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7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飞，男，198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盛红塑料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投资人：于飞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飞龙，男，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萍，广东东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晓飞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盛红塑料厂（以下简称盛红塑料厂）、于飞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晓飞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向刘晓飞支付货款本金44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1月29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支付完毕时止）；2.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第一，证人彭帮华的证人证言效力极低，不应被采纳。首先，证人彭帮华自2012年4月起居住证一直在盛红塑料厂的住所地；根据2018年12月30日所拍摄的视频，彭帮华承认由于尚欠于飞龙款项，因此于飞龙让彭帮华干啥就干啥，只要有人前来盛红塑料厂催收，均由彭帮华签名立据确认；2017年至2018年10月，彭帮华在盛红塑料厂工作，案涉交易发生前，彭帮华已在盛红塑料厂工作，且与于飞龙同住厂内。其次，于飞龙陈述彭帮华尚欠其个人款项15万元；最后，彭帮华在2006年底或2007年初，既有出售货物给刘晓飞，也有促成与他人进行交易。因此，证人彭帮华与刘晓飞及于飞龙、盛红塑料厂均存在利益冲突关系，其证人证言证明力应属极低。第二，于飞龙与刘晓飞微信聊天的记录与彭帮华的证言无法形成证据链。微信聊天记录及彭帮华的证言关于案涉50000元借款关系发生的时间、在场人员、资金来源均存在矛盾和差异，一审法院未作仔细核查即认定形成证据链，与事实不符。第三，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盲目采信彭帮华证言，导致基本事实核查不清。首先，关于借条的形成，彭帮华并未如实陈述，事实并非彭帮华声称的“2018年9月”和“53000是50000元借款加8月份利息3000元”。其次，关于“殴打彭帮华”“借条书写后彭帮华多次受到刘晓飞的威胁，彭帮华才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言，未经仔细核实，一审法院采信了彭帮华的证言，与事实不符，损害了刘晓飞的权益。第四，于飞龙与刘晓飞的微信聊天记录在翻译上存在问题。于飞龙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翻译存在很多与事实不符的地方。由于语音中涉及大量安徽方言，一审法院应当对双方提交的翻译版本进行仔细对比，并确认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版本，才可以采信为本案证据。第五，一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问题。一审法院在未确认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微信聊天记录翻译版本的前提下，采信其为本案证据继而作出本案判决是不妥的。且一审法院将证明“于飞龙与彭帮华恶意串通”作为刘晓飞的举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第六，一审法院认定于飞龙将50000元现金交付给彭帮华合情合理，但认为刘晓飞将53000元现金交付给彭帮华就不符合当前电子支付方式高效便捷的状况以及一般的交易习惯，这样认定有失偏颇。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第一，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已付清刘晓飞50000元货款。本案中，证人彭帮华的证言与2018年5月10日于飞龙和刘晓飞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足以证实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已经按照刘晓飞的指示，将应付刘晓飞的50000元货款作为刘晓飞出借给彭帮华借款的方式支付完毕。且刘晓飞于2018年10月21日、10月22日、11月14日与于飞龙聊天记录陈述的其向彭帮华追款及刘晓飞于2018年10月25日起诉彭帮华归还借款的事实均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更进一步印证了案涉50000元货款在于飞龙付清后已转为刘晓飞出借给彭帮华的借款的事实。刘晓飞在彭帮华写借条后从未向于飞龙追收过50000元货款，虽然借条是彭帮华后来补写的，但从借款时间、本金、利息的金额等均能证明彭帮华证言的真实性。