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1行初198号 原告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上那学经联社第1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国英，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国林，广西弘景（上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覃凤猷，男，壮族，1939年1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西上林县。 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址：上林县大丰镇明山路。 法定代表人蓝宗耿，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覃香杰，该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泉瑾，该县政府调处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址：南宁市嘉宾路**。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世佑，该市政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云蒙经联社第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家恩，该组组长。 第三人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云蒙经联社第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受福，该组组长。 原告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上那学经联社第1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那学18组）不服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林县政府）土地权属行政确权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上林县政府，被告南宁市政府及第三人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云蒙经联社第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云蒙8组）、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云蒙经联社第9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云蒙9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那学18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国英及该组的委托代理人黄国林、覃凤猷，被告上林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覃香杰、潘泉瑾，被告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世佑，第三人云蒙8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家恩，第三人云蒙9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受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林县政府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上政发〔2015〕28号《关于大丰镇云蒙村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理决定）主要内容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前，顶都山（包括纠纷地）虽然属于上那学18组管理使用，但是七十年代中期在云蒙大队革委会组织、协调下，召开各队队干会议（包括云蒙大队原第七中队队干李宝山、李宏明、蒙桂珍也参加）协商调整山林。经协商一致，顶都山（包括纠纷地）调整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管理使用；切瓜山调整给云蒙大队原第四中队管理使用。云蒙8、9组在经营管理顶都山过程中，上那学18组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纠纷发生后，上那学18组对云蒙8、9组管理使用顶都山及种植的松树仍然没有异议，仅对纠纷地主张权属。上那学18组主张纠纷地权属的理由为：七十年代调整林地，上那学经联社只同意调整顶都山林地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顶都山南面畲地（即纠纷地）不在调整之列，仍然由云蒙大队原第七中队（上那学）管理使用，有农户的《土地承包证》为证。上那学18组的理由不成立，因为调整山林后，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在纠纷地种植西瓜、菠萝、油茶等经济作物的事实，上那学群众代表均予认可，与云蒙8、9组陈述事实相吻合。云蒙大队原第七中队（上那学18组隶属第七中队）对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在纠纷地的经营管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证明云蒙大队第第五中队已经取得纠纷地的权属并行使管理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云蒙8、9组对纠纷地疏于管理，上那学18组的个别村民才到纠纷地开荒种植农作物，上那学18组提供的《土地承包证》与大丰镇农业服务中心存档的内容不一致，不能证明上那学18组取得纠纷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那学18组以调整顶都山林地不包括纠纷地的理由不成立。上林县政府对云蒙大队原第七中队与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达成的将顶都山归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经营管理并得到实际履行的调整林地协议予以认定并作为纠纷地权属划分的依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及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纠纷地面积为14.2亩属云蒙8、9组农民集体所有；二、纠纷地上的速生桉林木，上那学18组在处理决定生效后6个月内将种植在该地的速生桉或其他作物清理完毕，将地交还云蒙8、9组。上那学18组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向南宁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南宁市政府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8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述被诉处理决定。 原告上那学18组诉称，一、上林县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林县政府在对争议双方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进行分析时，以证据是否与上林县政府已认定的“七十年代纠纷地已经协商调整给云蒙8、9组”相吻合作为是否予以确认的标准，但并未说明该证据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证据的理由，存在先入为主的情况。上林县政府对七十年代纠纷地己经协议调整给云蒙8、9组的事实认定，主要来自于对云蒙、乔容、上那学苏宗杰、蒙日雄、覃汉武等人的询问笔录，这是以证人证言形式表现的事实证据。