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3民初25505号原告：瞿邦治，男，194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被告：重庆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得意世界”88号A区2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6219045559。法定代表人:蔡德仪，董事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毅，女，该公司员工。被告：重庆市重点工程开发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33142294。法定代表人:许永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佳，女，该公司员工。原告瞿邦治与被告重庆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庆公司”、被告重庆市重点工程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市重点工程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瞿邦治，被告台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毅、被告市重点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瞿邦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台庆公司自1990年9月起在得意世界A区塔楼朝向民权路段平街层安置原告不少于75.4㎡的门面房，且不得充抵应还房面积；其中1999年9月至实际安置时段的门面房应在相同位置平街层增加安置面积不少于75.4㎡的门面房，且不得充抵应还房面积，以弥补安置门面房之缺憾与不足；2.判令台庆公司在得意世界平街层安排原告51个月不少于65.4㎡的临街门面，以偿还自1995年7月―1999年9月期间没有依约安排过渡门面的违约损失；3.判令台庆公司向原告支付补偿费人民币23759.82元；4.判令台庆公司赔偿原告户名商用水电表设施一套，并支付赔偿金1万元；5.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由二被告承担；6.责令台庆公司提交重庆市市中区拆许字（94）第1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正反面原件和公开张贴的载明拆迁实施单位为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房屋拆迁公告》；7.确认台庆公司长年隐匿上述二证据，恶意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给予训诫和罚款；8.鉴于台庆公司、市重点工程公司权利寻租原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串通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行政干预、滥权打压本民事诉求长达25年的特殊情况，原告保留进一步提起相关惩罚性赔偿等权利。事实和理由：一、双面协议由台庆公司继续履行。1.台庆公司委托十八梯指挥部代办拆迁:1994年2月23日，《房屋拆迁许可证》重庆市市中区拆许字(94)第10号正反两面原件载明:拆迁人系台庆公司，负责人系蔡德仪;同年7月23日，公开张贴的《房屋拆迁公告》载明:拆迁实施单位系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下称十八梯指挥部)，且承诺:“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和安置。2.十八梯指挥部提供格式合同签约:1994年7月28日，十八梯指挥部使用废弃公章与原告签订了附条件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较拆(字)非0003号正反两面原件(下称双面协议)。双面协议前序载明:取得立项、规划、用地和拆迁许可批文和许可证的单位是独一无二的台庆公司。3.台庆公司评估、拆迁了原告原房:2017年2月28日，《行政裁定书》（2017)渝05行终79号载明:“另查明，瞿邦治于1994年7月28日与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就涉案房屋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房屋已交付拆迁人予以拆除。”但是，拆迁是在没有取得原告房地两证，台庆公司拒绝签认双面协议，且瞒着原告的情况下，采取偷袭方式最终由台庆公司完成的。4.双面协议的责任由台庆公司依法承受:台庆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法定拆迁关系依《房屋拆迁许可证》重庆市市中区拆许字(94)第10号而成立;补偿安置原告是台庆公司的公开承诺;是重府发[1996]66号文件规定的法定义务;是双面协议的书面约定;是台庆公司在《重庆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片区项目合同书》重开办(1996)合中字第18号第二条中关于“承担该项目在建设经营活动中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的庄重许诺。依据十八梯指挥部于1993年12月6日易名成立重庆市重点工程建设拆迁经营开发公司、现更名为第二被告的事实，十八梯指挥部行为等同于台庆公司行为，其责任必须由台庆公司依法承受。因此履行双面协议是台庆公司不可撤销、不可转移和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二、安置75.4㎡门面房的事实及法律依据。1.《房屋产权证明书》编号产监:1995字第58号原件载明建面60.8㎡。2.《重庆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评估报告书》重房估1994字第012号及原房评估证明载明建面60.8㎡。3.《房屋墙界申报表》载明后墙借墙错误更正为自墙，原房建面增加4.6㎡。算式:(485+308+4.50)×0.37=4.6。当年，有第二被告王立富经理、市地房局房屋拆迁管理处陈锡康处长、区房地产权产籍监理所苟于强副科长等到现场勘查确认、左邻右舍签字签章和现场显露后墙为自墙的照片两幅为证。4.依据“拆一还一”的法规原则和通行惯例，原告补偿安置建面为65.4㎡(60.8㎡有证+4.6㎡无证)。这与本片区魏云斌《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较拆(字)非0180号载明:82㎡(65㎡有证+17㎡无证)相同。5.双面协议背书有增加购买10㎡产权的附条件，安置建面最终为75.4㎡。6.安置时间:自19999月9日发布《安置公告》正式安置的当日起。7.关于公摊和安置净面:较场口支行《重庆市房屋所有权证申请表》载明2905.77㎡的公摊面积757.33㎡;依此推算，原告安置净面不少于48.4㎡。8.安置平街层依据:源于动迁大会上“先搬先选”的公开许诺与原告系动迁第1天第1个带头搬迁的非住宅拆迁户。三、购买门面房产权的费用结算。1.依据重府发[1995]83号文件规定，购回原65.4㎡产权价差为多层480元/㎡，增加购买10㎡产权房单价按照当年执行的2500元/㎡单价结算；2.原告购产权房总价实付为:56392元。算式如下(65.4×480)+(10×2500)=31392+25000=56392(元），扣减原房评估价值:5880.96元，实付:50511.04元。四、补偿费。1.搬家补助费:654元;2.提前搬家奖励费:654×120=7848(元)；3.自行过渡1年费:65.4×233.3=15257.82(元);4.合计:23759.82元。五、判令台庆公司安排过渡房。1995年7月-1999年9月，台庆公司应依约安排原告过渡房65.4㎡。六、亟需排除的行政干预和非法证据。1.排除行政干预:1995年7月―2018年11月，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下称拆迁办)喊着“拆迁是政府行为，安置是政府行为的延续”的口号，强行介入本案，否定产权、评估建面，否定“拆一还一”的补偿安置原则，且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法律行为。这些违法侵权的假冒政府行为，当另案处理。2.虚假“转移”的公证文书:1993年8月-1994年8月，台庆公司串通拆迁办，前后办理了4份涉及本案的转移拆迁安置权利和义务”的公证文书。动迁次年，拆迁办张贴的《拆迁公告》、渝中拆[1998]5号文件和《关于较场口片区新建面积划分会议纪要》形成链条证据，共同证实:这些证据不真实不合法。3.