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37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淑芳，女，1971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沂市新安街道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淑强，男，197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新，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如耀，女，1967年7月4日出生，汉族，新沂市供销总社退休职工，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峰（系程如耀丈夫），男，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新沂市农村商业银行职工，住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林，江苏众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淑芳、上诉人何淑强因与被上诉人程如耀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1民初6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淑芳，上诉人何淑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新，被上诉人程如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峰、朱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淑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程如耀诉请或发回重审，并由程如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三方当事人于2018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及欠条载明的付款内容都是附条件的，即程如耀房屋出售或政府拆迁等情形出现时才能给付，现程如耀要求给付不符合约定。上诉人与程如耀丈夫通话录音可以证明签订协议及出具欠条时约定了款项给付条件，即房子拆迁或者卖了后再要钱。二、合伙经营现仍在继续，没有散伙或进行清算，现程如耀要求给付欠款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合伙经营各方权利义务要均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程如耀给付3394207元的巨款，却对程如耀应承担的义务只字不提，显失公平。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任何的过错，在付款条件不满足时不应承担给付款项的责任。何淑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程如耀诉请，并由程如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2月3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胡淑芳在协议书签字时未得到徐刚其他继承人的同意和授权。本案中合伙人为徐刚、何淑强、程如耀，而并非胡淑芳、何淑强、程如耀。2008年1月30日，在《合股协议》上签字的三方为杨峰（被上诉人程如耀的丈夫）、徐刚、何淑强。2008年4月7日，新沂市房产管理局为三方发放房屋所有权证，涉案房屋D室所有权人为程如耀、E室所有权人为何淑强、F室所有权人为徐刚。可见徐刚是合伙人，徐刚去世后，胡淑芳作为其继承人之一不能当然成为合伙人。一审判决以三方约定“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即生效”认定协议并非效力待定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于欠条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和欠款的性质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胡淑芳并非本案的合伙人，程如耀和何淑强是合伙关系，一审对于程如耀与胡淑芳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胡淑芳承担3394207元欠款的基础未予查清。本案欠条是三方协议书的附件，并非是对欠款事实的再次确认。基于《协议书》所形成的欠款性质是借款、合伙利润还是合伙最终结算款没有认定，且一审未查明何淑强和胡淑芳的欠款数字是如何计算而来。三、对于涉案欠款上诉人并不具备支付条件。徐刚、何淑强、程如耀共同出资买房，房产证却分别登记在三个人名下，而且房屋面积不同，最终导致三方在结算时会出现差价款和相差的面积。但是不管如何分配都应当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三方合伙关系依然存在，当事人没有退伙或解散的意思表示。涉案欠款性质应当是三方最终的结算，程如耀要求上诉人支付欠款的前提是合伙人应当对合伙账务进行清算，而徐刚、何淑强、程如耀合伙关系依然存在，当事人没有退伙或解散的意思表示，程如耀不具备起诉的条件。二是被上诉人返还相差面积时，上诉人支付差价款。《协议书》第6条明确了“甲乙相差的12.81平方米和206.93平方米，待将来丙方产权出售或政府行为拆迁等因素，到时按实际情况分得。”该条约定表明，程如耀作为共同出资购房的合伙人，其所享有房屋面积均大于其他二人，其享有返还其余二人房屋面积的义务，双方履行义务的前提是丙方即被上诉人产权出售或政府行为拆迁，现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义务，而且整栋房屋仍然在出租过程中，利润均摊。