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黑0208民初1411号原告：郝宏波,男，197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甘南县，委托代理人：郝忠辉，黑龙江郝忠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卧牛吐镇西卧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8308585201C。法定代表人：王海奎，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陈金玲，黑龙江法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志勇，黑龙江民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郝宏波与被告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奇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5月18日诉至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7日裁定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4月8日、4月9日、2018年12月7日、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郝宏波及委托代理人郝忠辉、被告法定代理人王海奎及委托代理人陈金玲、杨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宏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伟奇公司偿还原告借给被告用于收购玉米的周转资金及押金共计1750000.00元，并按年利率6.53%（按年利率4.35%上浮百分之五十）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关于逾期付款损失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按年利率６％支付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的利息3850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春季，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与被告签订协议，用被告的仓库存储干玉米并支付仓储费。因仓储库库容未满，为赚取仓储费，被告以其法定代表人李中元名义在甘南象屿农产有限公司收购玉米卖给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将所购玉米存至被告粮库。2015年3月初，因被告资金不足，时任被告股东之一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奇主动联系原告，向原告借款用于被告收玉米周转资金，被告承诺其所收购玉米由原告组织车辆运至被告所在地仓库，原告每运一吨玉米支付运费30.00元，原告从运费中争取利润。双方合作期间原告为被告共运送玉米5000吨，运费已付清。但被告所借原告的购粮款及押金未偿还，经2015年12月双方结算，被告尚欠原告借给被告用于收购玉米的周转资金及押金共计1750000.0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款账单，但一直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伟奇公司辩称，一、原告无证据证明存在借款给被告用于收购玉米及被告收取押金的事实。《民事诉讼状》表述的内容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二、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借款及押金的事实，也与伟奇公司无关，系李中元和计奇个人行为，而非伟奇公司行为。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出具的《证明》明确表明该购粮行为是李中元个人行为，并非伟奇公司行为；并且该《证明》只能证明郝宏波作为收粮人曾经向屿昌公司支付过粮款，这本符合交易习惯，并不能以此证明原告的付款行为系代伟奇公司付款。原告在《民事诉讼状》第1页下数第三行载明“被告以其法定代表人李中元名义在甘南象屿（与出具证明的公司名称不符）农业物产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玉米”，该表述明确表明是李中元个人行为，且当前无任何证据证明李中元与甘南屿昌公司签订过购粮合同。另外，该《民事起诉状》第2页上数第三行载明“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奇主动联系原告，向原告借款用于被告收玉米周转资金”，该表述亦表明，即使存在借款事实，亦属于计奇个人行为，否则证明是什么？原告无法提供。是否有以伟奇公司签章的借款合同或借条等相关证据？这一切均需原告举证证明。三、计奇无权代表伟奇公司向原告出具相关文件。伟奇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二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是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而非经理（计奇时任该公司经理）职权。故计奇向原告出具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本代表不了公司行为。且计奇向原告出具文件，语义不明。既没有“对账单”的标题，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的表述，更没有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用这样一份类似于“对账单”的文书来主张债权，于法无据。四、再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三点原告均能提供有力证据加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中关于1750000.00元的计算标准和依据仍不明确，与被告及有关证人提供的材料有较大的出入。