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03民初972号 原告田文斌，男，汉族，生于1962年1月12日，住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代理人岳建民，四川明炬（南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充市高坪区江东新区江东中路七段516号。 法定代表人钟兰，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冯杰，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庆忠，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钟兰，男，汉族，生于1963年4月9日，住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成都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椦子树村7组。 法定代表人钟兰，执行董事。 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海玲，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文斌与被告四川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品信公司”）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钟兰和成都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品信公司”）为第三人，通知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本院副院长、审判员冯学龙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云树、吴果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凤担任法庭记录，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文斌的委托代理人岳建民，被告四川品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杰和徐庆忠，第三人钟兰和成都品信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海玲，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文斌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120万元及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5年6月9日开始算至付清时止，2019年3月1日已产生利息为268471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4年7月，原告担任被告的管理人员，2010年7月6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钟兰向原告出具说明一份，鉴于原告对公司发展的贡献，承诺向原告支付150万元的奖励。被告仅向原告支付30万元，尚有120万元未支付。2017年1月17日，原告以劳动纠纷为由向高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高坪区人民法院认为该奖励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未支持原告诉请，后原告上诉至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26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该奖励需另案处理。2019年1月14日，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原告至高坪区人民法院，原告以该奖励基于同一事实为由提起反诉，高坪区人民法院2019年2月11日作出不予以受理的裁定并告知原告另行起诉。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2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多次要求其支付，被告拒不支付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公正审理。 被告四川品信公司未向本院提出书面答辩，其在庭审中辩称：“原告的陈述不是事实，被告从未对原告承诺过给予任何奖励，自然也不存在支付了原告部分奖励的说法，原告提起本次诉讼是因为其在本院受理的另外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为抗辩其应当承担的还款责任提起反诉要求我司承担120万元，杜撰30万元是70万元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奖励150万元中的一部分，该反诉被驳回后方提起本案诉讼，在277号案中，田文斌作为原告要我司给150万元奖励，在一审二审中一直否认收到过和150万元有关的奖励，现在又说收到30万元，其虚构事实，滥用职权，请求驳回其诉请。钟兰无权为公司股东设立义务，对150万元的特此说明应由原告举证证明钟兰得到了股东授权，否则对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三人钟兰未向本院提出书面答辩，其在庭审中辩称：“2010年7月，其作为四川品信法人，私自写了说明，自以为会和股东之间沟通好，但是股东在事前未沟通和事后不同意，因为股东认为钟兰和原告是亲戚关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拿股东和公司利益给其亲戚利益，公司肯定不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损害公司集体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此该说明没有实际履行。不认可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所有文件公司都必须认可”。 第三人成都品信公司未向本院提出书面答辩，其在庭审中辩称：“我司不清楚也没有授权钟兰向原告出具说明，（2017）川1303民初277号案件已经查明原告是四川品信的员工，我公司没有给予其任何奖励的义务，我公司现在是四川品信的一人股东，钟兰出具说明的时候我公司不是股东，当时的股东构成是：陈实出资150万元，占股30％，刘四维出资150万元，占股30％，钟兰出资200万元，占股40％，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和章程，我公司当时是股东也不会同意原告此种损害公司的行为”。 经审理查明：四川品信公司于2004年7月20日注册成立，住所地为南充市高坪区，法定代表人为钟兰。因钟兰与田文斌系亲戚关系，钟兰遂安排田文斌入职四川品信公司，负责行政工作，其工作地点为南充，田文斌未与四川品信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田文斌从2005年5月开始以个体身份在南充缴纳社保。