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702民初1466号 原告:甘立海，男，196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小学文化，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先忠，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欢，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洪均总经理。 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均之子）：彭仁立，男，199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第三人：彭洪均，男，194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均之子)：彭仁立，男，199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住达州市通川区文化街45号。 第三人：任德钦，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军，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甘立海诉被告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泰公司）、第三人彭洪均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任德钦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立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先忠、刘欢以及被告时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彭仁立，第三人彭洪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彭仁立，第三人任德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立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在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原告占有该公司49%的股份；2、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将原告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及登记原告持有49%的股份；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9年7月24日，甘立海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彭洪均所持有的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的股权为原告所有；2、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将原告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持有49%的股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0月，原告因开发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IB7-3）号地块项目之需，成立了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时泰公司”），2014年4月8日，原告将其持有和控制的时泰公司100%的股权和开发项目一并转让给了袁智洪、张莉萍夫妇，2014年5月29日，袁智洪将其所持时泰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了汤冬。因袁智洪、张莉萍无法依约支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原告及袁智洪和彭洪均在2014年12月20日达成协议，由袁智洪、张莉萍夫妇将持有的时泰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彭洪均，由彭洪均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12月25日，原告与彭洪均签订了《合伙经营协议》，原告和彭洪均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合伙经营时泰公司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IB7-3）号地块项目，双方对彭洪均所持有的时泰公司60%的股权各持一半。2015年11月3日，汤冬、严健玮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汤冬将其持有的时泰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严健玮，2015年11月4日，时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汤冬将其享有的公司4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严健玮，同意彭洪均将享有的公司60%的股权部分转让给甘立海（其中彭洪均占公司31%，甘立海占公司29%）”。同日，原告、严健玮、彭洪均、时泰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股东汤冬将其享有的时泰公司股权40%转让，转让金1500万元，由股东严健玮承担500元，其余1000万元由股东彭洪均、原告和严健玮各自在公司占有的股份比例承担。2015年11月11日，原告、时泰公司、严健玮三方签订了《借款合同》，时泰公司向严健玮借款660万元，若时泰公司向严健玮还清该笔款项，则严健玮应当无条件退出占有的时泰公司40%的股权，该40%的股权由原告和彭洪均各占20%。后时泰公司向严健玮还清了该借款，严健玮退出了占有的时泰公司40%的股权，但时泰公司和彭洪均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将严健玮所持的2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2019年初，原告得知时泰公司现工商登记股东为彭洪均（持股比例50%）、任德钦（持股比例50%），原告为此多次联系时泰公司、彭洪均，要求确认原告股东身份并办理工商登记未果，遂起诉来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时泰公司辩称，1、对原告追加第三人没有异议。2、原告在举证期届满后变更诉讼请求程序不合法。根据证据规则第34条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在法庭开庭后才提出，程序不合法。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也不符合证据规则第35条的规定。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一次的性质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变更后仍然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法律关系没有变，民事行为的效力也没有变，原告所称转让股权就是合伙经营协议，被告并没有否认合伙协议的效力，法院也并没有对其合伙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所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不适用证据规则第35条的规定。2、原告第一次变更诉讼请求后，今天再次在法庭上变更诉讼请求，即将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第一条中“请求确认彭洪均所持有的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的股权为被告所有”变更为“请求确认彭洪均所持有的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的股权为原告所有”，如果原告当庭再次变更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变更有效，那么请求重新给予被告答辩期及举证期。3、综合原告的所有诉请，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彭洪均述称，与被告时泰公司辩称意见一致。 第三人任德钦述称，与被告时泰公司辩称意见一致。对于原告再次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第三人任德钦不发表意见，第三人任德钦作为时泰公司登记的股东之一，对于原告如何取得49%的股权是不知情的。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要取得49%的股权的诉请依法不能成立。 