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京刑终122号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某1（曾用名：杜庆合、杜庆和），男，47岁（1972年2月1日出生）,出生地山东省宁阳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3年8月2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9日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30日被逮捕；同年11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以杜某1涉嫌犯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12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报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审查起诉；2014年6月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杜某1作出不起诉决定，并于同日释放杜某1。被害人高某1的近亲属提出申诉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1月20日决定维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不起诉决定，后被害人高某1的近亲属多次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1月2日以京检刑申纠错（2015）1号《纠正案件错误通知书》，指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撤销原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2016年1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机场分局重新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为由对杜某1批准逮捕，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于同年1月27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北京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对杜某1实施上网追逃，于同年6月4日在山东省胶州市抓获杜某1，并于同日以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为由将杜某1执行逮捕；现被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苏轶峰，北京伟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杜某1犯故意伤害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2、高某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二О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作出（2017）京03刑初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原审被告人杜某1对原审刑事部分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石磊、代理检察员宋向东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杜某1及其辩护人苏轶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杜某1于1999年8月5日15时许，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鹏达公司货运部南侧空场内，因琐事与被害人高某1（男，殁年25岁）发生争执，其间，杜某1用刀刺中高某1胸腹部。经鉴定，高某1系被他人用单刃刺器刺伤胸壁，伤及肝脏，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杜某1作案后潜逃，并于2013年8月29日在山东省宁阳县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另查明，杜某1的犯罪行为给高某2、高某3造成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6239元。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袁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和高某1是朋友，是在货场工作的时候认识的。1999年8月5日下午3点左右，其在国航俱乐部北侧小卖部旁正与国航货运查询的张秀丽聊天，看见高某1一只手捂着胸部从国航俱乐部与鹏达货运中间的空场跑过来，腹部还流着血，距离其有五六米外的地方，杜某1手里拿着一把刀站着。其马上喊：“快找车！”