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5民初6223号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田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华超、周雨煜，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法定代表人：陈咏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刘晶，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工作人员。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诉被告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唱响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煜、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中国好歌曲》是由原告全力打造的一档原创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由演艺界巨星担任导师，首次聚焦原创作品，让音乐创作人成为主角，为华语乐坛输送新生代创作力量，重塑音乐生命与原创精神。因此，该节目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也未向原告支付使用费，以营利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的点唱机中收录了原告的上述涉案作品供公众点播，原告通过公证人员对《中国好歌曲》作品进行证据保全。被告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播放、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第三期（歌曲共8首：1.小伞;2.杭盖；3.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4.从前慢；5.节奏·爱；6.那就枯萎；7.阿楚姑娘；8.情歌2）；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起诉费用。 被告辩称，一、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播放的作品是原告有权主张权利的作品。原告提供的是综艺节目的著作权属证据，不是涉案的独立音乐作品的权属。每个独立的音乐作品有其自身的权利人，所以原告不是适格主体，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场所内提供了侵权作品。取证没有获得作品的过程，设备是VOD商提供，不是被告提供，被告仅提供空间，原告不能证明证据的来源是场所本地调取的，仅能证明被告场所播放，但是不能证明被告存储并提供了作品。三、被告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方便的使用者，是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覆盖的经营者，按照著作权法律体系的集体管理规定，被告按照国家版权局公告的卡拉OK行业版权使用费支付标准，与集体管理组织订立了著作权许可协议并支付了著作权使用费，被告完全依法承担了义务，没有主观过错，不构成侵权损害赔偿过错原则的法定要件，被告有理由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四、被告支付的是概括性费用，集体管理组织也是概括性收费，如果原告是权利人，原告的利益损失应向集体管理组织追偿，如果法庭认定被告场所属于侵权，那么被告只承担停止使用的责任，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正版光盘封面及光盘《中国好歌曲》，证明原告对涉案作品拥有相应权利。 2.公证书及光盘，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 3.公证书，证明原告系《中国好歌曲》的著作权人。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国家版权局2006年1号公告《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证明版权使用费标准按照空间计费方式，被告按照公告向集体管理组织的缴费为固定费率缴费。 2.著作权许可协议和缴费凭证，证明被告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3.音乐作品独家授权著作权协议，证明原告和案外人签订的协议，案外人未进行对外使用授权，仅进行商业诉讼，现授权原告也是以诉讼为目的的牟利行为。 4.使用费分配细则； 5.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 证据4-5共同该证明被告为概括性缴费，且涵盖了非会员的费用。 6.网络截图，证明《中国好歌曲》由中央电视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原告联合制作。 7.时间戳光盘，证明原告没有歌曲权利人的著作权许可，对其歌曲进行改编的行为涉及原始权利人对原告的诉讼。 8.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和宝声公司对作品的转让就是为了商业诉讼而制定的假授权假转让，目的是为了商业诉讼谋取暴利。 上述证据经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原告对歌曲享有著作权。证据2仅第一首歌是完整的音乐作品，多数只有十秒左右，同一性无法比对。对证据3不认可，被告提供的腾讯视频截图证明中央电视台是联合制作人。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光盘封面上载明了著作权人为原告，与原告公证书中著作权登记情况一致。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版权局是行政管理部门，文件是部门规章，效力较低，与上位法冲突时应适用上位法，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公告规定的是集体管理组织缴费标准，原告未加入集体管理组织，不受约束，该公告明确了经营适用的作品范围，不包括未加入组织的原告的作品。对证据2，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需审核缴费凭证是否在许可之前或者时间相近，多场所存在倒签的现象，是在诉讼后被告才向音集协缴费，原告非音集协会员，起诉曲目不是音集协曲库的曲目。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确实向宝声公司授权过，但2017年4月20日宝声公司将相应权利转授权原告，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维权，并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相关授权行为并非为了诉讼，是希望宝声公司以自己的专业行为向经营场所收取使用费，但经营场所拒绝支付，故转授权原告，原告以诉讼形式维权，收取使用费。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集体管理组织预留非会员费用，应由侵权场所向集体管理组织主张费用，不是原告直接向集体管理组织主张，原告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不存在合同或其他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出具单位未经公证，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有异议，证据来自于网络，真实性不可知，即使真实，原告对作品进行了登记，由原告享有权利，中央电视台不享有权利。对证据7，证据均来自于网络截图，内容并非官方发言，内容真实性不可知，即使真实与本案无关，原告起诉是类电作品，画面及其重要，被告只针对词曲，但忽视了原告拍摄了类电作品。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与本案无关，仅能证明原告将相应权利授权给宝声公司同时保留了原告自身的实体权利和维权权利，不影响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授权给宝声公司是为了便于维权。