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483民初1002号原告：左桂凤，女。原告：程冬英，女。原告：张荣荣，女。原告：张凡凡，女。原告：张涛，男。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斗清，江西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住所地：江西省庐山市华林镇陈家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4274915408011。法定代表人：吴池城，该小学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歆，江西星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小军，江西星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江西省庐山市秀峰大道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427MB05432242。法定代表人：汪艳林，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三忠，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427MB0439988D。法定代表人：吴伟华，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检，常务副镇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青山，庐山市星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左桂凤、程冬英、张荣荣、张凡凡、张涛诉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庐山市交通运输局、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3月11日，本院作出（2018）赣0483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左桂凤、程冬英、张荣荣、张凡凡、张涛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5月21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04民终1234号民事裁定书，以遗漏诉讼主体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追加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作为共同被告进行重新审理。原告左桂凤、张凡凡及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斗清，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校长吴池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小军，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三忠，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检、熊青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左桂凤、程冬英、张荣荣、张凡凡、张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五原告各项损失405399.5元的50%，计202699.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30日0时10分左右，死者张建军驾驶二轮摩托车从华林镇方向往蓼南乡方向行驶，行驶至庐山市华林镇花桥村村委会门口，通过减速带后，张建军右手刮到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下辖的花桥小学设置在路边的注意安全提示牌，使车辆摔倒，造成张建军当场死亡。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下辖的花桥小学设置在路边的注意安全提示牌靠着路面，提示牌上方占到路面，且高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已影响交通安全。此前该提示牌也被撞断过，但三被告没有采取措施进行处理，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缩短高度进行焊接。死者张建军因刮到提示牌而摔倒并致死，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作为提示牌的管理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庐山市华林镇政府作为乡村公路管理机构，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对此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原告遂诉至法院。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辩称，1、本案不属于物件损害责任纠纷，应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庐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事故作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建军因醉酒后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且负事故全部责任。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有“张建军右手刮到提示牌”的描述，但案卷中没有目击者的陈述或司法鉴定意见，系办案民警的主观认识，不能作为认定张建军右手刮到提示牌的证据。退一步讲，原告原审提起上诉后，九江中院所立案由是生命权纠纷，本案以物件损害纠纷立案是错误的。2、华林中心小学不是提示牌的所有人、管理者或使用者，没有过错，也无需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从提示牌的现状来看，从其他地方挪至事故发生地的可能性大，路旁的沟边可以看到提示牌立柱基部有一球形水泥块，与周边的石块根本没有粘合且提示牌上没有落款，如果是答辩人所立，肯定会有落款；学校另一侧有一块标准的提示牌，该提示牌也不是学校设立的。上述情况说明华林中心小学不是提示牌的所有人。提示牌是他人为了公共利益而立的，提示所有过往机动车驾驶人员应减速慢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答辩人不是提示牌的管理者、使用者。提示牌是公益性的，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安全，是为所有通行者服务，并非为学校服务。3、提示牌上方没有占用路面。提示牌设置在路边水沟旁，此路段两侧都是房屋，提示牌无法再向外移；根据现场测量，提示牌根本没有占到路面。该路段路面与水沟之间部分没有硬化，不属于路面或路肩，仅仅是提示牌处有人浇筑了薄薄的一层水泥，提示牌对面的就没有浇筑水泥。4、张建军自己应承担全部责任。张建军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当时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77.99mg/100ml，处深度醉酒状态，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提示牌是用反光材料制作的，在夜间经灯光照射会反光，本次事故发生在深夜，提示牌会反光提示机动车驾驶者。