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0民终48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帅，男，汉族，1994年11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以福，江苏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金波，男，汉族，1973年5月11日出生，住河北省文安县急流口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卫东，河北李振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时帅因与被上诉人孙金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6民初2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帅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9月29日至同年12月21日，被上诉人共计十四次向案外人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天津诺森公司）供应清水模板，并非向上诉人供应清水模板。1、被上诉人供应清水模板工程工地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农民安置用房部安置区G地块，天津诺森公司为该地块部分工程劳务分包人，上诉人在该工地时任公司材料员，一审庭审中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2、涉案建筑模板欠款单系统一制式，即由被上诉人制作填发，抬头处欠款单位明确载明为天津诺森。上诉人作为天津诺森公司员工，在落款收货人签字处签名，是履行职务行为。3、上述欠款单均非上诉人一人在收货人处签字，尚有案外人史其超、皮胜科的签名，且史其超签名均在上诉人之后，一审法院有何依据认定被上诉人是向上诉人供应清水模板？如是根本没有必要再让其他人在其后签名。另外，其中间还有载明日期为2014年12月8日的一张欠款单，同属该批次，仅有史其超一人签字，那么一审法院又是如何将其割裂开来的？况且被上诉人第一次诉讼中史其超也是被告，并要求其共同承担全部还款责任。一审法院颠倒事实非常明显。3、2018年7月23日，被上诉人就本案纠纷进行起诉，并以撤诉结案，诉讼代理人均为同一人，而两次诉讼庭审中代理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也是虚假的，提供的证据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2018）冀1026民初459-2号民事卷宗证据材料及开庭可以佐证。二、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应涉案清水模板，其当时是如何联系的上诉人，包括此后供应模板数量、价款、欠款金额及结算被上诉人均未联系过上诉人，显然有悖交易习惯，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特别是欠款单抬头处欠款单位明确载明为天津诺森。2、上诉人在涉案建筑模板欠款单收货人处签名，是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该责任根本不应也不能由上诉人来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孙金波答辩称，一、被上诉人是与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父亲时卫国之前联系订货，商量价格，货物均送至被上诉人所指定的地点，包括前期货款的几次结算均发生在二者之间，后期被上诉人也是向上诉人及上诉人的父亲追讨欠款，因此本案上诉人就是买卖合同的买方主体。二、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诺森）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也不清楚天津诺森与上诉人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三、上诉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提交证据证实我方与天津诺森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也未提交充足证据证实买卖合同形成的2014年上诉人与天津诺森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四、天津诺森曾在被上诉人起诉案件中直接否认了上诉人与天津诺森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并声称上诉人在庭审中所提交的加盖有天津诺森的公章的证据都是虚假的、伪造的，并提交了“公章鉴定申请书”，因此可以看出天津诺森始终否认与我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及与上诉人形成劳务合同关系。五、实际上上诉人与其父时卫国承包了我方供应货物处的工程，上诉人是工程实际负责人，时卫国、史其超、皮胜科等人均受雇于上诉人，以上人员的职务行为均归责于上诉人，上诉人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孙金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偿还拖欠原告的货款4554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自2014年12月21日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9日至2014年12月21日，原告孙金波共计十三次向被告时帅供应清水模板，价款共计729300元。被告欠原告清水模板款399300元，至今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依法应予保护。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被告作为买受人，未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属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价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原、被告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被告未在收到原告货物时支付价款，属违约。因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时帅支付原告孙金波清水模板款3993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二、被告时帅赔偿原告孙金波逾期付款损失【按照货款39930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自2014年12月22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孙金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66元，由原告孙金波负担421元、由被告时帅负担3645元（此款原告已垫付，应由被告负担的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一审法院不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2018）冀1026民初459-2号案件2018年7月23日的开庭笔录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在该案中陈述其与案外人时卫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交易过程中始终是与时卫国联系，货款也是由时卫国支付。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时与上述陈述明显矛盾，在本次一审庭审笔录第四页倒数2-3行内容存在矛盾，与事实根本不符。结合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案外人时卫国与上诉人时帅和案外人史其超、皮胜科均是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员工，在涉案中所履行的行为均是职务行为，代表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诉人根本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该庭审笔录已经申请二审法院调取，该笔录是一审法院打印出来给我方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上诉人时帅与时卫国系父子关系，二人共同在外从事建筑劳务分包活动，其中以时帅为主，其父子二人基于特殊关系共同经营，在我方处理具体事务时，也曾与时卫国产生联系，但因时卫国是时帅的父亲，所以该情况也具有一定的地缘性。