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9民初17147号 原告：张刚，男，197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煤、张飞云，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卫民，男，197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霄飞，浙江展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水根，男，195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沈苗，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华，男，195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华，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刚诉被告朱卫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起诉来院，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追加俞水根、陈华为被告。于同年3月22日依法由审判员崔白洁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变更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本院于同年7月5日作出（2016）浙0109民初7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日作出（2016）浙01民终49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张刚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2018年8月1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再2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904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71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飞云、盛煤，被告朱卫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霄飞，被告俞水根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被告陈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华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残等级、合理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司法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原、被告申请自行和解期限两个月并经院长审批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25168.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2016）浙0109民初717号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42993.5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13527.18元、误工费48372元/年÷365天×156天=20674.06元、护理费48372元/年÷365天×156天=20674.06元、交通费1917元、住宿费3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13天=650元、营养费1500元/月×3个月=4500元、残疾赔偿金43714元/年×20%×20年=1748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661元/年×（14+12+4）年×20%÷2=91715.2元、鉴定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2016）浙0109民初717号案庭审辩论结束最后意见，原告认为原告系应被告朱卫民的要求而上车锯枝条，原告与被告朱卫民之间形成义务帮工关系，故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朱卫民承担责任，原告不要求被告俞水根、陈华承担赔偿责任。发回重审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朱卫民赔偿原告损失440994.48元[医疗费13527.18元、误工费28655.70元（67047元/年÷365天×150天）、护理费28655.70元（67047元/年÷365天×150天）、交通费19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100元/天×13天）、营养费9000元（100元/天×30天×3个月）、残疾赔偿金225104元（56276元/年×20年×20%）、被扶养人生活费118354.9元（38179元/年×（12+13+2+4）年×0.2÷2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50000元×20%）、住宿费3280元、鉴定费120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25日，原告与被告俞水根约定，由原告拉运树苗到被告朱卫民处，运输费由被告朱卫民支付，原告依约将树苗拉运到被告朱卫民处，后原告在应被告朱卫民的请求上车帮忙锯树枝过程中，因车箱另外一侧的树木突然倾倒过来，躲闪之时从车上摔下受伤。后原告经萧山中医院住院治疗，江苏省睢宁县人民医院复诊，并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萧山分所鉴定，构成人体损伤九级残疾。原告多次要求各被告承担其责任，但均遭拒绝。鉴于各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特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张刚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初诊记录、萧山中医院CT报告、出院记录、江苏睢宁县医院CT检查报告单、病历记录、门诊初诊、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证明原告的受伤事实以及原告构成九级伤残的事实。