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6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开氏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村（里东徐）。法定代表人：项兴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诗铭，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路209号。法定代表人：吴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系公司律师。上诉人开氏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1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开氏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系涉案承兑汇票合法持有人，依法享有请求承兑人返还票据利益的民事权利，被上诉人返还与未支付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不仅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帮助其解决该笔资金长期挂账的困境，且一审法院的判决会纵容被上诉人不当得利的行为，同时违背了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不利于对社会公平公正的维护；2、票据法并未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知道或者应当谁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计算，但又认为应从票据利益丧失后开始计算，自相矛盾，只有当票据持有人向银行主张权利即要求承兑，被拒付时，票据持票人才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综上，诉讼时效应从被上诉人拒绝承兑之日起计算，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是案涉承兑汇票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故不能认定上诉人是票据合法持有人；2、按照行业惯例，提示承兑为前置程序，而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要求承兑，而是直接向法院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3、上诉人的票据权利于2013年3月26日消灭，其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已成为一种普通债权，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从2013年3月27日其往后推算两年，即诉讼时效从2015年3月27日届满，上诉人于2015年3月27日之后所进行的诉讼活动或者其他救济方式，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重新计算等法律效果，若诉讼时效从拒收之日起算，则意味着上诉人可在票据权利消灭之后无期限任意时间主张权利，与诉讼时效立法目的相悖。综上，本案是上诉人自身原因怠于行使权利，相应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开氏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票据利益30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开氏集团与案外人杭州闽通化纤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双方于2011年1月11日签订了《销售合同》，2011年1月14日原告开氏集团向杭州闽通化纤有限公司开具了与销售合同等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外人杭州闽通化纤有限公司处将该公司连续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了票号为GA/0103189477、出票日期为2010年9月27日、到期日为2011年3月27日、出票人为贵州小河区鑫磊建材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3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背书转让给了原告。2018年10月30日，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托收凭证，原告委托该行向被告托收上述承兑汇票的款项，在该托收凭证处用铅笔书写由“EMS无法送达”，但原告并未提交通过EMS向被告邮寄该托收凭证的邮寄单。原告陈述，2018年4月其公司出纳员李玲芳因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利用担任开氏集团出纳的职务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被刑事拘留才知道案涉承兑汇票未予承兑，现李玲芳因上述行为已被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2018）浙0109刑初111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2019年4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开氏集团有限公司出纳李玲芳挪用资金案由我单位侦查终结，后李玲芳被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在该案侦查中我单位发现，李玲芳将开氏集团有限公司近三百张、四千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恶意隐匿的违法行为，导致承兑汇票一直没有托收”。另查明，2014年2月13日，贵州花溪农村合作银行经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事实，有《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承兑汇票及背书、托收凭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等证据在卷作证。上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持有汇票记载的到期日为2011年3月27日，故原告依法在该汇票到期日起二年即2013年3月26日前未行使票据权利，其对承兑人即被告的权利消灭。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后，虽仍可享有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民事权利，仍可向案涉诉争票据承兑人即被告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但持票人享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前提是基于持票人因超出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故票据权利丧失之日起即应视为持票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因该请求权已经不属于票据权利，而是一种普通债权，该债权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该案中，案涉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3月27日，票据权利于2011年3月26日消灭，此时原告即应知道其票据权利受到了侵害，虽原告认为系其员工因涉嫌挪用资金罪在2018年被刑事拘留才知道该票据权利未实现，但该情形系原告内部管理导致，并非实际客观原因造成，故对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因此在2011年3月27日，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转化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而原告未在票据权利期限内提示付款，期满后又未在二年内要求被告返还票据项下的利益，但在此期间并未发生民事权利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因此原告认为诉讼时效应从其托收凭证无法送达被拒绝时计算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八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开氏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开氏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主张其享有的涉案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应从被上诉人拒绝承兑之日起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和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之规定，因涉案汇票记载的到期日为2011年3月27日，上诉人作为持票人应在涉案票据到期日即2011年3月27日起两年内即2013年3月27日行使票据权利，而上诉人系在之后才主张权利，故上诉人行使的实体权利并非票据权利而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本院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系票据权利丧失后的利益救济，属于普通民事权利，请求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时效应适用民法上有关一般债权的时效规定。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相关规定从2013年3月27日起计算两年诉讼时效并认定上诉人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此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开氏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开氏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红审判员 柳 凡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茗萱书记员黄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