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初52号原告：刘家寿，男，1961年2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通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云南天石智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毅，云南天石智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亚兴，男，1985年9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卫邮松，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娇，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家寿与被告刘亚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9）云民终34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云04民初82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故2019年6月26日，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家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尚毅，被告刘亚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卫邮松、王海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家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违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由被告返还原告违法获得的公司股权（涉案标的1249.6044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其第2项诉讼请求为：将原告刘家寿2007年5月10日转让给被告刘亚兴的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疏浚公司）82.92%的股权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到原告刘家寿名下。事实和理由：原告原是国有企业疏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因改制要求，于2003年1月21日经由通海县人民政府通政复（2002）17号文件将该公司改制到主要股东的原告名下。此后，原告带领该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维护了改制企业职工的权利。2007年，因疏浚公司在一项底泥清淤治理工程项目中涉案，原告被卷入其中，为避免公司名誉受损，原告与并非当时公司员工的亲属被告合谋，将公司从名义上暂时转让给被告，以避免公司资产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或没收，双方因此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8万元的低价进行股权转让，且未实际支付对价款，而当时的公司总资产已增值到将近5000万元。此后，被告假戏真作，擅自私下处置公司资产，管理混乱，导致公司严重亏空。综上所述，双方合谋转让股权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违反了玉溪市委和玉溪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出台的对国有改制企业股权转让的政策性规定，损害了国家、集体、职工群众的利益，应为无效。被告刘亚兴答辩称，原、被告双方是父子关系。原告在昆明有一个实业集团公司，公司改制后，转给儿子刘亚兴，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企业改制，成立了改制的公司，2005年12月15日在把公司股份44%转到刘亚兴名下，之后又陆续将股权转到刘亚兴名下。股权转让是原告自愿的，是因为刘亚兴成年后，原告为了让儿子有事做，才转让股权。公司改制时有部分亏损，加之双方是父子关系，有照顾儿子的原因，所以转让价格是8万元，不存在无效情形。所有员工的安置是在原告在任期间就已经全部完成，而不是在股权转让之后在刘亚兴手里完成的，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刘亚兴将公司管理混乱、导致员工下岗的情况。此外，被告受让股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原告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对外转让股权，根据工商局内资企业登记表显示疏浚公司的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且是自然人投资，股东鲁某1、鲁某2也同意原告将股权转让给被告，1997年，该公司进行改制的时候就把公司改变成了民营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股权转让也不存在损害职工利益的情况，原告所主张该股权转让的签订系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能成立，行贿数额29.7万元不会导致没收财产。另外，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刘亚兴对原告提交的五组证据中的第一组：出售方是通海县人民政府、购买方是刘家寿、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21日的《资产出售协议书》;第二组：2010年8月13日的《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做好落实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工作的通知》；2010年12月10日的玉溪市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玉发〈2010〉12号文件贯彻落实意见的通知》;第三组：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08）通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书；2007年5月10日，刘家寿与刘亚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刘家寿对被告刘亚兴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章程》；第二组证据：通海县关于转报《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的请示（通水利字【2002】114号）；《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通海县人民政府《关于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深化民有民营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通政复【2002】17号）；《资产出售协议书》；《通海县改制的国有、城镇集体企业资产核实情况表》；第三组证据中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书》；《农村信用社借款凭证》；《中国工商银行提示归还到期贷款通知书》；《中国工商银行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另,本院依原告的申请向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疏浚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遗失办理《申请》和《遗失声明》；向通海县公安局调取了《印章刊刻准制证》以及公章《遗失声明》，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本院调取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分别评判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2007年4月25日的《会议记录》、劳动用工情况变化登记花名册（新签）、通海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变动表以及第五组证据：疏浚公司公章、疏浚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记录，经质证，被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对于2007年4月25日的《会议记录》，虽然被告认为该《会议记录》内容不真实，且程序不合法，但对该材料形成的真实性，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结合本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收条》、《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章程修正案》、《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股权名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第四组证据：《云南省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内资企业审核表》、辞职书、单位从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情况、劳动合同书、缴费明细表；第五组证据：《遗失声明》，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收条》、《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章程修正案》、《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股权名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虽然原告不予认可，但对其真实性，原告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推翻，故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第四组、第五组证据与本案争议问题无直接关联，故对其关联性，本院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此外，被告刘亚兴申鲁某1媛鲁某2艳分别出庭作证出具的证言。证鲁某1媛陈述：“我母亲是刘家寿的姐姐，刘家寿是我舅舅，刘亚兴是我表弟。