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9民终1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贵忠，男，195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华旻，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飞，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玉兰,女,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佼,男,198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系彭玉兰之子，住湖北省云梦县。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东红，云梦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上诉人周贵忠因与被上诉人彭玉兰、孙佼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18）鄂0923民初2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贵忠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18）鄂0923民初200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彭玉兰、孙佼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彭玉兰、孙佼承担。事实和理由：1995年元月，周贵忠以再生棉厂名义与云梦县城关镇泰山居委会签署《转让土地和房屋协议书》，以12.2万元购买原街道种鸡场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物。上述资金全部由周贵忠自筹，其中：自有资金3.2万元、以周贵忠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湖北云梦县支行贷款9万元。讼争不动产于1998年取得土地证，宗地号为：12××70，土地证使用者：废旧棉加工厂；于2003年取得房产证，房产证号：Ａ0××28，房屋所有权人：周贵忠。2018年9月18日，彭玉兰、孙佼将周贵忠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再生棉厂由周贵忠、孙润年共有，进而错误认定彭玉兰、孙佼共同对讼争不动产享有43%的所有权份额。一、一审法院片面采用（2007）云法执字第52-6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事实：“2007年6月5日，孙润年与周贵忠一起到法院，法院向周贵忠提出拍卖周贵忠的房屋时，孙润年也未提出异议”、“孙润年在异议书中提出与周贵忠系共同投资合伙开办再生棉加工厂的合伙人，而后，又在法院口头陈述事实时，又否认其与周贵忠系合伙经营再生棉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片面采信“孙润年于2008年9月22日向法院提出了异议，并提供了有关证据”，对孙润年在2007年6月5日未提出异议、在（2007）云法执字第52-6号执行异议审查中当庭否认与周贵忠合伙经营的事实未予审查，侵犯周贵忠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对伪造的《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未予排除。2014年4月2日《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系彭玉兰、孙佼伪造，周贵忠自始自终未出具该函，一审法院将有重大瑕疵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侵犯周贵忠的合法权益。三、“由于孙润年系云梦棉花厂在岗职工，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所以‘再生棉厂’的生产经营由周贵忠一人承担”不符合事实。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湖北金梦达纺织有限公司前身是湖北云梦棉纺厂，后经省政府重组为湖北安棉集团安云纺织有限公司，2003年3月下放地方管理并开始改制，同年11月成立湖北金梦达纺织有限公司。湖北金梦达纺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为自然人，属于民营企业。自2003年11月起，孙润年不再属于云梦棉纺厂职工，不存在不能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形。而孙润年在可以显名的情况下，一直未主张其共有权利。四、一审法院对《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付款5.2万元收条》、《委托书》、《对云梦县人民法院与开发商勾结迫使我低价卖地的血泪控诉》形成原因未作深入分析，仅仅因其中对“共有”的描述，就将讼争不动产认定为共有财产。《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付款5.2万元收条》系周贵忠为避免厂房被法院强制拍卖，与孙润年在2008年共同伪造的、落款为1994年12月的虚假证据，并提起执行异议；在执行异议被驳回后，《对云梦县人民法院与开发商勾结迫使我低价卖地的血泪控诉》是继续对伪造事实的引用，意图据此达到终止拍卖的目的。2015年5月5日，周贵忠委托孙润年处理再生棉厂拆迁补偿事宜时，因孙润年引诱说作为讼争不动产共有人便于与规划征收方谈判，周贵忠才将2008年伪造的孙润年产权份额列示在《委托书》中。一审法院不能仅因上述伪造证据认定讼争不动产系共有财产。此外，讼争不动产一直由周贵忠及其家人占有使用，并长期生活居住。截止本案一审诉讼前，孙润年及其家人从未对讼争不动产主张过任何物权权利，也未对周贵忠及其家人的行为提出异议。彭玉兰、孙佼二审答辩称，一、一审中彭玉兰、孙佼已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孙润年共同购买再生棉厂，并享有43%的股权的事实，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周贵忠没有提出异议。二、周贵忠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首先，周贵忠没有正确的理解经营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所有权存在分离的情况，即使是彭玉兰、孙佼没有实际经营、没有实际占有、没有实际使用，但并不能排除彭玉兰、孙佼对该项财产享有所有权。