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92066号原告：广州启真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85号2514房之二（仅限办公）。法定代表人：郑宝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阎震翔，北京市亚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舒宇，北京市亚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鑫达中投（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马庆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启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鑫达中投（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阎震翔，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明、张晓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我公司服务费48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我公司服务费利息（其中：郭某某从2017年1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王某某从2017年12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杨某某从2018年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王某某从2018年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7年5月19日，我公司（2017年7月19日前名称为广州市好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人才推荐服务合同》，合同第四条服务费及支付的约定，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为被告推荐符合条件人员四人，该四人均已入职被告处，并已经过了试用期，我公司多次与被告沟通协商，但被告一直不予支付我公司服务费。故我公司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所述的四个人都是原告推荐，我公司与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工资，但是在协议中约定，候选人在通过试用期，转正之后我公司才向原告交纳服务费，我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薪水高达5万元，对员工的要求也很高，原告推荐的四名员工均未转正且已经离职，所以原告付款条件并不具备。2.我公司认为即便原告认为具备付款条件，原告主张金额也与事实不符，原告是按照每人每月5万元计算，是依据候选人第一年年薪的20%计算，原告计算有误，实际上候选人第一年实际获得年薪，扣除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每月实际收入37019.67元，应当以候选人实际获得年薪计算服务费。王某某实际工作6个月，郭某某实际工作9个月，王某某实际工作10个月25天，应该用他们实际月薪乘以工作时间后所得的20%计算服务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依法予以认定，并基于认定的证据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7月1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广州市好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广州启真科技有限公司，即原告现名称。2017年12月2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鑫达中投(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鑫达中投（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即被告现名称。2017年5月19日，鑫达中投(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广州好喔新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人才推荐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且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作为首选人才推荐商，适时为甲方的空缺职位推荐人才。“服务”是指人才推荐服务，具体指：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为甲方指定的职位推荐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并依据合同约定协助甲方完成录用候选人的相关面试、调查等工作。“候选人”是指乙方针对甲方招聘要求推荐给甲方，且甲方未在收到后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之应聘者。“职位”是指甲方拟招聘或因乙方的推荐而实际招聘的岗位或职位，职位地点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岗位说明书”是指甲方向乙方发出的、要求乙方就其指定的职位推荐首选人的文件。“聘用合同”是指甲方与其认为符合推荐的候选人签订招聘合同。“录用”是指甲方与其认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签订聘用合同。“正式入职”或“上班”是指已与甲方签署了聘用合同的候选人已正式至甲方报到，并已执行其在甲方的岗位职责，或候选人已开始自甲方取得收入或报酬。“推荐成功”是指乙方向甲方推荐的候选人已签署了甲方发出的录用通知，且候选人已正式入职。“年薪”是指相应聘用合同或其附件中规定的候选人在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内自甲方取得的所有个人所得税前的收入，包括月固定工资、绩效工资、年度目标奖励。“关联单位”是指存在控制（指持股比例超过50%或虽未超过50%但可以推荐董事会半数以上的人选或者其他能够行使最终决策权的情况，下同）或被控制及被同一人控制等关联关系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母子公司、总分公司、兄弟公司、代表处及办事机构等。该合同第1.1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推荐的职位是，高级经理、总监等高管职位。第2.1.2条约定，在接到甲方的岗位说明书后之一个工作日内，乙方与甲方进行沟通确认，经双方确认一致后，乙方向甲方发出确认通知。第2.1.4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岗位说明书中列明的职位以及详细的职位要求，对所搜寻的人才进行基础面试、素质考核、履历调研等，在确认其符合甲方用人标准后，出具人员推荐报告，推荐给甲方进行面试，每个职位推荐3人，直至甲方选定拟面试的候选人。第2.2条约定，甲方自收到乙方提供的候选人资料后7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面试的决定。第3.1.3条约定，自录用通知发出后之5个工作日内，将候选人在甲方正式入职的时间（以签订聘用合同、实际用工及起薪日三者中最早者为准，下同）和薪资内容及数额书面通知乙方。