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5民初2590号原告：杨某1，男，195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告：杨某2，男，196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被告：杨某3，女，195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权，系被告杨某3的丈夫。被告：范某1，男，195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凤，系被告范某1的妻子。被告：范某2，女，196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被告：杨某4，女，194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被告：杨某5，男，194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被告杨某5的女儿。被告：杨某6，男，193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原告杨某1与被告杨某2、杨某3、杨某6、杨某5、范某1、范某2、杨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小强独任审判，代理书记员黄俊杰担任庭审记录，于2019年4月2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2，被告杨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权，被告范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凤，范某2，被告杨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4、杨某6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依法变更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小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君辉、潘月华组成合议庭，代理书记员黄俊杰担任庭审记录，于2019年6月2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伟权，被告范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凤，被告杨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2、范某2、杨某4、杨某6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1向本院提交诉讼请求：1、请求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对杨义成遗产，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5号，面积80.15平方米房屋所置换的权益，即长沙市天心区水竹冲静谧园小区22栋601号、22栋105号房屋，判决各法定继承人依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份额。2、请求法院判决诉讼费由原告、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杨义成1966年因病去世。1954年购买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5号房屋一栋，面积65.31平方米，被继承人杨义成的法定继承人有被继承人长子杨正凯（己故）代位继承人（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2、杨某3，二子（被告）杨某6，三子（被告）杨某5，大女（被告）杨起明（己故）代位继承人范某1、范某2，二女（被告）杨某4。由于杨正凯（己故），（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21968年在原房空地上扩建了5平方米，1979年换证变更了被继承人杨义成房屋产权证(64)第680号为杨正凯（己故）（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2长沙市私有房屋产权证(79)4442号共有权证面积71.04平方米，杨正凯（己故）（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2三人并于1984年申领了建筑规划许可证建（房）字第××号，批准的建房面积为80.15平方米，侵犯了后来1985年公布实施的继承法，其他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杨正凯（己故）（原告）杨某1，（被告）杨某2长沙市私有房产共有权证(79)4442号，1989年被房屋产权管理机关作出了房地管字109号，“关于同意撤销建新街5号杨正凯等房屋权证的批复”撤销。该房屋一直由杨正凯、（原告）杨某1一家人使用，哪怕1967年文革历史原因（被告）杨起明和代位继承人范某1、范某2，在局关祠5号居住几个月过渡，（被告）杨起明每个月还按时交付房屋租金。该房屋2001年拆迁因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被原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书，开福区法院（2016）湘0105行初12号行政判决，长沙市中院（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湖南省高院所作出的行政裁定书湘行申第772号裁定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5号房屋，面积80.15平方米为杨义成遗产。当时1983年被告在建房现场没有提出异议和出资共建，被告又不起诉原告等人的侵犯继承权违法行为，为维护原告的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杨某2辩称，没有意见，按照法律规定继承即可。被告杨某3辩称，其对家里贡献最大，财产份额由法院判决即可。被告范某1辩称，法院依法裁判即可。被告杨某4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告杨某5辩称，争议房产被拆迁后则不存在了。被继承人杨义成于1966年去世，系其父亲。其建议杨义成的遗产按照5份平均分配。