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1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富明农产品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南苑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0724345726202P 法定代表人：邓明强，系合作社主任。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敏，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坤昶瑞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拱北大街1号昊天假日酒店4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09964776XL 法定代表人：王剑飚，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习敏，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剑飚，男，1974年4月18日出生，绵阳市安州区人，汉族。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秉红，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富明农产品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富民合作社）与上诉人北京坤昶瑞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昶公司）、被上诉人王剑飚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18）川0724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富明农产品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敏、京坤昶瑞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习敏，被上诉人王剑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秉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富民合作社的上诉请求：增加判决被上诉人王剑飚对一审被告简称坤昶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管理费成本350020元及资金利息（以35002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管理费利润683800元及资金利息（以6838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王剑飚只对管理费成本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王剑飚应当对管理费成本和管理费利润承担全部的保证责任。1.《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是对上诉人与坤昶公司的核桃苗管理费的结算，结算项目包括管理费成本及管理费利润，坤昶公司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就包括管理费成本及管理费利润两项。《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约定：“王剑飚本人对坤昶公司支付承担连带责任，负140万元款项责任”。王剑飚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也应当是两项，即管理费成本和管理费利润，承担的限额是管理费成本及管理费利润之和不超过140万元。2.一审认定双方未明确140万元的范围，从而推论认定仅对管理费成本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担保法第21条第2款“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全部债务即是管理费成本、管理费利润、资金利息等所有债务。3.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在保证期间向王剑飚主张权利，从而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在2018年初要求王剑飚付款，王剑飚在2018年2月22日用个人银行向上诉人转账，王剑飚在2018年3月通过李远军向上诉人付过款，最后一次的付款时间是2018年3月28日。《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约定管理费利润的支付时间是：由坤昶公司（王剑飚）出苗外运前分批支付给合作社。坤昶公司出苗外运的时间是2018年3月。因此，王剑飚的保证责任在保证期限内。王剑飚与坤昶公司的财产混同，依法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坤昶公司与上诉人以及与案外人签订的其他合同，无论是坤昶公司付款还是收款，均是通过王剑飚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资金往来，王剑飚是坤昶公司的股东，公司与股东没有严格分别，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不能区分，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根据《公司法》20条王剑飚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王剑飚是坤昶公司股东，至今没有出资，王建应当在出资限额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综上，王剑飚应当对坤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王剑飚答辩称：1.因未约定保证期间，王剑飚承担连带保证的期间仅为6个月，即为2017年10月1日-2018年3月31日，王剑飚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根据2017年3月30日合作社与坤昶公司签订的《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约定，坤昶公司在2017年10月前支付完毕剩余款项，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7年9月30日。