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初704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三路37号。法定代表人：黄焕移，检察长。出庭检察人员：代海燕，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出庭检察人员：闫影，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被告：肇庆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白诸镇工业园内。法定代表人：黄家达，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君，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公益诉讼起诉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肇庆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丽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于2018年10月19日、2019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益诉讼起诉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检察人员代海燕检察官、闫影检察官，被告宝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辉律师、陈文君律师，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出庭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罗隽先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宝丽公司赔偿生态损害费403200元、评估费用30000元、公告费用1000元，共计434200元。诉讼中，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为：宝丽公司赔偿生态损害费420800元、评估费用30000元、公告费用1000元，共计451800元。本院建议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增加要求宝丽公司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以其诉讼请求已经包含生态环境修复费为由，决定不增加生态环境修复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民行检察职责中发现，宝丽公司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016年4月宝丽公司将A幢厂房首层、B幢厂房二楼两个车间出租给龚剑平、李春奎用于电镀生产，分别签订了《租赁合同》，并约定这两个车间生产的废水以每吨20元、25元的价格交由宝丽公司处理。2016年9月23日高要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到宝丽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共建成4条电镀生产线，其中2条正在运行的电镀生产线是新增的，这两条新增的生产线系应当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但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就建设使用的建设项目。高要区环保局针对宝丽公司上述未批先建两条电镀生产线的行为，先后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年10月11日、10月14日高要区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白诸镇政府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到宝丽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两条电镀生产线正在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有运行，废水排污口有废水排出，环境监测人员在其废水排污口采集水样，经高要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抽取的水样进行监测，两次的监测结果显示：宝丽公司废水排污口排放废水中的PH值、化学需氧量、总铜、总镍、总锌、总铬、总氰化物均超出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两份监测报告已发送宝丽公司，该公司并未对监测报告提出异议。2016年10月16日之后宝丽公司停产。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经委托专家出具评估咨询意见，宝丽公司的非法排污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资源损害为403200元，评估费用为30000元。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于2018年5月22日在《检察日报》上刊发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公告，督促适格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至公告期满，没有有关机关或组织就本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10月14日，宝丽公司在明知其排污许可证已过有效期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延期或者换证的情况下，未批先建两条电镀生产线并投产使用，且该公司电镀废水处理设施又处于非正常运行状态，两条电镀生产线排放的电镀废水未经完全有效处理即排入白诸河。经环保部门两次监测，宝丽公司排放的电镀废水中的PH值、化学需氧量、总铜、总镍、总锌、总铬、总氰化物均超出广东省关于电镀废水的排放标准。宝丽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宝丽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违法行为后，于2018年5月22日在《检察日报》上刊发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公告，督促适格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损害状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宝丽公司辩称：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主张的损害费赔偿和各项费用没有依据，相关证据存在违反事实和违反程序的情形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特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起诉人的诉讼请求。