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富，男，1956年9月27日生，汉族，住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竞舟、余易蓉，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法定代表人：张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韵，女，1964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诗洪，云南里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彭勃，男，1956年1月30日生，汉族，住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义，云南豪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div>法定代表人：胡鹏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斌、姚晓培，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兴富、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张韵、彭勃因与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1民初8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兴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所有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第三人张韵与李兴富之间以《通知》的形式确认了李兴富投资的意思表示”，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具体为：1、上诉人李兴富根据被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发出的《通知》履行了出资义务，双方已经达成合意，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应恢复李兴富股权，确认李兴富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2、李兴富与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通过“无偿转让股权”方式，实现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所作《通知》关于“恢复股权”的约定。因此，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以《通知》形式向李兴富作出要约，李兴富根据《通知》向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账户转入250万元，已根据民航云南客贷代理公司要约实际作出承诺，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双方应按照合意，恢复李兴富股权在重组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出资人身份。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谢。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张韵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彭勃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称，我们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服从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的（2017）云0111民初888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在上诉人财务账目、记账凭证、印鉴等重要资料文件目前被被上诉人强占持有的基本事实已固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责令提交证据申请书》和调取被上诉人控制下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张韵为该公司持股1%的小股东，被上诉人控股的云南天蓝经贸有限公司持股99%）账目佐证款项性质并非投资款的申请置之不理，导致上诉人因程序权利被剥夺而未能还原客观真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规定，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应当裁定发回重审。2、原审判决第26页认定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并被工商局撤销的2006年6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等一系列工商登记内档资料发生证据效力，并称“工商登记行为被撤销不能否认原审第三人张韵与被上诉人作出过无偿转让出资份额约定的意思表示”实质上否定了已生效的（2016）云0112号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违背了既判力原则，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应视为程序违法。3、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只能依照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不能随意予以变更、超越。被上诉人诉求恢复其最初的持股比例，而原审法院裁判的是到2006年6月2日这一时点入股/重新投资的出资份额，两者无论在时点、诉由，还是确权标的上均不同一。原审判决实质上超越了被上诉人诉求权利主张范围，任意扩大、篡改了审理范围，直接影响到上诉人程序权益。二、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1、原审判决采纳形式瑕疵、内容不真实的2006年6月2日“通知”，曲解“通知”文字表述含义，在采信证据真实性的同时对之上载明内容及效力又予否认，认定“其实质内容是要求被上诉人重新投资”，偏离客观事实。首先，假设如原审判决所说：“通知”是要求被上诉人重新投资，故本院认为上诉人、第三人张韵、彭勃、被上诉人间以通知形式确认了被上诉人投资的意思表示。那么就意味着各方形成了增加资本并吸纳新的出资人合意也即增资扩股协议。在没有书面增资协议的场合，只有通过要约、承诺方式来判断合同是否成立。除却“通知”本身真实性和效力暂且不说（原审上诉人已反复多次强调并论证），因合同必备条款是否齐备是要约与要约邀请的重大区别，要约内容必须具体明确。“通知”本身属于内容不确定的要约邀请，之上记载的内容有二：一是被上诉人退还的金额除250万还有剩余款项，而剩余款项金额未写明，总金额在此并不明确。二是款项到账时，公司恢复重组前所持公司股份，股份比例在此也不明确。基于此，即便被上诉人接受到该通知（实际上该通知并未发出过，被上诉人在持有上诉人公司资料、财务凭证的场合未证明通知收发情况），并向上诉人打入250万元款项也不构成承诺，而属于要约（实质上转款行为与通知的关联性无法确认）。但对被上诉人的要约，上诉人并未回应，不构成承诺，由此也就不成立增资协议。相反，后续第三人张韵无偿转股行为与250万款项打入上诉人行为之间根本无法呼应。故原审判决认为各方达成“投资的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有明显漏洞。所谓的上诉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合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次，原审判决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张韵未直接转让出资份额”，但又表述“工商登记行为被撤销不能否认第三人张韵与李兴富之间无偿转让出资份额的意思表示”，“李兴富和张韵共同期待恢复李兴富在上诉人出资人身份的意思表示”明显矛盾。即便张韵、李兴富期待恢复李兴富出资人身份，是否即可穿透法律层面程序性规定和实质性规定，无视其他出资人权益达到期待的效果尚须商榷。何况，张韵和李兴富这种期待意思表示及行为已被生效判决作出了否定性评价，无法发生“印证”被上诉人的“投资意思表示”的效果。2、原审判决认定250万元款项系投资款与事实不符，属于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当。首先，250万元转款主体并非被上诉人，转款凭证上也未载明“投资款”，故款项系其他性质往来款本已一目了然。对此上诉人在庭审中反复说明，但碍于财务凭证及公司重要资料、印鉴被被上诉人强占至今，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责令提交证据及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致使证明受阻。因造成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原因，不是上诉人没有证据可提供，而是被上诉人通过实施证明妨碍行为，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陷于证据缺失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应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的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当上诉人已证明证据为被上诉人持有，原审法院又不责令提交时，应直接推定被上诉人持有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关于250万元系其他性质款项的主张。但原审法院通过错误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作出的判定，不当且不公，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其次，原审判决在将“出资行为、出资额、出资比例”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又将250万元款项性质不是投资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前后矛盾，基于举证责任分配混乱，作出了错误的裁判结果。