来杨继县死亡后其私生子也有可能取得财产并发生纠纷，因此协商后确认由钟晓燕承接钟晓晓的部分财产，虽然转让协议与赠与合同中将部分项目转给了钟晓燕，但实质上仍然是婚内析产，钟晓晓仍控制该项目并取得项目收益，该项目的收益、权利义务均与钟晓燕、朱振强无关。对证据8是因为钟晓晓发现杨继县收到项目款项后并没有将款项转回，而是私自挪用，因此钟晓晓在收到项目回款后将近400万元款项尽快还给钟晓燕。朱振强、钟晓晓对上述证据2-8实性均予以确认，不同意杨继县撤回部分证据，以钟晓燕名义签订的赠与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均是钟晓晓与杨继县之间进行婚内析产而产生，对钟晓晓的陈述予以确认，至于两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双方的债权债务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因为钟晓燕是代表钟晓晓获取婚内析产的承诺，钟晓燕从未获取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中载明的财产份额，也从未因获取该财产而享有收益，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与赠与合同均与本案借条载明的款项无关，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及赠与合同确与本案有关，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明确载明“本案的投入”即本项目的投入，并非全部债权债务的终结，这两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并没有明确双方的债务金额和债权金额，并非双方之间长达十几年合作关系的清算，因签订《借条》后，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进行了清算了结，若钟晓晓、杨继县确实愿意转让该权利转让协议和赠与合同载明的份额，钟晓燕、朱振强也愿意折价在借款中予以抵扣。另，钟晓燕、朱振强在庭审后向本院表示，其与钟晓晓、杨继县合作长达十多年，双方之间合作项目众多，账目管理混乱，现已无具体凭证就合作期间的账目重新进行清算核实，在2018年4月5日杨继县、钟晓晓出具涉案《借条》后，双方合作期间合作项目的份额均与钟晓燕、朱振强无关，此后合作项目的盈亏均与钟晓燕、朱振强无关，但“双方合作期间合作项目”并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钟晓燕与杨继县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合作投资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中涉及的“新科村项目”、“惠州博罗县项目”以及“均禾街清湖村的房产份额”，现“新科村项目”及“均禾街清湖村的房产份额”已由钟晓晓持有，原告已放弃“均禾街清湖村房产份额”以及“新科村项目”份额，但“惠州博罗县项目”因杨继县并未依据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其份额，双方现已产生纠纷并在惠州法院进行诉讼，但上述三份协议、合同涉及的项目均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合同后已经理清，在2018年4月5日出具涉案《借条》时，原被告双方均知悉该《借条》清算的项目并不包含“惠州博罗县项目”，“惠州博罗县项目”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经转让，不属于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合作的项目，应属于原告和钟晓晓之间的合作项目，杨继县无权参与该项目，当时出具涉案《借条》的目的是为了让原告收回所有的投资款本金。被告杨继县对两原告的上述陈述不予确认，杨继县表示在2015年出其与钟晓晓已经出现感情问题，在2015年9月杨继县因自发性脑出血入院进行开颅手术，出院后伴有意识障碍的状况，钟晓晓遂恶意串通两原告逼迫杨继县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了两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在2018年1月，钟晓晓又强行转账295万元至钟晓燕账户，在2018年4月期间，又以离婚、家庭关系为要挟，逼迫杨继县签署了涉案《借条》，同时还诱骗、逼迫杨继县放弃了其他公司的股权。被告钟晓晓对原告的陈述均予以确认，钟晓晓表示出了2016年6月签订的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其他的合作项目的份额原告全部退出，2018年4月5日之后其他项目的利润全部由被告杨继县持有，2018年4月5日以涉案《借条》进行结算时，已经将“惠州博罗县项目”剔除。以上事实，有借条、出纳日记账、银行明细、收据、还款协议、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见证书、赠与合同、夫妻财产约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钟晓燕、朱振强认为双方之间的债务数额为5180393元，钟晓晓、杨继县确认曾出具借条，但杨继县不认可钟晓燕、朱振强主张的法律关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法律关系的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就本案而言，首先，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银行往来记录及收据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关系，但双方的合作方式、合作具体内容、合作项目、合作期间亏损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合作资金的投入均无法查清。其次，杨继县表示其与钟晓燕在2016年6月13日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系对双方合作关系的结算，对此，本院认为，朱振强、钟晓燕及钟晓晓均明确表示，上述三份协议均为钟晓晓与杨继县的婚内析产的约定，系钟晓燕代持钟晓晓的婚内财产份额，现无证据证实该主张，但上述协议中均载明“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此终结，不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结合2016年6月13日之后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朱振强在2017年5月2日、5月17日分别向钟晓晓转账7000元、1500000元，杨继县在2018年1月2日、1月10日分别向钟晓燕转账2000000元、1950000元，现杨继县对上述款项往来的性质及其支付的原因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除涉案合作关系外，还有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认定在2016年6月13日之后，双方之间仍有合作款项往来，故上述三份协议（含赠与合同