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9）豫行赔终48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商丘市睢阳区雪苑路1号。法定代表人：栗朝举，该政府区长。委托代理人：**，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程德伟，河南梁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亚楠，女，汉族，1990年8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委托代理人：王龙，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因与被上诉人刘亚楠诉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4行赔初5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程德伟，刘亚楠的委托代理人王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刘亚楠系睢阳区古宋办事处叶园村村民，在该村拥有房屋一处。2016年11月14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作出《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关于睢阳区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古宋办事处大运河遗址区域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原告的房屋位于该征收范围内。该院和本院生效行政判决书已将该房屋征收决定撤销。2016年12月31日，被告违法强行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原告就该强拆行为提起了行政诉讼，该院和本院生效判决亦确认了该强拆行为违法。2018年9月25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2018年11月23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作出赔偿决定书。原告对该赔偿决定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该院和本院生效判决亦撤销了该赔偿决定。根据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提供的房屋信息采集表显示，房屋面积砖混314.7平方米、砖木44.82平方米，附属物盛果期果树7棵、三相电表1块、空调3台、厕所1个、对口抽1个，装修面积简装155.38平方米、中装面积82.12平方米，冷库面积35.69平方米，地基面积172平方米，肠衣生产车间269.08平方米。另查明，《商丘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试行）》（商政[2012]3号）和《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商政[2006]32号）确认被征收户单户房屋合法面积最高不超过228平方米，超过部分不予补偿。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标准，按照商政（2013）40号执行，平房砖混结构单价为540—675元；二层以上砖混结构单价为585—720元。搬迁补助费，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元计算，不足270元的，按270元的最低标准执行。睢阳区古宋办事处道路建设征收指挥部针对该项目形成的会议纪要规定，征收房屋实际用于经营、生产加工、并且工商、税务手续齐全的，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的住改非补偿方式，按实际经营、生产加工占用面积增加补偿200元/平方米，不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手续不全的，按实际经营、生产加工占用面积增加补偿150元/平方米，不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房屋装修界定：（一）简单装修标准：地板砖（或者吊顶），补偿标准为30元/平方米；（二）中档装修标准：地板砖（或者吊顶），门窗、窗套，补偿标准为60元/平方米；（三）高档装修标准：地面铺设地板砖，门套、窗套、吊顶，补偿标准为80元/平方米。涉案项目的补偿方案依据的补偿标准系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国家建设征收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商政（2013）40号）。该通知已于2017年11月23日被废止。同日，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国家建设征收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商政（2017）52号）公布。该通知砖木结构的补偿标准为605—715元/平方米，二层以上砖混房屋补偿标准为715—880元/平方米，8-18年盛果树补偿标准为305-370元每棵，对口抽水井260-520元每眼，砖墙结构厕所610元。该案中，刘亚楠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房屋赔偿款及各项损失共计1336563元。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涉案房屋占压的系集体土地，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不能进入市场自由流通交易，其价值无法通过评估程序确定。该院结合涉案项目范围内被告对其他被征收人的补偿情况，参照周边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即《睢阳区应天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和目前现行有效的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国家建设征收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商政（2017）52号）规定的补偿标准作为确定赔偿的基准。结合原告诉讼请求，该院依法对补偿数额计算如下：1.涉案房屋价值。根据双方认可的涉案房屋信息采集表显示，涉案房屋面积为砖混314.7平方米、砖木44.82平方米，共计面积为359.52平方米，故刘亚楠主张涉案房屋面积为359.52平方米，该院予以认可。根据《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商政[2006]32号）规定，村民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每宗土地上进行建设，其建筑基准面积为228平方米，层数为二层。周边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实施方案亦规定，关于房屋面积认定单户房屋合法面积最高不超过228平方米。对于涉案房屋价值之计算，该院依据上述规定对涉案房屋228平方米之内部分的价值和超过228平方米部分的价值实行区分标准计算。