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民终4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丽仙，女，汉族，1989年6月21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磊，重庆瑞月永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国锋，男，汉族，1980年1月4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悦，重庆坤源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顺达，男，汉族，1965年10月20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波，曲靖市麒麟区寥廓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胡丽仙因与被上诉人肖国峰、杨顺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8）云0302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丽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磊、被上诉人肖国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悦、被上诉人杨顺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丽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2018)云0302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故意漏审错判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由此作出错误判决。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上诉人胡丽仙享有对被告肖国锋以560万元向被告杨顺达转让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股权同等条件的优先购买权”，而一审法院竟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未主张同等条件下购买华昌公司98%股权”。由于一审判决无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而故意错误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通过起诉请求法院确认上诉人对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公司”）98%股权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从而实现同等条件购买华昌公司98%股权是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重要目的，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代理意见中也主张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被上诉人杨顺达的抗辩意见为上诉人对华昌公司98%的股权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的焦点应为上诉人对华昌公司98%的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但一审法院竟然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杨顺达受让的股权份额是35%还是98%。正是由于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而错误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导致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知道肖国锋将其在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的协议内容，缺乏基本证据印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上诉人应当知道肖国锋与杨顺达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事宜。2016年，肖国锋与杨顺达告知上诉人，肖国锋将其持有华昌公司35%的股权以56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杨顺达，上诉人遂与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召开股东会，同意放弃35%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日，杨顺达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因转让35%股权而产生的税费由杨顺达承担。就杨顺达以560万元受让肖国锋持有的华昌公司35%股权，上诉人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出具了上诉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载明“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的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且肖国锋与杨顺达于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杨顺达在2016年7月17日，向华昌公司会计、出纳发出的《告知书》中也明确记载是杨顺达受让华昌公司35%的股权。因此，上诉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是用于办理肖国锋转让华昌公司35%的股权手续之用，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办理转让98%的股权手续之用。综上，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证明上诉人应当知道肖国锋与杨顺达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事宜。2.证人路某、杨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肖国锋和杨顺达签订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时上诉人在场。（1）路某称肖国锋与杨顺达《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当日，其与上诉人共同修改《股权转让协议》，并称《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是肖国锋将其名下的98%股权以560万元转让给杨顺达，协议的签订主体是肖国锋与杨顺达。然而，肖国锋代理人请路某表述《股权转让协议》中对98%股权转让的文字具体表达，路某却称其不清楚。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提问路某《股权转让协议》中是否明确是“98%”股权，路某回答明确了是“98%”股权。然而杨顺达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写明是98%的股权，而是“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此外杨顺达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两三行字左右，路某参与修改协议，却对协议内容表示不清楚，不符合常理，且《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是肖国锋转让其持有华昌公司98%股权，这关乎肖国锋的切身利益，上诉人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为何《股权转让协议》是仅由上诉人与路某修改。路某的证人证言明显与客观事实与常某，是虚假表述，且路某早与杨顺达认识，与杨顺达存在雇佣关系，其与杨顺达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路某的证人证言不足采信。（2）杨某称在杨顺达与肖国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其与上诉人在2016年7月4日下午3至4点左右，共同去工商局办理华昌公司98%股权变更登记。然而在肖国锋与杨顺达于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2016年7月17日，杨顺达在《告知书》中写明杨某是在2016年7月5日去工商局办理以560万元转让华昌公司35%股权的变更登记。