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203民初8964号原告：李维义，男，198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齐鲁医院职工，住青岛市市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太，青岛市北海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国投公司内。法定代表人：柯昌泉，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15层1501号自编38号。法定代表人：田铮，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宇，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维义与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第三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太、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维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在被告交易系统中的开户（账号：00×××11）和全部交易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款项519400元；3、被告与第三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原告通过网上认识被告业务员，在网上签订平台交易协议，网上与其会员四川国川融通有限公司（该公司已注销）进行交易，第三人为第三方支付方，原告按照被告指示将款项汇于第三方支付方第三人，共计563000元，后退回43600元，后原告方知晓被告与第三方属违法操作，属非法期货交易行为，原告与被告的交易行为应为无效，被告及第三人应返还原告所汇款项519400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辩称，一、涉案纠纷已经通过和解方式得到解决，原告已通过自愿陈述与保证的方式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争议，且该声明不存在任何无效之情形。1、就涉案交易，原告曾与被告及其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川融通公司”）发生争议。2016年4月22日，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就涉案交易纠纷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客户和解协议》。在该文件中，原告陈述其系由于自身未按照交易风险提示进行有效风险控制导致亏损，与被告、国川融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并承诺自协议履行完毕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被告及国川融通公司提出索赔。原告同时向政府部门出具了《客户情况说明》，进一步确认其系本人交易风险认识不清导致亏损，在政府部门以及被告的极力协调下，争议已经得到圆满解决，请求向政府部门撤回投诉的同时，保证不会再以任何理由向被告及国川融通公司提出索赔。因此，原告与被告就涉案交易已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原告并无本案诉讼之利益。2、根据上述和解文件及情况说明之内容，无论原告与被告之前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相关交易的效力如何，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对相关纠纷以及相关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后果进行了一揽子的终局解决，并且，原告以书面形式自愿放弃了今后以任何理由向被告提起索赔的权利，应视为原告对其权利进行了处分，且该处分系原告真实意思的表达，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原告应该信守承诺，法院亦应予以尊重。因此，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实现司法裁判所追求的恪守诺言、维护公正的良好社会效果。并且上述观点，已得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6862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申1176号民事裁定书等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可，可供法庭参考。二、原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所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贵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1、在本案中，原告以被告交易平台上开展的相关交易业务为非法期货业务为由，要求确认相关交易合同无效，但是，根据国务院及证监会的相关文件，关于案涉上市商品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业务的定性问题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2、2011年国务院发文对全国范围内的交易场所进行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目前正处于行政清理整顿阶段，被告亦属于此次清理整顿的范围，尚未有行政主管部门对本案涉及的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进行定性，因此，关于案涉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的定性问题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3、关于涉案纠纷及涉案业务定性是否属于法院受理的范畴，可参考2019年1月3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申请人李洪德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支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9）豫民申67号）、2017年11月29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申请人王君健与被申请人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津民申2097号）2018年4月2日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被告邱建昌与原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8)赣05民终46号）。三、被告并非涉案交易合同的相对方，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1、在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原告在被告处的开户及交易无效，进而要求返还合同款项。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其请求权基础显然为原告认为其在被告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无效，因此本案属于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范畴。而根据基本法理，确认之诉的前提必须是涉案的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主体及民法法律关系一一对应，否则，原告无权提起确认之诉，其不具备提起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2、被告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为参与交易的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本身并不参与交易，故被告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仅为平台服务关系，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或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关于“涉案交易无效”这一请求权基础，只能基于现货交易合同关系针对被告的蜀商机构提起，原告无权针对被告提起本案确认之诉。