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04民初30539号原告：樊锐，男，汉族，1972年9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被告：刘爱华，男，汉族，1972年5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南路3号33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6717390410。法定代表人：刘爱华，总经理。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赖旭豪，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樊锐与被告刘爱华、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建侯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锐，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赖旭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偿还原告代被告垫付的被告受让深圳市龙岗区新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以下简称新景债权）投资款10万元及占用期间利息5346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7月22日暂计至2018年7月21日），并继续计算，直到代垫款项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09年5月15日，原告作为代理律师接受案外人黄蕾委托，代为其洽谈收购并处置新景债权。根据新景债权卖方的要求，委托人借用由被告刘爱华控制的被告智建侯公司的名义与债权卖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09年7月22日，原告根据授权，用名下招商银行尾号为6663的银行账号代理委托人向债权卖方转账付款20万元，付款摘要注明“代智建侯付款（新景债权受让）”。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2010年1月20日及2011年1月20日，委托人与两被告签订的《不良债权投资及处置协议书》，系委托人黄蕾与被告刘爱华达成的由被告刘爱华出资10万元参与新景债权购买及处置过程的协议。但在原告于2009年7月22日代理委托人黄蕾支付全部新景债权受让款后，被告方并未根据上述协议向原告或委托人支付应由其承担的10万元债权购买出资款。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申9091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及委托人黄蕾从未要求被告刘爱华支付出资款为由，驳回了黄蕾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的再审申请。据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两被告共同辩称，1、本案已经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予以驳回。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时间、转账汇款回单及收费回单的发生时间均是2009年，距今已将近十年时间，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投资款的争议事实，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时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属于“重复诉讼”的情况。本案的案由实际并非服务合同纠纷，而应当是与（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一样的投资合同纠纷，原告所提诉讼请求已经在该案中审理过了。原告称系由原告代被告垫付了被告受让“新景债权”的投资款10万元，且在原告代付后被告从未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或案外人黄蕾支付上述款项，该事实存在错误。关于刘爱华是否履行了该《协议书》的出资义务，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粤03民终17700号已作出认定【《判决书》第21、22页】“智建侯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出具了《说明》，明确表示其代刘爱华支付给樊锐债权出资款10万元，具体汇款时间为2009年9月10日、2009年9月11日各五万元。……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上诉人黄蕾签订的《协议2》和智建侯公司出具的《说明》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并且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民申9091号民事裁定书中也同样认定“被告刘爱华依据《协议书1》的约定，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了10万元投资款，已履行出资义务……智建侯公司共向樊锐支付了20万元，与该协议约定的智建侯公司投资数额完全相符。……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被告刘爱华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并无不当。”因此，本案的争议点“被告刘爱华是否已经履行了《协议书》中的出资义务”，该事实已经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中予以确认，该案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生效之后，产生既判力，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此事实在再审一案中也再次予以确认，并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因此原告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原告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提交了案外人黄蕾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案外人黄蕾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案外人SOSACQUISITIONFUNDSRL作为转让方与智建侯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樊锐作为甲方与刘爱华作为乙方、A君作为丙方、智建侯公司作为丁方签订的《关于深圳市龙岗区新景实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投资及处置协议书》，案外人黄蕾作为甲方与刘爱华作为乙方、A君作为丙方、智建侯公司作为丁方签订的《关于深圳市龙岗区新景实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投资及处置协议书》各一份，显示原告作为代理律师接受案外人黄蕾的委托购买并处置新景债权。2014年8月12日本院受理原告刘爱华、智建侯公司诉被告樊锐、黄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原告刘爱华依据上述《协议书1》的约定，委托原告智建侯公司向被告樊锐转账10万元投资款，被告樊锐则向案外人高飞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支付债权受让款20万元，并在转款凭证附言标注代智建侯付款（新景债权受让）。原告刘爱华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应依约享有涉案债权收益作为投资回报。”后因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不服（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民事判决书，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6）粤03民终17700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日作出终审判决，该判决书第21页第三段载明：“二审中，智建侯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出具《说明》，明确表示其代刘爱华支付给樊锐债权出资款10万元，具体汇款时间为2009年9月10日、2009年9月11日各5万元。樊锐对此不予确认。”