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刑初51号公诉机关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朱燕，女，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商，江苏省南通市人，住南通市崇川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19年1月2日被抓获，同年1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公安县看守所。辩护人江明炎、赵亚男，湖北旻韬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鄂荆检刑诉（2019）3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燕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燕及其辩护人江明炎、赵亚男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朱燕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张某1、黄某1（均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刑）等人，获悉南通市、无锡市等地多家企业信息，然后通过谭某华（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刑）设立的四家空壳公司（公安县玉景棉业有限公司、公安县俊芳棉业有限公司、公安县荆帛棉业有限公司、荆州市秀锦纺织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南通市、无锡市等地多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经鉴定，谭某华控制的四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56份，价税合计131,031,705.00元，其中价款金额111,992,910.51元，税额19,038,794.49元，朱燕非法获得“开票费”392.6325万元。2019年1月2日，朱燕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列举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朱燕的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被告人朱燕的刑事责任。被告人朱燕辩称：1.我是案发后才知道谭某华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2.谭某华从我这里获取了大量资金，且对我承诺日后会给我好处，所以我的实际获利只有几十万元。朱燕的辩护人辩护称：1.本案中的主导者是谭某华，朱燕是按照谭某华的指使实施相关行为，应当认定为从犯。2.被告人朱燕自动投案，初期没有如实供述，后来对基本事实予以承认，可以认定其有坦白情节。3.关于朱燕的获利事实，谭某华从朱燕处获取了资金，朱燕获利只有几十万元，没有300多万元。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9月、12月，同案犯谭某华（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刑）安排朱某3（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刑）等人，借用他人名义分别注册成立了公安县玉景棉业有限公司、公安县俊芳棉业有限公司、公安县荆帛棉业有限公司和荆州市秀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谭某华为上述四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案犯杨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刑）、汤某（另案处理）分别被谭某华聘用为公司的会计、出纳。上述四家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时，并无生产经营的场所和相关的生产设备，其提交的租赁生产场地合同等工商登记资料系虚假的，公司成立后至案发时未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被告人朱燕与谭某华相识后，积极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朱燕直接或者通过张君生（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刑）、黄平（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刑）等人获取了多家南通市、无锡市等地企业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然后朱燕将相关信息提供给谭某华。2015年9月24日至2016年2月25日，谭某华根据朱燕提供的企业信息，指使杨某以虚假的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销售棉纱等产品的名义，向上述南通市、无锡市等地多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朱某3根据谭某华的指使，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虚开的税票交付朱燕，由朱燕将税票交付相关企业。受票企业以购买棉纱等产品的名义，基本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开具的价税金额数量的资金汇入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汤某则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汤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再转入朱某3个人银行账户。朱某3根据谭某华的指使，将资金转入朱燕控制的户名为刘某的银行账户，从而完成资金回流。谭某华、朱燕控制流转资金时，按票面价税金额5.2%-5.5%的比例收取所谓“开票费”。经鉴定，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56份，价税合计131,031,705元，其中税额19,038,794.49元；已抵扣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1069份，抵扣税额17,532,787.01元。朱燕非法获利392.6325万元。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公安县公安局受理了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并对此案立案侦查。2.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朱燕于2019年1月2日前往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学田派出所投案，公安县公安局于2019年1月9日将朱燕押解至公安县看守所羁押。