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9003民初8236号 原告：郑贵贤，男，1965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儋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军屯园地路33号农业银行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刘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畅，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东坡书院东侧中和粮所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盛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贵贤与被告儋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贵贤、被告儋州文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畅、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贵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因被告存在违法让原告离开公司的事实，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7个月的工资的经济补偿并按照双倍计算，共计108943元；2.判令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的工资6600元；3.判令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8年5月9日至2019年1月11日的应发工资42790元；4.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2012年12月至2019年1月11日的年终奖金45000元；5.判令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向原告支付2014年3月-6月的社保及住房公积金19746元；6.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劳动仲裁及诉讼期间原告支出的交通及差旅费2100元；7.判令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向原告支付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因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171160元（月工资×11×2）；8.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失费30000元；9.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10.判令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向原告支付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24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郑贵贤经过前期协商，于2012年12月1日正式入职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并工作至今，先后担任文旅销售部经理、企划总监和高级策划师，以及儋州文旅公司下属的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营销总监。原告在入职儋州文旅公司前就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董事长协商一致，原告的工资待遇每月不低于10000元、另有年终奖金也不低于10000元，原告入职一个月后实际发放工资时，才了解到薪金是由每月公司、每月补贴（交通、伙食和通讯）、季度绩效、年终绩效及年终奖等组成。2013年年底前，儋州文旅公司部分高管打压原告致原告降薪并被取消当年及此后的年终绩效和年终奖，原告对此不服提出抗议，儋州文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董事长承诺原告调到儋州文旅公司控股的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后恢复待遇并设法补偿，原告相信此事会有交代，暂且作罢。2014年3月-8月，原告为陪护家人而请假半年，2014年9月返回上班，负责儋州文旅公司为峨蔓海岸开发成立的项目小组，入驻峨蔓镇下蒲村。2015年春节前后，原告被调至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但薪金待遇并未提高。2017年10月，二被告公司的同一领导人提议原告辞去儋州东坡建设公司营销总监职务、待遇不变，等待新的工作岗位从而提高薪金，故原告按公司的安排辞去职务，实际此时拿到的工资已经无故克扣了。工资又一次无故减少后，原告找到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尹庆全理论，尹庆全答复称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事都由儋州文旅公司直接掌控，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只是执行方。2017年年底前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找到原告谈话，表示集团公司（儋州文旅公司）的意思是让原告干到年底。原告当时回答“不用赶我。春节前要么补发我无故克扣的工资要么发我一些年终奖，春节后我就辞职走人”。但原告在春节前后既没有得到补发工资也没有获得年终奖，相反，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和儋州文旅公司的相关领导向原告转告了集团公司（儋州文旅公司）主要领导的意见，多发原告一个月的工资让原告辞职走人。原告当时回复，多发原告三个月的工资原告立刻走人，儋州文旅公司的行政总监和党支部书记稍后又向原告当面提出，要么原告多拿两个月的工资走人，要么到儋州文旅公司下属的儋州新西岸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的门店上班。原告认为到儋州文旅公司下属的公司门店上班是为便于对原告进一步降职降薪，而且也较之原告当时的工作跨度太大，没有答应。在2017年年底前到2018年春节前后、再到2018年4月上旬，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公司相关领导交涉，但并未达成任何终止劳动关系的意向，原告仍如常打卡上班，但是，二被告于2018年4月11日晚让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通知原告搬离宿舍，2018年4月19日上午又撤去原告的考勤指纹令原告不能打卡。原告自入职儋州文旅公司以来多次遭遇无故降职降薪、无故不报销合理支出，原告为此备受精神打击，但通过旅行、看心理医生等自我解压途径也无济于事。2018年4月19日下午，原告首次通过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办公室向儋州文旅公司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二被告收到通知书后，商机集团公司（儋州文旅公司）行政总监电话与原告约定第二天当面协商。2018年4月20日原告前去协商，儋州文旅公司派行政总监主谈、党支部书记协谈，原告当场强调按国家法律法规办理，儋州文旅公司却单方面当场起草了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原告的经济补偿按每月6200元工资标准补偿，补偿年限为5年，共计补偿5个月的工资31000元，原告不了解相关法规，故未签订该协议书。后，原告在听取律师的意见后，于2018年4月25日应约到儋州文旅公司再次与公司代表协商，原告提出按照相关劳动法律规定，补偿月工资标准偏低且按规定应不存在缴纳个税的说法等问题，但儋州文旅公司的代表却改变态度，当场强迫原告要么自己辞职、要么领低薪继续上班，并当场下达关于按时到岗上班的通知。原告表示自己19日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没有继续上班的道理，儋州文旅公司的行政总监高峰便当面退回上周就收到的通知并说没有收到。原告认为资方无意解决问题，原告自己也无法牺牲尊严持低薪继续上班，故原告于2018年5月13日再次起草并于15日向二被告领导寄出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以此终止与二被告的劳动关系。