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再446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廖永秀，女，198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丽霞，广西金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耀欣，广西金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炯生，男，197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冠生，广西瀛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刘伟良，男，198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申诉人廖永秀因与被申诉人徐炯生、一审被告刘伟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4民终73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桂检民监〔2018〕4500000005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桂民抗8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覃春齐出庭。申诉人廖永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丽霞、童耀欣，被申诉人徐炯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冠生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刘伟良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决认定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本金为356000元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徐炯生以其持有的刘伟良书写的四张借条向法院起诉，要求刘伟良偿还借条上书写的借款本金数额共计356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并主张上述借款均是现金给付。庭审中，刘伟良只承认收到2013年3月14日借条记载的借款现金130000元，其余的三张借条的3笔借款（共计226000元）是基于130000元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这三张借条标示的借款并无金钱给付。据此，双方对2013年11月18日、2014年5月20日、2015年2月17日的三张借条是否已履行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徐炯生作为出借人一方，对于刘伟良否认收到三张借条的3笔借款（共计226000元）的反驳应当承担反驳责任，对其已依借款合同的约定将借款本金交付于借款人刘伟良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庭审记录中并未见徐炯生反驳、举证。由于徐炯生并无证据支持其后三张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此时，后三次的借款行为明显违反日常的民间借贷习惯。在刘伟良否认收到后三次借款本金，徐炯生也没有就交付现金事实进行举证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审理法院应当结合徐炯生所提交借条，并对徐炯生的经济能力、现金来源、交付地点、财产变动情况进行审查，以此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而原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当事人的一纸借条就直接认定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356000元的事实，依据不足。 廖永秀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补充认为原审法院只是一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是夫妻双方对外债务的原则，违背立法本意，且避开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中“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的规定。廖永秀所提交的证据足以充分证明刘伟良向徐炯生所借的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首先，保证书的内容证明刘伟良经常吃喝玩乐、嫖赌饮吹；其次，手机短信内容证明刘伟良一直以来都在赌博，其因为赌博而通过刘炯良向徐炯生“窿数”（借高利贷），而徐炯生明知借款用途是用于赌博；再次，二审提交的廖锋和刘炯良的两份证明，证实刘伟良经常与廖锋和刘炯良赌博的事实。以上证据结合起来正好形成证据链，证明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是用于赌博，而徐炯生明知借款用途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明确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为个人债务。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既要考虑日常家庭生活，还要考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夫妻一方因日常生活所需的举债可以直接认定为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额举债，则由债权人和举债人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当举债方要求非举债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时，应由举债方就系争债务“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当债权人欲令非举债方对举债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时，也应就此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债权人作为原告，以夫妻双方作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时，如果举债方不能证明其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时，债权人也不能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非举债方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刘伟良与廖永秀一直是帮廖永秀的父亲打工，自己并没有经营任何生意。根据以上规定，廖永秀已充分举证证明刘伟良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徐炯生也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属于廖永秀夫妻共同债务，在本案中，廖永秀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廖永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刘伟良向徐炯生的借款均是在赌博活动中所负，对于该债务，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徐炯生对廖永秀的诉讼请求。 徐炯生辩称，（一）借款均是现金给付。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借款不可以用现金支付，且本案是分四次以现金方式支付，原一、二审均对此予以查明。四张借条均写明“现借款人已收到所有现金”，也证明了廖永秀认可现金交易的事实。本案的现金来源、交付地点等在原一、二审均查明清楚，廖永秀也没有反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这有借条为证，廖永秀没有任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徐炯生已出具了相关借条，廖永秀认为三张借条的3笔借款（共计226000元）是基于130000元借款本金产生的利息，应由廖永秀举证。但廖永秀没有举证，且其也应提出基于130000元借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的计算依据是如何组成和协商的，在没有任何书证的情况下，不能以利息就是本金作为抗辩。因已出示了借条，故不存在徐炯生要承担作为出借人一方，对于刘伟良否认收到三张借条的3笔借款（共计226000元）没有任何书证反驳，应当承担反驳责任的问题。在廖永秀没有书证，也没有利息转化为本金的计算依据的情况下，如何叫徐炯生就交付现金事实进行举证？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共计四笔，本金合计356000元，有相关的证据，因刘伟良辩称部分是利息，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为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刘伟良辩称其已经偿还了50000元给徐炯生，徐炯生否认，因其没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刘伟良的陈述不应采信。（四）从廖永秀与刘伟良的正常收入来看，若非刘伟良借款，不足以支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房贷开支。如刘伟良不参与种植桉树，则其不会在原审庭审笔录中陈述帮人看山。若刘伟良借款不是用于经商，则借款都经其手用于家庭开支。