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02民初4985号原告：徐留宝，男，汉族，1990年1月15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何慧丽，云南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高红喜，男，汉族，1983年11月5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被告：孙良彪，男，汉族，1976年6月4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代理人：杨家宝，云南毅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徐留宝诉被告高红喜、孙良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留宝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慧丽、被告高红喜、被告孙良彪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家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高红喜2017年经人介绍认识，被告高红喜时常雇佣原告从事雇佣活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凡是被告高红喜雇佣原告，工资均按每天200元计算。2018年9月23日，原告在被告高红喜的雇佣下前往被告孙良彪家修筑水池时，院内的风景墙倒下将原告砸伤，到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侧股骨干骨折、肺挫伤、右侧3-7肋骨骨折、骨盆骨折、左肩关节脱位、左肱骨大结节骨折、右侧肩胛骨骨折、大腿神经损伤、右侧多个胸椎横突骨折、胸腔积液等，住院治疗174天，产生医疗费共计138495.01元。2019年6月24日，经曲靖珠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胸部损伤属拾级伤残，左肩部损伤为拾级伤残，骨盆损伤属玖级伤残，第4、5、6肋骨断端错位畸形，左肩关节活动功能丧失39.1%。损害发生时，原告年仅28周岁，正值事业黄金期，损害结果给原告带来较大的精神伤害。原告应承担抚养、赡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共有4人，其中应赡养2人，抚养2人，4位被扶养人均健在。被告高红喜雇佣原告从事雇佣活动，原告在受雇期间和雇佣活动范围内受伤，由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高红喜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孙良彪作为工程的发包人，应当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高红喜赔偿原告医疗费138495.01元、误工费54600元、护理费51122.94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400元、营养费17400元、残疾赔偿金147347.2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9603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后期治疗费27000元、鉴定费1800元，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04722.15元。2、被告孙良彪对上述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高红喜辩称：1、本案中，责任承担主体为被告孙良彪及案外人刘开昌，而非答辩人。造成被答辩人损害的直接原因是孙良彪所有的、刘开昌施工的墙体倒塌所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孙良彪和刘开昌系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答辩人不是侵权人，也无任何过错，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1)被答辩人系进行绿化施工时，因墙体倒塌造成损害，损害结果系墙体倒塌所致，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之规定，本案应由被告孙良彪与墙体施工方刘开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损害结果无任何过错，亦并非造成其受损的侵权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孙良彪将工程发包给答辩人，明确约定是绿化工程，而本案被答辩人之损害结果系建筑物坍塌直接侵权，并不属于绿化工程之范围。答辩人对该损害结果也无任何故意与过错。退一步讲，即便答辩人要与孙良彪负连带赔偿责任，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可知，该连带责任属于不真正的连带责任，被告孙良彪与案外人刘开昌系直接侵权人，依法应承担终局责任。2、被答辩人具有长期施工经验，其应当具有施工安全注意常识，其在施工过程中未对自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其应对自身损害结果承担相应责任。3、就本案关于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举证责任而言，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根据《侵权责任法》之相关规定，被告孙良彪应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系建筑物倒塌的特殊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款“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被告孙良彪应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4、被答辩人于诉讼请求中主张的部分费用计算有误，具体如下：(1)关于医药费的主张，被答辩人将与本案无任何事实与法律关联的案外人徐国顺的门诊收费票据费用计算在其自身的医药费支出中，不应得到支持；(2)被答辩人仅凭微信聊天记录便以200元/天的标准计算误工费，无任何事实依据；(3)主张3000元的交通费无正式票据为凭；(4)关于营养费的主张过高；(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答辩人在无任何证据证明其父母既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前提下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得到支持。(6)关于残疾赔偿金及子女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适用农村户口标准而非城镇户口标准；(7)被答辩人既主张残疾赔偿金又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属重复主张，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另外，该损害结果并未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被答辩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当时原告从事绿化施工是在平整场地，没有掏空墙脚，墙体倒塌的根本原因是此墙体没有任何基础，存在质量问题，我们是在不知道此墙体没有基础的情况下施工的。事故发生后，派出所也有相关笔录对此进行确认。