另外，路边的杂草已覆盖到路面，张建军应意识到有杂草的地方不能经过，但张建军没有做到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从庐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张建军落地的地方在提示牌前超过15米，摩托车距离提示牌超过23米，可见张建军驾驶摩托车的速度快到何种程度。张建军通过减速带后行驶在距离路面边缘近27厘米的位置，且继续向路边偏斜，完全是大脑失控所致。从现场图上摩托车的轨迹看，张建军驾驶的摩托车因撞到路边建筑物后导致张建军落地，摩托车继续前行，且掉转了方向，并非张建军的右手刮到提示牌。5、原告已得到相应赔偿。张建军发生交通事故后，通过蓼南乡桥南村委会调解，与张建军同桌饮酒的人和宴请的主人都给予了相应赔偿，赔偿金额达十几万元，原告也接受了该赔偿款，也说明原告认可不属于物件损害责任纠纷。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辩称，1、原告无权要求他人为一个犯罪行为买单。张建军在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深度醉酒驾驶，其行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张建军被自己制造的交通事故致死，其家属却要别人买单，答辩人认为这是一种荒唐而又疯狂的行为。2、路边的牌子是无辜的。为了公共秩序的需要，在道路两边、机关单位门口，树立着太多的路标、路牌、电线杆、树木。这些设施都是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组成。每个公民都负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义务。对于在公共场所设置的公共设施，交通参与人负有避让的义务，不能以公共设施的存在来追究立牌人的责任。本案中的安全警示牌本没有借，错的是不注意安全的人。3、原告陈述的有关交通事故发生过程的事实不客观。原告陈述受害人张建军驾驶摩托车刮到路边的安全提示牌的可能性不大。两被告认真查勘了事故现场。安全警示牌立在一户人家墙根的水渠边上，在安全警示牌前面有两道减速带，并且靠近安全警示牌的减速带还放了两块大石块来拦阻车辆通行。在路边的这块安全警示牌不会对道路的安全运行造成影响，张建军驾驶的摩托车要刮到安全警示牌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4、原告隐瞒了受害人张建军醉酒驾驶的事实。答辩人收到法院传票后，委托代理人前往九江市司法鉴定中心调取了受害人张建军在事故当天血液酒精含量的检验报告。检验结果证实，张建军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77.99mg/100ml，完全处于深度醉酒的状态。张建军醉酒驾驶，是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更是在蔑视法律，漠视他人的生命，是一种及其危险，也是及其错误的行为。张建军不是因刮到安全警示牌而摔倒致死，而是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致死，张建军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5、答辩人不是乡村道路的管理人，向答辩人主张权利是错误的。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辩称，1、“学校路口注意安全”提示牌设置符合规定，未占用道路，不影响机动车的正常通行。提示牌立柱杆距路边缘33厘米，提示牌边缘距路边缘35厘米，对正常通行的行人和车辆毫无任何影响。再者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该提示牌的存在并不影响机动车的正常通行。提示牌的设置者、所有者、管理者对张建军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并不存在过错。2、提示牌设置是否取得审批手续或管理机构对提示牌设施消极管理，与张建军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死亡无必然联系。如提示牌设置违规、未按规范制作或维护和管理不到位，只要提示牌设置不占道，能确保和不影响行人与机动车能正常通行，那就是道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管理者对其设置者执法或管理之间的事情，应另行处理，与本案无关。3、提示牌设置者、所有者不是答辩人，且是公共设施，答辩人无义务承担任何责任。答辩人没设置也不清楚提示牌是谁设置的。提示牌是安全警示牌，是公共设施，也是维护社会交通秩序的需要，是符合法律规定,任何行人与车辆通行对公共设施（提示牌）应负有避让义务。本案中提示牌的设置是无任何过错，假如张建军的手刮到了提示牌，错也在其自己未尽到注意安全义务。4、张建军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已得到了相应赔偿。在本案原审中，张建军亲属表示其在乔迁人的家里与同学喝酒，事后得到了其同学与乔迁人家里给付的10.5万元。如因喝酒直至醉酒发生事故，张建军作为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负主要责任，而同桌喝酒同学与乔迁人的家里未尽到其安全保证义务，应负次要责任。如未足额获得赔偿应当追加或另行主张在饮酒过程中有过错的人的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五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举证如下：证据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尸检报告、死亡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原告近亲属张建军是因交通事故造成死亡，且死亡事故是因刮到路上的提示牌造成，提示牌的设置与张建军的死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交警的事故认定并不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划分，从证据角度讲只是一种专家意见，是否采纳或采纳多少由法院决定。证据二、村委会证明、户口本，拟证明五原告是具有索赔权的适格主体。证据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GB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道路交通标志3.12支撑方式，拟证明道路提示牌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本案涉案的提示牌包括两部分，柱式标志和提示牌。对于柱式标志的横向设置，柱式标志内边缘不应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一般距车行道或者人行道的外侧边缘或土路肩不小于25cm，对于柱式标志的高度设置，在设置有行人、非机动车的路侧时，设置高度应大于180cm。该国家标准是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现行有效，适用所有道路。证据四、现场测量照片，拟证明涉案的提示牌柱式标志高度为140cm，且设置在有行人、非机动车的路侧，侵入道路建筑限界。同时柱式标志有被焊接过的事实，在二审法官进行现场勘查时，当时陪同的学校校长明确表明柱式标志以前是在道路往沟的外侧设立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移到了路肩上。道路管理者疏于管理，具有过错应承担责任。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事故认定书恰好证明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张建军属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死亡。死亡证明属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尸检报告显示张建军死亡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的。