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7912号 原告：彭文晖，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潘云，女，197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燕、裘斌，浙江光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符玉玲，女，198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飞，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鑫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X4K9XU，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朝阳银座4-10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施媛媛，总经理。 原告彭文晖、潘云诉被告符玉玲、杭州鑫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依原告方书面申请，本案依法采取了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本案于同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文晖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燕、被告符玉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飞、鑫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媛媛到庭参加诉讼。各方曾申请庭外和解，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文晖、潘云向本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被告符玉玲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居间）合同》；2.符玉玲配合二原告办理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将房屋的产权人变更登记为二原告；3.符玉玲交付二原告案涉房屋及编号为1693号的车位；4.符玉玲支付二原告违约金84500元，并赔偿律师费6000元；5.鑫锐公司对上述第四项诉讼请求中符玉玲应承担的违约金、律师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25日，二原告与符玉玲、鑫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约定符玉玲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二原告，总价款1690000元，二原告于2017年12月25日交付定金300000元给鑫锐公司。房屋交付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符玉玲应按购房合同时间拿出房产证并第一时间通知二原告进行交易过户；在此期间，若符玉玲因个人原因拒绝与二原告进行正常交易，则视为符玉玲违约，鑫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合同签订后，二原告已于同年12月25日将定金300000元交给鑫锐公司，但符玉玲未依约办理案涉房屋的房产证，直至2018年年底才办出房产证。符玉玲办出房产证后，也从未通知二原告办理过户手续。原告方曾多次要求符玉玲进行房产过户，但符玉玲一直推拖，后其明确告知因其与案外人存在经济纠纷，其已将案涉房屋作为法院财产保全的担保，故无法按合同约定履行。后原告方向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管理处查询，得知案涉房屋并无任何查封、冻结措施，案涉合同仍可继续履行，故原告方要求符玉玲继续履行合同，但符玉玲明确予以拒绝。之前符玉玲在拿出不动产权证后未通知继续交易过户，已构成违约，在原告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后，符玉玲谎称“房产已作为其他案件担保”，导致原告方误认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现符玉玲明确告知“不动产权证就在其手上”，故合同继续履行不存在其他交易障碍，且二原告已依约将首付款720000元支付给鑫锐公司。同时，根据案涉合同备注条款关于车位的约定，符玉玲应一同交付房屋及约定车位，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原告方认为，一、案涉合同并未解除，二原告有权要求符玉玲继续履行合同。（一）二原告与符玉玲并未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虽然原告方曾提起过解除案涉合同的诉讼，但诉请是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且原告方在开庭前撤回起诉，法院对此并未作出判决，双方自始至终没有对解除合同及之后的责任承担等达成一致，故不能认为双方已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规定的情形。（二）符玉玲作为违约方并无法定或约定解除权。1.本案原告方对符玉玲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符玉玲未在2018年8月31日前取得不动产权证，因其存在延误构成违约，故二原告未在同年8月31日支付购房款720000元不构成违约。案涉合同备注条款关于“该房屋交付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房东应按购房合同时间拿出产证，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买方进行交易过户”的约定，而按符玉玲与开发商所签合同第十六条关于“出卖人承诺于2018年8月31日前取得前款规定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给买受人”的约定，符玉玲应当在该月31日前取得不动产权证。再结合案涉合同第四条第三款关于“买方委托经纪方向银行申请个人二手房商业按揭贷款，预计金额670000元整支付卖方第三部分房款。