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5民终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西江南春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西路开发区明华苑1号楼C402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086504348Y。 法定代表人：黄平，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平，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梁郴，男，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春燕，广西中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中强，广西中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筑廉,男,196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书剑，男，198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能盛，广西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北海市润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四川南路顺怡花园八区四巷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077113804G。 法定代表人：黄平，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住所：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果树大街王庄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90215672736N。 法定代表人：鲍安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新，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军，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江南春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因与被上诉人赵筑廉、赵书剑、一审第三人北海市润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坤公司）、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2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代理人谭春燕、梁中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杨能盛，一审第三人安顺公司的代理人杨立新、安军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润坤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8）桂0502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被上诉人与我方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属于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可撤销合同。我方系基于安顺公司与被上诉人赵筑廉于2015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而相信被上诉人可将C7地块开发权益转让给我方，才与其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已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我方对此不知情，故我方与被上诉人赵筑廉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可撤销合同。二、2017年5月3日的《承诺书》是2017年5月3日的《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的附件，事实清楚、明确。三、一审法院在安顺公司提出对落款该司公章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导致C7地块合作权益作为涉案股权转让标的真假不明，剥夺了上诉人及安顺公司的举证权利及诉讼权利，程序违法，影响了本案的正确判决。四、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与被上诉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必要利害关系，上诉人具有合同履行抗辩权。因为我方正是基于该合作协议书才与被上诉人签订《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的，但被上诉人未按照其与安顺公司的相关约定，履行相关报建手续、协调工作等义务，导致上诉人成为润坤公司股东后，与安顺公司的合作无法完全按照之前的约定推进与落实，只能重新签订协议书，这是由被上诉人违约造成的，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的裁判结果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真相，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赵筑廉、赵书剑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主张《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系可撤销合同，但其于一审均请求为可变更合同，不符合一审的诉讼请求。而可撤销合同适用于一年的除斥期间，上诉人的主张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二、上诉人主张我方存在欺诈事实依据为2015年7月29日《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中安顺公司公章是虚假的，而我方出售股权给上诉人并不以该协议书为基础，不存在欺诈。《承诺书》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或者附件，该《承诺书》的内容系处分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内容，被上诉人在未取得安顺公司的授权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所做的承诺不具有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未支持安顺公司的鉴定申请并不违反程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为股权转让纠纷，与2015年7月29日《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无关。安顺公司作为第三人并未出席一审庭审，而于庭后申请鉴定，非当事人无主张实体权利的权利，不应得到支持。四、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2017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协议书》，与被上诉人未有任何关系，不能约束被上诉人，亦不属于约定或法定的可以向被上诉人抗辩的事由。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第三人安顺公司述称，一、我司并未授权赵筑廉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也未追认该协议的效力，且我司于2015年12月1日启用新公章，该协议书上的公章为虚假公章。一审庭审过程中，我司于2018年12月6日提出对赵筑廉提交的合同与协议书落款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又于2019年1月30日再次致函一审法院重申该公章为虚假的，但一审法院并未允许，剥夺了我司的诉讼权利。二、我司为C7地块的使用权人，为了盘活国有资产，我司曾与润坤公司协商拟对C7地块进行开发建设，虽有合作意向，但并未签订相关书面协议。被上诉人赵筑廉主张我司于2014年与润坤公司签订第一份协议，但该协议的公章是虚假的，且载明C7地块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和批准，但该地块未取得任何审批。在洽谈过程中，项目亦逐渐展开，但投资者均为黄平与江南春城，被上诉人未曾出资。三、我司虽非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但该股权转让合同事关国有资产，为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恳请二审法院严格贯彻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公平裁判。 一审第三人润坤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供书面意见，视为放弃答辩权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润坤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28日，原始股东为赵筑廉、赵书剑。2014年6月18日，润坤公司与安顺公司签订《北海闲置地块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合作开发位于北海市银海区X小区C7地块。