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4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顺达，男，汉族，1971年5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京和，男，汉族，1980年9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桃，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源县仙塘镇徐洞工业区。诉讼代表人：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晓燕，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辉，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越王大道铭成商务大厦A栋22楼2201房。负责人：林友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塞竣，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顺达因与被上诉人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向阳公司）、国信信扬（河源）律师事务所（下称国信律师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6民初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顺达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6民初143号民事判决；2、确认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有效；3、判令向阳公司、国信律师所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并非重整计划。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债务人的经营方案；2、债权分类；3、债权调整方案；4、债权受偿方案；5、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6、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7、有利于债务人重整的其他方案。”的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是很详细的，关键点要有涉及债权受偿方案。但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并未涉及此内容。因此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重整计划草案。（二）时任管理人的国信律师所拒绝将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提交给债权人会议讨论，责任在于管理人，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后果均由向阳公司和管理人承担。在时任管理人的国信律师所得知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签订后，且在李顺达经营近半年后，国信律师所一直未召集债权人会议进行开会讨论。在2016年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引进了第一个投资人吴志科、并签订《投资意向协议》时，国信律师所根本就没有召集债权人会议开会。在解除吴志科的《投资意向协议》后，向阳公司与李顺达签订2017年6月1日的《投资意向协议》，时任管理人的国信律师所也拒绝召集债权人会议开会，直至2017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国信律师所也拒绝将该《投资意向协议》提交到债权人会议上进行讨论。因此，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未提交到债权人会议进行讨论的责任完全在于国信律师所。李顺达不承担该责任后果。（三）即使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属于重整计划草案，在债权人会议上没有表决之前，仍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一审法院驳回请求属武断判案。关于向阳公司破产重整案存在的各种不合法和不合理的现象，如重整期间严重超期、债权人会议一直不召开、向阳公司债权债务核查不清等，一审法院作为负责审理法院，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在时任管理人的国信律师所一直阻挠将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提交到债权人会议进行讨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已明知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的签订、履行过程等情况下，仍没有敦促国信律师所进行履职，对此一审法院是有责任的。在上述不正常的情况下，现一审法院又贸然以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因没有经过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而无效，显然是武断。（四）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是为尽快偿还广大债权人的债权而签订的协议，应认定为有效，或赋予其有效。1、涉案《投资意向协议》采取拟收购的方式，具体收购相关事宜仍需要继续商务谈判。2、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是初步投资协议，对于下一步的合作走向，仍需要根据该《投资意向协议》的履行结果而进行协商谈判。3、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签订前期，有债权人主席的牵线、参与等行为，该《投资意向协议》签订后，有管理人小组小组长、管理人小组成员、受案法院审理向阳公司破产案相关人员、债权人主席等人员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进行庆祝道贺。