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的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双方均进行了举证、质证，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质证中，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为：1、原告提交的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原告认为，该《合伙经营协议》即是双方股权转让的依据，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就是该协议中第三条“甲方与袁智洪、张莉萍在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涉及公司的债务不超过6490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包括乙方享有的220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乙方向甲方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将放弃对该笔债权收取，不得再主张权利。同时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袁智洪、张莉萍股权转让给甲方后，公司所涉及债务将不超过4290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仅对该4290万元人民币内的公司债务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原告认为该条中是其在袁智洪、张莉萍的应收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就转化为与彭洪均的股权转让款。被告时泰公司与第三人彭洪均的质证意见认为，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同经营协议》并非与彭洪均的股权转让依据，原告甘立海在袁智洪、张莉萍的应收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也并非甘立海与彭洪均的股权转让款，该协议仅为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针对时泰公司所开发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IB7-3）号地块项目的合伙经营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该协议中提到原告甘立海在袁智洪、张莉萍的应收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已由双方在2014年1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进行了明确约定，转让款2200万元也并非甘立海与彭洪均的股权转让款。2、2015年11月11日原告甘立海与被告时泰公司、第三人彭洪均签订的《借款合同》，原告甘立海认为该借款合同就是取得严健玮所持的20%股权的依据，认为该合同具有股东会议的性质，确定了原告甘立海取得20%股权的决议。被告时泰公司与第三人彭洪均的质证意见认为，原告甘立海没有履行合同中约定的还款义务，该借款合同不能作为其取得严健玮所持的20%股权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甘立海曾系时泰公司原始股东，时泰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原告甘立海占90%的股权，甘明占10%的股权。2014年4月8日，原告甘立海（甲方）与袁智洪（乙方）签订《项目转让合同》，约定甘立海和甘明把其享有的100%的股权以3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袁智洪、张莉萍夫妇，2014年4月15日，甘立海和甘明把其享有的10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袁智洪、张莉萍名下。袁智洪、张莉萍夫妇支付了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下剩2200万元无力支付。2014年5月29日，袁智洪、张莉萍夫妇将所持有的100%股权中的40%的股权转让给汤冬,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 2014年12月20日，原告甘立海（甲方）、袁智洪（乙方）、彭洪均（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约定：“2014年4月8日甲方与乙方和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时泰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由甲方和甘明以37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时泰公司的股权转让并变更登记给乙方【包括时泰公司所属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IB7-3）号地块项目】。按照该《项目转让合同》的约定截止今日，乙方尚欠甲方22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未还。为此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就支付该股权转让款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与张莉萍自愿将目前持有的时泰公司【包括时泰公司正在进行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宗地号IB7-3）号地块项目】全部60%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表示同意。二、对于乙方尚欠甲方22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丙方愿以从乙方受让的时泰公司60%股权的比例对其欠款进行清偿。余欠甲方的40%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由时泰公司40%股权的股东承担清偿责任，乙方不再承担该笔欠款的任何偿还责任，甲方表示同意。三、丙方清偿乙方尚欠甲方60%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的办法。丙方用自持的时泰公司正在进行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号IB7-3）的土地开发项目5%的股份和达州市通川区金鸿实业有限公司拟开发的肖公庙钢厂项目5%的股份转让给甲方以抵偿尚欠甲方的60%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甲方表示同意。四、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与乙方和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8日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乙方和张莉萍不再履行。五、签订本协议后，其他与本协议条款不一致的协议或条款，均以本协议为准…”。2014年12月26日，袁智洪、张莉萍名下的6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彭洪均名下。 2014年12月25日，彭洪均（甲方）与甘立海（乙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甲方持有的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时泰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60%股份，为此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共同遵守：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甲方在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60%股份，甲乙双方约定对这60%股份各占一半。二、鉴于甲方在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60%股份系甲方与袁智洪、张莉萍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从袁智洪、张莉萍处受让所得，甲乙双方约定该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甲方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由甲乙双方共同享有和共同承担。