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3511号原告:北京中晟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清路1号院6号楼1单元209室。法定代表人：刘高阳，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栋，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翔，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28号。法定代表人：姜鹏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玉梅，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首融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表人：单欣颖，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祖力克，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首信融合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交通大学路1号院6号楼601号。法定代表人：朱鸿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华，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中晟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公司）与被告北京绿创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创公司）、被告首融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融云公司）、被告北京首信融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信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栋、孙亚翔、被告绿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玉梅、被告首融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祖力克及被告首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绿创公司、首融云公司和首信公司支付居间报酬共计人民币1,176,572.3元以及利息（自2017年12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判令绿创公司、首融云公司和首信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中晟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10月16日从事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业务的公司。苏丽红是中晟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也是中晟公司的监事及主要业务人员。绿创公司是一家从事仓储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等业务的公司，其名下拥有厂房若干，其中包括位于昌平科技园的空置厂房。绿创公司的厂房出租事宜，实际由于建洋先生对外负责处理。首融云公司是一家从事技术开发、数据处理、产品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等业务的公司。首融云公司大数据中心厂房的租赁事宜实际由首信公司（即首融云公司的母公司）的副总经理孙伟具体负责。（一）居间法律关系的形成与居间服务的提供。早在2017年4月份前后，苏丽红与绿创公司的于建洋进行过电话沟通，但当时暂没有为绿创公司找到合适的承租人。2017年5月份，因首融云公司需要租赁大型厂房用作云数据计算中心，首融云公司委派孙伟副总经理与中晟公司的苏丽红联系，委托了中晟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寻找厂房、库房，要求面积在2000-30000平方米、周边无加油站和军事管理区、租赁合同期限大于10年等。2017年5月到8月期间，苏丽红一直在向孙伟推荐厂房，报告了许多租赁厂房的机会。随后，中晟公司得知绿创公司可出租厂房的面积大大增加，目前仍在寻找合适的承租人以出租自有厂房（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28号，建筑面积11950.54平方米，下称“待租厂房”）。基于上述情况，中晟公司向绿创公司、首融云公司分别报告了订立租赁合同的机会。2017年11月22日，苏丽红实地查看了绿创设备公司的待租厂房后，向孙伟进行了详细报告，苏丽红协调了首融云公司和绿创公司的见面时间。2017年11月23日下午，苏丽红亲自带领孙伟到绿创设备公司参观了厂房，让交易双方进行了初步接洽。对此，孙伟签署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3日的《看房确认书》，确认中晟公司的苏丽红带孙伟到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绿创环保集团全程带看房屋并进行实地考察。随后，首融云公司与绿创公司又进行了数次会面，苏丽红在双方之间以电话、微信等方式不断地说合与协调，对待租厂房租赁交易的达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房屋租赁合同》的达成。2017年12月23日前，孙伟将《房屋租赁合同》的模板发给了于建洋。2017年12月24日，孙伟将《定租协议》和《拟建项目说明》两个附件发送给于建洋。2017年12月底，绿创公司与首融云公司就待租厂房的出租事宜签署了《定租协议》。相关审批手续办理完成后，双方最终签订了正式的租赁合同。