说明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已经得到了法院、债权人主席的认可。4、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呈现良好现象，对于破产案件的处理有积极的作用。债权人主席中国银行特别派出考察小组进行参观考察后给予积极评价，对于维护广大债权人的债权利益有积极的作用。（五）国信律师所在担任管理人期间的严重失职行为，不能成为认定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有效的阻力。1、向阳公司在破产重整自管经营期间，时任管理人的国信律师所仍需要进行监督监管，但该所放任不管或者选择性的监督监管，都是其完全失职的行为。国信律师所不能以其自身的失职行为而否认向阳公司的对外行为的效力问题。2、国信律师所担任管理人期间私自使用其他律师所的律师处理破产事务，将向阳公司破产事务采取外包形式，违反相关规定。3、国信律师所担任管理人期间采取选择性失明，对于有利益的事务，积极包揽，对于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则采取阻挠、设置障碍等违法手段。对于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的签订，国信律师所已明知现在仍说不知情，完全不尊重客观事实，毫无职业道德。4、国信律师所的代理人至今仍采取人身攻击，不讲事实，扰乱事实。本案二审庭审中，李顺达补充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还表现在：1、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是在国信律师所担任管理人期间的授意下签订的。正如国信律师所在一审中于2018年9月26日的《答辩状》第5页最后一段所述“2016年9月7日，李顺达在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提出有意对向阳公司投资以帮助向阳公司实现重整，管理人表示欢迎……管理人请李顺达与黄木继直接、亲自洽谈重整方案。后李顺达对管理人及向阳公司提出……愿意投入巨资帮助向阳公司重整。管理人和向阳公司对此均表示赞同”。2、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是在国信律师所的监督管理下签订的。根据国信律师所在解除管理人职务后于2018年1月24日向现任管理人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下称贤贵律师所）的《移交清单》“二、说明：3.2017年12月6日黄木继签收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表述，可充分证明在2017年6月1日签订《投资意向协议》时向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由国信律师所掌控并使用，《投资意向协议》是在管理人的监督下签订的。3、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的签订与实施始终是在债权人会议主席巫亿平的邀请、监督下进行的，并得到债权人会议主席巫亿平及其所在银行领导的肯定，这有照片、录音等证据充分证实。4、在《投资意向协议》的履行中得到了审理破产法院的肯定与监督，这有该法院《信访回复函》足以充分证实。5、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签订后，国信律师所严重玩忽职守，没有履行管理人职责导致向阳公司违约拒不履行《投资意向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最终导致单方解除协议。这些证据有黄木继的保证书、国信律师所的答辩状、向阳公司现任管理人的复函、国信律师所任管理人期间的履职报告。（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根据合同无效的认定原理和法律规定，原判决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因为适用的法律不仅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而且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甚至明显违背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本意。向阳公司答辩称：（一）涉案《投资意向协议》于国信律师所担任管理人期间签订。（二）国信律师所出具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决议，对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的合法性作出了明确回复。目前尚未有法律程序对该决议予以改变或者撤销。（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国信律师所答辩称：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的签订主体不适格、其内容和程序均违反破产法、公司法、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且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签订之日起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应予维持。李顺达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李顺达的全部诉请。首先、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存在签订主体不适格，内容及程序均严重违反破产法、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且严重损害广大债权人合法权益等情形，自签订之日起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理由已在一审答辩状、一审庭审调查过程中、一审代理意见中详述，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李顺达自始至终不能提供任何合法、客观的证据证实其签署的《投资意向协议》的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等；反而胡乱攀扯与案件无关的事由、编造各种不实之辞污蔑国信律师所及其管理人小组成员。