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民终62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康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万彩城市花园二期9栋1305室。法定代表人:张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以富，该公司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强，云南高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塘双路205号二楼。负责人:任昭洁，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兵，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友，云南欧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昆明康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进代理”）因与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7）云0103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进代理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向以富、王华强，被上诉人阳光保险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柴兵、谢兴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依法扣除了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康进代理的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云0103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保险代理关系，而不是代开保单销售的手续费发票关系。从2011年开始至2016年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存在类似的交易，长时间的交易习惯形成的交易结构是保险代理关系。被上诉人隐瞒实情、断章取义地出示一份对其有利的微信记录，将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扭曲成为代开保单销售的手续费发票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双方的交易结构和交易习惯下，错误认定双方构成代开保单销售的手续费发票关系。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作为原告，依法应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交易结构和交易习惯，但一审法院却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并判决上诉人承担了不利后果。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彻底错误。四、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可以推翻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向以富在微信中向被上诉人出具说明不真实。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保险代理关系而不是代开保单销售的手续费发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公正裁判。原审原告阳光保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代开代理手续费的款项590829.12元以及该款项从2016年11月30日至返还款项之日的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委托被告代开保单销售的手续费发票，在此过程中，被告根据代理手续费支付单的金额给原告开具发票，原告将需开发票的款项支付给被告，被告再将款项退回原告。2016年11月8日至11月12日期间，原告向被告出具代理手续费支付单91张，手续费共计656476.8元。2016年11月11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云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七张，金额共计为656476.8元，2016年11月18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账户汇款656476.8元。2016年11月3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以富在微信中向原告出具情说明:“我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云南保监局进场进行‘两两工作回头看’检查，主要检查为财务工作造成公司资金暂时不能划转，在此公司保证只要检查一结束公司将在第一时间将金额为590829.12元的保费划转到阳光财产保险公司昆明中支公司指定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称原告给被告转账的656476.8元系原告返还被告其垫付的保险费，但其不能提交其垫付保险费的证据，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存在代开发票的事实，被告负有返还原告款项的债务，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款项590829.1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款项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昆明康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返还款项590829.12元;二、驳回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康进代理补充提交了：1.交易结构图、授权委托协议，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交易结构，并非代开手续费发票、扣除10%手续的关系，而是保险代理关系。具体交易流程为：顾客向机票代理点支付20元的保险费，上诉人收取机票代理点保险费（4-5元），然后，由上诉人补足20元的保险费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到20元的保险费后向上诉人出具有16-17元的手续费支付单，上诉人根据支付单的金额开具代理手续费发票交与被上诉人。最后，被上诉人在收到代理手续费发票后，向上诉人支付手续费发票的金额（16-17元）。2.2013-2016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收付对比表，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总额为8428136.24元，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金额为5469350.80元，差额为2958287.44元，按照被上诉人所述的逻辑，上诉人收到8428136.24元在扣除10%后，应返还7585322.62元。但实际上诉人支付给了被上诉人5469350.80元，显然，被上诉人的逻辑不对。3.2015年往来业务清单，证明：2015年，上诉人收取了108627.20元，如果按照被上诉人所述的扣除10%手续费后，上诉人应返还给被上诉人97764.48元。