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3民终6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锡飞，男，197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云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燕，广东百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金荣，男，1971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云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钦，广东言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德龙，广东言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亚东，男，197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云安区。上诉人吴锡飞与被上诉人程金荣、汤亚东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5302民初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锡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燕、被上诉人程金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锡飞上诉请求：一、撤销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5302民初82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程金荣与汤亚东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以下条款无效：1、（该合同书第十二条）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乙方左右。2、转租范围及设施为：向阳村侧边坑尾三张鱼塘及鱼塘周边属于向阳村的空地、鱼塘上所有建筑物和附着物、鱼塘周边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等（其中包括鱼塘侧边土地、鱼塘面积约四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如房屋、猪舍、鱼塘加压泵、发电机、增氧机、供电设施等）。3、（该合同书第五条）承包期满鱼塘范围内和通道所有建筑及果树，鱼塘无偿归还甲方（即汤亚东）所有，乙方（即程金荣）不得毁坏和拆除。二、本案一审、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汤亚东与程金荣之间的约定仅对其二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与上诉人吴锡飞无涉，亦无利害关系”、“这种对于合同文义的理解，吴锡飞并无法知悉汤亚东与程金荣的真实意思”、“该条款（合同第八条）事前已明确授权给汤亚东有转租权利，不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等，所以一审判决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是合同纠纷，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的约定，超出了被上诉人汤亚东与上诉人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范围，超出原合同约定的部分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一）结合本案事实：1、双方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况                          吴锡飞与汤亚东签订的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汤亚东与程金荣签订的合同（以下简称“转租合同”）                  签订时间              签订在前：2016年3月21日              签订在后：2016年4月1日，实际是2017年5月26日。                  条款约定              转租范围              鱼塘侧边山地、鱼塘面积约三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              鱼塘侧边山地、鱼塘面积约四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                  征收补偿              如果出现征收，征收补偿一切归甲方吴锡飞所有。              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乙方（程金荣所有）。      2、上诉人对案涉鱼塘周边的建筑物和设施等享有所有权。2007年12月11日，在云浮市云城区腰古镇法律服务所和时任向阳村村长范德的见证下，吴锡飞承租了案涉鱼塘及周边建筑物、设施等。并且罗伯泉又将案涉鱼塘范围的所有基础设施及地上附着物以总价款257000元转让给吴锡飞，均有罗伯泉出具的《收据》和《情况说明》证实，即吴锡飞对案涉鱼塘周边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等享有所有权。（二）鉴于以上事实，第一，上诉人将涉案属于向阳村的鱼塘三十亩及所有设施转租给汤亚东的签订合同时间在前，称为原合同。虽然根据双方约定，汤亚东在租用期间可以将鱼塘及所有设施转租给他人，但在原合同第八条约定更明确了转租限制条件：转租不能违反原合同规则。然而，两被上诉人之间的转租合同签订时间在后，却罔顾原合同的约定，擅自变更鱼塘范围及征收权益归属。1、两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两被上诉人的行为擅自约定鱼塘转租范围为四十亩，以及征收补偿归被上诉人程金荣所有，明显违反原合同第八条约定的转租限制条件（即“转租不能违反原合同规则”），构成违约行为，并且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将原约定属于上诉人的征收补偿的权益变更为被上诉人程金荣所有，明显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虽然转租合同当事人为两被上诉人，但是案涉的两份合同（原合同和转租合同）之间具有继承性——上诉人将案涉鱼塘及附属设施租给汤亚东，汤亚东再转租给程金荣，两被上诉人之间的转租事宜来源于吴锡飞的授权。