再次、李顺达本次恶意诉讼之根本目的、签署无效《投资意向协议》的目的在于--非法接管向阳公司并进而获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最后，提请二审法院关注如下客观事实：在向阳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审理期间，李顺达为实现全面接管向阳公司等非法目的，有组织地持续采取暴力威胁、恐吓、滋扰、纠缠、聚众造势、哄闹、缠访、假意协商或申请等非法手段，有组织地缠访7次、聚众扰乱向阳公司生产经营秩序3次并故意伤害1人，聚众扰乱国信律师所生产经营秩序3次、限制人身自由1人并绑架1人，并提起五宗恶意诉讼以报复国信律师所。国信律师所已就李顺达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绑架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向相关部门予以举报，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案二审庭审中，国信律师所针对李顺达新的补充意见答辩称：（一）本案适用法律应当是破产法与合同法。本案发生在破产过程中。破产制度是涉及实体法及程序法，甚至还涉及执行法律制度。因此，不能单独适用破产法，也能单独适用合同法。法律本身就像一个大厦的基础，是综合性的。所以，在回应李顺达主张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我方认为这是李顺达对适用法律基本顺序、概念的错误理解导致的。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涉案合同是否有效，显然就应当充分考虑合同法、破产法、公司法。因为这是涉及公司行为。但无论公司法、合同法、破产法，均涉及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但李顺达在庭上提及的事实跟其诉请没有关联性。（二）李顺达所提及的事实属于断章取义、张冠李戴。1、关于我方一审期间答辩状第五页内容。事实是，当初李顺达有口头提出参与重整，我方表示欢迎，这是一个态度。由于向阳公司都是属于自管，按照法律规定，只能是向阳公司作为合同主体与李顺达洽谈，管理人没有资格洽谈。这是破产法所规定的。所以我方就请李顺达自己直接与向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洽谈。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授意，这是符合破产法规定的。该答辩状写得很清楚。李顺达提出说要先行借款，通过借款、还款的情况来了解市场。如果市场反映良好未来再进行投资。因此我方同意了。该答辩状接着的第六页写很清楚，在2016年11月10日至2017年2月间，是在我方监督下李顺达向向阳公司签署了两份借款协议。但这不是投资意向协议。所以李顺达称是在我方授意、监督下与向阳公司签署涉案《投资意向协议》，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关于上述两份借款协议，我方已认定为共益债务，但李顺达不服提起诉讼，该案在上周五已经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2、关于我方移交清单。当初我方移交清单，一起移交时有多宗卷宗，包括公共卷宗，共十多页。但李顺达只复印了其中的一页。该页提及2017年12月6日黄木继签收了向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向阳公司取得自管之后，经法院同意，在管理人监督下对向阳公司的破产案件受理之前所有的公章进行了扣押、封存，印章一共是四枚（三枚公章、一枚黄木继）。但这四枚印章中没有合同专用章。在移交清单中卷宗伍的管理日志里面已经清楚说明，为了方便向阳公司自管，经法院批准向阳公司重新刻制了一枚新的合同专用章。李顺达主张的印章就是2017年12月6日黄木继签收的合同专用章。对此，原审法院是很清楚的。李顺达和向阳公司是有自己的合同专用章，只是为了自管使用。管理人从来没有保管、使用该印章，这是专门为了向阳公司自管所用的。3、李顺达提及其是受吴益平邀请，在债权人会议主席监督下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我方认为债权人会议主席是否邀请，是否同意李顺达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均不影响该协议效力的认定。该事实与本案没有关系。而且，我方也不认为吴益平的邀请能够对《投资意向协议》法律效力有校正的作用。4、李顺达提及涉案《复函》及主张2017年5月期间向阳公司进行有序的生产。我方认为，向阳公司是否有序生产，与《投资意向协议》的法律效力没有关系。5、李顺达补充提交《保证书》、《复函》，来证明管理人失职。我方认为，李顺达掩盖了基本客观事实。在向阳公司自管期间，李顺达自行向法院提交《投资意向协议》复印件，法院将该复印件转交我方。此时我方才知道向阳公司与李顺达私下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本案中，李顺达请求确认《投资意向协议》有效的目的是为了接管经营向阳公司。但客观事实证明，上述协议是李顺达自行私下里与向阳公司签署的，是为了规避管理人的监督，规避人民法院的监督。我方与法院都是在2017年10月底知道此事的，在此之前不清楚。在我方知道此事后，也明知李顺达、向阳公司的行为不合法。我方于11月在法院主持下要求对向阳公司进行有序的停产整顿。11月初，在法院主持下召集各方参加的会议，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无效投资意向协议形成的后果。但由于李顺达拒不到庭，其委派的李京和也无提交任何手续，导致解决投资意向协议的协商会议没有完成。但是即便如此，管理人跟法院都告知李京和投资意向协议是无效的，由此产生的债务可作为共益债务。如果李顺达不配合管理人调查，则管理人将依职权进行调查，并且启动程序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进行审议。12月底，管理人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所以，向阳公司的有序生产是截止到9月份，所有债权人会议及相关报告、财务制度的相关资料均形成于9月底。这也证实了管理人一直在履行监督的职能。至于李顺达提及的《复函》，是2018年5月30日后任的管理人贤贵律师所向法院出具的。该函其中提及未制作向阳公司2017年的年度报告。我方认为，我方在担任管理人期间，召开债权人会议时间是2017年12月底，向阳公司有序生产与停产时间是9月底，所以我方的财务报告、相关的资料截止日期都是到2017年9月底。而且，2017年12月圣诞节，李顺达纠集了李京和等数十人对我方管理人的联系人进行了绑架。事后我方采取了报警等积极措施，同时也提请原审法院对李顺达妨碍诉讼行为进行制裁，同时申请辞去管理人职务。尽管有李顺达的干扰，致使我方无办法履职，但法院希望我方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债权人会议召开好，并完成一一复核的工作。