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81民初3655号 原告：周海亮，男，196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朝明，浙江兴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学成，男，196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建华，浙江远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海亮与被告张学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毛志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海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2年5月21日、2013年2月5日签订的隐名投资确认书；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其持有的股权被用于抵偿其个人债务而造成原告的投资款损失1958000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2年5月21日、2013年2月5日，原、被告分两次签订了两份隐名投资确认书，约定原告以被告名义向目标公司（原为江山市红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现变更为江山市致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两次出资共计300万元，占目标公司股本比例为2%。协议签订后，原告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也将相应的2013、2014年度的公司分红支付给原告。之后目标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15000万元变更为10000万元，被告应按原告的出资比例支付给原告减资退款100万元。之后，被告支付原告现金10万元，经法院生效判决应退还原告减资退款90万元；扣除上述100万元后，现原告仍有200万元以被告名义投资在目标公司。其后，被告因与原告及江山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郑伟娟等人的债务纠纷，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所有股权已全部被江山市人民法院裁定用于抵偿其个人债务，原告因此而向被告要求赔偿损失未果。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隐名投资确认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被告因个人债务原因致使其代原告持有的股权被法院裁定用于抵偿其个人债务，原、被告的隐名投资协议已经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应予解除；同时，由于被告个人债务原因导致原告的投资款损失，应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现被告拒不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呈状贵院，望依法判决。 被告张学成辩称，原告主张的隐名投资是属实的，被告原来是江山市农商行的经理，因为红火小额贷款公司邀请，担任该公司经理，且给被告10%的股权。经原、被告协商同意，原告作为隐名股东以被告名义入股。原告刚开始投入100万元，后来增加投资后又加入了100万元是属实的。被告名下的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被法院处置，处置的原因是因为在2014年第三人王水法，私下向被告借款1000万元，被告把事情告诉原告，后来原告也同意筹集一部分。后来因王水法没有归还，被告向本院提起起诉，要求王水法归还700余万元，该款项中原告有360万元，因为通过法院执行没有执行到，原告和被告说，让被告出具360万元的条子，原告说出具了借条以后也不起诉的。但后来原告仍以该借条对被告进行起诉，本金是360万元，执行的时候，利息都有300万元，后来原告通过执行程序，将被告名下10%的股权中的7.5%股权抵偿了，被告名下的股权还有2.5%，实际上是属于被告的，被告已经抵押给另外一个债务人郑伟娟。后来郑伟娟向贵院提起诉讼，经执行庭执行，最后2.5%的股权以1371200元抵偿给郑伟娟。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对原告的诉讼主张认为：1、原告提出解除合同书是不成立的，双方是不存在解除的问题；2、关于赔偿的问题，抵偿个人债务不是被告的意愿。如果原告要主张赔偿损失的话，应当按照现在的股权可变现的价值来处置。从法院处置给郑伟娟的情况看，250万元的股权是1371200元，原告的200万元应当只有1096960元。实际上这个股权值不了这么多，即使按这个价格，也是没有人愿意购买的，原告要求1958000元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对原告诉称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另本院执行庭在2017年5月委托衢州永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告在江山市红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10%的股权进行评估，2017年6月26日评估机构作出评估结果，确定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5月31日，评估值为979万元。评估报告载明：“本报告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2017年5月31日起至2018年5月30日止，超过本报告使用有效期不得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书”。2017年4月11日，因被告对原告负有债务，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17）浙0881执780号执行裁定书，将被告在红火公司的10%股权（原投资款为1000万元）以变卖价7073275元的价值的比例抵偿给原告。