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3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扈广杰，男，196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扈广庆，男，197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鹤，男，198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香玲，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扈广玲，女，196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原审被告：扈广庆，男，197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原审被告：扈广霞，女，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扈广杰因与被上诉人孔鹤，原审被告扈广玲、扈广庆、扈广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高新区人民法院（2019）鲁0891民初3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扈广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之诉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房产不是案外人扈玉河个人所有，系其家庭共有财产，扈玉河私自处分该房屋的行为依法无效。虽然原审法院查明案涉被拆迁房屋重建于1993年，上诉人母亲何贵兰于1983年去世，但何贵兰去世后，上诉人及其家庭未对何贵兰的遗产进行分割。因宅基地具有集体土地特殊的身份性，案涉房屋系上诉人一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屋，所以该房屋拆迁时其家庭成员依法享有从何贵兰处继承获得的份额。1993年案涉拆迁房屋在宅基地上重建时，补偿其一家3000元，因当时扈玉河与其两个儿子扈广杰、扈广庆还未分家，由其三人共同出资在新划分的宅基地上盖了平方五间。2004年因杨柳社区旧城改造，上诉人、扈广庆又共同出资在原房屋基础上扩建加盖了第二层。2005年旧宅拆迁，根据拆迁补偿政策，村委根据每户家庭户口人数按每人/10平方米进行面积补偿，共补偿给其一家90平方米的面积。所以案涉房屋拆迁补偿的房屋系其全体家庭成员共有。虽然上诉人及扈广杰各自获得拆迁补偿房屋两套，但也是经过析产、赠与公证之后办理产权登记，在未办理公证和产权登记之前，其二人亦未获得这两套房屋的所有权，都归属于其家庭全部成员共有。扈玉河作为户主，代表其一家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被拆迁房屋系其个人财产，扈玉河个人无权私自处置，第三人胡美云在案涉房屋被拆迁后与扈玉河登记结婚，对案涉房屋更无处分权。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审查的事实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该规定是针对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作的规范，其目的是保护交易的完整性，维护诚实守信交易原则，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得以无处分权主张合同无效。而当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损害其他权利人的利益时，其他权利人向合同双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时，不适用该规定。并且该规定第2款也明确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结合本案查清的事实，扈玉河、胡美云作为涉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将案涉房屋出售给被上诉人，但却因其未取得全部产权致使被上诉人不能取得所有权的，被上诉人应当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违约责任并要求赔偿其损失。2、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转让的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的，受让人可以善意取得该不动产。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其明知道该房产系拆迁补偿所得，应当预见到该房产可能存在家庭成员共有的情形，而且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所有权以登记为准，但被告在未见到房产证的情况下即与案外人扈玉河、第三人胡美云签订了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导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系其自身为尽到审慎的义务。3、上诉人与扈玉河签订《赠与合同》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起初，上诉人对于扈玉河私自出卖案涉房屋一事并不知情，当上诉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知晓扈玉河出卖案涉房产时，该房产已交付给被上诉人，第三人胡美云已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购房款。上诉人曾多次向被上诉人阐明该房产系家庭共同所有，要求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并向胡美云主张违约责任和损失，被上诉人也曾找到第三人胡美云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支付的购房款，但因胡美云儿子从中作梗，被上诉人未能要回购房款。此种情形下，上诉人及其他房屋共有人为了避免自身损失进一步扩大，依照法律规定对该房产进行了析产、赠与公证，并办理了产权证，上诉人与扈玉河签订《赠与合同》不是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而是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他人侵害。所以上诉人与扈玉河签订《赠与合同》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孔鹤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涉案房屋是扈玉河的个人财产，没有其他共有人，更不是家庭共有财产，扈玉河有完全的处分权，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其一，被拆迁房屋系扈玉河的个人财产，没有其他共有人，不是家庭共有财产。一审法院查明涉案被拆迁房屋的建造时间为1993年，上诉人也自认是在其母亲去世后建造，上诉人的母亲在1983年去世，因此涉案被拆迁房屋属于扈玉河的个人财产，上诉人的母亲何贵兰不再享有拆迁房屋和本案涉及的补偿安置房屋份额。且2005年5月27日扈玉河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明确载明被拆迁人为扈玉河，而且一审法院亦查明扈广杰与扈广庆分别补偿安置了两套房屋。在(2018)鲁0891民初3343号案之前的其他四次庭审中上诉人及扈广庆均虚假陈述，刻意隐瞒各自分得2套补偿安置房的事实。另外，因宅基地属于集体土地，不属于何贵兰的遗产范畴，对何贵兰的遗产是否析产继承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二，上诉人在(2017)鲁0891民初3253号民事庭审中，出具的(2015)济诚信证民字第1106号公证书明确记载涉案房屋没有其他共有人，扈广杰、扈广庆不是涉案房屋的共同所有人。本案中上诉人又自相矛盾的称涉案房屋归属于家庭全部成员共有，上诉人明显属于虚假陈述。其三，至于上诉人所称的在被拆迁房屋建造时，是否有其出资的问题，不影响被拆迁房屋的产权问题。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出资建房；其次，即便上诉人能够证明其出资建房，也不影响被拆迁房屋是扈玉河个人所有的事实，他们如有出资也是作为子女对父亲的孝心，无法改变房屋的产权人是其父亲的事实，如若被拆迁房屋有共同共有人，在2005年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上诉人就应该提出来，至今上诉人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此扈玉河是被拆迁房屋的唯一产权人，具有处分拆迁安置房的权利。