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4467号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蒋娇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庆，男。被告：汪丹，女，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汪丹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了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之后被告汪丹亦向本院提交诉状，表示不服仲裁裁决。本院依法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庆、被告汪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工资差额人民币1,920.94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赔偿7,292.03元；3.被告赔偿原告库存商品赔偿款39,307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在原告处担任专柜导购，原告长沙友谊商城东塘店专柜撤销后，湖南地区已无专柜，原告按合同约定上调工资后调动被告至上海专柜工作，并没有变更合同内容，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被告未按时至上海专柜报到，擅自离岗，连续旷工超过三天，原告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无须支付经济补偿。被告对所有店铺的货品负有保管之责，被告擅自将撤柜时尚存的货品及电脑一台交于未给原告确认并授权的长沙鸿强服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强公司)，造成原告损失，被告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应支付被告工资3,720.94元，原告已经分两次支付了687.93元及1,800元，剩余工资已抵扣被告对原告造成的损失。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汪丹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被告于2017年3月7日担任原告旗下品牌的位于长沙友谊商城处的营业员一职，2019年4月3日，原告突然宣布撤柜。原告应分别支付被告2019年3月和同年4月的工资2,962元、1,446元，现原告仅分别支付了1,800元、687.93元，尚有工资差额1,920元未支付。原告将被告调到远离其经常居住地的上海就职，属不合理调岗，原告应支付被告经济补偿。原告以被告三天未到岗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一个月的代通金。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汪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支付被告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920元；2.原告支付被告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金2,916元；3.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7,290元。事实和理由：同前述答辩意见。审理中，被告要求撤回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并变更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4,580元。原告辩称：原告系合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不同意支付被告赔偿金。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自2017年3月7日入职上海芝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田公司)，担任导购(营业员)一职，双方签有期限自2017年3月7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同日，被告与芝田公司签有录用通知及告知确认书，其中第四条约定：“汪丹小姐：欢迎加入上海芝田服饰有限公司。现告知以下重要事宜：……四、……公司可根据公司需要调动您的工作岗位，不服从公司调动，视同您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您对专柜(店铺)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电脑、陈列用品、电子设备等)负有保管责任，如有缺失(包括但不限于盘点短缺、被窃、人为损坏等)柜台全体人员按商品吊牌价(或原价)共同赔偿……”2018年3月1日，原、被告与芝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因经营发展的需要，芝田公司向原告进行人员迁移，被告与芝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自2018年4月1日起，用人单位变更为原告，原岗位、薪资待遇及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保持不变。劳动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即被告)的工作地点为服从公司安排。……乙方为营业员岗位的，因经营场所(店铺)的经营期限受第三方商场的制约，故如遇经营场所提前终止经营活动的，乙方愿意服从并接受甲方(即原告)另行安排的其他经营场所，乙方拒绝服从的视为乙方自动离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2019年4月2日，原告通过钉钉工作群向被告送达员工调岗通知书，通知自2019年4月12日起将被告从长沙友谊SOFEYA专柜导购岗位调往上海生活馆SOFEYA专柜导购岗位(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XXX号北108)，调岗后岗位不变，基本工资由1,800元调整到2,050元，其它待遇按新岗位的标准执行，如超期未报到者，视为旷工。原告后通过快递方式将该书面通知送达被告，被告于2019年4月4日签收。2019年4月8日，原告从长沙友谊商城撤柜，被告实际工作至该日。原告实际支付被告工资至2019年2月。2019年4月17日，原告通过快递向被告寄送书面《因连续旷工超过三天解除劳动合同函》，因被告自2019年4月12日起未办理任何手续擅自离岗，已连续旷工超过三天，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于2019年4月20日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函。2019年4月，被告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9年3月及2019年4月1日至同年4月8日期间工资4,417.5元、经济补偿12,005元(含代通知金3,430)。2019年4月22日，原告向该会提出仲裁反申请，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库存商品赔款39,307元。