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26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成海，男，197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艳艳，女，197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国，山东青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萍，山东青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青澳森特集装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青县高旺村500号。 法定代表人：朱晓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宗刚，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付志文，男，198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美，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成海、孙艳艳因与被上诉人高青澳森特集装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森特集装箱公司），原审被告付志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2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成海及孙成海和孙艳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国、李萍萍，被上诉人澳森特集装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晓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宗刚，原审被告付志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成海、孙艳艳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澳森特集装箱公司和付志文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300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付志文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成立。1、澳森特集装箱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授权付志文代表单位进行代收款，代理人一切行为均代表公司，公司将承担该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由此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未授权付志文代为签订合同等其他事宜，付志文行为与公司无关的理由不成立，付志文作为澳森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及收取上诉人款项的行为均是职务行为，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付志文以公司名义在2016年开始就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并代公司收款，款项往来大部分都是与合作协议的履行有关，双方的交易处于持续状态，上诉人基于对澳森特集装箱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的信赖和付志文在公司任职的事实，从未对合作协议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也无法判断出合作协议上公司印章的真伪，上诉人一直相信系公司使用上诉人资金采购原料，协议约定的上诉人获得的利润回报也在合理范围之内。2019年1月31日付志文还向上诉人账户转账支付利润25000元。上诉人在得知付志文及公司不能按照协议履行款项支付后于2019年2月13日与付志文核对账目并于2月2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向被上诉人及付志文主张权利，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及没有向公司主张权利的认定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合作协议，更无从谈起表见代理的观点是错误的。付志文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其向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合作协议足以让上诉人相信其是代表公司的行为。上诉人与付志文签订的合作协议上的印章与授权委托书印章的名称、号码等外观一致，上诉人无法判断印章的真伪，并且上诉人通过其他渠道获知付志文系公司经理，多次代表公司从事业务活动，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付志文系代表公司，具有代理权，是与公司发生的业务关系，涉案款项系付志文代公司收取。即使合作协议的印章与公司工商备案印章不符，不管付志文是私刻印章还是公司使用多枚印章，均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行为，公司亦不能免除还款责任。原告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无过失行为。由此可以认定付志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还款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付志文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澳森特集装箱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上诉人孙艳艳与原审被告付志文之间存在合议进行其他投资的事实，在一审当中已经查明涉案事件与本公司无关，上诉人要求付志文承担责任，也说明其对案件的事实及处置结果有所预判。第二，涉案事件之前，被上诉人也没有委托付志文与两上诉人发生过任何商事往来，付志文与上诉人孙艳艳之间的借贷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付志文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孙成海、孙艳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告孙成海、孙艳艳系兄妹关系。被告付志文系被告澳森特集装箱公司职工，负责公司生产部门对内生产工作，自2018年10月22日起，付志文不再负责此项工作。2、自2018年12月15日至2019年1月8日，原告孙成海与被告付志文分别签订五份《PP料采购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付志文向原告孙成海借款共计300万元，协议均约定借款时间一个月，同时约定了还款方式及时间，原告孙成海与被告付志文分别在五份协议书上签字、摁印确认。原告据此五份合作协议主张本案诉求。孙成海与付志文自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间，又另外分别签订了七份形式、内容与本案诉求合作协议完全一致的《PP料采购合作协议》，涉及金额多达300万元。3、自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12月14日间，孙成海通过孙艳艳的账号将借款数次转给付志文，具体明细如下：2018年5月16日、6月13日、8月22日，孙艳艳自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卡号62×××72）分别支付给付志文10万元、7万元、10万元；2018年5月11日、5月22日、5月23日、8月22日、9月18日、9月19日、10月8日、10月18日、11月6日、11月16日、12月14日孙艳艳自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卡号62×××04）分别支付给付志文80万元、50万元、100万元、5万元、8万元、2万元、8万元、9万元、1万元、1万元、4.9万元。以上款项共计14笔295.9万元。原告据此14笔的转账记录主张本案诉求中的300万款项的交付情况。另查明，自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孙艳艳与付志文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账户之间有大量资金往来，多达三百多笔的业务往来，数额高达千万余元。自原告主张的第一份协议签订时间后（2018年12月15日），孙艳艳与付志文之间仍旧存在大量资金往来。4、2019年2月13日，付志文给原告出具还款保证书一份，载明：“今借到孙成海人民币叁佰万元整（2016、1-2019、2.13），借方付志文承诺2019年3月10日前先支付壹佰万元给孙成海，否则房产车辆归孙成海所有，”。