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3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惠东，男，197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傅万成，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雷，男，1988年11月15日出生，侗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建，广西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覃惠东因与被上诉人梁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0226民初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8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覃惠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万成，被上诉人梁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建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惠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梁雷支付覃惠东货款164321元；2.判令梁雷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覃惠东证据不足、驳回覃惠东诉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覃惠东提供的以下几方面的证据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覃惠东一审时提交的多份销货凭证中，在“客户”及“购货者”一览都已明确记载梁雷是买受人(购货者)的身份，梁雷本人亦在该销货凭证上签字，确认尚欠货款数额。2、覃惠东是以调拨价(低于批发价和零售价)向梁雷提供货物啤酒，并以调拨价与梁雷结算货款。覃惠东是以“购十件，送一件”的方式给梁雷提供价差和优惠。至于梁雷与其买受人协商的购买价格是多少，覃惠东并不会过问，销售货款也是由梁雷向其买受人收取。在梁雷转交给覃惠东的购销凭证即涉案收据上提到的客户欠单中，供货者一栏载明是梁雷，购货人一栏载明是英皇KTV等人。可见梁雷是以出卖人的身份向他人供货，并在中间赚取了利润。3、覃惠东在收到梁雷支付的货款后都会向梁雷出具收条，收条上也明确记载收到的是货款，可以佐证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4、关于梁雷抗辩其与覃惠东之间是雇佣关系的问题，从2012年至2016年期间，覃惠东从未向其支付任何劳动报酬，明显与其抗辩不符，故法院不应支持其观点。 综上，覃惠东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覃惠东的上诉请求。 梁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覃惠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梁雷支付164321元给覃惠东，诉讼费用由梁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覃惠东是三江县珠江啤酒的总经销，2012年5月16开始，由梁雷负责为覃惠东的三江县的珠江啤酒的总经销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内进行家庭啤酒配送销售，每送10件提成一件货款给梁雷，因前期合作得好，后期覃惠东允许梁雷为县城内的饭店和夜场的啤酒配送销售，至2013年7月期间，梁雷销售的珠江系列啤酒共发生了往来单据74单，成交总金额为359323.5元。2012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双方已经结算了175002.50元货款，尚有164321元货款未结算；2017年1月，覃惠东以买卖合同关系将梁雷诉至法院，要求梁雷支付货款164321元，因庭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双方同意共同追款，2017年3月9日覃惠东撤回起诉，2017年5月28日追回货款20000元交给覃惠东，2017年6月8日，梁雷将余下的客户欠款单转交覃惠东。2019年4月1日，覃惠东再次以买卖合同关系将梁雷诉至法院，要求梁雷支付货款164321元。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就该院采纳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未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的合意，梁雷的家庭啤酒配送销售及饭店、夜场的啤酒配送销售都是覃惠东指定和允许梁雷销售啤酒的一种办法，梁雷不存在经营自主权，覃惠东应就买卖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覃惠东提出买卖关系的主张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覃惠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86元，减半收取1793元（覃惠东已预交），由覃惠东承担。 二审期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覃惠东提出以下异议：一、一审法院认定“由梁雷负责为覃惠东的三江县的珠江啤酒的总经销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内进行家庭啤酒配送销售，每送10件提成一件货款给梁雷，因前期合作得好”这一事实有误，应当是梁雷每拿11件货可按10件的货款付款，双方不是合作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二、“2012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双方已经结算了175002.50元货款，尚有164321元货款未结算；2017年1月，覃惠东以买卖合同关系将梁雷诉至法院，要求梁雷支付货款164321元”中的164321元有笔误，应该是184321元货款；三、“因庭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双方同意共同追款”的表述有不当，应当是在法庭的建议下，覃惠东给梁雷一段时间自行追款，所以覃惠东那时才撤诉。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 梁雷提出以下异议：一、对方所主张的成交总金额为359323.5元是覃惠东按其自行制作的调拨价来列出的金额，梁雷与覃惠东不存在买卖关系，梁雷只认可已经结算了175002.5元以及2017年5月28日帮覃惠东追回货款20000元；二、对于“因庭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双方同意共同追款”，应当是梁雷同意协助覃惠东追款。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 此外，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2017年5月28日追回货款20000元交给覃惠东，2017年6月8日，梁雷将余下的客户欠款单转交覃惠东。”