3.朱燕于2016年7月29日的供述证明：我的手机号码是151××××3666，我是南通市人。我网银转账的账户叫刘某，这个账户我从2015年夏天一直控制到2016年4月左右，我也将刘某账户里面的部分钱转到我自己的账户内，我和一个使用159××××1666电话号码的公安县人联系过，我们常联系，都是他将款打到刘某账户内。我到公安机关来是反映张某1通过公安县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朱燕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自述书内容还证明：五六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我认识了谭某华，后谭某华给我安排的具体工作是，扣除谭所给的发票金额的5.2%之后，将剩余资金退还购货客户。后来有黄某1、张某1等人找过我，他们会把开票资料给我，然后我发给谭某华助手小朱，他们开好票后寄给我，我收到后通知他人自取或者邮寄。小朱他们汇款是汇到名为刘某的账户上。2016年，谭某华突然给我电话说出问题了，税务部门在查账，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谭某华让我把事情推到一个叫胡某的人身上，因为胡某死了，谭还专门给我看了胡某的照片，并把我接到公安县公安局进行所谓情况说明，我按谭的要求说了假话。4.同案犯朱某3的供述证明：2016年7月份，公安机关已经对玉景等公司展开调查，谭某华为了应对公安机关，让我去南通找朱燕，让朱燕说几家公司是胡某控制的，还要朱燕去交代几家受票公司，以便蒙骗公安机关。我到南通后没有找到朱燕，后来还是谭某华给朱燕打电话后，朱燕才和我见面，我把谭的意思转告了朱燕就回去了。我从南通回来几天后，我和谭开车一起去武汉天河机场接朱燕到了公安县，朱燕后来去了公安县公安局，朱燕从公安局出来后，到了半夜12点，我们三人开车去武汉，在武汉军山大桥附近一个服务区，朱燕下车，我和谭开车回公安县。在玉景等四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我按照谭某华的安排，由杨某送到我手上，或者我去拿，之后我把开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到长江路上的顺丰快递去邮寄给朱燕，地址是谭某华给我的，是南通市崇川区学田南苑16栋104室，收件人是朱燕，电话是151××××3666。江苏企业打过来的款打到玉景等四家公司后，我按谭某华的安排，由我通过我的农行尾号为2773的卡回款给朱燕的银行卡，所有的回款都是我回的，朱燕的这个卡的户名为刘某。辨认笔录证明：朱某3辨认出其供述中的朱燕即为本案被告人朱燕。5.证人陆某1的证言证明：我认识朱燕，我们是亲戚，她使用的电话号码是151××××3666，她住在南通市崇川区学田村。我和朱燕有经济往来，她找我借钱，后来还给我了。43×××18、62×××77银行卡是我使用的卡，你们出示的户名为刘某的银行卡是朱燕在使用，刘某银行卡明细中有我上述银行卡中资金和朱燕经济往来的记录。2016年公安县警察来抓朱燕，她逃跑了，我就联系不上她了。刘某银行卡明细证明：2014年9月17日，刘某银行卡向户名为朱燕，账号为62×××36的账户转账100万元。2014年9月10日，刘某银行卡向户名为陆某1，账号为62×××23的账户转账5万元。刘某银行卡明细证明：2015年、2016年，涉案的刘某银行卡内资金多次汇入陆某1卡号为43×××18、62×××77的银行卡中。6.同案犯黄某1的供述证明：我和朱燕原来都在南通从事个体棉纱销售，她对我提起可以虚开增值税发票，她的电话是151××××3666。2015年9月一天，黄某2问我可不可以搞到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我联系朱燕，朱燕说可以，开票费用是价税合计5.5%的金额，但是受票公司必须把货款汇入开票公司走账户，开票费用从走账货款中扣除，我答应了。后来朱燕联系的公安俊芳公司虚开的票，资金流转就是按照上述办法流转的。朱燕使用的刘某银行卡进行的资金流转，我接受回流资金的卡是我自己的银行卡，刘某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辨认笔录证明：黄某1辨认出其供述中的朱燕即为本案被告人朱燕。7.同案犯张某1的供述证明：我是做棉纱生意的，很多老板存在缺进项发票抵扣的情况，就问我有没有发票卖给他们，我就帮他们找发票。我找朱燕帮忙，我问能不能帮我虚开进项发票，朱燕答应了。如果有客户需要发票，会把开票资料告诉我，我再告诉朱燕。一般先开发票再付款，付款有二种方式，一是朱燕提前把钱打给我，我再打给开票客户，客户加上点数后从对公账户打到发票上的公司账户；另一种是客户按照发票金额把钱从对公账户打到发票上公司账户，然后朱燕将扣了点数的钱打给我，我再打给客户，这样就完成一次虚开过程。我向开票客户收取6%-7%的开票费用，主要是6.5%，我找朱燕开的票按5.2%-5.5%给她支付费用。我通过朱燕找公安县的一些公司虚开过增值税发票，其中有玉景公司、俊芳公司、秀锦公司、荆帛公司，这些公司开的票都是虚开，没有业务往来。我与这些公司没有往来，我都是与朱燕联系的。我接受回流资金的银行卡一般是我自己的银行卡，我哥哥张和平、前妻王某的银行卡也用来做资金回流。张某1还对多起与朱燕共同实施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予以了供述。辨认笔录证明：张某1辨认出其供述中的朱燕即为本案被告人朱燕。8.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0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刑终1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二份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了本案被告人朱燕、同案犯谭某华通过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向多家无锡市、南通市的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虚假货款资金流转的事实。其中认定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56份，价税合计131,031,705元，其中税额19,038,794.49元；已抵扣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1069份，抵扣税额17,532,787.01元；未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87份，其中税额1,506,007.48元。