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12行初25号原告武汉利通船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朱飞，湖北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凡，湖北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胡建坤，局长。委托代理人高敏，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余传泉，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亚玲。委托代理人何林志，湖北印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利通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通公司）不服被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西湖区人社局）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39号认定工伤决定一案，于2019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13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李亚玲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利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凡，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的分管负责人叶志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高敏、余传泉，第三人李亚玲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林志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39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0年5月14日，刘贵云经邻居伊某介绍，到利通公司使用的“利通浦3号”船上当炊事员，工作和休息均在船上，该船当时停泊于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万磊兴船厂长江边上。2010年5月17日，伊某要到“利通浦3号”船上送配件，李亚玲便托其将刘贵云的身份证、咳嗽药和衣服带到船上。当日，伊某在船上与该船的六名船员一起用刘贵云做的晚饭。用餐期间，业务经理周本力给刘贵云650元现金，吩咐其第二天早上购买一些蔬菜和食品，以备船到连云港××路上食用。2010年5月18日上午，伊某接到利通公司船员的电话，被告知从早上至中午十二时船快起航了也未看见刘贵云，大家都认为刘贵云上岸买东西未回，请伊某与刘贵云联系。伊某随后打电话给李亚玲，问刘贵云与她联系没有，在得知没有联系后，伊某打电话给船上的人，让其上岸寻找，但一直未能找到。第二天早上，伊某打电话要利通公司报警。当时业务经理周本力便向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武湖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接警后，告知家属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一起查找此人。2010年5月29日，周本力在《楚天都市报》上刊登刘贵云的寻人启事，但一直无刘贵云的下落。2014年5月26日，李亚玲向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刘贵云死亡。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4）鄂西塞特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宣告刘贵云死亡。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认为刘贵云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原告利通公司诉称，一、刘贵云因失踪被宣告死亡，其死亡并非是因事故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不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3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系依据该条对刘贵云之死亡认定为工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李亚玲申请工伤认定超过申请期限。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的法律性质既不是除斥期间，也不是诉讼时效，而是一种时限。从诉讼时效的法律性质看，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但实体权利本身以及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均不消灭。而超过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限，丧失的是获得工伤赔偿的实体权利。法律未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可以中止、中断，因此其不具有诉讼时效的性质。二除斥期间的适用对象一般为形成权。受伤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发生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法律效果，仅是依《工伤保险条例》行使请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为其进行工伤认定的权利。因此工伤认定申请权的性质不是形成权，而是一种请求权，不适用除斥期间制度。综上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限为一年，该时限可以扣除申请人因申请仲裁、提起诉讼而被耽误的时间，但申请时限并非中止、中断，因此被耽误事项结束后，该申请时限不是重新计算一年，而是扣除被耽误的期间后继续计算剩余时限。李亚玲的丈夫刘贵云于2015年6月25日经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宣告死亡。李亚玲于2015年6月30日收到该宣告死亡的判决。李亚玲于2016年5月13日始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无劳动关系证明，被告于5月23日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决定。后李亚玲申请劳动仲裁，2016年8月12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刘贵云与利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1月5日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9月1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改判为刘贵云与利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李亚玲于2017年11月14日向被告递交工伤认定申请。从2015年6月30日收到宣告死亡的判决至2016年5月13日初次申请工伤认定，李亚玲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限剩余47天就满一年，而扣除其因确认劳动关系提起诉讼所耽误的时间后，从2017年9月15日中院终审判决确认劳动关系之日到2017年11月14日递交工伤认申请之日则经过了60天的时间。显然，李亚玲于2017年11月14日递交工伤认定申请时已经超过了其剩余47天时限，故李亚玲的申请已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请求撤销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3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利通公司提供的证据、依据：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公告，证明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为独立的行政行为，原告有权提起诉讼。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辩称：一、原告利通公司的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行政判决书所羁束。原告利通公司提起工伤行政确认之诉，其诉讼标的为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39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我局于2017年11月14日受理了李亚玲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8）第1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李亚玲不服，遂起诉至贵院。贵院作出的（2018）鄂0112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了李亚玲申请工伤认定时，未超过申请期限，因利通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向我局提供证据证明刘贵云的失踪系非工伤原因导致的，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我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判决撤销我局作出的东人社工伤认（2018）第1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一审判决不是要求我局在规定时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可能出现多种结果：不予受理，认定工伤或者不予认定工伤等，一审判决非常明确要求我局在规定时限内作出的是“工伤认定决定”。利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8）鄂01行终7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我局在上述判决生效后，于2018年12月28日再次向利通公司送达《举证告知书》，利通公司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在原有证据基础上，我局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利通公司不服，提起诉讼。两次诉讼，虽然针对的标的是两个结论完全相反的决定书，但其诉讼标的都是同一的，即我局对刘贵云所受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的行政认定行为。