杨某的证人证言与杨顺达在《告知书》中写明的情况相互矛盾，且杨顺达与杨某是胞弟关系，并在返还公章案中参与了抢夺华昌公司公章等证件资料，因此杨某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足采信。案外人肖茶芬与杨顺达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的二审判决书（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另案曲靖中院判决书”）不能证明上诉人应当知道肖国锋与杨顺达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事宜。另案曲靖中院判决书中虽有“案外人胡丽仙的上述行为可以视为其对股权转让知情并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表述，但另案曲靖中院判决书未对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份额进行审理，胡丽仙知情和放弃的股权份额当然也未审理。因此另案曲靖中院判决书不能表明上诉人放弃了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肖国锋与杨顺达签订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知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上诉人从未表示放弃对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并在法定期限内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不仅认定事实错误，而且未能正确适用法律。1.上诉人于2018年5月3日才得知肖国锋向杨顺达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事宜。2018年5月3日，肖国锋将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3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提交给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于2016年7月4日在杨顺达胁迫下签署了华昌公司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华昌公司98%股权以560万元转让给杨顺达。因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非肖国锋真实意思表示，肖国锋一直未将其被迫与杨顺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事宜告知上诉人。肖国锋在领取曲靖中院判决书得知曲靖中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后，才将此事告知上诉人。且本案上诉人非另案曲靖中院判决书的当事人，也未参与该案的一审、二审活动。在2018年5月3日之前，上诉人对肖国锋与杨顺达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并不知情。2.上诉人主张对华昌公司98%股权优先购买权已在法定期间内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上诉人于2018年5月3日得知肖国锋向杨顺达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事宜，并向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一审法院因错误认定上诉人在肖国锋和杨顺达签订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在场，认为上诉人对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事宜知情，而最终错误认定上诉人放弃了对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3.二被上诉人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不影响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上诉人对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应依法受到保护。上诉人对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与98%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即使98%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也不影响上诉人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以下简称：最高院民二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中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第二十一条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最高院民二庭认为：“……本条司法解释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享有强制缔约以优先购买的权利……”“……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目的在于通过保障其他股东优先获得拟转让股份而维护公司内部信赖关系，因此，法律所要否定的是非股东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而不是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之间成立转让协议的行为。并不是只有撤销股权转让合同或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才能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事实上，合同的效力是可以与权利变动的结果相区分的，法律可通过在权利变动领域施以控制以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而不必在合同效力领域加以干涉……”“……我们认为，转让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虽然违反法定程序没有通知其他股东，但其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签订的合同，人民法院原则上不作评价，除非转让股东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因为，对于不存在无效情形的对外转让股权合同，即使有效，也不具有可履行性。其法律依据就是《合同法》第110条第（1）项规定的即使合同有效，但法律上不能履行的，对方不得要求履行。这里的“法律”，就是《公司法》第71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因为如果履行对外股权转让合同，就会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此时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但其他股东可以主张按照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来阻却该合同的履行。”根据前述最高院民二庭的解释，本案中，上诉人对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与98%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相互区分，上诉人对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优于杨顺达取得华昌公司98%股权。因该协议的履行侵害了上诉人的优先购买权也不具有可履行性。被上诉人肖国峰辩称：（一）被上诉人肖国锋于2018年5月3日才将受杨顺达胁迫签署转让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事宜告知胡丽仙，在2018年5月3日之前，胡丽仙对转让98%股权事宜并不知情。首先，因被上诉人肖国锋是受杨顺达胁迫签署以560万元转让华昌公司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转让98%股权并未经过华昌公司股东会决议，胡丽仙对此并不知情。其次，被上诉人肖国锋是受胁迫签署以560万转让98%股权，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是不合法的，也未将此事告知胡丽仙。