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4民初2120号原告：欧健坤，男，200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法定代理人：欧某，男，197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7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海，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伟健，男，199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少兵，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罗澄溪，男，194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被告：广州市安之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68号中交港湾大厦1708房（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郑少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祝，男，公司职员。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路第一工业区22号江韵大厦一楼101-103房、106房及七楼。负责人：邓俊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鹤龙，男，公司职员。被告：珠海安之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高栏港大道1400号汇通物流园综合楼四楼415室。法定代表人：孙志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助干，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欧健坤与被告周伟健、罗澄溪、广州市安之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安之达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广州公司”）、珠海安之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安之达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健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被告周伟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少兵，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祝，被告人寿广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鹤龙及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助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罗澄溪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欧健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人寿广州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435,684元,不足部分由被告周伟健、罗澄溪、广州安之达公司、珠海安之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11日21时25分许，被告周伟健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沿珠海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下金龙村路段时，遇原告由北向南方向在人行横道上横过道路时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及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后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栏港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周伟健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抢救治疗，共住院13天，出院诊断为“弥漫性轴索损伤、脑干损伤、广泛性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双侧急性硬膜下出血、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头皮血肿、全身多处皮肤挫伤、创伤性脑梗死、坠积性××”。因原告病情严重，出院当天转至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继续治疗，病历资料显示，原告在广东九三脑科医院第一次住院为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12月3日，第二次住院为2018年12月3日至2019年1月2日，第三次住院为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31日，诊断基本与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相同，后原告又于2019年3月4日、3月14日、3月22日、3月29日在广东九三医院门诊治疗。被告周伟健系肇事司机，为实际侵权人，被告罗澄溪为被告周伟健驾驶车辆行驶证登记车主，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为被告周伟健的雇主，被告周伟健事发时在履行职务，粤Ａ×××××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寿广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等相关规定，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原告欧健坤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3.保险单；4.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入院记录、发票及住院费用清单。被告周伟健辩称:原告以其父母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提起诉讼，但其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属于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起诉可能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周伟健认为应先进行司法鉴定，以认定原告是否属于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应先中止诉讼。本次事故发生后，被告周伟健到处筹集资金，其已向原告支付费用259,067.23元，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了10,000元、在商业险限额内支付了200,000元，原告在起诉中仅仅扣除了保险公司支付的210,000万，对被告周伟健垫付的费用亦应当予以抵扣。本次事故发生时，交警部门未根据现场情况及双方笔录作出公正认定，事故发生时原告戴着耳机听音乐，并快速通过马路，事发地点不在斑马线上，且被告周伟健看到行人过马路时采取了刹车动作，本次事故不应由被告周伟健承担全部责任，法院应调取案卷重新对本案事故进行调查。事故发生后，被告周伟健一直与原告及其家属沟通，多次赔礼道歉并积极进行抢救，希望法院在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予以考虑。因被告周伟健的妹妹在2018年7月9日结婚，7月11日是其妹妹回门的日子，当天被告周伟健休假从中山回珠海的路上发生了本次事故，事故发生时被告周伟健不是在履行职务。被告周伟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医疗费支付清单；2.收费票据、收据；3.微信转账记录。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辩称：涉案车辆登记在被告罗澄溪名下，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与被告罗澄溪互换车辆使用，后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向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借用涉案车辆，故本案与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无关。被告人寿广州公司辩称：涉案车辆在被告人寿广州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不计免赔，被保险人是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本案是侵权造成的纠纷，被告人寿广州公司不是侵权人，诉讼费不应由被告人寿广州公司承担。关于医疗费，根据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与被告人寿广州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应参照国家基本医疗标准核定，且原告诉请中的人血白蛋白并无医嘱建议使用，原告诉请的2019年3月4日、3月14日、3月22日、3月29日的门诊费用没有相关病历予以佐证。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寿广州公司已先后4次将合计21万的费用打入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和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的账户，上述费用应当予以扣减。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辩称：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是借用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的车辆。2018年7月11日，被告周伟健休假到中山坦洲镇看望父母，特向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借用涉案车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被告周伟健从中山回珠海途中发生本案事故导致原告受伤，被告周伟健并非职务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被告周伟健与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就涉案车辆存在借用法律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无需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罗澄溪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人寿广州公司、珠海安之达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1日21时25分，被告周伟健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沿珠海市高栏港区南水镇珠海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下金龙村路段时，遇原告由北向南方向在人行横道上横过道路时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及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栏港交警大队经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周伟健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全部过错行为，无证据证明原告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行为，被告周伟健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7月24日出院，住院13天，被诊断为：弥漫性轴索损伤、脑干损伤、广泛性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双侧急性硬膜下出血、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头皮血肿、全身多处皮肤挫伤、创伤性脑梗死、坠积性××。