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9）陕71行终723号     上诉人（原审杨顺启）杨顺启，男，汉族，1963年10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址西安市灞桥区。   委托代理人赵有莉，女，汉族，1963年9月2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址西安市灞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西安市。   法定代理人陈灼，主任。   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席王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   法定代表人孟林，街办主任。   上诉人杨顺启因与被上诉人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浐灞土储）、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席王街办）行政强制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1394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杨顺启是西安市灞桥区XX村村民。2007年6月28日及11月1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及西安市人民政府分别下发陕政土批[2007]第182号及市国土字[2007]第366号审批土地件，同意将灞桥区XX街道办事处XX村、XX村XX组集体农用地46.6864公顷转为建设用地，连同上述有关村组4.1904公顷建设用地、0.9895公顷未利用地，三项合计51.8663公顷集体土地依法征收为国有，用于城市建设。2007年7月3日及9月11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及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分别下发对灞桥区XX街XX村及北牛寺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7年9月4日，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与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布西浐灞发[2017]141号《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金融商务区XX村XX村征收拆迁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并规定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XX村的征地拆迁安置工作。该方案所指拆迁人，是指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或受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委托具体实施XX村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的单位，被拆迁人是指对XX村被拆迁建筑物拥有所有权的单位或个人。2018年2月4日，拆迁人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受托拆迁人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及XX街道办事处XX村XX户共同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杨顺启于同日在《拆迁安置补偿费用表》的费用领取栏中签字。2019年4月8日，杨顺启以二被告于2018年4月27日违法实施了强拆其房屋的行政行为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顺启于2018年2月4日就涉案房屋已与二被告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项，其领款行为应当视为杨顺启对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故其已丧失对涉案房屋的权益，其与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关于杨顺启未向本院提交其认为该协议是在其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相关证据，本院对其认为该协议非本人签署的主张不予认可。杨顺启如认为涉案土地征收的程序违法，其应以作出征地决定的机关为被告，杨顺启如对其安置补偿标准有争议或主张未领取征地补偿款，应先申请有权机关进行裁决或依民事救济途径向其村委会主张权利。综上，杨顺启与涉案拆除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八）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杨顺启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杨顺启。   上诉人杨顺启不服，上诉称，上诉人诉二被上诉人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一审法院依据“原告于2018年2月4日就涉案房屋已与二被告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从而认定:“其领款行为应当视为原告杨顺启对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故其已丧失对涉案房屋的权益,其与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了原告杨顺启的起诉。上诉人认为该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1.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是根据涉案房屋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款只是涉案房屋及协议约定内容的一部分,涉案房屋及协议其他更多的约定内容，由于协议签订后，二被上诉人一直不给上诉人协议，造成涉案房屋及协议其他更多的约定内容一直得不到兑现。就在这种情况下，二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强行拆除，上诉人将二被上诉人诉到一审法院、而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领取了补偿款为由，作出了认定拆除涉案房屋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是不尊重事实。2.上诉人依据国务院第590号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二款规定：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二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7日组织实施强制拆除上诉人杨顺启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该行政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认定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限，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为其他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上面二被上诉人又是“拆迁人、受委托拆迁人。”所以，二被上诉人强制拆除行为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4.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无论是征收集体土地还是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均应在完成补偿安置工作的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获得法院的准许强制执行裁定前，行政机关没有直接强制拆除被征收房屋的权力。本案中，上诉人在未接到任何强制拆除通知，二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27日组织十几人员、挖掘机，将上诉人及家人非法控制，对上诉人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强制过程中，屋内大量财物被掩埋、损坏，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严重地侵权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今上诉至贵院，请依法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所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1394号行政判决书;2.指令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辩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依法予以维持，现针对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发表答辩意见如下：   一、对杨顺启房屋的拆除是依据各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进行合法拆除的，不存在未签协议违法拆除的情况。   2018年2月4日，答辩人下属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作为拆迁人，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作为受托拆迁人与被答辩人杨顺启三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对拆迁补偿、安置、过渡等进行了约定，并附有《拆迁安置补偿费用表》，后于2018年2月10日对房屋进行了移交，杨顺启在该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补偿费用表及房屋移交单上均签字确认，270余万元补偿费已支付到位。被答辩人诉称其房屋于2018年4月27日被违法拆除与上述事实明显不符，答辩人是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依协议进行的合法拆除。   二、涉案房屋已经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且领取了协议确定的补偿款项，被答辩人已丧失对涉案房屋的权益，其与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故被答辩人缺乏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依法驳回起诉。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无异，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8年2月10日，杨顺启在XX村房屋移交单上签字，将涉案被征收房屋交付拆迁人。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拆除房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本案杨顺启以户某某身份与西安浐灞生态区土地储备中心、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杨顺启按照协议约定获得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将涉案房屋交付灞桥街办;灞桥街办将李军良本人交出的房屋拆除的行为，系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权利义务的行为，不属于强制拆除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原告请求确认二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应另行寻求救济，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程淑芹                                 审判员   刘宇红                                 审判员   魏国庆         二Ο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