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9民初1163号原告：黄桂才，男，汉族，1967年1月13日出生，住广西省岑溪市。原告：梅又方，女，汉族，1978年9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5537406153。负责人：陈红梅，系该公司总经理。住所地：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南路11-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恒，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栋，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9173040。法定代表人：喻正富，系该公司董事长。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安瑞路101号刘家营小区二期1幢办公楼。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寒，系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聂国海，男，1984年8月25日出生，住广西省岑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赋强，云南新征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黄桂才、梅又方诉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交投建设公司”）、聂国海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桂才、梅又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恒、吕栋，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寒，被告聂国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赋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桂才、梅又方诉称，2016年3月18日，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作为投保人与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签订《施工企业安全责任险保险协议》，合同约定：由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承建的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工程土建第一合同段工程项目的施工雇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限额为每人80万元，保险期限为2016年3月19日零时至2018年11月18日24时止。被保险人雇员为与本项目经理部存在事实雇佣劳动关系的相关人员，包含本项目中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提供施工劳务合作方的雇员，雇员在与本项目相关的业务派遣外出、学习期间，因遭受意外事故致伤、残、死亡的，保险公司在协议责任限额内赔偿。2018年5月27日，原告之子黄某、孔维潮等人受雇主聂国海安排搬运该工程施工工地上的打桩机械设备。黄某等人将打桩机械装上由范顺贵驾驶的云Ｆ×××××号重型仓栅式货车。14时50分许，范顺贵驾驶该货车行驶至功山镇棵松树村委会小陷塘村路段时，车辆驶出道路右侧，车头右侧与山体碰撞，导致黄某现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二原告认为黄某在从事该工程机械设备搬运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死亡，该事实符合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与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订立的《施工企业安全责任险保险协议》约定的理赔情形，故人寿财险济南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死者黄某系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与聂国海的雇员，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二被告应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请求变更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与聂国海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由本案第三人变更为本案的被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判令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向原告支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款800000元，由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与聂国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费由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负担。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辩称，1、2018年10月15日，寻甸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本案，经该院审查后已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民事裁定，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以同样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请求法院再次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即使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但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我公司与受害人黄某之间未签署保险合同，双方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故原告起诉我公司支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3、我公司与云南交投建设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其保险区域范围系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而原告之子黄某系因在寻甸县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其事故地点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区域范围之内。4、黄某的死亡原因系由范顺贵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范顺贵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寻甸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的（2018）云0129刑初302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范顺贵的行为构成犯罪，不属于意外事故，因此，黄某的死亡情形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5、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已向寻甸县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赔偿，该院作出（2019）云0129民初622号民事判决，已确定由范顺贵等人向原告赔偿其经济损失，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已从第三者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原告获得赔偿后，再次要求赔偿违反保险法的规定，该请求存在显失公平的法定情形。6、意外事故发生后，原告及被保险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并未及时向我公司报案，导致我公司无法核实黄某受雇单位的基本情况。故我公司予以拒赔。