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2民初7374号原告：成都丽元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7921680380。法定代表人：钟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重庆远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燃，重庆远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南山仪表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A038号地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220308881。法定代表人：袁朝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缘媛，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成都丽元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元电器公司）与被告重庆南山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仪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丽元电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被告南山仪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丽元电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被告南山仪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祥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丽元电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保证金48142.97元，并自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退还保证金之日；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80710.7元，并从2016年12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退还保证金之日；3.判令被告向原告开具金额为89831.56元的退货发票；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称第二项诉讼请求存在笔误，其货款应为81670.29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4年3月起开始向被告供应仪表电线，并逐年与被告签订过多份采购合同。在原告向被告供货过程中，被告从应付货款中扣除了60000元作为质量保证金。2015年12月21日，原、被告签订了最后一份为期1年的《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该协议中明确了被告保管有原告60000元保证金的事实，并约定了自原告停止供货后一年内无质量问题，被告即在一个月内向原告全额返还保证金。原、被告双方最后一份采购合同已于2016年12月20日到期，双方没有续签合同且原告自2016年12月起便停止了向被告供货，所有供货发票均已开具给被告，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最迟应于2018年1月21日将保证金退换至原告账户。2018年9月，在原告产品无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被告向原告退回价值11857.03元的成品抵扣保证金，因考虑到已停止与被告的合作，为便于收回尾款，原告接收了退货，但被告迟迟不给原告开具退货发票，导致原告无辜承受了退货金额对应的税额，加上被告在2017年3月被告无理由退回价值77974.53元成品，被告累计应当给原告开具89831.56元的退货发票。被告南山仪表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虽然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但原告并没有交货，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四百多万元的货款，应付货款已经付清。被告未扣取原告的保证金，故被告不欠原告保证金、货款、发票，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3日，以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双方签订《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一份，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电线、接插件等产品，双方还约定了电线单价的核算依据以及接插件单价的核算依据；交货地点、方式为乙方送货到甲方指定库房；本合同有效期从2014年2月21日起执行；结算方式为当月挂账，次月付清上月货款；供方严格控制产品质量，送检产品不合格率不高于千分之五。质量保证金60000元，前六个月每月由需方从供方货款中扣出10000元作质量保证金；双方确定不再合作后，供方停止供货之日起，一年内将质量保证金60000元电汇至供方。2014年12月20日，以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双方再次签订《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一份，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电线、接插件等产品，双方还约定了电线单价的核算依据以及接插件单价的核算依据；交货地点、方式为乙方送货到甲方指定库房；本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5年6月20日；结算方式为当月挂账，次月付清上月货款。供方严格控制产品质量，送检产品不合格率不高于千分之五。乙方已交纳的质量保证金60000元，在双方确定不再合作后，供方停止供货之日起，一年内将质量保证金60000元电汇至供方。2015年12月21日，以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双方重新签订《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一份，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电线、接插件等产品，双方还约定了电线单价的核算依据以及接插件单价的核算依据；交货地点、方式为乙方送货到甲方指定库房；本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12月20日；结算方式为当月挂账，次月底付清上月货款，当甲方电汇转账时，乙方不承担贴息费用；供方严格控制产品质量，送检每批次产品不合格率不高于千分之五。乙方已交纳的质量保证金60000元整，在双方确定不再合作后，乙方停止供货后一年内无质量问题，甲方将乙方的质量保证金60000元在一个月内电汇至乙方。以上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向被告供货至2016年12月。从2014年3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原告向被告开具共计61张四川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每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税率、税额，其中部分发票中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规格型号等事项载明“详见销货清单”。以上6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总计4801661.82元。经向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查询以上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被告进行了税款抵扣。庭审中，原告举示的付款明细中载明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银行承兑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总计4671848.56元（包含部分退货价值）。庭审中，原告称2018年9月，被告向原告退回价值11857.03元的产品，原告将其抵扣保证金，故保证金尚余48142.97元未支付；剩余货款为4801661.82元-4671848.56元-48142.97元=81670.29元；被告在2017年3月无理由退回价值为77974.53元的产品、2018年9月退回价值为11857.03元的产品，合计价值89831.56元，但被告没有向原告开具相应发票。