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03民初22387号原告：陈竹，男，196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治发，重庆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嫦，重庆博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舜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9号2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453389384。法定代表人：林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渝，男，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桑文化，女，系该公司员工。原告陈竹与被告重庆舜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舜煌公司）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治发、吴美嫦，被告舜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渝、桑文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舜煌公司支付原告2003年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927500元（按照每月5000元标准计算），并支付迟延支付工资的利息（延迟支付工资的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按照年工资6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23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4年11月或12月进入宝洁（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洁公司）工作，与宝洁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宝洁公司为原告购买了社会保险，工资按月发放。2002年12月，重庆渝都大酒店、重庆越时商贸有限公司、舒秀贞、莫少彬和原告经协商一致共同出资组建重庆舜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同年12月18日，全体股东召开首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决议:林杰出任公司董事长且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聘任原告为公司经理。2003年1月15日，被告经工商登记依法设立，公司成立时原告就担任公司经理，主要负责日化用品的销售工作。原告认为其同时与被告、宝洁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因为被告是宝洁公司在重庆及四川除成都之外的大部分地区的经销商，被告向宝洁公司下订单，宝洁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将宝洁公司的产品送到被告的仓库，被告再通过自己的渠道将产品售出。原告在宝洁公司和被告工作都不需要打考勤，也不需要每天坐班。宝洁公司在中国的总部位于广州市，原告是宝洁公司总部外派至重庆，负责重庆片区的经营（包括订单管理、物流、仓储、分销以及收款），根据原告的职位和工作性质内容，原告为宝洁公司提供工作，其工作地点就是在经销商处。原告的办公室就是位于经销商即被告的办公场所，原告同时为宝洁公司工作，也在为被告工作。2004年3月，因原告在舜煌公司参股的事情被宝洁公司知晓，原告入职宝洁公司时曾与宝洁公司签订了《利益冲突承诺书》，宝洁公司认为原告在舜煌公司参股的行为有可能损害宝洁公司的利益，所以宝洁公司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原告在舜煌公司负责具体经营，主要是公司的决策、项目代理，不负责公司人事和财务。虽然原告的工作形式不需要每天坐班，也不需要考勤，但是在2007之前，原告还是会经常到被告公司办公室、仓库以及拜访客户。2008年之后，原告与舜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经营方向、资金使用等方面意见不一致，原告的很多想法和提议被法定代表人否定，之后原告就逐渐减少到办公室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经营，只是几个月到才到公司一次，有时公司的执行副总会通过电话的方式询问原告的意见。原告认为，自原告与宝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被告就应当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一直不清楚社保购买情况，被告何时为原告购买社保，何时停保，原告都不清楚。2018年5月，原告的妻子到社区为儿子办理助学贷款才查询到原告的社保在2012年9月就停保。经查询才知道被告自2008年1月开始一直以企业名义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被告于2012年9月30日伪造《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擅自到渝中区人社局办理了原告的社会保险减少手续。事实上，原告一直在被告处从事销售管理工作至今，从未在2012年9月到被告处办理辞职手续。被告于2012年9月30日作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也从未通知或者送达原告。2018年5月27日，被告还向原告出具工资收入的证明，原公司股东莫少彬也在场且签字作证。2018年5月7日，原告的家属到社会保险中心查询时才发现被告公司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总经理，是管理职务，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既不需要每天坐班，也不需要考勤，主要负责与客户谈判、项目考察以及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因原告在宝洁公司的工资为年薪三十多万，对于舜煌公司定的工资数额，原告当时并不是十分在意，且原告当时作为舜煌公司股东，是想将舜煌公司做大，且在工作期间公司财务状况不好，为了公司的运营情况，就没有计较工资报酬。所以在被告没有发放工资的情况下，十多年间也没有向被告要求发放工资。2004年3月，原告与宝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因为原告在宝洁公司工作期间的收入颇丰，积蓄不少，所以也没有向被告提出要求按月或按年支付工资。在2007年以后，原告曾打算过从舜煌公司退出股份，结束经营，也曾向李晓渝和林杰提出过，但是法定代表人林杰一直拒绝直接答复是否结束公司，这也是原告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很少到公司去的原因。之后原告也没有再向被告主张过工资。综上所述，被告恶意伪造《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擅自停缴原告的社保，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从知道该情况后，多次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未果，故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舜煌公司辩称，被告公司于2003年1月15日经工商登记依法成立，在公司成立时原告是被告公司的股东，并担任了被告公司的经理，负责日化用品的销售工作，当时没有工资。