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025民初2621号原告：襄城县人民医院。住所地：襄城县中心路东段。法定代表人：王永召，任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毛丽，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冬，襄城县人民医院员工。被告：鲍国正，男，1956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静、赵姗，河南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襄城县人民医院与被告鲍国正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8月6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欢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襄城县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毛丽、李冬冬，被告鲍国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静、赵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19年8月12日，经襄城县人民医院申请，本院作出（2019）豫1025民初2621号民事裁定书，将襄城县人民医院向鲍国正支付的赔偿款195196.26元中的104695元予以冻结。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襄城县人民医院诉称：2014年3月1日，鲍国正以“四肢疼痛、麻木4月余”为主诉入住襄城县人民医院治疗。2014年6月11日办理出院手续，同日又办理住院手续后继续进行康复治疗直至2017年5月14日，康复治疗期间，共产生医疗费用160146.63元，除2014年3月1日至6月11日住院期间医保报销的10738元转为住院押金外，剩余的149408元被告至今未向原告缴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鲍国正支付襄城县人民医院医疗费101364.64元；诉讼费由鲍国正负担。鲍国正辩称：1、襄城县人民医院主张鲍国正承担101364.64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鲍国正不应承担。2、2014年鲍国正在襄城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因襄城县人民医院医生的诊疗过错，给鲍国正造成身体上的损坏，诊疗过错发生后，襄城县人民医院给鲍国正进行康复治疗，康复治疗期间，襄城县人民医院承诺不收取任何费用，鲍国正从康复治疗开始到向法院提起诉讼，中间长达近五年的时间，襄城县人民医院从未向鲍国正主张过该费用。3、在鲍国正康复治疗期间，襄城县人民医院从未就治疗方案、诊疗费用等向鲍国正履行告知义务，依照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患者有知情权，没有添加任何条件。因此襄城县人民医院以鲍国正系记账治疗就不需给付每日清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不符合法律规定，襄城县人民医院提供账明细完全系其单方记录，未经鲍国正的核实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鲍国正不应承担本案责任。襄城县人民医院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鲍国正病历一套、证明鲍国正自2014年6月11日到2017年5月14日在襄城县人民医院处住院康复治疗的相关情况。证据二、医疗费票据、证明2014年6月11日至2017年5月14日，鲍国正住院期间共计产生医疗费用160146.63元的事实。证据三、记账项目明细、证明内容同医疗费票据。证据四、（2019）豫1025民初150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襄城县人民医院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过错责任，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30%，原、被告双方对此责任比例均予以认可。进而证明，鲍国正应对康复期间的费用承担70%。证据五、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襄城县人民医院的过错程度为次要程度。鲍国正为支持其主张提供襄城县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一份，证明：襄城县人民法院在本案鲍国正与襄城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所作的开庭笔录中显示内容可知，襄城县人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对于鲍国正在2014年6月11日至2017年5月14日住院期间的费用未结算，也未向鲍国正提供过治疗期间的费用清单，且对于鲍国正住院期间的用药明细、治疗行为、治疗费用等，襄城县人民医院均未向鲍国正履行告知义务，在此情况下，鲍国正及其家属根本不了解诊疗行为的正确性以及费用产生的合理性，该部分医疗费用的产生及客观真实性，均无从考证，因此，襄城县人民医院主张鲍国正承担该部分医疗费，依法不能成立。综合以上证据，经庭审，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4年3月1日，鲍国正以“四肢疼痛、麻木4月余”为主诉入住襄城县人民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脊髓型）。2014年3月16日，襄城县人民医院为鲍国正行颈前路减压植骨内固定术，术后并四肢不全瘫。同日下午，襄城县人民医院为鲍国正行椎管探查术。2014年3月21日，襄城县人民医院为鲍国正再行椎管探查、减压植骨内固定术，××变。2014年6月11日，鲍国正办理出院手续，2014年3月1日至6月11日产生的医疗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同日，襄城县人民医院在医院系统内为鲍国正办理住院手续，将鲍国正第一次住院医保报销的10738元转为第二次住院的押金，为鲍国正进行康复训练治疗，入院诊断为：××变。2017年5月3日，鲍国正出院，该次住院时间1057天。出院诊断为：××变。2018年9月17日，鲍国正向本院提交起诉状，要求襄城县人民医院赔偿其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99452.97元。同时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1、对襄城县人民医院对鲍国正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鲍国正目前损伤状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2、对鲍国正的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护理期限、误工期限进行鉴定。本院依法移送鉴定。2019年1月15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京）法源司鉴[2018]医鉴字第48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襄城县人民医院对被鉴定人鲍国正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鲍国正术后出现右侧肢体肌力下降的不良结果的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建议为次要程度范围。请委托单位结合案件的综合评定情形，确定被告医院的民事过错程度和民事赔偿程度。2、鲍国正右手大部分肌瘫，肌力2级以下，评定为七级伤残。鲍国正右下肢肌力3级，评定为七级伤残。3、被鉴定人鲍国正无护理依赖。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豫1025民初15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襄城县人民医院对鲍国正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鲍国正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95196.26元。2019年8月6日，襄城县人民医院诉至本院，要求鲍国正支付2014年6月11日2017年5月14日康复期间产生医疗费101364.64元，（总金额160146.63×襄城县人民医院应承担的30%减去鲍国正住院押金10738元）。本院认为，襄城县人民医院主张权利的基础是与鲍国正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医疗服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接受医疗服务并支付医疗费用的合同。医疗服务其具有特殊性，在医疗服务合同中，患者虽然有选择医方的自由，但医方不能选择患者，医疗机构或医务工作者对于患者请求诊疗的要约，医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医疗服务具有不可撤销性，医疗服务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并没有提前约定医疗机构应给予怎样的治疗，是根据病情实际判定给予诊治，因此，在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后，患者就必须为接受医疗服务而支付费用。本案中，本案鲍国正以××（脊髓型）到襄城县人民医院接受诊治，意味着双方已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对2014年6月11日前因治疗××产生的医疗费已经履行完毕均无异议。争议焦点为6月11日之后产生的康复费用是否应该由鲍国正承担，依照庭审查明的事实，鲍国正系××治疗结束后由于出现医疗损害由襄城县人民医院在医院系统内主动以鲍国正名义办理了入院康复手续，并未经得鲍国正同意，该阶段也并非因治疗××采取的原治疗方案，因医疗行为都具有侵害性，为使其行为具有合法性，××人的“知情同意”。要求医方应对医疗行为实施的范围、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对患者进行说明，本案中襄城县人民医院为被告鲍国正办理康复入院未经患者或其代理人同意，制定医疗方案也未告知鲍国正，双方因康复而形成的医疗服务合同不符合要约、承诺的合同法的基本规则，故襄城县人民医院诉请鲍国正承担该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襄城县人民医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64元，保全费1044元，共计2208元，由原告襄城县人民医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欢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牛应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