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民终9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7-14号。 负责人：薛源，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杨凯，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乙23号楼6层。 法定代表人：梁伟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柱，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杨凯、物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596号民事判决，判令物流公司赔偿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本金损失34985592.53元及利息损失（截止到2018年4月8日的利息损失为13572251.5元，2018年4月9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损失（以本金34985592.53元按年利率11.25%计算罚息，以罚息为基数按年利率11.25%计算罚息复利）），诉讼费和保全费损失223752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物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与物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作出错误判决。一审判决仅认定物流公司作为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代理人代理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履行对质押财产进行占有、履行监管职责”，却忽略了物流公司作为独立的质物监管人身份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基本事实。从《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订立来看，物流公司不仅是受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委托代为监管质押财产，而且是作为独立的合同一方在质押财产监管过程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是一种有偿商业行为。根据合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合同一方因其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而不仅仅是代理人的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即使按照代理关系，根据《民法总则》第164条的规定，“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一审判决有意回避了物流公司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失职行为，片面理解所谓的通知义务。一审判决认为物流公司在质押人河北佰裕东面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佰裕东公司）多次出库、导致质押财产减少时向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履行了告知义务，是因为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没有向物流公司发出停止出库的书面通知，放任了出库行为一直持续；对于河北佰裕东面业公司的出库行为，物流公司不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制止；物流公司告知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质物存在风险情况后，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没有采取任何使自身损失减少的措施，而是持放任态度，故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应由物流公司承担。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完全是对三方《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片面理解，主要理由如下:（一）根据监管协议第2.1、12.2、7.1等条款的约定，物流公司应该负责监管质物小麦不低于约定的数量，因物流公司监管不力导致质物减损给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造成损失的，物流公司应负赔偿责任。根据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石民三初字第002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在判决第一项债权范围内对《质押合同》和《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书》项下的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是，由于物流公司履行监管责任不到位导致质物灭失，物流公司对质物担保范围内的债权即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在该判决第一项范围内的损失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二）《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书》第4.2.2条的约定不能作为物流公司免责的事由。该条约定，在出质人违反融资合同或本协议时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有权向物流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对出质人提取质押财产的授权，物流公司接到通知后不得再为出质人办理提货手续。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条是作为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权利来设定的，而不是作为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必须为之的义务。结合合同2.1、12.2、7.1等条款来看，物流公司的义务就是确保质物始终不低于约定的数量，质物低于约定数量就说明物流公司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应该赔偿因此给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造成的经济损失。质物小麦交付给物流公司时是能够担保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债权实现的，但是，由于物流公司没有很好地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质物减损，就构成违约。（三）物流公司向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发函行为不能免除其监管责任。在物流公司监管过程中，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确实收到物流公司的两次发函，但是物流公司的发函不能导致物流公司监管不力违约责任的免除。相反，物流公司的发函更加证明因物流公司监管不力导致质物小麦被他人转移的事实。根据《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书》，对于已经交付物流公司监管的质物小麦，物流公司就应该采取足够的措施，确保仓库中的小麦不低于约定的数量，这一责任在于物流公司而不在于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收到物流公司发函之后，立即回函要求物流公司采取措施，防止剩余小麦进一步减少，并督促物流公司要求佰裕东面业公司补足质物。但是物流公司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导致质物最终全部灭失，所以该责任应该由物流公司承担，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对此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物流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位准确，物流公司推翻自认没有根据。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在起诉状中明确陈述，据生效的00246号判决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在6月5日庭审笔录第7页，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又对该法律关系也作明确认可。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推翻自认和已经生效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以一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为由，认为判决错误不能成立。其次，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所称的“独立的质物监管人身份”与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自身是独立的专业银行一样，仅是身份概念，而不是法律关系中界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范畴，身份和法律关系不能混淆。