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敦煌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甘0982民初1630号   原告：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户主：郑应增，家庭成员：配偶贾春芳，长子郑晓东，长女郑晓慧）。   诉讼代表人：郑应增，男，1970年10月21日出生，甘肃省秦安县人，汉族，住敦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伟，敦煌市莫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敦煌市月牙泉镇鸣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敦煌市月牙泉镇鸣山村二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6209825211406906。   法定代表人：李正武，系该村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强，系该村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珺，甘肃嘉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与敦煌市月牙泉镇鸣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鸣山村委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9年7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伟、被告鸣山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李正武、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强、刘海珺到庭才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由鸣山村委会下属二组退还无理所收郑应增自2003年至2017年“机动地款”或“机动地管理费”每年170元合计2550元、2018年所收“机动地管理费”95元，累计2645元。   事实与理由：罗成中（男，汉族，1942年7月5日出生，敦煌市人，身份证号×××）与第三人罗新民系父子关系，均系鸣山村二组村民。从原告代理人依法调取的罗成中和第三人罗新民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可以明确证明，1996年年底，在二轮土地承包中，罗成中就与其子第三人罗新民分家各为一户，罗成中家承包集体土地3.6亩，租赁耕种集体机动地2亩；第三人罗新民家承包集体土地4亩（在原告数次诉讼中证实罗新民实际耕种6亩，其中就有罗成中承包的机动地2亩）。1997年12月22日，罗成中将自己家的3.5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原承包3.6亩承包地，其中0.1亩因集体利用而被减除剩余3.5亩）、房屋一院及房前屋后树木，签订相关协议转让给罗成中的弟弟罗成孝。2001年，康建荣、康胜朝（又被称为“康胜超”）父子一家户口转入鸣山村二组，2001年9月1日罗成孝又将以上他家经转让取得的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树木所有权，签订协议，转让给康建荣、康胜朝父子。2002年康建荣父子因对敦煌气候不适应等原因，从鸣山村二组搬往靖远县，经鸣山村村委会及其下属二组商议，并经鸣山村二组开会同意，将康建荣家经转让取得的以上所述房屋、树木所有权和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转让流转给原告。后来，对以上所流转土地，由原告家一直耕种。因原告的户口没有转入鸣山村二组，原杨家桥乡政府在2002年8月给村民颁发《甘肃省农民负担义务明白卡》、在2004年9月颁发《甘肃省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在2007年6月给办理《财政直补专户活期储蓄存折》时，均把户主写为“康胜超”（实际应为“康胜朝”）。2008年，鸣山村委会及其下属二组经开会决定，把原告家人员户口同意转入鸣山村2组，村上又向原告收取每口人5000元的所谓“入户积金”，除原告已在2002年11月替村上退给康建荣4000元1口人入户积金外，在2008年9月27日，原告又给鸣山村交纳了3口人的入户积金15000元，原告家4口人（其中原告诉讼代表人郑应增、原告妻子贾春芳、长子郑晓东、长女郑晓慧）户口在经过鸣山村委会及其下属二组村民开会协商同意的情况下，于同年3月2日转入鸣山村二组。所谓入户积金交纳后，村组干部及村民均答应，对原告与其他农户各种事情同等对待。2009年原杨家桥乡政府给原告颁发了《甘肃省惠农财政补贴明白册》，并一并给原告办了惠农直补存折。2013年因“龙行天下”工程项目征地，村组对渠路埂等相关征地补偿款4640529元中拨给鸣山村2组的1600000元，鸣山村委会报经月牙泉镇政府同意，以“新农村建设补助款”为由确定鸣山村委会按人分配给补偿款2001元，原告一家4人，应分得8004元；鸣山村二组按人均和承包地亩均各占50%分配给农户，原告按人每人应分得7600元，原告一家4人，应分得30400元；按承包地每亩应分得4400元，原告按3.5亩承包地，应分得15400元。以上合计原告应分得53804元。在给农户分配时，第三人罗新民说，原告家经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仍然是他父亲罗成中的，导致由被告及其下属二组各应分配给原告的以上补偿款不能实际给付原告，部分被第三人罗新民截留。为此，原告先于2015年5月13日向敦煌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敦煌法院）对本案被告鸣山村委会及康建荣、康胜朝等提起诉讼，请求对原告经合法流转所取得的3.5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敦煌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6月15日经调解作出（2015）敦民初字第605号《民事调解书》，其中确认：“原告郑应增与被告康建荣、康胜朝于2002年11月12日签订的《附件》第二条约定的敦煌市月牙泉镇鸣山村二组95号房屋南侧的1.1亩果园、东湾2.4亩耕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流转有效”。