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6民再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袁某1，个体工商户，现住锡林浩特市。 再审申请人：袁某2，系原再审申请人王晓燕（已故）之子，现住址同上。 再审申请人：袁某3，系原再审申请人王晓燕（已故）之女，现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袁某1，本案再审申请人。 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内蒙古大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内蒙古大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余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1，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2，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1，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 原审第三人：韩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内蒙古金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金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袁某1、袁某2、袁某3与被申请人余某，二审上诉人王某1，原审第三人韩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内0602民初2798号民事判决。袁某1、王晓燕（已故）、王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内06民终887号民事判决。袁某1、王晓燕（已故）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内民申395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原再审申请人王晓燕于2019年3月14日去世，其父王明义、其母吴秀英自愿放弃继承，儿子袁某2、女儿袁某3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袁某1、袁某2、袁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被申请人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1、苏某2，原审第三人韩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某、张某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上诉人王某1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某1、袁某2、袁某3申请再审称：一、请求撤销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6民终887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被申请人余某将借款打入韩某或其他人账户，称韩某系履行职务行为代王晓燕接收借款，但无任何真凭实据，且韩某本人认可本案系其与余某之间的借贷。被申请人应当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王晓燕在二审中已举证证明韩某所曾工作过的纸箱厂于2010年8月12日转让给他人，被申请人余某所拿出转账给韩某的转账凭证全部在此时间之后，直接否定了韩某以履行职务行为代王晓燕接收借款的可能。2、被申请人余某称2017年7月，王晓燕给他抵顶过东胜一套房，没有任何抵顶手续，实际为非法占有，该案已经东胜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房屋应归案外人王某2，余某应予归还。3、被申请人余某一审超期出示2017年5月22日锡林郭勒盟众力置业有限公司向其转账的5000元凭证，强说成系王晓燕归还本案288万的借款，王晓燕当庭给予了合理解释，该5000元系房租，二审中王晓燕已将2017年5月22日余某给众力公司亲笔写的6000元（5000元是上述转账方式，1000元为财务现金支付）借款单凭据作为证据提交。4、2012年后，王晓燕多次催要未履行出借义务的288万元借款单，余某均推脱不给，因当年双方关系甚好，且没有履行出借义务，王晓燕便没有过多的担心借款单未收回存在风险，这种现象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盛行的当年是很普遍的，符合常理的。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二审判决第8页本院认为中将被申请人余某的举证义务转嫁给韩某，即使韩某举证不能也应由韩某承担责任，判决王晓燕承担责任，实属于法无据。2、二审判决书第9页中，“综上，...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二审法院不援引举证责任的相关法条，而引用“高度可能性”的司法解释，明显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被申请人答辩称，不同意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本案中韩某从未陈述和认可本案转账系其与余某之间的借款，本案被申请人余某主张借款履行，不仅有借款履行的转账凭证，也有借款后出具的借款单为凭，借款后再审申请人的还款及协商，以房抵债的相关证据，足以证实被申请人已履行了该案的借款义务，而再审申请人未完全履行其还款义务。再审申请人只是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但并未对未发生借贷出具借条，又不进行撤回作出合理解释及说明，又未对抵顶房屋作为还款提出反驳证据及说明，并认可曾向余某顶过三套房屋，未抵顶成功，仅抵顶成功一套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6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被申请人在一、二审中，关于借款的履行已经进行全面举证，包括款项的来源交付方式、证人证言以及再审申请人的还款行为及还款方式，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申请人已履行款项的出借义务。 原审第三人韩某称，一、韩某未替王晓燕代收案涉借款，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晓燕在2010年左右授权韩某为代理人，代收涉案借款。2006年韩某离开纸箱厂，不再和王晓燕一起工作。二、韩某与余某是舅舅外甥关系，近亲属之间有经济往来也很正常。三、再审申请人所述原审中韩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证明责任应由被申请人承担。 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晓燕、袁某1向余某偿还借款本金293万元整及支付自2017年6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2.王某1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由王晓燕、袁某1、王某1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8月25日王晓燕以借款人身份给余某出具借款单一支（编号0001202），内容：“今借到余某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王某1作为保证人在担保人处签字；2011年9月11日王晓燕再次以借款人身份给余某出具借款单一支（编号0001203），内容：“今借到余某现金人民币贰佰捌拾捌万元整，2880000”，王某1作为保证人在担保人处签字。两支借款单注：担保人与借款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直至还清本息为止。