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1民初2047号 原告：张红，女，汉族，1974年9月2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陕西众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詹亚男，陕西众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吴颂今，男，汉族，1946年10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晶，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唱片（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周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梅，女，该公司员工，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淘。被告：杭州网易云音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法定代表人：朱一闻，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杭州乐读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法定代表人：朱一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雅，女，该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杭州阿里巴巴音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法定代表人：高晓松，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婕，陕西希格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凯吉韵（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表人：李凯稠，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晶，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龙天世纪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焦盈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晶，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红与被告吴颂今、中国唱片（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杭州网易云音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音乐公司）、杭州乐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读公司）、杭州阿里巴巴音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音乐公司）、中凯吉韵（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吉韵公司）、北京龙天世纪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天世纪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詹亚男，被告吴颂今、中凯吉韵公司及龙天世纪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赵洁晶，被告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梅，被告乐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俊雅，被告阿里巴巴音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婕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云音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云音乐公司、乐读公司、阿里巴巴音乐公司停止侵权，纠正错误署名；二、判令吴颂今在《南方周末报》显著位置刊登声明向张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三、判令吴颂今赔偿张红经济损失38万元，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判令吴颂今赔偿张红精神损失费2万元；五、判令七被告连带承担张红支付的前期律师代理费5000元、公证费2000元；六、判令七被告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998年至2010年期间，张红陆续创作了歌曲《飘扬的红领巾》、《红歌献给亲爱的党》、《争当四个好少年一我爱我的家》、《红领巾永远心向党》、《祖国发展我成长》、《平安歌》、《放心吧！爸爸妈妈》、《我是一个小小的兵》、《生命之爱》、《少先队辅导员之歌》、《中国之歌》、《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知心的歌》，张红依法享有上述十三首歌曲的著作权。