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民终1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月，女，汉族，1984年7月22日生，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和，云南世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萧，云南联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雍春梅，女，汉族，1987年8月5日生，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伟，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蛟，云南睿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韩彦，女，汉族，1977年1月8日生，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伯轶，云南慧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志国，男，汉族，1977年7月4日生，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住云南省曲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男，汉族，1973年3月15日生，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人，住曲靖市麒麟区。经当事人所在社区推荐，接受陈志国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赵月、雍春梅、韩彦与被上诉人陈志国因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2019）云0328民初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和、何萧，上诉人雍春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雄伟、龙蛟，上诉人韩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伯轶，被上诉人陈志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月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雍春梅赔偿上诉人自房屋过户登记之日起至立案之日止的房屋租金损失448500元，以及至返还房屋之日止的房屋损失。三、由被上诉人雍春梅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本质属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又系流押合同性质应无疑义”是错误的。关于该担保的合同性质，应属人保，并非物保。本案不应质疑“提供了人保就没必要画蛇添足而在同一天签订买卖合同进行保证担保”，而应质疑作为具备专业知识的债权人，既然要求上诉人提供物保，为何不办抵押而要花费心思签订买卖合同并擅自过户，这才是不符和常理的。本案由于关系错综复杂，需要法庭去伪存真。一审判决是在高度重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深究背后隐藏的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严谨的逻辑推理而认定事实部分的。但一审判决过度解读以致认为“原告赵月在《个人借款合同》中签字同意为祁星向廖雪松所借款项436.8万元进行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给予担保即人保，就完全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而在同一天与雍春梅签订买卖合同为该笔借款进行保证担保，这不符合常理”。既然是要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那么，结合本案案情，债权人廖雪松当庭自述：“我比较了解二手房的交易程序，我们在借款给祁星和张旭的时候，己经做到只需要缴纳税费就可以过户了”，反观上诉人，一审判决中载明其在庭审过程中多次对常理性问题存在理解、认识的偏差。也就是说，本案上诉人对相应的法律规定以及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处于一个不了解或者说认识产生偏差的状态，而债权人廖雪松却对此比较了解，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为何廖雪松不直接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上诉人提供的仅仅是人保而非物保，却因认知上处于劣势受到误导。上诉人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签署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不具备抵押性质，仅仅是如廖雪松所说的，能增加人保的保证力。而上诉人在公安机关表述的“抵押担保借款”也是由于认识上的误差，导致表述与真实意思不一致。一审认为这是流押合同，更是误解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祁星不能偿还债务时房子将直接归廖雪松所有，是何等苛刻的条件，上诉人断然不会为他人债务不给自己留退路，之所以签订买卖合同，是因为受到了误导。所以，法庭应依法查明并确认该合同属人保而非物保，才是遵循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二、一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要求赔付租金的诉请，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相悖。一审判决己查明雍春梅实际上未支付交易对价130万元，且在未取得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提供虚假材料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自己名下，也查明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审理过廖雪松诉上诉人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且作出了判决。也就是说，上诉人与廖雪松、祁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己经法院审理查明并处理，但是案涉房屋被收取的租金却没有经司法机关处理过，就理所当然应在本案中处理。案涉房屋一直出租给陈志国使用，产生了租金是经查明的客观事实，依据该房屋所处的地段、市场行情，也能预知该房屋必然可以出租产生租金，再结合上述客观事实以及上诉人提供的依据市场行情做出的租金计算表及多份租赁合同，法庭是有合理裁量依据的。但一审判决以“赵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的数额，但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损失”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显然与事实及法律规定相相悖。况且，被上诉人雍春梅于2015年7月23日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在自己名下后，即对外宣传是自己的房屋。自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只有被上诉人雍春梅有权利与他人订立租赁合同并实际履行，再结合案涉房屋一直出租给陈志国使用的客观事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雍春梅偿付租金，也有足够的事实理由。三、一审判决在认定及逻辑上存在缺漏，导致判决结果略显不公。上诉人请求二审给予纠正，并非不满，只是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本案细思极恐，依一审判决的认定，本案中的债权人廖雪松欺瞒误导，随意就通过流押合同将价值远超过祁星债务的上诉人的合法房屋以虚假资料过户至他人名下，如此张狂行法律禁止之事，是对法律的藐视，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及诚信的挑战。