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63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锋，男，198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云岩区中山东路中山大厦7层1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恒，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骏，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锋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3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7）黔民终845号民事裁定，发回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黔23民初66号民事判决，王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锋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3民初6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并驳回天盛公司的一审诉请；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天盛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违背了诉讼常识及法律规定，为达到帮助天盛公司废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之目的，故意违背天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作出错误判决：一审在不采信《借款协议》的同时又判令借贷关系成立，二者存在逻辑矛盾。在本案属于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时又以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驳回起诉，适用法律不当。2、一审严重违反程序，导致一审判决错误：本案存在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包含两个法律关系，同案审理违反一个法律关系为一案的原则；本案在审理时花费大量精力审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属于超越受理范围进行审理和判决的违法行为；在天盛公司已经放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条件下一审仍然凭空确认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诉请，属于超诉请判决；本案廖红松曾为天盛公司的法人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一审却将其全部采信，错误认定了案件事实。3、一审对《回购协议》的理解和分析错误，王锋与天盛公司之间为附条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认定《回购协议》中没有投资目的属于错误认识，其对房屋投资确有投机性质，在协议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回购期过之前，王锋有权选择配合原价回购，也有权补差价后获得涉案房屋；回购期过去之后，王锋有权自主选择是协助回购还是拥有房产之处置权，一审对此认定错误，明显偏袒天盛公司。4、一审故意拒绝查清本案中关于天盛公司伪造《借款协议》的事实，以达到错误认定本案事实和适用法律之目的。5、一审将廖红松偿还王朝辉、王锋因其他经济往来产生的债务错误认定为系偿还购房款的1200万元，并无任何事实根据，是错误的主观臆断，认定本案事实错误。6、王锋向天盛公司发出《督促函》，天盛公司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中双方附条件的生效。 天盛公司未作书面答辩状。 天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天盛公司与王锋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有效，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确认天盛公司与王锋双方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2012166、2012167、2012168、201216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回购协议》为无效合同；3、案件受理费由王锋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天盛公司系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天盛公司于2008年3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800万元，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廖红松。晴隆分公司于2011年5月4日成立，成立时负责人为李嘉，系天盛公司分支机构。2015年7月3日天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廖红松变更为周明，2015年7月29日天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周明变更为杨国俊。2015年8月3日晴隆分公司将负责人变更为郭兴革，2017年2月22日变更为杨玉蕾，2017年3月1日变更为周贤峰。 2012年7月10日，晴隆分公司取得天盛时代广场A1、A2、B栋等三栋楼盘《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证》【（晴）商房预字第（2012）001号】。2013年8月20日，王锋与晴隆分公司签订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2166、2012167、2012168、2012169），主要内容为：王锋购买晴隆分公司开发的天盛时代广场第A1栋3层B号（A1-3-B）商铺，建筑面积952.2平方米，单价2940.56元/平方米；购买B栋2层B2号（B-2-B2）商铺，建筑面积759.74平方米，单价3224.79元/平方米；购买B栋1层A号（B-1-A）商铺，建筑面积905.12平方米，单价4695.51元/平方米；购买B栋3层B2号（B-3-B2）商铺，建筑面积842.49平方米，单价2967.40元/平方米。前述四套商铺总价款1200万元，王锋于2013年8月21日一次性付清房款，晴隆分公司于2014年2月19日前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王锋使用。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于签订当日在晴隆住建局办理了预售合同备案登记。