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8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南县柴集镇后湖村。法定代表人：周俊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鸿飞，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安徽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永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旭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余鸿飞，张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旭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张永对旭升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永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原审判决判令旭升公司向张永支付运费41000元和船舶延期费12012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张湾码头下游河道有较多养鱼网箱，全部驳船无法一次性驶入航道。事实上，“皖淮南拖668”拖船到达阜阳后，张永仅安排5艘驳船到达张湾码头，以此要挟旭升公司支付全部运费，否则不予卸货。旭升公司签订合同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合同约定的“张湾码头”被取缔一事，作为航运者的张永，完全有义务核实和查明最终卸货码头的实际情况，更何况海事部门已经向张永告知了码头取缔一事。张永刻意向旭升公司隐瞒张湾码头被取缔的真实情况，导致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旭升公司对船舶延期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因张永擅自将案涉货物变卖处置，旭升公司无需继续向其支付运费41000元。旭升公司支付剩余运费的基础是张永履行了托运义务并协助卸货，截至目前张永仍未向旭升交付托运货物。第三，案涉《水路货物运输协议》关于装卸延期责任约定为，卸货超期每天每吨0.5元，但不可抗拒因素除外。双方当事人共同约定的张湾码头由于环保治理，被政府依法取缔，属于不可抗拒的因素为免责事由。同时该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如单方面违约，由违约方负责赔偿一切损失。本案中，张永未将全部货物运送至张湾码头履行卸货义务，亦未按照旭升公司的通知将货物运送至变更后的阜阳港金泽码头，其违约行为显而易见。张永完全可以在张湾码头无法卸货时，将货物运送至邻近的阜阳港金泽码头，张永未邻近卸货，对损失的扩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四，针对本案诉争的问题，旭升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将张永起诉至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诉请张永继续履行合同。张永在收到法院传票和旭升公司要求变更卸货地址的通知后，擅自安排人员偷偷将船舶开走，并将旭升公司的货物非法处置。原审判决直接引用张永的证人李某证言认定案件事实，旭升公司认为证人李某与张永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该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张永二审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旭升公司的上诉请求。张永原审诉请：1、判令旭升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费41000元；2、判令旭升公司支付装卸延期费1078000元（从2017年5月28日起按0.5元/天/吨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5日，合计140天；后续延期费按该标准继续计算）；3、案件受理费由旭升公司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1日，张永通过船舶代理（李芳）与旭升公司的代表陈怀东（曾用名陈伟）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协议。约定：张永承运旭升公司托运的石子15400吨，起运地镇江117浮，达到港阜阳张湾码头，承运船舶“皖淮南拖668”拖船，装卸时间共20天，运价每吨包干40元（不含开发票费用），开航前预付30万元，余款船到码头后卸货一半付清全部运费；装卸延期责任，卸货超期由旭升公司付张永延期费每天每吨0.5元（不可抗力除外）；协议达成后，旭升公司交付押金5万元，此款从船运费中扣除，如货物落空押金不返还；如单方违约，由违约方负责赔偿一切损失。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原审庭审时，双方均确认计算延期费的吨位以船队实际装载为准，船队实际装载15400吨货物。协议签订当日，张永所有的“皖淮南拖668”船队（“皖淮南拖668”拖船与12艘驳船组成编队）即在长江水域镇江117浮处等待装货。因旭升公司安排装货不及时，船队继续在该处等待，直至2017年4月30日下午，过驳船才开始为船队装载旭升公司托运的石子。同年5月2日，船队装完货开航。次日，船队经过施桥船闸进入京杭大运河航行，后航经洪泽湖至淮河。同年5月18日，船队经过颍上船闸。同年5月20日，船队通过阜阳船闸驶入目的地张湾码头所在的泉河河口，距张湾码头约10公里处锚泊。张湾码头下游河道为五级航道且有较多养鱼网箱，“皖淮南拖668”拖船无法一次性将全部驳船拖进航道。为此，船队解开编队，由拖船拖带6艘驳船驶入航道，另6艘驳船锚泊原地。同年5月21日，拖船及6艘驳船停靠张湾码头，船队长即通知陈怀东卸货。同年5月28日，在其中的5艘驳船的6325吨石子卸载完后，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的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向“皖淮南拖668”拖船下达书面通知，禁止在该水域卸货，勒令船队开往锚地停泊。