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503民初1032号 原告：毛鸿，男，196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现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野,四川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四川竹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槐树街79号6层。 法定代表人：浦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明琪，该公司员工。 被告：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人民政府。 负责人：银刚，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容，宜宾市南溪区留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光伟，男，197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四川有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龙，男，197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 原告毛鸿与被告四川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鼓政府）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被告长城公司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刘光伟、陈龙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毛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野、罗丹，被告长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明琪，被告石鼓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容，被告刘光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被告陈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长城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134万元；2.判令被告以148万元为基数，在2017年11月28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支付给原告；3.判令被告以134万元为基数，在2019年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支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4.判令被告石鼓政府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直接向原告支付上述第一项金额；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第一次庭审中，原告毛鸿明确被告刘光伟应与长城公司承担工程款的连带支付责任，不要求被告陈龙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第三次庭审中，毛鸿认可有3万元保证金未交纳给刘光伟，要求在其诉请金额中予以扣减。事实和理由：长城公司中标石鼓政府发包的石鼓乡川南休闲谷建设工程项目。2014年5月30日，双方签订合同，由长城公司承建该项目道路工程，合同价格1795万元，开工时间2014年6月8日，竣工时间2015年2月8日。施工过程中，长城公司与内部员工刘光伟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由刘光伟负责该项目的建设施工。随后刘光伟与原告毛鸿签订挖填方工程承包协议，由毛鸿承建案涉工程项目的路基工程挖填方工程。原告按协议完成工程建设后，与长城公司对账结算，确认原告建设劳务资金为153万元。现该项目已全部完工并移交石鼓乡政府正常使用，但石鼓乡政府以未完成验收工作为由，一直未支付工程款。经原告多次申请，石鼓政府先后代长城公司支付了5万元和14万元工程款给原告。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利息应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给付。原告与长城公司结算后，石鼓政府分两次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因此本案利息应分两段计算。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城公司辩称，本案工程系陈龙借用长城公司名义中标，陈龙再将工程转包给刘光伟，刘光伟分包部分工程给毛鸿，毛鸿并未与长城公司、石鼓政府办理过工程结算。原告毛鸿在本案中所做工程量只有50万元，应当由刘光伟承担向毛鸿支付工程款的责任。 被告石鼓政府辩称，首先，石鼓政府将工程发包给长城公司建设，合同约定工程不能分包及转包，在此情况下，长城公司将工程转包给刘光伟，刘光伟再将路基工程分包给毛鸿的行为违背了合同约定。其次，毛鸿所承建的路基工程量并未得到长城公司的签字、盖章认可。2016年1月13日的会议纪要中，石鼓政府、毛鸿、长城公司、刘光伟共同确认毛鸿所做工程量价值50万元，毛鸿主张的153万元工程量仅是刘光伟与其之间的结算情况，毛鸿也未提供其就工程进行了其他施工的依据，长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工程并未经石鼓政府验收认可，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并未达到。且该笔153万元中还包含有刘光伟违法分包收取毛鸿的保证金12万元。石鼓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体恤农民工，经长城公司请求代其支付了工程款630万余元，其中包括支付给毛鸿的31万元。综上，石鼓政府不应承担向毛鸿支付工程款的责任。 被告刘光伟辩称，刘光伟要求毛鸿向其交纳12万元保证金，但其中有3万元毛鸿并未交纳，这笔3万元应当在毛鸿主张的工程款中扣除。刘光伟未按照《劳务费用处理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2016年1月26日向毛鸿付款，但在此时间后，毛鸿一直未向刘光伟提出过任何主张，因此毛鸿起诉刘光伟的诉讼时效已过。 被告陈龙辩称，长城公司与陈龙确实签订有内部承包协议，但之后已经解除了该协议。请求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证据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陈龙欲承包宜宾市南溪区石鼓乡大桥道路修建工程。2012年5月8日，长城公司与陈龙签订《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合同载明陈龙系长城公司合同工，由陈龙承包南溪区休闲谷工程，自负盈亏，陈龙按标准向长城公司交纳内部管理费。