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6民初943号 原告：叶恭财，男，195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 原告：谢玉兰，女，196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禄粦，福建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原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10楼。 负责人：王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柳冰玲，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闽台渔轮避风港管理处（厦门市水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处），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高崎渔港东路6号1-4楼。 法定代表人：傅运连，该单位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柳冰玲，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现代物流园区港中路1293号13号楼659单元。 法定代表人：林俊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庆、洪师博，该公司员工。 原告叶恭财、谢玉兰与被告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原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厦门市闽台渔轮避风港管理处（以下简称避风港管理处）、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渔港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恭财、谢玉兰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禄粦，被告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以及避风港管理处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柳冰玲，被告中心渔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庆、洪师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恭财、谢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共同赔偿叶恭财、谢玉兰丧葬费37728元（6288*6=37728）、处理丧事人员费用655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1800元（3人*5天*120元=1800）、伙食补助费1500元（3人*5天*100元=1500）、误工费2250元（3人*5天*150元=2250）】、死亡赔偿金1624535.5元【死亡赔偿金1000360元（50018*20=1000360）、被抚养人生活费624175.5元（叶恭财1957年出生，19年/2*32009=304085.5，谢玉兰1960年出生，20年/2*32009=32009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768813.5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6日17:00-22:00，叶恭财、谢玉兰之叶某友（男，汉族，1981年2月28日生）在被告经营管辖的游艇专用停泊区对面就餐。7月7日16:00，高崎边防派出所接报厦门市湖里区闽台渔港中心海上发叶某友已溺水死亡。事后调取监控发现：7月7日02:24死者是从被告经营管辖的游艇专用停泊区防护栏掉进海里死亡的。经现场勘察，游艇专用停泊区防护栏未按国家标准设置，也没有明显标识提醒行人远离防护栏，注意安全。事发之后，被告才加装了护栏。被告未按照国家安全标准要求建设码头设施，超低防护栏是造叶某友掉进海里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未能尽到安全管理义务，理应承担事故的应有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如所请。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辩称，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叶某友的死亡深表遗憾，也十分理解原告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是原告向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提起的诉讼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一、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作为行政机关，与原告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不可能对原告构成任何民事侵权，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对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的起诉应予驳回。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等规定，侵权责任规制的对象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害的权益是民事权益，承担的责任是民法上的责任。行政机关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在民事活动中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侵权行为所承担的民法上的责任。鉴于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事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不存在民事侵权责任的基础。且根据市政府对厦门市海洋发展局行政职权和职责的规定，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的行政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所称的职责。因此，原告对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提出民事侵权之诉缺乏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暂不论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非民事诉讼的适格被告，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不存在侵权行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为生命权纠纷，原告诉求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原告应举证证明：第一，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具备侵权责任的每一项构成要件；第二，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需要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从原告的诉求看原告均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就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叶某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醉酒后发生意外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不能排除其主观疏失，其对于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2.原告已经获得275000元的赔偿款项，对该部分已经获得赔偿的损失不应重复主张。3.原告主张的处理丧事人员费用缺乏证据证明。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叶恭财、谢玉兰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四、事发之后加装护栏是有原因的。2018年底，因高崎渔港的北堤功能的改变，只保留部分区域进行渔船停泊和作业，故避风港管理处对其他未开放停泊和作业的区域设置了防护栏。