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吉2404民初391号   原告(反诉被告)：李光日，男，1965年9月6日生，朝鲜族，住珲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军，吉林何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权顺福，女，1948年3月28日生，朝鲜族，住珲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永哲，吉林阿里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金淑子，女，1973年2月8日生，朝鲜族，住珲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永哲，吉林阿里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哲峰，吉林阿里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李光日与被告（反诉原告）权顺福、金淑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李光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军，被告（反诉原告）权顺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永哲以及被告（反诉原告）金淑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永哲、姜哲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光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权顺福、金淑子返还15530元及利息（自2018年6月22日起至还清为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事实与理由：权顺福于2002年将其家庭承包地1.54公顷转包给李光日，土地转包期限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为止。李光日有权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内使用该承包地。李光日委托本集体经济组织小组长代为管理该承包地。小组长将该地交由种粮大户统一耕种，种粮大户支付租金。2018年6月22日，金淑子从小组长手中将租金15530元取走。李光日与权顺福之间的土地转包关系已经得到法院生效判决书的确认。在转包期限内，该地的收益应归李光日所有，权顺福、金淑子无权取得。经过多次协商无果，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金淑子、权顺福辩称：1996年1月17日，权顺福丈夫金寿元作为家庭承包方的代表与发包方新华村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1.3115公顷，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7日起至2026年12月30日止。金寿元于2001年10月7日死亡。2002年，权顺福将金寿元名下的农房（理农房执哈华字第9006号，面积102平方米）出售给李光日，收取房款3万元，并代缴农业税的条件把承包地交于李光日耕种，为了代缴农业税的方便《耕地承包合同》也交给李光日。2003年1月27日，李光日将户口从林业果树队村迁入珲春市哈达门乡新华村五组。2003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开始施行。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收回原来的《耕地承包合同》，发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权顺福、金淑子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珲春市哈达门乡经营管理中心于2003年12月15日给李光日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记载的承包地地块及面积与答辩人的第二轮耕地承包合同一致。2004年1月1日，李光日与新华村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0日止，记录栏记载：“2004年3月1日补办”。2004年，国家全面推广粮食直补制度，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权顺福、金淑子到哈达门乡经营管理中心查询，得知承包地的承包方代表变成李光日，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为平均合同，直补款由李光日领取。2015年开始，国家全面开展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6年10月份，权顺福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6月4日，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24民终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2004年1月1日李光日与新华村村委会就诉争土地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无效，并按照连房贷地的交易习惯，认定为权顺福与李光日之间存在土地流转关系，流转方式为转包，土地转包期限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为止。李光日从2004年发放直补款开始至2018年为止领取了全部直补款，但其自2010年开始自己不耕种土地，私自通过村小组把土地租赁给种粮大户收取了租赁费。权顺福在将近14年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土地流转费用及直补款，这已经显失公平,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为了维护合法权益，金淑子代表家庭承包户于2018年6月22日带着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到××村长处领取了土地租赁款15530元。李光日出国后，自己不耕种土地，没有得到原承包人的同意把土地转租赁给他人并收取租赁费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李光日无权转租土地并收取租赁费。李光日作为转包土地的受让方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其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承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李光日已丧失了受让方主体资格，转包关系变成有名无实。李光日要求金淑子返还其作为家庭承包户的代表领取的租赁费15530元及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且权顺福未领取租赁费，不应承担责任。   金淑子、权顺福提起反诉，要求解除权顺福与李光日的土地转包关系；要求李光日返还转租土地收取的自2013年至2017年上半年土地租金29115元（旱田每公顷年租金3500元*旱田7.40亩、水田每公顷年租金5000元*14.23亩）；要求李光日返还2013年至2018年转租期间领取的粮食直补款18577.42元；反诉费由李光日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李光日出国，自己不耕种土地，租赁给他人，领取了租赁费和粮食直补款。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的规定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受让方应有农业经营能力的原则，李光日从2010年开始丧失了受让方主体的资格，因此李光日没有权利也没有事实依据，领取租赁费和直补款。   李光日针对反诉请求辩称：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04民终23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权顺福与李光日之间的流转关系为转包关系，流转期限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为止，所以在第二轮流转承包期间内李光日享有该承包地的使用权和转租权利，租金应由李光日收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不是法律法规，法院不应予以适用。金淑子、权顺福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李光日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民终23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权顺福和李光日之间存在土地流转关系，流转方式为转包，土地转包期限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为止。证明涉案土地李光日拥有经营权和收益权；2.新华村五组组长出具的涉案土地租金明细，证明2018年6月22日金淑子在××乡领取2017、2018年两年中的部分租金15530元的事实。   