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02民初501号 原告：黄辉，男，1977年12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全州县，现住广西桂林市全州县。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分公司，住所地：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13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090087C984J。 负责人：陈扬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寿良，广西真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辉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河池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桂1202民初274号一审民事判决，原、被告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桂12民终83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2019年2月26日重审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9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寿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依据保险合同与保险法赔偿原告保险金335698元整；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上保险金相应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9日，原、被告签订《森林综合保险合同》保险期为一年，保险金额为30万元。2016年6月，原告投保的桉树发生虫灾；2016年8月，原告投保的桉树连续发生两次风灾，以上三次灾害发生后，原告均及时向被告报险并及时组织抢救减少损失，被告保险公司人员及时进行了勘查，原告也按被告的要求组织了大量民工进行救护，减少损失。灾害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近50万元，现被告仅同意赔付38197.2元，原告无法接受。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人保河池分公司辩称，一、本案原告主张的保险赔偿金额超过了目前保险金额。双方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范围为500亩，全部保险金额为300000元，原告前期的风灾保险公司已经理赔了101.3636亩，尚余398.6364亩，故保险总金额已经变更为239181.84元。二、原告黄辉主张桉树发生虫灾缺乏事实依据，应提供林业部门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出具的虫灾证明。三、本案风灾给原告桉树受灾的面积为145.5亩，应按该数量依据广西林业厅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联合印发的相关标准来确定答辩人应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四、如果按全损给予原告保险赔偿，被告最多也只能赔付82935元。五、原告请求支付利息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经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承包林地种植桉树，2015年12月9日，原告为其种植的桉树在被告处投保森林综合保险，被告出具了保单号为：PMVJ201545270000000098《森林综合保险（商品林）（财政补贴型适用）》保单，该保单主要内：投保户数1户，被保险人黄辉，承保险种为森林综合保险（商品林）桉树，保险数量为500亩，单位保险金额每亩600元，总保险金额300000元，保险费900元（财政补贴后180元），每次事故保险免赔率为5%，保险期限自2015年12月14日零时起至2016年12月13日二十四时止。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森林综合保险条款》，其中第一条约定：“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生长和管理正常的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统称保险林木）。”第四条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林木流失、被掩埋、主干折断、倒伏或者死亡，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暴雨、暴风、台风、林业有害生物等。”第六条及第七条约定对遭受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引起的各种间接损失及免赔额、其他不属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第八条约定：“保险林木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保险林木损失后的再植成本（包括挖树根、清池、挖坑、移栽、施肥到树木成活所需的一次性总费用），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商定确定，并在保单中载明。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保险面积（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第二十一条约定：“保险林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损失程度×受损面面积×（1-免赔率）、损失程度=平均面积损失株数／平均密度。”第二十三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若保险标的每亩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每亩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若保险标的每亩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保险条款还对其他事项作了规定。