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0105行初506号原告席晓丽，女，197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田非，河北王洪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南四环东路18号。负责人张国平，所长。委托代理人郭博，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干部。委托代理人解秋虎，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干部。原告席晓丽（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称被告）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7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田非、被告委托代理人郭博、解秋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8年8月17日因司法鉴定中止审理，于2019年8月7日恢复审理，于2019年9月1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田非、被告委托代理人郭博、解秋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月30日，被告应申请人席晓丽申请为宝骏牌小型客车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车牌号为×××，同时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原告诉称，被告系本市机动车管理部门，具有进行机动车登记的法定职责。原告于2018年5月发现×××机动车于2018年3月29日登记在自己名下。后立即依法向被告申请撤销该登记，并向被告陈述了该登记可能系他人骗取原告身份证原件后违法办理的情况，但被告至今未予答复。原告认为，其从未向被告申请将牌号为×××机动车注册登记在自己名下，也未委托他人代为办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依法撤销。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的将×××机动车登记在原告名下的行政行为；2、诉讼费及本案鉴定费由被告承担。在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收条》的照片，内容为“今收到席晓丽身份证原件。仅用于汽车报废手续，不用于其它用途。今日下午16:30前归还。”收件人签字为“范伟”，落款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证明原告向案外人李某某或者其指派的人出示原告身份证的目的是办理车辆报废，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从而说明李某某办理本案机动车登记系欺骗原告办理的；2、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李某某与原告的丈夫彭某通过微信聊天商议好，原告让李某某把收车人的联系方式发过来，之后范伟来具体做交接身份证工作。被告辩称，经查，2018年1月30日原告委托李某某到该所申请为其新购的宝骏牌小型普通客车办理注册登记。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李某某提交了《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原告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授权委托书及李某某身份证等证件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证明、凭证。在李某某提供的证明、凭证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民警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了涉诉机动车注册登记，确定号牌为×××，核发了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综上，该所办理涉诉机动车注册登记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审查、留存了证明凭证，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情况，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依据：（一）作出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依据的证据：1、《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2、《机动车查验记录表》；3、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信息查询记录打印件；4、《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及受委托人李某某身份证复印件；5、《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6、《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7、《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8、《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电子保单》；9、车辆合格证。为说明办理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客观真实性，被告申请办理人李某某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李某某作为证人出庭，其陈述：我曾是鹤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与席晓丽的丈夫彭某是大学同学。2005年某晚彭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联系我为他帮忙解决。事故处理中，被撞车辆车主与彭某约定被撞车辆给彭某，彭某给车主14万元。当时我借钱给彭某平息了事故，并与席晓丽订立了买卖合同，约定将席晓丽名下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车牌号×××）卖给我，合同也写明了是事故车。当时没有购车限制，但由于车辆损坏严重无法过户。车辆修理之后我欲办过户，席晓丽却不配合了。直到2011年车辆开始限购，我已经过不了户了，因此与席晓丽签订委托书并重新约定，一是补牌照，二是我可以随时报废更新车辆、自主选牌照，我们还特意加黑加粗打印用以强调。我补办行驶证、2017年底报废车辆及给新车办注册登记均是席晓丽给我的身份证，车辆目前由我使用。（二）规范性法律文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102号发布，2012年公安部令第124号修正）第七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四条，被告以上述法律文件说明其作出的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诉讼中本院准予原告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材料：1、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23日出具的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席晓丽遵守……此项授权长期有效！’的内容文字与检材中其他打印文字不是同一台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2、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京民司鉴[2019]函字第143号《终止鉴定告知书》，内容为对于第二项鉴定申请即检材中的上述内容形成时间是否晚于2011年1月15日的鉴定事项，该所尚未开展时间鉴定业务，故决定终止该项鉴定工作，将鉴定材料退回我院。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涉案机动车办理注册登记时收取、制作的，与被诉行政登记行为具有关联性，且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被告接受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收取申请材料，履行查验等相关程序后办理涉案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客观情况，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关于李某某的证言，其中关于办理被诉机动车登记过程的陈述与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有佐证被诉机动车登记办理过程的法律效力，本院予以采纳；2、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收条》签字人为“范伟”,办理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否认与其相识，原告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范伟”的身份，同时涉案车辆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所载的日期为2018年1月4日，说明原告原有机动车办理报废的时间至少早于该日期，显然原告提交的《收条》的落款日期与其主张的事实明显不符。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该证据不具有原告主张的证明力；关于微信聊天记录，考虑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新型电子证据的特殊性，在原告不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聊天记录中微信号持有人的真实身份为李某某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具有原告主张的证明力；3、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本院应原告申请，委托经履行司法鉴定程序要求选定的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专业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书格式完备、鉴定过程和结论表述清晰，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9日，被告收到李某某提交的申请人为原告的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中填报的项目如下：申请人为原告，申请业务事项为注册登记，委托代理人为李某某，机动车所有人（代理人）签字处有李某某和其代签的“席晓丽”字样的签名。