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18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路43号。主要负责人：姜健，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德欢，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沂水县长安中路66号。主要负责人：张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煜，国浩律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华，国浩律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水县沙沟镇上流庄村。法定代表人：刘召刚，经理。原审被告：张厚峰，男，197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原审被告：赵萍（张厚峰之妻），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原审被告：山东久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开拓路北首西50米路北。法定代表人：邓伟，经理。原审被告：青岛利源好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8号2号楼39层4001室。法定代表人：孟凡华，经理。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峰公司），原审被告张厚峰、赵萍、山东久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鸿公司）、青岛利源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好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3民初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中国银行沂水支行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在执行异议中，就知道了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事实，且提出书面的优先受偿权的执行异议，就应当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36号案件的诉讼。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应当提供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36号、44号案件诉讼的证据，但其在无任何相应证据的情况下，超过六个月的期限以后又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出了时效期间。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和实体性条件。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对36号案件没有独立请求权，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对伟峰公司享有的是一般合同债权，并不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民事权益保护范围之列。三、质押登记的质押财产约定有效。涉案应收账款发生在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内，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应收账款包括未来金钱债权的规定，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涉案质押财产名称为应收账款，数量为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的应收账款，金钱债权无质量要求，无须细化，且该应收账款为未来一定时期的即将发生的事实，无法约定再具体详细的内容，进行质押登记时无法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像质押现有的金钱债权一样，在质押财产的描述上，对质押债权的笔数、金额、履行期限、支付方式、应付账款的履行情况及次债务人的名称等信息予以明确，涉案应收账款质押权自登记时已依法设立。四、一审法院将36号案件的第三项判决一同撤销，违反了不诉不理的诉讼原则。五、一审法院合议庭组成人员未依法回避。合议庭成员既是中国银行沂水支行金融债权确权之诉的审判人员，也是本案撤销之诉的审判人员，还是与36号案件案情相同的44号案件的审判人员，违反了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的回避规定。中国银行沂水支行辩称，一、中国银行沂水支行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执行异议申请被驳回后，并未寻求进一步的救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本就合理地相信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已经认可涉案执行款项的过付行为，因此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未作为第三人参加36号案件的审理并无过错。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满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性要件。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已经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收回了债权，这意味着伟峰公司对案外人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宁公司）的涉案债权已因清偿而消灭，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对伟峰公司的金融债权也因清偿而消灭，而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6号判决）的错误在于将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已经实现的债权置于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状态，实质性影响了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的权利，对合法债权清收行为带来了影响。三、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质押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违反了物权客体特定原则，违反了一物一权主义。即使应收账款质押成立，由于未通知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例如瑞宁公司），应收账款债务人可以随时清偿，就会导致应收账款和笔数、数额处于不断消灭和产生之中。本案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没有通知瑞宁公司，也没有对瑞宁公司的付款行为进行控制。四、一审法院撤销36号判决第三项是否违反不诉不理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处理。五、本案不违反回避的规定，本案撤销的是36号判决，合议庭组成人员没有重合。伟峰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张厚峰、赵萍、久鸿公司、利源好公司均未陈述意见。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确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将伟峰公司对瑞宁公司享有的在2014年l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包括30798338.40元）的应收账款签订《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并由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编号为07169365000214707297的动产权属统一初始登记的形成应收账款质押的行为侵害了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撤销；2.撤销36号判决第二项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伟峰公司在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包括但不限于伟峰公司对瑞宁公司享有的30798338.40元的应收账款”，依法改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于伟峰公司对瑞宁公司享有的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由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7日，伟峰公司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4年沂水中银借字第0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向伟峰公司发放流动资金借款1600万美元，伟峰公司出现违约事件时，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可宣布该款全部和立即到期。当日，伟峰公司向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交提款申请书一份，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将该1600万美元发放给伟峰公司。2014年11月5日，伟峰公司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14沂水中银额度第68号《授信额度协议》。合同签订后，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1月14日、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27日，伟峰公司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分别签订编号为“2014年沂水中银证申字第LCl084514000090号”、“2014年沂水中银证申字第LCl084514001001号”、“2015年沂水中银证申字第LCl084515000016号”、“2015年沂水中银证申字第LCl084515000076号”的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依据上述申请书为伟峰公司分别开具了编号为LC1084514000090、LCl084514001001、LCl084515000016、LCl084515000076的国际信用证。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于2014年12月24日承兑了编号为LC1084514000090的信用证，承兑金额1568556美元，承兑到期日为2015年3月19日。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于2014年12月18日承兑了编号为LC1084514001001的信用证，承兑金额3314628美元，承兑到期日2015年3月16日。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于2015年5月12日承兑了编号为LCl084515000016的信用证，承兑金额3304030.80美元。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于2015年5月27日承兑了编号为LCl084515000076的信用证，承兑金额3444753.20美元。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均以进口垫款通知书通知了伟峰公司。