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鄂1023民初1100号 原告：魏绍涛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英华，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良宇，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监利县新沟中学。 住所地：监利县新沟镇教育街东荆河南畔。 法定代表人：罗必科，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湖北荆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魏绍涛诉被告监利县新沟中学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7日重新立案审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绍涛及其诉讼代理人胡英华、唐良宇，被告监利县新沟中学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魏绍涛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的除名决定无效；二、判决被告恢复与原告的事业编制工作关系；三、判决被告为原告依法缴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75年8月开始从事教师工作，并依法取得了教师资格。1980年就职于监利县新沟中学，担任公办英语教师一职，原告于2004年9月与被告当时的负责人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约定三年后返岗，经监利县教育系统核查工作组2007年12月17日核查公示：原告属于公办教师在岗。2017年5月12日是原告法定退休日，原告去监利县人社局办理退休手续，该局工作人员告知被告新沟中学没有为原告依法申报和缴纳社保，无法按公办教师身份办理退休手续。原告找到被告，却被告知已被除名，不能办理正常的退休手续。原告要求被告出示相关的除名文件，但被告却无法出示。根据之前被告出示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部分案件事实，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除名决定无效，理由如下：（一）除名的事实根据不成立。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三条，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新沟中学在处理原告除名的过程中，所依据的事实存在错误。2004年8月，原告由于身体疾病（患乙肝）和家庭困难的双重原因，向当时的校长沈业福提出停薪留职的申请，学校考虑到原告家庭的实际困难以及个人身体状况，同意了原告的要求，并口头约定三年内返岗。2004年9月原告到浙江教书，2004年春节期间，原告还设家宴邀请了包括校长沈业福在内的八位领导班子成员，学校领导对原告停薪留职的情况是知情并肯定的，当时的老校长邓先灿以及张相志老师的证人证言能够充分的证明这一点（见证据9），而且张相志老师已在之前的庭审过程中出庭证实了这一事实。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除名和开除所依据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擅自离岗、连续旷工等行为。事实上，原告并非擅自离岗，而是履行了停薪留职的标准程序，除名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二）除名的法律依据不合法。被告对原告的除名所依据的是《劳人干函（1983）101号》文件。首先该函是劳动人事部干部局给广东省人事局关于干部奖惩请示问题的复函，而不是法律文件；其次，该复函明确指出是针对国家行政干部奖惩的回复，并非针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告是人民教师，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并非行政干部，所以根据该函作出对原告除名决定显然无效；（三）没有有效的除名决定文件。新中（2005）04号处理意见只是一个处理意见，是“新中（2016）10号”文件的一个前置性文件。“会议表示尊重以上五位同志本人的意愿，并将以上情况报县教育局按有关规定处理”，这说明处理意见只是除名决定作出之前的一个过程性建议，并非新沟中学作出的除名决定，同时也证明学校无权作出处分决定，处理意见中还提到“学校多次与以上五位同志联系，通知他们限期返校上班，但五人均对此不予理睬”，这与事实不符，这期间学校根本未与原告取得任何联系。另外，意见中还提到“我校于2005年10月13日召开了第六届教代会第一次会议，经过讨论和举手表决，会议同意对以上五位同志作自动离岗处理”，这也与事实不符。根据当年参加过教代会的刘克万、彭孝发老师提供的证人证言(见证据8），当年教代会并未就该事项进行表决。其次，根据新沟中学提供的《报告表决结果》（见证据17），他认为通过纸张的新旧程度以及普通人的认知水平，这份报告不可能是14年前的2005年所为，明显是近期制作的，请法院依法认定，并要求学校能够提供和该材料在一起的其它材料，提供新旧对比以辨真伪。另外，根据2017年5月22日新沟中学出具的证明，学校并未发现关于辞退原告的职代会会议记录和辞退文件（见证据11），更加证明了该表决结果是后来伪造的。最后，他还发现该文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见证据18、19），根据行政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应当认定该文件无效。新沟中学“新中（2016）10号文件”，该文件是新沟中学向监利县教育局报告的一个内部文件，所报告和送达的对象是监利县教育局而非原告，因此，该文件并不是送达给魏绍涛的除名文件，该文件对原告而言是无效的。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第六款规定，事业单位对其所聘用的员工，不管是开除，还是除名，都应该对当事人形成书面决定，而且应当将该决定及时送达给当事人。事实上，新沟中学对魏绍涛的除名并无书面决定，也未按规定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工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应该由被告新沟中学举证证明除名的事实根据是否成立，除名的法律依据是否合法，除名的文件是否按规定送达......该文件表述矛盾，既然是“不予理睬”，为什么又表述为“放弃我校工作籍”；该文件并未通过职代会进行表决（见证据8），也无法提供2006年10月12日的表决结果报告和相关的会议记录，该文件漏洞之多，随意性之强，原告有理由怀疑该文件的真实性。原告对2005年12月26日的《荆州晚报监利新闻》报纸公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持有异议。被告一直未提供该报纸的原件，其次，报纸公告只是一个人事处理的前期行为，并非人事处理的最终决定。