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修武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821民初1557号原告：张红军，男，1978年11月4日生，汉族，住修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黎明，焦作市修武县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焦作市人民路1159号商务大厦1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0660906078Y。负责人：王文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男，汉族，1985年11月8日生，住沁阳市，系该公司员工。原告张红军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财险焦作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红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黎明、被告中华联合财险焦作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赔偿款15824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育肥猪养殖户。2018年9月前后,被告业务员找到原告养殖场，向原告推荐该公司的育肥猪保险。因近年的猪病较多，故原告投保了该保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3日。之后，在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原告的生猪有7头出现死亡，被告出险后给予赔偿。但是，在2019年1月2日和15日，原告生猪又出现死亡情况，被告和畜牧局人员到场作出处理后，被告却迟迟不予理赔，后于2019年8月7日才作出没有编号和时间的拒赔通知书。双方为此形成纠纷。被告辩称，我公司承保原告猪场所有的育肥猪，保险期限为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3日，原告诉称我公司未赔付的两起案件，是因原告对于所涉及的育肥猪并非自繁自养，实为在外购买，且无法提供动物检疫证明，也未如实告知修武县畜牧局及我公司具体的补栏情况，根据保险法第16条规定和育肥猪养殖保险条款第3、14、16条约定，原告所诉事故不在保险范围内，我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我公司不承担。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保险凭证(单号00168480)一份，证明双方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且显示被告收取保费5760元，但是该凭证的背面有很多保险须知，上面并没有被告所述的拒赔条款，被告也未尽到告知义务；2、××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通知单两张，证明原告猪场出现两起死亡事件，认定的头数和斤数；3、保单一份，这份保单是在事故发生后，原告在动检员那拿到的。4、保险公司拒赔通知书两份，我方对这个不服，证明事发后保险公司也介入了，但不理赔。5、电话录音两份，一份是动检员张平利，证明原告又购进猪的时候，给其打过电话，一份是营销部经理薛海平，证明通知到畜牧局了，也通知到保险公司了，但他们没来检验。6、申请证人崔某、紫小雨出庭作证，证明保险合同成立时的程序及处理事故的程序，也就是让养殖户在办理保险时的情况，没有告知过购买保险时需检验的事实，以及补栏时都给薛海平说过。被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5录音，该录音时间显示为2019年7月19日，通话内容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指向，对育肥猪补栏，是否通知到畜牧局和我公司以及是否查验标的，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防疫员也未到养殖区进行核实，对另一份录音，时间为2019年7月24日，说明一点，此通话录音时间段通话人已不再负责修武公司的工作，从整个的通话内容来看均是原告要求我公司对案涉及的保险事故，要求赔付的事实，内容中原我公司人员薛海平多次且明确告知原告，在补栏时未按畜牧局及保险公司的要求，通知两家单位查验标的打上耳标且未提供动物检验证明，我公司无法正常理赔，该两份录音与原告所诉争的无任何关联性。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我公司承认与原告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且保单上也明确显示了原告方对所投保800头育肥猪保险费为20%，其余80%均为省市县的惠农补贴，无法对应其证明指向。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处理程序为防疫检疫部门严格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进行的工作，对在处理过程中有明确的养殖区名称、负责人，对运输车辆也有明确的记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但无法证明属于保险责任内的死亡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我公司于事故发生后，多次调查了解认定，原告该两起事故不在保险责任，按照保险法对其下达了拒赔通知书，但因原告无法提供由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所出具的动物检疫证明，××死猪死亡原因，所以无法理赔。证人证言存在部分主观情形，第一，第一位证人与原告为同一片区养殖户，且为多年的邻里关系；第二，第二位证人称本人并不参与管理养殖厂，保险公司由省市级畜牧局牵头，走乡入户宣传，并非我公司自身宣传，每一次承保前需向畜牧局提请标书，竟标后方可参与保险业务，同时在承保期间，在各乡区都对畜牧局工作人员培训，也会组织养殖户在投保前进行培训，我公司认为两位证人部分陈述不实。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供如下证据：1、保险保单、投保单、投保清单、保险凭证、保险条款各一份，证明我公司与原告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且投保情况经原告本人确认签字，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在投保单明确提示尤其是免责事项，我公司已按照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尽到了保险义务，故我公司不再理赔。2、养殖户理赔台账，11月份经我公司查验其养殖厂，没有补栏情况，和2019年7月26日我公司工作人员对原告就一些保险事项及案涉情况作出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本人知晓应当告知畜牧局及保险公司补栏事项，但其未尽到告知义务。