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81民初2824号原告：叶荣伟，男，198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原告：朱春兰，女，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德彬，山东渤海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华夏绿色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海岱福泽园小区1-9号商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6816817086447。法定代表人：王寿真，经理。被告：济南爵仕城堡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17号5号楼2－302室，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1056974529623。法定代表人：孙任朋，总经理。被告：孙治刚，男，196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龙口市，现住龙口市。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山东南山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叶荣伟、朱春兰与被告孙治刚、烟台华夏绿色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济南爵仕城堡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爵士城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荣伟、朱春兰及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德彬，被告孙治刚、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及被告孙治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荣伟、朱春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预付货款158546元及利息，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案件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母子关系，被告孙治刚与被告华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寿真系夫妻关系，与被告爵士城堡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任朋系父子关系，被告孙治刚系其他二被告的实际控制人。2013年4月1日，原、被告订立协议一份，由被告向原告销售葡萄酒。自该协议订立后，原告累计向被告汇款753426元，期间被告孙治刚向原告交付其他二被告生产的葡萄酒共计价值711512元。2015年9月15日，被告华夏公司起诉原告索要货款198137元，经法院审理，判令原告向被告华夏公司支付货款116632元。判决生效后，原告将执行款117264元及执行费1659元汇到龙口市人民法院账户。至此，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葡萄酒款870058元。在此期间，三被告人计向原告交付价值711512元的葡萄酒，兑除，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货款158546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孙治刚辩称：我在该交易行为中完全属于职务行为，上次原告起诉过我不当得利，我所代理的款项已经转交给公司了，不应当在其中承担责任。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辩称：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无稽之谈。预付款是买方在交易合同签订后即向卖方支付一定金额的预付款，按照交易习惯，预付款一般是整数，不可能有整有零，二原告将152158元如此精确的数字说成是预付款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或惯例。实际情况是在2013年4月1日签订涉案协议前，双方一直保持合作关系但从未签订过协议，被告经常发货后二原告迟迟不打款，拖欠货款，在签订协议时仍有欠款未支付。协议签订后，直到最后一次交易，双方又陆续进行发货、打款，二原告至今仍欠被告部分货款未付清。二原告为了达到不还钱的目的，才要求以协议签订为界限，企图混淆真相。另外被告发的最后一次货二原告已实际接收，但二原告让别人代签从而否认收到货款，并要求将已给付的该笔货款要回，达到其非法目的。被告要求与二原告全面对账，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朱春兰、叶荣伟系母子关系，被告孙治刚与被告华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寿真系夫妻关系，与被告爵士城堡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任朋系父子关系。华夏公司与爵士城堡公司经营范围均为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被告孙治刚在华夏公司和爵士城堡公司均负责葡萄酒销售业务，与叶荣伟、朱春兰有业务交易关系。