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皖行终89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毛维峰，男，197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玲玲，女，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吕国华，北京国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北京东路2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2030031588824。法定代表人张银军，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刘长伟，该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程东方，安徽金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毛维峰、王玲玲因诉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简称颍东区政府）房屋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行初2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维峰、王玲玲在一审中诉称，2015年1月13日，颍东区政府作出《关于颍东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闫前片区阜阳轴承厂围墙以东地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将其位于阜阳市颍东区向阳街道办事处关庄社区毛老庄的房屋划入了征收范国。2016年10月20日，颍东区政府对其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决定对其补偿，并要求其限期搬迁。2016年10月25日，受颍东区政府设立的阜阳市颍东区征迁指挥部的委托和指派，阜阳市颍东区城乡管理行政执法局（简称颍东区城管局）和阜阳市颍东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简称向阳办事处）拆除了其案涉房屋(征收编号C86)，且在未依法对房屋内物品进行清点和保全的情况下毁坏了房屋内的物品，给其造成极大损失。颍东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确认违法并予以赔偿。请求:1、依法确认颍东区政府作出的拆除其房屋(征收编号C86)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确认颍东区政府毁坏其房屋内物品的行政行为违法;3、依法判决颍东区政府恢复其房屋的原状或者予以重建并赔偿其房屋内的各项物品损失共计1390700元;4、诉讼费用由颍东区政府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因颍东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闫前片区阜阳轴承厂围墙以东地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建设需要，2015年1月13日，颍东区政府作出颍东政[2015]4号《关于颍东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闫前片区阜阳轴承厂围墙以东地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将毛维峰、王玲玲位于向阳街道办事处关庄社区毛老庄的房屋划入了征收范国。2016年10月20日，颍东区政府对毛维峰、王玲玲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2016年10月25日，阜阳市颍东区征迁指挥部组织安排颍东区城管局和向阳办事处对毛维峰、王玲玲的征迁房屋进行了助拆。颍东区征迁指挥部系颍东区政府设立，负责实施拆迁工作。另查明，毛维峰、王玲玲请求撤销颍东区政府2016年10月20日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7）皖12行初6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毛维峰、王玲玲的诉讼请求。毛维峰、王玲玲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皖行终904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颍东区政府2016年10月20日对毛维峰、王玲玲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被告颍东区政府对原告毛维峰、王玲玲的房屋进行征收，并经设立的颍东区征迁指挥部组织安排颍东区城管局和向阳办事处对毛维峰、王玲玲的征迁房屋进行了拆除。颍东区政府作为委托机关，其应对其设立的颍东区征迁指挥部的行政行为承担责任。颍东区城管局和向阳办事处因颍东区征迁指挥部组织安排作为具体的实施机关，其实施的行政行为仍应有颍东区政府承担。故颍东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被告颍东区政府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提供证据，视为举证不能。鉴于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施，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侵犯公民财产权造成损害，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应当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毛维峰、王玲玲的房屋已被拆除，属于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情形，应当由颍东区政府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毛维峰、王玲玲要求对涉案房屋恢复原状的赔偿方式，于法无据。同时，涉案房屋土地已被征收，要求对涉案房屋恢复原状已不具可能性。如毛维峰、王玲玲要求颍东区政府进行货币赔偿，可按法定途径另行提起赔偿诉讼。关于毛维峰、王玲玲要求赔偿屋内物品损失1390700元的赔偿请求。本案中，毛维峰、王玲玲提交了财产损失清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码证书、食品流通许可证、出库单、银行汇款凭证及发票等，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房屋拆除时屋内存在物品及物品种类、数量的诸如照片、视频等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其该项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不予支持。根据毛维峰、王玲玲提交的阜兴和（征估）字（2015）第003-2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证明，附属物评估金额为57444元，故对其屋内物品损失可按该数额进行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颍东区政府拆除原告毛维峰、王玲玲房屋的行为违法；二、被告颍东区政府赔偿原告毛维峰、王玲玲屋内各项物品损失57444元；三、驳回原告毛维峰、王玲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颍东区政府承担。毛维峰、王玲玲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其主张恢复房屋原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房屋被拆除，但其房屋的位置、楼层、结构、面积、户型、朝向均有证据证明，恢复原状或予以重建完全具有可能性。