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1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孝荣，男，汉族，1964年11月12日生，住河南省光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服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2706762277G。住所：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三里桥8号。法定代表人：张孝荣，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海燕，河南紫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国喜，男，汉族，1973年10月23日，住河南省光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颖（实习），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河南省光山县公证处。上诉人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因与上诉人万国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于二0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作出（2018）豫1524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张孝荣、万国喜不服，于2019年4月24日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海燕，上诉人万国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王颖颖（实习）到庭参加诉讼，河南省光山县公证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孝荣上诉称：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万国喜承担。上诉理由：一、被上诉人万国喜只是上诉人公司的挂名股东，替实际股东张孝荣代持股份，本案挂名股东将代持股份卖给实际股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协议书”应当撤销。股东身份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挂名股东只具备股东身份的形式要件，不具备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挂名股东向公司之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应当着重考察形式要件；挂名股东向公司内部其他股东转让股权，应当着重考察实质要件。本案万国喜作为挂名股东，不仅仅是向公司内部股东转让股权，更是向其代持股份的实际股东张孝荣转让股权。挂名股东将实际出资人的股权作价再转让给实际出资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万国喜从未对公司实际出资。首先，一审判决认为，验资报告显示有万国喜的名字，就认定万国喜完成出资义务，属认知错误。被上诉人万国喜具有股东身份的形式要件，即工商登记、验资报告等一系列公开材料上均显示万国喜的名字。但是验资报告只是办理工商登记的手续之一，其只能证明股东出资到位，但是实际股东张孝荣出资还是挂名股东万国喜出资，验资报告并不会显示资金来源。如果验资报告按照实际情况显示是张孝荣全额出资，工商部门就无法完成两人股东的登记。所以，验资报告只是万国喜具有股东身份的形式要件之一，并不是判断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其次，一审判决认为，曾经登记在万国喜名下的心典大厦抵押贷款用作公司周转视为万国喜对公司履行了股东义务(判决书第20页)，无理无据。潢川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心典大厦是心典公司基于全额投资并实际占有、收益、处分而自始享有的物权，万国喜并不是实际权属人。抵押贷款签名履行的是抵押物担保义务，不是股东义务。公司用自有财产抵押贷款与万国喜是否履行股东义务毫无关联。此外，一审己查明万国喜在上诉人公司领取工资，其事实上履行的也只是作为公司员工的职责，并非股东义务。一审判决第20页又认为“原告未否认被告为公司拓展业务，扩大生产有所作为的事实”，但是，“未否认”不代表“承认”，其玩弄字眼并以此推定万国喜履行了股东义务明显不当。最后，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了“以上被告万国喜均不能提供其实际出资证明”(判决书第20页)，同时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缴款单据(判决书第5页，第三组证据)与万国喜父亲的录音(判决书第7页，第八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心典公司是股东张孝荣全额出资，万国喜只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亲戚关系，替张孝荣代持部分股份。综上，万国喜虽然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但公司全部出资义务是股东张孝荣一人履行，万国喜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双方也没有认可万国喜为实际股东的意思表示，因此其不具备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只是挂名股东。2、被上诉人万国喜既未参加过股东会，也没有参与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首先，一审中，万国喜认可对2016年3月25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其代持股份有变并不知情(判决书第16页)，也间接证明有关此次变更的股东会决议不是其本人参加并签名。事实上，多年来公司所有的经营决策及股东会决议万国喜均不参加，也不知情，都是实际股东张孝荣一人决定。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判决书第4页，第二组证据)，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显示，“万国喜”的签名肉眼可辨，均不为万国喜本人所签，足以证实万国喜从未参加过股东会。万国喜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股东义务或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再次，履行员工工作职责与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两个不同的事实问题。心典公司自成立开始一直由张孝荣独立决定公司的经营，万国喜只是在领取工资的前提下与其他员工一样负责落实办理，并不存在任何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形。最后，原审也认定上诉人心典公司是股东张孝荣成立的小型家族企业，大部分员工均为亲戚关系，从本案事实、本地实际以及企业的规模和运营方式来看，心典公司不会也不可能由两个人来出资、管理、决策、经营。