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8民初1735号原告冉龙翠，女，生于1995年9月24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柳溪苗族乡上寨村长坡组31号。公民身份号码：532129199509243326。原先黄健宇，男，生于2016年5月20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龙海镇石笋村。公民身份号码：530628201605202937。原告黄某1，女，生于2013年1月16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原告黄某2，男，生于2018年1月20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原告黄健宇、黄某1、黄某2的法定代理人冉龙翠，系三原告之母。原告朱德云，女，生于1971年3月3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龚润、陈来，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冉从香，男，生于1968年1月8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刘鹏、江毅，云南辞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施达元，男，生于1977年8月26日，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彝良县。委托代理人文怀淑、文怀海，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被告陈金莲，女，生于1942年8月22日，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被告李万丁，男，生于1939年9月19日，汉族，云南省盐津县人，住盐津县。委托代理人侯申奎，云南乌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冉龙翠、黄健宇、黄某1、黄某2、朱德云诉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昭通彝良供电局、冉从香、施达元、陈金莲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昭通彝良供电局的起诉。本院依法追加李万丁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对原告申请撤回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昭通彝良供电局起诉的申请，裁定予以准许。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周远贵独任审判，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冉龙翠及原告冉龙翠、黄健宇、黄某1、黄某2、朱德云的委托代理人龚润、陈来、被告冉从香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鹏、被告施达元的委托代理人文怀海、被告陈金莲、李万丁的委托代理人侯申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冉龙翠、黄健宇、黄某1、黄某2、朱德云诉称，2018年冉从香、施达元、李发乾三人合伙挖树根，当年腊月，施达元、李发乾到向村民刘怀贵购买了一颗树根。2019年1月21日，冉从香、施达元、李发乾等四人将树根挖出，在准备运输的过程中，被护林员黄洪先阻止，因人手不够，由冉从香出面雇佣黄某3运输树根，到山上后，三人拉钢绳时，因钢绳上下抖动时，钢绳接触到高压线，高压电将李发乾、黄某3当场电击死亡。事故发生后，彝良县公安局牛街派出所出警，冉从香、施达元赔偿原告丧葬费5万元。本案中，黄某3为冉从香、李发乾、施达元做工，在做工过程中受伤死亡，冉从香、李发乾、施达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471066元（其中死亡赔偿金2153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0706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费用50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被告冉从香辩称，原告主张三人合伙挖树根与事实不符，但是施达元与李发乾是否合伙不知情，冉从香找黄某3运输不是事实，是李发乾委托找人运输，黄某3未为冉从香做工，不应当承担责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认可，对死亡赔偿金无异议，对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认可，原告方是多人被抚养，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上一年度人均收入标准计算，丧葬费在庭前已达成协议，不能重复计算，精神抚慰金不应当得到支持，死者在死亡时是成年人，本案其自身有重大过错，请求法庭予以认定。被告施达元辩称，施达元只是为李发乾提供劳务，冉从香与李发乾不存在合伙关系，并且发生事故当天施达元并未参与，本案应当由李发乾承担责任。被告陈金莲、李万丁辩称，本案案由应当定为健康权纠纷，原告与施达元、李发乾是什么关系有待查清，黄某3的死亡原因是触电死亡，是两种原因导致的死亡，因此应定为健康权纠纷；对死亡赔偿金无异议，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错误，不能超过每一年人均年度收入，丧葬费已赔偿不能再重复计算，精神抚慰金不应当支持，本案不是侵权行为导致。