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54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好合苑（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圳头南街6号401室。法定代表人：杨琦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真，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房世界之窗南京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12号6号楼301室。法定代表人：赵运，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四方城1号。法定代表人：颜莉，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雪芹，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好合苑（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合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房世界之窗南京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界之窗公司）、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山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好合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一、在事实认定部分，一审法院隐匿了对上诉人有利的关键信息。在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在上诉人提供了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援引能够证明上诉人观点的聊天记录，例如2018年2月6日，杨琦兰通过微信发送给赵运：“求你们放过我吧，只要你们快点让我离开中房云山海。”赵运回答是：“这个很简单的事，没那么复杂，把四枚章寄给我吧，我签收后把收条寄回去给你。来去自由，进退自便，凭心做事，展望未来”等。该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赵运作为世界之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世界之窗公司以完成退股，并肯定了股权自由转让的原则。一审法院援引聊天记录断章取义。一审法院援引2月6日杨琦兰与王俊强的聊天记录“先将用印交回，将两份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盖章寄回，我们会安排提供财务报表，完成股权退出手续……”中省略的内容恰恰是杨琦兰对于王俊强所说内容的质疑。在聊天记录中，王俊强说完该段话，杨琦兰首先打了个问号，然后又明确表示：“好合苑，没有在云山海公司未来的增资扩股中担任股东，好合苑只要退股离开，结算权利义务就好。”故杨琦兰并没有同意王俊强所说的增资扩股，而是一再要求王俊强配合协调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是希望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后续公司任何的增资扩股行为与上诉人无关，而且王俊强当时的身份是中房生建控股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房集团）的副总裁，而非世界之窗公司的，故其所说的并不能影响案件中关于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多处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股权。该条肯定了公司内部股东之间是可以自由转让股权的。上诉人与世界之窗公司都是云山海公司的股东，内部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无需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也没有优先购买权。而一审判决却认为其他方均未明确表示同意盖章，并认为在财务上有争议。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世界之窗公司，只要世界之窗公司同意受让即可，并不需要经过云山海公司及其他主体的同意，其他方签字盖章只是增强一个形式上的完整性。上诉人通过各种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股东决议书协助代办确认”以及赵运的聊天记录等都能明确证明赵运代表世界之窗公司同意受让该股权。赵运是以默示的方式表示同意的，因为赵运认为世界之窗公司受让股权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才签署了“代办确认”，如果世界之窗公司不同意，赵运就不会在“代办确认”上签字，也不会去办理相关手续。而且赵运在聊天记录中也表示“年前来不及了，等办好手续后寄给你”，该手续是指股权转让中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变更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并不是纯粹用印手续。光盖一个世界之窗公司的公章不需要多少时间，只有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需要等待期。故赵运所说的“办好手续”，就是世界之窗公司履行股份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此可表示彼此股份转让合意已达成，合同已成立，而非此合同是否成立或生效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多次向一审法院强调本案法律适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以及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和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另一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股权转让并非单一采用书面形式，是可以各种方式进行，故上诉人已经通过了大量证据证明与世界之窗公司的股权转让已达成合意，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三、本案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已过了有效期，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仍将案件移交给了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玄武法院），违背了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在一审中选择去鼓楼法院立案，在答辩期满后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材料，直至按照鼓楼法院传票上的开庭时间开庭时才被告知世界之窗公司申请了管辖权异议。世界之窗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已经过了法定期限，鼓楼法院接受该管辖权异议，将案件移送至玄武法院，故一审审判程序违法。