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5民初27919号原告：翟某1，女，193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运长，男，195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石佛店村民委员会推荐。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旗，男，196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濮阳市华龙区岳村乡石佛店村民委员会推荐。被告：谢某，女，193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某2，女，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某3，女，199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濮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某4，男，195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某5，男，1966年5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原告翟某1（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翟某6、翟某4（以下各自简称姓名）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48570号民事裁定。翟某1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4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490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4）朝民初字第48570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案件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翟某6于2016年5月4日去世，本院依法追加谢某、翟某2、翟某3、翟某5（以下各自简称姓名）为共同被告。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运长、徐红旗，翟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峰，谢某、翟某2、翟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民到庭参加了诉讼。翟某5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某1在原一审诉讼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由我继承被继承人翟某7的遗产，即北京市朝阳区xx路x1号和x2号房屋的二分之一。事实与理由：翟某7与陈某1是夫妻关系，翟某7的妻子陈某1于2011年8月23日死亡，翟某7于2011年8月24日死亡。翟某7和陈某1死后留有北京市朝阳区xx路x1号和x2号房屋。翟某7、陈某1没有生育子女，1963年3月23日抱养一女婴翟某8，2006年5月26日，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调解解除收养关系。陈某1父母均先于陈某1死亡，翟某7作为陈某1的唯一继承人继承陈某1的遗产。翟某7的父母均先于翟某7死亡，翟某7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翟某10（翟某11）、翟某7（翟某12）、翟某6（翟某13）、翟某1、翟某9兄弟姐妹五人。翟某10、翟某9先于翟某7死亡。翟某1和翟某6是翟某7合法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有权各继承翟某7遗产的二分之一。翟某4是翟某10唯一的儿子，翟某7的侄子，不是翟某7、陈某1的养子。但翟某4在翟某7、陈某1死亡后，自称是翟某7、陈某1的养子，并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民事诉讼，最终被法院驳回起诉。翟某4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同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裁定中认为，翟某4如认为与翟某7、陈某1成立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对翟某7、陈某1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可直接在继承案件中主张相关权益。现我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由我继承被继承人翟某7遗产，即北京市朝阳区xx路x1号和x2号房屋的二分之一。本案发回审理期间，翟某1于2019年5月6日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确认我和翟某6的继承人对翟某7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翟某4对翟某7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判决我和翟某6的继承人各继承陈某1名下银行存款的二分之一。谢某、翟某2、翟某3辩称：同意翟某1的诉讼请求，我三人作为翟某7第二顺位继承人的继承人，也应当继承相应存款份额。翟某4辩称：不同意翟某1的诉讼请求。我是翟某7的养子，是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此事实已由有效公证文书及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应当由我继承翟某7的全部遗产，其他人无权继承。翟某5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翟某7（曾用名翟某12、翟某14、翟某15）系翟某16与李某1（曾用名李某2）之子。翟某16与李某1共生育有三子二女共五人，即：长子翟某11（曾用名翟某10、翟某17）、次子翟某7、三子翟某6（曾用名翟某13、翟某18）、长女翟某1、次女翟某9。翟某16与李某1均先于翟某7死亡。翟某7与其配偶陈某1未生育子女，二人于1963年3月23日抱养一女婴翟某8（曾用名翟某8萍），2006年5月26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出具（2006）大民初字第39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陈某1、翟某7与翟某8解除收养关系。陈某1于2011年8月23日死亡，翟某7于2011年8月24日死亡。翟某11与配偶项某1生育有一子四女共五人，即：长女翟某20、次女翟某21、三女翟某22、长子翟某4、四女翟某23。