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初1085号原告：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45-54楼。法定代表人：李思廉。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舒欣，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沙骏，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红芳，女，196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被告：韩林玲，女，196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被告：孙绍将，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被告：陈惠芳，女，197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晶，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公司）诉被告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舒欣、沙骏以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力公司于立案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孙绍将、陈惠芳、广州天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同公司）赔偿富力公司3500万元及滞纳金（滞纳金分段计算，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8年9月28日共7504万元）；2.判令孙绍将、陈惠芳、天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富力公司对广州市南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光公司）享有1.15亿元债权，因南光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全额履行其付款义务，至今仍有3500万元债务未向富力公司清偿，并已产生滞纳金7504万元，即富力公司对南光公司仍享110040000元的债权。1.富力公司已按照《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下称《文明路项目协议书》）及《〈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下称《补充协议一》）的约定向天同公司支付定金4000万元，南光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富力公司返还定金4000万元。2010年9月20日，富力公司与天同公司、南光公司、天伦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天伦公司）及张国明签订《文明路项目协议书》，就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车陂村文明路地段的项目用地（下称项目用地）进行合作。2012年10月29日，富力公司与天同公司、南光公司、天伦公司及张国明在《文明路项目协议书》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一》，就项目用地相关事宜做出了补充约定。2013年9月23日，富力公司与天同公司、南光公司、天伦公司及张国明在《文明路项目协议书》、《补充协议一》基础上签订了《〈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下称《补充协议二》），就项目用地相关事宜再次做出了补充约定。根据《文明路项目协议书》第二章第五条第（一）款、《补充协议一》第一条第（一）款等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土地费用总额为379117200元。根据《文明路项目协议书》第三章第六条、《补充协议一》第二条等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定金为4000万元。根据《补充协议一》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补充协议二》“鉴于”部分和第1条等约定，如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则在相关政府部门支付土地补偿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南光公司负责向富力公司退回定金4000万元。2010年11月8日，富力公司已按照上述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定金。富力公司已于2013年7月19日以590830000元竞得项目用地。因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已超出土地费用总额（即379117200元），故南光公司应负责按照约定期限（即相关政府部门支付土地补偿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富力公司返还定金4000万元。2.富力公司已按照《文明路项目协议书》、《补充协议一》的约定向天同公司支付1000万元专门用于解决项目用地前期租赁及拆迁问题（下称拆迁专用款），南光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富力公司返还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根据《补充协议一》第三条和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补充协议二》第1条等约定，富力公司同意支付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如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则在相关政府部门支付土地补偿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南光公司负责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向富力公司退回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2012年11月21日，富力公司已按照上述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拆迁专用款。如上文所述，因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已超出土地费用总额，故南光公司应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向富力公司返还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3.因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故南光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富力公司支付土地补偿费6500万元。