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4民初11488号原告：刘某1，男，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刘某1之妻），女，196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惠来，北京市开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某，女，194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刘某2，女，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北京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曾某1，男，195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曾某2，男，195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曾某3，女，195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栾某1，女，195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栾某2，女，195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刘某1与被告徐某、刘某2及第三人曾某1、曾某2、栾某1、栾某2、曾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惠来、吴某，被告徐某、刘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第三人曾某1、曾某2、曾某3、栾某1、栾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2002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有效；2．依法判令北京市昌平区某号的房产归原告所有；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刘某4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分别于2001年12月26日、2007年1月21日病故），二人有一子刘某3（已于2003年11月14日病故）。刘某3与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有婚生子女二人，分别是刘某1、刘某2。刘某4与王某1夫妻生前有共同财产，即北京市昌平区某号的房产一套，该房屋登记的所有人为刘某4，王某1生前于2002年3月24日留有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刘某1。现原、被告及第三人因涉案房屋的继承发生争议，多次协商未果。故提起诉讼，望依法裁判。徐某、刘某2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某4的遗产部分应为法定继承，我们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由原告继承；王某1的遗产部分按照遗嘱继承，该份额也应是由原告继承。曾某1、曾某2、栾某1、栾某2、曾某3述称，1、我们作为第三人，虽不是王某1的法定继承人，但是王某1的晚辈亲属，更是尽了较多扶养义务的人。王某1一生未生育过子女，在王某1晚年的日常生活中，因其患有哮喘、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疾病，需要有专人照料。我们第三人和她的妹妹对王某1晚年生活进行了照料扶养，与经济上的支援和精神上的慰藉，其生病、住院、抢救都是我们日夜守候陪伴。她的后事办理、送别、摔盆、火化、合墓等也全部由第三人共同料理完成。对上述事实有时任居委会主任、邻居、知情人、票据、病历等各项证据证明。还有该房屋10多年来至今一直由第三人管理和使用的事实。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1072号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确认作为第三人的我们有独立请求权。2、诚实守信、遵守法律是公民必须遵守的，尽孝道更是做人的底线。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继续不如实陈述事实，对被继承人王某1与刘某3姻亲关系的继母子关系继续隐瞒，并以被撤销的本院（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的上诉状为母本，重复进行诉讼，继续干扰法院审理。从原告出具的证据看，本身就存在质疑。连自己父亲的死亡时间都搞错，其死亡证明也不出具；被继承人刘某4的死亡证明后补属无效；原告出具的户籍成员关系证明（手写），经昌平区公安局人口大队认定此份是错的，已通知派出所要求刘某1申请从法院卷宗中撤除；原告在本案出具的王某1的死亡证明，正是第三人在撤销之诉中，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据。原告在（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中提交伪造、变造、篡改后的王某1死亡证明，同时以没有王某1本人签字的所谓代书遗嘱，企图通过诉讼来占有被继承人王某1的遗产份额，这从法律上、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请求法院依法追究原告伪造、变造、篡改证据的违法行为。房产证明是查询结果，不合常理。原告通过虚假诉讼已经骗得了房屋所有权证。3、代书遗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没有立遗嘱人亲笔签名和亲笔签字书写的年月日时间日期，代书遗嘱无具体的签署地址；王某1本人小学文化程度，有书写能力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户口登记为只盖私人印章不产生法律效力。私章对人而言不具有人格化、特定化，也无标明必然的对应关系，作为第三人无法知道私章是否系王某1生前所盖。代书遗嘱没有登记记录王某1的身份证号；证明人只有一人，不符合代书遗嘱规范要求。代书遗嘱中代书人是在归纳立遗嘱人的意思，代书人是在行使公权力还是私权利，但却加盖不符合行文规范的公章。4、原、被告在（2016）京0114民撤3号案件的询问笔录中虚假陈述，无任何诚信。本案原告再次以遗嘱继承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还要占有被继承人王某1的遗产份额，用伪造、变造、篡改的证据侮辱逝者，欺骗人民法院，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刘某4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刘某4与刘某3（1939年11月8日出生）系父子关系。