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1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拓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36号。法定代表人：徐丰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鸿苓，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179号。法定代表人：邵宗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山东凯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方周，男，198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上诉人烟台市拓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渔业公司）及原审被告于方周船舶停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7）鲁72民初1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拓普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烟台渔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烟台渔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烟台渔业公司出具的收据中，没有明确载明“宝运”轮的停泊费为118950元，该数额是烟台渔业公司单方计算出来的，并未通知拓普邦公司，拓普邦公司是在本案一审开庭时，才知道烟台渔业公司的计算方式，因此，一审认定拓普邦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对停泊费118950元及电费78859.4元未提异议，明显错误。一审按照每天150元的标准计算停泊费，没有依据。烟台渔业公司所称的每天150元，是其为解释收取拓普邦公司39万元水电费，而单方确定的。拓普邦公司与烟台渔业公司没有约定停泊费，如果双方对本案船舶约定了停泊费，也应当与其他案件船舶的停泊费标准是一样的。烟台渔业公司辩称，其与拓普邦公司约定了涉案船舶的停泊费收取标准，并按照每天150元的标准实际收取了前期费用。烟台渔业公司按照双方约定和交易习惯，主张涉案船舶的停泊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于方周未提交书面意见。烟台渔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拓普邦公司、于方周共同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宝运”轮停泊费用127650元、水电费11422.2元（暂时计算至2017年4月30日），“宝运”轮离开烟台渔业公司码头前仍按照150元/日标准支付；2.确认烟台渔业公司对“宝运”轮就上述费用享有留置权；3.拓普邦公司、于方周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庭审中，烟台渔业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要求拓普邦公司、于方周共同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宝运”轮停泊费1852122元、电费11422.2元（暂时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宝运”轮离开烟台渔业公司码头前仍按照1044元/日标准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运”轮，船长87米，宽13.2米，总吨2225吨，净吨1246吨，原登记船舶所有人烟台运宏船舶有限公司。因拖欠船员工资，2012年10月16日，青岛海事法院烟台法庭依法对“宝运”轮予以变卖，本案于方周以自然人身份竞买成功；2012年10月30日，青岛海事法院以该轮停泊在烟台渔业公司码头的现状，与于方周进行了交接。2012年10月30日，署名“李玉辉”的自然人代表“宝运”轮，在《码头靠泊船只安全管理协议书》、《港务办缴费通知单》、《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上分别签字，拓普邦公司确认李玉辉系其工作人员，但主张该人已离职，对签字的真实性不能确认。《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上船舶公司栏目中，手写为拓普邦公司，靠泊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底部打印有“本港收费标准：靠泊费按照船长每天每米12元计收，电费每度2.0-2.5元，水费每吨20-25元。监管费、移泊费、系解缆费、装卸费、卫生费等费用按山东省港口费收规定执行。靠泊当日按预定停泊时间全额付费，电费押金3000元，水费押金500元，离港时多退少补。”《港务办缴费通知单》记载了水电刻度等。因另有“新鸿顺7”、“鲁烟渔拖99”、“鲁烟渔驳9”、“鲁烟泥驳10”、“鲁烟抓3”等未营运船舶停靠在烟台渔业公司码头，自2012年12月起至2015年1月，拓普邦公司先后10余次、累计向烟台渔业公司付款39万元。在烟台渔业公司出具的收据上分别列明不同船舶发生的停泊费、水电费不等，对烟台渔业公司收据所列明的款项数额，拓普邦公司至本案诉讼前，从未向烟台渔业公司提起过任何异议。根据烟台渔业公司统计及费用归类，拓普邦公司至2014年12月31日已经为“宝运”轮支付水费1220元、电费77639.4元，停泊费118950元（计费标准为150元/天）。包括本案“宝运”轮在内，烟台渔业公司就上述船舶产生的停泊费用等在青岛海事法院共提起三宗诉讼，拓普邦公司均为涉案被告，而且相关案件中各不同被告所提出抗辩基本与本案相同。2017年4月30日，烟台渔业公司向拓普邦生物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因“宝运”轮停靠码头已经拖欠靠泊费、水电费等13万余元，要求拓普邦生物公司在两个月内结清费用，逾期，烟台渔业公司将对“宝运”轮实施留置。