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兴，男，197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煜村，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江，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建荣，男，197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根，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水，男，197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特威，男，198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煜村，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木根，男，196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达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丰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雷)，精功集团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雷)。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抒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超，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传龙，男，196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上诉人杨建兴、章建荣、于水、卢特威、徐木根(以下合称五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达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顺投资)、原审被告吴传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沪02民初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上诉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达顺投资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纠正。1.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快捷快递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以及2015年11月10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快捷快递公司之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在履行不到一年时因各方决定变更上市主体且上海快捷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快捷公司)向达顺投资退还了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亿元增资款后，已实际终止履行，其中的股权收购条款和增资价款撤回条款已不再履行。达顺投资根据已经终止的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已丧失合同依据。2.因《补充协议》已经变更了股权回购条款，达顺投资只能主张撤回增资价款，而不是股权回购。依照资本维持原则以及《快捷快递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达顺投资只有在符合法定和章程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向快捷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捷快递公司)主张收购股权，但本案并未出现该情形。3.快捷快递公司没有参加过《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签署，或承诺加入并遵守上述两协议，且五上诉人、吴传龙及达顺投资、案外人上海精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精熠投资)、上海德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锌投资)还曾于2016年8月签订了《快捷快递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2016年8月增资协议》)，该协议中并无股权回购或者撤回增资价款的约定，故达顺投资无权主张本案的诉请。4.达顺投资的增资款直接进入快捷快递公司，其主张撤回增资款应首先指向快捷快递公司，快捷快递公司应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一审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程序错误。5.一审判决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回购达顺投资在快捷快递公司的11.94%股权，但遗漏判决达顺投资将股权转让给五上诉人及吴传龙的义务。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如何分配转让的股权无法操作，且没有快捷快递公司的协助，无法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6.《2016年8月增资协议》是达顺投资与五上诉人及吴传龙之间就快捷快递公司增资事宜达成的新的增资协议，该协议生效时间晚于《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应当依据该协议履行。一审判决对该协议未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且一审判决无视该协议中的仲裁条款，违背了“或裁或审”的原则。7.《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仅约定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对上海快捷公司的股权承担回购义务，并未约定对快捷快递公司股权承担回购义务，一审判决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根据推理将股权回购义务强加于五上诉人，违背了合同意思自治原则。8.快捷快递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相关的股权变更登记无法办理，一审判决实际无法得到执行。达顺投资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解除、中止情形，五上诉人应当履行合同义务。《补充协议》约定设立新公司(即快捷快递公司)并完成对老公司(即上海快捷公司)主要资产和业务的收购、老公司退还增资款以及投资者对新公司增资并享有原协议项下的权利等。