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互联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92民初5464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台州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罗有顺，检察长。 出庭检察人员：张启国，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出庭检察人员：宋伟琴，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出庭检察人员：余意然，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被告：李正声，男，汉族，1976年5月9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 被告：刘凤丽，女，汉族，1978年8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常山县。 上列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艳芬，浙江鑫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李正声、刘凤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9年7月19日，本院将案件受理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了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8月28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公益诉讼起诉人指派张启国检察官、宋伟琴检察官、余意然检察官助理出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正声及李正声、刘凤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艳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所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共计562695元；2.判令两被告在全国性的媒体或平台上公开赔礼道歉，提示含违禁成分西布曲明、酚酞存在的危害。审理期间，公益诉讼起诉人将前述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赔偿金6104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李正声在其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家中，通过阿里巴巴1688网站多次以低价大量购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减肥胶囊”。后李正声与刘凤丽一同将购入的散装“减肥胶囊”自行灌装并加贴标签，以“纯中药七天瘦加强版强效瘦身减肥瘦大腿肚子诚招V信代理一件代发”、“纯中药七天瘦加强版无副作用肥胖强效瘦身减肥瘦大腿肚子诚招代理”等产品名通过网络交易向不特定消费者加价出售上述胶囊。经查，销售金额共计61040元，且销售对象无法确定。经鉴定，现场扣押的涉案胶囊中含有西布曲明、酚酞，均为在食品中禁止添加的成分。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1.两答辩人认可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事实，真诚的向法院、公益诉讼人、社会公众道歉，保证今后不再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公益诉讼起诉人现主张两答辩人共同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已超越该解释第十三条中列明的民事责任范围，且两答辩人将承担本案的相应的刑事责任，故恳请法庭不予支持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两答辩人承担惩罚性赔偿金610400元的诉讼请求。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认定标准非单一的，即使本案法庭最后适用惩罚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的认定标准也应有利于两答辩人，根据消费者实际发生的损失来确认赔偿金的金额。4.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两答辩人以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价款61040元的十倍，即610400元，要求两答辩人承担，该价款61040元的计算标准、计算依据的相关证据链不完整，事实不确凿。5.结合答辩人的实际情况，两答辩人家庭贫困，有父母需要赡养，子女需要抚养，无力承担高额的赔偿金，且答辩人名下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过高的赔偿金金额也只是一纸空文，无法实际赔偿到位。6.公益诉讼人第二项诉讼请求，对答辩人具体赔礼道歉方式即赔礼道歉的媒体平台、内容应予以细化明确。答辩人表示愿意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以消除不利的社会影响。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公益诉讼起诉人为证明其起诉主张，调查收集了以下证据在庭审中予以出示：1.证明公益诉讼起诉人已履行法定诉前程序的材料，《检察日报》刊登的公告、指定管辖批复等；2.证明两被告销售产品存在有毒、有害成分的材料，杭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做出的《检测报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禁止在食品中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的相关文件；3.证明两被告在网络上批量购买“三无”减肥胶囊，自行灌装并加贴标签后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的客观行为及主观状况的相关材料，公安机关在刑侦过程中对两被告的历次讯问笔录、现场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勘验笔录、调取的销售交易记录等；4.证明两被告通过互联网销售案涉产品，其中部分产品销售对象主体身份现已难以核实，并该部分产品的销售金额的相关材料，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出具的交易快照、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购买记录、销售记录、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正声的询问笔录等。 两被告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两被告提交了家庭贫困证明两份、执行案件信息及户口本等证据，拟证明两被告家庭贫困，对外欠有债务，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等。