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民终11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斌，男，汉族，1976年6月13日出生，原籍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现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原玮，河北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豪，男，汉族，1976年12月24日出生，现住重庆市开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杨村园工业区前一幢。法定代表人：廖百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东方大厦12楼。法定代表人：付高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轶，男，汉族，1976年10月20日出生，现住湖北省松滋市。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和平西路15号1-1-4。法定代表人：陈和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安琪，女，1995年2月7日出生，现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女，汉族，1981年9月28日出生，现住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杨斌因与被上诉人付豪、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东涵公司）、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博高公司）、衡水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恒丰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8）冀1102民初1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原玮，被上诉人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轶，被上诉人衡水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安琪、王颖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付豪、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斌上诉请求：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付豪和东涵公司承担责任，博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恒丰公司在欠付工程款内承担责任，二、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事实为被上诉人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衡水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衡水恒丰理想城建设项目工程，后将该项目转包给了被上诉人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楼房全部工程（包括设计的木工、钢筋工、混凝土工、外架工、抹灰工）的人员均由被上诉人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招入。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一人参与楼房项目建设，明显存在违法发包甚至转包的违法行为，且期间的工人劳务款均由宜昌博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发放，从未将任何劳务款拨款至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而且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具有劳务分包的资质，一审法院实际已经查明本案存在违法分包以及转包的情况，但未对其进行任何认定，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当然其中涉及了工程建设，发包、分包等情形，原审法院应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对其中涉及到转包分包，欠缺资质问题予以说明，但原审法院并未适用其中的任何法律条款。被上诉人宜昌博高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第一，就本案而言，上诉人诉请的是合同纠纷，诉讼的对象只能是合同相对人。不能超越合同相对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东涵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劳务派遣、室内装饰设计、室内水电安装。与上诉人签订劳务合同并没有超出经营范围，也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因此认定合同无效。第二，博高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转包、违法发包，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况且博高公司与东涵公司双方当事人之间均不认可存在工程转包行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自认：期间的工人的劳务款均由宜昌博高公司进行发放，从未将任何劳务款拨款至东涵公司。由此说明该工程不存在转包问题，对于劳务款拨款的控制，是保证对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防止劳务公司挪用农民工工资。本案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明显混淆了民法和行政法调整的范围，上诉人诉请的是劳务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予以调整，审查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相对人存在的纠纷，而上诉人主张超越合同相对性进行审查与合同无关的事实，必须基于法律规定“打破合同相对性”才可以审查，上诉人没有提供“打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依据，就本案的情形而言，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上诉人想当然地找些荒谬的上诉理由，同时转包、违法发包属于行政调整的范围，不属于民法调整。故本案基于合同民事法律关系，适用合同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本案，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衡水恒丰公司在庭审中口头辩称：就上诉人的上诉，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上诉请求没有相关依据，依据上诉人杨斌与被上诉人东涵公司签订的木工班组集体劳动协议及合同相对性，应由东涵公司，承担对杨斌的付款义务。我方作为工程建设方，仅与博高公司具有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劳务款的支付与我方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支付工程款本息100539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3日，原告杨斌与被告广州东涵劳务有限公司签订木工班组集体劳动协议，工程名称为衡水市恒丰理想城东区，施工地点为衡水市大庆路与育才街西南角。协议第一条约定了承包范围为恒丰理想城5#楼（及所属范围的地下车库）。