该会于2019年6月4日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404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工资差额1,920.94元、经济补偿7,292.03元，对原、被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被告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与长沙鸿强服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强公司)之间签有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的品牌托管经营合同，上载：“……1.1甲方(即原告)委托乙方(即鸿强公司)负责湖南省长沙市商场的甲方品牌专柜或专卖店(以下称‘该店铺’)的品牌托管，主要包括：市场拓展建议及前期公关活动、与商场方合作条件谈判及日常工作协调、促销活动谈判、店铺人员管理、货品管理、货款结算等……3.3……该店铺一切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货品、道具、设施设备等)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存在任何用店铺财产进行抵押、偿债等有损甲方利益的行为；否则乙方须按被抵押或偿债的店铺财产总值的100%赔偿甲方……8.10乙方对该店铺的营业人员有监督、管理的责任及义务……8.15自乙方在运输单据或交货清单上签收后，商品的灭失、毁损等风险转移至乙方，乙方应负责对商品的保管责任……”2019年5月9日，原告发函至鸿强公司，称“友谊商城东塘店撤柜后，所有商品及物料均被贵方(即鸿强公司)私自扣押，商品及物料价值524,094元。请贵方收到本函之日起三日内将该批货物归还到我司仓库，同时鉴于贵方行为属违约责任中‘不服从我司对货品的调配’，我司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若逾期未归还，使我司错过该批货品销售季节，由贵方按原价(吊牌价)赔偿我司……”。同年5月15日，鸿强公司发函给原告，称长沙友谊店撤柜后，货品和少部分物料在鸿强公司处。庭审中，因被告实际未为原告缴纳2019年5月社保，但在发放2019年3月工资时已将2019年5月社保的个人承担部分277.59元扣除，所以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原告2019年3月实际应发工资应为2,962.33元、2019年4月应发工资为1,309.28元，原告已实际向被告支付2019年3月至4月工资2,487.93元。原告称因被告未将撤柜后的货物退回原告处，造成原告损失，工资差额已抵作货物损失赔偿款。被告则称所有货物均在鸿强公司，原告没有损失，不同意抵扣。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被均确认计算赔偿金的基数为2,916元。被告认为其本人系长沙本地人，长期学习、工作、生活在长沙，家人亦全在长沙，现原告突然提出将其调至上海，要求其离乡背井，该调动系异地调动，完全不合理，其在收到调岗通知当时即向原告提出不接受该调动。被告2019年4月12日后虽未至上海的专柜工作，但系因原告的不合理调动，致使被告未至上海工作，被告也已及时告知原告不接受该调动，故不能认定被告旷工，原告因被告旷工而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告则认为双方的劳动合同中约定被告应当服从原告另行安排的其他经营场所，现原告在长沙已无其他专柜，只能将被告调至上海，被告未按时到上海报到、工作，应视为旷工，故其因被告旷工三天而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的行为完全合法，不应支付赔偿金。关于商品赔偿款，原告主张被告撤柜时的商品交给鸿强公司，而未退至原告处，根据原告与鸿强公司的品牌托管协议，撤柜后商品的所有权仍归原告所有，鸿强公司不得擅自扣押原告的货物，现被告将货物交给鸿强公司，而鸿强公司未将货物退还原告，对原告造成了损失，根据约定被告应按照商品吊牌价对原告进行赔偿。被告则主张因根据商场规定必须等商场营业结束即晚上22时之后才能开始撤柜，故被告将商品整理好后已无法找到快递公司将商品退至原告处，其随即与领导蒋蓓莉电话联系，蒋蓓莉称公司不会派人来了，让被告自行处理。被告知晓原告与鸿强公司之间存在品牌托管合同，鸿强公司有货品管理的职责，故将所有商品交给了鸿强公司。被告向法庭提交了鸿强公司出具的证明函，上载：“友谊商城东塘店索妃雅专柜，2019年4月8日撤柜后，余下商品607件，共12箱(货品9箱，衣架2箱，电脑1台单箱包装)。以上货品和物料均在长沙托管公司暂时保管。与店铺员工无关。特此证明”，该证据证明现所有商品均在鸿强公司处，原告没有损失，被告亦无过错，故不应承担赔偿之责。原告对该证明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其发给鸿强公司的函中计算的商品及物料价值应为1,126,133元，当时写的524,094元其实是少计算了在途商品价值。原告确认货物均在鸿强公司，但撤柜后被告应将货品直接快递给原告，而不是交由鸿强公司保管，鸿强公司没有对商品的保管权和调拨权，故原告没有尽到保管之责，应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录用通知及告知确认书、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员工调岗通知书、因连续旷工超过三天解除劳动合同函、证明函、原告与鸿强公司的往来信函等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关于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应支付被告2019年3月至4月的工资金额及已支付的工资金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故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上述期间工资差额1,783.68元。关于商品赔偿款，原告称因被告擅自在撤柜时将库存商品交给鸿强公司，给原告造成损失，故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赔偿。但原告明知其所有库存商品均在鸿强公司处，且根据其与鸿强公司的品牌托管经营合同，撤柜后库存货品的所有权仍归原告所有，鸿强公司对货品有管理、保管之责。现鸿强公司多次以书面方式确认撤柜后的商品均在鸿强公司处，原告的损失尚未实际造成，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在长沙友谊商城专柜撤柜后，将被告调至上海专柜工作，但被告的职位亦仅系一名营业员，被告系湖南本地人，长期工作生活均在长沙，原告在未与被告进行协商的前提下，要求被告至远离其经常居住地的上海工作，且原告未对被告来沪后的工作生活进行妥善安排，故而原告调整被告岗位缺乏合理性。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未在2019年4月12日之后至上海生活馆SOFEYA专柜报到即为旷工，并据此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之行为欠妥，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请求，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不同意支付此款，本院难以支持。现原、被告双方均同意以2,916元为计算赔偿金的基数，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系因非本人原因被安排至原告处工作，其在芝田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至原告处的工作年限，经计算，原告应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580元。本案中，被告撤回要求原告支付其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金2,916元之请求，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汪丹工资差额1,783.68元；二、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汪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580元；三、驳回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上海加郦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顾姝姝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钱明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