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民终5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追加被执行人）：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育才路55号。法定代表人：邢广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廊坊市圣丰道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61号。法定代表人：魏书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刚，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士忠，黑龙江姜笑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江南新城区中俄信息产业孵化器10号楼5层5010室。法定代表人：耿春萍，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廊坊开发区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友谊路37号。法定代表人：张志民，该公司董事长。二原审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玲，河北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博泰）因与被上诉人廊坊市圣丰道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丰道桥）、原审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博泰）、廊坊开发区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博泰）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廊坊中院）（2018）冀10民初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州博泰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被上诉人圣丰道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刚、乔士忠，原审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博泰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博泰上诉请求：撤销廊坊中院（2018）冀10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不予追加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投资建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投资建设合同纠纷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4年2月20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已不再属于法定的抽逃出资行为。本案中，2010年12月23日上诉人作为第三人股东，按公司章程规定，按期足额履行了6000万元的出资义务，而后第三人将上诉人的出资额转出情形并非上诉人意愿所支配，也非上诉人所为，且上诉人的注册资金已属于公司即第三人的资产，公司自由支配自身资产的行为不应视为上诉人行为，更不应视为上诉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故一审法院以模糊的民事法律原则及公司理论定论上诉人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明显系忽略法律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系理解法律偏颇，忽视证据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6、17条规定，借款合同并非成立借贷关系的前提条件，债权人可依据银行流水等证据主张借贷关系的存在，我国法律也未禁止公司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向第三人借款，有第三人的打入银行流水，有财务清晰的“借款”凭证，同时亦有上诉人的还款流水。第三人也当庭认可双方借贷关系发生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借款合同，认定偏颇。（三）上诉人向第三人的借款，并未损害公司利益继而影响到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上诉人也没有不实出资或出资后未经法定程序转出的行为存在。故不应将上诉人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高额债务。被上诉人圣丰道桥庭审时口头答辩称，被上诉人已经提供有力证据证实了贵州博泰抽逃出资情形。贵州博泰以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借款事实为由提出辩驳是无理的。一是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在修订时删除了“将出资款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一项，但现有的条文更明确了抽逃出资的行为界定，且以第四款作为兜底条款，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是上诉人虚构与原审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借款4000万元的事实，出具不具有真实借款意图的借据，最高院公报案例有与本案雷同案件，认定了抽逃出资的事实。最高院（2014）民二他字19号对河北高院的答复中也明确认定了，将出资款转入公司又转出的，应当认定是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四款情形。因此，贵州博泰抽逃出资的行为完全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廊坊中院在执行圣丰道桥与牡丹江博泰、廊坊博泰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合同纠纷一案时，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7）冀10执19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规定，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贵州博泰在完成认缴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后，随即将其中4000万元通过关联公司廊坊博泰、股东中京恒瑞国际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以出资款的形式转至牡丹江博泰，而后又将该笔款项转回自己公司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应在抽逃出资4000万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牡丹江博泰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的第二期出资款共计4000万元，完全是由其另一股东贵州博泰从自己第一期出资款中抽逃而来，尽管形式上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完成了出资，但实际上其并未对参股公司牡丹江博泰履行任何出资义务，且随后又将自己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故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股东中京恒瑞应在未缴纳出资1000万元范围内、付振义应在未缴纳出资1500万元范围内、章伟云应在未缴纳出资1500万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追加第三人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京恒瑞国际控（集团）有限公司、付振义、章伟云为本案被执行人。