具体依据如下：（一）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主张损害费赔偿具体数额的主要依据《专家咨询意见》不能成立，其引用的数据也是明显错误，不能作为判案依据。1.《专家咨询意见》没有向主管环保部门核实最后一次排放正常的时间，以排污证到期时间作为评估起算时间显然是错误的。《专家咨询意见》将本案当成了没有排污设施的长期偷排事件，但宝丽公司不但有完善的排污设备，而且在2016年6月至10月期间经过了环保部门的多次实地检查，在2016年10月11日前均未检查出存在污染问题。评估报告中以2016年5月24日排污许可证到期后开始计算到2016年10月16日作为该报告的评估时间并不合理。根据高要区环保局此前多次的突击检查、常规检查均未发现有该类情况，宝丽公司也提供了在该时间段内环保部门检测报告，并没有显示排污超标，证明该次事件仅仅是探头故障造成排污设备失灵而导致一个意外的超标排污行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专家咨询意见》的评估前提是不成立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2016年下半年，国务院和环保部先后对排污许可证出台新的规定，全国在2016年均暂停了颁发新证和旧证有效到期换领新证的手续，直至该规定正式颁布后，于2017年初才恢复颁发新证和旧证到期换领新证的工作。这是环保界的常识问题，全国的环保部门均不将2016年未能及时申领新证，或有效期到期的旧排污证而没有换领新证的企业视为无证排污进行处理，宝丽公司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且即使没有及时缴纳排污费也不能证明排污证就此失效。因此，《专家咨询意见》以排污证到期日作为起算点，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2.《专家咨询意见》没有区分工人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26日，宝丽公司分别与龚剑平、李春奎订立为期六年的租赁合同，约定宝丽公司将部分面积租予两人做车间和员工宿舍。因此宝丽公司新增加了约一百多名员工进驻，由此带来用水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多。而该生活用水、生活污水等都是反映在同一水表度数上的，《专家咨询意见》中单纯以用水量的多少来计算电镀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不把生活用水、污水加以区分，得出的评估结果不应予以采信。3.《专家咨询意见》引用的申请人2016年9、10月份的用水量居然是错的。《专家咨询意见》第19页计算申请人在2018年9、10月的用水量是701度和610度，但《专家咨询意见》内页中载有的白诸镇自来水用户帐卡所记载的宝丽公司在2018年9、10月的用水量仅仅是255度和432度，宝丽公司存有的水费缴纳通知单和水费发票显示申请人在2018年9、10月的用水量的确是255度和432度。《专家咨询意见》不可能作为判案依据。（二）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两份《监测报告》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属无效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1.101101A、101404A号两份《监测报告》，采样程序违法。两份《监测报告》在第三条列明了采样方法依据：《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但采样程序明显违反该规范，构成程序违法。体现在：①《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5.2.1.5规定：排污单位如有污水处理设施并能正常运转使污水能稳定排放，则污染物排放曲线比较平稳，监督监测可以瞬时采样；对于排放曲线有明显变化的不稳定排放污水，要根据曲线情况分时间单元采样，再组成混合样品。正常情况下，混合样品的单元采样不得少于两次。如排放污水的流量、浓度甚至组分都有明显变化，则在各单元采样时的采样量应与当时的污水流量成比例，以使混合样品更有代表性。但101101A、101404A号两份《监测报告》的结果存在超标，且两份结果之间也存在明显差距，证明了宝丽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未能正常运转，且排放曲线有明显变化的事实，按照规范应采用混合采样，且采样不得少于两次，但两份报告均只采用了瞬时采样一次，明显违反了《规范》的5.2.1.5项采样程序规定。②《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5.2.2.5注意事项规定：a.用样品容器直接采样时，必须用水样冲洗3次后再行采样。从卷宗诉讼证据一卷第56页的采样照片下方连贯的一系列照片可以看出，采样人员根本就没有用水样冲洗3次后再行采样，违反了《规范》的5.2.2.5项a的规定。2.101101A、101404A号两份《监测报告》，在选择检测方法时违反技术强制性规定，令其检测程序违法而归于无效。两份《监测报告》均在第五条列明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该《标准》在前言部分已列明：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但两份《监测报告》的第四条关于总铅、总镉的两项测定均没有严格遵守《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去采用对铅的《双硫腙分光光度法》GB／T7470和《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7475，以及对镉的双硫腙分光光度法GB／T7471和《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7475，而擅自使用了不在《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范围内的石墨炉原子法。由于这是强制性标准，不能变更。而监测站违反了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其法律后果是导致两份《监测报告》因检测程序违法而不能采信。3.101101A、101404A号两份《监测报告》遗漏对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监测，令检测结果毫无意义。根据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在适用的表1中规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包括总排水量)是检测对象。离开排水量而只检测污染浓度是毫无意义的，再高污染浓度的污水，如果未达到一定总量程度，也不会造成存在社会危害性的污染后果，即没有实际损失也不存在所谓赔偿。