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土地发展中心，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093XJ。法定代表人：胡健玲，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闽，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区绮雯，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勘察测绘院顺德分院，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文秀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52Y。负责人：曹海军，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婷，广东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土地发展中心（简称大良土发中心）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勘察测绘院顺德分院（简称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2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良土发中心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向大良土发中心支付赔偿款5781103元；3.本案诉讼费由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树木胸径测量过错并未认定，且大良土发中心并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赔偿的金额过低。一、一审法院认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花木胸径测量错误与否，与本案审理无关”错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对树木数胸径测量错误，是造成大良土发中心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大良土发中心在一审中提交的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作出的《树木胸径测量说明》能够证明其存在树木胸径测量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大良土发中心提交的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作出的《树木胸径测量说明》的真实性。依据国家标准《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0858-2013）“胸径应为地表面向上1.2m高处树干直径”。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上述说明中解释“以贴近地面的树头为上述树苗胸径的测量对象，并对相关测量数据登记造册”，但涉案的树木部分是设有泥墩的，不应以贴近地面的树木为测量对象。其在庭审中提出在给大良土发中心《树木胸径测量说明》中附有相应的测量示意图用以证明“案涉苗木并非全部设有泥墩，少部分名贵苗木设有泥墩，对该部分苗木，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是按照墩高低于1.2米时，以地表面向上1.2m高处树干直径为胸径，墩高高于1.2米时，以泥墩顶部树根位置为胸径的标准进行测量的”，但其无法提交其所述的示意图证明其测量正确的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即其存在测量错误。（二）结合大良土发中心提供的2014年4月的清点表，也能证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存在树木胸径测量错误。银炼树是设有泥墩的，测量方法应当为从泥墩的最高处为基准点，往上1.2米的位置为胸径的标准测量。大良土发中心第二次庭审提交的《第一次花场树木盘点》其中第20页为银炼树的花场盘点表，明确显示测量数据胸径最小的为30cm，最大的为61cm。但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出具的征地资料簿中第13页第48至51项银炼树的胸径最小为60cm，最大为105cm，由此推断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测量方法为以地表面为基准点，往上1.2米的位置测量树木胸径，导致双方测量的数据胸径相差约40cm，导致评估公司依据其数据评估的单价大幅上升，致大良土发中心损失扩大。（三）一审法院认为“大良土发中心诉请的损失是按照数量错误，因此推断胸径的损失与本案无关”错误。胸径错误是影响大良土发中心赔偿金额的重大因素之一。胸径大小决定价格高低，大良土发中心诉请的损失是因为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测量数量以及胸径错误，评估价格是按照树木的种类和胸径计算出来，如评估报告第3页第48项与51项银炼树价格对比，胸径105cm的银炼树单价为32164元，胸径60-65的银炼树单价为18904元，相差13260元。大良土发中心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为：大良土发中心依据案号（2018）粤0606民初12923号判决书中郑**确认的数据，计算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多算的树木为秋枫2556棵、木棉树830棵、澳洲火焰木1139棵、红檵木1803棵、罗汉松299棵，合计为6627棵。大良土发中心依据评估报告，统计每一类树木的平均单价，计算出秋枫单价为2393.87元、木棉树为1042.88元、澳洲火焰木为1992.19元、红檵木为105.96元、罗汉松为595.28元，统计得出因测量中心的数量和胸径的测绘错误，多计算的树木评估价值为9622461.13元。又因评估报告总价为32239729元，最终补偿为3050万元。折算补偿比为30500000/32239729=0.946,测量错误树木价值导致的补偿约为9102848.23元，大良土发中心自行调整索赔金额为5781103元。树木的单价，取决定性的因素为树木的胸径，即树木的大小，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胸径测量错误，直接导致树木价值的变更，也导致大良土发中心的损失扩大。（四）一审法院认定自相矛盾，一审法院是清楚胸径错误在一定程度造成大良土发中心损失，其最终又不采纳大良土发中心的主张。一审判决第14页第9至14行“对花木数目、规格进行准确的测量，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案涉合同青苗摸查一项中应履行最重要的合同义务，数目测量错误，意味着整个青苗摸查合同义务的履行产生重大失误，将导致大良土发中心无法实行其通过测绘从而确定应补偿花木的数目、规格情况的合同目的，大良土发中心必然会因此遭受相应的损失”，从该陈述明显可以得出一审法院认为规格（即胸径）的错误会导致大良土发中心的损失，但其在判决第15页倒数第8行又认为胸径测量错误与否与本案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损失无关。