根据《补充协议一》第五条第（一）款第2项的约定，如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则在相关政府部门支付土地补偿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富力公司可以取得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但低于（含等于）出让底价130%部分的50%。根据《补充协议二》第3条、第4条、第5条等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富力公司在南光公司取得的土地补偿费中分得105856400元并承担相应的税金，南光公司负责将富力公司分得的105856400元在扣除税金及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余款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上述期限支付给富力公司。后富力公司与南光公司同意，上述105856400元土地补偿费扣除税金及额外补偿款后的余款确定为6500万元。如上文所述，因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已超出土地费用总额，故南光公司应向富力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4.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向南光公司支付了土地补偿费，但南光公司至今未按照约定期限履行完毕全部付款义务，现仍有3500万元债务未向富力公司清偿，并且南光公司还因其逾期未付款行为产生了滞纳金7504万元，故富力公司对南光公司仍享有尚未获清偿的债权。根据《文明路项目协议书》第五章第二十二条、《补充协议一》第七条第（三）款等约定，如南光公司未按约定向富力公司支付或退还相应款项，除继续承担付款义务外，还应按未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富力公司计付滞纳金。据富力公司了解，政府已经向南光公司支付了土地补偿费。南光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22日、2018年5月25日向富力公司支付3500万元、1500万元及3000万元，至今仍未履行完毕上述第1至3项所述的付款义务，仍有3500万元未向富力公司清偿。并且，南光公司还应当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对逾期未付款项向富力公司支付相应滞纳金。现富力公司同意以未付款项总额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南光公司逾期未付款的滞纳金，合计7504万元。基于上述，富力公司对南光公司仍享有未获清偿的债权。二、富力公司是南光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孙绍将、陈惠芳、天同公司作为南光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通知富力公司的义务，导致富力公司未及时向南光公司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应向富力公司赔偿110040000元债权的损失。经富力公司了解，南光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7日被核准注销，清算组成员为孙绍将、陈惠芳。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据此，天同公司作为南光公司唯一的股东，同样是南光公司清算组的法定成员。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等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书面通知公司的全体已知债权人。但富力公司作为南光公司的已知债权人，从未收到南光公司清算组成员发出的任何有关南光公司清算的通知，导致富力公司未能向南光公司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故孙绍将、陈惠芳、天同公司应赔偿由此给富力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立案后，富力公司以天同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办理了注销登记为由，向本院申请变更、追加本案被告为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同时，富力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连带赔偿富力公司滞纳金76483333.33元（滞纳金分段计算，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2.判令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辩称，1.本案包含南光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及天同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该两纠纷没有合并审理的理由，我方不同意合并审理。2.涉案协议中约定的关于土地补偿费返还比例费用违反了土地出让制度中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故约定的返还比例无效；3.清算组成员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南光公司的股东为天同公司，天同公司委派孙绍将、陈惠芳进行清算，成立清算组，无论孙绍将、陈惠芳承担何种责任，相关责任均应当由委托人天同公司承担。4.在南光公司清算过程中，孙绍将、陈惠芳并无重大过失或故意导致富力公司损失的情形，故无需承担责任。5.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即便法院判定清算组应当承担清算责任，首先应当由天同公司承担，其次也应在南光公司的清算范围内进行承担。6.富力公司在2016年2月24日之前从未向天同公司或任何一方主张返还比例费用，亦未与南光公司协商过土地补偿费金额，富力公司主张南光公司应支付土地补偿费6500万元，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富力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拟证明富力公司与天同公司、南光公司、天伦公司就文明路项目用地进行合作。2.《〈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拟证明各方一致同意将《文明路项目协议书》约定的定金8000万元调整为4000万元，如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其可获退回定金4000万元、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3.《〈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南光公司负责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向富力公司返还定金、拆迁专用款，并支付富力公司分得的105856400元在扣除税金及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余款。4.《收据》（NO0010332），拟证明富力公司依约足额于2010年11月8日支付了定金。5.《中国工商银行支票》（票号26930488）。6.