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25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英，女，196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东，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文勇，男，196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勇，浙江勇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晨茜，浙江勇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国英因与被上诉人虞文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6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国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虞文勇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案涉400万元已通过2015年5月20日《补充协议》作出处理，案涉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而消灭。从同期形成的相关证据佐证案涉400万元特指《补充协议》1600万元贷款中的一笔，理由如下：1.2014年5月至2015年，虞文勇、陈国英用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抵押，以义乌市城鑫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鑫公司）的名义从中国银行分三笔贷出1600万元，其中包括陈国英于2015年2月13日办理贷款手续并于同年3月2日转出的400万元，后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问题产生纠纷，陈国英提起了（2015）金义民初字第824号诉讼，并于2015年5月20日因双方和解而签订《补充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进行了补充和细化。2.《补充协议》第一条第1款约定“在双方离婚后以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贷款的1600万元由虞文勇承担。”协议载明用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抵押的贷款就是以城鑫公司（虞文勇实际控制、股权属于双方）的名义贷出1600万元，分30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2015390204）、40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2015390210，合同签字人为非股东的陈国英）、900万元（贷款合同编号：2014390507）三笔贷出。3.虞文勇自认该笔400万元为中国银行的贷款，该事实从其提供的虞园兰情况说明及2015年5月22日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可以证明。4.2015年城鑫公司以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抵押贷款有且仅有1600万元且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另外案涉400万元贷款发生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前。5.虞文勇向案外人虞园兰借款归还案涉400万元贷款的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与双方达成和解签订的2015年5月20日《补充协议》仅相差两天，该还款行为为了履行《补充协议》第一条第1款的约定而作出，即为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过户给儿子，还贷款是先决条件。由此可见，虞文勇关于案涉400万元未做任何约定的陈述有违常理。据此，案涉400万元特指《补充协议》1600万元贷款中的一部分，依据《补充协议》约定应由虞文勇承担归还责任。另依据《债权转让通知书》，案涉400万元债权已被转让给虞文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该400万元债权债务因归于同一人而消灭。二、虞文勇仅提供汇款依据，缺乏主张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陈国英取得案涉400万元属于双方共有（以共有的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抵押并以股权属于双方的城鑫公司名义贷款），双方均有处分权，后又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故不属不当得利。另，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第1款的约定，案涉400万元应由虞文勇承担，即虞文勇已同意陈国英取得400万元财产，也不构成不当得利。2.关于案涉120万元，双方均认可：陈国英一次性收到246万元，其中126万元经虞文勇指示汇给案外人赵崇杨，并由赵崇杨打给虞文勇，该事实发生在双方仍同居的2014年11月，由此可见案涉款项是虞文勇自愿交给陈国英处置的，并告知密码，也不符合不当得利的特征。理由：案涉246万元系由虞文勇告知密码并将银行卡交给陈国英，陈国英按虞文勇的指示提取。否则早就应向陈国英主张权利，而不会在（2017）浙0782民初11244号离婚后财产分割案件败诉后才提出来。双方离婚后仍同居，期间很多开支及财产均处于混同状态。陈国英对赵崇杨将其中126万元款项转还给虞文勇不知情，且与赵崇杨并不熟悉。三、一审未结合质证意见对证据进行认证，违反法定程序，并致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庭审中补充如下：1.