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民终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管晓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武，系管晓莉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鹏，甘肃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余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心，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强，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甘肃华大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新墩镇花儿村。法定代表人：雷朝辉，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管晓莉因与被上诉人余挺、原审第三人甘肃华大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7民初1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管晓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武、杨万鹏，被上诉人余挺委托诉讼代理张宝心、田建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华大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晓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余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张掖市甘霖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霖公司）对华大公司享有债权事实不清。余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甘霖公司与华大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余挺与华大公司、甘霖公司关系特殊，一审法院对上述问题未认真审查，仅依据一份甘霖公司出具的证明就认定华大公司与甘霖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显然不妥；2.一审法院认定余挺以甘霖公司对华大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对价支付了购房款，证据认定违法。甘霖公司出具的对华大公司享有债权的证明仅仅是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将未经质证的顶账水泥明细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有违法律规定。余挺是甘霖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出具证明的当事人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该证明不得单独作为证据适用；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而应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综上，余挺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余挺辩称，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甘霖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且余挺在一审时提供的由甘霖公司出具的《说明》及《顶账水泥明细表》足以证明抵账事实的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交纳房款的发票、物业费等缴费收据、物业管理协议等均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由余挺实际居住；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管晓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余挺与甘霖公司、华大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亦不能因为存在利害关系便推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作出判决正确，故应驳回管晓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华大公司未出庭答辩。余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立即停止对一审法院(2018)甘07执9号之四裁定书中所列甘州区华大丰泽园A区12号住宅楼一单元1001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2.要求管晓莉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0日，余挺与华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余挺购买华大公司丰泽园A区12号住宅楼一单元1001室房屋，房屋总价款456390元。签订合同之前，因余挺投资设立的甘霖公司对华大公司享有债权，华大公司将部分债务抵充购房款，向余挺出具收款收据一张，收款事由是A区12#-1-1001室房款。5月21日，余挺与张掖市华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管理协议》，并作为业主签署了《消防安全责任书》。余挺还交纳了维修基金、天然气安装费、地下室、地下车库费用，以及采暖费、水电费、2012-2016年物业费和2014年数字电视费，办理了天然气充值卡，在此期间亦占有、使用该房屋。因该房屋所在小区办理产权登记资料不全等问题，至2018年5月方才办理了初始登记，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查封了初始登记在华大公司名下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房产。一审法院查明，管晓莉与华大公司、雷朝辉、梁晓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7)甘07民初4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确定：“一、被告张掖市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欠原告管晓莉借款590万元，于2017年12月2O日之前向原告管晓莉支付190万元，2018年6月30日之前支付400万元，上述借款自2017年8月1日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利随本清；二、被告雷朝辉、梁晓琴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大公司在调解书确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义务，管晓莉申请执行。2018年8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甘07执9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对华大公司名下商铺37间，商品房40套进行查封。8月18日华大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甘07执异30号执行裁定，驳回华大公司的执行异议。余挺于2019年1月8日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9)甘07执异1号执行裁定，驳回余挺的异议请求，余挺不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余挺与华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余挺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根据余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甘霖公司的说明、房款收据等证据，应当认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管晓莉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优先权，在尚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余挺与华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关于余挺是否对该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的问题。华大公司与余挺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以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交付房屋，余挺以甘霖公司对华大公司享有的债权作为对价支付了购房款，虽然余挺没有直接支付购房款，但法律并不禁止第三人代为履行，因甘霖公司的股东是余挺、何静，故余挺如何向公司支付对价，属于公司与股东内部关系，华大公司虽未实际收到涉案房屋价款，但房屋价款冲减了债务，对该公司及第三人的权益没有损害，故应当认为余挺为涉案房屋支付了对价。因涉案房屋在办理初始登记后即被法院查封，至今没有登记到余挺名下，并非余挺的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甘07执9号之四执行裁定，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房屋、商铺进行查封。查封前，余挺已支付了涉案房屋的对价，并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该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并非余挺自身原因，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不得对该房屋查封、扣押、冻结。管晓莉对华大公司享有的系普通债权，其要求执行涉案房屋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该房屋不得作为华大房地产公司的财产予以强制执行。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不得执行余挺主张权利丰泽园房屋；案件受理费8181元，由管晓莉负担。本院二审审理中，管晓莉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余挺在执行听证阶段出具的甘霖公司抵账明细表，以证明余挺在执行听证阶段和一审庭审时提交的明细表不一致。余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以证明前进矿业公司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为余挺的妻子何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挺质证认为，该份明细表只能说明甘霖公司对外有用水泥抵账的事实，而且与华宇建筑公司是发生在2014年的，余挺与华大公司是2012年发生的。管晓莉质证认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从工商档案登记的内容中反映，前进矿业公司在2009年设立时是由王英和王翼鹏设立，至今其二人也是该公司股东，未反映何静是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何静为前进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管晓莉向本院提交的甘霖公司抵账明细表确与一审中余挺提交的抵账水泥明细表不一致，且其内容为2014年3月26日甘肃华宇建筑公司与甘霖公司抵账明细，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能证明余挺与华大公司存在抵账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余挺向法庭提交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复印件，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关于“因余挺投资设立的甘霖公司对华大公司享有债权，华大公司将部分债务抵充购房款”的事实无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挺就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经审查，余挺在一、二审庭审中始终承认其与华大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屋，是为了以房抵债实现债权。首先，余挺提交甘霖公司给张掖市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说明及甘肃金张掖建筑材料有限公司2012年度顶账水泥明细表，欲证明用水泥款抵顶购房款的事实。庭审中余挺认可甘霖公司是余挺与其妻子何静的公司，二人是股东，故由与余挺有利益关系的甘霖公司出具证明证实用水泥款抵顶购房款的事实属于自证证据；其次，余挺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也是甘霖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的债务往来的证据材料，不是其个人对华大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故用公司债权作为个人购房款的支付对价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余挺所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为购买涉案房屋之目的而签订，而是为了消灭所谓的债务，涉案房屋的交付仅系以物抵债的具体履行方式，故即使存在以物抵债的事实，余挺也只是华大公司的普通的金钱之债的债权人，不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无过错的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因其未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权利，故不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管晓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7民初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挺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181元，均由被上诉人余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 莉审判员 赵学平审判员 李元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