安顺公司用该地块作为投资进行参股，以土地作价1012.92万元出资，润坤公司负责项目的设计、报建、建设、管理等费用；安顺公司应缴纳该幅土地闲置期间的各种税费，由润坤公司负责出资垫付，待该项目完成后，润坤公司从安顺公司收入中扣除；该幅土地容积率从1.5调到4.0，北海政府部门应收取的税费，双方各自承担50%，由润坤公司先出资垫付，待项目完成后，润坤公司从安顺公司收入中扣除；安顺公司采取固定回报形式，无论该项目盈亏，安顺公司收入为：投资本金1012.92万元加固定分红1012.92×30%=303.88万元，合计收入为1316.80万元。…五、润坤公司责任：负责代理安顺公司办理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代为缴纳土地闲置费及各种税费；确保该项目建设资金到位，负责开发建设该项目的全部投资，确保该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500天内完成该项目建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4年7月11日，双方再次签订《北海闲置地块合作开发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部分变更。 2015年7月29日，赵筑廉以安顺公司名义与江南春城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该协议实际系双方为合作开发涉案项目土地而签订的。因安顺公司对赵筑廉以其名义签订的上述《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存在异议，安顺公司、江南春城公司、润坤公司三方签订《关于变更的协议》，约定江南春城公司退出涉案土地开发项目“玉贵苑”，江南春城公司在“合作协议”上的所有权益由润坤公司取代，由润坤公司按其与安顺公司签订的原协议履行。2015年10月21日，赵书剑将其持有润坤公司49%的股权、赵筑廉将其持有的润坤公司11%的股权转让给江南春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平。至此，黄平占有润坤公司股份60%，赵筑廉占股40%。2016年5月18日，赵筑廉与江南春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赵筑廉将持有润坤公司在2014年6月18日与安顺公司签订的《北海闲置土地开发合同》项目中所有的股份即40%转让给江南春城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00万元，并约定了相应的付款期限。 2016年5月24日，润坤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股东赵筑廉将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股权共4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新股东梁郴，同意原股东黄平将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股权共9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梁郴，1%股权共1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江南春城公司。决议通过新修改的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润坤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平，股东变更为黄平、梁郴、江南春城公司。2017年5月3日，赵筑廉、赵书剑（甲方）与江南春城公司（乙方）、黄平（丙方）、梁郴（丁方）签订《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1、甲方转让润坤公司全部股份的总价为壹仟五百万元（￥1500万元），四方确认该款项由乙方代全体受让方向甲方支付，丙方和丁方负连带担保责任。2、合同签字生效后，2017年5月1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金壹佰万元（￥100万元）；2017年8月底前，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转让款叁佰万元（￥300万元）；2017年12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三笔转让款贰佰万元（￥200万元）；尾款玖佰万元（￥900万元）在该项目销售过半后一次性支付完毕，如该项目销售确实受阻，尾款最迟在2018年12月30日前支付完毕。3、乙方逾期支付前两笔转让款，乙方应按日息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应付款违约金。4、甲乙丙丁四方确认，甲方转让润坤公司全部股份的总价款1500万元中，已包含甲方在C7项目的前期投入，甲方在收到1500万元后，不得再索要与C7项目相关的任何费用，甲乙丙丁四方确认润坤公司在股份转让前无任何债务。5、甲乙双方确认，解除2016年5月18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9、协议未尽事宜在协议签订后，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日，赵筑廉写下一份《承诺书》，内容为：1、甲方承诺乙、丙、丁三方直接支付给贵州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土地总款为人民币玖百万元（￥900万元）以内（注：前提乙、丙、丁三方必须向贵州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为该土地支付的正式有效的发票不低于人民币伍佰万元【￥500万元】），如需支付超过人民币玖百万元（￥900万元）,超出部分，由甲方承担。2、甲方承诺负责协调贵州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和北海市润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项目的顺利完成。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上述《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中载明的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的《北海闲置土地开发合同》确系该份合同。2017年11月9日，安顺公司（甲方）与润坤公司（乙方）就合作开发涉案土地项目事宜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甲方以土地作价人民币贰仟叁佰捌拾万元整（小写：23，800,000.00元）作为合作出资，后续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约人民币5000万元，全部由乙方出资，甲方不再投入资金；乙方负责本项目的建设及各项手续的办理，因本项目建设及双方合作而产生的各项税、费均由乙方承担。协议还对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赵筑廉、赵书剑并未参与至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重新协商谈判增加涉案土地价款事宜中。 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土地于2016年2月登记在安顺公司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北国用（2016）第CXXXX0号】，2018年3月5日登记在润坤公司与安顺公司名下【不动产权证号：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XXXX5号、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XXXXX6号】。另，2016年6月17日安顺公司、润坤公司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4505XXXXXX00072），因该证过期，于2018年2月28日重新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4505XXXXX00020）。2018年7月6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505XXXXXXXX060401）。2018年8月10日，润坤公司、安顺公司取得涉案土地项目“贵玉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北审批建【2018】1XXXX7号），现该项目在预售中。再查明，2015年5月25日，北海市人民政府作出《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贵州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土地使用条件变更补交出让金的批复》（北政土字【2015】49号），收取涉案土地出让金差价总额465.116715万元。还查明，2017年7月4日黄平通过手机银行支付10万元给赵筑廉，并主张该1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赵筑廉主张并非是股权转让款，而是黄平给予赵筑廉、赵书剑的差旅补助及补偿，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该《承诺书》并非系《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理由如下：一、从形式上看，虽则被告称《承诺书》中的“甲乙丙丁”与《转让协议书》的称呼一致应视为补充协议，但该《承诺书》仅有赵筑廉一方签字，《转让协议书》的其他当事人并未签字。且《转让协议书》第9条约定：“协议未尽事宜在协议签订后，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已明确约定补充协议签订由双方签订；二、从内容上看，《承诺书》中承诺的“乙、丙、丁三方直接支付给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土地总款为人民币玖百万元（￥900万元）以内，如需要支付超过人民币玖佰万元（￥900万元），超出部分由甲方承担。”