综上，通过中晟公司的介绍，绿创公司和首融云公司知道了有效的交易机会；其次，通过中晟公司沟通和撮合，绿创公司和首融云公司最终签署了租赁合同。然而，绿创公司和首融云公司不仅拒绝向中晟公司支付报酬，而且拒绝提供最终签署的租赁合同的复印件。（三）绿创公司和首融云公司应当共同向中晟公司支付居间报酬以及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上述规定，中晟公司已经分别与首融云公司和绿创公司达成了居间合同，并最终促成首融云公司和绿创公司签署了租赁合同。但是，绿创设备公司和首融云公司达成租赁合同后，却选择了“跳单”，拒绝向中晟公司支付相应的报酬。由于当事人之间对居间人的报酬约定不明确，第一，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按照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居间报酬为租赁合同约定的一个月的租金。第二，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应当由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同时也是居间合同的委托人，首融云公司和绿创公司平均负担居间报酬。因此，首融云公司、首信公司和绿创公司应当向中晟公司支付的居间报酬金额为一个月租金1176572.3元。同时，首融云公司、首信公司和绿创公司应当向中晟公司支付居间报酬的利息（自2017年12月1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望判如所请。被告绿创公司辩称:一、绿创公司办公楼及厂房均系绿创环保集团科技孵化器基地，孵化器统一推广厂房出租信息，绿创公司未将涉案厂房出租一事委托中晟公司提供居间服务。1、绿创公司厂房及办公楼位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绿创集团科技孵化器基地，系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隶属于中关村管委会，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及园区管委会规定，科技园只引进“高精尖”产业入园入区，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故园区孵化器按照园区对入驻企业的要求负责孵化器内厂房及办公楼招商信息推广、物业管理、优惠扶持申报、高新企业申报等一系列工作，绿创公司从未将厂房出租一事委托中晟公司提供居间服务，更未与其达成居间合同的意思表示，亦未与其形成居间合同关系。2、于建洋并非绿创公司员工，系绿创环保集团科技孵化器招商部员工，孵化器与绿创公司及首融云公司就厂房的租赁事宜进行沟通磋商多次，均系首融云公司与绿创公司直接沟通，中晟公司从未在场，更未从中说合与协商，更未与绿创公司进行接洽沟通，绿创公司压根就不知道中晟公司的存在，如中晟公司与其客户首信融合孙伟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应向首信融合孙伟主张中介费，不能因绿创公司的厂房符合中晟公司客户需求，就要求绿创公司支付中介费，且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北京绿创环保集团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亦未与中晟公司达成居间合同关系。1、从中晟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2017年5月，孙伟委托中晟公司寻找厂房，双方达成居间合同。历经六个月，2017年11月16日，中晟公司第一次将绿创公司厂房推荐给孙伟，孙伟有意向进一步了解，所以中晟公司才实地考察的绿创公司的厂房，中晟公司到现场将厂房图片发至孙伟，孙伟有承租意向才要求第二天亲自查看绿创公司的厂房。很显然，如绿创公司厂房信息不符合其孙伟要求或其客户孙伟无意向进一步了解，中晟公司是不会考察绿创公司厂房，更不会带孙伟查看厂房，从中晟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绿创公司并未将厂房出租事宜委托给中晟公司，仅仅系绿创公司的厂房符合其客户的需求，经中晟公司前期考察并将厂房信息发至客户孙伟，孙伟有承租意向后，中晟公司才带孙伟查看的绿创公司的厂房，中晟公司的证据恰恰能证明，绿创公司未将厂房出租事宜委托给中晟公司。从中晟公司提供的与孵化器于建洋的微信截图可以看出，于建洋多次与中晟公司明确中介费需请示领导，需要与张总沟通，当苏丽红要求带其他客户看房，于建洋也是明确拒绝的，要求其带客户到其他地方看厂房，绿创公司不会与中晟公司合作，从双方对话可以看出，孵化器于建洋并未与中晟公司达成居间合意。2、北京绿创环保集团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其实就是绿创工业园区的中介服务机构，他们有自己的招商推广部、企业服务部、物业部等部门，招商推广部通过58同城、赶集等互联网及自建房屋外挂广告牌及与园区管委会招商部合作等多种渠道招募符合园区定位的企业，孵化器不仅仅是招租，更要引进符合园区“高精尖”经济结构需求的产业，不是随便哪个企业都可以入驻，所有孵化器一直拒绝中晟公司提供居间服务，自始至终没有与中晟公司达成居间合同的意愿。三、绿创公司及首融云公司在孵化器多次沟通磋商下，于2018年2月27日达成《房屋租赁合同》，月租金标准为370765.5元。双方签订合同，系在孵化器多次沟通磋商下签订的，并非中晟公司，且中晟公司全程并未参与，双方实际履行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非是中晟公司提供的北京市昌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合同，该合同仅用于办理项目备案使用，随后双方已解除该合同，按照双方实际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及支付情况，每月租金标准为370765.5元，但绿创公司与中晟公司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且中晟公司所述行业惯例及交易习惯无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中晟公司主张中介费过高且向绿创公司主张无事实依据，应由与中晟公司存在居间合同的相对方首信融合孙伟或首融云公司支付其合理的劳务费。