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新01刑终383号 原公诉机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春海（绰号：黑蛋），男，1981年7月14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俄罗斯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乌鲁木齐市。2000年11月6日因犯抢劫罪被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3年12月7日刑满释放。2006年12月2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2009年9月7日刑满释放。2018年3月7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张秀莲，新疆金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绰号：疯子），男，1986年12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2010年2月22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18年6月25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李莉，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云，男，1987年1月6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回族，高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2017年8月9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8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2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阴婕玲，新疆博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成军（别名：成成），男，1991年8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酒泉市，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在乌鲁木齐市无固定住址。2018年4月4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杨萍，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江山，男，1974年7月25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4月5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贺月洁，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某（别名：王茂），男，1978年11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兰考县，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米东区。2018年4月1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谢银萍，新疆旭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方琥，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米东区。2016年11月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2018年3月7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艾某某，男，1974年9月19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县，苗族，初中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2月13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赵某某，男，1989年3月2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3月1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袁某某（别名：嘎子），男，1994年2月3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5月4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王某（别名：文文），男，1981年7月25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5月30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董某某（绰号：单灯），男，1984年7月3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05年10月25日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11年6月5日刑满释放。2018年3月24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易某某，男，1982年1月19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3月1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方某，男，1970年4月29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3月1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盛某某，男，1972年3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工人，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3月1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安某，男，1986年3月26日出生于新疆新源县，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2008年3月27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08年8月3日刑满释放。2018年3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乌鲁木齐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王某甲，男，1979年7月28日出生于新疆哈密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2018年2月13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被逮捕，2019年8月2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李某、汪成军、艾某某、易某某、方某、赵云、赵某某、袁某某、王某犯寻衅滋事罪；指控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李某、赵云、汪成军、董江山、王某某、袁某某、赵某某、盛某某、王某、安某犯开设赌场罪；指控被告人方琥、艾某某、王某甲、董某某犯非法拘禁罪；指控被告人赵云犯诈骗罪一案，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作出（2019）新0109刑初2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春海、李某、赵云、汪成军、董江山、王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蒙小平出庭履行法律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春海及其辩护人张秀莲、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李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云及其辩护人阴婕玲、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成军及其辩护人杨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江山及其辩护人贺月洁、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某及其辩护人谢银萍、原审被告人方琥、艾某某、赵某某、袁某某、王某、董某某、易某某、方某、盛某某、安某、王某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2月至2017年12月，以被告人方琥作为纠集者，以被告人王春海、李某作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期间，被告人赵云、汪成军、董江山、王某某、艾某某、赵某某、袁某某、王某、董某某、易某某、方某、盛某某、安某、王某甲与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李某三人“恶势力”犯罪组织的部分成员，共同或者单独实施了其它违法犯罪活动，亦对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 一、寻衅滋事罪 1.2011年2月的一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间出租屋内，被告人艾某某和被害人卡某某、阿某1、摆某某以“二八杠”方式进行赌博，口头记账。赌博过程中，被害人卡某某向被告人艾某某欠下赌债。2011年4月的一天，在米东区石化“某某烧烤”餐馆里，被告人方琥在帮助被告人艾某某向被害人卡某某索要赌债过程中，殴打被害人卡某某。 2.2013年5月6日14时3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路边，被告人方琥为帮助其岳母孙某向被害人程某讨要债务过程中，殴打被害人程某，致被害人程某头、胸、阴囊部受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程某的伤情属轻微伤（偏重）。2013年5月22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方琥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但因故未实际执行行政拘留，罚款已缴纳。2013年9月9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判决由被告人方琥赔偿被害人程某各项经济损失合计7408.16元，并已实际履行。 3.2014年5月19日23时许，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夜市，被告人方琥因琐事殴打被害人帕某某，致其头面部受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帕某某头面部的损伤属轻微伤。案发后，经公安机关组织双方调解，被告人方琥赔偿被害人帕某某2000元。 4.2014年9月12日14时许，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被告人方琥因琐事，殴打被害人陈某1，致其头部受伤。经鉴定：被害人陈某1的伤情属轻微伤。案发后，经公安机关组织双方调解，被告人方琥赔偿被害人陈某14000元。 5.2017年1月11日晚22时许，被害人马某某、梁某、郝某三人在乌鲁木齐市“某某足浴宫”04号包厢消费，期间被害人马某某外出包厢倒水过程中，碰撞同来店内消费的被告人方某，并与被告人易某某发生言语冲突，后被害人马某某返回其所在的包厢，被告人易某某、方某尾随进入该包厢内继续与被害人马某某进行争吵，继而双方多人撕打在一起。期间，被告人易某某打电话叫被告人方琥来帮忙，被告人方琥纠集闫某、厉某（二人另案处理），并电话纠集被告人王春海，被告人王春海又纠集被告人赵云、袁某某、安某等人，被告人赵云打电话纠集被告人赵某某。被告人方琥、闫某、厉某、赵云、袁某某、赵某某等人先后到达犯罪现场，被告人方琥主要实施对被害人马某某的殴打行为，其他被告人均参与实施对被害人马某某、梁某的殴打，致被害人马某某头部和胸部受伤，梁某头部受伤。被告人王春海、安某等人抵达犯罪现场时，发现公安机关已到达并控制现场，故未进入。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马某某的伤情属轻伤二级。案发后，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由被告人易某某、方某向被害人马某某赔偿30万元、向被害人梁某赔偿3000元。 