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14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朗勤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体路6甲4号。法定代表人：闻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来，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晨明，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3365号。法定代表人：金同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辉，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青岛恒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泉岭路8号中商国际大厦21层。法定代表人：尤利明，执行董事。上诉人沈阳朗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资产公司）、原审被告青岛恒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信用证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朗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晨明，被上诉人金融资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银、徐宇辉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恒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朗勤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裁定驳回金融资产公司的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金融资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恶意串通骗取朗勤公司提供担保。一审判决割裂了担保合同签订的完整过程，忽略了银行在开展金融业务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的业务规则和基本要求。1.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基于一项融资却分别签订两份编号相同但贷款用途不同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委托融资合同》，均未记载签订时间。2.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签订了两份编号相同但贷款用途不同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未记载签订时间，所对应的主合同不相同。3.建行分行在审批过程中要求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严格审查落实借款人与德正系企业有无关联关系，有无资金往来和业务交易。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明知恒通公司属于德正系公司，在建行分行明确禁止的情况下，依然为恒通公司开立信用证。为满足建行青岛分行的授信条件，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在给青岛分行的审批材料中虚构了恒通公司的资产状况和上下游贸易情况。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也没有向存储方核实过恒通公司开证购买仓单项下的货物信息。4.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和抵押登记过程，根据其工作人员陈萌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述合同均由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提供，朗勤公司基于对银行的信任才同意担保。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恶意串通，将涉案总金额达4亿元的授信额度在明显违规的情况下批准使用。5.朗勤公司为恒通公司提供担保的目的是为自己在沈阳的地产项目获得2亿元贷款，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明知给恒通公司的贷款额度不可能给朗勤公司使用，明知恒通公司所谓给朗勤公司使用2亿元贷款额度是欺诈的情况下，却依然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将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地下空间贷款融资作为贷款用途，使朗勤公司相信可以获得2亿元额度，以至于受骗为恒通公司提供担保。以上种种表现，足以证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恶意串通，骗取朗勤公司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二）根据陈基鸿案刑事判决认定，陈基鸿以恒通公司名义使用虚假财务审计报告，骗取建行青岛四方支行4亿元授信额度，2014年1月-2月间恒通公司以购买铝锭为由骗取建行青岛四方支行7份信用证，共计391784095.29元，逾期未偿还（见该刑事判决书第74页）。从以上刑事判决认定事实可以看出，恒通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之间不存在以真实交易为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恒通公司利用签订形式上的民事合同骗取4亿元授信额度，应受刑事法律关系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该4亿元授信额度对应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和《委托融资合同》是朗勤公司所担保的主合同，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也无效。（三）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并非合法成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1.根据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记载，本案即为起诉书上载明的7份信用证中的一份，恒通公司骗取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授信额度和开立7份信用证就是利用其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签订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委托融资合同》等借款合同的合法形式，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恒通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签订合同只是其骗取信用证的犯罪手段。检察院在公诉书中载明的事实足以证明恒通公司涉嫌犯罪。2.陈基鸿案刑事判决中，陈基鸿诈骗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的事实部分（见该刑事判决书第76页），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以购买铝锭为由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开具信用证骗取款项，过程与本案诈骗信用证过程完全相同，本案所涉信用证被骗本来也应认定为信用证诈骗，但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在该案侦查阶段坚持拒绝向公安机关就本案所涉信用证报案，导致后来无法以信用证诈骗罪追究陈基鸿等人的责任。