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2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和，男，汉族，1965年3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3。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汉庭，男，汉族，1987年5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6。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易晓波，男，汉族，1987年7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14。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嘉政，男，汉族，1987年8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39。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青云，男，汉族，1967年5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4。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易晓键，男，汉族，1988年6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1。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坚石，男，汉族，1954年6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38。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逸豪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48。法定代表人：罗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华娟，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裕华，男，汉族，1963年8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旺东，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婷，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伟锋，男，汉族，1994年3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38。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旺东，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婷，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志和、李汉庭、易晓波、陈嘉政、张青云、易晓键、李坚石（以下合称黄志和、李汉庭、易晓波、陈嘉政、张青云、易晓键、李坚石为七自然人）、佛山市逸豪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裕华、何伟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5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七自然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逸豪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腾退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租赁物予何裕华、何伟锋；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七自然人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予何裕华、何伟锋；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七自然人无需支付违约金予何裕华、何伟锋；4.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七自然人与租赁保证金100000元无关；5.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何裕华、何伟锋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商铺租赁合同》（以下简称《2012年租赁合同》）是七自然人为了成立逸豪公司，作为逸豪公司的发起人与何裕华、何伟锋签订的。因承租案涉商铺时，逸豪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尚未办妥，故由七自然人签订涉案《2012年租赁合同》，承租涉讼商铺用以开办逸豪公司。其后，在逸豪公司成立过程中及成立后，何裕华、何伟锋已经明确认定逸豪公司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与此同时，在逸豪公司成立后，何裕华、何伟锋还出具《说明函》，要求逸豪公司另签一份合同。这明显说明何裕华、何伟锋人明确知道并认定承租人、承责人就是逸豪公司，与七自然人无关。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判决七自然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不仅错误认定租赁合同解除时间，还错误地将何裕华、何伟锋拒绝接收商铺的责任推给七自然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七自然人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七自然人的全部上诉请求。逸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何裕华、何伟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接收佛山市南海区*********************及财物并折价抵偿逸豪公司欠付的租金；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逸豪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18日止的租金共计1483846.7元予何裕华、何伟锋；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逸豪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1483846.7元为本金，从2017年4月起至2018年6月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违约金予何裕华、何伟锋；4.