原告当时是宝洁公司驻重庆地区的大区客服经理，与宝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为宝洁公司工作，在宝洁公司领取工资，社保也由宝洁公司缴纳，同时因为当时被告是宝洁公司在重庆的最大经销商，故原告的工作地点就在被告公司处。在2004年3月19日，被告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原告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李晓渝，同时免去原告的董事和总经理职务，之后原告就没有在被告公司处担任职务，也没有向被告提供劳动。但原告有时候会到被告公司代表宝洁公司处理与被告之间的业务。2004年10月，宝洁公司终止了与被告公司的经销合同，终止合同后，宝洁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如何被告不清楚，被告与宝洁公司之间还发生了诉讼纠纷。2007年，原告的家属找到被告单位，说明由于原告在被告公司入股任职的事情被宝洁公司知道，造成原告无法在宝洁公司继续工作，要求被告公司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被告考虑到原告曾经为被告公司的股东，对被告公司的业务有帮助。当时同意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的前提是社保个人承担部分由原告自行承担，但是原告并未将社保个人承担部分缴纳给被告，一直都是由被告垫付，被告从2008年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之后就再也无法联系到原告。因为联系不上原告，原告也未将社保个人承担部分缴纳给被告公司。在2012年，被告公司认为不能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了，被告就自行制作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直接将通知书交给了社保部门，为原告办理了停保。当时是想联系原告，但是原告的手机号码处于无法联系的状态，也不知道原告的住址，所以无法告知原告。原被告之间不是劳动关系，即使是在2003年1月15日原告成为被告公司的股东，担任总经理，也只是因为原告是被告公司股东，要求担任一个总经理职务，同时原告当时还在宝洁公司工作，与宝洁公司建立的才是劳动关系，故被告不同意原告要求支付2003年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12月18日，林杰、陈竹、莫少彬、程玉芬召开了舜煌公司董事会，形成了《董事会决议》，一致同意选举董事长为林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聘任陈竹为公司经理。舜煌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舜煌公司由5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其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其中陈竹作为股东，出资额为100万元，出资形式为现金，所占比例为25%。2003年1月15日，舜煌公司设立登记。舜煌公司开具了《出资证明书》，载明陈竹2003年1月9日以货币现金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的25%。2008年1月至2012年9月期间，舜煌公司为陈竹购买了养老保险，2008年4月至2012年10月期间，舜煌公司为陈竹购买了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2008年1月开始，舜煌公司为陈竹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直到2012年9月。2018年7月9日，陈竹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舜煌公司支付2003年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共计927500元以及应付工资利息445900元。该委逾期未作出决定，于2018年7月16日出具《证明》（编号2018-1233号），证明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情形。陈竹遂以本案诉讼请求起诉来院。庭审中，陈竹为证明与舜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还举示了以下证据：《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两份，其中一份载明于2004年1月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另一份载明于2008年1月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陈竹在第一次庭审中举示了舜煌公司于2012年9月30日自行制作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载明舜煌公司（甲方）与陈竹（乙方）于2008年1月订立（续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对该劳动合同（关系）按其他原因：辞职办理。双方于2012年9月30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舜煌公司向渝中区社会保险局递交了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为陈竹办理了停止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该组证据可以证明舜煌公司与陈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舜煌公司伪造了陈竹辞职的理由办理了社会保险停保手续。陈竹的家属于2018年5月7日到社会保险局查询时才发现陈竹的社会保险已经在2012年10月停保，才知道舜煌公司制作了该份《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是陈竹并没有与舜煌公司办理辞职手续。舜煌公司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根据2008年当时的政策要求，没有劳动合同无法办理社会保险，所以才以劳动关系为由为陈竹参加了社会保险。后因舜煌公司一直无法联系陈竹，陈竹未支付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舜煌公司无法再负担起社会保险费用，在联系不上陈竹的情况下，舜煌公司只能自行制作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办理了停保手续。双方实际上在2008年1月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并不属实。同时陈竹陈述双方未在2008年1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陈竹没有与舜煌公司办理辞职手续，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一直存续，陈竹认为在2003年1月15日舜煌公司成立时，陈竹担任总经理，双方建立的就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陈竹在第二次庭审中举示了另一份《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舜煌公司（甲方）与陈竹（乙方）于2004年1月订立（续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对该劳动合同（关系）按其他原因：辞职办理。