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403民初2122号 原告：张涛，男，199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 委托代理人：颜猛，山东滕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逢立，男，196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滕州市。 被告：宋有名，男，196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薛城区。 被告：常福菊，女，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薛城区。 原告张涛诉被告王逢立、宋有名、常福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猛，被告王逢立、宋有名、常福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80658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2月16日从三被告处购买了200头，共计110458元。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未向原告提供所售猪的检疫证明，原告购买后猪全部死亡。被告的过错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包括其原来10头健康母猪及29头大猪，均受感染后死亡。以上合计损失共计182658元，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王逢立辩称，当时，我跟张涛没有打电话的过程，他父亲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仔猪吗，我说有，微山鑫利养殖场。他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有在那买的不少，2019年2月16号我们就订了车早晨约好，当时厂里不让进，经过消毒让张涛的父亲进去观察看看，老张哥你看猪合适不合适，健康就买，不健康就不买。张涛父亲进去看完回来后我便问他猪好不好，他说健康度还可以，那我说可以的话你就购买吧。张涛父亲要求厂里人员给他挑全部健康的猪回家饲养。他包了两辆车，两车装了140头仔猪，第一车微信转账，钱不够，厂子要求现金付款，他微信、支付宝转账给常福菊，经常福菊转给厂里，买猪得钱由常福菊全部付给养猪场。我跟张涛父亲联系猪，我只是一个联系员，没有任何买卖关系，他只是在微山鑫利养殖场买的仔猪，他告我不对，我跟张涛一起来过鑫利养殖场，通过宋有名问的场长的手机号多次打电话，来到养殖场后，告诉场长猪死了，拿出一点赔偿，他说他的猪是好猪，拒绝赔偿。如果要是同情张涛的话，就给张涛2000元，我打电话时按得免提，有张涛为证，其在一侧听着。张涛说我们回去吧，给2000元够干嘛的，要是三万、五万的咱能回去再养，我跟张涛就回去了。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宋有名辩称，2019年2月16日7点左右，王逢立给我打电话说我带一个买仔猪的客户去，你8点左右到鑫利养殖场等我，就这样我拉着我对象常福菊到厂后，王逢立带客户那里就开始装猪了，常福菊下车后我有事，我说你给老王帮忙把厂子的猪负责把钱全部结清后，再让车走。厂子卖猪从来不赊账，我有事我就走了。综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常福菊辩称，我是让我对象宋有名开车把我送到鑫利养殖场，我就下车，宋有名安排我在养殖场和王逢立把猪所有的款钱一次性付清，好让我给厂子转账，我就在养殖场等了一天，到张涛与他父亲装完猪以后把账算清我就给厂子老板打电话，让她来拿钱。后我跟她把钱算清，我把钱全部给她给我打了个收款条，最后我把钱全部付清后我就走了。他告我不对，我只是给他弄清账。综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 原告张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一、由原告支付宝转账账单及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账单，系原告向常福菊转钱时留下的。证明1、原告与常福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2、原告分别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向常福菊转了6万元钱。二、算账单据二张。系常福菊、宋有名及王逢立和原告结算时，由常福菊和王逢立书写。证明1、原告从三被告处购买了200头猪仔，总价款是110548元；2、每头猪的单价是360元保底，超过50斤的部分每斤按6元计算。3、和王逢立的聊天记录。证明王逢立也是本案的买卖双方的卖方当事人。三、通话录音（进行了播放），系原告和微山县畜牧局朱所长的通话录音。证明三被告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猪仔，然后以正常的价格卖与原告。