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民终5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新华西道31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月辉，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琦，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义，男，1964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哲，河北陈玉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达立广，河北陈玉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涛，男，1970年4月13日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艳洁，河北李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国义、姜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博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月辉、杨虹昱，刘国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哲、达立广，姜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艳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2民初1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刘国义要求博志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刘国义、姜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刘国义与姜涛及博志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条款应依法归于无效，博志公司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首先，原审认定借款合同经由博志公司加盖印章，并且姜涛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捺印，足以印证担保行为的合法性，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博志公司提供新证据能够证明《借款合同》中作为担保人的上诉人印章系伪造，因此姜涛在博志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伪造的印章致使博志公司为其无法偿还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行为已非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已构成犯罪并且侵犯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属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借款合同》中博志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其次，原审对于博志公司提出的印章鉴定申请不予认定，认为公司印章真伪系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1条规定，法院不予鉴定的情形仅限于鉴定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无意义，本案博志公司申请印章真伪的鉴定与《借款合同》的效力有直接关系，因此原审对博志公司鉴定申请不予认定无法律依据，博志公司继续申请二审法院对印章进行鉴定。最后，原审认定《借款补充协议书》对博志公司有约束力并以此认定博志公司应为姜涛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既然《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条款无效，后续的《借款补充协议书》中博志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款自然无效。二、原审认定刘国义为善意相对人，认定事实错误。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案涉《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用途为房地产开发，第六条约定姜涛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刘国义可解除合同，但是原审在审理过程并未审查该节事实，姜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借款用于博志公司开发房地产。本案借款数额特别巨大，在交易过程中，相对人刘国义理应善尽审查义务，对借款用途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代表公司真实意思，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决议等问题进行审查。刘国义与姜涛于2015年9月5日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书》时，未要求博志公司盖章，仅要求江涛签字，有悖常理。而且姜涛彼时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定其在本案中唯一代表博志公司。因此刘国义在《借款合同》及《借款补充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在《借款合同》担保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应由刘国义和姜涛根据各自过错自行承担责任。三、原审认定刘国义向姜涛出借5000万元的缺乏事实依据，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刘国义提供的2013年12月23日赵国明向姜涛出款2000万的汇款凭证，庭审中赵国明称其系刘国义私人会计，证明此款系赵国明代刘国义向姜涛出借。但在询问中赵国明不知道汇票需经过背书才能被视为转让的基本常识，故博志公司对其真实身份存疑，其所作证言不应采信。第二，赵国明与刘国义系两个不同的个体，刘国义未能提供姜涛确认的书面证据证明刘国义要求赵国明代其向姜涛出款的事实，因此刘国义提供的汇款凭证仅可证明姜涛有可能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不能证明刘国义向姜涛实际出款2000万的事实。第三，刘国义提供9张商业承兑汇票及赵国明证人证言，证明刘国义通过向姜涛交付票据的方式履行出借3000万的义务。博志公司认为九张汇票的“出票人”、“承兑人”均非本案当事人，并且在询问证人阶段，赵国明也承认9张汇票既无“刘国义”的背书，也无“姜涛”的背书，根据我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只有经过背书，才能取得或转让票据权利。本案中刘国义即未取得票据权利也未转让票据权利，因此刘国义主张通过汇票方式向姜涛借款3000万事实并不成立。四、原审认定博志公司虽然主张担保行为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担保行为未经决议，并据此认定《借款合同》是经过股东会决议而作出的，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博志公司已经提供公司股东会所有决议内容，其中未发现有意对刘国义《借款合同》进行担保的决议事项，已完成举证责任。如果刘国义对此有异议，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五、原审法院庭审过程草率，对于博志公司提出的公章鉴定申请未予确认，同时判决中对于博志公司多个观点未予论述。刘国义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瑕疵，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也未能谨慎客观地处理博志公司的多项诉求。原审中刘国义、姜涛在庭审过程中相互配合，作为债务人的姜涛，在庭审过程中对于刘国义提出的观点不仅未提出任何反驳意见，妄图引导法院将博志公司认定为实际借款人，以达到由博志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的目的，博志公司有理由认为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侵害博志公司利益的可能。 