而《增资协议》中对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回购股权的约定是明确的，该条款与《补充协议》中的相关条款相对应，共同完整地构成了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五上诉人关于《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已经履行终止的主张，忽视了《补充协议》第4.3条关于投资主体变更的约定，片面地认为股权回购安排不适用于新公司。此外，达顺投资的请求权对象是包括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在内的创始人股东而非公司，上诉理由中关于不符合快捷快递公司章程规定的收购股权条件与本案请求全然不符。2.《2016年8月增资协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署，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协议取代《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关于股权回购的相关约定。另外，从达顺投资的投资目的来看，在《补充协议》已对新公司的投资安排及达顺投资在新公司的权利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达顺投资以《2016年8月增资协议》而放弃其原有的权利义务，显然也不符合通常的投资逻辑。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2016年8月增资协议》的时间超出举证期限，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也与本案的请求权无关，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不予认定并无不当。3.五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没有依据。达顺投资的请求权依据为《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均无仲裁条款，《2016年8月增资协议》与本案股权回购的请求无关。快捷快递公司不是达顺投资的请求权对象，与五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诉讼标的，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4.五上诉人主张的股权变更等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解决的问题，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并不影响本案依据股东之间的约定进行审理和裁判。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传龙未作陈述。达顺投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五上诉人及吴传龙连带向达顺投资支付股权回购款308,415,753.43元(暂计至2018年4月17日，请求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日止)；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向达顺投资支付股权回购款后，达顺投资同意放弃对应股权项下的全部权利并配合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五上诉人及吴传龙连带承担达顺投资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9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8月31日，五上诉人及吴传龙与达顺投资、案外人精熠投资及德锌投资签订《增资协议》，明确上海快捷公司是一家在中国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五上诉人及吴传龙为公司的创始人股东；达顺投资与案外人精熠投资、德锌投资为投资者。协议约定，三投资者同意依据本协议的约定，以2.5亿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并获得本次增资后公司股权17.2414%，其中达顺投资以2亿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并获得本次增资后公司13.7931%股权。如原股东钟治花退出公司，则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加至3,625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三投资者以2.5亿元全部认缴；在钟治花未退出的前提下，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加至1亿元，三投资者以2.5亿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7,241,379元，创始人股东以52,758,621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52,758,621元。5.6.1条：如遇以下情形，投资者在不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前提下，有权要求公司及/或各创始人股东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回购其持有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i)公司回购股权；(ii)各创始人股东中一方和/或多方受让股权；(iii)由公司和各创始人股东指定的第三方回购；投资者有权在知晓下述任一情形发生后立即提出回购要求，公司和各创始人股东应予以配合执行：(1)公司未能在登记日后五年内完成上市；(2)吴传龙因其与黄子杰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201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42号]的二审判决结果为解除当事人于2013年1月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并判令恢复合同履行之前的原状，导致吴传龙须返还其持有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股权，自此丧失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3)第5.8.1条中的各项业绩承诺(年度实际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值或年度日均票数)低于承诺指标的80%；(4)各创始人股东中一方和/或多方出现重大诚信问题，尤其是公司出现投资者不知情的帐外现金销售收入时；(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重大变化；(6)公司或各创始人股东中一方和/或多方实质性地违反其于《增资协议》和/或本补充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与保证，或违反其在本补充协议下的主要义务，或公司、各创始人股东因违反法律法规而遭受或可能遭受任何行政处罚或刑罚，以致公司上市目的无法实现或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7)公司被托管或进入破产程序。