同日，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 2016年7月23日，原告向被告报案称其投保的桉树发现大约有30多亩面积的林木发生虫灾，被告接到报案后开展了相应的查勘定损工作，被告人员告知原告可买杀虫药粉喷洒，原告主张购买了190元的杀虫剂，雇请民工配药杀虫支出1225元，交通费支出120元、水电费支出180元。2017年2月24日，被告作出定损方案，认为大约有35亩成片桉树树叶确有斑点和稍微变黄现象，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发现之前有斑点和稍微变黄的树叶已返青，没有因病虫害造成林木死亡现象，需要原告提供林业部门出具的虫灾证明作为赔偿依据。林农已产生实际杀虫费用的，可酌情赔偿，最后被告按照政策性林木保险补偿性的原则，依据广西区内相关标准制定理赔方案为35亩×20元/亩＝700元。原告签收了被告的该虫灾定损方案，但不同意被告的赔偿计算方法，认为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公式计算，被告应赔偿保险金19950元及杀虫费用损失1715元，合计21665元。为此，双方发生争议。 2016年8月2日晚，当地因暴风原告投保林木受灾（以下简称“802风灾”），同年8月4日原告到场勘查后向被告报案。报案后原告开始进行相应的救灾工作，主张购买了拉扶绳带217斤支出1411元，交通费支出300元，雇请民工拉扶三年长倒伏树484棵支出2420元，拉扶一年长倒伏树3154棵支出7885元，民工住宿、水电、管理费开支1200元，合计13216元。已将3638棵倒伏桉树扶正，清理197棵翻伏折断桉树。 2016年8月14日下午，当地又发生暴风，原告投保林木再次受灾（以下简称“814风灾”），原告8月19日回到现场并向被告报案。后原告进行相应的救灾工作，主张购买了拉扶绳带2870斤支出17220元，交通费支出1550元，雇请民工拉扶三年长倒伏树17204棵支出85020元，一年长倒伏树7152棵支出17880元，民工住宿、水电、管理费开支6200元，合计127870元。将24356棵倒伏桉树扶正，清理3859棵翻伏折断桉树。 被告接到原告两次报案后，要求原告清点、统计林木受损情况，提出报告。2016年10月25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保险林木风灾损失数量单》，该报告内容为：“应您公司理赔中心要求，通过清点受灾保险林木。现将具体损失棵株数量统计报告如下：1、8月2号受灾数量：三年生长树倒伏484棵；一年生长树倒伏3154棵、翻兜死亡197棵。2、8月14日号受灾数量：三年生长树倒伏17204棵、翻兜死亡566棵；一年生长树倒伏7152棵、翻兜死亡3293棵。报数人：黄辉。2016年10月25日”，被告方理赔中心收到报告后于2016年11月14日在该报告上签注：“2016年11月14日下午收到黄辉交来该报损数量单，具体损失株数，损失的扶正株数有待进一步核实后答复”并加盖了被告理赔业务专用章。后被告没有对此再作答复。 “802风灾”被告经查勘核实，认为确有一些桉树因风倒伏，但损失较小。2017年2月24日，被告作出定损方案，主要内容为：倒伏扶正后存活的3638株，协商按80%核定，以株折亩为26.4亩，倒伏死亡197株，已统计在8月14日的案件内，本案不再重复计算。被告依据广西区内相关标准制定理赔方案为26.4亩×（600×20%）＝3168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814风灾”，被告委托河池市金城江区林业局与其共同于2016年9月28日至29日对受灾林木进行查勘定损，2016年11月2日金城江区林业局作出了相应的《调查评估报告》，该报告载明：参照被告提供的承保附图（造林计划图），并以附图原区划的林班开展调查，通过行业相关方式进行各参数采样，评估风灾受损面积。1、倒伏翻兜：树木被风吹后，树干倾斜倒伏当没有方式折断，树兜明显拔起，树根无外露的林木；2、树干折断：树木被风吹后，树干方式折断的林木；3、倒伏弯曲：树木被风吹后，树干方式弯曲或树干发生倾斜，树兜无明显拔起，树根无外露的林木；调查时发现林主黄辉已经请民工对风灾小班部分林木进行扶正，对已经采取扶正措施的无明显拔起林木认定为倒伏弯曲林木，对已经采取扶正措施的且树兜明显拔起林木认定为倒伏翻兜林木。报告结论为：原告投保林班面积827.9亩，实际桉树林面积357.2亩，风灾桉树有林面积188.9亩，因风灾受损面积145.5亩，其中，倒伏翻兜林木面积22.7亩，树干折断面积13.5亩，倒伏弯曲面积109.3亩。2017年2月24日，被告依据该报告出具定损方案：依据金城江区林业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报告》的风灾受损面积以及河池市桉树林木的再植成本、广西区林业厅和保监局联合下发的林木定损标准计算，保险赔偿为22.7亩×586元/亩＋13.5亩×380元/亩＋109.3亩×（600×20%）＝31848.2元。原告对被告计算标准和赔偿范围均有异议。 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三次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并提出保险赔偿：虫灾的受灾理赔为19950元、因灾救扶费用1715元；8月4日风灾的受灾理赔为19872元、因灾救扶费用13216元、定损费1070元；8月14日风灾的受灾理赔为146205元、因灾救扶费用127870元、定损为5800元，共计335698元。被告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认可，原告逐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本案保险合同曾于2016年4月12日发生过一次风灾保险事故，原、被告双方亦因保险赔偿发生纠纷，原告向本院起诉，该案情况如下：2016年4月12日，因暴风灾害致使原告所保险森林受损，次日原告向被告报案，2015年4月29日被告派员初次现场查勘，被告核实确定20亩1年树龄的桉树倒伏弯曲倒伏，80亩3年树龄的桉树弯曲倒伏，另150株桉树翻兜死亡。2016年7月22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政策性森林保险赔偿方案》，同意向原告赔偿：一、弯曲倒伏桉树的赔偿款（100亩×586元／亩）×20%×（1-免赔率5%）=11134元；二、翻兜死亡桉树赔偿款为：（150株÷国标110株／亩）×100%×586元×（1-免赔率5%）=757.11元，合计：11891.11元。原告签收该方案后对赔偿金额未予认可。保险事故发生期间，原告确已对受灾保险的林木进行扶正、拉直，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其组织人工对受灾林木进行扶正、拉直，开支61560元，材料费8305元。