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1民初14893号原告：谭险峰，男，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强，广东烽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霞，广东烽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山永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西山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3858265X9。法定代表人：黄惠衡。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丽琳，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丽，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谭险峰诉被告中山永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高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谭险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强，被告永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险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73416元（5600元/月×23个月=128800元，减去社保已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5384元，等于73416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十年的伤残津贴差额306432元[以平均工资为5600元/月为基数，（5600元/月×80%+特别调整277元）－社保支付伤残津贴2203.4元/月=2553.6元/月，参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差额计发十年为306432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23200元（5600元/月×22个月=123200元，然后再减去被告已实际支付工资金额）；四、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的工伤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70元/天×15天=1050元）；五、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08年9月至2017年3月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30900元（300元/月×103个月=30900元）；六、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09年度至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8321.84元（5600元/月÷21.75天×5天×9年×200%+5600元/月÷21.75天×10天×1年×200%=28321.84元）；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度、2018年度年终奖800元（400元/年×2个年=800元）。以上款项合计为564119.84元。诉讼过程中，原告谭险峰变更其第二项诉求为：被告每月支付原告伤残津贴差额为：以5600元/月×80%为基数，每年按照调整伤残津贴的相关规定计算原告应享受的伤残津贴减去原告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实际领取的伤残津贴的得数。事实与理由：2008年9月原告首次入职被告处，从事硫化/振壳、制壳工作，工作中长期接触粉尘、噪声等职业危害因素。2017年3月5日原告身体不适在中山市三乡医院检查为“考虑两肺继发性××”。2017年3月6日至2017年3月13日，原告在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检查治疗××，被告以原告患××病有传染为由，不让原告回去上班。2017年9月12日，原告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健康体检，结论为“疑似职业性尘肺病”。2017年10月30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职业病诊断有关处理通知书》，认为原告可定为疑似职业性尘肺病病人。2017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28日，原告因“反复胸闷、气喘、咳嗽1年”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职业病诊断住院观察14天。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5月30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61天。因病情需要，2018年8月22日至2018年10月23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62天，合计住院137天。2018年2月5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原告为“职业性矽肺贰期”。2018年3月13日，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原告于2018年2月5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诊断为职业性矽肺贰期为工伤。2018年12月27日，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原告伤势鉴定为三级伤残。2018年7月4日，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延长治疗至2018年9月5日止。2018年9月10日，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延长治疗至2019年3月5日止。2019年2月26日，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原告延长治疗至2020年2月28日止。2019年1月23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5384元、按2203.4元/月发放伤残津贴。现被告拒不依法向原告支付相关工伤待遇，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诉请。原告谭险峰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职业病诊断有关处理通知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2.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3.劳动能力确认书、劳动能力鉴定书；4.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5.出院记录、CT多媒体图文报告单、X线诊断报告；6.出院小结；7.健康体检报告；8.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9.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有关待遇调整机制的通知；10.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被告永高公司辩称，原告的部分诉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第一，原告的诉求一计算的基数过高，按照被告提交的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工资条，按照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的工资核算，原告被诊断为职业病前月平均工资为1097元/月，被告方已足额支付了原告伤残补助金。第二，原告诉求二计算基数过高，应当按照原告被诊断为职业病前月平均工资1097元/月计算。第三，原告诉求三主张的标准过高，原告期间有请病假，被告已足额支付了其病假工资。第四，原告诉求四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已经足额为原告参加了社会保险，原告应向社保基金申领工伤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待遇，被告已另外支付原告2607元伙食补助费，被告要求在本案中进行抵扣。第五，原告的第五项诉求没有法律依据，部分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在被告方有两次入职，第一次入职2008年9月2日，于2009年1月31日因个人原因离职，第二次入职于2009年4月3日，后又于2010年4月14日离职。原告两次入职均因个人原因离职，原告于2011年2月13日再次入职，当时在宝元鞋厂的体检报告显示其没有显示有职业病的情况。原告申请按照每月300元的标准计算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劳动部、财政部关于有毒有害职业津贴的规定，职业津贴达不到原告主张的标准。对于诉求六，被告方认为原告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从2017年3月5日至今一直在休病假，没有向被告方提供劳动，按照规定原告不应享有带薪年休假的工资待遇。