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02民初1141号原告：晋城市长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迎宾街。法定代表人：李某1，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山西开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开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女，1973年10月7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无业，现住晋城市。被告：刘某1，男，1968年6月9日生，汉族，晋城市人，晋城市联通公司职工，现住晋城市，系被告杨某的配偶。被告：樊某，女，1949年2月27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无业，现住晋城市，系被告杨某的母亲。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山西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男，1966年11月24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第三人：晋城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兰花路173号。法定代表人：彭某2，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3，山西晋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晋城市长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辉公司）诉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被告刘某2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5月29日，本院发现对本案的审理结果有重大影响的（2018）晋0502民初1625号案件因当事人上诉尚在中院审理，故本院中止了本案的诉讼。庭审前，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申请追加晋城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原告长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某1、李某2、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及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崔某、第三人长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刘某2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长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四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200万元及利息（自被告收款之日起算）；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22日和2016年1月11日，被告杨某以李某指定代收人的名义接收原告长辉公司通过建设银行的200万元转款，而在李某诉长江公司、长辉公司、刘某2、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李某表示不认识杨某，也没有指定代收人。且经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502民初20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长辉公司主张杨某系李某的代收人主张不成立，杨某所收款项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被告杨某在上述诉讼中称该笔款项系替其母亲樊某所收，事实上，原告长辉公司与被告樊某并无借贷关系。故原告认为，被告杨某与被告樊某所取得的原告的200万元无法律上的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被告刘某1与被告杨某系夫妻关系，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被告刘某1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某2在明知原告与被告杨某、被告樊某无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仍以欺骗手段将用于偿还李某的200万元转款给被告杨某，其存在主观故意并在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被告杨某取得不当得利的行为，故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辩称：1、两被告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由。2015年12月22日，被告樊某指定被告杨某为其代收人，代收原告长辉公司替长江公司归还的借款100万元。被告杨某在收到该笔款项后及时转交给了被告樊某，因此，被告杨某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由；被告刘某1与被告杨某系夫妻关系，但被告刘某1自始至终均未见过该笔款项，该笔款项更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原告长辉公司要求被告刘某1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即便本案构成不当得利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每年都要编报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并在年底进行结账，年度结账日为每年的12月31日，且我国的财务会计制度明确规定了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的操作准则，企业的金钱进出必须账目明确并核对清楚，年度结账并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是企业主要的财务会计行为，若真的存在不当得利事由长辉公司应当在2015年12月31日就发现并主张，因此，本案起诉之日早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长辉公司称杨某系代李某收款的措辞更是无稽之谈，长辉公司自始至终只向杨某汇款100万元，且在2014年1月17日借款时，彭某2占有长辉公司60%的股份，同时占有长江公司100%的股份，即长辉公司与长江公司都是彭某2的公司，且当时的财务总监也就是本案被告刘某2是杨某的小叔子、彭某2的妹夫，都存在亲戚关系，不可能不知道杨某与李某无夫妻关系，且一个企业的财务总监不会在没有任何指定代收人的手续下将100万元的大笔金额存入他人名下，事实上，长江公司与长辉公司为了逃避债务，才把偿还樊某的借款说成是偿还李某的借款。被告樊某辩称：1、被告樊某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由。2014年1月17日，樊某借给长江公司200万元，借款时长江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彭某2拥有长江公司100%的股份，同时也占有长辉公司60%的股份，因此，2014年1月17日借款时长江公司与长辉公司系关联公司；2015年12月22日，樊某指定其女儿杨某为代收人收到长辉公司替长江公司归还的100万元借款，2016年1月11日，樊某指定其女儿杨某为代收人收到长坤公司替长江公司归还的借款100万元，至此2014年1月17日樊某借给长江公司的200万元借款本金全部偿清，故杨某只收到长辉公司100万元且该笔款项系长辉公司代长江公司偿还2014年1月17日的借款，被告樊某和被告杨某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由；2、同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第二点答辩意见一致。被告刘某2未到庭答辩。第三人长江公司述称：1、长江公司与长辉公司之间系独立的企业法人，该事实已由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502民初2015号民事判决书和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61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此外，长江公司从未委托长辉公司代为清偿过任何债务，因此，长辉公司向本案被告支付款项的行为与长江公司无关；2、长江公司与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关于是否与被告樊某存在借款关系，在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502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中已作出认定，且被告樊某也未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故长江公司与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均不存在借款关系；3、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将长江公司追加为第三人的行为构成重复起诉。