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4民初14739号原告：王某1，女，195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王某2，男，195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王某3，女，196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权，北京大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4，女，194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蔚，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某，女，1975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与被告王某4、董某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权，被告王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蔚，被告董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王某4、董某按照继承比例分别给付王某1、王某2、王某3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出租北京市昌平区某室房屋租金收益41308．33元（以上共计123924．9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王某5与姚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结婚时，王某5系再婚。王某5与其前妻陈某育有一子二女，分别是王某6、王某4、王某7。1956年陈某去世后，王某5与姚某结婚，未与三子女共同生活。王某1、王某2、王某3系王某6子女，王某6于1994年10月3日去世。1979年王某5与姚某退休后回北京生活。1995年某村进行旧村改造，王某5在某村原有房屋46．10平方米，某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原有房屋面积发放拆迁补助共计122165元，该拆迁款已陆续发放完毕。另某村还依据王某5原房屋面积优惠提供回迁楼。1996年1月7日，王某5与某村签订迁居合同，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房屋一套。该房屋现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王某5于2002年6月21日去世，姚某于2003年5月20日去世。王某7放弃对房屋的继承。为此，原告提起法定继承纠纷，诉请：依法继承北京市昌平区某室房屋，依法分割王某5所有的拆迁补偿款122165元、存款8．5万元、基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房屋出租所得租金收益12万元。2011年7月22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法院以北京市昌平区某室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不具备继承条件及租金收益尚无证据证明为由，驳回原告起诉；2011年12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一中民终字第15833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事后，原告经过多次实地走访，获知被告王某4一直以被告董某的名义将房屋委托第三方中介对外出租获益。公民的继承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室房屋一套为其遗产，王某5生前未留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该房屋由被告占有并对外出租获益，租金收益属于遗产的收益，现该房屋虽未办理所有权证，不能实际按照继承份额分割，但并不影响作为合法的法定继承人的原告当然享有该房屋收益的权利，该房屋的收益应当在合法的继承人间予以分配。为此，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王某4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王某5夫妇没有任何遗产可供继承；即使二人有遗产，原告也没有继承权，原告的父亲和姚某不存在赡养和抚养关系，从未共同生活；即使王某6与姚某存在抚养关系，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王某4没收过任何租金，房屋所有权是董某的。董某辩称：与王某4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王某5与姚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结婚时，王某5系再婚。王某5与其前妻陈某育有一子二女，分别是王某6（1935年5月21日出生）、王某4（1945年3月23日出生）、王某7（1946年10月13日出生）。法院生效文书查明，1956年陈某去世后，王某5与姚某在上海结婚后一直长居上海，未与上述三子女共同生活。1979年王某5与姚某退休后回北京生活。王某6与王某1、王某3、王某2系父女、父子关系；王某4与董某系母女关系。王某6于1994年10月3日去世。王某5于2002年6月21日去世；姚某于2003年5月20日去世。1995年北京市昌平区某村进行旧村改造。根据当时的《迁居提供资金办法》，根据该办法，集体按户原有住房平方米提供楼房，按提供楼给予补助。60平方米以下户，只能提供二居，不得超出；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的老人补助2000元；二居收成本费4．55万、四居收成本费8．68万；底层、顶层价低于其它层3000元-5000元。王某5在黄土某村原有房屋46．10平方米，某村民委员会根据其原有房屋面积发放拆迁补助共计122165元，该拆迁款已陆续发放完毕。某村还依据王某5原房屋面积优惠提供回迁楼。1996年1月7日，王某5与某村签订《迁居合同》，载明原房户主王某5，全家人口2人，分别是王某5和妻子姚某，原房46．1平方米，认购二居改为四居，原房作价9953元，提供资金额2．5万元，需交成本费由4．55万改为8．68万，老人补助4000元，应交金额由1547元改为47847元；该迁居合同“户主签章”处上加盖有王某5的印章。法院曾于2011年4月15日到某村村委会调查核实情况，某村委会提供了1996年1月7日的《迁居合同》，并在合同复印件上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仅限法院使用”字样。根据2010年8月3日，某村委会加盖公章，并注明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收据》（编号：010724）显示，王某4补交了上述购房差价款47847元。王某4陈述当时根据政策和原有住房面积，王某5、姚某只能购买二居，考虑到老人年老体弱，需要人照顾，为与老人共同居住照顾，故更换为四居，并到村委会更改迁居合同，将董某加入，并由其补交差价款。王某5、姚某根据迁居合同，购买了位于昌平区某室房屋一套。经询问，101室的性质属于旧村改造的“小产权房”，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目前该某室由董某实际占有使用。诉讼中，王某4提交了时间为1997年11月有“王某5”签名的“协议”，载明：“家中四居有两居室是给王某4买的，她自己付的款，这是我同意的。待我们去世后四居归王某4所有。”王某1、王某2、王某3三人对该协议真实性不认可，并陈述在（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法定继承案件中王某4并未提及有过任何协议。王某4提交了2002年10月20几号的姚某的“遗嘱”，内容为根据王某5生前遗嘱，等其百年以后，将某村3号楼301室房子和剩余钱由王某4继承。该遗嘱内容字体明显与姚某签名不一致，系他人代书。2009年11月3日，王某7与王某4签订《协议书》，约定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村有楼房一套，原房主为王某5、妻子姚某，并于2003年和2004年俩人相近去世。王某5有二女，大女儿王某4、二女儿王某7，为了房屋的所有权，经姐妹俩人协商达成如下意见：二女儿王某7放弃昌平区某村房屋的继承权，此房屋产权归大女儿王某4所有，立字生效。王某7在该协议签注“王某7同意将房子给王某4所有”，并签名。