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3949号原告:郭福，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原告：黎福泉，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潘福全，系广东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招志和，男，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告：郭志勇，男，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高小娜，系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君达，系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市越翔道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雁洲村金雁南街三巷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6718252651。法定代表人：朱腾跃。委托代理人：曾慧典，杨道明，均系公司员工。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2412249C。负责人：陈业雄，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会香，方金贵，均系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福、黎福泉诉被告招志和、被告郭志勇、广州市越翔道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翔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福、黎福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福全、被告招志和、被告郭志勇的委托代理人高小娜、陈君达、被告越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慧典、杨道明、被告人保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会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福、黎福泉共同诉称：2019年1月14日17时37分许，被告招志和驾驶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沿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同安东围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新广七路西1米路段时与受害人黎志光驾驶无号牌两轮普通摩托车沿同安东围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时发生碰撞，造成黎志光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招志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黎志光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招志和是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司机，被告郭志勇是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车主，被告越翔公司是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挂靠单位，肇事车辆在被告人保分公司处购买了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如下：1.丧葬费46784.5元；2.死亡赔偿金819500元；3.被扶养费人生活费191254元；4.误工费3000元；5.伙食补助费3000元；6.交通费5000元；7.住宿费12600元；8.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1181138.5元，其中交强险110000元，商业险1071138.5元×50%=535569.25元，实际需赔偿原告损失共计645569.25元。另外，事发后我方收到被告越翔公司支付的丧葬费47000元，同意在本案中扣减。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保险承保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645569.25元（精神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内支付），超出保险范围外部分由被告招志和、被告广州市越翔道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被告郭志勇连带承担。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招志和辩称：我方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异议。被告郭志勇辩称：涉案车辆已在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5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原告的各项损失应在保险范围内赔偿。一、涉案车辆粤Ａ×××××的商业保险合同的成立且生效时间是2019年1月13日14:42分。被告郭志勇系粤Ａ×××××车辆的实际车主，其通过挂靠车主被告越翔公司于2019年1月13日向被告人保分公司投保商业第三者险，被告越翔公司的管理员于当天下午14:42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人保公司的业务员江灼流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且按保公司的要求提供了车辆照片。《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被告越翔公司向人保分公司投保且以实时到账的方式向人保分公司支付保费，因此在人保分公司的业务员江灼流收到被告越翔公司支付的保费时，该保险合同已告成立且生效（人保公司的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对此也予以确认），被保险人的保险权益从此时此刻起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保险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二、案涉商业险的保险期间应当为即时生效。1.从投保人的投保目的分析，其预期的保险期间开始时间不应晚于其付款时间。被告越翔公司在2018年10月23日为案涉车辆粤Ａ×××××保了交强险，案涉车辆上路的其他证件也已齐全，因此在被告越翔公司为其投保商业险时，案涉车辆已在营运过程中。被告越翔公司是为了加大保险力度，以确保在发生事故时可能获得更多的保险赔偿才投保的商业险（含不计免赔），也就是说被告越翔公司是希望其付款后就能得到保险方面的保障，其预期的保险期间开始时间不应晚于其付款时间。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保分公司在同意承保涉案车辆时，应了解越翔公司的保险要求。2.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生效时间和保险责任起算时间承担明确告知义务。2009年3月5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厅函（2009）91号《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的通知》规定，各公司可在交强险承保工作中采取以下适当方式，以维护被保险人利益：一是在保单中“特别约定”栏中，就保险期间作特别说明，写明或加盖“即时生效”等字样，使保单自出单时立即生效。二是公司系统能够支持打印全覆盖印刷体的，出单时在保单中打印“保险期间自Ｘ年Ｘ月Ｘ日Ｘ时。”覆盖原“保险期间自Ｘ年Ｘ月Ｘ日零时起。”，字样，明确写明保险期间起止的具体时点。2010年3月3日，保临会作出保监厅函（2010）79号复函，明确投保人有权提提出交强险保单出单时即时生效，因此，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交强险时，应告知其可选择保单即时生效。同理，投保人在投保商业险时也当可以选择即时生效或者次日零时生效。（本案中即使选择了次日零时生效，按照投保人的付款时间来算，也应当是2019年1月14日零时生效）。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根据人保分公司提交的保单显示保单的打印时间是2019年1月14日17时17分，而本次事故的发生时间是在2019年1月14日17时37分，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前投保人越翔公司并没有也不可能收到相应的保单和保险条款，因此人保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并不可能就保险条款，其中包括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等，向被告越翔公司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在人保分公司未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应依据《保险法》的“不利解释原则”，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3.人保分公司没有就保险责任起算时间与投保人另行进行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应当自保险合同生效时起算（即时生效）。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十八条第一款“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五）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规定，保险期间属于保险合同应当约定的内容。对于保险期间的确定，应当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一致，并在保险单中予以载明。本案在庭审过程中，人保公司的代理人承认事故发生前保险合同已生效，但同时主张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并不等于保险责任的起算时间。