2010年5月，张红任音乐编辑自费组织其带领的爱心童声合唱团对该十三首歌曲进行了录制，并由陕西文化音像出版社收录出版了CD《我们的歌——少先队歌曲专辑（集）》。2015年9月，张红在少儿歌曲研讨会上与吴颂今相识，并送其CD《我们的歌一一少先队歌曲专辑（集）》以期指教，后吴颂今承诺可为张红进行网络推广，张红按吴颂今的要求整理出二十首原创歌曲。除了上述专辑的十三首，其余七首是：《我是自由的鸟》、《小记者之歌》、《心里话》、《有爱就有希望》、《平安校园我爱你》、《中国少年说》、《游子吟》。该七首歌曲由张红作词作曲、张红爱心童声合唱团演唱、张红录制，张红享有著作权。同年10月12日、13日、14日张红通过电子邮箱先后三次将歌曲资料（演唱版、伴奏音频以及歌词）发送至吴颂今提供的电子邮箱。2018年8月，张红经朋友提示发现网易云音乐平台出现了张红录制并享有著作权的《飘扬的红领巾》、《红歌献给亲爱的党》、《争当四个好少年一我爱我的家》、《红领巾永远心向党》、《祖国发展我成长》、《平安歌》、《放心吧！爸爸妈妈》、《我是一个小小的兵》、《生命之爱》、《少先队辅导员之歌》、《中国之歌》、《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知心的歌》、《我是自由的鸟》、《小记者之歌》、《心里话》、《有爱就有希望》、《平安校园我爱你》、《中国少年说》等十九首歌，演唱署名为：小某某组合，发行公司为中凯吉韵公司。网易云音乐平台擅自发布张红的音乐作品，其中，《争当四个好少年—一我爱我的家》改名为《我爱我的家》，《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改名为《为奥运加油》，《少先队辅导员之歌》的词曲作者篡改为王某。同时，虾米音乐平台也出现张红录制并享有著作权的前述十九首歌曲，演唱署名为：某某组合，唱片公司：龙天世纪公司，并将《争当四个好少年一一我爱我的家》改名为《我爱我的家》，《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改名为《为奥运加油》。经张红查询，网易云音乐产品由云音乐公司开发并由乐读公司运营，虾米音乐平台的运营主体为阿里巴巴音乐公司。且名某某组合隶属于颂某工作室，颂今音乐工作室隶属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吴颂今未经张红许可使用并擅自允许他人使用张红原创的歌曲，在歌曲播放页面显示吴颂今头像、演唱某某组合，明显误导网络用户认为涉案十九首歌曲是吴颂今原创、某某组合演唱，中凯吉韵公司和龙天世纪公司未经张红许可擅自授权网络音乐平台发布张红的音乐作品，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未经张红许可擅自发布张红的音乐作品，均侵犯了张红的著作权，构成信息网络侵权。2018年9月27日，张红与陕西众致律师事务所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约定由该所指派律师代理张红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张红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前期代理费5000元，后期按照最终执行回款的8%收取代理费。由于后期回款现无法确定且未实际发生，张红愿自后期代理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现为维护张红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判决。被告吴颂今辩称，一、关于涉案歌曲著作权归属及侵权情况：1、关于张红提出的涉案十九首音乐作品，其中《平安校园我爱你》张红未提供其作为原词曲作者的证明，《我是自由的鸟》、《小记者之歌》、《心里话》、《有爱就有希望》、《少年说》五首歌曲，张红均只提供了手稿或打印稿，无法证明张红是词曲作者，也就无法证明张红以此享有署名权；CD专辑中的十三首歌曲著作权应该归属于陕西省文化音像出版社，张红仅享有署名权，张红无权主张其他权利。2、表演者的署名权归表演者所有，与张红无关。3、张红提供的虾米音乐侵权公证证据，显示侵权事件为2018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音乐公司使用涉案歌曲并未经过吴颂今的授权，因此，该公司的侵权行为与吴颂今无关。并且虾米音乐平台上《红歌献给亲爱的党》、《争当四个好少年—我爱我的家》两首歌的署名准确，不存在侵犯张红署名权的情形。4、张红并未提供的云音乐公司侵权证据，吴颂今无法确认侵权事实。二、吴颂今的行为源于张红的授权并且吴颂今、中凯吉韵公司、龙天世纪公司使用时无过错。吴颂今与张红于2015年在陕西省音协《音乐天地》杂志社举办的一次活动上认识，当时张红主动向吴颂今送其CD，请吴颂今帮助其进行网络推广，并且双方口头约定互不收取任何费用。吴颂今将上述歌曲授权给龙天世纪公司时，词曲作者均署名为张红，对此信息吴颂今自始至终绝无隐瞒，就吴颂今事后了解，龙天世纪公司在授权云音乐公司使用时词曲作者署名也为张红。由于张红提供的证据网易云音乐平台截图为手机截图，无法体现截图时间、无法确认截图歌曲为本案涉案歌曲，所以吴颂今对于该证据真实性无法判定，不予认可。因此，吴颂今授权其他第三方对张红音乐作品进行网络推广是基于张红的授权，吴颂今并无侵权行为，不论云音乐公司有无上传平台，或者其平台是否出现信息错误，吴颂今没有过错。三、按照法律规定吴颂今并不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十二款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侵权主体应该仅为具备向公众提供作品的网络平台，只有平台才是作品的提供者，吴颂今（中凯吉韵公司、龙天世纪公司）作为自然人（或渠道）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主体资格，所以不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退一步说，即使具备侵权的主体资格，吴颂今上传网络的涉案歌曲已经经过张红口头授权，作品的提供行为是经授权的合法行为，并不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四、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因为吴颂今提供给中凯吉韵公司、龙天世纪公司音乐作品时均署名正确，不存在侵犯署名权的情形，而“赔礼道歉”应该限于侵犯著作人人身权的救济，所以不应该支持赔礼道歉。