7、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故我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辩称，1、本次事故发生在寻甸县，事故发生地为非工作场所，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为工程结束、工资支付完毕后，该时间非工作时间，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寻甸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事故认定书》已明确：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系范顺贵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载人超过核定载人数所致，由范顺贵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系交通事故，而非安全生产事故。2、我公司与黄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其理由为：广西正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系劳务合作方，承包我公司承接的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标段一工区钻孔灌注桩工程，黄某系广西正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雇员，故我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聂国海辩称，1、本案的保险合同系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与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订立，与我无任何法律关系，在本案中我不承担赔偿责任。2、原告的损失已经寻甸县人民法院判决，其民事赔偿部分已处理，原告诉请本案属重复主张。3、事故发生时黄某已经结清工钱，我与黄某已解除雇佣关系，本次事故与我无任何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明一份，亲属关系证明一份，欲证实二原告系死者黄某父母，为本案保险利益请求权人。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及聂国海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经质证认为，根据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与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约定，原告并非保险合同一方，无权主张保险赔付请求。结合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其理由为：根据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明及亲属关系证明，能客观证实原告与死者黄某之间的亲属关系，作为本案的赔偿权利人主体适格。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欲证实黄某等人受雇于聂国海，根据其安排指示搬运由云南交投建设公司承建的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工地上的打桩机械设备，装运完毕后搭乘由案外人范顺贵驾驶的云Ｆ×××××号货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黄某死亡。黄某系在执行雇佣活动中死亡，其施工利益应归属于聂国海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虽然黄某死亡系交通事故导致，但黄某的雇工行为与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三被告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赔付责任。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云南交投建设公司、聂国海经质证认为，事故认定书已明确的记载了范顺贵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且已经寻甸县人民法院刑事及民事判决，认定其犯交通肇事罪，并确定由范顺贵对黄某亲属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原告的民事权益已得到保护，对于本案的诉请属于重复主张。本院针对该证据评判认为，事故认定书系交警部门为查明在交通事故中当事人责任的证明文书，由国家法定机构出具，在民事案件中虽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并非唯一的证明依据，针对该认定书可以确定的证明内容为：黄某系乘坐案外人范顺贵驾驶的云Ｆ×××××号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客观事实；涉案车辆装载有工程打桩机械；事故发生的路段位于寻甸县境内。本院将结合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3、寻甸县交警大队出具的询问笔录两份，欲证实事故发生后案外人范顺贵及聂国海到交警大队所作的陈述，进一步证实事故发生时黄某与其他雇员根据聂国海安排指示搬运由云南交投建设公司承建的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工地上的打桩机械设备，装运完毕后搭乘由案外人范顺贵驾驶的云Ｆ×××××号货车才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黄某与聂国海之间存在事实上雇佣关系。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及聂国海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经质证认为，该询问笔录无法证实聂国海与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且在事故发生时，云南交投建设公司承建的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土建工程已施工完毕，黄某与聂国海已结清工资，故两人之间不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雇佣关系。本院针对该证据评判认为，从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上看，事故发生时，聂国海与黄某在内的五人实施了搬运土建工程施工工地上的打桩机械设备的行为，且在搬运该设备之前一直是聂国海的雇员，在聂国海所承包的工地上从事施工行为，搬运打桩机械设备的行为系聂国海安排指示的雇工行为，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4、施工企业安全责任险保险协议一份，欲证实黄某作为被保险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的雇员，在从事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的过程中死亡，该情形符合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与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订立的安全责任险保险协议约定的赔偿情形，人寿财险济南公司应在协议约定的范围内履行保险赔付义务。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及聂国海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经质证认为，保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原告并非协议的订立主体，无权就保险协议向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主张赔偿权利。另，黄某的死亡系范顺贵的驾驶行为导致，其行为已经法院判定为交通肇事罪，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犯罪行为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本院评判认为，原告提交的保险协议明确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及义务，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应按其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界定，本院将在以下论述部分予以分析认定。庭审中，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施工企业安全责任险保险协议一份，欲证实保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原告及黄某并非协议的订立主体，原告无权就保险协议向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主张赔偿权利。