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8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中国旅行社，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东二路9号。法定代表人：王朝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家嵘，山东创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方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2段33号11楼、11楼之l至之8。法定代表人：李玉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一男，男，该公司北京办事处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赏，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省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山东国旅）因与被上诉人东方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国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关于山东国旅欠付东方旅行社的款项总额认定错误。东方旅行社主张涉案欠款总额为1497102元的主要证据是22个月的请款单。其中，仅有6个月的单据上有山东国旅的盖章确认，总金额为630225元人民币，其余月份没有盖章，均系东方旅行社自行计算的数额，且存在手写修改的情况。一审法院未考虑证据的真实性和汇率问题，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支持了东方旅行社关于欠款总额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依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东方旅行社提交的在台湾形成的证据公证件，应请求公证员协会，通过台湾海基会进行查证，但一审未履行上述程序，直接采信。2.一审对山东国旅已经支付的款项数额认定错误。一审认定，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8月7日期间，韩峰和王祯向黄倩瑜支付的12笔款项，视为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的付款。对此，山东国旅予以认可。除此之外，山东国旅有新证据证实，韩峰于2015年9月21日和2015年11月19日，分别向黄倩瑜支付的247090元和286475元，共计533565元人民币，也应当视为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的付款，东方旅行社遗漏了该部分款项。东方旅行社辩称，一、一审关于旅游费总款1497102元和欠付款968717元的认定，是正确的。《月份旅游费请款单》中记载的旅游款项，是双方实际结算的真实数额，无论是台湾地区“交通部观光局”官网文件《接待大陆团申报资料》的收费标准，还是东方旅行社实际发生的成本，均远高于该请款单的结算数额。请款单上虽有手写修改，但修改后的数额均小于东方旅行社的结算数额，且一审法院均按照修改后的数额予以认定。一审中，山东国旅否认与东方旅行社的旅游合同关系，否认《月份旅游费请款单》等证据的真实性，但又不能提交反驳证据，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东方旅行社在一审提交的经过公证和认证的证据，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港澳台案件的证据规则的规定。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以及两岸的公证机构均按照《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规定进行了公证认证，完全合法。二、一审认定的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已支付款项的数额，是正确的。山东国旅提交的关于韩峰于2015年9月21日和2015年11月19日向黄倩瑜支付共计533565元人民币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该两笔款项发生于中国旅行社总社（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国旅）与东方旅行社之间的旅游合同中，系韩峰代表青岛国旅向东方旅行社的旅游费用，与本案无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山东国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东方旅行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旅游费人民币968717元；2.判令山东国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拖欠款项人民币968717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8月8日始至山东国旅实际付清拖欠款项之日止）；3.判令山东国旅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东方旅行社（乙方）与山东国旅（甲方）以传真的形式分别签订三份《出境旅游组团社与境外接待社合同》。合同均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将组织成行的旅游团由乙方接待，乙方同意按照甲方所提出的接待标准，安排旅游团的旅行浏览活动。第二条，甲方就在旅游团进行乙方国（边）境日的5天前向乙方确认接待内容，乙方应当在接到甲方确认函当天予以确认。甲方应当在乙方确认后当天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供下列数据：1.接待标准；2.游程安排；3.旅游者名单；4.入境航班或车次。第三条，旅游费以一个月为一个周期结算，甲方需将按合同要求用电汇方式把旅游团的全部旅行费用汇入乙方账户。第五条，乙方应当按照合同和合同附件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双方往来业务函件传真约定的接待标准和排程为旅游团提供服务。第十四条，合同履行过程中若有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东方旅行社提交2014年1月至12月的月份旅游费请款单12份均没有山东国旅台湾部团体确认的公章或签字，但月份旅游请款单涉及的旅行团，与2014年组团确认书一致，2014年5月9日、5月16日、11月16日的组团确认书有王祯签字。（2018）京公协台核字第3779号《转递核验证明》显示，以东方旅行社名义登陆至台湾地区“大陆人士来台观光通报系统”，该系统显示的“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观光团体名册”内容与东方旅行社提交的组团确认书及月份旅游请款单内容一致，可以认定上述证据中的2014年山东国旅组织的台湾地区旅行团由东方旅行社负责台湾地区的旅游地接服务。