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8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跃伟，男，196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乐，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荣，男，1963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捷，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跃伟、周建荣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民初5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跃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对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所涉的40万元款项性质认定错误，上诉人应享有其中的2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各自出资100万元，各占50%股份，按股份平等享有收益、共同承担风险及义务；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洪琳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是合伙协议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合伙协议签订前后，上诉人按约投资了100万元。2017年3月17日，洪琳将股份一次性转让给案外人谢以力后，谢以力按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奖励的方式支付给洪琳100万元。案外人洪琳同样根据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按出资比例支付给被上诉人40万元。上诉人认为，该40万元项目奖励款，都是以投资款200万元在转让股权500万元中的占股比例支付的，而该200万元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出资。上诉人作为隐名于被上诉人名下的投资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参股洪琳名下的合伙投资，而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样一直参与项目经营。上诉人理应和被上诉人同等享受该40万元投资收益。被上诉人独占该40万元项目奖励的行为，违反了合伙协议的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原判将该40万元款项认定为系对被上诉人参与经营的个人奖励，而非合伙投资收益是错误的。上诉人有权按照50%的比例得到其中的20万元。二、原判认定被上诉人为追回合伙的资金而向案外人林和平支付10万元佣金的事实错误，以此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该10万元也属错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调解合同，以及依据该合同支付给案外人林和平1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可。案涉的投资及投资转让从未委托第三方调解，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调解合同和收条是为了本案诉讼而虚假伪造的，存在着被上诉人根据自己的银行转账记录再行伪造相关材料的可能。案涉投资从一开始到投资转让，由于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有参与，根本就不存在委托他人调解的情况；同时，被上诉人向案外人转账的记录无法证明款项性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原判以被上诉人提交的该委托调解合同、银行转账记录和收条就认定该款项是为追回合伙的资金而向案外人支付的佣金，显属错误，以此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该10万元也当属错误。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有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周建荣辩称：一、案涉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伙投资关系。因此，双方当事人所能参与分配的款项，应当仅限于投资所得收益。而对方当事人上诉所涉的40万元款项，是洪琳、案外人以及我方三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给予我方个人的奖励款，该奖励款并非是属于双方投资收益。故，对方当事人根本无权要求对该款项进行分割。二、在本案中，我方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我方为了合伙利益，而向案外人支付了10万元的佣金。该事实有我方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委托调解合同、收条等证据可以证实。虽然对方当事人主张前述证据系伪造的，但其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方当事人的该主张根本不能成立。鉴于前述佣金是为合伙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在合伙收益进行分配前显然要优先扣除，故原判对该款项的认定不仅于情有理，于法也有据。综上，对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上诉人周建荣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赞同原判对于案涉40万元奖励款及上诉人垫付10万元委托费用的相关事实认定。但上诉人认为，原判对被上诉人的投资总额认定错误，致使投资收益分配不当，进而作出了错误判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25日汇付给上诉人的10万元不应当认定为系支付给上诉人的投资款。其理由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合同类纠纷中，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对于该义务的履行需承担举证责任。反观本案，被上诉人按约需支付100万元投资款，故其应承担该100万元投资款已足额支付的举证义务。但在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于2013年10月25日汇付给上诉人的10万元款项系投资款。首先，被上诉人主张已付10万元投资款的证据，仅为一份银行汇款凭证，而从该汇款凭证的内容来看，仅能反映在当天被上诉人确有一笔10万元的款项汇付给上诉人，而无法反映该款项的具体性质。其次，该款项发生于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之前，在协议尚未达成时，被上诉人就已支付了相应的款项，显然有违一般的交易常理。更何况，上诉人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已进行了合理的说明，指出该款项是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案外人梁某代转的工程款，在一审时上诉人也申请了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由此可见，该10万元款项的性质存疑，仅凭现有证据显然达不到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上诉人尚未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义务，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据现有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支付了90万元的投资款，在200万元投资总额中仅占有45%的比例。