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民初191号原告：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经济开发区鉴湖路。法定代表人：孙关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建尧，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帅，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枫路**。法定代表人：方菊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忠，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凤凰村泓瑞花园****。法定代表人：闫政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娥，女，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泽瀚，男，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钢结构公司）与被告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总承包公司）、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置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云南总承包公司对本院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裁定维持本院一审裁定。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2019年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钢结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建尧，被告云南总承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忠、张莹，被告昆明置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娥到庭参加第一次开庭，原告浙江钢结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帅，被告云南总承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忠、张莹，被告昆明置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娥、谢泽瀚到庭参加第二次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钢结构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向本院起诉时，提出四项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之间的《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招标文件》、《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及相关附件；2.判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支付工程款88992548.2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5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起诉日暂计1919678.98元，本息暂合计90912227.24元；3.确认其在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浙江钢结构公司承建的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用由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承担。第一次庭审中，浙江钢结构公司明确利息部分，主张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8日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就云南省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联合招标。2014年7月29日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2014年9月28日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签订《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浙江钢结构公司承建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2014年11月3日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签订了《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对施工所需的吊装设备、塔吊租金及发包人承担的费用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合同签订后，浙江钢结构公司依约进场施工，并依约完成了地下室工程的施工。2015年3月1日浙江钢结构公司按总包进度计划全部进场开始地上工程的施工，但云南总承包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才移交施工作业面。施工作业面移交以后，云南总承包公司仍继续限制浙江钢结构公司施工，9月26日开始云南总承包公司禁止浙江钢结构公司使用塔吊、并进行拉闸断电，造成工程全面停工。因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之间的矛盾，云南总承包公司中途撤场，导致工程复工无望，至目前工程停建时间长达两年多，已经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根据合同之约定，合同解除后，应当对已完工程量及设备材料等进行清算，经浙江钢结构公司计算，已完工工程量46690944.91元，索赔42301603.35元，两项合计88992548.26元，但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至今分文未付，给浙江钢结构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2019年2月26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案涉工程利润4171709.42元；系合同签约价131138504.03元与其主张的已完工程量46690944.91元之间的差额84447559.12元×4.94%，因按照合同及投标文件约定的利润为4.94%。2019年7月25日浙江钢结构公司明确诉讼请求为：1.与起诉时一致；2.判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支付工程款46690944.91元（含杭州嘉奕达实业有限公司压型钢板及材料的款项453089.90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支付索赔款（因工程延误给其造成的损失）31671062.91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判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共同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844475.59元；5.判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支付本案在鉴定过程中因履行鉴定方案而新增的费用13716442.74元（其中仓储费武汉工厂暂计算至2019年5月10日，六安工厂暂计算至2019年5月6日，如之后钢构件继续积压加工厂的，仓储费用将持续计取）；6.