高某1的同事刘某1扶着高某1，其一起扶着高某1走到南侧小卖部，找到一辆蓝色面的去了机场医院。其忙着办手续，其他事情就不知道了。其认识杜某1，在货场时经常见面，其叫他“小杜”。事情发生后，其才知道他叫杜某1。案发后，杜某1手里的刀大概有20厘米长，三四厘米宽，单刃。高某1平时是不带刀的，其不清楚高某1办公室里面有没有刀。其扶着高某1找车时看见了杜某1的弟弟，就在距离其有四五米远的地方站着。其都不清楚杜某1为什么要用刀扎高某1，后来其听同在货场工作的闫某说，可能是因为货单的事。经袁某对含有杜某1照片的12张照片进行辨认后，其辨认出3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杜某1。经袁某对含有杜某2照片的12张照片进行辨认后，其辨认出9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杜某2。2.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其和高某1是同事关系，高某1是天津远洋分公司北京货运代理处的发货员。1999年8月5日下午15时30分许，其在四川航空公司货运代理处办公室待着，高某1也在。办公室的地点就在首都机场国航货运办公楼东侧路口小商亭旁边。这时一个叫杜某1的人找高某1，高某1没说话就出去了。很快，高某1又回来了，进屋后从抽屉里拿了一条烟，从手包里拿了两个金属壳打火机就出去了。过了十分钟左右，高某1双手捂着胸口冲进了屋，胸口流了很多血，当时看高某1的样子很痛苦。高某1被扎后往四川航空货运代理处办公室跑的时候，其看到杜某1兄弟俩在他后面追他。高某1说赶快找车送他去医院，好像还到门后面拿了一把锤子，之后好像就不行了。其和川航货运处的袁某扶着高某1到办公室外面找车。其从办公室出去的时候，看见杜某1也从办公室后面的通道走过来，手里面拿着一把刀，大概20厘米长，其余的没有印象。在小卖部附近找了一辆小面，开车把高某1送到首都机场急救中心，到医院后高某1就死了。通过医生，其知道高某1的胸口被扎了三刀，左胸一刀，右胸两刀。杜某1是在机场货运搞代理的，是山东人，住在顺义天竺村，他身高1.65米，体态微胖，长期戴一副金属框架眼睛，可能是近视镜，小眼睛，留着平头。高某1平时办事挺哥们义气的，高某1和杜某1好像是因为单子的事情发生的冲突。3.证人庞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顺义区西单商场的职工。其平时不上班，到货运那边去都是去拉货。1999年8月5日下午3点多，其的车停在活动中心西边靠小卖部附近，当时，其正要离开车去货运大厅打水，听见后面有人说快找车。其回头看时，两个人架着一个受伤的人正往其车边走，还没等其说话，他们仨就上了其的车，其车门没锁，让其帮忙赶快送医院去。其没说什么，开车去机场医院了。当时那人上身穿着T恤，全是血，胳膊上也是血。到医院后，其帮着把人抬到急救室，那人说渴，医生立即开始抢救。大约救了十分钟左右，医生说那人希望不大了，其就出来到了大厅，后来，公安人员就到了。打架的事情其知道，但是打架的过程其没有看见。送伤者的人其也不认识，他们说是伤者的同事。4.证人杜某3的证言证明：其是鹏达货运的司机。1999年8月5日下午，在鹏达货运出港的西边，当时其在办公室工作，听到外面吵架，其和同事崔某出去了，看到一个被扎伤流血的人上了小面的车。左手拿着刀的人夹着一个包，右手打电话之后走了。那把刀有六七寸长，一寸宽，有刀把。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发生纠纷。扎人的人和被扎的人其也不太清楚，拿刀的人长什么样不好描述。5.证人崔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鹏达货运代理公司的货运司机。1999年8月5日下午3点多，其和同事杜某3、贾若玲在其国航活动中心北边平房西数第二间的办公室聊天，听见外面声音很大，以为旁边办公室有人吵架，就出去看，这才看见办公室南边有人打架。其看见活动中心和办公室那排平房之间的空地西口，一个人捂着右胸口，指缝间流出很多血，由一个很瘦的人陪着上了一辆灰色小面开到医院去了。活动中心和其办公室之间的空地上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较高的拿着一把刀，正用手机打电话，胳膊下还夹着一个手包。过了一会儿，那两个人走到空地的西口，又绕到其办公室北边的路边，站在北边停车场铁栅栏旁边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朝东走了，去哪不清楚。被扎的人和拿刀的人还有旁边站的那个人其都不认识。拿刀的那个人身高将近170厘米，偏胖，肤色偏黑，留着寸头，另一个比拿刀这个人矮一些，瘦一些。刀像是匕首的样子，白色刃，刃长将近20厘米，有一寸宽。那人打电话是用一个黑色手机，还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他打电话离其比较远，没听见内容。6.证人张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是民航客货代理公司的职员。案发当天14时许，具体时间其不知道，其和同事陈庆国、李德村、张德银、张天华及客户张学成在办公室办公。其办公室位于国航职工俱乐部北侧铁皮房西数第二间。其听到有“哎呦”的叫声从房后传来。大家凑到后窗去看，其看到在房后窄长过道的垃圾桶边上有至少四个人扭在一起，好像是打架。有人喊：“别打了，别打了。”大约一分钟，几个人分开了。其看到高某1窝着肚子，用手捂着左腹，那一片红。然后，其看见杜某1手里拿了一把刀。这时有几个人站在过道西侧，高某1捂着肚子往那边跑。杜某1拿刀指着来人喊：“谁也别过来。”高某1边跑边喊：“别管了，先送我去医院。”这时，其没注意打架现场还有谁。