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258号原告：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横岭村青年农场E1型厂房部分。法定代表人：孙长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丹婷，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康概,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河田村大道旁。法定代表人：邓时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益群，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桂花，女，197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花，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简称“丰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简称“信隆发公司”）、江桂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丰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丹婷、吴康概，被告信隆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益群，被告江桂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陈美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丰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赔偿各项税费损失共计918325.86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月息2%计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信隆发公司素有业务往来，原告从被告信隆发公司购入材料出口，信隆发公司开具相应发票给原告办理出口退税，原告支付给信隆发公司的货款是含税价格。截止至2015年12月前，信隆发公司均能如期交付货物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告亦一直如约足额支付货款。自2015年12月开始，信隆发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业，但其并未主动清理公司税费问题，直接导致其已经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失效。2016年2月，东莞市国家税务局确认信隆发公司下落不明，属“非正常户”，暂缓办理其公司所开具发票的出口退税业务。因信隆发公司的发票问题导致原告产生税费损失合计918325.86元，具体如下：（一）信隆发公司于2015年11月交付给原告的货物，原告已于2015年12月全额支付货款，信隆发公司向原告开出了增值税发票，原告收到货物后随即将货物出口越南。2016年2月，原告到税务机关办理退税手续，发现信隆发公司开出发票后并没有到税务机关完税，因此，该批货物导致原告要向税务机关补缴进项税191032.03元、销项税167369.23元、企业所得税280929.45元。（二）信隆发公司于2015年12月交付给原告的货物，但由于其一直未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因此未向其支付该笔货款818714.76元。因信隆发公司承诺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告为了不影响供应链生产，决定将该批货物先出口越南，待信隆发公司开出发票后再办理税费的退缴。然而直到2016年2月信隆发公司被认定为非正常户，该批货物的发票仍未开具，原告因此需要就该批货物补缴销项税104056.15元、企业所得税174939元。原告希望与信隆发公司协商解决发票问题，只要信隆发公司提供发票，原告就一分不少向其支付全部货款，但一直协商无果。2016年4月11日，信隆发公司与江桂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信隆发公司将对丰成公司未付货款中的一部分，以债权转让形式转让给江桂花，金额为508678.07元。该转让行为，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原告需要向江桂花支付508678.07元及利息。江桂花也已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冻结了原告的银行账户。原告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因信隆发公司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导致原告未能正常办理出口退税，造成税费损失高达918325.86元，该损失应由信隆发公司承担。原告的损失产生在江桂花受让债权之前，因此原告亦有权就税费损失向江桂花受让的债权中主张抵销。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信隆发公司辩称，信隆发公司在2015年11月与2015年12月货款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可以抵扣的，不存在不能抵扣的情形，不能抵扣是因为原告拖延办理造成的，应由原告自身承担责任。原告主张损失918325.8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不能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并补缴了相应的进项税、销项税、企业所得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未开具发票的货款补缴了销项税和企业所得税。其次，信隆发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不存在虚假开具发票的行为，信隆发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已履行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信隆发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倒闭并非自身能掌控，原告因信隆发公司倒闭而不能享受国家税收抵扣，将不能抵扣的税款说成是自己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信隆发公司无需对原告承担责任。最后，原告作为市场经营主体，依法纳税是其法定义务，不能肆意将该义务转嫁给他人，原告与信隆发公司交易货物的单价包括税费，但并未约定或者表示要承担如不能开具发票或者开具的发票不能抵扣税款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将开具发票的法律责任扩大化，无疑加重了信隆发公司的责任；即使开具的发票不能抵扣，信隆发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也仅限于收取的税金部分。被告江桂花辩称，一、原告诉请的实际税费损失应向信隆发公司主张，江桂花并非交易主体，未参与交易过程，原告诉请的税金损失与江桂花无关。信隆发公司仅向江桂花转让了其对原告享有的2015年12月货款债权，则原告仅能就2015年12月的货款对江桂花提起抗辩，无权对2015年11月的税金损失向江桂花主张权利。