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26民申3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道军，男，一九四八年农历三日生，农民，住麻县谷硐镇翁牛村白河组。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子香，女，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汉族，农民，住麻江县谷硐镇瓮牛村白河组。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万于，男，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周子香父亲。再审申请人周道军因与被申请人周子香、周万于房屋侵权纠纷一案，不服麻江县人民法院(2004)麻民一初字第012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04）黔东民二字第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道军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麻江县人民法院(2004)麻民一初字第012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04）黔东民二字第271号民事判决，判令被申请人将所强占的两间厢房返还再审申请人。事实和理由：再审申请人和周子香系姑侄关系(再审申请人的祖父周万邦与周子香的父亲周万于是亲弟兄）。再审申请人与周子香争议的财产位于谷硐镇翁牛村白河组，是再审申请人居住的正房左前面的两间厢房，房屋的来源以及历史演变过程是这样的，房屋是再审申请人的祖辈所遗留，到了再审申请人的祖父这一辈时，他们兄弟几人于解放前对祖辈留下來的房产进行了分割，再审申请人现居住的正房以及争议的两间厢房分给再审申请人祖父周万邦，叔祖父周万于当时参与了分割，事后几十年来他也完全认可的。解放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时，再审申请人家的成份定为中农，不存在房屋被改造或分给别人的情况。房屋原来一直是再审申请人的家人（祖父、再审申请人的父母亲等）在居住管理。以后因祖父另娶继祖母丁氏后搬到乐埠街上居住，上述房屋就由再审申请人的父亲周子祥、母亲杨氏以及再审申请人和弟弟周道成一家四口居住使用。1950年父亲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母亲于1952年病故，为照顾再审申请人和弟弟，祖父母又回到该房屋居住。再审申请人父亲以后从部队调到都匀工作，先后将再审申请人和弟弟以及祖父母接到都匀生活，房屋就暂吋空闲起来，于是就有蔡凤鸣、涂启明、刘和宽等多人借住过。1962年国家出台疏散城市人口政策，当吋父亲己病故，于是再审申请人和祖母、弟弟又重新回到翁牛村白河组居住，并向刘和宽要回房屋。由于父母都已过世，再审申请人和弟弟尚年幼，再审申请人们兄弟俩作为革命军人的遗孤被送到谷硐孤儿院生活了几年，直到孤儿院解散后才回到翁牛。再审申请人和弟弟周道成在孤儿院期间，房屋是由祖母在居住管理，再审申请人回来后，再审申请人就一直对这两间厢房管理使用至今（用于堆放农具、柴草、杂物，饲养家禽等），并多次对该房屋进行过维修、维护（捡扎、修补墙壁）。需要说明的是，周子香确实也在争议的房屋内堆放过一些杂物，因考虑到她是再审申请人的长辈，又是邻居，所以就没有拒绝。但再审申请人一直认为她是借用再审申请人的房屋堆放东西，从未想过她会通过如此卑鄙的手段抢占再审申请人的房产。总之，上述争议的房屋几十年来一直是再审申请人在管理使用，从未间断过，而且这么多年来有众多的村民都很清楚上述事实，都在为再审申请人作证（为再审申请人作证的村民有周道文、周万先、周道友、周子怀、周志国、周子信、蔡凤鸣等）。当年起诉再审申请人的仅有周子香一人，并无其父亲周万于，后来法庭将周万于追加为原告。但在周万于既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交任何书面材料的情况下，法庭并没有通过合法传唤程序传唤周万于，而是由法官沈智事后伪造了一份对周万于的所谓询问笔录（该份询问笔录己遭到周万于的彻底否决）就以此结案，严重违法了审判程序。判决书称涂向国证明材料证实原、被告诉争之房原系其父亲涂启明使用，后以200元人民币卖给了刘和宽。但事后涂向国并不认可该证言，公开表明他只说过他们家确实在白河组居住过，并没有出具过将房屋以200元卖给刘和宽的证明材料。判决书称王起斌的信函证实村委会曾调解过原被告房屋纠纷，争议之房应属于原告所有。但实际上该信函仅证实调解过纠纷，并未定性房屋就是属于原告的。对为再审申请人(被告方）出庭作证的周道贤、周子怀、周子良三人，一审判决书称周道贤、周子良证实房屋是李定芬（周子香母亲）与刘和宽调换的，周子良还证实房屋一直是周子香在使用，而周道贤称1966年以后的事就不清楚了，周子怀则称争议之房归谁不知道。这真是荒谬无比，为再审申请人方作证的证人所作出的证言居然是有利于对方而不利于再审申请人方，这合乎情理吗？对于庭审结束后所获取到的几个证据，更是漏洞百出，有几份调查材料居然没有调查人的名字，看不出是谁去调查的（如对周万于的询问笔录；对任德英、李发先、李文高的调查笔录），有些调查材料仅系沈智一人所为（如对周子秀的调查）；有些无调查地点(如对刘和宽的调查）。从调查询问的方式来看，是采取先入为主，诱人上钩的方式进行的，先是由调查人把想要的结果设定好后，再诱导（或误导）被调查人照此回答。以上证人中，任德英、周子秀等完全否认调查笔录中所写的证言，声明调查笔录中所写的与她们当时所讲的完全不符，她们的证言被篡改了。特别提出的是，作为此次诉讼当事人的周万于在事后所作表明的态度更能还原事实的真相。