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虽然保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但协议内容约定的是雇员发生意外伤害后，保险公司对雇员的保险赔偿。黄某系云南交投建设公司的雇员，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情形。针对该证据的争点，本院在以下论述部分予以分析认定。2、（2018）云0129刑初302号刑事判决书、（2018）云0129民初3191号民事裁定书、（2019）云0129民初62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实事故发生后，涉案车辆驾驶员范顺贵已经寻甸法院刑事及民事判决，确定其犯交通肇事罪，并判决由其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018年10月15日，寻甸法院受理了本案，经该院审查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民事裁定，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以同样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目的提出异议，认为在本案二次起诉前，因为发生了诉讼主体的遗漏，法院才做出驳回起诉的裁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驳回起诉的裁定系针对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做出的裁定，而非实体上的驳回，原告有权重新起诉。虽然在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诉讼中，法院已判决车辆驾驶员范顺贵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但时至今日原告未获得任何赔偿。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发生了既判力的法律文书，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8日，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作为投保人与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签订《施工企业安全责任险保险协议》，合同约定：由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承建的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工程土建第一合同段工程项目的施工雇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限额为每人80万元，保险期限为2016年3月19日零时至2018年11月18日24时止，被保险人雇员为与本项目经理部存在事实雇佣劳动关系的相关人员，包含本项目中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提供施工劳务合作方的雇员，雇员在与本项目相关的业务派遣外出、学习期间，因遭受意外事故致伤、残、死亡的，保险公司在协议责任限额内赔偿。保险险种为：施工企业安全责任险。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工程名称为：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工程土建第一合同段工程。工程地点为：云南省境内。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索赔应提供的材料包含：若被保险人雇员死亡，应提交死亡雇员家属身份证明及家庭关系证明等。责任免除部分中包含了被保险人的雇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等内容。2018年5月27日，原告之子黄某、孔维潮等人在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搬运该工程施工工地上遗留的打桩机械设备。黄某等人将打桩机械装上由范顺贵驾驶的云Ｆ×××××号重型仓栅式货车。打桩机械装上货车后，黄某、聂国继、聂国海、孔维潮乘坐该车折返。14时50分许，范顺贵驾驶该货车行驶至功山镇棵松树村委会小陷塘村路段时，车辆驶出道路右侧，车头右侧与山体碰撞，导致黄某现场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6月5日，寻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范顺贵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2018年9月21日，寻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129刑初3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范顺贵犯交通肇事罪。2019年4月22日，寻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129民初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范顺贵、朗德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19764元。另查明，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系云南交投建设公司为承建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工程土建第一合同段工程项目而临时成立的部门。聂国海雇佣黄某为其在土建第一合同段工程项目上做工，事故发生时黄某在履行聂国海授权安排的雇佣活动。黄某系原告黄桂才、梅又方之子，未婚。庭审中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云南交投建设公司、聂国海对几原告作为保险请求权利人的主体资格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聂国海与黄某之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事故发生时，黄某装运及搭乘行为是否系执行工作任务之行为，还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行为？2、黄某的死亡是否属于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赔付的范围？3、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聂国海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4、范顺贵的驾驶行为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经本院判决承担刑事责任，该行为是否系故意犯罪，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事由？5、原告的损失已经本院判决认定，该损失在已获得事故肇事司机赔偿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再向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主张保险理赔？6、黄某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根据上述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根据原告出示的证据，事故发生后被告聂国海、案外人范顺贵在寻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记载可以证实如下事实：黄某、孔维潮等人受被告聂国海的指示安排在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搬运该工程施工工地上遗留的打桩机械设备。待打桩机械装上货车后，黄某、聂国继、聂国海、孔维潮共同乘坐该车折返。基于常理分析，如聂国海与黄某之间不存在事实的雇佣关系，即成立义务帮工关系，庭审中，聂国海陈述黄某系其找来工地干活的工人，事故发生之前，黄某的按照聂国海的安排授权做工，为有偿提供劳务，虽没签订书面雇佣合同，但成立事实上的劳动雇佣关系。由此可见，事故发生之前，两人之间为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后聂国海又陈述工地的活计做完之后，聂国海与黄某结清工资，搬运机械设备时，聂国海并未给黄某指示与安排，系黄某主动要求帮忙，属义务帮工。本院认为，首先，聂国海在庭审中未举证证明黄某系义务帮工，在询问笔录的记载内容中可以证实在搬运设备前，聂国海已经对该搬运行为向包括黄某在内的四名员工做了指示安排，黄某系在其指示安排下完成搬运行为。且根据常理分析，黄某如与聂国海之间不存在有偿雇佣关系，或已经解除了雇佣，黄某在客观上从事聂国海安排的雇佣活动将无从证实，且在交警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庭审陈述，聂国海所做的陈述均为单方陈述，在无其它证据相互佐证的前提下，该陈述缺乏真实性及合理性。