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9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被告)：刘某1，男，汉族，1958年7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代县司法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宋某，男，汉族，1949年9月11日出生，太原市人，现住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渠某，山西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代县峨口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反某：靳安生，男，汉族，1961年11月6日出生，住山西省临汾市。原审被告，反某：赵亚勤，女，汉族，1969年4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原审被告，反某：张贵元，男，汉族，1954年10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靳安生、赵亚勤、张贵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靳安生、赵亚勤、张贵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某：张柱，男，汉族，1975年6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宋某，原审被告靳安生、赵亚勤、张贵元、张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代县人民法院(2017)晋0923民初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石某，被上诉人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渠某、刘某2，原审被告靳安生、赵亚勤、张贵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魏某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张柱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代县人民法院（2017）晋0923民初72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第8页最后一段--第9页:本院认为，《协议》记载的“就刘某1欠宋某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一事”是否确实存在？…由此可确定涉案欠款真实存在。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涉案1700万元欠款存在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协议》中提及的1700万元欠款来源于《刘某1、宋某关于腾冲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投资和所有资产的处置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欠条》。而《协定》及《欠条》本身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此上诉人刘某1就《协定》及《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虽然《协定》及《欠条》经代县人民法院及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判决驳回了刘某1的请求，但是两级法院对《协定》及《欠条》是否真实存在并未进行依法、认真审理，判决结果当然是错误的。上诉人刘某1已就该两案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请求。第二、《协定》及《欠条》中涉及的1700万元欠款案是刘某1被违法犯罪分子胁迫签订的。虽然，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实施了胁迫的行为，但是，从签订《协定》及《欠条》的过程及《欠条》中体现的蛛丝马迹中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比如，签订《协定》及《欠条》签订过程中，宋某纠集了多名社会上的人围住上诉人刘某1，要求刘某1签署《协定》及《欠条》，宋某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对刘某1实施暴力，但是这些人围住刘某1、纠缠不放、不签协议不罢休等对刘某1实施的“软暴力”行为对刘某1足以造成了巨大的心里压力，刘某1在此情形下不得不被迫签字画押；再比如，《欠条》中“王国新”的部分身份证号码显示“王国新”出生于1955年，而在《欠条》案庭审调查时得知出庭的这个王国新实际是1969年出生，二者年龄差了十几岁，这绝对不是偶然。而事实上，是他人冒充王国新签的名，刘某1此前并不认识《欠条》案出庭的这个王国新，此前一直认为签“王国新”字的人就叫王国新；还比如，在《欠条》出具后，在《欠条》上签字的人还曾发短信给刘某1催要欠款，如果真的是债权转让此人怎么可能还会向刘某1索要欠款呢？由此可见债权转让是假，被欠债是真。最后，不管是本案的审判人员还是《协定》《欠条》的审判人员，在认定事实上都犯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也就是，因为刘某1签订了《协议》、《协定》《欠条》而且也履行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因此，判定《协议》或《协定》、《欠条》是真实的；因为《协议》或《协定》、《欠条》是真实的所以刘某1才会履行其中的内容。这种论证方法显然是错误的。按照正常的逻辑，《协议》或者《协定》、《欠条》的内容尤其是170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应该去审查柳二文和王国新是否真的给刘某1支付过1700万元的款项，如果支付过，到底是如何支付的。而本案和《协定》、《欠条》两案的审判人员却拒不审查柳二文和王国新是否向刘某1支付过1700万元款项，令上诉人感到困惑。而如果审判人员能够依法审查1700万元是否真实发生，就会很容易查明，1700万元是不存在的虚假债务。上诉人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刘某1之所以签订了《协定》、《欠条》以及《协议》而且部分内容确实也存在履行的客观事实而不去报案以及及时主动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因为刘某1之前一直忌惮于黑恶势力对刘某1构成的报复威慑，刘某1不敢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而从2018年开始，中央及各地开展扫黑除恶的强大攻势，让刘某1感受到了敢于维护自己权利的希望，有了反抗黑恶势力的信心，才勇敢的主动发起解除《协定》、《欠条》的诉讼，并坚决勇敢地否认了《协议》的真实性。然而，虽然上诉人刘某1看到了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希望并鼓足了维权的信心勇敢说了不，但是残酷的判决结果让刘某1再次受到了严重打击，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再次产生了动摇，然而上诉人刘某1对司法公信力还是心存一线希望，毅然决定哪怕打到最高院也要维权。二、一审判决不当。由于一审判决错误的认定了本案事实，导致错误的适用法律并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诚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宋某辩称：一审判决书是完全依法做出的，不存在上诉人所谈到子虚乌有的情形，一审判决的主要证据是依据生效的法律判决做出的，本程序上诉人所谈到的事实理由是拟在推翻法院生效判决的陈述，故其上诉理由不能在第二审程序中成立，正如上诉人所言，其向山西高院提出申诉，但即便是向山西高院提出申诉，也不能影响生效法律判决的效力。