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3民初9692号原告：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宋玉生广场188号东南亚商业中心14楼G室。法定代表人：杨建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超，上海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马雄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狄青。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庭发，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原告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建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超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狄青、周庭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汇款人民币(以下币种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人民币)6,360,257.03元；2.被告支付原告以6,360,257.0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原告投得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得宝国际有限公司-吴淦记建筑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以下或简称为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的澳门C360轻轨一期路氹城段建造工程。但因原告自身不具备条件，遂与被告联系合作。被告因此委托杨建斌及陈狄青代表被告就涉案工程与原告进行洽谈，后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涉案工程由被告负责施工，由原告负责协调管理等，原告从总工程款中抽取15%作为报酬，其余款项均归被告所有。2013年5月8日，原告(分包方)与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发包方)签订了编号为NO.X6120DB0027的分包合约。按照分包合约的约定，分包方需向发包方开具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2013年9月5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或简称为光大上海分行)应被告申请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以下或简称为中行澳门分行)出具了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的反担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4月18日。2013年11月11日，中行澳门分行向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开具了申请人为原告的预付款保函(金额为1,227万元澳门币)和履约保函(金额为818万元澳门币)，有效期最晚不迟于2016年4月4日。原告将上述保函交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后兑取了1,227万元澳门币工程预付款，并于2014年1月29日将其中部分折合6,360,257.03元转账给了被告。2014年9月4日，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以工期延误为由向原告发函终止了分包合约。2014年9月11日，被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或简称为一中院)申请保函止付令，一中院于2014年9月25日裁定止付涉案保函项下款项。2014年9月11日，陈狄青在澳门报案称杨建斌等人涉嫌诈骗，澳门初级法院刑事起诉法庭(以下或简称为澳门刑事起诉法庭)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不起诉批示。因涉案保函的有效期最晚不迟于2016年4月4日，故涉案保函已于2016年4月4日失效，原告转账给被告的6,360,257.03元已经失去担保，被告应当将6,360,257.03元返还给原告。原告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杨建斌系原告总经理及股东，原系被告员工，后因自身原因离职。2013年5月，杨建斌向被告介绍称澳门有一工程可以承接。2013年7月，杨建斌欺骗被告就涉案工程签订了一份分包合约，但实际该合约系伪造的，其目的在于骗取被告向发包方出具保函。分包合约约定分包方需向发包方出具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被告因此向其开户行光大上海分行申请，由光大上海分行于2013年9月5日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反担保函，并请中行澳门分行根据反担保函开具以发包方为受益人的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杨建斌为达到骗取保函的目的，于2013年10月将原告更名为与被告同名的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13年11月11日，中行澳门分行向发包方出具见索即付的预付款保函(金额为1,227万元澳门币)和履约保函(金额为818万元澳门币)。被告在实际进驻工地后得知杨建斌在项目引介及签约前后实施了一系列造假欺骗行为，让被告误以为与发包方订立了合同关系，而发包方却一直认为与其签订合同的系原告，且认为涉案保函是相关银行应原告申请而开具的。