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0民终41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安县春光板厂，地址文安县左各庄镇东环路。经营者：姚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河北恒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继良，男，196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洪亮，河北千山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波，河北千山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安县春光板厂（以下简称春光板厂)因与被上诉人蒋继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6民初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光板厂上诉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法院未依法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送货单的证明力，导致未查清事实。二、一审中上诉人代理人何敏乐未和当事人及财务人员核实猜测的总的交易金额的说法不能影响欠款事实的存在。蒋继良答辩称，文安县春光板厂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文安县春光板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蒋继良偿还原告货款296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利率从2017年1月7日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蒋继良向原告文安县春光板厂购买模板，用以其承包的三个工程项目。于2013年5月30日与伟基建设集团河北邯郸赵都新城S15号地块项目部签订购销合同书。于2017年4月15日签订与中国广厦林荫春天项目部签订购销合同书。于2017年4月15日与浙江城建天河悦城项目部签订购销合同书。原告文安县春光板厂在合同上盖章，张国龙在负责人处签字，被告蒋继良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原告为被告供货。2018年12月27日，被告蒋继良为原告出具收货单一份，内容为，“今蒋继良收到张国龙模板货款单据，1、邯郸赵都新城S15号地块伟基建设集团，2、天河悦城一期浙江城建工地，共计人民币及叁佰陆拾捌万元￥3680000”。被告蒋继良给付原告100百万的承兑汇票，并通过其和陈国良的账户向张国龙汇款289.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文安县春光板厂与被告蒋继良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建立买卖关系多年，业务往来频繁。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296000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缺乏事实依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文安县春光板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80元，由原告文安县春光板厂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7年4月份至2017年8月份的全部送货单，共计有35张。名称是送货单但实际上是出库单。证据二、我公司业务员张国龙所记录的现金账一份，证实在2017年4月份至2017年8月份给被上诉人送货的明细以及2017年4月份至2017年11月8号支付给我方货款的明细，我方的证据一和证据二中记载的送货明细是和一审中我方提交的2017年合同是相互对应的。同时该证据二中记录的该公司转给我公司货款，是在2017年被上诉人支付我方现金买货的货款。证据三、票号为9276261-9676272的十四张收款收据这些收据是作废的，但是我方仍留存，作废的理由是被上诉人说这样开不行，得重新开，其中第一张也就是9276261中的蒋继良三个字是蒋继良亲笔书写的。证据四、票号为00055881-0005892的收款收据是12张（是三联票），该票据也在上诉人处留存，理由是又开错，因为是后面几页写的都是2018年，所以说按照蒋继良的要求又重新开。证据五、票号为0005893-0005900的收款收据是8张，是根据蒋继良的要求给蒋继良开的收据和蒋继良在一审中所述的支付我公司的货款相对应的。证据六、《保洁配货中心运输协议书》共计14张，证实我方在2017年通过配货给被上诉人再次送货是即时清结的买货，被上诉人先打款，我方收到款后送货。证据七，陈国良签字的送货单据4份，该证据证明因一审中陈国良称其转给张国龙的钱是替蒋继良支付的货款，实际上是陈国良说谎，证实早在2012年的时候陈国良与张国龙就有经济往来，所以陈国良的转账不能说是替蒋继良支付货款。证据八，张国龙出庭作证，证明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到的转账的款项是2017年即时清结的买货的货款，不是在支付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二中2018年12月27日收货单中载明的368万元中的货款。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一、出库单。该单据系上诉人单方书写，被上诉人不知道。出库单（219.924万元）与现金帐记录的送货数额（227.304万元）相矛盾，差7.38万元。出库单（2017年4月16日至8月19日）与《运输协议》（最后时间2017年6月11日）相矛盾。出库单有14张写的是栾城与合同约定的“天河悦城”相矛盾。出库单无被上诉人制定人员签署与《购销合同》“乙方指定收料员蒋群良。”的约定相矛盾。无任何证明力。二、现金账（227万元）。该现金账系张国龙单方书写，被上诉人无法得知。现金账记录的送货额与出库单、收据自相矛盾，系随意书写。该账的制作人是上诉人的员工，属利害关系人，不具有任何证明力。2017年12月18日转账10万元以后，再也没有送货，这证明上诉人所说的先款后货不成立。三、三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从未收到过张国龙给任何收据。被上诉人已经付给上诉人三百多万的货款，开具票据是上诉人应该的。张国龙开据上诉货款票据时将交款单位写错，蒋继良告诉他，不是天河悦城而是蒋继良，才出现蒋继良的名字。三组收据金额证据分别是218万元、205万元、180万元与出库单、现金账相矛盾。这也证明该收据系上诉人随意书写，不是真实的。四、《运输协议》。该证据被上诉人不知道。该证据无甲方签字，没有履行。该协议最后的时间是2017年6月11日，而上诉人提供的出库单证明在6月13日至8月19日还在送货（14张），运输协议与出库单自相矛盾！这足以说明运输协议是虚假的。五、陈国良签署的四张单据。该证据说明陈国良只是送货人，不是收货人，权利应向收货人主张。该证据不能证明陈国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合质证：被上诉人主张2017年签订的《购销合同》未履行。六、证人证言。《证据解释》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十条规定，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中，张国龙无论作为证人还是提供证据的人均与上诉有利害关系。其在合同履行中是职务行为，其陈述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无其他证据支持且与被上诉人证据相抵触的情况下，不予认定其证据证明力。在合同履行之外，其系上诉人工作人员，其证言更无法认定案件事实。针对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上诉人作如下解释：一、关于送货单与记账本中2017年5月29日的相差7.38万元，是因为在2017年在文安胶合板市场供不应求，张国龙从他处调的一车货所以他固定的送货单上，就没有留存。二、关于现金账2018年2月份之后的几笔钱，分别是10万、2万、5万、2万这是自2017年4月15日蒋继良开始即付即清的方式，买货的过程中尾欠的小额款项。三、在2017年的时候受国家环保压力特别是京津冀三角地带对工厂管制，左各庄胶合板市场一共6000多家生产企业仅剩下500多家允许生产，属于卖方市场，货供不应求。所以才有的即付即清，也就是自2017年4月15日蒋继良开始先付款我方再发货的交易习惯，一直持续到2017年8月份，但是就在这过程中因为蒋继良给我方打款都是整数，而我方发货是有零头的，所以会产生在这过程中的货款不能一一对应的情况，才产生了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1月8日有几笔尾款的支付，但是该现象不影响我方主张的交易方式。关于对方提到的运输协议的时间与出库单的时间不一致的情况，我方认为是现实存在，有时是先签协议，出库时间晚是正常的。关于我方持有的陈国良签字的单据的举证目的是：发货人也就是送货单位是陈国良，但是该条我方持有，是证明陈国良拉的是我们的货，他去做生意，所以说陈国良应该给我们钱。我方对被上诉人提出的2017年合同未履行不认可，2017年的合同已经履行就是我方这次向法庭提交的证据。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所举示证据及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2013年5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书》，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建筑模板等建筑材料用于被上诉人承包的邯郸赵都新城S15号地块项目和浙江城建天河悦城（一期）工地项目。