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59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开氏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村（里东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39202508H。法定代表人：项兴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柯，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197号1-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094985392。负责人：郭旭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宗杰，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开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氏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92民初1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开氏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柯、被上诉人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宗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开氏集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开氏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案涉票据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驳回开氏集团公司诉讼请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案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时点应当为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拒绝承兑之日。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开氏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向开氏集团公司返还票据利益10万元；2.判令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1日，重庆市多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出票人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号码为31300052/20420874，收款人为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出票金额为1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2月1日。汇票正面出票人签章处盖有“重庆市多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朱成秀”的名章，上方注明“本汇票请你行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行签章处盖有“哈尔滨银行汇票专用章”及“赵露”的名章。汇票背面第一背书人处盖有“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方金林印”的名章，第一被背书人为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该名称为手写字样，其中“一族服”处有画圈的痕迹；第二背书人处盖有“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杨军娉印”字样印章，第二被背书人为绍兴莎龙纺织品有限公司，该名称为手写字样，其中“绍”字处有画圈的痕迹。此后的背书情况载明在两份粘单上，第一份票据粘单骑缝处盖有绍兴莎龙纺织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章国兴印”的名章；第三背书人处盖有“绍兴莎龙纺织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章国兴印”的名章，第三被背书人为嵊州市甘霖镇长江丝织厂；第四背书人处盖有“嵊州市甘霖镇长江丝织厂财务专用章”及“王位江印”的名章，第四被背书人为浙江开氏实业有限公司。之后的背书情况载明在第二份粘单上，粘单骑缝处加盖了“浙江开氏实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项兴良印”的名章；第五背书人处盖有“浙江开氏实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项兴良印”的名章，第五被背书人为开氏集团公司开氏集团公司；第六背书人处加盖了“开氏集团公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项兴良印”的名章，并注明了“委托收款”，第六被背书人为中信银行杭州江东支行。2018年7月9日，开氏集团公司委托中信银行杭州江东支行向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收款。开氏集团公司提交的《拒绝付款理由书》载明，该汇票的拒付日期为2018年7月17日，拒付理由为“已超过支付时限”。开氏集团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前述汇票上的画圈处是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工作人员用铅笔作的记号，提示开氏集团公司这两处票面有瑕疵。开氏集团公司已经针对两处瑕疵，要求当时的背书人出具了证明。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兹有贵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日期：2011年11月1日，到期日期：2012年2月1日，票号：3130005220420874，出票人：重庆市多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因我公司财务人员失误，导致被背书人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书写不规范，我公司确认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为正确的被背书人。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和法律责任。贵行在办理该笔业务时请给与方便。”该《证明》加盖了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名章。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兹有贵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日期：2011年11月1日，到期日期：2012年2月1日，票号：3130005220420874，出票人：重庆市多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因我公司财务人员失误，导致被背书人绍兴莎龙纺织品有限公司书写不规范，我公司确认绍兴莎龙纺织品有限公司为正确的被背书人。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和法律责任。贵行在办理该笔业务时请给与方便。”该《证明》加盖了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的名章。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对此组证据无异议。开氏集团公司为证明其获得涉案承兑汇票系基于真实的交易，提交了《销售合同》传真件及《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销售合同》载明，合同编号为2011-11-82，签订时间为2011年11月28日，供方（出卖人）为开氏集团公司开氏集团公司，需方（买受人）为浙江开氏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的货物名称为“POY丝AA”，规格为“438/95”与“135/73”，合同金额为696735元等，并明确载明“本合同自双方盖章起生效，传真件有效”。《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开票日期为2011年11月30日，发票号为10286443，购货单位为浙江开氏实业有限公司，销货单位为开氏集团公司，货物名称为“POY丝AA”，规格为“438/95”与“135/73”，价税合计为696735元。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对于上述合同及发票未发表质证意见，并认为无法确认该交易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中约定传真件有效，与开氏集团公司该合同系传真件的主张一致，且，发票为原件，其上载明的金额、产品种类、数量、时间均能与合同对应，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均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开氏集团公司、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双方对于涉案承兑汇票记载的事项以及拒付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在于开氏集团公司是否享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以及开氏集团公司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开氏集团公司是否享有涉案承兑汇票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依据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本案中，开氏集团公司作为持票人向承兑人主张返还票据利益，根据前述规定，应当审查持票人曾经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因票据而受有利益。（一）关于持票人是否曾经享有票据权利的问题票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汇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收款人名称；（六）出票日期；（七）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本案中，开氏集团公司出示的汇票记载了以上绝对事项，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亦予以认可，该票据有效。又，票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票据凭证不能满足背书人记载事项的需要，可以加附粘单，粘附于票据凭证上。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应当在汇票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本案中，涉案承兑汇票共有两份粘单，第一份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为绍兴莎龙纺织品有限公司，第二份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为浙江开氏实业有限公司，两公司分别在粘单的粘接处签章，符合票据法的形式要求。最后，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中，虽然第一被背书人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与第二被背书人绍兴莎龙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名称存在涂改痕迹，但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与浙江一族服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证明》，说明系因各自财务人员失误，分别导致两位被背书人书写不规范，两位被背书人均为正确的被背书人。且，《拒绝付款理由书》中载明的拒付理由也仅为“超过支付时限”，并未提及存在票面瑕疵。故，涉案承兑汇票背书记载连续、无误，开氏集团公司在票据时效经过前享有票据权利。