101101A、101404A号两份《监测报告》遗漏对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监测，令无法对社会危害性的结果进行测算，因此无法作为定案证据。采样人冯国新又作为检测人参与了《监测报告》的检测工作，违背了回避原则和检测鉴定的独立性原则，该《监测报告》不具公正性。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起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评估费用和公告费用是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主张损害费赔偿的随附费用，如损害费主张不能成立，评估费用和公告费用也不能成立），以维护宝丽公司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一）诉前程序、被告主体资格的事实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5月22日在《检察日报》刊登公告，公告期为三十天。公告期届满后，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为此支付公告费1000元。宝丽公司于2003年10月14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设计、研发、生产销售LED照明系统，照明工程。（二）宝丽公司办理环境行政审批的事实2001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受高要市新宝丽灯饰有限公司委托，编写《高要市新宝丽灯饰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大纲》，其中部分内容如下：水环境：根据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划分原则及项目的工程情况，本项目的用水量月为250吨/日，其中生产废水200吨/日，生活污水和其他废水50吨/日，前者水质的复杂程度为复杂，后者水质的复杂程度为一般。而纳污水体白诸河属常年平均流量为30m3/s，属中河，水质类别为Ⅲ类，主要为泄洪、排污、农灌和少量工业用水功能，由此，水环境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三级。给排水：项目用水直接由白诸镇自来水公司供应。日总供水量约250吨/日。日生产废水排放量约为200吨，生活污水排放量为40吨，循环用水及其他用水10吨/日。生产废水：按项目提供的废水水量资料分析，电镀有毒有害废水中各类废水占有的比例为：含氰废水40%，即80吨/日；含铬废水16%，即31吨/日；酸废水44%（以重金属为主），即89吨/日。生活废水：还有部分废水来自员工日常生活排水，主要污染物为BOD5和CODcr。根据员工人数200人和珠江三角洲人均日排水量0.2吨，计算出该公司日排生活废水约40吨，而根据珠江三角洲大量的调查工作，生活污水的水质可按CODcr250mg/L、BOD5100mg/L考虑。同年6月，高要市环境保护局作出高环建[2001]017A号《关于高要市新宝丽灯饰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批复》，内容如下：一、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写的环评大纲比较全面，评价内容、评价标准、登记、模式的采用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HJ/T2.1-2.3-9.3,HJ/T2.4-1995）的有关要求；二、同意你公司采用国家环境保护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写的环评大纲开展评价工作。评价工作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你公司的基本情况，切合实际开展评价工作，提交科学的结论。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提供的《高要区建设项目环保管理情况登记表》显示：项目名称为“肇庆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环评审批日期及文号为“2001年9月11日经高要环保局《关于高要市新宝丽灯饰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高环建[2001]032号）批复建设”，环保竣工验收日期及文号为“于2007年8月由高要环境检测站进行验收检测（高环验字[2007]第27号），于2007年9月23日经高要环保局《关于高要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电镀废水设施验收批复》（高环建[2007]127号）验收”，工商执照号为“91441283754540433E”,排污许可证号码为“441283201110816”，水消耗量为250吨/日，生产废水经处理后排入白诸河。肇庆市环境保护局向宝丽公司颁发的《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2011年5月24日至2016年5月24日，排污种类为废水、废弃、噪声。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4月20日向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发函调查宝丽公司排污许可证的年审及排污费的缴纳情况。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5月14日复函：宝丽公司排污许可证于2016年5月24日到期，到期后至今没有办理排污许可证换证手续；排污费缴纳至2014年，2015年至今没有缴纳排污费。（三）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主张宝丽公司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事实1.宝丽公司出租厂房、收取水费及用水的事实2016年4月1日，宝丽公司与案外人龚剑平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宝丽公司出租给龚剑平使用的A幢厂房首层，租赁用途为生产车间，龚剑平可以宝丽公司某生产车间的名义，将该生产车间用于电镀工序的生产；租赁期限自2016年4月10日起至2022年4月10日止；生产车间的水费及污水处理费：以水费1.5元/吨（水费1.3元/吨；损耗、管理费0.2元/吨）。污水处理费20元/吨（含损耗）为单价，按生产车间进水口计量仪表所示数据，由双方每月15号前据实结算，并由龚剑平将费用汇至宝丽公司指定账户；宿舍水费及污水处理费：以（供水公司单价+损耗）为单价，按宿舍进水口计量仪表所示数据，由双方每月15号前据实结算，并由龚剑平将费用汇至宝丽公司指定账户。2016年4月26日，宝丽公司与案外人李春奎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宝丽公司出租给李春奎使用的B幢厂房二楼，租赁用途为生产车间，李春奎可以宝丽公司某生产车间的名义，将该生产车间用于电镀工序的生产；租赁期限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2022年4月25日止；生产车间的水费及污水处理费：以水费1.5元/吨（水费1.3元/吨；损耗、管理费0.2元/吨）。