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5行终2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黔西县道路运输局。 地址：黔西县水西大道74号。 法定代表人赵胜忠，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蒲德平，系该局法规股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才永，男，1978年12月10日出生，蒙古族，住黔西县。 上诉人黔西县道路运输局因道路交通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审理查明：2018年2月4日，余才永驾驶贵Ｆ×××××号小轿车在黔西县里沙大道工行处搭载谢凯、彭洋等四名乘客前往金凤大道，行至黔西县××大道中段时，被黔西县道路运输局执法人员拦停检查。因余才永未能提供《道路运输证》，黔西县道路运输局决定对涉案车辆采取暂扣的强制措施。2018年2月5日，黔西县道路运输局经立案审批后，向余才永送达了《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并作出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余才永处以责令停止经营，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余才永于当日缴纳了该一万元罚款。之后，余才永对黔西县道路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8年8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黔西县道路运输局作出的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12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0521行初321号行政判决，以黔西县道路运输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法告知对余才永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以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了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决生效后，2019年1月10日，黔西县道路运输局作出黔西运政违通（2018）第32号《违法行为通知书》、黔西运政责改（2018）第32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于次日向余才永送达。2019年1月18日，黔西县道路运输局经过集体讨论后，在2018年的立案审批、强制措施审批、法制审核意见、案件处理意见书等的基础上，作出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余才永处以责令停止经营、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余才永不服该处罚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原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在一审法院（2018）黔0521行初321号行政案中，由于黔西县道路运输局在作出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余才永进行行政处罚时，同时向余才永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即在作出处罚前未告知余才永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未充分保障余才永行使被处罚前的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导致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程序违法而被一审法院判决予以撤销。通常情况下，在对行政相对人申请或要求行政机关作为或者履行职责，作出被动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给付等）的情况下，如果被诉行政行为被依法判决撤销，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避免再由相对人重新申请而不能及时有效主张其自身权益和程序空转；而如果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主动行政行为（行政处罚）被依法判决撤销，人民法院在充分尊重行政机关行政自由裁量权和保护相对人自身权益的前提下，不会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罚行为。本案中，黔西县道路运输局在一审法院并未判决由其重新对余才永作出处罚的情况下，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字号、内容与2018年作出的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完全一致的另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于黔西县道路运输局并未重新启动新的立案查处程序、未进行重新调查取证，仅对一审法院判决指出其处罚程序违法部分作了补充、更正，在重走一遍告知程序的情况下，作出与已被撤销的处罚的字号、内容完全一致的另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应视为对余才永的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了两次相同的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的处罚原则。众所周知，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后，该行政处罚行为已经对相对人失去了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因为程序违法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撤销后，都能在不重新启动新的查处程序、未进行重新调查取证和仅对程序进行补充、补正后重新对相对人作出处罚的话，行政机关所有的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程序都有可能“于事有补”而最终将不存在败诉的可能，从而导致该行政处罚行为对相对人的明显不公平、明显不恰当。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撤销黔西县道路运输局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黔西县道路运输局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黔西县道路运输局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上诉人于2019年1月18日重新作出的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不是对余才永的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两次以上同类（罚款）的行政处罚，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处罚原则。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决，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余才永二审中口头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本案中，余才永未取得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驾驶贵Ｆ×××××号轿车在黔西县里沙大道工行处搭载谢凯、彭洋等四名乘客前往金凤大道，行至黔西县××大道中段时被黔西县道路运输局执法人员查获的事实清楚。处罚前经上诉人调查，余才永称乘客在路边拦车，其停车问要去哪里，乘客说去金凤大道，在车上没有议价，但也没有讲过不收取车费；乘客彭洋、谢凯称不认识余才永，到金凤大道准备给余才永5元。彭洋、谢凯的陈述符合常理，与路检路查现场笔录相印证，足以证实余才永非法营运的事实。故余才永非法营运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应受行政处罚。《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城市公共交通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公共汽车客运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应当依法取得客运经营权。”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活动的，可以暂扣车辆，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的车辆。”上诉人于2019年1月18日重新作出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1.责令停止经营；2.罚款1万元。上诉人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上诉人之前作出的处罚决定已被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并未判决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上诉人能否重新作出处罚决定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有权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其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理由是：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该法第一条把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作为行政处罚的立法目的之一，本案中被上诉人非法营运的事实存在，上诉人对此作出处罚决定符合立法精神；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规定了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但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被撤销后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不受此限制，故上诉人重新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三是从社会效果看，允许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有利于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无论是被法院判决撤销还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自行纠错撤销其行政行为，实践中都允许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只是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决定时要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给予相对人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利。综上，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是否需要立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重新立案，处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是否需要重新立案无明确规定。一般来说，违法行为人违法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仅因行政机关处罚的程序违法被判决撤销处罚决定后，若再要求行政机关重新立案查处，会浪费行政执法资源，降低行政执法效率，且缺乏法律依据；其次，交通运输部《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行政执法机关主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案件，可不经过立案环节。”本案是上诉人在执法检查过程中主动发现的违法案件，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时未进行立案符合规章的规定，并无不当之处。 关于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对办案期限的审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办案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办案期限的审查，应结合生效判决的时间、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间及规章的规定进行综合审查。因上诉人之前作出的处罚决定已被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黔0521行初321号行政判决撤销，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后，上诉人黔西县道路运输局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告知了余才永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等权利，经集体讨论后，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黔西运政罚（2018）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月22日送达给余才永。《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第四十条规定：“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2个月内办理完毕……”本案上诉人待一审判决生效后，至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间在2个月之内，符合规章规定的办案期限规定，在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了相对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该条规定了所谓“一事不再罚”原则。上诉人之前作出的处罚决定已被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其后重新作出的处罚决定并非是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再次给予处罚，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关于上诉人重新作出的处罚决定与之前被撤销的处罚决定处罚的内容一致，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本案中，上诉人之前作出的行政处罚因程序违法被判决撤销，其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亦即上诉人因程序违法后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重新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重新作出的处罚决定与之前作出的处罚决定的字号一致，极不严谨，不便于区分两次不同的行政行为，上诉人在今后的执行中应引起注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上诉人请求撤销涉案处罚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行初107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才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00元，由被上诉人余才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远忠 审 判 员 张多周 审 判 员 吴 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冯娜娜 书 记 员 支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