一审中提交了多名证人证言(判决第6页，第四组证据)均可证实上述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万国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无理无据。综上，万国喜从不参加股东会，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并未履行股东的相应义务，全部相应义务均是由实际股东张孝荣一人履行。万国喜并不具备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3、被上诉人万国喜从未享受过股东分红权利，退股时也没有按照股份比例承担亏损清算义务。首先，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判决书第6页，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万国喜均是按月领取工资，其在一审中也认可该事实(判决书第12页“在公司成立后，答辩人一直负责公司产品的销售，担任公司的副总，领取相应的工资”)。公司成立至今，心典公司从未对万国喜进行过股份分红，万国喜从未实际享有过股东的应有权利。其次，本案“协议书”签订之时，具备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证明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判决书第9页，第十二组证据)，万国喜作为股东要求退股却没有按照股份比例在出资额内向公司承担亏损清算义务，与《公司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明显不符。结合上诉人提出的其他证据，足以证实万国喜并非心典公司的实际股东。最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万国喜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履行过股东义务，享有过股东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万国喜是心典公司股东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参照该解释第109条规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事实存在的证明已经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因此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万国喜替张孝荣代持股份，其作为股东的全部义务均由张孝荣履行，股东权利由张孝荣享有。万国喜不具备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只是心典公司的挂名股东，无权将代持股份转让给被代持股份的实际股东张孝荣，股权转让的基础不存在，案涉“协议书”应当撤销。二、无论万国喜心典公司挂名股东的身份能否成立，因案涉“协议书”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乘人之危、显失公平、胁迫等情形，也应当依法撤销。1、一审判决故意错误适用法律，混淆《合同法》第54条有关“显失公平”与“显示公正”的概念。一审判决书第21页引用《合同法》认为合同可撤销情形为“2、在订立合同时有失公正”，并在判决书第22页长篇论述“若简单认为订立股权转让时显失公正，尚无可靠的证据相支撑”。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法条原文表述为“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一审法院故意偷换概念，回避诉争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的事实。但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是否公正为合同可撤销情形。同时，一审判决又在第23页审理查明部分明确认定“如继续支付全部款项，有失公平”，因此，一审法院故意混淆法律，在已经认定协议显失公平的情形下未予撤销，既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又和本案事实、法律规定相互冲突。2、本案明显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如上所述，一审法院已经明确认定该协议显失公平。同时，根据本案事实，下列事项也足以支持上诉人的请求。首先，根据工商登记显示，诉争“协议书”签订之时，心典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万国喜占10％的股份，股权价值即300万元。协议履行中，也正是因为工商部门不认可1000万元的天价转让款，而让双方重新签订了股价为3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判决书第9页，第十五组证据)，并以此作为工商变更登记的依据。同时，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诉争“协议书”签订之时公司资不抵债，负债率高达141％，在此种情形下，万国喜的股权价值更应当缩水，低于300万元才符合逻辑。一审判决不根据查明事实，仅凭空臆想就酌定股权转让价格竟高达600万元，于法于理，均不能自圆其说。其次，潢川法院依据一系列证据材料(判决书第8页第十一组证据，证明被告万国喜在确权之诉中无端申请回避，恶意拖延诉讼时间，确权之诉并不是被告的配合促成的)，已经确认心典大厦自始就属于心典公司所有，只是以前错误的登记在了万国喜名下。所以，对心典大厦的权属，万国喜有义务协助更名，而不应该成为协议中谈判条件。再次，根据诉争协议书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可以看出，上诉人的义务是：向万国喜支付1000万元并放弃索要万国喜侵占的心典公司资金及利润；被上诉人的义务是：(1)将名下持有的心典公司股权更名至张孝荣名下；(2)将心典大厦协助更名到心典公司名下；(3)放弃“乙方(万国喜)预计”的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该约定明显不符合正常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也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万国喜是利用其为公司挂名股东的优势地位、在公司生死存亡之际逼迫上诉人同意其各种无理要求。最后，公司资金及利润是心典公司的合法资产，即使万国喜是真正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损害第三方心典公司利益的约定条款，依法也应当无效。综上，万国喜要求张孝荣按照30％的股权(实际为10％)支付1，000万元“股权转让费”，并放弃追索被其侵占的公司资产而签订的协议书，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依法撤销。3、一审查明事实足以认定诉争“协议书”的签订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但一审虽然采信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又未分析论证，故意遗漏这一事实。首先，原审中，光山县弦城信用社信贷员王雷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七组证据)证明，公司向弦城信用社贷款涉及金额3000万元，被告万国喜签字后于当天(2016年11月25日)反悔，单方联系信贷员要求将其签字手续作废，导致此笔贷款未果。