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84民初95号原告：鹤山市宣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鹤山市桃源镇建设西路21号D座1-2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4MA4UK49L02。法定代表人：杜鑫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炎，广东叠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普通合伙），住所地：广州市增城新塘镇环保三路3号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X18792181F。执行事务合伙人：湛敏明。被告：湛敏明，男，195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被告：徐佩珍，女，196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强，广东皓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伟军，男，197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告鹤山市宣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达贸易公司”）与被告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以下简称“鸿利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被告鸿利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的申请追加徐伟军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在向被告徐伟军公告送达了民事诉状副本及应诉材料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宣达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鑫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子炎和被告徐佩珍、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强及被告徐伟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宣达贸易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鸿利洗染厂向原告支付货款5440866.5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1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认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56376.75元）；2．被告湛敏明、徐佩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被告鸿利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徐伟军向原告支付货款5440866.5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1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认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56376.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宣达贸易公司与被告鸿利洗染厂近年来有业务往来，由原告分批向被告鸿利洗染厂供应靛蓝，被告鸿利洗染厂签收原告的货物；送货后，原告开具发票给被告鸿利洗染厂，被告鸿利洗染厂以银行转账或提供银行票的方式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截止到2017年11月26日，被告鸿利洗染厂停止向原告购货，被告鸿利洗染厂向原告提供多张银行票据，但均未能承兑。后经结算，截止到2018年5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6180064.5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鸿利洗染厂追讨未果。另，被告鸿利洗染厂曾向原告交付第三方东莞市超烽制衣有限公司的背书的银行票据，金额为739198元，因该支票账户余额不足而退票，现原告就该票据向东莞市人民法院起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故本次诉讼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应扣减739198元，为5440866.50元，但原告仍保留依法追讨该739198元货款的权利。被告鸿利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均辩称，一、鸿利洗染厂与宣达贸易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徐伟军自2010年2月1日开始租赁鸿利洗染厂的部分厂房，独自以“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的名义与原告等进行业务往来，因被告徐伟军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鸿利洗染厂应其要求与原告补签合同以及支付相关款项，该行为唯一的目的就是协助被告徐伟军开具增值税发票以降低其经营成本。首先，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港丰浆染厂收料单》等单据中，均没有鸿利洗染厂的签章确认；其次，《送货单》收货单位所填写的客户单位为“港丰”，收取涉案货物的回执以“港丰浆染厂收料单”为名称，当中所加盖确认的印章为“广州市港丰浆染厂”，明显与鸿利洗染厂无关；再次，原告提交的《对账回执单》确认方是以“港丰会计”身份签署。事后为开具增值税发票而补签的《产品购销合同》不能证实鸿利洗染厂为实际交易人，宣达贸易公司与鸿利洗染厂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涉案金额徐伟军已全额支付。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徐伟军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对原告诉请的金额无异议，确认拖欠原告货款5440866.50元。在第二次庭审中确认截止至2017年10月16日共拖欠原告货款6465862.50元及自2017年10月16日后付款1423534元，并应扣减税金18642元，但又辩称原告诉请金额与实际金额有差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5月23日，被告徐伟军与被告鸿利洗染厂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了被告鸿利洗染厂坐落于增城市新塘镇夏埔环保工业园鸿利洗染厂A1厂房的第三层、A2-1、A2-2、员工宿舍、厂房北面通道，并以“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自2017年3月起至同年11月26日止，原告宣达贸易公司向广州市港丰浆染厂售卖靛蓝等材料，原告送货时所用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备注为“港丰”，地址为“增城市新塘镇鸿利制衣洗染厂”，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的签名有“伍玉秀”、“伍”、“秀”、“冯子芬”等，同时与每张送货单相对应的收料单抬头为“港丰浆染厂收料单”，收料人的签名与送货单上经手人的签名一致，并均加盖有“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的印章。2017年10月16日，原告经与广州市港丰浆染厂对账，确认：截止至2017年10月16日，广州市港丰浆染厂共欠原告欠款额为6465862.50元（发货截止日为2017年10月15日，付款截止日为2017年10月15日）。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的会计魏歆婷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庭审中，被告徐伟军对该张对账单的内容及欠款金额予以认同。