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5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献，男，194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亮，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立燕，女，1968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军基，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波，男，196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牟平区。原审原告：李国华，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牟平区。原审原告：曲维钧，男，196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牟平区。原审原告：曲晓娜，女，199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牟平区。上诉人李玉献因与被上诉人曲立燕、李国波，原审原告李国华、曲维钧、曲晓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2民初1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玉献上诉请求：撤销（2018）鲁0612民初188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诉争两处房产归属上诉人及其妻子林志凤、原审原告李国华、原审原告曲维钧的妻子李国花及李国波共同共有，是上诉人全家的家庭共同财产。上诉人及其妻子林治凤育有长女李国华、幼女李国花及儿子李国波，上诉人一家在南吕格庄村盖过一处房（1988年）、买过一处房（1991年）。李国华、李国花及李国波第一次结婚前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收入全部交给父母，与父母共同生活，没有分家，两处住房从未分过。李国华离婚后也在父母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诉争两处房屋是上诉人全家的家庭共同财产。李国波、曲立燕1996年结婚，上述两处房产与曲立燕无关。未经其他共同共有人同意，任何一位共同共有人均无权单独处分诉争两处房产。2、本案所谓的两处诉争房屋买卖系上诉人受骗所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房屋买卖是曲立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自始至终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2010年2月7日至同年2月26日，66岁时因跌伤导致骨折住院治疗20天。由于李国波在国外，曲立燕代为办理相关手续。上诉人骨折后理应卧床静养。骨折后虽经治疗，上诉人仍然腿脚不便，不能正常行走，却把其名下的全部房屋卖掉、与曲立燕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于情相悖、于理不合，与事实完全不符。曲立燕利用照料上诉人住院、取得上诉人信任，虚构买卖法律关系并骗取上诉人签字、过户，所谓的两幢房屋买卖系上诉人受骗所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自始至终不发生法律效力。3、本案曲立燕提供的证据及其陈述疑点重重，一审法院却未予查清事实真相。一、上诉人没有卖房的动机。据曲立燕陈述，第一处房产买卖发生于1998年，当时上诉人54岁、身体健康，上诉人怎么会把自己买了七年、正在居住的房子卖掉？他们夫妻流落街头？曲立燕所谓的是担心第二次结婚的老伴分得房产，更是荒谬，难道上诉人能洞察11年后林治凤的去世？第二处房产婚姻后即一直在此居住，何需买卖？二、即便买卖，上诉人不卖给自己的儿子、却卖给儿媳？三、曲立燕、李国波无力购房。两人1996年结婚，一起杀猪，一年结余两三千元，如何能在婚后四年时间、积累六万五千元购得两处房产？四、卖房价格自相矛盾,其中一处房产，买卖合同记载交易价格69000元，曲立燕陈述两万元，显然自相矛盾；五、曲立燕交款证据何在？六、为什么买卖房屋十年、十二年后办理过户手续？七、不合交易习惯，农村买卖房屋是极严肃的大事，需订立契约、中间人、村干部在场见证，本案房产交易悖于常理、不合交易习惯；八、为什么分两次办理过户手续？为什么只办理一处土地使用权证？（村民只能享有一处宅基地）。九、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按曲立燕所述诉争两处房产的买卖分别发生于1998年、2000年，即在曲立燕与李国波人婚后第二年、第四年，即便买房，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曲立燕提供的两处房产证的“共有情况”栏目却均记载归曲立燕“单独所有”，曲立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昭然若揭！(二）一审判决于法无据。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诉争两处房产归属上诉人及其妻子林志凤、李国华、李国花及李国波共同共有，是上诉人全家的家庭共同财产，依据《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有关规定，诉争房产买卖合同无效，曲立波并非善意取得，应予返还。2、本案所谓的两处诉争房屋买卖系上诉人受骗所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房屋买卖是曲立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确立的自愿、公平、诚信原则，违背了《民法总则》第八条保护的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行为，自始至终不发生法律效力。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判决未予采信上诉人的观点、支持曲立燕的主张，违反了上述规定，举证责任分配也于法无据。被上诉人曲立燕辩称，1、涉案房屋属于上诉人与妻子林治凤的共同财产，那么在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后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归二被上诉人所有与其他的原审原告没有任何关联。2、关于双方之间的交易在一审中已经查明，交易是林治凤在世时完成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也是上诉人亲力亲为完成的，并且经过国家法定的职权机关的登记确认，所以交易是真实的。3、上诉人称房屋买卖系受骗所致，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等观点均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原审原告李国华、曲维钧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李玉献、李国华、曲维钧、曲晓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李国献与曲立燕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曲立燕、李国波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玉献提交下列证据：1、2010年4月6日，068723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审批表及李玉献与曲立燕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变更后登记在曲立燕名下的036062产权证一份，证明涉案房屋之前所有权属于李玉献所有，现登记在曲立燕名下；2、2010年6月1日另外一套069044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审批表及李玉献与曲立燕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变更后登记在曲立燕名下的03××82号产权证一份，证明内容同上；3、南吕格庄村委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李玉献及妻子林治凤及子女李国波（子）、李国华（女）、李国花（女）的基本情况；4、李国波与曲立燕的结婚登记申请书，证明其为夫妻关系；5、1990年11月30日李玉献的土证登记申请书，证明069044号房屋土地仍登记在李玉献名下。