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志强，男，197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四平，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倩，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嘉乐，男，1976年1月1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住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军，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审第三人：何燕燕，女，197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军，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朱志强因与被上诉人吴嘉乐以及原审第三人何燕燕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1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志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志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8月14日，何燕燕向中山火炬开发区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转入的313472.42元不是代朱志强支付本案《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32万元租金。二、吴嘉乐无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600万元转让款。1.朱志强出具金额为632万元的收据时并没有实际收到632万元款项；2.2018年4月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在另案（2018）粤2071民初10372号案证据的银行流水可证明朱志强实际多支付250多万元，不存在朱志强尚欠吴嘉乐款项的事实。三、既然吴嘉乐未按照《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支付转让款，其存在违约，朱志强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财产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嘉乐、何燕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关于对价问题是以抵销朱志强欠吴嘉乐的款项的方式来支付的，属于抵销等额的债权。所以不存在我方要举证已经另外给付600万元或者632万元的事实，并且以下五方面印证了前述客观事实可信：第一，合同签订后，朱志强向吴嘉乐开具收款收据视同600万元其已收取；第二，协议签订后，双方已向业主方共同办理了商铺承租权转让的手续，已把商铺承租权概括的转让给吴嘉乐；第三，从合同签订后到一审起诉期间，朱志强从未以任何形式向吴嘉乐主张过632万元；第四，2018年4月2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一条载明截至2018年3月朱志强还欠吴嘉乐368万元，何燕燕228万元，该协议是最终债权债务确认，涵括对价，朱志强亦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第五，转让协议书没有对6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方式另作约定，该点符合对价与债权款项抵销。二、《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的第三条第一点约定，转让价格为600万元，32万元则是朱志强在转让商铺时欠业主方租金，由我方代缴的租金313472.42元。三、关于双方流水差额问题，吴嘉乐除了向朱志强本人的银行账号支付的款项以外，还有向朱志强指定的第三方支付的款项，朱志强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朱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朱志强、吴嘉乐双方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2.请求判令吴嘉乐向朱志强返还商铺承租权；3.请求判令吴嘉乐向朱志强返还2017年8月1日起至返还商铺之日止非法收取的租金（按合同每月租金和管理费130060元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日，朱志强与吴嘉乐签订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朱志强将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道××外商业街东区××卡商铺××17卡，中山×大道××街3号之一至之五共5卡及3号二、三层商住房的承租权全部有偿转让给吴嘉乐，上述商铺的承租期限为2017年8月1日至2032年6月30日。铺位承租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1.朱志强将其所持商铺的经营权以共计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嘉乐；2.吴嘉乐支付转让款的方式：合同生效后三天内，朱志强同意吴嘉乐代其支付拖欠开发区五星股份社租金32万元，从吴嘉乐向中山火炬开发区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支付该款项之日起，视为朱志强已收到该笔转让款；3.商铺承租权转让之前，所有由商铺产生的债权、债务及费用由朱志强负责。本协议生效后，吴嘉乐全部享有商铺后期承租的利润，承担全部后期的风险及亏损。吴嘉乐将商铺的第二层物业无偿给朱志强作为办公之用至本合同期满止，未经吴嘉乐同意，朱志强不得擅自将第二层物业转租、转让或转借给他人使用，否则吴嘉乐有权收回物业。本协议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的规定承担责任。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当日，朱志强即向吴嘉乐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吴嘉乐交来××街西区1-17卡商铺，东区3号之一至之五及3号二、三层商铺转让款632万元。2017年8月14日，吴嘉乐通过何燕燕账户向中山火炬开发区五星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五星合作社）转入313472.42元。2018年8月22日五星合作社出具证明，证明何燕燕于2017年8月代朱志强缴来朱志强所租其单位物业2017年1月至7月应付租金与管理费313472.42元。吴嘉乐主张该笔313472.42元即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所指朱志强欠五星合作社的32万元，之前合同签订时是说了个概数，现缴纳的是具体金额，而且600万元是抵销了朱志强尚欠吴嘉乐、何燕燕的部分债务。朱志强对此不予确认，遂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2012年8月18日，五星合作社曾与朱志强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将座落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道侧1幢共两层（每层218平方米）租赁给朱志强使用，租赁期限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后五星合作社、朱志强于2017年7月31日在该合同下方备注，从2017年8月1日起转租给吴嘉乐，按原合同条款执行。