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2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汉族，1962年6月30日出生，住址：香港九龙，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泽文，广东惠天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女，汉族，1938年3月26日出生，住址：香港屯门，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黄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23民初2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泽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由上诉人继承被继承人刘任民名下位于惠阳县淡水镇南××路荣华新邨8号一栋三层房屋1O0%的份额;[房屋所有权证为:粤房字第××号(房屋继承价值100000元)]2、依法判令本案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提供的公证号为:(85)长证字第95号《公证书》在证明刘任民及黄某在我国国内的出生日期上虽然存在缺陷,但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及相互印证，被继承人刘任民生前只有与黄某一次婚姻,两人于××××年××月××日在湖南省结婚,婚后两人仅于××××年××月××日生育了一个儿子,即本案上诉人刘某。1、在上诉人提供的刘某声明书《继承遗产声明书》中的刘任民《婚姻证明书》能够证明:刘任民在1945年9月15日至××××年××月××日在移居香港后至在香港死亡前并没有与任何其他人缔结婚姻情事。同时在《继承遗产声明书》中的黄某《婚姻证明书》亦能够证明在1945年9月15日至××××年××月××日在刘任民先生申请黄某移居香港后至今并没有与任何其他人缔结婚姻情事。上述两份《婚姻证明书》能够证明刘任民及黄某从我国国内移居香港后没有与他人在香港登记结婚领取香港结婚证书。虽然(85)长证字第95号《公证书》记载的刘任民与黄某的出生日期与两人定居香港后的香港身份证明书存在不一致,但是《公证书》上记载的两人结婚时间为××××年××月××日在湖南省结婚与刘任民在1977年10月7日在香港屯门理民府所出具的《声明》所记载的事实:黄某是本人正式妻子,彼此于××××年××月以日在中国湖南长沙市公安局登记注册正式结婚，结婚证书已遗失。在证明刘任民与黄某在××××年××月××日在湖南省结婚这一个事实是一致的。此外,一审判决书还认为(85)长证字第95号《公证书》上记载的黄启文与黄某存在姓名上的不一致,上诉人认为《公证书》所书写的为国内的简体字,而香港身份证及相关文书所书写的为繁体字,启字的繁体字即为啟,因此黄启文即是黄某。2、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刘某与刘任民香港康士体检中心出具的DNA亲子鉴定报告及刘某与黄某香港康士体检中心出具的DNA亲子鉴定报告能够证明刘某与刘任民是父子关系,刘某与黄某是母子关系,即刘某是刘任民及黄某共同生育的儿子。3、在刘某向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本诉之前,刘某与母亲已就涉案房屋的继承问题多次前往惠阳区公证处申请进行遗产继承,但惠阳区公证处均以缺乏相关材料为由告知刘某及黄某办理不了继承公证。为解决此事,惠阳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告知刘某与黄某可向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通过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刘某继承涉案房产。为此，刘某才提起本诉。而在刘某提起本诉后,刘某曾就涉案房屋的继承问题与本案的审判员及书记员沟通,询问是否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由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以达到刘某与黄某能够继承涉案房屋的目的。在与本案书记员沟通后,书记员告知本案可进行调解,但是在刘某与黄某从香潜前往惠阳区人民法院准备进行调解时(即本案原第一次开庭时间),一审法院审判员却以刘某提供的证据中未能提供刘任民与黄某在国内的结婚证书及涉案房屋的现状是否已被查封,有无抵押,是否可以正常过户、刘某如何证明是刘任民“唯一合法有效的继承人”为由不同意本案进行调解。为此,根据本案审判员的要求,刘某为了补强证据,刘某通过委托的律师前往惠阳区房管进行调查取证,查询到涉案房屋现状为无抵押,无查封,可以正常继承过户。此外,刘某还前往香港屯门理民府调取刘任民《声明》及提供香港监护委员会监护令(档案编号:GB/A/147/15)及香港社会福利署关于刘任民先生的监护令申请、香港社会福利署供申请监护令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述由香港公权力机关作出的政府文书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被继承人刘任民自移居香港后至死亡前一直居住在香港,对于刘任民与刘某、黄某的关系有香港公权力机关作出的政府文书及(85)长证字第95号《公证书》、香港《婚姻证明书》、亲子鉴定报告等证据能够予以认定,刘任民的合法继承人只有刘某、黄某。