确认其在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其承建的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7.本案诉讼费用由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承担。云南总承包公司辩称，1.浙江钢结构公司未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完成其承包范围的工程，实际只施工到第6层，并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2.昆明置地公司是共同招标人，并负有付款义务。在本案中因昆明置地公司拖欠云南总承包公司工程款，导致浙江钢结构公司诉请的工程款支付条件尚未成就，昆明置地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建设单位对工程款应该承担连带责任。3.由于浙江钢结构公司将钢构件调整到六安加工，致使主材料的材质、价格无法确定，并且浙江钢结构公司在经云南总承包公司多次致函催告的情况下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报送检测资料及价格资料，直接造成了工程无法正常施工，浙江钢结构公司存在根本违约，浙江钢结构公司应该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4.浙江钢结构公司承建的工程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昆明置地公司作为工程的建设单位，也没有按期支付工程款给云南总承包公司，云南总承包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未成就，浙江钢结构公司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5.案涉钢构工程开工日期为2015年4月14日，停工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根据开工和停工时间，浙江钢结构公司明显存在超量加工。6.工程停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浙江钢结构公司自身的过错和其自身的违约责任造成，工厂损失部分不应作为工程造价鉴定的范围。7.浙江钢结构公司提出的停、窝工损失不符合双方索赔的合同约定不应认可。8.浙江钢结构公司未按照合同的约定报送组织设计、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因此，由于浙江钢结构公司其自身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全部承担。不同意浙江钢结构公司变更诉请。昆明置地公司辩称，案涉施工合同发包人是云南总承包公司，承包人是浙江钢结构公司，因此我公司不是本案适合的主体。不同意浙江钢结构公司变更诉请。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第14组证据:2015年4月8日案涉项目生产进度推进会会议纪要;欲证明案涉工程资金严重缺乏影响施工。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无关联性。本院认为，由于案涉工程未到双方约定的付款节点，而浙江钢结构公司并未主张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未依约向其支付工程款,工程资金是否缺乏与浙江钢结构公司诉请并无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补充证据四，有三组证据:第25组费用明细表1份，欲证明索赔费用的组成;第26组发文登记表2页,欲证明其已多次向被告发送索赔报告;第27组证据快递信件及95号工作联系单《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现场窝工索赔及工程款支付事宜》,欲证明其已依约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提出索赔。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质证认为已过提交证据的期限，不是新证据；第25组费用明细表1份是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制作,且该表费用与之前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费用不一致，三性不予认可;第26组证据具体年份没有写明，没有收到这些材料，三性不予认可；第27组证据是复印件，三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第25组费用明细表系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制作,而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26、27组证据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复印件，不能当然证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确实收到；其中即使按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的丁永祥收到时间是2017年4月13日，此时距离其主张的案涉工程停工时间2015年8月28日已过一年有余，不符合双方合同有关索赔时限约定；并且就该工作联系单内容来看，均系其单方统计的索赔数额，未附有双方合同约定的索赔时应有索赔事件发生时的有效证据，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釆信。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补充证据五、六、七，声称是对之前40、71、74号工作联系单证据的补强；欲证明其已依约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提出索赔。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认为，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五、六、七不属于新证据，对这些在举证期限届满,且浙江钢结构公司多次明确表示再无新证据后又多次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发文登记表上签收的人并非公司员工，也无权签收文件。本院认为，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五、六、七，除发文登记表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有关联外，均系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制作形成并无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的签章确认；而浙江钢结构公司就其关于发文登记表上签收人员是被告公司员工，以及具有被告公司授权可以签收索赔文件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五、六、七不予釆信。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法庭调查，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4年4月8日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就云南省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联合招标，并邀请浙江钢结构公司参与投标。