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7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松，男，195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兴田，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强，男，195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珂，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长松因与被上诉人王玉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1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长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1870号民事判决，重新进行判决；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玉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所谓仅有王长松提交的9月3日的通话录音是错误的，9月1日双方的对话也是证据，9月3日的通话是对9月1日电话中事先的要求、嘱托是否落实的核实。在9月1日王玉强打来电话让王长松回厂，王长松已经将王长松在外有事不能回去一事进行了说明，并已经向王玉强提出：“你是国资委任命的企业负责人，我房屋内有企业和我个人的全部资产不能出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要求，已经向王玉强提出要求、嘱咐保护我房屋中的所有物品。9月1日与王长松一同外出办事的刘某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据，已经证明王长松将王玉强与王长松的通话内容告诉了他们。因此9月3日是王长松询问、核实事先要求、嘱咐王玉强落实的问题而打的电话，王玉强心理非常明确王长松询问的是什么问题。这是与事先没有要求、没有嘱咐的通话是有明显不同的。即该电话就是对事先关心的同一个问题的问与答。至于后来王玉强否定通话内容，见利忘义、利欲熏心企图借市中区国资委、市中区白马山办事处、市中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及当时黑恶势力等等复杂的内部关系，浑水摸鱼否定原来通话内容企图吞并王长松资产。因此，一审法官不顾事情事实的来龙去脉、回避9月1日电话的存在，故意掩盖9月1日电话与9月3日两个电话互相联系关系，以单纯的电话询问代替事先有约（要求、嘱咐）的电话询问。从被告9月1日9点多给原告打电话说企业不明身份人员闯入企业和9月3日的电话内容吻合、一致，可以清楚的看出双方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原告房屋中的全部物品。根本不存在一审法官所谓被告不知道原告在说什么的问题。（2）一审判决书在第7页第4行认定的：“他们那天拉东西”的通话内容根本不存在。首先，“他们那天拉东西”这7个字在录音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一审法官自己增加的。录音中正确的问话是：“他们。（那个）东西”，而不是“他们那天拉东西”。“那个”是地方口头语，应该是表达的选择，一审法官以自己增加的与录音中的事实明显不符的“他们那天拉东西”的通话文字代替事实，明显违反法律，请求二审法官当庭再辩听。其次，在该第7页第7行认定的：“原告在说出“他们那天拉东西”之后以较快的语速加了一句“你租车拉东西””的文字的认定是伪证据。王长松通话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他们那天拉东西”这7个字。一审法院以认定的伪证据来证明王玉强对于搬运物品一事事先不知情，明显错误。因为在此之前的9月1日在王玉强给王长松的电话中，王长松已经明确告知王玉强王长松房屋内有大量财务凭证及档案和私人物品等物品，作为市中区国资委任命的负责人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在企业中所有资产、资料和职工在企业中的个人物品。而且事先王长松已经告知其利害关系：“你是国资委任命的负责人，我房屋中的所有个人物品和公家物品不能丢失、不能出现问题”。一审法官以自己伪造的根本不存在通话内容代替真实的通话录音内容，并以此作为视频资料存有疑点、并以此作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认定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的“语速较快”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在第7页第7行及第9页第3行认定的语速较快与录音事实不符。