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7215号原告：杨谨榕（台湾地区居民），女，198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北京鹊翔恒通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滨河路27号7号楼14层1404。法定代表人：唐庆生，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杨谨榕与被告北京鹊翔恒通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谨榕，被告北京鹊翔恒通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虎、邓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谨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工资9685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1月手机话费125.4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8日至12月16日返台机票补贴2825元；4．被告支付原告两个月的经济补偿金19371元；5．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106540.5元。事实和理由：我是台湾地区居民，在浏览台湾104人力银行刊登的招聘信息时，在网上投递了我的个人简历。此后蒋礼恒自称是被告的实际老板与我取得联系，蒋礼恒告知我招聘的职位为业务销售，工作地点在上海，基本月薪为底薪3.5万台币加提成，以人民币形式支付，每月另有1800元房租补贴，每季度有一次返台的假期（每次五天），公司会承担我往返的机票费用。2017年12月蒋礼恒以微信的形式给我发送了入职通知，我与被告上海公司的袁明英经理取得联系，确定了入职事宜。2017年12月13日我开始到被告公司上班。工作期间公司没有打卡的要求，主要是按照蒋礼恒发送的医院名单到上海各医院进行科室拜访、推销麦狄普牌的手术衣等。蒋礼恒要求在微信工作群中每周发送周报、每日发送日报，每天至少拜访两家医院，有关工作情况是向蒋礼恒请示的，他也会对我的工作进行指导。由于我是台湾居民身份，蒋礼恒表示不能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但可以给我现金补贴，可一直拖延从未支付。我进入公司工作后就要求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始终未与我签订。因被告拖欠我2018年11月的工资迟迟不予发放，我电话询问公司财务董一帆，他说不发工资是蒋礼恒的意思，接着蒋礼恒以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方式单方面在工作微信群里发布开除我的声明，并将我在微信中退群，对于工资报销及补偿细节并未提及，只是让董一帆与我进行交接，期间对于积欠报销及补偿事宜皆不予理会，甚至在我要求出具正式开除声明也未被被告接受。2019年2月我申请劳动仲裁，现不同意仲裁裁决结果，故起诉至法院。北京鹊翔恒通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辩称，原告未与我公司有过任何劳动人事关系，原告在我公司没有打卡、考勤，我公司对原告也没有劳动纪律管理关系。原告自称是台湾籍人员，但在2017年其主张的入职时间内没有依法获得港澳台人员就业证，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适格主体，因此无法与大陆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依据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我公司未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原告所称的蒋礼恒、袁明英都不是我公司人员。原告所称“麦迪普”并非我公司供货合作方，上海的“长海医院”、“长征医院”从未与我公司建立过销售合作关系，我公司也从未在台湾网站上发布招聘信息，原告与我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系台湾地区居民，其主张于2017年12月13日入职被告公司。原告提供“工作说明”一份，包含“职务经验、产业经验、大陆经验、背景要求、薪酬福利、工作职责”等内容，但未显示任何公司名称，原告称该说明系被告在台湾地区发布的招聘信息，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就其主张原告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原告提供2017年12月其与蒋礼恒的短信往来记录，该记录显示蒋礼恒曾表示“经确认我们的薪资情况：底薪税后台币35000+提成（按销售额10%）（此部分可按当期汇率转为人民币在大陆支付），提供住宿（或转住房津贴），交通补助与台湾健保费用（须自己办）……”。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1日，蒋礼恒曾在微信群中表示“@鹊翔-杨谨榕此地正式通知你，你的工作表现无法达到公司的基本要求，自即日起（12/21）解除聘用，薪资及职务津贴结算到本月底，其他补贴结算到12/21。所有公司物品交接后，财务会根据公司发薪日发薪……”。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否认蒋礼恒系其公司员工，原告主张蒋礼恒系被告公司老板一节亦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原告自述其工作内容为按照蒋礼恒的要求到上海各医院进行科室拜访、推销手术衣等医疗器械。原告当庭表示除薪资待遇外，并不清楚被告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亦未有考勤管理。原告提交的中国银行明细单未显示与被告有任何资金往来记录。2019年2月原告向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2019年3月12日，该委做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1114号裁决书，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1114号裁决书、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等证据材料在案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的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未依法取得就业证件即与内地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系台湾地区居民，且其并未取得就业证件，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原告表示其受蒋礼恒的工作管理，接受其工作安排并定期向其汇报工作，从事其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但就蒋礼恒与被告公司的关系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属电子证据，使用微信的当事人并非被告或经被告授权的人，本院无法确认微信的具体使用主体，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的银行转账记录并未显示原、被告之间有任何资金往来，其亦当庭表示对被告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均不了解，原、被告之间并不符合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且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一节缺乏充分的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基于劳动关系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告的其他纠纷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谨榕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杨谨榕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邓 旋人民陪审员  付顺梅人民陪审员  刘海燕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杨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