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刑初1023号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董某义，男，1981年4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系深圳市某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监事，户籍所在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捕前住深圳市某区区。因涉嫌行贿，于2019年3月1日被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9年5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辩护人张春晖，上海其新律师事务所律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福检刑诉［2019］13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某义犯单位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于2019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文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董某义及其辩护人张春晖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4月，“7.0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主犯陈某森为谋取房地产开发领域巨额利益，伙同社会人员潘某、赖某清（三人因另案均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成立深圳市某森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森公司”），涉足某区某区、某街道相关房地产项目。其中，陈某森出资6000万元以陈嘉伟名义控股60%，潘某出资2000万元以潘某木名义持股20%，赖某清出资2000万元以谢某琴名义持股20%。陈某森等人在实施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的同时，作为某森公司实际控制人，一方面利用其人脉关系融资维持某森公司运营，一方面利用其在某区当地的势力和关系获取土地资源和房地产项目，潘某负责协调规划国土部门办理土地和项目开发等手续。在此过程中，某森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指派被告人董某义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和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一）在某森公司某项目中因调整法定图则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200万元。(二）在某森公司某区某项目中因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80万元。(三）在某森公司某区某项目中因A地块中的01地块和02地块地下车库连通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50万元。(四）在某森公司某某项目中因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400万元。(五）在某森公司的某某项目中因工业区块线调整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400万元。(六）在某森公司某区某项目中因调整法定图则事项，向王某行贿人民币500万元。(七）在某森公司某某项目中因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事项，向郭某桐行贿价值人民币43.2万元的奥迪A6L轿车。2019年3月1日，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在被告人董某义的住处将其带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相关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董某义身为深圳市某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直接责任人员，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被告人董某义身为深圳市某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直接责任人员，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应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董某义到案后，能够对有关基本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属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本案中，以陈某森为首的“7.0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为谋取房地产开发领域巨额利益，伙同社会人员成立某森公司，涉足某区、某街道相关房地产项目，在此过程中被告人董某义根据潘某指示直接实施行贿犯罪行为，为某森公司谋取非法利益，客观上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攫取经济利益，“以商养黑”提供了帮助。综合考虑本案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建议以单位行贿罪对被告人董某义判处一年六个月以上二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被告人董某义判处一年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董某义当庭认罪认罚，称其多次向他人行贿都是受潘某指派；其对自己所犯罪行深感忏悔，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一、指控事实不清。1.指控董某义向王某行贿五百万元，认定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系定性错误：王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在某项目调整法定图则事项中，并非利用自己职务便利，王某供述其是受潘某委托，潘某仅是把财物交予王某的主观故意。双方是一种委托合作关系，是王某接的规划设计的一次“私活”。2.