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08民初4398号 原告：河北钢铁交易中心，住所地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法定代表人：冯彦民，系该中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波、张龙飞，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邯郸市科瑞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邯山区南环路与西环路交叉口路南之江物流市场内23号。 法定代表人：张秀珍，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河北申奇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邯山区南环路与西环路交叉口路南之江物流园618号。 法定代表人：刘彦芹，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刘彦芬，女，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 上述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继光，河北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孟献忠，男，196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 原告河北钢铁交易中心与被告邯郸市科瑞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公司）、河北申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奇公司）、刘彦芬、孟献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河北钢铁交易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波、张龙飞，被告邯郸市科瑞物资有限公司、被告河北申奇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继光、被告刘彦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继光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孟献忠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钢铁交易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河北申奇公司偿还垫款及代理费共计4423046.06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日万分之十承担逾期违约金直至全部还清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科瑞公司偿还垫款及代理费共计5020471.08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日万分之十承担逾期违约金直至全部还清之日；3、判令被告刘彦芬、孟献忠对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孟献忠、刘彦芬夫妇是被告申奇公司和被告科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5年9月25日刘彦芬联系原告业务人员，希望通过代理订货方式由原告代其出资向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订货，经过洽谈，2015年10月29日在原告住所地原告分别与被告申奇公司及被告科瑞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代理订货合同》（合同号：DLDHHD201510003、DLDHHD201510004），约定由原告垫资向其指定的供货商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采购热轮卷板。两份合同内容完全一致，即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向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代理采购2500吨热轧卷板，货款总额500万元。合同第二条约定“货款，以乙方（原告）向供货商实际支付的采购金额为准，包括供货商未发货部分或应退的余额”,第二条约定代理费“自垫款日开始按日计收，收费标准为：垫款额×1.1%÷30天×垫款天数”；合同第三条还约定被告应按采购合同总价款的15%向原告支付保证金，“甲方（被告）应在乙方垫付货款60天内向乙方付清垫付的全部货款、代理费及相关费用。如果供货商未在采购合同约定期限内发清约定的货物数量，不能免除未发清部分货物的货款、代理费及相关费用，甲方仍必须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的三个工作日内以现汇方式支付给乙方，否则视为甲方违约”；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若甲方（被告）在乙方为其垫付货款之日起60日内未向乙方支付货款、代理费及相关费用的，甲方对逾期金额部分承担每日万分之十的逾期违约金”。合同第九条还约定，发生争议由乙方所在地法院解决，败诉方应承担胜诉方处理争议所发生的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调查取证费及律师费等。 合同签订后，通过被告刘彦芬与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联系，由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合同号20151015、20151016），合同量合计5300吨，原告于2015年10月30日向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按合同支付2笔订货款1000万元。2015年12月初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给原告发货378.992吨，2016年4月份发货94.883吨，合计发货473.875吨，剩余的钢材一直拒绝发货。而被告孟献忠、刘彦芬夫妇控制下的被告申奇公司和科瑞公司也不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我公司支付代理费和垫付的货款。 被告申奇公司和科瑞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均应于2016年1月1日前向原告支付垫款以及代理费，但截止至合同起诉时仍未支付，截止2018年10月15日，被告科瑞公司共应支付垫款及代理费共计5020471.08元，被告申奇公司共应支付垫款及代理费共计4423046.06元。