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9民终4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谭本杰，男，196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乐陵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乐陵安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金新，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黄骅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玲，女，1975年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黄骅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然，女，199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黄骅市。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吾起，河北兴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本杰因与被上诉人康金新、徐玲、康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3民初6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本杰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8）冀0983民初617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三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土地承包费255000元，并赔偿损失5万元；上诉人不给付被上诉人承包费45000元及滞纳金。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土地承包合同》应当解除，三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土地承包费255000元并赔偿损失。2016年7月25日上诉人谭本杰与被上诉人康金新在中间人汤某介绍下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第一被上诉人将坐落在黄骅市亩土地承包给上诉人，承包期限为三年，承包费30万元。合同签订前后上诉人将承包费分次支付至第二被上诉人、第三被上诉人账户共计25.5万元，第二被上诉人系第一被上诉人之妻，第三被上诉人系第一被上诉人之女，2016年7月22日承包费1万元由第二被上诉人收取并出具收条，因此第二与第三被上诉人均是本案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在付款过程中发现被上诉人康金新所提供的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可供被上诉人康金新使用、转包的下堡村土地仅有320亩，完全达不到双方约定的1000亩土地。而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土地承包期为2017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由于土地状况，耕种应当从5月份开始，但是自3月中旬起该宗土地上就一直种植着树木，直到5月份仍然存在。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方提出恢复土地，但被拒绝，因承包地上存在树木上诉人无法种植，双方合同在事实上根本无法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属于法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因此，合同应当解除，被上诉人方应当返还上诉人支付的所有合同款，并赔偿相应的损失。二、原审法院认定反诉请求错误，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给付及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康金新剩余承包费及滞纳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符合合同约定的承包地远没有到1000亩，第一被上诉人康金新与下堡村委会签订的协议里约定的下堡村的承包地仅有320亩，而且承包地还另有其他承包人在耕种，导致上诉人根本无法承包经营。虽然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与其他村委会补充的其他承包协议，但显然与本案无关，也更证实了被上诉人发包给上诉人的土地面积不够，证人汤某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与被上诉人共同隐瞒上诉人基本事实。本案被上诉人违约事实清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不应当再支付剩余承包费及赔偿损失。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反诉请求错误，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康金新、徐玲、康然答辩称，1、被上诉人同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和基本条件是：2012年1月25日被上诉人承包吕桥镇下堡村400余亩，承包期30年；2012年1月25日承包吕桥镇新力村土地约400亩，承包期9年；2011年12月31日承包吕桥镇胜利村约170亩地，并续至2028年12月31日。这三村的地块相连，为了便于耕种被上诉人用铁丝网将1000亩地进行了圈围。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约，是上诉人找的中间人汤某，签约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汤某共同去承包地块进行查勘，被上诉人已将三个村的承包合同一并交给汤某，在确认无异议后，上诉人与汤某两人去了南大港，复印了三份承包协议书，又起草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1000亩地的土地承包合同，等被上诉人康金新与妻子来到南大港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康金新正式签订合同，当时上诉人对其承包事宜非常满意，为防止被上诉人反悔当时交定金1万元，上诉人承诺签订合同第二天将款打给被上诉人。上述足以说明签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2、上诉人作为农村人和本案土地承包人明知自己承包地为1000亩，也现场见证了1000亩，其自己起草的合同也写明了1000亩，打款也是按1000亩支付，该事实上诉人非常清楚，上诉人在时隔两年后提出诉讼，在诉讼中只字不提在合同中省略了两村的承包地，也避而不谈自己是三份合同的持有人，仅把合同中的一村拿出来说事，称被上诉人转包的土地仅有320亩，完全达不到1000亩，上诉人是故意曲解合同内容，退一步讲如果仅有320亩，那么上诉人在合同中自己为何要写1000亩，上诉人起诉后一审法官组织双方及上诉人代理人到实地勘察，上诉人为何只字不提自己承包的是1000亩，为什么不申请丈量，只能证明上诉人承包地为1000亩是真实的，上诉人是在虚假诉讼，为自己不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寻找借口。关于上诉人所述承包地栽树，一审法院在庭前已组织双方进行了实地勘察，判决中已经作出了说明，承包地中被上诉人没有栽树。综上，上诉人称承包地仅320亩，且已经栽树并以此要求返还255000元的理由，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土地承包合同第二条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一次性付清三年承包费。而上诉人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仅违背了合同法第44条、第60条之规定，也违背了双方约定，因此被上诉人一审提出反诉责令上诉人给付尚欠承包费4.5万元，并承担延期付款滞纳金，合法有据，应当支持。另外，徐玲、康然不是合同相对方，二被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谭本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三被告返还原告已给付的承包费255000元及损失5万元（2017年1月1日至今，以已付款项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康金新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谭本杰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康金新欠付承包费45000元，并承担延期付款滞纳金（自2016年7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5日，原告（反诉被告）谭本杰与被告（反诉原告）康金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康金新将位于黄骅市亩土地承包给原告（反诉被告）；承包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承包费30万元；承包费支付方式为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三年承包费；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任何一方不得无故解约，否则应该承担对方的全部损失，并承担本合同约定承包价格二倍的违约金。