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5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新立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新立村。法定代表人：王立春，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庆，男，196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系该村村委会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东，河北建宏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男，195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霞，女，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兰，女，194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贺祥，男，195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翠荣，女，195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兰亭，女，195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长青，男，196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秀莲，女，195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国权，男，1966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唐山市。上述九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纳、陈晓侠，河北冀华（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新立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立村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王海、王立霞、张春兰、王贺祥、王翠荣、杨兰亭、赵长青、孙秀莲、韩国权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4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立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王立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庆、张连东，被上诉人韩国权、孙秀莲、王贺祥、王海、赵长青、王翠荣、王立霞、杨兰亭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纳、陈晓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立村村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各被上诉人将侵占的污染补偿费交付村委会持有并分配村民或发还重审；2、上诉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污染赔偿款索赔主体、过程及补偿对象部分事实未查清。（一）北京铁路局唐山货运中心（以下简称铁路货运中心）就污染赔偿事宜是针对村委会进行的调解，对全体居民赔偿的。1、一审法院认定9被上诉人仅代表138户村民向铁路货运中心协调赔偿事宜与事实不符。铁路货运中心讨要污染赔偿过程中，韩国权以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参与的，因其特定身份代表是全体的192户新立村居民，而并非仅代表138户。除韩国权主任身份之外，9被上诉人中本身有村民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身份，亦是代表全体住户的，而根据铁路货运中心2015年4月30日出具证明“自2014年起，我营业部根据每列下站货车800元，支付给新村全体村民补偿款……由村长韩国权及八名村民代表领取”，特意指明韩国权村长的身份并标明对全体村民补偿的立场。未能得到赔偿的34个新立村居民在村委会与铁路货运中心、货主达成调解协议前也委托代表多次向铁路中心要求解决污染事宜，在达成口头补偿协议的当天也不在铁路中心现场，污染维权各方均有自己的努力。2、从铁路货运中心角度看，一直是主张赔偿事宜只针对村委会正面谈判，惠及全体居民的。标明虽然是138户委托代表和铁路货运中心协调表明虽然是138户委托代表和货运中心协调赔偿事宜，但从铁路货运中心角度看谈判针对的村委会，涉及的是整体住户的利益。除了上述证明之外，现村委会及部分住户与铁路货运中心党委书记刘梦洋谈话录音中，在约40分钟的谈话过程中，刘书记数次指出：就污染补偿问题经党委和会议中心决议，不对任何户，就是对村委会，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对于补偿款到位后如何分配等问题不介入村里内部事务。对于此事，还专门向古冶区政府发函并向唐山市政府打报告表明上述一贯的态度。铁路官方已经明确表明和村委会协调处理污染事宜。村委会当然代表的村辖区内全体住户。刘书记的指示与铁路货运中心出具的证明是相互印证的。2015年4月30日出具证明法院应当予以认可。3、本案粉尘污染虽然直接是铁路货主装运过程中造成的，污染源仍处于铁路货运中心辖区，且属于其正常经营的过程中造成的，是不可回避的首要的污染责任承担者。虽然不是本案被告，但肯定是案件关联当事一方。其只不过是利用其铁老大的强势地位将责任转嫁到货主来承担或者分担，因货主和装卸队与其经济利益上的关联，从铁路货运中心获得利益，不得不服从铁路货运中心的协调，再者是其装运货物过程中直接造成的扬尘污染。铁路中心在法庭上关于古冶营业部证明效力的回避责任说辞不能做为否认2015年4月30日古冶营业部出具证明效力。（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受污染损害的权利人新立村居民观点是正确的，但诉争污染赔偿款的给付对象是受损害的新立村全体居民而不是已经分得赔偿款的特定的138户居民。1、诉争的补偿2014年4月年到2015年4月有3万余元转入了村委会经管账户，而且九被上诉人领取补偿款时使用村委会的公章和收据，这也表明补偿款针对的全体污染受害者。2、从常理上讲，铁路货运中心既然协调承担了赔偿费用，不可能在补偿给大多数村民的情况下，而丢下其他几十户居民不给赔偿。因为没得到补偿的居民仍然会继续讨要维权，最后支付赔偿了还得再另行支付，没人会这样做。铁路货运中心的本意是在固定每列车800元的支付标准针对全体受害者。3、一审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表明没有得到补偿的住户放弃了赔偿的权利。相反，这些住户一直在积极争取，2015年之后的污染赔偿是给付对象是新立村全体住户有力的印证这一点，也证明铁路货运中心是对全体居民的补偿。现争讼的仅是2014年至2015年期间一段时间的补偿分配归属问题。二、上诉人诉求本质上是确认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即对将己得的污染赔偿款转为村委会持有并进行公平的分配，最终的所有权仍是新立村住户。一审起诉时事实与理由部分对此已经做出具体的陈述，但在具体诉讼请求确认所有权仅是表达方式不太妥当，但并不影响上述起诉的初衷。《最高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通知》第二款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规定。