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81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焕兴，女，198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玉仪，广东和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日桐，男，195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岑，广东连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勇，广东连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焕兴因与被上诉人霍日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11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日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霍日桐和谭焕兴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50512A）合法有效；2.判令谭焕兴将其享有的（2017）粤0606执恢1760号案中待分配的执行款4366078.62元支付给霍日桐；3.谭焕兴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霍日桐于2018年9月3日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确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谭焕兴对佛山市顺德区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公司）、区某、何某甲所享有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1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归属霍日桐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某于2011年1月17日被羁押，于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1年2月24日被逮捕。2011年11月3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佛顺法刑初字第1163号刑事判决，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判处梁某有期徒刑四年。梁某不服该刑事判决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佛中法刑二终字第3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2011）佛顺法刑初字第1163号刑事判决。2011年9月15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佛顺法民一初字第9695号民事判决，判决林*公司、区某、何某甲共同偿还谭焕兴借款100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从2011年1月7日起计至该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2012年3月31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驳回区某、何某甲上诉，维持（2011）佛顺法民一初字第9695号民事判决。2013年8月29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维持（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9211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共97114元，由林*公司、区某、何某甲负担。谭焕兴依据上述判决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林*公司、区某、何某甲，案号为（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2012年12月19日，该案终结本次执行。2017年9月11日，该案恢复执行，案号为（2017）粤0606执恢1760号。谭焕兴曾领取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发放的（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执行款，其中一部分为842670元，另一部分合计约4900000元。谭焕兴分别于2013年11月11日、2014年9月30日向霍日桐转账支付2000000元、842671元。谭焕兴确认是为了偿还对梁某的债务，按梁某的指示将上述款项汇给霍日桐。2014年4月17日，有一笔500000元的款项从谭焕兴的银行账户汇入霍日桐的银行账户。谭焕兴称曾按霍日桐要求开设一个银行账户及将关联银行卡交给霍日桐保管，该笔500000元的转账即是霍日桐用该银行卡自行操作。2013年11月11日，案外人何某乙向霍日桐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5月12日，霍日桐与谭焕兴签订合同编号为20150512A的《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谭焕兴将（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享有的“余下债权”（以下简称案涉债权）转让给霍日桐。该合同还约定，谭焕兴将案涉债权以代梁某向霍日桐偿还借款本金的方式转让给霍日桐，霍日桐无需向谭焕兴另行支付任何债权转让款。该合同列明谭焕兴为甲方、转让方，霍日桐为乙方、受让方，落款处仅预留甲、乙两方的签名位置。同日，霍日桐与谭焕兴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谭焕兴将（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中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所享有的“剩余债权”转让给霍日桐，并由霍日桐以霍日桐名义收取，上述债权的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由霍日桐、谭焕兴另行协商约定。2015年5月29日，霍日桐、谭焕兴向林*公司、区某、何某甲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其向霍日桐履行（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的全部债务。2015年6月17日，霍日桐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其为（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的申请执行人，并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及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寄件详情单、交寄邮件收据等证据材料。