第3.1.4条约定，如认为乙方提供的候选人系甲方之前或正在联系（包括委托其他中介在联系）的人选，甲方应自接到乙方提供的候选人资料后之2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并向乙方出具联系事实的书面证明。第3.1.5条约定，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视为乙方推荐成功，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a）对乙方所提供的候选人信息不得转递第三方（甲方关联单位除外），不作转换推荐，否则视为该候选人已被推荐成功；b）如乙方向甲方推荐的候选人在推荐之时没有被录用，而在其被推荐后之一年内被甲方录用的，无论所录用的职位是否为最初推荐的职位，均视为乙方推荐成功；c）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或候选人被推荐后之一年内（以两者中时间最晚者为准），如甲方的关联单位聘用该候选人的，视为乙方推荐成功；d）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直接与乙方推荐的候选人联系，否则视为乙方推荐成功；e）如果由于甲方未履行对候选人的保密义务导致候选人被原单位解职，而甲方又未录用该候选人，或在甲方向候选人签发录用通知后，候选人已因此和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但甲方未能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均视为乙方推荐成功。第4.1条约定，乙方向甲方收取的服务费为被录用的候选人第一年年薪的20%。第4.2条约定，每个职位每人的最低收费为人民币30000元，如某职位按4.1条计算的服务费小于最低收费的，甲方应按最低收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第5.1条约定，自候选人通过试用期并转正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该职位全部应付服务费。第5.2条约定，甲方支付款项之前，乙方当提供等额有效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第6.1条约定，乙方就推荐服务的保证期为六个月，自候选人在甲方正式入职之日起计算。第6.2条约定，若甲方所录用的候选人在正式入职后六个月内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合同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认为其不胜任本职工作，或其违反法律法规及甲方的管理规定，或其本人辞职等），甲方必须在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须再提供同等的免费服务推荐合适人员，直到成功为止。再次成功后甲方会在候选人通过保证期后支付该职位剩余的按照4.1条计算的服务费。第7.1条约定，如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则该方应对其违约造成的损失负责。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应相当于其它各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但不应超过违约方在订立本合同时所能预见到的损失。若未履行本合同系由双方的过错所致，则相关方应根据其过失程度承担各自的责任。第10.1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一年，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经书面约定可续延本合同。2018年6月7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了《人才推荐服务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且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作为首选人才推荐商，适时为甲方的空缺职位推荐人才。该合同的其他约定内容与鑫达中投(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同广州好喔新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鑫达中投（北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广州好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19日的《人才推荐服务合同》1份；2.被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3.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7日的《人才推荐服务合同》1份；4.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工作人员之间的电子邮件网络打印件3页。被告对原告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但被告认为现在还不具备付款条件；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并称合同的签订人确系被告员工；对证据4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中王某某、杨某某因“由于架构调整和结构变化，目前两人均没有转正”的事由不符合付款条件；此外，王某某已经于2017年12月31日离职，郭某某于2018年3月15日离职，现在原告诉讼请求涉及的员工均已离职；而且根据原告证据清单上的显示，上述几人虽然都已经过了试用期，但并未转正，故现在不具备付款条件。庭审中，被告就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与王某某于2017年6月5日签订的《鑫达集团劳动合同》1份及离职声明与《员工离职工作交接会签单》，欲证明被告与王某某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支付了相应工资待遇，但由于王某某没有按约定完成试用期的工作计划未能转正，并于2018年12月31日离职，王某某一共在被告处工作仅6个月零16天，在离职交接清单中王某某自己填写的部分，王某某自己勾画的是试用期员工，并非内部员工，从而证明王某某是不具备付款条件的；2.被告与郭某某、王某某、杨某某签订的《鑫达集团劳动合同》各1份、录用通知书各1份、离职声明各1份，欲证明被告和原告推荐的3位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支付了相应工资报酬，但签订合同的同时也规定，试用期的工作计划及转正后的工作计划，郭某某等人承诺完成该计划；3.郭某某、王某某、杨某某的目标完成情况的总结，后面均由本人签字确认，欲证明郭某某、王某某、杨某某均未完成计划，因而均没有转正，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4是相互印证的；4.郭某某、王某某、杨某某的《员工离职工作交接会签单》各1份，欲证明郭某某、王某某、杨某某3人均已经离职，且在试用期内，并未转正，不符合向原告付款的条件。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鑫达集团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离职声明与《员工离职工作交接会签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离职声明上的字迹与劳动合同笔迹差距极大，而且该证明是被告自己开具的，故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的3份《鑫达集团劳动合同》及录用通知书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离职声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的证据因没有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以及劳动者的绩效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称其所提交的证据3因系电子签名，故无法提供原件，但是可以告知电子系统的账户密码及登录方式，此外，王某某签字前后差距较大，但是经询问，这个员工平时就是用两种字体，离职证明除了王某某自己的签字，其身份证号码及日期均是王某某本人书写。