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9民初16771号 原告何依婷，女，197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陈亚、刘奇，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招贤，男，195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单燕红，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通惠南路782号。 法定代表人陈妙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狄卿，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依婷诉被告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天鹅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杜欢庆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案件复杂，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8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亚、刘奇，被告陈招贤的委托代理人单燕红，被告北天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狄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院长审批，延长审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依婷诉称：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诉浙江天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公司）、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萧山法院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此后，何依婷、杨国海、陈小娟、陈某（以下简称四代偿人）与农商银行达成和解协议，四代偿人为天翔公司代偿200万元后，农商银行不再追究四代偿人的保证责任（其中何依婷代偿353536元）。同年8月2日，四代偿人与陈招贤、北天鹅公司达成协议，约定：四代偿人代偿200万元后，北天鹅公司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将库存羽绒服处置完毕，所得价款用于归还四代偿人欠款；如因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原因造成羽绒服无法处置的，则由陈招贤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四代偿人偿还200万元。2016年8月11日，何依婷依约向农商银行付款353536元。 以上协议签订后，陈招贤和北天鹅公司仅偿还23万元，后北天鹅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妙根私下将羽绒服卖出给案外人赖景云，所得款项未支付给各代偿人。诉讼请求：1.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共同支付何依婷代偿款312879元，及该款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共同支付何依婷支出的律师费18590元。 被告陈招贤辩称：各方于2016年8月2日签订《协议书》后，又于2017年3月10日订立《补充协议书》，约定北天鹅公司以6万件羽绒服作价200万元，抵偿四代偿人的代偿款。在陈招贤以及北天鹅公司配合下，羽绒服已完成所有权转移。后四代偿人未提取服装并委托赖景云继续销售，但以上事实与陈招贤无关。何依婷出于转嫁风险的目的隐瞒《补充协议书》，请求法院查明客观事实，驳回何依婷的诉讼请求。 被告北天鹅公司辩称：同意陈招贤的答辩意见。补充两点：第一，作为《协议书》一方当事人的四代偿人应共同提起诉讼，何依婷单独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不适格，且何依婷追偿权的对象应是天翔公司。现何依婷依据《协议书》提起诉讼，本案系合同纠纷，法院应驳回其起诉。第二，何依婷关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亦应予以驳回。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233号、第2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四代偿人对天翔公司欠农商银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和解协议书》，证明四代偿人与农商银行达成执行和解。3.银行收贷收息凭证，证明何依婷依约向农商银行代偿353536元。4.《协议书》，证明四代偿人与陈招贤、北天鹅公司约定以处置羽绒服所得价款偿还代偿款。5.《关于收到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库存羽绒服的情况说明》、《羽绒服买卖协议》（以下简称《买卖协议》）、羽绒服数量统计表、货品签收单，证明北天鹅公司将76765件羽绒服折价卖给赖景云。6.《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及回单，证明何依婷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18590元。7.付款承诺（手机拍摄），证明2017年7月15日，赖景云向北天鹅公司书面承诺付款。 经质证，被告陈招贤对证据1至证据5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何依婷隐瞒了《补充协议书》；证据6，律师费应由何依婷自行承担，且费用过高。证据7，真实性不予确认，陈招贤对此并不知情。被告北天鹅公司对证据1至证据5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四代偿人应共同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追偿权的债务主体是天翔公司，而非陈招贤及北天鹅公司，且《协议书》并未对四代偿人的代偿金额作出单独确认，而是整体200万元偿还；证据6，律师费应由何依婷自行承担，且费用过高；证据7，系手机拍摄件，未提交原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故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 被告陈招贤为支持其抗辩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补充协议书》，证明2017年3月10日，四代偿人与陈招贤、北天鹅公司达成协议，北天鹅公司以在赖景云处销售的6万件羽绒衣抵偿欠四代偿人的200万元，陈招贤、北天鹅公司的义务是负责联系对接，四代偿人自行接受羽绒服。