公益诉讼起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的证据审核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审核认为，侵权人家庭经济状况不属于侵权案件中可以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9月-2017年5月期间，李正声使用淘宝账户“新篁人”在阿里巴巴网（https://www.1688.com），分8次向同一网络卖家“刘天阳(151××××9102)(小短短980113)”购买了商品名称为“强效减肥胶囊oem*强效瘦身胶囊纯中药瘦身小丸子”的减肥胶囊产品，数量共计134252余颗，通过支付宝支付价款共计82565元。经查，李正声购买的前述减肥胶囊产品、包装及网络销售宣传页面上均无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产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生产日期等法定的产品标识。 2016年9月-2018年1月期间，两被告在其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嘉泰馨庭小区的出租房中，将前述购买的减肥胶囊进行灌装并加贴自行设计、打印的标签后，以“纯中药七天瘦加强版强效瘦身减肥瘦大腿肚子诚招V信代理一件代发”、“纯中药七天瘦加强版无副作用肥胖强效瘦身减肥瘦大腿肚子诚招代理”等产品名，使用淘宝账户“广州享褍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阿里巴巴网对外进行销售，销售减肥胶囊579瓶（每瓶40颗），共计23160颗。两被告在对外销售的灌装减肥胶囊外包装中标识以下信息：1.产品名称强效中药减肥（七天瘦）升级版；2.主要成分决明子、茯苓、荷叶碱等；3.使用人群针对顽固性，单纯肥胖者；4.保健功能减肥瘦身，调理肥胖体质；5.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减至正常体重后请停止使用，等等。经查销售记录，两被告销售的前述减肥胶囊产品对外销售价格为70-140元/瓶不等。 2018年1月18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对李正声、刘凤丽等人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进行立案侦查，现场查获、扣押两被告销售的减肥胶囊27瓶（每瓶40颗），共计1080颗。2018年3月19日，经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杭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前述公安机关查获、扣押的减肥胶囊产品进行检测，检测报告结论显示，前述产品中检测含有西布曲明、酚酞成分。经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的通知》（国食药监办[2010]432号）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非法添加药品酚酞、氟西汀违法行为定性的复函》（食药监办食监三函〔2014〕235号）等相关文件，西布曲明、酚酞属于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禁止在食品（含保健食品）中添加西布曲明和酚酞。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两被告在接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讯问时陈述：1.两被告除通过前述阿里巴巴网站对外进行销售外，还通过微信向有记录的消费者销售减肥胶囊产品100瓶，共计×××颗；2.两被告在网络销售过程中曾以促销、试用等向消费者赠送前述减肥胶囊产品100瓶，共计×××颗；3.两被告在对所购的减肥胶囊进行灌装、存储等过程中损耗了近半的减肥胶囊共计67126余颗（134252余颗÷2）；4.两被告在销售减肥胶囊的过程中“知道减肥胶囊里有有害成分，但是为了赚钱就还在卖”，“我们就没有再进货，就想把剩下的药卖掉，因为扔掉感觉很可惜”。 另查明，两被告购进减肥胶囊共计134252余颗，扣除灌装、销售过程中损耗的67126余颗、通过网络销售且有销售记录的27160颗（阿里巴巴网23160颗+微信×××颗）、赠送的×××颗、公安机关查扣的1080颗后，剩余34886颗已流向市场，但无销售记录保存。 2019年3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日报》发布公告，就本案两被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侵害众多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通知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满，无任何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属于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两被告行为是否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3.两被告应否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及对赔偿损失的数额如何确定；4.两被告应否承担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 一、关于本案主体是否适格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辖区内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两被告通过互联网向众多消费者销售有毒有害的食用产品，其中大量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流向市场且难以核查确定消费者主体身份，对不特定社会主体利益构成侵害。经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定的公告程序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此时，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故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本案两被告行为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中规定的诉讼即为消费公益诉讼，该条对消费公益诉讼的适用条件为经营者存在“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在消费领域，对于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主体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公共利益是一个不易准确界定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一般而言，公共利益范畴的核心内容就是其公共性，基本内涵是指在特点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所实现的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具有主体不特定性，利益价值的抽象性、集合性等特征。结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及对于公共利益核心内涵的认知，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该利益具有社会公共利益属性。