所以，我方在此之后以克制态度参加了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并且也如实保障了李顺达的合法权益，将无效投资意向协议形成的债务确认为共益债务，在一一复核程序中也确认为共益债务。一一复核工作完毕后不久，原审法院作出决定，同意我方辞去管理人职务。因此，从我方整个履职情况看，2017年全年的财务报告未制定，已经不在我方的职责范围内。而且，《复函》也不是我方出具的。从以上事实看，我方不存在任何渎职行为。李顺达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李顺达与向阳公司签订的《投资意向协议》合法有效，诉讼费用由向阳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向阳公司经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重整，并指定国信律师所为破产重整管理人。同时该院于2016年7月6日作出(2016)粤16民破1-1号决定书，准许向阳公司在破产重整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向阳公司为解决重整的资金问题，多次向李顺达提出要求借款，为此双方分别于2016年11月10日、于2017年2月10日签订《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盖有向阳公司合同专用章及黄木继签名。为重整向阳公司，在债权人主席巫亿平的引荐下，在吴志科解除《投资意向协议》后，李顺达作为投资人与向阳公司签订《投资意向协议》，约定李顺达拟收购向阳公司股权，并就股权事宜展开谈判；李顺达将提出重整方案，解决向阳公司债务，并希望得到债权人同意，取得法院最终裁定；法院裁定之前，双方同意先行展开业务合作，李顺达通过适当方式向向阳公司投入资金约2000万元，用于扩大产品销售等，协议第三条款所述“先行展开业务合作”期间，李顺达自主经营，包括采购、销售、财务、日常管理事项等，向阳公司账务资金收支均须李顺达同意，并在银行开设独立的资金账户；协议一式三份，李顺达、向阳公司及破产重整管理人各执一份。债权人主席、债权人主席单位中国银行的领导、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经办人、破产重整管理人均清楚向阳公司成功引入投资人李顺达。李顺达依据《投资意向协议》，进驻向阳公司进行自主经营，花费巨资购买了大量不锈钢原材料用于生产经营，并缴交了向阳公司拖欠的水费电费、垫付了工人工资、垫付了原欠的部分设备备件款，改善工作环境，装修员工食堂、办公室等，使生产经营进入正轨。向阳公司在李顺达自主经营期间，有债权人会议主席单位的领导、当地管委会工作人员前来视察，均认可和赞同李顺达的经营管理，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后因向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木继非法阻挠，导致李顺达于2017年9月18日被迫退出向阳公司。李顺达购买的大量不锈钢原材料被非法扣留在向阳公司内。对李顺达自主经营期间，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回复函》认为“在2017年5月至9月期间，向阳公司有序生产，运行良好，合议庭也多次电话向管理人了解情况并要求提交监督管理报告。”综上所述，李顺达认为：一、向阳公司在重整期间进行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与李顺达签订《投资意向协议》，约定李顺达自主经营，包括采购销售、财务、日常管理事项等，既是为了避免向阳厂在向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木继的控制下继续恶化经营状况及财产状况，更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二、《投资意向协议》盖有向阳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与《借款协议》向阳公司的盖章及签名完全一致，表明《投资意向协议》已得到管理人的授权而进行签订。三、《投资意向协议》约定破产重整管理人执一份，说明管理人知晓《投资意向协议》内容后，对李顺达从全面进场接管自主经营的几个月里没有进行监督，管理人已失职。四、《投资意向协议》在履行过程中经李顺达自主经营后，生产正常，运行良好，并得到债权人会议主席单位领导的认可，说明李顺达履行《投资意向协议》是符合广大债权人利益。五、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投资意向协议》的签订过程和履行过程均认可，且还认为“有序生产，运行良好”，自主经营期间并没有损害债权人利益。六、管理人以“不知情、未获得同意、私下行为”为借口，否认《投资意向协议》效力，显然违背管理人的职业道德，也证实管理人有严重的失职行为。因此《投资意向协议》完全是在多部门参与签订、并在多部门见证监督下履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害他人权益，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向阳公司辩称：向阳公司自2016年5月被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以来，历任了两任破产重整管理人，前任管理人是国信律师所，现任管理人是贤贵律师所。本案争议的《投资意向协议书》在国信律师所担任管理人期间签订。向阳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前任管理人在2017年12月29日作出《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履职报告》，该报告中的“共益债务的发生及清偿明细”确认“共益债务中包括李顺达名下的债权15857208.22元”。2018年1月17日，前任管理人出具《告知函》（暨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异议复查意见）（下称《告知函》），对李顺达提出的相关异议作出了答复。其中对《投资意向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前任管理人在其出具的《告知函》中明确答复李顺达与向阳公司签订的《投资意向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因无效合同导致的后果为向阳公司应将李顺达代为支付的不锈钢材料货款、工人工资、电费等共15857208.22元返还给李顺达。此为李顺达名下债权15857208.22元被列为共益债务的由来。