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9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钊盛，男，198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32。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吉伟，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泽峰，男，198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17。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记南，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谭锦池，男，197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35。上诉人李钊盛因与被上诉人卢泽峰，原审第三人谭锦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因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钊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卢泽峰支付由李钊盛为卢泽峰垫付的投资款588915.97元；2.判令卢泽峰承担经营损失96845.56元；3.判令卢泽峰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佛山市车雄致力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雄致力会公司/张槎店）于2017年2月14日登记成立，原股东为卢泽峰、谭锦池、谭荣津。2018年10月16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公司股东变更为谭锦池一人。诉讼中，当事人及证人称车雄致力会公司为“张槎店”。佛山市车雄卡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雄卡尔公司/罗村店）于2018年8月30日登记成立，股东为李钊盛、卢泽峰。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李钊盛认缴出资51万元，于2037年12月31日前缴足；卢泽峰认缴出资49万元，在2037年12月31日前缴足。诉讼中，当事人及证人称车雄卡尔公司为“罗村店”。李钊盛提供的证据显示，车雄卡尔公司的支出均通过谭锦池的微信或者银行账户支付。李钊盛提交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是车雄卡尔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因本人对汽车维修保养业务不是很熟悉，现委托谭锦池先生处理公司采购、装修以及公司日常管理，所有采购、装修等费用全部由谭锦池垫付，所有产生的费用待公司运营后进行结算，由公司股东按比例分摊，特此委托。”李钊盛提供的车雄卡尔公司的《前期投资明细表》显示，车雄卡尔公司的前期投入为1201869.32元，其中已付1003438.19元，未付198431.13元。诉讼中，谭锦池称李钊盛向其转账支付了76万元作为车雄卡尔公司的前期投入，谭锦池则代支了20多万元。李钊盛提供的车雄卡尔公司的《损益表》显示，车雄卡尔公司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亏损为197644元。2018年5月8日，谭锦池向卢泽峰转账10万元，同日卢泽峰又向谭锦池转账10万元。诉讼中，谭锦池称该转账是为了配合卢泽峰购房而做银行流水；卢泽峰称收入的10万元是张槎店的分红，支付的10万元是罗村店的出资。诉讼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卢泽峰表示不对车雄卡尔公司的前期投入及损益进行审计。诉讼中，证人谭荣津、陈庆业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如下：谭荣津：谭荣津一直与谭锦池、卢泽峰经营张槎店。2018年5月左右，谭锦池提议开设罗村店并找到谭荣津谈入股，谭荣津表示同意。