6.2017年4月30日，被告人方琥和被害人马某等人在乌鲁木齐市某某市场吃饭时，因被告人方琥不满被害人马某的言词，故在附近草地殴打被害人马某，并致其身体多处受伤。案发后，被告人方琥赔偿被害人马某经济损失5000元。 7.2015年上半年，被害人李某甲因资金紧张向王某乙借款150万元（实为王某乙与其妹夫代某某共同出借）。2016年10月，王某乙因多次向被害人李某甲催要还款未果，故要求被告人方琥帮助其向被害人李某甲讨要债务。王某乙向被害人李某甲谎称，因被告人方琥向其出借150万元，故其对被害人李某甲享有的150万元债权已转让给被告人方琥。对于王某乙与被告人方琥之间的虚假的债权转让协议，被害人李某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示同意，并于2016年12月14日，与被告人方琥签订了新的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被害人李某甲向被告人方琥借款，其中本金150万元，利息为年息30%，后经双方商议将利息变更为月息2%，利息于每月13日支付，借款期限为六个月，借款期限届满后，逾期未还的，按日息1%计算违约金。后被害人李某甲于每月13日按时向被告人方琥指定的银行卡支付月息3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害人李某甲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要求延期还款，被告人方琥同意延期一个月，后被害人李某甲支付了当月的利息3万元，并将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质押给被告人方琥。在此期间，被告人方琥陆续将七个月合计21万元的利息转账给代某某。至约定的第七个月期满后，被害人李某甲再次要求延期还款，并表示可以将一辆黑色大众途锐越野车质押给被告人方琥。被告人方琥接受车辆质押后，仍向被害人李某甲表示，若不归还借款，自第二日起将派人在被害人李某甲办公地点等待至被害人李某甲还款为止。2017年7月14日至7月29日，被告人方琥通过褚某（另案处理）、被告人王春海，指使被告人李某、汪成军、王某、赵云等人，在被害人李某甲工作期间采取跟踪贴靠，或在办公室一直等待等方式向其讨要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因各被告人的行为严重影响被害人李某甲的生产经营，并且被害人李某甲害怕被告人方琥等人继续找麻烦，故向某某车贷公司抵押贷款150万元用于返还债务。因被告人一方向被害人李某甲索要的违约金数额过高，经被害人李某甲请求，被告人一方同意将违约金和第八个月的利息合计计算为10万元。7月29日，被害人李某甲向被告人方琥指定的账户支付160万元（其中借款本金150万元、第八个月的利息3万元、违约金7万元），后被告人方琥将其中的153万元转账给代某某，剩余7万元代某某让被告人方琥留作“辛苦费”。被告人方琥将其中2万元留作己用，分给被告人王春海、李某各2万元，被告人汪成军、王某各2500元，石某（另案处理）5千元。 8.2017年7月14日23时30分许，被告人李某纠集被告人方琥、王春海、尹某某、祁某（二人另案处理）在乌鲁木齐市下帮助任某向被害人赵某某讨债。期间，被告人方琥、李某、王春海和尹某某将被害人赵某某的头面部打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赵某某的伤情属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李某等人向被害人赵某某赔偿了经济损失。2017年7月16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李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对被告人方琥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对被告人王春海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9.2017年12月27日21时，在乌鲁木齐市某某饭馆，被告人方琥酒后无故殴打被害人王某丙，致其头、胸部损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王某丙的伤情不构成轻微伤。案发后，经公安机关组织调解，被告人方琥赔偿被害人王某丙2300元。 二、开设赌场罪 1.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在乌鲁木齐市某某酒店后院的小二楼内，被告人王春海作为赌场实际控制人，组织、召集、伙同他人以“二八杠”赌博方式开设赌场营利20余次，抽头渔利40余万元。期间，被告人李某、汪成军、董江山、袁某某、赵某某、赵云、安某为他人开设的赌场提供帮助，其中被告人袁某某、董江山为赌场招揽参赌人员，被告人李某、汪成军、袁某某、赵某某、赵云在赌场内实施抽头渔利（即“抽水”：每局从台面赌资中提取5%—10%利润），并以高利贷形式（即“放折子”）或无息借款形式（即“放钱”）向参赌人员提供借款，被告人董江山、安某负责为赌场望风放哨，邵某（另案处理）多次招揽赌客并参与赌博，被告人王某某以其亲属系公安干警可以为赌场通风报信为由，每场收取被告人王春海3000至5000元不等的“治安费”，共非法获利约2万余元。 2.2017年11月，被告人王春海、盛某某在明知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欲开设赌场的情况下，将被告人盛某某登记注册，被告人王春海、盛某某共同经营的，位于乌鲁木齐“某某茶楼”租用给被告人汪成军、被告人董江山作为赌场开设之用。自2017年11月至12月，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作为赌场实际控制人，伙同他人以“诈金花”赌博方式开设赌场营利10余次，抽头渔利5万余元，被告人王某、安某为他人开设的赌场提供直接帮助。在该赌场内，被告人董江山、汪成军负责实施抽头渔利，并负责以高利贷形式，或无息借款形式向参赌人员提供借款，被告人董江山、王某负责为赌场招揽参赌人员，被告人王某、安某负责为赌场望风放哨，并招揽和接送赌客。 3.2015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方琥、王某某、赵某（另案处理）共同在乌鲁木齐市附近以赌博机形式开设赌场，非法获利2万余元，三名被告人各分得6000元至7000元赃款。在赌场开设过程中，被告人方琥负责承租店面，赵某负责采购赌博机（2台捕鱼机和1台森林之王），并负责赌博机的技术维护，被告人王某某以其亲属系公安干警的便利，负责为赌场通风报信。 三、非法拘禁罪 2011年2月的一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间租住房内，被告人艾某某和被害人阿某1、卡某某、摆某某以“二八杠”方式进行赌博，并口头记账。赌博过程中，被害人阿某1向被告人艾某某欠下8000元赌债。2013年5月起，被告人艾某某多次向被害人阿某1索要赌债未果，故要求被告人方琥帮助其讨要赌债。2013年6月11日18时许，被告人方琥、艾某某为向被害人阿某1索要赌债，伙同多人在某某幼儿园东侧的空地处对被害人阿某1及其父母和妻子实施殴打，并强行将被害人阿某1胁迫至被告人王某甲的车上，拉到某某路段一树林里，继续对被害人阿某1进行殴打，强迫其写下8000元欠条，并联系其亲属要求给付8000元。被害人阿某1的亲属同意付款后，被告人方琥指示由被告人王某甲开车，由被告人董某某看管被害人，共同前往被害人亲属处领取8000元。被告人董某某、王某甲在被害人亲属处取得8000元后，释放了被害人，二人尚未离开犯罪现场，即被公安机关抓获。期间，被告人方琥、艾某某、董某某、王某甲等人非法限制被害人阿某1人身自由约3小时。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阿某1的伤情属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艾某某赔偿被害人阿某11400元，并承诺放弃8000元赌债。2013年6月12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方琥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对被告人董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对被告人王某甲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2013年7月26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艾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后因疾病未执行行政拘留，罚款已缴纳。 四、诈骗罪 2016年3月，被告人赵云通过朋友认识被害人瞿某等人，并谎称可以帮助被害人办理企业大额贷款。同年5月的一天，被告人赵云给被害人瞿某打电话，谎称当时可以为瞿某等人办理企业贷款，让其准备好户口本、身份证、银行卡原件，并承诺三个月“下款”。次日，被告人赵云在昌吉市某某小区门口将瞿某、瞿某甲、陈某1三人办理贷款的“前期费用”每人20000元，共计60000元骗走。同年9月至11月，被告人赵云又以办理大额信用卡前期费用、快速下款费用、工本费等虚假理由向瞿某、陈某1索要财物。被害人瞿某发现被骗后，多次向被告人赵云催要还款，后被告人赵云归还瞿华某20000元。案发后，经被害人瞿某、陈某1与被告人赵云的亲属核算，瞿某先后支付被告人赵云共计57420元，被害人陈某1先后支付被告人赵云共计35740元。到案发日，被害人瞿某实际被骗37420元，被害人陈某1实际被骗35740元。 另查明，被害人瞿某同时以本人及哥哥瞿某甲的名义办理二份企业大额贷款，瞿某实际并未受骗，以其名义办理贷款的相关费用均由瞿某提供。 2.2016年3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赵云又以谎称可以帮助被害人柴某办理企业大额贷款为由，骗取被害人柴某财物。被害人柴某发现被骗后，多次向被告人赵云催要还款，后被告人赵云归还柴某15000元。案发后，经被害人柴某与被告人赵云的亲属核算，柴梓桂先后支付被告人赵云共计34940元。到案发日，被害人柴某实际被骗共计19940元。被告人赵云共计骗取被害人瞿某、陈某1、柴某93100元。案发后，被告人赵云的亲属退赔三名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了三名被害人的谅解。 另查明，2018年2月27日，被告人王春海在海南省海口市向警方投案，同年6月5日，被告人李某在北京市海淀区向警方投案。被告人赵云、王某、袁某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被告人方琥、王某某、盛某某、艾某某、汪成军、安某、易某某、方某、赵某某、董某某经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年2月12日至3月2日，被告人方琥羁押于海南省公安厅看守所。2018年6月6日至6月23日，被告人李某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2018年3月22日至4月2日，被告人汪成军羁押于甘肃省瓜州县看守所。2018年3月23日，被告人董某某羁押于托克逊县看守所。2018年2月27日，被告人王春海在海口向民警投案，因当地拘留所拒绝临时羁押，又时值春运高峰无法购买当日火车票，故民警将被告人王春海押回所住宾馆，并安排专人看管，3月3日民警购买返程火车票，于3月6日将被告人王春海押解回乌鲁木齐市。被告人方琥2016年11月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王春海2000年11月6日因犯抢劫罪被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3年12月7日刑满释放。2006年12月2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2009年9月7日刑满释放。被告人李某2010年2月22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2010年3月3日至2013年3月3日。被告人董某某2005年10月25日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二千元，2011年6月5日刑满释放。被告人安某2008年3月27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08年8月3日刑满释放。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以被告人方琥为纠集者，被告人王春海、李某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在乌鲁木齐市某某地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当地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李某、赵云、汪成军、易某某、方某、赵某某、袁某某、王某实施或参与殴打他人，或强拿硬要，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属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王春海伙同他人开设赌场营利，并从中抽头渔利40万元，被告人王某某、李某、汪成军、董江山、袁某某、赵某某、赵云、王某、安某为他人开设的赌场提供直接帮助；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开设赌场营利，并从中抽头渔利5万元，被告人王春海、盛某某、王某、安某为他人开设的赌场提供直接帮助；被告人方琥、王某某伙同他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营利，并从中获利2万元，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方琥、艾某某、董某某、王某甲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对他人实施殴打，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赵云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93100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成立，应予以支持。 