录音中原告的问话停顿明显，顿挫有致，根本不存在一审法官以所谓以“较快的语速”加了一句“你租车拉东西”，即“语速较快”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原告问话停顿清楚、明确，没有所谓加快语速。所谓加快语速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审法官以根本不存在所谓“语速较快”为理由作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认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对录音进行重新质证核实。一审法官认定事明显实错误。（4）一审判决第7页第8行认定的“导致”与事实互相矛盾。其一，从录音和录音整理笔录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王长松自始至终询问的是王长松房屋内的东西的安全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其他任何人员房屋的东西。一审法官认定的所谓“你租车拉东西”，“导致被告误以为原告的问题是9月1日事发当天的物品搬运”，是与王玉强答辩的“不让靠近、不让动”，是互相矛盾的，完全是不打自招。在庭审中王玉强明明极力承认9月1日从早晨6点多一直到晚上都不让靠近，却怎么又会出来“导致被告误以为原告的问题是9月1日事发当天的物品搬运”的问题？既然9月1日事发当天已经发生了王玉强物品搬运，又何来的从早到晚的不让靠近。这岂不是互相矛盾的吗？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其二，既然是被拆迁人搬了一天，不让靠近、不让动，为什么济南铸管厂的财务室的全部物品却被搬到了济南市市中区经九路1号院1号楼二单元103室。难道是他们自己飞过去的？原厂长冷同河办公室的物品难道也是自己飞到他新搬迁的自己的办公室内的？？一审法院没有对王长松在起诉书中提出的这一矛盾问题进行调查、质证，被告没有说明既然“一整天不让靠近、不让动”，搬到济南市市中区经九路1号院1号楼二单元103室内的企业财务资料是谁搬去的？一审法官认定的王玉强没有租车搬走物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官不顾其相互矛盾的事实并以此作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以此作为视频资料存有疑点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官明显是在袒护被告。（5）一审判决第7页第9行：一审法官认定的“原告在第二次准确的提问内容是“把我屋的东西拉走了”并没有提及被告拉走的问题”，即没有加上“你”字，从而认定视听资料存在疑点的认定是错误的。在录音对话中，王长松一直询问的是：“你拉东西”、和第二次确认的“你租车拉东西”，在王长松得到被告明确答复：“啊，都拉走了”的证实后，王长松下一句再进一步确认的是你拉东西、你租车拉东西拉走的是“谁的东西”的问题。至于在“把我东西拉走了”的前面是否要加上“你”字，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王玉强前一句已经明确、清楚的回答了原告提出的“你拉东西”和“你租车拉东西”的问题。同时基于9月1日王长松要求王玉强保护房屋中物品的电话也可以证明通话双方问与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不是与此问题无关的问题。一审法官故意割裂同一个问题、同一段内容的前后问话和回答的关系和关联性，明显与语言（事件）前后连贯性、关联性的原则相互矛盾，与事实记录也不符。综上，一审法官以录音中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问话”代替录音通话事实；以王玉强回答明显相互矛盾的假话代替事实真相；以自己错误的对原告两次确认的理解代替录音事实；以及其明显对被告的袒护而作出此视听资料存在疑点的认定，进而作出此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对录音内容进行重新质证，二审法院应当对一审法院认定的错误进行纠正。（6）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2自然段第3行一审法官反复听取录音内容认定的录音内容与实际录音内容有差异的文字与录音实际不符，一审法官在口语化句子转化为书面语时，违反书面语应当使用的标点符号，一审法官在故意曲解原告表达意思。一审法官确认反复听取并纠正的通话整理笔录即：“我问问，就是那一天那个他们那个东西你拉东西可你租的车拉东西把我的东西拉走了？”这段话中，一审法官由于是故意去掉了标点符号，所以是别有用心的。