对前任管理人作出的该认定，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法律程序予以变更、撤销。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如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的，可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李顺达在2017年12月就知悉其代为向阳公司支付的15857208.22元被列入共益债务，且对该笔款项被列入共益债务的理由均已知悉的情况下，未在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决议。因《投资意向协议书》的有效性关系到共益债务的认定，李顺达现在起诉，对《投资意向协议书》效力提出异议，向阳公司认为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异议期间。对已被认定为共益债务，应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进行清偿。国信律师所辩称：（一）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因违反破产法、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自签订之日起不具有法律效力。向阳公司于2004年7月30日设立，是台港澳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木继，出资人亿诚（香港）有限公司[EASTSENSE(HONGKONG)LIMITED，下称亿诚香港公司]出资125万美元，持股50%，出资人澳门向阳资源回收金属行（下称澳门金属行）出资125万美元，持股50%。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裁定准许向阳公司重整，指定国信律师所担任向阳公司管理人。2016年7月6日，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向阳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黄木继作为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向阳公司的自管活动。2016年8月17日，向阳公司恢复供电并逐步恢复小规模自管、继续营业活动。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在向阳公司自管期间，有权为继续营业而借款，但不能违反企业破产法规定而擅自转让股权或调整出资人权益。《投资意向协议》的内容和程序违反破产法、公司法、合同法等诸多法律规定，且严重损害广大债权人合法权益，自签署之日起不具有法律效力。《投资意向协议》第一条款约定违反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七、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条等规定，第二条款约定违反企业破产法第八十条、八十二条、八十九条等相关规定，第三、四条款约定违反了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违背(2016)粤16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上述约定都损害了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二）向阳公司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顺达与滥用自管权的向阳公司恶意串通共同违反企业破产法规定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应自负其责；在监督向阳公司自管过程中，管理人国信律师所已尽到“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法定义务。国信律师所在依法核查李顺达违法干预向阳公司自管活动过程中，坚持依法、公平之原则，既维护了李顺达的合法权益，也充分保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全面履行了“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义务。（三）本案的案由应依法确定为“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企业破产法已就李顺达的诉请规定了救济途径，李顺达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要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驳回李顺达的起诉。案由的确定首先遵循合法原则，既要确保具体案由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依据，还要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有关规定。企业破产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时确定的案由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该案由的确定前提是将《投资意向协议》当作与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毫无关系的普通民事行为，将《投资意向协议》与国信律师所履行管理人职务行为相割裂，背离讼争所依存的破产案件法律关系确定的错误案由。而正确的案由不仅仅准确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关系的性质，而且能更准确地确定案件争议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在向阳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会议的主持及召集方以书面形式告知了各方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和义务，即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六十四条的规定，针对《告知函》中涉及债权核查的结论，最终以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为准；针对《告知函》中其它内容的核查结论，最终以生效的债权人会议决议为准。