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26民终8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村。负责人：杜文岑，该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松、漆丽，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媛云，女，壮族，1965年10月17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兴荣，男，壮族，1981年2月6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兴仁，男，壮族，1983年3月7日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富宁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树美、罗用，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以下简称叭郎小组）因与被上诉人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8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叭郎小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云2628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1982年政府颁发给被上诉人家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的“毛是坡光”地名和面积，就是2007年林改时颁发林权证给被上诉人家的“毛芳芭山”的地名和面积，从而推断2007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有效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中的地名、四至界限和面积与争议合同中记载的地名、四至界限及面积不符，特别是面积差距太大，前者16.8亩后者96.6亩。第一次一审中被上诉人证人李大福证实1982年集体只分给黄国安家一处荒山，地名不是“毛芳芭山”，2007年林改时，集体没有重新分山林，他的证言与上诉人的两个证人的证言是一致的。这证实了，争议合同记载的“毛芳芭山”96.6亩荒山不是1982年村集体发证给被上诉人的那片自留山。2.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证人均证实2007年搞林改时，村集体没有重新分林地，所有林权证均是1982年《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记载的内容的延续，这些证人证言均能证实争议合同记载的“毛芳芭山”96.6亩荒山不是2007年11月12日集体发包给黄国安家的。3.争议合同记载的发包方代表何廷刚并不是时任村长何廷康，何廷康两次庭审中也当庭否认自己曾在争议合同上签字捺印，村集体从来没有将“毛芳芭山”96.6亩荒山分包给黄国安家。4.被上诉人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毛是坡光”就是“毛芳芭山”，也没有证据证实1982年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权证》的“毛是坡光”与2007年林改时颁发林权证的“毛芳芭山”的四至界限和面积是一致的。5.根据2007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记载的内容上看，所谓的“毛芳芭山”的四至界限范围内的实际地名叫“腊善山”而不叫“毛芳芭山”。6.被上诉人提交的1982年《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的地名和四至界限都是通过更改的，在法庭上也没有提交原件。2007年11月12日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所谓的“毛芳芭山”也是涂改过的。在法庭上被上诉人对涂改的现象是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的。特别是根据《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涂改的地名和四至界限与实地状况极为不符，从实地上根本无法确认。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1982年《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的地名、四至界限及面积是客观真实的，那就没有必要涂改，《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记载的内容也不可能出现涂改且涂改之后还存在两证的地名、四至界限和面积不一致的情形。二、一审认为双方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虽然程序上出现一定的瑕疵，但不存在恶意串通，内容上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1.时任小组长何廷康当庭否认自己曾在争议合同上签字捺印，村集体从来没有将“毛芳芭山”96.6亩荒山分包给黄国安家，一审法院也认定何廷康没有在承包合同上签字捺印。那么该份合同到底是谁在代表村集体将96.6亩林地发包给被上诉人家呢？这个人的行为显然是绝对违背了作为发包方的村集体的意愿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争议的承包合同是无效的。据此，因承包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案争议的承包合同也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必然是无效的。2.这份合同中的“毛芳芭”是涂改过的，其地名、面积及四至界限也是和经过涂改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权证》记载的地名和四至界限不一致。如果当时黄国安不与冒名顶替上诉人时任小组长何廷康签订承包合同的那个第三人恶意串通的话，哪里来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呢？如果没有这份虚假的合同，哪里来林权证？正因为相关部门根据这份虚假的合同书颁发林权证给了被上诉人家，从实体上严重地损害了村集体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恶意串通的损害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争议的合同无效。以上的事实和理由，充分说明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未作答辩。叭郎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07年11月12日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与黄国安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阮嫒云、黄兴荣、黄兴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2年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林业“三定”时各家各户都分配有自留山，其中黄兴荣、黄兴仁的祖父黄应先作为户主代表领取富宁县人民政府1982年4月17日颁发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对本村小组地名为“毛是坡光”（壮语译音，2007年林改时称谓为“毛芳芭山”）林地享有使用权。