关于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原告于2012年12月1日入职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及儋州文旅公司下属的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工作，当前未经协商或第三方仲裁或人民法院判决双方终止劳动关系，连续工龄为5年10个月，被告多次蓄意违法要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又不让原告打卡非法剥夺原告的劳动权利，违反了劳动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金应按照6个月工资双倍计算，考虑到原本每月10000元的协商工资难以取得证据，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以2017年7月-10月的月工资为标准，每月应发工资为6980元，加上每月200元通讯补助和600元生活补助，每月小计7780元，总计93360元。原告本计划在2018年春节后就辞职，没有离开而与被告发生劳动争议的起因在于原告2017年11月后的工资未升反而被无故拖欠，在本案中原告仅请求补回拖欠的每月岗位工资1100元，共计6600元。被告给原告发放的工资截至2018年5月9日，但原告此后未在他处就业，一直为与被告的劳动争议进行仲裁及诉讼，根据《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及相关法规，原告应享有这期间的工资待遇每月7780元，为方便计算原告按照4.5个月主张，共计35010元。原告在入职前协商好的基本待遇之一就是年终奖金不低于10000元，但至今被告尚拖欠未予兑现，原告在此期间曾请假半年，现按照4.5年核算，共计45000元。2014年3月-8月原告请假带孩子外出治疗抑郁症，同时兼顾社会公益宣传，顺利结束后同年9月1日即按时回公司上班，在此期间公司董事长曾为分管人事的张经理失误未给原告缴纳社保而表示歉意，原告当时也未在意，以为会补缴，但2018年4月26日原告至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查询时才发现一直未缴，按照工资单上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应扣款项及个人和单位比例，个人和单位每月应缴额为3291元，6个月共计19746元。原告为本案劳动仲裁及诉讼多次来往儋州与海口之间，同时咨询相关部门，均产生交通费用。2012年12月至2015年12月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有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出具的养老保险历年实际缴费工资清单为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11个月的双倍工资，每月7780元，共计171160元。被告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侵害原告相关权利，原告被逼先行提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向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于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原告认为存在以下错误：1.关于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标准计算错误，工资应指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包括应发工资和其他绩效工资、补贴补助及福利，不是只计算实发工资；2.原告在2014年属儋州文旅公司董事长直接协调管理并安排工作，故当时直接跟董事长请假，写了请假条得到批准才离开，裁决书认为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2月终止是错误的；3.仲裁裁决认为原告连续旷工而被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原告4月19日到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处打卡发现打不了，当日下午去上班又打不了卡，经询问才得知被撤除打卡指模，原告当时被逼无奈向儋州文旅公司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提交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此后不再过问打卡之事但还是继续上班等待解决后续事宜；4.关于被告少发原告工资的问题，原告认为对此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原告多次向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索要2013年工资单和2018年10月欠薪少发工资的工资条，被告一直未给，根据证据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不举证证明，原告可自主提出诉求主张，被告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5.关于原告的年终奖，举证责任同样在于被告，仲裁裁决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是错误的。综上，原告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儋州文旅公司辩称：一、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2月终止，原告就自己与儋州文旅公司的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早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于2012年12月入职儋州文旅公司，2014年2月，原告从儋州文旅公司离职，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儋州文旅公司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正常发放原告的工资，为原告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从未拖欠原告的劳动报酬，也不存在原告提出的未发放奖金的问题。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法院对于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儋州文旅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劳动法律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为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劳动合同的一方主体，在本案中，自2014年2月开始原告即不再为儋州文旅公司提供劳动，文旅公司也不再为原告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2月终止。即使不考虑证据的真实性，根据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工资条等证据也可以看出，原告的用人单位是儋州东坡建设公司而非儋州文旅公司。三、原告的多项诉讼请求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四、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和差旅费，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就算真的产生了交通差旅费，也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的，与儋州文旅公司无关。五、关于精神损失费的问题，儋州文旅公司并未侵犯原告人身性质权益，原告主张精神损失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 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辩称：一、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不是本案劳动仲裁阶段的当事人，原告对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诉请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是以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为前提，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二、原告与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8年5月9日止，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正常为原告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不存在拖欠原告劳动报酬的情形。