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91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仙钊，男，196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永新，女，196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玉珏，女，199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一帆，男，2000年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兰，湖南中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洞阳镇东园社区居委会乌井居民小组。负责人：任冬照，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旭，浏阳市至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浏阳市洞阳镇东园村村民委员会，地址湖南省浏阳市洞阳镇南阳安置小区。负责人：苏钢，主任。上诉人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与被上诉人浏阳市洞阳镇东园社区居委会乌井居民小组（以下简称乌井组）、浏阳市洞阳镇东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园村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3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上诉请求：1、撤销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3550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两被上诉人向四上诉人支付土地补偿费400,000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家庭户籍迁出即认定不符合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形式要件”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家庭虽然户籍迁出，但并不因此丧失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亦不会丧失集体土地补偿款分配权：具体法律依据如下：1、《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2、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十二）规定：“....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3、长沙市政府文件明确规定：进城落户农民并不丧失集体组织成员资格。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长政发（2015）31号（三）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保障进城镇落户农民权益。在全市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后，农民进城镇落户的，与城镇居民同等享受社会福利；其原有的农村“三权”(土地和山林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保留不变……现阶段，不得以退出“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上述政策文件均规定：上诉人家庭可以选择继续保留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并不会因为户籍迁入城市即丧失成员资格。农村集体组织和人民法院均无权剥夺上诉人家庭的合法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家庭生活居住在广州即认定不符合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实质要件”，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家庭虽然户籍迁出，但是作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一直继续享有和承担，完全具备集体组织成员的实质要件。具体事实与法律依据如下：1、从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至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任仙钊家庭始终享有土地承包权，在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前，也一直同等履行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纳税等义务。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才可能成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上诉人任仙钊家庭至今依然是农村土地的承包方，依法一直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任仙钊家庭作为土地承包权人，集体土地被征收时依法有获得补偿的权利。2、上诉人任仙钊家庭作为集体组织成员，依法取得并至今享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任仙钊家庭的成员一直具有农村村民身份。3、上诉人任仙钊家庭作为集体组织成员，自2008年至今一直享受惠农补贴，证明其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一直保留。4、上诉人任仙钊家庭成员虽然因购房进城落户，但是仅有任仙钊一人在单位购买了五险一金，其他家庭成员都依然作为农村村民在被上诉人集体组织购买新农合等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5、上诉人家庭虽然经济来源并非依赖于集体组织土地收益，但并不因此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当今国家政策均鼓励农民进城务工、进城经商、进城落户，又有几户人家依赖农村集体土地的收益养活家庭?这些家庭均不会因此被剥夺集体成员身份。三、被上诉人集体组织的分配方案规定“以户籍为准、与责任田无任何瓜葛”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该条款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承包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征用或被依法批准使用后，要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可见，土地补偿款的属性是补偿和安置承包地被征收的农户，上诉人家庭享有承包地，属于土地被征收的对象和应当被安置的农业人口，有权得到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四、上诉人任仙钊家庭所在乌井组共38户村民，其中31户签字同意上诉人家庭纳入集体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上诉人家庭成员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得到村民的认可，亦符合民主议定原则。《浏阳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浏发(2018)19号）“（二）科学确认成员身份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和基础工作：一是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指导农民群众通过民主协商确认成员身份，确认成员身份应坚持有法依法，有政策按政策，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的由集体成员民主协商解决。要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采取原始取得、依法取得、申请取得等方式，经过“收集意见、调查核实、酝酿讨论、会议议决、公开公示”的民主程序形成决定，合理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做到公开、民主、全面、准确。成员身份的确认要注意协调平衡各方利益，既要得到多数人认可，又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五、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家庭“已不具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将导致上诉人家庭当前实际享有的集体组织成员权益处于不确定的尴尬境地。《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才可以承包农村集体土地，才能享有农村宅基地，才能享受惠农补贴等政策。客观上，上诉人家庭均一直享有上述权益，按照当前国家的户籍政策和农村土地政策，不得要求进城落户农民放弃“三权”，也就是不能强行剥夺上诉人家庭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那么一个不具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的家庭，又基于什么身份继续享有这些权益呢?可见，原审判决的认定与我国当前的政策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被上诉人乌井组辩称：一、对四上诉人的原籍在乌井组，乌井组不持异议。但是四上诉人一家于2009年将户口迁出集体后，依法不再具有乌井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四上诉人自2009年户口迁出后，对乌井组集体的任何公益事业、土地承包经营、公共设施建设等均未参与和支持。甚至，四上诉人一家与乌井组近年新增村民均互不相识。二、乌井组集体的土地最后一次征收是2017年12月24日，该分配方案是于2018年3月2日制定的。几经全组村民大会讨论，且有村干部参加会议，最终通过民主议定程序，达到90%的村民一致意见通过后，再由各户代表亲笔签名同意制定。该分配方案决议的形成，客观真实，公开、公正、公平，程序合法，无可非议，系依法形成的民主决议的分配方案。三、四上诉人诉称，2019年1月乌井组超过三分之二的户主同意其参加分配，纯属虚构。事实不容客观，如果四上诉人有权参与分配，乌井组迁出人口都会纷纷要求分配，这种恶性循环会造成混乱！况且，亦与现行法法律法规不符。