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皖行终103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山前村民组。诉讼代表人尹正山，男，1966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诉讼代表人葛红彩，女，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诉讼代表人尹勇，男，196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委托代理人高飞，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6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3020031917117。法定代表人张建军，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张海东，该区司法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宿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银河一路政务中心，组织机构代码00318746-4。法定代表人杨军，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陈飞，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静，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山后村民组。诉讼代表人尹成华，男，195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诉讼代表人尹成山，男，195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桥头村民组。诉讼代表人尹正先，男，194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诉讼代表人尹先化，男，195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刁北村民组。诉讼代表人尹正华，男，194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诉讼代表人尹发枝，男，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上述三村民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方玉，安徽皖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法定代表人孙娟，该村民委员会主任。一审第三人尹正树，男，195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委托代理人尹正科，男，197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系尹正树的弟弟。上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山前村民组（简称山前村民组）因诉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简称埇桥区政府）、宿州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3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山前村民组的委托代理人高飞，被上诉人埇桥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海东，被上诉人宿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飞、张静，被上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山后村民组（简称山后村民组）的诉讼代表人尹成华、尹成山，被上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桥头村民组（简称桥头村民组）的诉讼代表人尹正先，被上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刁北村民组（简称刁北村民组）的诉讼代表人尹正华、尹发枝及被上诉人山后村民组、桥头村民组、刁北村民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方玉，一审第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民委员会（简称刁山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孙娟，一审第三人尹正树及委托代理人尹正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前村民组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在埇桥区政府、宿州市人民政府处理其与山后村民组、桥头村民组、刁北村民组之间土地权属争议一案中，对于土地归属及历年土地使用经过，双方均提供了大量的证人证言，但证人证言之间矛盾重重，因此应当根据历史保留的书面证据材料依法作出土地确权决定。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在确权程序中提供的1982年3月10日合同书载明涉案土地属于三个村民组所有，承包给其经营5年，合同书落款处加盖三个村民组公章和其村民组公章及当时村民组干部签字。而其提供的1985年2月承包经营公证书载明涉案土地系其所有，发包给该组村民尹正树承包，落款处加盖其村民组公章、原刁山大队公章、原棒厂乡人民政府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其提交的公证书的证明力要优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提供的合同书。从两份书证上加盖的其村民组公章来看，明显存在形状差异，不是同一枚公章加盖而来。且土地争议经过埇桥区政府、宿州市人民政府数次处理，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之前一直未提交该合同书，直至此次宿州市人民政府复议程序方才提交，其提出质疑并要求鉴定真伪，却因检材无法提供而未予支持，但在鉴定申请过程中，其对该组公章要求对比鉴定时，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声称不是同一枚公章；其要求对笔迹真伪进行鉴定，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声称签字均是当时找他人代笔书写；当其对合同书形成时间申请鉴定需提交检材时，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并不积极配合。以上均说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提供的合同书存在重大的虚假嫌疑。因此，从证据的效力性判断出发，涉案土地在1985年就经原棒厂乡人民政府确认为其所有，并经同意发包给尹正树承包。涉案土地所有权应为其所有。埇桥区政府、宿州市人民政府以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提交的合同书作为定性关键证据，作出确权决定及复议决定，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埇政行〔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及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宿复决字〔2018〕385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埇桥区政府、宿州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决定，确认争议的46亩土地归其所有。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争议土地位于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南至桥头组土地、北至刘寨沟、东至山后组土地、西至桥头组土地，面积约46亩，在1962年“四固定”时固定给山后、桥头村民组，后山后村民组调整为山后、刁北村民组。以上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1982年3月10日，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作为甲方，与乙方山前村民组签订《合同书》，约定承包期为五年，自1982年3月10日至1987年2月10日，期满归还甲方土地和苹果树；承包费每年收苹果时乙方向甲方各交三百元或给苹果，每年另向刁山大队交三百元或给苹果；刁山大队收包费是购树苗钱，果树除掉归还甲方土地大队不收费。该合同书由山后村民组、刁北村民组、桥头村民组及山前村民组负责人签字及加盖小组公章。1985年2月14日，山前村民组与尹正树签订《苹果园承包合同书》，将该果园及土地交给尹正树承包，并对该合同进行公证。