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0883行初27号 原告刘兴英，女，1954年8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邹城市。 委托代理人韩允亮，山东法至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住所地邹城市普阳山路1100号。 法定代表人刘书寅，男，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杨周，男，该局党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周庆志，男，邹城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鑫，男，邹城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邹城市平阳东路2699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节，男，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桂花，女，邹城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杨健，男，1985年5月6日出生，汉族，邹城市安泰铸造有限公司员工，住邹城市。 第三人路志菊，女，198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邹城市。 原告刘兴英不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分别于2019年3月12日、13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兴英及委托代理人韩允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出庭负责人杨周、委托代理人周庆志、刘鑫，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王桂花，第三人杨健、路志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刘兴英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刘兴英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刘兴英不服，向邹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2月18日，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邹政复决字[2018]第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刘兴英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刘兴英诉称，原告与案外人杨某系邹城市东门里大街的邻居(原告住临街古建筑平房，杨某住临街二楼)。2017年之前，双方因原告平房东的用地存在多年纠纷，后历经多单位调解后各自才相安无事。2017年6月份，由于涉及邹城市因利河改造，政府有关部门将原告的平房拆除(含平房东墙毗邻杂物棚)，后进行原址恢复重建，此后，原告委托施工人员将平房东墙毗邻杂物棚同样恢复(因周围是高楼，杂物棚兼具洗手间用途需要)时，遭到案外人杨某及本案第三人的多次无故阻拦、谩骂、强拆，以至于垒了拆，拆了垒五次之多。期间，当事人冲突不断，也多次报警未果，多次邀请社区及调解组织介入未果。截至目前，该杂物棚仍属于不知何时被第三人拆除后的状态。2018年7月30日晚19时许，为方便各方生活及地面整洁，原告的工人在对走道进行找平施工过程中接近尾声时，案外人杨某及第三人以两袋未用的水泥挡路嫌脏为由寻衅滋事，想用水向干水泥灌水进行毁损破坏，原告在去制止的过程中，招致对方多人撕扯、殴打，其中，杨健用扫帚把不断击打原告的头部、身上，后原告拽着他的背心萎缩着跪倒在地，躲闪中只能用水泥灰挥洒自救，多亏在场的干活工人拉架劝阻，原告才得以解脱。当晚20点10分，原告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8月10日出院。2018年10月17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为由，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复议后，邹城市人民政府做出了邹政复决字[2018]第151号维持的决定书。原告认为，当事人之间的邻里纠纷争议系第三人不顾历史现状违法寻衅滋事造成，原告作为实质民事权益的享有者，面对强势的对方，年老孤身的自己在权利被侵害时只能是心有余悸的自力救济或适当的防卫，本属于被害人地位，然在多次被侵害后寻求的行政救济确演变成“殴打他人”的违法者，于理于法相悖，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维持复议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的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刘兴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邹政复决字[2018]第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3、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4、1991年10月15日公房使用证（公房字第××号)，证实原告享有居住地房产的使用权；5、原邹县城关镇东关居委会就案涉当事人之间民事纠纷所作出的《关于小寺居民杨振芳与靳建华宅基地纠纷的调解意见》，证明已经形成的历史现状,当事人应当根据民法总则关于相邻权的规定，和平处理邻里关系，而不是反悔后滋事；6、2017年7月8日案涉房屋修复单位“曲阜市义德古建筑艺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对杂货棚的修复有事实依据；7、1995年10月13日两家签署的共同协议复印件；8、相关照片。证明原建筑及案涉房屋被第三人拆除客观存在。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刘兴英提出的认定殴打他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理由不成立。(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刘兴英于2018年7月30日报案后，我局当日受理为行政案件查处，并对刘兴英、杨健、路志菊进行了调查询问，对证人杨某、方某1、方某2进行询问查证。委托法医对刘兴英、杨健、路志菊的伤情进行了鉴定。根据刘兴英、杨健、路志菊陈述，杨某证人证言及伤情鉴定证实:2018年7月30日上午，刘兴英与路志菊发生纠后，两人互相辱骂对方，刘兴英有率先殴打他人的行为，双方发生厮打时，有互相斗殴进行伤害对方的故意和行为。根据刘兴英、杨健、路志菊陈述，杨某、方某1、方某2证人证言及伤情鉴定证实:当日下午，刘兴英与杨健、路志菊夫妇二人再次发生纠纷，双方发生冲突后，其亦具有互相斗殴进行伤害对方的故意和行为。(二)刘兴英的行为不是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刘兴英在与路志菊家争议地建设的建筑物已于7月29日被路志菊拆倒，于7月30日上午与路志菊发生口角，二人相互辱骂后，率先动手掌掴路志菊，两人发生厮打后，再次掌掴路志菊的行为不是制止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行为.当日下午，刘兴英持铁锨制止路志菊破坏其水泥后，与杨健、路志菊夫妇厮打到一起，抓伤杨健并与路志菊互相厮打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超过了必要的方式和限度，具有殴打伤害他人的故意，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互相斗殴的行为。依据公安机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应当子以治安管理处罚。(三)我局对刘兴英作出的行政处罚量裁适当。我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本着化解矛盾的原则进行了调解，由于双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于2018年9月26日进行了终止调解，对刘兴英作出的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该决定的作出，严格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与刘兴英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刘兴英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形，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的情形。