其四，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2011年5月31日扈玉河与答辩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回迁房杨柳国际新城H区18号回迁安置楼东单元一层东户，出售给答辩人，且于同日将房屋交付使用，答辩人一次性支付了购房款264000元，扈玉河出具了收到购房款的收据。房屋交付后，答辩人多次要求扈玉河办理过户手续，并在2011年9月5日上诉人曾经向济宁市高新区法院(2011)济高新区民初字第592号诉讼，要求扈玉河、胡美云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双方达成和解，扈玉河承诺能够达到过户条件时，及时配合过户，并给答辩人出具了办理上房的授权委托书。其次，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便扈玉河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没有处分权，扈玉河与答辩人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仍为有效。一审法院已经审理查明，在上诉人与扈玉河签订赠与合同时，明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卖给了答辩人，仍然接受赠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涉案赠与合同存在上诉人与扈玉河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利益的情形，导致赠与合同无效。答辩人一审中提供的电话录音及扈广庆妻子的照片可以进一步证明在签订涉案赠与合同时，上诉人一家知晓房屋已经出售给答辩人的事实。扈广玲未作陈述。扈广庆未作陈述。扈广霞未作陈述。孔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扈玉河与被告扈广杰2015年4月10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扈广杰系扈玉河、何贵兰之子，扈玉河、何贵兰育有子女四人，长子扈广杰、次子扈广庆，两个女儿为扈广霞和扈广玲。扈广杰的母亲何贵兰于1983年12月27日去世。2005年9月5日，扈广杰的父亲扈玉河与案外人胡美云登记结婚，2012年7月1日，扈玉河与案外人胡美云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扈玉河于2015年11月2日去世。何贵兰去世前，与扈玉河在杨桥村拥有住房一处，该房在何贵兰去世后的1993年被拆除，重新建设住房五间。2005年5月，柳行镇杨桥村因城市建设需要，被规划为拆迁区域，扈玉河原居住的上述房屋因位于拆迁范围内需拆迁。2005年5月27日，山东火炬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扈玉河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山东火炬房地产有限公司需拆除扈玉河在杨桥村私房五间，建筑面积200.4㎡，山东火炬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扈玉河在济宁市杨柳国际新城小区H区安置两套住房，一套位于H区18号楼东1单元1层东户，建筑面积为86.41平方米，储藏室12.41平方米；一套位于H区4号楼东4单元3层西户，建筑面积为108.10平方米，储藏室16.80平方米。2011年5月31日，原告孔鹤与扈玉河、胡美云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合同约定，扈玉河、胡美云自愿出售位于济宁市高新区杨柳国际新城18号楼东1单元1层东户建筑面积86.41平方米的房屋，合同约定价款264,000元。孔鹤当日付房款264,000元，扈玉河出具收条。涉案房屋于同日交付孔鹤居住至今。2015年4月10日，扈玉河与被告扈广杰签订《赠与合同》，载明：赠与人扈玉河与其配偶何贵兰通过拆迁安置取得位于济宁市杨柳国际新城小区H区18号楼东1单元1层东户的房产，建筑面积为86.41平方米，储藏室12.41平方米，该房产的一半为扈玉河所有。扈玉河自愿将上述房产中的所有权份额赠与扈广杰一人所有，扈广杰愿意接受扈玉河上述房产的赠与。依法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上述赠与房屋所有权转移至扈广杰名下，属于扈广杰所有。2015年4月13日，上述赠与经山东省济宁市信诚公证处予以公证。2015年5月12日，被告扈广杰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产权登记，取得济字第20××46号房权证书。另查明，被告扈广庆、扈广杰在本案涉及的拆迁活动中亦分别取得两套补偿安置房屋。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因扈玉河原私房五间被拆迁补偿而来，被拆迁的房屋重建于1993年，扈广杰的母亲何贵兰于1983年去世，何贵兰不再享有拆迁房屋和本案涉及的补偿安置房屋份额。即便被拆迁的房屋系扈玉河与扈广庆、扈广杰共同建设，但在拆迁中，扈玉河及扈广庆、扈广杰均单独获得两套补偿安置房屋，且案涉房屋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扈玉河一人所签，涉案房屋应认定为扈玉河的单独财产。被告扈广杰主张涉案房屋系其继承母亲何贵兰一半份额及涉案房屋是其与父亲扈玉河共有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房屋即便为扈玉河、扈广杰等家庭成员共同共有，但由于无权处分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扈玉河与孔鹤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仍为有效。孔鹤在2011年5月31日与扈玉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依约交付了房款，扈玉河亦将房屋交与孔鹤占有使用，对此，扈玉河是明知的，至2015年4月10日扈玉河与扈广杰签订赠与合同时，经过进四年之久，对于因拆迁取得的重要家庭财产的使用情况，被告扈广杰等人应是知晓的，且原告孔鹤提供的电话录音进一步证明扈广杰一家知晓房屋出售给孔鹤的事实。故扈广杰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明知涉案房屋已出卖给了孔鹤，扈玉河、扈广杰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孔鹤利益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此，被告扈广杰与扈玉河签订的《赠与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原告孔鹤要求确认上述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判决：确认被告扈广杰与扈玉河于2015年4月10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3520元，由被告扈广杰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收条、物业服务协议、物业费单据、电话录音等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购买案涉房屋，支付了房款并在此居住至今的事实。扈玉河明知该事实，却于数年后再将案涉房屋赠与扈广杰，明显存在恶意。孔鹤于2011年5月购买案涉房屋至2015年4月10日扈玉河与扈广杰签订赠与合同时，经过进四年之久，对于案涉房屋的情况、使用状态，对于因拆迁取得的重要家庭财产的情况，扈广杰等人应是知晓的，且孔鹤提供的电话录音进一步证明扈广杰一家知晓房屋出售给孔鹤的事实。故扈广杰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明知涉案房屋已出卖给了孔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扈玉河、扈广杰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孔鹤利益的情形，具有事实基础，该认定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依据该法律规定判决扈广杰与扈玉河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扈广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吕玉宝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亓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