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8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平寨镇公园路小吃城商住5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3736611584D。法定代表人：陈荣兴，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胜，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与万家丽路交汇处东南角湘煤大厦10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9882682XW。法定代表人：肖振林，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卓奇，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镇五里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0766088157E。法定代表人：陆江峰，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新，贵州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武冈市安乐乡塘富村8组。法定代表人：陈立志。上诉人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润矿产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金时代公司”）、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东电力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武冈市源达绿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达绿能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不服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5民初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经合议庭合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荣润矿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5民初7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罔顾案件基本事实和交易惯例，偏袒二被上诉人。1、片面强调书面合同，否认上诉人与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口头形式。本案中，上诉人的180车煤炭运达黔东电力公司，黔东电力公司接收、使用并就该批煤炭进行结算，可以表明黔东电力对该180车煤炭的买卖存在合同，争议在于交易对象是谁的问题。上诉人已经证明是该批煤炭的发运人、所有权人，在不存在为他人代发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被认定为出卖人。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015年1月至6月，上诉人与黔东电力公司一直有煤炭交易，上诉人每月均向黔东电力发运煤炭，交易的惯例是上诉人接黔东电力口头通知组织发货，随后补签合同。本案中黔东电力因将3—5月的合同签给了黑金时代公司，本来答应帮上诉人协调收取货款，在黑金时代公司结算货款协调不成后，置收货的事实不顾，否认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坚称黔东电力公司只认书面合同，只与有书面合同而无实际交易的黑金时代公司存在买卖关系。2、回避“代发证明”错误认定上诉人与湖南黑金之间存在代发关系。“代发证明”是存在代发关系的结算依据。（1）黔东电力公司的格式合同约定，存在代发（转卖）关系的，需提供代发证明。2015年的几份合同中均在其第九条（53号合同第十三条）“铁路货票、铁路货物运单约定事项”中有约定。在发运人与实际结算人不同的情况下（转卖/代发），黔东电力公司要求提供发运人与实际结算人之间代发证明即《代发委托书》，多层转卖(代发）的，须层层出具代发证明，《代发委托书》的格式，由黔东电力公司统一给出，模版发生变化，由黔东公司通知。在存在转卖（代发）的情形下，最终的结算人向黔东电力公司结算时必须提供由初始发运人至最终结算人之间委托代发证明，该证明与货物增值税发票、货票同等重要，不可或缺。黑金公司主张上诉人所发煤炭系代其履行合同所发，却无法提供上诉人与其之间的代发证明。3、一审判决通过否认上诉人与黔东电力公司的买卖关系，试图拆解不当得利关系中的关键链接，达到不支持上诉人请求的目的。上诉人通过详解黔东电力采购煤炭合同中关于所有权人认定的条款，以及证明上诉人是涉案煤炭所有权人的证据包括上诉人的货物来源、货款来源、货款支付、代发证明等文件，证明了上诉人对涉案货物具有不可辩驳的所有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黑金时代公司二审答辩称，第一、上诉人没有证据形成证据链，证明其系不当得利的受损人。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通过一审质证，均不能证明其取得本案所涉180车煤炭的物权，所以它不是本案不当得利的受害人，上诉人的证据只能证明它是托运人，不是物权人和所有权人，原来的生效判决都没有说到上诉人是所有人。第二、黑金时代公司取得的煤炭有法律依据。首先黑金时代公司取得煤炭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是依法取得；其次结算不光是凭买卖合同，煤炭买卖合同中的交易惯例是结算还需随车货票（白色联）和运输发票结算联，我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提供了这两项发票联，所以我们公司取得争议煤炭是合法有据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被上诉人黔东电力公司二审答辩称，第一、黔东电力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黔东电力公司对上诉人没有付款义务，这是已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第二、黔东电力公司确实收到180车煤炭，但已经向黑金时代公司支付了180车的货款，黔东电力公司的付款依据是买卖合同，在买卖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上诉人一再起诉又一再败诉，其重要原因是诉讼方向错误。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未提交陈述意见。荣润矿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黑金时代公司返还煤炭款3623265元，2、依法判令被告黑金时代公司返还煤炭运费960071.80元，3、依法判令被告黑金时代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500000元（按银行同期利率自2015年7月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暂计至起诉日）；4、依法判令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对被告黑金时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曾于2012年10月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发生煤炭买卖合同交易。2015年1、2月，原告为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发运销售煤炭，双方当月分别签订了合同编号为WLQDRL-2015-12《煤炭买卖合同》和合同编号为WLQDRL-2015-39《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作为卖方，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作为买方，采取“卖方代办铁路运输，铁路运费代付代缴”的方式供煤；“在合同有效期内，运煤时间以买方通知为准”；煤炭价格以到货煤炭热值及含硫量予以考核，“煤炭价格含增值税、运杂费等全部税费”；结算方式为：煤款，17％增值税专用发票；铁路运费，11％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与6％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双方凭合同书、相关票据对该两个月所供煤炭结算无误。2015年3月，原告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拟继续合作，后双方洽谈无果，没有签成合同。2015年3月至5月期间，被告黔东电力公司陆续收到180车煤炭。