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6485号原告：广州誉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潭村宝鸭北路11号108。法定代表人：任朝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平，广东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忠理，男，196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原告广州誉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亨公司）与被告余忠理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誉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平、被告余忠理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誉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诉称，虽然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白云劳动仲裁委）对我司与被告余忠理间的劳动争议作出了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811号裁决，但因我司与被告余忠理之间根本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白云劳动仲裁委仅依据被告余忠理能当庭流利陈述我司的基本情况就认定其与我司存在劳动关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我司不同意上述仲裁裁决。首先，被告余忠理能当庭陈述我司的基本情况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被告余忠理即使知道我司工厂内的机械设备数量或陈设、位置等，也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为这些信息可能是被告余忠理从他人处得知，也可能是被告余忠理进入我司工厂内从事其他活动时所知晓。被告余忠理企图“碰瓷”通过诉讼获取非法利益，必然会事先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我司的基本情况。我司代理人在仲裁开庭时曾当庭提出异议，并指出被告余忠理声称今年才离职，却不记得任何同事姓名，这与常理不符。因此，白云劳动仲裁委以被告余忠理能当庭流利陈述我司基本情况作为认定劳动关系成立的理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被告余忠理提供的微信截图只是打印复印件，不具备证据基本的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微信作为证据首先要确定使用者的身份，而被告余忠理提供的只是一个微信截图，不能证明使用者与我司有关，也不能证明微信内容未被篡改；因此，被告余忠理提供的微信截图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最后，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使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也应对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基本证据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动者应提供的证据包括有关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而被告余忠理却并没有提供；因此，白云劳动仲裁委的裁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由于我司与被告余忠理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故请求法院判令我司不需向被告余忠理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元以及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3750元。被告余忠理辩称，我不同意原告誉亨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誉亨公司的经营场所并非其起诉状中标明的地址，其经营地址应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鹤龙街黄边村后花园25号”。我在2017年6月9日进入原告誉亨公司处工作，至2018年2月27日离职。工作期间，原告誉亨公司执行的考勤制度是由其老板娘登记统计的方式，没有考勤打卡；而加工行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只会称呼工友为“某某师傅”、“某某学徒”或者“小张”、“小李”等，我确实对厂里员工的真实名字不清楚；同时，原告誉亨公司每月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我发放工资的，如果对方不加我的微信、不接受好友验证，我是不可能有其微信的。综上所述，我与原告誉亨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的，我同意白云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811号裁决。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1日，余忠理向白云劳动仲裁委提请劳动争议仲裁（案号：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811号，该案的立案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并表示，余忠理于2017年6月9日入职誉亨公司处工作，岗位是铣工，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仅约定余忠理的每月工资为4500元（按26天计算），每天工作11小时；2018年2月27日，誉亨公司无任何理由就将余忠理辞退，且对于2017年9月26日至同年10月10日工伤期间的工资2596.15元誉亨公司也仅是支付了346元等；为此，余忠理要求誉亨公司按照每月4500元的工资标准向其支付2017年9月26日至同年10月10日期间的工资余额2596.15元、2017年7月9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3750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元等。2018年12月17日，白云劳动仲裁委对该案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811号非终局裁决，以余忠理与誉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决誉亨公司向余忠理支付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3750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元，并以余忠理至仲裁庭审之日止尚未对其主张的2017年9月26日受伤申请工伤认定手续为由，驳回余忠理主张的有关2017年9月26日至同年10月10日期间工资余额之仲裁请求。