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15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培芬，女，苗族，1953年7月20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贵州省丹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民，贵州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征，男，贵州省丹寨县卫生监督局职工，系余培芬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雪，女，苗族，1968年7月8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骏鸿，男，苗族，1986年11月9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明标，贵州追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化来，男，苗族，1952年11月10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余培芬因与被上诉人白雪、李骏鸿及原审被告李化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法院（2018）黔2636民初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余培芬上诉请求：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赖以支撑的主要证据即被上诉人在一审出示的040038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经过查证属实，在一审庭审中当上诉人律师申请被上诉人出示证据原件进行核对时，被上诉人没能出示原件。这份没有原件核对的所谓证据竟然成了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这是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查采信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一审判决完全脱离案件客观事实。二、该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录的内容，经一审庭审查明与历史客观事实不符。是将原本属于上诉人及儿子李长征两人所承包的田土与白秀珍（上诉人婆婆）及李化军（上诉人叔叔）两人的原承包田土进行合并形成的。密告村从第一轮土地承包后均没有对土地承包状况进行过任何变更。1998年的二轮承包完全是对第一轮承包的延续，没有进行过任何变更。现在，出现以白雪为户主的0400384号《土地承包证》，且将原本没有参加该村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白雪及其三名子女确定为承包人，这与本案查明的历史事实完全不符。三、被上诉人有利用伪造的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重大嫌疑。除开本案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外，被上诉人等还在相关的行政诉讼中出示过扬武镇政府在1992年的两份文件，主要是证明1992年镇政府已经收回了上诉人及儿子李长征的承包地并将承包地转包给了白秀珍，但我方律师要求出示原件进行核对时，镇政府及白雪均称证据出自白雪丈夫李化军处（1986年开始在扬武镇担任公职至今），但没有原件提供。但我方律师却通过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两份所谓历史文件漏洞百出，极有可能系李化军私自伪造的。我们推定本案涉及的没有原件核对的040038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系李化军私自伪造的。利用伪造的虚假证据进行虚假诉讼。被上诉人白雪、李骏鸿答辩意见如下：一、两答辩人持有编号为040038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是千真万确的事。一审已提交法庭核对过，如需查看此证的原件，答辩人会随时提供核对。一审时，上诉人只是武断地对该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否定，一审的判决书上并没有叙明此证只有复印件而无原件之说法。二、两答辩人取得土地承包符合当时以及现在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和上诉时，均刻意向法院隐瞒了其本人和其丈夫李化来均系非农业户口人员的事实，该案的实际情况是李化来一直系国家公职人员，而上诉人也于1992年8月份以前也已申请转为非农业户口（上诉人也将户口迁出，直到2018年1月份才迁回到密告村，但仍系非农业人口），至此，两人均不属于农村经济集体组织成员，不具备农村土地承包的主体资格。故当时的扬武乡政府以及村委会也根据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对其土地予以收回并另行发包，之后并登记造册予以确认。两上诉人此前也依当时国家政策履行了缴纳农业税的义务并享受了相应的种粮补贴，双方一直相安无事。而上诉人一家人现均系国家财政供养人员，衣食无忧，只因现在国家土地资源紧缺，加上此诉争土地将来有可能被征用产生补偿。为以后可能的一小点蝇头小利而来与作为农民的亲弟媳和侄子相争。至于说镇政府1992年的两份文件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伪造，仅仅只是上诉人的信口雌黄。而且此两份文件即收回田土山林的决定和“土地承包合同书”末段均载明文件的份数以及承包户应持有一份，故该证据出自答辩人的丈夫李化军之手何错之有？好在此两份文件的原件尚在，且一审时也核对过真伪。三、答辩人的承包经营权应得到维护和保障。根据《物权法》第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失，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此登记具有排他性，具有公示原则，以避免产权纠纷和各种利益冲突。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也明确规定土地承包应以土地经营权证为准。而上诉人却不持有此相应的任何证书，即无经营权。答辩人对诉争田土享有经营权确是毋庸置疑的。四、上诉人还刻意隐瞒一重要事实。即该案在一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中止审理，另行以确认040038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登记无效而提出了行政诉讼。案经凯里市人民法院以（2018）黔2601行初30号作出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即上述经营权证书不存在无效行为，该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作用力和证明力不可否认。上诉人之所以隐瞒此情况，是趋利避害，达到掩盖事实真相之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白雪、李骏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二被告停止对位于丹寨扬武镇密告村二组二原告家庭成员名下的责任田四丘（即“大坝河”一丘、“水井干果”一丘、“江西坡”一丘、“门洞”一丘）和责任地九块（及“桐枯坡”四块、“大山”五块）的耕种，并归还二原告耕种管理；⒉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继新与白秀珍生前生育李化来、李化军等三个子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的土地承包政策改革时，以白秀珍为户主的农户和以李化来之妻余培芬为户主的农户分别参与土地经营权承包，耕种田、土。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李化来系国家公职人员且不在丹寨本地任职，余培芬因外出与其共同生活，故不再耕种承包的耕地。1985年，白雪因与李化军结婚，户籍迁入扬武镇密告村与白秀珍、李化军共同生活，成为该承包经营农户中的一员参与承包耕地的耕种管理。白雪与李化军婚后于1986年生育李骏鸿，1989年生育李鸿雁。1989年11月，李化军进入国家机关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丹寨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12月15日，向白雪颁发编号为040038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载明承包方户主为白雪，承包人口四人，现有人口四人，承包的耕地中四丘田的面积为2.318亩，五处土的面积为0.096亩。四丘田的地块名称分别为“打坝河”、“门洞”、“水井干果”、“江西坡”；五处土的地块名称分别为“尧挖地”、“大山”、“银子坡”、“桐枯坡”、“大堂”。在承包期间，白雪与李化军将地块名称为“门洞”的田用于修建房屋。