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甘10民终11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银丽，女，1973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镇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建东（系李银丽之夫），男，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庆阳市西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卫玲，女，201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镇原县。法定代理人：李银丽（系贺卫玲之母），女，1973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镇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园龙，男，198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镇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志君，甘肃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银丽、贺卫玲因与被上诉人李园龙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镇原县人民法院（2019）甘1027民初128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银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建东、贺卫玲的法定代理人和被上诉人李园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志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银丽、贺卫玲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2019）甘1027民初1280号民事裁定；2.指令一审人民法院审理；3.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园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未查明本案事实。上诉人李银丽系镇原县孟坝镇刘城行政村沟畔自然村农民，1993年本村调整土地时，全家分得承包地12.5亩，李银丽分得承包地2.5亩，李园龙分得承包地0.5亩。1998年国家对农村土地实施了二轮承包，在本轮土地调整时上诉人家庭土地与1993年保持一致，李银丽的2.5亩土地与村组继续维持承包关系，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1999年李银丽与孟坝镇东庄村村民任建军结婚，出嫁后在孟坝镇街道经营理发馆，其2.5亩承包地由其自行耕种，后李银丽外出打工，其承包地由父母代为耕种，2008年李银丽与任建军协议离婚，2010年李银丽父亲去世，从2010年以后李银丽的承包地被李园龙非法侵占，李银丽多次维权均遭到无理拒绝。2014年李银丽与西峰区什社乡什丰村北门组村民贺建东再婚，未将户口迁走，且在西峰区什社乡什丰村未分得承包地，2016年李银丽与李园龙分户，但仍落籍孟坝镇刘城行政村沟畔自然村。根据法律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诉人认为，其与李园龙原系同一家庭，登记在同一户籍内，而该户籍依法享有12.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自父母去世，姊妹出嫁外迁后，户籍内仅剩上诉人李银丽、贺卫玲和李园龙，那么其3人享有对12.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经平均分配后每人享有4.17亩，这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但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并未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在裁定书中根本未予以体现，属于明显错误，法院裁判文书应当对查明的事实单独成段，进行描述，一般以“经审理查明”体现，但本裁定书未进行任何关于案件事实的表述。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裁定所引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首先，上诉人认为，对于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与本案无关，我国土地承包确系采取家庭承包方式，但问题是本案诉争的诉讼标的并非是家庭承包或是个人承包，而是上诉人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李园龙侵犯。而且家庭承包实际上就是家庭成员进行承包，因为村集体发包土地时是根据人口基数进行分配的，是每个家庭成员分配多少亩，最后相加计算出家庭共分得多少亩承包地。并且2016年上诉人与李园龙分户，户口仍属于刘城行政村沟畔自然村，那么既然户口在本村集体内，自然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原家庭12.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上诉人共享有8.27亩，而且该户籍独立成户，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引用上述法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该条表述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也就是说村民在村集体内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归本案，上诉人早在1993年便在刘城行政村沟畔自然村分得承包地，已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在土地调整时沟畔自然村并未收回上诉人的土地，这一点属于无可辩驳的事实，也是经镇原县孟坝镇人民政府、镇原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经政府红头文件和仲裁裁决书确认的，上诉人有充足证据证实该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完全错误的，据此以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而驳回起诉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的情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而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该款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如前所述，本案诉讼标的系上诉人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李园龙侵犯，属于本款第（二）项规定的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则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李园龙辩称，一、双方对基本事实无争议。一审法院基于李银丽、贺卫玲诉讼请求所主张的事实，适用法律规定，认定李银丽、贺卫玲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李银丽诉称在答辩人户内享有2.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争的事实，答辩人没有否认。二、李银丽、贺卫玲诉请不属于法院管辖。第一，贺卫玲没有分配到承包地。贺卫玲出生后，承包地未进行过调整和分配，所以其没有承包地。第二，李银丽、贺卫玲要求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将答辩人户内不同地块的承包地直接分配到其名下，还要求将所有承包地按现有人口均分，这明显没有依据，也不是法院解决的事情。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承包，户内成员均有份额，至于哪一块承包地应由该户哪一名成员耕种，是户内的家务事情，外人无法决定，其他组织包括法院更无权处理。三、答辩人现在是本户户主，享有对原有承包地经营权。随着答辩人父母去世和几个姐姐相继出嫁，其户籍要么注销，要么迁出，户内成员只有答辩人一人，答辩人自然为户主，对户内的承包地进行使用、收益，行使承包经营权顺理成章，自无异议。现在答辩人和本村村民都是按村镇两级组织的统一规划和要求，将承包地整体流转，这既符合国家政策，也是响应政府倡导的承包地集约经营号召和决定，提高土地效益，是合理的行为，并没有侵犯李银丽的承包经营权。李银丽曾经将户籍迁出迁入，其出嫁后，一直在男方家生活，或者在外打工，根本无暇耕种承包地。就当前的农村现状看，相当一部分村民尤其是年轻人，认为种地入不敷出，没有效益，或者撂荒弃耕或者交由他人耕种的现象大量存在，难道李银丽、贺卫玲认为种地的收益会比打工效益好。再说李银丽丈夫现在西峰工作，其和丈夫在当地生活，也不可能回娘家耕种承包地。其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基于什么目的，要求分割承包地，并向多部门提出诉请，结果都是一致的，认为其要求于法无据，不能得到支持，但其仍然不罢休，为这件事继续耗费时间和精力，其做法令人百思不解。其这样执着，不知何时能醒悟，答辩人真的不想为此而伤害亲情，但又无能为力。李银丽、贺卫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位于镇原县孟坝镇刘城行政村沟畔自然村大三角地3.37亩、上岭地4.9亩归李银丽、贺卫玲承包经营并判定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分到李银丽、贺卫玲名下。本院认为，李银丽、贺卫玲起诉请求确认位于镇原县孟坝镇刘城行政村沟畔自然村大三角地3.37亩、上岭地4.9亩归李银丽、贺卫玲承包经营并判定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分到李银丽、贺卫玲名下，但其并未提供真实、合法、有效、充分、关联的证据证实其二人确已实际取得上述共计8.2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李银丽请求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分至其名下，属于家庭承包户内成员之间因土地使用权发生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属于行政权裁量的法定范畴，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能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作出裁判结论，一审裁定驳回李银丽、贺卫玲起诉正确。综上所述，李银丽、贺卫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李银丽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杨立锋审判员 卢小栋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