该案经本院审理，于2017年1月3日出具（2016）桂1202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认为被告适用的非保险合同约定的文件、会议纪要等，在原、被告双方签订《森林综合保险合同》之前已公布，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第一条：“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之约定，双方签订《森林综合保险合同》时，被告并未将上述文件的内容载明在双方保险合同中，也无证据证明其向原告交付保险单、森林综合保险条款和保险单缴费凭证时，向原告进一步作出说明及提示，故被告提供的上述文件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被告作出的2016年7月22日《政策性森林保险赔偿方案》不予采信。因本案合同的保险标的物为商品林木，约定保险期间内林木发生因“暴雨、暴风、台风”倒伏或者死亡，保险人负责赔偿，并无被告抗辩林木倒伏无存活希望的按100%的损失赔偿或者有存活希望的按20%确定损失程度赔偿的比例约定。根据双方森林综合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保险林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损失程度×受损面面积×（1-免赔率）、损失程度=平均面积损失株数／平均密度。”之约定，即双方已明确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的理赔范围及计算方法，故原告请求被告按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给付保险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计算方法为：桉树弯曲倒伏100亩的赔偿金额=100亩×600元／亩×（1-免赔率5%）=57000元，桉树翻兜死亡150株的赔偿金额=（150株÷国标110株／亩）×600元×（1-免赔率5%）=777.28元，两项合计：57777.28元。于2017年1月3日作出了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分公司给付原告黄辉保险金57777.28元的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分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7）桂12民终60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桂1202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法律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保险单》、《保险条款》、保险发票、林地所有人会议记录、《林地承包合同》、造林计划图、计量明细表、民工流水计量原始表、雇请民工合同一、雇请民工合同、支付收据一、支付收据二、银行交易明细单、拉绳材料发货单、风灾照片、灾害损失数量单、被告赔偿方案一、被告赔偿方案二、被告定损方案结果、（2016）桂1202民初2890号民事判书、（2017）桂12民终60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交的《投保单》、《荒山荒坡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平面勾图、查勘相片、《调查评估报告》、证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定损方案》、付款回单，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虫灾”对被保险林木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该损失应如何确定和赔偿；二、“802风灾”对被保险林木所造成损害的程度、面积为多少，被告应如何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三、“814风灾”所造成被保险林木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赔偿条件的林木受灾面积为多少，被告应如何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四、原告请求被告赔偿逾期支付相应保险金银行利息损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森林综合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享有相应的权利。本案保险合同并非首次发生保险事故引发保险赔偿争议，2016年4月12日曾发生过一次风灾保险事故，双方就因如何计算保险赔偿金，即原告黄辉主张按保险条款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赔偿金全额赔偿，而被告则按其行业文件、相关会议纪要等《政策性森林保险赔偿方案》计算赔偿，两者计算结果有很大差异，引发纠纷导致诉讼。该案因被告《政策性森林保险赔偿方案》的计算方式所依据的行业文件、相关会议纪要等内容，并未在双方保险合同中载明，也无证据证明已向原告交付保险单、森林综合保险条款和保险单缴费凭证时作出说明及提示，对投保人无法律约束力而被排除，该案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了被告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案认定的基本法律事实和裁判规则，本案应予遵循。因此，本案保险赔偿金的认定和计算标准应根据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条款》及《保险法》等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关于“虫灾”对被保险林木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该损失应如何确定和赔偿的问题。 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双方对35亩林木发生虫灾现象，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在被告理赔人员的建议下，原告进行了相应的杀虫作业，受灾树叶已经返青，没有因病虫害造成林木死亡现象。根据《保险条款》第四条的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林木流失、被掩埋、主干折断、倒伏或者死亡，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暴雨、暴风、台风、林业有害生物”。