上林县政府在处理其他土地权属纠纷时认定陆竟晶七十年代有过土地调整的事实，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并不是前案的当事人，上林县政府在庭审中承认，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云蒙8、9组，是因为双方以前有个“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据。上林县政府仅凭双方有“口头约定”就将争议地确权给云蒙8、9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程序不合法。二、原告与第三人因对顶都山林地发生权属纠纷，经云蒙村委和大丰镇人民政府逐级调解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4年7月16日，原告向上林县政府提出《确认林地权属申请书》，在土地行政部门没有实际调查的情况下，上林县政府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了被诉处理决定，确认争议的顶都山归第三人集体所有，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上林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前没有听取原告与第三人质证、辩论。三、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云蒙村革委会主任陆竟晶组织全村各队长，为绿化造林把原告顶都山整个山头划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造林，没有畲地面积。根据“山随田走”的原则，本案争议的林地在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已经分别确定给原告集体所有，而且一直由原告生产经营管理，这个事实在云蒙村包括第三人在内是知晓的，并不存在上林县政府认定争议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协商一致已划分给第三人所有的事实。四、原告认为，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而不是任由政府肆意妄为，任意裁判。参加过当年“四固定”的苏宗杰、李宏、苏继才均可证实，在“四固定”时，政府己将争议地分别确权给原告集体所有。原告在国民党时期、土地改革时、承包到户时有在争议地种过黄豆、玉米、花生、木薯等农作物的事实，2007年才在上争议地种植速生桉，目前速生桉尚存，现在还由原告在经营管理。第三人主张其在争议上种植过菠萝、西瓜，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即使第三人在争议地上曾经种植过，也不能因此改变土地的权属，第三人擅自在他人的山地上开垦种植经济作物，属非法种植，不受法律保护。五、原告对顶都山一带林地享有山地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上林县政府作出的确认争议地归第三人集体所有，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供《来宾到马山高速公路上林段林木苗补偿情况表》《林木权属补偿协议书》《土地承包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争议地由原告所有，而不是第三人所有。六、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程序严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调解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对需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拟定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办理争议案件有关事宜。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对争议的土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现场；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部门派人协助调查的规定。上林县政府仅凭第三人主张争议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协商一致已划分并填发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为由，未通知实际所有人到现场参加调查，非法剥夺了实际所有人参与的权利，将顶都山确权给第三人集体所有，不仅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且程序严重违法。七、上林县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未经调查实际情况，未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把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事实排除，采用七十年代动乱时期事实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明显不当。被告南宁市政府在复议过程中从未到过实地现场勘查，没有告知原告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严重违反程序。上林县政府与被告南宁市政府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法院：一、依法撤销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以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并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庭审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黄国英承包水田明细表； 2.韦延凤承包合同书； 3.李高森承包合同书。 被告上林县政府辩称，原告与第三人云蒙第8、9组纠纷的顶都山林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由原告经营管理。但于七十年代中期在原云蒙大队革委会主任的陆竟晶召开包括原告在内的各队队干会议，协商一致调整山林。调整后，顶都山（含纠纷地）由第三人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管理使用，切瓜山调整给云蒙大队原第四中队（案外人）管理使用。第三人组成绿化队在顶都山绿化造林和经营经济作物，山上的大部分林地都种上松树，目前松林尚存。第三人在经营管理顶都山过程中，原告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以上事实，有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证人证言及原告的询问笔录佐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行初269号行政判决也认定了以上事实。2011年，来马高速公路上林出口路段征用纠纷地，因征地补偿才引发本案权属纠纷。纠纷发生后，原告对第三人管理使用的顶都山及种植的松树仍然没有异议，仅对被征用的纠纷地主张权属。原告主张纠纷地的理由为当时调整顶都山林地不包括纠纷地，因为纠纷地是耕地，不在调整范围，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以前，纠纷地由原告集体耕作，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以后发包到户经营，1985年大丰镇人民政府还填发了纠纷地的《土地承包证》给各承包户。2007年春，部分承包户在纠纷地种植速生桉。原告主张七十年代只调整顶都山林地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顶部山南面畲地（即纠纷地）不在调整之列，仍然由原告集体管理使用，并以原告农户的《土地承包证》为证。