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15079号原告：李伟，男，197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宏，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桂丰，男，196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李伟与被告黄桂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义宏，被告黄桂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桂丰继续履行合同，协助李伟将车牌号为×××摩托车登记过户至李伟名下。事实和理由：1995年1月，李伟考取摩托车驾照，欲购买摩托车一辆，但无摩托车牌照。经人介绍，李伟获悉黄桂丰愿意将其名下摩托车报废后将车牌过户给李伟，要求李伟支付5000元。黄桂丰承诺协助李伟办理摩托车过户手续，称双方无须签订书面协议，并将其旧版身份证原件交给李伟。1995年1月25日，李伟将5000元交付给黄桂丰，并与黄桂丰一起至车管所办理摩托车报废手续。报废车辆、作废车牌后，李伟购买了新的金城铃木牌摩托车，但在过户前摩托车丢失。根据当时的政策，摩托车丢失只有破案才能恢复摩托车原指标，故该指标一直未过户。2015年，北京市新政策规定只要车主承诺丢失摩托车找回也不再使用即可恢复指标，李伟立即给黄桂丰打电话，要求继续履行双方的口头协议，但黄桂丰不予配合。被告黄桂丰辩称不同意李伟的诉讼请求。理由是：20多年前，黄桂丰有捷克佳娃350红色摩托车1辆，1993年、1994年左右，摩托车及北京xxx的车牌连同放在车内的身份证、行驶证等一同丢失。黄桂丰口头告知片警，也前往潘家园派出所报案，但均无下文。没料想事隔20多年后，突然接到陌生人电话，称要给钱换取黄桂丰已丢失的牌照。黄桂丰为了查找丢车线索和对方攀谈，后该人多次打电话给黄桂丰，影响了黄桂丰的正常生活，黄桂丰予以拒绝。黄桂丰不认识李伟，双方没有任何协议或合同，未收取李伟任何款项，不清楚李伟所述车辆报废事宜。此外，李伟曾在本院就相同事宜起诉黄桂丰，一审、二审、再审均被驳回。原告李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1995年4月16日李伟与车牌为×××的摩托车合影照片；2.公安机关出具的摩托车丢失证明；3.黄桂丰旧版身份证复印件；4.车牌号为北京xxx的摩托车公路养路费收据；5.车牌号为北京xxx的摩托车《报废车辆回收证明》；6.金城铃木牌摩托车购车发票；7.金城铃木牌摩托车合格证；8.车牌为×××的摩托车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凭证；9.AX-100二轮摩托车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收据；10.车牌为×××的车辆使用税定税凭证；11.车牌为×××的养路费收据；12.车牌为×××的机动车辆保险单；13.AX-100摩托车检测记录单；14.黄桂丰机动车行驶证、李伟机动车实习驾驶证（均为复印件）；15.李伟机动车行驶证；16.李伟与黄桂丰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17.证人张某证言；18.（2015）朝民初字第64210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64210号民事裁定书）；19.李伟与12122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20.申请本院向车辆管理部门调取的车牌号为×××的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黄桂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1.（2017）京03民终7440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7440号民事裁定书）；2.（2015）朝民初字第6421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4210号民事判决书）；3.（2018）京0105民申19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9号民事裁定书）。黄桂丰认可李伟证据3、4、16、18、19的真实性。表示：证据1不是其型号为佳娃350的摩托车；没见过证据2；证据3、4放置于摩托车车斗内，与摩托车一同丢失，李伟在本院第一次提起诉讼之时，法官当庭向黄桂丰退还证据3原件；未和李伟前往车管所办理车辆报废和新车上牌手续，对证据5持有异议；不清楚证据6-15，与本案无关；未见过证据17证人；证据20中均非黄桂丰本人签名。李伟认可黄桂丰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一并确认。李伟证据1未显示车架号、发动机号等唯一性车辆识别号码，无其他证据佐证，对该证据与本案之关联性，不予认定；李伟持有证据2、6-15原件，无相反证据推翻，予以认定；李伟承认证据5、20上黄桂丰签名系其代签，就此予以认定；证据17证人出庭接受本院及当事人质询，证明力将综合全案进行认定。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及当事人陈述查明事实如下：1994年12月27日，李伟获得机动车实习驾驶证。1995年1月25日,车牌号为北京xxx、发动机号为xxx、车架号为xxx、型号为佳娃350二轮的摩托车（以下简称为佳娃摩托车）被批准报废。1月26日，收车单位北京市汽车解体厂就佳娃摩托车出具《报废车辆回收证明》，载明：交车单位为“黄贵丰”。同年3月20日，发动机号为941109693、车架号为9411053750、型号为AX100的金城铃木牌二轮摩托车被登记至黄桂丰名下，车牌号为×××（以下简称铃木摩托车）。根据车辆管理部门档案显示，铃木摩托车的状态为“达到报废标准被盗抢”。1996年12月5日，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证明黄桂丰金城AX100牌摩托车（×××）于1995年10月9日丢失。李伟持有佳娃摩托车《北京市公路养路费收据》（1994年）、《报废车辆回收证明》，铃木摩托车销售发票、合格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凭证、车辆使用税定税凭证、《北京市公路养路费收据》、机动车保险单、证明，黄桂丰旧版身份证等材料原件。2015年7月27日，李伟拨打黄桂丰电话称20多年前给过黄桂丰5000元，要求黄桂丰前往车管所协助办理摩托车过户手续，并称“当时我记得是拉着一个三轮车把您的旧幸福拉到车管所给报废了，然后直接用您的名字上的牌照，上完牌照以后还没来得及过户就丢了车，当时的政策是车丢了就不给补了，什么时候破案了才给补，这么着也就一直放着”。黄桂丰回复称没见过李伟，没收到过5000元，并称“你这倒了两手了，中间那手把行驶证什么的都给他了，我不知道是谁了”，告知李伟可到法院起诉，让法院认定摩托车归属。