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租赁保证金100000元属于逸豪公司且可用于抵扣未付租金；5.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何裕华、何伟锋负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租赁合同》是七自然人为了成立逸豪公司，作为逸豪公司的发起人与何裕华、何伟锋签订的。逸豪公司成立后，何裕华、何伟锋不仅清楚知道逸豪公司实际使用了涉讼租赁物，而且已与逸豪公司另行签订租赁合同。自逸豪公司成立后，何裕华、何伟锋出具《说明函》，要求逸豪公司另签一份合同，足以说明何裕华、何伟锋明知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是逸豪公司，与七自然人无关。另外，一审法院错误认定《2012年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错误认定何裕华、何伟锋不必承担接收涉讼租赁物的相应责任。针对逸豪公司的上诉，七自然人辩称，七自然人认为涉案《商铺租赁合同》实际承租人是逸豪公司。一、最初系由七自然人与何裕华、何伟锋于2012年时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之后转由逸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志和与何裕华、何伟锋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涉讼租赁物。何裕华、何伟锋认可并与逸豪公司办理了由逸豪公司作为承租人的相关手续。二、合同履行过程中，由逸豪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何裕华、何伟锋缴纳租金，出租方也是以逸豪公司为相对方出具收款凭证。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承租人为七自然人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针对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的上诉，何裕华、何伟锋辩称，一、反映租赁双方之租赁合同关系之真实意思表示的是《2012年租赁合同》，一审判决认定正确，论述如下：首先，租赁双方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只签订了《2012年租赁合同》，此后签订的其他租赁文件均为何裕华、何伟锋为配合七自然人办理行政手续、税务手续而达成的文件，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与本案的法律关系无关。其次，双方按照《2012年租赁合同》实际履行了租赁保证金、交付租赁物、支付租金等条款，因此，租赁双方应当遵守《2012年租赁合同》并以其作为约束双方、履行双方权利义务的标准。二、七自然人应是承担本案合同责任的主体。其一，七自然人是《2012年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为《2012年租赁合同》的责任主体。其二，除《2012年租赁合同》，2013年前后，何裕华、何伟锋与七自然人为配合办理行政手续另行签订了租赁合同。何裕华、何伟锋没有与逸豪公司签订任何租赁合同文件，逸豪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的租赁当事人。其三，七自然人以自然人的名义承租、履行租赁合同，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租赁合同、支付租赁保证金、租金支付标准、磋商租赁事务等。其四，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第五条第4款，租赁期内，承租人不得转租,如需转,分租或与其他人交还使用或者与其他人合作、联系经营事前征得出租方书面同意和订立书面协议。否则，一切由此而引起之责任及因而造成对出租方及第三方的损失，概由承租方负责。自2012年签订租赁合同至今，何裕华、何伟锋从未口头或书面同意转租、也未同意涉租赁关系中承租方的权利义务由七自然人之外的其他方承接，故案涉租赁关系的承租方自始至终为七自然人。其五，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均无证据证明何裕华、何伟锋同意将承租主体变更为逸豪公司，上诉状所述的《说明函》不过是逸豪公司应七自然人要求，为配合降低经营税务成本，将发票抬头开为逸豪公司的磋商过程中的文件，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无真正履行包税合同。包税安排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而税务问题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双方己变更本案租赁合同的责任主体。其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己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即使设立后的公司通过明示方式或以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的默示方式同意成为合同当事人，并不意味发起人可以逃避承担合同责任。此时，合同相对人享有选择以订约的发起人或设立后的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即赋予了合同相对人享有选择的权利。上述规定体现了严格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何裕华、何伟锋所主张七自然人作为合同签订人承担合同责任，符合上述规定。至于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之间的实际内部关系，与合同相对人何裕华、何伟锋无关，不能作为七自然人拒绝承担本案合同责任的抗辩事由。其七，七自然人的真实企图是通过其实际控制的逸豪公司逃避债务。七自然人均清楚知悉《2012年租赁合同》为案涉租赁关系的唯一真实合意，七自然人是实际承租方，何裕华、何伟锋己履行提供适租商铺的主合同义务，七自然人利用涉讼租赁物营业获利，应当承担足额支付租金的主合同义务。七自然人把拖欠巨额租金、物管费、水电费、公摊水电费的债务推至目前已执行不能、资不抵债的逸豪公司，并企图通过逸豪公司逃避债务。三、关于欠付租金金额及其违约金计算标准的问题。