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59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苏发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路215号。法定代表人：徐晓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慧，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骄虎，江苏丰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瑞星工艺品厂，住所地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顾春福，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松，扬州市江都区永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瑞和，男，195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春福，男，195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上诉人南京苏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瑞星工艺品厂（以下简称瑞星厂）、冯瑞和、顾春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人民法院（2018）苏0114民初6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慧、赵骄虎，被上诉人瑞星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松，被上诉人冯瑞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顾春福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苏发公司一审诉讼请求，由三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苏发公司与瑞星厂之间存在长期的业务关系。一审中，苏发公司提供了当时瑞星厂厂长顾某签字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上还有瑞星厂员工刘文龙的签名，足以证明苏发公司已向瑞星厂交付了案涉货物且已经过结算的事实，相关货物价款明确，瑞星厂尚欠苏发公司516184元。一审法院仅凭瑞星厂关于只有冯瑞和可以结算的陈述，在并无任何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拒绝采信苏发公司以上证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意识到瑞星厂的经营困局以及欠付货款的事实，苏发公司找到瑞星厂实际负责人顾某，要求其结算货款并签字确认对账单，再加上瑞星厂员工刘文龙的签字。顾某提供其与冯瑞和2018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以下简称0106协议），证明其系瑞星厂厂长，负责购买材料价格、工资定价等。无论0106协议签订于何时，苏发公司均有理由相信顾某具有代表瑞星厂进行结算的权利，或者其结算签字构成表见代理。主要理由如下：1.0106协议内容表明顾某系瑞星厂厂长，冯瑞和系受邀作为法定代表人，顾某作为瑞星厂厂长，当然有权利进行结算。2.0106协议内容表明顾某负责购买材料价格，表明其有权代表瑞星厂结算。3.0106该协议签字为2018年1月6日，一审法院认为顾某在此之后才有结算权。顾某于2018年10月17日再次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系追认行为，苏发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顾某具有相应的结算权利，基于顾某与瑞星厂的关系，其结算和签字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4.苏发公司在一审中还提交了4份有刘文龙签字的码单，证明刘文龙具有相应签收货物的职责和权能，其在对账单上的签字亦构成表见代理。瑞星厂辩称，1.瑞星厂不欠苏发公司货款，苏发公司就其起诉请求应当提供每一次对账的原始凭证加以证明，仅凭苏发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瑞星厂欠付货款的事实。2.苏发公司关于顾某是瑞星厂厂长，或者顾某的行为可以构成表见代理等意见，瑞星厂认为不能成立。顾某曾经在瑞星厂工作过，瑞星厂时任厂长是冯瑞和，顾某不具备苏发公司陈述的表见代理资格。一审判决业已查明，瑞星厂并未授权顾某可以行使对账等权利，故顾某无权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苏发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冯瑞和辩称，认可瑞星厂以上答辩意见。瑞星厂是冯瑞和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由冯瑞和本人担任该厂厂长，不存在顾某担任该厂厂长的事实。瑞星厂有保管员徐某负责签收货物，除徐某签字的收货单证以外，冯瑞和对其他单证均不予承认。顾春福未发表答辩意见。苏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上诉人支付苏发公司货款合计516184元；2.判令三被上诉人支付苏发公司逾期利息（以516184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三被上诉人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发公司与瑞星厂存在业务往来，由瑞星厂向苏发公司采购面料等。