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3民初6975号原告:长沙市志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暮云工业园南湖大道118号.法定代表人：程志武。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剑，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余波勇，男，1972年8月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原告长沙市志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鼎公司）诉被告余波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志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剑，被告余波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志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余波勇支付原告志鼎公司钢架管货款13535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志鼎公司系生产架管的公司，原告志鼎公司的负责人程志武与被告余波勇以前曾有过联系。2019年4月2日，被告余波勇与原告志鼎公司联系，要求购买其生产的架管，双方在电话中对架管的规格、价格、运输等事项作了约定。之后，被告余波勇当天付款74365元，原告志鼎公司将相应架管交付给被告余波勇。2019年4月14日，被告余波勇付款130936元，原告志鼎公司交付价值130939.44元架管。同日，被告余波勇另付一笔130000元的款项，原告志鼎公司交付价值132249元架管一批，被告余波勇通过微信转账结清尾款2249元。4月15日，被告余波勇再次转账130000元，原告志鼎公司交付价值133351元架管一批，被告余波勇通过银行转账127850元，原告志鼎公司收到前述款项后，在同日将价值127850元架管交付给被告余波勇。前述买卖合同均系原、被告在电话中协商一致后实施的。2019年4月19日，被告余波勇再次电话联系，要求原告志鼎公司先发一车架管到工地，还是有原运货司机提货，被告余波勇随后即付款，鉴于之前双方合作顺利，原告志鼎公司将一车价值135351元的架管发出，但被告余波勇收到该批架管后，却不再支付价款。故原告志鼎公司特提起本诉，望判如所请。被告余波勇辩称，被告余波勇与原告志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做了十年的生意。2019年4月，被告余波勇共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了6车钢架管，其中14日、15日、16日是原告志鼎公司的工厂直接送货至江西的需求工地，工地上16日联系被告余波勇，告知送过去的钢架管数量虽对，但少了秤，型号不对，比约定的型号薄了零点几毫米。被告余波勇选定的型号是厚度2.5毫米的型号，所以钢架管轻了几吨。本案涉案的钢架管是最后一车，19日发的货。被告余波勇将型号变更为厚度2.75毫米的型号，且特意跑到原告志鼎公司的工厂去取货过磅秤，结果又轻了3.81吨，管壁大概是2.5毫米厚。当时，被告余波勇就去找被告志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程志武办公室找他，让程志武按19日这一车钢架管少秤的比例，将4月份的发货的六车同比例减少货款，并要求程志武赔偿10万元，但双方没有协商达成达成一致。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志鼎公司经营钢架管出售，被告余波勇则以购买钢架管出租给工程工地牟利，双方有多年钢架管买卖的生意往来。2019年4月2日，被告余波勇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第1车钢架管，该张发货单显示购货人为被告余波勇，提货地点为本厂自提。架管规格一栏为48毫米×2.5毫米×6米（该长度单位系本院查明事实后为便于表述添加，原发货单多未写明各计量单位，下同），实发数量一栏为19.068吨，单价3900元，金额74365.2元。2019年4月14日，被告余波勇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第2车钢架管，该张发货单显示购货人为被告余波勇，提货地点为本厂自提。架管规格一栏为48毫米×2.5毫米×6米与48毫米×2.5毫米×6米两种，实发数量一栏为32.572吨，单价4020元，金额130939.44元。2019年4月15日，被告余波勇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第3车钢架管，该张发货单显示购货人为被告余波勇，提货地点为本厂自提。架管规格一栏为48毫米×2.5毫米×6米，实发数量一栏为32.898吨，单价4020元，金额132249.96元。