在（2018）冀1026民初459-2号案件的庭审中，我方在立案时出于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考虑，将所有与我方产生联系人员列为共同被告，目的是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后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被追加进入该案件后，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直接否认了上诉人及时卫国等人的陈述观点，并明确了时帅等人在工程中独立的分包行为，以及在我方所有送货单据中都有时帅本人签名，上诉人在案件庭审中也一直承认签收了该送货单据。所以，我方结合事实综合认定时帅为买卖合同的买方，应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调卷核实，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2018）冀1026民初459号案件中案外人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文安县法院提交的一份公章鉴定申请书的复印件。该证据原件保存于文安县法院（2018）冀1026民初459号卷中第75页，该证据证实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对于时帅等人所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等证据明确予以否认，认为上述文件中所加盖的公章是伪造的，并申请发院对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可以证实上诉人所生称的雇主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经明确的否认了与时帅等人形成劳务关系的事实，并全部否认了时帅等方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职务行为的证据，已经被该证据的证据来源方明确否认。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作为审理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公章鉴定申请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非被上诉人刚才所陈述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请求事项中是仅对天津市建筑企业招用务工农民劳动合同书上所加盖的公章，与申请人的公章进行鉴定，并非对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包括加盖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的有员工工资花名册、组织机构表等，对后者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未要求鉴定，对其真实性是认可的。当时未能进行鉴定的原因是上诉人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系照片打印件，未能提供原件，因此鉴定公司无法进行比对，得出鉴定结论。另外，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又重新提交了案外人时卫国与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书原件，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组织机构表、工资花名册、工资发放表、考勤表及发放工资的银行流水，能证明涉案人员（时帅、时卫国、皮胜科）均与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存在用工关系的事实。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调卷核实，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已经偿还被上诉人的清水模板款33万元，系上诉人时帅之父时卫国个人账户偿还。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孙金波供应清水模板，价款共计729300元,上诉人等签收，已经偿还被上诉人的清水模板款33万元，尚欠被上诉人清水模板款399300元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提交的《建筑模板欠款单》中,欠款单位处记载为“天津诺森”。被上诉人称系当地交易习惯，注明施工地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上诉人称其父亲时卫国和上诉人均系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员工，上诉人接收被上诉人的建材模板系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一审诉讼中提交了盖有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的《天津诺森一冶军粮城二期南部安置区项目管理人员组织机构表》、《天津市建筑企业招用务工农民劳动合同书》、《一冶外来施工企业劳务人员名册》、《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冶军粮城二期南部安置区项目2016年3-5月工资发放表》、2016年7月《考勤表》。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调取了文安县人民法院（2018）冀1026民初459号民事案件卷宗，该案中天津市诺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否认上诉人提交的《天津市建筑企业招用务工农民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并申请法庭对该劳动合同书所加盖的“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与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真实公章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文安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于2018年11月21日出具《河北省文安县人民法院终结对外委托通知书》，内容为无法获取必要材料，致使鉴定无法进行，故此终结对外委托。基于此本院对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六份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予认可其系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员工的主张。此外，就时卫国向被上诉人给付货款33万元的事实，上诉人亦未给出合理解释。上诉人称，“关于付款情况，在（2018）冀1026民初459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曾与时卫国有过电话录音，被上诉人向时卫国主张货款时明确表示该货款只有天津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才能由时卫国代为支付。”如果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应直接向被上诉人付款，上诉人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和建筑市场交易习惯，本院不予确认。再次，通过被上诉人与时卫国之间的通话录音内容看，如“工资还没有要出来，要出来一起弄嘛”、“我跟你说，带着工人需要钱，带着工人去要钱，就花了不少钱”，也无法认定上诉人的主张，而佐证认定上诉人和时卫国与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存在分包关系更为合理。故此，上诉人接收了被上诉人建筑模板，在时卫国否认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抗辩应由天津市诺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责任成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承担向被上诉人给付货款责任。另，关于上诉人所述同属该批次，仅有史其超一人签字载明日期为2014年12月8日的一张欠款单，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为上诉人收货，对上诉人并无不利。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责任有事实基础，且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承担支付货款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时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90元，由上诉人时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强审判员 田雪芹审判员 赵洪亮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宋巍书记员苏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