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9575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61号30号楼一层117室。法定代表人：孙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欠龙，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法定代表人：闫丽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洁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保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李欠龙、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原告保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的剩余服务费5904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份服务费24600元；3．依法判令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8364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长期合作，2018年3月29日，原告保洁公司与被告物业公司签订了《信达证券大成广场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以下简称《保洁服务合同》）被告将其所管理的大成广场F6、F22、23层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原告；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委托合同金额295200元，其中59040元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到期后，保洁公司仍然继续服务了一个月，产生服务费24600元，物业公司亦未给付。鉴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原告诉至法院。本诉被告物业公司辩称：物业公司原经营团队对相关业务和财务严重疏于监督管理，涉嫌有意长期进行大量利益输出，其中以保洁项目的漏洞最为严重和明显，主要体现为保洁服务十多年来全部交由原告一家提供服务，物业公司原有管理人员对于保洁服务的监管缺失，保洁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服务人员数量，但保洁公司实际履约时配置的人数严重不足，通过长期以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方式从物业公司获取超额收益。全年结算时物业公司要求保洁公司提供结算资料，但保洁公司拒不提供，并引发此次诉讼。保洁公司没有按照相应人数配备保洁人员，无法依照合同要求向我方主张相关费用。合同中有约定保洁公司必须保证合同约定的人员数量到岗工作，且保洁公司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在物业公司登记备案。事实上，保洁公司在实际服务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取得虚增的保洁服务费用，拒不履行前述合同义务，在第四季度针对全年保洁服务费结算时，保洁公司拒不配合提供实际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身份信息以供物业公司核实和结算，造成涉案保洁服务合同无法结算，物业公司有权拒付相应费用。物业公司要求保洁公司返还超付的费用。反诉请求：1．判决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返还《保洁服务合同》项下超付的服务费76161元;2．被反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反诉被告保洁公司辩称：物业公司称保洁人员要配置充足，但前提是完成保洁合同工作，高质量的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不能产生任何投诉。大成广场是合同约定之外原告免费提供了更多的保洁工作。物业公司称因保洁人员配置不足，要求返还相应的服务费，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合同的真实意思。依据合同违约条款，承担责任前提有二，一有行为，二有实际损失，现我方已完成保洁服务工作，并向保洁人员支付费用，并没有投诉存在，说明我方没有过错，物业公司也没有损失，物业公司计算方式没有依据。服务费是依据合同总量计算，里面包括工资、福利和保险费用等。运营中单位承受了用工风险，且我方承担了公司经营中应当缴纳的税费。所以物业公司依据拒付服务费的理由和计算反诉请求的费用的方式与常理相佐，其身为国企，应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3月29日，委托方物业公司（甲方）与受托方保洁公司（乙方）签订《保洁服务合同》，第一条关于合同内容的约定有，物业名称为大城广场F6、F22、23层；物业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本物业基本情况，F6、F22、23层办公区域分面积约为5250㎡；本物业内各部位的保洁服务事项包括：1．本物业内配置6个保洁岗位，负责本物业内的日常保洁及班后保洁工作；2．负责本区域内所有门、地面、墙面、灯具、走道和摆设等部位的日常清洁及保洁……第二条的约定为保洁服务工作的职责与服务标准。第三条关于保洁人员配置的约定如下：1．办公区由甲方所属物业部指派专人负责，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保洁人员配置为6人；2．甲方随时检查保洁人员的配置情况，乙方必须保证合同约定的人员数量到岗工作，如果发生少量（1人以内）缺员，乙方应该尽快予以补足，不得长时间以加班代替缺员，否则将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第四条约定合同的有效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第五条关于甲方的责任和义务，其中约定甲方应该为乙方进入现场工作办理有关出入门手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行检查、监督，乙方工作若达不到合同要求，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必要的经济处罚；部门负责人应根据服务情况在每次的合同款付款考评表上签署意见，可以建议全额支付或者扣除部分合同款，建议扣款的金额不超过每次付款金额的5%，技术管理部将据此意见进行支付。第六条关于乙方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规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更换，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第七条约定保洁服务费用，本合同总金额为295200元。第八条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如下：1．合同签订一个月内，甲方支付当年费用的50%给乙方，即147600元；2．2017（2018）年7月15日前，甲方支付当年费用的30%给乙方，即88560元；3．合同结束后，甲方支付当年费用的20%给乙方，即59040元。第九条关于违约责任，其中约定甲方有权因乙方不能保证合同项目的工作质量终止合同而不必对乙方进行任何赔偿，但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乙方。