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6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元甲，男，198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5************115。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伙娟，广东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江洪，男，1977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公民身份号码441************733。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金群，广东重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元甲因与被上诉人廖江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4民初21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元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廖江洪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廖江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理。经一审法院释明，廖江洪仍坚持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罗元甲是廖江洪的员工，2016年9月前被安排在深圳工作，负责货物运输及代收货款；2016年10月被调回佛山工作，不再负责代收货款。由于深圳还有部分货款未完全收回，廖江洪为了防止罗元甲侵吞客户未支付的货款，要求罗元甲对账并出具《借据》作为代收货款的保证，待全部收齐应收未收货款后，廖江洪再将《借据》返还予罗元甲。2016年8月，罗元甲与廖江洪的财务人员对账后确认应收未收货款为200398元。罗元甲已经将所有的货物运输凭证、单据交还予廖江洪。罗元甲出具《借据》后，将收到的货款以微信或者银行转账等方式转到廖江洪指定的账户及本人的微信账户，这是罗元甲应廖江洪的要求，长久以来双方之间已经形成的工作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廖江洪应当承担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或案涉款项转化为借款的证据，但其一审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廖江洪的账目混乱，其在几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与其财务人员陈X英的证人证言相矛盾，无法证明案涉款项为借款。1.案涉《借据》系2016年9月1日出具，廖江洪在第一次庭审中先是称案涉《借据》是在罗元甲离职后出具的，后又确认罗元甲是在2018年2月份离职，其陈述显然与事实相违背。2.廖江洪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示案涉款项为2016年期间的货款，计算至2016年7、8月份，罗元甲于2016年9月份出具《借据》确认。而陈X英出庭作证时陈述，案涉《借据》所涉款项是罗元甲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代廖江洪向客户收取货款后，使用了廖江洪的款项，一直拖延到2016年9月1日才出具《借据》。证人陈述的时间段与廖江洪陈述的时间段相差甚远。3.廖江洪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与罗元甲每月对账两次，对好账后由罗元甲代为收取货款。可知双方已经形成工作习惯，先对账确认应收货款，再由罗元甲代为收取，该陈述与罗元甲的庭审主张一致，可以证明案涉《借据》款项为应收未收货款。三、廖江洪主张案涉款项是罗元甲2015年2月入职后至2016年8月所收取而未归还的款项不符合事实。首先，廖江洪经营物流生意，需要客户的货款作为其经营运转的资金，即使罗元甲确实累计收取了200398元货款，但该货款是经过多笔累加而成。罗元甲即使资金周转困难，亦不可能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资金周转困难，需要不断占用廖江洪的货款。其次，即使案涉《借据》款项是罗元甲在2015年2月入职后至2016年8月所收取而未归还的货款，廖江洪在与罗元甲持续保持劳务关系期间，允许罗元甲占用货款长达1年7个月，而未收取任何资金占用利息，不符合常理。再者，廖江洪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与罗元甲15天对一次账，一个月对两次账，但其在罗元甲占用货款长达1年7个月后才要求罗元甲出具《借据》不符合常理。四、廖江洪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1.廖江洪一审提交了《借据》后，又补充提交了手写账簿、证人谈话笔录、客户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其中手写账簿系廖江洪单方制作，无罗元甲签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系廖江洪的员工，与其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客户本人没有出庭作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客户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客户微信转账记录也难以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上述补充提交的证据不排除系廖江洪在第一次庭审后为了应诉需要而制作的证据。2.廖江洪作为经营者，理应掌握其与客户之间的合同、送货单、对账凭证等证据材料，其无法提供相应的原始凭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一审法院未审查罗元甲提交的证据，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罗元甲在出具《借据》后多次转账将近20万元给廖江洪的事实以及该款项的性质。2.罗元甲已穷尽举证能力，并已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该流水载明了所有转账给廖江洪的款项，但一审法院却认为无法区分，其没有尽到严格审查的责任。3.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罗元甲实际上尚欠应交回的货款大约12500元（200398元-187898元）。