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0102行初31号 原告济南某某厂，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冷同河。 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靳磊，主任。 委托代理人孟平，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蔡世超，国浩律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济南某某厂因不服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市国资委）作出的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关于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县（区）管理产权变更的通知》及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于2019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国资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原告向本院递交的起诉状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分属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同案诉讼，本院依法向其释明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原告明确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6作出的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违法并予以撤销。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济南某某厂诉称，原告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015年12月23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鲁工商复字(2015)33号《工商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原告济南某某厂董事王长松是企业唯一股东、董事。王长松董事是在2018年6月16日接收到股东《关于对损害企业合法利益进行起诉的请求》的申请后，以董事的身份代表原告进行行政诉讼。2018年9月26日济南某某厂召开股东会议《济南某某厂股东会议决议》原法定代表人冷同河已在2014年5月26日退股，已于2014年9月10日被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其法定代表人身份已经名存实亡。王长松同志被确认为企业新的法定代表人，并被委托代表企业进行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六条:“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起诉”;原告颁发的NO:0329号《股权证》显示，王长松股东持股已经超过1%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中第23条第2款规定，王长松董事代表企业进行诉讼。符合《公司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是职工私人持股比例超过总股本51%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绝对控股和主导地位和归属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至今的股份合作的非公有制性质企业,原告主管部门是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而不是市中区国资委。原告1995年以前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1995年3月根据济南市政府济政发[1993]87号文件《济南市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条例》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3月10日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体制改革委员会济体改城字[1998]3号《关于济南某某厂调整股本结构的批复》，原告成为职工私人持股比例超过51%以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非公有制性质企业。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1998年度原告《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显示，原告1998年产权制度深化改革后职工私人持股比例已经达到341、2万元，占职工集体股321万元的51%以上，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绝对控股和主导地位的非公有制性质企业。此后原告又在1998年4月、1999年1月、2000年11月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募股，股权全部被买断。国统字[2005]79号国家统计局印发《关于统计上对公有和非公有控股经济的分类办法》的通知第一条:“为了全面反映我国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控股情况，完善1998年国家统计局关于控股情况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以法人企业作为分类对象，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并按出资人对企业的控股程度，分为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第三条:“控股经济分类与代码200非公有控股经济211私人绝对控股”。第四条:“绝对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50%。”与证据8号、9号证据共同证明原告是职工私人持股比例超过总股本51%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控股的非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非公有制企业。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8年4月13日出具的济南某某厂《非公司法人信息》载明：原告注册资本是由全体股东共同出资的“集体自有”资产。这里的“集体”不是集体所有制“公有”的“集体”，是全部财产权属于股东按份“自有”的“集体”。“自有”资产不是“公有、国有”资产，没有国有股份。依据经济成分划分规定，原告属于民营企业。《非公司法人信息》载明原告主管部门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即自主、自管、自制企业。请求法院对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依法确认。2014年12月23日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组织部《党组织关系转移信》证明原告被属地管理移交给市中区，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组织部根据企业经济性质移交给市中区民营企业局党委，即新型经济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2005年6月29日中共济南市市中区新型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文件市中新经党工字[2005]11号《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关于表彰济南药业集团等先进党组织、杨鹤平同志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载明:“原告和原告企业中的党员被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授予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证明原告是归属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组织部文件市中组发[2011]17号《关于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所属企业党组织划归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通知》是发给市中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和其所属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委(总支)支部”的。