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628民初823号 原告（反诉被告）：肖玉萍，女，汉族，1965年6月1日出生，富宁县人，户籍地：富宁县，现住富宁县。系死者王大权的妻子。 原告（反诉被告）：王羽非，女，汉族，1988年10月25日出生，富宁县人，户籍地：富宁县，现住富宁县。系死者王大权的长女。 原告（反诉被告）：王亚熙，女，汉族，1991年9月18日出生，富宁县人，户籍地：富宁县，现住富宁县。系死者王大权的次女。 原告（反诉被告）：王世壹，女，汉族，2001午1月28日出生，富宁县人，户籍地：富宁县，现住富宁县。系死者王大权的三女。 原告（反诉被告）：王邦田，男，汉族，1942年3月30日出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王大权的父亲。 原告（反诉被告）：钱应秀，女，汉族，1943年10月Il日出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系死者王大权的母亲。 六原告（反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宣、覃莹，广西凌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黄联安，男，壮族，1976年8月9日出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 被告（反诉原告）：黄国仁，男，壮族，1981年1月12日出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 被告（反诉原告）：黄炳高，男，壮族，1978年5月2日出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 被告（反诉原告）：周发勇，男，汉族，1989年4月5日生，广南县人，住广南县。 四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云贵，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王邦田、钱应秀(以下简称肖玉萍等6人)与被告（反诉原告）黄联安、黄国仁、黄炳高、周发勇（以下简称黄联安等4人）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6月20日、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肖玉萍、王羽非、王世壹、钱应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宣、覃莹，被告（反诉原告）黄联安、黄国仁、黄炳高、周发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云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玉萍等6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黄联安等4人赔偿肖玉萍等6人各项损失共计307376.40元（即：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丧葬费47844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50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55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912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768441元，黄联安等四人应承担40%的责任为768441元x40%=307376.40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联安等4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死者王大权生前与黄联安等4人系朋友关系，2018年12月24日，黄炳高打电话叫死者王大权一起到朋友家吃年猪饭，起初王大权一再强调不去，但是黄炳高及其朋友一直打电话催促王大权，甚至在傍晚时开车至王大权家里，软磨硬泡的把王大权带上车一起去朋友家吃年猪饭，席间肯定有大量饮酒的情况，随行人员及一同吃饭的均未起到劝阻义务，导致王大权醉酒，晚上将近十点时被黄联安及黄国仁送回至家中，送回来时王大权是被黄联安及黄国仁抬进屋里的，当时肖玉萍未注意王大权情况，二人把王大权抬进家后，肖玉萍才发现王大权情况不对，随后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但王大权已救治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窒息至呼吸循环衰竭。肖玉萍等6人认为，由于系黄炳高极力要求王大权参加朋友年猪饭并强行带着王大权去吃饭，期间未尽到看管及劝阻义务，导致王大权醉酒呕吐窒息并死亡；黄联安及黄国仁作为送王大权回来的人，应起到看管义务，但未尽到义务，导致王大权呕吐窒息，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导致其死亡，均应承担相应责任。为了维护肖玉萍等6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公正判决。 黄联安等4人辩称，肖玉萍等6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黄联安等4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恳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肖玉萍等6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2018年12月24日，黄联安等4人与死者王大权一起到八宝镇朋友家吃杀猪饭，当时仅仅是打了个电话说有朋友喊去吃杀猪饭，问王大权去不去，而王大权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自己去的，并没有任何人强拉硬拽，且王大权自己平时喜欢喝酒且酒量很好，而黄联安等4人平时都不饮酒的，在席间也仅仅喝了少量白酒，王大权并未达到醉酒状态。2、吃完晚饭后，并未喝酒的黄联安、黄国仁出于好意，开车将王大权送回家，在八宝回来到肖玉萍等6人家的途中，王大权一直是清醒状态，24日晚将近10点钟，黄联安、黄国仁将王大权送回家的时候，肖玉萍在家，王大权在沙发落座后肖玉萍就叫黄联安、黄国仁自行回家了，当时王大权生命体征是正常的。3、当晚11点多钟，黄联安等4人才知道王大权被送到医院抢救，次日凌晨抢救无效死亡，且医院出具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推断）书》中记载的王大权的死因是窒息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与24日晚的饮酒是没有任何关系，从黄联安、黄国仁将王大权安全送回家到其家属将王大权送到医院抢救，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王大权窒息，与黄联安等4人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所述，肖玉萍等6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黄联安等4人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肖玉萍等6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黄联安等4人的合法权益。 黄联安等4人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肖玉萍等6人退还100000元；2.