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晋行再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兴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兴县魏家滩镇魏家滩村。   法定代表人孙某，职务镇长。   负责人王某，职务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问某，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某，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崔某1，男，194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兴县魏家滩镇魏家滩村，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崔某2，男，198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兴县公安局协警，住兴县，系崔某1之子。   再审申请人兴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因被申请人崔某1诉其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行终1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晋行申84号行政裁定，对本案提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00年7月，崔某1与兴县魏家滩镇魏家滩村村民委员会（下称魏家滩村村委会）签订了《魏家滩村委关于进一步完善鱼塘承包协议》，承包该村鱼塘一处，承包期限从2001年1月1日至2031年1月1日，承包费每年200元。2000年9月25日，山西省兴县公证处对该承包合同进行公证，并作出（2000）兴证字第252号公证书。2013年，兴县修建工业大道需征收魏家滩村部分土地，崔某1承包的鱼塘部分位于征地拆迁范围内。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作为征地拆迁的组织实施者，与崔某1就征收补偿问题进行协商。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委托山西家豪司法鉴定中心对崔某1的鱼塘总面积及需占用的30m鱼塘土方造价进行鉴定，2017年5月15日该中心作出鉴定意见，鱼塘总面积为4056.30㎡，修建工业大道占用30m鱼塘土方工程造价为56233.58元。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同意按照该鉴定意见对鱼塘损失进行补偿，但崔某1不同意，双方未达成补偿协议。2017年10月14日晚，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强制填埋崔某1鱼塘水域面积1149.48㎡。2017年11月28日，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委托吕梁中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填埋崔某1鱼塘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评估，结论为：修建工业大道造成崔某1鱼塘直接损失，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包括围墙造价、鱼类损失价值、鱼塘建安综合造价，市场价值合计为人民币187600元。具体评估事项及评估标准为：1、对建（构）筑物的评估计算公式为：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由于本次评估为补偿性评估，依据评估目的和评估委托人的要求，本次评估不考虑成新率，因此评估值=重置成本=建安综合造价，评估人员依据取得的该工程相关结算资料，结合现场勘察情况，套用其他类似工程计算资料采用重编预算法，考虑合理的取费，确定鱼塘建安综合造价140310元。2、对生物资产的评估方法：评估价值=生物资产直接损失数量×销售单价。本次评估确定鱼塘水域占用填埋面积为1149.48㎡，根据网上收集的渔业养殖的相关资料，在不考虑自然繁殖因素的情况下结合养殖户崔某1的介绍及崔某1鱼塘的地理环境，经评估专业人员考虑确定，委估崔某1的养殖数量为3.9尾/㎡，折合约为2600尾/亩；每尾鱼1斤计算，折合约为2600斤/亩。假设填埋鱼塘时鱼类均匀分散在鱼塘内，鱼类80％死亡。20％逃离存活，鱼类死亡数量：1149.48㎡×3.9尾/㎡×80％=3586尾，鱼类损失价值：3586尾×1斤/尾×10元/斤=35860元，最后确定生物资产损失价值35890元。3、对围墙造价评估为11430元。崔某1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填埋其鱼塘的行为违法，并赔偿鱼塘直接损失187600元，以及承包经营损失593984元。   一审认为，崔某1与魏家滩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受法律保护。崔某1承包的部分鱼塘因修建兴县工业大道被列入征收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征收土地的组织实施主体，乡镇人民政府没有该项职权。本案中，在当事人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情况下，魏家滩镇人民政府既未向有职权的人民政府申请裁决，也未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即对涉案鱼塘实施强制填埋，且在强制填埋前未履行相应法定程序，该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因此给崔某1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第一次委托鉴定的只是鱼塘的土方造价，依此鉴定意见补偿不合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本案填埋的是鱼塘，应当按照鱼塘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在填埋鱼塘后委托吕梁中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鱼塘直接损失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为涉案鱼塘的直接损失为187600元，该评估结果公正合理，本院予以采信。同时考虑崔某1的承包合同尚未到期，对鱼塘仍享有13年零2个半月的承包期限，在此期限内承包人尚存在可得利益。依据评估报告的核算标准，结合崔某1提供的说明，在不考虑市场价格浮动和自然繁殖的情况下，按养殖数量为3.9尾/㎡，折合约为2600尾/亩；每尾鱼1斤计算，折合约为2600斤/亩，每年收益按70％计算，因填埋鱼塘造成的承包收益损失为（按13年计算）：1149.48㎡×3.9尾/㎡×1斤/尾×10元/斤×70％×13=407950元（取整数）。综上，因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违法填埋行为给崔某1造成的损失共计187600元+407950元=595550元。崔某1要求消除因填埋鱼塘毁坏围墙带来的危险，因涉案评估报告中包括了围墙造价损失，在此不予考虑，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四条、第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兴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填埋原告崔某1鱼塘的行政行为违法；二、由被告兴县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崔某1人民币595550元；三、驳回原告崔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认为，崔某1与魏家滩村村委会签订了鱼塘承包协议，在合同履行期间不存在根本违约情形，魏家滩村村委会亦未对该承包协议提出撤销、解除的诉讼或仲裁，该承包协议仍然合法有效。