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晋0402行初28号合议庭成员：﹍﹍﹍﹍﹍﹍﹍﹍﹍﹍﹍﹍﹍﹍﹍﹍﹍﹍﹍﹍﹍原告王建斌，男，汉族，1963年2月25日出生，住址山西省长治市。委托代理人杜俊芳，女，197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长治市人，无业，住址长治市。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法定代表人张俊杰，职务局长。住所地长治市潞州区府后西街355号。负责人曹三进，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刘丛娜，该局科员。委托代理人牛凯，山西英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志红，男，1971年9月6日出生，汉族，长治市奥瑞特幼儿园厨师，现住长治市。原告王建斌不服被告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长治高新区土地分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受理后，经审查，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晋0402行初130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王建斌的起诉。原告王建斌不服，上诉至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晋04行终28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晋0402行初130号行政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重新立案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长治市不动产的登记职权已经由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使，经本院释明，原告王建斌申请变更本案被告为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本院予以准许。因王志红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王志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建斌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杜俊芳，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人曹三进、特别授权代理人刘丛娜、委托代理人牛凯，第三人王志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首先，被告高新区土地分局在作出变更登记长治市××区号宅基地使用权时，依据的基础材料证据不合法。（一）第三人王志红据以申请宅基地变更的《宅基地赠与书》不是全体家庭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未进行调查核实，不能作为变更登记的基础材料。1、原告王建斌自幼被父亲王引庆、母亲韩翠香抚养长大，具有抚养关系，属于家庭成员之一，并出资出力建造了长治市高新区捉马村向阳巷41号宅基地上的房屋，属于该房屋的共有人之一。原告王建斌出生刚满月就被父亲王引庆夫妇收养，王引庆离婚后，父亲又与母亲韩翠香结婚，1986年原告王建斌接替母亲韩翠香在长治市乐器厂上班，本案争议房屋的北房三层（含地下室），东西房、南房各一层于1988年在自有宅基地上建造时就是已经成年并已经有独立工作收入的原告出资与父母亲共同建造的，2002年翻修东西房和南房时，原告同样提供了建房所用的全部预制板。因此原告与父母亲之间形成了抚养关系，是家庭成员之一，并且是本案诉争宅基地及宅基地上房屋的共有人。2、第三人王志红申请宅基地变更登记的《宅基地赠与书》中没有家庭成员王建斌即本案原告的签字。根据事实以及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2018）晋0411民初20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事实，原告确属于家庭成员之一，是本案争议宅基地及宅基地上房屋的共有人之一，在宅基地转移变更登记时，应当有全部家庭成员同意，第三人捉马村民委员会以及被告高新区土地分局均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调查，也没有通知到全部家庭成员，因此该《宅基地赠与书》不能作为变更登记的基础材料。3、第三人王志红申请宅基地变更登记的《宅基地赠与书》中第三人韩翠香、王志龙以及王引庆均不是本人签字，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捉马村委会以及被告未对该《宅基地赠与书》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不能作为变更登记的基础材料。（二）第三人王志红据以申请宅基地变更的《捉马村民委员会介绍信证明》内容记载不真实、不完整，不能作为变更登记的基础材料，被告未对该证明进行核实。1、捉马村向阳巷41号的宅基地在2002年进行登记时的家庭成员有王引庆及韩翠香，因此2012年进行变更登记时的申请人最少应当包含韩翠香，但是第三人捉马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兹有向阳巷41号王引庆”，明显与事实不符，与2002年登记簿记载的登记有共有人韩翠香的情况不符，被告高新区分局在2012年3月20日进行变更登记时，在明知该宅基地有其他共有人的情况下，认可了第三人捉马村委会出具的不真实的证明，明显属于违法操作。2、第三人捉马村民委员会对外出具的证明，没有负责人的签字，只有捉马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不符合公文对外用章的法定要件，而且第三人捉马村民委员会在村民申请宅基地变更时也未组织村委会对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调查核实，草率对外用章，侵犯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不能作为被告高新区土地分局进行变更登记的基础材料。其次，被告高新区土地分局在进行宅基地变更登记时程序违法。1、宅基地进行变更登记时，申请人王引庆并未到变更登记现场，并且在申请材料上亲自签字捺印，也无证据证明申请人王引庆合法授权他人代为到场，同时其他家庭成员也未亲临变更登记现场。依据2012年3月20日适用的法律《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共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可以由相关的共有人申请，但因共有性质或者共有人份额变更申请房屋登记的，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宅基地变更登记时，申请人王引庆未亲自到场，也未亲自签字捺印，共有人韩翠香以及其他共有人均未到场，因此申请材料根本不能作为变更登记的基础材料。2、被告高新区土地分局在登记过程中未询问申请人并未制作询问笔录。根据2012年3月20日适用的法律《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并归档保留。房屋登记机构认为申请登记房屋的有关情况需要迸一步证明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原告曾就该情况向被告询问过，被告从未就变更登记事项询问过申请人，也没有档案可供查验。因此，被告在变更登记的程序上严重违反当时的法律。