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64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侠，女，199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孟村回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井元，男，1966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孟村回族自治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英，河北言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煜良，男，199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盐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海，河北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海侠、刘井元因与被上诉人张煜良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5民初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侠、刘井元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冀0925民初2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刘井元的起诉，驳回被上诉人对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刘井元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刘井元的起诉。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对婚约财产纠纷作了解释：婚约财产纠纷是指婚约关系存在期间订婚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这里的婚约关系是指以结婚为目的，事先达成协议的无配偶男女之间的关系。同样在审理离婚案件中，无论双方结婚时间长短，解决彩礼等财物纠纷时，当事人只列男女双方，同样性质的婚约财产纠纷，也应当只列男女双方为当事人。2、婚约财产纠纷因解除婚约而产生，实质争议发生在解除婚约男女之间。因婚约财产产生的纠纷，其诉讼主体也应是解除婚约的男女当事人，婚约财物纠纷不同于一般的财物纠纷。此时的财物关系对婚约关系具有强烈依附性。3、本案彩礼的接收人和实际持有人都是本案的上诉人刘海侠，而非刘井元，一审判决书中称上诉人刘井元接受了彩礼款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庭审时证人（系被上诉人的亲二大伯）出庭证言中对于谁接受的礼金明确是放在女方的炕上，并没有证明谁收的彩礼，后来在被上诉人发问的过程中称不知道是交给上诉人刘海侠父母谁的手上了，再后来在上诉人刘井元发问的过程中，上诉人刘井元在和证人对质时称其与证人在喝茶水并没有接触钱的机会时，证人又称其也记不清了（彩礼谁收取）。因此对于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张某的证言不应采信，不能作为支持被上诉人诉求的依据。4、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刘海侠在炕上拿起的礼金兜子（不透明的硬塑料购物袋），然后留取部分礼金后，又是刘海侠将礼金兜子交还给证人的，并不存在刘海侠父母接触礼金兜子的事实。5、本案值得一提的是庭审当天，刘井元在庭审答辩时明确质问被上诉人为什么起诉刘井元，刘井元又没有接受礼金，被上诉人对此并没有反驳等内容，而原审庭审笔录却没有记载刘井元的任何答辩内容。后来的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上诉人刘井元一直在进行还原事实的陈述、发问，而庭审笔录中却没有一句刘井元陈述、辩论以及对证人发问的语言记载，从而可以证明原审庭审笔录遗漏了重要内容，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判决错误。综上。本案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上讲，上诉人刘井元都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返还比例错误，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求。1、一审法院认定礼金数额错误，一审时上诉人刘海侠明确称其只收到了被上诉人礼金共计28000元，包括小定留取的6000元和下大礼时的22000元。原审法院认定的礼金66000是基于被上诉人亲二伯的证言，而该证人的证言不应采信。具体理由如下：1）该证人是被上诉人亲二伯，因此其证言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明确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其不应采纳。2）对于下大礼时女方留取的金额，在庭审时证人张某明确称对于下大礼以及返还的金额不知道具体数额是多少，上诉人留取的金额是听被上诉人父亲说的，对于庭审时证人回答上诉人刘海侠发问时的回答，原审法院庭审笔录并没有据实按原话记载。书记员只是按自己的想象断章取义的进行了记载并没有如实记录，改变了原意（庭审时上诉人并不能看到书记员的记载内容，因为原审原告席上并没有电脑显示器）；3）证人是被上诉人的亲二伯，其在开庭作证时，陈述内容先后矛盾，反复改变说法（原审卷宗中有同步录音录像光盘为证），并且在其作虚假陈述的时间段内反复搓手、搓腿。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礼金数额错误，应以上诉人主张彩礼28000元为准。2、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所谓的四金在上诉人处错误。判决书以上诉人主张的四金不在上诉人处，证据不足予以认定，属于对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错误理解所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四金在何处均未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并且在上诉人多次主张四金在被上诉人处时，被上诉人均予以默认。根据民事证据规定、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认定四金在被上诉人处或存疑不进行任何认定。所以原审判决对四金金额认定到礼金中并予以返还是错误的。3、上诉人刘海侠与被上诉人同居时间在一年之上，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其村委会证明以及被上诉人起诉的时间可以证明。而原审法院在对于分居时间并没有查明情况下，认定双方分居时间较短与事实不符。4、被上诉人隐瞒其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疾病的事实，而且在上诉人刘海侠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期间都是由刘海侠支出。被上诉人对于双方共同劳动所得据为己有，双方不能继续生活下去，是由被上诉人的上述隐瞒行为所引起的，被上诉人存在严重过错。5、虽然上诉人刘海侠在同居期间没有生育子女，但怀孕两次，其中一次是被上诉人殴打所致的流产。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彩礼款和金饰款4万元明显错误。其按认定的礼金金额的50%予以判决显然错误。应依法认定彩礼金额为28000元，根据双方同居时间一年之上以及上诉人刘海侠在同居期间对家庭的支出、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上诉人刘海侠两次流产等事实，刘海侠不应再返还被上诉人彩礼款和金饰款了。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井元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返还比例错误，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求。