五、吴颂今不存在侵犯张红权利的动机与必要性。1、吴颂今是国家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培养包装后走红的歌手和弟子有杨某、陈某、周某、黄某、朱含芳、蒋某、小某等十余人。从业52年，创作声乐，是一名颇具资历和影响力的词曲作家。吴颂今组建的某某组合旨在推动中国儿歌发展，演唱录制过上千首不同题材风格的优秀儿童歌曲。以吴颂今在中国歌曲行业的地位和声誉，在主观上没有侵犯张红作品权利的必要性。2、对于一般的词曲作者而言，没有推广渠道很难有机会免费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各大网络平台进行推广，词曲作者上传歌曲会产生一定的成本。鉴于吴颂今在业界的地位和声誉，到底是谁攀附谁的名声，谁搭了谁的便车，一目了然，并且张红也承认是其主动将涉案歌曲交给吴颂今进行网络推广，现在又说吴颂今未经许可使用，前后矛盾，为人毫无诚信。五、张红要求的精神损失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整个事件的进展过程中，吴颂今由于张红的威胁和骚扰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害。张红屡次在中国词曲作家群中散布吴颂今恶意侵犯其词曲权利、扭曲事实的言论。另一方面，根据张红自己提供的证据，张红屡次扬言威胁，如果吴颂今不向其支付34万赔偿金，张红将会纠集人马带上声讨横幅出现在2018年9月9日在上海音乐厅的颂今声乐作品名家演唱会上，影响演唱会正常举行。吴颂今已73岁高龄，在此期间不仅忙于演唱会的筹备还要遭受张红的精神折磨，不堪身心俱疲，出于无奈只想和解了事。不想和解不成反遭侮辱，最终无奈只得到上海市南京东路派出所报案将此事交与公安处理。因此，吴颂今在这个事件中才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害，吴颂今已经对此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名誉权损害的诉讼。被告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辩称，一、吴颂今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不存在合作关系或隶属关系。吴颂今于2006年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其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无其他往来或合作关系，其行为不受中国唱片广州公司监管。二、颂今音乐工作室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不存在合作关系或隶属关系，双方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对于颂今工作室的著作侵权行为，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毫不知情，与其无关。三、涉案侵权行为、涉案其他平台公司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无关。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自成立至今，与云音乐公司、乐读公司、阿里巴巴音乐公司、中凯吉韵公司、龙天世纪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对于侵权作品发布以上公司平台的相关事宜亦一无所知。本案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实际并无关联，请法院驳回张红的诉讼请求。被告云音乐公司辩称，一、网易云音乐由乐读公司独立运营，将云音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主体不适格。在网易云音乐官网(music.163.com)页面左下角有标注乐读公司运营的字样，且网站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主体是乐读公司，网站域名包括“music.163.com”，云音乐公司只是网易云音乐的开发者和版权采购方，不负责网易云音乐的运营，也不承担网易云音乐运营中的责任，将云音乐公司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在先司法判例已认定网易云音乐由乐读公司运营，云音乐公司不运营网易云音乐，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张红诉讼请求。被告乐读公司辩称，一、乐读公司独立运营网易云音乐，并经授权取得了涉案歌曲的独家词曲著作权。2017年2月26日，广州颂今数字音乐有限公司（以下称：颂今音乐公司）授予龙天世纪公司六千余首歌曲的独家许可权，并许可龙天世纪公司对外转授权。授权的歌曲中包含涉案的十九首歌曲，授权期间为2017年2月26日至2020年5月26日。2018年6月21日，云音乐公司作为网易云音乐版权采购方，从龙天世纪公司处采买了涉案歌曲的独家版权（包括词曲著作权），并签订了《音乐作品授权使用协议书》。