因为我们终究是一家人，房屋拆迁的时候，其从未想过要分配财产。但还是诉至法院，其希望分配财产的过程是和睦的。另外不到庭的两个当事人也没有争过。其取得自己的份额后，会以自己的意愿处理。希望大家不要吵吵闹闹，能够和平、和睦地解决问题。房屋不存在，主要是补偿款的分配，但现在补偿款都还没有到手，希望判决下来的是真真实实的赔偿款项。被告杨某6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杨义成的死亡证明，杨义成的房屋产权证，杨正凯等3人的建筑许可证存根，房屋情况说明，（2017）湘行申772号裁定书，（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书，（2016）湘0105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2002）开行他字第62号，行政诉讼书，关于明确富湘棚改项目拆迁腾地补偿费用标准的通知等证据；被告范某1向本院提交了杨启明、范青的死亡证明；被告杨某2、杨某3、范某2、杨某4、杨某5、杨某6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于上述证据，各当事人未提出实质性异议的，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查明的本案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杨义成于1900年7月29日出生，于1966年3月2日死亡。杨义成与妻子周建纯（已死亡，未提交相关信息）共同生育五个子女，即大儿子杨正凯（1989年死亡，未提供具体信息）；二儿子杨某6，即本案被告杨某6，于1936年4月15日出生；三儿子杨某5于1941年9月18日出生，即本案被告杨某5；大女儿杨启明（1992年死亡，未提交具体信息）；小女儿杨某4于1949年8月13日出生，即本案的被告杨某4。杨正凯与妻子（未提交相关信息）均已死亡，杨正凯与妻子生前共同生育三个子女，大儿子杨某1于1956年3月30日出生，即本案的原告；二儿子杨某2于1961年4月27日出生，即本案的被告杨某2；女儿杨某3于1958年9月8日出生，即本案的被告杨某3。杨启明与丈夫范青石（未提交相关信息）均已死亡，杨启明与丈夫范青石生前共同生育二子女，儿子范某1于1959年9月13日出生，即本案的被告范某1；女儿范某2于1962年7月16日出生，即本案的被告范某2。1964年4月10日，长沙市房地管理局出具的《长沙市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证［64］字第××号）开福区局关祠5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杨义成的名下，该房屋的合计面积为65.31平方米。1979年，长沙市私房换发新证时，杨正凯在长沙市私房换发新证申请表上写明：原证字号遗失，原是杨义成父亲产权（已故），现杨正凯接业，长沙市蔬菜公司桔洲豆豉厂在该表上写有“该同志是我厂职工，以上房屋是父亲的遗产”字样，并加盖了该单位公章，其后该房变更登记至杨正凯、杨某2、杨某1名下，三人取得房权79字第××号长沙市私有房屋权证（建筑面积71.04平方米），1983年10月杨正凯对该房进行改建，并申领了建（房）字第××号《建筑许可执照》，批准的建筑名称为住宅，结构为砖木，建筑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为80.15平方米。之后，杨启明、杨某5、杨某4、杨某6对该房的权属登记提出异议。1989年6月28日，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于对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下达《关于同意注销建新街5号杨正凯等房屋权证的批复》（房地管字[1989]109号文，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明确，“经查，建新街5号系杨义成（已故）所有。1979年换发私房权证时，因审查不严，原私房管理所仅凭杨义成之子杨正凯的申请及单位证明，就办理了杨正凯及其子杨某1、杨某2的房屋权证。现杨义成的其他子女杨某6、杨某5、杨启明、杨某4要求继承产权，故此，同意注销建新街5号(79)4442号私房产权证，待该户依法办理继承手续后，由合法继承人重新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换证手续”。2002年3月26日，长沙市规划管理局开福区分局对长沙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出具说明，确认“关于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10号（老建新街5号）房屋产权人问题，我局在办理其改建手续时，是依据房地部门所发的产权证。该房屋因继承人问题，于1989年被市房地局行文[(1989)109号]予以注销了产权证，故我局在1984年所发建筑许可证中兴建单位杨正凯等一栏应更正为杨义成的合法继承人。”1993年12月18日，长沙市计划委员会下达长计基[1993]770号《关于下达富湘服装城基建计划的通知》，同意案外人富湘公司兴建富湘服装城。2001年7月17日，长沙市棚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案外人湖南富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湘公司”）下达《关于蔡锷北路“富湘城”棚改项目的批复》，同意富湘公司蔡锷北路“长沙富湘城”项目列入全市棚户区改造工程。2001年8月14日，富湘公司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2001]第045号），拆迁范围包括本案所争议的局关祠5号房屋。2002年4月23日，富湘公司因就拆迁补偿事宜未能与原告达成协议，故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现为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住建委”）申请裁决。住建委分别于2002年4月24日、25日向杨某1、范某1等人送达调解通知书，但调解未果。2002年4月28日，住建委作出《裁决书》（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一、同意富湘公司以产权调换形式一次性安置八位被拆迁人（即本案原告及七被告）在天心区水竹冲静谧园小区22栋601号二室一厅房屋壹套（以下标记为“房产1”），计建筑面积65.26平方米；22栋105号二室一厅房屋壹套（以下标记为“房产2”），计建筑面积69.62平方米，两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134.88平方米。