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黄某也明确放弃对本案涉案房屋的继承,即刘某是刘任民“唯一合法有效的继承人”。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某辩称：本人与刘任民系合法夫妻,刘某为本人和刘任民的独子,本人愿意配合人民法院查清本案事实,并请求人民法院能够依法判决涉案房屋能够由本人的儿子刘某继承。1、本人与刘任民两人于××××年××月××日在湖南省结婚,因为时代原因(文化大革命),本人与刘任民的结婚证书被烧毁。之后,刘任民与本人委托湖南省公证处作出(85)长证字第95号《公证书》,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确认本人与刘任民之间的婚姻关系。2、本人和刘某经刘任民申请前往香港生活,在刘某第一次提交的证据2刘某声明书《继承遗产声明书》中的右下角编码为12和16的证据能够证明刘任民与本人在香港没有与其他人缔结婚姻情事。本人与刘任民没有在香港办理结婚登记是相信两人在国内湖南省的婚姻关系是合法、有效的,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的。同时,香港理民府、社会福利署、库务署、香港监护委员会等政府部门都作出过相关法律文书,对本人的身份为刘任民的妻子进行确认。为了顺利解决刘任民在惠阳的房屋继承问题。在此,本人再次向人民法院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意刘任民在惠阳县淡水镇南××路荣华新邯8号的房屋全部由本人与刘任民的独子刘某继承,本人对此放弃继承。现本人年龄已大,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治疗脚部痛风,不适宜再频繁来往香港和大陆。如人民法院许可,本人愿意配合刘某在二审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即请求人民法院能够依法确认刘任民除刘某、本人之外无其他继承人。或者通过人民法院调解,以解决涉案房屋的继承问题。请人民法院考虑并依法采信答辩人的上述答辩意见,并能够支持刘某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刘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由原告刘某继承被继承人刘任民名下位于惠阳县淡水镇南××路荣华新邨8号一栋三层房屋100%的份额；（房屋所有产权为：粤房字第××号，房屋继承价值为1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黄某与案外人刘任民在结婚证书已遗失的情况下于1985年5月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公证处进行公证，公证号：（85）长证字第95号，公证内容为“兹证明刘任民（男，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出生）与黄启文（女，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出生）于××××年××月××日在湖南省结婚”,原告以此证明被告与案外人刘任民是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2010年1月30日，原告与案外人刘任民于香港康士体检中心进行DNA亲子鉴定，亲子鉴定报告结果为“受测者刘任民为儿子刘某的生父”，原告以此欲证明其是案外人刘任民的独子。另查明，在DNA亲子鉴定测试报告中记载受测者刘任民的出生日期为1932年7月10日，而公证书中所记载的刘任民的出生日期则为1933年7月12日。另查明，被告姓名、出生日期等信息与公证书上所记载的信息亦不相一致。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案外人刘任民在结婚证书已遗失的情况下进行了公证，且公证书上所记载的被告个人信息与其身份信息均不相一致，该公证书的缺陷无足够证明力证明被告与案外人刘任民属于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另，在DNA亲子鉴定测试报告中记载受测者刘任民的出生日期为1932年7月10日，而公证书中所记载的刘任民的出生日期则为1933年7月12日。此处是互相矛盾的，加上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是案外人刘任民唯一合法有效的继承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150元，由原告刘某承担。本案中，上诉人刘某提交四组新证据：一、刘任民与许伟良租赁合同、租赁房屋拍照，证明刘任民(即被继承人)与许伟良在2007年2月5日签订租赁合同,刘任民将位于惠阳县淡水镇南××路荣华新邨8号的房屋出租给许伟良使用,许伟良之后与妻子叶玉云在租赁房屋经菅餐饮行业，店铺名称为肥妈妈煲仔饭。二、房屋租赁合约、南山国际大厦房地产租赁合同，证明刘任民在2010年4月22日经南山国际管理处经理张夕稳介绍,将惠州市大亚湾区南山国际B座13层02单元出租给龙某某。后在刘任民先生去世后,由刘某先生与张夕稳联系将房屋出租给惠州节新中能物流有限公司作办公使用。三、黄某病例证明、黄某的非宗教式誓章、刘任民、黄某、刘某、李彩云婚礼合照，结合刘某一审及二审材料证明,刘任民与黄某在国内领取结婚证后,因历史原因遗失了结婚证,后两人移居香港。在两人婚姻期间只生育了刘某,即刘任民的合法继承人仅有黄某和刘某。