也就是说，公告之后，报告应当将人事处理的最终决定送达给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诉权利。事实上，被告和监利县教育局并未针对原告本人作出最后的处理决定，监利县教育局和新沟中学明知原告在浙江任教，原告在浙江任教前也向被告请示过，监利县教育局和新沟中学明知原告在外地而采取本地报纸公告的方式不合理。原告认为报纸公告只是一个过程性的行为，而且送达程序严重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只有在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通过直接送达以及邮寄送达不到的情况下才允许采用公告送达，因此该报纸的公告程序严重违法，对原告而言是无效的（见证据21）。2007年9月，原告按约定返岗新沟中学，其正式教师的身份并未改变。如果学校认为原告是临时代课老师，就应该与其重新签订一份新的劳动合同，否则学校就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学校并未与原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根据行政法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原告有理由相信新沟中学与原告之间一直沿用2002年与学校签订的全员聘用合同（该合同确认原告在编教师的身份），再结合后来的工资收入以及多次的正式身份确认，更加证明原告在编教师的身份并未改变。2007年12月17日，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组公示显示，监利县教师在岗143人，其中原告属于公办教师在岗（见证据10）。2008年《湖北省中小学在册正式教职工基本信息登记表》中显示了监利县新沟中学教职工基本信息，该表第12位显示原告系“正式职工信息”，这毫无争议地说明了原告是新沟中学的在编教师，享受与其他在编教师一样甚至更高的工资待遇（见证据12）。2014年7、8、9三个月工资，工资显示原告的收入为在编教师的工资，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部分已经扣除，2016年至2018年原告的工资待遇，通过工资收入和明细可以看出，原告享受的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见证据4）。2008年新沟中学第七次职代会，根据职代会的日程安排和资格审查报告，原告是学校教职工代表，再次证明原告是正式在编的教师。根据《湖北省中小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第三章第七条的规定，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在编教职工可以当选学校教职工代表，也就是说，如果是临时代课老师，就不可能成为正式代表（见证据13）；四、对原告除名的送达方式无效。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24条第（六）、第（七）项的规定，将处分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受处分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本人和有关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将处分决定存入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档案。迄今为止，原告并未收到来自新沟中学或者监利县教育局有关原告的除名决定文件，原告的个人档案也无相关的除名文件。根据该规定第30条，处分决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4）不服处分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因为原告从未收到除名决定的处分文件，故申诉就无从谈起。如果新沟中学或者监利县教育局单方面作出除名决定，将导致原告失去申诉的权利，显然对其是不公平的，同时违反了法定程序，属于无效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由此可见，被告新沟中学至今没有针对原告作出一个有效的、最终的除名决定，有的只是内部的一些报告以及除名前一些过程性的行为。因此，就谈不上除名文件的送达和除名人的权利保障问题。2008年原告向校长询问加薪一事，时任校长沈业福现场复印了一份（2005）04号文件给原告，该文件是现场制作，并与原文件不符，是一份非法文件，不能以此文件来谈诉讼时效，该文件也表示要上报教育局按有关规定处理，因此该文件不是对原告的除名决定。另外，该文件也不符合送达的基本要求，2005年形成的文件，2008年送达是有效的吗？如果被告单方面认为新中（2006）10号文件就是针对魏绍涛的除名文件，被告应当举证该文件的送达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告知原告申诉的权利，否则，程序严重违法，该文件是无效的。 被告监利县新沟中学辩称：一、原告离岗到外地任教且经教育局公告催促后仍不返校，新沟中学召开职代会决定按自动离岗将原告除名，该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2004年离岗到浙江一私立教育机构任教，没有如原告诉状中所说的与新沟中学当时的负责人达成停薪留职的协议。原告依据现有的证据仅主张与新沟中学当时的校长有过交流，但没有书面的请假手续并报至县教育局审批，属于非正常离岗。2005年5月至8月期间，监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牵头，县编办、县财政局、县人事局和县教育局等单位，对全县教师编制及上岗情况进行清理和检查，发现原告不在岗，遂责令新沟中学通知原告从外地回校上班，但原告不予理睬。2005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新沟中学召开学校第六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经35名代表投票表决，以28名赞成7票弃权的结果，作出了《关于离岗教师的处理意见》。会后，新沟中学于2005年10月26日作出《关于万春枝等五位同志离岗问题的处理意见》（新中〔2005〕04号文件），决定将原告和万春枝等五位同志作自动离岗处理，并将结果报县教育局备案。2005年12月26日，监利县教育局在《荆州晚报》刊登公告，要求原告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迅速返校上班，否则，按自动离岗处理。然而，公告期满后，原告没有回校上班。根据《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四）项规定：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三十天，单位可以辞退。2006年10月15日，新沟中学作出对原告除名的决定，并将除名决定上报县教育局。2017年3月15日，原告向监利县教体局提出要求恢复事业编制、享受公办教师待遇，监利县教体局作出监教体信（2017）7号文件，对原告的信访事项作出回复，向原告告知了除名的依据和理由，认定除名符合规定，无法恢复原告事业编制及解决公办教师身份的诉求。