贷款金额具体以银行或公积金中心审批为准，不足部分由买方于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之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卖方，买卖双方须积极配合，于2018年8月31日前备齐本次贷款所需相关真实证件并到现场办理相关手续；若以上事宜出现延误，均由延误方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符玉玲应在同年8月31日前配合买方办理贷款手续。而根据杭州地区房产交易的实际情况，以及鑫锐公司在庭审中关于“办理贷款手续必须要有符玉玲的不动产权证”的陈述，因符玉玲未在同年8月31日前取得不动产权证，无法配合办理贷款手续，故在符玉玲拒绝履行其义务时，二原告作为后履行义务一方，有权拒绝支付款项。2.本案系符玉玲违约，其作为违约方没有解除权。鑫锐公司陈述“符玉玲于2018年3月告知鑫锐公司，其名下房产存在被查封风险”，鑫锐公司催促其办理不动产权证，其以有事为由拒绝来杭办理相关手续。同年8月27日，鑫锐公司又催促符玉玲办理不动产权证，符玉玲先后以户口本找不到、身份证丢失及社保通不过等理由予以拒绝。本案在同年8月31日前无法办理贷款手续，延误系符玉玲违约所致。此后，符玉玲虽在同年11月取得不动产权证，但其并未第一时间通知原告方进行交易过户，而是在2019年1月才将不动产权证寄给鑫锐公司。此后，符玉玲在2019年3月21日明确告知原告方“案涉房产处于冻结状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足以证明其已无继续履行合同的意图，其行为构成违约。同时，录音中符玉玲多次表示愿意赔偿，也可证明其认可交易无法继续履行的责任在自身，其作为违约方无解除权，其发出的解除通知不发生法律效力。3.退一万步讲，二原告已在符玉玲发出解除通知之前履行完合同义务，符玉玲的合同目的已实现。2019年5月14日9时46分，原告方已按约将720000元支付给符玉玲，履行其全部义务，符玉玲在当日10时2分才向原告方发送解除合同的短信，即原告方在符玉玲发出解除通知前已全面履行付款义务，符玉玲已无权解除合同。综上，案涉合同并未协商一致解除，符玉玲属于违约方，不享有法定解除权，二原告有权要求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交付房屋及车位。二、关于定金是否已全额支付以及符玉玲是否有权没收定金的问题。二原告已按约于2017年12月25日将定金300000元付给鑫锐公司，原告方在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同时，一直要求鑫锐公司催促符玉玲履行相关义务。相反，符玉玲从未主动联系原告方，二被告都未催促付款。此时，因买卖双方均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已达成“因符玉玲取得不动产权证的时间延误，相应的后续流程及二原告付款时间均顺延”的一致意见。此后，在得知房产并无查封且能继续交易后，二原告已按约付款给鑫锐公司，已全面履行其义务，二原告从未表示其拒绝履行合同，且在履行过程中无任何过错，故符玉玲无权没收定金。三、关于二原告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双方主张的违约金是否过高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本案二原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符玉玲没有任何的付款催告，二原告没有怠于履行付款义务，原告方曾于2018年10月31日、同年11月29日两次催告鑫锐公司何时可支付首付款，鑫锐公司均告知会提前通知，故符玉玲无权主张违约金。退一步讲，即使二原告需承担违约责任，符玉玲主张的违约金显然过分高于损失。因符玉玲从未催告二原告付款，在二原告支付第二笔款项之前，符玉玲并未行使解除权，合同继续有效。即使法院认定二原告存在逾期付款的行为，其仅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本案因符玉玲未及时在2018年8月31日前拿出不动产权证并以各种理由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该延误导致的违约责任应由其承担。据此，二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并未超出合理损失的范围，其损失包含自2018年年底至案涉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的租金损失、利息差额损失，且违约金具有惩罚性，故对符玉玲主张违约金应当调低的抗辩不应支持。四、鑫锐公司对符玉玲应承担的违约金、律师费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结合合同备注中的约定，本案系符玉玲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鑫锐公司应当为符玉玲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二原告从未拒绝支付购房款并拒绝购买房屋，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完全在于符玉玲，其作为违约方未取得约定或法定的合同解除权，解除通知不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继续履行亦不存在其他交易障碍，故请求依法支持原告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被告符玉玲辩称，一、关于案涉合同的解除或继续履行问题。案涉合同在符玉玲发出的解除通知分别到达二原告及鑫锐公司时，已于2019年5月14日解除，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前提。符玉玲是基于合同第七条关于“买方逾期支付房款逾期30天，卖方有权不再出售该房屋”的约定，在买方逾期支付首付款达9个月之后，依法依约行使解除权，故合同已经解除，不可能继续履行。二、买方定金的支付及定金责任问题。首先，案涉合同约定定金为300000元，由买方支付至中介方，再由鑫锐公司支付给卖方。本案中，买方依约支付定金300000元至鑫锐公司，鑫锐公司仅支付210000元给符玉玲，其拖欠符玉玲90000元是事实，其应及时将前述代收取的定金全额支付给符玉玲。至于鑫锐公司主张该90000元系“卖方的奖励金”，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房屋交易尚未达成，故不应予以采信，鑫锐公司应将代收的定金90000元支付给符玉玲。