一审判决在认定时，否认了上诉人提供的曲靖市鑫誉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及曲靖市鑫誉联商务咨询公司南片区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表，能证实被上诉人雍春梅与廖雪松、宋剑波、韩彦相互间关系匪浅，存在恶意串通的目的，却又在认可并没有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雍春梅之间设定权利义务的《个人借款合同》时，以“基于雍春梅与廖雪松的紧密关系”来牵强认定《个人借款合同》与本案相关联。同时，一审认定“赵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雍春梅不是抵押权人廖雪松，仍然与雍春梅签订买卖合同，明显具有过错”。上诉人认为，判决认定须前后一致，基于雍春梅与廖雪松的紧密关系，应确认被上诉人雍春梅一方存在恶意串通而非上诉人存在过错。本案的发生，幸在能得到司法救济，不幸在少部分人对法律的藐视。因此，上诉人在感激之余，仍提起上诉，是为伸张正义，捍卫法律尊严，意在告诫天下欲行不轨之人，法不可违！上诉人雍春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赵月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诉讼程序违法。本案的诉讼请求从原一审民事起诉状到后续诉讼程序中的几份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经过了多次更改或变更，民事起诉状及几份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上诉人、被上诉人赵月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由于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赵月支付购房款而诉请解除并终止双方签订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基于该诉状的两种选择：一是解除并终止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是要求支付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而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陈述的是“申请人（被上诉人赵月）仅是为他人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没有想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雍春梅”，二者系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背后对应的法律事实相互矛盾，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基于以上诉讼背景，上诉人认为：1.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产生的不同法律关系，从诉讼程序上看，相关权利人应当另行起诉，而非在上一法律关系的诉讼中直接变更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后继续诉讼。变更诉讼请求是被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但在同一法律关系中，变更事实和理由，完全是对诉讼程序的藐视。本案被上诉人赵月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却以担保的事实和理由作为其主张诉讼请求的依据，严重违法了民事诉讼法“禁止反言”的诉讼原理和举证原则。被上诉人陈述新的事实和理由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应当另行起诉而非变更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继续诉讼，一审诉讼程序严重违法。2.本案被上诉人赵月几次变更诉讼请求后对应变更了事实和理由，完全可能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被上诉人赵月出尔反尔的行为，完全是基于涉及其保证担保的民间借贷案件经麒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免除其保证担保责任。如果没有免除其担保责任，那么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履行担保的方式就是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债行为。在这里隐藏的逻辑就是：被上诉人己经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履行了担保责任，所以上诉人才没有及时起诉被上诉人赵月及借贷纠纷借款人祁星，要不然怎么会轻易错过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期间。所以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有违民商契约精神。被上诉人通过起诉状及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一再变更诉求和事实，同一客观行为被陈述为不同法律事实、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那么几次变更中总有一次或几次捏造事实、扭曲法律关系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涉及虚假诉讼，一审法院未就该问题作出实质核查，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诉讼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赵月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定性为抵押担保合同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担保方式不能简单界定为抵押担保合同，应当视为当事人签订了买卖合同型担保合同，这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应当有效。这种担保方式既非担保物权也非保证，而是当事人通过合意创设的担保法、物权法明定的担保方式之外的担保。1.不能因本案中被上诉人赵月与上诉人之间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合意，涉案标的是不动产房屋，就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定性为抵押担保合同。从而不能粗暴的认定该名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无效。在本案中应准确明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以明确合同性质及效力。根据被上诉人赵月本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自书的《控告书》、出借人廖雪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当庭的证人证言、案外人宋剑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当庭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确有在《个人借款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后将房屋过户以冲抵债务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能延伸定义为抵押担保合同，应当认定签订了买卖型担保合同，合同有效。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担保行为，该行为并不属于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也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视为当事人签订了买卖合同型担保合同，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应当有效。买卖合同是对借款合同的担保，这种担保方式既非担保物权，也非保证，而是当事人通过合意创设的担保法、物权法所明定的担保方式之外的担保，这是一种以当事人之间的债的制度安排为形式的担保。被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是该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应有之意。