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14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平，男，1959年9月28日出生,山西省平顺县人,无业,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笑春，长治市城区南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茹，女，198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长治市人，系个体经营户，住长治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98年7月6日出生，汉族，长治市人，系惠丰医院护士，住长治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丽，女，196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长治市人，无业，住长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耀权，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建平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王亚茹、刘红丽房屋确权纠纷一案，不服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2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建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笑春，被上诉人王某，王亚茹，刘红丽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耀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法院确认以下2套房产均为上诉人与刘红丽的夫妻共同财产：长治市英雄中路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3层12号房,长治市英雄中路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1层8号房；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进行判决。一审判决已查明“2011年12月10日,被告王亚茹与长治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治市××路号房,房款为744683元。同日,被告王某与长治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治市××路号房,房款为706360元,以上房款由原告支付。对于以上事实原、被告均认可”,而且对于以上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那么基于上诉人与刘红丽的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存款购买的房产就应当认定为上诉人与刘红丽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称为了避免多缴纳税金借用两个女儿名义购买房产,被上诉人刘红丽称是与上诉人共同协商向王亚茹、王某赠与房产,双方都没有证据,为什么一审法院偏偏采纳刘红丽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向王亚茹、王某赠与房产”是主观推测,被上诉人王亚茹、王某并没有向法院提交房产系赠与的证据,法律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房产是否为赠与的证明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书面明确表示赠与的才能认定为父母向子女赠与房产。被上诉人刘红丽称“曾与上诉人商议过三个子女一人一套房”,那张瑞名下没有房产的事实足以否定向王亚茹、王某赠与房产的推测。上诉人与刘红丽于2010年4月16日登记结婚,2011年12月10日就向两个继子女赠与房产有违常理!结婚才1年8个月就分别将价值744683元和706360元的房产赠与给两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上诉人与刘红丽商量过为了自己养老有保障而投资买房这肯定是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肋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眀,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依据该规定应当由王亚茹、王某向法院提交房产系赠与的证据,或者王亚茹、王某向法院证明上诉人曾表示赠与房产。中国的传统都是父母掌管全部财产,为的是老了以后物质生活有保障,这才是正常的、合理的安排,在父母老了以后子女尽赡养义务的父母才会在将来把财产留给子女,在王亚茹、王某年龄都还小的时候上诉人就将房产这样的价值很大的财产赠与给她们有违常理,这是不能够排除的合理怀疑,在本案中既然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则不应当认定赠与房产事实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认为投资摩登时代两套房产是与刘红丽商量过专门用于将来上诉人与刘红丽养老,被上诉人称该两套房产是向王亚茹、王某的赠与,对于这种是否为赠与存疑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王亚茹、王某应承担房产或购房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如果王亚茹、王某不能举证证明,则只能认定上诉人、刘红丽与王亚茹、王某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该两套房产的房款由上诉人支付,这是正确的,对于房产是否为赠与存疑的情况一审法院不应当认定为赠与,针对房产在王亚茹、王某名下而上诉人为出资人的情况,上诉人可以另外提起借贷纠纷之诉在借贷纠纷诉讼中法院才能进一步确认上诉人与王亚茹、王某是构成借贷关系还是构成赠与房产或赠与购房款的关系。2.一审诉讼费应当由王某、王亚茹共同负担11400元,由上诉人与刘红丽共同负担11400元。3.应当确认摩登时代2套房产均为上诉人与刘红丽的夫妻共同财产。父母与子女之间有关房产问题只有三种情形:一是子女本人出于结婚等现实紧迫需要购买房产,而资金不够父母出资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二是父母明确书面表示赠与的才能认定为向子女赠与房产或购房款;三是购买摩登时代房产时王亚茹22岁,王某13岁，二人既不存在购房的现实紧迫需要,二人也没有向其赠与房产的证据,而是结婚登记后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所以应当确认摩登时代2套房产均为上诉人与刘红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王某、王亚茹、刘红丽辩称，1.上诉状和事实有出入，当时是上诉人和刘红丽共同出资给两个女儿买的，不属于上诉人买的。2.诉讼费符合法律规定。3.摩登时代2套住房和第一个观点是重复的，如果对赠与房产出现反悔的应当在一年内撤销，因此购房房产8年之久上诉人并未提出撤销。