而刘晓飞并无证据证实其与彭帮华之间还有第二笔借款存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二，刘晓飞提供的2018年12月30日视频属非法证据，不能予以采信。彭帮华于2018年12月30日在受到刘晓飞殴打和威胁的情形下，按刘晓飞诱导作出了不真实的陈述，该证据不具备合法性。而且彭帮华当庭否认了该证据，同时该视频内容与2018年5月10日、10月21日、10月22日、11月14日刘晓飞与于飞龙的聊天内容完全向左，不具备证明力。至于彭帮华在其舅子经营盛红塑料厂期间居住在厂内宿舍，并无不妥。彭帮华在于飞龙2017年接手盛红塑料厂后基于其雇员身份继续居住于此也符合情理。刘晓飞关于于飞龙与彭帮华系合伙关系，都由彭帮华对外承担债务的陈述系其个人主管臆想，既不合情理也无证据证实。刘晓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向刘晓飞支付货款5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9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盛红塑料厂是于飞龙作为投资人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8年4月1日刘晓飞向盛红塑料厂供应了价款共69088元的废旧塑料（PS胶头），2018年4月17日于飞龙通过银行转账将19088元支付至刘晓飞的账户。2019年1月4日刘晓飞以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尚欠其货款50000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盛红塑料厂、于飞龙申请彭帮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彭帮华办理的居住证反映其自2012年4月起在顺德区的居住地址为盛红塑料厂的住所地。2018年5月10日晚19时51分，于飞龙通过微信向刘晓飞发送语音信息，主要内容是于飞龙询问刘晓飞就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50000元货款，刘晓飞现在是否同意将该笔款项出借给彭帮华，原因是彭帮华向于飞龙提出已征得刘晓飞同意向刘晓飞借取该笔款，并将按每月3000元计付利息；随即，刘晓飞通过微信向刘晓飞回复了语音信息，主要内容是彭帮华于前一日已致电刘晓飞，要求刘晓飞将盛红塑料厂应付的50000元货款出借给其使用一个月，并承诺支付3000元利息，且彭帮华对刘晓飞说已和于飞龙谈好相关事宜，另刘晓飞在微信留言中提及“你们这个货不是经过你们，我不好意思向你们要这个钱，我经过他，我得向他要这个钱，他说他要打欠条，我也没要……一个月就一个月吧，你看你们安排吧”；接着，于飞龙通过微信向刘晓飞回复了语音信息，内容为“好的，好的，只要你们两个说好就可以了”；2018年10月21日17时30分于飞龙通过微信向刘晓飞发送语音信息，主要内容是刘晓飞让于飞龙帮忙提醒彭帮华催促其还款；2018年10月22日21时28分刘晓飞通过微信向于飞龙发送语音信息，主要内容是刘晓飞告知于飞龙已到法院起诉彭帮华；2018年10月22日21时28分刘晓飞通过微信向于飞龙发送语音信息，主要内容是询问彭帮华是否已跑路。诉讼中，刘晓飞提供了一段于2018年12月30日拍摄的视频，视频中刘晓飞询问彭帮华是否由于其尚欠于飞龙的款项，所以于飞龙让彭帮华干啥就干啥，只要有人前来盛红塑料厂里催收欠款，均由彭帮华签名立据确认，证人彭帮华回答说是，并说是于飞龙出的主意。诉讼中，刘晓飞陈述其从事塑料原材料贸易，从他人处购买原材料后再予转卖赚取差价，由于购货时不少供应商要求以现金形式即时清结货款，所以刘晓飞家中常存放八至十万元现金；2018年6月11日彭帮华向刘晓飞提出借款时，由于彭帮华当时在桂城急需资金用于偿还信用卡透支款及其他拖欠小额贷款公司的借款，便发了定位给刘晓飞，要求刘晓飞以现金形式前来桂城交付借款，该部分出借给彭帮华的款项系刘晓飞存放在家里的现金，借款当日彭帮华向刘晓飞出具了《借条》;彭帮华出庭作证时出示的两条微信转账记录所涉款项,刘晓飞已收取,但该两笔款项并非证人彭帮华向刘晓飞支付的利息，理由是彭帮华向刘晓飞出具的《借条》并未约定利息，该部分款项实属彭帮华作为盛红塑料厂的员工代该厂向刘晓飞支付的货款；2018年5月10日晚刘晓飞通过微信与于飞龙聊天时向后者提及的将向彭帮华主张权利的交易，既与案涉交易无关，也与刘晓飞另案起诉彭帮华的民间借贷无关，相关欠款彭帮华已于同年6月11日前向刘晓飞支付完毕。诉讼中，于飞龙陈述彭帮华尚欠其个人借款150000元，但彭帮华既未拖欠盛红塑料厂的款项，也未挪用过盛红塑料厂的资金；案涉交易发生后，就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剩余的50000元货款，2018年5月10日晚于飞龙通过微信经刘晓飞确认同意将该笔款项交付给彭帮华，作为刘晓飞出借给彭帮华的借款后，于飞龙以现金形式将50000元交付给彭帮华，此前彭帮华也已致电刘晓飞并获得其同意出借款项，彭帮华致电刘晓飞时于飞龙夫妇也在场，交给彭帮华的50000元属于飞龙妻子负责保管的盛红塑料厂日常经营的备用金；刘晓飞举证的2018年12月30日拍摄的视频，彭帮华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陈述，并非彭帮华真实意思表示。