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2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君瑶，女，汉族，1973年9月5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国、刘磊，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春艳，女，汉族，1963年7月31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艾荣立，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惠君瑶因与被上诉人曾春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2民初11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惠君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违背客观事实认定曾春燕还给徐建文的48万元系替上诉人还，实际上诉人与徐建文之间根本没有借贷关系。加之，一审判决认定曾春燕替上诉人还给徐建文48万元，该事实未经上诉人的指令亦彻底违背了云南省高院121号判决中（第16页）的事实认定即曾春燕可向徐建文主张权利，因上诉人与徐建文无关系，故只能向曾春燕追讨。其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违法超越了云南省高院（2015）121号判决认定的曾春燕和徐建文存在债权债务的事实，而把其对曾春燕48万元的债权直接冲抵了曾春燕和徐建文的债务，出现了曾春燕用一笔48万元抵销了2笔的债务，这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一审以案外人未查明过的债权、债务来认定、抵销上诉人债权，亦属适用法律错误。曾春艳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惠君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480，000.00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利息损失80，640.00元（以月利6‰计算，从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8月30日），以后以每月2880.00元计算至还款之日；3、由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3月11日，惠君瑶与昆明朗鑫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鑫航空公司）签订《机票分销及POS使用协议书》，惠君瑶成为朗鑫航空公司的机票分销商（二级分销商），协议有效期为1年，自2013年3月11日起至2014年3月11日止。服务内容为：1、由朗鑫航空公司方（含朗鑫航空公司委托的合作机构，下同）为惠君瑶提供消费信息及受理银行卡收单所必须的POS机具、资金结算。2、惠君瑶同意受理持卡人使用有效银行及卡及朗鑫航空公司方（中国境内各商业银行核发的带有银联识别的银行卡）支付朗鑫航空公司方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之价款（××）网上及网下消费。3、在分销机票相关业务过程中有通过线下POS结算、收款的需求，朗鑫航空公司方为惠君瑶机票收款提供配套支持服务（结算、收款及交易信息查询和管理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2015年1月26日，案外人卫忠以惠君瑶、曾春艳等人为共同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昆明市中级人民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5）昆民三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11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第23页记载曾春燕表示：“曾春艳9月份收到惠君瑶打给的48万元借款”，第24页记载曾春燕表示：“曾春艳拿了48万元还款给徐建文，徐建文之前用曾春艳的房产办理贷款，曾春艳只有还给徐建文，而且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第30页记载曾春燕表示：“2013年8月到9月之间，曾春艳还款48万元是代替惠君瑶还的350万元的借款”。第27页记载审判人员向被上诉人卫忠询问：“曾春艳的48万元款项，被上诉人人是否认可？”，被上诉人卫忠则表示：“该笔款项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是惠君瑶和卫忠之间322000元的借贷关系，是曾春艳代替惠君瑶归还322000元的那笔借款”。第31页记载审判人员向被上诉人卫忠询问：“曾春艳350万元借款里面说2013年8月份替惠君瑶归还48万元，惠君瑶认可，被上诉人你方是否认可。”，被上诉人卫忠则表示：“时间上看不出来是否就是归还350万元的还款。他们说的2013年8月份不是事实，我们认可收到曾春艳的还款，但是是还332000元的还款”。2015年12月2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包括惠君瑶承担还款责任，曾春艳未在其中。（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被告曾春艳主张，其为惠君瑶向徐建文还款48万元，因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故应视为惠君瑶向卫忠的还款，惠君瑶认可曾春艳的主张。卫忠认为此系卫忠与惠君瑶的其他借贷关系产生的款项往来，其不予认可此款系归还本案借款。本院认为惠君瑶、曾春艳主张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但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也不能证实徐建文具有类似曹藉斗的特殊身份，卫忠亦不予认可。因此不能确认此款系归还本案借款。惠君瑶、曾春艳如认为徐建文占有该款项无合法依据，可另行主张权利”。2016年4月11日，惠君瑶以曾春艳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曾春艳归还款项647950元的不当得利及孳息。2017年3月2日，本院作出（2016）云0102民初2053号民事判决，驳回惠君瑶的全部诉讼请求。惠君瑶不服，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云01民终字第438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终字第438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即“惠君瑶与曾春艳系同事关系，2013年3月11日，惠君瑶与朗鑫航空公司签订《机票分销及POS使用协议书》，约定由惠君瑶向朗鑫航空公司申领HJY95的POS机一台。