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35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航二路17号宏城绿都1栋7-1至7-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50200MJN264779M。 法定代表人：黄军元，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炳快，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平，女，1974年12月28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启南，男，1951年10月10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伟，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群林，广西广正大（鹿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清福，男，196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艺，女，197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李清福、董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明，柳州市正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因与被上诉人韦启南、李清福、董艺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4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9月5日组织各方进行询问。上诉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炳快、黄伟平，被上诉人韦启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伟、莫群林，被上诉人李清福、董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明均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韦启南对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韦启南、李清福、董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一）一审法院没有对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与韦启南、李清福之间债务履行的连带保证合同关系进行认定，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根据《借款合同》中的约定判决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应共同承担偿还责任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借款合同》的相对人是韦启南与李清福、柳州康达医院，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与韦启南签订该《借款合同》是认定事实错误。其次，2017年6月11日的《借款合同》中第三条的约定可知，是在李清福逾期还款的情况下柳州康达医院才自愿承担相应债务，其文义明显为担保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况且在该句后部还着重表述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韦启南在起诉时也一直主张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从合同条款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看，均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是否存在债务加入的事实情况下，以自愿承担债务为由判决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据此，本案不是债务加入的共同还款责任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二）李清福、董艺在组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前身即柳州康达医院时，于2016年12月8日所确立的柳州康达医院章程中已经明确了其性质主要是利用非国有资产、自愿举办、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法人登记的经营性质也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李福清、董艺于2017年10月18日和2018年4月1日分两次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黄军元后，于2018年7月12日经柳州市柳南区民政局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军元。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柳州康达医院自组建时起至之后变更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至今都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这一法律性质没有进行认定，以至于对于柳州康达医院作出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连带保证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作出判断。本案借款行为发生于柳州康达医院成立之前，而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是发生在借款之后，且是在借款人作为柳州康达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期间，担保行为也没有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以其管理单位优势地位擅自利用柳州康达医院对个人债务进行担保的事实，一审法院也遗漏査明。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柳州康达医院与韦启南、李清福之间系连带保证合同关系，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若要承担法律责任也仅限于柳州康达医院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己经认定借款本金为50万元，那么柳州康达医院的担保责任应从签订保证合同时所约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即只对于2018年6月12日起未支付的本金及利息部分履行偿还义务。又因《借条》和《借款合同》为同一标的借款法律关系，但合同约定的借款在签订合同时均没有实际支付，也没有约定利息，更没有对借款利息转化为借款本金的约定，所以柳州康达医院于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所约定的本金应以2016年6月12日转支的借款本金50万元为准。如前所述《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利息，且在未明确借款利息直接转化为借款本金的情况下，柳州康达医院担保的债务应以50万元本金为基准，从2018年6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违约金。关于李清福已支付的50万元，属于各方在没有明确为利息的前提下支付，应为视为偿还支付全部本金予以相应扣除，即便是支付利息，那么一审法院确定的月利率2.5%也过高，应降低调整为按照月利率2%计算。 （二）关于律师代理费。由于《借款合同》中没有关于实现债权费用及律师费承担的明确约定，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不应担保超过主合同所约定承担的债务，所以一审法院判决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承担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 （二）柳州康达医院的性质主要是利用非国有资产、自愿举办、从事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的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柳州康达医院依法不得作为担保主体，对外不得承担担保责任。