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处置协定、欠条、协议均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一审法院和中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1700万的欠款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客观事实。靳安生、赵亚勤、张贵元述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观点，不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观点。就协定和欠条的两案的生效判决并没有认定刘某1确实欠柳ニ文、王国新款项，所以一审依据这两个案子的判决认定刘某1欠宋某1700万元是错误的。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共同偿还宋某1700万元；2、依法判决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共同支付宋某违约金50万元；3、张柱、张贵元与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互负连带责任；4、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张柱、张贵元承担诉讼费。一审诉讼过程中，宋某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以170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17年6月2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4日，刘某1（甲方）与宋某（乙方）在云南腾冲公司办理处签订了《刘某1、宋某关于腾冲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投资和所有资产的处置协定》（下称《处置协定》），该《处置协定》第四条约定：双方协定签订后，全部清帐结果为甲方刘某1付乙方宋某2300万元。其中1700万元代刘某1付欠款，600万元付给宋某。刘某1应付宋某2300万元和宋某代刘某1应付欠款1700万元均在协定签订壹年内付清，均不付利息。如果刘某1应付宋某2300万元壹年之内不能结清，刘某1在没有宋某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处置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矿山选厂及所有资产。如果刘某1应付宋某人民币2300万元壹年之内不能付清，同意宋某在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矿山、选厂及全部资产占有46%的股份（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矿山、选厂及全部资产全部股价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宋某占有股份时不承担双方协定之日前的债权债务和麻烦纠纷。同日刘某1为宋某出具2300万元的欠条一支，内容为：“今欠到宋某（身份证号×××）贰仟叁佰万元整，其中1000万代刘某1偿还朔州卓信典当有限公司王国新（身份证号1422251955）。700万代刘某1偿还朔州二中柳二文（身份证号×××）此欠款不计息。如果刘某1一年之内不能偿还宋某欠款，依据矿山原作价伍仟万元为基数，占有贰仟叁佰万元股本。(注原王国新、柳二文和刘某1的借款协议，自本欠条生效之日起自动无效）。欠款人：刘某1，身份证号:×××。”柳二文、王国新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刘某1、宋某均签字摁印。宋某、刘某1双方已经依照《处置协定》的约定置换了股权并对腾冲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6月24日-28日刘某1给宋某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2××××××××5110账号中汇款12笔600万元。2017年8月22日宋某（甲方）、刘某1（乙方）、靳安生（丙方）、赵亚勤（丙方）签订了《协议》一份，内容为：“经三方友好协商，就刘某1欠宋某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1700万元）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丙方承诺代乙方偿还欠甲方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1700万元）。二、丙方承诺在2017年8月31日前全部还清乙方欠甲方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1700万元）。三、如丙方在2017年8月31日前未能偿还乙方欠甲方的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1700万元）欠款，乙丙方必须无条件赔偿甲方违约金伍拾万元整（￥50万元），同时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甲方执行甲乙双方于2016年6月24日签订的《刘某1、宋某关于腾冲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投资和所有资产的处置协定》的相关条款，并承担2017年6月24日后的相应利息，月利率为1.5%。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四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五、如有争议，由山西省忻州市代县人民法院仲裁”。宋某、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均签字摁印，张柱、张贵元在担保人后分别签字摁印。2018年9月7日刘某1向代县人民法院起诉宋某，要求解除刘某1于2016年6月24日为宋某出具的欠条，案号为（2018）晋0923民初649号，代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刘某1的诉讼请求。刘某1不服上诉至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2月28日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9民终123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8日刘某1起诉宋某，要求解除刘某1与宋某于2016年6月24日签订的《刘某1、宋某关于腾冲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投资和所有资产的处置协定》，案号为（2018）晋0923民初693号，代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刘某1的诉讼请求。刘某1不服，上诉至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月4日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9民终2183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协议》记载的“就刘某1欠宋某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1700万元）一事”是否确实存在?《处置协定》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具有法律效力：双方没有专门就解除合同进行约定，双方亦未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存在约定解除的基础和条件。鉴于双方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股权置换事宜及部分履行了其中的债务承担事宜，且对于未履行部分，双方签订《处置协定》的第四条亦有较为明确的处理约定，不能构成双方签订《处置协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刘某1主张《处置协定》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与其签订《处置协定》及履行股权置换、还款的行为相矛盾。