玄武法院不应受理此案，上诉人不希望拖延争议的解决故对管辖权异议裁定未提出上诉，但是本案程序违法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四、赵运作为世界之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上面要求加盖云山海公司公章，而非要求加盖世界之窗公司公章。赵运作为法定代表人，世界之窗公司是明确同意股权转让的，股权在股东内部之间是可以自由转让的，所以两个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已经达成了合意。本案争议焦点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和生效问题，而是对方没有办理好合苑公司的退股手续。世界之窗公司辩称，一、世界之窗公司与上诉人好合苑公司未曾就案涉股权达成转让的合意。好合苑公司举证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均仅有好合苑公司一方盖章，依法并未成立。世界之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运与好合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琦兰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均为好合苑公司一直要求世界之窗公司以及其他方盖章，并未有世界之窗公司明确表示同意盖章的意思表示。而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就案涉股权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在股权转让均未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何谈办理退股手续。二、上诉人所述的事实和理由均为其妄加揣测、断章取义的错误理解，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提到的2018年2月6日杨琦兰与赵运的微信聊天记录，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杨琦兰辞去了云山海公司执行长的职务，赵运要求其将四枚公司章交还时的聊天记录，与股权转让并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该事实与上诉人一审举证的交接证明亦能吻合。杨琦兰和王俊强的聊天记录，杨琦兰明确提到好合苑公司只要退股离开，结算权利义务就好。上诉人陈述恰恰能证明上诉人也自认退股必须是在财务结算完毕后，亦印证了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双方之间存在财务上的争议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及的与赵运的聊天记录“年前来不及，等办好手续后寄给你”，赵运的上述陈述恰恰证明双方之间并未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如果双方对股权转让事宜谈好，盖章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不存在来不及。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双方之间提及股权转让事宜，并没有世界之窗公司明确同意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且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股权转让事宜均未提及到股东的出资和财务问题，因此，上述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已达成了合意。三、世界之窗公司至今未同意受让上诉人10%股权的原因，首先是上诉人在云山海公司10%的股权，出资方式是货币，出资金额是100万元，但是其实际至今没有出资到位。在上诉人出资款没有实际到位的情况下，世界之窗公司受让好合苑公司的股权不仅会侵害到云山海公司的合法权益，也会使世界之窗公司面临着因好合苑公司未实际出资的连带法律责任。其次，好合苑公司、云山海公司以及世界之窗公司之间还存在一些财务问题，且至今均没有处理完毕，因此在上述两项问题未解决情况下，世界之窗公司是不可能和好合苑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云山海公司辩称，一、本案即使按照上诉人好合苑公司的主张，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亦是上诉人和世界之窗公司，而非云山海公司，故上诉人诉请云山海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好合苑公司作为云山海公司的股东，至今没有实际出资，现因云山海公司的项目出现亏损，上诉人不想承担股东的出资义务，才想变更股权，这不仅影响云山海公司的其他股东权益，也会影响云山海公司其他债权人的权益。三、上诉人好合苑公司和世界之窗公司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云山海公司亦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确认，具体理由同世界之窗公司的答辩意见。综上，上诉人好合苑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合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世界之窗公司、云山海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即云山海公司将好合苑公司持有的云山海公司100万元股权变更登记至世界之窗公司名下，并办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修订、变更手续，世界之窗公司予以协助；2.判令诉讼费由世界之窗公司、云山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云山海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5日。2018年1月10日，好合苑公司提议于当月15日召开云山海公司的股东会。2018年1月15日，上海中房云山海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股东上海云山海实业有限公司受让好合苑公司持有的上海中房云山海文化管理有限公司10%的股权。2018年1月19日，云山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股东中房集团将持有的公司550万股权转让给世界之窗公司，同意新股东世界之窗公司参股云山海公司，变更后的持股情况为好合苑公司持有10%，上海云山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35%，世界之窗公司持有55%。同日，中房集团与世界之窗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月21日，赵运通过微信向杨琦兰发送召开董事会通知，内容如下：“杨琦兰女士：兹定于2018年2月1日中午12点30分在南京四方城1号南京十朝文化园楼办公室召开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研究公司发展决策事宜，届时请您准时出席参加。谢谢！”。杨琦兰当日回复收到。2018年2月4日，杨琦兰通过微信群向王俊强称“这个财务资料健全齐备，才是真正的这个项目的主体工作，不论是对于员工，供应商及股东，我关心中山文创未来是良性发展，绝不容许您又扣我一顶破坏的帽子。