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二原告将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孙治刚个人账户。2009年12月15日，被告华夏公司与二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书，约定由二原告代理销售葡萄酒，被告孙治刚作为华夏公司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章，但二原告未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也未实际履行。2013年4月1日，被告爵士城堡公司与温岭市海量酒行（登记名称“温岭市太平海量酒经营部”，经营者朱春兰，已注销）签订销售协议书，约定由温岭市海量酒行为“台州南（路桥、黄岩、玉环、温岭、椒江）、大荆地区济南爵士城堡酒业葡萄酒系列产品及乙方现代理甲方产品的总经销商”，被告爵士城堡公司和被告华夏公司均作为落款单位在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原告叶荣伟作为温岭市海量酒行的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应将货款付至甲方账民，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原告仍一直将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孙治刚个人账户。2015年10月14日，华夏公司向本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要求叶荣伟、朱春兰给付葡萄酒货款125232元，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是2015年1月27日最后一次交易，叶荣伟称销货清单上的“叶荣伟”签字非其本人所签，他们也没有收到该批货物，经鉴定，该清单上的签字不是叶荣伟本人所签,故该案中对该销货清单上的货款未予认定。2017年4月21日，本院做出（2015）龙商初字第8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叶荣伟、朱春兰给付华夏公司葡萄酒货款116632元。叶荣伟、朱春兰不服该判决，该提起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做出（2017）鲁06民终32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3月26日，叶荣伟、朱春兰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孙治刚，主张孙治刚将应付给华夏公司的116632元据为已有，要求返还。该案审理中，爵士城堡公司出具证明称孙治刚系其公司销售经理，截止至2015年2月6日，孙治刚已将叶荣伟、朱春兰所付货款753426元（含支付给华夏公司的116632元）以现金形式分批全部交至公司。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做出（2018）鲁0681民初21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3日，华夏公司申请执行，经本院（2018）鲁0683执1283号案件强制执行，叶荣伟、朱春兰履行了付款责任。审理中，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同意在本案中共同核算与二原告的账目，共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供的两份销售协议书、（2015）龙商初字第880号民事判决书、（2017）鲁06民终3253号民事判决书、爵士城堡公司出具的3份书面证明，本院调取的温岭市太平海量酒经营部个体工商户情况等在卷佐证。对存在争议的事实，双方均明确了主张，并围绕各自主张提供了证据：二原告主张双方在2013年4月1日签订协议时，此前的账目均已结清，协议签订后二原告共付款9笔，合计753426元，加上被强制执行的货款金额116632元，已超出应付货款，提供了自行整理的“孙治刚收款明细”1张、银行转账凭证4张。三被告对2013年4月1日之后的原告付款时间和金额表示认可，但不认可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已结清货款，主张二原告当时仍有货款未付清。二原告未提供2013年4月1日将此前全部交易结算完毕的证据。三被告提交了一式两份的销货清单20组（2012年1月1日147470元、2012年1月7日88890元、2012年1月17日87250元、2012年2月2日42900元、2012年3月7日31500元、2012年5月6日52500元、2012年10月7日172500元、2012年10月26日115500元、2012年11月16日60000元、2013年1月16日63150元、2013年1月16日18900元、2013年1月29日82855元、2013年4月6日87278元、2013年10月8日112850元、2013年10月22日104954元、2014年1月6日181100元、2014年1月19日32800元、2014年9月15日90365元、2014年12月7日119340元、2015年1月27日39830元，其中2015年1月27日原件在（2015）龙商初字第880号案件中提交鉴定并存卷），主张是目前能找到的所有供货给二原告的清单，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27日。经质证，二原告主张2012年1月17日、2012年10月7日两张单据上没有二原告签字，2013年1月16日63150元单据上“朱春兰”的签字非本人所签，不予认可。2015年1月27日39830元单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单据在（2015）龙商初字第880号案件中已经技术鉴定，单据上的“叶荣伟”非本人签字，不认可该批货物已由二原告收取。