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19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振才，男，汉族，1963年8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星州，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磊，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建华，男，汉族，1969年9月26日出生，住珠海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国钧，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下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负责人：卢俊雄，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姗，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坤君，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香洲北沙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詹华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姗，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坤君，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振才因与被上诉人卢建华、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下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下北合作社）、珠海市香洲北沙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北沙股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11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振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振才全部一审诉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卢建华已向邓振才转让的标的仅是涉案土地的地上物而不包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邓振才与卢建华之间形成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合同关系，而非只是地上物转让合同关系。首先，从合同的约定予以判定。邓振才与卢建华签署的《收据》中明确约定本案转让的标的不仅包括土地的地上物还包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从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签署的《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以及邓振才与卢建华、下北合作社签署的《邓振才承包鱼塘、林地面积平面示意图》中均可知，邓振才与卢建华之间约定转让的对象包括鱼塘和林地，而鱼塘和林地只能通过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邓振才，所以邓振才与卢建华之间形成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合同关系。其次，从转让款的金额予以判定。邓振才依据其与卢建华签署的《收据》向卢建华支付的转让款为130万元。之后，邓振才在承包经营案涉土地期间，对鱼塘进行了扩建、增添了许多设施设备并增加了林木的数量和种类，在此情况下，政府给予的所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只有326326元。试想，如果双方转让的只是地上物，邓振才怎么可能愿意支付130万元购买价值只有30余万的财物，因此，卢建华的主张明显有违常理。这也从侧面证实，邓振才支付130万元，其从卢建华处受让的不仅是地上物，而且包括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邓振才是直接从下北合作社发包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从卢建华处通过转让方式取得，与下北合作社签署《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是邓振才从卢建华处依法受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经环节。1.2009年修正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虽已在2018年被再次修正，但代理人认为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应适用2009年修正生效的版本）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根据上述规定可知：（一）承包方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种方式，其本质上就是承包方与发包方解除承包关系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与发包人重新签订合同，确立新的承包关系；（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为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未限制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本案，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签署《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并由卢建华签字见证，既是征得下北合作社同意的具体表现，又是与北沙股份公司确立新的承包关系的需要，是邓振才从卢建华处依法受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经环节。2.一审判决忽略了邓振才之所以取得案涉土地的经营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邓振才先与前手承包人卢建华协商一致，以130万元的对价取得卢建华受让涉案土地的经营权及相应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树木等；第二步，是由卢建华解除与发包人下北合作社签订的原承包经营合同后，由邓振才直接与下北合作社签订新的承包经营合同，因此下北合作社没有对转租行为收取任何对价，只是收取了未来50年的承包租金50000元。这种转让方式，实际上就是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概况转让。3.卢建华、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在一审中所辩称的是先由卢建华将案涉土地交还给发包人下北合作社后，再由下北合作社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邓振才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如果先由卢建华将案涉土地交还给发包人下北合作社后，再由下北合作社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邓振才，需要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显然，本案不是按照该程序处理的。其次，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可以直接将其承包的土地转让给本集体以外的组织和个人，不需要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只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很明显，本案中卢建华就是以这种方式将案涉土地经营权转让给邓振才的。三、邓振才有权承包经营案涉土地，其与卢建华签署的《收据》及与下北合作社签署的《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程序上不违反法律规定。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根据该规定，并结合2009年修正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可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方并不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只是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因此，邓振才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个人，完全具备受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和条件。