综上所述，中晟公司诉请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求。被告首融云公司辩称：一、中晟公司从未向首融云公司提供过任何工作或服务，双方之间没有产生过任何关系，中晟公司起诉首融云公司完全错误，应予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中晟公司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起诉首融云公司，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即：依照法律规定，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权利义务的履行应在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本案中，中晟公司主张其与首融云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并支付居间报酬，但其提交的证据不仅未证明其上述主张，反而显示其与首融云公司之间毫无关系，也从未向首融云公司提供过任何工作或服务，双方工作人员之间没有过任何接触，故中晟公司并非与首融云公司之间任何合同关系的主体，其无权提起基于居间合同对首融云公司的诉讼，应予驳回其起诉。二、中晟公司提出的主张和提交的所有证据显示其提出的所有主张均与首融云公司的员工无关。中晟公司先是在起诉状中主张自2017年5月起，姓名为孙伟的首融云公司工作人员与其联系寻找厂房、库房的事宜，却又在证据目录和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其主张姓名为孙伟的人员是首信公司的副总经理，而且其所谓的绿创环保的工作人员发给其的房屋租赁合同文本均在2017年12月23日、24日、其上显示的合同相对方均是首信公司，而首融云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29日。因此，其提出的有关对首融云公司的诉讼请求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三、中晟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显示其并未与任何主体形成居间合同的合意，仅是在进行达成合意前的磋商和准备工作，反而证明其工作人员苏丽红正在努力进行达成合意前的磋商和准备工作，更遑论中晟公司以居间人的法律地位所主张的报酬请求权。综上所述，中晟公司并非与首融云公司之间任何合同关系的主体以及享受与首融云公司之间任何合同权利之适格权利人，反而其提出的主张和提交的所有证据显示其提出的所有主张均与首融云公司无关，因此，中晟公司要求首融云公司支付其居间报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裁决驳回其起诉或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首信公司辩称：一、中晟公司向首信公司主张居间费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1、本案中首信公司未与中晟公司签订任何形式的有偿委托合同，也没有要求其提供任何有偿居间服务，同时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首信公司没有与绿创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对于中晟公司所称的业务人员与孙伟之间的微信往来，是孙伟的个人行为，自始至终微信往来内容中也未体现出首信公司委托其进行居间服务的意思表示。孙伟仅为公司的普通员工，公司并未授权其代表公司寻找任何有偿的居间服务，孙伟无权代表公司做出任何有偿的承诺等行为，而且孙伟及首信公司没有任何一方对中晟公司作出所任何有偿承诺的意思表示或行为。按照本案的租赁标的来看，合同标的数额巨大，作为普通员工的孙伟更是无权代表公司进行承诺或签约，必须需要公司进行授权许可或确认。根据中晟公司的提供的证据来看，孙伟自始至终也没有做出过任何支付居间费用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对此情况中晟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苏丽红是明知的，在整个过程中其也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2、根据中晟公司提供的微信截图，在与孙伟仅有的两、三次沟通中，中晟公司自始至终未就居间报酬事项向孙伟或首信公司提出过明确的主张，也未向孙伟或首信公司明确说明报酬金额。这说明中晟公司与孙伟双方当时就该项目达成的意思表示是无偿的委托服务关系。而且中晟公司提供的证据中也可以证明不需要孙伟或首信公司承担任何费用。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的第十六条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接受委托提供房地产信息、实地看房、代拟合同等房地产经纪服务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应当包含下列内容：（一）房地产经纪服务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名称）、住所等情况和从事业务的房地产经纪人员情况；（二）房地产经纪服务的项目、内容、要求以及完成的标准；（三）服务费用及其支付方式；（四）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五）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式。”第十八条规定：“房地产经纪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制度。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事实，中晟公司与首信公司未签订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服务合同，也未对孙伟或首信公司说明或出具过任何收取居间费的标准和要求。