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2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汉芳，男，汉族，1960年8月7日出生，住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霞，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成春玲，女，汉族，1982年4月18日出生，住信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强，广东泰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春来，男，汉族，1976年1月11日出生，住信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海坚，男，汉族，1973年3月28日出生，住信宜市。原审第三人：成美平，女，汉族，1986年5月6日出生，住信宜市。上诉人何汉芳、成春玲因与被上诉人朱春来、黎海坚及原审第三人成美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3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何汉芳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3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并径行改判成春玲、朱春来、黎海坚共同偿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2月1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给何汉芳。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成春玲、朱春来、黎海坚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汉芳与成春玲、黎海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审判决认定黎海坚与何汉芳的借款200000元没有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成春玲与黎海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成春玲是将其1200000元转账借给黎海坚，此事实有成春玲提交的《借款借据》、《结算业务委托书》及黎海坚提交的银行流水、成春玲与黎海坚签订的《借据》予以证实。而本案中，成春玲由始至终都未曾转账给案外人仇源荣，也无确切证据证实黎海坚转账的1177000元是转账给仇源荣的。即使黎海坚转账是转给仇源荣，那也是黎海坚借到借款后的自行处分行为，不影响其与成春玲间民间借贷关系的达成；其次，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实成春玲与黎海坚签订的《借据》已被撕毁，原审判决不能仅根据成春玲与黎海坚确认的事实来倒推认定黎海坚与本案借款无任何关系。并且成春玲与黎海坚是亲戚关系，两人一致确认与事实不符的所谓“事实”有恶意串通损害何汉芳利益的可能。再次，仇源荣是否有出具《借据》及成春玲提交的仇源荣出具给成春玲的《借据》也是真伪不明的，并且成春玲也从未转账给仇源荣，即使成春玲与仇源荣发生借款也属于另案的法律关系。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仇源荣作出的（2016）粤刑终283号刑事判决书可看出，无论是成春玲还是黎海坚都未曾在判决书中出现，足以证实成春玲、黎海坚既未以投资为名目转账给仇源荣，也未与仇源荣发生任何的法律关系。最后，若黎海坚与本案借款没有关系，则其出具《借据》给成春玲是不合常理的。按成春玲、黎海坚所说，成春玲先将1200000元转账给黎海坚，再由黎海坚转账给仇源荣。因此黎海坚先写《借据》给成春玲，后来再由仇源荣出具《借据》给成春玲。但是若成春玲需要投资给仇源荣的，为何不直接转账至仇源荣账户，再由仇源荣直接出具《借据》给成春玲呢？而按一般正常人理解，若1200000元与黎海坚无关，黎海坚从未也没有任何获益的，为何要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转账及出具《借据》呢？显然这不能作出解释也违反常理。因此，应认定成春玲直接与黎海坚发生借贷关系。第二，何汉芳与成春玲、黎海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首先，何汉芳委托其儿媳即第三人成美平转账200000元借给成春玲及黎海坚，有银行转账记录可证实，成春玲也确认收到该笔200000元的。因此，何汉芳与成春玲达成借贷关系。其次，何汉芳与黎海坚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黎海坚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上述可知，成春玲与黎海坚之间存在借款1200000元的借贷关系，而成春玲在其与黎海坚的借据上写下“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字样，确认成春玲借给黎海坚的1200000元当中有200000元是何汉芳的，即何汉芳也是黎海坚的债权人之一，而无论是成春玲还是黎海坚对此事实均是知悉的。最后，如果200000元与黎海坚无关的话，成春玲应将其所谓的仇源荣出具的《借据》复印出来后在仇源荣《借据》上载明“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给何汉芳收执，而非在“已撕毁”的黎海坚出具的《借据》上写明以上字样给何汉芳，此不合常理的行为也反映出成春玲与仇源荣间无关系，而是与黎海坚有借贷关系。并且也能证实上诉人对仇源荣是一无所知的，仅知道成春玲与黎海坚的关系。