2019年4月15日，被告余波勇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第4车钢架管，该张发货单显示购货人为被告余波勇，提货地点为本厂自提。架管规格一栏为48毫米×2.5毫米×6米。实发数量一栏为33.172吨，单价4020元，金额133351.44元。2019年4月16日，被告余波勇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第5车钢架管，该张发货单显示购货人为被告余波勇，提货地点为本厂自提。架管规格一栏为48毫米×2.5毫米×6米。实发数量一栏为31.568吨，单价4050元，金额127850.4元。2019年4月19日，被告余波勇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第6车钢架管，该张发货单显示购货人为被告余波勇，提货地点为本厂自提。架管规格一栏为48毫米×2.5毫米×4米与48毫米×2.75毫米×6米两种。实发数量一栏为33.42吨，单价4050元，金额135351元。以上2019年4月2日至4月19日，被告余波勇共计向原告志鼎公司购买6车钢架管，前5车钢架管，被告余波勇均已支付全部价款，2019年4月19日的第6车钢架管，被告余波勇未支付对价。庭审中，被告余波勇称原告志鼎公司上述6车架管的管壁均较约定规格薄了零点几毫米，故钢架管长度、数量虽无差错，但每车钢架管总重量轻了数吨。被告余波勇提供了5张车辆过地磅称量的称量单，并称系除第1车钢架管以外的5车钢架管在第三方地磅过秤后的实际重量，第1张显示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入厂时间为8时11分，净重为28490千克；第2张日期为2019年4月16日，入厂时间为7时24分，净重为29590千克；第3张日期为2019年4月16日，入厂时间为14时8分，净重为30250千克；第4张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入厂时间为13时14分，净重为28000千克；前4张称量单均仅在抬头写为：“全电子汽车衡称量单”，未写明称量单位及客户名称。第5张与上述4张称量单外观排版完全不同，抬头写为：“电子汽车衡计量单，湖南湘潭衡器，还写有销售和维修服务电话，日期显示为2019年4月19日，净重为29610千克。原告志鼎公司承认2019年4月19日的第6车钢架管较约定的33.42吨少了3.81吨，并同意按该吨数核减诉求价款15430.5元，将诉求变更为119920.5元。其亦提供了6张称量单，并称系6车钢架管出货时所称的重量，第1张显示为19068千克，第2张为32572千克，3张为32898千克，第4张为33172千克，第5张为31563千克，第6张为33420千克。被告余波勇主张原告志鼎公司提供的称量单均不准确，每车钢架管均存在重量短少现象，第1车系因被告余波勇基于信任未称量，第2车至第5车系其供应租赁钢架管的工地承租方，在运货车辆进工地称量时发现重量短少并告知被告余波勇，第6车钢架管，被告余波勇提货后即在当地第三方地磅上过秤，发现重量短少3.81吨，当即前往原告志鼎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协商处理，但协商未果。被告余波勇为证明该事实，申请证人师某1出庭作证。证人师某1庭审作证时称，其在巍立租赁部做事，负责巍立租赁部材料购买方面的事宜。该租赁部找被告余波勇租借过钢架管，师某2在原告志鼎公司购买过钢架管，故认识其法定代表人。2019年4月，巍立租赁部向被告余波勇租借六车钢架管，钢架管送至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信丰产业工业园。因该产业园正在建设，需要钢架管，所以与巍立租赁部签订协议，由巍立租赁部出租钢架管给产业园，又因巍立租赁部少了钢架管，所以租借被告余波勇的钢架管再转租给产业园。本案的几车钢材都是师某2前往原告志鼎公司的厂房提货，在厂房处即过磅，按当时过磅称的重量计算，每吨刚好360米左右，符合要求。于是师某2找的第三方物流公司，由原告志鼎公司负责装车。运货至信丰产业园后，工地承包方要求过磅称量，从第2车钢架管开始，重量就开始短少，后续几车钢架管陆续发货到工地后，第3车、第4车、第5车均出现重量短少。承包方与告知这几车就算了，但是后续的钢架管就不要了。当时巍立租赁部与被告余波勇说，再买一车钢架管，用于提取证据，看一车钢架管到底短少多少吨。第6车钢架管是在中意路国税局收费过磅的地方称量的，过磅时师某2在场，该车钢架管经称量少了3.81吨。于是师某2陪同被告余波勇立即前往原告志鼎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协商，当时其法定代表人答应每车均减少3.81吨钢架管的价款。被告余波勇不同意，故未达成一致。以上事实，有原告志鼎公司提供的发货单、出厂称量单，被告余波勇提供的称量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诚实信用系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之宗旨，尤其合同关系之双方当事人，均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自身合同义务。现原告志鼎公司要求被告余波勇支付钢架管价款135351元。