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991民初1654号原告曹青连，女，1979年7月22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永生，盐城市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蔡军，男，1975年7月16日生，汉族，住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告王刚，男，1983年5月15日生，汉族，住盐城市阜宁县。第三人曹恒领，男，1974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盐城市阜宁县。原告曹青连与被告蔡军、王刚，第三人曹恒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3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14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青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永生，被告蔡军、王刚三次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曹恒领经本院合法传唤，三次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青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王刚与蔡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蔡军立即向原告返还盐城新宁木业有限公司5.18万元出资的对应股权；3、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我是盐城新宁木业有限公司实际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权由王刚、李东生代持。王刚、李东生为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李东生为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其中，王刚代持155.4万元出资的对应股权。2010年7月8日，我和前夫曹恒领离婚时再次明确盐城新宁木业有限公司归我所有，我也在王刚、李东生代持股时将离婚协议关于公司产权约定归我的情况告知了王刚和李东生。2016年4月15日，曹恒领、王刚、李东生和蔡军、柏利军恶意串通，将实际为我所有、登记在王刚、李东生名下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柏利军、蔡军，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蔡军。导致我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和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本案中，王刚将其代持的155.4万元出资的对应股权中的5.18万元非法无偿转让给蔡军。曹恒领、王刚、李东生私下非法转让我的股权，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利益；蔡军、柏利军非法取得股权，且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构成善意取得，应当向我返还股权。因追索股权无果，特具状诉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判如诉请。被告蔡军辩称，1、从我认识曹恒领时，我就知道新宁木业公司一直是曹恒领在实际控制，曹恒领与曹青连时而离婚、时而复婚。我后来到民政局了解情况是2015年6月9日他们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并且在离婚协议中认可所有的公司股权都归曹恒领所有，待举证时提交他们二人的离婚协议（2015年版）；2、新宁公司的股权变更详细情况提交法庭，证明曹青连并非如原告、王刚、李东生所述是新宁公司的股东。2013年12月24日，我是新宁公司的股东之一，实际是曹恒领指派姚彩国转让给我；3、2016年5月24日，曹恒领指派王刚、李东生无偿将股权转让给我和柏利军，是因为我替曹恒领担保了2000万元左右的债务，并因该担保债务查封了我所有的房产，造成了我较大损失。故无偿转让股权是我善意取得。另，新宁公司在转让时因差欠银行贷款等等原因处于负资产、停产状态，我本人也是因为想使用该公司场地，故才无偿受让该公司股权，并在受让后筹集多方资源进行装修、经营。现原告突然提起与其无关的诉讼是恶意侵吞现在的公司。被告王刚辩称，盐城新宁木业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原告，我并非实际股东，我只是工商登记的股东，我和李东生实际代替原告代持股权，我和原告是亲戚关系，就没有签订代持股权协议。股权转让时，原告也不知道转让这一事，当时是我舅舅曹恒领即第三人让我与柏利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我舅舅当时让我保密，所以当时就没有对原告讲。当时收取股权转让款时应该是无偿转让的。我舅舅曹恒领说股权转让的事由他和曹青连解决，和我没有关系，因为曹恒领和曹青连已经离婚，我肯定是听从曹恒领的安排，我和其他人也是代持股，所以我是听从舅舅、舅妈的指示受让股权的。我和其他人一样不拥有公司股权，股权仅仅是登记在我们名下而已。我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为我没有收到柏利军的股权转让款，当时是无偿转让的。第三人曹恒领书面述称，第一，案涉股权一直属于曹青连所有；第二，两级法院不支持我以案涉股权抵偿蔡军银行转贷600万元，那股权仍属于曹青连，如蔡军愿意用股权抵偿亭湖法院4818号民事判决书所涉的600万元，我同意调解结束本案；第三，以抵偿600万元转贷款为目的的股权转让没有告知曹青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将在裁判说理中予以详细阐述。根据本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09年4月13日，案外人许学成出资264.18万元、第三人曹恒领出资207.2万元以及案外人苏胜军出资46.62万元，总计注册资本518万元，组建盐城新宁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宁木业公司”）。2009年4月23日，盐城新宁木业有限公司经原盐城市阜宁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登记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股东分别为许学成、曹恒领、苏胜军，法定代表人为胡春东。