2014年7月29日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2014年9月28日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签订《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约定由浙江钢结构公司承建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工程承包范围为：置地广场建设项目T1塔楼地下四层至地上五十三层及以上钢结构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钢结构工程的图纸深化设计、制作、运输、市区及场内二次转运堆码、吊装、安装、除锈、防火涂料等钢结构工程直至验收合格的全部内容；主楼基础至结构五层钢构件的吊装设备由承包人自行组织，并承担相关费用，主楼五层以上钢构件的吊装设备由发包人提供，指挥人员由承包人负责；本合同承包范围和合同暂估金额中包括设计施工图要求中压型钢板工作内容，承包人投标文件报价按设计施工图纸要求考虑。合同工期约定，开工日期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竣工日期根据项目进度要求；合同工期总日历天460天（±0.00以下必须保证主体施工单位工期进度要求，±0.00以上保证标准层6天1层施工进度，钢结构工程总工期不得超过330日历天）。合同暂定价为131138504.03元，其中钢结构制作部分（含主材、辅材、制作费、运输、油漆）暂估价为81187027.70元，其余现场安装人工费、机械费、措施费、安全文明、其他管理费及其他现场费用等暂估价为49951476.33元。《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约定，1.8工程师：指本工程监理单位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或发包人指定的履行本合同的代表，其具体身份和职权由发包人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约定。11开工及延期开工：11.1承包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承包人不能按时开工，应当不迟于协议书约定的开工日期前7日，以书面形式向工程师提出延期开工理由和要求，工程师应当在接到延期开工申请后的48小时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承包人。工程师在接到延期开工申请后48小时内不答复，视为同意承包人要求工期相应顺延。工程师不同意延期要求或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延期开工要求，工期不予顺延。11.2因发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工，工程师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承包人，推迟开工日期。12暂停施工：工程师认为确有必要暂停施工时，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承包人暂停施工，并在提出要求后48小时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28.6由承包人采购的材料设备的价格，合同有约定的价格按合同执行。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价格，需发包人和承包方协商确定后，方可采购。36索赔，36.1当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索赔时，要有正当索赔理由，且有索赔事件发生时的有效证据。36.2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发生错误，以及应由发包人承担责任的其他情况造成工期延误和（或）承包人不能及时得到合同价款及承包人的其他经济损失，承包人可按下列程序，以书面形式向发包人索赔：（1）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2）发出索赔意向通知后28天内，向工程师提出延长工期和（或）补偿经济损失的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3）工程师在收到承包人送交的索赔报告和有关资料后，于28天内给予答复，或要求承包人进一步补充索赔理由和证据。（4）当该索赔事件持续进行时，承包人应当阶段性向工程师发出索赔意向，在索赔事件终了后28天内向工程师送交索赔的有关资料和最终索赔报告。索赔答复程序与（3）规定相同。36.3承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或发生错误，给发包人造成经济损失，发包人可按36.2款确定的时限向承包人提出索赔。通用条款44合同解除，44.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包人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2）因一方违约（包括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约定，2.发包人派出的工程师（项目负责人）姓名：丁永祥。9承包人工作，9.1.(7)负责承包范围内除第三方检测外的所有构件的实验检测，负责组织承包范围的工程检查和验收，负责收集及整理承包范围内符合归档要求的竣工资料，并按发包人要求时间及份数提交。9.1.7承包人的施工方案：承包人应依据工程总体进度计划及时编制、报送承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进度计划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强的施工方案（包括图纸，说明施工工艺操作和节点处理），并严格按经项目业主、监理、发包人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包括图纸）。16.1钢结构工程施工至主体结构7层开始节点付款。2014年10月浙江钢结构公司、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单位对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的《钢结构施工组织设计分包专业施工方案》（以下简称《施工方案》）均加盖印章确认。在《施工方案》中，钢结构±0以上开工日期为2015年2月1日。2014年11月3日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签订《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对施工所需的吊装设备、塔吊租金及发包人承担的费用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合同签订后，浙江钢结构公司依约进场施工，并依约完成了地下室工程的施工，随后进行了地上工程的施工。2015年4月8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36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4-5月构件在六安工厂加工事宜》工作联系单，载明:为保证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工期计划的顺利实施，特别是7月25日整体7层的节点工期，我司结合工厂产能，特将4-5月的构件加工安排在我司安徽六安工厂，为此，建设、监理及总包单位的相关领导在3月28-29日对我司武汉与六安工厂进行了考察，请建设、监理及总包单位予以理解支持。4-5六安加工计划如下表：1.核心筒4节柱（9-11层）约125吨；2.核心筒5节柱（12-14层）约125吨；3.核心筒6节柱（15-17层）约125吨；4.核心筒7节柱（18-20层）约160吨；5.外框2节柱（3-4层）约775吨；6.外框3节柱（5-6层）约1157吨；7.外框4节柱（7-9层）约1157吨。云南总承包公司、监理单位以及昆明置地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均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其中建设单位总工办意见：同意监理意见，但6月份需调整回武汉进行构件加工。2015年4月13日第89次监理例会纪要载明：1.进度方面：（2）精工钢结构计划进行T1塔楼核心筒二、三节柱施工。2015年4月16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发出40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合理安排钢结构工期事宜》工作联系单，载明：……我司3月1日已进场，直至4月14日，钢结构一直因不具备开工条件处于停工状态，……若因此影响建设方节点工期，我司声明要求予以免责。