曲立燕对李玉献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房屋交易是双方自愿进行的，尤其是两份合同的第三条中载明的内容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已分别于2000年和1998年完成了交易。结合林治凤2009年去世的事实，涉案房产不存在析产分配的必要和条件；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婚姻关系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二人现在婚姻状况不稳定，濒临离婚；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李玉献早已将该土地证交付给曲立燕，只是限于国土部门的规定未能办理过户手续，现该土地证原件由曲立燕持有。李国波对李玉献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1和2中记载的内容有异议，认为里面“李玉献”的名字不是其本人书写的。而李玉献当庭认可名字确实是自己签写的，但里面具体是什么内容自己并不知道。曲立燕提交下列证据：1、房屋买卖合同两份，同李玉献提交的证据1和2，证明涉案两房于2000年和1998年分别以20000元和45000元已经交易，后于2010年完成两栋房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和其中一栋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双方的行为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完成的合法有效行为；2、涉案两栋房屋的房产证两份及土地证两份，该四份证件的原件均由曲立燕持有，其中068723号房屋的土地权证已于2010年7月登记在曲立燕名下。李玉献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房屋买卖合同中第三、四条载明的内容并不是事实，李玉献除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外，基本处于文盲状态，且没有收到曲立燕在合同中载明的任何款项；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曲立燕采用让李玉献产生虚假意思表示的方式骗取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因两栋房屋涉及到李玉献及妻子林治凤共有问题及林治凤去世后的继承问题，曲立燕在没有证据证明李玉献对涉案房屋有处分权的情况下，该转让行为是无效的。李国波对曲立燕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认为合同中载明的付款时间是1998年和2000年，而办理房产证转移的时间是2010年，间隔时间长；对证据2，李国波认为自己从2008年到2018年期间一直在美国打工，直到2018年2月13日回国，李玉献和曲立燕在其不在家期间私自办理房屋过户没有经过其同意，该行为可撤销。李国波没有提交证据。围绕涉案两栋房屋，一审法院到住建部门调取了下列证据：1、068723号房屋，原房产证于1993年登记在李玉献名下，系购自本村李培玉的房屋，一直由李玉献居住（原配偶去世后和续配偶继续居住）。该房于2010年4月6日由曲立燕填写《申请审批书》，李玉献和曲立燕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曲立燕按核定价款45000元完税后，房权证变更至曲立燕名下，为036062号；2.069044号房屋，原房产证于1994年登记在李玉献名下，系经请批宅基地所盖，该房由李国波夫妻居住。2010年6月1日由曲立燕填写《申请审批书》，李玉献和曲立燕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曲立燕按核定价款69000元完税后也过户到其名下，房权证号为03××82。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玉献与林治凤夫妻系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南吕格庄村村民。二人育有女李国华、女李国花、子李国波。林治凤于2009年6月去世。李国花于2014年5月去世，丈夫为曲维钧，有一女曲晓娜。李玉献在本村有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的房屋两栋，一栋号为NO.068723号（购买本村李培玉），由李玉献居住，一栋号为NO.069044号（自建），1996年李国波与曲立燕结婚后一直在此居住。2010年的4月和6月份，曲立燕先后填写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以该两房向李玉献购买为由申请产权转移。李玉献和曲立燕共同到房产部门针对上述两栋房屋签订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并履行了相关手续后，两栋房屋的房屋所有权人先后变更登记为曲立燕。其中068723号房屋的土地证于2010年7月登记在曲立燕名下，另一栋的土地证仍然登记在李玉献名下。两栋房屋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均交由曲立燕持有。李国波从2008年到美国打工直至2018年2月13日返乡。李国波回国后与曲立燕夫妻感情不稳定，曲立燕自述有离婚倾向。2018年7月，本案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是原告李玉献与被告曲立燕到房产部门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是真实和有效的。四原告及被告李国波认为李玉献与曲立燕签订的两份合同是虚假的，双方没有实际款项交付，实际是无偿转让行为，该无偿转让是李玉献受曲立燕欺骗导致，且李玉献处分共同财产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因此主张房屋转让行为无效。而曲立燕则认为其与李玉献夫妻于2010年之前已经对涉案房产进行了买卖，2010年时因李玉献丧偶再婚担心财产外分，因此与儿媳曲立燕对此前的房屋买卖行为进行了确认并将产权登记转移，双方的交易是真实的，其已取得涉案两栋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的争议，分析意见如下：首先，关于李玉献与曲立燕之间的房屋产权转移行为是否是真实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玉献与曲立燕均承认二人确实到房产部门进行过房屋交易行为并签订过合同，而在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第三条分别明确地记载了交付房款方式为“乙方于2000年8月8日一次性付清房款”和“乙方于1998年10月10日一次性付清房款”。四原告主张该交易行为没有实际款项交付，是虚假行为，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曲立燕主张该行为是真实的，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之前的交付房款行为已经认可，且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以该合同为证。