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1民终19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喆晰，女，199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漯河市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林，河南奉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爽玉，女，199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静勇，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民，男，196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漯河市召陵区。上诉人杨喆晰因与被上诉人郭爽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19）豫1104民初2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喆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林、被上诉人郭爽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静勇及郭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喆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判；2、改判驳回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两份证据之间、及其与起诉书，三者之间自相矛盾。一审法庭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双方合伙纠纷之中，而对借款纠纷着力不多，以至于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满足实体法的要求而生效含糊不清。被上诉人的证据核心是所谓的“借到条”，该书证记载的是“现金18万元”，而另一个证据却是电子转账记录，且电子转账信息显示的款项不足18万元，出借人究竟是以现金的方式、还是以电子转账的方式向借款人支付了借款，不能自圆其说。一审法院确认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了约定的款项，从而判令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还款的义务错误。其次，上诉人对“借到条”的产生有自己的解释：是基于双方友情及信任，为了配合被上诉人向其父、母隐瞒生意的巨大亏损，同意这笔钱是“借”给了自己，而不是做生意做亏了。上诉人的主张有两份证据来支持：第一份“借到条”的模板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还有一份证人远鑫康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能证明此“借到条”的产生是为了一个善意的欺骗，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借款。第三，一审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凡是了解案件事实，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和能够正确表达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不能因为其与当事人有某种关系而剥夺其出庭作证的资格，一审拒绝远鑫康、孙世荣以证人身份出庭，将证人的资格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混为一谈，程序上严重违法。一审中，因为剥夺了证人远鑫康的出庭资格使其提供的录音资料，无法与原始载体比对，是另一个程序上的违法之处。第四，综上所述，本案证据自相矛盾没有形成证据链条，远达不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二审法院应当改判驳回郭爽玉的诉讼请求。郭爽玉辩称，一、郭爽玉与杨喆晰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予以认定。1、杨喆晰因生意周转，陆续向郭爽玉借款，2018年5月24日杨喆晰给郭爽玉出具借条一份，杨喆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其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该借条是杨喆晰和郭爽玉两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喆晰辩称出具借条是为了郭爽玉安抚家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况且杨喆晰并未在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因此，该借条具有法律效力，杨喆晰应当据此承担还款责任。该借条的效力还有郭爽玉出示的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等给杨喆晰的明细清单等相印证。该借条的效力还有杨喆晰和郭爽玉之间的微信记录相印证。在该微信当中，杨喆晰同意拿现金归还郭爽玉。2、杨喆晰一审庭审当中出示的证据要么没有原件无法核对，要么没有原始载体，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要么与杨喆晰有利害关系等。因此，杨喆晰提交的所谓证据不能采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杨喆晰出示的委托人为郭爽玉，被委托人为袁某的委托书，也能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二、退一步讲，郭爽玉、杨喆晰双方是合伙关系，那么，也因杨喆晰给郭爽玉出具了借条，双方由合伙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杨喆晰仍应当据此借条承担还款责任。故一审依法判决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三、关于上诉人上诉状称“一审法庭将过多精力放到了双方的合伙经营纠纷之中……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不清……双方极有可能是合作经营关系，不是借款关系……等等”。1、双方合伙做生意，并产生经济纠纷，事实存在。有杨喆晰的陈述，其证人袁某出庭作证，一审予以认定并无不当。2、做生意期间，杨喆晰借答辩人18万元事实存在。有答辩人陈述、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为证。借条真实可信，内容清楚，足以证明上诉人借款事实存在。四、关于上诉人称“借到条的产生是为了配合被上诉人向其父母隐瞒生意的巨大亏损，同意这笔钱是借给了自己，而不是做生意亏了”。1、借条模板不影响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2、远鑫康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远鑫康是上诉人的男朋友，故远鑫康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适用。3、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中及一审庭审当中明确承认双方是合伙关系。4、该借条的效力还有双方之间的微信记录相印证。在该微信当中，上诉人同意拿现金归还答辩人。五、关于上诉人称“一审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上诉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不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也不是一审庭审前提出，而是在举证阶段提出，其证人不符合出庭作证条件，不能出庭作证。然而为了查明事实，一审法庭尽可能的让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袁某出了庭作了证。而远鑫康、孙世荣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称一审存在程序瑕疵不对。六、关于上诉人称“本案证据自相矛盾没有形成证据链条，远达不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答辩人认为，上述证据、事实、法律、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案例，足以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杨喆晰应当据此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爽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杨喆晰偿还借款本金166442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爽玉、杨喆晰合伙做生意期间，产生了经济纠纷。2018年5月24日，杨喆晰给郭爽玉出具了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郭爽玉人民币现金壹拾捌万圆整（180000元整），用于生意周转，借期一年，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算。如不能按期归还，自愿承担所有的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杨喆晰，2018年5月24日。”双方就借款真假问题，各执一词，遂起诉争。一审法院认为，郭爽玉、杨喆晰合伙做生意，并产生经济纠纷，事实存在。有杨喆晰陈述，其证人袁某出庭作证，予以认定。证人袁某的证言真实可靠，予以采纳。做生意期间，杨喆晰借郭爽玉180000元钱亦事实存在。有郭爽玉陈述，杨喆晰出具的借条作证，予以认定。借条真实可信，内容清楚，足以证明杨喆晰借款事实存在，予以采纳。郭爽玉要求杨喆晰偿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请求，合情合理，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郭爽玉请求杨喆晰偿还166442元及利息，未超出借条约定的数额，可支持其数额。杨喆晰辩称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等等，理由不足，证据不力，无法采纳。借人钱款，理应归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喆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郭爽玉借款166442元及其从2019年5月23日之后的同期贷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20元，由被告杨喆晰承担。二审上诉人杨喆晰另提供证人袁某、远鑫康出庭作证，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没有借款事实。被上诉人郭爽玉质证称，远鑫康与上诉人系男女朋友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这也是一审没有让他出庭的原因；袁某在作证的过程中承认借条是属实的，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出示了关于借款的流水，一审、二审他们都承认是合伙关系，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借贷关系都是成立的。二审被上诉人郭爽玉另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一份及微信聊天记录一份。以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也证明借款存在。上诉人质证称，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被上诉人只是断章取义，从中间取一句话用于证明借贷关系。前因是因双方有合伙关系存在，被上诉人自己有网贷共透支有17万左右，要求上诉人帮助其还网贷而形成的证据；对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仅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并不能证明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所有交易均为合伙期间的账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曾经合伙做生意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在合伙期间因对账产生纠纷。郭爽玉一审中提供杨喆晰为其出具的“借条”一份，“借条”对借款的数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息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且约定“如不能按期还款，自愿承担所有的一切法律责任”，再结合郭爽玉一、二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银行交易明细等，可以认定杨喆晰以本案“借条”的形式对双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确认，杨喆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其向郭爽玉出具借条后应当依法承担还款责任，杨喆晰上诉称借款不存在、“借条”只是一个善意的欺骗，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杨喆晰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喆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9元，由上诉人杨喆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超审判员 缑兵伟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卫鸣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