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4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东路28号216号楼1层105室。统一社会代码：911101055514251449。法定代表人：邓玉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孙志岗，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马连勇，河北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8号。统一社会代码：911309001095417407。法定代表人：郝书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洪彬，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绍云，男，汉族，1972年7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运刚，男，1975年10月10日出生，住址不详。上诉人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绍云、严运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民初1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以下简称万鑫瑞泰）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民初1919号民事判决。2改判三被上诉人连带给付上诉人贷款本金2793884元，并自2011年10月15日起，根据被上诉人具体付款时间分期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滞纳金至本案货款本金清偿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链更为详尽充实，涵盖了上诉人证据链中的部分事实，应予采信，是完全错误的。1、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钢材买卖合同，不合常理，明显与事实不符。该钢材买卖合同需方系永清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2#、4#、3#、5#、6#、7#和地下车库楼工程项目部，供方系胡绍云。落款是李雪琴和胡绍云。从原审庭审调查被上诉人的陈述中，明显违背常理。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将钢材卖给被上诉人严运刚，被上诉人严运刚、胡绍云又卖给了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不成立的，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举证证实钢材款为26393884元，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述钢材款为2300余万元，这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再者，永清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的承包人系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钢材买卖合同的需方系永清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2#、4#、3#、5#、6#、7#和地下车库楼工程项目部，而合同签订人却是李雪琴，且李雪琴未经任何授权，该钢材买卖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2、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链涵盖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链中的部分事实，也是相互矛盾的。上诉人出具的48张送货单、出库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签收，却又认定上诉人将钢材卖给被上诉人严运刚，被上诉人严运刚、胡绍云又卖给了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严运刚、胡绍云指定上诉人钢材交付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这48张送货单、出库单在上诉人自己主张的证据链中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收，却在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链中，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收，这种认定自相矛盾。3、依据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应查明被上诉人严运刚、胡绍云与李雪琴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胡绍云在何时、何地、以哪种方式向李雪琴供应的钢材，胡绍云给李雪琴开具发票及李雪琴给胡绍云的付款记录等情况。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货款本金2793884元。上诉人提交了钢材供需合同、出库单及送货单、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向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取的庆云县李新德钢管经销中心开具的全部发票原件和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全部发票原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方确认的对账明细表、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杨瑞通给付上诉人的转账明细、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永清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中的承包合同、开发公司永清县星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上诉人出具的担保合同、原审法院调取的（2014）永民初字第1592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钢材供需合同，且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上诉人完全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被上诉人还应给付上诉人货款本金2793884元。