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京01执异319号不予执行申请人（被执行人）：黄斌，男，1973年9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陈增新，北京嘉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田欣欣，北京嘉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执行人：刘洋，女，1985年11月5日出生，住吉林省榆树市。委托代理人：蒋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本院在执行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海仲字第10号仲裁裁决一案过程中，被执行人黄斌于2019年7月15日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的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斌述称，请求不予执行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年9月10日作出的（2018）海仲字第10号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这些证据在撤裁申请被驳回后被发现。1.黄斌与刘洋除涉案的9%股权转让外，还有6.9%股权转让行为，双方为此诉诸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京0108民初41702号。在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月18日裁定驳回了黄斌本案撤裁申请后，刘洋于2019年1月22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三份《股权回购及转让三方协议》和汇款回单。三份《股权回购及转让三方协议》显示，在2016年6月30日新三板挂牌失败后，黄振中为获得公司控制权，低价从黄斌处受让股权，并代替黄斌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在该《答辩状》中，刘洋承认其共为黄振中代持188.8万元股权，这和其他股东的证言相印证。在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字第10号裁决书中，仲裁庭支持刘洋仲裁申请的依据就是黄斌未能提供黄振中与刘洋的代持协议；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字01民特135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是因黄斌未能提供黄振中与刘洋的代持协议，未能证实黄振中与刘洋之间的关系，法院驳回了黄斌的撤裁申请。现在刘洋提交的三份《股权回购及转让三方协议》、《答辩状》和汇款回单，足以证明黄振中与刘洋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足以证明海南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是错误的，故(2018)海仲字第10号仲裁书不应被执行。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是海南仲裁委员会认定黄斌违犯竞业禁止义务，裁决黄斌支付54万违约金的唯一依据。然而，由于各签约方未达成一致，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早已被北京立新盈企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文废止。黄斌近期去涉案公司整理陈旧文档材料才发现该通知。刘洋作为公司高管，不可能不知道该通知，却故意隐瞒《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已被废止的事实，诱导仲裁机构做出错误的裁决。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不属于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双方也未就此《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签订补充协议。因此，海南仲裁委员会认定黄斌违反《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需要据此赔偿是错误的。三、裁决的事项仲裁机构无权仲裁。(2018)海仲字第10号仲裁书认定黄斌违反竞业禁止义务，需要支付54万元违约金。然而，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禁止义务，需要劳动仲裁机构首先做出认定，这是法定的程序和职权。海南仲裁委员会作为民事仲裁机构，却超越权限，违法认定黄斌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并据此要求黄斌支付54万元违约金。这还导致涉案公司持该《裁决书》，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院，要求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院做出同样的裁决，非常荒唐。四、仲裁庭的组成违反法定程序。在仲裁开庭过程中，仲裁员王雪华与黄振中有密切联系，我方提出对王雪华的回避申请，仲裁庭以王雪华与刘洋没有密切的关系、不会影响案件审理为由驳回了黄斌的回避申请。但现在出现的新证据证明，黄振中确实是本案的股权实际持有人，所以海南仲裁委员会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是错误的。刘洋辩称，不认可申请人黄斌的请求，请求依法裁定驳回黄斌的申请，执行(2018)海仲字第10号仲裁裁决。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所谓隐瞒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根本不存在。申请人黄斌刻意混淆事实，将第一次的股权转让与之后的股权转让相混淆，且所称所言均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完全是恶意利用程序，浪费司法资源。刘洋与黄斌的仲裁，是基于双方于2015年6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洋作为受让方以180万人民币价格购买黄斌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北京立新盈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9%股权，即90万元的出资额，以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有关这90万元出资额的争议和回购问题，刘洋向仲裁委提出的申请一直围绕在这一事项中，对这90万的股权，经历过仲裁庭开庭庭审、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撤销之诉等程序，黄斌都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作为出让方已经依约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无论在仲裁或是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撤销，黄斌提出的依据都是其自身与案外人有代持关系，或者在之后的交易中，存在代持的可能等，选择性的忽视协议的主体为刘洋和黄斌；忽视按照协议付款、签约、持有都是刘洋本人的行为这些客观事实，更无法出具所谓代持协议存在的证据。如果将刘洋和黄斌在2015年6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定义为第一次股权转让的话，2016年7月至8月间，黄振中和黄斌之间签订的《股权回购及转让三方协议》则是第二次股权转让行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转让行为，合同的主体和金额均不一致。因刘洋和黄斌的仲裁依据的是第一次股权转让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其他人或事均无关，故不能推出所谓的隐藏证据，所以要撤销仲裁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结论，其申请自然应当予以驳回。二、裁决书中并没有所谓超出仲裁协议范畴的裁决事项。