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8民终17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旭，男，194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香港九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春裕，男，1971年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现住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上诉人陈旭因与被上诉人陈春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8）粤0804民初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被上诉人陈春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旭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中第一点的内容“确认被告陈春裕与原告陈旭在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经营活动中的代理关系”为：确认原告委托被告陈春裕以其名义登记为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的代理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确认《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的实际经营者为原告陈旭；3、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陈春裕限期（五日内）到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将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姓名陈春裕变更为原告陈旭；4、判令陈春裕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有遗漏，请求二审法院对事实进行重新认定，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书第21页“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认为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而不予办理”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关于陈旭要求把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经营者陈春裕改为陈旭的答复》，工商部门已经明确认定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以下简称塑料包装厂）为个体工商户，并且可以通过诉讼将工商登记的经营者由陈春裕变更为陈旭。法院在审查是否可以进行经营者变更时，应优先适用工商部门的意见作为依据。2、一审没有认定以下事实：陈春裕于2002年以其个人名义向工商所提交设立个体工商户塑料包装厂的事实；陈春裕向陈旭出具的《说明承诺书》，载明陈春裕自愿接受陈旭委托，任职塑料包装厂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及该厂的一切财产及生财器具均属陈旭所有的事实；以及陈春裕出具《证明》及陈土荣、陈光阳、陈冠权、周轩在庭审中自认没有出资，证明陈志远没有出资，所有出资均为陈旭出资的事实。该事实已经在（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应当作为本案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对核心证据在有生效判决认定采纳的情况下不予采纳，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改判。1、一审认为周轩的《证明书》、陈光阳的《证明书》没有原件供核对且没有周轩的身份证明情况，导致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首先，上述《证明书》有原件供核对；其次，上述证明在（2012）湛中法民四初字第50号及（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依法应予采纳。2、一审对陈春裕出具的《说明承诺书》、《证明》以陈春裕对真实性有异议为由不予采信缺乏公正性。首先，陈春裕私下重新雕刻公章留作已用，主观上存有恶意，而《说明承诺书》、《证明》均有陈春裕本人签名及指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可；其次，陈春裕主张《说明承诺书》、《证明》系受陈旭指使胁迫而出具，但未提供受胁迫的证据，其答辩意见应不予采纳；第三，《说明承诺书》、《证明》已经为生效判决所认定。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准确，根据错误的依据作出有误认定，判非所请，请求予以改判决。1、陈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委托被告陈春裕以其名义登记为塑料包装厂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的代理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但原审判决为“确认被告陈春裕与原告陈旭在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经营活动中的代理关系解除”，判非所请，请求予以纠正。2、本案审理的是双方委托关系解除及解除后所应解决的相关事宜（即恢复被代理人的真实工商登记身份）的纠纷，并且工商登记的意见具备优先适用的效力，变更经营者为陈旭是合法合理的，应予支持。第一，塑料包装厂是陈春裕受陈旭委托向工商部门提出设立申请的，且其组织形式为个体工商户，变更其经营者为陈旭是切实可行的，工商登记部门亦作出确认并同意恢复变更的意见；第二，一审法院混淆了相关的法律关系，陈春裕（代陈旭）、陈志远、陈土荣、陈光阳四个签订的《协议书》是内部协议，并由（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判决、（2014）湛霞法民三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所解决，与本案无关。本案为委托代理关系纠纷，系陈春裕接受陈旭委托而进行的工商登记，工商登记变更是否条件成就，应由工商登记部门的意见作为认定依据。陈春裕出具的《说明承诺书》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陈旭解除委托后，依法依理应恢复变更登记，陈旭是实际的工商登记的经营者。3、塑料包装厂为个体工商户，陈旭为其实际经营者，且已经陈春裕确认，一审认定陈旭为经营者之一是错误的。首先，陈春裕无权再挂名为经营者；其次，陈旭、陈志远、陈土荣、陈光阳四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内部协议，与工商登记无关且除陈旭外，其他三人均无法证明其存在出资事实，陈春裕也证明所有财产及生财器具为陈旭一人所有，且陈旭一直保存及自由支配塑料包装厂的原始合法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依法应予变更陈旭为经营者。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请求，维持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陈春裕辩称：一、塑料包装厂自始为合伙经营性质，这一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定，陈旭现主张塑料包装厂为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陈旭为实际经营者，明显与事实不符。