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91民初723号原告：于化云，男，1988年5月3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海华，山东永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宇，山东永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张宝贤，男，1969年4月21日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岳东，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潇，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于化云与被告张宝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化云及诉讼代理人范海华、王天宇，被告张宝贤诉讼代理人温岳东、秦玉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化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2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4年5月1日起支付到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2014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5000元，被告答应将原告安排到东岳汽车工作，双方约定2014年5月1日之前若未办成，则被告立即全额退款。后被告并未给原告介绍工作，但拒绝退款，其没有合法根据，有损原告而取得利益，属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被告张宝贤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不当得利纠纷，原告所主张的涉案款项系原告为办理进东岳工作事宜，而支付的活动经费以及报酬，被告系受原告以及孙仁飞的委托而收取的该项费用，因此被告收取该项费用的性质不属于不当得利，并且被告收取该项费用后已经全额转让给孙仁飞，被告也未从中取得任何利益。二、被告对原告主张的款项不具有返还义务，被告仅系原告与孙仁飞之间的中间人，并不负责为原告办理具体工作事宜，双方之间也未约定原告为能进东岳工作退还该项费用，因为被告对该款项不具有返还义务；另外，原告的行为从本质上属于请托行为，明显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是不应当受保护的。三、原告的权利自2014年5月1日便受到了侵害，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4年4月1日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于化云人民币25000元整（贰万伍仟元整），安排进东岳工作事宜，进厂时间大约在2014年4月中旬左右，具体事宜由东岳汽车孙仁飞经理办理，如果办理不好立即全额退款（5月1日）以前”,由张宝贤签字捺印。被告共向原告收取介绍费35000元，原告主张2014年8、9月份被告通知原告办不成了，向原告退还介绍费10000元，剩余25000元向原告出具了上述收条。原告于2016年3月8日通过电话联系向被告主张权利。2017年5月份前后又在福山区河滨路派出所协商解决，至2018年年底起诉，完全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并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2016年3月3日原被告的通话录音。被告对原告主张的2014年8、9月份通知过原告事办不成及退款1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只是承诺帮助原告找孙仁飞要钱，没有承认过钱在自己这，安排工作的事情也不是被告负责，录音中被告说这个事情是通过我办理的，所以我不会不管。这就说明被告只是中间人角色，所收的钱全部给了孙仁飞，自己出于人道主义原则不会不管这件事。录音中9月30秒，被告称把钱全都给了孙仁飞，原告并无异议。由此可见原告对此是认可并知情的，只是由于找不到孙仁飞，所以才找中间人张宝贤主张自己的这部分钱，而且录音中也提到，原告还去找陈某要过钱。由此可见，在原告花钱办事而又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急于要回自己的钱，稍微有关系的人都要钱，这种心情我们表示理解，但不能证明应当由被告返还，而是应由孙仁飞返还。本院经审查，该录音内容显示“张：现在怎么了啊，过了正月十五。兄弟也没法啊，这是刚过了正月十五啊是不是？弄钱得给我时间啊，好不好？于：给你时间，你说这个钱得到什么时候给。张：你现在叫我跟你，叫我说，明天给你、后天给你，那不可能的。……张：这事，我肯定承担这事，你知不知道，真的，真的你不用天天打电话给我。我肯定给你、为什么。我跟你说心里话，我昨天我怎么派我在外地，我基本上本来我以前我在外地的时候也多，而且呢我打怵了这些电话。……”被告主张其收取原告相关款项后已经全额转交给了孙仁飞，被告仅系原告与孙仁飞之间的中间人，具体办理工作事宜均系孙仁飞负责。孙仁飞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措施，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款项也属于孙仁飞诈骗款项，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所主张的款项应当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向诈骗人孙仁飞进行主张，而并非本案被告。并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6月1日孙仁飞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臧某、于某、张某、崔某凯、姜某、孙某……等九人人民币合计30万元整，办理进东岳汽车工作正式工作事宜，大约2014年10月份办理好，如果办理不好，全额退款，特此证明”，被告称其将收取的孙朋飞等九人的款项以现金形式全部转交给了孙仁飞，孙仁飞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称该证据是案外人孙仁飞出具，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另外，原告不认识孙仁飞，孙仁飞与被告之间的约定无法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便案外人收到被告的款项不办事或办不成，也应风险也应由被告承担，被告是适格主体。另外，孙仁飞是因为涉嫌诈骗被调查，原告不知情，即便其被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任何公安机关工作人员通知原告作笔录，原告并非涉嫌诈骗一案的受害人。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到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河滨路派出所调查取了该所对张宝贤的询问笔录两份、对孙仁飞所作的询问、讯问笔录四份、对于化云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在2015年8月16日孙仁飞的笔录中，孙仁飞称“陆续给张宝贤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打了67000元，打的每笔钱都有银行转账小条。每次打钱给张宝贤都跟王某某说过。这期间把从王某某那里拿的8个小伙的钱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打给了王某某。打款小条没保存，但是有银行转账记录。打给王某某的钱，还有打给张宝贤钱后，跟王雪艳还有张宝贤之间没有账了。”在2015年12月10日孙仁飞的笔录中，孙仁飞称“王某某那还有两个人钱没有退，大约5万元。张宝贤那不欠张宝贤钱了。原告质证称，张宝贤第一次询问笔录是为了报假警所作，对该笔录中原告称将钱交给孙仁飞，但在之后的笔录中对此予以否认，对该份证据其他内容真实性没有异议。另外在被告第二次询问笔录中其明确认收到原告35000元，因其已还10000元，故而被告给原告打的是收到25000元收条，以上足以证实被告是收到介绍款项的人员，对其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另外孙仁飞第一次询问笔录第4页能够清楚证实被告在上次庭审中所提交的300000元收条系通过威胁手段取得，不具有证据效力。对其他人询问笔录没有意见发表。另外双方并未约定明确的还款日期，根据被告在第二次询问笔录第4页双方于2015年8月16日通过协商还款。且2017年6月份原被告再次协商还款，2018年11月底原告起诉并未过诉讼时效。被告质证称，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2015年8月16日对于化云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载明“张宝贤打电话给于化云说我知道你想进东岳，我在吃饭时间认识孙仁飞，这个人说他是东岳总厂经理，能把你们弄进厂子里，就是需要花点钱，打点关系”，从原告该份陈述可以看出原告对孙仁飞为其办理进东岳工作事宜完全知情，而且是同意的。从后续笔录中可看出包括体检、培训、考试等都是由孙仁飞安排，被告并未参与。该份笔录能够证明被告向原告介绍了孙仁飞，被告仅系原告等人与孙仁飞之间的中间人，被告收取好处费也已经全额退还给原告，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约定用金钱通过找关系找工作均系明知,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损害了其他人通过正常途径寻求工作机会的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其双方之间形成的合同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双方对于被告已退还原告10000元，剩余的25000元被告为原告出具收条并无争议,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2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对合同无效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对原告要求利息损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宝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于化云25000元。二、驳回原告于化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80元,由原告于化云负担50元,由被告张宝贤负担2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婧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