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83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彦利，男，197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平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龙，男，198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平山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学，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仪，男，198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平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侠江燕、狄志达，河北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彦利、王天龙因与被上诉人杨志仪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平山县人民法院（2019）冀0131民初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彦利、王天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保险垫付款18659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首先，上诉人垫付保险费的证据充分。一审中被上诉人为回避案件事实，开庭不到庭，庭后，一审法院传唤被上诉人进行询问，被上诉人不否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的九名投保人垫付了保险费，并明确：“这些业务是需要给我提成的”。另外，从民事诉讼举证规则的角度来说，被上诉人自己所写名字、金额，若投保人没有从被上诉人处购买机动车保险，那么，被上诉人有没道理、有没有必要，列出书面的清单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这些业务的提成呢？显然，一审法院认为是否存在垫付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不符合判决的基本逻辑和社会的基本常理。其次，原告提供的业务详单和被告手写的明细单，二者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了被告拖欠原告垫付保费的事实。被告自己手写的明细单，在法院庭下询问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且明确系上诉人需要给其结算提成，这恰恰与业务详单中扣除被上诉人佣金的数据完全相互印证（如：业务详单中被上诉人的姐夫，即投保人刘杰，车牌号冀Ａ×××××，保费6051.21元，业务员即被上诉人杨志仪，业务员佣金2117.92，与被上诉人自己书写的明细单中刘杰3933.29元，相加得出的保费为6051.21元）。相反，若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业务详单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自己手写的明细单在姓名、金额及总计数额上格格不入，用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亦无被告签字确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较弱，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欠款事实”，我们认为可以讲的通，否则上诉人认为，一个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且认可的证据，一个是上诉人当年的业务详单的存档，在两个证据完整一致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证明了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垫付保费的事实。第三，被上诉人是否收取九名投保人保险费，不应当以被上诉人回避事实的自述为准。被上诉人开庭时为回避案件事实不到庭，庭下法院传唤才接受询问，此后，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给一审法院，被上诉人手写明细单中四名与被上诉人有业务往来的电话，并根据电话与投保人取得了联系，该四人无一例外的都证明钱早已经给了被上诉人，尤其是其中的两人一个系被上诉人的姐夫（刘杰）及姑姑（叫什么上诉人不知，只知道系杨随海的妻子）。如果说，该四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显然是与被上诉人有业务上的利害关系，且更为重要的是，四人均称：与上诉人隔山不打鸟。上诉人认为，如果没有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上诉人也无法与九名投保人中的四人取得联系，在取得联系后，四人均称与上诉不具备业务的相对性，且钱早已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再结合，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提供的手写明细单要求上诉人为其结算佣金，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已经收取了投保人的保费。第四，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承担保费的支付义务。本案中毋庸置疑的是，通过被上诉人投保的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一审庭审笔录及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核实，投保人也均从被上诉人处取得了保单、拿到保单的投保人也称：“只针对被上诉人”，此情况下，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在已经给上诉人提供应得业务提成的前提下，至今3年多，还没有收取投保人保费的有效证据。最后，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非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雇员与雇主的特定法律关系，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开庭时称其取得的是“佣金”，一审法院庭下询问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称“与上诉人系合作关系”。上诉人认为，既然是佣金，显然不是雇佣关系。杨志仪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二人垫付了本案所涉被保险人的车辆保险费，也没有提供九名被保险人的投保单及缴纳保险费的收据，并且上诉人认可该九人是通过其成立的河北星宇保险代理公司平山分公司代为办理车辆保险业务。所以，上诉人主张垫付保险费没有事实依据。2、答辩人所手写的明细单，其内容反映的是由答辩人介绍，并通过星宇公司对客户缴纳保险费数额的记载。而且，九名被保险人每人对应的数字，均是上诉人认可的该九人应缴纳保险费的数额，并没有显示属于欠付的保险费，更没有显示是由答辩人欠付的保险费。而且，作为答辩人只是业务介绍人，没有义务或者按实际情况代替或垫付客户的保险费。王彦利、王天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保险垫付款1865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0日，二原告签订合伙协议书，共同投资成立河北星宇保险代理公司平山分公司（以下简称星宇公司），该公司作为保险业务代办点，负责办理车辆保险业务。从2013、2014年开始，被告与二原告合作为二原告经营的保险代办点介绍保险业务，每介绍一笔保险，被告均会收取佣金。原、被告双方合作两年之久，通过被告介绍在二原告经营的代办点投保的数量较多。本案诉争的九笔保险费均是通过被告介绍投保的，后被告杨志仪手写了一份涉及该九名投保人姓名及金额的明细单，合计金额为25374，并由被告杨志仪签名。庭后，应原告要求，被告向原告提供了部分涉案投保人的联系方式。原告电话核实并进行了录音，后原告要求对录音证据进行质证，为查明案情，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组织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提供的四份录音进行了质证。被告称，录音材料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故四份证据真实性无法证实，故不认可。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合伙协议书、证明、明细单、质证笔录等证据佐证，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案由是人民法院对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进行概括后形成的案件名称，但名目繁多的新类型案由不断出现，有名案由设立滞后无法穷尽，所以，本案参照有名案由定为追偿权纠纷并无不妥。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故被告辩称的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追偿权情形，应驳回原告起诉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诉求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二原告是否享有追偿的权利证据不足，追偿权的行使以先行垫付为前提，本案中，二原告是否存在垫付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其次，被告对二原告是否负有债务证据不足，庭审中二原告提供了其与被告往来的业务详单和被告手写的明细单，证明被告欠原告代收的保险费未付，但被告否认，称明细单内容反映的是由被告通过星宇公司对客户集体交纳保险费数额的记载，并非原告所主张的欠款内容；对业务详单的合法来源有异议，不能反映是被告为投保人交纳保险费。本院认为，从二原告提供的明细单载明的内容看，只列明投保人姓名、金额及总计数额，并未显示是由被告杨志仪对二原告欠款事实、欠款数额的确认；业务详单亦是二原告单方提供的信息记载，亦无被告签字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欠款事实。最后，被告是否已经收取涉案九名投保人的保险费证据不足，二原告在庭审中未提供被告已收取涉案九名投保人保险费的证据。因被告未参加庭审，庭后经本院询问，其明确表示并未收取保险费。庭后虽对录音材料进行了质证，但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证实，且录音中的四名人员与本案诉争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关于二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原告称被告是其星宇公司的业务员，按照原告的陈述，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本案中如果投保人未向二原告交纳保险费，该风险不应由雇员承担。综合以上情况，就本案而言，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所诉的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彦利、王天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6元，减半收取计133元，由原告王彦昨、王天龙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行使追偿权，应提交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明其主张，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索代其缴纳的保险费，应当提交经被上诉人授权代其支付或事后经其追认的证据。上诉人并未提交经被上诉人授权或事后追认的证据。上诉人提交的保险单可以证明保险合同成立，但并未证明保险费用是由上诉人缴纳的。上诉人提交的业务详单系单方制作，并未经过被上诉人的认可，且被上诉人手写的明细单有投保人名字及金额，但并未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也并未显示被上诉人对该欠款事实及欠款数额的确认。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待找到新证据后，可另行起诉。故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彦利、王天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元，由上诉人王彦利、王天龙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正文审判员  张国顺审判员  孟维山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