当时的安排是，谭锦池的朋友李钊盛做罗村店的大股东，谭荣津、谭锦池和卢泽峰则共同占49%的股份。由于罗村店的开业会拉走张槎店的客人，因此李钊盛给张槎店补偿了6万元，并作为罗村店的大股东。2018年8月，谭荣津打电话给谭锦池。谭锦池问谭荣津要多少股份，谭荣津表示按投资比例持股，但谭锦池称谭锦池与卢泽峰有技术，要占干股，于是谭荣津就退出了。当初大家约定三人每人出资十五、六万元，卢泽峰在6月份左右说他已经转账给谭锦池了。谭荣津因为要退出，就没有出资。谭锦池、卢泽峰要逼走谭荣津，谭荣津就与他们协商退股事宜。谈好了之后，大家一起到工商局办张槎店的变更手续，结果在工商局谭锦池、卢泽峰发生了争吵，后卢泽峰要求退出张槎店和罗村店。他们二人商议决定算好2018年8月的利润后，卢泽峰在9月份退出。就罗村店的退出事宜，2018年9月25日，谭锦池找到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车雄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雄公司)的负责人陈庆业作为谭锦池、卢泽峰、谭荣津的见证人，现场要求卢泽峰把手机微信中的全部客户资料以及谭锦池的朋友全部删除，然后退出罗村店、张槎店。谭荣津听卢泽峰说过，谭锦池曾经问过李钊盛，卢泽峰退出能拿到多少钱，李钊盛称公司已经在运营了，只能拿回8万元。根据车雄公司的规定，加盟车雄公司需要全体股东同意方可，而张槎店和罗村店是视为一个整体的，在谭荣津退出张槎店前罗村店无法和车雄公司签订加盟协议，因此罗村店加盟车雄公司的协议比较晚才签订。陈庆业：陈庆业是车雄品牌的负责人。陈庆业曾听说张槎店各人要退股，卢泽峰也要退出罗村店。2018年9月25日，陈庆业作为车雄品牌的负责人，在现场旁听了谭锦池、卢泽峰、谭荣津有关退股的交流，但他们具体如何协商陈庆业并不清楚，卢泽峰在现场当着面删除了手机微信中的张槎店客户资料。罗村店开业的时候谭锦池和另外两三名股东在现场，卢泽峰没有在。开业后陈庆业曾经到过罗村店三次，没有见过卢泽峰。陈庆业并不认识李钊盛。另查1，卢泽峰与谭锦池于2018年9月到10月进行了多次微信沟通，其中谈及张槎店、罗村店的合作、退股事宜。2018年10月16日，谭锦池通知卢泽峰“下周一22日下午2点正罗村行政服务中心办股东变改”，卢泽峰回复“收到”。同月27日，谭锦池通知卢泽峰“预约了2018年10月31日下午14:00到罗村行政中心办理”，卢泽峰回复“还有啊，罗村那里，你先给钱，我才给你签名，你先把钱给我”。另查2，2019月1月7日，李钊盛曾委托律师发函给卢泽峰，要求卢泽峰履行投资及承担亏损的义务。同月17日，卢泽峰回函称公司的经营由李钊盛决定，其从未参与，并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一审法院认为，车雄卡尔公司的登记股东为李钊盛及卢泽峰二人。李钊盛主张其作为公司股东承担了公司的全部开支，故有权向另一股东卢泽峰追偿应由卢泽峰按比例承担的投资款。由于卢泽峰辩称其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而股东身份是承担上述责任的前提；尽管卢泽峰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但案件所涉纠纷发生在股东之间，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属公司内部纠纷，公司内部对于股东身份的争议不能仅凭登记公示的外观要件进行判断，而应结合公司内部的实质要件进行认定。因此，综合公司筹备、设立、运营各阶段的事实，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各方的陈述，车雄卡尔公司与车雄致力会公司的客户、人员有密切联系，各方在庭审中亦以罗村店、张槎店指代两家公司，而车雄卡尔公司实际上由车雄致力会公司的唯一股东谭锦池负责营运。因此，车雄卡尔公司与车雄致力会公司为关联企业。因此，虽然两家公司为相互独立的主体，但认定公司内部的股东身份及股东关系，需要结合分析。其次，基于两家公司的关系，从常理分析，两家公司的股东亦应具有实际联系。事实上，卢泽峰、证人谭荣津的陈述以及卢泽峰与谭锦池的微信记录可以证明，在计划开设罗村店之时，原车雄致力会公司的股东谭荣津、卢泽峰、谭锦池有意共同投资入股，共同持有49%的股权。此后谭荣津因故退出，而谭锦池全程参与了公司的筹建，故虽然谭锦池未登记为公司股东，但在无任何证据证明其退出的情况下，其在公司成立时与卢泽峰共同持有49%的股权，具有高度盖然性。