常识告诉我们，录音通话转化为书面文字是必须标注标点符号的，否则，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意思是与通话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致的，因此，一审法官以没有标点符号的书面文字代替通话内容也是不恰当的，一审法官在曲解原告真正的表达意思。因为，一个标点符号的不同会导致整个段落意思的改变。真实的通话内容是：“王长松：那个（“那个”，是济南地方口头语的一种，没有实际意义）我问问，就是那一天，他们那个（“那个”，是济南地方口头语的一种，没有实际意义）东西。你拉东西呵（“呵”，是一个词语后面的语气词），你租的车拉东西，把我的东西拉走了吗”。一审法院一审判决中没有了录音问话中的明显的停顿，即没有了从口头到文字转换中的标点符号，使本来非常明确、清楚的问话写在判决书上的纸上变成了没有标点符号的、不清楚的问话，与录音事实和王长松表达的应有之意不符。（1）录音中王长松非常清楚的说：“他们（那个）、东西”。而不是说：“他们拉东西”，原告表达的已经非常清楚、明确而且停顿有致。（2）录音中原告在说“东西”后，说的是：“你拉东西”，“你”字非常清楚，而不是“他拉东西”，录音中人称主体表达非常明确、清晰。（3）录音中原告再一次重复的是：“你租的车拉东西”，而不是：“他租的车拉东西”，人称主体“你”字表达非常清楚、明白。一审法院以自己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解读、以与通话内容根本无关系的臆想作为视频资料存有疑点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对王长松提交给一审法庭的通话录音进行当庭重新甄别、辩听，并对一审法官故意改变通话内容和故意去掉标点符号的错误认定进行纠正。（7）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4行认定的：“那一天那个他们那个东西存在一定歧义”的内容与“你拉东西”、“你租车拉东西”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表示，该“你拉东西，你租车拉东西”两次语句前的“你”字的人称表示已经非常清楚，并与其前面的问话进行了明显区别。一审法官如果非要说前面一句没有讲清楚、存在歧义，那么后面的“你拉东西、你租车拉东西不但区别、纠正了前面的问话，而且非常清楚的说明了拉东西的人是“谁”的问题”。该所谓“存在歧义”的认定与后面的“你拉东西”、“你租车拉东西”进行了明显区分和确定。所以，存在歧义的原因是一审法官自己造成的，是一审法官把当地口语（那个）、（么个）理解错误而导致，是法官对两次清楚的“你”字视而不见、闻而不闻导致的。（8）一审法官对王长松房屋中物品不存在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认定明显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一审判决第8页第2自然段和第9页12行至19行所谓证人王某某、孙某某、朱某某2017年9月1日没有在拆迁现场，并以此作出王长松房屋内的办公物品和私人物品已经不在房屋内的认定是错误的。王玉强和一审法官没有证据显示王长松的所有个人、及办公物品不在房屋内或者王玉强自己拉走。因为，上述证人及其他证人证言已经证明我在2015年3月已经搬进企业办公室居住的事实。王长松出具的新证据1号、2号2015年4月30日的《告知书》证明企业已经搬入企业入驻。上述证人已经证明企业白天、黑天都有值班人员值班，而且是24小时上锁的。人员进出企业必须打电话联系才能开门。同时，王长松是没有开企业大门的钥匙的，钥匙完全是由值班人员牢牢控制。王长松出入企业必须由值班人员开锁才能进出，王长松房屋内的所有物品根本出不了企业大门，而且王长松是一个左侧股骨头坏死的残疾人，用手提两公斤以上就很困难了，一个人根本搬不动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其次，王长松所在企业从大门口到办公室门口及厂区都装有摄像头，全天候监视，王玉强和一审法官说王长松所述的物品不在办公室，故，要求王玉强拿出王长松已经搬走企业物品或者搬走个人物品的录像视频。拿出企业值班人证明王长松往外拉东西的证据。否则所谓王长松搬走居住房屋内的物品没有任何证据，属于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三，王长松是已经离婚的单身和没有其他住房的职工，原以为2014年底就能解决住房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再加上租房的困扰和其他客观原因，王长松被迫在2015年3月30日将所有的家当物品全部搬到了企业办公室。2017年9月1日前王玉强没有事先通知王长松要做好搬迁准备，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显示要拆迁，王玉强9月1日和9月3日的通话内容已经能够明确的证明在此之前王玉强开始不知道拆除一事，因此，王玉强所谓王长松已经搬走私人物品的说法是完全假话，既没有事实根据也违反常规。