3、事实上，原告已经在起诉状中陈述，其系通过国川融通公司注册开立了交易账号，并与国川融通公司达成了《风险提示书》《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交易确认函》等法律文件，约定与国川融通公司进行交易，故被告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与原告不存在接触。4、原告将交易款项汇入合利宝公司在其备付金银行开立的资金专户的行为，系被告作为独立的交易平台为确保在平台上开展交易的客户资金安全而依法提供的交易资金结算服务的表现，并非原告向被告支付交易价款，原告仍享有资金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其可随时操作出金、入金或使用资金进行交易，被告无需为原告的交易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原告并未就上市商品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业务与被告存在交易关系，被告作为交易平台的提供方，仅为参与交易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四、被告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业务，相关业务并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1、《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因此，“期货交易”应同时具备“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和“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标的”两个必要条件。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关于期货交易的定义及其构成要件来看，被告组织的商品现货交易不属于期货交易，与期货交易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从交易标的角度分析。被告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标的物是现货商品（白银、铜、燃料油），并非是标准化合约，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不能确定所有交易要素（比如交割时间、交割地点等），故并不具有期货合约交易所具有的高度标准化的特征；特别是在交割时间方面，交易商完全可以根据其实际需要和判断，随时要求实物交割，故是否办理实物交割以及交割的时间点完全由交易商自主选择和决定，很显然，其实物交割并无具体时间的约定和约束，其现货交易缺乏“交割时间”和“交割地点”这一核心因素的约定；此外，交易价格是按照“现货价格”（即时价格）而不是期货价格（未来价格）来确定的，双方进行交易采用“实时”的市场价格，并非未来某一特定时间的价格，而是“现在”的价格。因此，被告的交易模式不属于满足期货交易特点的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交易，其买卖的标的物并非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其交易功能也不具备期货交易的套期保值功能。其次，从交易方式的角度分析。被告交易平台上相关商品的交易价格系交易系统援引国际市场价格自动生成并报出，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会员单位与交易商互相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交易商认可该等价格并根据其自身判断参与交易，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存在“竞价”这一过程，在成交机制方面也不存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的问题。因此，被告的交易方式并不存在38号文及37号文规定的通过“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2、关于地方交易场所监管38号文明确规定，地方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并切实做好统计监测、违规处理和风险处置工作”；关于地方交易场所涉及非法期货交易的认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等工作”。由此可见，如前所述，在四川省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被告设立并对其进行日常监管的情况下，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未认定被告存在非法期货交易的情况下，其他机关不宜直接认定被告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属于期货交易。3、此外，我们认为商品市场交易品种繁多，创新变化不断，且普遍存在着很多交易产品名称不一样，但其经济功能和交易机制很相似的情形；若仅以一个交易品种其经济功能或交易特征与现有（传统）交易产品的功能或特征具有相似性，就以此为由认为两者是同一或变相的交易产品，是一个很不妥当的做法，容易引发监管困惑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同样，也不宜基于某些特征的相似性就将被告交易平台上这一类新创设或具有其自身特性的交易产品定性为传统的场内期货交易产品，而应给予新创设交易品种一定的独立存在空间。4、综上所述，被告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并非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相关交易业务并不符合《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期货交易业务，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五、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签订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及相关交易合法有效，原告应当认真对待入市协议书的履行，接受合同项下交易或盈或亏的结果。1、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自愿签署了《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且已依法生效及实际履行。为参与被告的现货及上市商品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业务，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签署了《交易商入市协议书》。在签约开户完成后，原告自愿办理银行卡绑定、自愿入金并在被告交易平台开展交易的行为，已经履行了其与国川融通公司签署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该《交易商入市客户协议书》系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自愿签署，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已依法生效且实际履行。2、《交易商入市协议书》及涉案交易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原告与被告并不存在交易合同关系，双方也无实际交易关系，被告仅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为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的交易提供交易平台服务。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的交易行为系两平等主体之间的正常商事行为，也仅在交易双方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故《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亦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同时，《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前文已论述，被告交易平台上组织的的交易业务并不属于期货交易，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原告认为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应当认真对待《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的履行，接受合同项下交易或盈或亏的结果。