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14103号原告：戴海涛，男，199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现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苏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徐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迎川，上海卿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海涛与被告上海苏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和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海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被告苏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迎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海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苏和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的工资差额8,812元；2.要求苏和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的车费报销款675.56元；3.要求苏和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4.要求苏和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8天的加班工资5,517.20元。戴海涛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本人于2017年2月22日进入苏和公司从事程序开发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2020年2月21日止的三年期的劳动合同。本人每月工资为税前7,500元。苏和公司于每月中旬转账支付上月工资。2019年1月，苏和公司仅支付本人2018年12月工资的65%即4,875元(7500元×65%)，之后未再支付本人工资。2019年1月23日,苏和公司解除了与本人的劳动合同，本人实际工作至该日。苏和公司拖欠本人2018年12月的35%工资2,950元(7,500元×35%)、2019年1月1日至23日期间的工资5,862元(7,500元÷21.75天×17个工作日)合计8,812元，至今未予支付。苏和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违法解除与本人的劳动合同关系，应支付赔偿金30,000元(7,500元×2个月×2倍)。此外，本人在职期间存在8个双休日加班，苏和公司未给本人补休，应支付加班工资5,517.20元(7,500元÷21.75天×8个双休日×200%)。苏和公司辩称，不同意戴海涛的诉讼请求。本公司与戴海涛自2017年2月22日建立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31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戴海涛自2018年4月1日起与案外人绍兴丝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由丝豪公司支付工资，故戴海涛自2018年4月起的情况与本公司无关。戴海涛在本公司工作期间每月工资为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2,190元，再加上绩效和奖金，总额不固定，不存在戴海涛所述的税前7,500元的月工资标准。本公司未拖欠戴海涛在职期间的工资、车费报销款，戴海涛在职期间亦不存在加班。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7年2月22日，戴海涛与苏和公司签订期限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2020年2月21日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的相关内容为：“试用期为陆个月，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2017年8月21日止。”“乙方(指戴海涛)同意甲方(指苏和公司)安排其在上海等工作地点从事AS3程序员岗位(工种)工作。”“乙方试用期的基本工资为2190元/月。”试用期满后“基本工资2190元/月，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的工资调整按照甲方的工资分配制度确定；如乙方的工作岗位变动，按新的工资标准确定。”“甲方每月20日前以货币形式足额支付乙方的工资。”“甲方按有关规定支付乙方加班加点工资或安排乙方调休。”双方在该合同还约定，戴海涛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戴海涛账号尾号为4375的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苏和公司转账支付戴海涛2017年2月至12月期间的月工资，付款账户名为陈某；2018年2月至4月期间，苏和公司转账支付戴海涛2018年1月至3月期间的月工资，付款账户名为郭某。戴海涛上述期间，即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各月实得工资金额分别为：1,489元、4,113元、4,361.10元、4,221.10元、5,561.10元、5,666元、5,308.97元、5,011.10元、5,011.10元、5,561元、5,561元、5,491.49元、5,459.99元、5,459.99元。庭审中，根据上述实得工资额情况，戴海涛表示：自己月工资一开始为每月税前6,000元，2017年6月之前为试用期，月工资打八折即税前4,800元；自2018年4月起月工资上调为税前7,500元。苏和公司确认：陈某系本公司项目负责人，郭某系本公司财务、监事，以这两人名义发放的上述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工资均为本公司发放，戴海涛在上述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为税前6,000元;戴海涛自2018年4月起的工资与本公司无关,由丝豪公司发放。上海游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一公司)为戴海涛办理了就业起始日期为2017年3月8日，就业终止日期为2019年1月23日的招、退工手续。戴海涛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材料显示，戴海涛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由游一公司缴纳。