对该《通知》，拓普邦公司表示已经收到。鉴于拓普邦公司不承认与烟台渔业公司存在关于停泊费用的有效约定，烟台渔业公司遂请求,根据“宝运”轮87米船长，以《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记载的12元每米为标准，以每天靠泊费1044元重新计算请求，并主张拓普邦公司、于方周支付。于方周提供了由拓普邦公司报销社保费用的证据，用以证明本人系拓普邦公司员工。另查明，烟台渔业公司的营业执照经核准的经营范围第一项即为：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仅限为船舶提供码头）。一审法院认为，拓普邦公司支付于方周相关社保费用的证据，可以认定于方周是其工作人员，而于方周参加法院主持的“宝运”轮变卖活动的行为，拓普邦公司确认系由其指派代为参加，法院认定于方周购买船舶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拓普邦公司承担。烟台渔业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从事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所以拓普邦公司关于烟台渔业公司无经营人资质，从事港口经营违反《港口法》规定的抗辩，不能成立。拓普邦公司抗辩所称的政府指导价，来源于《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等文件，但文件规范的是正常营运秩序下，涉及沿海以及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和对外开放港口运营秩序下的船舶、货物、码头经营等方面的收费情形。本案“宝运”轮停泊的码头系烟台渔业公司自有，该码头并非开放性经营港口，而本案涉案船舶因客观原因长期停泊，并非正常营运状态下的商业停靠，本案“宝运”轮的费用支付标准，并不在相关文件的规范范围内。而且，烟台渔业公司与拓普邦公司均系独立市场主体，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自行约定收费标准不被禁止。拓普邦公司以烟台渔业公司收费超出政府指导价为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就查明事实来看，拓普邦公司自2012年12月起，陆续向烟台渔业公司10余次支付39万元费用的行为，恰恰说明双方之间就船舶停靠存在收费约定，而烟台渔业公司向拓普邦公司开具的收据中亦记载有停泊费事项，在本案诉争之前，拓普邦公司从未提出异议，拓普邦公司关于交纳的39万元费用仅系水电费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的底部打印有收费事项及标准，李玉辉在该单据上进行了签字。拓普邦公司虽不认可该签字的真实性，但对于李玉辉系其工作人员以及公司所属船舶停泊在烟台渔业公司码头的事实，并未否认，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该签字效力溯及拓普邦公司，《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标明的标准，可视为烟台渔业公司以及拓普邦公司对相关费用标准的约定。拓普邦公司与烟台渔业公司之间存在有偿船舶停泊合同法律关系。拓普邦公司抗辩所称的免费借用烟台渔业公司码头停泊“宝运”轮的主张，不能成立。综合本案案情来看，烟台渔业公司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说明，150元/天的收费标准系双方约定，不但以该标准计算实际已经发生的停泊费用，并从拓普邦公司所交纳的39万元中进行了相应扣减，而且起诉的标的额也是以该标准核算，而其改变标准变更诉讼请求，系因拓普邦公司不承认该约定的有效存在；反观拓普邦公司，一方面抗辩主张借用免费停泊，一方面主张即使双方存在约定也无效，借用免费停泊与存在收费约定在逻辑关系上只能存在其一；包括本案诉争纠纷在内，共有6艘船舶因在烟台渔业公司处停泊，而产生停泊费用纠纷，各案件被告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均为徐丰良）全部主张免费借用，在现有查明事实和证据下，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拓普邦公司同时又以政府指导价提出抗辩，努力实现如不能免费停泊，则尽可能少交停泊费之目的，其行径已然不是诚信原则下的商业往来。诚实信用原则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不但是降低商人交易风险的基石，而且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最基本要求。法院认定，无论是拓普邦公司否认双方曾存在停泊费约定，还是烟台渔业公司变更请求以1044元/天向拓普邦公司主张停泊费，均系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对双方的各自该主张，法院均不予支持。鉴于150元/天的计费标准，不超出《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的记载标准，法院认定双方存在150元/天停泊费的有效约定，并在此基础上计算拓普邦公司应当交纳的停泊费。“宝运”轮于2012年10月30日起至今，一直停泊在烟台渔业公司码头，停泊费用在持续产生，拓普邦公司依照约定应当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停泊费，直至“宝运”轮离开烟台渔业公司码头。现烟台渔业公司明确部分诉请至2017年12月31日，依照150元/天的约定，停泊1889天发生283350元停泊费。鉴于拓普邦公司对烟台渔业公司从其支付的39万元款项中扣除的停泊费118950元以及水电费78859.4元，在本案进入诉讼前从未提异议，法院视其确认。对烟台渔业公司已经扣除的水电费、停泊费的数额，法院予以认定。经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拓普邦公司欠付停泊费164400元。