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8民初8011号 原告（反诉被告）：余江，男，汉族，1981年12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德健，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反诉被告）：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粮丰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候加林，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熙良，四川经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反诉原告）：蒋胡林，男，汉族，1970年5月26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艳，四川律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反诉被告）余江、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擎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蒋胡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川0108民初4939号民事判决书。余江、中擎公司、蒋胡林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川01民终7449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余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德健、中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熙良、蒋胡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江、中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于2017年6月14日签订的《承诺书》无效。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10日，余江在汶川县萝卜寨旅游被蒋胡林通过手机定位找到，蒋胡林纠集杜峰、吉辉等20多名社会人员以追讨2012年欠款为由对余江进行围堵、恐吓、轮流“审讯”，几天时间不让睡觉、只给少量食物、甚至殴打，迫使余江承认尚欠蒋胡林180万元，并要求余江出具《承诺书》。蒋胡林对于余江提出已经归还了蒋胡林所有欠款主张拒不承认。同时，蒋胡林要求余江给其表弟候加林打电话，候加林到达之后，蒋胡林对候加林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对其进行恐吓、辱骂，迫使侯加林在《承诺书》上签字，且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通知任何股东的情况下，私自以中擎公司财产为余江所谓的180万元债务进行担保。余江、中擎公司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余江、候加林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被迫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也非其本人真实意图表示。为此，余江、中擎公司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蒋胡林辩称，余江称蒋胡林胁迫其签订《承诺书》系虚假陈述，蒋胡林未胁迫过余江，《承诺书》系余江自愿出具；余江主张该《承诺书》无效于法无据，《承诺书》并非以胁迫方式订立，未损坏国家利益，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系对公司单方行为的规范且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能依此约束担保合同，不能以《承诺书》未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认定该《承诺书》无效。 蒋胡林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余江立即偿还蒋胡林剩余未偿还款项1611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7年7月16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2.中擎公司以其所有的玻璃钢化炉一台（型号ＪＧＦ-Ｆ-96240-5Ｔ）以及位于金堂县的厂房钢结构对余江前述1611000元欠款本金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事实与理由：余江于2012年11月20日向蒋胡林借款150万元，当日向蒋胡林出具借条一张。2014年4月19日，余江向蒋胡林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蒋胡林玻璃货款311000元整。余江一直未归还上述款项。蒋胡林曾向成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余江偿还借款，因未缴纳诉讼费被裁定按撤诉处理。2017年4月，蒋胡林找到余江要求其归还欠款，余江于2017年6月14日向蒋胡林出具《承诺书》，《承诺书》对上述债权再次进行了确认，余江共欠蒋胡林1811000元，并承诺于当日先归还20万元，剩余1611000元分期归还，每月10日至15日至少归还3万元，在两年之内付清，中擎公司对上述债务进行担保。但余江自2017年7月未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偿还欠款，蒋胡林遂诉至法院。 余江辩称，1.蒋胡林的反诉请求与本诉无关应予驳回，余江提起的系确认之诉，蒋胡林的反诉请求系给付之诉，其反诉请求回避了余江的本诉请求；2.蒋胡林的反诉请求并非基于其与余江的借贷关系产生，而系基于余江与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而产生，涉及另外的法律关系及法律主体；3.余江早已归还15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311000元系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与蒋胡林之间的货款纠纷，与余江无关；4.蒋胡林依据的《承诺书》是余江在被蒋胡林限制人身自由和被恐吓等非平等自愿的情况下书写的，蒋胡林持有的借款与欠条说明余江与蒋胡林、余江与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的关系，再出现《承诺书》不符合常理及事实；5.蒋胡林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不符合常理，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反诉主张避而不谈，说明借款及利息早已归还完毕。 中擎公司辩称，1.《承诺书》涉及买卖合同纠纷及民间借贷纠纷，该两个法律关系关涉到其他案外人，不应将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合并审理；2.《承诺书》是否有效是买卖合同纠纷及民间借贷纠纷能否合并审理的基础，若《承诺书》无效，则买卖合同纠纷及民间借贷纠纷应分开审理，同时还涉及欠条、借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本案将本反诉进行合并审理，实际是以《承诺书》有效为基础，剥夺了中擎公司的诉讼权利；3.案涉抵押物未做抵押登记应属无效，且抵押物并非中擎公司所有，系中擎公司租赁而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1月20日，余江向蒋胡林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蒋胡林现金1500000元，此借款利率按每月2%即叁万元利息，于每月15日支付。余江认可该《借条》系对双方之前借款的结算。 2014年4月19日，余江向蒋胡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蒋胡林玻璃货款311000元整。余江主张该《欠条》系其基于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代表公司出具的。 