首先，关于欠租租金金额，根据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共同确认支付租金的陈述及结合《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付款银行流水等客观证据，一审判决判项第三项认定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相反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上诉请求仅支付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18日止的租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其他支付租金或占用费的义务，应当予以驳回。其次，关于违约金计算标准，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约定，七自然人逾期支付租金构成根本违约，其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及意思自治原则，因此，一审判决判项第四项中的违约金计付标准认定正确。并且，何裕华、何伟锋认为，为免讼累，七自然人应当于本案中就全部欠付租金或占用费承担计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因此，七自然人的第二项、第三项上诉请求和逸豪公司第二项、第三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四、七自然人应当向何裕华、何伟锋依据《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的标准计付租金或占用费至实际腾退涉讼租赁物之日止的认定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综合租赁双方的往来通知文件，何裕华、何伟锋一直积极要求收回涉讼租赁物，并早在2018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诉请返还涉讼租赁物。虽然逸豪公司于2018年6月16日发出《退场通知书》，但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的实际履行行为证实其并无腾退涉讼租赁物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一，七自然人有意以逸豪公司名义在端午节放假前最后一日寄出《退场通知书》至何裕华、何伟锋家乡地址，且未予电话通知，是明显的不诚信行为。在2018年6月18日，涉讼租赁物辖区物业管理公司致电沟通商铺已停止营业，但涉讼租赁物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费用尚未清缴等事项。何裕华、何伟锋已于当日立即以短信方式将物业管理公司的通知送达七自然人，请求落实是否终止租约、是否交还租赁物及如何处理欠费等问题。但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均未予回应。由此证明，七自然人没有交还涉讼租赁物的真实意思，更没有实际行动，其发出的《退场通知书》并不发生已交还涉讼租赁物的法律效果。其二，自租赁纠纷发生至今，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均坚持不放弃商铺内装饰装修、设备设施、物品的所有权，不同意自行清理物品并要求何裕华、何伟锋接收商铺内物品折价抵扣租金。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的上述主张是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其三，根据何裕华、何伟锋二审提交的证据18“（2019）粤0605民初7780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传票”证明七自然人使用商铺期间产生大量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费用至今仍未清缴。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第五条第6款约定，关于承租人提前离场，须到有关部门办理退场手续，付清离场前应缴纳的费用，因此，承租人并没有具备交接场地的条件，客观上也没有退还涉讼租赁物。其四，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第五条第8款约定，租赁期届满或提前离场，承租方必须在离场之日迁出或注销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证照，否则承租人须支付占用期间的租金，至今七自然人成立的公司住所地仍未变更，因此根据合同约定，不发生退还涉讼租赁物的法律效果。其五，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上诉请求第一项自认其对商铺仍未交还予出租人、确认不放弃商铺内财物、并要求出租人收取财物用以折抵所欠租金的事实。其六，七自然人和逸豪公司关于退还商铺的沟通都是缺乏诚信，并欠缺真实意思表示的。在何裕华、何伟锋一直积极敦促的同时，一审判决确认的承租人在何裕华、何伟锋再三催促下，故意对腾退商铺的事宜保持沉默；逸豪公司并非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却多次以承租人名义通知何裕华、何伟锋表达交还商铺场地的意思，又强调对商铺内物品和装修的所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其装修损失并抵扣租金。由此证明承租人没有交还商铺的意思和实际行为。其七，何裕华、何伟锋至今不能进入商铺，商铺的占有使用权一直由承租人控制、何裕华、何伟锋非经司法权力介入无法进入。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往来文件中关于“何裕华、何伟锋可以随时进入涉讼租赁物、没有钥匙也可以开锁”等陈述没有事实依据。其八，腾退涉讼租赁物、交还涉讼租赁物属于承租人的主要义务。但至今，承租人及逸豪公司均无实际行动腾退并交还涉讼租赁物。且涉讼租赁物内一直堆放着许多属于承租人的物品，且承租人一直坚持涉讼租赁物内装修、设备物品的所有权，由此可见，涉讼租赁物客观上处于由承租人占有使用的状态。综上，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关于租金计付至2018年6月18日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四、七自然人存在多项根本违约行为，过错程度严重。何裕华、何伟锋有权没收租赁保证金，且对涉讼租赁物结构内的装修不予补偿。本案中，七自然人存在长期拖欠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多项根本违约行为。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出租人有权不退还租赁保证金，不作任何补偿；第五条第7款约定，承租方在租赁期届满或者解除合同之日应交还原承租涉讼租赁物和设备给出租方，一切在涉讼租赁物结构或者墙体内的装修，承租方不得拆走，出租方不予补偿，因此，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均无权对涉讼租赁物结构或墙贴内的装修、设备、物品主张权利，更不能以此为由拒不返还涉讼租赁物，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一直要求何裕华、何伟锋接收涉讼租赁物内财物、折价补偿装修及物品、折价抵偿欠付租金均无事实和法律基础。