如果按照原审判决，上诉人立即支付差价款，但是被上诉人的相差面积现在却无法返还给上诉人，相差面积所产生的利润即租金却要均摊，明显不符合逻辑，显失公平，因此上诉人尚不具备支付差价款的条件。针对胡淑芳、何淑强的上诉请求，程如耀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已经签订了协议，并且出具了欠据，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上诉人有支付相关款项的义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淑芳认可何淑强的上诉主张。何淑强亦认可胡淑芳的上诉主张，但主张胡淑芳并非本案的合伙人，本案的合伙人是徐刚，徐刚现已去世，胡淑芳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程如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淑芳支付欠款3394207元；2.何淑强支付欠款516467元；3.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胡淑芳、何淑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程如耀与其代理人杨峰系夫妻关系。胡淑芳与徐刚（徐刚于2011年去世）系夫妻关系。2008年1月30日，杨峰、徐刚、何淑强三人签订一份《合股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杨峰、徐刚、何淑强为了共同发展和经营利益，风险共担，以股份制为企业模式，经营协议如下：1.经三人考察认证决定用融资揭贷方式把天都嘉园1号楼商铺D、E、G买下经营。2.总价710万元整，首付定金贰拾万元由三人共同担付，风险共同承担。3.购房后的财产是三人共有财产及使用权。4.融资揭贷由三人共同承担。5.作为经营运作资金也当有三人共同承担。6.经营所发生的利益三人平均分红。7.组织实施经营计划和投资等，拟定基本管理制度，支持公司事务，由三人共同商议”。此后杨峰、徐刚、何淑强三方共同出资购买了上述新沂市天都嘉园1幢D、E、G室房产。2008年4月7日，新沂市房产管理局向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证书记载，天都嘉园1幢D室，房屋所有权人为程如耀，建筑面积1389.19平方米；天都嘉园1幢E室，房屋所有权人为何淑强，建筑面积962.51平方米；天都嘉园1幢G室，房屋所有权人为徐刚，建筑面积1156.63平方米。2018年2月3日，胡淑芳、何淑强、程如耀分别作为甲方、乙方、丙方三人共同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约定，“甲乙丙三方于2008年1月30日共同平均出资购买天都嘉园1号营业楼，当时为办理按揭不能均等提供收入证明，所以将此营业楼分割为E、G、D三块分别在当时三家每一个人的名下，同时签订了合伙协议和共同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协议书。后来共同经营共同整楼出租一直平均分享收益。但由于乙方私自到招商银行办理抵押贷款，鉴于乙方的行为和违约及负债的现实，经三方协商，并达成如下协议：1、共有的营业房3508.33㎡按平均分拆，三方各占1169.44㎡。2、按房产证上所占位置和参考购房时的分割价格，以购房款项4倍计算均价为8389.38元／㎡。3、三方按平均占有面积1169.44㎡。甲方相差12.81㎡和乙方相差206.93㎡分别从丙方面积中分占。4、三方按产权证上的面积1156.63㎡、962.51㎡和1389.19㎡，按平均面积相抵后，甲乙方相差面积按丙方的市场价计算分别甲方为60859.93和乙方为983118.22元，连同产权证上的面积向加向减后，三方面积的市场价分别合计为12860856.23元、9983116.10元和5555974.36元。5、甲方和乙方应找补丙方差价为33394207.33元、516467.20元。甲乙所找补差价款付给丙方应另行以欠条约定为准。6、甲乙方相差的12.81㎡和206.93㎡，待将来丙方产权出售或政府行为拆迁等因素，到时按实际情况分得。在不得已分割的情况下，如丙方独立出租，丙方按甲乙两方分别持有的面积分得租金。……10、三方房产证上名字均全权代表各自家庭，如今后出现任何纠纷，各自处理，不得影响整体出售，否则按平均产权的市值的20%赔付给守约方。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即生效，如有未尽事宜，三方可再协商解决”。同一天，经三方协商计算、确认，由胡淑芳向程如耀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天都嘉园营业房差补款：叁佰叁拾玖万肆仟贰佰零柒元叁角叁分整￥3394207.33”立据人：胡淑芳。”由何淑强向程如耀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欠到天都嘉园营业房差补款：伍拾壹万陆仟肆佰陆拾柒元贰角（￥：516467.20）立据人：何淑强2018.2.3。”上述欠条落款人名字上分别有胡淑芳、何淑强捺印。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杨峰、徐刚、何淑强三人签订合股协议对相关经营行为进行约定，徐刚去世之后，由其家属胡淑芳与程如耀（由杨峰代理，具体事宜由杨峰操作）、何淑强签订协议书，对相关经营事项再次约定，此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各方均应按约履行。2018年2月3日，经三方协商、计算，胡淑芳、何淑强分别向程如耀出具欠条，实质是胡淑芳、何淑强对己方所应承担义务的再次确认。欠条清晰、内容无争议，且有胡淑芳、何淑强的捺印，胡淑芳、何淑强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应该明白“欠条”的法律涵义，欠条未约定还款期限，则程如耀有权在出具欠条后的任意时间内向胡淑芳、何淑强催要，胡淑芳、何淑强应当及时偿还。