被告孙良彪辩称：1、原告系被告高红喜雇佣的施工人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依据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作为雇员，属于提供劳务一方，被告高红喜作为雇主，属于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活动中造成自身损害，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答辩人作为水景观工程的发包人，既不是提供劳务一方，也不是接受劳务一方，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原告之所以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无非是根据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并没有这样的规定，相应的案由也由原来的“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改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法院也是按这个案由立案的。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施行在前，《侵权责任法》施行在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就是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且前者的位阶低于后者，后法优于前法，应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来确定雇员受害责任的承担。原告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有违法律适用的原则，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2、退一步讲，即便可以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本案，答辩人也不具有该条规定的相应情形。答辩人作为发包方，发包的是别墅庭院内的绿化工程，原告作为承包方高红喜雇佣的施工人员，从事的雇佣活动仅仅是开挖水景观即水池的基坑。开挖基坑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在法律上对于承包方并无资质上的要求。即便有资质要求，承包方高红喜作为麒麟区鸿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完全有此资质。如果不是原告违背常识在挖掘水景观基坑过程中掏空风景墙的墙脚导致风景墙失去支撑，也不会发生风景墙倒塌致其损害的事故。原告的损害完全是其自身的过错造成的，答辩人作为发包人，选用被告高红喜作为承办人并无任何过错，原告以“雇员受害赔偿责任”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也无法律依据。3、再退一步讲，无论答辩人还是高红喜，也只能是与原告分担责任而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原告受到的损害完全是其在挖掘水景观基坑过程中违背常识造成的，即完全是由其自身过错造成的，理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且原告系农村居民，受伤前偶尔在城区打工，依法只能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等相关损失，原告的伤残等级仅为九级，并非重度残疾，其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超范围、超标准计算损失并要求全部赔偿亦于法无据。综上，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原告徐留宝的身份信息及主体资格。2、住院病案首页、住院证、入院记录、检查报告单、检验报告单、康复治疗知情同意书、病危通知书、骨科作业治疗评估表、康复治疗确认单、手术记录、固定材料选择协议书、植入医疗器械使用登记表、出院小结、患者生活能力评估表、出院通知书等，用于证明原告的伤情、住院治疗天数、护理费、营养费的事实。3、云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病人费用清单、云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处方单据、ICU病员购物清单、曲靖市惠众药房买药清单、收据、销货清单、收款收据、收据等，用于证明原告支付相应医疗费的事实。4、销货清单、收据，用于证明原告支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的事实。5、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用于证明原告支付鉴定费的事实。6、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于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以及后期医疗费的事实。7、敏大金麟湾出入证、中宇装饰工牌、中宇装饰收据、支付宝付款记录、幼儿园专用收据、龙源山泉收款收据，用于证明原告在曲靖城区生活、工作已满一年。8、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被告高红喜雇佣原告是按照每天200元的标准支付工资。9、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用于证明原告被扶养人身份信息。经质证，被告高红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5、6无异议；对证据3中姓名为徐国顺的单据（证据复印件第57页）中医疗费不认可，因不是原告所产生的费用，对该组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7、8、9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此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孙良彪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3中涉及的专门出具的医疗费发票认可，凡不是专用医疗发票的不认可；对证据4的销货清单、收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的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真实性认可；对证据6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鉴定的后期治疗费27000元过高，对此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此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原告每天的工资是200元；对证据9的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父母均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扶养。被告孙良彪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证据1、2、3、4、5、6、7、9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其中，证据3中姓名为徐国顺的医疗费单据（证据复印件第57页），为原告父亲徐国顺在护理原告时到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方便门诊购药所产生，单据载明的医疗费460元发生于原告住院期间，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客观真实，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高红喜每天支付原告工资200元。