因此，一审判决判项第五项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七自然人第四项上诉请求及逸豪公司第四项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针对逸豪公司的上诉，何裕华、何伟锋辩称，逸豪公司与七自然人存在利害关系，他们的上诉是恶意串通、规避七自然人法律责任的行为。相关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租赁合同签署与履行的事实，也不符合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他们的上诉均应予以驳回。何裕华、何伟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七自然人按照《2012年租赁合同》租金标准，连带支付2015年1月和2月拖欠的部分租金合计21197.82元以及自2016年7月至腾退涉讼租赁物之日止拖欠的全部租金或占用费；2.七自然人以拖欠的各月租金或占用费为本金，自拖欠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3.确认《2012年租赁合同》自2018年5月1日起解除，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腾退涉讼租赁物；4.何裕华、何伟锋没收七自然人向何裕华、何伟锋缴纳的100000元按金；5.本案诉讼费用由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讼租赁物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141465、0200141464号A，登记权属人为何裕华、何伟锋共同共有，房屋建筑面积1246.93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4层，用途为商业服务。2012年9月16日，何裕华、何伟锋（出租方、甲方）与七自然人（承租方、乙方）签订《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出租给乙方作酒楼使用，建筑面积为1246.93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共12年，租金为85元/平方米，前十年每两年递增百分之十，最后两年递增百分之十三，免租期120天，租金从2013年1月1日起计，其中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为105989.05元，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为116587.96元，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为128246.75元，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为141071.43元；租金每月1号前以现金方式交给甲方或存入甲方指定账户；乙方向甲方交纳100000元按金，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五天内，乙方需同时支付租赁按金首月租金；乙方在租赁期届满或者解除合同之日应交还原承租商铺和设备给甲方，一切在商铺结构或者墙体内的装修，乙方不得拆走，甲方不予补偿；乙方若逾期30天交付租金、水电费、电话费、物业管理费，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可终止合同，无条件收回商铺，不退还租赁保证金，不作任何补偿，并有权追讨甲方所受的损失，乙方自收到甲方终止本合同通知之日起15日内须收拾好自身物品，逾期视为放弃，甲方有权强制收铺并处置该商铺内任何物品，概不承担乙方任何损失；乙方逾期交付租金，每逾期一日，由甲方按月租金的万分之三收取违约金等。2012年9月28日，张青云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何伟锋205989.05元。2013年1月1日，何裕华、何伟锋（出租方、甲方）与黄志和（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约定甲方将涉讼租赁物出租给乙方作经营场地，租赁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共12年，租金为每月105989.05元，每月10号前交纳当月租金；乙方向甲方交纳租赁保证金220000元等。七自然人均于上述合同尾部签名。2013年3月1日，何裕华、何伟锋（出租方、甲方）与黄志和（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三），约定甲方将涉讼租赁物出租给乙方作经营场地，租赁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止共12年，租金为每月31173元，每两年递增3%，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月租金为32108元，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月租金为33071元，每月10号前交纳当月租金；乙方向甲方交纳租赁保证金93519元等。该合同加盖佛山市南海区地方税务局印花税收讫专用章。逸豪公司于2018年6月7日向何裕华、何伟锋发出《关于要求补开租金发票的专函》，及于2018年6月26日出具《关于何裕华何伟锋涉嫌逃税罪的举报信》，均确认逸豪公司于2012年9月28日起至2015年5月7日止按每月105989.05元标准分别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2013年1月至2015年2月的租金，于2015年6月12日起至2017年3月14日止按每月116587.96元的标准分别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的租金。2018年6月15日，逸豪公司向何裕华、何伟锋邮寄《退场通知书》，通知何裕华、何伟锋，逸豪公司于同年6月18日退场，并要求何裕华、何伟锋派员到场办理场地交接手续。何裕华、何伟锋确认于同年6月16日收到上述通知书。2018年11月12日、12月24日，逸豪公司委托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龙伟文、伍华娟向两原告发出《关于敦促尽快接收场地及财务的律师函》，通知何裕华、何伟锋接收涉讼租赁物及租赁物内财产。何裕华、何伟锋确认收到上述函件并已以书面回复被告。逸豪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4月24日核准登记成立，投资者为七自然人。2018年4月9日，何裕华、何伟锋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何裕华、何伟锋陈述，双方按合同一约定履行义务，合同二及合同三均是为行政审批和报税纳税使用。