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7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塘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塘桥镇维达路80号。法定代表人：钱卫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强，江苏丁晓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江苏丁晓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润鑫玻璃钢环保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滩里村。法定代表人：谢惠锋，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才，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春艳，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家港市塘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润鑫玻璃钢环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鑫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14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塘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润鑫公司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润鑫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塘桥公司系案涉交易的主体有误。虽然案涉《产品定做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加盖了“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印章，但本案的相关证据却可以证实，润鑫公司的实际交易对象并非塘桥公司。1、润鑫公司提交的三方协议显示，润鑫公司与陶舟滔个人就案涉款项与第三方进行债务的冲抵，润鑫公司认同其交易主体是陶舟滔个人，否则不可能就陶舟滔的个人债务签署与案涉款项有关的三方协议。2、案涉2017年3月1日合同的首部需方主体明确为张家港保税区新恒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基公司），但合同尾部加盖的却仍然是“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印章。由此可以表明，润鑫公司交易的对方主体并非盖章的主体，而是“陶舟滔”个人。3、退一步讲，即便如润鑫公司所称，陶舟滔代表塘桥公司，其再次起诉，仍然缺乏证据。二、润鑫公司在明知交易真实主体为案外人的情况下，与案外人串通，希望达到将付款义务转嫁至塘桥公司的目的。润鑫公司辩称，第一、塘桥公司提交的关于陆新刚挂靠的情况说明中明确，2012年至2017年8月期间，陆新刚挂靠在塘桥公司，有一枚市政工程处的印章交付挂靠人保管使用，应认定塘桥公司同意和授权印章使用人以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名义与润鑫公司发生业务关系。第二、三方协议中涉及的付款人虽然是陶舟滔，但陶舟滔以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名义与润鑫公司发生承揽合同关系，润鑫公司自认该项付款并不涉及合同相对方的改变。第三、合同相对方的确定以盖章及印章载明单位为准，而不应以抬头书写的单位名称为准。第四、基于陶舟滔持有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印章，润鑫公司有理由相信陶舟滔已经得到授权，没有义务要求陶舟滔再出具其他授权文书。第五、陶舟滔是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与润鑫公司发生业务的具体经办人，本身有义务承担对账责任，且对账真实，并不存在虚假。第六、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双方举证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润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塘桥公司支付润鑫公司价款28845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塘桥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润鑫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塘桥公司支付润鑫公司价款288450元及利息（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塘桥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其中截至2019年2月1日为69228元）。润鑫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中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3年12月2日塘桥公司与张家港市塘桥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份，证明塘桥公司从塘桥镇人民政府承接了何桥小区的拆迁安置房建设工程。2、塘桥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陆新刚挂靠本公司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陆新刚挂靠在塘桥公司处，以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3、润鑫公司与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于2015年8月27日签订的《产品定作合同》1份，证明润鑫公司、塘桥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4、2015年8月15日至2016年3月20日期间的送货单11份，送货单上记载的收取化粪池的联系人是华辉与杨伟民，送货单的签收人是华辉，证明塘桥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5、手机话费发票1份，证明送货单上记载的联系人号码158××××9667的机主是华辉。6、杨伟民的社保缴纳明细表1份，证明杨伟民在塘桥公司参加社保，是塘桥公司工作人员。