计奇出具类似“对账单”的文件真实性存疑：2015年11月1日，计奇与王海奎签订《转让合同书》，约定“计奇签订完此转让合同，无权过问此仓储一切事宜。所有债权、债务由计奇承担”。但2015年12月31日，计奇确向原告出具类似“对账单”的文件，并加盖伟奇公司财务专用章，显然不合常理。并且，计奇在出具文件时没有原始票据，计算标准也不明确，原告也无法提供该原始票据，故计奇出具的该文件来源不明。另外，即使存在债务，也应由计奇个人承担，与伟奇公司无关。还有，原告在《民事起诉状》第2页第5行和第7行分别表述“原告每运一吨玉米由被告支付运费30元”和“运费已付清”，但计奇向其出具文件显示，运费每吨20元，并未付清。鉴于该两种表述出入较大，故其真实性存疑。五、还退一步讲，即使原告诉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也不必然表明被告如其所诉欠其借款及押金。事实上，中储粮齐齐哈尔直属库已经将原告及杨某共同送往直属库的粮款付给了本案案外人杨某，原告应向杨某主张该笔款项，而无权向被告主张。综上所诉，原告所称其借给被告用于收购玉米的周转资金及押金共计1750000.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等相关规定，鉴于原告举证不能，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郝宏波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证人边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被告因收粮缺少资金，原告郝宏波于2015年3月29日将在银行支取现金600000.00元及本人携带准备的购车款现金150000.00元送到被告公司交给计奇。原告借给被告750000.00元，被告用于支付购粮款人民币744340.000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并不确定这笔钱的使用用途，证人说当天没有预约在一个银行一次性取款600000.00元，该款原告并没提供银行流水；证人称这笔钱是他交给郝洪波，本人并没进屋，但他说亲眼看见郝洪波交给了计奇，两者相互矛盾。即使证人亲眼目睹这笔钱交给了计奇，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笔钱收入了公司账户，应属计奇个人行为。证人所说用黑色垃圾袋装现金750000.00元，不符合生活常识。2、原告郝宏波《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张。证明2015年3月29日原告为向被告提供借款在其银行卡内支取现金600000.00元，同时该银行卡内的大量资金往来能够证明原告具备向被告提供1750000.00元借款的能力。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加盖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龙花支行的公章（自助回单机专用章），没有经办人签名，无法证实真实性。这个证据只能证明取款，不能证明款的去向。3、《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存及取款凭条》复印件2张、黑龙江省甘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简易明细账查询》记录一张。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1日分别代被告向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周影的账户内支付购粮款各500000.00元，原告共计为被告代付购粮款1000000.00元。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两份存取款凭条是复印件，不具备证据的效力，不予质证；原告提交的查询明细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31日和4月1日取过款。4、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李中元名义在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购粮，原告代被告向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支付购粮款1000000.00元，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已将粮食交付给被告，被告应向原告偿还代付购粮款1000000.00元。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这份证明已经证明伟奇公司的李中元在屿昌公司购买玉米，是李中元个人行为；伟奇公司李中元这种表述与原告的陈述相矛盾，原告说计奇与屿昌公司签订的合同，李中元没去；如果如原告所诉应当提交购买玉米的合同。5、2015年12月31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的《账单》一张。证明被告承认欠原告借其的购粮款1744340.00元、欠购粮款好处费6536.00元，共计1750966.00元；其中966.00元已支付给原告。截止2015年12月31日被告承认尚欠原告人民币1750000.00元。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一、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计奇并未出庭，无法判断真伪，该份证据来源不明；二、庭审中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海奎已陈述在计奇转让粮库之后，其已变更财务专用章为圆形章，但郝洪波在庭审中自认的盖章时间为2017年3月份；三、原告庭审中称750000.00元现金用于支付卖粮户的潮粮购粮款，但与该证据载明的内容不符，该证据载明潮粮一车、还有干粮、运费，并且原告在庭审中所述不包含运费；四、这份证据计算依据和标准并不明确，缺少原始票据；五、这份证据只能证明是计奇个人行为，无法认定与伟奇公司有关，实质上应属于计奇个人的欠条或者计奇个人的备忘录，该证据没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明确表述；六、750000.00元计入投资表述模糊，不知其真实用意，庭审中原告表述500000.00元押金并没有交给伟奇公司或计奇本人，故计奇书写500000.00元押金让人费解，同理500000.00元粮款不知其真实用意；七、计奇并非伟奇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章程其无权对外签署文件，其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海奎对证据对账单上“计奇”签名无异议。