由于《交易商入市协议书》已依法生效，且不存在应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原告应当认真对待《交易商入市协议书》的履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绑定银行卡、入金、出金，还是建仓、平仓交易，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应当对其自身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盈亏并存是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原告在交易中也曾有获利，原告不能以亏损而否定交易本身的合法性，应接受合同项下交易或盈或亏的结果。综上所述，本案纠纷已经通过和解方式得到解决，涉案交易业务并非期货交易，被告组织开展的交易业务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原告与国川融通公司之间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第三人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于2016年已经和与国川融通公司单位达成了和解，该和解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相关法律文件未经司法机关确认无效或撤销，原告主张本案权利的请求权基础已不复存在。2016年4月22日，原告与其交易对手国川融通公司签订了《客户和解协议》，确认本案的交易是由于原告自己没有按照开户时的风险提示对风险交易风险有效控制导致亏损，与国川融通公司及被告无关。同日原告又单方出具《客户情况说明》，确认与本案交易事实所产生的纠纷已得到完满解决，其不再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并同意将本《客户情况说明》提交至四川省工商和商务部门等政府部门进行备案。由此可见，原告所依据的起诉事实在实际上已经被其与会员单位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所变更和处置，原告也在和解协议中确认了交易文件的法律效力，自愿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会员单位也实际支付了资助金，双方就前述和解事宜产生的权利义务已经生效并全部履行完毕，原告就本案事实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也已全部归于消灭，其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依据。提醒合议庭注意，原告要向被告主张权利，应当先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变更上述和解法律文件或确认上述和解法律文件无效，但原告从未对此提起任何诉讼。而且其就和解事宜所签订的法律文件均形成于2016年4月22日，原告最晚应当在2018年9月27日前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或变更法律文件的效力。该一年的期间为除斥期间，不产生任何中断、中止的效力。但很明显，原告并未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请求撤销或变更上述法律文件的效力，因此上述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原告就本案事实所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已结清，其诉讼请求根本没有请求权基础。二、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责任的主张涉嫌违反“一事不再理”之司法原则，原告对答辩人的请求权基础已不复存在。2016年，原告就与本案相同的资金划转事实以借款为由向答辩人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原告将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2016年7月29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15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答辩人的资金划转行为系因原告与被告的交易活动所产生，也是基于原告的指令所作出，与答辩人提供的支付服务没有因果关系，答辩人并不参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具体交易活动，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2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民终142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该二审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至此，原告所诉的本案答辩人的资金划转行为已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完毕。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虽然原告为了掩盖其重复诉讼行为而刻意将答辩人列为第三人，但实质上，原告要求答辩人与被告承担返还责任是基于原告与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上所发生的交易无效，即原告的请求权基础是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不当得利。原告引发本案所依据的资金划转行为与2016年原告诉答辩人的诉讼中依据的资金划转行为均为2015年11月至12月间发生的相同行为，因此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与2016年的诉请相同，诉讼标的相同，当事人也相同，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实质上就是在否定（2016）粤0115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粤01民终14231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结果，已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答辩人不存在违法行为，无任何过错，无需就本案原告的交易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主张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连带责任作为民事责任承担的例外，非因法律规定或双方当事人约定而不可承担。本案中，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从未约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而答辩人在原告的交易行为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也不对原告及其交易行为享有权利，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一）答辩人已合法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依法为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上的交易提供网络支付通道服务，该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损害原告的权益，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1、答辩人具备提供网络支付通道服务的资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2号令）》第三条第一款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第二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一）网络支付；（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三）银行卡收单；（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本办法所称网络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包括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根据前述规定，答辩人已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Z2026044000012），有开展互联网支付业务的经营资质，答辩人向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上进行交易的付款方和收款方提供网络支付通道服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答辩人提供网络支付通道的行为在没有特殊错误的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不应当侵害原告的权益。