2015年7月3日，谭焕兴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交异议书，并向法院执行人员说明：“我对案件中的《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不予认可，协议没有载明一些我觉得必须载明的内容。”2015年7月8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佛顺法执异字第117号执行裁定，驳回霍日桐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后霍日桐又向该法院申请变更其为（2017）粤0606执恢1760号案的申请执行人。2018年3月6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606执异76号执行裁定，认为霍日桐的申请属于重复的申请，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2018年8月31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6执复267号执行裁定，撤销（2018）粤0606执异76号执行裁定，指令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予以审查。直至本案庭审结束，谭焕兴仍是（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与（2017）粤0606执恢1760号案的申请执行人。2018年6月14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对执行区某所得款项31672000元进行分配。其中确认（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的未执行的债权标的为10000000元，债权分配金额为4270021.62元，返还的诉讼费用为96057元，申请执行人实收金额为4366078.62元。在该执行分配方案可提起异议期间，仅有何某甲提出异议，林*公司、区某、谭焕兴及其他债权人没有对该执行分配方案提起异议。后何某甲又提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2018年11月29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606民初18525号民事裁定，驳回何某甲的起诉，该民事裁定已于2018年12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直至本案庭审结束，谭焕兴未领取上述执行款4366078.62元。另查明，霍日桐持有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为谭焕兴委托霍日桐在其申请执行林*公司、区某、何某甲一案中作为其全权代理人。但该《授权委托书》并无霍日桐或谭焕兴的签名，落款“委托人”处的签名为“梁某”，日期为2012年4月23日。该《授权委托书》的背面有书写如下内容：“阿焕，你好，关于区某借款1000万元执行事宜，我已全权委托霍日桐先生办理，你要配合好相关手续，收到款后叫霍生签好收据给你就得了（注全权委托霍日桐办理）。七姑姐梁某字。”谭焕兴持有一份声明书，“声明人”处的签名为“梁某”，内容主要为“在你签订该合同后，本人即多次致电给你，明确向你表示，本人不同意你和霍日桐签订这份合同，不认可这份合同中约定的所谓‘你代本人还款’的方式”。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谭焕兴享有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的债权，债权范围为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该债权不存在上述不得转让的情形，属于可以转让的债权。债权转让关系其实质也是一种合同关系，即将债权人的合同权利作为转让的标的，由债权人对其合同权利进行处分。本案中，霍日桐与谭焕兴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从合同名称看，谭焕兴理应清楚该两份合同是对债权转让相关事项进行约定。从合同内容看，《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谭焕兴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霍日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谭焕兴将（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中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所享有的“剩余债权”转让给霍日桐，并由霍日桐以霍日桐名义收取。上述约定的意思表述清晰明确且重复一致，谭焕兴理应清楚自己与霍日桐是在对债权转让进行约定。谭焕兴在该两份合同的每一页均签名并按捺指印，又与霍日桐共同向林*公司、区某、何某甲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说明谭焕兴对合同内容已经清楚了解，其转让债权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且是由其自愿作出。谭焕兴没有抗辩上述债权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也没有抗辩上述两份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因此，对于霍日桐主张合同编号为20150512A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谭焕兴抗辩《债权转让合同》实为关于“霍日桐、梁某、谭焕兴三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代位清偿”的合同，并且因梁某未在合同签字同意，故合同未成立。但对于合同性质，仍应从合同中所使用的语句、条款出发进行理解认定。而正如前文所论述，该合同已经清楚表述其为债权转让合同，而非代位清偿合同。另一方面，该合同列明的合同当事人仅有两位，一位是作为甲方、转让方的谭焕兴，另一位是作为乙方、受让方的霍日桐。梁某并非该合同列明的合同当事人，合同中也并未以“丙方”指代梁某。合同落款处也仅留有甲方、乙方两个签名位置。尽管该合同第七条出现“本合同一式四份，三方各执壹份，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存档一份”的表述，但从合同整体来看，梁某或者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均仅是作为陈述对象出现在合同中，故不能仅以该一处表述认为合同存在第三方合同当事人。结合《债权转让协议》也仅列明谭焕兴、霍日桐为合同当事人及其约定内容也是债权转让，更可以判断得出上述结论。因此，对于谭焕兴抗辩《债权转让合同》实为代位清偿合同，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债权转让合同》的两位合同当事人谭焕兴、霍日桐均已在合同签名确认。因此，对于谭焕兴抗辩《债权转让合同》未成立，一审法院也不予采纳。