因此，转租合同是在原合同的基础上成立的，原合同不仅对转租合同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转租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按原合同第八条约定“转租不能违反原合同规则”，被上诉人汤亚东将涉案鱼塘及设施设备转租给程金荣是得到上诉人特别授权下的行为，故转租人汤亚东与新承租人程金荣所订立的合同内容，不得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得违背上诉人的意志和转租合同规定的内容，更不能超出原合同规定的范围；如果超出原合同规定的范围，属于违背合同的约定规则，必须得到上诉人的特别准许，否则该违反（超出）部分的条款是两被上诉人擅自约定处分的，并未得到上诉人的特别准许，当然属于无权处分。本案中，虽然上诉人同意汤亚东转租，但仅限于转租行为得到授权，并不包括征收补偿权益等权利的让渡，被上诉人亦无任何提供依据证明其转租鱼塘范围为四十亩和将征收补偿权益归于程金荣是征得了上诉人的同意或授权。而本案的转租合同约定明显与原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符，对于已取得上诉人授权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3、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当然有权要求两被上诉人停止对其的侵害。如果按一审判决的思路“汤亚东与程金荣之间的约定仅对其二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与上诉人吴锡飞无涉，亦无利害关系”，这明显不合符常理。我国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不仅仅是保护合同相对方的权益，当合同当事人损害第三方权益时，更应当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故两被上诉人之间的约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恰恰与上诉人的权益具有紧密的利害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为与吴锡飞无涉。4、对比原合同与转租合同的第十二条表述，两被上诉人的转租合同表述与原合同的表述存在很大区别，不可能是对原合同的照搬照抄，不排除两被上诉人刻意篡改原合同约定，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2）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该约定应认定为无效。                          第十二条                  原合同              如果出现征收，征收补偿一切归甲方吴锡飞所有                  转租合同              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乙方（程金荣）所有。      5、一审判决认为两被上诉人合同约定的租赁物范围“约四十亩”为概数是程金荣表示目测得到的，且没有权属证书和边界，一审判决就认为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其侵占他人鱼塘，这样的逻辑完全错误，并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对上诉人不公平。（1）本案是合同纠纷，并非是物权纠纷，本案审查的重点是两被上诉人的合同约定是否超出了上诉人与汤亚东的合同约定。（2）上诉人对租赁物范围的建筑物和设施设备享有所有权为权属人。（3）既然两被上诉人（在后）签订的合同约定的租赁范围为40亩，明显可见地超出上诉人授权的转租范围30亩，那么关于超出的10亩鱼塘及设施设备的情况应当由两被上诉人来说明，并承担举证责任。第二，上诉人对案涉鱼塘周边的建筑物和设施等享有所有权，鱼塘被征收时，依法享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两被上诉人擅自更改约定征收补偿权益归于程金荣属于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该约定无效。1、如前所述，上诉人购买了鱼塘内所有基础设施及地上附着物，对此享有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因此，鱼塘被征收时，上诉人对鱼塘内的地上附着物依法享有获得征收补偿的权益。2、按“房随地走”原则，现向阳村鱼塘已被征收，鱼塘范围内的设施设备等地上附着物均被征收。但两被上诉人擅自更改征收补偿权益，必定损害上诉人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征收补偿权益。综上，如果对超出了转租范围和无权处分所约定的合同条款也认定为有效的，相当于变相允许甚至是支持此种行为，社会民商事活动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将会受到不良影响。人民法院是维护民商事活动的法律保障，作出的民事判决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应当对公民合同行为做出正确指引。故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程金荣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吴锡飞的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本案上诉人提供的所有合同均有约定合同乙方可将鱼塘及附属设施转租，所以被上诉人汤亚东将案涉鱼塘及附属设备设施转租给被上诉人程金荣不构成无权转租，更不构成无权处分。上诉人对无权处分存在错误理解。二、虽然上诉人于2007年12月11日与案外人程友照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首次约定了租用鱼塘所占土地具体亩数，但由于没有经过向阳村集体同意及没有具体亩数的测量数据或公证书，所以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案涉鱼塘及鱼塘附属设施设备占用土地的权益范围为30亩，更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对超出30亩以外的10亩土地正在占用使用及享有相应权益，因此，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程金荣、汤亚东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首段约定的“鱼塘面积约四十亩”内容侵犯了上诉人的权益。