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9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亮，男，汉族，1984年8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光，广东亲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男，汉族，1971年12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瑞嫦，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金媚，广东信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何亮因与被上诉人李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6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李富的诉讼请求；3.判令李富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何亮与李富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何亮在李富与姜某买卖翡翠挂件的过程中只充当居间人作用。何亮自始至终都没有与李富发生过交易涉案标的物翡翠挂件的买卖行为。何亮在李富与姜某买卖本案翡翠挂件的过程中，充当居间中介人的角色，最后翡翠挂件也保存在了姜某处。整个买卖过程的细节均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刑事侦查案卷卷宗中有详细的证据材料记载，可以证实何亮不是翡翠挂件买卖当事人。一审法院对整个案件过程都做了详细的法庭调查了解，事实确与何亮陈述一致，这种性质就是一种居间中介性质，至于何亮是否收取居间费用并不影响居间关系的成立，且何亮与李富均认可该事实，何亮无需再提供证据。二、一审法院以何亮出具了一份《欠条》遂认定何亮与李富将借用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本案的事实看，何亮与李富始终没有发生翡翠挂件的买卖事实，且涉案翡翠挂件确实不在何亮手中，而在姜某手中，一审法院一一进行了查实，因此，法庭应当以查明的事实为裁判依据，而不能仅仅凭何亮出具了一份《欠条》改变何亮充当居间角色的事实。三、一审庭审前何亮向法庭提交了对涉案翡翠挂件进行鉴定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对何亮的鉴定申请没有作出任何说明，迳行作出判决认定涉案翡翠挂件价值260万元，剥夺了何亮的诉讼权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何亮涉嫌诈骗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委托了北京B珠宝鉴定研究院，对涉案翡翠挂件做了一个价格评估，得出的市场参考评估价是38万元-48万元之间。一审法院既不给何亮鉴定的权利，也不依照专业机构作出的相对客观的评估价认定涉案翡翠挂件的价值，裁判结果有失公允。李富辩称：首先，何亮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交易中起到居间人的作用。其次，何亮在2017年1月14日亲笔书写的《欠条》已经明确了本案事实。本案的真实情况是何亮与李富共同带涉案的翡翠挂件到北京与姜某洽谈，何亮也与姜某谈妥了购买钻石的事宜，收取了姜某179万元购买钻石的预付款，并主动提出以案涉的翡翠挂件作为质押担保。后何亮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挪用了该笔款项，无法向姜某交付钻石，导致案涉的翡翠挂件无法取回。案涉翡翠挂件的原主周某对案涉翡翠挂件的售价定为260万元，何亮与李富均知悉，何亮也已经预见到案涉的翡翠挂件拿不回来，将会对李富造成260万元的损失，何亮自愿承诺案涉翡翠挂件若无法取回造成李富的损失由其来承担。同时，何亮也向李富明确表示过以向李富购买案涉翡翠挂件的方式来赔偿其损失，所以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次，北京B珠宝鉴定研究院的鉴定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理由如下：评估报告中所陈述的估价参考依据之一为北京地区首饰加工企业加工行情和出售状况，但本案的翡翠挂件系从佛山平洲借出，周某对翡翠的定价也是根据佛山市的出售状况来定的，因此，不能以该评估报告作为认定案涉翡翠挂件价值的唯一依据。同时，该评估报告有备注写到，上述所估价值仅供参考，与实际出售价格无关。即上述评估价格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周某出售翡翠挂件价值的认定依据，最终价格应该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因此，何亮抗辩认为应以评估报告评定的估值38万元-48万元来确认案涉翡翠挂件的价值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亮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亮立即支付李富翡翠挂件1件的货款251万元，并从2016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李富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21日，利息为256360元）；2.判令何亮承担本案受理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富、何亮均从事玉器买卖经营。2016年11月14日，李富向案外人周某借了案涉的翡翠挂件，李富、何亮等同行四人带着该翡翠挂件到北京与何亮的客户姜某见面洽谈案涉翡翠挂件出售的事宜。