原告提供《货票》显示原告作为托运人于2015年3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32车、于2015年4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34车、于2015年5月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9车，共75车，2015年4月，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处煤炭分公司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100车，2015年5月，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发运给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煤炭5车。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系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的煤炭供应商。二被告长期保持贸易合作关系。2015年1月至5月，双方每月分别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被告黑金时代公司向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提供原煤，交易方式为卖方办铁路运输，铁路运输代缴，交货地点为黔东电力公司专用线（羊坪站）；3月份合同的合同编号为WLQDRL-2015-45、4月份合同的合同编号为WLQDRL-2015-48、5月份合同的合同编号为WLQDRL-2015-53，有效期限其中3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3月14日至同月31日、4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4月10日至同月30日、5月份的合同为2015年5月1日至同月31日。2015年1月1日及同月2日，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与第三人源达绿能公司分别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及《煤炭购销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第三人源达绿能公司向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供货原煤，交货方式及质量要求等均按照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为准，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原告于2016年3月向镇远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黔东电力公司，要求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支付煤炭款、运费等，一审法院依据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申请追加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被告黑金时代公司、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在诉讼中辩称，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已依据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对涉案煤炭结算完毕，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称其已将案涉款项结算给与其有代办关系的第三人源达绿能公司。案经镇远县人民法院一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二审法院作出（2017）黔26民终535号民事判决，以原告主张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的买卖关系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于涉案180车煤矿，原告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之间没有书面合同，原告称通过货票、《代发委托书》、运输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材料即可向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就煤炭进行结算，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予以否认，并称按照煤炭行业的的交易习惯，结算时需要提供合同、结算单、铁路运输费发票、增值税发票原件，原告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并无买卖关系。2016年1月26日，原告向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出具《公函》，函上载明“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至2015年5月分别从化处站、幺铺站、安顺站、六枝地宗站发电煤共计180车到贵公司，总计11840吨，贵公司实收11878吨。其中3月份32车，共计2097吨，贵公司实收2083吨。其中4月份134车，共计8801吨，贵公司实收8850吨。5月份14车，共计942吨，贵公司实收945吨。以上电煤全部属于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所发至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户头上。因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至今未给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付款，现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已申请经过法律程序追回3月至5月份煤矿（3600000）左右。因我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未给湖南黑金时代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有关3月至5月份任何电煤结算手续。希望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支持与帮助，将3月至5月份三笔煤款暂扣在你公司财务为谢”。对于涉案180车煤炭，被告黔东电力公司、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一致认可是根据前述双方之间签订的书面合同运发，被告黑金时代公司在运发180车煤炭后，向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提交运输发票原件、增值税发票原件、结算单价原件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就180车煤炭进行结算，从电子转账凭证记录显示，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已于2015年陆续向被告黑金时代公司支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诉称2015年3月、4月、5月其应被告黔东电力公司要求发运180车煤炭，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后来却不与原告补签煤炭买卖合同，而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要求原告挂靠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结算。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系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称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虽签有煤炭买卖合同，但被告黑金时代公司没有实际组织供货煤炭，却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进行煤炭买卖结算取得了本应属于原告所供180车煤炭的货款及运费，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结算获得货款及运费无法律依据，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不当得利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明知180车煤炭系原告所供，却将180车煤炭的货款及运费结算给只与其签有煤炭买卖合同而没有实际供货的被告黑金时代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应对被告黑金时代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从原告的起诉来看，原告主张本案二被告虽签有煤炭买卖合同，但被告黑金时代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期间没有组织供货煤