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606行初437号原告黄国铭，男，汉族，1999年3月13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张婉媚，广东本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港路10号。法定代表人岑灼雄，主任。委托代理人卢丽芬，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凤霞，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村澳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叠北村。负责人黄宝煜，社长。委托代理人刘志佳，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意萍，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经济联合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叠北村。负责人黄家志，社长。原告黄国铭不服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于2019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村澳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澳边经济社）、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叠北经联社）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婉媚，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卢丽芬、徐凤霞，第三人澳边经济社的委托代理人刘志佳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叠北经联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桂街行决字〔2018〕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原告的父亲黄健良是是第三人澳边经济社的股东，澳边经济社于1999年7月1日向黄健良发放了股东证。黄健良于1997年10月8日与非澳边经济社股东的黄慧华登记结婚，双方于1999年3月13日生育了原告，原告于同年6月17日以出生入户的方式随父入户至叠××××号。澳边经济社1994年适用的章程为《叠北管理处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4年章程》）。1999年7月1日实施的章程为《叠北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9年章程》）。第三人叠北经联社说明：“若属于叠北经济联合社下属各经济社的股东和成员，则属于叠北经济联合社的股东和成员。”被告认为，原告出生后于1999年6月17日随父入户至澳边经济社所在地，《1994年章程》对原告一类的人员如何购股成为股东等未作明确规定。根据《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在1999年6月30日前属叠北在册常住农业人口且承认公司章程，承担并履行相应义务，经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原告可获得股东资格，但原告并未成为股东。而根据《1999年章程》第八条规定可知，自1999年7月1日起股东人数不再发生变化，其后出生及婚迁入户的不再具有股东身份。按照常理，原告若认为自己的股东身份有待确定，应在合理期限内向有权机关提出确认申请。尽管相关法律法规对此并未有明确规定，但结合本案实际，原告若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在权益受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确认申请，即至少应在2001年7月1日前提出申请以便确认其权利，然而原告却迟至2018年9月30日才向被告提出申请，且澳边经济社的股东人数早已确定并不再发生变化。综上，原告怠于行使其申请的权利，其申请已远超合理期限，故对其申请不予支持。根据叠北经联社的说明可知，原告亦不具有叠北经联社的股东成员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两第三人成员资格和股东身份，并享有相应福利待遇的申请不予支持。原告诉称，一、原告入户时符合第三人章程的规定，可以获得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的父亲是澳边经济社股东，原告出生后于1999年6月17日随父入户，系农业户口，户口至今未迁移。根据《1999年章程》第七条的规定，原告应获得两第三人的股东资格。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也确认了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系第三人成员所生子女且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口性质为农业，应属于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南办发〔2008〕59号《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办公室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的通知》第二条第1点关于“2004年6月30日前（含当日，下同）登记为农业户口，且2004年6月30日后户口一直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享有其农村股权的人员”的规定，原告也应具有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原告请求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受时效的限制，被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目前我国行政法律并未对该类身份确认的申请有明确期限限制，参照我国民事法律，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确认原告身份的请求属于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以“第三人股东人数早已确定并不再发生变化”及“申请人怠于行使其申请的权利已远超合理期限”为借口否认原告的成员资格，显然违背立法宗旨和社会价值判断。被告对于确认原告的申请作出时间的限制，既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突破了相关法律规定和第三人章程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告属于两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错误，应予撤销。请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被告依职权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12月21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认为该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2.《1999年章程》、《会议决议》、黄健良的身份证、股权证、户口簿，证明原告父亲黄健良是第三人澳边经济社股东，原告于1999年3月13日出生，同年6月17日随父入户，是农业户口，户口一直保留在两第三人所在地，根据《1999年章程》规定，原告应具有两第三人的股东身份。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符合职权范畴，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受理原告的申请，并就其申请事项作出处理，是行使职权的表现，符合法律规定的职权范畴，其后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予原告和两第三人，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被告根据原告提交的其本人的出生证、户口簿、父母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及父亲的股权证等材料，结合两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查明了《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依据查明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出生后随父入户，属农业户口，其时施行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而澳边经济社《1994年章程》中并没有关于原告此类人员可直接取得澳边经济社的成员资格的规定，《1999年章程》的第七条规定与前述《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并无抵触，可作为认定原告是否具有澳边经济社成员资格的依据，根据该《1999年章程》规定，原告应经澳边经济社董事会批准方可取得成员资格，但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反映原告曾向澳边经济社提出相关申请或经得澳边经济社同意，也无证据反映原告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内曾向澳边经济社提出申请或向有关部门提出诉求主张其权利，原告要求取得澳边经济社的成员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澳边经济社《1999年章程》中关于股权固化的规定以及叠北经联社的说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对原告的申请请求不予支持，依据充分。三、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的依据不足。