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01民初4058号原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负责人：李启权，男，197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人，农民，住黄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璐，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静，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正平，女，1971年4月6日出生，苗族，住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云，贵州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成志，男，1988年1月12日出生，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第三人：张宇波，男，1992年2月15日出生，苗族，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原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以下简称水电公司项目部）与被告彭正平及第三人杨成志、张宇波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水电公司项目部的负责人李启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璐、郭一静，被告彭正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云，第三人杨成志、张宇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水电公司项目部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彭正平、第三人杨成志、张宇波向原告偿还代其支付的30万元以及利息损失4277.5元（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从2018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截止2019年4月26日，暂记427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承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及营销工程施工（凯里、贵阳）第一标包凯里市郊供电局（旁海供电所）工程，承包后，被告彭正平与其商议承包事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与被告彭正平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工程安全协议》，并于2018年9月3日签订《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1标包（凯里市郊供电局）工程劳务合同》，合同约定涉案工程由被告彭正平承包，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不包材料；本合同无预付款支付，按工程进度支付进度款，申请进度款需要提供农民工工资表、考勤表、工资卡；被告对施工安全责任负责，一切安全事故与原告无关。后被告彭正平将工程又转包给第三人杨成志、张宇波，并按照原、被告之间合同约定将杨成志、张宇波通过签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劳务协议》以及《安全协议》进行备案购买工伤保险。原告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将工程交付给被告施工，但在2018年10月14日，被告彭正平聘请的员工顾某（该名员工被告并未向原告备案购买保险），在涉案工地凯里市旁海镇旧寨村安装电杆时，因操作失误，造成电杆倒塌，压坏变压器，导电受伤，经送往州人民医院医治无效死亡。顾某母亲杨秀美作为申请人向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赔偿事宜申请调解，原告就赔偿事宜与被告多次协商，被告都置之不理。原告为了安抚死者家属，经调解，原告与顾某母亲杨秀美达成旁调（2018）42号《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原告向顾某母亲补偿死亡赔偿金、赡养费、安埋费等所有费用共计30万元，该调解协议还经凯里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8）黔2601民特159号《民事裁定书》确认。后原告按照调解协议书以及裁定书向顾某母亲杨秀美支付了约定的30万元，原告支付了补偿费用之后，又找到被告要求其承担该笔费用，被告拒绝承担。综上，被告承建的涉案项目因被告拒绝处理赔偿事宜，避而不见，原告只能应农民工的要求，将工程款支付给农民工解决农民工工资，但应由被告支付的赔偿款被告至今拒绝偿还，原告无奈之下，提起本案诉讼，诉请被告彭正平、第三人杨成志、张宇波偿还原告支付给顾某母亲的补偿款30万元以及利息4277.5元。被告彭正平辩称，一、答辩人不是顾某生命权（人身损害赔偿案）纠纷的主体，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追偿。关于顾某死亡赔偿一案，当事人只有杨秀美和被答辩人，如何赔偿由被答辩人自己抗辩和决定，答辩人不是这一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主体，杨秀美没有向答辩人主张损害赔偿，所以案件赔偿结果与答辩人无关，不存在被答辩人代替答辩人支付赔偿款的问题，当然被答辩人不成立。二、安全生产责任是被答辩人一方的责任，答辩人不承担安全生产责任，所以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即（顾某的损害赔偿案）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与被答辩你签订的《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凯里市郊供电局工程）施工程劳务合同》，只证明答辩人提供劳务，被答辩人代表公司接受劳务，因为答辩人是自然人，是普通公民，不是企业或公司，不具备提供安全生产的条件，安全生产条件应该是被答辩人提供和保障以及监督，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工程安全协议》无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三、在答辩人没有责任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强行对答辩人作出了惩罚，给答辩人造成损失，现在还无故提出追偿，是滥用诉权的行为，法律不应支持。2018年9月3日答辩人经人介绍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凯里市郊供电局工程）施工程劳务合同》，主要是承接旁凯钱和旁白钱的挖坑、立杆（包括二次运杆）等劳务，合同签订后，答辩人组织了两个施工队进场施工，（被答辩人称为二队和三队），二队施工队以丁世凯为施工负责人，进驻地点是卡扎变台区，三队施工队以杨科为施工负责人（2018年9月8日，答辩人与杨科双方签有分包劳务合同），进驻地点是翁项变台区。在2018年10月14日，杨科带领的施工三队在立第十三棵杆的过程中，顾某（不是答辩人的雇员）闲着无事，主动参与施工，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当日抢救无效死亡，顾某的母亲李秀美于2018年10月17日与被答辩人达成赔偿协议，被答辩人赔偿杨秀美30万元。2018年10月20日下午，被答辩人一方负责人李启权邀约答辩人、杨科、杨成志、张宇波等在凯里中博加州风情园协商分担责任事宜，当时，李启权要求答辩人、杨科、张宇波和杨成志共同为其承担1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答辩人说，本人是打工的，本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资金，实在不行就拿本人所做的工程价款（即劳务报酬）来抵（当时本人的工程量已经完成挖坑100多个，立杆10多根，劳务费达6万多元；本人投入服装费5000元、得测费3000元、工具材料费7000元等，合计1.5万元；垫支工人生活费、交通费等1.5万元。合计损失近10万元）。被答辩人代表李启权则说，你们要是在2018年10月30日前拿不出10万元交给我，我就将你们二队、三队全部清退出场，你们所做的工程量将一律清零。答辩人说，真的没有钱，只要按照协议给付工人工资，本人自愿退场。当时杨科主动站出来说，我愿意支付10万元给李启权，但彭正平的全部劳务和所完成的劳务报酬归我所有，同时我答应支付彭正平投入的服装费5000元、复测费3000元、工具材料费7000元等1.5万元（至今未曾收到）。被答辩人（李启权）同意杨科的方案，答应不再找答辩人的麻烦。当时，答辩人就被正式清退，答辩人被解除劳务关系，答辩人因此损失近10万元的劳务报酬和垫支费用，答辩人保留主张劳务报酬的权利。