因此，大良土发中心认为一审法院对这方面的认定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验收”属于大良土发中心的义务错误。大良土发中心认为“验收”应当属于大良土发中心的权利，测绘机构应当保证测绘数据的准确性，且大良土发中心已经完成了验收，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一）《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甲方的义务中并未约定大良土发中心验收属于义务，大良土发中心认为只要看到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测绘场所进行测绘，且收取了其盖有“测绘成果专用章”以及证书号的征地资料簿，即完成了验收。（二）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作为专业的测绘机构，应当保证测绘数据的准确性，且依据行业规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当书面向大良土发中心发出验收申请，但其并未申请。依据《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执行技术标准中《数字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和质量评定》（GB/T18316-2001）的其中第5.1.1条规定：作业人员经自查，确认无误后方可按规定整理上交资料成果。第5.1.2条规定：在过程、最终检查是，如发现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时，应退给作业组、中队（室）进行处理，然后再检查，直到检查合格为止。第5.1.4条规定：测绘生产单位应书面向委托生产的单位或任务下达部门申请验收。第5.2.1条规定：验收工作应在测绘产品经最终检查合格后进行。从行业的规定可知，保证测绘产品最终检查合格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义务，对于验收应当由其发出书面的验收申请，提请大良土发中心验收是其义务，而验收是大良土发中心的权利，但其并未向大良土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属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过错。（三）大良土发中心在《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已经完成了现场抽样核查，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从行业惯例以及常识推断可知，面对如此大面积的测绘工作，大良土发中心不可能将树木的品种、数量和胸径全部测量，以确认是否达到验收标准，因此，在本案大良土发中心并无过错。三、一审法院认定“就花木数量而言，大良土发中心有条件获得政府一方的统计数据，但未进行统计对比，导致数量错误未能被发现”，大良土发中心认为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义务，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的统计是用于接收树木，不能因此推断大良土发中心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一）一审法院认为就花木数量而言，虽然是一项比较繁琐的工作，但并没有专业门槛，即便是一般的交易主体，也具有发现错误的能力。但如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一审答辩意见所述，其具有测绘资质，参与测量人员也具备测绘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一般交易主体其测量方法、测量数据、测量速度与专业机构无法对比的。本次测量工作最终目的是为了补偿被征拆人的损失，需要准确的测量数据、测量速度。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当保证测绘数据的准确性，而非大良土发中心。迫于征收工作的紧迫性，行业惯例以及常识推断，大良土发中心不可能对树木的数量、胸径进行重新清点。（二）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清点的目的与大良土发中心委托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测绘的目的不同，且两个机构的工作内容、人员构成、人员分配均不同，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清点的目的是为了交接数目，大良土发中心委托测绘是为了征收补偿。不能因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有能力清点，而推断大良土发中心存在过错。2014年4月，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的测量统计仅仅是为了交接树木，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期间，由于没有专业人士护理，部分树木枯死，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花费了长达数月的时间清点。2014年12月11日，在剔除部分枯死树木以后，才汇总成册。其清点的目的与大良土发中心委托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测绘的目的不同，仅为了交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胸径过错并未认定，且本案大良土发中心并不存在过错，法院酌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赔偿的金额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大良土发中心全部诉请。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辩称，一、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履行委托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一）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是按照大良土发中心提供的图纸及其工作人员周汉根现场指界进行测绘的。案涉“**园艺”花场测绘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正常测绘，第二次是复核测绘，第三次是修补测绘。案涉6627棵苗木的测绘数据差异就是第三次修补测绘的数据。根据《测绘项目合同书》第四条约定，案涉花场苗木摸查数量预估为18881棵，并以此作为测绘费计算标准之一。因此，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经过第一次测绘、第二次复测得出花场苗木测绘成果是12836棵后。大良土发中心于2014年3月6日电话通知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进行第三次修补测绘时，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主观上没有怀疑，并且第三次修补测绘就是在大良土发中心工作人员周汉根现场指界进行的。