如前所述，原告并不能根据澳边经济社《1999年章程》取得成员资格，而《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于2008年方施行，并不必然适用于原告，且原告虽然户口在澳边经济社所在地，但其一直没有享有澳边经济社的成员资格和股权分配，原告的情况与其主张适用的《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办法》第二条第1点并不相符，不能依据该规定取得澳边经济社的成员资格，因此，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据不足。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3份、行政处理决定申请书、个人委托书，证明被告应原告申请就其请求的事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书送达予原告和两第三人，程序合法。3.原告的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原告父亲的户口簿、结婚证、股权证、常住人口登记表、两第三人出具的《关于叠北澳边黄国铭股份分红的复函》，证明被告根据原告申请确权时提交的材料查明，原告于1999年3月13日出生，同年6月17日入户至叠××××号，其父亲黄健良出生入户澳边经济社所在地，1997年10月8日与非澳边经济社股东的黄慧华结婚。4.《1994年章程》、《1999年章程》、《会议决议》，证明澳边经济社1994年及1999年的章程均未明确规定原告此类情形人员可以直接取得成员资格，而需要经过经济社董事会批准方可成为股东。5.叠北经联社出具的《说明》，证明叠北经联社明确，“叠北经联社未制定正式的章程文本，若需要适用时，参照叠北经联社下属经济社章程，同时，若属于叠北经联社下属经济社的股东和成员，则属于我经联社的股东和成员”。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三人澳边经济社述称，一、原告出生入户时不符合《1999年章程》规定，原告虽然是出生随父入户，但是原告的母亲是非农业户口，当时将此类人员定性为挂靠户口，因此原告不符合《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二、第三人在《1999年章程》第八条明确规定了股权固化，自1999年7月1日起“新不增，死不减”，即使原告符合当时的章程规定，也应当在1999年7月1日前提出入股申请，超过该日期没有申请的，就失去申请的权利。原告一直都没有提起申请，直到最近在佛山市南海区大范围实施股权固化工作后才提出，因此原告不符合取得澳边经济社成员资格及股份的条件。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澳边经济社在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第三人叠北经联社没有答辩及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下列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黄国铭的父亲黄健良是第三人澳边经济社的股东，原南海市桂城区叠北村民委员会及叠北村民委员会澳边村民小组于1999年7月1日向黄健良发放了股东证。黄健良于1997年10月8日与非澳边经济社股东的黄慧华登记结婚，双方于1999年3月13日生育了原告，原告于同年6月17日以出生入户的方式随父入户至叠××××号。因两第三人不确认原告的成员身份，原告于2018年9月30日向被告提出申请，请求被告确认其具有两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和股东身份，并享有相应的福利待遇。被告处理过程中，叠北经联社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说明》，认为若属于该社下属各经济社的股东和成员，则属于该社的股东和成员。经调查，被告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支持。2018年12月21日，被告将上述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及两第三人。另查，澳边经济社1994年适用的《1994年章程》第七条规定：“凡在1994年6月31日前属叠北在册的常住农业人口（挂靠户除外）承认本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生产、经济、行政管理承担相应义务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第十一条规定：“从1994年7月1日开始，凡符合股东资格迁入的人员，每人要交4000元入股，不满18周岁的按50%计算。……”澳边经济社从1999年7月1日起实施的《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凡在1999年6月30日前属叠北在册的常住农业人口（挂靠户除外）承认本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生产、经济、行政管理承担相应义务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第八条规定：“本公司的股东人数，截止1999年6月30日止，从1999年7月1日起，将本公司的股东人数一次性确定下来，以后生不增，死不减，（即新出生及迁入的，不配给股权，股东死亡，其股权继续保留，该股权除按死者生前有遗嘱外，可按继承法顺序继承）；……”第十一条规定：“本公司在确定股东后，（即从1999年7月1日起）：……2、凡本公司的股东所生子女（合理生育计算），和娶入的农业户口人员，入户后，经本公司批准，可享受本公司合作医疗及退休养老金等福利待遇，但不配给股权，没有股份分红（即生活费）。”又查，叠北经联社于2003年1月2日公布了《会议决议》，其中第3点内容为：随父入户的子女（女方为非农业户口），按挂靠户处理，不享受本村的一切福利待遇。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法定职权。被告作为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构，行使镇一级政府的职权，其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予以处理，具有法律依据。被告在收到原告的申请后，经调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送达给原告及两第三人，履行了行政处理的正当程序。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对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两第三人成员资格的申请不予支持的理由是否充分。经查，原告出生入户时关于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地方政府规章为《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6月1日实施，2006年10月1日废止），该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户口迁出者，除社章另有规定外，其社员资格随之取消；其权利、义务在办理终止承包合同、清理债权债务等有关手续后，亦同时终止。”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案中，原告的父亲黄健良属于澳边经济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作为澳边经济社成员的子女，出生后于1999年6月17日随父入户澳边经济社所在地的农业户口，根据上述地方政府规章规定，原告在履行澳边经济社章程规定的义务后可享有该社的成员资格。又因《1994年章程》对原告一类1994年7月1日后出生入户的成员子女是否具有澳边经济社股东资格及需履行何种义务未作具体规定，而根据《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1999年6月30日前属叠北在册常住农业人口（挂靠户除外）承认公司章程，并对公司生产、经济、行政管理承担相应义务者，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均可成为本公司股东。原告属1999年6月30日前已入户叠北的在册常住农业人口，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不承认公司章程也不愿意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原告应享有澳边经济社的成员资格。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不予支持的理由是认为根据《1999年章程》第七条规定，原告可获得股东资格，但原告怠于行使申请的权利，在权益受损之日起两年内未提出股东身份确认申请，且澳边经济社股东人数早已确定并不再发生变化。对此，本院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公民就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申请政府进行行政处理的时限作出规定，如上所述，原告依法应当享有澳边经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及享有成员同等待遇，但澳边经济社一直拒绝给予原告成员资格及待遇，该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而该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因此，原告有权在澳边经济社对其成员资格不予确认的情况下，向政府申请身份确认。且原告出生入户的时间早于澳边经济社的股权固化时间，原告在股权固化后能否取得成员资格，被告应进行审查认定。被告简单以原告超期申请为由不支持其申请，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无法律依据，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诉请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的桂街行决字〔2018〕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六十日内重新对原告黄国铭的申请作出行政行为。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黄国铭已垫支），由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嘉敏人民陪审员  李爱真人民陪审员  王俊中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黎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