本案中王某不属于刑法意义上“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王某与李某不具有共同利益关系，在获取五百万的巨额好处后，只给予了李某3万元，谈不上所谓共同的利益关系。3.以阿斯顿马丁车抵充的两百万元不应计入董某义的行贿数额。二、本案不能认定数罪。即便认定被告人构成单位行贿罪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仅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赠与他人财物，可以评价为一种行为，刑法针对受贿方的不同身份区别出不同罪名，导致被告人因为同一类行为触犯两个罪名，仅是因为受贿方身份问题，导致构成了数罪。三、被告人董某义有从轻、减轻情节：其主观恶性较轻，只是挂名监事，没有实际从事公司管理工作；被告人系从犯；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认罪认罚；被告人无前科；被告人双亲年迈，身体状况差，其家庭需要其抚养照顾。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陈某森为谋取房地产开发领域巨额利益，伙同社会人员潘某、赖某清（三人因另案均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成立深圳市某森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森公司”），涉足某区某区、某街道相关房地产项目。其中，陈某森出资6000万元以陈嘉伟名义控股60%，潘某出资2000万元以潘某木名义持股20%，赖某清出资2000万元以谢某琴名义持股20%。陈某森等人在实施黑恶势力犯罪行为的同时，作为某森公司实际控制人，一方面利用其人脉关系融资维持某森公司运营，一方面利用其在某区当地的势力和关系获取土地资源和房地产项目，潘某负责协调规划国土部门办理土地和项目开发等手续。在此过程中，某森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和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在某森公司某项目中因调整法定图则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200万元。2016年10月，某森公司通过串通投标的不法手段（该串通投标案已由公安机关在“7.01”涉黑专案中查处），取得深圳市某区某区街道某股份公司某上城项目A(《某区西北地区法定图则》编号07-18、07-19)、B(《某区西北地区法定图则》编号07-23、07-22)两幅地块开发建设权。其中A地块面积20997.76平方米为政府征地返还用地，可正常开发；B地块面积18713.62平方米属市政及四类住宅用地，必须由国土部门修改法定图则变更土地性质为二类住宅用地或商业用地后方可开发。为此，陈某森、赖某清、潘某商定，由某森公司提供资金给潘某出面找关系运作。2017年初，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某法定图则（某区某项目地块在该图则范围内）进行修编的大背景下，潘彬找到时任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某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某区管理局）规划科工作人员宓某（已因本案被另案处理）帮忙，希望宓某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修编图则的过程中多支持和配合某森公司，帮助某森公司某项目B地块的法定图则进行修改，将该地块用地性质变更为商业或二类住宅用地，宓某答应了。宓某因负责某片区的法定图则修编和修改工作，在配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某法定图则修改过程中，其积极跟进图则编制的进程及进度情况并向潘某反馈。某项目B地块最后成功由行政用地更改为商住用地。2017年上半年，潘某安排被告人董某义在某区管理局附近送给宓某现金人民币100万元。2017年底至2018年初，被告人董某义又通过银行转账分两次每次人民币50万元合计人民币100万元到宓某妻子闫某银行账户中。(二）在某森公司某区某项目中因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80万元。2017年上半年，某公司准备就某项目A地块向某区管理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因A地块中的返还用地02地块与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年-2020年）有冲突，即该地块涉及有条件建设区3433.64平方米，其余为允许建设区，冲突地块需要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3433.64平方米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才能顺利办理建设用地许可证。潘某委托宓某办理调整事宜，并答应送给其人民币80万元的好处费。宓某积极跟进并推进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事情，确保该地块顺利调整。2017年6月左右，在事情办理好之后，潘某交给被告人董某义人民币80万元让其送给宓某。经宓某同意后，被告人董某义从中拿了人民币20万元作为辛苦费，把剩余的人民币60万元送给宓某。(三）在某森公司某区某项目中因A地块中的01地块和02地块地下车库连通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50万元。2017年6月27日，某项目A地块涉及的返还用地01地块和02地块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因01地块与02地块中间有道路分隔开来，01地块空间所限地下停车场只能有一个开口，车辆进出容易堵车，为了解决该问题，只能将01地块和02地块下面的停车场连通。潘某为此找宓某帮忙解决，并答应送给其人民币50万元的好处费。宓某答应后，重新办理并颁发了新的建设用地许可证，在01地块和02地块的许可证的备注中增加了“返还用地被规划道路分开，地下车库可连通”条款。2017年6月左右，在办理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前后，潘某安排被告人董某义分两次在某区管理局附近送钱给宓某，一次人民币20万元，一次人民币30万元，合计人民币50万元。(四）在某森公司某某项目中因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400万元。2015年4月，某森公司与深圳市沙井某某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合作开发某某房地产项目，拟开发项目位于某某社区一块约8.4万平方米的空地上。由于历史原因，某某公司的一个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实际落在租用沙三公司的地块上，需要把该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至拟开发地块才能开发建设。