廖江洪辩称，一、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罗元甲对于其已收取但未向廖江洪交付的款项转化为个人的借款是清楚的，其向廖江洪出具《借据》的行为表示其借款的真实意思。罗元甲实际上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占有了廖江洪的款项，廖江洪实际已向罗元甲交付款项，罗元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廖江洪偿还过该笔借款。廖江洪已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若罗元甲认为本案为其他纠纷，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二、廖江洪在一审庭审中要求罗元甲提交深圳客户向其转账的银行流水，由双方进行对账，但罗元甲却以各种理由不打印完整的相关银行流水。廖江洪一审提交了2015年至2016年底的银行流水给法院予以参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罗元甲的上诉请求。廖江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元甲向廖江洪支付借款200398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20039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罗元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江洪从事货物运输行业，以“平安货运”（未经工商登记）的名义对外经营。罗元甲受廖江洪聘请，于2015年2月入职后工作至2018年2月，其中2015年2月至2016年9月期间在深圳市负责催收货款及运费，2016年9月1日之后就未在深圳市工作，而是在佛山市工作，不再负责催收货款及运费。2016年9月1日，罗元甲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书写《借据》，内容为：本人罗元甲现借到廖江洪人民币现金贰拾万零叁佰玖拾捌圆正（¥：200398元）。罗元甲作为借款人签名捺印并注明上述日期。本案审理过程中，廖江洪与罗元甲确认上述借据所涉款项实为罗元甲负责的深圳市客户的货款及运费。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前述《借据》所涉款项是罗元甲确认已收取但未向廖江洪交付的货款及运费还是罗元甲确认的应收未收的货款及运费。就该争议事项，廖江洪主张罗元甲代表廖江洪向客户收取货款以及运费，之后罗元甲并没有将客户支付的货款和运费交还给廖江洪，经双方对账确认的款项数额为200398元，因罗元甲称其资金周转困难，所以向廖江洪借该笔款项，经廖江洪同意后，罗元甲出具《借据》予以确认。罗元甲则主张《借据》所涉款项是罗元甲确认的应收未收的货款以及运费，该款项金额经双方对账核算确定，在廖江洪的要求下，出具《借据》作为罗元甲回收客户货款的一种保证。经审查，罗元甲关于《借据》所涉款项为应收未收的货款及运费的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于案涉《借据》系债权债务的书面确认文件，即该文件系确认廖江洪享有相应的债权、罗元甲负有相应的债务，罗元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向廖江洪出具《借据》的上述法律后果，其所述款项性质为确认应收未收的货款及运费的主张，与常理不符。据此，结合案涉《借据》及双方确认的罗元甲系催收货款及运费的工作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廖江洪上述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关于罗元甲向廖江洪支付的相关款项是否与案涉《借据》所涉款项有关。廖江洪主张罗元甲未清偿案涉《借据》所涉款项；罗元甲则主张其已将收到的与案涉《借据》有关的货款及运费全部转给廖江洪，并不存在拖欠廖江洪款项的事实，并提供了相应的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账单、微信信用卡还款记录等拟以佐证。经审查，首先，廖江洪主张《借据》所涉的款项期间系罗元甲入职后至2016年1月，并提供了相应的财务账册及财务人员陈X英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根据罗元甲对证人陈X英所作证言的回应，其对廖江洪上述《借据》所涉的款项期间的主张并无异议，仅认为其已通过微信转账向廖江洪支付了《借据》所涉的款项。其次，罗元甲作为廖江洪雇请负责催收相关款项的人员，基于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其有义务明晰及区分收到的款项所涉的客户及对应的期间，并在将款项转账给廖江洪时进行明确说明或备注；现经多次庭审调查，罗元甲仍无法进行合理的说明及区分，其应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应不利后果。再次，就罗元甲在出具《借据》后向廖江洪转账的款项所涉的客户及对应的期间，廖江洪已提交相关客户出具的《证明》及对应的微信聊天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相关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在无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廖江洪关于罗元甲在出具《借据》后支付的款项与《借据》所涉款项无关的主张，有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最后，一审法院在前述中已认定《借据》所涉款项性质为确认已收取但未向廖江洪交付的货款及运费，在此前提下，由于款项为罗元甲确认已收取但未向廖江洪交付的货款及运费，则不可能再存在相对应的客户向罗元甲支付货款及运费后再由罗元甲向廖江洪交付的情形，故罗元甲关于收取《借据》所涉的客户款项后已向廖江洪交付的主张，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综上分析，廖江洪上述理据较为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廖江洪的自述，其已在罗元甲的工资中抵扣的款项数额为12500元，则一审法院认定罗元甲尚欠款项的数额为187898元（200398元-1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廖江洪系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相应的权利，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据一审法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案涉款项虽然并非廖江洪出借给罗元甲的款项，但双方经对账由罗元甲向廖江洪出具《借据》的行为及内容，可视为双方经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罗元甲对于其已收取但未向廖江洪交付的款项转化为个人之间的借款的情况应该是清楚的，故廖江洪主张相关款项转化为借款符合情理，该转化行为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廖江洪以民间借贷主张相应的权利，应受法律保护。