2015年5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临商初字第7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伟峰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前清偿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借款本金1600万美元及其利息，并由山东同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三公司）、张厚峰、利源好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5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临商初字第7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伟峰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前清偿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400万元及其利息、3086350.5美元及其利息，并由同三公司、张厚峰、刘召刚、丁后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5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临商初字第7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伟峰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前清偿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借款本金6748748美元及其利息，并由同三公司、张厚峰、刘召刚、丁后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7月21日，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以36号案件和44号案件均在审理过程，因其与伟峰公司签订有三份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从而享有对伟峰公司在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为由，对一审法院正在执行的上述(2015)临商初字第72号民事调解书中依据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的（2015）临执字第168、169、170号执行裁定提取被执行人伟峰公司在第三人瑞宁公司到期的应收货款3400万元至一审法院提出异议，要求暂缓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7日作出（2015）临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认定：2015年2月26日，一审法院以（2015）临立保字第2、3、4号民事裁定冻结了伟峰公司在瑞宁公司的债权3400万元，冻结期限自2015年2月26日至2016年2月25日。2015年3月6日，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以伟峰公司、同三公司、张厚峰、刘召刚、丁后景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15)临商初字第72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5月21日一审法院立案执行该案。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2015）临执字第168、169、170号执行裁定：提取被执行人伟峰公司在第三人瑞宁公司到期的应收货款3400万元至一审法院。2015年7月7日，一审法院向瑞宁公司送达了上述执行裁定与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瑞宁公司协助提取被执行人伟峰公司在第三人瑞宁公司到期的应收货款3400万元至一审法院。2015年7月13日，瑞宁公司将30798338.40元电汇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分别于2015年7月21日、22日将10798338.40元、2000万元过付给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2015年8月7日，一审法院以已将从第三人瑞宁公司处提取的执行款项307983338.40元过付给执行申请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异议人主张暂缓执行已不可能为由，裁定驳回异议人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异议。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1月13日，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签订编号为ZZ1301201400000036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伟峰公司以其所有的在2014年11月13日到2017年11月13日期间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向临沂分行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在2014年1月25日至2015年1月26日与伟峰公司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被担保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同日，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办理了编号为01769365000214707297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该登记记载的质押财产为伟峰公司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2015年2月9日，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以伟峰公司、张厚峰、赵萍、久鸿公司、利源好公司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2015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36号判决：伟峰公司偿还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人民币99996517.76元及其利息；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伟峰公司在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包括但不限于伟峰公司对瑞宁公司享有的30798338.40元的应收账款；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利源好公司在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包括但不限于利源好公司对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电厂享有的6600万元的应收账款；张厚峰、赵萍、久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1月5日、6日、8日一审法院将该判决书分别送达给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利源好公司、张厚峰、赵萍、久鸿公司。后，各方均未提起上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是否对伟峰公司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涉案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签订的编号为ZZ1301201400000036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关于涉案的应收账款质权是否已有效设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涉案的上述合同未对质押财产作出如上具体约定，虽不影响合同的成立生效，但因质权系物权法规定的物权的一种，其设立与否及能否对抗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息息相关，故而应具有确定、具体的特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依据上述应收账款的特性，应收账款作为普通债权并没有物化的书面记载来固定化作为权利凭证，质权人对于质物主张质权的依据主要依靠质权合同的约定内容予以明确，因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当具体详细载明应收账款的有关要素：包括金额、期限、支付方式、债务人的名称地址、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即被质押的应收账款应当在属性上是能够被明确确认的，仅仅在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中约定出质的债务人所有的应收账款或某个特定期间内发生的全部应收账款，而无法对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数量及状况等基本要素予以完全明确的质押无效，其质权不成立。本案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并没有明确约定载明应收账款的上述要素，虽然双方也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应收账款进行了登记，但仅概括性描述为出质人自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该描述对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数量及状况等基本要素均未进行明确，直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并未在嗣后债权真实发生之时，双方对于具体的应收账款作进一步的明确并依法予以补充登记。这一未进行补充登记的事实，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在庭审中亦明确认可。故，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虽对涉案质押合同办理了质押登记，但质权并未有效设立。而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主张系通过诉讼对涉案的瑞宁公司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进行的明确，于法无据，也与物权法定的公开、公示性原则相悖，其主张的上述应收账款的质权并未设立，其不享有涉案应收账款的质权，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如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所主张的涉案瑞宁公司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系通过诉讼案件进行的明确或补正，那么应收账款出质登记虽对第三人发生对抗效力，但对应收账款的特定债务人并不当然发生效力，债务人并无义务在清偿债务前查询应收账款的出质登记。债务人如因不知道应收账款已经出质的事实而向出质人履行义务，出质权利将因债务人的履行而消灭，应收账款质权也随之消灭。因此，出质人或质权人应当将应收账款出质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和伟峰公司均未将应收账款出质的事实通知瑞宁公司，故该债权质押对债务人瑞宁公司不发生效力。本案中，瑞宁公司因沂水支行的执行案件已将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付至法院执行账户，应视为瑞宁公司已向伟峰公司履行义务，出质权利将因瑞宁公司的履行而消灭，应收账款30798338.40元也随之消灭。