双方于2012年9月30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该份通知书系2018年5月中旬舜煌公司的李晓渝交给陈竹的妻子，陈竹只认可其与舜煌公司于2004年1月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认可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舜煌公司质证对该份通知书上的公章没有异议。因为舜煌公司一直找不到陈竹，陈竹的妻子在2018年5月找到李晓渝，李晓渝才将该份通知书盖章后交给陈竹的妻子，该通知书手写的部分不是李晓渝书写，是由办公室人员书写。舜煌公司不认可该通知书上载明的于2004年1月订立（续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陈竹此时是宝洁公司的员工，在宝洁公司上班。2、《工资证明》，该证明的上部加盖了舜煌公司的公章以及有李晓渝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4日，载明的内容为“我公司原总经理陈竹，因某种原因，在我司工作期间，工资不是实名制发放，标准大约每月4500元至5000元，由公司原董事，行政总监程玉芬经办。”该证明的下部是由原股东莫少彬书写，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内容为“陈竹2003年进入公司工作，工资5000元/月，一直未变”。陈竹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陈竹的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证明中的“工作期间”是指2003年1月15日至出具该证明的时间。该证明上载明“工资不是实名制发放”，从该语言的字面理解，工资是以他人名义代发，但是实际上陈竹从来没有领取过工资，不存在是否为实名制领取的问题。陈竹的工资实际是5000元/月，陈竹要求舜煌公司支付工资也是按照5000元每月计算。舜煌公司质证对该证明的上面部分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上部加盖的公章是舜煌公司公章，也是李晓渝本人所签名字。在2018年5月，陈竹的家属联系到舜煌公司副总经理李晓渝。自从2007年之后，陈竹就与舜煌公司失去了联系，陈竹十多年没有到过舜煌公司。李晓渝是负责舜煌公司的销售，陈竹的家属与舜煌公司联系后，李晓渝到陈竹的家中看望了陈竹，此时才知道陈竹还在重庆，当时是陈竹的家属要求李晓渝开具的该证明，该证明上载明的“在我司工作期间”是指2003年1月至2004年3月期间，即免去陈竹职务的时候。“工资不是实名制发放”是李晓渝听人说的，工资发放情况不是李晓渝负责，至于是否向陈竹发放了工资李晓渝不清楚，“标准4500元至5000元”也是听说的，当时发放工资是由副总程玉芬负责，程玉芬早已调离了舜煌公司，现在已退休。李晓渝在出具工资证明时没有莫少彬的签字，也没有看到莫少彬签字的情况，莫少彬是舜煌公司的原股东，2012年从舜煌公司离职，2015年不再是舜煌公司股东身份。舜煌公司不认可陈竹的证明目的，认为双方之间没有对于工资报酬的约定。3、《股东转让的情况》、《情况说明》、2003年-2007年会议记录三本，《股权转让的情况》的上部内容为“2004年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将陈竹名下股权25%，股本金100万转让给李晓渝，是为了争取与宝洁公司能继续合作，陈竹作为原自然人股东，仍然有话语权，但股权未能转回陈竹本人，未支付股本金100万给陈竹本人。”该证据的上部加盖了舜煌公司的公章，并有李晓渝的签字确认，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4日。该证据的下部有莫少彬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7日。《情况说明》的内容为“重庆舜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陈竹，于2007年底因病请假离开公司至今”。该情况说明上加盖了舜煌公司的公章，并有李晓渝的签字确认，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对于情况说明中载明的“陈竹于2007年底因病请假离开公司至今”，陈竹不认可该事实，陈竹陈述其一直在舜煌公司工作。2003年-2007年的会议记录可以证明陈竹在转让股份之后一直在舜煌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一直参与公司的决策，参加公司相关会议。舜煌公司质证对《股东转让情况》、《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股东转让情况上面莫少彬的签字李晓渝不知情，是之后签的。陈竹在2004年将股权转让给李晓渝，但是李晓渝没有支付股金，之后有关于陈竹的事务时，陈竹还是会参加舜煌公司的董事会及股东会。舜煌公司质证对2003年-2007年的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陈竹在将股份转让给李晓渝之后，没有担任总经理职务，但是仍然参加了舜煌公司的一些相关会议，但没有参加被告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在2007年，陈竹提出承包舜煌公司，但是双方没有就承包达成一致，之后就失去了联系。舜煌公司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陈竹的证明目的。4、《重庆市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证明》、《住房公积金调出凭证》，拟证明舜煌公司在2008年1月-2012年10月期间为陈竹缴纳了住房公积金，陈竹并无贷款需要，陈竹并非挂靠在舜煌公司处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舜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舜煌公司确实在2008年1月-2012年10月期间为陈竹缴纳了公积金，公积金和社保是一起缴纳的，为陈竹缴纳公积金也是和缴纳社保的原因一致。庭审中，舜煌公司为证明与陈竹不存在劳动关系，举示了2004年3月19日《股东会决议》、200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2004年3月23日《董事会决议》，拟证明舜煌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同意陈竹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5%股权100万元依法转让给李晓渝；委派程玉芬作为工商变更登记的代理人；同意免去陈竹董事职务，选举李晓渝为董事。舜煌公司全体董事召开董事会，同意免去陈竹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林杰任总经理。陈竹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陈竹是在1994年入职宝洁公司，舜煌公司成立的时候陈竹在宝洁公司任重庆大区经理。舜煌公司成立之后，舜煌公司就是作为宝洁公司在重庆的经销商，与宝洁公司存在业务往来。陈竹于2004年3月3日与宝洁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陈竹其将持有的舜煌公司25%股权转让给李晓渝是为了应付宝洁公司的检查，为了保持与宝洁公司的继续合作，以及后续舜煌公司与宝洁公司的诉讼，但李晓渝并没有支付转让股权的价款。股权转让后，原告实际上仍然在舜煌公司任总经理职务，行使总经理的权利。不论是原告将舜煌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李晓渝还是免去总经理的职务，都只是形式上为了形成书面材料，应付宝洁公司的检查。由于陈竹的办公场所一直在舜煌公司，为了宝洁公司的检查，舜煌公司专门为陈竹在渝都酒店租赁了一间办公室，作为总经理办公室。