由于案涉《借据》未约定还款期限，则廖江洪随时可要求罗元甲返还；此外，《借据》并未约定利息，则应为无息借款。一审法院在前述分析中已认定罗元甲尚未清偿案涉《借据》所涉款项的数额为187898元，罗元甲需向廖江洪进行返还；此外，廖江洪主张罗元甲需支付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廖江洪确认抵扣款项的数额但未变更相应的诉讼请求，则其诉请超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罗元甲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廖江洪返还借款本金187898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87898元为本金，自2018年8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廖江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6元，由廖江洪负担306元、罗元甲负担4000元。本院二审期间，罗元甲提供了应收货款单据132页，拟证明该单据能与罗元甲一审中关于“罗元甲向廖江洪以微信转账方式转账25笔共130292元，向苏X彬转账6笔共57759元，合计188051元，尚余12347元需要经过核实”之陈述相印证；罗元甲一审中陈述尚余12347元需要核实，而该单据是尚欠1万余元的货款证据；该单据也证明了案涉货款若已结清，所有的原始凭证需要交还给客户，一审法院认定客户另行向廖江洪支付货款与事实不符。廖江洪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廖江洪对罗元甲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罗元甲拟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罗元甲应否向廖江洪返还案涉《借据》项下的款项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本案的证据来看，罗元甲于2016年9月1日向廖江洪出具《借据》，载明“本人罗元甲现借到廖江洪人民币现金贰拾万零叁佰玖拾捌圆正（￥200398）”。罗元甲与廖江洪均确认上述《借据》所涉款项为罗元甲负责代收深圳客户的货款，只是廖江洪主张《借据》项下的款项系罗元甲代廖江洪收取货款后未向廖江洪返还，双方遂签订《借据》将罗元甲已收取而未交回的款项200398元确定为罗元甲向廖江洪的借款；罗元甲则主张《借据》所涉款项系应收未收的货款，而非其已收取但未归还予廖江洪的货款。对此，从“借据”本身的意义来看，借据是一种债权凭证，它是证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罗元甲向廖江洪出具的《借据》明确记载的内容是罗元甲借到廖江洪200398元，并没有反映出罗元甲抗辩所主张的内容，罗元甲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据》所涉款项为应收未收的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故罗元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罗元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向廖江洪出具《借据》的行为及内容，可视为罗元甲与廖江洪经结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即罗元甲确认其对廖江洪负有200398元的债务。其次，从当事人陈述来看，第一，罗元甲上诉主张案涉《借据》所涉款项是应收未收的货款，而非其已收取但未归还予廖江洪的货款。但罗元甲在上诉状中陈述，其在与廖江洪对账后已将所有的货物运输凭证、单据交还予廖江洪。由此可见，若罗元甲在对账时尚未收取货款，其应当持有相关货款的债权凭证去代为收取货款。但其在应收货款尚未收回的情况下，就将相关货款的债权凭证交还予廖江洪，并以个人名义向廖江洪出具《借据》确认欠款，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二，罗元甲上诉主张其在出具《借据》后向廖江洪微信转账25笔，合共187898元，罗元甲尚欠应交回廖江洪的货款为12500元。但罗元甲确认其于2016年9月1日向廖江洪出具《借据》后，仍有代廖江洪收取过货款，对于该部分货款，罗元甲称其已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廖江洪，该付款未包括在上述25笔微信转账款中，微信转账的25笔款项均为支付《借据》项下的款项。而经审查，罗元甲主张的现金交付方式与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陈述罗元甲以微信转账或银行转账方式向廖江洪交还代收客户款项的交易习惯不符，且在廖江洪对罗元甲所述的已以现金支付不予确认的情况下，罗元甲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以现金方式向廖江洪交付了其在出具《借据》后代收的客户款项。第三，罗元甲对其所主张的《借据》所涉款项是应收未收的货款，其在本案中并未能具体、清楚地说明相关客户信息、代收情况、代收金额等内容，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出具《借据》后向廖江洪转账的款项均系支付《借据》项下的款项。第四，廖江洪在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基本一致，其陈述能与其提交的《借据》、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综上，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罗元甲将其已收取但未向廖江洪交付的款项转化为个人之间的借款，并判决罗元甲向廖江洪返还《借据》项下尚欠的借款本金187898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罗元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57.96元，由上诉人罗元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珊审 判 员  何美健审 判 员  陈 云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吕倩倩书 记 员  幸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