对账后，原告于2017年10月18日至同年11月26日共8批次向被告徐伟军售卖靛蓝等材料，金额合计为533200元。原告送货时所用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备注为“广州市港丰浆染厂、徐伟军、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制衣”，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的签名均为“伍玉秀”，同时与每张送货单相对应的收料单抬头为“港丰浆染厂收料单”，收料人的签名亦为“伍玉秀”，并均加盖有“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的印章。2018年1月8日，原告与广州市港丰浆染厂进行对账，《对账回执单》载明：2017年3月：1043830元、4月：712500元、5月：797100元，6月：796160元、7月：562500元、8月：472500元、9月：324000元、10月：272000元、11月：221180元，已扣除退货，应付合计：5201770元（不含税，已扣税点6%），以上货款已核对无误，具体以付款为准。该厂会计魏歆婷在对账单上“港丰会计签名”处签名确认。被告徐伟军在庭审中对该张对账单的内容及欠款金额亦不持异议。另在庭审中，原告陈述自2018年10月16日后被告共付款1423534元（包含东莞市超烽制衣公司支票无法承兑的739198元，该案涉款项已另案起诉），且货款应再扣减税金18642元，被告徐伟军对此均予以认可。另查明：1、广州市增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证实截止至2018年8月2日在该局企业登记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的记录；2、原告在诉请时已扣减退货款合计116020元；3、根据广州市增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单位职工参保证明》，证实鸿利洗染厂的参保人员并无伍玉秀、魏歆婷；4、2018年9月10日，徐伟军向鸿利洗染厂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本人徐伟军（身份证及住址）开办广州市港丰浆染厂，承租新塘鸿利洗染厂的厂房独立经营，在与宣达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委托新塘鸿利洗染厂及其合伙人代付，货物实际全部由本人和广州市港丰浆染厂收取，货款全部由本人和广州市港丰浆染厂支付，责任由本人和广州市港丰浆染厂承担，与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无关。特此说明”；5、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所提供的《供销合同》都是为了开具增值税发票需要日后补签的；6、2019年6月14日，宣达贸易公司申请对被告鸿利洗染厂提交的证据《租赁合同》笔迹形成时间进行检验，后又于同年9月16日申请撤回鉴定。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宣达贸易公司主张涉案款项应由鸿利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徐伟军共同承担能否成立的问题。关于上述争议，宣达贸易公司认为与其交易的主体是鸿利洗染厂，徐伟军是以鸿利洗染厂的名义与其进行交易，鸿利洗染厂及湛敏明、徐佩珍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相应承担支付涉案货款的责任。本院认为，第一，虽然宣达贸易公司持有与鸿利洗染厂签订的《购销合同》，但从实际的交易过程看，涉案交易的《送货单》、《港丰浆染厂收料单》均显示，收货一方是以“港丰”为购货单位，且每次收受货物的单据均加盖“广州市港丰浆染厂”印章进行确认，并不存在鸿利洗染厂有签章收货的情形，也无证据显示鸿利洗染厂授权徐伟军经营的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签收货物；第二，根据鸿利洗染厂及徐伟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租赁合同》，徐伟军租赁了鸿利洗染厂的部分车间以“广州市港丰浆染厂”的名义与宣达贸易公司进行交易，并在经营中通过鸿利洗染厂账户与宣达贸易公司进行资金往来，其目的为了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才以鸿利洗染厂的名义与宣达贸易公司补签上述合同。本院认为，若如宣达贸易公司所述徐伟军是以鸿利洗染厂的名义与其进行交易，则由宣达贸易公司自行制作的《送货单》上不需在收货单位一栏添加“港丰”、在地址一栏添加“增城市新塘镇鸿利制衣洗染厂”、“广州市港丰浆染厂、徐伟军、增城市新塘鸿利制衣洗染厂制衣”的标注，且收料单上所加盖的均是“广州市港丰浆染厂”印章而不是鸿利洗染厂的印章，同时在2018年1月8日对账时，原告在自己制作的“对账单”上亦明确注明由“港丰会计签名”，上述情况与以鸿利洗染厂的名义与原告开展业务往来不相符。从上述货物交、收的情况看，宣达贸易公司自始至终都清楚与其交易的是港丰浆染厂而非鸿利洗染厂，徐伟军收取货物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虽然宣达贸易公司与鸿利洗染厂存在相关的资金往来，但付款人不能等同于交易人，因款项的支付可源于委付或偿付等各种因素而发生，鸿利洗染厂及徐伟军因此亦对此作了合理解释，故宣达贸易公司不能据此证明其与鸿利洗染厂实际交易的事实。综上，本院认为宣达贸易公司与鸿利洗染厂虽有签订合同之名，但无行买卖交易之实，与其进行实际交易的是被告徐伟军而非鸿利洗染厂，原告主张鸿利洗染厂、湛敏明、徐佩珍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相应承担支付涉案货款的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徐伟军收取原告货物，无按约定支付货款给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负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徐伟军支付货款5440866.50元（2017年10月16日对账时所确认的货款6465862.50元+对账后所发生的货款533200元－2017年10月16日后已付金额1423534元－退货款116020元－税金18642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付款利息部分，原告于2018年1月8日与港丰浆染厂最后一次进行对账，故应从2018年1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6日的利息为215927.87元（5440866.50元×4.35%÷365天×333天），原告请求多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伟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鹤山市宣达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440866.50元及利息（从2018年1月8日至2018年12月6日的利息为215927.87元；从2018年12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以实欠款5440866.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鹤山市宣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380.70元（已由原告鹤山市宣达贸易有限公司预交），由原告负担1269元，被告徐伟军负担51111.70元。原告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1111.7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徐伟军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51111.70元。如果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汤有为人民陪审员  李广泉人民陪审员  李钧锷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黄春梅书记员胡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