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陈述，基于后签订合同取代前面合同的常识，应以合同三约定的内容为准，但该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标准无效；涉讼租赁物内现仍存放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所有的物品及设备，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同意返还涉讼租赁物予何裕华、何伟锋，涉讼租赁物内存放物品及设备应以折价补偿方式由何裕华、何伟锋接收。何裕华、何伟锋明确不同意折价接收涉讼租赁物内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所有的物品及设备。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支付租赁保证金、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自认支付租金情况以及双方于庭审中陈述，何裕华、何伟锋与七自然人于2012年9月16日签订的《2012年租赁合同》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租赁合同。关于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问题。因《2012年租赁合同》系何裕华、何伟锋与七自然人所签，上述合同签订后，虽涉讼租赁物交由七自然人投资成立的逸豪公司实际使用，但七自然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表明何裕华、何伟锋同意将承租主体变更为逸豪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何裕华、何伟锋主张七自然人作为《2012年租赁合同》签订人承担合同责任，符合上述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至于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之间的实际内部关系，与合同相对方何裕华、何伟锋无关，不能作为七自然人拒绝承担合同责任的抗辩事由。何裕华、何伟锋与七自然人于2012年9月16日签订的《2012年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七自然人逾期30天未交租金，视为七自然人违约，何裕华、何伟锋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无条件收回涉讼租赁物并没收租赁保证金。现何裕华、何伟锋主张七自然人从2016年7月1日起未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租金，七自然人作为义务履行方，其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向何裕华、何伟锋依约足额交纳上述期间的租金，又未提供证据证明未依约足额支付租金有法定或约定的理由予以抗辩，七自然人逾期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何裕华、何伟锋要求解除《2012年租赁合同》，及没收七自然人缴纳的租赁保证金100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七自然人虽辩称因何裕华、何伟锋要求七自然人协助其避税、少报租金金额、少开发票，何裕华、何伟锋存在违约行为，关于何裕华、何伟锋是否存在逃避税收、不足额开具发票的行为属于税务行政机关审查问题，民事诉讼不作审查处理。何裕华、何伟锋虽主张《2012年租赁合同》于2018年5月1日解除，但未举证证明已于当日通知七自然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七自然人签订的《2012年租赁合同》于一审法院将案件应诉材料送达七自然人之日即2018年7月27日解除。《2012年租赁合同》解除，七自然人作为承租人，逸豪公司作为实际使用人，应将《2012年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返还予何裕华、何伟锋，故一审法院对何裕华、何伟锋诉请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腾退《2012年租赁合同》项下涉讼租赁物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何裕华、何伟锋主张七自然人实际占有使用涉讼租赁物并拖欠2015年1月至2月部分租金及从2016年7月1日起未依约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租金。七自然人共同确认逸豪公司清偿租金支付情况，逸豪公司确认2015年1月至2月每月支付租金105989.05元，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按每月116587.96元标准计算租金，故何裕华、何伟锋主张七自然人尚欠2015年1月至2月租金21197.82元[（116587.96元-105989.05元）×2]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诉讼中，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虽辩称已于2018年6月16日向何裕华、何伟锋送达《退场通知书》并通知何裕华、何伟锋于同月18日退场，要求何裕华、何伟锋接收涉讼租赁物，但至一审庭审辩论终结时，七自然人和逸豪公司均确认涉讼租赁物内仍存放七自然人和逸豪公司的物品且双方并未办理交接手续。七自然人作为承租方，未举证证明其自2016年7月1日起未占有使用涉讼租赁物，也未举证证明已依约支付该期间租金，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七自然人应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按每月116587.96元标准计算租金699527.76元、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按每月128246.75元标准计算租金3077922元、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涉讼租赁物之日止按141071.43元标准计算租金。何裕华、何伟锋上述诉请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何裕华、何伟锋主张七自然人以欠付租金为本金计付违约金。