三、假设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该证据材料和上诉人主张的内容也不具有关联性，该证据材料并不能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钢材的事实。四、原审法院认为，应自被上诉人严运刚给上诉人出具对账单之日即2012年7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利益较妥，是错误的。其一，对账明细表系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上诉人出具的，并加盖有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清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部椭圆形印章和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清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条形印章，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表严运刚签名并注明情况属实。其二，滞纳金的起算时间并不是2012年7月22日，而应依据上诉人提交的钢材供需合同中付款方式的约定自2011年10月15日起，根据被上诉人具体付款时间分期计算滞纳金。其三，依据钢材供需合同付款方式的约定如到2011年10月15日未能付清全部货款，将每天每吨增加5元滞纳金。如该约定过高，也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月利息百分之二调整，而不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利息将违背钢材供需合同的约定，且不能弥补给上诉人所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元公司）辩称，本案的法律事实是，大元建业从胡绍云处购买了涉案钢材与上诉人没有任何钢材买卖关系。李雪芹作为项目经理有权代表大元建业签署钢材买卖合同。（从胡绍云处）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大元建业与上诉人未发生钢材买卖关系的关键是除了杨瑞通汇给孙志刚的小部分款项外，（有证据证明该款项是胡绍云的借款）对于2000多万元的钢材款项没有与上诉人发生过任何资金往来情况。从这一点足以证明上诉人向大元建业索要钢材的小部分尾款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至于胡绍云与大元建业的钢材买卖合同如何履行或者结算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从一审的判决上来看，假设胡绍云确实欠上诉人的钢材款，上诉人的权益也已经得到了实现，按照上诉请求判决大元连带偿还，等于让大元出了两次的款项，是不符合情理的。我方与胡绍云的钢材款项已经结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大元建业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胡绍云、严运刚未出庭、未答辩。万鑫瑞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欠款本金和滞纳金（截止增加诉讼请求之日）587.6174元及债务清偿完毕的滞纳金按每天每吨5元计，被告胡绍云、严运刚负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河北省永清县二堡城中村改造2号、3号、4号、5号、6号、7号住宅楼、人防车库工程，系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承建。2011年9月10日，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李雪琴与被告胡绍云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胡绍云为建筑工地供应各种型号钢材，合同中写明收款账户为工行廊坊行宫支行6222080410000196020为严运刚。之后，被告胡绍云、严运刚一直向建设工地供应钢材，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涉案的钢材款24060364.13元全部结清。在双方结算过程中，所需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系由被告严运刚签字并向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提供，但没有记载原告的任何信息。另外在结算过程中，被告胡绍云以借款的方式支付钢材款共计两笔，其中2012年8月15日被告胡绍云给被告公司出具借条借款350万元，12月28日出具借条借款230万元，两笔共计借款580万元，借条中明确写明将上述借款直接从被告大元公司八分公司经理杨瑞通个人账款支付给被告孙志岗，用于支付被告胡绍云、严运刚拖欠永清盛园工地欠孙志岗钢材款，并写明此款从公司所欠被告胡绍云的钢材款中扣除。之后，被告大元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给原告方经办人孙志岗转款530万元。2013年10月8日，被告胡绍云给被告大元公司出具证明，写明该公司施工的永清2堡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部共支付24060364.13元，至今已全部结清，如再有因此费用引起的纠纷与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由胡绍云一人承担。又查明，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被告胡绍云、严运刚所供钢材均系由原告提供。原告称其全部钢材款共计26393884元，但结算后仍欠钢材款2793884元未给，原告为此以其所持与被告大元建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签订的钢材供需合同及有被告严运刚签字确认的并加盖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的对账明细表等证据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给付拖欠钢材款2793884元及每天按每吨5元加收滞纳金，并要求被告胡绍云、严运刚负连带责任。再查明，本案原审期间，2014年11月24日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因“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部”椭圆章涉嫌伪造已向公安局报案，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已决定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招投标中标通知书，足以证实永清县二堡城中村改造2号，3号，4号，5号，6号，7号住宅楼，人防车库工程，确系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中标承建。