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86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安，男，196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法定代理人：喻薛频（曾用名喻雪平），女，197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系杨玉安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佳斌，湖南精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其道，198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怀东，男，196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思楠，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花卉，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恺，女，196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思楠，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花卉，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玉安因与被上诉人廖怀东、林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9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玉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在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内,支持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返还600000元的诉讼请求并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从立案之日起计算至两被上诉人实际支付之日截止；二、全部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本案中,廖怀东没有取得140万元法律上的原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观点。1、廖怀东对杨玉安汇入其账户的140万元,辩解为2010年11月8日至2016年11月8日的劳务费用以及20万元的购车款,但在其提供的《劳务合同》中,抛开合同内容的不合常理，以及为事后补签的情况（在原一审中,就已经查明）,其劳务期限仅为2年,即2010年11月8日-2012年11月8日;廖怀东至今未提供双方明确以之前签订的《劳务合同》条件，以20万／年续签至2016年11月8日,即廖怀东对2012年11月9日以后的劳务费用主张,于法无据。2、廖怀东虽提供了委托书、2位证人证言（黄某3份、杨某2份）,以期望证明与杨玉安有事实上的《劳务合同》续期行为,但杨玉安认为,其证据不足以建立支持其观点的证据链条,并且证人证言所叙述的内容,缺乏其他证据证明,证人证言的陈述前后不一,不具有真实性，并且该证人证言并未明确廖怀东为杨玉安引水工程一事,在2013年5月之后,有过信访,在4份证人证言中（包括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仅有证人杨某在法院调查笔录中提到“印象中廖怀东2015年下半年是最后一次来信访,2014年也来过”,该表述也未持肯定语气,一审法院仅以证人杨某一句模棱两可的叙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以此认定廖怀东存在2013年-2015有事实履行劳务合同并履约的行为,显然存在事实查明不清。3、证人杨某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服务中心高级工,其不属于人大常委会办信访办工作人员,其并不直接参与信访接待工作,对于如何得知廖怀东所谓进行信访详细情况，其未予以说明,一审法院也未详细查明其真伪,并且对证人黄某、杨某数份证人证言中,前后矛盾的陈述部分,并未依法查明。二、一审法院判决据以定案的关键性证据,存在程序瑕疵,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询问、质证的权利被剥夺。一审判决将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在省人大信访办公室作出的调查笔录,作为认定廖怀东2013年-2015年收取所谓劳务费合法性的依据,但该证据为证人证言,在询问过程中,并未通知杨玉安到场询问证人,以确定其真伪,剥夺了杨玉安依法质证的权利。对于该调查笔录作出的程序,一审法院并未向杨玉安说明其合法性。虽然一审法院依据廖怀东的申请,对两位证人采取调查，以免除其出庭作证的义务,但两位证人并不具备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条件,以及该调查笔录不属于法定的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范围。杨玉安认为,该案应该慎用调查笔录,其内容难以令人信服,在没有法定情况下,证人就必须出庭作证,以维护司法公正。三、廖怀东至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2012年11月9日-2016年11月8日有事实履行劳务合同的行为,仅凭一份《委托书》和前后矛盾以及程序瑕疵的证人证言,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支撑起说法,该理由只是其恶意侵占的借口。四、请求法院调查,黄花机场引水及长沙市政引水工程项目共计为多少钱。怀疑廖怀东在这两个阶段中有所隐瞒结账的钱,没有完全给杨玉安，请求法院调查清楚。（另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又调取了杨玉安转入15万元到廖怀东卡上,日记本上也有记载,清单附后,请求法院查明实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廖怀东、林恺辩称，一、被上诉人所得140万元的款项有合法根据，不属于不当得利。被上诉人所得140万有合法根据，其中20万元系车辆转让费，120万元系2010年至2016年的劳务报酬，不属不当得利，且退还了2016年的劳务费20万元。二、被上诉人提交的施工日志恰能证明2012年至2016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务关系。三、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的申请依法到省人大信访办进行调查核实，并形成书面调查笔录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四、上诉人所说15万元与本案无关。