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7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光玉，男，196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平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溶江，广东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家如，广东律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从斌，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芹，女，197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汇琳，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丘光玉与被上诉人汤从斌、谷芹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4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丘光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丘光玉与汤从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1月14日解除；2.判令汤从斌返还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2011年4月10日计至起诉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1月30日）止的同期银行利息194094.44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9%计算利息为194094.44元）；3.谷芹对上述两项请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4.汤从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4月10日，汤从斌（甲方）与丘光玉（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确认：佛山市某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系由甲方作为股东投资35%，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于2009年10月12日经批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甲方有意出让其持有的某某公司5%的股权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甲方出让的某某公司5%的股权。双方约定：转让价格为5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即时取得某某公司5%股权，享受相应股东权益；鉴于某某公司成立的特殊性，甲乙双方经协商在1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件，在此期间乙方仍然享有分红及股东权利；协议签订后10日内，乙方足额支付转让款。2010年5月6日，丘光玉向汤从斌转账支付50万元。2019年1月14日，丘光玉向汤从斌邮寄发送《律师函》，主张汤从斌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汤从斌于2019年1月18日收到《律师函》。另查，某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21日，成立时登记股东为徐某某、马某某；2013年1月11日，某某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某某、谷芹、林某某。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依据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丘光玉于2019年1月14日向汤从斌发出通知主张解除协议，现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而汤从斌提出了丘光玉行使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而消灭的辩解意见。因此，丘光玉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超过除斥期间是本案的前提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而本案中，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无法律规定，无当事人约定，也不存在相对方的催告，因此无法依据上述法律直接作出判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应当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对此，丘光玉一方在提交的代理意见中亦不持异议。故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没有当事人约定，同时非解除权人也未行使催告权的情形之下，合同解除权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不能长时间由解除权人保留，否则不仅与上述法律的立法精神相悖，也导致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影响交易秩序正常运转。对于合理期限的判断应当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作出认定。就本案而言，双方于2010年4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1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件”，而丘光玉于2010年5月6日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即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在2011年4月10日前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而丘光玉在2019年1月14日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汤从斌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行使合同解除权，法院认为已经超过合理期限，理由如下：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催告的作用在于提示解除权人行使其权利。事实上，在汤从斌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义务的情况下，合同义务的长时间中断履行，足以起到提示的作用。在对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时，解除权人已经知道自己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不积极采取行动主张权利，将自行承担利益受损的风险。这也是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等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但丘光玉在长达近八年的时间内未向汤从斌主张权利，而现有法律对于除斥期间的规定中大多限定为一年，因此应当认定丘光玉主张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了合理期限。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约定有权请求对方履行某项合同义务，也同时可以以对方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而享有合同解除权。如果请求对方履行某项合同义务的请求权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但保留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方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而享有无期限限制的合同解除权，则合同解除权又会产生新的请求权，则显然规避了有关合同请求权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故，如果基于债务人未履行债务而产生的合同解除权，在超出该债权诉讼时效的期限外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应当认定已超出了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应当在2011年4月10日前办理股份转让的相关手续，则丘光玉主张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请求权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4月10日开始计算两年。但其在2011年4月10日至2019年1月14日之前未向汤从斌主张任何权利。基于上述理由，法院认为丘光玉在2019年1月14日以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行使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合理期限，合同解除权归于消灭。丘光玉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1月14日解除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丘光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70.47元，财产保全费3990.47元，诉讼费用合计9360.94元，由丘光玉负担。