该文件中明确载明:“两新”组织就是济组发[2011]32号中的“新型经济组织和新型社会组织”，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该文件还明确载明:“经区委组织部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将区委新型经济组织党工委所属济南饮食服务总公司党委等20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见附件)和区民营经济服务局联合党支部划归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原告党组织就是该“附件”中的20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之一。根据中共济南市市中区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委员会文件市中非公发[2014]5号《关于派出区非公党工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的通知》及2011年7月12日至2014年10原告党组织上交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党费的《党费收据存根》、2014年10月12日至2016年原告企业党员向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缴纳党费《党费收据存根》、2015年至2016年原告企业党员缴纳党费《党费收据存根》、2017年4月30日、2018年10月16日原告企业党员上交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党费的《党费收据》显示:原告党组织一直是归属中共济南市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王长松是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管理的非公有制企业的一名党员。8号至16号证据充分证明原告是职工私人持股比例超过51%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绝对控股和主导地位的非公有制性质企业，原告是归属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至今的非公有制企业即“民营企业”。三、被告作出的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文件是玩忽职守而产生的错误文件。2000年后党和国家推行的深化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的事实已经存在。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鲁发（2000）23号第5条:“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的，或非公有制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时，要根据企业规模、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同步改建或组建党的组织。”第11条:“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隶属关系可保持不变，也可按属地管理的原则作相应的调整。”和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的，或非公有制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时，要根据企业规模、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同步改建或组建党的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般实行属地管理，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归口管理、指定管理或委托管理。”证明2004年机械局被撒销之前，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是事实已经存在;被告在2005年下放属地管理前管理的企业中明显存在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的事实。虽然原告企业仍然归口机械局管理，但是其内部的管理类型和管理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被告在接收济南市机械局管理的国有、集体、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绝对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时，由于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导致混淆了不同所有制的划分。导致混淆不同企业名称，责任完全在被告;被告在接收原告时明明知道原告和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中外合资)在济南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存在，却在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文件中改变济南某某厂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名称，把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当做济南某某厂，明显属于玩忽职守的违法行为。被告是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职能工作机构，由于被告的玩忽职守导致企业经济性质混淆、导致原告登记名称错误、导致登记投资比例被改变、导致市政府文件等等一系列错误发生。依据的市政府济政发[2005]11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属地县(市)区管理的通知》文件中没有原告的名字，被告所谓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就是原告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在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关于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县(区)管理产权变更的通知》文件中也没有济南某某厂的名字记载，济南某某厂在济南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被被告以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替代济国资复函[2017]81号。根据2018年4月13日济南市工商局出具的《非公司法人信息》和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信息》显示,济南某某厂与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他们的企业名称、产权主体、组织管理机构、主管部门等都是不同的，他们在工商局领取的是各自企业名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各自有自己的分配方式。登记显示,济南某某厂没有改变企业名称，济南某某厂的产权不是济南玉城铸管有限公司的产权。被告涉嫌非法改变济南某某厂的企业名称。被告涉嫌非法改变原告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中外商投资人占25%的产权比例改为52%，把原告股东个人出资51%以上的资产变为48%，把原告股东资产与原告资产比例改变为48%,属于非法改变工商登记产权比例的严重违法行为。被告给市中区政府的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是一种上一级行政机关对下一级行政机关的管理权限、管理资格、身份及法律地位的行政确认，不是可执行或者不可执行的指导文件,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是上一级国资委对2005年所下达的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文件中被管理企业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管辖权是否错误的答复和确认,是对明确济南某某厂没有体现在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文件中的原因的答复,是对该产权文件中从产权比例到产权所有者名称没有错误的确认,是代表国家对市中区政府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函的答复和确认。市中政函[2017]62号是下级政府对已经作出、已经实施的、对行政相对人的(侵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问题向上一级国资委的请示。