2018年，因被告欠案外人郑伟娟借款，本院在执行中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浙0881执24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张学成持有的红火公司的250万元的股权作价1371200元抵偿给郑伟娟。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存在以下争议焦点，本院予以分析认定： 一、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隐名投资确认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确认书不是合同，因此不需要解除。 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订立的隐名投资确认书确认的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可以适用解除。 本院认为，确认书的性质是否属合同，主要看其中是否设立了权利义务关系，且权利义务可进行主张和履行。原、被告双方订立的隐名投资确认书中约定了被告须保障原告等隐名股东的资产收益权，并在确认书的第五、第六条相应设立了对股东收益的安排、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的安排，其中包括被告对收益先行领取并按时支付给原告等隐名股东的内容及原告如转让股权时被告具有优先受偿权的实质性内容，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应当认定具有合同性质。因此，原告要求解除符合法律规定。 二、原告是否可以主张对被告抵偿的债务进行赔偿。 被告认为，按照确认书第四条的内容，股东对内享有股东权利，即确认书中所谓的资产的收益权。如果公司出现亏损，应当按照出资额进行清算。原告之前的收益已经拿到了。并不能投资了300万元就一定拿回来300万元。红火公司拿这些款项去放贷，收不回来就是亏损的部分，原告应当承担亏损部分。可以收回的部分才可以向被告主张赔偿，现在还不能确定损失。无论是评估报告和裁定书都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评估报告是一个估算，能否实现都不一定。从客观上，是债权人无奈抵偿去的。是经过法院变卖无法处置的。另一个角度说即便是造价抵偿去了，原告作为股东能否拿回这些款项是无法确定的。原告能主张的损失必须是明确的，客观具体的，对于不能确定的部分是不能主张的。现在原告已经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在清算的时候可以确定能收回多少。原告应当在清算的时候，主张应当获得而没有获得的进行主张赔偿。对尚未发生的部分，因为还不确定所以尚不能主张。 原告认为，被告由于个人原因未履行到期债务，导致其名下的原告实际所有的股权被处置，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赔偿的金额应系股权被处置时的股权价值，即如公司进行清算股东可分配金额。 本院认为，股权被抵偿的性质相当于股权被转让，因此，股权被抵偿之日即为股权被转让的交割之日，股权的价值应当以交割日的价值为基数。 三、原告要求赔偿的价值应以70%为标准是否合理。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本院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2019年3月13日作出的（2017）浙0881执780号、（2018）浙0881执2411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证明本院执行庭虽在2018年4月11日裁定被告抵偿给原告的股权价值是按70.73275%抵偿的，但执行庭在2019年3月13日抵偿给郑伟娟是按54.848%抵偿的，因此，原告在起诉时按评估价赔偿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更何况，评估报告在一年内有效，而法院裁定抵偿已经超过一年。 原告认为，两份裁定书均使用的是同一份评估报告，却出现不同的抵偿结果，这对原告是不公平的。执行过程中，经原告与执行法官沟通，在没有改变裁定书的抵偿价值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在另外的执行标的中对郑伟娟的受偿数额进行了调整，实际受偿数与前一份裁定书的抵偿数持平。 被告对原告的上述陈述执行过程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主张赔偿不应按前一份裁定书的受偿比例主张。 本院认为，在评估报告有效期超过近两年后，原告要求按评估价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本院认为原告的赔偿主张可以按第一份抵偿裁定的标准作为赔偿依据。理由为：一、原告的股权利益受损是因被告个人欠债被法院用以抵债所致，也即因被告的过错造成原告的损失，以第二次抵偿的价值作赔偿依据对原告不公平；二、被告所拥有的股权被法院第一次抵给原告时，由于原、被告的股权混同，虽不能确定第一次抵偿的是属于哪一部分股权，但应考虑对无过错一方有利的方面处理；三、执行程序中，法院虽作出了不利于原告的第二次抵偿裁定，但实际执行中以其他方式进行了相当于与第一次裁定价值一致的调整。因此，原告主张的赔偿标准应当以第一次裁定抵偿的股权价值为依据。 综上，本院认为，合同相对方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一方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失的，受损一方可以要求有过错的一方予以赔偿。本案中，原告由被告代持的股权因法院强制执行而被抵偿，致使代持协议无法履行，该情形对原告言可视为不可抗力，现被告本身的股权及代持的股权已被法院强制执行，履行已成为没有必要，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被告代原告代持的股权因被告的原因被法院裁定抵偿被告个人债务，因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周海亮与被告张学成于2012年5月21日、2013年2月5日签订的《隐名投资确认书》。 二、被告张学成赔偿原告周海亮股权损失1414655元，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422元，减半收取11211元，由原告负担2800元，被告负担841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毛志明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