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再48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68号。法定代表人李俊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少清，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秦旭霞，女，汉族，1978年5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建成，河南星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刘瑞卿，男，汉族，1961年6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再审申请人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七局四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秦旭霞、刘瑞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2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9）豫民申188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中建七局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少清，被申请人秦旭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建成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刘瑞卿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建七局四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的借款事实证据不足。1、借款主体不明。案涉三张借据中其中两张借据签章时间为1999年11月23日，金额为27000元和23000元，并无借款人，签章内容为“中国建筑第七局四公司郑州分公司财务章”；而另一份借据时间为1999年11月14日，金额为22000元，出借人为秦旭霞，签章内容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秦旭霞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刘瑞卿未出庭，原审将1999年11月23日的两笔借款认定为出借人是秦旭霞，证据不足。2、原审认定借款金额是72000元的证据不足。秦旭霞称案涉借款是经秦亭居中介绍，其与刘瑞卿建立的借款关系，案涉的72000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刘瑞卿，但因刘瑞卿未出庭，秦旭霞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是否为刘瑞卿无法核实，原判以有瑕疵的借据和有瑕疵的录音等证据认定借款事实，依据不充分。3、秦旭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当时具备支付上述大额资金的能力和已经履行了交付资金的义务，原判认定案涉借款已经交付的证据不充分。4、秦旭霞从未向中建七局四公司主张过权利，秦旭霞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判决中建七局四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秦旭霞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借款事实的证据充分；根据在案证据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涉案借款实际交付，合法有据；秦旭霞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中建七局四公司的再审申请，维持原一、二审判决。刘瑞卿未到庭，亦未进行答辩。2018年3月13日，秦旭霞向汝州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中建七局四公司、刘瑞卿连带偿还借款72000元及利息，利息均按月息2.1%计算，其中22000元从1999年11月14日起计算，23000元从1999年11月23日起计算，27000元从1999年11月23日起计算，均计算至中建七局四公司和刘瑞卿将全部借款偿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建七局四公司和刘瑞卿承担。汝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1997年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承建了汝州市火车站广场及周边道路改造工程，因资金困难，经人介绍由时任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刘瑞卿分三次向秦旭霞借款，于1999年11月14日借秦旭霞现金22000元，并书写借据一份，显示：“借据今借秦旭霞现金贰万贰仟元整（22000）时间半年，月息二分一厘，到时还本付息，借款人：中国建筑七局四公司刘瑞卿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该借据加盖了中建七局四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公章。1999年11月23日分两次借秦旭霞现金27000元和23000元，书写借据两份，显示：“借据今借现金贰万柒仟元整，月息2分1厘，时间半年，到时还本付息，借款人：中建七局第四公司刘瑞卿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借款今借现金贰万叁仟元整，月息2分1厘，时间半年，到时还本付息，借款人：中建七局第四公司刘瑞卿、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均加盖中建七局第四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公章。该借款到期，秦旭霞多次讨要，刘瑞卿借故推托不还，刘瑞卿多次承诺偿还，并于2006年元月10日在该三张借据上注明到2006年底前还清，到期后又推托，至今未能偿还。另查明，刘瑞卿于1999年任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副总经理，同时中建七局第四公司郑州分公司是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不具有法人资格。汝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秦旭霞依据刘瑞卿书写的借据向其讨要借款，并提供多次、不间断向刘瑞卿及其公司讨要借款的录音为凭，现要求中建七局四公司偿还借款，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秦旭霞要求按月息2分1厘支付利息，超过法律规定，应按月息2分计算，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同时该借据上盖有中建七局第四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公章，因中建七局第四公司郑州分公司是中建七局四公司的下属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中建七局四公司承担。刘瑞卿作为借款经办人，书写了该借据，属职务行为，代表其公司进行民事活动，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中建七局四公司辩称其属刘瑞卿个人债务，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同时中建七局四公司辩称秦旭霞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因秦旭霞提供有其一直向刘瑞卿讨要，且刘瑞卿也承诺偿还的录音及电话记录，但中建七局四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建七局四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秦旭霞借款现金72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分计算，其中22000元从1999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50000元自1999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秦旭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0元，由中建七局四公司负担。”中建七局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建七局四公司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秦旭霞承担。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1987年11月30日，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下发文件将“郑州工程指挥部”更名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分公司”。1989年5月20日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分公司申请登记注册，其报送的登记材料中显示该公司1987年7月14日已开始营业；其报送的资信证明中显示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为刘瑞卿，加盖的印章为“中国建筑七局四公司郑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该印章与案涉27000元和23000元借据中加盖的印章内容一致。