王剑飚签字对坤昶公司支付的140万元经营成本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担保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涉案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为6个月，即2017年10月1日-2018年3月31日。2.富明合作社2018年5月9日才草拟了起诉状，贵院受理在5月9日以后，王剑飚在2018年5月31日才知晓并领取案涉起诉状等。可知富明合作社要求王剑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已经超过6个月，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王剑飚的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3.富明合作社以王剑飚在2018年还曾代坤昶公司付款为由，认为王剑飚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王剑飚在2018年5月31日才知晓富明合作社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效果”，根据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即使王剑飚曾经存在代坤昶公司付款等事实，也不能否认王剑飚保证责任已经免除的事实。3.根据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剑飚仅对富明合作社140万元经营成本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2017年3月30日合作社与坤昶公司签订的《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坤昶公司应当支付合作社140万元管理费成本，王剑飚为140万元管理费承担保证责任系多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特意备注了保险金额。至于合作社提及的管理费利润，在提供保证时处于不确定的状况，王剑飚没有理由为不确定的债务提供保证。即使按照合作社的诉请，承担的限额是管理费成本和管理费利润之和，但管理费成本已经为140万元，根本不存在为管理费利润提供担保的情况。4.王剑飚与坤昶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不存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其一，王剑飚代坤昶公司付款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坤昶公司委托自然人付款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代付款项与财产混同截然不同。其二，坤昶公司股东为2人，王剑飚仅持有50%的股份，其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其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能够明显区别，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其三、针对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以股东代表诉和派生诉讼方式解决，此时提起诉讼主体的资格是股东。针对第三款规定适用的前提是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本案中王剑飚从未滥用股东权利，也从未逃避债务，不存在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5.王剑飚是否出资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告主张王剑飚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可另案起诉。成立坤昶公司时是认缴制，出资时间2024年4月28日，王剑飚现在出资情况的多少均无法导致其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形。退一万步，即使存在因出资问题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况，也应当由合作社提出相关证据在一审时明确其请求。综上所述，结合案涉事实，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等规定，王剑飚的保证责任已经依法免除，合作社的全部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合作社针对王剑飚的全部诉讼请求。 坤昶公司答辩称：同意王剑飚的答辩意见，补充一点：据王剑飚陈述，王剑飚受公司委托给合作社支付款项是合作社的要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税收，所以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 上诉人北京坤昶瑞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724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66292株核桃苗运往农联基地进行移植的行为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拉走66292株核桃苗运往农联基地进行移植的行为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核桃苗费用。首先，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在2017年3月20日结算书中对66292株核桃苗进行单独结算或者额外处理为由，认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不能成立，属于主观推测。2016年3月21日，王剑飚与王某、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邓明强达成《关于安县核桃苗支付管理费初步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说明若上诉人不能按时支付管理费，可用核桃苗冲抵管理费，每棵核桃苗管理费暂定8元；《意见》签订后，由于被上诉人未按照《意见》约定时间付款，所以被上诉人在2016年4月底、5月初期间拉走了66292株核桃苗运往农联基地进行移植，目的是用于抵扣管理费。