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94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南大街211号。 负责人：韩立杰，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须震，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虑，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梅，女，197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德刚，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焕明，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建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杨梅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1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工商银行建南支行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8民初110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应事实1.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范丽曼要求被上诉人设定指定密码以及被上诉人将U盾交付过范丽曼等人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工行网银业务中,从不存在要求客户设定工行指定密码的情况。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经是按照范丽曼要求设定的指定密码和将U盾交付过范丽曼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就认定了上述事实。相反,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领取U盾业务申请书》和《上调网银支付限额的申请》上被上诉人的签字可以证明网银U盾是由被上诉人本人领取并一直由其本人保管。归根结底,如何设置密码完全是被上诉人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工行并不能限制小客户设定什么密码。与此同理,被上诉人如何保管自己的U盾,完全是其自身意志决定的,其本人或者授权他人网上转账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本人承担,建南支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的范丽曼向被上诉人出具《证明暨授权书》和签订《协议书》是在上诉人的正常工作时间和上诉人的银行办公场所实施完成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在一审阶段,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上述事实发生于上诉人办公场所和办公时间,一审法院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该行为发生在上诉人办公场所,从而认为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范丽曼的行为代表上诉人的意思,推出上诉人在管理上存在较大漏洞,明显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依据的。二、范丽曼超出职权的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的行为,范丽曼的个人犯罪行为并非建南支行的单位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无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1.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和《证明暨授权书》,上面的印章印文经鉴定与上诉人的印模盖印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可见《协议书》和《证明暨授权书》上的印文非上诉人印章所形成。2.《协议书》和《证明暨授权书》上的印章印文是“核算专用章”,退一步讲,即使该印章为真,也只是用于内部核算,而非对外签订合同和出具授权的合同专用章或公章。3.没有证据证明范丽曼向被上诉人出具《证明暨授权书》和签订《协议书》是在上诉人的正常工作时间和上诉人的银行办公场所实施完成的。4.被上诉人对其存款并非用于正常储蓄存款的情况是明知的,其存款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被转走,被上诉人明知其存款的去向和利息的来源,在此情况下,仍与他人签订盖有非上诉人银行印章的《协议书》,其真实意图显然是与他人恶意串通,在向范丽曼等人索要无果的情况下,转嫁责任,企图让毫不知情的上诉人为他人的过错承担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范丽曼没有代理权限,出具的《协议书》和《证明暨授权书》上印章盖印也非上诉人印章盖印且上面的印章盖印是结算印章盖印又无证据证明上述行为发生在上诉人办公场所和办公时间,被上诉人对其存款并非用于储蓄而是用于放贷是明知的,无理由认为是上诉人授权的上述行为,事后上诉人对上述行为也未追认。故而,范丽曼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无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应由行为人即范丽曼承担相应责任。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作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一方,应当保证储户存款安全,承担被上诉人的损失。但事实上被上诉人的损失不是由于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储蓄关系导致的,而是基于其与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导致的,被上诉人应为其私自放贷行为承担后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然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但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上诉人已经严格按照操作规则办理开卡、开通网银业务,并按照被上诉人的指令进行存款转账等操作,且对被上诉人尽到了必要的安全提示。被上诉人在开户业务资料、《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及《领取U盾业务申请书》中皆予以签字确认。由此可见,上诉人的行为符合《商业银行法》以及双方之间服务协议与管理协议的约定,对被上诉人的存款被转走的事实不存在漏洞或过错。