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晋民申20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迎宾街1459号。   法定代表人：成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阳城县银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阳城县滨河东路。   法定代表人：赵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女，生于1962年10月12日，回族，阳城县人，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某，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男，生于1981年9月28日，汉族，现住阳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某，女，生于1982年3月30日，汉族，现住晋城市。   再审申请人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与被申请人阳城县银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王某、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晋05民终12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7月6日，建筑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建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银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卫某，王某、杨某出庭接受询问，现已审查终结。   建筑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三）相应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理由依据：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案由为借贷纠纷,事实上借贷关系发生在被申请人与原审被上诉人王某、杨某之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关系是基于2014年3月14日《账户监管协议》产生的合同关系。该监管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即申请人)承诺协议期间(2014年3月14日至2015年2月18日)将阳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所付工程款在上交甲方相关费用后,将余款不超过5日内支付至丙方(即被申请人)指定账户,否则甲方承担违约责任。该监管协议并未体现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任何的借贷关系,申请人仅是根据监管协议约定发生义务,而非偿还借款义务。原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具有连带偿还借款义务的错误之处在于：（一）阳城法院(2017)晋0522民初195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错误事实。1、判决书第4页“本院认定”部分“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司对被告王某的身份及借款用途均予以认可,且同意用所收到的工程款归还原告的借款”,没有任何证据。2、判决书第5页“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与原告签订账户监管协议,承诺将收到的工程款用于归还借款,应当与被告王某杨某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证据。3、判决书第6页“本院认为”部分,“且该公司(即申请人)与原告签订监管协议,约定在借款本息归还之前履行账户监管职责,该公司应当与被告王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同样是一审法院的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错误事实。判决书第10页“本院认为”部分,第9行“.....，可以说明账户监管协议是为了保障借款合同的履行,市建公司承诺用阳城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付给本公司的工程款,保障银联公司的借款债权安全”及倒数第4行“.....,，以工程承包方的身份控制工程的所有回款,用以偿还王某所欠银联公司的公司债务,是市建公司签订账户监管协议时的真实承诺”,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完全是二审法院的主观臆断,完全超越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账户监管协议》的约定。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义务是按照《账户监管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至于被申请人和王某之间的借款是否发生、是否偿还等与申请人都没有关系,申请人没有做过任何承诺用收到的工程款偿还王某的借款,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完全是主观推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审之所以判决申请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理由之一是王某是申请人承建的阳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对应的证据是2012年5月12日申请人给王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称“王某为我公司阳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本项目的所有事宜”,理由之二是2015年8月25日的200万的转账委托书。对于该证据,申请人当庭否认申请人从未出具过该授权委托书,阳城项目的负责人也不是王某。同时,王某当庭承认,该证据系其自己伪造,非申请人出具。而该证据却被晋城中院采纳,作为申请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理由之一，应当予以纠正。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晋城中院判决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1项的程序规定驳回上述,并未引用实体性法律规定;说明其认可阳城县法院一审法律适用,但阳城县法院一审对申请人判决时法律适用是错误的。(二)阳城县法院对申请人的判决内容是:“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在收到的阳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工程款内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适用的法律是合同法205条、206条、207条,担保法第18条, 《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第26条。上述条款,与申请人有关的是担保法第18条,即: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申请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有唯一体现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关系的证据是2014年3月14日签订的《账户监管协议》,该监管协议没有任何连带责任保证的约定。担保法第18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前提是当事人有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情况下,阳城法院直接认定连带责任,法律适用严重错误。在法律上,连带责任是一种加重责任,根据《民法总则》178条第3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及于本案,在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约定情况下认定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法律理由何在?(三)阳城县法院关于申请人的判决描述不明,超越了《账户监管协议》的约定,加重了申请人责任,损害了申请人利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法律关系自2014年3月14日签订《账户监管协议》才产生,而申请人与阳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工程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以前也收到过工程款。按照《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的支付义务应当是双方签订《账户监管协议》监管期间内的工程款,而不能述及至此前已经收取的工程款。阳城县法院判决笼统要求申请人在收到的工程款内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不符合《账户监管协议》的约定,变相损害了申请人利益。事实上自2014年3月14日至2015年2月18日账户监管协议期间内,申请人实际收到工程款9851万元,按照约定扣除相关费用后将97.5万元支付至被申请人账户。如果按照阳城县法院的判决,申请人此前收到的工程款也面临支付的风险。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 (三)、(六)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银联公司、王某、杨某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主要是建筑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三方签订的《账户监管协议》，建筑公司负责将工程款转入银联公司账户，虽然协议约定期限为2014年3月14日至2015年2月18日，但建筑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其同意用发包人所付工程款转付银联公司借款，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建筑公司与银联公司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另根据建筑公司给王某出具的授权委托，可以证明建筑公司将借款用于工程，建筑公司是实际用款人，其有义务偿还出借人借款，建筑公司不能仅以《账户监管协议》期间已过为由不偿还借款，而且该协议中约定“履行完后自动失效”，该字面含义应作出有利于债权人一方的解释，应理解为偿还完全部借款后自动失效。虽然建筑公司抗辩王某套印公章，授权委托书应为无效。 但王某在建筑公司与阳城县民政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承包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在《账户监管协议》中以乙方身份签字，而且事后民政局也的确依据上述文书支付了工程款，建筑公司现已公章系伪造为由否定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和诚实信用，而且建筑公司认为公章系伪造，但从未申请鉴定，仅以利害关系人王某自认不足以产生确认的法律效力，建筑公司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建筑公司作为实际用款人应承担偿还责任，其认为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判令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未加重其本应负担的责任，建筑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赵凯   审判员  韩红斌   审判员  李晓轩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佘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