《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35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违反上述规定，没有告知上述权利，就以诉请上的瑕疵而不顾查明的基本事实驳回诉请是不恰当的。本案是源于污染侵权案件，污染侵权的索赔与赔偿款的具体分配是密不可分的，均属于污染案件处理的一部分。村委会对辖区内重大的公共事务具有职权，本案实际是村委会想要主张是持有污染款再分配归村民所有。针对污染案件，本案可参照公益诉讼的思路予以灵活的处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村委会公益诉讼的权利，但有对其义务的说明：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赋予村委会诉讼救济的权利，必然包含村委会环保类诉讼主体资格。司法实践有许多成功案例，表明村委会有意愿有能力保护村民的环境权利。本案中，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还专门强调授权了村委会处理这个污染公共事务的权利。综上，本案是基本事实相当明确的案件，以9被上诉人领取了全体村民的污染赔款，将村里近34户应得赔偿占为已有。请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事实，情理、法理及政策的多方面的因素，加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等情形，请二审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韩国权等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污染补偿款系被上诉人代表新立村138户居民与铁路货运中心和相关货主经多次协商，最终由造成污染的货主同意按到站列车数量支付给138户维权居民。1、本案污染补偿款是被上诉人代表新立村138户居民与下站货主协商索要来的，新立村村委会并没有参与到协调索要污染款的维权当中，该笔污染款与新立村村委会无关。铁路货运中心因西货场因与新立村紧邻，各下站货主在货物装卸过程中产生扬尘对村民造成污染。从2013年起，新立村就有以“清扫”为名义的，每户350元的污染款，只有少部分村民享有，就是各户归各户。还有159元的污染费，也是各户归各户，没有村委会参与。从2014年开始，新立村居民自发组织并推选八位被上诉人（韩国权除外）为代表与铁路进行协商主张污染补偿款。在协商进程中，因已有部分村民已经得到了350元或者159元的清扫费等，怕清扫费被取消，因此阻扰不同意且不让维权索要污染补偿。最后，八位被上诉人只好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并签字，签字的表示支持主张污染费并有其一份，最后形成138名村民的联名表决。八位被上诉人多次与铁路协商，于2014年4月15日起协商由下站客户按每列800元给138户联名村民污染补偿。本案争议的污染补偿款已经平均发放给138户村民。该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2014年3月20日王立霞等八人推选代表的委托签字三页、2014年3月20日在王凤奎家中确定8人代表的讨论记录、2014年6月17日八名代表进行讨论的会议记录、污染费发放表共28页、原141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证人证言、原939号判决张建光法官在铁路货运中心与何瑞军的谈话笔录。2、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4月30日铁路货运中心证明不能证明其主张，铁路货运中心在(2018)冀0204民初977号案件中已经明确表示货运中心营业部系其所属部门，营业部出具的前后四份证明均没有证明力。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是正确的。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也无法证明其主张，该录音可以证明，只是铁路方单独希望韩国权作为村长去协调污染补偿事项，但韩国权本人并没有代表村委会去协调，因新立村既包括村民户，还包括市民户，村委会代表不了市民户，因此，污染补偿款最终是由八位被上诉人代表138户居民争取来的。同时，因铁路方并不是造成污染的主体，其只是协调主体，意见并不能代表下站客户。二、一审法院认定：“新立村村民委员会与新立村105户农村居民仅为代理关系，并不能证实涉案补偿款应当归村委会所有，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部分村民亦表示其已收到补偿款，并未授权原告村委会起诉，要求原告村委会撤回起诉，故本院对于原告村委会的诉讼主张不予采信”是正确的。1、新立村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它不能代表小部分村民来起诉大部分村民。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自身没有任何权益而言，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是一体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仅为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争取来的权益也是属于村民的，不可能是村委会个人的，而污染款已经被大多数村民享有丁，村民委员会没有权利起诉大多数市村民，把大多数村民享有的权益要回来，所以村委会无权起诉村民。2、同时，在一审中，新立村75户村民联名要求撤回对被上诉人的起诉，更加反映了新立村村民委员会没有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无法代表全体村民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该法律规定，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村委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决定，且不需要过半数同意。本案中，新立村有75户村民不同意起诉，申请撤回起诉。其中大多数村民到法院做笔录反映对村委会起诉被上诉人的事情并不知情，其中竟然有一位村民代表也不知情，他们都不同意起诉被上诉人。3、新立村村委会对代表村民起诉被上诉人这一事项，并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同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不合法，因此，其没有权利代表村民起诉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起诉被上诉人关于污染款归属的事情，涉及到130多户村民的利益，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如果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根据该条法律规定，需要经村民会议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根据上述法徉规定，村民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而新立村村委会起诉被上诉人的事情并没有通知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并召开村民会议，因此，更不可能有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该事情。因此，村民代表会议私自讨论决定起诉被上诉人不仅违法，而且违反程序，是不能成立的。