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民申123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工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杨浜村。 法定代表人：秦永祥，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照，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绍兴市柯桥区布将军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澄湾村**。 法定代表人：钱水江，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绍兴市工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农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绍兴市柯桥区布将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将军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终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工农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且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所基于的证据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要件。本案中，劳某、施某均属于证人，其二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仅相当于书面说明，而不能成为人民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由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后，才能形成要件完备的证人证言。而且本案中这些所谓的“新证据”并非证据规则上的二审新证据。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系纯粹的民事纠纷。布将军公司二审期间所提交的第1组和第3组证据，系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柯岩派出所和越城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所提供。该两机关的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插手经济纠纷案件。二审法院以上述两机关盖章出具的询问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无视上述文件规定，忽视了笔录作为证据存在的合法性瑕疵。退一步讲，即使二审法院要将上述询问笔录内容作为证据使用，也应引导布将军公司在二审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劳某、施某出庭，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二审直接以询问笔录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违反了证据规则。此外，据工农公司向前述两公安机关了解，就前述询问笔录，两公安机关均未对有关案件进行立案登记，公安机关对劳某、施某所作的询问不属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过程中依职权进行的单位行为，故相应的询问笔录也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二）一、二审判决认定工农公司向布将军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认证抵扣。该事实可以印证布将军公司系明知本案加工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工农公司，一直以来也是要求工农公司开具相应的加工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做账使用；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布将军公司在工农公司收取加工费时会同时要求工农公司及时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以证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到账情况。但二审判决将业务联系人鲁幼祥视为与布将军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合同相对方，把鲁幼祥从工农公司的承包人独立出来，将有发票开具及认证抵扣关系的两个保持正常的业务关系的单位法人割裂开来，对由工农公司开具收款收据作为双方阶段性业务往来完成、加工费支付完毕的标志这一事实交易习惯视而不见，错误认定布将军公司系与工农公司的内部承包人鲁幼祥发生业务，该认定与前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认证抵扣事实相违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布将军公司答辩称：1．二审法院认定布将军公司已经付清案涉加工费事实清楚。根据查明的事实，鲁幼祥与工农公司存在印染车间厂房及生产设备租赁关系，双方曾签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租赁期间鲁幼祥挂靠工农公司财务，内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每年承包费36万元，鲁幼祥的往来款项及经营收入需通过工农公司的银行账号。根据鲁幼祥申请，工农公司核实后为鲁幼祥开具相应的发票和收据。鲁幼祥在承包期间发生的债权由鲁幼祥享受，债务由鲁幼祥承担，与工农公司无涉。若由此给工农公司带来法律风险，工农公司有权就造成的一切损失向鲁幼祥追偿。案涉全部加工业务发生于布将军公司与鲁幼祥之间，可由以下事实证实：（1）工农公司为区分鲁幼祥的业务，全部案涉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均载明“收款人：鲁幼祥”“复核：鲁幼祥”；全部案涉的收款收据在收款人签章栏均由施某签字；（2）双方确认的交易习惯：布将军公司将承兑汇票交给鲁幼祥或者鲁幼祥业务员劳某或者施某。结合劳某、施某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以及施某提供的记账凭证上所记载的承兑汇票的编号、金额与劳某从布将军公司收取的承兑汇票均一一对应，据此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得出布将军公司已经将全部加工费支付给了鲁幼祥。并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交易习惯，鲁幼祥有权收取案涉加工费，故二审法院认定布将军公司已经付清案涉加工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二审法院采信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未违反法定程序。二审法院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的有关施某、劳某的询问笔录属公安机关依法获取，公安机关虽最终未立案侦查，但作为民事证据，二审法院认定其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工农公司在民事再审申请书中虽罗列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基本规定》等法律依据，但该等法律依据只是为了明确公安机关不能对民事纠纷当作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并没有排除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前可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报案、控告、举报进行初查，相反公安机关也只有进行初查以后方能确定是否属于刑事案件，是否应当予以立案侦查。3．工农公司的起诉纯属转嫁承包风险。布将军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工农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妻子的录音表明，鲁幼祥承包期间经营所涉的染料供应商起诉工农公司要求支付染料款，工农公司本应当依据承包协议向鲁幼祥追偿，但在鲁幼祥债务缠身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不顾业务单位已经付清加工费的事实，仅以增值税发票为依据起诉像布将军公司这类善意的业务单位，实属转嫁承包风险。综上，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工农公司与他人签订承包协议并收取承包费，理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请求驳回工农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争议焦点为布将军公司有否付清案涉加工费，具体涉及二个问题，一是劳某、施某二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是布将军公司主张的八份承兑汇票有否交给工农公司。首先，关于劳某、施某二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的证据效力问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证据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某、施某二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均可以确认，至于其内容的真实性，由于劳某在一审庭审中即已出庭作过证，施某虽未出庭作证，但在公安机关作过二次笔录，不仅劳某与施某二人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并且所述情况还有施某在工农公司工作期间制作的《产值预算表》《开收据》以及相应的记账凭证等资料可予佐证，可以认定。因此，二审判决将该二人前述笔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并无不当。工农公司的相应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布将军公司主张的八份承兑汇票有否交给工农公司的问题。布将军公司主张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布将军公司将承兑汇票交付给鲁幼祥或鲁幼祥的业务员劳某或施某，由施某开具收款收据后交付给布将军公司。工农公司也认可其收取的承兑汇票一般是由鲁幼祥或施某拿过来入账，工农公司在收到承兑汇票的同时即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给对方。布将军公司提供的证据证实，劳某从布将军公司收取的八份承兑汇票的总金额与工农公司主张的加工费的总金额完全一致，施某作为工农公司员工在记账凭证中对其中七份承兑汇票的编号、金额均作了记录，与布将军公司交付给劳某的承兑汇票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布将军公司已将其主张的八份承兑汇票也即相应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了鲁幼祥。而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工农公司的陈述，鲁幼祥有权收取加工费。故虽然从现查明的事实反映，鲁幼祥在收到布将军公司的承兑汇票以后，因其与工农公司内部纠纷原因实际有可能未将承兑汇票交付工农公司，但此不影响布将军公司已付清加工费之事实。工农公司的相应主张与事实不符，二审判决对其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工农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绍兴市工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金子明 审判员  陈洪理 审判员  骆苏英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