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豫14行初331号原告商丘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商丘市三明路6号。法定代表人王清，该公司经理。诉讼代表人卞得利，商丘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周献坤，河南君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商丘市睢阳区雪苑路。法定代表人栗朝举，该区政府区长。委托代理人武强，该区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华，河南睢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商丘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纺织）因要求确认被告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睢阳区政府）拆除行为违法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豫14行初285号行政判决，被告睢阳区政府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豫行终387号行政判决书，以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银河纺织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卞得利及委托代理人周献坤，被告睢阳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武强、李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银河纺织诉称，原告在三明路东侧、运河北侧建有厂房、仓库、房屋、院墙等建筑物。2015年，商丘市人民政府为了美化商丘城市面貌，决定对运河进行拓宽治理。2015年12月25日，被告睢阳区政府在未对原告建筑物进行丈量和补偿，未下发任何手续的情形下，将原告建筑物拆除，拆除面积达到10090.69平方米。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建筑物的行为违法。为支持其诉请，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裁定书和决定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16日被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宣告进入破产清算，指定河南君盟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2.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在2001年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3.卫星航拍图及平面图，证明涉案房屋被拆除之前的状况及位置，包括被告拆除的建筑物和未被拆除的建筑物。4.被拆房屋明细表（附房屋产权证书存根），证明涉案10090.69平方米房屋属于合法建筑，所有权属于原告，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5.原告破产管理人的报告一份，证明原告宣告破产清算之后，破产管理人经过调查，涉案房屋系被告拆除，于2018年3月26日向被告请求赔偿。6.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原告与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系各自独立的法人，三明路6号银河丹堤系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开发。原告本次庭审补充提供证据：1.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书一份；2.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的证明一份；3.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7）豫1403破申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4.证人华某证言，证明银河纺织与银河棉业并非同一主体，涉案土地及房产仍然登记在银河纺织名下，原告起诉不超出法定起诉期限。被告睢阳区政府答辩称，1.原告的部分厂房位于运河规划的蓝线范围内，属于依法应当拆除的建筑物。原告系自愿、自行拆除涉案建筑物。被告的行为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涉案拆除区域现已由政府投入巨资建成绿地公园，原告开发的楼盘紧邻该公园，原告因此公园的建造获得了较大的商业利益。同时，原告所拥有的土地因企业改制原因后登记在银河棉业名下，且银河棉业公司受让土地的附加条件是受案土地的南侧，银河棉业公司有义务后退商周永运河中心线不少于120米，依据该规划建设设计条件可以看出银河棉业公司有义务拆除银河纺织的原有厂房，而且在上述土地受让过程中，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闫德富，原告对该受让条件也是明知的；2.原告和银河棉业公司系关联公司，而且因企业改制原因银河棉业公司对原告的财产、人员、债务予以接收，原告的所有财产后归属于银河棉业公司，且一直由银河棉业公司实际占有处分；3.在涉案的仓库拆除时，因为不属于拆迁，当时直接通知银河棉业公司及银河纺织公司位于原公司的留守人员，其留守人员经过公司领导请示之后，将仓库内的物品自行搬出，搬至古城存放，两公司对于上述建筑物的拆除是自愿且明知的，同时在涉案的土地上银河棉业公司已经开发建成银河丹堤小区项目；4.银河棉业公司受让涉案土地，在对土地估价报告时采取的剩余法地价评估，已经将地上附属物的价值予以扣除。5.两公司对于仓库的拆除是明知的，其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商周永运河三明路段规划蓝线平面图2份、《城市蓝线管理办法》1份，证明原告的部分厂房位于运河河道整治的范围内，依据城市规划属于应当拆除的建筑物。第二组证据：运河公园现场照片7份。证明运河公园的所处位置、建设规模、政府投资的金额等，被告已经按照先前对原告的承诺修建运河公园，并已建造完毕，公园打破了原有的硬质水岸，改为亲水性更强的生态水岸，公园环境优美，且位置紧邻原告开发的楼房，提升了原告开发小区的品位，是原告开发的楼盘高价出售的一个重要的卖点。第三组证据：社区工作人员李新开、万保玉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房屋是原告自愿拆除。被告在本次庭审中，申请证人万某出庭作证，证明在拆迁前已经明确告知被征收财产的实际所有人、占有人、使用人，且其已经将仓库内的财产搬离并存放异处。其对拆迁时间是明知的，其起诉已超出起诉期限的规定。被告睢阳区政府又补充提供证据：1.商规条字（2018）1号建设项目规划建筑设计条件及图纸各一份；2.