四、本案的关键问题是答辩人（自然人）与被答辩人（施工单位）是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答辩人（自然人）不是安全责任的主体，当然不能承担事故赔偿责任。虽然，答辩人也将部分劳务分担给另外的自然人，实际上是接受被答辩人的委托招募民工来干活，但答辩人与民工一起是提供劳务，一起与被答辩人签订劳务合同，答辩人与民工的劳务报酬及工伤保险均由被答辩人承担，答辩人与民工一起接受被答辩人的监督和管理。因此被答辩人作为施工企业不能将质量、安全、工期等工程责任转嫁给答辩人。工地上死了人由被答辩人承担。尽管答辩人负有部分管理职责，但仅限于对民工的日常管理上，对于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工期等工程责任，施工企业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不能将这些法定责任转嫁给答辩人。《安全生产法》、《建筑法》及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将工程质量、安全等工程责任确定为生产经营单位（施工企业）的法定责任，施工企业不能以合同形式将法定责任转嫁给第三人。因此，即使被答辩人（施工企业）与答辩人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有明确约定，也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认定该条款无效。综上，被答辩人的要求没有依据，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三人张宇波口头述称，我与彭正平是雇佣关系，原告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作为第三人。原告讲的转包给我不是事实，死者顾某和第三人是朋友关系，是顾某喊我去做工的，我只是工程的管理人员。我是工人，只是把我的名字报备到上面作为安全管理人员，我只签订了劳务协议和安全协议，赔偿事宜与第三人无关。被告杨成志口头述称，我的意见与张宇波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承接了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及营销工程。之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李启权，李启权随即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的名义成立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2018年8月28日，李启权以该施工项目部的名义，将该工程转包给彭正平，并签订了《工程安全协议》和《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1标包（凯里市郊供电局）工程劳务合同》。在《工程安全协议》中，双方约定：甲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委托乙方（彭正平）完成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及营销工程施工（凯里、贵阳）（第1标包）-凯里市郊供电局（炉山供电所）工程的劳务作业，由乙方组织人员施工，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后，彭正平组织了顾某、张宇波、杨成志等人施工，其中张宇波、杨成志于2018年9月13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作了备案登记，并签订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劳务协议》和《安全协议》，但都没有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8年10月14日，员工顾某在涉案工地凯里市旁海镇旧寨村安装电杆时，因操作失误，造成电杆倒塌，压坏变压器，导电受伤，经送往州人民医院医治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顾某母亲杨秀美向凯里市旁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赔偿事宜申请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原告赔偿了顾某母亲杨秀美死亡赔偿金、赡养费、安埋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30万元，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制作了调解协议书，双方就调解协议书还向本院申请了司法确认。2019年6月13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本院判决支持其上述的诉讼请求。另查明，李启权以个人名义承包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转包的涉案工程，为了有利于操作，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同意，李启权刻印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公章一枚。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起诉状、被告的答辩状、庭审笔录、《劳务合同》、《工程安全协议》、《劳务协议》、《安全协议》、《旁海镇人民调解协议书》、（2018）黔2601民特159号民事裁定书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电力建设工程系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履行好各自的权利义务，发包方不得将工程交给没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承包方不得将工程层层分包谋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总承包人或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基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本案中，李启权没有施工资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承接得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的基建配网及营销工程后，将工程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李启权，李启权又将该工程转包给同样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彭正平，层层谋取不当利益，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被告彭正平在组织工人施工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均没有按照相关要求，为工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安全施工，因此造成的施工人员人身伤亡事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和李启权、彭正平均负有过错责任，三方均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追偿权而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追偿权一般是指在债务担保或者合伙纠纷过程中，保证人或合伙人清偿债务之后，有权对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向债务人或其他合伙人追偿的权利，追偿权的显著特征是债权债务关系得到确认并已清偿完毕，而本案是因建设工程合同引起的人身伤亡赔偿事故，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二者之间法律关系不同，原告向被告行使追偿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水电工程公司（2018年第一批基建配网第一标包工程）施工项目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64元，减半收取2932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在上诉期限内，直接向上诉法院预交上诉费5864元，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张  荣  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成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