一、关于“恶势力”的认定 1.关于“恶势力”犯罪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组织，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同时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本案共涉及9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案件，其中5起系被告人方琥单独实施；1起为被告人李某纠集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殴打被害人赵某某案；1起为被告人方琥帮助被告人艾某某向被害人卡某某暴力讨债案；1起为被告人方琥、方某、易某某、王春海、袁某某、赵云、赵某某殴打被害人马某某案；1起涉及被告人方琥接受王某甲请求纠集被告人王春海、赵云、李某、汪成军、王某等人，有计划、有步骤的向被害人李某甲使用软暴力讨债案。1起非法拘禁行为涉及被告人方琥、艾某某、董某某、王某甲殴打并非法剥夺被害人阿某2人身自由一案。本院认为，上述犯罪均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性质，应当认定为符合“恶势力”犯罪的要件。本案中，涉及的3起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王春海控制第1起；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控制第2起；被告人方琥、王某某控制第3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恶势力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违法犯罪活动，但仅有前述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能认定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依据上述规定，三起开设赌场案件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赌场组织者各不相同，且没有体现出恶势力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虽有部分恶势力组织成员参与开设赌场，但没有体现出相关赌场被恶势力组织所控制，违法所得用于壮大恶势力组织的特征，故不宜将三起开设赌场犯罪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2.关于“恶势力”纠集者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恶势力一般为3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纠集者，是指在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违法犯罪分子。成员较为固定且符合恶势力其他认定条件，但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由不同的成员组织、策划、指挥，也可以认定为恶势力，有前述行为的成员均可以认定为纠集者。”原判认为，在寻衅滋事和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使用软暴力向被害人李某甲讨债一案体现出较强的组织性和目的性，其他3起共同犯罪具有一定的临时聚合性，但从中仍可以看出被告人方琥作为纠集者的地位。故应当认定被告人方琥为恶势力纠集者。 3.关于“恶势力”其他成员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恶势力的其他成员，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仍按照纠集者的组织、策划、指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分子，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人员，以及因法定情形不予追究法律责任，或者因参与实施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已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人员。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原判认为，被告人王春海参与三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被告人李某参与二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且对其中殴打被害人赵某某一案负主要责任，二被告人均符合恶势力的其他成员的认定。被告人赵云参与二起寻衅滋事犯罪行为，但在向被害人李某甲非法索债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且没有参与分赃。在殴打被害人马某某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被告人艾某某参与两起违法犯罪行为，但此两起均为被告人艾某某借助被告人方琥帮助其讨要非法债务而形成。且被告人赵云、艾某某与被告人方琥之间的组织性和紧密联系性较小。其他被告人均只参与一起寻衅滋事或非法拘禁案件，属于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故对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李某以外的其他被告人可以不以恶势力成员论处，但对于各被告人所参与的恶势力组织犯罪应当作为其各自违法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罚情节，在相应的罪名下从重处理。 4.关于恶势力组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2年之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于‘纠集在一起’时间明显较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刚刚达到‘多次’标准，且尚不足以造成较为恶劣影响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原判认为，本案被告人方琥、王春海共同参与针对被害人马某某、李某甲、赵某某的3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且3起违法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年以内，符合上述意见中关于“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且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而被告人李某参与其中的2起，并对殴打被害人赵某某一案负主要责任，在向被害人李某甲非法索债案中与被告人方琥、王春海分赃数额一致。故可以认定以被告人方琥为纠集者的，被告人王春海、李某为成员的恶势力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5.关于“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认定 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应当认定以被告人方琥为纠集者的恶势力犯罪组织违法犯罪次数较多，侵害对象较多，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认定‘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结合侵害对象及其数量、违法犯罪次数、手段、规模、人身损害后果、经济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程度以及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把握。”本院认为，以被告人方琥为纠集者的恶势力犯罪组织符合恶势力犯罪关于“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构成要件。 二、关于被告人方琥等人帮助王某甲向李某甲讨债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各被告人多次到被害人李某甲办公室使用长时间等待等方式追讨债务是否属于“软暴力” 王某乙为了向被害人李某甲讨还借款，要求被告人方琥提供帮助，并谎称已与被告人方琥之间形成债权转让关系，被害人李某甲与被告人方琥又签订了新的借款协议，从而使被告人方琥从形式上获得了对被害人李某甲的债权。2017年7月14日至29日期间，被告人方琥多次组织、指使被告人王春海、李某、汪成军、王某、赵云等人前往被害人李某甲办公地点使用跟踪贴靠和长时间等待等方式向被害人李某甲讨要债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原判认为，综合判断王某甲与被告人的行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王某甲多次向被害人李某甲讨要欠款未果，求助于被告人方琥的原因是其看重被告人方琥“恶名”的影响力。而被告人方琥组织、指使他人积极进行讨债的过程中不存在过激行为，是因为以其已经形成的非法影响，只需要让相关被害人知晓其行为的有组织性，及从事讨债行为人的相关背景，即可对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而不需要过多的使用暴力或胁迫行为。若被告人方琥等人的行为足以对被害人产生了心理强制或者影响其正常生活，就应当将被告人方琥等人的讨债行为认定为‘软暴力’手段。 2.被告人方琥等人的行为是否足以对被害人产生了心理强制或者影响其正常生产生活 根据本案被害人李某甲陈述，因各被告人方琥等人的行为严重影响被害人李某甲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且被害人李某甲害怕被告人方琥等人继续找麻烦，故向某某车贷公司抵押贷款150万元用于返还债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行为人实施‘软暴力’，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一）黑恶势力实施的；（二）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的；（三）曾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以及因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后又实施的；（四）携带凶器实施的；（五）有组织地实施的或者足以使他人认为暴力、威胁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六）其他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情形。由多人实施的，编造或明示暴力违法犯罪经历进行恐吓的，或者以自报组织、头目名号、统一着装、显露纹身、特殊标识以及其他明示、暗示方式，足以使他人感知相关行为的有组织性的，应当认定为‘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由多人实施的，只要有部分行为人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所列情形的，该项即成立。虽然具体实施‘软暴力’的行为人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但雇佣者、指使者或者纠集者符合的，该项成立。”原判认为，本案系恶势力实施的，且属于由多人实施的，使用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足以使被害人感知相关行为的有组织性的犯罪，且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已对被害人产生影响，并严重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生活，故应当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对被害人产生了心理强制，并影响其正常生产生活。 3.