其次，2009年修正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第四十四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上述规定可知：（一）农村土地的承包分为家庭承包以及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方并不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二）上述规定中的第十五条、第十八条属于第二章“家庭承包”的内容，而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属于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的内容。这说明，家庭承包时，整体的承包方案需要经过本集体组织成员的民主表决；其他方式承包时，若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需要经过本集体组织成员的民主表决。本案中，案涉土地是由卢建华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以后，再将其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邓振才，因此，关于经过本集体组织成员民主表决程序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再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其承包土地。”第二十五条规定：“发包方对承包方提出的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要求，应当及时办理备案，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承包方转让承包土地，发包方同意转让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并配合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发包方不同意转让的，应当于七日内向承包方书面说明理由。”根据该规定可知：转让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卢建华的法定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卢建华转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程序上只需经过下北合作社的同意即可，无需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三分之二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一审判决对邓振才所主张的其与卢建华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解和分析均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判决对邓振才所主张的其与卢建华之间的法律关系理解错误。邓振才在一审时一直主张其与卢建华之间不仅存在地上物买卖关系，而且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关系。而一审判决却将该项主张错误理解为“邓振才主张其与卢建华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地上物转让合同”。土地承包经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本案就是卢建华从村集体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后，通过转让的方式将其承包经营权流转给邓振才，这与邓振才直接从村集体取得承包经营权有本质的区别，而一审判决显然没有意识到二者区别的存在。其次，由于一审判决没有意识到土地承包经营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并且将邓振才在一审时关于其与卢建华之间关系的主张错误地理解为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故一审判决在分析案涉法律关系时，主要围绕案涉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展开，一方面分析了《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认为卢建华只是作为见证人签名，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法通过此合同与邓振才建立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卢建华出具的《收据》，认为卢建华并非案涉土地的权利人，其根本无权将案涉土地发包给邓振才承包经营。事实上，一审判决在分析案涉法律关系时，应当围绕邓振才与卢建华之间是否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关系展开，一方面，卢建华向邓振才转让的鱼塘、林地等无法进行独立转让，只能通过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此外，《收据》中已经明确约定，卢建华向邓振才转让的不仅包括地上物，而且包括两口鱼塘、林地及转让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邓振才与卢建华之间转让的不仅有地上物，而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2009年修正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根据该规定，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签署《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并由卢建华签字见证，既是征得下北合作社同意的具体表现，又是与下北合作社确立新的承包关系的需要，是邓振才从卢建华处依法受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经环节。建华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依法应向邓振才返还转让款13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赔偿损失2万元。首先，根据《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第一条约定的“案涉土地是原属于村民卢建华的。”以及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第6点约定的“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政府征收（征用）。”可知，卢建华及下北合作社在与邓振才签署合同之时，曾明确告知邓振才案涉土地属于集体土地。而事实上，案涉土地当时已被国家征收，因此，卢建华及下北合作社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严重违约。目前，案涉土地已经被国家强制收回，卢建华及下北合作社的违约行为已导致邓振才无法继续承包经营案涉土地，邓振才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邓振才有权解除与卢建华签署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邓振才与卢建华签署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解除以后，卢建华应当向邓振才返还转让款13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另外，为了与卢建华签署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邓振才专门委托第三人提供居间介绍服务，并为此向第三人支付介绍费2万元，现由于卢建华过错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卢建华应对邓振才的该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六、六、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应对卢建华的相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签署的《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第七条第1款已明确约定，合同履行期间，若下北合作社出现违约情况，应当赔偿邓振才从卢建华处受让案涉鱼塘、林木及地上建筑物的全部转让款及承包期间投入承包地的全部投资等一切损失。因此，邓振才要求下北合作社对转让款的返还及相应利息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双方合同的明确约定。