证据7能证实原告及其家人近几年来一直在曲靖城区务工和居住生活，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经原告申请，本院向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潇湘派出所调取了四份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对四份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认为对被告高红喜的询问笔录证实了原告受雇于高红喜及被告高红喜和受雇于他的两个工人不知道墙体没有基础的事实；对案外人刘开昌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墙体没有基础及被告孙良彪未表示墙体要做基础的事实；对被告孙良彪的询问笔录也能证实墙体没有基础及孙良彪发包给高红喜的工程没有签订书面工程合同的事实；对高孟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原告徐留宝等两人从开始施工到事故发生仅有20分钟时间。被告高红喜对自己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内容无异议；认为在对刘开昌的询问笔录中，刘开昌承认了其做的墙体没有基础；对孙良彪的询问笔录证实了施工别墅是其本人的，其也认可墙体没有基础的事实；对高孟的询问笔录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也确认了墙体无基础，原告等两人之前是没有去施工的，当时的施工时间仅是20分钟，如果墙体没有问题，不可能20分钟的施工就导致事故发生，也不可能是原告徐留宝等两人把墙体掏空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被告孙良彪认为对高红喜的询问笔录，高红喜所作陈述大部分是真实的，真实的部分证实了原告受雇于高红喜，但高红喜对墙体无基础的情况不知情是不真实的，因为此水景观当时是高红喜提出来做的，高红喜对墙体的情况是清楚的；对刘开昌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另说明，刘开昌所说的墙体没有基础是没有用石头做基础，但是用砖做了基础；对其本人的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与刘开昌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致；对高孟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及被告高红喜对此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不认可，此墙就是原告等两人挖倒的。本院认为，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四份询问笔录客观真实，能够证实部分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高红喜针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收条1份、云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2张，用于证明原告徐留宝住院期间被告高红喜为其支付医疗费36637元。2、微信聊天记录2张、未砌墙的现场照片4张、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照片4张（以上均是打印件），前4张照片证明墙体未砌起前的现场情况，后4张照片证明墙砌好后，发生倒塌是因为墙体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聊天记录用于证明被告高红喜是按照被告孙良彪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的；其中一张聊天记录中的转账，是被告孙良彪转给被告高红喜用于支付原告及另一案件中死者的医疗费。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高红喜提交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收条上的35000元不包含12张医疗门诊收费票据的金额；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被告孙良彪对被告高红喜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中高红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中高红喜所说的流水墙就是风景墙，高红喜陈述其所施工的工程图纸是孙良彪提供的不是事实，该证据恰好能证明水景观的风景墙是高红喜提出做的；聊天记录中的转账是支付施工的工钱；4张未砌墙的现场照片与本案无关联，砌的挡墙本身是有回填土覆盖的，砌风景墙要刨开回填土才可以砌起来，是因为挖掘才导致墙体倒塌；对4张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照片，原告受伤是因为墙体倒塌造成的，此是事实，但是何原因导致倒塌不能仅凭此4张照片证明，恰恰是因为挖掘了，墙体才倒塌，不是因为墙的质量问题倒塌的。本院认为，被告高红喜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孙良彪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孙良彪的诉讼主体资格。2、企业信息公示报告1份（网络下载），用于证明被告高红喜为曲靖市麒麟区鸿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具有园林绿化（景观）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资质。3、短信截屏、通话录音光盘各1份，用于证明：绿化工程是事发前孙良彪以包工包料形式45000元口头发包给高红喜的（工程范围包括围栏、亭子、水景观等）；事故发生后孙良彪已承诺向高红喜支付部分工程款20000元的事实。4、事发后拍摄的现场照片及事故原因解析图、事发后到现场测量相关数据的过程及照片、现场测量笔录各1份，用于证明徐留宝系在挖掘水景观基坑时因风景墙倒塌而受伤，风景墙倒塌的直接原因系徐留宝及另案死者陈卫星二人零距离紧挨着风景墙挖掘水景观基坑导致风景墙基脚被掏空失去回填土的支撑所致。5、进行现场测量的视频1份（与证据4记录时间一致），用于证明墙体是有基础的，正是因为挖掘行为才导致墙体倒塌。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孙良彪提交的证据1、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客观性均有异议，笔录中的组织者与测量人是被告孙良彪与刘开昌，此两人均是本案利害关系人，该记录是由被告孙良彪制作的；对证据5的视频三性无异议，但此视频证明不了墙体做了基础，从视频上看墙体下还有草坪，且此墙不是在水平基础上建造的，有质量问题。被告高红喜对被告孙良彪提交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不认可；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自己提供的证据才是真实的，被告孙良彪提供的照片及测量记录是其经过电脑P图和自己制作的；从被告孙良彪提交证据5的视频，可以看出倒塌墙体的墙基础深度、宽度，恰好可以说明墙基础存有质量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孙良彪提交的证据1、3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证据4为被告孙良彪自己制作，原告及被告高红喜均未参与，且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客观真实，但不能证明其“墙体是有基础的，是因为挖掘行为才导致墙体倒塌”的主张，本院对此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庭审与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被告孙良彪将其所有的位于曲靖市南片区房屋院内的绿化工程发包给被告高红喜承作，约定工程款为45000元，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徐留宝系被告高红喜雇佣的工人。2018年9月23日上午9时左右，原告徐留宝和工友陈卫星按被告高红喜的安排到被告孙良彪的房屋院内进行绿化施工，主要负责在院内风景墙边上开挖水池。