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女，汉族，1969年11月22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初中文化，住文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邱顺强，男，汉族，1990年8月18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雯，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明洪，男，汉族，1972年5月23日生，云南省西畴县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礼兵，云南谠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慧星，女，汉族，1968年3月6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雪微，女，汉族，1969年4月28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德林，男，壮族，1962年7月27日生，云南省文山市人，住文山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王伟波，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王春、邱顺强与被上诉人黄明洪、罗雪薇、代德林，邱慧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文山市人民法院(2018)云2601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雯与被上诉人黄明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礼兵，被上诉人邱慧星，被上诉人罗雪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王伟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春、邱顺强上诉请求：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8)云2601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不得执行王春、邱顺强在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未领取的补偿款535644元，确认该笔款项归王春、邱顺强所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遗漏案件事实，导致判决错误，应被纠正。（一）邱文星与邱慧星、邱红星三人系亲兄妹，父亲为邱天顺。邱慧星与袁道军于1990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袁佩秋。1985年4月1日，邱天顺以150元向文山县城关镇南桥办事处南桥三队购买了一块建房地基，土地面积约为120平方米，双方签订了《协议书》，该地基至今未办理不动产权证。1997年，文山县土地管理局出让东山新村的土地使用权，因东山新村A-8-15-1号土地与建房地基毗邻，邱天顺拟购买该土地建盖住宅。在购买该土地前，邱天顺一家就分家协商一致：建房地基归邱文星、邱红星平均所有，如若建盖房屋，房产由该二人平均所有；购买东山新村A-8-15-1号土地归邱慧星所有，建房归邱慧星。1997年3月15日，邱天顺以邱慧星配偶袁道军的名义与文山县土地管理局就东山新村A-8-15-1号土地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文山县土地管理局将位于东山新村、面积为62.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袁道军，该土地的四至界限为东临道路，南至本宗地外墙脚止，西临盘龙河边，北临张明文；出让金为每平方米327.5元，总额为20337.75元。同时，以袁道军的名义办理了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购买土地后，邱天顺出资建盖了三间房屋，其中建房地基上的两栋房屋分别归邱红星家、邱文星家，东山新村A-8-15-1号土地上的房屋归邱慧星家。上述三间房屋至今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至此，邱天顺一家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口头分家协议。邱文星逝世后，王春、邱顺强对建房地基50%土地份额及地上房屋一间继续管理使用；袁道军逝世后，袁佩秋、邱慧星对东山新村A-8-15-1号土地及地上房屋继续管理使用。之后，上述土地及地上房屋被征收。因邱慧星家的土地与王春、邱顺强家土地相毗邻，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办公室）对该二人的土地及房屋进行共同征收，经现场核实并制作测绘草图确定后，与袁佩秋、邱顺强分别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其中，邱顺强家应获得的补偿款为535644元，袁佩秋（邱慧星家）应获得的补偿款为402040元。邱顺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中载明的征收款属于王春、邱顺强，不属于邱慧星个人财产，不能被执行。（二）庭审过程中，王春、邱顺强已经提交了与文山县城关镇南桥办事处南桥三队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能够证明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土地以外的土地系由邱天顺购买所得。邱慧星也当庭自认“邱文星与邱慧星家的土地、房产相毗邻，征收房屋时是同时进行的，其仅对62.1平方米土地及房产的征收款享有权益”，但是一审法院未对《协议书》予以采信，遗漏案件事实，导致判决错误，应该被撤销。二、两份《征收补偿协议》（编号为JSJ4732号、JSJ4733号）及其房屋征收分户评估结果表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202平方米，该面积已经超出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产权证载明的面积（面积为62.1平方米），超出部分不属于邱慧星所有。一审法院未能查清该案件事实，应该被驳回。1、邱慧星家的土地与王春、邱顺强家的土地相邻，王春、邱顺强家的土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征收补偿办公室与测绘公司为了工作方便，对两家的土地及房屋共同进行测绘并制作了同一张草图。但是为了明确双方的产权份额，测绘公司分别以袁佩秋、邱顺强作为产权人制作了两份《房屋征收分户评估结果表》；征收办公室与袁佩秋签订了JSJ4732号《征收补偿协议》、与邱顺强签订了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罗雪薇、代德林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即JSJ4732号、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及其房屋征收分户评估结果表已经能够证实：属于邱顺强的征收补偿款为535644元。2、依据两份测绘图能够分析出：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土地使用权面积的四至界限长度均短于JSJ4732号、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测绘草图的长度，面积差异也过大。