并不知道冉从香、李发乾、施达元是什么关系，被告陈金莲、李万丁是作为李发乾的继承人参与诉讼，承担责任是要有合法的财产继承，才承担责任。并且触电线路产权人应当参加诉讼，高压触电死亡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告选择了冉从香、李发乾、施达元作为被告，线路产权人承担的责任又由谁来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本案争议事实如下：一、在经营树根的活动中，被告冉从香、施达元与李发乾是何种关系。二、黄某3系为谁提供劳务而因劳务死亡。原告冉龙翠、黄健宇、黄某1、黄某2、朱德云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原告居民身份证1份、常住人口登记卡5份、结婚证1份，以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接处警登记表、询问冉从香笔录2份、询问施达元笔录2份、询问黄洪先笔录1份，询问刘怀贵笔录1份，以证明黄某3在为冉从香、施达元、李发乾做工的过程中被高压电电击，导致黄某3当场死亡。冉从香第一次询问陈述，我和李发乾认识多年，我们几个会凑在一起挖“格兜”来卖，一个“格兜”合下来每个人有100元左右的收入，李发乾是以这个为生，我是时不时喊我才会跟着一起去整，黄某3跟我们一起来，是因为李发乾打电话给我说了这个事，喊我再喊两个人，所以我遇到黄某3就喊他一起来挖“格兜”，“格兜”是我和施达元、李发乾去挖的，买的情况不清楚。冉从香第二次询问陈述，2018年过完年，李发乾到我家，叫我跟他一起整树根，刚好施达元发了一张树根的照片给我，李发乾看见后就去找施达元，这样我们三人就认识了，认识后就开始商量整树根的事，因我脚有残疾，大部分都是李发乾和施达元去山上找树根，有时我也会去，找到树根后我们三个会一起去挖，挖到树根后，都是李发乾负责运输和卖，卖完树根李发乾会给我和施达元的钱，我总共跟着整了几次树根，第一次我分到300元，第二次是我、李发乾、施达元去买的，第三次、第四次，其中一次是我一个人去买的，挖了三次我分到1300元，最后一次就是在牛街水田滴水岩的树根，就是出事那儿，树根是施达元和李发乾去买，买成多少钱我不知道。那天我们在水田滴水岩拉钢绳，水田村上的干部去现场制止我们后，我们把钢绳放在地上，掉葫芦放在我家里。到2019年1月23日，李发乾打电话给我，我就带上掉葫芦，叫上黄某3去水田滴水岩，去的时候跟施达元联系过，联系时，施达元说没问题，李发乾也再三喊我，我才去的。2019年1月23日发生的事情，因我脚不好就拉钢葫芦，黄某3蹲在地上拉钢绳，李发乾在我背后拉钢绳，在拉的过程中，因为是晚上看不清钢绳上面的高压线，钢绳越拉越紧，钢绳被拉紧过程中就会上下抖动，刚好抖在高压线上，我被打了躺在地上，黄某3被电打了躺在地上，李发乾躺在黄某3旁边。施达元第一次询问陈述，我是2018年农历2月认识李发乾，刚认识时，李发乾就问我哪些地点有好的树根，他整来卖钱，我与李发乾挖过七次树根，李发乾、冉从香和我都是参加的。李发乾运出去卖了最多的一次给我1300元，最少的一次给我600元。2018年农历腊月初几头，李发乾到我家，叫我与他一起到买树根，我们到水田坝，都是李发乾与一个姓刘的联系买的，李发乾讲好价钱后，他说没得现钱，叫我拿200元给姓刘的，他转红包给我，我就拿了200元给姓刘的。2018年腊月初八，李发乾打电话给我，叫我与冉从香到滴水岩帮他挖树根，挖树根有冉从香、施达元和我，都是李发乾指挥我和冉从香挖。腊月十五那天，我和李发乾、冉从香、冉从香的哥四人就放钢绳，当天11时左右，委会的护林员黄洪先不准整这颗树根，我们就把固定的钢绳解脱，但没有收走。施达元第二次询问陈述，滴水岩对面山岩上这颗树根是我与李发乾去问刘怀贵，当时我对刘怀贵说我是施达兰的哥，给刘怀贵那200元也是我给的。黄洪先证实，2019年1月20日中午，有人反映河边有人乱挖树根，还支了一根钢绳，我就去大榜组柏香树看，看见冉老四和一个姓李的、施达元三人在场，对面岩子上有一个人在拉钢绳到河对面来，我就叫他们不要整了，森林公安的都晓得了，冉老四就打电话给对面岩子上的人，说不准整了，下来走了，我看见他们把钢绳放松后掉在河沟里，看见施达元他们答应不干了，我就离开了。到2019年1月23日晚上8点，施达元就告诉我，那天制止挖树根的地方高压电打死两个人。刘怀贵证实，2018年腊月初几头，大约中午一时左右，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说他是施达兰的哥，问我对面山岩上有山柿子树根没得，我说不认识，自称施达兰的哥这个人就给我200元钱，说他们自己去对面岩上找，200元钱都是他放进我的围腰包里。3、调解协议1份，以证明事故发生后，冉从香、施达元赔偿原告丧葬费5万元。经庭审质证，被告冉从香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从证据2的内容来看，其内容并不能证明黄某3为冉从香做工，也不能证明三人系合伙关系，询问冉从香笔录中说整完会有100元是片面的，要接合上一句，出事这次买和运都是李发乾指使，冉从香只是跟着去的一个角色，吊葫芦和钢绳都不是冉从香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冉从香从道德的角度支付丧葬费，协议事实部分明确表明是李发乾让冉从香找人运输树根，黄某3是为李发乾提供劳务。