在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李玉献“为什么要在2010年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时，其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曲立燕当时开着车来拉我，说要到有关部门去签字，当时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她当时也不念给我听内容，我也不识字，基于我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我就签字了。”而曲立燕的解释是“我老爹2010年说了后老婆。因为当时买了房子一直没有着急过户，然后找了后老伴害怕出了意外就办理的过户。”李国波则陈述“2010年左右，我往家里打电话给曲立燕，曲立燕说父亲要再找老伴，为了防止新老伴得到家产，就以买卖的方式将房产转让给我，告诉我说的是转让给我。钱没有给我父亲一分。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根据当事人所述，李玉献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即使有文化水平之碍，也应该对与儿媳曲立燕共同到房产部门进行某种民事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和认识，而其针对该两次房屋交易签字事件的解释显然并不符合常理。结合李国波对此事作出的陈述，两相对比，曲立燕的解释反而更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0年4月和6月共同到房产部门对两栋房屋的买卖进行确认并完成产权转移过户手续的行为是自愿和真实的。对于双方当事人真实自愿地共同到国家指定的房产职能部门进行的房产交易，不能因当事人在各时期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而随意予以否定。其次，关于本案买卖行为的有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曲立燕受让涉案不动产是出于非善意的，从曲立燕陈述的原始交易房价及到房产部门过户交易时由该部门核定的当时房价看，价格均在合理范围内，且涉案不动产当时均登记在李玉献名下，曲立燕有理由相信李玉献具有处分权，目前房产证及其中的一栋土地证已转移登记在曲立燕名下，涉案房产证和土地证亦均由曲立燕本人持有，曲立燕已构成善意取得的第三人，本案认定李玉献与曲立燕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综上所述，李玉献等四人要求确认李玉献与曲立燕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李玉献、李国华、曲维钧、曲晓娜要求确认李玉献与曲立燕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0元减半收取1210元，保全申请费1050元均由李玉献、李国华、曲维钧、曲晓娜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李玉献对其上诉请求另提交四份证据，一、上诉人住院病历复印件。证明2010年2月7日至同年2月26日，上诉人因骨折住院治疗。虽经治疗但上诉人仍然腿脚不便，其却把自己名下的全部房产卖掉给曲立燕并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于情相悖、于理不合与事实不符，曲立燕利用照顾上诉人住院、取得上诉人信任，虚构买卖法律关系并骗取上诉人签字。二、2018年11月18日南吕格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不识字属于文盲状态，只能写自己的名字，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系上诉人受骗所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三、2019年7月22日南吕格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一家在该村盖过一处房、买过一处房。诉争的两处房产是上诉人全家共同财产，即便撇开上诉人不识字，受骗所致不谈，仅仅从处分权的角度，未经其他共同共有权利人的同意，上诉人也无权处分上述两处房产。四、李国花的结婚证。证明李国花结婚之前与上诉人等家人共同生活，是两处房产的共同共有人之一。被上诉人曲立燕对上诉人李玉献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和证据4按照民诉法规定不属于新证据，证据2和证据3也是应上诉人请求村委会出具的，尽管出具的日期是在一审后，但内容是在一审之前就已经可能存在的，所以从本质上说也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在上诉人受伤后两个多月后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也是合情合理的。对村委会出具的第一份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不认可，对于是否是文盲这种评价是一种个人主观判断。关于村委会第二份证明即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关于亲属关系内容无异议，对个人工作经历代理人不了解不发表意见，对买房交易习惯认为村委在本案中作的表述是不客观的，不符合本交易实际情况，该证明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上诉人李国波及原审原告李国华、曲维钧对李玉献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另外，上诉人李玉献申请对房产过户材料上是否为其本人签名申请鉴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李玉献与被上诉人曲立燕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按照该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以涉案房产系与其他共有人共同共有为由主张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无效，依法不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同是否有效应审查合同是否存在上述法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认为涉案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而无效，该情形是指行为人为了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式避开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本案中无论是合同转让的标的，还是双方的主体资格均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当事人规避法律法规强制性的情形。因此，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按照上诉人所述其是受到被上诉人曲立燕欺骗而订立的涉案合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可撤销合同，而非无效的合同。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其与被上诉人曲立燕到房产部门申请审批，发生交易及签字的事实并无异议，其在二审期间申请对其在相关材料上签字的真实性予以鉴定，本院依法不予允许。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0元，由上诉人李玉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慈勤哲审判员  曹红岩审判员  尹鹏亮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