本院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4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协议并支付了相应的许可费。证据3授权期限为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本案的公证取证时间不在授权期限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5缺乏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7不足以推翻正版光盘上关于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记载，不予认定。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九洲音像出版社公司出版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光盘，该光盘外包装盒上载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ISBN978-7-7985-1064-5”。光盘内收录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第三期的节目内容，包括案涉《小伞》、《杭盖》、《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从前慢》、《节奏·爱》、《那就枯萎》、《阿楚姑娘》、《情歌2》八首歌曲，节目片尾处亦载明：本节目制片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5日，郑州知睿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因收集、固定证据的需要，向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同日，公证员、公证工作人员会同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来到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的乐库量贩KTV.网咖。公证工作人员对乐库量贩KTV.网咖的店面位置及招牌进行了拍照。随后公证员、公证工作人员随同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进入B01包厢。在该包厢内，公证员、公证工作人员对摄像使用的SONYHDR-CX680数码HD摄录一体机的内存及储存卡进行了清洁性检查。检查完毕后，代理人在该包厢内的点歌设备上进行查找、点击、播放，播放了歌单（见附件1）上的相应曲目；同时对上述播放歌曲的全过程进行了现场摄录。摄录结束后，代理人将本次拍摄所用存储卡取出交由公证工作人员保管；并将此次消费取得的凭证（见附件2）交给公证工作人员拍照留存，原件由申请人自行保管。回至宾馆，在公证员、公证工作人员的面前，委托代理人将存储卡中本次保全所拍摄的视频文件导出并刻录成三套光盘，其中一套光盘留存公证处，另外两套光盘由公证员封某交由申请人保管。消费凭证载明商户名称为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消费金额为138元。2018年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就上述公证过程出具（2018）豫郑绿证内经字第1767号公证书。 《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光盘和（2018）豫郑绿证内经字第1767号公证书所附光盘内容经对比，公证点播的歌曲视频与案涉光盘中的同名作品的词、曲、音源和画面等内容均基本一致。 2018年和2019年，被告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和《著作权许可合同》各一份，约定被告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管理的音像作品，并支付了许可使用费。 另查明，开乐迪KTV系由被告唱响公司经营。唱响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8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娱乐场所（卡拉OK）（限一、二层）；小吃店：湿式点心（含水果拼盘制售，不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食品、卷烟、雪茄烟的零售；市场营销策划；会展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互联网上网服务。 本院认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本案中《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不仅包括歌手的演唱，还包括导师的表现、现场灯光的布置、乐队的演奏等内容，将音乐与画面相结合并进行放映，体现了制作者具有独创性的完整表达，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根据涉案光盘外包装盒说明以及光盘内容的标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原告灿星公司，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享有涉案作品《中国好歌曲》的著作权。被告认为原告非适格主体，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唱响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的KTV门店中向公众提供点播涉案作品的服务，侵犯了原告灿星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被告唱响公司主张其已经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缴纳著作权使用费，不具有主观过错，但案涉作品不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被告唱响公司在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合同时，应当知道其仅有权使用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音像作品，被告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金额，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原告亦主张法定赔偿。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被告的主观过错、经营规模、以及原告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作品《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第三期（包括《小伞》、《杭盖》、《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从前慢》、《节奏·爱》、《那就枯萎》、《阿楚姑娘》、《情歌2》）著作权的行为，并从其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 二、被告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560元。 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5元，被告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负担25元。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唱响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丁观 人民陪审员  俞美娟 人民陪审员  王春英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田恬 书记员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