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12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华明，男，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昆奇，男，196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鼎平，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景峰，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龙瑞，男，196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鼎平，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缔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33号武夷中心12层西侧。 诉讼代表人：蔡仲翰，福建缔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阳，男，福建缔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 原审被告：杨雅华，女，196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鼎平，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梅，女，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鼎平，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华明、郑昆奇因与被上诉人俞龙瑞、福建缔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缔邦公司）及原审被告杨雅华、陈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华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兰、刘璐，上诉人郑昆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鼎平、范景峰，被上诉人俞龙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鼎平，被上诉人缔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阳，原审被告杨雅华、陈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鼎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华明上诉请求：1、在（2018）闽01民初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的基础上增加判令俞龙瑞立即向杨华明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94万元及利息（币种下同），利息自2013年7月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郑昆奇、缔邦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俞龙瑞、郑昆奇、缔邦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俞龙瑞自2013年4月8日至5月8日向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转款的494万元系俞龙瑞与杨某之间的往来款，并非俞龙瑞对本案借款的偿还。1、证人杨某已经出庭作证证明494万元系其与俞龙瑞的往来款。杨某证实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确由杨华明与杨某共同使用，上述494万元系杨某与俞龙瑞之间的经济往来，赖洋丽仅为代收人。杨某在一审庭审中亦说明其与俞龙瑞尚存在大量资金往来还没有结清，据此，494万元和杨华明无关。一审法院仅因杨某与杨华明的亲属关系就不采信杨某的证言，明显错误。需要说明的是，正因为杨某与杨华明系叔侄关系，故双方存在共同使用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的情形，该共同使用的行为合情合理。2、郑昆奇已经当庭自认赖洋丽承认494万元系杨某所有。郑昆奇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曾去找赖洋丽，希望赖洋丽确认494万元是杨华明所有，而赖洋丽承认494万元并非杨华明所有而是杨某所有，故赖洋丽拒绝出具证明，此事实一审笔录中已经记载，但一审法院并未将郑昆奇的庭审自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一审法院仅凭俞龙瑞、郑昆奇提交的罗美义与赖洋丽不当得利纠纷案（以下简称另案）一、二审裁判文书就认定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的往来款项系杨华明个人所有，该认定明显错误。杨华明并非另案的当事人，且二审法院已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另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虽杨华明在另案出庭时自认使用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但“使用”不排除与他人共同使用的可能，且证人杨某已出庭证实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确由杨华明与其共同使用，据此，上述裁判文书无法证明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中494万元系俞龙瑞对本案借款的还款。纵观本案的证人证言、一审在案证据、当事人陈述，足以证明494万元系证人杨某与俞龙瑞之间的经济往来，并非俞龙瑞对杨华明的还款。（二）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证明郑昆奇提供的5000万元《借款合同》是根据缔邦公司《保证合同》变造而来，该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已涉嫌伪证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伪造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对郑昆奇为逃避债务伪造、变造证据的违法行为，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审法院理应将此违法犯罪行为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予以惩戒。虽然一审判决未判令杨雅华、陈梅承担连带责任，但请求二审法院确认杨华明有权执行俞龙瑞和杨雅华、郑昆奇和陈梅的夫妻共同财产。综上，请求依法支持杨华明的上诉请求。 郑昆奇、俞龙瑞辩称，杨华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华明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杨某一审庭审出庭作证：俞龙瑞从2013年4月8日至5月8日共转账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494万元，系杨某与俞龙瑞的往来款，杨某一审庭审中提供的郑本标与俞龙瑞的银行转账记录，即2013年3月5日郑本标转账俞龙瑞3038万元，系其与郑本标拼单，以郑本标的名义出借给俞龙瑞。