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通过对之前测绘的数据查询并经过周汉根的现场确认无重复后才进行测绘的，而第三次修补测绘后的汇总的测绘成果为19463棵，与合同上记载的预估数量大体相近。与此相印证，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大良土发中心也承认，在表格上无法反映苗木数量重复计算。（二）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是严格按照国家测量规范标准对案涉苗木胸径进行测绘的。大良土发中心主张胸径测量错误，是基于认为案涉苗木是盆栽式种植在泥敦里的，树木的树根是在泥敦里，因此应在泥敦最高处往上1.2米作为胸径测量标准。大良土发中心该主张并无事实依据：其一，举证责任应由大良土发中心承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大良土发中心认为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有过错，是积极的事实，应由大良土发中心举证证明。然而，大良土发中心一方面在一审法庭调查中自认没有对测绘数据进行验收，另一方面又用其他部门单方制作《第一次花场树木盘点表》证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胸径测绘错误。并且，大良土发中心在一审法庭调查中也承认上述盘点表中列明的“数量”项目与实际记载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另外，从案涉测绘成果所附的照片来看，案涉苗木并非全部设有泥墩，只有少部分苗木设有泥墩，而且，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最后一次修补测量时间为2014年3月6日，上述盘点表记载的盘点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两者测量时间相差9个多月。原花场所有人郑**确认其在2014年5月8日收到大良土发中心支付的第一期补偿款，自2014年5月8日开始，案涉“**园艺”花场已由大良土发中心控制，故究竟哪些种类苗木、哪几棵苗木设有泥敦、以及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所谓胸径数据差异是不是对同一棵苗木测绘所得数据等已因现场无法复原无法查清。可见，大良土发中心提供的证据不真实，不充分，相互矛盾，不能证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存在过错，应由大良土发中心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二，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现场测绘时，案涉苗木的树根都是埋在土里的，即使有的苗木设有泥墩，泥墩也只是起保护作用。根据测绘成果所附的苗木照片，这些有泥墩的苗木都比较巨大，如果只是盆栽式种植在泥墩里，不但只要遇上稍微强烈的刮风下雨就会倒，而且也不利于树木种植成活，不符合树木种植养护的常理。而且大良土发中心的项目负责人以及原花场所有人郑**当时均在测绘现场，在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询问时也没有人告知这些设有泥墩的苗木是盆栽式种植在泥墩里的。故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0858-2013)规定：“胸径应为地表面向上1.2m高处树干直径。”对案涉苗木胸径进行测绘，符合国家标准，没有测量错误。二、大良土发中心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过错。（一）对测绘成果进行验收是大良土发中心的义务，使用没有验收的测绘成果进行评估，大良土发中心存在明显过错。《测绘项目合同书》第三条明确约定了案涉花场测绘的验收标准，该验收标准并不包括抽样核查，第八条约定了大良土发中心对测绘成果负有验收义务。大良土发中心在一审法庭调查时确认，并未对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提供的测绘成果进行验收。但是，大良土发中心在上诉状中却一方面称看到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现场测绘，收取了测绘成果就完成验收，另一方面又称要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申请才能验收，指责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没有提出书面验收申请；一方面称已完成了现场抽样核查无误，另一方面又称没有验收能力及发现错误的能力；一方面称其与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虽同为政府机构，但分工不同，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盘点后制作的《第一次花场树木盘点表》仅为清点交接数目，与大良土发中心负责的征收补偿无关，大良土发中心仍属无能力验收，另一方面事后又能轻易获取并使用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制作的上述盘点表来指责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测绘成果有错误。可见，大良土发中心缺乏诚信，在诉讼中多次反言，陈述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实际上，案涉委托合同以及相关国家测量标准均有委托人履行验收义务的约定和规定，大良土发中心如自认没有能力进行验收的，理应委托其他有能力的第三方进行验收，而不是以此作为不验收或随便验收的借口，更何况有能力清点的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与大良土发中心同属政府部门，共同负责案涉花场征收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大良土发中心有条件、有能力轻易获得案涉花场苗木的统计数据，并与测绘成果对比进行验收核对。因此，大良土发中心明显是有能力进行全面验收而不验收，并擅自使用未验收核准的数据进行评估，明显过错，应承担因此引致的风险。（二）大良土发中心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以及征收补偿款支付完毕之前已明知案涉苗木交接数量与测绘成果、评估报告记载的苗木数量存在巨大差异，而没有按合同约定要求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重新测绘补正或要求评估机构进行补正，存在放任损失扩大的过错。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提交测绘成果后，应由大良土发中心进行验收及付款，大良土发中心一直没有支付测绘费，也没有告知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验收情况，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根本不知道大良土发中心在未验收情况下已擅自使用了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提供的测绘成果。