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9民终7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负责人：彭松林，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菲，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亮，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景婧，女，200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国宏，男，193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系景婧之祖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伟胜，男，198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利，女，198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系熊伟胜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饶立民，湖北梦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景婧、熊伟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18）鄂0923民初2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不在机动车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熊伟胜的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已在保险合同中向其作出提示，不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熊伟胜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熊伟胜以及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此均予以确认，且熊伟胜的行为直接导致景婧未得到及时救治，同时熊伟胜主观逃逸、掉包情形导致无法核实其是否存在酒驾等犯罪行为，因此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依据保险条款有权在商业险范围内予以拒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只需履行提示义务。将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作为免责条款不同于其他免责条款，驾驶人应当了解违法行为的含义和法律后果，此类免责条款减轻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符合保险制度精神及立法目的。一审判决已经明确熊伟胜肇事逃逸属于法律禁止性条款规定的行为，但认为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未就禁止事项向熊伟胜作出提示是错误理解了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提示义务。首先，保险单明确写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并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其次，在保险条款上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对免责事项已进行加粗、加黑处理，标注该免责条款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保险人即完成提示说明义务；最后，在投保单中的投保声明里，明确写明了本投保人确认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且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者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出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投保人处有熊伟胜的签名，故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已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提示义务，不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即使在驾驶员存在逃逸、掉包的情形下，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拒赔仍需进行告知和说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也就商业险的免赔条款向被保险人进行了告知、提示和说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提交了两份《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日期分别为2016年6月17日和2015年5月20日），投保单中有熊伟胜亲笔签字，可以证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已就商业险的免赔条款向熊伟胜进行了如实告知、提示和说明，尽到了相关义务。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还提供了一份由熊伟胜亲笔签名的投保单（熊伟胜在庭审时明确认可为其本人所签），该投保单明确写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签字认可。熊伟胜连续三年在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投保，所投保的险种全部一致，三年内平安财保孝感公司的保险条款及特别约定均没有进行过变更，熊伟胜非常清楚拒赔事项。一审判决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故重新签订一次就需要再次告知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认为在没有新增告知事项的前提下，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无需就同一事实多次重复进行告知。本案中有证据证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就商业险的免赔条款向被保险人尽到了如实告知、说明和提示的义务，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三、若法院在驾驶员逃逸、掉包的情形下判决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仍应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将对社会公众产生严重的错误指引，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引发社会道德滑坡。法院具有维护公平和正义底线的职能，对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的导向指引作用。驾驶员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应当清楚发生交通事故后不能逃逸、掉包，否则就应为其恶意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免除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逃逸、掉包情形下的商业险赔付责任，符合社会大众对公序良俗的社会认知，如若法院判决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承担前述责任将产生极其不良的司法导向作用。景婧辩称，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主张其因驾驶人逃逸而免赔无法律依据。交强险条例中的四种拒赔情形不包括逃逸，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代理机构跟单销售员万莉2017年6月6日14时55分办理熊伟胜商业保险100万元，鉴于投保人已向保险人提出投保申请并同意按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应当依照承保险种及其对应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赔偿责任。收费确认时间：2017年6月6日14:50；投保确认时间：2017年6月6日14:58；打印时间：2017年6月6日16:01。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说明书的25个空方格内没有熊伟胜的签名。2018年3月13日的一审庭审中，平安财保孝感公司理赔员熊春峰称其提交的2017年6月6日办理商业保险免责说明书上的签字为熊伟胜本人所签，经熊伟胜的代理人辨认后证明不是熊伟胜所签，有庭审记录为证。熊伟胜于2018年9月29日在云梦县看守所也证明2017年6月6日商业保险免责说明书上投保人签章处的签名非熊伟胜本人所签。2018年10月24日的一审庭审中，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提交一份由熊伟胜签字没有日期的商业保险免责说明书来证明2017年6月6日商业保险免责说明书上签名的免责效力，没有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应对其履行了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因赔偿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商业责任保险设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合同不能约束受害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险人在举证期内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说明义务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熊伟胜辩称：一、一审判令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二、平安财保孝感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2.