在出资权益确认之诉中，主张权益确认的一方应对其“出资”的性质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未能完成其证明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上述证明事实(必然包含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款性质等核心内容)已分配给被上诉人，其作为所谓“待确权投资者”对于案外人转款属于投资款性质及以何种方式取得出资权益以及出资比例负有举证责任，而其所举出转账凭据没有表明是“出资”性质，也无其他间接证据、优势证据来证明其与各出资人达成了增资合意，更没有证明出资比例。相反，在被上诉人非法持有上诉人财务凭证，且财务凭证显示双方尚有诸多经济往来的场合，上诉人已尽到排除性证明责任，故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原审判决确定的出资比例完全系法院裁判推定的结果，不是申请人完成证明责任的结果，恳请二审对不当推定予以纠正。3、原审判决基于孤立瑕疵证据“通知”认为上诉人、第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合意即可吸纳新的出资人新增资本，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仅破坏了公司、联营企业的人合性及治理结构“稳定性”，还粗暴的剥夺小股东话语权，鼓励了肆意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如执行该判决将造成公司僵局、股东间利益失衡、经营秩序混乱、员工权益无从保障的严重后果。首先，新增资本是公司重大事项，也是要式法律行为。从之前原审法院确认有效的被上诉人工商登记变更情况也可看出，新增资本、出资人变动都需出具出资人会议决议等法律文件，这既是交易惯例也是法定程序性要求。基于部分股东所谓的“投资意思表示”即可推定增资事实成立的法律后果，实质上混淆了出资人间增资协议与出资人会议决议的概念，严重背离联营法律制度和公司法律制度。按照原审法院逻辑，公司之外第三人打入其自认的投资款即可成为公司出资人并持有按注册资本换算出的出资比例，而无需征询其他出资人是否同比例出资的意见，也无需参考公司当时的资产价值商定出资比例的换算方法，那么联营及创设公司的人合性意义何在？企业因实际运营而产生的资产及出资份额/股权价值增值、减值，出资份额/股权的公平市场价值也无存在意义。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5期（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88号生效裁判文书给出的指导性意见为：在部分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增资，不仅侵害了不知情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剥夺了不知情股东的优先认缴权，该增资行为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应参照或直接援引。上诉人内部全体股东/出资人从未对公司的增资决策形成过任何合意，却基于原审判决被强行增资。此种将无效增资通过判决转化为有效行为的裁判结果直接侵害了小股东权益，实属司法干涉公司正常经营及内部治理，与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精神相悖。加之股权比例未按照当时公司的净资产额核定（2006年6月的基准日期核定，当时公司净资产额2000余万元，对外投资权益200余万元折合股权价值超过2000余万元，也即上诉人企业价值保守估计至少为4000余万元），而是按大大低于当时公司资本价值的注册资本进行换算，明显降低了上诉人其他股东/出资人所持股权/份额的价值，不公平的侵害了其他股东的权益。4、上诉人虽然登记为联营企业，但自从国有、集体成分退出后，上级主管单位已缺位，虽工商登记信息未变更，但实质上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征。况且就法人型联营企业适用公司法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定论，原审判决认定联营企业不适用公司法属于适用法律不当。首先，上诉人最初的确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的法人型联营企业，但随着经济发展，联营法律制度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与现行公司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明显不相适应，上诉人在国有、集体企业退出出资人身份后，上级主管单位多年来从未实施过管理职能，实质上上诉人与自然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二致，这点从工商登记历次变更信息及文件中也可获知。如仍认定上诉人具有联营性质特殊企业，那么作为联营企业的基础-联营协议应是各出资人合意的反映。然被上诉人在没有增补联营协议且未获得另一出资人彭勃同意的情况下即可成为新的联营方，受联营协议约束明显与联营制度的契约性不符。其次，按照联营企业法律规范及公司法颁布的先后及脉络来看，法人型联营属于典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创设行为，在联营法律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处于法人型联营法律制度与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双轨并行状态。一是在公司成立之前发生的纠纷，应当由联营合同和合同法调整。联营任何一方的行为违反联营合同的，另一方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二是在公司成立之后发生的纠纷，一般由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调整。纠纷事项包括联营合同和公司章程均有约定且约定一致的事项，也包括约定不一致的事项。在公司成立后，合同关系即转变为法定关系，股东享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时应承担什么责任等，都不再是股东可以自由约定的，而必须服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争议也不再是违约之争，而通常都是侵权之争，即因股东相互之间侵犯他人权利、股东侵犯公司权利或公司侵犯股东权利而产生的争议。此种案件也不应作为合同纠纷而应作为公司纠纷受理。解决这种争议的依据当然是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不是股东作为发起人时签订的联营合同。当公司法没有具体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因此，原审判决直接排除公司法的适用明显不当。第三，从公司法层面上看，公司为拟制法人，其权力机构为股东会，未经股东会决议等法定程序即由公司作为主体出具同意新增股东的“通知”系无权处分，且该无权处分行为直接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权及财产权益，属于无效行为，不对公司及股东发生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效力。结合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其出资权益的通知，除证据本身存在重大瑕疵外，其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程序性规定，又无增资协议、股东会/出资人会议决议、验资报告、工商登记等资料在案佐证，转款凭证中转款主体并非被上诉人，转账凭证及记账联均无股权投资性质的表意。因此，被上诉人不因增资而取得上诉人任何股权/出资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等情形，特请求贵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兴富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张韵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彭勃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称，我们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服从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人张韵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的（2017）云0111民初888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对不属于原告诉讼请求的事项，人民法院不得进行审理和判决。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为原审被告的出资人，出资数额为214万元，持有股份为71.33%，而原审法院任意扩大审理范围，主观判断被上诉人委托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审被告的250万元为对原审被告的增资扩股款，并以此认定被上诉人系原审被告的出资人，出资金额250万元，出资比例45.45%，导致判非所诉，严重超越了被上诉人的诉求权利主张，属程序严重违法，应当裁定发回重审。二、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改判或发回重审。1、上诉人认为，本案关键点之一为2006年6月2日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出具的《通知》是否真实。首先，根据原审判决第9页由原审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提交的第十一组证据及第13页中的“证据十一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可知自2006年至今原审被告公司财务账册、报表、凭证、印章等资料被被上诉人强占持有的事实已经通过庭审固定。基于该事实及上诉人回忆，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通知》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一方面，被上诉人委托支付款项在前，而原审被告要求支付款项的通知在后，在时间顺序上明显不符合交易惯例；另一方面，《通知》为先盖章后打印，且复印件与原件印鉴枚数不符，不排除利用预留印鉴、签名伪造证据的可能性。