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2民初587号 原告：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郭东园巷8号904、906、908室。 诉讼代表人：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团队负责人：黄侃。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樟盛，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跃，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伟强，男，195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看守所。 被告：张晨晖，男，198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杭州安睿东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下城区六塘公寓配1幢2号1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施骏。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芳，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继明，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国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梅花碑8号。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峰，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智毅，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张伟强、张晨晖、杭州安睿东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睿东枢）、浙江国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顺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受理。本院于同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于2019年3月28日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樟盛、周跃，被告张伟强，被告安睿东枢执行事务合伙人施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芳，被告国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智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晨晖经本院依法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00年12月1日出具的浙天验（2000）1053号《验资报告》显示，张伟强和国顺公司作为发起人分别出资300万、200万设立了浙江中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后变更为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中铁公司2001年1月1号记账凭证显示，账面确已收到上述两笔投资款。可是，中铁公司2001年1月第4号记账凭证显示，中铁公司将张伟强投资的300万汇给中伟工贸公司，计入其他应收款。既然是应收款就应当向中伟工贸公司催收，可是中铁公司2002年12月第36号记账凭证显示，已经采取了调账对冲的方式，将该300万元化为乌有，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张伟强在公司设立时并没有实际出资。 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10月11日出具的浙天验（2001）698号《验资报告》显示，张伟强和国顺公司分别增资300万、200万，增资的款项均已经汇到中铁公司的账户，但是经过仔细查账发现该500万元的增资款仍然来自中铁公司，只不过借用国顺公司账户走账而已（见中铁公司2001年10月第26号、第27号、第28号记账凭证）。因此，中铁公司在2001年增资时张伟强并没有真实认缴300万元，而是采用借其他公司账户用中铁公司资金走账的方式为其虚假出资。 2003年6月10日，中铁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4000万元，其中张伟强追加投资2400万元，追加投资方式均为货币。根据中铁公司2003年7月第56号记账凭证，张伟强于2003年7月3日向中铁公司汇款2400万元，用途为投资款。根据中铁公司2003年7月18号记账凭证，中铁公司于2003年7月1日向杭州弄口工贸实业公司打款4000万元，摘要为弄口村土地补偿款。2003年7月2日，杭州弄口工贸实业公司通过杭州市商业银行转账支票（票号：02912478）将收到中铁公司的4000万元汇给了杭州信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2017年2月13日，管理人就股东出资问题向张伟强制作调查笔录，其个人陈述：“中铁公司增资的4000万元，汇给弄口工贸，弄口工贸公司汇给信业担保公司，然后由信业公司将4000万元汇给王秋、张月英、金伟成、潘跃龙，这几个人再将款项打给中铁公司，作为增资款。2003年7月，张月英汇入中铁公司280万，金伟成汇入240万，潘跃龙汇入中铁公司800万，王秋汇入280万，我汇入中铁公司2400万。这个钱肯定是中铁公司汇出的4000万，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从弄口工贸、信业公司中转一下。总之，个人是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拿回去过。”因此，中铁公司增资4000万时，张伟强并未实际出资。 2011年11月，张伟强向张晨晖转让1000万股权。2011年12月，张伟强向安睿东枢转让1000万股权。转让过程中，受让人张晨晖、安睿东枢对出让人张伟强的出资实际情况是知悉的。 综上，张伟强在中铁公司设立出资、增资时并未实际出资，而是通过调账对冲、借用其他单位账户走账的方式进行虚假出资和增资。在后来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受让人张晨晖、安睿东枢对出让人张伟强的未履行出资义务情况是清楚的。现原告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等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张伟强补缴出资3000万元；2.