三被告对二原告的质证意见不认可，称上述4批货物都是交予物流公司发货交付，二原告均已实际接收，由于物流公司的出车人员经常轮换，并不都认识二原告，二原告很可能是故意不签或找他人代签以达到赖账的目的，尤其是2015年1月27日的货单，虽然经鉴定不是叶荣伟本人签字，但二原告在收货后于2月3日已实际打款39830元，与该批货款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二原告确已实际接收取了货物。被告孙治刚根据二原告申请，提供了其个人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2年1月1日起的交易明细，经二原告核对，与其主张的打款情况一致。三被告提交了莱阳市齐盛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实2012年1月17日和2012年10月7日其公司受孙治刚委托运送的葡萄酒送达给朱春兰接受，司机未要求朱春兰在销货单上签字，该证明加盖了单位公章及业务负责人冷文静的签字；提交了龙口市杜辉配货站驾驶员荆某的证人证言一份，证实2015年1月27日由其负责运送的华夏公司的葡萄酒交付给叶荣伟，其将货物送至约定地点后，电话联系了叶荣伟，一个年轻人接收货物并在销货清单上签了“叶荣伟”的名字，他因疏忽未查验其身份证，返回后华夏公司落实叶荣伟确已收到该批货物。经质证，二原告认为莱阳市齐盛运输有限公司的证明无法证明所三被告主张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单位的证明应当有单位负责人签字且有制作人签字，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不能达到被告要证明的目的；认为荆某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出庭作证。三被告认为莱阳市齐盛运输有限公司的证明有业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符合证据规则，具有证明效力；同意联系证人荆某到庭做证。证人荆某在限期内未到庭。三被告提供了叶荣伟签字出具的欠条复印件1张，载明“今欠济南爵士城堡酒业有限公司货款共柒万陆斜坡玖佰肆拾玖元整（￥76949.00）欠款人：叶荣伟（签字）2012年10月10日”，主张是双方在2012年10月10日对账后，叶荣伟出具的欠条。二原告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笔欠款已经还清，所以欠条原件已经收回，三被告不能以此作为欠款依据。三被告认可二原告在此后回款中已还清该笔欠款并收回了欠条原件，但主张该欠条应作为双方对账依据，此前的账目已经对清，应当从2012年10月10日开始核对双方此后的全部账目。二原告提供了原被告业务员韩勇通过邮箱发给他们的“温岭对账单”一份和内容截图，以及提取证据的现场视频资料。该对账单中载明“2012年10月前不参与这次账目核对……发货数额：10月26日发货11500元11月16日发货60000元回款数额：12月3日回款60000元12月26日回款50000元1月25日回款90000元账目结余24500元（意思是多打的剩余的货款）发货数额：1月16日发货53110元（去掉100件美露书本盒，去掉退货80件美乐小蓝盒）1月29日发货81077元4月6日发货87278元回款数额：春节时回款50000元4月以后回款152158元账目结余5193元（意思是多打的剩余的货款）1月29日六只饭盒收了497件，少了3件*73=219元账目结余5193元+219元=5412元前几天打款106088元+5412=111500元，最后一批货款总额112000元，少打500元……2012年10月前的当时应该是结清了，公司账目不对，就得隔开10月以后倒首前面在做核算……”。经质证，三被告对该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对账单内容有错误，首先没有计入2012年10月10日前的欠款76949元（即叶荣伟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欠款），还漏写了二原告认可的2013年1月16日的另一批发货18900元，所以该对账单最后的结余情况不能做为结算此后账目的依据，也不能证明此前的账目已全部结清。另外对账单中载明的“1月16日发货53110元”就是二原告称不是朱春兰本人签字而不认可的那批63150元的发货，该批货退回“100件美露书本盒，80件美乐小蓝盒”后正好是53110元，该对账单恰恰证明了二原告收到了该批货物。二原告称该对账单中“1月16日发货53110元”的记录错误，应当是发货18900元，当时韩勇提供对账单的时候没有仔细看。53110元那批货是三被告发给台州另一家经销商的，正是因为三被告擅自在当地又发展了另外一家代理商，所以双方才发生矛盾，后来签订协议时专门约定只能给他独家代理，否则发现一家罚100000元。三被告解释称2013年1月16日确实有两次发货，因为运输车辆装完第一批货已经满载了，只好分两次发车，所以才出现了两份销货清单，都发给了二原告，并且销货清单上“要货单位”都载明了“139××××0899温岭朱总”，“制单”签字都是“王丽”，不可能发给其他人。三被告提供了韩勇发给他们的2012年10月7日的补货明细1张、退货明细1张，以及根据这两份明细和二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制作的2012年10月7日至2015年1月27日发货、回款对账明细表一份，证明经全面对账，二原告实际还欠葡萄酒货款170627元，表示保留向二原告追索欠款的诉权。