2010年7月15日，许学成、曹恒领、苏胜军作为转让人分别与曹青连作为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将各自持有的价值264.18万元的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51%）、价值207.2万元的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40%）、价值46.62万元的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9%）以相应的对价全部转让给受让方曹青连。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受让方于2010年7月15日前将股权转让款用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新宁木业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即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同日，新宁木业公司就公司股东变更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1.同意股东许学成将在公司中的51%股权（计264.18万元的出资额）以264.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曹青连；2.同意股东苏胜军将在公司中的9%股权（计46.62万元的出资额）以46.6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曹青连；3.同意股东曹恒领将在公司中的40%股权（计207.2万元的出资额）以207.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曹青连；4.同意胡春东辞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职务，同意曹恒领辞去监事的职务。”同日，新宁木业公司新股东曹青连作出《股东决定》，载明：“一、修正公司章程；二、委派曹青连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三、委派曹恒领为公司监事。”2010年7月23日，经申请，原盐城市阜宁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宁木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以及股东等信息进行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胡春东变更为曹青连；企业类型由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名称由许学成（出资额264.18万元）、曹恒领（出资额207.2万元）、苏胜军（出资额46.62万元）变更为曹青连（出资额518万元）。2013年12月2日，曹青连作为出让方与姚彩国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新宁木业公司股权518万元以人民币5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二、受让方于2013年12月2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货币方式交付给出让方。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开始履行股东义务。”同日，新宁木业公司股东曹青连作出《股东决定（一）》，载明：“一、同意曹青连将公司股权518万元以人民币51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姚彩国；二、不再委派曹青连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同日，新宁木业公司新股东姚彩国作出《股东决定（二）》，载明：“一、委派姚彩国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二、继续委派曹恒领为公司监事；三、修正公司章程。”同日，经申请，原盐城市阜宁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宁木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信息进行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曹青连变更为姚彩国；股东名称由曹青连（出资额518万元）变更为姚彩国（出资额518万元）。2013年12月24日，姚彩国作为出让方与蔡军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新宁木业公司518万元股权中的155.4万元以人民币155.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二、受让方于2013年12月24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货币方式交付给出让方。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出让方继续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开始履行股东义务。”同日，新宁木业公司股东姚彩国作出《股东决定（一）》，载明：“一、同意股东将公司518万元股权中的155.4万元以人民币155.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蔡军。二、不再委派姚彩国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不再委派曹恒领担任公司监事。”同日，新宁木业公司股东姚彩国、蔡军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二）》，载明：“一、由姚彩国、蔡军组成股东会。二、将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三、选举姚彩国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四、选举曹恒领为公司监事。五、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同日，经申请，原盐城市阜宁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宁木业公司的企业类型以及股东等信息进行了变更。企业类型由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股东名称由姚彩国（出资额518万元）变更为姚彩国（出资额362.6万元）、蔡军（出资额155.4万元）。2014年9月4日，姚彩国、蔡军作为出让方与李东生、王刚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将各自持有的价值362.6万元的股权、价值155.4万元的股权以相应的对价全部转让给受让方李东生、王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受让方于2014年9月4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货币方式交付给出让方。