柳州康达医院于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关于连带担保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担保行为无效，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不应承担本案任何担保责任。 （三）在一审审理中李清福自认本案所涉借款是其个人债务，所借款项是个人所用，并没有用于柳州康达医院的设备采购，柳州康达医院是李清福、董艺两人于2016年12月8日出资设立，并于2017年1月9日完成登记，根据韦启南提交的2016年6月12日《借条》显示，该借款用于购买柳州康达医院设备是不符合事实的，借款发生时并不存在“柳州康达医院”，其名字系于2017年1月9日经审批后才变更，所以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认为该《借条》是韦启南及李清福事后补签。 （四）柳州康达医院与韦启南、李清福于2017年6月11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是于当时真实发生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李清福在一审中的陈述可知，该合同是韦启南要求李清福重新签订，并列柳州康达医院为保证人。那么根据这一事实，韦启南与李清福是违背了柳州康达医院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在虚构债务或者隐瞒债务的真实情况，通过欺诈的方式，同时利用李清福作为柳州康达医院法定代表人的优势地位，把柳州康达医院作为保证人纳入《借款合同》项下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因欺诈而发生的担保合同应为无效。 韦启南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上诉请求。 李清福、董艺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后李清福虽对判决不服，并坚持一审庭审中的答辩意见，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李清福没有上诉。而董艺对一审程序中从来不知情，直到柳州中院通知代理人找董艺时，李清福才叫董艺在委托书上签字。关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上诉请求，李清福、董艺希望由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 韦启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清福向韦启南偿还借款本金370003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370003元为基数，从2018年7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李清福承担韦启南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7150元；3.判令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董艺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韦启南、李清福、董艺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清福与董艺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9年2月6日登记结婚。2016年12月5日，柳州市行政审批局审批的柳州康达医院法定代表人以及主要负责人为李清福。后柳州康达医院在柳州市柳南区民政局登记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2018年7月12日，柳州市柳南区民政局颁发的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载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军元。 2016年6月12日，李清福向韦启南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韦启南现金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此款用于购买柳州康达医院设备，约定2017年6月30日前归还，此据。同日，韦启南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75的账户向李清福名下账号为62×××72的账户转入50万元。2017年6月11日，韦启南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作为乙方（借款人）的李清福、作为丙方（保证人）的柳州康达医院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因生产经营需要，向甲方提出临时性周转借款，甲方经调查、审核，同意向乙方出借人民币84.5万元，借款期限从2017年6月12日起至2018年6月11日止，共计壹年。乙方承诺按时归还本金，逾期则按照逾期额的5%每月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考虑到上述违约金的额度皆为乙方自愿提出，乙方承诺不在今后以任何理由提出上述费用等因偏高而调整。若乙方逾期不能还清款项，丙方自愿为乙方按时归还借款本金，支付违约金及甲方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等，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8年8月9日，韦启南与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韦启南的委托为韦启南与李清福民间借贷纠纷事宜提供法律服务，韦启南需要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7150元。 一审庭审中，韦启南表示其与李清福的借款本金实际为50万元，李清福用于购买柳州康达医院的医疗设备，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2.5%，李清福在2016年6月12日出具的《借条》中所载明的借款本金65万元已经包含了借款利息15万元，后由于李清福没有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双方又以65万元为本金，月利率为2.5%计算利息19.5万元，并将该利息继续计入2017年6月11日的借款合同内约定借款本金为84.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韦启南主张最后的借款本金为65万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韦启南认可李清福分别于2018年4月29日归还15万元利息，于2018年7月20日归还15万元，其中70003元是利息，剩余部分是本金，于2018年7月21日归还15万元本金，于2018年7月23日归还5万元本金。韦启南同时表示根据《借款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如果李清福逾期还款的，柳州康达医院自愿为李清福支付逾期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柳州康达医院有共同还款的义务；另外结合韦启南提交的借条已经明确了本案中的借款是用于柳州康达医院的医疗设备购买，因此该借款是用于柳州康达医院的正常经营活动，故柳州康达医院也应共同偿还借款；根据柳州康达医院提供的证据，柳州康达医院的原股东为李清福和董艺，两人共同占有柳州康达医院100%的股权，以及双方共同经营柳州康达医院，本案的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且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董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借款合同中约定柳州康达医院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该费用包括了律师费，本案中韦启南通过诉讼的方式追讨借款，并聘请了律师，委托代理合同为诺成性合同，签订即生效，且律师已经履行了代理职责，因此韦启南主张律师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清福表示双方没有约定任何利息，本案款项已经偿还完毕，由于与韦启南为很好的关系，且有转账凭证为凭，故没有要求韦启南出具结清还款的凭证；同时该款项用于个人，不涉及柳州康达医院以及夫妻共同生活，故请求驳回对董艺的诉请。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股权转让款及股权转让交割纪要》复印件载明黄军元购买了李清福、董艺在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全部股权，并支付了全部股权的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 关于本案借款本金金额的问题。