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民终20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方，男，197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轶成，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诚坚，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洁珍，女，197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思兵，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笑，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芬，女，196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慧君，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洁和，女，197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陈方、戴洁珍与被上诉人张爱芬、原审被告吴洁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方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张爱芬的起诉或驳回张爱芬对陈方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爱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没有将本案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或移交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查处置，在审理程序上严重违法。陈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调查情况已充分证明本案张爱芬的行为涉嫌“逃废债”、“虚假诉讼”等经济犯罪行为，故本案在程序上应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或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查处置。原判未先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或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查处置，在审理程序上严重错误。二、本案往来关系实际发生在飞鸵鞋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单位之间，且君浩公司支付的款项远多于飞鸵公司。原判认定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严重错误。三、本案张爱芬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不能作为认定陈方向张爱芬借款的依据。“收款收据”的出具方中的“出纳”为“方瑞瑞”、“单位”为“戴洁珍、陈方”。其中“方瑞瑞”为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职员即财务人员，“戴洁珍、陈方”为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当财务“方瑞瑞”与股东“戴洁珍、陈方”同时出现在“出具方”时，股东的行为应该也是代表公司的行为。由此而可推之，“收款收据”的出具方实际应为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张爱芬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只能证明张爱芬向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并支付利息；该“收款收据”就算存在形式上的误写可能，也不能倒推证明陈方为借款人。原判将该“收款收据”认定为陈方向张爱芬借款的依据，显然认定严重错误。四、本案张爱芬提供的证据“借款对帐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认定陈方向张爱芬借款的依据。1、该“往来对账单”系由原审被告戴洁珍在“借款人”处签字，但上诉人陈方对于该“往来对账单”形成毫不知情，该“往来对账单”对上诉人陈方没有约束力。2、该“往来对账单”内容存在明显错误。原审被告戴洁珍虽然在“往来对帐单”中“借款人”处签字，但该“往来对帐单”中“2012-5月”借款中证人林某1、林某2的转帐日期为2015.6.2及2015.5.29，但该“往来对账单”却又按2012年到帐并统计利息，说明利息计算在客观上完全错误。对于内容明显错误的对账凭证，理应客观地事实求是地进行重新对帐，而不能将错就错，仅依据错误的结论而作认定。五、陈方与张爱芬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合意，原判判令陈方与戴洁珍共同偿还张爱芬借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判决严重错误。1、张爱芬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陈方有向张爱芬借款的合意。2、张爱芬提供的唯一有陈方签字的日期为2016年1月20日的“收款收据”，但证明内容反而是证明“张爱芬向戴洁珍、陈方或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支付利息(理由如上)”。3、根据张爱芬的当庭陈述，“往来对账单”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以后，与2016年1月20日形成的“收款收据”时间相隔一年多。无论“收款收据”证明内容如何，由于“收款收据”形成在前，“往来对账单”形成在后，在两者内容表示不一致情况下，应以后签署的“往来对账单”为准。原审被告戴洁珍单独以“借款人”名义在“往来对账单”签字确认债务，张爱芬也接受被告戴洁珍单独签字的“往来对账单”并持有，说明张爱芬也认可仅与原审被告戴洁珍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六、原判将张爱芬逾期提供的证据“四份汇款凭证及一份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使用，完全不合法。综上所述，原判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或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审查处置，在审理程序上严重错误；原判认定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严重错误；原判判令陈方偿还张爱芬借款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判决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改判并支持陈方的上诉请求。 戴洁珍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张爱芬的起诉或驳回张爱芬对戴洁珍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爱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张爱芬、戴洁珍、陈方等人作为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原、被告主体都不适格，应予以驳回起诉。1、涉案戴洁珍签署的“往来对账单”来源于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与飞舵鞋业有限公司之间对账形成的“往来流水帐”。而张爱芬之所以要将“往来流水帐”改成“往来对账单”，是由于当时飞舵鞋业有限公司已濒临破产，为规避飞舵鞋业有限公司的对外债务的原因使然。