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21民初4898号 原告：骆素芳，女，196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市台商投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海，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住所地惠安县螺城镇八二三东街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21MB19037628。 法定代表人：吴亚龙，职务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圳、吴玉梅，福建刺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骆素芳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以下简称惠安县税务局）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素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海，被告惠安县税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圳、吴玉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骆素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2、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2019年1月、2月的工资4000元；3、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2007年至2019年的工龄工资12030元；4、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61035元(2347.5元/月×26个月);5、被告赔偿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给原告造成的损失81692.51元；6、被告赔偿未依法为原告缴纳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住房公积金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332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06年8月起受聘为被告单位员工，在被告食堂从事帮厨工作，双方约定原告工资2000元/月。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原告总工资为28170元，每月平均工资为2347.5元。被告至今没有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19年2月28日，被告突然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拖欠原告2019年1月和2月的工资至今未发。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拖欠劳动者工资，被告至今没有支付原告2019年1月、2月工资，为此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工资4000元。同时，按照同工同酬原则，被告共欠付原告工龄工资12030元，其中：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240元，2008年480元，2009年720元，2010年960元，2011年1200元，2012年1200元，2013年840元，2014年960元，2015年1080元，2016年1200元，2017年1320元，20181440元，2019年390元。该12030元工龄工资应予支付。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规定，用人单位欲依照本条款解除与劳动者劳动关系的，首先需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方可解除。其次，订立劳动合同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应当与劳动者协商，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方可解除。但是被告却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首先，被告2019年2月28日在其发给原告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中明确“现解除与你之间的劳动关系，请你接到通知后与人事教育股办理相关交接手续，结算工资”，并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其次，被告通知解除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在其发给原告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中明确“原来两局的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无需留用原来的全部帮厨”证实被告仍需继续聘用帮厨，并未就此不再需要该岗位职工，并不导致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此，被告系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规定，按照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12年7个月计算，应当支付原告26个月本人工资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即61035元（2347.5元/月×26个月）。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和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按照原告的工资和社保最低缴费工资计算，被告每月应当承担541.01元的社保费用，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12年7个月，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共计81692.51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用，造成劳动者损失的，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因此，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81692.51元。4、2012年4月13日，被告发文确定“县局机关食堂员工骆素芳工资待遇同现在岗其他员工，请从2月起向起发放考核工资及其他福利”。但被告未按照同工同待遇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自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止共计74个月，应当为原告共计缴纳住房公积金13320元，原告的该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原告2019年5月9日就本案向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原告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至法院。 被告惠安县税务局辩称，一、本案应按劳务关系处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原告系1966年1月11日出生，参照上述规定，至2016年1月10日就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其2016年2月办理退休手续，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16年1月10日起终止，自2016年1月11日起属于劳务关系，故本案的案由应定为劳务合同纠纷，而不应定为劳动争议。二、自2019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之日起，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终止。如前述，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16年1月10日起终止，自2016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该劳务关系双方没有约定劳务期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被告有权随时解除劳务关系。2019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应视为被告单方解除劳务关系，故自2019年2月28日起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即终止。三、被告已经支付原告2019年1月、2月工资（劳务报酬）各2000元合计4000元，该事实有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建设银行代收付成功清单》为证，足以认定。四、原告主张被告需支付其工龄工资1203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自2006年8月至2016年1月10日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原告只是被告聘用的临时工，而非在编职工，并没有工龄工资；自2016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双方存在劳务关系期间，原告也不可能有工龄工资。五、原告主张被告需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6103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如前述，至2016年1月10日原告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原告和被告的劳动关系系根据法律规定而终止，而非被告单方解除而终止，故不存在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及需向原告支付赔偿金的情形。2、自2016年1月11日起，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2019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应视为被告单方解除劳务关系。原告和被告双方未约定劳务期限，被告有权随时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无需给予原告赔偿。3、原告原系惠安县国家税务局2006年8月临时聘用的员工，从事厨房帮工工作，2018年9月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被告，原来两局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无需留用原有全部厨师帮工，原告和被告之间劳务关系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务关系合情合理合法，无需给予原告任何赔偿。4、退一步说，假设2016年1月11日之后原告和被告之间还是属于劳动关系，鉴于前述事实，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不存在违反解除劳动关系情形，无需给予原告任何赔偿。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给其造成损失81692.5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经超过仲裁和诉讼时效。