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17212号原告（反诉被告）：程石玄，女，197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元，男，197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系程石玄配偶。被告（反诉原告）：汪冬梅，女，197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乘进，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程石玄与被告汪冬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立案。被告汪冬梅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30日公开开庭对本诉、反诉进行合并审理。原告程石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元，被告汪冬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乘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程石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我退款700000元及从2016年6月至实际履行日的银行贷款利息；2．判令对被告处以惩罚性处罚，具体由法院酌情处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与被告汪冬梅于2016年5月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由我出资700000元向被告购买广州市自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然公司）14%的股份，并委托被告代持股份。同时，我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支付700000元。后被告于2017年3月私下将自己在自然公司的全部股份（包括我的14%股份）转让给第三方，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被告未经我同意私下转让股份，恶意侵占我的股份及款项。现起诉，望判如所诉。被告（反诉原告）汪冬梅辩称：原告要求我退款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有效。2017年3月30日，我将自有及代持自然公司的共72.25%股权一并转让给案外人杨某，因我对于代持原告14%的股权没有处分权，且杨某并未依约向我支付任何股权转让金，故我转让原告的案涉14%股权的行为无效。原告有权向案外人杨某主张追回案涉14%股权，而无权要求我退款。原告作为自然公司的股东，依法应以其出资额为限对自然公司2016年6月起至今的亏损承担责任。2018年5月15日，原告向我发微信，表示要“共同承担”自然公司的亏损，并承诺按14%的持股比例分担该公司2016年6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亏损191430.98元（不含后期亏损）。而2016年5月，自然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314019.53元，截止至2018年10月，自然公司未分配利润（亏损）为-2197843.19元，上述期间自然公司增加亏损1883823.66元，原告持股14%，须分担的亏损额为263735.31元，据此，原告的出资140000元已亏空殆尽。我无须对原告投资亏损承担责任，原告从2016年6月1日起成为自然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分红等权益。我对自然公司亏损没有过错，我为原告代持股权期间，未收取任何报酬，无法定及合同义务保证原告投资稳盈不亏，且我在代持期间在公司项目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积极筹划增资1000000元，其中我按持股比例增资722500元，代替原告增资140000元，我对原告保留相应的追索权。而我代为处分原告的案涉股权实属无奈，截止2017年3月底，自然公司负债严重，为止损，我被迫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杨某，我至今分文未收。我处分原告的案涉股权，未造成原告的实际损失。自然公司因经营严重亏损，截止2017年4月14日我处分原告的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时，我代持的14%股权属负资产，转让亦未实际获得转让款；因我处分代持原告的股权行为无效，不仅我正与杨某协商追回该案涉股权，且原告亦有权向杨某追讨案涉股权，可确保原告的14%股权。综上，原告主张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汪冬梅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原告向我支付垫付的自然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出资款140000元。2．判令原告向我支付利息（利息以14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截止2019年1月22日，暂计利息12649元）。3．原告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1日，我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约定原告出资受让我所持自然公司14%的股权，原告从2016年6月1日起成为该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并委托我代持。我的受托代持权限包括：以自己名义代为进行股东名册登记，以股东身份参与相应活动，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2017年2月24日，自然公司就增资扩股事宜召开股东会，我依法依约行使表决权。该次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000元增加到2000000元，我按72.25%的持股比例增资722500元，所有增资额须以现金形式于2017年2月24日前转至公司账户。2017年3月21日，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鉴于我代持原告14%股权期间，公司依法增资，且我按所持全部股权比例向公司缴纳722500元出资款中，包含为原告代持股权所垫付的增资款140000元，原告须向我补偿我为其垫付的140000元增资款。现反诉，望判如所诉。原告（反诉被告）程石玄针对被告（反诉原告）汪冬梅的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的反诉请求。所谓的增资是与转让案涉股权同时进行的，被告的增资目的就是转让股权牟利。且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自然公司增资，按照正常程序，增资应当征求我的意见，被告当时恶意隐瞒，并未告知我增资的情况。经审理查明：自然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被核准设立登记，注册资本1000000元。2015年12月29日，自然公司的股东包括孙某、汪冬梅。