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1民初8827号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2Ｎ。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舒媚，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贝迪斯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路16号之一四层42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88。法定代表人：曾带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树雄，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灿星公司）诉被告中山市贝迪斯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贝迪斯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灿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舒媚，被告贝迪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树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灿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从其歌曲库中删除涉案侵权作品；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0000元。事实及理由如下：《中国好歌曲》是由灿星公司投入巨资全力打造的一档原创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自主研发新节目模式，由刘欢、周华健、羽泉、陶喆、杨坤、范晓萱、蔡健雅等演艺界巨星担任导师，首次聚焦原创作品，让音乐创作人成为主角，为华语乐坛输送新生代创作力量，重塑音乐生命与原创精神。因此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中国好歌曲》包含《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三季》，其中第二季第三期中收录了《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杭盖》、《阿楚姑娘》、《从前慢》、《情歌2》、《节奏爱》等6首涉案类电作品。原告对上述作品享有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放映权、广播权等。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在其营业场所的点唱机中收录原告的上述作品并以卡拉OK方式向客户提供点播服务。被告未经许可复制他人音乐电视作品并进行营利性放映，且未支付使用费，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诉讼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音乐电视《节奏爱》名称存在笔误，应更正为《节奏·爱》;并申请撤回对音乐电视《情歌2》的起诉。被告贝迪斯公司辩称,一、《中国好歌曲》并非合法出版物。《中国好歌曲》并非由原告独自创作，其未获案外合作作者中央电视台的许可擅自将涉案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其行为已侵犯中央电视台的署名权。因此，《中国好歌曲》专辑因侵犯他人的署名权而属非法出版物，不能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使用。二、涉案音乐作品为录音录像制品，原告并无涉案音乐作品的复制权及放映权。涉案作品是在原告制作的《中国好歌曲》节目中摘录而成，割离《中国好歌曲》节目的整体而独立存在的涉案作品仅是演唱者及节目导师在固定的舞台背景上简单的肢体动作及情感自然流露的再现，甚至缺少类电作品（MV）的基本构成要素——故事情节，故无法体现制作者个性化的创作特征。其次，涉案音乐作品的制作成本大部分用于聘请知名导师，与涉案作品的创作毫无关联，不应被认定涉案作品投资额大。况且，作品的剪辑手法及摄制技术过于简陋，不符合类电作品的相关规定。另鉴于曲是音乐电视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原告在过往的多起诉讼中均明确表示不主张作品曲的著作权，该事实也印证了涉案作品并非音乐电视作品。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并不享有放映权。最后，许可他人对其现场表演录音录像和许可他人复制录有其现场表演的制品是表演者权的权项，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已获表演者许可并可复制涉案作品，故其对涉案作品复制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应支持。三、涉案证据保存公证并无对涉案摄影器材的内存作清空处理的记载，不排除涉案作品已于取证前复制于摄影器材内存的可能性，不能据此证明被告处存有涉案作品的事实。因此，涉案证据保存公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被告并无侵权的主观过错。被告已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签订《音像作品著作权许可合同》,并据此委托音集协履行检查音像制品版权事宜。再者，被告处的点歌系统是从案外人福建星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处合法购得，被告无法更改或增删该系统内的任何作品，故此被告已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且未实施案涉复制行为，并无侵权的主观过错。五、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明显过高。涉案作品只是演唱者、演员简单的肢体活动及导师情感应的再现且缺乏故事情节，无法体现创作者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其应属录音录像制品。再者，从原告大规模地在全国各地提起诉讼的行为可推知原告诉讼行为规模化、商业化的诉讼特征。况且，原告亦无曾许可他人使用的证据，其“独占使用”的行为与著作权法鼓励作品的创作及传播的立法本意相背。故此，原告主张赔偿的请求不应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国家版权局于2017年1月6日出具的《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8）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和著作权人均为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为2014年12月20日，首次发表时间为2015年1月2日。以上事项由灿星公司申请，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规定，予以登记。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灿星公司出品的出版物《中国好歌曲》第二季收录了11张光盘，音乐电视《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杭盖》、《阿楚姑娘》、《从前慢》、《节奏·爱》被收录在内。该出版物的外包装上载明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2018年9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受理灿星公司保全证据的申请，并派公证员徐某、公证员助理陈小扬（下称“公证人员”）与灿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瑞来到位于中山市中山三路利和广场4楼贝斯迪量贩式KTV利和店，在林瑞办理开唱歌房手续完毕后，由该店工作人员安排至“V11”房，林瑞在房间内的点歌设备上进行查找并播放了包括涉案音乐电视在内的相应曲目。公证人员对上述播放音乐电视的全过程使用公证处的手机进行了现场摄录（对音响的声音同步收音）。期间，委托代理人林瑞为此次消费支付了相关费用，并取得小票（金额96元）、“POS签购单”（显示商户名称为“中山市贝迪斯娱乐有限公司”，金额96元）、卡片（显示有贝斯迪量贩式KTV字样）各一张。上述过程中，由公证人员使用随身携带的手机上的“百度地图”软件进行定位截图，并使用手机对该店的坐落位置、门面、房间、取得的单据等拍摄照片，共11张截图或照片。取证过程中，公证人员还使用手机对上述“已唱”（已播放）歌曲名单拍摄了共15张照片。返回公证处后，公证人员对上述取得单据进行了复印。公证人员还将上述录像取得的视频文件刻录于光盘中，作为公证书的附件。与公证书相粘连的附件一、二均为公证人员现场手机截屏或拍摄所得的手机截图或照片打印件；附件三为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现场取得的单据的复印件；附件四所附光盘内的视频文件内容为公证人员现场拍摄所得。上述取得的单据等留存于申请人处。2018年11月1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为以上公证出具（2018）粤广南方第058915号公证书。