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皖民申2626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耿平山，男，1959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许晴，女，198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原审第三人：侯英姿，女，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原审第三人：李海，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再审申请人耿平山因与被申请人许晴、原审第三人侯英姿、原审第三人李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2民终1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耿平山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1、许晴的起诉状及侯英姿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侯英姿和许晴就临时拆借资金的数额、期限、利率等达成了合意，许晴也当庭确认侯英姿实际拆借资金数额是190万元，按侯英姿的要求将提前扣除利息后的188.1万元打入耿平山账户。对此事实，原审判决未予认定。侯英姿与许晴之间的这种借贷约定，耿平山既没有任何参与，事前毫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证明耿平山委托或授权侯英姿向许晴借款。2、侯英姿在原审中当庭陈述“许晴直到今天还在一直找我要钱”，印证了侯英姿与许晴之间形成并存在民间借贷的基本事实。原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耿平山已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账户收到许晴汇款188.1万元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一是基于侯英姿作为借款担保人在法律上负有代为偿还借款的义务，且侯英姿对此多次以短信、微信的方式确认；二是基于侯英姿与许晴之间的委托支付法律关系，这种为第三人利益的委托支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指导意见，认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即便抛开耿平山与侯英姿之间是否存在债的关系不说，仅凭许晴是受侯英姿指示向耿平山汇款这一事实，耿平山收到该188.1万元也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对耿平山的抗辩全部不予采信，作出以下错误认定：1、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还款期限未到，继而错误认定担保人不存在提前承担担保责任。借条虽然约定还款期限是2016年8月27日，但该借条是依据耿平山的贷款行为而订立，该贷款是一年一清偿，还款义务人是李海，2013年8月27日-2014年8月28日就是这么操作的。根据许晴提供的调查笔录，李海及侯英姿对此均十分清楚。到了2015年贷款还款期限，李海为躲避债务下落不明，耿平山多次催促担保人侯英姿解决还款问题，侯英姿未以还款期限未到为由提出抗辩，显然侯英姿清楚该借款为一年一清偿。侯英姿在银行要求的最后期限通过从许晴处拆借188.1万元、自垫资金11.9万元代偿了银行贷款，第二天对耿平山说双方之间“账已结清”，并找耿平山索要借条，由于银行利息和滞纳金尚未结清，耿平山没有把借条交给侯英姿。侯英姿此后给案外人连续红的微信和电话中多次确认自己借钱替李海还了耿平山的贷款，根本不存在原审所谓的还款期限未到的问题。退一步而言，即便按照借条的还款期限，鉴于李海第二年就无法正常偿还贷款本息，银行还款期限届满无法还款，而且下落不明，银行宽限3个月仍然处于失联状态，根据《合同法》91条、108条的规定，显然属于预期违约，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要求担保人提前履行担保责任。更何况，侯英姿在耿平山多次催告下已实际履行担保责任。而且即便属于清偿未到期债务也属于当事人民事处分行为，且本人在事后予以确认和追认，其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2、原审判决错误认定第三人侯英姿的微信及短信记录是被逼迫情形之下的陈述。侯英姿3次确认已履行担保责任，替李海向耿平山偿还借款：第一次确认是2015年11月28日，许晴打款第二天短信告知耿平山“我们账已清”，并向耿平山索要借条；第二次确认是2016年10月27日，侯英姿给连续红打电话说已经替李海还了耿平山200万元，她自己背着欠许晴200万元的账（尽管证人连续红不能当庭接受质证，但结合短信、微信等相关证据，连续红的证言具有真实性）；第三次确认是2017年2月10日，侯英姿给连续红发微信“耿平山的贷款全部由我买单”。再结合调查笔录侯英姿自述垫付10万元及1.9万元扣息，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侯英姿通过向许晴借款以及自己垫资凑了200万元向耿平山履行担保义务的事实，该188.1万元是侯英姿向许晴的借款，侯英姿确认她承担着向许晴偿还该笔借款的义务。