经质证，二原告对补货明细、退货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对账明细表中回款明细无异议，不认可2012年1月16日货款53110元和2015年1月27日货款39830元，并主张因三被告向其提供假酒导致其被工商部门罚款10000元并没收18箱酒，共计经济损失11350元，应当由三被告承担，补充提供了温工商处［2011］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三被告认可二原告被罚款10000元的情况，但主张双方已经协商解决，10000元罚款也已经从应付货款中扣除，在其提供的退款明细正方的备注载明“……2011年6月5号补货明细：……合计7360元，工商罚款10000，欠温岭2640元……”。本院认为，二原告与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于2013年4月1日签订销售合同，此前双方就存在业务交易关系，二原告主张其预付货款超出实际发货数额，要求三被告返还。华夏公司与爵士城堡公司同意共同与二原告进行对账结算，共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二原告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二原告以被告孙治刚系华夏公司与爵士城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由，要求孙治刚共同承担责任，三被告均不认可，二原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包括：一、双方交易结算的对账节点的确定。二、双方存在争议的两批货物能否认定二原告已接收。原告主张双方于2013年4月1日签订协议时，已将此前的所有交易账目结清，三被告不认可，主张二原告到签订协议时仍欠部分货款，不应以签订协议时间作为双方账目的核对起始时间，二原告不能提供签订协议时双方将此前所有交易账目结清的证据，本院对二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三被告提供了原告叶荣伟于2012年10月10日出具的76949元欠条复印件一张，双方对该欠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以该时间作为双方核对全部账目的具体时间节点。二原告称该欠款已经还清并收回欠条原件，三被告对此表示认可，则该还款必然包含在此后二原告给付的货款当中。通过双方举证和质证，发生在2012年10月10日后的交易的，双方均无异议的发货包括：2012年10月26日11550元、2012年11月16日60000元、2013年1月16日18900元、2013年1月29日81077元、2013年4月6日87278元、2013年10月8日112850元、2013年10月22日104954元、2014年1月6日181100元、2014年1月19日32800元、2014年9月15日90365元、2014年12月7日119340元，合计1004164元；存在争议的发货有两笔：2013年1月16日53110元、2015年1月27日39830元。双方对2012年10月10日之后的回款情况（13笔共1003426元）均无异议，加上二原告因（2015）龙商初字第880号案被执行货款116632元，共计已付货款1120058元。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卖方通过物流公司交付货物，收发货凭证（即本案中的销货清单）是履行交付义务的重要证据，但不能仅以收发货凭证是否签字或是否本人签字作为唯一认定依据，机械判断卖方是否完成交货义务，应当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综合判断。本案中被告提供的2013年1月16日53110元的销货清单虽然非原告朱春兰本人签字，但从单据的填写格式、内容等情况看，与其他发送给二原告的销货清单高度一致，在二原告提供的韩勇对账单中也有明确记载，且在后面特别加注了该批货物的部分退货情况，二原告称是韩勇记录错误，当时没有注意，并称该批货是发给另外一家代理商，但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从双方交易历史看，二原告的付款以整额付款为主，也有针对前一批发货付款的情况（如：2013年10月8日发货112850元，2013年10月24日打款112850元），2015年1月27日39830元销货清单上的签字虽非原告叶荣伟本人所签，但二原告在2015年2月3日实际付款39830元，与该批货款完全一致，时间连贯合理，能够认定该笔付款是针对该批发货的付款而非预付款，该次交易已经完成，二原告未收到货物而给付了货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二原告仅以销货清单非本人签字为由主张未收到货物，要求退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存在争议的两批发货虽然并非二原告本人签字，但结合本案查明的情况，二原告已实际收到上述两批货物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与二原告于2012年10月10日对账、原告叶荣伟出具欠条后，被告华夏公司、爵士城堡公司共计给二原告发货13批1097104元，加上对账时二原告欠货款76949元，2012年10月10日之后二原告共应付货款1174053元，二原告实际共付货款1120058元，低于应付货款，故二原告主张其付款超过应付货款，要求返还，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叶荣伟、朱春兰要求被告孙治刚、烟台华夏绿色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济南爵仕城堡酒业有限公司返还预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71元，由原告叶荣伟、朱春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光宇人民陪审员  吕美杰人民陪审员  崔 超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