如果设置高护栏，无法满足渔船停泊和作业的要求。 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的起诉。 避风港管理处辩称，其作为行政机关，亦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具体理由同意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的答辩意见。补充说明如下：避风港管理处作为渔港日常作业的行政监管单位，一直依法履职，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失职”： 1.高崎渔港的建设单位是中心渔港公司，该渔港的建设依法获得批准，且所有设施均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根据农业部的《关于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初步设计的批复》（农办渔[2005]39号），高崎渔港的建设方案获得农业部同意。渔港为了渔船停靠作业需要（如卸货等），原则上不能建设防护栏。2010年，高崎渔港因符合“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运行安全”等考评标准，获得“全国文明渔港”称号。2017年复评通过。因此，高崎渔港的建设不存在违反国家安全标准的问题，原告主张应设置防护栏没有法律规定依据。 2.事故发生地点非日常的游艇专用停泊区，原告以日常游艇专用停泊区为由要求设置防护栏也没有依据。事故发生地点的设计和建设功能是渔船停泊的港口，只有在台风期间，高崎渔港北堤才提供给有申请停泊的游艇作为临时避风港。每一艘在台风期间想临时停泊在此区域的船舶需向避风港管理处出具一份承诺书，台风期间核实船舶身份方可停泊，台风解除后应即离开。因此，高崎渔港北堤的设计和安全要求满足一般的渔港用途的要求即可。原告主张该区域是游艇日常专用停泊区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主张应设置防护栏的理由不能成立。 3.渔港属于渔船作业区域，避风港管理处和建设单位中心渔港公司自2015年起已在渔港岸上设置了多个安全警示标志。渔港属于渔船作业区域，答辩人和建设单位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自2015年起已在港区岸边设置了多个安全警示标志，包括“严禁外来人员靠近”、“禁止无关人员及未成年人进入港区”、“作业区域严禁停车”、“非港区作业车辆禁止进入港区”等。避风港管理处已经履行了安全警示义务。 综上，避风港管理处并不存在日常行政管理的疏失，高崎渔港的建设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避风港管理处也履行了安全警示义务，原告诉求的事实基础并不成立。 中心渔港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中心渔港公司应按国家标准设置防护栏、应当设置标识提醒行人远离防护栏、未按国家安全标准要求建设码头设施，以上主张均无法律依据。 死叶某友发生事故的区域为厦门高崎闽台渔轮避风港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根据监理单位广州南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高崎闽台渔轮避风港二期工程质量评估报告》、设计单位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查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高崎闽台渔轮避风港二期——北堤工程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以及施工单位中港第三航务工程局出具的《厦门高崎闽台渔轮避风港二期水工工程（北堤、西堤、港池挖泥）施工总结》，事发区域所属工程为厦门高崎闽台渔轮避风港二期工程，其中事发地点北堤为重力式码头结构，长度688.8米，由东到西为斜坡堤和直立堤，工程已经依法设计、施工，工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安全使用及环保方面满足设计要求，工程的质量评定为合格。原告未能就中心渔港公司码头设施不符合建设规范提出相应证据，未能就其所主张的设置防护栏国家标准、安全标准提出相应证据。中心渔港公司对进入案发区域的从事其他活动的非作业人员不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告要求中心渔港公司承担安全保证义务没有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本工程并非是该条规定的公共场所，本工程主要功能为渔轮提供避风锚泊地、靠泊条件和后勤补给，不属于供公众活动和集散的公共场所。死叶某友是在本工程马路对面餐馆聚餐饮酒后，醉酒流浪至本工程处叶某友并非是中心渔港公司经营活动的对象，中心渔港公司与死叶某友之间不存在缔约磋商关系、合同关系、后合同关系。中心渔港公司与死叶某友之间没有产生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关系基础。 中心渔港公司的设施设置安全标准是基于避风锚泊等，不应当要求设施安全标准达到可以防护“醉汉”的程度。原告主张中心渔港公司在码头设置栏杆的安全保障义务不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安全保障义务。即便是作为厦门旅游地点的员筜湖(?http:?/??/?www.so.com?/?link?m=ap5h7Ly52aBCcQEvnPqs4pDgQW4F4tiKV5ZELm4qbIC3uaqQ10VagtpVW5TthIamW7ogDVg86wbOO6MD51G0VwMs?/?+0AZef6m1FqLI4b1E88VLdOAuXtOsQHL75d7?/?R8ocXpq6V3w+ymC70tFGbYzfHLQjUJjkQX0"t"https:?/??/?www.so.com?/?_blank?)、海湾公园，在临湖、临海位置也未设置护栏，故要求非公众区域的作业码头设置护栏是不合理的。 三、死者叶某饮酒后未由同饮者护送回家并醉酒无意识的坐在岸堤坠落是导致其溺亡的根本原因，应由其本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据与死者叶某同饮的朋友魏平忠和赵松在派出所受询问所述，事发当晚死者叶某等五位友人在事发地点马路对面餐馆聚餐，共饮白酒大约2斤6两，平均每人半斤。饭后，其他七位共餐者均未对叶某妥善安排和护送，任其独自一人流浪，对死者叶某的死亡应负有一定责任。原告与叶某一起吃饭的魏平忠、赵松达成了赔偿协议，赔偿金额27.5万元。叶某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事发当晚醉酒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其本人对其死亡负有根本责任，不能要求中心渔港公司或者同饮者负全部责任。 综上，原告的诉求不成立，应当依法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被告双方对各自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7月6日晚，叶恭财、谢玉兰之子叶某（1981年2月28日出生，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尚忠社299号）与朋友魏平忠等人到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以下简称高崎渔港）对面的“渔人小镇”用餐。期间，叶某与魏平忠等4人喝了两瓶金门高粱酒（每瓶约500毫升），第三瓶剩下四两左右。当晚十点半左右用餐结束，魏平忠等人陆续乘车离开。叶某独自步行到高崎渔港靠近车辆入口位置设立的“游艇专用停泊区”的标牌附近，坐在了护轮坎上。凌晨2：25时许，叶某突然身体向后从护轮坎上坠落海中。7月7日16:00，高崎边防派出所接报在闽台渔港中心海上发现叶某已经溺水身亡。 叶恭财、谢玉兰共生育一男一女，男叶某，女叶桂英。事故发生后，叶恭财、谢玉兰从魏平忠等人处获得赔偿275000元。2018年底，避风港管理处在高崎渔港北堤加装了活动式护栏。 再查明，事发当时，高崎渔港设有内容为“非港区作业车辆，禁止进入港区”、“1.禁止在港区游泳、捕捞、垂钓。2.禁止无关人员及未成年人进入港区。3.禁止损坏港区设施。4.河豚鱼有毒，禁止捡食河豚鱼。5.禁止无关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等警示标牌，落款均为“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 另查明，叶某坠海的地点属于厦门高崎闽台渔轮避风港二期北堤工程，2007年竣工验收，建设单位为中心渔港公司。避风港管理处为高崎渔港日常作业的行政监管单位。2017年8月10日《中共厦门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厦门市闽台渔轮避风港管理处职责调整的批复》载明避风港管理处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港池、航道、航标、码头、道路等公共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等。