2、戴洁珍作为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无论签署“往来流水帐”、“往来对账单”还是“收款收据”，均是代表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的一种职务行为，故涉案被告应为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3、涉案债权本身来源于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与飞舵鞋业有限公司之间对账形成的“往来流水帐”，故涉案真正的债权人为飞舵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主体应为飞舵鞋业有限公司。因此，本案张爱芬无权作为原告起诉，张爱芬、陈方、吴洁如也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本案应依法驳回起诉。二、本案张爱芬起诉的债权本身并不成立，应驳回张爱芬的诉讼请求。根据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与飞舵鞋业有限公司之间往来对帐凭证，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包括关联公司）支付给飞舵鞋业有限公司的资金超过飞舵鞋业有限公司（包括关联公司）支付给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故实际上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已没有欠飞舵鞋业有限公司债务。戴洁珍之所以签署涉案“往来流水帐”、“往来对帐单”等，只是应张爱芬的要求而签署，并非戴洁珍真实意思表示。故从这方面说，即使本案原、被告主体成立，鉴于涉案债权本身已不成立，故其诉讼请求也不成立。 张爱芬答辩称：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日，原告张爱芬通过证人林某3的银行账户汇款1100万元给被告戴洁珍。2015年5月29日，原告张爱芬通过证人林某2的银行账户汇款200万元给案外人方瑞瑞。2015年6月2日，原告张爱芬通过证人林某1的银行账户汇款200万元给案外人方瑞瑞。2016年1月20日，由案外人方瑞瑞制作一份收款收据，载明交款人为原告张爱芬，交款项目为1100万元借款2个月的利息221290.84元（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同时载明“止15年12月31日余17188520.62元”，被告戴洁珍、陈方在该收款收据右下方签字确认。另，被告戴洁珍向原告张爱芬出具一份无落款时间的往来对账单，该对账单明确载明了款项往来的情况、利息的情况及余额，并由被告戴洁珍在下方借款人一栏签字确认。 另查明，被告陈方与吴洁和系夫妻关系。2012年5月24日，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向国贸（浙江）科技有限公司汇款1000万元；2012年5月29日，国贸（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向飞鸵鞋业有限公司汇款600万元；2015年6月1日、6月2日，国贸（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各汇款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收款收据及往来对账单涉及的当事人均为个人，且款项往来均系在个人之间进行，无任何证据表明前述个人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被告陈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债务发生在飞鸵鞋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协议，但根据收款收据及往来对账单的内容，体现为借款并载明了利息，故相关内容能够认定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从款项支付来看，系从张爱芬向被告方支付大额款项，被告方仅返还一部分本金，且尚欠张爱芬利息，可见系被告陈方、戴洁珍向张爱芬借款。被告陈方辩称收款收据证明的是张爱芬向案外人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借款，该辩解无任何证据证实，也不符合文字记载的本意，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 关于借款本息，收款收据及往来对账单均已进行了确认，尚欠本金为1100万元。根据利息数额进行折算，可以看出收款收据上记载的两个月利息系以本金1100万元及前期利息为基数，按月利率0.65%计算，故对张爱芬陈述的利率标准予以采信。双方已就2015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进行了结算，且对前期利息再计收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利率范围，故至该日止的利息应按双方结算的金额确定。之后的利息，由于双方未再作出约定或进行结算，也没有明确表示将前期利息结算后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张爱芬主张对前期利息部分再计收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往来对账单上记载的“陈继远帮陈方还款”及林某1、林某2支付的各200万元款项，被告陈方予以否认，但结合张爱芬补充提供的汇款凭证，张爱芬能够合理说明款项流转情况，且往来对账单及收款收据对本金数额均予以确认，故本院对张爱芬的陈述予以采信。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张爱芬可随时主张权利。 涉案债务虽发生于被告陈方、吴洁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数额巨大，张爱芬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系用于该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或者生产经营，且没有得到被告吴洁和的签字确认或事后追认，本案债务不宜认定为其夫妻共同债务。张爱芬主张被告吴洁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戴洁珍、吴洁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方、戴洁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张爱芬借款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6188520.62元；自2016年1月1日起的利息以本金1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0.65%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爱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50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公告费210元，合计146713元，由原告张爱芬负担7926元，被告陈方、戴洁珍共同负担138787元。 二审期间，陈方提交了以下证据：1.往来流水账复印件，拟证明涉案借款实际出借人为飞鸵鞋业有限公司。2.EMS快递详情单，拟证明邵肖肖代为证人林某1给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邮寄“泛海公司债权转让给林某1通知书”。3.债权申报登记表、邵肖肖身份证，拟证明邵肖肖原一直在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工作。4.泛海公司查账记录，拟证明泛海公司欠飞鸵鞋业有限公司1.4亿元，泛海公司在当时将1000万元转给了林某3，证明林某3的1000万元就是来源于飞鸵鞋业有限公司。戴洁珍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张爱芬质证认为证据1是复印件且无法提供原件核对，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且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邵肖肖2016年4月开始是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员工外，在2016年之前是平湖连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出纳；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该份证据由上诉人单方制作，不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对记载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为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的事实，不予认定。 