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12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树霞，女，197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颖聪，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为钟，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建红，女，197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慧丹，福建旭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树霞因与被申请人王建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2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树霞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二审法院综合认定王树霞有向王建红借款ｌ00万元，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借款时间和借款数额来看，王建红一审陈述，该100万元借款系从2001年至2015年长达ｌ5年期间陆续累加形成，未约定利息。ｌ5年王树霞亦从未有任何“还款”行为，不符合基本的生活逻辑。其次，从借款构成来看，所谓“借款”纯属虚构。微信聊天记录中，王建红手写“借款清单”，列明看病、开茶馆、从卡里取款等项共计1447800元。然而，2017年7月10日的微信“催款”记录却是要求还1487800元借款，上述“借款”的数额前后不一致，且该借款构成与总共的ｌ00万元借条（2张50万元）形成巨大反差。再次，从款项来源看，王建红没有出借款项的能力。自2001年至今，王建红没有正式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其提供的证人王某1，当庭证实了其生活来源于“对象、男人”。王建红的个人生活均由王树霞资助，其离婚后王树霞成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最后，经济往来与借款系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经济往来必须有“提供并支付借款”的依据，才能认定为借款。然而，王树霞从未确认并收到任何借款，王建红本人亦未指出该些经济往来中哪几笔是借款。一审中提出的240198元确系王树霞提款，但二审法院亦查明该银行卡存在王树霞现金存入后由王建红转入证券账户的情形，所以该240198元不能排除委托王建红炒股的事实。2．一、二审中存在王建红大量前后矛盾、虚构事实的陈述，从而提起虚假诉讼。根据“禁反言”原则，王建红对如何结欠成100万元借条的陈述不一，应不予采纳。且2007年王树霞经营的福建省易韬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全额实缴出资500万元。王建红没有收入来源，王树霞不可能因设立公司多次向王建红借款。且2015年该公司的股权价值已是10万元一股，王树霞具备“还款”能力。3．本案既非借款亦非欠款，借条／欠条都是凭王建红的要求所写。（二）从二审法院定案的主要证据银行转账清单来看，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清单中的转账、消费、取现系借款性质。从转账记录来看，2007年3月21日至2008年11月21日期间（2007年5月至2009年5月期间王建红在新加坡），账户内共发生现金存款395068.4元，现金支出ｌ00200元；2007年3月27日至2009年3月3日期间发生ＡＴＭ机存款48200元。王建红本人不在国内，不可能在国内ＡＴＭ机现金存款。王树霞在此期间持有并使用该卡，存入40多万元现金，只取出10万元现金。另外，2007年5月3日至2014年5月12日，该卡通过支付宝交易消费共计597508.66元，全部为王建红个人支付宝消费。多笔大额境外汇入款项，汇入后立即转入王建红证券账户，并没有支付给王树霞，上述大额汇款均与王树霞无关。（三）二审法院查明“2011年10月11日，王建红转入该卡100045.83元，同日又转给王树霞的男朋友姚鹏10万元”，该转款系王建红原配偶欧水权寻衅滋事殴打姚鹏头部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支付给姚鹏的人身损害赔偿金，与本案ｌ00万元借款毫无关系。（四）王树霞补充新的证据证明王树霞父亲明知所谓借款不存在，而故意偏袒放任。综上，王树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请求对本案申请再审。 王建红提交意见称，（一）本案双方结算后形成借条，王树霞应按照借条及还款计划约定承担还款义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2015年7月12日，王树霞向王建红出具的两张借条及一份还款计划，系王树霞多年来、多次向王建红借款进行的结算。王建红出借给王树霞的上述款项，部分通过现金交付、部分是王树霞拿着王建红的银行卡到银行柜台支取或ＡＴＭ机上取款，其中，到银行柜台取款的金额就达240198元。且王树霞在书写的两份借条中均表述为“借到”款项。王树霞在申请书中提到的“借款清单”仅仅只是王树霞的部分借款理由，因其称仅有能力偿还100万元，才写了100万元的借条给王建红。2．二审法院依据王树霞申请调取了王建红的尾号4334的建行卡银行流水，起止时间为2007年3月1日至2015年5月27日。因王建红更换了二代身份证，新旧身份证号码不一样，故2007年3月21日之前的银行流水无法打印出来。王树霞还通过王建红其他银行卡支出购房款，没有2001年至2007年3月20日间建行卡银行流水，并不能否认王建红有出借款项给王树霞的事实。此外，2007年3月27日至2009年3月3日期间发生ＡＴＭ机取款48200元，而非王树霞陈述的存款48200元。该期间并无ＡＴＭ机现金存款，不可能有“王建红本人都不在国内，怎么能在国内ＡＴＭ机现金存款”的说法。３．2015年7月6日，王树霞给王建红微信留言：“本来我欠你的钱就理亏，一切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王树霞已明确承认欠王建红款项的事实。2015年7月12日，王树霞在正式书写借条前，就先给王建红发送手写欠条一张，并留言：“今年年底给你50，明年7月底给你50，看你怎么想，提前半年给你清”。后双方在证人王某2经营的云茶坊面谈，仅系对王树霞在微信留言中承诺的还款事项作书面确认。4．王建红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仅为了证明其不存在精神异常，且证人对王建红与王树霞之间的债务纠纷并不清楚，不存在王树霞所述的“王义典明知所谓借款不存在，而故意偏袒放任”。（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双方对王树霞之前向王建红借款进行结算，王树霞才向王建红出具借条，证明王建红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已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二审法院认定本案借贷关系成立，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王树霞的再审申请。 