二、实行异地安置并降低地域类别的，每降低一个地域类别，在原房屋建筑面积的基础上无偿增加10%的建筑面积。该安置房属五类地域，应无偿增加40%的建筑面积，合计32.06平方米。三、八被拆迁人应支付拆迁人房屋超面积差价款（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不作差价结算；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六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按重置价格结算；超过六平方米的部分，按商品房价格结算）合计22587.60元，此款在拆迁当事人办妥入居手续时付清。四、拆迁人应支付被拆迁人房屋附属设施补偿费、搬迁费等，计4006元，此款在房屋拆除前付清。五、两抵后，被拆迁人应支付拆迁人18581.60元。六、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无条件拆除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等。2002年，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以下简称“房产局”）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强制执行长房证发[2002]080号裁决书。2002年5月29日，本院作出（2002）开行他字第6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准许强制执行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2002）080号裁定书；二、限被执行人杨某5、杨某6、杨某4、杨某1、杨某2、杨某3、范某1、范某2在本裁定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定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杨某1对该《裁决书》不服，向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02年8月20日，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长政复决字[2002]33号），维持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书。之后，涉案房屋被拆除。杨某1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长房政发[2002]080号裁决书等。2017年1月6日，本院作出（2016）湘0105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判令，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杨某1不服该行政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7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认为，杨义成死亡时遗留的房屋属于杨义成的遗产。杨义成的遗产未经析产分配，房权79字第××号长沙市私有房屋权证将杨义成遗留的房屋变更登记为杨正凯、杨某2、杨某1的行为不合法。经杨义成的其他遗产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提出异议后，原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89年6月28日作出房地管字[1989]109号批复，已将房权79字第××号长沙市私有房屋权证注销。经批准杨正凯、杨某1、杨某2于1983年对房屋进行了改建，拆迁时按批准同意改建的面积确认争议房屋的合法面积为80.15平方米，符合法律规定。争议房屋因拆迁所获的安置与补偿款项应由杨义成的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依法继承。杨义成的遗产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因析产发生纠纷，可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杨某1对（2017）湘01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2月2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行申77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杨某1的再审申请。2005年10月17日，湖南富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甲方（以下简称“富湘公司”）与杨义成（已故）、原告（使用人）为乙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明确，甲方经市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拆除司马里地段房屋，进行棚户区改造，乙方所有局关祠10号房屋属拆除之列，现就有关拆迁事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所有局关祠10号房屋一栋二层合法面积80.15平方米产权人系杨义成（已故）等产权人所有；房屋使用人系杨某1居住和使用。2、甲方一次性安置乙方在中江锦城16栋1028号门面（以下标记为“门面3”）一间，建筑面积40.14平方米。3、乙方产权面积80.15平方米，在中江锦城安置补偿门面后，少于乙方合法面积的部分甲乙双方另行再协商，对于此部分面积按乙方原使用性质甲乙双方协商按住宅性质安置或补偿；4、中江锦城门面产权过户手续，因乙方系共同产权人之一，且产权不明确，待乙方家庭明确产权人后再由甲方办理相关手续给乙方；5、其余事宜有待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按拆迁条例进行处理。原告在该协议书上签名，并写有“本人对确定为杨义成产权及建筑面积有异议，本协议在所有安置到位后生效”字样。同日，原告向富湘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你司拆迁偿还我家房屋（门面）产权证，暂不办理，待我家房屋产权确定后再办到产权人名下”。其后，富湘公司将中江锦城16栋1028号门面交给原告，一直由原告在出租使用。对于该门面，原告称系富湘公司因拆迁对原告的生活造成困难，故对原告的一种补偿，系原告生活的主要来源，故不应作为遗产进行予以继承。