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63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文想，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泊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綦彦臣，男，196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泊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泊头市裕华路599号。法定代表人：庞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河北孟祥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宝峰，男，197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泊头市。上诉人苗文想因与被上诉人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孙宝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1民初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苗文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1民初606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06判决”）；2、免除上诉人的连带清偿责任；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条、将被上诉人信贷人员犯罪线索移交反贪机关；4、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严重法理错误。606判决称“书面催收单也非唯一的催收证据”，这是完全违背所法理的！事实上，在被上诉人的贷款风险等级划分中，界定为不超诉讼时效的过期贷款必然有催收单。因此，在一审法院已审理的该类案件中，存在大量的催收单真假之争执，有的经过可法鉴定程序才能确定真伪。至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伪造催收单，其如让无关人员冒用债务人签字，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对于此种情况，一审审判人员理应根据最高法《法释[2001]33号》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作为，而其不作为实质上造成了偏相被上诉人的后果。本案中必然存在催收单，但上诉人无力举证。因此，肯请二审法院依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向被上诉人调取诉争贷款的风险管理全部档案，在审理环节进行质证。（二）支付令撤销裁定意味着时效中断状态失败，原时效即得恢复。606判决称被上诉人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形式多次向被告苗文想催收借款。每次催收均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事实上，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只有一次公告催收、一次支付令申请。被上诉人当庭承认：由于支付令送达率很低，其主动向法院申请撤回。法院裁定原支付令撤销，在法理上意味着“时效中断的失败”这是常识性问题，在此不必多述。至于法院裁定文书中有“可以申请起诉”语句，更不意味着时效中断，它依据的是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之规定。通俗地说，法院不会主动告诉任何一个超诉讼时效案件的权利主张人“你这主张超了时效，立案没用”，而是给予权利主张人以司法救济，即时效之外有多环节调节之可能，其如诉前调解。再有，被上诉人支付令申请行为（2017年1月11日）是在诉争贷款逾期（2013年6月29日）的三年六个月之后。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规定，支付令本身无效。（三）公告催收行为严重违法，上诉人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606判决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被上诉人曾在《河北法制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从而形成时效中断。这是非常错误的判定。首先，公告催收的前提即合法条件是自然人下落不明；其次，依据民法总则第四十条规定，法院是宣告的权能人，被上诉人不具备此种权能资格；其次，上诉人所在组织村民委员现提供证言（见新证据1，共一页），证明上诉人从未出现“下落不明”状态。基于以上三条被上诉人的公告行为不仅无效，而且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上诉人另案提出诉讼，被上诉人不仅会赔偿远超出本案诉争的金额，而且会造成整个农村信用联合社体系的严重商誉损失。至于上诉人是否另行起诉或（和）以其他方式公开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一切视被上诉人在二审环节态度而定。还有，即便本着和解的善意，认可被上诉人的公告行为，但是，公告媒体《河北法制报》是否属于最高法《法释[2008]11号》第十条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所指（四）中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诉人必然有否定主张。因为这家报纸既达不到真正省级媒体《河北日报》的级别，更无《河北日报》的影响力。此外，村委会的证言足以证明一审证人“多次进村催收”行为的敷衍性质。证人完全可以经由村民委员会联系到作为该组织成员的上诉人。所以二审环节应当否定被上诉人一审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四）被上诉人存在针对上诉人的相对人恶意，其工作人员更嫌疑索贿犯罪。诉争借款合同并非始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012年6月29日，而是由一笔就贷款“倒约换据”形成，为了恢复事实原貌，上诉人仍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向被上诉人收集证据，被上诉人必须提供2012年6月29日贷款记账凭证以及该证据凭证同日装订的保管全部记账传票、相关的簿记账册。依据本案一审另一被告孙宝峰对二审上诉人代理人所作的陈述，表明最初发放该笔贷款的信贷人员向孙宝峰索取了贷款总额十分之一的贿赂（见新证据2，共一页）。同时依据孙宝峰的陈述确切证实泊头社会传说的“信用社很黑”的情况，即发放贷款时普遍实行“放十留一”索贿潜规则是真实的，法院应将犯罪线索向反贪机构移交。即便不涉及被上诉人方面的犯罪，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在金融借款合同订立时的索贿行为确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即使不足以致合同无效，但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缔约过失行为，即工作人员索取贿赂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之一种。同时被上诉人在合同订立时的索贿行为与其非法公告行为相印证，构成合同执行中的相对恶意。被上诉人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及上诉人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合同签订后原告也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审被告孙宝峰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借款到期后还本付息，孙宝峰未能付清借款本息应当承欢借款本息及给付利息的责任，上诉人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在借款人未能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被上诉人合法催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借款人及上诉人未能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判令被告孙宝峰承担还款责任及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孙宝峰、苗文想偿还借款本金40000元及按合同约定利率至本金结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9日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东辛店信用社与孙宝峰、苗文想签订了农户最高限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的贷款人为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东辛店信用社，借款人为孙宝峰，保证人为苗文想。