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527民初1006号原告：邓从高，男，195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秭归县，被告：孙士培，男，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秭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前英（系孙士培之妻），女，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秭归县，现住秭归县，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四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05277308626221。法定代表人：屈万俊，系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秭归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邓从高与被告孙士培、第三人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化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从高、被告孙士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前英、第三人文化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从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鄂（2017）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76046号证有效，其中地块代码为4205271062140201059号的土地归原告经营管理，并判令被告维修护培，恢复原状，退出侵占原告的承包地，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455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6日，经文化村委会同意村民鲁佳才将从鲁佳尧处受让的小地名“生田”的土地转包给原告，面积约2亩，柑桔树约115株，每株280元，合计32200元。2017年4月原告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面积在原1.3亩的基础上仪器测量确定为1.78亩，四至表述为“东至田坎、西至孙大元田界、南至孙士培田界，北至田坎”，与原告从鲁佳才处、鲁佳才从鲁佳尧处受让土地时的四界相一致。由于被告的土地在原告的田坎上，培坎长约50米，高约2.5米。2017年因阴雨绵绵致使被告的田坎倒在原告承包经营的“生田”中，被告并未修复，强行在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范围内移栽了3株柑桔树，另外二次侵占8棵柑桔树，造成土地纠纷。被告于2018年5月21日对原告的柑桔树剥皮7株，造成每株经济损失30元，合计210元。2018年9月12日晚，被告电话威胁原告将被告侵占的柑桔树让出，原告依法讲理不让，当晚原告的柑桔被剪落在地上约500斤以上，造成损失1200元，后造成原告误工、交通、打印等费用3149元，共计4559元。原告向秭归县郭家坝镇农村经营管理站申请解决未果，遂向秭归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申请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仲裁，原告认为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致使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所承包的“生田”地块四界明确，系经本组代表上路指界确认、政府仪器测量、文化村委会认可、报郭家坝镇人民政府同意批准，秭归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属有效。被告承包土地的培坎倒在原告承包土地范围内，应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相关条款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处。被告孙士培辩称，1.原告现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一个内载部分内容有严重错误的无效证件，填发此证的文化村委会正告知被告交回此证核实纠错，废旧领新。根据省、市、县关于农村土地确权规定及实施方案“九步工作法”中的纠错程序，镇、村两级正在做此项工作。原告害怕纠错，故意绕开土地确权纠错程序，“超级式”、“架空式”向法庭及相关部门诉求，想以合法形式掩盖不合法的内容。2.本案是农村土地确权纠纷，应由属地村委会和人民政府履职处理。该案先后已经过秭归县人民法院、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理分别下达了裁定书、裁决书，均属合法有效。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对争议之地明确裁定属于文化村委会，由该村委会收回原、被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正地块错误信息后重新发证。3.原告歪曲事实、隐瞒真相以误导工作人员帮助其合法争田占界。被告经营的本案争议地块是与同组村民鲁佳尧田地共界的一个卯头，鲁佳尧去世后，鲁佳才经手将与被告共界的土地转让给原告。该争议地块是被告的父亲开荒的村集体土地，原告在2017年土地确权时趁被告不在现场的情况下指认为其经营，导致登记错误，本案属于确权纠纷。另外，原告诉称被告于2018年9月12日剪落原告的柑橘500斤不属实，柑橘是原告自己剪落的；原告诉称被告对柑橘树剥皮造成损失也不属实，剥皮是被告对自己的柑橘树依法进行的管理；原告诉称培坎长约50米，高约2.5米没有任何依据。第三人文化村委会述称，1.文化村委会不是本案适格的第三人，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文化村委会无关。2.本案诉争的土地系本村二组村民鲁佳才于2017年2月6日转让给原告承包经营，并经第三人同意。3.原告涉案土地的南边与被告土地的北面发生界址争议，该界址应以2017年全县土地确权实测面积坐标图为准，如果实测面积及四界超过了原鲁佳才的土地经营范围，侵犯了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话，被告应以文化村委会与原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部分无效为由，请求撤销原告和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第三人再据实发包。如果实测面积及四界没有超出鲁佳才原承包土地的范围，则被告应停止侵害，排除原告对涉案土地的耕种妨碍。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被告在其承包经营的“槽里”地块北面培坎坍塌下来的地上移栽3棵柑桔树，原告为此提出异议，认为被告栽种3株柑桔树的土地及另外上下8株树的土地已经确权登记在其承包经营权证的地块“生田”中，而被告认为原告经营权证“生田”地块中部分土地及柑桔树系被告长期耕种经营，双方发生争议，经文化村委会调解无果，原告于2018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撤出侵占的承包地，退还协商时原告付给被告的100元现金，并赔偿经济损失210元。本院（2018）鄂0527民初8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原告从2017年2月起受让鲁佳才“生田”地块至今，被告对原告受让的土地范围即11棵柑桔树及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界址及其权属发生争议，应向负责实施政策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此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原告在起诉被驳回后向秭归县财政局郭家坝农村经营管理站申请解决，未得结果时，又向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裁决，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裁决书，认为：文化村委会在2017年2月6日审核批准原告与鲁佳才《承包土地转让登记协议书》时，没有对照1998年二轮延包合同和2005年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合同审查土地权属来源，把承包地“生田”四至包含争议地块当作鲁佳才的承包地进行了转让，在土地确权外业测绘时，没有认真组织当时划田的老代表和相邻地块权利人等共同下田指界确认，导致把非承包地“卯头”错误地确权登记在原告名下，理应予以纠正，遂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文化村委会应按照秭归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收回已颁发给原、被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正地块错误信息后，与原、被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重新颁证。