丘光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丘光玉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汤从斌、谷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丘光玉于起诉时已明确系基于汤从斌一系列持续性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行使合同解除权，并非单纯以汤从斌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为由而解除合同，一审判决对此理解片面。二、汤从斌存在拒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义务的持续性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丘光玉应享有的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知情权、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股东利润分配权，最终导致丘光玉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无法实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实认定。1.丘光玉是根据汤从斌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自认的事实才知悉汤从斌早已于2012年12月29日通过谷芹将85%股份擅自转让给案外人魏某，汤从斌从未将上述股权转让情况告知丘光玉，也从未征询丘光玉或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亦未征询丘光玉或其他股东是否选择按比例同步出售股份。在本案起诉前，丘光玉根本不知晓汤从斌存在上述股权转让事实，汤从斌上述行为属于故意隐瞒丘光玉的恶意行为，严重损害丘光玉股东知情权与优先购买权，构成违约。2.本案一审庭审时，双方均确认某某公司系由汤从斌管理的技术团队主导运营，丘光玉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根据汤从斌提供的证据以及确认的事实，汤从斌于2010年4月10日通过出让5%股权予丘光玉获得50万元转让款，又于2012年12月29日向案外人魏某出售85%股权再套现260余万元，最终实现个人完全退出。在此过程中，汤从斌从未将其已完全退出公司的情况告知丘光玉，直到一审庭审中丘光玉通过多番提问才知悉汤从斌早已通过出让方式退出某某公司，并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汤从斌的行为背离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丘光玉对汤从斌经营管理公司的依赖利益，构成违约。3.根据一审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不否认某某公司股东内部存在大量股份代持现象，因此，在汤从斌不明确告知上述股权转让以及受让的案外人信息情况下，丘光玉根本无法通过主动查询工商登记信息知悉上述股权转让情况。而且，在本案起诉前丘光玉经查询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也无法确认公司工商登记股东“黄某某、林某某”的真正身份，甚至在起诉状中还误以为“汤从斌于2013年将35%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以上足以证明汤从斌从未向丘光玉告知其已将股权擅自转让他人及其早已完全退出公司的事实，且长期刻意隐瞒，丘光玉根本无从知晓。4.在一审庭审时，汤从斌对丘光玉关于分红的提问一直在闪烁其辞。事实上，自2010年4月转让股份予丘光玉至今长达9年时间里，汤从斌从未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告知丘光玉，亦从未向丘光玉进行任何利润分红。丘光玉依法应享有的公司经营与财务情况知情权、利润分配权等股东权利完全形同虚设，汤从斌的行为属于长期持续性违约，导致丘光玉拟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实现投资回报与收益的核心合同目的最终无法实现。5.某某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背景已发生重大变化，已连续四年被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目录，现已资不抵债。汤从斌在一审时承认某某公司目前由案外人魏某的公司以“两块牌子，一个团队”在运作，这是丘光玉坚称公司资产、业务早已被汤从斌与案外人转移掏空的原因所在，此举不仅损害丘光玉的知情权与股东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还包括汤从斌在内的有关人员已涉嫌非法侵占、挪用公司资产的刑事犯罪。现某某公司已完全处于由他人管理运作，公司资产业务被掏空的状态，丘光玉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6.在一审庭审时，汤从斌对已将大部分股份转让他人、公司实际已拱手让他人经营的事实轻描淡写，无视曾将5%股权转让予丘光玉的事实，足见其主观上已完全漠视丘光玉应享有股东权益。7.丘光玉在一审庭审后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某某公司于2010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财务账册、原始会计凭证，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调取上述证据以查明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在汤从斌存在众多持续性违约情形下，丘光玉解除协议系在法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内，并未超出合理期限，也不构成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1.鉴于某某公司股东内部之间本身存在大量股份代持的现状，且丘光玉对汤从斌将85%股份擅自转让给案外人及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并不知情，客观上丘光玉无法通过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等公开渠道了解股权转让的事实。汤从斌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将上述股权转让、已退出公司不再参与公司管理情况如实告知丘光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丘光玉以汤从斌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系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内，并未超出合理期限，亦不构成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2.汤从斌从未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告知丘光玉，亦从未向丘光玉进行任何利润分红，导致丘光玉无法实现基于本次股权转让而获取投资回报与收益的根本性合同目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属于需长期履行的合同义务，其中对公司经营与财务情况的告知义务与利润分配义务，对汤从斌来说是最主要的合同义务，相对丘光玉来说则是最主要的合同期待。丘光玉未立即行使合同解除权，仅能代表丘光玉仍然“期待”本次投资在后续能够获得相应投资回报与收益，此系丘光玉就将来可能取得和实现的权利依法享有的“合同期待权”，法律上不能以丘光玉仍然怀有“期待”依法行使合同期待权为由，视为丘光玉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甚至强制要求必须立即行使合同解除权，更何况汤从斌本身即存在刻意隐瞒和完全无视丘光玉作为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由于上述义务为长期性履行合同义务，汤从斌上述违约行为构成持续违约，丘光玉依法有权随时行使合同解除权。3.汤从斌从未告知某某公司的经营现状，丘光玉是直到一审时才知悉，鉴于双方均确认丘光玉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丘光玉无法主动了解某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汤从斌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将某某公司的经营现状如实告知丘光玉。因此，在上述情况下，丘光玉基于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应认定超出合同期限，不应构成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四、本案存在以下两点意见恳请法院予以考虑：1.如汤从斌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办理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那丘光玉是否有权以汤从斌存在损害股东知情权、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股东利润分配权以及依赖利益等持续性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而请求解除合同？2.“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益”，但本案的一审判决恰恰相反，汤从斌长期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因丘光玉仍期待本次投资未来能够获得投资回报与收益，未即时行使合同解除权，但却因此被一审法院认定超出解除合同的合理期限，属于怠于行使合同解除权，上述判决结果客观上让违法的人因其长期存在的违法行为而从中获益，违背基本的法理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查清汤从斌是否存在持续性违约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判明显不公，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丘光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汤从斌答辩称：一、汤从斌与丘光玉的股权转让实质上不涉及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即使双方确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丘光玉行使合同解除权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其合同解除权已归于消灭。