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5行终3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杨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南路79号致远大厦A栋6楼。 负责人杨鸥，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民政局，住所地苏州市平泷路158号。 法定代表人李永根，局长。 上诉人江苏杨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杨鸥律所）因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8行初4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9日，杨鸥律所向苏州市民政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以复制件并加盖公章的形式公开“苏州市律师协会自成立至今的所有登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协会组成等”。苏州市民政局于同年3月13日作出苏民信息公开[2018]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更改补充告知书》，认为杨鸥律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不明确，要求其就“等”字所省略的内容作出书面更改、补充。2018年3月23日，杨鸥律所向苏州市民政局邮寄《函》，明确申请公开内容为“苏州市律师协会自成立至今的所有登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协会组成及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会长办公会、秘书处）的设立、变更、专业委员会（刑事、民事、建筑与房地产、公司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涉外、行政法、劳动与社会保障）与工作委员会（发展战略、奖励惩戒、青年律师、教育培训、女律师、文化建设、维权、财务）的设立与变更”。同年4月12日，苏州市民政局作出苏民信息公开[2018]3号《苏州市民政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在附件中以复制件的形式向杨鸥律所公开了苏州市律师协会自1992年成立至杨鸥律所申请公开时的相关注册及变更材料；并告知杨鸥律所不存在“协会组成及组织机构、专业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的设立与变更”等信息；同时认为因杨鸥律所使用“所有登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等表述，申请内容不明确，如在上述答复外还需要申请公开其他信息，在其明确申请内容后将依法作出答复。杨鸥律所对该答复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苏州市民政局于2019年3月11日将苏州市律师协会的社会组织登记档案（共两卷659页）带至原审法院供杨鸥律所查阅。经杨鸥律所再次明确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后，苏州市民政局于同年3月14日向其邮寄上述档案卷复印件一份并加盖档案公章。杨鸥律所收悉后，仍坚持本案诉讼，要求法院依法裁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苏州市民政局作为涉案政府信息的制作和保存机关，依杨鸥律所的申请作出答复并公开相关信息，系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主体，为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苏州市民政局是否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其所作的答复告知内容是否合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本案中，针对杨鸥律所申请公开的关于苏州市律师协会“注册登记与变更登记”信息，苏州市民政局已将相关信息以杨鸥律所要求的复制件形式予以公开。关于“协会组成及组织机构、专业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的设立与变更”信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登记申请书；（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四）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五）章程草案。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团体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和业务主管单位。从上述规定可见，杨鸥律所申请的该项信息不属于苏州市律师协会作为社会团体申请登记时需要提交的文件和依法应当登记的事项，故苏州市民政局因未制作或保存上述信息而答复杨鸥律所上述信息不存在，未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因杨鸥律所存在“所有登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的表述，申请内容较为宽泛，指向不尽明确，苏州市民政局告知杨鸥律所如还需其他信息，在其明确申请内容后将依法作出答复，亦无不当；且在本案审理中，经杨鸥律所对所需信息再次明确，苏州市民政局已将其保存的关于苏州市律师协会的社会组织登记档案以复制件并加盖档案公章的形式向杨鸥律所予以公开。综上，经对被诉行政行为全面审查，针对杨鸥律所的申请，苏州市民政局已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杨鸥律所要求判令苏州市民政局限期重新予以公开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鸥律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杨鸥律所负担。 上诉人杨鸥律所上诉称，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组织第二次开庭审理，但庭审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未到庭，也未委托其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只委托了两名律师。上诉人当庭对被上诉人的出庭人员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也因此并未继续开庭。终止庭审活动后，原审法院组织谈话，并表示会依法再次向双方发送传票，但上诉人并未收到收到一审法院再次开庭的传票，而是于2019年4月30日收到一审行政判决。原审法院未再次组织庭审就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且在判决书中也未载明被上诉人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情况，违反法律规定。鉴于上述事实，请求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苏州市民政局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的出庭情况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原审法院一共组织了两次庭审，第一次为2019年1月24日，此次开庭由被上诉人负责人胡跃忠及代理律师出庭，且已将本案实质审理完毕。第二次为2019年4月25日，由于被上诉人负责人当日不能出庭，政策法规处处长及社会组织管理处副处长一起参与庭审，并按照原审法院的要求将其中一名代理律师替换为政策法规处处长，也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依法履行了信息公开法定职责，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也不存在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行为系苏州市民政局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应当适用当时尚未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本案中，上诉人杨鸥律所于2018年3月9日向被上诉人苏州市民政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苏州市律师协会自成立至今的所有登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协会组成等。经被上诉人通知更改、补充后，上诉人将其申请公开的信息明确为苏州市律师协会自成立至今的所有登记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协会组成及组织机构、专业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的设立与变更。关于注册与变更登记材料，被上诉人向其公开了苏州市律师协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至今的注册及变更材料，已经履行了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并无不当。关于协会组成、组织机构、专业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的设立变更信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团体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和业务主管单位。由此可知，上诉人申请公开的协会组成、组织机构等信息不属于社会团体登记的内容，被上诉人将其不存在该政府信息的情况告知上诉人，同时因申请内容不明确，告知其如还需要申请公开其他信息请明确申请内容，该答复行为亦符合上述规定。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法院在第二次庭审后未再次组织庭审即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显示，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因被上诉人出庭工作人员未提交委托手续，该庭审活动未能继续进行。后原审法院在未组织双方当事人继续开庭的情况下，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审理程序不够规范，但鉴于原审法院在2019年1月24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已经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环节，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第二次开庭的目的也是为了充分了解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故对于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江苏杨鸥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孙一鸣 审 判 员 刘正芳 审 判 员 林 磊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王雪麟 书 记 员 张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