《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七自然人应于每月1日前支付当月租金，逾期支付租金，从应付之日起以月租金金额按每日万分之三计付违约金，七自然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应承担违约责任，但考虑至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2018年9月14日），七自然人实际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故应以2015年1月至2月及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14日止期间其应付未付租金为本金计付违约金，根据《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经核算，七自然人应以10598.91元（116587.96元-105989.05元）为本金分别从2015年1月2日、2月2日起，以116587.96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止每月的2日起，以128246.75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起至2018年9月止每月的2日，上述均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三计付违约金予何裕华、何伟锋。何裕华、何伟锋诉请超出一审法院核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若七自然人其后仍存在违约行为的，何裕华、何伟锋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何裕华、何伟锋与七自然人于2012年9月16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于2018年7月27日解除；二、七自然人、逸豪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腾退上述第一项合同项下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予何裕华、何伟锋；三、七自然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5年1月至2015年2月租金21197.82元，2016年7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699527.76元、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租金3077922元，合共3798647.58元，并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上述第二项判决履行之日止按141071.43元标准计算的租金予何裕华、何伟锋；四、七自然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以10598.91元为本金分别从2015年1月2日、2月2日起，以116587.96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起至2016年12月止每月的2日起，以128246.75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起至2018年9月止每月的2日起，均至上述第三项判决履行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三计付违约金予何裕华、何伟锋；五、七自然人交纳的租赁保证金100000元归何裕华、何伟锋所有；六、驳回何裕华、何伟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以普通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96635.9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1635.98元，由七自然人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交纳。二审期间，七自然人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证据1.短信记录截图，拟证明2018年5月17日何裕华、何伟锋的代理律师黄燕婷代表何裕华、何伟锋通过短信形式通知逸豪公司将在2018年5月收回涉讼租赁物。《2012年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5月经何裕华、何伟锋通知解除，逸豪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正式退场，未继续占有涉讼租赁物。证据2.代理人伍华娟、龙伟文向何裕华、何伟锋发送的律师函、通知书及邮件妥投记录，拟证明逸豪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退场后，并未继续使用涉讼租赁物，并多次通过发送律师函、通知书的形式要求何裕华、何伟锋接收涉讼租赁物，但何裕华、何伟锋均置之不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何裕华、何伟锋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何裕华、何伟锋在逸豪公司退场后，未采取适当措施积极收回涉讼租赁物以减少损失，因此扩大的损失应当由何裕华、何伟锋自行承担。二审期间，逸豪公司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证据1.短信记录截图，拟证明2018年5月17日何裕华、何伟锋的代理律师黄燕婷代表何裕华、何伟锋通过短信形式通知逸豪公司将在2018年5月收回涉讼租赁物。《2012年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5月经何裕华、何伟锋通知解除，逸豪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正式退场，未继续占有涉讼租赁物；证据2.代理人伍华娟、龙伟文向何裕华、何伟锋发送的律师函、通知书及邮件妥投记录，拟证明逸豪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退场后，并未继续使用涉讼租赁物，并多次通过发送律师函、通知书的形式要求何裕华、何伟锋接收涉讼租赁物，但何裕华、何伟锋均置之不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何裕华、何伟锋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何裕华、何伟锋在逸豪公司退场后，未采取适当措施积极收回涉讼租赁物以减少损失，因此扩大的损失应当由何裕华、何伟锋自行承担。