本案大量事实和证据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所称的1000万元存款的目的并非获取活期存款利息,而是利用上诉人提供的支付结算服务获取放贷的高额利息。被上诉人自己或授权他人转出账户资金是在明确了解资金去向、用途、回报等情况下作出的真实的放贷行为。明知是用于放贷并已收取高额利息,其意思表示和行为远远超出了储蓄存款合同的范畴,而是借贷(集资)法律关系范畴。即被上诉人的损失不是因储蓄存款行为导致的,而是因其从事借贷行为产生的,被上诉人应以借贷关系的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相应的诉讼实现其诉求,被上诉人应为其私自放贷行为承担后果。四、被上诉人所谓的损失是由于其重大过错所造成的,应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1.被上诉人未从源头上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活期存款能够获取额外高息、高息由第三人而非银行支付、提前支付而非到期支付、向非存款账户支付而非向存款账户支付、存款期间不得查询、挂失、支取等业务模式及规则,均明显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应及时向银行核实情况,却未予核实,而是完全听信犯罪分子,存在过错。2.如按照被上诉人所说,其将密码和U盾交予他人,那么被上诉人泄露账户初始信息违反注意义务。账户信息事关资金安全,储户应当妥善保管,不应交子他人,而被上诉人明知非银行业务,为获取高息从而铤而走险,将账号、网银登陆密码、U盾支付密码及网银U盾(被上诉人在开通网银时,在个人客户业务受理申请书上U盾领取处签字并注明时间为2011年8月5日15点30分)等重要信息交予他人,放任账户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正是凭借被上诉人提供的密码、U盾等信息,犯罪分子才得以非法获取账户资金,造成被上诉人所谓的损失。3.被上诉人更是在2013年1月30日亲自将网银支付限额上调至500万,为他人大额转款提供便利,直接导致了损失的发生和扩大。4.被上诉人明知并放任资金风险。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涉及大量大额资金交易,而资金变动,明知或应知可能或已经发生不法侵害而未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导致损失发生或扩大。被上诉人放任资金大额资金交易,而资金变动,明知或应知可能或已经发生不法侵害而未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导致损失发生或扩大。被上诉人放任资金风险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导致损失的扩大。因此,被上诉人对于自身账户资金安全负有注意义务,违反保障资金安全义务,将账户、密码和U盾等重要私密信息告诉其他人,以获取非正常存款利息,更是上调网银限额为他人大额转款提供便利,其损失是由其重大过错所导致的,应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五、被上诉人在建南支行的1000万存款用于私自放贷,一直持续收取高息,其收回的本息已经覆盖其初始存款,并无实际损失。从2011年起,杨梅一直私自向他人放贷,并收取高额的利息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出具的张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专项审计报告书》和银行卡流水显示,杨梅收到的本息数额已经完全覆盖其存款本金,杨梅实际上并无损失。杨梅却主张上诉人返还其存款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20万元,与实际不符,无事实依据。杨梅的1000万存款分四次存入银行账户后,就被其本人或者授权的他人转出,建南支行已根据其银行卡内实际存款金额支付了相应的活期存款利息。因此,建南支行无需再支付1000万元存款的利息。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未查清被上诉人收到高息和返还本金真实情况下,只因上诉人无法证明上诉人所提交的《被上诉人收取高息和返还本金的情况说明》上所列部分款项与本案涉案款项相关,就不予认可是明显不合理的在本案中,上诉人非借方也非贷方,也非收息卡(尾号4717卡)的持有者,对被上诉人私自放贷的行为毫不知情,尤其是对被上诉人如何转款、如何收息和如何返还本金的情况,上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让上诉人举证收息卡中何为返还本金何为高息本就不合常理。在上诉人向法院提交被上诉人收取高息和返还本金的情况说明后,被上诉人为收息卡的持有者和本案私自放贷方,对其银行卡收支情况应是清楚的。因此,对其主张不是返还本金和高息的事实应该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非高息和返还本金的情况下,对上诉人提出的部分款项不予认可,反而让无法举证的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明显不符合常理,显失公平。七、本案所涉款项损失系被上诉人的重大过错和范丽曼等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共同造成的,上诉人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关系中,上诉人严格按照操作规则办理开卡、开网银业务,并按照被上诉人的指令进行存款、转账等操作,对被上诉人尽到了必要的安全提示和资金保障义务。银行卡资金流水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存款被转走的每一笔操作金额都在银行无需核对当事人身份证件的限额之内,进行的转账操作是只要持有银行卡账户、网银登陆密码、U盾支付密码和U盾等就可以在任何可上网的地点进行的交易,并不受身份的限制,也就是说,从事上述支取款项行为既不依赖于工行建南支行,亦不依赖于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上诉人对上述行为并不负有监管义务也无过失。且在被上诉人的所有对外借款行为中,均为被上诉人与实际借款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笔是由上诉人获取,也没有一笔高息是由上诉人支付,故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从事借贷活动的损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给付存款本金和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梅答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被答辩人不服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110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提起上诉。