（二）本案中被上诉人同意以房屋冲抵借款是不争的事实。一审法院忽略客观事实，仅着眼于办理房屋过户预告登记的时间与个人借款时间相同，认定上诉人擅自单方提供材料骗取登记的事实是严重错误的。1.根据《房屋买卖合同》、公证处所作谈话笔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赵月清楚知道，在买卖合同受让人具备相关条件下能够依法变更房屋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亲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配合办理房屋过户预告登记时就应当明白会承担名下房屋被过户登记的法律后果。2.根据出借人廖雪松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当庭证人证言、案外人宋剑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当庭证人证言、借款人祁星向公安机关作出的《情况说明》均能够证明，涉案当事人己经通过协商确定在借款债务不能履行时将通过房屋过户的方式以物抵债，且在所有诉讼程序中，被上诉人赵月均没有提供能够证明其不同意以物抵债的证据。3.在上诉人、被上诉人赵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被上诉人以每年一次的方式收缴房屋租金，但从2014年11月后，被上诉人赵月就再未向承租人主张过收取租金，直至本案2017年7月28日立案，被上诉人才主张应当由其收取租金。那长达两年多的时间，被上诉人若认为其是房屋的当然权利人为何迟迟不主张租金。合理解释只有一个，被上诉人自身也认为其不应当是收取租金的合格主体。被上诉人没有按期主张租金的行为，同样从侧面证明其认可将房屋过户以物抵债。4.若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房屋预告登记是为了不取得被上诉人赵月同意自行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那么上诉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房屋过户预告登记后可径行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而不必等到被上诉人和借款人祁星无法履行借款合同，在借款债务到期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才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正是期间几个月的时间，上诉人一方也多次与被上诉人赵月协商，最后达成以物抵债的共同合意，上诉人才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相关过户手续办理了正式的房屋过户登记。综上所述，本案被上诉人赵月是同意将房屋过户以冲抵借款的，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上诉人擅自单方向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行政登记，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严重错误的。（三）本案涉及的房屋己由第三人韩彦当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不具备返还的条件。上诉人、被上诉人赵月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于2015年7月24日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至此上诉人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2017年10月，上诉人与第三人韩彦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第三人韩彦支付了房屋价款并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以当然取得的方式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涉案房屋己不具备返还的条件。三、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不应适用“禁止流押”的法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赵月与上诉人签订的并非抵押担保合同，买卖合同的性质也无法定性为抵押担保合同，上诉人过户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行为不能适用《担保法》《物权法》关于“禁止流押”的规定，是双方合意履行以物抵债的行为，是双方履行担保合同的行为。（二）一审法院应当向被上诉人赵月释明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起诉，不应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起诉。被上诉人赵月拒绝变更的，应裁定驳回起诉。第一，本案签订的买卖合同是为被上诉人赵月、借款人与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两起法律关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几方如果没有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赵月也不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是个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第二，上诉人接受出借人的委托以自身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被上诉人赵月认可出借人的委托与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可以理解为被上诉人赵月与出借人之间互相认可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故主体不一致的客观形式，是可以做出合理解释的，是不能分离买卖合同关系与民间借贷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虽然只规定了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情形，但对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平等主体，借款人与担保人主张以买卖合同关系起诉的，也应适用本条款，才能体现本条规定的立法本意，体现法律适用平等的原则。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向被上诉人释明以民间借贷关系起诉，拒绝变更的，应当驳回起诉。恳请二审法院明晰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彰显法律的正义。上诉人韩彦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2019）云0328民初57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赵月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赵月与被上诉人雍春梅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不论其本质是房屋买卖合同亦或是抵押合同，该合同均是合法有效的。（一）赵月与雍春梅均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所处置的合同标的物也为合法私有财产，并未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规定，该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二）本案买卖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三）本案客观事实为，2014年9月30日，祁星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廖雪松借款4368000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4年9月30日至2014年12月30日止。因借款金额较大，廖雪松为保障自己作为出借人的利益，要求祁星提供担保。