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6671号原告：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82号自编E-1区E1017、E1064展厅。法定代表人：梁广权，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谢少丹，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凤怡，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健儿，女，198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委托代理人：莫观培，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潘健儿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凤怡，被告潘健儿的委托代理人莫观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诉称：我司是经营纺织布料的一家公司，通过下单、剪版、仓库发货、门店收货再转发客户、收款等流程运营公司业务。被告是我司聘请的员工，工作岗位是业务员，在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9店工作。自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被告伙同我司下单员董育彤用以下三种方式侵占原告货款：一是让董育彤在自己的电脑中利用另一业务员林振志的账号下单，并在确认仓库将货物发至门店后，通过系统将已生成的剪版单和剪版定金单进行删除，保留剪版预收单，再手工开具剪版订金单，以顺丰代收货款的形式发货和自行收款；二是董育彤在自己的电脑中利用另一业务员林振志的账号下单，并在确认仓库将货物发至门店后，将整个剪版流程的单据全部删除，后续发货操作与第一种一致；三是董育彤在自己的电脑中利用公司其他下单员的账号协助其进行删单，后续发货操作与第一种一致。被告与董育彤利用以上方式使得所有发出货物的单据无法进到财务系统，而便于其两人对货款进行侵占。侵占后，两人对货款进行平均分配。因一些小额的发货及货款接收，我司有时会利用顺丰代收货款的形式发货，故一直未发现被告的侵占行为。2018年10月，因林振志业务少，但剪单量大，致使公司发现被告与董育彤侵占了公司货款一事。公司管理人员对被告、林振志及董育彤三人进行了调查，被告及董育彤分别于2018年11月6日出具了确认书，确认两人各自分得收取货款20万元，并承诺分期偿还。但被告签署确认书至今未向我司返还款项，故起诉要求被告：1.向我司返还财产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三倍计付从2018年11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滞纳金；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潘健儿辩称：2007年10月，我经人介绍与梁广权的前妻曾小燕认识，2008年曾小燕在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8、F1069档注册开了一间布料店，经营形式为个体工商户。曾小燕雇佣我在F1069店做销售，劳务报酬为底薪加奖金，我在2018年4月前的工资收入均由曾小燕支付，基本上是在次月初发放上个月的工资，我将销售布料所得的货款交给曾小燕。2014年，我有在广州买房的打算，但是因为我是外地户口没有购房资格，我便要求曾小燕帮我缴纳社保以取得购房资格，由于F1069店属于个体工商户，曾小燕便以她当时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原告帮我缴纳了社保。由于只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办理社保增员，所以起初我并不知道曾小燕是以什么公司的名义帮我买的社保。由于我的销售业绩好，曾小燕比较器重我，我与曾小燕也相处的不错。在F1069店工作期间，虽然我认识了曾小燕的前夫梁广权，但是对于F1069店的营业收入情况我只负责向曾小燕汇报，不用向梁广权汇报。2016年，曾小燕和梁广权感情不和，经常闹离婚、分家产，曾小燕就吩咐我不要将F1069店的收入情况告诉梁广权。随着两人夫妻关系的恶化，曾小燕和梁广权大概在2018年3月份离了婚，F1069店作为家产分给了梁广权，原告的股权也转给了梁广权。梁广权接手F1069店后，曾小燕曾多次劝我离开，但梁广权为了留住之前的客户，一直劝我留下帮忙做好过渡交接工作。因此，2018年4月至10月我的工资奖金就由曾小燕转为梁广权发放，后来销售的货款我就交给梁广权。但是梁广权接手后发现F1069店生意其实比较好，便开始怀疑我之前串通曾小燕隐瞒、转移F1069店的资产，导致他与曾小燕离婚分财产吃了亏，提出让我为他少分的财产负责的无理要求。2018年6月1日梁广权才将原告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变更为他的名字，但是，因为怀疑有员工帮助曾小燕转移资产，早在2018年5月7日就迫不及待和声色凌厉地通知原告和佛山丽彩棉公司员工不得帮助曾小燕转移资金，否则按侵占公司资产罪论处，并把他发给公司员工的通知通过微信转发给了我。2018年11月2日3点左右，梁广权叫人把我从轻纺城接到他在原告的办公室，称他已发现有几十万货款没收回，并把他逼迫原告员工董育彤的确认书（欠条）扔在我面前，说董育彤已承认侵占了货款，要求我也承认与曾小燕串通转移F1069店资产，让我按他草拟好的欠条草稿抄写并签名捺印，否则就不让我走。我当场声明没有侵占货款并拒绝签抄写，但是梁广权叫两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手持电棍威胁恐吓我，门外还站了几名大汉来守着，我多次试图离开均被他们拦堵，被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到了晚上8点。