拆迁办《证明》、重拆办发[2001]67号文件和拆迁办《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共同证实:拆迁办在(2008)渝高法民提字第52号案中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不合法，其获得的补偿安置原告的判决结果足以被上列证据所推翻。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台庆公司始诺终弃，应就此承担法律后果;原告的前述诉求理据充足，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和主张。被告台庆公司辩称，台庆公司于1992年取得渝中区较场口片区的开发和建设权，我方已经将较场口片区拆迁安置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交给重庆市重点工程拆迁办公室，由其独立承担拆迁安置的法律责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渝高法民提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清楚载明我公司的权利及义务；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重点工程公司辩称，1、市重点工程公司与本拆迁安置无任何关系，不是拆迁安置的当事人，所以也就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2、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实际中，重庆市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指挥部与原告签订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渝一中民终字第25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了拆迁的效力，并确定了重庆市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指挥部系重庆市重点工程拆迁办公室所属部门，该部门的权利义务，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起诉。经审理查明，重庆市渝中区原新衣服巷28号房屋产权属瞿邦治所有。1994年7月28日，瞿邦治作为乙方与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作为甲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根据相关规定，拆除乙方所有的新衣服巷28号私有房屋，建筑面积为57平方米，搬迁时间1994年7月28日，原地安置，第一次搬家费568元。前述协议书签订后，新衣服巷28号旧房交付拆迁。其后，瞿邦治与台庆公司、重庆市重点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因《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履行事宜发生争议。1998年12月8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就瞿邦治与台庆公司、重庆市重点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拆迁安置纠纷一案作出(1998)中区民二初字第690号民事判决。瞿邦治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9月3日作出(1999)渝一中民终字第2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瞿邦治不服原判向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渝一中民监字第1677号通知驳回了其申请。瞿邦治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渝高法民申字51号通知驳回了其申请。嗣后，瞿邦治继续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再次进行复查并作出(2006)渝高法民申字第237号民事裁定，指令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为一、五中级人民法院后，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再审。2006年11月2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渝五中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原判。瞿邦治仍然不服，再次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08年10月作出(2007)渝高法民申字第343号民事裁定，决定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提审。2009年6月22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渝高法民提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五中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和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1）渝一中民终字第254号民事判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渝高法民提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在“经本院再审审理查明”部分载明有如下内容：为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旧城改造项目建设，1993年2月，台庆公司取得重庆市计划委员会重计委固（1993）99号市中区较场口片区旧城改造工程项目立项批复。1993年2月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1994年2月23日取得市中区拆迁管理办公室拆许字（94）第1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该工程拆迁人是台庆公司，拆迁实施单位是重庆市重点工程拆迁办公室十八梯片区指挥部。拆迁期限自1994年7月至1997年7月止。根据重庆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与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1993年8月7号签订的“重庆市较场口片区房地产开发合约书”、8月9日签订的“关于加快较场口片区建设会议记要”以及1994年6月16日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与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关于加快较场口片区建设第二次会议纪要》约定:由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取代重庆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在“合约书”中的法律地位作为甲方，享受和承担甲方在“合约书”及附件中的一切权利义务。根据以上法律文件精神以及约定，市中区较场口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拆迁安置工作经政府职能部门批准由台庆房产公司全部委托转移给市拆迁办负责实施。作为合约对价，市拆迁办获得该旧城改造项目新建房30%的房屋。另外市拆迁办以其分得的房屋作抵押担保，向台庆房产公司借入400万美元用于该旧城改造项目拆迁安置。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统一拆迁”的规定，1995年7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以重府函(1995)82号文授权市拆迁办全权办理较场口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工程拆迁安置工作。该工程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执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颁发的重人发(1992)19号《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府发(1995)83号《调整城市房屋拆迁若干费额标准的通知》。