其次，关于定金责任问题，根据合同备注“买方因个人原因放弃此房屋购买权，则视为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吃没定金”之约定，因买方认为房屋楼层低、采光条件不好，故一直犹豫是否购买房屋，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时支付首付款，已构成违约，卖方可根据合同约定和定金罚则的法律规定，有权不返还定金。三、关于合同履行的违约情形、违约责任及损失的认定。本案买方未按时支付首付款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买方应于2018年8月31日交付首付款720000元，买方强调没有支付首付款的原因是卖方没有拿出产证所致，但合同并未明确约定支付首付款以卖方须出示产权证为前提，在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买方主张参考“交易习惯”明显不适于本案情形。同时，买方主张的“不安抗辩权”同样不适于本案情形，买方并无任何确切证据证明卖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其一直强调的是卖方没有出示产权证书。关于产权证的问题，是因开发商原因导致延迟领取，卖方在2018年11月左右拿到产权证书，随后邮寄给鑫锐公司。即买方在鑫锐公司向其出示房屋产权证书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履行首付款的支付义务；退一万步讲，即便买方未在2018年8月31日前支付首付款的原因是卖方没有出示产权证书所致，那么到同年11月左右，买方已没有任何理由不支付首付款，毫无疑问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其违约责任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还有因买方错误保全房屋导致无法进行交易而使卖方丧失交易机会的损失，以及卖方因诉讼支付的律师费之外的误工及差旅费成本等费用。四、本案中介公司应否承担责任及责任认定。案涉合同系三方合同，鑫锐公司作为合同中介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具体如下：1.鑫锐公司怠于履行中介方的义务，未积极促使交易的达成。2.鑫锐公司与买方擅自变更合同主要条款，推迟买方支付首付款的时间。虽然该行为违背合同相对性而未得到卖方许可，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实际上已严重损害卖方的合法利益，理应对卖方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鑫锐公司代收买方的定金300000元，但未如数支付给卖方，违反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五、关于买方于2019年5月14日支付720000元的问题。买方在合同解除后支付该款至傅华楠个人账户的行为，并非买方履行合同支付首付款义务的行为。1.买方支付该款之前，卖方已根据合同约定，在2019年3月份的录音及之后的解除通知中明确表示不再出售房屋给买方，合同已经解除且无法履行。2.买方在支付该款前曾起诉卖方，要求解除合同，后撤回起诉。3.根据合同约定，首付款应于2018年8月31日前支付至鑫锐公司账户，而买方却支付给傅华楠个人，且目前其已离职，该款项去向不明。综上，该款与本案没有关系，与卖方更无任何关联，故不能理解为买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综上，买方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鑫锐公司存在重大过错，请求依法判决，并判决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鑫锐公司辩称，一、在2017年12月开始签订订单合同时，鑫锐公司有保护期，因未到交房时间，一般不允许双方私下联系。但后续买卖双方私下联系，原以为双方因首付款产生争议，该过程一般需由鑫锐公司出面。之后，卖方房产证迟迟没有拿出、交房，是因为开发商迟延交付，且卖方没有到中介处，鑫锐公司的业务员曾催促卖方过来，但未果。2018年3月左右，卖方告知鑫锐公司“安徽的房产被冻结”，业务员询问“会不会影响案涉房屋的交易”，卖方表示不影响，后来再告知案涉房屋不能交易，原因是“对方首付款迟延”，双方就此搁置。鑫锐公司曾进行协调并希望促成交易，因合同约定首付款应于2018年8月31日前支付，后卖方一直主张买方违约未付首付款。2019年5月10日，前案开庭之后，二原告在未告知傅华楠的情况下，将首付款720000元打入鑫锐公司业务员傅华楠的个人账户，没有选择对公账户，因傅华楠已经离职，其希望将款项打回，并电话联系买方，但买方未接电话。二、关于房屋产权证的办理。第一次因卖方有事没有过来，第二次卖方在未通知鑫锐公司的情况下，自行于2018年11月左右办好权证并带回。此外，案涉合同约定交房时间以房产证拿到为准，没有具体的交房时间，只有首付款的支付时间。综上，鑫锐公司希望双方继续交易，其已尽到合同义务，不应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有二原告提供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事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系各方无争议的事实，故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部分，本院认定如下：一、就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房屋买卖（居间）合同》1份，符玉玲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针对符玉玲就证明目的提出的异议理由，二原告已按约向鑫锐公司全额支付定金，至于约定的交付时间，结合原告方提供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涉及的案涉房屋交付内容，可确定该交付时间指向的是符玉玲与开发商之间的合同，庭审中鑫锐公司亦明确案涉合同并未明确具体的交房时间，故符玉玲的该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其提出的违约情形问题，本院将另行阐述。2.收据及转账记录1组，庭审中鑫锐公司已收取二原告支付的定金300000元，并支付符玉玲定金210000元，故二原告已按约履行定金支付义务，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及前述事实予以确认。3.原告方与鑫锐公司工作人员傅华楠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各1份，符玉玲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以及房屋产权证未及时办理的问题在于开发商，中介方曾向买方表示需等通知准备首付款的事实。