而该诉讼标的，已经为前述生效判决所羁束，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同时依据该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二、如果贵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关于可以驳回起诉的适用条件，而要继续审理本案，我们认为也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利通公司诉请要求撤销我局的认定工伤决定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其员工刘贵云并非因事故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我局适用法律错误；二是本案第三人李亚玲超过申请期限。我局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前，曾再次向利通公司送达《举证告知书》，利通公司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就原告利通公司的诉称理由，前述生效判决中在裁判理由部分均作了详尽的释法说理。一审判决中关于刘贵云的失踪是否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刘贵云作为船上的炊事员，其工作和休息均在船上，不管刘贵云是在船上还是上岸买菜失踪，均属因工作外出期间失踪……利通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向东西湖区人社局提供证据证明刘贵云的失踪系非工伤原因导致的，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李亚玲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申请期限的问题。“2015年6月25日，刘贵云被法院判决宣告死亡，该日期为刘贵云的死亡日期……刘贵云的直系亲属可以在2016年6月25日前申请工伤认定……李亚玲已于2016年5月13日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李亚玲就刘贵云与利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过仲裁、提起所民事诉讼，其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故本案未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利通公司基于和本次起诉相同的诉称理由，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围绕其上诉理由，强化了释法说理，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利通公司的这次诉讼的诉称理由，和其在原来一审的答辩理由、二审的上诉理由都是一致的，案件的证据材料都是相同的，其诉讼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利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和生效的判决的结果是相悖的，不应得到支持，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利通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依据：1、立案审批登记表，2、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工伤认定程序的申请；3、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局受理时间2017年11月20日；4、第三人户口本、结婚证及身份证，证明第三人主体合法；5、第三人的委托手续，证明委托手续合法；6、企业信息，证明原告的企业信息，因该公司住所地在东西湖，我局有管辖权；7、营业执照及委托手续，证明企业信息及委托人情况；8、东劳人仲裁字（2016）第601号仲裁裁决书，证明经劳动仲裁，确认刘贵云和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9、（2016）鄂0112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一审判决刘贵云和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0、（2017）鄂01民终493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二审改判刘贵云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11、（2014）鄂西塞特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判决宣告刘贵云死亡；12、黄陂区公安分局武湖派出所证明，证明原告业务经理周本力就刘贵云于2010年5月17日晚在武湖农场万磊兴船厂内失踪报警；13、伊某关于刘贵云失踪的证明材料，证明刘贵云经伊某介绍到原告处工作及失踪、报警的经过；14、楚天都市报2010年5月29日寻人启事，证明寻人启事内容为刘贵云于2010年5月17日出走至今未归；15、举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局向原告送达举证告知书，告知了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6、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证明原告不认可刘贵云属于工亡进行了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17、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证明第三人陈述刘贵云到原告处工作及失踪经过，对于失踪时间、失踪原因不清楚；18、对证人伊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刘贵云经伊某介绍到第三人的船上工作，于2010年5月17日失踪以及寻找和报警的经过，证人对于刘贵云失踪的准确时间、地点、原因不清楚；19、对原告代理人朱飞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认为刘贵云失踪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20、对第三人代理律师的询问笔录，证明第三人代理律师强调刘贵云系在工作场所船上失踪；21、工伤认定报批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我局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双方当事人；22、（2018）鄂0112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一审判决我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23、（2018）鄂01行终72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内容；24、举证告知书及回证，证明我局依法告知原告举证责任；25、原告代理人询问笔录，证明原告代理人陈述其与原告没有委托关系；26、工伤认定案件报批表，证明我局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27、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我局依据调查情况重新作出工伤认定；28、对第三人的送达回证，证明依法对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29、东山社保所证明及图片，证明我局依据原告注册地及办公地查找，均无法联系原告；30、2019年1月25日湖北日报，证明我局依法公告送达给原告工伤认定书。第三人述称，一、因原告起诉的行政行为已经受到生效判决的羁束，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没有超过申请期限；三、第三人维权经过了近10年漫长的时间，启动法律程序已经有11次，今后还有诸多程序需要走，原告利用诉讼拖延时间，浪费了司法资源，建议法庭对原告予以训诫。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合理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未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4、5、6、7、8、9、10、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没有异议；对证据1的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申请工伤应当是在事故发生的一年内，被告超过一年期限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不合法；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的申请已经超过了申请期限；对证据11的关联性有异议，刘贵云的死亡是宣告死亡，属于法律的推定，不是客观事实上的死亡；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民事案件中法官调取时没有原件，这之后出现这个证明，属于子虚乌有；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伊某的说法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但是并不能导致被告应当做出与原行政行为不一致的结论，该判决只是指出原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刘贵云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1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刘贵云是工亡；对证据1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刘贵云的失踪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对证据2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决定经诉讼已经撤销；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工伤认定行为，已经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原告没有诉权。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定书依据正当程序作出，合法有效。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4、5、6、7、8、10、14、15、17、18、20、22、23、24、25、26、27、28、29、30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2是工伤认定申请受理、立案审批表和工伤认定申请表，这是启动工伤认定程序的必要材料，本院予以采信；证据9是劳动关系确认程序中的一审判决，本院仅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采信；证据11为宣告刘贵云死亡的法律文书，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2、13的内容已被生效判决所吸收，本院无需重复采信；证据16是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材料，因与生效判决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9是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对原告代理人的询问笔录，本院作为认定案件过程的证据采信；证据21是已被撤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送达回证等，本院作为认定案件过程的证据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李亚玲的丈夫刘贵云原系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房管所（现湖北省黄石市公租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于2010年5月内退下岗在家，其住所地为黄石市西塞山区临江临江街231付70号。