后尹正树对该土地承包经营至今。2014年5月2日，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向埇桥区政府提交确权申请，要求确认该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埇桥区政府经审查后于2016年3月4日作出埇政行〔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土地属于山前村民组集体所有。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6月8日，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宿复决字〔2016〕28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埇政行〔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埇桥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17年10月17日，埇桥区政府作出埇政行〔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土地属于山前村民组集体所有。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20日，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宿复决字〔2017〕27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埇政行〔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埇桥区政府重新调查处理。后埇桥区政府对该确权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在确权程序中，山前村民组于2018年5月10日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提交的1982年3月10日合同书的文本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或鉴定该文本距离现今多少年之久），以及该文本落款处“刁山村山前村民组”公章与其举证的经公证的承包合同中“刁山村山前村民组”公章进行对比性鉴定。埇桥区政府认定，对山前村民组第一项鉴定申请，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鉴定机构要求的检材，故该项鉴定请求不具备鉴定条件；对山前村民组第二项鉴定申请，因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提出当时换机构，公章存在两枚的情况，且后期提交了不同公章的盖印载体作为证据，所以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认为1982年合同中山前村民组的公章与1985年合同中山前村民组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无鉴定必要，故山前村民组第二项鉴定申请已无实际意义，无需进行鉴定，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2018年9月14日，埇桥区政府作出埇政行〔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土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固定给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1982年合同书表明争议土地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且载明山前村民组需在5年承包期满后归还土地及果园，山前村民组1985年将果园交给尹正树承包系转包行为，不能改变土地所有权，因此争议土地所有权一直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所有，决定争议土地所有权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集体所有。山前村民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2月3日，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宿复决字〔2018〕38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埇政行〔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复议决定书。山前村民组于12月6日签收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山前村民组不服，于2018年12月18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经审查后进行诉前调解，在调解不成后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本案审理中，山前村民组向该院提交鉴定申请，要求对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提交的1982年3月10日合同书的文本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或鉴定该文本距离现今多少年之久），以及该文本落款处“刁山村山前村民组”公章与其举证的经公证的承包合同中“刁山村山前村民组”公章进行对比性鉴定。该院受理其鉴定申请，因当事人不同意协商选定鉴定机构，该院指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鉴定机构，并告知山前村民组在10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应比对样本，逾期未能提供视为提供不能。后山前村民组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其申请鉴定的相应比对样本，故无法鉴定。本案庭审中，山前村民组称其对宿州市人民政府复议程序无异议，对于涉案土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固定给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的事实亦无异议，对埇桥区政府作出确权处理决定中认定的涉案土地的四至、面积亦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埇桥区政府作出的埇政行〔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是否合法。根据《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确定土地权属应当以土地登记证为依据；未进行土地登记的，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农村“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和合法的用地批准文件等权属资料为依据；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按照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实施时划定的范围确定所有权。本案中，涉案土地系1962年“四固定”时固定给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所有，山前村民组及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均认可，当事各方均无异议，该院予以认定。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提交的1982年3月10日由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与山前村民组签订的《合同书》，可以证明山前村民组系承包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所有的集体土地，由山前村民组取得苹果园经营管理权，且山前村民组需在承包期5年期满后将土地及果园归还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故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所有。山前村民组认为1982年3月10日的《合同书》虚假并向该院提出鉴定申请，但并未按规定提交鉴定所需检材，导致鉴定不能，山前村民组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1982年3月10日的《合同书》虚假，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山前村民组虽然在1985年将涉案土地及苹果园交由尹正树经营管理，但该行为属于山前村民组在承包期内对其承包土地的转包行为，并不能改变涉案土地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所有的事实。