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民终133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某，男，199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铅山县人，大专文化，自由职业，住江西省铅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光文，江西金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江，江西金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余某，女，199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上饶市广丰区人，高中文化，自由职业，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现住江西省铅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江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与余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4民初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事实和理由，故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余某返还聘金彩礼68,000元给张某；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余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张某给付余某68,000元的彩礼金额认定无误，但一审判决的返还比例过低。张某与余某2018年10月经人介绍相识，双方11月16日确定恋爱关系后，余某的母亲便提出让张某预先给付部分彩礼68,000元。张某于××××年××月××日将自己上饶银行的银行卡中的67,300元取出并当场交付给余某，另通过微信转700元，随后余某将该68,000元在同一银行存了一年定期。被上诉人主张该68,000元为无条件赠与与事实不符。之后双方父母因彩礼发生矛盾，最终双方分手，张某虽提出解除婚约却无过错可言，且双方并没有发生同居事实，故一审法院判决返还比例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予改判。余某辩称：1、张某给付余某的68,000元不全是彩礼，其中18,000元是张某对余某的无偿赠与；2、解除婚约的原因，是因为张某另觅新欢；3、一审判决余某的返还比例过高。余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把张某给予余某的68,000元全部认定为彩礼不当，其中18,000元应认定为张某对余某的赠与。2018年11月，张某为表达自己的忠心，向余某赠与了一张银行卡（卡内余额17,300元），用于余某购买衣物、手机等，故该款系无偿赠与，而不是彩礼。理由如下：（1）此款是张某主动给余某的；（2）此款数额不是特别大，张某有经济能力赠与该款；（3）张某赠与该款是为了博取余某的好感而采取的一种手段；（4）该款是张某直接给付余某的，没有通过媒人等中间人，不是给付彩礼。同理，张某另在××××年××月××日微信转账给余某的700元亦不应认定为彩礼。2、一审判决余某返还张某彩礼金额比例不当，实际上张某给付余某的部分彩礼，已在合理支出范围内全部使用完，已失去返还的基础，依法应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余某认可张某于××××年××月××日给付50,000元为彩礼，但一审法院在判决彩礼的返还比例上严重不当，理由如下：（1）从过错程度上看，解除婚约是张某提出的，且张某存在过错；（2）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考虑，女性所受伤害更大；（3）余某已按当地风俗，将彩礼拿出一大部分钱以红包形式分发给亲友，该给付红包的行为属赠与，不应作为彩礼返还；（4）余某办理宴席亦有所花费，也应予以扣减；（5）彩礼返还的基数应是50,000元，而非68,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张某辩称，1、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某与余某交往的同时，还与她人保护情侣关系；2、余某在一审中陈述张某经济拮据，二审称张某向其赠与18,000元，其前后陈述明显不一；3、张某支付彩礼68,000元确实意为讨好余某，但该意图不影响彩礼的认定；4、余某收到68,000元的彩礼后立即在银行存了一年定期，且双方并未办理订婚宴席及给付亲友红包。综上，余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余某的上诉请求。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某返还聘金68,000元给张某；2、本案诉讼费由余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张某与余某经张某舅舅介绍相识并互生好感，双方于2018年11月16日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后双方组织双方家长见面并吃饭。双方家长见面后第二日，余某向张某提出分手，张某遂交付给余某一张余额为17,300元的银行卡，并告之银行卡密码。余某收下银行卡后暂时替张某进行了保管，后又将该银行卡还给张某。××××年××月××日，双方一同来到上饶银行铅山县支行农贸市场网点，张某通过其账号为62×××22的银行账户取款67,300元并当场交付给余某，取款过程中，银行柜员问及取现金作何用途，张某回答“结婚”，随后余某在同一柜台将该笔款项存入银行，并办理了一年的定期存款手续。为凑齐68,000元的整数，张某又通过手机微信向余某转账700元。2019年2月，双方家庭因原告私下给付彩礼的行为发生争执，张某向余某提出分手，双方于2019年3月正式分手。一审法院认为，张某与余某均已成年，双方在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后，自然会涉及婚嫁。双方虽未按照本地传统风俗习惯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但根据张某提供的录像资料显示，银行柜员在询问钱款用途时，张某回答“结婚”，余某在场但并未提出质疑，足以证明双方已就该笔款项系给付聘金彩礼达成了一致共识；其次，涉案68,000元系张某从其本人的退伍安置费中自行支出，且余某在庭审中陈述“张某虽与朋友合伙经营公司但实际收入较少”可知，张某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难以向余某无条件赠与如此大金额的款项；再次，张某在银行取款67,300元后，又通过微信转账700元凑齐68,000元，该给付金额与本地给付聘金彩礼讨喜添“彩头”的习俗相符。综上，张某诉称该68,000元属于其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向余某给付的聘金彩礼的观点，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故，因双方恋爱关系结束，且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张某要求余某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事实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余某辩称“68,000元已经用于双方恋爱期间共同消费而花光殆尽”，因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庭审中，张某自认在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经常到余某工作场所吃饭，吃饭开支由余某负责，且张某系因家庭原因主动要求与余某分手，全额返还彩礼于情于理不妥，根据彩礼的数额并结合双方恋爱、分手及风俗习惯等因素酌情考虑由余某予以部分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余某返还张某彩礼人民币40,000元（该款限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500元，减半收取为750元，由张某负担375元，余某负担375元。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给付余某彩礼的数额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余某返还张某彩礼的数额是否妥当？现评判如下：1、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给付余某彩礼的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所谓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由男方向女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财物。张某主张支付给余某彩礼数额为68,000元，余某主张彩礼数额为50,000元，另18,000元即银行卡中的17,300元和微信转账700元属于张某对余某的赠与。对于该18,000元是否属于彩礼，主要看是否为缔结婚姻为目的而给付。首先，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双方于××××年××月××日到银行取款67,300元（包含上述17,300元）时，张某称取款用途为“结婚”，而余某未提出异议，可见双方认可该笔款项系张某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向余某给付；其次，从68,000元的组成情况来看，张某在取款67,300元当日，用微信转账700元给余某，由此凑成68,000元，符合当地给付彩礼讨喜添彩头的习俗。故上述18,00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彩礼，原审判决认定张某给付余某彩礼数额为68,000元并无不当，余某主张彩礼数额为5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一审判决余某返还张某彩礼的数额是否妥当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婚前一方给付的彩礼，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接受彩礼的一方依法应予返还。但具体返还的数额应结合双方是否同居生活以及生活的时间长短、当地的风俗、给付方的经济状况、彩礼是否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消费支出、过错责任等情况综合考量。具体到本案中，一审法院综合余某与张某从恋爱到分手时间较短，双方在恋爱期间有所花费，及解除婚约系张某因家庭原因而主动提出等因素，判决余某返还张某彩礼40,000元妥当，应当予以维持。余某上诉主张彩礼已在合理支出的范围内全部使用完，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张某主张全额返还彩礼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某与余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上诉人余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晓斌审判员  聂晓红审判员  范全敏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汪琴书记员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