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9民终138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孝忠（曾用名张孝中），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珍蓉，女，1968年1月1日出生，黎族，系张孝中之妻，住湖北省应城市。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先思，男，湖北敏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义生，男，195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男，湖北横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平，男，湖北横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应标（曾用名胡应彪），男，194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城市四里棚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湖北省应城市盐化大道4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981011307219J。负责人：胡向阳，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连成，该办事处员工。上诉人张孝忠、王珍蓉因与被上诉人胡义生、胡应标、应城市四里棚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四里棚办事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孝忠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确认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无效；2.撤销（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确认胡义生与胡应标签订的售购房协议无效；3.撤销（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四里棚办事处将刘杨新社区5组团16号楼2单元301室、3组团13号楼2单元302室、5组团10号楼2单元401室三套房屋及拆迁房屋装修补偿款37000元交付给张孝忠；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义生、胡应标、四里棚办事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胡义生与胡应标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本案极有可能为胡义生、胡应标提起的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胡义生、胡应标对于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关键证据《售购房协议》及《收条》的形成时间前后矛盾。通观全案证据除了胡义生、胡应标二人的口头陈述外，无任何证据能证明其二人在2007年8月6日就签订了《售购房协议》。提交给法庭的《售购房协议》及收条系2012年补签的，胡义生、胡应标无法提供取款、存款、银行转账等凭证。胡义生就其与胡应标在2007年8月6日签订《售购房协议》这一基本的案件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然而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鉴于胡义生与胡应标涉嫌实施虚假诉讼，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待查明相关事实后再启动本案的审理。（二）一审法院认定胡义生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扩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胡义生用于证明其对房屋进行装修、加层、扩建的证据有照片及证明两份、四里棚办事处刘杨社区出具的证明均无证明力。照片无法证明装修、加层、扩建的事实，两份证明出具的人员身份不明，且未到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关于四里棚办事处刘杨社区出具的证明，张孝忠提交的《更正证明》中已对胡义生的该证明进行了更正，该证明违背客观事实，不能用于证明相关事实。胡义生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房屋进行了装修、加层、扩建。根据建筑规划法律规定，胡义生若对涉案房屋进行扩建加层应办理规划审批手续，但胡义生未提供相关审批资料，即便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所谓的扩建、加层，也属于违章建筑，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房屋拆迁部门将违章建筑纳入拆迁补偿范围违法。（三）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8月底胡义生入住涉案房屋不符合事实。涉案房屋建成后，张孝忠及其家人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生活，并对该房屋进行管理、使用。张孝忠在2007年至2008年间将涉案房屋用作仓库存储货物并出借给亲戚居住。张孝忠从未将房屋交付给胡应标，胡应标也从未要求张孝忠交付该房屋，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8月底胡义生入住涉案房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王珍蓉对房屋买卖知情和默认错误。一审庭审查明：2003年3月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购房协议》时，王珍蓉并不在场，胡应标事后也未将签订该协议的事实告知王珍蓉，胡义生亦与胡应标签订《售购房协议》后，亦未将该协议签订的情况告知王珍蓉。因该房屋由张孝忠具体负责管理，且所有协议均为私下签订、王珍蓉未签名、房屋亦未办理转移登记。王珍蓉对该房屋出卖给胡应标的情况并不知情。况且证明王珍蓉知情的举证责任应由胡义生承担，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王珍蓉违反公平原则，不符合法律规定。综合全案证据，不能证明王珍蓉对房屋买卖知情、默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胡义生的起诉条件、起诉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驳回起诉。胡义生提起的诉讼中，涉及三个法律关系，分别为胡义生与胡应标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胡应标与张孝忠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胡义生与四里棚办事处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款的规定，胡义生与四里棚办事处之间的行政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胡义生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条件。胡义生提起的诉讼中，所列的被告有胡应标、四里棚办事处，同时还列张孝忠为第三人，但是其诉讼标的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同一种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共同诉讼的构成条件，对于胡义生与胡应标、四里棚办事处以及张孝忠与胡应标之间的纠纷不应进行合并审理，应分别予以审理。综上，胡义生提起的诉讼中，将性质不同、诉讼标的不同、法律后果不同的三个诉讼进行混同一并起诉。这个起诉方式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和起诉方式，更不利于人民法院理清法律关系、查明案件事实。