没有财务资料，如何可以说服新股东投资？很单纯的事情，我们需要2017年度财务报表，这是公司的基础，也是权利义务的计算依据”，王俊强回复“请法务和我沟通一下，先解决眼前问题”。2018年2月1日，杨琦兰乘机从广州飞往南京，并在当日的微信中告知赵运“会延迟到达会议”，赵运回复“等你”。2018年2月6日，杨琦兰通过微信群向陈志庆称“我们股东会议决议，是我退出股东，依据财务资料做权利义务结算。然后你继续跟他们中房合作股东，至于增资扩股事务与好合苑无关，对吧”，2月9日又问“今天你有带公章在身上吗？我今天已经用印退股协议书，还需要你股东决议用印”，陈志庆回复“执行长，我今天没有上中山文创，公章也在上海！我立马回上海了！本周接连出差4天，需要配合我交代茆茆处理！谢谢”。2018年2月6日，杨琦兰通过微信向“南京中房集团王俊强总经理”称“如电话所说，一，好合苑退出股分资料，股权转移需盖章，需依据财务报表提供结算。二，印章交接证明……”,“南京中房集团王俊强总经理”回复“……请先将用印交回，将两份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盖章寄回，我们会安排提供财务报表，完成股权退出手续……”。2018年2月7日，“中房胡婷婷”通过微信向杨琦兰发送“股东会决议”，并询问“您当时董事职位是不是也要推掉？”，杨琦兰答复“是，都已经在会议上决议”，“中房胡婷婷”称“那我股东会决议在加一条免去您的董事职务哦”，杨琦兰回复称“可以。我不要跟那边有任何关系喔！谢谢”。之后，当日15时许，“中房胡婷婷”将“股东会决议”发送给杨琦兰，并称“已经确定好名字，这两天上海的陈回来南京。还请尽快寄出，这样就能有三个章了”，杨琦兰回复“好，列印出来各两份”，“中房胡婷婷”回复“好。转让协议最好是格式合同”，杨琦兰称“请赶紧帮我们退股处理。我已经委托律师进行权利义务的详细分析”，“中房胡婷婷”问“退股是不是做个股权转让。转让给世界之窗？还是怎么操作，之前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想咨询您”，杨琦兰回复“希望可以快速脱离，我们受不了这里了。好多好多我们不知道的坑。他们有交代你处理我们事情吗？”，“中房胡婷婷”回复“交代我做材料给您”、“盖章”，杨琦兰回复“是的，就是将上次的陈总那个版本，股权转让，做一份给我”、“让他们大家先用印，再寄给我用印”，“中房胡婷婷”回复“好”。2018年2月8号，杨琦兰通过微信向“中房胡婷婷”称“明天上午十点赵总会到中山文创签名，股权转让书”、“已经在我同事手上，资料都在”、“可是，云山海会用印签名吗？如果没有，我们会要拿走签名的，再交给陈总签名”，“中房胡婷婷”问“是你们自己做的股权转让书嘛？”、“还是我发给您的”，杨琦兰回复“是你给我的”，中房胡婷婷”回复“我的不用签字的”、“就盖章就行啦”。2018年2月9日，云山海公司出具的“交接证明”载明：“兹有好合苑杨琦兰女士于2017年9月16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在公司兼任中山文创现场运营执行长职务……经2018年2月1日股东会决议，杨女士正式办理交接等相关手续，给予新任董事长暨法人颜莉，此后本公司一切相关执行事务，均与本人及好合苑股东无关……。”2018年2月13日，杨琦兰通过微信向“中房胡婷婷”问“今天有机会拿到股权转让盖章资料吗……”,“中房胡婷婷”回复“杨总，目前赵总还没来公司哦”，杨琦兰还问“赵总不愿意盖章吗”。2018年2月13日，杨琦兰通过微信向赵运称“请问，我们同事刚说没法拿到股权转让资料用印版本，他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让我跟您问下……”，赵运回复“年前来不及了，等手续办好后寄给你。还有营业款在你手上没交回财务，望抓紧”。2018年3月6日，好合苑公司委托黄建勋到中山陵派出所报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的处警经过及结果如下：“……接警后经过工作了解到：中山文创1929整体项目所在地由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山陵管理局旅游发展总公司承租后运营。好合苑系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之一。杨琦兰系好合苑（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品牌执行长并任中山文创现场运营执行长。2018年2月9日，杨琦兰因故不再担任中房云山海公司职务，已经向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新任董事长及法人代表交接了其工作。好合苑（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向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转让股权工作正在进行中。在此期间……2018年2月底……颜莉将涉事房间门锁换掉并与杨琦兰电话确认有关事项……作民事调解”。2018年4月22日，杨琦兰通过微信向赵运发送如下信息：“赵总晚上好，（一）股份转移，财务报告相关事务已经延宕两个月之久，请明确告知完成时间……”。赵运于2018年4月22日回复如下：“前期经营工作及合同执行情况梳理中，有个过程……”。2018年8月1日，杨琦兰通过微信向赵运发送如下内容：“我需要跟您谈谈现在股权事务进展。已经半年过去，有问题办理吗？”云山海公司2018年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仅有好合苑公司盖章，其余股东未签字、盖章）载明，免去杨琦兰董事职务，重新选举秦建华为董事，同意好合苑公司将持有的公司100万股权转让给世界之窗公司，变更后上海云山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110万元出资，持股比例为11%，世界之窗公司持有890万元出资，持股比例为89%。赵运签署的“股东决议书协助代办确认”载明：“2008.2.1之股东决议书，需有股东三方公章盖章确认，好合苑（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已将一式三份盖妥公章并交由赵运负责将此股东决议书，交由上海云山海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负责人陈志庆以公章用印确认盖章后，协助将其中一份寄回好合苑（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好合苑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有转让人好合苑公司盖章，受让人世界之窗公司未签字、盖章）约定，转让人其持有的云山海公司100万股权对应的出资额转让给受让人，转让价款为0元。赵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载明：“2018.2.1股权转让协议书，需有加盖江苏中房云山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公章，共一式两份，由赵运负责将此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公章用印确认盖章后，协助将其中一份寄回好合苑（东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好合苑公司主张其与世界之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成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好合苑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均仅有其一方盖章，其余当事方均未签字盖章，仅此不足以认定股权转让关系成立。