诉讼中，盛红塑料厂、于飞龙申请的证人彭帮华两次庭审时均出庭，其证言主要证明彭帮华约在2006年底或2007年初因业务往来与刘晓飞相识，其后既有出售货物给刘晓飞，也有促成刘晓飞与他人进行交易；2017年至2018年10月期间彭帮华在盛红塑料厂处工作，负责开叉车；刘晓飞与盛红塑料厂之间的案涉交易由彭帮华居间促成，但该居间服务并非彭帮华在盛红塑料厂的工作内容，纯属兼职工作，故彭帮华从于飞龙处收取了数百元的服务费；就案涉交易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50000元货款，彭帮华是以老家建房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刘晓飞提出借款，并要求由于飞龙直接将款项支付给彭帮华，作为刘晓飞交付给彭帮华的出借款项，刘晓飞对此也表示同意；借款后，彭帮华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同年7月30日通过微信各向刘晓飞支付了3000元作为该笔借款前述两个月的当月利息，其后彭帮华于2018年9月向刘晓飞出具了由其亲自书写、内容为“彭帮华于2018年6月11号跟刘晓飞借到现金伍万叁仟元（￥53000元）定于2018年最晚7月12号一次性还清。如不还钱，一切后果自负。借款人彭帮华，2018年6月11号”的《借条》，当时彭帮华在禅城应刘晓飞的要求向后者发送了位置信息，刘晓飞随即开车过来找到彭帮华，彭帮华在刘晓飞车上立写了《借条》，由于彭帮华当时尚未支付2018年8月的当月利息，所以书写借款金额时加上了该部分利息，将借款本金确定为53000元，刘晓飞向彭帮华口头承诺其后不再计收利息；出具《借条》后由于经常受到刘晓飞的威胁，彭帮华遂删除了刘晓飞的微信；案涉交易发生前，彭帮华已在盛红塑料厂工作，当时该厂的投资人孙某是其小舅子，彭帮华与家人居住在盛红塑料厂内一幢楼房的二楼宿舍，于飞龙是在2017年元旦前接手盛红塑料厂的经营，与其妻子也居住在同一幢楼房的一楼宿舍；刘晓飞同意将盛红塑料厂应付其的50000元货款出借给证人时，证人曾向于飞龙提出以转账方式交付50000元借款，于飞龙则提出当日收取了客户以现金形式支付的货款，不希望在家中存放过多现金，要求以现金方式交付款项，证人亦予同意；其后，刘晓飞于2018年12月底前来盛红塑料厂，关掉监控后殴打了彭帮华，当时彭帮华的妻子、儿媳、不足周岁的孙子及于飞龙的妻子均在场，彭帮华想报警，其妻子说还欠着刘晓飞的钱就算了，所以彭帮华最终没有报警处理；2018年下半年，彭帮华在老家的父母收到了法院寄送的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所涉纠纷是刘晓飞向彭帮华另案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相关法律文书转交彭帮华后该案并未开庭审理，法院工作人员致电彭帮华说刘晓飞撤回了该案的起诉，后来刘晓飞曾致电彭帮华说由于其暂无清偿能力故先撤回该案的起诉，转而向作为老板的于飞龙追款；第一次庭审出庭作证时，对于刘晓飞出示的过磅单上有其签名的原因，是由于彭帮华于2018年9月向刘晓飞出具《借条》后对刘晓飞说约需两年时间才能偿还该笔借款，刘晓飞遂要求彭帮华在过磅单上签名，彭帮华便同意了，并不存在其他原因；彭帮华现因赌博输了大笔款项，经济困难，暂无力清偿所欠刘晓飞的借款。另查，2018年10月22日刘晓飞以彭帮华尚欠其借款47000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0606民初20271号，在刘晓飞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中记载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彭帮华立即支付借款47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0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暂计至还清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彭帮华承担”，另《民事诉状》记载的事实与理由为“2018年6月11日彭帮华因欠缺资金，向刘晓飞借款53000元，并于2018年6月11立借条承认欠款。借款后，彭帮华已归还6000元，余下47000元至今未还，经刘晓飞多次追收无果。为保护刘晓飞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其后，刘晓飞撤回了该案的起诉。再查，第二次庭审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收到刘晓飞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的《辩论意见》，在该份书面辩论意见中，刘晓飞提出放弃部分诉讼请求；2019年4月17日经一审法院向刘晓飞调查，刘晓飞明确为了尽快解决本案的纠纷，放弃部分诉请，并明确其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判令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向刘晓飞支付货款44000元；2.请求判令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以44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支付完毕之日止）；3.请求判令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刘晓飞与盛红塑料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合同义务。