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3177号原告：郑锐，男，汉族，1976年10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王潜，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树榕，男，汉族，1973年12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委托代理人：徐颖斯，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泽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郑锐与被告冯树榕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潜，被告冯树榕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颖斯、王泽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锐诉称：2015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所持有的A有限公司70%的股权以66万元转让给被告，并于2015年12月4日完成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双方约定支付方式：2015年12月4日前支付20万元，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10万元，从2016年1月份起至2018年12月止，每月支付1万元。截止至2019年5月21日，被告在支付完前两项30万元后，尚欠原告分期余款36万元。该笔款项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拒不支付。原告认为，被告拒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的义务，属于违约。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截止2019年5月1日的股权转让款36万元以及滞纳金（滞纳金以36万为基数，按照月息2%，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被告冯树榕辩称：原、被告实际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最多为30万元，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提及款项有36万元是双方协商的对原告的生活帮助，并非股权转让对价。在被告向原告支付了30万元后，原告起诉前也并未再向被告主张过股权转让款。A有限公司设立时，被告作为隐名股东，其股权便登记在原告名下。2008年原本占股2/3股权的股东退出时，转让对价也是由被告支付，被告一直是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原告从未参与经营，实际持有的股权不到1/3,并非协议所述的70%。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时，原告已陷入个人经济危机，为避免给被告带来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原告配合被告确认其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配合变更股权。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双方未经资产评估，由原告自行提出并书写某个数额便签订了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双方均知道这是对原告的一种帮扶，其中约定的三年每月壹万元“生活费用”共计36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被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予支付。原告主张以月息2%支付滞纳金的诉请无事实及约定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在2015年12月8日前均为案外人A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原告出资比例为70%，被告出资比例为30%。2015年11月27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即原告）将A有限公司股权70%作价人民币陆拾陆万元正，￥660000，转让给乙方（即被告），之前所有债权、债务、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双方同意款项支付方式如下：一、2015年12月4日前支付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二、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正；三、从2016年1月份起至2018年12月止，每月支付人民币壹万元正给甲方生活费用。”2015年12月1日，原、被告另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原告将其在A有限公司的原出资3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70%）中的35万元转让给被告，转让金额为35万元。同日，原、被告作为股东共同通过股东会决议，决议A有限公司股东由原来的原、被告两人变更为被告一人，；出资比例由原告70%，被告30%变更为被告100%等。2015年12月8日，A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股东证实由原、被告两人变更为被告一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于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3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15日、2016年1月31日分别向原告转账支付4万元、6万元、10万元、8万元、2万元，以上共计30万元，双方确认该30万元款项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期、第二期所涉的共计3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被告另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月10日、2018年7月20日分别向原告转账支付12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共计72000元，双方确认该72000元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的第三期的生活费用。被告另于2015年11月19日向原告转账支付26000元，被告主张该笔款项亦属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的第三期的生活费用，原告对此则予以否认，主张该款项属于双方之间的其他资金往来，被告在庭审中亦确认该笔款项支付时说的是属于借款。诉讼中，原、被告对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存在较大争议。原告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明确载明股权转让款为66万元，协议所载的分期支付的内容仅仅是对支付进度的约定，但该笔款的性质均是股权转让款；被告主张股权转让款为35万元，并称已实际向原告支付了35万元转让款，但除前述转账支付给原告的30万元款项外，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曾支付了剩余5万元款项；对于被告后续支付给原告的七万多元的费用，被告在庭审中先是表示该款项是在原告向其求助的情况下借给原告的，后又称该款项属于好意施惠给原告的生活帮助费。对于双方另行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原告表示是工商登记变更时，因工商注册资本为50万元，为了避税而签订的，实际股权转让成交是按照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的。另，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滞纳金是指利息损失，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是其酌定的。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银行汇款交易明细、工商登记信息、股东会决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虽先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两份协议，但从被告实际付款的数额的情况来看，被告先是向原告分期支付了共计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后又向原告支付了72000元的生活费用，上述款项数额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相符，则原、被告实际履行的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第三期36万元的款项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即股权转让款的总额是66万元还是3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已明确载明了股权转让的对价为66万元，该协议关于款项支付方式的内容主要是对款项支付期限和进度的约定，而非对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作出了变更，被告应依约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88000元。被告于2015年11月19日向原告转账支付的26000元发生在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且被告在庭审中亦确认该笔款项支付时说的是属于借款，现其主张该款项为向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生活费用的一部分无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被告未如期、足额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88000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原告要求其赔偿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利息应以288000元为基数计算。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曾对逾期付款利息的利率做出过明确约定，本院酌定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冯树榕向原告郑锐支付股权转让款288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郑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74元，由原告郑锐负担895元，被告冯树榕负担3579元。被告冯树榕负担的上述受理费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郑锐。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旭增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蔡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