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7440号原告：戴春书，男，1942年1月5日出生，汉族，广西省北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退休干部，住广西省北海市海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勋，北京市中广承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云，北京市中广承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付艳，女，196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常东升，男，196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建材局地质公司下岗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颖，北京市德通律师事务律师。原告戴春书诉被告付艳、常东升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春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勋、万云，被告付艳、常东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X号楼X房中，有原告之母王莲英的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之母王莲英，生前育有二子，原告戴春书、被告常东升。王莲英生前从1958年起到2003年共45年，一直居住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建工部分配给本单位职工的公租房，期间家庭人口增加，曾经挑换过，增加了居住面积。原告1966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外地。当时被告常东升才5岁，家中贫寒，继父常桂芳是建工部的炊事员，年老多病，工资低，又喜欢抽烟喝酒，死于肺病；王莲英没工作、没文化，是一名家庭妇女，弟弟常东升因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幼儿园。原告工作后按月给家里寄钱，赡养老娘亲，接济年幼的弟弟，坚持了三、四十年，直到2004年母亲与86岁高龄病逝。2017年10月14日，原告在与被告常东升通电话时偶然问起：“我们车公庄那老房子现在情况怎样？”被告说：“前些年已经拆迁了。”原告要求被告把拆迁过程及相关文件、通知发过来看看。根据被告在微信中提供的照片显示：2003年4月，王莲英生前所居住的房屋拆迁，根据《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拆迁回购安置协议》，应安置人4人，包括王莲英、常东升、付艳等。之后，被安置人与拆迁单位又签订了《拆迁回购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X号楼X房为安置房。原告提出安置房中应该有母亲王莲英的共有份额，并且应当由兄弟二人依法继承。被告不认可房屋有王莲英的份额，并且转给原告2000元，表示此事就此了结。原告谢绝了被告的红包。原告所说的老房子就是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单元X号房。拆迁取得的房屋是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号房。常东升成年前，车公庄北里X号楼X单元X号房屋是王莲英承租，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承租人变到了常东升承租了，怎么变的不清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单元X号房拆迁回迁取得的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号房屋登记在常东升之妻付艳名下。《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拆迁回购安置协议》中被安置人有四人，但没有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协议、补充协议，足以证明房屋拆迁的补偿是由四名被安置人共同享有的，补偿款也被用于购买安置房。王莲英作为被安置人，应得的补偿款用于购买房屋，既然有出资购房，就应当享有共有份额。但是在2006年取得的房屋所有权属证书上，仅仅登记了付艳一人，这显然侵害了王莲英的权益。而王莲英已经去世，原告作为其法定继承人，依法有权代王莲英主张其在房屋中的共有份额，并依法继承。综上所述，被告常东升、付艳的行为已经侵害了王莲英的合法权益，进而侵害了原告的权益，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辩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楼X单元X号房屋（以下简称：X号房）是被拆迁的房屋。该房屋是常东升的工作单位建材地质公司分配的公租房，承租人始终是常东升，与其父常桂芳、母王莲英均无关系。X号房屋在拆迁前已经进行房改，房改购房人是常东升。X号房屋在拆迁前就在常东升名下。如原告所说，王莲英没有工作，没有文化，是家庭妇女，王莲英对购买房屋并无出资。原告所称的老房子是常桂芳生前由其工作单位分配的公租房，在常桂芳去世时已经由单位收回。2003年，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单元X号房屋拆迁，《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拆迁回购安置协议》中的应安置人口是四人，分别为王莲英，二被告及二被告之子常玉凯。2006年回迁，我们被安置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号房。现X号房登记在常东升之妻付艳名下。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王莲英对X单元X号房屋并无任何权利，故王莲英对因该房屋拆迁所得的诉争房产也无任何权利，二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武汉市蔡甸区玉笋山殡仪馆火化证明。证明王莲英已经去世并且火化。王莲英探亲时去世。证据2：中国共产党北海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档案查询件。证明原告与王莲英的母子关系。证据3：王连英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证明王莲英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X号楼X室，原籍在湖北汉阳。证据4：展览路派出所证明信。证明被告常东升与王莲英的母子关系。证据5：2017年10月至11月微信截屏及。被告在2017年10月15日通过微信发送《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回购房安置协议书》、《拆迁回购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回购新房《房屋所有权证》等文件给原告，协议及产权证均在付艳名下；《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拆迁回购房安置协议书》记载应安置人员包括被继承人王莲英，安置房源为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号房屋；安置房产权登记证号为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XX号；以上足以证明王莲英作为拆迁中被安置人，对车公庄北里X号楼X号安置房屋享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权，被告应当明知该房屋中王莲英所得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由他与原告共同继承。证据6：常东升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证据7：付艳常住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证据6、7证明常东升与付艳为夫妻，2013年8月5日前，与王连英共同居住在车公庄大街北里X号楼X号房。