3、乡防疫站站长的个人会议记要，证明从畜牧局到乡镇分管片区对养殖重点工作予以要求及落实，禁止从外面购买猪，只准出栏不准进栏。原告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中原告的签字不存在异议，但该条款是原告第一次见到，办保险时就没有看到，更没有介绍在什么情况下免赔，没有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第2组证据对原告的调查真实性不存在异议，在询问第二个大问题时，原告的陈述和录音是相互印证的，原告补栏时确实通知到防疫员了，防疫员也通知到保险公司了，能够证实原告履行了补栏告知义务，这个过错和后果不应由原告承担。对第3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对本案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原告所举证据1、2、3、4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所举证据5、6有意见。本院分析认为，证据5录音时间均为原告育肥猪发生死亡事故之后，录音一的内容为原告育肥猪补栏时已通知畜牧局动检员张平利，录音二的内容为原告为了理赔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协商处理的相关事宜。证据6证人出庭证言可以证明二证人与原告一样与被告在签订保险合同时，被告只给原告和二证人各一张养殖业保险凭证（代收据），保险合同、保险条款均为给付原告和二证人，投保人在签投保单、查验报告单、保单时，被告并未向投保人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也未让投保人阅看保险条款的事实。被告所举证据1、2原告对其的签字不存在异议，原告认为该条款是原告第一次见到，办保险时就没有看到，更没有介绍在什么情况下免赔，没有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所举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投保人在签投保单、查验报告单、保单时，被告并未向投保人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也未让投保人阅读保险条款的事实。被告所举证据3乡防疫站站长的个人会议记录，该记录是站长个人对其管理业务的需要，其内容是否落实，与原告无关联性。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育肥猪养殖户。2018年9月3日,原、被告签订育肥猪保险，签订保险合同时，原告养殖场现有育肥猪存栏30余头，原、被告签订的保险标的为800头，保险期间为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13日。之后，在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原告的育肥猪有7头出现死亡，被告出险后给予赔偿。2019年1月2日，原告育肥猪又死亡5头，2019年1月15日，原告育肥猪再次死亡16头，两次死亡21头，死亡原因疑似非洲猪瘟。被告和畜牧局人员到场作出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以原告涉及死亡的育肥猪并非自繁自养，实为在外购买，且无法提供动物检疫证明，也未如实告知修武县畜牧局及我公司具体的补栏情况为由不予理赔，双方为此形成纠纷。另查明：原、被告签订保险合同时，原告养殖场只有育肥猪存栏30余头，但原、被告签订的保险标的为800头，双方签订的保险种类为育肥猪，保险标的的760余头育肥猪须外进。保险合同签订后，被告只给原告猪耳标96个，被告并没有将存栏30余头猪打上耳标，而是在原告育肥猪死亡后再打上猪耳标。又查明：原告死亡21头育肥猪经原、被告核对，2019年1月2日死亡5头按473公斤计算，2019年1月15日死亡的16头按1500公斤计算，死亡猪的总重量乘以8元得出15784元。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育肥猪养殖保险合同内容合法、意思真实，该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依法应予保护。原告投保的育肥猪耳标号为04924971、04924953、04924981、04924988、04925015、04925035、04924960、04924968、04924970、04925036、04924964、04925025、04924980、04925027、04924946、04925008、04924948、04924982、04925016、04925000、04924983的21头育肥猪在保险期限内因病死亡，原告将该死亡育肥猪已做无害化处理，被告作为死亡育肥猪的保险人应对该死亡猪的保险损失在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告辩称原告涉及死亡的育肥猪并非自繁自养，实为在外购买，且无法提供动物检疫证明，也未如实告知修武县畜牧局及我公司具体的补栏情况应不予理赔的意见，本院认为，《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保险合同时，仅给原告出具了养殖业保险凭证（代收据），收据中并没有补栏生猪时必须提供动物检疫证明，并告知畜牧单位及被告具体补栏情况，方可理赔等其他免赔条款的内容。原告虽在投保单、查验报告单上签字，但被告不能提供在投保单、查验报告单中附有保险条款的证明，不能说明该保险条款已订入保险合同。在原告并未收到保险条款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原告已按被告要求认真阅读合同条款的事实存在。亦不能认定被告对免责条款已尽到了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本案诉讼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证实，其在与被告签订育肥猪保险合同时，被告亦未向其交付保险条款。这也是对被告未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的佐证。故本院认定被告因此拒赔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上述事实及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红军育肥猪款15784元；驳回原告张红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元，减半收取为98元，由被告承担，原告垫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付给原告款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潘康德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薛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