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55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保，男，1982年4月2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传斌，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怡，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圣杰，男，199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晟，江苏合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运河路8号9楼西。负责人：任华，经理。原审被告：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兴邦路1111号1幢304室。负责人：黄星，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玲，公司法务。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吴圣杰与江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上海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保财险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江保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保上诉称：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对本起事故的事实经过及责任认定无异义，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于2016年8月10日达成《赔偿及补偿协议》，且已履行完毕，不应再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对被上诉人的赔偿义务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是交通事故受伤者，系事故当事人之一，也是参与调解的当事人之一，如果调解范围不包括被上诉人一定会在协议中加以明确说明的；根据生活常理及调解习惯，调解案件皆是一次性了结，否则协议都会明确强调；再者，本案被上诉人发生事故受伤是比较严重，如果损失得不到保障，被上诉人是不可能出具谅解书的，正常逻辑可以推定损失包括被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吴圣杰也列入双方协议的甲方名单中，被上诉人的身份既是伤者也是死者的家属，具有双重身份，既代表自己又可以代表家属，仅认定为家属身份，上诉人认为过于形式。三、2016年8月10日，双方签订了二份协议都对其中的38万元性质做出约定为补偿性质，不属于赔偿范围，其中24万元属于预估的法定赔偿范围，即属于多退少补性质，如果按照一审的逻辑不包括被上诉人的话，上诉人预付的24万元多余的10余万元上诉人有权有求包括被上诉人在内及其亲属返还。四、在（2007）苏0506民初6435号、643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二死者吴某、沈某的各项损失均为889240元，均超保险金额50018元，合计100036元，故从金额上就可明显看出24万元必然包含被上诉人的赔偿。再者从本案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141489.6元加上二死者超保险的100036元，合计241525.6元，可见之前签订的协议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等情形，属于合理的范围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作出的判决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作出裁判。被上诉人吴圣杰、原审被告京东上海分公司到庭，均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平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均未到，也未陈述意见。吴圣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江保、京东上海分公司、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平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赔偿医疗费10799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50元、交通费2000元、护理费11276元、营养费4500元、误工费33120元、残疾赔偿金872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3060元，合计256748元；2.判令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江保、京东上海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江保、京东上海分公司、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平保财险北京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3日，江保驾驶登记在保德利公司名下苏Ｅ×××××小型轿车行驶至苏州绕城高速公路S9绍苏线42Km+310m附近时向右变更车道后在行车道停车，导致后方由吴某驾驶的苏Ｅ×××××小型轿车停驶后，被后方由何绍江驾驶的登记在京东上海分公司名下沪Ｄ×××××重型厢式货车追尾，追尾后，苏Ｅ×××××小型轿车前移车头再碰撞苏Ｅ×××××小型轿车左后侧，造成吴某及苏Ｅ×××××小型轿车后排乘员沈某当场死亡，苏Ｅ×××××小型轿车前排乘员吴圣杰受伤，三车不同程度损坏，高速公路路产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江保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何绍江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吴某、吴圣杰、沈某不负事故责任。事发时，江保系借用保德利公司车辆办私事，何绍江驾车是在为京东上海分公司履行职务。事发后，吴圣杰先后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共计住院51天，产生医疗费107998元及第一次住院期间19天的护理费2756元。吴圣杰伤情经苏州市立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所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吴圣杰因交通事故致C4椎体、C5椎体及椎弓板骨折部，经手术治疗遗留颈部活动度部分丧失，构成十级伤残；被鉴定人吴圣杰误工期限定为伤后240日，伤后90日予以1人护理，伤后90日予以营养支持。吴圣杰为此支出鉴定费3060元。另查明，江保所驾车辆在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三责险（含不计免赔），何绍江所驾车辆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三责险（含不计免赔），本案事故发生于上述保险的保险期间内。