杨某的上述说法没有依据，这些银行流水与杨某无关，郑本标未提供证据证实杨某的说法。该3038万元系短期过桥资金，2013年3月7日、3月11日俞龙瑞共计偿还郑本标3100万元，每日利息超过千分之五，俞龙瑞已还清该笔借款。2、杨华明提供2013年7月2日、7月3日杨某、海南邮电建设四方联营公司福州分公司转账福州国衡实业有限公司629.99万元的流水明细，拟证明上述款项系杨某汇给俞龙瑞，案涉494万元系杨某与俞龙瑞的往来款。这一主张也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这些银行流水与俞龙瑞无关，没有一笔钱是转给俞龙瑞的。其次，杨华明的说法与其一审庭审时的说法自相矛盾。一审庭审中杨华明提供郑本标的银行流水佐证，被一审法院驳回后，二审庭审中又提供其他流水明细来印证，自己否定自己之前的说法，违背诚信原则。最后，494万元发生于2013年4月8日至5月8日，629.99万元发生于2013年7月2日、7月3日，难道杨华明想要证明俞龙瑞先借494万元给杨某，杨某在二、三个月后还款629.99万元吗？3、杨华明一审庭审时说494万元系杨某的居间费，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俞龙瑞不认识杨某，并没有通过杨某居间介绍向杨华明借款，杨华明原来诉状中所称“被告一因经营需要，通过居间人杨某向原告借款6200万元”根本不是事实，这是杨华明为了谋求非法高利贷而要求俞龙瑞作此表述，并非杨某居间，《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的月利率4.5%，大大高于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5%，这是变相的高利贷。这从杨华明原来向法庭提供的《居间服务合同》上并没有杨某的签字就可以证明，否则有高额居间费收入的杨某不可能不在《居间服务合同》上签名。杨某也未证实494万元系居间费。4、赖洋丽在另案庭审中辩称，赖洋丽原在海南邮电建设四方联营公司福州分公司上班，该公司负责人杨文良系杨华明之子。2013年2月至2014年4月期间，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由杨华明使用，杨华明也承认该卡由其使用，杨华明在另案二审庭审时出庭作证也陈述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由其持有使用，没有证据表明该卡由杨华明与杨某共同使用。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杨华明的上诉请求。 缔邦公司辩称，缔邦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缔邦公司原负责人至今并未依法向管理人移交任何财务账册、经营合同等相关资料，管理人无法确认《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真实性，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杨雅华述称，杨雅华对讼争借款根本不知情，也没有在《借款合同》、借据上签字，其没有举债的共同意思表示，讼争借款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杨雅华作为一名教师，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该债务系俞龙瑞个人债务，其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陈梅述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的意见，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郑昆奇系无偿担保，担保债务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担保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2018年2月26日，陈梅与郑昆奇也已离婚，其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郑昆奇上诉请求：1、撤销（2018）闽01民初4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华明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华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华明系职业放贷人，庭审中其也承认自己是做资金放贷生意，《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职业放贷行为，是指未经批准，经常性、反复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从中赚取高额利息的行为，职业放贷人以食利为业。本案中，杨华明收取高利贷的利息高达月利率7％（其中，《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2.5％，通过其侄儿杨某签订的虚假《居间服务合同》约定月利率4.5％）。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2018年4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再次强调：“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涉及杨华明民间借贷的生效案件共有15件。另查询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网，杨华明系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多起。以上证据可以证明，杨华明系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有效是错误的。（二）杨华明采取倒签《借款合同》方式，以非法占有郑昆奇财产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保证合同》进行诈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可以称之为“套路保”，故《保证合同》无效。杨华明的行为已涉嫌诈骗罪，二审法院应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杨华明所提交的金额为6200万元《借款合同》真实签订时间为2013年9月至10月的某一天，2013年4月19日杨华明与俞龙瑞签订的《借款合同》金额为5000万元，下列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该事实：1、当事人俞龙瑞、郑昆奇的陈述；2、证人叶某、郑某、邹某证言；3、郑昆奇与杨华明的录音证据；4、本案6200万元《借款合同》本身记录的内容（4月20日陈小玲汇出2310万元，4月22日杨某汇出340万元），也可以证明系事后补签6200万元《借款合同》，因为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可能事先约定4月20日、4月22日发生的汇款明细；5、郑昆奇原系中信银行华林支行行长，该行客户沃众智能服务（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众公司）近5000万元贷款于2013年4月22日到期，沃众公司向中信银行华林支行申请5555万元承兑汇票贷款等情况，也可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签订于2013年4月19日的《借款合同》金额为5000万元，系临时过桥资金。一审法院认定郑昆奇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显然是错误的。