因其房屋被强拆导致其无法举证，判决室内物品损失违反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且一审将附属物与室内物品损失混淆，明显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颍东区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毛维峰、王玲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人；2、颍东区政府《关于颍东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闫前片区阜阳轴承厂围墙以东地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证明其房屋已经被国家征收，被告是征收人；3、《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其作出房屋补偿决定，责令其限期搬迁，被告应当对强制拆除的行为负责；4、兴和征估字（2014）第012号房屋征收补偿评估分户单；5、阜兴和（征估）字（2015）第003-2号房地产征收估价报告，证明其已经被征收的房屋经过了评估，房屋地点、面积、结构等基本信息；6、不予调查告知书、接警情况登记表，证明经阜阳市公安局向阳路派出所调查，拆除其房屋行为，属于政府拆迁行为；7、被毁坏的物品及其价值的相关复印件，包括物品损坏清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机构代码证书、食品流通许可证、出库单、银行汇款凭证及发票等，证明其被毁坏的物品，由于拆除房屋时，被告未进行证据保全，导致其无法举出被毁坏物品的数量价值的全部证据，只能提供部分证据；8、不予调查处理审批表，证明经阜阳市公安局向阳路派出所调查确认，其房屋由颍东区城管局和向阳办事处共同拆除，拆除房屋是受阜阳市颍东区征迁指挥部的委托，该指挥部是由被告设立组建的，应视为被告委托颍东区城管局、向阳办事处拆除了其房屋，被告是本案适合的主体；9、向阳办事处《关于助拆王玲玲、毛维峰征迁房屋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组建设立颍东区征迁指挥部，委托颍东区城管局、向阳办事处拆除了涉案房屋，被告是本案适合的主体；10、保全的拆除房屋现场废墟，证明其大量的生活物品，以及储存的用于经营的大量的食品，预包装食品，埋于废墟之下。颍东区政府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上述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10月20日颍东区政府对毛维峰、王玲玲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中载明房屋面积为293.58平方米。王玲玲、毛维峰被征迁房屋性质为住宅。毛维峰、王玲玲在一审中列举其屋内物品损失清单载明：电动车一辆3000元、黄板纸一捆3000元、渔船一艘3000元、汽车座椅两把2000元、鞋柜及鞋子2万元、沙发一套10800元、衣物及钱包6500元、玩具及电视机9800元、兑奖酒卷两批156000元、文件柜1000元、展示酒一瓶5880元、公司账目及欠条20余万元、兑奖酒卷一袋268800元、红木椅子5900元、账目及用品1000元、酒200件价值89600元、红花瓷酒50件价值15600元、大青花酒60件价值47520元、青花瓷酒100件价值67200元、厨房橱柜5500元、厨房用品2万元、双人床5200元、吉他1000元、书籍2万元、木床6000元、床垫2000元、手机5000元、金银首饰42000元、香烟5000元、卧室电视机DVD5000元、大衣柜及衣物55000元、布衣柜内物品玉器3000元、保健品5500元、洗衣机太阳能加热器水泵3000元、现金7万元、饮水机铁门2200元、青花瓷酒100件67200元、餐具茶具8000元、30年家酒2瓶6000元、金佛6000元、电烤箱2000元、运动器材1万元、木质衣柜及物品2000元、礼盒1万元、红木椅子两把6000元、电脑5000元、茶叶等礼品5000元、验钞机等2800元、渔具17000元、电动车3200元、手推车600元、洗衣液600元、化妆品1万元、小摆设等3万元、空调挂机3800元、大门12000元、铁门3500元、风扇取暖器1500元、卷闸门4500元、太阳能及水塔4000元、车胎车灯等2000元、坐便器及脸盆1000元，上述合计139070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中，颍东区政府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视为其拆除毛维峰、王玲玲房屋的行为没有依据，故一审判决确认颍东区政府拆除毛维峰、王玲玲房屋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毛维峰、王玲玲在一审中还请求确认颍东区政府毁坏其室内物品的行为违法，因该请求被其诉请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所包含，故一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颍东区政府拆除毛维峰、王玲玲房屋的行为被确认违法，故对毛维峰、王玲玲因房屋被违法拆除而受到的损失颍东区政府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毛维峰、王玲玲在一审中请求将房屋恢复原状或者重建，因房屋已被拆除无法恢复原状，房屋所占地块已被征收不可能为其重建，故一审驳回其该项赔偿请求并无不当。因违法拆迁引发的行政赔偿存在依照拆迁补偿标准和国家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的竞合，为保证当事人居者有其屋的基本权利和确保当事人能够自主购买同类区位、同等房屋的自由，应以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之时，参照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来确定行政赔偿方式和具体数额，并给予当事人选择房屋补偿和货币补偿的权利。毛维峰、王玲玲在一审中有关房屋的赔偿，因诉讼请求不当导致赔偿请求被驳回，但争议尚未解决，毛维峰、王玲玲可就本案房屋及附属物赔偿部分另行起诉，依法主张其相应权利。关于毛维峰、王玲玲室内物品损失的赔偿。因被拆房屋的性质是住宅，毛维峰、王玲玲列举的物品清单中绝大多数与其日常生活无关，且其列举的公司账目及欠条、大额兑奖酒卷及酒品、金银首饰及现金等未能提供存在上述物品的基本证据，不足采信，故该损失清单不能作为认定其室内物品损失的依据。本案系因颍东区政府强拆行为导致毛维峰、王玲玲无法证明其屋内物品损失情况，颍东区政府在强制拆除前也未以妥善方式对物品进行登记、交接等证据留存，致使屋内物品损失客观上无法查清。故本院参照毛维峰、王玲玲列举的损失清单中的合理部分，结合当地生活水平、被拆房屋面积和性质、该户家庭人口数、家庭生活需要和相关物品的市场价值并考虑成新、折旧等情况，酌定颍东区政府应赔偿毛维峰、王玲玲屋内物品损失8万元。一审法院将估价报告中的附属物价值57444元作为认定室内物品损失的参照依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原审判决将附属物的价值作为认定室内物品损失的参照依据不当，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行初246号行政判决第一、三项，即“确认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拆除毛维峰、王玲玲房屋的行为违法”、“驳回毛维峰、王玲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2行初246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赔偿毛维峰、王玲玲屋内各项物品损失57444元”为：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毛维峰、王玲玲室内物品损失8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毛维峰、王玲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圣审判员  宋 鑫审判员  蒋春晖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戴红书记员奚雨杭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