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终8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安徽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南县柴集镇后湖村。法定代表人：周俊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鸿飞，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陈怀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鸿飞，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永因与被上诉人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升公司”）、原审原告陈怀东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8）鄂72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旭升公司、陈怀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余鸿飞，张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8）鄂72民初2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旭升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旭升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第一，原审法院对案涉货物灭失数量的认定无事实依据。起运地装载货物总吨数为张永与旭升公司协商确定，因案涉货物为过驳装载，旭升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张永实际装载货物的总吨数。张湾码头卸载的货物并未经张永或张永委托的人员进行监督称重，旭升公司主张卸载货物的吨数并未经张永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以15400吨扣减旭升公司单方提供的数据，推定货物灭失数量为9075吨，属认定事实不清；第二，原审法院对案涉灭失货物金额的认定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以旭升公司与孙广金签订的供货协议中的约定价单价140元作为市场单价明显不当。孙广金与旭升公司签订的合同并非真实，且在无其他证据证实货物到达地市场单价的情形下，认定案涉货物单价为140元明显不当。旭升公司、陈怀东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旭升公司、陈怀东原审诉请：1、判令张永将旭升公司、陈怀东托运的石子全部运送到阜阳港金泽码头并协助旭升公司、陈怀东卸载；2、判令张永赔偿旭升公司、陈怀东无法向他人交货的违约损失30万元；3、如果张永不能向旭升公司、陈怀东交付石子，则判令张永按照市场价赔偿旭升公司、陈怀东货物损失；4、案件受理费由张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1日，陈怀东（曾用名陈伟）与李芳（船舶代理）签订托运人为旭升公司、承运人为张永的水路货物运输协议。陈怀东系旭升公司职员，旭升公司确认该协议系其委托陈怀东签订。张永确认李芳系其船舶代理，以及委托李芳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张永承运旭升公司托运的石子15400吨，起运地镇江117浮，达到港阜阳张湾码头，承运船舶“皖淮南拖668”拖船，装卸时间共20天，运价每吨包干40元（不含开发票费用），开航前预付30万元，余款船到码头后卸货一半付清全部运费；装卸延期责任，卸货超期由旭升公司付张永延期费每天每吨0.5元（不可抗力除外）；货物要盖好油布，在运输途中发生雨淋、短斤现象由承运人承担；协议达成后，旭升公司交付押金5万元，此款从船运费中扣除，如货物落空押金不返还；如单方违约，由违约方负责赔偿一切损失。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以上协议签订当日，张永所有的“皖淮南拖668”船队（“皖淮南拖668”拖船与12艘驳船编队）即在长江水域镇江117浮处等待装货。因旭升公司、陈怀东安排装货不及时，船队在该处继续等待，直至2017年4月30日下午，过驳船开始为船队装载旭升公司托运的石子。同年5月2日，船队受载完毕开航。次日，船队经过施桥船闸进入京杭大运河航行，后航经洪泽湖至淮河。同年5月18日，船队经过颍上船闸。同年5月20日，船队通过阜阳船闸驶入目的地张湾码头所在的泉河河口，距张湾码头约10公里处锚泊。由于张湾码头下游河道为五级航道且有较多养鱼网箱，“皖淮南拖668”拖船无法一次性将全部驳船拖进航道。为此，船队解开编队由拖船拖带6艘驳船驶入航道，其余驳船锚泊原地。同年5月21日，拖船及6艘驳船停靠张湾码头，船队长随即通知陈怀东卸货。同年5月28日，其中5艘驳船的石子（6325吨）卸载完后，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因张湾码头未取得港口货物装卸作业的行政许可，其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向“皖淮南拖668”拖船下达书面通知，禁止在该码头卸货，勒令开往锚地停泊。船队长将此情况告知陈怀东后，陈怀东要求拖船及驳船驶往锚地等通知。随后，“皖淮南拖668”拖船拖带驳船离开张湾码头至阜阳船闸北锚地锚泊。此后，船队长与陈怀东多次联系，但旭升公司、陈怀东未能联系到码头卸货，双方亦未能就船舶延期费达成一致，船队仍滞留当地。期间，双方还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协调卸货，但未果。2017年10月25日，旭升公司雇请若干人用拖船强行拖走船队中的3艘载货驳船，拟自行卸货。经船队向当地公安机关、海事管理机构报警或报告，该3艘驳船被追回。同年10月28日，张永收到旭升公司发出的落款时间为同年9月8日的通知，称“为避免我司损失继续扩大，现通知你收到该通知后3日内，将我司剩余9075吨石子运送到阜阳港金泽码头卸载，否则你应承担我司的一切经济损失”。但张永认为金泽码头只是通过环保验收，尚未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且顾虑船队停靠金泽码头会遭到执法机关处罚，而未将船队开往该码头停靠。同年11月6日，张永承诺船队不私自离开阜阳船闸下游锚地。但之后双方对船舶延期费等问题未达成一致，张永于同年11月10日安排“皖淮南拖668”船队驶离该锚地前往淮南，并在随后处理了船队未卸载的石子。另，截止船队离开阜阳船闸下游锚地时止，旭升公司尚欠张永运费41000元未付。原审法院（2017）鄂72民初1939号案庭审时，旭升公司和张永均确认船队实际装载石子15400吨。旭升公司的以上石子拟供应给案外人孙广金。2017年3月29日，旭升公司（甲方）与孙广金（乙方）签订供货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石子1万吨，并支付甲方定金20万元；合同期限自同年3月29日至5月29日；乙方接到甲方发送的货物时，应按140元/吨的单价当场结清货款；违约责任：甲方若未在乙方规定的时间内足额提供货物，则按总货款的20%赔偿乙方。旭升公司因无法按时向孙广金供应石子，于同年6月6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同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向孙广金支付违约金28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陈怀东与船舶代理李芳签订的托运人为旭升公司、承运人为张永的水路货物运输协议，业经旭升公司和张永确认，该两人的签约行为受其各自分别委托。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旭升公司和张永为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且没有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陈怀东签约系受旭升公司委托，其本人并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依据该条规定，张永接受旭升公司的委托承运货物，应将货物运输到约定的地点阜阳张湾码头。张永所属“皖淮南拖668”船队承运旭升公司货物至目的地张湾码头下游附近水域后，由于码头所处河道等级较低且有养鱼网箱等原因，船队只能解队由拖船拖带部分驳船前往卸货。