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终12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曙光路118号宇洋中央金座一层、四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施云飞，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锋，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润芳，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金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大道351号7楼。 法定代表人：郭智惠。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燕，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欣，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福鼎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大道351号7楼。 法定代表人：郭智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燕，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欣，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智惠，男，1958年6月19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燕，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欣，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智强，男，1970年3月15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和挺，男，1983年12月9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来，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欣，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金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工贸公司”）、福建省福鼎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州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润芳，被上诉人金龙工贸公司、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燕、陈楚欣，被上诉人郭和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智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州农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8）闽01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金龙工贸公司立即偿还福州农商行贷款本金2349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8年8月14日为7844511.57元，此后利息、罚息、复利按编号为“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1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并支付律师代理费29.43万元。2.请求撤销（2018）闽01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金龙地产公司分别以编号“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2450万元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及编号“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2450万元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限，对本案所涉贷款债务及（2018）闽01民初1655号案件所涉贷款债务（编号“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金龙工贸公司追偿。3.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金龙工贸公司、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福州农商行为实现本案债权与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已实际支付律师费29.43万元，原审法院酌定律师费为10万元于法无据且损害了福州农商行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予以改判。理由是：1.本案《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且明确约定金龙工贸公司应承担福州农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律师费，因律师费与合同违约金不同，不在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且福州市律师协会多次发文倡议规范律师收费、抵制低价竞争，原审法院的判定与福州市律师协会上述倡议不符，使律师权益得不到保障。2.金龙工贸公司未按期偿还债务是导致本案诉讼发生并产生律师代理费的直接且唯一的原因，将金龙工贸公司的过错导致的经济损失判定由无过错的福州农商行来承担，明显有悖于公平原则。此外，福州农商行与金龙工贸公司事先已就律师费承担作出书面约定，且金龙工贸公司在诉讼答辩中也未对律师费金额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主动对律师费的承担金额进行重新分配，亦是对公平原则的违背。3.福州农商行出于案件复杂性考虑，为更好维护自身权益，认为聘用律师存在其必要性，因此律师代理费属于必要合理支出。本案标的高达3000多万元，意味着案件代理律师亦需承担较大的执业风险，且案涉借贷、担保、展期等多项法律问题的交叉，代理律师在整个代理过程中已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研究相关法律问题及履行代理义务，收取29.43万元的律师费用是对代理律师所承担风险和所付出劳动的合理回报。本案律师代理费完全符合《福建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指导标准，且已充分考虑了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并结合本地律师费收费标准予以下调。4.原审法院在其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亦作出过由债务人承担超过10万元律师费的判定。（二）原审法院将案涉的两份独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同一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是：1.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编号并不相同，且现行法律法规未禁止同一保证人提供多份相同债权确定期间和相同最高额度的保证担保，因此两份合同不存在置换或吸收合并的关系，应对不同编号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分别认定。2.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代表两项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保证人提供了两项独立的最高额保证担保。3.2015年2月10日当日，福州农商行与金龙地产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又与金龙工贸公司签订了两份《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发放了两笔2450万元的贷款。上述文件两两对应，印证保证人金龙地产公司缔约当时的内心真实意思是同时提供两项独立的2450万元最高额本金保证，以帮助其关联公司金龙工贸公司获得两笔2450万元的贷款。 金龙工贸公司、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郭和挺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福州农商行为提起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明显过高并基于公平原则予以调减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1.案涉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承担相关费用的金额或限额。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一方的解释符合合同法及法律的规定。2.本案系普通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简单，并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故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难易程度并遵照民事诉讼的公平、诚信原则，避免造成双方利益失衡，就律师费酌定予以扣减符合公平原则。3.本案与另案即（2019)闽民终1280号案项下的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声明书等均为银行出具的格式文本，且无论是诉请内容还是代理思路均无差异，但福州农商行与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就两案所协商确定的律师代理费数额却几乎相同，高达近60万元，且不存在任何减免，明显不符合行业习惯，理应予以扣减。（二）原审法院对福州农商行提交的两份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同一认定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根据福州农商行提交的案涉借款合同与两份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未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相对应的借款合同或保证合同。同时，按照银行业的行业惯例，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性质，银行与同一客户主体之间一般仅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进而分别签订对应的流贷合同。而两份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于同一日签订，除了合同编号外，其余条款均一致。