原告应向被告信隆发公司支付2015年12月的货款总金额为818714.76元，而江桂花受让的债权仅为508678.07元，即使原告已向税务机关缴纳了该批货物的销项税、企业所得税，原告仍然负有向被告信隆发公司支付剩余货款的义务；江桂花受让债权508678.07元符合法律规定，不应额外再承担原告的税金损失；况且，江桂花作为信隆发公司的债权人，所受让的信隆发公司对原告的2015年12月货款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原告应向江桂花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主张在江桂花所受让的债权中抵扣税费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产生的税费损失。首先，原告提交的《增值税抵扣凭证暂不予抵扣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信隆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完税而产生进项税损失191032.03元，应由原告向被告信隆发公司主张，不应将该责任转嫁给江桂花；其次，原告主张2015年11月的销项税167369.23元、企业所得税280929.45元、2015年12月的销项税104056.15元、企业所得税174939元，合计727293.83元，但相关证据均是原告单方制作，且人为涂改严重，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了上述税费。即使有缴纳，亦属原告的纳税义务，将该义务转嫁给江桂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江桂花作为信隆发公司债权的受让人，无受让原告税款的义务。三、若原告主张的销项税、企业所得税损失真实发生，则应证明该损失确因信隆发公司的货物所产生，且与信隆发公司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完税或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否则无权要求信隆发公司进行赔偿。原告将销项税作为税金损失，要求信隆发公司承担实属不当。原告对外出口货物缴纳相应销项税为其法定义务，即使因货物转内销提高的税率，原告也仅能将高出部分的税率计算税费损失，不应将销项税全额要求信隆发公司承担；况且，原告所提交的报关单所示货物为多家单位所有，不能证明专属于信隆发公司向原告所供货物。四、原告诉请2015年12月货物的销项税、企业所得税损失，与两被告无关，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信隆发公司已履行完毕2015年12月货物的送货义务，而原告在收货后未向信隆发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若原告确因信隆发公司对2015年12月的货物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产生销项税、企业所得税损失，亦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厚街分局出具的《关于协查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拟证明信隆发公司在2016年2月29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2.《增值税抵扣凭证暂不予抵扣通知书》（金额：191032元）、《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填表日期：2017年7月8日）、《丰成2017年06月纳税申报说明1》（自行制作）、《应交税金明细账》（自行制作）、《信隆发已开票供应商未交税，丰成应纳销项税明细》（自行制作）、《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10份，打印件），拟共同证明信隆发公司就2015年12月的货款未履行义务造成原告税费损失的事实；3.《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017年1月11日）、《丰成2016年12月纳税申报说明3》（自行制作）、《应交税金明细账》（自行制作）、《信隆发未开票报关单视同内销征税明细》（打印件）、《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9份，打印件），拟证明信隆发公司就2016年1月的货款未履行开票义务造成原告税费损失的事实；4.《债权转让合同》（2016年4月11日签订），拟证明信隆发公司在造成原告税费损失后，将债权转让给江桂花；5.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085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与信隆发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江桂花受让了信隆发公司对原告的债权，信隆发公司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可向江桂花追讨；6.《情况说明》（2018年3月18日，自行制作但加盖税务机关印章）、关联发票明细表（自行制作但加盖税务机关印章）、失控发票17张（编号：09040206-09040222），拟证明信隆发公司因发票未缴税给原告造成进项税损失191032.03元；7.《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2017年第四季度）、《完税证明》（金额：455868.45元）、《报告书》（节选，广州市增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拟证明信隆发公司未履行开票义务造成原告企业所得税损失。两被告均未提交证据到庭。另，本院依被告信隆发公司的申请，到增城区国家税务局调取了《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10-12月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予以出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议。原、被告均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关联性存在异议。相关证据附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在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丰成公司与被告信隆发公司在2014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存在交易往来，被告信隆发公司向原告供应货物，原告向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原告凭信隆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出口退税。信隆发公司销售给原告的货物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税率适用25%的税率。原告与被告信隆发公司均是一般纳税人，原告属外贸企业，已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认定登记，出口方式为一般贸易出口。2016年2月29日，被告信隆发公司因“企业查无下落”，被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厚街分局认定为“非正常户”。根据《出口货物税收函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第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在供货企业被注销或被认定为非正常户后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得办理出口退税，对已办理出口退税的，应将出口退税款追回。