2.萧山中医院医疗费用清单及票据一组、江苏睢宁县医院医疗费用票据一组、交通费票据一组、住宿费票据一组、鉴定费票据一张、诊断证明书一张，证明原告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以及营养费用情况。3.证明一份、户口簿一组、残疾人证一份，证明原告兄妹的身份事实以及原告扶养人的身份情况。4.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录音光盘及相应的文字整理资料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朱卫民经国家机关介入处理纠纷的事实。5.流动人口登记表、暂住证各一份，证明原告从2011年到事发时在萧山工作，赔偿标准应适用城镇户口。6.证人证言一份，证明被告朱卫民要求原告锯苗木与质量无关。7.住院病历。8.鉴定报告、鉴定发票各一份，证据7、8请人民法院依法采信，作为裁判依据。9.母婴护理师、催乳师高级证书各一份，证明原告老婆在原告受伤前从事的职业，日工资为230元，但在原告受伤后不得不辞职。10.户口本二本，证明原告家庭成员情况。 被告朱卫民辩称：重审的理由与需查明的事实基本无关，原审判决仍应尊重，不应全盘否定。应当注意到，本案两级法院的两次审理都是认真、仔细的，也充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并最终都作出了一致的判决。这说明两级法院的审判员对本案的事实与看法是比较一致的。本案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按照省高院要求落实法律关系，行使释明权，维持原判也属正常。实事求是地讲，原一、二审不是没有查明事实和法律关系，而仅仅是没有都写在纸面上而已。再审经过实体审理后，也只是因程序性问题存在瑕疵为由重审。两次判决不可能都是在没有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省高院提审本案后，也没有认为一、二审在实体上（包括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错误。裁定重审只是基于三点理由：1.原审阶段没有查实被告朱卫民与被告陈华之间的法律关系；2.未查实被帮工人；3.在原告放弃对被告俞水根、陈华的诉讼请求后亦未向原告行使释明权，程序上存在不当。关于被告陈华和被告朱卫民之间的关系。两级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都问过该问题，我们多次明确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被告陈华和其他当事人对此也并无异议。因此，两级法院只是因为和本案关联不大，所以没有书面明确而已；关于未查实被帮工人。二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已经写得非常清楚，“鉴于朱卫民与俞水根约定交付苗木需继续修剪，故张刚为尽快完成交货义务而自愿修剪苗木的行为，应视为其替出卖方俞水根修剪苗木以达到交付标准。”难道这不是查实了被帮工人吗？省高院既不说错，又说没查实，明显与事实不符。当然，这种被帮工人，到底是义务帮工还是无因管理，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但二审已经明确了被帮助的人就是被告俞水根，这点是不能否认的。因此，省高院的第三点才是重点即“未向张刚行使释明权，程序不当”，显然是为了给原告一次重新主张赔偿权利的机会而已。如果这次张刚还固执己见，坚持只起诉被告朱卫民一方，那就完全不可理解了。实事求是地讲，一、二审对原告放弃对其他被告的诉讼请求，坚持只诉被告朱卫民是感到十分诧异的，而且被告朱卫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多次提出，不排除被告俞水根与原告达成了赔偿协议，原告才坚持不起诉被告俞水根的可能性。所以两级法院的审判员在庭上也都追问过原告为何放弃。特别是二审，庭审快结束时法官明确问了原告两遍“你确定不要其他被告承担责任？”“你确定？”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所以二审判决书表述“上诉人张刚在本案审理中，坚持认为系为朱卫民帮工，要求朱卫民承担赔偿责任而放弃向陈华、俞水根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被告朱卫民认为要求原告确认就是一种释明，因为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就像1-1=0一样是无需多言的，并非省高院所称是没有行使释明权。即使是普通当事人也知道诉讼中放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后果，那么法官还要如何对原告及其律师进行释明？被告朱卫民愿意从最大善意的角度来理解省高院的裁定，鉴于原告毕竟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受伤，没有得到赔偿，从同情原告的角度出发给其一次机会。二、应当注意到再审提起的理由与其再审理由并不一致。回头再看，原告申请再审时，省高院（2017）浙民申1582号民事裁定书称其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即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而再审后，发回重审的理由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中的任何一条。也就是说，再审经开庭审理后也并没有作出“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结论。因此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并未被省高院否定。一、二审认定事实是一致的，详见一审判决第9至10页。本案如要进一步查明事实，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础，否则就是不断地重复劳动，浪费时间、司法资源。第二方面，关于本案的具体抗辩。一、被告朱卫民要求对原告的伤势进行重新鉴定。在一审中被告朱卫民就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但因后来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以没有进行鉴定。此次庭审前被告朱卫民仍然提出该请求。原鉴定书认为原告的左侧肋骨14-10骨折，但事实上鉴定机构自己也承认只有第7、8、9是较为明显的，其他存疑。