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522民初332号原告：成某，男，1997年4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秦安县莲花镇小户村村民，住该村鸭儿洼2号。被告：成某1，男，1977年8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秦安县莲花镇曾梁村村民，住该村33号。被告：成某2，女，199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甘肃省秦安县莲花镇曾梁村村民，住该村33号。原告成某诉被告成某1、成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普通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某，被告成某1、成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结束后，本院依法作出了（2018）甘0522民初842号民事判决，原告成某不服该判决，遂向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对彩礼范围及数额未查清，导致认定彩礼不当；关于陪嫁物品的返还，双方在调解过程中所提的意见不应作为判决折抵彩礼的依据。故撤销了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18）甘0522民初842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彩礼等108000元，“三金”（金项链一条、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价值6000元及买衣服、化妆品的支出4000元，见面礼6400元，共计人民币124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成某与被告成某2系小学同学，相互联系后确立了恋爱关系。2015年11月24日，原告和被告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2016年12月30日依照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订婚当天，原告给付被告彩礼60000元，被告成某1退换成某2000元，实际收取彩礼58000元。双方举行结婚仪式时，原告再次向被告成某1给付彩礼50000元。此外，为了订立婚约，成某1还向原告索要“三金”（金项链一条、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价值6000元及买衣服、化妆品的钱4000元，见面礼6400元，合计16400元，共计人民币124400元。双方举办了结婚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在此期间因琐事而发生矛盾。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可被告成某2置之不理。现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变更了部分诉讼请求，即将买衣服的钱增加10000元，合计金额为134400元。被告成某1、成某2辩称：一、原告诉称双方认识、订婚及举行结婚仪式答辩人无异议，但原告诉称的彩礼数额与事实严重不符，其请求返还彩礼的数额不能成立。2015年11月24日，答辩人成某2与原告举行结婚仪式时，按照当地习俗，原告通过媒人送给答辩人彩礼60000元，答辩人退还原告2000元，实际收到彩礼58000元。至于原告诉称第二次给付“被告彩礼50000元、被告索要“三金”价值6000元，衣服、化妆品等花费4000元，见面礼6400元”根本不是事实。基本事实是，在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前，按照当地风俗，男方应送给女方家一定数额的菜水钱、陪嫁钱作为女方招待亲戚朋友的费用。本案中，原告诉称其送的50000元就是菜水钱和衣服钱，故不属于彩礼，原审中原告提供的证人杨连荣以及被告提供的证人张文弼、雒晓斌均证实50000元属于衣服钱和菜水钱，且上述费用已经用于招待双方亲戚。至于原告诉称的答辩人索要“三金”也不是事实，“三金”是按照当地风俗，由原告自愿送给答辩人的赠与品，且在当时购买的“三金”价值3000元左右，在成某2结婚当天连同陪嫁物一起送到了原告家中，成某2并没有持有“三金”。至于原告诉称给成某2购买衣服及化妆品花费4000元更加不是事实。成某2在结婚前已由娘家购买了衣服，化妆品男方仅花费1000元，上述购买衣服、化妆品的花费及见面礼属于被答辩人为了与答辩人成某2缔结婚姻关系给答辩人的赠与，故不属于彩礼的范畴。综上，答辩人仅收到被答辩人彩礼58000元，另一笔款项50000元属于菜水钱和陪嫁钱，不属于彩礼，“三金”存放在原告家中，答辩人成某2并没有带走，购买衣服、化妆品的花费及见面礼属于赠与行为，不属于彩礼，请求法庭支持答辩人的意见，原告诉称无事实根据，请求法庭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与答辩人成某2在举行订婚仪式后，双方即同居生活至今达三年，在共同生活期间，原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她人同居生活，经常给她人送礼品，严重伤害了答辩人的感情，原告悔婚在前，答辩人无任何过错。原告诉请答辩人返还彩礼于法无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2015年11月24日，原告与答辩人成某2按照当地风俗举行订婚仪式以后，双方即同居生活，履行夫妻义务，双方在外共同打工。答辩人为了家庭生活，将自己的全部收入用于家庭开支。2017年4月。双方共同到天水华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在外租房居住，答辩人也将自己的每月收入悉数用于房租及双方花费上。2017年11月，原告与本厂员工平凉庄浪县人刘丽娜在外开房同居，并为其经常赠送礼物，有一个月经常不回家，原告对此事实也表示认可，且答辩人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之后，答辩人成某2将此事告知其父母，原告父母对原告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双方在过年春节回家时，答辩人再次将此事告知原告的父母。原告口头答应今后会改正，但依然我行我素，不顾答辩人的感受，严重伤害了答辩人的感情。综上，原告与答辩人未领取结婚登记手续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年龄不够，但并不能否定双方已经按照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同居生活这一基本事实，且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原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她人同居生活的事实，严重伤害了双方的感情，反而原告悔婚，诉至法院法院要求答辩人返还彩礼，请求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原告的无理请求，依法驳回。三、原告现为天水华天公司员工，每月收入3500元，其家庭10多年以经营销售煤炭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还种有经济作物，家庭经济条件优厚，原告自愿给付彩礼的行为也不存在导致其生活困难的情形发生，其诉请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四、答辩人在共同生活期间患病后，原告作为丈夫不履行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助义务，由答辩人成某1出钱给女儿成某2治病，对此花费原告应当返还答辩人。