对于原告的诉求七，被告方认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永高公司为其辩解和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原告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工资条、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份工资转账、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工资明细表；2.员工资料编辑表3张、入职档案登记表、中山市劳动合同；3.宝元职工医院员工健康体检表；4.请假申请书；5.假期制度；6.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7.伙食补助费以及护理费收款收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8年9月2日初次入职被告处，后于2009年1月13日离职，期间任硫化工；于2009年4月3日再次入职，并于2010年4月14日离职，期间任振壳工；于2011年2月13日第三次入职被告处，任制壳工，后两次入职的工种部门均为铸造部。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有为原告参加社会工伤保险。双方确认原告三次入职前及第一、二次离职前均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原告主张第一次入职时工作岗位存在噪声职业危害因素，后两次入职工作岗位均存在粉尘、噪声职业危害因素，并提交《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为证；又主张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56条第4款规定，被告应按300元/月的标准支付2008年9月至2017年3月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但未提交依据证实，而该项请求属于劳动报酬，至今双方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故不存在时效问题，且被告均从未告知其岗位职业风险情况，但承认此前未就该项诉求向被告主张权利或向相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被告确认上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主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实原告前两次的工作经历与该次职业病有关，原告在最后一次入职前在中山市宝元职工医院进行体检的结果显示是正常的，为此被告提交《宝元职工医院员工健康检查表》为证，但被告承认该次体检为一般的入职前体检，并非职业健康检查；被告又主张入职时有告知原告岗位的职业危害风险，并提供防护措施，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原告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参照劳动部、财政部关于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职业津贴的相关规定，津贴也达不到300元/月的标准，即使计算支付也应当按照甲等标准为2元/天。原告确认上述《宝元职工医院员工健康检查表》，不确认被告所述证明目的，主张在被告处三次工作经历均有噪音职业危害因素，后两次有噪音、粉尘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确认被告有告知职业危害风险的情况。经查，上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反映，原告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情况为噪声，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2011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均为粉尘、噪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于2018年2月5日诊断原告为职业性矽肺贰期。2017年3月5日，原告在中山市三乡医院进行检查，结论为“考虑两肺继发性××”，后于2017年3月6日至同月13日（共7天）期间在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9月12日，原告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检查，结论为“疑似职业性尘肺病”。2017年10月30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职业病诊断有关处理通知书》，认定原告为疑似职业性尘肺病病人。2017年12月14日至同月28日（共14天）、2018年3月20日至同年5月30日（共60天）、2018年8月22日至同年10月23日（共62天），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2018年2月5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原告为“职业性矽肺贰期”。2018年3月13日，原告经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8年12月27日，原告经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伤残。2018年7月4日、同年9月10日、2019年2月26日，原告经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别确认延长治疗期至2018年9月5日、2019年3月5日、2020年2月28日。原告主张于2017年3月5日起因患××一直接受治疗，期间被告以其患××为由拒绝其上班，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又主张曾向被告请病假，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至同年12月14日止，但2017年9月12日，其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检查，结论为疑似职业性尘肺，此后一直接受职业病治疗，故其2017年3月6日至同年9月11日期间，由于治疗××，应属于病假。被告主张，原告于2017年3月30日至同年9月19日、2017年9月25日至同年12月24日请病假，原告于2018年2月5日前均应为病假期间，其已按病假工资发放原告上述期间待遇；又主张原告一直因患××、职业病接受治疗，故不存在拒绝原告工作情况。为此，被告提交《请假申请书》为证。原告确认上述《请假申请书》，但主张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39条的规定，其2017年9月12日起处于职业病诊断观察期，不应以请病假处理，被告应按原工资福利待遇支付其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23200元。经查，上述《请假申请书》反映原告向被告申请病假，时间分别为2017年3月20日至同年9月19日、2017年9月25日至同年12月24日。双方确认原告2018年应休年休假为5天。原告主张入职被告处前在家从事农务工作，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又主张被告未安排其带薪年休假，应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但承认申请本案劳动仲裁前，未就2009年至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向被告主张权利或向相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被告不确认原告所述入职前工作经历，主张原告从2017年3月起处于病休假期间，故未安排原告2018年带薪年休假，且原告因工伤、病假休假已超过两年以上，故不存在带薪年休假，其确认未支付原告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亦不同意支付该款。被告每月1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上月工资，已支付原告2019年1月31日前的工资。其中，被告分别于2019年2月16日、21日支付原告2019年1月工资2138.15元、2138.14元，原告2019年1月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为271.49元。双方确认原告2017年3月出勤工资为1035.48元。原告主张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工资标准为5600元/月；又主张《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所反映的2017年2月14日的300元为2016年年终奖，双方约定2016年年终奖为300元至400元/年，被告有向其处所有员工支付年终奖，故要求被告按照同工同酬原则支付原告2017年年度、2018年年度年终奖800元。为此，原告提交《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为证，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被告确认上述《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主张双方未就年终奖进行约定；又主张原告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工资标准应根据原告职业病诊断前一年的工资支付情况计算，应为1097元/月，并提交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的《工资条》、《劳动合同》为证，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原告确认被告提交的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的《工资条》、《劳动合同》，并确认被告提交的《工资转账交易查询》、《谭险峰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明细表》，但主张2017年3月5日起未回被告处工作，核算患职业病前的月平均工资应以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应发工资计算，并将年终奖300元也计算在内；又主张2017年1月因被告安排春节放假导致该月工资低于正常情况，该月工资应从核算中剔除，被告提交的《工资条》也反映所有员工该月工资均低于正常工资，故非原告个人原因导致该月工资降低，但未提交依据证实为被告原因所致。