本案中，李清福于2016年6月12日向韦启南出具借条虽载明借款本金为65万元，以及李清福于2017年6月11日与韦启南签订《借款合同》载明借款本金为84.5万元，但韦启南仅于2016年6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清福名下转入50万元，且韦启南与李清福均认可本案借款本金为50万元，故一审法院确认李清福向韦启南借款的本金金额为50万元。 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存在利息的问题。韦启南主张李清福在2016年6月12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款65万元里面已经将一年的利息15万元计入，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里约定借款84.5万元也包含了利息19.5万元，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2.5%。李清福则表示其与韦启南为关系较好的朋友，双方没有约定有任何利息。对此，从韦启南向李清福转账的金额50万元以及李清福于2016年6月12日出具《借条》载明的借款65万元以及韦启南与李清福均认可借款本金为50万元的事实来看，《借条》中所载明的借款本金多于实际本金15万元，该15万元确实与以本金为50万元，按月利率为2.5%计算出来的一年利息金额一致。同时，2017年6月11日《借款合同》载明借款84.5万元相对于2016年6月12日《借条》中载明的65万元多出19.5万元，该金额也恰恰与以65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5%计算出来的一年利息金额一致。李清福虽辩称其与韦启南为较好的朋友，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但韦启南与李清福在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李清福逾期还款却每月需要支付高达逾期额5%的违约金，显然与李清福的上述意见矛盾。根据韦启南提交的2016年6月12日《借条》以及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韦启南表示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5%符合高度盖然的标准，故该院确认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2.5%，对于李清福关于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辩称不予支持。对于韦启南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韦启南主张最后的借款本金为65万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上述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韦启南与李清福之间约定的月利率为2.5%，韦启南将按照月利率2.5%计算出来的利息计入50万元的本金，已经超过了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故该院确认本案借款本金仍为50万元，对于韦启南表示借款本金为65万元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清福对于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清偿完毕的问题。韦启南与李清福均认可李清福于2018年4月29日归还15万元、于2018年7月20日归还15万元、于2018年7月21日归还15万元、2018年7月23日归还5万元，共计支付50万元。对于上述款项，按本金为50万元，月利率为2.5%计算，截止至2018年7月20日，李清福支付的共计30万元视为支付2016年6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期间的利息30万元（50万元×2.5%×12个月×2年）。由于韦启南与李清福约定的还款期限截止至2018年6月11日，且双方约定了违约金每月高达5%，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关于“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的规定，李清福于2018年7月21日归还的15万元应首先支付2018年6月12日至7月20日期间共计39天的利息19232.88元（50万元×36%÷365天×39天），剩余的130767.12元（15万元-19232.88元）视为偿还借款本金，故截止至2018年7月21日，李清福尚欠韦启南本金为369232.88元（50万元-130767.12元）。由于2018年7月23日李清福又支付了5万元，从2018年7月21日至2018年7月23日期间2天的利息为728.35元（369232.88元×36%÷365天×2天），剩余49271.65元（5万元-728.35元）视为偿还本案借款本金，故截止至2018年7月23日，李清福尚欠韦启南借款本金319961.23元（369232.88元-49271.65元）。李清福应当向韦启南偿还借款本金319961.23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319961.23元为本金，月利率为2%，从2018年7月23日开始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 关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责任。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在与韦启南于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若乙方即李清福逾期未还清款项，其自愿为李清福按时归还借款本金，支付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故在李清福没有按时清偿韦启南借款的情况下，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应共同负担偿还责任。对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股权转让款及股权转让交割纪要》，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该证据系案外人黄军元与李清福、董艺之间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协议，并不能约束和对抗第三人。故一审法院对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律师费承担的问题。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在与韦启南于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若乙方即李清福逾期未还清款项，其自愿为李清福按时归还借款本金，支付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该约定系债权、债务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诚信履行。韦启南为实现债权与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律师费17150元，该17150元系韦启南根据约定所必须负担的成本，且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代理职责，故该费用应由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承担。对于李清福是否承担律师费的问题，韦启南与李清福在《借条》以及《借款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李清福需要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故一审法院对于韦启南要求李清福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董艺的责任。李清福与董艺为夫妻关系，本案借款虽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案涉借款为50万元，属于大额借款，在短时间内借款如此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在韦启南无法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该院对于韦启南主张本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请不予支持，董艺不应对本案债务负共同还款责任。