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陆云标，男，196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8。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诺，男，196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公民身份号码310************018。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长波，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秋英，女，196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公民身份号码432************029。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靖华，广东左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云标、徐诺因与被上诉人高秋英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3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云标、徐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高秋英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高秋英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审理案件程序有误(一)本案的起因为高秋英持有编号为696417、694618，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收款人为高秋英，用途为还款的两张支票向一审法院主张陆云标、徐诺支付票据款项，理由为佛山市顺德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还款开具了支票，但因**公司已经注销，应由陆云标、徐诺偿还。但本案所涉及的两张支票的实际开具情况为：陆云标于2014年向案外人杨**借款300万元，当时出具了借据和涉案的两张支票给杨**作为借款的凭证，陆云标交付支票给杨**的时候该支票中的出票人及出票日期是空白的，并非合法票据，仅作为凭证使用。此后2015年到2017年之间陆云标通过供货的方式（冷轧板）将借款的全部本息还清。发生本案诉讼后，陆云标、徐诺了解到，高秋英因与杨**离婚诉讼，发生激烈争议，从杨**处拿走上述支票，填上自己的名字多处起诉[陆云标、徐诺了解到的另案案号为：（2018）粤0605民初18843号]要求杨**的客户支付款项给她，以谋取不当利益。（二）本案中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在于：1.在一审庭审中高秋英已经承认其与杨**发生过离婚诉讼，相关支票已经作为证明杨**财产状况的证据提交，且提交的票据是没有填写收款人和开票日期的。这说明，涉案支票非合法有效的票据（无出票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支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五）出票日期”可知出票人出票时未填写出票日期的，应当认定票据无效，无效票据的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同时也说明高秋英也非因合法事项（与**公司或者陆云标、徐诺有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取得涉案支票，其非票据的合法持有人。2.在本案中，涉案支票的收款人被填写为高秋英，开票日期被填写为2018年9月30日，仅从形式上看，高秋英为该支票的直接持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高秋英有义务证明其与**公司具有借款或者欠款的基本法律关系，即双方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在一审诉讼中高秋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没有审查相关事项，即认定高秋英为合法持票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公司已经按照工商管理部门要求的程序，完成了相应的公告和公司注销手续（2014年已经进行了税务登记注销，2015年2月已经完成了账户注销，2018年2月份完成了印章销毁）。在办理过程中也按照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了相应的公告，相应的程序均获得工商部门的认可，并不存在虚假承诺注销或者骗取注销手续的情况，一审认定**公司虚假注销无法律依据。4.2015年2月12日，**公司已经完成了公司账户注销，这说明支票的交付日期一定在2015年2月之前，即使高秋英真的与**公司具有债权债务关系，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支持。（三）本案中一审程序有误的情况：高秋英承认涉案支票是因为陆云标向杨**借款引致，杨**为本案的关键且必要参与人，一审应通知杨**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查明事实，但一审却没有进行相关工作，程序上有瑕疵，间接导致本案结果错误。二、从本案事实来讲，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为陆云标与高秋英的丈夫杨**之间的借款关系，不应该作为票据关系进行审理，应驳回高秋英的起诉。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所述的内容，涉案支票是陆云标向杨**借款出具的凭证，并非基于高秋英与**公司的交易关系出具的，其出具支票时未填写关键内容，不是合法票据，仅是作为一个凭证使用。现陆云标已经向杨**偿还了全部借款本息，如在本案中再判决陆云标、徐诺支付会导致错案，也会导致陆云标、徐诺的重大损失。三、徐诺并未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且已经按照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办理了全部的注销手续，与本案的借款关系和票据均没有直接的关联，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高秋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陆云标、徐诺称，其于2015年至2017年之间通过供货的方式将借款的本息全部还清，并由案外人杨**出具了证言证明，高秋英对此不予认可。案外人杨**所出具的证言是2018年1月30日，但依高秋英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1月12日，杨**与高秋英协商关于财产分割事宜，杨**表示：“陆云标和霍**的款我收到了，给你一半”，意思是若杨**收到了陆云标的还款，会给高秋英分一半。退一万步来说，假设陆云标、徐诺已经全部还清涉案款项，则支票的原件应当予以撕毁或归还给予陆云标、徐诺，但支票的原件一直由高秋英持有，陆云标、徐诺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即案外人杨**所作的证言相互矛盾，不可采信。陆云标、徐诺所提供的出仓单、证言并非新证据，完全可以在一审阶段予以提供，故对陆云标、徐诺提供的证据应不予质证。陆云标、徐诺作为**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在对外债务未清偿完毕的情况下，其违法清算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综上，陆云标、徐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全部驳回。