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40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街园艺新家园101号楼2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0667307000A。负责人：张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男，1975年9月13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某，男，1991年12月7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67年7月28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公民身份号码×××。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某，内蒙古源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甘某、刘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9民初1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宁城县人民法院（2019）内0429民初162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甘某、刘某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保险人甘富因交通事故死亡，其情形不符合领取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的条件，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主合同）条款第7.4条对于自驾车的解释明确为“同时符合以下三条规定的车辆：（1）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同时，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1.1条约定“主合同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所以，上述两保险合同中均已明确规定“自驾车”的范围仅限于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范围，而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第2.1项明确定义“乘用车”为“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或临时物品的汽车，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它也可以牵引一辆挂车。”其中“汽车”为“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或货物……”。而甘富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并不属于保险合同中自驾车的保险范围，一审法院将甘富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认定为保险合同中的自驾车，任意扩大了案涉保险责任范围，对上诉人极不公平，故甘富不符合领取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的条件。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与该车辆是否年检、审验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该车辆逾期未年检也不必然加重交通事故的后果”，该认定过于片面，存在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以及第九十五条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由此可见，机动车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未购买保险上道行驶系法律所明确禁止的行为。同时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条款第2.4条责任免除第（5）项明确提示和约定：“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见7.8）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我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合同终止，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第7.8条第（2）项明确约定“未依法按时进行或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属于“无有效行驶证”情形。而上述情形亦属于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和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且我公司亦已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故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机动车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可以及时发现车辆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存在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防止及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因此，被保险人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驾驶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无疑会增加该机动车发生事故的风险。故退一步讲，即使该机动车未定期年检不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但该情况也足以影响上诉人是否同意继续承保，故上诉人拒绝赔付保险金，于法有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明显错误，理应予以纠正，请求贵院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甘某、刘某辩称,投保人甘富因交通事故身故符合双方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中“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条款”第2.3款“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之约定，受益人据此诉请保险人履行保险金赔付义务，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2016年6月7日投保人甘富与被答辩人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合同对于被保险人、受益人、投保险种、保险期间、保费数额等均约定明确，投保人依约向被答辩人交纳了首期及后续三年的保费，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成立且生效，双方均应受合同拘束。其次，根据赤峰市宁城县交警大队第15042912018000019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发生时甘富所驾驶的为二轮摩托车，车牌号为×××，该车辆为甘富家庭自用摩托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车辆分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业作业的轮式车辆。”而二轮摩托车，指发动机气缸工作容积大于或等于50毫升，最大设计车速超过50公里/小时的两个车轮的机动车。由此可知，甘富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同时，“自驾车”在概念界定上并无明确依据，其一般定义，即符合一般大众认知的概念为：能够供自己驾驶的机动车，即为自驾车。本案中，甘富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是平时用于其出行的机动车，其过往的年检均符合机动车年检标准，甘富本人具有合法有效驾驶证件，符合保险条款中驾驶自驾车发生意外伤害的承保条件。再次，甘富虽然驾驶了未经年检的车辆，但该原因并非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并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赤峰市宁城县第15042912018000019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甘富所驾驶的机动车在道路上为正常行驶车辆，由于李金辉驾驶车辆疏忽大意，采取不当措施，未让道路上正常行驶车辆先行，是造成本次事故主要原因”，以上说明：第一，甘富虽然驾驶了未经年检的二轮摩托车，但并非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第二，未经年检的二轮摩托车，只是在年检程序上违反国家行政法规，并不代表车辆因此存在安全隐患，《交通事故认定书》亦能证实事故并非由于甘富驾驶未经年检的摩托车存在安全隐患而导致，甘富的身故符合双方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条款”第2.3款“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之约定，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金赔付义务。二、保险公司上诉称“甘富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并不属于保险合同中“自驾车”的保险范围及甘富所驾驶未经年检车辆属于保险公司免赔条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人寿保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条款》第2.3款“自驾车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条款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保险公司按照自己的标准对“自驾车”的概念作了缩小解释，已经超出了一般大众对“自驾车”的理解，属于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该对该条款作出提示注意义务，而从本案中该保险条款的字体大小及颜色上均与其他字体大小及颜色相同，保险公司并未尽到提示注意说明义务。第二，投保人甘富驾驶的二轮摩托车是否属于“自驾车”范畴，自驾车在概念界定上并无明确依据，按照一般大众的理解，“自驾车”就是供自己驾驶的机动车。甘富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属于自驾车范畴。