对于胡义生提起的诉讼，应依法予以驳回。（二）胡义生无权起诉要求确认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的效力。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本案分别涉及胡义生与胡应标签订的《售购房协议》以及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这两份协议中，合同当事人不同，各合同当事人仅能基于其签订的合同向另一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胡义生仅能依据其与胡应标签订的《售购房协议》向胡应标主张权利，提起诉讼。其并非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其无权起诉要求确认该合同的效力。（三）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及胡应标与胡义生签订《售购房协议》均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均为无效合同。位于刘杨村新王湾丁字街18号的房屋系在国有划拨土地上建造的。根据《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该房屋转让合同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四）涉案房屋所有权从未发生转移，张孝忠始终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胡义生要求确认效力的两份《购房协议》均因标的物灭失而履行不能。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购房协议》后，从未将房屋交付给胡应标或胡义生，更未办理相关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即便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有效，也仅能产生合同法上的法律后果，该协议本身并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因该房屋并未实际交付、也未办理房屋转让登记手续，该房屋所有权并未发生转让。张孝忠始终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及胡义生与胡应标签订的《售购房协议》的标的物均为刘杨村新王湾丁字街18号的房屋，该房屋已灭失，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均履行不能，只能在相关当事人之间产生损害赔偿责任，不能产生拆迁安置房及补偿款归属胡应标所有的法律后果。（五）张孝忠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根据张孝忠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拆迁安置房及补偿款均应归张孝忠所有。如前所述，张孝忠始终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张孝忠作为所有权人与胡应标、四里棚办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应当予以履行。根据该协议，张孝忠取得三套安置房屋及补偿款的权利。但胡应标、四里棚办事处并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而是擅自将该房屋交付给胡义生占有。胡应标、四里棚办事处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三、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与判决结果自相矛盾。（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部分载明“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未按约定履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纠纷属于行政案件范畴，故胡义生对四里棚办事处的诉求以及张孝忠对四里棚办事处的诉求，本案不予处理”、“本院认为，胡义生、张孝忠的上述诉求，诉讼标的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不符合共同诉讼的法定条件，故四里棚办事处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支持”。而该判决书在判决结果中又判决“四里棚办事处将5组团16号楼2单元301室、3组团13号楼2单元302室、5组团10号楼2单元401室三套房屋及拆迁房屋装修补偿款37000元交付给胡义生所有”，上述判决理由与结果明显自相矛盾。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孝忠的上诉请求。王珍蓉上诉请求：1.撤销（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确认王珍蓉与胡应标签订的购房协议无效；2.撤销（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确认胡义生与胡应标签订的售购房协议无效；3.依法确认张孝忠单方处分夫妻共有房屋的处分行为无效；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义生、胡应标、四里棚办事处承担。庭审中，将第3项上诉请求变更为同张孝忠的第三项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极不公平，认定王珍蓉默认张孝忠对外转让共有房屋错误。一审庭审查明：2003年3月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购房协议》时，王珍蓉并不在场，张孝忠将协议交付胡应标后，胡应标也未将签订该协议的有关情况告知王珍蓉，而且张孝忠与王珍蓉在2003年3月之后也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在2007年至2008年间，张孝忠将该房屋曾用作存储货物的仓库、出借给亲戚居住。因此，王珍蓉事前、事后均不知晓张孝忠将房屋出卖给胡应标的情况。一审庭审时，胡义生亦承认其与胡应标签订《售购房协议》后，未将该协议签订的情况告知王珍蓉、张孝忠，因此王珍蓉不知晓该协议签订的情况，直到胡义生到法院起诉后，王珍蓉才得知协议的有关情况。因该房屋一直由张孝忠具体负责管理，且所有协议均为私下签订、王珍蓉未签名、房屋亦未办理转移登记。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事证据举证规则的要求，胡义生主张合同有效，应提供证据证明作为房屋共有权人的王珍蓉知晓并同意张孝忠对外转让的行为，但一审法院却要求王珍蓉举证“证明其自2003年3月起没有和张孝忠一起生活或没有和张孝忠有过联系”，并径行认定王珍蓉对张孝忠处分夫妻共有财产默认。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极不公平，对案件事实的推断毫无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张孝忠对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处分行为未经王珍蓉同意或追认，该处分行为无效。涉案房屋为张孝忠、王珍蓉的共同财产。2003年时，张孝忠与王珍蓉仅有此一套房屋，无其他住所，夫妻也一直生活在该房屋内，对该房屋的处分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对该房屋的处分应征得王珍蓉同意后方可进行，张孝忠未征得王珍蓉同意的情况就对外处分该房屋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及《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张孝忠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屋的行为，未经王珍蓉追认，该合同无效。而胡应标与张孝忠、王珍蓉为亲戚关系，知晓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事实仍单方面与张孝忠签订协议不能构成善意，更何况房屋没有交付、没有办理转让登记手续，胡应标不构成善意取得。