《收款收据》（0016276），与证据5拟共同证明富力公司依约足额于2012年11月21日支付了拆迁专用款。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南光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经核准注销，清算组成员为孙绍将、陈惠芳，天同公司为南光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其清算组的法定成员。8.《协议书》（东圃车陂村文明路AT090510前置审批用地）。9.《移交确认书》，与证据9拟共同证明截至2013年9月24日，富力公司作为项目用地受让人已经付清地价款并完成场地交清，广州国土局在此后60日内向南光公司拨付了土地补偿款。10.《关于支付南光项目相关款项的函》。11.《关于退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函》。12.《律师函（关于：限期退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事宜）》。13.《EMS快递单》及投递记录（单号：1015901596612）。14.《EMS快递单》及投递记录（单号：1015901597012）。15.《律师函（关于：限期退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事宜）》。16.《EMS快递单》及投递记录（单号：1023529353018）。17.《EMS快递单》及投递记录（单号：1023529354318）。18.《律师函（关于退还/支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相关款项的函）》。19.《EMS快递单》及投递记录（单号：1026348123315）。20.《EMS快递单》及投递记录（单号：1026348125515）。21.《关于尽快支付广州市东圃车陂文明路项目相关款项的函》。22.《EMS快递单》及投递记录（单号：1039365253524）。23.《关于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函》。证据10-23拟共同证明2013年7月22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天同公司与南光公司主张债权，天同公司与南光公司均承认欠付富力公司涉案款项。24.《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25.《备案通知书》。26.《广州市南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清算报告》。27.《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证据24-27拟共同证明天同公司、孙绍将、陈惠芳在没有书面通知富力公司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南光公司注销登记，严重损害富力公司的债权。28.《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29.《备案通知书》。30.《广州市天同投资有限公司清算报告》。31.《企业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证据28-31拟共同证明张红芳、韩林玲、陈惠芳谎称天同公司已清理完毕债权债务，在没有书面通知富力公司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天同公司注销登记，严重损害富力公司的债权。32.《南昌银行支票存根》。33.《通用记账客户取款回单》，与证据32拟共同证明富力公司已依约向天同公司支付8000万元定金。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对此质证认为：一、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三份协议由各方签署，协议本身是真实的，但该协议中各方约定土地补偿款返还等条款违反了土地出让制度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相关条款应属无效，且证据1并未约定未按时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二、对证据4-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涉案定金数额为4000万。三、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富力公司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孙绍将及陈惠芳并非南光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的法定成员，只是受天同公司的委派作为清算人员处理南光公司的清算事宜。四、对于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南光公司据此收取的前期投入补偿款，是国土部门向南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征地补偿款及停业补偿金等。该等款项系南光公司支出的款项，与富力公司无关。五、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其合法性、关联性。该证据出具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晚于《补充协议二》的签约日期。六、对证据11-1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富力公司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截止2016年2月22日，富力公司一直向南光公司、天同公司主张退还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从未主张过土地补偿款。七、对证据18-2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待证事实不予认可。2016年2月24日，富力公司第一次向南光公司及天同公司同时主张应当退还定金4000万元、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及土地补偿款。八、对证据21、2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富力公司虽出具原件，但天同公司等并未收到，且根据证据22，该函并未实际邮寄。九、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函是在天同公司与南光公司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向富力公司出具的，亦与富力公司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性。该函于2015年12月3日出具，仅仅是确认将尽快支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并未确认应支付土地补偿款，且富力公司在本案中已确认南光公司于2014年3月4日及2014年5月22日已付清应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合计5000万元。