郑昆奇提供真实担保的5000万元《借款合同》已不存在，《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亦不能单独存在。郑昆奇承担保证责任的5000万元借款已还清，5000万元《借款合同》原件已由杨华明当场撕毁，郑昆奇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杨华明、俞龙瑞从来没有告诉郑昆奇，他们之前还有ｌ200万元借款，否则，郑昆奇不会对5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因此，杨华明、俞龙瑞重新签订6200万元《借款合同》，实质上是一项新的缔约行为，未征得郑昆奇的同意，郑昆奇依法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四）一审法院没有依郑昆奇的申请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郑昆奇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庭审中再次提出对6200万元《借款合同》中“俞龙瑞”签名捺印形成时间与《保证合同》中“郑昆奇”签名捺印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行比对性鉴定，但一审法院没有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仅以原一审诉讼中鉴定机构无法作出鉴定为由拒绝郑昆奇的鉴定申请，程序违法。原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的技术条件，并不代表其他鉴定机构无法鉴定。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郑昆奇的上诉请求。 杨华明辩称，（一）郑昆奇主张杨华明是职业放贷人缺乏法律依据，6200万元《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杨华明已履行出借义务，俞龙瑞应依法承担还本付息的清偿责任。1、我国目前没有明确职业放贷人的解释和定义，从俞龙瑞、郑昆奇提供的17份裁判文书可知，大部分案件系杨华明作为被告的案件，案件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且裁判文书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之久，据此，俞龙瑞、郑昆奇提交的裁判文书无法证明杨华明长期从事放贷业务，其关于杨华明系职业放贷人的主张，于法无据。2、杨华明提供的6200万元《借款合同》、付款凭证、收据足以证明俞龙瑞向杨华明借款6200万元及杨华明已履行出借款项的事实。6200万元《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月利息2.5%约定也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同时，杨华明未参与杨某、俞龙瑞的《居间服务合同》，该合同中关于月利率的约定与杨华明无关，更重要的是，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杨华明向俞龙瑞收取月利率7.5%的利息，据此，郑昆奇关于6200万元《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二）62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4月19日，不存在倒签情形，在案证据已充分证实郑昆奇签订的《保证合同》系为6200万元《借款合同》提供担保，郑昆奇关于《保证合同》无效的主张，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1、62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的日期为2013年4月19日，《保证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郑昆奇、缔邦公司担保的主合同系杨华明与俞龙瑞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6200万元《借款合同》。另，6200万元《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款项的支付人、出借时间也符合正常的交易惯例，据此，郑昆奇以6200万元《借款合同》事先约定支付人、出借时间为由主张6200万元《借款合同》系事后补签，于法无据。2、6200万元《借款合同》载明借款金额为6200万元，俞龙瑞已于2013年7月份归还借款4491.01万元。若按照郑昆奇的主张，62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9月份，则借款人应当要求直接扣除已还的借款4491.01万元，然而6200万元《借款合同》并未直接扣除该还款，与常理不符。3、郑昆奇关于案外人沃众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5000万元贷款到期，沃众公司向中信银行华林支行申请5555万元承兑汇票贷款等情况可印证其系为5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主张，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沃众公司系案外人，与本案的借贷事实无关，俞龙瑞也并非沃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为该公司董事，在未经公司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不可能以个人的名义为偿还公司到期贷款而对外举债。4、《保证合同》、6200万元《借款合同》及《居间服务合同》签订的时间相同，6200万元《借款合同》和《居间服务合同》借款金额一致，而在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也未否认《居间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在案证据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郑昆奇确系为6200万元《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其签订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综上，郑昆奇关于《保证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三）杨华明与俞龙瑞仅签订一份6200万元《借款合同》，郑昆奇关于存在5000万元《借款合同》的主张，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郑昆奇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变造的5000万元《借款合同》，其变造证据的行为已涉嫌伪证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其次，郑昆奇提供的证据，其证据主体均系案外人，均与本案的借贷事实无关，无法证明杨华明与俞龙瑞之间存在5000万元的借款；最后，杨华明与俞龙瑞仅签订6200万元《借款合同》，并未对6200万元《借款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同时，郑昆奇已签订《保证合同》，其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更值得说明的是，郑昆奇作为银行行长，长期从事金融服务，对借贷业务极其熟悉，不可能对《借款合同》金额缺乏基础性的认识，更加不可能在未确定担保数额的情况下，就随意签订《保证合同》。