同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回购协议》约定：晴隆分公司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全额回购王锋购买的前述商品房，回购金额为1200万元，回购时间为2014年2月19日（注：如晴隆分公司在2013年11月19日提出回购，王锋需无条件配合。如王锋不配合回购，将按一楼20000元/平方米、二楼9000元/平方米、三楼7000元/平方米补偿晴隆分公司。2014年2月19日晴隆分公司提出回购，如王锋不配合，同样按此条补偿晴隆分公司）。若晴隆分公司未能按约定的金额和时间执行回购，自愿承担王锋已付购房款的20%的违约补偿金240万元（一次性支付），或按月支付王锋已付购房款5%的违约金直至晴隆分公司付清全部回购款，不足依约按一月支付。王锋在双方签订前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能将所购房产转让或出卖给除晴隆分公司外的第三者，否则晴隆分公司可不配合办理转让手续。期满六个月以上，可不受回购条款限制，拥有所购房产完全处置权，可在提前7天书面通知晴隆分公司的基础上自由转让或出卖上述房产，晴隆分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需主动配合王锋办理转让、出卖手续，并于过户之日向王锋支付该物业房款。 2013年8月20日，即借款协议、回购协议等合同签订当日，廖红松支付王锋1万元，2013年8月21日，王锋分两笔（1000万元＋200万元）向晴隆分公司汇款1200万元。同日，天盛公司账务人员停碧华账户向王朝晖（王锋之父）账户汇款143万元；2013年12月27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王锋之妻）账户汇款148万元；2014年3月20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2014年4月1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2014年5月1日廖红松向王锋账户汇款52万元；2014年5月23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2014年6月20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7月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2万元；2014年7月2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100万元；2014年7月22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8月25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9月22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10月23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4年11月25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5年1月9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5万元；2015年1月30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44万元；2015年3月3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12万元；2015年4月1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10万元；2015年4月25日廖红松账户向薛佳账户汇款22万元。上述款项合计987万元，王锋认可收到该987万元，但辩称系王朝晖、王锋（含薛佳）与廖红松之间的其他经济关系收到的款，并提供案涉银行交易清单、流水清单、对账单、流水单等证实王朝晖、王锋（含薛佳）系通过己方账户取现后出借现金给廖红松及王锋帮助廖红松在晴隆农商行完成1600万元的存贷比后，廖红松支付给王锋52万元的好处费。天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2015年8月8日，王锋向晴隆分公司发出《督促函》，内容为：1．要求晴隆分公司立即完善王锋所购商品房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以达到交房条件，尽快交付于买受人。2．晴隆分公司立即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对买受人进行违约补偿。《督促函》中有廖红松签名及晴隆分公司盖章。 庭审中一审法院向王锋释明，若经审理本案双方属于商品房买卖关系，其是否就要求天盛公司（晴隆分公司）履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提起反诉，或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履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反诉要求天盛公司（晴隆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王锋陈述不提起反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晴隆分公司作为天盛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本案天盛公司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是1．天盛公司与王锋之间就1200万元形成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其中包括如何看待《回购协议》的问题。2．天盛公司诉请确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无效的理由能否成立，其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 本案中，天盛公司主张其与王锋之间就案涉1200万元形成借款法律关系，王锋主张双方属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当事人就1200万元的性质及双方法律关系各执一词，但均未提供足以证明己方主张或者足以反驳对方主张的证据。因此，在双方证据均有缺陷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是否真实、对某一问题的解释是否符合常理、是否符合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和解释是否与提交的客观证据相互印证等因素进行审查，进行对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客观评价，对本案合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判断。 首先，关于廖红松个人与王锋之间是否存在本案所涉1200万元之外的其他借贷往来问题。经查明，廖红松于2015年7月前系天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个人银行账户与公司的账户没有严格的区分，存在混用的情况。