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民再19号抗诉机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赵秀武，男，195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忠，内蒙古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苏尼特右旗盛利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宝音那，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睿，内蒙古睿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杨文丽，女，196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军，内蒙古理想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赵秀武因与被申诉人苏尼特右旗盛利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盛利公司）、杨文丽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一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向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申请监督，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提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内检民（行）监﹝2018﹞15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内民抗7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某、叶某出庭。申诉人赵秀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忠，被申诉人盛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睿，被申诉人杨文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一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终审法院认定杨文丽善意取得赵秀武的股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杨文丽欲以债务转移的方式取得赵秀武40万元的股权，但实际上第三人杨文丽并未与债务人赵秀武达成协议，赵秀武不认可其债务转移给了杨文丽，杨文丽取得赵秀武债务的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成立具备的条件，一是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二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是转让的不动产或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受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本案中二审之前盛利公司尚未对赵秀武的股份进行变更登记，鉴于该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本案认定杨文丽善意取得赵秀武的股权不当。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对非公司股东的第三人转让股份，应当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下，由出让股份的股东购买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在公司章程记载后股权转让才成立。故杨文丽直接成为公司股东的行为亦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一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赵秀武称，同意检察院抗诉意见。赵秀武申诉请求，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一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维持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2014）苏右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二审程序违法，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取得程序违法。（二）一、二审均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杨文丽无法通过该协议获得相应股权。（三）即使还款事实存在，杨文丽也不是本案的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对其出具的《出资证明书》《股东变更证明》《章程修正案》及多份与股权变更有关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均予以否认，杨文丽购买赵秀武的股权并非善意。盛利公司辩称，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赵秀武的申诉请求。（一）杨文丽善意取得股权。《股金转让协议》的实际性质并非股金转让，而是赵秀武因欠第三人到期债务无法偿还，拟将其持有的盛利公司股份以其所欠债务40万元作为价款出售，由于赵秀武找不到合适的出资人，故将股权转让事宜交由盛利公司处理，双方形成委托关系，盛利公司接受委托后，寻找到适格的出资人即本案第三人杨文丽，由杨文丽代赵秀武偿还了40万元。依据《股金转让协议》的约定，杨文丽在偿还了债务后即拥有了成为盛利公司股东的资格。在征得盛利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并签署文件后，杨文丽正式接替赵秀武成为盛利公司股东。盛利公司随即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股东登记，但由于工商部门的原因未能及时变更登记。