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3民终10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第三工业区大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96299756C。法定代表人：钟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峰杰，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垫江县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MA5U51YU5P。法定代表人：谢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重庆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兴智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国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泽光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1民初3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兴智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峰杰，被上诉人国泽光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茂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汇兴智造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汇兴智造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国泽光电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明国泽光电公司故意隐瞒本案签订了书面合同的客观事实。国泽光电公司在一审庭审的陈述不仅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涉嫌虚假陈述。首先，其承认收到本案合同标的显示器生产线W60-40、W800-4以及模组生产线，又改口称汇兴智造公司送的设备编号与其收到的设备编号是否一致不清楚，不是其经办;其次，其陈述设备款一次性支付完，设备属于现钱交易，没有签订合同，实际上本案已支付的设备款是国泽光电公司通过四次银行转账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合同标的也是分9次送货;最后，其又称没有看到公司财务人员做的财务票据以及设备型号。2、本案诸多事实以及证据可以从侧面印证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工程合同》。首先，本案涉及上百万的合同款，没有书面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双方存在邮件往来足以证明双方的合同签订情况及事实，足以证明在本案的履行过程中是存在合同的。其次，《工程合同》第三条约定了付款方式。国泽光电公司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的第一笔货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2日，金额为500000元，第二笔货款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金额为250000元，第三笔货款时间为2017年2月14日，金额为500000元，第四笔货款时间为2017年5月22日，金额为250000元。汇兴智造公司首批交货时间为2017年6月17日，后陆续发货，并履行了安装调试义务，国泽光电公司实际支付货款150万元，即合同约定的前两笔款。而前两笔款占合同总货款的60%，由此可以得出合同总价款应当为250万元左右，这与汇兴智造公司提交的《工程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总金额一致。3、《工程合同》第一条约定了合同标的及金额。国泽光电公司认可汇兴智造公司提交的共计1501718元《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其中显示器生产线W600-4有十张发票，开具金额1146900元，与合同约定金额一致;模组生产线发票开具102500元，即剩余102500元未开;显示器生产线W800-4发票开具252318元，即剩余894582元未开，以上共计未开发票997082元。国泽光电公司主张收到合同标的且合同款已经支付完毕，而根据客观事实可知，显示器生产线W600-4与W800-4价格不可能相差几十万元，涉案合同的设备实际价值远远超过国泽光电公司所述价款。因此，国泽光电主张合同款已经支付完毕明显系虚假。结合显示器生产线W600-4发票开具的金额与合同约定金额一致的客观事实，也能证明本案汇兴智造公司举示的《工程合同》客观存在。综上所述，以上事实、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确实签订了书面《工程合同》，在国泽光电公司拒不提供合同原件，而汇兴智造公司提交的《工程合同》复印件也无法鉴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工程合同》复印件具有证据效力。被上诉人国泽光电公司辩称，1、国泽光电公司与汇兴智造公司未签订合同，如果签订了合同，汇兴智造公司应举示原件。现汇兴智造公司举示的复印件上加盖的国泽光电公司的印章是虚假印章。2、国泽光电公司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是法定代表人参加的庭审，其对具体事宜不了解，所以对具体问题未作出明确回答，情有可原。3、汇兴智造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设备远远超过国泽光电公司支付的价款，国泽光电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没有义务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其认为的超出货款之外的费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汇兴智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国泽光电公司支付汇兴智造公司合同款998800元；并判令国泽光电公司以74892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6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以24988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汇兴智造公司向国泽光电公司提供了显示器生产线W800－4列和W600－4列平面上下循环各1条及模组生产线1条，国泽光电公司也认可收到了上述设备。2016年12月12日、12月21日，国泽光电公司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设备款50万元、25万元，2017年2月24日、5月22日，国泽光电公司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设备款50万元、25万元，国泽光电公司共计支付150万元。一审中，汇兴智造公司提供了《工程合同》复印件，国泽光电公司陈述双方买卖设备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并以汇兴智造公司提供的案涉《工程合同》上加盖的重庆国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章系伪造为由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汇兴智造公司仅提供了《工程合同》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且《工程合同》复印件中的“重庆国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分辨率太低，细节特征模糊不清，不具备该中心印章印文真实性鉴定条件，2018年10月31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终止鉴定并发出《终止鉴定函》（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172号）。