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2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生力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区悦来花园六幢二楼。法定代表人：阮志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广东铭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嘉璇，广东铭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卫洪，男，197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婷，广东优游涵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在旺，广东优游涵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惠芬，女，196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上诉人中山市生力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卫洪、吴惠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18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生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何卫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之间款项往来是基于与何卫洪、中山市盛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兴公司）、生力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生力公司收取盛兴公司通过何卫洪帐号划付的还款并非不当得利。1.（2012）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527号（以下简称第1527号案）、（2015）中中法民四终字第14号（以下简称第14号案）判决已认定刘某、生力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后更名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收取何卫洪的款项，均是基于与盛兴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直接与何卫洪产生关系。吴惠芬代表盛兴公司从何卫洪帐号向生力公司划付40万元，正是基于生力公司与盛兴公司、何卫洪与盛兴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何卫洪在上述案件中不同意追加盛兴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收取华融公司退款的问题上刻意回避其与盛兴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为了混淆法律事实。2.生力公司与何卫洪之间的款项往来，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⑴生力公司收到由吴惠芬代表盛兴公司从何卫洪帐号内划付的款项，是盛兴公司用于偿还生力公司借款的；⑵生力公司出借给盛兴公司40万元，因盛兴公司的原因中间出现了借款还款的过程，经过几次划付，生力公司最终收到了还款40万元，但并没有因此取得额外财产利益；⑶何卫洪不能证明其是否受到损失，其之前主张是其与梁某之间的借款关系导致其财产受损，但前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其收取了华融公司按盛兴公司要求退还的100万元，何卫洪与盛兴公司、华融公司、梁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十分复杂，其是否已通过其他途径取得利益，生力公司无法确认；⑷生力公司取得何卫洪划款，与何卫洪财产受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财产受损是因梁某及吴惠芬共同借款所造成。二、何卫洪与吴惠芬之间是否是委托代理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不清。何卫洪与吴惠芬之间存在与盛兴公司的借贷关系，还可能有合作、投资或者是其他关系，吴惠芬做为划付款项的经手人，涉及两种法律关系。前述案件查明何卫洪、吴惠芬之间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时间与本案划付款的时间相近，生力公司收到的款项实际由吴惠芬划付，且生力公司与吴惠芬所在公司存在借款关系，吴惠芬代表盛兴公司向生力公司还款，是盛兴公司对第一次借款的还款，也是合理的。何卫洪是基于与盛兴公司之间的借款或其他法律关系将存折、密码、身份证交付给吴惠芬的，且何卫洪也有代盛兴公司向华融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吴惠芬取得何卫洪的存折、密码、身份证，并代表盛兴公司向生力公司划付款项，该两行为虽因实际操作人同为吴惠芬而产生关联，但该两行为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其相对人也不同，不能说明生力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三、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0年7月2日起算，该时间是从何卫洪的账户划付款项至生力公司账户的时间。何卫洪在划付款项期间在使用其银行账号，其清楚知道款项划付的情况。被上诉人何卫洪答辩称：一、生力公司主张何卫洪在划付涉案款项期间对其账号的使用，并不能等同于何卫洪应当知道生力公司存在不当得利。二、何卫洪一直未否认过其对转账事实知情，但其存在该笔转账是以借贷形式转出的错误认识，才于2012年以梁某、吴慧芬为被告提起前述案件的诉讼。该案判决之后，何卫洪才得知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6月18日起算，故本案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吴惠芬未进行答辩。何卫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生力公司、吴慧芬连带向何卫洪返还不当得利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从2010年7月2日起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结合前述第1527号案、第14号案查明的事实，2010年7月2日，梁某出具一份借条给何卫洪，载明：“今梁某向何卫洪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于2010年7月22日归还”。何卫洪陈述：梁某以购买房地产资产包为由向何卫洪借款，在立下借条后，何卫洪将自己的存折、密码、身份证交给梁某，由梁某自行支取所借的200万元。梁某支取后于2010年7月5日将存折、身份证交还给了何卫洪。何卫洪提供的三份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反映：2010年7月2日，吴惠芬以代理人的身份从何卫洪尾数为7703的银行账户中分别转账40万元、61万元至生力公司、刘某的账户；2010年7月5日，吴惠芬又从上述何卫洪银行账户中转账100万元至华融公司账户。