二审宣判后，周万于在2004年7月28日所作出的一份《证明》以及于2004年9月14口接受凯里市中心法律服务所的张强、吴如新两位同志的调查时都一直强调，所争之房是他亲自分给再审申请人祖父周万邦的，房屋后来曾被涂启明、蔡凤鸣、刘和宽借住过。刘和宽搬走后，就一直是由再审申请人在管理使用。要说有调换之事，那是当时他被劳改后，他的妻子李定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刘和宽骗了。刘和宽谎称该房屋是他向涂启明买的，就将该房屋调走了李定芬的两间牛圈。周万于同时还表明，他根本就不同意周子香起诉再审申请人，更不愿意参与打这场官司。他从未接到过法院的传票，也没有法院的任何人来找过他。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上他的私章是别人偷盖的，指印也不是他的。此前他找再审申请人要点钱的想法是他的两间牛圈被刘和宽骗走了，希望再审申请人能补偿他一点损失。一审认定争议之房从1958年以来一直是原告周子香在管理使用，被告方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但事实是从1964年起房屋就是再审申请人在管理使用。至于一审认为再审申请人提出该房屋系再审申请人的祖业，再审申请人享有继承权的主张已超过诉讼吋效是不恰当的，因为该房屋一直是再审申请人在管理使用，何来的诉讼时效（关于这一点，再审申请人们村上凡是了解这一情况的绝大部分村民都可以为再审申请人作证）。二审判决更为荒唐。首先，二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了周道锡、周道云等人的证言，以证明诉争之房一直是再审申请人在管理使用，并提交了一份再审申请人家是中农成份，房屋未被没收的村委会证明，而周子香未能提交新的证据。但二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所提交的新证据熟视无睹，不仅不分真伪地采信了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而且在没有新的证据给予证实，连一审法院都不敢认定该房屋曾被买卖、调换的事实都给予了认定，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真不明白二审法官是凭什么证据来认定涂启明将争议之房卖给了刘和宽，刘和宽又将该房屋调换给李定芬的，又为何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不予理睬呢？试想，既然两审法院都认定上述争议房屋原系再审申请人家的祖业，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家己将该房屋转让给涂启明，他涂启明凭什么能将该房屋卖给刘和宽？这浅显易懂的逻辑推理谁都会明白，作为审判此案的法官更加明白。但为何判决结果与事实真相会大相径庭呢？由于再审申请人的案件没有得到公平、公证的判决结果，因而再审申请人这几年中一直都在不停地申诉。再审申请人始终相信再审申请人们国家的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再审申请人的这起冤案终将会得到彻底纠正的。当年打这起官司吋，由于很少见过世面，一直是在法官的左右下进行的，有理不敢申辩。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再审申请人相信法律会还再审申请人一个公道。现在有众多的知情人愿意出来为再审申请人作证，证实所争之房是属于再审申请人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既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又严重损害了申诉人合法权益。恳请人民法院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重新审理此案，作出公正的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周子香、周万于所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所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现争议之房从一九五八年到二00三年六月期间，一直系由周子香在管理使用，周道军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周道军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上述事实，周道军也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争议房屋归其所有。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对周子香、周万于诉请周道军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将房子进行清退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院二审维持正确。再审申请人周道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规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道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邦华审判员  谢文英审判员  周劲松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龚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