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4民初18282号原告：上海家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嘉定区翔江公路XXX号XXX幢XXX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尧。委托诉讼代理人：从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洵，上海力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家有，男，1962年7月17日，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十字街XXX号XXX幢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婷，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蔚萍，女，1969年10月31日，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瑞金北村56幢306室。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娅然，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吉山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蔡家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婷，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家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诉被告蔡家有(以下简称“被告一”)、被告王蔚萍(以下简称“被告二”)、被告江苏吉山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三”)公司增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4月17日、同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健及周洵、被告一及被告三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婷、被告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娅然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请求：三被告共同支付股权回购款11,040,000元【回购价款=投资人的初始金额920万元×(1+10%×投资人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天数(暂计720天)/360天)】。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三之股东，被告一系被告三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二系被告三的董事。2015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二、三及被告三的其余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根据《增资协议》第二条，双方约定：原告以现金方式对被告三增资1,100万元，占10%的股权，出资应于2015年12月31日缴足。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被告一、二承诺，被告三2015年、2016年、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00万元、1,600万元、2,500万元，如被告三未达到上述利润增长指标，且实际利润低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各年承诺利润的80%，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二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第五款约定的价格回购原告持有的被告三的股权”。在2015年12月中旬，原告因现金只能募集到920万且无法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随后原告与两被告及被告三达成协议，原告变更增资的数额及付款时间，变更为920万元占8.36%的股权，且在2016年3月31日之前缴足，补充协议内容照旧不进行变更。2016年1月1日，被告一、二认为在原有《增资协议》上修改出资金额及付款时间并不美观，且可能会有瑕疵，故被告一、二将变更过增资数额及付款时间的《增资协议》交给被告三及原告重新签字盖章确认，并确认《补充协议》照旧。原告分别于2016年1月11日、2016年2月3日、2016年3月29日将所有增资款全部按时支付至被告三账户，并且在被告三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十九页第一行也确认原告出资920万元，其中148.02万元计注册资本，余额771.9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并且于2016年3月31日由江苏中天华夏会计师事务所确认出资到位，并进行了相应的工商登记。2017年4月25日，被告三出具了《2016年度报告》，在《2016年度报告》第38页、第39页显示，母公司2016年净利润为-1,120,384.71元，不仅没有达到《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600万，而且是负数，回购的条件已经达成。原告向两被告提出回购要求，被告一、二对于原告的回购要求置之不理。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称仅要求被告一及被告二承担回购责任，并不要求被告三承担回购责任，标的公司的身份应为第三人。被告一及被告三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理由如下：第一、原告诉请回购的依据系2015年12月1日签署的《补充协议》，2015年12月1日的《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同一天签署的，整套协议一并被在后签署的《增资协议》完整替代了。因此2015年12月1日的《补充协议》仅是2015年12月1日《增资协议》的补充，非2016年1月1日及2016年3月29日《增资协议》的补充。本案系争的增资事项唯一有效的协议应为2016年3月29日的《增资协议》。第二、协助被告三新三板上市的券商进行过挂牌前的清理和整顿，原告在券商和律所尽职调查中均认可没有对赌、股权质押的安排，故双方实际上是合意解除了原《补充协议》中的对赌安排。第三、2016年3月29日《增资协议》形成时，被告三的财务报表已经出来了，被告三2015年只有100多万的收入，作为一名理性的商业主体不可能同意利润不足1,000万作为回购条件，故佐证了《补充协议》仅是2015年12月1日《增资协议》的补充，不与2016年3月29日《增资协议》匹配。第四、如果最后法院认定被告需要承担回购义务，则被告认为原告在金额计算上有误，原告在增资完之后变相收回了92万元，实际增资828万元。同时原告是被告三的股东，增资完成后应共担公司风险并共享收益，原告在经营过程中派驻了董事，对被告三的经营决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告认为公司业绩下滑原告存在过错，要求对原告的过错部分予以扣减。被告二辩称，同意被告一、被告三的答辩意见。另行补充如下：被告二是被告三的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利润情况都不太清楚。2015年12月1日的《补充协议》就是在被告二既不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也不太熟悉增资行为、对条款内容也不了解的情况下、在被告一的安排下签的字。所以被告二没有仔细看《补充协议》的内容，也不理解《补充协议》的相关安排。