2017年7月31日，五星合作社与朱志强、吴嘉乐签订补充协议，约定2012年10月1日，五星合作社与朱志强双方就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道侧一幢商铺事宜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自2017年8月1日起，朱志强将其该商铺租赁合同中其所承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移给吴嘉乐，吴嘉乐对此表示同意，五星合作社也同意吴嘉乐于2017年8月1日起承担该商铺租赁合同中所规定朱志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权利和义务，并同意自2017年8月1日起朱志强不再承担商铺租赁合同中所规定的全部责任、权利、义务。2017年7月31日，五星合作社、朱志强、吴嘉乐签订商铺承租协议，约定五星合作社与朱志强于2014年7月1日就五星中山港大道×街西区1-17卡共17卡商铺租赁事宜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并于2014年9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现三方协商，从2017年8月1日起五星合作社物业由吴嘉乐承租，朱志强不再租赁，五星合作社将租赁押金退回朱志强，吴嘉乐按原合同规定缴交租赁押金。朱志强承诺本协议生效前缴清所欠五星合作社租金、综合管理费及水电费。朱志强按商铺现状交给吴嘉乐经营。合同生效后，朱志强不能以任何理由干涉吴嘉乐经营或要求吴嘉乐作出任何补偿。朱志强必须协助吴嘉乐与实际使用商铺小租户重新签订租赁合同或补充协议。本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法律约束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又查：吴嘉乐、何燕燕与朱志强除本案租赁合同关系外，尚存在大额的民间借贷往来。经吴嘉乐提交的《吴嘉乐、何燕燕借款朱志强明细表》反映，2012年至2017年期间，吴嘉乐、何燕燕向朱志强转账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巨。据吴嘉乐提交的2018年4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反映，朱志强确认截至2018年3月，其尚欠吴嘉乐借款本金368万元、何燕燕借款本金280万元。一审庭审过程中，朱志强确认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商铺承租权均已转让给了吴嘉乐，吴嘉乐也确认自2017年8月开始收取涉案转让协议书中的铺位的相应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朱志强与吴嘉乐签订的商铺承租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首先，根据该协议，吴嘉乐已替朱志强偿还尚欠五星合作社2017年1月至7月租金与管理费313472.42元，偿还的时间、金额与协议书中的32万元较为吻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该转让协议书未约定6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与方式，而朱志强于签订该转让协议书当日即出具收据载明其收到转让款632万元，朱志强作为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署收据的法律后果，故相应的法律风险应由其自行负担。吴嘉乐主张系之前朱志强所欠债务抵销了600万元，根据双方的情况确实有巨额的民间借贷往来，而且在2018年4月2日协议书又有相关确认，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吴嘉乐所述以转让款600万元抵销朱志强部分债务问题。再者，经双方确认，该转让协议书项下所有商铺承租权均已转让给吴嘉乐，而且也得到了出租人五星合作社的认可并以多份协议加以确认，朱志强自2017年8月1日起即退出了与五星合作社的租赁关系，吴嘉乐也自2017年8月1日开始收取相应租金，故一审法院认为该转让协议书实际上已经履行完毕，而且涉及案外人五星合作社的利益，不可能再次解除合同又回到之前由朱志强承租的状态。故即使存在朱志强所述未有600万元抵销债务问题，朱志强亦应当是主张损失而非使合同回溯至之前状态。本案中，朱志强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并不充分，没有充足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撑，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吴嘉乐自2017年8月1日即享有了涉案转让协议书下的商铺承租权，故其自该日收取租金系合法收取，故一审法院对于朱志强要求返还商铺承租权及自2017年8月1日起收取的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志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88元（朱志强已预交），由朱志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诉讼中，朱志强、吴嘉乐、何燕燕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纠纷。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因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正确。对于朱志强与吴嘉乐确认。朱志强以吴嘉乐没有依约支付合同对价款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嘉乐有无支付合同对价款600万元及代付租金款32万元。结合本案事实,首先，涉案商铺承租转让协议书约定吴嘉乐需代朱志强支付开发区五星股份社租金32万元，现吴嘉乐已替朱志强偿还尚欠五星合作社2017年1月至7月租金与管理费313472.42元，偿还的时间、金额与协议书中的32万元较为吻合。其次，该转让协议书约定朱志强将其所持商铺的经营权以600万元价格转让给吴嘉乐，但未约定600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与方式，吴嘉乐主张朱志强欠其债务，双方是以债务抵销的方式支付该600万元转让款。经查，双方之前确实存在巨额的民间借贷往来，而朱志强于签订涉案转让协议书当日即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转让款632万元，亦能印证吴嘉乐所主张的双方以债务抵销方式支付转让款的事实。再次，针对双方2012年至2017年期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朱志强在2018年4月2日出具协议书，确认截至2018年3月，朱志强尚欠吴嘉乐借款本金368万元、何燕燕借款本金280万元。如按朱志强所称其尚未收取涉案600万元转让款，其在出具2018年4月2日协议书时理应提出异议要求进行债务抵销，但其并未提出异议反而对欠款金额进行确认，表明吴嘉乐当时并不存在可以抵销的债务。且涉案商铺承租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朱志强从未要求吴嘉乐支付合同对价，亦未要求收回自己出具的632万元收据，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吴嘉乐所述以转让款600万元抵销朱志强部分债务的事实。最后，出租人五星合作社与朱志强、吴嘉乐签订了多份补充协议、租赁合同，对吴嘉乐的承租人身份予以认可，朱志强自2017年8月1日起即退出了与五星合作社的租赁关系，吴嘉乐也自2017年8月1日开始收取相应租金，故涉案转让协议书项下所涉商铺承租权已实际转让给吴嘉乐，涉案转让协议书实际上已经履行完毕。综上，一审法院以合同履行完毕为由判令驳回朱志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志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88元，由上诉人朱志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卢俊廷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林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