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4民终8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元珍，女，1944年12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民，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万寿大道**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696565965H。负责人：周伟锋，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滔，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兵，重庆公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冉勇，男，1965年1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段元珍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原审第三人冉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0民初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9年7月2日对上诉人段元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明、被上诉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兵进行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段元珍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0民初812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撤销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三、判令由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有恶意串通行为。2014年，冉勇以余明元（音）名义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借款130万元，逾期后经该行向某指点找冲贷公司偿还借款；2015年，冉勇又以马建蓉的名义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借款170万元用于偿还冲贷公司借款及资金利息；2017年3月9日，冉勇又以购货为名，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借款190万元用于偿还马建蓉等借款。原审第三人冉勇两次逾期、逾息，均是在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分管领导向某的指点、协助下找担保公司还款后再贷款偿还担保冲贷公司。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恶意串通事实成立。2.冉勇对段元珍进行胁迫，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是明知的。2017年3月9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签订《最高额保证授信业务总合同》。同一天，段元珍在冉勇的威逼下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段元珍到达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办公室时仍在哭泣，不愿签字，经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工作人员劝解，称冉勇有偿还能力，抵押担保只是履行个程序。段元珍在其指定的地方签字，但对相关内容不知，随后到房管局签字。3.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段元珍实施了欺诈行为。（1）被上诉人有欺诈的故意。银行业担保人的资格为60周岁，部分业务放宽到65周岁，超过60周岁的担保人提供财产担保，需要继承人签字确认。上诉人2017年满73周岁，已不具备担保存资格，继承人未签字确认；被上诉人明知冉勇无收入来源、无还款来源，不符合贷款条件，其贷款用途违反约定，仍违规与冉勇签订《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被上诉人不询问上诉人是否愿意担保，不向上诉人释明担保的法律后果，故意不告知冉勇不符合借款条件，其欺诈故意成立。（2）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是主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从合同，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提供主合同，使其知悉主合同内容，以便作出是否担保的决定，但其拒不提供相关主合同、从合同，事后又拒绝获取相关合同内容，隐瞒事实真相。（3）被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冉勇与张小容、谭圣杰签订《商品购销合同书》，案涉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支付“购货”，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没有认真审查冉勇与张小容、谭圣杰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书》，该合同约定在签订合同时应当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将贷款违规转给案外人张小容、谭圣杰，被上诉人的欺诈行为客观存在。4.重庆银行的欺诈行为导致上诉人作出错误决定，并带来灾难性损失。《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个人经营性借款合同》载明贷款用途为“购货”，购货属于经营性行为，能产生利润，贷款本息不会悬空。但将贷款用于偿还冲贷公司的高息贷款，不进行经营活动，无法产生利润，直接导致贷款本息悬空。如果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将190万元的坏账转嫁给上诉人，上诉人无论如何均不会提供担保。况且担保房屋属于上诉人及其子冉见、次子冉勇、三女冉为、丈夫周万义五人所有权或者享有使用权。5.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段元珍对《个人经营性贷款支付委托书》中冉勇的签名提出质疑，认为不是冉勇所签，要求提供原件核对，但一审法院未作任何回应。6.举证责任分担不合理。一审中段元珍申请调取冉勇还贷170万元的打款记录，但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拒绝提供，根据证据规则应当推定是谭圣杰、张小容向马建蓉账户打款170万元等。被上诉人重庆银行石柱支公司辩称，一、关于案涉贷款资金用途问题。对于贷款资金最终实际真实用途，作为银行的被上诉人事实上无法管控，也不属于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必须管控范围。本案中，借款人冉勇最终如何实际使用贷款资金与其贷款能否归还无必然因果关系，相应的也与上诉人最终是否会承担担保责任无必然的因果关系。1.银行对贷款资金用途只能是表面形式审查，该审查和“监管”并非来自贷款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银行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而是银行自身对贷款风险管理的一种内部控制手段和方法。2.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担保的贷款，系被上诉人根据主合同的相应约定进行发放支付，即先发放至冉勇个人账户，然后再根据冉勇委托划转支付给谭圣杰、张小容；且借款人冉勇委托被上诉人支付时，提供了相关购货合同。3.贷款资金划转至谭圣杰、张小容账户后，该款就属于此二人所有，此二人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无合同关系，也无其他法律关系，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无权对谭圣杰、张小容的款项进行监管和控制。4.贷款资金实际用途与该笔贷款能否归还，也无事实上和法律的的必然因果关系，而与借款人的经济状况、还款能力等密切相关。5.本案涉及的贷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贷款资金用途问题导致担保合同可撤销”的约定，且案涉贷款资金用途本身不违法。二、关于段元珍提供担保是否受胁迫、欺诈及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上诉人段元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其签订保证合同时受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胁迫、欺诈，段元珍愿意提供保证，是基于与冉勇的母子的亲情关系，相对于债权人来说，段元珍与冉勇关系密切，对冉勇贷款的情况更为了解，段元珍愿意为冉勇担保更符合常理、情理。