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6民初6932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星熠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韩红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裕康。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胤。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燊然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张寒青，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紫林，上海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星熠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燊然纺织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9年6月24日和7月5日两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于举证期限内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与本诉进行合并审理。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原告、反诉被告统称原告，被告、反诉原告统称被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裕康、顾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紫林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法定代表人韩红雨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间于2017年2月22日签订编号为17KTB002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供应各式衣物等产品，合同第二条约定质量要求标准、被告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为按客户订单的要求，批办后投产；合同第六条约定验收标准为客指定第三方(客)检品合格；合同第七条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物出运收汇后35个工作日内结清；合同第九条约定因交货期和产品质量引起的经济损失由被告承担；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产品为出口产品，因此对产品质量的负责期限为出运后三个月。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供应衣物，因为093号藏青色成衣严重褪色，导致原告日本客户产生损失并向原告索赔。2017年6月28日，被告方许武山在原告日本客户索赔清单中，亲笔签名并写下“OK”，且原告法定代表人韩红雨亦在索赔清单上亲笔签名并写下“80万”。现原告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10月19日向被告开具两张开票通知书，载明“扣除赔款743,255，余下赔款56,745元下次货款里扣除”、“赔款56,745元……这次扣除了”，被告也按照开票通知书所载金额开具了相应发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沪02民终2180号民事判决，亦认定双方就被告赔偿原告80万元达成合意，并指出原告可另行依法主张。现原告日本客户在支付原告出口合作方案外人上海服装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服装公司)的款项中已扣除相应赔款，且上海服装公司与原告就上述赔款结算完毕的情况下，然被告至今仍拒绝赔偿原告款项人民币80万元(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币种均为人民币)，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款项80万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第一、80万元赔偿款系原告单方要求，被告方许武山在赔偿清单上亲笔签名并签字“OK”时并无其它手写内容，双方并未就赔偿金额达成合意；第二、双方关于抵扣不存在结算，被告按照原告要求开票仅为了收回无争议的货款；第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关于衣服的委托加工合同关系，交易流程是打样确认后批量生产，再境内验收合格交付，原告及其客户均没有书面质量标准，双方按照样品验收，故被告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第四、(2019)沪02民终2180号民事判决关于双方达成赔偿合意的观点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不具有事实查明的效力。被告反诉称：原、被告间于2017年2月22日签订编号为17KTB002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供应各式衣物等产品，其中原告以093号藏青色成衣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未结算，且被告亦未归还该部分成衣，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沪02民终2180号民事判决对该部分有质量争议的成衣未处理，指出可另行起诉。该部分有质量争议的成衣共6,331件，单价为41元/件，合计金额259,571元，合同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物出运收汇后35个工作日内结清，现原告早已收到其日本客户相应货款，然其至今仍未支付被告剩余货款，被告遂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剩余货款259,571元。针对反诉，原告辩称：尚欠货款259,571元金额属实，但因为其衣服存在质量问题，故不同意被告反诉请求。为证明其本诉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于2017年2月22日签订，约定了被告向原告供应衣物等产品，对结算方式及期限等事项进行了约定。经质证，被告对此真实性认可，称被告交付的产品都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流程来的。2、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2016年12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服装公司签订，约定上海服装公司向原告购买的货物的目的为出口，且外商、货物品质及物流运输等由原告指定，上海服装公司于收到外商全部货款，且收到原告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一周内向原告支付货款。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协议书系打印件，且未加盖上海服装公司的公章。3、图片一组，证明被告生产的服装在染色等方面发生质量问题，主要是衣服褪色，照片是原告日本客户传给原告的。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4、质量检验报告、焚烧证明、商品情况证明及索赔明细表一组，证明原告日本客户提供给原告关于衣物褪色的检验报告，其余证据是原告日本客户于2017年6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告的，明确焚烧废弃物数量及索赔金额。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检验报告没有合格与否的检测结论，焚烧未经被告认可，索赔明细不应包含利润。5、出运结汇通知书一份，证明上海服装公司发给原告，要求原告开具发票，间接证明损失金额。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认可，称上海服装公司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实际损失及支付情况。6、发票一组，证明原告向上海服装公司开具的，开票金额合计768,046.89元。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称发票未盖章，且发票本身不能证明损失。7、国外汇款委托书、收汇货款一览表及发票一组，证明扣除索赔款133,259.32美元后，原告日本客户支付上海服装公司款项98,593.94美元。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中的国外汇款委托书未发表质证意见，对收汇货款一览表及发票真实性均不认可，且客户索赔及其反应的质量问题与被告无关。8、日方客户赔偿清单一份，证明原告日本客户发给原告的，当时索赔130,668.77美元，经过与被告协商，被告方许武山亲笔签名并写下OK，后面80万元系原告方写的，且原告法定代表人韩红雨签字。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许武山签字及手写OK，但其写OK的时候系无其他手写内容的，故不认可赔偿80万元。9、开票通知书两页，证明原告发给被告，要求其根据通知书开票，告知被告相应的赔款80万元在货款支付中进行相应扣除。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系为了收取无争议的货款才按原告要求开票，对开票通知书上的扣款不认可。10、(2019)沪02民终218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出具的，一审判决原告支付被告货款742,429元，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11、证明一份，证明上海服装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出具，其实际收到货款98,593.94美元。