王玉强是在搬走王长松物品过程中看到王长松在办公室内存放的贵重私人物品而心生窃取之心。另外，更不符合常理的是：在9月3日如果是别人拉走了王长松的物品，王长松一直在电话中千谢万谢一个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而这个人却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想要解释误解的意思，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常理。（9）一审判决第9页第15行所谓即使被告拉走了、或者占有了原告办公室内的物品，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占有的系原告清单上的物品。该认定本身就是矛盾的。既然能够承认拉走或者占有原告房屋内的物品就一定能够证明王玉强占有了王长松清单上的所有物品，王长松已经向公安机关以盗窃案件报案，查清楚清单物品重大财产的去处。王玉强是有具体行为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健康人。不存在所谓思维停顿、模糊。一审判决第9页第1行至8行，一审法官以具有不确定因素和具有模糊概念的“可能性”代替法律中的“确定性”以“不排除被告未听清楚询问的内容”代替十分清楚的提问。首先，王玉强不是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其次，王玉强不是精神病患者，有完整的思维、辨别意识。第三，王玉强不是无法与人进行正常交流的病人，因此，一审法官以所谓的没有听清楚、理解存在偏差的设想和假设，应当休矣。值得一提的是，王玉强是身份特殊。王玉强是济南市国资委任命的“负责人”，应当对王长松1内企业财务负责。王长松与闯入企业的人不相识，为何只拉走王长松房屋内的物品，王玉强是市中区国资委任命的济南铸管厂的负责人，是在济南铸管厂内发生的事件，王玉强不是一个单纯的住户，只管自己的房屋。另外，王长松是离婚后的单身，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搬入企业办公室居住，王长松的全部资产当然跟随王长松在唯一的居住地。王玉强在王长松居住地安装的摄像头可以证明王长松没有向外搬运任何物品，王长松当时也是没有地方搬的。王玉强否定申请人居住财产的目的在于非法侵占。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王长松提交的物品证据的不真实性。王长松请求的是归还搬走物品，而不是赔钱，其物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实际价值。申请人的物品都是被锁在橱子中的，橱子在物品就一定在，否则申请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楚所有问题的情况下，作出我的物品没有被王玉强搬走、而且没有清单上的物品，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王长松的证据就是王长松居住在企业的房屋就是王长松唯一的房屋居住所。因此，王长松所有物品全部在王长松居住的房屋内。王玉强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王长松画的房屋物品摆放示意图有错误，请拿出录像证据（有人说他们有录像）。（二）事实证明王玉强后来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搬走了王长松房屋内物品。（1）新证据1号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派出所出具的2017年9月1日早晨7时34分出警人陈硕、赵世琪出警情况显示：在企业值班人员报警后、在被告在现场的情况下、在白马山办事处拆迁指挥部领导王宁在现场的情况下、在“已经与市中区国资委协调好的情况下”，被国资委任命的负责人王玉强和被返聘的原董事长（厂长）被确认是济南铸管厂的负责人后要求他们立即搬走办公室所有物品、腾空房屋。而王玉强所谓他们（拆迁部门）拒绝企业搬走企业物品明显不符合逻辑和事实。2019年5月20日白马山办事处拆迁办已经明确回答原告，我们拆除的是空房，屋内物品已经被企业组织搬走，我们没有搬走相关物品。王玉强把王长松房屋中的财产搬到哪里去了，王玉强十分明确。（2）王玉强没有说明企业被拆除后企业新办办公室搬到了哪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原企业办公室保存的十几个铁橱子及我在该房屋中的3个资料厨（保险柜）办到哪里去了？王玉强说“不让别人靠近，没有搬出”，为什么职工王书堂办理特殊工种退休的材料是我房间里和橱子里的相关材料？为什么常建明、张云广、刘建春等等职工查询只有在我保险橱子中才有的相关档案材料？？（3）王玉强是市中区国资委任命的企业负责人，王玉强是要进行正常工作的，王玉强所谓拆除人搬走了企业所有物品，造成无法办公，为什么事后不到派出所报案？是谁返还了济南铸管厂被搬走的“部分”物品？