翟某11于1993年死亡。翟某6与配偶谢某生育有二子一女共三人，即：长子翟某24、长女翟某2、次子翟某5。翟某3系翟某24与配偶许某1所生之独生女。翟某24于2011年8月10日死亡。翟某6于2016年5月4日死亡。翟某9于1977年死亡。翟某4于1958年随祖母李某1赴北京，与翟某7、陈某1一同生活，后于1968年至山西插队工作并定居至今。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于2014年1月8日出具（2014）并南证字第67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翟某4是翟某7和陈某1的儿子；翟某7是翟某4的父亲；陈某1是翟某4的母亲。”北京市中信公证处于2014年9月22日出具（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09594号和09668号公证书，内容为：“……被继承人陈某1、翟某7系原配夫妻，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曾收养了一儿一女，养子翟某4及养女翟某8，后陈某1、翟某7夫妇于二〇〇六年五月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与翟某8经调解解除了收养关系……故被继承人陈某1、翟某7的上述遗产由其养子翟某4一人继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路x1号房屋（以下简称xx号房屋）原登记在陈某1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路x2号房屋（以下简称xx号房屋）原登记在翟某7名下。2014年10月，翟某4以翟某7、陈某1养子的名义，持（2014）京中信内民证字09594号和09668号公证书，委托案外人陈某2将两套房屋变更至自己名下。后翟某4又于2014年12月将xx号房屋出售给河南广深实业有限公司北京装饰分公司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即陈某2。陈某1名下另留有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截止至2019年9月17日的账户余额为53.08元。翟某4曾于2012年以确认收养关系为由将陈某1之侄陈某3诉至本院，要求确认翟某4与翟某7、陈某1存在事实收养关系。本院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0677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翟某4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翟某6、翟某1不服，分别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2012）二中民申字第14974号及（2012）二中民申字第16193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2013年5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提字第8044号及（2013）二中民提字第804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2）朝民初字第06773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审期间，依法追加翟某6、翟某1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翟某4书面申请撤回对陈某3的起诉，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2013年12月25日，本院作出（2013）朝民再初字第28255号民事裁定，以“送养人翟某10及收养人翟某7、陈某1均已去世，收养关系中的收养人主体已不存在，翟某6、翟某1并不是收养关系当中的适格主体”为由，裁定驳回翟某4的起诉。翟某4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4）三中民再终字第0288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翟某4曾于2014年将翟某20、翟某21、翟某23、耿某1（翟某22之配偶，翟某22于2012年3月死亡；另，该案中四被告委托代理人均为陈某2）诉至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要求继承翟某10及项某1的遗产。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日作出（2014）华法民初字第305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原告翟某4自1958年被其生父母翟某11、项某1送与翟某7为养子，原告翟某4与翟某7、陈某1以父母子女关系相待，共同生活多年，亲友、邻居也认为其为父母、子女关系，且原告翟某4的人事档案资料等亦证明翟某4与翟某7、陈某1已经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原告翟某4亦承认自己确实由翟某7、陈某1收养并随他们共同生活，叫翟某7、陈某1为父母。故原告翟某4与翟某7、陈某1已形成收养关系……”，故判决驳回了翟某4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翟某4主张其系翟某7与陈某1的养子，并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并南证字第67号公证书；2.（2014）京中信内证字09594号公证书；3.（2014）华法民初字第3056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4.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新源里派出所2011年11月3日向本院出具的证明信，记载:“经查1959年2月3日户口登记，情况如下：李某1户主；之孙翟某4；之子翟某7；之子媳陈某1。”5.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政治部于1976年6月8日向山西霍县电厂党委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记载：“……翟某7同志系你单位汽轮机车间工人翟某4的父亲”，该复印件上还标注了“此件为翟某7人事档案中材料复印件，情况属实”，并盖有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勘工作部的印章；6.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组织处向山西霍县电厂党委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记载：“我局翟某7是你单位翟某4的父亲……”，该复印件上同样标注了“此件为翟某7人事档案中材料复印件，情况属实”，并盖有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勘工作部的印章；7.