再者，周贵忠上诉称“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是伪造的，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并未提及，因此，周贵忠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玉兰、孙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彭玉兰、孙佼对合伙投资的“再生棉厂”享有43%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贵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1994年，周贵忠与孙润年商议欲共同购买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街居民委员会种鸡厂置办“再生棉厂”，孙润年不参与经营。1994年12月22日，周贵忠、孙润年签订《合伙购买厂房协议》，其主要内容：经甲方（周贵忠）、乙方（孙润年）双方协商，为共同发展生产决定，合伙投资购买再生棉厂，一致订立如下协议：一、甲方出资7万元，出资比例57%。乙方出资5.2万元，出资比例43%；二、该资金用于购买原泰山街居委会种鸡厂；三、乙方全权委托甲方办理各种证件并署其名；四、该厂房在出租、转让或变卖，双方按出资比例分成等等。合同订立后，孙润年向周贵忠交付投资款（人民币现金，下同）5.2万元。2.1995年元月，周贵忠代表“再生棉厂”（乙方）与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路街居民委员会（甲方）签订《转让土地和房屋协议书》，其主要约定：考虑到本街再生棉厂无厂址，经泰山街党支部报上级领导批准，同意将原种鸡厂的土地和建筑物转卖给再生棉厂，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将原街道种鸡厂的土地和其土地上的建筑物转让给乙方经营和使用，其具体方位、面积等情况见红线图（红砖以外50公分）和征用协议书。二、原种鸡厂的土地和其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共折合人民币122000元。付款方式：一次付清，付清后其土地和所有建筑（21间平房）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属乙方所有，甲方再无权加以干涉，并且甲方应随同所有的一切手续移交给乙方使用。三、乙方如今后不需要此地时需变卖，如甲方需要可按现行价格优先考虑，否则乙方可另处理，甲方无权干涉，但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必须交纳甲方的管理费等等。合同订立后，周贵忠向泰山路街居民委员会交付房地产转让价款12.2万元。3.案涉“再生棉厂”土地证于1998年办理，宗地号12××70，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使用权人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街废旧棉加工厂；房产证于2003年办理，房产证号：Ａ0××28，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周贵忠，房屋坐落于云梦县城关镇××巷，丘地号0009，房屋一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528.41平方米。2009年10月28日周贵忠为“再生棉厂”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云梦县周贵忠废旧棉加工厂，注册号420923600055477；经营者（负责人）周贵忠；经营场所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路。目前“再生棉厂”处于停产歇业状态，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由彭玉兰、孙佼持有，土地使用权证由周贵忠持有。4.2014年湖北九星实业有限公司拟定申请规划，将包括“再生棉厂”在内的地块纳入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开展对拆迁户补偿安置的调查摸底，为方便协调沟通，周贵忠于2014年4月2日出具《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于2015年5月5日向孙润年、彭玉兰出具《委托书》，明确地号为12××70的“再生棉厂”实际股权为周贵忠57%、孙润年43%，届时厂房转让、买卖所得均由此划定。周贵忠特委托合伙人孙润年、彭玉兰作为代理人全权代表办理相关事宜。周贵忠对被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均予以认可，并承担一切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事后，双方因补偿意见迥异，“再生棉厂”的转让谈判搁浅。5.彭玉兰与孙润年生前系夫妻，共同生育一子孙佼；2015年5月13日孙润年病逝；孙润年的父母已早年亡故。一审法院认为：彭玉兰、孙佼根据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主张“再生棉厂”（云梦县周贵忠废旧棉加工厂）不动产权属系按份共有状况，并诉请确认对共有物享有一定份额，故本案纠纷的性质为共有权确认纠纷。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1.彭玉兰、孙佼提出的请求权保护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是否应当确认彭玉兰、孙佼对《合伙购买厂房协议》所涉“再生棉厂”享有43%的所有权份额。关于焦点之一。案涉《合伙购买厂房协议》系彭玉兰、孙佼请求确认“再生棉厂”不动产属于共有财产的事实基础，鉴于该合同（协议）尚未解除，所涉合同权利或利益具有连续性、承继性，且争议的共有财产权属持续处于始得状态，彭玉兰、孙佼有权请求对共有财产确权并宣示共有权、排除妨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一方面，案涉《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仍在继续履行，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变更或终止，双方未发生权益损害争议，故合同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另一方面，本案争议涉及财产权中的共有权确认和排除妨害问题，该请求权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据此，周贵忠提出“本案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驳回彭玉兰、孙佼诉请”的抗辩主张，与案件事实不符，未予采纳。