综上，黎海坚借到成春玲的1200000元中有200000元是何汉芳的，黎海坚应对该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二、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而不是合伙纠纷，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成春玲与黎海坚签订的《借据》写明“利息按年25%计算”及成春玲后来写给何汉芳的“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可见，成春玲与黎海坚，何汉芳与成春玲及黎海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借款关系是为了“利息按年25%计算”的收益而已，只有收取固定收益的意思，不共担风险也不共同经营。因此本案不属于合伙纠纷而是民间借贷纠纷。三、朱春来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朱春来是成春玲的配偶，借款发生在朱春来和成春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原审庭审中成春玲也确认后收到何汉芳的借款后留作家用。因此，朱春来也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四、朱春来、黎海坚和成春玲应支付本案借款利息给何汉芳，且利息应从2014年2月1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成春玲与黎海坚签订的《借据》写明“利息按年25%计算”即黎海坚约定该1200000元的借款利息是按年利率25%计算的。成春玲后来写给何汉芳的“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字样也进一步表明何汉芳是可按其200000元的比例享受黎海坚支付的年利率25%的利息的。由于25%已超出法律规定标准，故仅请求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改判支持何汉芳的上诉请求。成春玲针对上诉人何汉芳的上诉辩称，何汉芳在多次诉讼中没有提供债权凭证，例如借条、收据等，其应当根据举证原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成春玲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8）0983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何汉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决由何汉芳承担一、二审发回重审的诉讼费。事实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成春玲与第三人成美平自小认识，双方是闺蜜关系。2013年年底，成春玲得知江南石材厂仇源荣老板的xx别墅装修项目需要投资资金，以年底分红的形式计算收益。成春玲和朱春来都认为这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商量后决定投资1000000元。成美平得知后也投资200000元。成美平同意将她200000元加上成春玲的1000000元共1200000元投入江南石材厂。二、2013年底，成春玲决定向成美平借款400000元作为短期资金周转，成春玲在2014年正月十五之后偿还200000元及利息给成美平，剩下的200000元则按成美平的意思投资到江南石材厂。成春玲将账户中的2000000元汇款给黎海坚，黎海坚当天转回800000元到成春玲的账户，并向黎海坚说明该1200000元投资款中有200000元是成美平的。2014年2月11日，成美平到成春玲家说，她和她老公商量过，让成春玲将账目转清一下，借款是400000元，已经投资的200000元是今年新的投资，一项一项搞清楚点可以让成美平向家人有个交待。成春玲于是按成美平的意思在信宜市****信用社汇款426000元给成美平，并且收回借据原件。第二天（2014年2月12日）成美平则将200000元投资款汇款给成春玲。由于仇源荣出差在外地，没有给到正式江南石材的借款凭证，是黎海坚收到成春玲的汇款后以其名义出具的，但有注明属电白投资款，年底分红减一个月。成春玲为了让成美平回家有个交代，于是在黎海坚写给成春玲的借据复印件背面写下证明给成美平，在复印部时写的是证明此款投资里面有200000元归成美平的，但成美平要求成春玲写她家公即何汉芳的名字。以上是为何成春玲与成美平会有两笔款项相隔一天走账的经过。综上可知，成美平投资200000元是投到江南石材厂的，但投资失败后反而要求同时投资人的成春玲返还合伙款的。三、2014年2月7日，成春玲和成美平在一起时接到黎海坚的电话说：由于转账按月算的，迟了一个星期年底结算要减半个月分红，成美平、成春玲均认为不合理。黎海坚和仇源荣沟通后，回复电话说不减了。这就是成春玲汇款给黎海坚，黎海坚汇款给仇源荣的时间是2014年2月7日，而黎海坚写给的落款时间、仇源荣写给成春玲借据落款时间却为2014年2月1日的真正原因。四、成春玲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向案外人原江南石材厂的仇源荣进行调查取证，仇源荣现在监狱服刑，请求对仇源荣进行询问其书写给成春玲1200000元借据的经过，为何收到投资款的时间是2014年2月7日而借据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2月1日。五、本案中最关键的诉讼参与人成美平一直未参与庭审，其是整个案件事实最知情的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将成美平传唤到庭，否则，该案的事实有可能无法审理清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成春玲的上诉请求。何汉芳针对成春玲的上诉答辩称，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何汉芳转给成春玲的200000元是投资款，相反，根据成春玲出具给何汉芳持有的原由，黎海坚签给成春玲的借据可以证实双方共同出借的1200000元是借款，是明确约定具体期限及利息，是保本付息，因此该款不符合合伙投资性质。二、何汉芳与成春玲及黎海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单从何汉芳转给成春玲200000元及成春玲在借据上备注承诺给予何汉芳股份分红就是按月利率25%计付利息，可以证实成春玲对200000元的利息是给予承诺及担保。