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03民初3422号 原告：张景洲，男，198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连兵，山东子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文杰，男，196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山东勤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初莉莉，女，197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巍，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自永，男，197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连明，山东子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景洲与被告马文杰、初莉莉、第三人朱自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景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连兵、被告马文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被告初莉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巍、第三人朱自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连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景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张景洲、马文杰、初莉莉、朱自永已于2018年12月29日解除了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马文杰、初莉莉返还张景洲已支付款项1575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537250元；3.本案诉讼费由马文杰、初莉莉承担。法庭审理过程中，张景洲放弃了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赔偿经济损失537250元的主张，并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将张景洲在山东凯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公司”）的70%股权变更至马文杰名下，张景洲将接收的固定资产折价后予以返还或者在已付款项中扣减25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日，张景洲、马文杰、初莉莉及朱自永签订《协议书》，约定马文杰将实际全部控制和实际出资所有的凯发公司自2016年4月1日起转让给张景洲，凯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初莉莉应配合张景洲完成对凯发公司的接管，马文杰对凯发公司2016年4月1日前的经营行为所产生的所有者权益、风险、债务及或有负债承担责任，张景洲对凯发公司2016年4月1日后的经营行为所产生的所有者权益、风险、债务及或有负债承担责任，初莉莉同意继续自2016年4月1日起留任凯发公司不少于五年，张景洲委托初莉莉担任法定代表人。《协议书》还约定了张景洲应付款项、付款方式及合同解除的条件等事项。朱自永对张景洲履行该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张景洲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但马文杰、初莉莉没有按照约定将实际由马文杰所有、由初莉莉代持的凯发公司剩余30%的股权变更至张景洲或张景洲指定的代持人名下，导致张景洲未能取得凯发公司的实际控制权。2018年12月10日，张景洲给马文杰、初莉莉邮寄送达《履行股权转让接管义务督促函》，马文杰、初莉莉于2018年12月12日签署了上述文件，该函解除了初莉莉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要求马文杰、初莉莉于2018年12月21日前将登记在初莉莉名下的凯发公司30%的股权变更至张景洲名下，并向张景洲交付凯发公司的法人章及财务章等各类印章、记账凭证等会计资料、客户信息等经营资料，但马文杰、初莉莉均未履行。由于二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张景洲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张景洲于2018年12月27日给马文杰送达《关于合同解除及要求返还款项且赔偿损失的通知函》，马文杰于2018年12月28日签收了该文件，至张景洲起诉之日已经超过三个月，故张景洲、马文杰、初莉莉及朱自永签订的《协议书》已经解除，因马文杰、初莉莉有异议，张景洲为维护自身权益遂诉至法院。 马文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1.马文杰已于2019年1月22日另行向张店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案涉合同未解除的诉讼，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行使解除异议权不超过三个月的规定，张景洲主张案涉协议已经解除不能成立；2.案涉《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张景洲聘任初莉莉作为资产交接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初莉莉掌管公司公章、会计凭证等经营资料在其职权范围之内，马文杰对张景洲与初莉莉之间发生的内部纠纷不知情，张景洲要求马文杰交付公司公章及经营资料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3.案涉《协议书》针对的是凯发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资产，原、被告已于2016年4月26日对股权、资产、财务台账资料、人员进行了全面交接，并由双方代表签署了交接资料明细，至此马文杰已经完成了约定义务。初莉莉持有的凯发公司30%股权与马文杰没有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除第一款不可抗力及第五款的规定之外，合同解除权归属于守约方，违约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本案中马文杰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而张景洲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对价，其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马文杰将公司交付张景洲由张景洲经营至今，公司现有资产、人员、客户状况都与双方交接时存在巨大差异，如果解除《协议书》，必然面临公司资产如何恢复原状、因此而产生的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等问题，必将导致马文杰及公司资产遭受重大损失，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相违背。综上所述，张景洲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法院维护公平正义，依法予以驳回。 初莉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1.张景洲无权要求解除《协议书》。