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21民初1021号原告：陶某，男，2009年1月17日出生，苗族，学生，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法定代理人：王某，系陶某之母，女，1987年11月2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原告：陶兴华，男，1950年3月7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原告：王秀美，女，1955年6月13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三原告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崇洪，系云南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6199110908875。三原告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再甫，系云南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6201810076326。被告：贵州永合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涟江街道办事处振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31216480015X。法定代表人：欧阳治若，系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燕，湖南贵以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301201911089881。被告：六盘水顺安商砼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彝族乡马戛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1MA6DL7X62E。法定代表人：贺长举。被告：杨光彬，男，1975年2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勇，钟山区德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409051102510。被告：唐益龙，男，195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邵阳市人，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华，湖南贵以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305201010667066。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与被告贵州永合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永合公司）、六盘水顺安商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商砼公司）、杨光彬、唐益龙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崇洪，被告永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燕，被告杨光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勇，被告唐益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顺安商砼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永合公司、顺安商砼公司、杨光彬、唐益龙连带赔偿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因陶杰死亡的相关费用95212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81600元、丧葬费36000元、陶某的抚养费81392元、陶兴华的赡养费74609元、王秀美的赡养费108523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5000元，合计：95212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28日，水城县勺米镇鱼塘村组组通公路项目搅拌站安排陶杰驾驶车牌号为贵Ｂ×××××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机动车的车辆品牌型号为：斯达-斯太尔Z5253GJBN3841C,车辆识别号：LZZABLND6CC162181，发动机号：120917000097），装载8立方水泥混泥土运输到被告永合公司承建的施工工地，陶杰驾驶该车行驶到水城县勺米镇鱼塘村通村公路11km+200m处时，因是纵坡路面，在车辆超载加之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驾驶员陶杰当场死亡。陶杰是由被告杨光彬雇佣的驾驶员，工资由被告杨光彬支付，其驾驶经历17年。发生事故机动车的所有人是被告顺安商砼公司，该车辆未购买强制保险且已经处于脱审状态，无车辆检验合格标志，被告顺安商砼公司将该车提供给被告杨光彬使用，被告杨光彬又将该车出租给被告唐益龙使用。陶杰驾驶的拉水泥混泥土的车辆由被告永合公司勺米镇鱼塘村组组通公路搅拌站负责调度使用，同时受被告永合公司管理。原告认为，该车没有经过年检，无车辆检验合格标志，也没有购买强制保险，且事发当天的气候条件对运输水泥的车辆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几被告还强制调度安排已有17年驾驶经历的陶杰上路驾驶超载水泥混泥土的车辆是造成陶杰交通事故死亡的原因，依法应对陶杰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陶杰的死亡，给原告造成如下损失：死亡赔偿金581600元、丧葬费36000元、陶某的抚养费81392元、陶兴华的赡养费74609元、王秀美的赡养费108523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5000元，合计：952124元。永合公司辩称，1、我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鱼塘村公路是唐益龙挂靠在本公司，唐益龙才是该项目的管理及负责人；2、唐益龙与杨光彬有签订罐车租赁合同，由杨光彬提供罐车驾驶员，杨光彬与本案受害者陶杰存在雇佣劳动关系，我司与陶杰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3、原告所诉请的各项赔偿费用过高，原告均为农村户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三原告所请求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为194320元（9716×20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31462元，三位近亲属的扶养费共为96822元（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得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精神抚慰金依法不得超过50000元，交通费以实际产生的票据为准，误工费5000元过高且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误工期及误工人员的损失，误工费不应支持。