事发后，京东上海分公司为吴圣杰垫付了医疗费76510.79元、护理费2756元，合计79266.79元，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为吴圣杰垫付1万元。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沪Ｄ×××××重型厢式货车车损2000元（另，有50元系为无责方垫付，无需责任方返还），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赔偿沪Ｄ×××××重型厢式货车车损9100元。又查，吴某与沈某（已于2014年4月23日登记离婚）生育吴圣杰。因吴某在本次事故死亡，其近亲属吴德观、徐彩珠、吴圣杰已于2017年8月28日诉讼一审法院，要求本案江保、京东上海分公司、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平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980300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苏0506民初643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吴德观、徐彩珠、吴圣杰的损失为889240元（死亡赔偿金803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3600元、处理丧事交通费600元、处理丧事误工费2000元），由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55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495450元，由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55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233772元，剩余部分已由江保赔付。因沈某在本次事故死亡，其近亲属沈昌华、荣熙曾、吴圣杰已于2017年8月28日诉讼一审法院，要求本案江保、京东上海分公司、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平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1023992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苏0506民初643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沈昌华、荣熙曾、吴圣杰的损失为889240元（死亡赔偿金803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3600元、交通费及误工费2600元），由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55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495450元，由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55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233772元，剩余部分已由江保赔付。在上述两案审理过程中，吴圣杰表示不要求为其预留保险份额。再查，2016年8月10日，乙方江保的委托代理人鲍传斌律师与甲方吴某的父母吴德观、徐彩珠，沈某的父母沈昌华、荣熙曾以及吴某与沈某的儿子吴圣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波、徐志清签订《赔偿及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2016年7月13日12点零5分左右，乙方江保驾驶苏Ｅ×××××小型轿车由南往北行驶至苏州绕城高速公路S9绍苏线42k+310m附近时，向右变更车道后被后方由何绍江驾驶的沪Ｄ×××××重型厢式货车追尾，追尾后苏Ｅ×××××小型轿车前移车头再碰撞苏Ｅ×××××小型轿车左后侧，事故中吴某及苏Ｅ×××××小型轿车后排乘员沈某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乙方江保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何绍江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吴某、吴圣杰、沈某不负本次事故的责任。现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除法律应有之赔偿外，乙方江保自愿补偿甲方人民币38万元整；2、上述第一条之补偿与法律规定要求乙方及乙方的第三者强制险承担的责任无关；3、对于法律规定之内的赔偿，由甲方向相关的责任人提起诉讼；4、经大体测算，乙方应赔偿法律规定的赔偿部分，大致有24万元，连同保险机构应承担金额大致为24万元，故连同第一条之规定，合计金额为62万元，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甲方；5、即支付方式本协议签订之日支付32万元，余额30万元于2016年8月15日之前付清，乙方履行赔偿62万元后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6、乙方按上述条款履行之后，甲方为乙方出具谅解书，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判决乙方缓刑；7、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一次性了结，今后再无纠葛，一切赔偿事宜皆以本协议为准；8、必要时，如果司法部门组织刑事和解，甲方需积极配合；9、对于本协议中未约定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10、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生效。上述协议项下的62万元已支付完毕。针对上述协议中载明的金额为24万元的赔偿款，吴圣杰称，上述协议中的24万元是大体测算的保险公司不能承保的金额，该金额中包括其在（2017）苏0506民初6435号、（2017）苏0506民初6436号两案中分别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32165元、99864元，仅为对吴某、沈某近亲属的赔偿，并不包括对吴圣杰自身损失的赔偿。江保称，当时按照2015年度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173元/年及2014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1783元/年核算对沈某的法定赔偿金额为827351.5元（死亡赔偿金7434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0891.5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交通费3000元）、核算对吴某的法定赔偿金额为827351.5元（死亡赔偿金7434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0891.5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交通费3000元）、核算对吴圣杰的法定赔偿金额为206646元（医疗费110000元、残疾赔偿金743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0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1000元）、核算吴某所驾车辆的车损100000元，总计损失为1961349元，扣除交强险赔偿部分24万元，超出部分按照70%计算后再减去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100万元，核算出超出保险赔偿范围金额为204944元。