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99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爱芳，女，196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辉，河北天诚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宪雷，男，198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雪莲，河北崇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爱芳因与被上诉人孔宪雷委托理财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爱芳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415号民事判决，驳回孔宪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认定孔宪雷交付杨爱芳的投资款，杨爱芳已经全部投资到亿成公司及安亿森公司”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本案系孔宪雷委托杨爱芳投资理财，而非民间借贷。因此，孔宪雷主张的借款145,000.0元实为委托投资理财款，这一点，一审法院也给予了认定。但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认定孔宪雷交付杨爱芳的投资款，杨爱芳已经全部投资到亿成公司及安亿森公司”，没有道理。如果杨爱芳没有全部投资到亿成公司及安亿森公司，那孔宪雷提交的“对账清单”中，杨爱芳自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间转付给孔宪雷的以六笔“借款”145,000.0元为本金的45笔收益款（合计金额：18,125.0元）从何而来？孔宪雷主张的145,000.0所谓借款，杨爱芳接受委托后已全部投资到亿成公司或安亿森公司，对此杨爱芳有详细的投资记录。由于孔宪雷的14.5万投资款，分6笔数额太小，需要与其他投资人联合凑齐额度，所以在合同签订、收益支付的时间上难免有误差，但每笔投资的协议签订时间及收益支付时间基本吻合。不能因为时间上的误差而否认投资去向。基于双方的信任关系，先打款后签协议，或提前支付预期收益，或收益浮动也属情理之中。因此，本案在认定双方系委托投资理财的基础上，判决杨爱芳返还投资款135,000.0元显属不当，应予纠正，请二审法院明察。 孔宪雷辩称，杨爱芳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孔宪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爱芳偿还孔宪雷借款本金145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杨爱芳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孔宪雷与杨爱芳原系同事关系。孔宪雷于2015年8月4日、2015年11月29日、2015年10月20日、2016年1月4日、2016年3月6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爱芳转款5万元、1万元、1.5万元、3万元、2万元，上述总计12.5万元。杨爱芳收到上述款项后并未向孔宪雷出具借据等债权凭证。杨爱芳自2014年7月至2016年4月，每月24日（除2014年10月9日、2015年2月27日、2015年11月20日、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250元，共计22次，合计5500元；杨爱芳自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每月5日（除2015年10月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1000元，共计8次，合计8000元；杨爱芳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每月30日（除2016年2月29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125元，共计5次，合计625元；杨爱芳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每月20日（除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300元，共计6次，合计1800元；杨爱芳自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每月5日（除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600元，共计3次，合计1800元；杨爱芳另于2016年4月30日向孔宪雷转款400元。另查，孔宪雷于2014年4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爱芳转款1万元，杨爱芳于2014年7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5000元，于2016年8月21日向孔宪雷转款5000元。经本院庭后向孔宪雷核实，其称杨爱芳6笔借款用途均为投资，其没有问杨爱芳投资到哪，具体投资到哪也不清楚；是基于对杨爱芳的信任没有让杨爱芳出具借据；其忘了具体利息按照多少支付，有多有少，每笔利息给的不一样是因为杨爱芳投的项目有的多有的少。杨爱芳只是说比孔宪雷存在银行利息强；杨爱芳说纯帮孔宪雷，一分钱不赚；是杨爱芳承诺赚了都是孔宪雷的，赔了杨爱芳给孔宪雷。借款时没有说还款期限，说急用可以随时取，十天半月就可以给。2014年6月借给杨爱芳2万元是按照利息推断的。2014年4月24日，其向杨爱芳转款1万元是什么钱记不清了。2014年7月18日杨爱芳转给其5000元是什么钱记不清了。2016年8月21日杨爱芳转给其5000元是还的投资本金，还的哪笔记不清了。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孔宪雷、杨爱芳之间是否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孔宪雷称杨爱芳向其借款6笔，其中5笔为转账支付杨爱芳，1笔为现金支付杨爱芳，杨爱芳均自次月起连续向其支付利息。杨爱芳否认双方为借款关系，认为双方系共同投资，支付的为投资收益。本案中，孔宪雷多次向杨爱芳转款，但杨爱芳从未向孔宪雷出具过借据等债权凭证。孔宪雷为证实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提交转账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杨爱芳亦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并非借款关系。综合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聊天记录中未提及杨爱芳是向孔宪雷借款并支付借款利息，而主要是孔宪雷询问杨爱芳钱投资到哪里去了，款项能否收回，并想与杨爱芳核对其共给付杨爱芳多少款项。因此，在无债权凭证的情况下，结合孔宪雷、杨爱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无法确认孔宪雷、杨爱芳系借贷法律关系。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证实孔宪雷多次向杨爱芳转款用于投资赚取收益，但对于资金杨爱芳投到哪里及以谁的名义对外投资孔宪雷并不清楚。因此，孔宪雷向杨爱芳转款的性质应为孔宪雷委托杨爱芳进行投资理财，双方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于委托理财的风险负担问题，双方并无明确约定由杨爱芳承担，故理财行为造成的损失应由委托人孔宪雷自行承担。