现就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答辩如下: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且由被答辩人一审自行提交的证据自证和说明自认,被答辩人上诉只不过是被答辩人对自证和自认的否认,并无任何证据和事实依据。(一)答辩人提交的“协议书”、“证明暨授权书”以及答辩人1000万款项被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范丽曼转走的事实,完全可以证实被答辩人工行建南支行的工作人员范丽曼通过工作之便掌握答辩人的网银密码,银行账号以及∪盾密码并持有答辩人的U盾的事实。（二)对于答辩人而言,答辩人指向的是被答辩人工行建南支行,无论开户、开网银、调整网银支付限额及签订“协议书”“证明暨授权书”,都是到银行办理的业务,并加盖了银行印章,当然是工作时间和被答辩人的营业场所进行的。被答辩人应当提供以上业务不是在银行营业场所办理的证据,或者按被答辩人所称如以上业务均可在非工作时间和非营业场所办理,更证明被答辩人工行建南支行管理上存在较大漏洞和违规,被答辩人应当承担更大过错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工行建南支行的工作人员范丽曼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范丽曼在工作时间、被答辩人的营业场所,穿着被答辩人的制服,多次向答辩人出示盖有被答辩人印章的“证明暨授权书”,多次以被答辩人的名义与答辩人签订“协议书”。答辩人当然有理由相信,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范丽曼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被答辩人工行建南支行。答辩人的款项,是被答辩人的工作人员范丽曼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便利通过网银转走的,答辩人绝对没有参与。根据网银转款的相关程序,使用网银转款,需要登录网银,要有账户名、银行卡号、掌握网银密码、持有U盾并掌握U盾密码,以上信息均非答辩人告知被答辩人工作人员的,因为答辩人始终都不知道网银密码和U盾密码,以上信息只能是被答辩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自行设置并全部掌握,然后据此完成转款的。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没有尽到对储户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对造成答辩人存款本息损失存有重大过错,实属正确。四、本案中,答辩人已经尽到了应尽的注意义务。答辩人是工作时间到银行营业场所通过银行过工作人员办理业务,而且还取得了《证明暨授权书》、签了《协议书》。被答辩人的说法是无限扩大了答辩人的义务。如果银行客户要审查银行工作人员所出文书的印章真伪,银行的信用何在。五、为核实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与本案争议有关的答辩人的两个账户(尾号为7882和尾号为4717)的历史明细,认定了答辩人收取的利息。被答辩人所称的答辩人收到的本息数额已经完全覆盖存款本金与其提供的证据和在证据说明中的自认不符,也与事实不符。六、被答辩人作为储蓄存款合同一方,对答辩人的存款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为此,被答辩人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和规章制度,使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够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尽到最大注意义务,以确保储户存款安全。本案中,根据被答辩人工作人员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协议书”应是有效的,被答辩人工行建南支行应当按“协议书”约定支付利息,不应当扣除已付利息,而答辩人鉴于其他涉案人员判决扣除利息,为避免诉累尽早息诉减少损失(答辩人款项部分是跟亲友所借,一直在还利息)并未对审判决提出上诉。但被答辩人工行建南支行没有尽到对储户存款的安全保障义务,对答辩人存款利息损失存有重大过错的事实是清楚确凿的,故而被答辩人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杨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存款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2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8月4日原告在被告处开立银行账户，户名杨梅，卡号62×××82。2011年8月5日，杨梅书面申请将该卡开通网银并领取Ｕ盾。2013年1月30日，杨梅书面申请上调该卡的Ｕ盾对外支付限额，单笔支付限额500万元、日累计支付限额500万元。上述业务办理资料中均加盖有“现场管理范丽曼”印章。2013年1月30日，范丽曼向原告出具了加盖被告银行公章的《证明暨授权书》。2015年2月2日，原告杨梅委托任小蓉代其与范丽曼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存于乙方的1000万元“供乙方支配”、甲方“将存折（或银行卡）和密码交乙方或乙方授权经办人员，视为乙方受到甲方相应存款，视为甲方履行了前述给付义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日起生效，在存款期间代为理财，在收息正常情况下，不能抵押和提前支取……”。结合该协议签订时杨梅账户中并没有1000万元款项，由此可见原告在签署该协议时对该笔借款用于理财而非银行储蓄的实际情况是知情的。另查明，依据被告提交的《鉴定书》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证明暨授权书》中的被告公章印文与被告提供的印模不是同一印章盖印。虽上述证据中被告印章存疑，但原告有理由据此认为范丽曼代表被告银行，故范丽曼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审理中，因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均有异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与本案争议有关联的杨梅两个银行账户历史明细，卡号分别为62×××82和62×××17，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明细显示，协议约定的杨梅存款账户（62×××82）于2013年1月30日分两笔共存入650万元，2013年1月31日卡中330万元以跨行汇款的方式转出至50368200460052170账户,2013年2月5日卡中320万元以网转方式转出至6222080402002491533账户。2013年3月21日该卡账户收利息1064.83元。2014年1月13日该卡账户分两笔存入350万元，2014年2月18日卡中350万元以跨行汇款的方式转出至6228460636004376765账户。2014年3月21日该卡账户收利息1226.13元。明细还显示自2013年1月9日每月从该账户中扣除2元信使费。