关于228平方米之内的房屋价值，因涉案房屋所在的区域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结合被告对该项目范围内其他集体土地上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情况，仅以合法征收集体土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无法较为公平地赔偿涉案房屋的价值。根据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出具关于王素英案的补偿意见可知，涉案征收项目的安置房屋基准价为2176元。考虑到王素英涉案房屋相对该案涉案房屋位置更为优越且均属于古宋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该院出于较为公平地赔偿涉案房屋价值损失、实现对刘亚楠的全面救济之目的，对于228平方米以内的房屋价值损失按照安置基准价为2176元/平方米进行计算，该部分的价值为496128元。剩余131.52平方米房屋，包括砖混结构房屋86.7平方米，砖木结构44.82平方米，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同意按照720元/平方米计算价值，其依据的是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国家建设征收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商政（2013）40号）中砖木和砖混结构房屋单价的规定。因新的补偿标准已发生效力，该院结合原告自述、房屋照片、房屋结构状况，认定砖木结构单价为715元/平方米，价值为32046.3元；砖混结构单价为880元/平方米，价值为76296元。刘亚楠房屋总价值为604470.3元。2.停产停业损失。原告的肠衣生产车间面积为269.08平方米，该院认定涉案房屋用来经营面积共计为269.08平方米。该部分损失为53816元（269.08平方米×200元/平方米）。3.装修装饰损失。该院结合涉案房屋周边其他征收项目的补偿标准，酌定涉案房屋装修装饰单价为60元/平方米，该部分装饰装修损失为21571.2元（359.52平方米×60元/平方米）。4.搬迁补助费为1797.6元（359.52平方米×5元/平方米）。5.过渡安置费。涉案房屋于2016年12月31日被强制拆除，客观上导致原告产生租房需求并支付房屋租金费用。对于该部分费用，被告依法应予以赔偿。该院根据被拆房屋面积及原告居住、使用需求，酌定由被告按每月1200元的标准赔偿原告自房屋被拆之日至实际支付赔偿款之日的过渡安置费。6.地上附属物。水井一口价值为520元，盛果树7棵为2590元，厕所610元，三相电表2000元。围墙40平方米，按照125元/平方米计算，围墙损失为5000元。7.原告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包括空调、宽带）、不可移动设备损失和货物损失。因被告强拆行为导致原告无法举证，从维护原告利益角度出发，该院酌定原告该项损失为40000元，对其部分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亚楠所提部分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责令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刘亚楠房屋价值损失人民币604470.3元；二、责令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刘亚楠停产停业损失人民币53816元；三、责令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刘亚楠装修装饰损失、室内物品、货物损失、地上附属物损失、不可移动设备损失以及搬迁补助费人民币74088.8元；四、责令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刘亚楠临时过渡安置费按每月人民币1200元的标准自房屋被强拆之日计算至实际赔付之日；五、驳回刘亚楠的其他诉讼请求。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叶园村拥有一处房屋且位于商睢政（2016）27号文的征收范围内，属事实认定错误；涉案房屋位于商睢政（2016）12号征收决定的征收片区范围内，该决定并未被撤销；被上诉人混淆房屋位置提起虚假诉讼致使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应予纠正。刘亚楠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一致，但关于“刘亚楠系睢阳区古宋办事处叶园村村民，在该村拥有房屋一处”部分，经本院调查查明：刘亚楠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共5人，分别为刘亚楠、潘秀荣（刘亚楠奶奶）、刘红喜（刘亚楠父亲）、张素华（刘亚楠母亲）、刘朋举（刘亚楠弟弟）；家庭共有房屋3处，标号为B12、Z22的两处房屋分别以刘红喜、张素华名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及保证书，获得货币补偿，且标号B12的房屋征补过程中，还针对刘亚楠、潘秀荣、刘红喜、张素华、刘朋举五人给予安置房200平方米；另，标号B57与标号B58的房屋为同一房屋，其中B57的部分房屋以刘朋举名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及保证书，获得货币补偿，本案涉案房屋标号B58的部分房屋，房屋信息采集表上备注为刘亚楠，未补偿。上述事实有相关征收补偿协议、房屋信息采集表、房屋征收保证书等证据证明并交被上诉人质证。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最终救济，而行政机关对被征收人的征收补偿系其法定先行义务，该义务是否履行及履行程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赔偿中对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认定；同时，本案中协议补偿系依据双方协议内容侧重于根据家庭人口情况给予住房安置，而国家赔偿系根据赔偿法等法律规定侧重于对合法财产权益依法货币赔偿，两种程序在赔偿依据、计赔对象、赔偿标准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在前期补偿的基础上强行适用赔偿程序处理相关损失，还涉及对前期补偿是否违反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规定的审查、涉及其家庭共有房屋中合法宅基地上房屋的认定、涉及对已通过补偿程序取得住房安置利益的量化与扣除或退还等矛盾冲突，无法对两种程序交叉混合适用；故此，在本案中刘亚楠家庭已就多处房屋及家庭人口通过协议方式得到货币补偿、房屋安置的情况下，为避免对同一损害事实在补偿和赔偿程序中的重复评价与制度冲突，其家庭剩余房屋利益等损失亦通过补偿程序解决更为适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本案二审查明的基础事实发生较大变化，一审判决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及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4行赔初55号行政赔偿判决；二、驳回刘亚楠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付景辉审判员  王文科审判员  王 刚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