张晨晖对张伟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的1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杭州安睿东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张伟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的1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4.浙江国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张伟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的3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伟强答辩称：1、当时是央企试点改革。中铁公司原先是铁路局下面国有的，作为试点改制，注册资金500万，60%挂在我名下，40%给了国顺公司，是组织确定的，三年时间试点，有135个员工。我占60%的注册资本300万，是铁路局的财务科长陪着我到工商银行，打至我个人账户300万，钱我没有见到，是根据当时的要求走账。改制后，公司名称没变，股权结构变了，上城区政府接收我们公司。后来公司增资到5000万，也是上城区政府的文件要求。当时背景是全国性招商引资的要求。我公司因质量较好所以进行5000万的招商引资。也是经政府协调，由区财政局下的担保公司，我配合提供材料，在望江路口的银行办手续。2、安睿东枢是与中铁公司合作提供资金，以股权质押的形式，表面上是持股，但实际上不存在持股的问题，不是真正的股东，不参与经营及管理。3、关于张晨晖，是我的儿子。安睿东枢提出要求因其募集资金，股权变更要求先变更到我儿子身上，再变更到安睿东枢。4、中铁公司的设立及增资，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个人没有拿出钱来，都是政府操办的。现中铁公司已破产。管理人应将精力花在处理公司重大的债权债务上，为所有债权人争取更大的利益。 被告张晨晖未作答辩。 被告安睿东枢答辩称：一、原告所举证证明“案涉股权的出资存在抽逃出资或虚假出资”的材料，存在证据链断裂的情形，其证明力不足。且根据财务凭证的记载显示，相关资金的支付原告产生了对外债权，或为其实际应付款项。即便未主张收回款项的义务，属于财务管理过程中公司存在管理不规范的情形。二、被告张伟强将其持有的1000万股权，变更登记至安睿东枢名下，并非真正的股权转让，而是作为1.649亿元委托贷款的一种股权让与担保。被告张伟强答辩时也明确指出。首先，根据原告、被告张伟强、安睿东枢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安睿东枢通过银行委托的方式向原告提供不超过1.8亿元（实际出借1.649亿元）的开发资金，同时为降低借款风险，协议中设计了被告张伟强支付保证金、股权转让的股权让与担保措施。两个款项相互冲抵。该协议中还明确约定了在借款本息债务清偿后，安睿东枢应按被告张伟强要求将该股权再以转让方式归还给被告张伟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并且约定了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未能清偿该借款的，安睿东枢有权处分该股权，并通过拍卖所得款项用于清偿原告的借款本金、违约金等。原告对此让与担保形式系明知的。目前经管理人核算安睿东枢是债委会中最大债权人，债权本息计2.8亿。其次，被告张伟强出具《情况说明》也印证了，《合作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案涉20%股权变更登记至安睿东枢名下，系作为股权让与担保方式，并非真正的股权转让。并且，就被告张伟强应付的1000万元保证金和股权让与担保过程中形式上应付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相互抵消，以成就协议约定的变更登记过户的条件。再次，为履行《合作框架协议》，安睿东枢通过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原告提供了1.649亿元贷款，但原告未能按约偿还借款，安睿东枢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名义先后经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诉讼判决及原告管理人破产债权确认，债权数额为281438230.82元。现由于原告借款本息尚未清偿，案涉股权的让与担保的保障措施至今未解除。安睿东枢同意在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将该股权无偿归还被告张伟强，并且协助办理全套过户手续。三、安睿东枢对于被告张伟强虚假出资的情形并不知情，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安睿东枢是明知的，并且原告也无法证明安睿东枢受让20%股权，系被告张伟强原始出资的股权份额。首先，根据三份验资报告来看，被告张伟强于2000年12月1日首次出资300万元，于2001年10月10日增资300万元，以及于2003年7月3日增资2400万元均已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验过程，确认了被告张伟强实缴出资或增资款的相关情况。因此，安睿东枢在被告张伟强以出让的方式对该1000万元股权让与担保时，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其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张伟强不存在虚假出资的相关情况。2011年安睿东枢完成股权转让，无从得知所谓款项抽逃的情况，且挂账的方式无法发现款项以迂回的方式出去。其二，不论安睿东枢在受让本案股权是否为股权让与担保，除原告主观臆断的陈述外，现原告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安睿东枢对于被告张伟强的虚假出资或抽逃系完全知情，因此安睿东枢也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9条第1款规定的受让方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其次，2001年10月、2003年7月进行了两次增资，当时张伟强持股60%。2005年5月18日张伟强通过股权受让持股从60%增至90%，从潘跃龙、王秋、张玉英处增加30%，后转给被告张晨晖20%，随后于2011年12月22日将其中的20%股权转让给安睿东枢，故原告无法明确安睿东枢受让的股权系被告张伟强原始持有的股权还是被告张伟强受让的股权，即无法明确安睿东枢受让股权所涉的虚假出资是被告张伟强的出资份额。安睿东枢在股权受让时有如实出资的验资报告，中铁公司也有对外挂账情形，无法得知中铁公司没有实缴出资的情况。