廖红松于2013年8月20日至2015年4月25日廖红松账户多次向薛佳账户汇款合计987万元，而王锋也认可自《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回购协议》签订日起已收到廖红松陆续支付的987万元，但辩称系王朝晖、王锋（含薛佳）与廖红松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关系收到的款，并提供案涉银行交易清单、流水清单、对账单、流水单等，证实除2014年5月1日的52万元汇款系王锋帮助廖红松在晴隆农商行完成1600万元的存贷比后，廖红松支付给王锋52万元的好处费外，其余款项收款原因均是王朝晖、王锋（含薛佳）通过己方账户取现后出借现金给廖红松，致廖红松在借款后的还款。天盛公司主张前述付款行为系廖红松以借款的名义代表天盛公司向王锋偿还涉案1200万元，王锋抗辩收到前述款项的原因是与廖红松存在其他借贷往来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王锋应对其该项抗辩，即收款原因提供证据证明，举证不足的，应认定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经查，王锋对其主张，除提供一系列取款记录及一张金额为176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外，不能提供其与廖红松之间其他经济往来关系的付款凭据（包括收条、银行转账记录等）、借条、合同等，其依据廖红松的汇款时间金额单方制作的《王朝晖、王锋（含薛佳账户）与廖红松之间借款本息计算及廖红松偿还情况》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且在双方之间，王锋陈述其出借给廖红松的资金（多笔系大额资金）全部系现金交付，但廖红松付款均系银行转账汇款，本身就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和常理。且王锋对多笔资金系按月有一定规律的汇款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仅凭一张金额为176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及取现凭据不能证明王锋与廖红松之间存在700多万元的借贷关系，而廖红松需偿还987万元的事实。相比较而言，本案中天盛公司关于廖红松前述付款行为系以借款的名义代表天盛公司向王锋偿还涉案1200万元的陈述更具合理性。 其次，探究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签订之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王锋在2013年8月2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回购协议》的行为分析，王锋缔约的目的不是购买商品房，理由是：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买者，购买房屋的目的无非是自用或者投资，如果购房的目的是自用，则买方不会在缔约当日就签订回购合同，允诺售房一方将房屋回购；如果购房的目的是投资，则需期待所购房屋升值后售出，以赚取差价，也不可能于缔约当日就签订回购合同，允诺售房一方将房屋原价回购。本案王锋陈述，其购房目的在于投资，但根据《回购协议》约定，晴隆分公司在六个月回购期内回购涉案房屋的，价款仍为1200万元，即王锋并不能实现赚取差价的目的，因此，王锋辩解系投资性购房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根据《回购协议》本身看，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签订《回购协议》约定了六个月回购期限，在回购期届满前后赋予了双方不同的权利义务，即：设定在六个月的回购期内晴隆分公司有选择是否回购的权利，而对于王锋来说，其在此期间不得转让、出卖该房产给除晴隆分公司外的第三人，其只能在晴隆分公司要求回购时进行配合的义务，反之则应承担按“一楼20000元/平方米、二楼9000元/平方米、三楼7000元/平方米补偿晴隆分公司”的违约责任；在六个月回购期满后，设定王锋具有选择晴隆分公司承担“王锋已付购房款的20%违约补偿金240万元或按月支付王锋已付购房款5%的违约金直至付清全部回购款”还是“六个月回购期满后，王锋可不受回购条款限制，拥有所购房产完全处置权，可在提前7天书面通知晴隆分公司的基础上自由转让或出卖涉案房产，晴隆分公司应主动配合王锋办理转让、出卖手续，并于过户之日向王锋支付该物业房款。”的权利，而晴隆分公司只能进行金钱赔偿或配合办理房屋转让、出卖手续后将房款付给王锋。也就是说，本案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在回购期届满前后具备一定选择权，《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订立后六个月回购期内，是否回购由晴隆分公司选择，六个月回购期满后，是承担王锋已付购房款的20%违约补偿金240万元或按月支付王锋已付购房款5%的违约金直至付清全部回购款或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由王锋完全处置房产，由双方选择决定。可见王锋与晴隆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并非通过支付对价获得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而保证资金的收回。因此，在排除王锋购房自用和投资两种用途后，结合《回购协议》中关于晴隆分公司回购房屋的时间、款项和回购期届满前后的违约责任约定，可以推定王锋向晴隆分公司支付1200万元的目的并非购买涉案商品房，为实现资金融通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了担保1200万元债权的实现。 第三，考查《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两份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从查明的支付款项事实来看，其一，从回购期内的付款规律看，廖红松在2013年8月20日，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日，向王锋支付1万元，次日，即王锋交付给天盛公司1200万元的当日，2013年8月21日停碧华向王朝晖（王锋之父）汇款的143万元，而隔3个月后，廖红松才向含薛佳（王锋之妻）汇款148万元。这与廖红松陈述借款之时就按口头约定的月利率为4%支付了3个月的利息，也符合民间借贷变相扣除头息的交易习惯，相反，王锋称免息让天盛公司占用自己资金1200万元不符合双方商事行为习惯。其二，从回购期届满前后的付规律看，即从回购期满后的次月起，在2014年3月、4月、5月廖红松账户均每次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这正是以1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4%计算的每月应付利息；在2014年7月支付100万元后至2015年2月，廖红松又每月支付44万元给薛佳，这正好是1100万按月利率4%计算的每月应付利息。这一方面是符合廖红松陈述的借款金额和利率，另一方面也符合民间借贷按月支付利息的习惯。