4、陶杰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不当驾驶行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我司的诉请。杨光彬辩称，1、原告的事实理由部分陈述与杨光彬与唐益龙签订的协议不符，事实不符的部分在于：租赁合同载明是租用罐车使用；杨光彬行使的权利是收取租赁费；对陶杰的管理是永合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唐益龙进行管理，对陶杰的工资也是永合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唐益龙安排。以上说明杨光彬行使的权利只是基于六盘水顺安商砼有限公司欠有杨光彬的借款，由杨光彬收取贵Ｂ×××××号车的租赁费，作为抵扣借款，杨光彬没有其他权利。2、杨光彬不是适格被告，其不具备处理该车辆的使用；3、该车辆的运输载重不超16吨，本案事故车辆的混凝土达22吨，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该行为是永合公司和唐益龙的行为导致，故赔偿责任应由其承担；4、死者应占主要责任，其系完全民事行为人并驾车17年，能对车辆的安全行使有意识，次要责任应由永合公司和唐益龙承担，路面湿滑和该工地的施工需求，指派陶杰施工而产生的事故，双方形成劳动关系，本案应适用工伤死亡赔偿，本案陶杰与永合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建议适用工伤处理。5、原告提供的户籍显示赔偿标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6、不是侵权行为造成的死亡不应支持精神抚慰金。唐益龙辩称，1、唐益龙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鱼塘村公路是唐益龙挂靠在永合公司，唐益龙才是该项目的管理及负责人。2、唐益龙与杨光彬有签订罐车租赁合同，由杨光彬提供罐车驾驶员，杨光彬与本案受害者陶杰存在雇佣劳动关系，我司与陶杰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3、原告所诉请的各项赔偿费用过高，原告均为农村户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三原告所请求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为194320元（9716×20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31462元，三位近亲属的扶养费共为96822元（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得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精神抚慰金依法不得超过50000元，交通费以实际产生的票据为准，误工费5000元过高且为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误工期及误工人员的损失，误工费不应支持。4、陶杰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不当驾驶行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5、本案陶杰的工资均由杨光彬支付，且有杨光彬在交警队的调查笔录予以证实认可；6、杨光彬在该项目的罐车车队，是由杨光彬聘用的张勇负责调度管理，唐益龙和永和公司并不负责管理车队，有张勇在交警队的调查笔录证实；7、本案系提供劳动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而唐益龙与杨光彬是租赁合同纠纷，不适合合并审理，并且事故发生当天，天气符合施工条件，唐益龙、永合公司不存在任何强制施工行为。综上请求驳回三原告对唐益龙的诉讼请求。本院向被告顺安商砼公司依法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后，被告未对原告所诉事实及举证提出异议，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亦未到庭应诉。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户口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陶杰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军人证，证明陶杰与王某于2017年2月14日离婚，孩子由陶杰抚养，陶杰系军人；第三组、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杨光彬的询问笔录，证明陶杰所驾驶的贵Ｂ×××××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是由六盘水顺安商砼公司提供给被告杨光彬使用，陶杰受被告杨光彬雇佣，一个月支付陶杰6000元工资的事实；第四组、罐车租赁合同，证明被告杨光彬将车辆出租给被告唐益龙使用的事实，同时证明驾驶员是由唐益龙指挥、管理、调度、使用，并提供安全施工环境；唐益龙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施工资质的事实；第五组、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死者陶杰所驾驶的贵Ｂ×××××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并未购买保险，车辆处于脱审状态，无检验合格标志，在行使至水城县勺米镇鱼塘村公路11km+200m处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张勇、唐海波的询问笔录，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装了8立方米水泥混泥土（约22吨），严重超载的事实，同时张勇的证言证明事发当天下雨路滑，不具备安全施工的条件，并向管理方报备；第六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笔录，证明2018年10月28日事发当日发生事故路段纵坡度有3.5％，路面潮湿的事实，同时证明陶杰驾驶经历有17年，驾驶经验丰富的事实；第七组、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陶杰的死亡原因为外力压迫胸腹部窒息死亡；第八组、证明，证明原告陶兴华、王秀美有三个子女的事实及陶杰多年在外从事大车驾驶工作，并以其作为收入来源的事实。