本案中，两被告通过互联网向众多消费者销售添加有违禁成分的“三无”减肥胶囊产品，宣称产品系具有减肥功效的保健食品，严重违反国家食品安全规定，其行为确有损害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构成对众多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两被告行为是否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关键在于是否侵害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具体分析如下：首先，经两被告销售流向市场且无销售记录的减肥胶囊产品，对消费者所造成的侵害，客观上已难以对受侵害主体进行特定化，或特定化所需付出的成本将远超出收益本身，对此种难以特定化或特定化将付出极大成本之权利救济，客观上已经超出了对某个具体的个人利益保护，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反之，对此种权益若不予救济，则必然导致对公正的消费品交易秩序的公共物品的损害，概而言之，该公益性绝非有意为之，实为客观情势所致；其次，经营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既会对购买、消费该食品的特定消费者群体个人造成私益权利的侵害，也会对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造成损害。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消费者会在以后的消费过程中，增加识别食品是否安全的措施，缩小消费选择的范围，致使其消费成本增加，享受生活乐趣的机会减少；同时，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公共成本的产出，增加政府在食品消费领域的公共投入，增加修复紧张关系或破坏社会秩序的投入等等，这种与特定消费者群体私益无关的公共利益损失，无法通过特定消费者提起的私益诉讼予以弥补，理应通过公益诉讼制度予以解决；第三，案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其危害是慢性的且有潜在性，通常不会对食用者造成急性的损害，且消费支出的金额不高，在类型上可纳入消费类小额分散性侵害，在此种侵害类型中，受害人尽管根据实体法享有赔偿请求权，但由于被侵害数额很小，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不提起诉讼是多数人的理性选择，由此会造成消费侵权者的民事侵权责任落空，长此以往违法经营者违法成本外部化，并转由全社会进行分担，此时通过公益诉讼发挥的并非私益损失填补功能，而是发挥威慑效果和司法的指引功能，遏制潜在的违法行为，将违法经营者违法成本内部化。 综上，两被告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产品，已构成对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利益的侵害，已构成对食品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侵害的侵害，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侵权责任。至于是否属于互联网公益诉讼，可从两个标准进行判断，其一，侵害公共利益行为所利用的工具或依凭的载体等是否主要为互联网信息技术或互联网信息平台等；其二，侵害的不特定主体公共利益，是否主要为互联网场域中的公共利益。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同时符合上述两个判断标准，即两被告正是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交易平台的虚拟性、延伸性、超地域性等特性，从事违法经营活动、逃避监管并放大经营活的范围和影响，其行为也必然扰乱互联网电商交易秩序，将违法成本转嫁给网络消费购物者，使得网络消费购物成本急剧攀升，故本案属于互联网公益诉讼。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从已查明的事实，本案李正声、刘凤丽客观上有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保健食品的共同行为，主观上存在明知销售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可能侵害消费者人身权益而仍进行销售的共同故意，故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三、关于损失赔偿问题 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两被告就其侵害行为，在已流向市场但无销售记录且难以确定销售对象的减肥胶囊数额范围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针对不特定主体的纯粹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损失可以探索提出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在确定公益诉讼案件原告可提起的诉请类型时，虽未明确将“损失赔偿”、“惩罚性赔偿”列举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原告可提出的诉请类型中，但并不意味该司法解释禁止公益诉讼原告提出“损失赔偿”、“惩罚性赔偿”的诉请。从目的解释的方法而言，经营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既会对购买、消费该食品的特定消费者群体个人造成私益权利的侵害，也会对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造成损害，这种与特定消费者群体私益无关的公共利益损失，无法通过特定消费者提起的私益诉讼予以弥补，必须通过公益诉讼的赔偿制度予以解决，特别是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可以在个案中积极、稳妥探索公益诉讼赔偿制度，建立有别于特定消费者私益集合的纯粹不特定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损害赔偿制度，故对前述司法解释中的“等”字可做目的性的扩张解释，即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可以探索提出损失赔偿的诉请。同时，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公益诉讼，赔偿请求所涉及的损失是社会消费领域集合性、公益性的利益损失，是整个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抽象性损失，具有不可分性，与特定消费者或特定消费者群体的个人利益不同，该损害赔偿请求并非以个体消费者或特定消费者群体遭受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计算损害，而是以整个公共利益的抽象损失为基础衡量；通过公益性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获得的赔偿，最终归于全社会的消费者而非某特定消费者个人。其次，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针对违法经营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产品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失的，可以探索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性、整体性、层次性、发展性等特性，决定某一特定侵害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难以进行量化确定，在目前法律对消费领域公共利益损失金额计算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以实现对违法经营者的惩戒和震慑。