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5894号原告：申雯，女，199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原告：申芬良，女，196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原告：曾凤庚，男，196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原告：曾静婷，女，201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原告：曾梓涵，女，201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笃峰，广东懿舒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韵华，广东懿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世华，男，1976年6月6日出生，瑶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张龙权，广东杰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景琪，广东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小青，男，1983年12月28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委托代理人：蒋文彪，广东向日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丹，广东向日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市鑫锦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金湾大道3088号顺生物流园江淮4S店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9936354W.法定代表人：韦涛。委托代理人：刘新生，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申运，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申雯、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诉被告刘世华、赵小青、深圳市鑫锦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锦程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于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第一次审理，原告申雯、曾凤庚、申芬良及委托代理人黄笃峰、李韵华，被告刘世华委托代理人张龙权，被告赵小青委托代理人蒋文彪与杨丹，被告鑫锦程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新生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于9月10日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申雯及委托代理人黄笃峰、李韵华，被告刘世华委托代理人肖景淇，被告赵小青委托代理人蒋文彪与杨丹，被告鑫锦程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新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因曾某人身损害赔偿款项1503692元，二、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4日，死者曾某在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亨元石羊二巷15号处，从事被告刘世华货物搬运工作时，被被告赵小青负责驾驶操控的粤Ｂ×××××的重型厢式货车尾板夹伤致使脑部、胸部、肝脏等多处严重受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3月15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宣布曾某死亡。曾某受雇于被告刘世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刘世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赵小青未尽安全驾驶操控货车的必要责任，也应对曾某之死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鑫锦程公司系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以及被告赵小青的雇主，应与赵小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刘世华辩称：一、我与原告曾凤庚系承揽关系，与死者曾某无任何法律关系。我因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亨元石羊二巷9号的房子租期到期，需要将屋内的东西搬离。2019年3月3日，我通知被告赵小青前来运货，同时通知了曾凤庚，以一车1600元的价格发包。曾凤庚为小包工头，之前也有合作，都是我一次性出钱给到曾凤庚，由其帮忙将货物装上车。因为货物较多，曾凤庚每次都会雇佣一些人员前来搬货，有时会带上自己家人（包括死者），具体利益分配我并不知情。根据《合同法》关于承揽的相关规定，我认为我与曾凤庚之间应当为承揽关系，将搬运货物装车的工作发包给曾凤庚，支付了合同款，在相应时间内由其自行完成该工作任务。且我与曾凤庚在法律上属于平等关系，不能对其领导和指挥，人手由曾凤庚自行提供，只对其完成工作任务和结果提出要求，且其工作任务表现为一次性、短暂性、偶然性等特征，与承揽关系的法律构成特征一致。