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15332号原告：孙晓丽，女，197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讶利，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乙2号1幢B座2层。法定代表人：耿进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艾林，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北京代表处，驻在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8号院3号楼1602房间。首席代表：庞道安，首席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勇，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沫，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晓丽与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外航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荷航北京代表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孙晓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讶利，外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艾林，荷航北京代表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勇、周沫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晓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单位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克扣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73963.53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18490.88元；2.两单位支付2011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069020元；3.两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差额222712.15元。事实和理由：关于扣减的工资，孙晓丽在2011年6月第一次孕期时转地勤，当时单位发的是全额工资，包含飞行补贴和交通补贴，而其同事在2009年的孕期时，单位发放的也是包含飞行补贴和交通补贴在内的全额工资，但在孙晓丽第二次孕期期间，飞行补贴和交通补贴均未发放，所以要求单位支付相关款项。关于双倍工资差额，孙晓丽自2006年4月30日起与外航公司签订了多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应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所以单位应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孙晓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两单位签订了三方协议书，并且协议书的内容也显失公平，单位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外航公司辩称，认可仲裁裁决，不同意孙晓丽的诉讼请求。孙晓丽关于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73963.53元及25%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外航公司系按照孙晓丽与荷航北京代表处确定的孕期工资标准向其支付工资，且孙晓丽系在明知怀孕期间不享有飞行补贴和交通补贴的情况下主动申请孕期转为地面服务岗位，单位不存在扣减工资的情形。外航公司与孙晓丽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受限于荷航北京代表处的用工要求，其聘请中国籍空乘人员的合同期限必须遵守荷兰乘务员协会的要求，该协会要求荷兰的航空公司聘用外籍空乘人员合同期限不能超过4年，孙晓丽知晓该要求并自愿签署合同。孙晓丽与外航公司共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第一份合同期限为2008年4月30日至2010年4月29日，2010年时孙晓丽与外航公司均同意将该合同期限延长1年，故第一次固定期限合同于2011年4月29日到期；第二份合同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孙晓丽均未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申请，并与外航公司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孙晓丽在收到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其终止《聘用合同》的通知后，也未向外航公司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申请，故外航公司不同意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外航公司与荷航北京代表处、孙晓丽三方已就终止劳动关系自愿签订了《协议书》，并已由各方履行完毕，而孙晓丽就此申请劳动仲裁，后又提起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请求法院驳回孙晓丽的诉讼请求。荷航北京代表处辩称，认可仲裁裁决，不同意孙晓丽的诉讼请求。关于飞行补贴与交通补贴，双方明确约定从事全职地勤工作的员工可获得的工资为基础工资和小时工资，并未提及会发飞行补贴，而交通补贴在员工怀孕期间将予以中止，因此荷航北京代表处在孙晓丽怀孕期间完全依据双方之间的约定发放工资，其要求支付飞行补贴、交通补贴及25%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劳动合同，荷航北京代表处不负有中国劳动合同法下与孙晓丽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义务，故不同意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外航公司及孙晓丽签订三方协议，孙晓丽接受荷航北京代表处通过外航公司向其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并同意终止其与荷航北京代表处签订的空乘聘用合同及与外航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且荷航北京代表处已按照协议约定的金额通过外航公司支付了约定的款项，现孙晓丽向法院起诉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应予以驳回。