在2009年1月至2013年9月期间，四川品信公司为田文斌缴纳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10年7月6日，四川品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兰向田文斌以书面方式出具“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鉴于四川品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田文斌在公司的筹备、初创及发展阶段对公司作出的贡献，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1）奖励现金伍拾万元人民币；（2）另壹佰万元人民币作为公司成立集团公司后，作为集团公司入股（注:其入股方式、时间另定）。特此说明。四川品信公司法人代表：钟兰。2010年7月6日”。对该说明书载明的奖励内容，田文斌未向本院举证证明该奖励是否属于劳动合同已约定明确的范畴或属于四川品信公司以公司规章制度已予明确的范畴。 四川品信公司在2004年7月成立后，钟兰和刘四维各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2010年2月23日，四川品信公司就公司股权转让问题召开了2010年第一次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一）、同意钟兰将其持有的公司50％股权中的10％以货币方式（人民币）按1：1的比例合计人民币50万元转让给陈实，股东刘四维自愿放弃优先受让权；（二）、同意刘四维将其持有的公司50％股权中的20％以货币方式（人民币）按1：1的比例合计人民币100万元转让给陈实，股东钟兰自愿放弃优先受让权”。钟兰、刘四维、陈实共同在股权转让决议书的全体股东签名处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次日，四川品信公司形成了第二次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书载明：“（一）、根据公司2010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公司股权转让后各股东实缴出资及持股比例为：钟兰实缴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的股权，刘四维实缴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0％的股权，陈实实缴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0％的股权；（二）、同意组建公司新一届股东会。新一届股东会由钟兰、刘四维、陈实三个股东组成；（三）、选举钟兰为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陈实为监事；（四）、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五）、同意委托田文斌为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代理人”。钟兰、刘四维、陈实共同在该决议书的全体股东签名处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时间为2010年2月24日。2010年2月25日，田文斌在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的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按照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钟兰、刘四维、陈实三人，同时将修改后的经三人股东会共同认可的四川品信公司章程提交给工商登记管理机关进行了登记备案。 2010年2月25日修改后的四川品信公司章程载明：“第五条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为公司全体股东认缴出资总额。实际出资额500万元，其中货币500万元，实物作价0万元。认缴出资差额0万元；第八条公司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开展经营活动。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第十二条股东的权利…四、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十五条公司设股东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以下职权…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临事，决定执行董事、临事报酬。三、审议批准公司执行董事、临事的报告。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九、聘用或解聘公司经理、财务负责人，并决定其报酬。十、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股东较少不设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股东选举产生或者由出资最大的股东担任；第二十条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一、执行股东会决议。四、拟定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六、提议聘用或解聘公司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第二十一条执行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二十七条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所余税后利润，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三十条公司按照《劳动法》及其他法规规定，自主决定用工制度，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在国家规定许可范围内自主决定职工劳动报酬和分配制度等”。钟兰、刘四维、陈实共同在该公司章程尾页的出资人(股东)签名(按手印)处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时间为2010年2月25日。 2010年12月24日，四川品信公司就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召开了第七次股东会，并形成了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书载明：“一致同意钟兰将所持公司股份200万元、刘四维150万元、陈实150万元分别以现金的形式转让给成都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双方依法签订转股协议”。钟兰、刘四维、陈实共同在该决议书尾页的全体股东签名(按手印)处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时间为2010年12月24日。同日，三股东分别与成都品信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转让协议提交给工商登记管理机关进行了登记备案。三股东遂不再具有四川品信公司的股东资格和相应股权。 