五、答辩人成某2的陪嫁物品及个人用品答辩人应当返还。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结婚时，答辩人成某2陪嫁物品有电冰箱一台、电脑一台、饮水机一台、洗衣机一台、被子两床、褥子两床、毛毯、床单、被套四条及个人生活用品，属于答辩人个人财产，原告应当予以返还。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答辩人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答辩人坚决不同意，且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同时，支持答辩人的答辩请求。原告成某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1组证据：证据1.证人证言1份，拟证明的事实，原告与被告在订婚时，原告通过证人杨连荣向被告给付彩礼58000元，双方在结婚时，原告通过证人杨连荣给付被告彩礼、菜水钱、衣服钱共计50000元，其中菜水钱10000元。经质证，被告对杨连荣的证言真实性部分表示认可，认为原告第一次给付被告彩礼60000元，被告退还2000元，收取彩礼58000元的情况属实。但第二次给付的50000元为菜水钱和衣服钱，并不是彩礼。证人在原审开庭中出庭作证时明确表示原告第二次给付的50000元为菜水钱和衣服钱，现在又说除了10000元菜水钱外，剩余40000元究竟是什么钱，其并不知情，此证言显然与原审出庭作证时的证言前后矛盾，故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经审核，本院对证人杨连荣部分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认可，即第一次给付的58000元为彩礼，这一事实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第二次给付的50000元是彩礼还是菜水钱和衣服钱，本院将在判决论理部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认定。被告成某1、成某2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3组证据：证据1.2018年8月1日第一次庭审时的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的事实，证人杨连荣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原告第二次给付被告的50000元为菜水钱和衣服钱，不是彩礼；证据2.证人张文弼、雒晓斌、姬军良的证人证言3份，拟证明的事实，原告第二次给付被告的50000元为菜水钱和衣服钱，不属于彩礼，被告在结婚时有陪嫁物，且应当返还，原告每月的固定收入为3500元，其收入较高，没有造成家庭困难，原告诉请的买衣服钱和化妆品钱没有任何依据。证据3.2018年1月3日，原告与被告的对话录音一份，拟证明的事实，原告与刘丽娜在外开房同居并为其送礼物，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杨连荣只知道第二次给付的50000元里面部分是菜水钱，部分是其他钱，但具体是什么钱并不清楚，，故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三个证人与被告均有亲属关系，第二次给付的50000元也没有经过三个证人，他们并不知情究竟是什么钱，三证人只是参加了原告和被告的婚礼，仅此而已；对其陪嫁的物品表示认可，但对具体价格及发票不认可；且被告现在已经不再华天科技公司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对证据3的三性亦不认可，认为是其喝酒以后，情绪激动才说出的胡话，并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审核，本院对证据1、证据2的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将在判决论理部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评判。对证据3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基于以上当事人的诉辩称及陈述、举证、质证的过程和本院对证据的综合评判，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原告成某与被告成某2系小学同学，双方属自由恋爱。2015年11月24日，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原告与被告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2016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按照农村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订婚时，原告成某经媒人杨连荣向被告成某1给付彩礼60000元，被告成某1退还成某2000元，实际收取彩礼58000元。结婚时，原告按照农村习俗经媒人杨连荣给被告成某1给付菜水钱等50000元。此外，原告还给被告购买了“三金”（金项链一条、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被告成某2的陪嫁物品有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5000元、美的冰箱一台价值3500元、滚筒洗衣机一台价值950元、饮水机一台价值450元，被子两床、褥子两床、毛毯、床单、被套四条及个人生活用品。双方举办结婚仪式后便开始同居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原告与被告因琐事发生矛盾。2018年3月1日，被告成某2便回娘家一直居住至今，原告成某于2018年7月11日向秦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彩礼108000元，及买衣服化妆品的钱14000元，见面礼6400元，共计人民币134400元。另查明，原告成某与被告成某2因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而未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还查明，原告成某与被告成某2在同居期间未生育子女。本院认为，归纳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的婚约关系应当如何认定；二、彩礼的范围应当如何认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多少彩礼；三、原告是否给被告给付了衣服钱、见面礼，金额为多少；四、被告的陪嫁物品是否应当予以返还。一、关于成某与成某2之间的婚约关系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成某与成某2未办理结婚登记，在举行结婚仪式后便共同生活，属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成某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成某1的彩礼，则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及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处理。