6、原告在互联网上查询打印的被告公司企业信息一份。证明被告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粮食收购。2015年李中元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计奇为公司的股东。李中元有权代表公司在公司经营范围内从事粮食收购行为。计奇作为公司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收购粮食、借款的经办人有权代表公司与原告对账。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一、虽然被告公司业务确实包含粮食收购一项，但中储粮不允许伟奇公司除了储备国有粮食以外经营粮食收购业务；二、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计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账应该由财务人员负责。7、计奇经黑龙江省海林市公证处公证的《事情经过说明》一份。证明2015年春季计奇实际负责被告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当时被告公司在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处收购玉米。由于资金不足，计奇找到原告，约定原告为被告公司收玉米垫付粮款。原告按约定代被告向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内共支付1000000.00元粮款。2015年3月末，被告在收粮时无钱支付粮款，被告公司又向原告借现金750000.00元；被告也承认此款为欠款，并承诺还款。2015年末，计奇给原告出具的账单中关于750000.00元为投资款是其单方意思，原告并未同意。被告公司实际负责人一直承诺将以其收取的仓储费还款，但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一、这份证据只能证明是计奇在公证员面前作了相关陈述，其内容的真实性因计奇未出庭接受询问而无法确定；二、计奇在这份公证书中说明原告并未同意750000.00元的计算方式及结果。8、赵士斌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2015年4月19日赵士斌向伟奇公司会计郑宏妍银行卡转账419200.00元，进一步证明赵士斌是为伟奇公司从事玉米收购业务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份交易明细来源不明，应由本人调取，其他人无权调取；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9、黑龙江省粮食局调控处出具的关于甘南县玉米收购价格情况的说明，证明甘南县2015年3月4日至4月29日的玉米收购临储价是1.11元每市斤，市场价是1.07元至1.14元每市斤。该份证据来源于原告向省粮食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省粮食局的邮件回复。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来源不明，不知具体出处，并未加盖相关单位的印章，另外，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0、证人万某出庭作证证言。证人证明：“计奇是富拉尔基区人，我俩是朋友关系。我和郝宏波也是朋友关系。计奇有个伟奇粮贸公司，他在公司有股份，计奇找我说能不能借到钱，从甘南县东阳镇的一个粮库往伟奇粮贸公司拉玉米，2015年3月份左右他收的是国储粮，计奇说需要2000000.00元左右。因为他收的是国储粮，我就给我朋友郝洪波打电话问他手里有没有钱，郝洪波说有1600000.00元至1700000.00元。2015年3月份，我与原告郝洪波、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海奎经理、还有依安县的陈姐（我不知叫啥名），一起到东阳的粮库看的粮，看完粮之后定好拉粮，郝洪波把钱借给伟奇粮贸公司。郝洪波借给伟奇粮贸公司钱时我没在场，后来我听郝洪波说他借给伟奇粮贸1750000.00元，还没还我不知道”。被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申请证人出庭已过举证期限，该证人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通过证人陈述发现该证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存异议，证明力不足；通过该证人陈述，如果属实仅能证明其与计奇、郝洪波之间存在是否借款的意向，并不能证明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对于其所称的出借1750000.00元，并非亲眼所见，其根本无权肯定回答原告出借了1750000.00元；该证人证言恰恰证实了计奇是否为伟奇粮贸公司的股东并不知情，原告通过证人介绍更不可能知道计奇在伟奇公司的身份和职务，因此计奇的行为无论存在与否对于伟奇公司、原告来讲均不成立有权代理和表见代理；证人的陈述与原告的陈述存在较大差距，在庭审中原告称运费为30.00元，一共拉了一个多月的粮，而证人陈述一共拉了几天粮1000吨左右。被告伟奇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征收备案表》一份。证明伟奇公司财务负责人自2014年至2018年为孙洪光，涉及财务方面的对账、结算、审核等相关业务应由孙洪光负责，计奇无权处理相关事务。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出具的时间是2018年1月11日，而此时计奇已经不是该公司股东，因此证明不了计奇无权对账或出具欠款证明。2、《转让合同书》一份。