后来，在另案肖茶芬诉杨顺达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肖茶芬请求确认杨顺达与肖国锋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转让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肖国锋在2018年5月2日收到二审判决后，看到二审法院判决转让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肖国锋在第二天即2018年5月3日，就将此事告知了胡丽仙。（二）胡丽仙在2018年5月3日得知560万转让98%股权事宜时，即向被上诉人肖国锋要求以同等条件购买98%的股权。在2018年5月3日，被上诉人肖国锋将另案二审判决结果告诉胡丽仙时，胡丽仙当即向上诉人肖国锋表示其之前放弃的是560万元购买35%的股权，并未放弃以560万元购买98%的股权，并向被上诉人肖国锋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以560万元购买98%的股权，被上诉人肖国锋表示同意。因另案二审判决认定肖国锋与杨顺达签署的转让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上诉人肖国锋表示在法院确认胡丽仙有优先购买权时，双方就按照同等条件下以560万元向胡丽仙转让华昌公司98%的股权，并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而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错误归纳争议焦点，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杨顺达受让的股权份额是35%还是98%，而未对胡丽仙要求同等条件下购买98%股权的事实进行审查，因此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肖国锋未有机会将胡丽仙在2018年5月3日要求同等条件下以560万元购买98%股权及上诉人肖国锋也同意的事情陈述出来。（三）杨顺达申请出庭作证的路某、杨某的证人证言与事实相违背，证人证言不足采信。1.证人路某称转让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胡丽仙与其共同修改，这与事实不符合。事实是杨顺达安排安波准备的协议，并胁迫肖国锋签署的。被上诉人肖国锋作为转让方不对转让协议文本进行审查，而是让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是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的胡丽仙来修改协议，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本案一审中，路某称股权转让协议是写了98%和560万元的，其不知道股本金额，然而事实上，根据杨顺达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写明是98%股权，且写明股本金为全部出资1568万元人民币，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路某称其与胡丽仙参与修改协议，而其陈述的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内容明显不相符合。且与杨顺达在2016年7月17日出具的告知书、以及在2017年6月28日另案开庭审理中自认的是560万元受让35%的股权相矛盾，因此路某的证人证言严重与事实不符，不足为信。2.杨某称其与胡丽仙共同在2016年7月4日下午三、四点一同去工商局办理以560万元转让98%的股权。首先，该98%股权的转让人是肖国锋，为何是由胡丽仙一同前往办理，这与常理不相符合。其次，2016年7月17日，杨顺达在《告知书》中写明，委托杨某去工商局办理的是转让35%的股权，这与杨某陈述是去工商局办理转让98%的股权相互矛盾。因此杨某的证人证言同样与事实严重不符，且杨某与杨顺达是亲属关系，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足为信。被上诉人杨顺达在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胡丽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胡丽仙享有对“被告肖国锋以560万元向被告杨顺达转让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股权”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由肖茶芬出资98万元占股98%、胡丽仙出资2万元占股2%，共出资100万元，于2010年7月13日登记成立，2012年3月20日肖茶芬将98%的股份转让给肖国锋，2012年8月9日股东会议决议增加注册资本增加到1600万元，被告肖国锋持有98%股份出资额度为1568万元，原告持有2%股份出资额度为32万元。均分别进行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6年7月4日，被告肖国锋与被告杨顺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现经转、受让方双方决定，达成协议：转让方被告肖国锋将其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同时两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案外人肖茶芬、被告肖国锋、原告胡丽仙分别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均载明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并授权本案证人杨某到曲靖市工商局办理转让手续。当天，被告杨顺达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基于2010年12月8日杨顺达和肖茶芬所签订的合伙协议，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肖国锋将其名下98%的股权转35%给杨顺达，因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费由杨顺达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肖茶芬诉被告杨顺达、第三人肖国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本院作出（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被告杨顺达提起上诉，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肖国锋与被告杨顺达于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驳回案外人肖茶芬的诉讼请求。被告肖国锋与被告杨顺达于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原告胡丽仙在场，其为股东、公司监事，对该协议内容参与修订，虽然被告杨顺达2016年7月4日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内容为“……股东肖国锋将其名下98%的股权转35%给杨顺达，因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费由杨顺达承担”的承诺书与2016年7月4日两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有矛盾，但原告胡丽仙应当知道被告肖国锋将其对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的协议约定内容。其主张2018年5月3日被告肖国锋告知原告，杨顺达通过法院准备强行转走98%的股权，并出示相关判决书,原告才知道被告肖国锋将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杨顺达的事实，不予认定。综上，应予以认定原告胡丽仙放弃了其优先购买权，且在本案中原告未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上述两被告转让的股权，胡丽仙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丽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胡丽仙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胡丽仙申请本院向曲靖市公安局调取《弃权申明》《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胡丽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举证如下：证据一、两份证据都是2016年9月杨顺达向曲靖市公安局控告肖茶芬诈骗案中的资料。《弃权申明》用以证明胡丽仙放弃以560万元转让公司35%的股权；《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用以证明杨顺达出资560万元，占股比例是35%，一审认定胡丽仙放弃98%的优先购买权是错误的。