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932号 原告：钟道昌，男，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 委托代理人：林兴平，浙江京衡（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识年，男，196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被告：海门市昌泰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东灶港镇港东路13号。 法定代表人：俞建兵。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翁舟娜，舟山市普陀区星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丁昊，舟山市普陀区星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钟道昌与被告丁识年、海门市昌泰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泰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7月16日，本院依原告申请裁定限制被告昌泰公司转让、抵押、光船租赁其所有的“昌泰807”轮。本院分别于2019年7月10日、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钟道昌（参加第一次庭审）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兴平、被告丁识年、昌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翁舟娜、丁昊（参加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道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款62925元、交通费280元；2.确认原告就上述债权对“昌泰807”轮享有船舶优先权；3.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海员证等四小证。审理中，原告将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海员证注销手续。事实与理由：被告系“昌泰807”轮的船舶所有人。2017年4月19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载明原告到“昌泰807”轮上从事捕捞作业，劳动报酬实行固定工资加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制，固定工资每月1500元，计件工资按钓鱿鱼产量每吨650元计算，款项汇入原告指定的银行账户。2018年6月10日，双方将劳动报酬标准约定为60000元一年保底，平均产量70吨，高于70吨的奖700元一吨，低于70吨的按平均产量，没钓到平均产量扣650元一吨。同时，船方又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对原告等几名船员的劳动报酬重新作了约定。2019年2月26日由船长出具了原告的总产量证明，共计93.642吨。2019年4月2日，原告随同其他船员一起回国，但被告未能按照约定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故原告诉至法院。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1.被告于2018年6月10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和合同系被告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诺书和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若无法认定该承诺书和合同无效，请求法院撤销该承诺书和合同；2.若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和合同均认定有效，原告从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6月9日的工资应当按照双方于2017年4月19日签订的劳务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进行计算，并应该扣除被告已向原告发放的款项、被告为原告垫付的费用以及原告旷工和产量未达标应承担的罚款。 原告钟道昌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公证书、挂靠经营合同、产权确认协议书、船舶所有权证书，用以证明登记在被告昌泰公司名下的“昌泰807”轮实际为被告丁识年所有的事实； 2.汇款凭证，用以证明被告丁识年已向原告支付工资款34000元的事实； 3.产量合计单，用以证明原告总产量的事实； 4.劳动合同书，用以证明原、被告于2017年4月19日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受雇于被告到“昌泰807”轮上从事远洋捕捞作业的事实； 5.“昌泰807”船员回国工资单，用以证明原告在“昌泰807”轮上从事捕捞工作及产量、应得工资的事实； 6.合同，用以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6月10日签订合同并将劳动报酬明确为一年60000元保底的事实； 7.承诺书，用以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6月10日签订承诺书，明确约定60000元一年的保底年薪及平均产量45吨的事实； 8.单据，用以证明原告产量为93.642吨的事实； 9.交通费票据，用以证明原告支出交通费用280元的事实。 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关于“昌泰807”远洋船船员罢工闹事过程的说明，用以证明被告出具的涉案合同和承诺书系被胁迫情况下签署的事实。 本院依据两被告的申请，准许证人项某出庭作证。证人项某在庭审中陈述：我是“昌泰807”轮的大副，被告丁识年是我妹夫。我是2017年8月23日到船上的，当时原告已经在船上工作了，工作很积极，2017年10月和2018年2月，原告两次罢工。2018年5月份，船长发生了更换，新船长到岗后，原告要求加工资，威胁船长说不加工资就不上船工作并要求签好合同再上船，上船后还要船长写了承诺书，并逼着我在合同和承诺书上签字。合同和承诺书的内容都是原告和船长协商的，我只是签字了，合同和承诺书的具体内容不清楚。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1、证2、证4无异议；证3核算的产量不予认可，原告产量应为87.642吨；证5工资单没有被告方确认，不予认可，而且原告的应得工资还应该扣除旷工和产量未达标的罚款；证6、7系船方受胁迫情况下出具，并非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予认可；证8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产量应扣除6吨；证9交通费系原告催讨工资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被告提供的说明，原告认为说明人贺军南未出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贺军南是船长，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原告胁迫船长签字，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于证人项某的证言，原告认为证人与被告丁识年系亲戚关系，且是涉案船舶的大副，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而且证人关于涉案合同、承诺书的签署过程前后陈述不一致，故对该证言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4、证6-9均为原件，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1、证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3系原告自行制作的单据，证5系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工资单，除了原告的产量外，证3记载的内容与证5记载的内容一致，关于原告产量，证3与证8记载的一致，故证3、证5、证8能相互印证，本院对证3、证5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说明书为复印件，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认定。