此后，卢泽峰因与谭锦池产生矛盾无法解决，导致其退出车雄致力会公司，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上述情况也可能导致卢泽峰或谭锦池离开车雄卡尔公司。从各方的陈述来看，谭荣津、卢泽峰、谭锦池曾讨论过卢泽峰的退出安排，卢泽峰也在现场删除了全部的客户资料。而微信记录显示，谭锦池要求卢泽峰到罗村工商管理部门配合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而卢泽峰则回复要求退还款项。从公司的营运事实来看，谭锦池出席了车雄卡尔公司的开张仪式、负责车雄卡尔公司的收支，并且与李钊盛发生了多次的款项往来，深度参与了车雄卡尔公司各方面的工作，而卢泽峰从未参与。综上分析，卢泽峰主张其已经退出了车雄卡尔公司，公司实际上由谭锦池与李钊盛共同经营，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卢泽峰并非公司的实际股东，李钊盛向卢泽峰追偿要求其承担车雄卡尔公司的开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钊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65.57元，财产保全费3585.56元，合计8551.13元（李钊盛已预交），由李钊盛负担。李钊盛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钊盛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卢泽峰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为由，否定卢泽峰股东身份的事实是错误的。卢泽峰与李钊盛于2018年8月30日签署《佛山市车雄卡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约定股份比例为：李钊盛出资51%，卢泽峰出资49%。李钊盛任公司法人、经理和执行董事，卢泽峰任公司监事。至今为止，工商登记显示李钊盛出资51%，卢泽峰出资49%。2019年1月7日，李钊盛委托律师发函给卢泽峰，要求卢泽峰履行投资及承担亏损义务。2019年1月17日，卢泽峰回函依然确认其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并要求行使股东权利。与卢泽峰陈述的“2018年9月已经退出公司的经营”的事实严重不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卢泽峰作为公司股东和监事，应积极履行股东的义务和监事的职责。但，卢泽峰不积极履行股东义务，不履行监事职责，给公司营销带来了困难和损失。在公司面临经营困难时，甚至以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为由，否定其股东和监事身份。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另外，卢泽峰与谭锦池就股权转让问题的沟通，李钊盛并不知情。按照法律规定，李钊盛只认为车雄卡尔公司是李钊盛和卢泽峰共同设立的。如果卢泽峰转让股权，理应事先告知李钊盛并征得李钊盛同意，李钊盛有优先购买权。但，卢泽峰从未告诉李钊盛股权转让事宜，显然卢泽峰认为已经将股份转让给谭锦池是无效的。卢泽峰与谭锦池间的纠纷与李钊盛无关。二、一审法院认为谭锦池与李钊盛之间有多次款项往来，从而认定谭锦池就是股东，这一推论是错误的。李钊盛第一次从事汽车维修保养业务，对该业务不熟悉，于是委托谭锦池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包括公司前期的装修和装饰工作。每个月向谭锦池支付10000元工资。因此，谭锦池仅是车雄卡尔公司的员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支持李钊盛的诉讼请求。针对李钊盛的上诉，卢泽峰辩称：一、谭锦池歪曲事实，毫无诚信，经卢泽峰与李钊盛本人沟通，本案诉讼并非李钊盛真实意思表示，乃是谭锦池一手操控单方所为，其恶意所为仅是为了报复卢泽峰起诉其拖欠车雄致力会公司股权转让款之诉讼，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严格查处如此虚假诉讼、浪费司法资源、滥用司法权利的恶意诉讼行为。二、谭锦池系车雄卡尔公司的隐名股东以及实际负责人的事实确凿。车雄卡尔公司与车雄致力会公司在法律表象上确实是独立核算的两个企业法人，但实质上是存有关联利益，而且该关联利益是捆绑一起的。