二审期间，何裕华、何伟锋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逸豪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向何裕华、何伟锋发送的《关于敦促尽快接收场地及财物的律师函》，何裕华、何伟锋于2018年1月13日出具的《关于继续计算租金/占用费的回复函》及相关运单信息，何裕华、何伟锋于2019年5月23日出具的《商铺腾退移交事务询问函》及相关运单信息和短信截图，逸豪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向何裕华、何伟锋发送的《关于敦促如实确认弥补损失金额的律师函》，何裕华、何伟锋于2019年5月24日短信回复截图，何裕华、何伟锋于2019年6月17日催促答复的通知书短信截图，逸豪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发送的《关于敦促勿再三拒绝接收商铺的通知书》，逸豪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发送的《关于速领取商铺钥匙及开锁的律师函》，何裕华、何伟锋于2019年7月7日出具的《交接租赁物商铺事宜的答复》及相关运单信息和短信截图，逸豪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发送的《关于再三敦促接收商铺的通知书》，何裕华、何伟锋于2019年7月16日发送的《关于所谓敦促接受商铺的最后答复》及短信截图，（2018）粤0605执1362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录像光盘及重点截图，（2019）粤0605民初7780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传票。以上证据拟证明逸豪公司自认为承租人通过龙伟文律师、伍华娟律师向何裕华、何伟锋发出接收涉讼租赁物通知函，但七自然人一直未有回复。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及其代理人一直坚持主张商铺内物品和装修所有权，从未移交钥匙和结清物管水电等欠费，事实上仍占有使用涉讼租赁物。何裕华、何伟锋进入涉讼租赁物均是在南海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通知到场并由法院在物业管理公司的见证下开锁方能进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经核查认为，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逸豪公司向何裕华、何伟锋发送的《关于敦促尽快接收场地及财物的律师函》《关于敦促如实确认弥补损失金额的律师函》《关于敦促勿再三拒绝接收商铺的通知书》《关于再三敦促接收商铺的通知书》，七自然人、逸豪公司及何裕华、何伟锋均作为二审期间的新证据向本院提交，应视为双方均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可。对于何裕华、何伟锋向七自然人与逸豪公司发送的《关于继续计算租金/占用费的回复函》、催促答复的通知书短信截图、《交接租赁物商铺事宜的答复》及短信截图，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可。至于逸豪公司还提出要求法院到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桂城瀚蓝供水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南海供电局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逸豪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本身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该申请事项并不属由法院必须调查取证的法定事项范畴；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法院调取上述数据记录，但这也不能直接得出涉讼租赁物已经于2018年6月18日返还出租人之结论，故本院对于逸豪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2012年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何主体；2.七自然人应否支付租金和违约金；3.七自然人应否支付占有使用费。一、关于《2012年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何主体的问题据已查明事实，2012年9月16日，何裕华、何伟锋与七自然人签订《2012年租赁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乙方（七自然人）应向甲方（何裕华、何伟锋）缴纳的租金标准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月租金人民币105989.05元；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月租金116587.96元；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月租金128246.75元；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月租金141071.43元，并约定乙方应向甲方缴纳人民币100000元作为按金。2012年9月28日，张青云通过银行转账向何伟锋支付205989.05元。逸豪公司一审期间提交证据《关于何裕华何伟锋涉嫌逃避税的举报信》中《附件：未开发票金额表》中载明：2012年9月28日，张青云支付2013年1月租金105989.05元。另，2013年1月至2015年2月，张青云已以每月105989.05元的标准支付涉讼租赁物租金；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张青云已以每月116587.96元的标准支付涉讼租赁物租金；2016年5月至2016年6月，杨晓文已以每月116587.96元的标准支付涉讼租赁物租金。以上证据，何裕华、何伟锋均未举反证驳斥，本院予以认可。则张青云于2012年9月28日向何伟锋转账的205989.05元包括100000元按金及2013年1月涉讼租赁物租金，此后，张青云、杨晓文均依照《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履行缴付租金的义务，因此，本案中，实际履行的合同应系《2012年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2年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即为七自然人。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上诉称七自然人系为成立逸豪公司而与何裕华、何伟锋签订《2012年租赁合同》，相关合同权利义务应均由逸豪公司承担。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七自然人作为逸豪公司的股东，在设立逸豪公司之时以自然人名义与何裕华、何伟锋签订《2012年租赁合同》，在合同签订时未向何裕华、何伟锋披露《2012年租赁合同》系为成立逸豪公司而签订，也未在签订《2012年租赁合同》之后与何裕华、何伟锋协商变更《2012年租赁合同》的合同权利义务承担主体。