二、袁某1与王晓燕于1996年1月5日登记结婚。三、王晓燕将登记在吴峰名下×××别克车于2017年5月22日以50000元价格抵顶给余某，用以偿还王晓燕与余某之间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王晓燕与余某于2011年8月25日、2011年9月11日形成借款合意，并由王晓燕以借款人身份、王某1以保证人身份出具借款单两支，该协议系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各方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余某主张其已按照借款单确定数额履行出借义务，王晓燕只认可收到5万元。针对各自主张，余某提交借款单、向王晓燕公司财务人员韩某的转账凭条、2017年5月22日转账凭证，证明已履行出借义务。王晓燕否认余某向韩某转账款项系对其履行出借义务，并在第一次庭审中否认韩某系其公司职工，在第二次庭审中，王晓燕自认韩某在2006年左右是其纸箱厂职工（负责车间核算），但对韩某现在仍系其公司职工予以否认，并否认2017年5月22日向余某转账5000元系偿还本案借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晓燕针对其抗辩，未予举证，故对王晓燕的主张不予采信。依据王晓燕2011年9月11日给余某出具的借款单内容及余某提交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借款事实，故对余某主张已履行出借义务予以采信。余某已履行了出借义务，在余某与王晓燕未约定还款期限情况下，余某可以催告王晓燕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关于下欠本金，本案中王晓燕共计向原告借款293万元；袁某1、王晓燕、王某1主张王晓燕已偿还5万元，余某在庭审中举证证明2017年5月22日王晓燕偿还5000元，核减已支付5万元及5000元，现下欠本金为287．5万元，故对余某主张王晓燕偿还借款本金293万元中287．5万元予以支持。关于利息，余某请求王晓燕支付自2017年6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余某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袁某1是否承担还款责任，上述笔债务系发生于袁某1与王晓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袁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债务系王晓燕的个人债务，或者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本院认定上述债务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对于余某主张袁某1、王晓燕共同承担偿还义务，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王某1，王某1在两支借款单上签字为两笔借款提供保证，保证有效。两笔借款单中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故对余某请求王某1对上述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王晓燕、袁某1偿还余某借款本金287．5万元及从2017年6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给付；二、王某1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晓燕、袁某1追偿。三、驳回余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20元，由余某负担220元，由王晓燕、袁某1、王某1负担14920元。 王晓燕、袁某1、王某1不服一审，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余某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无任何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余某至今未向王晓燕履行288万元借款单的出借义务。王晓燕也没有授权任何第三人代收这笔款。2012年后王晓燕多次催要未履行出借义务的借款单，余某均推脱不给。一审法院仅以韩某曾在袁某1的纸箱厂工作过就作出韩某代王晓燕收款的推断，显然无事实依据。一审证人证言前后相互矛盾，违背诚信，不足以采信。余某一审中提供2017年5月22日锡林郭勒盟众力公司支付给余某的5000元属于另案抵顶房屋的租金，一审法院错将该5000元定性为偿还本案租金。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将举证责任颠倒。被上诉人余某应当对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就上诉人未收到288万元借款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或抗辩后承担进一步举证的责任，否则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其主张，三上诉人向本院提供：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组织机构代码证1页、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1页、鄂尔多斯市同德汽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页、鄂尔多斯市荣禾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张、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鑫盛隆彩钢钢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张、营业执照1页、2008年3月1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页、2009年3月1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3页、《财产清单》1页、2012年2月2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页，拟证明：鄂尔多斯市恒翊纸箱厂系2010年8月12日起至2016年11月16日注销，是王智国的个人独资企业，与袁某1、王晓燕无关。余某给韩某的8笔转账（案卷63页）都在2010年8月13日之后，收到转账时的韩某不可能代替王晓燕履行余某所主张的纸箱厂的职务行为。第二组证据：众力如意园项目商品订购单1号07；1号-16；1号-17各一页；《抵债、抵押事务流转表》1号-07；1号-16；1号-17各一页；（2018）内06民终885号一审案卷第44、45页（自己不清或为46页）；借款借据一份；包商银行网上转账交易凭证1张，拟证明：1.余某2017年5月22日出具的6000元房租的借款借据在另案一审中王某1已提交过，该案二审案号（2018）内06民终885号；2.余某2017年5月22日出具的6000元房租源自该案抵顶的一套房屋的租金。余某质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中两份机读档案信息和三份鑫盛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明问题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无从考证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韩某至今还和王晓燕有合作经营的行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韩某不是履行职务行为。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订购单，双方协商过抵顶，但是没有抵顶成功，该案中的6000元是偿还余某和王晓燕的借款，一审判决也予以认定。王晓燕和袁某1是配偶，袁某1是众力公司的法人，余某确实是收过6000元的租金。