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18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家辉，男，汉族，1983年7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南，广东万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丽敏，女，汉族，1976年5月24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安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光，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文涛，男，汉族，1971年6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卢家辉因与被上诉人高丽敏、原审被告黄文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家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高丽敏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出借人认定错误，错把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方财产，错把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变为委托代理关系。黄文涛基于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收取还款的行为合法有效。一审判决无视高丽敏和黄文涛是夫妻关系，其出借的资金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法定属性，仅凭借据上的“借到高丽敏”的表述，便认定出借人是高丽敏而不是黄文涛。本案的事实是高丽敏、黄文涛夫妻共同向卢家辉支付借款，该款项当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共同财产的出借人当然也就是共同财产的所有的。高丽敏、黄文涛对卢家辉形成共同债权，黄文涛作为共同债权人，本身就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即要求卢家辉还款。一审判决视共同财产属性于不顾，错把高丽敏、黄文涛夫妻关系定性为委托代理关系。黄文涛收取借出的款项，是行使法律赋予的共同财产处理权，而不是作为妻子的代理人，黄文涛完全有权基于这种平等的处理权，收取共同财产。二、借款人认定错误，债权文书的出具应以签署的名、章为准。卢家辉所在的珠海明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熹公司”）与卢家辉作为法人代表签字，合同（借款借据）即成立，而成立的合同关系只能存在于盖章的当事人与相对方之间。一审判决无视借据上签署债权文书的是明熹公司和作为公司法定人的卢家辉，以及利息均由明熹工作人员及股东支付的重要事实，而只凭借据中有本人（借款人）卢家辉的表述和身份证号码，即认定借款人是卢家辉。明熹公司尽管在盖章处未签借款人，但公司不可能无缘无故在债权文书盖章的，况且公司也不是作为担保人出现，至少公司也应是共同借款人。三、一审判决无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卢家辉的正当权利。卢家辉作为善意第三人，善意向共同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合法有效，应得到保护。卢家辉完全有理由相信，黄文涛收回借款的行为是黄文涛、高丽敏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理由至少有：1.建立借款的合意产生于卢家辉与黄文涛，由于卢家辉和黄文涛是生意上的伙伴和朋友，而与高丽敏本不相识，所以建立借款关系的合意只能在卢家辉与黄文涛之间产生，卢家辉不会也没有与朋友妻子商讨借款的事，高丽敏通过银行汇款的表现，表示她也是同意建立借贷关系的。2.全部的过程都是由卢家辉与黄文涛进行的，包括商谈出借金额、利息计算、借据内容的拟定。而借据中所称的“借到高丽敏”，也是黄文涛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卢家辉与黄文涛两人所在公司发生误会。3.出借的资金也是黄文涛筹措的，高丽敏是家庭主妇，没有经济收入，而黄文涛是企业的经营者，是其夫妻家庭唯一的经济收入源，即使是高丽敏转给卢家辉的24万元多元，也是黄文涛筹款存到高丽敏的卡上，另外的20万元现金也并非是受高丽敏的委托送到卢家辉公司财务，而是黄文涛独自送来的。4.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黄文涛、高丽敏的关系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上述理由，也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卢家辉仍然可以认为其代理行为有效。至于高丽敏，不能以不知道不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即卢家辉。