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起被告按上述款项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十的标准支付逾期违约金至全部付清之日止。 被告刘彦芬和孟献忠，作为申奇公司和科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出资人，安排其亲属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而且串通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将原告支付的订货款由刘彦芬支取使用，应当与被告申奇公司和科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为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特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邯郸市科瑞物资有限公司、河北申奇贸易有限公司辩称，二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并非原告的债务人，被告不欠原告任何款项，被告未收到过原告任何货款。（一）、双方之间签订的所谓《代理订货合同》实际履行情况。2015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名为《代理订货合同》实为《产品购销合同》的买卖合同，约定货物为热轧卷板钢材2500吨，合同总金额为500万元。合同签订后当日，二被告即通过网上银行各向原告支付了75万元保证金。后二被告支付货款，原告向二被告交付了同等价值的钢材货物。但至今原告也未给二被告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的保证金至今亦未退回。因此，二被告不仅不是原告的债务人，而且反而是原告的债权人。 （二）、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所谓《代理订货合同》条款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合同。 1、本案所谓的《代理订货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代理订货合同》。法律意义上和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代理订货合同》，就本案而言，是指由原告以二被告的名义并代理二被告同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购货，由被告与津铁公司直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的供需方应为津铁公司和被告，原告应仅是《产品购销合同》当中的代理人。而在本案中，却是由原告与津铁公司直接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津铁公司和原告是该合同的供需方当事人，二被告却不是该合同供需方当事人。二被告因此无法享有该合同的权利，亦均无权向津铁公司、原告主张交付货物的权利，却要承担所谓的《代理订货合同》支付全额货款的义务。 2、本案中，原告将贷款支付给的是津铁公司，被告将货款支付的人是原告，二被告未拿原告分文货款。在进行结算时，津铁公司作为供方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需方原告，原告再作为供方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给需方被告。很显然，津铁公司与原告之间是一个法律和事实上的产品购销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又是一个产品购销合同关系，这是两个分别独立的、不同的产品购销合同关系，且二被告与津铁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产品购销合同关系。 3、如果津铁公司不按照其与原告之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发货，那么，原告有权向津铁公司提出要求退还货款。同时，根据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所谓的《代理订货合同》第六条第四款、第五款的约定，二被告也和津铁公司一样，亦应向原告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而却没有约定被告可以向原告主张交付货物的权利。显然，原告依据两份不同的合同，获取了双份利益和保障，好事尽在其自身中。 4、原告之所以认为二被告是其债务人，其依据就是所谓的原告提供的，双方签订的格式条款《代理订货合同》第六条第四款、第五款的约定，因该条款免除了原告向二被告交付货物的责任，加重了二被告向原告承担债务的责任，且排除了被告告向原告主张交付货物的主要权利，依法属无效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所谓的《代理订货合同》系由原告提供的格式条款。相关条款属霸王条款，依法应适用上述法条规定认定无效。 5、津铁公司事实上亦承认并认可系其欠原告货款。且津铁公司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偿还了原告50万元，有津铁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学英、会计冯彦斌公安笔录等证据为证，且之后又有陆续还款，请法庭明察。因此，原告对二被告享有的所谓《代理订货合同》相关格式条款的权利，属无效权利。该权利不能成立，且不受法律保护，故二被告根本不是原告的债务人，原告无权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其实，津铁公司才是本案的债务人，即适格被告，原告依法理应起诉津铁公司，而非本案被告。 二被告坚信，如果原告就本案起诉的被告是津铁公司的话，那么津铁公司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因为不但津铁公司事实上已经偿还了原告部分货款，且津铁公司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异议出来。再者说，如果贵院判决二被告承担还款责任的话，那么下一步原告依据其与津铁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还要起诉津铁公司，津铁公司百分百要败诉，岂不是原告能得到双份货款利益吗？但这是违法的，且二被告在未收取货款却要偿还货款，又无法无对象追偿的情况下担责，对二被告是极其不公平的。 二、被告刘彦芬、孟献忠不是二被告的实际控制人，二被告也没有其他实际控制人，二被告公司资产更没有与被告刘彦芬、孟献忠资产混同。