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云玲，女，汉族，1978年11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廉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章，广东鼎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林康，广东鼎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洋，男，汉族，1988年6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尉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正平，广东博导聚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云玲因与被上诉人张洋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3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云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文云玲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9）粤2072民初3420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第3段认定事实不清。中山市远通电子电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通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南聪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聪公司）有业务往来，张洋向文云玲交付涉案支票用于支付货款，文云玲取得票据是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已给付相应对价，理应享有票据权利。张洋辩称：（一）双方之间是支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但是双方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所以文云玲无权要求张洋清偿支票款。（二）文云玲是远通公司的出纳，张洋认可。文云玲是远通公司交易相对方，文云玲是通过远通公司的交易而取得该支票。但是文云玲与远通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张洋不清楚。文云玲并非通过基础法律关系而受让取得该支票，所以文云玲没有取得票据权利。即使文云玲是远通公司的出纳，文云玲向银行承兑付款，只是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票据的权利义务最终应归第三人远通公司。（三）在张洋与远通公司的货款清偿关系中，支票被银行承兑付款拒绝后张洋作为南聪公司的股东，南聪公司已经陆续向远通公司的法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2万元，另外银行转账给远通公司指点的收款人文云玲1万元，通过微信方式给中山市远通电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分别支付了7000元、2000元、2200元、5000元和5000元，上述一共支付了51200元。远通公司向南聪公司拿了200台茶吧机，所以在支票被退票后，张洋经营的南聪公司向远通公司已经陆续还款，具体的金额尚未结算，但应该还的差不多了。（四）张洋当时开具的支票，收款人是空白的，没有写上文云玲的名字，当时把支票交付给远通公司，至于后来该支票的收款人为何填上文云玲的名字，张洋不清楚。综上，第三人远通公司取得涉案支票，未通过基础法律关系流通，而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法律关系转交给文云玲手上，所以双方因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故文云玲无权以票据法律关系向张洋主张票据权利。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请求驳回文云玲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文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洋向文云玲支付票据款76400元及利息（自2018年9月19日起以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号码为10xxx3073xxx04的支票，出票日期为2018年9月10日，出票人为张洋，收款人为文云玲，票面金额为76400元。文云玲委托其开户银行收款时，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退票。尔后，文云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诉讼中，文云玲主张其在远通公司担任出纳，该司与南聪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张洋系南聪公司股东，其向文云玲出具支票用于支付公司货款。文云玲提交的由远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证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本案中，对文云玲有关远通公司与南聪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张洋向文云玲交付票据用于支付货款的待证事实，文云玲未能提交两公司的买卖合同及销售单证、凭据等证据予以证明。而远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为单方证言，缺乏证明力，不足以证明其与南聪公司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据此，文云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文云玲系涉案支票的合法持票人，文云玲不享有票据权利，其请求张洋支付票据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文云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75元，由文云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文云玲向本院提交六组新证据：证据一佛山市顺德区南聪电器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二订货单、证据三送货单、证据四远通公司员工与张洋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五朱桂玲的劳务合同、身份证以及远通公司出具的员工证明以及证据六远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张洋是南聪公司股东及实际经营人，其多次向远通公司订购货物，向文云玲交付涉案支票用于支付货款。2.文云玲取得票据是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已给付相应的对价，理应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权利。”张洋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证据一企业信用信息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2、对于证据二订货单、证据三送货单的三性不予确认，但是确认2018年4月18日张洋在远通公司的便笺签名，确认收到500套电路板的真实性。3、确认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确实是与张洋聊天，但不清楚聊天对象的身份，由法院认定。4、对于证据五朱桂玲的劳动合同、身份证以及远通公司出具的员工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确认，但是不确认关联性，只有参保证明才能证明员工关系，劳动合同可以事后补充。从以上证据可看到，文云玲取得票据没有基础法律关系，文云玲只是远通公司的出纳，履行职务行为向银行承兑涉案支票。张洋于二审诉讼中向本院提交南聪公司股东孙世鹏和远通公司法人黄明聪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称该证据在一审提交，但因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向法院出示授权委托书，故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张洋称其提交上述证据，意在证明其与远通公司存在交易关系，其需要向远通公司支付货款，远通公司指示张洋把货款10000元支付给文云玲。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文云玲二审提交的订货单、送货单抬头写明远通公司，张洋在订单内容下方及送货人处签名。而文云玲二审提交的张洋与远通公司员工朱桂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张洋向朱桂玲下单及双方交流的情况。远通公司二审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远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明聪曾向文云玲丈夫黄光波借款100000元，经协商一致远通公司向文云玲交付了涉案支票以偿还上述借款。张洋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远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明聪要求张洋向文云玲支付10000元以支付本案货款。再查明：2018年9月19日，文云玲持涉案支票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提示付款，银行以付款人账户余额不足为由向文云玲出具了退票理由书。本院认为，本案是票据追索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文云玲是否享有涉案支票的票据权利。因张洋确认其与案外人远通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往来，并且交付了涉案支票给远通公司以支付货款，交付之时收款人一栏系空白的，同时张洋亦确认了文云玲系远通公司出纳的身份，而远通公司亦于二审出具《情况证明》证明其向文云玲交付涉案支票以支付远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明聪拖欠文云玲丈夫黄光波的借款100000元。可见，涉案支票的记载事项完备，流转过程清晰，并且文云玲获得该支票时已支出相应对价，故其已经合法获得了涉案支票的权利。在涉案支票被银行退票之后，文云玲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的规定，向出票人张洋主张追索权，故张洋理应向文云玲赔付支票的票面金额76400元及自文云玲被银行退票之日即2018年9月19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64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至于张洋与远通公司之间是否付清货款的问题，由张洋向远通公司主张，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张洋亦不得以此为由对抗文云玲的票据追索权。综上所述，文云玲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342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文云玲支付涉案支票票面金额764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64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10元（均已由上诉人文云玲预交），均由被上诉人张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晓婷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