被告得知真相后随即通知杨建斌召开了专题会议，杨建斌在会上承认了相关造假行为，并表示愿意纠正以尽可能减少给被告造成的损失。但在之后被告与发包方及相关银行历时一年多的诉讼、调解过程中，杨建斌却一直隐匿不出现，造成被告为解决涉案工程及保函所引发纠纷的难度骤增。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被告向一中院申请保函止付令，并在澳门以杨建斌等人涉嫌诈骗进行报案。2014年9月25日，一中院裁定止付涉案保函项下款项。2016年1月29日，澳门刑事起诉法庭认为现有证据仅有若干迹象显示杨建斌等人触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未达充分，所以裁决对杨建斌等人作出不起诉批示。考虑到一中院的止付令在澳门的效力问题，被告也在澳门提起了民事诉讼，但基于澳门的诉讼周期漫长，被告遂于2015年10月19日与发包方达成了和解，由被告一次性支付发包方8,195,310元(包括被告收到的全部款项及原告截留的一半款项)，发包方收款后立即撤销对两份保函兑付的请求，被告已于2015年10月20日将8,195,310元转账给发包方，发包方收款后也已将涉案保函退还给中行澳门分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名金崑有限公司，由荣志康及杨金丽于2011年7月26日在澳门设立，由荣志康任总经理。2013年5月8日，原告(分包方)与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发包方)就澳门C360轻轨一期路氹城段建造工程签订分包合约。根据分包合约的约定，合同总价款为8,180万元澳门币，预付款为合同总价款之15%，分包方需向发包方提供金额与预付款相等的银行担保函及金额与合同总价款之10%相当的履约保证函。2013年5月16日，被告向杨建斌及陈狄青出具项目洽谈法人委托书，载明被告委托杨建斌及陈狄青代表被告就涉案工程与澳门运输基建办公室/金昆集团进行洽谈。审理中，被告表示，杨建斌原系被告员工，后因自身原因离职，其向被告介绍称澳门有一工程可以承接，被告遂委托杨建斌协助被告项目部经理陈狄青就涉案工程进行前期洽谈；杨建斌向被告隐瞒了发包方与原告已于2013年5月8日签订分包合约的情况，欺骗被告于2013年7月8日就涉案工程又签订了一份除分包方外其余内容均一样的分包合约，实际该合约系伪造的，其目的在于骗取被告向发包方开具保函，因为原告自身不具备提供保函的能力。原告表示，原告承接了涉案工程后，因不具备履约能力，故由杨建斌联系被告进行合作，被告既有施工资质，又能出具保函，因此是当时最合适的合作对象；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约定涉案工程实际由被告负责施工，由原告负责协调管理等，原告抽取总工程款的15%作为报酬，其余款项均归被告所有；被告对2013年5月8日发包方与原告签订的分包合约是知晓的，至于被告提及的2013年7月8日发包方与被告之间的分包合约原告完全不清楚。2013年9月5日，光大上海分行应被告申请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了一份预付款保函的反担保函，载明：我行应申请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开立以贵行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函，并请贵行根据反担保函开立一份以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为受益人的预付款保函；我行在反担保函项下所承担的担保责任为预付款保函的金额1,227万元澳门币；我行无条件承诺，在反担保函有效期内，如果贵行开立的预付款保函项下发生索赔，我行在收到贵行的索赔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贵行支付不超过上述担保责任的款项；反担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4月18日(预付款保函到期后14个日历日)。2013年10月9日，原告更名为与被告同名的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仍为荣志康及杨金丽。2013年11月11日，中行澳门分行向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开具了一份预付款保函，载明：根据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分包方)与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发包方)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约的要求，我行应分包方的申请，兹开立以发包方为受益人，金额为1,227万元澳门币的不可撤销的预付款保函；本保函未经发包方之书面同意不得取消或更改，有效期至发包方以书面形式向我行确认给予分包方的预付款金额被全部扣除，但本保函有效期最晚不迟于2016年4月4日。另，光大上海分行应被告申请于2013年9月5日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了一份履约保函的反担保函，中行澳门分行于2013年11月11日向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开具了一份履约保函，载明：根据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分包方)与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发包方)2013年5月8日签订的分包合约的要求，我行应分包方的申请，兹开立以发包方为受益人，金额为818万元澳门币的不可撤销的履约保函；本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4月4日，未经发包方之书面同意不得取消或更改，2016年4月4日之后无论本保函正本是否退还我行，本保函自动失效。