被告答辩与事实明显不符，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物品返还及藏匿物品返还规定，法院应当审理拉走物品的返还，一审法官认定事实明显不清，证据明显不足。王玉强辩称，一、王长松并未就其所诉财物存放情况提供证据，其证人当庭陈述也与书面证言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故王长松求返还财物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王玉强并未见到王长松“个人物品清单”、“办公物品清单”所示物品。无法确定上述物品是否真是存放于济南铸管厂原厂区内，亦无法确认上述物品是否随济南铸管厂财物一并搬离原厂区。其次，王玉强对物品搬运人员的身份不知悉，也并未租车运输办公室内物品。王长松在其诉状中也说道：“…王玉强给我打电话说：早晨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员用铲车撞开大门闯入企业—”；王长松所提供《与王玉强的录音整理笔录》中载明王玉强确实对搬运人员委派情况不了解，无法协助王长松查询。最后王长松也并未就其财务存放情况及其价值提供证据，其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不能证明王长松财物存放情况，证人证言不具真实性。故王长松诉求返还原物没有依据。二、退一步讲，即便王长松确有个人物品遗失，王玉强既无保管责任，也不存在过错，没有返还原物或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第一，王玉强没有看管王长松个人财物的责任和义务。考虑到事发时可能有王长松物品存放于厂区内，王玉强处于善意及已经在第一时间电话高知王长松物品清运情况，提醒王长松清点，但王玉强对王长松个人财务没有任何保管义务，王长松个人物品是否遗失与王玉强无关。第二，关于9月3日录音内容，一审法院认定是完全正确的。该录音存在语速快、语音模糊情况，且语音开始王长松提到“哪一天他们那个东西……”很容易让一位六十岁老人听不清从而产生误解，以为王长松询问的是不明身份人员搬运企业物品一事，这跟该录音后续内容（王玉强称“他才开始的时候这些事咱都不知道”，“他也不让咱进，都是一些什么呢，头上梳一点头发，光着脊梁全是龙的那个”），王玉强强调搬运物品人员形象特征的思路相符合。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热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所以，上述录音内容因存在较大正义，与其他证据矛盾从而无法形成链条，不能作为认定依据。第三，王玉强没有存在过错，不存在违反法律要求、法规或企业章程情形。王长松在其虽庄重引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实为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业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答辩人所在济南铸管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受《公司法》调整；其次，所诉物品被地三房庆云只是并非是王玉强执行职务；最后，王玉强并未因此给企业造成损失，故本案不适用上述条款。此外，王玉强也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企业章程情形，并非物品遗失的责任人，所以王玉强不存在返还或赔偿的法律责任。总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王长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王长松的全部上诉请求。王长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玉强归还搬走的王长松居住房屋内所有私人财产和办公用品，物品价值约5万元，其中私人财产包括：（1）29寸厦华电视1台；（2）圆桌1个；（3）箱式木制床、单人折叠床各1个；高低厨1个；（4）煤气罐、煤气灶各一套；（5）电磁炉、电饭锅、300瓦电炉各1个；（6）电水壶1只；（7）铁锅一只；（8）多星电子蒸炒锅1个、餐具一套，长红牌半导体收音机一部、飞机模型一个；（9）洗发品、染发品一宗（没有开封）；（10）各种被禄、床上用品2套以上；（11）军大衣2件、蚊帐一个；（12）各季节衣服满满一橱子（包括大量未开包衣服）；（13）被禄两套、皮鞋两双；（14）金项链2条；（15）银手镯一对（及发票）；（16）玉手镯3只；（17）人民币1200余元（连号）；（18）深沪两市股票证、卡一套及本人各种培训、毕业证件一宗；（19）手表一只；（20）工行存折一个；（21）本人图章3个、沪深股票卡、本一套、诺基亚手机一部、备用手机卡一套，包括离婚证在内的各种证件一宗；（22）大枣5