船队长将此情况告知陈怀东后，陈怀东要求拖船及驳船驶往锚地等通知。随后“皖淮南拖668”拖船与驳船重新编队离开张湾码头，驶往位于阜阳市××区循环经济园区渡口社区的阜阳船闸北锚地（与之前留下的6艘驳船会合）锚泊。之后，船队长与陈怀东双方多次联系，但旭升公司未能安排合格码头卸货，双方亦未能就船舶延期费问题达成一致，船队仍滞留当地。期间，双方还分别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协调卸货事项，但未果。安徽省阜阳市境内淮河水域，除张湾码头正在整治外，至少还有三个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码头。2017年10月25日，旭升公司雇请的若干人用拖船强行拖走船队中的3艘载货驳船，拟自行卸货。经船队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和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该3艘驳船被追回。同年10月28日，张永收到旭升公司发出的落款时间为同年9月8日的通知，称“为避免我司损失继续扩大，现通知你收到该通知后3日内，将我司剩余9075吨石子运送到阜阳港金泽码头卸载，否则你应承担我司的一切经济损失”。但张永认为金泽码头只是通过环保验收，尚未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且顾虑船队停靠金泽码头会遭到执法机关处罚，而未将船队开往该码头停靠。同年11月6日，张永承诺船队不私自离开阜阳船闸下游锚地。但因之后双方对船舶延期费等问题等达成一致，张永于同年11月10日安排“皖淮南拖668”船队驶离该锚地前往淮南。随后，张永处理了该船队装载的剩余9075吨石子。截止船队离开阜阳船闸下游锚地时止，旭升公司已支付张永大部分运费，尚欠41000元未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张永与旭升公司订立的水路货物运输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没有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张永所属“皖淮南拖668”船队承运旭升公司的货物至目的地张湾码头下游附近水域后，由于码头所处河道等级较低且有养鱼网箱原因，拖船只能拖带部分驳船前往停靠卸货。即便如此，船队卸下部分货物后，即被海事管理机构禁止在该水域卸货并勒令驶往锚地停泊。对此，张永事先难以知晓，而旭升公司在订立运输协议确定运输目的地时，有责任了解目的地码头是否能合法进行港口货物装卸作业。由此可以看出，张永所属船队不能在目的地码头停靠和卸货，不能归责于张永。原审法院因此认定张永作为承运人已按约定将货物运输到约定的地点。旭升公司提出张永刻意对其隐瞒阜阳取缔相关码头的情况，以及张永未完全履行义务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运输费用。依据该规定，张永可以向旭升公司主张运费。虽然涉案运输协议约定“开航前预付30万元，余款船到码头后卸货一半付清全部运费”，但张永船队未能卸完旭升公司货物，系旭升公司指定的卸货码头未被许可卸货作业所致。因此，张永请求旭升公司支付拖欠的41000元运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张永主张的船舶延期费。“皖淮南拖668”船队装卸是否延期，需核定其在起运地和目的地装卸货的时间。涉案运输协议约定“装卸时间共20天，卸货超期由旭升公司付张永延期费每天每吨0.5元”。根据该约定，“皖淮南拖668”船队装卸货共计超过20天即应归为卸货超期。双方2017年4月21日签订运输协议时，船队即到约定的起运地装货，因旭升公司协调过驳船不及时，以致同年5月2日船队才装载货物完毕，期间计12天。因此，船队在目的地正常卸货期间只剩有8天。船队自同年5月21日起在目的地张湾码头卸下部分货物后，即被海事管理机构禁止在该码头卸货并勒令离开，此后在附近水域锚地等候旭升公司通知，而旭升公司未能或未安排合法卸货码头，直至张永在同年10月28日收到旭升公司变更卸货码头通知时止。该通知要求张永收到通知后3日内至阜阳港金泽码头卸载，故同年10月31日为船队滞留运输目的地的截止日。从同年5月21日起至该日止历时164天，扣除目的地正常卸货期间8天，“皖淮南拖668”船队卸货超期156天。关于计算延期费的吨位。双方在原审庭审时均确认计算延期费的吨位以船队实际装载为准。由于“皖淮南拖668”船队系1艘拖船与12艘驳船组成的编队（整体），虽然船队在目的地卸空了5艘驳船，但旭升公司未能安排其余驳船卸载，而驳船自身并无动力，这样必然使得整个船队滞留，故计算船队延期费的货物吨位应为其装载的15400吨。据以上，“皖淮南拖668”船队的延期费为1201200元（15400吨×0.5元/天/吨×156天）。根据运输协议以上约定，张永可以主张旭升公司支付。综上，张永请求旭升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费及装卸延期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保护。旭升公司作为托运人应向张永支付运费41000元、船舶延期费1201200元。旭升公司提出张永对其隐瞒阜阳取缔相关码头的情况，以及未完全履行承运人义务的抗辩，无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永支付运费41000元；二、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永支付船舶延期费12012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4871元，由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时，张永向本院提交阜南县国土资源局2017年6月21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阜南县国土资源局责令旭升公司将非法占用的土地6994平方米退还柴集镇后湖村民委员会，旭升公司因非法用地无法正常经营，导致案涉合同无法履行。张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案涉运输与旭升公司非法用地无关联性，且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出具时间晚于案涉合同签订的时间。