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9992号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61号30号楼一层117室。法定代表人：孙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欠龙，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法定代表人：闫丽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泰保洁公司）与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物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银泰保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欠龙、张凯，被告银泰物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银泰保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支付的服务费93600元（包括主合同未支付的64800元以及补充协议的288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服务费26400元；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支付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长期合作，2018年3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建总行汇融国际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及《建总行汇融国际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被告将其所管理的建总行汇融国际大厦建行办公区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原告；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委托合同金额129600元，其中64800元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充协议金额28800元，其中28800元未支付，共计93600元未支付。鉴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原告现诉至贵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银泰物业公司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并发表答辩意见如下：一、银泰物业公司原系建设银行系统下设国有全资物业管理公司，承担建设银行、信达公司系统相关物业的管理服务工作。2018年初，北京富通亚迅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成为银泰物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于2018年12月底接管银泰物业公司的管理运营工作。经控股股东新派驻的经营团队核查，发现银泰物业公司原经营团队存在利益输出的情况，其中以保洁项目最为明显，主要体现为：银泰物业公司承接的全部物业管理项目的保洁服务，十多年来全部交由银泰保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家提供服务；银泰物业公司原有管理人员对于保洁合同履约的监管缺失，造成合同中虽明确约定了服务人员数量，但银泰保洁公司实际履约时配置的人手严重不足，长期通过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方式从被告处获取超额利益。更为恶劣的情节，被告原高管人员在2018年11月底抢在新控股股东管理团队派驻前，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与原告恶意串通突击集中签订9份所谓的补充协议，在原先保洁服务主合同价款已经严重虚高的基础上，又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继续虚增保洁服务费888000元。被告在2018年底对保洁服务合同第四季度付款即全面结算时，要求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实际保洁人员的数量和身份信息，与被告据实结算相应保洁服务费用，但原告拒不配合提供相应结算资料，无理坚持按照原合同人数收取保洁服务费。二、原告未能按照保洁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未能按约配置相应数量的保洁服务人员，无权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相应服务费。涉案合同中明确约定，保洁人员应配置为6人，但事实上仅配置3人，数量严重不足，长期有意大量缺员以恶意压缩服务人数的方式降低业务成本，获取超额利润。《建总行汇融国际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第6.9条约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资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变更，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但事实上原告在实际服务人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取得虚增的保洁服务费用，拒不履行上述合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涉案合同中提供保洁服务的履约义务方，对于实际履约情况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应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应保洁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身份信息以及能够证明该等人员为涉案服务合同实际提供保洁服务的其他证据资料，作为涉案合同项下与被告进行保洁服务费结算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原告拒不配合提供实际服务人员的数量、身份信息及实际履约的证据，应视为被告提出的原告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的主张依法成立，故被告有权拒绝支付相应费用。三、主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是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合同总金额是129600元，我公司已经支付了64800元，剩余64800元应据实结算再进行支付。补充协议的28800元未支付，对该笔金额不予认可，应纳入本案合同一并结算。认可原告在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提供了保洁服务，但是认为原告履行情况不符合合同约定。利息不认可，因为是原告原因无法结算，付款义务尚未确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银泰物业公司（甲方）与银泰保洁公司（乙方）签订《建总行汇融国际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管理的建行汇融国际大厦建行办公区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乙方。《委托合同》第三条关于保洁公司的人员配置，其中约定：办公楼保洁工作由甲方所属的物业部指派专人负责，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乙方在建行兴融中心（总行）办公楼成立作业所，具体人员配置为6人。第四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为浮动期，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第六条关于乙方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规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更换，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第七条明确保洁服务费用为129600元，第八条规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50%给乙方，即人民币64800元，大写：陆万肆仟捌佰元整；合同结束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50%给乙方，即人民币64800元，大写：陆万肆仟捌佰元整。”《委托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其中明确了“甲方有权因乙方不能保证合同项目的工作质量终止合同而不必对乙方进行任何赔偿，但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发生严重不合格服务，并造成客户投诉的，视情节轻重、影响大小，处以100～5000元罚款。如乙方未按合同规定执行合同条款，出现如下情况（指严重失职、蓄意违约，给甲方造成经济或名誉损失的，或者发生违约事项后一个月内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及行动的）情况，除要求乙方据实赔偿损失外，甲方有权终止合同。”2018年11月，银泰物业公司向银泰保洁公司支付保洁费64800元。2018年12月，银泰物业公司与银泰保洁公司在《委托合同》的基础上，根据建行汇融国际大厦建行办公区保洁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签订了《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在原有保洁费用的基础上增加了28800元，并约定“在协议到期后一个月内，甲方（银泰物业公司）一次性支付费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银泰保洁公司为银泰物业公司提供保洁服务至2019年1月31日。另查，银泰保洁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银泰物业公司名下价值123820元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冻结了银泰物业公司名下账户×××内存款123820元，银泰保洁公司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1139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建总行汇融国际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建总行汇融国际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付款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银泰保洁公司与银泰物业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银泰物业公司虽抗辩称补充协议系被告公司原管理团队与原告公司恶意串通签订的，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银泰保洁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保洁服务。银泰保洁公司主张不存在保洁员配置不足问题，银泰物业公司则辩称银泰保洁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配置保洁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银泰保洁公司与银泰物业公司双方订立的《委托合同》，双方仅约定被告可因原告提供的保洁服务质量不合要求而终止合同，以及原告提供的保洁服务严重不合格并造成客户投诉的违约责任，但未约定原告未按合同约定配置保洁员时须承担何种违约责任。被告以实际配置保洁员数量低于合同约定保洁员数量为由要求法院直接调减保洁服务费用，没有合同依据。其次，被告虽辩称原告未按合同约定配置保洁员，但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在双方当事人对是否依约配置保洁员产生争议时，被告须提交相应初步证据，举证责任才转移至原告。根据《委托合同》约定，办公楼保洁工作由被告所属的物业部指派专人负责，对原告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因此，提交相应初步证据，未超出被告的举证能力范围。最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第一笔保洁费64800元，且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原告提供保洁服务期间，明确向原告提出保洁员配置不足事宜。因此，被告所持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银泰保洁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保洁服务，银泰物业公司即应支付相应保洁费用。虽然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间至2018年12月31日，但双方均认可原告提供保洁服务直至2019年1月31日，原告主张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计费标准交纳2019年1月1日至1月31日期间保洁费用，并无不妥。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洁费用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支付利息，因双方并无合同约定，且被告未支付保洁费用事出有因，并非恶意拖欠，原告在保洁员登记备案方面也存在不足，故对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支付的服务费93600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服务费26400元；三、驳回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139元，由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中营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