中晟公司未与孙伟或首信公司达成过任何的有偿服务合同关系，而且首信公司也未与绿创公司达成或签订租赁协议，中晟公司并未促成双方合同的订立，其向首信公司主张居间费用没有任何依据。二、中晟公司未实质履行所谓的居间服务内容，其诉求的居间费用及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且过分高昂。1、根据上述的法律规定和行业惯例，中介公司作为服务行业，其取得报酬的依据是其提供的服务，居间的服务内容应当包含两方面：一是房源信息，该房源信息是否为其独家代理房源；二是服务内容，服务主要是看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服务的质量考察的内容包括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责任感、专业性等方面，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积极谈判服务，包括出租方信息、租金、免租期、租金支付方式、租赁期限及其他特殊需求如相关园区政策等的谈判、协商等；服务的数量考察的是提供的服务的次数，即看房的次数等。中介机构的劳动即体现在其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数量上。根据本案中中晟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其并不是房源信息的唯一来源，也不是独家代理，其并未与首信公司签订任何的委托求租协议或委托出租协议；由此可知绿创公司的该房源信息是公开的，任何人可见。关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根据其提供的证据（孙伟签字的2017年11月23日的看房协议书，事后补签）可以看出，中晟公司自始至终仅带领首信公司的员工孙伟看了一次房屋，在该看房确认书也中没有任何限制孙伟及首信公司交易的条款，并且在看房过程中并未提供任何实质谈判服务（对方提供的证据均可以证明），特别是对于与租赁相关的租金情况、免租期、租金支付等实质性内容没有协助进行过任何谈判。其作为专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对于是否签订合同、何时签订合同、签约主体、房屋租金等情况均不知晓，这完全不符合交易惯例，这些事实从中晟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均可以证实，其在此过程中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其服务与其索要的费用明显不对等，中晟公司应当就自身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和过错自行承担后果。另外，在中晟公司提供的微信截图证据中，其所谓的信息均来源于绿创公司的于建洋，而且信息内容基本都是双方的推测、猜测。同时从苏丽红与于建洋的沟通信息中，可以明显看出双方之间存在利益交换，苏丽红与于建洋是利益共同体，不排除二者存在恶意串通来骗取居间报酬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于建洋提供的信息是虚假或伪造的可能性。所谓“物有所值”，优质的服务理所当然需要付出相对较高的成本，但从上述事实和证据中就可以看出，中晟公司除了提供了所谓的公开的房源信息外，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有效、实质的服务，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房地产经纪机构未完成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约定事项，或者服务未达到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约定标准的，不得收取佣金。”因此中晟公司提出的近百万元的报酬与其应当提供的服务水准明显存在巨大差距，不应予以支持。2、关于中晟公司提出的居间费用与利息计算标准，在现有的证据中其并没有与任何一方就居间费用达成过所谓的一个月租金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就居间费用及违约金有书面或口头的约定，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法律依据和行业依据。我们说，每一份合同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是当事人达成合意的结果，是双务合同，并且每一份合同都具有各自的特性，尤其是关于合同金额和支付方式条款都是由合同当事人进行反复磋商、谈判后才确定下来的，不存在所谓的单方定价行为。现在其仅仅凭借自己的推定确定居间费用和利息计算标准，首信公司对此是不予认可的。综上，中晟公司仅带领孙伟进行了一次看房服务，未向孙伟或首信公司提出过有偿服务，也未履行提供实质性谈判服务的义务，并未实际履行法律所规定或协议约定的居间义务，且其并未促成双方的合同成立，中晟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为独家房源代理方。因此，其主张的要求首信公司承担居间费用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庭依法不予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5月27日，首信公司员工孙伟与中晟公司业务员苏丽红联系，孙伟向其寻求租赁厂房事宜，后苏丽红将绿创公司位于昌平科技园区厂房推荐给孙伟。2017年11月23日，苏丽红带孙伟到上述房屋处看房，并签订《看房确认书》。同时，苏丽红与北京绿创环保集团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孵化器公司）员工于建洋联系并告知上述情况，并将该日于建洋发给其涉案厂房信息发送给孙伟。2017年12月24日，孙伟将定租协议等材料发至于建洋邮箱，《定租协议》中出租人（甲方）：绿创公司，承租人（乙方）：首信公司。2019年1月中晟公司诉至本院，诉讼请求同诉称，审理中，根据中晟公司的申请，本院追加首信公司为本案被告。