2014年1月21日，中行澳门分行向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发函，载明：我行于2013年11月11日开出予贵合作经营的两份保函皆为见索即付保函，是光大上海分行委托我行开出，根据光大上海分行提供的资料，保函申请人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BAOSTEELENGINEERING&CONSTRUCTIONLIMITED,39958SO,ALM.DRCARLOSD’ASSUMPCAO180,EDF.TONGNAMAHCAMMPO,14ANDARG,MACAU】；我行承诺于保函到期日2016年4月4日内或之前在收到贵合作经营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加盖公司章之书面索赔通知书后10个银行工作日内无条件向贵合作经营支付所索赔之款项，不附加任何索赔前提条件要求，但为每份保函所支付的索赔款项不超过该份保函的保函担保金额；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该担保金额的支付，我行都不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拒绝支付，以及我行放弃预先扣押的权利，以保证贵合作经营作为两份保函受益人的权益。2014年1月27日，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向原告预付了15%工程款1,227万元澳门币。2014年1月29日，原告将6,360,257.03元转账给被告。审理中，原告表示，根据原、被告之间的约定，原告抽取总工程款的15%作为报酬，因此原告在收到1,227万元澳门币预付款后，截留了5%工程款作为报酬，另将剩余10%工程款折合6,360,257.03元转账给被告，其余原告应得的报酬根据后续工程款的收款情况再行收取。2014年2月至3月期间，被告开始运送材料并派员至澳门施工，并重新聘用杨建斌为被告员工，双方于2014年3月14日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4月30日，荣志康及杨金丽将所持原告之股份售予杨建斌，再由杨建斌将其股份分割及出让予金昆万丽顾问有限公司，故原告股东变更为杨建斌及金昆万丽顾问有限公司，由杨建斌任总经理。2014年6月13日，被告召集杨建斌、陈狄青等人召开了专题会议。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3页的会议纪要，第1、2页的主要内容如下：“杨建斌陈述：2013年5月21日个人与珠海横琴新区金昆置业有限公司商洽承接澳门项目……我便以个人名义与珠海横琴新区金昆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我直接找到总包方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商谈承接工程分包事宜……总包方告知说与澳门的金崑有限公司的分包合同已经签订不能变更……于是吴淦记的大老板给我一份本工程的合同文本及价格表，在未告知公司事实的情况下，公司盖章并签字，然后吴淦记的大老板委托一个搞商务的人，盖好总包方的印章及签字给我，我将合同返还给公司；公司见分包合同后，根据合同约定向总包方开具了一份履约保函和一份预付款保函；为了支持完成总包方接受两份保函，便将澳门的金崑有限公司更名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宝钢，并告知总包方澳门的金崑有限公司已被上海的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收购，总包方还是不完全接受，不接受中行澳门分行出具的两份保函，然后我动用了中行澳门分行的关系，并邀请总包方有关人员到中行澳门分行召开了协调会，中行澳门分行明确告知总包方其出具的两份保函是完全有效的，因为此前，我向光大上海分行出具一份银行格式的英文及其他语言版本(其内容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所谓的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地址与金崑有限公司的地址完全相同)的申请函，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盖了此文件的印章，使得光大上海分行相信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澳门分支机构的真实存在，光大上海分行便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同一格式的证明文件，使得顺利通过审批程序，最终总包方接受了中行澳门分行的两份保函，为此，才能理顺总包方将工程款支付到澳门宝钢；我杨建斌在上述行为中，造成如下事实：1、以假分包合同蒙骗公司；2、伪造公司授权委托文件；3、擅自篡改银行履约保函日期。”第3页的主要内容如下：“4、杨建斌本人通过银行熟人取得银行英文版本的申请书蒙骗公司，出具了两份保函；我给公司造成的风险：假委托、假合同均对公司造成两份保函无法收回的风险；2、金崑有限公司变更澳门宝钢期间，以公司名义的经营行为或对外发生债务，将会给公司带来无限风险；3、澳门宝钢未经公司同意擅自设立，给公司造成永久性的风险；公司要求的应对措施：1、杨建斌愿意无条件地完成澳门宝钢的注销事宜(在2014年6月25日前)……2、在上述事宜完成后，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公司尊重一建选择判定是否承揽该项目，如需承揽，杨建斌愿意无条件地配合该项目前期合法承接事宜；经上述认定，杨建斌保证其陈述的所有内容是真实、完整的，无任何虚假信息，亦无任何隐瞒，上述个人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负有刑事责任，本人愿意承担责任；同时，本人亦有责任、义务配合好公司处理好后续事宜，降低公司风险；最后公司决定根据杨建斌对上述事宜的解决情况，对其进行处理，待其处理完好上述事宜后，公司视最后解决结果的评估，保留对杨建斌的追诉权。”会议纪要第1、2页无任何人签字，第3页由杨建斌、陈狄青等人签字。审理中，原告在证据交换时先是表示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后又表示杨建斌在第1、2页草签了一个“杨”字，但被告举证的第1、2页却没有签字，因此是虚假的，内容也与实际不相符，第3页是真实的，确实是杨建斌签字的。