二被告有自己的投资人、股东和组织结构。被告刘彦芬、孟献忠因为业务能力强，二被告原来就将部分业务分别委托其二人，代理公司谈判项目、参与经营活动，其二人仅仅是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身份。据说被告刘彦芬曾经说过，称她是二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被告在此想问被告刘彦芬：你说你是二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你有什么企图？有什么证据？虽然二被告有时借用你的银行账户，难道借用银行账户就能证明你是二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能证明二被告公司资产与你的资产混同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另外，二被告还了解到有其他一部分人，其中就包括原告，也称被告刘彦芬、孟献忠是二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甚至这些人还到某国家机关作证。二被告在此郑重辟谣、二被告的资产与被告刘彦苏、孟献忠毫无关系其二人不是二被告公司什么实际控制人。鉴于被告刘彦芬的说辞，亦怀疑被告孟献忠本人的立场，以及外围人员的传谣。给二被告公司已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本二被告公司早前已经股东会研究决定，今后不再委托被告刘彦芬、孟献忠代理公司谈判项目、参与经营活动，也不再借用其银行账户，今后凡被告刘彦芬、孟献忠二人以二被告公司名义进行的经济活动均与二被告公司无关。 综上，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适格被告应为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且被告刘彦芬、孟献忠绝非二被告公司的什么实际控制人，二被告公司资产不存在与被告刘彦芬、孟献忠资产混同。二被告在此恳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刘彦芬辩称，一、刘彦芬并非邯郸市科瑞物资有限公司、河北申奇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只是上述两个公司委托代理人。孟献忠投资，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邯郸市中瑞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9月份与原告签订《代理订货合同》，该合同当时履行情况基本顺利。在同年10月底，被告科瑞公司、申奇公司派员找到刘彦芬，称也想和原告作生意，并说想委托刘彦芬作为两个公司代理人。在谈妥条件后，刘彦芬代理两公司联系原告，促成了两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代理订货合同》。刘彦芬仅是一个代理人，原告还控告刘彦芬诈骗，后刘彦芬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原告诬告刘彦芬，使刘彦芬倍感委屈。现原告又将刘彦芬以实际控制人起诉到法院，于法无据。 刘彦芬并非上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科瑞公司与申奇公司的部分业务找刘彦芬委托代理，为便于交易，有时借用刘彦芬的银行账户，因公司业务倒贷时也有借用，但借用银行账户不能说明刘彦芬就是被告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更不能说明资产混同。刘彦芬在公安机关称其系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虚假的，并非刘彦芬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刘彦芬被上网追逃，刘彦芬主动到案后，公安机关控制刘彦芬的人身自由。公安机关控制刘彦芬的人身自由，给刘彦芬造成心理和精神压力。公安机关称如刘彦芬承认系被告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释放刘彦芬，刘彦芬只能按照公安机关指示去说。刘彦芬认可其系被告科瑞公司、申奇公司实际控制人后，刘彦芬称其并未诈骗任何人。公安机关让刘彦芬书写申诉书，但申诉书中必须写明刘彦芬系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刘彦芬只能照办，写了一份申诉书。原告起诉刘彦芬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原告称刘彦芬系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起诉刘彦芬与孟献忠，应与中瑞公司拆借津铁公司1600万元有关，其认为是刘彦芬与中瑞公司将其支付给津铁公司的1000万元货款转移走是错误的。原告支付给津铁公司的1000万元货款与津铁公司拆借给中瑞公司的1600万之间毫无关联性。津铁公司拆借给中瑞公司款项是在2015年10月29日拆借900万元，2015年11月2日拆借中瑞公司700万元，合计1600万元。原告支付给津铁公司1000万元货款的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显然，津铁公司拆借给中瑞公司的900万元款项是在原告支付给津铁公司1000万货款之前。另外，津铁公司2015年11月2日账目余额为2000余万元，即便在当天拆借中瑞公司700万元后，津铁公司账目余额尚有1000万元，远超原告支付的1000万元货款，这700万显然与原告汇入的1000万货款无关。即使这700万元与原告有关，那也是借的津铁公司的款项，是从津铁公司账户借出来的钱，与原告无关。中瑞公司拆借津铁公司的1600万元，是互相帮助，虽然中瑞公司又转到刘彦芬银行账户，但那是倒贷使用，在该笔款项使用完毕后，中瑞公司立即安排刘彦芬于同年11月30日，通过津铁公司的母公司天铁热轧板有限公司，以两个8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将拆借的1600万元偿还给津铁公司。 三、原告不应起诉本案被告，应依法起诉津铁公司。原告货款转给的是津铁公司，收到的钢材货物也是津铁公司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更是津铁公司开具给原告的，因此其应起诉津铁公司才符合法律程序和规定。虽然原告与科瑞公司、申奇公司也有合同，但该合同因为是原告提供的格式条款，且按照该合同第六条第四款、第五款的约定，免除原告向科瑞公司、申奇公司交付货物的责任，加重科瑞公司、申奇公司向原告承担债务的重责，且排除了科瑞公司、申奇公司向原告主张货物的主要权利，依法应属于无效条款。