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29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赤峰市。委托代理人宋某，住赤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曹某。委托代理人张某，内蒙古庆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振因与被上诉人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人民法院（2018）内0423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返还少支付给上诉人的2016年征地补偿款人民币肆万陆仟零陆拾壹元壹角（￥46061.1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承包的林地是12口人的36亩地，不是27亩9口人，所征占的30.66亩地在上诉人承包的36亩之内，没超出每口人3亩。一、1996年友爱村分三千亩林地时是按人口分的，每人分3亩，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弟弟刘振全、侄女刘某2共计12口人分到一起，共计分36亩地，都是上诉人自己承包的也是上诉人交的承包款，上诉人3户的人口是上诉人刘某、栾美茹、刘新、张淑媛、刘明月5人，上诉人的弟弟刘振全、刘桂英、刘月娥、刘某34人，侄女刘某2、李乐乐和刘某2的母亲3人，有96年分地时的台帐，这份台帐己被被上诉人把人口改了，把上诉人的5人改成1人，把弟弟刘振全的4人改成3人，把侄女的3人改成5人，仔细看都能看清楚，但是总人口12人×3亩＝36亩没有改，分地地块的长4700m×宽51m=36亩+3m没有改，这是当时分地时在现场量完记到台帐上的，有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1号证据的台帐为证，还有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的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的证明。二、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上诉提交的2号证据是上诉人1996年12月26日往村里交1997年三千亩承包费收据，共计收上诉人交来人民币1312.83元，其中包括1996年收费和东园子收费，两项合计是1190.00元，剩余的是1997年三千亩收费122.83元，如果按被上诉人所谓的收费台帐辩称上诉人只承包了1口人3亩地，上诉人应就交(3亩×4元＝12元）承包费，上诉人也不能交122.83元。事实是上诉人承包了36亩地，每亩4元应交144.00元，单据上是交了122.83元，剩余的21.17元是上诉人1996年种西瓜，村里来客人在上诉人家买了几次西瓜款顶的，西瓜有村主任杨玉林拿的，有李某拿的，李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也证明了这件事，另外如果按被上诉人辩称刘某3户共计承包27亩地（27亩×4元＝108元），上诉人应该交108.00元也不能交122.83元，再加西瓜款是144.00元，有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2号证据交款单据和一审开庭时上诉人的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的证明，李某是当时分地时村党支部书记，是他主持分的地，也是村里的出纳员，是他收的费。三、在发放征地补偿款时被上诉人村委会一口咬定上诉人的12口人中有杜金章的3口人，因为上诉人的实际人口已让被上诉人村委会给改成9口人，加上杜金章的3口人，正好对上上诉人12口人，在改过的帐面上看，如果不了解情况的可以误认为杜金章的3口人在上诉人的12口人以内，因为56号是上诉人三户12口人，57号是邢术文，没有杜金章的号，在分地时是邢术文把他的57号给了杜金章，邢术文就要小山头东洼地7.5亩，其余都不要了，邢术文在一审时也出庭作了证明，台帐上也明确的写着邢术文的7.5亩在小山头东洼，其余不要。另外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村委会时，被上诉人又拿出了友爱村《荒山荒坡及三千亩96年一99年承包情况》作为友爱村土地交费台帐，辩称上诉人只承包1口人的3亩地，只缴了12元承包费，可是上诉人的1997年交费的单据上明白的写着交了122.83元，另加村里买西瓜款是144.00元，虽然单据上没有注明有西瓜款，但是上诉人是明白的记着村里买过几次西瓜，李某出庭作证时也证明了这件事。又辩称刘振全承包了3口人的9亩地，交了9亩地的承包费，刘某2承包了5口人的地，交了15亩地的承包费是不对的，1996年友爱村承包三千亩林地时是按人口承包的，家有几口人就承包几口人的地，人口多的少要几口人的可以，人口少的多要1口人的也不行，刘某2家就是两口人加上他的母亲才三口人，是不可能分到5口人的承包地，所以说被上诉人提供的96年至99年三千亩承包情况不是实际情况，也不能作为收费台帐。事实是刘振全和刘某296年分三千亩时，都没有承包林地，也没有交过承包费，都是上诉人用他们两户的人口承包的，承包费也是上诉人交的。