根据一审法庭调查，案涉花场评估报告未出具之前，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主张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已开始进行花场苗木盘点，评估报告出具后，大良土发中心知道评估苗木数量与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盘点所得数据10705棵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大良土发中心并未将盘点情况告知评估机构，由评估机构重新补正评估。并且，案涉花场征收补偿款支付完毕前，大良土发中心及农业部门与花场所有人郑**进行交接时，明确知晓交接数量为10382棵，与测绘成果、评估报告记载的苗木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如此数据差异，按一般委托人的注意义务，大良土发中心理应根据《测绘项目合同书》第十二条约定，要求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重新测绘进行重测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应进行重新评估。故大良土发中心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扩大，明显存在过错。三、大良土发中心主张其损失高达5781103元没有依据。（一）花场所有人郑**在签订案涉花场征收补偿协议前既无委托、参与案涉苗木测绘清点过程，也没有委托、参与选定评估机构，事后也不知道评估结果，案涉评估报告是大良土发中心委托的，只是大良土发中心自己单方估价依据之一，对郑**无约束力，也并非大良土发中心与郑**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和交付标准。案涉花场征收补偿标准是大良土发中心与郑**综合考虑花场内苗木数量、规格，设施、养殖物以及市场变化，经营投入等因素，并协商一致确定的，是对花场内一切种植物、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的整体性补偿的协商价格。故即使测绘数据差异会对评估报告总体估价产生影响，但评估价格与郑**最终同意的补偿标准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二）经一审法庭调查，根据现有证据根本无法查明、确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测绘行为对征收补偿金额确定的影响力大小、关联程度，并且案涉苗木现在已经无法还原并进行重新评估，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5781103元损失是单方计算所得，并且是按照某个比例折算的。况且，根据大良土发中心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其计算采用的数据6627棵不排除是包含了未计入2015年5月27日最终交接之日前的已枯死、半枯的苗木数据。枯死、半枯的苗木损失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无任何因果关系，大良土发中心计算时并未显示已剔除该部分苗木的种类与价格，而大良土发中心一方面主张不同胸径苗木不同价格，另一方面又以平均单价计算苗木价格，与客观实际不符。故大良土发中心的计算标准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损失赔偿依据。（三）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折让款计算方式也是错误的，案涉花场原所有人郑**自始至终只收到3050万的补偿款，其余500万元的补偿款是高建南收取的，与郑**无关，根据生效（2018）粤0606民初129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郑**手持的补偿协议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3050万元的补偿款包含郑**承包合同范围内的一切种植物、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而不仅仅是苗木的补偿价格，并且，也无法区分苗木以及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各自对应的补偿款。故花场的征收补偿折让款为42387088元-3050万元=11887088元，即使按照大良土发中心单方主张多计算的树木评估价值为9622461.13元，补偿折让款已经涵盖了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所谓损失。（四）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至今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测绘费，却被大良土发中心要求承担高达500多万的违约赔偿，明显过高，与实际损失不符，权利义务不对等，不公平，不合理。综上所述，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没有过错，大良土发中心存在过错，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高达5781103元损失无依据，是单方推测的数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应予以认定。一审判决已从有利于大良土发中心角度酌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承担赔偿责任，已充分维护了大良土发中心的利益，大良土发中心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大良土发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向大良土发中心赔偿因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错误测量行为而造成大良土发中心的损失5781103元；2.本案诉讼费由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大良土发中心为进行征地拆迁补偿需要，于2013年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签订《测绘项目合同书》。合同书明确约定甲方（即大良土发中心，下同）委托乙方（即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下同）承担大良逢沙苏岗周龙围等地拆迁测量工作。约定测绘范围位于大良逢沙苏岗周龙围等地，测绘内容包括多样，其中包括绿化面积测量（包括树木品种、数量以及胸径）。测量费总额约定为105724.64元，其中“青苗摸查”的测量项目测量费总额约定为4660.2元（诉讼中双方确认，大良土发中心并未支付测量费）。合同约定乙方全部成果应于甲方规定时间内交甲方验收，甲方应在10日内完成验收。合同第十二条约定乙方的违约责任，包括：……3.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乙方应负责无偿给予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后果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合同并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在大良土发中心提供的合同上，只有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签章，大良土发中心并没有签章。