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被上诉人对于350万元合伙投资收益，其享有的收益应为157.5万元。而上诉人实际已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投资收益为160万元，故上诉人无需再另行向被上诉人支付投资收益。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跃伟辩称：对方当事人认为案涉2013年12月25日的10万元款项，不应认定为投资款理由不能成立。（一）对方当事人认为该10万元不能认定为投资款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款项仅有汇款凭证，而没有其他的依据；另一个是对方当事人认为该款项是由其代转的、支付给案外人的工程款。对此，我方需要说明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伙投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方在2013年12月25日投入10万元款项后，到同年12月底签订合伙协议，再到2014年6月20日支付90万元，两笔款项相加正好是100万元，该数额与合伙协议约定的数额是相吻合的。（二）在民间合伙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先投资再签订协议的情况，而不是对方所说的这种行为有违一般的交易常理。（三）对方说因为案涉项目是从案外人梁某处转过来的，所以该10万元款项是转给梁某的，我方认为该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前，我方有些银行卡已注销掉了，并没有查出该10万元款项，只能向法院提交了90万元的付款凭证。由于对方称没收到另外10万元款项，我方是后来通过法院调查取证才取得前述10万元付款凭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又改口称10万元是付给案外人的。但是对于梁某到底是谁，我方是都不知道的。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仅凭案外人梁某的证言，就是一个孤证，并不能形成民事诉讼的证明体系。更何况，按照合同的约定，到2014年6月案涉项目是需要进行土地的招拍挂，并交付全部款项的。所以，我方的付款进度与双方协议约定的内容是相符的。综上，对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审原告刘跃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含奖金）4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4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6月19日利息33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账户里支付了100000元。2013年12月31日，原、被告双方就共同出资并以被告名义参股案外人洪琳名下，从事丽水市古堰画乡文化产业园区开发事宜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1、被告出资人民币100万，原告出资人民币100万，合计出资人民币200万投入洪琳名下；2、原、被告双方各占50%股份，按股份平等享受权益、共同承担风险及义务；3、被告与洪琳签订的《股份投资协议》是本《合伙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原、被告双方必须共同遵守；4、相关情形套用《股份投资协议》条款执行。同日，被告周建荣与洪琳签订了《股份投资协议》，约定：1、洪琳出资人民币800万元，被告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合计投入丽水市古堰画乡文化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占公司50%的股份。2、被告实际投资的200万元占公司10%的股份（占洪琳名下的股份20%）由洪琳代为持有，登记在洪琳名下；3、合同签订之日被告周建荣支付200000元，公司缴纳土地出让保证金时投资1000000元，摘牌成功受让政府土地时投入800000元；4、被告对其出资的股份比例享受分红、扩股、实物分配或其他权利分配。合同签订之后，2014年6月20日，原告向被告的账户里支付了900000元。 2017年3月7日，洪琳作为甲方，谢以力作为乙方，被告作为丙方，原告作为见证人，就甲方洪琳将持有的公司股份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事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明确了甲乙双方均为丽水市艺境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甲方洪琳占公司25%股份，计股本金人民币500万元整（含丙方周建荣挂靠的10%投资款计人民币200万整）；甲方洪琳将持有的全部股份作价人民币900万元整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乙方在办理工商过户登记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转让款（其中360万元转让款由乙方直接汇给丙方周建荣，余款汇给甲方洪琳）。同日，上述各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1、在工商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后，乙方另外支付给甲方人民币100万元整，作为给甲方洪琳在项目前期工作中的奖励。2、乙方将奖励款汇入原告账户保管。3、经甲乙双方确认工商办理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后，原告凭甲乙双方短信通知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奖励款的支付。其中，甲方同意将40万元支付给被告，余款60万元支付给甲方。上述协议签订之后，乙方谢以力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支付了360万元给被告，原告也收到了谢以立支付的100万元，并分别支付给被告40万元、洪琳60万元。嗣后，被告先后共计支付原告160万元。 另查明，在上述涉案的古堰画乡文化产业园项目中，被告周建荣作为洪琳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活动。被告周建荣为了收回投资款，与案外人林和平签订了《委托调解合同》，并于2016年7月21日和2017年2月8日共计支付给林和平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伙关系依法成立并受法律保护，各方都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实际出资额的争议；二、补充协议所涉被告收取的40万元奖励款的性质争议；三、合伙关系期间共同支出的争议；四、个人所得税缴纳支出的争议。针对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双方对2014年6月20日支付的90万元均无争议。对原告2013年12月25日支付给被告的10万元，原告认为该笔款项系用于合伙的首笔出资，被告辩称该10万元系原告向案外人梁某支付的转让工程的报酬，并通过被告转交给梁某，并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该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被告单凭证人证言无法证实其所陈述的事实，故对证人梁某的证言，不予采信。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有其他的业务往来，嗣后，被告也未提交任何向原告要求补缴出资或者就出资比例重新约定的证据，且该10万元款项交付在合伙协议签订前几天，故认定原告2013年12月25日支付的10万元为合伙出资，原告实际的出资为人民币100万元。针对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补充协议所涉的40万元也系合伙所得，被告辩称该40万元系其在参与管理项目过程中为公司节省了400多万元，而谢以力给予的奖励。该院认为，《补充合同》载明“乙方另外支付给甲方人民币100万元整，作为给甲方洪琳在项目前期工作中的奖励”，可以认定该笔款项系针对前期的工作而设立，且被告在项目运营中作为洪琳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实际的经营活动，故应当认定为对被告以及洪琳个人的奖励，而非原、被告投入股金的收益，即不属于原、被告之间的合伙收益。