请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张煜良答辩称，1、刘井元参与了彩礼的接受，和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原审判决刘井元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2、媒人张某作为证人证明该礼金为66000元，原审认定正确。3、上诉人刘海侠与被上诉人张煜良分居时间是在2018年8月份，结婚时间是在××××年××月××日，同居时间不足一年。4、被上诉人的脊柱裂疾病没有刻意隐瞒，这也不是导致双方分居的原因。5、上诉人刘海侠所称的殴打致流产没有事实依据。6、四金在上诉人刘海侠处。总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煜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彩礼67000元及项链、戒指、手镯、耳环各一个（价值17000元）；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年××月××日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举行结婚仪式前，原告张煜良经媒人张某给付被告礼金共计66000元。原告为被告购买四金共花费14500元。原被告现已解除同居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煜良与被告刘海侠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便开始同居生活，其二人不具备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现双方同居关系既已解除，被告方应将原告方所给付的彩礼款酌情返还。该彩礼款项系基于原告张煜良与被告刘海侠婚约及同居关系的基础上所给付，被告刘海侠应承担返还彩礼款的责任。被告刘井元作为被告刘海侠的父亲参与了相关事宜并接受了彩礼款项，故被告刘井元应与被告刘海侠共同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鉴于被告刘海侠与原告张煜良同居生活时间较短，该礼金应大部分返还，被告刘海侠、被告刘井元共同返还原告张煜良彩礼款及金饰款项共计40000元。被告主张四金不在被告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刘海侠、刘井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煜良彩礼款及金饰款项共计4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海侠、被告刘井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煜良彩礼款及金饰款项共计4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煜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海侠提交了孟村回族自治县牛进庄乡卫生院诊断证明书，证实刘海侠在与被上诉人张煜良同居生活期间怀孕流产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证据证明的事实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上诉人刘海侠与被上诉人张煜良同居期间怀孕流产。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刘海侠、刘井元的上诉请求以及被上诉人张煜良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一是上诉人刘井元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二是对于涉案彩礼款数额以及金饰款项应当如何认定和返还。关于上诉人刘井元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问题。本案是被上诉人张煜良诉求返还彩礼和金饰，实质上属于婚约财产纠纷，系当事人在彩礼款给付、返还方面产生的争议。按照当地婚约风俗习惯，彩礼款数额的确定、给付是双方家庭包括父母协商一致的过程，上诉人刘井元作为上诉人刘海侠的父亲参与了相关事宜并接受了彩礼款项，上诉人刘井元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也未对其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更未将刘井元的诉讼主体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因此上诉人刘井元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彩礼款数额以及金饰款项应当如何认定和返还问题。上诉人刘海侠与被上诉人张煜良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便开始同居生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因此被上诉人诉求返还彩礼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彩礼的返还应当确定彩礼款的范围及其数额。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缔结婚约时，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金银首饰，一般属于女人的特殊专用生活用品，具有依附性和特定性，性质上应当属于男方为缔结婚约共同生活而赠与女方，不应作为返还彩礼的范围。另外本案中关于彩礼款的数额，上诉人主张彩礼款数额为28000元，被上诉人主张彩礼款数额为670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张某为双方缔结婚约的媒人，其作为本案唯一证人出庭作证明确说明了彩礼款的具体数额，上诉人称证人为被上诉人亲二伯，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但上诉人对其主张的彩礼款数额也只是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因此有关法律规定并未排除与当事人具有亲属关系的个人出庭作证说明案情。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及证人证言，认定本案彩礼款66000元并无不当。对于返还数额，一审法院结合上诉人刘海侠与被上诉人同居时间较短以及金银首饰属于返还范围，酌情判决返还40000元。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刘海侠提交的孟村回族自治县牛进庄乡卫生院诊断证明书，可以证实双方同居期间刘海侠的怀孕流产事实，因此应当给其身心造成一定损害。另外双方自××××年××月××日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共同生活大约一年的时间，因日常生活所需应当对涉案彩礼进行了一定的消费支出。综合以上因素，结合金银首饰不属于婚约财产纠纷彩礼返还的范围，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40000元过高，本院酌定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彩礼款25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海侠、刘井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5民初2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5民初2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刘海侠、刘井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张煜良彩礼款25000元。三、驳回上诉人刘海侠、刘井元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7元，由上诉人刘海侠、刘井元各负担36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海侠、刘井元各负担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俊杰审判员  谢盼书审判员  刘海玉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鲍猛书记员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