关于焦点之二。案涉《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付款5.2万元收条》、《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委托书》、《对云梦县人民法院与开发商勾结迫使我低价卖地的血泪控诉》等证据，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间合意达成并亲笔署名所产生，书证内容明确具体，文义相容相通，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据此，上述证据均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具有充分性，且来源合法，与本案关联，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故予以采信。周贵忠认为，案涉证据《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付款5.2万元收条》的落款时间分别为1994年12月22日、1994年12月23日，不是真实的书证形成时间，而是2008年7月至9月期间由双方伪造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确认该书证产生的具体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彭玉兰、孙佼认可该争议证据的真实性，周贵忠没有充分证据佐证或足够理由反驳该证据系伪造所形成，也不能否定该证据的证明力，周贵忠申请鉴定的事项与证明待证事实无实质意义，故未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案涉《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依法成立且生效，故确认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委托书》等证据补充明确孙润年生前与妻彭玉兰属于合伙投资购买“再生棉厂”的出资方，鉴于孙润年亡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第一百二十五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的规定，故案涉不动产共有权依法由配偶彭玉兰、婚生子孙佼共同承继，彭玉兰、孙佼依法享有物上请求权。根据《合伙购买厂房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约定及《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委托书》等周贵忠自认的事实，不仅表明彭玉兰、孙佼属于涉案不动产所有权的合法承继共有人，而且确立了彭玉兰、孙佼、周贵忠按投资比例享有所有权份额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彭玉兰、孙佼主张确认对“再生棉厂”享有所有权份额43%的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周贵忠抗辩认为，“再生棉厂”房产证登记权利人为周贵忠，“再生棉厂”的工商登记负责人为周贵忠，周贵忠属于“再生棉厂”合法的所有权人，与孙润年无关，彭玉兰、孙佼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认为，从“再生棉厂”的所有权外观看，其权属登记在周贵忠××××梦县城关镇泰山街废旧棉加工厂名下，对外具有排他效力，此属于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事实；但从权利内设看，该物权设立了原因关系方面的合伙购买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涉案不动产基于合同产生物权流转，此属于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事实，涉案不动产属于合伙体财产，标志着彭玉兰、孙佼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主张共有物权归属；从权利来源看，周贵忠代表“再生棉厂”与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路街居民委员会签订《转让土地和房屋协议书》明示“将原种鸡厂的土地和建筑物转卖给再生棉厂”，表明“再生棉厂”合伙体属于案涉不动产物权的原始取得主体，而并未明确自然人周贵忠独自取得；《合伙购买厂房协议》第三条约定：“孙润年全权委托周贵忠办理各种证件并署其名”、《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使用权人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街废旧棉加工厂。由此，涉案不动产的登记申请具有慨括性授权，不能否定彭玉兰、孙佼可成为不动产物权的隐名登记人，不能排斥彭玉兰、孙佼的物上请求权。综上，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彭玉兰、孙佼对“再生棉厂”不动产所有权设定共有关系，其请求确认共有权资格不能剥夺,周贵忠的上述辩解不符合法律事实，未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遂判决：确认彭玉兰、孙佼共同对位于云梦县城关镇××巷的云梦县周贵忠废旧棉加工厂（又称“再生棉厂”或“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街废旧棉加工厂”、宗地号12××70、房产证号Ａ0××28）不动产享有43%的所有权份额。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周贵忠负担。限判决生效之日交纳。二审期间，周贵忠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十三份证据，彭玉兰、孙佼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贵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云梦县人大志》、废旧棉加工厂税务登记证。拟证明：1994年周贵忠具备买地开厂的实力。证据二、《2007湖北年鉴》、孙润年与彭玉兰夫妇经济能力测算表。拟证明：1994年孙润年、彭玉兰夫妇无力提供5.2万元的投资款。