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的约定，原告同意根据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工作需要担任岗位工作，工作区域或工作地点为儋州市，工资按薪酬制度执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依法制定的工资分配办法调整原告工资，原告在六十日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先后担任公司部门经理、营销总监等职务，2017年10月9日，原告自行向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提出辞去营销总监的职务，之后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安排原告担任市场推广部策划师（营销总监的工资为4500元/月、市场推广部策划师的工资为3400元/月），且原告在担任市场推广部策划师后从未就其领取的工资提出异议。因此，原告主张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拖欠其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的少发工资和年终奖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与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劳动关系截至2018年5月9日，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不存在2018年5月9日后应向原告支付工资的情形，且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的原因在于原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不存在需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虽然原告曾于2018年4月19日向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于2018年5月15日向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但根据原告在通知书中的相关表述，原告认为自己在收到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根据原告主张而支付的相关费用前仍处于正常上班的状态，那么原告作为公司员工就应遵循公司制度照常上班，但实际情况是原告自2018年4月下旬就未正常上班，无故连续旷工，且经东坡公司多次催促通知后仍不整改，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故儋州东坡建设公司自2018年5月10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四、关于交通与差旅费的问题，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交通和差旅费，且如该费用实际产生，也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的，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支付义务。五、关于精神损失费，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一直诚信履行用人单位的义务，为原告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及时发放给原告的劳动报酬，2018年4月和5月原告虽然未照常上班，但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也在照常发放原告的工资，因此，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不存在任何侵犯原告人身性质权益的情形，原告主张精神损失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郑贵贤于2012年12月1日入职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3月开始，原告以需陪同孩子外出治疗为由不再到儋州文旅公司上班，儋州文旅公司自2014年3月开始也不再向原告发放工资或缴纳养老保险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离开行为原告述称自己事前已向儋州文旅公司的董事长请假并获得批准，但并未就其请假获得批准的事实提供相关证据证实。 后，原告又于2014年9月入职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双方于2016年1月1日签订一份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2017年10月9日，原告递交申请辞去营销总监的职务，原告的岗位工资自2017年11月开始由此前的4500元/月变更为3400元/月。后因与用人单位就薪酬待遇、工作安排等问题产生矛盾，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向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在该通知书中提出要求为“一、补发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共五个月少发的工资；二、给予自2012年11月至今共五个半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三、本月直至收到相关款项前的工资。无论是否让待在原上班地或签到打卡，未解除劳动关系前的纠纷期，本人处于正常上班状态”。2018年4月25日，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制作一份关于按时到岗上班的通知并通过手机短信向原告发送，该通知主要内容为“经查你2018年4月上班履职情况异常，未按《劳动合同书》及公司规章制度按时到岗上班，经公司研究决定：现特发本通知，请你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按时到岗上班，逾期不到岗上班，公司将按旷工处理”。2018年5月9日，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制作一份通知并通过手机短信向原告发送，该通知主要内容为“经查你自2018年4月26日到岗上班以来考勤异常，未按公司考勤制度按时打卡上下班，你的出勤难以认定，期间公司办公室多次督促你打卡未果。经公司研究决定：现特发本通知，请你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按时上下班打卡，如仍不遵守公司考勤规定，将按违反公司考勤制度之‘公司部门正经理（含）一下员工每天上下班必须打卡或签到’的规定而不予认定为出勤，并视为旷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出勤打卡的问题原告述称是因2018年4月19日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撤去了原告的指模记录才导致原告无法打卡签到。2018年5月15日，原告又向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并在该通知书中提出要求为“一、补发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共六个月少发的工资至少12000元；二、经济补偿自2012年11月至今共五年半工龄，六个月工资至少46680元。三、补发自2012年以来的年终奖至少45000元（入职企业时条件之一就是每年年终奖金不低于10000元，但一直拖欠）。四、补交2014年3-6月份半年欠缴的社保款至少12000元（能批假半年带小孩骑行全国进行抑郁症治疗，表示感谢，但社保要交）。五、精神损失30000元，名誉损失1元（身正不怕影子斜，但要象征收起）”。