据此，郑昆奇关于存在5000万元《借款合同》的主张，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原一审法院已就郑昆奇提交的鉴定申请依法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该鉴定程序无法启动的原因系现有技术确实无法满足郑昆奇提出的鉴定请求，据此，原一审法院鉴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郑昆奇的上诉请求。 缔邦公司述称，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俞龙瑞、杨雅华、陈梅述称，同意郑昆奇的上诉请求。 杨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俞龙瑞、杨雅华立即向杨华明偿还借款本金21117686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7月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俞龙瑞、杨雅华承担杨华明因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3916元；3.判令郑昆奇、陈梅、缔邦公司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及鉴定费45000元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9日，杨华明（甲方、出借人）与俞龙瑞（乙方、借款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因乙方经营需要，甲方根据乙方的经营状况、履约信用记录、担保代偿能力以及甲方自身资金规模，同意自2013年3月4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向乙方出借款项6200万元（其中2013年3月5日陈小玲汇出600万元，4月3日杨某汇出480万元，4月4日杨某汇出120万元，4月19日杨某汇出360万元、陈小玲汇出1990万元，4月20日陈小玲汇出2310万元，4月22日杨某汇出340万元，共计6200万元）；借款月利率2.5%；借款金额、借款月利率与借据不符的以借据为准；本合同项下借款由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币种转入乙方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户名：黎秀香，账号：62×××93或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户名：俞龙瑞，账号：62×××18）或向乙方支付现金；本合同项下借款一经转入乙方账户或乙方收到借款现金，即视为甲方已经履行出借款项义务，借款开始计算利息；乙方应在每月的借款转入乙方账户或收到借款现金日前支付当月的利息，借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乙方逾期还本付息（含按照本合同约定每月乙方应付的借款利息），自逾期之日起（含当日）除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外，乙方每日还应按拖欠的本金、利息总额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清偿借款本金、利息止，并承担甲方为追索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评估费等）。 同日，俞龙瑞向杨华明出具一份《借据》，内容为：2013年4月19日本人与出借人杨华明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6200万元，借款月利率2.5%，现本人已全额收到上述借款。 同日，郑昆奇、缔邦公司（甲方、保证人）分别与杨华明（乙方、债权人）签订一份《保证合同》，均约定乙方与俞龙瑞（即主债务人、被保证人，以下简称主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甲方自愿为主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保证合同，以资信守；甲方已收到一份乙方与主债务人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主合同文本，并充分理解和接受主合同条款；甲方愿意为主债务人的上述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保险费、保全费、审计评估费等）；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杨华明出借款项情况如下：2013年3月5日通过陈小玲向俞龙瑞转账支付564万元；2013年4月3日通过杨某向黎秀香转账支付480万元；2013年4月4日通过杨某向黎秀香转账支付120万元；2013年4月19日通过杨某向黎秀香转账支付360万元，通过陈小玲向黎秀香转账支付1990万元；2013年4月20日通过陈小玲向黎秀香转账支付1510万元，向俞龙瑞转账支付800万元；2013年4月22日通过杨某向黎秀香转账支付34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6164万元。 俞龙瑞还款情况如下：2013年4月8日向赖洋丽转账支付36万元；2013年4月17日向赖洋丽转账支付36万元；2013年4月19日向赖洋丽转账支付350万元；2013年5月8日通过赵继辉向赖洋丽转账支付72万元；2013年7月1日向杨华明还款28152600元；2013年7月3日向杨华明还款16757500元。上述款项共计49850100元。 2016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受理缔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杨华明为本案诉讼实际支出了律师代理费103916元、鉴定费45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另案中，赖洋丽辩称2013年2月至2014年4月期间，其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62×××86的银行卡由杨华明使用，罗美义汇款至赖洋丽处并非意思表示错误，系罗美义与杨华明的资金往来，杨华明亦承认该卡由其使用。该案二审庭审期间，即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8）闽07民终102号上诉人赖洋丽与被上诉人罗美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杨华明出庭作证，述称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系由其持有使用，罗美义转账至该银行卡上的讼争款项已由其实际取得，该讼争款项系其与罗美义之间的经济往来款，与赖洋丽无关。 南平市公安局于2018年3月向郑昆奇出具南公询字[2018]00009号《询问通知书》，以该局正在办理杨华明诈骗案，为查明案件事实为由，通知郑昆奇接受询问。 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查处于2018年6月20日向杨华明出具南检控复字[2018]2号《答复函》，内容为：杨华明来访反映称，其于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月5日两次被南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二大队以在（2015）南民初字第181号案件中涉嫌诈骗为由，对其进行传唤询问并予以立案，南平市公安局存在违法办案，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向该院申请监督。经该院有关部门审查，并调查核实相关证据，认为杨华明、林文平间的借款行为属于经济纠纷，应当撤案。