一审法院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只能适用于夫妻一方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对一般财产的处分，不能适用于对夫妻重大财产的处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胡义生辩称，一、胡义生与胡应标之间房屋买卖事实真实、合法、有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03年3月3日张孝忠将房屋出卖给了胡应标，胡应标按当时的市场价格支付了对价后，张孝忠将房屋及土地使用证和其他相关证件交付给了胡应标且出具了收款收条。2007年8月6日胡应标又将房屋出卖给了胡义生，胡义生向胡应标支付了房屋价款后，胡应标将房屋交付给胡义生，同时交付了土地使用证和其他相关证件，胡义生占有居住在该房屋，且于2009年10月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扩建，建筑面积由原来的179.89平米增加到246.12平米。2011年7月18日房屋拆迁，四里棚办事处入户调查时，是胡义生作为房主接待的，因房屋一直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入户工作人员要求胡义生按原房主姓名进行了入户调查登记，虽然签名为张孝忠姓名，实际签名人却是胡义生本人。这一系列事实，足以证明胡义生与胡应标之间房屋买卖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二、一审认定胡义生对房屋进行扩建装修并入住涉案房屋符合客观事实。胡义生从胡应标处购买了涉案房屋后，进行入住并装修扩建相对于周围群众和左邻右舍是公开的事情。胡义生对房屋入住和装修只是进一步证明胡义生是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其对实际所有的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至于房屋装修扩建没有相关部门审批，是否系违法建筑，这些并不影响胡义生是房屋实际所有人这一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张孝忠配偶王珍蓉对房屋买卖的事实知情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从时间上说，张孝忠所有的房屋于2003年3月就已经出卖了，出卖后张孝忠和其配偶王珍蓉就搬到应城市××路居住，王珍蓉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对房屋出卖的事实提出疑问。从空间距离上看，张孝忠出卖的房屋与王珍蓉居住地育才路也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王珍蓉作为与张孝忠朝夕相处的伴侣，不可能不知道房屋已经由他人居住的事实，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疑问。王珍蓉现在提出不知情，只是因为时过境迁当初出卖的房屋因为拆迁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想毁约的一个借口罢了。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1.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张孝忠与胡应标、胡应标与胡义生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是连环合同，合同的性质是一样的，合同的标的是同一的，是因为张孝忠违反诚信原则一直没有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才导致纠纷产生，人民法院当然应当一并审理。2.二份购房合同均已经实际履行，只是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虽然涉争标的物因为拆迁而灭失，无法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但是胡义生作为房屋实际所有人，是应当享受房屋因拆迁而取得所有利益的。张孝忠因房屋已经出卖，丧失了对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资格，对该房屋因拆迁而获得的所有权益，张孝忠无权主张。3.房屋买卖未经批准或未经变更登记，只是违反了管理性规定，不会当然导致合同无效。房屋买卖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自治、诚实信用，法律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管理性的规定，违反管理性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不会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况且本案诉争房屋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是因为出卖一方张孝忠违反诚信原则故意而为的，如果以此为由否认合同的效力，那就是在鼓励背信行为，市场交易的安全稳定将荡然无存。综上所述，请求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胡应标辩称，张孝忠的上诉与事实不符，胡应标与张孝忠合同是有效的，胡应标与胡义生的协议一个是口头协议，一个是文字协议和文字合同，胡义生自己装修加层这么长时间，张孝忠从来没有说要房子的话，直到房屋拆迁才说要把房子收回去。不同意上诉人张孝忠的上诉，同意一审判决。关于房子买卖的整个情况胡应标本人是最清楚的，过去张孝忠、王珍蓉是胡应标的姨侄儿子、姨侄媳妇，2003年张孝忠下放之后找胡应标借3万元想出去做生意，胡应标同意了，借款5千元，之后哭着找胡应标说要卖房子，不卖的话王珍蓉要跟他离婚，当时胡应标是他的姨夫，为了张孝忠与王珍蓉不离婚，胡应标才将案涉房屋买下来。有协议：1.房屋的位置，2.房屋价格，3.房屋一手交房一手交房产，4.未尽事宜协商解决。后来胡应标将房子卖给胡义生。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对一审的判决没有意见。四里棚办事处辩称，1.本案定性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作为原审被告既不是买卖合同的卖方也不是买卖合同的买方，所以四里棚办事处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被上诉人。2.关于张孝忠、王珍蓉与胡应标、胡义生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四里棚办事处不占任何立场。3.四里棚办事处作为征收拆迁的主体将按照孝感中院、省高院的生效判决确定被拆迁主体的安置主体和分配房屋的归属。王珍蓉与张孝忠互相认可对方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胡义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确认胡义生与胡应标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确认胡应标与张孝忠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判令四里棚办事处向胡义生交付3套拆迁安置房及拆迁房屋装修补偿款37000元。张孝忠向一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四里棚办事处将位于刘杨××楼××单元××室、××楼××单元××室、××楼××单元××室交付给张孝忠；向张孝忠支付拆迁补偿款25207元、搬迁费1500元、搬迁奖金10000元，共计36707元，并支付该款项逾期违约金（按日万分之十，自2012年1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王珍蓉向一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胡应标与张孝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胡应标与胡义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991年1月15日张孝忠与王珍蓉登记结婚，1992年在应城市四里棚刘杨新王湾建造二层二间住宅楼一栋，面积为179.89㎡，同年12月20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1994年6月30日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03年3月3日，张孝忠承包砖瓦厂需要资金，与胡应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上述房屋以43000元的价格卖给胡应标，并约定房屋产权归胡应标所有（当时房产证已经借出给胡运山用于银行抵押贷款，2012年胡运山还清贷款取出后，交给了胡应标）。