该协议书第1.1.1条规定：“授权方在授权期间享有词著作权、曲著作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视听作品著作权等全部或部分权利的词、曲、音乐、歌曲、MV、MTV等音乐类作品和制品”，协议书第1、2条规定了网易产品包括网易云音乐，而网易云音乐包括在线音乐服务网站（www.163.com）及网易云音乐PC端及移动客户端。授权期间从2018年8月1日到2021年7月31日。本次协议书的授权作品列表清单中有涉案十九首歌曲，清单中标注有授权方将涉案歌曲的词曲著作权100%授权云音乐公司使用，原始版权人为“颂今音乐”。此外，云音乐公司根据协议书约定，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和2018年12月13日向龙天世纪公司支付了大额版权费用。此外，云音乐公司根据协议书约定，分别于2018年8月31日和2018年12月13日向龙天世纪公司支付了大额版权费用。2016年5月30日，云音乐公司将目前及授权期内自身享有权利的所有音乐作品的著作权独家许可给乐读公司在网易云音乐上使用，授权期间为2016年6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云音乐公司于2018年8月获得涉案作品的授权，根据云音乐公司出具给乐读公司的授权，乐读公司运营的网易云音乐从2018年8月1日起取得了涉案歌曲（包括词曲著作权）的合法独家授权，可以在线使用。二、乐读公司获得涉案歌曲词曲著作权的行为应适用善意取得规定，且乐读公司未帮助侵权，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1、司法实践中认为善意取得规定可类推适用于著作权纠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粤民再244号案件中认为，我国建立的是一套全方位的善意取得制度，不仅仅是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还可以适用于其他物权。因此，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也应当参考物权法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2、乐读公司依照善意取得规定，享有涉案歌曲的词曲著作权，不承担赔偿责任。云音乐公司在向龙天世纪公司购买版权时，审核了龙天世纪公司的版权来源，在确认龙天世纪公司获得颂今音乐公司就涉案歌曲独家授权的前提下，云音乐公司才购买涉案歌曲的版权。乐读公司在确认上游授权方均享有版权的前提下，才在网易云音乐中播放涉案歌曲，尽到了被授权方的合理注意义务，其主观上是善意的。并且云音乐公司作为网易云音乐的版权采购方，向龙天世纪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网易云音乐也在授权期间上架了涉案歌曲，其行为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因此，根据该规定，乐读公司已经善意取得涉案歌曲的词曲著作权，张红不得向乐读公司索取赔偿。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判决。在(2018)京73民终97号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鉴于目前著作权的转让无须登记公示，权利表征效力较弱的客观实际情况，应当为善意取得著作权相关权利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提供一定的信赖保护。3、乐读公司对吴颂今与张红的纠纷毫不知情，在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涉案歌曲，并按照版权方的授权作品信息统一人工编辑入库，不存在张红所称的篡改作品标题、词曲作者的行为。并且2018年9月17日，网易云音乐收到龙天世纪公司的下线函后，及时下线了涉案歌曲。乐读公司从始至终都无帮助他人侵权的故意，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更无帮助侵权的行为。因此，乐读公司与吴颂今不构成共同侵权，亦不应当与吴颂今承担连带责任。4、张红索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乐读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首先，在龙天世纪公司和云音乐公司签订的《音乐作品授权使用协议书》第7.1条约定：“授权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网易因使用授权内容而受到投诉、诉讼或处罚，或对网易根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造成不利影响，授权方应负责解决有关纠纷，消除影响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包括赔偿网易及其关联公司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授权方龙天世纪公司违反协议，导致云音乐公司和乐读公司因此被诉，应由龙天世纪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乐读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其次，涉案十九首歌曲按照2万元／首进行赔偿，金额畸高，张红未举证自身损失，也未举证被告盈利，其诉请不应得到法院支持。最后，公证书内容不涉及网易云音乐，乐读公司没有理由承担本案公证费用。加之，云音乐公司和乐读公司因龙天世纪公司违约，被迫参与此案纠纷，同样作为受害者，也遭受了巨大损失，没有任何理由连带承担本案的律师费。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张红的诉讼请求。