由于我文化水平低，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被逼之下，我只好按他要求抄写了欠条并签署了他准备好的员工离职申请表、员工劳动关系解除/终止确认书，这时，梁广权他们才肯放我走。2018年11月6日晚，梁广权又把我叫到他公司的办公室，说我只要好好听话配合，安安静静地重新抄写他准备好的确认书（欠条）签名并捺印，不要大吵大闹他就可以将欠款变少几万。由于我事实上并没有侵占到货款，一开始我不答应并要求他当面撕掉11月2日逼迫我签的假欠条，但是梁广权诱骗我说，只要我肯按他这个新的确认书（欠条）抄写，他同意将货款金额再变少为20万元，并且把2018年11月2日的那份欠条归还给我。考虑到如果不签，梁广权是绝不可能把之前的假欠条撕掉或还给我，而新确认书（欠条）又比之前的欠条少了12万元，我便按梁广权的草稿抄写、签署了新的确认书（欠条）给他，梁广权他们在我书写确认书（欠条）时进行了拍照和录像，目的应该是想用来证明确认书（欠条）是我本人自愿签署的。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梁广权给我设好的圈套，以变价12万元为诱饵，骗取我抄写确认书（欠条）并拍照录像的方式，以达到虚构债权债务的目的。2018年11月12日，梁广权叫两名男子持我签署的确认书（欠条）到我老家追债闹事。之后，又威胁我大哥无条件配合收回欠款，我哥明确拒绝并要求梁广权给我发清工资。2018年11月15日，我到梁广权原告办公室讨要我后期在F1069店的工资提成，梁广权居然说我工资奖金要从欠条的金额中抵扣，拒绝支付工资。我就跟他理论，确认书（欠条）完全是他先逼迫后诱骗我抄写的，是假的没有效力。我跟我哥反映后，我哥说这是梁广权蓄意设下的圈套，让我快点报案处理。当日下午，我就来到海珠区新港派出所报警，要求公安立案查处梁广权。原告只是F1069店雇主曾小燕帮我缴纳社保所找的名义单位，我与原告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与我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给我发放过一分钱工资，我没有到原告处上过班，也没有为原告销售过货物，完全没有接触过原告货款，更谈不上侵占货款。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对其公司财产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损失金额，其提交的2017年2月-2018年10月系统剪版单董育彤删除潘健儿和林振志单据恢复明细属其编造的虚假证据，与我无关。原告提交的确认书（欠条），是梁广权怀疑我与他前妻曾小燕串通隐匿、转移F1069店资产，为了虚构债权债务，通过先威逼再诱骗的手段让我照抄其草稿取得的，属于梁广权的违法犯罪证据，不能作为我侵占货款的证据。原告提交的照片是梁广权第二次叫我去原告办公室诱骗重抄时拍摄的，与我的实际工作地点F1069店不符。退一万步而言，即使根据确认书（欠条），这里面也写明了我是在“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9店工作”，而非原告处工作，欠款“属于梁广权的剪板货款”而非原告的财产。而且梁广权逼诱我抄写的确认书（欠条）的草稿，也写明了“属于梁广权的剪板货款”。确认书（欠条）与原告无关，其不具有原告资格，应驳回起诉。梁广权如怀疑我帮助过曾小燕隐藏、转移F1069店资产导致其离婚分配财产吃亏，依法应通过婚后析产纠纷起诉，不应通过其掌控的原告起诉我财产损害赔偿。侵权纠纷，只能赔偿被侵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暂且不论确认书（欠条）是否有效，由于原告选择起诉侵权而不是违约，因此，“如不按时还款，将按银行利息3倍计算收取滞纳金”的违约条款在侵权案件中并不适用，原告要求按约定适用银行利息3倍计算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况且，该部分诉请不明确。综上所述，我没有侵占到任何人货款，我在F1069店工作属与曾小燕之间的雇佣关系，原告既不是被侵权人又不是合同一方，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起诉或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梁广权为了虚构债权债务，先是2018年11月2日纠集多人并冒充警察持电棍逼迫我抄写签署确认书（欠条），后又于2018年11月6日以“变少12万元”为诱饵，骗取我重新抄写签署确认书（欠条）并拍照录像，已涉嫌敲诈勒索，请法院将梁广权等人涉嫌黑恶势力犯罪的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和打黑除恶办立案查处，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原告系成立于2003年7月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6月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变更为梁广权。原告原股东为曾小燕、古侃生，于2018年6月1日变更为梁广权、钟有莲。2018年11月6日，被告作为欠款人向原告出具了确认书（欠条），内容为，本人在广州国际轻纺城F1069店工作，自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份，在梁广权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系统删除财务应收货款单据，私自收取客户剪板货款，本人承认取得共20万元；本人自愿偿还属于梁广权的剪板货款20万元，郑重承诺在以下期限内归还欠梁广权货款，在2018年11月10日前还款10万元，在2018年12月25日前还款5万元，在2019年1月15日前还款5万元；本人如不按时还款，将按银行利息3倍计算收取滞纳金；等。