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4民初5700号 原告：李某，女，195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红琼，四川战舰律师事务律师。 被告：叶某1（曾用名：周凯），男，195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亦文，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旭东，四川中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某与被告叶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康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红琼，被告叶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亦文均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经庭外和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应支付的费用58266元（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2600元，同时约定期间根据市场物价涨幅上调，原告起诉时酌情按照每年上浮10%，2017年的标准为每月5066.66元，2017原告主张6个月，共计30399.99元。2018年的标准为每月5573.33元，2018年主张5个月，共计为27866.65元。合计为58266元）；2、判令被告自2018年6月起，每月向原告支付5573元，之后每年按10%上调，直至原告死亡时止；3、确认原告享有成都鑫益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45%股权，判令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配合原告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确认原告享有成都迪普斯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25%股权，判令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配合原告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年××月××日在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姻期间，被告多次出轨，原告为此长期心情郁结，两人长期分居。2010年，因被告与现任妻子出轨生下女儿面临上小学，需要上户。被告经常对原告进行电话骚扰、辱骂，逼迫原告离婚。同时，被告软硬兼施，哄骗原告先离婚，以后再复婚。2010年5月12日，原告不堪其扰，与被告在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登记离婚。根据原、被告双方离婚时在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中第二条第5款，“男方每月支付2600元现金给女方，直至女方死亡，期间根据市场物价涨幅上调，男方于每月30号之前通过中国银行支付。”离婚时，原告非常伤心，对被告仍抱有幻想，被告趁机伪造了一份假离婚协议给原告。因里面的内容与原告签订备案的离婚协议大部分一致，原告根本都不曾想过被告会伪造协议。离婚后，被告间断性的按每月3000元、2600元、1600元不等的标准，逐年减少向原告付款。自去年开始，被告未再按约定支付款项。今年原告病重，与被告联系，被告也拒绝付款。在亲友的帮助下，原告到民政局查档后才得知，被告竟然骗了原告那么久。为此，原告决定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成都鑫益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益公司）和成都迪普斯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迪普斯公司）均系被告与现任妻子在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成立的公司，离婚时，在被告的哄骗下，双方对以上公司的共有股份未进行分割。对于很多婚内财产，原告都不清楚，原告在此次起诉中将全力查清婚内期间未分割的财产，依法予以分割。同时，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被告隐匿的财产，被告仍保留分割的权利，一旦发现，立即诉讼处理。根据法律规定，原告起诉请求依法分割以上财产，请求法院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判如所请。 被告叶某1辩称，1、关于原告第一、二项诉讼请求，理由基于双方离婚协议第二条财产分割第5条协议，该条款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共同条款，所约定的不是已有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约定男方未来的收入，在离婚时双方共同生育的子女叶某2已经成年，因此该条款不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也不属于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被告在离婚协议时被迫答应，以自己未来收入无偿给付原告方分期赠与承诺条款，根据合同法第186条、195条赠与的规定，因此被告有权依法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撤销赠与，同时根据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的变化也符合第195条的规定。目前被告在2013年又生育一女，被告如今抚养两子女和赡养多病的父母，每月固定给原告3600元的费用，给成年的儿子归还按揭，而被告本人今年61岁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所以每月的收入根本无能再继续离婚协议的赠与承诺，因此被告2017年7月撤销了该项赠与，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2、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不享有该公司股权，双方在2010年离婚时，已经对成都鑫益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作出了处理，原告起诉状中所称共有股份未进行分割不是事实，离婚协议第二条第4条对成都鑫益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有明确约定，女方名下20%归儿子叶某2所有，该协议不属于婚姻法第28条的规定，案涉股权在双方离婚协议时已经处理，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不应当再次进行分割。按照前述双方的离婚协议第二条第4款规定，原告已经将鑫益公司的股份赠与儿子叶某2，因此该股权与原告方无关，与本案无关。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鑫益公司从设立其就两个股东即被告与另一股东杨美群，根据该公司的章程规定股东杨美群对叶某2的受赠股权有优先的受让权，原告请求被告配合办理工商股权办理，不符合婚姻法和公司法章程的规定，因此应当驳回。