证据三、银行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尹某的《证明》、胡海生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周贵忠购种鸡厂的资金来源于贷款与自有资金，与孙润年无关。证据四、契税完税凭证、契税证。拟证明：契税房屋必要支出，由周贵忠一人承担。证据五、2008年《房屋买卖协议》、2009年《协议书》。拟证明：周贵忠为了保护厂房做了很多努力，孙润年未做任何努力。证据六、（2007）云法执字第52-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生效裁定书认定12××70地号的房地产系周贵忠一人享有。证据七、2007年上访材料一份、2008年10月6日的上访材料两份，2008年10月26日上访材料一份。拟证明：孙润年不是云梦县城关泰山街废旧棉加工厂合伙人，也不是12××70地号的厂房的共有人之一。证据八、第一代身份证。拟证明：周贵忠在1983年-1989年使用的姓名为“周桂中”。证据九、91年农信社贷款的催收单、92年上诉状、92年的农行借据、93年农信社存折、93年中行存折、95年与居委会签署《转让土地和房屋协议书》、95年农行借据、96年农行还款单三份、98年浆纱收条、98年抵押登记手续、99年农信社还款单、2001年农信社还款单。拟证明：周贵忠在1991年-1998年对外自称“周贵宗”。证据十、2008年10月三份上访材料（见证据七）、2008年《房屋买卖协议》和2009年借款《协议书》（见证据五）；（2018）鄂0923民初2002号卷宗中周贵忠签名；2017年4月《借条》两份。拟证明：周贵忠在2008年至今，签名采用“周貴忠”。证据十一、《上诉人周贵忠不同时期用名情况与签名习惯的说明》。证据八至证据十一共同拟证明：周贵忠在1983年-1989年常用名为“周桂中”；1990年-1998年常用名为“周贵宗”；1999年至今常用名为“周贵忠”，其中：2008年之前，采用简体字签名，2008年之后，开始采用繁体字签名。证据十二、1994年12月的《合伙购买厂房协议》、《收条》。拟证明：结合证据八至证据十一，证据十二系2008年伪造的。证据十三、证人证言（证人：左某、李某、尹某、周某）。拟证明：泰山街废旧棉加工厂系周贵忠个人独资企业，孙润年非合伙人；12××70地号的厂房系周贵忠一人独有，孙润年非共有人。彭玉兰、孙佼质证意见如下：十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采信，对十二份书面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十三均不能否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也不能否定彭玉兰、孙佼对争议的财产享有共同所有权的事实。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周贵忠提交的十三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1994年12月的《合伙购买厂房协议》和《收条》系虚假、伪造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彭玉兰、孙佼提交证据三:1995年元月《转让土地和房屋协议书》、《房产证》Ａ0××28号、2014年4月2日《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2015年5月5日《委托书》。周贵忠对证据三的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转让土地和房屋协议书》、《房产证》足以证明房屋所有权和厂的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周贵忠一个人，没有其他人。这个函本身是伪造的协议以后出的，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委托书》确实是周贵忠出具的，因为孙润年文化水平较高，周贵忠与孙润年是多年的朋友关系，认为他处理这个事对周贵忠的利益更有保障，所以委托孙润年去办这个事，孙润年去世，委托关系中止。正是因为周贵忠委托孙润年去办这个事，才会把房产证的原件交给孙润年。不能达成彭玉兰、孙佼的证明目的。2.二审庭审笔录记载：“上：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异议。①‘1994年，周贵忠与孙润年商议欲共同购买云梦县城关镇泰山街居民委员会种鸡厂置办再生棉厂，孙润年不参与经营。于1994年12月22日周贵忠、孙润年签订《合伙购买厂房协议》’有异议，不存在周贵忠与孙润年购买云梦县种鸡厂的事实，协议签订时间为2008年而非1994年,协议签订的目的为阻止再生棉厂的拍卖。②5.2万元的收条是有的，但是孙润年没有实际向周贵忠交5.2万元，收条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合伙购买厂房协议，以阻止再生棉厂的拍卖。③《委托书》是存在的，《委托书》的内容目的是为了配合厂房的拆迁而出具的。《委托书》关于共有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讼争的焦点问题：一审确认彭玉兰、孙佼对“再生棉厂”不动产享有43%的所有权份额，是否正确。本院认为，彭玉兰、孙佼对其主张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994年12月22日的《合伙购买厂房协议》、1994年12月23日的《收条》。协议明确约定，周贵忠和孙润年合伙投资购买再生棉厂，孙润年出资5.2万元，占43%的份额；该资金用于购买原泰山街居委会种鸡厂。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即1994年12月23日，周贵忠出具一份《收条》，记载收到孙润年购买再生棉厂现金5.2万元。故该证据已清楚的证实了本案基本事实。周贵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系双方为了阻止法院的拍卖而伪造的。对该抗辩理由，周贵忠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该抗辩意见与其在《告九星阳光城董事会函》（周贵忠一审质证时对真实性未予否认）、《委托书》及《对云梦县人民法院与开发商勾结迫使我低价卖地的血泪控诉》中自认“再生棉厂”系其与孙润年合伙开办的事实相矛盾。故本院对周贵忠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一审确认彭玉兰、孙佼对“再生棉厂”不动产享有43%的所有权份额，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上诉人周贵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周贵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陈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