城鑫公司是一人公司，股权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的股权没有分割，双方对公司有相同的经营权，对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城鑫公司的银行U盾一直放在陈国英处保管，说明陈国英有权处分公司资金。一人公司的股东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是混同的，涉案400万元存款是双方共同财产。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抵押贷款所得，陈国英把双方共有的财产转移控制在一个人名下，不属于不当得利。2.虞园兰尾号为2771的中国银行卡实际使用人是虞文勇，虞文勇为了隐瞒夫妻共同财产，才开了该银行卡，把共同财产转移到这银行卡中。虞园兰并不经商，而且年纪很大了，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虞园兰的情况说明本质上是对民间借贷关系的一个意思表示，因此要按照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规则来审理，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我方要求虞文勇提供该张银行卡的详细银行流水，不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当得利案件应由虞文勇承担举证责任。虞文勇二审答辩称，一、原审认定案涉的520万元系不当得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案涉400万元，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陈国英构成不当得利。虞文勇原审提供的证据五陈国英日记本记载足以证明，案涉400万元系虞文勇与陈国英离婚后，陈国英擅自通过女儿将城鑫公司账户中的400万元转至其账户，并非法占为己有。导致2015年5月22日虞文勇通过向虞园兰借款407万元的方式归还城鑫公司的400万元贷款。由于陈国英擅自转走400万元的时间发生双方离婚之后，且400万元来源于城鑫公司于离婚后向中国银行义乌东江支行的借款，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该400万元系城鑫公司的法人独立财产，因此，陈国英得到该4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由于该400万元已由虞文勇借款给城鑫公司归还银行贷款，城鑫公司将该笔不当得利债权转让给了虞文勇，虞文勇请求陈国英返还，于法有据。（二）案涉120万元，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陈国英构成不当得利。离婚后陈国英未经虞文勇同意，擅自通过POS机从虞文勇卡上刷走246万元至其自己交通银行的卡上。后经虞文勇催讨，尚有120万元至今未归还虞文勇。陈国英在另案【（2017）浙0782民初11244号】中认为246万元系用于虞文勇开的金水桶足浴店开工资和房租。在原审庭审过程中，陈国英又称该246万元中的126万元是按虞文勇要求支付给赵崇杨，其他支付了虞文勇的公安罚款以及足浴店的工资和银行利息，但这明显与赵崇杨转回126万元的行为矛盾，如果虞文勇授权，赵崇杨根本无需转回126万元。陈国英的该理由不仅无证据证明，而且前后矛盾。二、陈国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陈国英称“案涉400万元已在2015年5月20日《补充协议》中得到处理，且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而消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从《补充协议》约定可以看出虞文勇最终并不承担1600万元贷款的清偿责任，只是负责筹措归还资金，而是由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产的产权人虞中正重新抵押贷款后归还。2.从《补充协议》约定可以看出儿子虞中正重新抵押贷款后的债务，也是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资产及收益优先归还。3.从《补充协议》约定还可以看出，义乌市青口清溪东路23号房屋的980万元抵押贷款归还并将房产过户给陈国英，陈国英需交付给儿子虞中正400万元，是用于归还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过户给虞中正后的再次抵押贷款，而非归还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屋未过户前的1600万元贷款。4.根据《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陈国英没有义务去清偿义乌稠州北路148号的房屋1600万元贷款，而且陈国英从城鑫公司不当取得案涉400万元后，也无证据证明其用于清偿该贷款。5.《补充协议》根本没有对陈国英非法占有的城鑫公司400万元作出任何处理，也没有约定归属陈国英。6.即使400万元银行贷款由虞文勇负责偿还，也不能免除陈国英非法占有城鑫公司400万元的返还义务，陈国英混淆了债务清偿与财产所有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陈国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陈国英当庭补充的上诉理由辩称，1.关于城鑫公司是一人公司，涉案40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涉案400万元发生的时间是在双方离婚之后，城鑫公司的股权之所以离婚时没有分割，是因为城鑫公司当时除了银行贷款之外，只有债务，并无任何净资产。作为公司法人，财产依法独立，离婚之后擅自处分没有法律依据。2.关于虞园兰的借款问题，陈国英的陈述没有任何依据。虞园兰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在原审中我方之所以提供了虞园兰的打款凭证及情况说明，是为了证明被陈国英转出400万元之后，原中国银行其中400万元贷款从虞园兰借款所得的款项予以归还银行贷款，因此城鑫公司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我方。