本院申请再审期间王树霞提交以下材料作为新证据：证据1录音光盘和记录，证据2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建行卡收支分类排查汇总表。证据1-3拟证明1．王义典明知王树霞与王建红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且认为王树霞有条件交付100万元；2．外甥女陈旭陈述王树霞经济状况良好，无需向王建红借款，王树霞与王建红之间不存在真实借贷事实；3．王建红的尾号为4334建行卡中所谓经济往来不是借款关系，多笔经济往来没有相应借据，王树霞的几次取款均是取出自己所存的现金，包括委托炒股的证转银。证据4王树霞与王某2于2018年10月9日的聊天记录及2018年5月28日的聊天记录，经当庭出示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并核对，拟证明案涉借条的来源，王某2陈述其怕王建红出事，也怕王树霞的公司出事，才劝说王树霞写下借条。王建红与王树霞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事实存在。王建红质证认为，对王树霞提供的上述证据1-2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王义典、陈旭并不清楚王树霞与王建红之间的债务纠纷，其证言仅为了证明王建红不存在精神异常的情况。对证据3中的建行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建行卡收支分类排查汇总表的三性不予认可。自2007年3月21日，该建行卡显示通过转账存入、现金存入、电子汇入、网络存款、汇兑等方式存入的金额大部分是通过境外汇款中心委托境内的工作人员代为存入的，并非王树霞所称的40多万元的现金均由其本人存入。此外，该建行卡显示的交易明细并非都是通过支付宝交易消费的，根据交易明细显示“20140514支付宝充退93.80对方名称：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属于支付宝充退款。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王某2本人未出庭作证进行说明，且其陈述不能证明其对本案事实是了解的。本院认为，对王树霞提供的上述证据1其与王义典的通话录音，未体现王义典明知王树霞受胁迫出具虚假借条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2王树霞外甥女陈旭出具的情况说明，陈旭并非在场见证人，其陈述的内容均为传来证据且亦未出庭作证。对证据3王建红尾号为4334的建行卡并非双方经济往来的唯一途径，该建行卡明细汇总表未能体现实际的出借情况。对证据4王某2与王树霞的微信聊天记录，王树霞一审中已申请王某2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王树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被逼迫签署借条，且王建红亦申请二人的父亲王义典与大哥王某1出庭作证足以对抗二人的大姐王某2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对王某2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现王树霞提交在本案二审期间其与王某2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不予采信。故王树霞提出的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主张，依据不足。 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树霞与王建红系亲姐妹，曾为共同生活的亲密家庭关系，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未逐一出具借条或收条，而后双方对从2001年至2015年长达15年期间的借款进行结算且未约定利息，其款项往来和结算方式符合生活常理。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已初步对借款的出借金额进行了交流、核对，王建红虽开具双方往来明细清单金额为1447800元，但加上王建红为王树霞及其子交保险费三年约3万元以及卖面包车约1万元，合计为1487800元，该二者金额之间并无矛盾，故王树霞认为王建红对出借金额的陈述不一致的说法不能成立。在双方微信聊天过程中，王树霞从未对欠款事实予以否认，在王建红催款时也未提出欠款事实不存在，王建红考虑到王树霞当时的还款能力才仅要求其还款100万元，进而王树霞于2015年7月12日出具两张借条，并对总借款如何清偿出具了还款计划，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作进一步确认。王树霞作为成年人，对于出具借条及还款计划的后果系明知而仍出具，应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王树霞主张王建红未实际出借款项，辩称借条、还款计划系受王建红胁迫签订的，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亦并未在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可撤销之诉，其所抗辩的被迫出具借条和还款计划，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客观证据内容不符；其还抗辩王建红无实际的出借能力，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仅王建红尾号为4334的建行卡的境外存入款项已超过100万元，而且该卡的主要收入也是来源于境外，表明王建红具有出借款项的能力。王建红认为其出借款项的方式包括生活中的现金交付、王树霞持王建红银行卡到柜面取款、ATM机取款等，结合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王树霞一二审中对其持有并使用王建红尾号为4334的建行卡的时间陈述不一致，可见，双方之间存在多年的款项往来，仅凭王建红尾号为4334的建行卡的出入账并不能完全判断出借金额，况且该建行卡有多笔大额境外汇入款项，即便认可王树霞存入的款项，但其现金存入的金额明显少于支出金额。故王树霞主张本案借贷关系属虚构系于理无据。另外，王建红转给王树霞男朋友姚鹏的10万元与本案l00万元借款无关，并不影响本案款项出借事实的综合认定。本案王树霞若存在还款行为，亦应对双方结算之后的还款数额进行举证，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原审法院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及在案证据，认定王树霞应按借条及还款计划约定的数额向王建红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王树霞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树霞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吴莲玉 审 判 员  吴春迎 代理审判员  冯 娟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叶玲英 书记员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