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3民终8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仕秋，男，汉族，1972年1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冠雄，男，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启泉，男，汉族，1949年9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兴，广东云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勤昌，男，汉族，1968年1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原审第三人：新兴县六祖镇旧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六祖镇旧村民委员会内。法定代表人：陈国泉，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巧玲，广东创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新兴县六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六祖镇圩镇。法定代表人：黎威杰，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伙坚，广东创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慧芬，广东创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仕秋因与被上诉人廖启泉、原审第三人梁勤昌、新兴县六祖镇旧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六祖村委会）、新兴县六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六祖镇政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2019）粤5321民初549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仕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冠雄，被上诉人廖启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兴，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巧玲、原审第三人六祖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慧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仕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裁判确认廖启泉与廖仕秋于2018年6月15日[根据六祖村委会与廖启泉于2000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9.87亩、8.91亩)和廖启泉与梁勤昌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二份转包合同]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有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没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明确本案争议焦点，也没有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廖仕秋与廖启泉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是否因六祖村委会未同意（含登记、备案），属于有效（系违反法律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或无效（系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事实性质”依法作出明确归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廖仕秋于2018年6月16日至2019年5月8日本案开庭前期间，向六祖村委会提出要求其对廖启泉与廖仕秋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是否同意（含登记、备案）转让进行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廖启泉与廖仕秋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是否经六祖村委会同意（含登记、备案），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规定的调整范围，而系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判决不应仅援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外的法律（含《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而应援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的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四、一审判决仅援引《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不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相关法律条款，认为廖启泉与廖仕秋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无效[未经六祖村委会同意(含登记、备案）]的法律依据，与《最高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的依据，应当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的规定相悖。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和援引《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作为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裁判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依法作出公正的民事裁判。被上诉人廖启泉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实体判决均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廖仕秋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廖仕秋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廖仕秋与廖启泉在2018年6月15日就《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签订协议时没有去征求六祖村委会的同意，签订协议后也没有得到六祖村委会的追认。对此，六祖村委会曾在一审时已经明确表示对于廖启泉在其承包经营期间，分别于2017年将承包地转租给梁勤昌以及于2018年6月15日将承包地转让给廖仕秋的情况，六祖村委会并不知情。首先，廖仕秋在一审庭审时也自认其与廖启泉签订转让合同的第二天才打电话给村委主任陈国泉，该事实也证明了廖仕秋与廖启泉签订转让合同时并没有征求过六祖村委会的意见。其次，廖仕秋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其签订合同前至签订合同后并没有将合同拿到六祖村委会处报备。