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分别在40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圣丰道桥清偿债务。该执行裁定送达后，章伟云不服，以（2017）冀10执197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存在错误，不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为由，向廊坊中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第三人牡丹江博泰于2011年3月9日由股东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共同出资组建，公司申请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股东贵州博泰认缴出资为人民币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60%，股东中京恒瑞认缴出资为人民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股东付振义认缴出资为人民币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5%，股东章伟云认缴出资为人民币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5%。依据该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为耿春萍，监事为张男。依据该公司成立时的章程，该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0万元，在一年内分两期缴足，首期出资6000万元由股东贵州博泰在2010年12月22日前缴纳，剩余4000万元由其他三位股东在2012年12月23日前缴纳。后变更股东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实缴出资的时间为2011年3月15日。2010年12月23日，贵州博泰从其公司40×××87账户中向牡丹江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92验资账户中汇入应缴出资款6000万元。2011年3月11日，牡丹江博泰将该6000万元汇入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78账户，于2011年3月14日将其中4000万元汇入本案第三人廊坊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光明支行04×××61账户中。当日该账户分五笔，转让中京恒瑞01×××39账户中1000万元；转入耿春萍62×××77账户1500万元；转入陈克东（廊坊博泰员工）62×××02个人账户1500万元。当日耿春萍的62×××77账户转款1500万元到付振义95×××77账户；陈克东62×××02个人账户转存1500万元到章伟云的62×××72账户。2011年3月15日中京恒瑞通过01×××39账户、付振义通过95×××77账户、章伟云通过22×××72账户分别转款1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至牡丹江博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09×××76账户，作为股东出资认缴款进行验资。同年3月17日牡丹江博泰将4000.88889万元转入其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锦江支行的09×××78账户。同年3月18日，牡丹江博泰将09×××78账户的4000万元转入贵州博泰的37×××43账户。2012年3月29日，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将其持有的牡丹江博泰100%股权一并转让给了中京博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耿春萍为牡丹江博泰执行董事，同时为中京博泰的股东及董事。另查明，至本案圣丰道桥与第三人牡丹江博泰、廊坊博泰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阶段，根据执行阶段法院查控的情况及牡丹江博泰自述，牡丹江博泰没有任何不动产，有几辆车，一辆在圣丰道桥处保存，法院查封的几个账户账上基本没有资金。贵州博泰在庭审中对牡丹江博泰的现有资产提出审计评估，但在廊坊中院确定的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申请，也未缴纳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应追加贵州博泰为被执行人。就该争议焦点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即牡丹江博泰是否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二是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的贵州博泰是否未足额缴纳出资或抽逃出资；三是贵州博泰如果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应在相应的数额内向圣丰道桥承担责任。一、关于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牡丹江博泰财产是否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问题。对牡丹江博泰的财产状况，根据廊坊中院执行阶段法院查控的情况及牡丹江博泰自述，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贵州博泰虽在庭审中提出对牡丹江博泰的财产进行审计评估，但在该院确定的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申请，也未缴纳相关费用，应视为对牡丹江博泰目前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无异议。二、关于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的贵州博泰是否未足额缴纳出资或抽逃出资问题。贵州博泰作为牡丹江博泰的股东应当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向公司的出资义务。但综合牡丹江博泰四股东贵州博泰、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的出资资金来源及划转过程，贵州博泰虽然在2010年12月23日向牡丹江博泰完成认缴出资6000万元，但随后牡丹江博泰将其中4000万元转至廊坊开发区博泰、耿春萍、陈克东账户，后转入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账户，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分别将1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转入牡丹江博泰账户。在完成出资后，牡丹江博泰又于2011年3月18日，将4000万元转入贵州博泰账户中。故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的贵州博泰存在4000万元出资不实和抽逃行为。