之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安排人员进场进行测绘工作，并先后制作《顺德大良街道碧桂路段花圃（广东**园艺）征地资料簿》（下简称征地资料簿1）、《顺德大良街道碧桂路段花圃（广东**园艺）-2征地资料簿》（下简称征地资料簿2）交付大良土发中心。两份征地资料簿所记载的测量日期均为2013年11月13日，大良土发中心留存的该两份征地资料簿中，征地资料簿1中应拆花木明细表中记载的花木数量为9717棵，征地资料簿2中应拆花木明细表中记载的花木数量共70项合计9746棵，其中第62至第70项的花木数量为6627棵。上述两份征地资料簿记载的花木数量总数为19463棵。另，应拆花木明细表中也记载了花木的种类、胸径、所在区域等资料。大良土发中心获得该两份征地资料簿后，将该两份征地资料簿交给案外人佛山市****咨询评估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作为评估材料进行评估。**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广信咨评字GX[2014]CAN04024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认定因征地补偿而涉及的各类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2月11日的市场价值为42387088元。其中，建筑物及构筑物评估值为242902元；附属设施评估值为9904457元，花木评估值为32239729元。根据法院作出的已生效（2018）粤0606民初12923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郑**没有参与选定该报告书的鉴定人，也没有参与苗木清点的过程，报告没有送达给郑**。根据以上评估结论，大良土发中心与案外人郑**（即被测花木的所有权人）协商，于2014年5月5日签订《生产损失、青苗及附属设施补偿协议（2014）云路附0002之二）》。根据郑**持有的该份协议上的约定，大良土发中心同意支付郑**承包范围内重置损失费3050万元，即对场内所有的苗木和设施进行收购。大良土发中心并将3050万元的款项向郑**支付完毕。2015年5月份，大良土发中心、郑**及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共同在《云路“**园艺”花木移交清单》上签名、盖章，共同确认移交花木共10329棵。2017年，因审计部门对上述**园艺花场补偿事宜的审计过程中，对花木的胸径数据、树苗数量等提出异议，大良土发中心遂于2017年3月6日向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发出《征询函》，要求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就该花场的测量情况作相关说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于2017年12月20日向大良土发中心发出《关于大良街道碧桂路段花圃（广东**园艺）树木胸径测量的说明》，称“……2013年11月13日，我司派员进场实地测量，当进行秋枫、樟树等部分树苗的胸径测量时，工作人员根据以往的测量做法，以贴近地面的树头为上述树苗胸径的测量对象，并对相关测量数据登记造册……”另查，大良土发中心因认为郑**未向其移交征地资料簿及评估报告所载的全部花木，将郑**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5781103元，法院立（2018）粤0606民初12923号案予以审理，并作出已生效（2018）粤0606民初1292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大良土发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12923号判决所查明的事实，郑**在该案庭审中确认，自己记账在2013年12月有花木12819棵，2013年11月12日应拆花木明细表（剔除重复计算部分）12836棵，2013年11月13日征地资料簿上的测绘报告数据统计为12850棵。大良土发中心在该案庭审中确认，2013年11月12日应拆花木明细表19463棵，2013年11月13日征地资料簿上的测绘报告数据统计为19463棵，以上数目是没有剔除重复的数目。另，2015年5月18日移交时，大良土发中心与郑**清点的花木数据是10322棵。再查，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于2014年4月份派工作人员对**园艺花场内的花木进行测量，并取得了原始数据，形成原始的盘点表。庭审中，大良土发中心自认最终的汇总统计时间在2014年12月11日，统计的花木总数为10705棵。大良土发中心于2018年11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法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履行测绘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2.假定存在过错，与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诉讼时效问题。针对第1个争议焦点。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一、从实际情况来看，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最终提交给大良土发中心的两本征地资料簿中，记载的花木数目合计为19463棵。但无论从郑**2013年12月自行统计的数据（12819棵），还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自认的第一、第二次测绘数目（12850棵、12836棵），均指向一个事实，即在测绘时，花木的数量应该在12800棵左右。但其提交给大良土发中心的最终测绘数据，则为19463棵，差距相当巨大。对花木数目、规格进行准确测量，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案涉合同“青苗摸查”一项中应履行的最主要的合同义务，数目测量发生错误，意味着整个“青苗摸查”合同义务的履行产生重大失误，将导致大良土发中心无法实现其通过测绘从而确定应补偿花木的数目、规格情况的合同目的，大良土发中心必然会因此遭受相应的损失。二、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辩称系大良土发中心的工作人员错误指界，导致其测绘得出的花木数目错误。但该主张并无证据可以证实，法院不予采纳。第一，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提供的“2014年3月份补测范围示意图”，如法院在证据认证阶段所论述，法院不予采信。第二，即便该“2014年3月份补测范围示意图”真实存在，但也只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自行制作，并未经过大良土发中心的确认，不代表大良土发中心认可该“2014年3月份补测范围示意图”所显示的补测量范围，更不代表补测量范围的存在就等同于计算花木的数量将必然产生错误。作为专业的测绘机构，在测绘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巨大误差，且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无法证明系大良土发中心所提供的资料有误造成的情况下，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承担测绘错误的主要责任，即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明显的过错。