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6027号原告：杨菊英，女，1974年7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岳池县。委托代理人：吴家谋，广东正大方略（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双叶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深津博茂，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楚欣，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菊英诉被告广州双叶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叶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菊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家谋，被告双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楚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杨菊英于2009年7月1日入职双叶公司任总务部职员，双方共签订过四次书面劳动合同，杨菊英确认每次在劳动合同中签名的真实性以及在2009年和2015年两次签收《职工守则》的情况。杨菊英入职前填写《求职人员登记表》一份，填写日期为2009年6月23日，其中主要事项记载如下：“最高学历大专；来应聘理由符合公司招工条件；教育背景成都理工大学大专毕业……”。双叶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杨菊英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载明“学生杨菊英……于一九九三年九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在本校数学专业三年制专科学习……校（院）长：潘长良校名：成都理工大学（盖章）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杨菊英对该毕业证书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2019年4月2日，成都理工大学教务处回复双叶公司的《学籍委托调查依赖书》，载明“校方调查结果及见解如下：毕业证书属伪造”，同时在杨菊英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上予以签注、盖章。杨菊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主张双叶公司展开的学历调查具有针对性，且杨菊英在2019年初通过自修获得了经过认证的本科文凭，应以该最新学历为准。杨菊英向本院提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以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予以佐证。2019年5月22日，双叶公司向广州双叶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发出《通知函》，以“杨菊英因存在伪造毕业证书，利用虚假学历，骗取公司录取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为由，拟于2019年5月23日解除与杨菊英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工会委员会于当日盖章签收。2019年5月22日，双叶公司向杨菊英发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杨菊英对其中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及方式不予认可，认为即使解除也应予以补偿。仲裁情况：2019年6月19日，杨菊英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裁决被申请人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是违法的，并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38365.80元。二、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代通知金33836.58元。该委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穗南劳人仲案〔2019〕64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杨菊英的全部仲裁请求。杨菊英不服上述裁决结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杨菊英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2019年5月23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违法，需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39592.20元（当庭明确该项请求为赔偿金）；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故本案属于劳动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在于双叶公司解除与杨菊英的劳动关系是否具有充分依据，对此本院具体评析如下：首先，应当考虑杨菊英提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性。该问题应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来源、杨菊英就业时的使用状况以及自认陈述等方面进行考量：一、就《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来源而言，杨菊英主张自己也是受害者，不知道该证书为伪造。但其在庭审中以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七《杨菊英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过说明》中明确承认并未参加任何入学考试，而是通过亲戚介绍到校外的一家饭店楼上的教学点上课就可以获得毕业证书。该情况明显无法确保证书的有效性。一方面，从证书上的盖章和签发时间来看，成都理工大学的校名使用时间起于2001年，该情况为在公共网络平台均可查证的事实，且双叶公司进一步提供《学籍委托调查依赖书》履行举证责任，杨菊英在仲裁阶段表示不对《学籍委托调查依赖书》申请鉴定，故本院采信该调查结论。如果说伪造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造假者具有超强的预测能力提前五年使用当时并未启用的校名印章，不符合客观逻辑以及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因此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形成时间应当在“成都理工大学”的校名启用之后。此外，即使《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形成于杨菊英主张的就读三年期间，当时学校并未发生改名，更不可能在没有改名之前就有新校名章出现在毕业证书上，因此就证书本身而言存在明显的伪造情况。另一方面，杨菊英在明知其并非通过正常考试录取途径而获得学历的情况下，更应当对证书所载内容尽到谨慎义务。杨菊英在起诉状和《杨菊英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过说明》中陈述，通过在成都理工大学工作的亲戚介绍到教学点每周上三次课，三年后获得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此种情况明显不属于通过正规的升学考试途径入学，在相应的毕业证书中应当注明自学考试或者非全日制等情况，而杨菊英获得的毕业证书中并未注明是全日制还是自学考试的情况，与其自行提交的2018年12月30日由江西省高等院校招生及自学考试委员会和江西科技学院联合颁发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所载内容形成明显对比。早在1988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就对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毕业证书的情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中的“普通高等学校”是与“成人高等学校”相对的概念，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属于成人高等学校教育的一种。获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是通过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而杨菊英并未参加任何入学考试，也未在发证学校实际进行全日制就读。