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5075号原告：钟健文，男，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炯永、郭慧慧，分别系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孙锋利，男，199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被告：陈丽玉，女，199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一玮，系广东益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商银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55号3003房（自编之一）。法定代表人：刘坛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峰，系广东安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光大银行大厦。法定代表人：韩学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莉莉、赖冬敏，均系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钟健文与被告孙锋利、陈丽玉、佛山市商银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商银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广州分行）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时的被告为广州稻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稻米公司）、佛山商银公司及光大广州分行，2019年1月3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健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炯永、郭慧慧，被告稻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锋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玉，被告佛山商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峰，被告光大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莉莉到庭参加诉讼。因被告稻米公司在诉讼中于2019年3月18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本院依据原告钟健文的申请，依法追加被告孙锋利、陈丽玉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9月4日再次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健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炯永，被告孙锋利、陈丽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一玮，被告佛山商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峰，被告光大广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莉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钟健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孙锋利、陈丽玉在认缴出资范围内连带返还原告79180元；2.判令被告佛山商银公司、光大广州分行对被告孙锋利、陈丽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稻米公司与原告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承诺协助原告办理银行贷款，并按照放款金额3%收取服务费。2018年6月4日，原告与光大广州分行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贷款金额230000元，当天放款230000元。2018年6月6日，原告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行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贷款金额90000元。6月7日放款90000元。2018年6月7日，被告光大广州分行在原告不知情而且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从原告帐户上分三次将款项划给被告佛山商银公司，总计88280元。事后原告与稻米公司联系，稻米公司告知其中包括3%的服务费，其他是其收取原告所谓的担保费用。事后原告发现稻米公司、被告佛山商银公司并无任何信贷资质以及银行贷款业务资格，而且并无协助原告办理银行贷款，其实际上是假借协助贷款为名骗取原告高额的服务费。在钟健文主张权利期间，稻米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被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其股东孙锋利、陈丽玉明知公司处于诉讼中，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明显系恶意逃避债务。因被告孙锋利、陈丽玉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且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故应对公司债务在认缴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孙锋利、陈丽玉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所述。2018年5月，原告因资金需求特委托稻米公司办理业务事宜，稻米公司接受原告的委聘并利用自身资源，为原告提供经济信息咨询、财务顾问及贷款方案策划等服务。且为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以资证明。在此期间，稻米公司成立小组负责此事，并指派专业顾问人员跟进原告贷款情况，协助办理贷款的相关事项，且在2018年6月4日成功协助原告与光大广州分行贷款230000元整，当天放款；又在2018年6月6日成功协助原告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行贷款90000元整，6月7日成功放款。稻米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成功帮助原告贷款，因此稻米公司收取原告的费用是合理的。原告也已在2018年5月31日与稻米公司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明确收取费用明细，因此原告是清楚知晓且愿意支付约定的资费。针对原告提及的金融资质问题，稻米公司只是提供咨询协助贷款方案服务，并不是批款单位。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被告佛山商银公司辩称：我方系根据原告《授权委托书》、《委托扣款授权书》及《委托扣款协议》和被告稻米公司的转扣款协议，在原告授权范围内由被告稻米公司提供相关的原告的授权资料进行扣款，代扣款转至被告稻米公司。