该院于2018年6月1日通知南平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南平市公安局提出复议，2018年6月13日该院作出维持原撤销案件通知的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还查明，1、郑昆奇于本案发回重审前向原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讼争6200万元《借款合同》中“俞龙瑞”的签名捺印形成时间与《保证合同》中“郑昆奇”的签名捺印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选定的首选鉴定机构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及备选鉴定机构福建省丽兴司法鉴定中心均复函称，该鉴定事项的鉴定条件不足，尚无技术手段可以准确鉴定得出结论，无法受理。2、杨华明于本案发回重审后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郑昆奇提交的2013年4月19日5000万元《借款合同》上“杨华明”的签名与2013年4月19日《保证合同》上“杨华明”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个签名进行鉴定，以查明5000万元《借款合同》是否套用了《保证合同》上“杨华明”的签名，是否系伪造而来。一审法院依法选定的鉴定机构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闽鼎[2018]文鉴字第2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5000万元《借款合同》落款甲方处的“杨华明”签名与《保证合同》落款乙方处的“杨华明”签名是同一个签名，即5000万元《借款合同》上的“杨华明”是以《保证合同》上的“杨华明”为母本复制形成。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6200万元《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除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总和因约定过高应当依法予以调整外，其余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 杨华明主张其向俞龙瑞出借款项共计6200万元，其中6164万元有相应的转账凭证为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有36万元杨华明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出借，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即本案杨华明实际出借金额应为6164万元。俞龙瑞辩称其已归还杨华明借款本息共计49850100元，双方对其中支付至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内的494万元款项存在争议，对剩余44910100元还款无争议。关于争议部分，杨华明在另案出庭作证时，明确承认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系由其持有使用。本案中，杨华明又声称该卡由其与杨某共同使用，该494万元系归还杨某的款项，与杨华明无关。鉴于杨华明与赖洋丽均曾向法院明确表示该卡由杨华明持有和使用，俞龙瑞亦确认汇至该卡的494万元系归还杨华明的借款，且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某与俞龙瑞之间存在另外的借款关系以及杨某与杨华明共同使用该银行卡，故一审法院对俞龙瑞关于该494万元系归还本案项下借款的抗辩予以采纳，对杨华明关于该494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双方的汇款情况，按照先抵扣利息后抵扣本金的清偿顺序，一审法院确认截至2013年7月3日，俞龙瑞尚欠杨华明借款本金15668370元未归还（计算方式详见判决书附页）。杨华明诉请其偿还前述欠款并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后续利息，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杨华明超出前述欠款本金及利息部分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华明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3916元，依约应由俞龙瑞承担，对杨华明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郑昆奇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对俞龙瑞的前述债务向杨华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俞龙瑞追偿。郑昆奇辩称其担保的《借款合同》金额为5000万元，该合同项下借款已还清，讼争6200万元《借款合同》系倒签，其并不知情，但郑昆奇签字确认的《保证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其保证担保的金额，仅体现保证担保的主合同系杨华明与俞龙瑞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现杨华明已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19日的《借款合同》原件，其中约定的借款金额为6200万元，而郑昆奇未能举证证明其前述抗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其前述抗辩不予采信。另，郑昆奇关于杨华明的行为涉嫌犯罪，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抗辩亦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8日受理缔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缔邦公司应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就俞龙瑞尚欠杨华明的借款本金15668370元、利息（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3年7月4日起计至2016年10月28日止）、律师代理费103916元向杨华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俞龙瑞追偿。