杨玉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廖怀东向杨玉安返还不当得利1200000元并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从立案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林恺对廖怀东的上述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廖怀东、林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和因本案产生的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玉安挂靠湖南望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建公司）承建的长沙引水及水质环境工程第40标段（以下简称长沙引水工程第40标段）和长沙黄花机场输水专线工程第二合同段黄花机场Ｋ8＋722-Ｋ11＋675段输水管道工程（以下简称黄花机场输水工程第二合同段）分别于2010年8月26日和2011年5月完工。2010年11月8日，杨玉安（甲方）与廖怀东（乙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本合同期限2年，自2010年11月8日起至2012年11月8日止；乙方承担的劳务内容为提供甲方个人生活健康等的建议，为甲方在黄花机场引水及长沙市政引水工程项目结算过程中给予帮助；甲方支付乙方劳务报酬标准为年薪200000元，两年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支付400000元。2012年1月9日，湖南恒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黄花机场输水工程第二合同段进行了结算审核，并出具湘恒基造审字［2012］第25号《关于对长沙黄花机场输水专线工程第二合同段黄花机场Ｋ8＋722-Ｋ11＋675段输水管道工程结算审核的报告》，审计审定金额为7918180.43元。同日，杨玉安作为该工程施工单位经办人对该工程造价审定金额签字予以确认。2012年12月27日，杨玉安作为委托人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廖怀东对引水工程40标段及黄花机场2合同段，工程结算及一切事务都由廖怀东全权负责，所有费用都经廖怀东全权处理。（因杨玉安由于身体有病）”。2013年2月4日，长沙市审计局政府投资审计专业局对长沙引水工程第40标段进行了结算审计，并出具长审投结［2013］101号《长沙市审计局政府投资审计专业局关于长沙引水及水质环境工程第40标段结算审计报告》，审计审定金额为12381263.31元。上述两项工程结算过程中，望建公司以劳务费名义分别于2013年1月15日、2月25日、12月5日、2014年12月22日向杨玉安支付两项涉案工程的工程款491600元、899100元、390840元、304297.38元。杨玉安也分别于2013年2月25日、4月8日、11月29日、12月5日、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19日向廖怀东转账支付35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250000元、200000元，共计1400000元。2016年1月10日，杨玉安因急性脑梗死入院治疗，后脑梗复发再次入院治疗后仍吐词不清，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依其妻子喻薛频的委托，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湘雅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79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杨玉安脑梗死后遗留右侧上肢肌力Ⅱ级符合脑中风后遗症规定。2016年10月10日，廖怀东返还杨玉安200000元。当日，杨玉安妻子喻薛频代杨玉安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廖怀东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廖怀东与杨玉安再无经济关系。”杨玉安妻子喻薛频认为廖怀东系以合伙做工程为由从杨玉安处骗取上述1400000元，廖怀东仅退还200000元，剩余1200000元拒绝退还，遂以不当得利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裁决。另查明：1、2015年1月19日，廖怀东将其名下牌照号为湘Ａ×××××小型汽车一台转让过户给杨玉安妻子喻薛频，廖怀东于2013年4月7日为该车缴纳10%税率的车辆购置税费用17000元。2、廖怀东、林恺系夫妻关系。在本案原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杨玉安因对廖怀东提交的《劳务合同》中杨玉安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于2017年5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受理后，依法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月26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湖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注日期为“2010年11月8日”、甲方为“杨玉安”、乙方为“廖怀东”的《劳务合同》上“甲方签字：”处“杨玉安”的签名字迹与样本上杨玉安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2017年5月22日，廖怀东、林恺向一审法院申请宣告杨玉安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变更为宣告杨玉安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于2017年5月24日以（2017）湘0111民初802号之二民事裁定，中止原一审案件诉讼。2017年9月14日，一审法院以（2017）湘0111民特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玉安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喻薛频为杨玉安的监护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2月27日，一审法院依廖怀东的申请，就廖怀东是否因望建公司承建的长沙引水工程第40标段和黄花机场输水工程第二合同段所涉工程款欠付问题向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以下简称省人大信访办）进行投诉信访的事实到省人大信访办进行调查核实，并形成书面调查笔录。被调查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服务中心高级工杨某陈述，廖怀东于2012年11月15日就引水工程欠付工程款的事项来省人大信访办反映情况，由时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员黄某予以接访，并就信访人廖怀东的信访诉求与黄花机场进行了沟通协调，之后廖怀东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重复信访。被调查人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员（现已退休）黄某陈述，根据其所作接访记录，信访人廖怀东于2012年11月15日就黄花机场欠付望建公司工程款等事宜到省人大信访办进行投诉信访，2013年5月份之前因同一事由有重复信访。