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25440号原告：朱某1，女，194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朱某2，男，195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朱某3，女，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朱某4，男，195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张某，女，194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朱某5，男，197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以上六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疆，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某6，女，194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刘某，男，197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以上二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锁，北京甲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张某、朱某5诉被告朱某6、刘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及六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疆与被告朱某6、刘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张某、朱某5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朱某6、刘某支付我六人房屋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朱某6、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朱某7与曾某系夫妻关系，朱某7于1983年去世，曾某于1995年5月去世，夫妻二人共生育六个子女，分别是：朱某8、朱某3、朱某4、朱某2、朱某1、朱某6。其中长子朱某8于2013年11月去世，留下妻子张某与儿子朱某5。朱某6与刘某系母子关系。朱某7曾系铁道部职工，其与妻子曾某婚后承租铁道部宿舍海淀区羊坊店×栋×号房屋（以下简称×栋×号房屋）。朱某7去世后，该房屋的产权人变更为曾某。曾某去世后，朱某6于2000年在未通知其他兄弟姐妹的情况下私自将自己变更为×栋×号的承租人。2006年上述房屋涉及房改，朱某6与铁道部机关服务局签订《拆迁意向书》、《公有住宅房屋买卖合同》等文件，并于2014年6月3日获得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号院×号楼×层×单元×号房屋产权。2017年2月19日，双方就×号房屋的利益分配问题召开了家庭会议，朱某6认可被拆迁的×栋×号房系父母遗留的房产，该房37.86平方米的面积应由六个子女按份享有，每人占有1/6。但由于该房屋拆迁后获得现×号房屋，故×号房屋对应的37.86平方米部分，应均分为六份，原告六人及朱某6各占1/6。朱某6对上述分配方案表示认可，但不同意出售×号房屋。刘某于同一日向全体原告做出书面承诺，明确表示愿意对原告六人进行货币补偿。2017年3月，朱某6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将×号房屋出售并私自占有售房款958万。原告得知后主动与朱某6联系，但朱某6一直避而不见。刘某作为朱某6的代理人，明确表示不会履行此前商定的分配方案。据此，原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朱某6、刘某共同辩称，我方对朱某1等人提交的证据有异议。既然朱某1等人认为刘某是朱某6的代理人，根据委托代理的法理，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现在原告一方面主张刘某是朱某6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要求刘某与朱某6承担共同责任，原告以分家析产为由将朱某6与刘某列为共同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刘某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诉讼。在案证据及生效判决均确认朱某6对×栋×号房及×号房享有全部所有权，原告不享有任何产权份额或财产权益。原告对作为不动产的×栋×号房及×号房是否享有所有权或所有权份额，需要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不是朱某6说原告享有份额原告就享有份额。朱某6从未实际认可原告对×栋×号房及×号房享有份额或权益，更未承诺对37.86平方米部分进行平均分配，也未承诺对原告进行补偿，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缺乏证据支持。朱某6并未实际委托刘某处置案涉房屋，也未作出或认可任何分配方案，不知晓也未授权刘某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与朱某6无关。《承诺书》非刘某真实意思表示，所载内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退言之，即使《承诺书》有法律拘束力，其所载内容也是附条件法律行为，只有所附条件成就，刘某才应履行相应义务，现所附条件并未成就，原告无权要求刘某履行相应义务，原告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朱某7与曾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六个子女，分别是朱某8、朱某3、朱某4、朱某2、朱某1、朱某6；朱某7于1983年去世，曾某于1995年5月去世，朱某8于2013年11月去世；张某系朱某8之妻，朱某5系二人之子。朱某7、曾某原系铁道部宿舍海淀区羊坊店×栋×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的承租人，后承租人变更为朱某6，朱某6系北京市玩具五厂员工。2006年6月，朱某6与铁道部机关服务局签订羊坊店住宅区旧房改造项目拆迁范围内公有住宅房屋买卖合同，按房改成本价购得×号房屋，在购房时系用朱某6及其配偶的工龄折算房价款。2006年7月，×号房屋进行拆迁，朱某6选择回购新房放弃货币。2006年10月，铁道部机关服务局与朱某6签订铁道部羊坊店住宅区旧房改造项目回购新建住房合同书，约定朱某6回购新房为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号院×楼×门×房屋（以下简称×房屋），购房款折抵领款项目后应支付购房款为158440元，朱某6已支付上述款项。