赵秀武在杨文丽代其偿还债务后，既没有向盛利公司主张过权利，自此也没有作为股东参与过盛利公司经营，其自身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同意将股权以40万元价款转让从而不再担任盛利公司股东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第二十七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可见，对于公司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抗诉机关以盛利公司未对赵秀武的股份进行变更登记及其他股东未放弃优先购买权为由，认为杨文丽不构成善意取得，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由此可见，股东如果认为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撤销，而不是必然导致股权转让的无效。在本案中，其他股东对于杨文丽取得盛利公司股权的行为均进行了追认，因而不存在撤销的情况。杨文丽取得股权后，盛利公司在经营期间数次增资扩股，盛利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由原来的200万元增资到3800万元，杨文丽的股权也变更为51%，其余股东结构也产生了变化，经数次股权转让，新的股东再次受让股份，如果否定杨文丽的股东身份，那么后手股东的善意取得谁来保护。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维持二审判决。杨文丽辩称，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一）《股金转让协议》的性质为赵秀武委托盛利公司转让其股权以偿还其对外债务的授权委托性质，该委托行为合法有效，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二）杨文丽取得股东资格的行为善意、合法、有效。本案中盛利公司根据《股金转让协议》约定，向杨文丽发出要约，杨文丽根据盛利公司的指示代赵秀武对外偿还了债务，成为盛利公司股东。赵秀武对德研和于卫华的关系以及德研代于卫华收款的事实没有异议。杨文丽在该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善意的，其合法权益应当保护。（三）赵秀武提起诉讼其实质是对杨文丽成为股东的行为的撤销，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是一年，本案在时隔八年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杨文丽成为盛利公司股东后，和其他股东密切配合，通力经营，使盛利公司日渐营利，为了更好的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优质热力服务，杨文丽和其他股东共同筹资更新盛利公司设施设备，举债增资扩股将盛利公司注册资金由原来的200万增加到3800万，如果赵秀武再成为盛利公司6%的股东，如何保障杨文丽与其他股东的利益。赵秀武向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股金转让协议》无效，赵秀武系盛利公司股东，在盛利公司占出资比例为6.25%计12.5万元；2、由盛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杨文丽以其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请求确认其系盛利公司持股6%的股东，请求赵秀武、盛利公司协助办理工商股东变更登记。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盛利公司于2007年6月4日登记设立，注册资金为50万元。股东分别为杨之斌、任伟峰、吴江、赵秀武。公司不设董事会,股东会选举杨之斌为执行董事，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各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分别为，杨之斌出资额为31万元，出资比例为62%；任伟峰出资额为9万元，出资比例为18%；吴江出资额为7万元，出资比例为14%；赵秀武出资额为3万元，出资比例为6%。以上出资经锡永会验字（2007）第063号验资报告确认。2008年1月29日杨之斌出具授权书，授权刘凤莲为代理人，代理其以单位的名义在苏尼特右旗签署热力供应合同、银行贷款合同、账目及与热力供应相关的一切事宜，该授权书经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二公证处公证。2007年12月3日盛利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金由5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增资后各股东新增资后出资比例分别为，杨之斌新增出资额为93万元，增资后出资额为12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2%；任伟峰新增出资额为27万元，增资后出资额为3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8%；吴江新增出资额为21万元，增资后出资额为2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赵秀武新增出资额为9万元，增资后出资额为1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以上出资经四鑫会验字(2007)第125号验资报告确认。2008年9月1日赵秀武、担保人盛利公司股东任伟峰、盛利公司三方签订了股金转让协议。约定赵秀武因个人贷款40万元不能如期归还，同意将股金40万元作为还贷转让给盛利公司，所欠债务及利息由盛利公司负责偿还，并约定了转让的条件和时间。2010年12月9日，盛利公司向各股东发出通知，称经执行董事提议，公司定于2011年1月10日召开股东会议研究股东赵秀武、任伟峰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事宜。2011年1月10日、2011年1月19日，在赵秀武未参加股东会的情况下，盛利公司其他三位股东，杨之斌、任伟峰、吴江召开两次股东会议，研究了股东任伟峰将股权转让给刘凤莲的相关事宜，并形成相关决议。2011年2月28日，盛利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提出变更登记申请书，将股东任伟峰变更为刘凤莲。该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当事人争议焦点为2008年9月1日《股金转让协议》的效力。从形式上看，盛利公司作为受让方不符合公司收购股东股权的规定。从内容上看，因赵秀武在公司增资后的股金为12万元，而协议中“将股金40万元作为还贷款转让”的约定与事实不符。且该协议具有公司为股东提供借款的性质，法律规定该行为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该协议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上述相关法律规定，故该协议无效。