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7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增江，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元磊，男，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步德田，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新开发区舜华刘建架管租赁站，住所地济南高新区牛旺庄。注册号：370127600032501。经营者：刘士兰，女，195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山东荣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增江、济南聚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聚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新开发区舜华刘建架管租赁站（以下简称刘建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8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增江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878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王增江不承担责任；2.上诉费用由刘建租赁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租赁费、租赁物赔偿款及违约金数额有误。本案由案外人张向宁支付给刘建租赁站的18万元款项指向性明确，确系清偿案涉租赁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王增江支付的18万元（实际由张向宁支付）中只有4万偿还了本案所涉款项，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常理。刘建租赁站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王增江支付给其18万元，但认为其中14万元是支付的王增江欠的其他款项，本案所涉款项只支付了4万元是与实际不符的。王增江与张向宁系合伙关系，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履行、对账结算均是两人共同完成，一审庭审中济南聚大公司也进行确认，同时有王增江提交的合伙协议可以证明。并且张向宁作为“承租方经办人”与刘建租赁站进行了对账、结算并签字，王增江提交的证据二付款单原件也可以证明付款方系张向宁。本案债务是王增江与张向宁合伙期间所欠，属于两人共同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刘建租赁站为达到混淆该笔还款的目的，故意漏列张向宁为被告，以此将该笔款项用来清偿此前王增江个人与刘建租赁站的其他债务，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损害第三方利益。在一审庭审中，王增江陈述的2013年与刘建租赁站之间的案件经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王增江尚欠付刘建租赁站15余万元，该陈述有误。实际情况是王增江与刘建租赁站之前的案件是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且在该案中王增江个人并非债务的承担主体，所以本案中也不存在以张向宁支付的租赁费抵付之前王增江个人债务的问题。二、王增江与案外人张向宁系合伙关系，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事实证据如下：1.付款单原件，证明18万元系由张向宁支付；2.王增江、张向宁合伙协议；3.《租赁合同》约定提退货及结算人员为张向宁；4.《租金结算对账单》，张向宁作为承租方签字；5.济南聚大公司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工程款是由二建拨付给济南聚大公司，济南聚大公司再拨到张向宁的账上”以上证据相互佐证，完全能够证明王增江与案外人张向宁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对该合伙关系不予认定有失偏颇。三、一审法院以王增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18万系支付涉案款项为由不予采纳王增江的答辩意见，割裂逻辑关系，罔顾案件事实情况，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强加于王增江。首先，本案并非只有刘建租赁站起诉时所列的法律关系原被告主体，故意漏列被告；其次，本案与此前王增江个人与刘建租赁站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主体不同，本案交易双方并非只有王增江个人与刘建租赁站，不属于“交易双方存在多笔同种合同欠款,付款指向约定不明”的情况。刘建租赁站强行否定王增江、张向宁合伙关系，故意漏列被告，就是为达到与此前王增江个人与刘建租赁站之间与本案无关的其他纠纷主体一致的不正当目的。因此，王增江不应承担18万元付款系指向本案涉案款项的证明责任。相反，刘建租赁站未提供任何其所称的14万款项是王增江偿还的哪笔债务的证据。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刘建租赁站口头表示的其与王增江此前存在较多债权债务关系，未明确查明14万款项系偿还哪笔债务就做出判决，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一审法院判决中的第二项、第三项系明显重复加重王增江承担的还款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合同法解释二》第28条亦规定“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违约金和赔偿损失作为违约责任两种不同的承担方式，均具有补偿性，原则上不可以重合适用。刘建租赁站主张王增江向其赔偿损失，负有举证证明其损失事实、损失的数额以及约定的违约金低于其损失的责任，在刘建租赁站举证不能或者未举证时，一审法院不应主动判令王增江既承担违约金又赔偿损失。一审判决明显加重王增江付款责任，违背法律规定。综上，王增江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济南聚大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878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济南聚大公司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建租赁站、王增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刘建租赁站足以相信王增江是代表济南聚大公司与其签订合同，并据此判定济南聚大公司对涉案租赁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王增江以个人名义与刘建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以个人名义向刘建租赁站支付了部分租金。