北京市规划委员会2014年1月2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原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给山西霍县电厂党委的证明系翟某7所在单位原北京市勘察处（现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出具，加盖原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政治部、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组织处公章后寄出。与原件无误。特此证明”；8.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14年1月13日出具的《关于翟某4与翟某7关系的说明》，主要内容为：“经查询翟某7同志原始人事档案，2011年11月1日我院开具的《证明》中，有关翟某4与翟某7关系，是依据1980年《干部履历表》中记载内容开具，经核对笔迹，非翟某7本人填写。经查1976年6月8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政治部致山西霍县电厂党委的证明信，内容属实。特此说明”；9.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14年2月18日出具的证明信复印件，主要内容为：“兹证明我单位职工翟某7，（男），于1926年2月7日出生，其家庭成员情况如下：……配偶陈某1，女，1935.8.14出生，北京市朝阳区房管局，结婚时间1954.10.23，于2011年8月23日死亡；二人婚后共生育了0个子女，曾经收养过子女，其子女情况如下：翟某4，男，1952.11.7出生，山西霍县电厂；翟某8（翟某8萍），女，1963.3.23出生……”，该证明信上标注“此材料为我单位2014年2月18日出具，情况属实”，并盖有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勘工作部的印章；10.翟某41972年10月10日填写的《就业人员登记表》，上面家庭成员一栏填写父为翟某7、母为陈某1；11.翟某41972年10月11日填写的《招工政治审查表》，上面填写的家长姓名为翟某7；12.翟某41987年7月1日填写的《职工登记表》，上面填写父亲翟某7、母亲陈某1；13.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设备厂于2014年2月20日出具的人事档案履历表记载证明，主要内容为：“根据翟某4同志人数档案履历表记载该同志的……父亲翟某7、母亲陈某1、妹妹翟某8萍”；14.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设备厂（后更名为山西中能建电力装备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27日、2019年5月22日出具的两份证明，主要内容为：“翟某4同志系我单位退休职工，该同志在职时探父母亲地址为北京市。特此证明”；15.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第二小学2013年12月31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翟某4（男）1952.10.7出生，据了解59年-65年在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第二小学就读。特此证明”；16.证人柳某、段某出具的证明，内容都是证明翟某7、陈某1收养了翟某4和他们共同生活；17.（2013）朝民再初字第28255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笔录，该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谭某、李某1、李某2、翟某20、耿某1等人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翟某7、陈某1收养翟某4为养子；18.（2014）朝民初字第48570号案件于2015年1月12日的开庭笔录，案外人谭某出庭作证称翟某4称呼翟某7、陈某1为爸爸、妈妈；19.证人翟某6书面证言，称其曾经出具的关于翟某7说没有收养翟某4的意思的证明是按底稿抄写的；20.翟某7、陈某1的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书、骨灰墙业务流程单、收据、发票和骨灰安放证等复印件，亲属一栏均为翟某4。对于以上证据翟某1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至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公证书只是对翟某4单方陈述的公证，翟某7和陈某1都没有参与公证活动，两份公证书不合法；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中的翟某1、翟某6及翟某6的继承人没有参与该案，不能代替本案审理；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翟某4是翟某7和陈某1的养子；对证据5至6，两份档案是翟某4档案里的材料，不可能留存在翟某7的个人档案中，且翟某7生前所在单位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多次违背翟某7档案事实为翟某4出具证明，证明内容也与翟某7死亡后本案诉讼前出具的证明相对立，故对这两份档案不予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但证据形式不合法，是在打印件上加盖的印章，且没有经过核实情况毫无根据；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翟某7的笔迹不是该单位可以确认的，这也与证明内容是否真实并不冲突；对证据9，真实性不认可，证明内容也与翟某7的档案相矛盾，翟某7档案中明确记载翟某4是侄子而不是养子；对证据10至14，仅是加盖印章的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翟某4是翟某7的养子；对证据15，不能证明翟某4是翟某7的养子，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6至18，证明目的不认可，这几个证人出庭作证时曾提到翟某4叫翟某7叔叔、叫陈某1婶，证明翟某4不是翟某7养子；对证据19，因笔迹前后不一致，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0，因均为复印件，故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谢某、翟某2、翟某3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至2，与（2013）朝民再初字第28255号民事裁定书、（2014）三中民再终字第02888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相悖，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3，该案不存在真实纠纷，是该案双方当事人串通的虚假诉讼；对证据5至9，是对翟某4的政审材料，因为翟某4自己在档案中标注父亲为翟某7，所以翟某7的单位出具了对应的材料，内容不认可；对证据10至14，都是翟某4自己填写其是翟某7的儿子，单位是按照翟某4自己填写的档案出具证明，本质上都是翟某4个人陈述；对证据16至19，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0，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称翟某4处理后事的花费都是单位给翟某7和陈某1的抚恤金，不是翟某4出钱，不能就此认定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此外，对翟某4证据的其他质证意见均同翟某1的质证意见。