段元珍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即使有哭泣、不情愿的情形，也只是在作出担保之前的内心判断过程，也印证其充分理解保证的意义和后果，内心判断的过程与最终作出担保决定是两个不同的环节和法律概念，法律以最终签字、盖章为准。三、关于担保人年龄问题。现行法律并没有担保能力的年龄限制，也不能成为撤销保证合同的依据和理由，即使银行在贷款业务中对借款人、保证人有年龄限制，也只是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考量，与对外的法律效力无关。四、关于上诉人无条件担保问题。在段元珍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均明确为为“无条件担保”，即“本保证合同为独立性担保。主合同因任何原因而发生的无效、可撤销均不影响保证合同效力……，保证人仍应对甲方（银行）承担保证责任。”在签署页用黑体字作了声明：“贷款人（银行）已提请我方（段元珍）注意本合同各项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我方要求作了相应条款说明，……，双方对合同含义认识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冉勇未作答辩。段元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2017）重银石柱抵字第0184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9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作为甲方，与乙方冉勇签订了《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年（重银石柱支授）字第0183号，合同约定在2017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间，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在此合同项下向冉勇办理各类融资业务，实际形成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同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对象为冉勇基于《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产生的应对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所负的全部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抵押财产为段元珍所有的房屋（房地产权证号为石柱县房地证2011字第0042XX号），抵押期限为3年，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17年3月16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段元珍担保的对象为冉勇基于《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产生的应对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所负的全部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2017年3月16日，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由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依据《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的授信额度向冉勇提供贷款1900000.00元，贷款利率为年利率8%，贷款期限为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15日，贷款用途为购货。2017年3月16日，冉勇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出具《个人经营性贷款支付委托书》，将《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资金分别委托支付给张小容和谭圣杰，其中张小容为900000.00元，谭圣杰为1000000.00元。2017年3月16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向冉勇发放贷款1900000.00元，同日分别将以上贷款转移支付给张小容和谭圣杰。2017年3月13日，冉勇通过马建蓉账户还款1700000.00元。冉勇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提供了与谭圣杰、张小容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在签订时是否具有欺诈情形？现作如下评析：段元珍主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其因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欺诈而签订，属于可撤销合同，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具有可撤销情形。原因如下：首先，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属于从合同，是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之间的借款合同中的债务人冉勇提供担保，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故意告知虚假事实，不构成积极欺诈，同时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借款用途等并不负有告知义务或说明义务，不构成消极欺诈，因此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这一事实不具有欺诈之故意；其次，段元珍也并未因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而陷入错误认识，段元珍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为冉勇提供担保，其目的是促成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基于其与冉勇的特殊关系（母子关系），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贷款用途”并不会改变其为冉勇的提供担保的性质和目的；最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这一事实并不具有“不正当性”，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的行为未超出法律、道德或交易习惯允许的限度，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此种行为并非对《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性质或后果进行虚假陈述，不成立欺诈。综上，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不符合欺诈之法定构成要件。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如果段元珍主张系因冉勇的欺诈而导致其错误的签订涉案合同，其应当承担“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冉勇的欺诈行为”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段元珍也并未提供此类证据，故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具备欺诈情形，不可撤销。段元珍诉称根据合同约定，冉勇借款的用途应为购货、支付货款，而本案中冉勇是直接将该笔贷款委托支付给张小容、谭圣杰，用于偿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义务，段元珍并未就冉勇的贷款系归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提供证据，故对此主张不予采纳，并且即便冉勇的贷款系直接用于偿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也并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其发放的贷款用途有监管的“义务”，但这并不是法律赋予的强制性义务，或因对贷款用途监管不力而会导致合同无效，此种“义务”更大的意义在于保障银行资金安全，根据《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第十条（10.2.8）规定，未按照合同约定用途或约定方式支用贷款资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有权提前收回部分乃至全部贷款并要求赔偿损失，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即便未监管贷款用途也是增大贷款风险而已，并未损害段元珍利益，也未违反法律效力性禁止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段元珍还主张其受到冉勇胁迫才签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但段元珍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冉勇辩称段元珍因属感情上的胁迫而签订涉案合同，但此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胁迫情形，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属于受胁迫而签订。