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76号原告：刘锦基，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官胜，广东金鹏（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伟峰，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告：曾卫东，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锦基诉被告曾伟峰、曾卫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4038号民事判决。曾伟峰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粤01民终20156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4038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2日重新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锦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官胜，被告曾伟峰、曾卫东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锦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曾伟峰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163360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货款全部偿还清为止）；被告曾卫东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两被告存在多年的生意来往。2015年1-11月期间，原告陆陆续续向两被告供货，货款总金额合计164059元。但截止到原告起诉之日，两被告仅支付了699元的货款，仍有163360元的货款未支付，且被告曾伟峰出具了欠条。原告曾多次向两被告催要货款，但两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拒不偿还。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出售货物，被告理应支付货款，但被告拒付货款的行为，是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也是严重的违约行为。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作出判决。诉讼中,原告刘锦基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曾伟峰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113360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计算至货款全部偿还清为止）；被告曾卫东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曾伟峰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锦基对曾伟峰的诉讼请求。曾伟锋、曾卫东没有与刘锦基发生胶水等货品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的欠款系案外人冯华平、刘小英夫妻两人经营一家海明音箱厂（无办工商营业执照，工厂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2号）所拖欠的债务。曾伟峰于2015年3月左右受聘于冯华平，在海明音箱厂内任财务一职，工作范围是与材料供应商结算、对账。冯华平、刘小英夫妻两人系海明音箱厂的老板，刘锦基是胶水材料供应商，冯华平直接与刘锦基联系对接下订单，货品到工厂后，由刘小英签收并送入仓库。2015年12月，曾伟峰受冯华平的指示，代表冯华平与刘锦基对2015年的交易进行对账结算，在获得冯华平同意的情况下，出具了《欠条》一份，确认欠刘锦基货款163360元，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由于海明音箱厂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且对账时冯华平不在工厂内，故曾伟峰在得到冯华平同意情况下在欠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曾伟峰代表冯华平签署欠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本案的债务应该由冯华平、刘小英共同偿还，与曾伟峰无关。2015年12月底，冯华平为了经营需要，在原海明音箱厂经营场所注册成立了广州林音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音公司），性质是一人有限公司，冯华平系一人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继续从事音箱生产经营，曾伟峰也继续受聘于冯华平，在林音公司任财务一职，并签订劳动合同。曾伟峰在林音公司一直工作至2017年7月底，某一天因公司装音箱入货柜车时遇上暴雨，曾伟峰帮忙用帆布盖住货物后跳下车时弄伤了脚踝，不能行走而在家休息半年多。2018年新年前，冯华平、刘小英说儿媳生了宝宝要回四川老家，冯华平、刘小英回老家后就一直没有回公司了。2018年春节后，员工回林音公司上班，因老板未回来开工，林音公司没有继续开业经营。刘锦基因找不到冯华平、刘小英，才拿着2015年12月曾伟峰代表冯华平签署的欠条起诉曾伟峰要求偿还货款。