原告持以上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被告鸣山村委会、鸣山村委会下属二组又多次请求给付以上补偿款时，被告仍然推拖未予实际给付。为此，原告又向月牙泉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未果，便又于2016年5月26日起诉，在诉讼中，因法庭认为原告诉讼主体有误，原告便于2016年11月21日撤回诉讼后，又于2017年2月25日向敦煌法院提起诉讼。敦煌法院作出（2017）甘0982民初467号民事判决，原告于2017年8月21日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酒泉中院）提出上诉，经酒泉中院审理，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7）甘民终1005号民事裁定书对敦煌法院（2017）甘0982民初467号民事判决予以撤销，发回敦煌法院重审，敦煌法院经过重审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甘0982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对经协议应由鸣山村委会分配给原告的8004元判决予以支持，对原告其他请求判决予以驳回。原告再次向酒泉中院提起上诉。酒泉中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甘09民终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要求法院对征地补偿款分配争议纠纷予以审理，应属一审法院受案范围，应当对实体进行审理。原告经合法流转取得对鸣山村二组3.5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该3.5亩土地中全部为承包地，没有任何机动地；合法拥有鸣山村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按照鸣山村委会对承包地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原告无论以人口还是承包地面积，均有取得征地补偿款权利。在多次诉讼中，原告明确坚持原告经合法流转取得对鸣山村二组3.5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该3.5亩土地中全部为承包地，没有任何机动地，也才明确坚持，鸣山村二组自2003年至2018年向原告所收所谓“机动地款”或“机动地管理费”应属不正当无理收取，并在多次诉讼中明确表明，原告保留对被告所收以上款项要求返还的权利。为此，为了充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至贵院，请能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鸣山村委会辩称，没有经过村委会同意或备案，我村对其流转土地情况并不知情；2015年调解书对答辩人没有约束力，不予认可；村委会考虑到郑应增户口落户鸣山村二组，所以在征地补偿款分配时，按每人2001元做了分配，郑应增有四口人，合计8004元；对土地分配补助款有议事会开会的书面会议记录，外来入户不享受人占50%的分配。郑应增自2009年入户没有给鸣山村做过贡献，仅交机动地费用，并没有履行其他义务；郑应增户口虽迁入鸣山村，但他在老家仍有二轮承包地，所以他不能成为本村合法集体成员，不属于鸣山村二组成员，鸣山村二组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就不应该享受。郑应增从康胜超手中流转的土地属于土地流转，郑应增并未向村委会报备。村委会分配方案符合村民组织法要求，综上，应驳回郑应增的诉求。   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郑应增提交：一、（1）敦煌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敦煌法院）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的（2015）敦民初字第60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郑应增经合法流转所取得的鸣山村二组原为罗成中的3.5亩（其中房屋南侧的1.1亩、东湾2.4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效，同时证明郑应增取得该3.5亩集体土地，全部为承包地，没有任何机动地；（2）敦煌法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的（2017）甘0982民初46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郑应增经诉讼向鸣山村委会主张权利的事实；（3）酒泉中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的（2017）甘09民终100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郑应增一直向鸣山村委会主张权利，经酒泉中院审理，对敦煌法院作出的判决予以撤销，发回重审；（4）敦煌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的（2018）甘0982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郑应增经诉讼向鸣山村主张权利，经一审，判决对鸣山村委会按人应分配给郑应增的8004元予以支持，对郑应增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5）酒泉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的（2019）甘09民终1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郑应增取得鸣山村二组3.5