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38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开行路东升华庭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7988170437。 负责人：王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胜华、周勇，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永松，男，197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路琴，女，198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南剑，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周舰，贵州毕节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义昭，男，199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龙海，贵州名城（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珊，女，198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夏永松、张路琴段义昭、周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9）黔0502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服金额为538799.00元）。上诉理由：一、本保单为电子保单，本保单的形成过程是保险人向投保人推送平安APP网址，由投保人打开网址，投保人开始进行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成功后，里面有保险内容，该电子保单下面具有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等内容，需投保人点击勾选我已阅读《免责事项说明》、《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等内容后，产生投保人购买的险种，该页面显示已查阅并同意以上内容（即保险内容及已阅读投保单。不限于免责事项说明书、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交强险条款及投保提示书）由投保人签字确认，确认完毕后，就完成（生成）了电子投保单。因此，本案中，上诉人已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产生效力，而一审认定上诉人对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根据商业险保险单（周珊和上诉人已举）重要提示部分第三条之约定，涉案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通知上诉人，而周珊未履行义务，导致了本次事故的发生，因此，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依法不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而一审未分析上诉人的该答辩意见，回避该事实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商业险保险单重要提示部分第三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该约定合法有效，对周珊和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并且该约定不适用上诉人需对该约定尽到提示、说明告知的义务。本案中，周珊将涉案车辆出借给不具有机动车驾驶证且醉驾的段义昭驾驶，该行为明显导致了该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周珊未根据前述之约定及时通知上诉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赔付责任。三、精神抚慰金不能获得支持，而一审审理、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撤销，应予纠正。首先，本案段义昭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案涉精神抚慰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即侵权人段义昭不应承担，所以，一审审理、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已违背前述法律的规定，而一审以一审原告不是单独提起诉讼为由，判决支持精神损失已违前述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之规定，精神抚慰金已不应支持，该观点有前述之规定及贵院的（2018）黔05民终3299号民事判决予以支持。四、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法的作用包括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在裁判文书上网公示后，向公众传递不正确的、负能量的价值观，即可增加驾驶人可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肇事逃逸的次数发生。综上，特提出上诉，恳请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本案驾驶员逃逸、醉驾和无证驾驶都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按照保险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行为所产生的事故，保险人是不承担责任的，同时在保险条款上对该免责条款只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在投保人电子投保过程中，按照投保程序，上诉人对前述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免责的条款已经作了相应的提示，在该种情况下，上诉人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夏永松、张路琴辩称，一、被答辩人上诉主张其已对本案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通过网页对免责事项说明、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等内容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说明，然而一审举证期限内及庭审中，上诉人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任何与之相关的证据，也未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出过该主张，被上诉人周珊作为本案车辆被保险人也从未认可平安保险公司对其关于保险责任免除的事项尽到过任何说明和提示义务，故被答辩人平安保险公司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被答辩人平安保险公司于本案中，不论是一审庭审过程中还是二审上诉中均牵强的主张被保险人周珊有增加车辆危险程度的行为，甚至荒唐可笑的认为该行为是属于保险公司不用按法律规定尽到说明和提示义务就可以直接免除责任的理由，该说法实在是不尊重案件事实又不尊重法律的规定。三、被答辩人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受害人赔偿项目中不应包含精神抚慰金的上诉主张，完全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和不尊重法律的规定。四、被答辩人平安保险公司认为但凡是有违法驾驶的案件发生，只要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就违反了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就向社会公众传递了不正确有负能量的价值观，就增加了违法驾驶行为的发生。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平安保险公司的该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混淆视听、不负责任和对受害人家属进行二次伤害的谬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对答辩人的上述答辩意见充分进行考虑，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公正裁决。 被上诉人段义昭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周珊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我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上诉人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 原审原告夏永松、张路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三被告赔偿两原告因交通事故致原告亲属夏英杰死亡的损失死亡赔偿金581600元、丧葬费29199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660799元；2、判决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7日0时20分许，被告段义昭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贵Ｆ×××××号小型轿车由七星关区创美世纪城方向沿草海大道往桂花路方向行驶。途经七星关区××大道西××门前路段骑压道路中间双黄实线行驶时碰撞对向直行而来由夏英杰骑乘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造成夏英杰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段义昭弃车逃逸现场后于2018年11月17日2时许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该事故经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交警大队黔公交认字第522401120180000436号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段义昭负事故全部责任，死者夏英杰无责任。被告段义昭所驾贵Ｆ×××××号小型轿车登记车主为被告周珊，被告段义昭因朋友聚会向被告周珊借用并醉酒后驾驶该车以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原告亲属夏英杰死亡。贵Ｆ×××××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分别为12.2万元和100万元并投保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该车保险期内。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段义昭赔付两原告损失5万元。两原告再次找三被告索赔无果，特诉来法院请求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参照贵州省交警总队2018年5月1日公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计算标准及贵州省辖区法院司法实践、结合原告诉讼请求，查明两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亲属夏英杰死亡遭受的损失计算如下： ⑴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9080元/年×20年=581600元； ⑵丧葬费按贵州省全省职工平均工资58398元÷12月×6月=29199元； ⑶精神抚慰金根据原告诉讼请求酌情支持50000元。 