的内容，实际系对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有关合作开发合同权利义务的处分。根据2014年6月18日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签订的《北海闲置地块合作开发合同》，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是合作开发与获取投资收益关系。安顺公司应取得投资收益为1316.80万元，但在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前，安顺公司已补交土地出让金465.116715万元，扣除后润坤公司向安顺公司支付的款项未超过900万元。因此该《承诺书》与本案股权转让并无关联，也非《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 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主张基于赵筑廉出具《承诺书》使其产生重大误解才签订《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黄平已于2015年10月21日持有润坤公司60%的股权，以股东身份真正参与润坤公司经营，至2016年5月24日，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转让给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平，故在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书》之时，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已经全部受让润坤公司的股权。作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和股东，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应当对润坤公司的资产状况及润坤公司和安顺公司合作开发涉案土地项目的履行情况、项目开发的风险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断，且《转让协议书》中明确2014年6月18日签订的《北海闲置土地开发合同》系双方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说明其对合作项目的情况亦完全知晓。其主张赵筑廉对其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江南春城公司主张应按《承诺书》内容来履行，而《转让协议书》约定支付转让款600万元显失公平。该院认为，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1500万元是在原2000万元的基础上调整的，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对等，并未违反公平、合理原则。且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作为股东，应当熟悉公司经营及项目开发等业务，不存在缺乏经验之说。现涉案项目已由润坤公司开发销售，其以《转让协议书》显失公平为由请求变更，该院不予支持。 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赵筑廉、赵书剑并未参与其中，合同主体为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书仅约束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对赵筑廉、赵书剑没有拘束力。且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已全部受让润坤公司股份并实际控制经营管理公司将近一年半，其重新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变更合同价格，系润坤公司对合同权益的自行放弃和处分。赵筑廉、赵书剑已将润坤公司股权转让，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将变更后的合同中义务强加给赵筑廉、赵书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该院对其要求将赵筑廉、赵书剑转让给润坤公司全部股份的总价由1500万元变更为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润坤公司与安顺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的《北海闲置地块合作开发合同》、2017年5月3日当事人双方签订的《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及2017年11月9日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均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赵筑廉、赵书剑已将润坤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至黄平、梁郴、江南春城公司名下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已履行完股权转让的义务，江南春城公司应当按照双方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赵筑廉、赵书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黄平、江南春城公司负连带责任。黄平主张于2017年7月4日已转账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赵筑廉，赵筑廉、赵书剑抗辩该款系差旅费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故江南春城公司应向赵筑廉、赵书剑支付590万元股权转让款。江南春城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赵筑廉、赵书剑请求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按合同约定日息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江南春城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59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650600元（违约金计算：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6日计至2017年8月31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为48600元；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为242000元；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为360000元，以后另计至被告付清本案股权转让款之日止）；黄平、梁郴对59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广西江南春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应向赵筑廉、赵书剑支付股权转让款59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650600元（违约金计算：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6日计至2017年8月31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为48600元；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为242000元；以6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为360000元，以后另计至被告付清本案股权转让款之日止）；二、黄平、梁郴对广西江南春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广西江南春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黄平、梁郴的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江南春城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桂正廉司鉴[2019]文鉴字第13号《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证明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11日的《北海闲置地块合作开发合同》中第4页上的“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印章是虚假公章。证据二、桂正廉司鉴[2019]文鉴字第12号《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证明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29日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中第3页上的“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印章是虚假公章。 