刘某3与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了一子一女，分别是刘某1、刘某2。王某1、王某2、王某3系姐妹关系。王某2与曾某2、曾某1、曾某3系母子、母女关系；王某3与栾某1、栾某2、栾某3（于2017年2月6日死亡）系母女、母子关系。王某3于1996年11月23日死亡，王某2于2013年9月5日死亡；刘某4于2001年12月26日死亡，刘某3于2003年11月14日死亡，王某1于2007年1月21日死亡。公安机关出具证明信，载明曾某4，男，1927年6月1日出生，户口登记地址（现住址）为某号，经查1953年3月6日户口登记情况为：之妻王某2、之姐王某1、之姐丈李某、之二子曾某1；经查1955年1月3日户口登记情况为：之妻王某2、之姐姐王某1、之二子曾某1。根据公安机关1955年至1956年刘某4的户口登记情况显示，王某1的户口于1955年11月19日由某号迁入刘某4所在的某号；1956年7月22日刘某4、王某1夫妇的户口迁往丰台区，长子刘某3的户口于当日迁入本院刘某5户内。根据曾某1持法院协助调查令前往北京公交旅行股份有限公司鸿运诚物业管理公司调取1969年8月刘某3个人履历档案资料显示刘某3在1956年以前上学（职务学生），1956年5月至1956年12月做学徒（职务：学徒），1956年12月至1958年8月在学校上学（职务：学生），1958年8月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参加工作（职务：工人）在职工登记表“家庭主要成员”栏中记载其父亲为刘某4、母亲为王某1。1998年8月15日，原北京市北郊奶业食品总公司（甲方）与刘某4（乙方）签订《单位出售公有楼房协议书》，约定刘某4以标准价每建筑平方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甲方出售的坐落于某号房屋。1999年1月28日，刘某4取得了上述某号（以下简称某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京房权证昌私字第XXXX号）。诉讼中，刘某1提交了日期为2002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一份，载明：“立遗嘱人王某1与刘某4原系夫妻，丈夫刘某4于2001年12月26日病故，夫妻共有座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号室二居室一套，该房屋所有权人为刘某4。现刘某4已病故，我现年老多病，现某室归我所有。考虑到我年老多病，特立遗嘱如下：我去世后，座落在北京市昌平区某号室归我孙子刘某1所有（包括所有权及处分权），别人不得干涉。”立遗嘱人处加盖有王某1印章，代书遗嘱人处有“北郊法律事务所应某、杨某”，并加盖有该所公章；证明人处有“杜某”签名，注明日期。经法院释明，刘某1不能将代书人、见证人带至法庭接受询问，亦不能提供代书人和见证人的联系方式、地址，该代书遗嘱订立时王某1的身体状况、遗嘱订立时的情况及遗嘱上的王某1印章是否其本人加盖等细节均无法核实。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对该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不予认可。刘某4去世后，刘某1对王某1日常生活及生病住院期间尽了相应的赡养照顾义务。但在王某1的晚年，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作为王某1的外甥、外甥女，在生活上照料，经济上接济，精神上慰藉，尤其在老人生病住院期间，曾某1、曾某2等人在医院陪护、照顾老人，尽了相应的扶养义务。在老人去世后，曾某2、曾某1等人亦为老人办理了丧葬事宜。另查，刘某1曾于2016年3月将徐某、刘某2起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涉案房屋，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继承人刘某4名下的涉案房屋由刘某1继承，徐某、刘某2放弃继承。根据上述民事调解书，刘某1于2016年5月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现房屋地址变更为昌平区某号。2016年8月，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就上述民事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再审，认为其有权继承被继承人王某1的遗产，且刘某1、徐某、刘某2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继承涉案房屋应属无效。经审查，法院于2016年10月作出（2016）京0114民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的再审申请。2016年12月，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法院作出的（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京0114民撤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曾某1、曾某2等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7）京01民终10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我院（2016）京0114民撤3号民事裁定书；同时指令我院立案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我院重新立案审理后，于2017年12月30日作出（2017）京0114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我院（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不服（2017）京0114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期间，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于2018年5月3日提出撤诉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8）京01民终38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撤回上诉。