证明2015年11月1日计奇与王海奎签订仓储库转让合同，载明“计奇在签订完此转让合同，无权过问此仓储一切事宜。所有债权、债务由计奇承担”。因此，即使郝宏波主张成立，该债务也应有计奇承担。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转让合同书中计奇签名与公证书中计奇签名明显不符；该合同书中第一条“乙方所有债权债务由计奇承担”，而乙方是王海奎，与本案被告无关，该协议书能够证明计奇为本案被告的实际控制人；该协议书系内部协议书，不能以此对抗债权人。3、《伟奇工商局备案》。证明：计奇无权代表伟奇公司向原告出具相关文件。《伟奇工商局备案》中《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是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而非经理（计奇）职权。故计奇向原告出具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根本不是公司行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公司的内部章程对公司经理职责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的债权人，另外，计奇对原告债权的认可行为已经经被告的负责人王海奎在计奇为原告出具的1750000.00元对账单盖章追认，其行为具有法律效力。4、2015年3月27日，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向赵士斌出具的2张《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农副产品收购专用）》二份，发票号码：02276545、02276780；《网银》一份。证明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直接对农户进行结算，结算中心利用网银直接打入农户账户，不存在欠款问题，更不存在伟奇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债权、债务问题。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与农户直接结算，并不能够证明被告无权收粮或者被告向齐齐哈尔直属库卖粮，且被告具有粮食收购的经营范围。5、《齐齐哈尔伟奇粮贸有限公司票据明细表》，证明原告仅于2015年3月27日向伟奇公司仓储库运送一车玉米，粮款65361.06元，已经结清。该明细表为仓储库传送到直属库的基本数据，直属库依据此表直接对售粮户进行结算。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此粮款已经付清，另外该证据能够证实被告有收粮的行为，与其之前的陈述不符，这仅是一天的票据明细，之前和之后原、被告之间还有其它的交易行为，该证据中能够证明王海奎在2015年3月末、4月初时与被告公司存在多笔玉米的购销关系，由此证明之前王海奎表示在2015年8月份之后才到被告公司的陈述不符。6、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客户简易明细账查询》。证明伟奇公司对公账户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并无资金往来，也就是说原告方称计奇借款以及卖粮借款等所谓的事实在公司对公账户上并没有体现。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证据5能够证实被告有大量收购玉米的行为，而该明细账却未予体现，能够证实被告的经济行为并未通过公司账户，而是通过股东的个人银行卡进行交易并结算。7、被告于2016年8月30日向齐齐哈尔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卧牛吐分社提交的《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更换印鉴申请书》复印件，该件复印于卧牛吐信用分社档案中，有卧牛吐分社加盖业务专用章予以确认，同时提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齐齐哈尔支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印鉴卡》扫描件。证明伟奇公司已于2016年8月更换了财务专用章，原告所称2017年3月加盖的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不符合常理。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实被告启用了新的财务专用章，但证明不了其将原财务专用章销毁，被告是在同时使用新旧两套财务专用章。8、克山县洪英刻章床业主高红英出具的《说明》以及王海祥出具的《证明》，该两份证据证明2016年8月伟奇公司王海奎到高红英处刻制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以及王海奎名章三枚，同时证明被告新刻的财务专用章是圆形章，同时证明王海奎将被告公司旧公章、旧的财务专用章、李中元的名章在刻章处当场销毁的事实。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说明中说王海奎将之前的老章销毁了，并没有说具体销毁的是哪个章，与本案无关联性。9、讷河市笙得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4月20日王海奎在讷河市建筑工地施工现场监督管理施工，并未离开过工地，原告在庭审中称“对账单”上的财务专用章是王海奎在2017年3月份加盖的并不属实。原告对该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海奎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其即便是在讷河工作，也完全有可能再此期间回到卧牛吐，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实2017年3月份王海奎在对账单上加盖财务章的行为不存在。10、伟奇公司入门登记簿一份，该份证据由中储粮齐齐哈尔三粮库雇佣的保安公司的保安提供，证明2017年3月份除消防队到伟奇公司进行消防演练，没有其他人进入过伟奇公司，同时证明原告2017年3月份并未到过伟奇公司。原告认为该证据是伟奇公司单方制作，并没有保安公司的认证，该记录中从来没有王海奎的出入记录，可以证实该登记簿并没有客观全面的记录所有人员的出入记录。