另外，以前的五根以上肋骨骨折就可以构成九级伤残，而现在根据新的鉴定标准六根以上肋骨骨折只构成十级伤残。二、本案的案由未定。但应以事实为导向，杜绝以案由为诱导。原告最早在原审一审中提出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庭审中因查明的事实与其案由完全不符，故又变更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但后来不知道何故，案由一直还是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由于义务帮工需要有合意的意思表示，故正如原审一审判决所指出的“原告修剪苗木是在未与被告俞水根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为了被告俞水根的利益而修剪苗木并受伤的，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构成义务帮工关系”。而原告与被告朱卫民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且被告朱卫民是源于其认为交付的苗木不符合其与被告俞水根之间约定的交付标准才要求裁剪苗木的，而原告为尽快交货而自愿裁剪，故被告朱卫民也不存在帮工的主观意思表示。但原告可以基于为被告俞水根无因管理向其主张权利。总之，不应以案由为引导，而应以查明的事实为导向，分析法律关系，再得出由谁赔偿的结论。三、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确定被帮忙人（不以义务帮工为限），具体推理方向有两个，但被告朱卫民认为应以所有权是否转移为标准，确定被帮忙人。推理逻辑应该如下：原告的行为令谁受到法律上的利益，即谁免除或减轻了裁剪的工作？谁有裁剪的义务？这个问题会有两个争议方向：（1）买卖合同关系中货物所有权是否已转移？若已转移，则利益归买苗人；若未转移，则利益仍归卖苗人。以何为交付转移标准？苗木装上大车，货物越过大车栏板？或将苗木从车上卸下？本案未完成转移交付，故所有权仍在卖方，裁剪为卖方利益。（2）出卖人是否有裁剪义务？若有，则利益归出卖人；若无，则利益归买受人。但被告朱卫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这个观点有问题。在前车已经被迫需要从大车上重新卸货，经过裁剪后再重装的情况下，被告朱卫民不可能仍然收下原告这车苗木。在此对其提出裁剪要求，否则拒绝收货的表现是其行使买方权益表现。因此，原审的一、二审都认为有权拒收，被告朱卫民没有义务帮工的主观意思，故不构成义务帮工。但退一万步讲，即使双方没有约定裁剪，被告朱卫民拒绝收货，其至多也就是承担相关违约责任，而该违约责任仅是货款和交通费、可预期利益损失，不会包括车辆回程途中出事赔偿的责任。因为回程出事，所以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样道理，假设当时被告俞水根有小工跟随，若双方有裁剪之约定，小工在裁剪时发生意外，应由被告俞水根赔偿应该没有争议；而如果没有约定，小工仍进行了裁剪，被告俞水根则仍然只能基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裁剪义务为由，向被告朱卫民索要增加的裁剪费用；但小工如果在此期间发生意外，也只能基于雇主关系由被告俞水根赔偿，且被告俞水根并不能因为其员工出事就要被告朱卫民赔偿，还是因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样道理，只要被告朱卫民拒绝收货，无论双方是否有裁剪约定，均应由卖方承担责任。四、根据现有证据，可以查明以下基本事实：1.被告朱卫民与被告陈华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朱卫民与被告俞水根也是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任何其他如委托、中介、代理等关系。被告陈华向被告朱卫民买紫薇，被告朱卫民再向被告俞水根购买。但因为被告朱卫民只是临时做这一次生意，所以带被告陈华去了被告俞水根的苗木地。2.被告朱卫民、陈华及河南夏老板、证人张某在苗木地点苗和当天中午吃饭时，均已经明确告知被告俞水根应当裁剪的标准。被告陈华为运输和销售需要，曾在点苗时就与被告朱卫民共同要求被告俞水根将苗木裁剪好。（1）录音5中被告陈华多次说到在现场让被告俞水根要把枝条裁短“陈：就说咯，这个时候你不是在场的吗？叫他们枝条锯得短一点，他们挖的时候难道你没有提醒他们？朱：不是。这个不是你一起去点苗的时候，这个要求那你也跟水根说的呀。陈：哎，我跟他说的呀。……都说清楚的呀，恩，点的时候是跟他说清楚的。……地上的时候，我点好了不是跟他说的呀，上面枝条剪掉，要剩三十公分，三个枝条咯。……说得这么清楚，我们人都还活着呢。……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的枝条没有做好，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到”。（2）被告朱卫民始终坚持这一事实。（3）王玉友的证言也讲到，当他们下午一点钟到了戴村苗地后，苗子还没有挖好，还在挖苗和“剪枝”。由此可见，被告朱卫民等人对苗木的树枝确有裁剪要求，否则为什么要剪枝呢？只是挖苗工人的裁剪工作很匆忙，很随意，所以才有大量苗木不符合交货的要求。（4）被告俞水根虽不承认点苗时有明确的裁剪要求，但其在录音2中讲到“裁掉的话，我跟你说，是挖苗的人说，你跟他们说只要剪剪裁裁就好了，我说我不晓得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被告朱卫民曾要求裁剪的意思表示。被告陈华的证人张某在证言中证实上述事实。被告朱卫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已多次在庭审上陈述过，不再赘述。实事求是地讲，被告陈华与本案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原告始终没有要求其进行赔偿，因此他录音中所陈述的事实应当是客观、中立的，应当予以认定。3.被告俞水根叫了原告车子运送苗木到被告朱卫民指定的地点，故被告俞水根与原告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1）有被告朱卫民提供的录音2足以证实。“俞：我跟你说卫民，叫呢是有金的老婆一起来的驾驶员，是给有金在拖的驾驶员叫的。我说了一声我要拖苗，有金老婆就说叫什么忠的，让他叫叫好了”。（2）录音2“俞：驾驶员的钱不是说你付一半，我付一半，我付了一半。朱：我又没有说？我没有付的，那天算钱不是我给你，我不是（把驾驶员的钱）全部扣掉的啊。俞：晚上是你先付掉，然后在我这里扣扣掉的啊”。（3）录音4“俞：我跟你说，工钱我付的，18元钱一棵你扣掉的；然后车钱是400元，怎么这还会错，绝对不会错。……你是我苗钱是扣掉的啊”。