永合公司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的三原告及被害人均系农村户口，赔偿标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对第二、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第四组证据合同的约定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车队是由张勇管理，唐益龙只是要求搬运混凝土；对第五组证据认为张勇的笔录部分不真实，其对当日的天气情况没有全面阐释，上午天气良好，下午才开始下雨；本案受害者驾驶的是第3辆罐车，施工中才开始下小雨，张勇汇报的时候事故已经发生，汇报后已停止施工，不存在强迫施工；对第六、七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八组证据中的毛坪村的关系证明无异议，对证明驾驶工作认为证明主体不合法，对证明经济困难无异议，但三原告生活在农村，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杨光彬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赔偿标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对第二、五、七、八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以下简称：“三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无异议，陶杰的管理者系唐益龙；对第六组证据无异议，说明了陶杰的驾驶经历17年，应当有预见危险的意识。唐益龙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永合公司的质证意见。永合公司、唐益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罐车租赁合同》，证明唐益龙向杨光彬租赁两台罐车，杨光彬与陶杰存在雇佣合同关系，陶杰与唐益龙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第二组、转账记录及记账凭证，证明水城县勺米镇人民政府支付15万元给陶杰家属，勺米镇人民政府要求唐益龙出于人道主义支付该15万元，唐益龙于2019年2月28日将15万元支付给了勺米镇政府的事实，同时，唐益龙将在应支付给杨光彬的罐车租金中予以扣除；第三组、三份调查笔录，证明施工当天开始是符合施工条件的，直到下午第三辆罐车施工时，天开始下毛毛雨，且陶杰驾驶的罐车出事的消息在张勇汇报路面湿滑不适施工前就穿出来了，不存在强制施工的事实。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对永合公司、唐益龙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认为证人应到庭接受询问，原告不予质证。杨光彬对永合公司、唐益龙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反而证实了永合公司暂扣了15万元的租金；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杨光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杨光彬身份证，用于证明主体资格；第二组、租赁合同，用于证明唐益龙是作为永和公司的代表，杨光彬是顺安商砼公司代表，约定驾驶员及车辆不得擅自此条有强制性，证明了杨光彬是收取租金，不承担责任；其中约定甲方必须提供安全施工条件，责任应当由永合公司、唐益龙承担；第三组、交警队对杨光彬的询问笔录，用于证明第三页第5行至第三页未页，杨光彬与该事故车是租赁关系；第四组、事故车辆信息、交通事故认定书，用于证明陶杰所驾驶车辆违法操作及永合公司安排不当，该车为查封车辆。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对杨光彬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唐益龙、杨光彬不是代表，因此杨光彬不是顺安商砼公司，是独立的主体；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超载的事实事故认定书没有记载，车辆的车况是否适合上路行驶也没有体现。永合公司、唐益龙对杨光彬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唐益龙承担责任在合同第5条有约定，唐益龙没有强制要求施工；对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对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均系有权机关制作、出具，加之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二组证据中的离婚协议系陶杰与王某签订，并加盖手印，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离婚证，鉴于陶杰与王某签订离婚协议后，婚姻登记机关已审查符合离婚条件，方颁发离婚证，发放离婚证系婚姻登记机关的事务，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军人证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该证证实了陶杰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78542部队，担任汽车司机职务，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三组证据，因系水城县交通警察大队依职权向杨光彬了解陶杰死亡的相关事宜，杨光彬已对笔录的内容予以认可，经过交警大队工作人员询问，杨光彬自述陶杰系其找来驾驶贵Ｂ×××××号车的驾驶员，双方口头约定，杨光彬每月支付陶杰6000元的工资，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四组证据，有唐益龙及杨光彬的签名按手印，杨光彬否认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但未主张解除、撤销协议，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五组证据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交警大队依据事发现场，结合相关法律出具的，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水城县交警大队对张勇、唐海波所作的询问笔录，二被询问人对笔录的内容认可，并签名按手印，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六组证据，有水城县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的签名，加之内容是对事故现场的勘验，与本案有实质联系，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七组证据，该证据系鉴定机构出具，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八组证据，彝良县洛泽河镇毛坪村民委员会对陶杰一家的人员结构、居住情况等较为了解，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永合公司、唐益龙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分析认定意见同对三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