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9行初40号 原告高宜田，男，195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高水珍，女，196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高新娅，女，199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大伟、崔克海，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高新君，女，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第三人高某1，女，2006年7月22日出生，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杭小良，男，1978年2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系高某1父亲。 第三人顾某，男，2016年8月21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高新娅，女，199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顾某母亲。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南虹路5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5462U。 法定代表人顾华铭，街道办事处主任。 出庭负责人沈雅红，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袁钧涛，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蓉,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宜田、高水珍、高新娅（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南阳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行政协议一案，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3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高新君、高某1、顾某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7月9日和9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高宜田、高新娅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大伟，被告委托代理人袁钧涛、王蓉，第三人高新君、第三人高某1的法定代理人杭小良、第三人顾某的法定代理人高新娅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高宜田、高水珍、高新娅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崔克海，被告行政负责人沈雅红（副主任）及委托代理人袁钧涛、王蓉，第三人高新君、第三人高某1的法定代理人杭小良、第三人顾某的法定代理人高新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街道××组房屋系原告户合法所有，被告南阳街道办事处与高新君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告认为，高新君在无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处分原告合法财产，并且事后未经原告追认，应当认定为无权处分，并且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违反《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另被告无签订涉案协议的职权依据、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与高新君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高宜田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原告的房屋用地合法，审批土地使用者是原告高宜田，高宜田是户主，也是土地登记的使用者，在没有其授权委托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签订任何补偿协议。2.高宜田户的《户口本》，证明原告户主是高宜田以及户内人员的情况，可以说明户主以及户内人员都没有授权过高新君签订案涉协议，属于无权处分。3.《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明被诉协议的存在。4.（2018）C011-5038号《房屋收购补偿价格估价表》，证明之前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评估报告编号出具日期一样，但是该评估报告补偿的结果是164万多元，和被告出具的评报不一致。5.音频文件两份（附光盘一张）及其文字整理稿，其中2018年6月5日的录音证明在签订协议当天，南翔村村党支部书记沈某以及南阳街道负责该村征迁工作的工作人员高某2以口头许诺给高新君的丈夫杭小良工程做为诱饵，欺骗高新君在被诉协议上签了高宜田的字，该协议的签订明显属于欺诈；另一份2018年10月12日的谈话录音，证明在2018年6月5日签订协议后，村领导和街道领导所许诺的给工程做这个事实又不予认可，反悔了，可以说明签订协议当天存在欺诈利诱的情形。6.高新君和杭小良的结婚证、杭小良户《户口本》，杭小良户《农民建房审批表》，证明高新君2006年与杭小良登记结婚，在2016年将高新君算作户内人员审批建房的情况，事实上高新君是已经出嫁户口，可以迁出去在另外一个村享受拆迁，而不应该在本村享受拆迁，其代替父亲高宜田签订的协议也没有取得授权，协议无效。7.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2018年11月9日出具的（2018）141-14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原告房屋所在地块在2018年10月9日作出答复之时还没有取得房屋的征地征收手续，没有取得征地批文。在没有取得征地批文的情况下，案涉协议的签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的事由。 被告南阳街道办事处辩称：因地铁建设及空港新城开发建设需要，答辩人对原告所在××街道××村实施拆迁。2018年5月11日，杭州汇鑫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经入室评估后就原告户房屋出具（2018）C011-5038号《房屋收购补偿价格估价表》。根据评估报告金额，答辩人与原告户成员多次协商，最终确定住房补偿金额为2055460元，安置人口为6人，安置面积420平方米。2018年6月，原告户家庭代表高新君与答辩人签订《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安置购房预付款协议》。一、答辩人系与原告户成员代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征迁工作范围大、数量多的现实情况，目前在萧山区、甚至整个杭州地区的拆迁过程中，以户为单位进行拆迁安置并以户主或家庭代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方式是萧山区乃至杭州地区的惯例。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高新君系代表原告户与答辩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签订后，高新君作为原告家庭代表已领取了30%的拆迁补偿款，剩余补偿款项以存单形式暂存于××村村委会。