填报上述表格同时，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李某某提交了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及其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车辆合格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等材料并交验了机动车。其中，《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载明“兹授权被委托人李某某代表席晓丽（所有人）办理补办汽车牌照（委托范围）业务。机动车所有人确认：经办人在申请上述业务时签署的文件、提交的资料有效，代表机动车所有人的意愿。委托办理车牌或识别代号：×××。本委托有效期2011年1月14日至2011年2月28日。本授权为经办业务授权，再次委托无效。”“席晓丽遵守2005.6.15买卖协议，必要时李某某可报废更新车辆，自主选牌，否则卖方赔偿一切损失。此项授权长期有效！”机动车所有人处有原告签名，授权经办日期填写为2011年1月15日。《北京市个人小客车更新指标确认通知书》载明，姓名为席晓丽，原车牌号码为：FY8691，指标获得日期为：2018年1月4日。被告收取上述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了形式审查，对原告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实，对交验的宝骏牌机动车进行了查验，制作了《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并拍摄了机动车照片。履行上述程序后，被告认为该项申请符合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条件，遂留存相关材料后作出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案件审理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收存的机动车登记档案资料《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申请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该授权书中的“席晓丽遵守2005.6.15买卖协议，必要时李某某可报废更新车辆，自主选牌，否则卖方赔偿一切损失。此项授权长期有效！”内容与该授权书其他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并对两部分内容是否同一台打印机打印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该所于2019年5月14日出具《情况说明》，以鉴定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做退案处理。经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本院再次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上述事项鉴定。2019年8月23日，该所出具京民司鉴[2019]文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席晓丽遵守……此项授权长期有效！’的内容文字与检材中其他打印文字不是同一台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对于第二项鉴定申请即检材中的上述内容形成时间是否晚于2011年1月15日的鉴定事项，该所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京民司鉴[2019]函字第143号《终止鉴定告知书》，表示因该所尚未开展时间鉴定业务，故决定终止该项鉴定工作，将鉴定材料退回我院。鉴定费1800元由原告预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公安部根据该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了《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102号，2012年公安部第124号令修正）进一步细化机动车登记工作的实施。根据该规定，直辖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负责办理其行政辖区内机动车登记业务。据此，本案被告作为北京地区的机动车登记机构受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并办理相应登记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行为。本案被诉的登记行为系机动车注册登记。关于办理该种登记申请人应提交的法定证明文件、登记机关的审核义务，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外，公安部制发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章第一节也作出了明确、细化规定，上述法律及该规章均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登记的依据，在本案中应予适用和参照适用。根据上述规定，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六）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码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本案中，被告收取了前述法律、规章规定的申请材料，其中，收取机动车所有人席晓丽的身份证件并核验，可以证明申请人席晓丽的身份情况；收取了《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从而确认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情况及委托事项；收取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副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电子保单》，可以证明机动车来源及完税、缴纳强制险情况；同时对交验的机动车进行逐项查验。综上，可以认定被告收取的申请材料具有完备性，也完成了对申请材料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申请材料齐备且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予办理情形的情况下，被告作出被诉注册登记行为符合前述法律和规章的要求。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滥用职权、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是撤销行政行为的法定情形。被诉的机动车注册登记属于动产物权登记，具有对抗效力，该行政行为的撤销无论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维护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都有着潜在的影响。因此在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评判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撤销情形时更应保持审慎态度。本案的焦点在于办理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李某某是否取得原告席晓丽的授权，因此如何认定《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的效力是本案的关键。本院认为，首先车辆登记机构在对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时仅承担形式审查义务。本案中，被告收取的《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中有申请人席晓丽本人签字和具体委托事项，受托人亦出具了席晓丽本人的真实身份证，在此情况下，被告已完成了对该申请材料的形式审查职责。其次，有确凿证据证明登记所依据的材料丧失真实性是导致行政登记行为被撤销的基础。现经过司法鉴定可以确定该授权书中“席晓丽遵守……此项授权长期有效！”的内容文字与其他打印文字文字不是同一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就文字材料形成的习惯而言，文字材料内容应由同一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完成，因此被诉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授权委托书确实存在疑点。但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完全否定该材料作为行政登记行为作出基础的真实性。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及其家人与李某某之间存在朋友关系，已报废的车辆长期交由李某某使用且由李某某完成报废并更新指标，同时双方在原车的过户及新购车辆等事项上存在长期纠纷。同时原告并未否认将身份证交予李某某办理原车报废的事实，且对《办理机动车业务委托授权书》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此，尽管双方就购买新车及是否委托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一节各执一词，但仅凭委托书中两部分文字并非同一打印机同时、整体打印输出形成的结论，不足以否定该授权委托书对外的真实性即作为行政登记基础的真实性。综上，基于行政登记行为的效力和特点，在行政登记机关已经收取了完备材料并尽到了必要的形式审查义务，且席晓丽与李某某存在长期纠纷，目前无确凿相反证据否定委托书对外效力的情况下，不足以得出撤销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的结论。原告要求撤销被诉机动车注册登记行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席晓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1800元，由原告席晓丽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军巍人民陪审员  高亚立人民陪审员  黄绍波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