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青25民终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农民，现住青海省共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生元（周某1之父），男，回族，农民，现住青海省共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克耀，青海君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农民，现住青海省共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农民，现住青海省共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农民，现住青海省共和县。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芳，青海简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李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2019）青2521民初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生元、马克耀，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青2521民初字2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某1在一审中的诉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周某1与王某1按习俗举行婚礼，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形成同居关系，因同居生活期间产生矛盾，现周某1与王某1已不再共同生活，实际解除了同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周某1给付彩礼的目的未能实现，原则上王某1、王某2、李某应当返还收取的彩礼”。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支持周某1的请求，但一审法院不顾法律的规定，却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不支持周某1的诉求是极其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周某1以协议无效为由要求王某2、李某、王某1返还彩礼96000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离婚协议认定有效是极其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1、该离婚协议书所指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协议书指甲方（男方）周某1，乙方（女方）王某1，但在其周某1和王某1名下捺印是女方父亲王某2，男方是男方父亲周生元，当时男方和女方均不在场，男方周某1当时在外地打工；2、离婚协议的内容一是针对周某1和王某1的离婚。二是针对返还彩礼和退还陪嫁，但周某1和王某1都不在现场，是由女方的父亲做主形成；3、所谓的协议返还彩礼和陪嫁都是由女方父亲做主实施，男方父亲没有参与；4、《离婚协议》是女方父亲找人所写，具有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作为男方没有表示真实意思；5、当天女方父亲带着7-8个人开着小货车直接到原告父亲家，一方面指使他人搬陪嫁，另一方面强行让男方父亲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当面将50,000元钱放到男方父亲家。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其《离婚协议》有效是极其错误的，很显然《离婚协议书》是无效的。 王某1、王某2、李某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周某1与王某1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周某1与王某1家人就协商退还彩礼、返还陪嫁物品、给付王某1打工工资等问题最终达成《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返还彩礼等问题自愿达成的协议，征得周某1本人同意，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法的民事协议，应当被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二、本案《离婚协议》中关于返还彩礼的数额是公平的。周某1及其父亲之所以同意返还彩礼50,000元，是由于将王某1打工工资28,000元也折抵到彩礼款中了，因此实际返还彩礼的数额是78,000元。 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某2、李某、王某1返还彩礼现金104,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2、李某、王某1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1与王某1于2017年经人介绍相识，2017年9月周某1给付王某1见面礼600元，2017年10月订婚时周某1家给付王某2、李某、王某1现金10,000元，2017年11月周某1家给付王某2、李某、王某1彩礼礼金135,000元、1只羊及化妆品，王某2、李某、王某1于当日返还彩礼5,000元，2017年12月23日周某1与王某1按民间习俗举行婚礼，娶亲时周某1家给付王某1“压箱”钱3,000元、“奶母”钱1,000元、1只羊及化妆品。王某1的陪嫁物有：50克黄金手镯1个、10克黄金戒指2枚、茶几1个、电视柜1个、衣柜1个、沙发1套、电视机1台、洗衣机1台。举行婚礼后周某1、王某1开始共同生活，未领取结婚证书，因双方闹矛盾于2019年2月开始分居。2019年3月7日，周某1父亲周生元与王某2达成《离婚协议》，约定周某1与王某1感情不和，经双方协商同意离婚，周某1向王某1家退还所有陪嫁，王某1返还彩礼款50,000元。当日，王某2、李某、王某1向周生元退还彩礼款50,000元，周生元将该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王某2、李某、王某1方将陪嫁物50克黄金手镯1个、10克黄金戒指2枚、冰箱1台、电视机1台、洗衣机1台、沙发1套、电视柜1台、衣柜1个从周某1家中拉走。另，周某1主张给付王某2、李某、王某1“问包”2000元，王某2、李某、王某1不予认可，周某1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王某2、李某、王某1主张陪嫁物还有：50克黄金手镯1个、10克黄金耳环1付、手机1部、被子2床、毛毯2个、女式皮草大衣1件、女式双面绒大衣1件、女式大衣1件、女式夏装10套、女式皮鞋4双、化妆品（价值1330元），要求予以返还，对此周某1不予认可，王某2、李某、王某1对上述陪嫁物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婚约财产是当事人之间以结婚为目的，按照习俗由一方支付给另一方的财产，是一种以结婚为成就条件的赠与行为，周某1与王某1按习俗举行婚礼，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形成同居关系，因同居生活期间产生矛盾，现已不再共同生活，实际解除了同居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的规定，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周某1给付彩礼的目的未能实现，原则上王某2、李某、王某1应当向周某1返还收取的彩礼，而彩礼返还的数额应结合双方的过错、同居时间及是否生育子女等情况综合判断，本案双方举行婚礼时王某1未满18周岁，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举行婚礼后双方已共同生活一年多，因产生矛盾解除了同居关系，因此，王某2、李某、王某1应酌情向返还部分彩礼；给付彩礼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而是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男、女双方以及父母亲等均可能是给付彩礼、接受彩礼的主体，结合本地区给付彩礼的实际情况，男方从其工资收入来看，一般无力给付一定数额的彩礼，给付彩礼方多为男方父母，接受彩礼方为女方父母，本案周某1父亲周生元与王某2于2019年3月7日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对返还彩礼及陪嫁物事宜进行了处置，该协议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虽然现周某1以签订该协议时其不在场为由主张无效，但对王某2、李某、王某1返还的5万元彩礼款周某1予以接受并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故周某1认为协议无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遂判决：驳回周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92元，由周某1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周某1申请证人周某2出庭作证。拟证实彩礼数额为135,000元，问包2,000元，茶包10,000元，首饰有金子60克（手镯、戒指），给女方母亲1,000元，女方回礼5,000元。 王某2、李某、王某1质证认为，彩礼钱和茶包的数额是正确的，首饰当时就没有送，且周某1的诉求中也没有主张，问包是600元，彩礼钱当时的确返还给男方5,000元。证人所述部分事实有误。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某1与王某1在王某1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情况下同居生活，其行为显属违法。故王小刚关于本案彩礼是基于婚姻关系为基础，双方离婚或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应由周某1和王某1协商解除，双方父母绝不能代为行使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彩礼的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因此，周某1按习俗支付王某2、李某、王某1的彩礼理应予以返还，但双方已同居生活故应酌情返还。考虑到双方的同居时间，加之起诉之前周正元与王某2、李某、王某1就因婚约产生的彩礼返还问题自愿达成了协议，系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行为，且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约定的履行期内，王某2、李某、王某1已按协议履行了退还彩礼50,000元的义务，应认定双方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周某1主张彩礼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而非周生元和王某2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说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周某1主张该协议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为无效协议，应由周某1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供足以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具有欺诈、胁迫的情形，故其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92元，由上诉人周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索南彭措 审判员 洛 什 吉 审判员 李 德 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  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