被告人方琥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软暴力’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物，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被告人方琥供述，其在帮助王某甲向被害人李某甲讨要借款之初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目的，其获得的七万元系代某某等人让其留下的“辛苦费”，而在七万元获得之初方琥等人也没有强行截留的动机，认定被告人方琥等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故本案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4.关于本案中违法所得 被告人方琥在事后向王某甲、代某某收取了七万元所谓的“辛苦费”，而该七万元是在被告人方琥等人已收取了被害人第8个月利息3万元的基础上，以违约金形式强行向被害人索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故被告人方琥等人所收取的七万元显然已超出了合理范围，且属于使用“软暴力”手段强行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对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实际所得借款以外的虚高‘债务’和以‘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扣除或收取的额外费用，均应计入违法所得。”原判认为，被告人方琥等人事后收取王某甲等人七万元“辛苦费”系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没收。 5.被告人方琥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原判认为，被告人方琥与被害人李某甲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意思表示，而被告人方琥与王某甲、代某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其与被害人李某甲签订的虚假的借款合同，实际是为掩盖其非法讨债目的，并为其后续的非法讨债行为作合法化的掩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王某甲等人与被告人方琥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因其内容的虚假性，且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属无效合同。被害人李某甲与被告人方琥之间的借款协议，因被告人方琥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的行为，属无效合同。因被告人方琥等人讨要的181万财物中的7万元系使用“软暴力”强拿硬要的违法所得，故本案构成寻衅滋事罪。 6.本案中的责任认定 被告人方琥多次组织、指使被告人王春海、李某、汪成军、王某、赵云等人到被害人李某甲办公室使用跟踪贴靠和长时间等待等方式追讨债务。其中被告人方琥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其他被告人起辅助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寻衅滋事，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的，对雇佣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处。”原判认为，被告人方琥应当以本案主犯论处，被告人王春海、李某、汪成军、王某、赵云因受到被告人方琥指使而从事犯罪活动，应当按从犯论处，并按照其各自所起的作用定罪量刑。 三、关于殴打被害人马某某一案的定性问题 1.本案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本案的起因是被告人易某某、方某因琐事与被害人马某某发生争吵，并导致双方多人撕打在一起。后被告人易某某纠集被告人方琥等人前来，对被害人马某某实施殴打，并造成其轻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原判认为，虽然被害人马某某的先行行为存在过错，但本案并非被害人故意引发，且被告人易某某等人尾随进入马某某等人所在的包间继续与马某某等人发生言语冲突的行为对于矛盾的激化起了主要作用，且结合被告人方琥等人在公共场所公然殴打他人的后续行为综合判断，本案仍应以寻衅滋事罪来处理。 2.本案中的共犯情形 被告人方某、易某某等人的行为对于矛盾的激化负有主要责任，应当认定为共犯。被告人方琥到达现场后，主要实施了殴打马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共犯。被告人赵云、赵某某、袁某某等人到达现场参与寻衅滋事行为，应当认定为共犯。被告人王春海到达现场后，发现公安机关已经率先达到现场，故未实际参与寻衅滋事行为，但据被告人赵云、袁某某、赵某某反映，三被告人之所以到达犯罪现场，与被告人王春海的纠集不无关系，故被告人王春海对案件进一步的发展具有实际的促进作用，应当认定为共犯。按各被告人在犯罪中所其的作用，可以认定被告人方琥、易某某、方某为主犯，被告人赵云、赵某某、袁某某、王春海为从犯。 四、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责任认定 本案共涉及9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1）被告人方琥、艾某某向被害人卡某某暴力索要赌债；（2）被告人方琥殴打被害人程某，致其轻微伤偏重；（3）被告人方琥殴打被害人帕某某，致其轻微伤；（4）被告人方琥殴打被害人陈某1，致其轻微伤；（5）被告人方琥、易某某、方某、赵云、袁某某、赵某某、王春海殴打被害人马某某，致其轻伤；（6）被告人方琥殴打被害人马某，致其受伤；（7）被告人方琥纠集被告人王春海、赵云、李某、汪成军、王某等人帮助王某甲向被害人李某甲使用软暴力讨债，强拿硬要七万元一案；（8）被告人方琥、李某、王春海殴打被害人赵某某，致其轻微伤；（9）被告人方琥殴打被害人王某丙，致其受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第四条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第六条规定：“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未经处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原判认为，以上9起案件从单次来看，第（5）和第（7）起已达到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标准，其它7起均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尚未达到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标准。被告人方琥两次纠集他人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独自实施寻衅滋事违法行为5次，参与并主要实施寻衅滋事违法行为1次，因其行为尚未达到纠集他人三次以上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标准，故应当在五年以下量刑幅度内定罪处罚，但根据其违法犯罪次数，侵害被害人的数量，应当对其从重处理。其他被告人王春海、李某、赵云、方某、易某某、袁某某、赵某某、汪成军、王某参与或实施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的数量均未超过被告人方琥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次数，应当在五年以下量刑幅度内定罪处罚。被告人艾某某参与1起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尚未达到需要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不以犯罪论处，但应当将该行为作为其所参与的其他犯罪中的社会危害性情节，从重处罚。 五、关于开设赌场罪 1.关于赌场借贷行为是否构成开设赌场共犯的认定 原判认为，对于在赌场放高利贷或给参赌人员借款的行为，应区分以下情形予以处理：（1）赌场实际控制人自己或者雇佣专人在赌场向赌徒发放借款；（2）行为人明知系他人开设赌场，主动与赌场老板或者管理人员联系，并取得同意后，在赌场向赌徒发放借款；（3）行为人自行前往赌场向赌徒发放借款。对于第一种情形，不论赌场实际控制人收取或不收取高额利息，均在客观上促进了赌徒的参赌行为，是其最大限度赚取赌徒钱财的手段，属于开设赌场行为之一，可作为开设赌场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对于第二种情形，属于行为人与开设赌场犯罪者事前或者事中的通谋，可认定为开设赌场犯罪的共犯；对于第三种情形而言，不能认定行为人与开设赌场犯罪者事前或者事中通谋，所以，虽然该行为客观上使赌博活动时间延长，赌注提高，规模扩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增强，但由于赌徒的参赌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以赌博为业的除外），故不能将行为人的个人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的共犯。故在第一起开设赌场案中，被告人李某、董江山、汪成军、袁某某、赵某某、赵云等人向参赌人员“放折子”（高利贷形式）或“放钱”（无息借款形式）的行为，属于赌场控制人王春海指使或默许的行为，属于开设赌场犯罪的共犯。 2.关于赌场帮助行为是否构成开设赌场共犯的认定 原判认为，对于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然为他人的开设行为提供帮助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论处：（1）提供赌博机、资金、场地、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2）受雇参与赌场经营管理并分成的；（3）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收取回扣、手续费的；（4）参与赌场管理并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5）提供其他直接帮助的。所谓直接帮助，是指对于开设赌场犯罪的发生和发展来说，这种帮助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故第1起案件中的被告人袁某某、董江山，第2起案件中的被告人王某等人，均具有招揽参赌人员的行为，虽然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三人招揽参赌人员的具体人数，及是否为此收取了回扣或手续费，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参赌人数的增加，使相关赌场的社会危害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三人在赌场还具有其它违法行为，故可以认定三人为相应开设赌场罪中的共犯。对于被告人王某某对外宣称其有亲属系公安干警可以照顾，收取赌场“治安费”的行为，不论其陈述是否真实，只要赌场的开设者主观上认为其控制的赌场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并因此扩大赌场规模或持续进行赌场开设活动就可以认定其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王春海主观上认为被告人王某某能够对其提供保护，并持续开设赌场，故被告人王某某系第一起犯罪中的共犯。在第二起案件中，被告人盛某某、王春海明知他人开设赌场而为其提供赌博场所，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 3.关于赌场雇佣人员是否构成开设赌场共犯的认定 原判认为，对于赌场中的雇佣人员，应当区分以下情形予以处理：（1）对于从事端茶送水等单纯服务工作的赌场雇佣人员，不应追究刑事责任；（2）对于参与赌场管理并按赌场收入分红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管理人员，应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3）对于从事发牌坐庄、望风看场、兑换筹码、接送赌徒等与赌博直接相关的工作，并按赌场收入分红，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或者长期从事前述工作，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第1起犯罪中被告人安某、董江山，第2起案件中的安某、王某在赌场中长期从事望风看场、接送赌徒等与赌博直接相关的工作，结合三被告人存在的其他违法情节，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构成开设赌场罪中的共犯。 4.关于开设赌场罪中非法获利数额的认定 第1起案件中，赌场控制人被告人王春海在两次庭审中均承认其开设赌场20次以上，每次非法获利数额在2万元以上，综合全案证据，本院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春海所控制的赌场抽头渔利总额为40万元的起诉意见。第2起案件中，综合赌场控制人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在两次庭审中的相关供述，原判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所控制的赌场抽头渔利总额为5万元的起诉意见。