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沪0112行初662号原告上海新大都双佳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吴学庭。委托代理人石理锋，男。委托代理人戎兴旺，上海创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王光荣。委托代理人王凌云，男。委托代理人黄虓，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良芳，女，197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委托代理人盛吉洪，安徽源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新大都双佳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都公司)不服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静安人保局)认定工伤决定，于2018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静安人保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诉讼过程中，因工伤认定申请人徐良芳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追加徐良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1月24日、3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新大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石理锋、戎兴旺，被告静安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王凌云、黄虓，第三人徐良芳的委托代理人盛吉洪均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第三人申请就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与原告进行庭外和解,但因分歧较大致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静安人保局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静安人社认(2018)字第80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主要内容为：2017年10月31日下午，驾驶员王诚结束当天工作任务后，乘坐客运大巴返回常住地，于2017年11月1日凌晨因交通事故死亡。交警部门认定王诚在本起事故中无事故责任。王诚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新大都公司诉称，其与案外人杨某某就上海到淮南的客运线路签订有委托经营合同，王诚系杨某某招聘的驾驶员。2017年10月31日，王诚出车驾驶的车辆为河南大自然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大自然公司)名下豫ABXXXX客车，但在原告公司内部并不知道该车辆的存在。王诚作为驾驶员，完全能够分辨豫ABXXXX客车不属于原告所有，且也应当熟悉原告公司核定的行车路线。豫ABXXXX客车被奉贤区交通委执法大队扣车后，杨某某也称受河南大自然公司委托前去接受处罚。因此原告驾驶豫ABXXXX客车的行为与原告无关。综上，王诚是在接私活后回老家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王诚的死亡与原告的工作没有关联。被告所作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缺乏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故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所作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原告新大都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经营许可证明》《道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宣传教育活动记录表》《2017年上海市道路企业驾驶人交通安全承诺书》《2017年1月份驾驶员教育学习备课笔记》《2017年1月份驾驶员安全学习会议简要》《驾驶员宣传教育活动签到表》《道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宣传教育补课记录》、奉贤区交通委执法大队关于查处豫ABXXXX车辆的《情况证明》；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对聘用的驾驶员王诚日常都有进行交通安全方面的宣教，王诚应当知道须按照规定驾驶。2017年10月31日，王诚驾驶豫ABXXXX客车并非正常路线，王诚对此应当知晓。第二组：沪BQXXXX客车的GPS行车记录资料一组，系原告从提供车载GPS行车记录的上海文聪科技有限公司处调阅，证明沪BQXXXX客车2017年10月30日在执行上海到安徽的客运任务，10月31日则在执行安徽到上海的任务，并非杨某某所称的正在保养中，故无需用豫ABXXXX这车辆来顶班。诉讼中，新大都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了奉贤区交通委执法大队对豫ABXXXX车辆违法营运处罚一事的有关档案材料，包括：2017年10月31日执法部门对司机王诚的询问笔录和对乘客项某的询问笔录，2017年11月30日杨某某前去接受调查时持有的河南大自然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017年11月30日执法部门对杨某某的询问笔录，奉贤交通委执法大队对河南大自然公司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证据证明河南大自然公司在出具给执法部门的委托书上称杨某某是其承包人，王诚在调查笔录中亦称该车老板是杨某某，故王诚驾驶豫ABXXXX客车时应当知道并非在为原告工作。被告静安人保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查，王诚系原告的客车驾驶员，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与原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2017年10月31日，王诚结束当天工作任务后，乘坐客运大巴返回安徽的常住地。次日凌晨，车辆途经滁新高速阜阳方向162KM+300m路段时，王诚遭遇交通事故死亡。淮南市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诚在本起事故中无事故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杨某某受原告委托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上海至淮南的客运班线，王诚则是驾驶杨某某客运班线的原告员工。2017年10月31日，杨某某指派王诚驾驶车牌为豫ABXXXX客车由上海驶往安徽淮南，后途中因被执法部门查处，该班车原定运营计划临时取消。王诚搭乘其他客运大巴返回安徽途中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被告认为，王诚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静安人保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作为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职权依据。