后黄应先去世，2007年国家实行林权制度改革，叭郎村小组集体实行全村不重新分配林地、各家各户在1982年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基础上进行林地延包，黄兴荣、黄兴仁的父亲黄国安作为户主代表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户承包“毛芳芭山”的林地，并与集体签订了《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2007年林改时何廷康任村小组长，各家各户在与叭郎小组集体签订《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时，在承包合同上的“发包人”一栏全部签字为“何廷刚”，且并非何廷康所签，并各自向富宁县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权登记领取了林权证，此后至今，叭郎小组各家各户未提出过异议。另查明，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户除了与叭郎小组集体承包“毛芳芭山”96.6亩林地以外，与本村黄跃恒、何安全、林树庭、农必祥、陈汉超、黄国安、林树成七户共同联户承包“毛方芭”（地名）14.3亩林地。现叭郎小组以村集体未将毛芳芭山96.6亩集体林地发包给黄国安，且黄国安与村小组集体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上的发包人一栏签字“何廷刚”并非时任村小组组长何廷康所签，该合同签订程序违法为由，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07年11月12日叭郎小组与黄国安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户与叭郎小组集体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上的“发包人”一栏虽签名为“何廷刚”，与时任村小组组长何廷康的姓名不一致且并非何廷康所签，但包括时任村小组长何廷康户及副组长林树廷户在内的叭郎小组43户村民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在签订时“发包人”一栏全部统一签为“何廷刚”之名，该合同在签订的形式上虽存在一定瑕疵，但其内容符合叭郎村小组集体林改当时定下的林地承包方案，即全村不再重新分配林地、各家各户按1982年的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进行延包，该方案为当时全村所共同认可和遵守并已按该方案进行了全村的林地延包。其次，黄应先（黄兴荣祖父）户1982年林业“三定”已经取得“毛是坡光”（“毛芳芭山”）林地的使用权，该林地一直由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户三代人连续经营管理，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户与叭郎小组集体签订《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延包“毛是坡光”（毛芳芭山）林地也符合该村林改当时的林地承包方案，虽四至界限前后存在差异，但该情况并非特例，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户与叭郎小组集体签订《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内容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阮媛云、黄兴荣、黄兴仁户与叭郎小组集体所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形式上虽存在一定瑕疵，但该合同是整个叭郎村小组村民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叭郎村小组提出要求确认2007年11月12日黄国安与叭郎村小组签订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承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阶段均未提交新证据。叭郎小组在二审阶段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黄应先《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上的内容是否是同一个人、同一时间书写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叭郎小组所提鉴定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本院不予处理。本院认为，本案《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不同于一般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民商事合同。形式上，本案争议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在政府工作人员的组织和指导之下签订，并由富宁县林业局在合同中作为鉴证单位盖章确认。本案经发回重审后查明，本案争议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当中，时任村小组长何廷康并未在“发包方”处签字。合同中载明的发包方法定代表人“何廷刚”并非时任村小组长，叭郎小组并无“何廷刚”此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叭郎小组其余村民持有的《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同样出现这一问题。该情形属于人民政府在监管、指导农村山林确权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内容上，林业部门在林地权属勘查、林地承包合同签订、林权登记审批的过程中，负有监管和指导的行政职责。本案《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承包林地的地名、面积、四至界限是根据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制作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卡》当中的勘查结果确定的。现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中96.6亩林地的地名、权属均发生争议，该争议应由人民政府林业部门予以解决。此外，上诉人主张争议林地实际为腊善山，被上诉人陈述争议林地的真实地名为毛是坡光，双方各自主张的地名均不是被上诉人持有《林权证》上载明的毛芳芭山。故本案争议林地权属不清。综合以上，本案《富宁县林地家庭承包合同》的形式和内容上出现的问题，均属于人民政府的行政监管职责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综上所述，叭郎小组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当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富宁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8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上诉人富宁县新华镇各甫村委会叭郎小组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黄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