经质证，塘桥公司的意见为：1、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附录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3、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塘桥公司从未签署过该合同，也未与润鑫公司就该合同项下的货物进行过往来，在需方处加盖的印章从肉眼辨别与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印章相像，但是在法定代表人处和委托代理人处的签字人员“陶舟滔”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也未委托其签署该合同。4、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公司相关人员从未收取过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且润鑫公司所述的签收人员也并非公司工作人员，送货单的金额亦与合同不符，这也可以印证润鑫公司、塘桥公司之间无案涉交易。5、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且该证据无法证明华辉系塘桥公司工作人员。6、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从润鑫公司所述的交易时间段来看，该时间段内杨伟民的社保缴纳单位为江苏兴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这也可以印证润鑫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不应该由塘桥公司承担。第二组证据：1、润鑫公司与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于2016年2月23日签订的《产品定作合同》1份，证明塘桥公司向润鑫公司定作化粪池的事实。2、送货单9份（其中1份为复印件），送货单记载的联系人系陈伏平，签收人系陈伏平与彭福林，证明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3月17日间，塘桥公司向润鑫公司交付41只化粪池的事实。3、手机话费发票1份，证明送货单上记载的联系人号码158××××7796的机主是陈伏平。4、由陈伏平于2018年10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陈伏平、彭福林收取化粪池的行为系代表塘桥公司的职务行为。5、交易流水1份，证明陈伏平与陆新刚的儿媳妇葛凯之间有交易记录。6、凤凰西张菜场工程的图纸复印件1份，该图纸系从政府投资设立的张家港市金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泉投资公司）处拿到的，证明图纸记录的工程名称和地点与送货单记载的工程名称与地点一致。经质证，塘桥公司的意见为：1、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塘桥公司从未签署过该合同，也未与润鑫公司就该合同项下的货物进行过往来，在需方处加盖的印章从肉眼辨别与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印章相像，但是在法定代表人处和委托代理人处的签字人员“陶舟淘”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也未委托其签署该合同。上述“陶舟淘”签名与2015年8月27日《产品定作合同》的签名不同。2、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相关签收人员并非该公司工作人员，2016年1月7日的1100元送货单没有原件，润鑫公司提交的送货单金额与其所主张的金额也不符，再者，送货单记载的送货地址与合同约定的地址不符，塘桥公司是在诉讼之后才知道有所谓的妙桥工地，塘桥公司从未承接过相关项目，也就不可能就该相关项目与润鑫公司发生案涉交易。3、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而且不能证明相关人员与塘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情况说明》从证据形式来看应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到庭的情况下不应质证，该《情况说明》的文字内容是经过了相关人员编辑之后再进行签字，而且该《情况说明》系相关人员的单方面陈述，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5、真实性无法确认，只能看出葛凯与陈伏平有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6、真实性不予确认，未加盖相关公章，无法证实该证据的获取来源，且即使进行了盖章确认，金泉投资公司并非国家行政及档案部门，相关人员也理应到庭说明，再者该证据不能反映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第三组证据：1、同第二组证据的证据1。2、送货单8份，证明润鑫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12月8日期间向塘桥公司交付159只化粪池，送货单记载的联系人是华辉和杨伟民等人，其联系和签收化粪池系代表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的职务行为。3、妙桥横泾村图纸复印件1份，系从金泉投资公司拿到的，证明图纸记录的工程名称与地点和送货单记载的工程名称与地点一致。经质证，塘桥公司的意见为：1、同第二组证据证据1的质证意见。2、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关签收人员并非该公司工作人员，且该送货单无法看出润鑫公司已经向塘桥公司履行了相应交付义务。3、真实性不予确认，未加盖相关公章，无法证实该证据的获取来源，且即使进行了盖章确认，金泉投资公司并非国家行政及档案部门，相关人员也理应到庭说明，再者该证据不能反映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第四组证据：1、润鑫公司与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于2017年3月1日签订的《产品定作合同》1份，证明塘桥公司向润鑫公司定作化粪池的事实。2、送货单11份，证明润鑫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向塘桥公司交付103只化粪池，送货单记载的联系人和签收人是华辉等人，其联系和签收化粪池系代表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的职务行为。3、图纸1份，证明图纸记录的工程名称与地点和送货单记载的工程名称与地点一致。