初莉莉不存在违反《协议书》约定的情形，其持有的凯发公司30%股权与马文杰没有关系，马文杰已经于2016年4月11日将其隐名持有的凯发公司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张景洲指定的孙薇名下，现张景洲实际持有凯发公司70%股权，已取得对凯发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张景洲向初莉莉发送《履行股权转让接管义务督促函》缺乏事实依据，案涉《协议书》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事宜已经履行完毕，张景洲无权要求初莉莉将自有股权也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初莉莉作为凯发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有权对凯发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进行保管，张景洲作为凯发公司大股东，应当通过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变更法定代表人，而不能通过发函的形式免除初莉莉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职务，在初莉莉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职务被免除前，张景洲无权要求初莉莉交出上述材料；2.张景洲无权要求初莉莉返还款项并承担损失。张景洲支付给马文杰的款项是对马文杰在凯发公司投资、收益、资产的经济补偿，与初莉莉没有关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张景洲的相关诉讼请求。 朱自永对张景洲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双方所签《协议书》、收款收据、起诉状及受理案件通知书、凯发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合同》、凯发公司交接资料明细表、《履行股权转让及接管义务督促函》及特快专递（EMS）邮件查询回单、《关于合同解除及要求返还款项且赔偿损失的通知函》、《公证书》及附件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 马文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还向法庭提交了山东百丞税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丞公司”）、济南新洲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公司”）信用报告各1份、中信银行转账明细回单1份，证明二公司是关联公司，朱自永是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张景洲实际接收、控制了凯发公司，百丞公司在掌握凯发公司的人员及业务后，成立了从事相同业务的淄博百丞明德公司，其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与马文杰之间的协议，是要达到非法谋取他人利益的不正当目的。 初莉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证据无异议。张景洲、朱自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辩称该证据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不能证明马文杰的观点。 初莉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还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EMS快递单、凯发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关于更换公司监事、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各1份，证明初莉莉是凯发公司的实际股东； 2、朱自永与初莉莉的谈话录音2份，其中朱自永与初莉莉谈话时提到“你如果不在这里负责，你还有30%的股份，你怕啥？”、“这一年付给老马60万、给你30%股份，老马当时要的是90万，我说把股份给初莉莉就是了嘛，我说没必要这么分，还对资源的一个激励”，结合《协议书》中除基本月薪外张景洲每年度按照凯发公司年度企业所得税前利润不低于30%的比例对初莉莉进行奖励的规定，证明初莉莉实际拥有凯发公司30%的股份； 3、QQ聊天记录截图11张、电子邮箱截屏5份、聊天附件2份、银行客户回单2张，证明朱自永作为张景洲的代言人，现已是凯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景洲已通过百丞公司实际控制了凯发公司； 4、《股东大会决议》1份，证明签订《协议书》之后凯发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股东王荣昂、戴春花、孙立方、张贞光将其名下6.6万元股份转让给孙薇（济南新洲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代持股东）；股东初莉莉将其名下204.60万元股份转让给孙薇，股权转让后，股东孙薇占总股本330万元的70%，初莉莉占另外30%；5名股东共计231万元股份转让价款630万元由孙薇支付至实际控制人马文杰或马文杰指定的第三人账户； 5、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凯发公司工资表存根13份、扣缴个人所得税报表11份、申请书2份、发放证明1份，证明刘勇、宋婷婷是凯发公司员工，但刘勇所做审计业务款项却打入百丞公司账户，凯发公司与百丞公司业务上已经混同，朱自永通过百丞公司控制了凯发公司； 6、凯发公司在职人员情况表1份，证明2009年公司在职员工仅6人，张景洲接收公司后原有人才、业务资源大量流失，现在的凯发公司已经与交接前完全不同，因税务师事务所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与业务资源等无形资产方面，凯发公司如果解除《协议书》根本无法恢复交接前的原状。 上述证据经质证，马文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无异议。张景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1.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形成时间，有后补之嫌，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暂不予确认；2.张景洲授权朱自永管理凯发公司事务，没有授权朱自永处分凯发公司股份，朱自永如果存在无权处分行为，也属无效；3.《协议书》中约定张景洲除了需要支付的基本月薪外，每年度按照凯发公司年度企业所得税前利润不低于30%的比例对初莉莉进行奖励，此足以说明初莉莉并非公司股东，因为如果其是股东，应当依法领取分红，无需其他股东对其奖励，若二份收入都有则其所得明显与常理不合，且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初莉莉名下股份均受让于马文杰，但没有证据显示初莉莉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了对价，结合《协议书》中“甲方（马文杰）系山东凯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出资人及隐名股东”的表述，登记于初莉莉名下的凯发公司的30%股份应当属于马文杰所有，马文杰、初莉莉依约负有配合张景洲办理股权并更登记手续的义务；4.证据5即使真实，也仅能证明相关人员与凯发公司存在劳务关系，证据6无法证明人员流失系由张景洲造成，且相关人员、资源多数都流向了初莉莉另外开办的公司。