（4）被告朱卫民在此之前并不认识原告，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联系到过原告。第一次通电话时，原告已经送货到半路上了，问被告朱卫民在哪里了。综上，原告时被告俞水根叫来装运苗木的，到现场后由被告朱卫民代为支付，事后又在苗款中扣掉了相应的车钱。虽然被告朱卫民在现场支付了车钱，但其与原告之间并未在事先形成过委托运输的一致意思表示，且事后仍在苗款中扣除了相应款项，仍应认定原告与被告俞水根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4.被告朱卫民的货一共两车，在原告的前一车卸货后，驾驶员（可能是王玉友）就走了。驾驶员刚走，大苗商和被告陈华就发现这车树枝太长太多，其他的都快装不下了，所以就不得不重新卸下后再重新锯树枝。那么原告这车货自然就要严格按照约定收货了。（1）王玉友的证人证言其实只讲了前面其这车货被装上大车的情况，但其不知道后来还被卸货重新裁锯的情况。（2）录音5被告陈华说“我就是这样的，那天客户一起在的，要锯的反正客户也说的，客户说的要锯掉的事情。要吊下来的都是客户说的，要吊下来再锯下来，你说这活麻不麻烦”。（3）录音1“朱：那你不是跟张刚说的呀，说要锯一点掉锯一点掉？陈：那肯定要锯掉的呀，剩三十公分呀，它那么长的，六、七十公分的，怎么弄呢？朱：是，我也是这么说了一句呀。陈：他（俞水根）做得不好呀，这个活是他做得不好呀！也不是说怎么样，活做得好我们怎么会叫他再锯过呀，你想想看。朱：你跟张刚说要锯掉要锯掉呀，然后我也说了句。陈：那他活不好呀。帮他锯得人都弄死快了，说句难听的”。以上录音也说明，被告陈华认为没裁剪好，大车已经装不下，所以只好卸载前面的那车苗木重新锯过，这期间被告陈华以及已经卖了苗但没拿到钱的苗农都帮忙参加到锯裁中，所以原告这车如不裁剪，自然也不肯收货。在此情况下，原告就主动帮被告俞水根锯树枝了。因此一、二审根据庭审中各方的陈述，在已有证据的基础上查明了上述事实，合乎法律规定和事实。五、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为行为人和车辆所有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1.原告作为发生意外所在车辆的驾驶员，本身应对其自己实际控制的车辆承担安全注意义务。作为驾驶员更应当知道四十株树苗放在车上，其根部仅为用稻草捆扎的圆型泥土，并不稳固，一旦散开就会发生倾倒的危险，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在此情况下，原告理应预见在车上直接锯苗可能发生的危险，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因其未尽重大注意义务以致造成自身损害，过错明显，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2.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系在没有他人干扰的情况下由于操作不慎导致车厢另一侧的苗木改变原先的依靠状态而向其一侧发生倾倒。这是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3.另外，原告在躲避时惊慌失措，本能反应过大，导致竟为避小树而摔落车下，也是造成其九级伤残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倾倒的仅仅只是一枝树苗，并非大树，原告本无必要如此慌不择路。综上所述，原告事实上系为被告俞水根的利益裁剪苗木，故应由被告俞水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朱卫民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录音一份，通话人员为被告朱卫民、俞水根，时间为2016年1月17日，被告朱卫民打电话给被告俞水根，证明原告为了被告俞水根的利益而锯苗木的事实。 被告俞水根辩称：被告俞水根认为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义务帮工人是被告朱卫民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是准确的。被告俞水根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具体答辩意见如下：本案事情经过：2015年5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被告朱卫民等三人到被告俞水根处（戴村的苗场），被告俞水根跟被告朱卫民说没有时间卖苗木，因为其当时与原告正在接待另外一个买苗木的人。被告朱卫民说一定要买，因为其生意被别人抢走，并答应自己叫人来苗场。当时被告朱卫民还答应自己叫人来挖苗装苗和运输，而且要求被告俞水根对此树苗价格进行保密。当时被告俞水根也不知道被告朱卫民在中间是赚取巨额差价的。而且被告朱卫民在原来的一、二审中还说其是帮被告陈华介绍一下的，所以被告朱卫民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是有很多虚假陈述的。下午1时左右被告朱卫民打电话给被告俞水根说挖苗的人已经叫好了，但叫不到运输苗木的车子，要求被告俞水根帮忙联系。被告俞水根接电话时旁边有一个叫吴科的人听到了，所以那个人就跟原告去说了，所以并不是被告俞水根直接打电话叫原告来运输苗木的。后来被告朱卫民叫来的6个人就到了苗场，挖苗还有装车在被告俞水根到苗场时已经快要做好了。被告朱卫民原先要求原告运输到新街，后来又要求把这些苗木运输到钱江农场。这整个过程被告俞水根都是不知情的。原告是在帮助被告朱卫民装车过程中受伤的，并不是说是卸货过程中受伤的。原告是在帮忙把苗木重新装上被告朱卫民叫来的大车的过程中受伤的，这已经不是一个卸货的过程，这是一个帮忙装车的过程。被告俞水根认为原告的主张及其主张的法律关系的事实，基本上与其主张是相符的。具体答辩意见如下：一、本案经多次庭审调查，一、二审和再审都查明且并无争议的事实是被告朱卫民叫原告上车帮忙锯枝条的，锯枝条的工具也是被告朱卫民提供的。至于这个枝条要锯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是被告朱卫民指示的，当时被告俞水根、陈华都不知情，被告陈华在不在被告俞水根不知道，但是被告俞水根是不在田间现场的。当时已经晚上11时多了，被告朱卫民也没有打电话给被告俞水根说你过来看看把这枝条裁锯到什么程度或者你派人过来看看裁锯到什么程度。所以整个过程都是根据被告朱卫民的要求完成的。所以显然被告朱卫民是被帮工人，而且也是原告修剪枝条的受益人，通过原告的帮忙其完成了装车的过程。二、被告朱卫民陈述的被告俞水根交付的苗木不符合要求严重违背事实，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首先，挖苗的人是被告朱卫民叫来的，而不是被告俞水根叫来的。被告俞水根当时根本不在苗场现场。挖苗和装车也是被告朱卫民安排的。这些人完成的苗木要达到什么要求，被告朱卫民应该十分清楚，而且挖苗的人是其自己叫来的，说明其自己也有能力把控把这个苗木修剪到什么程度。