第3起案件中，综合赌场控制人被告人方琥、王某某在两次庭审中的供述，原判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在第3起案件中非法获利为2万元的起诉意见。 5.关于开设赌场罪的量刑起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四）违法所得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标准六倍以上的。”故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人方琥、王某某、赵某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的量刑起点应在三年以下。对于普通开设赌场案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主旨，开设赌场犯罪可以比照适用上述规定，故被告人王春海等人开设赌场一案，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开设赌场一案的量刑起点应在三年以上。 6.关于赌场和赌博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设置具有退币、退分、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施设备，并以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作为奖品，或者以回购奖品方式给予他人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组织赌博活动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原判认为，利用赌博机开设的赌场和赌博机应结合上述规定综合判断，根据被告人方琥、王某某及同案犯赵某的供述，证人证言均证实相关游戏机符合赌博机的规定。且其违法所得已高达2万元，已达到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立案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对于涉案的赌博机，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拍照、摄像等方式及时固定证据，并予以认定。对于是否属于赌博机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检验报告。司法机关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作出认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检验人员出庭作出说明。”本案中，公诉机关没有提供关于赌博机的相关鉴定，但从本案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中可以反映，相关赌博机符合上述规定的认定标准，可以认定被告人方琥、王某某等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 7.关于罚金与违法所得 因起诉书中未指控部分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故原判认为应结合相关证据证实的被告人获利情况，在罚金中综合体现对被告人的惩罚。对于已查清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8.关于开设赌场罪主犯与从犯的认定 原判认为，被告人王春海系第一起开设赌场案件中赌场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汪成军、董江山系第二起开设赌场案件中赌场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方琥、王某某系第三起开设赌场案件中赌场的实际控制人，以上人员均为相应犯罪中的主犯。按照各被告人在3起开设赌场犯罪中所其的作用，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某、李某、汪成军、董江山、袁某某、赵某某、赵云、安某系第1起开设赌场犯罪中的从犯，被告人盛某某、王春海、王某、安某系第2起开设赌场犯罪中的从犯。 六、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认定 1.本案是否构成非法拘禁罪 对于被告人方琥、艾某某、王某甲、董某某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赌债，对被害人殴打阿某2及其父母、妻子进行殴打，并非法拘禁被害人阿某2达三个小时一案。辩护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均规定，“非法拘禁他人三次以上、每次持续时间在四小时以上，或者非法拘禁他人累计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的，应当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被告人方琥、艾某某、王某甲、董某某非法拘禁被害人阿某2的时间为三个小时，没有达到上述意见中非法拘禁罪关于拘禁持续时间的规定，故本案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原判认为，辩护人所提到的上述二规定，均是针对行为人使用“软暴力”手段对他人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作出的规定，该规定并没有针对使用“软暴力”以外的其他暴力情形进行非法拘禁的行为如何认定作出规定。对于伴随有殴打情节的一般非法拘禁犯罪的认定标准，尚未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的；2.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械具或者捆绑等恶劣手段，或者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的。”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主旨可以看出，在非法拘禁罪的认定中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时间要件与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属于并列关系，即在认定非法拘禁罪时，在行为人客观上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行为人的行为只需要符合上述其中一个要件就能够构成非法拘禁罪，而被告人方琥、艾某某、王某甲、董某某非法拘禁被害人阿某1三小时，并伴随有殴打情节，本案的行为既符合殴打行为的要件，又符合非法拘禁罪要求的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持续性的构成要件，虽未达到辩护人所说的十二小时的持续时间，但结合被告人方琥、艾某某、王某甲、董某某等人殴打被害人的行为，以及对被害人实施拘禁的持续时间，仍应当认定上述被告人的行为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故被告人方琥、艾某某、王某甲、董某某构成非法拘禁罪，且具有殴打情节应当从重处罚。其中被告人方琥主要实施殴打行为，并纠集董某某等人对被害人实施非法拘禁，被告人艾某某为向被害人索取赌债，而纠集、怂恿被告人方琥等人对被害人实施殴打、拘禁行为，二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大，属主犯。被告人王某甲负责驾驶车辆，被告人董某某负责看管被害人，尚未有证据证实二被告人参与殴打被害人，二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属从犯。应按四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分别进行处罚。 2.本案是否构成绑架罪 本案中，被告人方琥等人非法拘禁并殴打被害人，其后逼迫被害人写下8000元欠条，并打电话向被害人亲属索要财物，后被害人亲属向被告人给付8000元的行为能否定义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原判认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指采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的方法，强行将他人劫持，并以杀害、杀伤或者不归还人质相要挟，勒令与人质有关的亲友或者其他组织，在一定期限内交出一定财物，以钱赎人。行为人劫取财物的行为不具有当场性，勒索财物行为的指向对象为被绑架人以外的第三人，即与被绑架人关系密切的案外人，而不可能是被绑架人。被告人的非法拘禁被害人，并向其亲属索财的行为与上述情形较为接近，但另一方面，绑架罪中行为人主观方面要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艾某某和被害人之间存在赌债纠纷，故艾某某纠集方琥等人主要是针对被害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仍然属于索债，而非勒索财物，从主客观相一致以及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不宜认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故被告人方琥等人的行为仍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七、关于诈骗数额的认定 在被告人赵云犯诈骗罪一案中，对于被告人赵云总的犯罪数额，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及被告人亲属在退赔财物时被害人签字确认的结果均不一致。公诉机关在指控被告人赵云的诈骗数额时，以被害人签字确认的数额为准，并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予以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为93100元，对此原判予以支持。 八、关于已被行政处罚的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故公安机关虽已对被告人方琥、艾某某、董某某、王某甲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但本案已经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上述四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中的‘多次’一般应当理解为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三次以上。三次以上寻衅滋事行为既包括同一类别的行为，也包括不同类别的行为；既包括未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也包括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根据该意见的主旨，在需要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计算被告人违法犯罪的次数时，既包括未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也包括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故对于本案中部分已受到行政处罚，或者部分已由公安机关作出调解的寻衅滋事违法行为，仍应计算在被告人的违法犯罪次数中，构成寻衅滋事犯罪的，仍应追究被告人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根据上述规定的主旨，行为人先前所受的行政拘留处罚应当折抵刑期，罚款应当抵扣罚金。但折抵的前提是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与应受刑事追究的行为属于同一行为。故被告人因寻衅滋事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应当在寻衅滋事罪的刑期内折抵刑期；被告人因非法拘禁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应当在寻衅滋事罪的刑期内折抵刑期。因上述违法行为同时被并处罚款的，因上述两罪在本案中没有并处罚金，且因开设赌场行为与上述行为不属于同一行为，故不得抵扣开设赌场罪的罚金。对于未实际执行的行政拘留，不予折抵刑期。被告人盛某某2014年因赌博行为被行政处罚，被告人董江山2016年因债务纠纷殴打他人被行政处罚，被告人安某2014年因吸食毒品被行政处罚，因上述违法行为与本案中上述被告人构成的违法犯罪行为属于不同行为，故不能折抵刑期。 九、关于被告人方琥、王春海、董某某、李某、安某犯罪前科的认定问题 1.关于被告人王春海是否构成累犯 被告人王春海2000年11月6日因犯抢劫罪被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3年12月7日刑满释放。2006年12月2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2009年9月7日刑满释放。根据起诉书指控在2014年9月前被告人王春海仅参与一起寻衅滋事行为，即与被告人方琥共同帮助被告人艾某某向被害人卡某暴力讨要赌债的行为。