原告提交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的医疗票据显示，原告住院期间医疗费共计117,711.63元。原告提交的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飞龙分店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显示，原告为购买人血白蛋白花费5181.2元。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12月3日、2018年12月3日至2019年1月2日、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31日，原告分别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内五科、神经外科、神经内五科住院治疗，住院共计191天。2019年1月30日的《出院记录》及《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经治疗，原告自动睁眼、不能言语，保留胃管，1个月余前因脑积水行“右侧枕角入路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予以意识障碍、吞咽功能康复等，现原告仍有意识障碍，为进一步治疗再次入院，以“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收入我科；原告查体不配合，自动睁眼，刺痛肢屈，不能对答；病情诊断为：“最小意识状态，颅脑外伤重型，双侧去骨瓣减压术并颅骨修补术后后；大面积脑梗塞；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出院医嘱：继续功能锻炼、不适随诊。原告上述住院期间医疗费共计518,378.78元。原告出院后，分别于2019年3月4日、2019年3月14日、2019年3月22日、2019年3月29日到该院进行门诊治疗，医疗费为5384.65元。原告主张出院后门诊治疗医疗费为4412.42元。被告周伟健提交的医疗收费票据显示，原告在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117,668.43元。被告周伟健提交金额为58.8元的《收据》，并称还为原告支付了转院费用1040元。被告周伟健称原告在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17,668.43元中，被告人寿广州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医疗费10,000元，被告周伟健支付107,668.43元。被告人寿广州公司称其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为原告垫付医疗费共计210,000元。原告认可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17,668.43元，由被告周伟健和被告人寿广州公司垫付，被告人寿广州公司已经垫付医疗费共计210,000元，但称58.8元及转院费用1040元未在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中。被告周伟健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周伟健于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11月22日向原告父亲欧某微信转账共计148,500元，被告周伟健称实际支付了149,000元，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另查明，原告的父母分别为欧某、陈某。涉案粤Ａ×××××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被告罗澄溪，该车在被告人寿广州公司投保了交强险、5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期限均从2018年6月30日起至2019年6月29日止。粤Ａ×××××号小型轿车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8月31日。被告周伟健是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的员工。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开庭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一、关于诉讼代理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之间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根据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及《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原告的病情被诊断为“最小意识状态，颅脑外伤重型，双侧去骨瓣减压术并颅骨修补术后后；大面积脑梗塞；脑室腹腔分流术后”，表现为“自动睁眼、不能言语”、“有意识障碍”及“查体不配合，自动睁眼，刺痛肢屈，不能对答”等，结合原告的具体病情，原告无能力提起本次诉讼动，由原告父母作为其法定代理人提起本次诉讼，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栏港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周伟健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该认定客观真实、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周伟健主张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存在错误，但未举证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医疗费赔偿数额的问题。被告人寿广州公司称原告无医嘱证明需自费购买人血白蛋白，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受伤程度，为保证原告治疗效果及恢复健康,原告使用部分自费药物有其合理的理由，原告要求被告周伟健赔偿自行购买的人血白蛋白费用5181.2元，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寿广州公司称原告门诊治疗无用药清单和病历，对此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于2019年1月30日《出院记录》及《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原告出院后不适随诊，并结合原告提供的门诊票据，门诊医疗费为5384.65元，原告仅主张门诊医疗费4412.42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住院期间医疗费为117,711.63元，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住院期间医疗费518,378.78元。原告主张其因本次交通事故医疗费损失共计645,684元（117,711.6元+5181.2元+518,378.78元+4412.42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伟健称其支付的58.8元及转院费1040元，应在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中扣除，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上述费用未在原告的诉请之中，故被告主张在原告医疗费中扣除上述费用，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寿广州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医疗费10,000元，在商业险限额内支付医疗费200,000元；被告周伟健支付医疗费107,668.43元，向原告父亲欧某微信转账149,000元，上述费用共计466,668.43元，故还应赔偿原告医疗费损失179,015.57元（645,684.03元-466,668.43元）。四、关于原告医疗费损失，被告责任承担的问题。被告罗澄溪系粤Ａ×××××号车辆所有人，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系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对事故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也即需要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情形。对于本案，涉案粤Ａ×××××号小型轿车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8月31日，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罗澄溪及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上述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罗澄溪及被告广州安之达公司承担医疗费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周伟健系被告珠海安之达公司员工，被告周伟健是在休假期间造成本次交通事故，非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要求及珠海安之达公司承担医疗费，本院亦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医疗费损失179,015.57元，被告人寿广州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已达保险限额，应在商业第三者险的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损失179,015.5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欧健坤支付交通事故医疗费人民币179,015.57元；二、驳回原告欧健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不按上述期限支付金钱义务的，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18元，由原告欧健坤负担2308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16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金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李伟书记员赵友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