卢家辉是法律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卢家辉充分地保障了两共同财产所有人的利益，如约支付了利息，把本金支付给了共同债权人之一，且事前事后都告知了高丽敏，高丽敏也绝非不知道，其在2017年3月与黄文涛的电话中明确讲到黄文涛“把我存的25万元都拿走了”。因此，卢家辉支付给黄文涛的借款本金行为是真实有效的，一审判决要卢家辉一笔钱还两次的判法，侵害了卢家辉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涉案借款是高丽敏、黄文涛共同财产，他们出借借款给卢家辉或明熹公司对借款形成共同债权，黄文涛行使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合法有效，卢家辉作为善意第三人向共同债权人履行债务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卢家辉的上诉请求。高丽敏辩称：一、一审法院在本案出借人与借款人身份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卢家辉上诉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本案两份借据来看，均清楚表达本案借款人是卢家辉本人，出借人为高丽敏，事实清楚，毫无争议。2.本案借款系高丽敏通过银行转至卢家辉个人账上或交付现金给卢家辉本人，并非转账至公司账上，更能进一步证明卢家辉为本案借款人。卢家辉借款后，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或其他用途，并不影响卢家辉为借款人的身份。并且在借款利息的支付上均是卢家辉本人或委托他人通过银行转账至高丽敏个人账户，更能印证一审法院在本案借款人与出借人身份认定上准确无误。3.在本案出借款是否为高丽敏与黄文涛共同债权的问题上，虽然卢家辉称向黄文涛还款时，黄文涛与高丽敏夫妻关系尚未解除，但在法律地位上，高丽敏与黄文涛系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夫妻一方对外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当然代表就是夫妻共同的民事行为。本案中，卢家辉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债权就是高丽敏与黄文涛共同债权。二、卢家辉向黄文涛还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更不符合善意第三人构成要件。本案中，高丽敏、卢家辉、黄文涛之间均系朋友关系，双方均互留有手机号与微信联系，通讯非常方便，卢家辉在处置重大民事行为时，事前未征得高丽敏同意，事后又未催告高丽敏同意，其本人未尽审查之债，且自身已有过错，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另外，高丽敏与黄文涛夫妻感情在2016年就已经破裂，黄文涛从2016年9月份就搬离家在外居住，与高丽敏分居，且2017年10月正式提起离婚诉讼。而卢家辉与黄文涛系朋友关系，生意上合作伙伴，卢家辉对高丽敏与黄文涛夫妻感情破裂一事也早已知晓。因此本案明显是黄文涛与卢家辉恶意串通，虚构还款行为，目的是侵害高丽敏正当合法的财产权益，主观上是恶意的，根本谈不上善意第三人，对这种行为更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卢家辉的全部上诉请求。黄文涛述称，我认可卢家辉的上诉意见。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借款的意向是产生于我和卢家辉之间。因所在公司与卢家辉的明熹公司有业务往来，所以我们是朋友，卢家辉本不认识高丽敏，卢家辉与我谈到他公司接项目缺资金，问我如有钱可借给他公司，利息较高，这才达成了双方的借款合意。2.借给卢家辉的钱全是我筹措的。最初我和高丽敏商量借款给卢家辉公司时，准备出借70万元，于是我于2016年6月23日取了70万元现金存到高丽敏平安银行卡上，但后来被高丽敏作他用，只从中于2016年7月6日转了198000元，在我的催促下，高丽敏才于7月27日再汇了49500元给卢家辉。我才又于2016年7月27日取了36万元现金到卢家辉的公司，交给了卢家辉公司财务赖醒华。由于此时高丽敏来电话说，让我给她留16万元给她弟弟用，所以只借出20万元，卢家辉公司的会计便把本来已存入其账户的36万元中的16万元汇给了高丽敏。3.借款手续全过程都是由我和卢家辉完成的。两张借据都是我和卢家辉在一起商量如何写的，高丽敏自始至终都未和卢家辉见过面，之所以借据上要写借到高丽敏的款，是因为避免与两公司间的业务混淆引发误会。4.取回借款是我和高丽敏商量进行的，事前事后高丽敏都同意并知情，写收条的当天，卢家辉也打了电话给高丽敏告知此事，高丽敏也没有反对，只说知道了。二、我和高丽敏是夫妻（借出和收回期间都一直是），我们借出的借款是我们的共同债权。我和高丽敏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卢家辉将钱还给我们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合法的。关于这点卢家辉说得很清楚，我完全赞同。我和高丽敏间关于这笔款的事情，只能由我们两个人自己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卢家辉的上诉请求。