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791号原告：韦涌南，男，1995年2月27日出生，壮族，住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华，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鸭湖村自编工业区9号002。经营者：邹和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惠慧，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韦涌南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涌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的经营者邹和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惠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韦涌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6日，原告韦涌南入职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从事管理工作岗位，原告作为班组长，班组成员一般为5-6个人，班组成员的具体人员情况不清楚。被告采用计件工资形式，班组整体计件，原告作为班组长，即按整个班组完成的产量计算工资，按吨为单位进行计价。工资每月结算一次，以现金或微信转账的方式发放，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也有相应的截图，是按产量计算工资的。由于单位的原因，工资一直有拖欠的情况。被告单位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入职至今单位没有为原告购买任何社会保险。2018年5月3日15时左右，原告韦涌南在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生产车间，在工作过程中维修颗粒机压板时，颗粒机压板突然弹起将原告的左手拇指压伤。受伤后，工厂负责人邹和平送韦涌南到赤坭镇卫生院治疗，后送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卫生院治疗，经诊断：左拇指近节指骨骨折。原告在工伤之后一直没有上班，仍在治疗。原告是在工作中受伤，但被告拒不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法定义务，为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辩称：一、被告与韦涌南是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自2018年3月24日开始，韦涌南承包被告的粉碎车间；自2018年5月1日开始，韦涌南承包了被告的制粒车间。2018年5月21日，韦涌南提出解除承包关系，并要求结算承包款，双方经结算后，韦涌南就没有再联系被告。韦涌南在承包被告车间期间，并未办理过入职手续，不用遵守被告的各项规章制度，不需要被告的管理，也不用向被告考勤，收取的是被告支付的承包款，而非工资。并且，韦涌南自己享有人事自主权；自己招聘工人，安排生产，自负盈亏。韦涌南提供的“劳动”也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其完全可以通过聘请其他工人，完成被告的订单。双方口头约定韦涌南也可替他人生产，被告对其并没有限制，因其是新手，只能先做被告的订单。韦涌南承包的两个车间均可生产成品。双方并没有隶属性，不符合劳社部法(2005)12号文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二、韦涌南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是因为韦涌南对行业经营毫无经验，被告的负责人才对其提供建议及意见。经计算，在韦涌南承包期间，被告共向其支付46938元。如果韦涌南像其所述，只是个普通的被告的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不可能会如此的高，这明显不符合常理；韦涌南自述被告会将整个车间的工资都交给他一人，更是不符合常理，如果双方是劳动关系，那么正常的工厂都不会这样发工资，这样会使厂方处于极度被动的风险当中。证人刘某1与韦涌南存在利害关系，他们关系较好，韦涌南受伤期间是刘某1帮助韦涌南管理车间的承包工作，其证言不具备客观性。且证人证言只是说到被告的经营者将韦涌南送到医院，并未说明双方是劳动关系。三、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双方是承包关系。韦涌南因资金周转问题，在承包期间，拖欠了数位工人的工资，工人们均在找他，但其避而不见，导致无辜的工人工资被拖欠。在本案劳动仲裁阶段时，多名工人为追讨工资到庭，并如实作证；其时，韦涌南本人出庭，其陈述存在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陈述不自然。仲裁院综合证据及申请人本人反常的表现，才裁定驳回了其申请。且2018年4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的转账凭证，足以证实双方是承包关系。韦涌南虽然受了伤，但事实就是事实，双方并非劳动关系，而是承包关系。原告对被告并无人身依附性，也不用接受被告的管理，故被告对原告也不应承担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责任。另若最终韦涌南与被告并未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其也可主张人身损害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与韦涌南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韦涌南对于被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韦涌南于2018年5月31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8年11月19日出具穗花劳人仲案[2018]1154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签收仲裁裁决书。因对仲裁裁决不服，原告韦涌南依法于2018年12月23日通过网上立案系统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审查，本院于2019年1月8日正式立案。原告韦涌南主张其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于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的经营者邹和平之间的微信记录，证明原告需要受到被告的管理；2、病历，证明原告在工作中受伤；3、证人刘某1的书面证言（证人无到庭）。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对证据1的真实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被告指出原告截取部分聊天记录，曲解双方对话的意思，有意误导法庭。原告之前是对生产工艺毫无经验，且对设备不了解，经常听取被告意见，被告出于好心，也经常向原告传授经验，但不代表被告对其管理。被告支付1万元工资，并不是给原告本人的工资，是因为原告无资金向其他工人发工资，要求被告先支付承包款。被告为保证生产就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关于被告支付的2000元医疗费，因原告称无钱付款治疗，要被告先垫付，后在承包款中抵扣，被告才同意支付的。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受伤治疗情况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对证据3的三性不认可，证人刘某1无出庭作证，证言只说明原告受伤的过程，没有说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主张原告韦涌南自2018年3月24日开始承包被告的粉碎车间，2018年5月1日开始承包了被告的制粒车间。