就录音材料等，符玉玲认可系其与原告方之间的通话内容，但认为原告方未经其许可且对内容进行了处理，因该录音行为并未侵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且符玉玲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前述内容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及合法性，可反映符玉玲提出“案涉房屋因另案诉讼而导致暂时无法过户”的事实。4.房屋他项权利及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各1份，符玉玲认可其真实性及合法性，符玉玲在前述录音中仅表示因个人诉讼原因导致房屋暂时无法过户等，且愿意适当承担损失，但并未提出原告方逾期付款的问题，故其该项异议不成立，本院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5.原告方与傅华楠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1组，符玉玲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至于原告方在未经中介方及相关人员认可的情况下，将首付款支付至中介方原员工傅华楠的个人账户，不能当然视为原告方已按约履行付款义务。6.《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各1份，符玉玲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及原告方因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6000元的事实；至于违约责任承担，本院将另行阐述。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12月25日，符玉玲（甲方）与二原告（乙方）、鑫锐公司（丙方）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产权现状为“因此房屋未交付，所以各项细节详见备注”，该房屋成交价格为1690000元，付款约定以按揭方式履行本合同，买方于2017年12月25日交付定金300000元予经纪方，经纪方于当日代买方向卖方支付；买方于2018年8月31日交付720000元予经纪方作为首付款（首付款=成交价－定金－银行贷款－预留尾款），由经纪方代买方向卖方支付该款；买方委托经纪方向银行申请个人二手房商业按揭贷款，预计670000元支付卖方第三部分房款。贷款金额具体以银行审批为准，如审批贷款金额低于申请贷款金额，不足部分由买方于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之日前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卖方，买卖双方须积极配合，于2018年8月31日前备齐本次贷款所需相关真实证件并到现场办理相关手续。买方按约定交清全款已付首付款并通过银行审批的情况下，买卖双方按经纪方要求于2018年8月31日之前到房产局现场办理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卖方同意于2018年年底（前提贷款审批下来）交付房屋于买方使用。“其他违约责任”约定卖方如违反本合同约定或其他由于卖方的原因而无法将房屋售予买方的，应向买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的5%作为违约金，并且必须退回买方已付所有房款。卖方逾期交付该房屋，或者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每逾期一天，每日按该物业成交价的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天，买方有权不再购买该房屋，卖方应退回全部已收款项并向买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的5%作为违约金，买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买入该房屋，或者因违约无法买入该房屋的，应向卖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的5%作为违约金。买方逾期支付房款，逾期30天，卖方有权不再出售该房屋，买方应向卖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的5%作为违约金。由于一方违约，另外两方为追究违约责任而产生的律师费用由违约一方承担。“备注”（备注条款内容与前述条款不一致的，以备注条款为准）约定该房屋合同交付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房东应按照购房合同时间拿出房产证，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买方进行交易过户。若在此期间，卖方因个人原因拒绝与买方进行正常交易，则视为卖方违约，中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可向卖方索取房价的百分之二十作为违约金；若在此期间，买方因个人原因放弃此房屋购买权，则视为买方违约，卖方有权吃没定金；若在此期间，因政策性问题导致双方无法正常交易，则双方不视为违约，退还定金，此合同作废等内容。合同签订后，二原告已于2017年12月25日向鑫锐公司交付定金300000元，鑫锐公司已付定金210000元给符玉玲，剩余90000元以奖励名义扣留未付。后符玉玲因开发商未能及时办出房屋产权证，其于2018年11月取得产权证，并于之后将产权证寄给鑫锐公司。2019年3月份，符玉玲明确告知原告方“因个人诉讼原因导致房屋暂时无法过户，愿适当承担损失”等。2019年4月，二原告曾起诉来院并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等，后符玉玲提起反诉，双方于同年5月10日撤回各自起诉。同年5月14日，在未经鑫锐公司认可的情况下，原告方通过转账方式将首付款720000元支付至傅华楠的个人账户。其间，符玉玲以“买方拒绝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拒不按时按约支付首付款”等为由，通过函件及短信方式向原告方及鑫锐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因案涉争议，双方均起诉来院，案经调解无效。 另查明，彭文晖、潘云因案涉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6000元。