随后，原告向监利县人民政府和荆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和复核，两级政府维持了县教体局的信访处理意见。原告声称新沟中学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对其除名且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与事实不符，在除名决定中，新沟中学没有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原告主张新沟中学适用这一规定缺乏证据，主张除名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原告认为，除名决定没有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的依据是新沟中学于2017年5月22日为其出具的证明。事实上，该证明只是表明新沟中学根据原告的申请，临时安排人员在校长办公室和档案室查阅，暂时没有发现职代会的会议记录和辞退文件，不能以此否定职代会召开后形成的文件效力，证明中所写“未发现文件”只是证明查找时未找到，并不表明文件不存在，除名决定上报监利县教体局存档，不可能伪造和更改。故新沟中学对原告所作出的除名决定程序和实体处理均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维持，原告诉称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原告主张其2007年12月17日仍属于公办教师与事实不符，该公示仅是公开核查情况，以便监督，不能以该初步公示结果认定原告仍属于公办教师。原告被除名后，于2007年7月向新沟中学提出返岗申请，经新沟中学班子成员商量后，同意原告自2007年10月起以临时代课老师的身份开始任教，但声明无法解决其编制和公办教师待遇问题，2007年12月，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组对教师情况进行核查，采用由学校填报，专班核查，座谈调查等方式进行初步核查，新沟中学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原告在学校任教为由，错误的将原告列入公办教师在岗人员之列。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组2007年12月17日对核查情况进行公示，这份公示显示原告位于公办教师之列。然而，在该份公示的末尾，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小组明确声明：“欢迎全体教师和社会各界对上述结果常年监督举报”，这份声明清楚说明该公示仅是初步核查结果，并不是最终的核查结论意见。后经新沟中学了解，在2008年2月的清编公示中，原告已不在公办教师之列。因此，原告不能以初步公示的情况来主张其仍属公办教师身份；三、原告所诉恢复事业单位编制工作关系以及要求新沟中学为其缴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诉求既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也超出了新沟中学的职能范围，不应予以支持。事业单位编制的取得与核销是监利县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的职权，明显属于行政职能，原告要求恢复事业单位编制，实质是对监利县人民政府编制委员会此前核销原告事业单位编制的行为不服，原告应当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其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且新沟中学无权决定原告的编制，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告要求法院判决新沟中学为其缴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请求，是原告具备事业单位编制的基础上，才能为其办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故应一并予以驳回；四、原告自2007年7月已经知晓自己被除名，直到2017年才申请劳动仲裁，超过了劳动仲裁申请时效，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自收到监利县教体局2017年3月24日作出的信访回复后，向监利县人民政府提出复查申请书，该份复查申请书中，原告明确说明新沟中学当时的校长沈业福于2007年7月告知其已经被学校除名，原告随后去县教育局政工科核实了情况，这一内容清楚证明原告于2007年7月就知道了自己被除名的情况。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然而，原告直到2017年才就除名之事申请劳动仲裁，明显超过了申请仲裁的期限，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新沟中学决定对原告除名的决定，经过了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程序合法，且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超过申请仲裁的期限；原告要求新沟中学为其恢复事业单位编制的诉讼请求，属于行政诉讼范畴，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2004年9月，原告离开新沟中学到浙江省东阳市黎明文化补习中心任教。原告离校未经其书面申请；没有办理停薪留职的手续，属于擅自离岗。因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停薪留职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原告应当知道，原告以其不知道该如何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的陈述，以期达到其正常离岗的诉讼目的，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2005年5月至8月期间，监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牵头，县编办、县财政局、县人事局和县教育局等单位，对全县教师编制及上岗情况进行清理和检查，发现原告不在岗，遂责令新沟中学通知原告从外地回校上班，由于原告属于非正常离岗，亦未见原告告知被告新沟中学去向及其联系方式的证据。因此，原告片面要求被告新沟中学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05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新沟中学召开学校第六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经35名代表投票表决，以28名赞成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离岗教师的处理意见》。