之后，长城公司授权陈龙与石鼓政府洽谈工程招投标事宜。 通过招投标方式，石鼓政府作为发包人，长城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石鼓政府将川南休闲谷涪溪口-石鼓大桥道路建设交由长城公司自筹资金承建，工程价约1795万元，以实际结算为准，计划2015年2月8日竣工。承包人递交竣工结算资料后28天内，发包人与承包人按合同条款约定进行竣工结算。工程完工经发包人确认后，从承包人递交竣工资料之日起，发包人三年内付清所有工程款，资金占用率按年利率12%计算。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进行分包，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单位结算，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单位支付各种工程款项。陈龙作为长城公司委托代表人在该合同中签字。 2014年6月23日，陈龙作为长城公司委托代表人，与刘光伟签订《川南休闲谷项目修建工程内部承包协议》，长城公司将其承包的涪溪口-石鼓大桥道路建设转包给刘光伟，由刘光伟垫资承建。同时，刘光伟向陈龙支付200万元工程保证金。 2014年10月7日，刘光伟与毛鸿签订《南溪区石鼓乡路基工程挖填方工程承包协议》，约定毛鸿承建南溪区石鼓乡滨河西岸涪溪口至石鼓大桥3755.845米道路挖填方，工期预计90天，工程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刘光伟一方向毛鸿支付总工程款的80%，挖填工程结束后验收后，6个月内支付工程款97%，剩余3%工程款作为保修金，工程正常使用一年付保修金。双方签字后，应交甲方保证金12万元。诉讼中，毛鸿认可其向刘光伟实际交纳了9万元保证金，毛鸿同意将其未交纳的3万元保证金在其诉请金额中予以扣减。 2014年11月6日，长城公司解除了陈龙的委托代理权，并向石鼓政府发出告知函、工作联系函。长城公司要求解除陈龙与石鼓政府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15年1月6日，毛鸿与刘光伟认可的案涉项目部经理张耀武就工程量、单价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款为1533383.52元。2015年1月14日，刘光伟、陈龙、毛鸿三方签订《劳务费用处理协议》，协议载明毛鸿与刘光伟签订路基土石方工程劳务协议后，毛鸿应交纳12万元保证金给刘光伟，但刘光伟一直未付款给施工队，刘光伟共拖欠毛鸿施工队153万元（含保证金12万元）。双方协商刘光伟于2015年1月26日一次性支付毛鸿108万元，剩余款项由刘光伟、毛鸿、陈龙三方协商再议。如刘光伟未按时向毛鸿付款，则刘光伟将其交纳长城公司200万元保证金的原件及与长城公司所签的协议抵押给毛鸿。2015年3月10日，毛鸿与长城公司现场代表范明琪就后期施工量、单价进行结算，双方确认结算余款为114540元。毛鸿认可该笔费用已由石鼓政府代付。 2016年1月13日，毛鸿及其合伙人肖斌，与范明琪、陈龙等人共同参加石鼓政府召开的毛鸿工程款支付会议，会议中，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长城公司初步认定毛鸿及其合伙人肖斌二人在土石方工程量价款为50万元，毛鸿、肖斌要求的工程款差额与陈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以法律途径解决。 2016年10月24日，长城公司因资金紧缺，向石鼓政府请示，建议将工程从BT方式更换为建设工程。次日，长城公司向石鼓政府发出新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员工范明琪处理项目相关事宜。2016年10月28日，石鼓政府与长城公司签订《川南休闲谷建设工程项目补充协议》，该工程已完成入口段1.3km基础和路面黑化，剩余2.45km路段停止建设。对于已实施的1.3km路段，申请相关单位进行验收，施工工程量和建设费用以审计决算为准。长城公司自愿放弃原合同中每年约15.3%的资金利息回报，长城公司同意该项目在竣工验收、结算后，在决算评审价基础上下浮10%作为工程最终结算金额。 2017年6月20日，长城公司向石鼓政府提交交工申请验收报告。石鼓政府收悉后，于2018年6月6日发函，要求长城公司对项目路面开裂等质量问题进行限期整改。2018年10月30日，长城公司再次向石鼓政府发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解除对陈龙、范明琪的授权，新授权长城公司员工黎自萍来办理川南休闲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及结算审计事宜。 2017年11月28日，毛鸿指定其合伙人肖斌与长城公司委托代理人范明琪就项目工程款进行结算，双方确认共产生153万元工程款，已由石鼓政府支付5万元。2019年2月2日，长城公司制作委托石鼓政府支付工程款项明细表，上载“应付肖兵、毛鸿金额1530000、已付金额50000、此次委托支付金额140000”，毛鸿及其合伙人肖斌，长城公司授权代理人黎自萍在该明细表中签字确认。石鼓政府经长城公司委托，向毛鸿支付工程款14万元。 石鼓政府对支付毛鸿上述款项无异议，并提交委托书一份，证明2016年2月6日，石鼓政府经四川德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立公司）委托，向毛鸿支付了12万元项目劳务工资。石鼓政府在本案中受长城公司委托，共计代为支付工程款6355364.91元。石鼓政府陈述，本案部分工程款的支付，均系长城公司委托石鼓政府支付给德立公司，再由德立公司委托支付到相关账户。毛鸿对收到2016年2月6日石鼓政府支付的12万元无异议，但陈述该笔款项是石鼓政府支付的其他项目工程款。 另查明，项目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但该道路工程并未封闭，已使用几年。 诉讼中，毛鸿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并预交保全费5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南溪区石鼓乡路基工程挖填方工程承包协议》、结算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毛鸿对刘光伟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毛鸿在项目所做工程量总价如何确定。毛鸿已收到的工程款为多少，石鼓政府于2016年2月6日向毛鸿支付的12万元款项该如何认定。3.案涉工程是否符合工程款的支付条件。4.工程款支付责任的主体如何认定。 一、关于毛鸿要求刘光伟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5年1月14日，刘光伟、陈龙、毛鸿三方签订《劳务费用处理协议》，协议约定刘光伟应于2015年1月26日一次性支付毛鸿108万元，剩余款项由刘光伟、毛鸿、陈龙三方协商再议。据此协议，刘光伟抗辩原告毛鸿自2015年1月26日后，一直未向刘光伟主张支付工程款，至本案起诉后才要求刘光伟支付工程款，已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刘光伟的支付责任应当予以免除。前述《劳务费用处理协议》从内容来看，系分期履行债务协议。