被告高红喜未到现场。因被告孙良彪房屋院内的风景墙为从土上铺砖所砌，只有砂浆铺垫层，没有基石基础，原告徐留宝和工友陈卫星施工过程中在风景墙墙边挖掘水池基坑时，该风景墙倒塌，将原告徐留宝和工友陈卫星砸伤，陈卫星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受伤后被送往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侧股骨干骨折、肺挫伤、右侧3-7肋骨骨折、胸腔积液、骨盆骨折、左肩关节脱位、左肱骨大结节骨折、右侧肩胛骨骨折、大腿神经损伤可能、右侧多个胸椎横突骨折等，住院治疗174天，产生医疗费用共计139152.01元（其中原告支付137515.01元，被告高红喜支付1637元）。原告自2018年9月23日住院至2019年3月17日，住院期间由家人护理，前46天由两人护理，后128天由一人护理。住院期间购买拐杖和轮椅支出辅助器具费520元。2019年6月24日，经曲靖珠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徐留宝胸部的损伤属拾级伤残，左肩部的损伤属拾级伤残，骨盆的损伤属玖级伤残，需后期手术及治疗费27000元。原告支付鉴定费1800元。原告住院期间，被告高红喜向其支付医疗费35000元，原告父亲徐国顺就此向被告高红喜出具了收条，含上述支付的医疗费1637元，被告高红喜共支付给原告医疗费36637元。另查明，原告徐留宝自2015年起在麒麟区城区务工，原告及其家人近几年来一直在麒麟区城区居住生活。原告父亲徐国顺，于1967年12月20日出生；母亲陶美花，于1965年8月8日出生；儿子徐睿杉，于2015年2月6日出生；女儿徐丝彤，于2016年7月5日出生。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徐留宝的损伤系因原告及其工友陈卫星的不当挖掘行为与被告孙良彪家墙体的质量问题（无基石基础）共同导致，原告与被告孙良彪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均有过错。而被告高红喜作为雇主，有相关工作经验，其未到现场，疏于对原告的工作进行安排指导，未尽到对原告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原告的损害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本院认定原告的损害后果由被告高红喜承担35%的过错责任，被告孙良彪承担35%的过错责任，原告自行承担30%的过错责任。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7400元、后续治疗费27000元、鉴定费18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2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实际产生医疗费139152.01元（含被告高红喜支付的1637元），其主张医疗费138495.01元，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所举证据能证实原告及其家人近几年来一直在曲靖城区务工并居住生活，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原告的损伤有一个九级、两个十级伤残，残疾赔偿金按照2018年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488元计算，为147347.2元（33488元×20年×0.22），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本案原告于庭审时放弃其父徐国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其母陶美花现年54岁，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母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扶养，对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应承担抚养义务的为儿子徐睿杉、女儿徐丝彤，对徐睿杉、徐丝彤承担抚养义务的为原告及其妻子戚江华，按照云南省2018年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21626元计算，徐睿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626元/年×14年×0.22÷2=33304.04元，徐丝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626元/年×15年×0.22÷2=35682.9元，合计68986.94元。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96037元，本院支持68986.94元。原告未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证明，本院参照麒麟区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120元/天，计算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为（120元/天×46天×2人）+（120元/天×128天×1人）=26400元。根据原告的住院医疗和恢复情况，对其主张的出院后的护理费，本院不予支持。有医嘱需要加强营养，但原告主张的营养费17400元过高，本院酌情支持174天×30元/天=5220元。原告从事建筑行业，其因伤致残持续误工，主张按200元/天支付从受伤之日至定残日共计273天的误工费546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交通费3000元，原告未提供相关票据予以证实，本院根据原告就医治疗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交通费1500元。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本院酌情支持5000元。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138495.01元、残疾赔偿金14734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400元、后续治疗费27000元、护理费26400元、营养费5220元、误工费546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8986.94元、交通费15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520元、鉴定费1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494269.15元。依据责任比例，原告自身应承担494269.15元×30%=148280.75元，被告高红喜应承担494269.15元×35%=172994.20元，被告孙良彪应承担494269.15元×35%=172994.20元。被告高红喜已向原告支付36637元，扣除后，还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36357.2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红喜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徐留宝各项损失共计136357.20元。二、被告孙良彪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徐留宝各项共计损失172994.20元。三、驳回原告徐留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高红喜、孙良彪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审 判 长  方向娥人民陪审员  金朝兰人民陪审员  廖云凤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朱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