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202行初34号原告何麒麟，男，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系死者何福忠之子。委托代理人饶继斌，湖北群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黄石市湖滨大道39号。法定代表人柯月明，局长。委托代理人夏蔚，该局工伤科科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李姝，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石市交通路7号。法定代表人姜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仑，系该公司安全部部长。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何麒麟不服被告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保障行政行为，于2019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同年4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于同年5月10日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进行了证据交换，送达了证据清单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麒麟及其委托代理人饶继斌，被告委托代理人夏蔚、李姝，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陈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月29日，被告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第三人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出[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第三人的员工何福忠于2018年12月9日10时40分许，在第三人装卸码头江边整理鱼捞子的过程中突发疾病，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并非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原告何麒麟诉称：何福忠系第三人的生产队长，事发当天虽然按照正常排班应当休息，但由于事先接到电话，知道港口现场有事，遂到港口现场投入工作。第三人对何福忠实际执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自行投入工作。有证据显示，何福忠当日在休息室换上了工作服，并巡视了装卸作业现场，发病休克时属于工作时间。即使何福忠在准备捞鱼时发生意外，但这种行为时间短暂，且在生产场所，并不会影响对现场的管理工作，不导致脱岗，而且此前也经常在江中捞鱼后交给食堂烹饪给职工改善伙食，是对用人单位有利的行为，也是第三人默许甚至鼓励的“港口文化”，第三人从未按照“脱岗”处理，因此，捞鱼应当算作正常合理的工作行为。被告将不妨碍履行工作职责、为职工谋利的工作行为与岗位职责对立起来，认定事实缺乏依据，并且未查明何福忠的死亡究竟是事故导致还是突发疾病死亡。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未给原告申辩和举证的机会，违反《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程序违法。因此，何福忠的死亡不能排除是事故或意外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请求依法撤销被告的[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行为。原告何麒麟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何福忠亲属与陈某的通话录音。证明事发当时陈某给何福忠打了电话，何福忠当天去单位上了班，不能排除何福忠是来工作现场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证据二，何福忠亲属与周某的通话录音（2份）。证明：1、工作时要换专业的工作服，事发当天由于何福忠没有接到周某的电话，不放心工作情况而来到工作现场；2、捞鱼的地点与工作地点只相距几步路，捞鱼对工作没有影响。上述两份证据还证明何福忠当天9点45分就到了工作现场，从捞鱼到发生事故不到一分钟，何福忠在接到领导电话的时候就已经在工作现场了。证据三，证人张某当庭所作证言。证明证人在事发当天离开家时，看见何福忠已经穿了工作服，何福忠平时在家里休息时，不会穿工作服的。被告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1、在工伤认定阶段，第三人提交的材料证明何福忠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依法调查，核实具体情形，多名证人亦证实事发当天何福忠系正常休息，期间没有公司领导通知其到单位加班，因此，何福忠是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非工作原因死亡，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被告作出[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工伤认定系行政确认行为，并非行政许可行为，不应适用《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3、原告主张何福忠“事先接到电话，知道港口现场有事，遂到港口现场投入工作”、“捞鱼应算正常合理的工作行为”没有事实依据。被告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2、营业执照、何福忠身份证复印件；3、劳动合同书；4、黄石港务集团职工出勤记录表；5、黄石市院前医疗急救患者交接单；6、黄石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7、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在工伤认定阶段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内容。第二组证据：1、被告工作人员对证人涂某的调查笔录、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被告工作人员对证人周某的调查笔录、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3、被告工作人员对证人钱某的调查笔录、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4、被告工作人员对证人陈某的调查笔录、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5、黄人社受字[2018]第1055号受理工伤认定申请通知书；6、[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调查核实的情况，依法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定。第三人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述：第三人根据事实和程序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三人对被告作出的[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持异议。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法律依据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第1份无异议，但该申请表填写不规范，未经律师审核；第2份无异议；第3份的合法性有异议，工作时间、休息休假都是空白的，双方对岗位、工作时间没有约定，没有严格执行加班制度考勤表，不能排除何福忠是自行来单位投入工作的可能性；第4份考勤何福忠事发当天是休息日不符合客观事实；第5、6、7份无异议。第二组证据的第1至4份均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笔录内容只能作为参考，对证明目的有不同意见；第5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是对何福忠发出的受理通知，但何福忠的家人并未收到；第6份未给何福忠的家人送达，没有给原告进行申辩的机会；对法律依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出示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认为，证据一、二均为录音证据，被录音对象的身份不明确，提问一方的问题带有诱导性。证据三的证人系何福忠妻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出示的证据、法律依据均符合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的要求，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程序及法律适用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出示的证据内容无相关证据印证，且证据一、二无法确定通话双方的真实身份，均不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何麒麟之父何福忠系第三人黄石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码头装卸队队长，2018年12月9日10时40分许，在第三人装卸码头江边整理捞鱼工具准备捞鱼时突发疾病，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年12月12日，第三人向被告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供了劳动合同书、考勤表、医院急救病历。被告依职权向何福忠的同事进行了调查取证，查明事发当天何福忠系休息日，当日9时50分许，单位值班领导向其电话询问班次情况后，并未要求其到单位加班。10时40分许，何福忠骑电动车到单位码头现场看了看，随后到休息室拿了捞鱼的工具到江边准备捞鱼，在整理捞鱼工具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晕倒，在现场工作的员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后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9年1月29日，被告作出[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何福忠于2018年12月9日10时40分许突发疾病并非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其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被告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受理用人单位、受伤职工及其近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决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何福忠突发疾病时，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原告主张何福忠在事发当天虽然不是正常的上班时间，但因其知道工作现场有事，为了处理生产现场的事情而临时自行决定加班。但根据被告调查何福忠的同事可知，当天值班的单位领导在事发之前电话联系何福忠，只是为了询问班次情况，并未要求何福忠加班；在现场工作的同事则证实何福忠到码头现场看了看，就到休息室拿捞鱼的工具到江边准备捞鱼，并无证据证明当时何福忠到单位码头是为了处理生产现场的事情，更无证据证明生产现场发生了问题而通知何福忠去处理，故原告主张何福忠自行到单位加班处理生产现场的事情并无证据印证；原告主张何福忠到江边捞鱼属第三人默许甚至鼓励的“港口文化”，应当算正常合理的工作行为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工伤认定属行政确认行为，并非行政许可，原告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程序规定作为判断被告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根据调查核实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无不当，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被告[2019]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行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麒麟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50元由原告何麒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晓冬人民陪审员  傅靖宏人民陪审员  刘 玉二０一九年九月三日书 记 员  黄笃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