经本院释明，原告不申请对王某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被告就原告为其公司介绍的劳动者的情况表述如下：1.劳动者郭某某，于2017年5月22日入职被告，并与被告签订了合同期限为2017年5月22日起至2020年5月21日的《鑫达集团劳动合同》，试用期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2017年8月21日，约定月薪为5万元，郭某某在被告处实际工作时间为2017年5月22日至2018年2月28日，离职原因为郭某某未达到被告的标准，延长了试用期，但在合同中没有约定；2.劳动者王某某，于2017年6月5日入职被告，并与被告签订了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5日起至2020年6月4日的《鑫达集团劳动合同》，试用期自2017年6月5日起至2017年9月4日，约定月薪为5万元，王某某在被告处实际工作时间为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12月31日，离职原因为自动离职，试用期满后，延长了试用期，但在合同中没有约定；3.劳动者王某某，于2017年7月27日入职被告，并与被告签订合同期限为2017年7月27日起至2020年7月26日的《鑫达集团劳动合同》，试用期自2017年7月27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约定月薪为5万元，王某某在被告处实际工作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至2018年6月22日，离职原因是自动离职，试用期满后，延长了试用期，但在合同中没有约定；4.劳动者杨某某，于2017年7月20日入职被告，并与被告签订期限为2017年7月20日起至2020年7月19日的《鑫达集团劳动合同》，试用期自2017年7月20日起至2017年10月19日，约定月薪为5万元，杨某某在被告处实际工作时间为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9月19日，离职原因是自动离职，试用期满后，延长了试用期，但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此外，被告还称在被告提供的录用通知书中约定的工作计划，上述四名候选人（劳动者）并未完成。原告对被告上述签订合同的情况和工作时间的内容予以认可，但对于被告所称的延长试用期的主张不认可。双方均确认被告未向原告支付服务费。另，原告称在2018年1月曾经打电话向被告催要过服务费，在2018年5月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被告催要过服务费。被告对此表示，因为当时经办人员均已离职，最终无法核实相关情况，但原告所述的发送电子邮件的情况属实。本院对原告所提交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关于利息主张的依据，原告称虽然双方合同没有约定，但是合同第五条约定付款期限，应当自候选人通过试用期并转正之日30个工作日内，被告向原告支付该职位全部应付服务费。庭审中，被告就其拒绝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的原因表述为：尚不具备付款条件，候选人均未转正，付款金额被告也有异议，原告主张的是按照合同约定年薪计算服务费是12万元，被告认为应按照候选人实际取得的年薪计算服务费。年薪定义是在完整年度内取得的收入，应该是实际收入，而不是可能的收入，有3个人的工作年限不满一年，因此应该进行酌减。庭审期间，本院询问被告对于原告所推荐的劳动者在试用期满后，被告是否提出解除合同或要求原告继续提供新的劳动者一节，被告称没有提出解除，但是被告与每个劳动者都谈过话，虽然这些劳动者没有完成标准，但是劳动者愿意以试用期的标准进行工作。由于被告继续用这个劳动者所以没有要求原告补招员工。被告在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材料中称：被告曾口头要求原告继续推荐人才，但原告以王某某等人已经经过试用期，且经过保证期，已经具备支付服务费等条件为由，不同意继续推荐。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被告没有向原告提出要求提供新的人员信息，同时在双方合同的第六条约定一旦录用，保证期是6个月。此外，被告称应当以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年薪计算服务费。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亦未就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人才推荐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本院归纳总结如下：一、服务费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二、服务费的支付标准？三、服务费的支付时间应当是何时？四、原告的推荐服务是否符合约定的保证期？本院将从原、被告所签合同中需要明确的几个概念入手，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予以分析，并加以阐述。1.“正式入职”或“上班”是指已与甲方（即被告）签署了聘用合同的候选人（即劳动者，以下简称候选人）已正式至甲方报到，并已执行其在甲方的岗位职责，或候选人已开始自甲方取得收入或报酬。据此，本案涉及的四位候选人的正式入职被告的时间应分别为：郭某某为2017年5月22日；王某某为2017年6月5日；杨某某为2017年7月20日；王某某为2017年7月27日。2.“推荐成功”是指乙方（即原告）向甲方（即被告）推荐的候选人已签署了甲方发出的录用通知，且候选人已正式入职。本案中涉及的四位候选人均签署了被告发出的录用通知，并且签署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正式入职被告，因此，四位候选人均符合合同约定推荐成功的条件。3.“年薪”，是指相应聘用合同或其附件中规定的候选人在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内自甲方取得的所有个人所得税前的收入，包括月固定工资、记得绩效工资、年度目标奖励。据此，本案中四位候选人的年薪应当是按照相应聘用合同及其附件中规定的所得税前的收入进行确定，更为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本意。4.服务费支付条件。根据合同第5.1条的约定，自候选人通过试用期并转正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该职位全部应付服务费。由此可见，自候选人通过试用期并转正是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本案中，虽然被告称候选人不符合试用期条件，并延长到了试用期，但被告并未就候选人不符合试用期条件，并且已依法与候选人签订了延长试用期劳动合同等情况提供充分的证据，此外，被告单方延长试用期的行为本身也与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相抵触，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据此，本院依法认定本案中四位候选人的试用期分别为：郭某某的试用期为2017年5月22日至2017年8月21日；王某某的试用期为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9月4日；杨某某的试用期为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10月19日；王某某的试用期为2017年7月27日至2017年10月26日。