成春玲在偿还该借款的同时应当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给何汉芳。三、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认为何汉芳与成春玲之间原有合伙投资的意向，但是后来成春玲并没有将200000元投向任何一方，只是留作家用，根据缔约过失原则基于成春玲的过错，导致何汉芳没有办法将200000元正常出借，导致无法获得出借产生的利息。鉴于成春玲的违约行为应当向何汉芳支付200000元的利息。何汉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朱春来、黎海坚、成春玲共同归还借款200000元和利息（利息从2014年2月1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给何汉芳；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朱春来、黎海坚、成春玲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成美平是何汉芳的儿媳，成春玲与朱春来是夫妻关系，成春玲与成美平是同宗的姐妹关系，成春玲与黎海坚是亲戚关系。2014年2月1日，黎海坚签名立具一份1200000元的《借据》给成春玲，借据的内容为“现因本人生意扩大生产需要，特向成春玲借到现金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12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壹年（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利息按年利率25%计算。特立此据。借款人：黎海坚，身份证号码：xx，2014年2月1日”。当月７日，成春玲通过信宜市**信用合作联社的账户转账2000000元给黎海坚，同一天，黎海坚将800000元转回给成春玲，将1177000元转到其他账户（收款人不清楚，黎海坚主张是转给案外人仇源荣）。成春玲和黎海坚的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均一致确认双方之间没有借贷关系，何汉芳的200000元款项，也只是经过黎海坚再转给仇源荣。在仇源荣立1200000元相同金额的借据给成春玲后，成春玲已将黎海坚立给成春玲的1200000元借据原件撕毁。2014年2月1日，案外人仇源荣立下一份1200000元的《借据》给成春玲，借据的内容为“现因本人生意扩大需要，特向成春玲借到现金人民币壹佰贰拾万正（￥12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壹年（2014年02月1日至2015年01月31日）。利息按年25%计算，此款属投资xx别墅石材装修款，同时用本人的房产作为此借款抵押。特立此据！借款人：仇源荣，身份号码号码：xx2014年2月1日”。2014年2月12日，何汉芳通过成美平的信宜市**信用合作联社的账户转账200000元给成春玲。当天，成春玲在黎海坚写给其的1200000元《借据》的复印件背面写上“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成春玲.2014.2.12”字样，并将该字据交何汉芳。案外人仇源荣因诈骗丁某钦3145490元、吴某1872000元、黄某武500000元，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终审判决[案号（2016）粤刑终xx号]，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0000元。该判决书中认定的受害人并不是成春玲或黎海坚。一审法院认为，成春玲于2014年2月12日收到从成美平账户转账的200000元的事实，有何汉芳提交的《账户明细查询》为证，且成春玲是确认的，再结合成春玲当天写的“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字据，一审法院对成春玲已收到何汉芳的2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按照成春玲的主张，该款是投资给案外人仇源荣的。成春玲的主要证据是成春玲转款给黎海坚的2000000元转账记录（当天转回800000元，实际金额为1200000元）、黎海坚转出1177000元的转账记录、仇源荣写给成春玲的《借据》等。第一，从转款时间上分析，成春玲转2000000元给黎海坚以及黎海坚转出1177000元的时间都是2014年2月7日，而成美平转给成春玲的时间是2014年2月12日，成美平的转款时间在后，也就是说，从账面上反映，成春玲转给黎海坚的款项并不包含成美平转给其的款项。第二，从成春玲交给何汉芳的字据上分析，借据是黎海坚写给成春玲的《借据》的彩色复印件，借据里提到的借款原因是“本人生意扩大生产需要”，没有提及与仇源荣有关。第三，从仇源荣诈骗案的（2016）粤刑终283号刑事判决书中，也没有认定有仇源荣诈骗成春玲、黎海坚的款项的事实。第四，从借款时间上分析，黎海坚立据给成春玲及仇源荣立据给成春玲，都是2014年2月1日同一天时间，但成美平转款给成春玲的时间及成春玲写字据给何汉芳的时间都是2014年2月12日，也就是说，即使成春玲与黎海坚（或仇源荣）之间存在借贷事实，他们之间的借贷发生时，也未发生何汉芳与成春玲的借贷。因此，无法认定何汉芳的200000元款项与仇源荣有关，对成春玲提出的该抗辩主张，因举证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成春玲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按照上述分析，无法认定何汉芳的200000元款项是投资给仇源荣，那么，成春玲收到何汉芳的该200000元是否应该由成春玲归还，是接着要分析的问题。成春玲、黎海坚都一致确认，2014年2月1日成春玲与黎海坚之间虽然立有一份1200000元的《借据》，但双方没有借贷事实，且在仇源荣立下另一份1200000元的《借据》给成春玲后，成春玲就撕毁了黎海坚立的《借据》。根据两被告的一致确认，那么，何汉芳的200000元款项应与黎海坚没有关系，何汉芳要求黎海坚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一审法院在前面分析中已得出成春玲并没有将何汉芳的该款项投资给仇源荣的结论，且成春玲的代理人在庭审中承认收到何汉芳的200000元款项后是留作家用。