黄斌所称的所谓超出仲裁协议范畴的裁决，指的是54万元违约金问题。对于这一点，刘洋要向法庭陈述，刘洋在仲裁中申请的是，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的约定，如果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应该按照本协议总标的的200%承担违约责任。而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也规定了黄斌应当承担的义务，尤其是第10款，明确约定了黄斌或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不得担任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经理、高级管理人员等任何可能损害本公司利益的职务等。那么海南仲裁委员会为了确定黄斌是否违约，探讨其是否在其他公司担任职务、是否影响了北京立新盈企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并依此为据确定了其承担违约责任，当然不超出仲裁的管辖范围，程序也完全的合法合规。黄斌一直回避这一问题，试图论证该申请请求超出了仲裁管辖范围，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的裁定后，依旧进行缠诉，完全是浪费司法资源，应予以驳回。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只是一个确认该事实的辅助证据，无论有没有该函件，只要证明黄斌有在其他公司任职、转移公司业务的情况，黄斌都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仲裁委查明事实后，认定黄斌违约，根据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黄斌支付违约金，这一事实逻辑清晰、明确。而至于黄斌提出的所谓隐瞒的《通知》，对于此，首先刘洋要再次告知，之所以裁定黄斌支付违约金，是基于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及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第10款的约定。其次这个由黄斌提供的《通知》，没有日期，没有签字，并存2次盖章，刘洋从未见过、从未收到过、也从不知晓有这样一个函件，不认可其真实性，而且对于这份证据，如果系真实存在，黄斌在多次庭审过程中，居然未予以出具，其真实性存在严重问题，不排除其利用空白打印纸提前盖好公章后期打印虚假内容或者伪造公章，伪造证据的可能性。刘洋建议，对该份证据的原件应予以保存，如有必要，应提交公安机关就其伪造证据追究责任。三、关于仲裁员王雪华回避的问题，在仲裁过程中黄斌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回避申请，仲裁委员会核实情况后，认为所提理由不存在，驳回了申请，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本院经审查查明，2018年9月10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海仲字第10号裁决书裁决：（一）黄斌向刘洋支付股权回购款1800000元；（二）黄斌向刘洋支付利息249375元；（三）黄斌向刘洋支付违约金540000元；（四）黄斌向刘洋支付律师费3000元；（五）本案仲裁费42923元，由刘洋承担8584.6元，由黄斌承担34338.4元；黄斌应直接向刘洋支付刘洋代其垫付的仲裁费用34338.4元。上述各项黄斌应向刘洋支付的款项，黄斌应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完毕；逾期履行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因黄斌未履行裁决书中确定的义务，刘洋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黄斌提出管辖权异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本院执行。本院以（2019）京01执37号立案执行。2019年1月14日本院向被执行人黄斌邮寄送达执行通知书及风险提示、报告财产令、报告财产责任书等材料，1月16日由本人签收。2019年1月18日，黄斌委托代理人与本院执行法官谈话中确认已收到执行通知书等上述材料。另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黄斌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海仲字第10号仲裁裁决书，申请撤销的理由为：一、刘洋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二、仲裁庭的组成以及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三、仲裁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海南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第二十三第六款也规定，“除本条第(五)项规定情形外，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主任决定。”然而，本案的仲裁员回避决定书却是由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加盖的是海南仲裁委员会公章，这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且海南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五、仲裁庭在仲裁本案时有枉法裁决行为。六、裁决后发生的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案的裁决违法。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8）琼01民特1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斌的申请。该裁定书作出后已于2019年1月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该案卷宗于2019年4月11日归档。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在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事实或案件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本条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前，被执行人已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且已被受理的，自人民法院驳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期限”。本案中，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黄斌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的（2018）琼01民特135号民事裁定书已于2019年1月分别向双方当事人送达，本院（2019）京01执37号执行通知书已于2019年1月16日送达给被执行人黄斌。黄斌于2019年7月15日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申请，已超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提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期限，且黄斌提出的事由亦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故黄斌提出的申请不符合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斌提出的不予执行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字第10号裁决书的申请。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审 判 长  阎 军审 判 员  娄玉玲审 判 员  范红萍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孔巧玲书 记 员  乔晓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