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廖怀东当庭陈述：廖怀东与杨玉安之间自2010年11月8日起至2016年10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廖怀东为杨玉安提供协助望建公司就长沙引水工程第40标段和黄花机场输水工程第二合同段项目工程进行工程款结算的劳务，杨玉安以每年200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劳务报酬，此期间共计支付劳务报酬1200000元，之后其基于杨玉安身体健康状况，终止了双方的劳务合同关系，并于2016年10月10日向杨玉安妻子喻薛频退还了2016年度的劳务费200000元。此外，杨玉安于2015年1月19日向其支付的200000元系喻薛频当日受让其名下牌照号为湘Ａ×××××汽车的车辆转让费用。杨玉安的法定代理人喻薛频当庭陈述：已收到廖怀东退还的200000元，但该款项系廖怀东与杨玉安炒股的资金，其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的收条系廖怀东胁迫所写；其受让廖怀东的车辆是事实，但该车购买时的新车价款才170000元，廖怀东主张杨玉安于2015年1月19日支付的200000元系车辆转让费，已超过该车新车价款，于常理不符，故该200000元并非车辆转让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因给付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根据杨玉安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证实杨玉安于2013年2月25日至2015年1月19日期间存在向廖怀东转账支付1400000元的客观事实。廖怀东已于2016年10月10日退还杨玉安200000元，杨玉安妻子喻薛频出具了收条，予以确认，故廖怀东应对其取得剩余1200000元具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对于2015年1月19日支付的200000元，廖怀东主张该款系杨玉安支付的车辆转让费，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佐证，杨玉安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进行反驳，故对廖怀东主张收取该200000元具有合法依据予以采信。因此，本案诉争焦点为廖怀东于2013年2月25日至2014年12月23日所取得杨玉安转账1000000元的款项是否为不当得利。杨玉安与廖怀东签订的劳务合同及委托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均合法有效。根据双方约定，杨玉安委托廖怀东从事长沙引水工程第40标段和黄花机场输水工程第二合同段工程款项结算事宜，并按200000元/年的标准向其支付劳务报酬，且约定2012年11月8日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支付，而杨玉安向廖怀东转账付款的时间始于2013年2月25日，均在劳务合同到期之后，故廖怀东主张其收取杨玉安支付的款项系劳务报酬具有合法依据。根据杨玉安2012年12月27日出具的委托书，其委托廖怀东从事的事项与劳务合同约定廖怀东承担的主要劳务内容相同，证实杨玉安在劳务合同已于2012年11月8日到期的情形下，继续委托廖怀东从事劳务合同中约定的相关工程结算事宜，故廖怀东主张继续按照劳务合同约定的标准收取劳务报酬并无不当。廖怀东主张杨玉安转账的1000000元系支付其2010年至2015年期间的劳务报酬。一审法院认为，廖怀东协助杨玉安结算的黄花机场输水工程第二合同段和长沙引水工程第40标段项目工程分别于2012年1月和2013年2月进行了结算审计，杨玉安于2013年2月25日、12月5日及2014年12月22日向廖怀东转账付款的当日或前一日望建公司均以劳务费名义向杨玉安转账付款，再结合一审法院到省人大信访办调查的内容证明被告廖怀东曾于2012年11月及2013年5月期间多次就上述工程欠付工程款情况进行投诉信访的事实。由此可见，廖怀东按约履行了劳务合同及委托书确认的从事案涉工程项目结算工作职责。杨玉安向廖怀东支付该款项时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收到望建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后向被告廖怀东付款，既是履行合同行为，也符合日常生活逻辑，故廖怀东取得该款项具有合法依据。虽然杨玉安支付给廖怀东的款项多发生于2013年与2014年期间，但廖怀东主张其收到的该1000000元系其2010年至2015年应得劳务报酬，符合劳务合同中200000元/年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杨玉安的法定代理人喻薛频诉称被告廖怀东知道杨玉安有钱进账即趁其神志不清向杨玉安骗钱，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因杨玉安患病，廖怀东主张于2016年10月10日终止劳务合同的履行，并提交了向杨玉安退还2016年度劳务费200000元的转账记录及杨玉安妻子喻薛频出具的收条予以佐证，予以采信。杨玉安的法定代理人喻薛频当庭陈述该收条系其在廖怀东的欺骗和胁迫下出具，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所作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廖怀东因与杨玉安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以其履行合同行为取得杨玉安支付的劳务报酬，应当认为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不构成不当得利；双方即便对合同的履行内容有争议，杨玉安也应以合同纠纷起诉廖怀东，而并非不当得利。杨玉安诉请廖怀东返还不当得利120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林恺不是诉争款项的收款方，杨玉安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林恺取得、占有该诉争款项，杨玉安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林恺共同返还不当得利1200000元，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玉安的诉讼请求。本案原一审受理费156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520元，笔迹鉴定费5300元，共计25420元，由杨玉安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有庭审笔录在卷为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杨玉安提交的证据一、一份个人活期明细查询，一份个人活期明细账目查询，由于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与本案实体处理无关，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二、两份施工日志，因系个人书写，无法确定形成时间，亦无法查明载明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认可。