污水处理费25元/吨（含损耗）为单价，按生产车间进水口计量仪表所示数据，由双方每月15号前据实结算，并由龚剑平将费用汇至宝丽公司指定账户；宿舍水费及污水处理费：以（供水公司单价+损耗）为单价，按宿舍进水口计量仪表所示数据，由双方每月15号前据实结算，并由龚剑平将费用汇至宝丽公司指定账户。肇庆市××区白诸镇自来水厂开具的发票显示：宝丽公司2016年6、7、8、9、10月的用水量分别为812吨、639吨、631吨、255吨、432吨。2.宝丽公司构成行政违法的事实2017年7月5日，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作出高环罚字[2017]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6年9月23日，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对宝丽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宝丽公司正在生产，主要从事设计、研发、生产、销售LED照明系统，已建成4个电镀车间共4条生产线，其中1条自动生产线与1条半自动生产线于2006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经核查，宝丽公司于2001年9月11日取得高要环保局《关于高要市新宝丽灯饰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高环建[2001]032号），可建设2个电镀槽（2条生产线），但宝丽公司线有4条电镀生产线，新增的2条生产线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就建设并投入使用。经核查，宝丽公司新增的电镀生产线属于应当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9月28日依法对宝丽公司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高环改字[2016]75号），责令宝丽公司新增的2条电镀生产线立即停止生产、停止建设。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对宝丽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处以15万元行政罚款。诉讼中，宝丽公司确认未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3.宝丽公司构成刑事犯罪的事实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审理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宝丽公司、黄家达、李卓玲、阮中友犯污染环境罪，黄家达、李卓玲犯行贿罪一案，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2018）粤1204刑初40号刑事判决，其中涉及宝丽公司、黄家达、李卓玲、阮中友犯污染环境罪的事实如下：2003年10月成立的宝丽公司，坐落于肇庆市××区白诸镇工业园区内，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经营者是黄家达，主要经营灯饰及五金电镀等。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间，黄家达在经营宝丽公司过程中，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在明知宝丽公司存在未批先建，即增设了2条电镀生产线，未向环保部门审批就建设使用的违法行为，因而该公司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未获审核通过的情况下，仍继续生产经营。2016年7月至9月间，宝丽公司污水处理设备多次出现问题，黄家达、李卓玲、阮中友在未对公司污染处理设备进行及时有效的维修、更新、更换的情况下，仍继续生产经营。2016年10月11日，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的废水排污口外排污水进行现场取样并封存检测。经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监测站检测公司废水排污口外排废水的总铜排放浓度为45.48mg/L，超标89.96倍；总锌排放浓度为13.24mg/L，超标12.24倍。2016年10月14日，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到上述公司复查，在此对该公司废水排污口外排废水进行现场取样并封存检测。经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监测站检测，该公司废水排污口外排废水的总铜排放浓度为92.64mg/L超标184.28倍；总镍排放浓度为6.85mg/L，超标12.70；总锌排放浓度为26mg/L，超标25倍；总氰化物排放浓度为91.83mg/L，超标458.15倍。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宝丽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黄家达犯污染环境罪，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总和刑期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三、李卓玲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总和刑期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四、阮中友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五、随案移送的黄家达、李卓玲、莫荣华退出的赃款人民币十六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黄家达、李卓玲、阮中友均提起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粤12刑终26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维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18）粤1204刑初40号刑事判决的第1、4、5项。二、撤销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18）粤1204刑初40号刑事判决的第2、3项。