戴海涛的个人住房公积金查询单显示，戴海涛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公积金由游一公司缴纳。另查，苏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徐东，郭某为该公司监事，游一公司为该公司股东。丝豪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方军，陈某为该公司股东、经理，徐东为该公司股东、监事。游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徐东，郭某为该公司监事，苏和公司为该公司股东。2019年1月24日，戴海涛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苏和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的工资差额8,812元、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8天的加班工资5,517元、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的车费报销款675.56元、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2019年3月28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XXX号仲裁裁决，对戴海涛的全部请求事项均不予支持。戴海涛对此不服，起诉至本院，即为本案。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证明外，另有戴海涛提供的双方劳动合同，本人账号尾号为4375的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材料，苏和公司、丝豪公司和游一公司的网上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本人的养老保险和公积金缴费情况材料等证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庭审中，戴海涛在举证阶段变更自己的第4项诉请为要求苏和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7天的加班工资4,827.59元(7,500元÷21.75天×7个双休日×200%)。庭审中，关于戴海涛劳动关系变更至丝豪公司的情况，苏和公司表示：本公司对戴海涛与丝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对为何戴海涛离开本公司后随即入职丝豪公司也不清楚，可能是戴海涛及时找到了工作。本公司员工和丝豪公司员工均在本市徐汇区漕溪路XXX号XXX栋银海大厦602室(以下简称银海大厦602室)由三间办公室打通成一大间的办公室里办公。之后，本公司发生经营困难，遂与包括戴海涛在内的大批员工于2018年3月31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这些员工(包括戴海涛和其上级领导陈某)均跳槽至丝豪公司工作，本公司则搬离了银海大厦602室原办公地点，现无实际办公地点，人员也解散了。当时，戴海涛与本公司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与丝豪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但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在本公司搬家过程中被弄丢了，而新的劳动合同据向丝豪公司了解，也已经找不到了。本公司和丝豪公司保留有其他员工与本公司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以及与丝豪公司签订的新劳动合同，这些员工现均因劳动争议向丝豪公司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戴海涛就业起始日期为2017年3月8日的招工手续以及2018年4月之前的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缴纳事宜，是由本公司委托游一公司办理；戴海涛就业终止日期为2019年1月23日的退工手续以及2018年4月之后的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缴纳事宜，则是由丝豪公司委托游一公司办理。戴海涛则表示：自己从未与苏和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也未与丝豪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本人的工作地点一直在银海大厦602室，工作内容无变化，不存在集体跳槽至丝豪公司的情况；确实存在有员工与丝豪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据本人所知，本人所在项目组内的员工，既有像本人一样与苏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也有与游一公司或与丝豪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但工作场所均在银海大厦602室。至于游一公司为戴海涛办理招、退工手续以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的情况，戴海涛坚持是苏和公司委托游一公司办理。庭审中,戴海涛还提供了：1.本人账号尾号为4375的农业银行账户自2018年5月起的的交易明细、案外人王某某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本人和王某某的户口本。这些材料显示：王某某和戴海涛系母子关系；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丝豪公司每月转账支付戴海涛一笔交易摘要为“代发工资”的钱款(前三个月每月金额3,321.60元，之后两个月每月金额3,316.60元，随后各月金额分别为4,781.95元、4,821.60元、3,321.60元、2,159.04元)，同时每月转账支付王某某一笔摘要同样为“代发工资”的钱款(每笔均为3,500元，仅最后一个月即2019年1月转账金额为2,275元)，王某某每次收到后将“代发工资”的钱款等额转账支付给戴海涛。戴海涛表示，上述证据证明：本人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工资由丝豪公司代苏和公司支付，分两笔发放，一笔转账至本人农业银行账户，另一笔转账至本人母亲王某某招商银行账户，每月两笔合计税前7,500元;苏和公司支付本人工资至2018年12月止,该月工资实际仅支付了4,434.04元(2,159.04元+2,275元)，对应的税前金额即为7,500元的65%计4,875元，故尚欠2018年12月工资的35%计2,625元，2019年1月的工资则未支付。