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辽行终55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相振河，男，196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浑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鹤鹏，辽宁园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76号。法定代表人：刘志寰，该区人民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广涛，该区人民政府更新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从国，辽宁申弘律师事务所律师。相振河因诉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和平区政府）确认强占土地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初33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6月1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相振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鹤鹏，和平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广涛、张从国参加了询问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相振河一审起诉称：2003年相振河依法有偿流转承包了东陵区浑河站朝鲜族乡后竞赛村村民郑万财、刘风芳4亩耕地，并建造了猪舍和房屋等设施经营养殖业。2015年3月有人自称是拆迁办和评估公司的人员将我家的土地及建筑物进行了测量并要求我签字予以确认，2015年4月11日在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将我家地内的所有建筑物全部强行铲除，后经询问找到瑞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发现强拆和测量我家地上物的部分人员在此公司征收办公室工作，被告知我家的土地已被征收，地上物补偿问题由崔组长具体负责，其指定一名工作人员对我家的地上物进行测算补偿。2015年9月8日我到我承包被强拆的地里时看见了沈阳市和平区足球体育公园开工仪式和浑河左岸长大铁路桥至浑河闸段堤防工程已开工建设（大坝路），2015年9月25日我到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和平分局耕保科查询关于足球体育公园和大坝路项目用地是否有经国务院或者政府批准的《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的批复文件》，和平分局耕保科的工作人员说，大坝路项目我知道现在还没有组卷上报，沈阳市和平区公园项目我没有听说过，不知道。相振河认为和平区政府违法强行征用相振河使用的土地，强行拆除相振河的建筑物及生产设施是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和平区政府严重侵害了相振河的合法权益，为维持相振河的合法利益，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和平区政府强占土地行为违法，返还强占的土地或予以赔偿，诉讼费由和平区政府承担。一审裁定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相振河通过有偿流转的方式取得了后竞赛村4亩土地(相振河本人非该村集体组织成员)，并建造猪舍和房屋等设施经营养殖业。2013年，和平区政府下达了沈和拆公字[2013]5征收公告。2015年1月1日，和平区政府下发了沈和长拆延公字[2015]8号延长征收期限公告。相振河土地位于征收范围内。2015年4月11日，相振河在涉案地块上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被拆除。另查明，2016年5月24日，相振河与沈阳满融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就涉案土地及地上物签订农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土地及地上物共计补偿1324168元。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5月24日，相振河与沈阳满融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农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的补偿范围已经涵盖了涉案地块土地部分的补偿，故相振河无权再次针对土地赔偿问题提起诉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相振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回相振河。相振河的上诉请求是：1.依法撤销一审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和平区政府强占相振河的土地且强拆地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违法，归还相振河土地或者予以赔偿；2.诉讼费由和平区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行政裁定书遗漏诉讼请求，未对相振河的确认强拆、强占行为违法和归还土地或者赔偿的诉请予以查清及说明，严重侵害了相振河的诉讼权利。本案系发回重审的案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行终1070号行政裁定书中明确提出“查清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对于和平区政府强占土地的行为是否合法未予以认定。在（2015）沈中行初第502号行政案件审理中，和平区政府称其拆除相振河地上物的行为是对违建的拆除，系合法行政行为；在本案一审中却称是依据辽宁省水利厅的辽河水务2016第76号文件和三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实施的征地拆迁，拆除相振河的地上物是合法拆除，前后答辩意见不一致，且未向法庭提交合法征收手续。一审中和平区政府向法庭提供的《拆迁补偿协议》与相振河提供协议的手写部分明显不一致，严重损害相振河的权利。和平区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询问过程中称：补偿协议中的金额已经包含了土地补偿费，且相振河已经领取了协议中的全部款项。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双方于本案二审期间分别提交了《农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以下简称《协议》），补偿金额均为1324168元。但相振河提供的《协议》签订日期是2016年5月24日，协议中仅载明“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1324168”，并无补偿明细。和平区政府提供的《协议》签订日期是2016年6月12日，该协议第三条列明了补偿的各项费用明细以及总金额，具体内容为：第三条拆迁补偿金额甲方补偿乙方各项费用和金额如下：1.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1324168元；依据政策：（4×666.67-75）÷666.67×18万=699750元；经营损失：（4×666.67-75）÷666.67×2万×3年=233250元；征收补助：4×5万=200000元。2.地上附属物残值补贴金额：依据评估报告：辽科房估征字[2016]第217号，补偿：191168元。金额总计（大写）：壹佰叁拾贰万肆仟壹佰陆拾捌圆整。相振河对于和平区政府提供的《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提出2016年5月24日协议签订后，和平区政府于2016年6月12日又找到相振河，提出需要再签订一份协议用于请款，因此又签订了2016年6月12日的协议，具体内容他没看，这份协议是和平区政府请款用的，与补偿没有关系。和平区政府对于相振河提供的2016年5月24日《协议》予以认可，称两份协议的内容并不矛盾，后一个协议是对前一个协议的细化，补偿协议可以证明土地补偿款已经给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相振河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法院应否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能够作为原告起诉的当事人，必须要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对于相振河的补偿，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两份补偿协议，两份补偿协议的金额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份补偿协议没有明细，而第二份补偿协议对补偿项目进行了明确。根据第二份补偿协议，相振河已经得到了土地补偿、经营损失、征收补助和地上附属物补偿。虽然相振河对第二份协议的签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第二份协议确系其本人签字，且该协议与第一份协议并不矛盾，因此可以认定该协议的效力和证明力。鉴于相振河并非后竞赛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已经签订了补偿协议并得到了土地补偿，对于案涉土地丧失了财产权利，即与和平区政府的征收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一审裁定认定本案相振河没有原告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相振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康宪雷审判员  徐桂伶审判员  武 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吴亚宁书记员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