由始至终，王增江都是以个人名义与刘建租赁站直接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是以济南聚大公司的名义与刘建租赁站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仅因《租赁合同》抬头部分标注“济南聚大劳务”字样，即认定王增江与济南聚大公司在刘建租赁站的《租赁合同》关系上形成表见代理，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关于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7日下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项“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妥善认定表见代理行为”，在实务中具有指导价值，该意见提出在认定表见代理，保护善意第三人方面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表见代理要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认定，客观上要有代理权的表象，主观上相对人要以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2）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3）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在济南聚大公司与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直属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中虽然载明王增江为委托代理人，但是在王增江以其个人名义与刘建租赁站签订合同并进行租金结算时，并未加盖济南聚大公司公章。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刘建租赁站在与王增江签订《租赁合同》时，是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为基础或王增江向其出示分包合同后签订的，该《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所谓表见代理的事实依据。另外，在涉案租金交付过程中，刘建租赁站作为合法经营主体，从未向济南聚大公司开具租赁费收据及相应发票，根本不符合一般财务制度，不能认定其有理由相信是在与济南聚大公司进行业务合作以及所谓善意第三人的身份。更何况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过程中亦查明，刘建租赁站与王增江之间曾存在其他租赁业务，显然是基于与王增江个人的业务合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租赁合同》仅有王增江签字，显然系王增江个人行为，济南聚大公司并非租赁合同的主体，并且刘建租赁站也从未向济南聚大公司要过租赁费，济南聚大公司不应承担合同义务。2.在王增江与刘建租赁站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即使认定济南聚大公司与王增江存在挂靠施工关系，也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由济南聚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挂靠经营是建设工程中常见的形式，是指无资质或资质低的单位或个人以盈利为目的，以某个有资质或高资质的单位名义承揽施工工程的行为。在对外责任中，如果是工程质量纠纷，无论与发包方签订合同的是哪一方都应当由挂靠方和被挂靠方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挂靠关系存在时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但是对于其他合同纠纷，尤其是有效合同纠纷，此时应当适用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济南聚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3.根据查明事实，涉案工程中，济南聚大公司未收取任何管理费用或获取任何利益，一审法院判决济南聚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利益平衡角度分析，亦缺乏事实及社会伦理依据。4.该债务发生在王增江与案外人张向宁合伙期间，系两人的共同债务，由张向宁支付的18万元，理应偿还两人的共同债务，对王增江合伙之前的个人其他债务，张向宁没有义务偿还。一审法院认定显然错误，同时也损害了张向宁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刘建租赁站请求的租赁费及租赁物折价赔偿款计352645.32元(320052.12+32593.2)，而一审法院判决租赁费及租赁物赔偿款352733.98元，超出了当事人请求的标的额，严重违反“不诉不理”的原则。2.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由于王增江与张向宁系合伙法律关系，该债权债务发生合伙期间，系合伙人的共同债务，合伙人均为必要诉讼当事人，而一审法院未列张向宁为当事人，损害了张向宁的合法权益，审判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济南聚大公司的上诉请求。刘建租赁站针对王增江的上诉意见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原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11条约定，提货、结算审核人员由乙方安排，出现问题乙方承担责任。至于上诉状所称工程款是由二建集团过付给济南聚大公司，济南聚大公司再拨到张向宁的账上，证明张向宁是其合伙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王增江对外欠款较多，为避免其他法院冻结其银行账户强制执行，而采取的对抗法院执行的隐藏财产的做法。王增江所提到的张向宁仅仅是履行租赁合同的经办人，王增江为逃避债务称张向宁是合伙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刘建租赁站针对济南聚大公司的上诉意见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原判。济南聚大公司认可其与王增江之间是出借资质的挂靠关系。2014年11月26日济南聚大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直属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根据该合同第11条第3款第17项中约定，架管、扣件等材料是由乙方提供，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王增江正是为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以济南聚大公司的名义与刘建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故，原审判令济南聚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合理合法，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济南聚大公司的上诉请求。