当日姜某未明确表示是否购买。2016年11月15日，何亮向李富提出将案涉翡翠挂件交由姜某看几天以考虑是否购买。李富同意了并把翡翠挂件交给何亮。何亮将翡翠挂件交付给姜某。2016年12月15日，何亮向李富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在2016年11月15日，本人何亮向李富借到彩色翡翠挂件1个，价钱2600000元人民币，大写贰佰陆拾万元整。”该《借据》落款日期倒签为2016年11月15日。同日，何亮向李富还出具一份《欠条》，载明“本人何亮（440************656）现欠到李富（440************272）缅甸翡翠挂件一件，货款2600000元（贰佰陆拾万圆）整，特立此条！”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14日，何亮向李富出具《欠条》，确认其与李富共同到北京与案外人姜某洽谈翡翠挂件出售事宜及何亮提出并将翡翠挂件交付姜某的事实，并载明“2016年11月14日，我与姜某达成购买一颗价值贰佰万元的钻石协议，我要求姜某转款给我代购钻石。由于姜某不放心款项安全，我提出将翡翠作为款项安全保证留下姜某处，姜某表示留下欣赏几天，同时也作为资金安全保证。后姜某于16日将资金打入我提供的账户，共一百七十九万元整。由于我个人资金周转困难挪用上述资金周转，无法再按时购买钻石给姜某。现在姜某表示除非我归还资金或提供钻石或提供其他抵押物，否则不归还我留给她的翡翠。上述翡翠系李富与其他朋友借的。12月31日，我与李富向货主周某交纳贰拾万元整，其中我出资玖万元，李富出资壹拾壹万元，保证2017年1月15日归还翡翠，如果不归还将没收该保证金。上述翡翠货主规定价值为贰佰陆拾万元整，本人也认可本价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从庭审中双方陈述及何亮出具的2017年1月14日《欠条》陈述的事实来看，何亮在2016年11月15日向李富借取了涉案翡翠挂件交付给姜某观赏以决定是否购买，同时也是作为钻石款项的质押。此时何亮与李富之间是货物的借用关系。2016年12月25日《欠条》的出具是因为何亮挪用了姜某的钻石款项无法归还导致翡翠挂件无法取回。从欠条的内容来看，何亮确认欠李富“缅甸翡翠挂件一件货款260万元”，应当认定双方因借用的翡翠挂件无法取回而变更意思表示，将借用关系变更为买卖合同关系，由何亮向李富购买涉案翡翠挂件支付货款以弥补李富的损失。何亮在2017年1月14日出具的《欠条》中也确认涉案翡翠挂件的价值。这种变更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故法院对李富的意见予以采纳，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何亮辩称其只是翡翠挂件出售的居间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也与其出具的《借据》、《欠条》反映事实相悖，法院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涉案翡翠挂件的价值问题。何亮本身从事玉器销售的经营，其对玉器价值有清晰的认知，何亮出具的《借据》及两份《欠条》均反映其多次认可涉案翡翠挂件的价值为260万元，其也清楚李富从案外人周某处借货的事实。因此，案涉翡翠挂件价值为260万元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存在显示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情形，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何亮主张案涉玉器为38万元-48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也有悖诚信原则，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2016年12月25日《欠条》没有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李富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双方确认何亮已经支付9万元，故李富诉请何亮支付货款251万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李富主张自欠条出具之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酌定何亮应以251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予李富。何亮在庭审中申请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调取何亮涉嫌诈骗一案的材料，但双方在庭审中对于本案的背景事实陈述基本一致，本案事实清楚，没有调查取证的必要，故法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同时，何亮申请对其质押在李富处的橄榄石、首饰进行价格鉴定，李富在本案中并没有主张质权，质押物的价值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故法院对其该项申请亦不予准许。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何亮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251万元及以251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予李富；二、驳回李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465.44元，由何亮负担。二审期间，李富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周某签订的《借货协议》一份，拟证明案涉翡翠挂件原主周某与李富于2016年12月31日签订协议，约定若李富未能在借用期限内将案涉的翡翠挂件归还给周某，则李富应当在借用期限届满时按260万元购买案涉翡翠挂件。