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0328行初30号原告：何惠珠，女，1971年10月10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身份证号码：×××0383。委托代理人：晏林，即本案原告晏林，系何惠珠之夫，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晏林，男，1970年3月23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高中文化，自由职业，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身份证号码：×××0019。被告：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曲靖市麒麟区保渡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300738063307B。法定代表人：张晓国，局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朱建平，副调研员。委托代理人：冯玉玲，女，1977年9月17日生，汉族，曲靖市会泽县人，大学文化，政策法规科科长，住曲靖市麒麟区，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马良红，云南君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王颢茜，女，1984年2月2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大学文化，工人，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身份证号码：×××0048。第三人：方清，男，1982年10月30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大专文化，公务员，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身份证号码：×××1030。原告何惠珠诉被告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其他行政行为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案涉款项属于何惠珠用夫妻共同财产缴纳，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晏林具有利害关系，经本院释明后，晏林当庭明确表示同时以原告身份参与诉讼，放弃举证权利，法庭可以继续开庭，本院经审查后当庭予以准许。原告何惠珠、晏林，被告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朱建平及委托代理人冯玉玲、马良红，第三人王颢茜、方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惠珠、晏林共同诉称，坐落于曲靖市麒麟区5幢第6层4-6-2号的房屋，原产权人为何富昌、杨丽萍。2011年11月20日，因何富昌、杨丽萍夫妻欠了原告家80余万元，何富昌和杨丽萍就将该房屋以30.06万元以物抵债给原告，双方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2011年12月21日，曲靖市地方税务局开发区分局在征税时对此房进行了评估，该房屋评估价为54.9万元，并按照54.9万元征收相关税收。2012年3月12日，何惠珠到曲靖市国土资源局补缴了土地价款30582元并办理了其他相关手续，取得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等。后来，该房屋被富源县人民法院委托曲靖市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所得价款用以偿还何富昌的其他债务。原因是何富昌没有履行生效判决数额达80余万元，人民法院认为该房屋评估价为54.9万元，何惠珠是何富昌的亲妹妹，何富昌以30.06万元将房屋转让，属于恶意低价转让行为，且在双方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前一天，富源县法院的（2011）富民初字第53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此，双方的买卖合同应被撤销。2013年9月5日，富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富民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何富昌与何惠珠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但何惠珠所交的补缴土地价款30582元至今未退还。该房屋拍卖后，买受人为第三人王颢茜，房屋所有权及使用权已经不属于原告，补缴的土地价款30582元不应由原告承担，应当退还原告。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补缴土地价款3058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原告既不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土地出让金征缴关系的相对人，其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条件，即不具有原告资格。本案所涉土地价款30582元属依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杨丽萍、何富昌转让该土地使用权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杨丽萍、何富昌因购买坐落于曲靖市麒麟区5幢第6层4-6-2号经济适用房，但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2011年12月20日，杨丽萍、何富昌与何惠珠、晏林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杨丽萍、何富昌共有的曲靖市麒麟区5幢第6层4-6-2号经济适用房转让给何惠珠、晏林。因双方约定转让的房屋所占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应当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故杨丽萍、何富昌于2012年3月12与被告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体确定补交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30582元，并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1日内，乙方须现金支票或现金向甲方支付”。故本案所涉土地价款（即补交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30582元属杨丽萍、何富昌转让土地使用权应承担的法定义务。由于杨丽萍、何富昌与何惠珠、晏林在《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本次房屋买卖所发生之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由乙方承担；契税、印花税、手续费由乙方承担，其他税费由乙方承担”，所以本桩二手房买卖双方约定所涉税费，包括应由转让方杨丽萍、何富昌补交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亦为受让方受让房屋的对价支出。为此，身为《二手房买卖合同》乙方的何惠珠于2012年3月12日补缴土地价款（土地出让金）30582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属向房屋转让方支付受让对价的性质。由于办理补缴手续的人是何惠珠，所以原曲靖市国土资源局所属曲靖市土地矿业权交易中心在收取30582元时，据实在《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中将何惠珠记载为“缴款人”。但从法律上讲，登记机关依法律规定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收取的是杨丽萍、何富昌补交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非收取何惠珠补交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何惠珠不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当事人，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告是代杨丽萍、何富昌补缴土地出让金30582元，现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被撤销后，原告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返还或者赔偿损失，而当事人主张返还或者赔偿损失系民事诉讼，原告要求行政机关退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条件，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何惠珠和晏林系夫妻关系，何富昌与杨丽萍系夫妻关系，何富昌又系原告何惠珠之兄。