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992号之一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青山，男，1969年11月14日生，汉族，集安市人，农民，住吉林省集安市大路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新，男，1975年6月28日生，汉族，天津市人，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集安市大路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淑萍，系王立新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喜成，男，1968年5月30日生，汉族，天津市人，个体工商户，住天津市塘沽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建忠，男，1973年12月17日生，汉族，唐山市人，个体工商户，住河北省唐山市滦县。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隋云飞，吉林祥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青山因与被上诉人夏建忠、王立新、贾喜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582民初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青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三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向人参地投过资。王立新一审提供的给其汇过钱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汇款用途，且他承认雇佣其管理另两块约110亩地的五味子地，其管理五味子地时由三被上诉人将资金汇给其，再由其对外支付各种管理费用、购买生产资料等。三被上诉人汇给其的钱已全部用于投资五味子地。二、其所举土地承包合同、山场转让合同及王立新的自述能够证明人参地归其所有，与三被上诉人无关。其所举两份雇佣合同，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以7万元雇佣其管理五味子地，不含人参地，足以说明其是在为自己经营人参地。三、原审法院依据调取的多份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1.原审法院是在被上诉人的带领下找到的证人，核实证言时其并不知道。证人很可能是在受到了被上诉人的指示才出具的证言，其没有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对其不公平。2.证人证言不是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若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人证言，应承担不利后果。3.原审庭审中证人未出庭，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其无法询问和质证，无法理解证人陈述的真正含义并辨别证言的真伪。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4.根据证据规则，其所举书证的证明效力要大于被上诉人所举的证人证言。综上，被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明自己投资并委托其管理人参地，本案争议的人参地归其所有。夏建忠、王立新、贾喜成辩称，一、有证据证明诉争人参地归三上诉人所有。1.吕青山儿子的对话录音，认可人参地是吕淑萍（王立新之妻）的；2.发展五味子前，王立新夫妻向吕青山汇款14.1万元（不包括现金支付）。3.吕青山一审陈述5月1日解雇的是五味子地的管理，而非人参地的管理，他5月1日-5日撤出了人参地，归还了人参地的设备等，5月6日又回到人参地，可证明5月1日解雇的包括人参地，否则其无需撤出人参地。4.吕青山陈述人参地投资款源于银行存款和种地收入，但银行流水能证明他没有资金投资人参。5、人参地第二次租金由王立新交付。6.有新证据，即吕青山书写的记账单2张，能证明人参地是被上诉人投资的。二、证人证言合法有效。按照法律规定，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调取的证据，可以申请法院调取。一审庭审笔录记载，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证言，法院依法调取证据程序合法，证人证言能证明人参地是被上诉人的。夏建忠、王立新、贾喜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位于集安市大路镇新兴村西洋参480帘（15.1亩）归夏建忠、王立新、贾喜成所有；2.要求吕青山停止侵害，立即撤出人参地；3.诉讼费由吕青山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青山系王立新妻子吕淑萍的侄子。2017年春天，王立新决定在集安市投资发展人参，委托吕青山租赁土地。2017年4月11日，吕青山通过大路镇新兴村一组组长金成哲与唐景珍等四户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集安市大路镇新兴村海南坡道上土地15.1亩，期限从2017年4月11日至2021年4月11日，每亩每年承包费700元，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给付两年承包费（已交纳两年承包费21140元），余下两年承包费在2019年一次性付清。同年5月初，吕青山陪同王立新一家到集安市清河镇从潘云峰处购买西洋参籽（220斤，花销50500元），后王立新雇佣吕青山负责种植西洋参（470帘）并进行管理。因王立新家住天津市，其将各种款项支付给吕青山（其中2017年9月19日汇款10000元、2017年10月20日汇款31000元、2017年12月19日汇款40000元），由其进行日常管理。2018年3月6日，贾喜成、夏建忠入股与王立新合伙种植西洋参，并约定雇佣吕青山管理费用为每年7万元（含五味子地）。同年冬天，王立新曾在吕青山家给参地工人开工资。2019年春，王立新搬至集安市大路镇正义村四组暂住。2019年4月13日，吕青山陪同王立新向土地发包方支付2019年至2021年两年承包费21140元。2019年5月1日，双方发生矛盾，王立新解雇吕青山（将参地用具从吕青山家取回）。后吕青山非法占有西洋参园，经当地派出所调解未果，故夏建忠、王立新、贾喜成诉至人民法院。另查明：2017年12月4日，吕青山与谭成海、李忠杰签订山场转让承包协议，转包正义村四组老薛大窝子山场80亩。2018年1月6日，吕青山将该山场再次转包给王立新、夏建忠；双方签订雇佣协议，王立新、夏建忠雇佣吕青山管理山场，每年给付管理费4万元。2018年3月3日，吕青山与集安市信源米业专业合作社签订山场转让承包协议，转包正义村四组老毛大窝子山场38亩；吕青山将该山场又转包给贾喜成，双方签订雇佣协议，贾喜成雇佣吕青山管理该山场，每年给付管理费3万元。王立新、夏建忠、贾喜成在上述山场种植五味子。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吕青山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现在经营管理诉争西洋参园，而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欲主张该西洋参园系其所有，故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经双方当事人陈述、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举证及该院对有关证人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已明确以下事实：2017年春吕青山陪同王立新一家到清河镇购买西洋参籽；2017年王立新三次给吕青山汇款总计81000元；2018年冬，王立新在吕青山家给参地工人开资；2019年春王立新搬至集安市暂住后，经常到诉争西洋参园察看及接送工人；2019年4月份，吕青山陪同王立新到唐某某家交纳两年承包费21140元；2019年4月27日，吕青山给王立新手机发送微信照片（工人劳动场景），汇报工作情况。而吕青山与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交纳前两年承包费与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主张受其委托雇佣，管理参园并不矛盾；且吕青山对王立新参与参园事务及2017年数次给其大额汇款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王立新与贾喜成、夏建忠（后入股）系该西洋参园的所有权人。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一、位于集安市大路镇新兴村海南坡道上西洋参园（面积15.1亩、470帘西洋参）归原告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所有；二、被告吕青山从诉争西洋参园撤出，将该西洋参园交还给原告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于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被告吕青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吕青山对王立新二审新提供的3份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及记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前述证据能证明王立新于2017年4月5日、5月8日、7月21日共汇给吕青山6万元，吕青山持记账单向王立新索要垫付人参地的费用，前述证据具有证明力，故予以采信。吕青山关于“收到的钱均用于发展五味子地，记账单上的字并非其意思”的辩解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吕青山二审出示的费用明细清单及证人唐某某当庭证言，不能证明诉争人参园由其自有资金投入，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吕青山虽然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现在经营管理诉争人参地，但根据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一审所举汇款收据、银行交易明细、微信截图、收条、集安市大路镇保丰收植物医院售货清单、合伙协议书、证人证言、手机录音、证人证言等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及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核实情况，能够认定系王立新支付诉争人参地的租赁费，系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合伙对诉争人参地进行投入并雇佣吕青山管理；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二审所举吕青山书写的记账单，进一步证明案涉人参归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所有。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已解雇吕青山，吕青山应从人参地撤出，并将人参地交付给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另外，王立新、贾喜成、夏建忠一审已提供了证人书面证言，称因其系外地人，无法申请本地证人出庭，申请法院予以调查核实，一审法院遂对证人证言进行核实，符合法律规定。对吕青山认为一审法院调查证人证言程序违法及采信证人证言错误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青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吕青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希连审判员  王 红审判员  王文立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袁楹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