证据二、胡丽仙与肖国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5月3日以后，上诉人胡丽仙得知股权转让的情况后就主张了优先购买权，并且双方在一审后针对98的股权签订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上诉人胡丽仙已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事实。被上诉人肖国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对证据一中弃权申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具体是如何形成的不清楚，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三性”无异议。被上诉人杨顺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弃权申明》《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均没有公安机关提供该证据的经办人签字，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且没有原件进行核对，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二的“三性”不认可，不是胡丽仙的真实意思，是虚假的，我方随后提交胡丽仙的录音文字整理予以说明。被上诉人肖国峰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杨顺达针对其事实主张，提举以下证据：证据一、《中国银行进账单》复印件2份，用于对一审中有关肖国峰、胡丽仙增资1500万元的相关证据进行补充，证明两人的出资均为杨顺达对华昌公司注资的资金。证据二、杨顺达将股东会决议交给胡丽仙，胡丽仙对此事实已经清楚，会议进行了录音。证明杨顺达一直是出资人，转让协议确认后，杨顺达于2018年7月10日召开了股东会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上诉人胡丽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证据一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即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联。证据二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及录音书面文字稿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就事实而言，杨顺达与肖国峰签订的股权协议是有效的，双方仅仅形成债权法律关系，不能够成就杨顺达是公司股东的结果，召开股东会或是修订公司章程均不具有合法性，胡丽仙对杨顺达以股东名义召开股东会以及形成的一切文件均未认可。被上诉人肖国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证据一的中国银行进账单是复印件，也无加盖银行印章，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二的股东会决议、谈话录音是杨顺达自行制作，杨顺达不是公司股东，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华昌公司的章程是杨顺达自己制订，只有自己签字，虽然有华昌公司公章，但华昌公司的公章在杨顺达非法占有，所以对“三性”亦不认可。本院审查认为，当事人双方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非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因客观原因未能发现、或者已经发现但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本院予以存卷，结合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对本案待证事实作出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相互质证发表的质证意见，对案件事实作如下认定：2010年7月12日，肖茶芬、胡丽仙共同拟定公司章程并签名。肖茶芬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直属支行转账980000元到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企业注册验资专户，胡丽仙通过曲靖商业银行玄坛支行转账20000元到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企业注册验资专户。云南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肖茶芬、胡丽仙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一致通过公司名称为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二、确定公司经营地址为曲靖市西苑小区桃苑49幢第1层262号；三、一致通过《曲靖市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章程》；四、确定各股东的股权数：肖茶芬出资980000元，占注册资金的98%，胡丽仙出资20000元，占注册资金的2%；五、一致同意委托李惠娇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股东会选举肖茶芬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选举胡丽仙为公司监事。同日，向云南省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报送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2010年7月13日，云南省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设立登记。2012年3月20日，肖茶芬、肖国峰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肖茶芬，受让方肖国峰。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现经转、受让双方协商决定，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方肖茶芬将其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98万元人民币，按98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二、转让手续完毕并经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转让方退出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四、本协议一式三份，转、受双方各持1份，报工商行政管理局1份。落款为：股权转让方签章（肖茶芬签字摁印）；股权受让方签章（肖国峰签字摁印）；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章）。同日，肖茶芬、肖国峰、胡丽仙还协商处理了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其他事务：（一）肖茶芬、肖国峰签署《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已将现金人民币98万元支付给了转让人肖茶芬，转让协议履行完毕。股权转让方签章（肖茶芬签字摁印）；股权受让方签章（肖国峰签字摁印）；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加盖印章。（二）肖国峰、胡丽仙修订公司章程。（三）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肖国峰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出资人；（四）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文件，以申请公司股东变更登记。2012年8月9日，肖国峰、胡丽仙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一、一致同意新增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100万元，现注册资本1600万元；二、一致同意修改《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章程；三、一致同意委托张革玲办理工商变更相关手续。随后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2012年8月16日，云南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同日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文件，以申请公司变更登记。