故埇桥区政府作出埇政行〔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争议土地所有权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集体所有，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宿州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维持埇桥区政府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山前村民组要求撤销两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的事实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山前村民组的诉讼请求。山前村民组上诉称，一审判决未认定山后村民组、桥头村民组、刁北村民组提供的1982年3月10日合同书为虚假合同，从而导致本案裁判错误。该合同书的内容与三村民组负责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严重不一致，明显系伪造。其在一审中提出鉴定申请，因无法提供对比的检材，导致无法鉴定，但该合同中的“尹正华”是刁北村民组的诉讼代表人，人民法院应指定其配合提供鉴定检材，而尹正华一再拒绝配合鉴定，认为没有配合义务，都说明该合同是虚假合同。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埇桥区政府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一审期间山前村民组已申请鉴定1982年合同书，但未按规定提交鉴定所需检材，导致鉴定不能，而山前村民组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合同书虚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山前村民组上诉称1985年争议土地经乡政府确认归山前村民组所有，并经同意发包给尹正树承包，该理由不能成立。乡政府仅是作为鉴证方，鉴证的也是山前村民组的转包行为，非争议土地权属的变化；且乡政府无权确认集体土地的权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宿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土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固定给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这一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予认可。1982年3月，山前村民组与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协议取得苹果园的经营管理权，并约定5年承包期满后归还土地及果园，故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一直属于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所有，并未发生过流转。1985年，争议土地被山前村民组发包给尹正树承包。期间，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多次提出请求，要求归还争议土地。以上事实，有合同书、村组干部证言、村委会陈述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山前村民组主张1982年合同书为虚假合同，但未能提供鉴定机构要求的检材，无法证明该合同书不具有真实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山前村民组并无证据证明争议土地归其所有。1985年承包合同仅是山前村民组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给尹正树，不能以此推定争议土地归其所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共同答辩称，1、埇桥区政府、宿州市人民政府、一审法院是经反复查证落实合同的真实性和实地调查取证，又根据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土地归其所有才作出处理决定和判决的。2、因1982年合同书距今30多年，当时合同书未找到，所以说有口头协议，但口头协议内容和合同书是一致的。3、山前村民组称1982年合同书为虚假合同无事实根据。4、1985年转包合同与本案土地权属争议无关。山前村民组称争议土地是与北小庄换地得来的，无任何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刁山村委会庭审中述称，请法院依法裁判本案。尹正树庭审中述称，1982年合同书为虚假合同。自1985年签订承包合同后，无人向其索要土地。埇桥区政府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争议地四至图及桥头、山后村民组与尹正树签订的承包合同书；2、刁山村委会出具的《证明》；3、刁山村委会调查人员对尹全修等5人的谈话笔录；4、刁山村书记尹先尧、村长尹万清的证言；5、刁山村民的证明21份；6、1982年3月10日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与山前村民组签订的《合同书》；7、因为换机构，棒场乡、生产队同一时期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凭据，以上证据证明：争议土地位置四至及亩数；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无权属凭证；在苹果园建设之前，争议土地所有权归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所有，筹建苹果园后由山前村民组承包管理，承包期为五年；桥头、山后、刁北三村民组存在要地的事实；存在两枚公章同时使用的事实，山前村民组第二项鉴定申请无意义。8、尹正清等5人的证明材料；9、曹凤英等8人的证言；10、山前村民组全体成员的证明；11、刁山村山前村民组换地经手人证明材料，以上证据证明：争议土地位置四至及亩数；在苹果园建设之前，争议土地所有权不归山前村民组所有，山前村民组也未经营管理争议土地；山前村民组无权属凭证。12、1985年2月14日山前村民组与尹正树签订的《苹果园承包合同》；13、〔85〕宿证字第112号《公证书》；14、宿县地区耕地承包合同书副本；15、关于申请立项或资金扶持的报告及刁山村委会2011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以上证据证明在1985年2月14日与尹正树签订果园承包合同书时，山前村民组于1982年与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到期，山前村民组这一行为系转包行为，并不能改变土地所有权。16、争议地四至草图；17、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对尹全修等3人的谈话笔录；18、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对尹正清、尹飞的谈话笔录；19、刁山村委会2016年5月2日的陈述材料；20、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2015年3月17日作出的《关于时村镇刁山村桥头、山后、刁北村民组与山前村民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21、埇桥区政府对尹正才的谈话笔录；22、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对尹成礼等3人的谈话笔录；23、埇桥区政府对尹正平的谈话笔录；24、谈话笔录6份，以上证据证明：争议土地位置四至及亩数；“四固定”时，土地所有权归山后、桥头、刁北三个村民组所有；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存在要地的事实；在苹果园建设之前，争议土地所有权归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所有；山前村民组第一项鉴定申请及1982年合同书的形成时间不具备鉴定条件。