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的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同日，新宁木业公司股东姚彩国、蔡军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载明：“1、同意股东姚彩国将在新宁木业公司的股权362.6万元以人民币362.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东生；同意股东蔡军将在新宁木业公司的股权155.4万元以人民币155.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刚。2、不再选举姚彩国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不再选举曹恒领为公司监事。”同日，新宁木业公司新股东李东生、王刚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二）》，载明：“1、公司由李东生、王刚组成新股东会。2、同意选举李东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继续选举曹恒领为公司监事职务。3、相应修改公司章程（详见章程修正案）。”同日，经申请，原盐城市阜宁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为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宁木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信息进行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姚彩国变更为李东生；股东名称由姚彩国（出资额362.6万元）、蔡军（出资额155.4万元）变更为李东生（出资额362.6万元）、王刚（出资额155.4万元）。2016年4月13日，李东生作为出让方与柏利军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李东生将持有的公司股权362.6万元无偿转让给柏利军。王刚作为出让方与柏利军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王刚将持有的公司股权155.4万元中的150.22万元无偿转让给柏利军。王刚作为出让方与蔡军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方王刚将持有的公司股权155.4万元中的5.18万元无偿转让给蔡军。同日，新宁木业公司新股东柏利军、蔡军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1、公司由柏利军、蔡军组成新股东会；2、不再选举李东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同意选举蔡军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继续选举曹恒领为公司监事。3、相应修改公司章程（详见章程修正案）。”2016年5月24日，经申请，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宁木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信息进行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由李东生变更为蔡军；股东名称由李东生（出资额362.6万元）、王刚（出资额155.4万元）变更为柏利军（出资额512.82万元）、蔡军（出资额5.18万元）。另查明，原告曹青连提起本案诉讼的同时，还对李东生、王刚分别转让给柏利军股权的行为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8）苏0991民初1652号、（2018）苏0991民初1653号（该两个案件以下简称“关联案件”）。又查明，姚彩国于2018年12月11日出具《证明》一份，其称：“2013年12月2日，新宁木业公司将曹青连持有该公司的100%股权变更到我的名下。我受让股权完全是曹恒领安排的，据曹恒领讲我仅仅是替曹恒领、曹青连代持，并不实际拥有该公司股权。因而，我没有向曹青连支付股权转让金。2013年12月24日，新宁木业公司将我代持的该公司的100%股权变更为我和蔡军代持。变更后，我代持362.6万元出资的对应股权，占70%股权；蔡军代持155.4万元出资的对应股权，占30%股权。本次股权变更是曹恒领安排的，他说我和蔡军仅仅是替曹恒领、曹青连代持，并不实际拥有该公司股权。因而，蔡军没有向我支付股权转让金。2014年9月4日，新宁木业公司将我代持的70%股权变更为李东生持有，将蔡军代持的30%股权变更为王刚代持。本次股权变更是曹恒领安排的，他称李东生、王刚仅仅是替曹恒领、曹青连代持，并不实际拥有该公司股权。因而，李东生没有向我支付股权转让金，王刚也没有向蔡军支付股权转让金。”再查明，蔡军于2016年8月19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曹恒领、江苏恒旭建设有限公司、盐城弘益置业有限公司、曹青连诉至亭湖法院，案号为（2016）苏0902民初4818号。在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曹恒领辩称，其与蔡军的借款往来中，有600万元贷款其已经新宁木业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给蔡军，抵偿600万元的借款，并向法院提交了下述李东生、王刚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亭湖法院对其该辩称意见未予采纳。亭湖法院对于2017年7月17日对该案作出判决后，曹恒领、江苏恒旭建设有限公司、曹青连不服，上诉至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虽对一审法院的判决进行了部分改判，但对曹恒领的上述辩称意见仍未予采纳。终审判决后，曹恒领、江苏恒旭建设有限公司、曹青连仍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苏民申3916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在上述（2016）苏0902民初4818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李东生于2017年2月20日出具《证明》称：“2014年9月4为曹恒领代持70%股份，成为新宁木业公司的股东，由曹恒领出资362.6万元。2016年4月13日曹恒领提出差欠蔡军帮助其融资款600万元及相应利息，即要我将在新宁木业公司70%的股权无偿转给蔡军指定的柏利军，冲抵蔡军帮助其融资款。曹恒领并要王刚为期代持的30%股份155.4万元，其中的29%股权一并转给柏利军、1%的股权转给蔡军，冲抵蔡军帮其融资的600万元借款本息。双方商定新宁木业公司归蔡军所有，蔡军为曹恒领融资的600万元借款本息全部冲抵完毕。现我和王刚所持的100%股权已转让结束，新宁木业公司已归蔡军所有。”王刚于2017年2月20日亦出具《证明》称：“2014年9月4为曹恒领代持30%股份，成为新宁木业公司的股东，由曹恒领出资155.4万元。