我方认为，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确实是可以与保险任的起算时间不一致，但前提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就保险责任期间进行了另外的约定。同时，投保人越翔公司作为非保险专业人士，其并不清楚保险合同中除了有合同生效时间外，还可以另外约定保险责任的起算时间。认为保险合同自生效时即可享受关的保险权益，因此在人保公司没有就保险责任起算时间与投保人另行约定的情况下，案涉商业险的保险合同应当为即时生效。4.保单中注明的保险期间不属于投保人越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越翔公司也无法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对保单内容提出异议。在人保分公司出具的商业险保单中，在提示栏目中载明：“2、收到本保险单、承包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即投保人有权对保单中的内容提出异议并要求变更或补充，但在越翔公司投保时直到事故发生前越翔公司并没有收到相应的保单，因此越翔公司客观上不可能在该事故发生之前对保单中载明的保险期间开始时间提出异议。综上所述，被告人保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起算时间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及履行了向投保人明确告知和提示的义务，故被告人保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案涉商业险的保险期间为即时生效（投保时生效），故被告人保分公司应就案涉事故承担保险责任。被告越翔公司辩称：我方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异议。被告人保分公司辩称：一、涉案车辆投保情况。本案被告招志和驾驶的事故车辆粤Ａ×××××号车向被我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0月23日。该车辆向我司投保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保险金额150万元，有投保不计免赔，保险期间2019年1月15日0:00至2020年1月14日24:00。被保险人均为广州市越翔道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交通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14日17：37分，交强险属于保险责任期间，商业三者险不属于保险责任期间。二、死者应当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被告招志和仅承担次要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中提到招志和仅为忽视行车安全，其是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并未有任何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行为，而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死者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时驾驶机动车，且服用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死者在吸食了毒品后精神紊乱，放任危险的发生，并且对社会造成了潜在的危险，其应当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三、商业三者险不在保险责任期间，我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保险责任。《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我司与投保人于2019年1月14日17:17分签订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双方约定保险期间从2019年1月15日0:00至2020年1月14日24：00。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五）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即保险期间是双方对保险合同作出的约定。该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保险合同有效，双方都应当遵守。而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14日17:37分，不属于双方约定的保险期间，因此我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期间是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负担赔偿责任的时间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所涉的争议条款系保险期间条款，是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对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区间的约定。该条款虽然与保险责任有关，但并非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被保险人在上年度也未投保商业险，表明其在本案投保时理应是知晓涉案车辆尚无商业险的保障，而其未在投保时向保险公司要求涉案保险责任期间应自签订合同或缴纳保费时开始，保险合同中亦未加盖或写明即时生效”字样，故对于保险人责任范围之外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依约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四、原告部分损失计算依据不足，依法应当调整。1.丧葬费无异议。2.死亡赔偿金无异议。3.对于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人员姓名、职业，以及实际发生误工费用的证据，不应支持。4.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原告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人员姓名，且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发生住宿费的实质证据，并且死者近亲属均居住在广州市南沙区，有自己的居所，因此不应支持。5.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原告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人员姓名，且受害者近亲属均在广州市南沙区，原告主张过高，应当酌情减少。6.办理丧葬事宜伙食费，该项请求没有依据，应当予以驳回。7.被扶养人生活费，有异议，原告未提供无其他生活来源陈述，不予认可。8、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11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来确定。”及“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死者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却驾驶摩托车且服用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受害者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应当减轻被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具体数额请法院酌情判处。五、请法院查明各被告垫付的费用并在原告赔款中予以扣减。经审理查明：原告郭福、黎福泉是受害人黎志光的父母亲。2019年1月14日17时37分许，被告招志和驾驶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沿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同安东围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新广七路西1米路段时与受害人黎志光驾驶无号牌两轮普通摩托车沿同安东围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时发生碰撞，造成受害人黎志光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当日出具第4401151201900000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招志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黎志光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越翔公司在事故后向两原告支付了丧葬费47000元，原告对上述支付款项予以确认，并表示同意在本案诉讼请求中予以扣减。被告招志和是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驾驶人，是被告郭志勇雇请的员工，被告郭志勇是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所有人，被告越翔公司是粤Ａ×××××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挂靠单位。涉案车辆由被告越翔公司根据与被告郭志勇签订挂靠协议在被告人保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为2018年10月23日12：00至2019年10月23日12:00止）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保险限额150万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限为2019年1月15日0:00至2020年1月14日24:00止。另查明：被告郭志勇对被告人保分公司对于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起算时间有异议，主张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在保险合同成立时生效即于2019年1月14日17时17分生效，而保险公司则认为保险合同成立时间与保险责任区分，应按保险合同约定时间即2019年1月15日0：00分生效。本院认为：一、原告郭福、黎福泉系死者黎志光的直系近亲属，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侵权人赔偿损失。