受让方的责任人是谁很难确定。因此，原告要求安睿东枢承担被告张伟强出资义务中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 被告国顺公司答辩称：本案涉及原告与被告国顺公司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张伟强作为原告股东，在设立增资时是否存在未履行出资的事实；2、本案是否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首先，国顺公司认为张伟强不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原告设立时通过验资，国顺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被告张伟强与国顺公司一起履行完毕出资义务。其次，若法院审查认为原告设立时，被告张伟强未履行出资，本案也不应适用公司法解释三。原告在2000年设立，当时国顺公司对股东责任有合理预期，本案应适用当时的公司法即1999年修正的公司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841号民事裁定书中对类似案例有阐述观点。在具体案件适用时所阐述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制定机关的本意，本案应当按照该案例所确立的两项原则：一、在法无明文规定扩张使用已有明确规定条款会加重主体责任的情况下，法律禁止对有关条款扩张适用。二、旧法未规定、新法有规定、新法能否参照适用的标准，是从旧兼有利原则。因此本案不应当参照适用新的公司法以及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综上，原告对国顺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经审理，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张伟强与国顺公司作为发起人于2000年11月申请设立中铁公司。2000年12月1日，张伟强向中铁公司账户转账款项300万元，国顺公司向中铁公司转账款项200万元。中铁公司对上述50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记入财务账册。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于2000年12月1日出具的浙天验（2000）1053号《验资报告》显示，截至该日中铁公司已收到张伟强货币资金300万、国顺公司货币资金200万。 2000年12月14日，中铁公司向国顺公司转账款项200万元，支票存根载明用途为“往来款”。中铁公司2001年1月第3号记账凭证显示该笔转账记入“借：其他应收款-国顺公司”。 2000年12月14日，中铁公司向中伟工贸公司转账款项300万元，支票存根载明用途为“暂借款”。中铁公司2001年1月第4号记账凭证显示该笔转账记入“借：其他应收款-中伟工贸公司”。 2001年7月，中铁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原股东及占股比例不变。 2001年10月8日中铁公司向国顺公司转账500万元。2001年10月第26号记账凭证显示该笔转账记入“借：其他应收款-国顺公司”。 2001年10月9日，国顺公司向中铁公司转账款项200万元。2001年10月10日，张伟强向中铁公司账户转账款项300万元。中铁公司对上述500万元作为实收资本记入财务账册。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于2001年10月11日出具的浙天验（2001）698号《验资报告》显示，截至2001年10月10日止中铁公司已收到张伟强、国顺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50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01年12月，国顺公司将40%股权转让给王秋20%，转让给张月英20%。后王秋将其20%股权转让给潘跃龙10%，转让给金伟成3%。张月英将其20%股权转让给潘跃龙10%，转让给金伟成3%。 2002年12月中铁公司第36号记账凭证显示，借：实收资本1000万元，贷：其他应收款-中伟296万元、国顺700万元，其他应付款-张伟强4万元。 2003年6月，中铁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增资4000万元，其中张伟强追加投资2400万元，占比60%，其他股东合计追加投资1600万元，各自占股比例不变。 2003年7月1日，中铁公司向杭州弄口工贸公司转账款项4000万元，对应有张伟强签字的支票领用单上载明的用途为“预付土地补偿费、按置费”。 2003年7月3日，各股东分别向中铁公司转账了各自的追加投资款，总计4000万元。中铁公司作为实收资本记入财务账册。 2005年5月中铁公司股东由张伟强、潘跃龙、王秋、张月英、金伟成变更为张伟强（占90%）和金伟成（占10%）。 2011年11月21日张伟强将中铁公司20%股权转让给其子张晨晖，转让价1000万元。 2011年12月16日，安睿东枢（甲方）、中铁公司（乙方）、张伟强（丙方）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约定就乙方负责的“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工程拆迁安置房项目”，各方开展合作，由丙方向甲方转让不超过20%的乙方股权，甲方通过银行委贷方式向乙方提供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开发资金，在乙方向甲方清偿借款本息的同时，丙方或其指定第三方有权要求受让标的股权，甲方应转让标的股权，乙方按期清偿借款债务且丙方回购了标的股权的，合作结束。协议还约定，丙方将其持有的20%的乙方股权转让给甲方，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甲方、金融机构和乙方签署委贷合同的同时，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丙方向甲方交付保证金1000万元。 2011年12月22日，张伟强将中铁公司20%股权转让给安睿东枢，转让价1000万元。2011年12月28日办理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安睿东枢实际委托平安银行杭州分行于2012年1月12日向中铁公司发放贷款本金16490万元。后中铁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因此于2013年7月11日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该院于2013年12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中铁公司归还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借款本金16490万元并支付利息、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等。 