且，一审法院作出36号判决的时间及生效日期，均晚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依据一审法院作出并生效在前的民事调解书进行执行涉案的瑞宁公司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的实际过付日期，即在一审法院36号判决作出之前，一审法院已实际将涉案的瑞宁公司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过付给了中国银行沂水支行，那么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主张通过36号案件进行明确的应收账款也因执行完毕而归于消灭，应收账款质权也随之消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涉案的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不再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同时，根据该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本案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于2015年7月21日以一审法院受理的36号案件和44号案件均在审理过程，其与伟峰公司签订有三份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从而享有对伟峰公司在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为由，对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执行伟峰公司对瑞宁公司的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提出执行异议，但一审法院以涉案瑞宁公司30798338.40元应收账款已实际过付暂缓执行已不可能为由，作出（2015）临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其主张暂缓执行的异议申请。但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并未对执行异议裁定提出复议申请，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完全有理由相信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已接受并服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临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即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有理由相信其权利并未受到任何损害。而一审法院36号判决此时仍未作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也尚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其也没有法定义务应当参加到一审法院36号案件的审理之中。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也主张其系于36号判决作出后自伟峰公司处获知的该判决内容，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未参加36号案件的审理没有过错。故，自该判决作出及生效之日至沂水支行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止并未超过法定的六个月的期限。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主张沂水支行自其提起执行异议时起就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其应当参加36号案件的审理，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36号判决对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自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设立质押权利认定有效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依法应予纠正。沂水支行请求撤销该判决第二项应予支持。鉴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特殊诉讼构造和机理，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指向对方当事人，同时还针对已经发生效力的裁判，一审法院上述第36号判决第三项与第二项均属相类同的质押合同内容及登记内容，质权亦同样未有效设立，为防止该判决对其他不特定权利人可能造成损失，减少讼累，节约司法资源，对该判决第三项亦应一并依法予以撤销。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对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在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包括但不限于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对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享有的30798338.40元的应收账款”和第三项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对青岛利源好集团有限公司在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包括但不限于青岛利源好集团有限公司对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电厂享有的6600万元的应收账款”。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对山东伟峰矿业有限公司在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195791.69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二是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间；三是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于涉案应收账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是一审法院是否违反了回避的法定情形；五是一审法院将36号判决第三项一并撤销是否违反了不诉不理原则。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本院认为，首先，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之原告，应当是与被诉请撤销案件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此，确定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需审查确定其是否属于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诉伟峰公司等人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即36号案件中的第三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对伟峰公司享有债权，而36号判决系针对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诉伟峰公司等人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而作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并非该民事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由此可见，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不属于36号案件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对伟峰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一审法院2015年5月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并进入执行程序，诉前一审法院裁定保全了伟峰公司所享有的对案外人瑞宁公司的诉争3000余万元应收账款，而36号案件的立案时间虽早于2015年5月，但裁判时间系在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之后，也即发生在一审法院对伟峰公司的财产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在此情形下，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在其与伟峰公司等人的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中提出确权之诉，就可能对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申请执行伟峰公司的诉争应收账款产生影响，影响到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的执行权益。而事实上，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之时，诉争3000余万元应收账款已经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向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履行完毕，嗣后36号判决又确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该应收账款享有权利质权，至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在诉争应收账款上产成的权益冲突已是非此即彼的程度。显然，36号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属于有权申请或经法院通知参加36号案件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次，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涉案36号判决系因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所形成的民事判决，其中涉及诉争应收账款的第二项判决内容属于权利质权是否依法设立的确权判决，同时也属于所要确权的财产权益被采取执行措施以后诉请确权的情形，参照上述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予撤销，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在本案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即为撤销36号判决。因此，本院认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间。本院认为，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未参加36号案件诉讼系出于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符合另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条件。