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02民初7287号原告：刘某2，男，汉族，1974年5月10日生，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告：杨维志，女，汉族，1975年5月4日生，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告：刘陆丽，女，汉族，1997年9月26日生，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告：刘某1，男，汉族，2004年11月7日生，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即本案原告刘某2），系刘某1之父。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权，新浦新区新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杨德林，男，汉族，1942年4月12日生，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力，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永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永安村双丰组。法定代表人：王加强，村民委员会主任。原告刘某2、杨维志、刘陆丽、刘某1与被告杨德林及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永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永安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2、杨维志、刘陆丽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本权，被告杨德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力，第三人永安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王加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2、杨维志、刘陆丽、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依法分割土地补偿费153053.69元和树木补偿款5516元给原告，分割征地补偿款38263.4元和树木补偿款1379元给被告杨德林；2、本案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因遵义市红花岗区南部新城开发建设征地，先后于2018年5月和2016年5月征收了被告和原告为共同家庭成员的承包地三处，分别为鱼塘的2.194亩、耕地0.576亩、竹林地0.818亩，经贵州兰诚硕测绘有限公司确认上述地块征收面积。按征收补偿的标准，其中2.194亩的补偿款为118154.23元，0.576亩的补偿款为31019.52元，0.818亩的补偿款为42143.36元，树林补偿款为6895元。上述补偿款在第三人处保管。原告刘某2与杨维志婚后曾与被告杨德林一同生活。2004年，原告独立建户生活。1994年后，国家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主管部门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代码为：5203021052020006895，承包方代表为被告杨德林，承包方成员为被告及本案原告。因上述征地补偿费和林木补偿费分而产生纠纷，特诉至法院。被告杨德林辩称，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承包户内家庭成员只有杨德林、杨德林之妻腾光英、杨德林之母王世珍和原告杨维志四人，杨维志与刘某2于1996年结婚，征地补偿是按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户内人口进行补偿。杨德林所在永安村所耕种的实际面积要大于承包证上登记的土地面积，其中多余的部分主要是杨德林与其妻子开荒所得。原告杨维志和刘某2在土地征用及房屋征收中已将之前杨德林的款项领走，如果要对土地及林木补偿款进行分配，应根据房屋修建、土地承包的实际情况依法进行分配。第三人永安村委会述称，原告所陈述土地及林木补偿款金额属实，现款项在村委会账户上保管，因为原、被告双方发生争议，故该款至今未发放。因本村65岁以上的老人较多，有很多子女将款项领走后不再对老人进行赡养，至老人生活困难。建议补偿款先由老人用于生活，在老人去世后款项才能由子女分配。双方围绕争议事项向本院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户口本、测绘数据记录，证明土地承包情况、家庭人员情况及补偿费金额。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杨德林承包户内家庭成员杨德林、杨德林之妻腾光英、杨德林之母王世珍和杨德林之女杨维志（本案原告）四人取得了位于深××镇永安村的承包地。后杨德林与其妻又生育女儿杨维平，杨德林之母王世珍、杨德林之妻腾光英先后去世。原告刘某2与杨维志于1996年结婚后，入户与杨德林共同生活，其后刘某2与杨维志生育子女刘陆丽、刘某1。杨维平于2000年结婚后将户口迁出。2016年之后，被告与四原告分开居住，但承包地仍登记为一户。在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承包方家庭成员为原、被告五人。因遵义市红花岗区南部新城开发建设征地，先后于2018年5月和2016年5月征收了原、被告户内的部分承包地，应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191317.11元、林木补偿款6895元，合计198212.11元，上述补偿款现在第三人处保管。因原、被告对该笔土地征收补偿款和林木款的分配产生纠纷，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酿成诉争。另查明，原、被告在2017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因另一部分承包地被征用，共获得征地补偿款、林木补偿款、青苗、宅基地、地上构筑物、耕地等补偿款219374.58元。该笔补偿款原、被告双方已领取完毕，其中原告刘某2、杨维志共领取172988.22元、被告杨德林领取46386.36元。再查明，原告刘某2与原告杨维志结婚前居住在遵义市××区山岔镇，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原居住地有承包地。本院认为，本案第三人作为当地集体经济组织，系将土地补偿费分配到实际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经营户，因此认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中的人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是否依赖于本户内承包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成为能否领取土地补偿费的关键。在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被告杨德林作为户主取得了以户为单位的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该户内部分家庭成员因死亡或婚出而不断变迁，不再具有本承包户内家庭成员资格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现原告等四人通过将户籍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因为出生后与被告共同生活而成为本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现原、被告双方均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依靠该户内承包地生活，享有平等的土地补偿收益权，由于我国农村承包经营系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以户主为代表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不属于户主个人，应属家庭成员共有，无论被征收的土地此前在家庭内部划分为谁耕种，征收发生后均表现为家庭承包经营户承包地的减少，是家庭成员共同的生活来源的减少，不是家庭某一成员或部分成员承包经营土地的减少，征收分配的土地也应由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故原、被告均具有获得土地补偿收益费的权利。同时，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本案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也应考虑赡养老人的善良风俗，原告刘某2与杨维志结婚并将户籍迁入与被告杨德林共同生活的初心，也是出于今后便于对被告能更好尽赡养义务，现被告已是年近80岁高龄的老人，而原告方却与被告分开居住，不便于使被告的生活获得原告方的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等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而相较于原告方而言，被告更不容易获得其他生活来源，其今后的生活更多是依赖于其土地征收补偿收举益，故应当据此酌情考虑被告多分得部分份额。再者，原告刘某2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已在原居住地内享有承包地份额，对本户内承包地的生活依赖性要较被告更弱。综合以上三个因素，结合原、被告双方对之前已分配的补偿款中原告方已获得较多的分配额的实际情况，对本笔征地补偿费和林木补偿费等费用共计198212.11元，本院酌定由原告方共计分配50%，被告杨德林分配50%，即分别为99106.05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被告双方在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深××镇永安村村民委员会处的征地补偿费和林木补偿费等补偿费用198212.11元，由原告刘某2、杨维志、刘陆丽、刘某1共同分配50%即99106.05元，由被告杨德林分配50%即99106.05元，以上款项由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深××镇永安村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原、被告方支付；二、驳回原告刘某2、杨维志、刘陆丽、刘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刘某2、杨维志、刘陆丽、刘某1共同承担1065元，被告杨德林承担10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周安应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余萍书记员李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