上述⑴至⑶项合计原告损失为660799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三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事实并承认原告大部分诉讼请求，原告承认被告段义昭赔付夏英杰丧葬费等损失50000元的事实均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段义昭负事故全部责任，其驾驶的贵Ｆ×××××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金额分别为12．2万元和100万元并投保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该车保险期内。原告损失660799元在贵Ｆ×××××号小型轿车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应当扣减被告段义昭已赔付的5万元后由被告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直接向两原告赔付。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以驾驶人被告段义昭无证驾驶、醉驾、肇事逃逸拒绝赔付，但是其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明确提示说明告知事实举证不能，故被告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在立法上是假定受害人正常参加社会劳动以20年为限可能创造的物质财富收益，这是受害人或其亲属能够享受的物质利益；而精神抚慰金是对受害人或其亲属遭受肉体上及精神上痛苦给予的安慰，司法实践由法官或合议庭根据侵权人过错程度、经济条件等情况综合考虑自由裁量，这是精神安慰。两者并无包括重合之处，各被告当事人以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就是精神抚慰金为由抗辩拒赔，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误解，是极不公平的；本案被告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主张段义昭被刑事处罚不应承担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是对《刑诉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误解。两原告在国家对被告段义昭的刑事审判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本案民事诉讼中也并非单独提起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故两原告在本案民事诉讼中一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应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国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贵Ｆ×××××号小型轿车所投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付原告夏永松、张路琴因本次交通事故至其亲属夏英杰死亡的损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72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贵Ｆ×××××号小型轿车所投商业第三者险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付原告夏永松、张路琴因本次交通事故至其亲属夏英杰死亡的损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538799元。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5204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一份上诉人接受电子投保的程序的证据保全公证书，拟证明通过电子投保，涉案保险险种必然经过保险条款阅读并同意的程序，而保险条款中对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及醉驾、无证驾驶和逃逸明确表示为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根据该投保开始及完成的所有程序足以证明对前述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保险公司免责的条款，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依法应当免责。被上诉人夏永松、张路琴质证意见：该公证书是2019年5月25日向毕节恒信公证处提出的，该公证书提起的时间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后及一审开庭之后，提出公证的关系人是舒立，该公证书不管在时间上还是在当事人上都与本案无关。即使能够证明上诉人向不特定的大众人群在出售保险时存在有电子投保及提示的情形，也不能证明对本案中的投保人周珊也同样完善了相关提示义务，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段义昭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公证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该公证书仅针对投保人通过下载投保APP才进行提示，而本案投保人并非通过电子投保，而是通过电话进行投保，投保过程为投保人支付保费，由保险公司代理人代为投保。该证据不能证明保险公司代理人在投保时已经通过电话或者其他方式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因此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周珊质证意见：我当时只支付保费给保险公司，并没有收到保险公司免责提示，该公证书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对我进行了提示。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不属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投保程序与该公证书公证的投保程序系同一程序，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周珊主张其对涉案车辆的投保方式为通过保险公司代理人代为投保，并非自己采取电子投保的方式投保。上诉人主张周珊系通过下载APP进行电子投保的方式投保，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存在。 本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应围绕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夏永松、张路琴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应否支持。 关于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由为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周珊在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投保了涉案车辆的商业三者险，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从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看，被上诉人段义昭系醉酒后驾驶涉案车辆，段义昭的行为属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情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公司将该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只需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即可免责。但是，在一、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就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周珊尽到了提示义务，上诉人在二审中主张周珊系通过下载APP进行电子投保的方式投保，同时提供公证书一份证明电子投保的相关流程，以证明其向周珊尽到了提示义务，但被上诉人周珊主张其对涉案车辆的投保方式为通过保险公司代理人代为投保，并非自己采取电子投保的方式投保，对此，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存在。依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为此，一审认定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义务，其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称周珊将涉案车辆出借给不具有机动车驾驶证且醉驾的段义昭驾驶，该行为明显导致了该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周珊未通知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赔付责任的主张，经查，周珊将涉案车辆出借给段义昭驾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以及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单重要提示中约定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需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形。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故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认为其不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夏永松、张路琴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应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本案中，被上诉人段义昭驾驶贵Ｆ×××××号小型轿车碰撞夏英杰骑乘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造成夏英杰死亡和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段义昭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并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涉及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而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毋庸置疑，该保险人需要赔偿的损失包括交强险合同项下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支持夏永松、张路琴有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在适用法律和说理上存在瑕疵，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毕节支公司认为被上诉人夏永松、张路琴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徐 洪 审 判 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园园 书 记 员 谢贤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