如果有异议，被告朱卫民必然十分清楚必须是在这两辆运输苗木的车离开苗场之前就提出异议。但事实表明，两辆运输苗木的车将苗木装到新街以后就一直在等被告朱卫民，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又打电话给被告朱卫民，被告朱卫民没有提出异议，但要求将苗木运输至钱江农场。在被告俞水根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要求原告将苗木运输至钱江农场，被告朱卫民此时也没有打电话给被告俞水根提出过质量异议。到了钱江农场，被告朱卫民也没有对被告俞水根提出过质量异议，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所以锯枝条完全是被告朱卫民自己的事情，锯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是被告朱卫民单方决定的。其现在说被告俞水根当时交付的苗木有张字条什么的都是其单方的陈述，并没有证据及能够让法官相信的合理事由，该理由是被告朱卫民在原告发生事故以后编造出来的。事实上，原告去修剪枝条是因为大卡车司机跟被告朱卫民反映说“你这个枝条要修剪的，就你这个枝条装的太满了，你如果两车苗都要装到我一个大卡车上，你要把它修剪的再短一点”。事故发生以后，被告朱卫民为了推卸责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是因为被告俞水根交付的苗木不合格造成的。但即使不合格，其也应该向被告俞水根提出。被告朱卫民明知道原告是一个驾驶员，而且其也没跟原告提出说让原告跟被告俞水根去反映该质量问题。庭审笔录里也记载了当时被告朱卫民和原告说“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帮帮忙，锯完大家可以早点回家”。所以，从头到尾被告朱卫民都没有提出过质量方面的问题。事故发生以后，被告朱卫民也按照约定的价格向被告俞水根支付了苗木款，被告陈华也把苗木款给了被告朱卫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个质量异议的问题。所以被告朱卫民所谓的不符合要求没有证据，而且，事实上是其为了推卸责任而编造的理由。三、关于运输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不是被告俞水根直接打电话叫的。在一、二审及再审的庭审笔录中都有一个叫吴科的人，其听到被告俞水根跟被告朱卫民打电话，因为被告朱卫民跟被告俞水根说叫不到装苗的车，所以吴科叫了原告。在再审的庭审笔录第9页中明确记录了原告到了苗场后就开始装车，被告俞水根当时也根本不在现场。被告俞水根到达现场时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其把被告朱卫民的联系方式交给了原告。被告俞水根还是被告俞水根的老婆，我们现在记不清了，应该是这两个人其中一个跟原告说这个苗木被告朱卫民是要求运输到新街的运费也是由被告朱卫民来出，叫原告跟被告朱卫民联系，原告到了新街以后就打电话给被告朱卫民，被告朱卫民叫他们再等等，又等了两个多小时，已经晚上很迟了，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有晚上10时左右了，叫原告把苗木运输到钱江农场。将苗木运输的钱江这个过程被告俞水根是不知情的，所以从这些事情的发生过程来看，被告俞水根不是运输合同相对人，因为后面原告根本就不是受被告俞水根的指使的，而且另外一辆车的司机王玉有也是原告叫的，也并非是被告俞水根叫的，但他们都是根据被告朱卫民的指示完成运输任务的，事后运费也是由被告朱卫民交给原告的。原告把其中一部分运费给了王玉有，所以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也是被告朱卫民。 被告俞水根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一审、二审、再审的庭审笔录及再审裁定书各一份，证明被告朱卫民叫原告上车锯枝条，叫原告去钱江农场，运输费也是被告朱卫民付的；被告俞水根不在事故现场；被告朱卫民承认是其联系的挖苗人，后又反言；被告朱卫民陈述叫被告俞水根运到苗场，后说让被告俞水根先送到新街再送至苗场；原告确认是被告朱卫民给的工具和要求修剪；再审裁定书确定被告俞水根不是被帮工人。 被告陈华辩称：整个过程中被告陈华与原告没有法律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朱卫民承担责任。被告陈华不是适格被告，有买卖关系，但不是被帮工人。 被告陈华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张某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被告陈华不是适格被告，不用担责。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朱卫民对证据1有异议。对证据2认为医疗费由法院审查；交通费由法院酌定认定；住宿费不予认可；对鉴定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对诊断证明认为不具备证明力，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认为对证明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式错误；对户口簿无异议；对残疾人证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4认为对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因为原告到被告朱卫民家中闹事才报警的，并不是当时原告受伤时的处理情况；录音在听过之后再发表质证意见。庭审后，被告朱卫民未对录音补充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5认为对暂住证无异议，对户口本有异议，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对证据6认为结合之前原告承认苗木地有人裁剪，在新街之前没有和被告朱卫民联系过，车不是被告朱卫民叫的，从该情况能够反映出其他人装的苗都是裁剪好的，等那些人挖苗、剪苗。苗装不上可以拒绝原告。对证据7认为中医院病历和检查单均显示肋骨骨折三根。对证据8的鉴定结论有异议。被告朱卫民认为应当适用新标准。对七根肋骨（含可疑部分）都是骨折也有异议。最关键的是被告朱卫民一直坚持认为原告受伤及其伤残等级高低，与被告朱卫民无关。被告朱卫民不是被帮工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9认为不具备关联性。按照法定护理费认定即可。