车雄致力会公司系卢泽峰、谭锦池及谭荣津三人共同出资成立的，三人经营车雄致力会公司一年的纯利润大概在60万元左右，三人在尝到甜头之后就想扩张其他门店。在经营期间，三人通过拉入其他投资人承担大部分投资的方式共同策划筹建的就有车雄南庄店、车雄卡尔公司，车雄南庄店因故一直未正式成立，而车雄卡尔公司则因李钊盛主动要求加入投资而且愿意承担车雄卡尔公司51%的股份而与三人一拍即合，而剩余的49%股份则是以车雄致力会公司为一个整体持有的。如果车雄致力会公司仍是三人共同经营，则车雄卡尔公司的49%就是由车雄致力会公司的三人共同持有；如果车雄致力会公司剩下一人经营，那么车雄卡尔公司的49%就是由车雄致力会公司的一人持有。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车雄品牌的加盟。根据一审庭审中的两个证人以及卢泽峰与谭锦池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车雄品牌的加盟有严格的要求，其中包括已有加盟店与待筹建加盟店的距离、位置等因素，由于车雄卡尔公司是由车雄致力会公司为基础扩张的，所以车雄卡尔公司必须在车雄致力会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可能成立；车雄卡尔公司是在2018年4、5月时策划筹建，车雄致力会公司的全体股东也有参与策划，所以，结合两证人的证言以及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证实，由于谭荣津退出车雄致力会公司，车雄致力会公司由谭锦池与卢泽峰共同经营，车雄卡尔公司的49%股份就是由谭锦池与卢泽峰共同持有，即谭锦池系车雄卡尔公司的隐名股东，其所持股份由卢泽峰代持。另，结合谭锦池参与车雄卡尔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宜，可以证实谭锦池实为隐名股东。谭锦池出钱出力参与经营车雄卡尔公司的行为远远超出一般日常交易习惯，谭锦池不但将其独资经营的车雄致力会公司（卢泽峰在2018年10月退出）的员工拉到车雄卡尔公司工作，而且在对他人负有债务未清偿的前提下，无偿借出巨额款项垫资予李钊盛经营车雄卡尔公司，以上行为显然与一般的交易习惯不相符。三、卢泽峰已于2018年9月退出车雄卡尔公司的经营。如前所述，谭荣津退出车雄致力会公司后，卢泽峰与谭锦池在车雄致力会公司和车雄卡尔公司的利益都是共存的，两者是捆绑一起且相互关联的。谭荣津因为发现谭锦池侵占车雄致力会公司的公司款项而拒绝与谭锦池继续合作，退出车雄致力会公司。在谭荣津退出期间，卢泽峰、谭锦池与李钊盛合作成立的车雄卡尔公司也在进行，卢泽峰与谭锦池共同持有49%股权，李钊盛持有51%股权，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由谭锦池委托代办机构办理。2018年9月18日，卢泽峰与谭锦池、谭荣津相约在张槎工商分局办理车雄致力会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谭荣津将谭锦池侵占车雄致力会公司款项的事情告知卢泽峰，卢泽峰与谭锦池随即在张槎工商分局门口起了争执，并因此产生重大分歧，最终发展至两人无法继续合作（在聊天记录中有明确的记录），至此卢泽峰开始与谭锦池商谈退股事宜。在商谈退股期间，车雄卡尔公司正在进行装修，还未开始经营（这也是卢泽峰在商谈退出时并没有单独就车雄卡尔公司的退出签订任何书面文书的原因）。卢泽峰与谭锦池商谈退股时并非纯属退出车雄致力会公司，而是包括退出车雄卡尔公司的整体权益（两者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两个证人证言也可以证实这一事实）。整个商谈退股过程，谭荣津全程参与，卢泽峰与谭锦池确定退股方案后就告知李钊盛，谭锦池担心卢泽峰违约，还特意邀请车雄品牌的负责人陈庆业过来见证。在陈庆业的见证下，谭锦池要求卢泽峰将与车雄致力会公司有关的所有客户及其他关联人全部在手机上删掉，以确保其利益不受损（两证人的证言以及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卢泽峰于2018年10月16日配合谭锦池办理了车雄致力会公司的股权变更后，谭锦池于同年10月22日和10月31日两次在南海区罗村行政服务中心预约了办理车雄卡尔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的业务，但因谭锦池未向卢泽峰支付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导致未能完成变更，而且事实上，卢泽峰自2018年9月就已经完全没有参与车雄卡尔公司的经营事务。