2.6张《加班申请单》和1张《员工加班表》，证明自己于2018年10月20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18日、11月24日、12月1日6天以及12月15日至16日1天，合计7个休息日加班，应得加班工资4,827.59元(7,500元÷21.75天×7个双休日×200%)。戴海涛表示：苏和公司实行指纹考勤，平时工作日加班无需申请，双休日和工作日通霄加班则需申请，凭考勤记录填写《加班申请单》或《员工加班表》，再由部门领导批准即算加班，一般不支付加班工资而是给予调休，但上述7天双休日加班实际未给过调休；上述7张《加班申请单》、《员工加班表》上均由本人所在部门领导葛志瑜签字批准；这些《加班申请单》和《员工加班表》是由当时的人事将原件全部交给名叫安某某的员工，本人就是从安某某处取得。苏和公司对上述证据1中的戴海涛农业银行账户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坚持戴海涛自2018年4月起的工资与本公司无关，不清楚王某某是否是戴海涛的母亲；至于丝豪公司转账支付的钱款为何摘要显示为“代发工资”，苏和公司解释为，丝豪公司是使用招商银行网银系统中的“代发代扣”模块支付员工工资的。苏和公司对上述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表示不清楚考勤方式是什么，庭后核实回复。但在指定期限，苏和公司未予回复，仍表示不清楚具体考勤方式。苏和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1.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23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离职交接表》，两份材料右下角均加盖有丝豪公司公章印文，证明于2019年1月23日解除的是戴海涛与丝豪公司的劳动关系，并非与本公司的。上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相关内容为“戴海涛，(身份证号略)您于2017年2月22日入职本公司，目前的岗位是AS3客户端程序员，薪资为税前人民币大写：柒仟伍佰元整。因您对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下午会议提出的降薪方案及之后的《2019年公司薪资方案会议记录》所示降薪方案及薪资补偿方案表示不认可，公司将于2019年1月23日与您解除劳动合同，并无法协商一致达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协商内容为：公司无法提供不降薪的薪资及无法提供经济补偿金)。故向您发送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本通知一式两份，员工持一份，公司保留一份。特此通知”。该通知右下角落款处加盖丝豪公司公章印文，左下角有戴海涛签名并写有“2019.1.23”和“本人已收到通知书”手写内容。苏和公司表示：丝豪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出具给戴海涛《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让戴海涛填写《离职交接表》，这两份材料均加盖了丝豪公司公章印文。其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式两份，一份让戴海涛签字后由丝豪公司留存，另一份则交由戴海涛留存，均加盖丝豪公司公章印文。2.丝豪公司和游一公司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证明戴海涛2018年4月之后的社会保险费是由丝豪公司委托游一公司缴纳的。3.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考勤表，证明戴海涛不存在加班。4.2018年5月21日和29日的两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人为丝豪公司。苏和公司表示，证书上的软件游戏软件就是戴海涛参与研发的项目，从而证明戴海涛与丝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5.2018年4月至6月期间房租发票，“购买方”为丝豪公司，租赁房屋即为银海大厦602室，证明戴海涛工作地点是由丝豪公司租赁并支付租金。苏和公司同时表示，2018年4月之前的租金由游一公司支付。6.戴海涛与其上级领导陈某之间于2018年8月16日至9月14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名称为“群聊”的2018年10月10日微信群聊天记录的截屏打印件。苏和公司表示，这些微信聊天的内容是戴海涛与陈某及其他同事之间工作上的交流，而陈某于2018年1月左右从本公司离职而与丝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从而证明戴海涛也是丝豪公司员工。7.陈某当庭所作证人证言。证人陈述：2016年初租下办公地，拿了一笔资金组成一个开发游戏产品的团队。在公司注册成立和银行账户开立之前，团队内的外地员工需要找一个上海公司挂靠劳动关系。2016年至2018年，团队一直从事游戏开发和销售工作，在此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劳动关系一开始挂靠在游一公司和苏和公司。丝豪公司注册成立后准备对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进行转移，但有些员工不愿意，就延续了之前挂靠的做法。据证人所知，所有员工最终还是同意劳动关系挂靠到丝豪公司，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是6、7月份的事。在整个劳动关系转移过程中，员工的工作内容、工作状态包括上、下级关系均未发生变化。证人自己的劳动关系也是一开始挂靠在游一公司和苏和公司，之后与丝豪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发生矛盾是因为丝豪公司未及时支付员工工资，为此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说明无法支付工资且经营不下去了，还出过一个降薪方案，也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提到的降薪方案。戴海涛不同意该方案，要求按原工资水平继续上班，由于负担不起，就给了解约通知，是由证人在会议室给戴海涛的，通知上加盖了丝豪公司的公章印文，并给了戴海涛一份。戴海涛从事产品研发，没有具体部门，负责人一开始是证人，后来是葛志瑜。互联网行业的上班时间通常采用弹性工作制，如果是工作日的，前一天加班，后一天可以补休。双休日不加班，如果要加班需填写申请表，格式如同戴海涛提供的证据2中的《加班申请单》和《员工加班表》，但戴海涛提供的证据2表格中“部门负责人签字”或“部门领导签字”一栏的名字看不出是葛志瑜的名字，也非葛志瑜本人所签，而且申请表不仅需要葛志瑜作为审核人员签名，还需要证人作为公司负责人签名。银海大厦办公地点相应的房租发票是开给丝豪公司的，丝豪公司成立之前据证人所知应该是个人名义付房租的。银海大厦办公地点由于是一个研发团队在办公，故对外挂的是一个图标，未显示公司名称。