对证据10不认可，应提供家庭成员情况表才能说明被扶养人及赡养人情况，且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俞水根对证据1-3认为原告不要求被告俞水根承担责任，故对原告的主张无异议。对于损失，由法院认定。对被告朱卫民无异议部分被告俞水根当然无异议，对被告朱卫民有异议的地方，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4认为对接处警记录的三性无异议，更加反映出原告与被告朱卫民之间的义务帮工关系。从录音来看，被告朱卫民承认是其让原告上卡车修剪，被告朱卫民还欺骗原告说自己是帮被告陈华介绍；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认为书面描述的基本认可，到新街以后被告朱卫民对原告说到新街，到新街以后到钱江农场，是被告朱卫民自己在完成其向被告陈华交货的义务，而原告是在帮助被告朱卫民完成向被告陈华的交货义务。新街之后的事情被告俞水根都是不知情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由有关专业部门作出专业认定。对证据8认为说话要讲良心，原告受伤属实，鉴定是权威机构浙大所鉴定的，结论不大会错的。至于责任，因为原告是在被告朱卫民指挥叫他砍树枝掉下来的，责任应该被告朱卫民承担。原来一审二审判决认为是被告俞水根承担责任，省高院撤销这些判决，打回到一审就说明省高院的意见是判决俞水根承担责任是彻底错误的，应该判决朱卫民承担责任。我们与原告非亲非故，也没有私下任何补偿，为什么他不要求俞水根承担责任，因为俞水根这一方说的是真话，原告认为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换成是别的原告肯定是见谁都告，这样诚信诉讼的原告如果法院不保护，让人心寒。对证据9、10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陈华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由法院综合判断认定；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接处警记情况登记表一份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不了解，事实不能确认，请求法院综合判断。被告陈华对证据7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第一，原告损害结果与被告陈华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无论是义务帮工还是提供劳务，陈华既不是被帮工人也不是雇主，两者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不是原告受伤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事实上原告自己在原审一审中根本没有将陈华列位被告起诉并早已放弃对陈华的赔偿请求其在原二审中也不要求陈华赔偿，赔偿主体另有其人；第二从程序上讲原告提出鉴定申请已过取证期限，现本案已逾四年，赔偿标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且原告本人根据目前的鉴定标准根本达不到九级伤残，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对证据9认为没有相关其他证据劳动合同等证明，请法庭依法审理查明。对证据10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其家庭成员信息相互之间的真实情况。结合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3、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4、10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7、8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9认为仅有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对被告朱卫民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四段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印证了原告提交录音的证明内容，证实原告系在朱卫民的要求下上车帮忙锯枝条而受伤。被告俞水根对朱卫民提供的录音认为，其中对录音（一）有异议，陈华没有要求俞水根剪枝条，从录音内容来看，指示张刚裁剪枝条是陈华和朱卫民，与俞水根无关；对录音（二）有异议，录音中俞水根陈述：“驾驶员是有金他老婆叫来的呀”，可见驾驶员不是俞水根叫来的，俞水根与张刚无承揽合同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从录音的内容来看，俞水根明确表示其剪枝桠的义务“说个屁呀”，俞水根明确表示驾驶员的运输费是朱卫民支付的，据此俞水根没有法律责任；对录音（四）有异议，在录音中俞水根明确表示运输费由朱卫民支付。对录音（五）有异议，事实上陈华和朱卫民从未收到俞水根要求其剪枝桠的请求，如果俞水根提供的树苗不合格，也不会装车了。而拉树苗的人是朱卫民叫来的，即使要剪枝桠也应该是朱卫民指示挖苗人去剪。被告陈华对录音（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录音是本案起诉之后，朱卫民打给陈华时所录，而陈华当时并非本案被告，后才被追加，在这个过程中朱卫民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企图诱使陈华在通话中陈述对其有利的事实，以达到增加责任承担主体，同时最大程度减轻自己责任的目的；在涉及本案相关事实时，都是由朱卫民一方在讲述事实过程，是其个人的说辞，其在通话中说锯枝条是由陈华向原告提出，但录音中陈华本人并没有说过，而在录音（五）中陈华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朱卫民歪曲事实的说法予以了坚决否认。事实上陈华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更不存在其要求原告去锯枝条一说，事实上原告的陈述也印证了当时陈华并不在现场且提出锯枝条的是朱卫民的事实。对录音（二）、（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朱卫民所要证明的事实陈华并未参与，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录音（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录音与事实不符且存在多处矛盾之处，对于有关苗木规定的约定庭审中已经予以查明，但该事实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存在上头客户要求现场对枝条进行修剪，也只是一个合同行为，而朱卫民要求原告锯枝条已经脱离了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关系，即被帮工人与帮工人的法律关系。