故就本案争议的刘晓飞是否已同意于飞龙将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50000元货款交付给彭帮华，作为刘晓飞向彭帮华交付出借款项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首先，盛红塑料厂提供的2018年5月10日刘晓飞与于飞龙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于飞龙就案涉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50000元货款已明确询问刘晓飞是否同意由其支付给彭帮华，作为刘晓飞交付给彭帮华的出借款项时，刘晓飞作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而彭帮华两次出庭作证时均坚持同样的观点；其次，在刘晓飞作出同意于飞龙将前述款项交付给彭帮华的意思表示后，彭帮华就该笔借取的款项向刘晓飞出具了《借条》，虽然《借条》上记载的金额并非50000元而是53000元，但对于金额上的差异，彭帮华已作出了合理解释，且彭帮华分两次各向刘晓飞微信转账3000元的事实以及2018年5月10日刘晓飞与于飞龙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以及刘晓飞直至2018年10月才另案起诉彭帮华的事实，也印证了彭帮华与刘晓飞原约定按每月3000元计付借款利息、彭帮华最初并未立写欠据、其后再补写的事实；再次，刘晓飞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另案向彭帮华提起了民间借贷的诉讼，以其行为表明在于飞龙将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货款交付给证人彭帮华后，刘晓飞已清楚其与盛红塑料厂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清结完毕，尚欠刘晓飞债务的是彭帮华，而2018年5月10日之后，刘晓飞与于飞龙微信聊天时并未曾向后者催收欠款也印证了该事实；此外，刘晓飞虽主张另案起诉彭帮华的借款，与案涉货款无关，并非于飞龙将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货款交付给彭帮华后，彭帮华据此所欠刘晓飞的借款，借款发生的时间即《借条》落款的时间，但由于彭帮华对此予以否认，而刘晓飞对于借款经过的陈述，即彭帮华当时在桂城急需刘晓飞驱车前往以现金形式交付借款用于清偿债务的主张，在当前电子支付方式高效便捷的状况下，也有违一般的交易习惯，另对于彭帮华分两次通过微信所付款项的性质，刘晓飞在另案起诉时的主张与本案诉讼中的主张并不一致，刘晓飞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举证证明刘晓飞与盛红塑料厂业务往来过程中存在彭帮华代盛红塑料厂向刘晓飞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以及未能举证证明该部分款项属彭帮华代盛红塑料厂支付的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虽然刘晓飞提出2018年5月10日其与于飞龙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由刘晓飞径向彭帮华主张权利的债务，并非于飞龙将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货款交付给彭帮华后，彭帮华据此所欠刘晓飞的借款，也非刘晓飞另案起诉彭帮华民间借贷纠纷所涉的借款，且相关欠款彭帮华已于2018年6月11日前清偿完毕的主张，由于彭帮华予以否认，刘晓飞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相关债务的存在与清偿，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即使刘晓飞举证的2018年10月30日拍摄的视频反映，彭帮华曾向其承认是根据于飞龙的指示作出相关的陈述及债务确认，但于飞龙对彭帮华该部分主张不予确认，认为并非彭帮华真实的意思表示，且除彭帮华的该项陈述外，刘晓飞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彭帮华与于飞龙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导致刘晓飞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综上，就刘晓飞同意于飞龙将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50000元货款交付给彭帮华，作为刘晓飞向彭帮华交付出借款项，于飞龙已向彭帮华履行交付义务的待证事实，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提供的证据已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明该事实的证据链，并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一审法院对盛红塑料厂、于飞龙的上述抗辩主张予以采信；据此，盛红塑料厂已向刘晓飞履行了全部支付义务，刘晓飞主张盛红塑料厂尚欠货款，以及于飞龙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晓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1.25元（刘晓飞已预交），由刘晓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刘晓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彭帮华与刘晓飞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