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行赔终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玉堂，男，195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代理人戴美兰（郑玉堂之妻），女，195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县巷63号。 法定代表人柯金国，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钦兰，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苏勇，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玉堂因诉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荔城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行赔初20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郑玉堂系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蒲坂村村民，其承包经营的部分土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2012年12月13日，被告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所承包的土地进行平整、清理，强制原告交付土地。包括郑玉堂在内部分村民不服被告强制交付土地行为，于2013年7月向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行政强制行为违法。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3）秀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荔城区政府于2012年12月13日对郑玉堂等村民强制交付土地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此后，郑玉堂于2015年11月17日以荔城区政府、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为被告，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荔城区政府、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将强制毁坏的承包地恢复原状。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莆行初字第89-1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郑玉堂要求被告荔城区政府恢复其承包地原状的诉讼请求；并作出（2015）莆行初字第89号行政赔偿裁定，驳回郑玉堂对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述判决和裁定，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6日分别作出（2016）闽行赔终37号行政赔偿判决、行政赔偿裁定，分别维持上述一审判决和裁定。此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荔不赔〔2018〕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的合法权益已得到保障，其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赔偿之诉。 原审认为，本案原告所提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从法律规定看，行政赔偿应以直接损失为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行政赔偿的应以直接损失为原则给予赔偿。被告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失，应以该强制行为造成原告的直接损失进行确定。二、原告所提赔偿请求并非被告实施强制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本案被告因征收集体农用耕地而违法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该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原告土地被征收所应得的补偿价值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而本案原告所提赔偿请求为：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因强征原告在沛尾地块承包地面积1.4亩并出售交易的款项及6年直接损失,合计143.36万元：（1）土地被变卖款=100万元×亩数；（2）承包地6年无法耕种应赔偿款=亩数×4000元×6年。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及预留地应由原告选择在本村土地的范围内。3.原告的误工费、交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所提上述行政赔偿请求均不属被告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故原告所提赔偿主张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已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原告所提赔偿请求并不属于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故原告所提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答辩有理予以支持。同时，本案中需要说明的是：1.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费、预留地，虽然不属本案赔偿范围，但莆田市人民政府已制定《莆田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原告可以依该办法提供相应材料，申报社会保障事项，供有关部门审查认定，以更好维护合法权益。2.原告土地被征收后，依法享有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因原告对此未予主张，不予审查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玉堂的诉讼请求。 郑玉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1.原审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并未规定仅对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且第五项明确规定了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由于所征土地被每亩100万元的价格拍卖，因此上诉人主张按拍卖价款赔偿有法可依，原审认定显然错误。2.原审程序存在违法。被上诉人并未依法在规定的答辩期内进行举证，而原审无视被上诉人超期举证应视为举证不能的规定，确认了其举证的合法性，程序违法。另外，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只委托一名律师和普通工作人员出庭应诉，违反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规定。3.关于被上诉人委托的苏勇律师，其之前是莆田市国土资源局的干部，对于其是否有代理权上诉人有异议。 被上诉人荔城区政府答辩称，上诉人提起本案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1.上诉人涉案土地已被依法征收，其已依法获得征地补偿。被上诉人作出的交付土地行为虽被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但该违法仅属于交地环节上的程序违法，该违法行为并没有损害到上诉人的合法实体权益，其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2.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了征地涉及的补偿内容，上诉人诉请超出征地补偿范围的赔偿项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土地出让价款、承包地6年无耕种应赔偿每亩每年4000元、误工费、交通费、诉讼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预留本村范围内的土地”等赔偿项目，不属于本案被上诉人交付土地行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郑玉堂提出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相关证据均已经原审庭审质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公民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国家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荔城区政府针对上诉人作出的强制交付土地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违法强制交付土地行为造成上诉人合法财产直接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国家征收集体土地依法应给予被征收土地的权利人补偿，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被征收的土地属农民承包经营的，承包人有依法取得征地补偿安置的权利。因案涉相关集体土地已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上诉人对承包土地所享有的权益已经转化为依照土地管理法律规定所应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故上诉人受到被上诉人违法强制交付土地行为侵害造成的直接损失应以其依法应享有的征地补偿费为限。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已按征地补偿标准将征地应给予上诉人补偿的青苗补助费、土地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发放给上诉人或在上诉人拒绝领取的情况下已存入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且具备提取条件和保障。因此，可认定上诉人的征地补偿安置权益依法已得以补偿。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赔偿其土地被变卖款，土地6年无法耕种赔偿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预留地的选择权利，误工费、交通费、诉讼费等损失，均不属被上诉人违法强制交地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范围。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对其承包土地所享有的权益再予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依法应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爱钦 审 判 员  史寅超 代理审判员  黄吉明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美明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