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理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川3222行初2号 原告：理县米亚罗镇恒学农资店，住所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经营者：吴恒学，男，1963年8月27日出生，藏族，四川省理县村民，住该村50号，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李志明，四川仁勇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康军（系吴恒学之女婿），男，1976年12月28日出生，羌族。 被告：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住所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三湘大道一段84号。 法定代表人：彭措，该局局长。 负责人：付林，该局畜牧中心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义仲，四川法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寅，四川法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告：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杂谷脑镇红叶大道68号。 法定代表人：孙春艳，该局局长。 负责人：谭诚，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代正，男，1979年8月1日出生，汉族。 原告理县米亚罗镇恒学农资店（经营者：吴恒学）诉被告理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以下简称：县科技农水局）、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市场监管局）其他（农业）行政确认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3月，原告先后购入成都创欣塑胶有限公司生产的永丰牌地面覆盖膜200筒，先后销售给理县米亚罗镇、夹壁乡部分农户用于农作物生产。2018年5月，该批地膜在种植户中出现不同程度风化、裂开等情况，致使农作物产量降低、品质下降。2018年5月24日，批发商林小刚、生产商成都创欣塑胶有限公司代表将确认的地膜样品送往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成都）检验。检验结论：经检验，该样品所检样品合格；备注：Ⅳ类。2018年6月5日，在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夹壁乡政府）的协调会上，对于检测检验报告，二被告共同分析认为原告销售的该批地膜虽然质量合格，但不是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农户要求的适用高原使用的国标Ⅰ型膜（俗称“进山膜”或“高原膜”），而是国标Ⅳ型膜（俗称“平原膜”）。原告基于对二被告的公信力，认为二被告的分析无误，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2018年6月11日，原告分别与各受损种植农户达成了《夹壁乡永丰牌地面覆盖膜致损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及《补偿协议》。之后，原告按照协议向各受损种植农户支付赔偿款211400.00元。2019年2月15日，原告向检测机构了解，被解释告知为：备注栏中“Ⅳ类”是指该检测报告是按照国标Ⅳ类标准来检验的，并不表明送检地膜为国标Ⅳ类膜。二被告在补偿方案的原因调查分析中认为原告销售的地膜为国标Ⅳ型膜，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二被告的该行政确认行为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给原告造成名誉损害和财产损失。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二被告在补偿方案的原因调查分析中认为原告销售的地膜为国标Ⅳ型膜的行政确认行为违法，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县科技农水局辩称，1.原告所销售的地膜给农户造成损失是客观事实，原告与各受损种植农户于2018年6月11日分别达成调解协议，且自愿履行了赔偿金额，系原告与农户之间的自愿民事行为，我局处于调解人地位；2.根据检测报告、国家标准以及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作为调解人，我局在补偿方案的原因调查分析中仅是帮助原告分析造成损失的原因，分析认为原告销售的地膜为国标IV类膜，不是行政行为；3.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依照职权作出的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本案中我局从未作出影响原告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4.如果存在行政行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5.原告与农户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原告综合考虑自行决定的，而非我局行为所致。 被告县市场监管局辩称，1.调解行为不是行政确认行为。在协调处理原告销售地膜的质量问题、农户受损事件中，我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原告与受损种植农户进行调解，最终促成原告与各受损种植农户达成《补偿协议》。我局处于事件调查人和调解第三人、见证人的地位，我局没有对原告作出任何行政确认的具体行政行为；2.《检测检验报告》（编号：ABZB118W00821）是证据，不是我局行政确认的结果。检测机构作出的检测报告，其结论为：经检验，该样品所检项目合格；备注：Ⅳ类。该《检测检验报告》不是我局确认的结果；3.原因分析不是行政确认行为。原告销售的地膜，农户在使用中发生风化、裂开，造成农户损失是客观存在的。2018年6月5日，原告与村民代表以及调查组共同在夹壁乡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经分析认为，受损农户使用的地膜是未加“耐候剂”的Ⅳ型膜，不适应高原强光照射下的气候条件。该原因分析，得到参会者的认可。调查组所作的任何原因分析，都不是行政确认行为。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吴恒学经营的理县米亚罗镇恒学农资店购入成都创欣塑胶有限公司生产的永丰牌地面覆盖膜200筒，先后将168筒地膜销售给理县、米亚罗镇等部分农户用于农作物生产。2018年5月，该批地膜在莴笋等种植户中出现不同程度风化、裂开等情况，致使农作物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甚至无收成，给种植农户造成经济损失。2018年6月5日，原理县农业畜牧和水务局（以下简称：县农水局）、理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工质食药监局）组织原告与各受损种植农户，在夹壁乡政府对该批地膜致损召开了专题会议。2018年6月11日，原县农水局、县工质食药监局以及夹壁乡政府的组织协调下，原告与各受损种植农户达成了补偿方案。该补偿方案载明：经县农水局、县工质食药监局共同分析，认为原告销售的此批次地膜虽质量“合格”，但不是批发（商）、零售（商）以及农户要求适用高原使用的国标Ⅰ型膜（俗称“进山膜”或“高原膜”），而是国标Ⅳ型膜（俗称“平原膜”）。此致损原因于2018年6月5日在理县召开的专题会议中，由县农水局和县工质食药监局共同向夹壁乡政府、农户和零售商通报（批发商和厂家拒绝协调而未参加），农户和零售商均接受此结论。该补偿方案还载明：2018年6月6日，县农水局和县工质食药监局牵头，夹壁乡政府配合，对农户受损面积、程度逐一核实由零售商吴恒学和农户进行现场确认，在今年平均产量和单价的基础上，互谅互让，达成了理赔方案。吴恒学在该补偿方案的零售商处签名，各受损种植农户均签字捺手印。2018年6月13日，原县农水局、县工质食药监局在该补偿方案上签字盖章，夹壁乡政府在注明“经协调达成上述协议”后签字盖章。同日，原告与各受损种植农户达成了四份《补偿协议》。之后，原告先后向各受损种植农户支付了补偿赔付款。2019年3月，原告以二被告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在补偿方案的原因调查分析中认为原告销售的地膜为国标Ⅳ型膜，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给原告造成名誉损害和财产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另查明，根据理委发〔2019〕2号《中共理县县委、理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文件要求：2019年3月13日，组建县科技农水局，将县农水局的职责整合到县科技农水局的职责中，不再保留县农水局；组建县市场监管局，将工质食药监局的职责整合到县市场监管局的职责中，不再保留县工质食药监局。 本院认为，原告销售的地膜出现风化、裂开等情况，给种植农户造成经济损失。在二被告及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依据《检测检验报告》，二被告对原告销售地膜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分析意见。二被告的该原因分析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确认行为，对原告不具有强制拘束力，原告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根据查明的事实，在补偿方案中明确载明了零售商吴恒学、农户均接受二被告作出的原因分析结论，系原告的自愿行为。 本案中，原告、农户自愿接受二被告提出的原因分析结论后，经二被告及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互谅互让，最终促成原告与各受损种植农户就原告销售地膜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自愿达成了补偿方案及《补偿协议》，二被告的行为系行政调解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的规定，二被告在本案的行政调解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理县米亚罗镇恒学农资店（经营者：吴恒学）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已交纳，于本裁定生效后全部退还给原告理县米亚罗镇恒学农资店的经营者吴恒学。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卢 春 辉 审 判 员 尹  强 人民陪审员 杨 崇 发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法官 助理 常  惠 书 记 员 阿比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