2.杨国海与陈某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3月11日，中间人钱某电话通知杨国海3月13日去赖景云处对接羽绒服，杨国海当即向陈某通报，并提出3月13日上午9时出发。3.陈某与赖景云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3月21日，杨国海与赖景云商定接收羽绒服，并与陈某商议接货后整理及存放事宜。4.陈小娟与陈某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9月30日，四代偿人收到赖景云支付的销售款10万元，该款连同之前赖景云已打入陈汉春（系陈小娟丈夫）账户的3万元，四代偿人在扣除房屋租金后进行了分配。5.申请证人陈某出庭证实以下事实：四代偿人均为老北天鹅公司的股东，陈某与陈小娟、陈招贤是姻亲关系；2017年3月10日《补充协议书》中的签名由陈某本人签字；协议签订后，杨国海即通知何依婷、陈小娟及陈某去杭州拿6万件羽绒服，何依婷、陈某、陈汉春、陈妙根及北天鹅公司驾驶员孙国军一同前往杭州九堡与赖景云对接；陈妙根告知赖景云，该6万件羽绒服是给四代偿人的，因无处堆放，故当时只拿了40余件样品，后陈汉春与杨国海一起去租赁场地，考虑到想由赖景云按30元每件的价格收进，故四代偿人未再租房；2017年4月份曾说起以15元一件出卖，陈某认为价格太低未卖；四代偿人均同意衣服先由赖景云卖，当时共计卖出了23万元，先由北天鹅公司收取，北天鹅公司再转给陈小娟，四代偿人商量扣除相应的房租后，按比例分两次进行了分配；2017年11月底，赖景云跑掉，以后款项未付。6.申请证人钱某出庭证实以下事实：钱某曾在北天鹅公司工作，与本案当事人均熟悉；钱某曾参与四代偿人与陈招贤协商以羽绒服抵款一事，6万件羽绒服在赖景云处；《补充协议书》由杨国海起草，四代偿人签好字后通过钱某交给陈招贤，陈招贤签字后留存一份，其余几份又由钱某转交杨国海，后来各方出现分歧，钱某不再参与协调；《补充协议书》签订当时，北天鹅公司的公章由新塘街道办事处保管，四代偿人未提出要北天鹅公司签章。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首先，北天鹅公司未签章，合同未成立；其次，协议约定签订之日起一周内履行，但截至开庭日仍未履行完毕；再次，第四条约定“如其中乙、丙方任何一方违反，仍按原协议书履行”，目前乙、丙方都未履行，故要求继续履行《协议书》符合《补充协议书》约定。证据2，从时间上可以看出，3月11日当天约定3月13日去杭州对接羽绒服，但直至3月25日就对接事宜仍未协商一致，聊天记录仅体现磋商过程，无法证明已完成交接。证据3，赖景云在3月21日称下周点数，联系前后文可知系指四代偿人点数，其后就是陈某和赖景云商量将其份额的羽绒服留下由赖景云代为销售的磋商过程，至于之后有无点数确认并未体现；陈某在聊天中最后说到“多少数字你给我一个凭据就好”，如双方当时已交接完成，赖景云应对陈某留存的羽绒服数量予以确认，但聊天记录中并未体现，故无法证明羽绒服已经交接完成。证据4，陈某打款10万元、陈小娟与陈某确认如何分配款项及银行卡确认的过程，并不能体现羽绒服已完成交接。综上，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5，陈某明确表示其不同意按15元的单价销售羽绒服，换言之，《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并没有实际履行，且客观上北天鹅公司也未履行。证据6，根据钱某的证言，《补充协议书》从形式上并未成立，如四代偿人实际已取得羽绒服的所有权并交由赖景云销售，所得款项应直接交付给四代偿人，而无需再通过陈招贤转交；可见，北天鹅公司并未向四代偿人交付羽绒服。被告北天鹅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三性”无异议，《补充协议书》中虽无北天鹅公司签章，但北天鹅公司事实上已认可并履行，故合同成立。证据2、3、4、5、6，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案涉羽绒服已交接完成，且《补充协议书》明确由四代偿人自行负责运走，陈招贤、北天鹅公司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 被告北天鹅公司未提供证据。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原告何依婷提供的证据1、2、3、4、5，各方均无异议，对证据“三性”及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7，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确认证明力。对被告陈招贤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效力的认证意见将在本院认为阶段一并阐述。证据2、3、4，各方对聊天记录的内容均无异议，对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明效力的认证意见将在后一并阐述。证据5、6，两位证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且陈某同时也是陈招贤、北天鹅公司的债权人，两位证人证实四代偿人已签署《补充协议书》，但也确认四代偿人从赖景云处仅提取样品而未全部提取羽绒服，证人关于《补充协议书》履行情况的陈述属主观认知，系传来证据，其效力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价，在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本院（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233号、第23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四代偿人及北天鹅公司等应对天翔公司所欠农商银行的85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承担担保责任。 