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30民初2762号原告（反诉被告）：王某花，女，1942年1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花，女，197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系王某花儿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系王某花亲戚。被告（反诉原告）：周某，男，汉族，1950年10月17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被告（反诉原告）：程某沙，女，汉族，1950年8月24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焱启，习水县温水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某花与被告周某、程某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周某、程某沙向本院对原告提起反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王某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花、王某，被告（反诉原告）周某及其与被告（反诉原告）程某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焱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被告于1997年12月11日和原告订立的《卖约》合同无效（诉讼中其请求将该诉请变更为撤销1997年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卖约》）；二、判定被告返还原告26800元的购房款；三、判定被告赔偿因收回所卖责任地造成原告2018年至今不能耕种所购土地损失25850元；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1997年12月10日两被告和原告丈夫钟升玉（现已死亡）签订《卖约》，约定将自有住房以42800元的价格出卖给原告，同时双方又约定将被告四份责任地一并出卖。原告和其丈夫钟升玉提出与被告签订卖地合同，不料被告蓄谋在胸，称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政府一旦知道，买卖土地的钱是要被没收的，其是国家工作人员，是讲究信誉的，其以人格担保绝对不会反悔，干脆将卖土地写成卖房子，因为房子是可以买卖的。原告不知是被告精心构设的陷阱，于是双方于1997年12月11日签订了第二份《卖约》，载明的购房款是26800元，该款实质是购买程某沙的四份责任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款项，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直以来原告都是顺利的耕种四份责任地，长达十七年之久，2015年被告看时机成熟，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其四份责任地，经习水县人民法院、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均支持了被告的诉讼请求，于是原告用26800元购买的责任地的耕种权已随着一份份神圣而庄严的判决而失去，而被告诈取的26800元卖地款被被告挥霍，同时因四份责任地耕种权被收回，造成了原告2018年种植的高粱等14600元的农作物被被告砍在地里，以及2019年不能种植高粱造成损失11250元。综上所述，被告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骗取原告信任，在明知国家在1998年就将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故意在1997年12月11日的《卖约》中约定“按国家土地手续办理”和“不约定耕管时间”等陷阱，又极力说服原告将卖土地写成协议中的卖房子，致使原告发生认识错误，违背真实意愿签订了合同，现被告已如意收回了四份责任地，造成了原告两年不能耕种，且其未返还原告26800元的购地款。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诉请。二本诉被告辩称：第一，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称的与被告于1997年订立的《卖约》不存在，也不客观，被告并没有收到原告所诉称的26800元。第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房屋买卖的纠纷，已经经过习水法院、遵义中院的生效判决确认。原告向省高院提出再审申请时将所提到的《卖约》作为新证据向省高院提出，向遵义市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在前几审中，原告均未提到双方存在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基于房屋买卖而附带土地赠与的说法均未得到支持，原告再次基于该事实向人民法院提出买卖合同的主张，违反了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当得到支持。第三，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更是无稽之谈，该土地是被告程某沙依法享有的土地，侵权人是原告，故原告的诉请不客观，缺乏事实依据，同时也违反了民诉法司法解释247条的规定，属于一事二诉的情形，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请求依法依证据裁定驳回反诉人诉求的“确认1997年订立的《卖约》合同无效”的起诉（该诉请在诉讼中已放弃）；二、请求依法驳回被反诉人请求的“判定被告返还原告26800元的购房款”的起诉（该诉请在诉讼中已放弃）；三、请求依法驳回被反诉人的“判定被告赔偿原告2018年至今不能耕种所购土地损失25850元”的起诉（该诉请在诉讼中已放弃）；四、请求依法判决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的侵权造成的损失51074.10元；五、请求依法判决被反诉人承担本案本诉及反诉的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5年10月20日判决生效后，2017年10月20日习水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将涉案土地执行交给权利人程某沙耕种，反诉被告暴力阻止程某沙耕种土地至今，导致程某沙2015年10月至2016年年底损失小麦、红粮各一季，2017年损失小麦红粮各一季，2018年损失小麦、红粮各一季，给反诉原告造成损失51074.10元。综上，请求支持反诉人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本诉原告）辩称：反诉被告不应赔偿反诉原告的损失，理由是：一、反诉被告不存在损害反诉原告耕种的事实行为；二、反诉原告的反诉自相矛盾，判决生效后在2017年10月强制执行前，是反诉原告自己放弃耕种的权利；三、反诉原告的代理人陈述赔偿的标准是根据当地的种植习惯，这说明反诉原告没有实际种植，侵权损害应当是根据种植的实际产量，其主张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和评估，只是想当然的说法，不能作为依据。原告（反诉被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及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供了1997年12月10日签订的《卖约》及金额为42800元的《收条》、1997年12月11日签订的《卖约》及金额为26800元的《收条》、《证明》复印件等证据。