被告施达元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证据形成、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记载部分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施达元与李发乾并非合伙关系，在询问施达元笔录中清晰表明，第一次笔录中第四页明确表示并不是合法关系，和冉从香都是帮李发乾，第二次询问笔录，李发乾运去卖多少钱是并不清楚的，并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并且不能作推定施达元向水田村护林人员黄洪先陈述死亡的情况就认为施达元与李发乾存在合伙关系，询问刘怀贵笔录，施达元是拿了200元给刘怀贵，是由于刘怀贵不会用微信，最终要让李发乾还给施达元，个人合伙关系应订立合同，对个人合伙应约定出资数额、营业分配、债务承担，原告并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出资数额、营业分配、债务承担；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我方保留对支付的2万元返还的权利。被告陈金莲、李万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本案中李发乾已经死亡，冉从香与施达元将责任全推在李发乾的身上，应当综合冉从香和施达元的陈述，他们是多次与李发乾挖树根，这就是合伙关系，刘怀贵的陈述是客观真实的，李发乾和施达元去买树根，并且钱是施达元给付；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根据笔录陈述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就是合伙关系。被告冉从香对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4、本院提取笔录2份，以证明冉从香在三人中处于被指挥的角色，并且一直都是李发乾打进电话来，微信名“好人”是冉从香、“从不后悔”是施达元。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冉从香与施达元的聊天记录证明，二人是属于平等的合伙关系并且双方是在平等的协商，看不出是指使关系，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施达元认为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有合伙关系，当天施达元是拒绝参与，且没有参与。被告陈金莲、李万丁认为证据能证明施达元是参加当时的活动，但是什么关系从聊天记录并不能看出来，微信聊天记录具体是什么看不出来，只能证明与李师联系频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下列证据：5、调查李万群笔录1份。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各方对证据5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证明原告系黄某3的继承人，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3，系李发乾、黄某3被高压电电击死亡，彝良县公安局牛街派出所接警后，对事件进行调查的证据及主持调解原告冉龙翠与被告冉从香、施达元达成的协议，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证明本案诉争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系本院根据被告冉从香的申请，向彝良县公安局牛街派出所调取了该单位提取的被告冉从香的手机，并从该手机的通话及微信中提取的信息，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证明本案诉争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系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证明李发乾的继承人情况，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本案各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在经营树根的活动中，被告冉从香、施达元与李发乾是何种关系。本案中，因被告冉从香、施达元与李发乾未订立书面合同，且李发乾已死亡，三人在经营树根活动中系何种关系，应综合本案证据予以认定。李发乾、黄某3被高压电电击死亡，彝良县公安局牛街派出所接警后，对事件进行了调查，该调查系在事故发生后当天进行，能客观反映案件事实。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被告冉从香、施达元陈述，李发乾与冉从香、施达元在经营树根活动中，系李发乾、施达元负责找树根，三人一起挖树根，李发乾负责运输和出卖，出卖树根的收入由李发乾负责分配，本案发生事故当天，被告施达元虽未在现场，但当日运输的树根系其与李发乾联系购买，并由李发乾与被告冉从香、施达元挖掘，第一次架设钢绳也是三人实施，且被告冉从香、施达元于2019年1月23日在微信聊天时对当晚能否运输树根仍进行商量，因此，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在经营树根活动中系合伙关系。二、黄某3系为谁提供劳务而因劳务死亡。黄某3虽系被告冉从香联系从事劳务活动，但被告冉从香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其系代表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雇佣黄某3从事雇佣活动，且黄某3从事的运输树根的行为系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三人的合伙经营行为中一个环节，因此，本院认定黄某3系为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提供劳务，在提供劳务活动过程中被电击死亡。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自2018年农历2月认识后，多次共同经营树根。