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9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肖玲，女，197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23。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凯波，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伟，男，197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36。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斌，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肖玲因与被上诉人黄国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0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罗肖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国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黄国伟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罗肖玲没有拖欠黄国伟借款。黄国伟主张罗肖玲拖欠其借款的主要证据是2016年3月22日的《还款协议》，以及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首先，虽然《还款协议》显示罗肖玲拖欠黄国伟借款38万元，但是这是基于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罗肖玲应黄国伟的要求给其妻子看而出具的，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该《还款协议》并不是罗肖玲真实意思表示。罗肖玲在庭审中陈述，双方的不正当关系一直持续到2016年年终，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于2015年年中分开”与事实不符。罗肖玲与黄国伟之间一直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黄国伟当庭也予以承认。基于这种关系，罗肖玲才会对黄国伟言听计从。黄国伟正是利用罗肖玲的信任，编造理由，称自己资金出现问题，其妻子怀疑双方有不正当关系，要求离婚，为说明资金去向，要求罗肖玲配合其出具还款协议，以搪塞其妻子。正是由于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不能仅凭《还款协议》认定欠款事实。目前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虚假债务，应当从资金来源及资金流转来综合判断民间借贷行为是否真实发生。其次，黄国伟从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向罗肖玲转账的银行转账记录，不能证明罗肖玲欠款的事实。黄国伟从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向罗肖玲转账418000元，而罗肖玲在此期间向黄国伟转账367420元，两者之间差额才5万元，与黄国伟主张的38万元借款相差甚远。进一步分析双方的转账流水，可以看出罗肖玲向黄国伟转账在先，而黄国伟向罗肖玲转账在后。如以下几笔大额转账：2014年10月24日罗肖玲转账200000元给黄国伟，2014年10月25日黄国伟转账100000元给罗肖玲；2014年12月9日罗肖玲转账130000元给黄国伟，2014年12月30日黄国伟转账133000元给罗肖玲。黄国伟向罗肖玲转账是归还罗肖玲向其的借款，而非借款给罗肖玲。特别是2014年12月9日的130000元，黄国伟在庭审中确认是借去炒股，之后给罗肖玲3000元利息，故转账133000元给罗肖玲。如果不是罗肖玲借款给黄国伟，黄国伟无理由支付利息给罗肖玲。因此，黄国伟向罗肖玲的转账并不是借款给罗肖玲，而是归还借款给罗肖玲。对于罗肖玲先支付款项给黄国伟，黄国伟解释其支付现金给罗肖玲去存款，但是黄国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其提供的案外人取款记录，在时间上与罗肖玲的存款也没有关联性。因此，黄国伟没有银行流水可以证实其实际交付了《还款协议》中的38万元，进一步证实《还款协议》仅仅是罗肖玲应黄国伟要求出具，用于搪塞其妻子的事实。最后，罗肖玲在一审中提交了罗肖玲其他银行从2013年11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银行流水，证实在此期间罗肖玲的银行账户保持有150万元左右的银行存款，根本无需向黄国伟借款。一审法院在黄国伟无法举证证明已支付借款的前提下，仅凭《还款协议》认定罗肖玲拖欠黄国伟的款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诉讼中，罗肖玲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还款协议》是双方在一个时间点对之前债权债务的结算，并且黄国伟称其主张的款项系罗肖玲向黄国伟提出合伙经营服装店，后其一直提供资金给罗肖玲，则黄国伟变更了本案的法律关系，如果是双方合伙经营服装店，事后对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本案应当是合伙纠纷，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案由进行变更而作出判决，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双方发生的大额经济往来主要是在2014年10月24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3月16日，合共接近30万元，罗肖玲在一审中提交的平安银行的流水记录记载，2014年10月24日罗肖玲的平安银行存款余额为948908.97元，2014年12月9日的余额是1384293.72元，2015年3月16日余额是1021324.63元。因此，罗肖玲本身有大额的资金，无需向黄国伟借贷进行商铺的装修或者进货。三、罗肖玲经营的服装店注册日期是2015年1月16日，装修是在春节期间，2015年3月正式开业，双方发生的第一笔大额经济往来是在2014年10月。从时间上看，黄国伟称资金是给罗肖玲用于装修店铺之用，不符合事实。四、双方的大额往来均是先由罗肖玲转款给黄国伟，后由黄国伟转回给罗肖玲，黄国伟所称的现金交付款项给罗肖玲，不符合常理。黄国伟有罗肖玲的银行账户，没有必要将几十万元的现金交付给罗肖玲，黄国伟也没有任何取现记录。五、一审时黄国伟提交了一份微信记录，其微信备注罗肖玲的昵称为“老板”，如果罗肖玲真的欠黄国伟几十万元，作为债权人的黄国伟不可能称债务人为老板。2016年罗肖玲准备和黄国伟断绝关系时，黄国伟聘请其做律师的一个亲戚起草本案的《还款协议》，在这种不对等关系下，法院更应审查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黄国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2016年3月22日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罗肖玲亲笔书写还款日期、还款金额，并在金额、日期、署名上按捺指印，可见罗肖玲签署该《还款协议》时是十分慎重的。还款金额、还款时间是双方经过长时间的对账而最终确定，罗肖玲对《还款协议》的内容、法律后果清晰并完全了解，签订《还款协议》是罗肖玲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罗肖玲作为长时间从事出纳业务的人，对经济往来的方式和后果比社会一般人更了解。