某森公司和某某公司合作开始之后，通过某某公司、某街道办向某区管理局提交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的相关申请材料。2017年初，某某项目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方案因为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在某区管理局没有审批通过。潘某找宓某帮忙处理此事，希望该方案能够通过某区管理局审批并上报到某区区政府，答应送给其人民币400万元好处费。宓某在某区管理局经了解，获知该方案未获审批的原因是因为不符合政策规定而被否决，其遂将此事告知潘某。之后不久，某森公司变更方案后再次向某区管理局报文申请，愿意向政府贡献部分项目用地用以公用设施建设以换取政府部门支持。在某区管理局办文过程中，宓某利用其经办人的身份提出了由某区管理局整备科收地并完善规划方案的意见，积极推进项目用地的土地征用及调高容积率的规划设计，以便达到非农用地指标异地调整的目的（但最终该非农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仍然没有通过某区区政府的审批)。为此，潘某通过被告人董某义分三次一共送给宓某人民币400万元好处费。第一笔是2017年初，宓某和潘某商定之后，潘某遂安排被告人董某义在某区创业立交附近的路边送给其现金人民币200万元。后面两笔每次都是人民币100万元，其中一笔现金人民币100万元由被告人董某义在某区管理局附近的路边送给宓某，另一笔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因宓某有事，其委托同学曲某代收，后曲某将该钱款全部转交给宓某。(五）在某森公司的某某项目中因工业区块线调整事项，向宓某行贿人民币400万元。2016年6月份的时候，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原市经贸信息委、市科技创新委，组织各区人民政府（新区管委会）开展全市工业区块线划定工作。目的是为了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并下发了各区现状工业用地数据和规划“一张图”数据。划到工业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只能用于工业性质的开发建设项目，不能开发住宅或商业。2016年底时候，某区公示了工业区块线的划定情况，潘某找到宓某称某某公司范围内的一个地块进行旧改城市更新项目，该地块有部分面积被划到了工业红线范围内，因此不能正常开发建设。潘某就向宓某咨询工业红线划定的事情，希望宓某能帮忙协调解决，把某某项目中划到工业红线范围内的地块调整出来，并答应送给宓某人民币400万元的好处费。宓某答应并说其会具体操作、跟进此事，其随即找了某区管理局规划科工业区块线划定的具体经办人王某娟，了解到这个旧改项目部分地块确实被划到工业红线的范围内。因为是在公示期间，宓某告诉经办人王某娟某某项目是旧改项目，要其把某某项目的坐标范围转交给项目组，即要项目组核实某某项目是否旧改项目的范围，如果是旧改项目的话，就有可能调整出工业红线范围。此外，宓某还特意提醒潘某,现在公示阶段，要其及时把某某项目调整工业红线的诉求和有关旧改的材料提交给项目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宓某了解到某某项目所在地块已经划出工业红线了，宓某遂和潘某说该事情已经办好。在此期间，2016年底或2017年初，潘某安排被告人董某义在某区管理局附近送给宓某现金人民币100万元。2017年下半年，宓某和潘某、被告人董某义商量好，把人民币100万元好处费转账到其同学曲某的银行账户中，余下的人民币200万元好处费用潘某之前给宓某购买阿斯顿马丁小汽车进行冲抵。(六）在某森公司某区某项目中因调整法定图则事项，向王某行贿人民币500万元。2016年10月，某森公司与深圳市某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合作开发某项目。某项目涉及A、B地块两个地块，A地块是政府已经审批确定的返还用地，面积有20997.76平方米，性质是住宅用地；在A地块相邻的位置是某项目足球场、村委的办公楼、电影院等统称B地块，该B地块面积总共是18713.62平方米，规划用地是行政用地。因某项目B地块用地性质不符合商业开发条件，经某森公司实际股东陈某森、赖某清、潘某商议，由潘彬找到时任深圳市城市规划某有限公司某所副所长王某（已因本案被另案处理）帮忙，潘某许诺给予王某人民币500万元，希望能将该地块性质变更为商业或二类住宅用地。王某随后利用其与国土系统部分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且熟悉土地规划业务办事流程的工作便利，出面找到时为某规划处某地区法定图则项目负责人李某（另案处理）、某研究中心某地区法定图则项目主办人佟某（另案处理）帮忙，利用某法定图则修编之机，将某项目B地块用地性质从市政、四类住宅用地变更为商业和二类住宅用地。2017年10月，上述法定图则变更面向社会公示，后于2018年4月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法定图则委员会审批生效。在此过程中，潘某安排被告人董某义分多次送予王某人民币200万元，另人民币300万元分别于2017年9月26日、11月23日通过转账转至王某提供的其妻子林某萍的银行账户。(七）在某森公司某某项目中因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整事项，向郭某桐行贿价值人民币43.2万元的奥迪A6L轿车。2016年左右，某森公司在运作某某项目过程中，为了调整非农建设用地指标，找到时任某区管理局用地科工作人员郭某桐(已因本案被另案处理）帮忙办理。为此，潘某安排被告人董某义将其名下新买没多久的价值人民币43.2万元的奥迪A6L轿车送给郭某桐。在2017年初，被告人董某义通过中介将奥迪A6L轿车过户给郭某桐。2019年3月1日，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在被告人董某义的住处将其带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被告人董某义的个人基本身份信息和所在单位工商登记资料，有关涉案项目资料，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受贿车辆的购车资料，到案经过等；2.证人证言：证人潘某、陈某森、赖某清、宓某、王某、郭某桐及李某1、佟某、闫某、曲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董某义的供述与辩解；4.鉴定意见：涉案奥迪A6L轿车的价值鉴定材料、电脑数据恢复痕迹检验；5.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有关微信对话记录及电子邮件。