3.关于400万元，2015年5月20日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项中的400万元与2015年6月7日的400万元确实有关联，但与本案陈国英从城鑫公司转出的400万元没有任何关联性。即并不是陈国英从城鑫公司转出的400万元支付给虞中正的400万元，该点在补充协议中没有任何约定。4.关于涉案120万元是我方自愿给付的理由不能成立，陈国英所陈述的内容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密码离婚前和离婚后都没有改变，并不能得出我方告诉了陈国英的银行密码。陈国英关于120万元的用途的陈述一直前后矛盾。5.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问题，我方在一审中已提供了证据证明涉案两笔款项是离婚后的相应财产，都是未经我方同意而擅自转出的。陈国英作为受益人，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取得的财产是我方自愿给付的，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当构成不当得利。虞文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国英向虞文勇返还62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120万元按年利率6%自2014年11月23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100万元按年利率6%自2014年11月26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400万元按年利率6%自2015年3月2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陈国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后，虞文勇申请撤回要求陈国英返还100万元及赔偿自2014年11月26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2014年11月17日30万元、2014年11月18日70万元，该100万元系虞文勇借款给陈国英妹妹陈利英，后陈利英将款转给陈国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虞文勇、陈国英原系夫妻，1991年2月11日登记结婚。2013年7月1日，双方协议离婚。双方达成《离婚协议书》一份，除对子女生活作出安排外，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义乌市青口清溪东路23号的房屋一幢、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的房屋一幢、义乌市义东路59号房屋一幢、义乌市稠城宾王市场D5-023号套间一套、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G3-18515店面一间全部归陈国英所有；婚后所有债务归陈国英偿还等。双方办理离婚手续后，仍共同生活。2015年3月25日，因虞文勇未将《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房屋及店面向陈国英协助办理过户登记，陈国英向法院起诉，案号为（2015）金义民初字第824号，要求虞文勇协助办理《离婚协议书》约定产权的过户手续。后双方就该事由达成和解，陈国英撤回起诉。双方和解并于2015年5月20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一份，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进行了补充和细化，两幢房屋产权转归子女所有，增加了夫妻财产，约定了夫妻共同债权和债务的内容及权利义务主体，第十条载明虞文勇无条件遵守给陈国英的承诺书，如虞文勇违背承诺，虞文勇必须放弃所有名下财产给陈国英，并承担子女和陈国英名下所有负债和贷款；第十一条载明双方履行协议后，经陈国英认可，双方履行对子女的承诺复婚；第十二条载明如本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不能执行完毕的，双方之间的财产关系仍按《离婚协议书》、《到2013.6.30日止，于陈国英对账》及2013年6月30日的《补充协议》的约定执行，但虞文勇不配合的除外；第十三条载明，本协议中没有涉及的财产或未涉及的事项，仍以《离婚协议书》、《到2013.6.30日止，于陈国英对账》及2013年6月30日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2014年11月23日，陈国英从虞文勇农业银行卡中转出246万元至其银行卡中，2014年11月26日陈国英将其中126万元汇给赵崇杨，之后赵崇杨将该款项还给虞文勇，但剩余120万元至今未归还虞文勇。2015年3月2日，陈国英通过女儿将城鑫公司账户中的400万元转至其账户。后该公司将该400万元债权转给虞文勇。于2017年10月23日向陈国英发出债权转让通知，2017年10月24日送达陈国英的事实。2012年9月1日至同年11月28日，虞文勇先后支付990万元，受让案外人季德南占义乌市神龙汽车销售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公司）24%的股权以及神龙公司持有的稠州银行法人股24%的份额，并于2012年11月28日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6月25日，虞文勇将上述24%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虞荷芳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陈国英以虞文勇在协议离婚过程中及（2015）金义民初字第824号案件中，隐瞒了上述股权夫妻共同财产，并未进行分割，于2017年7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经原审法院（2017）浙0782民初11244号案件审理，判决：一、虞文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陈国英变卖义乌市神龙汽车销售租赁服务有限公司24%股权所得价款中的643.5万元。