根据《合同法》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保险公司将自己对“自驾车”的缩小解释并不能对合同相对方生效，而应该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第三，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及明确的解释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答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免责条款，是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或格式合同提供者提供格式合同时，为免除或限制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责任而设立的条款。根据《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该规定，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既承担提示义务，又承担明确说明义务。另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而本案中被告提供的投保单、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均是格式条款，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字体偏小，颜色与其他字体相同，尤其是责任免除的标题栏与其他栏目字体大小均相同，未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再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根据该复函，保险人的说明只有达到使投保人明了保险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才尽到履行说明义务，采纳的是实质标准。结合本案，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属于保险公司格式文本，虽然有投保人签字，但不能证实保险公司己经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进行明确解释，并使投保人明了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因此，保险公司在免责条款上未尽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也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综上所述，投保人因交通事故身故符合双方签订的《人寿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应对受益人履行保险金赔付义务；保险公司针对免责条款未尽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也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自驾车”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属于限制或免除保险公司责任条款，保险公司应对该条款向相对方履行提示注意及说明义务，同时，对“自驾车”的理解应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受益人诉请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甘某、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人寿保险公司赔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100万元；2.人寿保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7日甘富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保险期间30年，并交纳了三年的保险费，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甘富受益人为被保险人身故时生存的配偶、父母、子女，受益比例为100%，保险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2018年9月25日，甘富驾驶×××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宁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调查后于2018年10月15日出具第150429120180000196号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甘富未戴安全头盔、驾驶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次要原因。保险事故发生后，刘某、甘某于2019年1月18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人寿保险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因被保险人所驾驶摩托车无有效行使证属于责任免除范围，拒绝赔付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意外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同意退还现金价值3218.58元。”的理赔决定。另查明，经建平县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甘富血液中乙醇含量为0.0mg/100ml。经宁城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甘富因颅脑损伤而死亡。甘富与本案原告刘某系夫妻关系，甘某为甘富和刘某的儿子，无其他子女，其父母于早年去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被保险人甘富于2016年6月7日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自此，双方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此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此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死亡，该保险合同受益人为甘某与刘某。“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2.3“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关于自驾车术语在条款中未作出说明与解释，也未规定两轮摩托车不属于自驾车，故本院对人寿保险公司关于被保险人甘富驾驶的两轮摩托车不属于案涉保险条款规定的自驾车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本案中，投保人甘富驾驶的两轮摩托车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并不必然得出该车辆安全检验不合格使危险程度增加的结论。因此，并无证据显示本案事故的发生与案涉车辆未通过年检具有关联性。只有车辆未经年检存在安全隐患是事故发生最直接、最根本、最有效的原因，且二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才符合保险法的规定。本案中，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该车辆是否年检、审验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该车辆逾期未年检也不必然加重交通事故的后果。故本院对人寿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甘富驾驶的两轮摩托车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而拒赔的理由亦不予采纳。故对甘某、刘某要求人寿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的请求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投保人甘富与人寿保险公司于2016年6月7日签订的保险合同；二、人寿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甘某、刘某保险赔偿金100万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其保险合同关系、甘富因交通事故死亡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及保险合同约定了被保险人甘富受益人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双方在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尽到对于自驾车概念明确的解释及免责条款的提示、告知义务。关于对自驾车概念的明确解释。上诉人提出已向被保险人甘富就自驾车概念及免责条款尽到了充分的提示告知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保险合同中对自驾车范围的规定，属于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未与投保人协商一致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是保险公司自身对自驾车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以公众的普遍认识为衡量标准。按照公众的通常理解，“自驾车”就是供自己驾驶的机动车，本案中甘富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应属于自驾车范畴，故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案涉车辆未通过年检属于“无有效行驶证”情形，作为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上诉人主张已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投保人甘富驾驶的两轮摩托车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并不必然得出该车辆安全检验不合格或使危险程度增加的结论，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本案事故的发生与案涉车辆未通过年检具有关联性，该车辆逾期未年检亦不必然会加重交通事故的后果。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保险条款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投保人对责任免除条款进行了提示，使其知晓自驾车概念及其无有效行使证与上诉人免除保险责任之间的关联性，虽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中确系甘富本人签名，但以上两份材料中均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而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录音整理资料，是该公司客服对所有投保人的制式回访电话记录，是主要针对被保险人投保信息的核实，不能视为是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告知，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人寿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麻秋野审判员 雷 蕾审判员 张淑丽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