其三，如果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的真实目的是支付对价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则天盛公司不可能在不满足回购条件情况下回款给王锋，王锋也更不能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立即接受天盛公司陆续回款。 第四，如前所述，晴隆分公司回购涉案房产期限是2014年2月19日，回购期满后，是晴隆分公司向王锋支付240万元违约补偿金，或按月以1200万元购房款5%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全部回购款，或履行配合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房屋的转让、出卖手续，并将房款支付给王锋，由双方选择决定。在回购届满后，从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1月30日期间，天盛公司系按月向王锋、薛佳（王锋之妻）账户汇款，且有7个月支付金额为44万，三个月支付金额48万元，一个月支付45万元，付款金额存有一定规律，在此后的2015年3月、4月期间，天盛公司仍在向薛佳账户汇款。从天盛公司前述汇款金额、支付时间看，天盛公司在晴隆分公司回购期满后，仍按月向王锋及其指定的相关账户汇款的行为，表明回购期满后双方选择了以一定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一定的月息按月向王锋支付借款利息（或本息）直至付清王锋全部回购款（以购房款名义支付，实质是借款）。也就是说，在回购期满后，晴隆分公司实际并未回购涉案房产，王锋接收前述天盛公司汇款的行为，表明其亦并未要求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晴隆分公司也未向王锋交付涉案房产，故可以认定王锋与晴隆分公司之间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实现借贷1200万元的目的，双方选择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时的借款真实意思，将《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实现王锋债权的担保。王锋在2015年8月8日向晴隆分公司发出的《督促函》，实质也是在回购期满天盛公司及晴隆分公司又不能按期偿还借款的情形下，请求交付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的行为。仅凭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办理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手续和《督促函》，并不能证明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 综上，民间借贷中当事人之间借款关系的形成，并非必须具备书面合同。只要双方就借贷问题形成合意且出借方已经实际将款项交付给借款方，即可认定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王锋与晴隆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及其所涉款项的数额、支付时间已经充分证明，在晴隆分公司与王锋之间存在借款民事法律关系。对天盛公司关于确认天盛公司与王锋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天盛公司诉请确认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20日的《借款协议》有效，因该《借款协议》真实性不能确认，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王锋与晴隆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并非以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资金融通。卖方取得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买方收取利息。双方订立涉案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尽管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商品房备案登记的行为并不导致抵押权的成立，但足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一种非典型的担保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的规定，在天盛公司、晴隆分公司不能按时归还涉案债务的情况下，王锋可以通过拍卖或者变卖涉案房屋的方式确保其能够实现债权。天盛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请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一、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锋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二、驳回原告贵州天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天盛公司负担46900元，由王锋负担469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借款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2、《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3、天盛公司与王锋之间就1200万元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一）关于《借款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问题 对于《借款协议》，王锋一审辩称《借款协议》是虚假的，其上的签字并非王锋本人所签，并提交了载明《借款协议》的签名字迹与王锋的签名字迹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的《鉴定意见书》；同时，天盛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不能确认《借款协议》上“王锋”签名及捺印系王锋本人所签及按印。以上证据证明，《借款协议》并非王锋本人所签，即《借款协议》并非王锋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王峰与天盛公司双方尚未达成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借款协议》处于未成立状态，属于未成立的合同。一审驳回天盛公司关于确认天盛公司与王锋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有效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锋关于“一审故意拒绝查清本案中关于天盛公司伪造《借款协议》的事实，以达到错误认定本案事实和适用法律之目的。”