即便如此，部分驳船货物卸载后，海事管理机构因该码头未取得港口装卸作业许可禁止船舶在此卸货。对此，张永事先难以知晓，而旭升公司在订立运输协议指定运输目的地之前，有责任了解目的地码头是否被许可进行货物装卸作业。由此可以看出，船队不能在目的地码头停靠卸货，不能归责于张永。原审法院认定张永作为承运人已按约定将货物运输到约定的地点。《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规定，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变更到达地。虽然张永按约定已将旭升公司托运的货物运输到约定的地点，但旭升公司根据该条款规定可以要求张永变更货物到达地为阜阳港金泽码头，而张永收到旭升公司的变更货物到达地通知后，以旭升公司拖欠运费和不支付船舶延期等费用为由，并顾虑船队停靠阜阳港金泽码头可能会遭到执法机关处罚，未将剩余货物运输到该码头，且未依法行使留置权的情况下将货物运往他处自行处理，以致旭升公司至今未收到货物，可视为货物已灭失。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张永应赔偿旭升公司货损。货物灭失的赔偿。双方确认“皖淮南拖668”船队在起运地装载货物15400吨，扣减船队在目的地张湾码头卸载的6325吨，货物灭失数量为9075吨。对于货物灭失赔偿的价格标准，《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鉴于双方没有约定货物的灭失的赔偿额，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因此，旭升公司货物的灭失的赔偿额应按协议约定的目的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旭升公司购进的石子拟供应给孙广金，故旭升公司与孙广金签订的供货协议中约定的140元/吨可以作为货物到达地的市场单价。依此计算，张永应赔偿旭升公司货损1270500元。关于旭升公司主张的其无法向他人交货的违约损失。旭升公司要求张永将货物运送至变更的到达地，系依法行使托运人的权利，张永如因此受到损失可依法主张，但不能拒绝履行相应的运输义务。张永将货物运往他处自行处理，导致旭升公司无法向孙广金供货，并可能因此向孙广金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旭升公司不能向他人交货可能产生的损失，不是张永与其订立运输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且旭升公司主张其无法向孙广金交货已承担违约损失30万元，并没有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旭升公司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张永应赔偿旭升公司的货物灭失的损失1270500元。鉴于张永已处理其承运的剩余货物，责令其将货物再运送到阜阳港金泽码头已不可能，故旭升公司主张张永将货物运送到该码头卸载，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旭升公司要求张永赔偿其无法向他人交货的违约损失，不是张永与其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且旭升公司主张的该项损失没有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对旭升公司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陈怀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货物损失1270500元；二、驳回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陈怀东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8934元，按简易程序诉讼费收取规定减半收取9467元，由张永负担7659元，阜南县旭升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1808元。二审时，张永向本院提交五份证据：1、张永与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2017年11月9日签订的《保管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张永将七条驳船的船载石子一并交付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保管，保管费按每吨0.2元/天计算，总额为1672.3元/天。2、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3、安徽周集港口有限公司与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港口租赁合同》一份；4、安徽周集港口有限公司港口经营许可证；5、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2019年7月20日《证明》一份，载明张永于2017年11月19日将淮南驳1169号、1170号、1172号、1173号、1175号、1178号、1229号驳船所装载的石子卸载至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堆场，卸载8361.52吨。2018年6月24日张永分批将将保管的石子全部提取完毕，共提取8134.82吨。上述五份证据用以证明剩余货物的数量为8134.82吨，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9075吨。旭升公司、陈怀东质证意见：对上述五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并不能证明存储的货物为案涉货物。本院认证意见：上述五份证据未能证明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存储的货物与案涉货物具有关联性，亦未能证明案涉所有剩余货物均由张永存储至安徽博澳四海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故，对上述五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焦点，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张永应向旭升公司承担赔偿1270500元货损的责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原审法院查明，张永与旭升公司在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1939号案庭审时，明确船队实际装载石子数量为15400吨，故原审法院认定张永承运货物数量为154000吨并无不当。张永作为承运人与旭升公司签订案涉货物运输合同，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承运货物安全、完好地运输至旭升公司指定的目的地。本案中，张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张湾码头卸载的货物数量，即张永并未证明其已交付旭升公司货物的数量，旭升公司于2017年9月8日向张永发出的《通知》中，自认收到张永交付的货物数量为6325吨，张永亦未举证证明其交付的货物数量超过该6325吨。故，张永上诉认为原审法院以15400吨减去6325吨，认定张永未交付的货物为9075吨无事实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货物单价的依据为旭升公司与案外人孙广金签订的《供货协议》，张永原审庭审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供货协议》约定的货物单价为140元，张永上诉认为该单价并非到达地的市场单价，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价格的不合理，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34元，由张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林向辉审判员 余 俊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杨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