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17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法定代表人：陈一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莅宾，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铮，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力，男，196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强，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海阳富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海阳市凤城镇凤阳鲁西首。法定代表人：于明杰，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山东富达幕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奥新区中天门大街（星火科技园综合楼三楼）。法定代表人：吴华萍，执行董事。上诉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力，原审第三人海阳富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富达公司）、山东富达幕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富达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法院（2018）鲁06民初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初55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2.驳回袁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将袁力认定为消费者，进而认为其购买的涉案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优于中信公司享有的抵押权，其就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己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袁力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条款规定，其无权就涉案房产排除执行。首先，袁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所购房产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袁力如认为其就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包括证明其“所购房产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但袁力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加以证明，仅是口头陈述其在海阳无其他房屋，一审判决即予以认可，并反称中信公司没有证据证实袁力在海阳市辖区内还有用于居住的其他房产，进而认定袁力为普通消费者。一审判决这一认定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并导致对袁力是否是消费者进行了错误的认定。中信公司认为：第一，所购房产是否系用于居住及买受人名下是否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举证责任在袁力。如袁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第二，袁力作为买受人名下是否有其他房产，不应局限于海阳市，而应是烟台市、山东省及全国范围内其名下皆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第三，除袁力本人外，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前述范围内也应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否则其也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如袁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项，则不应认定其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其次，袁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己支付购房款超过合同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袁力提供的所谓付款证据在付款时间、金额、方式等方面皆与其所签订的所谓《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约定不符，不能证明系其支付的涉案购房款，且不排除其与海阳富达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或资金借贷关系。第三，鉴于袁力未支付涉案购房款，一审判决以其己支付购房款、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为由认定《商品房（预）销售合同》有效亦不能成立，故袁力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并未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因此，袁力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其无权阻却对涉案房产的执行，一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袁力辩称，袁力对涉案房产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涉案房产的执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中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能够排除对涉案房产执行的情形，亦属于第二十七条可排除担保物权执行“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情形。（一）袁力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已全额交付购房款。（三）所购房产系用于居住且袁力名下在海阳市辖区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四）袁力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所指的消费者，其权利优先于中信公司的抵押权。二、袁力对涉案房产享有的物权期待权（物权请求权）优于中信公司的抵押权，足以排除执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6年第6期，案号:（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确立的执行异议审查原则，袁力享有的权利能够排除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公报案例中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由此，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排除执行的规定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具体到本案：袁力享有将涉案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综合比较袁力与中信公司享有的权利：（一）从权利顺位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二、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袁力购买的涉案房屋属于住宅，且系为满足养老居住和环境改善需求，属于该批复所指的消费者。按照上述规定，袁力作为消费者对其购买的涉案房产享有的物权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更优于中信公司的抵押权。（二）从成立时间上看，涉案抵押权设立的时间为2014年6月9日，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及房款交付的时间均为2012年及之前。袁力的请求权成立时间要早于中信公司与山东富达公司、海阳富达公司等因借款合同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虽然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袁力请求权成立时，中信公司此时还未对海阳富达公司形成涉案债权及相应的抵押权。综上，不能得出中信公司对涉案房屋的优先受偿权优于袁力的物权变动请求权的结论。（三）从内容上看，袁力的请求权系针对涉案房屋的请求权，而中信公司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非指向特定财产，涉案房屋只是作为海阳富达公司的责任财产成为中信公司实现债权的担保。且中信公司的抵押权优先受偿性仅是相对于相同性质的一般债权，而袁力设定在前的是针对特定房屋的物权请求权，即物权变动登记请求权。在袁力购买涉案房产已有两年之久的前提下，其要求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中信公司的金钱债权。（四）从性质上看，中信公司与海阳富达公司等之间的金钱债权，系袁力与海阳富达公司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袁力付清全部房款之后发生的，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涉案房屋实质上已经因袁力与海阳富达公司之间的买卖行为而不再成为海阳富达公司的责任财产。