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6民初1552号原告：左开斌，男，197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海丽，重庆合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尧，重庆市江北区复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二期C幢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0656920958。法定代表人：张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永，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吴静，男，198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祥，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左开斌与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扬农业开发公司）、第三人吴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开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海丽、余尧，被告凯扬农业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永，第三人吴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祥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2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开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海丽、余尧，被告凯扬农业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永，第三人吴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祥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开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按照约定标准向原告发出剩余价值人民币542800元的货物；2.如被告不能履行诉讼请求1，则由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542800元的货款及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冻库费4752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原告转款之日起至被告返还全部货款之日止)，暂合计554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542800元、冻库费4752元，并以542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以及以4752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初，原告通过案外人胡亚涛(被告销售部经理)认识第三人吴静(被告销售部经理)。应对方邀请，原告赴被告处进行考察，后决定向被告购买花椒，并于2017年中旬开始交易。2018年，原告按照2017年的交易习惯继续向被告购买花椒。2018年6月、8月、9月，原告通过原告之妻吴世琼的账户分别向吴静转款331000元、312000元、340000元作为三批货物的货款，每批1000件。2018年11月6日，原告应被告要求，向吴静转款4752元作为后期货物的冻库费。截至2018年11月8日，被告发完第一批的1000件货物，11月27日发了第二批的300件货物(总价值为109200元)之后不再继续发货。经原告再三催促，被告仍拒不履行发货义务，也拒不退还原告的剩余货款542800元。原告认为，因原告预订的三批货物系用于2018年冬季销售，根据花椒的市场行情，冬季为花椒的销售旺季，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履行发货义务，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告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原、被告的买卖合同解除后，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退还原告的剩余货款及冻库费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被告凯扬农业开发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支付的款项是否为货款，被告不清楚，也没有收到本案诉求的货款。冻库费是第三人吴静收取的，被告没有退还款项的义务，更不存在支付利息。吴静2017年从被告离职，且于2018年5月28日从重庆凯扬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离职。被告从来没有向原告指定过账户，而不是像原告认为转入任何人的账户都是可以的。原告作为完全行为民事能力人，2017年到2018年两次交易间隔了一年，原告认为还是按照原来的习惯来，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发生交易的对象一直都是吴静，吴静向原告收取款项的行为是他们之间个人行为，与被告没有关系，吴静在被告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不构成表见代理。2017年的交易是根据吴静要求发货给原告；2018年按照吴静的指示将2018年331000元货物全部发给原告；2018年11月27日发货300件是吴静向被告订购的300件货物，原告和吴静结算的金额是109200元，被告和吴静结算的金额是108499.99元，是按吴静的指示发货给原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吴静述称，原告起诉的认识经过以及第三人在被告担任销售部经理是事实。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系被告。第三人确实收到了吴世琼转的款项，收到的款项，第三人均是职务行为，该款是原告与被告之间买卖花椒的款项。被告已经发送的货物、数量及金额属实，全部货款均是按被告当时的董事长许杨的指示支付给了被告。第三人从重庆凯扬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离职，仅是形式上的，是为了办理社保的需要。被告向第三人发放工资一直至2018年9月，真正离职是2018年10月。第三人在任职期间履行职务的法律后果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银行转款记录、吴世琼与被告员工周文利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2017年销售单、提货单、送货单、2017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被告2018年送货单、2018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周文利在2018年9月20日、2018年10月10日通过微信向原告之妻吴世琼的微信发的《通知》、结婚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收款回单、电子查询明细、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重庆凯扬农业科技院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网上查询打印单等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该部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下半年起，原告购买被告的鲜花椒，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7年6月30日、7月11日，原告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第三人吴静转账200000元、70000元。根据原告举示的2017年凯扬农业开发公司销售单、提货单、送货单、2017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显示：2017年7月18日、8月1日、8月24日、9月15日、10月26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发鲜花椒150件、200件、200件、200件、250件。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9月14日，原告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第三人吴静转账200000元、131000元、312000元、340000元，共计983000元。2018年11月6日，原告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向第三人吴静转账冻库费4752元。根据原告举示的2018年凯扬农业开发公司送货单、2018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显示：2018年9月8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1月8日、2018年11月27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发鲜花椒300件、300件、229件、300件。审理中，原告自认截至2018年11月8日，被告已向其发完2018年6月4日、6月9日预订的1000件货物，2018年11月27日发货的300件属于2018年8月16日预订的1000件货物中的一部分，价值109200元。2018年9月5日11:54，吴世琼向被告的员工周文利发微信：“我给你们吴总说了，帮我发300件X70包300克的”；周文利在13:41回复：“那我要下生产计划哈”。2018年9月6日11:18，周文利向吴世琼发微信：“亲们，最新价格保鲜花椒每件上涨10元哟，也就是350G的370元/件，300G的330元/件9月5日起执行请知悉，有合同的按合同价格执行，另打款只能走公司公账哟，不能打私人账户哈，比如胡容的账户，以后都不能打了”；吴世琼回复：“我前面订的2000件货款转在吴总账上的”，周文利又回复：“合同的除外”。2018年9月20日8:36，周文利向吴世琼发微信：“《通知》”，该《通知》载明：“通知尊敬的客户：你们好！为了保证您们的权益，经公司研究决定，从2018年9月5日起请将支付给我公司的货款只能转入到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或者是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微信”。2018年9月20日9:02，吴世琼回周文利微信：“美女今天你发通知。我14号把货款转到你们销售部吴静卡上了。