2015年7月10日云南总承包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抄送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关于T1塔楼压型钢板需确定事宜》工作联系单，载明1.……请你单位务必于2015年7月15日前上报压型钢板第三方检测资料进行压型钢板材料的确定。2.请贵单位于2015年7月15日前准备压型钢板材料价格相关资料，在压型钢板材料确定的同时，共同与建设单位确定压型钢板的材料价格。以上事宜请钢构施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确定，确定后方可进行压型钢板的后续施工工作。2015年7月16、23、29日第102、103、104次监理例会纪要均未涉及停工问题。2015年8月28日第108次监理例会纪要载明：本周计划4.钢结构总包单位要求停工。2015年9月1日浙江钢结构公司、云南总承包公司以及昆明置地公司三方相关人员召开《钢材价格调差及后续的工作安排》主题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载明：一、关于钢材价格的调查及结算。1.对目前已制作、安装完成工程:对精工钢结构已采购的材料，按照工厂的购买时间，分批次实事求是进行价格上报，要求9月8日报送。2.对今后的工程：未采购的材料，精工钢构9月8日提出合理方案，报总包及建设单位确定。3.工程结算时，按照合同约定的计量规则计算工程量乘以合同综合单价计算总额后减去（降价时）或加上（涨价时）材料调差的差价总额进行结算。4.总包单位与精工钢构签订的合同中，钢材的价格依据为《昆明市价格指导》，而价格指导中大于等于24的板材没有价格信息，因此按照武钢的信息价执行。2015年9月6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抄送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71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工程停工造成的工厂仓储费用事宜》工作联系单，载明：……然而贵司突然要求我司现场停止F6层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并且禁用塔吊，并且对后续的工作何时开展并无计划，因此已严重打乱了我司的工作部署，造成我司工厂及现场全线停工，特别是工厂的车间以及料场全线积压本项目的构件，因此工厂甚至无法继续加工其他项目的构件，所以工厂车间的停工费、倒运费以及仓储费要求贵司承担，具体如下:1.工厂停工费，截至目前工厂1025人，因本项目停工3天，每人按照300元/工计算。2.工厂倒运费，将本项目的半成品构件转运至料场，60一人，转运1天，每人按照300元/工计算。3.仓储费，……外框已积压58天，核心筒已积压72天，此处按照58天计算，本项目占据料场约2500平米，每平方米每月按照40元计算。4.计算周期，仓储费在工程复工后停止计算。2015年9月10日第109次监理例会纪要载明：上周计划的完成情况，4．钢结构总包单位要求停工；本周例会需解决问题，钢构单位要求现场恢复正常施工，否则总包下停工指令。2015年9月15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抄送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74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工程停工、工人安排、复工等事宜》工作联系单：……到目前为止，已非我方原因造成核心筒延误93天，外框延误87天。现我方根据总包单位要求全面停止后续施工，请总包单位以书面形式下发停工令。2015年9月27日云南总承包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均抄送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四份回复单：1.关于精工钢构编号72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工程停工造成的工厂仓储费用事宜回复）：贵单位所述联系单内容均因你单位未结合现场实际进度情况合理安排工作部署及未及时与建设单位确认钢材主要材料价格所致，请你单位自行协调解决。2.关于精工钢构编号73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停工事宜》回复：请你单位根据9月1日召开的主题为《钢材价格调差及后续工作安排》会议内容上报钢材主要价格由总包单位、建设单位确认，在主要材料价格未确认前，请你单位立即停止T1塔楼钢结构部分的所有施工内容，由此造成的一切工期、费用的损失均由你单位自行承担。3.关于精工钢构编号74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工程停工、工人安排、复工等事宜》回复：请你单位尽快完善钢结构主要材料价格由建设单位确认事宜，在主要材料价格未确认前，请你单位立即停止T1塔楼钢结构部分的所有施工内容，由此造成的一切工期、费用的损失均由你单位自行承担。4.关于精工钢构编号75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禁止人员攀行压型钢板区域事宜》回复：在T1塔楼主要材料价格未经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确认之前，要求你单位在保证现场已施工钢结构构件安全性及不影响后续施工质量的前提下，立即停止T1搭楼钢结构部分的所有施工工作内容，由此造成的一切工期、费用均由你单位自行承担。2015年9月30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抄送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81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现场窝工索赔事宜》工作联系单，载明：关于我司《ZDGC-ZB-071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工程停工造成的工厂仓储费用事宜》及《ZDGC-ZB-080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现场窝工索赔事宜》的函件，贵司回复均因我司未结合现场实际进度情况及未与建设单位确认钢材主要材料价格所致，相关表述与现场实际不相符，具体如下：1.贵司及建设单位在7月29日的月度生产会中，要求我司在8月份完成建筑5-7层钢结构的钢柱及钢梁安装，按照此计划，截至8月底钢结构正常的施工状态应为……，因此我司工厂的进度计划完全结合实际按照会议要求执行。2.另外现场停工，贵司认为因与建设单位钢材主要材料价格未定导致，而我司按贵司要求及时报送相应的材料单价，主要因建设单位核价的依据不符合现场实际导致迟迟不能价格调差核定单价，与我司无关。2015年10月10日云南总承包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抄送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关于精工钢构编号81号工作联系单《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现场窝工索赔事宜》总包单位回复意见，载明:第一条，……我单位最早于2015年4月16日下发的《精工钢构编号ZDGC-ZB-040号工作联系单（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合理安排钢结构工期事宜），总包单位回复》中已明确表明，应结合现场实际施工进度情况适时调整你单位施工部署。贵司在收到该回复意见及知道现场实际施工进度情况下，应排除其余因素的考虑，基于自我保护的原则下，有效地结合现场实际施工进度及时调整贵司工作部署，切合实际的按照现场施工进度情况，对钢结构主要材料的采购、加工、制作采取有效调整控制措施进行控制，以免造成材料、构建的积压，甚至对加工工厂造成影响。第二条，……我单位最早于2015年7月10日开始就连续下发多个联系单要求你单位确认钢结构主要材料价格，并明确要求在主要材料价格未确认前，钢结构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步相关工作，施工工作，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你单位承担。