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对本次交通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基于其自身职责、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具有法定的权威性，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推翻认定书的，应当将认定书作为裁判的依据。根据事故认定书可知，受害人黎志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招志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综合黎志承与招志和各自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由受害人黎志自负50%的责任，由被告招志和对原告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人保分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其抗辩要求受害人黎志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本院不予采纳。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在本案中，因被告招志和是被告郭志勇雇请的司机，事发时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被告郭志勇应在本次事故中造成损失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以支持”，本案中，因被告郭志勇与被告越翔公司存在挂靠协议，事故发生在挂靠期间，故被告越翔公司应对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涉案车辆由被告越翔公司在被告人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为2018年10月23日12：00至2019年10月23日12:00止）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150万元，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限为2019年1月15日0:00至2020年1月14日24:00止。关于涉案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何时起算的问题。被告郭志勇主张涉案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应自交付保险费时起算，即2019年1月14日17时14分时起算；被告人保分公司不同意被告郭志勇的主张，辩称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应自保险单载明的2019年1月15日0时计算。针对双方的主张，本院认定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五）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规定，保险期间属于保险合同应当约定的内容。对于保险期间的确定，应当有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一致，并在保险单中予以载明。本案人保分公司主张商业三者险保险单载明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15日0时起保的时间是双方协商确定。被告郭志勇对此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的，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根据该规定，人保分公司在同意承保车辆时，应及时向投保人出具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人保分公司称对于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15日0时起算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但其未能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根据保单显示，该涉案商业三者险保单在重要提示部分用印刷体写明：“。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被告越翔公司称在投保时未收到保险单，直至事故发生后才收到保险单。保险单的缴费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17时14分，打印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17时17分，本院对于被告越翔公司的陈述予以确认。因被告越翔公司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未收到案涉保险单，故被告越翔公司不可能依据案涉商业三者险保险单的提示就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开始时间提出异议。被告人保分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15日0时起算时间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及履行了向投保人明确告知和提示义务，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确认案涉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应为即时生效。根据上述分析，涉案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均为在保险期间内，故被告人保分公司应就案涉事故承担保险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人保分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范围内不计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应由被告人保分公司根据商业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不足部分，应由被告郭志勇、被告越翔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对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认定如下：1、丧葬费。原告主张按广东省2017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93569元/年计算6个月为46784.5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广东省201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975元/年，故原告主张按40975元/年×20年=819500元计算死亡赔偿金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院根据被告提交的原告郭福工商银行活期历史明细单、被告黎福泉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存折明细单显示，原告郭福每月的退休金为2754.55元、原告郭福每月退休金为4125.11元。即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父母已退休，享受了退休待遇，生活来源有国家社会保险保障，不需要受害人给予生活保障，侵权责任人的侵权行为未造成受害人父母丧失生活来源，且两原告的退休收入已达到事故发生时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4、处理丧葬事宜相关费用。考虑到其近亲属处理交通事故善后及丧葬事宜，客观上确实会产生交通费、伙食费和误工损失。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交通费2500元、伙食补助费3000元、误工费3000元。5、住宿费。原告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发生住宿费的票据证据，并且受害人近亲属均居住在广州市南沙区，有自己的居所，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住宿费不予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黎志光与招志和对造成本次事故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以上1-6项损失共计924784.5元，该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优先赔偿），不足的部分814784.5元（924784.5元-110000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407392.25元（814784.5元×50%）。综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1万元，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150万元范围内赔偿原告407392.25元，但鉴于被告越翔公司垫付了丧葬费47000元，扣减后保险公司需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两原告11万元，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两原告360392.25元（407392.25元-47000元），被告越翔公司垫付的47000元可自行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以上合计保险公司共赔偿两原告470392.2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470392.25元给原告郭福、黎福泉。二、驳回原告郭福、黎福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128元，由原告郭福、黎福泉共同负担1361.3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3766.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 浩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富城杨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