关于原告诉求主要责任承担者是否应由被告大元公司承担的问题，经庭审调查，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相关证据，并形成两条证据链，其中原告提交证据包括加盖工地项目部椭圆章的钢材供需合同及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并经被告严运刚签字确认的对账明细表等证据。被告大元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其与被告胡绍云订立的钢材供需合同，被告严运刚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胡绍云给被告大元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条、证据等。一审法院认为，其中后一条证据链更为详尽充实，涵盖了前一条证据链中的部分事实，应予采信。两条证据链的交集处是被告胡绍云、严运刚，即被告大元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工地所需钢材是由原告直接供货，还是由被告胡绍云、严运刚从原告处购得后转手供货。其中最能说明实际问题的是原告出具的盖有项目部椭圆形章的钢材供需合同，与被告大元建业公司提交的自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调取的没有加盖椭圆形公章只有被告严运刚签字的合同内容一致，但只加盖了原告公司公章，而被告大元公司对原告提供的合同上加盖的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部章不予认可，并认为公章被伪造，向公安机关举报立案侦查。因此，不能认定原告与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此合同。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原告出具的48份送货单、出库单不能证明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收过。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发票原件真实性没有意见，并认为该发票是原告给被告供应钢材并开具的发票，但经审查发票上有被告严运刚的签字，说明原告将钢材卖给被告严运刚后，被告胡绍云、严运刚又卖给了被告大元公司，特别是如此大额的买卖合同，被告提供的发票上均无记载原告的任何信息，而签名的人为被告严运刚，足以认定被告大元公司所需钢材系由被告胡绍云和严运刚提供，而该二被告所需钢材系由原告提供。同时，也能与被告大元公司提供的胡绍云、李雪琴钢材买卖合同、委托付款单互相印证。从资金往来情况看，除了被告大元公司八分公司杨瑞通向原告经办人孙志岗的汇款外，原告不能提供被告大元公司其余的付款情况；而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胡绍云的借条能证明，原告及经办人孙志岗没有因钢材买卖关系与大元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足以证明原告诉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诉求的拖欠钢材款2793884元，应由被告胡绍云、严运刚负连带给付责任，但其诉求的每天每吨按5元加收滞纳金过高，应自被告严运刚给原告出具对账单之日即2012年7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利息较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就被告大元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但因检材不充分，被鉴定机构退鉴，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大元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是不真实的情况下，结合前述分析，应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二，是被告严运刚与原告订立的钢材供需合同，被告胡绍云之所以承担连带责任系其给被告大元公司出具的借条中自认拖欠原告（孙志岗）钢材款，故对其自认予以认定。至于被告胡绍云、严运刚是合伙关系，还是其他形式的合作关系，不再进一步涉及。其三、至于原告提交的钢材供需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椭圆章及对账单中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真伪及如何加盖等问题，亦不再涉及，但并不影响对本案事实及责任承担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胡绍云、严运刚负连带责任给付原告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货款279388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22日起以279.3884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至本案贷款本金付清为止）。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对被告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加倍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75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胡绍云、严运刚共同承担。二审期间，经上诉人的申请并结合案情的需要，本院在永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永清县信访局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调取了如下证据：一、永清县城中村改造2#、4#楼建设工程施合同中的第一部分“协议书”及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相关内容；二、五份永清县宏伟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钢材机械性能检验报告及相对应的五份涉案钢材“质量证明书”；三、1、三份涉案工程4#住宅楼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报审表（包括基坑土方开挖、混凝土施工、消防施工）；2、涉案工程4#住宅楼施工测量放线报验单一份；3、涉案工程2#、4#楼工程开工报审表一份；4、涉案工程3#住宅楼混凝土浇灌申请书两份；5、会议纪要一份；四、李雪琴、邓锦江、文国生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永清星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一份、盛华园工人工资表两份。五、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存档的（2014）丰民（商）初字第12868号案卷两册（复印卷）。