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783民初4884号原告:张树茂，男，196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寿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田，男，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寿光市。系寿光市文家街道高家庄村民委员会推荐公民。原告：桑文庆，男，197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寿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苞芹，男，1949年3月22日生，与桑文庆系父子关系。被告：徐广利，男，197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伟，山东元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树茂、桑文庆与被告徐广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第一次开庭时，原告张树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田、原告桑文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苞芹、被告徐广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伟到庭参加诉讼；于2019年9月27日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张树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田、原告桑文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桑苞芹、被告徐广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树茂、桑文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饲料款86954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被告多次从原告处购买饲料，至今尚欠饲料款86954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无钱为由拒不支付。被告徐广利辩称，1、原告张树茂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不认识张树茂，也从未和张树茂签订过任何关于购买饲料的协议，张树茂不享有诉权，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322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驳回其起诉，原告张树茂再次起诉的行为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在理的原则，应该依法驳回起诉；2、原告桑文庆在2019年6月19日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3224号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故意不开庭，不出庭说明真实案情，导致法院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对其依法按照撤诉处理后，桑文庆又再次起诉的行为，浪费了司法资源，造成讼累，且原告再次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完全相符，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完全相同，根据民事诉讼法247条规定，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依法驳回起诉；3、起诉中诉称被告欠原告饲料款86954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4、原告桑文庆在明知与被告徐广利的雇主崔佃礼之间是肉鸭饲养回收合同，在向崔佃礼供料时，故意以欠款条代替饲料接收条，而且饲料单价等重要内容均不让填写，现原告桑文庆以买卖合同纠纷单独起诉作为接料人的被告，故意隐瞒桑文庆与崔佃礼之间的肉鸭饲养回收合同关系，桑文庆的行为属于利用合同履行中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这种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10月14日，桑文庆（甲方）与被告徐广利（乙方）签订“肉鸭饲养回收合同”，约定：在乙方对鸭苗价格和数量质量认可的情况下，甲方于2018年10月14日代乙方采购鸭苗14840只，由乙方按合同要求为甲方饲养肉鸭；本合同价格为鸭苗每只7元，饲料定价1.30元，毛鸭4.19元/斤回收；若饲料价格有变动结算价格均以所签署屠宰场合同为准；饲养时间为38天至43天，自乙方进苗的第一天开始起算，乙方出栏前五天通知甲方，甲方安排回收，如期限届满乙方无正当理由没有交售，视为违约；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向甲方以外的第三人出售肉鸭时，属于违约，甲方将不再退还保证金，同时，乙方还必须无条件的向甲方交纳5元/只的违约金及所有饲料欠款。上述合同签订前后，原告即分四次给被告徐广利运送养鸭饲料，并由被告在一式两联的“欠款条”上签字，原告的送料员在欠款条上注明型号、袋数、收到时间等事项后，将第二联交付被告留存。2018年10月9日，被告收到在欠款条上注明型号为510、袋数为15袋，型号为548、袋数为70袋的饲料；同年10月22日，被告收到在欠款条上注明型号为548、袋数为200袋的饲料；同年10月29日，被告收到在欠款条上注明型号为548、袋数为80袋，型号为549、袋数为120袋的饲料；同年11月3日，被告收到在欠款条上注明型号为549、袋数为200袋的饲料。以上原告向被告徐广利运送的养鸭饲料合计685袋。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10月29日自青州阳光和美饲料厂分别购进型号为548，规格为40㎏×80包，数量为3200，单价为3.635，金额为11632元和型号为549，规格为40㎏×120包，数量为4800，单价为3.625，金额为17400元的饲料；于同年11月3日自青州阳光和美饲料厂购进型号为549，规格为40㎏×200包，数量为8000，单价为3.625，金额为29000元的饲料。原告于2018年10月9日自山东九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购进型号为510，规格40，单位公斤，数量1200，销售价10元，金额为12000元和型号为548，规格40，单位公斤，数量6800，销售价10元，金额为68000元，总价为80000元的饲料。在该单据上手写注明：徐广利，510，15袋；548，70袋。同年10月22日，原告自山东九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购进型号为548，规格40，单位公斤，数量8000，销售价10元，金额为80000元的饲料。在该单据上手写注明：徐广利，548，200袋。对原告提交的欠款条和肉鸭饲养回收合同，被告质证认为，“欠款条”中的饲料单价和总价，系原告自行添加的，并非系被告书写；对双方所签肉鸭饲养回收合同中细则1的时间和细则2中鸭苗的价格和饲料定价，在签订合同时均为空白，相关内容是原告后来自行添加的。本院对此评判如下：即使被告主张其签订欠款条和肉鸭饲养回收合同时的空白处没有填写相关内容属实，但被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欠款条和肉鸭饲养回收合同中的主要条款部分空白，仍然在欠款条和肉鸭饲养回收合同上签字，应视为其认可原告自行添加相关内容。且从添加的内容看，其与本案其他证据显示的相关内容并不冲突，且被告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添加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故应认定欠款条和肉鸭饲养回收合同的真实性，欠款条和肉鸭饲养回收合同的内容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原告提供的青州阳光和美饲料厂出库单，可以看出每包（袋）饲料的数量为40㎏（公斤），对此，双方亦均予以认可。