十、对证据24-2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富力公司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根据该几份证据，孙绍将、陈惠芳按照公司注销的正常程序及手续完成了对南光公司的注销登记，并未有任何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富力公司债权的行为，清算报告亦由天同公司确认，清算后果与孙绍将、陈惠芳无关。十一、对证据28-3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富力公司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根据该几份证据，张红芳、陈惠芳及韩林玲按照公司注销的正常程序及手续完成了对天同公司的注销登记，并未有任何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富力公司债权的行为。另，张红芳并非天同公司的股东，亦非清算组的法定成员，其只是受陈惠芳及韩林玲委派作为清算人员处理天同公司的清算事宜，清算报告亦由陈惠芳及韩林玲确认，清算后果与张红芳无关。十二、对于证据32、3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与证据4证明内容一致，即富力公司已付定金4000万元。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单位客户专用回单（1500万元），拟证明天伦公司代还款1500万元。2.单位客户专用回单（60万元），拟证明天伦公司根据富力公司要求支付诉讼费及律师费60万元。3.单位客户专用回单（2000万元及3000万元），拟证明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分两笔支付，共计5000万元。4.天伦公司出具的《付款情况说明》。5.富力公司2018年5月21日致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的《付款通知函》，其载明富力公司要求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支付定金4000万元、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及土地补偿款。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天伦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及11月7日支付了5000万元款项，拒绝支付土地补偿款，后因富力公司起诉陈惠芳等，为解决文明路项目遗留问题，经张国明与富力公司的张力商定，天伦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富力公司付清1500万元费用及诉讼费、律师费60万元。富力公司对此质证认为：一、对银行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是存在严重迟延付款的情形，应当支付相应的滞纳金。二、对《付款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1.本案是富力公司与南光公司及四被告之间的清算责任纠纷，天伦公司不是本案的诉讼当事人，也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我方无法对其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2.假设该证明是其出具，该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天伦公司是涉案协议的签订主体之一，协议对于南光公司需要向我方支付的款项做出了明确约定，包括土地补偿费、定金及拆迁专用款三部分，天伦公司是明确知悉并确认的。更何况，天同公司、南光公司都是天伦公司旗下的公司，对于高达5000万的款项，天伦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声称其在未核查的情况下支付，不符合常理。三、对于付款通知函，我方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其拟证明的事项，我方一直积极主张债务，天同公司也是知情的。本院根据现有证据，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9月20日，富力公司（甲方）、天同公司（乙方）、天伦公司（丙方A）、张国明（丙方B）签订《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协议“鉴于”部分载明：乙方拟收购南光公司的100%股权，并负责与南光公司共同协商相关政府部门收回位于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的一宗商住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再由相关政府部门将其重新公开出让，届时南光公司作为唯一受偿人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本项目重新出让时，甲方参与竞买，乙方负责协助甲方通过出让程序竞得本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丙方同意为乙方及南光公司在本协议项目用地中应承担的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协议还载明：第五条权益分配（一）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取得本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其所有权益，并同意按本项目用地的地上总建筑面积、单价5000元/m2的标准计付土地费用（以下称“土地费用”）。土地费用总额暂计为24618万元，最终以甲方签订的《出让合同》约定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为准。甲、乙双方确认，土地费用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1、本项目用地涉及的所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用，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收回其土地使用权时应向原土地方、原权益方（含安华公司、南光公司、乙方等）或其他被补偿人（单位/个人）应支付的全部费用。……第六条定金的支付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按照以下方式支付定金8000万元。……第八条土地费用的结算（二）甲方竞得本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后，甲、乙双方及南光概念股是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对土地费用进行结算支付：……2、如土地出让金单价超过5000元/m2的，按以下约定处理：（1）在甲方签订《出让合同》后1个月内，乙方将定金一次性退回甲方。（2）土地出让金超出土地费用总额的部分，由乙方在南光公司收到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第二十二条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南光公司、乙方应退而未退甲方的已付款项，或未支付违约金的，除继续承担付款义务外，乙方还应按其应退（付）未退（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计付滞纳金，直至付清为止。