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81民初4045号原告：袁震，男，196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河南正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自平，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被告：刘自连，男，194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被告：刘自朋，男，195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被告：刘自敏，男，196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自平，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建平，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震与被告刘自平、被告刘自连、被告刘自朋、被告刘自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被告刘自平、刘自朋、刘自连、刘自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自平、葛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2013年10月19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2、责令被告清除2013年10月19日协议第三条中坟地南部东西房之间的砌墙。事实及理由：原告与刘自平系永城市马牧镇郑东村村民，2012年3至5月份，原告分别与郑东村村民胡长江、霍子亮、靳文秀等以及东霍村八组村民霍清松、霍松、霍亚洲等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由袁震向各村民租赁相关土地，土地使用权为永久使用。涉案地块位于永××××与东霍村交界、325省道北侧郑店至酂城路口北200米。袁震将租赁的土地南侧用于开发建造房屋。刘自平、刘自连、刘自朋、刘自敏家的祖坟位于袁震开发的房屋北侧地块中，认为袁震的建房行为对其祖坟造成影响，与袁震发生多次纠纷。2016年9月29日，原告以被告逼迫签订协议，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永城市人民法院（2016）豫1481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系无偿转租协议，给予驳回，由于该协议是租赁协议，是不定期租赁合同，原告于2018年6月份通过邮寄、张贴等方式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视为双方协议已经解除，由于本协议第三条中约定被告坟地南部东西房之间砌墙堵死房屋，该砌墙让原告无法管理土地，并对原告生活造成不便，应当予以拆除。四被告辩称，一、本案发生发展的背景和有关诉讼的情况说明：1、原告在涉案土地上开发房屋，涉及和影响被告祖坟及其附属土地的持续管理和利用，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和纠纷。原告开发房屋没有任何行政机关的批准手续（包括土地转用和征收、土地使用权登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筑工程规划和施工许可等），原告亦不具备任何开发资质和建筑资质，原告基于开发所实现的所有收益均为“非法”。原告为谋取开发收益而与被告签订了本案协议书。目前，其开发的房屋已经销售完毕。在此情况下，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讼。2、原告无论是请求确认协议无效，还是解除或者撤销协议，其诉讼动机都是一致的，都是意图实现更大的利益追求，都涉及违背合同法的最高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有鉴于此，原一审、二审、再审直至申请检察机关抗诉，都给予了原告否定性的评价，其请求四次被驳回。二、原告主张本案协议书系不定期租赁合同，原告的这一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坟地”所涉及的权利比较复杂，我国所有涉及不动产物权的法律，均不涉及“坟地”这一概念，物权法的用益物权篇和地役权篇均只字未提。本案坟地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坟地权属和性质进行确权和界定，而坟地的法律地位和自然属性自然也就一代人一代人的沿袭和承继下去，由其后人对祖坟管理和利用。在行政管理方面，国务院曾于1985年制定《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1997年制定《殡葬管理条例》，均对现有坟墓提出“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但此前的22年，没有任何单位发出迁移或者深埋的通知，所谓的“限期”，也不能构成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在辨明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坟地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并不被现行法所溯及，否则，原告要求确认无效的诉求也就不会被四次驳回。2、本案协议书并不存在无偿和不定期。（1）它符合民商事活动的趋利性特征——甲方虽然牺牲了祖坟管理的便利性，但也保全了自家祖坟，并通过与原告签订协议改从另一个方向上继续进入坟地，管理坟墓和祭奠先祖；而原告在消除了与被告的纠纷后，顺利进行开发建设，基本实现了各取所需，这就是本案协议的约因和对价。只不过原告的接受程度要高于被告，因为原告对于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预期必然大于被告保住祖坟的利益预期。（2）该协议不属于“不定期”而是具有可预期和可界定的较长期限，它随着国家土地承包政策的调整而同步调整，每30年为一个临界期，国家宣布延长承包，则土地利用随之延长，反之，则可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而中断。可见，本案协议属于在一个承包期内具有较长的固定期限的合同。原告把较长期限理解为“随意期限”或者“不定期”，完全背离了合同法的规制方向。（3）该协议并不能界定为“转租”，双方在协议中并没有租赁的意思表示和需求，尽管原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属于转租，但这一表述仅仅出现于“本院认为部分”，并未在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加以确认。所以，对于这样一份无名合同，可以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履行结果界定为“土地流转”，但不能界定为“土地转租”，双方并没有转租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说，即便该协议属于土地转租，且未约定期限，但必须是依照合同法第61条仍不能确定期限的，才可以“视为不定期租赁”，而本案协议书和条款所涉及的全部期限，均可以依据合同内容加以确定。