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3民初3907号 原告：樊在成，男，197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洁，上海汇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惠，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468号1号楼1号门9、10楼。 法定代表人：吕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钟啸，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剑，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樊在成为与被告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医药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樊在成不服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浙杭劳人仲案（2019）127号仲裁裁决书，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2019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在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洁、张惠惠，被告华东医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钟啸、郑承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樊在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通知金4842.38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38739.07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工资807.06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3月21日，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在被告位于下城区长浜路336号处厂址工作。后原告与被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工作地点为杭州，如需变动，需双方协商一致。2019年2月，被告单方将工作地点变更至临安区锦南街道锦天路。原告认为，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于2019年5月27日做出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认为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原告樊在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仲裁裁决书》及送达记录各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劳动争议已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2.《全日制劳动合同》3份； 3.浙江省社会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 证据2、3共同证明原告与被告自2011年3月起建立劳动关系，且双方于2017年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杭州，经双方协商一致才可变更合同的事实； 4.银行流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各1份，证明原告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12个月的工资金额及发放情况； 5.工作地点长浜路336号现状照片1份，证明被告工作地点长浜路336号的现状，已不具备劳动条件的事实； 6.短信通知1份，证明被告2月24日发通知给原告称如双方对工作地点未达成一致，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7.聊天记录截屏1份，证明被告未及时提供合理的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变更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日常生活； 8.樊在成妻子工作证1份，证明原告居住生活区域距离新工作地点60余公里； 9.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1份，证明经行政区划调整，杭州市自2017年9月13日起设立临安区的事实； 10.工作照片1份，证明原告依照劳动合同履行劳动义务直至工厂不具备劳动条件的事实； 11.班车路线截图1份，证明被告安排的班车极度影响原告生活的事实。 被告华东医药公司答辩称：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的第一项裁决内容，被告虽然认为与实际不符，但裁决作出后，被告已足额发放给了原告。即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问题，被告实际上在2018年已经发放给了原告，但因发放的证据方面缺失，被裁决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226.38元。被告虽然认为原告是不诚信的当事人，对该项裁决也有不服，但为避免诉累还是在裁决书发生效力前足额支付给了原告。二、被告并未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内容，也不存在违法解除原被告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动合同解除完全是原告自主决定自行离职的结果，原告诉请中提出的“代通知金”和“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于2011年3月2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于2017年3月21日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是“杭州”，实际工作地点位于下城区长浜路336号的煎药车间。2017年8月22日，下城区城中村改造三村连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发函给被告，明确被告坐落在长浜路336号的房屋列入规划红线内，属于搬迁范围，要求被告积极配合搬迁工作。为配合政府征迁工作，被告煎药车间从下城区搬迁至临安区，下城区的车间及临安市的车间范围均在杭州市城区辖区范围内，工作场所从下城区调整到临安区均符合原被告劳动合同约定的“杭州”工作地点范围内，被告并不存在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情形，无需与原告协商一致。为了做好搬迁工作，充分尊重员工的意愿，被告在2018年10月18日召开煎药车间搬迁征询沟通会议。明确该车间将于2018年12月29日搬迁至临安区，公司将提供上下班班车、厂区住宿等配套便利政策，并书面征求所有煎药车间员工的意愿，原告在《企业搬迁征询函》上勾选了“不跟随搬迁，同意申请于搬迁的次日解除与公司劳动合同”的选项并签字确认。2019年2月24日，被告通过短信通知所有煎药车间员工去临安上班，并将相应信息及班车的内容告知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员工，但原告并未于2019年2月25日到临安新址上班，其以实际行动表明自行离职的决定。