（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塑料包装厂的企业性质为实行个人合伙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霞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亦未支持其要求确认陈光阳、陈土荣名下各持有的10%的份额属于陈旭所有的请求。且陈旭提交的《解除委托通知书》证明内容第2点为“原告已经解除被告代持原告所有的塑料包装厂内部为70%股份的名义股东身份”，即陈旭不否认另外30%股份为他人持有且包装厂为合伙经营性质。二、陈旭在2017年已经向法院主张过确认塑料包装厂的经营者为陈旭的诉求，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三、塑料包装厂的组成形式为个人合伙，在未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同时结合相应政策，经营者无法变更为陈旭，陈春裕也没有配合办理变更经营者的义务。且陈旭是香港人，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规定，无法变更为经营者。四、工商管理部门的答复是针对陈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本案无任何参考意义。综上，陈旭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合法合理，请求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陈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陈春裕限期（五日内）到湛江市坡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塑料包装厂注销登记；2、判令被告限期（五日内）到湛江市坡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塑料包装厂注册登记；3、确认塑料包装厂的经营者为原告陈旭；4、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代持塑料包装厂70%的股份；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审理过程中，陈旭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原告委托被告以其名义登记为塑料包装厂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的代理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2、请求确认原告委托被告以其名义于2002年1月12日签订的内部股份《协议书》作为名义股东代持原告70%股份的代理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3、请求确认《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塑料包装厂的实际经营者为原告陈旭；4、请求判令被告陈春裕限期（五天内）到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将塑料包装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姓名陈春裕变更为陈旭；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2月28日，陈春裕以其个人名义向南调工商所提交《个体工商户开业申请书》，申请在湛江市坡××区南油三区××山路桥西侧开办塑料包装厂，组成形式是个体工商户（合伙经营）。包装厂的注册号为：440804600027447。2013年12月2日，陈春裕以保管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为由向湛江市坡头区公安分局提出申请重刻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各一枚。随后，塑料包装厂重刻了公章及财务专用章。陈旭与陈春裕间因塑料包装厂产生纠纷由来已久。2012年9月13日，陈旭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塑料包装厂属于陈旭个人出资开办的个体工商企业，撤销陈春裕与陈志远、陈光阳、陈土荣的合伙人资格，并判令陈春裕与陈志远、陈光阳、陈土荣协助办理塑料包装厂工商变更登记为原告的个体工商企业。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湛中法民四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陈旭是塑料包装厂的实际投资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陈春裕与陈志远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首先，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显示字号名称为塑料包装厂的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个人合伙，登记的经营者为陈春裕；其次，塑料包装厂2010年12月23日及2011年7月17日的会议记录表明，陈旭本人亦确认塑料包装厂内部实行的是合伙经营，即与登记的组成形式是一致的；再次，个人合伙的方式多样，并不仅仅局限于资金的投入，因此，塑料包装厂的资金投入是否由陈旭一人完成，并不足以否定塑料包装厂内部是合伙经营的性质。陈旭不能举证证明2002年的塑料包装厂的企业性质为实行个人合伙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故判决撤销（2012）湛中法民四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4年，陈旭就塑料包装厂合伙协议纠纷，再次向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对陈春裕、陈光阳、陈土荣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陈春裕名下所持塑料包装厂的70%投资份额属陈旭所有，案外人陈光阳、陈土荣名下各持塑料包装厂的10%投资份额属陈旭所有。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认为：陈春裕代陈旭占有塑料包装厂70%股份，陈志远、陈土荣、陈光阳各占塑料包装厂10%股份。作出（2014）湛霞法民三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确认陈春裕名下所持有2002年4月24日成立开办的塑料包装厂的70%股份属陈旭所有，驳回陈旭的其他诉讼请求。陈春裕、陈土荣不服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湛中法民一终字第50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后，陈旭依据（2014）湛霞法民三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请求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将陈春裕持有塑料包装厂70%的股份变更为原告所有，另将塑料包装厂经营者陈春裕改为原告陈旭。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认为原告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而不予办理，原告遂向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陈春裕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裁定陈春裕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审理，坡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804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一、限陈春裕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协助陈旭以变更经营者为目的办理塑料包装厂的注销登记手续；二，确认陈旭是塑料包装厂的经营者之一；三、驳回陈旭的其他诉讼请求。