反诉诉讼费由肖玉萍等6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4日，黄联安、黄国仁、黄炳高与死者王大权一起到八宝镇朋友家吃杀猪饭，当时仅仅是打了个电话说有朋友喊去吃杀猪饭，问王大权去不去，而王大权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自己去的，并没有任何人强拉硬拽，且王大权自己平时喜欢喝酒且酒量很好，而黄联安等人平时都不饮酒的，在席间王大权也仅仅喝了少量白酒，并未达到醉酒状态。吃完晚饭后，并未喝酒的黄联安、黄国仁出于好意，开车将王大权送回家，在八宝回来到肖玉萍家的途中，王大权一直都是清醒状态，24日晚将近10点钟，黄联安、黄国仁将送回家的时候，肖玉萍在家，王大权在沙发上落座后肖玉萍就叫黄联安、黄国仁自行回家了，当时王大权生命体征是正常的。当晚11点多钟，黄联安等4人才知道王大权被送去医院抢救，次日凌晨抢救无效死亡，且医院出具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推断）书》中记载的王大权死因是窒息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与24日晚的饮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黄联安、黄国仁两人将王大权安全送回家到其家属将其送到医院抢救，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王大权窒息，与黄联安等4人没有任何关系。但肖玉萍等6人一直就此事纠缠、威胁黄联安等4人，扬言要将王大权的尸体抬到黄联安等人家里去，迫不得已之下，黄联安等4人拿出100000元整给肖玉萍等6人用于办理王大权的丧葬事宜。 综上所述，王大权的死亡与黄联安等4人没有任何关系，黄联安等4人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黄联安等4人请求法院在查明本诉事实，判决驳回肖玉萍等6人诉讼请求的同时，判决支持黄联安等4人的反诉请求。 肖玉萍等6人对黄联安的反诉辩称，请求驳回黄联安等4人的反诉请求，支持肖玉萍等6人的本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是：2018年12月24日，黄炳高打电话叫死者王大权一起到朋友家吃年猪饭，起初王大权一再强调不去，但是黄炳高及其朋友一直打电话催促王大权，甚至在傍晚时开车至王大权家里，软磨硬泡的把王大权带上车一起去朋友家吃年猪饭，席间肯定有大量饮酒的情况，随行人员及一同吃饭的均未起到劝阻义务，导致王大权醉酒，晚上将近十点时被黄联安及黄国仁送回至家中，送回来时王大权是被黄联安及黄国仁抬进屋里的，当时肖玉萍未注意王大权情况，二人把王大权抬进家后，肖玉萍才发现王大权情况不对，随后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但王大权已救治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窒息至呼吸循环衰竭。根据肖玉萍家中监控视频显示，当晚22时30分42秒左右，黄联安、黄国仁把王大权送回至肖玉萍家中，后于22时34分30秒左右，二人将王大权抬至家中。再根据富宁县公安局新华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显示，肖玉萍的报案时间是2018年12月24日0时6分，不存在黄联安等人称的当晚王大权一直都是清醒状态且二人系于当晚将近10点时送王大权回家的情况，二所诉不是事实，系虚假陈述。因此，肖玉萍等6人认为，由于系黄炳高极力要求王大权参加朋友年猪饭并强行带着王大权去吃饭，期间未尽到看管及劝阻义务，导致王大权醉酒呕吐窒息并死亡；黄联安及黄国仁是作为送王大权回来的人，应起到看管义务，但未尽到义务，导致王大权呕吐窒息，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导致其死亡，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肖玉萍等6人提交的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常住人口登记卡、王邦田、钱应秀身份证复印件、富宁县田蓬镇下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本诉部分的证据： 1.肖玉萍等6人提交的居民死亡证明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土地出租合同、租地合同，能相互印证王大权自2012年起就在富宁从事家禽贩卖经营活动，也能证明王大权的死因，本院予以采信。 2.肖玉萍等6人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肖玉萍家的监控视频，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3.黄联安等4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黄某、翟某的证言部分客观真实，本院部分采信。 反诉部分的证据： 1.黄联安等4人提交的收条一份，能证明死者王大权的家属因王大权死亡一事，分别于2018年12月24日、12月26日收取黄炳高等人给付的现金10万元，本院予以采信。 2.肖玉萍等6人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肖玉萍家的监控视频，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3.黄联安等4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黄某、翟某的证言部分客观真实，本院部分采信。 4.黄联安等4人提交的手机视频，能证明双方协商处理王大权后事以及在律师的主持下双方协商处理王大权后事，交付赔偿款的事实，不能证明黄联安等4人系收到威胁的情况下才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对证据本身，本院予以采信；对所待证事实，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大权与黄炳高、黄联安、黄国仁、周发勇系朋友关系。2018年12月23日，广南县南坪镇老街村民委龙么小组周发勇家杀年猪，周发勇打电话给黄炳高，叫黄炳高邀约几个朋友到其家里吃晚饭。黄炳高就邀约黄联安、黄国仁、王大权一起到周发勇家吃饭。黄炳高等人到周发勇家时比较晚，故只有周发勇和黄炳高、黄联安、黄国仁、王大权五人吃饭。席间，只有周发勇和黄炳高、王大权饮酒。黄炳高因醉酒就在周发勇家留宿。黄联安、黄国仁、王大权三人就一起回家。黄国仁驾车，黄联安和王大权一起坐在后排。根据监控视频显示：23日22时30分，黄国仁驾车来到肖玉萍家大门前，肖玉萍出来开门；22时34分，王大权被黄国仁、黄联安、肖玉萍抬进家里；22时43分，黄国仁、黄联安离开肖玉萍家；22时59分，肖玉萍外出喊人；23时03分，王大权被抬出家门送往富宁县人民医院抢救。24日凌晨，王大权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窒息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王大权死亡后，王大权家属与黄炳高等人协商处理王大权的后事，12月24日，黄炳高等人先支付2万元给王大权家属王亚熙、王羽非办理王大权的后事。后双方在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韦云贵律师的主持下，协商赔偿事宜，黄炳高等人于12月26日再支付8万元给王大权家属办理王大权的后事，并草拟了协议书，但因意见分歧太大，未能达成赔偿协议。过后双方因王大权死亡赔偿一事发生纠纷，肖玉萍等6人于2019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本院判决黄联安、黄国仁、黄炳高赔偿因王大权死亡产生的各项费用共计307376.4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周发勇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肖玉萍等6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黄联安、黄国仁、黄炳高、周发勇赔偿因王大权死亡产生的各项费用共计307376.40元。 