自2013年起，惠君瑶与曾春艳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2016年9月21日，朗鑫航空公司出具《证明》，载明：朗鑫航空公司根据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6）云0102民初2053号调查令，现证明该账号：HJY95，为朗鑫航空公司二级代理商：惠君瑶，POS机收款账户，查询到2014年10月20日万23：36:45曾春艳持中信信用卡在惠君瑶名下的POS机上刷卡消费：36000元（叁万陆仟元整）。2016年9月22日，云南普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关于云南普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银杏金川花园小区业主惠君瑜于2012年12月22日支付购房款4万元，付款卡号：40×××12，发卡机构：63020000等。曾春艳确认该付款尾号为“1212”的是其中信银行的信用卡，由惠君瑶使用为其兄长惠君瑜购买云南普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银杏金川花园小区房产。另确认，惠君瑶在2016年6月20日向曾春艳付款5万元，在2013年7月2日向曾春艳付款2000元，在2013年7月4日曾春艳付款5万元，在2013年9月18日向曾春艳汇款30万元，以上费用合计40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曾春艳在（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中明确表示在2013年9月收到惠君瑶打给的48万元借款，故双方之间的存在48万元借款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惠君瑶向曾春艳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2、曾春艳是否已经按照惠君瑶的指示将48万元款项返还给了案外人卫忠，完成惠君瑶的指示付款行为？（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的焦点，惠君瑶向曾春艳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的问题。一方面，就48万元的借款双方均未明确约定过还款时间，曾春艳可以随时返还，惠君瑶可以随时要求曾春艳予以返还但应给曾春艳必要的准备时间，诉讼时效期间尚未起算；另一方面，就惠君瑶指示曾春艳将48万付款给卫忠，（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民事判决未确认曾春艳付款48万元是消灭惠君瑶对卫忠350万元那笔债务其中的48万元，应当认为惠君瑶收到该判决时知道权利受到侵犯（该案在2015年12月29日宣判），随后惠君瑶在2016年4月11日，以曾春艳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涉及本案款项），故就本案48万元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惠君瑶诉曾春艳不当得利案2017年10月25终审宣判，终审案件号为（2017）云01民终字第4386号。2018年8月9日，惠君瑶以48万元是与曾春艳的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未经过，曾春艳主张诉讼时效期间经过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的焦点，曾春艳是否已经按照惠君瑶的指示将48万元款项返还给了案外人卫忠，完成惠君瑶的指示付款行为的问题？从（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及民事判决书来看，曾春艳将48万元的款项返还给了徐建文，但卫忠认为此系卫忠与惠君瑶的其他借贷关系产生的款项往来，其不予认可此款系归还350万元为本金的借款，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惠君瑶、曾春艳主张徐建文是卫忠的代理人，但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也不能证实徐建文具有类似曹藉斗的特殊身份，卫忠亦不予认可，因此不能确认此款系归还本案借款（350万元为本金的借款）。而（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开庭笔录》记载，被上诉人卫忠则表示：“时间上看不出来是否就是归还350万元的还款。他们说的2013年8月份不是事实，我们认可收到曾春艳的还款，但是是还332000元（笔误原因实际应为322000元）的还款”，以及“该笔款项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是惠君瑶和卫忠之间322000元的借贷关系，是曾春艳代替惠君瑶归还322000元的那笔借款”。据此，惠君瑶并未明确指示曾春艳需要为其归还卫忠的是哪一笔款项，但卫忠认可收到曾春艳的还款48万元，只是不认可归还350万元的还款，认可的是322000元的还款，故曾春艳对惠君瑶的指示付款行为已经完成，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惠君瑶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06元，减半收取后为人民币4703元，由原告惠君瑶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惠君瑶及被上诉人曾春燕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是成立？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惠君瑶持有的银行个人存款业务凭证，仅能证明其向被告汇款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上诉人惠君瑶向被上诉人曾春燕的借款。被上诉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抗辩，本案汇款款项的性质不明确，且其主张的金额与其提交的转汇款凭证显示的金额均不能一一印证，更不足以证明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上诉人惠君瑶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故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经其他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曾春艳系受上诉人惠君瑶的委托向案外人支付款项，如上诉人惠君瑶认为徐建文占有该款项无合法依据，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惠君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9406元，由上诉人惠君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增龙审判员  宋光玉审判员  方云红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韩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