故死者曾某是否为曾凤庚自带人员及是否为雇佣关系我并不得知，但根据承揽关系的规定，曾凤庚作为承揽人其自负完成工作过程的风险，所以对死者无需承担责任，反而曾凤庚作为包工头，负有安全提醒义务，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失。二、本案被告赵小青存在重大过失，其挂靠公司即被告鑫锦程公司对此事故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JT/T962-2015）车用起重尾板加装与使用技术要求》，尾板生产企业应制定尾板安装工艺文件，该文件需经车辆制造企业确认并由相关机关机构批准，且加装尾板后应在车厢或尾板显著位置固定尾板承载曲线与安全作业区域标识图，安全作业区域标识图应规定防止非作业人员进入的区域范围。被告赵小青在选择加装尾板时没有查看加装尾板的店铺有无资质即安装，在车厢内也无明显标识警示，存在过错。其次，根据原告曾凤庚雇佣的搬货工人的询问笔录可知，在案发当天，被告赵小青作为货车司机，使用其货车尾板进行搬货的操作，在将尾板降下来让工人搬货之后便离开，没有告知搬货人员注意事项，没有尽到其安全义务，在搬货过程中也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其本人也称案发前看到工人操作尾板，但并没有进一步制止，存在重大过失，是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最后，涉案货车所有人为被告鑫锦程公司，涉案货车也挂靠在该公司，该公司未对涉案货车司机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也未按时检查涉案货车的维护保养，涉案货车在事故发生时仍挂靠在被告鑫锦程公司名下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死者曾某存在重大过失。在搬货过程中，根据现场搬货人员刘某、颜新良，盛玉锋、罗福玉的询问笔录显示，他们四人均看过曾某在现场操作过涉案货车尾板，其中颜新良、罗福玉表示没有看到其他人操作过尾板，可知在现场主要操作尾板的人为曾某。另外，根据被告赵小青的描述，涉案货车尾板操作控制开关一个固定在车厢外靠近尾板右侧的地方，另一个是活动的放在车厢内靠近尾部右侧的地方，颜新良也称见过曾某在货车车尾侧面用遥控操作货车尾板，据此可得知案发当天曾某是通过固定在车厢尾部控制开关操作尾板的。在案发时，搬货人员陈某1称曾某是站在汽车尾板上的，之后被上升的尾板夹住，根据涉案货车尾板的升降情况，该尾板下降后是需要先上升至与货车车厢平行之后才会上升与车厢闭合，而根据在场人员确认均称曾某当时是上半身在车厢外面，下半身在车厢内，被货车尾板夹到腰部，据此可知当时曾某可能是试图通过伸出上半身去车厢尾部控制开关制止尾板上升，但因来不及而被夹住。综合来看，曾某未经过专业培训，擅自操作货车尾板操作开关，且在操作时违规站在汽车尾板上，未合理预见其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且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安全意识淡薄，对其自身损害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四、原告主张的金额过高且无证据证明。首先，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未举证证明其长期于城镇居住或工作，不应以广州市城镇标准计算，且其主张的标准也高于广东省2018的标准。其次，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也未证明两被抚养人在广州生活，且其户口也不是广州，应按其户籍地标准计算。被告赵小青辩称：第一，我不是死者的雇佣方，与死者没有合同委托关系，死者发生伤亡的责任应该由雇佣方或委托方依法承担责任，我不应当承担责任。第二，我驾驶的车辆符合有关安全行驶的要求，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存在安全方面的现象。第三，我事发时不在现场，也没有委托死者及其他人员操作涉案车辆及尾板。死者及其他人员擅自操作涉案车辆及尾板，由此造成事故，应由死者自身承担。根据安监询问笔录，我离开现场去上厕所，离开之前已经告知相关人员不要操作尾板，应由我操作。第四，死者、死者父亲及另两个搬工，根据安监笔录，死者及死者叫来的两个搬工职业身份是深圳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工，死者应该是专业货物搬运人员，其应当知道，货物搬运安全的要求和规则。死者发生伤亡事故，死者本人有重大过错，而且在事故发生前，根据死者父亲的安监笔录，在事故发生前，死者及其父亲也曾经帮被告一搬运货物，当时搬运的车辆也是我驾驶的涉案车辆。死者及其父亲知道及应当知道搬运货物安全规则和要求。所以发生该事故，应该由死者及其相关人员承担，我不应承担责任。被告鑫锦程公司辩称：第一，原告以我公司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以及被告赵小青的雇主为由，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与本案事实不符，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一方面，我公司并非涉案车俩的所有人，涉案车辆由被告赵小青购买并占有、使用、支配该车辆。涉案车辆只是登记在我公司名下，而根据车辆登记管理部门的规定，机动车登记只是是否准予上路的登记，而并非对车辆所有权的登记。同时车辆作为不动产，也不应以登记作为所有权的标准，故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被告赵小青，不是我公司。另一方面，我公司与被告赵小青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赵小青使用、支配、操作涉案车辆，并非由我公司指派或委托，本次事故的发生与我公司无关。