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出去，准备到过道那去看看怎么回事。当其走出办公室，高某1已经被送走了。杜某1和他弟弟一起走过来，杜某1已经把刀交到他弟弟手上，他一边走一边打电话。他俩由西向东走，边走还拦一辆黑牌子的黑色帕萨特车，但那车停没停其不知道。之后就不清楚了。其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杜某1，他以前在北京威可瑞运输咨询服务公司做货运代理。杜某1手里拿的刀约20厘米长，一面刃，尖头，木把，刀身一边是平的，一边有不大的弧度。最宽处约五厘米。其看见当时杜某1是左手拿刀。高某1跑出来时手里没有东西，双手捂着肚子。杜某1和他弟弟走出来的时候，他弟弟手里拿着那把刀，刀上还有点血。杜某1边走边用手机打电话，左腋下还夹了一个手包。案发之后，其听说三个人是因为单子的事情闹矛盾，高某1手里有杜某2的货单，想讹点钱，但是杜某1不乐意。经张某对含有杜某1照片的12张照片进行辨认，其辨认出3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杜某1。经张某对含有杜某2照片的12张照片进行辨认，其辨认出9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杜某2。7.证人闫某的证言证明：其是华北运通航空服务公司货运部职工，也是高某1的老乡。其知道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高某1和杜某1、杜某2兄弟有些矛盾，其也是听高某1说的。大概是1999年7月25日左右，在机场做货运代理的一个人捡到了一张运单，碰到高某1，就问高某1，这张运单是哪家货运代理的。高某1一看，告诉那人是中纺二部谢子军的。那人就和高某1说，捡了也不能白捡。高某1就说，他从中给调解一下，先把运单给人家吧。这样，高某1就拿运单到中纺二部在机场的办公室。此时，谢子军已经回到城里，高某1打电话联系谢子军，谢子军又找了丢失运单的杜某2。杜某2找来了在机场做货运代理的哥哥杜某1，高某1就把运单还给了杜某2。同时，杜某1给高某1买了一条烟，让高某1转交给捡运单的人，并承诺对方如果有什么条件，第二天当着中纺二部领导的面再答谢那人。具体这其中的事，中纺二部的老板马军和谢子军都清楚。但是，杜某1一直没按照他承诺的去做。杜某1和高某1在货场碰面，好像是高某1向杜某1要300元还是500元，结果杜某1不给，话不投机，差点动手。1999年8月5日下午15时许，高某1在机场另一个货运代理袁某的办公室坐着，杜某1叫他出去，高某1就拿着杜某1买的那条烟出去了。他们在国航货运小白楼对面的小卖部说话，后来就在袁某办公室的后面、小卖部对面打起来了。杜某1把高某1扎了。以上的情况其是听刘某1（刘胜利）、武志勇等人说的。此外，在1999年8月1日下午，其和高某1路过杜某1家，就一起进去坐了会儿。一进门，杜某1很不高兴，问高某1，是来找他的弟弟还是找他，是在这谈话还是出去谈。高某1说，他们就是路过来看看杜某1，别的事等到了机场以后再说。杜某1又说一句话，意思是，他在家也打过架，但没犯什么事。其感觉，杜某1好像在暗示高某1，他也不是好惹的人。后来，其就走了。8.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其是天竺村农民。杜某1大约是从1994年开始租其家房子的，杜某1和妻子一起过来的。杜某1的丈母娘和弟弟都来住过。杜某1的弟弟是1999年5月份来的，7月底走的，听说可能在货场干临时工。杜某1对其说过，不让他弟弟住了，说他气人。杜某1的爱人叫郭树华，和杜庆合一样是山东人。杜某1的丈母娘是1998年2月份左右来的，来帮着看小孩，后来4月份走了。1999年8月5日下午3点多钟，其孙子接了两次电话，没听清楚，后来其接了一次，是杜某1打来的。他说他是“小杜”，让其转告小郭说他打架了。没有讲去哪里。其接完电话就在院子里喊：“小郭，小杜他打架了，让你走。”郭树华拿了一条毛巾被，放进一个红色尼龙背包里，背上背包，抱着孩子就走了。她把钥匙丢给其了，她当时没收拾东西，她的背包可能早就准备好了。杜某1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小心眼，嫉妒心特别强。他打电话时说得比较急，和他平时说话不一样。案发前两天，涉案的受伤的那个人曾来找过杜某1，杜某1叫郭树华抱小孩出去，可能是因为丢了一张票，受伤的人要500元钱，没有谈拢。这些情况是其听其家另一租户于飞讲的。于飞的爱人叫王某，在这住两年了。于飞还说，那个受伤的人当天来过之后，杜某1比较害怕，告诉他晚上把大门关好，如果不说清楚是谁，不能开门。9.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是1997年来租住到孙某家房子的，和杜某1不怎么来往，只是和杜某1的爱人郭树华平时聊天比较多。1999年8月3日晚上，闫某带着一男子到其家来待了一会儿，其爱人于飞不在家。后来，闫某带来的男子就去杜某1家了，说找杜某1有事儿。第二天上午，郭树华对其说，前一天晚上来的人是找杜某1要钱的，说是杜某1的弟弟丢了一张货运单，他捡着了，要向杜某1要500元，杜某1没给他，后来要200元，杜某1也没给。其不知道那个男子叫什么，后来，其爱人回来后，见到了那个男子，告诉其，那个男子叫高某1，其爱人是通过闫某才认识他的，他也是在货运干活儿的，具体在哪个公司不知道。闫某是华北局的货运代理，他的领导叫张彪。高某1那天晚上大约是9点多一点儿走的。高某1到杜某1家去，其什么都没有听见，反正没有吵架。高某1走后，杜某1就出来了，到其家来抱他的孩子，随口说了句“要威胁我”这样的话。其听杜某1的爱人讲，自从那天高某1来后，杜某1怕对她和孩子不利，不准她随便开门，出门要锁好门，而且还对于飞说，不要随便给人开门。