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8民终3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霞，女，汉族，1976年10月8日出生，住陕西省米脂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海东，男，汉族，1972年8月23日出生，住陕西省子洲县。上诉人李海霞因与被上诉人吴海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2019)陕0831民初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海霞及被上诉人吴海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海霞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2019)陕0831民初27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确认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仅承担3500元的三轮摩托车车款，有违双方达成买卖协议时的意思表示，且显失公平。2016年5月17日，上诉人通过其销售员高翔与被上诉人达成口头买卖协议，约定将其进价6000元的三轮摩托车以8000元的价格卖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当即支付购车款500元，剩余的3500元及政府补贴的4000元待政府报销后一并给付。后因政府统一采购扶贫机械，被上诉人购买的三轮摩托车不能报销，且被上诉人的该项农机补贴4000元早已在造林项目上领取。根据双方达成买卖协议时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欲将补贴款用以支付购车款，现因该补贴款已领取，其并未在购买上诉人机械上遭受经济损失，故理应支付剩余的7500购车款。且上诉人销售的三轮摩托车进价即6000元，以4000元价格出售明显不合常理，按照交易习惯该份买卖协议也是显失公平的。另外，榆林市其他县区扶贫机械补贴款均是凭票到政府报销，只有子洲县的扶贫机械补贴政策出现突发性变化，不能让政策变化导致的不利后果由上诉人全部承担，这明显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2、收款收据上“不补作废”字样并非是格式条款，不能当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上诉人的解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一审认定收款收据上“不补作废”字样为格式条款，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不补作废”明显不是格式条款。首先，上诉人并未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此条款，在上诉人向另外购买此三轮摩托车的11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上，均未书写“不补作废”的字样，该条款根本没有预先拟定，重复使用;其次，“不补作废”字样是上诉人的销售人员高翔与被上诉人达成买卖协议时协商书写的，一方面是经双方协商后书写，另ー方面上诉人对此完全不知情。故该“不补作废”并非格式条款，当然也不能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确认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吴海东辩称：上诉人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同高翔协商购买的三轮摩托车，上诉人不应当向我们主张权利，三轮车作价8000元，我们付了4000元，剩下4000元由政府补贴报销。我们是16年上的贫困户，没有政府补贴款，高翔说他们可以报，4000元报5000元再给我们1000元,不够4000元的，我们也不补，剩下的4000元购车款与我们无关。我给了500元，剩下的3500元由于经济紧张未能兑现。我认可我欠3500元，而不是7500元。当时没有纸笔就在票上写了“不补作废”，我们当时是2016年年底报销，2016年8月20几，村书记给我们打电话，说李海霞要合格证等拿去报销了，最后没有报来，直至现在合格证没有给我们，三轮车也上不了户。我们还有损失。李海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偿还所欠原告珠峰三轮摩托车欠款75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原告李海霞为了卖三轮摩托车，通过其销售员高翔主动与被告吴海东在内的13户贫困户共同协商，一辆珠峰三轮摩托车作价8000元，由被告吴海东支付4000元（事实上被告仅支付原告500元），剩余的4000元，由被告配合提供报销所需要的材料，原告负责在被告户籍所在地镇政府报销政府补贴4000元。2016年5月17日，原告将三轮及合格证等一并交付被告，同时约定：“补后交于我”、“不补作废”。之后，原告称为了报销又从13户贫困户要回三轮摩托车合格证。三轮摩托车一直未上户。现原告因未能从政府报销到4000元农机补贴，双方对“不补作废”的理解发生争议，原告认为政府补不来余下4000元应由被告继续支付，而被告认为补不来也不关自己的事了，自己只要出上4000元三轮摩托车就归他所有，故原告诉至法院，提出所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不补作废”应做何种解释。本案双方当事人就高翔经原告同意写在收款收据上的“不补作废”未作出明确的约定，各方站在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进行了理解，该“不补作废”等同于格式条款。法律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另原告未能提供与被告约定“不补作废”应作对其有利解释的证据，而被告提供销售员高翔的证明及证人吴登格、吴茂华的当庭作证的证言证实报不来票据作废，原告也不能再向被告要剩下的4000元。现原告李海霞要求被告吴海东支付7500元三轮摩托车欠款的诉请不能全部得到支持。因被告吴海东已经支付了500元，故再支付3500元就履行完毕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海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所欠原告李海霞三轮摩托车车款3500元。二、驳回原告李海霞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李海霞负担14元，由被告吴海东负担1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无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供。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吴海东是否应当向李海霞支付下余的4000元三轮车款。经一、二审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在购买三轮车时，李海霞是以扶贫政策中的扶贫机械补贴款作为条件与贫困户达成购买三轮的口头协议，即贫困户只需出4000元即可购得价值8000元左右的珠峰三轮车一辆，贫困户享受的扶贫机械补贴由李海霞领取，贫困户不再支付下余的三轮车款。但因李海霞不具备出卖扶贫机械的主体资格，不掌握扶贫补贴政策和程序，没有领取到政府给予贫困户的扶贫机械补贴款。李海霞对此有重大过错，因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吴海东已按双方约定支付了三轮车款500元，余下3500元未支付，对于下余4000元本应在扶贫机械补贴款中领取的部分不应当再承担支付的义务，应当由上诉人李海霞承担不能领取的风险责任。李海霞上诉认为，被上诉人吴海东已在造林项目领取了农机补贴款，理应支付下余4000元三轮车款的理由与事实不符，造林补贴款不同于农机补贴款，造林补贴款是用于贫困户造林项目中的扶贫补贴，并非贫困户只要领取了其他项目的扶贫补贴款就应当支付农机补贴款。故李海霞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吴海东辩称是与高翔达成的口头买卖协议，与李海霞无关的理由亦不能成立。高翔是李海霞雇佣的销售员，其在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因李海霞认可，应当由李海霞承担。李海霞据此向吴海东主张权利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海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查明事实清楚，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海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海鸥审判员  崔文静审判员  高元台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田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