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查询银河纺织商国用2001字第0774号土地证存放情况的函和商丘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的复函各一份；3.商政文（2009）42号文；4.土地估价报告一份，证明银河纺织公司为银河棉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改制原因银河纺织公司的资产、负债、债权、人员全部由银河棉业公司全部接收，银河纺织公司并入银河棉业公司，银河棉业公司是被拆仓库的实际所有权人。银河棉业公司获得出让地的条件为（2008）1号建设项目规划建设设计条件，即南侧建筑物后退商周永运河中心线不少于120米。该120米内的建筑由银河棉业公司自行拆除，且依据土地估价报告可以看出是采取的剩余法予以评估，已经将地上附属物的价值予以扣除。5.商丘市运河公园景观提升工程项目方案一份，证明运河两岸的工程项目方案已经规划部门批准，并已进行公示，原告对此是明知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有异议，该平面图没有坐标图，也不是航拍图，仅仅是一个草图，原告的房屋系合法建筑。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建设公园是商丘市的规划内容之一，并不是被告为原告建设的公园，开发的楼房系银河棉业开发，即便受益，其受益人也是银河棉业，不是本案原告。被告以建设公园为由，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两位证人作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证言内容也不属实，原告的机器设备是在2015年5月前后搬到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该厂房拆除前才搬的，本案厂房拆除前，原告的工作人员不在现场，原告不可能同意或配合拆除。认为证人不太了解房子开发的情况，证人认为涉案的小区系银河纺织开发，故将相关的手续送给了银河纺织的有关人员，该说法不客观、不真实。被告没有提供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没有提供是谁签收的名字，该证言与原一审被告的陈述自相矛盾，原一审被告的陈述称是原告和被告拆除的涉案房屋。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如下：对原告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有异议，被告协同原告拆除的厂房仅限于河道蓝线范围内的部分厂房，并非原告所提供明细表上的全部厂房。证据5只是原告公司内部文件，被告并未正式收到原告提供的要求赔偿的赔偿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对证据6不认可，银河纺织与银河棉业法定代表人均是闫德富，在拆除涉案厂房的前期，有关职能部门均与闫德富就有关拆除厂房的事宜进行磋商，银河纺织与银河棉业是同一法定代表人名下的两家公司，银河棉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期限于2005年10月25日已经到期，两家公司具有亲密关联关系，原告在厂房原址开发商品房，仅仅是使用了银河棉业这一名称，其背后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同一人。对原告本次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因为银河棉业和银河纺织公司最早都是商丘市供销社开办的单位，是集体企业，银河纺织是银河棉业的一个子公司，后来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商丘市人民政府为了上述公司的发展将银河纺织并入到银河棉业，银河纺织对其诉的财产不具有真实的所有权。对证据2房产证的真实性无异议，银河纺织原有的划拨土地91亩，其中的61亩出让给银河棉业，依据规划划拨限制条件，剩下的30亩即南侧建筑物后退商周永运河中心线不少于120米部分，通过限制规划转让条件实际收归国有。原告所提供的房产证写的房产已经被商丘棉业公司实际拆除，并用于开发建设；对证据3银河棉业公司破产的证明有异议，该证明内容虚假，是为了摆脱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而出具的。本院依法调取涉案土地地籍档案，证明土地权属演变情况。原告、被告双方均认可本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原审提供的证据1-4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证据5系当事人自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证据6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本次审理过程中增加证据1-3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证据4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本院依法调取涉案土地地籍档案，证明土地权属演变情况，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涉案土地坐落于商丘市三明路东侧，原土地权利人是银河纺织，使用权面积64013.84平方米，土地用途工业用途。银河纺织系通过原商丘县人民政府商政（1995）30号《关于县棉麻公司兼并县化工厂的通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并办理了商国用（2001）字第077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商丘市睢阳区棉花集体总公司出具证明称，“银河纺织属商丘市睢阳区棉花集团总公司控股公司，为同一法人”。银河棉业进行涉案土地登记时法定代表人为闫德富。2005年5月17日商丘市睢阳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领导组作出商睢企改组字（2005）06号《关于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改制为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成立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改制后的企业接受原企业的资产及债权债务，并接受和安置原企业的所有在职人员。2007年1月26日，商丘市睢阳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领导组作出商睢企改组字（2007）1号《关于对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全额接收商丘市睢阳区棉麻公司的请示的批复》，同意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全额接收商丘市睢阳区棉麻公司，棉麻公司先前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承担和享有。