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27民终19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杨珠文，系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定琴，女，1965年10月17日生，住贵州省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家先，男，1972年10月31日生，住贵州省惠水县。上诉人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凝睿四川分公司）与被告付定琴、李家先追偿权一案，不服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83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凝睿四川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731民初830号民事裁定，指令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2、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第一、一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单方面陈述便认定上诉人存在暴力收车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造成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之规定，凡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的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在审判上对这种主张不能予以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它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存在暴力收车行为系两被上诉人单方面的陈述，而当事人陈述因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往往具有利己性，被上诉人应当提供上诉人暴力收车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否则其主张不应作为本案事实予以认定。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案外人XX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合谋采取签订复杂合同的方式收取担保服务费、骗取被上诉人财产利益无事实依据，属主观臆测。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上诉人与案外人XX公司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中的情形，双方均系独立经营，XX公司与上诉人并非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业务合作关系，并无合谋骗取利益的行为，涉案合同均为各方主体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签订目的明确，各方责任义务约定清晰，担保服务费系经被上诉人认可的费用，上诉人并未采取欺骗、强迫的手段使被上诉人承担该费用。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上诉人骗取财产利益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XX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从而骗取被上诉人财产利益无事实依据。第三、合同中日千分之一的利率标准的约定系为敦促被上诉人按时还款而设置的违约条款，并非其贷款金额所产生的利息。且上诉人在原诉请中已将代偿资金占用利息下调至日利率万分之六的标准，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中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合法且合理范围，上诉人并未收取高额违约利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为追偿权纠纷，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银行贷款承担担保责任后向被上诉人追偿的案件，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即便本案涉及经济犯罪嫌疑，也与本案的追偿权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应当在相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后继续审理本案，而非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第二、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认定上诉人涉嫌通过安排其所指定的关联公司实施“套路贷”行为属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上诉人与案外人XX公司并非关联公司，无法对其实施控制行为。其次，《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同时该意见强调，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担保服务合同》，约定了贷款金额、分期还款金额及担保服务费金额。上诉人应银行风控要求为付定琴透支资金债务向银行提供担保服务，各条款约定详细清晰，不存在误导行为。XX公司在被上诉人取得银行贷款的业务中承担了风险责任，收取担保服务费等价合理，担保服务费、银行手续费均计为利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贷款的年利率也不过为7.6%，远远低于24%，本案不存在垒高金额虚增债务行为，也不存在骗取车辆购买人财产利益的情形。被上诉人、XX公司主观上均希望被上诉人能够按时还款，并未有非法占有被上诉人财产利益之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被上诉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套路贷”的理解认识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付定琴、李家先未作答辩。凝睿四川分公司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付定琴立即向原告归还垫付款36221.42元；2、判令被告付定琴向原告支付利息2133.73元(暂按垫付款的日利率万分之六从垫付次日起计算至2019年1月2日止，此后按此标准计算至结清之日止)；3.被告李家先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付定琴为偿还案外人XX2公司的融资款，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市支行申请信用卡透支贷款。2017年6月17日，原告、二被告及案外人XX2公司、贵州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了《履约担保服务合同》，约定鉴于被告付定琴向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透支贷款，原告同意为被告付定琴的透支资金向银行提供连带担保，被告李家先自愿作为被告付定琴的共同偿债人。该合同9—3条约定如被告付定琴未能按时全面适当履行任意一期银行透支债务，导致原告代偿的，被告付定琴应自原告代偿之日起向原告归还代偿款并按每日千分之一的利率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2017年7月3日，被告付定琴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市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草市支行）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担保合同》，由付定琴向草市支行申请信用卡透支资金50900元以支付购车款和相关服务费，透支资金分36期偿还，原告按约定为被告的该笔透支资金提供保证服务。在履约过程中，因被告付定琴的违约行为，草市支行宣告被告的透支资金债务于2018年9月20日提前到期，并要求原告代为清偿被告的透支资金债务。截止2018年9月26日，原告代为被告垫付了36221.42元的透支债务。原告垫付后，根据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有权向二被告追偿，故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该案原告涉嫌存在通过安排其所指定的关联公司为被告签订《担保服务合同》，收取担保服务费等方式垒高车辆销售金额的方式来达到虚增债务、非法侵占他人财物和暴力讨债的“套路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不属法院民事纠纷处理的范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79元，退回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本院认为：上诉人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存在通过安排其所指定的关联公司与一审被告签订《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担保服务合同》，收取担保服务费、银行手续费等方式虚增债务行为，涉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套路贷”犯罪，相关材料已经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中。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综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白桂刚审判员  唐新春审判员  石明锋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黄诗泽书记员万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