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9）晋行赔终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省长治县三宝化工厂。法定代表人程某，该厂厂长。委托代理人郑某，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某，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段某，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邵某，长治市上党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延某，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省长治县三宝化工厂（以下简称三宝化工厂）因诉长治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长治市行政区划调整，长治县人民政府被撤销，其行政职权由新设立的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承继，本院依法将被上诉人变更为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三宝化工厂法定代表人程某及委托代理人郑某、王某，被上诉人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邵某、延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山西省××县北呈沥青厂、长治县北呈乡三宝油毡厂演变而来。根据其1998年3月9日获颁的营业执照载明，其经济性质为集体。1984年至1994年间，原告通过占用耕地协议书、征地合同书、征地协议、临时占地合同书等形式，通过与企业驻地的××县民签订协议书7份租赁集体土地。其中，原告与长治县北呈乡南呈村委及部分村民分别于1993年7月3日、1994年10月5日共签订的两份《临时占地合同书》，该两份土地上的房屋并未被拆除，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涉及的强制拆除行为无关。其余5份协议中4份协议载明了租赁土地的面积，共计21.41亩；1份协议因涂改无法辨别面积。根据协议的约定，在这些土地上共有房屋5间，一并归原告使用。1989年11月6日，原告与北呈乡南呈村签订《租赁南呈村大桥粉房合同书》，约定16间房屋由村委卖给原告所有，16间房屋所占土地1.84亩由原告逐年向南呈村缴纳占地费直至土地被征用，原告承认该16间房屋已被拆除，并建设新的厂房。1997年原告向长治县农行韩店营业所贷款，以厂房作抵押，当时长治县房地产管理局（现该局已并入长治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向长治县农行韩店营业所颁发长他权字第97003号《房屋他项权证》，该证载明房屋幢数34，建筑面积5764.35平方米。因未参加年检，1999年原告营业执照被吊销，没有证据显示其进行了清算，其现在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未注销状态。原告将厂房厂地用于出租。2017年4月17日，北呈乡“五道五治”领导组向原告下发通知，认定原告没有土地手续，其建筑属违法建筑，限原告在收到通知7日内将厂房自行拆除。原告未自行拆除，其厂房于2017年4月30日、2017年5月2日两次被强制拆除。原告对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山西省长治县三宝化工厂厂房系由长治县人民政府拆除，并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结果，并确定违法的原因为：未履行催告、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等法定程序，并且是在法定节假日拆除，构成程序违法。原告据此于2017年12月26日向被告邮寄申请书，申请赔偿因违法拆除造成的各项损失，包括损毁、灭失财产、设备等共计1972.12026万元。该申请被退回，邮寄单载明的原因为“拒收”，原告遂于2018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另查明，在本案诉讼期间，长治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2018年3月9日作出长县住建撤决字（2018）第001号《关于撤销（作废）长他权字第97003号的决定》，撤销了案涉1997年6月23日由其作出的长他权字第97003号《房屋他项权证》。长治县农行不服，向长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长治县人民政府经复议，维持了撤销决定。山西省长治县三宝化工厂、中国农业银行长治县支行不服，向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晋0428行初68号行政判决书，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长治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长县住建撤决字（2018）第001号《关于撤销（作废）长他权字第97003号的决定》及相关复议决定，责令长治县住建局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8年11月6日，长治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作出长县住建撤决字〔2018〕第4号决定，再次撤销案涉长他权字第97003号《房屋他项权证》。原审法院对本案中主要问题认定如下：1、原告起诉程序合法性问题。被告拆除原告厂房行为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被告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就其违法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寄送赔偿申请书，邮寄单据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进行了申请。针对原告的申请，被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被告拒收原告的赔偿申请，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是对赔偿申请的明示拒绝，对此，原告不必等到两个月赔偿决定期限的届满。