但除第一期债务履行期限有明确约定以外，双方对于剩余工程款的履行时间并未做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被告刘光伟无证据证明双方在约定的第一期债务尚未履行的情况下，已对剩余工程款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故毛鸿可以随时向人民法院起诉向刘光伟主张权利。被告刘光伟对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毛鸿在本案所做工程总价。根据查明的事实，毛鸿先后与案涉项目部经理张耀武、毛鸿、长城公司代理人范明琪对案涉工程价款结算后确认为153万元（含保证金12万元）。在被告无证据推翻该结算价款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金额予以确认。庭审中，毛鸿明确上述结算后工程款153万元，包含毛鸿应支付给刘光伟的保证金12万元。刘光伟、毛鸿均认可毛鸿尚有3万元保证金未交纳。因此毛鸿所做工程结算价应为141万元，毛鸿向刘光伟缴纳保证金9万元。 关于已付工程款数额问题。石鼓政府于2016年2月6日支付毛鸿12万元，毛鸿于2017年11月28日、2019年2月2日收到石鼓政府代长城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共19万元。对于原、被告争议的2016年2月6日的12万元是否属石鼓政府支付的本案工程款。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德立公司一直在工程，处理款项支付等事项，长城公司亦委托石鼓政府支付了多笔款项给德立公司，再由德立公司将款项支付给各施工队。本案中，德立公司在2016年2月6日出具付款委托书要求石鼓政府代付毛鸿工程款12万元，毛鸿表示确已收到该笔12万元。因此毛鸿2016年2月6日收到的12万元应当系长城公司支付的项目工程款，故毛鸿已收到工程款为31万元，尚有119万元工程款未收取。若毛鸿主张其为长城公司、德立公司做有其他工程并有其他工程款项未结算的，可另寻途径解决。 三、对于案涉工程是否符合工程款的支付条件。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长城公司承包石鼓政府发包的工程后，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将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陈龙，陈龙又将工程转包给刘光伟，刘光伟再将路基工程违法分包给毛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工司法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规定，长城公司与陈龙之间的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合同，陈龙与刘光伟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以及刘光伟与毛鸿签订的路基工程挖填方协议均属无效合同。虽然被告抗辩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和审计，目前尚不符合工程款支付条件。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公路交付后并未进行封闭改造，目前有车辆正常通过，且被告无证据证明毛鸿所承包的路基工程存在何种质量问题，故本院推定毛鸿所分包的工程符合质量标准，其可以主张工程款。根据刘光伟与毛鸿之间的《劳务费用处理协议》约定，现付款期限已届满，故毛鸿主张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已成就。 四、关于工程款支付主体的认定以及利息的计算问题。刘光伟与毛鸿签订路基挖填方协议后，毛鸿按约进场施工并与刘光伟办理了结算。基于合同相对性，刘光伟应当按照结算协议的约定向毛鸿支付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工程由于质量问题整改等原因未进行竣工验收，工程总价尚未审计，本案中无法核实发包人石鼓政府欠付长城公司的工程款。且根据前述法条规定，即便查清了发包人欠付工程款数额，人民法院仅能判决发包人在欠付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而非一并判令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在本案中毛鸿已经向合同相对方刘光伟主张权利且已经得到本院支持的情况下，其又向发包人石鼓政府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毛鸿并未与长城公司直接建立合同关系，故毛鸿向长城公司主张工程款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对其造成损害为由，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施工人行使代位权诉讼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直接向发包人追索工程款，属于两种不同的救济途径，实际施工人可以择一而用，但不能在一个诉讼中同时选择。若毛鸿有证据证明本案中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存在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的情形，其可另行起诉主张代位求偿权。 对于利息，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规定，本案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以当事人结算之日为起算日。毛鸿与刘光伟进行结算的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原告毛鸿主张从2017年11月28日即长城公司与毛鸿确认工程款金额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工程款和保证金的利息，属于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光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毛鸿支付工程款、保证金共计119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从2017年11月28日起至2019年2月2日止，以13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从2019年2月3日起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以119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 二、驳回原告毛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860元，减半收取计84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3430元。原告毛鸿负担1504元，被告刘光伟负担1192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春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刘怡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