其次，光山法院依法调取的《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贷款情况说明》(判决书第8页，第十组证据)也显示“公司名下房地产抵押在我行办理网络循环贷款1800万元，贷款于2017年3月16日到期……可万国喜不到场签字，续贷业务流程一直无法上报”。可以看出，双方签订协议书之时(即2017年2月26日)，距离此笔1800万元贷款到期需要完成续贷手续仅仅不到20天，时间十分紧迫。再次，一审中，被告万国喜的证人万某的证言(判决书第16页“被告要求原告认可其在公司里的30％的股份及其价格，否则不同意贷款签字。”)，足以印证上述事实。最后，两笔涉及金额总计4800万元、关乎上诉人企业生死存亡的贷款都因需要万国喜的签字才能顺利完成，在万国喜提出索要巨额资金的要求后，上诉人在形势所逼下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思与万国喜签订本案《协议书》。综上，根据签订协议书的时间节点，心典公司此时资金周转缺口巨大、时间紧迫，正处于“危难之机”。万国喜此时要求张孝荣支付天价“股权转让费”，并要求放弃向其追索被侵占的公司资金及利润，已经超出“正当利益”的范围，足以认定为乘人之危。因此，本案协议符合《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的情形，二审应当予以撤销。三、无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协议书”是否应当依法撤销，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结合本案万国喜并未实际出资、协议书签订处于特殊时间节点以及上诉人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原审判决万国喜应当获得的财产也不应当超过200万元。由于万国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享有上诉人公司股份，上诉人在一审调解中虽然确实同意支付万国喜部分资金，但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称依据双方调解意见进行裁判首先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愿意支付部分资金也仅仅是为了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而在调解过程中的一种让步，并非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再次，上诉人也没有表示愿意支出超过200万元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认定及裁判理由明显不当。四、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即将上诉人要求公证处退还500万元公证提存利息的主张也一并驳回，于法无据。本案公证处作为第三方，提供公证提存服务，有其单独的管理办法与收费标准，无权直接获取公证提存产生的孳息。本案500万元提存款是上诉人提供的资金，这笔资金在提存期间产生的利息理所应当为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此项请求，将导致提存款利息永远存在公证处的账户上，直接损害了上诉人的实体权益。五、本案诉讼费计算错误，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本案的诉讼费应为81，800元，并非一审认定的94，800元，二审应当纠正。综上，一审法院利用上诉人公司经营困难，急于资金回笼的心情，一再拖延审限，借以倒逼上诉人在调解中一再让步，在没有鉴定、没有公告、没有中止等法定事由的情形下审理了9个月之久，最后在上诉人不断妥协的调解意见上继续增加上诉人的支付金额，随意草率作判。此判决完全背离了居中裁判的地位，倾向性明显，不公平不公正，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万国喜答辩称：一，协议书是双方经过长期磋商，最终形成一致合意的结果，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不存在趁人之危、显失公平、胁迫的情形，张孝荣主张撤销合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万国喜具有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股东资格，万国喜上诉称：l、撤销(2018)豫1524民初2470号判决第一项；2、判令被上诉人按照《协议书》约定向上诉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0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显失公平为由自行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合同价款进行了变更，将1000万调整为600万，属适用法律错误。我国现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系沿用了《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的规定。2017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己对《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进行了修改，该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即删除了原《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的“变更效力”。被上诉人系于2018年7月30日诉至一审法院，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理应适用《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变更案涉《协议书》的合同价款，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继续履行案涉《协议书》有失公平，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公司负债率较高和经营困难现状，如继续履行协议会加重原告张孝荣、原告公司的困境，有失公平”。上诉人认为上述认定实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股权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张孝荣与上诉人万国喜之间的交易行为，协议的履行义务人为被上诉人张孝荣，而非东方服饰公司，故不应以东方服饰公司的负债率较高和经营困境作为认定协议继续履行有失公平的理由。2、一审法院认定东方服饰公司负债率较高的依据系被上诉人张孝荣聘请的第三方机构，于2016年12月31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之日，该份审计报告早已过时效，其内容已不具有准确性。被上诉人东方服饰公司于2018年，依据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7)豫1526民初2162号判决，已经将“东方心典大厦”所处的土地及地上房屋全部过户至其名下。