基于双方对每株核桃苗的具体价值与最终数额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结算书签订后被上诉人可能存在继续拉苗的行为等因素，在结束书签订时才未将66292株核桃苗的费用扣除。其次，被上诉人辩称其租用农联基地、移栽66292株核桃苗等系上诉人委托其办理的理由不成立。66292株核桃苗运往农联基地进行移植所涉及的土地流转合同系被上诉人与农联村村民委员会的签订，土地流转费用、移苗人工费等系被上诉人支付。如果拉往农联基地的66292株核桃苗是上诉人委托的话，那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自己所支付的巨额土地流转费、移苗人工费等不向上诉人主张就不符合逻辑。结合以上两点原因，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66292株核桃苗运往农联基地进行移植的行为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在结算书中未进行处理事出有因，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核桃苗费用。2.一审法院以“结算时李远军在场”、“双方无书面约定”得出被上诉人不应当支付第三人李远军管理费10万元、王某签字报销费用44162元，系认定事实错误。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明确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的结算书时双方口头约定李远军的10万元管理费及王某签字报销的44162元费用包含在管理费中。但一审法院却以双方无书面约定对上诉人的诉求不予支持，这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2017年度遭遇重大经济损失这一客观事实视而不见，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管理费利润及资金利息不符合双方签订结算书时的真实意图，系认定事实错误。 富明合作社答辩称：1.66292株核桃苗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事实。上方签订的结算书是对66292株核桃苗结算。第一条2015年管理费写的总支出是75.5万株-10%不合格计算出2015年管理费，2016年管理费是60.4万株进行计算，这60.4万株包含了66292株，2016年的管理费的株数包括了66292株，如果没包括，就应当冲抵管理费。因此肯定不是买卖合同关系。2.李远军和王某都是坤昶公司员工，其自认的金额与我们没有关系，应当由坤昶公司支付。3.管理费利润在不可抗力情况下遭受经济损失才不支付，现没有证据证明有不可抗力情况，因此应当支付利润和利息。 王剑飚答辩称：坤昶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富明合作社一审请求：1.判令被告坤昶公司、王剑飚连带支付原告富明合作社苗木管理费1033820元，并从2017年10月1号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王剑飚）承担。 坤昶公司一审请求：1.依法判决富明合作社支付坤昶公司核桃苗款994380元；2.依法判决富明合作社赔偿坤昶公司损失100万元；3.反诉费由富明合作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6月29日，甲方（坤昶公司）与乙方（富明合作社）签订《材果兼用核桃苗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在四川安县核桃种子进行种植，甲方派技术人员到种植基地现场进行指导选地、打垄、种植、施肥、打药等一切种植管理技术服务，种植于2014年9月完成。甲方根据核桃苗育苗生产要求，把该种植育苗的日常生产管理任务全部承包给乙方，承包日期暂定三年，起始日期为2015年3月1日，终止日期为2018年2月29日；二、承包内容：施肥、打药、除草、修枝、看护等一切生产管理与相关辅助、办公工作和相关人工、材料、机具等全部费用（不包含出苗费用）；三、甲方核桃苗种植基地选定为四川省绵阳市安县；四、乙方种植要求：每年施四至五次肥料、天气干旱时及时浇水、对树干上无用芽苗在甲方技术人员指导下及时清除，对影响树苗生长的杂草及时清除，另有技术环节根据生长情况进行实施。分苗情况根据出苗情况及树苗涨势进行确定；五、乙方核桃苗种植验收标准及种植管理费用收取方式：1.一年苗，底径2至2.5厘米，高度40至80厘米，管理费用2元／株；2.二年苗，底径3至4.5厘米，高度100至200厘米，管理费用1.5元／株；3.三年苗,底径5至6.5厘米，高度200至350厘米，管理费用1.5元／株;……。”该协议还对种植管理费收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5年6月14日，由李远军、王某、王明星三人实地查苗后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为“黄桷村4组、黄桷村8组、沸水三合村的核桃苗分别为285838株、337782株、182869株，总数量为806489株，其中苗小、弱苗、长势不正常、叶片发黄、烂根的苗木数为黄桷村4组20108株、黄桷村8组16025株、沸水三合村15177株，合计51310株，正常苗木的数量为755179株（806489株-51310株）。 2016年1至4月坤昶公司从安州区核桃种植基地向广元基地运送核桃苗共计151130株，其中2016年1月12日41020株、4月3日16110株、4月5日24000株、4月6日18000株、4月13日20000株、4月19日32000株，坤昶公司对运往广元核桃种植基地的核桃苗数量无异议。 2017年3月30日，富明合作社与坤昶公司对2015年至2016年度核桃苗管理费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以下简称结算书），结算书载明：“一、2015年度管理费：（75.5-10%×75.5）=67.95万株×2.0元/株=135.95万元（扣除10%不合格）；二、2016年度管理费：（60.4-20%×60.4）=48.32万株×1.5元/株=72.48万元（扣除20%不合格）；三、管理费支付当事人协商如下：1.富明合作社2015年度经营成本为100万元，扣除坤昶公司（王剑飚石材厂支付）已支付20万元，其余80万元按坤昶公司董事长王剑飚承诺的时间分批支付给富明合作社；2.富明合作社2016年度的经营成本为40万元，按坤昶公司董事长王剑飚承诺的时间分批支付给富明合作社；3.坤昶公司董事长王剑飚承诺支付富明合作社120万元款项，具体支付为2017年4月运出苗前支付20万元，2017年5月支付30万元，2017年6月支付20万元，2017年10月前支付完剩余款项……；4.富明合作社经营期间的管理费利润部分为：（135.9+72.48）-（100+40）=68.38（万元），由坤昶公司（王剑飚）出苗外运前分批支付给富明合作社。若坤昶公司（王剑飚）在2017年度生产经营中遭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巨大损失就不支付该部分利润款项；……。”