协议签署后，被告二知晓被告三上新三板的券商进场，被告二向被告一核实这个情况时，被告一告知被告二系争的《补充协议》已经没有法律效力了，原因是原告根本没有按照《补充协议》支付相应的增资款项，就不要去管这份协议了，公司全力以赴去上新三板。除了2015年12月1日的《补充协议》之外，被告二并未参与其他任何《增资协议》的签署，也不了解之后的增资情况，所以被告二认为其不应当承担原告所要求其承担的责任。原告举证如下：1、2015年12月1日《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2016年1月1日《增资协议》，旨在证明原告与各被告的权利义务设定；2、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对公账户明细对账单，旨在证明原告已履行增资义务，共打了4笔款项合计920万元；3、江苏吉山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节选，旨在证明全体股东认可原告的出资，被告二完全知晓增资过程也参与其中，验资报告已确认原告的出资；4、江苏吉山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报告节选，旨在证明江苏吉山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的净利润为负112万元，达到了《补充协议》中的回购条件；5、2019年1月29日的董事会决议，旨在证明被告三同意新股东即原告增资920万元，说明2016年1月1日的《增资协议》是经过董事会同意的。被告一、被告三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2016年1月1日《增资协议》、2015年12月1日《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2015年12月1日《增资协议》第二款约定原告应于当年年底之前以现金方式交付增资款1,100万元，事实上截止2015年12月31日原告分文未交，构成实质性违约，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运营。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所谓的履行增资义务是在严重违反2015年12月1日《增资协议》的前提下，履行的是2016年3月29日的《增资协议》，该份《增资协议》没有对赌条款。同时被告在答辩意见中提到原告实际增资额只有828万元。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新三板挂牌的清理整顿工作，原、被告各方合意解除了股权回购的《补充协议》，所以被告认为本案不存在任何对赌安排。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16年3月29日签署的《增资协议》才是本案增资事项唯一有效的合意，完整替代了先前的所有文本。被告二质证意见同被告一、三。三被告共同举证如下：1、《股权投资框架协议》，旨在证明2015年11月10日原告大股东上海子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三签署股权投资框架协议，约定涉案增资金额为2,200万元，其中第一轮增资1,100万元，持有被告三10%的股权，应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缴足，但原告最终实际增资金额为828万元。2、2016年3月29日《增资协议》，旨在证明原告与被告三根据当时的客观交易背景，重新签署的《增资协议》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三增资920万元，取得被告8.364%的股权。该协议替代了先前的所有文本。3、被告一与原告实际控制人李士宾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旨在证明原告实际控制人李士宾要求被告三向其返还涉案增资款的1%计92万元，被告三分三次向其支付完毕。4、被告二向李士宾发送的邮件一份及其附件，旨在证明2015年8月24日被告二向李士宾发送被告三的商业计划书一份，初步预测被告三需要流动资金1,500万元，证明本案拟增资的总金额为2,200万元但是原告却无力支付，严重违约，导致被告三的经营出现严重困难。5、2016年7月10日关于股份不存在转让限制等情况的说明、项目小组的回复，旨在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明确表示其所持有的被告三股权不存在任何被冻结、质押、权属争议、代持或任何其他潜在的协议安排，包含了否定对赌的明确意思表示。6、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调档材料中的股东会决议，旨在证明就本案系争唯一有效的是2016年3月29日的《增资协议》，2016年4月18日被告三举行了相应的股东会议，并向工商局申请了工商变更，工商变更发生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原告对三被告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框架协议的乙方是原告的投资人，框架协议的3.7条关于投资退出有明确约定，可以看出投资退出是投资的前提，如果乙方或乙方相应的子公司一定是会有投资退出的机制。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的意见是聊天对象李士宾并不是原告的投资人，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被告三向李士宾转款不是920万元的一部分，原告也从来没收到过被告三返还的82万元。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但原告公章的位置不符合常理，可能是被告拿了以前盖过章的空白页填了内容。对项目小组的回复认为仅是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阐述，不是原告本人的回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2016年1月1日的《增资协议》也是真实存在的，也经过了董事会同意，2016年3月29日《增资协议》只是因为遗失所以补充盖章。经审理查明：1、2015年11月10日，被告三(甲方)与上海子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股权投资框架协议》一份，主要约定乙方计划增资2,200万元占甲方20%的股份，第一轮增资1,100万元预计交割日为2015年12月31日前。甲方承诺融资所获资金将被用于流动资金和企业发展。甲方承诺其总公司在交割日之后的1年内尽全部努力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甲方承诺如约定的退出条件成就，乙方有权按照约定退出投资，具体投资退出条件及退出之具体方式与细节由双方另行约定。2、2015年12月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三(乙方)签订《增资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甲方以现金形式对乙方进行增资。参照乙方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乙方未来的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同意乙方投后估值1.1亿，甲方计划增资1,100万占乙方10%的股权，出资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缴足。甲乙双方同意在乙方先行将注册资本增资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后书面通知甲方，后续甲方应按第二条之约定将增资款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应在上述款项汇入执行账户后5日内聘请甲乙双方认可的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同日，原告(甲方)、被告一及被告二(乙方)、被告三(丙方)签订了上述《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主要约定：乙方承诺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000万、1,600万、2,500万元。