证据8：2017年11月3日微信截屏。在原告主张继承母亲在安置房所得份额后，被告为了安抚原告，欲通过转账2000元红包方式安抚原告。证据9：原告1986年12月换毕业文凭。事实上原告在1966年毕业；此时被告只有五岁，毫无经济能力。证据10：中国人民邮政汇款收据。证据11：被告常东升1983年6月19日来信。证据10、11证明原告毕业后坚持每个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汇给家里，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同时扶养只有五、六岁的被告；被告也知道这件事，并在成年后给原告去信，信中还提及要原告固定汇款的时间。二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1982年的时候，母亲户籍从X号房迁到了X号房屋。X号房屋是常东生的父亲常桂芳承租的公租房。在常桂芳去世以后，单位收回。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证据不全，且有删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不认可，与证据5微信截屏不一致，说明有删改。证据9：1966年原告毕业的时候，被告确实只有5岁，毫无经济能力，但并不能证明原告对常东生升进行了抚养，被告常东升有其父亲常桂芳来抚养。证据10：没有见到原件，不认可真实性，但是我们承认原告曾汇过款，并且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原告作为子女，应当对自己的母亲尽赡养义务，同时，原告的子女也随母亲王莲英生活，汇款里面包括原告给原告子女的抚养费。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11：认可真实性。这只能说明我方要求原告给母亲寄赡养费的时间固定，以便母亲领取，并不能证明其他问题。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X号房屋产权证。证明回迁取得的房屋登记在付艳名下。证据2：房屋拆迁通知。证明X号房屋拆迁时候的拆迁通知，涉及当时拆迁的政策。证明此次拆迁的住房安置和安置面积与安置人的数量没有关系。安置时是原住房和回迁住房1平米换1平米，如果选的房超过了原房屋面积，要按平米数来支付房款。证据3：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明回购房的安置、单价和应安置人员的数量是无关。按照协议约定，拆迁人无需支付拆迁补助款。证据4：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证明被告按照实际面积补交了房款。证据5:X号房屋购房款的发票和共维修基金的收据。证明被告方支付了全部的应付房款和维修基金。证据6：售房证明。证明X单元X号房在拆迁前已经进行了房改，房改后的所有权人是陈东升。证据7：房价计算表,X单元X房屋房改是折算了二位被告的工龄，与王莲英并没有关系。证据8：房款收据。是被告支付房改购房款的收据。证据9：公有住房租赁合同。证明X单元X号房屋在房改前是公租房，承租人是常东升，租赁合同上写清了常东升的工作单位是建材地质公司，也就是由建材地质公司来分配给常东升的公租房。原告对二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产权证登记的房屋情况，我们予以认可，但对产权证登记的产权人我们不予认可，我们认为，房屋应该有王莲英的共有份额。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这协议书里记载的第10条，有一个拆迁补偿款五联单，被告现在出示的这个证据里头，应该有一个相关的附件五联单，对方并没有出示，这份安置协议书不完整。五联单上面应该有相关的补助，这部分补助也是用于支付购买房屋面积的差价款。而且从这份协议书上可以看到的是，被安置人员4人，是包含王莲英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购房发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公共维修基金的收据不予认可，因为据我们所知，正式的公共维修基金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收据，他应该有正式的单据，不符合正式的公共维修基金收费单据的形式，所以不予认可。证据6：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7：没原件及公章，真实性不认可。证据8：公房出售收款单位应该是原产权单位，但现在盖的是房地产公司的章，所以我们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这个房子据我们所知，最早就是常东升的父亲单位分给王莲英、常桂芳他们夫妇的，后来，常桂芳去世了以后，应该是王莲英作为承租人，而其后X单元X号房屋是X号房屋调来的，证明目的我们不认可。对上述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莲英（2004年9月去世）系原告戴春书、被告常东升之母。付艳系常东升之妻。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X楼X单元的X号房屋，在2003年该地区拆迁时，系常东升承租的公房。当时，付艳作为常东升之妻、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甲方）北京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拆迁回购房安置协议书》。主要相关内容约定：乙方同意实行就地回购房屋的安置方式并自行周转，应安置人员四人，分别为：常东升、之妻付艳、之子常玉凯、之母王莲英；乙方回购的房屋位于新建小区设计号X区X号楼X层X号，暂定建筑面积85.77平方米；乙方原住房为已购房改房，其回购房与原住房47.5平方米等同部分，实行拆一还一，互不找差价；乙方回购房超出原住房的建筑面积38.27平方米，按照回购房的实际单价购买。2005年6月25日，付艳与北京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回购房安置协议书》的补充协议。2006年9月27日，付艳通过回购安置协议，取得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X号楼X号回购房屋的产权证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原告所述，车公庄北里X号楼X单元X号的房屋是公租房。因此，无论在拆迁前，公租房的承租人如何变更，被告与其母王莲英之间均不会对共租房的产权产生共有的问题。2003年，该地区拆迁时，常东升为车公庄北里X号楼X单元X号的房屋的承租人。付艳作为常东升之妻，与拆迁人签订了《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拆迁回购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因此取得了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X号楼X回购房屋的产权证。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付艳为该房屋的产权人。付艳与拆迁人签订的《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里拆迁回购房安置协议书》明确约定，常东升之母王莲英只是应安置人员，而应安置的人员与房屋的产权人不是同一概念。应安置的人员并非必然取得回迁房屋的产权。综上，原告请求确定付艳名下的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X号楼X号房有原告之母王莲英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戴春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一百四十元，由原告戴春书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德海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石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