济南聚大公司针对王增江的上诉请求辩称，王增江与张向宁之间系合伙关系，即使是存在租赁费也应该由王增江与张向宁共同偿还，济南聚大公司并非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王增江针对济南聚大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对其上诉请求没有异议。关于本案挂靠施工的问题，本案并不涉及收取管理费的问题，同时由济南聚大公司与王增江、张向宁签订了分包协议，双方应认定为分包关系，而且本案争议的是租赁费，并非工程款和人工工资，应该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本案进行处理。刘建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支付租赁费320052.12元，支付违约金144637.89元；2.判令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支付租赁物折价赔偿费32593.2元；3．请求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赔偿经济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6日，济南聚大公司（王增江）（法院注：合同原文中在公司后面括号内加注了王增江）作为乙方（分包人）与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直属公司（作为甲方、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由乙方负责济南市历城区雪山安家-章灵四村城中村改造三标段工程中7号楼及部分车库工程。该合同第六条中载明乙方驻工地代表为王增江；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七项中载明架管、扣件、模板等材料由乙方提供。该合同尾部分别有济南聚大公司与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直属公司印章，并有王增江作为“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尾部签名及济南聚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金刚用印。2014年11月28日，刘建租赁站作为出租方与王增江（在合同首部乙方处王增江后面由王增江手写“济南聚大劳务”字样）签订《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了租赁物资的名称、租金单价，租期为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约定提退货地点是出租方送至工地、承租方送回租赁站；本合同租赁物品使用工地为济南二建雪山片区安家-章灵四村城中村改造项目7号楼；计费标准为使用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租费，超过一个月的按实际租赁天数计算租费；丢失及损坏物资赔偿规定损坏及丢失的物品按原值赔偿，租金计算至物品全部退还之日止或按原值折价款支付之日止；合同还约定乙方租期提前或延长实际须在合同期内与甲方续签合同，否则超期使用每日按两日计算租金；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按每月一次支付租金，否则按欠款总额日万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合同还约定提退货及结算人员为张向宁。该合同尾部甲方处盖有刘建租赁站印章并由经办人刘卫签名，乙方（承租方）处有王增江签名，在乙方处下面“经办人”后由王增江签了张向宁的名字。2017年7月15日，张向宁作为“承租方经办人”，在“刘建租赁站与王增江（济南二建雪山片区安家章灵四村城中村改造项目7号楼）租金结算对账单”上签名，该对账单载明“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1月31日租费计18893.08元2015年2月1日至2017年7月15日租费计341247.78元租费共计360140.78元截止2017年7月15日尚欠租赁物折价赔偿费32593.2元欠款总计392733.98元”。关于济南聚大公司与王增江的关系：济南聚大公司陈述是分包关系；王增江陈述雪山安家-章灵四村城中村改造三标段工程的分包合同是王增江谈的，因为需要备案，需要用公司的资质备案，其本人去找的济南聚大公司，合同的分包人实际上是王增江在施工，实际履行合同的是王增江，但是签合同的乙方是济南聚大公司盖章，且有济南聚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金刚的印章；具体和二建直属公司结算王增江陈述是其结算的。工程款是由二建拨付给济南聚大公司，济南聚大公司再拨到张向宁的账上。王增江陈述济南聚大公司没有收其管理费，他和济南聚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金刚是朋友关系，借用了他的资质。对此济南聚大公司无异议。关于已经支付的18万元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审庭审中王增江陈述本案所涉款项已经支付18万，刘建租赁站认可王增江支付给其18万元，但认为本案所涉款项只支付了4万元，另外14万元是支付的王增江欠其的其他款项。王增江陈述其与刘建租赁站于2013年在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有个案子，此案还欠刘建租赁站15万元多没有付清。此案在本案的项目之前，由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刘建租赁站认可王增江所述，但认为王增江付了14万元，没有通过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直接付给了刘建租赁站，认为本案案涉款项只付了4万元。刘建租赁站陈述14万元是2017年春节付了10万元，2016年的2月份付了4万元。刘建租赁站称18万元转账没有打条，其中15万元转到了刘建的个人账户上了，另外3万元给了1万元现金，2万元承兑。王增江对此付款方式予以认可。刘建租赁站主张违约金，其陈述称根据合同约定，按月支付租金，逾期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每个月的租赁物不一样，租金也不一样，根据租金和天数来计算的违约金。刘建租赁站提供违约金计算表一张，根据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租赁物的返还情况及欠付租金的情况计算得出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共应支付刘建租赁站违约金144637.89元。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对此有异议。刘建租赁站主张损失，要求自2018年4月8日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本金加违约金加赔偿费为计算基数。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对此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各方争议的焦点为：1.