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6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董冰，女，198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男，198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荣成市，系再审申请人之夫。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荣成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成山大道中段88号楼门市7号。法定代表人：阎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亮，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沿河南街杏林西区266号。法定代表人：陈彦立，经理。再审申请人董冰因与被申请人荣成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公司）、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6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鲁民申13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董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被申请人泰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亮到庭参加诉讼。恒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冰申请再审称，二审裁定以本案构成重复起诉驳回申请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陈彦立涉嫌刑事犯罪的刑事判决生效后，申请人以泰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当地公安部门经审查认为泰和公司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表明泰和公司没有构成非法集资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正确。本案的受托人和担保人陈彦立虽涉嫌刑事犯罪，但恒通公司的担保责任不能免除。本案民事诉讼系第一次起诉，诉由是申请人请求泰和公司、恒通公司返还投资款，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二审裁定认定申请人与恒通公司、泰和公司签订的投资理财合同是陈彦立非法吸收资金的手段，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合同无效。申请人认为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投融资，合同目的不违反法律，各方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二审裁定认定涉案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即使合同无效也不能免除两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两被申请人应按照投资理财合同的约定负有返还投资款的义务，因此，即便陈彦立因刑事犯罪得到处罚，对于两被申请人的责任不能当然免除，二审裁定驳回申请人诉请是错误的。再审请求撤销二审裁定，依法改判。泰和公司辩称，涉案合同及款项业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判决陈彦立退赔非法吸收的款项，民事案件的受理应受生效刑事判决既判力的约束，故申请人再次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申请人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二审裁定驳回申请人起诉是正确的。既然涉案合同和款项业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则涉案投资管理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申请人依据该合同诉请泰和公司返还其出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判决泰和公司返还，也应向全部受害人按照比例返还，一审判决泰和公司返还未退赔的全部款项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董冰的再审请求。恒通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董冰向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一审起诉请求判令泰和公司、恒通公司连带返还本金348573.58元。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5年3月23日，董冰与泰和公司、恒通公司签订了编号恒通投资（2015）字第（032306）号《投资管理合同》，合同约定，董冰提供其与泰和公司商定的投资金额给泰和公司，恒通公司为泰和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530000元，投资期限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5年6月23日止，投资收益率执行月收益10‰，董冰应于合同生效后一次性向泰和公司交付全部投资资金，恒通公司受泰和公司委托为本合同项下的投资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若到期泰和公司没有足额还款，恒通公司在合同到期后三日内无条件向董冰代偿。同日，恒通公司向董冰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尊敬的董冰女士：感谢你参加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的投资业务，并于2015年3月23日与投资运营方荣成市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恒通投资[2015]字第032306号《投资管理合同》，你的投资金额为人民币伍拾叁万元整（小写￥530000元），期限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5年6月23日止，共3个月，月收益率为10‰。合同到期后，若投资运营方不能按照足额还款，我公司郑重承诺，在合同到期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无条件代为偿还本金和收益。同时董冰为恒通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委托人为董冰，被委托人为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根据[2015]字第032306号《投资管理合同》，现委托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对我方投资贷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对投资收益的收取和投资款本金的返还进行催收。同日，董冰将53万元汇至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账号。陈彦立同日将该款汇至泰和公司总经理胡炜个人账号内。2015年3月23日泰和公司发放给董冰收益款5300元，2015年4月19日发放给董冰收益款5300元。2015年4月20日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5月27日被逮捕。在该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20日，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在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恒通公司为依托，以为泰和公司融资的名义，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向包括董冰在内的117人吸收资金743万元，后转给泰和公司200万元，以泰和公司的名义支付利息191640元，未还本金7238360元，以为洛阳瑞福置业有限公司融资的名义吸收资金5590000元，后付利息554160元，尚欠本金5035840元，在该案中，泰和公司时任负责人胡炜作证：泰和公司与恒通公司系合作关系，泰和公司委托恒通公司以泰和公司名义向社会借款2000万元，并以泰和公司的名义给借款人一定的利息，同时同意陈彦立直接收款并支配。