如标的公司未达到上述利润增长指标，且实际利润低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各年承诺利润金额的80%，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以现金形式向甲方进行补偿或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第5款约定的价格回购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乙方同意在满足如下条件时，自该条件成就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有权要求其按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回购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1)标的公司在2016年12月之前未能实现上市或新三板挂牌；(2)在标的公司实现合格上市或新三板挂牌前，乙方存在重大违反增资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相关约定的行为；(3)本协议所述增资完成后，因其他股东对本协议约定事项提出异议并持反对意见。回购价格=投资人初始投资额×【1+10%×投资人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天数(自股权受让款支付至转让方账户之日起，算至回购价支付至投资人账户之日止)/360天】。乙方承诺，以其持有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为乙方各方履行回购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各方在3.4条特别约定：若后续因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需要，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及标的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或终止协议，以变更或终止本协议项下与股权回购相关的条款。3、2016年1月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三(乙方)又签订《增资协议》一份，该协议除签署日期及第2.2条，其余条款与2015年12月1日的《增资协议》一致。协议2.2条为：参照乙方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和乙方未来的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同意乙方投后估值1.1亿，甲方计划增资920万占乙方8.36%的股权，出资应于2016年3月31日前以现金缴足。4、2016年1月9日，被告三董事会决议载明：同意引进新股东上海家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股东以人民币920万元增资，占公司8.364%的股权。与会董事包含被告一、被告二及李士宾等。5、2016年1月11日原告增资款转出440万元、2016年2月3日转出275万元。6、2016年3月2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三(乙方)再次签订《增资协议》一份，该协议除签署日期及第2.2条，其余条款与2015年12月1日的《增资协议》一致。协议2.2条为：参照乙方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乙方未来的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同意乙方投后估值1.1亿，甲方计划增资920万占乙方8.36%的股权，出资应于2016年3月31日前以现金缴足。7、2016年3月29日，原告增资款转出205万元。8、2016年4月18日，被告三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主要内容系同意原告对被告三增资920万元及公司因增资注册资本增加等事宜，经过此次增资变动，被告三共列14名个人及企业股东。9、2016年5月10日，原告登记为被告三的股东。2016年7月5日，被告三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10、2016年7月10日，被告三各股东签署《关于股份不存在转让限制等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为：本人(企业)持有被告三的股份，本人(企业)未在该等股权上设置任何第三人权益……该等股权不存在任何被冻结或权属争议以及其它权利限制等情况……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本人(企业)未对该等股权作出任何其他潜在协议安排。原告在该协议上盖章。11、2016年9月16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小组《东吴证券关于推荐江苏吉山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内核意见》的回复记载：上海家联投资为有限合伙企业，经核查上述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对赌或一票否决、优先清算等特殊权利安排。原告与被告三于庭审中确认被告三于2016年11月新三板挂牌。12、另查：(1)2017年4月25日，被告三《2016年度报告》显示母公司2016年净利润为-1,120,384.71元。(2)被告二的银行账户分三次(2016年1月12日、2016年2月5日、2016年4月27日)向王雅菲转账92万元，备注为顾问服务费。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现诉请要求两被告回购股份的依据在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各被告则认为该《补充协议》仅为2015年12月1日《增资协议》的补充，而非之后两份《增资协议》的补充，且原告嗣后在证券公司的调查中明确表示其所要求回购之股份不存在对赌安排，更是印证了各方已经变更、终止回购有关的条款。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3.4条，双方明确约定因标的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需要，原告有义务配合签署补充协议或终止协议，以变更或终止补充协议项下与股权回购相关的条款。2016年7月10日，因被告三新三板挂牌，原告已经在《关于股份不存在转让限制等情况说明》中明确其持有的被告三股份不存在其他潜在协议安排。在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小组的回复中更是明确称访谈了原告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尧亦调取了原告增资时与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在此情况下核查结论显示原告与公司不存在对赌或一票否决、优先清算等特殊安排。本院认为，上述《补充协议》的第3.4条、情况说明以及回复已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与回购义务方已经终止了原《补充协议》中有关股份回购之条款。故原告现依据该《补充协议》诉请被告承担回购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也注意到原告称该情况说明上原告的公章加盖位置与其他股东盖章或签字不一致，但这并不能由此得出该情况说明系由被告拿了原告盖过章的空白纸另行制作的结论。综上，原告之诉请，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家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8,04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磊人民陪审员  俞莉萍人民陪审员  王宝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顾梦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