戴洁珍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1.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和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关联单位（人）清单、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与飞鸵鞋业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及凭证，拟证明2005年至2013年飞鸵鞋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互相拆借的情况。2.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拟共同证明2012年6月1日通过林某3转入上诉人戴洁珍账户的1000万元欠款随即经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陆彩苗的卡转入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和关联公司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实际借款人与使用人都是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3.深圳发展银行电子回单、华夏银行支付系统专用证明、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拟证明2012年5月24日飞驼公司借给国茂科技公司的1000万元由国茂公司使用的事实。陈方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张爱芬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证据1均系戴洁珍单方制作，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几乎没有涉及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戴洁珍、陈方两人与其实际控制的十余家公司、经营部财产存在严重混同。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借款人与使用人均是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戴洁珍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证据2反映的戴洁珍收款后的用途不足以作为判定实际借款人的依据，故本院均不予认定；证据3所涉事实一审已作认定，故不作为二审新证据认定。 张爱芬在二审中提供温州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账凭证、领款凭证、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等证据，拟证明林某3曾向温州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借款项，2012年5月31日温州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林某3的款项系清偿借款的事实。陈方、戴洁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林某3与泛海公司、飞鸵鞋业公司之间均有关联关系，相互间的款项往来未必是真实的借款关系。本院经审查对林某3曾在2011年间向温州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借大额资金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在二审中依据戴洁珍的申请调取林某3（张爱芬女儿）、林某2（张爱芬儿子）和林某1（张爱芬丈夫的胞弟）的账户交易流水并依职权调取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温州中源立德款会计师事务所作的专项审计报告，各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除将原审认定的“原告张爱芬通过证人林某3的银行账户汇款1100万元给被告戴洁珍”所涉汇款数额更正为1000万元外，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林某3曾在2011年间向温州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借大额资金，林某3、林某2和林某1的涉案付款账户在借款发生前后和飞鸵鞋业有限公司之间没有款项往来记录。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温州中源立德款会计师事务所作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该公司对陈方、戴洁珍、国贸（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均无应收账款。 二审中，本院于2019年7月9日向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发函，要求管理人的清算过程中核查飞鸵鞋业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转移财产、逃废债行为。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于同年8月5日向本院复函，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尚未发现债务人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存在“逃废债、转移财产”的情形。 本院认为，陈方、戴洁珍在载明1100万元借款、利息及余欠总额17188520.62元的“收款收据”上具名，戴洁珍作为借款人在注明借款余额1100万元、欠息总额6188521元的往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前述债权凭证所涉款项由张爱芬指示林某3等人向戴洁珍个人账户或其财务人员账户汇付，原审法院据此判定张爱芬与陈方、戴洁珍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案涉债权凭证和款项交付均无涉及国贸（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陈方、戴洁珍称国贸（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系借款人事实依据不足。没有证据证明林某3、林某2和林某1账户交付的借款与飞鸵鞋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牵连，温州中源立德款会计师事务所作专项审计报告显示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对陈方、戴洁珍、国贸（浙江）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君浩科技有限公司均无应收账款，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清算过程中亦未发现债务人飞鸵鞋业有限公司存在逃废债、转移财产的情形，故陈方、戴洁珍上诉主张飞鸵鞋业有限公司系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张爱芬涉嫌逃废债和虚假诉讼事实依据不足。综上，陈方、戴洁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503元，由陈方、戴洁珍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良岳 审判员  李 洁 审判员  何士锋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法官助理吴世相 书记员蔡卓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