庭后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会议纪要的情况说明，称杨建斌确实参会了，但会上都是陈狄青在陈述关于涉案工程的事项，并未提及不利于杨建斌的内容，之后因临近中饭时间故杨建斌未细看内容即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了；杨建斌不清楚什么假合同、假委托；“本人愿意承担责任；同时，本人亦有责任、义务配合好公司处理好后续事宜，降低公司风险”中所指的本人并非杨建斌而是陈狄青。2014年8月10日，原告又更名为现在的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一份称系2014年9月4日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向原告发送的函件，主要内容为：因可归责于贵公司的原因，导致工程进度严重落后，虽经发包方多次书面要求及催告，但贵公司仍未予以改善，已经违反分包合约的约定，同时亦证明贵公司无能力执行分包合约，因此发包方决定终止分包合约，并将按约向中行澳门分行要求支付两份保函项下的款项。被告表示对该份函件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但确认2014年9月发包方以施工进度跟不上且又有施工人员闹事为由提出了终止分包合约。2014年9月11日，被告以欺诈为由向一中院提出止付涉案保函项下款项的申请。同日，被告向澳门司法警察局报案，称被告通过杨建斌承接了涉案工程，但却在2014年5月19日发现杨建斌伙同荣志康将原告更名为与被告同名，并以原告名义顶替被告与发包方合作承接了涉案工程，亦以一份假分包合约瞒骗被告提供保函及提供物料和工人等实施工程。2014年9月25日，一中院出具(2014)沪一中民保字第20号民事裁定，裁定止付涉案保函项下款项。2016年1月29日，澳门刑事起诉法庭认为现有证据仅有若干迹象显示杨建斌及荣志康触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但未达充分，故以现有证据起诉在审判阶段获释的可能性大于入罪的可能性，因此裁决对杨建斌及荣志康作出不起诉批示。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澳门刑事起诉法庭的预审辩论记录，被告对该记录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根据该份预审辩论记录的记载，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另查明如下事实：陈狄青通过杨建斌作为中介与荣志康商讨有关工程及利润分配事宜，并于2013年5月23日签订了一份分包补充协议。关于该分包补充协议，被告称据其了解是原告与杨建斌签订的，但被告对具体内容不了解；杨建斌表示确有该分包补充协议，但现已遗失，故无法提交给法庭。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在预审辩论记录中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提及的分包合约是杨建斌或荣志康伪造的；陈狄青陈述其由始至终不知道原告的说法欠缺说服力，且陈狄青知晓分包补充协议的存在，并知道被原告截留的款项的用途；法庭始终难以得出一个完整的事实版本，因为不论杨建斌还是陈狄青均有所隐瞒，而法庭认为从后续的事件发展来看，荣志康在首次司法讯问过程中所述的版本较合乎逻辑和可信，荣志康是希望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其他公司，且意欲将整间公司转让给被告以赚取有关的中介费即合同总价款的15%，但不知道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没有完成。根据该份预审辩论记录的记载，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另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9月，发包方曾发信到中行澳门分行申请索赔。另查，被告曾向澳门初级法院提起诉讼，将原告、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等列为被告，后又于2015年10月22日申请撤回起诉。审理中，被告表示，被告考虑到在澳门的诉讼周期漫长，因此与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达成了和解，由被告一次性支付8,195,310元(包括被告收到的全部款项及原告截留的一半款项)，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收款后立即撤销对两份保函兑付的请求，被告已于2015年10月20日将8,195,310元转账给发包方，发包方收款后也已将涉案保函退还给中行澳门分行。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9日的和解协议书，载明主要内容如下：甲方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乙方为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双方经沟通交涉之后，明了前述保函实际上系由宝钢申请银行出具，并不是由金崑所申请，且双方了解均受到金崑之欺骗，嗣因宝钢与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洽谈承接合约之协商未能成功，宝钢乃向澳门法院起诉，请求澳门法院判决宣告取消前述保函等；双方在本事件中均是无辜的受害人，现希望本着善意诚信之精神，结束彼此间的所有争议，并结束现系属于澳门法院之澳门诉讼；宝钢支付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8,195,310元和解金额(相当于2014年1月29日金崑支付给被告的工程预付款6,360,257.03元+被金崑截留资金的一半1,835,052.97元)，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将两份保函交中行澳门分行撤销，宝钢采取行动终止及撤回澳门诉讼；宝钢确认且同意不得就本件保函争议向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要求任何费用支出及其他金额之赔偿；双方一致同意由宝钢向法院申请对金崑或其负责人的赔偿诉讼，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同意将其依法得对金崑或其负责人要求赔偿之权利让与宝钢，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同意提供双方同意之文件，以协助宝钢采取法律行动，诉讼赔偿金双方各得二分之一，诉讼相关费用由宝钢负担；双方均确认本和解已最终全部解决双方就C360契约、分包契约及保函等所生、不论任何性质之全部争议。