综上，请求驳回廖永秀的申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刘伟良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徐炯生向藤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伟良、廖永秀共同偿还借徐炯生本金人民币356000元及利息（①本金13万元从2013年3月14日按月利率2%起计；②本金5万元从2013年11月18日按月利率2%起计；③本金7.6万元从2014年5月20日按月利率2%起计；④本金10万元从2015年2月17日按月利率1%起计，以上四项借款利息均计至还清为止）给徐炯生；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伟良、廖永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4日，刘伟良因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向徐炯生借款，出具给徐炯生的借条载明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130000元，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3年3月14日至2014年3月14日），利率每月为3%。当天，徐炯生即将现金130000元交付给刘伟良；2013年11月18日，刘伟良再次向徐炯生借款，出具给徐炯生的借条载明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50000元，期限为1个月（即从2013年11月18日至2013年12月18日），利率每月为3%；2014年5月20日，刘伟良又向徐炯生借款，出具给徐炯生的借条载明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76000元，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5月20日），利率每月为3%；上述三份借条均写明“现借款人已收到所有现金”。2015年2月17日，刘伟良再次向徐炯生借款，出具给徐炯生的借条载明刘伟良向徐炯生借100000元，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该笔借款约定借款期限为长期，但又注明贷款人要求返还款项为止。在出具最后一笔借款借条的当日，刘伟良分别在2013年3月14日、2013年11月18日、2014年5月20日的借条左下页处签名并注明日期为“2015.2.17”。由于刘伟良没有按借款期限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给徐炯生，徐炯生遂于2016年1月13日诉至该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刘伟良与廖永秀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4月21日在藤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于2015年7月23日在藤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再查明，徐炯生于2016年1月21日向该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廖永秀名下的座落于藤县藤州镇河东区东胜碧水阁小区5号楼1单元1506号房（合同编号：TX2013002274，建筑面积126.28㎡）和座落于藤县藤州镇河东区东胜碧水阁小区1-5号负二层车库X074（合同编号：TX2014005028，建筑面积31.39㎡）予以查封。该院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2016）桂0422民初200－1号裁定，对廖永秀名下的座落于藤县藤州镇河东区东胜碧水阁小区5号楼1单元1506号房（合同编号：TX2013002274，建筑面积126.28㎡），以及对廖永秀名下的座落于藤县藤州镇河东区东胜碧水阁小区1-5号负二层车库X074（合同编号：TX2014005028，建筑面积31.39㎡）予以查封。一审法院判决：刘伟良、廖永秀应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56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其中本金130000元自2013年3月14日起计息、本金50000元自2013年11月18日起计息；本金76000元自2014年5月20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24%计付；本金100000元自2015年2月17日起按年利率12%计息，均计至还清之日止）给徐炯生。一审案件受理费6640元（徐炯生已预交），诉讼保全费2520元（徐炯生已预交），两项合计9160元，由刘伟良、廖永秀共同负担。 廖永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徐炯生对廖永秀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廖永秀和刘伟良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是处理夫妻双方对外债务的一项原则。本案中，廖永秀主张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是用于赌博，则廖永秀必须举证证明刘伟良借款用于赌博而徐炯生是明知的。在廖永秀举不出证据证明徐炯生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刘伟良借款属于廖永秀与刘伟良的夫妻共同债务是正确的。至于廖永秀所述债务是否知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则可以在其与刘伟良对外承担债务之后，双方通过协商或者诉讼的方式明确还款责任的承担，超出自己承担的部分可以向另一方提出追偿。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640元（廖永秀已预交），由廖永秀负担。 徐炯生于再审庭审提交了两组证据：一是房屋所有权证书、租房合同、收款收据等书面材料，欲证实其不仅有出借款项的经济能力，亦有以现金出借的交易习惯；二是水费收款收据和另案民事裁定书，欲证实其与刘伟良居住地点接近，彼此熟悉。廖永秀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徐炯生提交的前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既不构成再审新证据，亦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对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刘伟良与廖永秀夫妻共同债务，廖永秀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二）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本金是多少。 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刘伟良与廖永秀夫妻共同债务，廖永秀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根据该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质是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实践中，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抑或共同债务，一般从夫妻有无共同举债合意、所借款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等方面进行判断。具体到本案，案涉借条为刘伟良个人签名，没有廖永秀本人签名。徐炯生作为出借人，主张其与刘伟良彼此熟悉，对刘伟良妻子廖永秀的家庭情况也是了解的，在刘伟良多次发生向其举债行为时，未告知廖永秀或向廖永秀核实举债合意，即在借款前未经廖永秀同意，在借款后也未得到廖永秀认可。至于款项用途，现有证据虽然尚不足以证实刘伟良所借款项系用于赌博，但是，刘伟良以其个人名义在较短时间内高息举债且举债数额较大，而在此期间，并无证据证明刘伟良与廖永秀家庭生活有重大支出，相反，廖永秀提供的其个人名下银行流水账则反映其经济收入能满足其与刘伟良的日常家庭生活需要，不需要举债。在此情况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刘伟良所举债务显然超出了其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在一审、二审、再审期间，徐炯生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故综合全案证据，应认定案涉债务不属于刘伟良和廖永秀的夫妻共同债务，廖永秀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廖永秀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确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本金是多少问题。如前所述，虽然刘伟良向徐炯生的借款发生在其与廖永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案涉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廖永秀不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因此，原审法院对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本金数额作出的认定，不会影响到廖永秀的实体权益。考虑到刘伟良并未就本案提出申诉，故本院对刘伟良向徐炯生借款本金数额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廖永秀申诉理由基本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4民终733号民事判决； 二、变更藤县人民法院（2016）桂0422民初200号民事判决判项为“刘伟良应偿还借款本金356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办法：其中本金130000元自2013年3月14日起计息、本金50000元自2013年11月18日起计息、本金76000元自2014年5月20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24%计付；本金100000元自2015年2月17日起按年利率12%计息，均计至还清之日止）给徐炯生”； 三、驳回徐炯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640元（徐炯生已预交），诉讼保全费2520元（徐炯生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6640元（廖永秀已预交），合计15800元，全部由刘伟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礼国 审判员  陈 丹 审判员  万晓敏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罗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