经质证，塘桥公司的意见为：1、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合同抬头需方处所列名称是新恒基公司，在盖章处却依然加盖塘桥公司下属市政工程处的公章，表明润鑫公司在与相关人员交易时已经明知其交易的对象并非塘桥公司，而陶舟滔正是新恒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关签收人员并非该公司员工且送货单金额与合同金额不符，该送货单也无法证明润鑫公司向塘桥公司交付了相应的货物。3、该工程并非该公司承建，对图纸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图纸未加盖相关公章，无法证实该证据的获取来源，即使进行了盖章确认，金泉投资公司并非国家行政及档案部门，相关人员也理应到庭说明，再者该证据不能反映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第五组证据：1、送货单1份，证明润鑫公司于2017年5月5日向塘桥公司交付了4只化粪池，价款2200元。2、手机话费发票1份，证明送货单上记载的联系人号码139××××3517的机主是高兵，其系送货时的联系人与签收人。经质证，塘桥公司的意见为：1、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公司从未承建过地税局工程。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而且不能证明相关人员与塘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六组证据：1、2017年1月26日的《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塘桥公司支付的60000元中有34500元并非塘桥公司支付的本案货款。2、打印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江阴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14113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塘桥公司在其他案件中自认陶舟滔是陆新刚的儿子，葛凯是陆新刚儿媳妇（陶舟滔妻子），且同类案件已判决塘桥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经质证，塘桥公司的意见为：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从该协议内容反映的情况来看，是三方之间处理自然人之间的债务，由此更加可以印证润鑫公司明知其交易对象并非塘桥公司而是陶舟滔个人；润鑫公司在（2018）苏0582民初11410号案件中自认塘桥公司已经支付了60000元涉案工程款，并未提及债务冲抵问题，润鑫公司如今提出债务冲抵问题反而证明润鑫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种种不实陈述。2、塘桥公司已经提起上诉，该判决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提交江阴市人民法院交纳上诉案件诉讼费用通知书及交纳上诉费凭据予以证实。而且塘桥公司在此案件中并未自认陶舟滔系陆新刚的儿子。第七组证据：1、陶舟滔于2019年2月22日出具的润鑫公司与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化粪池对账清单2份；2、陶舟滔的个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经质证，塘桥公司的意见为：润鑫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不应视为新证据；润鑫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的对账时间是在本案诉讼期间，润鑫公司对账的对象应为塘桥公司而非案外人陶舟滔，且该对账单从证据形式来看充其量是证人证言，在陶舟滔未到庭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青龙村的对账部分与润鑫公司的庭审陈述存在明显的矛盾，存在不实表述；从陶舟滔的个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来看，陶舟滔在出具对账单时的社保并非由塘桥公司缴纳，陶舟滔在未取得塘桥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出具的对账单对塘桥公司没有约束力；塘桥公司曾经在之前提交过一份对账单，后来又撤回提交，其对账的随意性可以反映涉案交易是润鑫公司与案外第三人发生的。塘桥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一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新恒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1份，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陶舟滔，结合润鑫公司提交的1份抬头需方处书写为新恒基公司的《产品定作合同》，可以证明润鑫公司相关涉案交易并非与塘桥公司产生。2、（2018）苏0582民初11410号案件庭审笔录及钱建芬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谢杰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流水，润鑫公司在（2018）苏0582民初11410号案件中将上述两份银行流水作为证据使用，并自认塘桥公司已经支付了60000元货款，但是在本案中却不再作为证据提交且仅自认塘桥公司支付了24600元货款，显然是为了回避相关付款凭证与塘桥公司无关的事实。经质证，润鑫公司的意见为：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润鑫公司举证的3份《产品定作合同》均加盖了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的印章，可以证实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是合同的相对方，虽然陶舟滔是新恒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法律上并不排斥其可以作为塘桥公司下属的市政工程处的经办人，虽然有1份《产品定作合同》抬头需方处书写为新恒基公司，但是不能据此认定新恒基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2、钱建芬是润鑫公司的股东，谢杰是钱建芬的儿子，陆建刚的儿媳妇葛凯向钱建芬、谢杰的汇款合计60000元可以视为系收到塘桥公司支付的价款60000元。之所以在本案中陈述塘桥公司仅支付24600元，该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内容可以予以证实。