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再3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中厦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袍江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吴志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顺根，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永利，男，195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良，浙江秀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浙江中厦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永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2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浙民申95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志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顺根，被申请人陈永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厦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改判驳回陈永利的一审诉讼请求；3.确认双方签订的《绍兴市嘉达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于2018年4月2日解除；4.诉讼费用由陈永利承担。事实与理由：陈永利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2017年4月27日前支付1800万元履约保证金，构成根本性违约；未按照约定在接到中厦公司通知后及时支付（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25569416.83元款项，系拒不履行合同义务，不构成行使不安抗辩权。绍兴市嘉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达公司）申请仲裁不属于《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情形，并且仲裁案件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影响中厦公司履行合同的能力。陈永利亦无证据证明已依法及时通知中厦公司，并给予一定合理期限。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未履行合同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系适用法律错误，并剥夺了再审申请人享有的合同解除权以及赔偿权。中厦公司已依照《合同法》第94条和第96条之规定行使解除权，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于2018年4月2日解除。原审判决结果超出诉讼请求且无法履行，剥夺了中厦公司的诸多权利。原审判决陈永利应当履行的三项义务，系中厦公司享有的权利而其并未提出行使权利的请求，且判决主动“创设并赠送”违约金，违反不告不理诉讼规则。原审判决亦未明确陈永利履行判决的期限，中厦公司无法主张权利。 陈永利辩称，其与中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看中了目标公司嘉达公司名下的土地。但中厦公司签约时隐瞒了嘉达公司已向绍兴仲裁委员会提出退地仲裁申请。虽然双方约定开设共管账户，但是在实际履行中中厦公司单方变更付款方式，要求将保证金直接支付给中厦公司，出于资金交付安全考虑，陈永利拒绝该种支付方式，以及因嘉达公司退地可能导致合同目的落空，陈永利未按中厦公司要求支付工商银行贷款债务，均属行使不安抗辩权。原审法院支持陈永利的诉请，但前提是判令陈永利应当履行协议约定的先履行义务，即陈永利只有履行了股权转让对价义务后，中厦公司才应将其持有的嘉达公司90%股权变更至陈永利名下。这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并没有剥夺中厦公司的任何权利。陈永利在原审判决生效后，按照判决要求履行了股权转让对价义务，并经申请强制执行，将案涉股权现变更至自己名下。 陈永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厦公司协助陈永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2.诉讼费用由中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达公司的股东为中厦公司、马国英，分别占股90%、10%，法定代表人为马国英，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经营。嘉达公司名下有6805㎡的土地使用权〔位于绍兴镜湖新区，权证号为绍市国用（2013）第252号〕。2017年2月15日，嘉达公司向绍兴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解除该地块的出让合同，由绍兴市国土资源局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5550万元，并补偿相关损失。2018年5月3日，因嘉达公司仅预交仲裁费6万元，未在规定的补充费用期限内预交剩余仲裁费，且提出撤回仲裁申请，绍兴仲裁委员会决定本案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 2017年4月21日，陈永利（股权受让方）、中厦公司（股权出让方）及吴志伟、张雁、马国英（均为担保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厦公司将所持嘉达公司90%的股份转让给陈永利，股权转让价1800万元，陈永利并应承担嘉达公司3420万元的债务；股权转让款1800万元，由受让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履约保证金1800万（缴入出让方与受让方共同在嘉兴银行绍兴分行开设的共管账户），由出让方和受让方共同管理，在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出让方才能取得该笔履约保证金（经双方协议同意可支付工行和建行贷款）；受让方应归还3420万元债务及1800万元转让款，在接到出让方付款要求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直接还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袍江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袍江支行）贷款〔依据绍兴市越城区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的（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该案系工行袍江支行诉中厦公司、嘉达公司等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法院判决中厦公司偿付银行借款23966696.14元及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律师代理费35000元，并对抵押物（嘉达公司名下绍兴洋江西路3-3号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诉讼费168854元由中厦公司负担，等〕，同时出让方负责还清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绍兴分行）的贷款〔依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10944号民事调解书〕，在还清两银行全部贷款本息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出让方全额付清余款（扣除履约保证金）。 