会后，新沟中学于2005年10月26日作出《关于万春枝等五位同志离岗问题的处理意见》（新中〔2005〕04号文件），决定将原告和万春枝等五人作自动离岗处理，并将结果报县教育局备案。2005年12月26日，监利县教育局在《荆州晚报》刊登公告，要求原告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迅速返校上班，否则，按自动离岗处理。然而，公告期满后，原告没有回校上班。根据《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四）项规定：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三十天，用人单位可以将其辞退。2006年10月15日，被告新沟中学对原告作出了辞退决定，并将辞退决定上报监利县教育体育局备案，新沟中学的上述决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适当，本院应予维持。2017年3月15日，原告向监利县教育体育局提出要求恢复事业编制、享受公办教师待遇诉求，监利县教育体育局作出《监教体信（2017）7号文件》，对原告的信访事项作出回复，向原告告知了除名的依据和理由，并认定对原告的处分决定符合规定。随后，原告向监利县人民政府和荆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和复核，市、县两级政府维持了监利县教育局的信访处理意见；三、新沟中学对原告所作出的辞退决定经过了新沟中学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公示程序，其处理程序并无违法和不妥之处，依法应予维持；四、原告主张其2007年12月17日仍属于公办教师的身份与事实不符，该公示仅为初步公示结果，不能据此认定原告仍属于公办教师身份。原告被除名后，于2007年7月向新沟中学提出返岗申请，经新沟中学班子成员商量后，同意原告自2007年10月起以临时代课老师的身份开始任教，2007年12月，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组对教师情况进行核查，采用由学校填报，专班核查，座谈调查等方式进行初步核查，2007年12月17日，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组对核查情况进行公示，该份公示显示原告属于公办教师之列。但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小组在公示中明确声明：“欢迎全体教师和社会各界对上述结果常年监督举报”，由此可以认定该公示仅为初步核查结果，并非最终的核查结论意见。此后，监利县教育系统人员核查工作小组在2008年2月的清编公示中，原告已不在公办教师之列。因此，原告以初步公示结果作为依据主张其仍属公办教师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五、原告丧失事业单位编制后，被告新沟中学并未放弃对原告劳动关系的保护，虽然原告在工作期间新沟中学并未与原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新沟中学仍然向原告表示按原告的劳动关系为原告办理劳动保险，但原告表示反对，坚持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办理养老保险。故原、被告未达成一致意见；六、从原告的陈述中可以看出，原告2007年7月就已经知晓自己被新沟中学辞退的事实，原告在历次的调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薪资与公办教师的待遇有所差异，直到2017年才申请劳动仲裁，超过了劳动仲裁申请时效。此后，原告向监利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申请恢复其公办教师身份并按事业单位编制办理养老保险，监利县教育体育局2017年3月24日对原告的信访事项作出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告不服上述信访回复意见，即向监利县人民政府提出复查申请书，该复查申请书载明原告于2007年7月即被告知已经被学校辞退的事实，原告随后去县教育局政工科核实了情况，这一内容清楚证明原告自2007年度就知道了自己被除名的情况。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然而，原告直到2017年才就除名之事申请劳动仲裁，明显超过了申请仲裁的期限；新沟中学对原告辞退的决定，经过了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程序合法，且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要求新沟中学为其恢复事业单位编制的诉讼请求，没有正当的诉讼理由和相应的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七、2019年5月13日，原告提出申请，要求追加监利县教育局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监利县新沟中学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依法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和人事权，监利县新沟中学对原告魏绍涛的辞退决定，是依照其事业法人的人事管理权作出的决定，然后报请监利县教育局备案，监利县教育局并未超越其权限损害原告的民事权利。故原告魏绍涛要求追加监利县教育局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新沟中学对原告作出的辞退决定，经过了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程序合法，且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要求新沟中学为其恢复事业单位编制的诉讼请求，没有正当的诉讼理由和相应的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认为本案属于行政案件诉讼范围，业经已生效的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0行终3号《行政裁定书》作出了处理决定，不属于行政案件受理的范围。 综上所述，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告魏绍涛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新沟中学的抗辩理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为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绍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魏绍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石 审判员 蔡端垓 审判员 黄代军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龚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