被告阿里巴巴音乐公司辩称，一、其在张红起诉前，并不知晓侵权信息的存在，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存在主观过错。阿里巴巴音乐公司与龙天世纪公司就包括本案涉嫌侵权歌曲在内的系列歌曲签订了《授权合作协议》，约定龙天世纪公司将其享有的与授权内容相关词曲、录音录像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表演者信息网络传播权非独占专有授予阿里巴巴音乐公司按照合约约定使用，阿里巴巴音乐公司有权以有线、无线方式对授权内容进行在线播放、缓存、下载以及其他通过信息网络以及与信息网络相关的方式使用授权作品。因此，阿里巴巴音乐公司是在取得合法授权的基础上才上架的涉案歌曲，并不存在主观过错。二、涉案歌曲在阿里巴巴公司平台上是供公众免费试听和下载的，阿里巴巴音乐公司对涉案歌曲没有收取费用，未通过涉案歌曲直接获益。在张红起诉前，阿里巴巴公司并不知道涉案歌曲涉嫌存在权属瑕疵，在收到案件诉讼材料后，阿里巴巴公司已经将所有涉嫌侵权的歌曲．进行下架处理，目前平台上已无涉案歌曲，阿里巴巴公司不存在主观恶意。三、即使不考虑张红的侵权主张是否成立，张红主张的赔偿数额太高，也缺乏依据。涉案歌曲知名度低，权利人本身知名度也比较低，涉案歌曲创作时间在1998年至2010年期间，但是大部分歌曲的创作时间都距今十年以上，歌曲本身传唱度不高，商业价值很低。目前类似判例支持额度大概每首歌曲一千元左右，张红诉请每首歌曲约两万元，金额过高。四、张红主张的精神损失赔偿没有合法依据，请求驳回张红诉讼请求。被告中凯吉韵公司、龙天世纪公司答辩意见同吴颂今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2010年陕西省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我们的歌》少先队歌曲专辑，其中收录了张红作词、作曲的《飘扬的红领巾》、《红歌献给亲爱的党》、《争当四个好少年一我爱我的家》、《红领巾永远心向党》、《祖国发展我成长》、《平安歌》、《放心吧！爸爸妈妈》、《我是一个小小的兵》、《生命之爱》、《少先队辅导员之歌》、《中国之歌》、《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知心的歌》，该专辑中附有张红及张红爱心童声合唱团的简介，介绍张红爱心童声合唱团参与《我们的歌》录制，共同完成作品十五首。2010年第202期《词林》杂志刊登了《我是一个小小的兵》、《知心的歌》、《少先队辅导员之歌》、《平安歌》、《我爱我的家》、《一起跟党走》的歌词，标注的作者为赵某某、张红。2007年有报纸报道，西安高新国际学校赴京参加央视“放飞的希望”六一晚会，演唱张红作词、作曲并编排的三首大合唱，包含《平安校园我爱你》、《中国少年说》。张红手中持有《有爱就有希望》手写稿、《心里话》（又名《童真》）手写稿、《我是自由的鸟》打印稿、《小记者之歌》打印稿。2018年9月19日，张红向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公证人员打开公证处的电脑，由张红在该电脑上进行了操作：百度“虾米音乐”，可以登录相关页面，搜索涉案《飘扬的红领巾》等十九首歌曲，可以看到吴颂今头像、并标注有“小蓓蕾组合”字样，《红歌献给亲爱的党》、《我爱我家》标注词曲作者为张红，其余未标明词曲作者。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对前述取证行为出具了（2018）陕证民字第014799号公证书。登录网易云音乐，可以搜索到涉案十九首歌曲，页面显示有吴颂今头像，并注有“某某组合”字样，《少年中国说》注有“作曲：张红”、《少先队辅导员之歌》注有“作曲：王某”，其余未注明词曲作者。另查，2017年7月26日，颂今音乐公司向龙天世纪公司出具授权书，确认龙天世纪公司按照协议条款在移动终端卡拉OK、IVR语音互动式服务、WAP、手机内置、互联网试听下载之独家；以及对外进行转授权的许可权。该授权书所附曲目包含涉案十九首歌曲，列表中载明的词曲作者为张红，录音制作者为吴颂今，表演者/演奏者一栏写为童声合唱或某某组合、教师合唱，《争当四个好少年—我爱我的家》歌曲名称变更为《我爱我的家》，《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歌曲名称变更为《为奥运加油》，其余歌曲名称没有变化。龙天世纪公司与阿里巴巴音乐公司签订授权合作协议，将其享有的与授权内容相关词曲、录音录像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表演者信息网络传播权非独占专有授予阿里巴巴音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授权期间为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8月31日，授权区域：中国大陆境内。授权协议所附清单包含涉案十九首歌曲，作曲人注明为：张红，作词人为：童声合唱、某某组合、领唱合唱、教师合唱。诉讼后，阿里巴巴音乐公司将涉案十九首歌曲从虾米音乐下架。2018年6月21日，龙天世纪公司与云音乐公司签订音乐作品授权使用协议书，授权方许可网易及网易关联公司在约定区域及授权期间内通过许可装置使用授权内容（含片段、全曲等），具体权利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有线或无线的信息网络以及与信息网络相关的方式提供授权内容的下载、播放、传输、展示、推广、在线KTV、在线直播与互动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授权内容进行信息网络的经营活动等。许可性质：独占性，可转许可。授权期间为2018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该协议所附清单包含涉案十九首歌曲，词曲作者均列明为张红，表演者注明为某某组合、领唱合唱、教师合唱、童声合唱。2018年9月17日，天龙世纪公司向云音乐公司发函，申请将涉案十九首歌曲于9月20日下架，乐读公司遂将涉案歌曲下架。