权顺福、金淑子对州中级法院判决认定李光日和权顺福之间属于转包方式的流转关系没有意见，亦认可金淑子代表承包户领取租金15530元的事实。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该土地进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人同意，没经过原承包人同意的再流转关系无效，而且根据《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4款的规定，需是李光日本人亲自经营、耕种。   权顺福、金淑子为证实其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珲春市人民法院（2016）吉2404民初210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该裁定书于某陈诉中记载，2013年开始于某租赁新华村土地，其中包括涉案土地，证明2013年开始李光日把涉案土地租赁给于某并收取租金的事实；2.新华村村长蔡奎元证明一份，证明新华村从2013年至2017年期间对外承包地租赁价格为水田一公顷每年租赁价格为5000元、旱田为3500元。2013年之前价格与此相同；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经营权证书记载李光日承包的土地面积为水田14.23亩，旱田7.4亩，李光日转租的土地面积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致。   李光日对自2013年起将承包土地转租给于某的事实无异议。租赁费的价格是村民小组长和于某进行协商，每年的租赁费价格是不确定的，村长不清楚此事。该证据无法证明李光日收取的租赁费具体数额，且蔡奎元作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没有意见，承包地加上周边开荒地的面积总和为经营权证记载的面积，但李光日转包地的面积与记载的面积不一致，实际承包地旱田面积为1.2亩、水田0.95公顷。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1日，权顺福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权顺福与李光日之间承包地不定期租赁合同并返还土地。本院以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吉2404民初21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权顺福的起诉，权顺福不服提起上诉。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吉24民终第501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1月17日,权顺福丈夫金寿元作为家庭承包方的代表与发包方新华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1.3115公顷（部落南地:水田0.85公顷；北大地:旱田0.4615公顷）,承包方人口5人,承包方劳动力5人,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7日起至2026年12月30日止。金寿元于2001年10月7日死亡。2002年,权顺福将金寿元名下的农房（珲农房执哈华字第9006号,面积102平方米）出售给李光日，并将《耕地承包合同》交于李光日，诉争耕地交于李光日耕种。2003年1月27日,李光日将户口从林业果树队村迁入吉林省珲春市××乡。2003年12月15日,珲春市哈达门乡经营管理站向李光日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记载的承包地地块及面积与第二轮耕地承包合同一致。2004年1月1日,李光日与新华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李光日从新华村委会承包1.54公顷土地（部落南:水田0.8公顷；部落西旱田0.74公顷）,承包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0日止，记录栏记载：“2004年3月1日补办”。2006年珲春市哈达门乡经营管理中心的承包经营权登记簿记载:发包方是新华村,承包方代表为李光日,地址是新华村五组,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承包方式为平均合同,承包土地用途是耕地,承包方共有系妻子黄玉华,长子李吉万,地块名称为部落南、河西,部落南是0.8公顷,河西是0.4和0.34公顷。珲春市哈达门乡农村经济服务中心对诉争土地仅存有李光日台账，并没有其他材料。于某现实际耕种诉争土地。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吉2404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权顺福的诉讼请求。权顺福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1996年1月17日权顺福丈夫金寿元作为家庭承包方的代表与发包方新华村村委会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权顺福家庭取得了对诉争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4年1月1日，新华村村委会与李光日就诉争土地签订《耕地承包合同》，该合同非新华村村委会收回诉争土地后发包给李光日的土地承包合同，诉争土地的家庭承包户仍是权顺福家庭，现权顺福家庭不予认可该合同效力，李光日也未能提供经权顺福家庭同意而签订《耕地承包合同》的相关证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该合同无效。权顺福主张2002年将自己的农房以3万元的价格出卖给李光日，并让李光日临时耕种诉争土地。但结合权顺福将房屋产权证照和《耕地承包合同》一并交付给李光日，李光日家庭购买权顺福的房屋后搬进新华村并落户至新华村，耕种诉争土地至今的情况，权顺福与李光日之间存在连房带地的交易关系。根据农村连房带地的交易习惯，权顺福与李光日之间存在土地流转关系，流转方式为转包，土地转包期限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为止，现权顺福请求返还诉争土地，本院不予支持。李光日主张诉争土地的流转性质为转让，但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李光日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吉24民终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4民初号971民事判决；二、2004年1月1日李光日与新华村村委会就诉争土地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无效；三、驳回权顺福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另查明，2013年起，李光日经新华村五组将流转耕地转租给于某耕种，租金由新华村五组代为收取，粮食直接补贴由李光日领取。2018年6月22日，金淑子代表家庭承包户在新华村五组领取2017、2018年部分租金1553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金淑子代表家庭承包户领取的租金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权顺福、金淑子的反诉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权顺福与李光日之间的土地流转关系是否应当一并审理？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24民终23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权顺福与李光日之间系土地转包关系，故在转包关系存续期间，土地承包经营的受益人应为李光日，权顺福与案外人于某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金淑子及权顺福无权领取、处分于某交到新华村五组的土地租金，其领取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本诉审理的系不当得利纠纷，权顺福、金淑子的反诉请求为请求解除与李光日的土地流转关系，土地流转关系不仅仅涉及本诉原、被告，还涉及到新华村村委会及现在的土地耕种人于某，故其反诉请求与本案虽有一定关系，但法律关系不同，当事人范围不同，其反诉请求应另案提起告诉。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反诉原告）权顺福、金淑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返还给原告（反诉被告）李光日1553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本金15530元计，自2018年6月22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18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权顺福、金淑子负担；反诉费550元退还给被告（反诉原告）权顺福、金淑子。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在旭   人民陪审员 郎艳芳   人民陪审员 郭 超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周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