另外，与下北合作社签署《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是邓振才从卢建华处依法受让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经环节，即下北合作社也是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中的一个合同相对方，由于卢建华及下北合作社在案涉土地的性质方面共同欺骗邓振才，违背了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共同违约，且该违约行为导致邓振才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下北合作社理应对转让款的返还及相应利息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北沙股份公司属于北沙社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下北合作社属于下北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下北村属于北沙社区的一部分，因此，下北合作社与北沙股份公司就存在类似分公司与总公司的关系。而根据卢建华提交的有关证据也证实北沙股份公司实际负责案涉土地的征收征用及补偿款发放事宜，而这些事情本应由下北合作社单独处理，再加上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均没有提供二者财务相互独立的有关证据，因此，下北合作社及北沙股份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两者应对彼此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上诉人卢建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振才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一审法院认定卢建华与邓振才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邓振才主张双方间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卢建华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涉案土地后，通过自身的劳动种植林木、开挖鱼塘、搭建猪舍等承包经营行为，在涉案土地上形成了林地、鱼塘、猪舍等生产资料（含青苗、鱼、猪等农林牧渔作物）。卢建华与邓振才签署《收据》上虽载明了卢建华将涉案土地范围内“所有地上物及承包权”转让给邓振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而卢建华与邓振才并没有签订任何关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书面合同，反而是在《收据》当日，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签订了书面的《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明确载明发包方为下北合作社，承包方为邓振才，而卢建华作为合同签署的见证人在合同上签字确认。显而易见，本案中，涉案土地的承包已签订书面合同，原承包方即卢建华在承包合同中以见证方式签字确认，明确表示同意该土地承包关系，也即表示卢建华自愿将合同所涉承包地交回给下北合作社。因此，从各方法律行为角度看，邓振才明知并同意涉案土地的发包方为下北合作社，故才愿意签署《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卢建华自始至终未与邓振才签署农村土地转包合同，卢建华与邓振才之间从未形成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其次，卢建华与邓振才签署《收据》后即按《收据》约定按期将涉案土地上的鱼塘、林地、猪舍及其他地上物移交给了邓振才，卢建华已全面履行买卖合同关系的交付义务。卢建华与邓振才对上述地上物等生产资料作价130万元，系双方真实意愿，并不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规定。邓振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行为所产生的经营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涉案土地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高低的风险，也应由邓振才自行承担。卢建华在转让时也未对邓振才做过任何保证其赚钱的承诺，邓振才以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低于转让价款为由认为双方间的合同关系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卢建华与邓振才间的地上物转让合同已全面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定卢建华不存在违约行为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首先，卢建华与邓振才之间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不包括卢建华，该合同条款对卢建华没有约束力。邓振才以该合同部分条款与事实不符为由要求并非该合同当事人的卢建华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次，卢建华签署《收据》后，即按约定按期向邓振才交付了涉案土地上全部的地上物，邓振才也按期向卢建华支付了合同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也并未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该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且全面履行完毕，卢建华无任何违约行为。被上诉人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振才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邓振才在一审中将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列为被告是错误的。根据卢建华在一审中出示的证据《收据》载明内容可以证明：卢建华与邓振才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卢建华将涉案土地范围内的鱼塘、林地、猪舍及其他地上物等以1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邓振才，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合同当事人一方只能够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合同赋予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原则上并不及于第三人，合同规定由当事人承担的义务一般也不能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务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仍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在承担违约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债务人为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既是合同相对性的体现，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所必须的。债权人只能要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要求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因此，邓振才将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列为被告是错误的。二、邓振才在一审中请求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均为独立民事主体，各自享有独立的权利，也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主体资格。案涉《收据》的当事人为卢建华和邓振才，而非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因此邓振才请求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邓振才一审提交的青苗补偿合同可知，鱼塘、林地属于补偿对象，涉案鱼塘、林地均属于地上物，结合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签订的承包合同，其认为邓振才与卢建华之间是地上物转让合同关系。2.邓振才请求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对转让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支付没有法律依据。