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7民终2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封玉英，女，1970年2月12日生，汉族，现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晓宇，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俊杰，男，1979年4月16日生，汉族，榆次区村民，现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熊柯，山西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榆次区什贴镇龙白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高俊鹏，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云国，该村委会副主任。上诉人封玉英因与被上诉人吴俊杰、榆次区什贴镇龙白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封玉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位于榆次××××镇龙白村地名为“小旦沟”6.3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上诉人家拥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995年国家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家共四口人承包村委会土地12.85亩，其中包括“小旦沟”6.3亩土地，该承包地是经过村委会同意、镇政府和榆次区土地管理局审核，最后由榆次市人民政府给原告家颁发的集农用（）字第244号《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以下简称：《使用证》），户主登记在上诉人父亲封荣华（小名叫封润来，已去世）名下，《使用证》规定承包经营权为三十年，也就是从199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规定了四至范围以及权属来源，并且没有变更过任何亩数和地块，《使用证》最后一页注意事项第一条明确规定：本证是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和填发机关（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共同盖章生效。本证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后被上诉人吴俊杰的父亲吴书只（已去世）提出要借种上诉人家的“小旦沟”6.3亩土地，上诉人家考虑到与被上诉人吴俊杰家关系尚好，同意借种，并口头约定，在借种期间因该地产生的交粮纳税等义务由吴俊杰家承担。上诉人家从来没有向村委会退回过任何承包土地，更不存在村委会将该6.3亩土地发包给吴俊杰家，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吴俊杰家交粮纳税是他应尽的义务，多年来，吴俊杰家一直借种该地块，就借种一事，双方没有异议，2015年至2017年村里根据上级精神完善土地二轮承包时，起初，被上诉人吴俊杰也认可6.3亩地的承包经营权归上诉人封玉英家，但听说封玉英家《使用证》找不到后，便向村委提出，此块地吴家种地多年要求登记在他名下，村委会见封玉英家找不到《使用证》，便和吴俊杰恶意串通，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以及第28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6条、第130条、第131条以及国家和山西省完善二轮承包土地规定的相关规定，以及榆次区的完善二轮承包政策规定，甚至也违反了村委会自己出台的完善二轮承包以1995年人民政府颁发的《使用证》为准。非法将上诉人家的6.3亩承包地，发包给了被上诉人吴俊杰，以上就是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第6页第23-25行以及第7页第1-2行写到：“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该土地证系1995年由榆次市政府颁发，1996年起，原告关于“小旦沟”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第三人行使，农业税由第三人缴纳，一直到2017年7月，该诉争地的补贴款也由第三人领取。”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均认可从1996年起，“小旦沟”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被上诉人吴俊杰行使一事，纯属无中生有，故意捏造。被上诉人吴俊杰根本没有权利承包经营上述6.3亩地，因为人民政府给我方颁发的《使用证》合法有效，至今从来没有变更过任何地块和亩数，同时我方也没有认可过该6.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由被上诉人吴俊杰行使，至于被上诉人吴俊杰家在借种期间因该6.3亩地产生的农业税以及领取补贴一事和经营权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的第7页第3-8行写到：“2017年7月，该村进行土地确权登记，被告根据该村两委形成的决议，将诉争的“小旦沟”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并形成新的承包协议，同时，原告与村委会形成了除诉争的“小旦沟”6.3亩土地之外的其他土地重新形成新的承包协议。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1日。此时，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的以上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对二被上诉人所签协议无论是实体性的还是程序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有异议的，而不是无异议的。榆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为了配合全国统一换发农业部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依据于2015年3月出台了《山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问题解答，该解答第六条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第二项明确规定：坚持确保稳定的原则。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在坚持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农户实际承包地块不变的基础上，以已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已经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依据，通过调查测量，进一步明确农户承包地面积和空间位置，并制作相邻关系平面图。这项工作的开展是对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规范和完善，而不是重新调整原承包关系，也不是重新组织发包农村土地，更不能借机收回农民承包地。第七条明确规定：在确权中，“一不登记、两不变、三严禁”指的是什么？