2009年4月13日，商丘市人民政府作出商政文（2009）42号《关于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改制后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批复主要内容是：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改制所涉及的土地位于三明路东侧，东至睢阳区东方办事处侯庙居委会坟地和商丘帝和置业有限公司、南至商周永运河、北至商丘市万里汽车运输总公司一运公司，土地总面积为77982.595平方米（折合116.974亩），拟出让土地面积40866.618平方米（折合61.2999亩）。该宗土地原为银河纺织使用的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于2001年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地上建筑物有该公司所建的科技办公楼、纺纱车间、废棉车间、仓库等。银河纺织是原睢阳区棉花集团总公司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2005年1月原睢阳区棉花集团总公司更名为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改制后新组建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接收原企业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接受和安置原企业所有在职人员。经审查，同意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土地处置方案，由改制后新组建的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土地出让面积40866.618平方米（折合61.2999亩），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该宗地评估单价为413.6元/平方米(27.573万元/亩），评估总价为1690.24万元，划拨土地权益价为767.88万元。经市土地价格评审小组研究，该宗地出让总价为2367.88万元，减去其原工业用途的划拨权益价767.88万元，商丘市棉业有限公司应补缴土地出让金数额为1600万元。2012年银河棉业向商丘市国土资源局提出土地登记申请，银河棉业时任法定代表人为闫德富。2013年9月9日和2013年9月11日，睢阳区政府两次向商丘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关于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闲置及延期开发建设的情况说明》及《关于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闲置及延期开发建设的函》，说明在商丘市总体规划中，该企业涉及的一宗位于三明路东侧的工业用地，为银河棉业有限公司厂址，被规划成了商住用地并重新出让，根据商政文（2009）42号批复要求，该企业与商丘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并交纳了土地出让金1600万元。按照省、市政府工业企业原则上都要搬入产业集聚区的要求，睢阳区政府为该企业在睢阳产业集聚区内规划了新厂址，因政府调整产业集聚区城乡规划，前期没有建设用地规划条件，致使该企业计划新建的车间厂房没能及时建设，该企业一直在原厂址上生产经营，且企业整体搬迁需把新厂建好再搬迁，安装调试生产需要足够的时间，若停工待建，企业损失巨大，该企业4000余名员工就要失业，会造成极大不稳定因素。同时，该企业经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变更为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商丘市国土资源局按照变更后的企业名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给予土地登记发证。2012年6月25日和2013年10月9日，商丘市国土资源局分别与商丘市银河棉业有限公司和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变更协议，同意延期建设和按照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履行协议。2015年12月，被告睢阳区政府开始实施商周永运河河道蓝线范围内建筑整治及商丘市运河公园三明路以东北岸段景观工程建设，涉案土地上部分厂房被拆除。本院另查明，银河棉业取得涉案土地出让后的使用权，开发了银河丹堤房地产项目，并已经实际出售。本院认为，原告银河纺织是原睢阳区棉花集团总公司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2005年1月原睢阳区棉花集团总公司更名为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接收原企业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接受和安置原企业所有在职人员，银河纺织也属于被接受企业。原告虽然在2001年以划拨方式取得了涉案土地使用权，但其在2005年改制时被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接受。后商丘市银河棉业集团公司改制成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涉案土地中的40866.618平方米（折合61.2999亩）已经变更规划用途，并重新出让给商丘市银河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剩余土地因在河道管理蓝线范围内，不符合规划要求，没有出让。原告银河纺织没有对收回约61亩土地并出让的行为提出异议和补偿申请。同时，被告睢阳区政府当时的报告也显示，涉案土地为银河棉业生产经营场所。2009年出让涉案土地后，睢阳区政府为银河棉业在睢阳产业集聚区内规划了新厂址，并至2013年完成搬迁，在此期间银河棉业一直利用涉案土地生产经营。搬迁后，经被告睢阳区政府及商丘市人民政府批准银河棉业进行房地产开发。同时，2001年银河纺织法定代表人与2009年银河棉业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原告虽然主张其与银河棉业是两个独立的公司法人，并否认银河棉业取得61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与其有关，但根据上述事实，银河纺织应当知道涉案土地被出让及随后厂房被拆除的事实。同时，在2009年之后涉案土地已经由银河棉业使用并管理地上厂房，其在涉案土地被重新出让后与涉案土地已经没有利害关系。原告银河纺织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起诉已经超出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商丘市银河纺织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董儒坤审判员  何 彬审判员  牛 杰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