彭帮华于2018年10月29日向刘晓飞提出还款方案，威胁其撤诉；证据2，刘晓飞与彭帮华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刘晓飞已于2018年7月14日将借条图片发送至彭帮华微信，与彭帮华一审中关于借条是9月形成的解释存在矛盾；证据3，刘晓飞于2018年8月7日发送借条图片至彭帮华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刘晓飞于2018年8月7日再次发送借条图片给彭帮华，与彭帮华关于借条是9月形成的解释存在矛盾；证据4，彭帮华的抖音和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彭帮华继续在盛红塑料厂工作，与其一审中陈述的已与盛红塑料厂没有关系相互矛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对证据1与证据4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2与证据3的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证据1与证据4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与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关联性结合案情于下文分析。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刘晓飞分别于2018年7月14日及2018年8月7日通过微信向彭帮华发送案涉借条的图片。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应否向刘晓飞支付案涉款项。刘晓飞以彭帮华证言效力低、案涉款项系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欠其货款为由提起上诉。对于彭帮华证言是否具有证明效力的问题。彭帮华在一审中确认案涉款项为其欠刘晓飞的借款，并详述了其就该借款于2018年9月向刘晓飞出具了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的借条。但根据刘晓飞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公证书所证明的微信记录，刘晓飞曾在2018年7月14日将该借条照片发送给彭帮华；彭帮华在一审期间所作其于2018年9月出具欠条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彭帮华的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充分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信。综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案的关键在于：一、刘晓飞是否已同意于飞龙将盛红塑料厂应付刘晓飞的货款50000元交给彭帮华，作为刘晓飞出借给彭帮华的借款。二、于飞龙是否已实际交付该笔款项给彭帮华。对此，分析如下：首先，盛红塑料厂提供了刘晓飞和于飞龙2018年5月10日的微信聊天语音，证明刘晓飞已同意将款借予彭帮华。对该微信聊天语音，刘晓飞和于飞龙在各自听译的书面翻录版本中，虽然对刘晓飞所述究竟是“你们给三千利息....我情愿借你们20万....”还是“他（彭帮华）给三千利息...，我宁愿借他20万”存在分歧，但是联系双方翻录一致的部分，于飞龙向刘晓飞问询是否同意由其支付给彭帮华作为刘晓飞出借给彭帮华的款项，刘晓飞表示同意且提到“彭帮华说要打欠条”，双方意思表示明确。其次，盛红塑料厂、于飞龙提供了彭帮华向刘晓飞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的借条，以证明其已将案涉款项交付彭帮华。刘晓飞则主张该欠条为其向彭帮华出借的另一笔借款，但，其一，刘晓飞对该主张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二，根据刘晓飞二审提交证据，该借条出具及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彭帮华在借条中将本金和当月发生利息合共写作53000元，具有合理性；其三，彭帮华事后就案涉借款向刘晓飞出具欠条，与2018年5月10日刘晓飞关于“彭帮华说要打欠条”的陈述也相印证。综合证据情况，该借条所载内容与本案案情相吻合，可以认定为本案案款所产生的欠条。再次，彭帮华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7月30日向刘晓飞各支付3000元，与2018年5月10日刘晓飞、于飞龙微信聊天记录中案涉借款每月利息数额一致。该证据与案涉微信聊天记录、借条一起，构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的借款人系彭帮华而非盛红塑料厂、于飞龙，彭帮华已收取案涉款项并向刘晓飞支付利息的事实。综上所述，刘晓飞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刘晓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肖启明审 判 员 黄延丽审 判 员 李秀红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 婵书 记 员 廖芷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