如果晚上有人爬墙，不说是谁，打死白打。以前，杜某1一听到外面有什么坏人之类的话，他也会这么说。其还听杜某1的爱人郭树华说，杜某1给过高某1一条烟，但他不愿意给钱，担心其中可能有诈。一个要钱，一个不愿给，就这样较上劲了，其中的细节其也不清楚。郭树华走时，房东大妈说杜某1向家里打过电话，让他的爱人走。在中午的时候，其还看见郭树华在和她的孩子玩，没有什么反常的。杜某1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在机场，他弟弟也是货运的。郭树华很贤惠，人挺好，杜某1有点大男子主义，并时常带一个手包，有手机什么的。10.证人杜某2的证言证明：其知道公安机关找到其是因为1999年8月高某1在首都机场被杀一事。当时，高某1和其哥杜某1发生争执打架，其哥用刀扎了高某1。当时高某1怎样了，其不清楚。事后，家里人说公安局找过其哥俩，才知道高某1已经死了。高某1是河北张家口人，开始在马军那儿干，后来他自己出来单干货运代理了。8月4日的前一周左右，高某1偷了一张其的货单，向其要500元，其没有给，后来高某1又去了其哥的住处要钱，其一直没有给。案发当天下午15点30分,高某1给其哥打电话，约其哥去他公司谈给钱的事。大约在15点40分到机场后，其哥和其一起去高某1的公司，其哥杜某1让其在门口等着，他进去把高某1叫出来。三个人一起去机场货运办公室后边的空地上，当时，那有一个水泥台，到那后，高某1说不要钱，还说要杀其哥，然后其哥绕着电线杆子跑，跑了半圈，高某1从地上拿了一把刀追其哥，其哥把他的手腕抓住了，然后在高某1身上捅了大约有两三下。当时，其离他们有四五米远，看见高某1拿刀，其也过去了，等其到那里后，高某1已经被捅完了。其发现高某1身上有血，其就拉着他往外走，想拦一个车去医院。但是高某1推开其，去办公室拿了一把锤子，又出来到其的跟前，其让他扔在地上，说：“还打！”这时，他扔掉锤子，好像当时旁边还有一个人，一起扶着他上了一辆蓝色小面的车，送他去医院。当时，杜某1也在，刀在哪个手其没有注意，当时他的腋下还夹着一个手包。事后，其和杜某1打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先到的怀柔。到怀柔后下车，是在怀柔的什么地方，其不认识，其哥认识，后来，又换了一辆出租车，杜某1去西客站，其在北京站找到其嫂子郭树华，坐火车连夜回了泰安，其哥去哪其不知道。在去怀柔的出租车上，其哥给他的房东打了电话，其嫂子有没有接电话其不知道，反正是让她去北京站等着。刀一直在杜某1的手里，在怀柔下车准备换车时，杜某1把刀扔在路边的石头里了。那把刀是哪来的其不知道，其根本没看见，分开杜某1和高某1后，其才看见高某1身上有血。那把刀大约三十公分长，尖头，刃宽大约三四公分。在杜某1与高某1争斗时，其始终未动手，只是最后把他俩分开。在事发后三四天，其知道高某1死了，是谢子军打电话告诉其的。11.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其是“CTO”货运代理公司的搬运工。其在案发当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到了医院，是刘某1呼其的BP机，要其到机场医院来的。在抢救室门口，其看到表弟即死者高某1躺在急诊床上，其以为是其表弟出了车祸，后来就问他是怎么被撞的，结果走近一看，才看到他胸口都是血，已经不呼吸了，才知道他死了。高某1是1973年出生的，他住在其位于南法信乡冯家营村的家中，他的原籍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燕北机械厂，他在机场做货运代理公司的工作。他的母亲叫做刘毅学，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哥哥叫做高某2，姐姐叫做高某3。高某1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女朋友，他爱喝点酒，喜欢打麻将。12.现场原始照片、被害人高某1的尸体照片证明：案发地点及被害人尸体情况。13.经杜某1指认标注制作的案发现场示意图和照片证明：杜某1对案发现场的记忆和了解情况。14.经袁某、张某分别所作对杜某1案现场照片的指正辨认证明：袁某、张某对于案发现场的记忆和辨识情况。15.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所作杜某1的辨认笔录内容为：2014年4月10日10时25分至11时，机场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将本案案发现场照片给杜某1辨认。杜某1指出照片1是由东向西拍摄的，照片远端临近货运路，南侧为原民航休息厅，北侧靠近路边有一活动房，系高某1所在办公室。照片内远端路南第一根电线杆下有一水泥方台，就是当日发生打斗的原始现场。水泥方台距高某1办公室的直线距离约十米左右。照片3、4中地上的血迹应为高某1被扎伤后从办公室取出锤头，追赶杜某1过程中留下的。16.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内容为：我局侦办的杜庆合故意伤害案中，相关犯罪现场因机场地区的发展规划，已改造多年，现无法进行案发现场的指认和辨认。17.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内容为：因本案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员徐东川同志于2002年突发心梗病故，是否制作有现场勘查笔录一事已无法查找，特此说明。18.