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2.欠款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济南聚大公司（王增江）（称乙方）作为分包人与案外人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直属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由乙方负责涉案工程。该合同第六条中明确载明乙方驻工地代表为王增江；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七项中载明了架管、扣件、模板等材料由乙方提供。该合同尾部有济南聚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印章，亦有王增江作为“委托代理人”的手写签名，并且刘建租赁站与王增江（在合同首部王增江后面由王增江写有“济南聚大劳务”字样）签订《租赁合同》的合同的首部承租方处写有“王增江济南聚大劳务”，因此刘建租赁站足以相信王增江是代表济南聚大公司与其签订合同。但王增江与济南聚大公司均陈述系王增江借用济南聚大公司的资质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因此王增江与济南聚大公司之间系借用资质的关系，即双方之间系挂靠的法律关系。因此在该案中应由王增江承担相应责任，由济南聚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辩称,王增江与案外人张向宁系合伙关系，证据不充分，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的第二个焦点：即欠款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也即支付的18万元如何认定的问题。2017年7月15日，张向宁作为“承租方经办人”，与刘建租赁站进行了对账，并在“租金结算对账单”上签名确认，该对账单载明“……截止2017年7月15日尚欠租赁物折价赔偿费32593.2元欠款总计392733.98元”，因此该对账单明确写明了截止2017年7月15日尚欠租赁物折价赔偿费32593.2元，欠款总计392733.98元，该数额并未扣除已经支付的18万元，因此除扣除刘建租赁站认可的4万元外，剩余已支付的14万元不应认定为支付的是涉案款项。王增江辩称支付的是涉案欠款，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王增江的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截止至2017年7月15日，王增江欠租赁费360140.78元，欠租赁物折价赔偿费32593.2元，因此共欠款总计392733.98元，扣除已支付的4万元，王增江应再支付刘建租赁站352733.98元。另外，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结算方式为每月一次支付租金，否则按欠款总额日万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因此刘建租赁站要求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建租赁站主张损失，要求以本金加违约金加赔偿费为计算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以欠租赁费及损失物赔偿费为计算基数予以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增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租赁站租赁费及租赁物赔偿款352733.98元；二、王增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租赁站违约金144637.89元；三、王增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租赁站损失，以352733.98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4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四、济南聚大公司对上述第一、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刘建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60元，保全申请费2750元，由王增江、济南聚大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王增江提交证据如下：1.王增江、张向宁与济南聚大公司签订的《建筑劳务分包协议》一份，证明：济南聚大公司将涉案济南市历城区雪山安家-章灵四村城中村改造三标段工程分包给王增江、张向宁的事实，该《建筑劳务分包协议》是在王增江、张向宁《合伙协议书》的基础上签订的，涉案工程系由王增江、张向宁合伙施工。一审法院拒绝王增江追加被告的申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当。张向宁并非王增江的委托人或工作人员，已支付的18万元款项均系张向宁支付的涉案工程租赁费，而非替王增江偿还的所谓个人债务。2.张向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的银行汇款明细一份、刘建租赁站开具的租赁费收据两份，证明：涉案工程合伙人张向宁、王增江向刘建租赁站支付租赁费18万元的事实，其中15万元系张向宁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故未开具收据，剩余3万元是以现金和承兑方式支付，故在王增江的要求下开具了收款收据。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2）历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书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商初字第110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一审判决中关于“王增江陈述其与刘建租赁站在济南市高新区法院于2013年有个案子，此案还欠刘建租赁站15万元多没有付清”的认定是错误的，刘建租赁站经营者刘士兰曾因大魏新村工程及黄金时代项目工程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非在高新区法院有个案子，而且上述案件认定王增江在上述工程中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最终仅判决枣建集团和济南分公司承担责任，王增江个人并不是责任主体，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王增江、张向宁支付的18万元租赁费中有14万元是偿还王增江之前个人债务，是完全错误的。刘建租赁站在一审中也未向法庭提交任何关于王增江尚欠付其他款项的证据。经质证，刘建租赁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一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11月28日，在二审期间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同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2.