3.一审判决认为朗勤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参与了诈骗行为，对朗勤公司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错误。朗勤公司主张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而不是刑事诈骗，朗勤公司没有主张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参与了对朗勤公司的诈骗行为，其事先也并不知道恒通公司对其实施诈骗行为，在恒通公司系列诈骗案中，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也是受害人。一审混淆了朗勤公司的主张。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作出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涉案《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委托融资合同》应认定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金融资产公司辩称，一、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不存在串通行为，朗勤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一）《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涵盖本案该笔开立信用证业务，朗勤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二）恒通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不存在串通行为，朗勤公司无证据证明。1.本案合同签订时间已经得到确认。根据从沈阳房地产管理机构调取的抵押登记备案材料记载，涉案合同均签订于2013年4月15日。2.因抵押物涉及到土地和在建工程，应在不同的部门办理登记，因此才会出现两套合同在贷款用途的表述上有所差异。3.建行分行的批复系指导性要求，系银行内部管理性流程，对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以此否定对外签署合同的效力。4.朗勤公司对陈萌的笔录断章取义。两份抵押合同均由朗勤公司加盖公章确认，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清楚，朗勤公司对担保是明知且自愿的，其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也知道委托融资合同的存在，不存在恒通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隐瞒朗勤公司的串通行为。5.朗勤公司提交的犯罪嫌疑人杨悦的笔录，其真实性无法比对，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相关行为系陈基鸿、杨悦和朗勤公司之间的内部行为，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无关。6.《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和《委托融资合同》都是框架性的一揽子协议，至于具体的融资事宜需要根据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和恒通公司之间签署的具体合同来予以确认。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和恒通公司之间所签署的7份信用证开证合同以及相关的单证都符合信用证相关的惯例，朗勤公司以《委托融资合同》的款项用途来否定信用证开证合同的效力，是错误的。《委托融资合同》之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和朗勤公司之间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抵押担保范围包含恒通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开立信用证的融资这一范畴，两份抵押合同都已登记并取得了他项权利证书。因此，抵押符合法律规定。陈基鸿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为陈基鸿骗取朗勤公司对该7笔融资进行担保，其中没有任何事实表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参与其中。恒通公司先前与建设银行有多笔贷款交易，都是真实的。放款条件从审查海运提单，到本案中的仓单，实际上是审查的条件更加严格了。因此朗勤公司的关于本案系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和恒通公司之间的恶意串通骗取朗勤公司的担保是刑事行为的意见是错误的。二、朗勤公司仅仅以所谓的“因涉嫌恒通公司对建行青岛四方支行诈骗犯罪”而得出主合同无效的结论是错误的。该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三、本案事实已经查清，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适用民刑分离的原则继续审理本案。陈基鸿信用证诈骗相关的犯罪事实中并没有本案所涉的信用证的任何一项，本案所涉的基础法律事实并未被刑事判决书认定为犯罪行为。朗勤公司所提交的刑事案件材料均与本案审理无关，本案应继续审理。各地法院诸多同类案件均已作为民事案件审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朗勤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恒通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金融资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恒通公司支付金融资产公司本金40858588.30元及自2014年6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是按照信用证开证合同中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一项的约定，从垫款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收取逾期利息；2.判决金融资产公司依法处置沈阳朗勤置业有限公司向金融资产公司提供“抵押物清单”所列之设定抵押的财产，金融资产公司对上述抵押物实现抵押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拍卖费等相关费用由恒通公司和朗勤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编号为HT20130329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未载明签订时间），约定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向恒通公司提供4亿元的贸易融资总额度的贷款，其中开立承付期限90天以上的远期信用证的额度为等值人民币4亿元整，额度有效期间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5日。此次融资以朗勤公司名下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140号的部分在建及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作为抵押物为融资金额（主债权）提供人民币3亿元整的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ZGD2013-02号。