该土地于2003年摘牌取得，于2004年施工建设，时过十五年之久，该土地及房屋早己发生大幅增值，东方服饰公司在取得土地及房屋所有权之后的资产价值绝非2016年12月31日的审计报告所体现的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为：(1)须有情事变更的事实；(2)情事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完毕之前；(3)须情事变更是当事人缔约时不可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5)须情事变更使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此，一审法院以案涉《协议书》签订之前的，被上诉人东方服饰公司2016年的审计报告，认定东方服饰公司负债率较高，并据此作为继续履行协议有失公平而裁判变更合同价款的依据，实属不当。根据优势证据规则，经过公证的法律文书的证据效力高于一般书证，依法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经过公证证明的《协议书》，国家公证机关已经证明其真实性与合法性，合法性自然包括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相关规定。我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均已确认了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否定该项公证，否则经过公证的证据效力高于一般的书证，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无视双方当事人已经公证的《协议书》，而采信未经核实且已过时效审计报告，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二、依据合同严守原则，被上诉人应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协议，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500万元。《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应严守合同约定，应严肃、认真的对待合同，经公证的合同更是如此。被上诉人张孝荣应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协议，向上诉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综上，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请求。张孝荣答辩称：协议书存在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原审原告张孝荣的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二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请求判令被告退回因此协议书得到的500万元，并赔偿因其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请求判令光山县公证处退回提存公证的500万元及利息；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法院认定，2000年7月，原告张孝荣与张从勇、杨银才等三人共同出资50万元，设立了光山县东方服装有限公司（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的前身）。2003年4月张从勇、杨银才退出，万国喜（系原告妻侄）加入，及时重新对公司名称、股东、增资情况进行了变更登记，公司更名光山县东方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为张孝荣、万国喜，增资150万元，注册资本变为200万元，张孝荣出资比例70%，金额140万元，万国喜出资比例30%，金额60万元。实际出资情况，2003年4月2日张孝荣通过建设银行出资150万元。2006年3月23日再次增资800万元，包括现金100万元、无形资产700万元（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注册资本1000万元，双方出资比例同上。实际出资情况，2006年3月24日张孝荣通过建设银行出资100万元。2009年3月26日，光山县东方服饰有限公司更名为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2016年2月26日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为3000万元，经营期限为长期，张孝荣出资比例90%，万国喜出资比例10%，出资时间至2030年12月31日止。原告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在光山县工行贷款1800万元，于2017年3月16日到期，需提前申请续贷，被告万国喜未到场签字，续贷未能完成。2017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本案争议《协议书》，2017年3月15日在工行续贷得以完成。2016年4月—6月20日原告公司在光山县建设银行贷款4笔合计1800万元，于2017年4月—6月期满。2016年11月25日，原告拟向光山县弦城信用社申请贷款3000万元，所需手续完成后，因被告万国喜未签字，致3000万元贷款没能完成。2017年1月-2月原告张孝荣与其他个人借款1000万元。2007年—2016年原告张孝荣、被告万国喜在原告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工资收入记录。2017年2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万国喜股权份额30%作价1000万元转让给原告张孝荣，同时约定双方在工商部门转让登记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并经光山县公证处公证。被告万国喜已收取500万元，剩余500万元留公证处备存。同年2月28日被告万国喜与原告张孝荣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时签订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万国喜股份10%作价300万元转让给原告张孝荣。2017年3月14日原告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万国喜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7年9月14日经潢川县人民法院判决，“东方心典大厦”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归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所有。另有关于原告提交审计报告一份，证明：截止2016年12月31日，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资产总计88，221，650.67元，负债124，610，083.52元，净资产-36，388，432.85元，负债率达141%。被告认为该报告系原告单方委托作出，被告不予认可，但庭审中并未提出重新评估、审计，故该份证据本院予以参考。关于被告万国喜在原告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双方在开庭笔录中，已明确确定经过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并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有一定的作为并领取工资的事实，本院予以参考。