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725民初字504号 原告：杜卫，男，汉族，生于1970年4月，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无业，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0535。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蓉，四川天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富，四川天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明成，男，汉族，生于1961年2月，住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农民，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0332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德军，勉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杜卫与被告武明成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发现案情复杂，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蓉、李忠富，被告武明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德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卫诉称：2010年被告等人筹办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原告通过原始股东锁某某代持股70万元，占股份7%。2013年11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自己在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润分红200万元。但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仅支付45万元资金占用利息。现起诉法院，请求判决：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00万元。2，判令被告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向原告支付2014年12月31日至今的资金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武明成辩称：1，股权转让协议确系被告与原告签署的，但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署协议是原告为了借款需要，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12月而并非协议中载明的2013年11月13日。2，原告不是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股权结构变化中都没有原告持股的记载。3，原告称自己通过锁某某代持股成为隐名股东，但锁某某所持的股份已在2012年4月通过股东会议将全部股份转让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没有遗留股权。综上，原告不是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与被告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违背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被告武明成与锁某某、项某某、余某某注册成立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锁某某出资350万元，持股35%；武明成出资300万元，持股30%；项某某出资250万元，持股25%；余某某出资100万元，持股10%。 锁某某、项某某陈述，组建公司时因为原告杜卫懂技术和管理，考虑到生产需要，全体股东同意杜卫作为隐名股东，出资70万元，占股份7%由显名股东锁某某代持股，协助负责生产经营。即公司章程中记载的锁某某出资350万元所持35%的股份中，有原告杜卫出资70万元占7%的股份。 2012年锁某某将自己所持的35%股份（含杜卫7%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武明成，项某某将自己所持的25%的股份也全部转让给被告武明成。锁某某、项某某退出公司经营。原告杜卫7%的股份转由被告武明成代持。但以上股权转让均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2012年4月，被告武明成将自己接收的锁某某35%的股份，项某某25%的股份，转让给陈某某。为办理工商登记，制作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等文件，文件显示锁某某将自己35%的股份转让给陈某某，项某某将自己25%的股份转让给陈某某，其他股东均同意并放弃优先按购买权。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持上述文件，在洋县工商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 庭审中锁某某对自己将股权转让给陈某某的事实不知情。对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等文件中自己的签名均不认可。 2013年11月13日，原告杜卫要求退出公司经营，遂与被告武明成签署了退股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杜卫）入股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本金柒拾万元整，乙方个人原因需要从洋县荣深建材公司退出所有股份。甲方（洋县荣深建材公司）退还乙方（杜卫）本金及利润分红贰佰万元整，甲方承诺分三次付款”,并约定签字生效后甲方的一切经济行为及相关债务与乙方无关，乙方无权干涉甲方正常经营活动。未能按时还款，按应付总金额的5%（月利息）计算并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武明成在协议上签字，但没有加盖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公章。 协议签署后，2016年3月武明成支付原告杜卫5万元，后又通过他人支付杜卫10万元。2017年1月26日通过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兼财务主管高慧向杜卫指定的收款人郏爱华账户转账212154元，郏爱华收款后转账给原告杜卫妻子朱安梅账户212100元。2017年6月16日，通过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兼财务主管高慧向原告杜卫妻子朱安梅账户转账10万元，2018年2月25日通过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兼财务主管高慧向告杜卫妻子朱安梅账户转账10万元。以上合计支付56.21万元。 2018年12月，原被告又签署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杜卫）入股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本金柒拾万元整，现乙方自愿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甲方（武明成）……”其余内容与前述退股协议完全一致。协议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3日。 上述事实由当事人陈述，证人锁某某、陈某某、项某某证言，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退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在卷作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杜卫是否是洋县荣深建材公司的股东。（2）原告杜卫与被告武明成订立的退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杜卫是否为洋县荣深建材公司的股东的问题。 是否拥有公司股权是判断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标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公司具有资合性和人合性的特点，认定出资人股东身份应当具备两个实质要件：一是依法向公司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即具有资合性特点；二是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即具有人合性特点。