而仅在签订合同后曾打电话给村委主任陈国泉，但是自始至终从未提交过具体的转让合同文本给六祖村委会确认。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01条之规定，六祖村委会依法属于特别法人，廖仕秋仅打电话给村委主任而没有向六祖村委会提出，形式上欠缺合法性。廖仕秋因没有提交具体的转让合同到六祖村委会处，故六祖村委会对其转让的行为不知情，也无法进行确认。直至双方发生纠纷后，六祖村委会一直明确表示不同意廖启泉将涉案承包地转让给廖仕秋。因此，廖仕秋与廖启泉签订转让合同后也没有得到六祖村委会的追认。二、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37条之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另根据廖仕秋与廖启泉签订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第七条之约定，廖启泉转让需经六祖村委会同意。现廖仕秋与廖启泉在2018年6月15日就《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签订协议时没有去征求六祖村委会的同意，签订协议后也没有得到六祖村委会的追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转让合同无效，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合理合法的。综上，一审依法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六祖村委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廖仕秋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六祖镇政府述称，廖仕秋与廖启泉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和廖启泉与梁勤昌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廖启泉与六祖村委会于2000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七条规定：“乙方在承包期内要转让他人，必须经过甲方的同意……；”该条款属于附生效条件，根据该规定，廖启泉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必须经过六祖村委会的同意。现因该两份转让协议均没有经过发包方六祖村委会同意，亦没有到六祖村委会进行备案，且事后也没有经得六祖村委会的追认，在原审中六祖村委会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廖仕秋与廖启泉的转让行为，故其转让不仅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规定，故转让合同无效。因此，六祖镇政府只认可六祖村委会与廖启泉于2000年1月1日签订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不认可廖启泉和廖仕秋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另外，廖仕秋的主张与六祖镇政府无关，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六祖镇政府无利害关系，其把六祖镇政府列为第三人是欠缺法律依据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廖仕秋的上诉请求。廖仕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廖启泉与廖仕秋于2018年6月15日[根据六祖村委会与廖启泉于2000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9.87亩、8.91亩）和廖启泉与梁勤昌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转包合同]签订的转让合同有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00年1月1日，六祖村委会（甲方）与廖启泉（乙方）签订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分别将中下围洞8.91亩、下围角洞9.87亩土地分别承包给乙方20年，即从200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其中第七条约定“乙方在承包期内要转让他人，必须征得甲方的同意，甲方按承包剩余的年限总承包款的20%征收转让费”。六祖村委会在落款处盖章，甲方代表陈建钊以及乙方廖启泉分别在落款处签名。2017年1月10日，廖启泉的儿子廖培枝代表廖启泉与梁勤昌签订《鸡舍、鱼塘租赁合同》，约定廖启泉将案涉土地上的鸡舍、鱼塘租给梁勤昌使用三年（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梁勤昌使用鸡舍、鱼塘期间，廖仕秋通过梁勤昌联系廖启泉，商议由廖仕秋承接《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2018年6月13日，梁勤昌与廖仕秋签订《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约定：一、旧村福古村民梁勤昌将位于旧村管理区上围洞的鱼塘，猪栏、鸡舍、房屋、果树、杂树等一切建设物和农作物以102,500元人民币转让给本村委廖仕秋村民。二、付2018年、2019年两年租金是梁勤昌村民交到旧村。梁勤昌于次日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廖仕秋位于旧村管理区上围洞鱼塘转让费用（102,500.00）人民币，经手人：梁勤昌”。2018年6月15日，廖启泉、廖仕秋在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的背后签订转让合同，转让合同载明：“本合同由廖启泉转让给村头廖仕秋（注：地上建设物和农作物与廖启泉无关）见证人：梁勤昌双方签名：廖启泉廖仕秋2018年6月15日”，梁勤昌在见证人处签名捺指模，廖启泉、廖仕秋分别在双方签名处签名捺指模。2018年6月16日，廖启泉从梁勤昌处收到廖仕秋借用电表用电押金2,000元、塘租及出售增氧机（3台）、水泵1台的款项共22,500元、合同转让费（包括鸡舍及农作物）11,000元，并由廖启泉的儿子廖培枝分别出具了三份《收据》。转让合同签订后，廖仕秋曾打电话给六祖村委会的主任陈国泉，要求六祖村委会在他与廖启泉签订的转让合同上盖章确认。陈国泉提出双方在村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并且经同意村委会才在协议上加意见和盖章，要求廖仕秋约廖启泉一起到村委会办理，但之后廖仕秋一直没有依要求到村委会办理，也没有提出书面申请及提交具体的转让合同文本给六祖村委会确认。因《土地承包合同》所涉土地在六祖镇政府“塘改水”项目的范围，六祖镇政府对六祖村委会进行了补偿，而六祖村委会也因此于2018年10月11日与廖启泉签订《垦造水田项目土地承包经营补偿协议书》，对廖启泉进行补偿。廖仕秋认为其是鱼塘、鸡舍等的实际经营者，其才是真正的补偿主体，引起纠纷，经多方调解不成。在双方发生纠纷后，六祖村委会明确表态不同意转让。廖启泉于2018年11月8日以廖仕秋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案号（2018）粤5321民初1786号]。后廖启泉于2019年2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4日裁定准许廖启泉撤回起诉。廖仕秋遂于2019年3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各方当事人均对廖启泉与六祖村委会于2000年1月1日签订了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廖仕秋与廖启泉在2018年6月15日就上述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是否得到六祖村委会的同意，或六祖村委会是否存在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情形？