四、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遗产管理书(授予书编号:HCG002739/2019)，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向黄某授予遗产管理书。该管理书记载:现特告知:死者刘任民于2016年2月27日在未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去世,其全部及个别土地及非土地遗产和财物的管理书已于2019年6月24日授予黄某,该人在授予遗产管理书前已妥善秉诚宣誓会支付上述死者正常地欠下的债项和按照法律分配死者的剩余遗产和财物的方式管理该等遗产和财物,并会在法律有所要求时,展示一份上述全部及个别遗产和财物的真确及完整的财产清单及提交一份关于该等遗产和财物的确当真实的账目。结合上诉人一、二审的证据证明,黄某为刘任民的合法妻子,在刘任民死后由黄某管理刘任民的所有遗产。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继承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中，涉案不动产在内地，应适用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刘某的上诉请求，本院析理如下：本院认为，继承权是指自然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被继承人生前有效遗嘱的指定，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继承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继承权是一项财产权。继承权与财产所有权密切相关。被继承人的遗产，是被继承人生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继承的法律后果就是遗产所有权转归继承人所有。（2）继承权的取得以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特定身份关系为前提。继承权虽为财产权，却因一定身份而发生，相互之间是否有效地存在这种特定的身份关系（如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是认定继承权是否存在的惟一依据。（3）继承权由于其鲜明的身份色彩，因此，虽为财产权利，却具有不可转让性。继承人可以放弃继承，但不可将继承权转让与他人享有。本案《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载明的信息与惠州市惠阳区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出具的《不动产登记结果》载明的信息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案涉房产，即惠阳县淡水镇南××路荣华新邨8号一栋三层的房屋（产权证书/证明号：2871202号，房产编号：5199。）是被继承人刘任民所有。未有证据佐证被继承人刘任民生前立有遗嘱，或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案涉被继承人刘任民所有的房产依法应当适用法定继承。从继承权具有的特点可知，上诉人刘某是否享有继承权，关键在于上诉人刘某与被继承人刘任民相互之间是否有效地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如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本案，香港康士体检中心于2010年1月30日，出具的DNA亲子鉴定报告结果“受测者刘任民为儿子刘某的生父”，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刘任民存在血缘关系。综上，上诉人主张其对案涉房产具有继承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虽然香港康士体检中心于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DNA亲子鉴定报告结果“受测者黄某为儿子刘某的生母”，且屯门理民府于1977年10月7日出具的声明，记载了有刘任民声明黄某是其正式妻子。但鉴于黄某已声明不参与继承，亦未有证据佐证被继承人刘任民还存有其他继承人，故上诉人刘某诉请享有案涉房产100%份额的法定继承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刘某是否享有继承权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的上诉请求有理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阳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233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某对位于惠阳县淡水镇南三路荣华新邨8号一栋三层房产（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的全部份额享有继承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刘天贞审判员  张佳誉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吕逸榛书记员晋从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