上诉人的97年往村里交费的收据就能说明这一切。所以被上诉人村委会用96年至99年荒山荒坡及三千亩承包情况来证明上诉人和弟弟刘振全，侄女刘某2三户只承包了9口人的27亩地是证明不了的，他这不是实际情况，也不能作收费台帐（请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写号，共2页，1页是封面写着友爱村荒山荒坡及三千亩96年至99年承包情况，另1页是写有上诉人名字和弟弟刘振全和刘某2的名字的那一页）。四、到2003年友爱村的三千亩经村两委班子上报，改成了公益林，并享受公益林补助，是李某和马希元上报到镇里的（有李某和马希元的证明），上诉人在大板镇财政所调取了上诉人2016-2018年的公益林补助金的发放表三张，每年国家给上诉人公益林补助是460.23元，每亩是补助10.25元，460.23元÷10.25=44.9亩，一审时被上诉人村委会辩称没有公章，是个人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确认和认定，2019年4月17日上诉人又去大板镇财政所调取公益林补助金发放表，并提出要盖公章，财政所的领导说：这个章你应该去林工站盖，因为你们村里是先报到林工站，林工站再报到财政局、财政所把款打到你的卡上，上诉人又到林工站把情况说明，林工站的领导说：这个章可以盖，这是2003年友爱村里报上来的亩数，44.9亩，从2003年到现在从没有变化，林工站就盖了章，这亩数比分时的36亩还多了，因为报公益林时量地把上诉人的36亩＋3m宽和杏树趟都量上了，所以就多了（请看我的新证据5号）。2016年旗政府征地时是征占了上诉人承包的36亩地其中的30.66亩，旗政府也是按30.66亩给的补偿款，每亩是按14265.00元，而被上诉人村委会给上诉人发放补偿款时27亩是按14265.00元发放，3.66亩是按每亩84棵树，每棵20元树木管理补偿费给发放的。被上诉人辩称是按两委班子会议纪要，会议决定超出每口人三亩的承包地应予扣回归集体。可是上诉人3户是承包12口人的36亩地，征占了30.66亩地，是在上诉人承包的36亩之内，没有超出每口人3亩地，3.66亩不应该扣回集体所有。另外被上诉人村委会辩称上诉人三户村民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时没有提出异议是不对的，当时发放征地补偿款时上诉人提了人口不对，但被上诉人村委会一口咬定12口人内有杜金章的3口人，原始分地台帐也不给看，就说加上杜金章的3口人就是12口人，要不然你在拿出其他证据来，如果你能拿出其他证据，可以再给你解决，当时一想1996年到2016年已经20多年了，以为什么单据也不好找到了，就先把钱支了，以后在慢慢的找单据，找到证据再去找村委会解决，反正村里也答应要能拿出其他证据来再给解决，支了钱以后大概过了有一个多月，就在一个笔记本里找到了1996年12月26日交1997年三千亩收费单据（我的2号证据），找到了这个单据以后，上诉人就去找郭振生书记，郭书记一看单据说：你这可不是交的1口人的承包费，1口人不可能收你这么多的承包款，这样经郭书记同意才把1996年分地的台帐从村委会会计那复印出来，一看才知道把上诉人的3户的实际人口给改了，和实际人口相差太大，才知道57号是邢术文的名字，杜金章的名字在我们三户的下面，在邢树文的57号的上面，这才去问邢术文是怎么回事，邢术文才说杜金章的地是我把57号给他的，我当时一看57号那地趟子太窄不好种地，就把57号给了杜金章了，我就要小山头东洼原来承包的7.5亩地了，其余的都不要了。这到什么时候我都能证明。然后又去找96年分地时的书记李某（他己不在村里住了），找到李某后把复印的台帐给他一看，李某说这台帐是被人改了，你当时是承包3户的12口人的地，这我能证明，我又给他看了97年三千亩收费的单据，他说这是我收的钱，这样有交费单据，有从村委会复印出来的台帐，还有邢术文和李某能证明，我就多次找村委会给我解决，村委会说解决不了，我又去大板镇政府找刘镇长，到大板镇我们村郭书记也在刘镇长的办公室，我把我97年的交款单据给刘镇长一看，刘镇长就对我们村里的郭书记说：这事应该好好处理，郭书记你回去把他这事给处理一下，郭书记当场说行，我回去给你安排处理，回来以后过了好几天也没有处理，我又去找郭书记，郭书记说这事我也安排不了，不行你就起诉吧，这样我才起诉了。上诉人起诉后，一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都没有认定，认定被上诉方友爱村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决定被征的土地亩数应以1996年到1999年的收费台帐人口和收费票据为准，而被上诉人村委会提供的不是96年到99年的土地收费台帐，是96年到99年友爱村荒山、荒坡及三千亩承包情况，真正的土地收费台帐不是这个荒山荒坡及三千亩承包情况。而上诉人提供的97年三千亩收费票据是真实的，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友爱村委会返还少支付上诉人的2016年征地补偿款人民币肆万陆仟零陆拾壹元壹角。被上诉人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答辩服判。