戴海涛对上述证据1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左下角的签名和手写内容确认是本人笔迹，表示当时是由人事工作人员给本人看了该通知，并让本人在上面签收，但未交给本人留存；证据1中的《离职交接表》中除陈某的签名和日期外，其余手写内容确为自己所写；证据1中的两份材料当时并未加盖公章印文。戴海涛对上述证据2丝豪公司和游一公司之间的《委托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对上述证据3考勤表有异议，表示并非原始考勤记录；对上述证据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自己未参与证书上游戏软件的开发；对上述证据5房租发票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苏和公司、丝豪公司和游一公司为关联公司，凭该发票不能证明丝豪公司是银海大厦602室办公地的唯一使用人。戴海涛对上述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这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陈某一直是本人工作上的领导，本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任务一直由陈某分配的，从未发生变化；至于陈某何时与苏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本人并不清楚。戴海涛对上述证据7陈某的证人证言中涉及的戴海涛与丝豪公司之间签订过劳动合同、加班的情况、《加班申请表》和《员工加班表》的情况有异议，坚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未加盖丝豪公司公章印文，对其余内容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采证如下：关于戴海涛提供的证据1本人和案外人王某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本人和王某某的户口本，由于苏和公司对其中戴海涛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其余材料，苏和公司虽对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同样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关于戴海涛提供的证据2，由于这些《加班申请单》和《员工加班表》“部门负责人签字”或“部门领导签字“一栏的名字较为模糊，戴海涛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这些加班申请已得到部门领导审批通过，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苏和公司提供的证据1，其中加盖有丝豪公司公章印文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戴海涛确认自己在左下角签名，并手写明确“本人已收到通知书”，本院据此认定戴海涛应持有该通知，现戴海涛以自己未收到为由，不提供其手写确认收到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本院采纳苏和公司的主张，认定戴海涛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了加盖丝豪公司公章印文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关于证据1中的《离职交接表》，由于苏和公司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上面的丝豪公司公章印文在戴海涛填写该表时就已加盖，故该《离职交接表》不能证明苏和公司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苏和公司提供的证据2丝豪公司和游一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由于该证据仅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服务合同关系，并不能证明本案涉及的戴海涛招、退工手续和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事项是由丝豪公司委托游一公司进行且戴海涛对此明知，故在戴海涛有异议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证明苏和公司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苏和公司提供的证据3考勤表，由于并非原始考勤记录，在戴海涛对真实性有异议的情况下，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苏和公司提供的证据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由于戴海涛否认自己参与证书上游戏软件的开发，且是否参与游戏开发与劳动关系的认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苏和公司提供的证据5房租发票，由于办公场地租金的支付与劳动关系的认定同样不存在必然联系，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苏和公司提供的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由于苏和公司确认聊天内容均为工作上的交流，而根据戴海涛的自述和陈某的证人证言，戴海涛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状态包括上、下级关系始终未发生变化，故该证据同样不能证明戴海涛劳动关系变更至丝豪公司且戴海涛对此明知，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苏和公司提供的证据7陈某的证人证言，由于陈某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故仅对其证言中戴海涛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庭审时，本院基于苏和公司、丝豪公司和游一公司存在关联性的情况，告知苏和公司了解2018年4月前后戴海涛的考勤和工资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据材料。苏和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未提供，表示由于丝豪公司人事已离职，且实际不运营了，故无法向丝豪公司了解情况、取得材料。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表明：戴海涛与苏和公司之间签订了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2020年2月21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间，戴海涛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甚而按苏和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所述，上、下级关系等工作状态均未发生变化，戴海涛的招、退工手续和社会保险、公积金事宜则统一均由游一公司办理和缴纳。