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民申438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烟台富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滨海中路118号黄海游乐城别墅4号。法定代表人：周小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威、杨雪，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中翔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141号金融大厦27楼。法定代表人：张荣华，董事长。一审被告：烟台通源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屯路20号。法定代表人：候延利，经理。一审被告：王明昆，男，196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烟台富润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烟台市芝罘区。再审申请人烟台富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富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东中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翔公司），一审被告烟台通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通源公司）、王明昆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2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烟台富润公司申请再审称，1.第一，原判决认定《反担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合同》性质为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据不足。第二，即使《反担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合同》即为山东中翔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幸福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幸福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烟台富润公司亦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因为山东中翔公司未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原判决认定山东中翔公司按照《通知函》要求向烟台通源公司贷款还款账户转款的行为系承担保证责任，而非依据其与烟台通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履行借款义务，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2.第一，一审过程中，烟台通源公司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其为山东中翔公司与恒丰银行莱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限额为4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为证明山东中翔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是基于双方互保的意思表示而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及相关借款合同，但一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即拒绝调查收集该证据；二审时烟台通源公司又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该证据，但二审法院又以该证据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为由未予调查取证，故一、二审程序均违法。第二，原判决认定山东中翔公司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主要证据之一《确认函》并非由工行幸福支行在《确认函》所载明时间2015年9月24日所出具，而是在2016年11月29日根据山东中翔公司的要求出具，在实际出具时间与证据所载明时间相差一年多的情况下，烟台富润公司为证明该证据的虚假性，于二审过程中提交书面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二审法院向工行幸福支行核实相关证据的实际出具时间，二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即拒绝调查收集，并在二审判决中认定该《确认函》是对山东中翔公司代偿行为的确认，且认为《确认函》作出的时间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但事实上工行幸福支行仅凭案外人转账记录不可能直接认定相关还款行为系山东中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二审法院的认定于法相悖。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1.山东中翔公司通过案外人烟台凯金商贸有限公司、烟台山海花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烟台通源公司在工行幸福支行的银行还款账户分四笔转账汇入12659413.22元，该四笔转账是对烟台通源公司的借款还是履行保证担保责任；2.烟台富润公司是否应对上述山东中翔公司的汇款行为承担反担保责任。一、关于山东中翔公司通过案外人向烟台通源公司银行账户汇入12659413.22元的性质问题。山东中翔公司主张该款系履行保证责任代烟台通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而烟台富润公司则主张该款系山东中翔公司履行与烟台通源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经查，2015年9月23日工行幸福支行基于2013年8月1日山东中翔公司与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向山东中翔公司发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通知函》，要求山东中翔公司对烟台通源公司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发生的两笔贷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同日，山东中翔公司按此通知要求通过案外人向烟台通源公司贷款还款账户转款12659413.22元，汇款金额与通知函所载烟台通源公司欠付的贷款本息总额一致，并非《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12500000元，所汇入的账户系烟台通源公司的银行贷款还款账户，亦非《借款合同》中烟台通源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烟台通源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山东中翔公司出具了借条。根据以上事实，原审判决认定山东中翔公司通过案外人转款行为系履行保证义务代烟台通源公司向工行幸福支行偿还所欠贷款本息，并非履行其与烟台通源公司间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义务，属认定事实清楚。工行幸福支行在山东中翔公司代偿上述借款本息后出具的《确认函》只是对中翔公司的代偿行为予以确认，其作出的时间不影响山东中翔公司为烟台通源公司代偿事实的认定，故原二审法院对烟台富润公司要求对该《确认函》的作出时间进行鉴定不予允准，并无不当。二、关于烟台富润公司是否应依《反担保保证合同》对山东中翔公司上述代偿行为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问题。经查，案涉《反担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烟台富润公司主张《反担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是《保证合同》，故其只为山东中翔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普通保证合同提供反担保。本院认为，案涉各方均认可《反担保保证合同》签订时，合同约定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均未签订，该合同约定了反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的期间为五年，但对山东中翔公司所担保的烟台通源公司具体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次数以及山东中翔公司提供的保证范围、保证期间、保证方式，均未约定，故从反担保合同的内容无法看出合同各方当事人将要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明确指向，由此可见，该合同签订的目的及主要内容是为将来一段时间内，反担保人烟台富润公司及王明昆针对山东中翔公司为烟台通源公司向工行幸福支行的借款所承担的保证责任提供反担保保证。合同签订后，山东中翔公司与烟台通源公司于次月即与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的工行幸福支行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小企业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期间在反担保保证期间内，所担保的最高贷款余额为2600万元。通源公司所借2600万元，按期还款后，又借款两笔，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及700万元，仍属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承保范围。后两笔贷款未能按期还款，形成本案所涉欠款，如前所述，该笔欠款由山东中翔公司依据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代偿给了工行幸福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特殊的保证合同，且《反担保保证合同》签订后，山东中翔公司未与工行幸福支行针对烟台通源公司的贷款签订过其他保证合同，《反担保保证合同》各方亦将合同的解释权约归山东中翔公司，山东中翔公司对合同中约定的《保证合同》的性质解释为包含最高额保证合同，符合合同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与合同签订后各方的履行情况相符。综上，烟台富润公司主张其仅对山东中翔公司提供的普通保证提供反担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烟台富润公司还主张，山东中翔公司与工行幸福支行之所以签订涉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烟台通源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是基于烟台通源公司于2013年为山东中翔公司向恒丰银行莱山支行的银行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双方存在互为最高额保证的关系。经查，即使如烟台富润公司主张的存在烟台通源公司为山东中翔公司向其他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情况，但是从烟台通源公司提交的其与恒丰银行莱山支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的落款时间看，该合同日期晚于本案山东中翔公司与工行幸福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日期，烟台富润公司与烟台通源公司亦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山东中翔公司为烟台通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是基于其与烟台通源公司间双方互保的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认为烟台富润公司要求调取的烟台通源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所担保的借款合同等相关材料，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进而未予调取，亦无不当。综上，山东中翔公司与工行幸福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反担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合同》，山东中翔公司并实际承担了保证责任，根据《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约定，烟台富润公司、王明昆均应依约在反担保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内承担反担保连带保证责任。综上，再审申请人烟台富润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烟台富润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永起审判员  杜 磊审判员  程 林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磊书记员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