刘国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博志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本案中《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刘国义、博志公司以及姜涛三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博志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合同》上博志公司印章真实有效，博志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博志公司称印章已由华润公司接管，凡是未登记在案的用章行为即为虚假印章没有事实依据。用章是否经过审批登记均系博志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与刘国义无关。并且刘国义在一审中也举证证明了在另案中博志公司与福建省溪石公司签订了合同，加盖了公章，博志公司同样诉称未登记在案系虚假伪造，但经鉴定印章真实。这就可以看出博志公司所谓的用章记录并不能否认印章的真实性。况且即便当时用章进行了内部登记，博志公司也可以选择性地不予出示。本案中印章真实性鉴定对待证事实无意义，无需鉴定。借款合同中除博志公司加盖印章之外，还有博志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涛的签字及手印。现很多公司为方便经营，具备两套甚至多套印章,但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手印是唯一的，真实性、可靠性要远远高于公司印章。本案中姜涛作为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代表了博志公司，对博志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条款生效。只要有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字，即便没有加盖公司印章，也对公司产生约束力，所以说对印章的真实与否进行鉴定没有意义，只会拖延诉讼时间。《借款补充协议书》系对《借款合同》的延续及补充，同样对博志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博志公司仍需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借款补充协议书》虽然没有博志公司的公章，但作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姜涛签字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代表了博志公司，保证条款对博志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博志公司应继续为姜涛向刘国义履行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即使三方未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书》，或博志公司未作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也不影响姜涛承担还款责任，博志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一审中庭审情况可以得知，在《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保证期间届满之前，刘国义就一直向姜涛及博志公司主张权利，自此停止计算保证期间，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此后，刘国义也在不间断地向博志公司以及其法定代表人姜涛主张权利，其中在2016年7月份还向姜涛及博志公司邮寄过催款函。由此可见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及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均在不断地中断，不存在诉讼时效、保证期间超期的情形，博志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二、刘国义作为善意的出借人，对姜涛及博志公司享有的债权系合法债权，应当予以保护。首先，刘国义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不了解也不会注意《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条款的要求；其次，在《借款合同》中，博志公司已经作出担保声明，称已经开会研究，刘国义完全有理由相信其担保声明的内容；最后，姜涛一手创立了博志公司，系博志公司的创始人、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姜涛经营博志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地产大亨之名在唐山家喻户晓，在唐山“博志”就是姜涛的形象。刘国义向姜涛出借钱款，博志公司提供担保，理所当然。并且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的行为即代表了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姜涛作为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补充协议书》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对博志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刘国义已经尽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基本注意义务，刘国义完全是善意的。另外，刘国义在借款出借时完全是善意的，至于出借之后，关于借款的用途的审查已经不再是衡量刘国义是否善意的标准，并且刘国义也不参与博志公司的实际经营过程中，无法审查借款用途。《借款合同》中博志公司作出担保声明，称已经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开会研究，决定为姜涛作担保。这就表明博志公司已经召开了相关会议，决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的事项。现华润公司、恒大公司介入到博志公司内部管理中，即使存在对外担保的决议文件，本着趋利避害的心态，也不会向法院提供。并且博志公司内部是否就对外担保问题进行了决议是其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作为善意出借人的刘国义。《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条款是对公司内部管理的规定，是规范、管理公司本身行为的管理性规范，并不影响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三、刘国义提供的证据材料真实、合法，形成了完整地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借贷事实真实存在，一审法院证据采信客观公正。刘国义通过私人会计赵国明向借款人姜涛支付了5000万元的借款本金，其中包含2000万元的转账及3000万元的承兑汇票。赵国明系刘国义的私人会计，刘国义大部分的对外经济来往都是由赵国明办理的。姜涛与刘国义系朋友关系，对此是知道的。另外，因为承兑汇票本身具有与承兑金额相同的价值，现实经济往来或民间借贷中，在承兑汇票到期之前，承兑汇票不经背书随意进行转让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严格进行背书转让的。刘国义将从他处获得的承兑汇票转交给姜涛，姜涛可以在承兑汇票到期之前出手转让或向银行兑换，均可获得相应的对价和权利，这就表明姜涛能够实际占有与承兑汇票相对应的权利，已经实际获得了借款。《借款补充协议书》也阐明了借款的出借方式，姜涛也认可是通过上述方式接收了5000万的借款本金，本案借款事实真实。四、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存在错误之处。博志公司系姜涛一手创立，姜涛为了博志公司的发展，向包含刘国义在内的朋友们融资借款，这才有博志公司今天的发展规模。现华润公司和恒大公司介入到博志公司管理中，对于博志公司之前所负担的债务一直持排斥的态度，不认可债务的真实性。在庭审中提出“公章真实性鉴定”，“调取刘国义方与姜涛方银行流水信息”等对于待证事实毫无意义的申请，意图拖延时间，扰乱诉讼。华润公司和恒大公司既然接手了博志公司，不能只接手博志公司的财产和债权，也要接手对外所负债务。博志公司对外负担债务是客观存在的，不然也不会吸纳华润公司和恒大公司来改善公司经营现状。另外姜涛对于借贷事实的客观地承认并不意味着本案系虚假诉讼，不能因为姜涛认可借款事实就无故猜测诉讼的真实性。博志公司应当对其对外担保性行为承担保证责任，不能因为内部管理人的更换而加以否认。 姜涛辩称，一、认可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款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借款合同》尾部加盖的博志公司印章是真实有效，上述合同借款人及法定代表人处亦为其本人签字捺印，且签订时间均为姜涛担任博志公司法定代表人阶段，博志公司提交的证据亦能证明这一事实，故博志公司称加盖其印章系伪造，上述合同无效，理据不足，应予驳回。