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量裁适当。请求邹城市人民法院维持邹城市公安局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第8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行政行为。 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案卷材料可知，2018年7月30日8时许，原告与第三人路志菊因宅基地纠纷发生口角，随即二人互相辱骂，原告先用手掌掴第三人路志菊脸部，在厮打过程中，二人互相斗殴。当日19时许，原告与两第三人再次发生冲突，三人厮打过程中互相斗殴，后经鉴定，三人均构成轻微伤，原告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以上事实，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下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8年12月19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于当日做出了受理案件决定。经审理，答辩人依据《行政复议法》及相关规定，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并采取邮寄送达方式送达原告。三、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及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刘兴英的询问笔录；2、杨健询问笔录；3、路志菊询问笔录；4、杨某询问笔录；5、方某1、方某2询问笔录；6、刘兴英人身损伤程度告知书；7、杨健人身损伤程度告知书；8、路志菊的人身损伤程度告知书；9、刘兴英门诊病历；10、受案登记表；11、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12、传唤证及告知笔录（原告）；13、行政处罚审批表及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14、原告申诉材料、暂缓执行拘留决定书、担保人保证书；15、传唤证、处罚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杨健）；16、传唤证、处罚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路志菊）。证据1-9证明刘兴英殴打他人行为属实，证据10-16证明程序合法。 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行政复议阶段依法提交答复；3、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4、提出答复通知书；5、送达回证。证据3-5证明符合办理复议案件的法定程序。 第三人杨健、路志菊述称，原告所说的房屋调解问题，我到居委会问过，说调解过，但是没有成功，而且说我们推倒原告的墙5次不实，只有一两次，只是搭了一点地基，并没有墙。而且这些争吵都是原告先引起的，原告一个老太太，我也不可能动手打她，翻修屋的时候我们一次也没有阻拦过，只是在胡同里搭了很低的地基，不是新屋的地基。 第三人杨健、路志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刘兴英提交的1-8份证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邹城市人民政府对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5、证据8有异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1-16份证据，原告刘兴英对证据1-4、6-8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无异议；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提交的1-5份证据，原告刘兴英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邹城市公安局、第三人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刘兴英提交的1-8份证据，证据2-3系被诉行政行为，证据1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纳，证据4-8，虽与待证事实不相关联，但能够反映原告与第三人两家之间多年存在相邻里土地纠纷的真实情况，且被告邹城市公安局、邹城市人民政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予以采纳。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1-16份证据及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提交的1-5份证据，系两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取得，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亦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原告刘兴英对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部分证据提出异议，但无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推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本院对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交的1-16份证据及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提交的1-5份证据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兴英与案外人杨某系系邹城市东门里大街的邻居，双方家庭多年来一直存在相邻土地建设的纠纷。第三人杨健、路志菊系夫妻关系，第三人杨健与案外人杨某系兄弟关系。2018年7月30日8时许，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路志菊因相邻土地上杂货棚建设之事发生口角，原告刘兴英先用手掌掴了第三人路志菊脸部，后互相辱骂厮打，第三人路志菊亦将刘兴英面部抓伤。事后，第三人路志菊报警，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接警后及时派处警人员到达现场予以处置。当日19时许，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杨健、路志菊夫妇因两袋水泥放置的问题再次发生冲突，并互相厮打。原告刘兴英报警，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到达现场并立案调查。原告刘兴英于事发当晚到邹城市人民医院检查并入院治疗，于2018年8月10日出院。第三人杨健、路志菊亦于2018年8月1日到邹城市人民医院进行检查。经邹城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评定，原告刘兴英及第三人杨健、路志菊的身体损伤程度均构成轻微伤。后经邹城市公安局千泉派出所调解，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杨伟、路志菊因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和解，并于2018年9月26日签订了《终止调解协议书》。2018年9月26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第三人杨健作出了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第三人杨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第三人杨健于当日入邹城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2018年9月30日，第三人杨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邹城分行西门里分理处交纳了500元罚款。