同日，四川品信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并形成了决议，该决议书载明：“开会地点：本公司办公室；参会人员：钟兰、刘四维、陈实；列席人员：杨彦、田文斌、胡建川；会议内容：经全体董事充分讨论，会议作出如下决议：1、一致同意将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2、一致同意钟兰辞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的申请，并免去四川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3、根据成都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派，一致同意钟兰同志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4、一致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并报四川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审批。5、一致同意委托岳瀚同志为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代理人”。钟兰、刘四维、陈实共同在该决议书尾页的全体董事签名(按手印)处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时间为2010年12月24日。 同日，四川品信公司召开了第一次监事会，并形成了决议，该决议书载明：“开会地点：本公司办公室；参会人员：田文斌、杨彦、胡建川、岳瀚；会议内容：选举监事会成员。经全体监事充分讨论，会议作出如下决议：1、根据成都品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派，一致同意田文斌同志为公司监事会主席；杨彦、胡建川任监事会成员。2、各监事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能，确保公司健康发展”。田文斌、杨彦、胡建川共同在该决议书尾页的全体监事签名(盖章)处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时间为2010年12月24日。 成都品信公司于2007年8月13日成立，钟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系公司监事。成都品信公司现持有四川品信公司100％的股份。2014年5月5日，四川品信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品信集团公司”）成立，钟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系公司监事。品信集团公司现持有成都品信公司100％的股份。品信集团公司的股东为南充自信贸易有限公司和王利，其中南充自信贸易有限公司持有99.80％的股份，王利持有0.02％的股份。南充自信贸易有限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其法定代表人为钟兰，同时钟兰又是该公司的个人独资股东，持有公司100％的股份。钟兰和王利系夫妻关系。 品信集团公司成立后，田文斌根据钟兰安排，又加入至品信集团公司开展工作，并开始在品信集团公司领取工资，2015年1月至2015年11月计11个月，品信集团公司共向田文斌发放工资180843.97元，每月平均工资约为16440.36元。至2015年6月，田文斌与钟兰产生了分歧，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自2015年12月起，四川品信公司、品信集团公司再未向田文斌发放工资。为此，田文斌遂以劳动争议为由，于2017年1月向本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四川品信公司、品信集团公司向其支付奖金150万元等。案件审理中，本院对四川品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兰向田文斌出具的书面说明进行了询问；钟兰在2017年8月18日的本院询问笔录中称：“奖励50万元是一辆车和现金共同组成的，已经补偿给田文斌了”，但田文斌对此矢口否认；四川品信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向田文斌支付奖金50万元；查明田文斌也不是品信集团公司的股东。案件审理后，本院遂以150万元奖金不属于劳动争议审理范畴为由，驳回了田文斌的该项诉讼请求。田文斌不服提起了上诉，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进行审理后认为：田文斌主张的奖励分为现金和集团公司股份两部分。股权纠纷与案件讼争的劳动争议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处理。由于田文斌所受奖励（包括现金和入股）系一个整体，不宜分开处理，因此田文斌诉请的兑现奖励的主张，本案不予处理。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后，田文斌就奖励兑现问题再次向本院提起了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四川品信公司向其支付余欠的奖金120万元及利息。 庭审中，就原告自认被告已向其给付150万元奖励的30万元奖金问题，原告陈述称：“30万元奖金是转账给付的，已有9年时间了，时间节点记不清楚了”；被告四川品信公司陈述称：“我司没有给过，也不应当给，原告为了达到对其有利的诉讼目的而编造”；第三人钟兰陈述称：“2010年3月给了田文斌31.20万元，是现金，加上后面的一个车就凑成50万元，钟兰只是想拼凑在一起认为给了，就把这个事情了了，不是认可按说明给付”。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主体身份信息、本院（2017）川1303民初27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3民终1204号民事判决书、上述审理查明部分已载明的证据和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和第三人争议的核心焦点问题为钟兰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东、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原告明确宣示的150万元奖励是否属于被告四川品信公司的企业法人行为和公司股东的共同行为。只有在确定了该焦点问题后，才能就原、被告和第三人争议的其他焦点问题作出评判，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对此，本院认为，对三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必须从150万元奖励的法律关系性质、企业正常经营习惯(即法学界所称的习惯法）、钟兰真实意思表示的溯及效力等方面进行探究，从而作出判断和认定。 从钟兰向原告出具奖励说明的时间上看，2010年7月6日钟兰已不是四川品信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钟兰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作出的公司法人意思表示，除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的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独立行使的职权外，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使的其他职权，必须经过公司股东会的单独授权或事后追认，否则对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且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使的违法职权行为自始无效，对公司也不发生法律约束力。