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4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曾用名：王某1），女，1944年4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57年8月6日生，汉族，居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雄，云南锦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周，云南锦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某1，女，1971年11月13日生，彝族，居民，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某2，女，1974年12月13日生，彝族，居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某3，男，1979年9月8日生，彝族，居民，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英，云南义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普某1、普某2、普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2017﹚云042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普某1、普某2、普某3共同返还王某1、王某2坐落于华宁县房屋及商铺征用补偿款858068元（王某1429034.33元，王某2429034.33元）。2018年9月13日，王某1、王某2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华宁县房屋及商铺产权由王某1、王某2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诉讼过程中，王某1、王某2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普某1、普某2、普某3承担对《声明书》的笔迹鉴定费48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王王氏（1989年3月10日去世）与王某5（1959年12月去世）共生育王某1、王某3、王某4及一子王某6（未婚，已故）。约上世纪××××年代，王某1与李某1结婚，李某1系入赘，后二人离婚，王某1于约××××年代末嫁给家住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姜某某。王某3与普某4于上世纪约××××年代结婚，普某4入赘后更名“王某4”，二人共生育普某1、普某2、普某3三个子女。1979年，王某2嫁给华宁县的纳某某。1983年4月14日，一审法院就付某1、李某1与王王氏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作出（83）华法调字第41号调解书，载明:1、李某1将已出典的瓦房三间、猪厩一间卖给王王氏所有，四至：东至吴姓和付姓墙脚、南至讲演台街心边，西至陈姓，北至滴水沟边；2、王王氏补给李某11800元，款已清，原给付付某1的五槽半谷子不再退还；3、陈某1与王王氏之间的板壁共用。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该房屋就是华宁县房屋。1985年7月30日，王王氏、普某4经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书》，约定：我街道办事处经双方解决，抚养老人的决议，85年9月至86年10月1日每月付款30.00元，从86年10月1日起付50.00元，按月付款，一直抚养到活养死抬，医药费全报，医的款按月付，财产和房屋由普某4使用，如果每月的钱超过两个月不汇来，由王王氏处理，普某4没有干设的权利，差的壹千元钱普某4应在86年10月1日还清。落款处有“王王氏”的名字及手印、“普某4”的名字及印章以及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的印章。1987年3月10日，王王氏、王某3、王某4（即普某4）、王某2在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达成《调解协议书》,约定：王王氏有东南街××号祖遗房子一洞，大小五间；又有座落小街子房屋一洞，无门牌。平房3小间，正3间的空地一块，四字座落。东至外墙皮巷道，南至合作商店的北边滴水，西至王某5的墙，北至王某6。为了修建居住的房子，由于前无资金，子妹几人协商，将座落小街子此房转让给王某2使用，折合人民币陆千元，产权属于王某2，任何人不得干议。王某3和普某4继承东南街的房屋。今后老年人的抚养和后事，由王某3和普某4负一定的责任。落款处有“王王氏”、“王某3”、“王某4”、“王某2”、“王某7”的名字及印章或手印，调解人签章处有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调解主任李某2及协议书写人卢某的签名，以及东南街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陈某2、小街子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邓某1的签名及印章，并盖有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的印章。该协议王某3、王某2各持有一份。协议签订后，各方均未对协议的履行提出过异议。1987年5月31日，华宁县人民政府颁发NO.××××23《云南省城市（镇）土地使用证》，载明：东南街××号的土地使用人系王王氏；房屋占地102.97㎡；土地四至：东借吴某1的墙、本户外墙皮，南至本户外墙皮，西与陈某1共壁，北至本户外墙皮滴水；土地来源及有关证件：有1987年5月29日办公室由法院转交（83）华法调字第41号调解书一份。同日，华宁县人民政府颁发NO.00××26《华宁县私有房产所有证》，载明：东南街××号产权人系王王氏；房屋编号×6，为土木结构一层房屋，间数五间，住宅面积69.02㎡；房屋编号×7,为土木结构一层房屋，间数二间，住宅面积22.24㎡，总计91.26㎡。王王氏于1989年3月10日去世，后王某3向华宁县国土资源管理局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提交了以王王氏名义办理的云南省城市（镇）土地使用证（NO.××××23）、华宁县私有房产所有证（NO.00××26）及土地登记卡。1996年9月10日，华宁县人民政府颁发华集建（1996）字第××××6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宁州镇宁秀街××7号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者系王某3，用地面积108.7㎡（其中建筑占地74.6㎡)，四至为：东至本房外墙皮邻李姓房，南至本房外墙皮邻滴水沟，西至本房外墙皮邻街道，北至本房外墙皮紧靠陈某2房墙。华宁县经变更登记为华宁县。普某4于1998年6月22日去世,之后王某3与普某1、普某2、普某3于1998年10月31日签订房产分割及赡养协议书，双方就涉案房屋的分配及王某3的赡养等问题达成协议，并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同日，华宁县公证处作出（98）华证字第876号公证书。经查，华宁县公证处的公证档案中有落款时间为1998年10月31日的《声明书》一份，内容为：我自愿放弃母亲王王氏所有的坐落于华宁县的房产（房产证号为：00××26）的继产权。声明人处有：“王某2”、“王某1”的名字及印章。