2019年1月初（农历2018年腊月），李发乾与被告施达元在彝良县滴水岩购买一树根，2019年1月13日（2018年农历腊月初八），李发乾与被告冉从香、施达元对购买的树根进行挖掘，2019年1月20日，李发乾与被告冉从香、施达元在彝良县滴水岩架设钢绳，以运输购买的树根，被彝良县委会护林员制止后，李发乾与被告冉从香、施达元当日即停止架设钢绳，2019年1月23日，李发乾、被告冉从香、施达元协商后，被告冉从香联系、雇佣了黄某3，于当晚继续运输树根，在运输过程中，由于所架设的钢绳碰撞空中高压输电线路，导致李发乾、黄某3被电击死亡。事故发生后，彝良县公安局牛街派出所组织调解，被告冉从香、施达元共同赔偿原告冉龙翠安葬费5万元。冉龙翠系黄某3之妻，黄健宇、黄某1、黄某2系黄某3之子女，朱德云系黄某3之母。李发乾死亡后，其继承人为其父李万丁、母陈金莲。本院认为，黄某3为李发乾及被告冉从香、施达元提供劳务，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劳务活动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应根据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明知其运输树根的钢绳架设于高压输电线路下方，且运输当晚系雨天，使用该方法运输树根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在被有关部门制止后，仍然使用该方法运输，且未为其雇佣的黄某3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黄某3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其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在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仍按照李发乾、冉从香的安排、指示，从事存在严重安全风险的劳务活动，其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评判如下：一、死亡赔偿金。黄某3系农村居民，其死亡赔偿金按照云南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0768.00元，计算20年，为21536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黄某3的被抚养人为黄健宇，现3岁，应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15年；黄某1，现6岁，应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12年；黄某2，现1岁，应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17年。因被抚养人为三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且其抚养义务人为原告冉龙翠及黄某3，按照云南省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9123.00元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45968.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为361328.00元。二、精神抚慰金。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的侵权行为导致黄某3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作为侵权人应当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结合本案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侵权的过错程度、其获利情况、造成的损害后果、赔偿能力等因素，本院确定精神抚慰金为10000.00元。三、原告主张赔偿的办理丧葬事宜支出费用，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因黄某3死亡的经济损失为371328.00元，李发乾、冉从香、施达元承担主要责任，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70%,即259929.60元，侵权人李发乾在本案事故中死亡，应由其继承人陈金莲、李万丁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冉从香、施达元、被告陈金莲、李万丁共同赔偿原告冉龙翠、黄健宇、黄某1、黄某2、朱德云经济损失259929.60元，其中陈金莲、李万丁在继承李发乾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冉龙翠、黄健宇、黄某1、黄某2、朱德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44.00元，减半收取1322.00元，由原告冉龙翠、黄健宇、黄某1、黄某2、朱德云负担322.00元，被告冉从香、施达元、陈金莲、李万丁共同负担10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本判决自上诉期届满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周远贵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本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