三、上诉人并非云城区腰古镇云表管理区向阳村集体村民，并非《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承包人，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向阳村作为甲方与案外人程友照作为乙方于1993年3月3日签订的《关于租用大草达开发鱼塘的合同》和2004年8月17日签订的《租用大草达开发鱼塘合同书》两份合同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汤亚东签订的转租合同书均约定承包期满鱼塘范围内和通道所有建筑物及果树、鱼塘无偿归还“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损坏和拆除等相似内容，被上诉人汤亚东和程金荣签订的转租合同书第五条作出的相同约定，所以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权益。四、向阳村与案外人程友照签订的两份合同均没有约定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属内容，但上诉人于案外人程友照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首次对此进行了约定，是一种对补偿款全书的“擅自确权”，并未合法程序确权，所以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对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享有权属，不能认定侵犯了其权益。按照相关规定，案涉鱼塘现时承租人是被上诉人程金荣，案涉鱼塘若被征收，势必造成被上诉人程金荣损失，相应的停产停业补助费、鱼苗补偿款等补偿款应归现时的承租人即被上诉人程金荣所有。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汤亚东签订的转租合同书手写的第十二条约定侵犯了被上诉人程金荣的合法权益，应为无效条款。五、上诉人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鱼塘开发投入了资金或新建了设施、新购了设备、对鱼塘及附属设施设备以及对鱼塘被征收的相应补偿款或补偿物具有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吴锡飞的上诉，维持原判。汤亚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吴锡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程金荣与汤亚东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以下条款无效：1、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乙方（即程金荣）所有。2、承包期满鱼塘范围内和通道所有建筑及果树，鱼塘无偿归还甲方（即汤亚东）所有，乙方（即程金荣）不得毁坏和拆除。3、转租范围及设施为：向阳村侧边坑尾三张鱼塘及鱼塘周边属于向阳村的空地、鱼塘上所有建筑物和附着物、鱼塘周边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等。（其中包括鱼塘侧边山地、鱼塘面积约四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如房屋、猪舍、鱼塘加压泵、发电机、增氧机、供电设施等等）。二、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公告费等一切费用由程金荣、汤亚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锡飞于2017年8月14日以返还原物纠纷对程金荣、汤亚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一审法院以（2017）粤5302民初1414号案受理其起诉。吴锡飞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程金荣腾退云表管理区向阳村侧边坑尾三张鱼塘边的房屋和鱼塘上的建筑物，并将三张鱼塘及鱼塘周边属于向阳村的空地、鱼塘上所有建筑物和附着物、鱼塘周边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等等（其中包括鱼塘侧边山地、鱼塘面积约三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如房屋、猪舍、鱼塘加压泵、发电机、增氧机、供电设施等等）归还给吴锡飞。二、由程金荣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粤5302民初1414号判决书载明：“……。2016年3月21日，吴锡飞（以下简称甲方）与汤亚东（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合同一》一份，内容为：甲方愿意将其承包的云表管理区向阳村侧边坑尾山塘（三张塘）转租给乙方生产经营，转租范围及设施为：向阳村侧边坑尾三张鱼塘及鱼塘周边属于向阳村空地、鱼塘上所有的建筑物和附着物、鱼塘周边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等等。（其中包括鱼塘侧边山地、鱼塘面积约三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如房屋、猪舍、鱼塘加压泵、发电机、增氧机、供电设施等等）。并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一、承包期：从2016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20000元，押金20000元，租金每年一付，每年三月交租。二、违约责任：乙方在租用期间，若甲方与腰古镇云表村委会向阳村村民因租金问题而发生纠纷时，则由甲方负责解决。……。五、承包期满鱼塘范围内和通道所有建筑及果树，鱼塘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毁坏和拆除。……。八、乙方在租用期间有权将鱼塘及所有设施转租给另一方，甲方无权干涉，但不能违反原合同规则。……。十二、如果出现征收，征收补偿一切归甲方吴锡飞所有。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吴锡飞按合同约定交鱼塘等附着物给汤亚东，汤亚东按期支付了押金及相应租金。2016年4月1日，汤亚东（以下简称甲方）与程金荣（以下简称乙方）签订《合同二》一份，内容为：甲方愿意将其承包的云表管理区向阳村侧边坑尾山塘（三张塘）转租给乙方生产经营，转租范围及设施为：向阳村侧边坑尾三张鱼塘及鱼塘周边属于向阳村空地、鱼塘上所有的建筑物和附着物、鱼塘周边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等等。（其中包括鱼塘侧边山地、鱼塘面积约四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如房屋、猪舍、鱼塘加压泵、发电机、增氧机、供电设施等等）。并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一、承包期：从2016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20000元，押金20000元，租金每年一付，每年三月交租。