落款乙方处载明为乙方授权代表张基台经理，并声明：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各相关方面的许可和授权，能够完全代表大陆-得宝-吴淦记合作经营签署本协议书，如果有授权上之瑕疵影响本协议之约定内容之完成，由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于十日内完成，否则本协议视为无效，大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应于五日内将收到的和解金额无息返还给宝钢。被告另向本院提交了光大上海分行出具的跨境业务付款申请、付账通知及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于2015年10月20日汇款8,195,310元，摘要为TTXXXXXXXXXXXAZ境外汇出汇款，交易附言为和解金。原告认为，涉案工程实际由被告施工，由于被告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工程导致进度严重落后，因此造成分包合约终止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因分包合约终止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包括原告为履行分包合约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原告可获得的合同总价款之15%的利润即1,227万元澳门币；涉案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的申请人是原告，被告只是两份保函的反担保方，若发包方持两份保函要求兑付或索赔，也应是向原告要求而非向被告要求；两份保函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直至2016年4月4日失效，被告虽为两份保函的反担保方，但也不会发生有人向其索赔的情况；原告与发包方之间是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与被告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但被告与发包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告转账给被告的6,360,257.03元工程预付款是让被告组织施工的，现分包合约已终止，被告应当将其返还给原告，而不应直接返还给发包方，且被告举证的和解协议书及付款凭证不能证明被告与发包方已达成了和解并已将和解金支付给了发包方；虽然发包方至今未向原告索赔，但其随时可能起诉原告要求返还工程预付款，而原告也保有起诉发包方的权利或在发包方起诉原告时提起反诉，要求发包方赔偿原告相当于合同总价款45%的分包利润的可得利益损失。2016年4月21日，金昆万丽顾问有限公司将所持原告之股份售予杨建斌，原告股东变更为仅杨建斌一人。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外，另有项目洽谈法人委托书、民事裁定书、预审辩论记录、预付款保函及反担保函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6,360,257.03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承接涉案工程后，即将工程转交由被告施工；涉案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也是光大上海分行依据被告申请向中行澳门分行出具反担保函后要求中行澳门分行向发包方开立的；发包方在收到涉案两份保函后，向当时已更名为和被告同名的原告转账了总工程款之15%的工程预付款1,227万元澳门币，原告截留了部分款项作为其报酬的一部分，将剩余款项折合6,360,257.03元转账给了被告，随后被告开始运送材料并组织人员至澳门进行施工；现涉案分包工程已终止，被告举证和解协议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以证明其已与发包方达成和解并已向发包方支付了包含6,360,257.03元预付款在内的和解金以使发包方放弃兑付涉案两份保函项下款项，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认为发包方随时可能起诉原告要求返还预付款，原告也保留向发包方要求赔偿的权利。本院认为，6,360,257.03元系工程预付款，但实际工程系由被告而非原告施工，无论被告是否将预付款返还给了发包方，被告收到预付款后确实组织了施工，且自涉案分包工程终止之日至今已若干年，根据原告的陈述，发包方并未向原告提起过诉讼，原告亦未向发包方提起过诉讼。虽然涉案分包工程已经终止，但原告未有证据显示发包方向其要求返还预付款，且亦未有证据证明其因工程终止而产生了何损失，反而其已经从中获取了部分工程款作为收益。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工程预付款并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322元，由原告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澳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被告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谢连明审判员  王 宇审判员  张 静二〇一九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杨隆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