既然无证据足以认定成春玲将原告该款项投资给仇源荣，而该200000元款项又与黎海坚没有关系，那么，只能是何汉芳与成春玲之间的事情了。由于成春玲写给何汉芳的字据是“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既然成春玲与黎海坚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即是何汉芳赖以相信的黎海坚因生意扩大需要资金的事实不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存在何汉芳与成春玲合伙借款1200000元给黎海坚的事实，既然合伙都未形成，成春玲就没有理由继续占用何汉芳该款项，因此，何汉芳要求成春玲退回200000元的请求，有理有据，依予支持，但本案的法律关系不应认定为民间贷借贷纠纷，而是合伙纠纷，按合伙纠纷进行调整。对于退款如何计息问题。合伙未成功，成春玲就没有理由占有何汉芳的款项，因此，成春玲应适当支付占有该款期间的利息给何汉芳，但应以何汉芳的损失为参照标准，而不应以约定的年利率25%计。又因为何汉芳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被成春玲占有后有其他损失，所以，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为宜，对何汉芳提出的年利率24%的计息标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朱春来的责任问题。虽然朱春来与成春玲是夫妻关系，债务也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种情形是要有夫妻共同签名或有共同意思表示或事后追认，另一种情形是该债务是为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需要所负。而本案中，朱春来没有共同签名，也没有共同意思表示，亦没有事后追认，何汉芳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成春玲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所需而借款，因此，该债务不能认定作成春玲与朱春来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何汉芳要求朱春来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2014年2月12日，借款时并没有还款期限，因此，其诉讼时效应从何汉芳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成春玲提供的证据，2015年12月因何汉芳向其追讨200000元而发生争吵，因此，何汉芳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2月开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时效计算，计至2017年12月结束，但何汉芳在2017年1月已起诉，因此，何汉芳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成春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合伙款项200000元及利息（从2014年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至还清款之日止）给何汉芳；二、驳回何汉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诉讼保全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成春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归纳如下：一、本案是属于合伙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二、成春玲与黎海坚对本案债务应如何承担责任以及该债务的利息应如何计算；三、朱春来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一、关于本案是属于合伙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的问题。何汉芳上诉称涉案的200000元是其出借给成春玲和黎海坚的，其与成春玲、黎海坚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经查，何汉芳起诉主张成春玲、黎海坚拖欠其借款200000元，请求成春玲和成春玲的丈夫朱春来以及黎海坚共同偿还该借款，提供有成春玲在黎海坚出具给成春玲的《借据》的复印件背面写上“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字样的字据，以及从成美平账户转账200000元给成春玲的流水记录。成春玲对收到上述200000元以及对其书写的字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上诉认为该款项是成美平与其合伙投资江南石材厂老板仇源荣的别墅装修项目的出资款，现投资已失败，何汉芳主张其返还合伙款没有依据。本院认为，从黎海坚于2014年2月1日出具借款1200000元的借据给成春玲以及成春玲于2014年2月7日转账2000000元给黎海坚的情况可见，成春玲与黎海坚的借款关系已于2014年2月7日成立。结合成春玲在黎海坚向其出具的《借据》背面书写“特此证明其中贰拾万元整何汉芳占有股份分红”字样的字据来分析，应认定成春玲同意何汉芳作为合伙人加入其出借款项给黎海坚的投资项目中，并承诺何汉芳对其出借给黎海坚的1200000元中的200000元享有股份分红即借据中约定的按年（利率）25%计算的利息。何汉芳收到上述字据后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对合伙出借款项给黎海坚已达成了一致的协议。由此可见，本案的案由应为合伙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维持。何汉芳该上诉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成春玲与黎海坚对本案债务应如何承担责任以及该债务的利息应如何计算的问题。