赵秀武提出确认股金转让协议无效，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赵秀武称，在盛利公司占出资比例为6.25%，与工商登记材料中验资报告、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比例为6%不符，赵秀武的出资比例应按工商登记材料中验资报告、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比例6%确定。因盛利公司提供的2011年1月10日和2011年1月19日股东会决议中，任伟峰仍参加股东会，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可见在2011年1月19日之前任伟峰仍系公司股东，尚未将股权转让给刘凤莲。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1月4日，向刘凤莲发出的，参加召开研究赵秀武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事宜的股东会通知，与事实不符，在其后召开的由杨之斌主持，刘凤莲等参加的股东会，并形成的股东会议决议、章程修正案、股东变更交割证明、股东变更登记申请等材料，因与事实不符，不予以认定。另盛利公司提供了同为2011年1月19日的两份章程修正案，但两份修正案中股东不同。盛利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互相矛盾，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与杨文丽提供的由杨之斌于2014年7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相违背，该情况说明中杨之斌表示，“本人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参加公司的工作，关于赵秀武转让股金一事同意召开股东会，并委托刘凤莲主持会议”。可见杨之斌并未主持和参加关于赵秀武转让股金一事的股东会，但盛利公司提供的2011年1月19日两份股东会决议，均由杨之斌主持，并在决议上签名。盛利公司与杨文丽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不予釆纳。盛利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因股东的股权属于物权，不适用债权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故盛利公司该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杨文丽称，按照《股金转让协议》和盛利公司的指示，代赵秀武偿还了向于卫华的借款40万元，经盛利公司决定，其已成为盛利公司股东，故请求确认其系盛利公司持股6%的股东，要求赵秀武、盛利公司协助办理工商登记中股东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盛利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应由股东会做出决议，而本案中关于赵秀武转让股份的股东会决议，及依据该股东会决议形成的2011年1月19日出资证明书和2011年1月19日股东变更交割证明等材料，如前所述，与事实不符，故杨文丽请求确认其系盛利公司持股6%的股东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另赵秀武系向于卫华借款，而杨文丽向于卫华女儿德妍偿还，在主体上显属不妥，且赵秀武予以否认。故杨文丽主张的代赵秀武向于卫华借款40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且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公司章程和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与杨文丽代赵秀武偿还借款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杨文丽可就代赵秀武偿还向于卫华借款40万元一事，另行提起诉讼。综上，判决：（一）2008年9月1日赵秀武、任伟峰、盛利公司三方签订的股金转让协议无效；（二）赵秀武系盛利公司股东，出资比例为盛利公司注册资本的6%；（三）驳回杨文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00元，由盛利公司负担2800元。剩余2800元减半收取1400元，由杨文丽负担。盛利公司与杨文丽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盛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赵秀武全部诉讼请求。杨文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杨文丽为盛利公司的股东。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以外，另查明，2008年9月1日，赵秀武作为转让人，时任盛利公司的另一股东任伟峰作为担保人，以及盛利公司盖章但并未明确属何种身份，三方签订了一份《股金转让协议》，具体内容为：“盛利公司股东赵秀武因个人贷款肆拾万元不能如期归还（违约），经本人同意将股金肆拾万元作为还贷款转让，贷款肆拾万元（5-8月）利息9.6万元由盛利公司负责收回股金支付，截止2009年元月15日赵秀武若将肆拾万元本金及利息（2008年5月至2009年元月15日的利息，利率6%月利率）付清，肆拾万元的股金再归还赵秀武，否则由盛利公司负责收回股金支付贷款本息（9月1日之后利息公司按月支付，利率为6%月息），2009年元月25日之前，盛利公司如不能如期归还本金及利息，从2009年元月16日开始每超一天在原协议利率（月）6%的基础上每天加收伍佰元整（本协议一式两份）”。签订上述《股金转让协议》后，赵秀武持有的2007年7月22日交给盛利公司股金10万元、2007年7月30日交给盛利公司股金10万元、2007年8月28日交给盛利公司股金20万元的三份《收据》交给了盛利公司，并至此未再参与盛利公司的生产经营。《股金转让协议》中涉及的赵秀武个人贷款的出借人为于卫华，签订该《股金转让协议》后赵秀武未再向于卫华偿还过借款本金和利息，于卫华也未向其主张过权利。该笔40万元贷款已由杨文丽陆续偿还于卫华，并于2011年1月17日由德妍为杨文丽出具杨文丽代赵秀武偿还借款的收条，收条出具人德妍为于卫华长女。于卫华认可赵秀武40万元贷款本息已由杨文丽代赵秀武向其清偿了的事实。该院认为，盛利公司与赵秀武对《股金转让协议》签字盖章的事实认可。