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91民初3652号 原告：李某1，女，汉族，1960年6月11日生，住长春市二道区。 委托代理人：李健伟，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2，男，汉族，1991年5月21日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孙立伟，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焦帅迪，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3，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11月20日受理后，分别于2019年5月17日、2019年8月5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的委托代理人李建伟、被告李某2的委托代理人孙立伟、焦帅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1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2009年7月2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2、判令二被告将李某2名下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4.03%股权恢复至李某1名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李某2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甲方)、被告（乙方）于2009年7月21日签订《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甲方将占《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4.03%的股份（即267万元）全部转让给乙方;根据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情况按原值转让;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甲方在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分别由乙方承担;自2009年7月21日生效，被告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在协议上盖章。协议签订后二被告对原告在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变更至被告名下。但是被告一直没有给付原告股权转让价款。因《转让协议》没有约定给付期限，原告于2018年11月12日经吉林信维公证处向被告送达了催告通知，通知被告于三日内给付股权转让价款267万元。被告在收到催告通知后没有给付转让价款。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已经对股权进行了变更，应当及时向原告给付股权转让价款，被告长达九年一直没有给付。在原告催告后仍不履行，属于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李某2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在答辩人年满18周岁前，答辩人在某公司的股权由被答辩人代持。2009年7月，答辩人年满18周岁时，被答辩人将代持的股权恢复至答辩人名下。被答辩人诉称的“转让协议”仅是双方作为变更登记使用，并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某公司是答辩人的母亲魏某1、父亲李某3于1998年出资设立，为了体现公司规模，方便公司对外开展业务，在公司设立时除答辩人父母作为股东外，将李某3的兄妹即李某4、李某1，魏某1的母亲和妹妹（郭某和魏某2）也登记为公司股东；除魏某1、李某3外，其他人所持股权均替李某2代持。2009年李某2年满18周岁时，魏某1、李某3及家人一致同意，将李某4、李某1、郭某所代持的股权归还给李某2（由于魏某2是魏某1的妹妹，魏某2丈夫李某5是李某3的弟弟，基于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对魏某2所持股权未做变更）。为将股权恢复至答辩人名下，各方于2009年7月21日签署了转让协议书，并在当日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关于上述股权变更过程及各方的亲属关系，答辩人根据某公司的工商档案，整理成图表附后。根据图表可见，被答辩人李某4所持有的股权是2000年12月15日，由魏某1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变更至李某4名下。2009年7月21日，李某4同样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变更至李某2名下，同日，李某1、郭某也将股权均变更至答辩人，至此，某公司的股东为李某2、李某3、魏某1、魏某2。自2009年7月变更后，答辩人李某2实际享有并行使了股东权利，被答辩人及某公司从未提出任何异议。 二、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源是，答辩人的父母于2017年离婚后，法院判决答辩人父母所持有的某公司的股权平均分割，本次分割导致，答辩人的父亲李某3持股比例由原来的58.75%变为39.15%，李某3不再是控股股东。李某3未达到控股的目的，想争夺李某2的股权，并授意被答辩人提起本案的诉讼。魏某1于2013年起诉与李某3离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判决离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1日对财产分割做出判决。在魏某1起诉离婚后，李某3意识到其所持有的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后，其本人持有的比例明显降低，李某3为达到实际控股的目的，先后以否认与李某2的父子关系、通知李某2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要求工商局撤销2006年某公司章程等多种形式，企图夺取李某2所持有的股权。在上述行为均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李某3授意李某4、李某1于2017年5月23日起诉李某2，当时诉请是：李某2假冒李某4、李某1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会决议，于2009年7月21日将其二人股权变更至李某2名下，要求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无效。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2009年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均系李某4、李某1本人所签后，李某4、李某1二人撤诉。后又变更事实和理由，提起本诉。被答辩人两次起诉的矛盾之处，以及本案股权变更十年，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再次证明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 三、即使按被答辩人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被答辩人要求解除既超过了解除权行使期限，也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定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条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正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权利义务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确立了解除权行使受合理期限限制的原则。