何况，在上诉人没有签署确认过上述形式文件的基础上，仅凭一个疑点重重的孤证《通知》，而不顾此前此后形成的证据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成增资合意，并发生增资效力，不合常理且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的依据。其次，被上诉人存在多次利用伪造文件、证据制造事端的历史行为。2010年，被上诉人伪造上级机关公章、法人代表签字，欺骗省工商局非法变更原审被告法人代表，夺取原审被告控制权。后经省检察院查实，发起监督程序督促省工商局查证，最终于查明真相后废除其变更，并恢复原法人代表；2011年1月，被上诉人带人非法抢夺原审被告的行政财务文件凭证，利用非法窃取的法人代表位置，以不实、伪造证据举报原法人代表侵吞国有资产5000万元（原审被告早已不存在国资），致使公安检察机关错误立案拘捕原法人代表长达8个月，最后在各机关的深入查证后才撤销了这一冤案。经历上述失败，被上诉人仍不吸取教训，继续以不实之词状告云南省工商局，后经两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被上诉人的无理诉求。而以上仅仅是被上诉人利用伪造证据等非法手段制造冤案的部分事件，但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道德败坏，毫无诚信。综上，被上诉人所提交的《通知》来源可疑、瑕疵重重，应认定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出具《通知》的事实不存在。而原审法院无视合理怀疑，认可《通知》真实性，并以此作为裁判依据，属查明事实不清。2、本案关键点之二为被上诉人委托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原审被告的250万元款项是否为投资性质。首先，由于历史原因，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存在资金来往，并与原审被告财务管理人员关系密切，公司印章被被上诉人控制。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通知》是孤证，转款凭证中的转款主体并非被上诉人，虽被上诉人出示了委托付款函，但该函非原件，不能证明委托付款关系真实存在，且转款凭证上并未注明款项性质又有涂改痕迹，其实质是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间的往来款，同期因各种交易关系，原审被告接受、转出的款项繁多，但并不因此而构成“出资权益”。被上诉人利用其曾经是出资人的身份刻意截取整个账目中某个时点的某笔款项来证明款项的“投资”性质，其目的是混淆视听，非法占有公司资产。原审被告为证明款项性质并非投资款，曾向法庭申请责令被上诉人提交公司完整财务账册和调取被上诉人控制下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账目，但原审法院置之不理，导致最终未能还原案件客观真实。其次，从证据内容上看，一方面，《通知》载明退还原审被告的款项性质及金额不明确、股权比例不明确且与被上诉人原出资比例不符，与公司法严格的股权认购条件和程序性要求相悖。即便被上诉人通过案外人投入250万元依照法定程序为原审被告接受为投资，也应当依据原审被告当时的公司价值、净资产等标准来换算对应的出资比例，并经过股东会或出资人会议由全体出资人共同决定，而不能违背交易惯例及公平原则，直接无视其他出资人权益，莫名按不能客观反映公司现值的注册资本金简单粗暴换算得出45.5%的比例，更不能基于不明确的诸多关键因素发生恢复原有持股比例71.33%的效果。另一方面，《通知》载明的内容与后续履行行为不符，与所谓“转款”行为无关联。被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3月18日由原审被告出具的说明，表明了至该时间节点被上诉人原始出资仅为217万元，没有250万元及剩余出资的进入。换言之，250万元转款不具备投资属性，也未转化为公司资本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曾一致认可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原审法院经第三人及原审被告多次提请均忽略了该细节，强制为原审被告增资扩股。从法律层面上看，一方面，原审被告为拟制法人，其权力机构为股东会或全体出资人会议，未经股东会或出资人会议决议等法定程序即由原审被告作为主体出具同意新增出资人的《通知》系无权处分，且该无权处分行为直接侵害了上诉人及其他出资人的优先权，稀释了原有出资人出资权益，属于无效行为，不对原审被告及出资人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已于2004年以股权转让方式退出原审被告公司，不再具有出资人身份，此次退出经工商登记进行了确认。其所谓恢复身份只能基于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目前并无任何判定支撑，被上诉人无权恢复其所谓最初的出资权益。而对于2006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已经做出了否定性评价，被上诉人并未以继受取得相应股权。综上，原审法院在未调取完整财务账目、未关注公司法相应程序规定的情形下，将250万元转款轻易认定为投资性质是以偏概全，未能反映客观真实的资金往来，属查明事实不清。3、原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系联营企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确认等法律规定，但自2004年以后，原审被告已无法人企业作为出资人，也无任何法人企业参与经营管理，原审被告的联营实际已经终止，应按照实质的企业性质处理。其次，通过工商登记行为因侵害原审第三人彭勃出资人知情权而被撤销一事可看出原审被告运作及公司章程都一直严格遵守公司法的规定，在原审被告成立之后发生的纠纷，理应由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调整。当公司法没有具体规定时，才可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因此，原审判决直接排除公司法的适用明显不当，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三、原审判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与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企业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原审被告资产已远远超过1994年成立时的注册资本300万元，公司增值超过10多倍，这一点从被上诉人2004年9月退出原审被告时，以214万元原始出资额获得近1500万元股权转让款项（含股金及补偿金）即可以佐证。原审法院在未对原审被告资产进行客观评估认定的情况下，无论是支持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或认定原审被告为增资扩股，都已经违背公司人合性、资合性原则，使得企业因实际运营而累计的资产无端减值，原有出资人对应享有的出资权益大幅缩水，不公平的侵害上诉人及其他出资人的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按照市场交易惯例及原审被告各年度财务账簿等资料审慎看待原审被告各个时期的企业价值。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等情形，特请求贵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兴富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彭勃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称，我们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服从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人彭勃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方面，一审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审理存在重大失误。第一，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李兴富提供的那份通知，上诉人彭勃完全不知情，也未有相关的登记或者其他的证据辅助证明该份通知的真实性，故该份证据不应当作为案件审理的核心证据予以确认。第二，即便该份通知是真的，上诉人彭勃作为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其他出资人，也应当有权得到通知或行使其优先购买权，但一审判决中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辅助证明其征询过上诉人彭勃的意见，并且出具了该通知给上诉人李兴富证明其有权购买，所以该通知的形成和后面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侵犯了上诉人彭勃的合法权益。第三，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李兴富系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出资金额250万元，出资比例45.45%，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彭勃和公司的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因为：1、该判决无依据，所引用的通知仅构成一般要约，没有其他股权转让的要件，不具有合法性。2、与该通知所佐证的2006年6月15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文件已经是被工商以生效判决撤销的非法文件，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力，且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资产已经超过5000万元，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将直接导致上诉人彭勃的资产及其股权权益受到大幅损失，故根据上述理由，上诉人彭勃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方面，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首先被上诉人原告要求恢复了最初的出资比例及投资241万元，占股份71.33%，但一审法院判决的是250万元，而且其出资比例是45.45%，严重超越了被上诉人李兴富的诉讼权利主张，任意扩大审理范围，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的判决程序违法。