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4民辖终57号上诉人：赵钢，男，满族，1960年4月3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娇，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洋铭，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珠海国际金融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拱北粤海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74946105。法定代表人：崔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瑜，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钢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国际金融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2民初711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赵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裁定不予受理本案。事实与理由：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国金公司诉赵钢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402民初7110号】，国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赵钢赔偿因出售澳门连胜马路114号卫强大厦两套房产造成的损失。本案案由系合同纠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一，赵钢，即本案被告，系澳门居民，于2009年7月10日已迁往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赵钢提供的出入境记录显示，赵钢最近一年都在境外生活，未在珠海生活居住满一年。据此，珠海市既不是赵钢的住所地也不是赵钢的经常居住地。第二，本案的国某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称，要求赵钢赔偿损失的依据是赵钢并未按照《补充合同》的约定返还案涉的两套房产。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赵钢及国某公司均未对《珠海国际金融旅行社有限公司目标利润责任制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履行地进行约定。本案争议的标的并非给付货币，事实上是赵钢及国某公司对澳门连胜马路114号卫强大厦两套房产的权属争议，本案争议标的为不动产，因此，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定为澳门，而不是珠海。加之，国某公司明知澳门法院已经对本案的事实进行审理，并认定赵钢有权处置两套房屋，国某公司再次向内地法院提起诉讼，企图通过改变管辖权来达到不履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的目的，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珠海既不是赵钢的住所地也不是合同履行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珠海法院无权管辖本案。恳请贵院查明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本院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告知国某公司向澳门法院提起诉讼，并裁定不予受理本案。二审听证中，赵钢补充上诉理由：本案应裁定驳回国某公司起诉，根据民诉法第五百三十二条“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是赵钢有无权利处置案涉的两套澳门房屋，合同的履行地即不动产所在地及赵钢均在澳门，根据2011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2012年相关司法解释第41条规定，该案应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符合民诉法第五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同时，国金公司曾就案涉的两套澳门房屋是否应当归还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提出过诉讼，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也作出相关的判决。国某公司辩称：一、本案为涉澳商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对管辖权进行判定。根据赵钢提供的资料显示其目前取得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因此本案为涉港澳台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条之规定应参照涉外案件相关规定对管辖权进行判定。而民事诉讼法265条规定，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享有管辖权。本案涉案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均在珠海市。另外，本案国金公司查封了赵钢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的债权，所以赵钢的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亦在珠海市。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珠海市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已审结案件与本案为两个不同的案件，不存在重复受理情况。第一，本案是否属于国某公司重复诉讼，是否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实体审理阶段应审查的问题，管辖权异议阶段对此不应进行审查，这也不是确定管辖权应考虑的情况。第二，本案亦不属于重复受理。本案背景为国某公司与赵钢于2000年12月18日签署《珠海国际金融旅行社有限公司目标利润责任制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协议中约定国某公司提供涉案房产作为履行合同的担保，并约定“如果甲（国某乙（赵钢）双方无任何经济、法律纠纷时，乙方将房屋归还给甲方，并协助甲方办理更名过户手续。”。202010年11月1日，国某公司与赵钢、珠海国际金融旅行社有限公司因履行前述合同发生纠纷，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该案件经过两审已于2016年11月24日由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并于2017年12月5日执行结案。（以下简称“珠海案件”）2013年3月21日，国某公司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基于上述合同提起诉讼，要求赵钢返还涉案房产，但因当时珠海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所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于2014年4月28日以尚存在未解决的纠纷为由驳回了国某公司的诉求。（以下简称“澳门案件”）目前，截至2017年12月5日珠海案件执行结案，国某公司与赵钢之间已无任何经济、法律纠纷。因此，国某公司基于此新事实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与澳门案件是完全独立的、有不同的法律事实的新案件，珠海市有管辖权的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三、赵钢的行为属恶意诉讼。赵钢在一审法院支持了其所提的管辖权异议的请求、裁定其胜诉的情况下，却为了恶意拖延时间，变更一审的主张，继续提起上诉。且在明知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情况和纠纷进展情况下，却违背法律常识，径行作为上诉理由，其目的不为确定正确的管辖法院，只为拖延时间。