三、大良土发中心主张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同时存在对花木胸径测量有误等情形，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另一方面，大良土发中心在本案中所诉请的损失均系大良土发中心认为数量错误按比例折算所得，而并非基于测量错误后导致不同规格的花木的价格差主张损失，因此胸径等测量错误与否，与本案审理无关，故法院对大良土发中心主张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对花木胸径测量有误造成其损失的主张不予采纳。此外，大良土发中心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存在过错。理由是：一、合同约定乙方全部成果应于甲方规定时间内交甲方验收，甲方应在10日内完成验收。但大良土发中心收到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交来的两份土地资料簿后，并没有组织验收，而是直接交评估公司进行价格评估，系大良土发中心未按合同履行自己的验收义务。而且由于大良土发中心未进行验收，导致其也无法发现测绘的花木数量错误，进一步导致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在测绘工作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无偿给予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二、大良土发中心主张基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系专业测绘机构，故其信赖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测量结果不会存在错误，因此直接将数据交给评估公司评估。该主张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与合同约定不符。且就花木数量而言，数量的测定系一项比较繁琐的工作，但并没有专业门槛，即便系一般的交易主体，也具有发现错误的能力。尤其在本案中，大良街道农业和社会工作局于2014年4月份派工作人员对**园艺花场内的花木进行测量，并取得了原始数据，形成原始的盘点表。之后经汇总，统计的花木总数为10705棵。也就是说，大良土发中心有条件获得政府一方自己的统计数据，只要简单比较，就能发现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提供的19463棵的数据存在巨大差异。但大良土发中心也未进行统计比对，导致数量错误未能被发现。综上，大良土发中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也存在一定过错。针对第2个争议焦点。合同已明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大良逢沙苏岗周龙围等地拆迁测量工作，因此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系明确知道大良土发中心系基于拆迁需要委托其进行测绘工作，其作出的测绘结果将会作为大良土发中心拆迁补偿工作的依据之一。而大良土发中心基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测绘结果委托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后，所得出的花木评估价32239729元，系大良土发中心确定对郑**进行拆迁补偿的依据之一。由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测绘数量错误，导致评估的价值必定发生错误，将导致大良土发中心基于错误的评估结果对郑**进行补偿金额的计算错误，如果大良土发中心因此多支付了补偿款，该部分补偿款属于错误测绘所引发的大良土发中心的直接损失，按合同约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当进行赔偿。但对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当赔偿的金额，不能按大良土发中心主张的金额确定。理由如下：一、虽然如上所述，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错误测绘将最终导致大良土发中心基于错误的价格评估结果对郑**进行补偿金额的计算错误，但大良土发中心自行计算的补偿金额，只是影响最终补偿金额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并非唯一因素。具体来说，大良土发中心基于错误的测绘数据委托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后，获得花木评估值为32239729元的评估结果，但该评估结果只能影响大良土发中心自身的意思表示，对被补偿人郑**不产生影响。根据12923号判决所查明的事实，郑**没有参与选定出具评估报告书的评估公司，也没有参与苗木清点的过程，评估报告没有送达给郑**。也就是说，评估公司对花木以及其他一切设施的评估价值，在法律上对郑**没有约束力，也无证据证明郑**知悉相关的评估价值，更无证据证明郑**认可相关的评估价值。郑**在签订补偿协议前，根据自身的统计数据，是知道花木数量在12800棵左右的。而其作为花木的实际所有人，对花木的规格、价值也会比较了解。也就是说，郑**自身的意思表示，是以花木数量在12800棵左右，且以自身对花木的规格、价值的了解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花木数量为19463棵为基础的。再加上补偿协议的达成，3050万元补偿金额的最终确定，是大良土发中心与郑**基于各自的考虑，通过不断谈判、妥协达成的最终结果。由此可知，3050万元补偿金额的最终确定，是结合了多种因素最终导致的结果，而并非仅仅基于大良土发中心掌握的错误的花木评估价值。二、如上述，3050万元补偿金额的最终确定是“多因一果”。但是，本案中根本无法查明、确定各种原因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大小、关联程度有多大，也就无法确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错误测绘行为对3050万元补偿金额的最终确定产生了多大的错误影响。再加上大良土发中心自身主张的损失5781103元只是其基于事后按某个比例折算所得，根本就不是客观损失的严格核算，法院不予采纳。故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但在总体损失以及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违约行为对总体损失的原因力、关联性均无法准确查明的情况下，无法得出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过错直接且毫无争议地造成大良土发中心所主张的5781103元的损失，法院只能通过酌定的形式确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本案而言，无法证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订立《测绘项目合同书》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将高达几百万元。