食品消费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该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在普通私益诉讼中可主张惩罚性赔偿，但对于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同时，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消费者协会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的，参照适用该规定。从体系解释、类推解释的方法而言，因私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本身即具有公益属性，惩罚性赔偿是制止市场失灵，克服负的外部性的重要手段，其功能在于惩罚、制裁、威慑、教育和预防，食品公益诉讼与食品私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有着类似性，符合类推适用的解释条件，因此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公益诉讼中参照适用该司法解释第十五条，以惩罚性赔偿作为公益诉讼中确定不特定公共利益受损的赔偿方式。再次，对众多难以确定具体身份的消费者权益造成的损害，可视为已转化为对不特定公共利益的损害，应承担相应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虽然从理论上而言，销售对象难以确定并不必然得出侵害对象不特定性的结论，但从现实层面而言，难以确定特定身份的消费者，出于理性的漠不关心、记忆模糊、没有利益受损的认识、没有保存证据、信息不对称等种种因素，往往成为沉默的受害者，现实中此种身份不能确定的众多消费者必然转化成为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对于此种难以确定特定身份的众多消费者，其受损害利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济、经营者违法行为得不到有力的制裁、正当竞争与经营秩序得不到恢复、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情形，足以构成公共利益的受损，在此种情形下，维护公共利益，不仅需要阻断经营者违法行为的持续，也需要就经营者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进行救济，即进行公共利益损害赔偿。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两被告明知其销售的保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在本案中就其已向市场进行销售但未保留销售记录且难以确定销售对象的产品销售金额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经查，前述案涉产品的销售数量为34886颗，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按灌装后70元/瓶计算售价，销售总价为61040元（34886颗÷40颗/瓶×70元/瓶），本院予以支持，故两被告在本案中应支付惩罚性赔偿610400元。 至于本案赔偿款的归属问题，本院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利益亦归于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起诉人代表消费领域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诉讼所获赔偿款亦应归于消费公益领域，直接服务于消费领域公共利益，故本案赔偿款本应直接进入依法成立的特定的消费公益基金，专门用于消费者公共利益的维护等公益活动，但鉴于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未能向本院就前述特定的消费公益基金是否已经成立等情况予以具体说明，赔偿款无法直接确定进入特定的消费公益基金，故本案赔偿款可由公益诉讼起诉人代领后，暂上缴国库保管。 对于两被告就赔偿标准所提出的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案涉减肥胶囊产品属于保健食品范畴，公益诉讼起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主张以价款十倍作为赔偿依据，于法有据，故对两被告的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两被告接受刑事制裁是否影响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故对两被告前述答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四、关于赔礼道歉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民事公益诉讼中虽然不存在向特定受害人道歉的问题，但是侵害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享受良好消费环境、秩序的精神利益遭受损失，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通过赔礼道歉可以抚慰受害者的人格尊严、重建失序的社会规范、教育震慑不法行为，实现矫正正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本案两被告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的消费者销售添加了有毒有成分的食用产品，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其行为是对全社会每一个个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漠视和亵渎，已构成对社会消费者整体共同的安全权、健康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人身权益的侵害，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两被告就其侵权行为在全国性的媒体或平台上公开赔礼道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正声、刘凤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侵害消费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款610400元，此款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代领后上缴国库； 二、被告李正声、刘凤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法制日报向社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道歉声明的内容须经本院审定），相关费用由被告李正声、刘凤丽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904元，由被告李正声、刘凤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王江桥 审 判 员  王雅俊 审 判 员  肖 芄 人民陪审员  马 菁 人民陪审员  沈景华 人民陪审员  侯明贤 人民陪审员  夏林兵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马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