2017年5月23日，中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伟向谭沉浮（受陈永利委托处理股权转让事务）发送手机短信，要求陈永利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支付25569416.83元，以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偿债义务。2017年6月16日-9月7日，陈永利开具银行本票4份，向中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其中6月16日200万元、6月20日100万元、7月25日900万元、9月7日400万元。在本案受理前，中厦公司曾要求陈永利及时依约支付转让合同项下的款项，但陈永利未支付剩余款项。 另可认定，2017年5月，工行袍江支行与华融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对中厦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并在2017年5月2日的《浙江日报》刊登转让公告。此后，华融公司与上海霸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翔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以305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霸翔公司，并在2018年6月22日的《浙江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2018年5月7日-6月8日，霸翔公司分四次履行了支付转让款3050万元的义务。2018年6月22日，陈永利与霸翔公司签订《协议书》，霸翔公司同意，若2018年12月31日前中厦公司根据《股权转让书》将持有的嘉达公司90%股权转让到陈永利名下，则视作陈永利替中厦公司、吴志伟、张雁承担上述欠霸翔公司债务，所有债务由陈永利个人承担，债务抵押物为绍兴市洋江西路3-3号土地使用权；若2018年12月31日前上述股权无法转让到陈永利名下（以公司股权信息正式变更登记为准），本协议作废，霸翔公司依法向中厦公司等债务人主张债权，等。 一审法院认为，陈永利与中厦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争议焦点有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因中厦公司行使解除权而解除。虽然陈永利于2017年6月16日-9月7日仅向中厦公司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1600万，但是其未完全履行合同有合理原因。作为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嘉达公司，其名下的主要财产是绍兴市镜湖新区洋江西路3-3号土地使用权，尽管陈永利在订约后知悉了仲裁事项，但不表明陈永利认可仲裁可能的结果，或者仲裁结果对于陈永利的潜在的股东权利不生影响，相反，如果仲裁结果为解除土地出让合同，则在土管部门收回土地后，陈永利的合同目的将落空，故此陈永利以此为由暂时停止履行合同不属违约行为，而是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中厦公司以陈永利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为由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不能产生解除的法律效果。陈永利请求继续履行协议，并且协议也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应当予以支持，但前提是陈永利应履行协议约定的先履行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如果《股权转让协议》继续有效，陈永利、中厦公司应如何履行协议。从协议约定看，协议所涉股权转让款与履约保证金具有同一性，只是因为转让款须存入共管账户，在办理股权转移登记后才归出让方支配，故称为履约保证金，该款项的权利人为中厦公司。对于股权转让款、工行债务、剩余款项（3420万元-工行债务）的支付期，鉴于双方未实际开设共管账户，可认为该款应支付中厦公司；工行债务在“接到出让方付款要求之日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在还清工行袍江支行和建行绍兴分行债务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根据协议约定，前述三项债务的具体金额可认定如下：1.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为协议签署之日起第三个工作日，即2017年4月26日（因为4月22日、23日为假日），陈永利逾期支付，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包括：尚未支付200万元、该200万元自2017年4月26日起计算至清偿日的利息、已付1600万元的逾期利息179124.66元〔6月16日支付200万元，利息为12156.16元（200万×51天÷365×4.35%）；6月20日支付100万元，利息为6554.80元（100万×55天÷365×4.35%）；7月25日支付900万元，利息为96534.25元（900万×90天÷365×4.35%）；9月7日支付400万元，利息为63879.45元（400万×134天÷365×4.35%）〕；2.2017年5月23日，中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伟通知陈永利方向华融公司（工行债权的受让人）清偿债务，按协议约定该债务的清偿期为2017年5月26日，至该日的债务额为：借款23966696.14元、代理费35000元、诉讼费168854元、按借款合同约定自2015年9月21日起计算至2017年5月26日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1.75自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至2017年5月26日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3.剩余款项，其金额为4320万元-前述第2项之工行债务，此款于偿付两银行债务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现尚未届履行期。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中厦公司在陈永利履行股权转让对价义务〔1.向中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该款自2017年4月2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日的利息；2.向中厦公司支付已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79124.66元；3.清偿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后三个工作日内，配合陈永利按2017年4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将中厦公司名下9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陈永利名下。一审案件受理费129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4800元，由陈永利、中厦公司各负担67400元，中厦公司负担部分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 中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永利的诉讼请求，并重新确定诉讼费负担。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一审、二审的争议焦点实质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解除。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的前言部分，载明了嘉达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其名下有一块使用权面积为6805平米的土地及该土地的抵押担保情况，可见该土地使用权的存在及有效对陈永利在嘉达公司已经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仍旧作出受让中厦公司持有的嘉达公司90%股份的决定，至关重要。