1、在2016年1月10日前，被告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是因为早在原告被被告聘用之前，原告已经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办理养老等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保费用，并持续缴纳至2016年2月，因社会保险不能重复办理，在原告未注销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办理养老等社会保险前，被告无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因此，在2016年1月10日前被告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给其造成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在2016年1月10日之后，因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且原告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被告依法无需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3、2016年1月10日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原告若欲主张被告未尽用人单位义务而提出索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告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即2017年1月10日前提出，其迟至2019年5月9日申请仲裁、2019年6月5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其起诉也应予以驳回。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为其缴纳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住房公积金给其造成损失13320元没有任何依据。如前述，自2006年8月至2016年1月10日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原告只是被告聘用的临时工，非被告在编职工，故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义务。自2016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双方属于劳务关系，被告也没有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为其缴纳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住房公积金给其造成的损失133320元没有任何依据，也超过仲裁和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6年8月，原告受原惠安县国家税务局聘用在食堂从事帮厨工作。2018年9月，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被告。2019年2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骆素芳同志：因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原来两局的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无需留用原有的全部帮厨，故我局与你之间劳动合同关系发生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我局与你多次协商，双方又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关系达成一致，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我局现解除与你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请你接到本通知后与人事教育股办理相关交接手续，结算工资及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特此通知。”2019年5月9日，原告向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同日，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泉惠劳人仲案不字〔2019〕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出生于1966年1月11日，已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9年6月5日，原告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证据清单、泉惠劳人仲案不字[2019]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被告提供的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的证明资料，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认定以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各项款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原告认为，一、原告自2006年8月起受聘为被告单位员工，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原告自行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故从2016年3月起开始领取养老金，但这不是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不能限制原告继续与被告形成劳动关系。本案并不适用国务院关于退休职工条例的规定，被告虽然是国家机关，但原告在被告单位并无编制，属于编制外雇佣的劳动者，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原告虽然于2016年1月10日达到五十周岁，但该年龄不应当作为限制劳动关系的年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并没有规定超过五十周岁不能形成劳动关系，而且被告在2019年2月28日通知原告也是强调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故自2016年1月至被告违法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之日，双方之间仍然属于劳动关系。二、关于原告主张支付的各项款项。1、基于双方形成劳动关系事实的前提下，被告主张已经支付2019年2月工资显然不能成立。原告工资发放记录体现2019年2月15日发放的工资，不是2019年2月工资。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原告2019年2月和3月工资，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应当支付原告2019年2月和3月工资共计2560元（2月份工资2000元，3月份上班至3月8日，工资是560元）。2、同工同酬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内容，被告2012年财务科文件也证实原告的工资待遇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发放。被告在2007年至2019年期间每月仅仅支付基本工资，没有支付工龄工资，该部分款项应当予以补发。3、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也没有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本案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被告仍然保留厨房岗位，同时也保留部分厨师，并不存在与原告的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故被告2019年2月28日通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1035元。4、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给原告造成损失共计81692.51元（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两项每月应缴纳541.01元，总共应缴纳81692.51元），应当予以赔偿。5、被告没有履行同工同酬用工原则，没有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共应缴纳13320元，该损失被告也应予赔偿。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违法持续至今，故不适用诉讼时效。原告相应提供证据1即非在编人员经济补偿金等领取清单，以此证明原告自2006年8月进入被告单位，在被告食堂任职至2019年3月8日，工龄12年7个月。证据2即材料，以此证明2012年4月13日，被告发文确定“县局机关食堂员工骆素芳工资待遇同现在岗员工，请从2月起向其发放考核工资及其福利”，但被告从未按照同工待遇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自2013年1月至2019年2月共计74个月，应当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共计13320元，该部分损失被告应当赔偿给原告。证据3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以此证明2019年2月28日，被告单方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证据4即银行交易明细，以此证明原告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工资总额为28170元，每月平均工资2347.5元。被告质证称：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都有异议，证据1只是一份清单，上面没有任何单位盖章，也没有任何人签字，不具有证据的效力。另外，2006年8月至2016年1月10日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到2016年1月11日原告已经五十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从2016年1月11日开始与被告之间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证据2，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都有异议，原告不是被告单位正式在编职工，在2016年1月10日之前只是被告聘用的临时工，被告没有义务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自2016年1月11日至2019年3月8日止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被告更没有义务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被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实际上是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证据4，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单位是当月发放工资，有按约及时支付原告劳务报酬。自2018年起原告每月平均工资是2000元，不是2347.5元。 被告认为，一、自2016年1月起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原告于2016年1月1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惠安县保险中心出具的参保明细表也明确原告退休年龄为五十周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月10日终止，自2016年1月11日起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本案不是劳动争议，而是劳务合同纠纷。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各项款项均不能成立。