法律关系是权利义务关系，而身份并不能成为承担义务的根据。二、一审判决全面查清了事实，物流公司尽到了代理人应尽到的义务，而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才是回避自己违反法定义务、放弃合同权利、纵容出质人出货的失职行为。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对于自己发放巨额贷款，审慎经营的法定原则要求从贷前审查到贷后跟踪都要恪尽法定义务，对权利的重视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其债权的安全。在物流公司依约连续向其发出预警，要求其采取措施维护其债权之时，其却称不干预出质人经营，任由其债权的风险不断增加，明显违反监管合同第4.2.2规定“甲方（佰裕东公司）违反融资合同或者本协议时，乙方有权随时向丙方（物流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对甲方提取质押财产的授权，丙方接到该通知后，不得再为甲方办理提货手续。”在质物持续减少时，其作为被代理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的保全措施，相反却将责任推给代理人，哪怕00246号案中，其也没有采取任何保全措施。可见，无论是法定义务还是合同权利、约定义务，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均没有履行，却将责任推到代理人身上，其逃避自身责任的事实显而易见。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是：代理人不是保管人，不负有保证质物最低价值的义务。同时，作为代理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就是通知警示，不可能采用暴力行为阻止出质人强行出货。一审不仅有事实根据也有合同依据，代理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物流公司履行合同得到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认可，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将没有行使合同权利维护自身债权的过错，归咎于一审判决不能成立。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2015年4月8日的《实地检查报告书》可证明，物流公司履行监管的各项指标，包括安全保卫制度、进出库记录以及在库质物是否与质押物清单相符等均得到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认可。可见，这是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对“独立的质物监管人”的认可，也是对代理人履职认可。但是，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作为有强大风控部门支持的独立的专业银行，假如其基于其借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监管协议，能及时宣布债权到期，采取保全措施，何至于此？所以，对于必须由被代理人本人行使的权利，物流公司作为代理人，无法代替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行使应由其本人行使的权利。一审根据客观实际，认定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怠于行使权利、没有及时终止对出质人提货授权、物流公司不存在过错是符合合同约定且有事实依据的，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起诉河北佰裕东公司、和顺佰裕东公司、郭小建、张敏娜、物流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石民三初字第00246号民事判决，1.河北佰裕东公司偿还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欠款本金34985592.53元及自2015年6月27日起至付清之曰止的罚息（罚息利率按年利率11.25%计算，并按年利率11.25%计复利））、以及截至到2015年6月26日欠的罚息404167.99元和罚息复利652.4元；2.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在第一项债权范围内对《质押合同》和《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项下的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和顺佰裕东公司、郭小建对第一项债务在扣减第二项中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受偿的质押物价值金额之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回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对张敏娜、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该生效判决认定，在《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中，明确写明物流公司是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代理人，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宜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审理，可另行解决，遂成本案诉讼。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提供（2016）冀01执366号民事裁定，证明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终止执行程序。 2014年5月8日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与河北佰裕东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河北佰裕东公司向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借款3500万元。同日，河北佰裕东公司（出质人）、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质权人）签订《质押合同》，质押财产为小麦。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为保管质押财产、实现质权以及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并附件《动产质押清单》，河北佰裕东公司提供的质押财产价值为人民币50073625元。该《动产质押清单》所涉质押财产，经出质人与质权人核实无误后盖章确认。《质押合同》第8.1条约定，在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或依据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主合同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后，若主合同债务人未依约履行偿债义务，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有权处分本合同项下质押财产。 2014年5月8日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质权人）、河北佰裕东公司（出质人）、物流公司（保管人、代质权人收货）三方签订《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该协议第3.1条约定，质权自河北佰裕东公司（甲方）将货物交付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乙方）时成立，乙方委托物流公司（丙方）代为接收、占有甲方交付的质押财产，甲方将质押财产交付给丙方，由丙方接收、占有后，视为甲方向乙方交付质押财产。第3.4条约定，在全部偿清融资合同项下的债务前，不论甲方是否置换、提货，质押财产的价值不得低于由乙方向丙方出具的最新的《质押财产最低价值通知书》确定的质押财产最低价值（质押财产最低价值通知书中质押财产最低价值不得为零）。第7.1约定，丙方提货、换货后处于丙方占有、监管下的质押财产始终不得低于质押财产的最低价值。第7.1条约定，当《质押财产最低价值通知书》中所确定的质押财产最低价值时，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应发出通知并要求出质人在五个工作日内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财产，若甲方未追加质押财产或提供新的担保，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宣布融资提前到期，并要求甲方提前偿还已使用额度。第4.2.1约定，乙方授权甲方，由甲方代替乙方向丙方办理以本协议约定的提货手续，即甲方的出库书面通知和预留印鉴式样均反映乙方的要求和指示，在不违反3.4条的前提下视同于乙方的出库指示，丙方经审核无误后可以给予办理提货手续。第4.2.2约定，甲方违反融资合同或本协议时，乙方有权随时向丙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对甲方提取质物财产的授权，丙方接到该通知后，不得再为甲方办理提货手续。第12.2条约定，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质押财产短损灭失，乙方质权落空导致乙方发生实际损失的，根据货物短损灭失或质权落空的价值在实际损失范围内对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照协议开始履行。