2015年1至4月、8月、9月的月份旅游费请款单上有山东国旅台湾部团体确认的公章或王祯签字，上述请款单共涉及34个旅行团。（2018）京公协台核字第4152号《转递核验证明》显示，以东方旅行社名义登陆至台湾地区“大陆人士来台观光通报系统”，该系统显示的“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观光团体名册”内容与东方旅行社提交的组团确认书及月份旅游请款单内容一致，可以认定上述旅行团由东方旅行社负责台湾地区的旅游地接服务。2015年5月至7月、10月至12月、2016年1月、2月的月份旅游请款单没有山东国旅盖章或签字，（2018）京公协台核字第3779号《转递核验证明》显示，以东方旅行社名义登陆至台湾地区“大陆人士来台观光通报系统”，该系统显示的“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观光团体名册”内容与东方旅行社提交的组团确认书及月份旅游请款单内容一致，可以认定在2015年5月至7月、10月至12月、2016年1月、2月共有49个旅行团由东方旅行社负责台湾地区的旅游地接服务。《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观光团体名册》包含以下信息：旅游团号、旅游日期、组团社领队姓名和证件信息、团队游客姓名和身份信息。从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调取关于山东国旅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组织的游客申报入台资料《出境游审核团队列表》，可以与上述部分团队信息相吻合。东方旅行社提交的入台证加急申请切结书可证实，东方旅行社因山东国旅的请求为多人加急办理观光入台证，山东国旅为此应支出费用。东方旅行社提交的赴台湾旅游领队证上标明的诸领队的单位均为山东国旅，且领队姓名与台湾地区“大陆人士来台观光通报系统”，该系统显示的“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观光团体名册”中的领队人员一致，王祯是山东国旅的赴台湾旅游领队。经查询根据东方旅行社提交的工商信息显示，韩峰原系山东国旅经七路营业部法定代表人。2014年1月至2016年2月，山东国旅总计欠服务费人民币1497102元，东方旅行社认可自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8月7日，共收到以韩峰、王祯名义的汇款共计人民币528385元,并认可该部分费用优先冲抵2014年的欠款。另，金港旅行社有限公司、明邦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东方旅行社使用上述公司资质向台湾地区“移民署”及“观光局”申请入台相关手续，各团在台湾地区的实际接待工作系由东方旅行社承担并负责，各团产生的全部地接团费均由东方旅行社支出和负担。证明书中附有各旅行团的团号明细，明细中的团号与组团确认书中的团号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旅游合同纠纷。东方旅行社系在台湾地区设立的公司，本案存在涉台因素，应参照涉外案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本案当事人在诉讼中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法院对此选择予以确认。东方旅行社提交的《出境旅游组团社与境外接待社合同》虽不是原件，但基于两公司分别处于山东省和台湾地区，因此双方之间的合同及业务传递以传真或扫描的形式完成，符合客观情况，对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法院予以确认。山东国旅否认与东方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但对于东方旅行社提交的合同履行的证据，如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观光团体名册、山东省中国旅行社赴台湾旅游领队证等，均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山东国旅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根据东方旅行社提交的《出境旅游组团社与境外接待社合同》、月份旅游费请款单、组团确认书、入台证加急申请切结书、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观光团体名册、山东省中国旅行社赴台湾旅游领队证、证明书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东方旅行社按照山东国旅提供的旅行团信息，向台湾地区“观光局”、“移民署”进行各项申报，负责相关旅行团在台湾观光时的地接服务，山东国旅为此应支付服务费用。关于山东国旅应支付的数额，东方旅行社按照月份旅游费请款单进行了计算，并对以收到的款项进行了抵扣，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法院确认山东国旅尚欠旅游服务费人民币968717元。东方旅行社要求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8月8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但其主张的款项中有2016年1月、2月产生的费用，其主张利息自2015年8月8日起计算，没有事实依据，因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故法院酌定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山东国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旅游费人民币968717元及利息（以人民币968717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东方旅行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15元，由山东国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山东国旅提交了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1份，用以证明韩峰于2015年9月21日和2015年11月19日，分别向黄倩瑜支付247090元和286475元。山东国旅主张，该两笔款项应视为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的付款。东方旅行社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山东国旅本案一审中有足够的时间提供该证据而未提交，因此该证据不是新的证据。同时，为反驳山东国旅的主张，东方旅行社提交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50号卷宗材料一宗。上述卷宗材料为，青岛国旅在该案中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韩峰向黄倩瑜支付上述两笔款项的账户明细及转款回单。