傅华楠原系鑫锐公司的员工，曾代表公司参与案涉交易。 再查明，依符玉玲与案涉房屋的开发商杭州北辰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约定房屋应于2018年5月31日前交付，于同年8月31日前取得规定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并交付买受人。案涉房屋除因本案诉讼财产保全而查封外，现未被采取其他查封措施，且未设定抵押。 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点，一、案涉合同履行的违约责任、继续履行抑或解除问题。本案原告方主张系符玉玲未按约取得不动产权证，且未及时通知交易过户而构成违约，符玉玲作为违约方无解除权，其未按期付款不构成违约，之后其已履行合同付款义务且无其他障碍，合同可继续履行；符玉玲主张系原告方未按时支付首付款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方于之后支付首付款的行为不能理解为已履行合同义务，且符玉玲已依法解除合同。关于违约情形及责任认定，首先，就首付款的支付问题，合同明确约定支付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且款项金额明确；同时，合同约定“买卖双方须积极配合，于2018年8月31日前备齐本次贷款所需相关真实证件并到现场办理相关手续”，针对的是第三笔款项支付的条件，即以按揭贷款方式付款，而首付款并不以办出不动产权证并过户作为支付前提，合同也未约定该二项义务的先后顺序，更何况庭审中原告方也明确“若按揭贷款办不出，首付款还是要付”，相反过户义务的履行则以首付款付清并通过银行审批为前提；此外，虽然合同约定卖方应按与开发商之间的合同拿出房产证，但并未明确约定交易过户的时间，即“第一时间通知买方进行交易过户”，不能据此推断以此作为首付款的支付条件且双方已协商延期。原告方主张已征得中介方同意不付，但本案无证据表明其已征得卖方的认可，且事后原告方在未告知鑫锐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向傅华楠个人账户打款的行为，并不当然视为其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综上，可知原告方未按约支付首付款，不存在其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问题，其显然已构成违约。其次，就拿出产权证并通知交易过户的问题，合同约定“买方按约定交清全款已付首付款并通过银行审批的情况下，买卖双方按经纪方要求于2018年8月31日之前到房产局现场办理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备注部分约定“房东应按照购房合同时间拿出房产证，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买方进行交易过户”，因开发商原因导致未按期拿出产权证，符玉玲已积极履行该项义务，至于其拿出产权证后迟至2019年才寄送给鑫锐公司，已表达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但确未尽到“第一时间”在合理期间内的通知义务，导致双方发生争议，存在瑕疵履行情形。就合同继续履行与否抑或解除问题。本案符玉玲拿出产权证后寄给中介方，可说明其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且未提出买方的逾期付款问题。但其在2019年3月首次与买方联系过程中明确表示“因个人诉讼原因导致房屋暂时无法过户，愿适当承担损失”等，提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间，原告方也曾以房屋质量及采光问题等为由提出不买房屋。发生争议后，在合同关于付款方式及条件、交房及过户等问题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双方无法就后续履行条款达成一致，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至于原告方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因其存在前述违约及双方协商不一致等情形，且符玉玲明确无继续履行的意愿，故其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符玉玲提出的已通知解除，依据是买方迟延支付首付款等，但明显与其之前向中介方寄送产权证所表达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不符，且其之前并未以该理由表达不履行合同的意思；同时，符玉玲系依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但合同约定解除权系适用一方违约情形，并不适用本案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故符玉玲的该项主张，依据亦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二、关于案涉定金的交付、原告方损失及违约金认定。结合前述违约情形及责任的分析，案涉合同因双方原因及后续无法协商一致等导致无法继续履行，本院对原告方主张的过户及交付诉请不予支持。同理，原告方主张的相应违约金及律师费诉请，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方所主张鑫锐公司的连带责任，依据为合同关于“卖方因个人原因拒绝与买方进行正常交易，则视为卖方违约，中介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约定，针对的是卖方一方违约的情形，本案难以适用，故对原告方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本案中因原告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其已付的定金等款项，可依法另行主张。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彭文晖、潘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824元，减半收取计10412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925元，二项合计11337元，由彭文晖、潘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判员  郑卜训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