2010年5月14日，刘贵云经邻居伊某介绍，到原告利通公司使用的“利通浦3号”船上当了一名炊事员，工作和休息均在船上，该船当时停泊于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万磊兴船厂长江边上。2010年5月17日，伊某要到“利通浦3号”船上送配件，第三人李亚玲便托其将刘贵云的身份证、咳嗽药和衣服带到船上。当日，伊某在船上与该船的六名船员一起用刘贵云做的晚餐。用餐期间，业务经理周本力给刘贵云650元现金，吩咐其第二天早上购买一些蔬菜和食品，以备船到连云港××路上食用。2010年5月18日上午，伊某接到原告利通公司船员的电话，被告知从早上至中午十二时船快起航了也未看见刘贵云，大家都认为刘贵云上岸买菜未回，请伊某与刘贵云联系。伊某随后打电话给第三人李亚玲，问刘贵云与她联系没有，在得知没有联系后，伊某打电话给船上的人，让其上岸寻找，但一直未能找到。第二天早上，伊某打电话要原告利通公司报警。当日业务经理周本力便向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武湖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接警后，告知家属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一起查找此人。2010年5月29日，周本力在《楚天都市报》上刊登刘贵云的寻人启事，但一直无刘贵云的下落。2014年5月26日，第三人李亚玲向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宣告刘贵云死亡。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4]鄂西塞特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宣告刘贵云死亡。2016年5月13日，第三人李亚玲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因其无法提交刘贵云与原告利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于同月23日作出了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决定。随后，第三人李亚玲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2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东劳人仲字[2016]第601号仲裁裁决，确认刘贵云与原告利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原告利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1月5日，本院作出（2016）鄂0112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确认刘贵云与原告利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李亚玲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9月15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民终49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本院作出的（2016）鄂0112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刘贵云与原告利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11月14日，第三人李亚玲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请求确认刘贵云被宣告死亡为工亡。同时提交了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以及其他材料。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经审查，于2017年11月20日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12月5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向原告利通公司送达了《举证告知书》，要求其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交该职工是或者不是工伤的证明材料。2017年12月13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询问了第三人李亚玲和证人伊某。2017年12月19日，原告利通公司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提交了《寻人启事》和船舶检验证书、船舶交接书。2018年1月12日，原告利通公司补充提交了《情况说明》，其主要意见为：一、原告利通公司对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不服，已经申请再审，本案工伤认定应当中止。二、刘贵云于2010年5月17日失踪，申请人于2017年11月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超过了一年的申请期限。三、从实体上没有证据证明刘贵云宣告死亡属于工亡。四、“利通浦3号”船并非原告利通公司所有，该船的交付日期是2010年8月28日，在此之前一直在建造之中，原告利通公司无权使用和管理该船，故该船不属原告的工作场所。2018年1月18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8】第1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对刘贵云被宣告死亡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对此，第三人李亚玲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8）鄂0112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原告利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鄂01行终7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8年12月28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向原告利通公司送达《举证告知书》，要求原告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被告提交刘贵云是或者不是工伤的证明材料。在规定期限内，原告利通公司没有提交证据材料。2019年1月17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对原告利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进行调查。2019年1月18日，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出东人社工伤认（2019）第3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贵云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原告利通公司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如诉称。本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为武汉市东西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对统筹地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认定的法定职责。刘贵云从原工作单位下岗后到原告利通公司使用管理的“利通浦3号”船上任炊事员。由于船务工作的特殊性，其船员的主要工作和休息均在船上，不管船舶是处于航行状态，还是临时靠港停泊，船员都属于因工外出。本案中，原告利通公司的住所地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山经济小区（16），其使用的“利通浦3号”船停泊于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万磊兴船厂长江边上，且该船准备于第二天启航。刘贵云作为船上的炊事员，其工作和休息均在船上，不管刘贵云是在船上还是上岸买菜失踪，均属因工外出期间失踪。至于刘贵云失踪被宣告死亡是否与工作原因有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则应由原告利通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利通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向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提供证据证明刘贵云的失踪系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经调查核实认定刘贵云的死亡属于工伤，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至于原告利通公司诉称的第三人李亚玲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已经超过了申请时限的问题，因在（2018）鄂0112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和（2018）鄂01行终727号行政判决书中对第三人李亚玲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没有超过申请期限已经作出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辩称本案的行政行为已为生效判决所羁束，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利通公司的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原告利通公司对被告重新作出的工伤认定行为依法享有诉权，故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其辩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东西湖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武汉利通船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汉利通船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汉桥人民陪审员  肖焕彬人民陪审员  陈荣富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 记 员  张 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