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刑终1280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义成，男，196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广东潮州人，文化程度大专，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7年8月25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栾德林，系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林义成犯单位行贿罪一案，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8)粤0105刑初82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林义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旭基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林义成及其辩护人栾德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被告人林义成通过同案人尚某1（另案处理）介绍潮州市岭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海公司）总经理陆某（另案处理）与时任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地产公司）副总经理的梁某（另案处理）认识，商谈越秀地产公司收购岭海公司经营的沈阳市沈北新区地块项目。2011年初，越秀地产公司以10.38亿人民币的数额收购岭海公司上述项目，并签订合同。岭海公司收到越秀地产公司支付的收购款项后，同案人陆某与被告人林义成联系，请被告人林义成告知同案人尚某1，要给予“好处费”。被告人林义成遂将同案人陆某的意思转达给同案人尚某1，由同案人尚某1提供了其儿子名下的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并由被告人林义成转告给同案人陆某。2011年1月31日，同案人陆某在香港将折合人民币2000万的港币共计23650998.5元转入同案人尚某1掌控的上述账户中；该款后由被告人林义成、同案人梁某、尚某1共同占有。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出示、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破案报告、到案经过，深圳市公安局提供的广东公安人口查询资料、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企业档案资料复印件，同案人梁某的立案决定书，尚某1身份材料，上述二人的任职资料、公司登记资料、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说明，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书证（包括业务呈批表、股权收购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等）、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书证（包括付款通知书、收款收据银行单证、财务单证等），汇丰银行账户资料，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工商资料（包括中房集团深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房豪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及后续变更材料），中房集团深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书证（包括建设银行明细查询结果及情况说明），广东粤通律师事务所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清单及其调取的，中房集团深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书证（包括合作合同、现金支出证明单、银行单证、借据、发票、缴交社保凭证及公司账簿等），本院（2018）粤01刑初245、280号刑事判决书，证人陆某、梁某、尚某1、汪某的证言及被告人林义成的供述等。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林义成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林义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为次要，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林义成归案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林义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林义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追缴被告人林义成与同案人尚某1、梁某共同受贿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万元，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林义成提起上诉：1.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其没有收受贿款，亦没有占有贿款，原审认定贿款由其、梁某、尚某1共同占有无证据支持。2.原审定性错误。原审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依据不足，其行为应构成单位行贿罪的帮助犯。综上，原审公诉机关对于罪名的定性及量刑建议合法合理，应予以采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林义成主观目的是为帮助陆某实现“送钱”而非帮助尚某1及梁某“收钱”，原审法院将林义成帮助行贿的行为错误认定为帮助受贿。2.贿款一直由尚某1占有及使用，原审认定林义成构成共同占有贿款的依据不足。综上，原审法院定性错误，林义成是单位行贿罪从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出庭检察员的意见：对涉案2000万元的性质及本案定性问题，同意原审判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林义成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林义成行为的定性问题，评判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经查，林义成供述称其知道陆某想出手卖掉涉案地块，便电话联系尚某1，想将地块推荐给梁某，其希望陆某生意做成功了给其中介费用。事成后，其要尚某1提供收款账户。尚某1收到陆某支付的2000万元人民币等值港币后告知其这是给其、尚某1及梁某的好处费。上述金额除用于更新改造地块投项目投资外，剩余1000万元在尚某1处，但其认为这钱不是通过自己劳动赚来的，而是靠尚某1、梁某帮忙赚到的，如果尚某1不主动拿出来分配，其就当少赚了一点。证人陆某的证言证实林义成知道陆某想出售涉案地块后，主动称其可以帮忙引入越秀地产来买，并要求陆某给付其佣金。事成后陆某将好处费转入了林义成提供的银行账户。证人梁某的证言证实陆某将给予三人的好处费转给了尚某1，由尚某1进行分配。证人尚某1的证言证实其收到陆某好处费后并未在三人间进行具体分配，仅与梁某、林义成一起计划将这笔款项投资到深圳龙岗地块，最终投资其中的1000万元。上述证据相互印证，由此可见，在陆某仅提及想出售地块时，林义成便主动包揽找买家的疏通工作，并主动要求陆某给付相应费用以求回报，林义成明显具有在此请托事项中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即林义成至始并非单纯帮陆裕斌实现“送钱”。纵观整个请托过程，林义成积极谋划，约定与尚某1、梁某共同分配陆某给予的好处费，三人构成利益共同体，林义成的行为已然超出帮助行贿的界限，其目的是利用其与尚某1、梁某的关系及梁某的职务便利为其三人实现“收钱”。故辩护人提出的林义成主观目的是为帮助陆某实现“送钱”而非帮助尚某1及梁某“收钱”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另一方面，接收好处费的账户是由林义成提供给陆某的，虽然名义上由尚某1控制，但尚某1、梁某的陈述均认为好处费是陆某送给其二人与林义成的，而从林义成在尚某1一直未主动分配账户内1000万元的情况下，认为自己可以“少赚点”从而放弃该部分利益来看，其在主观上亦认为自己占有该款项。至此，三人共同占有好处费，故辩护人提出贿款一直由尚某1占有及使用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林义成与尚某1、梁某通谋，由梁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陆某谋取利益，收受陆某财物后三方共同占有，林义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原审将林义成的行为定性为受贿罪的从犯理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上诉人林义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及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庞美娟审判员  边 龙审判员  蔡丽君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叶绿清罗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