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991号原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龙湖村石角路18号A栋一至四层。法定代表人：崔国兴。委托代理人：容绍云，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汉区江达路28号2-3-102房。法定代表人：晏春娥。委托代理人兼被告：刘国喜，男，1969年4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原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嘉美乐公司）、刘国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容绍云，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兼被告刘国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是一家老牌食品生产企业，自1997年开始生产广式月饼和年货对外销售。被告刘国喜是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两被告自2015年开始与原告进行合作，合作初期，两被告曾代理销售原告年货产品，并结清了2015年的货款。原告对两被告初期守信印象是不错的。2016年，被告刘国喜主动提出希望代理原告的月饼产品在武汉地区的销售，原告考虑到之前合作一直比较顺利，也同意了被告刘国喜的请求，但原告要求被告刘国喜须以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不能简单地个人代理。原告与被告刘国喜、被告源嘉美乐公司于2016年6月22日签订了《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合同中虽然约定了付款方式为现款现货，但是原告给了两被告3个月的数期付款。后原告陆续向两被告发货，并于2016年12月31日与被告刘国喜对账结算，被告刘国喜于2017年1月5日，确认欠原告货款1551370元，并承诺于2017年1月13日前结清。付款期限到期后，被告刘国喜却拖延付款，原告为追讨货款，多次来回武汉，被告刘国喜陆续转了几万元给原告，后原告为安全起见，要求两被告共同出具还款计划，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必须盖章，于是原、被告于2018年1月16日，手写签订了还款计划书，被告刘国喜签名，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盖章。后被告刘国喜陆续通过其私人账户转账了部分货款，但也没有按照还款计划进行还款。2018年4月27日，原告又要求两被告还款，两被告又再次出具《还款计划书》承诺2018年6月15日还清全部欠款。结果被告刘国喜只支付了80000元，剩余1300442.8元至今未还。现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令：1、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1300442.8元；2,两被告从2017年1月1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拖欠货款利息直至两被告付清全部欠款为止。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刘国喜共同辩称：一、被告刘国喜与原告之间从未进行合同买卖，原告要求被告刘国喜承担货款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在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并非事实，原告陈述其于2015年与被告刘国喜、源嘉美乐公司同时合作并产生信任，2016年又单独与被告刘国喜合作，但应原告要求故以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名义签订买卖合同，明显逻辑不通也不符合常理。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自2015年至2016年两次签订买卖合同进行月饼买卖交易，事后因被告源嘉美乐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未能及时支付货款，故与原告签订还款计划书。本案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买卖法律关系清楚明了，原告与被告刘国喜之间并无合同买卖法律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刘国喜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的义务不应得到支持。二、被告刘国喜已经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国喜作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股东之一，已经依法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仅承担出资范围内有限责任并非连带责任。故被告刘国喜对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债务依法不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告伪造证据蓄意将刘国喜列为被告，已经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原告为达成将被告刘国喜列为被告的不正当目的，将其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在交易过程中的送货单、对账单进行伪造，原始单据上客户名称系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并没有被告刘国喜的名字，原告将送货单上客户名称伪造变更为被告刘国喜，捏造其与被告刘国喜交易的事实，混淆交易主体，该行为不仅影响到本案的公正审理，更是对司法尊严的践踏。对于原告伪造证据对被告刘国喜进行恶意诉讼的行为所导致被告刘国喜产生的经济损失，被告刘国喜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误工费等等。经审理查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于1999年1月19日经武汉市江汉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成立，属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熊东方，后于2018年4月23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为晏春娥；公司股东为熊东方、刘国喜。2016年6月22日，被告源嘉美乐公司（需方）与原告（供方）签订《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供方“江南月饼”系列经销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供方授权需方为2016年江南月饼在武汉市的经销商，本年度最低销售额为100万元；具体品种价格见供方价格表；供方代办运输，运输费由需方负担，供方有义务将运输费用按市场行情控制最低限度，运输方式为汽车、铁路、集装箱、空运；付款方式为全部执行现款现货（即款到发货）；等。被告刘国喜在上述合同尾页需方法人代表处签名。涉案合同附件为“2016年中秋盒装月饼价格表”，被告刘国喜亦在价格表下方签名。2016年12月31日，原告出具《应收账款》表，记载客户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欠货款金额为1551690.10元，收款账户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个人银行账户。被告刘国喜于2017年1月5日对账确认：“以上对账，截止2016.12.31止武汉应付1551370元。”次日，被告刘国喜在《应收账款》表补充记载：“订于2017年1月13日前结清货款。”但被告刘国喜上述签名处均未记载其身份是否为欠款人。2018年1月16日，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进行对账，签订对账单，记载：“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截止2017年11月30日余额为1291370元,2017年9月14日发生单余额应为109072.8元，截止2018年1月16日止货款余额为1400442.8元。被告源嘉美乐公司付款计划为2018年2月14日前支付货款余额的三分之一即肆拾万元整；2018年4月30日前支付货款余额的三分之二，余额分两次结清。”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被告刘国喜作为经办人签名。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亦在对账单上签名。2018年4月2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乙方）进行对账，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对账确认，截止2018年4月27日乙方应付甲方货款合计1380442.8元，……还款协议如下：2018年5月18日前到款80万元；2018年5月31日前再到款20万元；2018年6月15日前再支付余额380442.8元。”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被告刘国喜作为经办人签名。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亦在对账单上签名。现原告认为两被告未足额清偿货款，仅于2018年6月16日还款20000元、于2018年6月28日还款20000元，于2018年8月3日还款20000元，于2018年8月15日还款20000元，共计偿还货款80000元，尚欠货款1300442.8元未付，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为证实送货情况，向本院提交送货单，部分送货单记载客户名称为“刘国喜（武汉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刘国喜”。但送货单中均无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或刘国喜签章。经核对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原件，其中存在同一送货单号、送货时间、相同货物名称、价格及数量的两张记载客户名称不同的送货单，对此，原告表示其提交送货单只是为了证明送货过程，不以送货单主张涉案销售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包括被告刘国喜。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刘国喜称其收到的送货单记载客户名称均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没有被告刘国喜的名字。另，原告为证实被告刘国喜亦为涉案《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的共同相对方及确认欠款情况，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佐证：1、2018年8月19日的对账单一份，记载客户为“（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刘国喜”，欠款金额为1300442.8元，收款账户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个人银行账户。但该对账单中无任何单位或人员签章。2、收据8张，记载款项为“今收到武汉刘国喜”，但该收据中无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或刘国喜签章，原告确认上述收据内容为其收款后自行开具保留，没有向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刘国喜交付。