何汉芳上诉请求成春玲、黎海坚共同向其偿还200000元借款。成春玲则上诉称本案200000元是成美平以何汉芳的名义投资到江南石材厂的，现投资失败后反而要求合伙投资人成春玲返还合伙款不当，应驳回何汉芳的诉讼请求。经查，成春玲和黎海坚在庭审中称黎海坚已将成春玲向其支付的1200000元转账支付给案外人仇源荣，在仇源荣出具借款1200000元的借据给成春玲后，成春玲已将黎海坚出具给成春玲的1200000元借据原件撕毁，成春玲与黎海坚之间已不存在借贷关系。何汉芳对此不予认可，并称黎海坚将借款转账给其他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从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论述的内容可见，何汉芳与成春玲达成合伙投资的项目是向黎海坚出借款项，依据是黎海坚出具给成春玲的借据，但成春玲在未经何汉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黎海坚解除借款关系并撕毁《借据》，使得何汉芳与成春玲合伙投资借款给黎海坚的事项已终止，成春玲承诺支付给何汉芳的股份分红即按年利率25%计算的利息已无法获得，成春玲该行为对何汉芳投入的款项以及收益造成了直接的损失，该损失应由成春玲承担。由此可见，何汉芳请求成春玲返还投资款200000元以及按约定向何汉芳支付200000元所享有的股份分红即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收益，既未超出双方约定的利率范围，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何汉芳是在2014年2月12日向成春玲支付投资款200000元，而成春玲也是在同日作出何汉芳享有股份分红的承诺，因此，本案200000元投资款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从2014年2月12日起计至还清款之日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何汉芳主张黎海坚应对本案200000元款项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从黎海坚出具给成春玲的《借据》的内容可见，该借贷关系的相对人为黎海坚与成春玲，借款也是成春玲交付给黎海坚的，再结合黎海坚在庭审中确认其不认识何汉芳，不可能向何汉芳借款的陈述意见来分析，何汉芳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其与黎海坚之间达成借款协议并实际出借了款项给黎海坚。因此，何汉芳请求黎海坚偿还200000元款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朱春来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何汉芳上诉称本案借款发生在成春玲与朱春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成春玲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收到涉案款项后留作家用，故本案债务属于成春玲与朱春来的夫妻共同债务，朱春来应承担偿还责任。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朱春来与成春玲是夫妻关系，债务也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在本案中，朱春来对于成春玲与何汉芳合伙事宜既没有签名确认，也没有作出共同的意思表示，更没有事后追认，而且何汉芳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投入的款项用于成春玲与朱春来的共同生产经营，因此，该债务不能认定为成春玲与朱春来的夫妻共同债务。何汉芳上诉请求朱春来对本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成春玲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收到涉案款项后留作家用，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见，何汉芳是在成春玲投资出借款项完成后才加入合伙的，在成春玲承诺何汉芳在其投入的资金中享有份额的情况下，相应地应认定何汉芳支付给成春玲的投资款即成为成春玲的款项，成春玲如何处置该款项并不能成为认定本案债务是否为成春玲与朱春来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何汉芳该上诉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何汉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成春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3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二、限上诉人成春玲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0000元及利息（从2014年2月12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付清款之日止）给上诉人何汉芳；三、驳回上诉人何汉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成春玲的上诉。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诉讼保全费1520元，合计5820元，由上诉人成春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00元（上诉人何汉芳、成春玲各预交了4300元），由上诉人成春玲负担4300元，上诉人何汉芳负担4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春何审 判 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