综上所述，被告在2012年3月20日作出的变更登记宅基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依据的基础材料证据不合法，变更登记程序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为此，特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长治市国土资源局长治高新区土地分局于2012年3月20日向第三人王志红核准变更登记的位于长治市××区号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并恢复原登记；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王引庆、韩翠香、王志龙、王志红、王玉红集体户口登记表，证明王引庆当时户籍所在地是长治市西街派出所，没有王建斌的信息；2、王建斌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王建斌农业户口，从1985年12月从潞城迁入到捉马村庙东街7号；3、（2018）晋0411民初20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韩翠香对该赠与书不予认可，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私人财产，原告属于家庭成员，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4、（2018）晋0402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晋04民终13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属于家庭成员，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5、郊区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证明赠与书中王引庆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写，原告只要求对指纹进行鉴定，不对笔迹进行鉴定；6、房产证，证明涉案宅基地上房屋办理了房产证；7、长治高新区城北街办事处捉马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1987年王引庆的户籍是在长治市西街派出所，对捉马村的建房许可证不予认可。被告辩称，王建斌要求撤销2012年3月20日颁发给王志红的位于长治市××区号的宅基地使用证，并恢复登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王建斌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本案中宅基地的原权利人为王引庆，根据地籍档案中的申请、调查、审批表中显示，家庭成员有韩翠香、王志龙、王志红、王玉红，王建斌并非该宗宅基地的家庭成员。因此，该宗宅基地的变更登记行为与王建斌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王建斌无权提起诉讼。2、本案中为王志红颁发101042750号集体土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2002年期间，经土地使用权人王引庆申请，原长治市高新区国土分局对其使用的位于高新区捉马村的宅基地进行地籍调查，经调查及权属审核后，符合《土地登记规则》的相关规定，长治市人民政府向王引庆颁发了高新区集用（2002）字第10104275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12年，王引庆向原长治市高新区国土分局提出申请，将高新区集用(2002)字第10104275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为王志红，并向原长治市高新区国土分局提供了宅基地赠与书等证据。经审查，王引庆申请变更登记的行为符合《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原长治高新区国土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3、王建斌因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应撤销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应中止审理，由王建斌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根据王建斌的起诉状陈述，认为其系王引庆的养子，与王引庆形成了抚养关系，因此系宅基地的共有人。因此，王引庆赠与王志红的行为未经过其签字，依法应予撤销。被告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也就是说,本案应中止审理，由王建斌解决民事争议后再行恢复审理。综合以上事实，王建斌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公正审理。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王引庆的宅基地的申请、调查审批表，证明在2002年期间王引庆对其使用的宅基地提出土地登记申请后，被告按照当时所适用的土地规则相关规定，对申请宅基地进行了地籍调查、权属审核，之后注册登记并向王引庆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2、王志红宅基地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证明根据2012年期间根据第三人的申请，对王引庆的宅基地进行变更登记，被告根据当时所公布和实施的土地登记办法等规定，对宅基地进行了地籍调查、权属审核，申请人提交了发生变更登记情形的相应材料并交回原土地使用证之后被告作出准予登记的整个过程；3、宅基地赠与书一份，证明涉案宅基地全体家庭成员均同意将宅基地赠与第三人王志红，赠与书中有全体家庭成员的签字，系家庭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4、长治高新区城北街办事处捉马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所在村委会对王引庆将宅基地变更为王志红的真实意愿进行确认，并表述宅基地权属合法，四邻无争议；5、王引庆、王志红的常住登记卡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的主体，王引庆与王志红的亲属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份信息；6、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被告在办理完土地变更登记后，将原属王引庆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依法收回；7、法律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之规定。第三人王志红参诉意见为，该赠与书证实有效。第三人王志红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长治高新区城北街办事处捉马村村民委员会介绍信、证明，证明第三人依照合法手续办理的宅基地变更登记；2、地籍调查表，证明变更手续都需要四邻签字；3、原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和（2018）晋0411民初207号民事裁定书、（2018）晋04民终1414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经原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和长治市人民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了王建斌的诉讼请求；4、（2018）晋0402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晋04民终13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韩翠香、王志龙、王玉红因宅基地一事起诉过第三人，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原告王建斌对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1王引庆的宅基地的申请、调查审批表认为，2002年办理宅基地证的时候没有户籍证明和常住人口信息显示；证据2王志红宅基地登记申请、调查、审批表，宅基地变更需要双方申请，变更也是在房产变更后，宅基地权属才可以变更；证据3宅基地赠与书，不应该成立，王引庆只有宅基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赠与书中也没有原告的××区民委员会证明，当时村委就没有见到王引庆本人，对其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证据5王引庆、王志红的常住登记卡及身份证复印件，户口信息不真实；证据6涉案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是怎么到第三人手里的，原告不清楚，不予认可。第三人王志红对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原告王建斌提交的证据1王引庆、韩翠香、王志龙、王志红、王玉红集体户口登记表，认为该证据与本案诉争宅基地调查中家庭成员一致，公安局出具的的常住人口与被告提交的一致，并没有原告王建斌；证据2王建斌常住人口登记表，可以看出王建斌从潞城迁入捉马村的居住地址与本案诉争地址不相符，不能证明其是家庭成员；证据3、4、5应该是在民事案件当中去解决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证据6房产证真实性，需要进行核实，宅基地上应该不会有房产证；证据7长治高新区城北街办事处捉马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第三人王志红对原告王建斌提交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表的一致。