何卫洪认为，向何卫洪出具借条的是梁某，但支付凭证显示实际支配借款的人是吴惠芬，吴惠芬于2010年7月2日、7月5日分别向生力公司、刘某支付40万元、61万元，向华融公司支付100万元，上述款项均从何卫洪提供给梁某的银行账户中支取。因此，何卫洪认为梁某、吴惠芬是共同债务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何卫洪提起该第1527号案诉讼，要求梁某、吴惠芬连带清偿欠款200万元及利息。在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追加刘某、生力公司以及华融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2012年7月20日，华融公司向何卫洪转款100万元，何卫洪遂从诉讼请求中扣除该100万元。2014年5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第152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何卫洪的诉讼请求。何卫洪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第1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中，经审理查明，何卫洪称其与吴惠芬之间没有委托关系，与刘某、生力公司、盛兴公司、华融公司之间均没有任何协议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生力公司收取何卫洪的款项是基于生力公司与盛兴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生力公司并不直接与何卫洪发生交易关系。一审又查：2010年3月23日，华融公司与盛兴公司签订《不良资产项目财务顾问委托协议》，约定由华融公司为盛兴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盛兴公司须于2010年12月20日前分三期向华融公司支付共计1000万元的财务顾问费。2010年6月30日、7月1日，盛兴公司出具委托书，分别委托刘某、生力公司代向华融公司支付60万元和40万元财务顾问费。2010年7月1日，盛兴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记载：“收到生力公司借款40万元（并已委托代付华融公司）。”2010年7月2日，何卫洪尾号为7XX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生力公司尾号为2XX7的交通银行账户汇入40万元。2010年7月2日、7月5日，华融公司分别收到刘某、生力公司和何卫洪代盛兴公司支付的财务顾问费60万元、40万元、100万元。至于盛兴公司与刘某、生力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华融公司是不清楚的。后该《不良资产项目财务顾问委托协议》因故解除，华融公司与盛兴公司于2012年7月10日达成退款协议，约定将收取盛兴公司的包括上述200万元在内的全部已收款项退回给盛兴公司，并依据何卫洪、刘某、生力公司等签名确认的退款账号确认函，于2012年7月20日将上述款项退还给何卫洪、刘某以及生力公司。何卫洪认为，生力公司取得涉讼4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向其返还该款项及利息；吴惠芬的行为导致何卫洪损失，亦应承担连带返还义务。一审另查：庭审中，生力公司提供转账凭证、借条等称，2010年7月16日，生力公司曾向中山市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汇公司）转账40万元，并称华汇公司是华融公司成立的一家房地产公司；2010年7月19日，华汇公司又将该40万元转回生力公司。同日，盛兴公司、黄某向生力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志平出具《借条》，载明：“兹借到阮志平先生人民币肆拾万元，同时并委托将借款转至如下账户（用款期20天），该款借用为华汇公司验资之用。全称：中山市东区英马水泥经营部；开户行：中山建行恒信支行；账号：44×××87”。2010年7月20日，生力公司向中山市东区英马水泥经营部转账40万元。生力公司并称，在此之后，吴惠芬提现该笔40万元，后又将该笔款项交给华融公司，最后是由华融公司对该笔款项进行清偿。经质证，何卫洪称该笔40万元款项与本案并无关联。一审还查：盛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黄某，公司股东为黄某及吴惠芬。何卫洪曾于2011年7月26日以盛兴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511号]，主张其于2010年7月借款290万元给盛兴公司，双方于2010年8月1日订立关于清偿借款的合同，盛兴公司确认尚欠何卫洪借款290万元，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对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盛兴公司仅偿还35000元，余款2865000元未偿还。后该案以何卫洪撤诉结案。一审再查：何卫洪还以刘某、吴惠芬作为共同被告另案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2071民初18038号]，要求刘某、吴惠芬连带返还不当得利61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粤2071民初1803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何卫洪的诉讼请求。何卫洪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2018）粤20民终448号]。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粤20民终44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18038号民事判决；二、刘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何卫洪返还不当得利款61万元；三、驳回何卫洪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何卫洪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第二，生力公司收取何卫洪上述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结合本案事实，何卫洪于2012年向梁某、吴惠芬提起（2012）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527号案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时，何卫洪主观上认为涉讼款项的性质是向梁某、吴惠芬出借的借款，其并不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发生。上述案件终审判决作出的时间为2015年6月18日，即至此时，何卫洪才获知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故何卫洪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道存在不当得利事实之日即2015年6月18日起算，何卫洪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8月19日，故何卫洪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生力公司认为其收取涉讼款项有合法依据，应举证证明。