对于韦启南表示董艺、李清福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股东，该医院系李清福、董艺夫妻共同经营，但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股权转让款及股权转让交割纪要》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无法证实董艺、李清福共同经营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且李清福仅在借条中载明借款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购买机器设备，但韦启南也没有举证证实李清福确实将本案借款按照借条的约定购买了机器设备，故一审法院对于韦启南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该院判决如下：一、李清福、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共同向韦启南偿还借款本金319961.23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319961.23元为本金，月利率为2%，从2018年7月23日开始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二、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向韦启南支付律师费17150元；三、驳回韦启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50元，保全费2502元，公告费1050元，共计10402元（韦启南已预交），由李清福、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共同负担9477元并径行向韦启南支付，由韦启南负担925元。 二审期间，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一审法院查明柳州达康医院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经柳州市审批局审批时间错误，应系2017年1月9日；韦启南与李清福表示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董艺称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不知情。 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2019年7月9日，柳州市行政审批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印件一份； 证据2、柳州康达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一份； 证据1及证据2共同拟证明：（1）柳州康达医院为非营利性、非政府办社会公益组织；（2）2017年1月9日“柳州康达医院”从“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变更而来。 证据3、2016年12月8日柳州康达医院章程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6年12月8日李清福、董艺共出资219万元设立柳州康达医院，性质是非营利性社会活动社会组织，在章程中明确了资金来源及不得分红的相关约定，确立了柳州康达医院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的设立目的。 证据4、2017年10月18日柳州康达医院理事会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黄军元受让李清福、董艺持有柳州康达医院股权是经过两位股东同意，但该决议并没有披露案涉担保债务。 证据5、李清福与黄军元于2017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李清福与黄军元于2018年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黄军元与李清福分别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股权转让的价格及相关支付的约定； 证据6、李清福于2017年10月19日出具的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李清福于2017年11月5日出具的金额为9.54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李清福于2017年11月30日出具的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李清福于2017年12月21日出具的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李清福于2017年12月21日出具的金额为3.3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李清福于2018年4月2日出具的金额为20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 证据7、中国光大银行网银转账回单复印件一组； 证据6-证据7拟证明黄军元已经将两次股权转让所确定的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李清福，其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 证据8、董艺与黄军元于2017年10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10月18日黄军元与董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股权的价款以及数额。 证据9、董艺于2017年10月19日出具的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李清福代董艺于2017年12月21日出具的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董艺于2018年1月2日出具的金额为117.12万元的《收条》复印件一份； 证据10、网银转账回单复印件一组。 证据9-证据10拟共同证明黄军元已按照协议约定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董艺，履行了合同约定。 韦启南以及李清福、董艺在二审期间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关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韦启南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可证实柳州康达医院的前身是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法定代表人是李清福，《借条》中所载明的“柳州康达医院”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就是前身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而该门诊部已于2016年3月30日成立了，可证实2016年6月12日出具《借条》时款项用于柳州康达医院的设备的采购是合法的事实；并且证据2只能证明柳州康达医院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私人企业，而不是公益性的，两者并不等同；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但只证明李清福、董艺的股权转让关系，并不能约束第三人，故与本案无关联性。李清福对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董艺质证认为针对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证据其没有获得举证期，故不予质证。 经质证，本院认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证据1-证据3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证据3中医院经营者对利润的分配系其在章程中的约定，而证据1记载“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更名为“柳州康达医院”，之后再下放到柳南区，性质上属于卫生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证据2记载柳州康达医院所有制性质属于“私人”、营利性质属于“非营利性（非政府办）”综合医院，故该组证据未能证实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前身柳州康达医院经审批确认属于公益性法人，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交的证据均系证实李清福、董艺与黄军元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与本案审理涉及的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对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此部分证据及证明目的不再查明。 