2017年6月11日10时50分，汶川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转警称，雁门乡萝卜寨有人因经济纠纷协商未果，故打电话求助。汶川县公安局雁门派出所立即出警，相应的《接（报）处警登记表》（编号为2017-140）载明：“余江2012年建玻璃厂在蒋胡林处借款180余万，欠款至今未偿还。2017年6月10日，余江一家人到萝卜寨游玩，被蒋胡林等人找到，蒋胡林等人让余江还款，但余江称其现在没有偿还能力，双方就此事进行协商，至11日10时许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余江遂报警求助。在下山之前，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余江先归还5万元，后每月归还2万元。下山后，双方到达派出所，因蒋胡林一直跟着余江，寸步不离，余江害怕不敢离开汶川。由于余江一直未将5万元送到现场，后蒋胡林反悔，要求余江先归还50万，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直至12日凌晨0时许，双方人员越聚越多，后余江离开派出所上了一辆面包车，对方阻止不准离开，双方人员发生身体接触，被派出所民警制止，在派出所制止双方的过程中，该车离开向茂县方向驶去。后蒋胡林等人员开车要追，派出所人员亦开车追上去制止双方，后双方都离开了本辖区。在该辖区期间，双方均未发生过激伤害对方的行为和限制对方自由出入。” 2017年6月12日4时10分，茂县公安局凤仪派出所接到蒋胡林报警后出警，相应的《接（报）处警登记表》（编号为6-16）载明：“经了解，余江欠蒋胡林借款180余万元，昨天双方在汶川遇见，并在雁门派出所调解此事，未达成一致意见。余江来到茂县，蒋胡林等人追至茂县找到余江，要求其还钱。告知双方此事找相关部门解决，不得发生过激行为。” 2017年6月14日，余江以借款人名义向蒋胡林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于2012年11月20日借到蒋胡林借款1500000元，并于2014年4月19日欠蒋胡林货款311000元，共计欠款1811000元。本人承诺自今日起分期向蒋胡林偿还上述款项，今日向蒋胡林支付20万元，剩余款项每月10号至15号之间至少支付30000元，并保证剩余1611000元在两年内24个月付清。若未按照本承诺书的还款计划还款，本人愿意承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费用。中擎公司自愿以我公司玻璃钢化炉一台（JGF-F-96240-5T）、厂房钢结构作为以上应付款项的担保，如余江未按期支付以上应付款项，蒋胡林有权随时处分以上设备，公司保证蒋胡林对该设备享有优先处理权。蒋胡林、余江分别作为出借人、借款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名捺印，候加林作为中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名捺印，该《承诺书》同时加盖有“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中擎公司主张该印章并非中擎公司印章，并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原审庭审中，中擎公司对该《承诺书》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双方确认上述抵押物未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 《承诺书》出具当日，蒋胡林向余江出具《收条》，载明：今收余江现金200000元，此款为归还蒋胡林借款。蒋胡林确认收到该200000元。 依据经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公证的蒋胡林与余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7月15日至16日期间，余江多次通过微信向蒋胡林表示“我答应了你的要还钱，关键是现在还没有、还在收，再缓两天凑齐马上就打给你”，“蒋哥：我欠担保公司的钱和外债太多了，我是诚心想还你钱的，有些事情希望你慎重，唠（闹）得太僵了不好”，“上个月还了你20万，身边所有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完了，现在没有还一分钱！散客户喊他们预付了些钱，我又不好紧到催！我都是一个人顶到压力的！真的需要缓冲一下”，余江同时提出“我在邛崃工地的钱对方付不出来，只有抵房子，要不我直接抵给你，你看行不？是现房！这样我就可以付你几十万”，“下周三吕康回来给我签了字就可以去拉货！这车货款就拿来还你的借款，到时候你给我打张收条就可以了”。 2017年7月21日至22日期间，余江通过微信向蒋胡林表示“法庭上见，候加林也起诉了你的”，“叶小英已经给了我2012-2014年还你借款的流水账目，你凭一张已还款且过期的借条又来找我收钱，你这就是敲诈”，并提出“接下来我们还要到汶川县公安局立案，告你纠集吉辉、杜峰等人非法拘禁我、绑架、敲诈我20余万现金”等。 2017年8月22日，茂县公安局向余江出具茂公（刑）不立字〔2017〕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余江于2017年7月24日提出的被蒋胡林等人限制人身自由、敲诈勒索，该局经审查认为敲诈勒索一事无犯罪事实，限制人身自由显著轻微，该局决定不予立案。 2018年12月21日，在余江与蒋胡林的通话录音中，余江告知蒋胡林因其名下房屋涉及执行拍卖，为避免款项全部被担保公司分走，提醒蒋胡林到法院申请对该房屋进行保全，以确保能够参与分配。余江在庭审中主张该次通话系基于其同意以其房屋抵偿民基公司欠付蒋胡林的货款，不能认定前述150万元的借款未归还。 审理过程中，余江主张至2014年5月30日其已向蒋胡林还款2499501元，其中本金1500000元，利息按18个月计算共计540000元，以及该期间内临时借的450000元。为此，余江提交了其尾号为5817的银行卡自2012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载明2012年11月27日至2014年5月30日期间余江通过其前述银行账户向蒋胡林转账2499501元。余江陈述前述转账系其前妻叶小英通过其银行卡支付的，其于2017年7月10日打印了前述银行流水后才知晓借款已还清。蒋胡林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前述款项系余江支付的货款。依据蒋胡林提交的其尾号为9712的银行卡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11月28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余江及叶小英在该段期间通过其银行账户（包含余江前述尾号为5817的银行卡）向蒋胡林转账700万余元。余江确认该段期间蒋胡林与民基公司之间存在供货关系，但主张货款系通过民基公司代蒋胡林支付给按案外公司或由民基公司或叶小英的银行账户直接支付给蒋胡林，余江的银行卡未参与公司经济往来。 原审中，余江确认前述向蒋胡林转账的2499501元中包含有300000元的货款，但在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余江主张该2499501元均系归还的借款，不包含之前300000余元的货款。 还查明，依据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6）川2081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书，余江与叶小英曾系夫妻，二人于2014年1月28日协议离婚。依据中擎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在金堂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该公司章程，中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候加林出资额为45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11项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对外担保、保证及借款做出决议。而该公司在2014年8月6日、2017年9月18日备案的公司章程未对公司对外担保作出明确规定。另依据民基公司于2014年7月8日在金堂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备案的该公司章程以及该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余江、叶小英均系民基公司股东，余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下列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当事人身份信息、工商登记资料、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借条、欠条、承诺书、收条、银行流水、接（报）处警登记表、不予立案通知书、发货清单、出门证若干、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原审庭审笔录、公司章程等。 