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程序合法。2、本案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原告应当就其被侵害的合法权益的内容、损失的数额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也应当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院将根据以上举证规则对本案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进行确定。3、原告使用土地合法性问题。（1）原告提交的1984年4月1日租地《合同书》，合同双方是南呈大队和贾中英、李双义，约定贾中英、李双义租赁南呈大队1100平方米土地和五间房屋，用于“设立开办长治县社队局沥青厂”，约定“此合同一定捌年不变”，并约定了八年的土地和房屋的使用费用。根据原告提交的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长行初字第005号行政判决书，可以证明原告山西省长治县三宝化工厂系由1984年程某、贾中英、李双义、申马红四人合伙创办的沥青厂演化而来，上述《合同书》中约定的由贾中英、李双义个人租赁的土地是否用于沥青厂的厂地，后来是否由原告继受，这中间缺乏连接的证据。更为关键的是，退一步讲，即便这些土地由原告继受。根据原告补充提交的长治县北呈乡人民政府与原告或其前身签订的4份《乡办企事业单位合同书》可以证明，1985年到1988年期间，原告前身北呈乡三宝油毡厂及原告还属无可争议的集体企业，合同均明确载明，企业所有固定资产归乡政府集体所有，企业的利润等都有严格的使用办法，程某均有印签确认。此时程某实质上只是承包方的负责人。在此期间三宝化工厂或其前身所获得土地租赁权的权利人为乡政府，这些土地租赁权后如何演化成土地使用权，进而成为三宝化工厂的自有财产进而成为程某个人财产？这些租赁合同满8年后，原告继续占有和使用该合同所载土地和房屋的依据何在？原告没有提交继续合法占有使用的证据，原告关于该合同中所载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使用权系其合法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1986年1月1日《北呈乡三宝油毡厂占用南呈村耕地的协议书》约定北呈乡三宝油毡厂占用南呈村一定面积耕地，油毡厂按年缴纳占地费，该块土地上五间“旧粉坊”归油毡厂使用，“如甲方（油毡厂）厂内新规划需要拆迁，双方协商，作价处理”，因合同书上土地四至涂改严重，无法辨别面积大小。其一，同上述（1）理，油毡厂即便是原告的前身，该块土地是否由原告继受，缺乏连接的证据；其二，即便该协议所载土地仍由原告占有，该协议本质是土地租赁协议，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最近向村委缴费的票据是1998年的，而且其1999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后其继续占有这些土地也不具有合法性。其三，根据协议中五间房屋“如甲方（油毡厂）厂内新规划需要拆迁，双方协商，作价处理”的约定，该五间房屋是否存在，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即便存在，也属集体的产权。综上，原告租赁村委耕地及房产，在其停止向村委缴纳占地费，且其营业执照被吊销后仍占用集体土地，已经失去合法性。（3）原告于1987年10月30日、1989年11月6日、1993年2月21日与长治县北呈乡南呈村又陆续签订《长治县三宝油毡厂占用南呈村耕地协议书》、《征地合同书》、《征地协议》。根据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乡（镇）村企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其他批准文件，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使用这些土地依照上述法律获得批准，因此其占有使用上述3份协议所载土地不具有合法性。（4）关于“长县土管字（1987）第9号《关于县三宝化工厂占用耕地的批复》”的证明力问题。该文件载明，长治县土地管理办公室批准原告修建锅炉房、水塔占用北呈乡南呈村旱地九分，但同时附加了条件，该文件第3条载明“厂方负责逐年向南呈村交纳用地期间的土地补偿费（补偿按双方协议执行），企业停办后，将土地无偿交还南呈村委。”原告1998年后未再向南呈村缴纳过占地费用，而且其也于1999年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停办，批准的用地条件已丧失，原告理应将土地归还村委。原告锅炉房、水塔及所占土地均丧失保护的合法性。（5）原告提交的1989年10月14日《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不是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不具有批准使用土地的效力；且其系由长治县北呈乡人民政府企业办公室出具，因该机构不具有批准使用土地的权限，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占用土地的合法性。原告提交的1995土地收益费的通知及付款凭证，因长治县北呈乡人民政府同样不具有批准使用土地的权限，不符合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不具有证明原告使用土地合法的证明力。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也均不能证明其使用土地的合法性。4、关于16间“粉房”合法性问题。1989年11月6日原告与北呈乡南呈村以签订《租赁南呈大桥粉房合同书》的形式，实际购买了南呈村粉房大院内房屋16间，所占土地1.84亩以每年支付租金的形式进行租赁。原告主张该土地办理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该房屋系合法建筑，但原告并未提交该土地使用证件。原告称为办理土地证曾缴纳过6万元的土地使用费或收益费，其一，原告提交的交费单据不足以证明与该块土地存在关联，其二，占地是否合法，应以有权机关的最终批准文件或土地证为准，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此外，原告陈述该16间粉房已经被拆除并建设新的厂房，其所建厂房建于何时，有何规划、用地、建筑审批手续，原告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告对该16间房屋及所占土地不具有合法利益。