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及《上海市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作为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适用法律依据。三、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1、(2017)沪0106民初4661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诚是原告的注册驾驶员，与原告自2013年11月14日至2017年11月1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死亡证明》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王诚于2017年11月1日凌晨因交通事故死亡，其本人对该交通事故无责任。3、《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证明杨某某接受原告委托以原告名义经营管理上海至淮南的客运班线，杨某某为经营责任人，委托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驾驶员由杨某某推荐，并由原告聘用委派至目标班线从事驾驶工作，薪酬由杨某某支付。4、杨某某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2份(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25日)，证明静安人保局对杨某某进行了调查询问，杨某某述称其负责新大都公司上海金山至安徽淮南的班线，该线路经奉贤、闵行、松江、青浦、嘉定后上高速后到达淮南。驾驶员王诚为其开车，主要是淮南至上海线，如遇沪BQXXXX保养就让他开豫ABXXXX客车，报酬按日支付。车辆营运完毕后，车上人员各自返回居住地。2017年10月31日，因沪BQXXXX保养故杨某某安排王诚驾驶豫ABXXXX客车，后因该车被运管查扣，故王诚当天的工作任务就自然结束了。5、奉贤区交通委执法大队的《情况证明》，证明2017年10月31日王诚驾驶豫ABXXXX客车因未持有效客运标志牌，营运证件被扣的事实。6、搭班售票员杨洋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2份、乘客胡俊叶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第三人徐良芳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证明2017年10月31日王诚因无法继续驾驶客车营运上海金山到淮南的线路，搭乘其他大巴返回安徽家中并遭遇交通事故死亡，王诚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接受杨某某的工作安排。另因运营车辆是对开的，王诚在安徽和金山都有居住地。7、胡章才(对班司机)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唐伟(对班售票员)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邵博(原告员工)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证明杨某某受原告委托营运的两辆客车采用上海和淮南对开的方式经营，沪皖方向从金山出发经奉贤、闵行、松江、青浦、嘉定再出上海，行车路线存在一定的不固定性，邵博陈述也证明原告有能力有义务对线路上的人员进行管理。因此，即使杨某某有违反规定的情况，原告也应当及时纠正，如果放任不加管理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依据：《工伤认定申请表》及身份证明资料一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新大都公司的委托书、《提供证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照规定的程序对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调查并作出决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以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等规定。第三人徐良芳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基本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王诚在结束当日工作后，乘坐客车返回淮南不仅是下班回家，同时也是受原告公司和杨某某的工作安排，需要照顾车上的乘客，应属于职务行为。第三人徐良芳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原告新大都公司对被告静安人保局提供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和依据均没有异议，对适用法律依据本身无异议，但认为王诚发生事故并非下班途中，故不能适用该规定。关于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亦无异议，认为委托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行车路线和车牌号码，杨某某运营车辆不包括豫ABXXXX客车；对证据4没有异议，认可杨某某所称有两辆车挂靠在原告名下，但对杨某某关于运营路线和时间的表述不认可，不认可杨某某可自行安排其他车辆顶班，认为杨某某与河南大自然公司也有挂靠关系；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扣车地点不在规定的运营线路上，可证明杨某某与河南公司或也有挂靠关系存在；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杨洋不是原告员工而是杨某某自行聘用的人员，可以看出豫牌车辆是杨某某一直在用的车辆，而不是临时顶班的车辆；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胡章才是原告公司注册的驾驶员，其明确表述协议涉及的是两辆车，对王诚驾驶豫牌车辆的情况并不知情。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均没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本身没有异议，但认为王诚接受杨某某的指派负责将部分乘客照顾回皖，更符合履行职务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的情形。对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王诚作为驾驶员没有必要关心车辆最终是谁所有的，王诚接受杨某某指派驾驶豫ABXXXX客车亦是行驶新大都公司上海到淮南的目标线路。另从调查记录可知，该班线实际行驶线路与备案线路也会有一定的调整。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及申请调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情况证明是在工伤认定作出之后才出具的，其余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且认为不能排除原告系豫ABXXXX客车的实际使用人，且即使实际运营路线有所调整，也不能否认王诚完成驾驶任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质辩情况，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新大都公司与案外人杨某某签订有《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新大都公司委托杨某某经营管理该公司上海至淮南的客运班线，杨某某为经营责任人并向公司缴纳管理费用。