针对争议焦点三，被告辩称为了追回合伙的资金，委托了第三人进行调解，先后支付了佣金10万元人民币，并提交了被告与案外人林和平签订的《委托调解合同》、银行转账凭证、收条，原告对该情况不予认可，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为了收回投资进行了对外委托，转账记录和收条能够证实其对外支付了10万元费用的事实，故该10万元应当在股份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剩余部分再由双方进行分配。针对争议焦点四，被告辩称个税应当在收益中扣除，但是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对该辩称不予支持。综上，该院认为，原、被告的股份转让款共计360万元，优先扣除佣金支出10万元，剩余350万元由原、被告各半所有，即每人175万元，被告已经支付原告160万元，经扣减尚需支付15万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含奖金）40万元的诉请，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从2017年4月19日起的利息，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并未约定何时进行结算，原告也未提交双方进行过结算的证据，故从起诉之日起的利息，予以支持，之前的利息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周建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跃伟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跃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804元，由原告刘跃伟负担4304元，由被告周建荣负担3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周建荣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周建荣与梁某、周建荣与刘跃伟谈话录音各一份，待证：2013年10月15日，周建荣与梁某就介绍他人参加案涉投资进行交流；2018年10月22日，周建荣与刘跃伟也就支付投资介绍费事宜进行过交谈，在谈话中刘跃伟明确表示同意支付介绍费。两组证据与一审中梁某的证人证言及案涉2013年12月25日10万元款项的支付时间，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前述10万元款项是刘跃伟为获得投资资格而支付的相关费用，并非是投资款。上诉人刘跃伟质证认为，一、周建荣与刘跃伟的录音内容不清晰，无法确定对话人员身份。从该录音的书面整理材料内容来看，该录音是在双方产生纠纷后形成，且刘跃伟关于介绍费的陈述是转述其与妻子商量的内容，该协商处理纠纷过程中所作的一些陈述，依法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自认；同时，该陈述中涉及的介绍费不可能是案涉的10万元款项，因为如果该介绍费指的就是案涉10万元款项的话，在款项数额已确定的情况下，不可能在事后的录音中再出现“这个介绍费要给多少你也要给点意见”的说法了。相反，从款项数额以及双方当事人数年来并无争议的情况来看，可以证实该10万元款项是属于投资款的。二、周建荣与梁某的谈话录音，同样也无法确定录音当中谈话人员的身份，而且依据录音载体所显示的内容，两人谈话录音的时间是2013年10月15日，之后就是2017年的录音了，该2013年的录音是否做过技术处理无法确定；从谈话录音的书面整理材料内容来看，录音中提到的项目不能确定就是本案的项目，而且本案项目的上手为洪琳，投资份额是从其手里取得的，我方也与洪琳进行过联系，洪琳是不认识梁某的；另外，梁某在一审中作证称是转让工程的报酬，而本案是项目投资，况且如果是梁某转给刘跃伟，相应的款项也应由刘跃伟支付给梁某，更不会出现在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后的录音中刘跃伟仍不知道介绍费是多少的情况。因此，两份录音资料均不能待证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应采信。本院认为，前述录音资料中并未出现案涉争议的2013年12月25日10万元款项即为当事人谈话所指的“介绍费”的明确内容，且对于上诉人周建荣所主张的10万元“介绍费”的交付情况这一关键事实，上诉人周建荣在本院组织质证时所作的“梁某与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所以要求刘跃伟将本应支付给梁某的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周建荣，用于抵冲梁某与周建荣的债务”之陈述，明显与梁某在一审作证时所称的“2013年12月份，在周建荣办公室现金（给我）”的证言相悖，故前述证据尚不足以待证上诉人周建荣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2013年12月25日刘跃伟汇付给周建荣的1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虽然前述款项，其发生时间早于双方当事人正式缔结合伙关系的时间，但双方当事人从2013年下半年起即已就合伙事宜进行磋商。在此情形下，刘跃伟主张该款项系属合伙投资款，有其合理性；同时，在本案诉讼中，周建荣抗辩该款项是其转交给案外人梁某的退出项目补偿款，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判认定前述10万元款项为刘跃伟的合伙投资款，有其依据，可予确认。关于案涉40万元奖励款是否属于合伙收益的问题。经查，该40万元款项来源于案涉项目股份转让的受让方另外支付给甲方洪琳的项目前期工作奖励款，而非股份转让对价款，故原判综合周建荣在项目运营中作为洪琳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实际的经营活动等因素，认定该40万元款项是股份受让人对洪琳及周建荣的个人奖励，也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周建荣支付给案外人林和平的1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合伙体共同支出的问题。从周建荣所提供的案涉委托调解合同内容来看，委托调解佣金应以实际收回的投资金额作为计付基础，而在本案中，作为体现合伙体收回投资款成果的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未涉及该案外人实施调解的内容，且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无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前述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通过该案外人努力所促成，故在现有证据下，周建荣主张其支付给案外人林和平的10万元款项应认定为合伙体共同支出，尚属依据不足，不应支持。因此，经扣减后，周建荣尚需支付给刘跃伟的股权转让款为20万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跃伟的上诉请求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周建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民初5973号民事判决； 二、周建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跃伟股权转让款2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8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三、驳回刘跃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804元，由上诉人刘跃伟负担4304元，上诉人周建荣负担3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上诉人刘跃伟负担7804元，上诉人周建荣负担32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代书记员 邹剑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