结合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俞水根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认为，工具是朱为民提供的，但是笔录没有记录进去，谁要求原告上车的，被告朱卫民说是他经过被告陈华同意叫原告上车的。被告俞水根认为，要求修剪后才收货；运费是垫付不是承担；将苗木运到钱江农场是发生了变更，而不是送到新街就完成交货了；原代说的不能做证据；不合格才要求修剪，不是要帮忙。再审裁定书也没有确定俞水根不是被帮工人。被告陈华认为无异议，能证明陈华不是适格被告，不用承担责任。结合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对一审、二审、再审的庭审笔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再审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陈华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有异议，很多不清楚。被告朱卫民认可此证人证言。被告俞水根认为，被告陈华和被告朱卫民之间的约定我们不清楚的，对证人陈述的部分事实我们认可的，现场没有看到被告俞水根，所有的农户都在裁剪枝条，印证了只有原告枝条不合格是虚假的。结合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告陈华的待证事实。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5月25日，被告朱卫民向被告俞水根购苗，被告朱卫民所购苗木再转卖给被告陈华。被告俞水根联系原告运输树苗，原告另叫了一驾驶员分别驾驶小货车一同前往被告俞水根苗木地运输树苗。原告按被告俞水根的交待与被告朱卫民取得联系，并听从被告朱卫民的指定将从被告俞水根处装好的树苗先运输至新街，后运输至钱江农场。原告驾驶的小货车上的树苗及另一辆小货车上的树苗均需吊装至在场的一大卡车上。与原告一同前往的另一辆小货车上的树苗已先行卸至大卡车上。因大卡车的驾驶员对所装树苗认为太多、太高影响运输，原告车的树苗欲将枝条锯掉后才能装至大卡车。被告朱卫民与其他工人即至原告的小货车上锯枝条，原告当时在一旁，被告朱卫民对原告说上来帮锯一下，锯完早点结束。原告即上自己的小货车上帮忙锯枝条，已锯好的树苗扶靠在车箱后背处。原告锯第一棵的树较大，原告刚站在树上，看到靠在车箱后背上的其他树苗发生倾倒，因估计不当原告掉下车去受伤。原告被送往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时间2015年5月26日，出院时间2016年6月8日，住院天数13天。诊断为：1.胸部外伤、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左侧胸腔积液、肺挫伤、皮下气肿。2.多处软组织挫伤。原告支出医疗费13537.18元。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新街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载明：接警时间2015年5月31日12时，接警方式：群众报警，报警人：匿名，警情现场地点：盛中村。接警内容：有纠纷。出警时间：12时1分，到达现场时间：12时11分。出警情况：民警到现场，经调查，系戈士侠因其老公张刚于5月26日凌晨在钱江农场从装苗车上（自己的车上）掉下去了，人现在在萧山中医院。戈士侠找到收苗老板朱卫民要求为其老公的事负责。戈士侠带着家人到朱卫民家中，民警现场劝导后，通知其到司法所调解。 另查明：睢宁县公安局邱集派出所于2015年11月30日出具证明：经查询，张运东与张刚登记亲属关系为父子，李敬彩与张刚登记亲属关系为母子，张迎与张刚登记亲属关系为姐弟。张运东于1947年2月2日出生。李敬彩于1948年6月17日出生。原告儿子张立，2001年1月27日出生，原告女儿张眸俏，1999年3月3日出生。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新街派出所流动人口登记表载明：原告暂住在，于2014年3月28日发证，2015年3月26日注销。来本地日期2009年4月27日。2013年1月28日发证，2014年2月1日注销。2011年9月24日发证，2012年9月28日注销。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6年3月25日、2016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3日办理暂住证。 又查：原告张刚诉被告朱卫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职权追加俞水根、陈华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25168.70元。庭审中，变更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42993.50元，其中包括医疗费13527.18元、误工费48372元/年÷365天×156天=20674.06元、护理费48372元/年÷365天×156=20674.06元、交通费1917元、住宿费3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13天=650元、营养费3个月×1500元/月=4500元、残疾赔偿金43714元/年×20%×20年=17485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661元/年×（14+12+4）年×20%÷2=91715.2元、鉴定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本院于2016年7月5日作出（2016）浙0109民初7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张刚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2016）浙01民终48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刚不服，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浙民再2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4804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71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重审。 