三、上诉人黄家达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总和刑期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四、上诉人李卓玲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总和刑期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20年1月29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上述刑事判决所涉排放超标的数据来自肇庆市××区环境保护监测站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的（高）环境监测SJD字（2016）第101101A号和第101404A号《监测报告》，该两份《监测报告》的评估结论参照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表1珠三角排放限值。2017年3月17日，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出具粤环测认字[2017]21号《关于对肇庆市××区环境保护监测站（高）环境监测SJD字（2016）第101101A号、第101404A号监测报告认可的意见》，认可上述两份《监测报告》。（四）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主张宝丽公司造成环境损害的事实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罗隽先生于2018年5月开展宝丽公司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损害评估，并出具书面《专家咨询意见》，主要内容如下：生态环境资源损害评估：根据《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Ⅱ版）》，常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包括：A.1直接市场价值法及A.2揭示偏好法。根据本非法排污时间的性质及危害，经过讨论后认为，A.2揭示偏好法中的A.2.3虚拟治理成本法较为适合本次事件。虚拟治理成本是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估指标的情形。宝丽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到期日期为2016年5月24日。从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11日，按白诸镇自来水厂提供的宝丽公司自来水用户账单，自2016年6月至10月，宝丽公司用水量分别为224度、518度、600度、701度和610度，共2653度。本评估报告以用水量2653吨进行计算。根据电镀工业的特征，排水量一般用水量的95%进行计算（部分用水通过自然蒸发损耗），则本污染事件的废水排放量可计算得到为2520吨。经对典型的电镀废水处理工艺、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核算，考虑到物价因素及处理水平等问题，目前电镀废水每立方米基本处理费用约为40-60元。由于肇庆市××区不属于典型的环境敏感地区，本次评估对处理费用的估算建议取最小值，取值为40元/吨。根据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新兴江水功能区划及执行标准的复函》，新兴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根据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本次环境污染事件中废水先排入白诸河，再汇入新兴江，一般地，白诸河应至少执行新兴江低一级的标准，即至少应为Ⅳ类水质。根据《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地表水Ⅳ类功能区环境功能敏感系数确定应取值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倍。故计算公式为：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废水排放量×每立方米基本处理费用×倍数。根据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可知，此次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2520×40×4=403200元。事务性费用评估：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为调查事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减轻事件影响，确定事件责任，委托有关专家开展损害评估工作，共支出损害评估费30000元，此部分费用计入事务性费用。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已经支付上述费用30000元。《专家咨询意见》的附件显示：罗隽先生的单位为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系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名单中的专家，专业领域为地表水和沉积物，原环境保护部行政体制与人事司颁发的证书显示罗隽先生的专业为环境工程，资格名称为高级工程师。罗隽先生于2019年2月21日出具关于《肇庆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评估专家咨询意见》生态环境损害计算部分的说明：2019年2月，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重新提供了用水量的证据，2016年6月至10月的用水量分别为812吨、639吨、631吨、255吨及432吨，合共2769吨。废水量计算如下：废水排放量=用水量×95%=2630.55吨，建议废水排放量可取证为2630吨，故重新计算后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2630×40×4=420800元。经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本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罗隽先生出庭接受询问，其主要陈述意见如下：1.罗隽参加过非常多类似工作，具有专业知识，是高级工程师，同时罗隽所在单位是国家第一批具有资质的单位，罗隽参加过多次庭审，具备出具专家咨询意见的能力；2.罗隽在本案以个人身份接受委托，个人、单位均无收费标准，按所做工作的市场价值和工作难度收费，机构收费基本为20万上下，专家咨询的费用是6至8万元，这次收费3万元比较合理；3.咨询意见依据的材料是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原则上罗隽本人不收集证据；4.罗隽本人没有去现场核实，所用到的材料不需要到现场；5.不确定检察机关提供材料时明确告知罗隽厂房和宿舍合二为一的状况；6.罗隽没有收集原始数据，对该数据无法负责；7.对于现场采样玻璃器皿是否需要用样水冲洗的问题，罗隽不是环境监测专业的，无法回答；8.排入流动水体的污染修复工程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类似这种行为很难实际修复，但不等于不需要修复，电镀污染物的排放是长期存在的，造成长远影响；9.