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6月29日至2013年6月28日，借款月利率为10.516667‰，逾期利率按日利率万分之五点二五八三三三计算。苗文想自愿为孙宝峰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后两年，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借款合同签订后，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放款义务。借款到期后，孙宝峰仅给付利息5076.25元。2015年1季度，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贷员找诉孙宝峰、苗文想催收贷款，因未能找到二人，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在河北法制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二人催收借款本息。因二人未能偿还借款本息，2017年1月11日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支付令。因送达率低，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撤回支付令申请，2019年2月12日向本院起诉，要求二人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认为，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与孙宝峰、苗文想之间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了放款义务，孙宝峰应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借款到期后，孙宝峰未能付清借款本息，应承担继续偿还借款本金并给付利息的责任。2015年1季度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向苗文想催收借款，因未能找到苗文想，才未能让苗文想签订书面的催收单。但未签订书面的催收单并不意味着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未向苗文想主张权利，书面的催收单也非唯一的催收证据，苗文想以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提交书面的催收单为由抗辩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未进行有效催收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自2015年1季度（在保证期间内）至今，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直接催收、公告催收、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形式多次向苗文想催收借款，每次催收借款均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且每次催收均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苗文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未超过保证期间，也未超过诉讼时效。苗文想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1、孙宝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0000元，并给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借款期限内按月利率10.516667‰计算，借款期满后至实际付清之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五点二五八三三三计算，已支付的5076.25元利息应予扣除）。2、苗文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苗文想在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孙宝峰追偿。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两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上诉人所在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证实被上诉人债权公告是以上诉人失去联系为前提，被上诉人债权公告不合法；第二份证据是孙宝峰关于办理4万元开销的证明，证实合同无效、不合法。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于第一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第二份证据，孙宝峰作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借款人，难免与上诉人互相串通之嫌，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明确表示该笔贷款实际使用是王峰，也就是说借款人和担保人都没有义务给信用社经办人员好处费，更别提要请信用社工作人员，且根据惯例来说，信用社经办人员找借款人及担保人倒约换据，都是信用社经办人员求借款人办理，更别提说索要好处，因此该份证据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之间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提供了借款，上诉人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中，被上诉人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借款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3年6月28日，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7日在河北法制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催收借款本息。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未能偿还借款本息，2017年1月11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支付令，2018年10月16日撤回支付令申请，2019年2月12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在河北法制日报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发出债权催收公告，对涉案的债权进行催收，该种催收方式并未被法律规定所禁止，且以上催收公告在诉讼时效内，应属于诉讼时效的中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支付令，根据法律规定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另外，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存在索贿行为，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如果仍旧坚持该观点，可请求相关部门进行处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苗文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苗文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梅审判员 冷树青审判员 高玲玲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丁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