行吗？”；周文利在9月21日16:16给吴世琼发微信：“恩，不冲突的哈。亲”。另查明：2018年6月11日、6月12日，第三人吴静分别向被告转账131000元、200000元；2018年8月31日，第三人吴静向被告转账500000元。2018年7月9日，第三人吴静与案外人陈璐作为股东成立了重庆凯扬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8月31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吴静（乙方）签订《销售合同》，主要约定：1.产品、数量：350g保鲜花椒2000件（60袋/件）、300g保鲜花椒1000件（60袋/件）。2.价格：350g保鲜花椒350元/件（彩袋）340元/件（裸袋），300g保鲜花椒310元/件（彩袋）300元/件（裸袋）。3.仓储及运输：乙方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将所定货物全部提完，超期甲方按每月80元/吨收取保管及冻库费；提货方式乙方自提。4.结算及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当天，乙方将保证金50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在乙方最后一次提货时该保证金转为货款；乙方在每次提货将付清当次提货的货款只能以银行汇款方式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内；每次提货前将当次货款全部付清方能提货。2018年11月28日8:41，周文利通过微信向吴静发送2018-11-28的《电子销售订单》，该电子销售订单载明“购货单位重庆凯扬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价格合计108499.99元，300件，交货日期2018-11-28”，周文利并向吴静发送微信：“吴总，请帮忙核对一下哟”，吴静在9:48回复：“同意出货”。还查明：2017年3月29日，被告独资成立了重庆凯扬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吴静担任重庆凯扬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监事。吴静在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以被告职工身份参加重庆市社会保险，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以重庆凯扬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职工身份参加重庆市社会保险。2018年1月29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29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25日、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24日，被告通过其财务人员胡蓉分别向吴静转账支付工资19522元、19522元、19521元、19521元、19453元、19453元、19495元、19306元。2018年9月29日，被告通过其财务人员李召香向吴静转账支付工资17946元，并备注”8月工资”。2018年5月，吴静曾签署《离职确认表》一份，载明：“本人因个人原因已经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本人对离职的相关事项确认如下：1、公司已经为本人办理了离职手续，劳动关系已经于2018年5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后，本人与公司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就此消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原告诉称2018年是按照2017年的交易习惯继续向被告购买花椒，并提交了银行转款记录、吴世琼与被告员工周文利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2017年销售单、提货单、送货单、2017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被告2018年送货单、2018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等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为：第一，第三人吴静在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以被告职工身份参加重庆市社会保险，说明第三人当时系被告的员工。2017年6月30日、7月11日，原告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第三人吴静转账200000元、70000元，后被告在2017年7月至10月期间多次向原告发货。虽被告辩称2017年的交易是根据吴静要求发货给原告，但被告未举示相关证据，且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向原告发货是基于收到原告另外向其支付的货款，说明被告是认可原告通过向其员工即第三人吴静转款的方式向其支付货款，否则其不会向原告发货。因此，原、被告在2017年存在原告通过向第三人吴静向被告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第二，从被告向第三人吴静发放工资来看，工资发放至2018年8月。即使第三人吴静在2018年5月签署《离职确认表》，从重庆凯扬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离职，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吴静的离职情况告知了原告，故原告仍可以善意地相信吴静仍有权代被告接收货款，并于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通过向第三人吴静转款的方式向被告支付货款。第三，从原告妻子吴世琼与被告员工周文利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周文利在2018年9月6日11:18向吴世琼发微信：“亲们，最新价格保鲜花椒每件上涨10元哟，也就是350G的370元/件，300G的330元/件9月5日起执行请知悉，有合同的按合同价格执行，另打款只能走公司公账哟，不能打私人账户哈，比如胡容的账户，以后都不能打了”，吴世琼回复：“我前面订的2000件货款转在吴总账上的”，周文利又回复：“合同的除外”。说明被告对原告已将向被告购买花椒的2000件货款转账给第三人吴静是知晓的并且未明确提出异议。第四，原告妻子吴世琼于2018年6月4日、6月9日分别向第三人吴静转账200000元、131000元，而第三人吴静于2018年6月11日、6月12日分别向被告转账131000元、200000元，从转账的时间、金额来看，也与第三人吴静陈述收款后交给被告相吻合。综前所述，本院认定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原、被告之间存在涉案货款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2018年9月14日、11月6日原告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第三人吴静转账的340000元、冻库费4752元。虽吴世琼在2018年9月20日9:02回周文利微信：“美女今天你发通知。我14号把货款转到你们销售部吴静卡上了。行吗？”，周文利在9月21日16:16给吴世琼发微信：“恩，不冲突的哈。亲”。但因被告的员工周文利在2018年9月6日就已通过微信向吴世琼明确告知“另打款只能走公司公账哟，不能打私人账户哈”，而原告仍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向第三人吴静转账，明显未尽到注意义务。且周文利在9月21日16:16给吴世琼发微信：“恩，不冲突的哈。亲”，这句话的内容不明确，同时现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周文利有权代表被告认可2018年9月5日后的货款可以转入私人账户。故该2笔款项不应认定为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及冻库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案涉货物为鲜花椒，且系原告2018年预订用于2018年冬季销售，具有一定的销售季节性。原告于2018年6月4日、6月9日预订的331000元货物，被告已全部向原告发货。原告于2018年8月16日预订的货物，至今被告仍有部分货物未发货，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的买卖合同，本院予以支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上所述，本院已认定2018年9月14日、11月6日原告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第三人吴静转账的340000元、4752元不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货款及冻库费。故被告应向原告退还的货款应为202800元（312000元-109200元）。原告请求被告退还货款超出202800元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且原告请求退还的货款自2018年8月16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确定被告以货款202800元为基数从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左开斌与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的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左开斌货款202800元；三、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左开斌资金占用损失（以货款202800元及为基数，从2019年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四、驳回原告左开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40元，由原告左开斌负担4998元，由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342元。原告已向本院预交4670元，限原告在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328元；限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434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刘小华人民陪审员  钱怀德人民陪审员  刘崇福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范凤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