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民申42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勇，男，197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童，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瑶，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都江堰市人和建筑机械租赁站，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光明街紫薇巷56号。 负责人：董晓洵。 委托诉讼代理人：斯雪松，男，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常，四川信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映，男，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 再审申请人杨勇因与被申请人都江堰市人和建筑机械租赁站（以下简称人和租赁站）、赵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勇申请再审称，㈠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杨勇与赵映确系雇佣关系，二审判决认定杨勇与赵映系合伙关系并判决杨勇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杨勇与赵映在都江堰灾后重建涉及八个工程项目，人和租赁站提交的一审法院(2011)都江刑初字第257号判决仅认定都江堰市幸福镇幸福村2组综合市场灾后重建工程（以下简称幸福村灾后重建工程）系二人合伙的工程，但人和租赁站在一、二审中均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钢管、扣件系用于该重建工程，且人和租赁站根本无法分清租用的钢管、扣件的具体使用工地。2.人和租赁站提交的2013年1月17日对赵映《询问笔录》，拟证明赵映与杨勇系合伙关系。但这是赵映的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除幸福村灾后重建工程系二人合伙外，其他七个工程均系二人合伙开发。3.二审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1745号民事判决，能够证实杨勇为赵映聘请的工作人员，证明赵映与杨勇之间系雇佣关系。㈡杨勇作为经办人从人和租赁站租赁架管、扣件，事后赵映对该行为进行确认并于2012年3月23日、3月25日出具《关于人和租赁站欠租金及材料的具体支付租金时间及材料归还时间》、《人和租赁材料租金支付计划》，应认定赵映对杨勇行为的追认，杨勇的行为系代表赵映，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赵映承担，杨勇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㈢杨勇与赵映共涉及八个工地，二审法院不能仅以幸福村灾后重建工程系二人合伙就推定其他工地均系二人合伙，该认定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撑。㈣一审法院(2012)都江民初字第2095号民事判决亦能证实杨勇系经办人，受雇于赵映。人和租赁站要求杨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㈤二审法院以杨勇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赵映曾定期向杨勇发放工资继而认定赵映与杨勇并非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该认定对杨勇极不公平。㈥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即赵映的出纳周莉于二审后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与赵映系雇佣关系。杨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人和租赁站提交书面意见称，㈠人和租赁站在一审中为证明杨勇与赵映的合伙关系，提交了以下证据：1.赵映2013年1月17日的询问笔录，该笔录证实杨勇与赵映在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工程中所承揽的8个工地都是合伙建设施工；2.杨勇负责的三官汇苑建设项目中，“工程防洪应急领导小组”名单中载明的组员有杨勇、赵映，只有具备一定职务的人才能参与防洪值班，普通打工者或经办人不能参与防洪值班。同时在三官汇苑项目给人和租赁站支付架管、扣件租赁费用时都是由杨勇、赵映签字“同意”；3.2011年6月杨勇因建设幸福村灾后重建工程，向当时负责该市场建设的管理方代表文作夫行贿，相关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杨勇与赵映系合伙关系，认定杨勇与赵映系合伙人，无建筑资质，挂靠多家建筑公司(其中包括灌口镇乡镇企业局重建工程)，同时证明杨勇带人施工，赵映也证实其与杨勇是合伙关系；4.2010年5月12日、4月20日、8月11日、8月8日杨勇本人亲自到人和租赁站领用架管扣件的出库单(金额达279915.80元)。以上证据能够证明杨勇、赵映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是错误的。㈡针对杨勇自认的5万元租金问题，一、二审法院的相关判决是对四川乐百亿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百亿公司，后更名四川嵩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嵩亿公司)应承担租金的判决，而不是对杨勇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判决。且二审法院对该5万元事实的认定，是在赵映认可租金及付款计划之前作出，故杨勇应承担相应付款责任。