超出东山新村A-8-15-1号土地产权证面积之外的土地，不属于邱慧星的个人财产，属于王春、邱顺强的财产，所对应的征收补偿款不能被执行。3、从两份《房屋征收分户评估结果表》分析：JSJ4732号、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的总面积为202平方米，已经远远超出62.1平方米，超出部分不属于邱慧星的个人财产，不能被执行。无论是王春、邱顺强提供的证据，或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王春、邱顺强对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载明的征收补偿款享有权益。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应该予以纠正。综上所述，JSJ4732号、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总土地测绘图及载明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已经超过62.1平方米，超出部分不属于邱慧星的个人财产，对应的征收补偿协议属于王春、邱顺强所有，不能被执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遗漏案件事实，依法应予纠正。黄明洪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及适用法律准确，采信证据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合法。王春、邱顺强不是本案执行款的所有人，其诉求依法不能获得支持，不能排除本案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王春、邱顺强作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提出执行异议，但其仅以邱顺强是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编号为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的主体，就主张该笔补偿款为其所有，于法无据。因为该征收协议中明确记载了征收补偿款总额为535644元，被征收房屋位于建设街片区东山新村201-2号，无房屋产权证，被征收有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而该补偿协议中明确记载的被征收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袁道军（邱慧星丈夫），袁道军逝世后，邱慧星、袁佩秋作为袁道君的继承人，继承了该土地的使用权，故该笔补偿款的所有权人应是被执行人邱慧星。在本案中，王春、邱顺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载明的被征收房屋及土地享有所有权，所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二、王春、邱顺强诉求撤销(2018)云2601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书，对被执行的补偿款535644元不在执行范围内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王春、邱顺强上诉称，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2号及文市房征宇(2017)JSJ4733号的《征收补偿协议》的面积为202平方米，而在一审庭审中，王春、邱顺强在质证中称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2号及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的《征收补偿协议》对应的面积为118.715平方米，二者前后矛盾，王春、邱顺强对被征收房屋的事实情况根本不知情，何从主张其对征收补偿款享有所有权。（二）王春、邱顺强仅依据邱慧星所有的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产权证载明的面积为62.1米，与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2号及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的《征收补偿协议》的面积不一致，就主张执行款535644元为其所有不符合案件事实。因为实践中，征收办评估时是以土地上的房屋的占地面积来计算征收补偿款，而邱慧星家的房屋占地面积远远大于土地使用证上的面积，征收办计算的补偿款包含了有证部分的面积以及房屋所占无证部分的面积，且在王春、邱顺强主张享有补偿款所有权的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协议中，明确记载了被征收有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为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故王春、邱顺强无法证明自己对该补偿款享有所有权，其对补偿款535644元不在执行范围内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雪薇、代德林辩称：(2018)云2601民初3458号民事判决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春、邱顺强不享有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补偿协议书中的535644元补偿款。邱顺强签署的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补偿协议书中记载的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中已经明确记载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为“文国用(2000)字第0XX”，而该土地证使用权人登记的是袁道军。王春、邱顺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享有土地权属。王春、邱顺强主张其对邱慧星家房屋下的土地享有权利，但在一审程序中，王春、邱顺强都无法说清楚其土地面积及地理位置，并且王春、邱顺强提出在与拆迁办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因拆迁办原因，把王春、邱顺强家拆迁款与邱慧星家拆迁款混同，拆迁办让双方私下按各自份额分配即可，”从双方签订的4732号、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书可知签订日期为2018年5月2日，倘若如王春、邱顺强所说拆迁办让双方按份额分配拆迁款，也不至于到庭审时，两上诉人无法明确其被征收的土地补偿款的数字为多少。所以，王春、邱顺强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毫无证据予以支撑。王春、邱顺强在上诉状中列明建房地基、文国用(2000)字第0XX号土地（土地总面积约182.1平方米）上建盖了三间房屋，分别归邱红星、邱文星、邱慧星三家居住适用。从征收办的征收协议书中可以知道邱红星的土地总面积为127.49平方米，邱文星的土地总面积为241.5平方米（协议签署人分别为王春、邱顺强、何绍彩），邱慧星的土地总面积为202平方米（协议签署人分别为袁佩秋、邱顺强），三户征收协议的总面积远大于182.1平方米，由此可知王春、邱顺强所说不符合客观实际，邱慧星户土地以及房屋产权信息应当以征收部门测量发布为准。从邱慧星、邱红星以及王春、邱顺强房屋的地理位置来看，邱慧星与王春、邱顺强家房屋之间间隔着邱红星的房屋，没有毗邻，在土地和房屋上不可能会出现争议。