所以合同当事人无权动用任意解除权。而在终审判决中，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该案合同属于“流转合同”，并继而适用了关于土地流转的司法解释，改变了一审对于合同性质的认识，重新界定了合同性质属于土地流转，起诉状称终审判决认定系“无偿转租”，与判决书内容严重不符。3、原告设计了一项复杂而矛盾的诉因。原告于诉状中称，根据其2018年6月发出的通知，本案协议已经解除，那么，在协议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再次请求解除合同，就必然存在诉讼主张的重复和矛盾，很显然，原告诉因的构建已经表明，截止本案开庭，原告自己都认为本案协议尚未解除，否则，其何以还要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它呢？截止目前，被告没有足够的信息和认知——也没有相关证据来判明原告的通知是否足以到达被告，在原告出示证据之前，对于是否存在一项原告“发出通知”的事实，被告暂不予答辩。4、纵观原告解除合同的全部理由，无非就是“砌墙导致其无法管理土地”，这令被告十分迷惑和费解，砌墙是原告的合同义务，是原告在合同中作出承诺——由原告砌墙来隔离原告开发的房屋和被告的坟地，唯一有机会在砌墙的问题上违约的也就只有原告了，被告想违约都没有可能。反过来说，如果是砌墙导致原告无法管理土地，那也是合同约定是否合理的问题，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倒是原告一直在有计划的通过各种方式意图终止合同。很显然，原告没有任何解除合同的理由，没有“法定解除”的理由，更没有“意定解除”的理由。综上所述，原告的请求应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原告提交的2013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的证据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协议的证据效力已经在本院（2016）豫1481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认定，确认为本案有效证据；关于原告提交的（2016）豫14民终1444号民事判决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确认为本案有效证据；关于原告提交的三份中国邮政快递单、照片12张、视频资料及手机截屏的证据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并未在协议中约定解除权,因此，原告在双方对合同解除权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要求解除合同需要考虑其是否享有法定的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法定解除的情形有五种:一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是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是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无论是否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只要其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无须经过催告即可解除合同;五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告以书面方式向被告通知解除合同的行为不能当然享有法定解除权；因此，上述证据均不能确认为本案有效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原告袁震与被告均系永城市马牧镇郑东村村民。2012年3至5月份，原告袁震分别与郑东村村民胡长江、霍子亮、靳文秀等以及东霍村八组村民霍清松、霍兵、霍亚洲等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由原告向各村民租赁相关土地，土地使用期为永久使用。涉案地块位于永××××与东霍村交界，325省道北侧郑店至酂城路口北200米。原告袁震将所租赁土地南侧用于开发建造房屋。因四被告家的祖坟位于原告开发建造的房屋北侧地块中，认为原告的建房行为对其祖坟造成影响，与原告发生多次纠纷。2013年10月19日，原、被告经协商达成一致并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刘子平（刘自平）、刘自连、刘自朋、刘自敏；乙方：袁震。一、刘家坟地归刘家所有，任何人或单位不准干涉，原来乙方栽的树必须清理掉，未经刘家许可不准任何人栽树或堆放杂物。二、坟地以北地块东西分成两半，东部归甲方所有（南边房屋以北到北马路）。三、坟地南部东西房之间砌墙堵死房屋，墙以北包括坟地归甲方所有。四、乙方自行拆除东部楼房南头（门面房）两间、北头（门面房）两间共四间门面房，北头两间拆除后归甲方所有，南头两间、北头两间拆除以后乙方不得再盖，南北四间拆除后所剩房屋方可动工，十天之内拆除。五、协议达成之后生效。六、如果有第三方反映土地使用权由乙方承担。本院认为，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与被告并未在协议中约定解除权,因此，被告在双方对合同解除权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要求解除合同需要考虑其是否享有法定的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以书面方式向原告通知解除合同的行为不能当然享有法定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与四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被告双方均有约束力。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豫1481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明事实中已经查明“原、被告在签订协议后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内容”，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清除坟地南部东西房之间的砌墙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袁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洪林杰审判员  赵先俊审判员  左红梅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鲁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