本案中，何裕华、何伟锋主张七自然人承担合同责任，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七自然人应作为合同相对人承担《商铺租赁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黄志和、李汉庭、易晓波、陈嘉政、张青云、易晓键、李坚石应否支付租金及违约金的问题七自然人与何裕华、何伟锋签订的《2012年租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约定：“乙方（七自然人）若有以下（1）至（2）情形之一的，则视为乙方为违约，甲方（何裕华、何伟锋）可终止合同，无条件收回该商铺，不退还租赁保证金，不作任何补偿，并有权追讨甲方所受的损失。（1）乙方逾期30天交付租金、水电费、电话费、物业管理费。（2）租期未满，乙方提前离场。”据逸豪公司和何裕华、何伟锋陈述，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缴付涉讼租赁物租金仅至2016年6月，符合合同约定的“乙方逾期30天交付租金”的终止条件，何裕华、何伟锋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租赁保证金。何裕华、何伟锋行使合同解除权，并于一审起诉主张解除《2012年租赁合同》。逸豪公司上诉称，其于2018年6月18日已实际搬离涉讼租赁物，并已向何裕华、何伟锋送达《退场通知书》，因此，《2012年租赁合同》实际解除之日应为2018年6月18日。但逸豪公司称其搬离涉讼租赁物之时七自然人未享有约定或法定的合同解除权，即便逸豪公司于2018年6月18日不再继续于涉讼租赁物经营，亦无解除《2012年租赁合同》的法律效果。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七自然人与何裕华、何伟锋签订《2012年租赁合同》于一审法院将应诉材料送达七自然人之日，即2018年7月27日解除，且何裕华、何伟锋无需向七自然人退还100000元租赁保证金符合法律和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七自然人有义务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2012年租赁合同》解除前其应付的租金。又因逸豪公司自认，2015年1月至2015年2月，张青云仅以每月105989.05元的标准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租金，且《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月租金标准为116587.96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七自然人应按《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何裕华、何伟锋补足2015年1月至2015年2月欠缴的租金，并支付2016年7月至2018年7月租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七自然人应支付的违约金数额，《2012年租赁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约定“乙方（七自然人）逾期交付租金，每逾期一日，由甲方（何裕华、何伟锋）按月租金金额的万分之三收取违约金。”《2012年租赁合同》因七自然人逾期超过30日支付租金而于2018年7月27日解除，每日万分之三的计算标准尚属合理，七自然人有义务以《2012年租赁合同》解除前其欠缴的租金为本金，按《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向何裕华、何伟锋计付违约金。因此，七自然人应当以10598.91元为本金分别从2015年1月2日、2月2日起，以116587.96元为本金从2016年7月起至2016年12月止每月的2日起，以128246.75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起至2018年7月止每月的2日起，至其实际缴纳完毕应缴租金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三标准计付违约金予何裕华、何伟锋。七自然人上诉要求其应付的违约金由逸豪公司承担，逸豪公司上诉要求违约金的计付期间为2017年4月起至2018年6月止，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何裕华、何伟锋在一审判决后并未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四项。三、关于黄志和、李汉庭、易晓波、陈嘉政、张青云、易晓键、李坚石应否支付占有使用费的问题逸豪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12日、2019年5月24日、2019年6月18日、2019年7月5日向何裕华、何伟锋发送《关于敦促尽快接收场地及财物的律师函》《关于敦促如实确认弥补损失金额的律师函》《关于敦促勿再三拒绝接收商铺的通知书》《关于再三敦促接收商铺的通知书》催促何裕华、何伟锋接收涉讼租赁物。逸豪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向何裕华、何伟锋发送的《关于敦促勿再三拒绝接收商铺的通知书》载明：“我司在退场时已准备好将涉讼租赁物完全移交给你们，包括涉讼租赁物钥匙、物品等。”据此，承租人七自然人及实际使用人逸豪公司仅向出租人何裕华、何伟锋发送律师函及通知书，却未向逸豪公司实际交还涉讼租赁物的钥匙等物品，且逸豪公司上诉请求何裕华、何伟锋对存放于涉讼租赁物中物品折价抵偿租金，因此，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仍实际占有使用涉讼租赁物，并未在《2012年租赁合同》解除后向何裕华、何伟锋履行交还租赁物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七自然人因合同解除后未履行向出租人何裕华、何伟锋交还涉讼租赁物的义务，并占有使用涉讼租赁物至今，导致何裕华、何伟锋遭受损失，应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涉讼租赁物的占有使用费。一审法院判决七自然人及逸豪公司腾退涉讼租赁物；并要求七自然人按《2012年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何裕华、何伟锋支付自《2012年租赁合同》解除之日起至实际交还涉讼租赁物之日止涉讼租赁物的占有使用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黄志和、李汉庭、易晓波、陈嘉政、张青云、易晓键、李坚石、逸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11.53元，由黄志和、李汉庭、易晓波、陈嘉政、张青云、易晓键、李坚石负担96635.98元，佛山市逸豪餐饮有限公司负担28375.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温万民审 判 员 李 虹审 判 员 翁丰好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张颂恩书 记 员 李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