由此可知，管理人的核查结论并不具直接的法律效力，有待生效债权人会议决议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定其效力。如李顺达对向阳公司债权人会议针对共益债务作出的决议不服，则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主张权利。针对管理人的核查结论、而非核查过程，企业破产法为债权人提供了救济途径，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债权人针对核查过程的异议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四）根据李顺达向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请书可知，李顺达本次恶意诉讼和签署无效《投资意向协议》的目的是想非法接管向阳公司，进而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规定，驳回李顺达的起诉。原审法院查明：向阳公司于2004年7月30日设立，是台港澳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木继，出资人亿诚香港公司出资125万美元，持股50%，出资人澳门金属行出资125万美元，持股50%。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6日裁定准许向阳公司重整，指定国信律师所担任向阳公司管理人。原审法院于2016年7月6日决定向阳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李顺达和向阳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10日、2017年2月10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李顺达为向阳公司提供借款用于重整等事项，李顺达向向阳公司提供了400万元借款。2017年6月1日，李顺达与向阳公司签订《投资意向协议》，协议内容：甲方（即向阳公司）是专业从事不锈钢制品加工企业，因自身经营不善、未能偿还到期债务之原因，向原审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原审法院裁定准许甲方重整。甲方当前正积极引进新股东投入资金以解决生产流动资金之困难，盘活厂房、设备资产，以求实现经营利润偿付其对外负债。乙方（即李顺达）长期从事建筑施工业务，有较好的资本积累。甲方拖欠乙方本人及乙方配偶有若干债务。乙方对不锈钢制品加工及销售业务有着经营投资兴趣。经商务谈判，甲、乙双方有意在甲方不锈钢制品经营业务领域展开合作，并初步达成投资意向协议，条款如下：第一条款：乙方拟收购亿诚香港公司、澳门金属行拥有甲方100%股权，并就收购股权相关事宜展开商务谈判。第二条款：乙方将提出重整方案，妥善安排甲方对外负债的偿付事宜，并希望重整方案得到债权人同意，并取得法院最终裁定。第三条款：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定之前，甲、乙双方同意先行展开业务合作。乙方通过适当方式向甲方投入资金约2000万元，扩大甲方产品的产销量，期望甲、乙双方均实现良好的收益。第四条款：经营管理事项。（一）在第三条款所述“先行展开业务合作”期间，乙方自主经营，包括采购、销售、财务、日常管理事项等。（二）在第三条款所述“先行展开业务合作”期间，甲方账务资金收支活动均须经乙方同意，并在中国银行河源分行营业机构开设独立的资金账户。第五条款：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甲方破产重整管理人各执一份。该协议甲方盖有向阳公司合同专用章和黄木继签名，乙方李顺达签名。上述《投资意向协议》签订后，李顺达进驻向阳厂进行经营，购买了不锈钢原材料，缴交了向阳厂拖欠的水费电费，垫付了工人工资、垫付了原欠的部分设备备件款，装修了员工食堂、办公室等。李顺达自主经营期间，债权人会议主席单位的领导曾到厂视察，后因李顺达与黄木继产生矛盾，李顺达于2017年9月18日被迫退出向阳厂。向阳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时任管理人国信律师所在2017年12月29日作了《东源向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履职报告》，该报告中的“共益债务的发生及清偿明细”确认“共益债务中包括李顺达名下的债权15857208.22元”。2018年1月17日，时任管理人国信律师所出具《告知函》，对李顺达提出的相关异议作出了答复。其中对《投资意向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告知函》中答复李顺达与向阳公司签订的《投资意向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因无效合同导致的后果为向阳公司应将李顺达代为支付的不锈钢材料货款、工人工资、电费等共15857208.22元返还给李顺达。原审法院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决定解除国信律师所的管理人职务，并指定贤贵律师所担任管理人。原审法院认为，李顺达诉请确认《投资意向协议书》有效，本案争议的是合同效力问题，诉争的法律关系是合同关系，原审法院立案时定性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投资意向协议书》是在向阳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由向阳公司与李顺达签订，该协议一方盖有向阳公司合同专用章和黄木继签名，另一方李顺达签名。该协议是意向协议，签订协议的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均清楚协议内容涉及向阳公司的破产重整事宜，向阳公司正在被原审法院裁定破产重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六）通过重整计划；（七）通过和解协议；（八）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九）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投资意向协议书》未提交向阳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是无效合同。