2014年12月1日，广东诚通物流有限公司（监管人）向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发出《告知函》，载明：我司与贵行合作项目河北佰裕东公司，于2014年11月2日已发函通知贵行库存低于最低控货价值（具体情况之前已发函告知贵行），该企业也承诺在2014年11月25日之前把所差货物数量补齐或支付相应价格保证金，但截至今日企业不仅未在承诺时间内把货物补齐，也没有支付保证金，而是不理会我司劝阻频频出货，甚至在隐瞒我司的情况下，私自把储存罐仓的货物运走，导致缺货情况加剧。该企业最低控货值为5000万元，截止到11月30日库存值为2662万元，差货值约2338万元。期间我司已不断催促企业补货，但效果不明显，企业也利用各种借口搪塞我司。2015年7月28日《告知函》，载明：我司与贵行合作项目河北佰裕东公司，自2014年11月2日开始至今，库存价值一直低于最低控货价值。在此期间，我司一直劝阻、禁止企业再出货并不断催促其补货或缴纳相应保证金，但效杲不明显，企业也利用各种借口搪塞我司。此前，针对该企业种种行为，我司共分9次给贵行发送告知函汇报具体情况。该企业最低控货值为5000万元，截止到2015年7月27曰库存值为169万元，差货值约4831万元。2016年1月15日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回函：贵公司2016年1月11日给我行的来函已经收悉。来函提到河北佰裕东公司未与我方和你方协商而私自在厂区准备恢复生产，我行认为该公司恢复生产是该公司自己的事务，没有必要征得我方许可，且该公司能恢复生产对你我双方亦非坏事。根据贵公司反馈的情况，我行于2016年1月14日到河北佰裕东公司厂区现场查看，该公司确有恢复生产迹象。同时，我行询问贵公司驻厂监管人员仓库核库数据，得到的答复为库存小麦吨数为零，货值为零。鉴于以上情况，我行表示对河北佰裕东公司恢复生产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范围，我行不予干预。但是，该公司恢复生产前应该根据三方协议，先将足额的小麦存入贵公司负责监管的质押仓库，然后再行生产。因此，我行希望贵公司能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尽快要求河北佰裕东公司确保质押仓库中的小麦不低于我行要求的质押数额和货值。目前虽然你我双方尚在诉讼过程中，但是合同并未解除。如果贵公司能够确保质押仓库中的小麦不低于质押数额和货值，则你我双方的纠纷亦可协商解决。故请贵公司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督促并监管河北佰裕东公司将足额小麦存入质押仓库，并及时告知我行。 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5月8日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河北佰裕东公司、物流公司三方签订的《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按照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与河北佰裕东公司《质押合同》及《动产质押清单》，河北佰裕东公司将质押财产交付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按照《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物流公司作为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代理人，代理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对质押财产进行占有、履行监管职责。双方在履行《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过程中，河北佰裕东公司多次出库，致使库存价值一直减少。按照协议约定，物流公司向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告知相关情况后，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应当向物流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对河北佰裕东公司提取质物财产的授权，但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未向物流公司发出停止出库的书面通知，而是放任出库行为一直持续。物流公司作为质押财产的代理人，在质物货值低于控货数量时，物流公司督促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及时行使权利，并且通过告知函的形式告知了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对于质押财产库存货值为零，物流公司亦没有实施任何使质物灭失的侵权行为。从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回函中显示，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是要求物流公司保证仓库中的小麦不低于质押数额和货值。但物流公司作为监管人，对于河北佰裕东公司出库行为，不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制止。在物流公司告知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质物存在风险情况后，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应当采取保全质押财产或依照协议约定宣布融资提前到期等应对措施，但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没有采取任何使自身损失减少措施，而是持放任态度，故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应由物流公司承担。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要求物流公司赔偿因监管不力给其造成借款不能收回的本金损失34985592.53元及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因本案是基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三初字第00246号判决成诉，且基于不同一法律关系，故物流公司辩称诉讼时效及为重复诉讼问题，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5708元，由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执36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石民三初字第00246号民事判决书，在执行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与河北佰裕东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无法提供有关被执行人的财产，该院又未能查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中止该院作出的（2015）石民三初字第00246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的执行。在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申请执行人可以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 本院认为，河北佰裕东公司、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和物流公司三方签订的《货物质押监管合作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要求物流公司赔偿34985592.53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主张损失的依据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年）石民三初字第0024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判令河北佰裕东公司及其保证人连带偿还应付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本金及利息，并判决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在欠付本息的范围内对涉案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该生效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中止了执行程序。由于该案尚未执行完毕，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能否完全受偿尚不确定，故其损失亦无法确定。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可待该案执行终结，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损失确定后，对本案再行起诉。 综上所述，华夏银行和平东路支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民初59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2857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5708元退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建岳 审判员  苗文全 审判员  苑秀霞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邢自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