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1171号原告：许秀显，男，198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少卿，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文新，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鑫锐制衣厂，经营场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坑区二横路9、11号。经营者：杨瑞红。被告：杨转红，女，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现居住广东省东莞市。被告：杨瑞红，女，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原告许秀显诉被告广州市增城鑫锐制衣厂（以下简称“鑫锐制衣厂”）、杨转红、杨瑞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秀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文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鑫锐制衣厂、杨转红、杨瑞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秀显诉称：自2014年7月起，被告杨转红以杨宇的名义代表被告鑫锐制衣厂与原告进行牛仔布买卖的业务往来，业务主要内容是被告向原告购买牛仔布并向原告支付相关货款。2015年5月18日经原被告双方共同核算，确认被告共欠原告905533元。为此，被告杨转红以杨宇的名义在《布款对账单》上签名确认。之后，被告向原告退还的部分牛仔布，原告也在被告处收取部分牛仔裤以抵消部分货款，最终确认被告欠原告货款868077元。在被告确认欠原告货款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货款但未果。原告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在2016年7月5日向增城区公安局以被告涉嫌诈骗报警并主张被告支付货款，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原告对增城区检察院的答复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10月9日作出了维持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经调查，被告鑫锐制衣厂是以被告三名义登记注册的个体户，被告杨转红是被告鑫锐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被告杨转红与被告杨瑞红是亲姐妹关系，“杨宇”实际就是杨转红。为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868077元及利息（自2016年7月5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付清款日止，暂计至2019年1月5日为130211.5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企业公示信息及广东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信息资料、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鑫睿纺织送货细码单》若干份及《鑫睿纺织11月份布款对账单》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鑫锐制衣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尚欠原告货款868077元的事实；3、《立案告知书》一份、《答复函》二份，证明原告曾就案涉交易向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进行报案后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决定不予批捕的情况；4、微信通讯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就案涉欠款曾向被告杨转红以微信催收的情况；5、工商部门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送货单中的“鑫睿纺织”并无工商登记记录的情况。被告鑫锐制衣厂、杨转红、杨瑞红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和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鑫锐制衣厂存在买卖交易往来，由原告以“鑫睿纺织”名义向被告鑫锐制衣厂供应牛仔布料。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1月22日期间，原告以“鑫锐”为客户制作《鑫睿纺织送货细码单》向被告鑫锐制衣厂进行多次送货，并由被告杨转红以“杨”或“杨宇”等名义进行签收。2015年5月18日，经双方对账并签订《鑫睿纺织11月份布款对账单》，当中是以“鑫锐”为客户，内容主要记载了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5年1月22日期间，双方交易的日期、单号、布号、缸号、数量、单价、货款金额以及退布等具体事项，载明2月8日付款50000元，9月、10月份付清，11月份付443元，4月30日付50000元，合计11月份总欠款187882元；12月份总货款543244元，1月份总货款257441元，4月29日退布减83034元，合计总欠款905533元；并于空白处添加备注“另5月13号退442码×18元/码=7956元、减裤子325条×60元/条=19500元，总计欠款878077元；减疵品裤10000元，合计总货款868077元未付”，以及“9.20收牛仔裤1370条×41元/条=56170元”；其中原告以鑫睿纺织许秀显（加盖广州欣特纺织品有限公司印章）、被告杨转红以“杨宇”名义分别签字确认。根据原告提交的《立案告知书》以及《答复函》等，显示原告曾以被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于2016年8月1日被告知立案侦查，后于2018年6月21日、10月9日经增城区检察院及广州市检察院审查答复对杨转红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予以维持的情况。依照原告提交与被告杨转红的微信通讯记录打印件，显示原告于2016年7月-8月期间向被告杨转红就欠货款事宜作出催收的情况。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调取了被告杨转红在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所作出的供述笔录；其中2017年7月12日讯问笔录记载：问“你的社会经历？”