经查，上述《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未有关于年终奖约定的情况反映，也未反映年终奖支付情况；《劳动合同》反映双方2011年2月13日签订期限自该日起至2014年2月12日止的劳动合同，后于2014年2月13日续订劳动合同期间至2019年2月12日止，约定原告实行计时工资及计件工资，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为同期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工资条》、《谭险峰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明细表》反映，原告2017年1月应发工资为1911.03元，原告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工资共54669.37元，经折算，原告上述期间月平均工资为4555.78元。原告2017年3月至2018年12月工资共64978.04元，其中原告2017年1月有请假44工时，均未反映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支付情况。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月平均工资为4555.78元。但原告主张，应予以剔除原告2017年1月工资，加上原告2016年年终奖300元，故原告上述期间月平均工资应为4821.21元。被告则主张原告于2017年1月有请病假情况，该月工资低并非其原因所致，故不同意剔除该月工资。2019年1月23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作出工伤保险待遇处理决定书（中社保工伤20120537853号），载明有如下内容：原告工伤时间为2018年2月5日，伤残等级三级，确认待遇如下：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本人工资2408元计发23个月共55384元，支付给工伤职工，由社保经办机构在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2.伤残津贴：按本人工资2408元的80%按月计发伤残津贴1926.4元，首次增发277元，共计发2203.4元，从2019年1月起由社保经办机构在工伤保险基金按月发放直至本人丧失享受待遇条件止。原告已向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5384元，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核准从2019年1月起按月支付原告伤残津贴2203.4元/月，并已按该标准支付原告伤残津贴至2019年4月。原告主张，确诊职业病前的职业病诊断观察期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承担该次住院的伙食补助费，被告亦未足额支付上述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故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12月14日至同月28日期间的工伤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1050元。被告主张，按规定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亦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又主张已按法律规定支付原告病假工资，已足额、超额支付原告工资待遇。另查明：诉讼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交《收款收据》6份，拟证明其已向原告垫付：2017年12月14日至12月28日伙食费520元、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伙食费1741元、2018年8月22日至10月23日伙食费346元；2017年12月14日至12月28日住院期间生活照顾费140元（10元×14天）、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住院期间生活照顾费610元（10元×61天）、2018年8月22日至10月23日住院期间生活照顾费620元（10元×62天）。原告确认其已收到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中注明为“伙食费”的付款520元、1741元、346元，并同意从本案中扣减。对于原告所主张判令被告支付2009年度至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8321.84元的诉求，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认可仲裁裁决对其该诉求的处理结果。又查明：原告谭险峰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5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1152号仲裁裁决，裁决：一、被申请人（被告）须于本裁决生效后即支付申请人（原告）：（一）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49398.94元；（二）2019年1月至4月伤残津贴差额1217.12元；（三）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差额14819.05元；（四）2011年2月12日至2017年3月期间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4440元；（五）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742.53元；以上合计70617.64元；二、驳回申请人其余仲裁请求。后谭险峰不服该仲裁裁决，遂起诉至本院。永高公司未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裁决。再查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有关待遇调整机制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9号）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一至四级工伤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特别调整标准从150元提高至277元。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发放：（一）2015年12月31日（含本日）前已领取伤残津贴的一至四级工伤伤残职工，在2016年1月1日后仍符合继续享受伤残津贴条件的，从2016年1月起，在原发放标准基础上再按月加发127元伤残津贴；（二）2016年1月1日（含本日）后首次核定伤残津贴的一至四级工伤伤残职工，在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核定的伤残津贴发放标准基础上，从首次享受伤残津贴之月起，直接按月调整加发277元伤残津贴。本院认为，本案系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关于原告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工资标准问题。虽然被告主张应以原告确诊前一年工资情况进行核算，原告工资标准应为1097元/月，但原告从2017年3月5日起因治疗××、职业病而未出勤；又，原告于2017年1月有请病假，说明原告在2017年1月并未正常出勤，且该月工资明显过低，故在计算原告月平均工资时应剔除该月工资1911.03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月平均工资（即4555.78元/月），剔除原告2017年1月工资，加上原告2016年年终奖300元，故原告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月平均工资应为4818.94元[（4555.78元/月×12个月－1911.03元+300元÷12个月×10个月）÷11个月]，并以此作为原告患职业病前平均工资标准。关于原告诉求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问题。《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向工伤职工补足。”原告患职业病，已认定为工伤，达三级伤残，理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由于被告未足额为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原告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应由被告补足。原告已从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5384元，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55451.62元（4818.94元×23个月－55384元）。关于原告诉求的伤残津贴差额问题。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三级伤残，伤残津贴标准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八十，直至本人死亡，伤残津贴每年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进行调整。