㈢一审法院判决不公正、不公平，使人和租赁站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自2010年杨勇、赵映承揽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工程项目后，由杨勇与人和租赁站发生租赁关系，租用大量架管、扣件。人和租赁站恪守合同义务，而杨勇、赵映因自身原因，多次拖欠租金，遗失大量架管扣件，极力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其间杨勇因行贿于2011年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后赵映将二人的对外、对内事宜于2012年3月23日、3月25日两次进行处理，该行为即是双方合伙关系的体现。本案一审起诉前赵映又下落不明(一审对赵映公告送达)，一审法院认定杨勇不承担本案责任致其逃脱责任，杨勇、赵映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造成人和租赁站达160余万元的应收款不断增加，已严重损害人和租赁站的合法权益。㈣本案二审判决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杨勇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申请再审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是，㈠二审判决认定杨勇与赵映系合伙关系并据此判决杨勇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正确；㈡杨勇提交的新证据材料是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 关于杨勇与赵映合伙关系的事实认定问题，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1）都江刑初字第257号刑事判决查明，在幸福村灾后重建工程中，杨勇与赵映系合伙关系。该案中，杨勇对赵映等人的证人证言和公诉机关用以证明赵映、杨勇系合伙关系且挂靠案外建筑公司的施工合同、挂靠合同等证据均无异议。结合杨勇在赵映有签字的情况下，在领款条上书写“同意”字样以及杨勇以个人名义领取租赁物等事实，足以认定杨勇与赵映之间系合伙关系。杨勇和赵映在本案中均系人和租赁站的合同相对方，应依法向人和租赁站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关于该项基本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杨勇提交的新证据材料，即周莉于二审后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否足以推翻二审判决。首先，该证据材料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新证据的规定；其次，根据杨勇、周莉的陈述，周莉系赵映的出纳，其本身即是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其书面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足采信；第三，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看，周莉陈述杨勇在赵映签字同意后从周莉处领取报酬，该陈述本身并无客观证据佐证，且即使是事实，亦无法得出杨勇与赵映是雇佣关系的结论。综上，杨勇提交的新证据材料既不足采信，亦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 杨勇申请再审提出，一审法院（2011）都江刑初字第257号刑事判决仅认定幸福村灾后重建工程系杨勇与赵映二人合伙的工程，并无证据证明其他重建工程二人亦是合伙承建，对此，该刑事判决系针对杨勇在该工程项目中行贿犯罪而作出，故该判决事实部分仅认定杨勇与赵映在该重建工程中合伙承建事实，但该事实认定并不因此而排除二人在其他重建工程中的合伙事实；杨勇申请再审提出，人和租赁站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钢管、扣件系用于重建工程，且人和租赁站根本无法分清租用的钢管、扣件的具体使用工地，对此，租赁钢管、扣件的具体使用情况不属于作为原告的人和租赁站的举证责任范围，故该细节事实不影响本案租赁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的认定；杨勇申请再审提出，赵映的《询问笔录》系单方陈述、不能证明其他七个重建工程均系二人合伙开发，对此，赵映的《询问笔录》并非孤证，一、二审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如杨勇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综合分析判断，该笔录足以采信；杨勇申请再审提出，二审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1745号民事判决，能够证实杨勇为赵映聘请的工作人员，证明赵映与杨勇之间系雇佣关系，经查，该判决主要是确认作为赵映挂靠单位的嵩亿公司在该案中所应承担的支付租赁费的法律责任，该判决对赵映与杨勇之间关系的客观表述原文是“杨勇自认为赵映聘请的工作人员”，该判决并无关于赵映与杨勇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事实认定，因此，二人之间真实法律关系应当以本案二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所确认的法律关系为准；杨勇申请再审提出，相关租赁费用结算的两份文件均是赵映个人签署，其并未在两份文书上签字确认，对此，杨勇是否在租赁费用结算文件上签字，并不影响二人合伙关系的认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其他证据，足以认定二人系合伙关系，故即使杨勇未在结算文件上签字，其仍应依法承担合伙的连带责任。 综上，杨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勇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阎涛 审判员  何华 审判员  杜晋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杨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