对上述事实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协议约定的杨梅收息账户（62×××17）自2011年8月9日起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的57笔收款，被告主张系本案涉案款项杨梅已收取的利息。原告对收到上述款的事实认可，但不认可2011年8月9日至2012年12月10日期间的30笔收息与本案涉案款项有关；对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2日期间收到的10笔利息认可，称系以65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5%计息每月收81250元；对2014年2月2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收到的6笔利息认可，称系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息每月20万元，同时承认已收到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共11月的利息220万元。对被告主张的2015年4月14日分两笔共收到2598417元的款项为偿还本金的主张不认可。对被告主张的上述57笔收息款项，对原告认可的16笔，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2011年8月9日至2012年12月10日期间的30笔款项发生在本案涉案款项之前，且原告诉请已结清不在本次诉讼中，故本院不予认定；对2014年2月2日的24万元、3月13日的24万元、4月5日的16万元、5月31日的16万元、6月30日的16万元、8月2日的16万元六笔共计112万元的款项，在公安机关的审计材料中均有涉及，原告虽不认可却以“不清楚款项来源、但不是被告所称收息”为由抗辩，该陈述明显与常理不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对该六笔共计112万元款项本院予以认定；对剩余5笔款项，没有证据证明与本案涉案款项相关，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主张的2015年4月14日偿还了2598417元本金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杨梅通过62×××82卡账户出借款为1000万元，通过62×××17卡账户已收到利息合计313.2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建南支行作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一方，对原告的存款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为此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和规章制度，使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够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尽到最大注意义务，以确保储户存款安全。而本案中范丽曼作为被告工行石家庄建南支行的工作人员，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并向原告出示了《证明暨授权书》，且上述行为发生在正常工作时间并于银行办公场所实施完成，使原告杨梅有理由相信范丽曼的行为代表被告银行。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被告建南支行在管理上存在较大漏洞，致使范丽曼等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便利条件与他人勾结非法转走原告的存款，被告对储户存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造成原告存款本息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对原告存款的损失承担95%的责任为宜。经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以及原告账户历史明细等证据综合审查，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协议书显然不是正常的银行储蓄合同，结合该协议签订时杨梅账户中并没有1000万元款项，由此可见原告在签署该协议时对该笔借款用于理财而非银行储蓄的实际情况应当知情。故对原告诉称的对出借款被转走之事不知情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存款时应尽最大注意义务以确保自身存款的安全。但原告为获取高息，按银行工作人员范丽曼等的指示和要求设立密码、领取U盾、开通网银，并将U盾交付过范丽曼等人，为范丽曼等人非法获取原告存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对自身存款本息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以5%为宜。原告本金损失应为686.75万元（存款1000万元-原告收取的高息313.25万元）；利息损失应自存款之日（2013年1月30日）起直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被告已给付的两笔1064.83元、1226.13元合计2290.96元应予扣除。故被告应返还原告存款本金的数额为652.4125万元(686.75万元×95%)。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杨梅存款本金652.4125万元；并支付原告利息（以65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已支付利息2290.96元予以扣除）。 本院认为，工商银行建南支行作为专业办理储蓄业务的金融分支机构,对储户的存款负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对其工作人员应尽到严格管理的责任。本案中范丽曼作为工商银行建南支行的工作人员,其在银行办公场所,在其正常工作时间向杨梅出示《证明暨授权书》并以工商银行建南支行的名义与杨梅签订《协议书》，故一审法院认定杨梅有理由相信范丽曼的行为代表工商银行建南支行，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同时，因工商银行建南支行的管理存在漏洞，使得范丽曼利用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便利条件，与他人勾结，转走杨梅的存款，工商银行建南支行对储户存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杨梅存款损失存在重大过错，一审认定其承担95%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工商银行建南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920元，由上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南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建民 审判员  史亚宁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