上诉人张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以下4套房产均为原告与被告刘红丽的夫妻共同财产:长治市摩登时代2108号房屋、长治市摩登时代2312号房屋、长治市万吉大厦北单元20层西B户2002号房屋、长治市万吉大厦北单元东B户房屋;2、如果法院不支持第1项诉讼请求,则要求王亚茹、王某二人向原告返还购房款本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王亚茹、王某是被告刘红丽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原告与被告刘红丽登记结婚后,原告出钱在长治市摩登时代购买了两套房产,由于之前原告名下已有房产,为避免购买房产时或将来出售时多缴纳税金,所以购买长治市摩登时代两套房产时借用王亚茹、王某的名义并且分别登记在王亚茹、王某名下,因二人并非原告的亲生女儿,原告与二人之间没有培养出父女感情,所以原告根本没有出资为被告王亚茹、王某购置房产的意思表示,也从没有赠予房产的意思表示。2018年10月25日原告通过调查发现被告刘红丽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动用夫妻共同存款在长治市××区西B户(2002户)、长治市城区万吉大厦北单元20层B户购买了房产,分别登记在王亚茹、王某名下,由于均是用夫妻共同存款购买的,所以以上4套房产均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刘红丽均系再婚,二被告王亚茹、王某系被告刘红丽与其前夫所生女儿。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4月16日登记结婚。2011年12月10日,被告王亚茹与长治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洽市××路号房,房款为744683元。同日,被告王某与长治市金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治市××路号房,房款为706360元,以上房款由原告支付。对于以上事实原、被告均认可。在庭审中原告称因其名下已有房产,故借用二被告王亚茹、王某的名义购买以上两套房产。被告刘红丽称当时系原告与其商量将以上两套房产赠予二被告王亚茹、王某。该两套房屋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在房管部门备案,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2014年6月5日,被告王亚茹与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预订合同》,购买位于万吉大厦北楼西20层B户房屋,房款为580000元。同日,被告王某与长治市万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预订合同》,购买位于万吉大厦北楼东20层B户房屋,房款为580000元。该两套房产由被告刘红丽刷卡560000元、600000元,共计支付1160000元,被告刘红丽在P0S机刷卡凭条上签字。庭审中被告王亚茹称是其出资购买了该两套房屋。该两套房屋仅签订预购合同,未办理产权登记。在购买时被告刘红丽未告知原告。另查明:原告因犯罪被判刑,于2014年12月至2017年12月在服刑期间。现原告与被告刘红丽处于分居状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刘红丽在再婚后第二年,共同出资给刘红丽的两个女儿即本案的被告王亚茹、王某购买了位于摩登时代的两套住房,原告称是为了避免多缴纳税金,登记在了二被告王亚茹、王某名下,被告刘红丽称是其与原告共同协商赠与二被告王亚茹、王某。原告在与被告刘红丽结婚之初不可能会预见其个人及家庭在今后生活中会发生的变故,巨额的房款与缴纳税金之间差额悬殊,作为原告不可能仅仅为了避税将其大宗房产置于不确定的因素中,在之后长达近八年之久的时间中未提出该两套房产权属问题;但原告对于当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房管部门的备案合同)时签署二被告王亚茹、王某的名字的法律后果应是知晓的,即产权证会办理在二被告名下,作为不动产的房屋是以登记为准的。原告在其个人及与被告刘红丽的感情发生变故后方才提出争议房屋不是赠予,有违常理。对于原告要求确权摩登时代的两套房屋即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3层12号房、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1层8号房为其与被告刘红丽夫妻所有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保障。该案件争议的另两套房屋即万吉大厦北楼西20层B户房屋、万吉大厦北楼东20层B户房屋,被告王亚茹称是其出资购买,但经调查取证系被告刘红丽出资为二被告王亚茹、王某购买,被告刘红丽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与原告夫妻共同存款为其两个女儿购买房产,该两套房屋应属原告与被告刘红丽所有。被告王亚茹的陈述与事实相悖,对其辩解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长治市万吉大厦北楼西20层B户房屋、万吉大厦北楼东20层B户房屋归原告张建平、被告刘红丽所有。二、驳回原告张建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承担11400元、三被告各承担3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诉争位于长治市××路号房、长治市英雄中路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1层8号房购房时间为张建平与被上诉人刘红丽再婚后，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买受人分别为刘红丽与其前夫所生女儿王亚茹、王某，上诉人张建平支付房款时对该事实明知，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后果也应知晓。张建平起诉主张其没有出资为王亚茹、王某购置房产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赠予房产的意思表示，与上述事实不符，且未能提供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证据。一审认为张建平要求确权摩登时代的两套房屋即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3层12号房、摩登时代一幢B单元21层8号房为其与刘红丽夫妻所有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未予保障，并无不当。关于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张建平部分胜诉、部分败诉，一审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案件受理费的承担，并无错误。综上所述，张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张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艳飞审判员 常旭光审判员 范进斌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崔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