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68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雨辰，男，汉族，1975年7月23日出生，住上海市卢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震，男，汉族，1963年6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系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推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36号喜盈门范城国际大厦1403室。负责人：陈革平，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雷，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雨辰因与被上诉人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雨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震及被上诉人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参加了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雨辰的上诉请求：1、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无效，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外其他条款无效；2、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多收取的款项人民币53.4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支付2015年10月10日起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上述本金的利息损失人民币7.6万元；4、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述本金自2019年1月1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回避被上诉人明显存在的多项违法收费这一客观事实。一审对被上诉人存在“超出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收费”、“巧立名目、违规收取费用”、“在刑事案件代理中风险收费”等违法事实避而不谈。二、《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并未失效，且被上诉人的负责人也自认其收费依据就是上述文件，故上述文件对被上诉人具有约束效力。三、一审法院简单机械地对国家司法部和发改委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等文件的法律效力进行否定是非常错误的。四、《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是根据上位法《律师法》明确授权制订的，是《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组成部分，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单独进行讨论和分析，违反最基本的法理和常识性逻辑。五、刑事案件的风险代理行为其本身即直接构成“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六、大量客观事实都证明了被上诉人存在欺诈及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辩称：一、上诉人一审诉请确认《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无效，认为被上诉人存在“超过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收费”、“巧立名目、违规收取费用”，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律师费。该诉请事项均已经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长沙市人民政府和岳麓区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及司法部门均认定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司法厅联合颁发（2006）176号文件即2006年12月《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已于2012年1月1日自动失效，上诉人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一审诉请要求确认《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外其他条款无效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律师费。该《补充委托协议》的效力已经过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因此上诉人的诉请同样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姜雨辰一审起诉请求：1、确认姜雨辰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无效；确认《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外其他条款无效；2、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返还姜雨辰多收取的款项534000元；3、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以534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支付2015年10月10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的利息损失76000元（534000元÷365天×4.35%×1190天）；4、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以534000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支付2019年1月1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5、该案诉讼费由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4日，姜雨辰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被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监视居住。2013年10月15日，由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3年10月31日，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与姜雨辰签订了一份《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其中协议第一条第1.1款、第1.2款约定，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接受姜雨辰的委托指定经办律师代理姜雨辰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案件的侦查阶段，担任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姜雨辰授权律师事务所的权限为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姜雨辰提供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姜雨辰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协议第一条第1.4款约定，双方经协商后确定，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费50000元。协议第一条第1.5款约定，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经办律师在办案中发生的长途电信费用、复印费用、文件快递费用、外地或境外差旅费共计50000元（不包含在50000元的律师费内），由姜雨辰另行承担。协议第二条第2.14款约定，对于协议签订、履行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无法协商或调解的，任何一方均可向长沙仲裁委提出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3年10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100000元。2014年1月21日，姜雨辰作为委托方，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作为受托方，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三方另签订了一份《补充委托协议》，其中载明：委托方和受托方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就前述《法律委托服务协议》达成补充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指派陈革平、毛雅琴律师担任姜雨辰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一案的侦查、起诉及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除委托方已支付侦查阶段的律师费和办案费外，委托方还应向受托方支付起诉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和一审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共计100000元，该100000元应在案件移送检察起诉程序后三天内先行支付到受托方账户；若案件在侦查阶段了结，则退回该100000元，若在起诉阶段了结则退回50000元，若在审查阶段了结，则无须退回。已收办案费50000元不论案件在何阶段了结，且无论结果如何，均不退还委托方。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该案若在公安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委托方支付办案费600000元，该案在移送检察机关进行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委托方支付办案费400000元……。协议第二条第4款约定，协议第二条第2、3款中的费用，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延迟付款，则迟延付款方均应按日万分之五的比例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双方均同意由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协议第三条约定，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并由委托方按协议第二条第1、2款规定，预付律师费及办案费250000元后生效，协议有效期至一审终结止。2014年1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150000元。2014年4月28日，长沙市公安局作出长公（经）诉字【2014】A02号《起诉意见书》，将包括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姜雨辰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在内的若干案件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中认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追究姜雨辰的刑事责任。2014年5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了100000元。2014年6月9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由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此后，姜雨辰的刑事案件承办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进行了调查举证，并向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递交了两份《法律意见书》。2015年3月24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作出长开检公诉刑不诉〔2015〕7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不起诉单位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被不起诉人姜雨辰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金额超过二十万元，同时也无法证明被不起诉单位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被不起诉人姜雨辰通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长沙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并决定：“对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姜雨辰不起诉；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扣押的被不起诉人姜雨辰退缴款项8000000元依法予以发还”。2015年4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了200000元。关于《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3款约定的相关款项支付问题，姜雨辰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未能协商一致。2015年7月，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向长沙仲裁委提出了仲裁申请，长沙仲裁委立案受理了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申请。此后，姜雨辰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长沙仲裁委决定中止仲裁。2015年9月，姜雨辰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共同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姜雨辰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一致同意撤销双方于2013年10月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2.14条中关于仲裁的约定，该协议的争议解决不再适用仲裁。之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向长沙仲裁委提交了撤回仲裁申请，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一审还查明：（一）2006年12月13日，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司法厅联合发出湘价服【2006】176号《关于印发和的通知》，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之后该文件未修订也未重新公布。（二）2019年3月6日，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垫付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载明该案诉争的律师费和办案费中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姜雨辰垫付资金共计550000元，姜雨辰已通过现金方式全部归还。（三）2015年6月25日，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认为《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存在价格违法，向长沙市物价局（系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举报。因对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处理结果不服，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通过邮寄方式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2月12日该院依法受理，2017年6月8日，该院判决驳回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之后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提起上诉，2017年10月2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2015年9月22日，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按照《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支付案件代理奖励费1600000元及利息。