高丽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卢家辉偿还高丽敏借款本金45万元人民币；2.判令卢家辉偿还高丽敏借款利息，以借款本金4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息1%计算；3.判令卢家辉承担本案因追索债权产生的律师费2万元；4.判令卢家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丽敏提交2016年7月6日借据一份，内容是，本人（借款人）卢家辉，身份证：现借到高丽敏（身份证：）20万元，月息按1%计算。因违约引起诉讼，违约方处承担违约责任外，还需承担守约方因提起诉讼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调查费等相关费用。借据落款处，卢家辉在“法人代表”处签名捺指模，明熹公司加盖公章。同日，高丽敏分四笔向卢家辉个人账户转账合计198000元，预扣利息2000元。高丽敏还提交卢家辉手写的2016年7月27日借款借据一份，内容及落款与2016年7月6日借据基本一致，借款金额为25万元。同日，高丽敏向卢家辉个人账户转账49500元，预扣利息500元。高丽敏称，另外20万元是委托黄文涛将现金交给卢家辉，资金来源于高丽敏及其母亲自有资金。卢家辉称，是黄文涛拿现金36万元支付给我的，但是最终有16万元从赖醒华的账户转账到高丽敏的账户，所以最终出借款是20万元。黄文涛称，高丽敏借给卢家辉的钱是我一次性存在高丽敏银行卡的，这些钱是我向外借来的，不是高丽敏的。明熹公司员工按照月息1%，从2016年8月份开始每月8日、26日左右，分别支付2000元和2500元利息至高丽敏账户，自2017年3月1日开始不再支付借款利息。卢家辉称，2017年3月14日之前，黄文涛找到我说要还钱给他，由于我一直认为是我向黄文涛借款，所以就将包括我向黄文涛借款5万元在内的50万元还给黄文涛了。还款前，我有电话告知高丽敏，而且也将收条拍照发给高丽敏。高丽敏则称，其没有委托黄文涛收取还款，卢家辉没有打电话给她，也没有发收条微信给她。高丽敏还于2017年3月16日给卢家辉发微信问为什么没有支付利息，卢家辉说钱给黄文涛分两笔拿回去了，高丽敏说我没有看到，借条在我这里。卢家辉称，我和黄文涛担任副总经理的粤灯公司有业务往来，2012年之前就有来往，到现在没有断过，我和黄文涛个人也有私下往来。另查明，高丽敏与黄文涛于2014年6月6日登记结婚，2017年9月12日高丽敏起诉离婚，2018年9月7日二审调解书确认解除婚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高丽敏提交的两份借据虽然落款处由明熹公司加盖公章，卢家辉在“法人代表”处签名，但落款处并未注明明熹公司为借款人，而借据内容明确写明是卢家辉向高丽敏借款，且卢家辉还写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因此，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卢家辉向高丽敏借款。至于卢家辉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及对公账户出入账通知，只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并不能反驳高丽敏提交的借据，一审法院对卢家辉主张系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明熹公司向高丽敏借款不予采纳。关于出借人是高丽敏还是黄文涛。卢家辉出具借据写明出借人为高丽敏，借款后支付利息也是支付给高丽敏，卢家辉提交的黄文涛与高丽敏录音证据中，虽然提及25万元欠条，但并未明确25万元欠条是案涉的25万元借款借据，通话也未提及出借人是黄文涛，因此，一审法院对卢家辉主张出借人是黄文涛同样不予采纳。至于黄文涛与高丽敏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高丽敏提交两份借款借据，以及198000元及49500元的转账凭证，另外20万元由黄文涛交给卢家辉，高丽敏已完成其与卢家辉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交付借款的举证证明责任，卢家辉对反驳高丽敏诉讼请求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卢家辉提交黄文涛出具收到50万元现金的收条，该证据证明黄文涛收到50万元，但卢家辉没有提交高丽敏委托黄文涛收取借款的证据，也未提交高丽敏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黄文涛代为收取借款的证据，卢家辉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高丽敏收到返还的借款，一审法院对高丽敏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至于黄文涛收取明熹公司款项，明熹公司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高丽敏陈述两次交付借款时预扣利息合计2500元，一审法院按高丽敏实际交付款项计算出借本金，卢家辉应向高丽敏返还借款本金447500元。由于卢家辉从2016年8月8日开始支付利息，卢家辉预扣的2500元利息抵作7月份利息，因此，卢家辉还应向高丽敏支付从2017年3月1日开始至付清之日，以4475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计算的利息。