高秋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陆云标、徐诺支付高秋英票据款200万元；2.判决陆云标、徐诺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高秋英持有中国银行支票2张，其中：1.号码为1040443*******617，出票人**公司，收款人高秋英，票面金额100万元，用途为还款，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出票人账号6730*******45。2.号码为1040443*******618，出票人**公司，收款人高秋英，票面金额100万元，用途为还款，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出票人账号6730*******45。2018年10月8日，高秋英持上述两支票到银行提示付款时，支票被银行以“出票人已销户”为由退票。**公司核准登记成立于2004年9月1日，由陆云标、徐诺共同出资开办，注册资本50万元；陆云标持股70%、徐诺持股30%，陆云标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在2018年2月26日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决定、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根据工商材料显示，在2018年2月23日向工商部门提供的清算报告中记载如下内容……本公司经2015年8月21日的股东决定注销本公司，并成立了清算组，由陆云标、徐诺、林**担任清算组成员，陆云标担任清算组组长。本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清算组成立十日内将公司解散事项通知了债权人，并于2015年8月26日在《珠江商报》登载了清算公告。该清算组于2018年2月1日完成了清算工作，本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具体清算情况如下：1.清算后，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清算后无债权债务；2.清算后，公司的固定资产已经清理完毕，清算后无固定资产；3.清算后，公司的流动资产已经清理完毕，清算后无流动资产……另查，对案涉两支票上记载的“出票人账号6730*******45”，**公司已在2015年2月12日向中国银行申请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公司签发的案涉支票票面记载事项无欠缺，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票据。**公司作为出票人对作为持票人的高秋英负有支付票面记载金额的义务。根据中国银行的账户注销证明，**公司账号6730*******5已在2015年2月12日向中国银行申请注销，由此推断，案涉两支票应在账户注销前交付。清算组成员责任纠纷是指清算组成员在清算期间内，因侵占公司财产或者因故意、重大过失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而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根据工商材料反映，陆云标、徐诺作为**公司股东及清算组成员，明知公司对高秋英负有债务的前提下，虚构公司已按照正常的清算程序进行清算后公司债务已经清理完毕、清算后无债权债务事实，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注销登记；陆云标、徐诺也没有依法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没有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包括高秋英在内的全体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高秋英为此主张陆云标、徐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陆云标、徐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高秋英支付票据款200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陆云标、徐诺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因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非二审新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在二审中询问陆云标、徐诺将案涉支票交付杨**时，出票日期、收款人、金额是否均为空白，陆云标、徐诺回答，只是填写了小写的金额、日期中的“叁拾日”，日期中的年、月均空白，高秋英回应称陆云标、徐诺的前述回答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支票是否为有效支票的问题。经审查，票据的出票行为属于要式行为，法律对票据的各项记载事项都有严格要求，不符合要求的记载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出票日期是票据记载的签发票据日期，我国票据法及有关票据的国际公约均将出票日期规定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无法通过事后补记而修复其效力。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由于出票日期对许多票据制度的适用具有独特的法律意义：其一，是确定某些法律事实的根据，如确定出票人签发票据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是否具有代理权等。其二，是确定某些期限的起算点的根据，如见票即付的票据确定提示期间与票据时效期间起算点的依据；如果有利息记载的，出票日期也是确定利息起算日的依据。其三，是确定其他日期的依据，比如保证人未记载保证日期的，以出票日期为保证期间。而本案中，**公司在向高秋英丈夫杨**签发案涉支票时仅在出票日期中记载了“叁拾日”字样，年、月等项目均空白，属欠缺出票日期记载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关于：“支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支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出票日期；（六）出票人签章。支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支票无效。”之规定，该支票无效。据此，高秋英以其持有的无效支票主张票据权利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陆云标、徐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案因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所作新的陈述而改判，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333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秋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高秋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陆云标、徐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