对于饲料的价格，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合同约定饲料价格1.3元/斤、毛鸭回收价格4.16元/斤，上述价格系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对肉鸭结算的依据，被告按合同约定交售了肉鸭后，原告结算肉鸭时按照1.3元一斤扣除被告的饲料款，余款返还给被告；如果被告不履行合同，或将饲养的肉鸭另行出售给其他用户时，则对原告出售给被告的饲料按市场价格进行结算，且该结算的价格也低于生产商的价格。如果有高于生产商价格的情形，系笔误，应按生产商出售给原告的价格处理。被告虽对原告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但未提出反驳理由和证据，原告主张的对饲料价格根据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结算的理由不违反公平原则，亦与合同的相关条款相吻合，予以采纳。从青州阳光和美饲料厂出库单和山东九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的提货单中看出，青州阳光和美饲料厂出售的型号为548的价格为3.635/公斤，型号为549的价格为3.625/公斤；山东九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出售的型号为510、548的价格均为10元/公斤。但对照“欠款条”中的饲料单价，型号为548的单价，有的为3.605元/公斤，有的为3.635元/公斤，也有的为3.665元/公斤；549的单价均为3.655元/公斤，510的单价为3.97元/公斤，上述欠款条中部分价格略高于生产商的价格。故根据原告陈述，对高于生产商价格的型号为548的价格按3.635/公斤处理；型号为549的价格按3.625/公斤处理，其余低于生产商价格的按欠款条中的价格处理。故2018年10月29日欠款中的型号为548的金额为11632元（80袋×40公斤×3.635元/公斤），型号为549的金额为17400元（120袋×40公斤×3.625元/公斤）；2018年11月3日欠款中的型号为549的金额为29000元（200袋×40公斤×3.625元/公斤）。以上四份欠款条中饲料金额合计应为99588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山东九州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提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经办人系杜中杰，并非原告工作人员，该单据与本案无关。但从单据载明的购货数量上看，因数额较大，单据中也注明“徐广利548,200袋”和“徐广利510,15袋；548,70袋”的内容，不能排除系杜中杰集中代购的可能性，且原告持有该单据，应为原告购买的饲料。庭审中，两原告均认可系合伙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张树茂、桑文庆与被告徐广利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对原告提交的肉鸭饲养回收合同和欠款条，被告认可系自己的签字，但认为其系案外人崔佃礼的雇佣人员，系代崔佃礼在合同和欠款条上签的名，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崔佃礼承受，其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被告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桑文庆签订合同，且原告否认其知道被告与崔佃礼之间的代理关系及被告系受崔佃礼委托的事实，被告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被告虽提供崔佃礼与原告桑文庆签订的合同，拟证明崔佃礼系本案真实的当事人，但原告质证认为，崔佃礼确实与原告发生了业务，也出现了欠饲料款的事实，但与本案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肉鸭饲养回收合同并不矛盾，系两个不同主体与原告签订的合同，被告提供的崔佃礼与桑文庆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因崔佃礼与原告桑文庆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1月6日，而被告签名的四份欠款条均发生在2018年11月3日以前，故即便被告与崔佃礼存在代理关系，原告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在原告知道被告与崔佃礼之间系代理关系后，亦有权选择被告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根据原告提交的肉鸭饲养回收合同和欠款条，可以证实被告徐广利与原告桑文庆之间存在肉鸭饲养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该合同约定“在被告对鸭苗价格和数量质量认可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10月14日代被告采购鸭苗14840只，由被告按合同要求为原告饲养肉鸭。”还约定“饲养时间为38天至43天，自被告进鸭苗的第一天开始起算，被告出栏前五天通知甲方，甲方安排回收，如期限届满被告无正当理由没有交售，视为违约；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向原告以外的第三人出售肉鸭时，属于违约，原告将不再退还保证金，同时，被告还必须无条件的向原告交纳5元/只的违约金及所有饲料欠款。”原告主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交售肉鸭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虽对违约的情形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其向原告交售肉鸭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根据以上合同约定的内容，可知该合同包含肉鸭饲养、回收和饲料买卖等多重法律关系，原告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选择按买卖关系要求被告偿还饲料欠款，并无不妥。原告主张按照饲料的市场交易价格结算双方的饲料价款，并以不高于其向生产商购进的价格予以计算，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原告认可被告已偿还饲料款13114元，故扣除该款项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饲料款86474元（99588元-13114元）。被告主张原告曾于2019年5月5日向寿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寿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以原告桑文庆未到庭，原告张树茂无证据证明其系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对桑文庆按撤诉处理，并驳回原告张树茂的起诉，本案原告再次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均完全相同，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因原告于2019年5月5日起诉的（2019）鲁0783民初3224号案件，本院并未就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处理，原告再次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原告张树茂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原告资格，因两原告系合伙关系，张树茂与桑文庆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的饲料款的数额应以本院查明的数额为准。被告与案外人崔佃礼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徐广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树茂、桑文庆的饲料款86474元。案件受理费1974元，由原告张树茂、桑文庆负担11元，被告负担196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理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学信人民陪审员  王春霞人民陪审员  林庆水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