总而言之，四上诉人要求分配的理由不充足，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乌井组的分配方案规定：“按征地协议签字日期截止《出进按户口簿为准》生死人口在征收之日24时截止”。如果四上诉人在该《征收协议》签订之前将户口迁回，依法具有分配资格，遗憾的是，四上诉人连现在都未将户口迁回。法律规定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可参与分配，故四上诉人要求分配答辩人集体经济组织征地收益于法无据，于理难通，于情也说不过去。面对乌井组全组历史迁出的人口，每户人家均有原迁出人口，且有原分配的责任田、责任山，都是乡里乡亲，谁都不好开这个缺口，只有依法界定，户口迁出后不再有任何分配资格与权利，才能体现我国法律的正义公平与尊严。综上所述，四上诉人的户口农转非已迁出脱离乌井组，集体移居设区的城市广州市萝岗区金友街居住已十年，无论是户籍、经常居住、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环境，已成为了地道的设区大城市居民。且四上诉人实际脱离了乌井组十多年，未履行集体的义务，放弃了农民的权利，不再是征收补偿所得款的分配对象适格者。乌井组的分配方案，是针对具有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者进行分配。故此，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浏阳市洞阳镇东园村村民委员会未予答辩。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乌井组、东园村委员会支付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土地补偿费用共计400000元，乌井组、东园村委员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原户籍在乌井组上，2009年将户籍迁入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截至2017年11月14日，乌井组的整体山水田土被依法征收，获得征收补偿款。乌井组通过村民大会和民主议定程序确定征收补偿款分配方案，该分派方案规定“在籍无异议的农村户口进行分配，有异议的户口通过法律程序凭法律文书进行分配……按户口簿为准，和责任田无任何瓜葛”。根据该分配方案，乌井组按人均100000元标准进行了分配，根据该方案，乌井组未向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分配。另查明，任仙钊于2002年在广州市萝岗区购买了房屋，2009年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将户籍迁入广州市萝岗区后一直生活居住在广州市萝岗区。任仙钊在森密汽车零部件（广州）有限公司工作。罗永新跟随任仙钊生活，任一帆系在校大学生，任玉珏已出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因此，本案所涉征收分配方案确定时，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是否具有乌井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断其是否有权参与征收补偿款分配的依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应当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依据，以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实质要件等，来综合予以判定。从形式要件而言，本案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已于2009年将户籍从乌井组迁至广州市萝岗区，在乌井组征收后的分配方案确定时已不是乌井组上的在籍人员，从形式要件上不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从实质要件而言，虽然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的原户籍为乌井组，但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从原户籍迁出后一直生活居住在广州市萝岗区长达十年之久，并在广州市萝岗区购买了房屋，已实际享受了城镇的医疗、交通、教育、公共设施等资源，成为广州市萝岗区的常驻城镇居民，且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的经济来源并非依赖于乌井组的农村土地收益。综上，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已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应享受乌井组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一审法院对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要求乌井组和浏阳市洞阳镇东园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缴纳农业税事实证明，拟证明乌井组认可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一家在乌井组组织中已履行了法定的缴税义务。证据2、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享受茶园出租收益分配事实证明，拟证明乌井组认可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一家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并将其纳入分配。证据3、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户口迁出事实证明，拟证明乌井组认可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一家户籍迁出的原因是“房迁”，迁出后没有享受国家城镇居民的任何福利，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家庭成员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依旧保留。证据4、关于土地承包的权利与义务事实证明，拟证明乌井组认可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在乌井组组织中享受了土地分配、宅基地等法定权利，也履行了相关法定义务。证据5、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关于金盆山山土地征收分配事实证明、金盆山征收补偿款总额，拟证明乌井组分配金盆山征地补偿款事实，并将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一家纳入分配。乌井组质证称该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都有异议，章是后盖上去的，并未有盖章的经手人签字，盖章的位置明显错误，其所证明的内容不是村民小组知情的事情。乌井组提交了东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办法，拟证明目的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不具备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不享有分配。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质证称对身份确认办法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办法第四条成员资格的认定第一项第六点足以证明户籍并非认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必要条件，也可以佐证被上诉人确定分配人员条件不合法。该办法第四条第二项第四小点也规定未居住在本村的蓝印户口也可以通过表决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了八种不具有本集体组织人员，而上诉人都不属于该八种情形，足以证明上诉人家庭按照确认办法享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对确认公示表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在该表格中确认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并未均符合集体经济组织办法，将上诉人家庭排除在集体经济组织之外，违背东园村集体身份办法，在该表格中属于非农人员任某某也具有集体组织身份，而享有本集体组织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的，上诉人家庭被排除在集体组织成员之外，也违背公平原则。本院对双方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征收补偿费是对农村集体共同所有的土地、设施的法定补偿，是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的重要来源之一。认定四上诉人是否应获得征收补偿款的关键在于认定其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质上体现的是成员对集体组织的从属性、依赖感和紧密联系特征，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综合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经济积累的贡献、与集体组织的依赖性等多方面因素。本案中，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原户籍在乌井组上，2009年将户籍迁入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户籍已未在乌井组，且任仙钊、罗永新自认其已经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年，其子女已在广州就读，四上诉人并未与乌井组集体组织形成固定的生产关系，未形成较强的从属性等，故一审法院认为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是不应享受乌井组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任仙钊、罗永新、任玉珏、任一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学里审判员  张文欢审判员  姜 文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戴睿书记员柴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