戴海涛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工资由苏和公司以陈某、郭某的名义支付，自2018年4月起的工资则是丝豪公司按月支付的“代发工资”，直至戴海涛被解除劳动关系。苏和公司主张，戴海涛于2018年3月31日与本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自2018年4月起是与丝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上述查明的事实无法证明，戴海涛各方面劳动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包括主体、内容等自2018年4月起发生明显变化且戴海涛对此明知，苏和公司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至于本院认定戴海涛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加盖丝豪公司公章印文，由于双方因此发生劳动争议，戴海涛签收该通知并不代表确认自己与丝豪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戴海涛主张自己的劳动关系自始至终与苏和公司建立，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游一公司(系苏和公司股东)为戴海涛办理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招、退工手续和社会保险、公积金事宜，丝豪公司(其股东与苏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代为发放戴海涛自2018年4月起的工资，于法无悖，均属双方履行劳动权利、义务的具体方式，不足以否定戴海涛与苏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由于游一公司为戴海涛办理退工手续时明确就业终止日期为2019年1月23日，戴海涛据此主张于该日被解除劳动关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为2017年2月22日至2019年1月23日。关于戴海涛的第1项诉请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工资差额8,812元，本院认为，双方确认一致，戴海涛2018年4月之前的月工资标准确为税前6,000元，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戴海涛自2018年4月起的月工资标准，戴海涛主张为税前7,500元,且苏和公司仅支付本人工资至2018年12月止，该月工资实际也仅支付了65%即税前4,875元，而本人实际工作至2019年1月23日，苏和公司未支付本人2019年1月的工资。戴海涛为此提供了自己和自己母亲王某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这些明细显示，丝豪公司在按月转账支付戴海涛“代发工资”款的同时，还按月固定转账支付“代发工资”3,500元(除最后一个月)至戴海涛母亲王某某的银行账户，王某某在收款同时又将等额钱款转账支付戴海涛，两笔钱款合计金额与戴海涛的前述主张无不合及矛盾之处。苏和公司不认可戴海涛的主张，又未按本院指定期限提供戴海涛工资支付和考勤方面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纳戴海涛的主张，认定戴海涛自2018年4月起月工资标准为税前7,500元,实际工作至2019年1月23日，苏和公司尚欠戴海涛2018年12月35%工资及2019年1月1日至23日期间工资，具体金额由本院依法酌情判处。关于戴海涛的第2项诉请即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的车费报销款675.56元，由于戴海涛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诉请无事实、合同依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戴海涛的第3项诉请即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如同本院在前文分析时所认定，戴海涛与苏和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7年2月22日起建立，直至2019年1月23日被苏和公司解除。苏和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自己解除与戴海涛的劳动关系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提供证据证明，而苏和公司不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还一味否认与戴海涛之间自2018年4月起存在劳动关系，故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戴海涛诉请30,000元赔偿金，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戴海涛的第4项诉请,即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休息日加班7天的加班工资，戴海涛应对自己关于加班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现确认一致，加班需申请并经批准通过。现苏和公司明确戴海涛从未申请过加班，戴海涛提供的加班申请材料也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加班申请经过批准，故其关于加班工资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苏和公司对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苏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戴海涛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23日期间的工资差额8,487元；二、上海苏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戴海涛赔偿金30,000元；三、驳回戴海涛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仪蔚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 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劳动者。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