关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已对该医院的变更情况进行详实的记载，一审法院对此部分查明确实有误，本院在二审另查明中予以纠正。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于2015年12月28日在柳州市行政审批局办理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清福，2016年3月30日柳州市行政审批局给予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证书，该门诊部后于2017年1月9日更名为“柳州康达医院”。2017年5月，根据文件要求柳州康达医院下放到柳南区，属于下放到城区卫生计生委管理的卫生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具体而言系经审批确认属于“私人”所有制形式的“非营利性（非政府办）”综合医院。 韦启南就其诉请构成，在起诉状中就计算方式进行了详细记载，具体而言： 1.2017年6月11日重新确认借款本金为65万元，则2017年6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期间产生的利息为19.5万元； 2.2017年4月29日李清福会归利息15万元，至2018年6月11日尚欠本金65万元、欠利息4.5万元（19.5万元-15万元）； 3.2018年6月12日至2018年7月20日共计39天，其中本金为65万元，并按照月利率3%计算，则利息为250003元； 4.2018年7月归还金额合计35万元，其中归还利息及违约金70003元，归还本金27997元。据此，截止2018年7月23日尚欠本金370003元，并以该数额为基础从2018年7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 在二审询问中，关于李清福分四次合计归还的50万元，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李清福、董艺认为系归还本金，韦启南表示与其一审中主张的陈述一致。 本院认为：由于各方当事人对韦启南与李清福之间形成金额为5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均无异议，但关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在前述法律关系项下位于何种当事人地位及与之建立的法律关系是否有效存在争议，对一审法院就案涉款项的还款分配方式、利息计算方式亦各持不同观点，则根据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并结合韦启南、李清福、董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一、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围绕本案借款主债权形成何种法律关系，是否有效？二、一审法院对案涉借款主债权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认定是否正确？三、一审法院关于律师代理费责任承担的认定是否正确？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韦启南称由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系款项的使用者，故而进一步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要求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就李清福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称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其仅是作为担保人就借款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且由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属于非营利的公益性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得作为保证人，故案涉担保关系无效，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不应承担本案债务。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公益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虽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区别在于公益性法人系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成立，而非营利性法人仅代表部分人或集体利益，不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本案暂不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对案涉借款主债权是否形成连带责任保证关系，现已查明该医院经审批确认属于“私人”所有制形式的“非营利性（非政府办）”综合医院，并非经审批确认为公益性单位，即并不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利益而设立的单位主体，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其次，《借款合同》中虽将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前身柳州康达医院置于保证人的地位，约定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已查明韦启南与李清福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实际于案涉《借条》落款之日2016年6月12日已形成，并于该日交付了50万元借款，且在记载基础法律关系的债权凭证《借条》中明确借款用于购买“柳州康达医院”设备，则韦启南的主张最接近借贷关系形成之时债权凭证所载内容，又因《借条》亦经该医院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清福签字确认，故《借条》的证明力明显较大。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提出，在签订《借条》之时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名称仍然为“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尚未更名为“柳州康达医院”，故而抗辩主张《借条》为事后倒签形成，认为其中记载款项由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使用不符合事实。但一方面，该《借条》中“柳州康达医院”记载清晰、指向明确，体现了该名称所描述本案非营利医疗机构项的具体特征，本案各方当事人关于该指向并无争议，且该《借条》出具的时间与“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最终经审批更名为“柳州康达医院”的时间仅相差半年，在此期间段内李清福称一般习惯上称为“柳州康达医院”的主张与本案已查明的具体事实并不违背；另一方面，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时任法定代表人李清福在本案审理期间再次明确款项用途与前述记载一致，而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未能就其抗辩观点提供充分的证据，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已查明事实及还款情况，未采纳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抗辩观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又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关于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就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认定结果，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在款项出借之时当事人对债务责任承担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之后对主债务人共同责任与该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之外其他民事主体所提供独立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的错误理解，不影响已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更不影响该协议项下其他条款的效力。