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2.1款内容可知，丘光玉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已即时享受股东权利，且以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作为前提条件。尽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一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件”，但实际上某某公司一直存在稳定的内部股权转让模式，即由公司的实际股东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进行股权转让，协议一经签订，受让方即时取得某某公司的股权。鉴于股权转让方皆为隐名股东，因此股东的内部转让皆不涉及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因此，由于某某公司的股东构成存在特殊性，各股东已以实际行为变更了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将协议中关于“办理股权变更”的约定予以排除，且已得到全部实际股东的一致认可。退一步讲，即便双方需根据合同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丘光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已超出法定的合理期限。某某公司已于2013年1月11日将原股东徐某某、马某某变更为黄某某、谷芹、林某某。在工商登记信息对外公示的背景下，根据一般人的注意力与认知程度，丘光玉不可能直到2019年才得知某某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与实际经营情况。丘光玉在上诉状中提及“误以为汤从斌于2013年将35%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即表明丘光玉完全可以通过工商公示信息获知某某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另外，在丘光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的9年间，一直未要求汤从斌协助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或主张其合同权利，且其合同解除权早已因其怠于行使权利而归于消灭。此外，汤从斌认为，丘光玉受让股权的行为属投资行为，是伴随风险与收益，不能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提出退股，而不承担企业亏损的股东义务。二、事实上，丘光玉并非某某公司的股东，只是挂名为徐某某代持某某公司5%的股权。某某公司成立之初，汤从斌占有某某公司35%的股权。2009年10月15日，孟某某与汤从斌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由孟某某代汤从斌持有某某公司35%的股权。2010年4月10日，汤从斌与丘光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某某公司5%股权转让给丘光玉，转让价格为50万元。2010年4月12日，孟某某与汤从斌重新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由孟某某代汤从斌持有某某公司30%的股权，并备注原持有35%股份中的5%已转让给丘光玉，代持在徐某某名下。2010年5月6日，丘光玉向汤从斌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11年11月28日，孟某某、徐某某、胡某（何某某股权的代持人）、王某某（王某某股权的代持人）、梁某（刘某某股权的代持人）签订《佛山市某某电器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约定五位出资人的股权认缴情况为：徐某某、孟某某、胡某、王某某、梁某分别持有某某公司35%、30%、15%、10%、10%的股权。上述材料可证明徐某某为丘光玉的股权代持人，丘光玉持有某某公司5%股权，徐某某持有某某公司30%股权，两者相加，合计持有某某公司35%的股权。一审庭审中，丘光玉代理人当庭提交了徐某某的情况说明，该证据属证人证言，且徐某某本人并未出庭作证，该证据不具备证明效力。此外，徐某某称其不知道汤从斌将股权转让给魏某的事情，但其作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的显名股东和公章掌管人，若没有其提供协助，股权变更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因此，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显然不真实，一审法院没有认可该证据效力，处理正确。丘光玉一审所提交的《佛山市某某电器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并未加盖骑缝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该协议当年已由5个初始股东当面完全销毁，汤从斌有理由怀疑该协议系丘光玉为达到诉讼目的而伪造的，一审法院没有认可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处理正确。另外，徐某某作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公章掌管人，对汤从斌与丘光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必然知情，如对该协议约定的股权份额有异议，徐某某当时不可能不提出异议。因此，丘光玉主张的事实与本案的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矛盾，且未作出任何合理解释，也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实际上，就本案股权转让事宜一直由汤从斌与徐某某进行交涉，丘光玉的分红一直是由徐某某代领，故徐某某一直是丘光玉的股权代持人。因丘光玉不是某某公司的实际股东，其股权一直由徐某某出面管理，徐某某对某某公司后续的股权转让事宜也是清楚的，因此不存在汤从斌故意隐瞒将公司股权转让给魏某的事实。本案是徐某某以丘光玉之名义提起的虚假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本案应依法传唤丘光玉本人到庭就案件事实接受询问，以便进一步查清本案的案件事实。综上所述，丘光玉的上诉请求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实为虚假诉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谷芹答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及同意汤从斌的二审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丘光玉诉称汤从斌收取案涉股权款后未能依约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严重损害其股东知情权、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利润分配权，存在持续性的违约行为，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请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汤从斌辩称其原持有某某公司的35%股权由孟某某代持，其转让给丘光玉的5%股权系代持在徐某某名下；后来某某公司股东之间多次转让股权，徐某某名下的2%股权及其为丘光玉代持的5%股权合共7%股权均委托汤从斌的股权代持人谷芹代持。因此，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系丘光玉能否请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经审查，2010年4月10日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在1年内办理股份转让及完善相应的股权证书、章程等法律文书。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双方应于2011年4月10日前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虽然案涉协议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解除权人亦应及时行使权利。本案中，若丘光玉认为汤从斌未按协议约定向其转让案涉股权，则自2011年4月10日起知道对方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及知道自己享有合同解除权。因此，一审以丘光玉在长达八年时间内未向汤从斌主张权利为由，认定丘光玉主张合同解除权超过了合理期限,并无不当。另，丘光玉未能举证其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后无法行使相应的权利，且其主张的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并不属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内容，汤从斌亦非承担上述义务的主体。故丘光玉以上述权利受损害为由请求解除案涉协议，依据不足。再，汤从斌是否征询其他股东同意后才向股东以外人员转让其股权，及汤从斌是否转移公司财产并损害其他股东权益，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40.94元，由上诉人丘光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梁碧姬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