北京市公安局检索管理总队司法鉴定中心京公监管司鉴[2016]精鉴字第267号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鉴定人杜某1诊断为无精神病，实施违法行为存在辨认与控制能力，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19.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出具的（99）京公刑技字2146号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暨尸体检验报告证明：被害人高某1的伤情及死因。具体内容是：胸腹部右乳头下5及9厘米处可见刺创各一处，创口长分别为3.5及3厘米，创角均为一钝一锐，创缘光滑，创道深达腹腔。左乳头内上6厘米处可见刺创一处，创口长达6厘米。解剖检验：右侧第5、6肋间可见破口各一处，周围软组织可见出血。胸腔内未见积血，气管、支气管腔内未见异物。两肺被膜下未见出血斑点，切面呈贫血状。大血管腔内空虚，心脏大小正常，心外膜未见出血斑点，心肌正常，左心室内膜下可见条形出血斑。腹腔积血2000毫升，肝右叶可见破口二处，其余各脏器未见损伤，各脏器均呈贫血状。论证：经尸表及解剖检验，死者高某4乳头下可见刺创二处，左乳头内上可见刺创一处，根据其创口一钝一锐，创缘光滑等特点，符合单刃刺器所致。腹腔积血，肝脏可见刺破口二处，各脏器呈贫血状等特点，符合失血性休克而死亡。结论：高某1系被他人用单刃刺器刺伤胸壁，伤及肝脏，致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20.刘力、陈建东鉴定人资格证书证明：主检法医师刘力、陈建东作为鉴定人的资质情况。2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在杜某1故意伤害案中，涉及本案鉴定资质的刘晓维副主任法医师已于2010年6月自北京市公安局退休，现无法提供鉴定的资质证明。22.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出具的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特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证明：高某1被害案系由中国民航运通公司张彪转报该公司闫某于1999年8月5日15时50分许用64XXXX85的电话报案，公安机关于1999年8月5日立案，犯罪嫌疑人杜某1在逃。23.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机场分局出具的协查通报、公安机关出具的在逃人员登记表证明：案发后，杜某1、杜某2兄弟已潜逃，并将杜某1列为在逃人员。2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破案报告书、宁阳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出具的抓获证明证明：2013年8月29日，杜某1在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刑警队投案自首。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刑警队依法对其采取临时羁押措施。25.宁阳县看守所出具的临时寄押证明证明：2013年9月2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将犯罪嫌疑人杜某1押解离开宁阳县看守所。26．宁阳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出具的杜某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宁阳县公安局鹤山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杜某1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户籍等自然情况。27.杜某1的暂住人口登记表证明：杜某1，男，出生日期1972年2月1日，公民身份证件编号37092172020XXXX，常住户口所在地山东省宁阳县鹤山乡孔庙村，文化程度初中，婚姻状况已婚，现服务处所机场，暂住地天竺，房主姓名刘长春，暂住证签发日期1998年7月1日，有效期至1999年7月1日。28.宁阳县公安局鹤山派出所出具的杜某2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杜某2，男，197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系杜荣生次子，住址山东省宁阳县鹤山乡孔庙村。29．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工作说明》及所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在杜庆合故意伤害案中，犯罪嫌疑人杜庆合身份信息无法查询一事，在公安部全国人口信息库内加注“注销人口信息”可查询到“杜某1”，即本案杜庆合。30.张家口市公安局马路东派出所出具的被害人高某1死亡证明信证明：被害人高某1出生日期为1973年8月5日，死亡日期为1999年8月5日。户口户主姓名刘毅学，高某1系刘毅学次子。3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在杜某1故意伤害案中，公安机关对案卷内相关笔录进行补充签字。其中参与当时侦办工作的民警姜浩松、徐东川殉职，故涉及的笔录无法补充签字。32.