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5日前往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陶舟滔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该局向一审法院出具一份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表，该局工作人员反映陶舟滔2018年8月之后未再有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经质证，润鑫公司的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塘桥公司的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该社保缴纳记录来看，陶舟滔缴纳社保截止到2018年8月1日，故润鑫公司提交的由陶舟滔签字的对账清单（2019年2月份出具）对塘桥公司没有拘束力，且塘桥公司在庭审中也明确告知润鑫公司陶舟滔无权代表塘桥公司签署相关文件，但润鑫公司仍与陶舟滔进行所谓的对账，可见该业务并非与塘桥公司发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0日，张家港市塘桥镇人民政府（发包人）与塘桥公司（承包人）签订1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何桥新型社区拆迁安置用房项目-何桥社区13﹟-26﹟房、地下车库、门卫、泵房、配电间围墙、桩基、土建、安装及室外配套工程。2015年8月27日，润鑫公司（供方）与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需方）签订1份《产品定作合同》，约定由润鑫公司向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提供玻璃钢化粪池，其中规格为3﹟6m³的化粪池24只，单价为3600元／只，总金额为86400元；规格为4﹟9m³的化粪池6只，单价为4900元／只，总金额29400元；规格为5﹟12m³的化粪池6只，单价为6550元／只，总金额为39300元。上述化粪池总金额合计155100元。交货地点为供方厂内仓库（以手写形式更正为“包送到工地，需方卸货”）。结算方法、期限：货到工地付50%，余款年底付清，如果2015年12月31日不能付清余款，需方应承担欠款总额每天2‰的违约金。合同抬头需方处记载为塘桥公司，合同底部需方处加盖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印章且有陶舟滔签字。2016年2月23日，润鑫公司（供方）与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需方）又签订1份《产品定作合同》，约定由润鑫公司向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提供玻璃钢化粪池，规格为（1.4×0.85×0.85）1m³，数量为200只，单价为550元／只，总金额为110000元（不开票价）。交货地点为供方厂内仓库（以手写形式更正为“送货至工地，需方卸货”）。结算方法、期限：货送完付60%，余款明年年前付清，如果2017年12月31日不能付清余款，需方应承担欠款总额每天2‰的违约金。合同抬头需方处记载为“塘桥公司～陆新刚（妙桥工地）”，合同底部需方处加盖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印章且有陶舟滔签字。2017年3月1日，润鑫公司（供方）与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需方）再签订1份《产品定作合同》，约定由润鑫公司向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提供玻璃钢化粪池，规格为1m³，数量为100只，单价为500元／只，总金额为50000元。交货地点为供方厂内仓库（以手写形式更正为“包送到工地，需方卸货”）。结算方法、期限：货到工地发完付60%，余款年底付清，如果2018年1月30日不能付清余款，需方应承担欠款总额每天2‰的违约金。合同抬头需方处记载为新恒基公司（青龙村），合同底部需方处加盖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印章且有陶舟滔签字。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0月18日，塘桥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1份《关于陆新刚挂靠本公司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陆新刚是张家港市凤凰镇西张双龙村人，是做市政工程的个体私人老板，在2012年经有关人员介绍挂靠我公司，并租用我公司塘桥镇人民西路153号房屋。我公司将承接到的市政工程业务交给他做，公司对这些工程只收取管理费和税金。但陆新刚同时自己也在外面承接其他与公司无关的工程，并且自行和其他公司或个人结算，我公司对这些工程既不知情，也未收取过任何费用，与相关各方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后因我公司发现陆新刚将公司下发的给其用于工程施工资料的印章随意使用，遂于2017年8月3日将“市政工程处”印章收回并停止使用。一审法院还查明，润鑫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以需重新搜集证据后另行起诉为由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苏0582民初11410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2018年12月7日，润鑫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为：塘桥公司是否为案涉《产品定作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如果是，润鑫公司是否已履行了合同项下的定作物的送货义务？一、塘桥公司是否为案涉《产品定作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润鑫公司认为，三份《产品定作合同》的合同底部需方处均加盖塘桥公司下设的市政工程处印章，且塘桥公司并不否认印章的真实性，市政工程处并非独立法人，应由塘桥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润鑫公司、塘桥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塘桥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陶舟滔的身份并非决定合同当事人的必须条件，且基于陆新刚与陶舟滔的父子关系身份以及陆新刚挂靠在塘桥公司处施工的事实，有理由相信，塘桥公司已授权陶舟滔作为代表人与润鑫公司签订了合同；2017年3月1日的《产品定作合同》抬头需方处书写为新恒基公司，但是该合同加盖有市政工程处印章，合同当事人应该以印章为准。