首先，在2010年左右，博志公司集中开发世纪龙庭、世纪学庭、世纪御庭等项目，姜涛为了实现各项目的有序运作，不仅倾尽本人资产、公司资金，更是向包括刘国义在内的其他商界朋友拆借资金，并将这些款项皆用于房地产的开发中。2012年，姜涛为了进一步解决博志公司资金短缺问题，又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华润信托·唐山博志平改基金项目联合管理协议》进行融资，但依照该管理协议的约定，融资组建目标公司后，博志公司的董事长由姜涛担任，目标公司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姜涛担任。换言之，华润信托介入后，姜涛本人仍实际参与博志公司的决策管理工作，并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直至2016年5月16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才变更为张斌。其次，博志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及《目标公司用章登记表》均系单方形成，且内容不完整、多处存在重复遗漏的情形，该证据并不能证实合同所盖公章的真伪。二、本案系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法庭应依据借据、转款记录及法院调取的证据并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借贷双方的经济状况、关系等情况综合予以认定。三、当事人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后，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姜涛作为博志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为了解决其一手创办的博志公司项目资金短缺而向刘国义借款，并将该款项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及房地产开发事项，因案涉借款数额较大、借款延续时间较长，故每笔借款到期后姜涛均会配合出借人刘国义进行账目核算，也曾提出“以房抵债”的偿还方案但最终协商未果，故姜涛履行的不仅是作为博志公司相应职位的职务行为及勤勉尽责义务，更是遵守合同约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所涉借贷关系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虚假事实的情形，仅是因为资金不足，无力偿还借款形成本诉，如果在借贷关系真实的前提下，借款人及担保人为了达到不予偿还借款的目的而一味地在诉讼中彻底否认借款事实，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正常的抗辩而是恶意的违约。综上，案涉款项均按照合同约定用于房地产的开发、合作、经营等相关事务，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姜涛作为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刘国义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博志公司应当作为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 刘国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姜涛偿还借款本金5000万元，并以5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给付义务之日止支付利息；2、判令博志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姜涛、博志公司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3日，刘国义（甲方）与姜涛（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姜涛向刘国义借款5000万元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借款期限为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22日，借款利率月息3%，按月付息。上述《借款合同》第八条约定“担保条款：因借款数额较大，甲方要求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乙方提供担保，自愿负连带偿还责任”；第九条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还贷及收息银行账号，中国农业银行卡号：赵国明6228490650009264615”。另，《借款合同》记载“担保声明：甲方刘国义与乙方姜涛签订借款合同，我公司已认真审查，并已按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开会研究，决定为乙方姜涛提供担保，自愿负连带担保责任。如乙方届时不能如数偿还借款，我公司愿意以公司全部财产向甲方无条件偿还本金、利息、违约及甲方追讨债务花费的全部费用”，该合同加盖博志公司印章，并由姜涛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捺印，合同共计2也，亦加盖博志公司印章作为骑缝章。同日，刘国义通过赵国明的银行账户向姜涛转款2000万元，并向姜涛交付9张共计30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5年5月23日，刘国义（甲方）与姜涛（乙方）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于2013年12月23日向甲方借款5000万元（伍仟万元整），借款利息为月息百分之三。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乙方履行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合同签订时甲方已经将5000万元实际支付给了乙方（其中赵国明6228490650009264615账户转账2000万元，给付共计3000万元的承兑汇票）。截止2015年5月23日，乙方尚欠甲方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7550万元。甲乙双方对上述借款事实及数额予以确认。鉴于乙方仍需借用，双方经协商，决定将7550万元作为本金继续出借给乙方使用，利息按照月息3%的标准计算，按月支付，直至付清之日止。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为乙方提供连带担保，直至付清全部借款本息时止”。同时，姜涛作为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上述协议书中签字、捺印。 刘国义向姜涛支付借款的情况：（1）2013年12月23日，刘国义通过赵国明的银行账户向姜涛转款2000万元。（2）2013年12月18日，由唐山大德煤炭公司交付给刘国义承兑汇票5份，票号为23745287、24193582、24193583、24193584、24193585。票面金额为1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共计2100万元；（3）2013年12月18日，由盛仁公司交付给刘国义承兑汇票4份，票号为23515092、31572778、28246002。票面金额为200万元、2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共计900万元。其中，票号为23515092、31572778、28246002的承兑汇票由征楠公司交付给盛仁公司，票号为28944797的承兑汇票由天津九江公司交付给盛仁公司。 2016年7月23日，刘国义向姜涛和博志公司分别邮寄了《催款单》，要求其偿还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的全部借款。2012年10月26日，华润深国投公司（甲方）、姜涛（乙方）、博志公司（丙方）、唐山市福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丁方）、唐山凯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戊方）签订《华润信托·唐山博志平改基金项目联合管理协议》，就项目融资等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该《管理协议》第3.4条约定“目标公司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姜涛担任，由董事聘任和解任…”。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刘国义与姜涛及担保人博志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合同签订后，刘国义已经按约完成付款义务。