故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仅能证明，金龙房地产公司为金龙工贸公司提供的系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限额仅为2450万元，福州农商行要求金龙房地产公司在其原审诉讼请求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三）案涉抵押物在办理抵押登记前，福州农商行曾就案涉抵押物自行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值为8000余万，故案涉抵押物价值足以覆盖本案债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福州农商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金龙工贸公司立即向福州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2349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应按合同约定计至实际还款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14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为7844511.57元）；2.判令金龙工贸公司赔偿福州农商行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9.43万元；3.判令福州农商行有权对金龙地产公司名下位于福鼎市、147号、158号、160号、161号、162号、163号及位于福鼎市、6号、8号、10号、12号、14号、16号、18号、20号、22号共计17处房产（他项权证号：鼎房他证ＦＤ字第××号、鼎房他证ＦＤ字20150347号）予以折价或对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4.判令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福州农商行为实现上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2月10日，金龙地产公司与福州农商行签订了编号为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金龙地产公司以其名下位于福鼎市（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47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58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60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61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62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63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及位于福鼎市（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8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20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22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共11处房产，为金龙工贸公司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与福州农商行之间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2450万元，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为鼎房他证ＦＤ字20150347号。 同日，金龙地产公司与福州农商行还签订了编号为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金龙地产公司以其名下位于福鼎市（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6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8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0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2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14号（产权证号：鼎房权证ＴＳ字第××号）共6处房产，为金龙工贸公司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与福州农商行之间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2450万元，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为鼎房他证ＦＤ字20150346号。同日，金龙地产公司与福州农商行签订了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1号、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金龙地产公司为金龙工贸公司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与福州农商行之间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分别为2450万元、2450万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同日，金龙工贸公司与福州农商行签订了编号为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在最高贷款余额2450万元内，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和贷款人资金供给的可能性，由福州农商行分次发放贷款；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9%，如遇基准利率调整，自基准利率调整后次年起调整；借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以借款借据为准。 2015年2月10日，福州农商行根据金龙工贸公司的申请依约放款2450万元，该笔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2月9日。由于金龙工贸公司到期无法依约偿还借款，2016年2月9日，金龙工贸公司、金龙地产公司与福州农商行共同签订了编号为营业部展字2016第2001-1号《借款展期协议》，协议约定将编号为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1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均展期至2017年1月9日，并约定借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87%，如遇基准利率调整，自基准利率调整后次年起调整。 2016年2月9日，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分别向福州农商行出具了《担保声明书》，自愿为上述展期后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上述借款已于2017年1月9日到期，但金龙工贸公司未依约偿还全部借款本息。截至2018年8月14日，金龙工贸公司共拖欠借款本金2349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合计7844511.57元。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 另查明，2018年9月18日，福州农商行与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代理本案诉讼，并于2018年9月19日实际支付了律师代理费29.43万元。 又查明，案涉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期间内，福州农商行共向金龙工贸公司提供两笔贷款，即本案案涉贷款和另一笔贷款（编号“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福州农商行已就另一笔贷款另行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8）闽01民初1655号。 一审法院认为，福州农商行与金龙工贸公司签订《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与金龙地产公司签订的两份《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与金龙工贸公司、金龙地产公司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以及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各自作出的《担保声明书》，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福州农商行在合同签订后依约履行了发放贷款2450万元的义务，而金龙工贸公司在借款展期届满后仍未及时归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因此，福州农商行主张金龙工贸公司付清结欠的借款本金2349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讼争合同虽约定包括律师费在内的福州农商行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但福州农商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非必须委托律师，故律师代理费并非其实现债权必然产生的开支费用；福州农商行若选择委托律师代理，亦应当合理行使权利，应综合考虑案件难易程度、被告承担该费用的能力等因素，支出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福州农商行为提起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29.43万元，明显过高，将不合理增加被告债务负担，故该院综合上述因素，并基于公平原则，酌定10万元由金龙工贸公司承担为宜，福州农商行支出的过高部分律师代理费应由其自行承担。 根据案涉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金龙地产公司以案涉17处房产为金龙工贸公司的案涉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依法设立，因金龙工贸公司不履行案涉债务，故福州农商行依法有权在最高债权限额内行使抵押权。同时，金龙地产公司又为讼争借款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其应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内，对上述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上述最高额抵押及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福州农商行提供的贷款还包括编号“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该行已另案起诉），故金龙地产公司对本案案涉贷款及另案贷款承担的全部担保责任，以其分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限。