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192民初397号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地址：无锡市锡山区。法定代表人：曹月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云飞，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林必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智华，江西红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进，江西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元公司）与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耀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云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智华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云飞，被告法定代表人林必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进，证人李某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限一个半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开元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10817.55元及利息20000元（暂以拖欠金额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最终由法院裁决至利随本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起，被告向原告采购金属制管类原材料，当年的货款已经结清。原告要求先款后货，但生意往来熟悉后，被告难免有资金周转不及时导致赊欠货款。截至起诉之日，累计赊欠原告货款310817.55元。原告每年度都屡次催要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公正裁判。被告李耀记公司辩称，第一，原告诉称被告欠2014、2015、2016年货款共计310817.55元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供的供货单并没有被告指定人员签字。并且原告所谓的被告2014、2015年的欠款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二，原告2016年4次向被告供应金额为138998元的货物，扣除被告已支付的120000元，尚欠货款18998元。导致被告欠货款的原因是原告2016年的供货没有提供发票，被告付款的金额要根据原告的出票金额进行支付。此前双方的交易都是先款后货或者货到付款，具以结清。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如下，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新开元公司与被告李耀记公司双方于2013年左右开始发生货架金属制管购销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2013年之前的交易货款两清。原告分别于2016年2月27日、3月22日、4月8日、5月2日向被告供应金额20030元、37444元、47174元、34350元，合计138998元的货物，被告分别于2015年2月16日、3月25日、4月14日、12月12日、2016年2月7日、5月2日、7月22日、9月21日、2017年1月25日支付2016年的货款100000元、112095元、50000元、100000元、80000元、20000元、30000元、20000元、50000元，合计562095元，被告自认尚欠2016年的货款18998元。双方对下列事实存有异议，本院结合证据予以认定。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交易货款是否结清？交易货款是否结清涉及到交易金额、支付金额的问题。原告新开元公司认为，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以下均以阴历为年度统计单位）的交易金额分别为160478元、531747.35元、180685.9元，合计872912.55元，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被告分别支付货款100000元、342095元、120000元，合计562095元，尚欠310817.55元。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2014年、2015年、2016年的磅码单、送货单共计29张。被告李耀记公司认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本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交易金额只有五十多万元，已支付货款五十多万元，2014年、2015年的交易货款已结清，只欠2016年的货款18998元。本院结合双方的证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李某的证言等证据综合认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2014年、2015年、2016年的磅码单、送货单共计29张以及三年的对账单。被告对2016年的送货单及对账单的交易金额及支付金额未提出异议。被告只对2014年、2015年的送货单及对账单提出异议，认为送货单收货人一栏未有被告员工的签名，对账单系原告单方面制作，主张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交易金额只有五十多万元，已支付货款五十多万元，2014年、2015年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后发货或者货到付款，该两年的货款已结清，并向法院提供了2013年、2014年、2015年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2013年的发票1份，金额为100880.16元；2014年、2015年的发票10份，金额合计498341.17元）及被告分别于2016年2月7日、2016年5月2日、7月22日、9月21日、2017年1月25日支付货款的凭证5份（金额合计200000元，被告认可2017年1月25日支付的货款50000元是支付2016年的货款）。经查，2014年、2015年、2016年的送货单有的收货人一栏确实未有被告人员签名。原告陈述，原告在江西南昌只与被告发生买卖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不签订书面合同，被告的员工李某向原告下订单，李某指派无锡三志物流的老板娘王龙香安排司机到原告处提货，再由司机将货物运输至被告处，从未收到该物流公司或者被告关于货物丢失的反馈，并提供了原告第一次开庭后联系王龙香出庭作证遭拒绝，但王龙香却陈述是被告的李某要求其物流公司的司机到原告处提货并运输至被告处，且未收到被告丢失货物的反馈的录音。被告虽对王龙香的录音提出异议，并且证人李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却陈述未与原告联系过订单的事情，也不认识王龙香，但却在李某的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王龙香的电话（备注为集成物流），并陈述货架是在江苏常熟购买，却联系在无锡的集成物流运输货架的事宜。本院认为，证人李某先是否认向原告下订单购买货架，亦否认认识王龙香，但在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询问是否有王龙香的电话时，却当即在其手机通讯录中找到了王龙香的电话，虽然备注的集成物流与原告陈述的三志物流名称不一样（有可能是物流公司名称变更）。既然李某不认识王龙香，为何在其手机通讯录中却有王龙香的电话？只能说明李某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另外，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认可与原告存在货架买卖关系，而李某却在证言中陈述在常熟购买货架又联系无锡的物流公司运输，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认可的事实自相矛盾。由此可见，证人李某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从被告的陈述、主张及证据分析，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述，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交易金额只有五十多万元，但被告提供的原告向其开具的2014年、2015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498341.17元，加上被告认可的2016年未开发票的交易金额138998元合计637339.17元，两者并不相符；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述，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后发货或者货到付款，如果未付款，就会在送货单上签字作为欠款作证，2014年、2015年的交易货款已结清，而提供的2016年、2017年的支付凭证显示的支付时间及金额均不能与其认可的2016年的4次买卖时间、金额吻合。因此，这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先付款后发货或者货到付款的交易习惯。还有，按照双方均认可的2016年的交易金额138998元，被告陈述已付120000元，尚欠18998元，但被告提供的支付凭证显示当年支付的货款金额却是200000元（被告认可2017年1月25日支付的货款50000元是支付2016年的货款）。那么，被告不仅不欠原告货款，原告还应退还被告多支付的货款。显然，被告的主张，亦与其证据存在自相矛盾之外，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换言之，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应当诚实信用，如实陈述案件客观事实，不得做虚假陈述。因此，被告应当如实陈述2014年、2015年双方交易的金额、支付金额。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本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对2014年、2015年双方的交易金额记不清楚。鉴于被告的陈述、主张与证据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加之对2014年、2015年的交易事宜陈述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虽然原告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收货人一栏没有被告员工的签名，但经本院审查并对原告提供的29张磅码单、送货单核算，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票据金额分别为248611元、485313元、138998元，合计872922元。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被告分别支付货款100000元、342095元、120000元，合计562095元，尚欠310827元。据此，可以认定原告新开元公司主张2014年、2015年、2016年交易金额合计872912.55元，被告付款562095元，尚欠310817.55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新开元公司与被告李耀记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截至庭审终结，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10817.55元，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310817.55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外，原告诉请被告按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由于双方对逾期付款违约金未作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起算时间的问题，双方亦未结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由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公司在起诉之前向被告提出要求该公司履行，因此，本院认定起诉之日为原告向对方提出要求履行之日。故本院认定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25日为逾期付款违约金起算之日。经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短期贷款）年利率为4.35%。因此，被告应当按照年利率4.35%自2019年2月25日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另外，被告辩称，2014年、2015年双方交易的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经查，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断后的两年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本案可以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因此，原告2019年2月25日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辩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货款310817.55元；二、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10817.5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无锡市新开元金属制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62元，由被告南昌李耀记货架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张茂人民陪审员  王晓毛人民陪审员  吴凌飞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何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