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28民终1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开榜，男，生于1951年4月16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庆杰，女，生于1952年1月11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系上诉人黄开榜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孝宇，湖北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吉高，男，生于1964年1月23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坝镇青岩村村民委员会，地址湖北省利川市毛坝镇青岩村1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2802092011830Y。法定代表人：沈吉华，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黄开榜因与被上诉人黄吉高、毛坝镇青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岩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2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开榜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2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证据采信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对上诉人提交的谭桂菊和黄联芳的调查笔录、郑云高出具的《情况说明》、涉案土地的位置关系图、青岩村村委会“关于黄开榜与黄吉高二家土地纠纷”的调解情况说明，一审法院以本案的案由是确认合同无效为由不予采信是错误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不能因为案由的不同而发生变化。2、仅对《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而抛开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显然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判决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人为主观的认知和判断。3、黄开榜提交的《林权证》及位置图能够充分证明案涉土地属于林地，其位置关系图能够证明11号宗地就是涉案土地，还特别以不同的标识予以标注，内容明确具体无任何争议和歧义。颁发《林权证》的过程中有工作人员的现场踏勘，有相邻权人现场指界，有卫星图、宗地标号对应，四至边界明确具体。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四至边界全部是“山林”，且没有相邻权人存在，与真实情况相悖。说明签订合同时是表面形式化，根本没有到现场确认，属于合同标的不明确情况下签订的，存在重大瑕疵，印证双方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黄吉高所持合同是青岩村委会完全按照黄吉高方的陈述和要求签订的。《林权证》颁发过程具体实施主体是利川市林业局，而黄吉高所持合同的签订主体是青岩村村委会与黄吉高，显然林业局行为的公信力和可信度更高。从各方面综合判断，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更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更能反映真正的权利归属。二、被上诉人青岩村委会由沈吉华出庭陈述，对当时签订合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只能凭自身认知本能做出口头抗辩。一审法院不能仅以村委会的口头抗辩否认上诉人的主张。三、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不能将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等同于一般的商业合同，不能仅以青岩村委会辩称的“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认定案件事实。四、一审法院不能直接以自己依职权调取的2018年5月3日土地确权时《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直接反推《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由于它们内容一致，没有实质性改变，后一次的内容就是照搬前一次的内容，上诉人所持的《林权证》不是照抄照搬而得，而是通过现场踏勘和经权利人指界及完备的程序确权颁发。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理解和适用有误，本案不能仅仅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审查。六、上诉人的《山林所有证》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被当时村干部黄开庭收回。涉案地块原为竹林，2004年黄吉高将涉案地块开垦为耕地种了茶苗，由此双方发生争议。1998年和2005年的土地延包和登记颁证过程中，上诉人曾向青岩村委会提出请求，说明情况并表明不能将自己的林地发包给黄吉高，但村委会在没有任何权属来源的情况下将该林地作为耕地发包给黄吉高。黄吉高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青岩村委会二审答辩称，上诉人认为村委会的公信力没有林业局公信力高没有依据。合同是1998年签订的，期限到2028年12月31日。合同是按照规定签订，是有效的。合同不是按照黄吉高的意见签订的，是按照规定发包的。四至边界是清楚的，在1998年指的界，界限清楚。上诉人认为林权证的效力大于承包合同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黄开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签订的《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中地块名称为“石埂子”的内容无效；2、请求判令黄吉高、青岩村委会向黄开榜返还“石埂子”这块土地，并赔偿损失2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黄吉高、青岩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开榜与黄吉高同属利川市毛坝镇青岩村五组村民。1998年10月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签订了编号为12180506号的《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2005年8月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再次签订了编号为2121805010号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青岩村委会将包括地块名称为“石埂子”（地块四至边界为：东山林、南山林、西山林、北山林）在内的7宗地块发包给黄吉高家庭生产经营，2008年8月黄开榜获得林业部门颁发的《林权证》，获得了小地名为“石埂子”（四至为：东至土坎，南直谭桂菊山林轮埂，西至沟、北至郑维国、郑维成山林双方植树通道）的山林使用权。黄开榜曾于2015年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后申请撤回了起诉，黄开榜与黄吉高因对涉案地块“石埂子”权属发生争议，导致毁损该地块上种植的茶树事件发生，双方为此于2017至2018年在利川市人民法院及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过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诉讼。现黄开榜以涉案“石埂子”地块原属于黄开榜所有的林地，黄吉高将该林地开垦为耕地种植了茶树，青岩村委会在没有任何权属来源的情况下将林地作为耕地发包给黄吉高为由起诉，提出如前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黄开榜请求确认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1998年签订的编号12180506号《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及2005年签订的编号2121805010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地块名称为“石埂子”的内容无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涉及该地块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审查青岩村委会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将地块名为“石埂子”的土地发包给黄吉高家庭生产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黄开榜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黄开榜获得了小地名同为“石埂子”林地的山林使用权、黄开榜与黄吉高就涉案“石埂子”地块土地权属存在争议，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签订了本案两份承包合同书后，有关部门已为其颁发了相关证件，且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已于2018年签订了新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于1998年签订的《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于2005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达，没有恶意串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上述合同均合法有效。黄开榜诉请确认黄吉高与青岩村委会1998年签订的《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及2005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部分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黄开榜关于返还“石埂子”地块的诉求，系黄开榜对本案涉案“石埂子”地块的土地权属存在异议，黄开榜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黄开榜关于赔偿损失2000元的诉求，因黄开榜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本案合同有效，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黄开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黄开榜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经当事人现场确认，均认可本案纠纷的产生即因上诉人黄开榜、被上诉人黄吉高对黄开榜林地东至“土坎”的界限存在争议。本案中，黄开榜虽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但双方争议实质为因四至不清而产生的土地使用权争议。并且，认定青岩村委会与黄吉高签订《利川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将涉案“石埂子”旱地发包给黄吉高是否损害了黄开榜的利益，亦应以土地使用权范围明确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因此，涉案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应先由人民政府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9）鄂2802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开榜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退还黄开榜；上诉人黄开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覃恩洲审判员  张特立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继红书记员  方天文书记员  黄绮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