其次，黄某从事搬运机械设备行为，其利益归属于聂国海及其工程承包方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根据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谁享有利益，谁承担风险”，故在本案中，黄某与聂国海及其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成立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最后，虽然黄某系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黄某等人乘坐拉载机械设备的事故车辆折返的行为与其从事搬运机械设备的行为密不可分，同属于雇佣行为的延续，且范顺贵的驾驶行为系在聂国海的指示安排下实施。鉴于“雇佣关系”这一客观法律事实，该事实是否成立本身并非由被告单一陈述予以证明，而需结合当时在场人员辅助及工程施工的现实状况予以考虑，据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待证事实“是否成立雇佣关系”的诉讼主张已完成了其负有的举证义务。三被告否定上述事实，则应对此进行举证，但其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并无充分证据加以证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本案的投保人云南功东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与人寿财险济南公司建立的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保险合同关系，该经理部为凡在其施工区域即：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工程，在该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相关工作并与施工企业建立雇佣关系的人员作为被保险人，向人寿财险济南公司投保了《施工企业安全责任险》，该保险合同的签订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保险合同系双方自愿所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目前合同已生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工程项目为：云南功山至东川高速公路土建第一合同段项目工程。保险工程地点为：云南省境内。保险对象为：被保险人的雇员。而死者黄某系受聂国海的雇佣，聂国海与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务承包关系，黄某属于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范畴，且导致黄某死亡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故二原告有权作为保险请求权利人向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主张保险赔偿。另，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死亡雇员家属应持家属身份证明及家庭关系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本案系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作为合同一方负有向死亡雇员家属赔偿保险金的义务，被告云南交投建设公司及聂国海不属本案的适格赔偿义务主体，原告针对两被告的诉讼主张应予驳回。三、范顺贵的驾驶行为经本院判决承担刑事责任，该行为是否系故意犯罪，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法定的免赔事项仅限于“故意犯罪”或“抗拒刑事强制措施”两类，而且必须是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发生于犯罪的实行阶段或正在抗拒抓捕、拘传等措施的过程中才能免赔。在本案中，范顺贵并非被保险人，虽然其驾驶行为已经本院认定为交通肇事犯罪并判处相应刑罚，但交通肇事罪系过失犯罪，并非故意犯罪。故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主张免赔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黄某因交通事故死亡，该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所指的“意外伤害”应定义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者身故”。在本案中，黄某系肇事车辆的乘客，并非驾驶员，对事故车辆亦未实施客观上的驾驶行为，对于其在乘坐过程中因他人的过失驾驶行为导致其死亡的结果，非出于自身的本意，因此黄某的死亡系交通事故引发的外力所致，系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原因导致，完全符合意外伤害致死的概念。故该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五、二原告作为死者黄某的亲属，因涉案交通事故经本院审理作出（2019）云0129民初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范顺贵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在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肇事司机赔偿损失的情况下，人寿财险济南公司应否给予保险理赔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意外伤害保险，从其根本上讲是基于人身发生意外伤害而形成的保险，不能仅因涉及财产损失而将其归属于财产性质的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该条款非常明确地把意外伤害保险划分在人身保险中，因此意外伤害保险应属于人身保险范畴，人寿财险济南公司将涉案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归属于财产保险，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在本案中，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依保险合同取得赔偿系基于保险合同关系，这与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作为受害人，因侵害人的过错获取赔偿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保险人不能以实施致害行为的第三人已经向被保险人，受益人给予赔偿为由拒绝保险理赔。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义务人范顺贵对原告所支付的赔偿，是基于侵权行为的发生而产生的侵权责任赔偿，人寿财险济南公司不得因此拒绝向原告履行保险赔偿的合同义务，且庭审中，经本院当庭询问，至本案审理时，原告并未获得案外人范顺贵的民事侵权赔偿。另，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认为，基于本案同一事实与理由，在2018年10月1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后经本院审查遂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民事裁定，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以同样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驳回起诉系在程序上针对原告诉请的赔偿权利人及赔偿义务人主体资格的审查判断，并非针对实体性诉讼请求作出的结论性评判，故本案的诉讼并非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综上所述，原告黄桂才、梅又方关于判令被告人寿财险济南公司支付保险金8000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关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为保护保险受益人保险利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黄桂才、梅又方保险金800000元。二、驳回原告黄桂才、梅又方对被告云南交投集团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被告聂国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判决生效后的两年内。审 判 长  范天赋人民陪审员  邱艳红人民陪审员  倪美琼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舒玉鸿书记员王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