对此，其他到庭的被告不予认可，认为系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应作为遗产进行分配。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对杨义成遗产，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5号面积为80.15平方米房屋由各法定继承人依法进行继承。因上述房产已被拆除，经本院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分割《裁决书》中载明的房产1与房产2。因原告与七被告多年来未实际受领上述房产1与房产2，上述房产的登记信息与实际使用人均处于不明状态，原告与被告均未举证证明上述房产1、房产2的产权登记情况。对于门面3，原告不认为是遗产，亦未提出分割请求，七被告虽认为门面3为遗产，但未举证证明相应的登记信息。为此，本院以职权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函》，要求协助对“房产1”、“房产2”、“门面3”的产权登记信息进行查询。2019年9月3日，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本院作出《复函》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根据贵院提供的现有信息，经查询不动产登记系统，未查询到贵院所述长沙市天心区水竹冲静谧园小区22栋601号（房产1）、105号（房产2）及中江锦城16栋1028号房屋（门面3）登记信息。另查明，原告提出，1989年，其父亲杨正凯中风后，杨某5、杨启明找到原告说要带人来买争议房屋，说是要卖4万元。父亲杨正凯不能说话，原告不同意，买房子的就走了，杨某5说要原告出1万元给他们作为继承房屋的补偿。原告还是不同意。1992年，杨启明去世，无钱安葬，杨某5又找到原告，要原告拿出1万元，给五子女每人2000元，包括原告的父亲杨正凯在内。原告当时拿了2000元给杨某5。杨启明的丧事办完后，原告又拿了6000元给杨某5，杨某5回头给了原告2000元。杨某6表示不要，用于了杨义成修坟。2004年，原告又给了7000元给杨某5用于祖母移坟。原告拿出的1万元也是作为65.31平方米房屋当时的市场价，故该房应属于原告。对此，杨某5称确实存在1万元的家产问题，每个人都有2000元，其拿了2000元用于杨启明的葬礼，该1万元与争议房产无关。参与庭审的其他被告对于原告拿出1万元购买争议房屋的意见不予认可。还查明，杨义成死亡后，杨正凯与妻子及三个子女（原告与被告杨某2、杨某3）共同在争议房屋中居住。1983年10月，杨正凯对该房进行改建，并申领了建（房）字第××号《建筑许可执照》，批准的建筑名称为住宅，结构为砖木，建筑层数为2层，建筑面积为80.15平方米。被告杨某3当庭称，争议房屋的此次改建，系父亲杨正凯与母亲，原告、杨某2、杨某3一家五人共同努力建成，当时杨正凯夫妇称建好就是三个子女的。其中杨某3的丈夫包工包料负责水电安装，杨某3负责五吨水泥指标，钱是杨正凯夫妇出的。具体的事情出力最多的是杨某3，原告与杨某2没怎么出力。杨某3的父母死亡后也是由杨某3负责出葬。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被继承人杨义成于1966年死亡，原告请求对杨义成遗产，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5号面积为80.15平方米房屋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因上述房产已被拆除，经本院释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分割上述房产所置换的权益，即对房产1与房产2进行分割。经查，根据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上述房产确已被置换为房产1、房产2等权利，但同时附有相应义务。原告对《裁决书》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一审、二审均驳回了原告的诉求。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与被告均未实际受领房产1、房产2的权利，亦未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均未就房产1、房产2的权属状况及登记情况进行举证。为此，本院依职权对房产1、房产2的权属及登记状况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核实，亦无法获取相关信息。另，原告因与富湘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实际使用的门面3，原告虽当庭认可已实际在使用，但所有权状况依然不明，且原告认为该门面3不是遗产，不应予以分配。七被告虽认为门面3为遗产，但未举证证明门面3的相关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遗产的明确范围、权属状况等具体事实系遗产分割的前提。《裁决书》虽已明确将该房产置换为房产1、房产2（另包含相应的义务），但因原告与被告多年来未实际受理上述权利（亦未履行相应的义务），故房产1与房产2的权属状况仍然处于不明状态。门面3的权属状况亦是如此。原告未举证明确遗产具体范围及权属状况，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已达到遗产分割的条件，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因本案中涉及的长沙市开福区局关祠5号房屋已被拆除，该房产已被置换成其他权利，但因原告与被告长期未受领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故被置换的权利（含相应的义务）处于未决状态。为此，原告与七被告可在本案终结后，以共同权利人身份向相关主体受让相应权利（包括履行相应义务），待遗产范围具体明确后再进行遗产分割。二、被告杨某2、范某2、杨某4、杨某6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应诉、不举证、不质证、不辩论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杨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42元，由原告杨某1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小强人民陪审员  刘君辉人民陪审员  潘月华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代理书记员  黄俊杰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