无论该证书在形式上真伪与否，杨菊英自身都应清楚知晓该证书的来源方式并非通过正规就读普通高等学校而取得，且完全可以登录教育部的官方网站查询该证书的真实性。然而，其在求职时，在存在前述应知晓证书真伪的情况下，仍将其未通过升学考试以及未实际在发证学校就读而获取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作为学历证明提供，存在明显的欺诈故意；二、杨菊英对《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使用情况，根据庭审时杨菊英本人陈述以及对庭审笔录的修改内容显示，其当庭表示《高中毕业证》在1998年至1999年前后丢失，庭后在笔录中补充称补办过一次又丢失了，但并未说明补办的具体时间及用途。其在1996年就已经获得大专学历，但是在2005年入职案外人科达贸易有限公司的时候使用的是高中学历。根据社会生活实践，一般在报考相关资格或者求职时均以最后获得的学历为准，而杨菊英在1996年就已经获得了大专学历的情况下，又要在此后1998、1999年前后丢失高中毕业证的情况下补办、且在2005年求职时以高中学历填写入职，该行为不具有合理性。此外，杨菊英称入职案外人科达贸易有限公司时使用高中学历的原因是当时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要求是高中，且在起诉状中称入职双叶公司时“公司各位招聘考宫对原告的毕业文凭并不感兴趣，所问的全部是工作业务上的事情。因此，大专文凭并不是被告聘用原告的决定因素，工作经验和能力才是，文凭与被聘用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但在双叶公司的《求职人员登记表》中却填写大专学历。大专学历明显高于高中学历，科达贸易有限公司招聘时没有理由将招聘的学历条件限定为只要高中学历而不要高中学历以上的。杨菊英在前后两次入职不同公司时却没有以相同学历填写《求职人员登记表》，且双叶公司的《求职人员登记表》中有关于“最高学历大专；来应聘理由符合公司招工条件；教育背景成都理工大学大专毕业……”的记载，即使没有证据证明双叶公司要求何种学历层次，但显然是要求了入职登记人员填写真实的学历情况。如果双叶公司也没有明确要求大专学历的情况下，杨菊英出于稳妥考虑也应当与入职科达贸易有限公司时一样填写高中学历即可。因此其关于科达贸易有限公司要求高中学历以及双叶公司不要求大专文凭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信；三、杨菊英存在自认与反言的行为。在仲裁裁决书第三页中记载“申请人主张其入职时虽然提交了一个虚假的文凭，但并没有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欺诈行为，因为申请人入职时已经35岁，正是人的一生中年富力强的时期，被申请人看重的是申请人的工作精力和经验，而且申请人提供虚假文凭也是生活所迫，因为申请人当时需要抚养两个小孩，原来的高中毕业证书因为不慎遗失难以补回，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的善意欺骗，主张被申请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在本案庭审中，杨菊英的委托代理人表示，其中关于“而且申请人提供虚假文凭也是生活所迫，因为申请人当时需要抚养两个小孩，原来的高中毕业证书因为不慎遗失难以补回，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的善意欺骗”的陈述并非杨菊英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委托代理人当时理解错误所做的表述。但明确杨菊英仲裁庭审时在场，且并未在仲裁庭审时提出异议以及要求在笔录中对此进行修改，而是在仲裁裁决书作出之后，本院一审开庭时才提出。对此，在当事人本人及委托代理人均参加仲裁庭审且对笔录进行签名确认后，在仲裁委作出的裁决结果对其自身不利的情况下，提出当时的表述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行为属于明显的反言行为，本院不予采信。此外，杨菊英当庭自认在2016年至2017年前后报考自修本科学历时是以高中学历先报大专，后再报本科，并称报名时没有要求提供学历证明。既然不需要提供学历证明即可报名，杨菊英在已经获得大专学历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直接报考本科，无需以高中学历先报大专，其对此没有进行明确的解释说明，该陈述不符合逻辑。杨菊英在已经获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情况下，对于《高中毕业证》丢失为何补办以及补办的用均途没有进行说明。因此，综合上述几点分析，杨菊英获取伪造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并据此作为学历条件与双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其次，关于双叶公司解除与杨菊英的劳动关系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问题。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在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同时，亦依法保护用人单位正当的用工管理权，用人单位通过制定企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约束是其依法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双叶公司在2008版、2015版《职工守则》中均规定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证明的，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相关赔偿。且双方2009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第五项也对欺诈行为导致合同无效作出了约定。杨菊英在2009年入职时就已经签收了《职工守则》及《劳动合同》，其主张《职工守则》中存在很多违法条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08版《职工守则》中第二十七条第十八项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双叶公司以此理由解除与杨菊英劳动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以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订立劳动合同的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采用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属无效。即使杨菊英主张于2019年获取新的本科学历后在公司的人事管理系统中进行了学历变更，应以最新的学历为准，但杨菊英曾与双叶公司先后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也是在2015年，当时双方仍是依据杨菊英入职时提供的相关学历、工作经历等材料签订，而杨菊英提供了虚假的学历证书，其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双方据此签订的劳动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双叶公司与杨菊英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属于对杨菊英工作能力的认可，但并不代表对其提供虚假学历行为的认可与容忍，双方也没有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声明保留条款。同时，双叶公司在杨菊英入职前后制定且由其签名确认的两个版本的《职工守则》中也明确了该行为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行为，因此杨菊英提供虚假学历的行为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反了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双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不属于违法解除，无需向杨菊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最后，杨菊英认为双叶公司在作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以及双叶公司工会委员会没有尽到职责的情况，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作出存在程序违法，双叶公司已经向该公司工会委员会发送了《通知函》并由工会委员会在回执上盖章。本院对杨菊英的主张不予采纳。此外，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菊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杨菊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羿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刘迪雯书记员蔡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