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最高法执监218号申诉人（被执行人）：宜州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和平路32号。法定代表人：龙再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辉，广西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韦启成，男，1966年4月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申诉人宜州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公司）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2018）桂执复78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池中院）在执行（2018）桂12执145号案件中，金阳公司于2018年8月1日提出书面异议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本案已经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本案的执行依据（2011）河市民三初字第10号民事调解书于2011年3月生效，调解书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1年6月3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强制执行时效期间从2011年6月30日起计算。本案申请强制执行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6月30日起至2013年6月29止。韦启成于2018年7月16日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显然已经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请求：1.依法裁定不予执行（2018）桂12执145号案件；2.执行费用由韦启成承担。河池中院查明，2011年3月22日，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与韦启成因借款合同纠纷，经河池中院主持达成还款协议：一、金阳公司认可尚欠韦启成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800万元；二、给付日期：金阳公司于2011年4月30日前给付韦启成200万元，余款600万元于同年6月30日前付清；三、本案诉讼费用55550元，减半收取27775元，保全费用5000元，共计32775元，由金阳公司负担。因为韦启成已经预交上述诉讼费用，金阳公司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亦将韦启成已经预交的诉讼费用共计32775元一并退还给韦启成。之后，覃坤云分多次归还了部分欠款，最后一次还款时间是2015年8月。韦启成本人于2018年7月向河池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前，通过电话或者本人亲自去找覃坤云主张归还欠款一事，覃坤云也未表态过不同意还款。河池中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本案双方达成调解书后，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未履行的欠款，韦启成向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主张权利时，覃坤云也同意归还，符合诉讼时效中断情形。金阳公司关于2018年7月16日韦启成向河池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已经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期间的主张不成立。河池中院作出（2018）桂12执异4号执行裁定，驳回金阳公司的异议请求。金阳公司不服河池中院（2018）桂12执异4号执行裁定，向广西高院申请复议称，韦启成的申请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请求法院不予执行。主要理由：一、河池中院查明的事实不清。裁定书认定韦启成于2018年7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之前，通过电话或本人亲自去找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主张归还欠款。河池中院未查明2018年7月“之前”是前两天、两个月或是两年，该时间点对于认定执行时效是否届满、是否中断非常关键。二、韦启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执行时效中断，河池中院的认定也缺乏证据证明。韦启成在8月14日举行的听证会上提供了几段通话录音，法院据此认定是韦启成向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主张权利，引起执行时效中断。金阳公司认为覃坤云未到庭，难以认定是与覃坤云的通话录音，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项、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有其他佐证才能采用。另外，河池中院在作出（2018）桂12执异4号执行裁定后，次日到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处进行调查取证，覃坤云表示自2012年后韦启成没有再来追债，这份调查笔录与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三、执行时效中断必须是在二年时效期间发生了时效中断的事由，如果时效届满超过二年后，就不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况了。广西高院查明，2011年4月19日，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与龙再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覃坤云将金阳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龙再良，覃坤云继续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7月10日，金阳公司作出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任命书，推选龙再良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4年7月12日起，任期3年，但覃坤云尚未真正离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金阳公司营业执照显示，2016年3月15日之后，龙再良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再查明，2016年3月4日，覃坤云与龙再良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覃坤云将持有的49%股权全部转让给龙再良。自此，覃坤云不再持有金阳公司股权，金阳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广西高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韦启成是否积极主张权利；二、韦启成向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主张权利的效力是否及于金阳公司。一、关于韦启成是否积极主张权利的问题。本案中，（2011）河市民三初字第10号民事调解书于2011年3月生效，调解书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1年6月30日，申请强制执行期间从2011年6月30日起计算，自然人应该在二年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自此起，韦启成每向被执行人主张一次权利就会引起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调解书生效后，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陆续分多次偿还了本案借款。韦启成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与庭审中双方所陈述事实及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证实该通话录音是在2015年8月双方共同处置抵押财产之后分多次进行，直至2018年8月14日河池中院组织本案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当日仍就还款事宜进行协商，韦启成主张权利具有持续性和不间断性，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也认可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仅就已经偿还数额及尚欠数额存有不同意见。