斤、核桃4斤以上；（23）即食阿胶6合以上，两种鱼罐头12盒以上；（24）自费补肝补肾药品一箱、补钙药品3瓶、治疗股骨头坏死各种药品（约10天疗程）、各种茶叶2斤以上；办公物品包括：（1）90X200cmm办公立厨7个（其中5个锁住）、110x190cmm办公立厨1个；（2）100X200cmm铁制保险立厨2个（锁住）；（3）29寸TCL电视机1台、29寸长虹牌电视1台；（4）立式显示器（18寸）1台；（5）双人沙发1个，单人沙发2个；（6）老板台式办公桌、办公柜一套；（7）老板座椅1个；（8）120X200cmm书橱1个；（9）三抽屉办公桌1个；（10）办公椅子1个；（11）立式海尔空调机1个；（12）铁制、木制脸盆架各1个，脸盆3个；（13）国旗杆1个，国旗一面；（14）党旗（新）2套（盒装）；（15）保温桶（箱装）1个；（16）企业财务账本1970年至2005年9箱（纸质）；（17）工会、劳工、党务各种文件资料一宗；（18）办公厨内工会档案、工会财产账簿、资料、财务档案、两代会文件等等；（19）办公厨内“收放多功能收放机”2套；（20）麦克话筒4个；（21）各种象棋6盒，乒乓球拍若干副、乒乓球架2个；（22）各种公章5枚在锁着的办公桌内。（本院注：上述物品品名、数量来自王长松提交的书面清单）；2.所有诉讼费用由王玉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王玉强是否拉走了王长松的个人物品，王长松提供了双方当事人2017年9月3日的通话录音。王玉强对该录音真实性及通话日期均无异议，但认为王长松整理的相应笔录不完全与录音内容吻合，其中第三句话笔录中是“你租车拉东西把我东西拉走了吗？”但是录音中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他们那天拉东西”。该证据显示王玉强对于搬运物品一事事先不知情，对搬运人员的身份也不知悉，即便王长松有物品遗失王玉强不是造成遗失的责任人。王长松在说出“他们那天拉东西”之后以较快的语速加了一句“你租车拉东西”，导致王玉强误以为王长松的问题是9月1日事发当天的物品搬运；王长松所说两次强调但是根据录音内容王长松第二次准确的提问内容是“把我屋的东西都拉走了”并没有提及被王玉强拉走的问题；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经反复听取录音内容，发现王长松提交的录音整理笔录确实与录音内容有差异。其中，王长松询问王玉强是否拉东西录音内容应为：“王长松：我问问，就是那一天那个他们那个东西你拉东西可你租的车拉东西把我的东西拉走了吗？王玉强：啊，都拉走了。王长松：把我东西都拉走了？王玉强：啊，对啊”。随后的对话内容中，王长松表示：“谢谢，谢谢”，王玉强表示：“不是，他这个不是谢不谢的，他才开始的时候这些事咱都不知道”。王长松表示：“他怎么不给咱说呢这些事？”，王玉强表示：“他也不让咱进，都是一些么呢，头上梳一点头头发，光着脊梁全是龙的那个。”王长松向一审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调取2017年9月1日早晨市中区白马山派出所出警记录和记录材料，欲证实非不明身份人员搬走王长松的物品，而是王玉强搬走的。经一审法院到白马山派出所查证，并未有涉及王长松物品搬运问题的出警记录和记录材料。王长松为证实其主张的物品情况，申请证人王某某、孙某某、朱某某出庭作证。三证人陈述了其所知晓的王长松在市中区白马山西路36号济南铸管厂办公室内居住时的部分陈设和物品情况，但是王某某对2017年9月1日其在何处表示记不清楚；孙某某表示2016年4、5月份后没去过王长松办公室，2017年9月1日其在出差；朱某某表示2016年9月13日之后未再去过王长松办公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的事实基础是返还义务人实际占有该动产或不动产，权利人对此负有举证义务。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本案中，与王长松主张王玉强占有其物品这一事实直接相关的证据仅有王长松提供的2017年9月3日双方之间的通话录音。但该通话录音中，王长松在询问王玉强是否拉走其东西时，其询问“就是那一天那个他们那个东西你拉东西可你租的车拉东西把我的东西拉走了吗？”该询问语速较快，且其内容“那一天那个他们那个东西”存在一定歧义，不能排除王玉强在未听清楚询问内容的情况下，存在与理解偏差而作出错误表示的可能性。从该通话录音内容后半部分来看，王玉强的陈述更倾向于在向王长松表明不明身份人员闯入企业拉走王长松物品，故该通话录音存在较大疑点，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王长松主张的王玉强占有其物品的事实。其次，王长松提交的物品清单系其个人陈述，并未经王玉强认可，故其证明力较低。证人证言虽能证明王长松办公室内曾有的部分陈设，但一方面证人证言未涵盖王长松主张的全部物品，另一方面因证人2017年9月1日均不在现场，部分证人近一年未再去过王长松住处，不排除随后物品发生变动或损毁的可能，故证人所陈述的物品也不能证实系2017年9月1日王长松主张的物品，故即便确系王玉强拉走、占有了王长松存放于济南铸管厂办公室内的物品，王长松提交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王玉强占有的系王长松物品清单上的物品。