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8民初494号 原告：苏珈义，男，195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加举（苏珈义之弟），住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录，陕西东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来贵，男，195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系横山县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怀明，男，横山县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第三人：刘克瑛，女，194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刚（刘克瑛之子），住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横山镇。 原告苏珈义与被告杨来贵、第三人刘克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苏珈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录、被告杨来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怀明、第三人刘克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珈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立即中止执行刘克瑛名下在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以下简称长城煤矿）投资的3277万元权益，并解除查封；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其第一诉讼请求为：判令立即终止对刘克瑛名下实为苏珈义所有的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277万元合伙投资权益的执行，并解除查封。事实和理由：一、被裁定保全的第三人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权益，其中777万元为原告苏珈义实际所有。第三人刘克瑛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权益，其中777万元为原告苏珈义投资，其所有权人及受益人均为原告苏珈义。而且该事实已经被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二、被裁定保全的第三人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权益中的2500万元权益，已被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为原告苏珈义所有。根据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崔刚、刘克瑛已将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权益中的2500万元投资权益抵顶了欠付原告的借款本金3005万元，且《股东出资证明证明书》原件已交由原告持有。故被裁定保全的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权益中的2500万元权益实际所有人为原告。三、原告苏珈义取得该3277万元权益的所有权时间在先，被告杨来贵执行保全时间在后，被告杨来贵无权保全和执行原告苏珈义所有的3277万元权益。原告在2017年2月20日就通过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取得了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277万元权益的所有权，并实际占有了长城煤矿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证明书》。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8执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于2018年4月3日才作出，所以原告取得该3277万元权益的所有权时间在先，被告无权保全和执行申请人的3277万元权益。四、本案原告经司法确认其中777万元权益为实际所有人，又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获得2500万元权益，依法成为3277万元权益的实际权利人。故原告现有证据足以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其他财产和权利，案外人有异议的，对于无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来判断权利人。以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而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受让执行标的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告通过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以物抵债的方式获得了第三人刘克瑛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投资权益中的2500万元权益，并确认了另外的777万元投资权益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共计3277万元。根据上述规定，原告现有证据足以排除执行，异议理由依法成立。综上所述，原告依据已先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等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277万元权益属于原告所有。 在案涉本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被撤销后，原告又称：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虽然经再审被撤销，但再审判决书与原民事调解书认定的事实是相同的，即刘克瑛向苏珈义借款是客观事实。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法院向刘克瑛送达了（2017）陕08执284号执行通知书，双方已履行，已经将刘克瑛在长城煤矿享有的合伙投资权益转给苏珈义，长城煤矿也认可了苏珈义的合伙投资人的身份。退一步讲，即使民事调解书被撤销，但在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双方已按调解约定实际执行完毕，如果杨来贵要申请执行案涉合伙投资权益，是否存在执行回转的问题？本案中即使没有调解书和再审判决书，在刘克瑛与苏珈义之间处分了合伙投资权益之后，刘克瑛的诉争合伙投资权益已经不存在，杨来贵申请执行该合伙投资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杨来贵答辩称，一、原告苏珈义对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的原始股权不具有所有权，刘克瑛名下的3277万元投资款的所有权应该按照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为准，原告苏珈义作为案外人没有登记在其名下。二、刘克瑛名下3953万元股权于2013年在刘克瑛之子崔刚与杨来贵的借款时就已经质押给债权人杨来贵，有抵押担保书、崔刚在横山区处非办的还款承诺书足以证明该3953万元股权已经质押给被告杨来贵的事实，且有生效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终109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三、（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只是对苏珈义与第三人刘克瑛、崔刚偿还债务协议的确认，并没有将刘克瑛名下的股权确认于苏珈义所有。四、根据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刘克瑛实际为长城煤矿的股东，股权转让同等的情况下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不能直接用来抵偿债务。五、苏珈义已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但是苏珈义又撤诉，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的股权应当为其儿子崔刚所有。六、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对执行异议不服提起诉讼，该诉讼请求一定是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仅仅是主张对执行的标的有权益可以排除执行。