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编号为HTxx号《委托融资合同》（未载明签订时间），约定恒通公司委托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为其融资金额为人民币4亿元整，用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地下空间建设融资等，融资期限自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5日。本合同项下委托融资采用的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由贷款人作为受益人与担保方签订担保合同。此次融资以朗勤公司名下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140号的部分在建及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作为抵押物为融资金额（主债权）提供人民币3亿元整的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ZGD2013-02号。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签订ZGD2013-xx《最高额抵押合同》（未载明签订时间），约定鉴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对恒通公司将在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5日的期间内办理开立信用证、资金交易产品、融资贸易类产品授信业务，朗勤公司愿意为恒通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亿元整。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2013年4月27日，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至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办理抵押登记，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取得沈阳他项（2013）第00xx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签订ZGD2013-xx《最高额抵押合同》（未载明签订时间），约定鉴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对恒通公司将在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5日的期间内办理开立信用证、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地下空间建设融资等授信业务，朗勤公司愿意为恒通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亿元整。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2013年4月23日，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至沈阳市房产局办理抵押登记，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取得沈房建中心字第13xxx445号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2013年4月15日，朗勤公司为恒通公司在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的融资提供相应担保时，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出具的《董事会决议》载明：因恒通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开立远期信用证、办理资金交易产品、贸易融资产品等业务，朗勤公司同意对上述业务提供以编号为沈阳国用（2011）第00xx号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地下空间的国用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最高额抵押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整，期限为一年。2014年1月23日，恒通公司向贷款人提出开立信用证申请用于支付购销货款。2014年2月7日，恒通公司向其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存入保证金1375万元。2014年2月13日，贷款人与恒通公司签订HTxx号《信用证开证合同》，合同约定贷款人为恒通公司开立金额为人民币53895400元，溢装金额不超过开证金额2%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开证保证金为上述约定的开证金额与溢装金额（如有）之和的25%，即人民币1375万元整。如果贷款人垫款的，自垫款之日起，贷款人有权按逾期贷款利率计收逾期利息，逾期贷款利率为日万分之五。合同第五条约定，双方按照开立信用证之日国际商会有效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最新修订本办理信用证项下事宜，即UCP600的相关规定。第十条约定，信用证涉及的基础合同出现任何纠纷或发生信用证欺诈时，如果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在信用证项下己经承付，或者议付行已经进行了议付，无论基础合同纠纷或信用证欺诈是否解决，恒通公司承诺仍依据本合同约定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支付所有款项。2014年2月14日，贷款人为恒通公司开立信用证，信用证编号为8700501xx12855号，金额为53895400元，对应的货物销售合同编号为HTLD1405。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收到议付行面函以及货物销售发票、汇票、装箱单、仓单、质量证书、原产地证书等书面材料。2014年2月21日恒通公司向贷款人提交付款委托书，委托贷款人于到期日付款。此后，贷款人于2014年6月23日信用证到期时实际发生垫款人民币40858588.30元。2016年1月29日，金融资产公司与建行青岛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建行青岛分行将恒通公司项目的债权资产包转让给金融资产公司。恒通公司项目中编号为HTxx号合同编号项下的债权资产截止基准日，即2015年8月21日，本金为37001393.51元，利息为7102243.07元。自2015年8月21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以物抵债协议、重组协议、还款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和利益均转让给受让方。《山东法制报》2016年5月19日第3版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证明：2016年5月19日，金融资产公司与建行青岛分行在《山东法制报》第三版联合公告，告知本案债务人及担保人应向金融资产公司偿还债务和履行担保义务。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青南公（专）诉字[2016]401号《起诉意见书》载明，经依法侦查查明：一、合同诈骗罪，2012年底至2013年初，犯罪嫌疑人陈基鸿、杨悦获悉北京力勤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闻健明拟以沈阳房地产项目抵押贷款投资项目建设，遂多次与闻健明协商以该项目为“德正系”公司贸易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协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陈基鸿、杨悦夸大“德正系”公司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并以贸易融资4亿元，交付闻健明使用2亿元的虚假承诺为条件，骗取闻健明为其提供抵押担保。2013年4月15日，闻健明以朗勤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将朗勤公司所有的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140号526套地下商业房产及35593.