原告誉亨公司对该裁决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而被告余忠理并没有就上述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被告余忠理表示，其于2017年6月9日通过人才市场招聘方式入职原告誉亨公司处工作，担任铣工一职，负责操作铣床加工物品，工作地点在“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鹤龙街黄边村后花园25号”一楼（该处厂房为约五层的建筑）；入职时余忠理曾填写了入职表，但用工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誉亨公司也没有为余忠理购买社会保险，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余忠理的工作时间为每天11小时、每月上班26天，公司包吃住（余忠理实际上是自行在誉亨公司附近租房居住），余忠理每月工资报酬为4500元（没有具体的工资构成）等；虽然誉亨公司在上址没有悬挂招牌，但鉴于在人才市场招聘时已显示招聘单位为誉亨公司，而余忠理在日常工作中接触有关产品的收货或发货单据上都显示有誉亨公司的名称，故余忠理实际是与誉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另，在工作过程中，誉亨公司每月月底前都会使用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朝元或其妻子廖圣菊的微信账户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向余忠理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及至2018年2月27日，当余忠理结束春节假期回誉亨公司上班时，任朝元或其妻子廖圣菊就通知余忠理不用上班了，随后誉亨公司更从2018年2月28日起解除了与余忠理的劳动关系（工作期间余忠理的工资已结算）。为证明己方曾与原告誉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余忠理提交了数张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照片并对誉亨公司的企业状况、公司架构、经营规模、工资发放方式及考勤模式等作出陈述；余忠理并表示，上述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反映了其在工作期间与誉亨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朝元或任朝元的妻子廖圣菊（即誉亨公司的老板娘）微信联系的情形以及任朝元与廖圣菊向余忠理微信转账发放部分月份工资的情形，其中，任朝元的微信号为“rcy008”（备注名“阿任”）、廖圣菊的微信号为“aa186××××6319”（备注名“廖圣菊”），余忠理是在入职后添加任朝元与廖圣菊为微信好友的，而廖圣菊现已取消与余忠理的微信好友关系。查，上述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显示，余忠理分别与微信号“rcy008”（备注名“阿任”）及微信号“aa186××××6319（备注名“廖圣菊”）”之间曾存在有微信聊天的情况，聊天内容涉及微信号“rcy008”（备注名“阿任”）及微信号“aa186××××6319（备注名“廖圣菊”）分别多次向余忠理微信转账支付款项的情形（转账金额最高为4543元、最低为55元）。对此，原告誉亨公司表示，虽然余忠理提及的“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鹤龙街黄边村后花园25号”确实曾是誉亨公司的工作场所（誉亨公司租赁上述后花园25号的一楼为生产及办公场所，现誉亨公司已搬离上址），但誉亨公司与被告余忠理却从不存在劳动关系，誉亨公司没有招聘过被告余忠理担任铣工工作，誉亨公司与余忠理更不存在诸如加工、承揽、合作、劳务等其他法律关系，誉亨公司与余忠理的认识可能仅是因余忠理曾在上址附近的单位任职而已；另，誉亨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朝元的微信号确为“rcy008”（备注名“阿任”），任朝元的妻子廖圣菊之微信号也确为“aa186××××6319”（备注名“廖圣菊”），但涉讼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不是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信息，而朋友之间就会添加微信好友，目前也不清楚任朝元及廖圣菊为何添加被告余忠理为微信好友；同时，虽然誉亨公司向员工发放工资的方式包括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账支付或现金支付，而任朝元的妻子廖圣菊也登记为誉亨公司的监事（廖圣菊实际仅在誉亨公司负责做饭），且余忠理也能对誉亨公司的情况作出一定的陈述，但实际上，誉亨公司从来没有向被告余忠理发放过工资，上述情形均不能当然证明誉亨公司与余忠理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誉亨公司是不需要向被告余忠理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元以及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3750元。另查，原告誉亨公司是于2015年9月1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公司股东为任朝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任朝元，监事为廖圣菊，公司经营范围为金属制品业，该司现仍存续。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另承认，余忠理曾于2019年1月8日向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要求认定余忠理于2017年9月26日在誉亨公司处生产过程中的身体受伤属于工伤，现该案因尚需要就余忠理与誉亨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补充证明材料而并未作出认定结论。以上事实，有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811号裁决书、仲裁申请书、营业执照、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补材通知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誉亨公司作为依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其从2015年9月17日成立之日起即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誉亨公司与被告余忠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此各执一词；其中，原告誉亨公司坚称其与被告余忠理从不存在劳动关系，主张誉亨公司没有招聘过被告余忠理担任铣工工作，更与余忠理不存在诸如加工、承揽、合作、劳务等其他法律关系，并认为誉亨公司与余忠理的认识可能仅是因余忠理曾在誉亨公司附近的单位任职，余忠理对誉亨公司企业状况的了解与陈述可能是余忠理从他人处得知或在其进入誉亨公司内从事其他活动时所知晓，进而主张誉亨公司不需要向余忠理承担劳动用工责任；而被告余忠理则主张其于2017年6月9日通过人才市场招聘方式入职原告誉亨公司处工作，担任铣工一职，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口头约定余忠理的每天工作时间为11小时、每月上班26天，每月工资报酬为4500元（没有具体的工资构成）等，并主张誉亨公司从2018年2月28日起无故解除了与余忠理的劳动关系。根据法律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可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等材料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等的有关材料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由于原告誉亨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合理的、相应的、充分的证据以证实其与被告余忠理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相反，作为劳动者的被告余忠理却能就其主张的誉亨公司是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朝元或其妻子廖圣菊的微信账户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向余忠理发放工资一说，提供了余忠理在工作期间与誉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朝元或公司监事廖圣菊（按当事人陈述廖圣菊为任朝元的妻子）进行微信沟通联系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有关微信聊天内容也确实涉及任朝元及廖圣菊的微信账户曾分别多次向余忠理微信转账支付款项的情形（转账金额最高为4543元、最低为55元），同时，被告余忠理亦能对原告誉亨公司的企业状况、公司架构、经营规模、工资发放方式及考勤模式等专属问题作出一定的陈述；而原告誉亨公司对上述情形却未能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以各种“可能性”作出应对