但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证》与大丰镇农业服务中心存档的内容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取得纠纷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的主张没有理由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上林县政府将纠纷地确权给第三人并无不妥。 被告上林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顶朵山（通圩山）权属纠纷现场勘界图，证明双方签字确认纠纷范围、面积、名称、经营现状等； 2.现场勘界记录，证明双方签字确认现场勘界的记录； 3.调解记录，证明双方认同的事实，即顶都（顶朵）山在七十年代由云蒙大队调整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 4.黄国英、曾雪香、韦延凤、李汉麟、蒙继新询问笔录，证明原大队支书陆竟晶组织各生产队划分山林，将（顶都）顶朵山划分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绿化造林，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在畲地山上种植松树、茶树； 5.蒙增政证言，证明在陆竟晶任云蒙大队支书时划分顶都山归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 6.李炳明证言，证明在陆竟晶任云蒙大队支书时划分顶都山归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 7.李高规询问笔录，证明七十年代云蒙大队将切瓜山、六眉山划给云蒙大队第四中队，顶都山划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山上的畲地是原告的； 8.黄著刚询问笔录，证明七十年代云蒙大队将顶都山划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后在山上种植菠萝、油茶树、茶叶等； 9.黄志才询问笔录，证明纠纷地现在归属云蒙8、9组，七十年代，陆竟晶带领云蒙全村代表划分该纠纷地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在该纠纷地种植经营菠萝、油茶； 10.黄百诚询问笔录，证明纠纷地在七十年代云蒙大队分给第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所有，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在该纠纷地种植菠萝、油茶、西瓜等，丢荒后原告才种玉米，后改种速生桉； 11.云蒙村委会证明，证明七十年代云蒙大队将顶都山划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将切瓜山划给云蒙大队原第四中队； 12.李大敏询问笔录，证明七十年代云蒙大队将顶都山划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将切瓜山划给云蒙大队原第四中队； 13.声明书，原告对切瓜山不主张权属； 14.畲地花名册及承包畲地明细表，经询问原告及核对明细表，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证的畲地不能证明在纠纷地内。 被告南宁市政府辩称，本案争议地在七十年代前属上那学18组经营管理，对于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在七十年代时，时任云蒙大队革委会主任的陆竟晶曾召开包括上那学18组的代表李宝山、李宏明、蒙桂珍在内的各队队干会议，并协商确定将本案争议地调整给云蒙8、9组所属的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争议地的土地权属已发生变更。上林县政府根据这一事实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云蒙8、9组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南宁市政府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相关规定，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市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 2.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情况； 3.被诉处理决定，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是上林县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 4.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材料，证明上林县政府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上林县政府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 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本案行政的复议决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 7.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云蒙8、9组陈述称，原告与第三人纠纷的顶都山林地，在七十年代中期，时任云蒙大队革委会主任的陆竟晶召开包括原告在内的各队队干会议，并带领参会人员到顶都山对面的路指定，将顶都山、切瓜山分别划分给第三人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和云蒙大队原第四中队，原告也承认这个事实。顶都山划分给第三人管理使用后，第三人组成绿化队在顶都山绿化造林和经营经济作物，种上了松树、茶叶、油茶、西瓜、菠萝等，目前松林尚存，纠纷地上还有少数茶叶、油茶树存在。这些事实，已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行初269号生效行政判决认定。原告主张顶都山林地不包括纠纷地没有事实依据。纠纷地是顶都山相对平缓的山地，是顶都山的组成部分，纠纷地与山上的松树地构成顶都山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原告提供的1985年的《土地承包证》中以通圩垌冒充纠纷地，通圩垌实际是在纠纷地东南处下的水田垌，原告用张冠李戴方法企图欺骗政府，法庭不能支持。七十年代顶都山划归第三人后，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原告也没有任何异议。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第三人原在纠纷地种植茶叶、西瓜、菠萝的地方没有再种植作物，第三人也没有将那纠纷地分到农户（人多地少，无法分割），该地才搁置不管，才被原告村民将第三人在该纠纷地种植的茶叶、部分油茶树砍毁并占用该地种下其他作物。大丰镇人民政府在云蒙村委会组织双方调解时，原告村民蒙继新篡改土地承包证，被大丰镇人民政府调解员覃刚山发现，并在调解会上指出。说明原告为达到侵占纠纷地的目的制作假证。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以及南宁市政府的被诉复议决定。 第三人云蒙8、9组无证据向本院提交。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1）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2、5、7~13，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70年代并未将争议地调整给第三人；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4，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将顶都山划分给第三人，当时是原告和第三人造林；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4，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不能证明原告在纠纷地范围内不具有承包权。