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30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体成，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欣，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金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金房润泽环境景观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梓园路39号7楼。法定代表人：吴建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倩，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佳，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体成因与被上诉人湖南金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房园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湘0111民初7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体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8）湘0111民初7247号民事判决，改判金房园林公司偿付龚体成苗木款11.24万元，并按同期贷款利息支付龚体成资金占用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确认金房园林公司拖欠龚体成苗木款事实成立，但龚体成出示的相关时效证据不予认可，龚体成不服。2016年8月1日，龚体成与其他四人约定，一起到金房园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案涉经办人杨泽溪处所，要求其补写催款记录，证明龚体成等一直催要欠款是事实，诉讼时效一直是延续的。龚体成等5人原均系金房园林公司苗树木供应商，与金房园林公司发生业务的次数不一，大部分货款基本清算。后因金房园林公司先后两任法定代表人之间发生矛盾，导致无人与龚体成等办理余款支付事宜。因杨泽溪原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办人，故其愿意补写催款记录。龚体成遵循的是农村的讨债习惯，每次去催债，并未要求公司出具条据，而是认为手里有欠条就行。后来龚体成等于2016年8月1日要求杨泽溪补写催讨记录，也是为了迎合城里人的口味。所有向杨泽溪的催款均系在金房园林公司集体不配合的情况下而为之，即便存在杨泽溪一次性补写催款记录的事实，但同样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二、杨泽溪至今仍然是金房公司股东、监事，无论是杨泽溪的股东身份还是监事身份，凡因维护金房园林公司名誉所作出的举动，均应受到法律保护。法律及金房园林公司的公司章程并未禁止与公司相关的人员签收催款文件条款。三、2016年8月1日，龚体成和张灿文在杨泽溪处一致被推荐代表其他三人前往金房园林公司催要欠款并进行录音，与杨泽溪同日一次性补写催款记录一样，是法律上的上的诉讼时效中断。龚体成等五人分别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庭审过程中，张灿文均持录音手机到庭，但质证时，金房园林公司并未要求张灿文出示录音手机作为原始介质质证。虽然现在张灿文手机损毁换了新手机，但其录音转存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时间依然存在，可以充分说明龚体成等5人主张权益所致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时间记录。以录音内容没有体现具体金额，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不实，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龚体成等五人在2016年8月1日曾要求杨泽溪一次性补签形成的催款记录予以了查明认可，亦认可同日有录音事实，但以录音内容对龚体成主张款项未明确没有认证诉讼时效的中断。龚体成认为，诉讼时效是以权利力主张为标准，而非以主张债权金额为标准，录音内容中，我们要求偿还欠款的主张明确，共同委托催讨欠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催要过程不是清算过程，无法言及具体债权金额具有客观合理性。一审法院以没有涉及具体偿债金额而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不实，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龚体成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支持龚体成的诉讼请求。金房园林公司辩称：一、杨泽溪串通龚体成等五人，恶意提起虚假诉讼，侵害金房园林公司的合法权益。杨泽溪与金房园林公司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在杨泽溪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一案的一审庭审中，其并未完成举证责任，诉讼不利后果足可预见。此时，龚体成等五人突然就2010、2011年发生的事项提起诉讼。这一系列诉讼统一发生于杨泽溪面临诉讼不利后果之时。诉称事实发生后龚体成等从未向金房园林公司主张权利，用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直接依据系一张杨泽溪个人倒签的欠条，欠条中并未载明债权债务内容和主体。龚体成等五人与杨泽溪均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杨建国与杨泽溪系父子关系、罗文系杨泽溪表兄弟、张灿文系杨泽溪妹夫、杨建国与龙体成、林刚系多年好友、老乡）。综合以上事实，龚体成与杨泽溪恶意串通，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虚构事实以谋取金房园林公司的财产利益，明显构成虚假诉讼。查明虚假诉讼系法院的法定职责，请求人民法院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对虚假诉讼行为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二、龚体成未在诉讼时效内依法主张权利，金房园林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龚体成在上诉状中主张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龚体成所谓的“农村人讨债习惯”纯系主观臆测。从生活常识而言，欠账应打条据、催债要有记录，但本案中，龚体成声称的“讨债习惯”并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提供任何真实欠条或者能够证明其主张债权的依据。龚体成不能以自己不知道法律等借款为由，漠视法律的存在。2、龚体成故意混淆股东、监事及法定代表人的概念，杨泽溪作为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其没有公司的授权，不能代表公司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无权对外代表公司做任何意思表示，其签写的催款记录不对公司发生效力，一审法院对伪造的催款记录不予认定，合理合法。三、一审判决已查明催款记录系杨泽溪一次性倒签形成，龚体成在上诉状中对此亦予以自认，该份证据材料确系伪造，无证据资格。伪造这份催款记录时，龚体成明知杨泽溪并非金房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仍要求杨泽溪倒签。