2016年6月15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支持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诉请，后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提起上诉，2016年10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雨辰于2019年1月14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姜雨辰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姜雨辰的起诉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的效力问题。一、姜雨辰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姜雨辰、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以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4款的内容，姜雨辰、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均同意由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姜雨辰的担保人，对姜雨辰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姜雨辰的担保人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了550000元的律师费和办案费后，该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垫付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表明上述资金系该公司代姜雨辰垫付，姜雨辰已向该公司归还垫付资金。故姜雨辰系该案诉争律师费和办案费的实际付款人，属于该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对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辩称不予支持。二、姜雨辰的起诉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该案中，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曾以《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存在价格违法为由于2015年6月25日向长沙市物价局等部门举报，并就此提起了行政诉讼，但该行政诉讼与该案并非同一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的被告和诉讼请求与该案亦不相同。此外，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曾于2015年9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3款中约定的1600000元案件代理奖励费及利息，该案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与该案均不相同。故该案与上述两个案件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姜雨辰的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的效力问题。姜雨辰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关于刑事诉讼代理服务收费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司法厅于2006年12月13日联合发出的《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系规范性文件，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根据法律效力位阶，省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规范性文件，《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后便未修订也未重新公布，该两份文件已于2012年1月1日自动失效。其次，关于合同及合同条款是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及《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既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效力的依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系姜雨辰、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两份协议均合法有效。姜雨辰主张其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过程中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采取了欺诈手段，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姜雨辰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姜雨辰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的其他条款违反了《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规定，但姜雨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存在违反《律师法》的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对姜雨辰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姜雨辰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姜雨辰的该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按照该两份协议的约定指派律师为姜雨辰的刑事案件提供了专业法律服务。姜雨辰于2013年10月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的100000元系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律师费和办案费，姜雨辰于2014年5月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的100000元系审查起诉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和一审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之后检察机关作出对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不起诉的决定，根据《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2款，姜雨辰应支付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费400000元，扣除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应退还的一审阶段律师费50000元，姜雨辰于2014年1月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的150000元以及2015年4月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支付的200000元，该350000元实际上系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费。故姜雨辰、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均已按两份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现姜雨辰要求确认《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和《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外其他条款无效，并据此要求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返还相关律师费、办案费以及支付利息损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对姜雨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参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至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姜雨辰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9900元由姜雨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补充查明的事实如下：（一）2016年8月11日，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对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价格举报，作出编码54315000911的《价格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认定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在代理姜雨辰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案件服务工作中不存在价格违法行为。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湘发改复决字【201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对该处理结果予以维持。（二）姜雨辰、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因不服本院（2016）湘01民终5389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生效判决，同时在再审申请书中明确表示对《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收取的其他费用50000元不持异议，不要求返还。（三）2018年5月1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民申1707号民事裁定，驳回姜雨辰、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2018年10月24日，姜雨辰、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提出对（2016）湘01民终5389号民事判决的抗诉请求，后由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2019年3月8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决定不支持姜雨辰、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监督申请。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关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的效力问题。姜雨辰与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款约定的是“事务所收取律师费伍万元”；第1.5款约定的是，律师费以外的长途电信费用、文件快递费用、复印费用、外地或境外差旅费四项其他费用，由姜雨辰总计按50000元人民币支付给律师事务所。姜雨辰主张第1.4、1.5款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关于刑事诉讼代理服务收费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超过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收费”、“巧立名目、违规收取费用”。本院认为，首先，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姜雨辰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对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的价格举报，作出的《价格处理结果告知书》具有法律效力，该价格处理已认定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在代理姜雨辰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案件服务工作中不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其次，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后未经修订也未重新公布，该两份文件已于2012年1月1日自动失效，不能作为认定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存在违规收取费用的依据；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既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姜雨辰以《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违反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主张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姜雨辰在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已明确表示，对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1.5款约定向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支付的其他费用50000元不持异议，不要求返还，表明其已自认该收费的合理性，但在本案中却又要求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予以退还，已经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反言原则，故本院对其返还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效力问题。本院作出的（2016）湘01民终5389号民事判决已对《补充委托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定，该判决认为：“姜雨辰、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上海英彩公司签订的《补充委托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相关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按《补充委托协议》的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姜雨辰应按《补充委托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应的律师服务费。”姜雨辰、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申请了再审及检察监督，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其再审申请，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亦决定不支持其监督申请，故（2016）湘01民终5389号民事判决作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不存在任何应当再审的情形，其既判力不容推翻，本院亦不会就同一法律事实作出与生效判决完全不同或相反的认定，故姜雨辰关于《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均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姜雨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姜雨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符建华审判员  刘朝晖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徐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