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段元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原告段元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段元珍没有举示新的证据。二审中，被上诉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举示了两份证据：证据1.2013年重庆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房地产的抵押登记证书，证明从2013年开始，上诉人用所涉及的抵押物为借款人余明云在被上诉人处的贷款签订了抵押合同办理了登记。证据2.2014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证明在2014年度上诉人拿抵押物又一次作为担保为借款人马建蓉在被上诉人处取得贷款的事实。以上证据经上诉人段元珍质证，认为1.对证据的“三性”不认可。2.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的时候上诉人均要求被上诉人提交相关合同，被上诉人拒绝提交，上诉人在签订担保合同的时候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提交主合同。经本院审查，被上诉人所举示的两份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上诉人段元珍就案涉抵押物在此之前先后就余明云、马建蓉在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处借款进行了抵押，进一步证明段元珍的设押行为并非仅仅针对本案借贷。故其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二审中，针对一审程序问题，上诉人段元珍陈述，在一审时候对被上诉人提供由冉勇出具的支付委托书，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以段元珍等人无权查看为由不把原件让其核对，所以上诉人对真实性提出质疑，上诉人认为一审不让其核对原件是程序违法。同时针对胁迫问题，上诉人段元珍陈述，1.上诉人儿子冉勇亲情绑架。2.冉勇明知不是用于购货。3.银行应当审查他们的交易凭证和材料贷款用途，合同书约定了应当提交主体资格的证明材料，但是谭圣杰、张小容、冉勇均未提供，商品买卖合同书应当加盖公章才能生效。二审中，上诉人段元珍还陈述，案涉170万元名义是马建蓉贷款，实际是冉勇贷款。谭圣杰和张小容帮还了170万，然后银行分别给谭圣杰和张小容分别打款。马建蓉与冉勇以前是一起共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变更或者撤销。上诉人段元珍提出被上诉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原审第三人冉勇恶意串通，以欺诈的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同时被上诉人胁迫段元珍签订抵押担保合同，请求撤销该担保合同。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应否予以撤销的问题。现分析评判如下：首先，原审第三人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借款人冉勇的借款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合法有效。即便借方冉勇没有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对贷方重庆银行石柱支行而言，系明显的违约行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借贷合同的效力。上诉人段元珍诉称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之间存在恶意串勇的事实没有证据佐证。即便冉勇隐瞒了借款用途，也是冉勇对段元珍的欺骗，没有证据证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段元珍实施了欺诈行为。其次，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段元珍以自己的房产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之间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段元珍签订合同时，有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其签订抵押合同时意思表示不真实，且事后还在房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抵押合同成立并生效，抵押权已经设立。其三，段元珍诉称冉勇与重庆银行恶意串勇，段元珍系受欺诈而签订抵押担保合同。银行出借大额款项时，为了保障出借款项能有效收回，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符合借款合同的基本形态，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人的选择一般由借款人提供有担保能力的人担保。段元珍与借款人冉勇是母子关系，在石柱县城有房产，具有担保能力，段元珍也确实曾经为他人在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借款用自己的房产抵押担保，对担保的法律后果不用特别详释也应是知晓明白的；在本案涉及的借款中，2017年3月9日段元珍为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涉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在之后的2017年3月16日为《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在签订抵押保证合同时已经经过了签订抵押合同的过程，结合之前段元珍成为他人提供过抵押担保，段元珍提出签订抵押担保保合同时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有欺诈行为的理由不成立，且段元珍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同时，结合段元珍曾有为他人借款担保的事实，在本次借款中冉勇向段元珍提出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时，基于冉勇与段元珍的母子关系，按常理段元珍至少对冉勇借款的事实是清楚明白的并有所过问的，冉勇也会将借款的基本情况向段元珍有所说明的，从签订担保合同时冉勇与段元珍一同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营业地签订合同的事实看，即或在签订合同时有内心的挣扎，属于签订合同前的心理过程，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冉勇、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强迫其签字的情形，段元珍最终签字捺印，表明了其促成冉勇借款成就的真实意思表示。段元珍的内心挣扎，或者经银行工作人员正常的讲解后签字捺印，并不因此而表明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有欺诈行为。此外，一审判决已经就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应否撤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且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段元珍主张撤销抵押合同的理由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的情形，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段元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庆   华审判员 彭松涛审判员徐婷婷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李       丹书记员 杜   晓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