由杨某某投放营运客车沪BQXXXX、沪BPXXXX。驾驶员由杨某某推荐，新大都公司负责聘用并办理入职手续，委派至目标班线从事驾驶工作。驾驶员薪酬由杨某某支付。杨某某受托经营上述新大都公司的客运班线后，王诚被原告聘为驾驶员从事上述营运班线的驾驶工作。经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王诚系新大都公司的注册驾驶员，与新大都公司自2013年11月14日至2017年11月1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10月31日，王诚接受杨某某的指派和安排驾驶登记在河南大自然公司名下牌号为豫ABXXXX客车营运前述上海至淮南的客运班线，车辆行至本市奉贤区被该区交通委执法大队查处，致原定客运计划无法继续进行。当日下午，王诚结束当日工作任务后，与豫ABXXXX客车上的部分乘客一同乘坐另一辆客运大巴返回安徽家中。2017年11月1日凌晨，客车大巴途经滁新高速阜阳方向162KM+300m路段时，王诚因交通事故死亡。淮南市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诚在本起事故中无事故责任。2017年11月30日,杨某某持河南大自然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到奉贤区交通委执法大队接受处理，该大队同日以河南大自然公司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进行经营为由对其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6月11日，王诚配偶徐良芳向被告静安人保局申请认定王诚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被告静安人保局于同年6月21日受理后，通知新大都公司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经调查，被告认为王诚系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属工伤认定范围，故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并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静安人保局作为辖区内负责工伤保险工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辖区内企业职工进行工伤认定的行政职权。该局受理第三人徐良芳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经调查取证，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相关文书，行政程序合法。本案中，从业人员王诚系原告新大都公司招录的驾驶员，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其与原告之间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王诚在2017年10月31日驾驶豫ABXXXX客车营运从上海到淮南的客运班车路线途中，因被执法部门查扣车辆而结束了当日营运任务，后乘坐客运大巴回安徽家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王诚2017年10月31日驾驶豫ABXXXX客车出车营运是否属于为原告新大都公司工作。二、王诚遭遇交通事故时是否属于下班途中。本院分述如下：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根据原告新大都公司与案外人杨某某签署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及相关人员所作陈述，新大都公司委托杨某某经营管理该公司上海至淮南的客运班线；杨某某为经营责任人，同时也是班线驾驶员的使用人和管理责任人，对包括王诚在内的驾驶员安排具体的工作任务并履行相关教育管理职责。因此，王诚在原告公司的工作内容就是根据杨某某的安排完成原告公司上海至淮南的营运班线的客车驾驶任务。从2017年10月31日王诚的工作内容以及行车路线来看，其接受杨某某的安排驾驶豫ABXXXX客车完成出车运营任务，且仍在原告公司上海金山至安徽淮南客运班线这一路线上，整体而言王诚并未脱离履行原告日常工作任务的范围。原告以“不能排除杨某某与河南大自然公司亦有挂靠可能”“豫ABXXXX客车并非合同约定的营运车辆”为由否认王诚在为原告工作。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特定客运班线的营运需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从王诚驾驶的营运线路来看，该路线应属于原告委托杨某某经营的由原告公司取得经营权的线路，并没有证据表明河南大自然公司也对该线路拥有经营权；其次，无论杨某某是以租借还是其他方式调用该豫牌车辆，其最终目的和用途都是在营运原告公司的既定班线，原告也会从该路线得以有效运营这一结果而获益；再者，原告委托杨某某对公司驾驶员进行使用和管理，杨某某对王诚在工作层面所作安排应视为原告公司的安排，即使杨某某超出合同约定范围用车，也属于其违反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问题，并不影响王诚接受安排完成原告公司客运班线驾驶任务这一工作性质的认定。综上，原告所提异议的理由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王诚所从事的长途客运班车驾驶工作有其特殊性，上海到淮南的客运班线采用双向对开模式，王诚完成工作任务后通常需在目的地(上海金山或安徽淮南)处休息，以接下来完成下一班驾驶任务。2017年10月31日，王诚当日工作任务因故提前终止后，王诚搭乘大巴车返回安徽家中，静安人保局认定王诚属于下班回家并无不当。第三人认为当日原定班次取消后，王诚还被杨某某安排了照顾部分乘客回皖的工作任务，其坐车回家期间属于继续履行工作职责。根据当班车内售票员杨洋的陈述，因车辆被查扣而取消营运计划后，杨洋受杨某某指派负责安排乘客搭乘另一辆跑同线路的大巴回皖，但并无确切证据证明杨某某安排司机王诚承担护送或照顾原班乘客回皖这一工作任务。因此，对第三人的上述诉讼意见本院难以采纳。本院还需指出，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对其在岗职工(注册驾驶员)的日常管理通过签署委托经营合同的方式高度放权给委托经营人，此种内部管理模式容易产生违规营运的隐患以及产生与职工之间的劳动争议。从在案证据来看，杨某某受原告委托运营运上海至淮南客运班线的过程中，不仅违规使用合同约定车辆以外的其他车辆，即使是在使用合同约定的两辆沪牌客车时，也还存在着临时调整既定线路、未经安检沿途拉散客、与其他线路之间并客等违规营运的情况。原告作为本市有资质的客运运输企业，在受托管理人员存在违约、违规、违法营运等情形下，应当切实担负起相应的监管职责，如果将因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一味推托给受托经营方或职工个人来承担，显然有失公平。综上所述，原告的职工王诚在结束当日工作后的下班回家途中遭受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和《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予认定工伤的情形。被告静安人保局所作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认定结论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新大都双佳客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上海新大都双佳客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云审 判 员  刘新慧人民陪审员  史嘉安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 记 员  岳 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