答“…2008年至2015年在增××新塘镇开鑫锐制衣厂”，问“你有否合同诈骗的行为？”答“没有，我只是欠鑫睿纺织厂的货款”，问“你欠鑫睿纺织厂多少货款？”答“共欠鑫睿纺织厂868077元，…在2015年9月份之后因为我没有钱还款，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所以一直没有跟他联系”，问“现出示你跟许秀显的对数单和送货单，上面的杨宇是否你亲笔签名？”答“是的”，问“为何你要使用假名字跟许秀显做生意？”答“因为我小时候家人叫我杨宇，用习惯了所以我一直称自己杨宇”。2017年7月19日问“你是否支付过货款，共欠许秀显多少货款？”答“我在2014年7月至10月约支付了17万，另外在2015年也给过10多万元，我记得共给了约30多万元，具体要看对数单”，问“你是否跟许秀显对数？”答“有的，在2015年5月18日，许秀显的妻子拿着对数单到我制衣厂里找我对数的，双方确认具体数额后在单上签名，上面的杨宇是我亲笔签名的”，问“为何你要在送货单和对数单上签假名？”答“因为我以前习惯了用杨宇这名字，签名也顺手，所以在跟许秀显做生意时也签这名字”，问“你是如何支付货款的？”答“是通过李静的私人账户转账支付的…因为我和杨瑞红的账户在2014年都被冻结了，所以我叫姐姐杨瑞红找她的员工李静去给货款”，问“还欠许秀显多少货款？”答“根据对数单，我还欠他868077元”，问“杨瑞红是否知道你向许秀显拿货？”答“她只知道我向许秀显拿了货，详细过程她没有参与也不清楚”，问“你是如何收许秀显的货？”答“有时是许秀显负责送到我厂，有时是许秀显指定的防缩厂送货过来，基本都是我签收”。问“你有否投资鑫锐制衣厂？”答“有的，在该厂开业时我投资了约15万元，我姐约投资10万元，这些钱用于购买设备和租房子”，问“你和杨瑞红有否约定什么比例分红？”答“没有”；问“你以上所讲的是否属实？”答“属实”。另查，被告鑫锐制衣厂的商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瑞红，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而鑫睿纺织并无工商注册登记。诉讼中，原告述称其是以“鑫睿纺织”名义与被告鑫锐制衣厂进行买卖交易，期间作出的送货单中记载的手机号码是其本人联系电话，所收取的货款也是由原告本人收取，至于在对账单中的广州欣特纺织品有限公司印章只是原告自行加盖，该公司为原告个人独资公司，但并未以该公司名义进行过送货和交易，实际交易人为原告个人；主张案涉利息从其向公安机关报警之日2016年7月5日起计算，并明确对账单中记载的9.20收牛仔裤1370条所折价56170元，同意在本案诉请金额中相应扣减。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原告持有的案涉对账单和送货细码单，均记载的交易双方为“鑫睿纺织”与被告鑫锐制衣厂，且被告杨转红作为案涉交易买方的联系人和经手人，其在公安机关供述中确认的交易对象亦为“鑫睿纺织”，则原告主张其以“鑫睿纺织”名义进行案涉交易，本院予以采信。鉴于该“鑫睿纺织”并无工商登记，欠缺民事活动的实体资格，则案涉以“鑫睿纺织”名义交易产生的权利义务由实际交易人即原告个人予以享有和承担；故原告作为本案适格主体，本院予以认可。现原告与被告鑫锐制衣厂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的买卖行为已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根据原告持有的对账单原件，当中添加载明5月13日经扣减退布以及疵品裤后仍余货款868077元未付，能与被告杨转红在公安机关供述中确认至今仍拖欠“鑫睿纺织”的货款金额相符，又虽然当中确认人以“杨宇”名义进行署名确认，但被告杨转红也于公安机关供述中承认是其亲笔签署，故对案涉对账单所反映的欠款事实，本院予以认定；现原告明确表示对案涉对账单中另行记载的收裤折价56170元，同意在诉请金额中予以相应扣减，则被告鑫锐制衣厂仍需向原告支付的货款金额为811907元。对原告诉请被告鑫锐制衣厂应付货款的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又因被告鑫锐制衣厂对上述货款债务至今未能切实履行清偿义务，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鑫锐制衣厂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利息从向公安机关报警之日起计算欠妥，应从其民事权利主张之日即起诉之日（2019年1月16日）起计算为宜。则案涉利息应自2019年1月16日起，以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对于被告杨瑞红、杨转红的承责问题。本案被告鑫锐制衣厂为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经营者为杨瑞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据此，原告请求被告杨瑞红对被告鑫锐制衣厂的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告杨转红的承责问题；虽然被告杨转红并非被告鑫锐制衣厂的登记经营者，但其在案涉交易中一直以鑫锐制衣厂名义进行对外联系交易、送货签收以及货款对账，显然在交易相对人中可产生其为鑫锐制衣厂实际经营者的合理信赖；结合其在公安机关讯问中供述“2008年至2015年在增××新塘镇开鑫锐制衣厂”、以及“在该厂开业时我投资了约15万元，我姐约投资10万元，这些钱用于购买设备和租房子”，可见被告杨转红亦为鑫锐制衣厂的投资人之一；而个体工商户没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财产，亦不存在可分离的独立人格，即个体工商户的法律人格与投资人高度重合。于此，原告请求被告杨转红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亦予支持。综上，被告鑫锐制衣厂、杨转红、杨瑞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增城鑫锐制衣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许秀显支付货款8119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被告杨瑞红、杨转红对被告广州市增城鑫锐制衣厂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许秀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82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广州市增城鑫锐制衣厂、杨转红、杨瑞红负担11209元，原告许秀显负担257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  文  山人民陪审员 吴  艺  敏人民陪审员 谢  桂  芳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周子晴李志雯附本判决相关主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