至于被告举交的其他物权权属证明等，应当以潢川县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为准。原、被告举交的其他判例等，本院不予认证，以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为准。被告提起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剩余的500万元，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未缴纳相关诉讼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表达了愿意调解处理的意见，但在股权转让款数额上未能达成一致，本案经多次调解未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告万国喜作为公司的股东是否实际出资？被告万国喜的股东身份如何界定？2、如何认定协议已经经过公证证明力和协议效力？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可撤销？3、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如何履行、如何处理。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公司于2003年4月增资150万元，注册资本变为200万元，变更登记股东为张孝荣、万国喜，原告张孝荣实际注资150万元。2006年3月23日再次增资80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000万元，原告张孝荣注资人民币100万元、土地评估作价700万元，该资产于2017年9月14日经潢川县人民法院判决，“东方心典大厦”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归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所有。2016年2月26日经工商部门变更注册资本变为3000万元，注资一直处于认缴未缴状态。以上被告万国喜均不能提供其实际出资证明。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作为东方心典大厦土地、房屋注册登记主体（后经潢川县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为是公司资产），进行抵押贷款，承担相应义务，应当视为被告履行了作为公司股东的义务，加之公司的经营的现状：公司主要财务、管理人员均系原、被告的亲戚、自家人，具有家族企业的特征；在2003年至2017年期间，原、被告举交的证据均能证明，被告万国喜参与公司经营，原告未否认被告为公司拓展业务，扩大生产有所作为的事实；原告认为股东会议记录均系其自己填写（被告认为2003年-2006年股东会议系被告自己签名），但公司注册资金多次变更、股权登记（原、被告出资情况、出资比例验资报告、股东会议记录、工商注册登记），客观上说明了被告股东的身份。因此仅就被告未举交出资证明来否认被告股东身份的主张，也不具合理性。本案系协议纠纷，从原、被告《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是对被告万国喜作为公司股东基础上进行股权转让及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本案宜着重对此予以审查。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公证的效力有三种情形，1、证据效力；2、强制执行效力；3、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本案协议公正书，从其内容看是对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即协议予以确认证明，被告以证据的形式要件提供，显然具有证据效力的性质，而不是追偿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债权文书，起到证据的证明力作用，证明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行为的客观事实。关于协议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解释，参照物权法，应当着重审查本案被告是否善意取得，是否损害了所有权人的利益，原告行使的可撤销权，根据《合同法》，合同可撤销的情形为：1、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2、在订立合同时有失公正；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形式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案中（一）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的达成，系多方沟通、协调的结果，并且经过公证，应认定为无重大误解；（二）公司多次变更注册资金及出资比例，从验资报告、股东会议记录、注册登记情况来看，出资构成包括现金、土地评估作价、无形资产等内容，另外，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进行巨额银行贷款而扩大了公司规模，在未对公司彻底清算的情况下，若简单认为订立股权转让时显失公正，尚无可靠的证据相支撑；（三）原告举交审计报告证明原告公司的负债情况，虽被告不予认可，但该报告系中介机构作出，可间接证明公司经营状况不良的事实，原告举交因被告未为公司续贷签字的相关证据，被告认为系其维护自身股东权益而为，且不能完成续贷、延贷未必导致公司破产的必然结果。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协议约定，经法院判决，完成了相关不动产的确权之诉，被告配合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张孝荣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被告万国喜实际取得500万元，可理解为原、被告认可并履行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综合本案客观全面的案情，原告的撤销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个问题，如何处理争议协议。本案纠纷名为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但通过审查协议内容，该协议包含了股权转让、物权变更、经营管理等内容。股权是股东对公司及其事务的控制或支配权，是股东基于出资而享有的法制地位和权利，包括收益权、表决权、知情权及其他权利。被告万国喜2003年4月加入公司参与公司经营，履行股东相关义务，相应权益应予以保护。从协议签订、公证处公证，到原告已实际支付500万元看，双方有一定程度的合意，有其他利益再分配意向，其中具有一定的合理的部分。对于1000万元的支付数额，应考虑到原告公司现状即资产评估负债率141%、需续借、延期贷款避免债务违约等实际困难，在原告已经实际支付被告500万元的基础上，如继续支付全部款项，有失公平。根据《合同法》公平原则，结合本院多次调解双方的意见，为平衡双方利益，对其中原告已经支付的500万元，系原、被告按照双方协议实施的履约行为，具有合理性，另外在第三人河南省光山县公证处提存的500万元中给付被告万国喜100万元，其余400万元予以返还原告。