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为恒通公司在该行贸易融资提供3亿元担保。同日，恒通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签订《委托融资合同》和《贸易融资额度合同》，约定由恒通公司通过信用证融资，融资额度为4亿元，用于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地下空间建设等。合同签订后，犯罪嫌疑人陈基鸿、杨悦及恒通公司总经理李峰（在逃）组织公司业务人员，利用回购贸易由恒通公司多批次循环使用上述融资额度进行融资，以偿还“德正系”公司前期贷款和贸易欠款。期间，闻健明及朗勤公司多次向犯罪嫌疑人陈基鸿、杨悦追要2亿元融资款，犯罪嫌疑人陈基鸿、杨悦均隐瞒实际融资真相和融资用途，谎称银行未放款拒绝支付。2014年2月，恒通公司向中信澳和金属地带回购仓单，申请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开具7份信用证，融资39178.409529万元逾期未予偿还。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扣除保证金及利息后实际为其垫付资金29191.871953万元。2014年9月18日，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恒通公司、朗勤公司偿还5笔信用证欠款18105.356371万元及利息。另2笔信用证债权于2015年8月21日转让金融资产公司。金融资产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恒通公司、朗勤公司偿还2笔信用证欠款11086.515582万元及利息。2014年10月16日、2015年12月24日、2016年9月28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朗勤公司抵押的地产（面积35593.9平方米）轮候查封。朗勤公司因被骗抵押该项目房地产，未能依约获取2亿元融资款用于项目建设，其在建商业用房因抵押又不能对外销管回款，致使该项目的后续工程建设资金短缺，损失严重。青岛市公安局于2016年8月16日对杨悦的讯问笔录中载明：大约2013年下半年，陈基鸿带着吴洪杰、建行的赖盟以及中国银行的负责人一起到鄂绒找王林祥签担保，但王林祥只给吴洪杰的公司签了担保，没有给恒通公司签。赖盟很着急，就给杨悦打电话，杨悦知道闻健明在沈阳有个地下商业街的地产，价值大约6亿，于是打电话告诉了赖盟。赖盟和陈基鸿沟通后陈基鸿前往北京与闻健明沟通，闻健明提出担保的条件是陈基鸿拿出3个亿授信额中的2个亿给闻健明使用。后来双方通过口头协议的形式谈成此事。但闻健明后来并没有拿到约定的2个亿的资金，反而现在还要为陈基鸿承担3个亿的贷款以及利息。青岛市公安局于2016年8月23日对杨悦的讯问笔录中载明：2012年底，我们公司在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的一笔授信到期，授信额度应该是3亿元左右，原来的授信由鄂绒担保。授信到期后，陈基鸿和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的赖勐去找鄂绒的王林祥，但王林祥不想再对此授信提供担保。杨悦知道闻健明在沈阳有一个在建项目，便询问是否可以将这个项目作为抵押为其公司取得授信。闻健明同意后，赖勐经请示建行，其领导也同意。后经杨悦、陈基鸿、江平、闻建明等确认，闻建明将沈阳的一个在建项目作为抵押，获得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的授信后其中2亿元供闻建明使用，其他的额度为其公司使用。其后办理了抵押手续，共获得授信约4亿元。在恒通公司获得授信后并未按照约定将2亿元给闻健明使用，而是将额度全部开了信用证，并且一直到案发也没有偿还给建行青岛四方支行。闻健明多次联系杨悦，让其帮忙向陈基鸿要钱。但因公司的资金紧张，钱一直没有还给闻健明。青岛市公安局于2015年7月16日对陈萌的讯问笔录中载明：我银行与恒通公司的业务大约从2010年或是2011年开始的，从我银行开始与恒通公司做业务就是我经手操作的。自开始做业务至2013年4月份左右，恒通公司在我银行的授信方式都是保证金质押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公司的担保（鄂绒），授信额度是4亿元，当时的授信都是我行的陶冬与德正的卢春雷、杨悦洽谈的。恒通公司的融资用途主要就是以90天或120天的远期人民币国际信用证进行的国际贸易融资，且之前的全部结清。在2012年10月份至2013年2月份之间，杨悦与赖勐和我洽谈恒通公司在我银行2013年度的授信抵押问题，因鄂绒不再继续做恒通的担保，杨悦提出使用朗勤公司的在建工程和土地抵押为恒通的授信担保。我银行根据该方案，内部审批2013年度的授信额度4亿元。根据该业务，我银行于2013年4月15日与朗勤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日与恒通公司签署了委托融资合同、贸易融资合同，随后于4月20日左右，我与德正的魏金钊到了沈阳，办理朗勤公司房产、地产的抵押手续，办好手续后，我将土地抵押权证和在建工程的抵押权证拿回青岛。我行根据该房产、地产情况作出初步估值，恒通公司或朗勤公司委托了北京的一家公司进行了估值，我们银行予以认可，目前该估值报告放于我行。根据我行对恒通公司的授信，因为恒通公司在我行的信用度一直很高，且鄂绒不再给恒通公司担保，所以我行与杨悦进行了沟通，杨悦提出用朗勤公司的房产抵押，为此我在办理抵押手续之前，去过几次沈阳，也见到了朗勤公司的控制人闻健明，也与闻健明进行过洽谈，闻健明同意使用朗勤公司的房产、地产抵押给我行用于恒通公司的授信融资。我与杨悦、闻健明从来没有三方一起洽谈过，所以我行与杨悦洽谈时，杨悦明确表明所融资金用于恒通公司开立信用证；我行与闻健明洽谈时，闻健明未向我行明确表明该融资款项的用途，我也向闻健明介绍了恒通公司在我行授信后的主要业务就是开立信用证业务，闻健明主要向我介绍了他所控制公司的主要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在信用证开立、通知、修改、撤销、保兑、偿付等环节产生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根据各方诉辩及对证据的审查，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如下：一、本案是否应进行民事审理；二、金融资产公司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即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可以转让；三、朗勤公司是否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关于焦点问题一，本案因上级法院指定，一审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朗勤公司依据其提交的青南公（专）诉字（2016）401号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起诉意见书及犯罪嫌疑人杨悦的笔录等主张本案因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属经济纠纷案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但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起诉意见书中所涉内容是否真正构成犯罪行为，将由法院确认，在没有生效判决确认之前无法确认是否构成犯罪。且该起诉意见书并未提及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参与并伙同诈骗。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信用证开证合同》并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因恒通公司未能补足敞口金额，致使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对外垫款。