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2022民初1602号 原告：胡国养，男，195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原告：胡益，男，198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宗宪,四川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贵运，男，195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被告：鲁艳玲，女，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乐至县石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胡国养、胡益与被告张贵运、鲁艳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胡国养、胡益申请对被告张贵运所有的号牌号码为川Ｍ×××××的陆地巡洋舰牌小型汽车（车辆型号：ＪＴＭＨＵ01Ｊ,发动机号：1ＧＲＢ315320）进行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裁定，准予查封上述车辆，查封期限二年。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告胡国养、胡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财产764166元，并赔偿原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标准从付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张贵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张贵运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折价为人民币900000元，且持公司股份33.3%，原告二人各出资300000元，且各均持有公司股份33.3%。合同签订后，被告张贵运并未实际履行转让股权的合同约定义务，且经调查，在合同签订之时，标的公司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处于注销状态，故《合作协议书》因标的公司不存在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因此，原告主张确认《合作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共计764166元，即原告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的出资额600000元，以及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张贵运的妻子被告鲁艳玲的款项164166元，并赔偿原告因此受到的损失，即被告占用原告资金所产生的利息，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张贵运、鲁艳玲辩称，原告提出的被告诉讼主体错误，原告二人与被告张贵运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属实，但被告张贵运仅仅是作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因此按照原告诉讼目的和合作事实，被告张贵运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和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鲁艳玲在本案所牵涉的合作协议中，既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不是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仅仅只是作为合作社的职工（出纳），其参与的工作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被告鲁艳玲也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和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合作经营的时间有一年多，合作社至今一直在正常运行，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形，相反原告随意退出合作的行为已经形成了合同违约的事实，被告及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保留追究原告违约的诉讼权利。被告认为本案法律关系明确，《合作协议书》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的合作是平等自愿的，三方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协议由三方经过充分协商，协议的文本由原告起草，对合作项目的运作进行过详细评估，协议书的签订不存在任何欺骗行为，签订协议后，二原告及其亲属均参与到合作项目的经营管理中，合作社的考勤表也能证实二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的协议义务，其中原告胡益是合作社经营的主要管理负责人，对合作项目的盈亏情况最为了解，合作项目运作公开透明，原告根本不存在任何被欺骗的事实。《合作协议书》的法律本质是合作经营，合作各方应当就合作项目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原告提出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因合作经营而投资的资金和经营费用，明显违背了当初合作经营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初衷，故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0日，被告张贵运作为甲方，原告胡国养作为乙方，原告胡益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经三方友好协商，本着公平、平等、互利的原则，就甲方的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产业达成了如下合作方案：甲方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折价成90万元，甲方占股比例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公司股权的33.3%（占总股数的三分之一），乙方以现金出资方式收购甲方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股权，出资金额30万元，占股比例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公司股权的33.3%（占总股数的三分之一），丙方以现金出资方式收购甲方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股权，出资金额30万元，占股比例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公司股权的33.3%（占总股数的三分之一）。三方约定：1.甲方任董事长，争取项目、处理政策补贴和协调雇佣本村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等相关事宜。2.标的公司如有债务纠纷和财务关联交易，甲方应事先通知乙方、丙方。3.乙方、丙方掌管财务，管理公司银行账户，规划公司业务发展，管理公司日常运营等相关事宜。4.公司农业项目的政策补贴按公司股权占有比例进行分配（如补贴项目需提前出资垫付，按协商后补贴项目的具体出资比例进行补贴分配）。5.公司的权益、资产及税后利润按各方占公司股权比例进行分配。6.投资各方的责任以其持有股份比例为限。”该协议书由原告胡益起草，并由原告胡益在协议书尾部手写注明：“补充：1.甲乙丙三方合作于2018年元月份开始。2.土地租金一年一付。3.本协议一经签订，投资各方不得中途撤股、撤资，但允许投资各方之间与其他投资股东实行购买、转让、合并。”2018年3月21日，原告胡国养和胡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张贵运支付30万元，合计60万元。同年4月24日，胡益当日向鲁艳玲共支付1元、8999元、3783元和1383元，共计14166元。同年5月3日，胡国养再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鲁艳玲支付15万元。原告胡益陈述该后续15万元和14166元系支付给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借款，是为追索上述受张贵运欺骗的60万元所垫支给张贵运的。现二原告主张该合作协议无效，并一致要求共同追索被告的该笔不当得利，主要理由为合作协议书内容没有经被告张贵运的股东决议，同时被告张贵运也隐瞒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和股东组成情况，协议签订后，原告自述其实际从2018年5月——10月期间在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里跑腿，10月后二被告便让二原告离开，同时二被告未通过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二原告取得的股东权利进行变更登记，上述764166元系受张贵运欺骗所致，认为该款项系张贵运、鲁艳玲的不当得利，应当由二被告予以返还，故诉至人民法院。 另查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6月23日，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注册资本18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贵运，成员总数124人，登记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2014年5月29日，该社成立之时的成员出资清单载明，被告张贵运用货币出资20万元，被告鲁艳玲用货币出资10万元。