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16062号原告：广东信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佛山市禅城区******************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J。法定代表人：吴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健祥，男，系该公司员工。被告：陈少恒，女，197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1************423。被告：黄卫元，男，196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0。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军，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广东毅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当事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信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士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健祥，黄卫元、陈少恒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军、陈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士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黄卫元偿还信士达公司375万元，及从2019年1月22日起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的利息4.68万元(暂计至2019年7月5日)，合计379.68万元；2.陈少恒对黄卫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卫元、陈少恒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4日，陈少恒以信士达公司尚未偿还其本金185万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信士达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代偿情况的说明》，告知公司于2013年7月和8月，分两笔划入陈少恒指定的账户(户名：佛山市**********板厂，账号：201********00008791)，合计375万元的款项就是担保代偿款。2019年1月22日，陈少恒在庭审中否认了信士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认为这375万元并非担保代偿款，与其起诉的185万元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不具有关联性，只是信士达公司与佛山市**********板厂（以下简称骏田厂）的款项往来。在上述案件中，还款是信士达公司汇款的动机和目的，是这一给付的基础法律关系，既然陈少恒拒不承认双方之间的还款关系，那么骏田厂就没有继续保留这些给付的法律原因，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其构成要件有四：受有利益、致人损害、受有利益和致人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和无法律上的原因。在本案中，因诉争汇款行为，骏田厂受有利益，同时致信士达公司损害，且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应无疑义，因此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骏田厂是否具有保留利益的合法依据。信士达公司之所以进行汇款，是因为信士达公司需要向陈少恒履行担保代偿责任，而骏田厂是黄卫元与陈少恒夫妻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然而，陈少恒否认信士达公司向骏田厂汇款375万元的行为是还款关系，而骏田厂投资人黄卫元又无法举证证明其保有这375万元款项的合法依据，故构成不当得利。骏田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为黄卫元，是陈少恒的配偶。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2019年3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了骏田厂的注销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五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所有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个人独资企业在解散后，原投资人的偿债责任仍不能免除。信士达公司与黄卫元及其投资经营的骏田厂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是陈少恒提供了骏田厂的收款账号，这证明了陈少恒与黄卫元共同投资经营该家庭企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陈少恒从未提交他们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本案被告恶意占有的375万元及孳生利息应当予以返还信士达公司。信士达公司认为：信士达公司向骏田厂汇款的事实成立，黄卫元没有合法依据占有该笔款项，构成恶意不当得利。黄卫元应当返还收受信士达公司的37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4.68万元(暂计至2019年7月5日)，陈少恒对黄卫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信士达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黄卫元答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2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信士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禅城区人民法院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另一案件的判决，因此信士达公司在提起本案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是不成立的，依法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二、信士达公司是以黄卫元开办的骏田厂于2013年收到款项为由提起诉讼，其起诉行为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信士达公司认为其与骏田厂之间存在款项往来，因是公对公的业务，其应有能力提交当时转款是基于何种法律事由或关系而转账的，即信士达公司主动向骏田厂支付该笔款项的理由应由信士达公司自行举证说明。综上，应驳回信士达公司对黄卫元的全部诉讼请求。陈少恒答辩称，信士达公司与陈少恒的纠纷在其他案件中已经判决生效，如果信士达公司还想追究陈少恒在该案中的责任必须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处理，而非在本案中进行处理。陈少恒在法律上与骏田厂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信士达公司把其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其可起诉陈少恒，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应驳回信士达公司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骏田厂为黄卫元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2002年7月8日，于2019年3月14日注销登记。2013年7月4日，信士达公司向骏田厂转账支付175万元；2013年8月23日，信士达公司向骏田厂转账支付200万元。两笔转账均备注为“往来款”。另查，陈少恒与信士达公司在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起诉有四件案件，案号为（2019）粤0604民初6694、6695、6696、6697号，该四案作出一审判决后，陈少恒与信士达公司均不服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阶段，信士达公司提交上述两笔付款记录作为证据，主张该两笔付款是按陈少恒要求支付涉案款项。陈少恒在二审中认为两笔转账凭证“是骏田厂的问题，无法发表意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两份转账凭证是“信士达公司与案外人的关系，在信士达公司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案外人与本案关联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两笔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从信士达公司起诉意见来看，其向骏田厂支付涉案375万元款项，是应陈少恒的指示支付另案的债务。因此，根据信士达公司自认的事实，其向骏田厂支付相应款项是有明确的法律根据的，这是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在另案中，信士达公司主张涉案款项是偿还陈少恒的债务，但陈少恒未予承认。陈少恒单方在另案诉讼中的否认，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导致骏田厂收取款项的法律根据消灭而使涉案的375万元成为骏田厂的不当得利。在双方无合意变更的情况下，在法律性质上，该笔款项的性质是不变的，信士达公司应根据真实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涉案两笔转账在另案中未被法院采信，是由于“信士达公司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案外人（即骏田厂）与本案关联”。这是信士达公司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信士达公司补强证据证明已经发生的法律事实后另寻法律途径救济。本案不存在法律关系的竞合，信士达公司企图通过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来救济这种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信士达公司认为案涉的375万元为骏田厂的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依据，其要求黄卫元、陈少恒返还375万元及相应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信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8587.2元（广东信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广东信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尹 素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