二、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答辩人与原告户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基于政府征迁的行政行为而签订的合同，在其民事合同的属性之外，还带着行政行为的特质。本次拆迁中，被拆迁房屋价值由杭州汇鑫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后根据萧政办发[2017]24号文件计算后确定，安置人口及面积、货币化安置根据萧政办发[2017]51号文件确定。原告户与答辩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内容系按照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协议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无效情形，并未违反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高宜田户《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证明原告户于1999年获得建房审批，在××街道××村有房屋。2.高宜田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3.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安置购房预付款协议；4.高宜田户户籍信息及身份证复印件；5.南翔村村委证明；6.（2017）C022-7218《房屋征收补偿价格估价分户报告》；7.高宜田户存折发放名册、余额发放清单；8.银行开户记录；9.收据；证据2-9证明原告户已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并领取30%补偿款项。10.证明，证明原告户未领取补偿款，存单保存于××村村委。11.萧山区评估服务中标通知书；12.房屋拆迁评估委托协议书；证据11、12证明空港管委会以招投标方式选取评估机构。 第三人述称：高新君是在受到欺骗的情况下签订的被诉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同意原告要求确认被诉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 1.杭小良户《农民建房审批表》及申请资料，证明高新君的丈夫杭小良2015年9月申请在××街道××村×组×户建房，申请审批时的人口是杭小良、陈水琴、杭某（即高某3）、高某1，不包括高新君。 法庭审查时，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没有异议。证据2，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协议落款处的“高宜田”三个字不是高宜田本人所签，是高新君在未征得高宜田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写上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高宜田”三个字不是高宜田本人所签，不予认可。证据5，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村村委会出具的该份证明不能说明高新君有权利代表高宜田户签订被诉协议。证据6，认为该评估报告载明的补偿价值为1179413.68元，而原告持有的同一文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补偿价值为1647024.91元，两份评估报告金额差距较大，对证据6不予认可。对证据7-10没有异议，但称原告没有领款，也不追认高新君的领款行为。对证据11不予认可，认为评估公司的选定未与原告进行协商，对选定该评估公司不予认可。对证据12的关联性有异议。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4予以认可，认为评估金额的差距是因为包含的评估项目不同造成的。对证据5，认为录音内容模糊不清，不予认可。对原告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证据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4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原告证据5的内容不能反映被诉协议签订过程，不予采信。原告证据6、7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被告证据1-5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被告证据6，该评估报告与原告证据4评估报告评估金额的差异在于二者评估项目的不一致，其中两份评估报告项目一致的部分金额实际上是一致的，对于项目和金额一致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证据7-10，能够证明被诉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的实际支付情况，予以采信。被告证据11、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调取的证据符合三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宜田、高水珍、高新娅是杭州市萧山区××街道××村×组村民，其中，高宜田与高水珍是夫妻，高新娅是二人的女儿。第三人高新君是高新娅的姐姐，高某1是高新君的女儿，顾某是高新娅的儿子。2018年6月5日，被告南阳街道办事处（甲方）与高新君就高宜田户（乙方）位于××村×组住宅、附房及附属设施的补偿安置问题签订一份《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因地铁一号线延伸段工程建设及新城开发，南阳街道办事处需征收高宜田户主房425.28平方米，南阳街道办事处向高宜田户支付补偿及奖励等合计2055460元。安置方式为在甲方提供的安置区块实行调产安置，乙方签约时安置人口6人，（具体是高宜田、高水珍、高新娅、高新君、高某1、顾某），安置面积420平方米。协议还对安置房安置价格的具体确定、补偿款付款方式、腾房、过渡方式等作了约定。高新君在协议的乙方代表处签了“高宜田”、“高新君”的名字。协议签订后，高新君领取了补偿款390846元。原告不服南阳街道办事处与高新君签订的《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遂诉至本院，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 另查明，高新君与案外人杭小良是夫妻关系，杭小良户籍在××街道××村×组×户-×。2015年9月，杭小良向××村村民委员会申请在该村新建房屋，申请时填写的建房审批人口是杭小良、杭小良的母亲陈水琴、女儿高某3（写为“杭某”）和高某1。在村委会和南阳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12月审批同意后，杭小良在岩峰村建造了一处房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在没有高宜田委托的情况下，高新君无权以高宜田的名义签订被诉协议。同时，被诉协议涉及高宜田夫妇、高新君母女、高新娅母子等人的共同利益，签约人应当具有代表性，而实际签订人高新君虽然是高宜田户的户内成员，但高新君的丈夫杭小良在××村另行建造有住宅，高新君与杭小良作为一家人也会在××村自己的住宅生活，考虑到高宜田户家庭成员的实际生活状态，高新君本人不能代表高宜田户的整体签订被诉协议。因此，原告提出确认被诉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判决如下： 确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与高新君签订的《杭州空港经济区（南阳街道）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杰 人民陪审员  李松 人民陪审员  金燕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许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