韩某质证称，对于纸箱厂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的真实性认可，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韩某在2007年底离开纸箱厂，韩某在2010年成立汽贸公司，2011年年初去达旗三晌梁做企业，2012年5月韩某去锡盟开了一家汽贸公司，不清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中关联性的原则，本院不予采信。 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某是否履行了2011年9月11日王晓燕向余某出具288万元借条中出借义务。首先，被上诉人余某提供了王晓燕、王某1出具的借款凭证，及向原审第三人韩某的转款凭证等证明本案借贷事实的发生，庭审中，针对余某给原审第三人韩某的多笔转款，韩某陈述不清楚该款项的用途，作为收款人韩某应当清楚余某向其转款的性质，而韩某既未作合理说明，又未能证明该笔转款系韩某与余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从而排除余某向韩某所转的款项为通过韩某向王晓燕履行2011年9月11日借款单中288万元的出借义务。另，韩某既为余某的亲属又为王晓燕与袁某1的亲属，余某通过韩某向王晓燕履行出借义务符合常理。其次，余某称其在2012年7月份居住的东胜区亿利滨河湾的房屋系王晓燕向余某抵顶的房屋，且购房合同原件亦在余某手上，双方就涉案借款发生过抵顶事实亦能说明余某履行了288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而三上诉人对余某长时间占有使用王晓燕的侄儿王某2名下的东胜区亿利滨河湾的房屋且持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原件，未作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供证据反驳该房屋用于王晓燕向余某抵顶欠款。另，三上诉人亦认可，曾向余某抵顶过三套房屋未抵顶成功，仅抵顶成功一套房屋。由此可以说明，余某向王晓燕履行了288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且双方的借贷事实系真实发生，才发生上述的抵顶事实。最后，在余某提供王晓燕、王某1出具的借条及余某向韩某转款的凭证的情况下，三上诉人虽诉称未收到288万元的借款，但三上诉人均未对在余某未履行出借义务的情况下三上诉人不撤回借条这一事实作出合理说明，也未对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对余某履行了288万元借条中出借义务予以采信，对三上诉人称余某未履行288万元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另，一审认定2017年5月22日王晓燕向余某还款本金5000元，减少了三上诉人所需偿还的本金的数额，且余某亦未提出上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袁某1、王晓燕、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再审申请人出示新证据：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6民终98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没有抵顶房屋即还款事实。被申请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没有给被申请人还款的行为，该证据中显示王晓燕给余某抵顶的房屋，余某从2012年至今一直占有使用。该判决书败诉的原因是双方的抵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且房屋登记的合同权利人为案外人王某2，但实际居住事实足以证明双方有以房抵债意思表示及履行行为。该房屋王某2行使权力时间是余某向再审申请人主张借款之后，也可证明以房抵债实际发生。该判决书中查明事实也可佐证余某已经履行了涉案借款的出借义务。该案件的抵顶事实也可证明余某与再审申请人借贷往来均是通过第三人完成的。原审第三人称该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2019）内06民终985号民事判决虽然认定被申请人余某无权占有位于××区房屋，但该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某2，系王晓燕侄子，余某取得该房屋钥匙、持有购房合同原件并居住至今，所有权人王某2在余某居住长达六年之久才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且再审申请人对余某占有使用该房屋至今的原因未作出合理说明，故对该证据的证明问题不予采信。 被申请人向本院提交新证据：（2017）内0602民初6831号民事判决及在案证据记账凭证三支。拟证明王晓燕与其他债务人及余某的债务往来，均是通过王晓燕公司财务人员李某完成借款、还款。再审申请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记账凭证三支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问题均不认可。一审中并未出示该份证据，同时该三支凭证均为复印件，也无来源出处的证明，与本案无关，即使有过让别人转让的事实，也是经王晓燕明确授权的行为。本院认为，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中关联性的原则。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王晓燕于2019年3月14日去世。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余某是否履行了涉案288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首先，本案中，被申请人余某以王晓燕向余某出具的借款单为依据向再审申请人主张债权，余某称该笔借款系其与王晓燕多笔借款经结算后出具的借款单，借款通过王晓燕的财务人员韩某以及案外人李某的账户支付以及部分现金等方式履行。再审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余某未履行出借义务，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韩某及案外人李某等人转款的行为不能视同向王晓燕履行出借义务。本案中，韩某与王晓燕、余某均为亲戚关系，韩某既不认可其代王晓燕收取款项，也不承认该款项系其与余某之间的借款，且韩某与余某之间亦未签订借款合同，同时韩某对于收取该款项的原因，款项的用途及去向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鉴于被申请人余某居住于王晓燕侄子王某2位于××区房屋，该房并非余某本人所有，余某能够从2012年7月至今居住于此，并持有该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房屋所有权人王某2长期未对其主张返还房屋，且再审申请人对此事实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可以看出余某与王晓燕之间有过抵顶的意思表示及履行行为，虽然双方并未签订抵顶协议，抵顶借款也最终未能实现，但以上事实能够证明余某与王晓燕双方之间有过抵顶的行为。另外，关于2017年5月22日包商银行交易凭证，再审申请人在二审中称该凭证的五千元是六千元租金中的五千元，证明的问题是偿还的是本案借款中的款项。且再审申请人认可当时抵顶三套房屋并没有成功，只抵成一套房。结合以上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可以证实被申请人余某向王晓燕履行了288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故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8）内06民终88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图 雅 审 判 员  刘熠杭 审 判 员  刘 敏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琢 书 记 员  刘树娇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