第二，虽然涉案车辆登记在我公司名下，但不能因此而要求我公司对被告赵小青在本次事故中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本次事故因事故行为人并没有为交通行为，故不属于交通责任事故，不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而要求我公司对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被告赵小青也不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发生经过不详，事故责任不明，事故与死者的死亡因果不清，也即本次事故本应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事故发生的责任作出相关认定，同时对于死者的死亡原因以及与本次事故的因果关系，应当作出法医学鉴定。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对本次事故及其相应赔偿作出明确的判决。最后根据被告赵小青与我公司之间的约定，即使被告赵小青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应当由被告赵小青独自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第三，评判我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则应追加承保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也就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本案诉讼。理由如下，涉案车辆已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且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内，那涉案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则应当由承保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3日，被告刘世华联系原告曾凤庚让其帮忙搬货，约定费用为一车1600元，并另联系了被告赵小青由其驾驶粤Ｂ×××××号重型厢式货车将货物运走，费用为4340元。2019年3月4日清晨七点半左右，原告曾凤庚、死者曾某及案外人陈某1、刘某、罗福玉、颜新良、盛玉锋、张清添等八人来到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亨元石羊二巷15号处，被告赵小青则将货车倒入该地点的小巷内，降下了货车车厢的尾板，打开车厢门，被告刘世华遂吩咐原告曾凤庚等人开始搬货。具体搬货流程为将货物在仓库放上小推车，将小推车推到货车的尾板上，然后升起尾板，再将小推车推到车厢内，将货物在车厢内码好。上午约八点半左右事故发生时，盛玉锋、张清添、陈某1、刘某、曾凤庚等五人在车厢内背对车厢位置码货，曾某则站在尾板上，而曾某母亲则带着曾某的两个女儿在车旁边玩耍。曾凤庚等人突然听到曾某及曾某母亲的哭喊声，回头发现曾某被尾板夹住，当时曾某上身在车厢外，下半身在车厢内，众人合力推尾板，但是推不动，约30秒至一分钟时间，尾板自动降下。曾某受伤后，立即被送往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于2019年3月7日转入广东省人民医院继续抢救，终因抢救无效于3月15日死亡。事故发生后，刘世华、赵小青、曾凤庚、陈某1、刘某、罗福玉、颜新良、盛玉锋、张清添等均先后接受了黄埔区南岗街安监中队的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刘世华在笔录中称认识曾凤庚有两三年了，期间多次请过来搬货，需要时电话联系，商量好价格然后由曾凤庚找人，钱都是现金支付，只告诉曾凤庚货物量有多少，具体找多少人及找什么人均由曾凤庚决定。事故当日搬货的费用共1600元，已经通过其他人结算给曾凤庚。事故发生时，其并不在场。刘世华称与赵小青合作过两次，本次事故为第二次，第一次系通过货拉拉平台下单与结算，本次为直接私下联系并用微信转账支付。曾凤庚在笔录中称系刘世华让其帮助找8个人搬货，每人200元，事故发生后刘世华通过罗福玉向其支付了800元（包括曾某与陈某1、刘某四人）搬运费。开始装货时其并不知道是谁放下的尾板，事故发生时也没注意到是谁在操作尾板。其并不知道赵小青在搬货期间在做什么。陈某1在笔录中称其与曾某为同事关系，系曾某叫其帮忙搬货，大概一车200元。事故发生当天，赵小青停好车并放下尾板后便离开了，并未对众人交待过任何事项。搬货的过程当中系曾某在操作尾板，但并不清楚系谁指示曾某操作尾板，事故发生时曾某站在尾板上，但并不清楚是谁操作了尾板。刘某在笔录中称其与曾某为同事关系，系曾某叫其帮忙搬货，并未提及报酬，只说干完活后请大家吃饭。事故发生当天，赵小青并未对众人交待过任何事项。搬货的过程当中系曾某在操作尾板，但并不清楚系谁指示曾某操作尾板，其他人也有操作过，但记不清楚具体是谁。事故发生时曾某站在尾板上，但并不清楚是谁操作了尾板。张清添在笔录中称系曾凤庚叫其帮忙搬货，报酬为一车1600元，一共8个人平分。事故发生当天，赵小青停好车并放下尾板后便离开了，并未对众人交待过任何事项。搬货的过程当中不清楚是谁在操作尾板。颜新良在笔录中称系曾凤庚叫其帮忙搬货，因合作过多次，故按之前惯例支付报酬。搬货的过程当中看到曾某在车旁用遥控操作尾板，并未见到其他人操作过，搬货过程当中并未见到司机赵小青，搬货过程当中也无人向其交待注意事项。盛玉锋在笔录中称系罗福玉叫其去搬货，报酬为每车每人200元。事故发生当天，曾某主要负责升降尾板，但并不知晓是谁叫曾某操作尾板的。搬货期间没有见到赵小青，作业期间也没有人告知注意事项。罗福玉在笔录中称系曾凤庚叫其去去搬货，报酬为每车每人200元。事故发生当天系曾某在操作尾板，搬货过程中司机赵小青并不在场，作业中也没有人告知注意事项。赵小青在笔录中称事故当天，其停好车放下尾板后，叮嘱搬运工不得擅自操作尾板，后来便离开去吃早餐，回来后看到工人在操作尾板，再次告知不得操作，然后就去上厕所了，出来时事故就已经发生了。赵小青称其会每半个月到维修店给尾板加黄油，一个多月会检查一下尾板线路。