刘某1所主张的存在重大误解、受到欺诈、胁迫无证据佐证。《欠条》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具有法律效力：不存在约定解除的基础和条件，刘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欠条》符合相关的法定解除条件。刘某1主张受到胁迫无证据佐证。刘某1自书欠条，并给宋某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22××××××××110账号中12笔汇款600万元，表明刘某1对欠条认可并履行部分还款义务。《欠条》与刘某1与宋某签订的《处置协定》相互映证，并且涉案各方已经履行了《处置协定》及《欠条》约定的股权置换、分别还款等各项主要义务，在《欠条》协议中，宋某为债务承担人，柳二文、王国新为债权转让人，刘某1为原债务人，债权债务转让对原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即可生效。由此可确定涉案欠款真实存在，在《处置协定》、《欠条》中刘某1未偿还宋某的1700万元就是《协议》中的1700万元。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应该撤销？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靳安生、赵亚勤、张贵元、张柱因重大误解签订该《协议》，或者受到欺诈、胁迫。签约各方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内容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签约方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对靳安生、赵亚勤、张贵元、张柱撤销《协议》的反诉不予支持。宋某、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如何履行《协议》？靳安生、赵亚勤因未在2017年8月31日前代刘某1偿还宋某1700万元欠款，依《协议》第三条约定靳安生、赵亚勤、刘某1共同支付宋某违约金50万元，且刘某1无条件配合宋某执行《处置协定》中的相关条款。这时合同相对方又只有宋某和刘某1二人，宋某、刘某1双方已依据《处置协定》置换了股权，办理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对《处置协定》的第四款刘某1已履行了600万的还款义务，刘某1应该对剩余欠款1700万元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张柱、张贵元是否应该承担保证责任和保证责任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虽然《协议》中没有保证条款，但张柱、张贵元自愿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摁印，没有明确保证方式，应该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依《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张柱、张贵元应对靳安生、赵亚勤、刘某1对宋某承担的50万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否应当审理宋某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诉讼过程中宋某增加了本诉被告应从2017年6月24日起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诉被告抗辩依据有关规定，原告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而本案的举证期限已在第一次开庭前届满，法院应该予以驳回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况且宋某就增加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诉被告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双方约定了2017年8月31日前的违约金，故利息应从2017年9月1日起计算。双方约定月利率1.5%，利率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一、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宋某1700万元整并支付利息（以17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二、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宋某违约金50万元整；三、张柱、张贵元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张柱、张贵元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某1、靳安生、赵亚勤追偿；四、驳回靳安生、赵亚勤、张柱、张贵元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800元由刘某1负担123000元，由靳安生、赵亚勤、张柱、张贵元负担3800元；反诉费50元由靳安生、赵亚勤负担，反诉费50元由张柱负担，反诉费50元由张贵元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宋某与刘某1于2016年6月24日签订《刘某1、宋某关于腾冲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投资和所有资产的处置协定》，对双方共同经营的腾冲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腾冲隆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投资和所有资产进行了处置，该处置协定第四条明确约定：“双方协定签订后，全部清帐结果为甲方刘某1付乙方宋某人民币贰仟叁佰万元整（2300万元）……”，确认了双方通过对股份投资和所有资产进行处置形成欠款的事实，刘某1并给宋某出具了相应的欠条。欠条系记载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书面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刘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出具巨额款项欠条的行为性质以及法律后果有明确、清晰的认知与判断能力，刘某1出具巨额款项的欠条如系对方当事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胁迫而为，刘某1长期不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并不符合常理，其上诉主张因一直忌惮于黑恶势力对其构成的报复威慑，不敢有任何反抗的举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刘某1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对处置协定及欠条予以撤销且双方当事人对处置协定约定内容实际进行了履行，处置协定及欠条对刘某1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某1依法应当承担归还欠款的法律责任。综上，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2680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建文审判员 樊永生审判员 何蔚英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黄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