刘锦基起诉的金额有误，被告第二项证据收条及对应支票号00345815的支票（该支票实际退票），实际在刘锦基另案起诉冯华平、刘小英案号为（2018）粤0114民初4417号的案件中，刘锦基提供此支票起诉，该案支持了其诉求，该支票虽退票，但在本案，刘锦基主张的113360元应再扣减50000元。被告提供的证据10收据，该证据证明2014年1月刘锦基收到冯华平支付的预付款10万元，该笔款项在冯华平与刘锦基2015年年底对账时并未扣减，该10万元预付款应在本案欠款进行扣减。被告曾卫东辩称：曾卫东也是受聘于冯华平，一直在海明音箱厂做业务员。曾伟锋、曾卫东没有与刘锦基发生胶水等货品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的欠款系冯华平、刘小英夫妻两人经营一家海明音箱厂（无办工商营业执照，工厂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2号）所拖欠的债务。曾卫东大约2014年受聘于冯华平，在海明音箱厂任业务员，负责国外业务销售。曾伟锋于2015年3月左右受聘于冯华平，在海明音箱厂内任财务一职，工作范围是与材料供应商结算、对账。冯华平、刘小英夫妻两人系海明音箱厂的老板，刘锦基是胶水材料供应商，冯华平直接与刘锦基联系对接下订单，货品到工厂后，由刘小英签收并送入仓库。2015年12月，曾伟峰受冯华平的指示，代表冯华平与刘锦基对2015年的交易进行对账结算，在获得冯华平同意的情况下，出具了《欠条》一份，确认欠刘锦基货款163360元，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曾伟峰代表冯华平签署欠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本案的债务应该由冯华平、刘小英共同偿还，与曾伟峰无关，更与曾卫东无关。刘锦基提供的2014年1月4日胶水送货欠条并非曾卫东本人出具，且本案刘锦基主张2015年1-11月货款与曾卫东没有任何关系，曾卫东不需承担还款责任。其他答辩意见与曾伟峰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林音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冯华平，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2；广州市快高电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高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曾卫东，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1房，股东（发起人）分别为：曾卫东，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月5日；冯华平，出资1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1月5日。曾卫东与曾伟峰是父子关系。刘锦基主张,曾伟峰、曾卫东向其购买化学胶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一般交易习惯为电话下单，由刘锦基本人送至两被告指定的厂房，不定时对账。曾伟峰、曾卫东与案外人冯华平、刘小英有合作，使用同一个地方的厂房，其两人也帮曾伟峰、曾卫东签送货单。2015年12月30日，曾伟峰签名出具《欠条》一张交由刘锦基收执，《欠条》载明：“今欠刘锦基货款￥163360元壹拾陆万叁仟叁佰陆拾元正曾伟峰2015.12.30.”庭审中，曾伟峰、曾卫东否认与刘锦基有买卖交易往来，而辩称刘锦基自2012年起就与冯华平、刘小英有胶水生意往来。曾伟峰确认其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欠条》给刘锦基，但辩称其在2015年受聘于冯华平在“海明厂”（后成立林音公司）任职财务，受冯华平通过电话的授权出具《欠条》给刘锦基，关于其受聘情况，曾伟峰提交劳动合同复印件、工资表、工资袋、证人证言拟证明其主张。曾伟峰辩称，其持有林音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冯华平的个人私章，以林音公司的名义分别于2016年4月23日、2016年5月21日出具了金额均为50000元支票各一张交给刘锦基用以支付货款，其中一张已被承兑，另一张因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但认为应按两张支票的金额扣减货款，且认为货款均为冯华平、刘小英所欠，应由冯华平、刘小英支付。对此，刘锦基表示，快高公司与林音公司厂房紧邻，有合作，曾卫东有时也会拿林音公司的支票支付快高公司的欠款，其不清楚两公司内部之间如何运作，其收到支票或货款，出具收条为证，支票入账后对账谁出具收条即扣除谁的欠款，2015年12月30日，《欠条》出具后，曾伟峰、曾卫东交付了两张支票用以支付货款，其中2016年5月21日出具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支票号17430475）一张，该支票已入账，另出具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支票号00345815）一张，该支票因余额不足被银行退票，因此，扣除已入账的50000元，现曾卫东、曾伟峰尚欠货款为113360元。刘锦基并表示，假如法院认定其与曾卫东、曾伟峰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不变更诉讼请求，坚持要求曾卫东、曾伟峰承担偿还货款责任。经本院当庭要求曾卫东出示手机微信核对，曾卫东确认刘锦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刘锦基与其的聊天记录。从刘锦基与曾卫东的微信聊天记录看，自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刘锦基多次通过微信向曾卫东催要货款，询问其为何不按时打款，要求其安排付款，曾卫东或者不回复，或者表示其欠银行很多钱，未有否认欠款。