2018年10月17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第三人路志菊作出了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第三人路志菊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因路志菊怀孕，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其依法未送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处罚；2018年10月19日，第三人路志菊亦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邹城分行西门里分理处交纳了500元罚款。2018年10月17日，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刘兴英作出了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刘兴英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刘兴英提出了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邹公（千）缓拘决字[2018]2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决定对刘兴英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原告刘兴英不服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12月19日向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当日予以受理，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邹政复决字[2018]第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了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刘兴英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修正）（下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刘兴英作为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邹政复决字[2018]第151号行政复议决定的直接相对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邹城市公安局为本案适格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为本案共同被告。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当时邮寄送达原告刘兴英。原告刘兴英收到后于2019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十五日的起诉期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有权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争议的焦点：1、原告刘兴英与案外人杨某之间相邻土地纠纷是否影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给予行政处罚？2、原告刘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3、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4、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 关于原告刘兴英与案外人杨某之间相邻土地纠纷是否影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给予行政处罚决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一条等规定，原告刘兴英与案外人杨某两家之间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两家之间多年来存在的相邻土地使用的问题，何况两家之间的纠纷已经相关部门调解并达成了协议。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杨健、路志菊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循公平、诚信等原则，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更不能违反法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八条：“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或者其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九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规定，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杨健、路志菊在处理两家之间相邻土地上已被拆除又重建的杂货棚问题上，不仅不团结互助，互利互让，且不顾历史、现状与相关法律规定，并因此互相辱骂、殴打，最终造成三人均轻微伤的后果，既违背了公序良俗，也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原告主张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没有全面审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背景、形成原因以及责任承担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被告邹城市公安局针对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杨健、路志菊之间发生的邻里关系纠纷已进行了调解处理，最终因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未能达成协议，调解终止。调解终止后，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依法对原告刘兴英、第三人杨健、路志菊分别给予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关于原告刘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问题？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一、关于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原告刘兴英、第三人路志菊、案外人杨某询问笔录证实，2018年7月30日8时许，第三人路志菊在原告刘兴英垒墙的地方看，原告刘兴英看到后就生气便过去打了第三人路志菊一巴掌，原告的该行为并不属于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的行为，而是主动侵害第三人路志菊的行为；后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路志菊互相辱骂并厮打，被案外人杨某拉开。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路志菊到大门口后，因第三人路志菊的揭短，原告刘兴英再次掌掴第三人路志菊脸部，并从地上拿了火铲打第三人路志菊，原告刘兴英再次主动掌掴路志菊脸部仅系第三人路志菊不良言语引起，不符合正当防卫构成要件中“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的情形。当日下午19时许，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路志菊因两袋水泥放置的问题再次发生口角，并拿出铁锨捣向第三人路志菊胸口进行制止第三人路志菊刨开水泥欲灌水的行为，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铁锨被第三人杨健夺下后，三人继而互相厮打。因此，不管是2018年7月30日8时许的纠纷还是当日19时许的纠纷，均系原告刘兴英先动手侵害了第三人路志菊，后才致互相的辱骂和厮打，尽管原告刘兴英的年龄大，也不是因此可先动手打第三人路志菊的理由和依据。