祁星找到赵月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合同签订后，赵月用自己名下的位于曲靖市麒麟区房屋作为担保。因办理抵押手续较为繁琐，但祁星又想快速借到该笔款项。三方商议后，决定由赵月与雍春梅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如果借款期限届满后祁星不还钱，则由赵月承担担保责任，将该房屋抵债给廖雪松；如果借款到期后祁星按约还钱，则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解除，三方通过以上方式进行约束，既保证了债权人廖雪松的利益，也保证了债务人祁星、担保人赵月的利益。因此，雍春梅与赵月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借款到期后，祁星拒绝归还借款。廖雪松要求赵月承担该笔借款的保证责任。因赵月无力支付，双方商议后，决定以物抵债，用赵月名下的房子对该笔债务进行清偿，该房屋双方商议后作价130万元。为此，借款期限届满几个月后，雍春梅与赵月于2015年7月24日才缴纳了税款，将房屋过户至雍春梅名下。《二手房买卖合同》不论是房屋买卖合同，亦或是抵押合同，均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被上诉人雍春梅与上诉人韩彦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现为上诉人韩彦所有。（一）雍春梅与韩彦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雍春梅将其所属的房屋出售给韩彦，两人签订《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韩彦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根据雍春梅所出示的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可以证明被告雍春梅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完全有权处置其房屋，且该房屋买卖时，韩彦已缴纳了房屋过户时所有的税款（增值税、契税、印花税、教育税附加等），该房屋买卖合同于2017年10月20日成立并生效。（二）根据曲靖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的《房屋交易和产权状况审核核准通知单（存量房转让）》，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雍春梅已将房屋转让至韩彦名下，交易时间为2017年10月21日，不动产权号为2015304210；同时，该核准通知单是根据《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规定进行的，虽暂时未领取到不动产权证，但该房屋所有权实际已经归属韩彦。不动产权证未下发的原因仅因赵月申请保全了该套房屋，但本质上该套房屋已交易完毕。（三）即使雍春梅无权处分该房产，韩彦也构成善意取得。雍春梅以合理的价款转让，同时该不动产已经完成登记，只是等待下发纸质证书。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赵月、雍春梅、韩彦针对对方当事人的上诉，提出的答辩意见与各自上诉所主张的事实、理由基本一致。被上诉人陈志国辩称，我方仅是案涉房屋的承租人，租赁关系已经解除，本案与我方无关。赵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HTBH20140930022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雍春梅返还原告位于曲靖市麒麟区房屋，并赔偿自房屋过户登记之日（2015年7月23日）起至立案之日止的房屋租金损失448500元，以及到返还房屋之日止的其他房屋损失。韩彦向一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并请求：1.确认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位于曲靖市麒麟区房屋为韩彦所有；2.诉讼费由赵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赵月与祁星存在租赁关系。赵月单独是曲靖市麒麟区房屋（建筑面积366.64平方米，已作权属登记）和曲靖市麒麟区西关街第1-5层房屋（建筑面积766.8平方米，已作权属登记，已裁定另行仲裁处理）的原房屋所有权人。2014年9月30日，祁星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廖雪松借款，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436.8万元，合同期限3个月，预先扣除利息后，廖雪松实际向祁星发放借款381.6万元。原告赵月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在该《个人借款合同》上签字捺印，同时原告赵月同意为该笔借款用其上述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但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4年9月30日，被告雍春梅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赵月签订了2份《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将上述二幢房屋分别以50万元和80万元的价格进行买卖交易，并于同日到曲靖市珠江源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但被告雍春梅实际上并没有支付交易对价130万元。2015年7月24日，在未取得原告赵月同意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的情况下，被告雍春梅提供了2014年10月1日签有原告“赵月”字样的“房屋转移登记询问笔录”（笔录中载明同意买受人雍春梅可以单独申请转移登记，询问人张海霞、王慧没有签字）的虚假材料，单独向曲靖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案涉房屋转移登记，曲靖市房地产管理局经审核后，于同日向被告雍春梅颁发了曲房权证曲靖市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至此，案涉房屋转移过户登记在被告雍春梅名下，现被告雍春梅为案涉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2017年10月20日，被告雍春梅与第三人韩彦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将本案争议的房屋曲靖市麒麟区房屋（建筑面积366.64平方米）以60万元的价格再次进行买卖交易。但房屋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中，因原告赵月申请财产保全而未能办理。2017年12月4日，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赵月请求解除并终止其与被告签订的合同编号为HTBH20140930024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和承担房屋租赁费及房屋损失的起诉（因该买卖合同中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赵月于2010年11月8日与郑慧瑶、祁星分别签订《租房合同》，将房屋出租给郑慧瑶、祁星使用，租期15年，实际使用人和交付租金的是祁星。2011年10月19日，祁星将该房屋转租给第三人陈志国使用，租期自2012年6月1日至2025年10月30日。第三人陈志国向祁星支付房租至2014年10月30日。后祁星又签署承诺书，同意将该房出租权转让给宋剑波（承诺书没有日期）。宋剑波于是和陈志国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也没有日期及签订地点），合同租赁期限为2015年6月20日起至2025年10月30日止。2016年5月，原告赵月以祁星、雍春梅涉嫌合伙诈骗为由向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提出控告，经曲靖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机构认定2014年10月1日的“房屋转移登记询问笔录”中“赵月”的签名并不是原告赵月本人所书写，属于虚假材料。