2012年10月29日，富力公司（甲方）、天同公司（乙方）、天伦公司及张国明（丙方）、南光公司（丁方）签订了《〈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协议载明：第二条定金的调整本补充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将原协议约定的定金由8000万元调整至4000万元。第三条拆迁专用款甲方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专门用于解决本项目用地前期租赁及拆迁问题，该费用在双方进行土地费用的结算中进行抵扣。……第五条相关费用的处理……2、如甲方竞得本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的，则：（1）在相关政府部门按照《收地协议》支付土地补偿费之日起第3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但低于（含等于）出让底价130%部分的50%全额支付给甲方。（2）在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第（1）点款项的同时，乙方向甲方退回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三）如乙方未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及/或退还相应款项（含补偿费、定金、拆迁专用款、利息等）的，则应按原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即除继续承担付款义务外，乙方还应按其应退（付）未退（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计付滞纳金，直至付清为止。2013年9月23日，富力公司（甲方）、天同公司（乙方）、天伦公司及张国明（丙方）、南光公司（丁方）签订了《〈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协议载明：甲方已于2013年7月19日以59083万元（“土地成交价款”）竞得项目用地。为加快项目用地的收地等各项工作，经四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如下：1、丁方负责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向甲方退回已支付的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2、甲方同意另行向丁方支付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用于项目的收地等工作。3、根据丁方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前置审批用地协议书》（即“补充协议一”所述的《收地协议》），丁方有权收取土地成交价款的50%（即59083万元×50%=29541.5万元）作为土地补偿款（按国土部门退回补偿款为准，在保证丁方分得18955.86万元后，余款为甲方分得）。四方一致同意由甲、丁双方分享上述土地补偿款，其中丁方分得10585.64万元。4、如丁方收取土地补偿款须承担相应税金的，则由甲方和丁方按照上述各自分得的土地补偿款各自承担相应的税金。5、四方同意，丁方负责将甲方分得的上述10585.64万元在扣除甲方按上述第4条约定承担的税金（如有，最终以税务部门核定为准）及扣除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余款按照“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支付给甲方……。如本协议与“原协议”、“补充协议一”有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其他事项仍按照“原协议”、“补充协议一”约定执行……。2013年9月24日，南光公司（甲方）、富力公司（乙方）签订《移交确认书》，载明：甲方于2013年4月11日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就天河区东圃镇车陂村文明路AT090510地块签订前置审批用地《协议书》。乙方于2013年7月19日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取得该地块，已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乙方已根据《出让合同》约定交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的税费……。2013年7月22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天同公司与南光公司发函主张债权。其中，2013年7月22日，富力公司致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关于支付广州南光项目相关款项的函》载明：请贵方按《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期限向我方支付下列款项：1、贵方退回我方已支付的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2、贵方将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部分的×50%，即（59083万元-37911.72万元）×50%=10585.64万元支付给我方。2013年11月26日，富力公司致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关于退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相关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函》载明：请贵方根据原协议约定的期限将我方已付的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返还至我方的以下账户。2014年11月5日，富力公司委托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向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发《关于：限期退还广州车陂南光项目相关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事宜》的律师函，载明：请贵方于本函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退至广州富力指定的账户。2015年12月1日，富力公司委托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再次向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发律师函，内容与之前的律师函基本一致。2015年12月3日，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回复君泽君律师事务所12月1日的律师函：待税务部门对项目账目审核完成，且对各方不会造成影响后，我司将尽快退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敬请富力公司理解我司的苦衷，并给予一定的宽限时间。2016年2月23日，富力公司委托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再次向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发律师函，要求对方明确相关款项的具体退还时间。