孙晓丽就本案诉争事项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08289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外航公司与孙晓丽于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外航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孙晓丽退还2016年5月至2016年11月及2007年5月从孙晓丽的工资中扣除的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5139.8元；三、驳回孙晓丽的其他仲裁请求。孙晓丽不服该裁决，起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外航公司与荷航北京代表处于2005年8月1日签订《聘用国内基地中国空勤乘务员合同》（甲方为外航公司，乙方为荷航北京代表处），载明：“甲方按照乙方的要求为乙方招聘乘务员，负责组织应聘人员进行面试，并为乙方决定聘用人员办理合法聘用的手续。甲方还应负责按照荷兰政府要求的格式提供乙方拟聘用乘务员的背景检查和简历”。孙晓丽于2006年1月13日与外航公司签订《培训协议》，约定：孙晓丽应聘荷航北京代表处的空勤乘务员职位，荷航北京代表处在孙晓丽参加空乘职位的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后正式与其签订劳务合同。2006年9月1日，孙晓丽与上海外航XX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外航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06年4月30日至2008年4月29日的《上海外航XX公司雇员合同》（甲方为上海外航公司，乙方为孙晓丽），该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受外航公司的委托派遣乙方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从事空中乘务员工作，乙方接受甲方的工作安排”。2008年4月18日，外航公司与孙晓丽签订期限为2008年4月30日至2010年4月29日（后延续至2011年4月29日）的《劳动合同书》。2011年4月30日，外航公司与孙晓丽签订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的《协议书》（甲方为外航公司，乙方为孙晓丽）,并载明：“甲乙双方就乙方接受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雇佣，建立直接的雇佣关系等事宜，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乙方自愿接受雇主的聘用，从事空勤乘务员工作。雇主负责办理乙方在工作地的出入境、工作和居住许可等手续”。2016年5月，孙晓丽与荷航北京代表处、外航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中荷航北京代表处简称为KLM，孙晓丽简称为空乘，外航公司简称为FASCO），该协议显示：“空乘和FASCO于2006年4月30日建立劳动关系，由FASCO派遣到KLM担任空乘工作……空乘和FASCO在中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签署了劳动合同……空乘派遣期限于2015年10月29日到期，不予续签，劳动合同也于2015年10月29日到期，不予续签。但因派遣期限和劳动合同到期时，空乘处于哺乳期内，其派遣关系及劳动合同依法顺延至法定情形消失时终止。空乘本人确认，其哺乳期于2016年5月11日期满结束。各方现就KLM终止空乘聘用以及空乘和FASCO到期终止劳动合同和其他事项达成一致，具体如下：……2.1KLM须通过FASCO向空乘支付经济补偿金151444.50元人民币……3.3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各方均将不会就FASCO派遣空乘到KLM工作的任何相关事宜，向另外两方提起法律诉讼或者劳动仲裁……5.3协议方不存在任何其它争议”。2016年7月7日，孙晓丽收到外航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工资标准。1.孙晓丽主张其入职后至2006年4月期间月工资总额为15400元，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3250元、小时工资2792元、飞行补贴8458元、交通补贴900元；第一次孕期至2011年6月期间，月工资总额为18357.62元，工资构成包含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均已全额发放；第二次孕期（即：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每月实发工资包括基本工资3250元及小时工资2792元，但每月飞行补贴10393.29元及交通补贴900元均未发放；劳动合同到期前至2016年5月期间的月工资总额为19625.6元，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4514.25元、小时工资3527.05元、飞行补贴10684.3元、交通补贴900元。另，孙晓丽称外航公司每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上一自然月工资，其中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为其第二次孕期，此期间其工作岗位转为地勤，因两单位未向其发放此期间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故要求两单位支付上述款项。孙晓丽就其主张提交2014年8月、2014年11月、2015年1月至5月的工资单，其中2014年8月的工资单显示当月工资总收入为19381.56元，飞行补贴为10393.29元、交通补贴为900元；2014年11月及2015年1月至5月的工资单显示每月月工资总收入扣除了飞行补贴10684.3元及交通补贴900元。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对上述工资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孙晓丽的月工资为15400元，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3250元、小时工资2792元、飞行补贴8458元、交通补贴900元；并主张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孙晓丽因怀孕转做地勤，而地勤工作人员不享受飞行补贴和交通补贴。荷航北京代表处就此提交《雇佣合同修订》及《中国乘务员附件》的英文件及翻译件；其中，《雇佣合同修订》显示有孙晓丽签名，并载明：“通过签署本修订，员工同意接受随附附件（及其修订内容）项下条款的约束”；《中国乘务员附件》载明：“3.1月工资月工资包括基础工资、小时相关工资以及飞行补贴……10.1孕期在任何员工发现其怀孕之后，该等员工应当立即通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随后该等员工将被安排从事全职的地勤工作……从事全职地勤工作的员工应当按照上文第3.1节所规定的基础工资以及小时相关工资获得相关工资金额……第7节提及的交通补贴，在员工怀孕期间，将予以中止”。荷航北京代表处称孙晓丽签署《雇佣合同修订》则表示其接受原集体合同项下适用附件的更新（即接受2008年1月订立的《中国乘务员附件》），该附件明确约定从事全职地勤工作的员工可获得的工资为基础工资和小时工资。