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北京市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办理的杜某1故意伤害案中，案卷中曾出现杜庆和、杜庆合等同音不同字的情况，经与杜某1户籍所在地核实及杜某1本人确认，属于登记笔误，均为同一个人。33.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在杜庆合故意伤害案中，杜庆合，其弟杜某2，被害人高某1所在单位均为个人性质的小型航空货运代理。现无法找到并出具相关单位证明。34.胡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北京威克瑞货运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5月，杜庆合本人也是同期加入该公司的，主要负责的是帮助公司做地面操作，包括交货、运货等事宜，该人于1999年8月由于打架斗殴后离职。其供职的北京威克瑞货运咨询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已于2002年破产倒闭。特此证明。35.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于1994年至1998年在民航快递北京公司国际部工作，北京威克瑞货运咨询有限公司与民航快递北京公司于1997年5月开始合作，杜某1作为威克瑞员工与其在工作中认识。36.公安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杜庆合故意伤害案中，相关犯罪现场因机场地区的发展规划，已改造多年，现无法进行案发现场的指认和辨认。37.公安机关出具的拘留证、逮捕证等证明：对杜某1采取的强制措施情况。38.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等法律文件证明：杜某1故意伤害案曾经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39.杜某1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其本名叫做杜某1，从1999年大约11月份起，其就冒用“肖思建”的名字，当初，其捡了“肖思建”的身份证，后来利用他的信息办了假证。大约是1999年7月底的时候，当时其和弟弟杜某2在北京首都机场货运公司打工，其弟弟杜某2的一张货运单找不到了，不知道这个单子怎么就到了高某1手里，高某1提出给他钱，才能把单子归还，其当时觉得直接给钱显得丢面子，就给高某1烟和饮料什么的，当时高某1就把单子给其了。过了几天，高某1又找其要300块钱，其当时就给了他300块钱，给了他钱后，高某1还不让其往外说。又过了两天，高某1又找其要500块钱，说把烟还给其，其说过两天再说。案发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其接到高某1的电话，让其去给他送钱。其碰到弟弟杜某2，其跟杜某2说了高某1要钱并且还烟的事，然后就去了路边的高某1办公室。高某1从办公室出来，领其到办公室南边的胡同里，在一个电线杆墩子上蹲了下来。高某1跟其要钱，其就跟他要烟，高某1就起来去办公室拿烟了。他拿回来烟给了其，其就把烟向其弟弟公司的车上送过去。送完烟，其回到电线杆墩子间，高某1提出要5000块钱，不是500块钱，还说少一分就灭了其，并拿其老婆孩子威胁。这时，其就急了，把包拉开，想拿500块钱给高某1完事。高某1伸手抓其的包，高某1愣神的时候，其把包从他手里拽过来了。然后，其从墩子上跳下来，高某1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把刀，他从墩子上跳下来，向其冲过来，其转过身，边躲边倒着跑，高某1扎了三四次以后，其就开始抢高某1的刀，双手抓住高某1拿刀的手，猛地一转，把刀头转了过去，应该是向着高某1扎了过去，具体几下记不清了。这时，其弟弟来了，说住手，别打了，其这才发现手上有刀子，高某1身上有血，高某1受伤了。等其弟弟喊其住手的时候，其发现右手拿着高某1的刀，手上和刀上有血，当时，其怔住了，其弟弟把其推到一边，高某1跑向办公室，又拿了一把锤子冲出来。这时候有人喊：“先去医院吧！”高某1就停下来。其让其弟弟快送高某1去医院，其弟弟扶着高某1上了一辆面包车，其当时害怕高某1在车上再打其弟弟，又把其弟弟喊下来。然后，其和其弟弟两个人打了辆出租车去密云。下车后，路边有石头和电线杆，其就把刀子先放到石头缝里了。其当时害怕高某1报复，就跟其老婆联系，让她们回老家，让其弟弟打车去车站。趁其弟弟打车的时候，其又把刀子捡起来，用塑料袋包好放在手里拿着。其打车到了西客站就分手了。其从北京去了天津，然后又去了太原。刀子全长有二十公分左右，刀把有十公分左右，双刃的，刀身可能是不锈钢的，刀是高某1的。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其的包被人偷了，刀子和手机在包里，都一起被偷了。民警将案发现场照片给杜某1辨认，杜某1指出照片1是由东向西拍摄的，照片远端临近货运路，南侧为原民航休息厅，北侧靠近路边有一活动房，系高某1所在办公室。照片内远端路南第一根电线杆下有一水泥方台，就是当日发生打斗的原始现场。水泥方台距高某1办公室的直线距离约十米左右。照片3、4中地上的血迹应为高某1被扎伤后从办公室取出锤头，追赶杜某1过程中留下的。40.高某2、高某3的身份证明：证明二人的身份情况。