在本案审理中，因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人就王某1与刘某3是否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单独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我院作出民事裁定书，中止本案审理。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诉请属于本案继承纠纷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问题，无另行起诉确认的必要，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遂作出（2018）京0105民初914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曾某1、曾某2等人的起诉。曾某1等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确认王某1与刘某3是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姻亲继母子关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抚养关系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产生，审查本案中抚养关系的主体双方应为王某1与刘某3，曾某1等五人均非抚养关系的主体，五人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另结合一审认定结论，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京03民终54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以上事实，有死亡医学证明书、派出所证明信、单位出售公有楼房协议书、不动产查询结果、代书遗嘱、不动产权证书、职工履历表、住院病历、户口页、民事询问笔录、（2016）京0114民初5895号民事调解书、（2017）京01民终1072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0114民撤1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3877号民事裁定书、（2019）京03民终5445号民事裁定书及原、被告当庭陈述予以佐证。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具体到本案，关于2002年3月24日的“代书遗嘱”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涉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代书遗嘱上并没有立遗嘱人王某1的签名，该代书遗嘱上虽有王某1印章，但该印章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次，通过该代书遗嘱，无法核实具体的代书人；第三，经本院多次释明和询问，提供遗嘱一方不能提供遗嘱上载明的代书人、见证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也未能到庭接受询问。故该代书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仅提供了该代书遗嘱，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曾某1、曾某2等人对该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该代书遗嘱应属无效。故刘某1要求确认该代书遗嘱有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能够推断出刘某4与王某1结婚时间在1953年3月至1955年11月期间，而刘某3的年龄在14周岁至16周岁期间，刘某3尚未成年；结合刘某3的职工履历表，在此期间刘某3仍在上学期间，无证据证明刘某3此时已与刘某4和王某1夫妇分家单过。刘某3在1969年的职工登记表中填写父亲刘某4、母亲王某1和刘某3一家人，在刘某4和王某1均去世后，刘某3为父母所立的墓碑上亦载明了“慈母王某1”的生平。王某1在刘某3未成年前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抚养，刘某3在成年后亦对王某1进行了相应的赡养照顾，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抚养时间较长、经济与精神抚养层面也客观存在、且两人对彼此的身份认可度高、家庭身份较为融洽，故本院认定王某1与刘某3是形成扶养关系的继母子关系。诉争房屋系刘某4与王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所得，应属于刘某4与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刘某4去世后，应先将该房屋中的一半分出为王某1所有，本院认定剩余的一半由刘某3和王某1平均继承。析产和继承发生后，刘某3继承该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王某1享有四分之三的份额。刘某3去世后，其依法应继承的该房屋四分之一份额，由其继承人王某1、徐某、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本院酌定四人平均继承该份额。即王某1享有诉争该房屋十六分之十三的份额，徐某、刘某1、刘某2各继承十六分之一的份额。在王某1去世后，刘某3作为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因其先于王某1去世，刘某1、刘某2作为刘某3的直系血亲有权代位继承王某1的遗产份额。刘某3早于王某1去世，王某1也有权继承刘某3在涉案房屋中应继承的份额。曾某1、曾某2、栾某1等五人虽并非王某1的继承人，但曾某1等五人作为王某1的外甥、外甥女，在王某1的晚年，尤其是在其缺乏自理能力，又需要人在生活上照料、经济上接济、精神上慰藉、生病住院等方面，对王某1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依法可以适当分得王某1在诉争该房屋中的遗产份额。故刘某1要求诉争该房屋全部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第三人已在另案中起诉原、被告要求分割诉争某号房屋，相关当事人的具体继承份额将在另案中解决。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刘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炜鑫人民陪审员  路新生人民陪审员  汪 霞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