虞文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7）浙07民终5612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在该案诉讼中，前述520万元及利息损失，加上另外一笔虞文勇代偿的50万元婚后债务，虞文勇曾主张抵销，但金华中院二审认为：关于虞文勇与陈国英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陈国英对2014年11月23日从虞文勇农业银行卡中转出246万元中的120万元尚未归还虞文勇没有异议。但认为系用于共同生活且已超过诉讼时效。陈国英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系用于生活费用，且中院判决书中告知了虞文勇诉权。陈国英的上述答辩主张不予支持。陈国英2015年3月2日从城鑫公司账户中转汇的400万元在虞文勇、陈国英后来的协议中并未提及，陈国英主张该400万按照协议已另作处理的辩解依据不足，陈国英的辩解主张不予采信。城鑫公司将债权转让给虞文勇后，虞文勇有权提出主张。据此，虞文勇取得上述人民币52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陈国英应将涉案款项返还虞文勇。但虞文勇要求陈国英赔偿利息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本案审理过程中，虞文勇申请撤回要求陈国英返还100万元及赔偿自2014年11月26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准许。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陈国英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虞文勇人民币520万元。二、驳回原告虞文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574元（撤诉部分10276元减半收取5138元），由虞文勇负担7574元，由陈国英负担51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陈国英负担。陈国英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证明城鑫公司成立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收条、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各一份，证明：讼争400万元用于支付金城高尔夫别墅的购房款；按《补充协议》及《协议书》对讼争的400万元已作出处分。3.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各一份，证明案外人陈利英取得案涉400万元之后，又于2015年6月5日、6月9日、6月10日将案涉款项转给陈国英。虞文勇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款项属于城鑫公司的法人财产，即使离婚时没有分割，也是股权共有。对证据2、3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如下：1、陈国英并不止一张农业银行卡，且陈国英转给陈利英的款项远不止400万元，不能得出2015年陈国英只有案涉400万元，也不能得出用于购房的400万元来源于陈国英从城鑫公司非法占有的400万元。2、从2015年6月7日的《协议书》第一条“乙方（陈国英）出资购买坐落于金城二期165号排屋一幢”、第二条“现乙方（陈国英）出资购买了上述房屋”可以看出，购买排屋是陈国英个人出资，而非用讼争400万元购买。3、即使陈国英用于购房的400万元来源于讼争的400万元，逻辑上也不能得出城鑫公司已经免除陈国英归还之责。4、2015年5月20日的《补充协议》中，陈国英之所以支付给虞中正400万元，是因为义乌市青口清溪东路23号房屋（980万元抵押贷款归还）注销抵押登记过户给陈国英后其应支付的对价，且儿子虞中正收到400万元也是用于归还义乌市稠州北路148号房产抵押贷款，因此，《补充协议》并未免除之前陈国英归还讼争400万元之责。《补充协议》中的400万元与案涉被陈国英非法占有的400万元没有任何关联。虞文勇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0年1月11日稠州银行电汇凭证2张、2011年11月7日稠州银行电汇凭证2张，证明陈国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多次使用虞文勇15621012110300025755稠州银行存折，该存折密码与陈国英转走246万元的农行卡密码一致，故庭审中陈国英称其不知道虞文勇其他银行卡密码不属实。2.2015年5月22日至2015年5月27日城鑫公司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2015年5月22日城鑫公司从虞园兰处借到407万元，用于归还中国银行贷款。陈国英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1）这张卡号的密码，陈国英并不知道，汇款时，密码是虞文勇告知的。（2）这张卡的密码曾经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只有虞文勇知道，其他人不可能知道，这是禁止验证的事。（3）转走农行246万元的银行卡与稠州银行卡之间的密码是同一密码，同样是禁止验证的事。（4）农行卡与稠州银行卡密码一致，这是待证事实，无法印证。对证据2，仅提供5天的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且陈国英有存入7万元。本院根据陈国英的申请，调取了虞园兰银行账号为62×××71中国农业银行义乌经发支行的开户信息、银行流水及部分大额的取款凭证。陈国英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这张卡虞园兰只是名义的持卡人，实际持卡人是虞文勇。卡内资金不属于虞园兰，属于虞文勇与陈国英双方的共有财产。