又查，2016年5月30日，云音乐公司与乐读公司签订授权书，授权方将目前及授权期内自身享有权利的所有音乐作品的著作权独家许可给被授权方在其运营的网易云音乐中使用，授权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2016年9月13日，张红与北京酝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酝星公司）签订网络版权合作协议，就酝星公司代理基于张红所属歌曲的著作权、邻接权和表演者权，在信息网络传播业务方面的开发和运营权利达成协议，代理标的：张红将属其的全部歌曲及其录音/录像作品、MV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互联网应用服务交由酝星公司独家代理。酝星公司享有张红所述全部歌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酝星公司处理张红所属歌曲的各类法律纠纷时，张红应提供酝星公司所需要的相关证明性文件。协议有效期自2016年9月13日至2022年9月13日止。该协议所附的授权歌曲清单包含涉案十九首歌曲。本案审理中，张红向本院提交了与吴颂今有关的聊天记录和谈话录音。张红与吴颂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红说：“我是带着敬仰和信赖把作品交给您的，那些作品都是我十多年自筹资金想为儿歌做出贡献录制出来，没有获得过经济收益，你当时说可帮我宣传，但没收益，我也就允许了，可我没想到您会把我作者演唱者的名字都换掉，实在令我难以接受。”聊天记录还显示，张红向吴颂今主张赔偿，吴颂今表示其并非侵权方，完全是因网络工作进程中的差错导致。吴颂今与王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颂今表示其找到了同意出价30万元接受张红作品的音像版权购买方，并将和解协议发给王某某。张红提交的谈话录音反映了吴颂今与张红进行谈判的过程。吴颂今对聊天记录、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吴颂今的观点，歌曲是张红主动给吴颂今的，是经张红授权帮助其在网上宣传，吴颂今并没有承认侵权。张红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有证人证言，证人赵某某向本院证实，其不是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人，其未参与词曲创作，当时标注自己为作者，只是为了推进公益事业。吴颂今表示其从张红处取得录制好的歌曲，将这些歌曲授权给颂今音乐公司，再由该公司授权给龙天世纪公司。吴颂今对涉案歌曲未进行改动，某某组合是吴颂今组织的，没有唱过涉案歌曲。吴颂今、乐读公司、阿里巴巴音乐公司、中凯吉韵公司、龙天世纪公司均对张红的权利人身份提出异议。张红在本案中明确其主张的是其作为词曲作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发行权等权利。以上事实，有《我们的歌》专辑、《词林》、歌曲手稿、打印稿、新闻媒体报道、公证书、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授权协议书、网页截图、合作协议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围绕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张红是否系涉案十九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和录音制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因张红提交的《我们的歌》专辑显示《飘扬的红领巾》、《红歌献给亲爱的党》、《争当四个好少年一我爱我的家》、《红领巾永远心向党》、《祖国发展我成长》、《平安歌》、《放心吧！爸爸妈妈》、《我是一个小小的兵》、《生命之爱》、《少先队辅导员之歌》、《中国之歌》、《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知心的歌》十三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为张红，故可以认定张红是前述歌曲的著作权人。该专辑上注明陕西省文化音像出版社为出版单位，出版单位不当然享有出版作品的所有权利，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张红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的全部权利，而不是仅享有署名权。虽然《词林》一书显示部分涉案歌曲的词作者为赵某某和张红，但赵某某已经向本院声明其未参与创作，因此该书不能作为否定张红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依据。涉案的其余六首歌曲，张红提交了相应的报纸、手稿、打印稿，相关材料均反映张红是该六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故可以认定张红为这六首歌曲的著作权人。此外，多名被告之间签订的授权协议所附的清单也显示张红为涉案歌曲的词曲作者，此也可以印证张红的权利人身份。张红与酝星公司签订协议授予酝星公司享有涉案歌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酝星公司代理其在信息网络传播业务方面的开发和运营权利，并非排除了张红的权利，各被告以该协议主张张红丧失诉讼主体资格，不能成立。关于录音制作者，涉案十九首歌曲系张红出资录制，各被告之间所涉及并由音乐平台使用的录音制品系张红提供，可以认定张红为涉案十九首歌曲的录音制作者。