二、违约责任：乙方在租用期间，若甲方与腰古镇云表村委会向阳村村民因租金问题而发生纠纷时，则由甲方负责解决。……。五、承包期满鱼塘范围内和通道所有建筑及果树，鱼塘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毁坏和拆除。……。八、乙方在租用期间有权将鱼塘及所有设施转租给另一方，甲方无权干涉，但不能违反原合同规则。……。十二、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乙方所有。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017年4月1日汤亚东收取程金荣交付的（2017－2018年租金）30000元及押金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吴锡飞与汤亚东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及《合同解除公告》，汤亚东与程金荣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吴锡飞与汤亚东签订的《合同解除公告》，不影响汤亚东与程金荣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的合同效力。汤亚东与程金荣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约定“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程金荣所有。”等内容，吴锡飞认为该约定对其有损害的，应向汤亚东主张，程金荣与吴锡飞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吴锡飞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锡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吴锡飞已预交100元），由吴锡飞负担。如不服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一审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一审判决后，吴锡飞向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号为：（2018）粤53民终22号]，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8）粤53民终2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吴锡飞认为程金荣与汤亚东恶意串通，其二人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损害了其利益，该合同书应为无效合同。从本案事实和证据来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汤亚东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程金荣与汤亚东签订《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吴锡飞认为该合同书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程金荣与汤亚东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中涉及租赁面积与征收补偿款归属的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也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双方仍要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故吴锡飞以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为由主张程金荣腾退涉案鱼塘边的房屋及归还涉案鱼塘及鱼塘周边属于向阳村的空地、鱼塘上所有建筑物和附着物、鱼塘周边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的（2017）粤5302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的（2018）粤53民终22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一致。庭审中，吴锡飞陈述《合同一》中约定的补偿款是指鱼塘基础设施、地上附着物及水面的补偿，被告程金荣陈述《合同二》中约定的补偿款是指停业停产补助费、鱼苗补偿款，基础设施是否可以由被征收人使用、拆除进而是否享有相应的补偿，被告也不清楚拆迁办具体有何种类型的补偿款。庭审中程金荣表示《合同二》约定租赁标的物为“约四十亩”是其与汤亚东目测得来，无权属证书和边界。一审法院认为，吴锡飞与汤亚东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合同一》，汤亚东与程金荣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合同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此前一审法院在（2017）粤5302民初1414号案一审认定，并经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已有定论，在此不再赘述。对于吴锡飞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主张程金荣与汤亚东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合同二》以下条款无效：“1、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乙方（即程金荣）所有。2、承包期满鱼塘范围内和通道所有建筑及果树，鱼塘无偿归还甲方（即被告汤亚东）所有，乙方（即程金荣）不得毁坏和拆除。3、转租范围及设施为：向阳村侧边坑尾三张鱼塘及鱼塘周边属于向阳村的空地、鱼塘上所有建筑物和附着物、鱼塘周边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附着物等。（其中包括鱼塘侧边山地、鱼塘面积约四十亩、现有鱼塘所有设施，如房屋、猪舍、鱼塘加压泵、发电机、增氧机、供电设施等等）”。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条款作为《合同二》内容，系程金荣与汤亚东之间的意思表示，《合同二》的当事人系程金荣与汤亚东，因吴锡飞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上述条款作为程金荣、汤亚东之间的约定，仅对程金荣与汤亚东产生法律约束力，与吴锡飞无涉，亦无直接利害关系。对于上述合同条款履行系汤亚东与程金荣之间的事，若汤亚东因其与程金荣之间的约定导致汤亚东无法按《合同一》的约定向吴锡飞履行义务，如承包期满返还鱼塘、获得征收补偿款等，吴锡飞仅可向汤亚东主张违约责任，吴锡飞并无权干涉汤亚东与程金荣之间的具体约定。