2013年，李化来、余培芬返回丹寨对该承包证中的“打坝河”、“水井干果”、“江西坡”三丘承包田和“桐枯坡”、“大山”两处承包土进行耕种管理。原、被告遂发生纠纷，经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至该院，引起本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系一种用益物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户的一项重要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载体，编号为0400384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明确载明了原告白雪、李骏鸿所承包耕地的面积和范围，被告李化来、余培芬对登载其中的“打坝河”、“水井干果”、“江西坡”三丘承包田和“桐枯坡”、“大山”两处承包土进行耕种管理，侵犯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的侵权责任。对于被告陈述原告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具备国家承包证的法定生效要件，不是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抗辩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本办法实施以前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并已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继续有效。个别条款如承包期限、承包方承担义务等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该条款无效，是否换发新证，由承包方决定。未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应按本《办法》规定重新颁发。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期限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不得借机调整土地。”该条款仅系效力性规范，并不属于强制性规范。未按该条款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影响承包经营户的承包权。被告认为其目前耕种的耕地系其家庭成员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所分的耕地，但被告并未提供其所分得承包耕地的承包合同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化来、余培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对地块名称为“打坝河”、“水井干果”、“江西坡”三丘承包田和“桐枯坡”、“大山”两处承包土的耕种管理并归还给原告白雪、李骏鸿耕种管理。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李化来、余培芬负担。二审期间，余培芬向本院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法院依职权调取现存放于丹寨扬武镇密告村十八组村民李荣成处的该组各户1980年第一轮承包集体土地的原始凭证，调取询问村民李荣金、李林、王银。本院委托一审法院进行了调查。李荣成称第一轮承包时他是会计，对承包土地的情况是比较清楚。当时的承包人口有四人，分别是白秀珍（即李化来、李化军的母亲）、李化军、余培芬及其儿子李长征。因为时间经过了三十多年，李荣成称其手里已没有保存第一轮承包土地的材料了。因李化来有工作，其家人都随李化来在城里生活，所以，家里的田土都是由其母亲白秀珍和李化军在耕种，后李化来退休后才回来耕种的。李林称其在七九年入伍参军，八一年退伍回来田土已分好，并称李化来家只有余培芬和儿子李长征分得有田土，李化来外出工作后，家里的田土都是由李化军耕种。李金荣称第一轮承包时李化来、李化军兄弟已分家，余培芬和儿子李长征分得有田土，两家各自耕种。并称余培芬和李长征跟随李化来外出后，田土就拿给李荣金、李荣胜代耕。经本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调取的材料进行质证后，余培芬的代理人认为李荣成、李林所讲的不完全属实，认为李荣金讲的属实。而白雪及其代理人认为李荣成、李林所讲的属实，李荣金所讲原余培芬户的田土由李荣金代耕的不属实。但双方当事人对在第一轮承包时，当时的承包人口有白秀珍、李化军、余培芬、李长征四人，第一轮承包时白秀珍和李化军是一户、余培芬和儿子李长征是一户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二审庭询时，被上诉人白雪提交了“040038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黔2017丹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476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进行核实及质证，对方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两证的颁证程序不合法。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另查明，1980年第一轮承包时，白秀珍和李化军为一户、余培芬和儿子李长征为一户，各自在密告村第十八组分得有承包田土。1981年，余培芬和李化来的女儿李丹卉出生。1987年，余培芬和儿子李长征及女儿李丹卉全部“农转非”后随李化来进城居住生活，原承包田土由李化军耕种管理。1992年，余培芬进入丹寨面粉厂工作，1996年调入丹寨二小，1997年底调入天柱县供电局工作直到退休，余培芬现属非农业人口。余培芬的儿子李长征现在丹寨卫生监督局工作，属非农业人口。余培芬的女儿李丹卉在丹寨教育局工作，属非农业人口。2018年，余培芬的户口迁回密告村第十八组，但仍属于非农业人口。李化来系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属于非农业人口。另外，2018年余培芬不服丹寨扬武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12月15日向白雪颁发的编号为0400384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由，向凯里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颁证行为无效。经凯里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8）黔2601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余培芬的起诉。本院认为：按1980年时第一轮土地承包和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及现行的农村土地责任制承包政策的规定，只有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员才享有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责任制承包方式来承包土地的资格，且农村土地是以“户”作为承包单位实行责任制承包。本案中，余培芬户在1980年第一轮承包时虽然在密告村第十八组分有承包土地，但在1987年余培芬户的成员全部“农转非”后，按当时或现行的政策，均已不再具有在该组承包土地的资格，其原承包的土地应由集体收回或调整给其他农户。从本案原告白雪所提交的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0400384号）所登记的情况看，本案争议的土地在第二轮承包时已转移登记在白雪户名下，且在2017年12月22日在丹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黔2017丹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4769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予以确认。因此，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白雪一户所享有，白雪亦向法庭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原件予以核实确认。现余培芬和李化来强行耕种经营管理争议的承包地已没有法律依据。余培芬上诉所称政府颁证行为不合法的理由，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查的范围。故一审支持原告白雪、李骏鸿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本院对上诉人余培芬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培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吴竹春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罗惠书记员熊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