25、土地确权申请书；26、答辩书；27、2015年5月27日听证材料；28、其给时村镇人民政府的函及通知；29、2015年10月21日听证材料；30、其给时村镇人民政府的督办函及回复；31、埇政行〔2015〕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32、宿州市人民政府宿复决字〔2016〕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3、其发给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的通知；34、其给双方当事人及村委会的调解通知；35、宿州市人民政府责令履行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书；36、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关于时村镇刁山村桥头、山后、刁北村民组与山前村民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意见》；37、案件评议表；38、其发给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的通知及回复；39、埇政行〔2017〕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40、宿州市人民政府宿复决字〔2017〕2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1、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2、2018年5月15日听证材料；43、山前村民组提交的鉴定申请书；44、鉴定处理意见；45、案件评议表；46、埇政行〔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系经受理、调查、听证、调解等程序作出，程序合法。埇桥区政府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宿州市人民政府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2、授权委托书，以上证据证明山前村民组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答复意见，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要求埇桥区政府提交书面答复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埇桥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复意见及证据。4、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快递单、送达回证、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的陈述意见；5、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的授权委托书及律师事务所函，以上证据证明其通知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参加本案审理，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提交了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复议程序合法。6、宿复决字〔2018〕3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快递单据，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及时送达。山前村民组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2016年4月14日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所书写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自认承包土地是口头协议，与其向埇桥区政府提交的1982年合同书相悖；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称于2015年5月5日将合同书复印件交给埇桥区政府，与事实不符，所提供的1982年合同书为虚假合同书，在2016年是不存在的。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1982年3月10日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与山前村民组签订的《合同书》；2、1987年2月尹正树与桥头村民组就争议地北头签订的《合同书》；3、1987年2月尹正树与山后村民组就争议地北头1.3亩土地签订的《合同书》；4、埇桥区政府、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2015年10月20日实际丈量争议土地分布图，以上证据证明1982年3月至1987年涉案土地由其发包给山前村民组，合同期满后山前村民组要将涉案土地及苹果园交还给其，涉案土地及苹果园所有权属于其，土地承包流转改变不了土地所有权。5、1984年的原宿县棒场乡人民政府与山前村民组、山后村民组棉花交售奖励手册，盖有原棒场乡人民政府印章；6、刁山大队五枚印章形式，盖在1994年至2012年不同时间段、不同收据之上；7、桥头组、山前村民组、原棒场乡人民政府印章形式，盖在1979年、1981年、1984年各类文书上，以上证据证明1982年前后时间段，棒场乡、山前村民组、刁山大队、三村民组均存在大小不等的印章,1982年3月10日其与山前村民组签订的合同书印章系双方在1982年3月使用的真实印章，山前村民组与尹正树签订的承包合同经公证印章属真实印章，与客观事实相悖，不能成立。刁山村委会、尹正树一审中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安徽省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确定土地权属应当以土地登记证件为依据；未进行土地登记的，以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农村“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和合法的用地批准文件等权属资料为依据。无上述资料的，可以参照林业“三定”（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土改登记及其他证据确定土地权属。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各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争议土地未进行土地登记，但对争议土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固定给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这一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因此本案的关键是“四固定”后争议土地权属有无发生变化。对此，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提交了1982年3月10日其与山前村民组签订的《合同书》，证明争议土地是该三村民组交由山前村民组承包的，同时约定了承包期满后应予归还。山前村民组认为该合同书虚假，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山前村民组上诉称邱正华拒绝配合鉴定，导致鉴定不能。因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邱正华在此情况下有配合鉴定的义务，且邱正华未配合鉴定主要是因为无法提供鉴定机构要求出具的与1982年合同书同时期的书面材料，实为客观不能，故山前村民组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山前村民组认为其于1985年即将争议土地交由尹正树承包至今，对争议土地享有所有权。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厅函[2005]58号）的规定，“使用”是指土地使用人直接占用土地，并加以利用的行为，但不包括租用、借用和承包他人土地等形式。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将争议土地交由山前村民组承包，并不导致土地所有权发生变更，因此山前村民组将争议土地交由尹正树承包，不能证明其已取得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山前村民组又称争议土地亦其用24亩土地与北小庄调换取得的，并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刁山村委会于2018年3月2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因该证明材料在行政程序、复议程序及一审中均未提交，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可。鉴于争议土地自“四固定”以来所有权未发生变化，埇桥区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土地归山后、桥头、刁北三村民组所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山前村民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刁山村山前村民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圣审判员  宋 鑫审判员  蒋春晖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石音书记员奚雨杭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