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1）佛顺法民一初字第9695号民事判决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均已明确，林*公司、区某、何某甲负有向谭焕兴共同偿还借款100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从2011年1月7日起计至该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受理费9211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的义务。谭焕兴在《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中已经同意将上述债权中未获清偿的部分转让给霍日桐。在该两份合同签订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在（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的执行过程中，已通知谭焕兴领取执行所得的部分款项，即该案的部分执行标的已经得以实现。该法院在（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中确认（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未执行的债权标的为10000000元，待返还的诉讼费用为96057元，并据此计算得出申请执行人在该次分配中可以收取的款项为4366078.62元。谭焕兴收到该分配方案告知书后没有提出异议。霍日桐在本案中确认（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在该次分配可分得执行款4366078.62元，并对法院出示的（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也表示无异议。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关于抵充顺序的规定及上述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定谭焕兴向霍日桐转让的债权为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诉讼费用96057元。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谭焕兴、霍日桐已经共同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并寄送给林*公司、区某、何某甲，因此该转让已经对上述债务人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意味着除非经过霍日桐同意，否则上述债务人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应向霍日桐履行上述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而不应再向谭焕兴履行该债务。因此，霍日桐已经取代谭焕兴成为上述债务的债权人。霍日桐主张确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确定谭焕兴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享有的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1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等全部权益归属霍日桐所有。但《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协议》已经约定谭焕兴转让的并非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而仅是该债权中尚未获得清偿的部分。因此，对于霍日桐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仅确认其中关于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诉讼费用96057元的债权为霍日桐享有，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谭焕兴抗辩即使《债权转让合同》成立，但该合同约定了债权转让对价，即产生梁某认可谭焕兴是代其向霍日桐归还相应款项的法律后果；以及谭焕兴的合同目的是梁某认可谭焕兴直接向霍日桐清偿等同履行了对梁某的还款义务。谭焕兴认为霍日桐无法履行合同关于转让价款的约定，也无法满足谭焕兴的合同目的，因此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对此，一审法院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债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1）点已经载明霍日桐无需向谭焕兴另行支付任何债权转让款，故霍日桐并不负有以付款方式向谭焕兴支付对价的义务。其次，《债权转让合同》也没有约定霍日桐负有令梁某免除谭焕兴债务的义务。谭焕兴陈述梁某在被羁押期间通过其女儿向谭焕兴转达，因为其与霍日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要求谭焕兴把本应偿还给梁某的款项支付给霍日桐。谭焕兴也确实将（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执行款中的3342671元，以转账或给予银行卡的方式支付给霍日桐。这说明即使在梁某刑期届满前，谭焕兴也有可靠途径与梁某取得联系，并能通过此途径对处理巨额款项的意思表示进行确认。而在《债权转让合同》签订时，梁某已刑满释放，谭焕兴与梁某之间更不应存在联系沟通上的障碍。谭焕兴在庭审中也确认与梁某有保持联络，既知道其住处，也有通过电话联系。谭焕兴既然具有通过债权转让免除自身对梁某债务的合同目的，则理应主动向梁某进行确认，并据此决定是否同意转让债权。因此，梁某在债权转让之前或之后免除谭焕兴的债务并非《债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债权转让对价，谭焕兴并不能以其对梁某的债务未免除为由不履行债权转让。根据《债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1）点所约定的“甲方将上述债权以代梁某向乙方偿还借款本金的方式转让给乙方”，霍日桐所负的义务仅是在谭焕兴转让债权后，非经谭焕兴同意不得再向梁某主张价值相当10096057元的该部分债权。再次，谭焕兴称霍日桐承诺在其签名后会马上找梁某签名，并认为该合同必须经梁某同意才成立，所以愿意先在合同签名。但谭焕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霍日桐曾作出该项承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如前文所论述，《债权转让合同》列明的合同当事人仅有谭焕兴、霍日桐二人，落款处也仅预留甲乙双方的签名。谭焕兴理应清楚该合同并非必须由梁某进行签名确认。即使谭焕兴认为该合同应由梁某签名，则依照常理，谭焕兴也理应要求三人同时在场签名确认，但谭焕兴并未提出该要求。而且在签订该合同后，谭焕兴也没有联系梁某或霍日桐确认梁某是否已经签名。