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返还刘某2016年友爱村搬迁新址占地征地补偿款少支付给刘某的补偿款46061元；2、由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6年友爱村分三千亩林地时是按人口分的，每人分3亩，刘某和刘某的弟弟刘振全，侄女刘某2共计12人分到一起的。当时是抓阄分的，刘某抓的是56号，三户的人口是：刘某、栾美茹、刘新、张淑媛、刘明月5人，刘振全、刘桂英、刘月娥、刘某34人，刘某2、李乐乐和刘某2的母亲3人（有当时分地的台帐已被改，还有97年刘某交款的单据为证），还有李某的证言，李某是当时分地时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出纳员。见一号证据。57号阄是邢树文抓的，当时分地时邢树文不要57号这块地，他把他抓的57号阄给了杜金章了。为了种地方便，邢树文就要小山头东洼地7.5亩地，其余的都不要。这样杜金章就和刘某三户挨着了。当时就把杜金章的名字写在了我们三户的下面。邢树文的名单上面，帐上的号没有改，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声称刘某的12人内包括有杜金章的3人是没有依据的（邢树文可以出庭作证）。2016年友爱村新址征地时共计征占了刘某三户的林地30.66亩，发放征地补偿款时村委会不按刘某12口人发放，却把刘某的12口人改成9人发放，把征占刘某的30.66亩中的27亩按14265元发放，3.66亩地按1680元发放，3.66亩每亩少支付给人民币12585元（3.66亩×12585元＝46064元），共计少支付给刘某46061元（有友爱村新址征地发放表为证，请看2号证据）。村委会把刘某的三户人口改的没有一点依据，把刘某刘某的5人改为1人，把刘振全的4人改为3人，把刘某2的3人改为5人，与实际人口相差太大，不相符，事实上刘某1996年至今全家人口是6人，刘振全1996年是4人，现在还有当时分地的3人（刘振全已去世），刘某21996年是全家3人，应分得土地的是2人（刘某2的丈夫李洪军不是友爱村的户口），加上刘某2的母亲是3人（有李某的证言和改过的台帐，请再看1号证据）。综上，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不按原分地时的实有人口为证，以改过不实的帐发放征地补偿款，把刘某已征的3.66亩地每亩按1680元每亩少支付12585元，共计少付给刘某46061元。请求法院判令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返还刘某46061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新址征地时共计征占了刘某及案外人刘某3、刘某2等三户村民位于三千亩地块处的土地30.66亩。2016年6月28日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友爱村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超出每口人3亩以外的扣回集体，全占的不够3亩补够3亩，承包的没有全占的按实际丈量为准。超出账面收费面积归集体所有。2016年7月27日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友爱村委会召开会议讨论被征占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事宜，决定被征占的土地亩数应以96年至99年的收费台账人口和收费票据为准，被征占的土地超出部分，以每亩地84棵树、每棵树20元计1860元给付树木补偿款。上述被征占的30.66亩土地的补偿款共发放385903.8元，其中27亩按每亩14265元发放，另3.66亩按每亩84棵树、每棵树20元给付树木管理补偿费用，即每亩补偿1680元。一审法院认为，巴林右旗大板镇友爱村村民委员会已经按照土地补偿分配方案，如数向刘某发放了土地补偿款，刘某主张涉案的3.66亩土地补偿款和其余27亩土地补偿发放标准应该一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刘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驳回刘某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2元,由刘某刘某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一份从2003年以后国家给的补偿款的明细，欲证明上诉人的地从分到现在始终都是12口人地，上次对方说没有公章不认可，现在盖了公章，如果上诉人是9口人地，国家也不可能给打12口人地的款。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承包的是12口人的土地。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2016年8月15日的协议书一份，欲证明2016年8月15日上诉人与刘桂英、刘某2签订了协议，能证实上诉人等三户共9口人承包了土地，每个人的亩数为3亩，上诉人应以5口人分得土地补偿款，上诉人等3户共计承包的亩数为27亩。上诉人质证称，当时三千亩补偿款发放的时候被上诉人一口认定12口人地当中有杜金章的3口人地，如果上诉人不签协议就不给钱，然后上诉人就认了签了。后上诉人又找到1996年交的票据才引起的本次诉讼。