何富昌还因欠债未还涉及民事诉讼纠纷。本案曲靖市麒麟区5幢第6层4-6-2号的案涉房屋原系何富昌和杨丽萍夫妻二人共同共有。2011年12月20日，二原告与何富昌、杨丽萍就案涉房屋签订了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由于案涉房屋占用的土地属于划拨性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需要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为了实现转让目的，2012年3月12日，杨丽萍与被告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认杨丽萍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30582元。同日，原告何惠珠替杨丽萍缴纳了土地出让金30582元，至此，原告何惠珠和晏林夫妻二人遂成为杨丽萍、何富昌的债权人。2013年9月5日，因何富昌的债权人杨琼认为《二手房买卖合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提起撤销诉讼，富源县人民法院认定何富昌、杨丽萍系恶意低价转让财产逃避债务，遂作出（2013）富民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何富昌与何惠珠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杨丽萍及原告何惠珠、晏林均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2月19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曲中民终字第10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告于2013年12月收到了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曲中民终字第109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慧珠及晏林是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以及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原告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因此，债权人一般不具有原告资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具有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两种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具有原告资格。具体到本案，与被告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合同当事人系案外人杨丽萍，杨丽萍作为房屋的出卖人，负有将房屋所有权转移与买受人的义务，《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杨丽萍、何富昌要保证出卖的房屋拥有完全所有权，并且保证无任何权利瑕疵，故原告何惠珠替杨丽萍代缴了土地出让金30582元后，二原告即成为杨丽萍与何富昌的债权人。被告在开具缴款凭证时，为了保护原告何惠珠的合法权益，已在缴款凭证中注明了缴款人系原告何惠珠，这有利于发生纠纷后原告向杨丽萍、何富昌行使追偿权，因此，被告对此已经依法作了考虑，故原告何惠珠、晏林在本案中具有原告资格。关于受案范围，原告何惠珠替他人缴纳了土地出让金30582元，但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二手房买卖合同》，行政机关是否退还，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之增减得失明显具有直接的实际影响，属于利害关系人，行政机关收取土地出让金的行为与当事人的财产权密切相关，不宜将此行政行为排除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故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二者在是否具有可变性，属于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司法机关采用的裁判方式（判决或裁定）以及价值取向（有无诉权）等方面存在重要区别，超过起诉期限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当事人丧失诉权，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起诉期限应依法主动加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该司法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因此，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且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的，起诉期限为六个月；如果当事人已经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的，起诉期限为一年；如果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起诉期限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是，当事人无论是否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也不能超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二十年，非不动产五年的期限。具体到本案，原告何惠珠向被告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时间是2012年3月12日，由于行政机关没有告知原告起诉权利，故起诉期限为一年。因此，本案关于起诉期限的法律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即原告何惠珠的起诉期限为一年，起算日期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起诉期限不计算在内，如果存在其他特殊情形耽误起诉期限的，也可以在障碍消除后10日内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予以延长。具体到本案，原告何惠珠代缴土地出让金的目的也有可能属于恶意帮助其哥哥何富昌逃避债务，但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是向哥哥购买房屋，因此，在没有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原告也没有必要请求行政机关予以退还。但是，何富昌的债权人杨琼就《二手房买卖合同》提起撤销诉讼后，直至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因人民法院的司法判决尚未确定，也没有必要请求被告退还土地出让金。但是，原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明确认可在2013年12月就收到了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书，该判决书最终判决结果仍然是撤销了二原告与何富昌、杨丽萍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至此，二原告在收到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书后，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的精神，故二原告在与杨琼买卖合同撤销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的期间应作为起诉期限予以扣除。因此，二原告应当在收到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书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但二原告从2013年12月从收到二审法院判决书之日起，直至2019年5月15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综上，原告何惠珠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丧失了诉权，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何惠珠和晏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何惠珠、晏林。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林人民陪审员  谭富全人民陪审员  张建芹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