综上，卢泽峰已经于2018年9月退出车雄卡尔公司的实际经营，原由卢泽峰与谭锦池共同持有的49%股份已经全部由谭锦池一人持有。四、虽然卢泽峰未办理车雄卡尔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车雄卡尔公司的债权债务应与卢泽峰无关，与卢泽峰相关的车雄卡尔公司的债权债务应由谭锦池概括承担。（一）车雄卡尔公司章程载明：认缴出资的认缴期限为2037年12月31日。李钊盛在认缴期限未届满前主张股东缴纳出资款，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李钊盛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李钊盛向谭锦池转账的款项有可能是其借给谭锦池的款项，也有可能是其与谭锦池的其他经济往来；谭锦池收取的款项有可能用于车雄卡尔公司，也有可能用于车雄致力会公司；即使谭锦池收取的款项是用于车雄卡尔公司，该款项也仅应视为车雄卡尔公司向李钊盛所借的款项，属于车雄卡尔公司的债务。卢泽峰在车雄卡尔公司筹建时，于2018年5月9日向谭锦池转账10万元，该款项是卢泽峰当时对筹建车雄卡尔公司履行的出资；而该款在卢泽峰商谈退股时，谭锦池答应作价8万元受让卢泽峰在车雄卡尔公司的股权，但其在2018年10月准备办理车雄卡尔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时却拒绝支付该款项。（三）李钊盛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车雄卡尔公司现处于资不抵债或进入破产、清算的程序，李钊盛要求卢泽峰承担亏损并无法定依据。李钊盛提供的证据仅是其单方制作，不能完整反映车雄卡尔公司的所有收入及支出。同时，李钊盛未能向法院提交公司会计账册、全部收入及支出凭证等资料证明车雄卡尔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的情形，其提交的证据与调查所得的资料也不相符。李钊盛提供的《损益表》显示，车雄卡尔公司在2018年10月至12月的季度收入为327110元，但卢泽峰向税务部门调取的《申报表》显示：车雄卡尔公司在2018年10月至12月的季度收入为606330.10元。结合李钊盛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车雄卡尔公司2019年1月收入150018元、2月收入46925元、3月收入115001元，即自开业以来车雄卡尔公司的经营收入有918274.1元，而其自报支出才859962元，根本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形（这些数据还未将李钊盛主张的已付出资款1003438.19元计算在内）。（四）结合李钊盛向税务部门提交的《申报表》、向法院提交的《损益表》《收支表》等，可以证明李钊盛存在编造虚假财务报告、编造虚假财务凭证、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综上，卢泽峰恳请法院驳回李钊盛的上诉。针对李钊盛的上诉，谭锦池陈述：第一、针对李钊盛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谭锦池没有意见。谭锦池与卢泽峰关于股权转让问题的沟通，李钊盛并不知道，卢泽峰也没有告诉李钊盛，也没有与李钊盛进行沟通。是谭锦池与卢泽峰私下进行微信沟通，最终，卢泽峰没有将股份变更在谭锦池的名下。第二，谭锦池与卢泽峰关于张槎店的纠纷是张槎店内部股东的纠纷，与罗村店没有关系，更与李钊盛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卢泽峰将张槎店和罗村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想逃避出资责任。将张槎店股东内部矛盾要求李钊盛承担，是非常不公平的，也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三，谭锦池于2019年5月15日已经被解雇，不再是罗村店的员工。在一审判决中莫名其妙的成为了罗村店的股东，完全是一审法院错误利用高度盖然性推论出来的。第四、谭锦池想就张槎店的情况说明一下，有利于二审法院了解客观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2016年底卢泽峰找谭锦池合作开汽车维修店，介绍了他弟弟谭荣津和谭锦池认识，说他认识一家加盟店叫车雄，我们三个合作加盟车雄实赚的。