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03民初3822号 原告：陶传芳，女，196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山东省冶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山东诚功（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超，男，198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中国移动集团山东公司职工，住济南市市中区， 被告：何华伟，男，1982年9月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冶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世正，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传芳与被告李超、何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19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陶传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被告何华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邢世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传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超偿还陶传芳借款60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自2018年11月18日起计算至全部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何华伟对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陶传芳与李超、何华伟系朋友关系，自2012年起至2015年，李超陆续向陶传芳借款共计70万元。2015年11月18日，李超向陶传芳出具欠条一份，承诺于2018年11月18日前偿还其所有借款，何华伟对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2016年，李超向陶传芳偿还10万元，此后未予偿还任何款项。陶传芳多次催要，李超、何华伟以理由各种推脱，为维护合法权益，陶传芳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何华伟辩称，何华伟与陶传芳系同事关系，曾在河南省某项目部一起共事，何华伟与李超系发小。2011年5月至2014年8月，何华伟与李超一起投资理财，理财项目收益良好，为此几个同事大都在2012年一起参与了投资理财，其中包括陶传芳。当时各投资人自愿将资金打到李超账户，再由李超打包转到投资管理人账户，何华伟及其同事们按照投资额领取同等比例的收益，项目前期都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可其后由于国家政策及市场因素的影响，投资的项目被叫停，项目运营方亏损严重，从2014年8月起何华伟没有再拿到收益，何华伟的同事们收益大概领取到2015年左右。何华伟在项目中投资30万元，收益大概有25万元，同事们也都有或多或少的损失。陶传芳手中的欠条是何华伟央求李超书写的。2015年夏天，陶传芳一直讲因投资失败之事其老公意欲离婚，便央求何华伟同李超谈谈写个假欠条，其拿着欠条安抚老公以挽救婚姻。李超和何华伟都明白欠条意味着什么，但是陶传芳口头承诺欠条只用作其安抚老公、拯救婚姻，将来不会追究欠条所造成的责任，何华伟亦央求李超帮这个忙，于是李超写了收条，并让何华伟做写收条事情经过的见证人，陶传芳拿走收条后不久又找到何华伟和李超，要求将收条改为欠条，并要求何华伟作担保人，并再次承诺欠条不是真实的，将来不追究何华伟和李超的法律责任，经过思想斗争和讨论后，李超及何华伟选择相信陶传芳，没有经过任何对账随意写了欠条，印象中收条和欠条中记载的款项数额好像不一致，但是时间太久，何华伟记不大清楚。当时李超及何华伟认为此欠条就是假欠条，何华伟在欠条的担保人处签字，李超在借款人处签字，此即欠条的来龙去脉，欠条交给陶传芳后很少听陶传芳谈及欠条的事情，直至今年4月底，何华伟在收到的传票等应诉材料中第二次见到此欠条。收到法院传票后，何华伟一直在联系李超，何华伟通过李超的父亲联系到李超，李超得知此事后火冒三丈，斥责何华伟当时逼其书写欠条，李超表示共有六位朋友参与这个投资项目，大家都有损失或收益，当时同情陶传芳的遭遇而书写假欠条，其余投资人都没有欠条，回济南后会申请银行流水，相信见到财务往来记录后，投资过程会真相大白。李超为此事特别生气，陶传芳起诉后，李超拒绝与何华伟联系，因该70万元欠条系当时随意写的、没有经过对账的假欠条，请求法院调查投资的财务往来，对账目进行核对。何华伟对于陶传芳投资具体开始日期、投资金额及投资收益等信息不甚了解，请求法院延期开庭，银行方面需一周时间准备才能拿到银行流水。陶传芳投资之时，何华伟与陶传芳在河南的工地项目部，李超在济南，之间的账目往来应该不会是现金交易，而是银行转账或者其他形式的转账，请求法院调查何华伟、陶传芳与李超的资金往来记录，对投资账目做调查，如事实真如陶传芳所言何华伟愿意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李超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陶传芳、何华伟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陶传芳提供的欠条、工商银行流水、中国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何华伟提交的由李超出具的涉及秦宁宁的借条载明“今借石玲现金五万元，用作归还秦宁宁本金专款专用，立此为据李超”，该份借条系孤证，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借条中所涉人员李超、秦宁宁等人亦未到庭作出说明，且何华伟无有效证据证明该份借条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于何华伟提交的由李超出具的涉及秦宁宁的借条，本院不予认定。综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18日，李超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陶传芳人民币现金70万元整（柒拾萬圆整）于三年内结清，一年结三分之一款，于2018年11月18日前结清。