2016年8月2日，四代偿人（甲方）与北天鹅公司（乙方）、陈招贤（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与农商银行协商一致，农商银行同意甲方偿还200万元以免除其担保责任；乙方同意将其尚有的约6万件羽绒服库存处置，处置后价款用于归还甲方上述担保债务；甲方应依农商银行要求偿还200万元；乙方必须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将库存的羽绒服处置完毕，甲、丙双方共同负责处置，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处理，处置完毕后的价款应当直接归还甲方已偿还的200万元；如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尚未处置的，则丙方承诺由其本人在2016年11月30日前偿还给甲方；丙方按期偿还200万给甲方后，则6万件羽绒服所有权归丙方所有。 2016年8月4日，萧山农商银行新塘支行与四代偿人在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书》，约定：农商银行同意由四代偿人代偿200万元，即何依婷代偿353536元，陈小娟代偿573232元，陈某代偿573232元，杨国海代偿500000元，代偿后农商银行不再追究四代偿人剩余的保证责任。何依婷于2016年8月11日依约履行。 2017年3月10日，四代偿人（甲方）与陈招贤（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首部列明的乙方北天鹅公司未签章），约定：乙方同意以6万件羽绒服作价200万元给甲方，作为甲方已归还农商银行的执行款。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周内，由乙、丙方负责将乙方在赖景云处销售的约7.9万件羽绒衣中，按比例给予甲方6万件，由甲方自行负责从赖景云处运走，其费用将由赖景云打入陈汉春账户的3万元作为补偿。6万件羽绒服三方从赖景云处交接完成后，原协议书履行完毕，三方互不作任何追索。《补充协议书》经三方签字后生效，均不得违反；如其中乙方或丙方违反，则仍按原协议书执行。 2016年9月27日，北天鹅公司（甲方）与赖景云（乙方）签订《买卖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约7.9万件羽绒服，以总计237万元的价格售于乙方，款项分期支付。乙方应将200万元付至陈汉春账户，余款支付给陈妙根。2017年1月9日，赖景云出具情况说明，确认《买卖协议》所涉羽绒服已全部收到。 2017年3月13日上午，何依婷、陈汉春、陈某、陈妙根等一同前往赖景云处查看羽绒服，当场提取样品。此后，四代偿人协商货物接收事宜并租赁仓库，后羽绒服未实际提取，仓库于当年9月退租，四代偿人按各自债权比例对租金进行分摊。2017年11月后赖景云失联，在赖景云处的羽绒服亦不知去向。 另查明，2016年11月30日，赖景云向陈汉春账户付款3万元，备注北天鹅货款。2017年9月29日、11月16日，陈妙根分两次将赖景云向其交付的款项各10万元转账至陈小娟账户，后四代偿人已按债权比例对23万元予以分配。何依婷向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催讨未果后，委托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支出律师费18590元。 本院认为，《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补充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是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补充协议书》首部载明的主体系甲、乙、丙三方，协议第四条约定“本补充协议书经三方签字后生效”，现作为乙方的北天鹅公司并未签章，《补充协议书》欠缺成立及生效的形式要件。针对北天鹅公司认为6万件羽绒服已实际交付、《补充协议书》已切实履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买卖协议》确认北天鹅公司已将羽绒服的所有权转移至赖景云，在此前提下，北天鹅公司显然无权再以羽绒服抵偿其欠四代偿人的债务；现无证据证明《买卖协议》已变更或解除，《补充协议书》不具备履行的现实条件。其次，即便不考虑《买卖协议》的因素，如北天鹅公司已将羽绒服的所有权转移至四代偿人，则赖景云应直接向四代偿人付款，而无须再通过陈妙根转付。再次，除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陈某证言外，并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何依婷等人租赁仓库的行为，可视为为交接羽绒服所作的必要准备，但该行为并不能推导出羽绒服已完成交接的结论。综上分析，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书》未成立。 四代偿人代天翔公司履行债务后，依法取得对天翔公司的追偿权。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在《协议书》中所作承诺，应视为其对天翔公司债务的加入。在天翔公司已明显欠缺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四代偿人有权要求陈招贤、北天鹅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协议书》中甲方系四代偿人，各人基于保证担保履行代偿义务后，均在已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取得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四代偿人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人，北天鹅公司、陈招贤认为何依婷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何依婷确认从已收到的23万元款项中扣除按比例分得的40657元，本院予以准许，余款陈招贤、北天鹅公司应予支付，并依法承担其未按承诺履行义务给何依婷造成的利息损失。各方对产生纠纷后实现债权的费用如何负担并未约定，现何依婷要求陈招贤、北天鹅公司负担律师费的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依婷代偿款312879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二、驳回何依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72元，由何依婷负担279元，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993元。 何依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陈招贤、浙江北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欢庆 人民陪审员  缪树娟 人民陪审员  李凤娟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朱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