经了解沈某父母及吴某父母均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超出江苏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故不再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又考虑到本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的沪Ｄ×××××货车受损，在100万元商业险中占用一部分车损维修费，故大体测算江保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24万元元。以上事实，有吴圣杰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驾驶证及行驶证复印件、民事判决书、病历卡、出院记录、费用清单、医疗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票据，江保提供赔偿及补偿协议复印件，京东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医疗费及护理费发票复印件，以及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等在卷佐证。关于吴圣杰主张的赔偿项目及金额，一审法院核算如下：1、误工费，因吴圣杰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事发前存在收入来源以及因本次事故导致收入减少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吴圣杰该项主张不予认定。2、医疗费107998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2550元（50元/天*51天）。4、营养费4500元（50元/天*90天）。5、护理费11276元（第一次住院期间19天的护理费2756元+120元/天*71天）。6、交通费酌定为500元。7、残疾赔偿金87244元（43622元/天*20年*0.1）。8、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9、鉴定费306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222128元。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则由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按责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因江保所驾车辆在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而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在案涉车辆的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已赔付完毕，故其仅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因何绍江所驾车辆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而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案涉车辆的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已赔付完毕，故其仅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因江保负事故主要责任，何绍江负事故次要责任，而江保在事发时是借用保德利公司的车辆办私事，故在无证据证明保德利公司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该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何绍江在事发时系为京东上海分公司从事职务行为，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京东上海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据此确认由江保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京东上海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鉴于京东上海分公司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保险金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现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表示该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剩余保险金额为482071元，故京东上海分公司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先由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虽江保在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但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已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完毕，故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应由江保负担。虽江保认为其已履行对吴圣杰损失的赔付义务，并为此提供了双方于2016年8月10日签订的《赔偿与补偿协议》，但吴对杰对江保的意见未予认可。针对双方争议的上述协议中约定的24万元赔偿款是否包括对本案吴对杰损失的赔偿，首先，根据该协议所载明的甲乙双方主体中，甲方主体吴德观、徐彩珠、吴圣杰、沈昌华、荣熙曾均载明了与受害人吴某、沈某的关系，均以受害人吴某、沈某近亲属的身份列明在协议主体内容中，且协议中关于事发经过及损害后果的描述内容中也仅包括事故导致吴某、沈某死亡的损害内容，并未涉及对吴圣杰相关损害的内容，结合协议中关于甲方为乙方出具谅解书、甲方需积极配合刑事和解等内容，应当可以确认该协议主要系涉及江保对吴某、沈某因本次事故死亡导致其近亲属相关损失的赔偿以及吴某、沈某的近亲属对江保应予以谅解的内容，并不能从该协议约定的赔偿款中反映出包括江保赔偿吴圣杰自身因本次事故产生的损害的内容。其次，双方在事发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达成上述协议时，吴圣杰伤情并未稳定，仍在治疗期内，包括后续治疗费用、住院天数、伤残等级、营养期限、护理期限及人数等金额及事项均未确定和实际发生，按常理吴圣杰的损失金额当时并不确定，而江保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吴圣杰的损失如何与对方协商及计算的事实。