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1291行初81号 原告鞠同女，性别××年××月××日生，××族。 被告泰兴市公安局，住所地泰兴市国庆中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双山，局长。 参与诉讼负责人蔡林，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亚军，泰兴市公安局新街派出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陈小章，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鞠同女不服被告泰兴市公安局作出的兴公（新）行罚决字﹝2018﹞3135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3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鞠同女，被告泰兴市公安局参与诉讼负责人蔡林、委托代理人刘亚军、陈小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泰兴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8年12月14日10时许，鞠同女到北京××附近上访，因扰乱公共秩序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后又于2019年1月14日再次到北京××附近上访，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泰兴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给予鞠同女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不予执行）。 原告鞠同女诉称，原告的合理请求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故多次赴京上访。上访是宪法赋予原告的合法权利，也是原告反映个人诉求的途径，并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的事实。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行为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的警告，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存在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违法行为。被告持有的训诫书的来源不合法，真实性存疑的训诫书不能成为定案依据。如果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出具了训诫书，北京市公安机关已经对原告进行训诫的情况下被告再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假如鞠同女在北京违法，应由北京公安履行依法查处职责，北京公安机关未对鞠同女的上访行为施行行政处罚而是出具训诫书，即可证明鞠同女的上访没有违法。综上，原告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2.责令被告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训诫书归还原告。 原告鞠同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信访调解协议书； 2.承诺书； 3.工作组人员安排； 4.照片5张。 被告泰兴市公安局辩称，原告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4日先后两次至北京中南海地区上访，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教育，被告另查明2005年、2010年、2015年期间，原告多次至北京中南海、天安门等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被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和训诫教育。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由于原告年满70周岁，对原告行政拘留不予执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量罚适当；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原告，行政程序合法；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鞠同女的诉讼请求。 被告泰兴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1.受案登记表； 2.行政处罚决定； 3.延长办理期限手续； 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5.原告鞠同女的询问笔录； 6.陈爱军、时桂兰的询问笔录； 7.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分别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4日出具的对鞠同女作出训诫的训诫书两份； 8.鞠同女以往被行政、劳动教养及训诫的文书材料； 9.鞠同女常住人口登记表。 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九十一条。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未查明事实，训诫书系被告自行制作的，延长办理期限手续中载明的不是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3中落款时间2019年1月13日早于其延长办理期限的事实原因陈述中原告再次至北京××附近上访的时间即2019年1月14日，显然不合逻辑，被告书面陈述该延长办理期限的落款时间有误，应为2019年1月14日，该证据瑕疵被告应引以为戒，但该瑕疵不影响该份证据证明被告履行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程序的证明效力；对被告所举的其他证据，本院审查认为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通过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的综合分析，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8年12月14日上午10时许，原告鞠同女至中南海周边，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下简称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9年1月14日10时许，原告鞠同女再次至中南海周边，被府右街派出所训诫。 泰兴市公安局新街派出所（以下简称新街派出所）于2018年12月15日收到府右街派出所移交的训诫书，同日对鞠同女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受案登记，并对鞠同女进行调查询问，鞠同女反映：2018年12月14日其在北京上访时，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之后，在中南海准备上访时被北京警方带至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遇到了上访人时桂兰；后镇上信访人员将其接走。2018年12月17日，被告在询问案外人陈爱军时，陈爱军陈述：其是新街镇信访办工作人员，在2018年12月14日下午1点多钟时接到泰兴市信访局电话，称鞠同女至北京××附近上访时被府右街派出所带走，其在马家楼接到了鞠同女，听说鞠同女系因为到中南海上访被带走，与北京警方交接时北京警方给了一份鞠同女的训诫书，让其带回去转交当地公安机关。 2019年1月14日，被告在询问时案外人桂兰时，时桂兰陈述：都是其主动打电话给鞠同女让鞠同女带其一起上访，因为其不识字无法填表；2019年上访其与鞠同女准备到相关部门登记，在天安门附近被查后被告（训）诫的。 2019年1月15日，被告再次对鞠同女进行调查询问，鞠同女反映：其于2019年1月14日准备坐公交车至最高院，车子到了沙子口准备转车时被警察带至府右街派出所。同日，被告对原告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原告拒绝签字。同日，新街派出所呈请延长本案办理期限的报告书经内部审批，领导批示同意，并加盖了被告公章。同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原告，原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签字捺印。 另查明，2006年6月，原告先后两次在中南海地区违法上访，被被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2015年1月，原告至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被告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2.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因北京市公安局给予原告训诫而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此，被告泰兴市公安局作为原告居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原告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的职权。 其次，原告鞠同女的询问笔录、案外人陈爱军、时桂兰的询问笔录与两份训诫书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鞠同女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4日先后两次至中南海周边上访的事实。中南海周边是北京的核心地带，是国家领导人工作场所，并非国家信访接待场所，原告先后两次至该地区上访，已达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程度，故被告认定原告违法行为的定性准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第三，原告先后多次至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上访，于2006年6月、2015年1月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其明知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不是法定的信访接待场所，又先后两次至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告泰兴市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鞠同女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且量罚适当。 第四，被告泰兴市公安局在拟作出处罚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向原告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内容、事实、依据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具体承办该案的新街派出所履行了延长办理期限的审批手续，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了原告，程序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故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在中南海周边信访、扰乱该地区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的训诫，并非是对原告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行为。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申辩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泰兴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训诫书的诉讼请求，被告非训诫书的制作机关，被告所保存的训诫书来源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移交，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训诫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鞠同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鞠同女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 屏 人民陪审员  肖桂明 人民陪审员  毛宏涛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陆 逸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