但至今日，时间已过三个月，钢结构主要材料价格仍然未与建设单位进行确认。……因此，请你单位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尽快完善相关工作，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你单位自行承担。三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工程施工未达到第7层的付款节点，浙江钢结构公司未收取过工程款。在审理过程中，浙江钢结构公司申请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均予以同意。本院依法委托云南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19年8月12日，鉴定机构出具云审造（2019）鉴字2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主要内容如下:1.对案涉工程鉴定金额为38575881.62元，包括了（4）安徽六安加工厂已制作构件鉴定金额为3781081.42元、（5）武汉加工厂已制作构件鉴定金额为10383923.59元、（6）、安徽六安和武汉加工厂构件钢材调差鉴定金额为-1108105.46元；其中还对浙江钢结构公司提出的7个异议问题，云南总承包公司提出的5个异议问题，昆明置地公司提出的2个异议问题均进行了逐一的回复。2.案涉工程±0以上开工、停工日期和湖北武汉、安徽六安两加工厂钢构件库存是否存在超量加工等问题的分析报告，载明：周列会纪要更能证明工程实际工期进度，应优先采用，若不允许再提供缺乏的周例会纪要资料，建议认定的±0以上开工日期为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2015年2月1日；2015年8月28日的周例会纪要的无记录视为默认停工，据此建议停工日期为2015年的8月28日；鉴定机构按照库存构件范围，依据图纸计算的总库存量与浙江钢结构公司诉求库存工程量相符合；再以合同约定的进度6天一层计算的完成钢构件总工程量所需要的工期为127天，与依据前述开工、停工日期计算的施工天数为203天相比较，得出钢构件总库存量不超的结论。3．武汉及六安加工厂已加工构件仓储费和构件倒运费用估算报告,载明:2015年8月28日至2019年5月6日按市场价512.28平方×25/平方·月估算的六安仓储费为56.69万元，而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为351.86万元；按定额计算的六安构件到运费为3.76万元，而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为10.04万元。2015年8月28日至2019年5月10日按市场价961.06平方×30元/平方·月估算的武汉仓储费为128.01万元，而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为979.86万元；按定额计算的武汉构件到运费为10.44万元，而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为17.20万元。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可以增加诉讼请求。虽然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不同意浙江钢结构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变更、明确其诉讼请求，但本案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因涉及对案涉工程款进行司法鉴定问题，故未进行法庭辩论。2019年8月12日鉴定机构对案涉工程款出具鉴定意见书后，本案于2019年9月3日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故浙江钢结构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变更、明确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依法对浙江钢结构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变更、明确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争议焦点是：1.昆明置地公司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问题；2.是否解除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之间签署的案涉文件、合同问题；3.案涉工程应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问题；4.案涉工程延误损失及利息问题；5.案涉工程可得利益损失问题；6.履行鉴定方案而新增的费用问题；7.案涉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问题。一、关于昆明置地公司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问题本院认为，2014年4月8日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就云南省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联合招标，并邀请浙江钢结构公司参与投标。2014年7月29日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虽然2014年9月28日只有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签订《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但在施工中，昆明置地公司于2014年10月对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的《钢结构施工组织设计分包专业施工方案》加盖印章确认；于2015年4月8日对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的36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4-5月构件在六安工厂加工事宜》工作联系单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于2015年9月1日参加主题为《钢材价格调差及后续的工作安排》的会议等。此外，昆明置地公司参加了在本案认定的多次周监理例会，并且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相互发文中均抄送昆明置地公司，故本院认为昆明置地公司作为建设方在施工中对工程进程、主材价格，工程管理等均进行了参与，由于之前昆明置地公司作为邀标人、发包人，与云南总承包公司共同就云南省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联合招标，并邀请浙江钢结构公司参与投标，共同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故本院确认昆明置地公司是本案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建设方，应在本案中承担相应责任。二、关于是否解除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之间签署的案涉文件、合同问题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的其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之间的《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招标文件》、《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及相关附件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浙江钢结构公司起诉主张解除案涉施工项目的上述文件、合同是基于云南总承包公司的两个违约行为：一是延迟移交施工作业面，二是限制其施工。