对双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判如下：一、廖仕秋与廖启泉在2018年6月15日就《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签订协议时没有去征求六祖村委会的同意。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的第七条均明确约定“乙方在承包期内要转让他人，必须征得甲方的同意，……”，该条款是属于附生效条件条款，依该条款的约定，征得六祖村委会的同意是六祖村委会与廖启泉约定转让他人生效的前提条件，廖启泉要转让《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给廖仕秋，应事先征得六祖村委会的同意才可办理。廖仕秋的代理人主张征得六祖村委会的同意没有期限限制，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廖仕秋自认与廖启泉签订转让合同的第二天才打电话给陈国泉，该自认事实证实了廖仕秋与廖启泉签订转让合同时没有去征求六祖村委会的同意。因此，既然签订转让合同时没有去征求六祖村委会的同意，本案也就不存在六祖村委会存在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情形。二、廖仕秋在签订转让合同后打电话给陈国泉的行为是属于事后请求追认行为，但廖仕秋的追认请求欠缺合法的形式和具体内容。庭审中，廖仕秋自认只打过电话给陈国泉，且一直没有提交具体的转让合同文本给六祖村委会确认。一方面，六祖村委会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特别法人，廖仕秋只以打过电话给六祖村委会主任陈国泉的方式提出追认请求，形式上欠缺合法性；另一方面，廖仕秋一直没有提交具体的转让合同文本给六祖村委会，六祖村委会无法对追认请求所涉转让合同的内容进行确认和追认，且发生纠纷后，六祖村委会也明确表态不予同意，因此，廖仕秋与廖启泉签订转让合同后也没有得到六祖村委会的追认。综上所述，廖仕秋与廖启泉在2018年6月15日就《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签订协议时没有去征求六祖村委会的同意，签订协议后也没有得到六祖村委会的追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的规定，涉案的转让合同无效。故廖仕秋要求确认其与廖启泉在2018年6月15日就涉案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的转让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廖仕秋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廖仕秋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提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上诉人廖仕秋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是否为有效合同。2.一审判决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被上诉人廖启泉于2001年1月1日与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分别签订了两份《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六祖村委会的位于下围洞8.91亩和下围洞角9.87亩土地，承包期为2000年至2020年12月31日。该合同第七条约定了被上诉人廖启泉在承包期内将土地转让给他人承包需要征得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的同意。被上诉人廖启泉与上诉人廖仕秋于2018年6月15日在该两份《土地承包合同》的背面签订了转让合同。现上诉人要求法院确认该两份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原承包人廖启泉与发包人六祖村委会签订的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廖启泉将《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上诉人廖仕秋，须征得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的同意。从上诉人廖仕秋在一审中的陈述可知，上诉人廖仕秋在签订合同第二天后才打电话给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的主任陈国泉，但是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实陈国泉代表六祖村委会同意被上诉人廖启泉转让该两份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其他可以证实案涉两份转让合同经过了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的确认。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在事后未经过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的追认，且也没有证据证明事前征得了原审第三人六祖村委会的同意。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廖仕秋提出确认案涉两份转让合同为有效合同的请求予以驳回，合法合理，应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上诉人廖仕秋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该条规定了承包方在经发包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并由该农户与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而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本案不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情形，故上述第三十五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而上述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是承包方在流转土地经营权需要向发包方备案，并没有否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须征得发包方的同意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了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未征得发包方同意的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这与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并不矛盾。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廖仕秋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是对法律存在错误的理解，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廖仕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容审判员 陈洁涛审判员 李婉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怡欢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