；坤昶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剑飚、原富明合作社负责人王廷富及现任负责人邓明强在该协议上签字，王剑飚本人对坤昶公司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手写注明负140万元款项责任）。签订结算书后，富明合作社不再参与安州区的核桃苗的管理工作；坤昶公司在2017年4月26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849980元，加上签订结算书前已经支付的20万元，坤昶公司实际已经向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1049980元，剩余管理费，坤昶公司至今未支付。 对于双方有争议事实，即坤昶公司是否同意将沸水三合村基地核桃苗运往农联村基地进行栽种，运往农联村基地核桃苗66292株是否包含9708株弱苗的问题。富明合作社证人王某证实，王某系坤昶公司员工，负责安州区核桃苗基地的管理协调工作，2016年5月将沸水三合村核桃苗运往农联村前，王某与王剑飚通过电话，并把病苗弱苗拍照发给王剑飚看，经过王剑飚同意才将核桃苗运往农联村进行移栽，由李远军负责安排群众清理地面弱苗；证人朱某、杨某、洪某、李某均证实由李远军安排朱某等人清理地面弱苗，清理后的弱苗九千多株由朱某运往农联村的事实，坤昶公司、王剑飚对以上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将核桃苗运往农联村时李远军不在现场，以及运往农联村的核桃苗66292株均是好苗。该院审查后认为，坤昶公司认可王某、李远军为其工作，王某证实是经过王剑飚同意后才将核桃苗移栽到农联村的，朱某等证人证实是李远军安排朱某、杨某等人清理沸水三合村地面弱苗，将弱苗也运往农联村进行移栽，李远军也认可该事实，同时结合富明合作社提交的2016年2月25日函告第五项“按王剑飚董事长布置的任务，沸水三合村的核桃苗全部移栽，现在安县秀水镇农联村新流转林地200亩，我社现已垫支投入约贰拾万元（200000.00）含2年林地流转费……”、2016年10月8日函告第五项“按王剑飚董事长布置的任务，沸水三合村的核桃苗全部移栽，现在安县秀水镇农联村新流转林地200亩，我社现已垫支投入约壹拾陆万元（160000.00）含2年林地流转费……”，该两份函告均进行了公证，坤昶公司也收到该两份函告，并对2016年2月25日函告进行了回复，故以上证据能证实坤昶公司明确知道将沸水三合村核桃苗运往农联基地进行移栽以及运往农联基地的核桃苗包含9708株弱苗的事实。 另查明：1.2017年3月28日，富明合作社与坤昶公司就富明合作社垫付的人工工资、运费、挖机费等费用进行了结算，共计18万多元，坤昶公司已全额支付该笔费用；2.2018年3月28日，富明合作社以合同纠纷向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坤昶公司、王剑飚，因富明合作社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裁定富明合作社按撤诉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坤昶公司是否应支付富明合作社2015至2016年度管理费利润683800元以及是否应付资金利息的问题；二、王剑飚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问题；三、富明合作社是否尽到核桃苗的管理义务，是否应赔偿坤昶公司损失的问题；四、坤昶公司与富明合作社就运往农联村进行移载的核桃苗66292株是否构成买卖关系的问题；五、富明合作社与坤昶公司结算的费用是否包含李远军的管理费10万元以及由王某签字报销的44162元的问题。 一、关于坤昶公司是否应支付富明合作社2015至2016年度管理费利润683800元以及是否应付资金利息的问题。根据2017年3月30日双方签订的结算书确定坤昶公司应支付富明合作社2015年至2016年度管理费2083800元，其中合作社经营成本140万元、管理费利润683800元，坤昶公司只有2017年遭遇不可抗力的影响，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可以不支付管理费利润683800。所谓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具有客观的偶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核桃苗是具有生命的植物体，可能因为核桃苗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管理不善等其他原因导致其死亡，双方在2017年结算时在现有核桃苗的数量上分别扣除10%、20%不合格的核桃苗，说明坤昶公司清楚核桃苗在生长过程中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合格率，坤昶公司也能预见核桃苗在生长过程中必然发生一定的死亡率；坤昶公司虽提交了死亡11万株核桃苗的清单，但死亡的11万株核桃苗统计时间是2018年4月4日至4月5日，核桃苗具体死亡的时间不明确，核桃苗在生长过程中死亡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故坤昶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在2017年度遭受了不可抗力的巨大损失，故坤昶公司应按结算书的约定支付富明合作社管理费利润683800元。根据结算书第3条的约定，坤昶公司应在2017年10月前支付完毕120万的款项，截止目前为止，尚有350020元未支付，双方虽未对逾期给付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富明合作社主张从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利息并无不妥，予以支持；对于管理费利润683800元，双方只是约定由坤昶公司出苗外运前分批支付给合作社，并未约定具体支付时间，故从富明合作社向本起诉之日起计算资金利息。 二、对于王剑飚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问题。