案涉污染物锌、铜、镍、氰化物，对于生态污染很大，高浓度排入河流水体，会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在监测报告中还有氰化物是剧毒化合物，环境急性毒素，生物的慢性影响也有。宝丽公司认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专家咨询意见》中计算评估方式有误，不能客观反映宝丽公司的实际用水和排污情况，故申请予以重新评估。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5月4日向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发函调查宝丽公司超标排放污水的河流名称及该河流的水环境功能区划。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5月14日复函：宝丽公司位于肇庆市××区白诸镇工业园内，该公司废水排污口废水经排渠汇入白诸河，白诸河水汇入新兴江，新兴江河水最终汇入西江河。新兴江属于珠江水系西江干流西江段直流，发源于新兴县天露山河阳春县境竹山顶，从南向北，流经新兴县、云浮市云城区和肇庆市××区，在高××区××街道新兴江口注入西江。白诸河是新兴江的支流，由河华水闸流入新兴江。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文件《关于印发的通知》（粤环[2011]14号）的规定，新兴江功能状态属于综合类，水质目标为Ⅲ类。（五）宝丽公司主张其减轻责任的事实宝丽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肇庆市××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笔录三份（2016年6月20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0月5日），拟证明2016年6月20日检查发现工厂无生产，生产线还在安装过程中，自然没有污染；2016年9月23日检查确认一切排污设备正常运行，未发现存在污染；2016年10月5日检查同样未发现存在污染。因此《专家咨询意见》将2016年5月至10月的排水全部假定为污染物超标的前提因不符合客观实际，且有环保部门现场检查的反证而推翻。该专家咨询意见并没有经过实际调查，程序不合法。2．宝丽公司与案外人龚剑平、李春奎签订的租赁合同，拟证明员工生活在公司宿舍内，会产生不会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生活废水，《专家咨询意见》将全部用水都视为生产用水而进行评估，不符合客观实际。3.员工宿舍照片，拟证明厂区有员工宿舍，案发当时有一百多名员工生活在厂区，厂区用水绝大部分并非生产用水，而是以员工生活用水居多，电镀行业的生产用水量是很低的。4.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区分局白诸派出所对李卓玲、黄家达、阮中友三人的讯问笔录，拟证明三人在讯问笔录中都表示超标排污是由于污水处理装置的探头发生偶然故障导致的，之前的污水处理装置是正常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口供之间能相互印证，这也与环保部门的例行检查没有发现存在排水污染相吻合。这次污染事故仅仅是由于设备故障而发生的偶然事件，与没有排污设备就长期排污的情形不一样，《专家咨询意见》将本次事件混同于没有排污设备而长期偷排的情形，结论显然错误。5.排污设备维修单据、设备更换零件送货单、增值税发票，拟证明印证李卓玲、阮中友、黄家达三人的口供所言，关于排污设备在此前确存在数次的故障问题，造成本次超标排污事件是由于排污设备的探头出现故障导致的，属于偶发的意外事件。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1.检察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仅能反映当天没有生产，不能证明2016年6月20日前没有生产，更不能证明没有超标排放废水。2.对2016年9月23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016年9月23日和2016年10月5日的笔录仅能证明上述两个日期宝丽公司有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有运行，但环保部门并没有抽取废水排污口的水样进行检测，宝丽公司没有提供其自行监测的监测报告，因此并不能证明这两个日期宝丽公司排放的污水没有超标。3.对宝丽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和员工宿舍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租赁合同中约定将宝丽公司的部分厂房出租作为员工宿舍，但并不能证明2016年5月至10月确实有员工住在宝丽公司，更不能据此证明宝丽公司的生活用水量。4.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宝丽公司于2016年7月有维修过废水处理设施，但不能证明维修前后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无法证明2016年10月11日和10月14日两次废水超标是探头故障引起的偶发事件。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因为探头故障引起，但不能证明是偶发事件，且宝丽公司并没有提供其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日志，没有证据证明在2016年10月11日前废水处理设施是正常运行的。宝丽公司另提交了《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和《关于黄家达涉嫌污染环境罪的法律意见书》，并据此主张宝丽公司对没有换领新证无过错以及两份《监测报告》是程序严重违法的无效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部分环境类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通知》规定，本院集中管辖珠三角（含肇庆）地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5月22日在《检察日报》刊登公告，公告期为三十天。公告期届满后，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宝丽公司在本案被起诉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均在肇庆市，故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向本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院结合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和宝丽公司双方诉辩情况，确定本案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宝丽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二）宝丽公司排放重金属超标废水总量如何确定；（三）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各项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一）宝丽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宝丽公司排放重金属超标废水的行为已经由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认定环境侵权的事实依据。