2016年9月8日，荣成市人民法院以（2015）荣刑初字第21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陈彦立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并责令陈彦立向集资参与人退赔人民币12274200元。后司法机关从泰和公司处追偿现金600000元，经按比例返还，包括收益款在内董冰返得人民币181426.42元，余款348573.58元，董冰多次向泰和公司、恒通公司索要未果，遂成诉。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董冰与泰和公司、恒通公司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义上是投资管理合同，但实际上是泰和公司通过恒通公司向董冰进行借款，并按照借款时间支付固定数额的利息，董冰和泰和公司之间应为民间借贷关系，恒通公司收取了包括董冰在内的117人达743万元的资金，虽然只转给了泰和公司200万元，但恒通公司所收取的全部资金都基于董冰等人与泰和公司的借款合同，并且泰和公司的负责人胡炜明确认可恒通公司的收款行为是经过泰和公司的同意，至于恒通公司收款后的款项是否全部交给泰和公司，与董冰无关，恒通公司收款的行为后果应由泰和公司承担，因此泰和公司应对董冰的借款承担还款义务，故泰和公司辩称其未收到董冰的借款，三方的投资管理合同没有得到实际履行与事实不符，理由不当，不予支持。虽然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彦立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陈彦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案董冰与泰和公司、恒通公司的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亦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荣成市人民法院（2015）荣刑初字第212号刑事判决已判决陈彦立向集资参与人退赔集资款，因此泰和公司应和陈彦立承担共同还款7238360元的义务，恒通公司应依据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泰和公司辩称，应由陈彦立进行退赔与泰和公司无关理由不当，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荣成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董冰借款348573.58元；二、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对荣成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29元、保全费2320元，由荣成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负担。泰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董冰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涉投资管理合同是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的犯罪工具，不具有民事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非法的无效合同，并非如一审判决认定的是泰和公司、董冰与恒通公司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生效的（2015）荣刑初字第212号刑事判决认定了陈彦立的犯罪行为并判决其对董冰的款项进行退赔，且已经实际退赔了部分款项。该刑事判决已就董冰的诉请进行了判决，董冰的款项被陈彦立非法吸收这一法律事实的法律后果，是陈彦立不但刑事获刑，民事也进行了退赔，董冰的损失已经被判决由陈彦立承担，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驳回董冰的起诉。其次，即使泰和公司需要退赔款项，也应按泰和公司实际获得的款项退还，即泰和公司收到人民币200万元，已被迫退赔60万元，泰和公司也只能返还140万元，并根据刑事判决按比例向117名受害人履行退还手续，而不应当由本案判决重复对此事进行处理。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荣成市人民法院（2015）荣刑初字第2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彦立将所吸收的资金，用于向泰和公司、河南省伊川县华威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汤伶俐、姜国飞等单位和个人放贷，为购买豫Ｃ×××××宝马牌小型汽车花费80000元。”认为“被告人陈彦立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陈彦立将所吸收资金借贷给他人，用于公司经营，经司法机关追缴，仍有大部分款项未能追回，给集资参与人造成特别严重损失，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依法惩处。”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生效的荣成市人民法院（2015）荣刑初字第212号刑事判决认定，陈彦立在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恒通公司为依托，以为泰和公司融资的名义，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并将吸收的资金用于向相关单位与个人放贷。认为“被告人陈彦立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上述认定，董冰与泰和公司、恒通公司所签订的编号为恒通投资[2015]字第032306号《投资管理合同》，实际上是陈彦立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据此不足以认定董冰与泰和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属于以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非法吸收社会公众存款的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因此，在上述生效刑事判决已判决认定陈彦立以为泰和公司融资的名义，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陈彦立定罪量刑，并判令其对包括董冰在内的集资参与人予以退赔的情况下，董冰就涉案资金的返还请求权已受到生效刑事判决的羁束。现董冰又依据《投资管理合同》起诉要求泰和公司、恒通公司连带返还资金，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依法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依法驳回起诉，应由相关侦办机关按照程序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处理范畴。综上，董冰据以提起诉讼的《投资管理合同》所涉投资行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并已经生效刑事判决予以处理，故董冰之诉已受生效判决的羁束，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一、撤销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27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董冰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529元退还董冰；保全费2320元由董冰负担；董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529元予以退还。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法院业已对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涉嫌刑事犯罪作出生效刑事判决，并判决追赃赔偿董冰部分损失的情形下，泰和公司、恒通公司在涉案投资管理合同中的民事责任能否免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23日董冰与泰和公司、恒通公司签订了投资管理合同，约定董冰向泰和公司投资53万元，投资期限三个月，恒通公司为泰和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同日董冰将合同约定的款项转账至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账户，陈彦立同日将款项转至泰和公司总经理胡炜个人账户。