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34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嵊州市讴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兴盛街889号国贸商城4-5层。 法定代表人：蒋柏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平，男，住北京市朝阳区，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兼代理总干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沐松，男，住北京市昌平区，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兴科大道250号汇凯.青年城1幢14-8。 法定代表人：邓英，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嵊州市讴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讴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隆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8）浙民终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讴歌公司申请再审称，1.索隆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索隆公司曾与北京天浩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浩盛世公司）签署《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以此作为权属依据提起诉讼但被裁定驳回起诉。索隆公司在原授权协议不能继续使用的情况下，又与天浩盛世公司重新签署了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但是，该转让协议未约定对价，索隆公司也未据此向使用者发放许可，索隆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零，无企业员工和社保记录，亦无支付著作权转让费及通过授权获得收益的记录，更无经营收入。因此，转让协议系为诉讼制作的虚假协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黔民终1036号案中认定索隆公司不能依据转让协议在针对卡拉OK经营者的诉讼中取得诉讼主体资格。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认定索隆公司享有著作权、具有主体资格，所依据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亦与在先的生效民事裁定对相关事实的认定相矛盾。2.讴歌公司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缴纳了著作权使用费，符合集体管理制度规范，不具有侵权故意和主观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况且，一审、二审法院确定每首歌曲赔偿300元的赔偿数额，明显过高。综上，请求本院撤销一审、二审判决，裁定驳回索隆公司起诉或者改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索隆公司提交意见称，1.索隆公司与天浩盛世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涉案作品著作权的转让金额与给付事项因涉及商业秘密，通过补充协议进行约定。即使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金额，也不影响转让协议的成立。天浩盛世公司出具了《确认书》，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索隆公司依约取得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等著作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索隆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否许可他人使用作品与其是否享有涉案作品复制权、放映权无关。2.索隆公司以《音乐作品著作权独占许可授权协议》为权属证据提起的诉讼与本案无关。3.一审、二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合理，应予支持。综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讴歌公司的再审申请。 在本案再审审查阶段，索隆公司提交了湖南省永州市潇湘公证处出具的（2018）湘永潇证字第0505号公证书（以下简称第0505号公证书），公证事项为该公证书中所附《确认书》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本院审查认定如下：第0505号公证书及所附《确认书》复印件系经公证机关以公证方式固定，讴歌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理由及证据否定其真实性、合法性，且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结合上述证据，本院审查查明如下事实：天浩盛世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出具《确认书》，内容为：“关于本公司与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15日签订的协议编号为DWXF-2017-013的《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协议》事宜，本公司现确认如下事项：1.本公司已收到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2.协议所涉的80首音乐作品相关权利按协议签订日期2017年10月15日起生效。3.本公司与重庆索隆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履行协议的纠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再审审查阶段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索隆公司是否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二）一审、二审法院确定讴歌公司的赔偿责任是否适当。 （一）关于索隆公司是否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本案中，索隆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载明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天浩盛世公司，结合湖南省永州市潇湘公证处及天浩盛世公司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调取的《歌单》、视频文件及《作品著作权登记查询结果》，在讴歌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明的情况下，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天浩盛世公司为涉案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并无不当。索隆公司与天浩盛世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索隆公司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天浩盛世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出具的《确认书》，进一步证明索隆公司受让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放映权、出租权等著作权。索隆公司作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相关著作权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讴歌公司虽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主张索隆公司系出于商业诉讼的目的签订虚假协议，但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反驳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作出的关于索隆公司不能依据转让协议取得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对本案不具有拘束力。因此，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索隆公司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讴歌公司该项再审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二审法院确定讴歌公司的赔偿责任是否适当的问题 首先，讴歌公司虽与音集协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合同》，但讴歌公司未能证明该合同许可的歌曲范围，亦不能证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属于该合同项下作品，讴歌公司对音集协授权范围之外的音乐电视作品的使用，不具有合法依据，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讴歌公司与音集协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合同》不能免除讴歌公司在本案中的注意义务并无不当，讴歌公司关于其已缴纳著作权使用费而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再审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讴歌公司未经索隆公司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的娱乐场所内提供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卡拉OK点播服务，侵害了索隆公司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放映权等相关著作权，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一审、二审法院考虑到讴歌公司与音集协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合同》，讴歌公司存在尊重著作权的主观意愿，综合考虑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知名度、数量、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等因素，结合索隆公司为本案所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讴歌公司关于一审、二审法院确定赔偿数额过高的再审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嵊州市讴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夏君丽 审判员  李 嵘 审判员  白雅丽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耿慧茹 书记员纪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