详细的资金流水全部都是虞文勇使用，因此虞园兰于2017年10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不真实。案涉400万元不属于虞文勇的个人财产，与不当得利无关。情况说明中407万元中7万元是陈国英存入该卡。虞文勇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张卡是双方离婚之后2015年虞文勇母亲虞园兰开的卡，卡内的款项与夫妻共有无关。虞文勇与虞园兰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虞园兰出具的情况说明也明确其与虞文勇的债权债务另行结算，不存在虚假。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动产，占有即为所有，卡上的钱应该依法属于虞园兰，没有理由认定是虞文勇的，更没有理由认定为虞文勇与陈国英的共同财产。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400万元是虞文勇的款项及虞园兰出具的情况说明存在虚假。结合质证意见，对陈国英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在下文中阐述。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在下文中阐述。对虞文勇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证据1因虞文勇不能证明陈国英转走246万元时的农行卡密码与陈国英办理稠州银行2010年1月11日、2011年11月7日电汇时密码一致，故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2，从资金流向上看，用于归还案涉城鑫公司从中国银行所贷的400万元款项来源于虞园兰，没有证据证明系来源于陈国英，故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虞园兰该卡的开卡时间在虞文勇与陈国英离婚之后，故不能证明陈国英主张的卡内钱款系其与虞文勇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虞园兰出具的情况说明的虚假。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虞文勇对讼争400万元款项有无主张返还的权利。关于陈国英主张从城鑫公司取出的讼争400万元系夫妻共有财产，其享有处分权。对此，本院认为，涉案陈国英从城鑫公司取出涉案款项的时间系在其与虞文勇离婚后。另，根据公司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即便城鑫公司是个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虞文勇）公司，其公司财产并不意味着是虞文勇个人财产，更不能推定为系夫妻共同财产。因此，陈国英并无权对城鑫公司的财产进行处分。城鑫公司将债权转让给虞文勇后，虞文勇享有该400万元款项的追索权。二、关于讼争400万元款项是否因已通过2015年5月20日的《补充协议》及2015年6月7日的《协议书》作出处理而无需返还。讼争400万元款项取出之日（2015年3月2日）陈国英的日记记载：“我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叫倩（指女儿）快起来，赶快把中行（指城鑫公司）的400万元钱转出来……先把钱转到手再说，等我把钱转过来后，畜生（指虞文勇）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回事，后他追到市场……”，可见陈国英对该款项其不具有处分权。而后陈国英与虞文勇就夫妻财产及债务问题先后达成了2015年5月20日的《补充协议》及2015年6月7日的《协议书》，按正常的逻辑如虞文勇曾答应该款给陈国英购房（签购房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6月7日），则应当在二份协议明确予以体现。然而，二份协议中并未明确提出该笔款项，从2015年5月20日的《补充协议》上下文内容看，陈国英之所以支付给虞中正400万元，是因为义乌市青口清溪东路23号房屋注销抵押登记（以儿子虞中正的房产抵押贷款来归还980万元抵押贷款）过户给陈国英后其应支付的对价。而2015年6月7日的《协议书》第一条“乙方（陈国英）出资购买坐落于金城二期165号排屋一幢”、第二条“现乙方（陈国英）出资购买了上述房屋”，从文义看，购买排屋是陈国英个人出资，而无法与讼争400万元划等号，即使事实上陈国英用于购房的400万元来源于讼争的400万元，也不能得出城鑫公司已经明确免除陈国英的归还之责。另虞文勇并不是城鑫公司的债务人，即使城鑫公司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虞文勇，也不能发生混同的民事法律后果进而使债务消灭。三、关于讼争120万元虞文勇是否作出处分及诉讼时效问题。因陈国英取出该款项的时间亦在其与虞文勇离婚之后，陈国英并无证据证明系经虞文勇同意转出，且其对于该款的用途前后陈述矛盾，故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在陈国英于2017年7月6日提起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股权转让款）之前，双方互负债权债务，在陈国英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时，虞文勇也提起本案款项抵销之主张，虞文勇主张从2017年7月6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符合法理、情理，至提起本案诉讼，并未逾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陈国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00元，由上诉人陈国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玲玲审 判 员 钱 萍审 判 员 叶金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 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