李富对该协议的内容以及案涉翡翠挂件的销售价格清楚知悉，也预见到案涉翡翠挂件不能从姜某处取回将会给李富造成260万元的损失。何亮经质证后认为，一审期间李富并未提交该《借货协议》，由此何亮怀疑该协议是李富与周某事后制作。另外，从该协议第一条可以看出，借用保证金仅为20万元，相对于价值260万元的翡翠挂件而言，保证金的价值相差甚远，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该《借货协议》虽为周某与李富所签，但协议中载明的各项内容与何亮在2017年1月14日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的事实及何亮于2016年12月31日指示案外人向李富付款9万元作为借用保证金部分款项的事实均相互印证，可证实该协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何亮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何亮与李富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李富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诉请何亮支付货款251万元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关于李富与何亮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中，李富主张其与何亮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何亮以260万元的价格向李富购买涉案翡翠挂件，因何亮拖欠其货款251万元未付，故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虽然何亮开始系基于借用关系取得案涉翡翠挂件，但在因自身原因无法取回该物品时，于2016年12月向李富出具《欠条》明确约定“本人何亮现欠到李富缅甸翡翠挂件一件货款260万元整”，表明其在明知不能归还案涉翡翠挂件时，转为以260万元的价格购买该物品以弥补李富的损失。与此同时，何亮亦于2017年1月14日出具了一份《欠条》，清楚地说明了本案的背景事实及案涉《借据》、《欠条》的具体由来，并在该欠条中再一次承诺就案涉翡翠挂件的损失260万元由其承担。在此情况下，综合李富提供的其他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李富主张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可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由借用关系变更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何亮辩称其只是翡翠挂件出售的居间人，既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亦与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相悖，本院对其该项辩解不予采纳。关于涉案翡翠挂件的价值问题。本案中，何亮出具的《借据》及两份《欠条》均清晰载明案涉翡翠挂件的价值为260万元，并且其明确承诺在翡翠挂件无法取回的情况下向李富赔偿损失260万元，足以证明何亮对案涉翡翠挂件价值的确认与认可。结合何亮明知案涉翡翠挂件系从周某处借取，并与李富合共向周某支付借货保证金20万元，且何亮以案涉翡翠挂件作为质押物从姜某处取得委托购买钻石预付款项179万元的事实可知，案涉翡翠挂件价值为260万元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存在显失公平或恶意欺诈的情形。虽然何亮抗辩认为其系因害怕被刑事羁押，在李富的强烈要求下才出具的上述《借据》及《欠条》，但经审查，何亮出具的上述书面材料最晚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1月14日，而其2017年8月19日才被刑事拘留，因此，其以惧怕被刑事羁押为由主张上述证据系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并无事实依据。故在没有其他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出具案涉欠条是何亮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约束力。虽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委托的北京B珠宝鉴定研究院对案涉翡翠挂件评定的市场参考评估价是38万元-48万元之间，但何亮作为从事玉器买卖的行家，对于玉器的价值存在一定的认知，且考虑到玉器的特殊性及受市场影响价值波动很大的行情，该评估价值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最终价格应该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综上，李富以与何亮存在买卖关系为由，诉请判令何亮向其支付本案讼争款项251万元，合理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借据》、《欠条》的约定，结合李富自认何亮已支付9万元款项的事实，同时考虑到何亮不予支付货款的事实造成李富资金占用方面的损失，判令何亮向李富支付剩余货款251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930.88元，由上诉人何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史 伟书 记 员  李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