四、××死畜禽登记表，系滕州市洪绪镇畜牧局所拉走死猪时给原告制作的（说明一下，还一部分畜牧局要求就深埋，没有填写登记表）。证明原告猪的全部死亡的情况。五、十里铺一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告与张士海是父子关系。六、1、证人颜某证言，2019年2月13日我买的猪，通过三被告在鑫利养殖场我买了84头大母猪，我买猪的钱分别给了三被告，到了15号陆续全部死亡，15号我就通知三被告猪死亡的情况。三被告知道猪有病的情况下又通知了张涛买猪，导致张涛的猪全部死亡。三被告行为是买卖猪。张涛买猪时我不在场。可能在2019年2月18号或者19号联系张涛说猪死亡的。11号。你13号买猪，15号陆续死亡，你自己又带人来买了240头仔猪，王逢立和宋有名一起来我家拿钱了。我们四家花了46万多在三被告那买猪，有微山畜牧局的朱所长的录音，说三被告在鑫利养殖场花了二十八万八买的猪。2、证人聂某证言，我是2019年2月13日买的211头仔猪，15号猪就出现大面积不吃食的问题了，到20号左右猪就死的差不多了。证据在之前开庭时已经上交法庭了。购买猪钱交给宋有名。当时王逢立、常福菊在场，我通过王逢立买的猪，我就跟他说装猪，要求王逢立给我开检疫证明。他同意了。我打官司时认识的张涛，知道他买的猪也已经出现死亡问题了。2019年2月15号就出现死亡问题了。我跟王逢立打的电话说明情况。后来联系微山县长责令微山畜牧局，他们到场询问，说三被告花了288000元买的猪。张涛16号买猪我不在场。3、证人朱某证言，我买的三被告的猪。2019年2月12号我听说王逢立微山有卖母猪的，他给颜某买了84头，我通过别人跟王逢立打电话，他说有。2019年2月14我们约定去鑫利养殖场见面，我们到了之后，王逢立跟宋有名接头，从养殖场拉了15头母猪，我把钱打给常福菊的账户，有她的转账记录，我把猪拉回家后，两天时间左右，猪陆续死亡，还把家里的健康猪传染了。我打听到我们一起买猪的人买的鑫利养殖场猪都死亡了。我们把钱转给了宋有名，我们买的是他们贩卖的猪，不是鑫利养殖场的猪。我们不认识养殖场的人。张涛16号买猪我不在现场。事后我们去张涛的猪场看了，他的猪都死了。被告方进行了质证：被告王逢立认为，1、账单是对的。2、我跟张士海十几年前就认识，买仔猪前一个月，价格由我双方商定同意的。我给他买卖多年猪，价格由于买卖双方同意，我在中间协调。3、关于微山县畜牧局的证明朱所长所说的没有理由和事实说我们低价买，高价卖。让朱所长当庭作证给厂子对质，如果属于事实，他买猪的款项超额的钱由我们负责。如果没有事实，存在着虚假理由，赔偿我们损失。4、他提供的微信记录中，证明我不是买卖方，我只是一个联系人，他告我的证词、文件都是说谎话。5、关于死猪的事实与我无关，张涛买猪后一直未跟我说死猪的事。直到告了我才知道。对于死猪的检疫与我没点关系。被告宋有名认为，1、常福菊微信付款的事我承认。2、对于微山畜牧局朱科长所说的话我不承认，没有事实根据。3、证据二只是证明在鑫利养殖场购买猪的账单，没有公章，只是一个算账的单子。4、××死畜禽登记表没有公章，不符合事实。5、微信记录中已经证明王逢立是猪行人。被告常福菊质证同以上两被告的意见。各方对三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证言真实性无异议。通过三证人向三被告购买猪的过程及向三被告付款的事实可知三被告从事的就是贩卖猪盈利的业务。三证人共同证实在相近时间从三被告处购买的猪均在16/17号出现了大面积死亡的情况以及原告购买三被告的猪同样造成全部死亡的事实。以上证言足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以及被告向原告出售了未经过检疫的病猪导致原告购买及原有的猪全部死亡的事实。被告王逢立认为，三个证人证言不存在事实，我们三个人只是联系猪，是联系员。我只是和宋有名联系，对于常福菊她只是负责给厂子转账结清钱。厂长委托她收钱。其他被告同意被告王逢立的意见。 被告方提交证据： 被告王逢立提交：1、收条。证明2019年2月16日收到张涛110460元；2、养殖执照；3、从2019年1月到4月的养殖场的防疫记录。原告的质证意见：1、收条系复印件。被告应提交原件。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按照常理如该收条是鑫利养殖场向常福菊出具，那么应该由常福菊保管原件。三被告的回答与常识不符。2、对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3、对消毒记录、免疫记录有异议，系复印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被告王逢立的证人出庭作证。1、证人邹某证言，我也是经过三被告买卖猪认识的。我是从2019年2月10日给王逢立打电话，我问他有猪吗？他说有。他给我微信发了张图片，我看这个猪的品种可以，我问他猪在哪，他说在微山。到了2月11日我们俩到木石集合，我遇到王逢立后，他又带了一个客户聂某，跟我一起去看猪。我们一起去微山，之后到鑫利养殖场，王逢立跟厂长打电话，她就给我们打开南门。我们要求看猪，她不让我们进去看猪，我不同意，我说不进去看猪我就不要。之后我在董事长的同意下进去看猪，聂某在外面等着。我看完一栏猪后我们就出来了。之后遇到董事长，我跟聂某大爷一起商量，我说这个猪还可以。我们确定要猪，董事长让我们交定金，我交给董事长2万元定金。