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8283号原告：陈巨锋，男，196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世海，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军，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国杰，男，197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玫，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巨锋与被告董国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陈巨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世海、周瑞军，董国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巨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陈巨锋和董国杰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判令董国杰向陈巨锋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3.判令董国杰赔偿陈巨锋的经济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复利年化12%的标准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董国杰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22日，为满足新三板上市要求，北京中通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中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简称中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国杰引入陈巨锋作为战略投资者，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董国杰将其持有的中通公司股权按照估值1亿元的1%转让给陈巨锋，陈巨锋受让股权后将持有中通公司20万股股权，每股价值5元，故投资本金总计100万元。为保证陈巨锋的投资收益，董国杰作为大股东作出保证承诺，如中通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未能完成新三板上市，则董国杰回购陈巨锋持有的股权，回购款为投资本金100万元加约定利息。合同签订当日，陈巨锋向董国杰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但中通公司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鉴于中通公司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陈巨锋要求董国杰回购股权，返还股权转让款，但董国杰均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返还。后经陈巨锋委托律师调查发现董国杰存在以下违约行为：1.在签订合同时，中通公司的实际股权价值并不与董国杰承诺的一致；2.签订合同后，董国杰和中通公司并未通知陈巨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中通公司也未将其登记于股东名册；3.董国杰没有通知陈巨锋参加中通公司于2015年7月6日召开的关于公司改制和更名的临时股东大会；4.董国杰没有通知陈巨锋于2015年7月20日签订《发起人协议》，排斥其作为中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行使权利；5.董国杰没有通知陈巨锋于2015年7月21日参加中通公司改制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排斥陈巨锋作为中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行使权利；6.2015年8月12日，中通公司完成改制时，亦未补救性地将陈巨锋登记为股东。2019年1月10日，陈巨锋向董国杰和中通公司发出《关于交付股票并变更股东名册登记的函》，要求中通公司追认其为发起人股东，并提议董国杰按照改制方案向其交付中通公司现有股票作为替代性履行。2019年1月17日，董国杰向其回函，拒绝了其提出的替代性履行方案。截至陈巨锋起诉，中通公司仍未将陈巨锋登记为股东，也未认可其发起人股东的资格。因此，陈巨锋认为，董国杰已经构成严重违约，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其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返还转让款、赔偿损失。董国杰答辩称：不同意陈巨锋的诉讼请求。第一，《股权转让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董国杰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其不同意解除合同。第二，陈巨锋系北京市海淀区环保局员工，具有公务员身份，无法被登记为股东，双方遂约定由董国杰代持其股权，因此陈巨锋没有被登记为中通公司的股东。第三，陈巨锋主张的回购条件并不满足，其无权要求董国杰回购。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22日，董国杰作为甲方（转让方）与乙方（受让方）陈巨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在中通公司所持股权按照1亿元的估值的1%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乙方受让甲方转让的股权后，持有中通公司20万股股权，每股为5元，总计投资本金为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按100万元计算，已由乙方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同意转让而乙方同意受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协议生效后，甲方将对转让给乙方的相应股权占比范围内的经营管理及债权职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乙方承认中通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的负担，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负担。甲方作为中通公司最大股东知晓并保证遵守该项承诺，为保证实际投资人收益，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甲方以个人名下资产对乙方的股权投资做出如下保证：如中通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未能上市（新三板），甲方作为中通公司大股东个人负责回购乙方实际所持有的上述股权，甲方回购股权的总金额按照乙方购买股权所付投资本金100万元计算，加上双方约定的利息（按复利年化12%计算），利息计算起始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甲方需在1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打入乙方指定的账户，逾期应向乙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4倍的违约金。如果届时乙方愿意持股则可以选择继续持股，并享有股东权利。同日，陈巨锋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董国杰汇款100万元，汇款附言为股权转让。诉讼中，陈巨锋向本院提交（2019）京东方内民证字第06536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中通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的《法律意见书》和公司章程。《法律意见书》载明，中通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董国杰、关冀平和肖龙，其中董国杰出资24万元，关冀平出资5万元，肖龙出资1万元。2009年1月19日，肖龙将其持有的0.3万元的出资转让给周娜，将其持有的0.7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关冀平将其持有的5万元的出资转让给董国杰；中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和周娜，其中董国杰出资29.7万元，周娜出资0.3万元。2012年12月24日，中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470万元，全部由董国杰认缴，故董国杰出资变更为499.7万元，周娜出资为0.3万元。2015年8月12日，中通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仍为董国杰和周娜，董国杰认购股份数量为5756544股，周娜认购股份数量为3456股。