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16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锦萍，女，198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系焦良前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湖北行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涛，男，1982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原审被告：焦良，男，198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刘锦萍因与被上诉人曾涛、原审被告焦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高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1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锦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及被上诉人曾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焦良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锦萍上诉请求：撤销2017）鄂0691民初1104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焦良认可尚欠原告60582元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曾涛一审庭审中提供证据不能证明欠款真实发生。首先，原审被告焦良在一审中没有出庭，该欠条是否为焦良所写，被上诉人未向法庭举证；其次，被上诉人陈述欠条所载60582元是员工工资、信用卡欠款、4月分红构成，但是这三笔欠款如何形成，被上诉人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2.一审法院将证人吴某证言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证人吴某证言作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仅在一审法院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并未出庭。其次，吴某与曾涛系大学同学存在利害关系。第三，该证言与焦良的一致。综上，一审法院让其与焦良共同偿还6058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曾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焦良未到庭发表意见。曾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60582元，利息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于2012年10月1日共同投资位于襄城武商购物广场四楼香禾缘米线店，被告于2015年5月18日退出合伙股份，在清算债务资产时，被告应支付原告60582元（其中：1、员工工资33650元，注：因被告将店内营业款挪作它用，无法给员工发工资，由原告垫付。2、信用卡欠款6580元，注：被告借原告信用卡消费无力偿还。3、应分红款项20352元，注：因被告挪用店内营业款导致原告应分红的部分无法分红）。被告无力支付，由原告垫付，当时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共计60582元），至今未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表示放弃对二被告5000元欠款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10月1日，原告曾涛与被告焦良签订《香禾缘米线合伙经营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双方约定：合伙人的经营项目为香禾缘米线，地址：襄阳襄城区武商超级生活馆四楼；协议期限自2012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1日止，共计五年；合伙人焦良、曾涛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各占50%投资比例；合伙人共同加盟的“香禾缘米线”经营权为共同持有；各合伙人出资总额，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或收回；设立存取款账户，作为每次支出与收入的公务账户；合伙各方共担风险，共负盈亏；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按入伙时的分配比例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未经合伙人同意而擅自退伙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该损失额可从结算金额中扣除。等等。《合伙协议》签订后，原告曾涛、被告焦良即共同经营襄城区武商购物广场四楼“香禾缘米线”，期间，曾涛负责供货及协调外部关系、焦良之妻刘锦萍负责日常经营及财务出纳记账。2015年5月18日，原告曾涛（甲方）与被告焦良（乙方）签订《退伙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12年10月1日订立合伙协议，分别出资35万元共同经营襄城区武商购物广场四楼“香禾缘米线”，现因乙方主动提出退伙，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同意乙方退伙；鉴于乙方主动提出退伙，甲乙双方知晓，双方于2015年5月18日按照退伙进行结算，退伙金额按甲乙双方协商为24万元，经乙方确认本协议签字之日已收到上述款项；乙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正式退出合伙；鉴于乙方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结算完毕，乙方退伙后乙方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本协议签订于2015年5月18日二桥头“吉品阁茶楼”，自甲乙双方签字生效。落款处由甲方曾涛、乙方焦良、刘锦萍签名并捺印。协议末尾空白处，原告曾涛又手写“注：转账27万整、现金3万，合计：30万整（叁拾万元整）”。曾涛及焦良又签名并捺印。同日，被告焦良又向原告曾涛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曾涛现金60582元（陆万零伍佰捌拾贰元整。其中员工工资33650元，信用卡欠6580元,20352元4月分红）”。诉讼过程中，原告提出，《退伙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退伙金额24万元”属打字店笔误，实际退伙金额应为30万元，当时焦良在洽谈退伙事宜时，其妻刘锦萍及新的入伙人吴某也在场，故吴某入伙应交纳的30万元投资款，其实际银行转账仅27万元，因焦良欠吴某3万元债务需要抵清，故注明“银行转账27万元、现金3万元”，但3万元现金实际未付，表明焦良与吴某的债务已结清、吴某的投资款已出资到位；因焦良尚有60582元合伙欠款未结清，故又当面出具了60582元的《欠条》。对该事实，证人吴某证实属实；被告刘锦萍认可吴某入伙并转款的事实，但对焦良《欠条》的真实性表示质疑；被告焦良因未到庭，无质证意见。另查明：被告焦良、刘锦萍于2015年5月21日在襄阳樊城区民政局已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被告焦良在与原告曾涛合伙经营“香禾缘米线”期间，因挪用员工工资33650元、挪用原告应分红利20352元及刷原告信用卡6580元未结清，在双方签订《退伙协议书》当日，其又向原告出具《欠条》，并详细载明欠款的具体事项和数额，认可尚欠原告60582元的事实，且该欠款事实也有证人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予以认定，被告焦良应依法予以偿还。被告刘锦萍辩称双方的合伙账目已全部结清，其不清楚该《欠条》是否系焦良出具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且诉讼中其已放弃司法笔迹鉴定的申请，依法应视为其对该《欠条》真实性的认可。其还辩称已与焦良离婚，并根据离婚协议，其对焦良所欠债务不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因该欠款系其夫与原告合伙经营期间为合伙事宜所欠，且二被告又系夫妻关系，被告刘锦萍也参与了合伙经营事宜，故被告焦良所欠60582元债务，依法构成与刘锦萍的原夫妻共同债务，刘锦萍依法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其承担清偿义务后，可依《离婚协议书》向焦良另行主张。原告还要求二被告支付5000元欠款利息的请求，因其在庭审时已表示放弃，予以确认。被告焦良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应诉，视为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被告焦良、刘锦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曾涛6058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700元，由被告焦良、刘锦萍共同负担。二审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主要是对一审法院认定焦良欠曾涛款项的事实不服。经查，本案中有曾涛向法院提交的属名为焦良书写的欠条证实。针对该欠条，在一审诉讼时上诉人已提出异议但放弃了对该欠条司法笔迹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刘锦萍对该《欠条》真实性的认可并无不当。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还有证人吴某证言。该证人虽未当庭出庭质证，但人民法院对此所作的询问笔录业经上诉人刘锦萍予以质证。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证言作为定案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本院注意到，本案欠条中所书写债务的形成的内容，系曾涛与焦良合伙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而刘锦萍系曾涛与焦良合伙经营合作时负责日常经营及财务出纳记账人员。曾涛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可证实本案欠款已发生的事实，刘锦萍虽对债务形成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故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及证人吴某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刘锦萍在上诉状未提出本案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但在法庭辩论时提出本案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辩论意见。经查，本案债务形成于曾涛与刘锦萍、焦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合伙经营所欠，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提出的该辩论意见，不符合法庭查明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锦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4.55元，公告费500元，合计1814.55元，由刘锦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云飞审判员  张 强审判员  王启飞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罗伟伟书记员宋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