鑫益公司在原、被告2010年离婚后已两次增资，注册资本由原被告离婚时的50万元增资到目前200万元，按照离婚时的股份比例及价值即便计算也应当按照增资前离婚时的份额进行折算计算，受赠人叶某2至今未根据公司法及章程的规定向另一股东杨美群出具通知并征求同意，因此案外人叶某2的股权目前也是待定状态。 关于第四项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同样不享有该公司股权；1、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3万元，股东为被告和杨美群各占50%，双方离婚时注册资本仍然为3万元，双方离婚时原告对该公司是知晓的，但在离婚协议中对该公司的股权并未提及，原因并不是双方遗忘或者占时搁置，而是因为双方对此已经达成了协议，原告放弃该公司的股权，所以没有专程明确，该公司在双方离婚时没有开展业务，在离婚时被告在财产分割中给原告多份一套房产给成年的儿子叶某2也分一套房产，被告少分一套房产，补偿的就是被告单独经营上述两公司。而原告因多分房产，因此将其在鑫益公司的股权确定为20%并赠与给叶某2，离婚后原告就完全退出上述两公司。离婚后8年原告未主张，也从未过问和行使股东权利。原告现再次起诉处理分割已经处理的股权，完全是违背离婚协议的不诚信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双方离婚后迪普斯公司是2015年进行增资，注册资本从3万元增资到200万元，案涉离婚时的股份比例即便计算也应当按照离婚时的股份比例及价值进行折算计算。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某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协议书（来自被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迪普斯公司）、公司设立申请书、2007年12月3日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鑫益公司）、公司设立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被告叶某1为证明其辩称主张提交了叶某3和叶某4的出生证明、被告的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病情证明书、住院费用结算票据、成都市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支付结算表、医疗互助补充保险结算表、鑫益公司、迪普斯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鑫益公司2015.12.16股东会决议、迪普斯公司工商资料。关于原告提交的网络被告专利资料打印件，被告不予认可，因系打印件，无法核实其来源和真实性，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关于被告提交的工资收入，因被告未能提交发放证明及纳税凭证等，无法排除被告存在其他收入；被告提交的其父亲的手写说明，该证据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确认内容真实性；被告提交的转款凭证，因无法核实款项的性质，无法确认系被告支付给其父亲的赡养费，故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转款凭证和银行卡，以及杨美群的抵押贷款凭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以上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根据前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年××月××日，原、被告办理结婚登记。××××年××月××日，双方共同生育一子叶某2。2010年5月12日，原、被告登记离婚，双方达成《离婚协议书》除对三套房屋的所有权进行分配外，还约定：“成都市鑫益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女方名下股份20%归儿子叶某2所有”；被告每月支付2600元给原告，直至原告死亡，期间根据市场物价涨幅上调，被告于每月30日前支付至原告银行卡账户；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归儿子叶某2所有，每月按揭由被告支付。 ××××年××月××日，被告与杨美群共同生育一女叶某3，二人于××××年××月××日再共同生育一女叶某4。 鑫益公司于2004年6月1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被告投资额为450000元，占投资比例的90%，杨美群投资额为50000元，投资比例为10%。2011年11月25日，鑫益公司申请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000元，其中被告增资后的认缴出资为8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杨美群增资后的认缴出资为2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2015年12月16日，鑫益公司申请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000000元，被告增资后的认缴出资为16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0%，杨美群增资后的认缴出资为4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 迪普斯公司于2007年12月5日成立，该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元，被告作为法定代表人实缴出资额15000元，出资比例为50%，股东杨美群实缴出资额15000元，出资比例为50%。2009年1月14日，迪普斯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被告通过工商登记变更为杨美群。2015年12月18日，迪普斯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0元增加到2000000元，增加的注册资本由被告认缴985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期限为2065年12月18日。股东杨美群认缴985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期限为2065年12月18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000元，被告认缴1000000元，杨美群认缴1000000元。2015年12月22日，迪普斯公司通过工商登记将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000元。 被告于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6月8日期间因反复胸痛、胸闷4年在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显示被告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2型糖尿病、脑供血不足、左颈内动脉粥样斑块形成、肾功能不全、右肾错构瘤、脂肪肝、肺气肿。