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9民终1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中林，男，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晓琴，湖北仁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月清，男，196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柏，大悟县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董中林因与被上诉人严月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2民初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中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922民初95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依法判决严月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董中林与严月清之间实质上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合伙协议纠纷的案由，属于不当。2016年8月23日董中林、严月清以及其他两位合伙人和会计刘强五人在进行合伙清算时，因严月清多收货款72649元导致多拿合伙经营利润，经过在场五人的一致协商，同意将该笔欠款转由严月清对董中林的个人欠款和债务。该笔72649元欠款已经通过合伙清算的方式转化成了严月清对董中林的个人债务，严月清出具的《收条》则成为了董中林与严月清间的债权债务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二、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收条》是严月清因欠款出具而不是收款，出纳余红清将《收条》交给董中林是交付债权凭证给债权人而不是债权转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本案实际事实相悖。1.严月清出具《收条》是因欠款，该事实有董中林称述、另两位合伙人的证人证言，另会计刘强可以到庭证明，在董中林已经有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依照该凭证书写的是“收条”两个字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收条》系收款凭证，忽略本案的实际事实和证据，作出了与事实严重相悖的认定。2.严月清出具《收条》的日期是2016年8月23日，这正是董中林、严月清等五位合伙人进行合伙清算的当天，在各位合伙人协商一致同意将72649元转为严月清对董中林的个人欠款后，严月清才出具《收条》并交给了余红清，余红清随即将《收条》交给了董中林。一审法院仅从出纳余红清收到《收条》再将《收条》转交董中林这一行为的形式上，认定系债权转让，毫无根据。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收条》系收款，严月清不存在债务，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又假设《收条》系严月清对合伙人的债权凭证，形成债权转让，逻辑上自相矛盾，其根本原因是对本案事实没有审查清楚，导致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焦点不是债权转让，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一审法院因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董中林与严月清之间是民间借贷纠纷，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借款合同和该司法解释之规定。被上诉人严月清辩称，一、董中林所述事实与实际不符。1.董中林、严月清和其他几位曾经是合伙关系，但在合伙期满进行清算分红时，严月清在领到分红款72649元之时，当场向财务（余红清）打了“收条”，证明严月清收到了分红款而已。可董中林说严月清收到的72649元是五个人一致同意将该笔欠款转化为对董中林的个人欠款和债务。这一说法与在场的证人所述不符。2.董中林前后所述矛盾，足以佐证严月清出具的收条是收到应得的分红款，不是“欠条”，更不是欠款。“收条”和“欠条”是两个不同的性质。即使严月清多拿合伙人72649元，该款也是包括董中林在内的五个人的共同债权，且该债权凭证（收条）由余红清持有。余红清转让该债权凭证时，应该取得债务人严月清的同意，否则该转让无效。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董中林提供的主要证据“收条”不能说明严月清是欠款的债务人。2.董中林不是“收条”的持有人，且取得《收条》不符合法律规定。3.董中林没有有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陈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依法驳回董中林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董中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严月清偿还董中林款项72649元及自2016年8月23日起的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严月清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董中林、严月清等人合伙经营天津市武清区小王庄正威燃气站。2016年8月23日，合伙人经协商一致，对其现有现金116.3436万元按各自的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同日，严月清向财务出纳余红清出具收条一份，证实其收到72649元。后余红清将该收条交给董中林。2018年孝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921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对合伙期间部分合伙人已收货款按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该生效判决中未涉及董中林所诉称的72649元系严月清多拿货款的认定及处理。董中林、严月清因72649元的收条产生争议后，董中林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属性是：收条上载明的内容是否可以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如果是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转移是否通知了严月清。收条只注明了金额，未注明款项的来源及性质，但结合该收条是严月清在合伙人对现金进行分成时向出纳余红清出具的，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该收条可以证明严月清收到了财务人员给付的款项72649元，却不能证明该款是严月清多拿的，不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证据。如果该款为合伙人的共同债权，是否已经转移给董中林？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结合本案的案情，即使董中林所诉成立，但财务出纳余红清在开庭作证时明确表示，收条交给董中林时严月清并不知道，可以证实所谓的债务72649元在转给董中林时未尽到通知债务人的义务，该债权转让行为对严月清不发生效力；且董中林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是严月清多拿的货款，相关生效判决亦未认定。董中林的证据三的证明目的是严月清下欠其他合伙人分成款72649.10元，即使该款为严月清多拿货款成立，但是，该款对应的应是全体合伙人，包括严月清本人，该多拿的货款应在全体合伙人中分配，不应直接给董中林，事实上严月清也没有给董中林收条；且董中林的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明72649.10元是严月清多拿的货款。合伙协议纠纷是指合伙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合伙协议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涉及的纠纷源于合伙款项的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案情查明的事实，董中林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应认定为借贷关系，应当按照产生收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协议纠纷确定本案的案由。本案在审理中确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由不当，仍应采用立案案由。董中林辩论所称的“原、被告在合伙分成时已经就72649元的性质进行沟通和确认”，该意见并未得到严月清的认可，且无相关的证据佐证，未予采纳。综上所述，董中林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未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中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6元，减半收取808元，由董中林负担。本案二审期间，董中林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严月清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董中林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证人刘某系五位合伙人聘请的会计，利润分配以及债权债务都是由他进行统计的，该收条出具的前后过程及原因，系严月清与董中林已经就该笔欠款达成了个人债务协议，另外其他合伙人同意。严月清对董中林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经质证认为，1.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新证据。2.证人作证不符合事实。本院对证人刘某的证言予以采信。理由是：刘某是五合伙人为合伙事宜聘请的出纳，是2016年8月23日现金分成结算的在场人、亲历者，其陈述内容与一审出庭作证的余红清、余炎清所述相印证。二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8月23日，董中林、严月清及案外人余红清、余炎清、严院清等五合伙人就其合伙事宜，经协商均同意散伙并按出资比例进行分成。合伙人核算确认现金分成，将现金1163436元按出资比例分配，董中林按出资比例应得分成135772元，严月清应得分成为174515元。由于严月清在负责经营期间共清收了247164元，按照现金分成，严月清需拿出72649元分配给其他合伙人。为此，严月清便出具了一份内容为“今收到72649元”的“收条”交给时任合伙会计的余红清。余红清在对董中林进行合伙分配时，将该“收条”作为对董中林的分配交给了董中林。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合伙人散伙过程中有关结算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的规定，本案应当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准确。本案讼争的焦点问题是：1.案涉的“收条”能否作为债权凭证；2.董中林能否凭案涉的“收条”主张权利。关于焦点问题，1.2016年8月23日，严月清出具的案涉“收条”可以作为债权凭证。按正常理解，收条不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证据。但是，在本案中，根据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严月清应当退还给合伙人72649元，该72649元是严月清对合伙人应负的债务，由此而出具的“收条”；加之严月清未提供证据反驳本案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所以，案涉“收条”可以作为债权凭证。2.董中林可以凭案涉的“收条”主张权利。因为董中林在合伙中应当分配到相应的款项，基于此，合伙人将该“收条”交给董中林后，董中林即享有该“收条”的权利，即可以凭该债权凭证“收条”行使债权。如果该债权的行使要以通知严月清为成立的条件，应当推定董中林已尽到了通知的义务。严月清在本案诉讼中并未以此进行抗辩。即使在本案起诉前，董中林未就案涉“收条”行使权利而通知严月清，那么，董中林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权利，也有通知严月清之功能。所以，董中林的诉讼请求成立，应当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董中林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以采信，其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是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2019）鄂0922民初951号民事判决；二、严月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中林支付7264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16元，均由严月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