被告信隆发公司于2015年11月交付给原告的货物，原告已支付相应货款，被告信隆发公司亦已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17张，编号：09040206-09040222）。原告到税务机关办理退税手续，共退回税款191032.03元。之后，因税务机关认定上述发票有失控嫌疑，存在不能办理退税的情况，遂通知原告上述发票不得作为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要求原告返纳上述退税款191032.03元。原告亦因此拒绝向被告信隆发公司支付2015年12月份的货款818714.76元（信隆发公司亦未就该818714.76元的货款开具发票）。016年4月1日，信隆发公司（甲方／转让方）、江桂花（乙方／受让方）、邓时英（丙方／债务人）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信隆发公司将对原告享有的部分债权（货款）转让给江桂花。江桂花于2016年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丰成公司支付货款，本院判决后，江桂花不服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0856号终审民事判决，确认上述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判令丰成公司向江桂花支付款项508678.07元及利息。该案正在执行阶段。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前，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对上述执行款508678.07元进行查封，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原告预交了保全费3063元。2018年3月5日，税务机关向原告开具《税收完税证明》，根据该证明，原告应纳企业所得税为455868.45元（所属时期：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庭审中，原告称其系按“季度预交，年度清算”的方式进行纳税。原告确认所主张的款项是2015年11月、12月两批货物的税款损失，两批货款总货款为1823473.80元（未税货款），未支付给信隆发公司的货款为818714.76元（含税价格）；被告信隆发公司称未支付的货款是818714.76元（不含税价格，包括已转让给江桂花的部分）。原告称其向被告信隆发公司购买的货物均用于全部出口，与境外公司签订有合同，根据《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及发票上对于货物“数量”的记载，可以确定出口的货物系被告信隆发公司提供的；被告称经过对比，认为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且原告将其公司全年应缴纳的税额455868.45元归咎于被告，向被告主张该企业所得税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信隆发公司称因公司已倒闭，已不能向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信隆发公司争议的税款问题涉及两部分（两批货物）：一部分是原告已支付货款、被告信隆发公司亦已开具发票（17张）的；另一部分是原告未支付货款（金额：818714.76元）、被告信隆发公司亦未开具发票的。对于第一部分，原告主张进项税191032.03元、销项税167369.23元、企业所得税280929.45元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税款损失必须是实际发生或者确定一定会发生的实际损失。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就已就该部分货款（物）补缴了销项税和企业所得税，其所提供的《完税证明》（金额：455868.45元），亦不能证明原告应纳所属时期的企业所得税是由信隆发公司造成的。因此，原告向被告信隆发公司主张该两项税款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进项税191032.03元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失控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的批复》（国税函[2018]607号）的规定：“属于销售方已申报并缴纳税款的，可由销售方主管税务机关出具书面证明，并通过协查系统回复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该失控发票可作为购买方抵扣增值税进行税额的凭证。”鉴于在本案中，被告信隆发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案涉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纳税，亦未就此采取补救措施，正是由于信隆发公司的原因，案涉17张发票已实际上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导致原告需要向税务机关返纳该191032.03元。因此，进项税191032.03元已实际发生，被告信隆发公司应对该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第二部分，原告主张销项税104056元、企业所得税174939元的问题。根据案涉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开具发票属于从义务，原告不能以未开具发票为由拒绝付款。即使被告信隆发公司之前开具的案涉17张发票失控，亦不能作为原告拒绝支付货款818714.76元的正当理由。因此，在原告未向被告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其主张该部分货款的销项税损失104056元、企业所得税损失174939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若被告信隆发公司确已无法就该部分货款开具发票，确实造成原告税款损失的，原告亦应在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后，再根据税款损失的实际情况，另行向被告信隆发公司主张权利。关于被告江桂花的责任承担问题。如前所述，因被告江桂花受让的货款是第二部分，在本院对原告的第二部分主张予以驳回的情况下，江桂花无需就受让的债权向原告承担责任。关于利息损失问题。鉴于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被告信隆发公司仍未履行赔付义务，应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主张利息计算标准为月利率2%，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酌定利息自起诉之日（2018年1月5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91032.03元及利息（以191032.03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5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83.2元，由原告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元8683.2元，由被告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公司负担4300元；诉讼保全费3063元由原告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洪超审 判 员  王宇良人民陪审员  刘敏倪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单颖霞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