公安机关经初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没有立案侦查，告知原告到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还查明，2017年11月10日，廖雪松以赵月、祁星和李静三人为被告向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廖雪松请求祁星和李静归还借款本金436.8万元及相关罚息、利息，同时请求赵月对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并没有从中扣除房屋买卖合同中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款。2018年3月19日，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302民初6168号民事判决，判令祁星返还廖雪松实际借款本金381.6万元及相应罚息，原告赵月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性质是保证还是抵押，该合同是否有效，被告雍春梅是否应当返还案涉房屋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相关诉讼程序以及第三人韩彦是否已经当然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一审法院分项作如下评判：（一）关于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性质。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合同的性质应当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判断依据。原告赵月与被告雍春梅一致认可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为担保合同，对此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赵月主张该担保合同也属于信用担保（保证）没有证据证实，其在签订借款合同中确认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后，同时又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中承担保证责任明显不符合常理，属于画蛇添足，且与其控告书、询问笔录中承认的欲提供财产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明显不符，也与祁星证实的“赵月同意为祁星担保抵押借款”的内容相互矛盾，另关于原告赵月连带责任保证问题，在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廖雪松诉赵月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任何一方当事人也没有向法院提交了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证据材料，足以认定关于原告赵月抵押担保问题司法机关尚未处理，仅仅处理了其保证责任问题，综合上述因素，本案房屋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为2014年9月30日祁星与廖雪松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确认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性质属于抵押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在本案中，原被告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抵押担保行为，而非被告雍春梅代理人所提的还存在民间借贷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向原告赵月释明，赵月应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起诉，不应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起诉，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因出借人明显也不是原告赵月，而是廖雪松，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赵月在法律上不可能，也不准许基于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故对此不需要向原告赵月进行释明，不需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理。在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上，原被告双方对此意思表示一致，审理中也一致认可存在担保的事实，故该房屋买卖合同（抵押担保合同）成立。由于《个人借款合同》中的债权人是廖雪松，而不是被告雍春梅，非债权人雍春梅当然不能成为抵押权人，买卖合同属于预先约定抵押财产转移给他人（被告雍春梅）所有，居于雍春梅与廖雪松的紧密关系，最终变相实现廖雪松的债权，因此，该买卖合同（抵押合同）的特殊性在于被告雍春梅是为了廖雪松的利益而与原告赵月签订设立的抵押合同，不是通常意义上债权人与债务人或者债权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抵押合同，合同签订主体较为特殊，本案事实上并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应定性为抵押合同纠纷。本案是在借款合同签订的同时又签订了抵押合同，系预先约定抵押财产可以转移，因此，该抵押担保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流押合同性质。在本案中，不论该抵押合同是否存在其特殊性，但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是借款人祁星在事后无力还款的情况下，才由当事人协商一致以物抵债，且借款合同与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同一，均为2014年9月30日，故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本质属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又系流押合同性质应无疑义。（二）关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典型意义上的流押合同，从民法的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以及担保的本质属性出发，为防止债权人实现暴利或者在抵押物变现过程中损害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利益，我国法律是明文禁止的。我国担保法第四十条、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对此均作了否定性评价，不认可其法律效力。虽然本案在合同签订主体上存在其特殊性，案件事实不能与法律规范一一对应，但我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原则和蕴含的法理，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应当参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合同经过要约和承诺后成立，合同成立后也只有合法才能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没有确定借款人祁星最终能否归还廖雪松的借款时，原被告就预先签订具有流押性质的买卖合同，被告的主要目的在于以低价买卖合同形式迫使担保人赵月履行担保义务，且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雍春梅在没有取得原告赵月同意转移登记的情况下，擅自单方向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行政登记，被告雍春梅虽然可能属于他人利用的工具，根据他人授意而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行政登记，但其行为明显违反了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的强制性规定，即因买卖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同时，证据足以证明廖雪松与祁星的借款纠纷中，廖雪松在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也没有据实相应扣除已经实现的抵押财产价值130万元，仍然以借款数额436.8万元的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廖雪松证实用所借款项冲抵，但事实上却没有冲抵，已背离了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违反了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如果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无疑让债权人廖雪松可以从中实现暴利，故应当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流押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被告雍春梅为了廖雪松的利益而与原告赵月签订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没有法律效力，原告赵月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至于被告代理人所提的“应视为当事人签订了买卖合同型担保合同，这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应当有效。