原告主张刘克瑛名下的股权属其所有，但是煤矿的股权和股份转让要依法确认，刘克瑛名下股权是否转给原告，一是依法定程序转让，二是根据公司法规定转让，并且需在工商机关进行备案登记，原告既不符合法定转让程序，又不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依法转让并登记的条件，所以原告苏珈义对诉争标的股权不享有所有权，不足以排除执行，故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刘克瑛述称，一、第三人刘克瑛与原告苏珈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并生效；与杨来贵之间担保债务也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因此，两个生效调解和判决，第三人都承认其效力。二、刘克瑛与苏珈义的调解时间在杨来贵判决之前，并且与杨来贵之间的担保债务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已给偿还了1000多万元，还抵偿了一辆桑塔纳汽车，一辆别克汽车，一个门面房，查封了住宅房屋一处，现在仍然继续在履行担保义务。刘克瑛的股份质押给杨来贵的期限为1年，早已过了期限，并且给苏珈义抵顶在前，因此应当支持苏珈义的诉请。三、长城煤矿是国有煤矿，刘克瑛占有的股份是合伙人股份，不属于公司法规范的范畴。股份转让是通过（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生效的，故股份转让有法律依据。虽然法院再审撤销了该调解书，但是刘克瑛与苏珈义的借款确实存在，双方自行调解，法律应该是支持的。因为双方在调解以后已经自行履行了债权债务，即股份抵偿已经履行完毕，因此法院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苏珈义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长城煤矿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长城煤矿扩大井田（采区）面积协议书、榆阳区红石桥乡长城煤矿合作开发合同。证明：1、长城煤矿的唯一股东（主管单位、投资人）是榆阳区红石桥乡政府，承包长城煤矿生产经营的高冲天、高崇楼等人吸收的合伙人包括刘克瑛并不是长城煤矿的股东。本案所涉的“长城煤矿股东股金证”仅能证明各合伙人投资承包煤矿生产经营合伙投资权益的事实，并不是股权和股东身份的证明。 第二组证明：（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高崇楼等合伙人在承包长城煤矿生产的过程中，刘克瑛在高崇楼等合伙人中投资3277万元（其中包括原告投资的777万元）合伙投资权益，名义为刘克瑛，实际已经生效的该调解书确认为原告苏珈义所有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2017）陕08执284号执行通知书、长城煤矿法定代表人樊广军的“情况说明”、边志学的“证明”、股东股金证各一份。证明：1、（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于2017年6月17日进入执行程序并通知了刘克瑛，而且案涉的名义为刘克瑛实际已经为原告苏珈义所有的3277万元合伙投资权益在合伙人内部以及长城煤矿已经确认了为原告苏珈义享有3277万元合伙投资权益的事实。刘克瑛将股东股金证原件交付原告苏珈义持有的事实。 补充证据：榆林市公安局横山分局2017年5月9日《立案决定书》一份。证明目的：被告杨来贵作为横山县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郑山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长期借公司之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高利放贷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榆林市公安局横山分局已经立案侦查。杨来贵与刘克瑛、崔刚之间的借贷款项就是杨来贵用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高利放贷，利滚利形成的债务。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借贷案件之前已经通过法院调解了，因被告杨来贵和崔刚之间的前述借贷关系对该调解案件产生了影响，致使该案被法院提起再审。 被告杨来贵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记载的无论是股权或者投资人，都没有原告苏珈义；对协议书及开发合作合同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刘克瑛、崔刚之间的债务还款的责任问题。对第三组证据执行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情况说明和证明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当事人应当出庭作证；对股东股金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可以证明是刘克瑛名下的股权，但不能证明谁持有股金证股权就是谁的，该股金证在2013年就已经质押给杨来贵了。对补充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原告的证明目的成立，原告也应当对杨来贵与崔刚的案件申请再审，而非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第三人刘克瑛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刘克瑛与杨来贵之间的债务没有约定过以股金证抵押质押，当时约定是以煤矿分红款来还款，期限2年，有分红款就偿还。鉴于杨来贵与崔刚的民间借贷案件涉嫌非法集资，应当按照先刑后民的法律程序办理。 被告杨来贵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抵押担保书一份。证明：2013年，刘克瑛之子崔刚向杨来贵借款时，刘克瑛已经将其在长城煤矿的股东股金证质押给杨来贵。 第二组证据：证明一份。证明：3953万元的股权实际持有人是刘克瑛的儿子崔刚，也能证明因崔刚、刘克瑛与杨来贵之间的借款关系，该股金证已经抵押给杨来贵。 第三组证据：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执284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该执行裁定书已经结案了，说明3277万元股权不是苏珈义所有的，如果是苏珈义的，法院应当执行在其名下。 原告苏珈义对被告杨来贵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担保书中苏珈义的签名是本人所签，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担保书没有落款时间，形成时间不详，不能证明崔刚或者刘克瑛以股金证作为抵押担保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系复印件，被告应当提供原件。该证明中确认的债权人是横山县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所举的第三组证据“情况说明”和“证明”已经足以证明原告与崔刚、刘克瑛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第三人刘克瑛对被告杨来贵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二组证据，崔刚与杨来贵的案子是由打非办处理的，是非法集资案件，根据最高院的规定，非法集资案件正在执行的应当立即中止执行。 第三人刘克瑛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案涉调解书已被本院再审撤销，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以其在合伙经营的长城煤矿的3277万元的投资权益抵偿债务的事实，故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榆林市公安局横山分局《立案决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杨来贵提交的证据中虽然载明案涉刘克瑛的股东股金证向其抵押，被告又称为向其质押，但被告既不持有该股金证，又未提供已办理抵押登记的相关证据，故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抵押或质押的事实，故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始建于1977年，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1986年投产，其主管单位为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2009年3月31日，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甲方）与高冲天、高崇奎（乙方）签订《榆阳区长城煤矿扩井田（采区）面积协议书》（以下简称扩井田协议），双方协议约定按3：7的比例出资和分配利润。