签署确认书后，被告未按照约定归还原告欠款，原告追讨未果，遂成本诉。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拟证明被告在侵占货款期间系原告员工。2.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系统剪版单董育彤删除潘健儿和林振志单据恢复明细，拟证明被告与董育彤通过删单的形式侵占原告货款。3.被告写下确认书的照片，拟证明现场不存在原告多人胁迫，是被告亲笔、自愿签署确认书。4.被告写下确认书的现场录像，拟证明被告不存在原告胁迫、威吓的事实；该录像拍摄于2018年11月2日，录像显示被告根据其手机数据核算金额并摘抄在纸上，另，在该录像2分钟26秒处，被告称：“这些钱都是董育彤的，我有明细的，你可以待会挨个查董育彤就好了”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该证据是原告自行导出的，并非是社保局打印的，数据是否准确无法确认，该社保是被告雇主曾小燕为帮被告取得广州的购房资格，用其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名义购买的，被告被起诉前并不知情，仅以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员工关系。2.对于证据2，无原件，真实性不确认，该证据也未说明证据来源以及公证或其他方式的真实可靠的取证过程，且证据的相关内容和事实相矛盾，属于原告或梁广权个人虚构制造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3.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该证据签署地点是在梁广权办公室而非F1069店，将底稿放大来看，也不是原告提交的确认书，说明都是梁广权胁迫、利诱被告抄写的确认书，再结合第一份草稿，说明被告即使在被诱导时依然进行了计算，损失金额确认无任何证据可证明，只是原告单方说法。4.对证据4的真实性确认，该证据拍摄地点也是在梁广权办公室而非F1069店，被告没有在原告处工作，多次被叫到梁广权办公室签署确认书、欠条等非常不合理，且该证据原告没有出示或说明手机2018年11月2日18:04分开始拍摄，与被告答辩被梁广权叫到办公室限制人身自由直至晚上8点相一致，原告也没有提供视频拍摄者的身份，证明现场不止被告和梁广权两人，还有其他人员。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新港派出所于2018年11月15日出具的报警回执，载明被告于2018年11月15日14:30分到该单位报案，该所已如实登记受理等；梁广权胁迫被告抄写的确认书（欠条）底稿（无原件）。2.（2019）粤0105民初6670号案件董育彤所抄写的确认书（欠条）及抄写现场照片（无原件）。3.梁广权微信转发他要求公司员工不得帮助曾小燕转移资金的通知。4.轻纺城F1069店个体工商户曾小燕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报告生成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其上载明，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F1069号经营者为曾小燕。5.曾小燕给被告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2014年10月至2018年3月）。证据4、5拟证明自2008年起被告受曾小燕雇佣在F1069店做销售，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原告没有给被告发放过工资，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在F1069店工作2018年3月前的劳务报酬由雇主曾小燕发放。6.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梁广权工资发放记录，拟证明曾小燕与梁广权离婚后，2018年3月后的从事F1069店过渡交接工作的劳务报酬由梁广权负责发放。7.2017年7月21日至2018年1月29日被告转账给曾小燕的银行记录统计表及63笔407315元的农行交易明细单。8.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表、54笔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2019）粤广广州第071536号《公证书》，拟证明2018年3月份左右，梁广权与曾小燕离婚后分得F1069店，在他接管该店后，被告将该店的销售货款交给梁广权，该店的货款同样不属于原告的财产，不存在侵占的可能。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报警时间是11月15日，与签订确认书时间相隔已久，不能证明被告被胁迫的事实，报警回执没有对情况进行相关阐述，不能证明与原告相关。因底稿没有原件，对三性不予确认，也无法证明梁广权胁迫被告抄写。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已另案起诉董育彤，该案其代理人也承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欠款书上所写的欠款内容。3.证据3无原件，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信息是否泄漏给曾小燕，与本案无关。4.