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案将从以下几点展开分析。一、基于杨玉安、廖怀东的诉辩意见，确定本案案由。本案中，杨玉安起诉主张，廖怀东以合作承包工程等理由要求杨玉安出资,杨玉安在廖怀东的欺骗下从2013年到2015年陆续向廖怀东付款140万元,但廖怀东并未兑现相关承诺，后杨玉安病重，妻子喻薛频了解上述情况后要求廖怀东退款,在喻薛频的坚持下，廖怀东才谎称金额只有20万元,并且要求喻薛频必须在其草拟的确认函上签字按手印,喻薛频在未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在廖怀东的欺骗和威逼利诱下在确认函上签名。但事后通过调取银行流水,发现实际金额为140万元，故要求廖怀东归还剩余120万元。而廖怀东则辩称，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廖怀东付出了劳务获得的正当报酬，而且2016年10月廖怀东返还20万元给杨玉安，杨玉安承诺双方之间再无任何经济关系，所有债权债务关系都已经结算完毕。本院认为，按照杨玉安所主张的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以及廖怀东的抗辩意见，杨玉安最初向廖怀东支付涉案140万元系基于廖怀东对其的某种承诺，因而，杨玉安最初给付涉案140万元系基于一定目的和理由，杨玉安与廖怀东之间原本的确存在某种基础法律关系。但是，经本院释明，杨玉安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为其请求权基础即法律依据主张权利，故，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亦无不当。二、确定本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由于本案系杨玉安主动向廖怀东支付款项，属给付型不当得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九十一条中“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廖怀东虽然应对其占有涉案款项存在合法依据加以举证证明，但杨玉安并非不负担任何举证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杨玉安应同时就其所主张基础法律关系产生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对杨玉安、廖怀东的举证情况加以综合分析。本案中，杨玉安并未就其所称廖怀东以合作承包工程等理由要求其出资等基础事实，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与此同时，廖怀东则提交了《劳动合同》、委托书、协议书、《收条》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款项的占有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所载明的签订日期、合同期限（2年）、合同对价（年薪20万元，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支付40万元）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委托书、协议书等证据所载明的事宜，与杨玉安一系列转账在时间、金额等细节无法对应和契合，存在一定不合逻辑和矛盾之处，故《劳动合同》、委托书、协议书等证据的证明力较低，此外，一审法院虽对廖怀东信访事宜进行调查询问，一定程度可证实廖怀东、杨玉安确在工程项目上存在某种合作关系，但廖怀东是否就工程款欠付问题进行信访，与其所称劳务费事宜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杨玉安一系列转账是否系向廖怀东支付劳务费尚无法确定。但是，对于廖怀东所提交的《收条》，喻薛频虽称系受廖怀东欺骗和威逼利诱所签，但对《收条》上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未予否认，杨玉安向廖怀东一系列的转账发生在2013年2月25日至2015年1月19日之间，而《收条》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因此，无论此前廖怀东、杨玉安之间的交易状况如何，仅以《收条》所载明的内容（“今收到廖怀东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廖怀东与杨玉安再无经济关系。”）来看，《收条》的出具系以廖怀东履行一定义务从而终结廖怀东与杨玉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属于附条件的终止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显然该《收条》具备民事合同的性质，同时《收条》的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不应对《收条》的性质和效力予以回避处理。四、本案所涉《收条》的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之规定，法律对于撤销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情形、行使期间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对于当事人所主张欺诈、胁迫事实的证明，亦规定需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可能性。因而，杨玉安法定代理人喻薛频虽称系受廖怀东欺骗和威逼利诱签订《收条》，但程序上杨玉安并未在本案中诉请撤销该具备合同性质的《收条》，实质上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欺诈、胁迫的事实，因此，不应仅依据其陈述在本案中否认《收条》的效力。综上，既然廖怀东已按《收条》的约定向杨玉安支付了20万元，那么廖怀东与杨玉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此终结，因此，在《收条》未被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杨玉安再就此诉请返还不当得利，其主张自然无法成立，对于无关事实本院亦不再予以赘述。由于具备民事合同的性质《收条》并未被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因而，杨玉安申请法院调查黄花机场引水、长沙市政引水工程项目及廖怀东信访记录相关事宜，也即廖怀东、杨玉安先前的合作交易状况并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准许。此外，杨玉安仅上诉请求返还60万元不当得利及利息，属于部分上诉，因此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按照其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确定案件受理费。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杨玉安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杨玉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曾 明审判员  赵康宁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