陈春裕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8民终118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2017）粤0804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认为，合伙协议纠纷是指两个以上自然人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所产生的纠纷。而本案中的原、被告不是合伙关系，本案应属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关于陈旭与陈春裕之间的代理关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经二审维持的（2014）湛霞法民三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均认定陈春裕代陈旭持有塑料包装厂70%的股份。陈春裕在庭审中也自认上述事实，且在答辩中承认以及同意双方的代理关系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的规定，原告陈旭诉讼请求确认在塑料包装厂经营活动中陈春裕的代理关系以及陈春裕的代持股份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陈旭的经营者身份。原告陈旭以及被告陈春裕在庭审中均自认塑料包装厂自2002年注册后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活动，没有添置任何财产。且原告陈旭自认在塑料包装厂成立后，其在香港生活，没有在湛江本地生活。原告及案外人陈志远、陈土荣、陈光阳均占有塑料包装厂的股份，都是塑料包装厂的合伙人，也即都是经营者。由于被告陈春裕代原告陈旭占塑料包装厂70%的股份，并被登记为塑料包装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经营者，而原告在塑料包装厂的工商登记上并没有被反映是合伙人或经营者之一。故原告请求确认塑料包装厂的实际经营者是原告，一审法院只支持确认原告是塑料包装厂的经营者之一。三、陈旭申请将塑料包装厂的经营者姓名陈春裕变更为陈旭是否符合法律规定。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认定，塑料包装厂是内部为合伙经营性质的个体工商户。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经二审维持的（2014）湛霞法民三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认定，陈春裕代陈旭占有塑料包装厂70%的股份，案外人陈志远、陈土荣、陈光阳各占塑料包装厂10%股份。现陈旭主张实际由其一人投资、经营塑料包装厂，需要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2、陈旭为了证明其独立一人投资经营行为，主要提交了《股份成员协议书》、《征地协议书》、现金收入收据（NO.176684）、周轩出具的《证明书》、《公证书》、“陈春裕”署名的《承诺说明书》、“陈春裕”署名的《证明》、“陈光阳”署名的《证明》、陈冠权的《证明》、境内汇款申请书、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国银行支票等。其中，1987年9月25日塑料包装厂《股份成员协议书》，仅是股份成员的一份协议约定，未能证明各成员实际的出资情况；《征地协议书》、现金收入收据（NO.176684）、周轩出具的《证明书》，仅能反映南调街道办收到塑料包装厂交来的征地款33600元，不能反映该款项来源于陈旭；署名为“周轩”的《证明书》没有原件供法院核对，且没有“周轩”的身份证明情况，本院对《证明书》真实性不予认可；1989年2月2日退出筹办塑料包装厂的过程中，陈耀荣、李飞鹏、周轩三人资金困难，自愿无条件退出；陈旭主张由陈春裕出具的《承诺说明书》，被告陈春裕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该《承诺说明书》仅反映陈春裕与陈旭之间关于塑料包装厂的经营委托，未能反映塑料包装厂内部其他股份的出资情况。2002年1月12日签订的内部股份《协议书》，仅反映股份内部对出资的约定，未能反映各股份实际的出资情况。陈旭主张由陈春裕出具的《证明》，被告陈春裕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署名为“陈光阳”的《证明》没有原件供法院核对，且没有“陈光阳”的身份证明情况，本院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结合陈冠权的身份情况以及其出具的《证明》，仅能反映陈冠权代陈旭转交四万港币作为塑料包装厂的股金。境内汇款申请书、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国银行支票仅能反映陈旭与陈春裕以及塑料包装厂之间的款项往来。综上，陈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塑料包装厂由陈旭一人投资及经营。3、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规定，陈旭申请变更经营者登记，应先办理注销登记。塑料包装厂为内部合伙的个体工商户，陈旭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包装厂为其一人投资经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故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请求判令陈春裕限期（五日内）到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将塑料包装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姓名陈春裕变更为陈旭，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陈春裕与陈旭在塑料包装厂经营活动中的代理关系以及代持股份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二、确认陈旭是塑料包装厂的经营者之一；三、驳回陈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陈旭负担。本院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0月22日，陈旭向陈春裕发出《解除委托通知书》，通知陈春裕“不再是代持本人70%股份的股东代表，亦不再是2002年4月24日发出的塑料包装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登记的经营者”，且“自此无权代本人作为个体工商户塑料包装厂的经营者，无权占有及处分塑料包装厂名下的一切资产，不得再以该厂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本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该《解除委托通知书》于同日通过EMS寄出，并于2018年10月24日由陈春裕本人签收。一审庭审过程中，陈春裕对收到该《解除委托通知书》的事实无异议。再查明，2017年1月20日，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作出《关于陈旭要求把塑料包装厂经营者陈春裕改为陈旭的答复》，主要内容包括：1、塑料包装厂是经该局核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陈春裕。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相关规定，股份变更不属于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事项；2、坡头塑料包装厂内部是合伙经营的性质，陈旭实质上是隐名合伙人；3、坡头塑料包装厂变更经营者无法律依据；4、陈旭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只能办理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行使管辖权和适用于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处理争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焦点问题论述如下：一、关于陈旭要求确认“原告委托被告以其名义登记为塑料包装厂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的代理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的问题。