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精神和意图是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对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行为的约束就比较严格，公司更多承担的是解决社会就业和向职工给付合理合法劳动报酬、依法向国家缴纳税收、对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负责等社会责任，后再是对出资股东利益的保护，在公司盈利后以提取公积金后的公司红利回报股东，由股东分配。因此，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除公司法的普遍明确宣示外，还规定单个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具体明确的公司章程和股权结构等必须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备案，供与公司存在关联利益的主体查询，确保关联利益交易者的交易安全和内心善意确信及稳定预期，实现交易的快捷和便利，以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经营主体的财富增长。公司提交的备案章程等就是单个公司向社会公众发出的要约邀请和能力（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等资信情况宣示（如法定代表人的具体权限），因此与公司发生交易的利益关联者有义务注意交易办理人的具体职权，否则对超越职权或授权、与其发生交易产生的不利后果，不能产生合法有效的善意抗辩。 从有限责任公司的微观法律运作模式和经营习惯（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来看，股东出资成立公司后，开始聘请员工并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属于企业法人经营的成本范畴，普遍存在行业适用的一般标准，否则企业将无法实现正常盈利，面临破产或亏损导致的提前解散（指劳动报酬过高）及无法经营面临关门（劳动报酬过低招不到员工）；员工到位、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后，企业存在为激发员工动力、活力和潜力、进行联产承包、与员工生产销售数量和质量及金额挂钩、工资保底（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后按比例提成进行奖励的劳动报酬给付模式，该模式下给付的奖金属劳动合同约定或公司以规章制定规定已予明确的范畴，作为企业相对方的员工存在稳定和明确的预期，员工为此愿意付出超额劳动力和智力予以取得，因此该部分奖励属于对劳动多余付出的补偿，仍属劳动报酬的范畴，属于企业的成本支出范畴；企业在年度财务单位（一般是6个月或12个月）决算后，对企业赚取的利润，股东一般会以机遇和发展共享的理念提留一部分，以“模糊奖”、“红包奖”等不公开方式向员工发放，余下部分归股东分配。 对该类“模糊奖”、“红包奖”奖金的法律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该部分奖金来源于企业法人的税后和公积金提取后的公司经营红利范畴，属出资股东共同所有的财产，在分配后所分得部分的红利属单个股东个人独立所有的财产。因此，股东经共同商议拿出未分配前的红利发放的奖金或单个股东拿出已分配到手的红利发放的奖金，依法属于股东将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自由处分自愿赠与他人的法律关系范畴，属单务合同的范畴，不存在与接受赠与(奖金）者的讨价还价的磋商问题，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合法有效。 通过上述对一般企业正常经营习惯和法律规定模式的详细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150万元奖励应当属于公司股东将公司盈利后应当全部分配给股东的红利部分赠与公司员工的公司股东共同行为范畴，通过田文斌在2015年在钟兰控制的品信集团公司领取的月平均工资为16000余元的事实来看，2010年要奖励田文斌150万元奖金，在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和公司规章制度先予明确的情况下，依法只能认定钟兰明示的150万元巨额奖金属于公司红利赠与范畴，金额如此巨大已经能够排除该项奖励属于四川品信公司应向田文斌支付的劳动性奖励报酬和公司经营成本范畴。 退一步讲，假如150万元属于劳动性奖励报酬，田文斌属于高于公司财务负责人位阶的公司高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其劳动性奖励报酬也必须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定且必须合法，才能转化为公司法人的有效意思表示，对公司发生法律约束力。至庭审结束时止，原告皆未举证证明钟兰明示的奖励已得到了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田文斌作为公司高管，直接完成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和担任了公司自然人股东退出后的公司监事会主席，对四川品信公司的股东构成情况和变化情况及公司章程规定是完全知晓的，在2010年12月四川品信公司发生股权变动时，也未向退出股东刘四维和陈实进行权利确认并主张权利，对150万元巨额奖励保持沉默，应当视为原告对该奖励的不能确信而未予主张。 因150万元奖励属公司红利赠与范畴，钟兰以书面形式单方面向原告出具的巨额奖励说明如果兑现，必然损害实际权利人刘四维和陈实的合法权益，必然与之发生冲突，除非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或认可。田文斌在拿到奖励说明书后未持异议，与公司股东之一的钟兰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但与说明中应当溯及的共同义务承担人刘四维和陈实未形成与该意思表示内容相同的书面合同，因此其与钟兰形成的共同意思表示仍属单方面的越权意思表示，对四川品信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而言，以给付奖金形式将股东共同所有的公司红利特别赠与田文斌一人的赠与合同未能成立，对公司和股东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钟兰作为公司股东以书面说明形式向原告承诺奖励原告150万元，从说明书反映的内容来看，给付义务主体应当是四川品信公司，应当排除钟兰个人和其他两位股东为给付义务人。 综上所述，通过对案涉公司法律规定及四川品信公司的具体章程规定、公司正常经营习惯、公司正常经营的成本和利润类别、钟兰单方面行为的溯及效力和宣示的义务给付主体及奖励兑现的资金来源渠道等的详尽分析，本院认为，原告以四川品信公司为奖励兑现的给付义务主体，要求其承担120万元奖金等的给付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自认的被告已向其支付了奖金30万元，本院不予采信；对钟兰陈述的“已向原告给付了31.20万元现金和一辆车、作为对原告50万元奖金事项的了结和对原告的补偿”，该陈述述及的给付问题，与本案诉请没有关联，本院不作评判。 综上，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及第二款、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文斌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016元，由原告田文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学龙 人民陪审员  刘云树 人民陪审员  吴 果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