是对执行(错误)文件受阻后对其权力的确认和管理行为是否正确的请示、确认,而且具有强制力。行政确认,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权力义务和相关的法律事实进行甄别，予以确定、许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国资管理职能的被告，把济南某某厂的产权当做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产权，在下一级政府进行请示、确认时，予以确认认可，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无论是依职权直接作出，还是应申请作出的答复，都是国资委代表国家作出的一种意思表示。是对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的一种处分。具有行政行为的特征、性质。而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文件是对被管理企业产权的执行变更的移交文件，是职能范围内作出产权界定等有关企业国资监管的行为并承担相应责任。不是指导性文件，更不是可执行，也可以不执行的政策指导性文件，是直接涉及所属被管理企业资产的性质及其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首先，被告有监督企业国有资产的职责，而《答复函》实际履行的就是针对国有资产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进行监管的职权、属于其职权范围。其次，《答复函》的具体内容是针对济南某某厂所谓国有资产权属的一种确认。第三，该《答复函》已经被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信访复查机关、济南市政府信访复核意见采纳，并作为推翻上次复核意见的依据。已经充分表明了该《答复函》产生的行政外部效力，其意见已经对外部的相关权利主体产生实际影响。被告济国资函[2017]81号《答复函》是为其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和其自己严重不作为行为进行的包庇、掩盖。原告企业工会已经在2016年8月至12月期间多次通过特快传递的方式向济南市国资委的各个部门，就原告不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的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映，也已经向市政府办公厅就市政府济政发[2005]11号文件中没有原告的名字问题进行反映。济南市政府办公厅答复“按照程序此事应当由市国资委负责并报告。”但是，被告没有就企业反映的问题依据程序向市政府办公厅进行报告。而且在被告回复的文件中上推下卸。原告还向当时分管国资委的领导进行了反映，其非常重视，并为此专门批示进行调查。据此，被告应当就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汇报并进行修正。然而，被告仍然没有向上一级提出修改请示报告。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视应当依法履行的职责于不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该文件是产权文件，是对该产权的管理权进行确认的行政行为。其直接涉及到原告不同经济成分占有产权比例的分配问题，涉及到经济性质问题、涉及到原告解散退出时，在市、区国资委登记管理的产权所有人产权比例划分的分配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40条:“企业法人因主管部门改变，涉及原主要登记事项的，应当分别情况，持有关文件申请变更、开业、注销登记。不涉及原主要登记事项变更的，企业法人应当持主管部门改变的有关文件，及时向原登记主管机关备案。”由于被告下达的文件中的企业名称不是原告名称，原告无法就被告下达的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文件和被告依据的济政发[2005]11号文件在中下达的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的名字在属地管理主管部门改变后进行工商登记备案。(2)、2006年2月24日国家工商总局令第23号《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十四条:“企业登记机关对非公司企业法人的年检材料主要审查下列内容第(一)项企业是否按照规定使用企业名称，改变名称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第(四)项企业改变经济性质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第(九)项主管部门变更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原告是《非公司企业法人》要改变目前原告非公司企业法人的经济性质必须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拿不出变更原告股东“自有”资产和股东持股51%以上资产变更的证据。国家工商总局规定,主管部门变更的必须进行工商登记备案，由于被告下达属地管理的文件中没有原告的名字，不能进行主管部门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备案。济南市工商局2008年开始实行的凡在工商局进行登记、注册的企业《年检须知》中第二部分第(四)项“输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信息”的规定，由于被告下达的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文件和被告依据的济政发[2005]11号文件文件中的企业名称不是原告名称，原告无法就济南市市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管理原告企业的“党建信息”的实际情况向工商局进行年检登记。(3)、市中区政府、市中区国资委按照被告和被告依据的济政发[2005]11号文件，违反济南市人民政府济政发[1993]87号文件，违反济南市政府体制改革委员会济体改城字[1998]3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城乡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意见》文件第四部分第(四)条、第(五)条,违反该文件附件《济南市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6)项规定，违反济南某某厂(股份合作)《企业章程》第十二条，下达了市中国资字[2014]5号《关于济南某某厂冷同河等同志任免的通知》文件，而且该《任免》是超越职权违法、无效行为。原告《招股说明书》第三部分第1条:“本企业员工全员入股”规定。市中区国资委在2014年6月27日接到在5月26日已经退股、已经丧失股东身份，基于股东身份而产生的董事长(厂长)、董事(副厂长)职务已经丧失、已经根本不存在(欺骗)虚假的职务《辞呈》后，下达在虚假的前提下作出的无效的行为，自始至终无效。严重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文件、严重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规定，属于严重超越职权行为。而且没有企业唯一董事授权，非法控制企业公章、证照，非法剥夺经股东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合法董事职务，非法剥夺原告唯一董事依法履行董事职务并依法获取工作收入的权利。剥夺了该董事依法享有董职务的权益，是应当撤销的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4)根据济南某某厂2014年3月6日董事会作出的《关于解散退出的决议》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和《企业章程》第4条、第57条规定的:“股东有权按比例取得剩余资产的规定。但是，这一合法权利被执行被告文件的市中区政府、市中区国资委非法剥夺。(五)根据2017年9月1日市中区政府因为刘长山延长线道路施工拆迁原告“自有”房屋、建筑7840平方米和40亩土地使用权收回进行补偿的剩余资产情况，由于被告混淆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产权比例错误，导致市中区政府、市中区国资委把拆迁补偿款全部据为己有，侵害了原告利益和股东权益。被告的产权文件和回复函已经直接产生了外部法律效果。济南市中区国资委按照被告文件和被告依据的济政发[2005]11号文件是错误的。请求法院判定济国资函[2017]81号文件违法并予以撤销。综上所述，由于被告工作玩忽职守造成的一系列违法的产权指令性文件和确认违法行政行为合法的《复函》，导致原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51%以上绝对控股的非公有制企业又变回到改制前的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后股东个人出资购买的产权又变为国有产权，侵犯了股东权利,在工商局登记的企业名称被非法改变，侵犯了企业名称权,把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济南某某厂投资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的产权比例故意改变、把拆迁原告8740平方米厂房、40亩土地使用权补偿金进行非法控制，而且在没有原告唯一董事授权的情况下控制企业“公章”。