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92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海燕，女，1984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辛集市清河湾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晓强，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乐，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晶，女，197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辛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锦帅，河北一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贾朝荣，男，197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辛集市。上诉人顾海燕因与被上诉人李洪晶、贾朝荣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2018）冀0181民初1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海燕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辛集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81民初163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洪晶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案件发还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在第5页第2行本院认为中认定“第三人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转给被告”是错误的。如果是无偿转给上诉人，那么是一种赠与行为，作为赠与行为，是单方的支付和给予，而本案中，上诉人有银行和微信记载的转给被上诉人贾朝荣的155万余元，这完全不符合赠与的特征，如果认定被上诉人贾朝荣转给上诉人的是无偿转给，那上诉人转给贾朝荣的款项是什么性质。由此可见双方互相转款的行为并不是互相赠与的行为，如此大数额的多次性互相赠与完全违背了赠与的给予和馈赠的目的，一审判决对于转款性质的认定出现了错误，导致整个判决内容的错误。其次，一审判决简单的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贾朝荣之间的银行转账和微信支付的差额作为判定上诉人返还其款项的依据，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说明，除了银行转账、微信支付，上诉人还给过被上诉人贾朝荣大笔的现金，并且证人当庭作证予以证实了其中的一笔。而因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贾朝荣的密切关系，给付现金也没有书写收据或者借条，但是并不能否定现金支付的普遍性和真实性，如果只是以银行往来的差额确定偿还责任，那么没有哪两个个体间的支付记录是完全相等的，是否可以在没有债权凭证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只依靠支付记录就能要求对方补足差额呢，所以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和逻辑是错误的，用支付记录加减法结果判定上诉人承担支付责任，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二、一审证人李某的当庭证言证明了2018年4月14日的协议书是二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人李某在被上诉人李洪晶向其发问时，称上述协议是李洪晶口述，贾朝荣书写，在主审法官向其发问时，称上述协议是二被上诉人当场均同意的。由此可以看出该协议书是二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说明是在三方充分核对核实资金往来后对于不存有经济纠纷的确认。该协议对于经济是否相欠问题所作出的表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也不存在欺诈和胁迫，一审判决以有违公序良俗为名认定该协议无效，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对于两方经济上是否存在纠葛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对于权利义务的认定，对于被上诉人李洪晶亲自口述形成的协议，是其衡量了当事人过错和经济往来的真实情况后的表述，哪点违背了公序良俗，一审判决没有写明，却以简单的无效否决了当事人之间已经互相认可的经济互不相欠，强加给上诉人的支付义务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对于上诉人证据的否决，不符合证据采信的原则。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购买手表的收据、支付记录不予采信，在2017年12月6日，上诉人购买手表的收据上记载了购买人为贾朝荣和联系方式，且有支付记录可以证明确实付款购买了该商品，在该时间，上诉人无法预知以后的某个时刻会和贾朝荣对簿公堂，如果只是以被上诉人均予否认，就不采信上述证据，则失去了证据的作用和意义。对于现金交付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一审法院亦没有采信，对于上诉人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一审法院不应当认定上诉人为不正当男女关系，本案被上诉人贾朝荣向上诉人的转账也并非赠与性质。综上，一审判决存在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洪晶答辩称，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上诉人与贾朝荣的关系是正确的，继而认定贾朝荣在与李洪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向上诉人无偿转让夫妻巨额财产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系无效的民事行为，继而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李洪晶钱款系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状全文回避上诉人和贾朝荣之间的关系，是在刻意回避这一事实，上诉人和贾朝荣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为法律和道德所禁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例也是全部要求返还像李洪晶这样的合法妻子，所以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贾朝荣未作答辩。李洪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钱款共计957651元及利息；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洪晶与第三人贾朝荣系夫妻关系，1996年12月6日登记结婚。被告顾海燕与第三人贾朝荣自2015年起至2018年初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在此期间，第三人贾朝荣频繁通过银行系统、微信支付系统转款给被告顾海燕及为被告交付房款共计2070963元，其中通过银行系统转款数额为1913127元，通过微信转款数额为157836元。同时，被告顾海燕也曾通过银行系统、微信支付系统转款给第三人贾朝荣1551906元，其中通过银行系统转款数额为1532200元，通过微信转款数额为19706元，又曾为第三人贾朝荣垫付借款5万元。综上，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转账钱款抵顶后，至今被告顾海燕尚欠第三人贾朝荣转账款469057元。另查，原告李洪晶在2019年5月22日庭审后放弃对被告顾海燕有关6228483070476641816账户转款3925.92元的追究，前述款项与3925.92元无关。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2018年7月4日部分证据交换的笔录，2018年7月17日庭审笔录及音像资料，2019年5月22日庭审笔录及音像资料，2019年5月5日对被告询问笔录，2019年5月15日辛集农行市府街分理处核实笔录、辛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刑警东中队、皮革商业城派出所、站前派出所案卷有关材料，被告与第三人之间银行系统资金往来流水明细，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反映第三人与被告之间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资金流水情况资料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尽管有被告提供的证人到庭作证，欲证明被告与原告及第三人经济纠纷已经解决，但第三人贾朝荣在与原告李洪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未经做为财产共有人的原告同意，擅自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转给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且第三人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系基于其在婚外与被告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悖公序良俗，更有违公平，故应依法认定2018年4月14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系非法和无效的，原告要求被告顾海燕返还钱款的主张应予支持。但鉴于本案案情，尤其是第三人给被告的微信转款，相当一部分每次数额较小且次数较为频繁，应酌情适当减免返还，由被告顾海燕返还原告各项钱款共计45万元为宜。至于原告主张的2016年1月13日第三人的转款13.3万元，被告矢口否认，原告又无证据支持其主张，不予采信。再有，被告主张第三人返还其2017年春用于还车贷的2万元，2016年秋借给第三人的现金173000元、TCL彩电一台、群豪电动三轮车一辆以及名人字画三幅，以及2017年12月6日其为第三人购买的浪琴手表一块，原告及第三人均予否认，被告亦不能证明其主张，亦不予采信。双方可待有充分证据时再予主张。一审判决：一、限被告顾海燕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洪晶45万元；二、驳回原告李洪晶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61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对共同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一方因正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的，该处分行为应认定无效。因此，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给予婚外第三者的，第三者取得该财产并无法律依据，夫妻另一方有权要求返还该夫妻共同财产。经原审法院查明，上诉人与贾朝荣之间转账钱款抵顶后，至今上诉人欠贾朝荣转账款469057元。贾朝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赠与第三人，以及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的行为，不但有违公序良俗，并且损害了夫妻的共同权益，其行为无论从性质还是处分权限而言，均应认定无效。上诉人称与贾朝荣转款行为不符合赠与的特征，而是借款性质，但就双方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贾朝荣无偿转让给上诉人的财产金额，原审判决通过转账记录认定为469057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偿还了部分款项，仅提供了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陈述不予认可，故上诉人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考虑到本案实际案情，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45万元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上诉人主张为贾朝荣购买手表一块，提供了购表签收单、售货凭证等证据，但未提供证据将手表交与贾朝荣，故其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顾海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顾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靖审判员 李 祥审判员 高瑞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许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