证人项某与被告丁识年是亲戚，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被告丁识年系“昌泰807”轮的实际所有人，因经营所需，该船舶挂靠登记在被告昌泰公司名下。2017年4月19日，原告与被告丁识年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丁识年雇佣原告到“昌泰807”轮上从事鱿钓作业，劳动报酬实行固定工资加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制，固定工资每月人民币1500元，计件工资按钓鱿鱼产量每吨人民币650元计算，款项汇入原告指定的银行账户，原告履约后剩余工资款一个月内结清。劳保用品、钓钩、钓线等钓具费用采用包干原则，被告补助原告劳保用品、钩子、线等每年1000元。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经本人申请要求注销海员证的，被告应在45天内办理注销海员证，如未及时办理由此造成的损失被告应赔偿。2018年6月10日，船方分别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和合同，承诺书载明：“今有昌泰807船东承诺2017年员工六万一年保底，平均产量45吨，前提是你们员工在工作期间必须听从船长和大副指挥，是不听从的，这个承诺书作废，是听的以这个承诺书为真，以前合同作废。”合同载明：“今有九名员工到昌泰807船上打工，工资六万一年保底，平均产量70吨，高于70吨奖700元一吨，底70吨按平均产量，不钓到平均产量扣650一吨”。合同和承诺书均有原告和“昌泰807”轮船长贺军南、大副项某的签字并加盖了“昌泰807”的船章。2019年2月26日，“昌泰807”轮船长贺军南向原告出具了一份产量单据，明确载明：“钟道昌共计产量87.642吨，另加6吨，合计93.642吨。”该单据落款后加盖了“昌泰807”的船章。2019年4月2日，原告随同其他船员下船回国，但是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报酬，故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明，被告已向原告预支工资49400元，垫付购物支出6302元、钓钩、钓线支出4833元、电话费支出72元，共计60607元。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起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评析如下： 一、涉案承诺书与合同的效力问题 原告主张涉案承诺书与合同均合法有效，被告抗辩该承诺书与合同系被告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应确认无效，若无法认定无效则请求法院撤销该承诺书与合同。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才会导致合同无效，涉案承诺书与合同均不存在此种情形，故被告要求确认该承诺书与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原告胁迫而签署的承诺书与合同，而且该承诺书与合同对原、被告各方均设置了约束条款，且被告也认可该承诺书与合同系船长贺军南与船东沟通之后向原告出具的，故被告关于该承诺书与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该承诺书与合同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合法有效。 二、原告工资金额的认定问题 原告主张工资应按照承诺书与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计算，被告抗辩应按劳动合同书的约定计算。本院认为，承诺书与合同的签署晚于劳动合同书，承诺书与合同中关于工资计算标准的约定应认定为是对劳动合同书工资计算标准的变更，故应以承诺书与合同作为原、被告结算工资的依据。 承诺书对2017年的保底工资和平均产量进行了约定，合同对保底工资和平均产量也作出了明确约定，保底工资均约定为60000元一年，据此可认定原告2017、2018年的保底工资均为60000元一年，原告的工作时间从2017年4月19日开始至2019年4月2日结束，共计714天，故原告的保底工资应为60000元/年÷365天×714天=117370元。承诺书对产量工资的计算没有约定，合同对产量工资的计算有明确约定，但合同中关于70吨的平均产量是2017年和2018年两年总的平均产量还是2018年的平均产量无明确描述，原、被告也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无法认定70吨的平均产量所涵盖的年份，现原告主张的总产量也无法区分具体年份。考虑承诺书签署时2017年的生产已经结束，故承诺书中关于2017年的平均产量为45吨的描述应该比较客观真实，本院参照2017年的标准认定2018年的平均产量也为45吨，两年总的平均产量为90吨。关于原告的产量，原告主张93.642吨，被告仅认可87.642吨。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单据载明原告的产量合计为93.642吨，且被告庭审中也认可额外奖励给原告6吨产量的事实，故本院认定原告的总产量为93.642吨。根据合同约定，高于平均产量奖700元一吨，故原告的产量工资应为（93.642-90）吨×700元/吨=2549.4元。另外，根据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补助原告劳保用品、钩子、线等每年1000元，故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补贴款2000元。综上，原告应得工资总额为121919.4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工资、垫付的各项费用等共计60607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工资61312.4元。被告辩称的应扣除原告旷工和产量未达标的罚款，缺乏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涉案劳动合同书、合同、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原告提供劳务后，船东应按约支付工资。被告丁识年系雇主和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理应按约支付原告工资61312.4元。原告主张的交通费280元，非系本案诉讼必然发生的费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保护。原告提供劳务的船舶为被告所有的“昌泰807”轮，原告的工资给付请求自产生之日起至起诉时未满一年，故原告主张就上述工资款对“昌泰807”轮享有船舶优先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应在该优先权产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涉案船舶为远洋渔船，挂靠登记所有权人即被告昌泰公司经营，相关海员证的办理、注销等手续亦实际应经被告昌泰公司办理，故被告昌泰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应与被告丁识年协助原告办理海员证注销手续，原告自2019年4月2日离船后，涉案劳务合同关系解除，两被告理应及时办理原告海员证注销手续，原告该项诉请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丁识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钟道昌支付工资款61312.4元； 二、原告钟道昌就上述第一款中的款项对登记在被告海门市昌泰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名下的“昌泰807”轮享有船舶优先权，该优先权须在2020年4月1日之前通过扣押船舶方式行使； 三、被告丁识年、海门市昌泰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钟道昌办理海员证注销手续； 四、驳回原告钟道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380元，减半收取690元，保全费652元，均由被告丁识年、海门市昌泰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连生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陈 燕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二十二条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 （一）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