一方面，从何卫洪与生力公司之间的关系来看，生力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何卫洪受盛兴公司委托向生力公司付款的事实；另一方面，本案中，生力公司虽提供一定的证据证明其与盛兴公司以及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之间曾有过一笔金额同样为40万元的款项往来，但该笔40万元款项发生的时间、路径、由来、用途等均与本案何卫洪、刘某、生力公司、盛兴公司、华融公司之间的款项发生不一致，此两笔40万元并非指向同一。因此，生力公司没有合法根据收取涉讼的4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生力公司应将涉讼40万元返还何卫洪。何卫洪请求生力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40万元理据充分，予以支持。鉴于何卫洪系因自身过错向生力公司转账汇款，且何卫洪不能举证证明生力公司除转账款项外还有其他获利，故何卫洪请求生力公司返还相应利息，不予支持。吴惠芬在涉讼转账行为中仅是经手人，并无证据表明吴惠芬与各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或债权债务关系，亦未有证据显示吴惠芬从中获利，故何卫洪要求吴惠芬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缺乏理据，不予支持。吴惠芬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生力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何卫洪返还不当得利款40万元；二、驳回何卫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46元，由生力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生力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受理通知书》《调查取证申请书》，证明与生力公司基于同一事实的另案当事人刘某就生力公司其他案件资料及涉案银行账号请求调查；二、《民事诉状》及证据、《开庭笔录》《协助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回执）及何卫洪银行账号明细，证明何卫洪与盛兴公司之间具有借款关系，何卫洪向生力公司划付款项并非不当得利，且何卫洪在划付款项期间在使用该银行账号，其清楚知道款项划付的情况，本案诉讼时效应自涉案款项划付之日起算。何卫洪、吴慧芬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生力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何卫洪称因无原件，故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并称《民事诉状》只能证明何卫洪与盛兴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对于《协助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回执）及何卫洪银行账号明细，何卫洪称该账号明细只能证明银行卡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本案诉讼时效不应以款项划付时起算。对于生力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何卫洪的质证意见，本院作如下认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受理通知书》《协助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回执）及何卫洪银行账号明细，因有相关部门加盖印章，可以认定是由相关部门所出具，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但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而《调查取证申请书》《民事诉状》及证据、《开庭笔录》，因无法核实其来源，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且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陈述，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生力公司收取何卫洪转账的4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二是何卫洪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即生力公司收取何卫洪转账的4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生力公司主张其收取上述40万元款项有合法依据，依法其应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生力公司虽主张盛兴公司通过何卫洪账户将涉案40万元款项支付给其，并委托其代为支付给华融公司，但何卫洪不予确认，生力公司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何卫洪受盛兴公司委托向生力公司付款的事实，故生力公司没有合法依据收取何卫洪40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生力公司应将其收取的该涉案40万元款项返还给何卫洪。何卫洪要求生力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4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生力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即何卫洪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何卫洪于2012年7月18日以梁某、吴惠芬为被告提起第1527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时，何卫洪主观上认为涉案4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其向梁某、吴惠芬出借的部分借款，其并不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发生，直至本院作出上述案件的终审判决之日即2015年6月18日，何卫洪才获知不当得利事实，故何卫洪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道构成不当得利事实之日即2015年6月18日起算，现何卫洪于2016年8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生力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生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中山市生力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红 妮审判员 焦 凤 迎审判员 章 文 佳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勾华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