上述判决书对认定谭某华设立、控制玉景公司、俊芳公司、荆帛公司、秀锦公司，上述四家公司向无锡市、南通市相关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包括朱燕提供企业信息、传递发票、进行资金回流等事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价税合计金额等事实均列举了法院认证的大量证据，包括税务机关的稽查报告，证明谭某华以他人名义设立空壳公司的证人证言，公司注册地村委会证明，税务部门出具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情况的证明，相关税务部门出具的协查材料，司法鉴定报告，电子数据勘验报告，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案犯黄某1、张某1、黄某2、朱某3、杨某、汤某的供述，部分受票单位财务人员、法定代表人的证言，部分虚开发票的复印件，全部虚开的发票的清单，涉案四家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朱某3涉案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汤某涉案银行账户流水清单，刘某银行账户（62×××73）流水清单，朱燕、谭某华涉案银行账户流水清单等证据。9.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刑初297号、324号、340号、349号、353号、355号、360号、363号、368号、373号、386号、389号、403号、404号、408号、417号、530号刑事判决书、（2018）苏0206刑初8号、8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张某1、黄某1、黄某2及部分受票单位、受票单位负责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事实，其中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系玉景公司、俊芳公司、秀锦公司所开具。（2018）苏0206刑初83号判决书认定张某1犯罪事实时，认证了朱某3、汤某、杨某的证言，（2018）苏0206刑初8号判决书认定犯罪事实时，认证了朱某3、朱燕、杨某、汤某的证言，（2017）苏0206刑初36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黄某1、黄某2犯罪事实时，明确认定朱燕系发票的提供者之一，部分发票系俊芳公司所开具。10.证人曾某、吴某、尤某、潘某、顾某1、陆某2、宋某、陈某、顾某2、惠某、华某、陆某3、朱某1的证言证明：上述证人均系部分受票单位法人代表或实际控制人，其通过张某1购买了俊芳公司、玉景公司、秀锦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证人赵某、朱某2的证言证明：赵是无锡市长安华兴医用敷料针织厂厂长，朱某2系该厂会计。2013年时，该厂一名供应商朱燕向朱某2提出，可以卖发票，但要收取5.5%开票费，朱某2将此事告知赵某，赵同意购买。后来向朱燕购买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有玉景公司开具的发票。12.公真会查（2019）第48号会计鉴定报告证明：根据涉案银行账户流水清单，采用统收统附加个别甄别鉴定计算结余（收益获利）的办法得出结论，朱燕获利392.6325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人朱燕为牟取非法利益，伙同同案犯谭某华等人，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多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巨大，公诉机关关于本案的犯罪事实、罪名的指控均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在与谭某华等人共同实施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朱燕负责提供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信息，虚假购货资金的回流，将发票提供给受票企业并获得大量非法利益，其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辩护人提出的朱燕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朱燕提出的其是案发后才知道谭某华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意见。经查，多名分别向朱燕购买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的购票人（张某1、黄某1、赵某、朱某2）均明确证明，朱燕提供增值税发票时，明知购票人与开票企业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且朱燕还收取了5%左右的开票费用。经过鉴定，朱燕在货款回流过程中谋取了300多万的利润，可见朱燕就是通过非法买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取利益，其辩称案发前不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的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朱燕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朱燕的获利只有数十万元，而非指控的392.6325万元的意见。经查，上述意见不予采纳。理由是，侦查机关委托有专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本案虚开增值税犯罪中资金的流转情况，对本案涉案银行账户的资金流转进行了统计、核算、甄别，其对朱燕相关账户资金的盈余、去向统计过程是严谨的，而且，根据本案多名证人及朱燕自己的自述证明的朱燕收取开票费的收费标准，结合本案购票企业实际汇款总额及统计的谭某华留存的非法利益的数额来计算，朱燕的获利在400万元左右，这一结论正好印证了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合理性，故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纳。至于朱燕当庭辩称谭某华从其处拿走数百万资金，自己获利只有数十万元的意见，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该辩解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朱燕具有坦白情节的意见。经查，朱燕在侦查机关所做供述均为虚假供述，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虽对案件事实有所供述，但明显避重就轻，且一直供述自己直到案发时才知道增值税发票系虚开的，因此朱燕在本案中不具备坦白情节，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朱燕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2日起至2033年1月1日止）。二、对被告人朱燕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九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五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  宋治国审判员  李爱民审判员  范昌文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李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