2018年5月22日，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向原告发出关于2018年5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的复函，并在该复函中告知“经公司研究决定并正式通知你：鉴于你事实上连续旷工超过三日以上，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决定与你自2018年5月10日起解除劳动关系并不给予经济补偿金，请你于接到本函之日起三天内到公司办公室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原告于2018年5月23日收到该复函。 后，原告以儋州文旅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仲裁请求事项为“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6个月双倍经济补偿金120000元；二、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申请人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共六个月少发的工资12000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自2012年11月至2018年4月以来的年终奖金45000元；四、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误工与差旅费18000元”，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调查了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劳动关系情况后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儋劳人仲裁字[2018]第4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遂成本诉。 另查明，儋州文旅公司系持有儋州东坡建设公司99%股份的股东。 又查明，原告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应领工资合计67910.02元，折合5659.17元/月。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养老保险历年实际缴费工资清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关于2018年5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的复函、关于按时到岗上班的通知、通知、儋劳人仲裁字[2018]第40号仲裁裁决书、工资发放表、辞去营销总监职务的申请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佐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中涉及的各项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原告与二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儋州文旅公司虽为持有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99%股份的股东，但二公司系分别注册的不同工商实体，有各自独立的登记经营场所，故原告应在不同的阶段分别与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非原告认为的同时与儋州文旅公司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在劳动关系。对于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确定，因原告最初是于2012年12月1日入职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入职后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约定劳动关系延续的期限，后原告于2014年3月离开儋州文旅公司，虽然原告述称其离开时已请假并获得批准，但其并未就请假获批的事实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请假离开公司的事实不予采信，而儋州文旅公司也自2014年3月开始不再向原告发放工资及缴纳社保，据此，应视为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各自的行为均明确表达了自2014年3月起不再延续双方劳动关系的意思，故，原告与被告儋州文旅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确定为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对于原告与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确定，原告是2014年9月开始入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后因双方发生矛盾，原告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2018年5月15日向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和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但经分析该两份通知书的内容可知，原告提交的该两份通知书名为“解除劳动关系”，但通知的内容却是向儋州文旅公司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提出补发工资等要求而非确认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向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发出该二份通知书不能视为原告已单方面解除与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劳动关系，此后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向原告发出关于2018年5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正式通知书的复函，并在该复函中明确告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而原告也于2018年5月23日收到该解除通知，应视为自原告收到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之日起双方已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与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确定为自2014年9月起至2018年5月22日止。 2、关于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否违反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的问题，对此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加以确定。首先应当明确，虽然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列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为被申请人，但该问题系原告误认为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与儋州文旅公司不具有独立性、仲裁机构在裁决前又未充分释明而导致的，从仲裁裁决书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得知，仲裁阶段原告陈述的劳动争议事实实际上也包括了与儋州文旅公司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争议，故，不应仅因原告未在仲裁阶段列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为被申请人便认为原告在诉讼阶段向其提出诉讼请求违反了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如原告在本案中针对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增加的诉讼请求确与其在劳动仲裁阶段提出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则应对该增加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其次，经对原告的仲裁请求进行分析，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提出的劳动争议主要包括4个方面：1.