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2512号原告：李敬凡，男，198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黄利林，女，195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系原告之母，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良，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组。负责人：周万华，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敬凡曾于2018年5月28日以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起诉被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吊楼子组），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湘0111民初4476号民事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李敬凡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湘01民终10594号民事裁定，指令继续审理。本案首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敬凡的法定代理人黄利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良，被告吊楼子组组长周万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敬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分配集体收益104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自出生户籍登记于被告处，参加了一二轮土地承包，分配了山林土地。1998年因被学校录取而将户籍迁出，2002年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工作，户籍随迁至宁波宁。因原告患有精神疾病，2003年12月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失业至今，在外无房产与居所，也未纳入城镇保障体系，一直生活在被告处，由母亲监护照料，经济状况十分困难。2016年5月，经原告母亲申请，承担本组村民与村镇关心，原告将户籍迁回至本村组。因红旗路、红星市场等项目征收，被告获得补偿，并三次对本组村民（含婚迁、出生等新增人口）进行集体收益分配，合计104000元，因部分村民反对而未向原告分配，原告母亲多方提出分配请求，但被告答复由法院判决处理，故此起诉。被告吊楼子组辩称：包括本案原告在内一系列纠纷，均系分配资格争议，原告户籍已经迁出并变更为城镇户籍，现虽迁回被告处，仅表明其成为村民，而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只有依据法律与政策规定的正当程序确认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方具有收益分配请求资格，在未经村民自治与政府监管程序之前，司法不能径行确认。原告因病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系工伤以及是否获得赔偿均无证据证明，至于原告所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因相应权利主体为农户家庭而非原告个体，且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政策，不能径行依此确定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经审理查明：原告1981年因出生而落户被告处，其母为黄利林（父亲李科南已逝）。1998年9月起，原告就读于株洲铁路机械学校，户籍迁至该校集体户；毕业后于2001年11月入职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时为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宁波分所），户籍迁至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河东村振甬路138号，为非农户籍。2003年12月31日，因精神状况等原因，原告劳动关系终止，随后接回被告处随母生活至今，本院因此向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函复称：原告入职后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03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因原告工作时精神状况不佳，经征求本人意见，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原告在公司工作期间参加了社会保险，实际是否享受相应待遇无法获知；原告离职时及离职后，公司未向其或其家人支付过帮助、补偿或赔偿性款项，无其他特殊安置。2016年5月，原告之母申请将原告户籍迁回原籍，随后办理了三级组织审核，被告对此称原告户籍迁入时农户签字不全且部分不实，且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审批手续；2016年8月3日，原告户籍以父母子女投靠为由迁回被告处，户属其兄李镜欢。原告于2016年7月办理失业证，同年10月办理了精神残疾证（三级），以此主张原告丧失劳动能力与生活来源，须以被告集体作为其基本社会保障。2015年9月2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发出农村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偿安置通告，同意对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一期）、红旗南路（柳树塘－绕城高速）项目涉及白竹村的集体土地进行板块拆迁，被告拆迁款于2016年2月拨付到位；2017年1月17日，被告对上述款项及其他集体收益按人均31000元标准进行分配，当年2月19日再次按人均1000元标准进行分配。2017年7月14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公告进行红星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二期）项目土地征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于2017年11月16日确定，相应补偿款项陆续到位后，被告连同此前结余与卸土费、砖厂收入等其他集体收益，于2018年2月两次分配人均72000元。原告家庭现已拆迁，原告系作非农安置人员，被告一直未将原告作为集体收益分配对象。2016年2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子女投靠城镇父母落户不受子女年龄等限制，也无需落户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户籍政策放开后，为既落实好户口政策又统筹兼顾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国家集体利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8日出台了《关于如何界定跳马镇非农迁入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指导意见》，原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亦于2017年2月13日印发《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性意见》，对户口政策放开后如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具体指导，主要区分初始取得与申请新增取得两种情形。针对集体收益分配资格发生的争议，被告提交2018年1月31日经村镇干部主持形成的会议纪要，其中记载对再育、离婚、招婿、读书、投靠等情形安排，同时在场户主对2017年年终分配方案签名表决，但部分组民提出异议，现场表示搁置争议交法院裁决。2018年2月4日，被告组内就另案易浩静是否享受分配事宜形成的决定中称，据镇政府文件对2016年2月3日后外来户口一律不接受，其家属如有异议可投诉上级部门或法律途径解决。以上事实，有户籍登记信息、分红明细表、分红公示表、拆迁补偿安置通告、集体设施补偿汇总表、往来结算收据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开庭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侵害其征收补偿与集体收益的分配利益而诉请赔偿，应当首先证明其享有现实权利，即已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户籍此前曾有迁出与转化，现虽迁回至被告处，但该事实发生于2016年２月３日户籍政策放开之后，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基本丧失事实与法律关联，故不能作为直接依据，能否同时被接纳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归属村民自治范畴，雨花区政府职能部门与跳马镇政府就此发布的文件属于人民政府对相关事项依法监管指导范畴，被告自愿接受并对“申请新增取得”情形提出正当程序要求，有政策依据且不违法律规定，应予尊重，原告不能证明其已据此办理相应手续而获有分配请求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嗣后虽被纳入拆迁安置对象与办理迁户手续，但系以非农人员身份，且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还涉及其他集体收益分配以及未来权益持续享受，两者认定的依据、标准与程序不尽相同，不能直接予以推定。鉴于被告当前复杂局面，建议在组内民主协商、村镇监管指导机制内按照统一程序要求全面梳理化解，原告如经补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手续而确认具备被告成员资格，可依法再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敬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原告李敬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金磊人民陪审员  黄树林人民陪审员  游文军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文 英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十七条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第二十八条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村民小组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村民小组组长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可以连选连任。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