被告余波勇抗辩称原告志鼎公司出售给被告余波勇的6车钢架管均存在重量短少情形，应予抵减相应价款，原告志鼎公司仅认可第6车钢架管少3.81吨，并当庭核减诉求金额至119920.5元。现双方争议焦点即前5车钢架管是否存在重量短少。被告余波勇提供的5张称量单，其称系第2车至第6车的称量单。该5张称量单上钢架管重量与发货单上载明重量比较，经本院计算，依次少第2车4.082吨、第3车3.308吨、第4车2.922吨、第5车3.568吨、第6车3.81吨。该5张称量单虽未明确写明称量的车辆牌照及客户名称，亦未加盖相应第三方称量单位公章或存在防伪造标记，且无相关证据佐证，证据证明力上确存在瑕疵。但本院对该5张称量单仍全部予以采信。其一，被告余波勇庭审陈述及证人师某2证言可信度较高，二人庭审陈述对整个钢架管买卖的细节均能予以清晰还原，且合乎逻辑、符合常理，与该5张称量单可以互相印证。其二，发货单上6车钢架管提货日期为依次为2019年4月2日、4月14日、4月15日、4月15日、4月16日、4月19日，被告余波勇提供的除第2车至第5车称量单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4月16日、4月16日、4月17日，除第1车未称量及第6车称量单明显不同，该4车称量单形式、式样一致，且日期刚好比发货单上第2车至第5车提货日期晚1天，扣除运输时间，与被告余波勇所述钢架管系发到江西省信丰县的产业园进入工地时称量的事实相符合。其三，被告余波勇提供的第6车钢架管称量单与前4张式样均不同，该张单据抬头写明的“湖南湘潭衡器部”，原告志鼎公司住所地系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毗邻湘潭市，可知该次称量确在原告志鼎公司不远，与被告余波勇及师某2陈述的的第6车钢架管系在原告志鼎公司旁称量相符合，第6车钢架管就地称量亦符合二人所述发现前几车重量短少，为提取证据再买一车钢架管称量的陈述，同时与原告志鼎公司当庭承认第6车钢架管确实少了3.81吨，又可印证该张称量单真实性，以及二人所述称量后当即找原告志鼎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商的真实性。其四，原告志鼎公司提供的该6张发货单，并有佐证的6张出厂称量单，现第6车的发货单、出厂称量单上载明的钢架管重量较实际重量轻3.81吨，超出了一般误差范畴，剩余的发货单、出厂称量单上载明的称重真实性亦显然难以采信。而据被告余波勇所述，钢架管并非数量长度短少，系因架管管壁较约定规格薄，故较实际重量轻。即系钢架管规格不符导致重量减少，本案中6车钢架管均系2019年4月发货，尤其后5车钢架管几天内连续发货，该5车钢架管均系同批次不符规格的钢架管可能性很大，进一步证实被告余波勇陈述及提供的5张称量单的真实性。综上，本院采信被告余波勇提供的5张称量单及其关于第2车至第6车钢架管重量短少的陈述。第1车钢架管亦可能存在重量短少，但被告余波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实际短少的重量，故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本案原告志鼎公司仅起诉要求被告余波勇支付第6车钢架管价款，被告余波勇抗辩以全部6车钢架管短少重量的价款抵销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虽涉及6车钢架管，且不是同日发货，但均可涵盖于一个共同的买卖合同意思表示之下，属于该买卖合同中的多批货物。故对被告余波勇上述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余波勇提供的5张称量单，可知第2车至第6车钢架管，依次少第2车4.082吨、第3车3.308吨、第4车2.922吨、第5车3.568吨、第6车3.81吨，依据原发货单上约定的第2车至第4车钢架管单价4020元，第5车至第6车钢架管单价4050元计算，总计短少的钢架管价值71335.14元，抵销被告余波勇未支付的第6车钢架管价款135351元后，被告余波勇还需支付原告志鼎公司64015.8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余波勇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长沙市志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价款64015.86元；二、驳回原告长沙市志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8元，减半收取1504元，由原告长沙市志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负担752元，被告余波勇负担752元（该款项已由原告长沙市志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预交，由被告余波勇直接支付给原告长沙市志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黎阳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杜炫乐书记员杨烈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