5、关于原告其他房屋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在其占有土地后，是否修建房屋、修建多少房屋，其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于1997年办理贷款时，以厂房作抵押，当时的长治县房地产管理局为银行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对该《房屋他项权证》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载明原告房屋34幢，建筑面积5764.35平方米。原告以存在《房屋他项权证》来反证其存在《房屋所有权证》，进而证明其房屋合法，本院认为，该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根据上述第2、3、4点，原告以租赁的方式占用集体土地，未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合法用地手续，于1998年以后，未再向村委缴纳任何占地费用，其1999年营业执照也被吊销，其占有使用涉案土地不具有合法性。占有使用土地的合法性是其房屋合法性的前提，即使其当初部分房屋有合法手续，也因其占有土地不具有合法性，而使房屋也失去合法性，何况其仅有一个为银行制发的《房屋他项权证》。其二，原告根据1997年6月1日实施的《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推定其具有《房屋所有权证》，但是根据该办法第二条的规定，该办法的适用范围是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从事房地产抵押活动，原告房屋属集体土地上房屋，并不适用该办法。即便当时长治县房地产管理局依照该办法为原告办理了房屋抵押，该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四）项同时还规定，原告还须提交《土地证》，原告承认没有相关土地证。该办法1997年6月1日起实施，而《房屋他项权证》1997年6月23日已经办理成功，被告辩称房屋抵押登记制度刚实施，相关部门在办理房屋抵押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具有一定道理。其三，根据上述《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房地产抵押的，登记机关应当在原《房屋所有权证》上作他项权利记载后，由抵押人收执。并向抵押权人颁发《房屋他项权证》”的规定，办理完抵押后，《房屋所有权证》应由原告保存。根据本院调查，依照房屋抵押的实践，也有将《房屋所有权证》存放于房产管理部门或银行的，但是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存放于何处，本院对长治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和长治县农业银行长治县支行均进行了调查，未发现有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四，《房屋所有权证》才是房屋合法有效的证件，原告未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复印件，而且原告也不能提交建设房屋所需要的规划、建筑许可或进行房屋登记的印花税票或进行房屋登记的任何资料，根据本院调查，长治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也无法查到原告房屋登记的资料，结合上述“其二”、“其三”的论述，只能证明《房屋他项权证》当时的制发不规范。原告不能形成证据链条，凭《房屋他项权证》孤证，不能推导出其具有《房屋所有权证》、其房屋合法的结论。长治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在诉讼期间撤销《房屋他项权证》并引发了相关诉讼，对《房屋他项权证》的证明力没有影响。6、本案被告应当赔偿的范围及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1）本案应当赔偿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的规定，国家行政赔偿的产生需要两个要件，第一是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违法。本案中，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已经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行为程序违法。第二是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利益属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上述3、4、5点的认定，原告所占有、使用、控制的涉案土地和房屋均不具有合法性，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原告对此要求赔偿，于法无据，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的建筑、围墙、水塔及水泥地面，本院不予支持。但即便是违法建筑，原告通过和平方式占有使用，被告也应当依照合法方式、合理手段进行处理。被告因程序违法导致原告厂区及房屋内合法财物的损毁，应当给予赔偿。（2）赔偿的内容。赔偿的内容应当包括被告违法拆除原告房屋时，实际损毁的合法财物。对此，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被告拆除原告房屋并非未告知原告情况下突然拆除，而是下达有《通知书》，并在通知拆除期限届满后实施的拆除，此通知在法院判决违法之前具有公定力，原告收到被告通知，知道被告要拆除其厂房，且有时间以一定方式保存财物内容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制作并保存相应证据；被告拆除完毕后，原告依然可以就毁损的财物进行取证，原告依然没有取证。对此，原告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告1999年即被吊销营业执照，其停止营业距今已近20年，其厂区及房屋早已用于出租用于他用，其仍提交其98年帐薄显示的固定资产账面款作为赔偿依据，明显不合理，本院不予采用该证据。原告提交《四通洗浴中心租赁合同书》，证明原告在自己厂区修建澡堂，并租给长治县金达经贸有限公司，并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兵有财物的交接明细，合同书及明细均载明发生在2015年，这些证据如果属实，也只能证明是2015年交接的财物，不能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时实际存在的财物内容，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法定代表人程某与常建兵、刘秀文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书》、《租用场地协议书》仅是厂房及厂地的租用合同，不涉及其他财物，无法证明财物内容。