“一不登记”，即所有权权属不清的不登记；“两不变”，即：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合同起止年限不变；“三严禁”，即：严禁借确权之机违法重新调整和收回农户承包地：严禁新增机动地：严禁将依法用于家庭承包的土地确权给水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2015年至2017年间村委会严重违背上述精神，明知被上诉人吴俊杰家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上没有“小旦沟”6.3亩地，还要故意写给吴俊杰，明显是恶意串通，侵害上诉人家的合法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被上诉人所签的承包合同属于第52条第二款和第五款的情形，是无效的合同。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写到：“原、被告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本村的部分土地。”一审法院的以上陈述，特别是“被告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本村的部分土地”，这一表达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被告是村委会，何来被告承包被告的土地一说。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写到：“原告1995年承包了包括诉争的“小旦沟”6.3亩土地在内的12.85亩土地，并形成承包协议，但自1996年起该诉争地由第三人承包经营并交纳农业税、领取地补款，一直到1997年，原告认为是双方协议“借种”，第三人认为是原告交回村委会，双方均不能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以佐证，本院对双方的主张均不予采信；基于从1996年起第三人承包经营、交纳相关税费、领取地补款，村委会的几次地籍调查表均认可该诉争双方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均属于第三人，可以确认，作为发包方村委会认可该土地流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2017年7月被告村委会根据村两委会的决议，将该流转土地发包给第三人并形成土地承包经营协议，具有合理性，原、被告对此事无异议，该承包协议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规定的情形，系有效合同。”一审法院的以上认定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本案中，关键是上诉人是否将6.3亩地交回村委会，若上诉人没有将6.3亩地交回村委会，该6.3亩地的承包经营权自然归上诉人拥有，若是上诉人将该6.3亩地交回村委会，村委会才有权将该6.3亩地发包给被上诉人吴俊杰，就事实来说，上诉人根本没有将该6.3亩地遐回村委会。因为上诉人家持有的《使用证》，一直至今从来没有变更过，且承包经营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家的6.3亩土地的原始确权属于人民政府于1995年1月1日确认的，如果二被上诉人认为该6.3亩地发生了流转，该举证责任应由二被上诉人进行举证。一审法院为了偏向被上诉人一方，把明知该6.3亩土地上诉人没有交回村委会，非要变相的确认给被上诉人吴俊杰，实是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因为上诉人根本没有退回过该6.3亩土地，自然二被上诉人拿不出上诉人退地的证据。（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以及法律的规定，必须有书面的手续，否则退地依法不能成立。）这充分的说明被上诉人吴俊杰所称述的上诉人家将该6.3亩地退回了村委会，吴俊杰的父亲吴书只从村委会承包了该6.3亩地，完全纯属谎言。一审法院为了偏向被上诉人一方，将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承包经营权行为所签的合同，认定成合法有效，是对法律的践踏。同时，把榆次市人民政府给上诉人家颁发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也变相的进行了推翻和撤销，是枉法的判决。假定要推翻和撤销人民政府给上诉人家颁发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也只能由当事人依据法定的程序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行政庭判决，而不是一审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能够处理的案件。依据200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5)6号，《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本办法实施以前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并已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继续有效。个别条款如承包期限、承包方承担义务等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该条款无效，是否换发新证，由承包方决定。未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应按本《办法》规定重新颁发。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期限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不得借机调整土地。为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以上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确认位于榆次××××镇龙白村地名为“小旦沟”6.3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上诉人家拥有。被上诉人吴俊杰辩称，一、上诉人提起本案之诉并非真实主张权利，而是谋取案涉地块征收补偿款项。2018年2月该地块被占地征收，征收单位发放了补偿款项。在此时间点之前，双方从未对该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任何争议，而从此时间点之后，上诉人开始主张索取案涉地块的补偿款，由此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上诉人屡次恶意缠诉，目的之一无非是利用补偿款发放单位，对于涉诉有争议的征地补偿款暂不发放的工作方针，使答辩人暂时不能获取该地块补偿款。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罔顾事实，见利忘义，对此请法庭能够根据案件客观事实，对于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并切实保障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案涉地块系上诉人之父封润来主动退回龙白村委会后，答辩人父亲吴书只从村委会承包耕种，而非上诉人诉状所谓的“借种”，更不存在村委会单方主动收回案涉地块。1996年二轮承包起，上诉人之父封润来就将小旦沟承包地退回村委会，由答辩人父亲吴书只从村委会承包耕种，由答辩人家庭按案涉地块的数量、产量等因素交纳相关农业税费，国家也相应的向上诉人发放案涉地块的农业补贴款，且每年发放农业补贴款项时均由村委会对外进行公示，明确村民承包地的面积，上诉人历年在村委会公示表上均签字确认其承包地中没有案涉地块。