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91行初341号 原告张诚，男，198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柄尧，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隆锋，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交子北二路。 负责人王翼刚，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艳，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琪，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诚诉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行政强制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柄尧、被告市交通运输局及其负责人共同委托的工作人员吴秀艳、被告市交通运输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4日，被告市交通运输局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12059593号），认定原告张诚所有、由袁章华驾驶的川Ｅ×××××东风牌汽车，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决定扣押该车辆，扣押期限自2019年5月4日至2019年6月2日。 原告张诚诉称，2019年5月4日，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12059593号），对原告名下的川Ｅ×××××小车实施扣押，扣押时间从2019年5月4日起至2019年6月2日止。后被告对案涉车辆延长扣押期限，延长至2019年7月2日。该强制措施决定书中载明，因当日原告车辆的驾驶员袁章华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以下简称“《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故根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扣押案涉车辆。原告认为，《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运管部门实施暂扣前提为“没有车辆运营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原告名下的川Ｅ×××××车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号为川交运管许可泸字0000223号。同时，当日驾驶该车的驾驶员袁章华具有网约车从业资格，其持有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编号为ＮＯ.5105001033。因此，川Ｅ×××××车属于《道路运输条例》所规定的，已取得道路运输许可的道路运输车辆。被告所实施的扣押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同时还存在扣押对象错误、程序违法等一系列问题。被告所实施的不当强制措施，使原告车辆长期不能投入运营，已给原告造成实际的经营性损失，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12059593号）；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市交通运输局辩称，被告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成都市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之规定，依法查处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强制措施的职权。 2019年5月4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成都市成渝立交地铁口Ｄ口对袁章华驾驶的川Ｅ×××××车进行检查，发现车内载客4人从叙永到成都，袁章华与3名乘客互不相识。经核实该车使用性质和经营范围为网络预约出租客运，经营区域为泸州市江阳区、龙马潭区；车辆所有人为原告，该车系由原告与郭成林合作经营，郭成林负责该车的管理工作；原告聘请袁章华为司机，郭成林对本趟次运输知情，好约车网约车公司对本趟次不知情。本趟次运输并非通过网约车平台派单，本趟次运输由郭成林收取车费650元，并向袁章华支付260元劳务费，驾驶员袁章华在执法现场笔录和强制措施现场笔录上签字确认。尽管该车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但因该趟次运输不是通过网约车平台接单和派单的网约车经营服务活动，乘客也非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而是郭成林私自组客并自行安排的非法运营行为。该车所具有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依法不构成原告从事本次运营行为的合法有效证件，鉴于调查询问时袁章华未能当场提供其从事本次运输依法应当具有的相应的运营许可证件及运营手续，属于《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执法机构可对案涉车辆实施暂扣的情形。因此，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和避免危害发生，被告执法人员当场依法采取了扣押车辆强制措施，该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案情复杂，被告经负责人批准后于2019年5月24日延长扣押期限，扣押期限延长至7月2日，并将延长扣押决定告知袁章华。2019年7月2日，被告依法解除了车辆扣押强制措施，车辆由驾驶员袁章华领回。综上，被告作出的扣押车辆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12059593号）的合法性，被告市交通运输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和依据： 第一组：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六十二条，证明被告具有对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进行查处、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的行政职权。 第二组：《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对原告违法行为进行执法调查的现场视频资料，《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对驾驶员袁章华的两份《询问笔录》及袁章华身份证复印件、法律文书送达确认书，案涉车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及行驶证，对乘客刘兴凯、胡春洪的《询问笔录》，对郭成林的《询问笔录》、《司机聘用合同》，对泸州好约车公司代理人陈恩海的《询问笔录》、《司机聘用合同》、营业执照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12059593号），《行政强制措施限期延长通知书》及快递单、快递查询单，《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该组证据证明，经被告依法调查取证，原告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为查明案件事实，防止证据损毁，被告依法采取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在法定扣押期限届满前解除扣押措施，被告扣押车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张诚对被告市交通运输局的职权依据及程序证据均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仅提供了对两名乘客刘兴凯、胡春洪的《询问笔录》，且该两名乘客陈述显示其通过“好约车平台”或“星期八网约车俱乐部”联系坐车，并非原告驾驶员以巡游揽客的方式坐的车。原告车辆拥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也具有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不属于非法运营，案涉车辆不应当被强制扣押。 