2018年8月7日至2018年11月7日期间，被告因慢性肾脏病、糖尿病、心脏病住院治疗，产生门诊费用共计6306.03元，被告自费196.45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时约定被告每月支付2600元，直至原告死亡。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此，被告辩称离婚时协议支付该款的性质为赠与而非帮助。本案原告主张的该款项属于婚姻法前述规定的帮助费用，系基于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时的意思自治，具有一定的人身性，与赠与的性质并不相同，故被告有关其自身身患多种疾病、经济负担较重，符合赠与撤销条件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辩称离婚时系被迫答应给予帮助费，但被告对遭受胁迫未能提交证据，故其在离婚时通过协商自愿按月向原告支付帮助费，应当按约履行。原告主张自2017年7月起未按约支付帮助费，现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已如约支付，故被告应予支付。但关于每月支付的标准，原告主张的酌情按每年上浮10%，2017年原告主张每月按5066.66元，2018年主张每月按5573.33元。本院认为，婚姻法的前述规定系基于帮助离婚时生活困难的一方，被告当时约定每月给付2600元，且离婚时原告分得两套房屋，原告的生活基本需要已能得到保障。虽双方约定随市场物价涨幅上调，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物价上涨幅度，仅凭自行随意估算主张每年上浮10%，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每月支付的金额仍应以双方离婚时确定的每月2600元进行计算。即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的帮助费为2600元/月×11个月=28600元。关于原告主张自2018年6月起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5573元，之后每年按10%上调，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分得鑫益公司45%的股权，被告答辩称，原告不享有该公司股权，因双方离婚时已进行分割。双方离婚时曾载明鑫益公司，原告名下股份20%归儿子叶某2所有。被告为此主张离婚时原告仅享有鑫益公司20%的股权，且已归叶某2所有。本院认为，该条约定不明因鑫益公司的股权从未登记在原告名下，因此无法确认“女方名下股份”的多少，且离婚时双方未能对该公司股权进行明确分割，原告亦未作放弃部分股权分割的明确意思表示，为公平公正保障离婚时各方的权益，应当认定该条约定的 含义为原告自愿将其依法享有的鑫益公司的股权份额中的20%赠与给叶某2。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离婚时，鑫益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被告投资额为450000元，占投资比例的9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或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的，可依法进行处理。但本案中，原、被告就以上问题未能协商一致，且公司另一股东杨美群表示若原告不同意其对鑫益公司股权的报价，杨美群不再愿意购买鑫益公司的出资额。则本院以双方离婚时被告享有的出资额份额，按照婚姻法有关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的原则依法进行分割，即原告分得出资额225000元。双方离婚后，鑫益公司分别于2011年11月25日、2015年12月16日两次增资至注册资本2000000元，因系婚后行为，原告依法不享有相应权益，也不负有实缴出资等义务，故本院确认原告分得鑫益公司225000元的出资额，对应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1.25%。且被告应当配合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手续。至于原告分得该公司的股权后与叶某2之间的赠与，可由其自行处置，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 关于原告主张分得迪普斯公司25%的股权。被告辩称离婚协议未表述该公司股权分割，系因双方协商原告予以放弃。但被告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经审理查明，双方离婚时，迪普斯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0元，被告实缴出资额15000元，出资比例为50%，股东杨美群实缴出资额15000元，出资比例为50%。2015年12月22日，迪普斯公司通过工商登记将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000元。被告和杨美群各认缴1000000元，均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如前所述，原告应分得该公司的出资额7500元。双方离婚后，迪普斯公司增资为2000000元，原告依法不享有相应权益，故本院确认原告分得迪普斯公司7500元的出资额，对应占公司注册资本的0.375%。且被告应当配合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手续。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法律条文全文附后），判决如下： 一、被告叶某1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某支付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的帮助费28600元； 二、原告李某分得成都鑫益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25000元的出资额，占成都鑫益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11.25%。被告叶某1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配合原告李某办理相应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手续； 三、原告李某分得成都迪普斯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7500元的出资额，对应占公司注册资本的0.375%。被告叶某1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配合原告李某办理相应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手续； 四、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90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1900元，被告叶某1负担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康阳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罗龙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二条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