崔某1在承包期限内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在既无征收鱼塘的法定职权，也未与崔某1达成补偿协议的前提下，对涉案鱼塘实施强制填埋，该行政行为违法。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该“直接损失”的范围，应理解为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因为国家赔偿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弥补公民因公权力违法行使而遭受的损失，使之恢复到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最大程度发挥国家赔偿法在维护和救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崔某1本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补偿协议，保障其涉案鱼塘在剩余经营期限内的合理收入得到最大程度的补偿，而魏家滩镇人民政府通过违法行为使其免予承担本应更关键、影响更大的一部分赔偿责任，明显有失公平。出于对受害者合法权益充分保护的考虑，在确定行政机关赔偿标准与数额时，应当充分考虑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受害者遭受的实际损失情况，即考虑涉案鱼塘若不被填埋或通过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崔某1本应能得到更大一部分的合法经营收入或合理拆迁补偿。故行政机关应尽可能给予受害者必要的、合理的照顾和安排，以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戒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和体恤。原判根据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委托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崔某1在涉案鱼塘剩余承包经营期限内的可得利益，确定因违法强制填埋行为给崔某1造成损失共计595550元并无不妥。同时，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主张因兴县工业大道征收崔某1房屋所支付的44万余元补偿款，与本案涉及的鱼塘损失无关。故魏家滩镇人民政府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魏家滩镇人民政府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一）本案属于民事纠纷，而非行政纠纷，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涉案鱼塘是在土地被征收后，在施工过程中由施工人田秋成实施的强制填埋，并非政府行为。崔某1如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应通过民事诉讼向田秋成主张权利，而非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将本案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并审理，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属于复议前置案件，崔某1未经复议直接提起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三）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土地征收的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在涉案征收项目中只是受兴县人民政府委托协助实施土地征收。故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四）崔某1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承包合同约定，“崔某1每年向村委交承包费200元，交款时间为本年十二月三十日,如乙方拖欠不交承包费，村委有权终止本协议和收回占滩面积另做它用”，因崔某1多年未向魏家滩村委会缴纳承包费，且违反约定擅自在承包土地上修建建筑物，构成严重违约。针对这一事实，魏家滩村村委会分别于2017年4月23日和2017年5月4日作出决议，“征地范围内不是口粮田的全部归集体所有”、“崔某1养鱼池地段内土地属于村集体、崔某1主张修路所占本人土地每亩4.2万元补偿不予支持”。这说明，魏家滩村村委会自2017年4月23日起已收回崔某1的鱼塘承包经营权，双方的承包合同已经终止。此外，根据承包合同约定，“如遇国家集体扩展公路和其它整体重大规划、双方协商解决”，崔某1与魏家滩村村委会因兴县修建工业大道导致承包合同部分提前解除，因此引发的纠纷，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再者，崔某1本人是非农业户口的教师，并非魏家滩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签订的承包合同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应属无效合同。据此，本案适格原告应为魏家滩村村委会，而非崔某1。（五）一、二审法院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即兴县魏家滩村村委会，属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一）没有证据证明崔某1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征地造成崔某1的损失再审申请人已“一揽子”给予超标准补偿，其中包括生物资产损失和鱼塘重置费用，崔某1违背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又提起赔偿诉讼，属不当行使诉权，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没有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在协助兴县人民政府征收鱼塘过程中存在违法填埋行为。在征收过程中，兴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18日给予崔某1445940元超额补偿。魏家滩村委会也按照每亩4.2万元领取了相应的土地补偿款。这说明，鱼塘所占土地已收归国家所有，崔某1长期拒不交出土地的行为构成违法，政府在已征收为国有的土地上进行填埋系合法行为。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行为有不当之处，也只是承担鱼塘的鱼苗损失，不应承担其他损失。（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崔某1享有合法的鱼塘承包经营权。早在2013年，兴县人民政府就下达了土地征收公告和魏家滩工业大道拆迁实施方案。崔某1在征收补偿方案下达后，本应持土地使用权证书到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停止经营行为。但是，其既未进行征地补偿登记，也未停止经营行为，而是采取拒不配合的方式对抗土地征收工作，严重影响了兴县工业大道建设。崔某1在征收补偿方案下达后继续投入鱼苗经营，其损失属自身原因造成。故对崔某1主张的生物资产损失不应予以赔偿。三、原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判严重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对直接损失进行赔偿的基本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西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对鱼塘征收的补偿标准应当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该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乘以相应倍数确定补偿数额。本案中，鱼塘所占土地为魏家滩村集体所有，土地原用途为“未利用地”荒滩，故土地补偿费应补给魏家滩村委会。