从本案信用证法律关系的成立及履行看，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并未参与诈骗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对合同享有撤销权，但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并未主张撤销，朗勤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参与了诈骗行为，故朗勤公司主张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准许，本案应当依法予以审理。朗勤公司提交的青南公（专）诉字（2016）401号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起诉意见书中与本案相关的部分起诉意见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犯罪嫌疑主体是陈基鸿、杨悦，骗取的对象是朗勤公司，查明的事实是陈基鸿、杨悦以为朗勤公司筹措资金为名骗取朗勤公司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并未提及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参与并伙同诈骗。犯罪嫌疑人杨悦的笔录仅对陈基鸿、杨悦以为朗勤公司筹措资金为名骗取朗勤公司为其提供抵押担保进行了描述，该笔录中并不涉及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朗勤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参与了诈骗行为。因此，对朗勤公司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依法不予准许。关于焦点问题二，一审法院认为，金融资产公司、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及朗勤公司均确认朗勤公司在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处仅签订过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且《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期间已于2014年4月15日到期，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已不可能再依据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向恒通公司贷款，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并且在债权转让前抵押财产也已被查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二）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起满二年后请求确定债权；（三）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四）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五）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六）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人民法院对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原债权银行转让主债权的，可以认定转让债权的行为有效”的规定，对朗勤公司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不能转让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建行青岛分行与金融资产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本案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公司，并向恒通公司和朗勤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涉案债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金融资产公司依法取得本案债权，即金融资产公司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焦点问题三，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委托融资合同》《信用证开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按照合同约定为恒通公司开立国内信用证，但在信用证到期时，恒通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补足敞口金额，致使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对外垫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金融资产公司要求恒通公司偿还信用证垫款本息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本案所涉纠纷中，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分别签订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均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应认定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予以确认。上述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约定鉴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对恒通公司将在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5日的期间内办理开立信用证等授信业务，朗勤公司愿意为债务人恒通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亿元整。虽然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其他授信业务中的约定不一致，但均包含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为恒通公司开立信用证业务，并且朗勤公司在该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均予以盖章确认。在朗勤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出具的《董事会决议》中，也载明是为恒通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开立远期信用证、办理资金交易产品、贸易融资产品等业务而提供抵押担保。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的《信用证开证合同》第五条约定，双方按照开立信用证之日国际商会有效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最新修订本办理信用证项下事宜，即UCP600的相关规定。第十条约定，信用证涉及的基础合同出现任何纠纷或发生信用证欺诈时，如果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在信用证项下己经承付，或者议付行已经进行了议付，无论基础合同纠纷或信用证欺诈是否解决，恒通公司承诺仍依据本合同约定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支付所有款项。