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83807号原告：北京智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8号楼4层509号。法定代表人：郝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杰，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佰高讯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B座3204室。法定代表人：谢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海燕，女，该公司员工。原告北京智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龙公司）与被告北京佰高讯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高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智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郝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杰，佰高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枕、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佰高公司返还项目款12.8万元；2.判令佰高公司支付合同违约金2.56万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我公司与佰高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约定佰高公司向我公司订购高级开发工程的技术服务。2017年1月，技术服务实际接受方慧与（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与公司）项目经理徐海龙通过邮件确认我公司2016年11月、12月的工作量后，佰高公司按约定在2017年3月24日向我公司支付了开发项目款9.6万元。2017年5月27日，徐海龙又通过邮件确认我公司2017年2月至5月共80人天的工作量，明确款项为12.8万元。但之后，被告一直拒绝支付该笔款项，已构成严重违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佰高公司辩称，首先，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总金额不超过3.2万元，我公司未仔细审核合同，就根据慧与公司崔振武的安排向智龙公司支付第一期费用9.6万元，现在发现多付了6.4万元，我公司今后将依法追回。其次，徐海龙并非我公司的项目经理，而是慧与公司的技术人员，他的确认不能作为我公司向智龙公司公司付款的直接证据，并且，在徐海龙仅对第一期2016年11月、12月的工作量确认的情况下，我公司就付款包括这两个月及2017年1月的款项，说明我公司的付款行为与徐海龙的确认并无一一对应关系。再次，徐海龙的确认邮件并未发送我公司任何人，说明其邮件确认的款项与我公司无关；智龙公司在徐海龙确认价款后一年才告知我公司相关事宜，并不合理。综上，不同意智龙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6年11月9日，智龙公司（乙方）和佰高公司（甲方）签订涉案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订购高级开发工程服务，合同主要内容如下：一、开始日期为2016年11月1日，单价为1600元/人/天，32000元/人/天（此服务总价为估算金额，具体结算以实际发生人天乘以单价结算）。乙方提供服务的总金额不超过32000元，除非另有明确约定，甲方无需因履行本合同而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款项。维护期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联系人：王利成。二、质量保证。乙方应保证功能设计符合甲方客户的实际需求，系统部署上线后应稳定运行无中断。三、付款方式。一方应在甲方付款前提供等额的6%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按月支付乙方服务费，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款项。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拖延付款，并因此影响到项目的整体上线，乙方将不对项目的延期上线承担任何责任，同时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赔偿，每周支付本合同总额的1%作为违约金，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款的20%。四、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行为，都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各种损失。涉案合同还对知识产权、保密、不可抗力等内容予以约定。双方均认可涉案合同签订背景是慧与公司要向案外人万达集团提供技术服务，作为技术总包方，需要向外购买技术服务。智龙公司不在慧与公司供货的客户名单中，故不能直接与智龙公司签署合同，便找到佰高公司，要求佰高公司与智龙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合同总金额解释不同。智龙公司主张合同期限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合同金额是实际发生并经技术使用方确认的金额，每个月每人不超过32000元。佰高公司认为合同期限仅为1个月，合同总金额不超过32000元。合同签订后，智龙公司派遣员工王利成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提供计算机应用系统软件开发服务。2017年1月4日，王利成向慧与公司技术人员徐海龙发送题为《关于王利成在惠普供方管理子系统工时确认》邮件，要求徐海龙确认王利成2016年11月22人天和12月22人天的工时，该邮件同时抄送抄送智龙公司法定代表人郝俊、智龙公司总经理孟某、智龙公司员工袁海玲。2017年1月11日，徐海龙通过邮件回复“confirm”，该邮件也同时抄送郝俊、孟某和袁海玲。2017年3月，智龙公司向佰高公司开具96000元开发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注为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总计3个月开发服务费。2017年3月24日，佰高公司向智龙公司支付了96000元。2017年5月5日，徐海龙通过邮件对王利成2017年2至5月的工时予以邮件确认，具体为2月19人天，3月23人天，4月19人天。2017年5月27日，徐海龙对王利成2017年5月的19天工时予以确认，并在邮件中表示：从今天起，王利成撤离项目组，感谢利成为项目作出的贡献，感谢智龙。上述邮件均同时抄送郝俊、孟某、袁海玲。因佰高公司一直未支付2017年2月、3月、4月的费用，2018年4月起，智龙公司多次通过邮件询问佰高公司付款进展，并于2018年5月11日寄送书面催款函，要求佰高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前付款，否则将采取相关法律诉讼流程。佰高公司称收到催款函后，经向慧与公司相关人员核实，慧与公司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佰高公司称，此前的付款流程均为慧与公司电话通知可以付款后，佰高公司才予以付款，但2017年2月至5月的款项，佰高公司并未收到慧与公司的付款通知。证人孟某出庭陈述，智龙公司提供的是工时服务，总金不超过32000元是指每个月的总金额不超过32000元。智龙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佰高公司提供了7个月的服务，但佰高公司没有支付后4个月的服务费。王利成已于2017年6月从智龙公司处离职，崔振武、徐海龙已从慧与公司离职。智龙公司主张慧与公司的徐海龙系现场执行的项目经理，佰高公司主张徐海龙仅负责与涉案项目相关的技术，不负责处理商务流程。佰高公司当庭表示，如确实构成违约，对违约金计算基数有异议，对计算标准没有异议。以上事实，有技术服务合同、邮件、发票、付款凭证、挂号信回执、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智龙公司与佰高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涉案合同约定，“服务开始日期为2016年11月1日，单价每人每月32000元，乙方提供的服务总金额不超过32000元。除非另有明确约定，甲方无需因履行本合同而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款项。”对此，双方有不同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合同首部明确约定了服务开始日期，并未约定结束日期，但在维护期处约定了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根据文义及体系解释，对应合同条文，32000元仅指每月每人的最高总价，而非合同总金额。另外，第一期费用组成包括2016年11月、12月和2017年3月的技术服务，佰高公司已经支付，说明其也通过实际行为认可合同期限并非仅为一个月。因此，本院认为，服务总金额32000元仅指每月的金额不应超过该数额，并非指合同总金额。涉案合同约定：“乙方应保证功能设计符合甲方客户的实际需求，系统部署上线后应稳定运行无中断。”佰高公司认可甲方客户系指慧与公司。徐海龙作为与涉案项目相关的技术人员，其对工作的确认可以视为技术使用方慧与公司的确认。因此，智龙公司提供的服务符合甲方客户的实际需求，佰高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款项。佰高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支付第二期款项，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涉案合同约定：“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拖延付款，并因此影响到项目的整体上线，乙方将不对项目的延期上线承担任何责任，同时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赔偿，每周支付本合同总额的1%作为违约金，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款的20%。”经确认，佰高公司未支付的金额为12.8万元，智龙公司主张按该笔费用的20%作为违约金，佰高公司对违约金计算标准也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违约金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佰高讯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智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款12.8万元；二、被告北京佰高讯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智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2.56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72元，由被告北京佰高讯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胡晓霞人民陪审员  陆 红人民陪审员  张丽丽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杨 珊书 记 员  任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