疏浚公司200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名系我本人所签，同意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的时候，并未说过只是暂时转让给刘亚兴，但至于二人为何要转让股权其不知道。现在其已经未再持有疏浚公司的股权，其已经以11万元将其所持有的7.08%的股份转让给了刘亚兴”。证鲁某2艳陈述：“我母亲是刘家寿的姐姐，刘家寿是我舅舅，刘亚兴是我表弟，我鲁某1媛是亲姐妹。疏浚公司200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名系我本人所签，同意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但对于二人为何要转让股权并不清楚，至于2007年4月29日的《会议记录》其并不知道，也不知道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只是暂时的，直至诉讼中才见到该份记录”。对于以上证人证言，被告予以认可，原告认为二证人与被告方存在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且可以看出刘亚兴与刘家寿之间的股权转让仅为形式上的转让。本院认为，对于以上证人证言，部分能够与书证相印证，本院予以采纳，对于不能形成证据锁链的部分，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8月6日，通海县县级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对〈通海县疏浚工程公司实行股份合作制试点方案〉的批复》，载明：“同意通海县疏浚工程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疏浚公司2002年10月5日的《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载明：“1997年8月，企业按照《云南省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相关国企改革的有关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改革申请。通海县县级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批准了《通海县疏浚工程公司实行股份合作制试点方案》，终止了原企业的国有企业性质，组建了新的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企业－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改变了企业全体职工的国有职工身份，使公司变为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2003年1月21日，通海县人民政府作为出售方、原告作为购买方签订《资产出售协议书》，约定：“将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出售给购买方”。2003年3月11日，疏浚公司的时任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同意股东杨松、王开有、龚文兴、夏莉华、王翠林将其持有的疏浚公司的全部股份一次性转让给股东刘家寿并退出股东会；原告分别与该五名时任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并变更了工商登记。2003年3月31日，疏浚公司从股份合作制企业转为自然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为刘家寿（87.7%）、刘鑫（5.22%）、罗运发（3.66%）鲁某1媛（3.42%）；2004年2月6日，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刘家寿（43.85%）鲁某1媛（7.08%）、刘亚兴（43.85%）、刘鑫（5.22%）；2005年12月15日，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刘家寿（43.85%）鲁某1媛（37.08%）鲁某2艳（19.07%）；2007年4月29日，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刘家寿（89.92%）鲁某1媛（7.08%）鲁某2艳（10%）；2007年4月25日，原告、海明、张艳、钟瑛、车丽君、王翠林作为出席人员的《会议记录》显示：“公司虽然改制在我一个人名下，但公司职工利益我会放在首位。我儿子在这之前本不是公司职工，也没有相关企业管理经验，但由于这次案件情况特殊，我只好暂时将这部分股权形式上变更到他名下，这次股权转让是名誉上的，也是暂时形式上的变更，大家今后要支持他的工作，待事件过之后，我将其转回我名下”。2007年5月10日，疏浚公司时任全体股东即原告鲁某1媛鲁某2艳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刘家寿将其拥有公司的82.92%股权全部转让给刘亚兴”；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家寿是疏浚公司的股东，拥有该公司82.92%股权，经该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并经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刘家寿愿意向刘亚兴转让其拥有的全部股权，刘亚兴愿意购买上述股权。根据200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8万元，刘亚兴在本协议生效后30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2007年5月10日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原股东名称刘家寿修改为刘亚兴”。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的2007年7月30日《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显示“受让人（刘亚兴）现已将出让人转让的疏浚公司82.92%股权按协议价8万元支付给了出让人，该转让协议现已履行完毕”，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及股权比例为：刘亚兴（82.92%）鲁某1媛（7.08%）鲁某2艳（10%）。2007年7月31日的疏浚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刘亚兴；企业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7万元”。2017年8月30日，疏浚公司时任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时任股鲁某1媛将其持有的7.08%股权转让给刘亚兴。2017年9月30日，疏浚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为：刘亚兴（90%）鲁某2艳（10%）。结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双方于2007年5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认定？被告是否应返还所受让的相应股权？对于上述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虽然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虽为股权的转让，但实际上双方的真实目的系为帮助刘家寿逃避因犯单位行贿罪将受到的刑事处罚而进行的财产转移，故该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其提交的主要证据为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08）通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书以及2007年4月25日的《会议记录》，但从以上证据并不能反映二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08）通刑初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从2007年4月25日的《会议记录》也仅能够反映“由于环保局案件，严重影响公司信誉，故刘家寿将其82.92%的股份暂时转给刘亚兴”，不能证实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恶意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不能证实二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存在非法目的，故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对于原告提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2010年8月13日的《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做好落实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工作的通知》以及2010年12月10日的玉溪市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玉发〈2010〉12号文件贯彻落实意见的通知》，故该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应为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一方面，原告的上述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另一方面，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系发生于疏浚公司企业改制完成之后，该公司已转为有限责任制公司，且双方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取得公司其他时任股东同意且办理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同亦已履行完毕，故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被告双方于2007年5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所受让的相应股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家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776元，由原告刘家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曹 燕审判员 韩顺平审判员 吴 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顾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