11、2016年4月6日，原告用微信转给王海奎妻子郑宏妍的“对账单”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对账单上的伟奇公司财务专用章并不是伟奇公司加盖的。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在计奇签完字之后，王海奎盖财务专用章之前原告向伟奇公司财务人员郑宏妍主张债权的依据，所以发给郑宏妍的。12、计奇于2017年5月27日向王海奎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计奇与原告之间存在个人合作或交易关系，同时证明计奇已陆续给付原告70余万元，原告主张伟奇公司与其存在借贷关系不成立，且其主张数额没有扣减计奇已给付的部分。同时证明计奇出具所谓对账单的时候并未加盖财务章及公章。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确定是计奇本人书写，原告并没有收到其所谓的70余万元的还款，被告如主张已经偿还部分欠款，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原告从未主张2015年12月31日计奇在对账单上加盖财务专用章，原告一直主张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海奎在双方对账后加盖的财务章。13、《付款明细》、杨某为王海奎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杨某在中国农业银行打印的《业务凭证》、杨某在中国农业银行梅里斯支行付款的《业务回单》。证明计奇找到杨某，以杨某合作社的名头向直属库卖粮，直属库将粮款支付到杨某名下的银行卡内；该卡交由计奇支配，2015年4月16日计奇向原告尾号775卡上转账300000.00元；同时能证明杨某向万某、杨玉秋等其他人转款的事实，原告所称的伟奇公司欠其粮款及运费并不属实，该款项已由直属库支付给杨某名下，该银行卡由计奇支配，计奇个人占用了郝宏波收粮款与被告无关。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收到伟奇公司支付的300000.00元中包含运费和两车粮款，上述款项不包含在2015年12月31日伟奇公司为原告出具的对账单之内，上述款项与本案无关；被告所称其将款项支付给万某、杨玉秋等人的事实与本案无关。14、被告从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借用的《记账传票》8份，《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政策性粮油（玉米）收购发票汇总》。证明原告所持的所谓对账单上载明的“2、潮粮一车39.080吨”,该粮款已付，该粮款已于2015年3月27日由直属库直接结算给郝宏波，合计金额65361.06元，该笔款项应从计奇所谓的对账单总额中扣减，并且该证据还能证明郝宏波以个人名义送粮仅此一车，另外为了表述方便称“对账单”以及提供反证均是为了庭审需要，并不代表对原告主张的计奇所谓的“对账单”的承认；同时该组发票还能证明计奇出具的所谓的“对账单”中载明的“1、欠5车粮款337985元”，“3、干粮148.55吨×2.22=326810元”，该7车粮食的粮款已经由直属库直接拨付到杨某名下，进一步证明郝宏波借用杨某合作社名头向直属库送粮，该款项已支付到杨某名下的事实，同时计奇所出具的对账单并没有原始的票据也没有关于计算依据的标准和说明，仅凭所举的原告收到的粮款6万余元，就与计奇所出具的潮粮一车金额74252.00元相差8891.00元，因此该对账的依据的标准不明确。以上几点，能够证明计奇与原告之间的合作或交易，均系“体外循环”，是自然人之间的关系，与伟奇公司无关。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一张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抵扣联（02276501）、金额65361.06元、39.080吨，该车粮是原告自有粮，并以自己的名义卖给直属库，直属库已将粮款支付给原告，伟奇公司为原告出具的对账单中并不包含此粮款，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另外杨某出售给直属库的粮食是伟奇公司借用杨某的名义卖粮，粮款支付给杨某持有的银行卡，根据被告提供的杨某的情况说明中，可以证明该卡的持有人是伟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计奇，该粮款实际上已经付给了伟奇公司，与原告无关。15、火车票3张，证明计奇已于2015年12月29日离开卧牛突吐粮库驻地，前往大连，原告所称计奇于2015年12月31日在卧牛吐粮库向其出具对账单，与事实不符，同时通过该对账单首行载明的两个日期相差9个月，原告所主张的该份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计奇于2015年12月29日离开了卧牛吐，但其于2016年1月1日由大庆乘车去哈尔滨，在此期间完全有可能乘车回到卧牛吐，被告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计奇一直在大庆，而没有回卧牛吐。16、直属库保安公司保安申志成、直属库保管科长周忠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所称2017年3月找王海奎加盖伟奇公司财务章不属实，原告在此期间并没有到过伟奇公司，王海奎再次期间也没有在伟奇公司。原告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17、录音光盘两份及文字资料两份，是原告与计奇的对话录音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海奎与计奇的对话录音，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朋友房某用录音笔录制的。证明计奇个人承认其与郝宏波之间的合作或交易关系为个人行为，与伟奇公司无关；同时也证明计奇向原告付款并要求原告出具收条，进一步证明原告的主张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对其与计奇对话录音光盘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被告所称是房某偷录的原告与计奇的对话，侵犯了原告与计奇隐私权，另外该证据也不能证实是计奇与原告个人之间的债务关系。