第四段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上诉人刘爱华依法应享有本案的投资收益款，有上诉人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被上诉人樊锐于2010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1》、上诉人智建侯公司与上诉人黄蕾于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011年1月20日上诉人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上诉人黄蕾签订的《协议2》和智建侯公司出具的《说明》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该《协议2》有智建侯公司盖章、樊锐代理黄蕾签字，虽刘爱华未签字但其嗣后追认，故上诉人黄蕾主张刘爱华未支付投资款、《协议2》无效和智建侯公司替黄蕾代持债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该判决书已于2017年9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后因黄蕾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号为（2017）粤民申9091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蕾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载明：“黄蕾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通过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10万元系支付债权出资款的事实错误。1、智建侯公司出具的对相关转账用途的《说明》的陈述与客观证据反映的事实相矛盾，《说明》出具方与刘爱华存在利害关系，该《说明》系单一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黄蕾提交的交易记录、《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债权转让协议》《付款申请》等证据，证明刘爱华没有支付债权出资款。3、智建侯公司向樊锐的转账共四笔，每笔5万元，共20万元，分别发生于2009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9月18日，不能被任意地组合并改变用途，根据需要择其两笔共10万元认定为债权出资款。智建侯公司对樊锐的转账时间与涉案债权受让款实际支付时间相差近两个月，在债权付款直接经手人樊锐否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四笔转账中的两笔用途为刘爱华的债权出资款。涉案债权受让款支付在前，2010年1月20日《不良资产投资及处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1）签订在后，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1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刘爱华委托智建侯公司代为支付债权出资款的行为不符合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关于焦点一……刘爱华依据《协议书1》的约定，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了10万元投资款，已履行了出资义务。黄蕾申请再审称，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10万元并非涉案债权的出资款。但黄蕾提交的关于深圳市东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付款申请及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10万元为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有关深圳市东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投资收益款。同时，按《协议书1》约定，智建侯公司和刘爱华各出资10万元。智建侯公司共向樊锐支付了20万元，与该协议约定的智建侯公司和刘爱华投资款数额完全相符。自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樊锐及黄蕾分别签订《协议书1》《协议书2》后，樊锐及黄蕾从未要求刘爱华支付出资款。故黄蕾申请再审所称的智建侯公司选择支付出资款、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时间与涉案债权受让款实际支付时间不符等理由均不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并无不当。本院认为，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两被告主张本案案由并非服务合同纠纷，应为投资合同纠纷。本院经审查，原告本案诉讼请求为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代被告垫付的债权投资款，本案系原告作为代理律师接受案外人黄蕾委托，代为洽谈收购并处置新景债权，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原告樊锐主张其于2009年7月22日代理案外人黄蕾支付全部新景债权受让款后，被告并未根据协议向原告或委托人支付应由其承担的10万元债权购买出资款而产生，原告主张代被告垫付债权投资款，与被告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据此提起本案诉讼，本院确认本案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两被告主张系投资合同纠纷，本院不予认可。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本案当事人虽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但区别仅在于案外人黄蕾并未参加本案诉讼，本案原告所诉争议系因原告接受案外人黄蕾委托收购并处置新景债权而产生，黄蕾虽未参加诉讼，但不影响本案中对黄蕾与本案原告之间委托关系的审查，且原告与本案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书面的服务合同关系，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系原告与案外人黄蕾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据此，从实质上来看，本案的当事人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的当事人应属相同。第二，本案的诉讼标的系原告主张其代两被告垫付债权投资款而与两被告之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并据此要求两被告偿还代垫投资款的请求，该诉讼标的包含在（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所审理的诉讼法律关系中。第三，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虽与（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但（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经过本院一审判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后已认定刘爱华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并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作出了相应的裁判结果，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若获得支持将实质上否定（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437号案件一审、二审、再审的裁判结果。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原告的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因本院已认定本案构成重复起诉，对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不再进行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樊锐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1684.60元（已由原告预交），待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春梅人民陪审员  徐鲁峰人民陪审员  吕珍兰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康有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