原审认为，本案系因公司内部股东间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案情特殊复杂，原、被告双方的行为除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调整外，还应适用《合同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应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适当予以处理。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但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考虑到原告公司负债率较高和经营困难现状，如继续全部履行协议，会加重原告张孝荣、原告公司的困境，有失公平，故，对双方当事人原签订的协议即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予以适当的调整。结合双方当事人各自具体的调解意见，将原告支付被告价款1000万元调整为600万元，较为适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原告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万国喜于2017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股权转让价款1，000万元，调整为原告给付被告600万元，第三人河南省光山县公证处退还原告张孝荣股权转让提存款400万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800元，原告张孝荣承担47，400元，被告万国喜承担47，400元。二审审理过程中，万国喜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公司出资的银行转账凭证并附一份说明，证实其代表公司在牌坊路和上官岗项目的投资。张孝荣认为：这不是万投入公司的资金，这是万代表公司向外投资的项目，目前公司有据可查的只有四笔。有一笔是祥瑞公司，这是我和万的舅舅共同投资的公司，主要是万的舅舅操作，这个230万是打入祥瑞公司的，这个公司与东方服饰公司没有关系。二审查明的主要其他主要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应提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张孝荣与万国喜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二、案涉协议是否属于意思表示有瑕疵应予撤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的问题：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自2000年设立以来，历经多次增资，张孝荣上诉称万国喜自2003年以来持有该公司股份系代替张孝荣持有，是规避当年公司法没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张孝荣与万国喜是否存在“代持”关系，在该公司股东内部之间构成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依据现有的证据仅能够证明，自2003年以来的历次增资过程中，万国喜未实缴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金。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的问题：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在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急需贷款的情况下，银行要求该公司在工商登记的全体股东签字，才能完成转贷、续贷手续。因万国喜不签字，贷款不能顺利完成，将会导致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公司需要万国喜配合贷款签字以渡过难关，双方在此时协商股权转让，万国喜在谈判的过程中具备“优势”地位，其行为符合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的情形，因此，该协议书不是在平等、自愿的情形下签订。具有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合同被判决撤销后，应当考虑到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协议被撤销后，万国喜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其股东身份不必然恢复，属于上述合同法条款中的“不能返还”的情形，在协议签订时，万国喜持有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10%的股权，在变更工商登记时，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与万国喜又签订了3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该300万元的转让款不再返还张孝荣及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对此，本院调整为万国喜退还张孝荣200万元，河南省光山县公证处退还张孝荣提存在该处的款项500万元及利息。综上所述，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请求撤销与万国喜签订的协议书，万国喜抗辩称该协议书有效，应当继续履行。而原审法院未按照一审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径行对协议予以变更，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张孝荣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其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万国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4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4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撤销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与万国喜于2017年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万国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人民币200万元；河南省光山县公证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张孝荣提存在该处的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双方各自承担。二审诉讼费176，600元，由张孝荣、河南东方心典服饰有限公司承担120，000元，由万国喜承担56，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鹏飞审判员  李 虎审判员  左立新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任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