的上诉事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问题 虽然从《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的内容和名称上看，王锋和天盛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从王锋与天盛公司关于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回购协议》的整个过程看，其一，廖红松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日即向王锋支付1万元，次日，王锋交付给天盛公司1200万元。2013年8月21日停碧华向王朝晖（王锋之父）汇款的143万元，而隔3个月后，廖红松才向含薛佳（王锋之妻）汇款148万元。这与廖红松陈述借款之时就按口头约定的月利率为4%支付了3个月的利息相吻合，也符合民间借贷变相扣除头息的交易习惯。其二，从回购期满后的次月起，在2014年3月、4月、5月廖红松账户均每次向薛佳账户汇款48万元，这正是以1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4%计算的每月应付利息；在2014年7月支付100万元后至2015年2月，廖红松又每月支付44万元给薛佳，这正好是1100万元按月利率4%计算的每月应付利息。既符合廖红松陈述的借款金额和利率，也符合民间借贷按月支付利息的习惯。其三，如果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的真实目的是支付对价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则天盛公司不可能在不满足回购条件情况下回款付款给王锋，且回款付款的数额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其四，在天盛公司不能按回购协议约定回购房屋，而只能在回购期到期之后通过按月支付违约金来继续进行回购的情况下，王锋对天盛公司的支付款项并未作出任何拒绝的意思表示，并未要求按照《回购协议》第五条第一款“不受条款限制，拥有房屋处置权”来获得房屋，反而是对廖红松的每一笔款项皆有所回应，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了“安排一部分本金”的内容，这也印证了双方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过程中的真实民间借贷关系。其五，王锋所提供一系列取款记录及一张金额为176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因欠缺款项交付给廖红松的证据和借条金额明显与案涉金额差距过大，而不能达到其与廖红松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关系的证明目的。至于王锋陈述其是在取出现金后将现金借款给廖红松（多笔系大额资金），因本案中双方多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唯独此次交易活动中的大额交易却以现金交付，明显不合常情常理。 以上事实及分析说明，《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签订后，在双方看似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的形式下，有王锋交付给天盛公司1200万元的事实，有天盛公司一定规律性还款付息的事实，符合具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要特点与要件，应当据实认定王锋与天盛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表面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再者，从意思表示看，王锋与天盛公司的履行行为体现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否定了双方没有如《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所约定的商品房买卖的表象意思表示。 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的效力如何，《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表象上反映出的商品房买卖并非是王锋与天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根据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一审认定双方订立涉案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具有相关事实依据，且担保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驳回天盛公司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无效的诉请，并无不当。由此，一审驳回天盛公司《借款协议》有效的诉请，是对《借款协议》效力的评价处理；一审同时确认王锋与天盛公司之间就1200万元问题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基于天盛公司的诉请而为，更是基于王锋与天盛公司就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的过程中的履行行为事实：支付1200万元和一定规律性还款付息等，加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不必然以双方的借据或借款协议为要件等事实情况而作出，一审判决并不存在逻辑矛盾。王锋关于“一审在不采信《借款协议》的同时又判令借贷关系成立，二者存在逻辑矛盾。”、“一审对《回购协议》的理解和分析错误，王锋与天盛公司之间为附条件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存在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审严重违反程序，导致一审判决错误。”及“一审对《回购协议》的理解和分析错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等的上诉事由，与事实不符，或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天盛公司与王锋之间就1200万元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问题 承前所述，应当据实认定王锋与天盛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表象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综上，王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王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 飏 审判员 李圣瑞 审判员 谭董新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韦嫣婷 书记员廖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