公证取证后，灿星公司于2019年4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其就同一份侵权公证书提起的诉讼共有17件。经比对，涉案音乐作品与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音乐电视作品的画面内容基本一致。灿星公司明确其主张的合理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证据材料制作费用。但灿星公司仅提交了公证费（1200元）的票据，对于其他费用则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灿星公司主张公证费在本次起诉贝迪斯公司的17个案件中，按每案起诉的歌曲数量予以分摊。另查：贝迪斯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3日，注册资本为210万元，经营地址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路16号之一四层420，经营范围是娱乐场所。贝迪斯公司提交了其与音集协、音著协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拟证明其已委托上述协会核查涉案作品版权事宜，其并无侵权的主观故意。庭审后,本院向音集协发函核实相关情况，后音集协于2019年6月27日复函，该复函载明：贝迪斯公司已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许可期限为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目前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属正常履行。灿星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其并未与音集协、音著协就涉案作品签订任何著作权许可合同，不能因为贝迪斯公司向音集协缴纳了版权费就免除该公司对非属于音集协管理的的作品的审慎义务，且该复函无法证明贝迪斯公司已经实际缴纳版权费。本院认为，本案为著作权侵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灿星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二、贝迪斯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如果构成侵权，侵权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一、灿星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涉案的《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外包装上标有出版社版号、著作权人及出版发行人等规范的版权信息，应认定为合法出版物。该合法出版物上明确标注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灿星公司还提交了《作品登记证书》作为其著作权权属凭证。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可以认定灿星公司对涉案音乐电视享有合法的著作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维权诉讼。二、贝迪斯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及如果构成侵权，侵权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本案中，灿星公司依法委托公证部门对贝迪斯公司涉嫌侵犯其著作权的行为进行公证取证，（2018）粤广南方第058915号公证书记载了公证员徐某使用公证处的手机通过摄录的方式进行公证取证的过程，公证部门不存在违反公证程序的事实，取证过程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侵害贝迪斯公司的合法权益，且贝迪斯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公证书的证据效力，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法采信该经公证的事实，对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的（2018）粤广南方第058915号公证书的内容予以确认，并认定贝迪斯公司在其经营场所以营利为目的提供了涉案音乐电视的点播服务。灿星公司申请撤回对音乐电视《情歌2》的起诉，系其对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经比对，贝迪斯公司在其经营场所播放的涉案音乐电视与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音乐电视系相同音乐电视。灿星公司认为该行为侵害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及放映权。关于是否侵害复制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贝迪斯公司用于点歌的系统中复制有上述音乐电视，虽然贝迪斯公司抗辩其使用的点播系统是来源于第三方公司，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可以推定贝迪斯公司为将涉案音乐电视复制进点歌系统的主体，故灿星公司认为贝迪斯公司侵犯了其享有的复制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是否侵害放映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放映权是指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也即涉案音乐电视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是灿星公司享有放映权的基本前提。灿星公司是否享有放映权取决于涉案音乐电视的性质。涉案音乐电视均为《中国好歌曲》节目的现场内容，《中国好歌曲》系一档大型原创音乐真人秀节目，该节目在摄制技术上以分镜头剧本为蓝本，有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等多部门的配合视频内容，有主持串场、导师点评、歌手介绍、观众投票等内容。节目通过舞台设计、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及后期剪辑等完成，所呈现的内容与涉案歌曲的原唱作品存在差异性，属于非机械性的创造性劳动，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贝迪斯公司未经灿星公司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的点播系统收录、复制，并向不特定公众播放该5部音乐电视，已构成侵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责任。贝迪斯公司主张其已经向音集协缴纳了著作权使用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作品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灿星公司的授权，且贝迪斯公司作为KTV经营者亦应知道音集协并非有权管理所有歌曲，故贝迪斯公司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就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关于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的赔偿数额。由于灿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以及贝迪斯公司因侵权而获利的情况,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综合考虑贝迪斯公司的经营规模、侵权行为的方式、侵权持续时间、主观过错程度和涉案作品的知名度、中山市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灿星公司批量提起诉讼等因素，酌定贝迪斯公司应向灿星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含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1750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市贝迪斯娱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提供《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第三期的《妈妈我不想再唱悲伤的歌》、《杭盖》、《阿楚姑娘》、《从前慢》、《节奏·爱》等5部音乐电视的点播，并从其曲库中删除上述音乐电视；二、被告中山市贝迪斯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750元；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中山市贝迪斯娱乐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慧星人民陪审员  彭 红人民陪审员  吴宏娜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冯瀚杰黄雪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