对于《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赵秀武个人贷款额，赵秀武最初认可为于卫华，其后虽反悔不认可为于卫华但在二审时也认可为于卫华，盛利公司在双方签订《股金转让协议》后先代赵秀武向其贷款人支付利息，盛利公司应当知悉该贷款人为谁且陈述该贷款人为于卫华，故对该《股金转让协议》所涉及的赵秀武的贷款人为于卫华的事实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该《股金转让协议》的性质及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协议标题为《股金转让协议》，协议内容有关于赵秀武同意将股金四十万作为还贷款转让的约定，协议签订后赵秀武未再参与盛利公司经营而是在签订协议五年多后提起要求认定协议无效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故从该协议的标题、相关内容约定以及签订协议后赵秀武的行为表现，均可表明赵秀武签订该协议具有将其持有的盛利公司股金40万元进行转让，本人退出盛利公司的意思表示。对于赵秀武提出的该协议存在盛利公司收购赵秀武股权、盛利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的问题以及一审认定的盛利公司为股东赵秀武借款等问题。根据该协议的约定，盛利公司负责先代赵秀武向借款人于卫华支付利息、如到期赵秀武能归还本息则股金归还赵秀武，如不能如期付清本息由盛利公司收回40万元入股金支付贷款本息，故该协议具有盛利公司为股东赵秀武提供借款以及盛利公司有权在赵秀武不能按期支付贷款本息情形下收回赵秀武股权进行处置的意思表示。综上，双方签订本协议的真实意思是赵秀武作为盛利公司的股东，因不能偿还于卫华的40万元贷款，与盛利公司协商一致，赵秀武交回盛利公司入股金40万元作为对盛利公司的担保，先由盛利公司代其偿还40万元贷款从2008年5月至2009年1月15日的利息（按月息6%计息）。如到2009年1月15日赵秀武能与盛利公司和于卫华结清本息，则盛利公司将40万元入股金退还给赵秀武，赵秀武仍然是盛利公司股东；如到2009年1月15日赵秀武不能与盛利公司和于卫华结清本息，则盛利公司有权收回40万元入股金，并由盛利公司以该笔40万元入股金去偿还赵秀武的贷款本息，此时赵秀武最终退出盛利公司，不再是盛利公司的股东。据此，《股金转让协议》是盛利公司为赵秀武提供借款并为其能够按约向于卫华偿还贷款本息提供担保，赵秀武以其持有的盛利公司股权为盛利公司为其提供权利质押的反担保，当赵秀武到期不能偿还盛利公司为其提供的借款以及偿还于卫华贷款本息时，赵秀武质押给盛利公司的股权归盛利公司所有，并由盛利公司负责偿还于卫华贷款本息，这为双方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权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动产质权的规定。”因此，盛利公司与赵秀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权利质权不得流质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协议。对于赵秀武与杨文丽现在谁为盛利公司股东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故杨文丽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故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以上三个基本要素，本案，赵秀武、盛利公司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当无争议，而根据前述事实，赵秀武签订《股金转让协议》后，既未按照《股金转让协议》履行其应偿付40万贷款本息的义务，也未对其主张的40万元贷款月息6%的利率高于法律规定标准提出异议，也没有对盛利公司已收回其入股金40万元的事实主张权利，而是不再参与盛利公司的经营管理。再依据赵秀武签订《股金转让协议》的事实，该协议标题为股金转让，内容也有赵秀武同意将股金40万元作为还贷款转让的意思表示，因此，赵秀武股权以清偿贷款本息的意思是真实的，而该协议的无效是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而使赵秀武转让其股权以清偿贷款本息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其期望的法律效果，此结果实际上违背了赵秀武的最初意愿。纵观本案事实，盛利公司在赵秀武未能按照《股金转让协议》履行义务也未对《股金转让协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主观上认为赵秀武已退出盛利公司、入股金40万元也已收归公司，盛利公司有权处置，客观上将该40万元包含赵秀武12万元股本金以及其他投资28万元的入股金，向杨文丽发出购买股权要约，并最终以杨文丽代赵秀武偿还于卫华的40万元贷款，认可杨文丽为盛利公司的股东。对此，杨文丽依据赵秀武与盛利公司签订的《股金转让协议》主观上相信盛利公司有权处置赵秀武的股权以及投资40万元，客观上也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40万元，在行为方式上从2011年开始至今也作为盛利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而赵秀武则在2008年不再参与公司经营之后六年即2014年才提起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善意取得标的物为不动产和动产，也包括其他物权。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公司股权也可适用善意取得。因此，杨文丽作为善意第三人已经合法取得了盛利公司的股东资格，其出资比例为原赵秀武享有的出资比例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杨文丽已合法继受盛利公司6%的股权，盛利公司应为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赵秀武与盛利公司虽因双方本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使《股金转让协议》无效，但盛利公司在无权处分赵秀武股权的情况下将赵秀武股权转让给了杨文丽，杨文丽作为善意第三人其权利应得到法律保护，但对于盛利公司因无权处分赵秀武股权而给赵秀武造成的经济损失，赵秀武亦可依据盛利公司存在的过错责任向其主张权利。对于盛利公司与杨文丽主张的赵秀武诉讼请求已过时效的问题。股权具有准物权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对于盛利公司主张赵秀武诉讼请求已过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判决：（一）维持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2014）苏右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2014）苏右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杨文丽为盛利公司股东，享有盛利公司6%的股权。