该股权转让协议经由嘉达公司全体股东确认，该情况嘉达公司全体股东理应知晓。而在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前的2017年2月13日，嘉达公司向绍兴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无证据证明陈永利在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当时知晓该情况，而该仲裁案件的处理结果将影响嘉达公司是否享有该土地使用权，进而影响陈永利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中厦公司股权的目的，故在陈永利事后知晓存在该仲裁案件的情况下，暂停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是行使不安抗辩权。其次，陈永利后续确实支付中厦公司1600万元，但是从吴志伟与谭沉浮两人的短信往来来看，陈永利所作的知晓存在仲裁案件后与中厦公司沟通，在得到口头撤裁承诺后支付少量款项（分两次总计300万元），在2017年7月6日看到嘉达公司发给绍兴市越城区镜湖管委会、绍兴市规划局镜湖分局的承诺书之后，才又支付了1300万元的陈述，具有合理性。陈永利的后续支付行为，并不构成陈永利对不安抗辩权的放弃。虽然2018年5月3日，绍兴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绍仲字第037号决定书，以按嘉达公司撤回仲裁申请处理了结了仲裁案件，但是当时本案尚在诉讼过程中，双方权利义务尚待生效判决确认，故陈永利暂缓履行合同义务，也属合理。最后，陈永利是否具有履约能力尚无法判断，不能因存在该风险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中厦公司所称的陈永利侵犯嘉达公司利益的行为，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至于中厦公司上诉所称的程序问题，经审查，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厦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0元，由中厦公司负担。 本案再审中，被申请人陈永利作为新证据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6月从淘宝司法拍卖网下载的标的物介绍、竞价成功确认书各一份，用以证明：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永利在履行工商银行债务的同时，中厦公司应当履行建设银行的债务，2019年3月7日陈永利履行了相关义务，但中厦公司直到2019年6月17日尚未履行相关义务，存在违约行为，说明其没有履约能力。中厦公司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与事实没有关联，不能证明陈永利起诉时已经具备了股权过户的条件。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内容与陈永利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属不同问题，缺乏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再审申请人中厦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主要争议是陈永利诉请中厦公司协助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永利提出该诉请的依据是其与中厦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基于其诉讼请求，本案应当审理查明陈永利在提起诉讼时是否已经具备《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变更股权登记的条件。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第2.5条、第3.2条、第4.2条等有关条款，陈永利有权要求中厦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前提条件是先履行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即：陈永利应在协议签署之日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履约保证金1800万元并存入共管账户（原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款与履约保证金具有同一性，只是因为转让款须存入共管账户，在办理股权转移登记后才归出让方支配，故称为履约保证金，该款项的权利人为中厦公司。对此，双方在再审中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陈永利在接到中厦公司付款要求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直接还清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工行袍江支行的贷款。同时，中厦公司还清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10944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建行绍兴分行的贷款。在还清上述两行全部贷款本息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陈永利向中厦公司全额付清余款（3420万元减去工行袍江支行债务）。经再审查明，陈永利于2017年6月16日至9月7日，仅向中厦公司陆续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中厦公司曾通知要求催促陈永利及时支付转让合同项下的其余款项，但及至一、二审判决作出时，陈永利均未完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协议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条件并未成就。陈永利再审中主张其在原审判决生效后，已按照判决要求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对价义务。本院认为，该履行的依据和内容是原审判决，属于执行判决行为，而非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故不能促成协议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条件成就。关于陈永利再审答辩中提出的不安抗辩权问题，其在庭审中明确“我们一审提出的是对方存在欺诈，没有主张不安抗辩权”，且即使不安抗辩权成立也不等同于变更股权条件的成就。关于中厦公司再审请求确认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因其在原审中经法庭释明后未就该主张提出反诉，已超出原审诉讼请求范围，故本院依法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陈永利在协议约定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直接诉请中厦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2753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61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陈永利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29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4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0元，均由陈永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君 审判员 潘勤荣 审判员 张福军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章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