第二，根据一审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被上诉人李兴富于2006年在已经不是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股东的情况下，非法持有并抢占了公司的财务账册、报表、凭证、印鉴等，导致被上诉人及其他上诉人举证不能，在上诉人及其他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允许，导致被上诉人被迫承担了举证不利的责任，该程序违法。第三，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为联营企业，不适用公司法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2004年以后，公司已经没有原来作为联营企业的法人企业作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也没有其他任何法人企业又新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故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名为联营实为公司，而且自2004年以后，也一直以公司的各项规范和相关的运营机制在运营，故一审法院认为该公司作为联营企业不适用公司法程序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兴富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上诉人张韵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一致。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称，我们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服从法院的一审判决。一审原告李兴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兴富是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2、确认李兴富对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数额为214万元，持有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股份71.33%；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系于1993年5月20日成立的联营企业，成立时注册资金为150万元，成立时联营各方为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现已更名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为40%；云南外事服务中心，出资额为45万元，出资比例为30%；昆明民航飞行服务公司，出资额为45万元，出资比例为30%。1993年12月11日，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甲方）与云南外事服务中心（乙方）、昆明民航飞行服务公司（后更名为云南民航经营开发公司）（丙方）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乙方和丙方退出联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股份，由甲方将乙方的股份45万元及利息退还乙方，由甲方将丙方的股份45万元及利息退还丙方。1994年6月8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向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申请，申请内容为云南外事服务中心、昆明民航飞行服务公司退出联营企业，由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即本案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烟草公司、昆明福海企业总公司联合经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记载联营各方为：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出资60万元，占40%，昆明烟草公司出资额30万元，占20%，昆明福海企业总公司出资40万元，占26.66%，职工内部集资20万元，占13.34%。1994年6月8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申请增加企业注册资金至300万元，在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中审查（调查、核实）人员意见一栏记载“变更注册资金，增资150万元，收登记费1500元。变更说明：原联营三方为中国民航实业开发公司（甲方）、云南外事服务中心（乙方）、昆明民航飞行服务公司（丙方），乙方、丙方退出联营。昆明烟草公司、昆明福海企业总公司、昆明昌隆副食经营部（个人胡云城）参与联营，注册资金300万元，有关材料齐备，特此说明。”经济性质记载为“联营（全民-集体-个人）”。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同意变更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注册资金为300万元。1999年4月16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联营方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如下：一、根据《公司法》各联营方股东一律按实际投资额核定所占公司股份，并补足投资款300万元；二、同意公司联营乙方福海企业总公司退出联营，乙方原占公司注册资本13.3%，联营出资款40万元，乙方退出后不再与公司有任何关系，其40万元的联营款由公司联营职工补齐，公司原联营丙方改为乙方；三、经联营各方确认：（1）公司联营甲方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实际投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2）公司联营乙方（职工方）实际投资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3.33%；（3）公司联营丙方李兴富实际投资214万元（含原投资22万元及后补不足部分的投资款19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1.33%；（4）公司联营丁方张韵实际投资1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34%；四、同意修改公司章程。1999年4月20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形成《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记载经济性质为联营，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投资各方如下：甲方为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投资30万元，占10%；乙方为职工代表方，投资40万元，占13.33%；丙方为李兴富，投资214万元，占71.33%；丁方为张韵，投资16万元，占5.34%。2004年9月18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出资人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如下：一、李兴富、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职工分别向刘志强、张韵转让出资，其他出资人放弃优先购买权；二、出资人李兴富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全部出资额214万元转让给刘志强；三、出资人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全部出资额30万元转让给张韵；四、出资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职工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全部出资额40万元转让给张韵；五、受让人刘志强、张韵应于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所承诺的受让金214万元、30万元、40万元分别支付给出资人李兴富、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和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职工；六、上述转让完毕后，李兴富不再担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职务；七、转让手续完毕后经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上述出资人退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会议，不再享有或承担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2004年11月29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记载公司经济性质为联营，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出资人甲方为刘志强，投资214万元，占71.33%；乙方为张韵，投资86万元，占28.67%。