对王海奎与计奇的对话录音，经原告辨认录音对话中，其中一方应该是计奇，但该录音不完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其对话中大部分内容是核对“对账单”中财务章加盖人是否是计奇，原告在庭审中从未说计奇加盖的财务章，因此该部分内容与本案无关，计奇在对话中明确承认，１２月３１日的“对账单”是由其书写的，从而能够证实原告提供的“对账单”的真实性，该对话中所说的曾经支付过部分欠款均是发生在对账之前，原告对该部分付款并没有起诉，因此与本案无关。关于计奇所称欠款与伟奇公司无关等内容，本案中责任主体应当由法院根据本案的证据综合认定，不能依计奇的观点，因此该通话录音不能证实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该录音未经计奇同意，侵犯其个人隐私权，证据不具有合法性。18、证人房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证据十七两段录音的来源。根据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为：1、本院从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调取的被告公司与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签订的《仓储设施租赁合同》4份。原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申请超过举证期，该4份协议能够说明伟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中元，即便在2016年的两份合同在委托代理人有王海奎签名，依然改变不了法定代表人是李中元的事实，证明不了原告所主张的计奇是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即职务行为的事实。2、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调取周影交易记录4份。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申请超过了举证期限，该4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周影两个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原告所主张的伟奇公司到屿昌公司收购玉米，但却未提供相关的玉米收购合同，即使原告所称支付了所谓的粮款，其收粮付款天经地义，根本不能证明原告代被告伟奇公司向屿昌公司付款的事实。3、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到农行梅里斯支行调取王海奎在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根据王海奎的身份证号码，王海奎在农行一共有5个账户，其中原告申请调取的62284801861318182**无此账户，只有6228480180948743018账户，交易明细为零。原、被告均没异议。4、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在农业银行梅里斯支行调取的杨某银行卡账号62×××61的交易流水。原告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申请超过了举证期限，杨某是否收购或贩卖粮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若原告想达到证明目的，至少应申请杨某出庭作证，否则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该份证据恰恰能够说明杨某向齐齐哈尔直属出售粮食，直属库直接将售粮款打入其个人账户。5、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到农行梅里斯支行调取的郑宏妍卡号62×××78、62×××67的交易流水。原告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申请超过了举证期限，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郑宏妍和赵士斌均是案外人，该份证据郑、赵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另外伟奇公司的会计并非郑宏妍而是崔秀英。根据被告申请本院经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委托齐齐哈尔市龙华司法鉴定所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的“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原告举证的2015年12月31日由计奇签名的《对账单》上加盖的“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法院提供的“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样本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原告认为程序合法，结论准确。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所谓的对账单上加盖的财务专用章，与伟奇公司预留的印鉴的差异仅凭肉眼就可以看的非常清楚；该鉴定意见的落款处，司法鉴定人姚永生、宋会良签名应为一人所签，且该司法鉴定并没有复核人签名盖章，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的规定，因此对该份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被告不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为：调查甘南县屿昌公司员工周影的调查笔录。调查赵士斌的调查笔录。调查李中元的调查笔录。调查孙红光的调查笔录。原告对4份调查笔录均无异议。被告对4份调查笔录均有异议，认为根据《证据规定》第15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6条的规定，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范围分别为两项和五项，4份笔录并不属于该两个规定的依职权调取的范围。