合同订立后，原告（反诉被告）分次交付承包费255000元（该款项分别打入被告徐玲和康然的银行账户）。另查，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系被告（反诉原告）康金新承包而来，具体情况如下：1、2012年1月25日，康金新与黄骅市吕桥镇下堡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承包亩数400亩，承包期限：2012年1月25日至2042年1月25日；2、2012年1月25日，康金新与黄骅市吕桥镇新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承包亩数400亩，承包期限：2012年1月25日至2021年1月25日；3、2011年10月31日，康金新与黄骅市吕桥镇胜利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承包亩数170亩，承包期限：2011年12月3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双方就该土地重新订立《土地承包协议书》，承包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再查，庭审中，被告（反诉原告）康金新提供证人汤某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2016年7月，我和谭本杰联系他包地的事，我们一起去新立村找想出租土地的康金新，康金新拿着他与下堡村、新立村、胜利村的三份土地承包合同让我们看，大约1000亩土地，之后我们又到现场去看了土地，谭本杰很满意，在现场双方还商量承包价格、期限、交钱方式及交钱时间。之后，我和谭本杰回南大港打印部起草土地承包合同。打印合同时，谭本杰说写三个村太麻烦，就写一个村代表就行，反正是一千亩地。起草合同时，康金新不在场。随后，我们去饭店，双方签订了合同，谭本杰怕康金新反悔，当场交了1万元定金，说剩余的钱明天打过来。原告谭本杰主张，合同订立后，被告在承包土地上栽种了树木，并提供照片若干。被告否认栽种树木。庭前，本院与原、被告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承包地现场进行了勘察，原、被告对承包地的位置无异议，但现场所有承包地中并没有树木，树木均种植在承包地之间的沟沿上。原告提供的照片中，仅有一张（即有房屋作为参照物的一张）能够确定拍摄位置，在该位置观察的情况与原告拍摄的情况一致，但事实上树木均在沟沿上。其他照片，原告不能指明现场拍摄位置。上述事实，由当事人陈述、《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协议书》、证人出庭证言、照片、银行转账明细表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诉中，原告谭本杰与被告康金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均签名，表明合同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背法律规定。原告主张承包土地亩数不足400亩，其它承包地600亩被告无权处分。被告为此提供分别与下堡村、新立村、胜利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承包亩数共计970亩，承包到期日均在2019年12月31日之后；尽管被告与上述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协议》有重新续签的情况，但并未影响原告实际使用，未影响合同的履行。证人汤某系原、被告订立合同的中间人，与原、被告均无利害关系，证言的可信度高，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的土地包括下堡村、新立村、胜利村三个村的土地，且订立合同时被告已出示三份《土地承包协议书》，原告也留存了复印件，原、被告及中间人汤某也一同到现场实地勘察。原告系农民，知悉土地的基本情况，400亩与1000亩差别巨大，承包1000亩，而实际不足400亩，现场一看便知。如不足400亩，原告仍与被告按1000亩订立合同，与常理不符。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在承包地上栽种树木，影响耕种，但承包地现场的实际情况，否认了原告的主张。退一步讲，假如被告在该承包地上栽种了树木，栽种1000亩地树木的费用不是小数目，被告在一年之内栽种1000亩树木，又将其毁损，理由上说不通。综上分析，原、被告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给付被告承包费255000元，被告康金新认可，本院一并予以确认。关于被告徐玲、康然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谭本杰在合同订立后，将承包费共计255000元分别打入二被告账户中，该行为系被告康金新授意，且原告同意，二被告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故被告徐玲、康然非本案适格主体。反诉中，反诉原告康金新依合同约定如期交付土地使用权，履行了合同确定的义务，反诉被告谭本杰接受土地使用权后，未依合同约定支付全部承包费，其行为违约，拖欠承包费45000元，反诉被告应履行给付义务。反诉原告同时主张反诉被告应给付滞纳金，本案中反诉原、被告约定了一方无故解约的违约金，但约定过高，应予调整。反诉原告主张自2016年7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滞纳金，计算时间符合双方约定，计算标准不违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原告谭本杰要求解除与被告康金新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被告康金新、徐玲、康然返还给原告土地承包费255000元，并赔偿损失5万元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谭本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给付反诉原告康金新承包费45000元及滞纳金（自2016年7月26日至承包费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876元，减半收取计2938元，由原告谭本杰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926元，减半收取计463元，由反诉被告谭本杰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谭本杰提交其与汤某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录音内容可以明确表示被上诉人同意撤销合同，并返还承包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录音不是新证据，本案一审开庭时间为2018年12月份，按照上诉人自己所述，录音在2017年4月4日，一审庭审时汤某已经出庭作证，这一录音应当在一审出具，法庭不应采信；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中的对话人物不清楚。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相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徐玲、康然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因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徐玲、康然非合同相对方，且上诉人谭本杰将承包费打入徐玲、康然账户的行为经被上诉人康金新授意，谭本杰本人亦同意，故上诉人主张徐玲、康然应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康金新是否违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上诉人谭本杰主张被上诉人康金新提供的土地仅有320亩，及主张承包地上种植着树木致上诉人无法种植，一审根据出庭证人陈述、对承包地现场勘查情况等证据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上诉人该主张进行的判断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康金新的反诉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一审判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康金新剩余承包费及滞纳金，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谭本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39元，由上诉人谭本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俊蓉审判员  郭景岭审判员  张 梅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姚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