2016年5月19日，本院作出（2016）浙0102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徐涛对原告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2016年7月4日，本院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担任原告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10月14日中铁公司管理人确认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对中铁公司享有债权总额281438230.82元，其中原始债权16490万元。 2017年2月13日，唐有凤、张漫以中铁公司管理人身份向张伟强制作调查笔录一份。笔录中载明，张伟强对被询问“中铁公司注册资本及各股东投资情况”时回答内容中包含了“我个人是没有真正向中铁公司出资过的，其他人也没有从家里拿钱给中铁公司。2003年7月4日增资到5000万……中铁公司增资的4000万，汇给弄口工贸，弄口工贸公司汇给信业担保公司，然后由信业公司将4000万汇给王秋、张月英、金伟成、潘跃龙，这几个人再将款项打给中铁公司，作为增资款。2003年7月，张月英汇入中铁公司280万，金伟成汇入中铁公司240万，潘跃龙汇入中铁公司800万，王秋汇入280万，我汇入中铁公司2400万。这个钱肯定是中铁公司汇出的4000万，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从弄口工贸、信业公司这两个公司中转一下。总之，个人是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拿回去过”。 2019年6月13日，张伟强在一份“情况说明”上签字。该情况说明载明，就前述张伟强与安睿东枢、中铁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了降低安睿东枢出借款项风险合作模式中设计了股权让与担保，且为不实际支付现金，协议中安排张伟强向安睿东枢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张伟强将名下中铁公司20%股权作价1000万元转让给安睿东枢，基于双方均向对方有付款义务，在实际履行中双方互不支付相应款项，待借款结清，相应股权再变更登记回张伟强名下。 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双方陈述及工商登记材料、财务凭证、付款凭证、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4年7月1日施行后，先后于1999年12月25日修正、2004年8月28日修正、2005年10月27日修订和2013年12月28日修正。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所涉中铁公司于2000年12月设立，于2001年和2003年先后两次增资。因此，关于中铁公司股东的出资问题应适用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按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被告张伟强作为中铁公司的股东，应履行上述法定义务。被告张伟强在本案审理前后均陈述其个人未实际对中铁公司出资过。因此，原告诉请被告张伟强对中铁公司补缴出资3000万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被告张晨晖、安睿东枢分别对张伟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的1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伟强将中铁公司各20%股权分别转让给被告张晨晖及被告安睿东枢，原告并未举证张晨晖及安睿东枢在从张伟强处受让中铁公司股权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张伟强未履行其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对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告对张晨晖与安睿东枢的前述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诉请国顺公司对张伟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的3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其主张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该条规定内容为：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对此本院认为，中铁公司于2000年12月设立，其设立时股东的出资问题应适用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并没有规定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对其他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货币出资义务的股东的责任负有连带责任。国顺公司与张伟强于2000年设立中铁公司时，基于当时的法律规定对其应承担的股东责任有合理的预期。如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极大地加重国顺公司的责任，远超出其设立中铁公司时对其所应承担的股东责任的合理预期，不符合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故原告诉请国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伟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补缴出资3000万元； 二、驳回原告浙江中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张伟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被告张伟强负担。 被告张伟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国芬 人民陪审员  王明珠 人民陪审员  咸青央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岑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