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之原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对于何为“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进一步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本案中，在强制执行伟峰公司对案外人瑞宁公司的涉案应收账款的执行程序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作为执行标的的涉案应收账款提出书面异议被驳回以后，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寻求权利救济，而不应继续进行另案确权诉讼。其次，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分析，现行法律规范已明确排除了其他法院对于执行法院所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另案确权，也不支持当事人通过另案诉讼的方式进行确权。执行程序中尚且排除另案确权，执行程序结束以后自然也不能允许确权之诉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对抗。据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执行异议裁定为驳回之后，未按执行程序中相关规定寻求权利救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有理由相信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已接受并服从执行异议裁定，即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有理由相信其权利并未受到损害的结论，进而认定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没有参加36号案件的诉讼没有过错，并无不当。另外，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在诉争应收账款上产成的权益冲突已是非此即彼的情形下，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未依照法定程序寻求救济，中国银行沂水支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解决诉争应收账款的最终归属问题有利于定纷止争减少诉累。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述“六个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中的法定期间，并非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中国银行沂水支行上诉状或者答辩状中所称的诉讼时效。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即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于涉案应收账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或者说，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于涉案应收账款的质权是否依法设立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涉案质押合同效力问题。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签订《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其中约定“伟峰公司以其所有的在2014年11月13日到2017年11月13日期间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向临沂分行提供质押担保”，该质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约定，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有权利而伟峰公司有义务，就合同签订之日起伟峰公司未来三年内产生的应收账款为浦发银行临沂分行设定质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不能以涉案应收账款质权是否有效设立反推涉案质押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其次，关于涉案应收账款质权是否有效设立的问题，鉴于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已按《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各方关于该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上述质押登记的应收账款是否需要特定化以及是否已经特定化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一是需要特定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规定，物权的客体是特定的物，是能够区别、具有具体指向、能够确定的物。权利质权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自然也应当符合客体特定的物权法定原则。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二条中“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请求权，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的规定，用作出质的应收账款可以是现有的应收账款也可以是未来的应收账款。将未来的应收账款用作出质与该应收账款特定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也就是说，用作出质的未来的应收账款应当同时满足物权客体特定的原则，即应当属于确定的财产权利。二是尚未特定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关于权利质权法律适用的规定、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质权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的规定，应收账款质权合同应当详细具体地载明应收账款的有关要素，包括金额、期限、支付方式、债务人的名称和地址、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程度等。本案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在2014年11月13日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中仅约定“伟峰公司以其所有的在2014年11月13日到2017年11月13日期间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向临沂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并未明确约定应收账款的具体信息，故而不能确定质押标的物、付款义务人以及对应的基础合同关系、账款期限等信息，以致于涉案出质登记手续办理之时，伟峰公司用作出质的应收账款并非确定的财产权利。相反，按照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思路，《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签订之后的2014年11月13日到2017年11月13日的三年时间里，不论伟峰公司实际获得了多少笔多少金额的应收账款，都应当属于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已经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质押标的，如果伟峰公司一笔应收账款债权也未获得，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质押标的自然为零。显然，此种情形下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质权标的尚不具有特定性，而是随机的，与物权客体特定的原则也是不相符合的。因此，虽然涉案质押合同系相关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也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但因用作出质的应收账款并非确定的财产权利，相应的质权并未依法设立，诉争3000余万元应收账款虽然产生于涉案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期间内，但因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未对该笔债权办理相应的质押登记而亦未设立。综上，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关于对涉案质押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即一审法院是否违反了回避的法定情形。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五条关于回避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目的在于避免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已经参与工作的审判人员在本案另一审判程序中再先入为主地发表意见，充分发挥不同审判程序的功能作用，该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同一案件，而本案中浦发银行临沂分行所描述的情形并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且一审法院已经依法告知了合议庭组成人员、申请回避的权利并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在一审判决结果对其不利时又上诉提出关于回避的请求，亦不适宜。其次，人民法院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不是必须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而不是另行组成合议庭。因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关于一审法院违反了回避的法定情形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第五个焦点问题，即一审法院将36号判决第三项一并撤销是否违反了不诉不理原则。本院认为并不违反，理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一审法院36号判决第二项的内容是：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伟峰公司在2014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包括但不限于伟峰公司对瑞宁公司享有的30798338.40元的应收账款。第三项的内容是：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利源好公司在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内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包括但不限于利源好公司对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电厂享有的6600万元的应收账款。两项判决均是因确权之诉而形成，均是确认浦发银行临沂分行对于不特定的未来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属于关于权利质权是否已经依法设立的错误判决，而第二项判决已经影响到了中国银行沂水支行的执行利益，第三项判决也将面临前着相同的情形，一审法院予以一并撤销，既是依法纠错，也是避免诉累，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应予维持。综上，浦发银行临沂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791.69元，由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彬审判员 左玉勇审判员 郑元文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