2005年1月13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出资人会议决议，决议事项如下：一、刘志强、张韵分别向彭勃转让出资，刘志强向焦志刚、张韵转让出资，其他出资人放弃优先购买权；二、出资人刘志强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部分出资额15万元转让给彭勃；三、出资人张韵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部分出资额15万元转让给彭勃；四、出资人刘志强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部分出资额195万元转让给焦志刚；五、出资人刘志强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部分出资额4万元转让给张韵；六、受让人彭勃于2005年1月15日前将所承诺的受让金15万元支付给刘志强；七、受让人彭勃于2005年1月15日前将承诺的受让金15万元支付给张韵；八、受让人焦志刚于2005年1月15日前将所承诺的受让金195万元支付给刘志强；九、张韵于2005年1月15日前将所承诺的受让金4万元支付给刘志强；十、转让手续完毕并经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刘志强退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会议，不再承担相应的出资人权利和义务，焦志刚、张韵、彭勃进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会议，享有或承担出资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十一、全体出资人同意依据上述内容，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变更。同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联营各方为甲方焦志刚，投资195万元，占65%；乙方张韵，投资75万元，占25%；丙方彭勃，投资30万元，占10%。2005年9月17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出资人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如下：一、公司于2005年1月股权重组工作中，出资人焦志刚因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方向有不同看法，现焦志刚本人提出不再承担出资义务，出资人一致同意焦志刚所提要求，其本人不再享有出资人权利和承担出资人义务，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身份自然解除；二、由于焦志刚提出不承担出资义务，公司在股权重组中形成的各项债权、债务以及经营中产生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均由现在公司承担，各方一致同意，对焦志刚本人在此期间因公务所借走开支的各项个人费用据实报销；三、各方均同意焦志刚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权益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韵承担，待公司经营情况走向稳定时，公司将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和出资人；四、各方同意焦志刚放弃出资权利后，各方应就原来公司股权重组中的各项合同、协议和与此相关的借据、收条等进行说明和澄清，并根据工商管理部门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焦志刚、张韵、彭勃在会议决议中签名。2005年10月8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联营各方为张韵，投资270万元，占90%；彭勃投资30万元，占10%。2006年6月2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向原告李兴富出具一份《通知》，内容为“因公司在前期重组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甚至虚假重组行为，致使重组工作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为了纠正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及解决遗留问题，根据公司经营需要，现通知李兴富同志先退回重组未成的应收款项250万元（剩余款项在今年内陆续退回）。在该笔款项到账的同时，公司即恢复李兴富同志在重组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通知》落款处有张韵签名，以及加盖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印章。2006年6月1日，李兴富委托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付款，《委托付款函》记载“兹委托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代本人将因重组未成退回给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应收款250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五十万元整）支付给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2006年6月1日，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付款250万元。2006年6月15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出资人会议决议，决议内容如下：1、同意出资人张韵将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60%股权转让给李兴富；2、出资人张韵的股份由90%变更为30%；3、出资人彭勃的股权不变，比例为10%；4、通过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订案。会议决议中有“张韵”、“彭勃”字样签名。经鉴定，《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会议决议》中“张韵”字样的签名系张韵本人签名，“彭勃”字样的签名不是彭勃本人签名。同日，原告李兴富与第三人张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张韵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股份总额的60%转让给李兴富，转让价格为无偿转让；转让手续完毕后，受让方李兴富享有相应的责任、义务和权利。经鉴定，《股权转让协议》中“张韵”和“李兴富”字样的签名分别系张韵、李兴富本人签名。同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公司注册资金和投资比例修改为甲方李兴富投资180万元，占60%；乙方张韵投资90万元，占30%；丙方彭勃投资30万元，占10%。章程修正案中有“李兴富”、“张韵”、“彭勃”字样签名。经鉴定，《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正案》中李兴富、张韵的签名系本人签名，“彭勃”字样的签名不是彭勃本人签名。2006年6月19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向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企业登记，申请变更事项为出资人由彭勃、张韵变更为彭勃、张韵、李兴富。申请书中主管部门（出资人）盖章处有“张韵”、“李兴富”、“彭勃”字样签名。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6年6月20日作出准予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上述出资人及出资额变更登记。经鉴定，《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中主管部门（出资人）盖章处“张韵”字样签名系张韵本人签名，“李兴富”字样签名系李兴富本人签名，“彭勃”字样签名不是彭勃本人签名。2016年，彭勃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李兴富、张韵工商行政管理登记一案，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112号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6年6月20日作出的准予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联营方及出资额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李兴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2017）云01行终9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2月7日，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情况说明》，内容如下：“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云01行终92号的判决：撤销被告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6年6月20日作出的准予一审第三方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联营方及出资额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经查询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登记档案，该公司联营方及出资额情况如下：1、联营方：张韵出资额：270万元；2、联营方：彭勃出资额：30万元。”现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工商登记企业类型为联营，注册资金为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第六十七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出资人权益是指企业出资人在企业中享有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是指企业出资人之间或者企业出资人与企业之间就出资权益是否存在或者持有比例发生争议时，出资人诉请确认其享有企业出资权益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之规定，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亦作出了相应规定。