所谓连带责任，是连带债务关系中数个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因此，连带责任需具备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连带责任人主观上须有过错，行为须具有违法性，须造成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既不是合同相对人，也不是连带义务人，更不是担保人。3.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并非涉案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也未与卢建华共同损害邓振才的合法权益，且邓振才未提供证据证明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且下北合作社没有擅自解除承包经营合同，不需要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因此，邓振才诉请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对卢建华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邓振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卢建华向邓振才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款130万元；2.判令卢建华向邓振才支付占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款期间的利息（以13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1年12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卢建华向邓振才赔偿损失2万元；4.判令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对卢建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卢建华、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5日，邓振才作为乙方（承包方），与作为甲方（发包方）的下北合作社签订《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如下事项：甲方同意将位于珠海市××新区基下总面积约16亩（具体面积、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原属于村民卢建华的两口鱼塘及周边林地及地上物整体承包给乙方使用。承包期限为50年，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62年1月1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实行先交承包款后使用原则，鱼塘每年承包金额为1000元，乙方同意于本合同签订后十天内一次性付清全部50年承包款。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第6项约定：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者政府征收（征用）鱼塘及林地及地上建筑物，有关承包范围内的所有补偿款及补助款的94%归乙方所有，6%归甲方所有。乙方有权直接从政府部门领取征收（征用）款，甲方不得以任何名义干涉或截留。合同第七条约定：1.在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视为违约，承担违约责任。本合同履行期间，如甲方出现擅自解除本合同等违约情况，应当赔偿乙方从原承包人处受让上述鱼塘、林木及地上建筑物的全部转让款即承包期间投入承包地的全部投资等一切损失。2.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足额支付租金。如乙方逾期30日未付租金，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无偿收回鱼塘及林地。合同末尾“在此公证或见证单位（盖章）”处有卢建华及其他两名案外第三人的签名。2011年12月20日，邓振才一次性向下北合作社交纳了50年的承包款50000元。2011年12月15日，卢建华出具一份《收据》。《收据》载明如下内容：本人卢建华将珠海市唐家湾XX村XX两口鱼塘、林地及转让范围内（详见附图）内所有地上物及承包权转让给邓振才先生。现本人卢建华收到邓振才以银行转账汇款方式支付的转让款共计人民币1300000元。转让款已全部付清。双方约定：1.双方约定转让生效的基准日定为2011年12月15日，卢建华必须在2012年3月31日前将上述转让范围内的鱼塘、林地、猪舍及其他地上物完整和全部移交邓振才先生；2.卢建华将上述资产转让给邓振才先生后，如第三方对上述转让范围内的资产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卢建华有义务出面解决，维护邓振才先生的合法权益。《收据》下方“转让方”处有被告卢建华签名，“受让方”处有原告的签名，“在场人”处有两名案外第三人签名。2018年3月27日，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出《清理土地通告》，决定对位于金环路以南，岐关路以西、中珠渠以北面积815075.9平方米用地进行清理，涉案土地在该清理的范围内。2018年10月10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新）作出珠国土征（高新）〔2018〕5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决定书》，向邓振才、邓广生补偿涉案土地上的青苗及附着物326326元。涉案土地原属下北合作社的集体土地，由卢建华承包经营。该土地于1992年由国家征收，土地性质变更为国有，但仍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下北合作社为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北股份公司为股份合作制公司，成立于1992年2月22日。另，邓振才向一审提交一份《鱼塘及林地转让介绍费收据》，主张涉案土地承包经营事宜系案外第三人介绍，为此向案外第三人支付介绍费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二、卢建华是否有违约行为；三、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一、涉案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一审认为，《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是邓振才和下北合作社，卢建华仅是作为见证人在该合同书上签名，无证据显示卢建华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另，根据卢建华出具的《收据》载明的内容，卢建华与邓振才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即卢建华将涉案土地范围内的鱼塘、林地、猪舍及其他地上物转让给邓振才，转让价格是130万元，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且，卢建华转让的标的物仅为涉案土地的地上物，非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卢建华非涉案土地的权利人，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也另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故，邓振才主张其与卢建华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地上物转让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不予支持。二、卢建华是否有违约行为。一审认为，如前所述，邓振才与卢建华之间成立涉案土地的地上物的转让合同关系。该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邓振才及卢建华均未对该转让关系的效力提出异议，一审对其效力予以确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邓振才已经向卢建华支付了转让款130万元，卢建华也按照约定向邓振才移交了涉案土地的地上物，因此，邓振才与卢建华已就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各自的义务，无证据显示卢建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因此，邓振才主张卢建华违约，缺乏事实依据，一审不予支持。至于邓振才主张的卢建华存在隐瞒涉案土地性质的问题。