协议第六条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班组进场垫资至标准17层后付实际工程量的70%，以后按月进度是70%支付。楼盘封顶后，支付完成工程量的85%，结构验收合格后，支付完成量95%，综合验收后，一次性全部付清。2016年1月20日，被告付豪与原告杨斌签署内部劳务结算清单，载明应收入项目合计884976元、应扣除项目799755元，余额为85221元。另查明，2013年12月1日被告宜昌博高公司与被告衡水恒丰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将恒丰理想城1#-6#楼及地下车库工程（含桩基）承包给宜昌博高公司；后宜昌博高公司将劳务分包给被告广州东涵公司。2016年8月31日恒丰理想城东区1-6号楼以及地下车库已全部通过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2017年6月1日，被告衡水恒丰公司与被告宜昌博高公司进行了工程计算，1-6楼工程结算价款为261396419.6元（水电费已扣除）。自2016年4月12日至2017年8月21日，被告宜昌博高公司共向被告衡水恒丰公司出具了28张建筑业统一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61396419.6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经按照其与被告广州东涵公司签订的劳动协议完成相应的劳务，经双方核对工程量以及应扣除项目后出具了劳务结算清单，该清单载明了欠付劳务款以及保证金的金额，被告广州东涵公司应对原告诉请劳务款及保证金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广州东涵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但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宜昌博高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原告游章模与被告广州东涵公司签订的劳动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原告提交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宜昌博高尚欠被告广州东涵公司的劳务款，故其要求被告宜昌博高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衡水恒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被告衡水恒丰公司提交了其与被告宜昌博高公司签章认可的工程结算单以及相应的建筑业统一发票，原告无证据证实被告衡水恒丰公司尚欠被告宜昌博高公司的工程款及具体的欠款金额，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原告与广州东涵公司签订的劳动协议中约定了付款时间，故本院认定逾期付款利息应以8522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2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保证金，其并非工程款性质，故对该笔款项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1、被告广州东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斌劳务款以及保证金100539元以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8522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2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驳回原告杨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杨斌提交了广州东涵公司证明一份，作为新证据,证明目的：宜昌博高公司将衡水恒丰公司项目含主体工程转包给广州东涵公司，宜昌博高公司没有任何人员参与，所有人的劳务款均由宜昌博高公司发放至个人，至今有相关班组欠付5%-10%的款项，其余款项应由宜昌博高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宜昌博高公司对该证明发表的意见为：证明中没有加盖广州东涵公司的公章，在一审中提交的我方与廖百谷签订的合同是真实的，杨斌等人进场的情况是真实的，是廖百谷招入的，都不是我公司招入的。关于付款，我们给付豪和廖百谷二人没有汇至广州东涵公司，因合同没有加盖广州东涵公司的公章。关于工人工资发放的情况，我们只是起到监督的作用，怕付豪、廖百谷挪用工人工资。班组发放工资达90-95%的情况和结算情况我们不清楚，廖百谷在我们公司账目中已经超额支付200多万元，非上诉人所述未结算，因付豪经联系一直未结算，廖百谷也一直联系不到。衡水恒丰公司对该证明发表的意见为：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我认为该证据不是证据原件，对其关联性也有异议，证明与我方无关，我们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知情，我们只知道广州东涵公司是对宜昌博高公司包清工，其他情况不清楚。本院对上诉人杨斌提交的证明，认定如下：该证明的出具单位系本案的被上诉人之一，且其直接与上诉人杨斌签订了案涉合同，因此广州东涵公司的证明内容应为当事人陈述，不具有证据的证明力。二审经审理，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未查明新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斌与被上诉人广州东涵公司签订了《木工班组集体劳动协议》，付豪作为广州东涵公司的代表同时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中对承包范围、工期、单价、工费的结算、施工要求、付款方式、质量要求、材料管理、合同终止条件、劳动条件及纪律等事项作了详细约定，签订协议的双方应按协议内容履行权利义务，并直接约束签约当事人。在实际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了《内部劳务结算清单》，广州东涵公司的代表付豪在结算清单上审核确认，上面载明余额为85221元，同时在备注中注明：项目范围内未尽事宜（如剔槽等）待验收后在结存中扣除，结算清单显示案涉85221元的款项属于“模板支拆”分项工程，这与上诉人杨斌在原审提交的《案件证据目录》中证据三的证明目的相一致，说明款项系劳务项目及对应的劳务费，原审判决由签订协议并审核结算费用的广州东涵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具有事实基础，付豪为广东东涵公司的代表，个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杨斌作为一审原告，在起诉状中的诉求是支付劳务款，并以劳务结算清单等为证，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并没有提及宜昌博高公司违法转包一事，在上诉时才明确要求宜昌博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中宜昌博高公司是建设工程的分包人，即使有证据证明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宜昌博高公司违法转包的事实，其要求分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法律依据。根据现有的在卷证据,衡水恒丰公司作为发包人，已经与宜昌博高公司结清了案涉工程款，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杨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26元，由上诉人杨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庆华审判员  杜占奇审判员  李春蕾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王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