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合法有效，且该3.5亩耕地全部为承包地，不含任何机动地，明确郑应增具有鸣山村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郑应增具有取得征地补偿款分配资格，认定郑应增要求法院对征地补偿款分配争议纠纷予以审理，应属一审法院受案范围，应当对实体进行审理；郑应增无须再举其它证据；质证时，鸣山村委会对2015年民事调解书效力及主张有异议，该案涉及村委会，但村委会没有参与调解，待原、被告调解形成笔录后，叫时任村委会主任来签了字，但当时涉及了村委会的利益，该调解书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任何几手的流转都没有上报村委会备案，2019年民事判决书第八页第七行明确是按照2015年调解书认定事实，我们不认可2015年调解书；生效的判决书从法律来讲，有法律效力，但基于调解书事实认定的错误，在2019年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我们也不认可；   二、鸣山村委会下属二组每年向郑应增收取机动地款大部分票据9张。证明（1）鸣山村委会下属二组每年向郑应增不当收取机动地费170元，2003年至2017年每年170元，计2550元；2018年仅收取95元，合计2645元。（2）对以上第一部分相关法律文书证实的鸣山村委会下属二组自2003年每年向郑应增收取机动地费170元予以佐证，并证实仅2018年仅收取95元；质证时，鸣山村委会认为向郑应增收取机动地款是合法有效的，有合同作为依据。郑应增手里没有承包合同，也没有备案的流转合同；   鸣山村委会提交：村委会与罗成中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证实罗成中承包3.6亩；机动地租赁承包合同，证实罗成中承包2亩机动地，收费票据1张；质证时，郑应增对土地承包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当时罗成中承包集体土地，3.6亩承包地，后集体用地0.1亩，所以罗成中承包地共3.5亩；对机动地承包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合同中明确约定机动地承包合同仅仅3年，也约定该地不得转让、出租，2016年11月18日向敦煌市档案馆调取了罗成中的这两份合同，也调取了罗新民的承包合同，与罗成中没有关系，罗新民现在种6亩地，村委会无法说明其中2亩地的来源，票据证实了村委会非法收取郑应增机动地款。   以上证据的分析认定：   郑应增提交的（2015）敦民初字第605号民事调解书、（2017）甘09民终1005号民事裁定书、（2018）甘0982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2019）甘09民终12号民事判决书为生效法律文书，不属于证据的范围，不予认证。郑应增提交的鸣山村二组向郑应增收取机动地款大部分票据9张、鸣山村委会提交的鸣山村委会与罗成中签订的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二份，双方均无异议，真实性予以确认。   依据以上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一致称述，认定以下事实：2003年郑应增从康胜朝处流转取得鸣山村二组原为罗成中的承包耕地3.5亩（包含机动地2亩）的经营权，自2003年至2017年郑应增每年给鸣山村委会交纳机动地承包费170元，2018年交纳95元。2019年7月5日郑应增起诉本院，以本院（2015）敦民初字第605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原告郑应增与被告康建荣、康胜朝于2002年11月22日签订的《附件》第二条约定的敦煌市月牙泉镇鸣山村二组95号房屋南侧的1.1亩果园，东湾2.4亩耕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限内流转有效”为主要依据，鸣山村委会收取机动地费属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   本院认为，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耕种的鸣山村委会第二村民小组3.5亩土地的经营权，是经过罗成中、罗成孝、康胜朝流转取得。罗成中以鸣山村二组村民的身份享有土地承包权，其与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鸣山村二组的耕地使用权属于原始取得。郑应增取得该土地的经营权是基于土地流转合同，郑应增主张权利应向合同相对人康胜朝提出，以与康胜朝签署的协议为基础；在其前手康胜朝承包经营时，就包含有2亩机动地，康胜朝给村委会交纳了机动地承包费，流转后并不能改变是该2亩耕地为机动地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土地的经营权，由他人经营”。四十一条：“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四十六条：“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受让方可以再流转土地经营权”。本院（2015）敦民初字605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对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在承包期内流转有效进行了确认，并未涉及该土地的承包方式。因此，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认为流转承包的3.5亩土地不包含2亩机动地与其具有的经营权无关，要求返还机动地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已预交），由郑应增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有辉   人民陪审员 沈兴军   人民陪审员 张桂雄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法官 助理 车文卿   书 记 员 梁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