关于延迟移交施工作业面违约行为，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3月1日进场对案涉项目T1塔楼±0以上钢结构进行施工，而云南总承包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才移交施工作业面。相关证据仅是2015年4月16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发出的40号工作联系单。但是，该份工作联系单只是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自己所述称，并未附有任何证据或资料予以佐证，且与2015年4月13日第89次监理例会纪要载明精工钢结构计划进行T1塔楼核心筒二、三节柱施工内容相矛盾，故对浙江钢结构公司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关于限制浙江钢结构公司施工违约行为，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云南总承包公司在施工中禁止其使用塔吊、断电造成工程全面停工构成违约。相关证据是2015年9月6日、15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发出的71号、74号工作联系单，该二份工作联系单亦只是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自己所述称或统计数额，并未附有任何证据或资料予以佐证。发出71号、74号工作联系单的前后时间内，2015年7月10日云南总承包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关于T1塔楼压型钢板需确定事宜》工作联系单，2015年9月27日云南总承包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关于精工钢构编号72、73、74、75号的四份回复。从这些回复表述的主要内容来看，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在上报压型钢板检测材料，T1塔楼主要材料价格确认上存在分歧，且相互对对方所述称的违约情形、停工费均不予认可。再依据，2015年9月1日浙江钢结构公司、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三方相关人员召开《钢材价格调差及后续的工作安排》主题会议并形成的会议纪要，以及2015年9月30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发出81号工作联系单，包括2015年10月10日云南总承包公司就81号工作联系单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的回复意见等所表述的内容可以得出，双方存在分歧且各持己见，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对合同相关约定及价格参照标准理解不同导致。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云南总承包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证据仅是自己发出的多份工作联系函中单方自己所述称或统计数额，并未附有任何证据或资料予以佐证；而在云南总承包公司均回复不予认可的情形下，浙江钢结构公司并未进一步依据合同约定的索赔方式、时限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提交相关佐证的证据或资料。综上，因浙江钢结构公司未能充分有效举证证明云南总承包公司违约行为的存在，故本院对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因云南总承包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鉴于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云南总承包公司明确表示根据目前工程的实际情况，合同无法履行，同意解除合同。昆明置地公司亦同意云南总承包公司的意见。故本院对浙江钢结构公司诉请的解除案涉施工合同关系的主张予以支持。虽浙江钢结构公司就案涉工程施工未达到双方合同约定的至主体结构7层的付款节点，但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同意就案涉施工合同解除，故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应根据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向浙江钢结构公司结算相应工程款。三、关于案涉工程应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问题首先，案涉工程经司法鉴定金额为38575881.62元，包括了六安、武汉两工厂加工的钢构件，即（4）安徽六安加工厂已制作构件鉴定金额为3781081.42元、（5）武汉加工厂已制作构件鉴定金额为10383923.59元、（6）、安徽六安和武汉加工厂构件钢材调差鉴定金额为-1108105.46元。浙江钢结构公司认为，六安、武汉两工厂加工的钢构件是根据图纸，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施工进度计划来安排加工的，应纳入鉴定范围；且不存在超量问题。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认为，六安、武汉两工厂制作的钢构件是违约损失，因违约责任在浙江精工，故不同意纳入工程造价鉴定范围；且存在超量问题。关于是否违约责任在浙江钢结构公司而不应纳入工程造价鉴定范围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包括钢结构制作、运输、安装。钢结构工程施工流程为：加工厂采购钢材→加工厂制作钢构件→钢构件运输到施工现场→钢构件现场拼装。与原告举示的证据相类似，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所称浙江钢结构公司违约的证据仅有其发出的工作联系单及相关回复，并未附有任何证据或资料予以佐证；而在浙江钢结构公司回复不予认可的情形下，云南总承包公司并未进一步依据合同约定的索赔方式、时限向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相关佐证的证据或资料，也未下达停工指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亦未能充分有效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违约责任在浙江钢结构公司，故本院对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的此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六安、武汉两工厂库存的钢构件是否超量问题。本院认为，一是涉及案涉钢结构±0以上开工日期的确定。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案涉钢结构±0以上开工时间是2015年3月1日，而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主张是2015年4月14日。相关证据均是2015年4月16日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发出的40号工作联系单。该份工作联系单只是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自己所述称，并未附有任何证据或资料予以佐证；而2015年4月13日第89次监理例会纪要载明，精工钢结构计划进行T1塔楼核心筒二、三节柱施工。该项记载明内容与浙江钢结构公司所称开工时间是2015年3月1日直至2014年4月14日才移交施工作业面相矛盾；也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所称案涉钢结构±0以上开工时间是2015年4月14日相矛盾。鉴于此，40号工作联系单中有关2015年3月1日进场的表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能当然予以采信。2014年10月浙江钢结构公司、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单位均加盖印章确认案涉工程《施工方案》，其中钢结构±0以上开工日期为2015年2月1日，而三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实际施工中开工日期并未按合同约定以发包人书面通知形式发出。