2018年5月21日，韦涌南提出解除承包关系。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证人刘某2、谭某的证言。证人刘某2（男，197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镇××号。公民身份号码：）陈述：“书面证言是我本人书写的。我要证明韦涌南聘请我在颗粒厂做维修机械，韦涌南拖欠我的工钱。颗粒厂不是韦涌南的，原告要我做事，我就帮他做事。我只受韦涌南管理。工钱为200元/天，我工作了5天。我是指原告找我做事，我就做事，老板是谁，我不知道，我也不管，我就只听韦涌南的。就按200元/天计工钱，我就帮他做了几天工。关于证人证言的情况，是我自己书写的，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一直为被告过磅，过磅期间是受邹老板管理的，后来韦涌南称借用几天，跟韦涌南顶了5天。开始是粉碎车间，之后也承包了制粒车间，在制粒车间时让我顶了5天。不需要接受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的管理，韦涌南说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证人谭某（男，195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组。公民身份号码：）陈述：“证人证言不是我书写的，是他人代写的。但我要证明韦涌南承包工作，聘请我为其工作，并拖欠我的工资。韦涌南于2018年5月聘请我做工。聘请我的人员及管理人员均是韦涌南。韦涌南仍欠我4800元工资。开始我是受聘于被告做工，后由韦涌南承包，韦涌南聘请我到车间做工。底薪6000元/月，之后按计件算工资，就4800元/月。我是在班组中做打包工作的。”2、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于2018年4月23日、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8日、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9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5月24日分别向原告微信转账1万元、46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338元、1万元。另被告于2018年5月8日向原告现金支付2000元。原告韦涌南对刘某2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刘某2与被告负责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证言对原告不利。谭某是从被告单位请过来的，存在利害关系。谭某的证言是不清晰的，其称从来没有读过书，书写是他人书写的，其对原告的不利证言，法庭不应采信。原告对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确认，但被告是截取了有关联性的部分聊天记录。例如“上次工资转了1万元给你”等内容，有工资的地方，被告都尽量截取了。原告确认打款的数额，但被告转账的部分数额是支付医药费的，不是支付工资的。被告对原告进行了管理，包括现场管理和人员管理。对微信中“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不要放弃承包”，原告认为劳动关系不排除承包，承包是作为责任制的形式，不是独立的社会关系。劳动或劳务是法定的关系。承包关系可从属于劳动关系，并无改变劳动关系的特性，只是将工人管理及物质制度进行结合，是劳动报酬的一种形式。根据聊天记录，被告要求原告找一个班组的人做颗粒，可见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正沣生物燃料厂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花劳人仲案[2018]1154号案件的仲裁笔录，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原告对上述笔录三性无异议。原告认为被告陈述的承包关系，实际上为劳动关系。原告就算承包了，也只是承包了用人单位的一个单一的环节，对原材采购、订单业务等，特别包括水电、设备及厂房的使用均不需承担任何费用，对产品的销售及劳动成果的支配无权利义务。韦涌南只是帮助被告管理了一个班组，韦涌南不存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情况。被告是有约定考勤的，只是韦涌南班组交付的是产量，韦涌南无权自行决定班组人员的上下班时间。从韦涌南与被告负责人邹和平的聊天记录可见，被告要求韦涌南招人从事被告的生产，双方是劳动关系。即便承包，也是计件工资的形式。被告对上述笔录的三性认可。被告认为证人苏某陈述其受韦涌南雇佣，请假也是向原告请假的，其老板是原告。证人邱某也证明双方是承包关系。两名证人与被告无利害关系，应予以采信。关于被告在聊天记录提醒原告不能抽烟等情况，仅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关于“请一个班组的人”的聊天记录，当时原告未承包被告的颗粒车间，仅承包粉碎车间，颗粒车间仍由被告管理。原告于2018年5月1日承包颗粒车间，后被告没有对颗粒车间进行管理。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劳动并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劳动关系核心要件有二：一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二是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首先，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该“管理”系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行使个体权利的自由度进行必要的限定，该限定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和规范性，要求比较严格。本案中，原告无证据证明其需接受被告的工作考勤。因原告的工作车间属于被告的场地，被告有保障其场地安全的权利，故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就工作环境及相关设备的指示性言语，不足以证明原告受被告的指派和管理。其次，根据双方的微信转账记录，被告向原告转账的时间不规律，金额不固定，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被告按整个班组完成的产量向其发放工资。再次，被告主张双方是承包关系，提供的2018年5月22日的双方聊天记录中，原告向被告发送的承包款结算凭证中写明“小韦承包”。被告提供的证人中，刘某2虽与被告存在利益关系，但谭某与被告无利益关系，谭某与本院调取的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穗花劳人仲案[2018]1154号案件的笔录中苏某及邱柏飞的陈述均指明原告与被告系承包关系。综上，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系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韦涌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韦涌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草萍人民陪审员  邓玉洁人民陪审员  黄婉玲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 记 员  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