调查周影笔录中周影所说李中元购粮是听领导说的，李中元究竟代表的谁她也不清楚，在庭审中原告当庭承认李中元并未到现场签订购粮合同，因此对周影的陈述真实性存异议。调查赵士斌的调查笔录同时说明李中元是伟奇公司法定代表人，计奇并不负责该项收粮工作，同时也说明原告和赵士斌两人均是自己垫钱从屿昌公司拉粮，只不过赵世斌以个人名义销售粮食直属库直接付款，而原告确是以别人名义卖粮并由此产生了纠纷，原告应该找出具名义的人去结账，而不应该起诉伟奇公司，另外该笔录还表明赵士斌是通过朋友介绍去伟奇公司送粮的，关于计奇是老总的说法他也只是听说，并没有证据证明，该份笔录恰恰说明原告主张被告欠其1750000.00元并不属实。李中元虽然在调查笔录中称其不知道是法定代表人，但2016年7月其转让股份给王海奎签字确认，并且在法官询问过程中其承认在相关文件上所签署的姓名应是其本人亲笔所签，由此证明李中元对其担任伟奇公司法定代表人之职是明知的，并且这一身份在伟奇公司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和工商登记档案上均得到确认，该系列文件对外具有公示效力，至于其内部分工如何不影响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认定，另外，根据伟奇公司原章程规定,四名股东所认缴的出资额为一千万元，出资期间届满为2016年10月1日，在此时间之前，各股东无论是否有钱、是否能够缴纳并不重要，并不能因为李中元当时没有六十万元就否认其股东地位，即使如李中元所称其是挂名股东，公司法及相关解释明确规定，显名股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其表述李中元两次被王海奎辞退，有可能心生怨恨，对其作为利害关系人陈述的真实性存异议，李中元称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与屿昌公司签订过玉米收购合同，不知道收购玉米的事情，更不知道原告垫款的事情，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孙红光在调查笔录中进一步证明了伟奇公司的股东组成及持股比例，也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即李中元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其陈述，其不认识原告不知道是否借款的事实。结合原、被告的陈述、辩论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核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因未加盖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公章也未有经办人签名、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其它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3、4、5、6、7、11、17、18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计奇与王海奎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因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且未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因高洪英、王海祥未到庭作证，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9仅证明王海奎于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4月20日在讷河市建筑工地施工现场监督管理施工，并不能证明王海奎未离开过工地，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0《入门登记簿》并不能客观全面的记录所有人员的出入，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2计奇为被告出具的《证明材料》中，计奇证明“郝宏波为被告伟奇公司出资175万元收粮款，郝宏波运粮每吨差价30元（含运费）、按实际送粮吨数计算，计奇为郝宏波出具账单未加盖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与原告提交的计奇于2018年3月26日经黑龙江省海林市公证处公证的《事情经过说明》一直致，予以认定；对于“给付小郝25万元现金、转账付38万元、转给小郝粮款7万元”因被告未提交付款明细及付款证据予以证明不予认定；对于“付给小万4万元”与郝宏波无关。被告提交的证据13付款明细、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杨某在中国农业银行打印的《业务凭证》、杨某在中国农业银行梅里斯支行付款的《业务回单》；虽然原告承认收到伟奇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经过杨某账户支付的300000.00元，但原告承认收到的是运费和两车粮款，且上述款项在计奇与原告于2015年12月31日结算之前已支付，不予认定；被告将款项支付给万某、杨玉秋等人与本案无关，另证人杨某未到庭作证说明具体情况，故对杨某证言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4仅能证明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与原告、杨某之间卖粮、付款交易，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5计奇的火车票3张不能证明计奇于2015年12月31日不在公司，而且庭审中被告法定代表人认可对账单是计奇所出具的，故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6因证人未到庭不予认定。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及齐齐哈尔市龙华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伟奇粮贸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在齐齐哈尔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梅里斯分局注册设立，经营粮食收购、加工、仓储、运输业务。