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35亩林木因有害生物造成被保险的林木已经死亡的事实，因此，“虫灾现象”并不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林木流失、被掩埋、主干折断、倒伏或者死亡”的情形，原告请求按保险合同：35亩×600元/亩×（1-免赔率5%）＝19950元进行全额赔偿，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作出酌情赔偿700元杀虫费，可视为被告认可保险林木发生了“虫灾现象”以及被告相应的杀虫作业的事实，原告的杀虫作业目的是为了防止或者减少自己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或避免被告的保险损失，因此，原告杀虫作业所支出的费用共计1715元，有相应的事实，各项均在合理的范围内，本院予以认定，该费用应为原告“虫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该费用应为原告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被告承担。故“虫灾”被告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1715元。 关于“802风灾”对被保险林木所造成损害的程度、面积为多少，被告应如何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问题。 原告申报该次风灾受灾情况为：三年长伏倒484棵、一年长伏倒3154棵、翻兜折断197棵；购买了拉扶绳带217斤支出1411元，交通费支出300元，雇请民工拉扶三年长倒伏树484棵支出2420元，拉扶一年长倒伏树3154棵支出7885元，民工住宿、水电、管理费开支1200元，已将3638棵倒伏桉树扶正，为此支出受损共计13216元。而经被告勘验后2017年5月18日出具的《定损方案》中，被告按倒伏扶正后存活林木3638棵，协商80％核定以株折亩为26.4亩，并以20％补偿标准进行理赔，即26.4亩×（600×20％）＝3168元计赔。虽然双方对赔偿标准有分歧，原告否认双方已协商按80％核定，但对林木受灾情形和数据并无异议，故对该次风灾造成被保险林木倒伏共计3638棵、折断死亡197棵，本院予以认定。按双方认可的行业规则或约定以株折亩换算面积为：倒伏3638棵÷111棵/亩＝32.775亩、折断死亡197棵÷111棵/亩＝1.775亩。根据《保险条款》第四条的约定，折断死亡符合保险赔偿的情形，被告应赔偿每亩保险金额×损失程度×受损面面积×（1-免赔率）即：1.775亩×600元/亩×（1-5%）＝1011.75元。倒伏同样符合《保险条款》赔偿情形的约定，若原告不予扶正存活，则该部分被告应承担保险赔偿金最大值应为：32.775亩×600元/亩×（1-5%）＝18681.62元。然而原告为了避免不确定损失扩大，对倒伏的林木进行扶正救济，此时扶正存活的林木已不再符合《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倒伏”的赔偿条件，但原告为扶正救活林木所产生的费用13216元，即为其因该次风灾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属该部分林木扶正存活后不再符合保险赔偿条件的对价，且该对价并未超过该部分林木保险公司应赔偿金额的上限。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原告扶正林木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所产生的费用不超过应赔保险金额的数额，为必要、合理的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由于原告扶正林木后，是否还存在不能存活情形，扶正后又死亡了多少棵，原告并没有主张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因此，“802风灾”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为：1011.75元（折断、死亡的林木）＋13216元（扶正存活的林木）＝14227.75元。 三、关于“814风灾”所造成被保险林木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赔偿条件的林木受灾面积为多少，被告应如何承担相应保险赔偿责任的问题。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应当根据保险合同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及时报案，报案后双方应当共同对受损林木受损数据进行确认。原告报案后已按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提交了经清点后两次风灾林木分别受损的数据，被告对“802风灾”林木受损的数据无异议，本院前述已经确认，但对“814风灾”林木受损数据并没有能够与原告共同进行勘查作出最终确认，而是单方委托第三方进行查勘，第三方就其所勘验范围内的林木受损情况作出了报告，原告虽然对评估受灾面积为145.5亩及受灾的情形予以认可，但同时对第三方勘验的范围提出异议，认为第三方只勘验了造林计划图即林班图之内的面积，尚有林班图之外的100多亩被保险林木没有进行勘验，致使双方对该次风灾实际受损面积发生争议。因原、被告双方在签订保险合同及相应的《保险单》、《保险条款》中均没有对保险林木的范围进行明确界限约定和附具相应的保险范围地图，而第三方的勘验范围是参照被告提供的承保附图（造林计划图）进行。根据《保险单》及被告三次作出的《定损方案》表述，其中《保险单》记载，保险标的项目为桉树、保险数量为500亩，并无保险标的项目的范围及附图；《定损方案》表述：承保险种：森林综合保险（商品林）桉树、承保面积：500亩，总实际有林面积：477.7亩，亦未有相应保险范围地界的表述，因此，关于本案林木的保险范围问题，原告总实际有林面积477.7亩并未超过500亩的保险面积约定，应全部作为被保险标的范围。由于原告提出的“814风灾”所造成被保险林木受损数据，为原告单方清点并主张，被告不予认可，亦无相应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故本院难以认定。从原告2017年2月24日作出的“814风灾”《定损方案》中的表述：“1、客户提供承保图内勾画的4个林班图，林班线内的面积合计827.9亩；2、总实际有林面积（包含种植到承保林班线以外的有林面积）为477.7亩；3、承保林班线内实际有林面积357.2亩，风灾面积188.9亩，折算损失率后实际损失面积145.5亩。”可以得知，第三方勘验评估林班线内的有林面积为357.2亩，林班线外未勘验评估的有林面积应为：总有林面积477.7亩－林班线内的有林面积357.2亩＝120.5亩，与被告主张的尚有100多亩第三方未作勘验评估林木数量基本一致，故本院予以认定。该部分林木应为被保险林木，被告对该部分林木遭受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由于林木的生态具有其特殊性，事经至此，客观上已无法对该120.5亩林木的受灾情况以及损失数据进行精准核验，但在大面积风灾之下，该120.5亩林木存在受灾的情形符合常理，根据公平原则及概率等同法则，受损程度应当与第三方勘验评估的相邻林木受损情况基本相当，而原告对第三方勘验评估的受损数据并无异议，因此，该部分受损林木的具体数据，本院按比例予以计算认定。