3、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耿平山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海应当一年一清偿。第一，侯英姿的调查笔录、当庭陈述等证据均能证明该笔借款需要一年一清偿；第二，耿平山在原审中己经提交法院所调取的银行贷款资料，以证明该笔贷款实际清偿情况，原审认定存在重大错误。4、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耿平山未能举证证明许晴向耿平山付款是受侯英姿指示。许晴的起诉状、耿平山提供的调查笔录、耿平山在原审中对许晴及侯英姿的当庭询问、法庭的调查询问等大量证据，能证明许晴向耿平山付款是受侯英姿指示。且与耿平山的承诺无任何矛盾，这个承诺是耿平山向第三人侯英姿作出的，并非向许晴承诺，且承诺事项为“放款”，而非“借款”。本案以下几个基本事实无法改变：第一，侯英姿是李海借款的担保人，侯英姿负有向耿平山偿还借款的连带还款义务和责任。第二，侯英姿通过向许晴拆借资金，双方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第三，许晴受侯英姿的委托和要求向耿平山的账户汇入188.1万元。第四，侯英姿本人对履行担保责任，替李海向耿平山偿还借款的事实已经多次予以确认。上述四个基本事实任何一个均可以构成耿平山受领该188.1万元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许晴主张的不当得利不能成立。如同上述事实一样清楚的是，侯英姿作为向许晴借款的真正债务人，已经多次确认其与许晴之间的债务，并表示愿意承担清偿责任。许晴因侯英姿没有清偿能力而极力否认侯英姿是真正的债务人，将不是债务人但有资金实力的耿平山作为追偿对象，许晴的这种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属于滥用诉权和恶意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的申诉理由。1、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侯英姿遂找到以前曾办理过资金过桥业务的许晴，就该贷款要求办理资金过桥190万元。”耿平山主张原审判决未认定上述事实，不能成立。2、侯英姿在原审庭审中陈述“许晴到今天还在一直找我要钱”，不表明许晴认可与侯英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也不影响许晴向耿平山主张不当得利。（二）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的申诉理由。在分析认定耿平山与许晴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时，应首先分析、明确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1、耿平山与阜阳颖淮农村商业银行之间是贷款关系。此法律关系中，耿平山是债务人。即便在实际操作中，当事人之间存在由李海偿还上述贷款本息的先例，但在法律上并不能得出李海是上述贷款债务人的结论。2、耿平山与李海之间是借贷关系。即便存在耿平山借给李海的款项来源于耿平山向阜阳颖淮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以及该三年循环贷款前期由李海偿还等事实，也不能因此得出李海是上述借款的还款义务人的结论。3、耿平山与侯英姿之间为担保法律关系。侯英姿担保的是李海对耿平山的债务，不是耿平山对阜阳颖淮农村商业银行的债务。4、侯英姿与许晴之间存在联系并办理过桥资金的事实。许晴、侯英姿之间是否因上述事实产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必须有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如借款合同、借条、借据等。耿平山申诉中引用的侯英姿“我们帐已清”“耿平山的贷款全部由我买单”等意思表示（陈述），均是侯英姿单方的意思表示，对许晴没有约束力，不能据此认定许晴与侯英姿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综合上述三个法律关系和一个法律事实，耿平山申诉主张侯英姿联系过桥资金是履行李海债务的担保责任，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在耿平山贷款即将到期时，侯英姿找许晴办理“资金过桥”，实际上是为解决耿平山对阜阳颖淮农村商业银行所负的到期债务。耿平山2015年11月26日向侯英姿出具“我配合颖淮农商行侯英姿行长放款”的承诺，表明侯英姿找许晴办理“资金过桥”前，已经取得耿平山的授权或者同意。许晴向耿平山账户汇款，是侯英姿联系“过桥资金”的结果，偿还了耿平山欠阜阳颖淮农村商业银行的债务，耿平山因此获得了利益。在耿平山否认与许晴之间存在188.1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生效判决认定耿平山构成不当得利，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耿平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耿平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余思民审判员  胡小恒审判员  王惠玲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红梅书记员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