因吴锡飞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对于该合同条款也与程金荣的理解不一样，如“如遇国家征收，鱼塘范围的补偿款归乙方（即程金荣）所有”，吴锡飞认为鱼塘范围的补偿款是“鱼塘基础设施及地上附着物及水面的补偿款”，程金荣认为是“停业停产补助费、鱼苗补偿款，基础设施是否可以由被征收人使用、拆除进而是否享有相应的补偿被告也不清楚拆迁办具体有何种类型的补偿款”，这种对于合同文义的理解，吴锡飞并无法知悉汤亚东与程金荣的真实意思。至于吴锡飞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因《合同一》第八条约定“乙方在租用期间有权将鱼塘及所有设施转租给另一方，甲方无权干涉，但不能违反原合同规则”，该条款事前已明确授权给汤亚东有转租权利，不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亦无需事后追认。另吴锡飞认为“其租给被告汤亚东的鱼塘范围只有三十亩，汤亚东转租给程金荣的四十亩鱼塘中，只有三十亩鱼塘是经过吴锡飞同意的，另外十亩鱼塘超过了《合同一》约定的租赁范围，汤亚东对该十亩鱼塘并没有处分权，程金荣取得该十亩鱼塘并非合法取得”，《合同一》约定租赁标的物为“约三十亩”，《合同二》约定租赁标的物为“约四十亩”，均为概数，庭审中程金荣亦表示是目测得来，且均无权属证书和边界，并无法排除《合同二》的租赁物就是《合同一》的租赁物。现有证据未能证实程金荣侵占他人的鱼塘，或侵占的鱼塘就是十亩，或侵占的鱼塘权属人是吴锡飞，即使汤亚东占用了《合同一》的租赁物范围以外的土地，其相关权属人可通过物权请求来主张权利，而并非由吴锡飞主张《合同二》中的条款无效实现权利。综上所述，吴锡飞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吴锡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50元（吴锡飞已预交），由吴锡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吴锡飞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通话记录、录音光盘、录音文字说明，拟证明程金荣的朋友黄水坚于2017年5月27日打电话给吴锡飞，程金荣与其朋友黄水坚约吴锡飞进行谈话的事实。程金荣明知涉案鱼塘被政府征收后，与汤亚东签订合同，更改原合同约定，恶意抢占征收补偿款。程金荣经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没有在一审法院举证期间提交，不属于新证据，违反民事证据的有关规定。录音材料没有取得程金荣及案外人黄水坚的同意，属于私自录制，证据的取得方法不规范，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也无法核实真实性。录音文字说明是吴锡飞的个人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腰古镇云表管理区向阳村与程友照在1993年3月签订《关于租用大草达开发鱼塘的合同》约定：期满案涉鱼塘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包括鱼塘）不得毁坏并无偿归腰古镇云表管理区向阳村所有。本院认为，本案系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程金荣与汤亚东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关于转租范围及设施以及合同第五条、第十二条约定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吴锡飞上诉认为汤亚东超原转租合同范围，在未征得吴锡飞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与程金荣签订《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将转租鱼塘面积由三十亩扩大到四十亩，约定鱼塘周边空地、地上附着物、鱼塘设施等属汤亚东所有，鱼塘范围内的征收补偿款归程金荣所有，是恶意串通行为，损害吴锡飞的利益。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吴锡飞与汤亚东在2016年3月21日签订《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将案涉鱼塘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流转给汤亚东。之后，汤亚东又与程金荣签订《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再次将鱼塘及周边建筑物、附着物等转租给程金荣，该流转行为属于农业承包合同中承包经营权的出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承包人汤亚东依法有权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吴锡飞在合同书中亦明确赋予汤亚东转租权，汤亚东作为承包人与程金荣签订《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以出租的方式流转承包土地是法律赋予汤亚东的合法权利，依法应予保护。其次，虽然汤亚东与吴锡飞签订的《大草达鱼塘转租合同书》中约定双方转租鱼塘面积及范围、征收补偿款归属等内容，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程金荣事前与汤亚东协商一致，存在恶意损害吴锡飞利益的主观故意。另外，案涉鱼塘是由腰古镇云表管理区向阳村发包给程友照，程友照再转租给吴锡飞。根据腰古镇云表管理区向阳村与程友照在1993年3月签订的《关于租用大草达开发鱼塘的合同》约定，期满鱼塘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包括鱼塘）不得毁坏并无偿归腰古镇云表管理区向阳村所有。吴锡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鱼塘的四至范围及实际面积究竟是三十亩还是四十亩，也无法证实鱼塘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情况，是否对鱼塘及鱼塘范围内的建筑及地上附着物享有物权。因此，吴锡飞起诉汤亚东与程金荣恶意串通，损害吴锡飞利益，并主张汤亚东与程金荣签订的《转租合同书》关于转租范围及设施以及合同第五条、第十二条约定无效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锡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吴锡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建勇审判员  陈 阳审判员  尹 蕾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何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