这种担保方式既非担保物权，也非保证，而是当事人通过合意创设的担保法、物权法所明定的担保方式之外的担保”的代理意见，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五条关于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能自行创设担保物权，意思自治也不能突破法律强制性规定，故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三）关于原告赵月请求被告雍春梅承担返还位于曲靖市麒麟区房屋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合同当事人理应返还房屋；另一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被告雍春梅名下，雍春梅属案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需要被告雍春梅配合，才能顺利返还房屋，也只有起诉被告雍春梅，原告赵月才能实现其诉讼目的，故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案涉房屋的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赵月请求被告雍春梅赔偿自房屋过户登记之日（2015年7月23日）起至立案之日止的房屋租金损失448500元，以及到返还房屋之日止的其他房屋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告赵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被告雍春梅不是抵押权人，仍然与雍春梅签订买卖合同（抵押合同），明显具有过错。另外，原告赵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的数额，但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代理人所提的案涉房屋已由第三人韩彦当然取得，合法享有物权，不具备返还的条件的代理意见，一是从法律层面看，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确立的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之规定，第三人韩彦并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财产所有权，也就是尚未取得物权；二是从客观条件看，案涉标的物并没有毁损灭失，具备返还的客观条件，故该代理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四）关于第三人韩彦请求确认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标的物（曲靖市麒麟区房屋）为其所有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属于所有权确认纠纷，系确认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涉案房屋系不动产，并未进行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且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告赵月仍然系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第三人韩彦请求依据其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要求确认该房屋归自己所有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至于第三人韩彦认为因与被告雍春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给其造成损失，应当依法另案处理。（五）关于相关诉讼程序问题。被告雍春梅代理人提出原告赵月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中变更了事实和理由，存在诸多程序问题，应当另案起诉以及可能涉及虚假诉讼的代理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是否起诉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不能视为一种起诉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补充事实和理由，补充的事实和理由本质上属于当事人陈述。如果当事人陈述前后矛盾的，只能证明当事人的陈述不稳定、不可靠，对自己的主张可能会带来不利后果，增加诉讼风险。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仅凭当事人陈述来认定案件事实，确定法律关系，随意启动诉讼程序。法律关系的产生一是基于法律事实，二是基于法律规范。即便当事人违心作了不同的陈述，并不会改变事实本身，由此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被告代理人所提的“原告陈述新的事实和理由产生新的法律关系，应当另行起诉而非变更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后继续同一诉讼”的代理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立法原意，虚假诉讼应是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利用法院的审判权或执行权，非法侵占或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或权益的诉讼行为。虚假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当事人居于非法动机和目的无中生有提起诉讼。在本案中，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动机是为了打赢官司，目的是维护其合法权益，追回房产，即使其违心作了不同的陈述，也尚不构成虚假诉讼。综合以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原告赵月与被告雍春梅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HTBH20140930022）无效；二、由被告雍春梅于本判决生效后30内将位于曲靖市麒麟区房屋（建筑面积366.64平方米）返还原告赵月；三、驳回原告赵月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韩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85元（原告赵月预交13285元、韩彦预交4900元），由原告赵月负担8000元，被告雍春梅负担5285元，第三人韩彦负担490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另就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针对本案诉争房屋设立、变更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关事实认定如下：赵月通过购买方式购得曲靖市麒麟区房屋（建筑面积366.64平方米），2010年8月31日登记为该房屋所有权人，2010年9月1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曲房权证曲靖市字第××号）；2014年9月9日，赵月以遗失补证为由，重新申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曲房权证曲靖市字第××号）。