本院经审核后作如下认证：被告提交的被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能够证明其主体身份，本院予以认定；其提交的法律依据，系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能够适用于本案，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现场检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作出行政强制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延长扣押期限通知及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等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4日，被告执法人员在成都市成渝立交地铁站Ｄ口巡查时，发现袁章华驾驶的川Ｅ×××××车正在下客，被告执法人员现场挡获并对该车进行现场检查，制作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载明“车上载有乘客4人，当事驾驶员袁章华与该车车上乘客有3名不认识，与其中1名乘客认识（有亲戚关系）”，袁章华在该现场笔录上签字确认。被告执法人员通过进一步对袁章华、乘客刘兴凯、胡春洪进行调查、询问，发现袁章华驾驶的川Ｅ×××××车内载客4人从叙永到成都，乘客与袁章华互不相识。川Ｅ×××××车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使用性质和经营范围为网络预约出租客运，平台公司为泸州好约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营区域为泸州市江阳区、龙马潭区。该车辆所有人为原告张诚，该车由原告张诚与郭成林合作经营，郭成林负责该车的管理工作，张诚聘请袁章华为司机。被告制作现场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告知袁章华涉嫌存在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违反《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根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拟采取扣押川Ｅ×××××车的强制措施，同时告知对强制措施有异议，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袁章华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在该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上签字确认。被告当场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成交执扣〔2019〕012059593号），载明“本机关于2019年5月4日19时在成都市成渝立交地铁口依法实施检查时，发现当事人袁章华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反了《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扣押川Ｅ×××××车，扣押期限自2019年5月4日至2019年6月2日。”被告当场将该决定书送达袁章华。2019年5月24日，因案件情况复杂，被告决定延长扣押期限，向袁章华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成交执延〔2019〕11200216号），决定扣押期限延长至2019年7月2日，并向袁章华邮寄送达该通知书。2019年6月27日，被告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成交执行解〔2019〕11200216号），决定对川Ｅ×××××车辆解除扣押，袁章华于2019年7月2日领回川Ｅ×××××车辆。 本院认为，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同时，该条例第十条规定，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应依法获得许可。对于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被告具有依法查处并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 本案中，原告对被告实施扣押案涉车辆强制措施的程序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等关于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规定以及采取扣押措施的相关程序规定，本院对被告实施扣押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及延长扣押期限的程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车辆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涉当事驾驶员袁章华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被告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以涉嫌存在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为由对案涉车辆予以扣押，事实认定是否清楚，法律、法规适用是否正确。 《道路运输条例》第二章对从事客运、货运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活动的许可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知，进行任何道路运输经营，都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并在该许可项下从事相应运营活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是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同时，该暂行办法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条件均进行详细规定。网约车，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简称，其表现特点是乘客通过网络向平台公司预约，平台公司接单并指派其公司名下的在册车辆和驾驶员承运，并由乘客在网络上完成向平台公司支付车费等。本案中，川Ｅ×××××车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注册在泸州好约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其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应当通过好约车平台接单、派单，在许可的泸州市江阳区龙马潭区范围内从事网络预约出租客运经营。然而被告采取案涉强制措施针对的运输行为，系由袁章华驾驶川Ｅ×××××车载客4人，从泸州市叙永县到成都市区，袁章华与其中3名乘客互不相识，收取乘客车费，属于客运经营行为，应当具备相应运营许可证件。但因该趟次运输并非通过好约车网约平台接单和派单的网约车经营服务活动，乘客也非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因此袁章华的此次运输行为并非网络预约出租客运行为，该车辆所具有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许可证和驾驶员袁章华具有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不能证明此次运营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被告在经调查确认袁章华不能提供其他运营许可证件的情况下，认定袁章华此次载客运营行为涉嫌非法运营，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对袁章华驾驶的川Ｅ×××××车辆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原告所有的川Ｅ×××××车辆虽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但应在限定的网约车经营活动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其在从事其他非网约车经营活动时，仍应具备相应合法有效的运营证件，否则仍属于非法运营行为。袁章华于2019年5月4日驾驶川Ｅ×××××车辆从事的案涉运营行为，非网络预约出租客运行为，同时无法提供其他有效运营许可证件，被告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对川Ｅ×××××车辆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诚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诚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秋艳 人民陪审员  岳云川 人民陪审员  宋道福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严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