对张向宁的银行转账单本身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转账单不能证明案外人张向宁就是合伙人。对刘建租赁站2015年2月23日、2015年8月14日出具的收款收据本身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张向宁系本案的合伙人。该证据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证实涉案工程工地所交款项是要开收据的，并且要注明工地的名称，没有注明的就不是涉案工地所发生的业务费用。因为王增江与刘建租赁站多次发生业务关系。3.证据三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济南聚大公司对王增江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刘建租赁站为证实其与王增江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于二审调查结束后向本院提交了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2）历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书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商初字第110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上述判决书与王增江二审中提交的判决书一致。经审查，上述判决中均未判令王增江承担责任。刘建租赁站与王增江均无证据证实双方于2013年有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首部承租方处载明为“王增江济南聚大劳务”，且王增江认可“济南聚大劳务”字样为其书写。该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品使用工地为济南二建雪山片区安家-章灵四村城中村改造项目7#楼。从《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来看，上述工地的总承包单位为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直属公司（甲方），分包单位为济南聚大公司（王增江）（乙方），该合同明确约定由乙方负责涉案工程，王增江为乙方驻工地代表，乙方提供架管、扣件、模板等材料，该合同尾部有济南聚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印章，亦有王增江作为“委托代理人”的手写签名。因此，刘建租赁站有理由相信王增江是代表济南聚大公司与其签订的租赁合同。王增江与济南聚大公司均认可王增江系借用济南聚大公司资质，存在挂靠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应由王增江承担相应责任，由济南聚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刘建租赁站认可其收到了案外人张向宁支付的18万元，并主张其中4万元为支付的本案租赁费，另外14万元系偿还王增江之前的债务。由于该18万元的支付时间均在出具《租金结算对账单》日期之前，而刘建租赁站认可其中4万元系支付的案涉租赁费，说明对账单中确认的欠款数额并未扣除已支付的款项。本院现已查明，刘建租赁站主张的其与王增江之前的债务是依据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2）历商初字第1257号、（2014）历商初字第1103号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终字第479号民事判决书，但是上述判决中均未判令王增江向刘建租赁站承担民事责任。刘建租赁站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收到张向宁其中14万元款项的依据，且认可其与张向宁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张向宁亦认可该18万元系支付的案涉租赁费用。故，本案已支付的18万元款项均应认定为支付的案涉租赁费。根据《租金结算对账单》载明的租赁费360140.78元、租赁物折价赔偿费32593.2元，欠款总计392733.98元，扣除已支付的18万元，王增江应再向刘建租赁站支付212733.98元。一审法院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在刘建租赁站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既支持其主张的按欠款总额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又支持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明显过高，本院酌定调整至以212733.98元为基数，自出具结算对账单之日（即2017年7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王增江主张其与张向宁系合伙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本院不予处理。根据案涉租赁合同约定，张向宁系承租方的经办人，其不属于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对其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王增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8787号民事判决；二、王增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新开发区舜华刘建架管租赁站租赁费及租赁物赔偿款212733.98元；三、王增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新开发区舜华刘建架管租赁站违约金（以212733.98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四、济南聚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高新开发区舜华刘建架管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60元，由高新开发区舜华刘建架管租赁站负担4000元，王增江、济南聚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4760元；保全申请费2750元，由王增江、济南聚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520元，由高新开发区舜华刘建架管租赁站负担4000元，王增江负担4760元，济南聚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87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耀勇审 判 员 宋海东审 判 员 高 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梁海鹏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