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董某义身为深圳市某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直接责任人员，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行贿数额合计人民币1168.5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应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被告人董某义身为深圳市某森房地产有限公司直接责任人员，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行贿数额达人民币50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应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义单位行贿及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均系“情节特别严重”，但因董某义所犯单位行贿罪及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均系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均无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被告人董某义犯两罪，应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有关犯罪事实与定性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王某与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关系密切的人。经查，对“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应当从双方相识时间长短、交往次数、接触次数、日常交往动机和联络往来等情况，判断其对相关公职人员有无影响力。本案中李某称“我与王某关系很熟”，王某称其当时与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同办公，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吃饭时也经常坐在一起，由此彼此交往较多，日常中也有多次接触且称呼其为“昆哥”，双方都利用这个关系，对涉案的事情进行交接；李某明确说到王某在此过程中有多次请吃饭和送购物卡的事情，前提恰恰是利用了彼此关系密切熟稔的情况，才使得李某作出了不当行为，因此王某和李某属于法律规定的“关系密切的人”，而不能用特定关系人来限缩“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辩护人提出给予王某钱款不属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而只是委托事项的意见。经查：1.潘某、董某义作为行贿方，找王某的目的明确，潘某证言称：王某和国土的人很熟，可以通过王某将有关事情办成，给王某五百万就是为了推进该事项，将事情办成；2.调取的委托协议证实，该项目推进分期付款的协议，就是让王某找国土的人把事情往下推进；3.给王某的款项不是基于其提供的劳务和技术，而是利用王某的关系以钱换权，利用与王某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实现该目的，该部分事实符合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对于辩护人提出向王某行贿的三百万元转账金额不应由董某义承担的意见，经查：1.被告人对于行贿钱款始终有清晰认知，综合全案证据来看，钱款交接基本都是由潘某安排董某义与有关受贿人员进行接触；2.在案电子数据、短信记录以及被告人供述证实，董某义在转账之后发信息向王某确认款项是否收到；3.被告人董某义到案后供称自己和潘某木都有转账给受贿人。故董某义对于潘某安排他人操作转账完全知情，只是分工不同，其对向王某转账是有认知的，应当对相关涉案款项承担相应责任。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辩护人提出涉案阿斯顿马丁轿车不应计入董某义行贿数额的意见。经查，被告人供述及潘某木、宓某等人证言均证实购车时被告人董某义有具体参与，其主观上知道买车是为了送给宓某，客观上在送钱送物过程中均直接出面，而潘某是私下沟通事项推进，故董某义参与了购车，对以车抵贿款也是明知的，所以该部分以车折抵的款项不应当从其单位行贿的数额中予以扣除。辩护人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五、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的一类行为只能认定为一罪的意见。经查，被告人数个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数罪，并非看是否属于一类行为，而是要审查其是否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本案被告人的多个犯罪行为分别符合单位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应当按两个罪论处，辩护人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董某义的量刑问题，本院充分考虑以下情节：第一，本案中，以陈某森为首的黑恶势力为谋取房地产开发领域巨额利益，伙同社会人员成立某森公司，涉足某区某区、某街道相关房地产项目，在此过程中被告人董某义根据潘某指示直接实施行贿犯罪行为，为某森公司谋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帮助；且被告人董某义代表单位多次行贿，数额巨大，涉及数罪，辩护人请求判处被告人缓刑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在本案中，被告人董某义受潘某指派进行行贿行为，其对于具体事项、贿赂金额没有直接决定权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董某义到案后，能够对有关基本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属有坦白情节，且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董某义代表单位向宓某行贿时，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20万元，应予以追缴。综合考虑被告人董某义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和认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董某义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二、追缴被告人董某义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欣美审 判 员  李 磊人民陪审员  韦开丽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黄柳清王小娴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九十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