被告鑫锦程公司为粤Ｂ×××××号重型厢式货车的登记所有权人，赵小青为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及控制人，双方于2018年5月25日签订了《车辆挂靠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由赵小青将上述车辆挂靠在鑫锦程公司名下，每年缴纳管理费800元。曾某生前为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工作内容为业务员，双方于2018年3月27日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公司出具《证明》称曾某的收入为每月4483元。曾某于2016年4月14日起至事故发生时居住在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东园一街26号705房。曾某与配偶共生育了女儿曾梓涵（2012年8月24日出生）及曾静婷（2016年5月9日出生）。原告称处理曾某丧葬事宜的为家属申雯、曾彩霞及曾玲玲。原告提交由永丰纸业（广州）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称申雯的收入为税前收入平均每月5500元；原告提交由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收入证明》，称曾玲玲的月均收入为6000元（含社保和公积金）；原告提交曾彩霞与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上载明曾彩霞每月的收入为基本工资2900元，浮动奖金2900元。原告申请证人刘某、陈某1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曾某与其二人同为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及事故发生当天现场相关情况，该二位证人庭上证言与其在安监局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原告还申请了证人陈某2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曾某系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事故发生后，刘世华已垫付了医疗费55000元。以上事实，有户口本、报警回执、派出所情况证明、诊断证明、死亡证明、医疗费发票与清单、劳动合同、收入证明、流动人口信息表、行驶证、驾驶证、出生证、社保缴纳明细、工资卡银行流水、安监局询问笔录、《车辆挂靠经营合作协议》、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系雇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由于原告同时起诉雇主及侵权第三人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本院释明后，其明确选择主张雇主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有：一、确定本案的承责主体及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二、对原告总损失的确定。关于焦点一，曾某与刘世华之间是否构成劳务关系。刘世华辩称自己与曾凤庚之间形成承揽关系，而曾某系由曾凤庚雇佣，对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中曾凤庚与曾某等人所提供是单纯的劳务，即将货物从仓库搬至车上堆放，且是单次的，简单的，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向定作人交付的是劳动成果，即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与持续性，劳务只是完成劳动成果的一种手段。其次，本案中曾凤庚与曾某等人何时开始搬货，搬到何处等均是受刘世华的直接指示，而非由曾凤庚对其他七人作出指示与安排，而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主要对劳动成果提出要求，而承揽人对如何完成该成果与完成时间等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不完全受定作人的指示与安排；再次，本案中刘世华与曾凤庚约定一车货1600元，后曾凤庚又找到了曾某、陈某1、罗玉福、张清添等共八个人在搬货，在联系此几人时均表明报酬为200元一车，事故后，刘世华也对部分搬货人员分别按200元一车的标准进行了结算，由此可见，虽然参与搬货的人员均系由曾凤庚找来，但是曾凤庚并未从中获利，而是与其他参与搬货的人员平分与刘世华谈定的1600元，即曾凤庚只是作为介绍人促成刘世华与其余七人及自己达成劳务合同关系。综上，曾某与刘世华之间构成劳务关系，曾某在向刘世华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刘世华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考虑到死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为物流公司员工，应知晓操作货车升降尾板系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为，且根据在场人员笔录，在事故当天，主要系曾某在操作尾板，且事故发生前，曾某系站在尾板上，增加了发生事故的机率，即曾某本人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其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过错。结合刘世华及曾某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力、防范和避免的能力、成本、受益程度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刘世华承担80%的赔偿责任，众原告自行承担20%的责任。