2010年11月8日，赵月、张旭（共为出租人）分别与郑慧瑶（承租人）、祁星（承租人）签订内容相同的两份《租房合同》，诉争房屋被出租给祁星使用，租期15年（自2010年11月8日起至2025年11月7日止）。2011年10月19日，祁星分别与陈志国（承租人）及陈志国、杨林宏（共为承租人）签订内容相同的两份《租房合同》，诉争房屋被转租给陈志国使用，约定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6月1日为装修时间，租期自2012年6月1日起至2025年10月30日止）。雍春梅（出租人）与宋剑波（承租人）签订《租房合同》（未写明签约时间），将诉争房屋出租给宋剑波使用，租期自2015年8月1日至2035年7月29日。宋剑波（出租人）与陈志国（承租人）签订《租房合同》（未写明签约时间），将诉争房屋转租给陈志国使用，租期自2015年6月20日至2025年10月30日。2014年9月30日，廖雪松与祁星签订《借款合同》，赵月在该合同落款的保证人处签名。同日，赵月与雍春梅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以买卖房屋的形式为廖雪松的债权提供担保；2015年7月24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为雍春梅所有，并于当日取得权属证书。2017年10月20日，雍春梅与韩彦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诉争房屋被作价60万元转让给韩彦，现尚未实际领取房屋权属证书。本案当事人与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廖雪松系曲靖市鑫誉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剑波系曲靖市鑫誉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龙泽园分公司负责人。宋剑波与韩彦系夫妻关系，与雍春梅系表兄妹关系。赵月与张旭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是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综合当事人各自提出的上诉请求、事实主张及法律适用，针对争议焦点，本院依照法律规定评析如下：（一）关于本案案由。民事案件案由直接反映民事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要素和特征概括，而制定的民事案件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明确了民事案件案由确定标准：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案由。本案中，赵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的诉求之一是确认案涉《曲靖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及当事人之间显现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变更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案涉《二手房买卖合同》及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赵月、雍春梅订立《二手房买卖合同》，真实目的是以诉争房屋为案外人祁星、廖雪松之间借贷关系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以房屋买卖之名，行房屋抵押之实。《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赵月、雍春梅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系典型的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所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雍春梅基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取得诉争房屋，应当予以返还。赵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自己损失的产生具有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如前所述，本案中的房屋买卖系伪装行为，而房屋抵押作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况下，可以肯定其在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因诉争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当事人以诉争房屋提供抵押，但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故抵押权未设立。（三）雍春梅、韩彦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依据韩彦上诉提出的事实主张以及在诉讼中所作的陈述，结合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可以认定韩彦明知赵月、雍春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是“名为买卖、实为抵押”，而与雍春梅再行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以牟取私利，构成恶意串通且损害了赵月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雍春梅、韩彦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当属无效，韩彦要求确认诉争房屋为其所有的请求不能成立。（四）本案中诉讼请求的变更是否属于审判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变更诉讼请求通常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诉讼请求在数量上发生变更。一般不涉及诉争的基础法律关系变动，当事人将原诉讼请求进行量的增减，意味着以变动后的诉讼请求替代变动前的诉讼请求，原诉讼请求不复存在，故不存在诉的合并审理问题。第二种是诉讼请求性质的变更。诉讼请求性质的变更能否准许，《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诉讼请求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处理。”案件发回重审后，由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按照一审程序重新进行审理，诉讼请求变更也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原诉讼请求变更为新诉讼请求，但诉讼请求的个数维持不变；二是原诉讼请求变更为多个新的诉讼请求。第一种情形由于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个数没有增加，不存在合并审理的问题。第二种情形实质上是诉讼请求增加，故不排除合并审理的适用。对于诉的客体合并，只是程序上对各个诉进行合并审理，当事人提出的各个诉讼请求，并不因合并审理而失去独立意义，人民法院应当对每个诉分别进行审理，并在最后裁判中对各个诉讼请求均作出裁判。因此，上诉人雍春梅认为一审法院准许赵月变更诉讼请求属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赵月、雍春梅、韩彦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赵月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28元，退回1385.5元，由上诉人赵月负担6642.5元；上诉人雍春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5元，退回6642.5元，由上诉人雍春梅负担6642.5元；上诉人韩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韩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敖显外审判员  余 瑾审判员  时劲松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