2017年8月25日，富力公司致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关于尽快支付广州市东圃车陂文明路项目相关款项的函》载明：根据合作协议约定，贵方需向我方支付定金4000万元、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以及扣除贵我双方认可的税金后我方应得的土地补偿款。另查，南光公司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天同公司，公司主要人员有陈惠芳、孙绍将。2016年12月19日，南光公司申请公司注销登记，其备案的清算报告载明：清算组负责人为孙绍将，清算组成员有陈惠芳。2016年12月27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南光公司注销登记。天同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为监事，张红芳为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12月19日，天同公司申请公司注销登记，其备案的清算报告载明：清算组负责人为张红芳，清算组成员有陈惠芳、韩林玲。2018年12月21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天同公司注销登记。又查，2014年3月3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3500万元；2014年5月22日，南光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1500万元；2018年5月25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3000万元（用途列明“往来款”）；2018年11月7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支付2000万元（用途列明“往来款”）；2018年12月28日，天伦公司向富力公司分别支付1500万元（用途列明“还款”）、60万元（用途列明“诉讼费及律师费”）。对于上述款项，富力公司表示：2014年南光公司支付的两笔款项共5000万元系支付土地补偿款，2018年后天伦公司支付的其余款项系剩余土地补偿款及退还的定金、拆迁专用款。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则认为：南光公司已于2014年退还定金、拆迁专用款5000万元。对于土地补偿款，富力公司在2016年前从未主张过，至2018年向天伦公司主张时，又与退还的定金及拆迁专用款一并主张，天伦公司基于信任并未核实定金及拆迁专用款的退还情况，重复支付了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因天伦公司不同意支付土地补偿款，该事项不了了之。至2018年12月，陈惠芳向天伦公司出示富力公司的起诉文件，在与张力再次沟通时，基于友情及为彻底解决该项目中所有的不一致意见，最终确认天伦公司在向富力公司支付1500万元后，本项目的债权债务再无争议，富力公司撤诉。富力公司主张的6500万元土地补偿款根本没有依据。天伦公司最终支付的款项是为了一揽子解决双方的争议，并不是指向富力公司起诉主张的土地补偿款。关于富力公司于本案中主张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其表示按照如下方式核算：1.本案款项履行期限是从南光公司取得政府支付的土地补偿款用后的三个工作日，由于富力公司不清楚南光公司收到款项的具体时间，通过相关协议及南光公司付款时间，推算南光公司在2014年1月1日前取得土地补偿款，相关滞纳金从2014年1月5日起算，涉案协议原约定滞纳金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富力公司主动调低至按年利率24%计算。2.各时段的具体滞纳金，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如下：2014年3月3日已付的3500万元的滞纳金，以3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3月4日，金额为1353333.33元；2014年5月22日已付的1500万元的滞纳金，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5月22日，金额为1370000元；2018年5月25日已付的3000万元的滞纳金，以3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5月25日，金额为32020000元；2018年11月7日已付的2000万元的滞纳金，以2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1月7日，金额为23560000元；2018年12月28日已付的1500万元的滞纳金，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2月28日，金额为18180000元；共计76483333.33元。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认可富力公司提出的滞纳金起算日期，但认为富力公司的上述主张无合同、法律依据，且富力公司关于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庭审后，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向本院提交了《向张力发函要求说明情况申请书》：天伦公司张国明先生与富力公司张力先生就文明路项目争议了结进行了和解，张力先生同意不再追究天伦公司及关联方的其他责任。因为富力公司拒绝撤诉，继续追究相关滞纳金的责任，与前述和解意见不符。我方特申请法院向张力发函要求说明和解事实，张力作为富力公司的联席董事长，作为和解当事人，有能力、有义务说明和解事实。富力公司就上述情况函复本院：经与我司张力先生核实、确认，张力先生本人从未与张国明先生就本案纠纷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和解一致意见。陈惠芳、韩林玲、孙绍将、张红芳就富力公司的复函发表如下意见：1.我方向法院申请由张力先生说明和解事实，而非要求富力公司回函。如果和解事实不存在，为何在我方申请张力先生说明情况的情形下，是富力公司回函，而非张力先生回函，这只能说明富力公司无法拿到张力先生的亲笔签名，因此，富力公司的回函并不能代表张力先生的意见。2.富力公司拒绝撤诉，否认和解意见的态度非常明确，我方根本不需要怀疑富力公司的态度，不需要富力公司的回函。我方在申请书中已经明确说明，张力先生才是和解谈判者，如果不是张力先生亲笔回函，富力公司的复函对查明和解事实没有任何助力。富力公司的陈述因为其无法提供其他更有力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无法证明其确实与张力先生核实、确认过，亦无法证明和解事实不存在。3.天伦公司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属于本案的证人。张红芳、韩林玲、孙绍将、陈惠芳已经提供证据证明了和解事实，且天伦公司的付款凭证不可能作假。现在我方强烈要求张力先生说明和解事实的情形下，富力公司仍无法出具张力先生的意见，只是由富力公司自述，因此，在富力公司有义务、有能力提供张力先生证言的前提下而无法提供，依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请合议庭采纳我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张力先生未否认和解事实。鉴于文明路项目由张国明先生与张力先生联系沟通，张力先生同样属于富力公司的灵魂人物，张国明先生有理由相信，张力先生即代表富力公司，只要张力先生未否认与张国明先生达成和解意见，我方认为富力公司与天伦公司已达成和解意见，只是富力公司不认可张力先生的和解意见而已，此属于富力公司与张力先生的内部沟通问题，不能否认和解事实已经存在，并履行完毕。