谭焕兴在庭审中陈述，直至2015年7月3日左右一审法院通知其去做笔录时才向梁某进行确认，梁某表示不同意。但谭焕兴在当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异议书和对一审法院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中，均未提及梁某不同意一事，而仅是认为《债权转让协议》没有载明其觉得必须载明的内容。谭焕兴对于其陈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前后言行存在矛盾，故一审法院对谭焕兴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基于上述分析，对于谭焕兴抗辩《债权转让合同》无法履行，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合同可以履行。对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确定谭焕兴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所享有债权中的借款本金10000000元、诉讼费用96057元债权，霍日桐可以依据该合同享有。霍日桐主张谭焕兴将其享有的（2017）粤0606执恢1760号案执行款4366078.62元支付给自己。霍日桐所称该执行款即（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所载分配给（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款4366078.62元。承前所论述，（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所确定谭焕兴的债权中，关于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诉讼费用96057元的债权，法院已经确认因债权转让为霍日桐享有。那么（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依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判项内容而分配给谭焕兴的执行款4366078.62元，也应由霍日桐受偿。因在本案认定上述债权为霍日桐享有之前，一审法院已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并根据（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申请执行情况确认由谭焕兴领取上述执行款4366078.62元，且该分配方案告知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谭焕兴作为案涉债权的转让人，在债权转让后即使收到清偿该债权的款项，也应将其转交给霍日桐。谭焕兴未协助霍日桐变更申请执行人，也拒绝将上述执行款4366078.62元转交给霍日桐，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谭焕兴应按（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所确认其可领取的执行款金额向霍日桐支付4366078.62元。对于霍日桐主张谭焕兴向其支付4366078.6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霍日桐与谭焕兴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50512A）合法有效；二、确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确定谭焕兴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所享有债权中的借款本金10000000元、诉讼费用96057元债权属于霍日桐享有；三、谭焕兴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霍日桐支付4366078.62元；四、驳回霍日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0864.3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5864.31元，由谭焕兴负担。谭焕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在查明案情后改判驳回霍日桐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霍日桐承担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以梁某同意及配合作为前提，否则谭焕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继续履行将对谭焕兴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现梁某不同意债权转让的继续履行，霍日桐可以主张梁某违约或拒不清偿债务责任，不能要求谭焕兴继续履行合同。《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谭焕兴将名下债权转让给霍日桐，《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债权转让的基础等，两份合同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谭焕兴欠梁某借款本金1000万元，梁某欠乙方霍日桐款项约3000万元；甲乙方及梁某一致同意：由甲方以3210号案执行款代梁某向乙方偿还部分借款本金”，“上述债权的转让价款结算及支付方式如下：甲方将上述债权以代梁某向乙方偿还借款本金的方式转让给乙方，乙方无需向甲方另行支付任何债权转让款；债权转让价款=甲方代梁某向乙方偿还的借款本金”，“乙方与梁某的剩余债权债务由乙方与梁某另行核对并协商解决，与甲方无关”。由此可见：（一）案涉债权转让合同关系的对价是“谭焕兴代梁某向霍日桐偿还相应的借款本金”，将产生两个法律后果，一是霍日桐收到款项等同于梁某向其还款；二是谭焕兴将债权转让给霍日桐等同其向梁某归还款项。谭焕兴对霍日桐不负有任何债务，并非无偿转让债权，也非对“霍日桐与梁某之间的债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即债的加入）。谭焕兴实施债权转让最终目的是“向梁某清偿了相应的债务”。故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霍日桐负有令梁某免除谭焕兴债务的义务”，严重误解了《债权转让合同》的含义，割裂了“债权转让”与“代为清偿”的关系，将“谭焕兴转让债权给霍日桐，等同于谭焕兴清偿债务给梁某”的有机整体分割开来，进而得出“谭焕兴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至于谭焕兴与梁某的关系，与本案无关”的错误认定结果。（二）谭焕兴转让债权的原因和基础是“谭焕兴对梁某负有债务，梁某对霍日桐负有债务”，债权转让是否继续履行，关键在于梁某是否同意和配合。作为债务人的谭焕兴，是不可能要求梁某同意或配合相关事项的，霍日桐主张其作为梁某的债权人，且《债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了转让对价是“代梁某偿还款项”，故霍日桐应负有向谭焕兴交付该转让对价的责任，即让梁某同意“谭焕兴将债权转让给霍日桐，即等同于谭焕兴向梁某清偿了债务”。