胡淑芳、何淑强辩称“三人系合伙关系，合伙事务未结束，合伙未解散，未清算，程如耀不具有起诉条件，胡淑芳、何淑强不应偿还”，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当事人合伙关系的存续，并不影响当事人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且《协议书》第5条中约定“甲乙所找补差价款付给丙方应另行以欠条约定为准”，故胡淑芳、何淑强向程如耀出具的欠条，应该得到履行，否则，出具欠条对程如耀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胡淑芳、何淑强辩称“应该等到房屋出售或拆迁后给付欠款，现条件不成熟，所以不应偿还”，但协议书中第6条约定的房屋面积与欠条欠款并非对应关系，胡淑芳、何淑强亦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欠款附有条件，故对被告的此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三方当事人签订上述《协议书》，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约定“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即生效”，故协议书对三方当事人而言并非效力待定合同。综上，胡淑芳、何淑强应当履行欠条约定，及时还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遂判决：一、胡淑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程如耀支付欠款3394207元；何淑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程如耀支付欠款516467元。二审中，何淑强向法庭提交了程如耀丈夫杨峰本人书写的计算明细照片打印件一份，拟证明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上的数字如何得出，也能够证明房屋的差价与三方房屋的面积和房屋的返还有直接的关系，涉案欠款是附条件的。经质证，程如耀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主张计算是三方当面算的，按照买房子时候的自我评估价、现在的评估价计算的。三人都认可这个数字。胡淑芳主张当时是程如耀丈夫计算。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协议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亦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本案查明的事实，现分析如下：首先，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协议书的签署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涉案协议签订的主体分析，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三方共同平均出资购买天都嘉园1号营业楼，当时为办理按揭不能提供收入证明，所以将此营业楼分割为E、G、D三块分别在当时每一个人的名下”、“三方房产证上名字均全权代表各自家庭。”可见，涉案协议签订时，双方当事人对于其代表的权益已形成共识，且涉案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签订。其次，从涉案协议签订的内容和目的分析，涉案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三方对共同出资购买的房产进行了分割，并对今后该营业楼的经营问题进行了约定。其中，协议书中前6项对房产如何分割、房屋分割后的差价的计算进行了详细的列明，且从整体内容上看，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清晰、明确，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再次，根据二审中何淑强提供的关于涉案房产差价的计算清单，可以看出，清单中列明的数据与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数额相互对应，明确了胡淑芳、何淑强应向程如耀支付房屋差价的计算依据。综上，结合当事人陈述以及合同的签订主体、行为性质，本院认为涉案协议书内容清晰、明确，是三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签订，属有效约定，各方当事人应遵照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二、关于胡淑芳、何淑强责任的认定问题。涉案协议书第5条明确约定：“甲方（胡淑芳）和乙方（何淑强）应找补丙方（程如耀）差价为3394207.33元、516467.20元。甲乙所找补差价款付给丙方应另行已欠条约定为准。”协议签订后，胡淑芳、何淑强分别按照协议确定的差价向程如耀出具了欠条。因协议书、欠条中均未约定款项给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何淑强、胡淑方虽主张双方签订协议书及出具欠条时约定了款项给付条件，即房子拆迁或者卖了后再要钱。但协议书仅是明确了对于胡淑芳、何淑强找补的房屋面积，待程如耀房屋出售或拆迁后，按照实际情况分得。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淑强、胡淑芳向程如耀出具的欠条是附条件的合同。此时，一审法院判决胡淑芳、何淑强应按照协议书、欠条约定向程如耀支付款项，并无不当。综上，胡淑芳、何淑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919元，由上诉人胡淑芳负担33954元，上诉人何淑强负担89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孙宁审判员  费 蜜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