（2）被告南宁市政府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3）第三人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4）本院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2.（1）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4、7，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5，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纠纷地在70年代以后划分给第三人使用，上林县政府在调查处理时存在先入为主，且都是依据证人证言，原告方没有参与协调；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6，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前没有实地调查，也没有召集原告和第三人进行听证、质证。（2）被告上林县政府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3）第三人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4）本院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3.（1）原告提交证据1~3，被告上林县政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1黄国英承包水田明细表是本案争议地发生纠纷之后才制作的，没有法律效力；（2）原告提交证据1~3，被告南宁市政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3）原告提交证据1~3，第三人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争议地没有关联；（4）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纠纷地位于顶都山南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顶都山（包括纠纷地）由原告上那学18组经营管理。七十年代中期，陆竟晶任云蒙大队革委会主任时，召开包括当时原告上那学18组代表李宝山、李宏明、蒙桂珍在内的各队队干会议，协商将顶都山划分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同时将上那学管理的切瓜山划分给云蒙大队原第四中队。顶都山划分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后，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组成绿化队在该山绿化造林和经营经济作物，在山上的大部分土地种上松树，目前松林尚存，同时还在纠纷地种植油茶、西瓜和菠萝。云蒙大队原第七中队（上那学18组隶属第七中队）对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在顶都山的经营管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经营管理顶都山后，将顶都山划分给原告云蒙8、9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云蒙8、9组对顶都山种植的经济作物逐渐疏于管理，直至丢荒。纠纷地丢荒后，原告上那学18组部分村民到纠纷地开荒种植农作物，2007年后又改种速生桉。2011年，来马高速公路上林出口路段征用纠纷地，因征地补偿协议引发权属争议。为此，上林县政府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将涉案争议地确权给本案第三人云蒙8、9组农民集体所有，原告上那学18组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南府复议字〔2015〕381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第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30日作出（2016）桂01行初26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字〔2015〕381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不服，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桂行终88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变更本院（2016）桂01行初269号行政判决为：一、撤销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字〔2015〕381号行政复议决定；二、责令南宁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南宁市政府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原告上那学18组不服，于2019年5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第三人则答辩如前。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上那学18组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上林县政府和南宁市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上那学18组与第三人云蒙8、9组均未能提供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经固定或划分的有效证据，对争议地在七十年代前属于原告经营管理的事实，原告与第三人云蒙8、9组均无异议。但在七十年代，时任云蒙大队革委会主任陆竟晶召开包括当时原告上那学18组代表李宝山、李宏明、蒙桂珍在内的各队队干会议，经协商将顶都山（包含本案纠纷地在内）划分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被告上林县政府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前调查了当时参与划界的村干、队干，除了原告上那学18组队干外，均证实本案争议地在七十年代已划分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鉴于众多亲历者所作的陈述基本一致，上林县政府采信这些证人证言，认定顶都山（包含本案纠纷地在内）在七十年代已划分给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管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不应理解为只能是书面协议，口头协议同样属于“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上林县政府经审查认定云蒙大队原第七中队与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已达成将顶都山归云蒙大队原第五中队经营管理的事实，适用该条法规作出被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林县政府依据七十年代达成的调整林地协议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并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述被诉处理决定结果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原告上那学18组的起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上那学经联社第18村民小组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林县大丰镇云蒙村上那学经联社第18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宁 静 审判员 傅朝霞 审判员 戴声长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何亦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