综上，刘彦芬并非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彦芬与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资产也没有混同，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孟献忠经本院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29日原告与被告科瑞公司签订《代理订货合同》，合同约定：科瑞公司委托原告向科瑞公司指定的供货商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采购热轧卷板，由原告代理科瑞公司并以原告名义与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代理采购货物2500吨热轧卷板货物，货款总额500万元。货款以原告向供货商实际支付的采购金额为准，包括供货商未发货部分或应退的余款。垫款额为货款扣除履约保证金部分。代理费为自垫款日开始按日计收，收费标准为：垫款额×1.1%÷30天×垫款天数，最低计费天数为20天，垫款天数不足20天的按照20天计收。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签订后科瑞公司支付给原告合同额15%作为履约保证金，原告收到保证金后与供货商签订并履行购货合同。科瑞公司在原告垫付货款后60天内向原告付清垫付的全部货款（如有余款转为下月保证金或扣除）、代理费及相关费用等。如果供货商未在采购合同约定期限内发清约定的货物数量，不能免除未发清部分货物的货款、代理费及相关费用，科瑞公司必须在收到原告书面通知的三个工作日以现汇方式支付给原告，否则视为科瑞公司违约。 合同第五条约定：在科瑞公司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部款项之前，货物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科瑞公司通过本合同约定的传真、电子邮件等约定方式向原告出具《提货申请书》，在科瑞公司按约付款后，科瑞公司需及时通知原告出具《提货单》。原告向科瑞公司发出《提货单》后即原告已完成了货物交付。 合同第七条约定：科瑞公司在原告为其垫付货款之日起60天内未向原告支付货款、代理费及相关费用的，科瑞公司对逾期金额部分承担每日万分之十的逾期违约金。同日原告与申奇公司亦签订《代理订货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内容同上。 2015年10月28日原告与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签订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原告作为需方向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采购热轧卷板合计5300吨，共计10070000元。合同约定供方应在需方首次付款之日起开始发货，30日内发完。2015年10月30日原告分别通过农业银行及工商银行账户向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支付采购款各500万元。至今原告与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并未履行完毕。 案涉的两份《代理订货合同》签订后，科瑞公司与申奇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9日向原告支付保证金各750000元。科瑞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向原告付款284230.7元；申奇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向原告付款92381.46元，28日分别付款47509.47元及94659.07元，29日付款156798.41元。上述款项相应价值钢材原告已经交付二被告。原告称，2018年4月30日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退还原告500000元，原告将该笔款项计算至科瑞公司还款；2017年2月24日，原告处理申奇公司的钢材94.883吨，所得341578.81元，2018年5月30日收到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退还500000元，原告将上述两笔款项计算为申奇公司还款。 原告曾因本案争议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本案四被告及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涉嫌诈骗。公安机关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侦查，于2018年11月19日撤案。刘彦芬在2017年8月15日及2018年5月24日的讯问笔录中均自认系科瑞公司及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7年8月27日刘彦芬向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区分局出具申诉书，在该申诉书第三条中，刘彦芬自认系邯郸中瑞物资有限公司、申奇公司、科瑞公司实际控制人。依据公安机关及本院调取的刘彦芬、科瑞公司、申奇公司银行明细显示，刘彦芬与上述两公司存在大量、大额的资金频繁往来。2015年10月30日原告向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订货款，2015年11月2日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向邯郸市中瑞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转账700万元。同日，邯郸中瑞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将该700万元转入刘彦芬账户。被告对此解释称，中瑞公司在2015年10月29日拆借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900万，2015年11月2日又拆借了700万用于倒贷，上述款项中瑞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用承兑汇票分两个800万共计1600万元通过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母公司天铁热轧板有限公司偿还给天津津铁物贸有限公司。刘彦芬提交天铁热轧板有限公司收据（复印件）、网银转账回单予以佐证。原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邯郸中瑞物资有限公司与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存在密切往来，1600万不能证明还的为本案提及的700万款项。 另查明，刘彦芬与孟献忠原系夫妻关系，刘彦芬于2018年要求与孟献忠离婚。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冀0404民初1465号民事判决书，准予双方离婚。