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421民初149号 原告：张某，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果（特别授权），四川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020564095。 被告：付某1，女，2001年10月1日出生，彝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告：付某2（付某1之父），男，1956年9月8日出生，彝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朝银（特别授权），四川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199310310419。 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武（特别授权），四川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810052881。 原告张某与被告付某1、付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仅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果，被告付某1（仅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及付某1与付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朝银、张兴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彩礼50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张某与付某1于2017年12月在KTV相识，双方以朋友关系进行交往，最初关系和睦、友好。起初，张某觉得其与付某1的恋爱不靠谱，但接触半年后，付某1主动说喜欢张某并不在意年龄差距，且会给其父付某2做工作，两人于××××年6月中旬确定恋爱关系。张某知道付某1的年龄尚未达到法定年龄，就去找付某2商量按照彝族风俗在亲朋间公开其与付某1的关系，并愿意按照民族习惯及付某1、付某2的要求给付彩礼500000元。付某1称订婚当天其不能收钱，故张某于××××年7月4日向付某1的银行卡中转账400000元。在订婚仪式上，张某又以现金方式给付了100000元，此款由付某2收下。××××年8月下旬，付某1以各种理由不再理睬张某，张某也多次与付某1进行当面或电话沟通，但未收到任何效果。付某1已取现400000元，并将账户注销。付某1已明确表示不会与张某结婚，张某认为双方感情已尽，无缘一起，分开无法避免。张某以结婚为目的所给的彩礼应收回，付某1、付某2也应返还所收取的彩礼。张某还表示，其觉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吵架，不联系，感觉付某1好像在骗，付某1以恋爱结婚为目的要钱，但得到钱后很多时间就避而不见、就失踪。 被告付某2、付某1共同辩称，张某与付某1于2017年12月认识。××××年1月，张某与付某1断断续续的进行着恋爱，张某因喜欢、爱着付某1而赠与付某1500000元。付某1的年龄小，距离谈婚论嫁还比较遥远，谈不上彩礼问题，付某2、付某1均未要求张某给付彩礼。按照合同法，撤销赠与的前提是赠与未交付，已交付的是不能够撤销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系彩礼或附条件的赠与，应按照法律推定为普通的赠与，张某给予400000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赠与行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张某所主张的给付彩礼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付某1还表示，其认识张某时已告知其是有男朋友的，但张某让其跟着他，付某1表示需要生活保障，张某就给了500000元，付某1让张某将其中的100000元给了付某2，孝敬付某2，剩余400000给了付某1，此款已被付某1用完。 原告张某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该行发送的短信，拟证明××××年7月4日，张某向付某1转款400000元。付某1、付某2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张某向付某1转款400000元，但不能证明款项性质； 2.照片四张，拟证明××××年7月14日，张某与付某1采用彝族风俗习惯举行了订婚仪式，在该仪式上，张某向付某1、付某2支付了现金100000元。付某1、付某2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除非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参与了订婚仪式的人能够证明是彩礼，否则只能证明张某与付某1关系密切，而不能证明是彩礼； 3.证人万某的当庭证言，拟证明××××年夏天，在一起吃饭时，经张某介绍，万某认识了付某1。后，张某与付某1开始交往，多次一起吃饭、唱歌。××××年7月，张某给万某打电话请万某与其共同到付某1家定亲，并称按照风俗要给500000元彩礼，其中400000元打入银行卡，100000元给现金。一个周末，张某、万某与其他朋友就共同到了普威，在普威一个农家乐一起吃饭，付某1穿了民族服装，付某1的父亲及亲戚、村上的人都在场，村领导和付某1的亲戚招呼说张某和付某1的定亲仪式开始，政府工作人员主持了订婚仪式，张某将100000元放在桌上。张某对该证言予以认可，付某1、付某2则表示部分不可信，认为万某系张某的同学和朋友，证明力有限，其陈述的100000元系彩礼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万某到普威的目的系张某告知的，其基于张某的告知、敬酒、乡政府工作人员的主持等情况错误判断，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3.证人唐某的当庭证言，拟证明其与张某共同到张某女友家送500000元彩礼，张某称给100000元现金要好看一点，另外要转账400000元，但唐某不清楚是否转账。付某2在盘子里放了一包烟和一杯酒，张某将100000元放在其中，付某2将盘子端走。张某对此证言无异议，付某1、付某2则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唐某与张某系朋友关系，证明较小，其得知500000元的性质是来源于张某所述，等同于张某自己所述，且唐某也不清楚张某和付某1商量给500000元彩礼的经过； 4.蒋海均的当庭证言，拟证明其与张某认识多年，曾与张某、付某1一起吃饭，后张某说要订婚，张某与蒋海均等人开车去普威一个农家乐参加的订婚仪式，进去的时候被泼水，很多亲戚也在场，付某1方也有人发言。其听张某说，付某1要500000元，400000元系转账，100000元系当场给付现金。原告张某表示无异议，被告付某1、付某2则不予认可，认为蒋海均与张某系朋友关系，证明力较弱，张某告知蒋海均此款系彩礼，张某与付某1商量彩礼的事情，蒋海均应当是不知道的； 5.蒋海平的当庭证言，拟证明其与张某、付某1聚餐时，张某、付某1告知其两人要结婚，付某1说彩礼要500000元。