因承包人崔某1为国家工作人员，不存在安置问题，故安置补助费也应补给魏家滩村委会。因鱼塘所有权属于魏家滩村委会，对鱼塘构筑物重置费用也应补给魏家滩村委会。对鱼塘中鱼苗的补偿，应按鉴定的损失酌情补给承包人。原审法院断章取义理解法律规定，对崔某1的可期待利益407950元予以赔偿，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赔偿请求。   崔某1提交意见称，一、原审审理程序合法。（一）本案系行政强制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17年10月14日晚，魏家滩镇党委、政府召开全体班子成员会议决定对被申请人合法经营的鱼塘实施强制填埋，填埋行为遭到被申请人夫妇阻拦后，魏家滩镇镇长张贵生、党委副书记高翔和魏家滩村委主任尹拉维等10余人在当晚10时许强行将被申请人夫妇二人控制在家中，然后指使施工队继续实施填埋。该填埋行为直到15日晚结束。（二）本案是涉及土地的行政强制行为，不是行政确权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复议前置情形。（三）本案原被告主体均适格。被申请人与魏家滩村委会签订了合法有效的鱼塘承包协议，并依约支付承包费，因而享有对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对鱼塘实施强制填埋，侵犯了被申请人的承包经营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被申请人作为受害人当然有权提起诉讼。至于魏家滩村委会是否作为第三人对本案审理并无实质影响。二、原判有充分证据支持。（一）强制填埋行为确系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自行组织实施。魏家滩镇人民政府给被申请人下达的《省道岢大线公路改建征地拆迁告知书》，足以佐证其是征地拆迁的主体。（二）原判认定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强制填埋行为违法有充分证据支持。（三）鱼塘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申请人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四）强制填埋行为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既有“既得财产利益损失”，也有“非既得但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前者有吕梁中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兴县修建工业大道填埋魏家滩村村民崔某1鱼塘直接损失资产评估报告》予以证明，后者亦可根据评估报告及被申请人的实际经营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相关经验酌情确定。（四）被申请人至今仍未获得针对鱼塘的任何补偿或赔偿。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二审乃至再审申请过程中，无视被申请人提供的种种证据，将拆除被申请人房屋的补偿款歪曲为对被申请人进行了“一揽子”超标准补偿，乃至主张该补偿款中已包含了生物资产损失和鱼塘的重置费用，完全不符合事实。三、原判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判对直接损失的认定符合法律精神。本案中，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损失即为“既得利益损失”，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作物和青苗等补偿费应属于“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这些补偿都是被申请人通过合法征收程序应该获得的。另，被申请人认为土地补偿费应以不低于80%的比例支付给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的承包经营权损失理应得到赔偿。再审申请人强制填埋涉案鱼塘时，被申请人的承包合同尚未到期，对鱼塘仍享有13年零2个半月的承包经营权。在此承包期内，仍存在必然可得的经济利益。无论是涉案鱼塘被合法征收，还是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对其经营权进行流转，被申请人均有权就剩余承包期内的经营权取得合理对价，也即取得“流转收益”。此外，涉案鱼塘原属荒滩，经过被申请人20多年的不断投入和经营，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大大提升，对于该地块的增值部分，被申请人理应有权受益。（三）重建鱼塘期间的经营损失应参照停业停产损失给予赔偿。涉案鱼塘经过20多年经营，已进入丰产期，却因被填埋而失去继续经营获得收益的机会。这部分经营损失也应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的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补偿。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01年5月，崔某1申请在承包鱼塘边建房，并填写了《建房用地审批表》，村委和镇政府盖章同意，但县主管部门未加盖公章。之后崔某1在鱼塘边修建房屋。2013年，兴县修建工业大道需征收崔某1的该处房屋及部分鱼塘。政府有关部门制作了《房屋拆迁补偿清单》，确认房屋及附属设施共计补偿445940元，崔某1于2017年5月18日领取了该补偿款。但就鱼塘部分的补偿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外，兴县修建工业大道占用魏家滩村委会部分集体土地，其中包括崔某1鱼塘所占土地，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每亩4.2万元的标准将土地补偿费支付魏家滩村村委会。   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崔某1在起诉时提出两项诉求，一是要求确认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二是要求赔偿损失。该两项诉求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应作为两个案件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原审法院将两个诉求立为一个案件，确有不妥。鉴于对当事人权利并无实质影响，本院对此问题予以指正，并在再审程序中对两项诉求一并进行审理。   关于第一项诉求，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原被告主体资格问题。2000年7月，崔某1与魏家滩村村委会签订鱼塘承包合同，至2013年征收时，没有充分证据显示该合同已被解除、撤销或确认无效，故承包合同应视为合法有效。崔某1作为承包人是涉案项目的被征收人，有权对相关征收行为提起诉讼。2013年6月21日，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制定了《魏家滩镇工业大道拆迁实施方案》，明确本次征地拆迁由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镇政府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补偿费用。2017年5月18日，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与崔某1就拆除其鱼塘边房屋达成补偿协议，共计补偿崔某1445940元。因就鱼塘损失补偿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魏家滩镇人民政府曾两次委托鉴定机关就补偿事宜进行评估。以上事实足以说明，魏家滩镇人民政府是涉案项目的征收补偿主体，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强制填埋行为系其他主体所为的情形下，应当推定魏家滩镇人民政府是强制填埋行为的主体，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是复议前置问题，本案系涉及土地的行政强制纠纷，不是自然资源确权纠纷，因此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复议前置情形。