王剑飚本人自愿对坤昶公司应支付富明合作社14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并在该结算书上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王剑飚与富明合作社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结算书涉及管理费总金额为2083800元，其中140万元为合作社经营成本，683800元为管理费利润，王剑飚仅对140万元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但双方并未明确140万债权的范围，从结算书的内容来看，坤昶公司应支付富明合作社2015至2016年度管理费成本140万元，并约定了支付时间，对于管理费利润部分683800存在可能不支付的情况，也未约定具体支付时间，综上，王剑飚主张该140万元款项是指应支付给富明合作社管理费成本的140万，即结算书第三项的费用，予以支持；王剑飚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但与富明合作社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富明合作社应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前要求王剑飚承担保证责任；富明合作社虽然在2018年3月28日向该院起诉，由于未依法预交诉讼费，该院裁定富明合作社按撤诉处理，同时该院未向坤昶公司、王剑飚送达相应的法律文书，故不能视为富明合作社在法律规定保证期间向王剑飚主张过权利，要求王剑飚承担保证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王剑飚免除保证责任。 三、对于富明合作社是否尽到核桃苗的管理义务，是否应赔偿坤昶公司损失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坤昶公司应举证证明富明合作社因管理核桃苗不善造成其损失的责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坤昶公司申请朱某、龙玉华等证人出庭作证以及由路发亮出具证明发到河南辉县种植基地的核桃苗有71000棵死苗、42000棵弱苗，朱某等证人均证实富明合作社对核桃苗进行了施肥、除草等种植技术服务，路发亮未出庭接受质询，故坤昶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能证实富明合作社未尽到合作协议约定的对核桃苗的管理义务，造成其损失的目的，故对坤昶公司要求富明合作社赔偿其100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关于坤昶公司与富明合作社就运往农联村进行移载的核桃苗66292株是否构成买卖关系的问题。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坤昶公司同意将沸水三合村核桃苗运往农联村进行移栽，富明合作社负责人邓明强、坤昶公司负责人王某、李远军、出苗人朱某在2016年5月对运往农联村核桃苗数量66292株进行了确认，现坤昶公司主张就该批核桃苗与富明合作社之间构成买卖关系，要求富明合作社按每株15元的价格共计支付坤昶公司9943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坤昶公司应对该批核桃苗与富民合作社之间达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举证，但坤昶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富明合作社与坤昶公司在2017年3月30日结算2015至2016年度管理费用，在核实核桃苗数量过程中，也未提及66292株核桃苗，也未就该批核桃苗进行单独结算或额外处理，故坤昶公司主张就该批核桃苗与富明合作社之间构成买卖关系的诉请不能成立，对其要求富明合作社支付核桃苗费994380元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 五、关于富明合作社与坤昶公司结算的费用是否包含李远军的管理费10万元以及由王某签字要求报销的44162元的问题。2017年3月30日，富明合作社与坤昶公司结算的当天，李远军在场，李远军一直为坤昶公司工作，坤昶公司对该事实无异议；在结算书中富明合作社与坤昶公司均未明确坤昶公司支付给富明合作社的管理费包含李远军的10万元，结合李远军一直为坤昶公司工作的事实，坤昶公司主张从应支付给富明合作社的管理费中扣除应支付给李远军的1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44162元，根据该费用明细，均是坤昶公司管理员产生的生活费、住宿费等费用，王某在该报销单签字，坤昶主张由富明合作社承担该笔费用，无双方书面约定，富明合作社亦不认可该笔费用应由其支付，故对坤昶公司要求从管理费中扣除该笔费用的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反诉原告）坤昶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成本350020元及资金利息（以35002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由被告（反诉原告）坤昶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利润683800元及资金利息（以6838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本诉原告富明合作社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坤昶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720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209元，由坤昶公司负担，本案反诉费减半收取为11375元，由坤昶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通过举证、质证，对本案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富明合作社提交了《乐兴镇黄桷村8组土地流转合同》、《乐兴镇黄桷村4组土地流转合同》、《乐兴镇黄桷村补充协议》、《三河村土地流转合同》及银行流水、村委会证明等证据，拟证明王剑彪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且王剑彪向富明合作社支付过款项。坤昶公司与王剑彪经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王剑彪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富明合作社所提交的证据真实，且能证明王剑彪向富明合作社付款的事实，故对富明合作社所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 坤昶公司提交了2016年3月21日《关于安县核桃苗支付管理费初步意见》以及坤昶公司王剑彪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富明合作社于2016年拉走的核桃苗66292株已用于冲抵了管理费，2017年3月30日的管理费只是一个初步的结算，不是最终的结算。富明合作社经质证后认为，所提交的证据是复印件，且不能达到双方抵扣核桃苗的证明目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是合作社法人的聊天记录，不涉及合作社，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王剑彪经质证后认为，坤昶公司所举证据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2016年3月21日《关于安县核桃苗支付管理费初步意见》系复印件，且仅能证实双方达成以核桃苗木抵扣管理费的合意，但不能达到富明合作社最终采取了以核桃苗木抵扣管理费的证明目的。