二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及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2015）习民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2015）遵义法民终字第1121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民事再审申请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申442号《民事裁定书》、遵检民（行）监（2018）52030000118号《决定书》、黔（2018）习水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0831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照片和光碟等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12月10日，原告王某花及其丈夫钟升玉（已亡）与被告周某、程某沙夫妇签订《卖约》一份，约定二被告将位于习水县的自有住房（界址为：东抵人行道，西抵自留地坎，南抵厕所，北抵厕所至路）以42800元的价格出卖给原告和钟升玉，双方在该《卖约》中约定了“周某所属自留地坝子坎下一块（北抵自己坎，东抵围墙，南抵周茂地界，西抵坎子）全属钟升玉永久享受。责任地四份由钟升玉无偿耕管（负责上粮结账），按国家土地调整手续办理。”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和钟升玉将合同款项42800元支付给了二被告，二被告向原告和钟升玉出具了金额为42800的《收条》一份。1997年12月11日，原告和钟升玉再次与被告周某签订一份《卖约》，约定“1、住房三间两楼，包括围墙、水池、猪栏两间，共计26800元；2、程某沙的承包责任地转包给钟升玉、王某花耕种，按国家土地办理；3、周某、程某沙交给钟升玉、王某花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一本。付款以收条为准，双方不能违约。”同日，被告周某又向原告和钟升玉出具了金额为26800元的《收条》一份。此后原告与钟升玉遂迁入所购买的住房居住，并开始耕管被告程某沙的自留地和四份责任地，期间原告和钟升玉按照国家政策负责缴纳了粮食、完成税收和农村的三提五统等。1998年国家出台了政策延长土地承包期，被告程某沙取得了交由原告与钟升玉耕管的四份责任地的承包经营权证，在原告与钟升玉耕管该责任地多年后，被告程某沙诉至本院，要求原告与钟升玉将该四份责任地与自留地的经营权归还。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一审判决原告与钟升玉在判决生效后农作物下一耕种期开始前返还程某沙承包的责任地，并驳回了程某沙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与钟升玉不服本院判决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原告与钟升玉又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在申请再审时提供了双方于1997年12月11日签订的《卖约》一份，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查后驳回原告等人的再审申请。此后被告程某沙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通过强制执行将该四份责任地的经营权交给了程某沙耕管。原告认为二被告未将其购买土地的钱返还，遂在此后程某沙耕种土地过程中与程某沙发生了抓扯事件。本院认为：对于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认可的确存在1997年12月10日的《卖约》协议和1997年12月11日的《卖约》协议，原告称当时签订1997年12月11日的《卖约》协议的目的是因被告周某告知其土地不能买卖，为了规避法律才写成卖房屋，被告周某称签订该《卖约》协议的目的是双方通过达成虚假的协议，用以减少双方卖房屋进行公证的费用。根据双方所述，不论谁所述真实，双方签订该《卖约》协议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实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故双方于1997年12月11日签订的《卖约》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原告主张撤销该协议，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向法庭出示了由二被告出具的金额为26800元的《收条》一份，二被告否认收到该26800元款项，并否认该收条系其书写签字，但根据原告所出示的二被告于1997年12月10日出具的金额为42800元的《收条》上被告周某的签名及双方签订的两份《卖约》上的周某签名笔迹来看，该签名的笔迹极其相似，而被告程某沙在1997年12月11日的《卖约》协议和《收条》上的笔迹与1997年12月10日的《卖约》协议和《收条》上的笔迹明显不一致，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后，双方均一直未向本院申请对周某和程某沙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故根据证据规则，原告主张1997年12月10日的《收条》系二被告出具，其出示的证据已达到证明收条系周某出具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但不能达到系被告程某沙出具的证明目的，故本院认定原告所出示的1997年12月10日的《收条》系被告周某出具，而根据交易习惯，应推定被告周某收到了该26800元的款项，而双方于1997年12月11日签订的《卖约》协议又系无效协议，故被告周某理应将该26800元款项返还给原告。对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因原告所述责任地的经营权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归被告程某沙，原告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二被告的反诉请求，二被告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曾有干扰阻止其进行耕管土地的行为，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行为给其造成了诉请的损失，二被告对此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为督促民事主体诚实守信，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王某花人民币268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某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周某、程某沙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0.00元，由原告王某花负担270.00元，被告周某负担29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0.00元，由被告周某和程某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正本，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冯光建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于 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