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杜某1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依法予以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杜某1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杜某1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可依法认定构成自首，且系初犯、偶犯，并具有悔罪表现，故对杜某1酌予从轻处罚。对杜某1的犯罪行为给高某2、高某3造成的经济损失，杜某1应依法赔偿。对于高某2、高某3诉讼请求中无法律依据或者要求过高的部分，不予支持。故判决杜某1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杜某1赔偿高某2、高某3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八万六千二百三十九元；驳回高某2、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杜某1上诉提出：其是正当防卫，量刑过重。杜某1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被害人存在敲诈勒索的行为，未遂后持刀追杜某1，杜某1抓住被害人握刀的手，把刀头转向被害人扎了几下，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发表意见为：原审判决认定杜某1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本案仅有杜某1的供述和杜某2陈述提及杜某1与高某1间持刀伤害的情况，但二人在伤害起因方面的表述存在矛盾之处，不能得到合理解释，认定杜某1存在防卫缺乏依据。高某1与杜某1、杜某2之间存在因运单纠纷产生的矛盾，高某1对双方矛盾激化具有一定的责任，但该矛盾与故意伤害行为之间无必然因果关系，不能认定高某1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重大过错。鉴于杜某1与被害人亲属就附带民事赔偿达成谅解，建议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对杜某1的定罪，在量刑时综合考虑，依法裁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质证属实后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证据经审核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杜某1及其亲属自愿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万元，被害人亲属出具谅解书，接受杜某1及其亲属的赔偿款，对杜某1的行为表示一定程度的谅解，双方经调解已经达成协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书认定杜某1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认为，上诉人杜某1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杜某1有自首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经查，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杜某1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杜某1所提其是正当防卫的上诉理由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杜某1的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亦不予采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理由充分，应予采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杜某1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刑事部分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惟鉴于杜某1系自首，有悔罪表现，在本院审理期间，杜某1及其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被害人亲属同意接受，并表示一定的谅解，双方经调解已经达成协议等具体情节，对其量刑依法予以改判。杜某1所提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本院酌予采纳。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刑初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即：被告人杜某1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某1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6月4日起至2025年8月23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丽忠审判员  温小洁审判员  孙 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