宝丽公司认为两份《监测报告》存在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两份《监测报告》在刑事案件中已经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厅认可，且被生效刑事判决书所采信，宝丽公司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益，因此判断本案被诉污染环境行为是否构成环境侵权，应当以上述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为前提。经检测，宝丽公司排放的废水存在金属铜、锌、镍以及总氰化物浓度超过《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的情形，该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和削减电镀污染，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如果铜、锌、镍及氰化物等含量超过该标准最高容许含量的，应视为存在污染。宝丽公司排放的污染物锌、铜、镍、氰化物很难实际修复，对白诸河生态系统造成长远影响，其行为已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权益，构成环境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二）宝丽公司排放含金属铜、锌、镍及氰化物超标的废水总量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前款规定的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罗隽先生具备与案涉污染相关的专业知识，且罗隽先生提供的专家咨询意见经过双方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专家咨询意见最终确定污水排放量为2630吨，对此本院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如下：1.宝丽公司排放的废水不应扣除生活废水。宝丽公司主张生活废水的排放不应纳入到生产废水核算重金属的排放总量。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宝丽公司扣除生活废水的主张属于减轻责任的范畴，故宝丽公司应举证证明生活废水的排放量及其存在专门的生活废水排放渠道，但是宝丽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环保部门系在宝丽公司废水排污口外取样，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宝丽公司所有的废水（生活废水和生产废水）均应认定在环保部门取样的排污口排放，即便存在生活废水，但与生产废水混合后亦存在污染物超标，故宝丽公司的废水排放量应以其总用水量为基础计算。2.宝丽公司排放污水的时间应确定为2016年6月至10月。宝丽公司主张以排污证到期时间作为起算时间是错误的，此次时间仅仅是探头故障导致意外超标排放。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虽然排污证到期与排放污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环保部门于2016年10月11日和2016年10月14日连续两次前往宝丽公司废水排污口外取样，两次检测均存在超铜、锌等污染物超标，且第二次超标程度更甚，宝丽公司因违法新增2条电镀生产线被行政处罚在先，又被连续两次检测超标排放在后，因此根据现有证据确信确定宝丽公司长期超标排污的事实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认定宝丽公司长期超标排污的事实存在。宝丽公司主张超标排污系探头故障所致，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如果宝丽公司不是长期超标排污，而是仅有的两次超标排污碰巧被环保部门所检测到，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概率极低，不足以支持宝丽公司的主张；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宝丽公司以探头故障作为超标排污的理由，无非是为证明其不存在过错，但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污染者对环境侵权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故宝丽公司上述意见不应成为其超标排污的合法理由。综上，宝丽公司2016年6月至10月的总用水量为2769吨，罗隽先生根据电镀工业的特征，按照用水量的95%计算废水排放量，最终确定为2630吨，上述专家意见依据充分，本院确认。宝丽公司认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专家咨询意见》中计算评估方式有误，不能客观反映宝丽公司的实际用水和排污情况，申请予以重新评估。对此本院认为，宝丽公司虽然对《专家咨询意见》提出异议，但是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且《专家咨询意见》对废水排放量、虚拟治理成本的评估并无不妥，故本院对宝丽公司重新评估的申请不予准许。（三）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各项诉请应否得到支持1.关于宝丽公司应否赔偿生态损害费43420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第8.3.1.2款规定：“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包括直接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效益转移法和陈述偏好法。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参见附录A。”第8.3.1.3款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的选择原则内容如下：“8.3.1.3.1优先选择替代等值分析方法中的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环境以提供资源为主，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环境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或兼具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采用服务等值分析方法。