2016年4月3日，汪冬梅向孙某发出《股权转让征询函》，询问孙某如下事项：汪冬梅拟于近期将自然公司14%股权转让给程石玄（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该股权转让后，仍暂由汪冬梅继续代持及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待受让人决定变更登记时再办理相关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现通知孙某，并征求是否同意该次股权转让的意见（若同意转让，视为孙某放弃以任何价格优先购买汪冬梅拟转让的股权）。孙某在该征询函下方签名确认。经本院询问孙某，其确认该征询函的真实性，并确认其在该征询函上签名即自愿放弃其对有关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016年5月1日，汪冬梅（甲方）与程石玄（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将占有自然公司14%的股权权益（原出资14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4%）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700000元。自然公司现注册资本1000000元，乙方受让后拥有自然公司14%的股权收益。自2016年6月1日起乙方成为自然公司的股东，承认自然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乙方自愿委托甲方作为自己在自然公司“代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甲方愿意接受乙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委托权限：乙方委托甲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甲方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行使的代持股份作为在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在工商机关予以登记、以股东身份参与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行使公司法与自然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若公司储备资金不足，需要增资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增加出资，若全体股东同意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其他的增资办法。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上述代持股份及其股东权益。乙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甲方仅以自身名义代乙方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出资所形成的投资权益不享有收益权或处置权。乙方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所有人，有权依据本协议对甲方不适当的受托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但乙方不能随意干预甲方的正常经营活动。乙方认为甲方不能诚实履行受托义务时，有权依法解除对甲方的委托并要求依法转让相应的代持股份给委托人选定的新受托人。甲方受乙方之委托代持股份期间，不收取任何报酬。汪冬梅确认收到程石玄支付的700000元股权转让款。2016年7月28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信息显示，自然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孙某、汪冬梅、杨某。汪冬梅称，自然公司的股东孙某、汪冬梅、杨某于2017年2月24日达成股东会决议，公司增资1000000元，即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000元，各股东按比例增资，其中汪冬梅（持股72.25%），增资722500元，所有增资资金以现金形式于2017年2月24日前转至公司账户，增资后汪冬梅的出资情况为持股72.25%、1445000元，等。自然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据此，汪冬梅要求程石玄按14%的股权比例支付其已垫付的增资款140000元。对此，程石玄不予同意，并认为汪冬梅未向其告知公司增资事项，恶意隐瞒是为了转让其14%的股权。汪冬梅则表示，按照其与程石玄在《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的约定，其有权代表程石玄对上述有关增资的决议进行表决。汪冬梅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征得程石玄的同意代为行使对自然公司增资事项的表决权。2017年3月30日，汪冬梅与案外人杨某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将其名下的自然公司72.25%股权（包含代程石玄持有的案涉股权）全部转让给杨某，转让金额为1445000元。2017年4月12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信息显示，自然公司股东由孙某、汪冬梅、杨某变更为孙某、杨某。对此，汪冬梅确认其已将其名下包含为程石玄代持部分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某，但称因杨某未向其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且其转让行为亦未得到程石玄的授权，故该次转让行为无效，又称程石玄可通过其他途径向杨某追回被转让的股权，其无效处分行为并未实际损害程石玄的权益，故程石玄无权要求其退还700000元股权转让款。对此，程石玄不予认可，并确认汪冬梅将其实际持有的自然公司14%股权转让给杨某时并未向其告知或征得其同意，汪冬梅的目的是转让案涉股权获利。汪冬梅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5月，汪冬梅向程石玄发送自然公司的银行流水、资产负债表。其中，截至2016年5月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即资产，下同）728131.35元，其中所有者权益705980.47元包含实收资本1020000元和未分配利润-314019.53元。截至2017年2月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263470.87元，其中所有者权益-91383.7元包含实收资本1590000元和未分配利润-1681383.7元。对于上述资产负债表，程石玄在微信中予以确认，但在本案庭审中认为，因汪冬梅隐瞒在先，其在不知道汪冬梅已在2017年3月30日将股份转让的情况下在2018年5月对汪冬梅发送的资产负债表在微信中表示确认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以该资产负债表作为认定自然公司资产情况的依据。