东方旅行社称，上述账户明细及转款回单只有韩峰持有，其将上述账户明细及转款回单优先提供给青岛国旅，由该公司作为证据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应当认定上述两笔款项系韩峰代表青岛国旅济南分公司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旅游费。山东国旅对东方旅行社提交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50号卷宗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50号案东方旅行社已经撤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对上述两笔款项没有查实并作出认定，因此上述卷宗材料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意义。本院二审查明：2015年9月21日，韩峰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黄倩瑜转款人民币247090元。2015年11月19日，韩峰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黄倩瑜转款人民币286475元。韩峰原系山东国旅经七路营业部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青岛国旅济南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东方旅行社曾起诉青岛国旅，要求青岛国旅支付旅游费用。该案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17）鲁02民初50号。在该案中，青岛国旅提交了韩峰向黄倩瑜六次转款的证据，包括韩峰的账户明细及转款回单，用以证明青岛国旅向东方旅行社付款六笔，金额共计1228603元，东方旅行社起诉青岛国旅数额有误。该六次转款包括了2015年9月21日韩峰向黄倩瑜转款人民币247090元、2015年11月19日韩峰向黄倩瑜转款人民币286475元。2017年4月20日，东方旅行社以其正在与青岛国旅协商为由，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旅游合同纠纷。东方旅行社为在台湾地区设立的公司，本案为涉台民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纠纷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本案当事人在诉讼中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当事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审法院判令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旅游费人民币968717元及利息是否正确。东方旅行社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从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旅行团由山东国旅组织成行，由东方旅行社负责台湾地区的旅游地接服务，山东国旅应当向东方旅行社支付旅游费。关于旅游费的数额，东方旅行社提交的书证记载了各旅行团的旅游费明细，山东国旅虽对上述书证的内容有异议，但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证明上述书证记载的旅游费有不合理之处，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书证确定涉案旅游费的数额并无不当。东方旅行社提交的证据在形式上符合有关审理涉台商事案件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其符合法定形式，是正确的。山东国旅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韩峰于2015年9月21日和2015年11月19日，分别向黄倩瑜支付的247090元和286475元。山东国旅主张，该两笔款项为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旅游费。为反驳山东国旅的主张，东方旅行社提交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50号卷宗材料一宗，能够证明青岛国旅曾在该案中将上述两笔款项作为青岛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旅游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山东国旅主张上述两笔款项为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旅游费，其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证明标准为“两笔款项为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旅游费”具有高度可能性。韩峰系山东国旅经七路营业部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青岛国旅济南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上述两公司与东方旅行社之间均有旅游合同关系，韩峰向东方旅行社付款的行为既可能是作为山东国旅七路营业部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也可能是作为青岛国旅济南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行为，山东国旅所主张的事实并不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东方旅行社提交的反驳证据能够证明青岛国旅曾在另案中将上述两笔款项作为青岛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旅游费，且根据青岛国旅在另案中的主张，除上述两笔款项外之外，其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数笔旅游费亦是由韩峰支付的，因此，“两笔款项为山东国旅向东方旅行社支付的旅游费”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在山东国旅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综上所述，山东国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87元，由上诉人山东省中国旅行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兵审判员 宫恩全审判员 冯玉菡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刘福贵书记员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