孙晓丽对《雇佣合同修订》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其从未收到《中国乘务员附件》，并称公司仅是在邮件中提及《雇佣合同修订》，该修订并不包含孕期工资构成及金额等双方争议事项，且该修订仅涉及培训期、试用期的调整，孙晓丽签署该修订不意味其接受该修订的附件，且附件也未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其送达。二、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1.孙晓丽主张因其与外航公司多次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故依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外航公司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双方并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其要求外航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2.外航公司主张其与孙晓丽形成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由其将孙晓丽派遣至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其与孙晓丽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受限于荷航北京代表处的用工要求，而荷航聘请中国籍空乘人员的合同期限必须遵守荷兰乘务员协会的要求：2006年时，荷兰航空公司聘用外籍空乘人员的合同期限不能超过4年，故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孙晓丽于2006年4月30日签订的聘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雇佣期不能超过4年，基于同样的原因，2008年4月30日签订的续签函再次明确约定总的雇佣期不能超过4年，故外航公司与孙晓丽于2008年4月18日签订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此后，外航公司均根据该协会的要求调整与孙晓丽的合同期限，并且孙晓丽系自愿与外航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未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所以不同意支付双倍工资差额。3.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其与孙晓丽所签订的合同情况如下：（1）期限为2006年4月30日至2008年4月29日的《雇佣合同》；（2）期限为2008年4月30日至2010年4月29日的《续签函》；（3）双方于2010年4月签订《雇佣合同修订》将雇佣期限从2010年4月29日延长至2011年4月29日；（4）双方于2011年4月30日签订新的《续签函》，对原合同进行修订，将合同终止期限从2011年4月30日延长至2015年10月29日。三、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1.孙晓丽主张其在2015年怀孕期间被荷航北京代表处的人事经理数次否定了续签劳动合同的申请，并称其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大量求职均未果，而其在荷航工作了十年，合同到期时已43岁，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当合同终止时两个孩子均年幼，其夫没有收入，其家人在杭州租房，所有房租水电等生活开销全靠一人工资维持；其在离职前曾发送电子邮件询问补偿金数额，但荷航北京代表处以还要扣税不好确定为由拒绝告知，但根据法律规定，补偿金无须扣税，荷航北京代表处故意隐瞒告知其应得权益，且人事经理明确表示，不签该解除协议就不发放补偿金，外航公司向其发送的通知办理离职手续的电子邮件也严重声明，离职15日内不签协议后果自负，其为了维系家庭生计，才在最后期限前往上海签订了三方协议以领取补偿金，在双方地位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其作为弱者没有选择的权利。孙晓丽称其在签协议时才看到补偿金数额为151444.5元，其询问外航公司工作人员该数额如何得出，对方表示不清楚，只催促其先签字再问荷航北京代表处，因为是最后一天期限，其只能签字；此后因为所发数额与协议数额不一致，其经多次询问两单位，才得知荷航北京代表处给其的补偿金是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起算，只计算了8.5年的工龄，但其实际工龄应为10.5年，且补偿金的工资基数也低于其离职前一年的实际工资数额，该协议完全不公平，侵害了其合法的劳动权益。2.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三方已就解除劳动合同自愿订立了《协议书》，且《协议书》已由各方履行完毕，孙晓丽与荷航北京代表处的雇佣关系于2016年5月11日终止，外航公司也已通知孙晓丽终止劳动合同，履行了告知义务，且孙晓丽同意终止劳动合同，接受了经济补偿金，并催促外航公司尽快办理合同终止手续，故孙晓丽与两单位签订《协议书》为其自愿自主行为，该协议约定了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并就经济补偿金数额达成一致，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孙晓丽未证明公司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现荷航北京代表处已按照协议约定的金额通过外航公司向孙晓丽支付了约定的费用，履行了全部的金钱给付义务，故不同意孙晓丽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满前可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孙晓丽经外航公司派遣至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三方可以就劳务派遣关系的解除进行协商。2016年5月，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及孙晓丽签订《协议书》，该协议对劳动关系的解除事宜进行了约定，并载明“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各方均将不会就FASCO派遣空乘到KLM工作的任何相关事宜，向另外两方提起法律诉讼或者劳动仲裁……5.3协议方不存在任何其它争议”，故《协议书》生效与否决定了孙晓丽各项诉求的请求权基础是否灭失。