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38611号原告：青海生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经二路28号306室。法定代表人：董伟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全，北京三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华欣泰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14号楼（G座）6层602室。法定代表人：何永军，总经理。被告：董威伟，男，198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金勇，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青海生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生科公司）与被告北京华欣泰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欣泰达公司）、董威伟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青海生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全，董威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金勇到庭参加诉讼，华欣泰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青海生科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共同向青海生科公司返还居间服务费90万元；2.请求判令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向青海生科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上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向青海生科公司支付律师费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因董威伟提出其个人和其任职的华欣泰达公司与广州铁路局之间有多项合作关系和深厚的信任基础，可以帮助青海生科公司将青海生科公司的关联公司青海格拉三江饮用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拉三江公司）生产的“格拉三江”牌饮用水销售到广州铁路局系统。青海生科公司于2017年与华欣泰达公司签订《广铁天然饮用水特渠推广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约定由华欣泰达公司作为居间方，向广州铁路销售渠道供应“格拉三江”牌饮用水。青海生科公司向华欣泰达公司支付40万元推广费。另外，双方还约定，广州铁路局首年采购40万箱，第二年和第三年各采购30万箱，如不能完成该采购量，华欣泰达公司需一次性采购剩余产品或同比例退还推广费；如果华欣泰达公司违约，则还应当赔偿银行利息并承担律师费等其他合理费用。同时，董威伟口头表示该居间服务由华欣泰达公司指派董威伟完成。合同签订后，在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的居间服务下，于2018年1月1日，促使广州铁路站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铁站车公司）与格拉三江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该合同由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代表青海生科公司联系签署，但签约后合同文本并未交给青海生科公司。同时，截至起诉之日，广铁站车公司也未实际采购“格拉三江”饮用水。在《买卖合同》签订后，合同文本未交付青海生科公司时，董威伟向青海生科公司提出为促成订单的下达，要求青海生科公司再向华欣泰达公司支付50万元推广费，该费用由董威伟安排收取后转交给华欣泰达公司。为此，青海生科公司通过多人账户将45万元汇给华欣泰达公司的股东巨万远，并将青海生科公司的员工韩剑开立的余额为5万元的银行卡交付给董威伟使用。在以上50万元支付完成后，由董威伟开具收据，并由董威伟和青海生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伟宏签订《个人协议》。虽然格拉三江公司与广铁站车公司已经签订《买卖合同》，但是一直没有任何采购订单和实际销售，华欣泰达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华欣泰达公司在2018年7月31日之前未能协助青海生科公司拿到订单，则华欣泰达公司应当在2018年8月31日前退还40万元居间费。两日后，董威伟也与青海生科公司签订内容相同的《补充协议》。但是，截止起诉之日，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既未依约为青海生科公司争取到任何订单，也未退还居间费用。因此，青海生科公司诉至法院。华欣泰达公司未出庭应诉，但向本院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称：不同意青海生科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一，《服务合同》为推广服务合同，华欣泰达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合同未能顺利履行的过错在于青海生科公司自身，不能归责于华欣泰达公司。双方签订《服务合同》后，华欣泰达公司积极促成青海生科公司的关联公司格拉三江公司与广铁站车公司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买卖合同》，由格拉三江公司作为广铁集团饮用水的供应商。此外，华欣泰达公司还协调广铁站车公司向格拉三江公司发出饮用水订单，并及时通知青海生科公司，青海生科公司和格拉三江公司却不予供货，故青海生科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广铁站车公司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向所有供应商发出关于调整采购合同价格的通知，并为此制定补充协议，要求供应商签署。但是，青海生科公司和格拉三江公司均未做出回应，从而造成格拉三江饮用水的采购迟滞，相应责任应当由青海生科公司自行承担。由以上事实可见，华欣泰达公司履行合同并无过错，合同不能顺利履行的原因是青海生科公司造成的，故其无权主张返还推广费。另外，由于广铁站车公司是国有企业，在2018年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改制，改制期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故下发订单的时间推迟至2018年9月，该延迟并非华欣泰达公司造成，应当属于不可抗力，不应当以此认定华欣泰达公司违约。第二，董威伟的个人行为与华欣泰达公司无关，华欣泰达公司从未收到过超过40万元推广费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服务合同》约定的推广费为40万元，华欣泰达公司实际收到的费用也是40万元，华欣泰达公司没有收取青海生科公司的其他任何费用。