三、本案中，被上诉人经105户农村居民授权找款、领款并发款，被上诉人所为系经村民授权行为，只是代理人，实际产生的后果应由授权人承担，鉴于款项已被村民领取之事实，村民才是诉争款项的实际占有人，那么领到钱的村民均应为本案一审被告，而代理人并不应是本案一审被告。上诉人自称的“其代表的105户”中的五分之四村民应为本案一审被告。同时这五分之四又是本案一审原告，可见，上诉人诉讼之荒诞。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上诉人诉求本质上是确认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并认为本案应为公益诉讼的观点是荒谬且无理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是村民通过投票表决赋予的，不能凌驾于村民之上，肆意而为，更不能为了自己的权力控制欲而损害相关村民的利益。本案中污染补偿款的追索、发放等相关事宜并非村委会发起和组织，且该款亦已经发放到维权主体的85户农村居民手里，上诉人为了自己的权力控制欲要求将该款确认归其所有再统一发放只会徒增村民的诉累，实属不当。且本案中部分村民并未授权上诉人起诉，要求其撤回起诉。另外，本案并不能适用公益诉讼。《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淌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有明确的被告；（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首先，本案并非是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本案是对补偿款分配的争议，其次，公益诉讼主体要求严格，村民委员会并不是公益诉讼的主体，最后，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不特定的人，一般仅指无利害关系的人，其起诉的出发点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尊严及社会公平正义，而非个人一己私利。而本案显然不符合上述条件。村委会保护村民的环境权利，应当在存在污染时，积极主动的与污染主体协商减少污染，而并不是在村民自发组织解决了污染事宜后，再来确认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立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决韩国权、王立霞、王翠荣等人从北京铁路局唐山货运中心古冶营业部领取的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污染补偿款332800元中的××村户农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山市古冶区新立村系由城镇居民和农民混合居住的村落，辖区内共有居民192户，其中有农村居民112户，有城镇居民80户。北京铁路局唐山货运中心古治营业部西货场与该村紧临，各下站货主在货物装卸过程中产生扬坐对村民造成污染。2014年3月本案韩国权、王立霞、王翠荣等人代表该村138户居民与北京铁路局唐山货运中心古冶营业部和相关货主就污染补偿事宜经多次协商，最终古冶营业部西货场的下站货主同意按到站列车数量支付污染补偿款。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韩国权、王立霞、王翠荣等人分多次共从下站货主处领取污染补偿款311200元，其中30400元现仍存于村委会银行账户之中，剩余补偿款已发放到138户居民手中。现村委会提起诉讼，主张该污染补偿款中182000元应确认归村委会所有，并由村委会统一向本村105户农村居民发放。一审法院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工作。本案中，韩国权、王立霞、王翠荣等人所领取的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污染补偿款，系因各下站货主在货场装卸货物过程中产生环境污染对村民造成损害而支付的补偿费用，污染的侵权责任主体系各相关下站货主，而权利人则是受到污染的新立村居民，并非新立村村委会，该款应当为受损害的村民所有。该款的追索、发放等相关事宜亦非村委会发起和组织。且该款亦已发放到105户村民中的85户村民手中，新立村村委会要求该款确认归村委会所有再由村委会统一对村民进行发放只会徒增村民的诉累，显属不当。新立村村民代表会议明确记载，系由新立村村委会代表本村105户农村居民向本案韩国权、王立霞、王翠荣等人提起诉讼索要污染补偿款，说明新立村村委会与本村105户农村居民仅为代理关系，并不能够证实涉案补偿款应当归村委会所有，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部分村民亦表示其已收到补偿款，并未授权新立村村委会起诉，要求新立村村委会撤回起诉，故对新立村村委会的诉讼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新立村村委会要求确认韩国权、王立霞、王翠荣等人领取的污染补偿款中的182000元应当归新立村村委会所有，由新立村村委会统一发放给本村105户农村居民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且就其诉讼主张亦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新立村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新立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新立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新立村村委会提交名单一份，证明污染费有41户没有得到补偿款，被上诉人想补偿给全体村民的钱只在部分村民手中。被上诉人韩国权等质证称，1、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名单上签字人没有出庭，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且该证据与（2014）古民初第1411号案件出庭的当事人不一致。2、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新立村村委会除了该证据外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名单所涉签字人没有拿到补偿款，实际情况是上诉人所称的34户已经撤诉多年，未再次起诉，足以证明该证据不真实。综上，不论该份名单签字是否真实，新立村村委会无权代表全体村民起诉，起诉这一行为不是全体村民的意思表示，且新立村192户不全是农民，只有农民是归村委会管理，上诉人不能代表全体192户。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故本院不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予以确认。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韩国权等人所领取的补偿款，系因各下站货主对村民造成损害支付的补偿费用，其受害主体为新立村居民，并非新立村村委会，新立村村委会主张应由新立村村委会收回补偿款重新分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新立村村委会称有41多户并未收到补偿款，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且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新立村村民委员会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木子审判员 康永杰审判员 王 健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