本院认为，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意见如下： 一、本院合并审理本反诉两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余江和中擎公司抗辩两案无关联，一为确认之诉一为给付之诉，且涉及其他法律主体，不应合并审理，本院认为，蒋胡林依据《承诺书》要求余江和中擎公司分别承担还款义务和担保责任，余江及中擎公司则要求确认该《承诺书》无效，虽然诉的性质不同，但是系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和相同的事实，两案的当事人也一致，诉讼请求之间并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有关合并审理的相关规定。 二、案涉《承诺书》是否因存在胁迫、恐吓而违背了余江、中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余江、中擎公司主张案涉《承诺书》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字捺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关于是否存在胁迫，接报警登记表载明“双方未发生过激伤害对方的行为和限制对方自由出入”，茂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中“敲诈勒索一事无犯罪事实，限制人身自由显著轻微”也无法证明蒋胡林采用胁迫手段使余江、中擎公司订立《承诺书》。而根据庭审已查明的事实，2012年双方经结算余江出具《借条》确认欠付蒋胡林1500000元借款，2014年出具《欠条》确认欠付蒋胡林货款311000元，《承诺书》载明的欠款金额和时间与前述《借条》、《欠条》内容一致，并且在《承诺书》出具之后，余江还多次通过微信聊天向蒋胡林表示会想办法还钱，故余江称受到胁迫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综上，余江、中擎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蒋胡林对其采取了胁迫手段使其出具《承诺书》，并且《承诺书》体现的债务真实存在，因此余江、中擎公司基于受胁迫而主张要求确认《承诺书》无效的诉请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蒋胡林能否依据《承诺书》主张要求余江归还欠款。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已经认定《承诺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蒋胡林有权要求余江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该《承诺书》约定了余江应于每月10日至15日之间至少支付30000元，剩余1611000元在两年付清，但余江未按照前述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蒋胡林主张要求余江归还剩余欠款本金1611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承担自逾期之日起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针对余江辩称其在2014年5月前已归还了其中的1500000元借款，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考察双方之间在该段期间的款项交易往来，无法确认相应的转账系归还案涉的1500000元借款，且余江对于其在该段期间的转账的用途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并与本院关于《承诺书》系余江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不相符，同时，即使依据余江在庭审中的陈述，其事先并不知晓借款已还清，而系在2017年7月10日打印了前述银行流水后才知晓，但依据余江在其后即2017年7月15日至1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仍然对《承诺书》上载明的欠款进行过反复确认，据此，余江前述辩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针对余江辩称其中311000元系属于民基公司欠款，因余江前述辩解明显与《承诺书》、《欠条》载明的内容明显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四、关于中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候加林虽然作为中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候加林无权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同时，依据庭审查明的《承诺书》出具的经过以及蒋胡林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蒋胡林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此外，中擎公司事后也未对候加林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予以追认，故综上，蒋胡林据此要求中擎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中擎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程序不合法的辩解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针对中擎公司还辩称《承诺书》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不真实，因中擎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已表示对《承诺书》三性无异议，现在却推翻其自认的事实称《承诺书》加盖的公司印章不真实，有违诚实信用，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中擎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也不予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余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胡林欠款1611000元。 二、余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胡林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201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每月以3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当月16日起至2019年6月13日止；以161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6月14日起至前述欠款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余江、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的全部本诉请求。 四、驳回蒋胡林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此款已由余江、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预交），由余江、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650元（此款已由蒋胡林预交），由余江、成都中擎玻璃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符荣华 人民陪审员  卢晓蓉 人民陪审员  张林芳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雨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