对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事发后唐益龙已向死者家支付各项费用15万元，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三组证据，因三原告及杨光彬不予认可，加之被询问人未到庭，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杨光彬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系有权部门出具，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二组证据分析认定意见同对三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对第三组证据的分析认定意见同对三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补充说明，杨光彬在笔录第三页第5行至第三页末页的表述足以说明杨光彬是事发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第四组证据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分析认定意见同对三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意见,对事故车辆登记信息，因是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本院对其“三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告陶兴华系陶杰之父，生于1950年3月7日，现年69岁，王秀美系陶杰之母，生于1955年6月13日，现年64岁，陶兴华与王秀美共同生育三个子女，即陶杰、陶云、陶美（均成年），陶兴华与王秀美居住在云南省彝良县洛泽河镇毛坪村。陶杰与王某原系夫妻，双方于2017年2月14日签订离婚协议，2017年2月27日，婚姻登记处为二人颁发离婚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09年1月17日生育长子陶某，现年10岁，离婚后，孩子陶某由陶杰抚养，陶杰生前与陶某均居住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毛坪村下铜厂沟组21号。陶杰曾服役中国人民解放军78542部队，服役期间职务为汽车司机。被告唐益龙获得水城县勺米镇鱼塘村组公路的修建项目，该项目挂靠在永合公司。2018年8月31日，唐益龙（甲方、承租方）与被告杨光彬（乙方、出租方）签订《罐车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杨光彬将两台罐车（贵Ｂ×××××、鄂Ｂ×××××号）出租给唐益龙，乙方在甲方上班时，不得擅自离开施工现场，听从甲方工作人员指挥，乙方责任人员必须听从安排、积极、主动配合甲方人员的指挥，优质高效完成每天的工作，并遵守甲方的作业时间和规章制度。贵Ｂ×××××号罐车所有人系顺安商砼公司，因顺安商砼公司欠被告杨光彬的款项，便将该罐车交予杨光彬，由杨光彬自行处置，该车保险终止日期为2018年10月19日，车辆已被查封。为了驾驶贵Ｂ×××××号罐车，杨光彬便找到陶杰，双方没有签订雇佣协议，但口头约定，由陶杰驾驶贵Ｂ×××××号罐车在上述工地上作业，杨光彬每月支付陶杰6000元的工资，陶杰吃住在工地上，费用由工地负责。陶杰从2018年9月23日便驾驶贵Ｂ×××××号罐车，截止至2018年10月28日，已给杨光彬驾驶罐车一个月零五天。2018年10月28日，由于路面潮湿，道路一般急转弯坡，纵坡度为3.5％，有17年驾驶经历的陶杰在驾驶贵Ｂ×××××号罐车过程中，受施工现场搅拌车管理人员的调度，管理人员已向工地管理人员汇报过相关天气情况后，被告知驾驶员开慢点的情况下，陶杰驾驶的贵Ｂ×××××号罐车在水城县勺米镇鱼塘村通村公路11km+200m(小地名：发其组)处时，由于陶杰未在确保安全、畅通原则下通行加之路面湿滑操作不当，致使所驾车辆侧翻于行驶方向左侧路坎下田维兴家地里，造成陶杰当场死亡、所驾车辆损坏及村民田维兴家耕地内种植物受损的交通事故。2018年12月5日，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52022112018000001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陶杰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2018年10月29日，经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委托，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9日作出贵中一司鉴[2018]尸鉴字第45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陶杰的死亡原因为外力压迫胸腹部窒息死亡。2018年11月14日，水城县勺米镇人民政府通过水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勺米信用社向死者陶杰家属陶云转账150000元用于陶杰的安葬费用；2019年2月11日，王明勇（实则代表唐金华）向水城县财政局勺米财政所汇款150000元，该款项系支付水城县勺米镇人民政府前期垫付陶杰的丧葬费用。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本案中，杨光彬于2018年10月30日向水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述中，明确表示“死者陶杰是其找去驾驶贵Ｂ×××××号罐车的，每月由杨光彬向陶杰支付6000元的工资，陶杰从2018年9月23日起即为杨光彬驾驶事故罐车，截止至事发时，已驾驶一个月零五天”，虽然杨光彬与陶杰未签订书面的雇佣合同，但根据杨光彬的陈述，双方的关系符合雇佣的要件，故本院认定陶杰生前受雇于杨光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否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永合公司答辩时陈述涉案的工程挂靠在其公司，虽然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挂靠协议等证据，但根据市场交易习惯，永合公司是要向涉案工程的承建方被告唐益龙收取相关费用，再者，永合公司应对施工环境、挂靠人员等有一定的预判和管理，发生此次事故，永合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工程的实际施工方的唐益龙，在管理、指导方面存在问题，受天气原因、路面湿滑等影响，未及时制止罐车作业，仅要求放慢驾驶速度，这是安全意识不强的表现，由于唐益龙方的管理、指挥不当，与此次事故有关联性，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本案中，陶杰原在部队服役，从事的职业即为驾驶汽车，至今已有17年的驾龄，可以说驾驶经验极为丰富，但在驾驶贵Ｂ×××××号罐车的过程中，受到气候、路面湿滑、弯道等影响，未能有效预判，疏忽大意，死者的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因素，加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认定陶杰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因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陶杰应承担此次事故40％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责任。”