胡应标在付清购房款后，张孝忠将土地使用证及其他相关证件交付完毕且出具收条一张。2007年8月6日，胡义生与胡应标签订购房协议，胡应标将上述房屋以43000元的价格卖给胡义生，胡义生付清购房款后，胡应标将土地使用证及其他相关证件交付完毕且出具收条一张（房屋所有权证胡应标于2012年下半年交给了胡义生）。2007年8月底，胡义生入住该房屋，2009年10月，胡义生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扩建，建筑面积增加到了246.12㎡。2011年7月18日，应城市四里棚办事处刘杨社区拆迁办公室到胡义生处进行入户调查，填写调查表时，由于该房屋没有过户，胡义生按规定在调查表上填写了房屋所有权证上权利人的名字“张孝忠”。2012年12月16日，四里棚办事处与张孝忠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3年9月6日，胡义生将胡应标、张孝忠诉至应城市法院，要求确认胡义生与胡应标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胡应标、张孝忠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审理期间，张孝忠妻子王珍蓉以夫妻共同财产被侵权为由向法院申请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胡应标与张孝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在诉讼审理期间，涉诉房屋被拆，建了新的拆迁安置房。2014年6月11日，四里棚办事处收取了胡义生交纳的超还面积款16592.70元及物业押金、物业管理费、天然气费、垃圾处理费等共计8902元，同日，四里棚办事处对胡义生下达了入住通知单。2014年10月25日，四里棚办事处对张孝忠下达了入住通知单，二份通知单上入住还建房的房号相同。2014年10月30日，本案重审，因涉诉房屋灭失，胡义生变更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胡义生与胡应标、胡应标与张孝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均有效，请求判令四里棚办事处向胡义生交付三套面积为310.49㎡的拆迁安置房及装修补偿款37000元。张孝忠、王珍蓉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请求：判令四里棚办事处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履行义务，请求其支付拆迁补偿款等费用共计36707元，确认胡义生与胡应标、胡应标与张孝忠的房屋买卖合同均无效。2014年11月24日，四里棚办事处对胡义生、张孝忠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四里棚办事处与胡义生达成的房屋征收补偿口头协议及相关手续无效。2014年11月25日，张孝忠起诉四里棚办事处，请求判令四里棚办事处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履行交付拆迁安置房的义务，请求四里棚办事处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共计36707元。上述诉讼，均以撤诉结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二份房屋买卖合同为连环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的买方在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之前虽其不能享有房屋所有权，但享有买卖合同上的债权，债权转让是合同法赋予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之一，因此买方再予转让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本案胡义生与胡应标、胡应标与张孝忠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都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均合法有效，故对胡义生的这一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王珍蓉的诉求未予支持。依据相关连环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在连环合同的实际履行中，因合同链断裂，造成另两方损失而引起的合同争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本案的二份房屋买卖合同标的物为同一，胡义生要求胡应标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行使的是合同请求权，胡应标不履行该条合同义务的缘由在于张孝忠未配合他办理好房屋过户手续，对此情形，胡义生可以将张孝忠列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故张孝忠辩称胡义生无权对其提出诉讼请求的意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依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未按约定履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纠纷属于行政案件范畴，故胡义生对四里棚办事处的诉求以及张孝忠对四里棚办事处的诉求，本案不予处理。张孝忠辩称其与胡应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因为房屋所使用的土地为国有划拨土地，一审法院认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调整的不是民事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该条款的目的在于限制权利人的不明房产转让，而非禁止交易或限制合同自由，该条款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故对张孝忠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张孝忠辩称从未交付房屋给胡义生、胡应标，是自己一直在管理、使用，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张孝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辩解意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张孝忠还辩称其与胡应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胡义生、胡应标是为非法侵占其财产而虚构买卖关系，进行虚假诉讼，无事实根据，也未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对以上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亦未予支持。