虽然征收办就邱慧星户房屋拆迁款补偿金额签署了两份征收补偿协议，但是从一审两答辩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测绘图可知，征收办制作图纸时是按照户以及房屋占地面积来制作的图纸，可清楚知道该房屋为邱慧星所有，因此，补偿款是归邱慧星所有。虽然邱慧星家土地证上登记的面积为62.1平方米，但其房屋的占地面积远远大于土地证上登记的数字，所以征收办在测量、计算邱慧星的土地的补偿款时，是根据邱慧星家房屋的面积来确定补偿的土地面积。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五条可知，在签署征收协议前，征收部门就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并且调查结果还会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若涉及他人权属，征收办定会在测量前就向权利人询问，但是在整个征收补偿过程中，无论是前期的测量还是后期的补偿，王春、邱顺强并没有向征收办提出任何书面异议，也未向征收部门提供土地权属证明，因此可知，该拆迁款属于邱慧星所有。综上，望法庭查明事实，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邱慧星辩称，本案争议地只有62.1平方米才是我的，该地是我父亲买的，我父亲说过，三姊妹一个人一格，后面房子被拆迁后拆迁办的说每一户的可以量在一起，之后让我们自己去分，才量在一起的，后面因为我们觉得测量面积不对，也没有去领钱。王春、邱顺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不得执行王春、邱顺强在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未领取的补偿款535644元，确认补偿款535644元归王春、邱顺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文国用字第0151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袁道军。2016年1月7日邱慧星、袁佩秋向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七都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次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七都公证处作出（2016）云文七都证字第0011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一、被继承人袁道均（袁道军）于2012年6月25日死亡。二、被继承人袁道均（袁道军）遗留有与其妻邱慧星共同共有的财产：……（二）位于的土地，《国有土地吏用证》编号：文国用（2000）字第01514号……兹证明被继承人袁道均（袁道军）的遗产由其配偶邱慧星，子女袁佩秋共同继承”。黄明洪申请执行邱慧星、罗雪薇、代德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2016）云2601执9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留被执行人邱慧星在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未领取的房屋补偿款。2018年5月2日，袁佩秋、邱顺强分别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编号为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2号、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补偿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分别位于建设街片区大兴街202号、建设街片区东山新村201-2号，均无房屋产权证号，被征收有证土地均为文国用字第01514号，其他被征收土地为确权土地、无证土地，征收补偿款总额分别为402040元、535644元”。2018年9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云2601执99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提取被执行人邱慧星在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未领取的补偿款937684元。2018年10月25日，本院作出（2016）云2601执99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2017）云2601执996号之一”补正为“（2016）云2601执996号之一”。2018车10月17日，王春、邱顺强对〔2016〉云2601执996号《执行裁定书》、(2016）云2601执99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云260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王春、邱顺强的异议请求，王春、邱顺强于2018年11月8日收到（2018）云260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后于2018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分主张实体权利，而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进行裁判，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薄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本案中，作为案外人的王春、邱顺强虽然提交了邱顺强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的编号为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的征收补偿款总额为535644元，但该协议书中还载明被征收房屋位于建设街片区东山新村201-2号，无房屋产权证，被征收有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文国用字第01514号。经庭审查明，文国用字第0151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袁道军，袁道军死亡后邱慧星、袁佩秋作为袁道军的继承人，共同继承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王春、邱顺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王春、邱顺强对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载明的被征收房屋及土地享有权属，故王春、邱顺强要求判令不得执行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未领取的补偿款535644元并确认补偿款535644元归王春、邱顺强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去》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隽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王春、邱顺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60元，由王春、邱顺强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法律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仅对文山市法院冻结的房屋征收款是属于王春、邱顺强还是属于邱慧星存在争议。