审理中，双方均表示虽然《保洁服务合同》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但是保洁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均为合同约定的物业项目提供了保洁服务。物业公司实际亦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保洁公司足额交纳了前两期的服务费，至今，物业公司尚未给付保洁公司第三期服务费59040元及2019年1月份的服务费。现物业公司表示，保洁公司保洁服务人员配备不足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不同意足额支付剩余服务费59040元及2019年1月份的服务费，并要求保洁公司按照实际人数及服务质量计算服务费，主张返还前两期部分服务费共计76161元。关于保洁人员配置人数的问题，保洁公司主张依据合同约定全额配置6人，并提交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的《大成广场排班表》（以下简称《排班表》）及《劳动合同书》六份（保洁员姓名：李素贞、郑会粉、吕正武、刘媛媛、冯安全、吴伟）予以证明，《排班表》系保洁公司单方制作，其中两张《排班表》上显示有李秀珍签名，保洁公司表示李秀珍系合同项目的领班，李秀珍并未出庭作证。物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物业公司提交签字捺印处有“吕正武”“李素贞”“郑会粉”签名捺印的《关于大成大厦保洁服务项目的工作说明》（以下简称（工作说明）），证明只有三名保洁员提供服务，该说明内容为一、工作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大成广场。二、保洁人员与工作内容：（一）2018年1月至6月，共服务三层（F6、F22、F23），实际提供服务的保洁人员2名（郑会粉、吕正武），工作时间为早7:30—晚20:00左右。（二）2018年7月13日至2018年12月，接收F17的保洁服务，共服务四层（F6、F17、F22、F23），实际提供服务的保洁人员3名（郑会粉、吕正武、李素贞），其中1．吕正武、李素贞的工作时间为早7:30-晚20：00左右；2．郑会粉的工作时间为下午16:30-20：00左右。吕正武、李素贞、郑会粉未出庭作证。保洁公司对该份《工作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十三个合同项目，针对这十三个项目，合同履行过程中物业公司方有四个项目经理负责和业主方进行对接。保洁公司表示其公司安排有三个所长负责与物业公司四个项目经理协调和对接的工作，进行人员报备，但就保洁人员的相关材料在物业公司处没有书面的登记备案，材料都是在三个所长那里，人员招聘、解聘、安排都是所长安排。关于就人员配置的反馈情况，物业公司称项目经理一直在现场口头要求，虽没有正式书面要求，但是保洁公司撤场时，物业公司要求按实际人员进行结算。另，双方确认业主方已经将保洁费给付物业公司，不存在欠费。另查，保洁公司诉讼中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物业公司名下价值86387元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冻结了银泰物业公司名下账户×××内存款86387元，银泰保洁公司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884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物业公司与保洁公司签订的《保洁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保洁人员的配置人数，但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核实，保洁公司提交的《排班表》，系其单方制作，签名人员“李秀珍”亦未出庭作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保洁公司对于其提交的六份《劳动合同书》，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不予确认。物业公司证据方面，吕正武、李素贞、郑会粉三人未出庭就署有其名的《工作说明》予以确认，故对物业公司提交的《工作说明》的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故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保洁公司依据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的约定，向特定地点提供了保洁服务，在物业公司已经向其足额交纳前两期服务费用的情况下，保洁公司提交《保洁服务合同》、《劳动合同书》，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物业公司不认可保洁公司的保洁员配置人数及服务质量，应该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物业公司提交的《工作说明》未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物业公司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退一步讲，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保洁员配置不足或服务质量问题，依据合同约定，物业公司应及时向保洁公司反映相关情况，在支付当期服务费用的时候予以相应核减，而且合同也赋予了物业公司终止合同的权利，物业公司均未采取上述措施，而是按期足额支付了前两期合同款项，表示其认可保洁公司的服务质价相符。另一方面，业主方不存在欠缴保洁费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保洁服务质量。物业公司表示前两期足额支付保洁费的原因系其公司原经营团队对相关业务和财务严重疏于监督管理，涉嫌有意长期进行大量利益输出，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物业公司提到的高管输送利益行为涉嫌经济犯罪，即使存在亦可通过其它途径追回相应资产。2019年1月份，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保洁公司继续依据《保洁服务合同》为约定项目提供事实上的保洁服务，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物业公司亦应按照之前约定的标准向保洁公司支付服务费。综上，物业公司应给付保洁公司2018年剩余保洁服务费59040元及2019年1月份保洁服务费24600元。保洁公司不需向物业公司返还相应保洁服务费。鉴于物业公司并非恶意欠费，且保洁公司在保洁员登记备案方面存在不足，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可见保洁公司在物业公司迟延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对保洁公司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剩余保洁服务费59040元及2019年1月份保洁服务费24600元，合计83640元；二、驳回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46元，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852元，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884元，由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郑宇昕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王 飞书 记 员 李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