本院认为：汪冬梅为程石玄代持自然公司14%的股权，在未取得程石玄同意的情况下，将该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杨某，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其行为违反案涉《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中“甲方（汪冬梅）仅以自身名义代乙方（程石玄）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出资所形成的投资权益不享有收益权或处置权”的约定内容，存在违约。程石玄可向汪冬梅主张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规定，鉴于程石玄在微信中曾确认截止2017年2月自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而该资产负债表记载自然公司的资产（即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为263470.87元，在此情况下，自然公司的股权价值已实际发生变化。鉴于汪冬梅作为自然公司的经营负责人但未明确其转让股份给案外人杨某时自然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相应的法律不利后果由汪冬梅自行承担，本院确认原登记的出资比例，其中汪冬梅名下自然公司72.25%的股权包括程石玄持有的14%股权。因股权转让价格是其股权价值的最终体现，本案亦无证据证明转让方与受让方存在恶意串通以明显的低价转让损害公司或其他合法权利人的利益的情形，结合汪冬梅与案外人杨某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汪冬梅将其代程石玄持有的自然公司14%股权转让后可得利益为280000元的情况，兼顾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情认定程石玄因汪冬梅的无权处分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280000元，汪冬梅理应向程石玄赔偿损失280000元，并应自转让之日即2017年3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支付给程石玄。程石玄认为汪冬梅存在欺诈、隐瞒事实的主张，即使该情况属实，亦是据以认定汪冬梅违反股份代持义务的情形，故就程石玄要求汪冬梅支付超过上述范围的款项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就汪冬梅反诉要求程石玄支付其垫付的增资款140000元的主张，虽然案涉协议约定汪冬梅可代程石玄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但案涉协议同时约定：“若公司储备资金不足，需要增资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增加出资，若全体股东同意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其他的增资办法。”公司增资是影响股东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汪冬梅作为程石玄的案涉股权代持人，应当诚实、适当履行代持义务。且汪冬梅实际参与自然公司的经营活动，更应当从被代持人程石玄的利益出发，向程石玄如实告知自然公司需要增资的情况并取得程石玄有关对增资事项进行表决委托的特别授权，在程石玄未明确委托汪冬梅就增资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且之后程石玄亦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汪冬梅的代理表决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该增资决议对程石玄不发生法律效力，汪冬梅代理程石玄作表决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汪冬梅自行承担，程石玄无须向汪冬梅支付增资款。汪冬梅的上述反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涉及自然公司权利义务及自然公司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或其他权利义务，是否需要追加自然公司与该公司其他股东作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首先，就本案本诉而言，程石玄基于其与汪冬梅之间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要求汪冬梅退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涉及自然公司的权利义务，且自然公司当时的其他股东孙某经本院询问已确认2016年4月3日汪冬梅向其发出的《股权转让征询函》的真实性，并确认其在当时已放弃主张优先购买权，故可认定程石玄的本诉主张亦不影响孙某的优先购买权，自然公司与孙某均不是本案本诉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无须予以追加。其次，就本案反诉而言，汪冬梅基于2017年2月24日自然公司的股东孙某、汪冬梅、杨某达成增资决议要求程石玄支付其垫付的增资款，因汪冬梅自身与程石玄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且基于前述论述，该增资决议对程石玄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汪冬梅个人承担，汪冬梅的反诉主张不涉及自然公司及其他股东孙某、杨某的权利义务，自然公司与孙某、杨某不是本案反诉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亦无须予以追加。就汪冬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本院开具律师调查令，以让其持令至有关税务部门调取自然公司于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每月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因该申请事项与本案审查的法律关系无关联，本院不予开具。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冬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程石玄支付280000元；二、被告汪冬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程石玄支付利息（利息以28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3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程石玄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汪冬梅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1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5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680元，由原告程石玄负担10280元，被告汪冬梅负担7720元。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飞龙审 判 员  苏 扬人民陪审员  陈礼荣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余颖蓉郭晶惠陈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