另查，各被告认为天伦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富力公司支付了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律师费60万元，无论本案结果如何，案件受理费均应由富力公司承担。富力公司亦确认上述款项包含了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并表示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同意承担应由各被告承担的本案案件受理费。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的证据交换笔录及开庭笔录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清算责任纠纷。富力公司依据其与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张国明于2010年9月20日签订的《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以及与天同公司、天伦公司、南光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于2013年9月23日签订的《〈广州市东圃车陂村文明路项目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主张南光公司负有支付上述协议项下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退还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及相应滞纳金的合同责任，并以南光公司未经合法清算程序即注销公司而致其上述债权受损为由，于本案中追究南光公司的股东天同公司及清算组成员孙绍将、陈惠芳的清算赔偿责任；又以天同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未经合法清算程序为由即注销公司，变更、追加天同公司的股东韩林玲、陈惠芳及清算组成员张红芳承担清算赔偿责任。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协议出自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协议项下所涉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已了结？富力公司关于涉案协议项下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主张是否成立？2.如成立，南光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及独资股东天同公司应否承担清算赔偿责任？3.天同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应否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富力公司认为南光公司前期支付的5000万元是土地补偿款，尚欠土地补偿款1500万元、定金4000万元和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共计6500万元，后由天伦公司代为支付，各被告则认为天伦公司支付的6500万元不包括土地补偿款，应为重复支付的定金和拆迁专用款，系双方经商谈一揽子解决争议的方式。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涉案协议，富力公司与南光公司、天同公司等就文明路项目约定由富力公司支付项目用地土地费用，南光公司、天同公司协调办理项目用地重新出让等手续，若富力公司竞得项目用地的土地成交价超出土地费用总额的，则南光公司获取土地补偿款后需将土地成交价款超出土地费用总额但低于（含等于）出让底价130%部分的50%全额支付给富力公司，同时还需向富力公司退回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在富力公司以超过土地费用的价格最终竞得项目用地后，各方在上述《补充协议二》中进一步明确就项目用地的土地补偿款，富力公司可分得10585.64万元。对于土地补偿款的具体数额，需要扣除所承担的税金，富力公司表示经相关协议各方口头确认，土地补偿款10585.64万元扣除相应税金及额外补偿款1200万元后的金额为6500万元，各被告未就该扣税标准提供充分否证，本院对富力公司主张的土地补偿款数额予以采纳。因此，综合涉案协议及项目用地的实际竞拍情况，就涉案项目，南光公司需向富力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退回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各被告认为关于返还土地补偿款的约定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2013年7月22日至2017年8月25日期间，富力公司多次向南光公司等发函主张上述债权，南光公司在2014年期间向富力公司先后支付了3500万元、1500万元，南光公司注销后，天伦公司在2018年期间再向富力公司先后支付了3000万元、2000万元、1500万元、60万元。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本院认为，一方面，从各款项转款用途看，除了最后支付的60万元列明是“诉讼费及律师费”，其余款项用途均为“往来款”“还款”，具体用途指向不够清晰。另一方面，从款项数额看，除诉讼费及律师费60万元外，富力公司实际收取的款项数额与其主张的款项本金数额一致。各被告辩称天伦公司代为支付的6500万元系重复支付定金及拆迁专用款，天伦公司张国明先生与富力公司张力先生实际上以此方式一揽子解决了就文明路项目产生的所有争议，但未能就此提供书面和解协议或其他足以印证其主张的有力证据，富力公司对此亦予否认，并表示经与张力核实、确认，张力本人从未与张国明就本案纠纷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和解一致意见。而且，双方争议的款项数额巨大，在已知诉讼存在的情况下，各被告所称天伦公司未经充分核实即重复退还定金、拆迁专用款等意见，并不符合常理。从款项金额来看，富力公司主张的涉案土地补偿款、定金、拆迁专用款合计1.15亿，与南光公司、天伦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完全相符，富力公司所称上述各款项实已支付完毕，更具合理性。本案中，在综合考虑双方举证的情况下，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本院采信富力公司的主张，认定富力公司主张南光公司、天伦公司合计支付的1.15亿元，即为涉案协议项下土地补偿款、定金、拆迁专用款的本金部分。第三，如上所述，涉案款项本金已支付完毕，富力公司现主张南光公司还应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协议，南光公司应按其应退（付）未退（付）款项总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富力公司计付滞纳金，根据前述分析，土地补偿款6500万元、定金4000万元及拆迁专用款1000万元均属于协议中约定的“应退（付）未退（付）款项”的范畴，南光公司未按时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滞纳金的计付标准，富力公司主动将之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各被告认为该标准仍然过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二十九条规定，逾期付款违约金高于逾期付款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逾期付款违约金过高，当事人可以请求适当减少。