该拆迁片区新房安置办法是住宅全部实行异地安置，非住宅统一回原地进行安置。非住宅在过渡期间实行两种方法，市拆迁办提供临时过渡房过渡或者自行过渡按照政府文件规定发放经济损失补偿费。1994年7月23日，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拆迁管理办公室发布“房屋拆迁公告”，载明该工程经批准的拆迁过渡期为三年，自1994年7月28日至1997年7月25日止。此次房屋拆迁工程由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同月25日召开较场口片区拆迁动员大会。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经上级主管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批准内设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隶属于市拆迁办具体实施拆迁安置工作。1994年7月28日，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为甲方与瞿邦治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认定瞿邦治是新衣服巷28号房屋产权人和使用人，被拆迁房屋性质私房，其产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42平方米，被拆建筑面积为57平方米。双方约定瞿邦治自行过渡一年后，在临时设施内解决临时门面，安置地点为原地安置。当日，市拆迁办支付给瞿邦治经济补助费11360元及搬家费568元，提前搬家奖励费6816元(小计18744元)。旧房交付拆迁。同年11月13日，瞿邦治在市拆迁办领取自行过渡补偿费15000元。1998年12月，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更名为重庆市重点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1999年9月，新房建成后开始正式安置，市拆迁办将瞿邦治的57平方米拆迁还房安置在较场口得意世界C区二层C6-3-6。随后，市拆迁办以登报公告、挂号信邮寄等形式将安置方案告知了瞿邦治，希望瞿邦治办理新房安置交接手续，由于瞿邦治对诉讼结果和安置方案一直不满意，没有接受市拆迁办的上述房屋安置方案。该判决书在“本院再审审理认为”部分载明有如下内容：关于对拆迁安置义务主体的确认问题。首先，渝中区较场口旧城改造拆迁建设工程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台庆公司和重庆房地综合开发公司合作开发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统一拆迁”的规定，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授权委托具有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负责统一部署实施拆迁工作。重庆市市中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公告》明确台庆公司是拆迁人，同时也载明该项目的房屋拆迁工程由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依据《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市以上重点建设工程、市区实行综合开发和旧城成片改造的房屋拆迁，由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的拆迁单位统一拆迁”的规定，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的拆迁许可证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授权委托具有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市拆迁办统一实施拆迁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其次，依据重庆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与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合约书”内容以及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与台庆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会议纪要”精神，市拆迁办实质上已取代重庆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在“合约书”中的法律地位作为甲方，享受和承担甲方在“合约书”及附件中的一切权利义务，并经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同意。可见依据合同的约定台庆房产公司已经将较场口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拆迁安置的权利义务全部委托转移给市拆迁办负责实施，且市拆迁办同意承担法定的拆迁安置义务和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市拆迁办十八梯片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与被拆迁人瞿邦治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有合法依据，其内容系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再次，被拆迁人瞿邦治的签约、搬迁行为、领取经济补偿费、搬家费、过渡补偿费等民事行为表明其已经认同市拆迁办是拆迁安置合同主体，应当由市拆迁办独立承担本案拆迁安置和拆迁补偿的法律责任。并且，市拆迁办具体负责实施拆迁安置较场口旧城改造建设项目拆迁总数达1300户是已知事实。其作为拆迁安置合同主体，并没有否认过对被拆迁人瞿邦治的拆迁安置以及补偿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效力相对性原理，台庆房产公司已合法转移其作为拆迁人安置补偿的法定义务，可以免除其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案中瞿邦治坚持要求台庆房地产公司作为拆迁人承担安置补偿义务无实质的意义。关于瞿邦治申诉称至今仍未安置新房的问题，市拆迁办在庭审中确认被拆迁人瞿邦治的拆迁还房安置问题事实上99年9月后已经在较场口“得意大厦”二楼作安置，并且当年以登报公告、书面通知的形式将安置方案告知了瞿邦治。瞿邦治在庭审中认可收到2001年4月的“再次安置通知书”的事实。由此说明，市拆迁办已经履行按协议原地安置的合同义务和责任，并履行了通知义务。瞿邦治申诉称“两被告至今仍未安置新房”的申诉理由不实。同时，市拆迁办在再审期间辩称为了防止损失的扩大，自2003年至今已将该安置门面房代瞿邦治作出租收益的事实瞿邦治是知道的。依据市拆迁办提供的资料表明，2008年11月11日瞿邦治以借支的名义从市拆迁办领取了租金合计142210元。由此说明，瞿邦治诉称因未安置新房造成了经济损失的申诉理由因无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对拆迁安置义务人市拆迁办的拆迁安置法定义务的认定是正确的;由于台庆公司已合法转移其作为拆迁人安置补偿的法定义务，瞿邦治要求台庆公司承担拆迁安置的法律责任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瞿邦治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对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台庆公司已合法转移其作为拆迁人安置补偿的法定义务，重庆市重点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是拆安置义务主体且已经履行按协议原地安置的合同义务和责任，并履行了通知义务。现原告瞿邦治无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瞿邦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瞿邦治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4元，由原告瞿邦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文琼人民陪审员  朱学军人民陪审员  梁承碧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 记 员  陈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