因此，在中信公司与海阳富达公司交易时以及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涉案房屋都未影响到海阳富达公司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袁力的请求权即使排除中信公司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其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五）从发生的根源看，涉案房产系海阳富达公司面向社会公开出售的商品房，袁力作为消费者支付全款购买房屋，该房屋具有为袁力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中信公司以获取经营利益为目的的金钱债权相比，袁力的请求权在伦理上亦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综上，基于袁力与中信公司各自权利顺位、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及根源等方面来看，袁力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完全能够阻却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另外，“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9条关于抵押权与购房人住房保障权冲突的问题即“取得了房屋预售许可或者销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在建工程抵押取得银行贷款后，又同买受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依约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房地产开发商不能偿还银行贷款，抵押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抵押权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买受人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其购买房屋的权利优先于银行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袁力享有的权利优先于中信公司的抵押权，亦能够排除执行。三、海阳富达公司将涉案房产出卖给袁力后又将其抵押给中信公司，袁力对此没有任何过错，让其承担不利后果违反公平原则。中信公司以在建工程抵押为他人提供担保明显违反《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使用用途，且抵押时间远远晚于袁力购买涉案房屋时间，袁力没有尽到审查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海阳富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调查，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山东富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调查，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袁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袁力与第三人海阳富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合法有效，盛龙国际小区A10号楼3单元406室归原告所有；2.判令不得执行盛龙国际小区A10号楼3单元406室；3.判令中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7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作出（2016）京方圆执字第0077号《执行证书》载明：申请执行人：中信公司。被申请执行人：山东富达公司、海阳富达公司、于明杰。该证书查明，申请执行人与山东富达公司于2014年6月4日签订了《人民币资金贷款合同》，由申请执行人向山东富达公司提供固有资金贷款7000万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为保障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实现，海阳富达公司愿意为山东富达公司在上述《人民币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为此，海阳富达公司与申请执行人经协商一致，于2014年6月4日签订了《抵押合同》（抵押物为《抵押合同》之附件“抵押财产清单”所列财产）…。上述合同均在我处办理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14）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3510-13512号。2014年6月9日，申请执行人对海阳富达公司提供的上述在建工程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申请人于2014年6月10日向山东富达公司发放了贷款7000万元。上述贷款于2016年6月12日到期，但山东富达公司未向申请执行人完全履行还款义务。经申请执行人多次催收，山东富达公司、海阳富达公司、于明杰均未向申请执行人偿还上述欠款，因此申请执行人向我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执行人予以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本公证处受理了上述申请，对中信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核…。依据上述事实，应中信公司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公正程序规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特出具本执行证书：一、被执行人：1、山东富达公司；2、海阳富达公司；3、于明杰。二、执行标的：1、贷款本金7000万元；三、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1、山东富达公司的全部财产；2、海阳富达公司拥有的位于海国用（2011）第1406、海国用（2011）第405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所载土地上的盛龙国际A1、2、3、6、9、19、11、12、21-27、32-37、42-45号楼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3、于明杰的全部个人财产…。2016年7月26日，中信公司依据上述（2016）京方圆执字第0077号《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日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海阳富达公司名下的盛龙国际A1、2、3、6、9、19、11、12、21-27、32-37、42-45号共计25栋在建工程。2016年10月27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又作出（2016）京方圆执字第0129号《补正执行证书》，载明：经查，本公证处于2016年7月7日出具的（2016）京方圆执字第0077号《执行证书》部分证词表述不当，现补正如下：…申请执行人对（2014）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3511号《公证书》项下《抵押合同》约定的海阳富达公司拥有的位于海国用（2011）第1406、海国用（2011）第405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所载土地上的盛龙国际A1、2、3、6、9、19、11、12、21-27、32-37、42-45号楼在建工程等抵押财产折价、变卖、拍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执行过程中，原告袁力以案外人的身份向一审法院执行部门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执行部门经审查认为，案外人袁力虽然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已与被执行人海阳富达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被执行人海阳富达公司给案外人袁力开具了收取全部价款的收据，但是案外人并未主张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且申请执行人中信公司对上述房屋享有依法对抗案外人的抵押权，案外人的权利不能排除执行，故对案外人中止对盛龙国际小区南区A10号楼3单元406室拍卖之异议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鲁06执异11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案外人袁力的异议请求。案外人袁力不服上述裁定以诉请的理由诉至一审法院。原告袁力针对其诉请提交以下证据：一、（2018）鲁06执异11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袁力对执行标的提出的书面异议被驳回，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二、《内部认购意向书》一份，证明：2010年12月18日，原告袁力与第三人海阳富达公司约定袁力购买海阳富达公司盛龙国际小区A7号楼1单元402室，合同价款为824407元。三、张店农商行电汇凭证1张及收款收据1张以及汇款人原告的弟弟袁某出具的汇款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2010年12月23日，原告袁力的弟弟袁某代其向海阳富达公司支付购房款824407元，同日海阳富达公司出具824407元收据一份。四、《商品房定房协议书》及《确认书》一份，证明：2011年7月10日，原告袁力与海阳富达公司变更购买盛龙国际小区A10号楼3单元406室。价款由824407元变更为806855元，变更的原因是因为购买房屋楼号、面积变更所致，相应的差额双方口头协商直接冲抵将来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费用。五、《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一份，证明：2012年，原告袁力与海阳富达公司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袁力购买海阳富达公司盛龙国际小区A10号楼3单元406室，合同价款为806855元。被告对原告提交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执行异议书中原告明确确认房屋没有交付，该执行裁定书已经明确说明原告作为案外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商品房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其他房屋。该裁定书原告要求海阳富达公司返还多交的购房款，与代理人本次庭审陈述的不一致，有可能原告买了两房屋即认购书和购房合同两套房屋。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认购书载明的房产并非涉案争议房产。针对被告对证据一的意见，原告解释，购买的房屋发生了变化，其只购买了一套房屋即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房屋，查封的也是该房屋，并不存在被告称的购买两套房屋的情形。