2015年3月23日、4月19日泰和公司分别向董冰支付了部分收益。后因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当地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并作出生效刑事判决，通过刑事追赃退还申请人18余万元，余款348573.58元未退还。本案涉及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情形下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对于刑民交叉情形下的法律适用原则，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未置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统一的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明确规定了刑民交叉情形下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但因每个案件的性质、事实有所不同，在具体适用该司法解释时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荣成市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刑事判决，并判决对陈彦立非法吸收的存款进行追赃退还给集资参与人，董冰作为集资参与人获得了18余万元的退赔款，但涉案投资管理合同系泰和公司、恒通公司与董冰签订的，泰和公司、恒通公司系涉案投资管理合同的订约当事人。在陈彦立涉嫌刑事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泰和公司、恒通公司是否还应依约承担涉案投资款返还的民事责任。2016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案例裁判摘要中明确：“行为人以所在单位名义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其所在单位也应对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民事裁定的意见也认为，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或者刑事被害人双某受偿，可在执行中对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类案情形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案例的裁判意见可以看出，基于同一事实分别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进而构成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聚合的情况下，因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不一致，即使行为主体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影响其他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刑民交叉情形下，只有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所涉事实为同一自然事实，才能单独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如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其其他工作人员等对外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职务行为，如果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但法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此时犯罪行为的主体与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属于不同的主体，则不属于同一自然事实，刑事案件的处理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若法人本身涉嫌犯罪的，则只能按照刑事案件处理。涉案投资管理合同系董冰与泰和公司、恒通公司三方签订的，且合同签订后董冰通过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将案涉款项转入泰和公司总经理胡炜名下，表明泰和公司实际收到董冰的出资款项。在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因涉嫌刑事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判决追赃退赔董冰部分损失，而恒通公司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下，不能当然认定涉案三方所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无效，亦不能当然免除泰和公司、恒通公司应承担的涉案投资管理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依据三方所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的约定，在生效刑事判决执行追赃不足，以及泰和公司已实际收到涉案款项的情形下，认定泰和公司为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并判令泰和公司承担董冰未退赔的出资款项，恒通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泰和公司主张若判决其返还出资款也应按照案涉非法吸收存款犯罪行为中受害人的人数和比例返还，不应全部返还给董冰。对此本院认为，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彦立非法吸收的出资人存款可以出借给不同的使用人，而本案所涉董冰出资的款项已实际由泰和公司收取，即泰和公司系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泰和公司并未因陈彦立的非法吸收存款犯罪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即泰和公司不是另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只能针对具有合同关系的出资人，因而泰和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至于生效刑事判决执行的款项如何分配对本案泰和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没有影响。关于在生效刑事判决追赃的情形下，本案民事诉讼是否应予受理的问题。对该问题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虽然明确规定涉财犯罪判决追赃的情形下，被害人不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并未明确禁止当事人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故泰和公司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本案民事诉讼不应受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泰和公司的抗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二审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不当。至于泰和公司和恒通公司之间的争议问题，双方可以另行处理。综上，再审申请人董冰的再审请求依法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633号民事裁定；二、维持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2731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6529元，由荣成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成市恒通投资理财有限公司均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起审判员  王宝恒审判员  程 林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王磊书记员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