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民终27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梁豪昌，男，1991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X。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忠光，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刘子杰，男，199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31。上诉人梁豪昌因与被上诉人刘子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5民初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豪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梁豪昌无需返还3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给刘子杰；3.改判刘子杰承担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应围绕不当得利纠纷的构成要件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可知，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受益方与受损方没有法律根据。根据原审双方的陈述及证据得知，涉案的转让款30000元是股权转让款是没有争议的，争议事项是这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生效的问题。若梁豪昌有法律根据收取涉案的30000元，本案的不当得利就不能成立，刘子杰的原审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若刘子杰认为涉案的3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以梁豪昌、原审证人徐成良、董耀彬为被告，另行提起合伙协议纠纷。但一审法院超出一审的审理范围并认定本案证人徐成良、董耀彬（涉案广州市********的另两名合伙人）是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对梁豪昌的权益产生严重的损害。二、梁豪昌与刘子杰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刘子杰也实际参与了广州市********（以下简称******）的经营。就本案证据而言，已能充分证明以下内容：1.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即刘子杰以30000元的价格购买属于梁豪昌占******15%的股权，刘子杰在一审庭审中也予以承认；2.上述协议是在双方以及另两名合伙人徐成良、董耀彬四人所建的微信群确定的，即徐成良、董耀彬同意梁豪昌与刘子杰的转让行为（两位证人一审也出庭作证）；3.刘子杰入伙后对合伙组织的行为出谋划策，不断以合伙人的身份管理******；4.刘子杰实际在******参与合伙经营长达6个月（2018年3月至2018年9月），所领取的分红也是按照合伙人的标准（自己拿三成，七成归合伙组织处理），但其却于2018年6月26日、2018年11月6日两次称双方的口头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徐成良、董耀彬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其他合伙事宜若当事人没有具体约定，可参照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刘子杰于2018年8月底突然离开合伙组织，对******的经营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刘子杰加入合伙组织后，因其专业属钢琴教学（四名合伙人仅刘子杰是钢琴专业），故合伙组织为其开办了钢琴课程，并收了不少学员。其不辞而别导致钢琴课程无办法继续开办，并被诸多学员投诉，严重影响******的信誉。两位证人称，合伙组织的分红是在2018年年底分红的，但刘子杰于2018年8月底突然离开，合伙组织因此迟迟未能分红。刘子杰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刘子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豪昌立即向刘子杰返还3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自2018年2月2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8年11月20日为971.50元）；2.梁豪昌承担本案诉讼费。梁豪昌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刘子杰赔偿梁豪昌为本次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4000元；2.刘子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聆迹艺术中心是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是徐成良，于2017年5月25日经工商注册登记。2018年2月25日，刘子杰通过支付宝向梁豪昌转账了30000元，备注“聆迹艺术培训中心加盟费”，梁豪昌已于当日收到上述30000元。刘子杰转账的上述30000元，是为了购买梁豪昌占有的聆迹艺术中心15%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梁豪昌认为其与刘子杰、徐成良、董耀彬合伙经营聆迹艺术中心，涉案的30000元其实是刘子杰购买梁豪昌占有的聆迹艺术中心15%的股权，刘子杰参与了实际经营。综合一审法院证据和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梁豪昌与徐成良、董耀彬及聆迹艺术中心之间有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徐成良、董耀彬及聆迹艺术中心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刘子杰、梁豪昌、徐成良、董耀彬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合同。梁豪昌认为有口头协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因此，梁豪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聆迹艺术中心是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是徐成良。因此，刘子杰、梁豪昌、徐成良、董耀彬并没有经工商登记为合伙人。4.梁豪昌提供的《微信支付凭证》涉及的三笔转账款项，结合其提供的其他证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分红。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刘子杰与梁豪昌、徐成良、董耀彬不具备合伙的条件，刘子杰与梁豪昌、徐成良、董耀彬不存在合伙关系。因刘子杰向梁豪昌转账支付的30000元，是为了购买梁豪昌占有的聆迹艺术中心15%的股权，但刘子杰与梁豪昌、徐成良、董耀彬不存在合伙关系，刘子杰购买梁豪昌占有聆迹艺术中心15%股权的目的不能实现，梁豪昌收取了刘子杰转账的3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梁豪昌依法应向刘子杰返还该30000元。因此，刘子杰诉请梁豪昌立即向其返还3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利息一审法院核定为：以30000元为本金，年利率为4.35%，自2018年2月26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1月20日共267天为967.88元（30000×4.35%÷360×267=967.88元）。因梁豪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梁豪昌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梁豪昌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即向刘子杰返还3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以30000元为本金，年利率为4.35%，自2018年2月26日起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1月20日为967.88元）；二、驳回刘子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梁豪昌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7.14元（已由刘子杰预交）、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已由梁豪昌预交），合计337.14元，由梁豪昌负担。刘子杰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87.14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梁豪昌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287.14元。二审期间，梁豪昌提交如下证据：微信截图五张，拟证明在本案发生前，梁豪昌与本案证人徐成良、董耀彬是合伙关系。刘子杰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核，梁豪昌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属于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且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依法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另查明，二审当中，刘子杰称其在支付“加盟费”后，曾在聆迹艺术中心担任钢琴教师，领取底薪及提成。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对梁豪昌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二审各方的争议焦点为：梁豪昌应否向刘子杰返还30000元“加盟费”（转让款）？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首先，刘子杰通过前期了解、考察，应知晓聆迹艺术中心的实际经营情况，包括内部合伙关系等；其次，经梁豪昌与刘子杰自愿、平等协商后，达成由刘子杰以30000元价格向梁豪昌购买梁豪昌占有的聆迹艺术中心15%的股权的口头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再次，作为聆迹艺术中心的其他合伙人徐成良、董耀彬均同意梁豪昌向刘子杰（即是对外）转让合伙份额，并在一审当中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最后，刘子杰此后在聆迹艺术中心担任钢琴教师，领取底薪及提成，应视为其直接参与了聆迹艺术中心的实际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本案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合同并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刘子杰称双方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理据亦不足，故双方未采用书面形式并不影响合同的订立。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梁豪昌（转让方）与刘子杰（受让方）之间合伙份额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刘子杰在接受合伙份额并实际参与经营后，单方要求梁豪昌退回转让款，属于反悔，有违诚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刘子杰在未有证据证明涉案合伙份额转让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依法解除等情况下，诉请梁豪昌退回转让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刘子杰与梁豪昌、徐成良、董耀彬不存在合伙关系，进而认定梁豪昌收取刘子杰转账的30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梁豪昌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5民初28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9）粤0705民初28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三、驳回刘子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7.14元由刘子杰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梁豪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刘子杰负担（此款梁豪昌上诉时已预交，本院予以退回；刘子杰应向本院补缴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宇俊审 判 员 谢敏忠审 判 员 肖文文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冯春桃书 记 员 杨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