（二）关于开氏集团公司是否丧失票据权利的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本案中，开氏集团公司系持票人，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系承兑人，开氏集团公司的票据权利，应自到期日起两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涉案汇票的到期日为2012年2月1日，开氏集团公司应不晚于2014年2月1日行使其票据权利。从现有证据来看，开氏集团公司于2018年7月9日才委托银行收款，已超过两年，故，开氏集团公司丧失了票据权利。（三）关于承兑人是否因票据而受有利益的问题本案所涉汇票上载明“本汇票委托你行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并盖有“哈尔滨银行汇票专用章”。鉴于承兑协议系由出票人与承兑人之间签订，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作为承兑人，在其没有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形下，以汇票记载的情况可以认定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已从出票人处受有资金，且，没有证据表明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已经履行了全部或部分付款义务，因此，开氏集团公司丧失票据权利时，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免除票据责任但仍保有该资金，即，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因票据而受有利益。综上，开氏集团公司作为涉案汇票的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但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涉案汇票的承兑人，即，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返还涉案汇票所载明的票面金额，即，10万元。二、开氏集团公司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认为，开氏集团公司主张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已过两年诉讼时效，该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从涉案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消灭之日，即2014年2月1日起算。开氏集团公司称，开氏集团公司主张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系基于票据项下资金的所有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即使适用诉讼时效，起算点也应从开氏集团公司要求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承兑而被拒付之日，即2018年7月17日起算，并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开氏集团公司之所以于2018年7月才主张权利，系因为开氏集团公司出纳人员涉嫌经济犯罪，导致没有及时进行兑付，并非主观怠于行使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开氏集团公司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需审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开氏集团公司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如何确定；该票据返还利益请求权适用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由此可见，民法总则施行前后，以物权等支配权及身份关系作为权利基础的请求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对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亦以明确规定的方式予以排除，而除外的债权请求权的共同特点在于涉及到公共利益。本案所涉的请求权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其不应当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理由在于：首先，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系因权利人丧失票据权利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并非基于物权等支配权或者身份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其次，票据法是从平衡持票人与出票人、承兑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其本身并不涉及公共利益。最后，票据的价值在于交易流通，且，一宗票据债务的债务人众多，其所受的约束较一般债务人更重，因此，票据法规定了票据权利消灭时效制度。若在票据权利适用消灭时效而归于消灭之后，持票人却可以基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而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则有违票据制度促进流通、提高交易稳定性和安全性的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的确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失以及义务人之日计算。因此，无论是依据民法通则还是民法总则，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均是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失之日起。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产生于票据权利消灭之日，系对票据权利消灭的法定救济权。具体到本案来看，开氏集团公司丧失票据权利的原因是票据时效期间届满，而票据时效期间的计算系依据票面记载的到期日及票据法的时效规定而得，作为汇票持有人的开氏集团公司理应知道其票据权利丧失。若按开氏集团公司之主张，从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拒付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则会导致持票人怠于形式其权利，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相违背，不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因此，本案所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应自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届满之次日开始计算，即，自2014年2月2日起算。（三）关于本案应当适用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案中，诉讼时效自2014年2月2日起算，那么至2016年2月2日已经过两年。因此，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开氏集团公司所享有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开氏集团公司关于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开氏集团公司提到其未能及时行使权利系其财务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开氏集团公司未能就其主张举示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即使其所述属实，也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等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开氏集团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开氏集团公司享有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失之日起，已经经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且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情形，故，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开氏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开氏集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开氏集团公司负担。二审中，开氏集团公司以新证据为由申请提交：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以此证明案涉票据在开氏集团公司出纳李玲芳挪用资金犯罪过程中被李玲芳恶意隐匿，导致承兑汇票一直没有托收。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真实性不能确认，且李玲芳藏匿票据的行为应当归责于开氏集团公司，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或者中止。本院认为，前述情况说明加盖有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公章，且由经办人员签名落款，形式合法，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未举证予以充分反驳，本院对该证据材料采纳作为二审新证据，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开氏集团公司出纳李玲芳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的（2018）以浙0109刑初1115号刑事判决判决其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经济侦查大队出具情况说明，称李玲芳在前述犯罪过程中将开氏集团公司220张银行承兑汇票（含案涉票据）恶意隐匿，导致汇票一直未托收。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得查明的事实，开氏集团公司在案涉票据的票据时效经过前确享有票据权利，但其行使票据权利时已经经过票据时效，故丧失了票据权利。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作为承兑人，依照案涉汇票记载情况可以认定该行已从出票人处受领了资金，且该行并未举证证明其并未受领相关资金或已经履行了全部或部分付款义务，故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因票据而受有利益，开氏集团公司有权依照票据第十八条的规定请求该行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李玲芳在其犯罪过程中恶意隐匿案涉票据，开氏集团公司在李玲芳有关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即向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提示承兑汇票，经该行拒绝承兑方知悉该行仍保有案涉票据相应资金并始知有关票据利益返还的请求权未获对方认允，即知道有关权利受到侵害，则相关诉讼时效应自当日即2018年7月9日起算。故开氏集团公司并无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其于2019年2月20日就本案起诉时并未经过诉讼时效。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应当返还开氏集团公司票据利益10万元。综上，因当事人二审举示新证据，本院于二审中查明新的事实，一审判决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92民初109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上诉人开氏集团有限公司1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毅审 判 员  张 薇审 判 员  余彦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