王珍蓉辩称张孝忠与胡应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不知情，系张孝忠单方私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合同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王珍蓉未能举证证明其自2003年3月起没有和张孝忠一起生活或没有和张孝忠有过联系，故一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王珍蓉对其夫处分房产的事实应该知道，到本案纠纷发生前王珍蓉一直未向胡应标或张孝忠就自己对房屋享有的部分财产权主张过权利，应视为其对张孝忠处分夫妻共有财产行为的默认，因此，对王珍蓉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胡义生要求四里棚办事处向其交付三套面积为310.49㎡的拆迁安置房及装修补偿款37000元的诉求，以及张孝忠请求胡义生退出所占刘杨新区5组团10号楼2单元401室的诉求，四里棚办事处辩称其不是房屋买卖合同一方，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之一，且四里棚办事处已经就与胡义生、张孝忠间的拆迁补偿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正在审理之中，胡义生属于重复起诉，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为，胡义生、张孝忠的上述诉求，诉讼标的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不符合共同诉讼的法定条件，故四里棚办事处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涉诉房屋因拆迁灭失，但其因拆迁而获得的权益没有灭失，胡义生支付房款而获得涉诉房屋相关权益的合同利益应予保护，故胡义生应依法享有房屋被拆迁后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胡义生请求拆迁补偿利益归胡义生所有的诉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经一审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确认胡应标与张孝忠于2003年3月3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确认胡义生与胡应标于2007年8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3.四里棚办事处将刘杨××楼××单元××室、××楼××单元××室、××楼××单元××室三套房屋及拆迁房屋装修补偿款37000元交付给胡义生所有；4.驳回胡义生的其他诉讼请求；5.驳回张孝忠、王珍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胡义生、胡应标、张孝忠、王珍蓉各负担100元。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孝忠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新证据：2015年7月6日应城市四里棚办事处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拆迁部门认定拆迁房屋的权益归属的依据是房屋产权证归属的登记人。2.2011年7月拆迁指挥部组织三方调查人员进行入户调查时胡义生申报的权利人是张孝忠。其他各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义生、胡应标对张孝忠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情况说明不属于新证据。2.这份证据已经作为一审的证据四提交。3.当时调查的时候是实际房主胡义生接待的签名虽然是张孝忠，但是联系电话留的是胡义生，因为胡义生是实际房主，张孝忠是名义上的登记房主。四里棚办事处对张孝忠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情况说明后面的“此件只做情况说明，不作它用”。王珍蓉对张孝忠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张孝忠提交的证据认为，鉴于四里棚办事处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是，该情况说明内容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无涉，所以，本院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胡义生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其一是案涉房屋的二份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其二是案涉的房屋被拆迁后，还建房屋的归属问题，是房屋拆迁还建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各自的标的不同，合同当事人亦不一致，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这两个合同引起的纠纷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不应在同一案件中处理。房屋买卖合同在先，本案应先确定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所以，本案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对房屋拆迁还建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不予审理。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张孝忠与胡应标、胡应标与胡义生所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张孝忠与胡应标于2003年3月3日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张孝忠主张该合同无效，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王珍蓉主张其对该房屋买卖合同不知情的理由，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对张孝忠、王珍蓉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胡应标与胡义生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当事人自述，双方口头协议在先，书面合同在后。该房屋买卖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胡义生与胡应标均主张该合同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张孝忠以该合同是虚假的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所以，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胡义生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既要求确认案涉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又要求履行房屋拆迁还建补偿合同，这两份合同是不同的法律关系，由此两合同引起的纠纷不应合并审理。所以，对胡义生要求四里棚办事处履行房屋拆迁还建补偿合同的请求应予驳回。同理，对张孝忠、王珍蓉要求四里棚办事处对其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请求亦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为胡义生对四里棚办事处的诉求以及张孝忠对四里棚办事处的诉求不予处理，又对胡义生请求拆迁补偿利益归胡义生所有的请求予以支持，前后矛盾，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部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张孝忠、王珍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是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五项；二、撤销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6）鄂0981民初778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驳回胡义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张孝忠、王珍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