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113民初21354号原告：孙大山，男，199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全民优选（北京）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8GJK9Q。法定代表人：徐正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大山与被告全民优选（北京）连锁便利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民优选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大山、被告全民优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大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5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20000元，并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1%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7月16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3月11日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为10000元，从事被告处IT经理一职。在职期间原告工作努力，无任何工作失误，双方一直履行合同至今，但被告自2019年5月份开始拖欠工资，4月份工资于原告多次催要于6月份发放，但五月份剩余工资至今仍然以各种理由未支付，双方于2019年7月10日在新法人变更后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工资于2019年7月15日支付，并约定各项违约条款，但至今未履行，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被告全民优选公司辩称：孙大山工资标准为每月6800元，2019年6月其没有提供实际劳动，故我公司只同意支付孙大山2019年5月工资共计6800元。孙大山所称协议上的公章并不是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盖的，公章自2019年5月份一直由付璐（与孙大山同时起诉的另一名劳动者，职务为全民优选公司法务专员）保存，该份协议我方不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大山系全民优选公司员工，工作岗位为IT部经理，双方签订有期限自2019年3月11日至2020年3月10日的劳动合同。孙大山主张月工资标准为税前10000元，全民优选公司拖欠其2019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共计20000元，并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薪酬确认表》。该确认表载明孙大山入职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薪酬实行月薪制，转正期薪酬10000元。2.《协议》。该协议显示甲方为全民优选公司，乙方为孙大山，落款日期甲方处为空白，乙方处为2019年7月10日。内容如下：“乙方于2019年3月11日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履行至今，每月工资10000元，甲方对乙方采用坐班/非坐班工作制度。现因公司经营困难甲方拖欠乙方工资发放共计：25000元整，（包含2019年5月份工资共计：10000元、2019年6月份工资共计：10000元、2019年7月份1日至15日工资共计：5000元），现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以资遵守：1、甲方承诺上述所欠工资共计：25000元整，于2019年7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2、甲方承诺若不能如期支付上述费用，甲方愿意以应付款项总标的每日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落款甲方处加盖有全民优选公司的公章，乙方处有孙大山签字。孙大山称，《协议》中的手写内容是全民优选公司当时的负责人“赵总”让其自己填写的，落款处的公章是“赵总”加盖的。3.《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以下简称《责令改正通知书》）予以证明。该通知书作出日期为2019年6月27日，内容如下：“全民优选公司：2019年6月4日，本行政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发现你单位涉嫌未支付劳动者工资。经立案调查查明：你单位拖欠关宏伟、高俊杰等28名职工2019年4月工资共计178293.05元，上述事实有调查笔录、工资表为证。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本行政机关责令你单位于2019年7月10日前改正该行为。”全民优选公司认可《薪酬确认表》的真实性，但主张孙大山的实际工资标准为每月6800元；认可《协议》的落款甲方处加盖的公章是其公司的公章，但主张不是其公司所盖，而是付璐所盖；认可《责令改正通知书》的真实性，主张不能证明孙大山月工资标准为10000元。全民优选公司主张其公司公章自2019年5月开始由付璐保存，并提交《全民优选公司授权书》（以下简称《授权书》）予以证明。《授权书》内容如下：“全民优选公司特授权付璐，身份证号……，代为保管本司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副本、公章、合同章、法人章（宋岩）保管期限至：2019年12月30日。特此授权日期：2019年5月28日。”孙大山认可该《授权书》的真实性，称全民优选公司确实在2019年5月底时将公章交给付璐保管，因为当时公司比较混乱，准备申请破产，就将公章交给付璐过度，但2019年6月3日，“赵总”就介入公司，把公章收回，说是要变更公司法人，当天付璐就将保管的营业执照、公章、法人章等交给了赵总。为证明其主张，孙大山提交了《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内容如下：“我委托赵小玲代为履行法人职务：全民优选公司，代理期限自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代理权限如下：代为履行法人义务，履行法人职责；2.代为支付各项款项。委托人：宋岩受委托人：赵小玲2019年6月3日。”全民优选公司认可《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一并审理的付璐诉全民优选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中，付璐同时提交了与“赵总”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20日，付璐回复“赵总”：“赵总，他们这边四个人同意签这个东西，以这个为准，公司这边可以么？可以没问题我就盖章了。”2019年7月1日，付璐询问“赵总”：“赵总，公章啥时候回来？”“赵总”回复：“下午，刚才打电话了，就在c座，中午回来，然后新的营业执照给我送过来。”付璐回复“好，员工有的可以签了，我一会去C座。”2019年7月3日，付璐给“赵总”发送文件名分别为“梁彩香”、“刘元金离职人员工资协议（1）”的word文件，并询问：“梁彩香社保缴纳证明，刘元金的离职工资问题，打7折后的数字，两个需要用章，没问题我盖章，尽快回复”。全民优选公司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不能反映公章在何处以及协议上的公章是何人加盖。另，对于《协议》上的公章由何人加盖，孙大山在第一次庭审中称由全民优选公司的赵总（赵小玲）加盖，第二次庭审中又称由全民优选公司的西二勇加盖。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薪酬确认表》、《协议》、《责令改正通知书》、《授权书》、《授权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本案中，孙大山以加盖有全民优选公司公章的《协议》作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全民优选公司按照《协议》中确定的拖欠工资数额支付工资及相应的违约金，全民优选公司则不认可《协议》的真实性。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根据查明的事实，《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而与孙大山同时起诉的另一名劳动者付璐被全民优选公司授权自2019年5月28日至2019年12月30日代为保管公司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副本、公章、合同章、法人章（宋岩）。孙大山虽主张2019年6月3日，付璐处的公章已被“赵总”收回，但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并未显示公章被收回，付璐在另案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仅显示“赵总”称公章2019年7月1日下午回来，并未显示公章回来后将被公司收回。根据付璐与“赵总”的微信聊天记录，付璐在2019年6月20日询问“赵总”：“可以没问题我就盖章了”以及在2019年7月3日询问“赵总”：“两个需要用章，没问题我盖章”，可以看出，付璐仍然负责公章或盖章事宜。本院认为，孙大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由付璐保管的公章已于2019年6月3日被“赵总”或全民优选公司收回，亦不能证明《协议》在2019年7月10日被加盖公章时，付璐已不再保管公章。本院认为，《协议》中甲方处仅加盖有全民优选公司的公章，并无经办人或公司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签字亦无落款日期，该协议在形式上存在瑕疵。《协议》中的手写部分均由孙大山本人所写，亦与常理不符。又孙大山自认《协议》加盖公章的时间是2019年7月10日，此时仍处于与其同时起诉的另案劳动者付璐被授权保管公章的期间，因孙大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付璐当时已将公章交给全民优选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上的公章由全民优选公司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加盖，且孙大山在两次庭审中陈述的公章加盖人也不一致，故在全民优选公司对该《协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本院对《协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因双方对工资标准、提供实际劳动的时间等事宜均存在争议，在本院对《协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的情况下，本院不宜按照拖欠劳动报酬纠纷直接审理本案，孙大山应就全民优选公司拖欠其工资一事先行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解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孙大山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锐人民陪审员 陈 岩人民陪审员 于克菊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 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