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出具证明的人与原告系代理关系，不同意其证明力。被告在本诉中未提交证据。为证明其反诉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出货数量统计表一份，证明被告发货之前出过样，原告也进行了确认,间接印证原告举证的发票日期不是发货日期，发票中的抵扣与本案无关。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检验报告书一组，证明被告在出货前将所有的加工货物交给日方客户指定的检品公司检测，结果显示所有出货衣物均合格。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仅针对外观检测。3、(2017)沪0107民初287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出具的，认定双方就赔偿80万元未达成一致。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该判决关于OK的解释有误。4、售货确认书一份，证明768-52033号成衣出口单价为5.6美元，数量为18,000件。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认可。原告在反诉中未提交证据。经审核以上全部证据，对于本诉，被告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8-11真实性认可，本院对此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本院对其不予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中的国外汇款委托书真实性未持明确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对其予以采信。虽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4-6、证据7中的收汇货款一览表及发票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几组证据能相互印证，前后呼应，本院对其予以采信。对于反诉，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均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本院对其均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以及双方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已查明：原、被告间于2017年2月22日签订编号为17KTB002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供应各式衣物等产品，合同第二条约定质量要求标准、被告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为按客户订单的要求，批办后投产；合同第六条约定验收标准为客指定第三方(客)检品合格；合同第七条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物出运收汇后35个工作日内结清；合同第九条约定因交货期和产品质量引起的经济损失由被告承担；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产品为出口产品，因此对产品质量的负责期限为出运后三个月。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供应衣物，因为其中部分衣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原告日本客户产生损失并向原告索赔。2017年6月28日，被告方许武山在原告日本客户索赔清单上亲笔签名并写下“OK”，且原告法定代表人韩红雨亦在索赔清单上亲笔签名并写下“80万”。现原告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10月19日向被告开具两张开票通知书，载明“扣除赔款743,255，余下赔款56,745元下次货款里扣除”、“赔款56,745元……这次扣除了”，被告也按照开票通知书所载金额开具了相应发票，且发票上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数量及相应金额与开票通知书所载内容完全吻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沪02民终2180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就被告赔偿原告80万元达成合意，但认为抵扣的基础尚不成立，指出原告可另行起诉。现原告亦未归还该部分有质量争议的成衣，该部分成衣数量共6,331件，单价为41元/件，合计货款金额259,571元，原告至今仍未支付该部分货款。另查明，原告的出口合作方案外人上海服装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因2017年4月出口至原告日本客户处的768-52033款093号藏青色成衣因发生严重的掉色质量事故，被日本客户扣除了索赔款133,259.32美金，实际收到货款98,593.94美金。现上海服装公司已扣除相应代理服务费后实际支付原告货款768,046.89元，双方就上述赔款结算完毕。本院认为，关于本诉，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原、被告双方有无就被告承担80万元赔偿金额达成合意。其一，被告方许武山在赔偿单上签字并写下“OK”字样，可见被告已明确知悉其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US＄130,668.77”的损失金额。其二，原告于2017年6月28日、10月19日开具的两张开票通知书上明确载明“扣除赔款743,255，余下赔款56,745元下次货款里扣除”、“赔款56,745元……这次扣除了”，被告也按照开票通知书所载金额开具了相应发票，且发票上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数量及相应金额与开票通知书所载内容完全吻合，可见被告已以实际开票行为认可原告将80万元货款金额抵扣赔偿款。被告虽主张其系为收回无争议货款而开具相应发票，并非系对开票通知书上所载内容的认可，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其已对开票通知书上所载明的赔款及扣除货款内容提出过任何异议，故该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前两点，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已对由被告承担80万元赔偿金额达成合意具有高度盖然性。现原告日本客户已实际扣除了原告出口合作方上海服装公司索赔款，且上海服装公司就赔款已与原告结算完毕，故本院对原告的本诉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反诉，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17KTB002号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应当恪守合同条款，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已按照该合同向原告供货，且该部分货款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7民初28788号民事判决中被告并未一并主张，在双方已就赔偿达成一致，且原告并未就该部分货物的合同主张解除的情况下，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仍应及时支付相应货款，现原告对被告主张的剩余货款259,571元金额未付亦认可，合同约定货物出运收汇后35个工作日内结清，现原告早已收到日本客户相应货款，故原告应支付被告剩余货款，故本院对被告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开票通知书中称该部分无货款仅为原告单方意思表示，原告称该部分货款双方已达成一致不需再付，无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燊然纺织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星熠服饰有限公司价款人民币80万元；二、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星熠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燊然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59,57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00元(已减半)，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燊然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反诉原告)所负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97元(已减半)，由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星熠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反诉被告)所负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启帅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晓婉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