塘桥公司认为，塘桥公司仅仅是案涉合同的形式主体，是被他人假托而成为了交易对象，而且润鑫公司对于该假托情形明知，故塘桥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塘桥公司出具的《关于陆新刚挂靠本公司的情况说明》，塘桥公司自认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印章系由该公司刻制，在庭审中亦未对印章的真实性作出否认，一审法院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照上述事实，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应为塘桥公司内设机构。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作为法人内设机构，对外活动产生的法律责任应该由设立它的法人亦即本案塘桥公司承担。2015年8月27日、2016年2月23日的两份《产品定作合同》落款处均加盖了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印章，且在抬头处也写明了塘桥公司信息，故2015年8月27日、2016年2月23日的两份《产品定作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应为塘桥公司。塘桥公司辩称其系被他人假托而成为了交易对象，但即使存在塘桥公司所述的该情形，也系塘桥公司对于自身印章管理不周所致，不能以此对抗交易的善意相对方亦即润鑫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塘桥公司为该两份《产品定作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关于2017年3月1日的《产品定作合同》，润鑫公司在审理中陈述合同抬头需方处的新恒基公司字样系由陶舟滔书写，在签订合同时，润鑫公司不同意与新恒基公司发生合同关系，只愿意与塘桥公司下设的市政工程处发生合同关系，故在合同落款处加盖市政工程处印章。润鑫公司另陈述，在合同落款处签字的陶舟滔系陆新刚儿子。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尽管需方抬头处书写了新恒基公司，但是合同相对方的确定应以合同底部落款处的印章为准，塘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为新恒基公司且润鑫公司明知该情形，退一步来讲，即使塘桥公司并未真正承接该工程，但因其对于内设机构的印章保管不善引起的法律风险及后果亦不应当由合同相对方亦即润鑫公司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塘桥公司为2017年3月1日的《产品定作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二、润鑫公司是否已履行了《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定作物的送货义务？润鑫公司虽提交由陶舟滔于2019年2月22日签字的对账清单，但一审法院经审核后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理由如下：陶舟滔并非塘桥公司或塘桥公司下设的市政工程处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其当时作为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工作人员取得了相应的委托授权，以签订合同。陶舟滔在签订《产品定作合同》时具有委托授权的身份资格，并不意味着其有权代理塘桥公司出具对账单。塘桥公司在质证时，明确对上述对账清单不确认，明确陶舟滔出具对账清单时未取得塘桥公司授权，且已不再为其缴纳社保。为此，润鑫公司应提供证据证实陶舟滔在出具对账清单时仍为塘桥公司工作人员且已取得塘桥公司授权，但其未能提供。润鑫公司认为基于陶舟滔既有的身份以及对签订合同的知情，陶舟滔现在是否仍为塘桥公司工作人员或者是否取得了塘桥公司对账的授权，并不影响其出具对账清单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润鑫公司的该种意见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且在陶舟滔与塘桥公司就责任的承担事实上已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陶舟滔出具对账单的行为有损害塘桥公司利益之嫌，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碍难认定。关于润鑫公司有无履行《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定作物的送货义务，具体分析如下：1、2015年8月27日《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化粪池交付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送货至何桥小区项目工地的化粪池亦即2015年8月27日《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化粪池，润鑫公司已全部履行了定作物的送货义务。理由如下：首先，润鑫公司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送货单的签收人员系塘桥公司工作人员，但从送货单记载的内容以及表面痕迹等综合分析，可排除送货单系弄虚作假事后补写的可能，有理由相信这是原始的送货单据，上述送货单如果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润鑫公司提交的送货单记载的各个规格的化粪池的数量与《产品定作合同》的记载完全吻合，上述送货单与《产品定作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润鑫公司已履行了2015年8月27日《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化粪池的送货义务。其次，2013年12月2日塘桥公司与张家港市塘桥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塘桥公司的印章，塘桥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依据该合同，何桥小区建设工程项目系塘桥公司自行承包的工程项目，对润鑫公司送至该项目工地的化粪池，塘桥公司否认收取，明显不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编号为4954012的送货单记载的送货时间（2015年8月15日）在《产品定作合同》（2015年8月27日）签订前，润鑫公司对此解释为在签订书面合同前已按陶舟滔的口头指示将6只化粪池送至何桥小区项目工地，在签订合同时将上述化粪池补签进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该6只化粪池的送货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接近，且送货单关于规格、单价的记载均与《产品定作合同》相互印证，润鑫公司的该陈述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上述送货单记载的化粪池金额经计算为1551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2016年2月23日《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化粪池交付情况。