（三）梁某明确表示不同意谭焕兴履行《债权转让合同》，不认可“谭焕兴将债权转让给霍日桐等同于向梁某还款”，谭焕兴作为债务人，无法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将“债权转让合同的转让对价支付，即继续履行的条件成就”，与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等同，并人为割裂梁某在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和作为，是错误且不符合常理逻辑的。在梁某不同意履行的情况下，谭焕兴不会履行债权转让合同，否则将无法对抗将来梁某向其追索债务。（四）案涉债权转让合同实质是“代梁某向霍日桐清偿”，现梁某不同意债权转让，应由霍日桐另行对梁某主张权利。退一步而言，霍日桐可以行使债权人代位权，或者以财产保全形式要求谭焕兴不向梁某清偿，却无权要求谭焕兴继续履行“代梁某偿还款项”的债权转让。霍日桐与梁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与谭焕兴无关。（五）谭焕兴曾向霍日桐支付过案涉债权的执行款，是基于梁某的指示，但不能直接推定为梁某现在也同意谭焕兴向霍日桐支付，至于梁某不再同意支付，并非谭焕兴应当判断或审查的事项。二、一审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方梁某，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导致事实认定不清。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基础是建立在“谭焕兴对梁某负有债务，梁某对霍日桐负有债务”上；转让债权的对价（即合同目的）是“代梁某偿还”，即“等同于谭焕兴向梁某清偿”。债权转让合同切实关系到梁某的利益，也需要梁某的配合和同意。一审法院应当将梁某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案情。现一审法院在未追加梁某作为第三人的情形下，直接对涉及梁某的事项及利益作出判决，侵害了梁某的利益，也导致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严重侵害了谭焕兴的利益，属程序违法导致的实体错误，应予纠正。被上诉人霍日桐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协议》是霍日桐和谭焕兴对债权转让事项的约定，并非双方以及梁某的三方代位清偿。两份合同约定谭焕兴将案涉债权全部转让给霍日桐，约定的意思表述清晰明确且重复一致，谭焕兴在两份合同的每一页均签名并摁指印，且与霍日桐共同向区某、何某甲、林*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说明谭焕兴已清楚了解合同内容，其系自愿转让案涉债权。二、《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生效以及履行，均无需梁某签字或同意。（一）债权人有权自主地将属于自己的债权转让给受让人，无需任何第三人（包括债务人、保证人或其他人员）的同意。谭焕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独立处置其合法债权，无须梁某签字或同意。（二）《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协议》均为霍日桐与谭焕兴两方协议，并不涉第三方合同当事人。《债权转让合同》的抬头部分以打印字的方式仅列明了甲乙两方（即霍日桐与谭焕兴）的详细信息，合同的落款处也仅列明了甲乙两方的签订空格，并无提及梁某。合同第七条述明“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也清晰反映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无需梁某签字或同意。（三）《债权转让合同》中的谭焕兴代梁某还款的条款，仅属于债权转让价款结算条款，并不影响本合同系谭焕兴与霍日桐两方转让案涉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该结算条款隐含谭焕兴以被转让的案涉债权为限额加入梁某拖欠霍日桐债务，债的加入无需以原债务人梁某同意为前提。（四）《债权转让合同》基于其合同性质，仅约束谭焕兴和霍日桐。谭焕兴自愿代梁某还款，即使谭焕兴未欠梁某1000余万元债务，其自愿代梁某还款的约定仍对其有法律约束力。即，《债权转让合同》并不处理谭焕兴与梁某之间的债权债务，至于是否可以抵销谭焕兴欠梁某的债务，应由谭焕兴与梁某自行协商，若梁某对谭焕兴代还款的行为有异议，应另案主张。三、从合同签订的背景及查明的事实来看，梁某知情且同意谭焕兴以案涉债权的执行款代梁某偿还债务，谭焕兴不会面临“双重清偿”。（一）梁某于2012年4月23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是梁某指示谭焕兴将案涉债权的执行款全权交付霍日桐，以偿还梁某欠霍日桐的债务。谭焕兴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梁某在被羁押期间通过其女儿向其转达，要求其把本应偿还给梁某的案涉债权执行款支付给霍日桐。而且，谭焕兴和何某乙（即梁某的女儿）也确实将案涉债权的部分执行款多次支付给霍日桐。结合梁某上述授权委托书，可印证梁某与谭焕兴早已达成合意，由谭焕兴将案涉债权的执行款支付给霍日桐用来抵偿谭焕兴欠梁某的债务，且也形成交易习惯。（二）从法律上分析，梁某已于2012年4月23日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一经作出即对梁某产生约束力。谭焕兴提交梁某于2018年出具的《声明书》，并声称直至2015年7月左右经法院通知其去做笔录时才向梁某进行确认而梁某表示不同意。首先，梁某与谭焕兴事后的说法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其次，梁某事后表示不同意，并不影响谭焕兴在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之时仍享有经梁某同意的权利。（三）梁某与谭焕兴系亲戚关系，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的欧阳锦添律师既是梁某涉嫌敲诈勒索罪的辩护人，也是谭焕兴在案涉债权的起诉、上诉、再审、执行过程中的代理律师，系梁某在羁押期间与谭焕兴有效沟通的途径之一。《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协议》是在欧阳锦添律师主持下签订的；且其时梁某已刑满释放，依照常理谭焕兴在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前已获得梁某同意。四、即使谭焕兴认为代梁某偿还款项应取得梁某的同意，也属于谭焕兴向梁某确认的义务，其所谓可能面临的“双重清偿”，也是其在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时应当预见的法律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谭焕兴主张梁某免除其债务只是其个人意图，并非合同约目的，若其未征询梁某同意而导致“双重清偿”，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五、一审程序正确，不存在追加梁某为第三人的必要性。