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26980号原告：余春秀，女，汉族，1970年1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刘刈，广东斯子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志和，男，汉族，1964年11月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刘中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奥，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诉被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刈，被告吕志和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中明、王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投资款人民币15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24000元（按月息2%，从2018年3月14日暂计至2018年11月14日止，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1日，被告向原告推荐一款名为中央币的投资项目，承诺如果在2017年内不能回收成本，则由被告赔偿全部损失，并出具一份《担保书》，于是原告在2017年3月13日向被告转款投资35万元（其中5万元为他人投资款）。事后，因各种原因，导致全部投资款至今不能收回。通过原告与被告多次交涉，被告以资金困难为由，于2018年1月27日向原告支付了赔偿款150000元，余下的15000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至今未能偿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原告支付的30万元款项是用于投资购买“中央币”，由于投资购买“中央币”是传销活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投资购买“中央币”所涉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1、原告在起诉状中有陈述“2017年3月11日，被告向原告推荐一款名为中央币的投资项目”，这一事实证明，原告自认所支付的款项是用于投资“中央币”。2.被告提供的证据4《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13日9时43分向被告支付人民币35万元后（其中30万元属于原告所有，另5万元属于他人所有），被告于2017年3月13日9时48分将其中的人民币27万元转账支付给王爱文的622XXXXXXXXXXXXXXXX账号，并且，被告在转账支付27万元的摘标中注明“余春秀入中央币10单”。被告提供的证据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证明：王爱文是中杉数字商品市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3.被告提供的证据1和证据2证明：2016年11月，王爱文受让中杉公司后任法定代表人，管理“中央币”传销所有事务，其中通过银行转账和刷BOS机的会费主要流入王爱文的八个账户内（含王爱文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62XXX18账号），王爱文等人以推广发行“中央币”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会费购买“中央币”，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中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外，国务院于2005年8月23日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禁止传销活动。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原告投资购买“中央币”所涉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二、原告要求被告偿还15万元投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上所述，由于原告投资“中央币”涉及的合同无效，被告出具的“担保书”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偿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再退一步，假如被告有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由于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而被告已因承担担保义务于2018年1月27日向原告支付了15万元，被告无义务再向原告支付款项。虽然原告投资“中央币”造成经济损失，但是，被告并非恶意欺骗原告，被告也是受害者，被告因投资“中央币”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另外，原告投资“中央币”是为了赚取巨额利益，并且，原告自己也有介绍他人投资“中央币”，因此，原告将经济损失全部转嫁由被告承担于理不合。综上所述，被告恳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担保书》一份，内容为：“关于推荐余春秀参与中央币项目的投资，余春秀总投资十个点，投资额叁拾万元人民币，如果在2017年投资损失由吕志和提供担保，赔偿全部的损失。以此为据。担保人：吕志和，身份证号：，年月日：2017年3月11日。”2017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招商银行尾号0777账户转账35万元，被告收此款项后，随即从该账户向王爱文622XXXXXXXXXXXX账户转账27万元，并备注余春秀入中央币10单。2018年1月27日，被告分四笔向原告转账5万元、4万元、3万元、2万元及其他方式支付1万元，共计15万元。被告提交了（2018）湘0903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网络打印件，该判决系有关王爱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一审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王爱文用其名下的建设银行（62***18）等账户收取相关会费。认定王爱文是“中央币”传销活动的发起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对传销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被告提交了其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原告一方曾于2018年1月26日向被告发送语音：“明天上午10点钟好吧，我们把事情处理好。”被告回复：“好的，明早11点到东莞。”次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自己的招商银行尾号4777账户的信息，被告随后向原告出示了四份共计14万元的转账信息，并发送“担保的30万中央币一次性支付15万，双方协商答成一致，清理完这次担保义务，银行账号转14万，支付宝1万，你把担保条字烧掉吧，支付宝给王总现场收了。”原告在之后未表示异议，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直至2018年10月17日，原告才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必须还我15万。”被告对此未给予回应。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被告主张原告投资的“中央币”项目，已被认定为传销犯罪活动。被告提交了（2018）湘0903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的打印件，通过该打印件的内容可以看出，王爱文有用自己建设银行（62***18）账户收取会费，而被告收取原告转账后正是向王爱文622XXXXXXXXXXXXXXX账户转账，并备注余春秀入中央币10单，被告转账的收款人、收款账户及备注的内容，均与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高度吻合，故本院采信被告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原告投资的“中央币”项目被认定为传销犯罪活动，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担保书》系该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现被告自愿向原告支付15万元以了结相关的担保责任，原告仍要求被告全额支付剩余15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况且，通过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佐证，原告是同意被告支付15万元了解此事的。因为在被告向原告支付15万元后，被告主张清理完中央币的担保义务，原告当时对此并不持异议。原告现再次通过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剩余15万元及利息违反了诚信原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春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78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轶  男人民陪审员 苏  祥  华人民陪审员 唐    琪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东方（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