另，刘锦基曾于2018年4月17日对冯华平、刘小英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冯华平、刘小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粤0114民初4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冯华平、刘小英支付货款82930元及逾期利息，该判决书已于2018年12月3日生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并非必须买卖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实际交易中经常有通过电话、QQ、微信等灵活的交易沟通方式，交易双方结算后仅持有欠条或其他欠款凭证的情况，实属常见。虽然本案刘锦基提交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为“海明厂”（曾卫东、曾伟峰主张为林音公司前身，无营业执照），综合双方陈述及工商资料显示，林音公司与快高公司注册地址紧邻左右，曾卫东与案外人冯华平均为快高公司的股东，关系紧密，并不能排除刘锦基陈述的曾卫东与冯华平合伙做生意或曾卫东亦使用“海明厂”名义对外经营的意见；其次，在曾卫东之子曾伟峰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欠条》给刘锦基后，刘锦基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期间，多次通过微信向曾卫东催收货款，询问其为何不按时付款，要求其安排付款，曾卫东或者不回复，或者表示经济困难，其也有很多银行欠款，曾卫东从未否认欠款。如按曾卫东在庭审中辩解的其并未欠刘锦基货款，则其三年间多次收到刘锦基微信催款消息时，完全可以在微信中明确否认买卖关系、否认欠款，而非不回应或陈述经济困难，曾卫东的辩解显然不符合常理，可见，曾卫东本身亦清楚知悉其有拖欠刘锦基的货款并提出其也经济困难，故曾卫东的抗辩意见，不足采信。本院依法确认刘锦基与曾卫东之间存有买卖关系。关于曾伟峰的责任。本院认为，曾伟峰的抗辩，均不能推翻其向刘锦基出具《欠条》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其陈述的受聘于冯华平的意见，理由如下：首先，从《欠条》内容看，曾伟峰明确确认欠刘锦基货款，而非代他人或公司确认欠款；其次，曾伟峰主张其代冯华平出具《欠条》给刘锦基，但其提交的劳动合同为复印件，未经登记备案，工资表、工资袋无法确认真实性，证人证言不足采信，也没有冯华平的确认，不能证明其受聘于冯华平在林音公司任职，刘锦基对此亦不予确认；再者，退一步讲，即使曾伟峰确受聘于冯华平在林音公司任职，曾伟峰亦未提交证明其出具《欠条》时已向刘锦基披露该情况，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取得冯华平的授权或追认并经刘锦基认可才向刘锦基出具《欠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曾伟峰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曾伟峰抗辩的刘锦基在不同案件出示同一支票作为证据的问题，对此，交付支票用以承兑的行为只是付款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就此认定支票出票人就是买受人，也不能仅凭交付支票就确认已付款，刘锦基关于支票陈述的瑕疵并不能否定曾伟峰出具《欠条》的事实。曾伟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冯华平委托与刘锦基交易、对账、付款。相反，曾卫东与曾伟峰是父子关系，其有交付支票给刘锦基，曾伟峰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悉签名出具《欠条》交给刘锦基的法律后果，《欠条》明确了其欠刘锦基货款的事实，亦应视为其自愿加入其父曾卫东拖欠刘锦基的债务，对于曾伟峰出具的《欠条》所载货款，曾卫东应承担付款责任，曾伟峰亦应承担付款责任。至于曾卫东、曾伟峰与冯华平、刘小英或林音公司、快高公司的关系，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曾卫东、曾伟峰可另循途径解决。关于欠款金额。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曾伟峰交付的支票，仅成功承兑一张，故扣除已入账的50000元，余款113360元，曾卫东、曾伟峰应予支付，利息本院酌定自2018年4月4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曾卫东、曾伟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锦基偿付货款113360元及利息（以1133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4日起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锦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57.2元，由原告刘锦基负担1490元，由被告曾卫东、曾伟峰负担256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双方当事人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陈佩勤人民陪审员  王丽婵人民陪审员  张慧瑜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 记 员  谢达泉洪秀梅附本判决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