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1139号原告：彭锦生，男，194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代理人：张辉，男，196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湾子头新寓11幢103室，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系原告之子。被告：彭庙贵，男，194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代理人：季军，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王根宝，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彭锦生为与被告彭庙贵船舶共有纠纷一案向本院提交起诉状，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9年5月29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2019年7月2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彭锦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辉、被告彭庙贵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根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96年7月，因村集体渔业改制，原告、被告等十六人共同出资购买了“苏启渔02417”渔船，原告出资人民币65937.5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一直负责该渔船的经营但未向原告按时足额分配渔船经营收益。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一、确认原告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享有6.25%的共有份额；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苏启渔02417”渔船经营收益10000元；三、被告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被告辩称：一、1996年7月村集体改制，被告等十五名船舶共有人出资购买取得“苏启渔02417”渔船的所有权，原告并未实际出资购买，也未参与船舶经营管理，不应在该渔船上享有任何份额，无权取得任何经营收益；二、2014年1月该船已被拆解，原告直至2019年才提出上述主张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三、“苏启渔02417”渔船由十五人共有，被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江苏省启东市公证处启证[1996]经内字第1618号公证书(包含船舶转让合同、股东名册、股东协议书和股金清单四份文件)，以证明原告对“苏启渔02417”渔船享有6.25%的份额，股东名册上记载彭金生为股东，股东协议书上有彭井生的签名，股金清单上记载彭金生出资65937.50元，彭金生、彭井生都是彭锦生的曾用名。被告质证认为，公证书仅针对船舶转让合同这一份文件，对该份证据无异议；股东协议书、股金清单和股东名册不包含于公证书内，对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1996年集体改制时，原告任海渔村村支书和海渔公司负责人，利用职权将自己名字列入股东名册等文件上，实际上原告既未出资购买船舶份额也未参与船舶经营管理。2、吕四港镇海渔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彭金生、彭井生都是彭锦生的曾用名，三个名字在同一时期是交叉使用的。被告对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原告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村支书，混用姓名不合常理。被告未提交证据材料。本案审理期间，本院向有关单位调取了下列文件：1、江苏省渔港监督局吕四分局提供的“苏启渔02417”渔船登记资料；2、启东市茅家港镇(现已并入吕四港镇)海渔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资料；3、启东市公证处提供的启证[1996]经内字第1618号公证书及相关文件。原告称文件1中1999年12月份见证书和退股协议书中有彭金生及彭井生的姓名，但原告对这两份文书并不知晓，对文件2、3无异议。原告还认为“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后，其权益应延续至被告利用“苏启渔02417”渔船马力指标建造的其他船舶。被告称公证书中明确了公证的文件仅为船舶转让合同，其他文件上彭金生或彭井生系原告利用担任村支书的职务便利自行添加上去的。本院认证认为，原告证据1中船舶转让合同、股东名册和股东协议书与本院自启东市公证处和海渔村村民委员会调取的文件一致，股金清单与股东协议书、股东名册中股东人数、转让金额的记载情况基本一致，故本院对证据1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可，但村集体渔业改制时原告系海渔村村支书，证据1中相关书面材料由原告直接或间接办理，原告是否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享有权益不能仅根据书面材料进行认定。庭审中，被告确认“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资料上彭金生、彭井生即为原告，本院对原告证据2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可。本院查明：1996年7月，因村集体渔业改制，“苏启渔02417”渔船被转让给以被告为代表的多个自然人共有。1996年7月28日，被告作为受让方代表与转让方启东市海渔(集团)公司渔业分公司签订了《苏启渔2417号船转让合同》，转让价款为105.50万元。1996年8月7日，启东市公证处出具启证[1996]经内字第1618号公证书，证明启东市海渔(集团)公司渔业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铁林与被告于1996年7月28日签订了《船舶转让合同》。庭审中，原、被告确认，村集体渔业改制过程中，原告担任海渔村村支书。启东市公证处和海渔村村民委员会留存的关于“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转让的资料中包括“苏启渔02417”渔船的股东名册和1996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股东名册共记载了包括彭金生和被告在内的十六人。股东协议书中记载的股东包括彭井生和被告在内的十六人，被告系“苏启渔02417”渔船的负责人，每人持股6.5938万元。股东协议书还规定，各股东原则上均须出海作业，因故不能出海的须由该股东以个人名义雇请他人替代，并征得其他股东认可。“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股金清单上记载，船舶转让金额为105.5万元，股东人数为16人，每股金额为65937.50元。庭审中，被告确认“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资料上彭金生、彭井生即为原告。江苏省渔港监督局吕四分局于1998年8月17日颁布的“苏启渔02417”渔船的船舶所有权证书记载，船舶由彭庙贵、彭水生、梁小平、彭金狗、张玉书、吴良付、彭四狗、李金岐、彭金和、高腊狗、彭卫兵、袁金洪十二人等额共有；2013年8月14日颁布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舶由彭庙贵、彭卫兵、袁金洪、彭四狗、彭金狗五人共有，各持有20%的份额；2013年12月12日颁布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舶由彭庙贵一人所有。2013年12月12日，彭庙贵将“苏启渔02417”渔船转让给季玉忠。2013年12月23日，“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2014年1月13日，“苏启渔02417”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被注销。庭审中，原告称，2014年前已知晓“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的情况；渔船通常在每年春节前就经营收益进行分配，其自2000年开始不再收到“苏启渔02417”渔船的经营分红。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船舶共有是指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船舶享有所有权的形态，以船舶的可支配或控制为前提条件。本案中，系争“苏启渔02417”渔船已于2013年12月23日被拆解，以该船舶为客体的物权(包括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共有权)均因船舶灭失而消灭。故本院对原告有关确认船舶共有份额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关于“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后，其权益应延续至被告利用“苏启渔02417”渔船马力指标建造的其他船舶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在“苏启渔02417”渔船拆解前是否享有权益，本院认为，尽管船舶改制相关材料均记载原告系“苏启渔02417”渔船的股东，但改制当时原告担任海渔村村支书，直接或间接制作了船舶改制相关材料，原告亦未能就其履行出资义务、参与船舶出海作业等“股东协议书”下的义务履行情况及管理船舶的情况进一步提供证据，且原告在江苏省渔港监督局吕四分局1998年8月17日发放的“苏启渔02417”渔船船舶所有权证书后一直未提出异议，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在“苏启渔02417”渔船拆解前享有权益。因此，原告有关被告应向其支付“苏启渔02417”渔船经营收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关于船舶经营收益分配的请求权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最晚一期的渔船经营收益分配请求权也应当自2014年春节期间起算。原告在庭审过程称，“苏启渔02417”渔船通常在每年春节前就经营收益进行分配，其自2000年开始不再收到“苏启渔02417”渔船的经营分红，2014年前已知晓“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的情况。原告向本院递交起诉书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锦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彭锦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钱 旭审 判 员  李 剑人民陪审员  王俊荣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陆迪春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