5.6.2条：股权回购价款的计算公式为：回购价款=投资者投资款*(1+12%年息*投资期间)。投资者投资款应包括投资者持有公司股权对应的全额投资者增资价款(无论其计入注册资本、资本公积金或其他财务科目)及股权转让价款；投资期间=投资者首期增资价款交割日与回购发生日之间的期间日/365天。5.6.3条：上述股权回购价款应当根据公司分红、拆股、配股、增资、减资等因素相应调整。5.6.4条：投资者应在相关方书面通知发生上述情形之日起180天内，以书面方式向公司明示是否据此行使股权回购权。5.6.5条：公司及/或各创始人股东应在回购期限内回购投资者提出的回购股权并付清全部回购价款，或者找到其他第三方以不低于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收购投资者提供回购的股权。5.8.1条：(1)公司和各创始人股东向投资者保证，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及各创始人股东应保证公司在2015年至2017年三个财务年度内实现的日均票数不少于90万单、150万单和230万单。(2)公司和各创始人股东向投资者共同保证，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及各创始人股东应保证公司在2015年至2017年三个财务年度内实现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值分别不少于1,200万元、1.47亿元和2.63亿元。9.1条违约事件：(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实质性义务或承诺，以致于其他方无法达到签署本协议的目的；(2)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声明、陈述或保证存在欺诈或虚假成分。9.2条违约救济：若协议任何一方的行为构成本协议9.1条“违约事件”，守约一方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或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以使守约方恢复到该违约事件不发生的情形下守约方可以达到的状态。二、2015年1月10日，五上诉人及吴传龙与达顺投资、案外人精熠投资、德锌投资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称，鉴于公司原股东之一钟治花无法配合就《增资协议》项下的本次增资签署相关股东会决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就有关公司股权质押和本次增资的交割等事项作出特别约定。4.3.1条：各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签订后若出现下列情形，投资者有权要求公司及创始人股东进行上市主体变更，即通过设立新的法人实体“快捷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新公司的名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完成对公司及关联方主要资产和业务的收购，同时将投资者支付的增资价款退还投资者，使投资者以该等增资价款对新公司增资，并获得新公司的股权：(1)本补充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就钟治花退出事宜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2)公司作为拟上市主体存在重大问题和瑕疵，使未来上市审核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3)其他困难对公司上市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时间。4.1.1条约定了投资者可在五种情形下撤回增资价款，其中第4小项为公司或各创始人股东中一方和/或多方实质性地违反其于《增资协议》和/或本补充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与保证，或违反其在《增资协议》和/或本补充协议下的主要义务，或公司、各创始人股东因违反法律法规而遭受或可能遭受任何行政处罚或刑罚，以致公司上市目的无法实现或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第5小项为发生其他可能对公司或投资者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4.1.2条规定，如届时因上述情形触发本协议第4.1条的增资价款撤回事宜，公司及/或创始人股东应当在投资者提出撤回要求之日起十日内，将撤回价款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给投资者，撤回价款的计算公式为撤回价款=投资者投资款*(1+12%年息*投资期间)。4.1.4条约定，如果本补充协议签署6个月内，(i)公司未按照本补充协议第3.2.2条的约定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或(ii)公司按照本补充协议第4.3条上市主体变更的相关约定启动相关操作，但投资者未在第4.3.2条的条件满足的基础上取得拟上市新法人实体的股权，则应当按照以下方式计算此时公司及/或创始人股东应当支付的撤回价款=投资者投资款*(1+24%年息*投资期间)。4.1.5条约定，创始人股东同意并承诺，各创始人股东对投资者实现本补充协议第4.1条项下的所有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3.2条约定，当发生本补充协议第4.3.1条所列的情形时，投资者有权在六十日内要求公司和创始人股东配合进行上市主体变更的相关操作，新的拟上市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1)创始人股东共同设立新公司，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新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创始人股东完成实缴，且各创始人股东在新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与公司增资前股转完成后创始人股东之间的相对股权比例相同；(2)新公司应当具备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快递业务所需的《快递业务进行许可证》等资质和证照，并保证所有经营所需的资质均在有效期内；(3)新公司应当完成对公司届时快递网络、资产、业务、品牌、知识产权和人员等方面的全面接收，使新公司完全取代公司在上市主体变更时的业务地位；(4)其他投资者认可新公司作为新上市主体应具备的重要条件。4.3.3条：待本第4.3.2条所述之主体变更条件具备后，创始人股东及/或公司应当将投资者根据本补充协议第3.1.1条支付的增资价款总计2.5亿元分别退还给投资者，投资款暂返后，投资者将暂返的增资款分别以和本次增资相同的金额和价格投入新公司，即达顺投资以2亿元的投资款认缴新公司13.7931%的注册资本，……4.3.4条：创始人股东承诺，本补充协议签署后，创始人股东应当在完成上述4.3.2条第(1)项所述的主体变更条件，同时将新公司100%的股权按照各投资者的出资比例全部质押至各投资者名下。当投资者根据上述第4.3.3条的约定对新公司增资并取得新公司的股权，且创始人股东和公司完成上述第4.3.2条第(2)、(3)项的主体变更条件后，投资者届时才有义务配合创始人股东解除部分已质押在各投资者名下的新公司股权。