综上，崔某1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无不当。魏家滩镇人民政府针对起诉条件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三是被诉强制填埋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均无权自行组织实施强制征收或者拆迁。如果被征收人无正当理由拒不交出土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前提下，迳行对涉案鱼塘实施强制填埋，超越法定职权。因强制填埋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原审法院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并无不妥。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认为强制行为合法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项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设征收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的规定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山西省实施办法（2008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征收基本农田（园地、鱼塘、藕塘视同基本农田）的，按照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八至十倍补偿”。从上述规定可知，征收鱼塘的补偿费应当按照征收耕地的补偿费予以确定，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鱼塘的补偿费。具体到本案，涉案鱼塘被征收后，土地补偿费已按照每亩4.2万元的标准支付给魏家滩村村委会，地上附着物即鱼塘边所建房屋已一次性补偿崔某1445940元。关于鱼塘损失，根据吕梁中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包括围墙造价、鱼类损失价值、鱼塘建安综合造价，市场价值合计为人民币187600元，双方对该评估报告确定的补偿数额予以认可。至于安置补助费，因崔某1属于享受退休养老金的城市户口，不属于“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故不存在安置补助费问题。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同意按照评估报告确定的187600元补偿崔某1鱼塘损失，崔某1不同意，认为除了该部分费用，还应当包括剩余承包期限内鱼塘承包经营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山西省征收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八至十倍”，该补偿费实际上包括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故在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已支付土地补偿费的情况下，崔某1又要求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赔偿其剩余承包期内鱼塘经营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崔某1提出的鱼塘承包经营损失，可依据相关规定向魏家滩村村委会主张。此外，鉴于涉案鱼塘是在双方就补偿问题未达成一意见的情况下，由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违法实施的强制填埋，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且该赔偿责任不得低于其因合法征收而应当承担的补偿责任，以体现对违法强制征收行为的惩罚性和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据此，本院酌情判令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在评估报告确定的赔偿数额基础上再赔偿崔某1人民币20000元，合计赔偿数额为187600+20000=207600元。   关于魏家滩镇人民政府主张已一次性支付崔某1445940元，一揽子解决了所有补偿，崔某1要求赔偿鱼塘损失没有事实依据的再审申请理由。本院认为，根据魏家滩镇人民政府提供的2013年制作的《房屋拆迁补偿清单》，主要是对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补偿，并不包括生物资产和鱼塘重置费等补偿。而且，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在2017年曾两次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鱼塘损失单独进行评估，足以说明2013年确定的445940元补偿费中并没有包括生物资产和鱼塘重置费等。故魏家滩镇人民政府的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规定，判令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赔偿崔某1剩余承包期内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40795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是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因政府违法强制征收而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本质上仍属于征地补偿纠纷，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首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山西省实施办法（2008修正）》等关于土地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如前所述，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已包含在土地补偿费中。原判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判决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赔偿崔某1剩余承包期内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407950元，适用法律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结果不当，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8）晋1124行初50号行政判决和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行终131号行政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撤销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2018）晋1124行初50号行政判决和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行终131号行政判决第二项；   魏家滩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崔某1人民币207600元。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魏家滩镇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佩芬   审判员 郑 宏   审判员 李克恭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