本院认证意见：因旭升公司是否因非法用地接受行政处罚与案涉合同的履行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焦点，本院结合本案相关证据作如下分析和认定：第一，关于旭升公司应否向张永支付41000元运费的问题因双方对剩余运费的金额无异议，本院仅就剩余运费应否支付作出认定。依照案涉《水路货物运输协议》第八条付款方式的约定：开航前预付30万元，余款船到码头卸一半付清全部运费。即运费应于案涉货物卸载一半后付清，运费付清后，承运人卸载剩余的一半货物。原审法院查明，张永实际承运旭升公司货物15400吨，则依照协议约定，旭升公司支付全部运费的前提条件为张永卸载货物7700吨。旭升公司上诉认为，因张永仅卸载6325吨货物，加之张永已将剩余货物予以变卖处置，其不应向张永支付剩余运费。本院认为，虽张永卸载货物为6325吨，未达到双方约定的数额，但张永未卸载货物的原因在于卸货码头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禁止取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的规定，运输合同中收货地点一般为托运人指定，托运人应告知承运人准确的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旭升公司主张合同约定卸货地点张湾码头的选择权在于张永，而非旭升公司，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查明，因卸货张湾码头被行政主管部门整治，在卸完5艘驳船的6325吨货物后，张永被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的执法人员下达书面通知，禁止在该水域卸货。旭升公司原审时提交的其于2017年7月17日向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的起诉状中，诉请的交货地点仍为协议约定的张湾码头。旭升公司2017年9月7日向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提出的撤诉申请中载明：“截至提出该申请之日，阜阳港金泽码头应全部通过验收并允许装卸货物，元运输合同需要进行部分变更，为减少双方损失，申请撤回起诉，待确定新的卸货地后另行诉讼”。后，旭升公司于2017年9月8日向张永发出《通知》改变收货地点为阜阳港金泽码头，张永于该通知上载明收到时间为2017年10月28日。综上，本院认定，旭升公司直至2017年10月28日前未能安排合格码头卸货。张永2017年10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因双方对船舶延期费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张永于2017年11月将剩余9075吨货物处置变卖。故，原审法院认定张永未能卸完全部货物的原因为旭升公司指定的卸货码头未被许可作业，旭升公司应向张永支付剩余运费41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第二，关于旭升公司应否向张永支付船舶延期费的问题案涉《水路货物运输协议》第四条关于装卸延期责任约定，“卸货超期由托运人付承运人延期费每天每吨0.5元（不可抗拒因素除外）”，装卸时间一共二十天。原审法院查明，案涉协议签订时，张永船队即到达约定的起运地等待装货，至12天后装载货物完毕，则卸货应在剩余8天内完成。案涉部分货物卸载的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后因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禁止卸货通知，张永船队驶离张湾码头，在附近水域锚地等候通知。如前所述，直至2017年10月28日，张永收到旭升公司改变收货地点为阜阳港金泽码头的《通知》。故，原审法院依照《通知》要求张永收到通知后3日内至阜阳港金泽码头卸货的内容，认定2017年5月2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扣除约定的8天卸货期后，确定滞期时间为156天得当。但，张永原审诉请中，明确装卸延期费用起算日期为2017年5月28日，原审认定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依法予以更正，依照张永原审诉讼请求，本院确定滞期时间为149天。旭升公司上诉认为张湾码头的确定方为张永，且张湾码头由于环保治理，被政府依法取缔应属合同约定的不可抗拒的因素，其不应当向张永承担支付滞期损失的责任。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收货地点一般由托运人指定，另，旭升公司在发送给张永的《通知》中亦载明“由于在签订合同时我司并不知晓该码头涉嫌非法不允许进行卸载货物，经阜南县法院开庭我司才知晓该情形”，旭升公司在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张湾码头为张永指定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安徽阜阳市境内淮河水域，除张湾码头整治外，至少还有三个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码头，旭升公司在相关行政部门向张永下达禁止卸货通知书后，应及时变更收货地点，选择可以卸载案涉货物的港口并通知张永船队卸货，旭升公司直至2017年9月8日才向张永发送通知，变更收货地点，且该通知到达张永的时间为2017年10月28日。故，本院认定旭升公司应当向张永支付船舶滞期期间的损失，依照案涉《水路货物运输协议》的约定，总金额为1147300元（15400吨×0.5元/天/吨×149天）。综上所述，旭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审理超出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张永支付船舶延期费1147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8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871元，均由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林向辉审判员 余 俊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杨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