李顺达请求确认《投资意向协议书》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2018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粤16民初143号民事判决，驳回李顺达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李顺达提交证据四份，分别是证据1《移交清单》，拟证明签订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时向阳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由国信律师所掌控并使用，该协议是在国信律师所的监督下签订。证据2《保证书》，拟证明向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木继承诺保证履行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层次和营业事务的具体义务，发生本案纠纷，是国信律师所没有履行管理人的监督管理职责。证据3《复函》，拟证明会计机构连年度报告都没有出具，是国信律师所明显失职。证据4《向阳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履职报告》，拟证明国信律师所不履行管理人职责，最终导致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的生效条件未成就。国信律师所对李顺达提交的上述证据中的证据1、证据2、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李顺达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上述证据关联性是否认定，本院在后续分析中予以阐明。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上诉人李顺达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国信律师所的答辩意见，本案焦点问题是：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效力问题；国信律师所在担任向阳公司管理人期间是否违反破产法有关勤勉尽责的规定。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李顺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有效，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审理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向阳公司签署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时已处于人民法院裁定其破产重整期间，受到涉及企业破产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约束，因此，审理本案也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关于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存在上述第（一）、（三）、（四）项规定的情形。因此，确认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是否有效，还应当审查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是否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六）通过重整计划；……（八）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九）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经查，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李顺达拟收购亿诚香港公司、澳门金属行拥有的向阳公司100%股权，提出重整方案并希望得到债权人同意；在法院对此方案作出裁定前，李顺达提供适当方式向向阳公司投入资金开展义务合作等。可见，涉案《投资意向协议》约定的是对亿诚香港公司、澳门金属行所拥有的向阳公司100%股权的处置方案，但亿诚香港公司、澳门金属行所拥有的向阳公司100%股权不属于向阳公司自身的财产，属于第三人财产。在未经上述股权所有人亿诚香港公司、澳门金属行同意的情况下，涉及处分第三人财产的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已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显然不能认定有效。另外，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明确提出重整方案后应经债权人会议同意。但该协议至今未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不能认定有效。李顺达主张涉案《投资意向协议》已经得到法院、债权人主席的认可应认定有效。对此，本院认为，凡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处置、变价，涉及全体债权人权益的重大事项，在未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前，即使管理人、债权人会议主席认可，都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李顺达主张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有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未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又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审判决驳回李顺达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关于国信律师所在担任向阳公司管理人期间是否违反破产法有关勤勉尽责规定的问题。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李顺达主张国信律师所违反破产法有关勤勉尽责规定，与涉案《投资意向协议》是否有效并无关联。该主张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李顺达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顺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王 庆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