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31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振林，男，1960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奥德丽建陶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西街道贾庄村。法定代表人：李宗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国，山东舜平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安如，山东舜平律师事务律师。原审被告：潘福昌，男，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原审被告：刘燕，女，197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上诉人苏振林因与被上诉人临沂奥德丽建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德丽公司）及原审被告潘福昌、刘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新区人民法院(2018)鲁1391民初1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振林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奥德丽公司向我支付货款239809元，潘福昌、刘燕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奥德丽公司与潘福昌存在租赁关系，是以兰山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为依据，但却与该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驳，恰恰一审法院在审理潘福昌经营期间的法律关系的时候，是否认其租赁关系的存在的，判决了奥德丽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相关判决书，以及其他法院的判决书，均能支持我的主张。并且，在相关刑事案件中，刘双等人的供述材料及一审法院对刘双的调查笔录也同时印证了潘福昌对外经营均以奥德丽公司名义的事实，况且，潘福昌经营期间，在高新区地税局、国税局的正常报税均仍是奥德丽公司，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潘福昌经营期间完全是以奥德丽公司的名义在经营，且其经营期间发生业务时对外出具的发票均是奥德丽公司的发票，所以，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了不论实际公司控制人是谁，但其对外经营均为奥德丽公司无异。2.一审程序违法。一审中，我先后两次向法院提出调查申请，要求调查潘福昌经营期间在地税局、国税局的税务缴纳是否是以奥德丽公司名义，对外出具发票是否仍是奥德丽公司，但一审法院明明与上述两个部门在一个楼上办公，但拒不进行调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造成本案事实不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我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改判。奥德丽公司辩称：1.我公司将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等企业财产租赁给潘福昌，合同约定的主体是临沂永吉建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吉公司），潘福昌作为永吉公司的董事签字。合同约定了租赁期限2年，后双方达成了续期合同。在此期间，潘福昌聘任其妻弟刘双为财务人员。我公司出租的是厂房、设备，而不是发包的企业经营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根据合同法规定的相对性原则，苏振林与潘福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企业财产租赁是企业将自己的厂房、机器、设备等财产交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给企业。在企业财产租赁中，承租人的目的是取得企业财产的使用、收益权，承租人以自己的名义生产经营，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所发生的债务由自己承担，出租人也只是转让企业财产的使用、收益权，而不转让企业的经营权，对承租人的债务不承担责任。故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2.苏振林知道是向潘福昌供应纸箱的，而非我公司。苏振林明知该商标所有者及使用着系潘福昌，且其亦明知潘福昌以自己的名义生产的该系列商标的瓷砖，因此根据《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十三条关于“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现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对表见代理的认定，应从是否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两个方面进行。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首先我公司的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股东仅为李宗爱和贾西平二人。潘福昌在与苏振林签署纸箱供货合同或达成协议时，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其与我公司有关的身份证件或授权文件。其次苏振林亦不存在主观上善意，其明知潘福昌为商标上的权利人，故不构成表见代理。基于以上事实，我公司与涉案的当事人分别为相互独立的主体，苏振林明知其是与潘福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苏振林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潘福昌、刘燕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未参加二审诉讼。