另国泽光电公司辩称支付汇兴智造公司150万元案涉货款系受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汇兴智造公司认可但坚持认为只是参与洽谈，合同相对方仍系国泽光电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汇兴智造公司主张由国泽光电公司支付合同款998800元及利息，但提供的《工程合同》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国泽光电公司抗辩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及设备款已经在调试后付清，并以《工程合同》复印件上公章明显小于国泽光电公司公章等系伪造为由申请鉴定，但因汇兴智造公司未能提供原件致使鉴定未果，汇兴智造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国泽光电公司尚欠设备款998800元，且也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汇兴智造公司主张由国泽光电公司支付设备款9988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88元，由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汇兴智造公司举示的证据如下：1、国泽高端电视线条安装群以及汇兴智造公司项目负责人李继海分别与国泽光电公司股东庄海清、杨光宇的微信聊天记录，国泽光电公司以及案外人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拟证明涉案设备的调试远远在国泽光电公司所认可的最后一次付款时间后，国泽光电公司陈述钱货两清是虚假事实。在李继海与庄海清2017年8月26日的微信语音聊天中，出现了“合同”一词，涉案合同是实际存在并实际履行的。而庄海清在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2月9日期间是国泽光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且在2017年7月18日后，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光宇是国泽光电公司的股东之一，在2017年7月18日前，担任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涉案设备网上询价，拟证明涉案设备远远超过150万元的价格。3、涉案《工程合同》扫描打印件。拟证明一审进入质证环节后，因汇兴智造公司提交的合同复印件是按照80%的比例打印的，公章模糊无法进行鉴定，为了更好地完成鉴定，汇兴智造公司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合同扫描件，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判断，没有对后续鉴定进行说明，一审程序存在问题，双方签订了书面合同。国泽光电公司对汇兴智造公司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汇兴智造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1、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庄海清与杨光宇虽然是国泽光电公司的股东，但也是其他公司的股东，他们代表哪个公司以什么身份与汇兴智造公司联系不能确定，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他们本人的微信聊天，该份证据不能达到汇兴智造公司的证明目的。2、对涉案设备网上询价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3、合同扫描件上的公章不是国泽光电公司加盖的，与国泽光电公司的公章不一致，如果扫描件能够鉴定，国泽光电公司同意鉴定。国泽光电公司举示的证据如下：1、案外人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拟证明国泽光电公司是由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人投资的项目。2、《转账凭证》四份，拟证明国泽光电公司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的150万元均是由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先向国泽光电公司支付后，国泽光电公司受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再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的。汇兴智造公司对国泽光电公司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投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份证据反而能够证明汇兴智造公司与国泽光电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国泽光电公司陈述庄海清是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通过《投资协议书》可以确定庄海清也代表了国泽光电公司，是国泽光电公司的意思表示。2、《转款凭证》上“交易类型”一栏载明的是“贷”，能够证明本案的实际交易主体是汇兴智造公司与国泽光电公司，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投资协议书》有义务对国泽光电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相应的支持。本院审查认为，国泽光电公司以及案外人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案外人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以及《转账凭证》三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虽然国泽光电公司对汇兴智造公司举示的涉案《工程合同》扫描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份证据结合国泽光电公司已收取的汇兴智造公司向其开具的十四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证明其真实性，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国泽光电公司对汇兴智造公司举示的国泽高端电视线条安装群以及汇兴智造公司项目负责人李继海分别与国泽光电公司股东庄海清、杨光宇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微信聊天记录的参与人并未到庭，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该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达到汇兴智造公司的证明目的。因涉案设备网上询价系汇兴智造公司单方行为，且国泽光电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达到汇兴智造公司的证明目的。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答辩及其举示的相关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汇兴智造公司举示的《工程合同》由国泽光电公司作为甲方，汇兴智造公司作为乙方于2016年11月21日签订，第一条第二项约定：“本合同标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价、数量如下：名称显示器生产线W800-4列平面上下循环，单价1146900元/条，数量1条，总价（单位：元）1146900元；名称显示器生产线W600-4列平面上下循环，单价1146900元/条，数量1条，总价（单位：元）1146900元；名称模组生产线，单价205000元/条，数量1条，总价（单位：元）205000元；合计：2498800元。”