但杨爱芳应在委托理财过程中如实告知孔宪雷资金去向及损益情况，对于未进行投资理财的款项，在孔宪雷主张返还时，其应予以返还。对于孔宪雷交付杨爱芳的资金去向问题。杨爱芳提交亿成公司、安亿森公司的投资协议、收据、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孔宪雷的款项已经全部投入上述两家公司，并称按照两家公司给其的收益金额给付孔宪雷。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杨爱芳提交的两家公司的投资协议及收据不能直接证明孔宪雷交付给杨爱芳的款项，杨爱芳已全部投资到亿成公司、安亿森公司及两家公司按月向杨爱芳支付收益的情况，杨爱芳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孔宪雷交付给其的资金的变动情况、用途及两家公司向其支付收益的情况。其次，根据两家公司的投资协议，亿成公司6个月的收益是15%，杨爱芳却按照年利率15%向孔宪雷支付投资收益。安亿森公司的收益是年化15%加浮动分红收益，但杨爱芳是按照年利率24%向孔宪雷支付投资收益，杨爱芳未举证证明浮动分红收益的收益率情况。因此，两家公司投资协议约定的收益与杨爱芳向孔宪雷支付的收益情况不符。再次，杨爱芳称孔宪雷2014年4月24日支付其1万元，后又陆续支付其总计1万元现金，上述2万元均投资于亿成公司。经查，亿成公司的投资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0月24日，杨爱芳称为续签协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投资协议及收据不能证实杨爱芳辩称的2万元投资到亿成公司。另外，证人杨某称2016年3月7日投资到安亿森公司后未收到过收益，但孔宪雷却收到一个月的收益。如果杨爱芳将该笔2万元款项投资到杨某所称的安亿森公司，按照常理不会出现孔宪雷得到投资收益，杨某却未得到投资收益的情况。综上，不能认定孔宪雷交付杨爱芳的投资款，杨爱芳已经全部投资到亿成公司及安亿森公司。因此，杨爱芳应在孔宪雷主张返还投资款时返还孔宪雷。因孔宪雷系委托杨爱芳投资，在投资未取得收益的情况下，孔宪雷主张杨爱芳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爱芳应返还的资金数额。孔宪雷于2015年8月至2016年3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爱芳付款总计12.5万元，孔宪雷、杨爱芳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孔宪雷称另支付杨爱芳2万元，杨爱芳亦认可孔宪雷另支付其2万元，本院对该笔已支付款项予以确认。故，孔宪雷支付杨爱芳的投资款总额为14.5万元。杨爱芳于2014年7月18日支付孔宪雷5000元，于2016年8月21日支付孔宪雷5000元。经向孔宪雷本人核实，其认可2016年8月21日杨爱芳支付给其的5000元为偿还的本金，故该笔款项从应返还的投资款金额中予以扣减。对于2014年7月18日杨爱芳支付孔宪雷的5000元，孔宪雷本人称支付的款项是什么钱记不清了，孔宪雷代理人称为偿还的其他款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结合该笔款项发生时间早于孔宪雷向杨爱芳转账的其他5笔款项，故该笔款项应认定为返还的孔宪雷投资款，亦应从返款的投资款中予以扣减。综上，杨爱芳应返还孔宪雷投资款总额为13.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杨爱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孔宪雷投资款13.5万元；二、驳回孔宪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杨爱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孔宪雷负担200元，杨爱芳负担3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孔宪雷于2015年8月4日、2015年11月29日、2015年10月20日、2016年1月4日、2016年3月6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杨爱芳转款5万元、1万元、1.5万元、3万元、2万元，上述总计12.5万元。结合杨爱芳提交的2015年8月5日安亿森投资协议书（投资27万元）、2015年10月24日河北亿城投资协议书（投资5万元）、2015年11月29日河北亿城投资协议书（投资3万元）等多份投资协议书，从时间和数额上都能够涵盖孙宪雷的资金，且杨爱芳自孔宪雷2015年8月4日转款后至2016年4月，每月24日（除2015年11月20日、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250元；杨爱芳自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每月5日（除2015年10月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1000元，共计8次，合计8000元；杨爱芳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每月30日（除2016年2月29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125元，共计5次，合计625元；杨爱芳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每月20日（除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300元，共计6次，合计1800元；杨爱芳自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每月5日（除2016年4月30日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孔宪雷转款600元，共计3次，合计1800元；杨爱芳另于2016年4月30日向孔宪雷转款400元，孙宪雷的转款后收益也涵盖其中，结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双方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虽然孔宪雷每月的收益有多有少或有提前支付预期收益的情况，亦符合投资理财的特点，故可以认定孔宪雷的资金全部用于了投资理财。对于委托理财的风险负担问题，双方并无明确约定由杨爱芳承担，故理财行为造成的损失应由委托人孔宪雷自行承担，或者依据法律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 综上所述，杨爱芳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杨爱芳上诉请求中未列明二审诉讼费用承担问题，经征求本人意见，其自愿承担，本院予以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4民初41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孔宪雷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孔宪雷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上诉人杨爱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 虹 审判员 李 超 审判员 刘明军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赵亚坤 书记员郭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