然而，孙晓丽主张其由于各方面原因被迫签订了《协议书》，且《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显失公平，故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为该《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因孙晓丽在签订《协议书》时处于哺乳期，基于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对于女性职工的特别保护，本案涉及在诸如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体现契约精神的法理之间如何进行个案衡平，本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协议的效力由两方面决定：一是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首先，本案中，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孙晓丽三方所签《协议书》系对劳动关系的解除事宜进行约定，经审查，该协议所涉及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孙晓丽称其系被迫签订《协议书》，但其并未举证证明两单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故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赋予了劳动者对于相关协议的撤销权，撤销权的适用有两种情形：一是协议签订方对于所签订的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二是协议内容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本案中，孙晓丽主张《协议书》所载明的补偿金数额低于法定计算标准，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衡量：1.《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数额是否低于法定计算标准。庭审中，外航公司称关于协议约定的补偿金数额之计算基数，因孙晓丽离职前的月工资数额超过2015年上海市社会平均工资5939元的三倍17817元，故其以17817元作为计算基数，以8.5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金的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本案中，外航公司为三方劳务派遣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其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故计算经济补偿时应以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作为衡量标准。现两单位虽称孙晓丽的月工资数额为15400元，却以2015年上海市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17817元作为计算经济补偿的工资基数，其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各方的举证情况，本院对孙晓丽关于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为19625.6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因该数额低于2015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7086元的三倍，故本院确认应以19625.6元作为计算经济补偿的工资基数。另，孙晓丽主张其自2006年4月30日起经外航公司派遣至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仲裁裁决孙晓丽与外航公司于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对此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亦予以采信。根据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孙晓丽与外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不足十年半，应以10.5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的法定标准。经计算，外航公司应支付的经济补偿法定数额为206068.8元，故《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金数额显著低于法定计算标准。2.三方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否产生排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截至三方签订《协议书》之日，孙晓丽与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建立劳务派遣关系的时间超过十年，孙晓丽与外航公司亦签订了两次以上的劳动合同，荷航北京代表处虽主张根据其国内相关规定，荷兰的航空公司与外籍空乘人员建立雇佣关系的期限受到限制，但外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系中国的企业法人组织，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孙晓丽与外航公司满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而《协议书》约定“协议方不存在任何其他争议”，故《协议书》的签订已产生排除孙晓丽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权利的法律后果。3.孙晓丽是否存在应予以考虑的特殊情节。外航公司、荷航北京代表处与孙晓丽签订《协议书》期间，孙晓丽正处于哺乳期即将结束的时刻，除了“荷航空乘”这个身份之外，其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其中一个孩子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在一般的大众认知中，女性劳动者基于其生理特点及家庭角色，往往会遇到特殊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这也是为何我国制定了专门保护女性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未对用人单位与女性劳动者签订的协商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协议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亦未对如何判断是否显失公平作出明确解释，而是将判断的权力交付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但当女性劳动者对协议提出质疑时，法官应以更为审慎的态度结合协议签订时的语境审查协议的公平性。综上，孙晓丽已在荷航北京代表处工作达十年之久，《协议书》的签订将解除其与外航公司的劳动关系以及与荷航北京代表处的用工关系，而《协议书》的内容排除了孙晓丽的部分权益，约定的补偿金数额却低于法定计算标准。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虽未规定双方约定的补偿金数额不得低于法定标准，亦未禁止双方意定形成补偿的金额，但由于劳动者对于单位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性，通常处于相对弱势的缔约地位，用人单位应举证证明补偿数额系经双方充分协商予以确定。