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213民初4231号原告：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经济开发区汇源路2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7843330998。法定代表人：李士峰，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微，浙江颂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摇娜，浙江颂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飞马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大洋开发区福安工业城三期第4幢第四层。法定代表人：蔡春权，系该公司生产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君鞅，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林，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宁波利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安公司）与被告飞马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利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微、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林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利安公司以公司名称变更为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由要求变更原告为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经被告同意，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拖欠的货款293871.7元，并赔偿自2018年2月5日起以293871.7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07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委托宁波普莱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特公司）开发模具，累计拖欠模具款61825元未付；另在2007年至2009年间，被告向普莱特公司购买手机壳料等产品，累计拖欠货款232046.7元；共计293871.7元。2018年1月26日，普莱特公司将被告应付账款（及利息损失）债权全部转让给利安公司享有，并向被告发出了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书。此后，经利安公司多次催讨被告至今未付。被告飞马公司辩称，被告没有收到普莱特公司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利安公司的主体资格和债权转让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关于买卖，2007年至2010年之间，被告与普莱特公司确实存在买卖关系，但是货款、模具款均已结清；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拖欠货款，且出货单系原告单方出具、没有得到被告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证明被告拖欠货款，故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关于诉讼时效，即便拖欠货款、模具款，根据汇款情况，可见双方每月进行对账、及时支付，本案货款已经8至11年，已经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胜诉权。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52份，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普莱特公司单方开具，无法证明向被告交货的事实及被告拖欠货款的事实。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与原告主张的拖欠货款的待证事实有关联，故对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被告是否拖欠款项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析认证。2.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被告认为系普莱特公司单方开具，故证据无法确认，证据不能证明交付货物，且与先开票再付款的一般交易习惯也不符。本院认为，该发票未加盖发票监制章，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本案中难以确认。3.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55份、承兑汇票复印件8份、兴业银行补发证明书1份、交通银行记账回执1份、交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1份，被告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被告拖欠货款，能证明被告每月及时向普莱特公司支付货款，与对账一致。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显示收入货款为13331869.88元。4.中国工商银行接款协助申请函单1份、中国工商银行退款通知单1份，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2份证据分别出具给普莱特公司和被告，载明系根据双方的实际交易情况并经与普莱特公司协商同意将应付款的差额退回被告，不但不能证明被告拖欠款项反而能证明模具款已结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与原告主张的拖欠款项的待证事实有关联，故对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显示根据普莱特公司与被告飞马公司的实际交易情况及与普莱特公司协商一致同意将61825元退回被告飞马公司。5.查询增值税专用发票比对结果信息，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2007年8月开具的模具发票有比对信息，但9月开具的发票却无比对信息；证据仅能证明发票真实性，不能证明交易真实性，如2010年2月6日的模具发票已抵扣，3月支付、4月退款，却未作废，故与货物的实际交付不一致，且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单方出具的，不能证明货物实际交付金额以及拖欠货款的事实。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与原告主张的拖欠款项的待证事实有关联，故对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被告是否拖欠款项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析认证；比对信息显示，共4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2794675.04元。6.债权转让通知书及EMS面单、EMS快递查询单各1份，被告认为未收到，真实性及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由法院审查。鉴于被告未举证反驳债权转让通知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EMS面单无收寄章、EMS快递查询单未盖章，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案中难以确认。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材料，并结合原、被告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如下：被告飞马公司与普莱特公司原有模具开发及手机壳料等货物买卖关系。2018年1月26日，普莱特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委托普莱特公司开发模具，“至今”拖欠模具款61825元未付；另在2007年至2009年间，被告向普莱特公司购买手机壳料等产品，“至今”拖欠货款232046.7元示付；将该账款（及利息损失）债权转让给利安公司。另查明，利安公司于2019年5月更名为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利安公司更名为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权利义务由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关于利安公司是否系适格主体的问题。本案普莱特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利安公司由其债权转让通知书予以证实，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也未主张有不得转让的情形存在，故本案债权于法有据。即使普莱特未将债权转让通知被告，本案利安公司作为受让人，也以起诉的方式通知了被告。故本案原告主体适格，被告的相关答辩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能否认定被告拖欠货款的问题。原告主张拖欠的模具款61825元，证据工商银行退款通知单及接款协助申请函单显示根据普莱特公司与被告飞马公司的实际交易情况及与普莱特公司协商一致同意将该61825元退回被告飞马公司，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该61285元缺乏依据。原告主张拖欠的手机壳料等货款232046.7元，在被告未予认可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不能仅凭发票予以认定；案涉出货单系普莱特公司单方制作未得被告认可，难以证实普莱特公司与被告的实际交易金额，故无法确定被告是否尚欠货款及金额。审理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拖欠金额293871.7元系增值税发票总金额减去相应银行凭证的金额计算所得。本案经国税部门比对的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12794675.04元，相应银行凭证显示收款13270044.88元，也无法据此计算得出被告尚有货款拖欠的结论。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尚欠货款的事实，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的相关答辩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关于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鉴于前述原告诉称的拖欠货款事实本院未予认定，故本案中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其次，退一步讲，原告主张的拖欠事实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由于本案原告没有提供可以证明约定履行期限的书面协议，无法确定双方对付款期限有无约定，但原告称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该认定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也有要求对方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但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的约8年中一直没有向被告主张权利，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08元，公告费260元，合计5968元，由原告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王 爱 军审 判 员 陈 海 洲人民陪审员 王 建 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杨威芳?附：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