杨泽溪基于与金房园林公司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与龚体成之间的关系，伪造了这份催款记录，显系故意为之，与龚体成所称的习惯无关。四、龚体成提交的录音光盘，形式上系非法证据且未与原件核对，依法应予排除；内容上未确定债权债务主体、内容、数额，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能成为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从形式上看，龚体成提交的录音光盘空间背景系个人办公室，明显系隐私场所，依据民诉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在非公共场合未经允许偷录的行为，系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做法，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法应予排除；即使不考虑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该份录音系复制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制品，不得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龚体成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未经过，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其自身无法提交与案件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龚体成对此不承担任何举证证明责任。从内容上看，龚体成提交的录音光盘存在以下问题：（1）对话者身份不明确；（2）对话双方并未明确谈话所涉及的债权债务主体、内容及数额大小；（3）对话双方并未就任何债权债务内容提出明确的履行请求或者答应具体的履行行为。故而，即使录音光盘具有证据资格，也无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力，龚体成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龚体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金房园林公司支付龚体成苗木款112400元，并承担占用龚体成资金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损失暂计算至2018年8月18日为57960元，需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龚体成主张其与金房园林公司存在苗木买卖关系，称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付款时间，并提交了验收记录五张及《付款明细表》一份为证，五张验收记录均有彭明树签名确认，共计货款266865元，其中四张为收货人联，仅一张为供应商联。《付款明细表》第3项载明“苗木款已付金额为150000元，应付金额为112400元，收款人为龚体成”，并有杨泽溪于2011年2月22日签名确认。根据龚体成的银行流水及金房园林公司确认，金房园林公司确于2011年1月18日向龚体成支付了150000元货款。龚体成曾就涉案款项于2017年7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后于2018年3月22日撤诉。2018年8月15日，龚体成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龚体成自认杨泽溪签名的催款记录为2016年8月1日一次性形成。另查明，1、金房园林公司曾名湖南金房润泽环境景观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24日，登记股东为湖南金房投资集团公司与杨泽溪。金房园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杨泽溪，2010年7月25日，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吴建平、杨泽溪为监事，2011年2月26日，金房园林公司免去杨泽溪总经理职务。2011年2月28日，金房园林公司搬迁中发生财物与资料丢失，曾报警处理，后向一审法院起诉杨泽溪，一审法院（2011）雨民初字第1264号民事判决驳回其关于返还财务资料、印鉴等原物的诉讼请求，金房园林公司上诉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1）长中民一终字第2653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杨泽溪与金房园林公司等还陆续发生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出资纠纷等诉讼，2014年4月9日，杨泽溪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散金房园林公司，该院于2017年4月25日以(2014)长中民四初字第00451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杨泽溪上诉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杨泽溪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其于2010年4月与吴建平发生纠纷，但仍管理公司，直至2011年2月被抢走办公室而退出公司，虽仍为股东与监事，但事实上没有行使权力；因涉案交易为自己经手安排，故龚体成实际每年有向其催款。3、与金房园林公司同时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之诉的还有张灿文、杨建国、罗文、林刚四人。杨建国系杨泽溪父亲，罗文系杨泽溪表兄弟、张灿文系杨泽溪妹夫、龚体成与林刚系杨建国多年好友与老乡。4、龚体成称其曾多次至金房园林公司找李智、彭明树等人催款，并提交了录音，称发生时间为2016年8月1日，现场为龚体成与吴建平对话，但原始介质已毁损；金房园林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录音中吴建平声称杨泽溪已领钱款并拿走账本，要求找来对质。另一审法院向金房园林公司原会计李智电话核实，其称不认识龚体成，未打过交道；向金房园林公司原工程部负责人彭明树电话联系，其称已于2017年1月从金房园林公司离职，龚体成确实曾向金房园林公司供应过苗木，也有来公司催要过苗木款，具体催款时间等相关情况因时间久远不能完全确定，但拒绝到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龚体成主张其与金房园林公司之间存在苗木买卖关系，虽提交的验收记录原件大部分为收货人联，但验收记录收货人联中有彭明树签名确认，且金房园林公司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可证明龚体成向金房园林公司供应苗木的事实。2011年2月22日的《付款明细表》虽只有杨泽溪签名确认，但杨泽溪于2011年2月26日才被免去总经理职务，故其2011年2月22日在《付款明细表》中的签名仍可视为代表金房园林公司的职务行为，该表中显示针对龚体成的苗木款已付金额为150000元，欠款为112400元，与银行流水中所体现的金房园林公司付款金额一致，故可以认定金房园林公司仍欠货款的事实。因双方未就付款时间进行约定，相应货款依法应于货物交付的同时支付，结合龚体成所提交的《付款明细表》的形成时间，一审法院确认涉案货款的诉讼时效即自2011年2月22日起算，龚体成应于2013年2月22日前主张民事权利并保持时效连续。