微信聊天记录系复印件，且不能反映出富明合作社要重新计算管理的意思表示，不能达到证明2017年3月30日仅系初步结算的证明目的。故对《关于安县核桃苗支付管理费初步意见》、微信聊天记录不予采信。 另查明，2018年2月22日，王剑彪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富明合作社转款14999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富明合作社拉走的66292株核桃苗是否构成买卖关系；二、富明合作社是否应当支付第三人李远军管理费10万元、王某报销费44162元；三、坤昶公司是否应当向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利润及资金利息；四、王剑彪是否应当对管理费成本及利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对此，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富明合作社拉走的66292株核桃苗是否构成买卖关系的问题。首先，李远军系坤昶公司的员工，系受坤昶公司指派负责案涉合同的实施的具体工作。根据《安县秀水镇富明农产品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关于安县苗圃出核桃苗栽植数量说明》第四项“运往秀水镇农联村栽植总数量为66292株，其中弱苗为28248株，病苗16168株，清理地面捡漏弱病苗9708株。”，该说明上有坤昶公司工作人员李远军的签字，说明富明合作社将66292株苗木移至秀水农联村取得了坤昶公司的同意，并非系富明合作社擅自的抵债行为。其次，双方对于66292株苗属于管理费范畴已作了明确的约定。坤昶公司认为66292株苗木与富明合作社形成了买卖关系，则坤昶公司在2017年3月30日与富明合作社结算2016年管理费时应当扣除66292株苗木的管理费，但根据《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第一、二项的内容可知，2015年所管理的苗木总数量为75.5万株，期间运往广元的苗木数量为15.1万株，2016年所管理的苗木数量为60.4万株。据此说明在结算时，双方认可2016年度富明合作社管理的苗木数量中包含了66292株苗木，对这66292株苗木双方并未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故富明合作社拉走的66292株核桃苗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坤昶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富明合作社是否应当支付第三人李远军管理费10万元、王某报销费44162元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李远军系坤昶公司的员工。在一审的庭审中，证人王某虽证实李远军的管理费10万元由富明合作社支付，但坤昶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其向李远军支付了10万元管理费，且该管理费涉及案外第三人权益，是否应当支付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在本案中品迭的条件不成就，不应支付。关于刚报销费44162元的问题，《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的未提及由富明合作社支付，坤昶公司也无其他证实富明合作社应当承担王某的报销费44162元，故坤昶公司所称富明合作社应当支付第三人李远军的管理费10万元、王某的报销费44162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坤昶公司是否应当向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利润及资金利息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坤昶公司不应当向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利润的条件是2017年度生产经营中遭遇了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巨大损失就不支付该部分利润款项。但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坤昶公司虽提交了其2017年损失的证据，但并无证据证实该损失的产生系因不可抗力产生，故坤昶公司不能据此不向富明合作社支付管理费利润及资金利息。原判对此认定正确，予以维持。 关于王剑彪是否应当对管理费成本及利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安州区核桃苗管理费用结算书》，王剑彪在该结算书中签字同意对坤昶公司支付承担连带责任，负140万元款项责任。该连带担保未区分是对管理费还是对管理费利润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对坤昶公司的所有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故王剑彪应当对坤昶公司所欠富明合作社的包括管理费利润在内的所有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王剑彪的担保责任是否免除的问题。2018年2月22日，王剑彪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富明合作社转款两次共计149990元，足以说明王剑彪以其实际行为向富明合作社作出了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富明合作社向王剑彪主张过承担保证责任。则从2018年2月22日起，应当按照诉讼时效的规定确定富明合作社是否行使了权利。富明合作社起诉时为2018年5月10日，在其诉讼时效的范围内行使权利，王剑彪的保证责任并未免除，应当对坤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522元，由北京坤昶瑞德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王剑彪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华峰 审判员  张 兵 审判员  李 维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李林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