现有证据中，被害人卡某陈述，在“某某烧烤”餐馆里，被告人方琥殴打完被害人之后，打电话纠集被告人王春海到犯罪现场，但因公安机关及时出警，各被告人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违法行为。对此，被告人王春海否认参与该起违法行为，被告人方琥当庭供述其不记得被告人王春海是否参与，被告人艾某某供述被告人王春海参与该起违法行为。对于在被害人家某、单位门口等处，截堵被害人等行为，各被告人均予以否认。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被告人王春海参与该起违法行为。故原判认为，认定被告人王春海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证据不足，不宜认定其为累犯，但应属于劣迹前科，可以从重处罚。 2.关于被告人董某某是否构成累犯 被告人董某某2005年10月25日因犯抢劫罪、强奸罪被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于2011年6月5日刑满释放。2013年6月11日，参与实施对被害人阿某2的非法拘禁行为，且该起犯罪情节较为恶劣，应当对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故原判认为，被告人董某某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属累犯，应当对其从重处罚。 3.关于被告人方琥、安某的前科认定问题 被告人方琥2016年11月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安某2008年3月27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08年8月3日刑满释放。以上情形均属于劣迹前科，可以从重处罚。 4.关于被告人李某的前科认定问题 被告人李某2010年2月22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2010年3月3日至2013年3月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李某参与的相关犯罪均发生在2015年8月以后，相对其判处缓刑时间已经过5年零6个月，可以认为其缓刑考验期已经结束，应当认定其前次犯罪属于被告人李某的劣迹前科，可以从重处罚。 十、关于本案中各被告人的其它从轻情节的认定 1.关于被告人到案情况的认定 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王春海、李某属主动投案，被告人赵云、王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述被告人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以认定为自首，虽存在部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部分行为性质的辩解，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可以认为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可以依法从轻处理。被告人董某某声称其在接到公安机关传唤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但从公诉机关补充侦查的结果看，并无进一步证据证实被告人董某某主动投案的事实，故不能认定其为自首。被告人袁某某虽经公安机关传唤主动到案，但在审理过程中其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案件事实不予认可，且该事实经本院庭审查证属实，故不能认定为自首。对于被告人方琥、汪成军、董江山、王某某、艾某某、赵某某、董某某、易某某、方某、盛某某、安某、王某甲，可结合上述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庭审过程中的自愿认罪情况，对符合从轻处理要求的被告人可以适当从轻处理。 2.关于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问题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量刑时要根据所犯具体罪行的严重程度，结合被告人在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整体把握。对于恶势力的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量刑时要体现总体从严。对于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且能够真诚认罪悔罪的其他成员，量刑时要体现总体从宽。”在寻衅滋事违法犯罪的指控中：（1）被害人程某被殴打一案中，被告人方琥赔偿7408.16元；（2）被害人帕某某被殴打一案中，被告人方琥赔偿2000元；（3）被害人陈某1被殴打一案中，被告人方琥赔偿4000元；（4）被害人马某某、梁某被殴打一案中，被告人易某某、方某赔偿马某某30万元、梁某3000元；（6）被害人马某被殴打一案中，被告人方琥赔偿5000元；（7）被害人赵某某被殴打一案中，被告人李某等人向被害人赵某某赔偿损失；（8）被害人王某丙被殴打一案中，被告人方琥赔偿4000元。在非法拘禁罪和诈骗罪的指控中：（1）被告人艾某某赔偿被害人阿某11400元；（2）被告人赵云的亲属退还三名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原判认为，各被告人的赔偿行为均为酌定从轻情节，为加大对恶势力组织的打击力度，对于恶势力纠集者被告人方琥，恶势力成员王春海、李某，在酌定从轻处理幅度时，应予从严考虑。对于非恶势力成员被告人赵云、易某某、方某在酌定从轻处理幅度时，应予从宽考虑。 综上所述，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和社会危害性，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方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二、被告人王春海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三、被告人李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四、被告人赵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五、被告人汪成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六、被告人董江山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七、被告人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八、被告人艾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被告人赵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十、被告人袁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十一、被告人王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十二、被告人董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十三、被告人易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十四、被告人方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十五、被告人盛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十六、被告人安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十七、被告人王某甲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十八、被告人方琥违法所得2万元，被告人王春海违法所得2万元，被告人李某违法所得2万元，被告人汪成军违法所得2500元，被告人王某违法所得2500元予以追缴并发还被害人李某甲。被告人方琥违法所得6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违法所得26000元，依法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宣判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春海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我不构成“恶势力”犯罪，我所参与的三起寻衅滋事案件并非是在有人组织、纠集的情况下实施的，具有偶发性，且事出有因，不是发生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并不符合“恶势力”犯罪的特征，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我参与实施的三起寻衅滋事案件中，殴打马某某我没有直接参与，不应负刑事责任；殴打赵某某，公安机关已对我进行了行政处罚，不应再追究我刑事责任。我开设赌场非法获利只有5万元，原判认定我非法获利40万元证据不足。我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我是2018年2月26日在海口市自首的，当时由于当地看守所不接收，我被专人看管在酒店里，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直到同年3月6日才被押解回乌鲁木齐市，上述时间应折抵刑期，但原判未予折抵。希望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对我重新量刑。 其辩护人提出，对原判认定的罪名没有异议。上诉人王春海2018年2月26日在海口投案，同年3月7日被刑事拘留，期间8天时间实际是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应折抵相应刑期。根据安某的供述，上诉人王春海开设赌场的非法所得应在10万元以内，原判认定40万元有误。上诉人王春海参与寻衅滋事犯罪只有两起，且在不同区域，均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并不具有寻衅滋事的随意性特征，故其不具有恶势力犯罪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请二审法院依法给予上诉人王春海公正裁判。 上诉人李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我仅参与了两起寻衅滋事犯罪，属于临时参与，事前没有预谋，我和方琥之间并未形成长期固定的犯罪集团，原判认定我为“恶势力”其他成员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判对我量刑过重，我在犯罪中均属从犯，我已赔偿受害人损失，公安机关已对我行政处罚，故对我量刑过重。 其辩护人提出，对原判认定的罪名没有异议。上诉人李某仅参加了向赵某某讨债这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且方琥临时起意，并未事先组织、预谋，李某与方琥之间并未形成长期、固定的犯罪集团关系，不应认定李某为恶势力犯罪组织成员。原判对李某量刑过重，李某有自首情节，在犯罪中属于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赵云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判认定我参与殴打马某某证据不足，且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并得到被害人谅解，不应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被害人也有过错，其先挑起事端并殴打方琥。在向李某甲索债案件中，我没有对被害人实施“软暴力”，未分得好处费，所起作用较小，且向李某甲索取的是合法债务，故我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我对原判认定我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量刑过重，我只是雇佣人员，领取不定期工资，并未分得好处，对我判处的刑罚过重。我对原判认定我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量刑过重，我本意并不是诈骗钱财，只是想挣取好处费，也没有拿到钱后逃匿，案发后，我的亲属已向被害人退赔了全部经济损失，原判以“恶势力”加重量刑违背刑法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赵云参与对被害人马某某寻衅滋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相互矛盾，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且该起案件定性错误，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原判认定上诉人赵云参与的对被害人李某甲寻衅滋事案件定性错误，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上诉人赵云在开设赌场犯罪中系中途加入，其系雇佣人员，没有分成，只是领取工资，系从犯，应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罚金过高。