被告光大广州分行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我方是经原告授权进行扣款，2018年5月31日，原告和被告佛山商银公司共同发起了委托扣款的需求，同时提供委托扣款通知书及协议书等资料，委托银行或者被告佛山商银公司在指定的帐户内以约定的资费标准划付应支付的费用，授权有效期是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7月31日，授权金额是100000元。此后，该扣款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向我方发出电子指令，我方根据电子指令于2018年6月7日在原告的帐户中扣款至被告佛山商银公司的帐户中。因此，这次扣款是原告主动授权划款款项，并非不知情，我方依据原告的需要按照规范要求扣款并无不妥。2、我方并没有直接参与原告和其他二被告的服务关系，银行依照规定放款没有侵犯任何一方的权利，本案的服务费用是原属两被告的服务关系引发的，我方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我方作为金融机构，银行只以贷款收取利息达到盈利的目的，而不是收取贷款服务费用，从服务性质和目的说，没有动机及串通的必要收取客户的其他费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我方有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31日，钟健文与稻米公司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约定：钟健文拟办理500000元信用贷款业务，现就此次融资委托稻米公司提供投资咨询顾问服务，由稻米公司指派专业顾问人员担任客户专项金融咨询顾问。合同第三条约定：钟健文同意并按稻米公司费用标准支付服务费、咨询费等相关费用，包括：咨询费放款金额×3%；“综合利息1.5%，还款利息以银行实际批款为准；渠道费用3%；每一万元服务费60元×贷款期数×贷款金额（一次性收取）”；钟健文于签署协议时预付订金500元，该款项在办理贷款终止后24小时内退还给钟健文。钟健文在合同第十二条中写明：“本人已知悉一切费用，并无任何异议。”同日，钟健文还在《委托扣款协议书》、《委托扣款授权书》、《授权人资料表》等文件上签字捺印。其中，《委托扣款协议书》载明基于钟健文已签订涉案合同，稻米公司委托佛山商银公司从客户指定的账户内以约定的资费标准划付应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授权人的借款本金、利息、逾期罚息和违约金等）。《委托扣款授权书》亦写明钟健文授权佛山商银公司按约在2018年5月31日至7月31日期间划扣相应的资费，授权金额为100000元。《授权人资料表》亦载明了授权金额为100000元，开户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随后，钟健文于2018年6月4日和6月6日分别与光大广州分行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行签订《个人贷款合同（无担保条款）》，申请贷款230000元和90000元。两笔款项分别于2018年6月4日及6月7日发放至钟健文的账户。佛山商银公司随后于2018年6月7日划扣了金额为19440元、49680元和19200元的三笔款项。第一次庭审中，钟健文主张涉案的《金融顾问服务合同》因稻米公司无贷款资质且扣取费用存在欺诈而属于无效合同，故要求退还全部费用88280元，经本院释明，钟健文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退还除9600元咨询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含500元订金），合计79180元，主张该部分费用约定不明且无合理依据。稻米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收到了上述三笔合计88280元的费用，称其中19200元为3%的咨询费及3%的渠道费（按320000元计算），19440元和49680元是按合同有关每一万元收取60元×贷款基数×贷款金额的约定计算出的90000元和230000元贷款的服务费，上述费用均约定明确且已由钟健文确认，应予支付。对于500元订金，稻米公司同意退还。孙锋利、陈丽玉在第二次庭审中对稻米公司的陈述无异议，并表示愿意承担稻米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庭后，陈丽玉于2019年1月5日向钟健文退还订金500元。钟健文称，合同中“每一万元收取60元×贷款基数×贷款金额”的条款是其按稻米公司要求抄写的，其并未细想，稻米公司原称除3%服务费外，会额外收取综合利息1.5%，也并未明确如何计算，后又称收取的其他费用为担保费用，但稻米公司并无担保资质；孙锋利、陈丽玉作为稻米公司的股东，在诉讼期间恶意注销公司，应在未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佛山商银公司承责是基于款项是直接扣划至佛山商银公司的，其与稻米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应承担责任；而因光大广州分行与稻米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和居间合同关系，且双方的合作违反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光大广州分行应对稻米公司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另查明，稻米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12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孙锋利，股东为陈丽玉、孙锋利。2019年1月7日，孙锋利、陈丽玉作为稻米公司清算组成员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稻米公司的注销登记申请，稻米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被核准注销。本院认为，钟健文与原稻米公司签订《金融顾问服务合同》，约定由稻米公司为钟健文的信用贷款业务提供投资咨询顾问服务，钟健文向稻米公司支付服务费等费用。上述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成立。合同签订后，钟健文已在稻米公司的协助下获得了合计320000元的银行贷款，稻米公司依合同约定的费用标准扣划了咨询费、服务费等合计88280元。该部分费用均有合同相关条款的明确约定，且有关费用条款的内容系由钟健文自行书写添加，其应当知晓存在上述费用。钟健文在明知有关收费条款的情况下自愿签订合同，理应接受合同约束，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现稻米公司收取费用并未超出合同约定，钟健文以除3%咨询费外的其他收费约定不明或不合理为由要求退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陈丽玉已于2019年1月5日向钟健文返还500元订金，钟健文有关返还订金的主张已无必要，本院对此予以驳回。佛山商银公司及光大广州分行与钟健文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有关扣款亦均有钟健文的事先授权，故钟健文主张佛山商银公司及光大广州分行存在过错显然与事实不符。对其要求佛山商银公司及光大广州分行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钟健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0元，由原告钟健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敏敏人民陪审员  霍小冰人民陪审员  许红霞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庞慧明蔡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