的规定，本案中，上述已阐述陶杰生前受雇于杨光彬，此处不再赘述，贵Ｂ×××××号罐车的所有人虽系顺安商砼公司，但由于顺安商砼公司欠杨光彬的钱，便将事故罐车交由杨光彬处置，杨光彬系罐车的实际管理者和利益享有者，该车已脱离了原所有人顺安商砼公司的管控，杨光彬作为雇主，应对陶杰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员有过错的。”的规定，本案中，顺安商砼公司作为事故罐车的所有人，在明知贵Ｂ×××××号罐车已查封的情况下，还将罐车交予被告杨光彬处置，自身存在过错，应对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对于陶杰在此次事故中死亡的各项损失，由陶杰承担40％的责任，杨光彬承担30％的责任，永合公司承担5％的责任，顺安商砼公司承担10％的责任，唐益龙承担15％的责任较为适宜。关于赔偿的范围及数额。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陶杰生前居住在城镇，加之2019年6月30日彝良县公安局毛坪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及《亲属关系证明》均体现陶杰生前户籍地址为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毛坪村下铜厂沟组21号，从性质上看，户籍地为农业性质，故本院认定陶杰生前为农村居民，因此，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8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16元／年计算二十年，则为9716元／年×20年=194320元，原告诉请金额581600元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194320元。2、关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2018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2924元，则丧葬费为31462元，原告诉请金额36000元，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31462元。3、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本案中，涉及到三个被扶养人，即原告陶某、陶兴华与王秀美，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三人居住在城镇，从彝良县公安局毛坪派出所及彝良县洛泽河镇毛坪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得知，三原告均居住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毛坪村，均居住在农村，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2018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9174元／年计算。陶某现年10岁，其生活费计算为9174元×8÷2=36680元，陶兴华现年69岁，有3名赡养人，其生活费计算为9174元×11÷3=33638元；王秀美现年64岁，有3名赡养人，其生活费计算为9174元×16÷3=48928元，上述三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19246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中，年赔偿总额未超过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本院依法予以支持119246元。4、关于交通费5000元，因原告未提供交通发票，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5、精神抚慰金60000元，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结果和本地区的经济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30000元。6、误工费，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何人误工、误工天数、误工人员的收入情况等，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因陶杰死亡产生的各项费用合计为：377028元，杨光彬承担30％的责任即113108.4元，永合公司承担5％的责任即18851.4元，顺安商砼公司承担10％的责任即37702.8元，唐益龙承担15％的责任即56554.2元，鉴于2019年2月11日唐益龙已向陶杰家属支付费用150000元，前期支付的金额已超过应承担的金额，超出部分即93445.8元，被告唐益龙可向三原告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贵州永合建筑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因陶杰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合计18851.4元；二、由被告六盘水顺安商砼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因陶杰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合计37702.8元；三、由被告王光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因陶杰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合计113108.4元；四、驳回原告陶某、陶兴华、王秀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22元，由陶某、陶兴华、王秀美承担10947元；被告贵州永合建筑工程公司承担264元（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被告六盘水顺安商砼有限公司承担528元（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杨光彬承担1583元（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被告拒绝履行，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以内，向本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范学林人民陪审员  陈吉荣人民陪审员  朱勋海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杨景任书记员周遵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