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赵钢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恶意滥用管辖权异议程序，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妨害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若放纵赵钢滥用权力的行为，将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因此，依法请求二审法院追究其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四、珠海中院有管辖权。本案2017年11月1日立案，当时《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并未颁布，并且最后第五条规定“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之前已受理的案件不适用本通知。当时有效的是粤高法发[2008]28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我省第一审知识产权、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区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等事项的通知》第五条之规定标的额在600万以上归珠海中院管辖。综上所述，赵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并追究其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维护国某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审听证中，国某公司补充答辩意见：赵钢以本案应当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为由，认为该案应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但是法律适用与管辖权是截然不同的关系，即便是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内地法院也是可以审理的。二审中，赵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以证明其上诉事实：证据1.2000年12月25日《补充合同》复印件；证据2.2005年8月3日《致函》复印件；证据3.2010年12月17日《致函》复印件；证据4.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第CV2-11-0093-CAO号民事判决；证据5.《协议书》复印件；证据6.2000年12月29日《补充合同》复印件；证据7.《通知书》复印件；证据8.《内部通知》复印件。对此，国某公司质证称：首先，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都属于实体阶段审理的问题，与管辖权异议无关。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认可，恰恰能证明合同签订地在珠海，履行地也是珠海。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无法核实，也说明了合同履行地在珠海。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生效时间是2014年4月28日，此后珠海中院二审判决生效，并执行完毕，所以目前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证据7、8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不认可真实性。证据5、6、7、8的证明目的都不予认可，都是实体审理的问题。国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判决；2.（2014）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27号判决书；3.（2016）粤0402执10263号执行结案通知书；4.立案通知书，用于证明立案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国金公司在香洲区法院立案。以上证据证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生效后，珠海审理的案件结案，并且已经执行完毕，双方之间发生新的法律事实，所以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对此，赵钢质证称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首先，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判决书判决若国某公司需向赵钢作出赔偿，赵钢有权以争议的两个不动产抵偿其债权。（2014）珠中法民二终字第127号判决书判决需向赵钢作出赔偿，因此，赵钢是有权处置两套房屋。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第3条第3款，本案的诉讼请求属于否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判决结果，属于重复起诉，应当驳回。并且，该案于2017年12月5日执行完毕，而国某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起诉，2017年11月8日申请诉讼保全，起诉时双方尚有纠纷，未履行完毕，国某公司恶意起诉，利用诉讼保全作为管辖权依据，且国某公司提出的《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仅为通知，不是法律法规。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被告赵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民事关系涉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本案应参照涉外民事关系确定法律适用。本案诉讼程序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即内地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双方的合同关系及由此产生的争议是基于赵钢与国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在内地，故内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其次，关于内地法院是否不方便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五）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如前所述，本案双方的合同关系及由此产生的争议是基于赵钢与国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承包经营的标的物在内地，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在内地，故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发生在内地，且此前国某大厦与赵钢已就该合同产生的相关争议在内地法院进行诉讼，故本案并不符合前述规定的不方便管辖的法定条件。再次，关于地域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承包经营合同的履行地在珠海，故珠海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关于级别管辖。本案中本院曾以被告赵钢身份信息不明发回一审法院，一审法院重新立案时间为2018年7月20日，故应以重新立案时间为本案受理时间，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结合本案为涉澳案件，诉讼标的额在人民币2000万元以下的情况，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为集中管辖珠海市辖区内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最后，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国金公司主张本案出现了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及内地法院不同的新的事实，因一审中未审理此项事由，基于审级利益，国某公司的此项主张是否成立，应先由一审法院审查认定，二审不应直接作出实体认定。综上所述，赵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莹审判员 郭建勇审判员 唐育萍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黎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