另查明，事发当晚，肖玉萍向富宁县公安局新华派出所报警，要求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新华派出所接警后即派民警到富宁县人民医院了解情况，但未立案处理。黄炳高等人给付肖玉萍家人的10万元中，黄国仁给付1万元、黄联安给付1万元、黄炳高给付8万元（含黄炳高向周发勇借的8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王大权生前在周发勇家吃饭、饮酒，被酒后在一起吃饭的黄联安、黄国仁送回家后因窒息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根据王大权的死亡原因及王大权被送到家门口时已经丧失行为能力、不能自理的情况来看，可以认定王大权存在过量饮酒，醉酒后因酒后呕吐物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而王大权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大小、身体状况及过度饮酒所带来的风险有正确的判断，避免过度饮酒。但王大权未能控制饮酒量，酿成不幸，在没有证据证明共同饮酒的周发勇、黄炳高存在强行劝酒、恶意灌酒等行为的情况下，王大权对自己死亡的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即70%的责任。周发勇作为聚餐的组织者和提供者、黄炳高作为聚餐邀约者，虽没有积极的作为行为，但二人作为共同饮酒人，其共同的先行行为即饮酒行为使二人负有保障醉酒人安全、对醉酒人进行提醒、劝阻、照看、护送等义务，但二人未尽到此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即各自承担10%的责任。黄联安、黄国仁作为共同聚餐者，相互之间负有一定的照顾义务。二人虽未参与饮酒，但在王大权醉酒后送其回家途中，未注意观察王大权身体状况，未进行适当的照顾和扶助，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即各自承担5%的责任。关于本案的赔偿问题，应以《2018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计算赔偿，故肖玉萍等6人应获得的各项赔偿费用是：1.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应为30996元／年×20年＝619920元；2.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应为95688元÷2＝47844元；3.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因肖玉萍等6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4.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因肖玉萍等6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5.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符合本案实际和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应为173元／天×3天×3人＝1557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额。本案中，王大权死亡时被抚养人王邦田、钱应秀均已年满七十五周岁，其生活费只能按五年计算，且王邦田、钱应秀生育有五个子女，故王邦田的生活费为19560元／年×5年÷5人＝19560元；钱应秀的生活费应为19560元／年×5年÷5人＝1956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因王大权的死亡主要是自身原因引起的，且行为人的过错较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给付条件，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王大权在本案中因死亡产生的各项赔偿费用总额为708441元，王大权承担70%的责任后，剩下的30%的责任由黄联安等4人按比例承担。黄联安应承担的份额为708441元×5%＝35422元，黄国仁应承担的份额为708441元×5%＝35422元，黄炳高应承担的份额为708441元×10%＝70844元，周发勇应承担的份额为708441元×10%＝70844元。关于黄联安等4人向本院提出的反诉请求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请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黄联安等4人主张王大权的死亡与24日晚的饮酒无任何关系，但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黄联安等4人主张其已经给付的10万元系受到死者家属威胁才支付的，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肖玉萍等6人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但应扣减已经支付的部分，即黄炳高支付的8万元、黄联安、黄国仁各支付的1万元。黄联安等4人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黄联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王邦田、钱应秀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5422元； 二、由黄国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王邦田、钱应秀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5422元； 三、由黄炳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王邦田、钱应秀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70844元。因黄炳高已支付80000元，应由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王邦田、钱应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黄炳高9156元； 四、由周发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王邦田、钱应秀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70844元； 五、驳回肖玉萍、王羽非、王亚熙、王世壹、王邦田、钱应秀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黄联安、黄国仁、黄炳高、周发勇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910元，由肖玉萍等6人负担1832元，由黄联安等4人负担407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黄联安等4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友恒 审判员  黄志保 审判员  卢绍荣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文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