3、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及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一张，其中银行交易流水显示部分货款由被告刘国喜个人账户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个人账户转账支付，银行业务回单显示2018年8月3日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货款20000元。4、电话通话录音，该录音文字整理资料显示被告刘国喜称“贷款肯定是以个人名义贷”、“单位别人怎么会给你贷呢”，拟证实被告刘国喜承诺通过申请银行贷款向偿还原告货款。经质证，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刘国喜对证据1、2均不予确认；对证据3无异议；证据4存在断章取义，被告刘国喜所说的话不代表其个人要偿还涉案货款。被告刘国喜为证实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账及还款协议均是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公司行为，被告刘国喜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5年12月19日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签订的《年货销售协议及合同》；2、2018年4月27日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签署的《还款协议书》，内容与原告提交的还款协议书内容一致，但被告刘国喜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名；3、送货单及对账单发送微信及邮件记录，显示送货单及对账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均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4、2018年5月16日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出具的还款协议书，其中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在还款协议书上盖章，公司法定代表人晏春娥作为经办人签名。但无原告或其法定代表人崔国兴的签章。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据2只是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刘国喜作出的多次承诺文件中的一份，原告持有的还款协议书中有被告刘国喜的签名；证据3中邮件及对账单没有原件，但是确认其中的欠款金额，微信记录予以确认；原告确有收到证据4还款协议书，但是原告没有在上面签名盖章，该协议书记载“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由此可见该协议书并未生效。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刘国喜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与原告交易过程中有用其私人账户向原告支付货款，也多次确认尚欠货款情况，且在电话录音中也承诺以个人名义贷款偿还原告货款，故被告刘国喜作为涉案销售协议的共同相对方，应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刘国喜抗辩称其系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经理，负责销售工作，也是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股东之一，其一直以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名义与原告对账，用私人账户支付货款的原因是原告要求货款通过私人账户转入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个人账户，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对公账户受限制，不能向私人账户转账，故才使用其个人账户，其付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以上事实，有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送货单、应收账款、对账单、还款协议、银行交易流水、银行业务回单、邮件、微信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涉案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的合同相对人问题。首先，原告主张涉案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两被告，但该合同中仅记载“需方”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虽被告刘国喜有在合同中签名，但是其签名位置是在“需方”法人代表处，同时被告刘国喜作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签约代表在合同附件“2016年中秋盒装月饼价格表”上签名，亦符合日常商业交易惯例。其次，虽2017年1月5日及2017年1月6日被告刘国喜单独在原告出具的应收账款表上签名，但是证据中记载的客户名称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被告刘国喜并未确认其身份为欠款人，其对账并确认还款时间的行为不能直接作为被告刘国喜确认其为涉案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相对方的凭证。再次，此后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多次签订对账单及还款协议书时，被告刘国喜虽一并在对账单及还款协议书中签名，但是明确记载其身份为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的经办人，而非欠款人。第四，虽被告刘国喜有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货款，但是原告在应收账款表中记载其账户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国兴个人账户，故被告刘国喜解释其受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指示通过个人账户向崔国兴个人账户转账，也符合常理。第五，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只能显示被告刘国喜表示以个人名义申请贷款，原告亦未能提供充分地证据证实被告刘国喜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曾经明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其同为涉案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的相对人。故现有书面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刘国喜是涉案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的相对人。综上，本院认定涉案江南月饼销售协议及合同的相对人为原告及被告源嘉美乐公司。被告源嘉美乐公司作为依法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刘国喜在本案中承担货款清偿责任，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应当承担的货款清偿责任问题。根据对账单及还款协议书显示：截止至2018年4月27日，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尚欠货款1380442.8元。原告及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均确认此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支付货款80000元，尚欠货款总额为1300442.8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源嘉美乐公司立即清偿货款1300442.8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原告与被告源嘉美乐公司多次进行对账，并变更对于还款时间的约定，依据双方共同签署的最后一次即2018年4月27日的还款协议，双方约定被告源嘉美乐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前支付800000元，于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200000元，于2018年6月15日前再支付余额380442.8元。但对账单及还款协议书中均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现原告主张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但是起算时间应以8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8日起计付至2018年5月30日止；以10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31日起计付至2018年6月14日止；以138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15日起计付至2018年6月16日止；以136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17日起计付至2018年6月28日止；以134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29日起计付至2018年8月3日止；以132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4日起计付至2018年8月15日止；以130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16日起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清偿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货款1300442.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8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8日起计付至2018年5月30日止；以10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31日起计付至2018年6月14日止；以138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15日起计付至2018年6月16日止；以136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17日起计付至2018年6月28日止；以134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6月29日起计付至2018年8月3日止；以132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4日起计付至2018年8月15日止；以1300442.8元为本金，从2018年8月16日起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二、驳回广州市江南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446元，由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武汉市源嘉美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担的案件受理费17446元于本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方人民陪审员  邓金兰人民陪审员  刘志军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黄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