本案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支付原告伤残津贴至2019年4月。结合原告的伤残津贴领取情况及工资支付情况，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1至4月伤残津贴差额3167.23元[4818.94元×80%×4个月－（2203.4元/月-277元）×4个月－2138.15元－2138.14元－271.49元]；并被告自2019年5月起，直至原告丧失领取伤残津贴条件之日止，每月于当月20日前向原告支付伤残津贴差额，该差额按以下方式核算：以4818.94元的80%为基数，按照中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发出的关于调整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的相关规定调整原告应享受的伤残津贴，减去原告从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领取的伤残津贴。关于原告诉求的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问题。《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但未按月支付。”本案中，虽然被告主张原告2018年2月5日确诊为职业病前应为病假期间，但原告于2017年9月12日经检查为“意思职业性尘肺病”，后一直接受职业病的相关治疗，即原告从该日起已为职业病观察期，后原告于2018年2月5日确诊为职业病，经认定为工伤，并于2018年12月27日经鉴定为三级伤残，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应按原工资福利待遇支付原告2017年9月12日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又，由于原告2017年3月5日至同年9月11日期间因治疗××休病假，结合原告的工作经历，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应享受医疗期9个月，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被告应按不低于同期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原告上述期间工资。双方确认原告2017年3月出勤工资为1035.48元。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83911.17元[1035.48元＋1510元/月×80%×5个月＋1510元/月÷21.75天/月×80%×（20天＋7天）＋4818.94元/月×15个月＋4818.94元÷30天/月×19天]。由于被告已支付原告上述期间工资共64978.04元，故被告实际应支付原告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差额18933.13元（83911.17元－64978.04元）。关于原告诉求的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虽然原告主张三次入职，被告均未告知其岗位职业危害风险情况，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并明确原告在被告处三次工作经历的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情况，即该日应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而原告之2019年3月12日才提出本案劳动仲裁申请，承认此前未向被告主张权利或向相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且原告于2010年4月14日离职后，于2011年2月13日重新入职，因此，原告2008年9月至2011年2月12日期间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请求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2011年2月13日至2017年3月期间职业病岗位危害津贴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即该岗位津贴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而双方劳动关系仍存续，故原告上述请求未超过法定冲裁时效。虽然原告主张被告应按300元/月支付其该岗位津贴，但未提交依据证实，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参照《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实施意见》（化劳发1993第150号）的标准，本院酌定原告按每月60元的标准（日标准2元）并根据原告危害接触史的时间，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岗位津贴4440元（60元/月×74个月）。关于原告诉求的2009年度至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认可仲裁裁决对该诉求的处理结果。仲裁裁决被告仅应支付原告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742.53元，而被告对该仲裁裁决未申请撤销，故此，本院认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742.53元。关于原告诉求的2017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救治、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所需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2017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28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职业病诊断住院观察14天。原告在进行职业病诊断住院观察期间必然会产生住院伙食费用，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费诉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7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费980元（70元/天×14天）。被告已支付原告伙食补助费2607元（520元＋1741元＋346元），原告对此确认，并同意从本案中予以扣除.关于原告诉求的2017年度、2018年度年终奖问题。虽然原告就其年终奖请求提交《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为证，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又，原告从2017年3月5日起并没有为被告提供实际劳动，因此，对于原告的该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55451.62元、2019年1至4月期间伤残津贴差额3167.23元、原告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8933.13元、职业病岗位津贴4440元、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742.53元、2017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28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费980元，合计83714.51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伙食补助费2607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81107.51元。另被告还应按本院上述认定向原告支付伤残津贴差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六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永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谭险峰支付81107.51元；二、被告中山永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自2019年5月起，直至原告谭险峰丧失领取伤残津贴条件之日止，每月于当月20日前向原告谭险峰支付伤残津贴差额（该差额按以下方式核算：以4818.94元的80%为基数，按照中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发出的关于调整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的相关规定调整原告谭险峰应享受的伤残津贴，减去原告谭险峰从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领取的伤残津贴）；三、驳回原告谭险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原告谭险峰已预交），由被告中山永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负担（该款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和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华乔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李可任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