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企业类型为联营企业，从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设立及历次出资人变更情况来看，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参与出资的联营企业，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全部退出出资人身份，包括本案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为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亦退出了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身份，现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工商内档资料中记载的出资人为张韵，出资额270万元，出资比例为70%，彭勃出资额30万元，出资比例为10%，且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工商登记企业类型仍为联营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特殊类型企业法人，在法律适用方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确认等法律规定。本案系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原告李兴富具有相应的诉讼权利。现原告李兴富主张其系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原告李兴富应当举证证明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存在出资行为以及出资额和出资比例的事实。原告李兴富围绕其诉讼主张提交了有关证据，其举证主要反映两个阶段的出资问题，其一是1999年4月16日确认李兴富系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身份，出资额214万元，出资比例为71.33%；其二是2006年6月2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具《通知》恢复李兴富在重组前的出资人身份。关于1999年4月16日原告李兴富出资问题，根据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工商内档资料中落款日期为1999年4月16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联营方会议决议》、落款日期为1999年4月20日的《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正案》、《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落款日期为2000年8月3日的《关于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截止至2000年7月31日实收资本构成的审计报告》，可确认原告李兴富于1999年4月16日对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行为，出资额为214万元，出资比例为71.33%，此时原告李兴富系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庭审中，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第三人张韵对此时原告李兴富的出资人身份、出资额、出资比例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1999年4月16日李兴富出资额214万元、出资比例71.33%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李兴富是否根据2006年6月2日的《通知》存在出资行为以及能否恢复出资人身份问题。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工商登记内档资料中落款日期为2004年9月18日的《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会议决议》、《出资转让协议》、《出资转让完毕证明》、落款日期为2004年11月29日的《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可确认原告李兴富于2004年9月18日将其在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全部出资214万元转让给了刘志强，此时原告李兴富退出了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身份。此后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又有多次变更。原告李兴富提交了一份《通知》，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对《通知》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准予鉴定，鉴定过程中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变更鉴定事项，原告李兴富同意其变更鉴定事项，一审法院准予变更鉴定，但一审法院鉴定机构名录范围内没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又不能与原告李兴富协商确定其他鉴定机构，本案终止鉴定，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默认《通知》中加盖的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放弃对《通知》中“张韵”的签名真伪申请鉴定，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证明《通知》是虚假的，其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确认《通知》的真实性。《通知》系由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具，并由张韵签名，《通知》内容记载由李兴富退回重组未成的应收款项250万元，款项到账时恢复李兴富在重组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根据查明事实，原告李兴富于2004年9月18日已经将其持有的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全部出资214万元转让给了刘志强，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自2004年9月18日至2006年6月2日期间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多次出资人变更登记，涉及多次出资人身份变更以及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变化，即便之后的多次出资人变更原因是原告李兴富所述的公司重组需要，但原告李兴富所述的公司重组失败不能由原告李兴富退还出资款即可直接恢复李兴富的出资人身份。换而言之，原告李兴富有无出资的意思表示以及出资行为才是认定其出资人身份的关键所在。《通知》内容虽在文字表述上是由李兴富退回重组未成的款项250万元，并恢复其重组前的公司股份，但根据上述分析，原告李兴富与第三人张韵、彭勃之间未直接转让出资额，张韵、彭勃的前手出资转让人不是李兴富，在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现有出资人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不变更的情况下，原告李兴富退回款项250万元不能自行恢复其出资人身份，《通知》的内容实质上是要求李兴富重新投资，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第三人张韵与原告李兴富之间以《通知》的形式确认了李兴富投资的意思表示。该投资意思表示亦可从事后即2006年6月15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会议决议》、《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等工商内档资料中予以印证，具体理由为上述工商内档资料内容约定为第三人张韵将其持有的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60%的出资无偿转让给原告李兴富，上述内档资料中涉及“张韵”、“李兴富”字样签名经鉴定系张韵、李兴富本人签名，涉及“彭勃”字样的签名经鉴定不是彭勃本人签名，虽然之后工商部门根据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申请变更出资人及出资额的登记行为被撤销，工商登记行为被撤销不能否认第三人张韵与原告李兴富之间作出过无偿转让出资份额约定的意思表示。原告李兴富退还款项250万元的行为在先，第三人张韵与原告李兴富之间无偿转让60%的出资约定行为在后，只能说明二人意欲以无偿转让的方式来恢复李兴富的出资人身份，并确定各自的出资比例分别为30%、60%，说明原告李兴富和第三人张韵有共同期待“恢复”李兴富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身份的意思表示。原告李兴富提交《委托付款函》及银行转账凭证，可证明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日向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支付款项250万元的事实，原告李兴富据此主张其已经履行了《通知》中退回款项250万元的事实。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认为该款项并非李兴富退回《通知》中的款项250万元，而系其他性质的款项，虽原告李兴富系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原告李兴富委托该公司代为支付款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主张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250万元款项系其他性质的款项，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对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抗辩观点不予采纳，并确认2006年6月1日原告李兴富向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退回款项250万元的事实。原告李兴富退回款项250万元应视为其对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重新投资行为，而不是简单恢复其原先即1999年4月16日的出资身份。