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6作出的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违法并予以撤销；2、诉讼费用由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 被告市国资委辩称，一、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系王长松滥用诉权，明显属重复起诉。??济南某某厂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既非公司制企业，也不属于合伙企业。在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规范的情况下，案涉铸管厂董事的身份及职务、职权行使问题应优先适用企业章程的约定，而不应适用《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本案中，铸管厂企业章程对企业董事会的人数及任期作出了约定，即董事会由五至七人组成，董事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同时，赋予了董事会和董事长相应职权，但董事仅具有重大问题表决权及在满足三分之二以上人数比例前提下的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权利。目前济南某某厂早已停业多年，职工大批离职、退股，企业内部管理不健全，职工股东现仅有王长松一人，企业董事会早已名存实亡，王长松董事身份的唯一性及合法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济南某某厂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另外，对于本案诉争事项，王长松曾以答辩人为被告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贵院作出(2018)鲁0102行初19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王长松的起诉，后二审法院作出(2018)?鲁01行终65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王长松上诉，维持了贵院一审裁定。由此可见，王长松假借代表诉讼的形式提起诉讼，明显属于重复起诉，贵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退一步讲，本案即使符合立案起诉条件，但本案诉争事项系答辩人依法履行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不属于行政行为，亦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制企业的指导意见》规定，股份合作制作为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是采取了股份制一些做法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性质上来讲，股份合作制是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属于公有制经济。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七条及《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答辩人代表济南市人民政府对企业履行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根据济政发[2005]11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属地县(市)区管理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答辩人作出案涉济国资产权[2005]115号《关于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县(区)管理产权变更的通知》文件，将移交管理的企业出资人进行变更,并由变更后的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下称“市中区政府”)实施监管，合法有据。同时，答辩人作出案涉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系对市中区政府明确企业的监管主体及职责等问题，该等行为系答辩人依法履行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不属于行政行为。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案涉两项文件系答辩人对市中区政府作出，并非向原告作出，且该等文件内容只是对监管企业出资人的变更及履行政策指导和监管职责主体的进一步明确，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亦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由此可见，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本案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系王长松滥用诉权重复起诉，其起诉应予驳回;案涉诉争事项系答辩人依法履行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且案涉文件内容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经阅卷查明，2017年10月26日，被告市国资委作出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内容为：“市中区人民政府：市中政函[2017]62号《关于申请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的函》收悉。经研究，现回复如下：济南某某厂为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管理的企业。济南某某厂引进外资组建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后，全部经营业务转入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在对外开展业务、上报材料报表以及主管部门日常管理时通常使用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形成两块牌子一个运营实体的关系。2004年8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市国资委，承担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监管职责，同时撤销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所管理的企业移交市国资委监管。原市机械电子工业协会（办公室）向我委移交企业时使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2005年5月，市政府决定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属地县（市）区管理，向贵区移交企业时也使用了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我们认为，2004年和2005年移交企业时虽然用的是济南玉诚铸管有限公司名称，但包含着济南某某厂，望贵区继续履行监管职责。”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市国资委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发出的济国资函[2017]81号《济南市国资委关于对明确济南某某厂监管单位有关问题的复函》，属于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信函，是将部分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移交县（区）管理产权变更，是市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县（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之间的出资人职能、监管责任的移交，属于政府（部门）职能范围调整范畴，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第（十）项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济南某某厂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任 军 人民陪审员 王 琳 人民陪审员 叶德行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娄天芸 书 记 员 于喜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