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在其他案件中也确认了其在F1069店作为办公地点上班，但在该地点工作并不能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为原告有为被告缴纳社保，且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与曾小燕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曾小燕之前给被告发放公司也属于代原告发放工资的。5.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从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被告一直是原告员工，也由梁广权发放工资，另外，曾小燕此前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发放工资也是合理的。6.对证据7的三性不予确认，因为梁广权与曾小燕已经离婚，且银行转账时间是在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现在无法获得曾小燕的配合核实历史转账记录，因此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的关系问题。原告主张被告系其员工，提交了其为被告购买社保记录及其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发放工资记录等证据。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反映，被告原由原告原法定代表人曾小燕为其发放工资，原告法定代表人由曾小燕变更为梁广权后，被告工资亦相应变更为由梁广权发放，原告对法定代表人向被告发放工资的原因亦作出了合理解释。原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被告系其员工这一事实。而被告抗辩系曾小燕雇佣其在F1069店从事销售工作，但根据被告提交的报告生成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2号广州国际轻纺城内自编F1069号的经营者在报告生成日仍为曾小燕。如确如被告所言，其与曾小燕存在雇佣关系且其一直在F1069店工作，按照常理，其工资亦一直应由曾小燕发放。显然，被告该抗辩与梁广权从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向其支付工资的事实相悖，故对于被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应否返还原告款项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侵占其货款，并要求被告归还该笔款项，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确认书（欠条）等证据为证，被告确认该确认书（欠条）的真实性，但抗辩该确认书系受原告胁迫所签。对此，本院的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为证明系受原告胁迫签署的确认书，提交了2018年11月15日的报警回执等证据，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被告录像及照片显示，被告曾于2018年11月2日根据其手机存储数据自行核算过金额，如确如被告所述，其是受原告胁迫签署确认书，则其早在11月2日即已知悉原告胁迫的事实，按照常理，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评判者，其在受胁迫后理应及时采取报警等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但被告于2018年11月2日核算完相关金额后，并未采取报警等措施，反而于2018年11月6日向原告出具确认书，确认还款金额及还款期限等内容，被告的该行为明显与其抗辩主张相悖。另，被告提交的报警回执并无报警的具体内容，本院无法核实被告是否是因受原告胁迫而报警。故对于被告依据该报警回执抗辩其系受原告胁迫签署确认书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签署确认书后，理应按照确认书的内容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但其签署确认书后，至今未向原告清付欠款，现原告要求被告一次性归还全部款项20万元，并要求被告按照确认书内容从逾期付款之日起即2018年11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三倍计付滞纳金，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潘健儿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返还款项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计付从2018年11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滞纳金给原告广州市嘉美纺织品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921.2元（其中受理费4401.2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潘健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敏人民陪审员  侯洁卿人民陪审员  胡碧清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张华山巫青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