盛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杨文丽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四）驳回赵秀武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杨文丽的其他诉讼请求。赵秀武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8月5日作出(2016)内民申821号民事裁定，驳回赵秀武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赵秀武申诉请求及盛利公司、杨文丽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赵秀武请求确认其为盛利公司股东的依据问题。本案纠纷因赵秀武与盛利公司于2008年9月1日签订的《股金转让协议》产生。盛利公司辩称其与赵秀武签订《股金转让协议》形成委托关系，盛利公司代赵秀武转让股权，该协议虽然被确认为无效，但杨文丽善意取得股权。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对股权受让人、转让方式、股权转让价款等内容作出具体约定，故该协议性质并非股权转让。分析协议内容，协议主要对盛利公司代赵秀武个人偿还借款40万元及逾期还款如何计算利息进行约定，并约定如赵秀武在2009年元月15日前不能将借款本息付清，盛利公司负责收回股金支付贷款本息，该项约定属于质权流质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故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并无不当。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并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故盛利公司、杨文丽辩称盛利公司与赵秀武形成委托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杨文丽是否善意取得赵秀武在盛利公司的股权是本案核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善意取得需满足以下条件：(1)受让人受让该动产或者不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关于杨文丽在受让股权的过程中是否为“善意”的问题。本案中，《股金转让协议》中并无赵秀武授权委托盛利公司转让其股权的约定，盛利公司以股东会议的形式转让赵秀武的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文丽关于赵秀武委托盛利公司转让其股权以偿还其对外债务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在盛利公司仅持有《股金转让协议》的情况下，杨文丽通过盛利公司股东会议的形式受让赵秀武股权并成为盛利公司股东，杨文丽作为股权受让人并不具有善意。股权与一般物权不同，其具有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两种双重公示的形式。盛利公司的股东信息在工商部门可以查询，赵秀武为盛利公司的股东。杨文丽在其受让案涉股权过程中，其并未与赵秀武就股权转让进行磋商并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书，未尽到作为股权受让人应有的合理审慎义务。即使赵秀武对债务人为于卫华的事实没有异议，杨文丽代其偿还债务亦属另一法律关系，杨文丽仅依据其持有的德研出具的收条主张其善意取得股权依据不足，故二审判决认定杨文丽为善意第三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可见，股权属于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事项。在本案中，至赵秀武提起诉讼时，赵秀武仍是盛利公司工商部门登记股东，而非杨文丽。因此，杨文丽受让赵秀武的股权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二审判决关于杨文丽善意取得赵秀武在盛利公司股权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抗诉机关关于二审法院认定杨文丽善意取得赵秀武股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理由成立。关于赵秀武在盛利公司的持股情况。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赵秀武在盛利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及盛利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赵秀武的出资事实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据盛利公司章程所载明的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四子王鑫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四鑫会验字（2007）第125号验资报告，认定赵秀武系盛利公司股东，出资比例为盛利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的6%正确。综上所述，二审判决关于杨文丽善意取得赵秀武盛利公司股权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杨文丽善意取得赵秀武的盛利公司股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理由成立，赵秀武的申诉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一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2014）苏右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按苏尼特右旗人民法院（2014）苏右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方式分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盛利公司缴纳5600元由其自行负担，杨文丽缴纳5600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婷审判员  王菁馨审判员  黄 凯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崔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