1993年4月14日，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下发文件将“中建七局四公司郑州分公司”更名为“中建七局四公司郑州公司”。2002年7月30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吊销“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营业执照。另查明，2007年12月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下发文件同意将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变更为“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1998年7月14日，刘瑞卿代表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和发包单位汝州市土地管理局在汝州市西环路拓宽工程预（决）算书上签名；2002年6月19日，刘瑞卿代表承包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和发包单位汝州市土地管理局结算并在汝州市火车站广场及道路建设工程预（决）算书上签名。2006年8月至2007年1月，由刘瑞卿经手，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收取了汝州市国土局工程款。再查明，案涉22000元和借据上加盖印章为“中国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案涉23000元和27000元借据上加盖印章为“中国建筑七局四公司郑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二审认定的其它事实与一审一致。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关于借款主体的确定问题。本案中，秦旭霞提供的刘瑞卿于1999年11月14日向其出具的借据载明，借款22000元，月息2分1厘，借款人为中国建筑七局四公司，刘瑞卿签名并加盖了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的印章。同年11月23日，刘瑞卿又分别向秦旭霞出具了借款27000元、23000元，月息均为2分1厘，借款人为中建七局四公司，刘瑞卿签名的借据，同时加盖了中国建筑七局四公司郑州分公司财务专用印章。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分公司是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的分支机构，案涉27000元和23000元的借据上加盖的印章“中国建筑七局四公司郑州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在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分公司报送的工商登记材料——资信证明中曾经使用，且当时经办人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刘瑞卿，中建七局四公司称该枚印章不知出于何处的理由显然与其报送材料内容相悖，至于该公司所提根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分公司已于1993年4月被批准更名，该印章不应该在1999年再次被使用的问题，系其公司内部对印章的管理使用问题，不影响对外责任承担，故中建七局四公司应当承担上述27000元和23000元的借款的偿还责任。另外，案涉22000元借款借据上加盖的印章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工程建设的预（决）算书显示刘瑞卿代表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与发包单位进行了预决算，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亦认可其承建了汝州火车站广场及周边道路改造工程，且已经刘瑞卿之手领取了相应的工程款。上述刘瑞卿代表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与发包单位进行的预决算和刘瑞卿代表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领取工程款的情况足以证明在汝州火车站广场及周边道路改造工程的项目上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与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公司已经实际混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应该对案涉22000元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关于借款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刘瑞卿于1999年向秦旭霞出具了案涉借条，约定借期半年，后又于2006年1月在借条上注明2006年底还清，该还款意愿的表达可以证实案涉借款已实际支付，对于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称以借款发生之日居民生活水平，秦旭霞无出借能力的意见，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关于秦旭霞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秦旭霞称案涉借款到期后，其不断向中间人秦亭催要欠款，秦亭也不断向刘瑞卿催要欠款，一、二审庭审中秦旭霞提交的秦亭与刘瑞卿的通话录音以及2006年1月10日在借条上书写年底还款的事实亦能对此予以印证，秦旭霞自约定还款日到期后，不断向刘瑞卿讨要欠款，应视为向中建七局四公司主张权利，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7260元，由上诉人中建七局四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秦旭霞作为债权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债权到期至起诉之日，其向中建七局四公司主张债权的证据。2017年6月11日，秦亭代表秦旭霞等人与刘瑞卿通话时，刘瑞卿仍承诺想办法把钱还给秦旭霞等人。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中建七局四公司是否应对案涉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分析如下：关于借款主体。案涉借款的借条，虽然落款加盖有“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第四建筑公司郑州分公司”公章，但是秦旭霞在原审中未提供其在案涉借款到期后至本案起诉之日期间，其向中建七局四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亦未提交证明中建七局四公司收到并使用借款的证据，说明其认可案涉借款的主体并非中建七局四公司。2006年元月10日，刘瑞卿在原借条上注明“2006年底前还款”，该承诺上未加盖中建七局四公司的印章，应视为刘瑞卿个人对该笔债务的重新确认，且承诺了具体的还款期限，刘瑞卿时任中建七局四公司郑州公司财务科长，并非中建七局四公司或中建七局四公司郑州公司（郑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瑞卿的行为不能代表上述公司。因此，刘瑞卿重新确认债务的行为效力不能及于中建七局四公司郑州公司（郑州分公司），更不能及于中建七局四公司，该笔债务应为刘瑞卿个人债务。原判以在汝州火车站广场及道路项目中，中建七局四公司与中建七局四公司郑州公司（郑州分公司）已经实际混同为由，判决中建七局四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诉讼时效。2016年1月10日之后，秦亭作为中间人向刘瑞卿催要借款，无论刘瑞卿是否表示同意还款，仍是刘瑞卿的个人行为，其同意还款的效力不能当然及于中建七局四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自本案借款到期之日至起诉之日，秦旭霞就该笔借款未向中建七局四公司主张权利，其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判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责任承担。刘瑞卿对其借款行为并无异议，且始终承诺还款，故刘瑞卿对下欠秦旭霞的借款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并应偿付借款的利息。鉴于刘瑞卿2006年对案涉借款重新确认时，并未承诺偿付利息，故本院酌定，利息的计算自秦旭霞起诉之日即2018年3月12日起参照月利率2分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综上，原判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中建七局四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2355号民事判决和汝州市人民法院（2018）豫0482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二、刘瑞卿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秦旭霞借款现金72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3月5日起按照月息2分偿付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秦旭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60元，均由刘瑞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秀敏审判员  毛彦功审判员  孙 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郝明亮书记员赵雪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