谭锦池考虑到汽修行业的前景和卢泽峰多年的经验就答应了，车雄张槎店就此定下。卢泽峰偷偷跟谭锦池说前期可以让谭荣津多出钱，装修阶段，卢泽峰因为资金不够，谭锦池也帮卢泽峰多出了投资款（有转账记录大约11万元）。卢泽峰在找谭锦池之前也找过谭锦池一个朋友冯志煊谈合作开店，因为卢泽峰提出技术投入占干股不出资，冯志煊觉得非常不合理，就告吹了。合作以后有朋友提醒过谭锦池，卢泽峰在原来维修厂工作，任职采购，月工资2000多元，可以拿出20多万元去炒股的，购买汽车配件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或者不让人跟着卢泽峰去买。当时店既然已经开了就没多顾虑。2017年3月公司开业，卢泽峰是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工资表可证明），日常经营管理全由卢泽峰负责，包括员工的管理、调度、报价、采购、每日的支出收入核对。谭锦池和谭荣津有时间就回去看看或帮忙招呼客人，月度结账发现卢泽峰多次收了维修款没交回财务，最多的时候达到10万元以上。因为那段时间生意还算可以，谭锦池和谭荣津也没去追究。公司平稳发展接连签约加盟了南庄店，由谭荣津去找铺位。大概2018年5月李钊盛找到我们合作罗村开店，很快就找到合适铺位开始筹备建设。（2018年6月初罗村店铺面定了下来，接着找车雄老板陈庆业谈加盟的事，谭荣津问陈庆业能否把加盟费免去或少缴点，陈庆业回应：南庄店或者罗村店都是一个独立全新的加盟店，所属地区又不同，不能说是张槎分店，不管谁当老板，或者同个老板加盟多个店，每个店的加盟保证金和每年的管理费一分不能少。为此卢泽峰向李钊盛提出不加盟自己做，自己有经验，技术，经营管理模式成熟，供货商都认识，什么都不缺。李钊盛考虑了很长时间，到8月底才确定加盟。）一切看似很顺利，直到卢泽峰和谭荣津合伙开餐厅转折点就出现了，问题也来了。餐厅是由谭荣津来筹备策划，卢泽峰开始每天说谭荣津的坏话：1.餐厅装修进度很慢，一个六七十方的小店搞了两多月。临开张工期紧迫的情况下还去了旅游。2.车雄加盟品牌并不是谭荣津先认识，约谈加盟也是卢泽峰本人办妥的。3.谭荣津在外洗车还发微信群说我们自己店里太贵。4.说谭荣津对公司没有一点贡献，很想踢卢泽峰出局。5.卢泽峰说罗村店不想谭荣津参与非要参与就要谭荣津多出2万元。6.说谭荣津的老婆红杏出墙，常常不回家。卢泽峰把谭荣津的坏话都说尽，就想激起谭锦池和谭荣津的矛盾借谭锦池手把谭荣津踢走。结合谭荣津认识谭锦池朋友谭永锦没多久就向他借钱，委托谭荣津到南庄店找铺位的事说说而已，但从没去办。谭荣津还带朋友在公司电脑玩游戏中毒等等。卢泽峰考虑到南庄店找到合适铺位马上开业，而谭荣津一直说资金不多，希望留着南庄店用，所以罗村店不让谭荣津参与也好。谭荣津因此生气要求退出张槎店。由于购买谭荣津的股份，卢泽峰说没钱，所以都是谭锦池先垫付的。当时也签了退股协议，由卢泽峰和谭锦池共同购买谭荣津的30%股权。之后，卢泽峰和谭锦池商量张槎店的股权分配问题，卢泽峰提出要求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和当法定代表人，谭锦池觉得购股款是谭锦池出的，各占股50%更合理。卢泽峰考虑了三天，因为倚丈自己有维修经验和有客源在手，仍然坚持要求占股51%和当法人，为此我们就吵了起来，卢泽峰提出退股来威胁谭锦池，当时谭锦池很气愤，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想起来，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骗局，全都在卢泽峰的计划之内。卢泽峰心中有鬼，怕夜长梦多，第二天，就拿了一份退股协议给谭锦池签，(当时没有审核投资票据的基础上,谭锦池完全对公司投资不了解的情况下，卢泽峰故意隐瞒其是否投资的事实，导致谭锦池作出错误的判断）。谭锦池当时发现协议中有些条款很不平等，卢泽峰说没事的，好聚好散，不会乱来的。谭锦池说先签可以，到时候谭锦池一定会核实投资款项和库存，有异议再找卢泽峰。《退股协议》也没有显示卢泽峰退出罗村店。谭锦池接手张槎店后查账发现卢泽峰并没有把前期投资单据交予财务记账，财务黄楚棋、叶少君也表示从没有看见过公司的前期投资单据。再者接二连三的收到客户投诉配件造假（有维修单可以证明），之后又发现卢泽峰去了车雄大沥店，因为加盟店有规定，怕影响业绩，新开店或搬迁一定要经得最近加盟店的同意。罗村店因此也赔付了六万给张槎店作为补偿，卢泽峰和谭荣津都也收了钱。于是谭锦池就找卢泽峰谈，一定要把上述问题交待清楚（卢泽峰提供的通话记录中谭锦池多次要求协商），才继续支付购股款，而卢泽峰就以谭锦池拖欠购股款为由，把谭锦池告上法庭。