2015年7月22日，肖国峰、胡丽仙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一、通过新的公司章程；二、一致同意公司法人变更为肖茶芬，并选举肖茶芬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公司法人由执行董事担任；三、一致同意免去肖国峰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职位及法定代表人、经理；四、一致同意委托胡丽仙办理法人变更的相关手续。肖国峰、胡丽仙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签名。2015年7月31日，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变更为肖茶芬。2016年7月4日，肖国峰、杨顺达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肖国峰，受让方杨顺达；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现经转、受让双方协商决定，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方肖国峰将其在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人民币，按56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二、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四、本协议一式三份，转、受双方各持1份，报工商行政管理局1份。落款为：股权转让方签章（肖国峰签字摁印）；股权受让方签章（杨顺达签字摁印）；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章）。同日，肖茶芬、肖国峰、胡丽仙、杨顺达还就相关事务进行了处理：（一）肖国峰、胡丽仙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1.原公司章程无股权转让限制条款，转让的股权未被在先质押，无司法冻结等限制转让情形；2.股东会同意原股东肖国峰将其出资5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35%的股权转让给杨顺达，内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3.一致同意转让后由新股东修改公司章程；4.一致同意委托杨某办理法人变更的相关手续。身份证号：5322251970××××××××。（二）胡丽仙出具《弃权申明》：兹有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肖国峰将其出资560万元公司股权35%的股权转让给杨顺达，本人（胡丽仙）自愿放弃对上述被转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三）肖国峰、杨顺达签署《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已将现金人民币560万元支付给了转让人肖国峰，转让协议履行完毕。股权转让方签章（肖国峰签字摁印）；股权受让方签章（杨顺达签字摁印）；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加盖印章。（四）杨顺达出具《承诺书》。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基于2010年12月8日杨顺达和肖茶芬所签订的合伙协议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肖国峰将其名下98%的股权转35%给杨顺达，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均由杨顺达承担（杨顺达身份证号：5322251965××××××××）。（五）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两份《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分别为：1.兹证明杨顺达系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新股东，出资560万元占公司股权比例98%。身份证5322251965××××××××。特此证明。2.兹证明杨顺达系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新股东，出资560万元占公司股权比例35%。身份证号5322251965××××××××。特此证明。（六）肖国峰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备注：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峰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胡丽仙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备注：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峰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肖茶芬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备注：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峰与杨顺达股权转让市工商局备案所用。（七）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兹有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杨某到曲靖市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身份证5322251970××××××××（肖国峰名下98%的股权转98%给杨顺达名下）。肖国峰、杨顺达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后，因肖国峰怠于协助而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7月17日，被上诉人杨顺达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会计、出纳发出告知书，载明“……由肖国峰转让其所占华昌公司98%的股权中的35%归实际入股实缴注册资金人杨顺达……”等内容另查明，自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时起，胡丽仙即为公司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本院认为，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有优先于非股东购买的权利，系特定主体依法享有的特定权利。因有限公司兼具资合性和人合性的特征,法律赋予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目的在于通过保障其他股东优先获得拟转让股权而维护公司内部相互信赖或者特别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肖国峰持有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的股权，肖国峰拟转让股权时，上诉人胡丽仙出具《弃权申明》，自愿放弃其中35%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被上诉人肖国锋对所持有股权中的35%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肖国峰与杨顺达订立转让98%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怠于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同意转让股权，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故上诉人胡丽仙“请求确认其对肖国锋以560万元向杨顺达转让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股权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的主张，不再具有事实基础，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胡丽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胡丽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敖显外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时劲松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陈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