在三方当事人经法庭要求均不能再提交进一步证据的情形下，只能以三方当事人盖章确认的《施工方案》中钢结构±0以上开工日期为准，即2015年2月1日为开工日期。二是涉及案涉钢结构±0以上停工日期的确定。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主张案涉钢结构±0以上停工时间是2015年7月10日。相关证据是同日云南总承包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的《关于T1塔楼压型钢板需确定事宜》工作联系单。但该工作联系单的表述内容只是针对压型钢板要求上报第三方检测资料以及价格材料，确定后方可进行压型钢板的后续施工工作，并未提及整个案涉项目的停工问题。此后，即2015年7月16、23、29日第102、103、104次监理例会纪要均未涉及案涉项目停工问题。直至2015年8月28日第108次监理例会纪要载明：本周计划4.钢结构总包单位要求停工。2015年9月10日第109次监理例会纪要载明：本周例会需解决问题，钢构单位要求现场恢复正常施工，否则总包下停工指令。三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项目没有停工令。在三方当事人经法庭要求均不能再提交进一步证据的情形下，应当以2015年8月28日第108次监理例会纪要为准，即2015年8月28日为停工日期。三是关于六安、武汉两工厂库存的钢构件是否超量的测算。鉴定机构按照库存构件范围，依据图纸计算的总库存量与浙江钢结构公司诉求库存工程量相符合；同时，根据浙江钢结构公司所称库存钢构件范围在19层及19层范围以下，依据图纸计算的T1塔楼±0.00至19层总工程量为5008.815吨，扣减现场已安装工程量2717.435吨，再扣减已运到现场但未安装工程量301.607吨，得出钢构件应有的总库存量为1989.773吨。根据合同中约定的进度6天一层，计算完成构件总工程量所需工期：5008.815吨÷39.33吨/天=127天；其中39.33吨/天=（招标总用钢量13380吨-±0.00以下834吨）÷T1塔楼共53层÷6天/层。根据本案在案证据认定的开工日期2015年2月1日和停工日期2015年8月28日计算，施工天数为203天大于上述所需工期127天，故本院确认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的六安、武汉两工厂加工的钢构件总库存不存在超量。并且，鉴定机构对六安、武汉两工厂的案涉钢构件进行清点时，遵循以下原则：1.两地工厂的库存钢构件在浙江钢结构公司所称库存钢构件范围内，即在19层及19层范围以下；2.六安工厂的库存钢构件必须在2015年4月8日36号工作联系单计划表内。2015年4月8日36号《关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4-5月构件在六安工厂加工事宜》系浙江钢结构公司向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及监理公司发出的工作联系单，且云南总承包公司、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均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认为六安、武汉两工厂的钢构件存在超量，但却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为司法鉴定金额38575881.62元中包含了武汉、六安库存的钢构件以及钢材调差金额符合本案实际，予以确认。再次，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已完工程量应按照其自测的46690944.91元支付，与司法鉴定金额38575881.62元相差8115063.29元，所对应的依据即是对鉴定意见书提出的7个异议问题，鉴定机构相应进行了回复。结合本案证据及鉴定机构的回复，本院认为该7个异议问题均不能成立：1.补充证据四、五、六、七册，如前分析，为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制作，无监理公司或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签章确认的签证或材料，且浙江钢结构公司对其所称有权限签收其索赔工作联系单的被告工作人员，未提交证据证明；2.44号联系单无监理公司或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签章确认，故该单的工程量不应纳入鉴定金额；3.钢结构油漆未完成的部分按计算规则不应计入；4.未安装钢构件的安装费不应计入；5.杭州嘉奕达实业有限公司压型钢板及材料的款项453089.90元，相关证据系在2019年7月2日鉴定意见书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后提交，且均系浙江钢结构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约定内容，无监理公司或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签章确认的签证或材料；6.仓储费不属于工程款，浙江钢结构公司在其第五项诉讼请求中已进行主张，由法院结合相关证据进行裁判；7.在清点核对六安、武汉两工厂已加工构件时未见连接板所用的高强螺栓，不应计入鉴定金额。综上，浙江钢结构公司已完工程总造价应以司法鉴定金额38575881.62元为依据，对浙江钢结构公司以其自测的46690944.91元支付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工程款利息。本案中浙江钢结构公司的施工未达到双方约定的第7层付款节点，又因浙江钢结构公司未能充分有效举证证明云南总承包公司违约行为的存在，本院对浙江钢结构公司有关因云南总承包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主张未予支持。案涉合同的解除系在诉讼中基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的同意。双方当事人在案涉《施工合同》中对解除合同后的工程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应确定工程款的支付之日为起诉之日2017年11月10日，利息亦从该日起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至实际付清之日。四、关于案涉工程延误损失及利息问题对此项诉讼主张，浙江钢结构公司多次主张的数额不一致。在第二次庭审中浙江钢结构公司明确以补充证据四中第25组的第756页为准，即：1.中途停工误工损失654750元，时间为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14日（45天），相关证据是2015年4月16日40号工作联系单以及2015年5月1日四川浩然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的工程洽商记录。2.全面停工损失376200元，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至2015年9月26日（33天），相关证据是2015年9月15日74号工作联系单以及2015年12月四川浩然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的工程洽商记录。3.继续全面停工损失3469200元，时间为2015年9月27日至2017年12月31日（826天），相关证据是四川浩然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017年12月向浙江钢结构公司发出的二份工程洽商记录。4.管理人员工资、现场管理费38655000元，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至2017年12月31日（859天）。5.工具设备闲置费515400元，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至2017年12月31日（859天）。本院认为，浙江钢结构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四中第25组的第756页以及相关工作联系单，如前分析，仅是单方自己所述称或统计数额，并未附有任何证据或资料予以佐证；而云南总承包公司均回复不予认可。