根据信用证独立性原则，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交易的单据交易，信用证交易与基础交易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信用证一经开立，就成为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以外的约定，信用证法律关系中各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完全以信用证中所列的条款内容为依据，不受基础交易合同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当事人以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已按照与恒通公司签订的信用证条款的约定对单据进行了表面相符的审查并履行了在信用证规定期限内付款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朗勤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一般授信额度审批批复等均不能对抗信用证条款的约定，亦不能证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故对朗勤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在签订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后，分别至沈阳市房产局和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备案，该抵押权依法设立。金融资产公司有权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抵押物所处分的价款优先受偿。朗勤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恒通公司追偿。综上，金融资产公司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恒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金融资产公司信用证垫款本金人民币40858588.30元及自2014年6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信用证开证合同》的约定计算）；二、如恒通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金融资产公司有权就朗勤公司提供抵押的沈房建中心字第13xxx445号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及沈阳他项（2013）第00xx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项下的抵押财产处分的价款在最高限额人民币3亿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朗勤公司承担抵押责任后，有权向恒通公司追偿。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609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恒通公司、朗勤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7）鲁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认定：“一、合同诈骗事实。（十四）诈骗朗勤公司。2012年底至2013年初，被告人陈基鸿、杨悦为给‘德正系公司’获取资金，向朗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闻健明夸大‘德正系公司’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以给朗勤公司使用2亿元银行授信资金为诱饵，骗取朗勤公司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房地产项目为‘德正系公司’融资提供抵押担保。2013年4月15日，陈基鸿以恒通公司名义，使用虚假的财务审计报告，向建行四方支行申请贷款，并由朗勤公司担保，骗取建行四方支行4亿元授信额度。后陈基鸿组织‘德正系公司’业务人员多批次循环使用上述融资额度开具信用证使用。期间，闻健明多次向陈基鸿和杨悦提出要求使用2亿元融资款，但陈基鸿和杨悦以银行授信资金未发放为由予以推脱。2014年1月到2月间，恒通公司以购买铝锭为由，骗取建行四方支行7份信用证共计391784095.29元，逾期未偿还。建行四方支行扣除保证金及利息后，损失291918719.53元。朗勤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被起诉，抵押的房地产项目被法院查封。”“二、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事实。（一）诈骗建行四方支行。2013年6月4日，在“德正系公司”库存铝锭不足以办理质押融资的情况下，被告人杨悦在被告人陈基鸿指使下，组织业务人员通过张家春签名盖章出具1份5.8万吨大港公司铝锭仓单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骗取该行7.25亿元的授信额度。2013年12月30日、2014年3月26日，被告人陈旭军、刘先洲、袁妮先后二次在核库通知书上加盖陈旭军、刘先洲私刻的大港公司印章，给建行四方支行提供虚假核库确认。1.2013年12月5日，青岛德诚公司以购买氧化铝为由，向建行四方支行申请开具8000万元承兑汇票。2014年6月9日，扣除青岛德诚公司交付的保证金及利息，建行四方支行损失39388044.47元。2.2014年4月10日，青岛德诚公司以购买铝锭为由，向建行四方支行申请开具2份信用证。青岛德诚公司逾期未偿还，扣除青岛德诚公司交付的保证金及利息，建行四方支行损失95559839.54元。3.2014年1月22日，青岛德诚公司以购买铝锭为由，向建行四方支行申请开具1份信用证。青岛德诚公司逾期未偿还，扣除青岛德诚公司交付的保证金及利息，建行四方支行损失48691822.16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二、本案主合同是否有效；三、本案是否因涉嫌刑事犯罪而应驳回起诉。一、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分别签订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虽然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记载的款项用途不一致，但均约定鉴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为恒通公司将于2013年4月15日至2014年4月15日期间内办理开立信用证等授信业务，朗勤公司愿意为恒通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此外，在朗勤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出具的《董事会决议》中，也载明是为恒通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开立远期信用证、办理资金交易产品、贸易融资产品等业务而提供抵押担保。且在签订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后，各方共同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基于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朗勤公司为恒通公司的涉案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朗勤公司主张，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恶意串通、骗取朗勤公司提供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规定，担保人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存在串通骗取担保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和《委托融资合同》以及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朗勤公司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记载的贷款用途不同，且均未记载签订时间，上述合同文本由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提供，但仅凭上述事实并不能得出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恶意串通，骗取朗勤公司提供担保的结论。