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3791号原告：邱伙林，男，195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平，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花都分行，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富银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11985495。负责人：潘全胜。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俭，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洲，该公司职员。原告邱伙林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花都分行（以下简称农行花都分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后因情况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邱伙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平，被告农行花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俭、王桂洲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邱伙林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储蓄卡被他人盗刷损失的8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被告处申办了一张储蓄卡并一直使用完好，直到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3日期间，原告的储蓄卡被盗刷了11次，涉及金额分别为5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共115000元，但是原告却一直没有收到短信提示。直到2015年8月5日下午，工资到账后，原告收到短信提示看到储蓄卡的存款余额少了很多，才发现储蓄卡被盗刷了。2015年8月6日，原告马上到花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报警处理。花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侦办案件时，追回原告的储蓄卡被盗刷的6笔交易，涉及金额分别为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共30000元。原告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被告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原告损失的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被告在保障原告的卡片交易安全方面存在过错。原被告双方是储蓄合同的权利义务人，银行对储户信息有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所发的储蓄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从原告被盗刷储蓄卡可以看出，被告明显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作为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全部的经济损失。（二）被告在履行及时告知原告交易信息方面存在过错。原告开通了被告提供的短信服务，并支付了相应的短信费，但是在原告的储蓄卡第一次被盗刷后，被告并没有及时告知原告银行卡交易信息，原告因此不能及时冻结银行卡的存款和报警处理，阻止损失的发生。因此，被告没有及时告知原告消费信息，导致原告受到损失，应当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三）在原告报警处理后，被告没有积极地协助花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追回被盗刷的金额，导致大部分被盗刷的金额未能追回。在这个过程中，被告明显存在业务上的过错，导致原告受到二次损失，被告应当为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在原告被盗刷信用卡的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为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农行花都分行辩称，第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涉案时间为2015年，《民法总则》尚未颁布，应适用《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原告起诉称其知道储蓄卡被盗刷的时间为2015年8月5日，距今已超过二年，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二，根据流水显示，涉案交易实际笔数为10笔，金额为110000元。涉案交易为网上交易，本案不属于一般伪卡交易案件，我行没有过错。通过交易流水显示可知涉案交易为网上交易，是无需使用物理银行卡的互联网交易，该交易和支付媒介并非银行提供的ATM或终端实体设备，不存在银行被复制的伪卡交易情形，不存在发卡行提供的银行卡及支付设备不安全导致银行卡盗刷的问题。从涉案银行卡以往的交易流水可知，原告有通过支付宝、财付通等进行网上交易的习惯，涉案交易并不能排除原告本人或委托他人进行操作的可能性。第三，涉案交易的注册及支付过程中，需要原告银行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密码、手机验证码等均系原告自行掌握和控制。原告对前述信息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因密码保管不善造成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第四，根据《金穗借记卡章程》，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我行依据交易指令提供账户结算服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也无证据证明我行违约。第五，原告未举证证明其资金被盗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告提供的报警回执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存在资金损失，其中报警回执只能证实其曾向公安机关报警且报警内容为原告单方主观陈述，本案并未侦破，并无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有效的法律文书对案件性质进行定性。第六，即便原告存在资金损失，其自身也存在重大过失．涉案交易发生在2015年7月29日11时05分至2015年8月3日00时15分，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受案回执等证据材料，显示原告直至2015年8月6日10时25分才到广州市安局花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报案，且原告自始至终从未在我行进行挂失银行卡等操作，未能及时止损，应对其扩大损失自行承担责任。第七，如需进一步查清涉案交易的事实，需要追加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追加上述被告参与诉讼更有利于阐明涉案交易的方式、具体情况及其安全保障措施，更便于厘清各方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在原告银行卡业务办理过程中，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如下：2009年7月2日，原告在被告处申领了一张卡号尾号为6313的银行借记卡，预留手机号码尾号为8212，并开通短信提示功能。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3日，该卡中发生10笔转出交易，金额合计11万元，分别为：2015年7月29日通过ACMP渠道（摘要为“同城转账”）转账4笔金额均为20000元，2015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3日通过TBNK渠道（摘要为“网银在浙”）每日均转账1笔金额均为5000元。该10笔交易不显示对方户名及对方账号。2015年8月3日，该银行卡内余额为33743元。2015年8月5日，该卡收入工资2450元后，原告于次日支取36000元。2015年9月2日，该卡通过网银在线收入6笔金额均为5000元转款，金额共计30000元。同日，该卡对外转支30000元后，卡内余额为191.9元。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该卡通过财付通、支付宝、现支、转存等方式仍进行频繁交易。庭审中，原告称以上2015年9月2日到账的6笔金额共计3万元款项是通过公安机关追回的，并称除2015年7月29日至8月3日期间被盗刷的10笔款项未收到短信提示外，其他时间的交易均收到了短信提示。2015年8月6日10时25分，原告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报案，称2015年7月29日至8月3日期间分十次被盗取了共计11万元。该分局以原告被诈骗案进行立案。本案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进行调查，该所复函称关于2015年9月2日原告涉案银行卡到账的6笔金额共计3万元款项，其派出所经查询原告的档案材料，并无关于该6笔到账的材料。被告称涉案交易中渠道为“TBNK”、交易行号为“190481”、摘要为“网银在浙”的6笔交易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公司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交易。该6笔交易为订单消费，交易对手为上海鸿翔银票网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京东商城上的京东支付就是调用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支付接口。京东支付的绑卡于支付流程中，绑卡需要提供银行卡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手机验证码，支付时只需输入京东支付密码或者验证手机指纹（在支付相应功能的设备上）。被告提交了其员工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洲在京东商城支付设置中的相关流程截图，原告质证对该截图不认可。本院认为，2015年7月29日至8月3日期间的涉案银行卡内11万元款项通过网络方式完成交易，原告认为属于被他人盗刷，事发时至本案立案之日近四年，期间原告并未挂失涉案银行卡且一直有进行频繁的存款、转款记录。而涉案10笔交易须凭密码交易、手机验证码等，原告作为银行卡、手机的保管人，从其用卡情况看，原告对其银行卡的管控并不严密，其泄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以致银行卡信息被他人使用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极大，应对涉案交易的风险及损失自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伙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原告邱伙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豪娜人民陪审员  汤惠连人民陪审员  朱小玲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王恩怡速 录 员  黄彩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