对于上述两个罪名，上诉人赵云有自首情节，原判虽予以认定，但在量刑时未予体现。对上诉人赵云犯诈骗罪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其亲属已全部退赔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认罪悔罪，应从轻处罚，并降低罚金数额。 上诉人汪成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对原判认定我犯寻衅滋事罪和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量刑过重，在我参与的第1起开设赌场犯罪中，我并未参与招揽参赌人员和接送赌客，只是在赌场内实施“抽水”工作，将从中提取的资金转交给场主，并未据为己有。归案后，我有坦白情节，且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希望二审法院对我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量刑过重。上诉人汪成军有坦白情节，在寻衅滋事案件和第一起开设赌场案件中系从犯，无犯罪前科，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董江山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在我参与的第一起开设赌场案件中，我只负责放哨，没有为赌场招揽过参赌人员，每场结束领取200元工资。在第一起开设赌场案件中，我与汪成军开设赌场非法获利的5万元，是我和汪成军共同的非法获利，并非我个人所有，应按照我实际分得的非法所得量刑。原判适用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相关规定，作为我开设赌场罪起刑点的法律依据明显不当，有失公平。 其辩护人提出，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量刑过重。上诉人董江山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系初犯，应依法从轻处罚。 上诉人王某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在第1起开设赌场案件中，我从未向王春海说过我有亲属是公安干警，可以为其通风报信，王春海累计支付我的2万元并非治安费，而是我赌博时输钱较多，王春海为安抚我给我的返利。在第3起开设赌场案件中，我仅出资4000元开办了游戏厅，购置的游戏机并无赌博功能，公安机关也没有出具赌博机相关检验报告，不能认定为赌博机。我仅出资了4000元，并不参与游戏厅的经营与决策，原判认定我是赌场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事实依据。原判认定我以亲属为公安干警的便利，负责为赌场通风报信也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判认定我犯开设赌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我无罪。 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的上诉人王某某参与第1起开设赌场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未参与王春海开设的赌场的经营，其也未向王春海表示其亲属系公安干警，可以为赌场提供保护，其实际也未提供保护作用，其收取的“治安费”是王春海自愿给的，也没有证据证实王某某利用其亲属的特殊职务在赌场收取了“保护费”。在原判认定的第3起开设赌场案件中，上诉人并没有参与游戏厅的经营及管理，也没有决策权，其系从犯。上诉人王某某有坦白情节，系初犯、偶犯，且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方琥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艾某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赵某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袁某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王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董某某对原判有异议。其提出其参与的非法拘禁案件中，对被害人非法拘禁的时间较短，其并未对被害人实施殴打行为，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且当时公安机关已对其行政处罚，故不应再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在被抓获前曾打电话告知公安机关其所处的具体位置等信息，公安机关依据其提供的信息将其抓获，应认定其自动投案，其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易某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方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盛某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安某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人王某甲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均没有异议。 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方琥、王春海、李某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组织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涉及“恶势力”的犯罪均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有在案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李某、汪成军、艾某某、易某某、方某、赵云、赵某某、袁某某、王某犯寻衅滋事罪；认定原审被告人方琥、王春海、李某、赵云、汪成军、董江山、王某某、袁某某、赵某某、盛某某、王某、安某犯开设赌场罪；认定原审被告人方琥、艾某某、王某甲、董某某犯非法拘禁罪；认定原审被告人赵云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并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组织，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同时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在原判认定的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恶势力犯罪中，原审被告人方琥为“恶势力”纠集者，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春海、李某为“恶势力”的其他成员，上述人员纠集其他原审被告人在一定区域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他人，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原判认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王春海参与了三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即原判认定的寻衅滋事事实中的第5起、第7起、第8起，其中第5起、第7起主要是由原审被告人方琥纠集的，第8起是由上诉人李某纠集的，均有明显的组织性特征。第5起虽然事出有因，被害人也有过错，但方琥、易某某等人存在借机生事，使事态进一步升级，随意殴打被害人马某某等人，也存在纠集性、组织性的特征。上述三起寻衅滋事事实虽发生地点不同，但仍属一定区域。综合全案，原审被告人方琥与上诉人王春海、李某等人的犯罪行为不仅对被害人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严重伤害，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上诉人王春海提出其参与的三起寻衅滋事事实并非是在有人组织、纠集的情况下实施的，具有偶发性，且事出有因，不是发生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并不符合“恶势力”犯罪的特征，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第5起寻衅滋事事实中，上诉人王春海到达现场后，现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其没能实施犯罪行为，但其有纠集赵云、赵某某、袁某某到场，并实施了寻衅滋事行为，故上诉人王春海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上诉人王春海提出其没有参与殴打马某某，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王春海参与了第5起、第7起寻衅滋事，已构成犯罪，原判虽认定第8起寻衅滋事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并已对上诉人王春海进行了行政处罚，但在本案中该起违法事实是作为认定“恶势力”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特征的事实依据，并未因此重新追究上诉人王春海的刑事责任。故上诉人王春海提出对赵某某寻衅滋事案件，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不应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王春海参与寻衅滋事犯罪只有两起，且在不同区域，均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并不具有寻衅滋事的随意性特征，故其不具有恶势力犯罪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上诉人李某与方琥、王春海纠集在一起，在一定区域内实施寻衅滋事违法犯罪活动，其虽参与实施了两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活动，但方琥与王春海二人共同实施了三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活动，符合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有两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恶势力”犯罪组织特征，根据上诉人李某在两起寻衅滋事违法犯罪活动中的作用，原判认定其为“恶势力”其他成员正确。上诉人李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李某为“恶势力”其他成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在对被害人马某某寻衅滋事案件中，上诉人赵云供述，案发当时其接到王春海的电话让其去现场，其去现场的目的是给方琥帮忙，为方琥壮声势。原审被告人易某某、方某、赵某某、袁某某的供述、证人厉某的证言均证实上诉人赵云在现场殴打了被害人马某某。本案被害人及部分证人的证言反映有多人参与了殴打马某某等人，但部分参与殴打的人并不认识，故不能确认赵云是否实施了殴打行为。证人闫某陈述其到达现场后，看到被害人马某某等人已被打倒在地，没有看到赵云殴打被害人。本院认为，闫某并未看到被害人马某某被殴打的整个经过，其看到的仅是被害人马某某被打倒在地后的情况，其证言与原审被告人易某某、方某、赵某某、袁某某的供述、证人厉某的证言并不矛盾。在该案中，被害人马某某虽存在过错，但方琥、易某某等人存在借机生事，使事态进一步升级，后又纠集其他人员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被害人马某某等人，后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但上诉人赵云等人均已构成犯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诉人赵云提出原判认定其参与殴打马某某的证据不足，且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并得到被害人谅解，不应再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害人也有过错，其先挑起事端并殴打方某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该起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起犯罪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在方琥等人对李某甲实施的寻衅滋事犯罪中，王某乙为了向李某甲索取债务，借助方琥“恶名”，与方琥串通形成虚假的债权转让协议，被害人李某甲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与方琥签订了新的借款协议，除本金、利息外，还约定了违约金，使方琥从形式上取得了对被害人李某甲的债权，其与李某甲约定的违约金部分已超出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根据上诉人赵云、汪成军的供述，上诉人赵云、汪成军受方琥、王春海指使两次到被害人李某甲的办公地点使用长时间等待的方式讨债，应认定其参与了对李某甲实施“软暴力”讨债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被害人李某甲的生活和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指使他人有组织地采取“软暴力”手段寻衅滋事，构成寻衅滋事罪；为追讨合法债务，指使他人有组织地采取“软暴力”手段，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定罪处罚。