原告王建斌和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对原、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其作出案涉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的过程及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王建斌提交的证据7证明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王志红提交的证据，因各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被告王建斌出生后即被王引庆与前妻收养。后王引庆与韩翠香结婚，共同生活期间生育王志龙、王志红、王玉红。1988年，王引庆与被告韩翠香共同出资修建了捉马村向阳巷41号房产。2002年3月20日，王引庆作为户主申请办理居民宅基用地登记，家庭成员注明包括其妻子韩翠香。此后经调查、审批，长治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5月颁发了高新区集用（2002）字第10104275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王引庆。2002年农历8月，王引庆、韩翠香、王志红共同将争议房产的东房、西房、南房进行了翻建。2012年3月16日王引庆签署“宅基地赠与书”：本人王引庆，身份证号码×××，现在捉马向阳巷41号有宅基地一处，因本人年老多病，为方便儿子以后生活，经家庭成员协商，同意将该宅基地分给次子王志红。现本人申请将宅基地变更到次子王志红名下。家庭成员：王引庆、韩翠香、王志龙、王志红、王玉红均签名、捺印。2012年3月20日捉马村民委员会出具介绍信证明：“高新区土地分局：兹有向阳巷41号王引庆，现申请将宅基地姓名变更为儿子王志红所有。权属合法，四邻无争议。望给予变更”。被告王志红向长治市高新区土地局提出变更申请，该局经调查该住户符合变更条件，于2012年3月20日向王志红颁发了长治市高新区集用（2012）第10104275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12年农历6月1日，王引庆因病去世。另查明：被告王建斌作为原告，以韩翠香、王志龙、王志红、王玉红作为被告，于2018年1月24日向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长治市高新区捉马村向阳巷41号院内房屋依法享有继承权。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争议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已由王引庆变更为王志红，不能认定争议房产是否属于遗产。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晋0411民初20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王建斌的起诉。判后，王建斌不服该裁定，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后，认为：王建斌请求对本案争议房产依法享有继承权，但因该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其父亲去世之前已经变更为被上诉人王志红，王引庆生前对于该变更未提出异议，韩翠香亦未就该变更提出异议。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争议房产属于遗产部分，王建斌对王志红名下财产提起继承纠纷不符合法律规定，故王建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晋04民终141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长治市公安局太行西路派出所于2017年11月出具的集体户口登记表显示，王引庆户中包括户主王引庆、妻子韩翠香、长子王志龙、次子王志红、长女王玉红。王建斌作为户主单独一户，于1985年12月从潞城县迁入，住址为长治捉马村庙东街7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根据上述规定，农村村民建房用地是以户为单位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本案王引庆于2002年时申请办理宅基用地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家庭成员仅包括其妻子韩翠香，后长治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高新区集用（2002）字第10104275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因此，该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系王引庆户，即王引庆和韩翠香。综合王建斌的起诉状及庭审意见，可以看出王建斌提起本案行政撤销之诉的理由无非有二，第一，王引庆将案涉宅基地使用权赠与给王志红，排除了他对案涉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权；第二，案涉宅基地是批给王建斌使用的，而且王建斌与王引庆和韩翠香共同修建了案涉宅基地上房屋，王引庆将案涉宅基地赠与王志红，侵犯了王建斌的共有权以及对地上房屋的继承权。关于第一点，该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王引庆和韩翠香将自已享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自愿赠与其二子王志红，并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系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并不侵害王建斌的权利。王建斌称赠与书中王引庆和韩翠香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但是从办理转移登记的过程来看，王引庆在签署赠与书后，又向村委会提出了将宅基地姓名变更为儿子王志红所有的申请，可以看出王引庆认可该赠与行为，且被告作出本案案涉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行为发生在王引庆生前，王引庆和韩翠香并未提出异议。关于第二点，王建斌诉称案涉宅基地是批给王建斌使用的，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王建斌称其与王引庆和韩翠香在案涉宅基地上共同修建了房屋，因与已经生效的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民终132号行政判决书中关于案涉宅基地上房屋由来相悖，且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原告王建斌诉称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共有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行为侵犯王建斌对案涉宅基地上建筑物的继承权的理由，在王建斌对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尚未通过法定途径予以确定的情况下，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告王建斌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本案被诉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行为对王建斌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王建斌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建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王建斌。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有利人民陪审员 王富强人民陪审员 马 妍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栗艳鹏书 记 员 侯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