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生命权纠纷，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于证据四，现场照片是从电脑显示屏拍摄的照片，真实性存在异议，应加盖交警队的章。从照片中看也不能证明张建军右手刮到提示牌，冲洗的照片恰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路边已经被杂草覆盖，是不能通行的，同时也不能证明提示牌是花桥小学设置的。提示牌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应该由有关部门认定。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均不能证明张建军的死因是因为刮到提示牌，也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系。从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张建军系醉酒驾驶，其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对证据二，原告左桂凤是1974年8月8日出生，正当壮年，不属于法定扶养人身份。程冬英不属于被抚养人身份。证据三不属于证据种类，关联性有异议，不是指导交通事故划分的标准，违反该标准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是行政责任后果，而不是民事赔偿的法律后果。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该指示牌违标，强制性标准不等同于法律规范。对证据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提示牌是公益性质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根据现场查勘的情况，该提示牌与地形地貌是相符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该提示牌系参与交通事故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认定该提示牌相关主体需要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交通事故是由事故责任人造成的。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质证意见：认可学校和交通局的质证意见。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举证如下：证据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现场照片各一份，拟证明1、张建军通过减速带时车辆距路面边缘27厘米，没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2、交通事故发生后张建军着地的地方距离提示牌15米远，摩托车距离提示牌23米远。证据二、照片5张，证明提示牌没有占水泥路面，不影响通行。五原告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张建军是右手刮到提示牌，并非摩托车身撞到路牌。关于距离，肯定是物理惯性造成距离差，若想说明有超速或意识不清醒，应该有相关的技术鉴定予以佐证，事故认定书中并没有认定死者有超速行为。事故是由于右手刮到提示牌使右手加速导致失控死亡。证据二显示正常成年人无法直行通过提示牌，肯定影响通行。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举证如下：证据一、现场照片2张，拟证明事故发生现场的地貌，提示牌位于路边的围墙旁，没有影响道路交通。证据二、鉴定意见书1份，拟证明受害人张建军在事发当天血液的酒精含量为177.99mg/100ml，系醉酒驾驶的事实。证据三、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拟证明受害人张建军醉酒驾驶，应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证据四、政府办公室文件复印件、公路移交协议书原件各一份，拟证明交通运输局不是事故发生路段管理人的事实。五原告质证意见：柱式标志侵入道路界内，不符合技术规范，严重妨碍了道路通行，作为管理者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三，事故认定书只能证明对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并不能说明在民事法律责任上要承担全部责任。对证据四，根据这份文件如果交通局不是道路的管理者，那么就一定是华林镇政府。如果是内部协议，那么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三无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管管理者或设立者是谁，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关联。公益性的提醒路标，社会大众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虽然移交我们来管理，但我们没有执法权。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补充意见：庐山市普通公路管养事权理顺工作方案是根据交通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自然资源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文件制定的。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举证如下：证据一、照片3张，拟证明提示牌与公路边缘相距35cm左右，不影响道路交通。证据二、原审笔录1张，拟证明张建军在事故发生前与同学在乔迁的房东家喝酒，其同学及房东给付了10.5万元。此次事故是张建军醉酒驾驶造成，与提示牌没有任何关系，假如原告觉得没有足额赔偿，应由同喝酒的人和房东予以赔偿。五原告质证意见：提示牌已经侵入道路内，其横向距离及高度严重影响通行。捐助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及献爱心，与本案无关。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质证意见：无异议。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30日0时10分左右，张建军醉酒后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从华林镇方向往蓼南乡方向行驶，行驶至江西省庐山市华林镇花桥村村民委员会门口，通过减速带后，张建军右手刮到立于道路路肩处的“学校路口注意安全”提示牌，车辆摔倒，造成张建军当场死亡以及无牌二轮摩托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庐山市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委托江西九江司法鉴定中心对张建军血样中乙醇含量及尸表检查、死亡原因分析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在送检的张建军血液中检出酒精成分，含量为177.99mg/100ml。尸检鉴定意见为张建军符合交通事故导致重型颅脑损伤，颅脑功能障碍，死亡。2018年11月1日，庐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建军醉酒后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通过减速带时未注意安全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认定张建军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另查，“学校路口注意安全”提示牌立于发生事故道路路肩处，提示牌两侧一侧为水沟，一侧为道路，提示牌立柱距道路路面约33厘米，提示牌牌面边缘距立柱约35厘米，提示牌牌面距路面高约104厘米，提示牌未标注设立主体，事发道路部分路肩简易浇筑水泥，并与路面等高，该提示牌下方路肩简易浇筑有水泥。