煤矿实行股份制管理，法定代表人由红石桥政府任用，董事长由乙方出任。之后，红石桥乡政府任命其乡干部边雄富为法定代表人，但煤矿的生产销售等具体的经营活动交由乙方管理，并将“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的公章交给乙方使用。边雄富退休后，红石桥乡政府于2016年9月14日任命其乡干部樊广军为法定代表人。高冲天、高崇奎在经营该煤矿期间，高崇楼、高崇爱等亦为合伙人之一，高崇楼担任负责人，其吸收刘克瑛的资金，并向刘克瑛出具《长城煤矿股东股金证》，内容为“股东出资证证明书”，载明：“股东出资证证明书，姓名：刘克瑛，住址：横山，入股时间：2010年--2011年（“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的公章），入股金额（原股）3953万元，合计大写：叁仟玖佰伍拾叁万元整（“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的公章，“高崇楼”、“高崇斗”的印章），2013年10月21日。”高崇斗为当时雇佣的会计。现长城煤矿的具体事务由高崇奎、刘小明、边志学负责。 2016年7月12日，本院立案受理了杨来贵诉崔刚、吴红梅、高崇楼、苏加峰、刘克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6）陕08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崔刚、吴红梅共同偿还杨来贵借款本金1550万元及其从2013年6月1日起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高崇楼、苏加峰、刘克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崔刚、吴红梅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陕民终1099号民事判决，改判由崔刚、吴红梅共同偿还杨来贵借款本金1550万元及利息（本金1400万元按年息24%自2013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150万元本金不计算利息）；高崇楼、苏加峰、刘克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2017年1月4日，本院立案受理了苏伽义诉崔刚、刘克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2月20日作出（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从2010年9月至2013年3月期间，崔刚从苏伽义处借款31笔，共计3005万元，约定了由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权益质押，该投资证明的原件交由苏伽义持有。该投资金额中，包括苏伽义在刘克瑛名下投入的777万元，剩余3176万元投资款与苏伽义无关。二、崔刚、刘克瑛愿意将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953万元权益中的2500万元的投资权益抵顶崔刚欠付苏伽义的借款本金3005万元。并将原本属于苏伽义的777万元投资款一并划归到苏伽义名下，两项共计3277万元投资权益。如果以后长城煤矿能配合双方重新按照本协议内容出具新的出资证明，则双方共同配合将属于双方的投资权益划归在各自名下。在此之前，刘克瑛名下由长城煤矿出具的3953万元《股东出资证证明书》原件由原告继续持有。2017年4月，本院向长城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樊广军送达了该调解书，樊广军随即将该调解书转交给边志学。该调解书生效后，苏珈义申请执行，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6）陕08执284号执行裁定，以刘克瑛自愿配合苏伽义办理其在长城煤矿的股权，在此基础上苏伽义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本案的执行为由，终结（2016）陕08执284号案件的执行。之后，经营长城煤矿的合伙人内部表示认可该调解内容，苏珈义委派其弟苏加举参与煤矿工作，边志学作为长城煤矿合伙事务负责人，向本院出具“证明”，称因长城煤矿系国有企业，其与高崇奎及第三人刘克瑛等人只是合伙经营长城煤矿，并非煤矿的注册股东，其合伙人内部对前述调解内容知情，并同意照此办理，但对上述调解书所涉及的内容不可能通过工商部门作变更登记。 杨来贵诉崔刚、吴红梅、高崇楼、苏加峰、刘克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终109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杨来贵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陕08执16号之六执行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刘克瑛在长城煤矿的原始股金3953万元。苏珈义以该原始股金中的3277万元权益属其所有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陕08执异22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苏伽义的异议请求，苏伽义遂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并提出如前诉讼请求。 另查明，2019年1月13日，经本院院长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故裁定再审该案。本案中止审理。 2019年4月24日，本院作出（2019）陕08民再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崔刚偿还苏珈义借款本金300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8月19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月利率按2%计算；三、刘克瑛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递交了上诉状，但均未在限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本院按未上诉对待，该判决现已生效。苏珈义就该判决至目前未向本院申请执行。该判决生效后本案恢复审理。苏珈义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其与刘克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前述再审判决书作出之前已经履行完毕，苏珈义已经以合伙投资人的身份参与长城煤矿的管理工作，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苏珈义对诉争的第三人刘克瑛名下在长城煤矿投资的3277万元合伙投资权益是否享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来判断。” 本案中，长城煤矿系国有企业，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为出资人及管理人，原告苏珈义及第三人刘克瑛等不可能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因此，虽然第三人刘克瑛持有加盖有“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公章的《股东股金证》，但其实质系出资证明，刘克瑛并非长城煤矿的“股东”，其应当只是在高崇奎、高崇楼等经营长城煤矿期间进行了出资，该出资证明虽然名称为《股东股金证》，表述为“股东出资证证明书”、“原始股金”，但并不具备公司股东在工商登记备案的条件，该权利性质即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无登记的其他财产和权利”。因此，对于其权利人，应当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来判断。原告主张诉争3277万元的合伙投资权益为其所有，但其依据确认该权利的本院原（2017）陕08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已被本院再审撤销，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诉争3277万元的合伙投资权益为其所有。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珈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5650元，由原告苏珈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燕 审判员 魏 霞 审判员 张彩莲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马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