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或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应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a)恢复的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与受损的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同等或可比的类型和质量；b)恢复行动符合成本有效性原则。8.3.1.3.2如果不能满足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的基本条件，可考虑采用价值等值分析方法。如果恢复行动产生的单位效益可以货币化，考虑采用价值-价值法；如果恢复行动产生的单位效益的货币化不可行（耗时过长或成本过高），则考虑采用价值-成本法。同等条件下，推荐优先采用价值-价值法。8.3.1.3.3如果替代等值分析方法不可行，则考虑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以方法的不确定性为序，从小到大依次建议采用直接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条件允许时可以采用效益转移法。以下情况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a)当评估生物资源时，如果选择生物体内污染物浓度或对照区的发病率作为基线水平评价指标，由于在生态恢复过程中难以对其进行衡量，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b)由于某些限制原因，环境不能通过修复或恢复工程完全恢复，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评估环境的永久性损害；c)如果修复或恢复工程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由此可知，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的选择应当考虑具体情况根据方法的优先等级依次选择。《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附录A第A.2.3款规定：“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虚拟治理成本法运用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了“不能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的生态环境损害”属于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情形。本案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废水先排入白诸河，再汇入新兴江，污染物已经扩散至较大范围，属于“不能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形，故对于宝丽公司排放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计算，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关于具体金额的计算问题，主要涉及废水总排放量、废水治理单价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计算倍数等因素。首先，宝丽公司排放铜、锌、镍、氰化物超标的废水量应确定为2630吨，对此本院已经详细论述，不再赘述；其次，《专家咨询意见》建议对电镀废水每立方米基本处理费用取最小值40元/吨，属于合理范围；最后，新兴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本次环境污染事件中废水先排入白诸河，再汇入新兴江，《专家咨询意见》建议白诸河应至少执行新兴江低一级的标准，即至少应为Ⅳ类水质；最后，地表水Ⅳ类功能区环境功能敏感系数确定取值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倍。综上，《专家咨询意见》采用的废水总排放量、治理单价和生态环境损害计算倍数均系偏保守的数据，据此计算出420800元的金额，足以证明宝丽公司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不少于420800元，肇庆市人民检察院该诉请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本案污染结果发生地在肇庆市××区，故上述赔偿款项应当上缴至肇庆市××区地方国库或支付至环境公益金账户，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2.关于宝丽公司应否赔偿评估费用30000元和公告费100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肇庆市市人民检察院为证明本案环境侵权损害事实，委托有专门知识的人罗隽先生开展评估、咨询工作，并为此支付评估费用30000元，罗隽先生所作出的《专家咨询意见》系认定本案环境侵权损害事实的重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评估费用30000元和公告费1000元属于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肇庆市人民检察院该诉请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述评估费用和公告费已经由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支付，故宝丽公司应当将上述费用直接支付给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肇庆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420800元（该费用上缴至肇庆市高要区地方国库或支付至环境公益金账户，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二、被告肇庆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公益诉讼起诉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支付评估费用30000元和公告费1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77元，由被告肇庆市宝丽灯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欢审 判 员  丁阳开审 判 员  茹艳飞人民陪审员  刘权伟人民陪审员  何田生人民陪审员  聂清玉人民陪审员  林转好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戴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