此外，刘桂英、刘某2和上诉人3户一共12口人地都是上诉人承包的，到2016年发放补偿款时上诉人出于亲情感情就每家给了2口人地的钱，如果不写这个协议，上诉人多个心眼，怕刘某2按改过的台账要5口人地的钱也没法弄。刘振全是刘桂英的丈夫，是上诉人的兄弟，如果刘桂英按改过的台账要3口人的地没法弄。如果刘某2真正有5口人地，刘振全真正有3口人地的话，给他们2口人地的钱他们也不干。实际刘振全是4口人地，但是刘振全和刘某2一口人的承包费都没交过，都是上诉人交的。所以才通过村委会要了这份协议，怕他们通过台账以后再要钱。本院审查以上证据后认为，上诉人刘某提交的明细表不能证明其在争议地块承包了12口人地，被上诉人亦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据效力依法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虽然其称不签字不给钱，但其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协议载明三千亩占地刘某、刘桂英、刘某2三户9口人共计征占30.66亩……，故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能够实现，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除此，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其他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期间上诉人刘某提交的1号证据即分地台帐，其中载明“刘某、刘振全、刘某2，12×3=36亩，刘某1人，刘振全3人，刘某25人，杜金章3”，即从该台账载明的内容来看12口人地中包含杜金章的3口人地，虽然上诉人称“台帐被被上诉人改了，把上诉人的5人改为1人，把其弟刘振全的4人改为3人，把其侄女的3人改成5人”，但对其主张其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亦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了友爱村荒山荒坡及三千亩自96年到99年承包情况账目一份，根据该账目，刘某每年只缴纳3亩地1人的承包费，每亩4元，每年缴纳12元，刘振全缴纳9亩地的承包费，刘某2缴纳15亩地的承包费，即刘某、刘振全、刘某2土地总亩数为27亩，共9口人地，虽然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但上诉人一审期间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某即友爱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兼出纳员出庭作证时称“该账目是会计按照收费记录做的，我是书记兼出纳，是我收的钱”，该证言能证明该账目的真实性。综合以上情况，上诉人刘某现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否定分地台帐和友爱村荒山荒坡及三千亩自96年到99年承包情况账目，再结合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被上诉人村委会依据上述证据发放补偿款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某等三户在三千亩是9口人的地故对上诉人主张其是12口人36亩土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友爱村新址征地时共计征占了刘某等三户村民位于三千亩地块处的土地30.66亩。结合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的友爱村委会的会议记录，被上诉人友爱村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超出每口人3亩以外的扣回集体，全占的不够3亩补够3亩，承包的没有全占的按实际丈量为准。超出账面收费面积归集体所有。被征占的土地超出部分，以每亩地84棵树、每棵树20元计1860元给付树木补偿款”，本案中，刘某等三户被征占了30.66亩土地，其中27亩按每亩14265元发放，超出的3.66亩按照会议精神以每亩地84棵树、每棵树20元计1860元给付树木补偿款，被上诉人以此标准向上诉人发放补偿款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3.66亩应按14265元标准发放补偿款的上诉理由因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已按土地补偿分配方案如数向上诉人发放了土地补偿款故驳回上诉人刘某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2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孟凡林审 判 员 鹿春林审 判 员 郭 宇 二0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赵妍婷书 记 员 珠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