因此对王长松关于王玉强拉走清单所载物品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王长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王玉强占有其主张物品的事实，对王长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长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计525元，王长松负担。二审期间，王长松提交证据10份，该证据情况及王玉强质证意见如下：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表明拆迁现场的详细情况，故王长松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王玉强将王长松的物品搬走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长松主张王玉强在2017年9月1日济南铸管厂拆迁时搬走了其办公室内的私人物品和办公用品而应予返还，应当证明其办公室内存在其所主张的上述物品、其对所主张的办公用品有权主张返还且王玉强搬走了这些物品。王长松主张其办公室内有24种私人物品，一审时其提供的证据为物品清单和3份证人证言。其中，物品清单是王长松个人制作，性质等同于个人陈述；3份证人证言中，证人均陈述在2015年或2016年的某个日期在王长松办公室看到过王长松的部分私人物品，但未涵盖王长松所主张的全部物品，并且部分证人近一年未再去过王长松住处，这些证言不能证实上述物品在2017年9月1日王长松办公室拆迁时仍然存在。因此，王长松以其陈述和三证人证言证明在拆迁时其办公室内存有其所主张24种私人物品，证明力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王长松主张王玉强搬走了其24种私人物品，王长松提供的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其所陈述的拆迁当天与王玉强的通话、其于2017年9月3与王玉强的通话等，均表明拆迁现场有冲突，有报警和出警情况。而王长松提供的其与派出所长的录音、国资委的相关资料等又表明拆迁现场没有冲突。这些关于拆迁现场情况的证明内容相互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综合判断仍无法确定拆迁现场具体情况。同时，上述证据均未陈述拆迁现场物品搬走情况的内容，更无法证明王玉强搬走了王长松办公室的物品。王长松认为王玉强早就知道拆迁并在拆迁现场组织指挥了搬家工作及王玉强将其物品搬走，依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王长松提交崔某某等证人证言、相关案件的庭审笔录等，以证明王玉强知道单位物品拆迁后的存放地点，所以王玉强搬走了其办公室的物品。但是，据王长松陈述，王玉强是国资委派至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王玉强陈述其是拆迁后经他人告知才知道企业物品存放处。综合双方陈述，无法判断王长松的上述推论具有高度概然性。一审中王长松提交其于2017年9月3日与王玉强的通话录音，以证明王玉强搬走了其办公室物品。但通话中王长松询问关键句“就是那一天那个他们那个东西你拉东西可你租的车拉东西把我的东西拉走了吗？”的主语及谓语均存在变换、叠加与重复的情况，再加上无意义词“那个”的干扰，整体听起来容易将信息重点落在“把东西拉走了”，而对是谁拉走的信息予以忽略，从而对整体询问产生理解偏差的可能性较大。一审法院结合该录音后部分王玉强关于不明身份人员闯入企业拉走物品的强调内容，分析认为仅凭该录音不能认定王玉强自认搬走王长松物品，并无不当。另外，王长松主张其办公室内22种办公品被搬走，诉请返还，根据其主张，该22种物品系办公用品，则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属于单位所有，故王长松无权主张返还上述办公用品。综上所述，王长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系王玉强搬走了其办公室内的物品，其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王长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继英审判员  刘彦亭审判员  赵 雯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韩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