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契约，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提出2015年、2016年保险合同（保单）有熊伟胜的签字对本案纠纷既无证明力也无约束力，因为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在2017年12月2日，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在2017年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3.认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应否在商业险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进行赔付，应严格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法定标准进行认定。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等同于免责，比如闯红灯是法律禁止性规定，但该行为并非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因此，保险公司是否免责应依据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合同的约定，而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本案事故发生的保险期间与熊伟胜之间就免责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就免责条款对熊伟胜进行交付、提示、明确说明，因此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其免责条款对本案熊伟胜不生效，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险公司的职责除了分散交通事故风险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救济功能，保护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赔付和保障。因此，一审判决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进行赔付，对保险公司有正确的引导作用，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应当规范其行为，对投保人应当履行其法律规定的说明、提示义务，规范执业，原审判决合法、合规、合理。景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赔偿景婧各项损失共计1246115.3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景婧增加变更第一项诉请为：判令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赔偿景婧各项损失共计1365008.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日21时07分，熊伟胜驾驶鄂Ｋ×××××号小型轿车沿云梦县城关镇龙岗路自西向东行驶至湖光路口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由景浩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乘座景婧一人）追尾碰撞，造成景浩和景婧（系景浩之女）身体受伤及双方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肇事后，熊伟胜驾驶该车逃逸至湖光路“凯撒KTV”附近停车，并电话联系让丁耀平到停车位置顶替自己报警处理，同月12日熊伟胜到云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投案。同月26日，云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云公交认字（2017）第23011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熊伟胜驾驶机动车于夜间行驶时，未遵守规定降低行驶速度，并在肇事后逃逸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景浩、景婧无责任。事故发生后，云梦县人民医院救护车将景婧送往该院抢救，后转至武汉脑科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8月14日，湖北同济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景婧的伤情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被鉴定人景婧所受伤，颅脑损伤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八级伤残；开颅术后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肝修补术后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骨盆骨折畸形愈合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八级；后期治疗费5000元或据实赔付；自受伤之日起给予误工时间240日，护理时间120日，营养时间120日。景婧住院期间，熊伟胜先后为景婧及景浩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熊伟胜驾驶的鄂Ｋ×××××号小型轿车在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10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附加险）。交通事故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垫付费用12万元。因景婧与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景婧于2018年2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景婧的申请依法裁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另先行赔付景婧医疗费20万元，后因景婧未治疗终结而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同年9月26日，景婧在其伤情作出司法鉴定结论后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相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云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熊伟胜驾驶机动车于夜间行驶时，未遵守规定降低行驶速度，并在肇事后逃逸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应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采信。熊伟胜因犯交通肇事罪，被一审法院（2018）鄂0923刑初60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故其辩称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不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理由，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未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熊伟胜应对景婧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六条的规定，对上述因景婧造成的各损失，应当先由承保交强险的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其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依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由熊伟胜予以赔偿。关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对景婧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景婧及熊伟胜均主**安财保孝感公司在熊伟胜投保时未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故熊伟胜纵使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也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对景婧的损害担责。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辩称驾驶人熊伟胜违反国家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规定，驾车肇事逃逸，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已在保险合同中向其作出说明和提示，故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中可以拒赔，但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愿意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要准确界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对景婧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涉及本案案件事实的确认和相关法律条款的理解适用，就双方争议的上述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评判：1.熊伟胜投保时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是否就交通肇事逃逸等相关免责条款向其作出足以引起其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熊伟胜作出明确说明。