付志文亲笔书写保证书，并在保证书上签字、摁印，留下地址。5、庭审中，被告澳森特集装箱公司申请对原告提供的五份《PP料采购合作协议》中的公章与其在高青县公安局备案的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2019年4月15日，潍坊鑫诚司法鉴定所接受我院委托，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五份PP料采购合作协议中的公章与高青县公安局的备案公章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为此支出鉴定费31000.00元。6、2016年7月15日，被告澳森特集装箱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我单位因业务需要，现委托付志文为我公司合法委托收款人，授权其代表我公司进行代收款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贷双方均应该按照借贷关系的约定各自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签订了合作协议，原告主张自己权利的依据是什么以及付志文是否构成表见代理。1、关于原告与付志文之间的合同及履行情况。原告为主张其诉求提交了五份PP料采购合作协议，虽名称为合作协议，但实为借款合同，从内容来看，双方不但约定了借款数额，借款期限，还约定了还款数额及方式，以上要件符合借款合同的内容，应视为原告与付志文之间的借款合同。另查明，双方还存在同样格式与内容一样的合作协议7份，原告的诉求只是这12份协议中的一部分。经审理孙艳艳与付志文之间自2016年开始，就存在大量往来款项，数量多达300多笔，金额高达上千万，原告提交的14笔银行转账记录只是这300多笔转账记录中的一小部分，且银行转款记录均在协议签订时间之前，很显然，原告仅仅依据这12份协议中的5份协议金额（300万元）以及300多笔转款记录中的14笔记录，来主张付志文尚欠原告借款300万元，证据明显不足。该证据仅仅能证实原告与付志文之间有借款及往来款项交付的事实。2、关于付志文书写的还款保证书。原告与付志文之间在三年多的大量往来款项交往过后，付志文于2019年2月13日给原告出具了还款保证书，该还款保证书是在原被告签订数份借款合同基础上，经双方结算的结果，系原告与付志文之间真实意思表示，系付志文对双方多次多年的业务往来的结算和认可，是付志文对欠款情况的重新确认，且约定了还款日期，该保证书真实有效。虽然付志文在保证书上对其名下的房产车辆进行了约定，但其对车辆房产的约定应以在相关部门的转让登记为准，不产生物权的实际转移，只是对其债权的再次确认。据此，依据被告出具的还款保证书，结合原告与付志文之间的借款合同及转款记录，综合认定截止2019年2月13日，付志文尚欠原告欠款300万元未偿还，法院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3、关于付志文的责任。付志文在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后，收到了原告给付的借款，并未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向原告偿还借款，故其应继续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且借款数额及还款时间、还款方式由付志文在还款保证书上再一次确认，系付志文对欠款的再度认可，故原告主张付志文偿还借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4、关于被告澳森特集装箱公司在协议上的印章。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了印章，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该印章经鉴定与其公安部门备案印章不一致，不能证实被告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合作意向或借款意向，也非被告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并未真正形成，该协议对被告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公司之间形成合作协议的事实，法院不予确认。5、付志文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原告提交了其与付志文大量的经济往来明细和被告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欲证实付志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被告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银行往来明细及授权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主张其代表公司与原告签订的PP料合作协议，构成表见代理有异议。法院认为，①、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出具于2016年7月，委托书虽为被告公司出具，委托其代为收款，但其并未授权付志文代为签订合同等其他事宜；②、孙艳艳与付志文之间除了有借款事实，还有其他大量往来款项，两者之间已经非常熟悉，原告在2018年底与被告签订借款协议，完全不是因为2016年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代为其收款的原因，且两个时间相隔2年半之久，原告主张与常理不符；③、原告主张款项交付给付志文个人，是因为付志文解释为了保证原告的资金安全，原告在明知此协议有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并非主观上善意取得此项资金，也并未合理性的尽到了注意的义务；④、付志文在写下还款保证书时，是以个人财产去作抵押和偿还借款，假如原告主张是与被告公司签订合作项目，其不应该向付志文的个人财产主张权利，应该在付志文书写的保证书下，继续主张公司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在还款承诺书上盖章签字，原告并未这么做，故其行为无法证实其是在善意取得款项并合理实施了注意义务；⑤、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根本就没有合作协议，更无从谈起表见代理。综上，付志文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无法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主张PP料采购合作协议系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并无任何协议及借款的发生。故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付志文偿还原告孙成海、孙艳艳借款300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孙成海、孙艳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00元、申请费5000.00元、鉴定费31000.00元，由被告付志文负担。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pp料采购合作协议61份，证明付志文自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以公司名义与上诉人多次签订合作协议，付志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付志文以被上诉人澳森特集装箱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合作采购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一审中付志文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上诉人自2015年9月与付志文互有资金往来，而涉案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日期为2016年7月，双方资金往来早于授权委托书的时间；上诉人与付志文签订的pp料采购合作协议实为借款协议，而授权委托书的授权内容仅为收款，而非借款；上诉人与澳森特集装箱公司于本案发生之前并无相关业务往来，付志文亦非澳森特集装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志文的行为不足使上诉人相信其具有公司代理权的表象；付志文于2019年2月13日出具还款保证书，以个人名义而非公司名义承诺还款且以家庭财产担保还款，与上诉人关于借款给澳森特集装箱公司的主张不符。综上，上诉人关于付志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成海、孙艳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孙成海、孙艳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桂欣 审判员  郭 鹏 审判员  翟雪利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