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为桑树的种植，蚕的饲养，蚕桑附属产业的开发利用，为成员购买生产资料，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和信息服务。出资成员包括张贵运、鲁艳玲等人，被告鲁艳玲系该社的财务人员。企业状态为已成立，注销原因无，吊销信息无。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章程第九条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从事蚕桑生产经营，能够利用并接受本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本章程，履行本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申请成为本社成员。……”第十条规定：“凡符合前条规定，向本社理事会提交书面入社申请，经成员大会审核并讨论通过者，即成为本社成员。”第二十三条规定：“本社设理事长一名，为本社的法定代表人。理事长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五）代表本社签订合同等。……”乐至县蚕桑局于2019年7月12日出具说明，证实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现有固定资产总值达500万元以上，2018年初，浙江人士胡国养、胡益来乐至县寻求农村产业合作，经该局招商引资引荐，胡国养、胡益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贵运于3月20日自愿签订《合作协议书》，自此开始实际履行合同权利和义务。2018年5月14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龙溪水泥制品混凝土发货单，载明该公司向张贵运的蟠龙蚕桑基地发货Ｃ25等级的混凝土用于该基地公路浇筑，收货人均有胡益签名。2018年5月、6月的销货清单，载明购货单位为蟠龙3大10张国运，购买明细上有具体购买商品名称、数量、单价及金额，并有胡益的签名。2018年3月——10月期间，二原告实际参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有关管理和经营工作。 乐至县蟠龙镇贵运家庭农场成立于2014年9月24日，注册资本0.001万元，企业类型属个体工商户，法定代表人张贵运，经营状态为存续，注册地址乐至县，经营范围为种植稻谷、玉米，养蚕、桑园林下种养殖，销售桑苗。 二原告未举证证明签订《合作协议书》当时被告张贵运对合作社的出资情况以及被告张贵运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行为，二原告也未陈述和提交过入社申请。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合作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证、天眼查信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设立大会纪要、全体成员签名、章程、成员出资清单、成立登记花名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乐至县蟠龙镇贵运家庭农场天眼查信息，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名单，乐至县蚕桑局说明，考勤表，销货清单，龙溪水泥制品混凝土发货单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不当得利需符合以下三大特征：一、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二、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三、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诉请二被告返还并认为涉案764166元系不当得利，主要依据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主张该合作协议无效，主要理由为合作协议书内容没有经被告张贵运的股东决议，同时被告张贵运也隐瞒了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和股东组成情况，协议签订后，同时被告未通过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原告取得的股东权利进行变更登记，在合同签订之时，标的公司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处于注销状态，《合作协议书》因标的公司不存在而无效，上述764166元系受张贵运欺骗所致，认为该款项系张贵运、鲁艳玲的不当得利，应当由二被告予以返还。 本院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以农民为主体，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成员享有自由入社和退社的权利，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扩大生产经营和服务的规模，可以依法成立或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也可以依法向公司等企业投资，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帮助和服务。同时，合作社章程规定被告张贵运作为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有权代表该社签订合同，成为该社成员需向理事会提交书面入社申请并经成员大会审核讨论通过，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从成立之初至今仍存续并未注销，并从成立之初的注册资本180万元发展到如今现有固定资产总值达500万元以上，被告张贵运在该社当时的出资20万元不排除有已增值的可能。二原告与被告张贵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三方参与对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产业的合作事宜，实际内容是二原告以货币收购的形式收购被告张贵运在该社中的部分出资，系二原告与被告张贵运个人的合作事宜，而非二原告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直接签订合同或者二原告申请加入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由于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允许成员自由入社和退社，成员的出资以及出资比例在整个合作社存续期间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二原告未举证证明签订该协议书当时被告张贵运对合作社的出资情况以及被告张贵运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行为，故无法否定该协议书中载明的被告张贵运的出资情况，从而能够推定该协议书系二原告与被告张贵运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均系成年人，且该协议书由原告胡益起草，应当清楚并知晓签订该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并且该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协议书有效，对三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合同。诉讼中，二原告至始至终未陈述和提交过入社申请，从二原告与被告张贵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内容来看，其中约定投资各方不得中途撤股撤资，表明二原告并非表示要入社，自然不存在该合作社要履行成员入社的相关手续，但根据二原告已按协议实际履行义务并享有相关权利以及后续陆续向被告鲁艳玲（当时系该社的财务人员）打款164166元的行为等综合情况来看，不排除二原告有向被告张贵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投资该164166元的可能，该投资打款的行为属于国家鼓励和支持的行为，且二原告有实际参与该合作社经营和管理的事实，故二原告的诉请要求返还该6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二原告自述后续转账给张贵运和鲁艳玲的15万元和14166元系支付给乐至县聚福蚕桑专业合作社的借款，是为追索上述60万元受张贵运欺骗所垫支给张贵运的，结合原、被告的陈述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二原告陈述的后续转账目的与常理不符，二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足够证据证实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因《合作协议书》无效从而形成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关系，故二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财产包括前述60万在内的合计764166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标准从付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二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益、胡国养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442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交纳5721元，保全费4341元，均由原告胡益、胡国养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官远胜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邹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