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追加长江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标的及案件处理结果同长江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长江公司应当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原告长辉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1185）；3、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6469）；4、晋城市长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款证明；5、杨某银行卡交易明细；6、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502民初2015号民事判决书；7、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617号民事判决书；8、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502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书；9、晋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2018年9月23日的受案回执和刘某22018年10月31日的情况说明；10、被告杨某、樊某、刘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被告杨某和被告刘某1的结婚登记申请书；11、原告财务人员的证明；12、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8月21日对被告杨某的询问笔录，主张2015年12月22日，原告向被告杨某转款100万元，2016年1月11日，晋城市长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按照原告的要求向被告杨某转款100万元，被告杨某获得该200万元无法律上的依据。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质证称：证据1我们没有见到，请法院核实，即便原告有营业执照、是企业法人，也不能证明在本案中具有合法的资格。对证据2、3、5、6、7、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不认可，转款证明是不真实的，长坤公司的转款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从生效判决书可以看出长江、长坤、长辉三个公司的财务、人员等存在严重的混同情况。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12均不认可，不符合证据的规则。第三人长江公司质证称：对原告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提供以下证据：1、收款收据两支;2、汇款凭证两支;3、2018晋05民终617号民事判决书;4、查询明细单两支；5、被告刘某2于2018年4月8日出具的证明，主张长江公司与长坤公司、长辉公司是母子公司的关系，案涉款项系归还2014年1月17日长江公司向被告樊某的200万元借款、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长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不予认可，被告的两支收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不予认可，对生效判决的真实性无异议，说明三个公司的独立性。第三人长江公司质证称：对收款收据不予认可，是被告刘某2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其他同原告的意见一致。第三人长江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2018年9月23日的公安回执；2、被告刘某2于2018年10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8月21日对被告刘某2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主张杨某借给原告的款项原告已基本还清，被告杨某和被告樊某与案中的三个公司没有往来关系。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质证称：对证据公安回执不予认可，且无法证明情况说明来源于公安局，询问笔录是复印件，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7日，被告樊某通过其本人及杨某的账户向第三人长江公司转款200万元，长江公司同日向被告樊某开具编号为xxxx及编号为xxxx的收款收据两支，金额均为200万元，上述两支收据系同一笔款项。2015年12月22日，原告长辉公司向被告杨某转款100万元；2016年1月11日，长坤公司向被告杨某转款100万元，上述200万元款项被告杨某均表示收到。案件审理过程中，第三人长江公司称编号为xxxx的收款收据上的公章系其原财务人员即本案被告刘某2私自偷盖，应当系被告刘某2的个人行为，与第三人长江公司无关，针对该情况，第三人长江公司于2018年4月4日在太行日报上刊登了声明。由此产生的问题，第三人长江公司可向有关部门追究被告刘某2的相关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另一方受损失、一方获利与另一方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的一方无法律根据。本案中，被告杨某、被告樊某占有涉案2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在原告支付款项是否存在法律上的依据。根据举证规则的相关规定，应由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告长辉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原告长辉公司主张被告杨某系李某的代收人，但李某和被告杨某均不认可，导致李某另案起诉长江公司和长辉公司，本案原告长辉公司因此认为被告杨某所收款项系不当得利。被告杨某抗辩称长辉公司所述不实，长辉公司作为一个正规的民营企业，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指定代收人手续的情况下就将大笔款项汇入他人账户，故其主张不当得利的理由不成立。本院认为，被告杨某的抗辩理由符合常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杨某、被告刘某1、被告樊某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过，本院认为，原告长辉公司自李某另案起诉长江公司与长辉公司并经（2018）晋05民终617号生效判决否认其主张后，才知道被告杨某并非李某的指定代收人，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原告长辉公司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时起计算，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被告杨某主张案涉款项系归还2014年1月17日长江公司向被告樊某的借款，并提供被告樊某于2014年1月17日向长江公司的转账凭证及长江公司的财务总监也就是本案被告刘某2于2018年4月8日出具的证明，本院经审查发现，在樊某诉晋城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刘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2018）晋05民终1606号判决书中载明：“樊某虽提供了2014年1月17日向长江公司支付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但其自认其后长江公司陆续向其本人、其女儿杨某、其女婿转账支付共计317.5万元，即使按照樊某主张的年利率12%，借款本息也均已还清。”本院认为被告杨某为其获利作出了合理解释，并且其在本案的主张与被告樊某在其诉晋城市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刘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主张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予以认可。综上，原告长辉公司主张四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晋城市长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400元，由原告晋城市长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晋林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宋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