《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被告主张四位候选人在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但其并未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解除与候选人的劳动合同，据此，被告应当在试用期满后为四位候选人办理转正手续，被告未为四位候选人办理转正手续，不应归因于四位候选人，亦不影响四位候选人依法转正事实的成立，被告更不能以此作为对抗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的事由。根据原、被告合同的约定，候选人转正后，服务费的支付条件即已经成就，那么被告即负有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之义务。5.服务费支付标准。根据合同第4.1条和第4.2条的约定被告应当按照被录用的候选人的第一年年薪的20%支付服务费。该约定并未设定候选人必须在被告处工作满一年的条件，且不能从该约定中推出该条中的年薪为税前实际收入。据此，关于被告所称应当按照候选人实际取得的年薪计算服务费，并要求进行酌减的主张，因依据不足，且与合同中关于“年薪”的表述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被告向候选人实际发放工资的多少与原告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应以录用通知书中约定的薪酬待遇的金额以及电子邮件中确认的薪酬约定标准作为计算服务费的标准更为合理。根据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显示，本院依法认定四位候选人的服务费金额为每人12万元，合计48万元。6.服务费支付时间。根据合同第5.1条的约定，自候选人通过试用期并转正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该职位全部应付服务费。据此，被告应在候选人通过试用期并从转正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即应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根据前述本院确认的试用期满的时间，现依法认定本案中四位候选人通过试用期并转正之日起30个工作日的时间分别为：郭某某为2017年9月30日；王某某为2017年10月20日；杨某某为2017年11月30日；王某某为2017年12月7日。7.服务保证。根据合同第6.1条的约定，原告为被告从事推荐服务的保证期为六个月，自候选人在被告正式入职之日起计算。根据本院确认的四位候选人的正式入职时间，现依法认定本案所涉四位候选人的推荐服务保证期分别为：郭某某为2017年11月21日；王某某为2017年12月4日；杨某某为2018年1月19日；王某某为2018年1月26日。据此，可以确认原告为被告所推荐的四位候选人在被告处实际工作的时间均晚于该时间。另，合同第6.2条约定，若甲方（即被告）所录用的候选人在正式入职后六个月内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甲方必须在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即原告），乙方须再提供同等的免费服务推荐合适人员，直到成功为止。根据该约定，如果原告为被告推荐的候选人不符合条件，且在入职后六个月内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而被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在与候选人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并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这显然不符合一般的常理。反之，如被告因其未履约之行为而免除向原告支付服务费之义务，显然不符合诚实守信以及公平的法治原则。本院根据前述对争议焦点的阐述，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针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意见分析如下：1.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已依约履行了服务义务，所以被告应当依约向原告支付服务费，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所主张的服务费标准一节，因原告所主张的标准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服务费标准予以采纳。2.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利息的诉讼请求。虽然合同中没有对被告迟延支付服务费承担违约金等违约责任的直接约定，但根据合同第7.1条之约定，违约方应当对其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本案中，因被告迟延支付服务费客观上造成了原告对服务费占有、使用、收益上的利益损失，在客观上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利息损失。原告基于此要求被告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且原告所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和起算时间均属合理范围，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3.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所推荐的候选人不符合试用条件一节，被告在实际录用候选人之前完全可以通过多种考查方式决定最终是否录用相关人员，另，被告亦可以在合理的期限内依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提出要求继续推荐的请求，但被告未向本院提供其行使相关权利的证据，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4.关于被告所称曾口头要求原告继续推荐人才，但原告以候选人已过试用期，并经过保证期等为由不同意继续推荐的主张，因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被告未就其该主张向本院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鑫达中投（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广州启真科技有限公司服务费48万元；二、被告鑫达中投（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广州启真科技有限公司服务费利息（从2017年11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7年12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8年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从2018年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被告鑫达中投（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史 震人民陪审员  吴东奕人民陪审员  周红英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张静远书 记 员  邓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