一审认为，首先，无证据显示卢建华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了涉案土地的性质；其次，邓振才主张涉案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即邓振才认可涉案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邓振才又主张其受到卢建华的欺骗，前后出现矛盾；再次，即使卢建华存在欺骗行为，也只会涉及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并非卢建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因此，邓振才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卢建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向邓振才返还转让款1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且无需赔偿邓振才的损失，邓振才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三、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认为，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非涉案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也未与卢建华共同侵犯邓振才的合法权益，在案证据也未显示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因此，邓振才诉请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对卢建华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不予支持。综上，一审依法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邓振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邓振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庭调查时，邓振才表示其接手涉案土地时并不知道被国家征收的情况；下北合作社表示其没有告知邓振才涉案土地被征收的事实，是因为对方没有问过相关情况。本院认为：一、关于三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原属下北合作社的集体土地，由卢建华承包经营，该土地于1992年由国家征收，土地性质变更为国有，但仍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卢建华继续承包经营。2011年12月卢建华将涉案土地及地上物转由邓振才经营，由邓振才与下北合作社签订《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并由邓振才向卢建华出具《收据》一份。从卢建华于2011年12月15日出具的《收据》载明的内容来看，“本人卢建华将珠海市唐家湾金鼎北沙村下北基下两口鱼塘、林地及转让范围内（详见附图）内所有地上物及承包权转让给邓振才先生”，卢建华转让的是“两口鱼塘、林地及转让范围内（详见附图）内所有地上物及承包权”，不仅仅是涉案土地的地上物，亦包括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邓振才上诉主张其与卢建华之间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关系和地上物转让合同关系，事实依据较为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况且邓振才在同一天作为承包方与作为发包方的下北合作社签订了《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甲方（即下北合作社）同意将位于珠海市××新区基下总面积约16亩（具体面积、位置以合同附图为准）原属于村民卢建华的两口鱼塘及周边林地及地上物整体承包给乙方（即邓振才）使用”，亦明确了涉案土地的承包权，卢建华作为见证人也签了名。可见，邓振才通过卢建华的转包行为与下北合作社之间形成了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涉案土地于1992年后属于珠海市统征后的国有土地，统征土地在国家未使用前，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种。邓振才通过卢建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与下北合作社签订的《鱼塘及林地承包合同书》，而非直接从下北合作社取得涉案土地的，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行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可以直接将其承包的土地转让给本集体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只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没有规定需要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上述涉案土地的流转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卢建华、下北合作社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鉴于上述第一点的分析认定，邓振才通过卢建华转让涉案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物的行为与之形成的是土地经营转包合同关系和地上物转让合同关系。邓振才于同一日与下北合作社签订了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书，与之形成的是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二审法庭调查时，邓振才表示其作为非珠海本地人接手涉案土地时并不知道被国家征收的情况，下北合作社亦表示没有告知过邓振才涉案土地被征收的事实，卢建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了其已告知邓振才涉案土地被征收的情况。一审判决以无证据显示卢建华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了涉案土地的性质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邓振才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可见，当时签订合同时，邓振才非珠海本地人，不了解涉案土地被征收的事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卢建华向邓振才转包涉案土地经营权及出让地上物时以及下北合作社与邓振才签订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书时，没有告知邓振才涉案土地已被国家征收的事实，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致使约定50年的承包期限，履行不到7年即被政府通告收回，实现不了合同目的，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即使邓振才后来知晓涉案土地被征收的情况，但也不能推翻签订合同时隐瞒该情况的事实。虽然政府收回土地时给予了邓振才涉案土地青苗及附着物的相关补偿，但不能完全弥补邓振才已支出的对应50年承包期限的转让款130万元和承包款5万元等损失。考虑到邓振才已承包经营涉案土地七年多的时间，应当获得了一定的承包经营收益，且在政府收回时亦获得涉案土地上青苗及附着物326326元的补偿，本院酌情卢建华向邓振才返还转让涉案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款13万元，下北合作社向邓振才返还涉案土地承包费5000元。邓振才主张为承包涉案土地为此向第三人支付了介绍费2万元而造成的损失，但是提交的证据反映不出与涉案土地的关系。邓振才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下北合作社和北沙股份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北沙股份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邓振才上诉主张卢建华应当全部返还转让涉案土地经营权及地上物转让款130万元和相应利息以及赔偿损失2万元，下北合作社、北沙股份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11932号民事判决；二、卢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振才返还转让款13万元；三、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下北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振才返还承包费5000元；四、驳回邓振才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邓振才负担14000元，卢建华负担2900元，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下北经济合作社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邓振才负担14000元，卢建华负担2900元，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下北经济合作社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戴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