关于在执行异议中其要求海阳富达公司返还多交的购房款问题，与代理人在本案中的陈述并不矛盾，因为本案房屋差价的金额较少只有17552元，按照当时合同的约定交付房屋办理证照时间不是很长，退了再交反反复复很麻烦，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口头约定。在提起执行异议时原告想这么长时间还办不下不动产登记，要回差价也在情理之中。对证据三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付款人是袁某不是原告，针对的房产不明。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证据三收款收据针对的是A7号房产的收据，而不是涉案房产的收据。对于袁某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质证。根据原告袁力的申请，证人袁某出庭证实：其与袁力系亲兄弟关系，袁力交给海阳富达公司的房款是其代袁力交的，是从其本人卡上直接转账的，打了82万多。其本人与海阳富达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亦也未买该公司的房产。证据四的《订房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7月10日，定房协议书的编号2012005号，可能是倒签。对《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书》没有体现出所谓的由A7号楼变更为A10号楼，只是确定了A10号楼的销售价格按照A7号楼的单价执行。对证据五《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了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合同自登记备案之日起生效，该合同至今没有办理登记备案，基于合同约定合同并未生效，不属于合法有效地房屋买卖合同。该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存疑，因为在执行裁定中原告称在2011年7月10日签订了协议，在合同中是2012年。针对该证据的异议，原告解释称2011年7月10日签订了《确认书》和《定房协议书》，老百姓认为确认书就是正式购买A10-3-406的合同。涉案的合同确实没有备案，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合同已经生效。且合同第六条已经载明款项已于2010年12月18日前付清，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三相互印证。原被告均认可涉案房产于2013年10月31日取得预售许可证。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在建工程已于2014年6月9日办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被告。对于没有备案的原因原告称，当时房地产管理混乱，海阳市房管局并未要求备案，根据通常做法备案仅需出卖方进行即可。合同是格式合同，虽约定买受人共同办理是指买受人签订合同予以办理，而不是说具体的流程由买受人一块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原告是否享有对涉案房屋阻却执行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涉案房产系海阳富达公司合法建造，原告袁力尚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权属证书，因此其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原告袁力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已与第三人海阳富达公司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虽然合同中约定双方到房管局备案时生效，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已全额交付了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之规定，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成的证据链证实其已经全额支付了涉案房屋房款，收款收据中载明的房号与合同中约定的房号不一致的系因调换房屋所致，被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对被告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亦没有证据证实原告在海阳市辖区内还有用于居住的其他房产，因此在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中原告的身份系普通消费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抵押权，按照上述规定，消费者享有的权益优于法定抵押权。因此本中原告作为消费者对其购买的涉案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优于被告享有的抵押权。综上，原告的诉请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停止对盛龙国际小区A10号楼3单元406室房屋的执行；二、驳回原告袁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69元，由被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袁力提交《海阳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查询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一份，证明袁力在被执行房产所在地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产。中信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袁力无其他用于居住的住房××××于海阳市，要以烟台市为单位。包括袁力在内的购房人并非真实的购房人，仅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来掩盖民间借贷，希望法庭对袁力与袁某与海阳富达公司之间的银行往来情况进行调查。本院审查认为，袁力提交的该证据系原件，中信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审认定案外人袁力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据此判决停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交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条司法解释赋予消费者对买受房屋的物权期待权以排除执行的效力，故袁力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查：第一，关于袁力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之前是否与海阳富达公司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针对涉案房产，袁力与海阳富达公司于2012年签订了《商品房预（销）售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因涉案房产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袁力起诉前取得，故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从该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看，体现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亦包含《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袁力亦向海阳富达公司支付了涉案购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规定，应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生效。从合同签订的时间看，亦早于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日查封涉案房产之日，故应认定袁力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涉案房产之前已与海阳富达公司签订了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第二，关于袁力所购商品房是否系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袁力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中提交的《海阳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载明：截止2019年9月11日8时22分，袁力名下在海阳市无不动产登记记录，据此可以认定截止2019年9月11日，袁力名下在海阳市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产。第三，关于袁力已付购房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百分之五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袁力通过其亲兄弟袁某的账户向海阳富达公司转账82万余元，结合在《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在2010年12月18日之前付清的内容，能够证实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前，袁力已向海阳富达公司全额支付涉案购房款的事实。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因消费者对房产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故亦优先于抵押权。因此，本案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中“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9元，由上诉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海娜审判员  陈 浩审判员  马 丽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琼书记员郭玉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