双方对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约定过于笼统[合同约定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后果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没有约定明确的金额或者明确的计算标准。如果大良土发中心、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可以预见因为测绘错误将可能承担高达几百万元的损失和赔偿，双方履行合同的行为也不会如此草率（双方草率履行合同体现在多处：大良土发中心在合同上连盖章都没有；大良土发中心不支付测绘费用，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也不追讨；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不对测绘数据进行严格的复核；大良土发中心直接拿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统计数据而不是正式的测绘报告进行评估等等）。因此，在无证据证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订立《测绘项目合同书》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将高达几百万元的情况下，大良土发中心的大部分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结合本案案情，考虑到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法院酌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30万元，大良土发中心诉请超出法院确认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3个争议焦点。大良土发中心在审计部门的要求下发现对郑**的补偿金额可能有误，并基于此于2017年3月份向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发函查询（其时离大良土发中心与郑**最终移交花木的时间2015年5月份尚不足两年），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于2017年12月份才进行回复。大良土发中心后于2018年11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的行为明显未过诉讼时效，法院对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本项抗辩不予采纳。综上，大良土发中心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超出法院确认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大良土发中心支付赔偿款30万元；二、驳回大良土发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133.86元，由大良土发中心负担24777.86元，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负担1356元。二审期间，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申请证人钟周君出庭作证，拟证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整个测绘过程中并无过错，测绘所得的树木数量与实际数量存在巨大差异，是因为大良土发中心没有验收，存在过错，其要求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大良土发中心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大良土发中心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证人钟周君是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员工，与该院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能力较低，仅凭该证人证言不能反映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的拟证内容，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向大良土发中心支付赔偿款金额的问题。本案中，大良土发中心认为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在履行《测绘项目合同书》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所得关于花木数目、规格的测绘数据，与实际结果差距相当巨大，而大良土发中心基于该错误测绘数据委托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后，获得花木评估值为32239729元的评估结果，并以此为依据与被补偿人郑**协商补偿款，必然导致大良土发中心产生相应损失。就此，大良土发中心主张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应向其赔偿5781103元。经审查，首先，如一审所述，花木评估值为32239729元的评估结果系大良土发中心单方委托评估所得，郑**没有参与苗木清点的过程，也没有参与选定出具评估报告书的评估公司，评估报告没有送达给郑**。且无证据证明郑**在和大良土发中心协商补偿过程中知悉并认可前述评估结果。其次，大良土发中心与郑**并未以该评估结果直接作为确定补偿款的依据，而是郑**作为花木的实际所有人，在对自有花木的规格、价值、经营投入、市场变化等因素综合衡判的基础上，与大良土发中心通过不断谈判、协商，双方基于各自的考虑，最终妥协达成了3050万元补偿款的结果。亦即该3050万元补偿金额的最终确定，是多种因素最终导致的结果，而并非仅因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提供的错误测绘数据引致。再次，在3050万元补偿金额是“多因一果”最终确定之情形下，大良土发中心并未举证证明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错误的测绘数据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力大小、关联程度高低，其主张的5781103元损失系其单方基于事后按某个比例折算所得，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故一审在纵观本案案情的前提下，基于民法之公平诚信原则，为减少当事人诉累，酌定湖南测绘院顺德分院向大良土发中心赔偿3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大良土发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167.72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土地发展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甘嘉亮书 记 员 潘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