王春、邱顺强认为，文山市人民法院冻结的房屋征收款535644元属于其所有，不属于邱慧星，不应该被强制执行。黄明洪、罗雪薇、代德林认为，文山市人民法院冻结的房屋征收款535644元属于邱慧星所有，王春、邱顺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该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应被强制执行。邱慧星认为，该款属于王春、邱顺强，不应该被强制执行。王春、邱顺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1、证明邱天顺是邱文星的父亲，邱文星是王春的配偶，邱顺强的父亲，王春、邱顺强有权继承邱天顺、邱文星的财产。证据2、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充协议书、征收房屋分户表、测绘草图，证明邱文星、邱慧星、邱红星分家后，邱红星领取征收补偿款502701元。证据3、文山市建设街片区房屋征收分户评估结果表，证明邱慧星户土地使用权仅为62.1平方米，邱慧星户仅享有该产权份额及对应征收款其余款项为王春、邱顺强所有。证据4、土地登记申请表，证明邱天顺购买地基面积为275.424平方米，该土地上房屋及征收款归王春、邱顺强、邱红星所有。申请证人杨某当庭作证，证明王春、邱顺强的房子与邱慧星的相邻，连在一起，拆迁办测量的时候他们没时间，我做装修就叫去看一下，他们两家的量在一起了，拆迁办的说让他们一起领取回去以后自己去分，所以签字也是他们两个一起签。黄明洪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依据法律规定未登记的建筑物，按相关的证据进行判断，本案征收补偿款的依据是文国用（2000）字第01514号土地使用证，王春、邱顺强未能证明被征收的土地为其享有。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王春、邱顺强对被征收的房屋享有权利的事实。证人证言不能证实王春、邱顺强对被征收的土地享有权属，因为一个产权的票据金额一般是50万元，所以要签订多分协议。罗雪薇、代德林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公章，并且申请书不是土地部门颁发的证书，该申请书可以由上诉人提前填写。对证言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属于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证人不是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拆迁的事实，证人只是听到大家商量事情，对于拆迁事实其不知道。邱慧星质证认为：王春、邱顺强提交证据及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无异议。邱慧星为证明其主张，提交有一份建房早图，证明当时三格房子是一起建盖的，我们三姊妹一个一格，并不是全部是我家的。王春、邱顺强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三性无异议，能证实邱天顺建盖三间房屋，上诉人及邱慧星在内的三姊妹各分得一间，上诉人对本案争议的补偿款享有权属。罗雪薇、代德林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三性不认可，该证据中不能得出该草图就是争议房子，且其说三间房子连在一起，与上诉人主张的位置不一致。黄明洪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证实其所要证实的每人分得一格的观点。黄明洪、罗雪薇、代德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王春、邱顺强提交的证据1、2，虽然真实、合法，但是不能直接证明被冻结款项属于王春、邱顺强，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由于无评估公司印章，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该申请表不是产权证明，不能证明被冻结款属于王春、邱顺强，本院不予采信。证人证言不能直接证明被冻结款项属于王春、邱顺强，本院不予采信。邱慧星提交的建房草图，能证明邱天顺购买地基后统一建盖房子，但是不能证明被冻结款项属于王春、邱顺强。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冻结的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载明的535644元房屋征收补偿款究竟是属于王春、邱顺强还是邱慧星存在争议。王春、邱顺强上诉认为，邱顺强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的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该协议证明未领取的房屋征收补偿款535644元属于王春、邱顺强所有，不属于邱慧星所有，应排除法院对该款的强制执行。根据袁佩秋、邱顺强与文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的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2、JSJ4733号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袁佩秋签订的被征收房屋有证土地面积为30平方米、邱顺强签订的被征收房屋有证土地面积为32.1平方米，而袁道军的文国用（2000）字第01514号土地使用权证面积正是62.1平方米，所以，根据房地不分离的原则，邱顺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上的被征收房屋属于邱慧星与袁佩秋所有，不属于王春、邱顺强所有，征收款属于邱慧星与袁佩秋，不属于王春、邱顺强。根据王春、邱慧星在二审庭审陈述，双方当事人早已分家，不存在共用房屋情况，袁道军的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属于袁道军、邱慧星所有，并且根据邱慧星东山新村201-2号房屋征收草图可知，邱慧星被征收的砖混房屋面积分别为3.4×3.7、3.5×3.57×2、5.1×8.9×2，其中3.5×3.57×2是楼梯面积，5.1×8.9×2是邱天顺建盖分给邱慧星的那格两层房屋的面积，而邱顺强签订协议书的砖混房屋面积为78.35平方米，王春、邱顺强与邱慧星两家又不存在房屋共有和共用，故该房屋征收补偿款只能属于邱慧星，而不属于王春、邱顺强。并且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邱红星仅一个人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就达127.49平方米，王春、邱顺强家被征收的土地面积达241.5平方米，所以邱顺强签订的文市房征字（2017)JSJ4733号征收补偿协议书上的所有土地面积都应属于邱慧星，而不属于王春、邱顺强。故王春、邱顺强上诉认为邱慧星家的土地仅为62.1平方米与客观事实不符，认为邱慧星家无证的土地面积为王春、邱顺强所有无证据证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要求排除法院对冻结房屋征收款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春、邱顺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60元，由王春、邱顺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祖俊审判员  曾建宏审判员  曾志萍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伊寿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