被上诉人赵筑廉、赵书剑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鉴定样本非经当事人质证，而是上诉人单方鉴定，其结果不具有客观性、公正性；证据二，2015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已被双方当事人以补充协议确认不履行，该协议的鉴定结果与本案无关。 一审第三人安顺公司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 一审第三人润坤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本院认证如下：上述证据均是单方委托鉴定的意见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撤销合同系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而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而订立的合同。上诉人主张2017年5月3日签订的《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为可撤销合同，股权转让应为无效。在本案中，签订该协议前，双方已就股权转让达成过协议，上诉人黄平于2015年10月21日持有润坤公司60%的股权，以股东身份真正参与润坤公司的经营，至2016年5月24日，润坤公司股权已全部转让给上诉人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该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平，转让方已履行完毕。在该协议签订之前上诉人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已全部受让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作为润坤公司股东且此前系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股东，应知晓润坤公司的资产状况及其与安顺公司合作开发涉案土地项目履行情况，对项目开发风险有足够的了解，不存在不知情和欺诈的情形，股权转让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且上诉人江南春城公司、黄平、梁郴已经以股东所在公司形式对案涉地块开发预售，撤销导致受让人全部开发权利与义务的退转，在法律上存在撤销恢复的不可能。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主张其系基于C7地块合作权益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润坤公司并无合作权益，该股权无价值。本院认为，润坤公司与安顺公司签订的《北海闲置土地开发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共同处置C7地块包括签合同、补办完善土地权属手续、建设办证审批、施工销售的先后组成部分。该处置合同系由田踊签字，安顺公司主张其未授权给田踊签合同，且落款处的公章为虚假公章。而安顺公司新公章使用系于2015年12月1日开始使用的，而开发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6月18日，公章为旧公章，无证据证明使用公章的唯一性，且在安顺市西秀区国有资产管理局西区国资[2017]53号文件中承认了之前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实际开发销售房产的事实，应视为安顺公司对该协议的追认，即对田踊代理行为的追认，故本院认为润坤公司与安顺公司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资金出资之公司股权无亏损则为保值或增值，被上诉人及其公司投入资金与安顺公司共同处置开发C7地块办理开发建设证照至双方名下的阶段，在房地产价格自2014年7月11日至今有涨无降的前提下认为润坤公司原股权无价值，被上诉人无合作权益，违背正常的经济常识和一般商业判断。至于被上诉人以股权转让形式中途退出后的开发项目之最终商业盈亏与被上诉人无关联，亦不是审理范围。 上诉人主张《承诺书》系《C7地块开发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的附件，应按《承诺书》履行，本院认为该《承诺书》并非协议书的附件，因为《承诺书》上仅有赵筑廉一人签字，其他当事人并未签字。而且，该《承诺书》实际上系对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合作开发权益的处分，但安顺公司并未同意签字或签章。根据《北海闲置地块合作开发合同》，安顺公司应取得投资收益为1316.80万元，已缴纳土地出让金465.116715万元，扣除后润坤公司向安顺公司支付的款项未超过900万元。故该《承诺书》不是《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的附件。 上诉人主张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与被上诉人有必要的利害关系。本院认为，之后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被上诉人并未参与其中，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协议书仅约束安顺公司与上诉人。且上诉人签订该协议书时已经全部受让润坤公司股权并实际控制该公司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其与安顺公司重新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行为，系润坤公司主动放弃原合同权益的行为，与被上诉人赵筑廉、赵书剑无关。上诉人将变更后的合同义务强加给被上诉人，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第三人安顺公司主张赵筑廉、赵书剑与江南春城公司签订的《C7地块开发项目合作权益转让协议书》是对安顺公司合作权益的处分且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本院认为，西工投字【2013】3号方案请示、西府纪【2013】4号会议纪要、西区国资[2013]53号调查情况的请示等文件均证据链式的佐证安顺公司与润坤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安顺公司主张，各合同上的公章为虚假公章，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一审第三人安顺公司单方所作的公司公章鉴定意见不具三性，不能证明其印章的唯一性及否定代理人资格和已完成代理事实。鉴定意见对案件事实查证认定不产生影响，不能以此否认合作开发及其延续过程的事实，更不能跨超范围否认他人间股权转让的事实与效力。一审法院未准许一审第三人安顺公司对公章真实性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程序合法。 一审第三人安顺公司还主张被上诉人转让股权实际上是转让合作权益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本院认为，一审第三人安顺公司合作开发权益由股权转让前的少转变为股权转让后的多，有据为证。合作对象的变化，只是合作对象公司股权持有人变更，其系变更后的得益者而非受损者，该主张属无事实依据。 总而论之，本案审理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该协议是合同相对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无效情形，亦无可撤销的事由，且已经履行，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当事人应按协议承担法律责任，股权转让本身已履行，引起股权转让的股权价值，合作权益只是间接因素，而非直接因果关系，受让股权一方不得以股权无价值或合作权益反驳股权转让协议之效力，而且股权价值由双方所书面议定，合作权益显然存在，上诉人予以否认有悖事实。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资设立公司关系或前期谁出资的关系皆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一审法院对利息计算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2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2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西江南春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应向被上诉人赵筑廉、赵书剑支付股权转让款59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7月4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为24000元；以90万为基数，自2017年7月5日至2017年8月31日，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22950元；以390万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至付清之日，按日息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200万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千分之十三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二审案件受理费60542元，由上诉人广西江南春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梁郴、黄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邦和 审 判 员 赵海洲 审 判 员 侯远婕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韦惠敏 书 记 员 庞 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