炭，在此期间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却收到原告组织供货的180车煤炭，原告对该180车煤炭具有结算权，原告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依据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去结算原告组织供货的180车煤炭所得货款及运费，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起诉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系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是建立在原告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成立180车煤炭的买卖合同关系基础上的，而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否认其与原告有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本院（2016）黔2625民初19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和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6民终53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均以原告主张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的买卖关系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系不当得利之诉，若180车煤炭的物权归原告、且原告所供180车煤炭与二被告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毫无关系，即使存在不当得利也只能是被告黔东电力公司错收180车煤炭而对原告构成不当得利；但原告的主张是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接收180车煤炭没有过错，同时要求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必须要按其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购买该180车煤炭而与原告进行结算，原告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不成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而是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遂主张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就原告所供的180车煤炭对被告黑金时代公司结算存在重大过错，要求被告黔东电力公司对被告黑金时代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成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缺乏原告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基础；且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依据与被告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收取180车煤炭的货款及运费，被告黔东电力公司也认可系履行双方所签煤炭买卖合同而将180车煤炭的货款及运费结算给被告黑金时代公司，不存在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180车煤炭的物权归原告，即证实系原告利益受损的事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黑金时代公司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不当得利之诉，当事人之间要么直接构成不当得利而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并非侵权之诉，不存在因过错对他人的不当得利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连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黔东电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至于被告黑金时代公司所提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因2015年3、4、5月发生的事，原告于2016年便开始主张权利，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383元、公告费460元，共计47843元，由原告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有新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到损失；（3）获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无合法根据。荣润矿产公司主张黑金时代公司在与黔东电力公司结算180车煤炭款3623265元并收取运费中存在不当得利，需证明黑金时代公司获得该煤炭款无合法根据。但从黑金时代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1.有与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黑金时代公司向黔东电力公司出售原煤，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详细约定；2.有黑金时代公司为履行与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又与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和《煤炭购销补充协议》，约定由武冈源达公司出售煤炭给黑金时代公司，并根据买方的指示直接将煤炭发运给黔东电力公司；3.一、二审中第三人武冈源达公司虽未到庭证实相关事实，但有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结算时提交的增值税发票、运输发票、货运单等证据证明，结算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从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到为履行合同与武冈源达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结算时出具的货运单和相关发票等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所作陈述，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结算2015年所发180车煤炭总金额为3623265元及相应运费具有合法根据。荣润矿产公司称，根据黔东电力公司的要求在发运人与实际结算人不一致时，结算煤炭款时须由发运人向实际结算人出具代发证明即《代发委托书》，才能与黔东电力公司进行结算，从《煤炭买卖合同》内容看，黔东电力公司与黑金时代公司2015年签订的买卖合同对此确有约定，但不能仅凭合同中的这一约定就认定黑金时代公司与黔东电力公司的所有结算缺乏依据，而应当结合买卖合同、运货单、发票等所有凭证，综合认定结算的效力，并且在《煤炭买卖合同》也并未明确约定代发人。而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作为合同双方的当事人有权就合同的部分条款作出变通。因此，黑金时代公司取得2015年所发180车煤炭，总金额3623265元并结算运费具有合法根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黔东电力公司在与黑金时代公司进行上述煤炭和运费结算时，并无证据证明存在过错。因此，荣润矿产公司要求黑金时代公司返还煤炭款3623265元、运费960071.8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500000元，由黔东电力公司对黑金时代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荣润矿产公司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现荣润矿产公司以相同理由提起上诉，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荣润矿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383元，由六枝特区荣润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小平审判员  田 嫄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张强书记员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