第二条第一项约定：“合同总价款：人民币2498800元（大写：人民币贰佰肆拾玖万捌仟捌佰元），其中含17%税。”第三条第一项约定：“付款方式：甲方应于签订合同时支付合同总价的30%（即人民币749640元），作为定金；第二笔款为合同总价的30%（即人民币749640元），甲方于货到甲方现场支付给乙方；第三笔款为合同总价的30%（即人民币749640元），甲方于安装调试完工后10天左右支付给乙方；余款为合同总价10%（即人民币249880元，甲方于12个月内支付给乙方）。”第十一条第五项约定：“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货款的，每延迟一天，按照应付而未付款的万分之5支付违约金。”国泽光电公司在一审中，自认收到上述设备，称“当时钱调试完就付清了”。2017年3月9日，汇兴智造公司向国泽光电公司开具了十一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十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载明“货物名称：显示器生产线W600-4列平面上下循环；单位：条；数量：0.1；单价：980256.41026；金额：98025.64；税率：17%；税额：16664.36；价税合计：114690.00。”另一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货物名称：模组生产线；单位：条；数量：0.5；单价：175213.67521；金额：87606.84；税率：17%；税额：14893.16；价税合计：102500.00。”2017年12月21日，汇兴智造公司于向国泽光电公司开具了三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二张均载明“货物名称：显示器生产线W800-4列平面上下循环；单位：条；数量：0.07；单价：980256.41026；金额：68617.95；税率：17%；税额：11665.05；价税合计：80283.00。”另一张载明“货物名称：显示器生产线W800-4列平面上下循环；单位：条；数量：0.08；单价：980256.41026；金额：78420.51；税率：17%；税额：13331.49；价税合计：91752.00。”以上十四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1501718元，购买方均开具的国泽光电公司。国泽光电公司在二审中自认收到上述十四张发票，并作了进项发票处理。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政府作为甲方，案外人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盛洋电子液晶显示类产品生产研发项目投资协议书》，项目投资主体为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即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国泽光电公司的项目投资主体。案外人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2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5月22日向国泽光电公司银行转账51万元、20万元、100万元、25万元，共计196万元，其中2016年12月12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5月22日的《银行转账凭证》上摘要一栏注明“往来”。国泽光电公司收到款项后，将其中的150万元以“设备款”的名义支付给汇兴智造公司。另查明，庄海清在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2月9日期间是国泽光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且在2017年7月18日后，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光宇是国泽光电公司的股东之一，在2017年7月18日前，担任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汇兴智造公司在二审中申请撤回要求国泽光电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国泽光电公司是否应当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余下的货款998800元。对此，本院评析如下：虽然汇兴智造公司认可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参与过涉案《工程合同》的洽谈，且国泽光电公司提交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是受案外人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了货款150万元，但其中三张《银行转账凭证》的摘要一栏注明的是“往来”，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泽光电公司的项目投资主体，向其提供资金支持符合常理，在国泽光电公司不能举示证据证明与深圳市盛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转账凭证》不能达到国泽光电公司的证明目的。根据汇兴智造公司向国泽光电公司开具的十四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内容来看，针对显示器生产线W600-4列平面上下循环设备，汇兴智造公司开具了十张发票，每一张的“数量”和“价税合计”均为0.1与114690元，经过计算，显示器生产线W600-4列平面上下循环设备的价款应为1146900元（114690×10）；针对模组生产线设备开具了一张发票，载明的“数量”和“价税合计”分别为0.5与102500元，经过计算，模组生产线设备的价款应为205000元（102500×2）；针对显示器生产线W800-4列平面上下循环设备开具了三张发票，其中二张均载明“数量”和“价税合计”分别为0.07和80283元，另一张载明“数量”和“价税合计”分别为0.08和91752元，经过计算，显示器生产线W800-4列平面上下循环设备的价款应为1146900元（80283÷0.07）或者（91752÷0.08）。现国泽光电公司自认已收到上述十四张发票，并作了进项发票处理，上述十四张发票对应的设备金额与汇兴智造公司提供的涉案《工程合同》约定的设备金额完全一致，且上述十四张发票载明的购买方均是国泽光电公司，结合汇兴智造公司已收取的150万元货款是国泽光电公司向其支付，涉案工程设备亦是安装在国泽光电公司厂区内的事实，上述十四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涉案《工程合同》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汇兴智造公司与国泽光电公司签订了涉案《工程合同》，汇兴智造公司向国泽光电公司提供的涉案设备金额共计为2498800元。国泽光电公司自认收到涉案设备并调试完毕，根据涉案《工程合同》第三条第一项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国泽光电公司应向汇兴智造公司支付余下货款998800元。现汇兴智造公司自愿放弃要求国泽光电公司支付违约金，对汇兴智造公司仅要求国泽光电公司支付余下货款9988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汇兴智造公司二审提交新证据，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依法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1民初3441号民事判决；二、由重庆国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98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7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788元，共计27576元，由重庆国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雪梅审 判 员 项江陵审 判 员 郭玉梅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孙 琳书 记 员 石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