记载股东名册，进行工商登记只产生对外公示的效力，并非认定出资人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和必要条件。 本案中原告杜卫主张通过代持股人锁某某向公司出资70万元，有证人锁某某、项某某证言，证实原告杜卫出资7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7%，并且有被告武明成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写明“乙方（杜卫）入股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本金70万元”，因此可以认定杜卫出资70万元的事实。 洋县荣深建材公司的原始股东名册记载，公司原始股东有武明成、锁某某、余某某、项某某。要确认原告的股东身份，依照司法解释规定至少要有半数以上股东同意认可。庭审中原告提供原始股东锁某某、项某某证言，均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提供的被告武明成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写明“乙方（杜卫）入股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本金70万元”，说明被告武明成也认可原告杜卫的股东身份。 综上，原告杜卫向洋县荣深建材公司出资70万元，并且洋县荣深建材公司原始股东中同意认可其股东身份的人数达到法律规定的过半。因此杜卫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依法认定其洋县荣深建材公司股东的身份。 被告辩称原告的股东身份没有记载在公司股东名册，且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不具有股东身份。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产生对抗第三人”，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只是为了对外公示的需要，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仅为具有对抗性的宣示性登记，不具有设权性功能，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股东身份的取得，不是判断是否为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是为股权对外公示的需要，只是判断股东身份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对工商登记公示的信赖，经过工商登记，在股东名册上记载的出资人一定是股东。但未经工商登记，未在股东名册记载的，不一定不是股东。因此被告以原告的股东身份没有记载在公司股东名册，且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辩称洋县荣深建材有限公司2012年4月经过工商登记已将锁某某所持的35%的股份全部转移给陈某某，原被告2013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没有遗留股权的辩解理由。本院认为，虽然工商登记显示2012年4月锁某某将自己的35%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陈某某。但庭审中，锁某某表示自己只将股权转让给武明成，对转让股份给陈某某的事实不知情，也未签署任何股权转让的书面协议。并且法庭也注意到锁某某在法庭当庭的签名与工商登记中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等文件中的签名明显不符。项某某也证实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武明成。不排除武明成接受锁某某35%的股份（含杜卫7%股份）、项某某25%的股份后，自己在公司的股份占比达90%（其中含杜卫7%股份）情况下，将其中60%的股份（即工商登记中锁某某的35%股份，项某某25%的股份）再转让给陈某某。为办理工商登记，以锁某某、项某某名义补齐相关资料。武明成所留的30%股份中代持原告杜卫7%股份的可能。因此被告以工商登记显示锁某某所持的35%的股份已于2012年4月全部转移给陈某某，原被告2013年11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没有遗留股权来否认原告的股东资格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对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应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不同的标准规范。对涉及公司内部股东（出资人）利益的纠纷时，应审查是否出资和是否达成成立公司的合意（即取得一半以上的股东同意），而不必苛求要有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等外在书面资料。对涉及公司外部，其他市场主体与公司交易的法律关系时，为了维护商法的公示主义及外观主义的原则，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等外在书面资料具有绝对法律效力。本案属于公司内部股东（出资人）之间利益纠纷，应适用出资及股东合意的认定标准，不需考虑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等资料。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杜卫与被告武明成订立的退股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 《公司法》3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资金”。被告代表洋县荣深建材公司2011年11月13日与原告订立的退股协议，没有经股东大会讨论，协议上没有公司盖章，应视为被告武明成的个人行为。原告将自己所持股份遗留给武明成，退出公司经营，工商登记显示公司的总股本并没有减少。因此该协议 实质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而非退股。并且该股份已实际转移。 《公司法》第7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原告杜卫是洋县荣深建材公司的股东，他有权将自己的股权自由的转让给包括被告在内的其他股东。被告武明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被告应当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他与原告杜卫2018年121月修改补签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让协议签订时存在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因此该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应诚信履行该协议。 被告已支付的56.21万元，应视为被告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合同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是2014年12月31日，因此逾期付款的时间可以从2015年1月1日起算。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违约金的约定，由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利率标准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明显高于实际损失，经本院释明后，应被告的申请应予适当调整。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明成应支付原告杜卫股权转让款143.79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其中违约金从2015年1月1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利率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计算）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清结。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之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630元，由被告武明成负担23000元，由原告杜卫负担116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将缴费发票提交本院。 审 判 长  王 亮 人民陪审员  李真友 人民陪审员  周安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文英强 书 记 员  马萌臻 本法律文书于年月日送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