二、彩礼的范围应当如何认定，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多少彩礼的问题。本案中，经本院查明，订婚时，原告成某经媒人杨连荣向被告成某1给付彩礼60000元，被告成某1退还成某2000元，实际收取彩礼58000元。结婚时，原告按照农村习俗经媒人杨连荣给被告成某1给付现金50000元。对第一笔款项，双方之间无争议，都认为是成某给付给成某1的彩礼，对于第二笔款项50000元的性质，双方争议较大。成某认为菜水钱和衣服钱只有10000元，剩余40000元为彩礼，故彩礼的数额为98000元；成某1和成某2认为第二笔款项的50000元均为菜水钱和衣服钱。双方为此分歧较大，并均提供证人对此进行了出庭证明。成某的证人即媒人杨连荣在原审中出庭作证时表示第二笔款项50000元均为菜水钱，但在重审中出庭作证时表示第二笔款项50000元中只有10000元是菜水钱，剩余40000元为其他款项。本院认为，证人杨连荣的在原审中的证言与在重审中的证言前后矛盾，缺乏证据的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院不予采纳。成某1、成某2的证人张文弼、雒晓斌、姬军良则证明第二笔款项50000元均为菜水钱和衣服钱，但成某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三证人与成某1为亲属关系，其证言证明效力较低，且成某在给成某1给付第二笔款项50000元时，并未经过三证人，其只是参加了成某与成某2的婚礼。经本院查明，成某的质证意见完全属实，故对其抗辩理由予以采纳，对成某1、成某2提供的证人证言亦不予采纳。本院认为，第一笔款项为58000元为彩礼，双方无争议，第二笔款项50000元是经女方提出后男方给女方的，应当认定为具有彩礼的性质，故第二笔款项亦应当认定为是彩礼。关于三金的问题，成某诉称“三金”的价值为6000元，成某2则辩称其价值仅为3000元，但双方都无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本院认定三金应当属于彩礼的范围，其价值应当折价3000元，由成某1向成某予以返还。因此，彩礼的范围应当认定为第一笔款项58000元、第二笔款项50000元及三金折价的3000元，合计111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成某与成某2于2017年12月30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完婚礼后便在一起同居生活，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根据此法律规定，成某1、成某2应当向成某返还彩礼，但返还彩礼的具体数额还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成某与成某2虽因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而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双方自2017年12月30日举行结婚仪式起至2018年3月1日成某2去娘家居住时止就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达1年之多；二、成某与成某2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婚礼，双方之间有义务履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但成某在婚后华天科技公司工作期间与其同事刘丽娜在一起同居达1个月，并赠送礼物，显然存在过错，成某对夫妻婚约的破裂负有过错责任；三、成某家长期以经营煤炭生意为生，且家中有经济作物，成某起初在华天科技公司工作，现在快递公司工作，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给付彩礼导致其生活困难的情形。综合以上三个因素，本院认为，成某与成某2未进行结婚登记，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综合考虑成某与成某2已共同生活达1年之多，成某有过在先，且彩礼的返还亦不会导致成某家庭生活困难，故返还的彩礼数额应当予以减少，综合以上三个具体因素成某1返还给成某的彩礼应合理确定为45000元。对成某1主张的成某违反夫妻互助义务，不对其女儿进行治病的诉称，因只有口头陈述，无任何事实和根据，故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成某是否给成某2给付了衣服钱、化妆品钱、见面礼，金额为多少的问题。本案中，成某诉称，其给成某2给付了10000元购买衣服的钱，并且还购买了衣服和化妆品共计价值4000元。成某2辩称，化妆品是在秦安县广场上买的，价值100多元，成某2在第一次去成某家时，其父母给成某2给了200元的见面礼，双方订婚时成某父亲给成某2弟弟和妹妹分别给了20元的见面钱。本院认为，无论是成某诉称的衣服钱、化妆品钱和见面礼的金额还是成某2辩称的衣服钱、化妆品钱和见面礼的金额，双方均无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的金额，故本院均不予认可。且衣服钱、化妆品钱和见面礼的性质属于赠与，不应予以返还，故对成某主张的要求成某1、成某2返还衣服钱、化妆品钱和见面礼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成某2的陪嫁物品是否应当予以返还的问题。本院查明，2017年12月30日，成某在与成某2结婚时，成某2的陪嫁物品有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5000元、美的冰箱一台价值3500元、滚筒洗衣机一台价值950元、饮水机一台价值450元，被子两床、褥子两床、毛毯、床单、被套四条及个人生活用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此法规定，成某2的陪嫁物品属于个人私有财产，现成某与成某2无已法共同居住生活，故成某2有权带走个人的私人财产及陪嫁物品。故对成某2主张的要求其返还陪嫁物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成某1、成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成某彩礼45000元；二、原告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返还成某2的陪嫁物品（笔记本电脑一台、美的冰箱一台、滚筒洗衣机一台、饮水机一台、被子两床、褥子两床、毛毯、床单、被套四条及个人生活用品）。三、驳回原告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在本判决生效后，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8元，由原告成某负担1672.8元，被告成某1、成某2负担111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一方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安 剑审 判 员  李建国人民陪审员  冯遇春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任丁强书 记 员  杨雪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