冯瑞和自认于2017年12月28日收到苏发公司邮寄的五份对账清单，但未予以确认。后案外人顾某、刘文龙、徐某分别在五份对账清单上签名；案外人顾某还于2018年10月17日在该五份对账单中签名并载明：“瑞星厂与苏发公司以上交易结算价格是真实、合理的。”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2月13日，冯瑞和出具单据一份，载明：“瑞星厂2018年2月13日后汇鸿公司第一笔来款汇捌万元给徐小江。”2018年1月6日，冯瑞和与案外人顾某签订0106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由于顾某贷款需要，特邀冯瑞和担任瑞星厂法定代表人，工厂属于顾某所有，所有盈利与负债均有其顾某承担，与冯瑞和无关，冯瑞和不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1月5日，案外人徐某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叫徐某，曾经名义上担任瑞星厂的保管员，在2018年1月底离职。2018年5、6月份，我在刘文龙的玩具厂上班，顾某和刘文龙是我的老板。在我上班的时候，顾某就将六张明细的电脑打印好清单的纸张，也就是苏发公司徐晓江打官司起诉的证据材料，拿过来叫我签字，我开始不签字，我因为没有看到明细的送货单，我没有办法确认这个打印好的清单的内容是否属实，我就拒绝签字。但是顾某叫我签字，他是我的厂长，当时法人是刘文龙，就只好签字了。而且，应顾某的要求，我将落款的日期签成2018年1月1号，实际签字时间绝对不是这个时间，而且我们2018年1月1日就是休息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上班。对于上面有我签字的清单上面的内容，我没有看到原始的送货单，我无法核实所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对于上面的价格本来与保管员也是没有关系的。……以上情况属实，可以电话向我核实。我因为自己家里有事情，无法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还查明，瑞星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成立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2016年12月13日，瑞星厂的投资人由濮正流变更为冯瑞和。2018年2月27日，瑞星厂的投资人由冯瑞和变更为顾春福。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苏发公司主张瑞星厂欠付价款，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向瑞星厂交付相应货物，以及瑞星厂欠付相应价款的事实。苏发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上仅有顾某、徐某、刘文龙签字确认，苏发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三人有权代表瑞星厂进行结算，瑞星厂对上述人员签字结算的行为亦不予追认。另外，苏发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顾某、徐某、刘文龙可以代表瑞星厂进行结算，故上述人员签字的行为系无权代理，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对账签字的行为对瑞星厂不发生效力。除此之外，苏发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对于交货以及欠款的事实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苏发公司要求三被上诉人支付价款及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苏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2元，由苏发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苏发公司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1.南京欧立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立德公司）2019年7月31日情况说明1份；2.瑞星厂盖章、顾某签字分别出具的转付委托书各2份；拟证明顾某有权利进行相关核算和结算。第二组，3.新联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货物委托凭证10份；4.常州市贸丰针织毛绒厂发货单8份；5.南京宝国运输有限公司门到门签证路单1份、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装箱单10份；拟证明顾某是瑞星厂货物的实际经办人。第三组，6.苏发公司出货明细单7份；7.苏发公司码单4份；拟证明在对账单上签字的刘文龙也是瑞星厂收货员之一，并非瑞星厂、冯瑞和所述仅有保管员徐某有权签收货物。第四组，8.证人顾某证言；9.证人刘某证言。经质证，瑞星厂对证据2中顾某于2018年2月12日出具的转付委托书，因苏发公司未提供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第一组中其余证据均有原件以供核对，真实性可予确认；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且证据4中发货单编号相连，填写内容过于详细，并不符合常理；苏发公司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冯瑞和认可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顾某受聘担任瑞星厂的供销员，经其指示向欧立德公司下达订单、办理转付委托收手续；同理，第二组证据所示对方客户向瑞星厂发货时在经办人或者收货人一栏填写顾某亦属正常，但证据4应系伪造，理由同前；不认可第三组证据所示刘某签名的效力，其在瑞星厂担任车间主任一职，并不负责接收货物；其仅认可徐某签字确认的收货单，故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达。