烟台渔业公司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水电费，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宝运”轮停泊在烟台渔业公司所属码头，拓普邦公司是否安排人员在船看管，不影响烟台渔业公司对该轮的约束和支配，该轮处于烟台渔业公司的实际占有状态下，因拓普邦公司拖欠停泊费用，烟台渔业公司在通知拓普邦公司履行债务未果后，对该轮实施了留置，其留置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烟台渔业公司诉请要求确认本案债权对“宝运”轮享有留置权，请求合法，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综上，拓普邦公司将“宝运”轮停泊在烟台渔业公司码头，应当依照约定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停泊费用；于方周受拓普邦公司指派买受“宝运”轮，与本案船舶停泊法律关系并无关联，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烟台渔业公司因“宝运”轮拖欠停泊费用而行使的留置权，依法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拓普邦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停泊费164400元，并按照150元/天标准自2018年1月1日继续支付停泊费，直至“宝运”轮离开烟台渔业公司码头；二、烟台渔业公司就前述债权对“宝运”轮享有留置权；三、驳回烟台渔业公司对于方周的诉讼请求；四、驳回烟台渔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72元，由拓普邦公司负担1894元，烟台渔业公司负担19578元。如果拓普邦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各方未提交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停泊合同纠纷，当事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1.拓普邦公司是否应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涉案船舶的停泊费；2.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船舶的停泊费数额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2012年10月16日，于方周通过竞买方式取得了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于方周称，其是作为拓普邦公司员工受指派参与船舶买卖，不是船舶所有人，拓普邦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故与涉案船舶相关的权利义务应由拓普邦公司承担。2012年10月30日，李玉辉在《码头靠泊船只安全管理协议书》、《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上签字，拓普邦公司虽不认可李玉辉签字的真实性，但不否认李玉辉签字时是拓普邦公司员工的事实，且未提供相反证据和充分的反驳理由，因此，李玉辉的上述签字行为系代表拓普邦公司。《码头靠泊船只安全管理协议书》、《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系拓普邦公司和烟台渔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载明：“本港收费标准：靠泊费按照船长每天每米12元计收，电费每度2.0-2.5元，水费每吨20-25元。监管费、移泊费、系解缆费、装卸费、卫生费等费用按山东省港口费收规定执行。靠泊当日按预定停泊时间全额付费，电费押金3000元，水费押金500元，离港时多退少补。”2012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拓普邦公司累计向烟台渔业公司付款39万元，在烟台渔业公司出具的收据上列明了收费事由为不同船舶的靠泊费、水电费，其中，包括拓普邦公司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的涉案船舶的停泊费和电费。据此，可以认定拓普邦公司与烟台渔业公司就涉案船舶停泊费已依照上述（双方）约定，实际履行。自2015年1月起，拓普邦公司未依约支付涉案船舶的停泊费，涉案船舶亦未离开烟台渔业公司码头，拓普邦公司已经构成违约，拓普邦公司应当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自2015年1月起的涉案船舶的停泊费。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拓普邦公司与烟台渔业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签订的《烟渔综合经营公司码头靠泊情况认可单》载明的收费标准，涉案船舶的停泊费标准为1044元/日。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以及2015年1月前停泊费的实际收取标准，认定涉案船舶的停泊费标准为150元/日，并无不当。根据上述标准，自2012年10月30日涉案船舶停泊合同开始履行之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共计793天，拓普邦公司应当支付的停泊费为118950元，该款项已在拓普邦公司向烟台渔业公司支付的39万元款项中予以扣除；自2015年1月1日至烟台渔业公司诉讼请求停泊费暂计时间2017年12月31日，共计1096天，拓普邦公司应当支付的停泊费为1644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涉案船舶的停泊费数额正确。综上所述，拓普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88元，由上诉人烟台市拓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本超审判员  董 兵审判员  冯玉菡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福贵书记员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