该提示牌浇筑主体不详、设立主体不详。根据《庐山市普通公路管养事权理顺工作方案》规定，庐山市交通运输局与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公路所有权及养护管理权移交协议》，协议约定由接收方（即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对其所接收路段享有并承担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权利和职责。事故发生路段在移交路段范围内。再查，张建军于1972年8月2日出生，系农业家庭户口，与妻子左桂凤育有三个孩子，长女张荣荣、二女张凡凡、长子张涛，均已成年。程冬英系张建军母亲，于1941年7月27日出生，生育二子。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本案系物件损害责任纠纷，但物件损害责任一般指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倒塌或地面施工、地下设施等致人损害，物件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张建军右手刮到浇筑在路边的提示牌，车辆摔倒导致死亡。结合案情，本案案由定生命权纠纷为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其他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判断事发路段指示牌是否存在管理维护缺陷，首先应确定事发路段管理养护责任主体。根据交通运输局提交的《庐山市相关乡（镇、处）公路所有权及养护管理权移交协议》，事发路段已于2017年6月30日由庐山市交通运输局移交由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养护管理，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对此未提异议，故事发路段管理养护责任主体为庐山市华林镇政府，案涉指示牌树立在该路段路肩处，故庐山市华林镇政府对该指示牌负有管理维护义务。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作为该提示牌的受益者，理应对该提示牌进行管理维护。被告庐山市交通运输局既不是该提示牌的所有人，也不是该路段管理养护主体，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庐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虽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但针对的是张建军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进行的认定，并未涉及公路管理部门的责任，并不影响本院通过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行为人过错程度等因素对侵权责任进行综合判断。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GB5768.2-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道路交通标志中关于柱式标志牌的规定，柱式标志内边缘不应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一般距车行道或人行道的外侧边缘或土路肩不小于25cm。标志板下缘距路面的高度一般为150cm-250cm。设置在小型车比例较大的城市道路时，下缘距地面的高度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小，但不宜小于120cm。设置在有行人、非机动车的路侧时，设置高度应大于180cm。案涉指示牌竖立在路肩上，且指示牌仅高约104cm，未严格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设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张建军摔车前右手刮到指示牌的客观情况与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庐山市华林镇政府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未能充分履行对指示牌的管理维护义务，其管理行为存在瑕疵。《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张建军醉酒后，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通过减速带时未注意安全发生交通事故，其对自身安全负有放任及疏忽大意的严重过失，存在重大过错，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责任比例为80%，案涉指示牌设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存在安全隐患，庐山市华林镇政府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未尽到必要的管理维护义务，其疏于管理维护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本院酌定庐山市华林镇政府承担15%的责任，庐山市中心小学承担5%的责任。原告左桂凤、程冬英、张荣荣、张凡凡、张涛的客观损失范围如下：1、死亡赔偿金，依据2018年度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14460元/年×20年=289200元；2、被抚养人生活费，依据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0885元/年×5年÷2人=27212.5元；3、丧葬费，依据2018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2158元/年÷12个月×6个月=21079元；4、误工费，因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在事故中失去亲人令人痛心，但张建军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无证醉酒驾驶无牌车辆的后果，其单方过错造成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3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述各项损失共计337491.5元，由被告庐山市华林镇政府负担50623.73元，由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负担16874.58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庐山市华林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左桂凤、程冬英、张荣荣、张凡凡、张涛各项损失共计50623.73元；二、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左桂凤、程冬英、张荣荣、张凡凡、张涛各项损失共计16874.58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40.5元，由被告庐山市华林镇政府承担1065元，由被告庐山市华林中心小学承担221元，由原告左桂凤、程冬英、张荣荣、张凡凡、张涛承担305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长  吴水林审判员  陈 平审判员  黄 达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邹纬书记员郭紫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