具体享有和承担方式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三、甲方与袁智洪、张莉萍在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涉及公司的债务不超过6490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包括乙方享有的220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乙方向甲方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将放弃对该笔债权收取，不得再主张权利。同时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袁智洪、张莉萍股权转让给甲方后，公司所涉及债务将不超过4290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仅对该4290万元人民币内的公司债务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四、涉及甲方在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投资、利润分配和债务的承担，均由甲乙双方平均分享和承担…。” 2015年11月4日，时泰公司形成股东会议决议“…二、同意汤冬将其享有的公司40%股权全部转让给严健玮；三、同意彭洪均将其享有公司60%股权部分转让给甘立海（其中彭洪均占公司31%，甘立海占公司29%…）”。2015年11月11日，时泰公司（甲方）与甘立海、严健玮（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时泰.城市米兰建设项目需要资金，经与乙方协商，达成如下借款协议：一、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660万元（资金利息支付方式：月息5分），该款支付时间2015年11月12日其中用于支付汤冬退股金500万元，余下160万元由叁方商定后支付。二、担保条件：甲方以该项目的壹宗土地使用权（项目建设地点：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抵押担保，借款到期后不能偿还，乙方有权变卖该宗土地使用权直接受偿。三、如乙方借款在合同期间还清，乙方无条件退出占有该公司40%的股份，并办理相关手续，（彭洪均、甘立海各占20%）彭洪均、甘立海共同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同年11月13日，转让方汤冬（甲方）与受让方严健玮（乙方）、担保方（丙方）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甘立海、彭洪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汤冬（甲方）将其持有的40%的股权以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严健玮（乙方）。2016年4月22日，汤冬持有的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严健玮名下。期间，彭洪均及严健玮名下的股权几经更叠，截止2017年6月26日，时泰公司100%的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彭洪均名下。2017年6月27日，彭洪均所持100%的股权变更登记为彭洪均占50%，任德钦占50%。后双方因股权归属问题协商多次未达成协议，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令如上诉讼请求。 同时查明，时泰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为：彭洪均占50%，任德钦占50%。时泰公司股东名册中没有记载甘立海。没有甘立海向时泰公司的股权出资情况及认缴出资情况。 争议焦点一：原告能否变更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二：2014年12月25日，彭洪均（甲方）与甘立海（乙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能否证明是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29%股权转让的事实？该协议中所提到的2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否系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的股权转让款？原告甘立海认为《合伙经营协议》实为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载明原告甘立海占股权为30%，后来原告甘立海自愿放弃1%的股权系原告甘立海的自愿行为。协议中所涉及的2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就是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转让29%股权的转让款。时泰公司及彭洪均认为，《合伙经营协议》并非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合伙经营毛家大院项目的合伙经营协议。协议中涉及的2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也并非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29%股权的转让款，这2200万元的偿还问题已在2014年12月20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偿还方式。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针对29%的股权未再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现双方对《合伙经营协议》各执一词，从《合伙经营协议》内容看确系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合伙经营毛家大院项目的合伙经营协议，该协议中也未对29%股权的转让款进行明确约定，协议中涉及的2200万元并不能证明系29%股权的转让款。因此，原告甘立海所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不足以证明以2200万元价格从彭洪均处转让所得29%的股权。 争议焦点三：2015年11月11日，时泰公司（甲方）与甘立海、严健玮（乙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能否证明是甘立海从严健玮处获得20%股权转让的事实？原告甘立海认为《借款合同》具有股东会议的性质，就是原告甘立海从严健玮处获得20%股权转让的依据。时泰公司和彭洪均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原告甘立海从严健玮处获得20%的股权，双方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虽然《借款合同》中确认股权，但并不能证明双方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因此，原告甘立海所提交的《借款合同》不足以证明从严健玮处转让所得20%的股权。 综上，本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本案中，原告甘立海的诉请系与公司之间的纠纷，而经本院查证的事实证明，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存在股权归属争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告甘立海没有举证证明其已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均没有对甘立海的记载，原告甘立海并非时泰公司股权的实际购买人，故原告甘立海不具备作为时泰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原告甘立海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只能证明其虽约定了股权的事实，并非等于双方之间已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等途径依法继受取得时泰公司的股东身份，故原告甘立海不具备作为时泰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因此，原告甘立海诉请确认彭洪均所持有的时泰公司49%的股权为原告所有及要求时泰公司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并将原告登记为该公司持有49%股权的股东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甘立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160元，由原告甘立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桂 娟 审判员 陈淑良 审判员 黄 娟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庞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