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告已经交货，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合计四百多万元的货款，其货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被告举示了《收款收据》一份，拟证明被告除通过银行转账及银行承兑方式付款外，曾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货款80000元，故货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该《收款收据》载明：“收重庆南山仪表有限公司货款¥80000元。”该《收款收据》加盖了成都丽元电器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庭审中，被告还举示了一份已经拆封的《记账凭证》，该《记账凭证》载明：“……摘要：支付成都丽元货款，会计科目：库存现金/库存现金-人民币，贷方金额：80000.00；摘要：支付成都丽元货款”。庭审中，原告认可该《收款收据》系原告开具，但称双方之间没有现金交付的习惯，虽然原告在2016年12月30日向被告开具了该《收款收据》，但是当时被告并没有实际付款，之后被告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60000元及12000元，原告重新向被告开具了新的《收款收据》。但因为被告在2017年3月18日退回了价值77974.53元的货物，故原告没有将之前的80000元《收款收据》备注为作废。以上事实，有《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查询回执、付款清单、收款收据、记账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受法律保护，债权人有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中，对于保证金，原告举示了三份《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该三份《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系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中2014年3月3日的协议中载明“质量保证金60000元，前六个月每月由需方从供方货款中扣除10000元作为质量保证金……”2014年12月20日的协议中载明：“供方已交纳的质量保证金60000元，在双方确定不再合作后，供方停止供货之日起，一年内将质量保证金60000元电汇至供方。”2015年12月21日的协议中载明：“乙方已交纳的质量保证金60000元整，在双方确定不再合作后，乙方停止供货后一年内无质量问题，甲方将乙方的质量保证金60000元在一个月内电汇至乙方。”综上，2014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中已经明确表明，质量保证金的交纳方式为在前六个月每月由需方从供方货款中扣除10000元作为质量保证金，在之后的两份协议中双方又反复确认乙方已经交纳了60000元保证金的事实。被告辩称其没有收到保证金的抗辩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因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原告交付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根据协议约定，退还保证金的条件已经成就，现原告自愿将被告退货价值11857.03元的产品在保证金中进行抵扣，系原告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经抵扣后，剩余保证金为48142.97元（60000元-11857.03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48142.97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证金的资金占用损失。因2015年12月21日签订的协议约定“乙方停止供货后一年内无质量问题，甲方将乙方的质量保证金60000元在一个月内电汇至乙方。”现原告要求被告从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保证金退还之日，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供货价值总额，被告称原告没有供货但又称已经支付完货款，其陈述相互矛盾。被告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亦未举示其支付货款的依据，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查询回执能够相互印证，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故对原告举示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原告举示的证据，本院对原告总计向被告供货价值为4801661.82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原告举示的付款明细，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银行承兑方式已经支付的款项为4671848.86元，被告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是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的全部货款金额，庭审中被告举示了由原告于2016年12月30日开具的《收款收据》一张，该收据载明“收重庆南山仪表有限公司货款80000元”。原告虽然认可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但是辩称并没有收到被告支付的现金，双方之间的付款均通过银行转账和银行承兑方式进行，没有进行过现金交易。且因为被告之后退回了价值77974.53元的货物，故原告没有将该《收款收据》作废。本院认为，虽然双方之前的付款方式均系银行转账及银行承兑，且被告举示的记账凭证并非当庭拆封。但该《收款收据》确系原告出具，原告作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应对自己开具《收款收据》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原告虽然对被告举示的《收款收据》提出异议，但原告的陈述不足以反驳该《收款收据》的证明力。故对被告举示的该《收款收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未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质量保证金部分，被告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1669.99元（4801661.82元-4671848.86元-48142.97元-80000元），对原告主张的超出该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资金占用损失，根据《产品配套订货合同价格协议（仪表线）》的约定：“结算方式为当月挂账，次月底付清上月货款。”因双方最后供货时间为2016年12月，故被告应在2017年1月低付清所有货款，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将资金占用损失调整为以1669.99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至退还保证金之日止。原告要求被告向其开具退货发票，双方在协议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约定，其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法院审理范畴，原告可向税收行政管理部门反映并要求其解决，本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南山仪表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原告成都丽元电器有限公司保证金48142.97元，并以48142.97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实际退还保证金之日止；二、被告重庆南山仪表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成都丽元电器有限公司货款1669.99元，并以1669.99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1日起以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实际退还保证金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成都丽元电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76元，由原告成都丽元电器有限公司负担1770元，由南山被告重庆南山仪表有限公司负担110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利萍人民陪审员  王道恒人民陪审员  罗继碧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法官 助理  韩冰丽书 记 员  王子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