另查，庭审中，中晟公司提交了苏丽红与于建洋的微信谈话截屏，主要内容：1、2017年11月24日，苏丽红：于经理，昨天那个客户想下周一、二约您们领导谈一下，您看看领导是否有时间；于建洋：我问问领导，我跟领导说了，下周三上午10点吧；苏丽红：中介费您问了吗，苏丽红：先谈，可以的话有费用；苏丽红：好的，客户能租就有费用是吧，是一个月还是10%；于建洋：先看客户和我们领导怎么谈吧，中介费用可以给，等下周和领导见面后，再问下怎么支付中介费吧。2、2017年11月28日，苏丽红：于经理，明天上午10点没有变化吧，于建洋未回复。3、2017年12月4日，苏丽红：这几天会有消息吗；于建洋：目前没有，估计不行了，先等着吧；4、2017年12月19日，苏丽红：现在客户有没有什么进展，还有中介费的事后来领导这边有没有说什么；于建洋：领导说，等和客户签完合同找人来跟你谈费用。我觉得到时候跟他们谈就行了，多少就在您谈了。要不然下回谈的时候您直接找张总（张志敏）吧，我已经和张总说过您一直找我说费用的事，而且张总也和我说解释，我不在好说了。5、2017年12月25日，苏丽红：于经理，上午客户去您们公司了是吗；于建洋：应该是直接和王总联系的，我也不知道；苏丽红：客户说跟您们董事长介绍一下他们行业特点，董事长这边再考虑是否租给他们，张总参加了吗；于建洋：我不清楚，没有通知我，我不知道都谁参加，什么内容。苏丽红：您估计您们这边有可能不想给我们中介费吗；于建洋：给是给吧，多少我就说不好了。苏丽红：下次我找您给我签个字，然后下次我们再去找张总谈中介费的事情，我只写一个您这边确认我带了这个客户看了绿创的厂房。于经理，您把那个定租协议发一下；于建洋：协议在邮箱里，给我发个邮箱我转给你；6、2017年12月26日，苏丽红：于经理，麻烦您把协议发给我；于建洋：我不给你发邮箱了吗；苏丽红：发到邮箱，我看看，收到了，谢谢。另有苏丽红与于建洋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4月3日的微信谈话截屏，主要内容是苏丽红向于建洋了解涉案厂房对外出租进展情况及中介费问题。以上内容证明于建洋、张智敏一直在与苏丽红沟通居间事宜，在中晟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促成绿创公司与首融云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的情况下，绿创公司、首融云公司选择“跳单”，拒不支付相应的居间费。绿创公司质证意见：于建洋、张智敏非绿创公司员工。上述内容不能证明绿创公司将厂房出租事宜委托中晟公司，仅是绿创公司厂房符合中晟公司客户要求，中晟公司才带客户实际考察绿创公司的厂房，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首融云公司质证意见：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首信公司质证意见：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与首信公司无关。庭审中，绿创公司提交了58同城网络服务单和对外公开招租的照片，证明：孵化器公司负责基地厂房的招商推广，在58同城互联网及绿创大厦都有招商推广信息，绿创公司无需将厂房委托中晟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中晟公司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不认可，无法确认招商广告何时挂到绿创大厦的，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首融云公司质证意见：对其证明内容无法确认。首信公司质证意见：该标的物是公开可见的，中晟公司非唯一的行业代理。再查：2017年12月1日，绿创公司与首融云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为绿创公司，乙方为首融云公司。乙方承租的房屋位于昌平区昌平镇振兴路28号，建筑面积为17582.65元，租赁期限为1年，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止。房屋租金为2.2元/建筑平方米/天，年租金为14118868平方米。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同日，双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解除了上述《房屋租赁合同》。2018年1月4日首融云公司向北京市昌平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昌平经信委）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孙伟作为首融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为：提出许可申请；提交申请材料；进行陈述申辩或代理听证；签收法律文件。2018年2月27日，绿创公司与首融云公司就上述厂房中的3号楼出租事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出租方（甲方）：绿创公司，承租方（乙方）：首融云公司。甲方同意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28号绿创环保工业园内3号楼（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昌股字第XXXX号）租赁给乙方使用，建筑面积为11950.54平方米。租期为房屋交接日起15年，租金标准为1.5元/平米/日，同时，对租金上调周期、比例、租金的优惠、免租期等事项及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后双方依据该合同实际履行。三查，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绿创公司，2号楼建筑面积为4886.85平方米，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为745.26平方米，3号楼(钢混)建筑面积为11950.54平方米，总面积为17582.65平方米。