2、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具备使用网络支付通道服务的资格，美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10月30日出具《美姑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立凉山被告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批复》（美府函【2014】107号）中明确，同意设立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四川省商务厅于2015年1月22日出具《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同意成立“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复函》（川商函【2015】31号）中也同意原依法设立的川渝大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中心更名为被告凉山渝川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同时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具有美姑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督局所颁发的《营业执照》、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开户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是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纳税的企业法人。截止目前，暂未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被告商品交易市场为非法机构或无证机构。因此被告商品交易市场依法可以向答辩人申请使用答辩人所提供的网络支付业务。（二）答辩人仅为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上的交易提供支付通道的行为，从不擅自截留或沉淀原告资金，也不参与各项具体交易，更不对原告及其交易行为享有任何权利，因此答辩人提供支付通道的行为与原告交易结果及资金变动结果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辩人与被告商品交易市场于2015年11月15日签订《互联网支付服务协议》，约定答辩人向被告商品交易市场提供网络支付服务，双方于第四条第（二）款第5项中约定，答辩人（乙方）不参与被告商品交易市场（甲方）客户的具体交易，仅为被告客户交易资金托管合款项清结算提供服务。答辩人对被告商品交易市场与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客户之间的包含但不限于下列纠纷不承担责任：（1）因支付金额不准确而产生的纠纷；（2）因付款后未得到商品或服务，或者商品或服务存在瑕疵而产生的纠纷；（3）因交易异议而引起的投诉或其他纠纷；（4）其他仅因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原因与客户产生的纠纷。实际上，答辩人提供的网络支付通道服务仅是通过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客户的指令，为收付款双方提供资金划转和结算服务，其中资金划转方首先是原告绑定银行卡的开卡行，最终收款方为被告商品交易市场，答辩人不作任何资金的沉淀或擅自截留，不从原告处获益，答辩人也不实际参与到具体交易，更不对具体交易享有任何权利。实际上，答辩人的资金划转行为并不会直接形成交易，更不会因此产生交易结果，产生交易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告本身，因此原告的主张与答辩人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何况，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为权利义务相对等，在答辩人不就交易享受任何权利的情况下，答辩人不应当对因交易所产生的纠纷承担任何义务。四、本案中全部资金扣划指令均是基于原告自行操作的行为而产生，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不存在违法操作，不应当对交易所引发的纠纷产生任何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商品交易市场之间就原告名下的同一银行账号有多笔大额资金的转账和收款记录，而答辩人向被告商品交易市场提供的网络支付通道服务，其实质是答辩人提供连接至网银的通道。原告要使用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进行交易的，必须先行亲自操作发出指令授权绑定银行卡，自行选择使用答辩人提供的方式进行资金划转，在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内开立席位号后方可通过网银方式向答辩人发出资金扣划指令。答辩人收到指令后，会依据原告发出的指令进行款项划转，从而完成交易资金的入金。在原告完成交易后，其再通过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向答辩人发送出金指令，答辩人便依据原告指令将资金通过代付方式进行结算、划付至原告对应的账户。前述方式完全符合人民银行对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监管规定。值得一提的是，原告在付款时所显示的是网银转账的界面。根据中国银联有关网银转账的安全操作要求，原告在向答辩人发出入金交易指令时，系统即会跳转到其开户银行的网银操作界面，原告必须输入银行卡号、交易密码，并通过U盾或绑定手机验证码等进行安全验证，方可授权成功从其开户银行账户进行资金扣划。在交易期间及交易结束后的合理期限内，原告有权向答辩人或其开户银行申请撤销或否认该交易。但实际上，原告从未向答辩人或其开户银行对其与被告商品交易市场之间的相关交易提出过任何撤销或否认交易的申请，由此即可证明，原告对与被告商品交易市场之间的全部交易不仅知情而且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自身所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具备合理的预见性，也应当对该法律后果进行承担，答辩人完全按照原告的指令作出对应的资金划转行为，不会直接产生交易的结果，更不存在违法行为损害原告权益。五、交易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但各类交易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答辩人仅仅只是因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用网络方式提供更加便捷的资金流通通道，既不作为交易相对方，也未曾参与过任何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若因此需要承担向原告返还款项的义务，那势必意味着所有银行也应当对其存款、贷款甚至是资金划转、结算业务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恶劣局面，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请合议庭慎重考虑。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对答辩人的主张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其请求权基础业已丧失，其诉讼请求违背事实真相，不符合法律规定，恳请合议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被告开设的交易平台系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成立，具备组织现货挂牌电子交易场所运营资格，批准复函中显示被告经营范围是以现货商品及相关服务行业为交易对象，重点发展凉山当地钒、钛、南红玛瑙及特色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并提供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等配套服务。