虽然本条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或者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情况下，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但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虽然此解释调整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买卖合同是有偿交易的典型，其规则对一般有偿交易关系具有普遍指导性，对本案可类推适用。最高院股权转让案件的相关判例，也参照本解释的规定，确认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为一年。本案转让协议是2009年7月21日签订，同日在工商局进了股权变更登记。故被答辩人的解除权应在一年内行使，被答辩人的诉请已超过解除权行使期限，应予以驳回。同时，自2009年7月22日起，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至2011年7月21日届满。被答辩人现在主张权利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另外，某公司已被法院裁定进入清算程序，工商局对清算企业不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以，原告的诉请在客观上也无法实现。综上，答辩人所述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能够还原本案的事实真相，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21日，李某1（甲方）与李某2（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占《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4.03%的股份（即267万元）全部转让给乙方。第二条：根据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情况按原值转让。第三条：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甲方在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分别由乙方承担。李某1、李某2及某公司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盖章。 2009年9月21日，某公司作为申请人向工商部门提交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将股东李某3、魏某1、魏某2、郭某、李某4、李某1变更为股东李某3、魏某1、魏某2、李某2，工商部门于2009年8月17日予以核准，完成股东变更，李某2持股比例为16.38%。 另查明：某公司于1998年3月30日成立，经营范围为服装、皮革制品、鞋帽、针纺织品研究、生产、加工、销售、装璜材料、木制品经销、工艺美术装璜，营业期限为1998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现已进入清算程序。该公司由股东李某3、魏某1共同创建，（原系夫妻关系，现已离婚），本案被告李某2系上述二人之子。 又查明：证人郭某、魏某1当庭称李某1、李某4、郭某均与李某2之间系代持股权的关系，签订的《转让协议》仅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用。原因为李某2年龄尚小，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由其三亲属代持，待李某2年满18周岁时再将股权归还给李某2。 再查明：某公司股东李某4与李某2签订《转让协议》，并于2009年8月17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证人郭某于2009年8月17日亦将其代持的股权归还李某2，并办理了变更登记。 李某1、李某4于2017年6月向我院提起诉讼，称李某2假冒李某1、李某4签名，伪造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会决议，将其二人股权变更至李某2名下，要求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无效。案件经我院委托笔迹鉴定，确认2009年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均系李某1、李某4本人所签后，李某1、李某4申请撤回起诉。 以上事实，有《转让协议》、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郭某、魏某1证人证言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为凭，并经当事人充分质证，足资认定属实。 本院认为：关于当事人涉案法律关系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2009年7月21日，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签订《转让协议》一份，并办理工商登记。《转让协议》载明李某1将占《吉林省某集团有限公司》4.03%的股份（即267万元）全部转让给李某2，故李某1主张李某2涉案股权转让的对价267万元未支付，其要求解除《转让协议》，恢复公司变更登记。但被告李某2称，该转让协议仅系为办理工商登记使用，实际原、被告双方系代持股权的关系，原因为李某2年龄尚小，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由其三亲属（原告李某1、案外人李某4、证人郭某）代持，待李某2年满18周岁时再将股权归还给李某2。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虽签订了《转让协议》，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证人证言可知，原、被告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虽未签订代持协议，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代持股权的法律关系，有郭某、魏某1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并与查明的在2009年7月21日股权变更时被告李某2刚满18周岁的事实亦相吻合，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均系履行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约定，故对于被告李某2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如前文所述，原、被告双方形成的是事实上的代持股权法律关系，原告李某1主张的股权转让的事实缺乏原、被告合意的证据予以佐证，亦无其他相关证据加以证实，故原告李某1要求解除《转让协议》、恢复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080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 烨 人民陪审员 韩 旭 人民陪审员 张 说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陶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