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7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军，男，197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安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海江，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勇，广东德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乐安，男，198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永强，广东广和（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结玲，广东广和（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周小军因与被上诉人杨乐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小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乐安向周小军支付票据款135773元。事实和理由：（一）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并非票据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并非一种票据权利，而是票据法所规定的非票据权利，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设立的目的，是立法者考虑到票据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因为保障票据的快速流通，对票据权利的时效规定了严格于一般债权时效的规定，在实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导致此持票人的利益受损，于是在持票人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或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时，法律根据公平原则对持票人进行的一种特殊保护。一审法院已将案由定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周小军向杨乐安主张的是票据法规定的非票据权利。一审法院以周小军在涉案票据上所办手续不完整为由，认定周小军不享有票据权利，属适用法律错误。（二）票据手续不完善不影响周小军向杨乐安主张票据利益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在涉案票据不完善时持票人仍有权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支付与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周小军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周小军通过真实的交易获得涉案票据。票据的无因性、严格的记载要求事项及较短的债权时效，保证了票据的快速流通，但如果过分强调票据的要件形式，将有可能导致持票人的合法权益受损。（三）一审法院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认定不清。周小军已向法院提交了证据证明周小军与案外人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根据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脱离了票据关系依附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普通民事债权请求权，其不仅应当适用民法总则所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且从性质上也更符合民法总则规定的不当得利之债的利益请求权。本案中，杨乐安作为出票人，其在签发支票的过程中必然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其以在银行账户的存款作为债务的保障。现杨乐安以涉案票据不具有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形式为由拒绝付款，则其获利的行为构成了一种不当得利。周小军已提交证据证明通过真实的交易获得涉案支票，却未得到相关利益，周小军有权向杨乐安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周小军合法取得票据的事实未予认定，周小军通过交易从案外人郭某手中取得涉案支票，其后在交易过程中将涉案支票交给了案外人江某，江某在办理支票兑现的过程中发现支票账户余额不足，便将涉案支票退还给周小军。2.周小军向法院主张的并非票据权利，而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杨乐安辩称，（一）周小军并无在涉案票据有任何签章行为。（二）周小军提交的销售出货单存在大量无售货方签名及货品信息与实物不对应的问题。（三）一审通过证人出庭作证及相关的现场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周小军所提交的承诺书是杨乐安在受到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形成的。综上所述，周小军并非合法取得涉案票据，并非涉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无权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小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杨乐安向周小军支付支票款13577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35773元为本金，从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小军持有一张由杨乐安开具的平安银行支票（支票号码307××××4430/30771592，出票人杨乐安，收款人江某，票面金额135773元，出票日期2018年3月10日）向一审法院主张票据权利，称周小军为支付欠江某的货款，向江某交付上述支票，江某收取支票后于2018年3月13日到银行承兑时，被银行以出票人账号余额不足为由退票。周小军并未在支票上签章。周小军为主张票据权利，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周小军为证明其支付相应对价合法取得涉案支票，向一审法院提供销售出货单5份、江某的情况说明、杨乐安出具的证明和杨乐安的承诺书各1份。送货清单显示：客户为郭某，日期为2017年11月至12月，金额合计135773元，其中有两份金额分别为198元和59400元的有郭某的签名，另外三份没有任何签名。周小军提供江某的情况说明记载：收款人为江某的收到支票号为307××××443030771592，票面金额为135773元，出票人为杨乐安的支票，是周小军在经营活动中收到并用来向我支付货款的。我凭上述支票到银行提示付款时，被银行予以退票，退票理由为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票据款项。我于2018年3月15日将上述支票退还给周小军，周小军另行通过现金向我支票了货款。杨乐安出具的证明显示：今杨乐安开出票号为307715392、金额为135773元支票在周小军处，经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杨乐安于7月29日将郭某在10月29日找到处理周小军款项，并收回其本人支票后，此事和杨乐安无关。证明下面打印有承诺书，记载：如杨乐安三月内找不到郭某则由其本人承担余下115773元并承诺以下日期内如数还款给周小军，尾数不计：2018年10月30日付28943元，2018年11月30日付28943元，2018年12月30日付28943元，2019年1月30日付28943元。如杨乐安逾期不还，因此引起一切后果皆由杨乐安本人承担，签字印章之后即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落款处承诺人签字印章处有杨乐安的签名并按捺指模。经质证，杨乐安对周小军提供的支票和退票理由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支票上并没有周小军的任何签章，周小军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杨乐安对周小军提供的江某的情况说明、销售出货单以及杨乐安的证明和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票据法的规定相冲突，支票的转让只能通过背书转让，情况说明不能证明票据权利的合法转让。周小军提供部分销售出货单没有收货方的签名，货款金额与支票金额不对应。杨乐安的证明和承诺书是被胁迫而签订，并非自愿所签订，杨乐安因此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供录音资料一份，以证明其签订该协议时因受到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证明和承诺书。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其于2018年7月29日中午12点后到杨乐安的公司玩，当时有个个子很高的人与杨乐安在吵架，声音很大、很凶，带威胁性，后来证人载杨乐安跟个子高的人到中山市常荣电器有限公司，进去有五、六个不认识的人，跟杨乐安说支票的事情，并带威胁的口气让杨乐安签写还款协议，杨乐安不签协议就不让他走。杨乐安称其因害怕对方报复和影响做生意而对其受胁迫签订协议一事未报警。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由此可见，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前提是在票据上签章，持票人没有在票据上签章，不属于票据当事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因此不享有票据法上规定的票据付款请求权、追索权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本案中，周小军虽然持有涉案支票，但并未在涉案支票上签章，不享有票据权利，其以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由请求出票人支付票面金额135773元，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其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小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16元，减半收取1508元，由周小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周小军主张杨乐安向其支付支票款135773元，理据是否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由此可见，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前提是在票据上签章，持票人没有在票据上签章，不属于票据当事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因此不享有票据法上规定的票据付款请求权、追索权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本案中，周小军虽然持有涉案支票，但并未在涉案支票上签章，不享有票据权利，其向出票人杨乐安主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请求出票人杨乐安支付票面金额135773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周小军可凭杨乐安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周小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16元，由上诉人周小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何冠涛书记员曾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