卢泽峰开始就处心积虑做局，空手套白狼，明知道两个公司没他不行的。张槎店前期投资款以及利润做假，罗村店也拒不出资，估计大沥店也会被骗。谭锦池和李钊盛因为从没接触过汽修行业和被卢泽峰看似老实的外表所欺骗，先后落入了圈套，让卢泽峰得以实施奸计。卢泽峰提及张槎店一年纯利润大概60万元左右，根据报表，确有60万元，从2017年3月-2018年8月底，共17个月。谭锦池与卢泽峰起矛盾是因为发现部分利润、项目造假，公司被投诉,影响公司名声。谭锦池可提供维修单据原件，单据记载客人电话及维修项目。关于谭荣津，因谭锦池与谭锦池的朋友谭荣锦认识，他们是同村的，认识不久后就向谭荣锦借钱。公司一直委托谭荣津找店，但谭荣津一直嘴上说说没有实际行动。谭荣津带了其朋友回公司玩电脑游戏导致公司电脑中毒。综合卢泽峰所述，与谭锦池平时的观察，谭荣津确实对公司没有贡献。因考虑到南庄店开业，谭荣津提及其资金不是很多，卢泽峰与谭锦池都认为罗村店的开业不应让谭荣津参与。为此谭荣津就生气了，要退出张槎店。当时签订了一份退股协议，卢泽峰提及购买谭荣津的股份，但没有钱，需要让谭锦池先行垫付，谭锦池也答应了并支付了相应的价款给谭荣津。之后卢泽峰与谭锦池商量关于张槎店的股份分配，因现剩下卢泽峰和谭锦池，卢泽峰提出要占51%的股份且当法定代表人，但谭锦池不认同。谭锦池想要各占50%，提出再度考虑数天。卢泽峰是当总经理，日常的经营管理均有其负责，包括配件采购、报价、员工管理、买卖单据核对等均是卢泽峰负责，卢泽峰坚持要占有51%股份，以退出要挟，当时谭锦池很生气就答应了。现想起，认为是一个骗局，全部事情都是卢泽峰的计划。第二天卢泽峰就带了一份退股协议给谭锦池签署。在7月2日晚上23点27分，工业园区内的两个保安与公司员工发现卢泽峰到了张槎店约见罗村店的主管杨荣和，可提供监控视频。后来谭锦池致电杨荣和询问为何与卢泽峰见面，但杨荣和没有正面回答，提及到卢泽峰在5月底到店里找他见面，谈及为何业绩那么差。杨荣和解释是在美团上进行一个9.9元的活动，以至于业绩不高。卢泽峰实际上没有如一审判决陈庆业所述那样退出车雄卡尔公司，也没有删除张槎店客户资料。谭锦池与卢泽峰曾发短信办理工商登记，卢泽峰提及他的钱很快到账，不用催他。本院二审期间，李钊盛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谭锦池与车雄卡尔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一份，拟证明：一审判决后，代理人向李钊盛陈述本案事实时，李钊盛才发现卢泽峰与谭锦池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纠纷，且私下就股权问题进行磋商。李钊盛认为这种行为不利于公司的利益也不利于股东的团结。在2019年5月14日解除了与谭锦池的劳动关系。谭锦池在2019年5月15日签收并同意解除。证据2.车雄汽车生活馆开业图片2张，在图片中均有李钊盛与陈庆业在场，拟证明：陈庆业在一审庭审期间作证表示并不认识李钊盛是不实陈述。证据3.卢泽峰的微信主页截图，一直保留着车雄的个性签名，拟证明：卢泽峰一直没有离开车雄卡尔公司，关注该公司的经营（当庭通过谭锦池的微信核实，上述情况属实，卢泽峰有两个微信号）。卢泽峰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卢泽峰自2018年9月就已经退出了罗村店的经营，其在罗村店的股权全部由谭锦池受让。罗村店的一切经营行为均由李钊盛与谭锦池主持。因此，该通知书是李钊盛为应付本案诉讼所出具的。2.该通知书上所列内容纯属虚构。李钊盛本来是张槎店的客户，在一审庭审期间各方已对该事实进行确认。李钊盛与卢泽峰本来就认识，也知道卢泽峰与谭锦池是张槎店的股东。一审庭审期间陈庆业的证言提及，若开设罗村店需取得张槎店全部股东的一致同意。为保护每一个加盟店的利益，距离较近的门店需要征得周边已设立门店的同意。李钊盛在商量时就已经知道是与张槎店合作而非与其中一个股东合作。3.三方之间本来就是合作关系，在产生矛盾前，双方就罗村店的事宜进行洽谈。在张槎店内部股份发生了重大争议后，谭锦池与卢泽峰达成股权转让意思后，仅对张槎店进行转让，谭锦池分两次通知卢泽峰到罗村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工商手续。谭锦池应当清楚知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需要全体股东。聊天记录提及卢泽峰通知全部股东办理受理，表明谭锦池一定已将卢泽峰退出公司的事情告诉李钊盛。若不告知李钊盛，不可能成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4.