根据第三方勘验报告数据：在357.2亩林木中，因灾受损面积为145.5亩，其中：倒伏翻兜面积22.7亩，树干折断面积13.5亩，倒伏弯曲面积109.3亩；按此比例推算，在120.5亩中，林木因灾受损面积应为49.08亩，其中：倒伏翻兜面积7.66亩，树干折断面积4.55亩，倒伏弯曲面积36.87亩。综上，“814风灾”所造成的受损数据为：倒伏翻兜＝22.7亩＋7.66亩＝30.36亩，树干折断＝13.5亩＋4.55亩＝18.05亩，倒伏弯曲＝109.3亩＋36.87亩＝146.17亩。根据《保险条款》“保险林木流失、被掩埋、主干折断、倒伏或者死亡，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的约定，上述情形均符合保险赔偿的条件，被告应按《保险条款》“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损失程度×受损面面积×（1-免赔率）”计算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该次风灾所造成的上述损失，按《保险条款》约定，被告最大赔偿额应为：（30.36亩＋18.05亩＋146.17亩）×600元/亩×（1-5％）＝110910.60元。根据第三方的勘验报告记载及原告的主张，原告报案后已组织民工对倒伏弯曲的受灾林木进行了扶正救济，为此，原告支出了购买拉扶绳带17220元，交通费支出1550元，雇请民工拉扶三年长倒伏树劳务费85020元，一年长倒伏树劳务费17880元，民工住宿、水电、管理费开支6200元，合计127870元。倒伏弯曲的受灾林木扶正救济后，扶正存活的林木已不再符合《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倒伏”的赔偿条件，但原告为扶正救活林木所产生的费用127870元，应为其因受该次风灾所遭受的对应损失，属该部分林木扶正存活后不再符合保险赔偿条件的对价，但该对价127870元已超过该部分林木保险赔偿金额的上限110910.60元。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原告扶正林木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但所产生的费用已超过了该部分被受损林木保险金额的最大数额，超过部分对保险合同而言应视为不合理部分费用，故被告应当按《保险条款》约定，对该部分林木保险赔偿最大额即110910.60元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因此，“814风灾”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为110910.60元。 四、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逾期支付保险金银行利息损失，是否有相应的事实符合相应法律规定的问题。 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双方对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标的的范围、保险林木受损的性质、受损的情况、受损的程度、受损的数量以及保险赔偿标准等均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发生争议，保险合同亦未对发生争议的理赔造成逾期应承担支付利息的相应约定，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逾期支付保险金的银行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分公司赔偿给原告黄辉保险金126853.35元； 二、驳回原告黄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335元，由原告负担4435元，被告负担1900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向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另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6335元。款汇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河池分行城东分理处，账号：20×××98。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减、免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韦江毅 审 判 员  王立群 人民陪审员  韦树龙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助理法官韦娜 书记员潘慧兰 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五十七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第一款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件将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由被执行人负担执行费及其他费用。 二、被执行人在限定时间内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财产、拒不履行义务的，将视情节轻重，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三、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精神，将会受到多部门联合惩戒，采取如下联合惩戒措施：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获取政府补贴或支持；限制担任公司高管；限制招录（聘）为公务人员或事业单位人员；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限制入伍服役；限制从事特定行业；限制授予文明单位；限制从事特殊市场交易；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星级酒店住宿、高消费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出境；限制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等，直至全部履行义务为止。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注：若当事人遭受黑恶势力的违法侵害，欢迎举报涉黑涉恶及其保护伞的犯罪案件线索。对相关举报，本院将严格保密，并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金城江区人民法院“扫黑除恶”举报电话：0778-225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