高丽敏为本次诉讼支付律师费2万元，依据借据约定，卢家辉还应向高丽敏支付上述费用。综上，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卢家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高丽敏返还借款本金447500元；二、卢家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高丽敏支付从2017年3月1日开始至付清之日，以4475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计算的利息；三、卢家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高丽敏支付律师费2万元；四、驳回高丽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00元，由高丽敏负担500元，卢家辉负担4200元。二审中，卢家辉、高丽敏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期间，黄文涛向本院提交《关于从卢家辉公司取回50万元现金后的去向说明》及相关证据材料，称2017年3月14日从卢家辉公司取回50万元现金后，当日现金偿还给案外人英华兴214000元，当日偿还给我担任业务经营的粤灯公司挪用的税金173245元，于2017年3月15日和3月16日分两次各5万元偿还我妹妹黄文琦欠款10万元，上述三项合计支出487245元，剩余1万多元消费了。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卢家辉对黄文涛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高丽敏对黄文涛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与本案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款项来源于本案。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根据卢家辉的上诉请求，结合高丽敏的答辩意见，本院对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涉案借贷关系的主体认定。卢家辉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对于涉案借款出借人、借款人均认定错误。经审查，涉案两份《借款借据》合同均明确写明借款人是卢家辉，出借人是高丽敏。同时，两份《借款借据》落款处均由卢家辉以明熹公司法人代表身份签名，还加盖了明熹公司的公章。因此应认定卢家辉与明熹公司为涉案两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涉案两笔借款均应由卢家辉与明熹公司共同偿还。至于涉案两笔借款的出借人，在双方当事人以涉案《借款借据》明确出借人均为高丽敏的情况下，无论高丽敏涉案两笔出借款项来源是否由黄文涛筹借，均不影响其作为借款出借人主体身份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据此，高丽敏作为债权人，有权请求卢家辉一人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本案中，因高丽敏仅向卢家辉个人主张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根据高丽敏的诉讼请求，认定涉案两笔借款的借款人为卢家辉、出借人为高丽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涉案两笔借款是否已经清偿。卢家辉上诉主张涉案两笔借款已于2017年3月14日向黄文涛偿还，并提交了黄文涛出具的50万元收条予以佐证。黄文涛确认收到了卢家辉现金还款50万元，并向本院提交《关于从卢家辉公司取回50万元现金后的去向说明》及相关证据材料。高丽敏则主张因与黄文涛夫妻感情破裂，黄文涛和卢家辉恶意串通虚构还款行为。经审查，本案中，对于已经向黄文涛还款50万元的主张，卢家辉仅提供了黄文涛出具的《收条》予以证明。本院认为，50万元属于金额较大的款项，卢家辉主张以现金交付方式向黄文涛还款，明显与此前从2016年8月开支至2017年2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高丽敏支付借款利息的交易习惯不相符。同时考虑到黄文涛与卢家辉之间存在生意合作关系，且黄文涛与高丽敏因夫妻关系破裂已于2017年9月12日起诉离婚等实际情况，在没有其他证据材料相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卢家辉的陈述和黄文涛出具的《收条》，不足以证明卢家辉已经向黄文涛偿还了50万元的事实。卢家辉上诉主张涉案两笔借款已经由黄文涛收回，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卢家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上诉人卢家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