三、关于贵州博泰如果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应在相应的数额内向圣丰道桥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贵州博泰作为牡丹江博泰的股东，对自己认缴的出资形式出资后又部分转出，并未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实际缴纳转出部分的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应当在4000万元范围内对牡丹江博泰资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即在4000万元范围内对牡丹江博泰的债权人圣丰道桥承担清偿责任。对于贵州博泰提出2014年2月20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十二条已明确删除“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资后又转出的”，该款已不再属于法定的抽逃出资行为。转出4000万元非贵州博泰作为股东之行为，贵州博泰并不知情，该款项并非直接转入贵州博泰账户，而是用作了其他股东的出资。牡丹江博泰向贵州博泰转款4000万元，属于借款关系，贵州博泰后续有还款行为。认定贵州博泰属于抽回出资行为，不符合“抽逃出资”的主、客体及实质要件的主张。廊坊中院认为，我国公司法及其适用条文的修改，虽然放宽了公司认缴出资的条件，但是基于民事行为的诚信原则和公司法理论分析，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后不实出资或出资后又未经法定程序转出的行为，不仅不符合诚信原则和公司法理论，同时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同时贵州博泰虽主张牡丹江博泰给其转的4000万元为借款，后其已偿还。但其只提供了银行流水明细、公司记账凭证，未提交借款合同等证明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相关证据，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人牡丹江博泰主张股东是否承担公司债务不看验资，关键在于公司的经营资本是否充实，牡丹江博泰的经营开支有据可查，远远超过注册资本，不应当以验资的形式判定股东是否承担公司债务的意见。廊坊中院认为，我国公司法及其适用条文的修改，虽然放宽了公司认缴出资的条件，但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且从我国公司法理论与实践来分析，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后不实出资或出资后又未经法定程序转出的行为，不仅不符合诚信原则和公司法理论，同时有损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贵州博泰作为牡丹江博泰股东,应当秉持诚实，讲究信用，恪守承诺，如实履行股东认缴出资的义务。但其缴纳的出资部分转出，作为其他三股东向牡丹江博泰的出资，又由牡丹江博泰将该出资转回贵州博泰的过程，明显存在对牡丹江博泰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的行为，该行为在被执行人牡丹江博泰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时，应当在其认缴且未实际缴纳的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追加贵州博泰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其应在4000万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圣丰道桥清偿债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贵州博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800元，由贵州博泰承担。二审庭审中，贵州博泰提交几份贵州博泰向牡丹江博泰转款凭证、结算票据、记账凭证，用于证实贵州博泰在还款39500万元后又多次向牡丹江博泰打款。贵州博泰称其向牡丹江博泰打款的总数额扣减6000万元出资款外，尚有79577400元。圣丰道桥质证意见为：贵州博泰与牡丹江博泰之间的往来款在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均有显示，二审期间贵州博泰提交的不是银行流水而是公司记账凭证，不予认可。经二审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3日，贵州博泰向牡丹江博泰名下账户打款6000万元，作为牡丹江博泰公司股东的注册资金，占股60%。2011年3月14日，牡丹江博泰将其中4000万元转入廊坊博泰账户，同日廊坊博泰将4000万元通过工作人员分别转入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名下账户各1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2011年3月15日，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三股东分别以上述款项的数额以注册资金的形式转入牡丹江博泰。上述资金流向各方当事人无异议。2011年3月15日，牡丹江博泰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日，由牡丹江方元联合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11年3月15日，牡丹江博泰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占已登记资本总额100%。该股东会决议及验资报告均保存在工商企业档案中。而通过法院调查的注册资本流向显示，中京恒瑞、付振义、章伟云出资款4000万元均来自于牡丹江博泰，经过廊坊博泰及其员工，后又转回牡丹江博泰。牡丹江博泰实收注册资本应为6000万元。2011年3月18日，牡丹江博泰将注册资金中的4000万元转入贵州博泰账户。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贵州博泰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问题。贵州博泰作为牡丹江博泰原股东，在公司设立之时于2010年12月23日入股6000万元，完成其出资义务，但是在2011年3月18日，牡丹江博泰账户内又转出4000万元至贵州博泰账户。贵州博泰称该4000万元为借款，但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有借款利息和偿还期限等约定，虽然贵州博泰提交了数笔打入牡丹江博泰的款项，但该数笔转款款项记载为“往来款”，而未记载转款用途为归还借款，打入牡丹江博泰的“往来款”多笔共计数额亦与4000万元数额不符，且从一审卷宗中贵州博泰与牡丹江博泰双方之间往来款银行流水来看，牡丹江博泰在转至贵州博泰4000万元之外，仍有多笔款项再次打入贵州博泰账户，故贵州博泰主张其与牡丹江博泰之间的借款关系不能成立，亦无证据证明打入牡丹江的款项足以补齐4000万入股款。故一审认定贵州博泰抽逃出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贵州博泰二审主张其已于2012年3月将股权全部转让，故不应再承担责任，其主张理据不足，贵州博泰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影响其承担抽逃出资的清偿责任。在执行法院对牡丹江博泰进行执行过程中，查控到牡丹江博泰名下没有任何不动产，几个账户上基本没有资金，牡丹江博泰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贵州博泰抽逃出资的行为，降低了公司的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追加贵州博泰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贵州博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贵州博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窦淑霞审判员  刘顺林审判员  解占林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丽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