张某邀请蒋海平一道参加普威的订婚仪式，在普威一个农家乐吃饭，按照风俗要泼水，吃饭时，有官员拿个果盘，说订婚要100000元现金，说是彩礼钱，付某1家拿出了烟、酒。原告对该证言予以认可，被告付某1、付某2则不予认可，认为蒋海平与张某系朋友关系，证明力较弱，其证言存在相互矛盾。 被告付某1、付某2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为了查明案件有关事实，本院依职权对被告付某2做了调查笔录一份，显示付某2称开始不知道张某与付某1的关系，在订婚后其就知道了。张某与付某1确定恋爱关系后，其告知两人若要结婚须慎重，还告诉张某若结婚需要给180000元彩礼。××××年7月14日，在普威康乐庄农家乐，张某与付某1订婚，办了7桌订婚酒，订婚当天，张某给了100000元彩礼。付某2给张某说给100000元就可以了，剩下80000元就不要了。张某曾表示，不管其与付某1是否耍朋友，此款都算孝敬付某2的。付某2不清楚张某是否给付某1钱。对此证据，张某表示，付某2说结婚要慎重是事实，但商议的时候说就是100000元，剩下400000元付某1说的暂时不要告诉付某2。订婚时，付某2不清楚张某拿钱给付某1，但××××年8月16日，张某当着付某1的面，将付某1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付某2，付某2就知道其给付某1钱了。付某1离开后，张某两次去付某2家寻求帮助，付某2也在张某家住了两天，张某多次给付某2打电话说付某1的所作所为，付某2说不清楚张某与付某1之关系不属实。被告付某1、付某2则对笔录无异议，予以认可，同时表示100000元是彩礼，但400000元是赠与。 本院认为，被告付某1、付某2对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该行发送的短信、照片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人证言与当事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吻合，予以采信。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查询了付某1的银行流水，显示400000元已被付某1个人消费使用。原告张某对此无异议，认为恰好证明付某1已将彩礼挥霍掉了，被告付某1、付某2对此无异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年底，张某与付某1相识。××××年，双方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生活，期间，张某与付某1为了结婚，两人商定张某给付彩礼500000元。张某于××××年7月4日向付某1的银行卡转账400000元（此款已被付某1使用完），同月14日，张某与付某1在付某1之父付某2等人的见证下在普威举办了订婚仪式，仪式上，张某向付某2给付现金100000元，此时，付某2尚不知道付某1已收取了张某400000元。××××年8月，张某与付某1不再交往，不再同居生活。 本院认为，彩礼是男方婚前给予女方的财物，性质上是赠与，但是又与一般的无偿赠与不同，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如果条件不成或条件消失，彩礼给付方可请求返还。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的，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本地区民族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本案中，对于付某1所收取的400000元，此款数额较大，原告张某称系彩礼500000元中的一部分，并提交了相关证人证言予以证实，结合本地彝族风俗习惯，对其所主张的款项性质予以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被告付某1、付某2辩称400000元的大额款项为普通的赠与，则应当提交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证据予以证明，但二被告并未提交证据，故对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对于付某2所收取的100000元系按照彝族风俗在订婚仪式上所收取，付某2、付某1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也不持异议，故对此确认为彩礼。张某基于与付某1结婚之目的，按照彝族习俗，向付某2、付某1支付了大额彩礼，现结婚无果，张某有权要求付某1、付某2退还彩礼。付某1接受彩礼时年满16周岁，已外出打工并独立生活，视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应当承担退还彩礼的责任。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付某1系在其父付某2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收取400000元并使用，应当由付某1自行承担此款的退款责任。鉴于，其一张某与付某1有同居生活之实，其二张某系46岁的高级知识分子，与付某1年龄相差巨大，张某明知付某1是未成年人却与其交往并同居生活、订立婚约，本身存在较大过错，其三付某1系未成年人，对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故确定付某1退还张某彩礼200000元。付某2虽单独收取了100000元，但此款实系张某基于付某1、付某2之意而支付，故付某1、付某2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虽付某2称张某曾表示，不管其与付某1是否耍朋友，此款都算孝敬付某2，但张某不予认可，在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虽然客观上彝族订婚给付彩礼之现象较为普遍，但付某2收取大额彩礼为自己年仅16岁的女儿订立婚约，将自己的女儿订婚给年龄相差达30岁之人，此行为难言是为女儿的未来幸福生活考虑，其所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未尽到为人父母之责，付某2在本事件中亦存在过错，确定付某2、付某1连带向张某退还彩礼100000元，此款还应酌情扣除付某2为办理订婚酒席而支出的500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付某1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张某返还彩礼200000元； 付某2、付某1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向张某返还彩礼9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张某负担3608元，付某1、付某2负担5192元。因付某1、付某2系精准扶贫户，故对付某1、付某2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永松 人民陪审员  毛正琼 人民陪审员  秦德才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郭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