其称签署《还款协议》是“被利用”“以搪塞黄国伟妻子”，该主张不符合罗肖玲应具备的社会认知，完全违背生活经验和逻辑，而且罗肖玲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罗肖玲在一审、二审一直宣称其与黄国伟的不正当关系。黄国伟承认与罗肖玲曾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但黄国伟从来不敢对外声称，因为这是羞耻之事，对不起家庭。罗肖玲意图以此逃避责任，是徒劳也是可耻的。二、《还款协议》实质是双方对某一时间段的债权债务结算。罗肖玲在一审及二审中所纠结的双方混乱、频繁、大额的经济往来，恰恰证明在对账、结算后双方签订《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出现频繁、大额经济往来的原因是双方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特殊关系，在该关系存续期间内双方又有过合作经商，从而产生混乱、频繁、大额的经济往来。随着不正当关系的结束，双方对该期间内发生的经济往来进行对账、结算是必然的，符合常理。三、罗肖玲作出一系列虚假陈述，歪曲事实，逃避法律责任，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罗肖玲一直试图证明其“资金充裕”，不需要借款，并提供了一系列的银行流水，如农商银行尾号2939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农商银行尾号3201的账户交易明细、平安银行尾号3158的账户交易明细、农业银行尾号0112的账户交易明细、农商银行尾号1213的账户交易明细。其实，上述账户都是罗肖玲在其他公司（企业）做出纳的时候，以私账处理相关公司（企业）收支的账户，上述账户上的资金及业务与罗肖玲无关。根据罗肖玲在一审中提交的交易记录，每一页的温馨提示内容显示一系列的流水都不是罗肖玲个人的资金和业务，都是单位和银行的对账，是财务的凭证。罗肖玲如此急切地试图证明其资金雄厚，其完全可以提交房产证等财产凭证，更能直观证明其无需借款。四、关于男都服装店问题。服装店开业是在双方资金往来之后，更能证明罗肖玲向黄国伟借款用于服装店的经营。正是由于双方的不正当关系，才会出现混乱的不寻常的大额资金往来。罗肖玲在一审期间就转租男都服装店的门面、转移店内的财物，并于2019年4月2日注销男都服装店，其上述行为是为了逃避执行。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国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肖玲立即向黄国伟偿还借款本金38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如下：以借款38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罗肖玲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罗肖玲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国伟偿还借款37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实际拖欠借款为本金，自2017年3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黄国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68.9元(黄国伟已预交)，由黄国伟自行承担468.9元，罗肖玲负担8300元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国伟支付完毕。二审期间，罗肖玲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黄国伟提交了顺德区大良男都服装店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罗肖玲在2019年4月2日注销了该服装店。本院组织罗肖玲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认为，服装店的注销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审查。经审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涉案的《还款协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罗肖玲提出因为黄国伟说其妻子已经知道两人的男女朋友关系，为了搪塞黄国伟妻子交待资金去向一事，罗肖玲才应黄国伟的要求，配合黄国伟签订《还款协议》。本院认为，第一，从双方各自提交的银行流水看，从2014年10月25日至2015年9月22日，黄国伟向罗肖玲转账418000元；从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12月11日，罗肖玲向黄国伟转账367420元。换言之，从2014年至2015年期间，双方互有向对方转账。在罗肖玲在相近时期内亦有向黄国伟转账，而且转款数额相距不大的情况下，不存在罗肖玲唯有配合黄国伟签订《还款协议》，才能解释清楚黄国伟所转出款项之去向的问题。第二，按照双方所述，罗肖玲从事财务工作，其对款项往来以及还款之类的经济责任理应有清晰的认识。本案的《还款协议》不仅注明借款数额，还详细约定分期还款的具体时间和数额，并载明“若乙方（即罗肖玲）未按期归还任何一期借款，甲方（指黄国伟）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并对逾期归还部分款项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逾期利息，至完全清偿之日止”。由此可见，《还款协议》对债务人罗肖玲课以的还款责任，不仅仅是偿还本金，还有如不按期还款则面临按照法定利率四倍计息，带有惩罚意味的违约责任。如双方确实没有借贷关系，罗肖玲愿意在该份《还款协议》上签名，与其应有的认知不符。第三，罗肖玲陈述其与黄国伟妻子从未谋面，双方仅在微信上聊过天，黄国伟妻子亦未到罗肖玲处上门闹事。由此看，不存在为了应付黄国伟妻子，罗肖玲要配合黄国伟签署《还款协议》的现实急迫性，而且罗肖玲就此亦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尽管从银行流水看，无法看出黄国伟向罗肖玲转账的差额有38万元，但由于双方曾经是情人关系，在此种关系下双方有现金之类的交付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如前分析，罗肖玲关于其为何签订《还款协议》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本院采信《还款协议》的真实性，该份协议是双方对之前经济往来进行清理、对账之后，对彼此之间权利义务进行的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据此，对罗肖玲要求按照黄国伟所主张的曾经存在的合伙关系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本案案由并作为审理方向之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综上，罗肖玲上诉所提，理据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上诉人罗肖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红审判员 何美健审判员 吴绮擎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张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