2015年9月16日，中通公司以每股1.1元的价格增发普通股250万股，由北京中通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股东变更为董国杰、周娜和北京中通财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诉讼中，陈巨锋向本院提交与董国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关于交付股票并变更股东名册登记的函》及其往复函件，证明其多次要求董国杰返还股权转让款，董国杰均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返还，同时，董国杰也拒绝向其交付股票。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陈巨锋于2017年7月18日说：“上次人多也没有好好聊，想想办法将我的股份运作一下啊！实在不行你回购也行，我等着急用呢！”2017年10月25日，董国杰说：“收购成了就一次性退你，没成的话我计划分批分步骤还你，本金还是要保障的。”2018年10月10日，陈巨锋说：“这月能回钱吧？”董国杰回复说：“不太可能。”2018年10月23日，陈巨锋说：“上午好！上周见面人多也没详谈，想问你钱啥时能够还我。”董国杰回复说：“他们没给具体时间。”陈巨锋说：“但不能总是拖下去，快四年了，总要有个时间节点吧，而且我那点钱在你的公司里，只是九牛一毛，挤一挤就出来了。”双方此后又发生多次类似的微信对话。2019年1月10日，陈巨锋向董国杰发送《关于交付股票并变更股东名册登记的函》，函件的主要内容为陈巨锋认为其与董国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并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中通公司改制上市时，仍未登记其为股东，也未交付任何股票；陈巨锋要求董国杰在收到函件30日内交付相应数量的股票并配合其登记为股东。董国杰在收到该函件予以回函，函称其认可陈巨锋的股东身份，也同意将20万股股票转让至陈巨锋名下，但因中通公司现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故需陈巨锋提供股票交易账户予以接收。陈巨锋收到复函后于2019年1月26日向董国杰回函，表示不同意仅受让中通公司上市后的20万股股票，双方约定的是陈巨锋受让中通公司上市改制前的20万股，现中通公司已经上市改制，应当按照改制方案重新计算股票，另外，陈巨锋认为其无义务提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账户。另查，中通公司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本院认为：陈巨锋与董国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约定，陈巨锋向董国杰支付100万元，受让董国杰在中通公司所持股权的1%。董国杰在签订合同时，持有中通公司99.94%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499.7万元，故陈巨锋应当受让的股权比例为0.9994%，对应的出资额为4.997万元。陈巨锋在签订合同当日，已经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董国杰，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但董国杰应当在合理期间通知并配合中通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以促使陈巨锋获得股东身份，达成其订立合同的目的。董国杰主张，陈巨锋具有国家机关事业编制的身份，无法被登记为股东，故双方约定由董国杰代持。陈巨锋对此主张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董国杰在诉讼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陈巨锋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故其主张的股权代持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对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鉴于董国杰未能通知并协助中通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经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致使陈巨锋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其有权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合同。因董国杰系在2019年5月7日收到本案起诉书，故陈巨锋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亦于同日达到董国杰，《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日期应为2019年5月7日。董国杰辩称，虽然其在签订合同时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其现在同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陈巨锋转让股份，陈巨锋仍能达成其合同目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通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1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现转让标的发生根本性变更，在双方未重新达成合意的情况下，陈巨锋有权拒绝以现有条件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其次，因中通公司现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挂牌交易，如董国杰自行向陈巨锋转让股份，必须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但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在签署协议之前，投资者本人名下最近10个转让日的日均金融资产500万元人民币以上。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二）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理，或者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陈巨锋必须满足前述条件才能获得开户资格，从而受让董国杰的股份，这无疑加重了陈巨锋的合同义务，有违公平原则。因此，董国杰要求在现有条件下替代履行，因不符合合同约定，故本院不予采纳。合同解除后，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有权就已经履行的部分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陈巨锋已经向董国杰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故现其有权要求董国杰予以退还。同时，董国杰还应当向陈巨锋赔偿相应的损失。陈巨锋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二款中关于回购的约定计算利息，本院认为，董国杰向陈巨锋退还股权转让款系合同解除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非满足回购条件而致，故陈巨锋无权要求适用该条约定计算利息。另外，陈巨锋还主张，如法院不同意以前述约定计算利息，则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制定的司法解释，其针对的案件类型为民间借贷纠纷，而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二者不属于同一案件类型，故陈巨锋要求以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本案中的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陈巨锋在本案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仅限于银行贷款利息，故董国杰应当向陈巨锋赔偿的损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起算时间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起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陈巨锋与被告董国杰于2015年5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9年5月7日解除；二、被告董国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巨锋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三、被告董国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巨锋赔偿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陈巨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50元，由原告陈巨锋负担2376元（已交纳），被告董国杰负担697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金宏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代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