2015年12月2日，李伟以合同纠纷为由在本院起诉黄桂丰，要求将黄桂丰名下×××两轮摩托车指标判给实际购买人李伟。庭审中，李伟当庭将其持有的黄桂丰旧版身份证原件退还黄桂丰。2016年11月22日，本院作出64210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认为，李伟主张其与黄桂丰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李伟表示其向黄桂丰支付价款5000元，但未要求黄桂丰出具收据，而是收下黄桂丰的身份证原件，显然有悖正常的交易习惯；且李伟现要求过户的摩托车指标并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物之范畴，而属于一种行政资源，不应作为买卖交易的标的物。判决驳回李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李伟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8月30日，李伟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申请撤回上诉。当日，三中院作出744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裁定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4月26日，黄桂丰至潘家园派出所报案，称20多年前丢失一辆捷克佳娃红色摩托车，李伟向其索要摩托车牌照指标。2018年1月25日，李伟就64210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再审。10月6日，本院作出19号民事裁定书，经审理认为李伟再审申请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现无新证据足以推翻64210号民事判决书，亦无证据证明原审程序违法，故裁定驳回李伟的再审申请。同年2月8日，李伟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中，依据李伟申请，调取了铃木摩托车在车辆管理部门留存的档案材料，包括《机动车登记表》《报废车辆回收证明》《更新机动车技术鉴定表》、销售发票等。其中，《机动车登记表》记载：车主为黄桂丰，并载有黄桂丰电话、住址、身份证号、车辆类型、型号、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息，落款“车主签章（公车用单位章，私车车主处签字）”处为空白。李伟认可上述材料中黄桂丰签名为其所写，并称黄桂丰在场与其一同办理了相关手续。黄桂丰对此不予认可。此外，李伟称黄桂丰因无法参与车辆摇号于2012年11月12日才到劲松派出所报警称车辆丢失，并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前往派出所调取相关报案记录、卷宗材料等，本院予以准许。后李伟委托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前往派出所，但未查询到相关记录。2019年7月24日，李伟拨打12122电话，询问购买二手摩托车是否可以上京A牌照。12122工作人员答复称，若出卖人连车带牌一起出售，买受人可持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的交易发票至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转移登记，京A牌照摩托车可过户至买受人名下。张某作为证人出庭表示：李伟为其同学的邻居，20多年前开春时，张某在劲松帮李伟抬过型号为佳娃350的摩托车到三轮车上；在劲松见到本案被告，知道其姓黄，在场的还有李伟和姓梁的人员；张某见到姓梁的人员将李伟给的5000元给了黄桂丰用于购买摩托车，黄桂丰称把身份证押给李伟，就不用写收据了；摩托车牌照无法记清，颜色好像是橘黄色；双方协商买车时张某未在场，不记得黄桂丰是否承诺过要将摩托车过户给李伟；鉴于当时物价，其认为5000元应当是连车带牌的价格。李伟表示：依据车辆管理部门有关规定，需车主本人携带有效证件才能办理摩托车报废手续，佳娃摩托车依法报废，可以证明黄桂丰当时在场；黄桂丰将铃木摩托车机动车行驶证交付李伟使用，1995年10月9日铃木摩托车丢失，李伟前往八里庄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将机动车行驶证原件收回；本案与64210号案件事实和理由一致，但诉请不同。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伟主张与黄桂丰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为李伟向黄桂丰支付5000元购买佳娃摩托车、黄桂丰协助其将摩托车过户至李伟名下，则李伟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其一，现无证据证明双方曾就上述事宜达成书面协议。其二，依据李伟与黄桂丰的通话内容，黄桂丰在通话中关于“你这倒了两手了，中间那手我把行驶证都给了他”的陈述，虽与其当庭关于佳娃摩托车系丢失的陈述相互矛盾，但黄桂丰在通话中自始至终否认见过李伟，否认曾收取李伟所称购买摩托车的钱款，亦不同意李伟关于协助办理摩托车过户手续的要求。黄桂丰在通话中关于“倒了两手”“行驶证给别人”的陈述，亦表明其否认与李伟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其三，证人张某虽出庭表示见到黄桂丰收取李伟交付的摩托车购车款，但同时表示双方协商买车时其未在场、不记得黄桂丰是否承诺过要将摩托车过户给李伟，仅凭该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李伟所称黄桂丰负有协助其办理摩托车登记过户手续合同义务的主张。其四，我国法律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李伟虽持有佳娃摩托车、铃木摩托车相关报废、交费凭证，但李伟自认相应手续上载黄桂丰签名系其所写，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桂丰向李伟交付过佳娃摩托车或铃木摩托车，亦不足以证明黄桂丰曾授权李伟在上述材料上签名。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伟与黄桂丰就涉案摩托车存在合同关系，李伟基于合同关系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李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有光人民陪审员  周燕玲人民陪审员  余胜阳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温晓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