我让董事长签了一个收到条，我又拍的董事长的行车证跟营业执照，之后我们就走了。2019年2月13号我找的车来到鑫利养殖场装230头仔猪，之后我就走了。我买的养殖场的猪，也有给宋有名的2万块钱，第二天都转给王逢立了。装了两车猪带了四万元。我买的厂子的猪。我是经过王逢立介绍我从厂子拉的猪。你们之间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买了230头猪死了200头。和养殖场之间没商量过价格，王逢立说80斤至120斤460元一头。宋有名和厂子里定的。厂子没要求给钱，董事长不在，我一共花了多少钱直接把钱给联系人（王逢立）了。一星期发现猪死的。一星期到20天内我的猪死了200头。2、证人林某的证言，王逢立是中间人，他以前带我买猪。2019年2月20日我给王逢立打电话要仔猪，他说微山养殖场有猪，我开车与他一起过去，我们直接跟厂子谈价格，之后看猪。我买了150头猪，买鑫利养殖场的。我找了车就把猪拉走了。我给王逢立10元/头中介费。我把钱从银行转给厂子了。买的猪死亡三四十头。厂子没有给开防疫证。对被告王逢立两个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被王逢立：我只是个联系员，他们去厂里亲自观察，说的都是事实。原告认为，不同意王逢立证明目的，证人邹某的证言与我方证人聂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两人同时向三被告购买了鑫利养殖场的猪，在此过程中证人均与三被告协商购买事宜，将货款打给了三被告，且购买的猪均大面积死亡，证明三被告将未经检疫的猪卖给了证人。邹某并未向三被告支付10元/头的中介款。证人二林某其证言和本案并无关联性，林某证实向鑫利养殖场购买猪是和厂子协商，货款也应交付给厂子，只是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下才由王逢立垫付后转给王逢立。林某的证言只证明王逢立从事过贩卖猪的介绍，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他被告同被告王逢立的意见。 被告宋有名证人出庭作证：1、证人李延爱：我运输猪。在微山鑫利养殖场拉过猪，也与被告联系买卖猪。跟厂子沟通价格，货款付给厂子，如果我没带够钱就由宋有名揽账。每头猪10元钱给他。检疫证有人开。卖猪的审报。宋有名是联系员。2、证人杜某出庭作证。宋有名是联系员。每头猪收取我们10元。元旦之后，春节之前拉的猪。带的钱不够是宋有名给揽的帐，钱应该打到宋的账户上。买猪向厂子协商价格和头数，如果我去，有现金的话给厂子。对被告宋有名两个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宋有名认为，我的两个证人我经常跟他联系，在枣庄市内联系猪给我10元/头的费用，费用都转到我手机微信上。我只是一个联系猪的，我不买卖猪。原告质证认为，李延爱与杜某的证言证实的买卖时间及买卖事实不清楚，且其购买经过与原告完全不相同。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三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他被告质证认为，没意见，事实清楚。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9年2月16日从三被告处购买生猪200头，共计110458元。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当时被告未向原告提供所售生猪的检疫证明，只是告知原告猪是健康的，原告进行了购买，××，后陆续全部死亡，包括其原来10头健康母猪及29头大猪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据此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80658元。以上事实由原被告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证人证言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经审理，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能够认定原被告间存在生猪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双方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认为的其购买了被告的生猪后发病死亡至其经济损失共计182658元，请求被告予以赔偿180658元。但原告在本案中没有提供死亡生猪是××因至死、损失数额是依据什么计算所得等证据，显属证据不足。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13.16元，减半收取1956.58元，由原告张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志胜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倪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