由上诉人负责送货到买方工地，所发货款按实际发生量结算。付款方式：货到工地付款30%，80天内剩余货款付至70%，模板使用够8次或主体封顶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工地送货，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10日向上诉人支付10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其余大部分货款款未付。2018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声称，要去被上诉人的建筑公司报账，因为上诉人开具的第二联有好多不清楚的，所以要把原始单据收上去。上诉人将履行2013年5月30日购销合同的送货单交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了收到模板货款单据（金额为3680000元）的收条。另查明，2017年4月15日，因被上诉人新开工的中国广厦林荫春天项目和浙江城建天河悦城（二期）项目需要建筑模板，被上诉人针对两个工地的用料分别与与上诉人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书》，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上述两个项目供应模板。仍由上诉人负责送货到买方工地，所发货款按实际发生量结算。付款方式：货到工地80天内剩余货款付至70%，模板使用够10次或主体封顶全部付清。在此期间因环保因素导致货源紧缺，在履行2017年4月15签订两份合同的过程中通常为先付款后发货。截止到2017的8月9日，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供应模板折合价款为227.304万元，被上诉人已将该部分货款全部付清。再查明，上诉人与案外人陈国良之间也存在业务关系，且陈国良向上诉付款的时间均发生在2018年12月27日之前。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对于2018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蒋继良为上诉人出具的收到被上诉人模板货款单据的收条如何定性，即是否系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的债权凭证。对此，本院认为，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上诉人是以送货单作为其主张货款的债权凭证，被上诉人在给付货款后即将送货单收回。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7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虽然从形式上看是表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模板货款单据（送货单），而未直接写明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如果真如被上诉人所说的被上诉人已经付清货款单据上所载明的368万元货款，将货款单据收回只是为了对账而已，那么，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则被上诉人应直接将模板货款单据收回，而不必向上诉人出具载明了货款金额的收条。且从生活常识来说，若仅是为了对账，则被上诉人无必要将货款单据收回，且上诉人也不可能让被上诉人将货款单据收回。故上诉人所陈述的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声称，要去被上诉人的建筑公司报账，因为上诉人开具的第二联有好多不清楚的，所以要把原始单据收上去，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被上诉人称其已付清全部货款，只是为了对账而将货款单据收回并为上诉人出具载明了货款金额的收到货款单据的收条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交易习惯，故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7日为上诉人出具的载明了货款金额的收到张国龙模板货款单据的收条实为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的欠条。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已给付收条上载明的货款368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并未给付收条上载明的货款368万元。具体分析如下：一、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10日以承兑汇票方式向上诉人支付的100万元，按上诉人的主张系支付的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送货所发生的货款，即履行的2013年5月30日双方订立购销合同的货款，而且被上诉人已将该100万元对应的货款单据收回，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主张与其所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应予采信。因被上诉人所支付该100万元发生在2013年7月10日，即发生在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收到张国龙模板货款单据收条的2018年12月27日之前的近5年时间，当然不应将此认定为支付的2018年12月27日收条上载明的货款。二、被上诉人还称，被上诉人通过案外人陈国良向上诉人支付了部分货款，并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供了陈国良向上诉人打款的凭证，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案外人陈国良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故不能仅凭一审中陈国良的证言就认定陈国良向上诉人支付的部分货款系陈国良替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况，陈国良向上诉人打款的事实均发生在2018年12月2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收条之前，当然也不应将此认定为支付的2018年12月27日收条上载明的货款。三、至于被上诉人从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11月8日陆续向上诉人打款共计227万元，上诉人在一、二审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付该227万元系为履行2017年4月15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而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况上述227万元的付款时间均发生在2018年12月17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收条之前，当然也不应将此认定为支付的2018年12月27日收条上载明的货款。因上诉人自认被上诉人以房抵销货款72万元，故被上诉人应付上诉人货款金额为296万元（368万元－72万元）。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以房抵抵债协议是否成立，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行解决。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应当支付相应利息，但上诉人主张自2017年1月7日起支付利息依据不足。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7日为上诉人出具收条，故利息从2018年12月27日起算为宜，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6民初229号民事判决；二、蒋继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文安县春光板厂支付货款2960000元，并自2018年12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文安县春光板厂支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三、驳回文安县春光板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4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80元，由将继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480元，由蒋继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章水审判员  柴秋芬审判员  罗丕军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杜振辉书记员何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