首先，谭焕兴并未向法院正式申请追加梁某为第三人，也未提出过关于梁某是否全部或部分偿还霍日桐债务的抗辩；其次，谭焕兴持有梁某签名的声明书，该份声明并未否认梁某拖欠霍日桐债务的事实，且谭焕兴有条件向梁某核实具体欠霍日桐的债务却未予核实；再者，霍日桐已举证梁某尚欠霍日桐3000余万元，该款远超于谭焕兴向霍日桐转让的案涉债权10096057元。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审查重点是：1.《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案涉债权转让的范围；3.谭焕兴应否向霍日桐支付执行款4366078.62元。对于《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谭焕兴是案涉债权的债权人，案涉债权也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得转让的债权，故谭焕兴可自行决定转让案涉债权。谭焕兴与霍日桐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对债权转让事项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故《债权转让合同》自谭焕兴与霍日桐在合同上签字即成立。谭焕兴并未抗辩合同存在法定的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故《债权转让合同》于成立之时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谭焕兴抗辩称《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应以案外人梁某同意由谭焕兴以（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件执行款代梁某向霍日桐偿还部分借款本金、谭焕兴将债权转让给霍日桐等同于谭焕兴向梁某还款为前提。对此，本院认为，《债权转让合同》内容中虽然记载“甲方（谭焕兴）、乙方（霍日桐）及梁某一致同意：由甲方以3210号案件执行款代梁某向乙方偿还部分借款本金”，但对于谭焕兴代梁某向霍日桐还款的约定本身而言，谭焕兴为自己设定义务代梁某向霍日桐还款，该约定并不需要以梁某是否同意作为生效要件，谭焕兴向霍日桐作出意思表示之时霍日桐并未拒绝，该约定在谭焕兴与霍日桐之间即产生法律效力，谭焕兴应履行该约定。其次，纵观《债权转让合同》的全部内容，谭焕兴与霍日桐对债权转让的对价、履行形式进行了约定，均属于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未约定谭焕兴将债权转让给霍日桐等同于谭焕兴向梁某还款的内容，并没有处分梁某对谭焕兴的债权，故谭焕兴上诉认为《债权转让合同》以梁某同意为前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债权转让合同》经谭焕兴和霍日桐共同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霍日桐主张确认其合法有效，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案涉债权转让的范围问题，双方在《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转让的案涉债权为谭焕兴基于本院（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及（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享有的余下债权。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谭焕兴对林*公司、区某、何某甲的债权为借款1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从2011年1月7日起计至该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受理费9211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的给付义务。谭焕兴和霍日桐已向债务人林*公司、区某、何某甲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债权转让事项。对于（2011）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04号民事判决及（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在（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的执行过程中已退付谭焕兴部分执行款，在其后的（2018）粤0606执综46号分配方案告知书中确认（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未履行的债权标的为10000000元，待返还的诉讼费用为96057元，并据此确认申请执行人在该次分配中可以收取款项4366078.62元。谭焕兴对分配方案告知书没有提出异议，霍日桐在本案中亦确认（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案在该次分配中可分得执行款4366078.62元，故本院依法认定谭焕兴向霍日桐转让的案涉债权为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诉讼费用96057元。对于谭焕兴应否向霍日桐支付执行款4366078.62元的问题，谭焕兴基于案涉债权在（2012）佛顺法执字第3210号执行案件中可分配得执行款4366078.62元，鉴于案涉债权已经转让给霍日桐，基于涉案债权可取得的款项应支付给霍日桐，故霍日桐诉请谭焕兴向其支付执行款4366078.62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谭焕兴认为在没有经得梁某同意的情况下其代梁某向霍日桐清偿债务，在梁某向其主张债权时，其将会面临双重清偿。对此，本院认为，谭焕兴与霍日桐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了其与霍日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得以其与梁某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抗霍日桐依据《债权转让合同》享有的权利，谭焕兴与梁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另案处理。谭焕兴认为一审法院漏列诉讼当事人，根据以上分析，梁某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一审法院不追加梁某为第三人，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谭焕兴主张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谭焕兴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728.62元，由上诉人谭焕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炜烽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禤 君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