关于朗勤公司主张的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在对恒通公司开立信用证的申请审查不严，违规批准使用授信额度的问题，本院认为，即使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对该公司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审查不严，也并不能依此认定恒通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恶意串通，骗取朗勤公司提供担保。根据已经生效的（2017）鲁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陈基鸿等人向朗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闻健明夸大‘德正系公司’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以给朗勤公司使用2亿元银行授信资金为诱饵，骗取朗勤公司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房地产项目为‘德正系公司’融资提供抵押担保。该判决认定陈基鸿等人构成合同诈骗罪。朗勤公司主张，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明知给恒通公司的贷款额度不可能给朗勤公司使用的情况下，却依然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将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地下空间贷款融资作为贷款用途，使朗勤公司相信可以获得2亿元额度，以至于受骗为恒通公司提供担保。本院认为，朗勤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明知“恒通公司向朗勤公司承诺在取得授信额度后将2亿元银行授信资金给朗勤公司使用”这一事实；即使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明知上述事实，朗勤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明知恒通公司将不履行其对朗勤公司的承诺，因此，依据上述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无法认定恒通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恶意串通，骗取朗勤公司提供担保。综上，朗勤公司提出的涉案抵押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抵押合同有效，抵押权依法设立，金融资产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所涉主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朗勤公司主张，根据陈基鸿案刑事判决认定，陈基鸿以恒通公司名义使用虚假财务审计报告，骗取建行青岛四方支行4亿元授信额度，恒通公司以购买铝锭为由骗取建行青岛四方支行7份信用证，因此，本案所涉主合同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恒通公司在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银行授信的过程中，提供内容虚假的财务审计报告，取得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的银行授信，后骗取建行青岛四方支行7份信用证，亦无法认定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根据恒通公司的申请，开立信用证并对外付款，履行了主合同项下的义务，即使恒通公司在主合同订立时有欺诈行为，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也属于被欺诈一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撤销本案所涉主合同，然而其未主张撤销合同，故本案所涉主合同为有效合同。朗勤公司关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主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主张，因朗勤公司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本案是否因涉嫌犯罪而应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中，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主要为，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与恒通公司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和《委托融资合同》，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依恒通公司的申请开立信用证，朗勤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以及恒通公司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上述事实与朗勤公司主张的恒通公司等“德正系”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陈基鸿等人诈骗的事实，在范围上并不相同，法律关系主体也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系恒通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并委托付款，朗勤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提供抵押担保，因恒通公司未按期足额支付垫款而引发的诉讼，从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的情况看，本案属于经济纠纷，恒通公司与朗勤公司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应依据恒通公司、朗勤公司与建行青岛四方支行之间的合同进行认定。（2017）鲁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认定，2013年6月4日，在“德正系公司”库存铝锭不足以办理质押融资的情况下，杨悦在陈基鸿指使下，组织业务人员通过张家春签名盖章出具1份5.8万吨大港公司铝锭仓单质押给建行四方支行，骗取该行7.25亿元的授信额度。2013年12月30日、2014年3月26日，陈旭军、刘先洲、袁妮先后二次在核库通知书上加盖陈旭军、刘先洲私刻的大港公司印章，给建行四方支行提供虚假核库确认。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向建行青岛四方支行申请开具信用证和承兑汇票，造成建行青岛四方支行损失。陈基鸿等的上述犯罪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亦不能依此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而不属经济纠纷。综上，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处理。综上所述，朗勤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093元，由上诉人沈阳朗勤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恩全审判员  赵 童审判员  董 兵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坤书记员刘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