由于案涉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涉合同标的即提供抵押担保的房产不同，故应为各自独立的担保合同，金龙地产公司应以所设定抵押房产在各自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而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合同编号不同外，并无其他不同约定，故两份合同应作同一认定，所涉的保证责任承担应以约定的最高担保债权为限。金龙地产公司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所作的抗辩理由成立，应予采纳；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针对案涉借款债务已自愿出具《担保声明书》，其意思表示真实，故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由于本案既存在人的保证又存在物的担保，而上述保证人并未明确声明对物的担保范围内债务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其三人应对上述抵押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福州农商行除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的部分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外，其他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郭智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金龙工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福州农商行贷款本金2349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8年8月14日为7844511.57元，此后利息、罚息、复利按编号为“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1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并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二.福州农商行有权以金龙地产公司所有的坐落于福鼎市（房屋他项权证号：鼎房他证ＦＤ字第××号）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内，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及（2018）闽01民初1655号案件所涉贷款债权（编号“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优先受偿；三.福州农商行有权以金龙地产公司所有的坐落于福鼎市（房屋他项权证号：鼎房他证ＦＤ字20150347号）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内，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及（2018）闽01民初1655号案件所涉贷款债权（编号“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优先受偿；四.金龙地产公司对本案所涉贷款债务及（2018）闽01民初1655号案件所涉贷款债务（编号“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约定的担保最高债权额为限，并在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金龙工贸公司追偿；五.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对本案所涉债务在实现本判决第二、三项抵押担保责任外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金龙工贸公司追偿。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福州农商行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福州农商行仅在一审阶段支付律师费，其他诉讼阶段均为免费代理，不存在“加重被告债务负担，造成双方利益失衡”的情况；2.2018年9月27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01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律师费承担应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履行，不属于法院可依职权予以调整的范围；3.《福州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司法厅关于重新规范我省部分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告》，拟证明福州农商行要求对方承担的律师费完全符合福建省及福州市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要求，并已作了适当下调；4.《关于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共同维护执业权益的倡议书》、《福州市律师协会关于倡议抵制低价竞争情况的通报》，拟证明原审法院减少对方所应承担的律师费于法无据，且与福州市律协关于抵制参加低价竞争行为的规定相违背。金龙工贸公司、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郭和挺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合同系本案一审判决之后补签的合同，福州农商行在一审中支付代理人近30万元的律师费仅包含一审阶段，明显过高。证据2-4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二审新的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对证据2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福州农商行的主张。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中规定的律师费收费区间仅是参考作用，对于具体案件的律师费应当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律师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综合考量，而本案福州农商行向其代理人支付近30万元的律师费明显过高。对证据4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实福州农商行的主张。本院认为，金龙工贸公司、金龙地产公司、郭智惠、郭和挺对于福州农商行提供的四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四组证据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 围绕本案双方争议焦点问题：1.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应作同一认定，所涉的保证责任承担的最高担保债权是多少？ 本院认为，讼争各方对“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1号”和“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同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在两份合同中未明确相对应的借款合同，但两份合同编号不同，内容上均明确约定金龙地产公司为金龙工贸公司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与福州农商行之间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分别为2450万元、2450万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内容，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合同约定不明确的合同当事人还可以通过补充协议或合同有关条款来确定，原审直接将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同一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金龙地产公司应在“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1号”和“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担保债权合计49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2.原审法院酌定本案律师费为10万元是否合理？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是在综合考虑案件难易程度、被告承担该费用的能力等因素基础上，酌定由金龙工贸公司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10万元，福州农商行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审法院对律师费承担金额的调整违背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福州农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项； 二、变更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福建省福鼎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编号“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2450万元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及编号“营业部借字2015第20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2450万元债权本金最高余额（即福建省福鼎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4900万元）为限，对本案所涉贷款债务及（2018）闽01民初1655号案件所涉贷款债务（编号“营业部抵借字2015第2005-2号”《流动资金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实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金龙工贸公司追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199944元，由原审被告福建省金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福鼎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9944元，由上诉人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07元，由被上诉人福建省金龙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福鼎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郭智惠、郭智强、郭和挺负担1995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强华 审判员  郑 唯 审判员  吴春迎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尤惠丽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