本案中，两单位未就各方对补偿金数额的确定进行过充分协商进行举证，本院综合考虑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对该《协议书》显失公平的主张予以采信，故该协议应属可以被撤销的情形。第三，《协议书》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包括：1.《协议书》被撤销是否导致外航公司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荷航北京代表处被认定为违法解除用工关系。本院认为，三方所签《协议书》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时间为孙晓丽哺乳期结束后，即：将劳动合同延长至法定情形消失之日，未违反女职工哺乳期内不得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规定。本案中，三方就劳动合同的解除进行了协商，《协议书》的签订体现了三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意愿，且孙晓丽在签订《协议书》后亦要求外航公司尽快办理劳动合同解除的相关手续，《协议书》虽因显失公平被撤销，但不能就此否定三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故本案仍应认定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孙晓丽要求两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诉求均基于劳动合同如何解除这一争议事实的认定而产生，故本院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减少诉累的考虑，直接对经济补偿的差额予以裁判。现外航公司已支付的补偿金数额低于法定计算标准，故其应支付经济补偿的差额54624.3元，荷航北京代表处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2.荷航北京代表处是否应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荷航北京代表处主张孙晓丽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因怀孕而申请转为地勤岗位，地勤工作人员不发放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荷航北京代表处就其主张提交了《雇佣合同修订》及《中国乘务员附件》，孙晓丽虽不认可《中国乘务员附件》的真实性，但《雇佣合同修订》明确显示有附件，并载明员工同意接受该附件项下条款的约束，而孙晓丽签订了《雇佣合同修订》，其虽称未见过《中国乘务员附件》，但未针对该附件提交反证，故其在《雇佣合同修订》的落款处签名应视为对相关文件及所载明附件的认可，本院对《中国乘务员附件》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中国乘务员附件》载明“交通补贴，在员工怀孕期间，将予以中止”，“月工资包括基础工资、小时相关工资以及飞行补贴”以及“在任何员工发现其怀孕之后，该等员工应当立即通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随后该等员工将被安排从事全职的地勤工作……从事全职地勤工作的员工应当按照上文第3.1节所规定的基础工资以及小时相关工资获得相关工资金额”。根据该附件的内容，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应与空乘岗位相关联，孙晓丽在怀孕后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从事空乘工作，从而自愿申请调整工作岗位转为地勤工作，荷航北京代表处可以不予发放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另，孙晓丽在工资构成发生变更后并未向荷航北京代表处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孙晓丽对于工资构成的变更应予以知悉且并无异议，其关于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飞行补贴及交通补贴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晓丽关于支付拖欠上述补贴25%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3.外航公司及荷航北京代表处是否应支付2011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外航公司与孙晓丽于2011年4月30日签订了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实为双方所签订的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因此前双方已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故孙晓丽此时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但孙晓丽与外航公司已签订期限为2011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9日的劳动合同，视为其已放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孙晓丽要求两单位支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仲裁裁决外航公司向孙晓丽退还从孙晓丽的工资中扣除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5139.8元，外航公司未就此起诉，视为其同意退还该款项，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孙晓丽与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于2006年4月30日至2016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孙晓丽退还从孙晓丽工资中扣除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5139.8元；三、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孙晓丽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差额54624.3元，被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北京代表处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孙晓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与被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北京代表处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星晖人民陪审员  杨利华人民陪审员  刘晶晶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师 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