翟某1主张翟某4并非翟某7、陈某1的养子，并提交以下证据：1.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保存的翟某7人事档案，其中1959年12月23日填写的《科级干部分析材料》中家庭人口处填写为：“父亲翟某16、母亲李某2、爱人陈某1”。1961年12月6日填写的《干部简历表》中家庭主要成员姓名一栏处填写为：“原籍有哥哥翟某17、弟弟翟某13，北京有母亲李某2”，爱人姓名一栏填写为：“陈某1”。1963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处填写为：“原籍有哥哥翟某17、弟弟翟某6”。198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家庭主要成员处填写为：“爱人陈某1；女儿翟某8萍，17岁，北京市三里屯中学学生；侄子翟某4，山西省霍县电厂工人（从小在北京长大）”。1983年填写的《干部任职呈报表》中家庭成员处填写为：“陈某1：爱人；女儿：翟某8萍；侄子：翟某4，山西省霍县电厂工人，（从小在北京长大）；哥哥：翟某17；弟弟：翟某13；妹妹：翟某1”。1987年填写的《北京市干部离职休养审批表》（复印件）中直系亲属处填写为：“陈某1，年龄52，关系夫妻；翟某8，年龄24，关系父女”；2.1980年填写的陈某1《干部履历表》，上面家庭主要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处填写为：“爱人翟某7；女儿翟某8萍，上学，高中三年级；母亲陈汪氏83岁”，3.翟某16碑文、翟氏世系表的照片复印件以及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运长找翟家三名同族亲戚作的调查提纲，碑文和世系表上面翟某4均标注为翟某10的儿子，三名同族亲戚否认翟某4曾过继给翟某7；4.（2013）朝民再初字第28255号案件的笔录，翟某4本人在2013年8月7日及2013年11月26日的笔录中均陈述一直称呼翟某7、陈某1为叔婶而没有改口称爸妈，在2013年11月13日的笔录中证人李某1、谭某、李某2亦证明翟某4一直叫翟某7、陈某1叔婶；5.2011年9月24日《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与翟某7亲属关于预支翟某7同志抚恤金的协议》复印件，该协议中有：“……因翟某7同志无直系子女，其爱人陈某1同志也在本次突发事件中去世，故其后事由亲属翟某4（翟某7的侄子）、陈某5（翟某7妻子陈某1的侄女）全权办理……”的内容；6.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11年9月7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主要内容为：“……翟某7同志膝下无子女，只有一女翟某8，已于2006年5月在大兴区人民法院解除收养关系……”。对以上证据翟某4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至2，形式不合法，原告仅提供复印件，且无单位负责人和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内容不能证明其主张，以档案材料未明确记载翟某4为养子为由否认翟某4与翟某7的关系属于片面取证且逻辑混乱。1958年翟某4才到北京，在1958年材料中未填写翟某4是正常的事情。1961年的档案里主要家庭关系中“北京家住有母亲和一个小孩共四口人”，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这个小孩就是翟某4。在1980年档案中，将翟某8、翟某4并列为主要家庭成员。在1987年材料中将翟某4与翟某8并列填写在翟某11等人之前是将翟某4视为子女的意思表示。1987年为了办离职休养的审批表，只填写当时共同生活的陈某1和翟某8不构成否认收养翟某4的意思表示。翟某7收养翟某4时《收养法》尚未实施，未办理正式收养手续，故在档案中将翟某4表述为侄子不构成否认的意思表示。陈某1的履历表填写于1980年，当时翟某4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在老人眼里已经分家单过，不在档案中填写属于正常；对证据3，照片只有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且对身份关系无证明力。调查提纲取证不合法、调查对象未出庭作证、内容无关联，没有证明翟某1和翟某6继承关系的内容；对证据4，是否改口不是认定收养关系的法定条件，笔录不具备证明力；对证据5至6，无原件真实性不认可，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后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了翟某7收养翟某4的事实。谢某、翟某2、翟某3对翟某1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谢某、翟某2、翟某3亦主张翟某4并非翟某7、陈某1的养子，提交的证据与翟某1提交的证据基本一致，另外提交以下证据:1.（2012）濮县证民字第212、213、214号公证书，内容为对案外人翟某25、翟某26、翟某27的调查笔录，三人均称翟某10没有将翟某4送养给翟某7，翟某4以儿子的身份参加翟某10的葬礼；2.朝阳公安分局对陈某1侄女陈某5的调查笔录复印件，陈某5在里面陈述翟某7、陈某1终生未生育、无子女。对以上证据翟某4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该公证书只是对被调查人在调查笔录上签名、按手印行为的证明，不是对收养或继承关系的公证，调查对象也均不是收养关系的当事人或见证人，其证言对收养关系不具备证明力；对证据2，只有复印件不认可真实性，且翟某7、陈某1没有亲生子女是事实，对是否收养子女没有证明力。翟某1对谢某、翟某2、翟某3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翟某7的父母先于其死亡，此外，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在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本院推定陈某1的父母亦先于其死亡。