即便认定华欣泰达公司违约，华欣泰达公司应当退还的推广费应以40万元为限。董威伟与青海生科公司或其他第三方发生的相关业务或款项，华欣泰达公司完全不知情，也与华欣泰达公司无关。董威伟辩称：不同意青海生科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一，董威伟与青海生科公司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二，董威伟与董伟宏签订过居间合同，在该合同中，董威伟已经完成居间义务，而且董伟宏也与广铁站车公司签订合同，在合同中，因董伟宏的原因导致合同违约。青海生科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2.《服务合同》；3.2018年7月24日的《补充协议》；4.《个人协议》；5.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6.《买卖合同》；7.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8.2018年3月18日的收据；9.崔某、韩剑、吴照强、骆明的书面证言及银行业务凭证；10.《委托代理协议》；11.华欣泰达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董威伟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因其不是证据1、证据2、证据3和证据7的当事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证据4和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两份合同系董威伟和董伟宏签订，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证据8的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原件；证据9、证据10、证据11的真实性不认可，与董威伟无关。本院认为，青海生科公司提交了证据1、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9、证据10和证据11的原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虽然青海生科公司没有提交证据2和证据8的原件，但华欣泰达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向本院提交的答辩状中认可了证据2《服务合同》；董威伟在诉讼中亦认可收到董伟宏支付的50万元，该意见佐证了证据8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华欣泰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买卖合同》；证据2，董伟宏与董威伟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3，广铁站车公司关于调整采购合同价格的通知及财税【2018】32号文；证据4，广铁站车公司要求补签的补充协议文本；证据5，董伟宏收到补充协议后的微信回复；证据6，广铁站车公司商品订购单；证据7，董伟宏收到订单后的微信回复。青海生科公司对华欣泰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华欣泰达公司未出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日，青海生科公司作为甲方和乙方华欣泰达公司签订《“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格拉三江”饮用水产品在广州局下辖普客及高铁列车销售，乙方应按照约定的条件，在指定场所内销售甲方产品，乙方保证合同签订一年内完成10万箱销售量。甲方负责支付产品进入铁路渠道所产生的推广费用，总费用为40万元，乙方负责开具增值税专用全额发票给甲方。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推广费用后60天内，乙方负责将甲方产品按合同约定的广州铁路局管辖下的列车上架售卖；如未能在约定时间内上架销售，乙方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支付的40万元推广费用，逾期未退还推广费40万元，乙方需按总金额40万元每日支付千分之一违约金。后青海生科公司作为甲方又与华欣泰达公司签订《广铁天然饮用水特渠推广服务合同》，主要内容如下：甲方委托乙方就甲方“格拉三江”饮用水进入广州铁路销售提供服务，以使甲方矿泉水产品能进入上述渠道进行销售。乙方协助完成甲方产品在广州铁路高铁动车组、普速列车采购、结款、销售。乙方于收渠道推广费60天内完成甲方产品在广州铁路系统列车的销售，逾期退还甲方支付的渠道服务费。乙方保证在合同期内广州铁路局采购甲方产品首年40万箱，第二年和第三年每年采购甲方产品30万箱。如乙方未能在甲方产品上架后一年内完成约定的采购量，乙方需一次性采购剩余产品或同比例退还推广费；采购量超出部分每达到2万箱，甲方另支付服务费5万元；首年广州铁路局采购甲方产品高于30万箱低于40万箱时，甲方在乙方的服务支持费用中按50万元总额同比例扣除。合同签订后甲方于5天内向乙方全额支付渠道推广费，甲方销售到广州铁路局的产品给予乙方每瓶0.4元的服务支持，结算方式为甲方收到广州铁路局每批对应货款后5天内支付给乙方。乙方违约，需退还甲方向乙方支付的产品推广费40万元及同期银行利息，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本合同双方应依约履行，若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违约方还应支付守约方因维护权益而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律师费、调查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保全费、差旅费等其他合理费用；并且，双方确认，无论本合同因何原因终止或解除，本条款依然有效。2017年8月9日，青海生科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华欣泰达公司转账支付推广服务费40万元。2018年1月1日，广铁站车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格拉三江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编号：GTZC-ZCJK-2018-018），约定甲方作为广铁集团格拉三江饮用水运营商，该品牌商品进入广铁集团覆盖区域内（广铁集团客运列车、火车站、铁路社区、学校、医院）销售，必须由甲方向乙方统一组织订货及结算货款，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并按照违约交易金额的50%赔付违约金，对于未形成集中规模的区域、站点，如甲方主动放弃经销，不视为违约。允许甲方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向铁路外部市场封闭渠道的特通大客户销售乙方商品。双方每年对产品供货定价协商一次，如甲方需要采购乙方其他新推出商品，乙方承诺按同期同类客户最低价格供应给甲方，并以《补充协议》的形式进行明确。甲方每次订货，须以书面形式（经办人签字、部门负责人签字，加盖业务专用章）向乙方出具订单，详细注明产品名称、数量、规格以及交货时间、地点等。以月度为单位，乙方凭单据向甲方结算货款，甲方向乙方的付款方式为按月度结算。