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因讼争6200万元《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涉及金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杨雅华未在6200万元《借款合同》上签字，陈梅未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在杨华明未举证证明俞龙瑞、郑昆奇分别将讼争6200万元《借款合同》、《保证合同》项下所负债务用于各自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上述债务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杨华明主张杨雅华对俞龙瑞在讼争620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所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主张陈梅对郑昆奇在讼争《保证合同》项下所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华明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俞龙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华明借款本金1566837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3年7月4日起计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俞龙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华明律师代理费103916元；三、郑昆奇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俞龙瑞追偿；四、福建缔邦集团有限公司就俞龙瑞尚欠杨华明的借款本金15668370元、利息（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3年7月4日起计至2016年10月28日止）、律师代理费103916元向杨华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俞龙瑞追偿；五、驳回杨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庭审中，杨华明对一审法院认定494万元系俞龙瑞偿还讼争借款有异议，认为494万元系俞龙瑞与杨某之间的往来款，并非俞龙瑞偿还讼争借款。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郑昆奇、俞龙瑞、杨雅华、陈梅对一审法院认定62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有异议，认为真实签订时间是在2013年9月至10月的某一天。另，郑昆奇主张，俞龙瑞于2013年4月19日向赖洋丽转账的350万元，应为砍头息。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缔邦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对杨华明有异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一）杨华明主张，494万元系俞龙瑞与杨某之间的往来款，并提供以下新证据加以证实。证据1确认单。确认单系由赖洋丽与杨某出具，内容为其二人确认494万元款项系杨某与俞龙瑞之间的经济往来，赖洋丽仅为代收人。杨某及其委托人转账俞龙瑞款项已达629.99万元，两者相抵，俞龙瑞尚欠杨某135.99万元。证据2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内容为杨某及海南邮电建设四方联营公司福州分公司汇入福州国衡实业有限公司的款项，共计629.99万元，拟共同证明2013年3月至2014年5月期间，汇入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中494万元系案外人杨某与俞龙瑞之间的经济往来，赖洋丽仅是代收人，494万元与杨华明无关，并非俞龙瑞偿还讼争借款的款项。证据3银行流水。内容为杨某账户于2013年7月2日、3日汇入福州国衡实业有限公司款项，与证据2银行流水中杨某的转账内容相同。证据4《证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系福建闽德通信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出具，内容为：兹证明，我司福建闽德通信有限公司受杨某的委托，于2013年3月1日通过本公司35001880007052532538账户向郑本标6227073886327700账户转账人民币1800万元，该款项系杨某与郑本标合作2013年3月5日出借给俞龙瑞3038万元借款其中的借款款项。《证明》上有其法定代表人杨文良签名确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为福建闽德通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杨文良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证据4拟共同证明杨某与郑本标、俞龙瑞之间存在资金往来。郑昆奇、俞龙瑞、杨雅华、陈梅质证认为：证据1确认单、证据2银行流水、转账凭证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其对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一审庭审中杨某出庭作证并提供了郑本标转账俞龙瑞3038万元的交易明细，证实杨某和郑本标拼单借款给俞龙瑞3038万元；二审庭审中杨华明又提供629.99万元转账凭证拟证明该款项是杨某和俞龙瑞的往来款，杨某的证言与杨华明的陈述相矛盾。证据3银行流水、证据4《证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真实性与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缔邦公司质证认为，缔邦公司原负责人没有向管理人移交财务账册，缔邦公司不是《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无法确认上述证据是否符合证据“三性”要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 （二）郑昆奇、俞龙瑞提交以下新证据：俞龙瑞的银行转账凭证，内容为俞龙瑞于2013年3月7日、3月11日转账3100万元到郑本标账户，拟证明2013年3月5日郑本标借给俞龙瑞3038万元，系短期过桥资金，俞龙瑞于2013年3月7日还款1000万元，3月11日还款2100万元，共计3100万元，其中利息62万元，每日利息超过千分之五，俞龙瑞已还清郑本标的借款本息，这些款项与杨某无关，杨某证言不属实。杨华明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因杨华明不是上述款项的当事人，无法核实该组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俞龙瑞与案外人郑本标之间的往来款项与本案无关，该组证据无法证实证人杨某的证言不属实。杨雅华、陈梅对俞龙瑞的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缔邦公司质证认为，无法确认上述证据是否符合证据“三性”要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认为，494万元系俞龙瑞向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转账的款项，分别为：2013年4月8日转账36万元；2013年4月17日转账36万元；2013年4月19日转账350万元；2013年5月8日通过赵继辉支付72万元，杨某并非收款账户所有人，杨某虽出庭作证其与杨华明共同使用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并提交确认单拟证明494万元系杨某与俞龙瑞之间的经济往来，但该证言及确认单内容与赖洋丽及杨华明在另案中关于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在2013年2月至2014年4月由杨华明使用的陈述相矛盾，亦无其他证据表明杨某有使用赖洋丽尾号为6986的银行卡，故本院对证据1确认单不予采信。证据2、证据3银行流水、转账凭证，体现的是杨某及海南邮电建设四方联营公司福州分公司转账给福州国衡实业有限公司629.99万元，该款并未包含在讼争借款内，且为案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629.99万元款项发生于494万元之后，杨华明主张494万元应用于抵扣629.99万元缺乏依据，故本院对证据2、证据3银行流水、转账凭证不予采信。