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1969号原告：黄晓忠，男，196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彬，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龑晖，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蔚华，女，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李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晓忠与被告张蔚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晓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彬、许龑晖，被告张蔚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晓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委托投资款人民币142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9年1月21日，合计人民币139154.08元（计算标准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系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盈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2016年7月28日被告以同盈公司有投资回报率为每年16%的高收益产品为诱饵，以同盈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书（编号：JZWT720062），原告向同盈公司支付了投资款人民币142万元整。依照协议约定，同盈公司需每月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款。原告支付了投资款后，同盈公司仅支付了部分投资收益款项后就不再支付。原告随后找到被告询问原因，这时被告才告诉原告同盈公司所谓的年收益率16%至24%产品无法继续兑付，在原告要求其给出解决方案时，被告告诉原告只要将其投资的142万元投资权益转让给自己代持并投资另一个名为“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城公司”）的项目，同样会获得预期的高收益。迫于无法收回投资收益风险的考虑，原告选择再次信任被告的承诺，并于2016年l1月签订了《委托协议书》，同时办理其在同盈公司权益变更到被告名下的相关手续。然而，被告再一次欺骗了原告，被告并未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委托协议书》中约定的代持万城公司股份的义务，被告自签订《委托协议书》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投资收益直至今日。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利用在同盈公司的身份优势及原告的信任，不断编造公司所谓的高收益投资项目，诱导原告巨额投资无法收回，给原告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如诉求之目的。被告张蔚华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基金份额转让申请书》均系根据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同盈公司”）的工作指令或统一安排而实施的职务行为，履行委托协议约定的代持实际义务方为深圳同盈公司，非被告。2016年9月下旬，因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时任负责人的刘汉喜突然离职，公司才临时决定由被告担任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并办理了分公司负责人变更的工商登记备案手续。被告虽名义上登记为该分公司负责人，但实际上没有参与公司任何基金产品设计，更没有公司运营上决策的权力；广州分公司没有独立法人资格，没有独立的财产处分权；被告作为广州分公司基金产品的营销人员，只是按照深圳同盈公司总部指令和文件规定销售公司基金产品，协调、发展广州分公司营销队伍，其销售行为仅仅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深圳同盈公司在全国的客户端全部在该公司总部，客户端包括进账、打款、分红和本金兑付，因此，广州分公司是无法截留和处分客户的任何投资款项。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2016年10月国庆节之后，因为深圳同盈公司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包括被告与原告在内所认购的金砖城市PPP基金产品出现利息无法按期支付的情况，直到2016年10月底，作为金砖城市PPP基金产品的开发者和管理人，深圳同盈公司为进一步降低上述债权性基金产品无法兑付本金的风险，拟定了将上述金砖城市PPP基金产品转化为投资新三板挂牌公司即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权益（以下简称“转单”）的方案，具体操作模式为：在征得投资人的同意的情况下，由公司安排一批营销人员、内勤、业务一线人员作为这批同意转单的投资人的投资权益代持人，并将代持人安排进入投资方向拟为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有限合伙企业，从而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再向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通过集中投资人的投资到代持人名下，代持人成为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向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设置代持的目的是为了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不得超过50人的要求；另外，之前金砖城市PPP基金产品的投资人较为分散，需要集中才能满足合伙企业条件。被告作为深圳同盈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营销人员，基于公司授意安排才与原告签订《委托协议书》、《基金份额转让申请书》等文件，且此种安排是经过原告同意的，原告对此是知情及认可的。因此，被告在上述转单过程中的行为是根据公司的授意安排所作的履行职务的行为。由于被告完全系根据深圳同盈公司的授意安排签订《委托协议书》、《基金份额转让申请书》，签订前述文件之后，深圳同盈公司能否最终实现向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目标，后续操作完全取决于深圳同盈公司，被告不确定也无法左右。上述文件签订后，被告也没有就涉案金砖城市PPP基金转让份额从深圳同盈公司获取任何新的收益，更没有在转单过程中获取任何报酬或其他收益。因此，委托代持事项能否实现取决于深圳同盈公司，非被告所能决定。原告对于转单能否实现投资万城节能公司股权的目标、转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应该是有预判的，因为，如不转单，风险始终是存在的；转单则有可能降低投资风险，但转单成功与否并非被告所能控制。总之，被告认为原告依据《委托协议书》享有的权利，应当向深圳同盈公司诉求，而不应向被告个人诉求。二、被告自始至终从未收取过原告所谓的委托投资款，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投资款无任何依据。首先，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原告在诉请中要求返还投资款及利息，但被告并非原告提交的证据l中《委托投资协议书》的签约方，也非签约方中任何一方的授权代理人，《委托投资协议书》所显示的签约时间是2016年7月28日，那时被告并非是签约一方“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其次，据原告所知，《委托投资协议书》中所涉及的金砖城市PPP基金为深圳同盈公司发起设立的债权性投资基金产品，该基金产品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公开发行，其《募集说明书》已对该基金产品概况、认缴说明、运营管理及退出作了详细说明，也对投资人认购该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进行了明确告知和提示，并且被告本人也投资认购了该基金产品。因此，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所称“被告系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2016年7月28日被告以……为诱饵，……诱导原告巨额投资无法收回”不符合事实，没有依据。其次，原告提交的证据l中《确认函》和证据2银行汇款单也明确显示投资款的收款人为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并非被告。其三，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110万元的转账收款方明确显示为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非被告。