应更正为“2017年5月28日收据中的内容均为梁雷所写，覃惠东于2017年6月8日在该收据上签名，并于当日收到20000元及客户欠单。” 针对当事人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覃惠东提出的第一点异议，因双方是否是买卖关系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故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说明；对于第二点异议，经结合上下文以及双方庭审中均认可的前案的诉状，164321元确系笔误，应为184321元；对于第三点异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做查明。对于梁雷提出第一点异议，因双方是否是买卖关系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故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说明；对于第二点异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做查明。 二审中，覃惠东提交了食品销货凭证复印件14张，拟证明梁雷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供货，该证据就是2017年5月28日收据上提到的全部客户欠单，覃惠东是于2017年6月8日收到20000元以及客户欠单的。该客户欠单上内容中的签名就是梁雷的客户签字，该供货单中有的在供货者一栏载明是梁雷，可以证明是梁雷在供货。梁雷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雷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覃惠东只拿出了部分客户欠单，该食品销货凭证台账是覃惠东提供给梁雷作为送货用的，虽然在部分凭证中的供货者一栏有梁雷的签字，但这只是一个管理问题，梁雷只是按覃惠东的要求去向对外供货，所以不能仅凭供货者一栏有梁雷签名就认定是梁雷在供货。 经质证，本院认为，因梁雷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能否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全案予以认定。 据此，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更正为：覃惠东是三江县珠江啤酒的总经销，梁雷主张从2012年5月16日开始，由其负责为覃惠东的三江县的珠江啤酒的总经销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内进行家庭啤酒配送，因前期合作得好，后期覃惠东允许梁雷为县城内的饭店和夜场的啤酒配送销售，覃惠东则主张是梁雷购买覃惠东的啤酒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内进行啤酒配送销售，梁雷每拿11件货可按10件的货款付款，双方是买卖关系而非合作关系。覃惠东主张至2013年7月期间，梁雷销售的珠江系列啤酒共发生了往来单据74单，成交总金额为359323.5元，2012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双方已经结算了175002.50元货款，尚有184321元货款未结算；2017年1月，覃惠东以买卖合同关系将梁雷诉至法院，要求梁雷支付货款184321元，因庭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2017年3月9日覃惠东撤回起诉。2017年5月28日梁雷写下《收据》一张，内容为：现收到梁雷交来客户啤酒钱20000元，余下客户欠单转交覃惠东。覃惠东于2017年6月8日在该《收据》上签名确认，并于当日收到20000元及客户欠单。2019年4月1日，覃惠东再次以买卖合同关系将梁雷诉至法院，要求梁雷支付货款164321元。 二审另查明，覃惠东主张自己在一审中提交的359323.5元的列表中载明的乐巢、鸟巢欠单中的15010元、21300元梁雷帮其追讨回了13700元，故剩余部分22610元同意在本案的诉请金额164321元中扣除，梁雷对此表示这正好能说明双方不是买卖关系，不然就不存在梁雷要为覃惠东去追讨货款。 覃惠东表示其一审时提交的梁雷拿货单据中除了梁雷的签字外，单据上载明的价格以及供应的鸟巢、英皇等单位等内容都是覃惠东所写，该价格是梁雷对外自行卖货的价格，注明供应的鸟巢、英皇等单位是为了便于到时与梁雷对账，后来梁雷不愿和覃惠东结算，覃惠东就在这些单据上按双方当时说好的结算价格，用较浅的小字体自行写上后计算出本案中梁雷应给覃惠东的结算金额。梁雷则表示单据上载明的价格、单位是覃惠东指定的对外送货价格及单位，梁雷没有自主权，不认可按覃惠东事后写上去的价格来结算，双方不是买卖关系。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覃惠东以与梁雷存在买卖关系为由要求支付货款是否于法有据。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覃惠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因在于：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根据常理，买方在卖方处拿货时双方就应在单据中写清货物品种、数量、价格等进行确认，而覃惠东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与梁雷的结算价格是梁雷拿货后覃惠东自行写上去的，这不符合通常的买卖合同交易模式，且在单据上由卖方来注明买方对外卖货的价格以及供货单位更不符合常理，且此部分证据尚未能证实系梁雷向覃惠东购买货物。二、从覃惠东一审中提交的359323.5元的列表来看，该列表中注明了梁雷帮忙结算乐巢欠单15010元、鸟巢欠单21300元，如果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梁雷并无此义务。三、覃惠东于2017年6月8日在涉案《收据》上签名，并认可收到梁雷转交来的客户欠单，这亦可说明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梁雷帮覃惠东送货给客户，将客户欠单交回给覃惠东。四、覃惠东在二审中提交的食品销货凭证即客户欠单中虽部分注明有供货者梁雷，但也同时注明了购货者，且梁雷已经将这些客户欠单交回给覃惠东，结合前三点分析，覃惠东据此主张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采信梁雷所主张的客户欠单注明有供货者梁雷以及收条均系梁雷在负责为覃惠东送货过程中覃惠东对梁雷的管理方式。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关系不成立，进而驳回覃惠东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覃惠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表述上有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86元（上诉人覃惠东已预交），由上诉人覃惠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韦霁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