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责任主体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事发当时，事发地点设有的警示标牌落款均为“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其中，中心渔港公司为高崎渔港的建设单位，避风港管理处则为高崎渔港日常作业的行政监管单位，主要职责包括负责港池、航道、航标、码头、道路等公共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等。由此可见，避风港管理处以及中心渔港公司对高崎渔港的码头等公共设施负有相应的管理职责。 又，2017年12月11日发布，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的编号JTS169-2017《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第8.3.1条规定：“码头引桥、操作平台、靠船墩、系揽墩和码头其他需要防护的地方，应设置固定式或活动式护栏，且不应影响装卸作业。”事发地点并非封闭的渔船停泊和作业区域，而是开放的区域，人员可以自由进出，车辆入口的道路右侧还有多家餐饮场所，属于“码头其他需要防护的地方”，“应设置”而非“宜设置”护栏。避风港管理处以及中心渔港公司可以也应当预见到原有的护轮坎过低可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然其未能依照上述规定及时进行整改，设置相应的护栏，显然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叶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从魏平忠等人的陈述以及视频中显示的叶某的状态可知，事发当晚叶某饮酒达到一定程度，其本身也存在较大过错。综上，本院酌定避风港管理处以及中心渔港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上述技术规范不属于强制性规范，并且高崎渔港北堤工程于2017年之前建成，应当适用编号JTJ297-2001的《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其中，第6.3.1条规定：“码头引桥、操作平台、靠船墩、系揽墩和码头其他需要防护的地方，宜设置固定式或活动式护栏，且不应影响装卸作业”，并没有要求必须设置护栏。现实生活中，若设置护栏，将影响渔船靠岸卸货作业。另外，避风港管理处事后加装护栏系基于渔业作业需求的变化而设置的，不能以此倒推被告应当设置护栏。对此，本院认为，《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JTS169-2017）的公告》中明确载明：“本规范为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JTJ297-2001《码头附属设施技术规范》同时废止”。被告要求适用2001版的技术规范，排除适用2017版的技术规范显然与上述公告内容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又，从避风港管理处事后设置护栏的行为也可以印证其可以通过设置活动式护栏满足安全保障以及渔船停泊和作业的要求。设置护栏与渔船停泊和作业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若设置护栏，将影响渔船靠岸卸货作业”并不能作为未设置护栏的正当理由。 另外，避风港管理处提交的《关于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初步涉及的批复》、全国文明渔港名单等以及中心渔港公司提供的水土工程质量评估报告等只能证明高崎渔港建设的相关情况，而现场已有的警示标志也不能替代护栏达到防范风险的程度，因此该部分证据不足以证明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依法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此外，魏平忠等同饮者的行为与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的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在认定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的责任比例时已经充分考虑其过失大小。避风港管理处、中心渔港公司提出原告从魏平忠等人处获得的赔偿余下部分的损失由原告自行负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作为行政机关，仅负有宏观的行政管理职责，对高崎渔港的码头等公共设施并不负有具体的管理责任，并非事发地点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原告请求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原告诉求的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主张丧葬费按照37728元计算，与法不悖，本院依法予以采纳；2.处理丧事人员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因此，丧葬费与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并非重复的费用。原告主张处理丧事人员费用合计6550元，在合理范围内，并未明显过高，本院亦予以采纳；3.死亡赔偿金，叶某1981年2月28日出生，住所地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厦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合计100036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抚养人生活费，叶恭财1957年出生，谢玉兰1960年出生，双方均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属于被抚养的对象。他们有包括叶某在内的抚养人2人。原告主张他们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分别为304085.5元、320090元，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予以采纳；4.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痛失爱子，饱受精神痛苦，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综上，避风港管理处以及中心渔港公司依法应当赔偿原告717525元【（37728+6550+1000360+304085.5+320090）*40%+50000=717525】。原告请求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避风港管理处以及中心渔港公司共同赔偿1768813.5元，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市闽台渔轮避风港管理处（厦门市水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处）、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叶恭财、谢玉兰丧葬费、处理丧事人员费用、死亡赔偿金（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717525元。 二、驳回原告叶恭财、谢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厦门市闽台渔轮避风港管理处（厦门市水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处）、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97元，由原告叶恭财、谢玉兰负担2628元，被告厦门市闽台渔轮避风港管理处（厦门市水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处）、厦门市闽台中心渔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96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艳斐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陈钦红 附页：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二款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六条第一款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javascript:SLC(34937,0)?)》予以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