2016年4月13日曹恒领提出差欠蔡军帮助其融资款600万元及相应利息，即要我将在新宁木业公司30%的股权其中的29%无偿转给蔡军指定的柏利军，1%转给蔡军，冲抵蔡军帮助其融资款。曹恒领并要李东生为其代持的70%股份362.6万元一并转给柏利军，冲抵蔡军帮其融资的600万元借款本息。双方商定新宁木业公司归蔡军所有，蔡军为曹恒领融资的600万元借款本息全部冲抵完毕。现我代持的股权已转让结束，新宁木业公司已归蔡军所有。”还查明，2010年7月28日，曹青连（甲方）与曹恒领（乙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摘要），甲、乙双方自愿离婚。甲、乙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资产（都市家园2#202室、盐城新宁木业有限公司、苏Ｊ×××××轿车一辆等资产）全部归甲方曹青连所有，乙方曹恒领自愿放弃。婚生子女由甲方抚养。甲、乙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曹恒领享有和承担，与甲方无关。2012年12月19日，曹青连与曹恒领证复婚。2015年6月9日，曹恒领、曹青连再次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关于共同财产部分约定：“（一）房产。甲方（曹恒领）现居住的盐城市阜宁县（约200平米）房屋，为乙方（曹青连）个人财产，仍归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乙方处置时甲方必须予以配合。（二）其他共同财产。1.因乙方从未介入过甲方名下登记公司（如：江苏省盐城市惠举钢构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且甲方承诺：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该公司的资产为正数，不存在任何亏损。故乙方同意不对该公司资产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估，且放弃对公司资产的分割要求。2.实际由甲方名下公司开发建设，并由其所有的盐城市阜宁县文晟华庭门市房，甲方应给婚生子女曹杰雯、曹艺铧每人各2间门市房（约100平米/间）。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办理购买或过户手续并承担相应的费用。3.甲乙双方没有其他共同财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曹青连主张其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能否认定？二、原告曹青连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曹青连认为自己是新宁木业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即公司法意义上的“实际出资人”，并进而主张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系实体权利，且与其有利害关系，故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起诉条件，可以以原告身份提起本案诉讼。至于其主张能否成立，尚需要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判断，即原告的实体请求能否成立，是胜诉权问题，不是诉权问题。至于原告是否为实际出资人，则是处理本案的前提和关键。原告是否为实际出资人，不能仅凭原告自己的主张来认定，也不能凭与之有亲戚关系的被告王刚的自认来认定，还需要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来认定。围绕前述争议焦点，本院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论证：一、关于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原告曹青连的举证证明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股东权利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有权行使股东权利，第三人可以基于对登记事项的信赖与之交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为《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股东的，若不存在合同无效事由，应认定该约定有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争议，根据其内部合同约定解决，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体现了对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同于与其他股东、公司、第三人之间关系，即“内外有别”的原则。这一原则与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登记对抗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规定：“（第一款）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股权处分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二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之间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的对内、对外法律效果问题。具体到本案而言，被告王刚自认其为别人代持股份，是名义股东，故享有登记股东的相应权利，其与被告蔡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首先推定为合法有效。此时原告曹青连若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必须依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和完成两个方面的举证证明责任：一是应当首先证明自己是合法的实际出资人。因为该证明责任是要推翻公司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这一法律规定，所以其举证证明责任应当从严把握，以维护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正常交易的安定性。二是需要举证证明被告蔡军取得案涉股权不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即蔡军不构成善意取得。以上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具备和完成，缺一不可。二、关于能否认定原告曹青连为实际出资人的问题。首先,曹青连认为其与曹恒领第一次离婚时即2010年7月28日的《离婚协议》中约定新宁木业公司的股权归曹青连所有，所以其由此获得了实际出资人身份，该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1.