另外，覃坤云于2018年8月16日在河池中院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左，不予采信。二、关于韦启成向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主张权利的效力是否及于金阳公司的问题。权利人向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应认定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到达义务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法定代表人变更、权利人对不知变更的事实并无过错的情形下，向原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系原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权利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由于企业内部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决议系企业的内部文件，故权利人不易获知其内容，因此，公司内部文件所作规定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即便是在工商登记上已经有所变更，但是作为公司权利人也无义务去查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已有变化，而应由义务人将其变更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以合法的方式告知权利人。本案中，金阳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未以书面或其他形式通知债权人韦启成，致使韦启成一直向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主张权利，且覃坤云认可债务关系的存在，为此，韦启成主张权利的效力及于金阳公司。综上，韦启成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金阳公司主张韦启成向河池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已经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期间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广西高院作出（2018）桂执复78号执行裁定，驳回金阳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河池中院（2018）桂12执异4号执行裁定。金阳公司向本院申诉称，（一）本案唯一能证明韦启成主张时效中断的证据，是其在异议听证会上提供的与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的通话录音，金阳公司对该通话录音不予认可，且覃坤云本人没有出席听证会，无法证实通话录音中有覃坤云的声音。该通话录音属于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即便该通话录音中有覃坤云的声音，也只能证明覃坤云认可案涉借款，但不能证明覃坤云同意继续还款。（二）执行时效中断的前提条件是申请执行人在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主张权利，如果执行时效期间届满，就不存在执行时效中断的问题，河池中院和广西高院对此所作认定错误。（三）法律并未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通知债权人，故金阳公司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未通知韦启成，没有过错。综上，请求：1.撤销广西高院（2018）桂执复78号执行裁定；2.依法改判，支持金阳公司的异议请求，即韦启成向法院申请执行余下的借款本息已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不予执行。本院认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韦启成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否已超过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上述规定可知，申请执行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为可变期间，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且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均可导致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中断，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下，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是否中断，并不取决于义务人是否同意履行义务，即不以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为前提。换言之，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义务人是否同意履行义务，不影响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律效力。就本案而言，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2011年3月22日韦启成与金阳公司达成还款协议，并由人民法院制作民事调解书后，金阳公司最后一次还款时间是2015年8月。对于此后是否曾向金阳公司主张过权利，韦启成在案件审理期间提交了视听资料加以证实。虽然该视听资料所涉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未到庭参加听证，但在金阳公司未提交有效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在综合分析视听资料内容、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的基础上，对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进而认定韦启成在2015年8月后一直在主张权利，故本案未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有事实依据，并无明显不当。其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2011年3月22日韦启成与金阳公司达成还款协议，并由人民法院制作民事调解书时，覃坤云为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后，覃坤云才相继于2011年4月19日和2016年3月4日将其持有的金阳公司100%股权分两次转让给金阳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龙再良，持续近五年时间，并一直担任金阳公司法定代表人至2016年3月15日。在此期间，覃坤云作为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多次向韦启成归还部分借款。此后，虽然覃坤云不再担任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韦启成一直在向覃坤云主张权利，未直接向金阳公司主张权利，但在无有效证据证明韦启成已知晓金阳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已发生变更的情形下，不能因此苛责于韦启成，从而认定韦启成对此存有过错，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因此，执行裁定认定韦启成向覃坤云主张权利的效力及于金阳公司，符合本案实际。再次，承前所述，在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义务人是否同意履行义务，不影响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律效力。本案中，虽然在韦启成主张权利过程中，金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覃坤云对是否同意履行义务未作明确表态，但该行为并不影响本案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律效力。金阳公司申诉主张韦启成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已超过时效期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金阳公司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宜州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诉请求。审判长  薛贵忠审判员  邵长茂审判员  熊劲松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盛强书记员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