证据4内容为案外人对案外款项的说明，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郑昆奇、俞龙瑞提交的俞龙瑞的银行转账凭证，系俞龙瑞与案外人郑本标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杨华明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494万元系俞龙瑞与杨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定494万元款项系俞龙瑞偿还讼争借款是正确的。 对郑昆奇、俞龙瑞、杨雅华、陈梅有异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郑昆奇主张，根据俞龙瑞、郑昆奇的陈述、证人叶某、郑某、邹某证言、录音资料、沃众公司贷款情况等证据，与6200万元《借款合同》本身记录的内容（其中4月20日陈小玲汇出2310万元，4月22日杨某汇出340万元）相印证，可以证实6200万元《借款合同》落款时间2013年4月19日系倒签，实际签订时间为2013年9月至10月间的某一天。除一审法院已认定的事实外，上述证据的内容如下：1、俞龙瑞、郑昆奇陈述，郑昆奇实际为5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2、证人叶某、郑某、邹某均提供证词并出庭作证。其中，（1）叶某确认其系俞龙瑞同学。叶某提交证词称，2013年9月至10月间，其和俞龙瑞一起到杨华明办公室，杨华明要求俞龙瑞补签《借款合同》，俞龙瑞原本只打算就已借款但未签订合同的600万元借款补签合同，而杨华明要求对已签订合同的5000万元和600万元以及尚未签订合同的600万元一并签订合同，后来俞龙瑞同意了，现场签订了6200万元合同，由缔邦公司盖章担保，杨华明现场给俞龙瑞看了5000万元《借款合同》并撕毁。而在庭审中叶某对《借款合同》签订情况作了不同陈述，称杨华明与俞龙瑞于2013年9月份有重新签订合同，但新合同是否是6200万元没看清，并当场撕毁5000万元合同。对于《借款合同》落款时间，叶某先是陈述俞龙瑞按杨华明要求以5000万元合同的日期落款，后陈述不清楚落款日期是打印还是手写。（2）证人郑某、邹某均为郑昆奇的同事。郑某提交证词称，沃众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俞龙瑞，因沃众公司向中信银行华林支行的贷款将到期，俞龙瑞向杨华明借款用于偿还贷款，应俞龙瑞及杨华明的要求，郑昆奇提供了担保；中信银行华林支行开具了7张共5555万元的承兑汇票，经贴现用于归还俞龙瑞所欠杨华明5000万元借款。庭审中，郑某陈述，俞龙瑞向中信银行华林支行的贷款到期，郑昆奇为5000万元到期贷款提供了担保，上述事实系听郑昆奇所说；签订合同时其不在场，贷款是否还清其不清楚。邹某提供证词的内容与郑某提供证词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表示证词所述事实系其听郑昆奇所说。庭审中邹某仅陈述，在郑昆奇办公室，中信银行华林支行将承兑汇票交给杨华明，并未对是否存在倒签《借款合同》提供证言。3、在录音中，郑昆奇说：“什么做不了主，当时5000万元合同，我们3个人签订的，我当然要找你，你后面推到你股东不同意还我，你当时在我办公室，说单子还给我，但你最后拿了俞龙瑞缔邦公司担保原件给我，忽悠我，后面打电话给财务送过来。”杨华明答：“说这些都没用”。4、沃众公司向中信银行华林支行申请贷款，中信银行华林支行向沃众公司开具了7张共5555万元的承兑汇票，俞龙瑞将承兑汇票贴现后向杨华明偿还了44940100元借款。 本院认为，本案中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录音资料、沃众公司贷款情况及《借款合同》本身所记载的内容无法证实郑昆奇关于其系为5000万元《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杨华明倒签6200万元《借款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侵占郑昆奇合法财产的主张。理由：1、俞龙瑞、郑昆奇虽有陈述郑昆奇实际为5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责任，但俞龙瑞确认其共向杨华明借款6200万元，而本案当事人也只提供一份俞龙瑞与杨华明签订于2013年4月19日的6200万元《借款合同》原件。郑昆奇主张杨华明未经其同意将5000万元《借款合同》变更为6200万元《借款合同》，根据鉴定意见，5000万元《借款合同》上的“杨华明”签名系套用缔邦公司《保证合同》上的“杨华明”签名，即5000万元《借款合同》上的“杨华明”签名并非杨华明所签，郑昆奇也未能提供5000万元《借款合同》原件。故郑昆奇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2、叶某提交的证词与其出庭作证中对6200万元《借款合同》落款日期的陈述前后不一，其先是陈述6200万元《借款合同》日期为手写，后陈述不清楚日期是打印还是手写，而62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日期实际为打印字体。鉴于证人叶某与俞龙瑞系同学关系，其对借款合同金额和签订日期表述不一，且其关于签订日期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证言不足以证实6200万元《借款合同》系倒签的事实。郑某、邹某同为郑昆奇的同事，且郑某、邹某均陈述其二人对本案相关事实的了解系听郑昆奇所说，故其二人的证言亦无法证实6200万元《借款合同》系倒签的事实。3、录音资料中，关于杨华明与俞龙瑞签订5000万元《借款合同》的事实，仅是郑昆奇的陈述，杨华明对该事实未予认可，故录音资料的内容，无法证明郑昆奇是为5000万元《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事实。4、沃众公司向中信银行华林支行贷款5555万元，并将所贷款项用于偿还俞龙瑞向杨华明的借款，与郑昆奇是否为5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并无直接因果关系。5、62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自2013年3月4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由杨华明向俞龙瑞出借款项6200万元，同时对该期限内出借款项的具体支付人和时间作出约定，并无不妥，郑昆奇主张根据6200万元《借款合同》对出借款项的约定可推导出该份合同系倒签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6200万元《借款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2013年4月19日为实际签订日期并无不当。 本院另查明：1、二审庭审期间，郑昆奇、俞龙瑞提交杨华明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17份裁判文书作为新证据，拟证明杨华明系职业放贷人，6200万元《借款合同》系无效合同。杨华明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其主张，17件民间借贷案件中，杨华明作为原告仅7件，杨华明多为被告且案件均分布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时间跨度长达5年之久，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杨华明是职业放贷人，杨华明作为经商人士，其与他人存在借贷纠纷也实属正常情况；上述裁判文书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6200万元《借款合同》系无效合同。