当时股东为李中元、计奇、庞志伟、孙洪光四人，李中元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计奇任经理，实际负责伟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2016年7月31日，李中元与王海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中元将占公司60%股权转让给王海奎；计奇、庞志伟、孙洪光与马青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计奇将占公司20%股权转让给马青松，庞志伟、孙洪光将各占公司10%股权转让给马青松。2016年8月3日，经齐齐哈尔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梅里斯分局核准，重新颁发《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王海奎。2015年3月15日，被告伟奇粮贸公司与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签订《仓储设施租赁合同》，被告将位于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卧牛吐镇总仓容64000吨的仓房10栋及仓储设施设备租赁给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用于储存中央事权粮食；租赁费按仓容每吨每年50.00元。2015年3月末，被告开始大量收购玉米，由于资金不足，时任经理计奇通过其朋友万某联系到原告郝宏波，计奇与原告约定被告将收购玉米的运输业务交给原告郝宏波负责，由原告郝宏波出资为被告垫付收玉米款，被告按每吨玉米20.00元给付原告出资款费用。2015年3月29日，原告郝宏波将750000.00元现金送到被告公司交给计奇，计奇用于支付被告购粮款。因被告在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收购玉米，2015年3月31日、2015年4月1日，原告郝宏波按与计奇约定分两笔向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指定的财务人员周影在齐齐哈尔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巨宝信用社（现更名为黑龙江甘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巨宝支行）开设的账户62×××41内转存1000000.00元（每笔500000.00元），作为被告公司在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收购玉米的周转资金。甘南屿昌农产有限公司按与被告的约定将玉米全部出售给被告；原告郝宏波与案外人万某、赵士斌、杨某等人组织车辆将玉米全部为被告运送到被告公司，被告公司出售给中央储备粮齐齐哈尔直属库；但被告未将原告为被告垫付的收粮款偿还给原告。原告多次找到计奇索要垫付款，计奇于2015年12月31日为原告出具一份“对账单”，证明被告欠原告1750000.00元，将其中750000.00元计入投资、500000.00元计入押金、500000.00元计入粮款。2016年7月31日，计奇将持有被告公司20%股权转让给马青松，辞去经理职务。原告郝宏波持计奇出具的“对账单”向被告索要垫付款时，被告在计奇出具的“对账单”上加盖被告已经停止使用的“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告再向被告索要，被告拒绝偿还。原告诉至法院。本院认为，被告公司因收购玉米缺少资金，其时任经理计奇与原告郝宏波达成协议，由原告郝宏波为被告垫资，被告用作收购玉米的周转资金；原告郝宏波分三次为被告垫资1750000.00元，被告收购玉米业务完成后，应将原告垫资款偿还给原告。计奇因被告未偿还原告垫资款于2015年12月31日为原告出具“对账单”，证明被告欠原告1750000.00元。计奇的上述行为是为了被告公司的经营，属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公司承担；且被告公司在原告持有计奇出具的“对账单”上加盖了“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虽然该财务专用章被告公司已停止使用，但亦应认定是被告公司对计奇出具的“对账单”及欠原告郝宏波1750000.00元垫资款的追认。至于计奇在“对账单”上计明750000.00元计入投资，因未经股东会表决，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被告公司在收粮过程中如何运作、售粮款由何人掌管、支配是被告公司内部行为，与原告无关。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公司偿还175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因原告为被告垫付款时未与被告约定占用款时间及占用期间的利息，且原告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补交案件受理费；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385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郝宏波人民币1750000.00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付清。二、驳回原告郝宏波要求被告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5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原告向甘南法院预交)由被告齐齐哈尔市伟奇粮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立君人民陪审员 ：鄂连成人民陪审员 ：夏忠海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 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