现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金为300万元，张韵出资额为270万元，出资比例为90%，彭勃出资额为30万元，出资比例为10%，原告李兴富于2006年6月1日投资250万元，在工商部门登记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现有注册资金及出资人的身份情况下，原告李兴富主张要求确认恢复其出资额214万元，出资比例为71.33%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确认原告李兴富自2006年6月2日起（如前所述，2006年6月2日的《通知》是形成投资的意思表示）系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出资额为250万元，加上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登记注册资金300万元，原告李兴富的出资比例为45.45%（250万元÷550万元）。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应当另行向工商部门申请增加注册资金，如其他出资人未足额出资，导致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现登记注册资金300万元不到位，应当另行补缴相应出资额，本案中不处理其他出资人的出资问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李兴富是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出资人，出资额为250万元，出资比例为45.45%；二、原告李兴富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23920元，由被告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兴富、张韵、彭勃、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无新证据提交。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提交新证据：第一组：1、《银行流水》复印件及往来款情况表。2、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格林特绿色生态有限公司、云南天蓝经贸有限公司工商公示信息截图及李兴富公司一览表；欲证明：被上诉人李兴富名下实际控制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格林特绿色生态有限公司、云南天蓝经贸有限公司等公司，上述公司均与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有多笔往来款项。2006年6月1日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转款250万元也是往来款之一，并不具有股权投资属性。第二组：银航158项目资金（借款）确认表。欲证明：250万元转款性质并非股权投资款。上诉人李兴富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1：第一，我们不清楚对方拿出06年以后的银行流水来证明06年以前我们250万元是什么意思，根据《通知》，2006年6月15日原告方已经是该公司的股东了，直到2017年才被彭勃以没有经过他同意才将工商登记撤销的，对方的证据恰恰证明了我方不仅履行了该通知，而且已经进行相应的公司经营活动。第二，不能以2008年和2010年的来往款项来证明2016年6月1日的来往款项。2011年的时候，李兴富是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60%股权的大股东，实际上在参与经营过程中公司之间即使有来往款项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认为完全不能证明其相对应的证明对象。第三，本证据不是新证据，在二审中提交违反了证据提交相应的法律规定。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我方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第二组：只有复印件，没有签字和盖章，我方不予质证。上诉人张韵发表质证意见：第一组：三性和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可。因为从银行流水确实可以反映出来李兴富名下实际控制的这么多家公司和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之间有诸多的往来款项，所以250万元如果是没有其他的有效证据，尤其是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转款的银行流水里面并未备注确认是注资款，且无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等相应的资料予以佐证的情况下，250万元只能是往来款项中的一笔款项，所以其不具有股权的投资属性。第二组：三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上诉人彭勃质证意见：第一组：三性和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可。并且补充一点，恳请法庭注意，该笔转款金额为250万元，并非原审中上诉人李兴富要求确认的214万元投资款，并且250万元也不可能对应214万元，说明250万元是上诉人李兴富口中所谓的投资款的可能性或者出资款的可能性为零。第二组：三性及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证意见：根据国有资产内部划转的通知，我公司所持云南公司股权已于2003年全部划转至旅业公司，公司其后未曾参与云南公司的实际经营，而补充证据产生时间都是在2007年之后，那么因为我公司在03年以后没有参与实际的经营，所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本院经审查，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提交的第一组：1、《银行流水》复印件及往来款情况表。欲证明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1年仍与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有款项往来，所以250万元也系公司款项往来之一。本院认为，250万的款项往来发生于2006年，而上述款项往来产生于2011年，并不足以证明250万元的款项性质，本院不予采信。2、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格林特绿色生态有限公司、云南天蓝经贸有限公司工商公示信息截图及李兴富公司一览表；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在一审时已进行过提交，二审系重复提交，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银航158项目资金（借款）确认表。本院认为，该确认表均系复印件，上诉人李兴富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故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亦不予采信。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兴富、彭勃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无补充。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贷代理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遗漏：1、李兴富2004年退出时收取的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代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性质和金额没有认定。2、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在2004年评估后的净资产是2700余万元。3、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账册、报表、印章等是被李兴富非法占有的。4、一审法院向工商局调取的2011年3月8日的情况说明表明了李兴富自始至终的出资情况，但判决书中没有予以阐述。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认为遗漏的第1项事实，一审时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已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上诉人李兴富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仅是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审查本院认为该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补充认定：“2004年9月18日，李兴富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全部出资额214万元转让给刘志强，并由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代刘志强向李兴富支付补偿金1000万元、资本转让金1840780元，并退还李兴富风险保证金50000元、承包金73038.75元，款项往来发生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与云南蓝天航空货运经贸有限公司之间。”针对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认为遗漏的第2、3、4项事实因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张韵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遗漏：李兴富主张的2006年6月26日的250万元投资款凭证上明确写的是还款。经审查本院认为该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补充认定事实：“2006年6月26日的《记帐凭证》摘要载明：李兴富还款250万元。”