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某1、王某2于2017年9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声明书》落款声明人处的“王某2”、“王某1”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委托，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3月2日作出云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X0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1、检材落款声明人处的“王某2”签名笔迹不是王某2本人所书写；2、检材落款声明人处的“王某1”签名笔迹不是王某1本人所书写。因鉴定，王某1、王某2支出鉴定费4800元。1999年5月，王某3及普某1、普某2、普某3向华宁县房屋管理所进行房产申报。同年6月25日，华宁县人民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将华宁县房屋登记在王某3及普某1、普某2、普某3四人名下。其中，华房权证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宁秀街××7号，房号为×-5的房屋所有权人系王某3，共有人为普某3等2人；砖木结构，房屋总层数二层，建筑面积为78.42㎡，设计用途为住宅；四至为：东至本房外墙皮邻李姓房，西至本房外墙皮邻本己天井，南至本房外墙皮邻吴某1房，北至本房外墙皮邻陈姓房。华房权证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宁秀街××7号，房号为×-7的房屋所有权人系普某1；砖木结构，房屋总层数一层，建筑面积为21.26㎡，设计用途为住宅；四至为：东借王某3、普某3房墙，西至本房外墙皮邻街道，南至本房外墙皮邻付某1房，北至本房外墙皮邻王某3、普某3天井，与共用大门共墙。华房权证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宁秀街××7号，房号为×-2的房屋所有权人系普某2；砖木结构，房屋总层数一层，建筑面积为19.76㎡，设计用途为住宅；四至为：东至本房外墙皮王某3房，西至本房外墙皮邻街道，南至本房外墙皮邻王某3、普某3天井及与共用大门共墙，北至本房外墙皮紧靠陈某2房墙。1999年7月2日，普某2向华宁县房屋管理所统一领取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约2010年，普某2建盖了临街的两层铺面。诉讼过程中，王某1、王某2提交落款时间为1987年4月2日的《收据》，内容为：经收到王王氏母亲还给我们夫妇二人卖东南街这间的钱2000元贰仟元正，东南街这间房子以后国家站着了，王某1、王某2、王某3子妹三人各分一份，以后任和人不得干预。”落款同意人处有“普某4”、“王某3”、“王王氏”的名字及手印，证人处有“王某7”、“王某2”的名字及手印。王某2表示该份《收据》系其本人代写且由其保管，《收据》上除“普某4”、“王某3”的签名及手印为本人所签、所捺外，其余人员因不会写字，签名均为王某2代写、本人捺手印。诉讼过程中，普某1、普某2、普某3于2017年8月29日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王某1、王某2提交的《收据》落款处的相关内容进行鉴定，经两次变更鉴定申请，最终确定申请鉴定的事项为：申请对王某1、王某2提交的《收据》落款处同意人“普某4”的签名及手印、“王王氏”的手印、“王某3”的手印的同一性及《收据》的形成年代进行鉴定。经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8年3月25日作出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收据》的形成时间。普某2支出鉴定费3300元。2018年5月15日，普某1、普某2、普某3提交《撤销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撤销对《收据》落款处“王某3”、“普某4”、“王王氏”的签名及手印的同一性的鉴定申请。另查明，华宁县（即原华宁县）现由普某3管理、使用，该房屋已列入华宁县城市棚户区改造的范围，普某1、普某2、普某3选择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本案审理过程中补偿金额尚未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五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第二十一条规定：“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依据本案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应为继承纠纷。本案中，王王氏在丈夫王某5去世后，通过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取得华宁县（现为华宁县）房屋的所有权，并以王王氏的名义办理了房地产登记。1985年7月30日，王王氏与普某4在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达成《调解协议书》，双方就王王氏的赡养及其房屋的使用权进行过约定。1987年3月10日，王王氏又与王某3、普某4、王某2在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达成《调解协议书》，将王王氏名下的两处房屋中位于华宁县子的房屋出卖给了王某2,将位于华宁县房屋以设定赡养义务的形式处分由王某3和普某4继承，该《调解协议书》王某3与王某2各持有一份，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该《调解协议书》签订至王王氏去世后，均无人就王某3、普某4履行协议义务提出异议，王某1、王某2也未提供证据证实王某3、普某4未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故按照协议约定华宁县房屋应由王某3、普某4继承。现争议房屋属于动迁范围，王某1、王某2以继承开始后没有表示放弃继承为由，对争议房屋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而请求确认权利的意见，同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故本案不适用继承纠纷诉讼时效的规定，普某1、普某2、普某3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王某1、王某2主张对涉案房屋进行过修建，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关于王某1、王某2提交的1987年4月2日《收据》一份，系王某2本人书写并持有，王某2作为王王氏的继承人不能作为代书遗嘱的见证人，该《收据》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故王某1、王某2依据该《收据》要求确认华宁县住房及商铺产权由王某1、王某2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的诉请，不予支持。王某1、王某2申请对一审法院向华宁县公证处调取的《声明书》落款声明人处的“王得芬”、“王某1”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支出鉴定费4800元，经鉴定，检材落款声明人处“王得芬”、“王某1”签名笔迹均不是王某1、王某2本人所书写，但《声明书》系王某3及普某1、普某2、普某3在办理涉案房屋公证过程中提交的材料，并且与本案的审理具有关联性，故王某1、王某2支出的鉴定费4800元应由普某1、普某2、普某3承担。