4.3.5条：公司及创始人股东承诺，若启动本第4.3条项下的上市主体变更，则应保证新公司届时出具相关书面文件加入《增资协议》和本补充协议，以遵守《增资协议》和本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承担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确保投资者在新公司继续享有《增资协议》全部的相关权利。三、达顺投资于2015年9月25日、9月30日分别向上海快捷公司划款5,000万元、1.5亿元，共计2亿元投资款。上海快捷公司于2016年7月1日、2016年7月7日共向达顺投资返还2亿元投资款。2016年7月1日及7月7日，达顺投资向快捷快递公司共支付2亿元投资款。四、上海快捷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7日，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为五上诉人、吴传龙和钟治花。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XXX号XXX幢XXX层XXX区XXX室。业务范围为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普通货运、化妆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业务范围为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地域范围为上海市、江苏省淮安市、湖南省长沙市、重庆市。发证机关为国家邮政局。五、快捷快递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设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股东为五上诉人和吴传龙。2016年5月20日，达顺投资、精熠投资、德锌投资成为快捷快递公司股东，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60,416,666元。2018年4月18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快捷快递公司注册资本金为69,814,851元，注册地址在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XXX号XXX幢XXX层XXX区XXX室。股东为：五上诉人、吴传龙、达顺投资、精熠投资、德锌投资、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其中达顺投资占比11.94%。该公司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经营范围为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地域范围为上海市。发证机关为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六、2016年快捷快递公司的审计报告显示，当年度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18,591.65元；2017年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显示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8,169,559.40元。两年度均未达到《增资协议》中规定的承诺业绩额的80%即11,760万元及21,040万元。七、达顺投资分别于2017年9月27日、2017年12月18日收到快捷快递公司现金分红1,000万元、405万元，共计1,405万元。八、2018年4月3日，达顺投资向快捷快递公司所在地寄送《告知函》，以快捷快递公司的经营状况已触发《增资协议》第5.6条股权回购条款的约定，要求快捷快递公司及五上诉人、吴传龙向达顺投资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九、达顺投资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由达顺投资委托该所律师代理其与上海快捷公司股份回购纠纷一案的从起诉到执行终结阶段的事务。双方采用普通代理加风险代理的方式代理本案。普通代理费为90万元，于签约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风险代理费为按照回款额的1.2%计算。2018年4月13日，达顺投资向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支付了90万元。该所于2018年4月11日向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十、2019年1月23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沪0118破5号、(2019)沪0118破6号民事裁定，分别受理债权人申请快捷快递公司及上海快捷公司破产清算案。一审法院认为，达顺投资作为投资人与五上诉人和吴传龙等签订的《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有效。《增资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针对的虽然是上海快捷公司的股权，但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了因上海快捷公司股东钟治花不同意引入新的投资人导致无法办理工商登记而变更上市主体，即通过五上诉人和吴传龙设立新公司快捷快递公司，完成对快捷快递公司及关联方主要资产和业务的收购，同时将投资者支付的增资价款退还投资者，使投资者以该等增资价款对新公司增资，并获得新公司的股权，并约定新公司应当完成对上海快捷公司快递网络、资产、业务、品牌、知识产权和人员等方面的全面接收，使新公司完全取代上海快捷公司在上市主体变更时的业务地位，故实际上双方已达成了以新设立的快捷快递公司取代上海快捷公司作为达顺投资等的投资对象，《增资协议》中的各项条款同样适用于快捷快递公司，且五上诉人和吴传龙仍然承担《增资协议》中约定的包括回购在内的各项义务。至于五上诉人和吴传龙提出的新公司尚未出具相关书面文件加入《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故而五上诉人和吴传龙无须承担对达顺投资持有的快捷快递公司股权回购的义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义务是针对新设立的公司的，但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在《增资协议》与《补充协议》中的义务已经在两份协议中规定明确，无须另行再作约定。至达顺投资起诉，快捷快递公司自设立起连续两年未达到约定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值的80%，且已在2018年1月23日被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快捷快递公司的上述情形已经触发《增资协议》5.6.1条第三项、第七项约定的回购条件。达顺投资于2018年4月3日以《告知函》的形式要求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已向五上诉人和吴传龙主张了回购权，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应按约回购。关于回购价格，按照《增资协议》5.6.2条的约定，回购价款应按照投资价款*(1+12%*投资期间)计算。