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3809号原告：万某，女，1983年3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1（万某之父），男，195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成都市锦江区。被告：胡某，男，198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万某与被告胡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1、被告胡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协议离婚时隐瞒收入财产411791元；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2月20日结婚，最终因原告无法忍受被告近年来反复多次殴打于2018年3月9日离婚。如今原告经人提醒指点，收集整理被告婚姻期间家庭财产经济总收入和支出，经查具体事实如下：一、婚姻期间家庭总收入：2014、2015年被告在四川省科技厅工作每月工资6000元，两年收入144000元；2016年1月至12月在北京工作每月工资30000多元，除税年收入360000元；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在北京工作每月工资34000万元，除税15个月工资收入510000元；2016年下半年卖掉科技厅福利房获利300000元；2014、2015年先后向原告父母借款350000元；被告个人微信借贷140000元。合计收入1804000元。二、婚姻期间家庭主要支出如下：被告四年里向原告总共支付家庭生活费包括孩子学费200418元；2017年2月份买锦江区某房首付440000元，交房贷一年60000元；交新都区保利198房房贷（被告婚前买在自己哥哥名下的房产）四年120000元；2018年春节给原告和两孩子过节费20000元。合计支出840418元。以上家庭收支款四年里一直掌握在被告手里，不算买锦江区某房产增值部分，家庭财产总收支为1804000元，主要支出只有840418元，还有夫妻共同财产963582元，除去其中被告隐瞒的140000元公积金（原告已另案起诉），被告还有823582元隐瞒至今。被告在打人之后，在原告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和威胁的情形之下，利用原告迫切想离婚的心情，在离婚协议书中只说孩子抚养问题及变卖房产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婚姻期间家庭总收入总支出经济财产隐瞒不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通过法律途径由被告支付原告离婚隐瞒共同财产的一半，即411791元。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胡某辩称，一、原告提出本人隐瞒100000元公积金不属实，截止离婚当天，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5558元。婚姻存续期间，本人所有公积金均已自动提取用于家庭各类开支。二、原告提出本人借给哥哥的40000元共同财产未拿出来分配不属实。实际情况为因本人额外承担了婚姻存续期间106500元的微信债务，双方离婚协议时本着债权债务相互抵消的原则没有写入，债权债务相抵，本人实际还多承担了33000多元债务。离婚协议中已经写明除列举的财产、债权及债务外，其余概由各自承担和拥有，其中包含了这笔债权、债务的冲抵，因此本人认为应按离婚协议执行。三、原告提出本人隐瞒婚姻期间家庭收入823582元不属实。离婚协议是在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已经对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和债权债务约定清楚，并且不存在任何违背原告意愿的情况，请求法院按离婚协议执行。本着消除误解、澄清事实的愿望，本人还特别希望向原告和法院说明以下事情:本人自从2013年2月与原告认识、结婚以来，一直一个人努力工作养家，一个人承担妻子及两个孩子的全部家庭开支，妻子在家付出了很多很多，抚育两个孩子非常非常辛苦，甚至原本很好的身体也生病住院了。但我本人也是一直是竭尽全力养育一家四口，不仅没有隐瞒财产，离婚时仍然背负债务。本人与原告2013年2月相识恋爱，同年4月得知原告怀孕，我当即提出原告可以辞去工作在家好好待产。自2013年2月到离婚时，原告均全职在家备孕及抚育孩子。2015年8月，当我得知我们怀有第二个小孩时，我深知作为一个普通公务员无法承担养育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在单位(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党组已经研究提拔我为副处长的情况下，我毅然决定辞职到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辞职申请上明确写明“因家庭经济压力，本人申请辞去公职，到社会通过合法劳动养家”。2015年12月，本人到北京刚刚立足，就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租房，把前妻和孩子接到北京居住。女儿在北京生病，由于到公立儿童医院就医难以预约挂号，本人送孩子到北京最好的私立儿童医院之一美中宜和就医。对于孩子的一切花销，包括上幼儿园之前的衔接班等等，尽管经济压力很大，但我都默默承受。从我和前妻认识的2013年2月到2018年3月，5年时间里本人一直一个人承担养家的经济压力，千方百计给家庭好的经济条件。我由衷希望原告、法院从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考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然后辞职到北京工作，我一个人挣钱养家5年，家庭开支对我来说，或者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负担极其沉重，我哪里来的钱隐瞒。原告在起诉中列举的从自己方面的开支是否已经收集齐，我无法核实。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项请考虑，就是从我本人账户和网络支付渠道，也支付了大量的家庭开支，我支付的家庭的开支至少包括:（1）两个孩子孕期的检查及住院生产的费用；（2）妻子胆结石手术住院费用；（3）在北京的房租费用（2015年10月-2016年11月在链家自己租房，后租用公司的三居房一套)；（4）多笔银行信用贷款的利息；（5）一家人从北京到成都经常性的机票往返；（6）在北京市内长期使用滴滴和神州专车；（7）一家人在北京的各种日常开销；（8）本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学习支出；（9）赡养我自己两位老人的开销等等。我在北京的两家公司工作，都是普通职员，不是公司高管，担任的仅仅是秘书工作，扣税完毕拿到手里的收入非常有限，一个人养家如老牛拉重车，因此才不断向银行借短期信用贷款，向微信借款，透支信用卡，向岳父借款，想方设法来维持家庭的运转。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不让妻子担心，言语中可能把收入说说得高一些，把债务说得轻一点，离婚时双方协议我已经本着好聚好散的想法尽可能地理解对方，承认对方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万请不必多次起诉，给双方造成精神负担，同时浪费司法资源。本人再次客观声明本人婚姻存续期间无任何财产隐瞒，如有隐瞒愿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万某与胡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2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3月19日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中对于财产及债务的分割、承担双方约定：“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锦江区某房屋按各占50%所有权共同所有，双方约定共同配合出售该房产，所得用于归还银行按揭贷款480000元、归还夫妻共同债务借万某1的230000元、借民生银行的消费贷款140000元、赠与万某的母亲80000元后，剩余部分双方平分；男方婚前按揭购买的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某房屋归男方所有，男方补偿女方婚后还贷部分的一半即50000元，另补偿相应的房屋增值50000元；双方确认男方婚前向女方借款220000元，男方承诺于夫妻共有的房屋出售拿到房款的10日内归还女方，如未按期归还则按总借款的2%支付违约金，且应承担女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双方各自名下拥有的其他任何财产、债权归各自单独所有；双方各自名下拥有的其他任何债务归各自独自承担。”庭审中，万某基本认可胡某在答辩意见中所列出的支出，并认可其在离婚时知道胡某的收入为每月30000多元。现万某主张协议书是收到胁迫签订，并主张胡某在协议离婚时隐瞒收入，故要求分割一半金额411791元。上述事实，有《离婚协议书》、离婚证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万某主张《离婚协议书》是受到胁迫签订，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万某与胡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履行。万某在离婚时就已经知道胡某的收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房屋等财产进行了分割，并约定“双方各自名下拥有的其他任何财产、债权归各自单独所有”，应当认定双方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已经分割完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胡某隐匿了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对于万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万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9元，由万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 莹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