2018年3月18日，董伟宏作为甲方与乙方董威伟签订《个人协议》，主要内容为：基于甲方委托乙方就“格拉三江”饮用水进入广铁站车公司销售的基础，甲乙双方约定如下：甲方支付乙方100万元的广铁特渠“格拉三江”饮用水渠道推广费。乙方保证广铁特渠采购甲方的“格拉三江”饮用水数量不低于每年30万箱，如未达到上述采购量，乙方按甲方缴纳广铁特渠渠道推广费同比例退款（以青海生科公司与华欣泰达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为标准）。乙方将广铁站车公司与格拉三江公司的买卖合同及采购订单交付于甲方时，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本协议签订前已支付；甲方的第一批水入库广铁特渠指定仓库后，乙方凭广铁站车公司入库单，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格拉三江”饮用天然水渠道推广费。广铁站车公司采购订单第一笔回款到账后，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广铁特渠渠道推广费。庭审中，青海生科公司表示，支付给董威伟的50万元中，有5万元由青海生科公司的员工韩剑以个人名义开立银行卡并存入5万元交付给董威伟，剩余45万元分别由董伟宏的妻子崔某、董伟宏的朋友吴照强、骆明直接通过银行汇款至巨万远的账户。根据青海生科公司提交的华欣泰达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显示，华欣泰达公司的股东中有一人名为巨万远。董威伟在诉讼中认可收到董伟宏支付的50万元。2018年7月24日，甲方青海生科公司与乙方华欣泰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下：经双方共同努力，已促成广铁站车公司与格拉三江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编号：GTZC-ZCJK-2018-018），双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乙方承诺于2018年7月31日前协助格拉三江公司拿到铁路正式订单，保证铁路订单总量不低于双方先前签订的《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中的约定。如乙方在2018年7月31日前未能协助格拉三江公司拿到铁路订单，乙方将于8月31日前退还甲方支付的渠道推广费40万元；若订单总量未达到先前签订的《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中的条款约定，乙方将按合同约定同比例退还渠道推广费；若乙方正常协助格拉三江公司拿到铁路订单，甲乙双方在2017年《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基础上签订的2018年《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约定乙方的后续收益支付方式以及开发新客户。2018年7月26日，甲方董伟宏与乙方董威伟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如下：甲方（空白）与乙方（空白）签订《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经双方共同努力，已促成广铁站车公司与格拉三江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编号：GTZC-ZCJK-2018-018），双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乙方承诺于2018年7月31日前协助格拉三江公司拿到铁路正式订单，保证铁路订单总量不低于双方先前签订的《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中的约定。如乙方在2018年7月31日前未能协助格拉三江公司拿到铁路订单，乙方将于8月31日前退还甲方支付的渠道推广费50万元；若订单总量未达到先前签订的《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中的条款约定，乙方将按合同约定同比例退还渠道推广费；若乙方正常协助格拉三江公司拿到铁路订单，甲乙双方在2017年《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基础上签订的2018年《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约定乙方的后续收益支付方式以及开发新客户。诉讼中，董威伟提交的其与董伟宏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5日，董威伟向董伟宏发送格拉三江补充协议，要求格拉三江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并表示在签订补充协议后广铁站车公司才能发出订单。董伟宏拒绝签订协议，其坚持要求退还推广费用。董威伟在2018年10月23日又向董伟宏发送订单的照片，要求格拉三江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并安排发货。但是，董伟宏予以拒绝。另查，青海生科公司与北京三久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青海生科公司就本案委托北京三久律师事务所，律所指派赵全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一审判决两被告任一方承担退还居间费为本案胜诉，判决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律师费5万元。本院认为：青海生科公司与华欣泰达公司签订的《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服务合同》、2018年7月24日的《补充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三份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看，符合居间合同的特点，故双方成立居间合同的法律关系。华欣泰达公司在《服务合同》中承诺，在收到青海生科公司支付的40万元服务费60天内完成“格拉三江”饮用水在广州铁路系统列车的销售，逾期退还青海生科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后来，双方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变更了华欣泰达公司的履行期限，华欣泰达公司应在2018年7月31日前协助格拉三江公司取得订单，否则华欣泰达公司应在2018年8月31日之前退还服务费40万元。虽然格拉三江公司与广铁站车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但根据合同内容，该合同属于框架合同，双方是否发生实际的买卖行为，应当以广铁站车公司是否向格拉三江公司发送订货单为准。诉讼中，华欣泰达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广铁站车公司曾向格拉三江公司发送过订货单，因此，应当认定华欣泰达公司未能完成合同义务，其应当依约向青海生科公司返还已收取的40万元服务费。