该合同明确化粪池用于妙桥工地，同时明确化粪池的规格为1m³，润鑫公司称妙桥工地字样只是润鑫公司的经办人就合同约定的送货地点做简单的标注，实际送货地不止妙桥工地，一审法院认为，润鑫公司的该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应视为化粪池的送货地点明确约定为妙桥工地；其次，润鑫公司提供的送往西张菜场（西张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凤凰镇，妙桥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塘桥镇，不属于同一行政区域）等地的送货单记载的许多化粪池的规格与合同约定的1m³规格不符；再次，标注为送往凤凰工地的编号为1958831的送货单（2015年7月9日）与合同签订的时间（2016年2月23日）相隔半年之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润鑫公司所称的2016年2月23日《产品定作合同》的送货地点不限于妙桥工地的说法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为编号为1958831（凤凰工地）、0146003（西张菜场）、9169801（西张曹庄新村）、2789541（西张菜场-曹庄）、9169812（西张菜场）、4029804（西张菜场）、9169813（西张菜场）、2650585（西张菜场）、0383394（标注为西张菜场且为复印件）、2941250（维达路-北京路，注：该路段属于塘桥镇主镇区，与塘桥镇下辖的妙桥社区非同一地点）、8170588（塘桥镇人力资源市场，注：该地点属于塘桥镇主镇区，与塘桥镇下辖的妙桥社区非同一地点）、0001021（镇中路，注：该路段属于塘桥镇主镇区，与塘桥镇下辖的妙桥社区非同一地点）的送货单无法归放在2016年2月23日的《产品定作合同》项下。因润鑫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字的人员为塘桥公司工作人员，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送货单记载的送货地点系塘桥公司承包的项目工地，单凭送货单并不足以证实润鑫公司已履行了合同项下的送货义务。润鑫公司另提交由陈伏平签字的《情况说明》，但润鑫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陈伏平系塘桥公司工作人员，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陈伏平系西张菜场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工地负责人，故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不应认定。因润鑫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上述送货单，故一审法院对上述送货单不予认定。润鑫公司另陈述编号为0001021送货单记载的“镇中路”位于妙桥，但经查询，镇中路应为塘桥镇主镇区而非妙桥社区的路段名称，对该说法，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编号为4029792（横泾村，注：该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妙桥）、9169816（妙桥横泾村、吹鼓路）、4029794（妙桥吹鼓路工地）、0145112（妙桥吹鼓路）、2941242（妙桥横泾村）的送货单均系在合同签订后送货，且送货单记载的化粪池规格均为1m³，单价均为550元／只，均与2016年2月23日的《产品定作合同》的约定相符，上述送货单可以与《产品定作合同》形成证据链，证实润鑫公司已履行了送货义务。编号为4029792、9169816、4029794、0145112、2941242的送货单记载的化粪池总金额经计算为5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3、2017年3月1日《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化粪池交付情况编号为0000263、0001037的送货单明确记载化粪池送往青龙村，且送货单记载的化粪池的规格、单价与《产品定作合同》相一致，故对该两份送货单，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价款经计算为15000元。编号为0000009的送货单记载的化粪池规格为0﹟，润鑫公司解释体积1m³的化粪池是最小的规格，0﹟是经塘桥公司经办人陶舟滔指示后特别定制的化粪池，规格小于1m³，为方便送货工人识别并方便送货，于是将上述特别定制的小于1m³的化粪池记作0﹟。一审法院认为，润鑫公司的该解释具有合理性，且该送货单明确记载送往的项目工地为“塘桥青龙污水”。对该份送货单，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价款为4000元。编号为0000014（送货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送货单记载的化粪池为单价为550元，但该送货单明确记载送货地点为青龙小区，化粪池的规格亦与合同记载相同，一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价格随市场价格有所浮动亦属正常，故对于该送货单，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价款为550元。编号为0000003送货单记载的化粪池的货号为2m³,单价为1000元／只，均与合同约定的化粪池规格及单价不同，也未记载送货地址，对该送货单，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编号为0000255、0000260、0000274、0000885、0000017、0000019的送货单未明确记载送货地点，因为2017年3月1日《产品定作合同》需方处的签字人员陶舟滔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工作人员，也是新恒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未注明产品定作合同约定的项目工地的送货单，碍难径行认定为系履行2017年3月1日《产品定作合同》项下的化粪池交付义务，上述送货单碍难归到2017年3月1日的《产品定作合同》项下。因润鑫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对上述送货单予以佐证，故对上述送货单，不应认定。编号为0000263、0001037、0000009、0000014的送货单的化粪池总金额经计算为1955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另，润鑫公司陈述编号为0000002（收货单位为塘桥建筑公司陆新刚）的送货单系依照塘桥公司的指示送往地税局的化粪池，但未提供定作合同等予以佐证，对该送货单，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润鑫公司已完成总金额为229650元的定作物的送货义务。