陈旭认为原审判决确认“陈春裕与陈旭在塑料包装厂经营活动中的代理关系解除”并非其诉讼请求的内容，其该项主张有理。但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陈春裕以其自名义登记为坡头塑料包装厂经营者的行为早已完成，即使双方之间的确存在此项委托关系，也早已于2002年2月28日因委托事项完成而终止。陈春裕在一审阶段亦以双方之间即使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早已解除为由提出答辩，故原告在此主张确认此项委托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并无必要，对其该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中“确认被告陈春裕与原告陈旭在塑料包装厂经营活动中的代理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的内容与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外延及内容均不同，也未考虑委托事项已完成的事实，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陈旭要求确认其是塑料包装厂的实际经营者的问题。一审认为，由于陈旭之外，尚有案外人陈志远等三人占有包装厂的股份，故仅判决确认陈旭是经营者之一，本院对一审所述除陈旭外尚有其他人持有股份的理由予以认可，但根据《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姓名是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事项之一，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公民是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故实际经营者的意义与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事项之一的“经营者”的意义有所不同，陈旭是通过陈春裕参与经营的实际经营者，但并非经工商登记的“经营者”，原审判决确认陈旭为“经营者”并无事实依据，又与陈旭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实际经营者”不同，对此本院予以纠正，确认陈旭为包装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陈旭上诉称（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确认了所有出资均为陈旭出资的事实，该主张系对该民事判决书局部内容的误读，陈旭所引用的部分为该判决书中对原一审判决书内容的引用，而一审判决已被撤销，且（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陈旭要求“确认坡头塑料包装厂属陈旭个人独资开办的个体工商企业，四被告没有实际投资”及“撤销陈春裕、陈志远、陈光阳、陈土荣四被告的合伙人资格，并判令该四人协助办理坡头塑料包装厂工商变更登记为陈旭的个体工商企业”的诉讼请求。故陈旭以此判决书主张所有出资由陈旭出资并无依据。除此外，陈旭在上诉状中多处引用（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中的相应内容，均与前述情形类似，本院对其相应的主张均不予认可。陈旭上诉称一审没有认定周轩出具的《证明书》、陈光阳出具的《证明》、陈春裕出具的《说明承诺书》及《证明》等作为证据，但该系列证据及相关事实在生效的（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及（2014）湛霞法民三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做出认定，陈旭要求根据上述证据作出与前述生效文书不同的事实认定但并未提供足以推翻前述生效文书的证据，其上诉主张无理，本院予以驳回。三、关于陈旭要求判令陈春裕限期（五日内）到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将塑料包装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804600027447）的经营者姓名陈春裕变更为原告陈旭的问题。陈旭作为塑料包装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有权参与塑料包装厂的经营活动，并行使相应权利。但因塑料包装厂系个人合伙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是否对经营者进行变更等事项涉及合伙人的共同意志及利益，陈旭在本案中并未提供各位合伙人同意变更的相应证据，直接要求将经营者由陈春裕变更为陈旭理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该项请求正确。若此后包括陈旭在内的合伙人就经营者相关事宜形成决议，可另行主张相应权利。陈旭上诉称，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出具《关于陈旭要求把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经营者陈春裕改为陈旭的答复》中称工商部门已经明确认定坡头塑料包装厂为个体工商户，并且可以通过法院诉讼将工商登记的经营者由陈春裕变更为陈旭，一审法院应优先适用该答复意见作为认定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工商部门的答复意见中并未认定陈旭所主张的内容，其次，该答复意见系工商部门对陈旭所提申请作出的回应，在本案中并无优先适用的效力，陈旭该上诉意见无理，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陈春裕主张原告在（2017）粤0804民初1224号案件中已经主张过与本案相同的诉讼请求。经查，（2017）粤0804民初1224号民事判决作出后，陈旭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并将该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立案后即为本案。故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但部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8）粤0804民初9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8）粤0804民初9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为：确认陈旭委托陈春裕以其名义于2002年1月12日签订的内部股份《协议书》作为名义股东代持原告70%股份的代理关系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三、变更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2018）粤0804民初9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内容为：确认原告陈旭是湛江市坡头塑料包装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四、驳回上诉人陈旭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陈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杰审判员 陈 翔 青审判员 王 丽 萍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欧阳荣垿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