因此，原告所谓的委托投资款均全部直接支付给了案外人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告自始至终从未收取过原告分文委托投资款，现原告要求被告就投资款向其返还无任何依据。综上，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基金份额转让申请书》均系根据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授意安排操作，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原告对此知情并认可，原告依据《委托协议书》享有的权利，应当向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求，而不应向被告个人诉求。被告从未收取过原告的投资款，原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其投资款均支付给了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此有关投资款及收益返还结算清偿，原告应向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求。现原告请求被告向其返还投资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被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8日，黄晓忠（委托人、甲方）与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盈公司”，受托方、乙方）签署《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编号：JZWT720062），约定甲方自愿将自有合法资金委托乙方用于深圳金砖城市国开先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政府财政基金运作。甲方委托投资金额为140万元。本基金的委托人从其资金到达“金砖城市PPP基金”专用账户时，开始享有基金投资政策。委托期限36个月，自2016年7月28日至2019年7月27日。预期年化收益率16%。本协议经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修正内容，可以通过补充协议、协议附件、备忘录等形式变更全部或部分内容。甲方将本协议委托投资资金到达乙方指定账户之日开始生效。2016年8月22日，黄晓忠向同盈公司账户汇入投资款110万元。另外，同盈公司还于2014年7月28日向黄晓忠出具了《确认函》载明：黄晓忠于2014年7月28日所购买的EMC股权基金四期基金产品，投资额为30万元，投资期限为24个月，委托投资协议编号为EMC4—921262，预期年化收益为24%。合同期满后十个工作日内退还本金。2016年11月，黄晓忠（甲方）与张蔚华（乙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持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甲方以142万元的价格受让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___股的股份，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该部分股份。甲方明确知悉受让（转股）股权公司现状，甲方对其受让的股份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按捺印后生效。甲方明确知悉万城节能公司现状及转股权意义，自愿转股权。2016年11月12日，黄晓忠（转让方）与张蔚华（受让方）签署《基金份额转让申请书》，双方向基金管理人同盈公司声明：转让方黄晓忠是《金砖城市PPP基金》（编号：JZWT—721141）（以下简称《合同》）项下之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优先级价值人民币142万的基金份额所对应之权益。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张蔚华协商一致，转让方将其根据《合同》合法拥有的基金权益对应价值人民币142万的基金份额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等基金份额，并承担《合同》等基金文件所约定的该等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尽的义务。根据《合同》的规定，转让方和受让方特向同盈公司申请办理本申请书所述基金份额转让手续，手续费为0元。本申请书项下的基金份额转让经同盈公司确认后生效，自同盈公司出具《基金份额转让确认书》之日，本申请书所涉转让标的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由转让方变更为受让方。2016年12月5日，同盈公司向黄晓忠、张蔚华出具《基金份额转让确认书》载明已收到《基金份额转让申请书》，经审核同意基金份额转让申请，自本确认书出具之日起，转让方与本司签署之基金文件视同受让方与本司签署。转让方即不再享有编号为721141的《金砖城市PPP基金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受让方自本确认书出具之日起享有该基金项下价值人民币1418200元的基金份额对应之权益。另查明，深圳同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28日，张蔚华于2016年9月26日任该分公司负责人。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29日，股东登记信息中未显示有同盈公司或张蔚华。另外，张蔚华还申请追加同盈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庭审中，双方确认黄晓忠投资金额为142万元，30万元是黄晓忠之前购买基金产品到期，同盈公司已经兑付了，黄晓忠再购买了金砖城市PPP基金，黄晓忠增加了110万元的投资。本院认为：关于黄晓忠是否有权要求张蔚华返还委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问题。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黄晓忠系基于其与张蔚华签订的《委托协议书》，认为张蔚华未依约履行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从而要求张蔚华返还投资款而提起本案诉讼。黄晓忠是否有权提出上述主张，应首先审查其与张蔚华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书》是否成立、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订立应包括合同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主要条款。本案《委托协议书》约定了黄晓忠委托张蔚华代持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但关于代持股份的取得问题，《委托协议书》并未约定股份的出让方为哪一方，亦未明确代持股份的数量以及价格等，且黄晓忠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张蔚华在履行案涉委托事项过程中双方就上述合同要素进行了补充约定或可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确定。因此，由于《委托协议书》中委托事项的主要合同条款不明确，不符合合同法的上述规定，黄晓忠与张蔚华之间的权利义务未能完全确定，不能表明案涉委托事项具有实际履行的可能性，故本院依法认定《委托协议书》未成立。另外，未有证据证明黄晓忠已实际将受让深圳万城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款项交付张蔚华或已向张蔚华支付了委托费用。综上，现黄晓忠主张张蔚华未按照《委托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代持义务并要求返还142万元及支付利息，因《委托协议书》未成立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至于黄晓忠向张蔚华出让基金份额所产生的损失纠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黄晓忠可另行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关于张蔚华申请追加同盈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因同盈公司非《委托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其是否参加本案诉讼不影响本案处理。故本院对张蔚华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晓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830元，由原告黄晓忠负担。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吉人民陪审员  李宝玉人民陪审员  马穗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郑苗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