在发回重审后的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认为被告1是被帮工人，至于被告2、3需要法院认定，如果是，也要求赔偿。能认定谁构成帮工法律关系的，就要求谁赔偿。如认定属于其他法律关系的，都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陈述另有姐弟各一人。 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残疾等级、合理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30日出具浙大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3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被鉴定人张刚于2015年5月25日因故致左侧第4-10肋骨骨折等损伤，依据浙高法《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之相关规定，其损伤及其后遗症，已构成九级伤残；建议被鉴定人张刚因本次损伤所需的误工期限以90日左右为宜（包括住院时间）；建议被鉴定人张刚因本次损伤所需的护理期限以45日左右为宜（包括住院时间）；建议被鉴定人张刚因本次损伤所需的营养期限以45日左右为宜。张刚支出鉴定费700元，朱卫民支出鉴定费1560元。 本院认为：原告在原审审理中变更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故本案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经过庭审查明，原告基于被告俞水根的指派至其苗场装苗并按其的要求与被告朱卫民联系，并按朱卫民的指示将苗运输至新街后至钱江农场。原告完成的运输费用由被告朱卫民、俞水根共同分担。因装运的苗不符合买家即被告陈华所需，在被告陈华所需苗有要求，并在被告朱卫民的邀请下，自愿加入到非其运输工作内容而帮助卖方即被告俞水根和两买方即被告朱卫民、陈华的利益进行修剪苗枝。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现原告基于义务帮工关系要求三被告赔偿，有法可据。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认定，被告俞水根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15%，被告朱卫民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35%，被告陈华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10%。原告在帮工中自身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应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告的合理的损失：医疗费13537.18元，原告仅主张13527.18元，本院予以准许。误工费16380元（66432元/年÷365天×90天）、护理费8190元（66432元/年÷365天×45天）、结合原告的就诊次数酌情认定合理的交通费为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50元/天×13天）、营养费2250元（50元/天×45天）、残疾赔偿金［222296元（55574元/年×20年×20%）、被扶养人生活费41517.6元（34598元/年×（8+10）×20%÷3人）原告在重审庭审中陈述另有姐弟各一人］、原告被评定为伤残时子女均已成年，本院对原告主张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请求不予支持。鉴定费2260元。以上小计307870.78元。原告提供的暂住证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6年3月25日暂住于萧山，原告主张期间的萧山住宿费3280元的请求问题，本院认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本案原告暂住于萧山，主张暂住期间发生在暂住地的住宿费，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因伤致残疾，精神遭受损害，本院依据本案实际，由被告朱卫民赔偿原告3500元，被告俞水根赔偿原告1500元，被告陈华赔偿原告100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朱卫民赔偿张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合计307870.78的35%计107754.77元，扣除朱卫民已支付1560元，尚应支付106194.77元，此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俞水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合计307870.78的15%计46180.62元； 三、陈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等合计307870.78的10%计30787.08元； 四、朱卫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 五、俞水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 六、陈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七、驳回张刚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朱卫民、俞水根、陈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78元，由朱卫民负担2494元，俞水根负担992元，陈华负担595元，张刚负担2097元。 原告张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朱卫民、俞水根、陈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永梅 人民陪审员  包力松 人民陪审员  徐亚兰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邵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