苏振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奥德丽公司、潘福昌、刘燕支付我货款239809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奥德丽公司、潘福昌、刘燕多次向我购买纸箱，截止2015年11月16日，奥德丽公司、潘福昌、刘燕共欠我货款787974元，后奥德丽公司、潘福昌、刘燕陆续偿还我货款共计548169元，尚欠货款239809元未付，该款经我多次索要未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5日，潘福昌以永吉公司的名义与奥德丽公司签订《租赁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奥德丽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临沂高新区罗西工业园的厂房、院落及院内附属物品、设备（二、三两条生产线）租赁给潘福昌，租赁期限为两年，自2013年2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日止，租赁费每年肆佰万元。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约定。该合同落款处出租方签字是贾西平，承租人签字为潘福昌，均未加盖上述公司公章。合同签订后，潘福昌进驻奥德丽公司，并聘用刘双为财务人员，进行生产经营。2013年12月18日，贾西平与潘福昌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在2012年11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基础上，延长两年租赁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止，此合同约定的租赁费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变，并由贾西平和潘福昌签字确认。2017年8月，潘福昌因经营不善停产。刘燕系被告潘福昌之妻，刘双系潘福昌之妻弟，系潘福昌雇佣的财务人员。潘福昌在租赁经营期间多次购买苏振林的纸箱，2015年11月16日，刘双向苏振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华伟纸箱款787974元，大写：柒拾捌万柒仟玖佰柒拾肆元整，落款处载明奥德丽刘双，2015.11.16”，并加盖“奥德丽公司财务专用章”。后潘福昌支付货款195498元，剩余货款592476元未付，并于2017年6月28日出具金额为592476元的欠款条一张，载明：“今欠到人民币（大写）伍拾玖万贰仟肆佰柒拾陆元正，592476元，欠款事由为纸箱款，欠款方经办人为刘双，单位或住址标注为奥德丽”。后潘福昌支付货款352671元，尚欠苏振林货款239805元未付，该款经苏振林多次索要未果。2018年1月29日，苏振林申请对2015年11月16日欠条中加盖的“奥德丽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假进行鉴定，2018年5月14日，经双方当事人选定，一审法院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2015年11月16日欠条中需检“奥德丽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一审法院另认定，2017年9月5日，刘双在临沂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表明，“2015年11月16日制作的一张内容为：今欠华伟纸箱款787974元，大写：柒拾捌万柒仟玖佰柒拾肆元整”的欠条是潘福昌租用奥德丽公司经营期间，公司购买了华伟纸箱厂的纸箱，欠纸箱款787974元，刘双作为财务人员给纸箱厂老板苏振林写的欠条，并且加盖了假的奥德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潘福昌还欠苏振林大约一二十余万元。四、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分析本院二审期间，奥德丽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苏振林为潘福昌生产的纸箱及纸箱库存照片一组以及（2017）鲁1391民初1010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苏振林自2011年至2017年一直是潘福昌生产商标名为“佳驿”“陶万家”等产品的纸箱供应商，苏振林生产的纸箱及所载潘福昌生产的货物，已被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391民初1010号民事裁定查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苏振林与潘福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2.潘福昌向国家商标局注册局个人申请注册的的“陶万家”、“佳驿”、“瓷秀印象”、“宝艺轩”、“福玉阁”、“蓝创”、“微信”、“欧帝诗”、“绿草原”、“青草原”商标登记证书一份，用以证明潘福昌以其个人名义向国家商标局注册“陶万家”、“佳驿”、“瓷秀印象”、“宝艺轩”、“福玉阁”、“蓝创”、“微信”、“欧帝诗”、“绿草原”、“青草原”商标。根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通过该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苏振林明知该商标所有者及使用者系潘福昌，且其亦明知潘福昌以自己的名义生产的该系列商标的瓷砖，因此，根据《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十三条关于“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现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对表见代理的认定，应从是否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两个方面进行。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首先，奥德丽公司的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股东仅为李宗爱和贾西平二人。潘福昌在与苏振林签署纸箱供货合同或达成协议时，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其与奥德丽公司有关的身份证件或授权文件。其次苏振林亦不存在主观上善意，其明知潘福昌为商标上的权利人，故不构成表见代理。3.潘福昌签字的广东佛山惠陶陶瓷有限公司销售单据一份及广东佛山惠陶陶瓷有限公司、广东佛山唐御传奇陶瓷有限公司、广东佛山宝艺轩陶瓷有限公司、广东佛山福玉阁陶瓷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实：上述三公司系潘福昌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亦存在以上述广东佛山惠陶陶瓷有限公司等对外进行销售产品。结合证据一、二，苏振林知道供应纸箱的主体是潘福昌，而非奥德丽公司。证据4.