关于焦点二，对原告的损失数额，各方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各项损失的计算标准应以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上。根据原告提交的流动人员信息登记表、曾某劳动合同、工资流水、收入证明、社保缴纳证明、证人证言等，已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曾某于事故发生前已在广州市生活、居住了一年以上，故对各项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进行计算。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本院核定如下：1.医疗费121502.72元。其中广州市黄埔区红十字会医院发生医疗费36730.53元，广东省人民医院发生医疗费84772.19元。此部分费用有相应的医疗费票据、费用清单、病历及诊断证明等相佐证，本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53290元。按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六个月计算：106579元/年÷12个月×6个月=53290元。3.死亡赔偿金841320元。如上所述，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总额为：42066元/年×20年=841320元。4.交通费酌定2000元。受害人曾某在事故死亡，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为必然支出，原告主张交通费为2000元，金额合理，本院予以支持。5.误工费1134.18元。曾某受伤后至死亡前共住院抢救了11天，其所在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称其每月收入为4483元，又根据其工资卡银行流水，其在死亡当月的收入为1107.12元，由于曾某在当月与其所在单位的劳动关系因其死亡原因仅存续了半个月，故曾某在死亡前因住院而减少的误工费为1134.18元（4483元÷2-1107.12元）原告另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且称处理丧葬事宜的为家属申雯、曾彩霞及曾玲玲，并分别提交了上述三人的劳动合同或收入情况，但经本院释明后，仍未提交以上三人的用人单位出具的因误工实际收入减少的证明或者其他证明材料，即不能证明其有实际发生误工费，对其主张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本院不予支持。6.护理费1650元。曾某受伤后住院抢救了11天，由于其伤势严重，期间应有一个陪护为宜，本院按15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其护理费为1650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385000元。原告女儿曾静婷被抚养年限为182个月，曾梓涵被抚养年限为138个月，抚养人为两人。如上所述，原告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市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故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其被扶养费总额为385000元（28875元/年÷12个月×320个月÷2）。8.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曾某受伤后住院抢救了11天，有权请求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按100元/天的标准确认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100元（100元/天×11天）。9.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曾某的死亡必将使其近亲属即众原告遭受精神痛苦，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原告另主张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但并未提交住宿费发票予以证明，且根据原告提交材料，曾某的众近亲属常住地均为广州，并不存在异地住宿情况，故对原告主张的此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以上1-9项损失共计1506996.9元。根据本院认定的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刘世华应向众原告赔偿损失1205597.52，由于刘世华已垫付了费用55000元，故其还需实际赔偿1150597.5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世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申雯、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150597.52元；二、驳回原告申雯、申芬良、曾凤庚、曾静婷、曾梓涵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60元，由众原告负担2111元，被告刘世华负担6049元。上述费用原告已预缴4080元，由被告刘世华在履行判决主义务时迳付原告1969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天内向本院缴纳40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布兰人民陪审员  谭辉红人民陪审员  樊雪飞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吴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