四查，首融云公司注册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首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鸿江曾任首融云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8月28日首融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单欣颖。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中晟公司提交的中晟公司的信用报告、绿创公司、首融云公司、首信公司的信用报告、孙伟的名片及微信号、孙伟与苏丽红的微信谈话记录、于建洋与苏丽红的微信谈话记录、孙伟发给于建洋的定租协议、项目说明、从昌平经信委调取的材料（授权委托书、绿创公司与首融云签订的备案租赁合同等）、张智敏、于建洋的微信号截图、北京绿创环保集团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的信用信息报告及公司简介、绿创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北京市发改委的通知、中晟公司与他人签订的服务合同等；绿创公司提交的苏丽红与孙伟的微信谈话记录、苏丽红与于建洋的微信谈话记录、于建洋、张智敏工资表、58同城招商推广信息及绿创大厦招商广告电话照片、房屋所有权证、合同终止协议及房屋租赁合同、租金给付的银行回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履行中出现的“跳单”是指委托人为了不向居间人支付或少支付报酬，利用居间人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跳过居间人，直接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如果委托人是通过其他公众可获知的并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同一信息、机会而直接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属于“跳单”行为。一、中晟公司与绿创公司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绿创公司与首融云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跳单”行为。根据中晟公司提交的其业务员苏丽红与于建洋的微信谈话内容，其内容不能反映出绿创公司或孵化器公司委托中晟公司对外出租涉案厂房，仅是苏丽红向于建洋推荐承租客户和了解厂房信息及洽商服务费等事宜，于建洋也多次表示服务费其无权决定，整个谈话内容中，苏丽红并未告知于建洋承租客户信息，也无证据证明绿创公司向中晟公司推荐的客户孙伟发出出租厂房的邀约，因此，中晟公司与绿创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及居间服务合同关系，绿创公司与首融云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也不构成“跳单”，故中晟公司要求绿创公司给付居间费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中晟公司与首融云公司是否存在居间合同关系，首融云公司与绿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是否属“跳单”行为。首先，孙伟系首信公司员工，首融云公司因此项目为昌平经信委出具委托书，受托人为孙伟，此外，根据首信公司与首融云公司之间的关系，孙伟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根据中晟公司提交其业务员苏丽红与孙伟的微信谈话记录，首信公司委托中晟公司寻找承租库房是事实，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为此，苏丽红向孙伟推荐涉案厂房，并于2017年11月23日苏丽红带孙伟看房，后双方即未再建立联系，而在双方的交谈中未就居间事宜以及租金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支付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交流，苏丽红也未向孙伟透露于建洋的联系方式等信息，而此后，孙伟与于建洋建立联系，根据苏丽红与于建洋的微信谈话，苏丽红是明知的，且不断的通过于建洋了解绿创公司与首融云公司就涉案房屋租赁事宜洽谈的进展情况，而中晟公司并未参与促成双方合同签订，苏丽红与于建洋整个微信谈话内容也未涉及房屋租赁期限、租金标准等内容，根据绿创公司提交的互联网服务单和照片，可以证明涉案房屋招租信息是对外公开的，孙伟与于建洋建立联系，不排除其到现场看房后，通过公众招租信息或其他途径获取了涉案房屋的招租信息，并与于建洋建立联系。中晟公司虽对前述证据提出异议，但无相反证据佐证，故对前述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而中晟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招租信息系其独家代理，因此，中晟公司与首融云公司、首信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未成立，故中晟公司要求首融云公司、首信公司给付居间费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中晟公司带孙伟看房，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和支出，其可向首融云公司另行主张相应的费用。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中晟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89元，由北京中晟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保清人民陪审员  袁文彩人民陪审员  许艳玲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