从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主证”的基本原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就交通肇事逃逸等相关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一审庭审中，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为证明上述待证事实，提交了熊伟胜签名的投保人声明（声明中未填写日期），景婧及熊伟胜对该声明中熊伟胜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声明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一审法院（2018）鄂0923民初318号案件中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熊伟胜的签字完全不一致，且熊伟胜当庭质证陈述其2017年系委托他人投保，其本人没有在任何告知单或投保人声明上签过字，故该声明系其2017年以前签的字，先前投保人声明中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接受质询时明确陈述，因公司内部办理保险业务和保险理赔分属不同的部门，对先前（2018）鄂0923民初318号民事案件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与本案提交的投保人声明（熊伟胜签字笔迹完全不一致）不一致的情况不清楚，但应以本案提交的有熊伟胜签名的投保人声明来认定事实，该声明没有填写签字日期，虽不能确定是熊伟胜2017年度投保时所签，但至少可以确定是其发生交通事故前所签。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景婧就同一交通事故先后两次起诉的案件中分别提交了二份投保人声明（熊伟胜签字笔迹完全不一致），其在一审庭审中没有作出合理的说明，且其对一审法院（2018）鄂0923民初318号民事案件中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不是熊伟胜本人签名的事实没有提出质疑，本案举证时明确表示前案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在本案中不作为证据提交，故只对其本案提交的投保人声明（未填写签字日期）进行评判；本案中景婧提交的投保人声明熊伟胜一审庭审明确表明系其2015年度或2016年度所签，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庭审中也自认该声明不能确定系熊伟胜在2017年度投保时所签订，故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仅凭该投保人声明并不能充分证明证明熊伟胜于2017年度投保商业三者险时其向熊伟胜就交通肇事逃逸等相关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熊伟胜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还辩称，公司向熊伟胜发放的保险单中重要提示第3条明确规定：“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故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向熊伟胜履行了提示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景婧诉请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分析评判如下：1.医疗费345243.83元，其中包括：云梦县人民医院、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医疗费329322.13元，自费医药费5744.20元，专家出诊费10000元，其他费用177.50元。熊伟胜及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认为医疗费正式发票予以认可，门诊费发票要有相应的门诊病历，对于没有正式发票不认可，其他费用及专家出诊费，均无正规的发票，也无医嘱，不能认定是合法的支出，应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景婧主张医疗费中有正式发票的费用329322.13元，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中存在有不合理、不必要的费用，故一审法院对该费用予以认定；景婧自费医药费5744.20元，因有云梦县医院门诊处方单及诊断证明书，该处方单注明需购净石灵胶囊10盒及诊断证明书意见为建议术后予以复方肝素纳尿囊、即康瑞保凝胶去疤痕治疗，故景婧购上述药品系遵循医嘱而支出的合理开支，且有相应的发票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景婧自购5744.20元予以认定；专家出诊费10000元，因该费用无正式发票，虽属行业惯例支出，但景婧未举证充分证明该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他费用177.50元，因无医嘱，且挂号费无正式发票，故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合理医疗费用为335066.33元。2.后期治疗费5000元。熊伟胜和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均没有对此费用提出明确的质疑；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对鉴定意见书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故该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依该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对后期治疗费5000元予以确认。3.营养费91000元（先期营养费120天×50元/天=6000元，后续营养费85000元）。熊伟胜认为应以医嘱为准，没有医嘱不应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景婧主张的后续营养费没有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本案营养费的确定应依景婧的身体状况及伤情，再结合需加强营养摄入的医嘱及鉴定结论确定的营养时间120天，一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48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15900元。一审法院认为应以景婧实际住院天数156天（以其出院记录及住院医疗费发票记载住院天数为156天），按50元/天标准计算为7800元。5.误工费为21259.33元。熊伟胜及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认为景婧没有实际收入来源，应不予支持误工费。一审法院认为，景婧发生事故时系在校就读的学生，并无实际收入来源，故不存在因事故造成其实际收入的减少，对该项诉请一审法院未予支持。6.护理费194000元（前期护理费24000元，后续护理费17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景婧主张后续护理费用没有合法依据；其还主张住院期间由景梦护理照料，但其在庭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护理人员在护理期间实际收入的减少，故一审法院参照本地居民服务业标准35214元/年，以有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护理时间120天计算护理费为11577元（35214元/年÷365天×120天）。7.残疾赔偿金为242356.40元。熊伟胜及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未举证证明鉴定意见书中评定的伤残等级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书中评定的伤残等级予以采信；对于伤残赔偿指数的问题，一审法院综合景婧被评定为二处八级伤残及二处十级伤残的事实，参照国家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对景婧主张的伤残赔偿指数38%予以确认，且按伤残赔偿指数38%计算残疾赔偿金为242356.40元(31889元/年×20年×38%)一审法院予以确认。8.财产损失费2000元。熊伟胜认为，其已支付了相关费用；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认为景婧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电动车的损失，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造成景婧电动车受损有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予以证实，该损失客观存在，但景婧仅凭拖车费发票并不能证明其电动车的实际损失，且在本案举证期内其也并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对电动车损失进行司法鉴定，故对该项损失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由景婧待该电动车损失核定后再另行主张权利。9.残疾辅助器具费及其他费用6374.60元。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认为残疾辅助器具费票据还有超市购物发票不是正式发票，且与景婧无关，也没有相关医嘱应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从云梦县人民医院入、出院记录医嘱：“院外注意卧床休息，骨盆外固定架固定钉处皮肤消毒处理，并注意预防褥疮，坠积性××，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出院记录中医嘱第一项：“加强营养，加强护理，加强下肢功能锻炼预防肌萎缩。”及武汉脑科医院医嘱均有残疾辅助器具辅助功能锻炼等内容，故景婧购买医用气垫床及相关护理用品属遵循医嘱而支出的合理开支，且其有湖北心悟人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盖章的收据及税务通用定额发票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费用5525元予以认定；但景婧购买医用气垫床仅有收据，无正式发票予以证实，对该费用一审法院难以确认；对景婧主张的超市购物支出的费用，因发票中有土豆等与治疗病情无关的开支，且其不能充分证明购买的上述物品与其治疗病情相关联，故对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残疾辅助器具费及其他费用5525元予以支持。