原审第三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一审认定事实有补充说明：原审判决第17页第2自然段“三、出资人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将其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全部出资额30万元转让给张韵；”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早在2003年时名称就变更为中国航空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调取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档案材料中对2004年9月18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的出资人会议决议内容第三项中记载的出资人就是中国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故对原审第三人的异议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除补充认定以上两段相关法律事实外，对一审法院认定其余事实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条件的，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及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上述法律分别对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型联营即我国联营的三种类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从成立之初至2004年11月期间均属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等多种性质的经济组织共同组成的新的经济实体，具备法人条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的法人型联营企业。实践中，此种联营类型产生纠纷，成立符合《公司法》条件的联营体的，联营方之间发生纠纷的，实体法可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次，本案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至2004年11月29日起联营各方已全部变更为自然人持股，至此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已全部退出该公司的联营，虽该公司至今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仍为联营，但其已完全不符合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三种联营类型，该公司的企业类型实质上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调整的范围。再次，至2006年6月2日案涉的《通知》出现之时，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所适用的《公司章程》第一条中也有明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及国家和民航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公司章程。”而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和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公司章程在公司运营管理中具有的重要法律地位，公司章程是要式法律文件，除反映当事人的主观要求之外，更反映和体现公司章程所适用法律对公司内外关系的强制性要求，且其对公司的全体股东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综合以上法律规定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本案纠纷产生之时，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股东资格的取得必须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上诉人李兴富认为能以《通知》的形式取得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股权及确认其出资人身份的主张，因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权转让的法定程序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有关股权归属确认之诉中应证明的事实的规定。本案中首先，在2006年6月15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作出的出资人会议决议、《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章程修正案》及2006年6月19日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向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出资人为彭勃、张韵、李兴富所提交的《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等证据材料中，经鉴定“彭勃”的签字均非系其本人所签，即上诉人李兴富与张韵进行的零对价的股权转让系在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持股10%的股东彭勃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转让，该股权转让行为已违反了公司法有关股东向公司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强制性规定，侵害了公司股东彭勃的股东权益。其次，本案上诉人李兴富欲证明250万元款项性质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载明：2006年6月1日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转款250万元、《记帐凭证》载明：李兴富还款，上述两份证据材料仅能证实在2006年6月期间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有250万元款项往来，虽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具有《委托付款函》证明该款系代李兴富支付给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应收款，但由于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李兴富，其以自己管理运营的公司的名义证明该250万元不是公司之间的往来款，而是自己向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还款，本院认为该《委托付款函》因与李兴富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缺欠证明效力，故该250万元是否确系李兴富本人依《通知》的约定向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还款的事实因无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确认。再次，本案中张韵与李兴富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李兴富无偿受让张韵60%的股权，一审时上诉人李兴富的诉请又为确认其对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数额214万元，持有公司股份71.33%，而云南滇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给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款项金额又为250万元，该250万元款项的金额既与李兴富一审请求确认的出资数额不符，也与其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零对价不符，且该250万元的支付形式亦不符合公司法所规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形式，上诉人李兴富即不能证明该款系股权转让价款，亦没有法律依据证明该款打入公司后其就当然的恢复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出资人的身份及持股比例。故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上诉人李兴富认为自己已履行250万元还款义务，要求确认其出资人身份及持股比例的主张，因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有关股权归属确认之诉的强制性规定，又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出资并受让股权，本院亦不予支持。另，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提出涉案的250万元的款项并非是对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的增资，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250万元一、二审均无证据证实该款项系增资款，故一审法院将该款认定为增加的注册资金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兴富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民航云南客货代理公司、张韵、彭勃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所遗漏，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1民初888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上诉人李兴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7840元，由上诉人李兴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娴审判员 杨 晶审判员 保 红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