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针对法院调取的文书，均是档案材料，且是法院调取的和本案均具有关联性，上诉人对所有调取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意见，下面着重从证据所证明的内容。阐述如下：二审法院调取的丰台区法院证据卷宗的17页，河北大元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永清项目部通讯录证明在本案案涉的胡绍平胡绍云均是大元公司的工作人员，胡绍平在案涉永清项目部中是会计，胡绍云是该项目部的生产经理；该卷宗第18页供货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注有胡绍平签字的已付10000元，下欠25000元，该付款协议并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且能充分证明胡绍平系该项目部的履行的是项目部的会计职务；第十九页收条，能够证明交款人是胡绍平，且代表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两份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胡绍平系大元公司员工，职务系会计职务。针对二审法院调取的永清县信访局的授权委托书，盛华园工人工资表及项目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表和文国生、邓锦洪、李雪芹的身份证复印件。能够证明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李雪芹全权办理拖欠工人工资问题，在办理过程中，发放工人工资表中，均有被授权人李雪芹的签字，领取工资的人员包括文国生和邓锦洪完全能够证实文国生和邓锦洪系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针对二审法院在住建局所调取的监理方的备案资料，包括基坑、土方、开挖，2011年4月5日报审表、2011年5月1日混凝土施工组织设计报审表、2011年6月15基础垫层施工测量放线报验单、2011年4月15日消防施工组织设计报审表、2011年6月21日混凝土浇灌申请书、2011年7月14日混凝土浇灌申请书、2011年7月1工程开工报审表，这组证据均盖有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清项目资料专用章或其行政章，并有项目经理侯坤平的签字，能够证实案涉工程施工方系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在2011年8月25日中标通知书发放之前，已经进场施工，并购进材料，并对施工材料进行检验和报备等手续，且该组证据均有监理方的盖章和监理总工程师的签字。监理方出具的会议纪要能够证实开会时间是2011年6月19日下午三点，地点在甲方项目部，参会人员包括甲方、监理方和施工方，项目经理牟达军、总工彭志勇等其他各工种班组长，并有各方签字。会议纪要能够证实，文国生系施工方及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针对调取住建局建设单位备案的资料，这是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该案涉项目部二号、四号楼，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中的第四条通讯联络各方通讯地址、收件人、及其他送达方式，证明承包人系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件人系严润刚、从而证实严润刚系大元公司员工，代表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履行的系职务行为，其责任元应由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针对调取住建局的施工方备案的资料，包括2011年8月5日、2011年8月24日、2011年7月18日、2011年9月7日、2011年7月18日永清县宏伟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钢材机械性能检验报告，每份报告后面均附有上诉人加盖公章的质量证明书，该组证据能够证实，施工方即被上诉人备案的钢筋检验报告检验的是上诉人提供的钢材，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在案涉工程中使用的是上诉人的钢材。被上诉人大元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卷17、18、19页均是另案原告四环经营部所提交的，而在该一审、二审中大元建业均对其证据不予认可，对真实性没有认可。另案二审中判决大元建业承担责任的原因是大元建业虽对四环经营部的诉求予以反驳但是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判决大元建业承担责任，并不能证明本案中胡绍平等是大元建业的员工，本案中充分证据证明不是大元员工。再者，该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上诉人已经过了举证期限，是非法证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相关性。针对信访局工人工资表的意见为：文国生等不是大元建业的员工，大元建业确系涉案项目的总承包人，因该项目出现过相关工人讨要工资事件，政府相关部门协调过，大元建业所发放的工资的人员包含其他个分包商以及劳务人员等，但不能证明文国生就是大元建业的员工，这种现象在建筑领域是很普遍的。至于李雪芹确系大元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其有权处理涉案项目所欠人员的工资。另外，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具有非法性，请法院予以排除。对真实性我方庭后核实。针对住建局监理方备案资料，对真实性庭后核实，认为不是新的证据具有非法性。对于关联性同上一个。关联性庭后核实。会议纪要中的文国生不是大元建业的施工人员，有可能是其他劳务队的人员或专业分包队的人员。针对住建局建设单位的证据，真实性庭后核实，对于证据的合法性是非法的不是新的证据。严润刚与本案的严运刚音字均不同，因此，上诉人不能证明本案的严运刚代表大元建业。针对住建局施工方的资料真实性庭后核实，认为是非法证据不是新证据，对于关联性大元建业作为项目的总承包方这些报送义务应当由大元建业承担。除了上述还有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等其他公司的公章，但是该检测报告与本案证明的买卖合同是两回事，不能证明送检的报告上有上诉人的章就证明与大元建业有买卖关系，这是逻辑不通的。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上诉人将钢材卖给了胡绍云，胡绍云等将钢材卖与大元建业，或许有可能上诉人的钢材与大元建业送检的钢材有所重叠。被上诉人大元集团庭后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的内容为：一、李雪芹是大元集团承办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其与胡绍云签订了关于案涉工程所需钢材的《钢材买卖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收款账户为严运刚的账户。