该判决已于2019年3月6日生效。 本院认为，格式条款合同是指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订，相对方只能对该拟订合同概括表示同意接受或不予接受的合同。本案涉案《代理订货合同》，并非一方预先拟定，而是系双方协商一致所签订，故不应认定为格式条款合同。涉案的两份《代理订货合同》系原告与申奇公司、科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科瑞公司、申奇公司作为《代理订货合同》相对方，主体适格。原告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垫付款义务，故被告申奇公司、科瑞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原告垫付货款后60天内向原告付清垫付的全部货款、代理费及相关费用。科瑞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向原告付款284230.7元，其中代理费为4209.65元，货款为280021.05。扣除2018年4月30日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司退还的500000元货款以及科瑞公司支付的750000元履约保证金款，被告科瑞公司应返还原告垫款额为3469978.95元，并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10月30日起至2018年10月15日止的代理费1375384元（3469978.95元×1.1%÷30天×1081天）。申奇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向原告付款92381.46元，其中代理费为1565.07元，垫款为90816.39元；2015年12月28日付款142168.54元，其中垫款为139158.08，代理费为3010.46元。2015年12月29日付款156798.41元，代理费为3375.31元，垫款153423.1元。2017年2月24日，原告处理94.883吨热轧板所得货款341578.81元，其中代理费为51392.11元，垫款290186.7元。扣除申奇公司支付保证金750000元及无锡津铁物贸有限公返还货款500000元，被告申奇公司应给付原告垫款额为3076415.73元，并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10月30日起至2018年10月15日止代理费为1219388.65元（3076415.73×1.1%÷30天×1081天）。被告科瑞公司、申奇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已属违约，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应违约金。鉴于《代理订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达到年利率36.5%，该违约金约定过高，本院认为，应调整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较为适宜，即被告科瑞公司、申奇公司应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上述垫款代理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违约金。 被告刘彦芬在公安机关曾自认为系科瑞公司、申奇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在本次庭审中主张其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刘彦芬未提交证据能够证明其该项主张，故本院刘彦芬的辩称不予采信。通过公安机关及本院所调取的银行明细，刘彦芬与上述两家公司存在大量、大额、频繁的资金往来，这显然与其所称的仅为两公司代理人不符。据此，结合公安机关笔录、刘彦芬自书的申诉书、调取的银行明细，本院认定刘彦芬系科瑞公司、申奇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公司账户与管理人员、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性。本案中刘彦芬作为申奇公司、科瑞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与科瑞公司、申奇公司存在大量、频繁资金往来，上述两公司与刘彦芬构成财产混同，公司已经失去独立承担债务的基础，刘彦芬作为实际控制人应当对本案上述确定申奇公司、科瑞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孟献忠为科瑞公司、申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债务均用于刘彦芬与孟献忠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对于原告要求孟献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邯郸市科瑞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北钢铁交易中心垫付款、代理费合计4845362.95元以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8年10月22日起，以4845362.95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垫付款、代理费付清之日止）； 二、河北申奇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北钢铁交易中心垫付款、代理费合计4295804.38元以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8年10月22日起，以4295804.38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至垫付款、代理费付清之日止）； 三、被告刘彦芬对本院确定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河北钢铁交易中心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790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邯郸市科瑞物资有限公司、河北申奇贸易有限公司、刘彦芬负担80250元，原告河北钢铁交易中心负担265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永慧 审 判 员  马 冲 人民陪审员  杨小琴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徐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