据此，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已查明事实及还款情况，未采纳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抗辩观点并无不当，该院最终认定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观点，与本案已查明具体事实相符，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本案借款债权是否约定了利息，如约定则标准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第一，从已查明的还款事实来看，债权人韦启南自认李清福归还的50万元中实际包含有利息，且从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来看亦对逾期利息进行了约定。另一方面，案涉还款行为均发生在《借条》确认的还款日2017年6月30日，以及《借款合同》签订之日2017年6月11日之后，鉴于本案出借款实际仅为50万元，且韦启南自认《借条》中记载的65万元借款包含了50万元借款本金及15万元借款利息、《借款合同》中84.5万元借款包含了《借条》中确认的65万元借款及以此为基数计算的19.5万元利息，则经计算，从《借条》确认的借款期限即2016年6月12日至2017年6月还款当月，15万元利息对应月利率为2.5%，若按将前述15万元利息纳入本金后重新作为基数65万元，相应计算《借款合同》中确认的一年的借款期限即2017年6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19.5万元利息对应月利率同样为2.5%。结合案涉借贷双方在债权凭证中将之后产生的利息纳入之前借款，作为本金重新确认债权数额的行为，以及前述详细计算对比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贷双方就借款期间约定了利息且月利率为2.5%的观点，与本案已查明具体事实相符合，本院对此部分认定予以维持。关于期限届满后的逾期利息标准，诚如前所述，各方在《借款合同》中就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当事人地位的描述，并不影响该协议中其他条款的效力，《借款合同》中所约定的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在借贷关系项下实际属于逾期利息，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已付逾期利息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应不予支持，对未付逾期利息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债务人一方已还款性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权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关于李清福已归还的50万元，各方对第二笔2018年7月20日归还15万元中的79997元、第二笔2018年7月21日归还的15万元，及第四笔2018年7月23日归还的5万元，以上合计220003元系归还借款本金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部分予以认定。关于第一笔于2018年4月29日归还的15万元，及第二笔2018年7月20日归还15万元中的70003元款项性质各执不同意见，但因各方对已还款未曾进行约定，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先抵充利息后抵充借款本金。按照前述确认的利息计算方式，截止第一笔15万元、第二笔中的70003元支付当日，已付款均未能清偿到期利息，故该款尚未能抵充利息。据此，本院对韦启南的主张予以采信，并对柳州康达综合门诊部、李清福、董艺主张前述争议款项系清偿本金的观点予以驳回。 第三，韦启南在本案起诉中虽诉请要求债务人一方支付2018年7月23日起的逾期利息，但根据其在起诉状中详细记载的计算经过，以及事实上将部分借款期间利息纳入本金重新计算借款债权本金的行为来看，其诉请主张截止于2018年7月23日的剩余本金370003元，实际包含了之前产生的利息，可知韦启南从未放弃2018年7月23日之前的借款期间利息以及逾期利息，故其诉请的借款债权包含了此部分金额的主张。 结合前述分析，就债务人一方50万元还款应作如下分配： （1）从2016年6月12日借款出借之日按照借款利率2.5%/月计算，每日应支付利息为416.67元，则李清福于2018年4月29日支付的第一笔15万元利息以及第二笔付款中70003元利息合计220003元，可支付至2017年11月21日止的利息，由于此后李清福所还款项均用于清偿本金，对未付款部分利息应按照2%的标准计算，故本案实际并无按照每月3%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的期间。据此，截止2017年11月21日，本案尚欠借款期间利息为0元，尚欠借款本金为50万元。 （2）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18年7月20日支付第二笔15万元还款时止，因该笔还款中70003元已抵充前述借款期间利息，则剩余79997元抵充借款本金。经计算，截止2018年7月20日还款当日，本案尚欠利息为80333.33元（50万元×241天×2%÷30天），尚欠借款本金为420003元（50万元-79997元）。 （3）2018年7月21日当天支付第三笔15万元还款时止，因该笔还款均抵充借款本金。经计算，截止2018年7月21日还款当日，本案尚欠利息为80613.34元（80333.33元+50万元×1天×2%÷30天），尚欠借款本金为270003元（420003元-15万元）。 （4）2018年7月22日至2018年7月23日支付第四笔5万元还款时止，因该笔还款均抵充借款本金。经计算，截止2018年7月23日还款当日，本案尚欠利息为元80973.34元（80613.34元+50万元×2天×2%÷30天），尚欠借款本金为220003元（270003元-5万元）。 据此，截止2018年7月23日，债务人尚欠债权人韦启南借款本金220003元及利息80973.34元未清偿，关于韦启南超过该数额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自2018年7月24日起，债务人应以剩余借款本金为基础，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在本案借款债权形成的书面债权凭证以及协议中，各方关于律师代理费的承担并未作出明确约定，而《借款合同》第三条所约定违约方承担“甲方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亦未明确为律师代理费，据此，韦启南要求债务人一方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上诉请求合理有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主张，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4民初294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李清福与上诉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共同向被上诉人韦启南返还借款本金220003元； 三、被上诉人李清福与上诉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共同向被上诉人韦启南支付借款利息，此款截止至2018年7月23日为80973.34元，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应以剩余借款本金为基础，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付； 四、驳回上诉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的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被上诉人韦启南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保全费2502元，公告费1050元，共计10402元（被上诉人韦启南已预交），由李清福、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共同负担8426元，由韦启南负担19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57元（上诉人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已预交），由柳州市柳南区康达医院负担4386元，由韦启南负担1971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婷婷 审判员  温清华 审判员  余 深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莫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