另查，2010年12月，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7将王某4诉至本院，请求继承某室房屋、分割拆迁补偿款及租金收益等。我院于2011年7月22日作出（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除王某7主动放弃对某室房屋的继承权以外，王某1、王某2、王某3有权对王某5及姚某的遗产进行继承，但因涉案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无法进行分割，租金收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最终驳回了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7的诉讼请求。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7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2011）一中民终字第158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2月15日，董某与北京爱家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家营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董某委托出租涉案某室房屋，委托出租价格为5720元/月，委托出租期限为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2017年2月19日，董某与爱家营公司续签《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继续委托出租涉案房屋，委托出租价格为7100元/月，委托出租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2018年3月1日，董某再次与爱家营公司续签合同，委托出租某室，委托出租价格为7250元/月，委托出租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5月5日止。上述三份合同的收款账户均为董某个人账户。上述事实，有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三份、（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15833号民事判决书、协议、“遗嘱”、2011年民事开庭笔录、2010年12月20日民事起诉状、迁居合同、迁居提供资金办法、收据、协议书、村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记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具体到本案，根据生效法院文书查明的事实，王某5在某村原有房屋46．1平方米在1996年旧村改造，根据当时的搬迁上楼政策，王某5、姚某夫妇两人的原有房屋面积数和人口数量，只能购买两居室楼房，但后王某4跟王某5、某村村委会沟通协调，将王某5的回迁楼房由两居更换为四居，并自己出资4．7万余元用于购买超出的购房面积，因此涉案某室应属于王某5、姚某、王某4按份共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时的搬迁政策，本院酌情认定王某5、姚某享有二分之一份额；王某4享有二分之一份额。在对王某5、姚某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时，应首先将王某4的一半份额析出。王某5、姚某夫妇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定上述二分之一份额由王某5、姚某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关于王某4提交的2002年6月2日的“共同遗嘱”和2002年10月20几号的“遗嘱”，该遗嘱内容笔迹与被继承人的签名笔迹明显不符，该两份“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又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势要求，该“遗嘱”应属无效；同时，三原告对上述“遗嘱”和1997年11月载明有“王某5”签名的“协议”均不认可，且王某4在（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法定继承案件中并未出示上述遗嘱和协议，又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协议”的签名和内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王某6早于王某5死亡，王某1、王某2、王某3作为王某6的晚辈直系血亲，有权代位继承王某6应继承王某5的遗产份额。王某5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有姚某、王某4、王某7、王某1、王某2、王某3。本院酌定姚某、王某4、王某7分别继承四分之一，王某1、王某2、王某3分别继承四十八分之一。鉴于王某7自愿放弃对涉案房屋继承权，并同意将其份额归王某4，对此本院不持异议。王某5的遗产继承发生后，王某1、王某2、王某3分别继承四十八分之一，王某4享有涉案房屋八分之五的份额，姚某享有十六分之五的份额。王某5与姚某结婚时，王某6已经成年，且王某5、姚某结婚后一直长居上海，并未与王某6、王某7共同生活，姚某与王某6、王某7之间不存在抚养关系，亦未共同生活，姚某与王某6、王某7未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子、母女关系，故姚某与王某6、姚某与王某7之间不能互相继承遗产。姚某与王某4之间也不存在抚养关系，但王某5、姚某退休并在北京居住生活后，王某4与姚某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王某4对姚某尽了主要扶养和照顾义务，本院酌情认定姚某在101室中享有的遗产份额（十六分之五）由王某4分得。鉴于涉案某室，由董某实际占有使用，且董某自2016年至2019年期间将该房屋出租获取租金收益，租金由董某持有，现三原告要求依据应享有的继承份额比例分割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期间的租金收益，结合涉案房屋的地理位置、房屋面积、同地段的市场租金水平，本院认为房屋委托出租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标准符合市场价格，本院以此为基准予以计算。经计算，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董某应收租金数额共计248815元，根据三原告的继承份额比例，三原告分别应获得租金5183．6元。故三原告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王某4辩称三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因继承遗产属于物权范畴，故其该辩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某4辩称本案遗漏当事人一节，一方面该辩称被告在（2011）昌民初字第1591号继承案件中已提及，当时并未提供任何相应的证据证明，在该案中并未追加；另一方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要求原、被告双方提供王某5、姚某的相关身份或户籍等信息，或者“姚丽军”的身份信息以便法院依职权调查，但双方均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或身份信息，法院亦无法查证，故本院对此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董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分别支付王某1、王某2、王某3关于北京市昌平区某村散居某室自2016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5日期间的房屋租金收益5183．6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79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2430元（已交纳）；由王某4、董某负担34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炜鑫人民陪审员  路新生人民陪审员  寇艳荣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