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2550号原告：广州市增城建承绣花底线加工部，住所地广州市增城中新镇联丰村龟子背街1号。经营者：蒋继承，男，1988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亮，广东维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润凯，男，198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增城建承绣花底线加工部诉被告陈润凯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增城建承绣花底线加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凯亮、被告陈润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市增城建承绣花底线加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加工费58863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上浮3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山：2014年1月至12月期间，陈润凯以“大田刺绣厂(二分厂)”名义委托原告加工绣花底线，经被告确认仍欠原告加工费58863元。经原告催收未果，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陈润凯辩称，双方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被告从未在2014年期间委托原告进行加工，也没有收到原告加工的任何货物，原告所诉的事实和依据不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的家庭确实曾于2007年至2013年期间以家庭作坊形式经营绣花生意，由于刺绣生意的利润空间很小，被告的家庭自2013年底起就没有再经营绣花生意，据此，原告诉称“在2014年1月至12月期间委托其加工绣花底线”纯属子虚乌有，拖欠加工款更是无从谈起。2、原告所提供的送货单均是原告自行制作填写，所有送货单中收货人及经手人一栏均显示是原告的经营者蒋继承的签名，并无被告的签名或盖章，无法证明原告所诉的双方之间存在加工交易往来。且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总金额仅为55000多元，与其诉请的加工费58863元不符，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经反复多次听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光盘，被告确认自己并未接听过这通电话，通话记录中的录音并非是被告的声音。退一步说，录音内容中并未提及是绣花加工费，明显与原告所诉事实不符，因此，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录音真伪不明且原告并无其他证据与录音相印证的情况下，原告所提及的录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支撑其所述事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广州市增城建承绣花底线加工部称，2014年1月至12月期间，被告陈润凯以“大田刺绣厂(二分厂)”名义委托原告加工绣花底线，双方并未签订加工合同，后经核算，被告拖欠原告加工费共计58863元，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故向法院提出起诉，请求被告偿还加工费58863元及利息。原告就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送货单84张，证明原、被告双方交易的内容以及被告所欠金额。2、录音光盘、录音内容整理打印件，证明被告确认仍欠原告的加工费金额。原告称，录音内容中的张生是原告的经营者蒋继承的合伙人，录音时间是2018年12月25日，录音时长为2分51秒，通话的对方电话为136××××6601。3、商事主体信息查询信息打印件，证明大田刺绣厂（二分厂）并未注册登记。其中，84份送货单记载：“顾客名称：大田刺绣厂（二分厂）”，左下角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为：“张某某、黄某某、刘**”，右下角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均为：“蒋继承”。原告称，送货单上左下角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的“张某某”、“黄某某”等人是被告的大田刺绣厂的工作人员，送货单的交易发生在2014年1月到12月，送货单总额为58863元。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不予确认。被告家庭经营绣花生意时间是2007年至2013年，自2013年底起没有再经营绣花生意，送货单是原告自行制作填写，送货单上面也没有被告的签名或盖章，送货单的总额与原告起诉金额并不相符。另外，我方不确认送货单上左下角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的签名为被告的大田刺绣厂的工作人员签名，被告并不认识签名的这些人，被告也不清楚大田刺绣厂（二厂）是怎么回事，以及与原告是什么关系，送货单右下角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的是原告经营者蒋继承；十多张送货单上记载的货物数量及单价、品名都一样，只是日期不一致，这不符合交易常理。对证据2不予确认。首先，该录音证据缺乏录音的时间、地点，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其次，被告反复听了多次，录音中对方的声音并非被告本人的声音，被告也没有接听过该通话，不具备真实性；对于通话中提到的张生，也不知道是谁，退一步讲，录音中也没有提到该款是绣花加工款，明显与原告所诉请求不符，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有异议，故经双方同意，本院组织对该录音中对话人是否为被告陈润凯的声音进行声像资料鉴定。经摇珠，确定该鉴定的鉴定机构为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向被告送达《预交鉴定费通知书》，要求被告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缴纳鉴定费。被告未按期缴费，并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其从中国移动通信广东移动查询的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5月24日期间被告手机号136××××6601的通话记录。该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5日当日并无通话时长为2分51秒的被叫通话记录。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庭审中原告所称的通话录音时间2018年12月25日并非是实际的录音生成时间，而是将录音内容复制到手机载体的时间，该录音文件真实的录音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但无证据予以证明。被告认为，原告在庭审中称录音生成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原告提供的手机也显示该录音时间是2018年12月25日，原告对通话记录的质证意见与其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故对通话录音的鉴定已无必要性，应终止鉴定。后此次鉴定因被告未按时预缴鉴定费而终止。庭审中，原告称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与大田刺绣厂或大田刺绣厂（二分厂）有关联；对于其主张的加工费58863元，除了录音外，并无其他书面的结算依据。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送货单、录音光盘、录音内容整理打印件、通话记录为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的规定，加工合同作为承揽合同的一种，需具备以下要件：（1）明确的定作人和承揽人；（2）承揽人受定作人的指示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3）定作人向承揽人给付报酬。本案中，原告提供了送货单和电话录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拖欠其加工费的事实。但送货单上并无被告的签名，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送货单上的大田刺绣厂（二分厂）与被告具有关联性，亦无证据证明在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的“张某某、黄某某”等人与被告具有关联性，故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与原告形成加工合同关系。对于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其称通话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通话时长为2分51秒，通话对方的手机号为136××××6601。但被告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且其提供的手机号136××××6601在2018年12月25日的通话记录显示，当日并无通话时长为2分51秒的通话记录。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及被告拖欠加工费58863元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增城建承绣花底线加工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原告广州市增城建承绣花底线加工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小卓人民陪审员  王 昆人民陪审员  刘艳霞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 记 员  朱勇冬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