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1302民初14059号民事判决书及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391民初1010号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奥德丽公司与潘福昌的法律关系仅仅为财产租赁，奥德丽公司从来也没有授权或委托潘福昌进行企业经营。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391民初1010号判决书业已生效，该判决已经查实上述事实。基于奥德丽公司与潘福昌之间为企业财产租赁合同，企业财产租赁是企业将自己的厂房、机器、设备等财产交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给企业。在企业财产租赁中，承租人的目的是取得企业财产的使用、收益权，承租人以自己的名义生产经营，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所发生的债务由自己承担，出租人也只是转让企业财产的使用、收益权，而不转让企业的经营权，对承租人的债务不承担责任。故本案的债权债务的产生均在潘福昌经营期间，为此奥德丽公司不应承担责任。5.永吉公司记账凭证一份、永吉公司工资表及案外人牛金龙送货单据及（2018）鲁13民终475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391民初1015号判决书一份，结合证据4，用以证明潘福昌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永吉公司发放工资、购买原材料，其中拥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是“奥德丽生产线”，另一条是“高都生产线”，苏振林在原审提交的权利凭证中的“奥德丽”，仅仅指的是潘福昌承租的奥德丽公司的生产线。6.从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侦办刘双伪造企事业单位公章一案调取的苏振林签字的广东佛山惠陶陶瓷有限公司销货联单六份，用以证明：（1）在2015年7月15日，潘福昌“以物抵债”，将生产的地板砖抵给苏振林，抵顶纸箱款，潘福昌在广东佛山惠陶陶瓷有限公司销货联单签字并备注“扣华伟纸箱款”（华伟纸箱厂即苏振林）。广东佛山惠陶陶瓷有限公司记账凭证附联2016年7月11日销货联单有潘福昌和苏振林双方签字。苏振林想以“物抵债”，必须得到潘福昌的同意，即签字确认。也就说明了苏振林一直在与潘福昌进行交易；（2）广东佛山惠陶陶瓷有限公司记账凭证附联2016年9月17日、10月20日、11月9日、11月18日、11月19日、11月20日、2017年9月17日多批次以物抵债。通过上述销货联单可以明显看出其双方长达十年的供货，在潘福昌拖欠了货款时，双方签字确认以物抵债，苏振林为什么不向奥德丽公司申请以物抵债？苏振林明知潘福昌的身份是租赁奥德丽公司的厂房，对外并不以奥德丽公司的名义经营，所发生的债务亦由潘福昌承担。故本案不存在表现代理。7.从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侦办刘双伪造企事业单位公章一案调取的苏振林签字银行承兑汇票一宗，用以证明：（1）该权利凭证系潘福昌留存，苏振林签字确认，证实了苏振林与潘福昌相互借用银行承兑汇票，财务往来密切。上述款项与原审中苏振林向法庭陈述的已收取的货款不符。奥德丽公司有充分的理由确信苏振林与潘福昌的妻弟刘双存在利益，为什么在潘福昌卷款出逃后，刘双伪造奥德丽公司公章，且仅仅对包括苏振林在内的三人出具加盖的“奥德丽公司财务章”，通过该证据也显示苏振林与潘福昌存在220.1万元的银行承兑，也抵账了部分地板砖，所谓的“结算款”是怎么来的？针对于上述不正常的事实，奥德丽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苏振林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苏振林对奥德丽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主张潘福昌代表奥德丽公司。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苏振林对奥德丽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奥德丽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潘福昌系“佳驿”、“陶万家”、“福玉阁”、“宝艺轩”、“唐御传奇”等注册商标的申请人和使用人，苏振林为潘福昌生产的包装瓷砖的纸箱印有“佳驿陶瓷”、“福玉阁”、“佛山唐御传奇陶瓷有限公司”等标识。潘福昌的瓷砖生产线有“永吉公司高都生产线”和“永吉建陶奥德丽生产线”，苏振林将其纸箱交付给“永吉建陶奥德丽生产线”后，由潘福昌的妻弟即永吉公司的后勤人员刘双签收。潘福昌曾将其生产的“福玉阁”、“宝艺轩”、“唐御传奇”等瓷砖抵顶拖欠苏振林的纸箱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苏振林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潘福昌与奥德丽公司签订《租赁经营合同》后，奥德丽公司未在罗西工业园的场地内继续进行生产经营，而是由潘福昌负责以“永吉公司奥德丽生产线”、“永吉建陶奥德丽生产线”等名义进行生产经营。苏振林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过磅单加盖的印章为“永吉建陶奥德丽生产线地磅专用章”，其在一审提交的《账户明细查询》证实其收到的纸箱款系从刘双的个人账户转付给苏振林之妻蔡明霞的个人账户，苏振林持有的日期在先的2015年11月16日的欠条加盖的财务印章没有印章编号，经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鉴定，该印文与临沂印章制作管理中心制作的印章的印文不一致，因此2015年11月16日的欠条不能证实本案货款系奥德丽公司所欠。苏振林持有的日期在后的2017年6月28日的欠条没有单位印章，仅在“债务方经办人”后有刘双的签名以及在“欠款单位或个人章”后有刘燕的签名，亦不能证实奥德丽公司系债务人。根据上述证据和事实能够认定与苏振林发生买卖纸箱业务及使用纸箱的不是奥德丽公司，而是潘福昌。苏振林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销售方为奥德丽公司的《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中记载的收款人、复核人刘双以及开票人付玉国均不是奥德丽公司的员工，且该发票记载的购买方并非苏振林，不能以此证实奥德丽公司系本案买卖纸箱合同的当事人，故本院对苏振林请求奥德丽公司支付本案购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苏振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97元，由上诉人苏振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