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21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80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所地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女，1978年2月8日生，汉族，住所地扬州市广陵区，系王某1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住所地扬州市竹西路4号A3-101。负责人：郭红霞，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亿海、高伟，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审被告：王某2，男，1988年11月16日出生，回族，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原审被告：赵某，女，1962年4月21日生，汉族，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原审被告：陶某，男，1979年5月12日生，汉族，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城北支行）、原审被告王某2、赵某、陶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王某1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农商行城北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王某1所签《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中对于贷款发放方式的约定非常明确，讼争贷款并非发放在合同约定的卡内，与合同约定的贷款性质也并不一致。2.农商行城北支行提供的借款合同中加盖的“担保人承诺不因借款合同中贷款人与借款人约定的贷款资金支付方式的变更而主张免责”这一表述，系农商行城北支行在王某1签订合同后自行添加，且该条款系属无效条款，不应对王某1发生约束力。综上，农商行城北支行所主张的本案王某2的30万元贷款不是基于《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合同项下的借款，与王某1签署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系两个借款合同关系，因此王某1不应承担本案贷款的担保责任。农商行城北支行答辩称：王某2两个账号的问题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且两个账号确实均为王某2本人持有。至于王某1上诉所陈述的担保合同中第17条后加盖的相关内容，系签订合同时即存在，且未增加担保人的负担。王某2、赵某、陶某未发表意见。农商行城北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某2立即向农商行城北支行给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算至2019年1月10日为37992.71元；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2.王某1、赵某、陶某对王某2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某2、王某1、赵某、陶某共同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4月11日，农商行城北支行与王某2、王某1、赵某、陶某签订（扬商银）高个借字[2016]第0411001号《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王某1、赵某、陶某为王某2自2016年4月11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止在农商行城北支行处办理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3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等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或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在此期间和最高本金余额内，借款人可循环使用借款额度，不再逐笔签订借款合同，每笔借款的金额、期限、还款方式、借款用途等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和最高本金余额内，贷款人发放借款时无需逐笔办理担保手续；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息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利率的1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完毕为止。贷款人并可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贷款资金支付方式为借款人自主支付，农商行城北支行根据王某2的提款申请将贷款资金发放至王某2在农商行的62×××74账号。《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第十七条特别申明处加盖了条形印章，内容为“担保人承诺不因借款合同中贷款人与借款人约定的贷款资金支付方式的变更而主张免责”。王某2还与农商行城北支行签订了《手机贷款用信申请电子银行服务协议》，开通了手机贷款中的用信申请功能。2017年4月6日，王某2通过手机自助贷系统向农商行城北支行借款3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人和收款人为王某2，借款人的贷款账号为3210110054010000015392，存款账号为62×××88,开户行为农商行城北支行，受托支付标志为自主支付，合同号为扬商银高个借字2016第0411001号，贷款种类为短期非农个人其他贷款，贷款用途其他，借款期限为2017年4月6日至2018年4月5日，贷款年利率9.95%，每月20日结息，到期还本。王某2、王某1、赵某、陶某分别与农商行城北支行签订《送达地址确认协议》各一份，分别明确了各自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现贷款已到期，王某2未能按时还本付息，王某1、赵某、陶某亦未履行连带担保责任。截至2019年1月10日，产生利息、罚息等计37992.71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农商行城北支行按约发放贷款，王某2应在贷款期限内按期给付利息，并在贷款到期后按约还本付息，逾期还款应支付逾期罚息；王某1确认案涉合同的真实性，案涉的借款借据明确载明所对应的合同就是案涉合同。案涉合同还明确约定，在约定的借款期间和最高本金余额内，贷款人发放借款时无需逐笔办理担保手续，本案的借款时间发生在约定的借款期间和担保期间内，王某1未能举证农商行城北支行要求其承担超出最高本金余额3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情形存在，且王某1也未能举证案涉合同第十七条系农商行城北支行之后自行添加，农商行在一审法院案件众多，也绝非仅仅案涉合同存在第十七条的情形，况且收款人账号的变更，实质上也并未加重担保人的责任承担，故一审法院对王某1辩称的系两个借款合同关系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不予采信；王某1、赵某、陶某对王某2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综上所述，农商行城北支行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某2、赵某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放弃了其举证质证的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给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算至2019年1月10日为37992.71元；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二、王某1、赵某、陶某对王某2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王某1、赵某、陶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某2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3185元，由王某2、王某1、赵某、陶某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某1应否承担讼争所涉借款的担保责任？本院认为，王某1应当承担讼争所涉借款的担保责任。理由：1.王某1对于其作为讼争所涉《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并无异议，但抗辩认为农商行城北支行诉求偿还的贷款并非系上述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依据查明的事实，《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在2016年4月11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止，农商行城北支行可基于债务人王某2的申请，向其循环发放总额不超过30万元的贷款。而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讼争的借款系王某2于2017年4月6日向农商行城北支行申请，该笔借款借据中载明的贷款种类为“短期非农个人其他贷款”，合同号与《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的合同号一致均为“扬商银高个借字2016第0411001号”，并指定了王某2在农商行城北支行开设的另一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农商行城北支行也依约向上述账户发放了30万元的贷款。本院认为，讼争贷款的借款借据明确载明的借款合同编号与最高额担保借款合同的合同编号一致，农商行城北支行在约定期间内为债务人王某2发放约定金额范围内的贷款，并不违反合同约定，也未加重王某1等保证人的负担。2.虽《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发放账户与讼争贷款实际发放至的账户并不一致，但贷款实际发放的账户系由借款人王某2自行变更和指定，且借款合同中亦存有“担保人承诺不因借款合同中贷款人与借款人约定的贷款资金支付方式的变更而主张免责”这一加注。王某1上诉认为，因发放账户不一致故本案讼争借款并非最高额担保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院认为，贷款发放账户系由借款人自行指定，且最高额担保合同中亦明确了贷款发放账户变更与担保人是否承担责任无关。现保证人仅以发放资金账户不一致即主张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依据并不充分。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7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莉莉审判员  苏岐华审判员  韩 凯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