缔邦公司质证认为，无法确认上述证据是否符合证据“三性”要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杨雅华、陈梅对17份裁判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上述17份裁判文书与本院查询法院文书网上该17份裁判文书内容基本一致，杨华明、杨雅华、陈梅对该17份裁判文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内容予以采信。 2、杨华明上诉主张，郑昆奇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曾去找赖洋丽，希望赖洋丽确认案涉494万元为杨华明所有，但赖洋丽承认该494万元并非杨华明所有而是杨某所有，郑昆奇已当庭自认赖洋丽承认该494万元系杨某所有。经查，一、二审庭审中，郑昆奇承认，其曾找过赖洋丽，原打算让赖洋丽在其事先拟好的关于确认该494万元款项系杨华明所有的确认单上签名，赖洋丽未签字确认，但郑昆奇并未当庭确认赖洋丽承认该494万元系杨某所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6200万元《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是否有效？郑昆奇是否应为620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的尚欠借款金额是否有误？3、杨雅华、陈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4、一审法院未准许郑昆奇的鉴定申请是否合法?5、本案是否因杨华明、郑昆奇涉嫌犯罪而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本院认为：1、关于6200万元《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是否有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6200万元《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62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和违约金之和超过法定标准，杨华明在发回重审后的起诉中已予调整，符合法律规定。郑昆奇提供17份杨华明涉民间借贷案件裁判文书及杨华明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裁判文书，拟证实杨华明系职业放贷人，6200万元《借款合同》无效，但目前尚未有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对职业放贷人标准作出规定，故其主张杨华明为职业放贷人、6200万元《借款合同》无效，因而《保证合同》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如前所述，本案中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录音资料、沃众公司贷款情况及6200万元《借款合同》本身所记载的内容亦无法证实郑昆奇关于其系为5000万元《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杨华明倒签6200万元《借款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侵占郑昆奇合法财产的主张。综上，郑昆奇主张其不应对620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尚欠借款金额是否有误的问题。如前分析，494万元应认定为俞龙瑞偿还讼争借款的款项。郑昆奇主张，俞龙瑞于2013年4月19日向赖洋丽转账支付的350万元应为砍头息，但俞龙瑞与杨华明在4月19日前已有借款1200万元，且一审法院在计算本息时，在俞龙瑞支付350万元的当天，就已将350万元进行抵扣，故郑昆奇关于350万元应为砍头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认定俞龙瑞共计还款49850100元，尚欠杨华明借款本金15668370元及相应利息未偿还是正确的。 3、关于杨雅华、陈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实际借款为6146万元，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杨华明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讼争借款用于杨雅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杨雅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郑昆奇为讼争借款提供担保，并非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故一审法院认定杨雅华、陈梅无须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正确的，杨华明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确认其有权执行俞龙瑞和杨雅华、郑昆奇和陈梅的夫妻共同财产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关于一审法院未准许郑昆奇的鉴定申请是否合法的问题。原一审庭审中，郑昆奇申请对6200万元《借款合同》中“俞龙瑞”签名捺印的形成时间与《保证合同》中“郑昆奇”签名捺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双方已在法院主持下共同选定鉴定机构，并选定备选鉴定机构。后正选鉴定机构及备选鉴定机构均回函告知法院，因形成时间的鉴定是一项国际性难题，目前尚无技术手段可以准确鉴定得出结论，故无法受理。郑昆奇主张原鉴定机构没有条件对该申请进行鉴定，并不代表其他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条件，但其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具备鉴定条件的鉴定机构名单，故一审法院未准许其再次鉴定申请并无不妥。 5、关于本案是否因杨华明、郑昆奇涉嫌犯罪而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杨华明主张郑昆奇变造《保证合同》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故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伪造证据的行为与借款以及保证之民事法律行为系不同的法律行为，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杨华明若认为郑昆奇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可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影响本案的处理。郑昆奇主张杨华明利用倒签6200万元《借款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涉嫌刑事犯罪，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华明有倒签6200万元《借款合同》的行为，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华明、郑昆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15元，由上诉人杨华明负担55781元，上诉人郑昆奇负担1164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晓 审 判 员  念保源 代理审判员  许舒可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