由于2018年7月24日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服务费返还期限为2018年8月31日，故青海生科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应当自2018年9月1日开始计算。青海生科公司主张自2017年3月18日开始计算，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调整。关于董威伟与董伟宏签订的《个人协议》和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本院认为，董伟宏系青海生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对外活动中有权代表青海生科公司，虽然《个人协议》和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均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但该行为得到青海生科公司的事后追认，故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归于青海生科公司，因此，《个人协议》和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甲方”均为青海生科公司。青海生科公司主张，董威伟系代表华欣泰达公司，《个人协议》和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中的“乙方”应为华欣泰达公司，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两份协议中均未体现华欣泰达公司系订立合同的当事人，而且从协议内容上看也不能得出两份协议系《服务合同》的延续；其次，在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均否认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董威伟系作为华欣泰达公司的员工履行职务，也不能证明董威伟系作为华欣泰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履行签订合同的受托义务。因此，青海生科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个人协议》和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应为青海生科公司和董威伟，该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符合居间合同的特点，故双方成立居间合同的法律关系。董威伟在《个人协议》和诉讼中均认可收到50万元服务费，并在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中承诺，如果其未能在2018年7月31日之前协助格拉三江公司取得广铁站车公司的订货单，则于2018年8月31日退还已收取的50万元服务费。虽然董威伟在诉讼中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其发送的补充协议和订货单的照片，但补充协议和订货单均系董威伟在2018年9月以后向董伟宏发送，已经超过其所承诺的履行期限，故应当视为董威伟未能完成居间合同义务，董威伟应当依约向青海生科公司返还50万元服务费。由于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服务费返还期限为2018年8月31日，故青海生科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应当自2018年9月1日开始计算。青海生科公司主张自2017年3月18日开始计算，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调整。关于青海生科公司要求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对返还9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华欣泰达公司并非《个人协议》和2018年7月26日的《补充协议》的当事人，董威伟也不是《格拉三江天然饮用水经销商合同》、《服务合同》和2018年7月24日的《补充协议》的当事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系共同居间人，故青海生科公司分别与华欣泰达公司、董威伟成立不同的居间合同关系。虽然居间义务及其指向的对象相同，但也不能将两个居间合同混同，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应当分别按照其所签订的合同承担合同义务。因此，本院对青海生科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青海生科公司要求华欣泰达公司和董威伟承担的律师费。本院认为，首先，青海生科公司和董威伟之间并未约定律师费的负担问题，故青海生科公司无权要求董威伟承担律师费。其次，虽然青海生科公司和华欣泰达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中约定由违约方承担律师费，青海生科公司亦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但该协议约定的是风险代理费，该笔费用尚未实际发生，故青海生科公司也无权要求华欣泰达公司负担。华欣泰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不影响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华欣泰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青海生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返还服务费400000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以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董威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青海生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返还服务费500000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青海生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44元，由原告青海生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0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华欣泰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48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被告董威伟负担685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 宏人民陪审员  刘立英人民陪审员  崔桂玲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 员代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