被告拆除原告厂房，不仅应当程序合法，方式也应适当，应当对厂区及厂房内财物进行登记搬离，并以适当方式制作证据。被告应当承担原告厂区、厂房内财物内容的主要证明责任。对此，被告提交了119段拆除时的视频资料作为证据，该组视频资料能够反映原告厂房的实际状况、拆除时的情况及部分财物情况。分析被告提交的这一组视频，可以说明以下情况：03436、03437、03438、03480段视频可以证明原告厂区用于储放煤等污染物；从03379、03382、03433、03435、03436、03437、03448、03454、03482段视频可以看出，原告厂房门窗不全，部分房屋内长出了树木；从03381、03383、03417、03418、03425、03428、03429、03432、03480、03486、03487段视频可以看出，原告厂房内没有有价值的物品；03430、03431、03441、03466、03467、03468、03499、03500、03501段视频反映拆除后情况，也无法看出有价值的财产；03433、03434、03448、03484段视频可以看出，床、桌子、凳子、被子、沙发等被搬至空地上，并未被损毁；从03387、03388段视频证明原告厂区大门被损毁，03401、03402段视频证明毁损第二个铁门，03392、03393、03457段视频可以证明毁损卫星天线一个。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原告部分厂区用于储放煤及矸石等污染较重的杂物；其二、原告厂房十分破旧，外墙剥落，内部布满灰尘，多数厂房门窗不全，里面不可能存放较为贵重的物品；其三、被告在拆除之前，对房屋内物品进行了搬离，存放于厂区内空地；其四、原告厂房内没有有价值的物品；其五、原告提供帐薄上的固定资产明显不存在；其六、原告主张其出租用于正常营业的澡堂，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七、以上视频直接证明，被告损毁的物品包括二个铁门和一个民用卫星天线。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视频不能证明被告违法拆除毁损财物的全部情况，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毁损的两个铁门及卫星天线，原物已经不存在，从其破旧程度来看，也不具有鉴定的价值。本院依照上述分析，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认定两个铁门价值共1000元人民币，卫星天线价值300元；鉴于原告厂区面积较大、被告过错及被告证据不全面，其他损失酌情认定3700元。被告共须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5000元。（3）被告是否对原告相关建筑材料应予赔偿的问题。从视频资料反映出的原告建筑情况来看，原告建筑均属年代久远的砖混结构的建筑，即便由其自己拆除，也无法产生有价值的建筑材料，因此其建筑材料无赔偿的合理性。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企业从其注册性质来讲，属集体企业，在其营业执照1999年被吊销之前，国家对乡镇企业多有扶植和帮助，其通过租赁村委土地形式占用大量土地，并建设有部分厂房，但是其应当依法依规占有使用土地和建设房屋，其不能证明使用土地及拥有房屋的合法性；1999年其营业执照被吊销之后，原告已不具有继续营业的资格，应当将所占集体土地归还村委，但其既不归还村委，也不向村委缴纳占地费用，出租用于营利，这无疑是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损害，其土地及房屋不属于应当保护的合法权益。被告拆除原告违法建筑，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合理方式进行，其违法行为给原告合法财产造成的损失应当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长治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损失5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赔偿请求。三宝化工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强拆行为仅是程序违法定性错误。上诉人投资创办的三宝化工厂属于乡镇企业，占用南呈村集体土地，建厂时间是1984年至1994年，当初用地范围内除原有的粉房面积外，其余用地是何种地类性质也无从核实。但是在国家第一次土地调查期间，上诉人所占用土地的地类已列为工矿用地。2000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列为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诉人纵然没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但是在建设用地上建设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性建筑物，不应该是强拆、损毁的理由。被强拆、损毁的建筑物、构筑物、机械设备等属于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被上诉人的强拆行为已构成侵权，其强拆行为不仅程序上违法，而且实体上严重违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不合法定性错误。1．上诉人的企业前身是沥青厂、油毡厂，是由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程某及贾中英、李双义等人共同出资合伙创办的。当初占用南呈村土地中的第一份合同虽经贾中英等人经手签订，但贾中英等人退伙离厂后，该乡镇企业系程某单独经营。1998年上诉人与北呈乡政府因该厂产权纠纷形成诉讼后，法院判决明确三宝化工厂产权归属于程某个人所有的乡镇企业。上诉人提供的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长行初字第005号行政判决书，充分证明程某对三宝化工厂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已享有继受的事实。2．上诉人分别七次占用南呈村土地，每次土地的占地费均为一次性付清，上诉人在停产后不应再支付占地费。