1.李雪芹作为案涉项目负责人在该合同中签字完全系代表大元集团的职务行为，该合同在大元集团和胡绍云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系合法有效的。2.严运刚并非大元集团的工作人员，从其账户系上述合同的收款账户这一点可以看出其与大元集团的关系仅为大元集团购买的钢材的相对方的指定收款人，并无其他关系。3.从合同的相对性上看，胡绍云自认部分钢筋系从北京万鑫泰瑞贸易中心处购入，再供到大元集团承包的案涉工程的工地。也就是与大元集团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胡绍云，并非北京公司。4.从合同的履行上看，胡绍云2013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明确大元集团共支付24060364.13元，钢材款已全部结清，并不存在拖欠情形。二、北京公司是与严运刚之间签订的《钢材供需合同》，而不是与大元集团。1.该合同中加盖的大元集团项目章（椭圆形）并非真实，对此大元集团已经报案，沧州市公安局已决定加盖者涉嫌伪造印章罪。2.从大元集团提交的从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调取的没有加盖椭圆印章的合同文本看，与北京公司提交的文本内容一致，只是没有加盖椭圆形项目印章，可见北京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应为严运刚。综合以上两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北京公司只能向严运刚、胡绍云主张合同款，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非合同主体主张。三、案涉从永清县住建局调取的建设单位资料中，第3部分专用条款中第4部分是通讯联络，该部分中承包处注明的是大元集团，收件人处注明的是“严润刚”。1.严润刚仅是通讯联络收件人，并非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2.严润刚与严运刚并非同一人，名字也不一致。整个工程共签署了三份施工合同（含第一部分协议书、第三部分专用条款，其他二份收件人不是“严润刚”），该三份合同手写部分笔体均不一致，时过境迁，现已无法查清具体手写人是谁？四、贵院调取的“信访局材料”中，“文国生、邓锦洪”非我司工作人员，更不是项目部管理人员。信访局材料中工人工资表中出现该二人名字是在永清项目出现其他施工队拖欠农民工工资，各班组上访讨要工资，我司作为总承包单位，在政府强力督导下，为各班组（其它施工队）垫付工资，这种情况在施工企业经常出现，有时还出现包工头雇佣人员讨要工资的现象。针对本案，“文国生、邓锦洪”绝非我司工作人员，这一点从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卷宗的养老保险花名册中也能证明。至于“文国生、邓锦洪”是受何人雇佣，我司无从知晓。这些证明责任应属原告。五、大元集团对于案涉工程的承包方式为“大包”，即包工包料，相应的原材料由大元集团直接采购，土建工程中涉及的原材料主要为钢材和水泥，根据案涉工程的工程量完全可以估算出相应的钢筋使用量，结合钢筋的价格，相应的钢材款的价格是固定的。从大元集团已经支付的钢材款上看，相应的钢材量与案涉工程是对应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万鑫瑞泰提供的涉案《钢材供需合同》上的需方盖的是“河北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堡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部”印章，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项目部印章是被上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印章；上诉人提供的涉案《钢材供需合同》上需方的委托代表处是被上诉人严运刚签字，但上诉人万鑫瑞泰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严运刚在涉案工程中是大元公司的工作人员或经大元公司授权的工作人员；故上诉人提供的涉案《钢材供需合同》原审未认定是上诉人与大元公司签订并无不妥。被上诉人大元公司提供的与胡绍云订立的钢材供需合同、胡绍云给大元公司的借条、证明等证据，上诉人在一审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证明大元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不真实；虽在二审申请本院调取了相关证据，但调取的经过质证的相关证据尚不能充分证实严运刚是代表大元公司签订的涉案《钢材供需合同》；故原判被上诉人严运刚、胡绍云连带给付上诉人涉案货款2793884元，处理较妥。依据上诉人提供的《钢材供需合同》第十条的约定，涉案钢材总货款付清的日期约定的是2011年10月15日，如到期不能履行该约定，应增加每天每吨5元的费用（滞纳金）；计算滞纳金的起算时间应为自2011年10月16日始，故涉案滞纳金计算的基数应自2011年10月16日起根据具体付款的时间分期计算涉案货款本金付清为止。因双方约定每天每吨5元加收滞纳金过高，可适当调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相应滞纳金，处理较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民初191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变更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3民初191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被告胡绍云、严运刚负连带责任给付原告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货款279388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2年7月22日起以279.388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至本案货款本金付清为止）。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为：“被上诉人胡绍云、严运刚负连带责任给付上诉人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货款2793884元并支付滞纳金（滞纳金自2011年10月15日起根据具体付款时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3倍分期计算至货款本金清偿为止）。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审案件受理费30751元，由上诉人北京万鑫瑞泰贸易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广贞审判员  赵文甲审判员  王济长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潘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