龚体成已自认其所提交催款记录系同一时间形成，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与彭明树的电话核实内容，彭明树虽未到庭，但其原系金房园林公司工作人员，与龚体成之间并无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信度较高，其对龚体成到金房园林公司催要苗木款的事实虽予以认可，但对具体时间并未做肯定性回答，故不能作为确认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另龚体成所提交的录音中未明确涉及龚体成款项，不能达到龚体成的证明目的，故龚体成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情形，金房园林公司所提诉讼时效抗辩成立。综上，对龚体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龚体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70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854元，由龚体成负担。二审中，金房园林公司未提交新证据。龚体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授权书1页，证明2011年2月26日以前，杨泽溪为金房公司行政人员；之后，金房公司具体事务负责人为刘瑞峰、彭明树等4人。证据二、金房公司《章程》5页，证明杨泽溪至今仍然是金房公司股东、监事；离职后，杨泽溪根据《公司法》制定的金房公司《章程》第26条第1、3款履职。证据三、催款记录5页，证明催款记录于2016年8月1日基于杨建国、张灿文、龚体成、罗文、林刚五人的催款行为一次形成，催款行为表明诉讼时效中断。其他时间基于以往催款行为补签，是诉讼时效延时。金房园林公司质证称：林刚提交的三份证据早在一审开庭之前就已形成，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采纳。对于授权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该授权书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林刚的证明目的。林刚明知杨泽溪在2011年2月16日后并非公司总经理，但从不向公司主张权利，而向已经离开公司多年的杨泽溪主张。且杨泽溪亦知该情况，仍一次倒签所谓的催款记录，恰可证明双方恶意串通、伪造证据。加之授权书中记载的刘瑞丰，与林刚声称负责具体事务的刘瑞峰名字并不一致。对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章程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监事对公司股东会负责，其中第一、三款并未规定公司监事可以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结合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可知，监事是公司的内设机构，仅对公司进行内部监督。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与林刚待证事实无关，林刚并未提交杨泽溪获得金房园林公司授权的证据，其证明目的不能实现。对于催款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林刚在一审中已经自认催款记录系杨泽溪一次性倒签而成，并非累次形成，明确系伪造。该证据形成过程不真实、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不具备证据资格。且从2011年2月起林刚已经明知杨泽溪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且离开了公司，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该份证据材料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此外，该记录内容并未载明欠款事由、金额，不能证明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龚体成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授权书和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催款记录已经一审法院认证，不是新证据，不予认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杨泽溪向龚体成出具催款记录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无代理权；2、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3、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4、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有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杨泽溪原系金房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龚体成之间的交易往来亦由其经办，在其被免去总经理职务之后，其仍为公司股东，并在公司担任监事。龚体成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在未收到金房园林公司支付的剩余货款时，向杨泽溪催要货款符合情理，是善意无过失的，其有理由杨泽溪向其出具催款记录的行为能够保障其权利。龚体成作为合同相对方，对于金房园林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纠纷不知情。加之，龚体成提交的其与吴建平的对话录音可以证实“吴建平认为龚体成与金房园林公司之间的交易系杨泽溪负责，货款已经由杨泽溪领取并向龚体成支付，现龚体成向吴建平催债，吴建平要求杨泽溪出面对质”。从录音可以看出，金房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建平认为杨泽溪经办的业务应当由杨泽溪予以确认。因此，即使杨泽溪在向龚体成出具催款记录时超越权限，也应认为杨泽溪作为曾经的经办人向龚体成出具催款记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杨泽溪向龚体成出具的催款记录及杨泽溪的出庭证言，可以证明其对欠付龚体成的货款一直认可，应构成诉讼时效的重新起算。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龚体成向金房园林公司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为不当。而杨泽溪与金房园林公司关于涉案货款是否已由杨泽溪领取所引发的争议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应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111民初7247号民事判决；二、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龚体成支付货款1124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124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自2016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龚体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708元，减半收取1854元，由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08元，由湖南金房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周丽花书记员张奕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