）仅能认定就协议载明的项目已结清，不足以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均已结清，故本院对杨继县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对于杨继县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钟晓燕、朱振强与钟晓晓均明确表示涉案《借条》系对双方合作期间所有合作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的清算，系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杨继县对此予以否认，但在本案中，首先，就《借条》的签订而言，杨继县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系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予以签订，且杨继县亦确认其签订《借条》时，其亲戚作为见证人在场并签名，故本院认定，涉案《借条》系杨继县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就涉案《借条》的内容而言，钟晓晓、杨继县在2018年4月5日向钟晓燕、朱振强借款的金额高达5180393元，现无证据证实在2018年4月5日前后，钟晓晓、杨继县需要对外借款5180393元用于投资，无证据显示在2018年4月5日朱振强、钟晓燕有向两被告出借该款项，而杨继县亦明确表示其此时资金充足，并无向钟晓燕、朱振强借款之必要，但对于为何签订该《借条》且《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180393元，杨继县无法做出合理说明，杨继县、钟晓晓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签订相关文书时应对该文书载明的内容进行了解，也应知悉其签名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在理性分析判断后再在相关文书上签名，现无证据证实杨继县在出具该《借条》时存在被胁迫、欺诈等情况下，本院有理由相信涉案《借条》并非为了借款而出具；第三，在双方合作期间，钟晓晓确认其负责管理合作款项，负责项目跟进、款项收支及记账等工作，杨继县亦确认其与钟晓晓共同经营，并确认其银行卡一直由钟晓晓持有使用，即杨继县对钟晓晓在合作期间负责财务管理工作并无异议，而钟晓晓对于与朱振强、钟晓燕在合作期间所有合作款项的往来显然处于更为清楚知悉的状态，被告钟晓晓、杨继县作为接受投资款的一方，被告钟晓晓作为合作期间双方均认可的财务管理方，被告钟晓晓在本案中除提交其出纳日记账外，未能提交其余的账册及财务凭证，致使本案无法通过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审查合作期间的财务状况，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第四，虽然钟晓燕与钟晓晓系姐妹，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钟晓晓已提供其制作的出纳日记账证实了其收取两原告款项的时间、金额及向两原告汇款的时间、金额，并明确载明了截止2018年4月5日尚欠的金额为5180393元，被告杨继县虽对该借条及其载明的金额有异议，但未就该金额如何计算得出进行合理说明；第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现原告钟晓燕、朱振强、被告钟晓晓均确认该《借条》系对合作期间所有合作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清理结算后得出的金额，且该《借条》出具后两原告放弃双方合作期间的所有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的份额及其该份额对应的收益，朱振强、钟晓燕、钟晓晓在本案提交的证据及其陈述虽未达到使合议庭对待证事实（借条是否系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确信只能如此的程度，但已经达到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故本院认定，涉案《借条》应视为双方通过和解、清算方式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故钟晓燕、朱振强主张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因原被告双方已合作多年，本案除钟晓晓制作的出纳日记账外，无其他账册、会计凭证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合作的资产状况及盈余亏损情况，现朱振强、钟晓燕明确表示放弃双方合作期间所有项目（不包括2016年6月13日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的份额，放弃自2018年4月5日签订《借条》后所有项目的利润、盈余，仅要求两被告返还《借条》载明的债权金额5180393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利息，钟晓燕、朱振强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另，就2016年6月13日钟晓燕与杨继县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及赠与合同，因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系在涉案《借条》出具前签订，而在2018年4月5日出具涉案《借条》时，被告钟晓晓、杨继县均知悉上述三份协议，在此情况下，两被告仍确认其合作终止后的结算金额为5180393元，故上述三份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赠与合同涉及的项目及其份额转让事宜，与本案的处理不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在此对该三份协议不予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钟晓晓、杨继县向原告钟晓燕、朱振强偿还5180393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被告杨继县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4806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钟晓晓、杨继县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13172元，由被告杨继县负担。被告钟晓晓、杨继县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其应承担的费用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伍 璇人民陪审员 廖 勉人民陪审员 庄舜琴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 记 员 翁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