本案中，南光公司逾期付款给富力公司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按协议中约定的滞纳金标准及富力公司主张的年利率24%的标准计得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均明显高于其实际遭受的损失，考虑双方多次沟通协商解决争议的过程以及本金已全部支付的情况，本院酌情认定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关于滞纳金的起算时间，根据涉案协议约定，涉案款项的履行期间是从南光公司取得政府支付的土地补偿费用后的三个工作日，富力公司通过相关协议及南光公司的付款时间，推算南光公司在2014年1月1日前取得土地补偿款，各被告对此予以认可，故逾期付款的滞纳金应从2014年1月5日起，按照富力公司收到各款项的时间节点，进行分段计算。即以3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3月3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5月22日；以3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5月25日；以2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1月7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2月28日。各被告认为富力公司关于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涉案协议中并无关于土地补偿款的滞纳金计付标准的约定等意见，与本案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富力公司认为南光公司清算时没有依法通知其申报债权，导致其债权未获清偿，要求南光公司股东天同公司及清算组成员孙绍将、陈惠芳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富力公司主张的清算赔偿责任要成立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存在已知的债权人；二是南光公司没有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三是由此导致富力公司债权未获清偿。对于富力公司享有南光公司的相关债权，在前述第一点争议已详细论述，而且直至南光公司注销时，富力公司仍一直向相关当事方发函催款，南光公司毫无疑问应知晓富力公司为其债权人。南光公司明知与富力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清算时候没有书面通知富力公司，导致富力公司部分债权至今未获清偿，已违反了公司清算的相关规定，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关于天同公司、孙绍将、陈惠芳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本案中，南光公司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南光公司的唯一股东天同公司为其法定清算组成员，理应承担南光公司清算过程导致富力公司损失的赔偿责任。南光公司清算报告所列的清算组成员孙绍将、陈惠芳并非南光公司的股东，实为代表天同公司执行清算事务的人员，其清算报告经天同公司确认，其清算行为应视为天同公司的清算行为，相关清算责任也应由天同公司承担。故富力公司主张孙绍将、陈惠芳承担南光公司的清算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述第三点争议，被告认为天同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不应与南光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本院认为，首先，富力公司在本案中一开始系起诉天同公司承担南光公司的清算赔偿责任，但在本院受理本案后，天同公司在未通知富力公司的情况下自行清算并注销了公司，故富力公司申请变更、追加天同公司清算组成员张红芳、韩林玲、陈惠芳为本案被告，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天同公司系南光公司唯一股东，南光公司与天同公司应承担的清算赔偿责任，最终都会落在天同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身上，故上述两司的清算责任纠纷在本案中合并审理，并无不妥。第二，天同公司作为南光公司的法定清算责任主体，明知南光公司与富力公司之间的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对于南光公司的清算责任纠纷已诉至法院，其在此情况下仍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即启动对天同公司的清算程序，导致富力公司的合法债权无法通过清算程序获得清偿，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前述，韩林玲、陈惠芳为天同公司的股东兼清算组成员，应对富力公司未获清偿的滞纳金部分承担清算赔偿责任。张红芳并非天同公司的股东及法定的清算组成员，富力公司主张其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富力公司确认天伦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支付的60万元中包含了本案案件受理费，并同意在分清双方责任的基础上，由其承担应由各被告负担的本案受理费。经核算，本案案件受理费424217元，应由富力公司负担280367元，由韩林玲、陈惠芳负担143850元。基于富力公司上述自行处分行为，本院确认由富力公司全额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424217元。综上所述，富力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一百八十四条、一百八十五条、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被告韩林玲、陈惠芳向原告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滞纳金（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分段计算：以3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3月3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4年5月22日；以3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5月25日；以20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1月7日；以15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5日起计至2018年12月28日）；二、驳回原告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4217元，由原告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