塘桥公司理应按照润鑫公司、塘桥公司之间签订的定作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时给付定作价款。润鑫公司在（2018）苏0582民初11410号案件中自认已收到塘桥公司支付的定作价款60000元，该陈述对塘桥公司有利，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之后，润鑫公司又提交2017年1月26日由姚爱东、姚爱民（甲方）、钱建芬（乙方）、陶舟滔（丙方）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认为因姚爱东、姚爱民欠润鑫公司35400元，陶舟滔欠姚爱东、姚爱民工程款，故60000元中的35400元应视为姚爱东、姚爱民向润鑫公司的付款，塘桥公司实际向润鑫公司付款的金额应为24600元（60000元-35400元），一审法院认为，润鑫公司仅提供上述协议书的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无法确认，且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润鑫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陶舟滔在签订协议书时取得了塘桥公司的授权来行使债权债务冲抵，故对润鑫公司所称的60000元中应扣除35400元，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塘桥公司已向润鑫公司支付定作价款60000元。至此，塘桥公司还结欠润鑫公司定作价款169650元（229650元-60000元）。润鑫公司、塘桥公司签订的三份《产品定作合同》均约定如不能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前付清余款，塘桥公司应承担欠款总额每天2%的违约金。但润鑫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违约金，而是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酌定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塘桥公司应给付润鑫公司定作价款1696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6965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塘桥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驳回润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26元，由润鑫公司负担1933元，由塘桥公司负担369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2015年8月17日以及2016年2月23日的《产品定作合同》载明的需方均为塘桥公司，该公司虽对合同不予认可，但合同中加盖的该公司市政工程处印章确系该公司刻制的印章，润鑫公司亦进一步举证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明相应工程系由塘桥公司承包，故在塘桥公司确认合同所涉的工程已经完工而其未能提供另行采购相关产品的凭证或提交其他的证据对于润鑫公司主张的送货事实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润鑫公司举证的送货内容、地点、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载明货物及送货地点相吻合的送货单予以认定，并据此确定双方交易金额，并无不当。对于该部分交易金额210100元，塘桥公司应予支付。扣除已支付的60000元，尚应支付150100元。案涉2017年3月1日的《产品定作合同》抬头部分明确载明的需方为新恒基公司，陶舟涛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润鑫公司陈述上述公司名称系由陶舟涛书写表明陶舟涛在缔约过错中曾有代表新恒基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思，故润鑫公司在签订该份合同时应当知道陶舟涛具有的多重身份且案涉产品需求方可能为新恒基公司。但依据润鑫公司的陈述，其因不愿意与新恒基公司发生交易而要求陶舟涛加盖塘桥公司市政工程处印章，但其却未进一步核实塘桥公司是否授权签订该合同且塘桥公司否认该合同项下工程系由其承建，本案中也无证据表明合同所涉的青龙村工程系塘桥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故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表明塘桥公司以实际履行的方式追认上述合同。据此，润鑫公司主张塘桥公司支付该份合同项下货款，依据并不充分。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该合同项下货款19550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塘桥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民初14939号民事判决；二、张家港市塘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家港市润鑫玻璃钢环保制品有限公司定作价款1501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501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自2018年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张家港市润鑫玻璃钢环保制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26元，由张家港市润鑫玻璃钢环保制品有限公司负担2698元，由张家港市塘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9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36元，由张家港市润鑫玻璃钢环保制品有限公司负担454元，由张家港市塘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4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水娟审 判 员 孙晓蕾审 判 员 管 丰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俊生书 记 员 周媚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