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902行初34号 原告许通和，男，195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原告胡素芬，女，195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法定代理人许通和，系胡素芬丈夫。 被告舟山市定海区民政局，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双拥路88弄1号。 法定代表人丁梅，局长。 出庭负责人张伟忠，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乐欢，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单贤定，浙江海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通和、胡素芬不服被告舟山市定海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定海民政局)取消低保边缘家庭一案，于2019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在原告补正材料后于同年6月10日立案，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通和，被告出庭负责人张伟忠及委托代理人乐欢、单贤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30日，定海民政局向各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出《关于调整朱某某等部分城乡低保边缘家庭的通知》，决定从2019年6月份起取消包括但不限于原告户在内的78户低保边缘家庭（以下称“被诉取消低保边缘决定”）。 两原告诉称，原告俩单独立户，妻子胡素芬多重（肢体、精神）残疾壹级，属重度残疾人。两原告与子女关系不睦已久，其子是否拥有超标机动车辆其并不知情，也与其无关。定海民政局以原告供养义务人拥有超标生活用机动车辆为由，取消低保边缘家庭，有古时法律“连坐”嫌疑，且有违党和国家对残疾人救助政策的规定。况且，被诉取消低保边缘决定，是在原告提起诉讼后才由当地乡镇政府以通知书形式向原告进行送达。故被诉取消低保边缘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法错误，应予撤销，并恢复原告低保边缘家庭及补发相关费用。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户口簿和结婚证，拟证明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单独立户，与儿、媳非属同一户。 第二组证据，两本残疾人证，拟证明原告许通和肢体残疾贰级，原告胡素芬多重（肢体、精神）残疾壹级，属重度残疾人范畴。 第三组依据，国发（2015）7号文件、浙政发（2015）50号文件及《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节选。 被告辩称，在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的定期核查中，发现原告子女财产状况超标（机动车）。被告经审批后认为，原告户已经不符合低保边缘家庭保障范围，遂作出取消原告户低保边缘家庭的决定。该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为此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农渔村困难群众救助申请表、困难家庭办理审批表及定民救（2014）27号《关于调整吕某某等部分城乡低保边缘家庭的通知》等，拟证明原告户自2014年5月起被纳入低保边缘家庭之事实。 第二组证据，授权书（授权民政部门核对本人家庭经济收入和财产状况）、原告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拟证明两原告供养义务人即其子家庭拥有生活用机动车辆两台，其中一台系宝马3系轿车，原告家庭已经不符合低保边缘家庭保障范围。 第三组证据，舟民救（2017）26号《关于调整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拟证明从2018年1月1日起舟山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720元/人月。 第四组法律、法规依据，《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和《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核算办法（试行）》，拟证明适法正确。 经庭审质证，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具有证明被诉取消低保边缘决定违法的证明力。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除第二组证据中的原告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有异议外，认为该证据中显示的其子车辆有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他证据三性均无异议。经审核，原、被告提供的该些证据，均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至于该些证据的证明力尚需结合本案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详见本院认为部分。另，对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适法异议，亦见之于本院认为部分。 经审理查明，原告许通和与胡素芬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一子许安龙。许通和肢体残疾贰级，胡素芬多重（肢体、精神）残疾壹级。该户经被告定海民政局审批，于2014年5月起纳入低保边缘家庭。2019年4月，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人民政府在对低保边缘家庭进行定期财产核查中，发现两原告供养义务人家庭有生活用机动车辆两台，一台是其子许安龙于2019年1月29日初次登记的车辆型号为BMW7200SL（BMW320Li）小型汽车,另一台是其儿媳杨亚凤于2017年7月26日初次登记的车辆型号为SVW7141RR小型汽车。同年5月30日，被告定海民政局经审批，作出定民救（2019）26号《关于调整朱某某等部分城乡低保边缘家庭的通知》，决定从2019年6月份起取消包括但不限于原告户在内的78户低保边缘家庭。两原告不服，于2019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舟山市从2018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720元/人月。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因供养义务人生活条件超标而取消残疾人生活救助待遇而引发的行政争议。被告定海民政局以两原告之子家庭财产超标（机动车）而取消低保边缘家庭。原告认为供养义务人的家庭财产状况与其无关，被告所为有古时法律“连坐”嫌疑，且有违党和国家对残疾人的救助政策。本院对此评析如下： 首先，国家为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采取最低生活保障（俗称低保）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俗称低保边缘）等方式予以社会救助，但社会救助制度是托底、救急的，并不是对残疾人家庭无条件地予以保障。在当下的中国，尤其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模式是符合国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对此也予以了明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更是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故，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法定义务。本院对原告通过诉讼手段积极行使社会救助权利，此维权方式予以肯定。但是，对原告提出的养儿防老是旧社会的习俗，即使其子有能力赡养，其也不愿意儿子为其承担更多的赡养义务的表示，与其维权的目的似有背道之嫌，其所主张亦是与情不符，更与法相悖，本院难以认同。 其次，201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应当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已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人口、收入、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的具体认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而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的《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核算办法（试行）》，系由浙江省民政厅和财政厅共同制定，并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的，该核算办法是《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的具体实施细则，在本案中当然得以适用。原告提出该核算办法在本案中不能适用之主张，没有法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核算办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供养义务人家庭有高于当地同期8—12倍低保年标准生活用机动车辆的，被供养人家庭不能纳入低保、低保边缘保障范围。而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登记在两原告供养义务人即其子许安龙名下的BMW7200SL（BMW320Li）“宝马”小型汽车,属超标车辆应无太大争议。但在现代法治国家，一个明显违反正当程序的行政行为，即使实体内容完全合法，也会因违反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而被撤销。国务院印发实施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依法行政提出如下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其中在“程序正当”一节中指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目前，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取消低保边缘家庭的具体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公开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程序和结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可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事先告知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具体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并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等。正当程序原则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保护私权利，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于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公信力。本案中，定海民政局在作出被诉取消低保边缘决定前，既未事先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内容、理由及依据，也未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理程序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有违正当程序原则，亦违反《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之相关规定。 综上，被告定海民政局作出的被诉取消低保边缘决定，程序违法，且对原告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应撤销重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舟山市定海区民政局作出的取消原告许通和、胡素芬低保边缘家庭的决定； 二、责令被告舟山市定海区民政局于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对原告许通和、胡素芬是否符合低保边缘家庭，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舟山市定海区民政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宏涛 人民陪审员  林意红 人民陪审员  邓 静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瑜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