2019年2月27日，被告召集包括原告在内的实际未到临安新址上班的员工开会，再次解答相关政策，并与部分员工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根据被告的政策，给解除合同的员工一个月的安抚补助，原告仍表示不愿跟随搬迁，也未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9年3月1日，被告安排了《劳动争议调解沟通会》，被告向原告发放告知函，要求主动办理离职，并在华东医药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了政策解答和调解工作，调解未成功。从前述事实可以确定，原告是自主决定自愿选择不跟随，以此离岗离职，劳动合同解除完全是原告自主决定的行为，被告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不妥，原告主张“代通知金”和“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三、原告实际自行离职（即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2月22日下班之后，其主张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的工资不能成立。被告原下城区长浜路336号的煎药车间于2019年2月22日（周五）关闭，临安煎药车间于2019年2月25日（周一）投入使用，2019年2月24日被告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员工去临安上班，但原告仍按2018年10月18日的不跟随选择，未按通知要求于2019年2月25日（周一）去临安上班，原告实际工作时间是到2019年2月22日下班。而且原告在劳动仲裁时也明确表示双方劳动合同解除了，那解除的时间就应该是原告自行离职时间即2019年2月22日下班时刻。另，虽然原告只能获得2019年2月22日（含）之前的工资，但实际上被告已向原告发放了2019年2月份的全部工资。因此，无论是从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上判断还是从实际发放工资判断，原告主张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的工资都是没有依据的。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提出被告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的事实不存在，也不存在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动合同的解除完全是原告自主决定自行离职的结果，其三项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华东医药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劳动合同》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21日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工作地点为杭州，双方就劳动报酬等事宜作出约定的事实； 2.《致杭州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搬迁相关问题的函》及《致被搬迁单位的公开信》各1份，证明被告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煎药车间因政府拆迁原因需要搬迁的事实； 3.2018年10月18日煎药车间搬迁征询沟通会议签到表、企业搬迁询证函各1份，证明2018年10月18日，被告就煎药车间整体搬迁事宜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搬迁说明及沟通、征询员工意见、签署《企业搬迁征询函》，原告书面选择不跟随搬迁的事实； 4.企业搬迁通知1份，证明被告于2019年2月24日通过短信通知所有煎药车间员工去临安上班，并将相应的信息及班车内容告知了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员工的事实，被告再次给予原告选择是否到临安新址上班的权利； 5.2019年2月27日会议签到表、离职协议、会议全程音频资料及会议照片各1份，证明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就员工离职等问题再次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政策解读、离职协议签署的事实； 6.2019年3月1日会议签到表、告知函、会议全程音频资料及会议照片各1份，证明被告再次召集原告，就告知函内容进行口头告知，并要求原告办理离职手续，华东医药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也介入调解； 7.用车协议及宿舍照片各1份，证明被告为员工提供了优厚的福利，即往返临安厂区的接送班车及干净宽敞的员工宿舍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樊在成提交的证据，被告华东医药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裁决书就事实部分的认定没有异议，但裁决书第一项裁决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为减少诉累在裁决未发生效力的前提下已经将该款支付给原告。对裁决驳回代通知金、经济补偿金、5天工资的处理结果没有异议。证据2、3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为“杭州”，据此可以理解工作地点只要在“杭州”辖区内均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在杭州辖区内变动均不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动合同内容变更”的范畴，无需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对证据4，无异议，对原告的月均工资为4842.38元这一事实无异议。证据5三性无异议。长浜路这个位置从2019年2月22日工作日下班后关闭，不具备劳动条件。对证据6三性均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原告在2018年10月18日选择是不跟随后，在2019年2月24日被告仍通过短信的形式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员工去上班，实际上是给原告再次选择是否到新址上班的权利，也恰恰说明同属于杭州市区辖区的临安新址上班并不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无需与原告协商一致。对证据7，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也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哪个工作场所都可能有部分人便利有部分人不便利的，但无论感受如何都不能上升到“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法律范畴。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妻子在哪工作与原告履行劳动合同无关。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恰恰证明了临安系杭州市市区辖区范围，即使临安在改区前也是杭州大辖区范围，也属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杭州”的范围。故无论是杭州大辖区还是市区辖区，临安新址均在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范围之内。对证据10，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不具备劳动条件是在2019年2月22日之后，关闭后就不会在该地点履行劳动合同，原告所称不具备劳动合同是关闭后的事情。