对于陈竹在庭审中举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工资证明》、《股东转让的情况》、《情况说明》、2003年-2007年会议记录、《重庆市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证明》、《住房公积金调出凭证》，舜煌公司在庭审中举示的2004年3月19日《股东会决议》、2004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2004年3月23日《董事会决议》，陈竹和舜煌公司均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于上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和证明力在本院认为中详细评述。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陈竹与被告舜煌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时，其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参照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认定。该《通知》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虽被告公司董事会于2002年12月18日决议聘任持有被告公司25%股份的原告为经理，被告公司在2008年1月至2012年9月期间为原告购买了的社会保险，但董事会的经理任命决议并不意味着劳动关系的建立，购买保险并不当然认定劳动关系的形成。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应以实际提供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形成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具有从属性等特征衡量。1、关于工资问题。原告举示的被告出具的《工资证明》，载明“我公司原总经理陈竹，因某种原因，在我司工作期间，工资不是实名制发放，标准大约每月4500元至5000元，由公司原董事，行政总监程玉芬经办。”该工资证明中的“在我司工作期间”指向时间并不明确，“工资不是实名制发放”也是用语模糊，原告并没有举示直接的银行流水明细、工资单等工资发放凭证证明工资实际支付的情况，该工资证明只是孤证，不能仅凭该证据证明存在发放工资的情况。原告在庭审中自述因原告在宝洁公司的工资为年薪三十多万，对于舜煌公司定的工资数额，原告当时并不是十分在意，且原告当时作为舜煌公司股东，是想将舜煌公司做大，且在工作期间公司财务状况不好，为了公司的运营情况，就没有计较工资报酬。所以在被告没有发放工资的情况下，十多年间也没有向被告要求发放工资。本院认为，工资是员工提供劳动的相应对价，并不会因为自身的财务状况良好而不要求或拒绝劳动报酬，十多年不要求支付工资不符合常识、常理和正常的生活逻辑。2、关于劳动合同的履行问题。原告举示的《情况说明》载明“重庆舜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陈竹，于2007年底因病请假离开公司至今。”但原告对于该《情况说明》上载明的“陈竹于2007年底因病请假离开公司至今”并不认可，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原告还举示了2003年-2007年会议记录，结合《股权转让的情况》中“2004年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将陈竹名下股权25%，股本金100万转让给李晓渝，是为了争取与宝洁公司能继续合作，陈竹作为原自然人股东，仍然有话语权，但股权未能转回陈竹本人，未支付股本金100万给陈竹本人”的内容，原告参加董事会、股东会会议可以认定是对股东权利的行使，并不能当然认定为提供劳动。3、关于《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问题。至于原告第一次庭审中举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了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1月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但原、被告均陈述没有在2008年月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该通知书的载明内容与事实并不相符，并不能以此通知书来推断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举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了原告与被告于2004年1月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但原告在庭审中未举示2004年1月订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原告自行陈述2004年与宝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通知书的载明内容明显与事实并不相符，不能以此通知书来推断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4、原告在庭审中自认于2003年1月15日至2004年3月期间，与宝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任职宝洁公司重庆大区经理，同时原告又主张在2003年1月15日被告公司设立时与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原告不需要每天坐班，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也不需要考勤，主要负责与客户谈判、项目考察以及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按照原告的主张，原告的上班模式不需要接受被告公司的管理，但原告在庭审中没有举示证据证明不需要接受被告公司管理的上班模式的存在，其举示的2003年-2007年会议记录也载明的是参加董事、股东会议，且参加会议的时间并不固定、紧凑，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实际上提供了稳定持续劳动的情况，原告亦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工资的实际发放情况。另，原告在庭审中自述2008年之后，原告与舜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经营方向、资金使用等方面意见不一致，原告的很多想法和提议被法定代表人否定，之后原告就逐渐减少到办公室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经营，只是几个月到才到公司一次，有时公司的执行副总会通过电话的方式询问原告的意见。按照原告的陈述，原告在2008年之后没有向被告提供劳动，双方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提供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形成管理和被管理、具有从属性等存在劳动关系的特征和认定情形，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03年1月15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927500元和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陈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绍月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 浩书 记 员 徐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