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2.要求用人单位支付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少发的工资；3.要求用人单位支付2012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年终奖金；4.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误工和差旅费。再将原告在本案中的8项诉讼请求（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案件受理费的负担由人民法院在判决时根据案件情况予以确定，故该项不作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处理）与前述4个方面的劳动争议事项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原告的第1、2、4、6项诉讼请求虽较之仲裁阶段的仲裁请求内容有所变化，但确与前述4个方面的劳动争议事项具有不可分性，故对该4项诉讼请求应视为已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而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对原告的第3项、第7项诉讼请求，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提出要求用人单位支付2018年5月9日至2019年1月11日期间的应发工资，也未提出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差额，其在诉讼阶段直接提出该2项诉讼请求显然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原告应先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对原告的第5项诉讼请求，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提出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社保及公积金，其在诉讼阶段直接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显然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同时，原告作为劳动者直接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社保费和公积金亦无法律依据，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对原告的第8项诉讼请求，原告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提出要求用人单位向其支付精神损失费，其在诉讼阶段直接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显然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的规定，原告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精神损失费明显并不属于劳动争议，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原告可就该项请求另行主张。 3、对于二被告是否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的问题，首先，二被告是在不同阶段分别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即使确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二被告应支付的经济补偿也应分别计算，原告主张二被告共同向其支付经济补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儋州文旅公司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的问题，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的劳动关系至2014年2月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至迟应于2015年3月1前提出劳动仲裁的申请，而本案中原告是于2018年首次向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其针对儋州文旅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应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对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对于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的问题，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是以原告连续三日旷工为由单方面发出通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但针对原告提出其考勤指模被删除不能打卡签到的辩解意见，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并未提供原告相应期间的原始打卡记录等能够直接证实原告签到实际情况的相关证据，故对儋州东坡建设公司所提出的是因被告连续旷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而决定单方面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因儋州东坡建设公司不能证明其单方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和第三款“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规定，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原告支付赔偿金，结合原告在儋州东坡建设公司的工作年限为三年九个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原告应领月平均工资为5659.17元/月的事实，该项赔偿金应计算为5659.17元/月×4个月×2=45273.36元。 4、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少发工资6600元的诉请，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于2017年10月9日递交申请辞去营销总监的职务，后其岗位工资自2017年11月开始由此前的4500元/月变更为3400元/月，可见原告工资的变动是因其申请岗位变动而造成的，原告据此认为儋州东坡建设公司自2017年11月开始每月少发给其工资1100元，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悖，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5、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共同支付2012年12月至2019年1月11日的年终奖金45000元的诉请，首先原告与二被告是在不同的时段分别存在劳动关系，即使确需支付年终奖金，二被告也应根据相应的期间分别支付而非共同支付，其次，原告并未就其主张的与用人单位约定年终奖金不低于10000元/年的事实提供证据证实，其要求被告按照该标准支付年终奖金缺乏事实依据，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6、对原告要求被告儋州文旅公司和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共同支付劳动仲裁及诉讼阶段市内交通和差旅费的诉请，原告与儋州文旅公司、儋州东坡建设公司并未约定在双方发生劳动争议时原告支出的交通和差旅费由用人单位负担，原告的该项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郑贵贤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5273.36元。 二、驳回原告郑贵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昊源 审 判 员  陈秀芬 人民陪审员  陈贻涛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李春妹 书 记 员  甘林蕾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