对证据11，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班车路线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是根据职工的居住、出行情况不断调整优化，尽量为职工提供便利化的上下班交通手段，但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极度影响其生活。对被告华东医药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樊在成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双方约定工作地点是杭州，临安市作为杭州的一个县级市，距离范围对于劳动者的用工有实质性影响。被告对杭州做出扩大解释，对劳动者产生的不利影响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劳动地点的变更是由于被告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是以何原因变更工作地点与和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因政府搬迁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征询函是由被告单方制作的，而且当时征询的时候被告也没有盖章，章是后面补上去的，关于被告所陈述的说原告选择不跟随，选择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内容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属于限制劳动者的相应权利，上述这单方制作条款是没有相应的效力的，解除仍然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法相应的规定履行。被告一直向原告发放劳动报酬，实际上劳动关系是一直在履行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通知内容是被告通知原告要么选择去要么采用征询函意见，征询函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原告没有解除劳动合同意愿。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参加了上述会议，在被告长浜路不具备劳动条件情况下，原告每日去长浜路拍照确认到岗，被告通知原告开会，原告依旧是以原告员工身份服从公司管理去开会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用车协议上面，也只是预定了两条班车线路，且这个班车线路的预定的起始时间，实际上与实际履行的起始时间是不同的，实际履行的起始时间是要早于用车协议约定时间的。根据用车时间、住宿条件，原告的预期判断，会对原告造成大的影响，原告已婚有家庭，宿舍床位多、个人物品多，不能形成被告所称的福利优厚。 经审核，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除原告证据7中被告持有异议的微信聊天记录外，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后文详细分析。 综上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2011年3月21日，樊在成进入华东医药公司工作。2017年3月21日，双方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载明：樊在成从事生产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根据华东医药公司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工作岗位、工作地点。樊在成实际工作地点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煎药车间。2017年8月22日，下城区城中村改造三村连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向华东医药公司发函指出，华东医药公司下城区长浜路336号的房屋列入规划红线内，属于搬迁范围。望华东医药公司积极配合对地块的搬迁洽谈工作。2018年10月18日，华东医药公司召开煎药车间搬迁征询沟通会议，在其提供的《企业搬迁征询函》中，明确告知包括原告樊在成在内的员工公司煎药服务中心将自2018年12月29日搬迁至杭州市临安区，员工需到新址上班，公司将提供上下班班车、厂区宿舍等配套便利政策，并书面征询员工意愿。樊在成在该询征函中勾选了“本人不跟随煎药服务中心搬迁，同时申请自2018年12月30日起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并签字确认。2019年2月24日，华东医药公司短信通知樊在成，公司车间已经完成搬迁，自2月25日开始在新址上班。如改变主意想继续上班的，请按通知时间上班。樊在成未去新址上班。2019年2月27日，华东医药公司召集未去新址上班的员工开会，就相关政策进行解答并进行签署离职协议等工作。樊在成仍表示不跟随搬迁，且未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争议并经华东医药公司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后，樊在成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争议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华东医药公司支付其代通知金4842.38元，经济补偿金38739.07元，支付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工资807.06元，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226.38元。该委员会经审理，裁定华东医药公司支付樊在成2018年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226.38元，驳回其他仲裁请求。仲裁裁定后，华东医药公司已经支付樊在成年休假工资2226.38元。 本院认为，原告樊在成与被告华东医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原告樊在成的工作地点在杭州。本案中，被告华东医药公司因政府征收拆迁原因而需将公司从杭州市下城区搬迁至新址杭州市临安区，被告搬迁的新址仍属于杭州行政区域内，且被告华东医药公司也为员工到新址上班提供了宿舍、班车接送等条件，被告华东医药公司不存在不能按原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之情形，故双方原来签订的劳动合同应继续履行。原告樊在成因自身因素不愿意到新址工作，且以实际行动证明其不再为被告公司提供劳动，不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故其要求被告华东医药公司支付代通知金以及经济补偿金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樊在成于2019年2月25日起没有再为被告提供劳动，故其主张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工资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鉴于华东医药公司在仲裁裁决后已经支付该款项，双方在庭审中均明确不需法院再行审查，本院予以尊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樊在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樊在成缓交），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樊在成负担（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判员  楼芝兰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钱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