朱某6于2009年1月支付8097元房屋维修基金。2009年1月，朱某6与铁道部机关服务局就×房屋签订入住协议书，约定将×房屋交付朱某6居住使用。2011年12月20日，铁道部机关服务局与朱某6就×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014年6月3日，×房屋登记至朱某6名下。2017年3月，朱某6将×房屋以95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另，×号房屋户籍登记情况如下：1953年6月时，登记人为朱某7、曾某及二人六名子女；1982年7月时，登记人为曾某及朱某8、张某、朱某3、朱某5、朱某4、刘某；1990年7月时，登记人为朱某8、张某、曾某、刘某、刘某1、朱某5、朱某6、刘某2；1993年7月时，登记人为朱某6、刘某2、刘某1、刘某、刘某3、曾某。2017年5月，朱某3、朱某4、朱某2、朱某1、朱某5、张某以共有权纠纷为由将朱某6诉至本院，要求分割×房屋的售房款958万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朱某6对×房屋享有相应所有权，有权获得售房款，对原告要求按照六分之一份额分割售房款的诉请，判决驳回。本案中，朱某1等人主张就×号房屋权益在各个子女之间的分配，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朱某6明确承诺给原告方折价款，刘某作为朱某6代理人处理此事并书写保证书，同时刘某为款项给付的担保人，现要求朱某6与刘某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给付各原告共计350万元。就朱某6承诺事宜和刘某书写保证书一事，朱某1等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和保证书，其中录音光盘为2017年2月19日，含各原告、朱某6、刘某在内人员就×号房屋处理事宜进行商谈，其中朱某6称“因为要交房子暖气费什么的，所有把妈的户口就改成我的了，我没跟大家说，我不懂这事”、“都有权利去住（×栋×号）”、“都有，每个都有（权益）”、“都承认，都承认（每个人的份额）、“我都交给杰子了，我不管了，我管不了这些事，他爱怎么处理，他想怎么处理我的意见就是不能卖，卖了我没地儿去”、“你上法律那咨询咨询，看看这房，我就连别说37平米，最好走法律”；刘某称“我说我能代表谈，你们都可以说自己意见，然后我回去商量一下，我也得做做我妈工作，我还一个姐呢，人家也是这房子直接利益者，人家分房子时候户口也在这”。刘某书写的保证书内容为：本人拥有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凯盛家园×区×号楼×单元×室的房产壹套，等到此处房产肆年之内能够上市买卖时，愿以此处房产变卖的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平均分配给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伍人。如此处房产变卖的价值不足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时，愿将卖房款全部平均分配给以上伍人。如此处房产变卖后所得房款超出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时，超出部分由本人所得，剩下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平均分配给以上伍人，2017年2月19日。双方一致认可当日朱某6先行离开，刘某后书写了上述保证书。就保证书涉及×室房屋，现未登记在刘某名下，其称该保证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实际持有的房屋为××室，现未出售，当时因朱某1等人纠缠，非要刘某承诺分配×号房屋相关权益，刘某故虚构了×号房；就录音，朱某6、刘某主张当时的意见为咨询律师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未承诺给付原告各方款项。朱某1等人则主张朱某6、刘某均拒绝履行该保证书，朱某6将×号房屋出售后有给付能力，刘某在保证书中存在欺骗行为，故现要求履行。就350万元款项数额确定事宜，朱某1等人当时根据原先房屋37.86平方米，六子女平均分，原告五人面积为31.55平方米，按照签订协议时房屋市场价12万元/平方米计算，为348.6万元，取总数350万元。经庭审当事人陈述和举证质证，本案争议焦点为就350万元款项的给付，朱某6、刘某是否有过承诺？是否给付的条件已成就？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朱某1等人以朱某6、刘某就×号房屋的补偿事宜，作出给付原告共计350万元的承诺，且现已具备履行条件为由，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一一分析如下：首先，朱某6是否作出过该承诺？根据朱某1等人提交的证据，其现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朱某6本人曾作出该项承诺。录音光盘的内容总体上的是参与人商谈的一个过程，就最终的方案，双方并未达成一致确切的方案。其次，对刘某书写保证书的评价。根据刘某的陈述，还原当时的情境，录音光盘后续并未显示参与人就补偿事宜及补偿款的给付达成一致意见，该保证书应为刘某故意虚构了一套房屋的出售事宜并作出自售房款中支出350万元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并非刘某真实的意思表示。且退一步讲，根据该保证书的内容，给付款项的条件现并未成就。再次，就朱某1等人权利来源一节。朱某1等人主张的协商和承诺事宜发生于原告另案起诉之前，后就朱某1等人要求分割×号房屋售房款的诉请，本院生效判决已驳回朱某1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朱某1等人就其对原售出的×号房屋享有相关权利、朱某6就×号房屋补偿事宜作出承诺、刘某的承诺给款事宜系刘某真实意思表示等事项，并未提交确切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朱某1等人现要求朱某6、刘某连带给付钱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张某、朱某5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七千四百元，由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张某、朱某5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胡喜辉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永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