，且原告誉亨公司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就被告余忠理的入职情况、月工资标准情况、离职原因与时间及工资发放等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原告誉亨公司依法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结合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对事件发生经过所作陈述，考虑到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这一特殊性质，从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并综合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的举证能力，对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的合理性及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因被告余忠理提供的证据材料与其所作陈述已基本形成了合理、关联的证据链，证据间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被告余忠理所主张的其于2017年6月9日入职原告誉亨公司处从事铣工工作，双方自此建立劳动关系，劳动用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仅口头约定被告余忠理的劳动条件为每天11小时、每月上班26天及每月工资为4500元，誉亨公司更从2018年2月28日起无故解除了与余忠理的劳动关系等意见，明显较原告誉亨公司的主张更为合理可信，故本院对被告余忠理的上述意见予以采纳。通过案件现有证据，已可以确认原告誉亨公司与被告余忠理在2017年6月9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述劳动关系依法应受法律的保护。鉴于被告余忠理在原告誉亨公司处每月工资待遇4500元这一劳动报酬标准所对应的工作情况应为余忠理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6日的工作制度，由此可见，原告誉亨公司与被告余忠理实行了不同于标准工作时间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劳动报酬固定的用工模式，即原告誉亨公司给予被告余忠理的劳动报酬（每月工资待遇4500元）是对应余忠理基于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6日所提供的劳动，原告誉亨公司给予余忠理的上述月劳动报酬中已包含标准工作时间内的标准工资及一定加班工作时间内的加班工资，该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没有违反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故被告余忠理与原告誉亨公司作为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基于前述理由，因原告誉亨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并没有就被告余忠理的离职原因提供相应证据，故被告余忠理现以誉亨公司无故解除涉讼劳动关系为由，要求誉亨公司按其前述工作年限（即2017年6月9日至2018年2月27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原告誉亨公司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就被告余忠理的工资发放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据，而案件现有证据也不足以反映被告余忠理在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均工资情况，结合被告余忠理的工作性质及其所述每月工资待遇为4500元这一月劳动报酬的约定情况，故可参照被告余忠理月工资标准4500元/月作为计算其可得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即原告誉亨公司依法应按余忠理的工作年限向被告余忠理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应为4500元（4500元/月×1个月）。由此，原告誉亨公司现主张无须向被告余忠理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则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由于被告余忠理是于2017年6月9日入职原告誉亨公司处工作的，而誉亨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并没有与余忠理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且原告誉亨公司现坚持否认其与被告余忠理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原告誉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举证期限内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完全在于作为劳动者的被告余忠理一方及原告誉亨公司对此无责任，故原告誉亨公司依法本应从实际用工满一个月之次日（即2017年6月10日）开始至涉讼劳动关系解除之日（即2018年2月27日）止向被告余忠理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因用人单位依法所应支付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围，而就原告誉亨公司应向被告余忠理支付上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这一权利主张，被告余忠理于2018年7月11日才向白云劳动仲裁委提请劳动仲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有关“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被告余忠理现要求原告誉亨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诉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基于前述对被告余忠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具体工资收入情况的处理意见，参照被告余忠理实际主张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标准（即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6日、每月工资待遇4500元等）计算，原告誉亨公司应向被告余忠理计付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应以33164.17元（4500元/月÷31天/月×17天＋4500元/月×6个月＋4500元/月÷28天/月×23天）为宜；由此，原告誉亨公司现主张无须向被告余忠理支付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这一诉讼请求，亦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誉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余忠理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元；二、广州誉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余忠理支付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3164.17元；三、驳回广州誉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誉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陈敏华人民陪审员  谢兰英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彭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