长治县土管字（1987）第9号用地批复文件中，虽载明：“企业停厂后，将该0.9亩土地无偿交还南呈村委”的内容，但该地面上已建有固定建筑物的客观事实存在，况且南呈村委在停厂后，也并没有要求过交还该土地及其他占用的土地，这便是南呈村委对上诉人继续占用土地的默认，因而上诉人具有土地使用的合法性。3．上诉人缴纳的土地收益费，其本意是指土地使用人对土地的有偿使用。政府部门收缴土地收益费，是对上诉人企业用地的认可和允许，不能认定上诉人向政府部门缴纳的土地收益费与使用土地无关联。4．上诉人为以房产抵押贷款，持《房屋所有权证书》在城建部门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该证书上记载的房屋34幢，建筑面积5764.35平方米，具有合法用地的前提，是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必备条件。城建部门是被上诉人的内设机构，其行政事务直接受被上诉人的指令，更何况在本行政赔偿案件中，上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登记资料具有关键作用，城建部门永远都不能“找到”这份资料。原审在向城建部门调查取证时，即便查找不到该证书的相关登记资料，也不能认定城建部门当初向上诉人出具的《房屋他项权证》是制发不规范，从而否定上诉人建筑物的合法性及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三、关于行政赔偿问题。1.被上诉人在节假日强行拆除上诉人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机械设备等财产，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这一违法行为不仅没有指责，反而认定被上诉人的通知书具有公定力。公定力是相对而论的，在有重大或明显违法情况下行政行为自作出时即为无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强拆的建筑物、构筑物及损毁的机械设备等财产价值无法确认的问题，责任完全在被上诉人。2．上诉人占用的临时用地范围的所有建筑物，除大门、岗哨房及围墙等，其余建筑物均是租赁场地的刘秀文出资自建，该产权属刘秀文所有。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款中不包括刘秀文的财产。3．原判决认定由被上诉人赔偿铁门、天线及其他财产损失5000元，而对上诉人化工厂拥有的2000万元固定资产不予赔偿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占地行为无法律依据，其相应的房屋和设施属于违法利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的范围。1.上诉人的占地行为无法律依据。上诉人的占地行为起始于1984年4月1日的《南呈村与联合专业户贾中换、李双义合同书》。根据1995年3月11日国土资源部【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此时应适用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在1986年《土地管理法》施行之后就更严格，并非如上诉人所说的没有人管，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从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中可知，其占地性质为耕地，用地方式为租赁，耕地受到国家严格保护，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企业占地需要征用，三宝化工厂并没有办理征用手续。2.上诉人没有合法占地、建房的相关证据，其上诉理由不成立。国家第一次、第二次土地调查期间的材料只能反映土地的现在状态，且这种变化又分为依法变更和违法变更，而上诉人的这种变更是一种违法变更，理应得到纠正。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的判决并没有对上诉人占地、建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确认。1987年11月20日长治县土地管理办公室在关于三宝化工厂占用耕地的批复中明确，厂方负责逐年向南呈村交纳用地期间的土地补偿费，企业停办后，将土地无偿交还南呈村委。根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房屋他项权证》就必须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而上诉人二证全无，只能说明他项权证办证过程不规范，《房屋所有权证》才是合法占地的证明。上诉人的土地及房屋均不属于应当保护的合法利益，依法不应得到赔偿。二、上诉人主张的其他赔偿项目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应得到赔偿。在发出正式拆除通知前，被上诉人已经多次要求上诉人搬离，即使是接到拆除通知后，上诉人也完全有时间对厂区内财物进行转移或通过录像、照片等方式对重要证据进行保全，本案不能构成举证责任倒置，上诉人应对举证不能承担责任。拆除时，被上诉人将屋内的床、桌子、沙发等可移动的物体都搬到了空地，并未造成损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以上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赔偿请求人有义务对被侵害财产的合法性及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对其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土地、房屋及设备等财产损失予以赔偿。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土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而北呈乡“五道五治”领导组在给上诉人下发的通知中，已经认定三宝化工厂没有土地手续，属于违法建筑。上诉人在1999年企业即被吊销营业执照停止营业并将厂房转租他人使用的情况下，其在本案中以1998年的账簿资料和2015年的租赁合同证明涉案房屋被拆除时其拥有的固定资产，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资料，酌定上诉人财产损失5000元，并无不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山西省长治县三宝化工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克恭审判员 魏佩芬审判员 郑 宏 二○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