朱自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同意张景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并补充称，初莉莉如果真实持有30%的股份，《协议书》不可能不予表述，谈话录音即使真实，其效力也低于书面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不能据此认定初莉莉实际拥有凯发公司30%的股份。 马文杰、初莉莉均主张初莉莉的30%股份是马文杰对初莉莉工作成绩的奖励，包括奖金与股权激励，但不能提供奖励依据，也不能对工商登记信息资料中二人之间关于作价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作出合理解释。张景洲、朱自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此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马文杰、初莉莉关于初莉莉名下30%的股份属于初莉莉个人所有证据不足，本院在此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凯发公司设立于2002年2月27日。2008年4月11日，初莉莉认缴出资6.60万元从股东马文杰处受让该公司2%股份。2013年3月18日，经凯发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马文杰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29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90%）以29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初莉莉，初莉莉合计持有凯发公司92%的股份。马文杰、初莉莉均未提供该两次股份转让收、付对价的证据。 2016年4月1日，马文杰（甲方）、初莉莉（乙方）、张景洲（丙方）及朱自永签订《协议书》，确定马文杰系凯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出资人及隐名股东，约定马文杰自2016年4月1日起将凯发公司转让给张景洲，凯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初莉莉应配合张景洲完成对凯发公司的接管，马文杰对凯发公司2016年4月1日前的经营行为所产生的所有者权益、风险、债务及或有负债承担责任，张景洲对凯发公司2016年4月1日后的经营行为所产生的所有者权益、风险、债务及或有负债承担责任，初莉莉同意继续自2016年4月1日起留任凯发公司不少于五年，张景洲委托初莉莉担任法定代表人，除基本月薪外，张景洲每年度按照凯发公司年度企业所得税前利润不低于30%的比例对初莉莉进行奖励，马文杰自2016年4月1日起退出凯发公司的管理，张景洲应向马文杰支付630万元作为对马文杰在凯发公司的投资、收益、现有资产的经济补偿，采用分期方式付款并约定了每期需付金额，但未约定公司股权转移登记期限。朱自永对张景洲履行本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书》第十条第二款还约定：“甲方未能协调其他股东同意丙方接管凯发（包括并不限于其他股东退出凯发和配合丙方办理凯发股权并更手续），本协议自动失效”。 2016年4月5日，凯发公司股东分别与张景洲指定的股份代持人孙薇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原股东王荣昂、戴春花、孙立方、张贞光均分别以6.60万元将各自名下6.60万元股份转让予孙薇，初莉莉则将其名下303.60万元中的204.60万元股权以204.60万元转让予孙薇，此次股权变动登记后，初莉莉以认缴出资额99万元持有凯发公司30%的股份，孙薇则以认缴出资额231万元持有凯发公司70%的股份。张景洲按照《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时间分次共向马文杰支付了1575000元。 2016年4月26日，张景洲委托朱自永与马文杰办理了凯发公司交接手续，后实际控制了凯发公司。2018年12月10日，张景洲向马文杰、初莉莉邮寄《履行股权转让及接管义务督促函》，内容为解除初莉莉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要求马文杰、初莉莉于2018年12月21日前将登记在初莉莉名下凯发公司30%的股权变更至张景洲名下，并向张景洲交付凯发公司的法人章及财务章等各类印章、记账凭证等会计资料、客户信息经营资料等。马文杰、初莉莉于2018年12月12日签收了上述文件，但是未按照该函要求履行。张景洲又于2018年12月27日给马文杰邮寄送达《关于合同解除及要求返还款项且赔偿损失的通知函》，马文杰于2018年12月28日签收了该函，但于2019年1月22日向本院另案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协议书》未解除，判令张景洲、朱自永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违约金等。与张景洲接收凯发公司时相比，现该公司的人员、业务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张景洲要求与被告马文杰、初莉莉解除案涉《协议书》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案涉《协议书》出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约定的其他情形”。张景洲主张对案涉《协议书》行使解除权依据的是该《协议书》条款中关于马文杰未能协调其他股东同意张景洲接管凯发公司则该协议自行失效的约定，该约定条件是否成就，应当结合《协议书》其他条款综合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应当支付对价。案涉《协议书》中未约定凯发公司原股东履行股权转让登记的期限，但张景洲要求马文杰转让凯发公司股份，应当负有支付相应价款的义务。本案中尽管因初莉莉不能提供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出资取得凯发公司股份的证据，其主张本人拥有凯发公司30%股份证据不足，但根据凯发公司指定股份代持人与凯发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张景洲对已经取得的凯发公司70%股份，应当向马文杰支付对价231万元，但张景洲迄今为止实际仅向马文杰付款157.50万元,尚不足以结清其当前欠款，其此时主张马文杰、初莉莉将剩余30%股份立即转移登记于自己名下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其主张合同失效条件已经成就不能成立，且张景洲在实际接收、控制凯发公司后未能将公司人员、业务等主要价值因素维持原状，现在的凯发公司与原公司名同实异，而张景洲主张凯发公司的人员、业务流向了初莉莉另外开办的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且即使该情况存在，因为初莉莉与马文杰是彼此独立的民事主体，张景洲已不能将凯发公司原样返还马文杰。 综上所述，张景洲主张解除案涉《协议书》恢复原状既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没有操作可能，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采纳马文杰、初莉莉的相关答辩意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景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725元，由原告张景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翔 人民陪审员  夏新华 人民陪审员  田秀珍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何晓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