本院认证意见：就瑞星厂、冯瑞和认可苏发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或者形式真实性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苏发公司提供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之在，本院将在说理部分进行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中，苏发公司提供六份对账单，起止日期自2017年1月18日至同年12月13日，金额合计为1585316.6元。其中起止日期为2017年1月18日至同年5月8日的一份对账单下方第一行注明“2017年12月28日收”并捺指印。冯瑞和确认该日期系其所书，当时因为会计有事没有时间对账，一周之后，徐晓江认为其已书写日期即表示确认，故将对账单取走，手印系事后伪造。苏发公司亦确认曾将对账单寄给冯瑞和。此外，六份对账单中右下方分三行依序签注“顾某2018.1.3号”“徐某2018.1.1号”“刘文龙2018元月2日”；其中五份对账单左下方签注“瑞星与苏发以上交易结算价格是真实合理的。顾某2018.10.17号”；以上顾某、刘文龙签名上均捺指印；另一份金额合计为772094.3元的对账单左下方顾某签注内容同上，但落款日期为“2018.10月20号”，并未捺指印。二审中，苏发公司、瑞星厂均确认就其间买卖业务往来，瑞星厂已支付货款103.3万元。除以上事实以外，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苏发公司起诉主张瑞星厂欠付516184元货款以及逾期利息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7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苏发公司起诉主张瑞星厂欠付货款516184元，其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主理理由有：首先，苏发公司提供的六份对账单金额合计为1585316.6元，扣减双方确认的瑞星厂已付货款103.3万元，余额为552316.6元，与苏发公司起诉主张的欠付金额并不一致。其次，六份对账单右下方三人依序签字的落款日期并不自然顺应，不符合自然形成的规律。到庭两位证人和徐某的书面证言一致确认，瑞星厂于2018年1、2月左右关闭，三人均已离职，苏发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系为提起本案诉讼而准备的证据材料，落款日期系倒签。就签字地点，顾某述称在瑞星厂三楼办公室；徐某书面证言确认2018年5、6月份在刘文龙开办的玩具厂；刘文龙述称其于2018年3月自己开办了恒艺工艺品厂，签字地点在恒艺工艺品厂三楼，后又改口称在瑞星厂三楼。即使当庭宣读了徐某了书面证言，顾某、刘文龙仍称记不得具体的签字时间，而刘文龙就签字地点改变陈述又无进一步解释，本院认为刘文龙最初陈述的签字地点与徐某书面证言一致，可以认定该对账单形成于三位签字人员从瑞星厂离职以后，签字地点应在恒艺工艺品厂。因六份对账单并非三位签字人员任职于瑞星厂期间形成，顾某、刘文龙亦均明确签字时未经冯瑞和的授权，故六份结账单并不具有民事诉讼中书证的性质，仅应作为证人证言的性质对待。再次，苏发公司与顾某开办的工厂已有数年的业务往来，顾某开办工厂倒闭之后至瑞星厂担任供销员，并介绍瑞星厂给苏发公司，“顾厂长”仅是长期客户对顾某的习惯性称谓，并非表明顾某系瑞星厂厂长。而刘文龙至今仍与冯瑞和之间存在尚未执行终结的债务纠纷，该二人从瑞星厂离职以后，顾某又在刘文龙开办的恒艺工艺品厂任职。再结合刘文龙关于苏发公司徐晓江和顾某示意其在对账单上可以倒签时间的陈述，可以认定该二人与本案诉辩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顾某、刘文龙的证言及其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后，从作证能力角度来看，顾某明确其仅能证明对账单所示交易价格的真实性，也即其不能证实交易数量及是否收货的事实。刘文龙明确其负责核算用料、下达码单，但其没有保留下达的码单，签字时凭印象是对的，收货由徐某负责。据此，即使刘文龙的印象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其也仅能证实订货的数量。虽然刘文龙述称有些徐某不懂的，其会帮徐某收货，故从职务范围来看，刘文龙并不具备证实对账单所涉全部货物均已签收的证明能力。而徐某作为保管员已经明确在对账单上签字非其所愿，在未见原始送货单的情况下无法核实对账单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故，苏发公司提供六份对账单，拟以上述三人各司其职且均已签字确认来证明案涉买卖业务往来所涉品种、数量、价格及其已经完成供货义务的事实，该证明目的难以成立。而苏发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内容无法与六份对账单形成对应或者补充证明的作用，亦达不到可以形成证据锁链的证明作用。综上所述，苏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62元，由上诉人苏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张广永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