10.交通费3271.50元。熊伟胜认为该费用应由法院根据事实核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认为案外人发生的交通费不应计算，只认可景婧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景婧多次转院治疗，发生交通费客观必然，一审法院根据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等因素酌定本案交通费用为300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熊伟胜及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认为该费用因侵权人熊伟胜已承担刑事责任，故不应再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因熊伟胜侵权行为致景婧伤残，给其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依《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承担侵权责任；再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最高法关于道交的案件的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一款及《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侵权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承担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综合考量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故的损害后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景婧应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9000元。12.鉴定费4755元。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对鉴定费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应以发票载明金额确定鉴定费为4680元。一审法院认为，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质证意见成立，对其他费用发票不能确认为鉴定费支出，一审法院依景婧提供鉴定费发票载明金额确认鉴定费为4680元。景婧还主张熊伟胜、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应赔偿调查取证费7708.30元、补助费400元、耽误学业费88000元、后遗症治疗费200000元、景燕误工费105000元等费用，均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以上合理损失合计为638804.73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上述合理损失，因景婧同意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优先赔偿另案景浩，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因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已垫付景浩相关费用12万元，故其在本案中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再由其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限额内对景浩及景婧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一审法院（2018）鄂0923民初2028号案件中，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已在商业三者险中已赔偿景浩各项损失409733.48元，故其在本案中还应赔偿景婧各项损失590266.52元（100万元-409733.48元），再减去其已先行给付的200000元，还应赔偿390266.52元；超出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外的损失48538.21元（638804.73元-590266.52元=48538.21元）由侵权人熊伟胜承担，等平安财保孝感公司赔偿后，由双方在熊伟胜垫付的费用范围内凭据自行进行平衡结算。是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熊伟胜为其驾驶的鄂Ｋ×××××号小型轿车连续3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在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责任限额为100万元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附加险），熊伟胜一审提交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单的下部载明“重要提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和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和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均做了字体加黑、加粗处理，其中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1目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熊伟胜在一份投保人声明中表示“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手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后签名,但未署明该声明的日期。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机动车商业险的赔付责任。关于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判断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是否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生法律效力，应当从保险人是否向投保人交付保险合同条款、是否履行了提示义务、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三个方面考量。本案中，熊伟胜连续3年向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投保同一险种的机动车商业险；熊胜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单；熊胜伟对其在一份投保人声明中表示“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手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后签名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中，虽然熊伟胜连续3年向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投保同一险种的机动车商业险，但熊伟胜于2015年、2016年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上述两年的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熊伟胜2017年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后，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仍负有向熊伟胜交付保险合同条款的义务。虽然熊伟胜一审提交的保险单上已经注明了保险合同组成文件的名称，但案涉保险单与保险合同条款是未合订在一起的单独文件，不能据此认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同时交付了保险合同条款。虽然熊胜伟在一份投保人声明上表示其已经收到保险合同条款，但该投保人声明上没有签署声明的日期，平安财保孝感公司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声明是针对2017年机动车商业险合同作出，故该声明不能作为认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向熊伟胜交付2017年机动车商业险合同条款的依据。综上，应当认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未向熊伟胜交付2017年机动车商业险合同条款。基于前述评判，应当认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未向熊伟胜交付2017年机动车商业险合同条款；进而应当认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未履行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再进而应当认定平安财保孝感公司未实际履行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也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综上所述，平安财保孝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当予以维持。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25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刘 铮审判员  汪书力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毛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