原告在该平台开通账户，席位号00×××111，通过被告推荐的软件进行买进和卖出，在买进和卖出时都要交纳手续费，自2015年11月4日至2014年12月7日期间，原告入金14笔共计563000元，出金2笔共计43600元，差额为519400元，上述交易均通过第三人进行支付。在原告开户时，被告通过《风险揭示书》、《交易商入市协议书》、《交易商确认函》、《交易商须知》向原告进行了风险提示。二、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2月7日期间，原告在被告交易平台上与被告会员单位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交易共405次，商品名称为蜀商油100T，其中买入203次，卖出202次，具体价格由被告交易平台软件提供的实时报价，手续费为401625元，上述交易均没有进行实物交割。三、2016年4月22日，原告与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客户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因原告没有按照开户时风险提示对交易风险有效控制导致亏损，与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和渝川大宗（本案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因原告生活困难，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以本人自有资金资助原告259699.69元，自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原告承诺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及被告提出索赔。原告就和解事宜向有关政府出具了《客户情况说明》一份。该和解协议已经履行了一半，原告共收到和解款项15万元。四、2015年11月15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互联网支付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第三人为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机构，可以通过第三人的客户备付金存管银行为被告提供客户交易资金的托管、结算和划转业务。第三人只能通过被告客户的指令进行出入金，被告客户通过其绑定的银行卡将资金入金至第三人专为被告客户交易资金的托管和结算而依法在备付金托管银行（华夏银行）开立的、受备付金托管银行监管的客户备付金专用账户内。第三人不参与被告、其会员单位及会员单位客户的交易，也不对被告、其会员单位及会员单位客户的交易享有任何权利义务。五、第三人提供了原告在涉案交易中所有的出入金记录显示，原告共入金563000元，出金43600.63元。原告称第三人在未接到原告指令的情况下经涉案款项转至了被告处。六、2016年9月13日商务部在中国石油期货网平台发布了《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其中被告在该名单之中。被告与第三人该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打印件，并非有效的行政认定，且被告也不组织原油交易，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在被告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交易是否有效。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集中交易，根据《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与程序》规定，是指由现货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集中交易又可分为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等交易方式。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意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除依法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设立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因此，“期货交易”应同时具备“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和“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标的”两个必要条件。原告与被告会员单位签订的《交易商入市协议书》、《风险提示书》中，对交易商品、交易数量、交易时间并未进行明确的约定；交易价格是按照实盘系统显示为准确定的，双方进行交易采用“实时”的市场价格，交易价格不需经过撮合，且交易并未规定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的标的物，而是不定期、不定点实时交易。被告交易平台上相关商品的交易价格系交易系统援引国际市场价格自动生成并报出，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会员单位与交易商互相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原告在交易过程中认可交易价格并根据其自身判断参与交易，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存在“竞价”这一过程，在成交机制方面也不存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的问题。且协议书中对现货交割的提货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是否进行实物交割是原告的权利，原告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未收到现货，系原告对实物交割权利的放弃，并非被告不允许交易过程中进行实物交割。因此，涉案交易并非期货交易模式，无法律规定对该交易模式进行明确禁止，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交易为期货交易或非法期货交易。综上，原告在被告交易平台上的开户及交易行为均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原告主张涉案交易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与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客户和解协议》及《客户情况说明》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该和解协议已经部分履行，原告称其在商务部发布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前与四川国川融通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属于对重大事实存在误解，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该民事行为应当不成立。被告被列入不合法原油平台名单，并不能当然认定被告开展的平台交易系期货交易或非法期货交易，故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根据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互联网支付服务协议》可以看出，第三人仅为原告涉案交易提供结算账户及资金实时划转的金融服务平台，原告在使用被告商品交易市场平台进行交易时，第三人根据原告发出资金的扣划指令进行款项划转，从而完成交易资金的转入或转出，原告并无有效证据证实第三人在其进行涉案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及第三人抗辩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维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94元，公告费300元，由李维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逄锦禄人民陪审员  徐振玲人民陪审员  葛增荣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鞠晓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