本案中，方琥、王春海指使赵云等人使用“软暴力”手段的目的是向李某甲强索债务，并非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故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上诉人赵云虽为被指使者，但其行为已构成犯罪，按其在该起犯罪中的作用，应以从犯论处，其是否分到好处，并不影响定罪。上诉人赵云提出在向李某甲索债案件中，其没有对被害人实施“软暴力”，未分得好处费，所起作用较小，且向李某甲索取的是合法债务，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赵云参与的对被害人李某甲寻衅滋事案件定性错误，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在原判认定的第1起案件中，上诉人王春海在一审庭审时供述，其开设赌场在二、三十次以上，每次抽水最少2万元以上，结合本案其他原审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上诉人王春海开设赌场获利数额总计最低应在40万元以上，原判认定王春海开设赌场获利数额总计4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原审被告人安某供述该赌场开了十几天，每天抽水1万元左右。按其供述计算该赌场非法获利共计十几万元，但其供述明显与上诉人王春海以及其他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不符，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王春海提出其开设赌场非法获利只有5万元，原判认定我非法获利40万元证据不足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根据原审被告人安某的供述，上诉人王春海开设赌场的非法所得应在10万元以内，原判认定40万元有误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王春海在公安机关供述，从第一次开设赌场，上诉人王某某就告诉其每场给王某某3000元作为“治安费”，保证其的赌场不被警察查，听方琥说王某某的叔叔是石化公安分局的副政委，其给过王某某七、八次“治安费”，每次3000元，最多一次5000元，后来王某某经常带人来赌，就成股东了，就没再给其交过“治安费”。上诉人赵云在公安机关供述，王某某是油城公安分局一位领导的侄子，王春海开设赌场的时候，他就收保护费，每次王春海从赌场抽水中拿出5000元，让我给王某某送过去，我往王某某卡里打过四次钱，还送了好几次现金。证人张某证实，王春海每场都要给王某某3000元“治安费”，王某某还在赌场有两成干股，因为王某某在石化关系硬，社区和公安上的事都能摆平，其曾说过啥事他都能摆平，有一次社区的人过来检查都被他骂走了，其曾用微信给王某某转过“治安费”3000元。证人张某某证实，听王春海和其他人讲，每次赌场结束都要给王某几千元，王某有能力让赌场不被公安和社区查。证人张某某辨认出王某就是王某某。证人常某1、陈某1、刘某1证实，王春海告诉她们已向茂哥（王某某）交了“治安费”，由某哥负责赌场安全，公安不会来检查，让她们放心玩。证人常某2、陈某2、刘某2辨认出王某某就是某哥。上诉人王某某在公安机关供述，因为其叔叔系石化公安分局的副政委，王春海给其“治安费”就是想利用其的这层关系，在赌场开设过程中不会被检查。上述原审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足以证实王某某以其亲属系公安干警，可以为赌场提供保护，收取上诉人王春海每场3000至5000元的“治安费”，共计收取了2万余元的事实，且上诉人王某某对“治安费”的性质是明知，并非是王春海为安抚其给的返利。上诉人王某某提出其从未向王春海说过其亲属是公安干警，可以为其通风报信，王春海累计支付其2万元并非治安费，而是其赌博时输钱较多，王春海为安抚其给的返利，其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王某某未向王春海表示其亲属系公安干警，可以为赌场提供保护，其收取的“治安费”是王春海自愿给的，也没有证据证实王某某利用其亲属的特殊职务在赌场收取了“保护费”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该起犯罪事实中，上诉人董江山在赌场中负责接送参赌人员、望风放哨，上诉人赵云、汪成军、董江山等人在赌场内“抽水”，并向参赌人员“放折子”或“放钱”，三人领取的“工资”实际是王春海分配“抽水”收益的非法所得，并非基于雇佣关系领取的劳动报酬。上述事实有参与的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上诉人赵云、汪成军、董江山在该起开设赌场犯罪中系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 在原判认定的第2起开设赌场案件中，上诉人汪成军、董江山开设赌场获利数额总计5万元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董江山与汪成军系共同犯罪，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该案的违法所得应是该起案件中全部的违法所得，并非个人实际分得的违法所得。上诉人董江山提出其与汪成军开设赌场非法获利的5万元，是其和汪成军共同的非法获利，并非其个人所得，应按照其实际分得的非法所得量刑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普通开设赌场案件的“情节严重”情形，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主旨，普通开设赌场犯罪可以比照适用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判依据该司法解释认定上诉人董江山开设赌场犯罪情节严重，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董江山提出原判适用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相关规定，作为其开设赌场罪起刑点的法律依据明显不当，有失公平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在原判认定的第3起开设赌场案件中，由于在关闭游戏厅后，赵某将游戏机作为废品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游戏机无法找到，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对涉案的游戏机是否为赌博机进行检验。但根据原审被告人方琥在一审庭审时的供述，该游戏机有赌博性质，玩家相互打游戏，双方有输有赢，游戏厅在中间有20%的利润，玩家输赢多出的钱归游戏厅，玩家输钱的比赢钱的多，游戏厅还得输钱。上诉人王某某的供述、证人赵某的证言也证实该游戏厅是赌博游戏厅。本院认为，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涉案游戏机系赌博机，并不需要进行专门检验。上诉人王某某称其向游戏厅投资了4000元，但根据方琥的供述和赵某的证言，上诉人王某某并未投资，也不负责经营，但其作为股东却平分利润。上诉人王某某供述称方琥找其合伙开赌博游戏厅，一是基于其有开赌博游戏厅的经验；二是看中其叔叔在石化一带的影响力，有王某某在，石化的社区和派出所不会来找麻烦。综合上述证据，原判认定上诉人王某某系第3起开设赌场犯罪中的赌场实际控制人，系主犯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王某某提出该案游戏机并无赌博功能，公安机关也没有出具赌博机相关检验报告，不能认定为赌博机，其仅出资了4000元，并不参与游戏厅的经营与决策，原判认定其是赌场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事实依据，其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诈骗罪的犯罪事实，本案中两起诈骗犯罪事实均由上诉人赵云单独实施，上诉人赵云谎称可以为被害人办理企业大额贷款为由，骗取被害人财物共计93100元并据为己有，该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赵云的供述、转账记录、存款查询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赵云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且数额巨大，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判依据上诉人赵云的犯罪事实、情节、诈骗数额等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两起诈骗犯罪均系赵云个人实施，原判并未确认该两起诈骗犯罪为恶势力犯罪，并不存在因“恶势力”犯罪对其加重处罚的情形。上诉人赵云提出原判以“恶势力”对其犯诈骗罪加重量刑，违背刑法原则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王春海在海口市投案自首，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公安机关无法购买到返程火车票，当地看守所又拒绝临时羁押，王春海被公安机关控制在宾馆并由专人看管，其虽被限制人身自由，但并不能认定为羁押，不应折抵相应刑期。上诉人王春海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述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应折抵相应刑期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审被告人方琥、艾某某、董某某、王某甲对被害人阿某2实施非法拘禁案件，非法拘禁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犯罪成立。在该起犯罪中，原审被告人剥夺被害人人身自由的时间虽短，但期间方琥对被害人实施了殴打行为，故原审被告人董某某与方琥、艾某某、王某甲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共犯，由于原审被告人董某某在犯罪中仅看管被害人，没有证据证实其对被害人有殴打行为，故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董某某虽经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但并不能代替刑罚，故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原审被告人董某某提出在该起案件中，对被害人非法拘禁的时间较短，其并未对被害人实施殴打行为，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且当时公安机关已对其行政处罚，不应再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公安机关的抓获经过，原审被告人董某某系被托克逊县公安局阿乐惠派出所民警在流动人口核查比对时抓获的。经公诉机关补充侦查，没有证据证实其有自动投案的行为。原审被告人董某某提出其系自动投案，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原判依据本案犯罪事实、情节等对各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人量刑，已充分考虑了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原判量刑并无不当。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各上诉人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上诉人王春海、李某、赵云、汪成军、董江山、王某某、原审被告人方琥、艾某某、赵某某、袁某某、王某、董某某、易某某、方某、盛某某、安某、王某甲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玮 审判员  王超 审判员  张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乔萌 "时参与，事前没有预谋，我和方琥之间并未形成长期固定的犯罪集团，原判认定我为“恶势力”其他成员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判对我量刑过重，我在犯罪中均属从犯，我已赔偿受害人损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