综上，在江保未能举证证明其所提供的《赔偿与补偿协议》项下赔偿款包括对吴圣杰本案损失的赔偿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江保认为其已履行了对吴圣杰的赔偿义务的抗辩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江保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吴圣杰因本次事故产生损失222128元，应由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范围内赔付吴圣杰10000元，由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范围内赔付吴圣杰10000元。超出交强险限额202128元，由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吴圣杰60638.4元，由江保赔偿吴圣杰141489.6。因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给付吴圣杰10000元，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还应赔付原告60638.4元。鉴于京东上海分公司已为吴圣杰垫付79266.79元，考虑给付的经济性，该款应由吴圣杰退还，可在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江保赔付吴圣杰的款项中直接退还京东上海分公司。虽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但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京东上海分公司提供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以及保险条款约定的内容，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人保财险太湖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京东上海分公司人民币10000元；二、平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京东上海分公司人民币60638.4元；三、江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圣杰人民币132861.21元，给付京东上海分公司人民币8628.39元；四、驳回吴圣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572元，由吴圣杰负担347元，江保负担1558元，京东上海分公司负担667元。二审中，上诉人江保提供2016年8月10日由甲方吴德观（吴某父亲）、徐彩珠（吴某母亲）、吴圣杰（吴某儿子）、沈昌华（沈某父亲）、荣熙曾（沈某母亲）共同委托代理人沈波、徐志清与乙方江保的委托代理人鲍传斌律师签订的协议条款为七条的另一份《赔偿及补偿协议》（简称“七条”赔偿协议），并称，该份协议与一审由吴圣杰提交的2016年8月10日上述甲乙方签订的协议条款为十条的《赔偿及补偿协议》（简称“十条”赔偿协议）稍有细微的差别；因为当时协商的时间有限，若协商未果的话，江保可能被羁押，因此，当时签订的“十条”赔偿协议时，没有进行修改，双方即签字确认；后又签订了第二份“七条”赔偿协议，是对前面“十条”赔偿协议作了进一步完善，对内容稍作了一个调整。“七条”赔偿协议对“十条”赔偿协议的第一条做了明确约定，38万是作为补偿款，即包括本案的吴圣杰，因为吴圣杰也是事故的相关当事人。第五条也明确约定了，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一次性了结，再没有任何纠葛了。另外，（2017）苏0506民初6435号、6436号两案两份民事判决书中就双方的赔偿事宜都以《赔偿及补偿协议》为依据确认双方一次性了结了。超出保险部分的赔偿金额，该两份判决书也明确了上诉人无需承担。被上诉人吴圣杰对上诉人偿协议其中包含了吴圣杰的损害的相关内容。京东上海分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法判断，从形式上看，该份协议实际上仅仅是对两位死者（吴圣杰的父母）的赔偿达成了一个协议内容，并不包含吴圣杰本人的赔偿部分，公司当时是垫了九万多的一个医疗费。吴圣杰当时的伤情很重，也无法判断出其是否构成伤残等级。我公司认为这个协议并不包含对吴圣杰的赔偿内容。本院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依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是江保与吴德观（吴某父亲）、徐彩珠（吴某母亲）、吴圣杰（吴某儿子）、沈昌华（沈某父亲）、荣熙曾（沈某母亲）签订的《赔偿及补偿协议》中赔偿金额，是否包括被上诉人吴圣杰的损失赔偿，吴圣杰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经查明，2016年7月13日发生本起交通事故，2016年8月10日，江保与二死者吴某、沈某的家属包括吴圣杰在内的吴德观（吴某父亲）、徐彩珠（吴某母亲）、吴圣杰（吴某儿子）、沈昌华（沈某父亲）、荣熙曾（沈某母亲）五人签订了《赔偿及补偿协议》，该协议在同一天前后签订了二份，即“十条”赔偿协议及“七条”赔偿协议。虽说二份协议在内容上稍有调整和条款数也不一致的情形，双方均予以确认无异，但从协议所载明的甲乙双方主体看，甲方主体五人的吴德观、徐彩珠、吴圣杰、沈昌华、荣熙曾均载明了与死者吴某、沈某的关系，显然均是以死者吴某、沈某的近亲属身份列明在协议主体中，吴圣杰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同样受到伤害，但没有作为协议赔偿主体一方独立列明；且从协议对事实表述内容看，也仅涉及因事故导致吴某、沈某死亡的损害就赔偿事宜达成约定，并未明确对吴圣杰相关损害的内容；同时也不难看出，江保与死者家属订立该赔偿协议的目的还在于江保为其可能被刑事追责而请求死者家属出具谅解书。因此，《赔偿及补偿协议》约定的赔偿款中不能明确反映出，包括江保赔偿吴圣杰自身因本次事故产生的损害的内容。另外，从常理分析，事故发生之日至签订《赔偿及补偿协议》之时，尚不到一个月，吴圣杰受伤处于治疗过程，治疗费用、住院天数、伤残等级、营养期限、护理期限及人数等金额及事项均未确定和实际发生，损失金额当时尚不能确定，故吴圣杰的赔偿事宜暂未纳入赔偿协议内容，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上诉人江保并未能提供直接的证据，而仅凭主观对协议中的部分金额推断已对吴圣杰的损失一并作了赔偿的意见，缺乏证明力，不能支撑其证明主张，且被上诉人吴圣杰又予以否认。对此，一审法院对江保认为其已履行了对吴圣杰的赔偿义务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并确认江保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正确。综上，上诉人江保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44元，由上诉人江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剑鸣审判员  孙 莹审判员  姜雨昊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严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