原告刘兴英及第三人杨健、路志菊在处理邻里间纠纷时均有侵害对方身体的故意，采取的均不是依法正当的制止，而是互相辱骂和殴打，不具有防卫的正当性，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原告刘兴英庭审中认为其行为都属于正当防卫，因双方力量悬殊明显，即便有所损伤，也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事实证据方面，原告刘兴英主张其于2018年7月30日上午的纠纷不属实的问题，邹城市公安局千泉派出所于2018年8月1日对原告刘兴英的第一次询问笔录证实，2018年7月30日上午8时许是自己先掌掴了第三人路志菊，厮打一起后是其先拿出木棍，到大门口后，亦是原告先动手撑掴了第三人路志菊几巴掌，并随手拿出了火铲予以厮打；当日下午19时许亦是原告刘兴英拿出了铁锨制止第三人路志菊刨开水泥欲灌水的行为，该笔录内容系刘兴英在案发后的首次陈述，并由其本人签字捺印，且原告刘兴英所陈述的纠纷过程与第三人杨健、路志菊、案外人杨某的描述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故原告刘兴英在庭审中对其于2018年7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中关于上午8时许与第三人路志菊之间纠纷的陈述不认可的理由不充分，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刘兴英庭审中认为其于2018年7月30日上午的纠纷应当以第三人杨健于2018年8月2日询问笔录的陈述及现场证人方某2于2018年8月1日询问笔录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主张，在案证据证实第三人杨健于2018年8月2日的询问笔录系其对2018年7月30日下午19时许其所参与打架情况的详细陈述，2018年7月30日上午8时许第三人杨健并不在现场，亦未参与其中，对该日上午的详细情况并不了解；第三人杨健于2018年8月2日的询问笔录中未提及2018年7月30日上午打架的情况亦合情合理。案外人方某2、方某1在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是2018年7月30日下午19时许为原告刘兴英干活时看到的情况，原告刘兴英亦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说明2018年7月30日下午19时许打架时有两个雇佣工人在现场，由此可见，案外人方某2和方某1是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杨健、路志菊夫妇于2018年7月30日下午19时许发生冲突时的现场证人，两证人在询问笔录中未提及该日上午8时许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路志菊相互辱骂并厮打的情况，并不能证明该日上午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路志菊打架斗殴的情况不存在。故原告刘兴英的该主张理由亦不成立，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刘兴英庭审中称对其鉴定结论有异议，认为鉴定结论轻了的问题，公安部令（第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年修正）第九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违法嫌疑人或者被侵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同一行政案件的同一事项重新鉴定以一次为限。”原告刘兴英于2018年9月12日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被告知其本人及第三人杨健、路志菊的伤情评定结果均为轻微伤时，邹城市公安局千泉派出所办案民警问其有什么异议吗？原告刘兴英表示没有异议，收到其人体损伤程度告知书后三日内也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虽然原告刘兴英人体损伤程度告知书系其出院后才出具，但鉴定机构于2018年8月1日即受理了鉴定委托，并于当日对原告刘兴英的伤情进行了拍照取证，且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亦作为公安机关认定原告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故该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并不会影响原告伤情的认定。原告刘兴英认为鉴定人员对其评定轻了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程序方面，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对原告刘兴英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时，先后履行了受案登记、传唤、被传唤人家属通知、调查询问、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理审批、签订终止调解协议、延长办案期限审批、鉴定意见通知、损伤程度告知、作出复核意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担保人保证等程序，告知了原告刘兴英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被传唤人家属通知等文书上均有原告本人及其家属的签名，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的程序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年修正）有关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适用法律方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刘兴英的行为不属于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的情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案在案证据证实，原告刘兴英与第三人杨健、路志菊之间有互相殴打的行为，并导致了其本人及第三人杨健、路志菊轻微伤的后果，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刘兴英的行为给予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并无不当。对于原告刘兴英提出其于2018年7月30日19时许的报案应认定成自首，应予以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2018年12月19日，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受理了原告刘兴英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于当日分别作出了邹政复办受字[2018]151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邹政复办答字[2018]151号《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依法分别送达了原告刘兴英及被告邹城市公安局，并履行了受理审批、复议结案审批等程序；在程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且原告刘兴英对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的复议程序无异议。事实及法律适用上，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刘兴英提出的复议申请，通过审查原告刘兴英、被告邹城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认为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作出的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裁量得当，并于2019年2月1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的邹政复决字[2018]第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亦无不妥。 综上所述，被告邹城市公安局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的邹公（千）行罚决字［2018］874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的邹政复决字[2018]第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修正）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兴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兴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孔凡静 人民陪审员  聂有为 人民陪审员  曹春梅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