达顺投资主张按照投资价款*(1+24%*投资期间)计算，其所依据的《补充协议》4.1.4条的适用条件并不符合达顺投资所主张的回购原因，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经计算，达顺投资所持快捷快递公司股权暂计至2018年4月17日的回购价格为261,232,877元。达顺投资持股期间从公司取得的分红1,405万元，属于投资收益，应当抵扣回购方按约应支付的投资收益款。扣减后，回购价格为247,182,877元。除此外，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应按照每年12%的利率继续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回购款。关于达顺投资主张的律师费，由于达顺投资与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并未就律师费的承担达成过合意，达顺投资所主张的《增资协议》第9.2条的内容并不能得出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律师费的结论，律师费并非当事人进行诉讼必然发生的费用，故对达顺投资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达顺投资支付股权回购价款247,182,877元以及以本金2亿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12%/年计算的回购价款，用于回购达顺投资持有的快捷快递有限公司11.94%的股权，对此五上诉人和吴传龙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达顺投资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88,379元，由达顺投资负担319,061元，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共同负担1,269,318元；保全费5,000元，由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共同负担。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快捷快递公司、五上诉人、吴传龙及达顺投资、精熠投资、德锌投资于2016年8月签订了《2016年8月增资协议》，该协议在签约背景介绍中载明，各方同意，快捷快递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至60,416,666元，其中达顺投资、精熠投资、德锌投资分别以2亿元、3,000万元、2,0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8,333,333元、1,250,000元、833,333元，分别占增资后快捷快递公司注册资本的13.7931%、2.0690%、1.3793%。该协议共五条，第一条增资条款约定投资者(即达顺投资、精熠投资、德锌投资)以2.5亿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并获得17.2414%股权、各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和所占股权比例以及增资完成后快捷快递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情况。第二条至第五条分别为保密条款、违约责任条款、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条款及附则条款。其中争议条款约定可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附则条款载明“本协议一式【】份，各方各执一份，其余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由公司留存”。本院认为，《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系签约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根据前述两份协议的约定显示，达顺投资等投资人原为投资上海快捷快递公司而与五上诉人等签署了《增资协议》，后由于上海快捷公司股东钟治花不同意引入新的投资人，五上诉人、吴传龙遂通过设立新公司即快捷快递公司取代上海快捷公司作为投资对象的方式引入达顺投资等投资人。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在《补充协议》中不仅承诺若其违反《增资协议》的约定，投资者可以撤回增资价款，还承诺若上市主体变更，则其应确保证新公司出具文件加入《增资协议》和本补充协议，并保证投资者在新公司继续享有《增资协议》全部的相关权利。故在各方当事人协议将投资对象变更为快捷快递公司后,《增资协议》中的各项条款对各方当事人仍有约束力，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应当按照《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承担各项义务。五上诉人认为达顺投资现仅能主张撤回增资价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016年8月增资协议》虽无股权回购或撤回增资价款的约定，但该协议并没有约定《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不再履行。股权回购或撤回增资价款等条款是对达顺投资等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重要约定，无论对投资人还是对原股东的权利义务均有重大影响，对此各方当事人均系明知，对该些涉及各方重大权利义务条款的变更理应以明示的方式体现。况且五上诉人和吴传龙在一审审理的庭前程序中，也没有提出过回购或撤回增资条款已经变更，只是在后续的审理中因在快捷快递公司一堆资料中找到了《2016年8月增资协议》才提出了应按《2016年8月增资协议》履行的主张，显然不符合常理。现无证据表明《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已不再履行，因此无论《2016年8月增资协议》是否如达顺投资所主张的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均不影响《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的效力。《2016年8月增资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与本案争议没有关系。本案中达顺投资并未向快捷快递公司提出请求权，快捷快递公司与五上诉人及吴传龙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诉讼标的，不是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至于系争股权回购后如何处理，对本案的审理和裁决并无影响，五上诉人及吴传龙可另行依法解决。综上所述，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88,379元，由上诉人杨建兴、章建荣、于水、卢特威、徐木根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壮春晖审判员  马清华审判员  傅伟芬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管 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