立此为据，2015年11月18日前的收条作废”，该欠条落款处借款人处有李超签名，担保人处有何华伟签名。陶传芳认可李超在出具欠条时将之前其向陶传芳出具的收条予以收回，收条的具体内容陶传芳记不清楚，陶传芳认可李超并未向其出具过借条。 陶传芳主张自2011年起，李超陆续自陶传芳处借款共计70万元，为证明此事实，陶传芳提交其名下工商银行流水及中国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上述证据显示自2012年起，陶传芳与其所述的李超的账户之间存在数十次交易往来。关于借款详情，陶传芳表述如下：（工商银行流水）李超于2012年6月26日支付陶传芳30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9000元（约定月息3分），30万元借款系陶传芳于2012年5月26日通过银行出借给李超，但因时间太长，记不清通过哪个银行转账；2012年7月16日、7月26日，李超分别向陶传芳转款3000元、9000元，这两笔款项系李超支付陶传芳2012年6月27日至7月26日的利息（月息三分），陶传芳于2012年6月16日又通过银行向李超出借10万元，因时间太长，记不清通过哪个银行转款……2013年3月1日、3月25日分别向陶传芳转款6750元、13500元，系支付2013年3月份利息，此时本金按50万元计算，陶传芳于2013年2月1日向李超转款出借5万元，因时间太长，记不清通过哪个银行转账；李超于2013年7月2日、7月18日分别向陶传芳转账15000元、1800元以支付2013年7月份利息，加之陶传芳向李超转款2.3万元，2月份及5月份利息皆为13500元应纳入本金，故此时本金为56万元，具体转账日期及银行记不清楚……2014年2月4日支付2014年1月份利息24000元，陶传芳表示自2014年1月起利息由月息三分变成二分，陶传芳于2014年2月通过银行转账向李超工商银行账户出借46.5万元，此时本金120万元，具体日期和通过哪个银行转账记不清楚……李超于2014年5月29日向陶传芳偿还20万元本金，于2014年6月4日向陶传芳偿还60万元本金……李超于2016年12月22日向陶传芳偿还4万元本金；2016年12月27日向陶传芳偿还3万元本金；2016年12月30日向陶传芳偿还1.8万元本金，李超另购买了一台冰箱，欠条出具后以上共计偿还陶传芳10万元，此时剩余借款本金60万元。陶传芳另于2014年起通过中国银行陆续向李超出借17.5万元，但具体转款金额和日期记不清楚，且其提交的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不显示具体收款人名称。 何华伟对于陶传芳的主张并不认可，认为陶传芳所述的利息实质是投资收益，陶传芳所述的费用皆是推算得出，何华伟、陶传芳及何华伟的其他同事系一起参与李超的投资理财，并非民间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陶传芳与李超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及借贷金额如何认定。本院认为，陶传芳提供的《欠条》载明“今欠陶传芳人民币现金70万元……2015年11月18日前的收条作废”，并未明确载明诸如“向陶传芳借款”、“今欠借款”等关于借的字样，结合陶传芳关于该欠条所载明的款项为对之前借款的结算这一陈述，及李超在涉案《欠条》出具之前向陶传芳出具的系“收条”，而无论是收条还是欠条，其与借条均非同等概念，收条、欠条皆可能系基于借贷关系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而出具的事实，以及何华伟关于陶传芳向李超打款系为了投资、涉案欠条系应陶传芳的要求为了帮陶传芳维护婚姻关系而在未核算的情况下出具的辩称，在陶传芳依据欠条主张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其应就其与李超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借贷内容等负有举证责任。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一是陶传芳于庭审中多次表示其主张的若干出借款项的出借时间及具体转账银行记不清楚，其中包含10万元、30万元、46.5万元等比较大额的款项；二是陶传芳提交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不显示收款人，且其表示具体的转款日期和金额皆记不清楚，该证据难以证明其于2014年通过该账户陆续向李超出借17.5万元；三是通过陶传芳关于李超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其支付的所谓的利息及借款本金的陈述，其系通过将所收取款项认定为利息、按照自己所述的利息标准，反推此时的借款本金，而并非根据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利息的支付及其出借的本金数额，且陶传芳对李超未还清“借款”而继续向李超出借款项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陶传芳在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方面都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故本案中不能认定陶传芳与李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具体的借贷金额，故陶传芳关于李超偿还6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在本案中陶传芳与李超借贷关系并不成立的情况下，何华伟作为担保人亦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故陶传芳关于何华伟就李超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质证、举证、辩论的诉讼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传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陶传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栾桂秀 人民陪审员  查 珩 人民陪审员  刘爱群 二〇一九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胡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