赵运作为世界之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股东决议书协助代办确认”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中签字，在该两份确认书中，赵运并未表明其作为世界之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仅表明其负责交由其他方盖章并寄回好合苑公司，也未表明世界之窗公司同意受让股权的意思。结合微信聊天的内容，好合苑公司一直要求其他方盖章，其他方均未明确表示同意盖章，并认为在财务上存在争议。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在好合苑公司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股权转让关系以书面形式成立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关系以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成立，即虽然好合苑公司能够证明云山海公司于2018年2月1日召开了会议，但会议通知的内容为召开董事会，其并未证明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出席人员以及决议的内容。另外，上海中房云山海文化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1月15日决议中有关好合苑公司转让股权的内容也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好合苑公司主张的其与世界之窗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并未成立。在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成立的情况下，好合苑公司无权要求继续履行。故对好合苑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好合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好合苑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上诉人好合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没有表述完整，断章取义。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2018年2月6日，杨琦兰通过微信向“南京中房集团王俊强总经理”发出：“如电话所说，一，好合苑退出股分资料，股权转移需盖章，需依据财务报表提供结算。二，印章交接证明，请明日上午法人用印签名后，请先微信通知我，我们同仁才会安排寄出给黄副总。为避免黄副总二月八日返台后，无法交接困扰产生，请衡量用印时间，谢谢”。“南京中房集团王俊强总经理”回复：“用印归还是本来就应该的事，首先用印管理不能私自带回家更不要说带到异地了，也没有什么先要做什么才能做什么，请先将用印交回，将两份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盖章寄回，我们会安排提供财务报表，完成股权退出手续，也请衡量你的行为，谢谢”。杨琦兰回复一个问号。2018年2月6日，赵运向杨琦兰发出微信：“一个很简单的事，没那么复杂，把四枚章寄给我吧，我签收后把收条寄回去给你”“来去自由，进退自便，凭心做事，展望未来”。杨琦兰回复赵运：“我没法直接寄给您，我让我们黄副总过去，找您签收点交。因为在那边，已经没有人可以相信了。抱歉。请您们真的放了我吧！印章明天上午寄出，周四下午应该可以收到，我请他拿到后，联系您，可以吗”赵运回复“好的！”二审中，好合苑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和“股东决议书协助代办确认”赵运签名时间均是2018年2月9日。赵运称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上述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股东决议书协助代办确认”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好合苑公司与被上诉人世界之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即双方是否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好合苑公司主张其与世界之窗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即好合苑公司将其持有的云山海公司10%股权转让给了世界之窗公司，世界之窗公司受让了好合苑公司持有的云山海公司10%股权，对此，好合苑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双方之间未签订过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好合苑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意的主要证据是2018年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赵运在“股东决议协助代办确认”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两份材料上签名的行为。2018年2月1日股东会决议上没有世界之窗公司的盖章。好合苑公司以世界之窗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运在“股东决议协助代办确认”和“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两份材料上签名的行为，主张好合苑公司与世界之窗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成立，但“股东决议协助代办确认”载明股东会决议需要股东三方盖章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代办确认”载明2018年2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书需要加盖云山海公司公章，从两份协助代办确认材料内容看，无法认定赵运代表世界之窗公司与好合苑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双方就案涉股权转让已达成合意并予以确认。好合苑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杨琦兰与“中房胡婷婷”、陈志庆、“南京中房集团王俊强总经理”、赵运的微信聊天内容，主张其与世界之窗公司之间已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但从微信内容看，应属于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商议过程，没有最终确认的意思表示，亦不能据此内容认定双方之间已达成股权转让的口头协议。好合苑公司提交的证据和查明的案涉事实不能充分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成立。默示推定应有法律明确规定，好合苑公司主张赵运以默示方式表示同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好合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好合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阿珍审判员  王方方审判员  陈宏军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