博志公司虽然对于承兑汇票的交付提出异议，并主张刘国义与姜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但因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借款补充协议》又明确记载了承兑汇票已交付给姜涛的内容，且作为主借款人姜涛亦认可收到承兑汇票的事实，结合案外人唐山大德煤炭公司、盛仁公司也均认可将承兑汇票交付给刘国义等情况，对博志公司的主张及异议不予采信。而后续签订的《借款补充协议书》是对《借款合同》效力的追认，以及对部分合同内容的变更，对各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借款合同》和《借款补充协议书》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应予调整，而刘国义诉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另，《借款补充协议书》中关于将《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及欠付利息均作为本金继续出借给姜涛的约定，该约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相悖，则刘国义诉请按照实际给付的本金数额请求偿还借款的主张，应予支持。综上，姜涛应当向刘国义偿还借款5000万元，并以5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给付义务之日止支付利息。 关于博志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首先，根据《借款合同》担保条款约定的内容，博志公司为涉案借款在本金及利息等的范围内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系经过该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作出的。《借款合同》记载的担保人经博志公司加盖印章，并由姜涛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捺印，足以印证担保行为的合法性。博志公司虽然主张担保行为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担保行为未经决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国义对其主张的情况知情，故刘国义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博志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该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次，《借款补充协议书》中关于博志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的约定，是对《借款合同》效力的延续，二者相互关联。《借款补充协议书》虽未加盖博志公司印章，但姜涛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基于原《借款合同》的约定，代表博志公司在《借款补充协议书》签字、捺印，系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无论公司章程或其他内部规定对其行为是否作出过限制，刘国义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姜涛的行为可以代表博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借款补充协议书》对博志公司均有约束力，其仍应为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担保的责任。最后，《借款补充协议书》中关于博志公司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的约定，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关于“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规定的情形，保证期间应当认定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二年。因《借款补充协议书》未对还款期限作出约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关于“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博志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自刘国义向姜涛、博志公司发出《催款函》之时起算，截止至诉讼之时，刘国义的诉请并未超出法定的保证期间。故而，博志公司应当对刘国义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享有承担还款责任后向姜涛进行追偿的权利。 综上所述，刘国义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姜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偿还刘国义借款本金5000万元，并以5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3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给付义务之日止支付利息；二、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姜涛追偿。案件受理费486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91800元，由姜涛、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借款本金数额问题。刘国义主张已实际交付借款本金5000万元，其中，由赵国明账户向姜涛账户银行转款2000万元，由赵国明向姜涛交付承兑汇票9张计3000万元。原审中，赵国明到庭说明其系受刘国义指令向姜涛银行转款并交付承兑汇票，交付的5000万元系刘国义资金。二审中，姜涛到庭对取得刘国义2000万元银行转账资金及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对应资金予以认可，原判决结合刘国义自案外人唐山大德煤炭公司等处取得承兑汇票等情况综合认定刘国义向姜涛交付了5000万元出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博志公司是否应当就姜涛对刘国义所负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问题。首先，虽然博志公司对《借款合同》上所盖印章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因姜涛以博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中“担保声明”落款处签名，并且结合“担保声明”的内容，能够认定姜涛代表博志公司为其以个人名义向刘国义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即使印章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也不能以此为由免除博志公司的担保责任；同理，虽然《借款补充协议书》的“担保人”处只有姜涛代表博志公司签名而未加盖公司印章，但博志公司的担保责任是源自《借款合同》中的“担保声明”，《借款补充协议书》是否加盖公司印章对博志公司的担保责任并无影响。据此，对印章真实性的鉴定也并非必须，故对博志公司要求对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姜涛作为博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担保声明”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同时“担保声明”的内容显示，“我公司已认真审查，并已按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开会研究，决定为乙方姜涛提供担保”，刘国义并无合理事由直接怀疑印章和“担保声明”内容的真实性，上述情形足以使刘国义对博志公司为姜涛借款提供担保产生善意信赖，故博志公司应当对姜涛向刘国义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6800元，由唐山市博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彦生 审判员  邢荣允 审判员  吴 悦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刘 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