1、因为双方之间自2016年1月11日起是劳务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6年1月10日之前原告属于被告聘用的临时工，不是正式在编职工，不能享有工龄工资，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其同种岗位的其他员工享有工龄工资，故原告要求2007年至2019年期间的工龄工资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造成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原告自2006年1月起就自行缴纳养老金，在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后，原告没有注销其缴纳的个人灵活就业养老金，导致被告无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因此，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且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费系按月支付，假如被告需要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最后一个月应当缴纳的时间是2016年1月，原告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也超过仲裁时间和诉讼时效。4、原告不是被告正式在编员工，不享有住房公积金，被告也从未承诺为原告缴纳住房公积金，原告要求住房公积金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同样存在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的事实。5、假设2016年1月后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原告的上述款项支付请求也不能成立。6、通过双方举证，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被告也已经发放2019年2月的劳务报酬，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所谓的2019年尚未支付的2、3月工资2560元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被告相应提供证据5即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参保人员骆素芳基本养老金计算表、惠安县劳动保险管理中心证明，以此证明原告早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享有领取养老金待遇，其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与被告之间是劳务关系。原告退休审批是2016年2月，从2016年3月开始领取养老金。证据6即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的证明资料，以此证明原告原系惠安县国家税务局2006年8月聘用的临时员工，从事厨房帮工工作，2018年9月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被告单位，原来两局的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无需留用原有的全部厨师帮工，原告和被告之间劳务关系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务关系合情合理合法，无需给予原告任何赔偿。证据7即建设银行代收付成功清单（2份），以此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2019年1月、2月工资（劳务报酬）各2000元，合计4000元。证据8即国家税务总局惠安税务局物业管理服务招标项目需求说明、《成交通知书》，以此证明2018年9月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被告单位，原来两局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无需留用原有的全部厨师帮工，且被告也已经完成包括食堂在内的一系列物业招标工作，原告和被告之间劳务关系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务关系合情合理合法，无需给予原告任何赔偿。原告质证称：证据5，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并没有为原告缴纳单位养老保险，是由原告自行向社保中心申请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原告领取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不是在岗职工养老金，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没有限制超过五十周岁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仍然的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证据6，这是国务院下发的机构合并文件，不是岗位变动证据，与本案原告所任职的帮厨事实，和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纠纷没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被告系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证据7，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是次月发放前一个月工资，2019年1月发放2018年12月工资，2019年2月发放2019年1月工资。2019年1月工资已经发放，原告诉求的工资应当是2019年2月、3月工资，2019年2月工资2000元，2019年3月上班至3月8日，工资是560元，合计2560元。证据8，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该份文件是在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形成的，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没有加盖被告印章，证据2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原告关于被告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证据4，来源于中国建设银行，真实性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5，来源于惠安县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自2006年开始参加养老保险，其中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载明2006年、2007年度单位名称是“惠安县劳动力服务中心”，2008年1月至2016年2月单位名称是“惠安县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社保缴费专户”。参保人员骆素芳养老金计算表显示原告达到退休年月是2016年2月，退休年龄是五十周岁，退休审批年月是2016年2月，领取养老金年月是2016年3月。证据6，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真实性可以确认，可以证明2018年9月原惠安县地方税务局和惠安县国家税务局合并为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的事实。证据7，来源于中国建设银行，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是被告对物业管理服务招标项目需求的说明，系被告单方作出，真实性无法确认。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关系性质的认定问题，原告出生于1966年1月11日，至2016年1月10日年满五十周岁，并从2016年3月开始享受领取养老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等规定，应认定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2月29日终止，之后双方的关系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虽然原告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因为自己办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但不影响从领取养老金开始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的认定。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各项款项是否成立问题，分析如下：1、是否拖欠工资问题。原告诉讼请求是2019年1月、2日拖欠的工资4000元，但庭审中称2019年1月工资已发放，拖欠的是2019年2月工资2000元，以及2019年3月1日至8日工资560元，合计2560元。虽然2019年2月15日被告发给原告工资2000元,但原告认为发的是2019年1月工资,鉴于被告2019年2月28日向原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中有载明通知原告结算工资的内容，故认定原告的2019年2月工资2000元未发。被告2019年2月28日已经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其2019年3月1日至3月8日仍有为被告提供劳务，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鉴于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3月1月至3月8日期间有为被告提供劳务，故其主张被告拖欠2019年3月1日至3月8日期间工资560元因举证不足，不能成立。2、工龄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及未缴纳公积金的损失问题。如前述，原告自领取养老金开始，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是劳务关系，故不存在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问题，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61035元依据不足。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工龄工资12030元以及赔偿未缴纳公积金的损失1332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负有支付其工龄工资及缴纳公积金的义务，且从2016年3月1日双方之间不再是劳动关系，故原告的该请求同样依据不足。3、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损失问题。从2016年3月1日起，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不存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问题。虽然2006年8月至2016年2月期间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未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的损失81692.51元，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2006年8月至2016年2月期间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劳动关系，自2016年3月起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被告尚欠原告2019年2月工资报酬2000元，应当予以支付，原告请求支付的拖欠工资数额有误，不予全部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请求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以及要求被告支付工龄工资1203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1035元、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损失81692.51元以及未为原告缴纳公积金损失1332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骆素芳2019年2月工资报酬2000元。 二、驳回原告骆素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惠安县税务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一鸣 人民陪审员  庄炳忠 人民陪审员  陈炜清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云潇 速 录 员  庄珊珊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