二、关于七被告是否侵犯张红著作权的问题吴颂今与张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红将涉案歌曲交由吴颂今进行推广、宣传，吴颂今称没有收益，张红表示认可，这表明张红授权吴颂今行使涉案歌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不收取费用，故吴颂今将涉案歌曲授权颂今音乐公司，颂今音乐公司授权给龙天世纪公司，龙天世纪公司再次对外授权，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于授权期间内将涉案歌曲放在音乐平台上由公众进行点播，不构成对张红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虾米音乐系阿里巴巴音乐公司运营，其取得授权的期限截止2018年8月31日，公证书载明的时间为2018年9月19日，已超过授权期限，授权期限外对涉案歌曲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构成对张红著作权的侵害。但是张红向吴颂今的授权行为不应理解为对署名权的放弃。乐读公司通过网易云音乐、阿里巴巴音乐公司通过虾米音乐在向公众提供涉案歌曲时，部分歌曲未注明词曲作者，或者标注错误，侵犯了张红的署名权。虽然龙天世纪公司给阿里巴巴音乐公司提供的词作者存在错误，但虾米音乐对张红署名权的侵犯与龙天世纪公司的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龙天世纪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张红署名权的侵犯。关于张红主张的录音制品的署名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署名权属于著作权人，录音制作者的权利属于邻接权，录音制作者不享有署名权，故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未标注录音制作者不属于侵权行为。关于修改权，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提供的张红的两首歌曲名称发生了变更，《争当四个好少年—我爱我的家》名称变更为《我爱我的家》，《2008我们为奥运加油》名称变更为《为奥运加油》，此仅属于有限的文字性的编辑、改动，没有改变原意，词曲的内容也未发生变化，不属于对张红修改权的侵犯。关于张红主张的复制权、发行权，因其所诉的侵权行为，无法看出与复制权、发行权存在关联，故其认为各被告实施了侵犯其复制权、发行权的行为，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张红起诉了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云音乐公司、中凯吉韵公司，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侵权行为与前述三公司存在关联性，故不能认定该三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三、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如前所述，乐读公司、阿里巴巴音乐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张红请求该两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鉴于网易云音乐与虾米音乐已将涉案歌曲下线，张红亦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本院对张红关于要求停止侵权、纠正署名错误的诉讼请求已无支持的必要。至于经济损失的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由于张红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失的数额或者侵权人违法所得数额，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的时间、情节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乐读公司、阿里巴巴音乐公司分别承担含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在内的赔偿数额为10000元、20000元。由于不能证明吴颂今、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云音乐公司、中凯吉韵公司、龙天世纪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张红请求前述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杭州乐读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红经济损失（含合理支出）10000元；二、杭州阿里巴巴音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红经济损失（含合理支出）20000元；三、驳回张红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05元，由张红负担6955元，杭州乐读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50元、杭州阿里巴巴音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文   艳审 判 员  臧 振 华审 判 员  张   鹏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范   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