把双方争议田块确权登记为集体机动地，作为村组集体资源性资产进行管理。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遂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处。同时查明：原告受让的村民鲁佳才的“生田”地块来源于鲁佳才的胞兄鲁佳尧，其南面与被告承包经营的“槽里”地块的北面呈上下坡度相邻。1998年鲁佳尧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中“生田地”面积0.65亩，四至中南至“培坎”，1998年被告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中“槽地”面积4.43亩，四至中北至“孙士河田”。2005年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合同时鲁佳尧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生田”地块面积1.3亩，四至中南至“培坎”，2005年被告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槽里”面积2.28亩，四至中北至“培”。2016年3月3日，鲁佳尧与鲁佳才签订土地转让登记协议，将其中“生田”地块转让给鲁佳才。2017年2月6日，鲁佳才与原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鲁佳才将小地名“生田”的土地及附属物转让给原告，土地面积约2亩，柑桔树115棵，转让价格30000元，土地四界由鲁佳才组织相关人员现场确认，双方当日共同到文化村委会进行书面申请转让登记，明确转让地块名称“生田”，面积1.3亩，四至为：东山林边、南孙士培田培坎、西孙大海田边、北培坎，并明确“在这次确权颁证中，申请以转让后的地块进行登记确权，不行反悔”。2017年6月11日，原告与文化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其中承包地块“生田”的四至记载为：东至田坎、南至孙士培田界、西至孙大元田界、北至田坎，原合同面积1.3亩，确权实测面积1.78亩，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随后原告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7年6月10日，被告与文化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其中承包的“槽里”地块四至中北至“邓从高田界”。另查明，孙大海系孙士培的叔父，曾于2005年左右耕种鲁佳才三兄弟的承包地并在地上种植柑桔树。2015年鲁佳才从外地回来要求收回土地。2016年5月4日，孙大海与鲁佳才签订《协议书》，约定孙大海种植鲁佳才“生田”的柑桔园由孙大海付给鲁佳才5000元，孙大海定植、培管的180株柑桔树折算后给孙大海76棵柑桔树及其所占范围内的土地等内容。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农业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土地转让协议、（2018）鄂0527民初899号民事裁定书、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秭土仲案[2019]第5号《裁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于2017年与文化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原告“生田”地块南面与被告“槽里”地块北面交界。但自1998年来“生田”南面界址先后表述为“田坎”、“田坎”、“孙士培田培坎”、“孙士培田界”，而“槽里”北面界址先后表述为“孙士河田”、“培”、“邓从高田界”。被告自2017年2月原告受让鲁佳才的“生田”地块后即与原告就“生田”地块内11株柑桔树及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界址及权属发生争议。原告认为其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生田”南面所接“孙士培田界”即为2.5米高的培坎根，被告认为其经营的“槽里”田与原告“生田”之间共有大、小三道培坎，双方土地实际不接界，中间系被告父辈开集体荒地“卯头”耕种、后种上柑桔树经营至今，双方因使用权发生争议后原告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2018）鄂0527民初899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告因未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与被告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应向负责实施政策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从而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过程中又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秭归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是独立的仲裁机构，其仲裁结论不能视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处理意见，在原告起诉后，仲裁裁决即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虽然已经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并非取决于政府是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登记行为，而是取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案涉土地从1998年、2005年、2017年的承包合同中可看出关于原告“生田”地块的南面界址与被告“槽里”地块的北面界址记载有一定的变化，而我县开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以现有承包台账、合同、登记簿、证书为依据确认承包地归属，解决好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而非推倒重来、重新发包。本案原、被告几次承包合同有关案涉争议之地的四至的界线表述不完全一致，原、被告对相邻的界址位置及涉案土地经营权有争议，该争议应属权属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双方应借本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之际，先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关于原告请求中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确认问题，应由原发证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邓从高的起诉。本案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邓从高已预交受理费40元，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有名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胡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