其所提交的与案外第三人四川浩然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之间的工程洽商记录，按合同相对原则，对云南总承包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注意到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工程师提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28天内向工程师提出延长工期和（或）补偿经济损失的索赔报告及有关资料或证据。但是，浙江钢结构公司在发出多份工作联系单，接到对方多次回复不予认可的情形下，仍未按照双方约定的索赔程序，在约定时限内向工程师提出书面索赔意向通知，并附相关的索赔资料。故浙江钢结构公司虽就该项损失数额申请进行鉴定，但其主张索赔的证据不符合双方约定，也因其不能提交双方签认或监理单位认可的相关索赔资料无法判断索赔是否存在，以及索赔数额的多少，故对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的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亦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五、关于案涉工程可得利益损失问题浙江钢结构公司主张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共同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844475.59元，系合同签约价131138504.03元与其主张的已完工程量46690944.91元之间的差额84447559.12元的1%。本院认为，未完成工程部分的利润能否获取以及多少与企业的成本、运作等因素相关，并不具有确定性，浙江钢结构公司仅以自己单方计算所得的数额作为证据，不能视为其提供了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履行鉴定方案而新增的费用问题对此项诉讼主张，浙江钢结构公司表述为：判令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支付本案在鉴定过程中因履行鉴定方案而新增的费用13716442.74元（其中仓储费武汉工厂暂计算至2019年5月10日，六安工厂暂计算至2019年5月6日，如之后钢构件继续积压加工厂的，仓储费用将持续计取）。在第二次庭审中浙江钢结构公司明确是鉴定意见书中提及的仓储费、倒运费两部分费用。该数额是浙江钢结构公司单方自行计算所得，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不予认可，而浙江钢结构公司所称的相关证据多份工作联系单，如前分析，仅是单方自己所述称或统计数额，并未附有任何证据或资料予以佐证；而云南总承包公司均回复不予认可，故对浙江钢结构公司的此项诉讼主张的数额不予采纳。鉴于案涉工程系未完工程，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工程为何停工互相指责对方违约，但是如前分析均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而安徽六安、湖北武汉两工厂加工的钢构件如前分析，不存在超量，相应倒运费、仓储费客观产生，故本院采纳鉴定意见书中相关费用估算报告意见，且浙江钢结构公司与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各方分担一半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即2015年8月28日至2019年5月6日按市场价512.28平方×12.5/平方·月估算的六安仓储费为28.35万元，按定额计算的六安构件到运费为1.88万元。2015年8月28日至2019年5月10日按市场价961.06平方×15元/平方·月估算的武汉仓储费为64.01万元，按定额计算的武汉构件到运费为5.22万元。如之后钢构件继续积压于安徽六安、湖北武汉两工厂加工，仓储费按此计算标准继续计取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止为宜。七、关于案涉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款之日起算。”本案浙江钢结构公司行使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自云南总承包公司应当给付工程款之日起算六个月，但本案特殊情形在于案涉工程系未完工程，由于三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表示同意而解除了案涉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且均同意通过司法鉴定确定案涉工程已完部分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承包人就未付工程款对所承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系为保护承包人对工程款的实际受偿。本案中，浙江钢结构公司已完施工部分的工程造价系在诉讼中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的，即法院经过审理最终认定云南总承包公司、昆明置地公司欠付浙江钢结构公司工程款的事实以及数额，相应此时工程款优先权对应范围才能确定。浙江钢结构公司在此之前，即起诉时已主张了优先受偿权，故其优先权的行使在法律规定的期限范围内。浙江钢结构公司诉请主张的诉讼费用，第二次庭审时浙江钢结构公司明确是案件受理费517219.68元、保全费5000元和鉴定费710000元。本院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数额以及案件审理结果依职权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予以确定。综上所述，浙江钢结构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与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之间的《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招标文件》、《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及相关附件；二、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8575881.62元及利息（以38575881.6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款38575881.62元范围内就其施工的昆明置地广场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到运费71000元、仓储费923500元及后期仓储费（六安工厂以512.28平方为基数按照12.5元/平方·月自2019年5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止，武汉工厂以961.06平方为基数按照15元/平方·月自2019年5月1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止）；五、驳回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7219.68元与保全费5000元，由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13331.81元，由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负担208887.87元。鉴定费710000元，由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55000元，由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负担35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龚 睿审判员 王 健审判员 周惠琼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范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