谭锦池本来就是罗村店的隐名股东，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关系。李钊盛一审庭审时提及谭锦池与其是朋友关系，是委托谭锦池帮忙管理罗村店，从未提及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不提及谭锦池在罗村店担任何职务。谭锦池在门店拖欠他人款项的时候，还垫资巨额款项，还能帮忙管理罗村店，只为收取每月1万元的工资？且谭锦池还有另外的门店需要管理，种种行为均不合理。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1.一审庭审中陈庆业的证言只提及陈庆业不知道哪一个是李钊盛，因陈庆业很少去罗村店。2.该照片证明罗村店开张时候李钊盛并没有出席。作为老板，李钊盛在门店开张却没有出席，且没有通知和邀请李钊盛，是违背常理的表现。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微信名“高峰”对应的电话号码是189*****770，是卢泽峰本人。另一个微信名“CX峰”对应的电话号码是130*****400，对该微信名和号码并不确认。卢泽峰拥有的两个微信号码均不包含130*****400号码，不排除卢泽峰使用号码为130*****400作为张槎店运营使用。该图片没有注册商标，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张槎店特有。微信号与本案无关。卢泽峰现与谭锦池在转让股权后，卢泽峰与第三方另行加盟车雄品牌，重新设立门店进行经营。因此卢泽峰关注车雄品牌也是正常的。关于卢泽峰没有删除张槎店的东西，根据一审庭审陈庆业的证言，在卢泽峰退出门店时，是第三人谭锦池主动邀请陈庆业见证且卢泽峰当着陈庆业把相关客户资料全部删除。谭锦池质证认为，微信头像的图片是张槎店特有的标志。两个电话号码分别是130*****400，另一个是189*****770。谭锦池与卢泽峰的矛盾就是因加盟问题引起的。对李钊盛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期间，卢泽峰、谭锦池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李钊盛请求判令卢泽峰向其支付由其垫付的投资款以及判令卢泽峰承担经营损失是否应予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即公司设立采用资本认缴制，公司章程既可以规定实缴注册资本，也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缴足认缴资本。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关于股东出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具体出资时间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界定股东的出资义务，应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和金额为准。车雄卡尔公司的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李钊盛认缴出资51万元，于2037年12月31日前缴足；卢泽峰认缴出资49万元，在2037年12月31日前缴足。车雄卡尔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尚未到期，卢泽峰尚无立即出资的义务。李钊盛起诉请求卢泽峰提前出资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如何承担也属于公司的自治行为，应当依公司章程规定，或者依股东大会决议负担，或者在公司解散时依清算结果负担。李钊盛在车雄卡尔公司经营期间请求判令卢泽峰承担车雄卡尔公司营运中的亏损，亦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钊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57.61元，由李钊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翁兰芳书 记 员  梁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