但上诉人实际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48440元，所以，被上诉人所述的扣除了10%手续费后应将90%的款项金额返还给被上诉人不成立。4.2013年、2014年、2016年收付款明细凭证，证明：结合上述第二、三组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总额为8428136.24元，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金额为5469350.80元，差额为2958287.44元。按照被上诉人所述的逻辑，上诉人收到8428136.24元在扣除10%后，应返还7585322.62元。但实际上诉人支付给了被上诉人5469350.80元，显然，被上诉人的逻辑不对。所述上诉人扣除10%手续费后，将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的90%的款项又返还给被上诉人错误。5.双方发送的微信记录，证明：上诉人虽然对微信的发送时间和内容认可，但不能仅凭微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上诉人是航意险的代理机构，实际上诉人是代理机票销售的航意险的合作单位。6.2016年转款柴兵航意险保费，证明：上诉人交付保费的情况的证据，须由上诉人补足保费后，上诉人才可以进行手续费的结算。7.保险专业代理合同，证明：上诉人为航意险合作单位，并非航意险的代理机构。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补充强调，根据保监会的规定，必须是在全额支付保费之后才能打出支付单，否则就是违法行为，从而证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交易结构图成立并有效。被上诉人阳光保险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不认可，与双方的实际交易不符，实际上是我方先将手续费打给上诉人，不能证明代理费是先由上诉人打给我方。授权委托协议不只是针对航意险签订，其名下还有货运险及其他保险单位。第二、三、四组证据不认可，双方除了航意险还有车险等其他交易，上诉人只是统计了其中一部分，不能证实观点。针对上诉人补充内容，不认可其陈述，航意险是特殊的业务，为了处理实收，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操作方式，上诉人所述与我方的操作方式没有冲突。微信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2016年航意险保费记录无法判断是给公司的钱还是给柴兵个人的钱，因为双方前期还有车险合作业务，也是开具发票，代理过账的关系，上诉人还欠公司好多钱，且转款发生在2016年6月—8月，与本案主张的保费时间不吻合，与本案没有关系。上诉人提交的保险代理合同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提交了“航意险业务操作说明”，证明：我公司进行航意险业务实收处理时，公司财务部对核心业务系统的航意险应收保费数据进行核对及系统处理，根据应收保费数据对应的手续费金额向分公司财务部申请预借手续费资金头寸。我公司业务相关人员根据公司财务提供的系统处理单号打印手续费支付单，凭借打印出的手续费支付单到保险代理公司按照支付单手续费金额开具保险代理手续费发票。保险代理公司开具手续费发票后，我公司业务相关人员把发票金额向保险代理公司先行支付申请预借的手续费资金头寸。保险代理公司在收到我司划拨的预借手续费资金头寸后，扣除代理公司的管理税收成本后（一般为开票金额的10%），再以保费的形式连同保险代理公司收到过我司业务员交与的净保费一起划回我公司保费实收账户。至此整个航意险保费实收处理完成。上诉人康进代理对“航意险业务操作说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应予其流程图为准，2016年打款记录证明我公司最后一笔保费交付的情况，由我公司补足了20元的保费，才可以进行手续费的结算。本院对上诉人康进代理及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提交的上述证据，综合评判如下：上诉人康进代理提交的上述证据所产生的交易记录产生于2016年11月之前，而本案产生的交易在2016年11月8日至11月12日期间（共产生了91张支付单），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与本案所涉交易有关，本院对此不予认定。被上诉人阳光保险二审补充提交的“航意险业务操作说明”证实双方之间交易的流程，与其提交的91张支付单、工商银行账户汇款金额、微信通话记录等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其事实主张，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康进代理与被上诉人阳光保险之间是保险代理关系还是代开保单销售的手续费发票关系；上诉人康进代理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阳光保险返还5920829.12元。关于上诉人康进代理与被上诉人阳光保险之间是保险代理关系还是代开保单销售的手续费发票关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证事实，被上诉人从事的“航意险”保险业务，委托机票销售单位代理向被保险人销售航空意外保险，机票销售单位代收保险费后，直接扣除代理手续费，将其余保险费支付上诉人阳光保险。由于机票销售单位收取被上诉人阳光保险的代理手续费，未向被上诉人阳光保险开具相关的发票，被上诉人阳光保险委托上诉人康进代理代为开具代理手续费发票，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按实收保费金额或需开代理手续费金额的款项支付给上诉人康进代理，上诉人康进代理为被上诉人阳光保险开具代理手续费发票后，将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支付给上诉人康进代理的款项全部退回或者扣除相关税费后退还被上诉人阳光保险。2016年11月8日至11月12日期间，被上诉人阳光保险总计向上诉人康进代理出具了代理手续费支付单91张，上诉人康进代理向被上诉人阳光保险开具了金额为656476.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七张后，被上诉人阳光保险通过工商银行向上诉人康进代理汇款656476.80元。被上诉人阳光保险主张双方即按照上述代开发票的模式进行“航意险”费用的相关结算，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而上诉人康进代理对上述交易模式予以否认，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关于上诉人康进代理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返还5920829.12元的问题。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及结合微信通话内容等证据分析，上诉人康进代理得到656476.80元的款项后，在扣除应交税及手续费，余款590829.12元应由上诉人康进代理返还给被上诉人阳光保险。上诉人康进代理称该款系被上诉人阳光保险返还其垫付的保险费，但其不能提交其垫付保险费的证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康进代理称被上诉人阳光保险存在虚挂应收保费、虚假批单退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康进代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9794元，由上诉人昆明康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杨章亮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刘 涛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闻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