因曹青连、曹恒领此次协议离婚后，又于2012年12月19日复婚，第一次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分割，是基于身份关系的变动而对财产关系的相应变动，因二者后又复婚，原身份关系（即离婚）的约定被彻底变更，则相对应的因离婚导致的关于财产关系的约定已丧失其存在前提。2.原告也没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予以佐证，二人复婚后财产状况适用和执行的是“协议离婚时”的约定。所以，不能得出仍适用原离婚财产约定的结论，相反，应理解为已重新回归为夫妻共有财产状态。3.我国婚姻法中关于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在离婚时应分割给该夫妻一方所有的规定，也不能参照适用于本案。对曹青连而言，与曹恒领之间是“复婚”，而不是“另婚”，故本案中的案涉股权，与其说是曹青连的“婚前财产”，不如说是二者的“原离婚财产”。总之，二者复婚、再次离婚时，都不能错误地认为第一次离婚时的财产分割约定继续、当然地沿用。如果沿用，也会对不特定的第三人产生误导，导致交易风险。因此，曹青连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从曹青连与曹恒领离婚、复婚、再离婚的过程，结合案涉股权多次转让的过程来看，也不能得出曹青连是实际出资人的结论。案涉股权的第一次转让时间是2010年7月15日，并于当年7月23日进行变更登记，变更为曹青连独资。而曹青连与曹恒领第一次离婚为2010年7月28日，发生在此次股权变动之后。可见，第一次股权变动是先签订转让协议、进行变更登记，再在离婚协议中予以明确，履行了股权变动的对内、对外法律手续。而在随后的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9月4日、2016年4月13日几次转让期间，曹青连、曹恒领于2012年12月19日、2015年6月9日分别复婚、离婚一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复婚与离婚时专门对新宁木业公司的股权归属问题进行过约定并以此作出过相应的股权登记，几次转让均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进行，从中无法得出曹青连是实际出资人的结论。再者，根据本案的言辞性证据，结合其他客观事实，也不能认定曹青连系实际出资人，反而能推出曹恒领更像是案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结论。1.在本案审理期间，姚彩国出具《证明》称，2013年12月2日曹青连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姚彩国一人，系根据曹恒领的安排，是替曹恒领、曹青连代持股份。可见与其说曹青连是实际出资人，不如说曹恒领才是公司真正的实际控制人。2.案涉公司股权转让给本案被告王刚、关联案件被告李东生二人持有时，为2014年9月份，而曹青连、曹恒领再次离婚发生于2015年6月份，王刚、李东生均为曹恒领的外甥，在这一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曹恒领的两个外甥为名义股东，案涉公司也更像是由曹恒领实际控制。3.在本案以及关联案件的庭审中，王刚、李东生均认可其转让行为是根据其舅舅曹恒领的授权进行的。4.在公司成立之后的数次股权转让与变更登记之中，曹恒领始终为公司监事。对于查明本案事实有重要作用且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曹恒领，经本院多次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仅在庭前委托他人转交了书面意见，该意见只能说明其与曹青连之间，关于涉案股权可能存在某种内部约定，并不能对外产生包括被告蔡军在内的不特定第三人的对抗效力。综合以上诸多因素可以看出，根据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曹青连为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三、关于被告蔡军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构成善意取得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参照该规定，本案被告蔡军、关联案件被告柏利军在受让案涉股权时应当知晓曹恒领对案涉公司决策的影响力，也应当知晓王刚是根据其舅舅曹恒领的意思进行股权代持和股权转让，且案涉股权经历了多次转让，其中也不排除名为转让、实为代持的存在，特别是在2013年12月24日的转让中，蔡军曾受让过155.4万元股权，因此不能认定本案被告蔡军、关联案件被告柏利军在交易时存在恶意。相反，多种迹象表明第三人曹恒领隐藏在交易背后，别有用意。此外，本案被告蔡军与第三人曹恒领另有借贷纠纷，历经多次审理，且李东生、王刚均曾在该借贷纠纷中证明蔡军有600万元用于购买案涉股权，据此认为可冲抵借贷债务。因此，原告认为本案股权是无偿转让，依据不足。最后，案涉股权转让后已经在登记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不能否认本案被告蔡军构成善意取得。退而言之，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名义股东的处分行为是否无效时，是“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参照时，除了需要区别于一般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外，还要结合公司法规定的登记对抗主义、处理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关系的“内外有别”原则等予以综合判断。综上，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既不能认定原告曹青连是实际出资人，也不足以认定被告蔡军违背善意取得之规定。二者当中只要有一者不能认定，原告的实体权利主张就不能成立，现二者均不能认定，故原告曹青连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支持。本案中原告曹青连、第三人曹恒领在多次的股权转让过程中，穿插着离婚、复婚、再离婚行为，交织着名为转让、实为代持等操作，人为地将法律关系复杂化，将真实意图隐藏于错综复杂的交易行为背后，增加了本案处理的难度。然而民商事法律保护的是交易主体的合法目的和正当权益，维护的是正常的交易秩序和商事活动的安定性。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青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4元，保全费538元，合计1712元，由原告曹青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周琳苒审 判 员  卞仁彪人民陪审员  蔡万红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徐冬冬书 记 员  张文清附录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