在答辩人家庭耕种该土地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上诉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三、案涉地块被征收前2017年上诉人和答辩人分别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行为，确认双方对案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异议。2017年7月1日答辩人与龙白村委会就包含涉诉地块在内的全部承包地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龙白村委会将案涉地块继续发包、确权给答辩人，同时上诉人亦已与龙白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其承包合同中没有案涉地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答辩人对案涉地块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用过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旧证，不能否定发证后，上诉人退回承包土地，答辩人获得案涉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活事实和法律事实。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客观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和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榆次××××镇龙白村村民委员会辩称，由法院裁判。封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榆次××××镇龙白村地名为“小旦沟”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家拥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原告所持有的1995年颁发的土地使用证，是否能证明本案诉争的“小旦沟”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所有。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该土地证系1995年由榆次市政府颁发,1996年起，原告关于“小旦沟”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第三人行使，农业税由第三人缴纳，一直到2017年7月，该诉争地的补贴款也由第三人领取。2017年7月，该村进行土地确权登记,被告根据该村两委形成的决议，将诉争的“小旦沟”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并形成新的承包协议，同时，原告与村委会形成了除诉争的“小旦沟”6.3亩土地之外的其他土地重新形成新的承包协议。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1日。此时，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本村的部分土地，此后为其颁发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系原告方的家庭成员，可以行使与家庭承包经营权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具有适格的主体资格，本院对第三人关于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之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原告1995年承包了包括诉争的“小旦沟”6.3亩土地在内的12.85亩土地，并形成承包协议，但自1996年起该诉争地由第三人承包经营并交纳农业税、领取地补款，一直到1997年，原告认为是双方协议“借种”，第三人认为是原告交回村委会，双方均不能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以佐证，本院对双方的主张均不予采信；基于从1996年起第三人承包经营、交纳相关税费、领取地补款，村委会的几次地籍调查表均认可该诉争双方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均属于第三人，可以确认，作为发包方村委会认可该土地流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2017年7月被告村委会根据村两委会的决议，将该流转土地发包给第三人并形成土地承包经营协议，具有合理性，原、被告对此事无异议，该承包协议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规定的情形，系有效合同。被告的发包行为符合我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佐证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封玉英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一份老会计当时做三提五统的表格，老村长做的一个证明。拟证明2001年村委会做交税统计的时候，里面是包含封玉英的诉争土地的，证明没有出现过交回村委会的情形，当时的村主任康四臭的证言，证明村里从来没有调整过承包权。被上诉人吴俊杰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持有异议。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因此不能作为二审审理案件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一份书面证言和一份谈话笔录，实际上属于证人的证据形式，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人身份和是否为证人本人书写，因此，不能确定该书面证言的客观真实性，为无效证据；上诉人提供的表格，盖有村委会的印章，与被上诉人吴俊杰原审当中提供的连续三年缴纳农业税收据还有三提五统的村委会的账目的原件相冲突，吴俊杰提供的证据证实其已实际支付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表明吴俊杰实际承包经营案涉地块，因此，不认可对方提供的表格。被上诉人榆次××××镇龙白村民委员会委托代理人质证称，我当时不在村委会，不清楚。此外,本院依法调取了吴俊杰《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榆次××××镇龙白村民委员会、封玉英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封玉英是否享有本案所涉土地权益。鉴于一方面封玉英、吴俊杰已分别与榆次××××镇龙白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且封玉英亦认可其与榆次××××镇龙白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确无本案诉争土地；另一方面，封玉英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上述合同无效或其已通过法定程序对上述合同予以变更或撤销，故封玉英现对案涉土地提出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于支持其上诉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封玉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建伟审判员  石秀萍审判员  王 雪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