翟某7与陈某1生前未生育子女，二人之养女翟某8因已于2006年与二人解除收养关系，故失去了对二人遗产的继承权，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翟某7、陈某1与翟某4之间是否建立了收养关系，翟某4是否是翟某7、陈某1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因翟某4于1958年至1968年期间随翟某7、陈某1一同生活，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并不否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法律效力，故对于翟某7、陈某1与翟某4之间是否建立了的收养关系需以有关组织的证明、档案等材料为依据进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综合本案各方提交的证据，因翟某7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就翟某4是否是翟某7养子一节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前后内容不一致，且翟某7、陈某1的个人档案中所记载的内容与翟某4所提交的个人档案中所记载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特别是对双方身份关系的记载有较大的差异，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翟某4提交的（2014）并南证字第67号公证书系公证处在翟某7、陈某1去世后根据翟某4单方陈述及提交的材料所作的公证，翟某7、陈某1并未参与；翟某4工作单位的档案材料也系翟某4个人对亲属关系的陈述；相较而言，翟某1等人提交的由翟某7于1959年、1961年、1963年、1980年、1983年、1987年填写的个人档案材料是翟某7本人的意思表示，证明力更强。上述档案材料中，1959年的《科级干部分析材料》、1961年的《干部简历表》、1963年的《干部履历表》、1987年的《北京市干部离职休养审批表》中均无翟某4的记录，1980年的《干部履历表》和1983年的《干部任职呈报表》中将翟某4明确列为侄子，此外，陈某11980年的《干部履历表》中亦无翟某4的记录，故本院认为翟某7、陈某1虽然曾与翟某4一同生活并抚养翟某4直至其插队工作，但并没有收养翟某4为养子的意思表示。该抚养行为系基于与翟某4的叔侄关系而发生，而非收养关系，且翟某4本人亦表示始终称呼翟某7为叔叔、陈某1为婶婶。据此，本院无法确认翟某4与翟某7、陈某1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亦无法认定翟某4为翟某7和陈某1之养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因翟某7、陈某1未生育子女，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养女翟某8已于2006年解除收养关系，翟某4亦未被认定为养子，故二人均系彼此唯一第一顺位继承人。陈某1先于翟某7死亡，其遗产均由翟某7继承。翟某7死亡后，因已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故其遗产应由当时在世的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因翟某7死亡时已85岁高龄，按一般自然规律，本院推定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先于翟某7死亡，且其兄弟姐妹中翟某11、翟某9当时均已死亡，故翟某7的遗产应由翟某1、翟某6继承。因翟某6于2016年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应由其合法继承人享有，即配偶谢某及子女翟某24、翟某2、翟某5。又因翟某24先于翟某6死亡，故翟某24享有的份额应由其独生女翟某3代位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翟某4虽未被认定为翟某7、陈某1的养子，但翟某4提交的证据显示，其自1958年起由翟某7、陈某1抚养，直至翟某4离开北京去外地插队，双方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及深厚的亲情，此外，翟某4在翟某7、陈某1生前曾经常对翟某7、陈某1进行探望，不仅从物质上给予了二人照顾，更从精神上对二人给予了关怀。特别是在2006年翟某7、陈某1与翟某8解除收养关系后，这种精神上的关怀较之物质的帮助对二位老人更为重要。另外，尽管翟某4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与翟某7和陈某1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但从证据中可以看出，翟某4从其内心中是把翟某7和陈某1当成父母来看待的，翟某4在翟某7、陈某1死亡后，亦积极参与料理二人后事等事宜，故本院认为翟某4与翟某7和陈某1之间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亲属关系，且对被继承人照顾扶养较多，应当适当分配给其一定遗产。故本院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对本案涉及翟某7、陈某1的遗产，即陈某1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作以下分配：翟某4继承三分之一；翟某1继承三分之一；翟某6应继承的三分之一份额中，由谢某继承十二分之一、翟某2继承十二分之一、翟某5继承十二分之一、翟某3继承十二分之一。为减少各方当事人诉累、便于分割财产，本院将该账户内存款判归翟某4一人所有，由翟某4向翟某1、谢某、翟某2、翟某5、翟某3按照其各自应继承的份额进行补偿。翟某5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法进行审理。本院可依照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陈某1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及利息由被告翟某4继承，归被告翟某4所有；二、被告翟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偿原告翟某117.69元；三、被告翟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偿被告谢某、翟某2、翟某5、翟某3各4.42元；四、驳回原告翟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翟某1负担16元（已交纳）；由被告谢某、翟某2、翟某5、翟某3各负担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翟某4负担1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史 震人民陪审员 王 军人民陪审员 丁文心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邓嘉男书 记 员 于大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