普某1、普某2、普某3申请对王某1、王某2提交的《收据》的形成年代进行鉴定，经释明后，普某1、普某2、普某3仍坚持鉴定，且鉴定未达到普某1、普某2、普某3的鉴定目的，因此支出的鉴定费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五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普某1、普某2、普某3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王某1、王某2因鉴定支出的鉴定费4800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2017）云0424民初5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王某1、王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1985年7月30日王王氏、普某4经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书》，确定诉争房屋由普某4使用,1987年3月10日王王氏、王某3、王某1（普某4）、王某2经华宁县人民政府城关办事处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系附条件的赡养协议，但普某4没有履行赡养协议的约定。1987年4月2号在王某2、王某7的见证下，王王氏、王某3、普某4重新签订协议《收据》，对原诉争房屋重新通过协议方式进行了分配。2、一审判决认为《收据》为代书遗嘱错误。《收据》系普某4、王某3、王王氏对诉争房屋的重新协商处理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王某2、王某7只是证人，所以《收据》不是遗嘱，且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从《收据》载明的内容看，该收据已对之前的《调解协议》内容进行改变，双方对原华宁县东南街××号房产通过协议的方式重新分配。3、一审法院颠倒举证责任的分担，将举证责任错误加于王某1、王某2。一审判决认为“王某1、王某2提供的《收据》仅有一份，且系王某2本人所写并持有，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故不予采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某1、王某2对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充分证据证实，并且有普某4、王某3的签字、手印为证。普某1、普某2、普某3申请对“普某4”的签名及手印、“王王氏”的手印、“王某3”的手印的统一性及《收据》的形成年代进行鉴定，2018年3月25日作出司鉴院（2018）技鉴字第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为：无法判断检材《收据》的形成时间。后普某1、普某2、普某3申请撤销对《收据》落款处“普某4”、“王王氏”、“王某3”的签名及手印统一性的鉴定，应视为普某1、普某2、普某3对举证责任的放弃，由其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一审判决认为“约2010年普某2建盖临街两间铺面”，认定错误。仅凭普某2一方的陈述即认定属普某2个人建盖，否认王某1、王某2实际出资建盖该房屋的事实。5、王王氏去世后王某3领取华集建（1996）字第00126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系王某3，侵犯了王某1、王某2的房产所有权，一审法院没有对该错误的房产登记行为作出评判。6、普某1、普某2、普某3提供王某1、王某2放弃宁州镇东南街××号房产继承权的虚假《声明书》给公证处，误导公证处作出华证字第876号公证书，并带房产证、土地证、公证书到房管部门申报产权及要求换证，误导审核人将王王氏名下的房产办到普某1、普某2、普某3名下，严重侵犯王某1、王某2的继承权。一审法院不纠正错误，反而继续支持普某1、普某2、普某3的违法行为，作出错误判决。普某1、普某2、普某3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中，王某1、王某2向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华宁县人民政府向王某3、普某颁发的华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向普某1颁发的华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向普某2颁发的华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云0424行初2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的起诉。双方均未上诉，该裁定已生效。二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某1、王某2要求确认华宁县房屋及商铺产权由王某1、王某2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综合本案证据审查，诉争的华宁县房屋（原华宁县）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归王王氏所有，并经登记领取了产权证，该房屋原系王王氏的合法财产。1987年3月10日，王王氏、王某3、王某1（即普某4）、王某2在华宁县城关办事处相关人员主持下经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并形成了书面《调解协议书》，对王王氏的两处房屋进行了处理，华宁县子的房屋以6000元的价格出卖给王某2,华宁县房屋约定由王某3和普某4继承，并约定王某3和普某4对王王氏以后的赡养和后事有一定责任。经审查，该《调解协议书》系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协议的履行提出过异议，依据该调解协议约定，王某3、普某4履行了协议约定的赡养义务，华宁县房屋应由王某3、普某4继承。王某1、王某2主张王某3、普某4没有履行对王王氏的赡养义务，诉争房屋不应由王某3和普某4继承，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王某1、王某2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1987年4月2日的《收据》，王某1、王某2主张《收据》改变了1987年3月10的《调解协议书》内容，对诉争房屋进行了重新分配。经审查，普某1、普某2、普某3对王某1、王某2提交的《收据》不予认可，且该《收据》仅有王某2持有一份，而王某2认可该收据系其书写，除王某3、普某4外其他人的签名均是其代签，王某1、王某2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王某3、普某4的签名是本人所签，故该《收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王某1、王某2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二人对诉争房屋享有权利，故王某1、王某2要求确认华宁县住房及商铺产权由其二人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其二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王某1、王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某1、王某2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0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向 颖审判员 范兴林审判员 王 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奚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