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晋05刑终250号原公诉机关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1，男，19xx年10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426xxxx037，汉族，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人，户籍住所地：山西省浮山县，大学文化，晋城市看守所民警。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2018年11月2日被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4月10日经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19年5月17日经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泽州县看守所。辩护人张鲁震、淮锦锦，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曹某1，男，19xx年9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405xxxx07X，汉族，山西省陵川县人，户籍住所地：山西省陵川县附城镇，大学文化，晋城市看守所辅警。因涉嫌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2018年11月2日被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4月10日经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19年5月17日经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泽州县看守所。辩护人周明礼，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某1犯玩忽职守罪、原审被告人曹某1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一案，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晋0502刑初56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某1、曹某1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8年1月8日21时1分至2018年1月9日17时29分期间，在押犯罪嫌疑人王某1（另案起诉）为洗脱嫌疑，在被告人刘某1、曹某1及协警段某1、在押人员王某2、都某1（另案起诉）的帮助下，与犯罪嫌疑人赵某1（另案起诉）相互传递信件，要求赵某1补写借条帮助其证明涉案47万元系借款，并通过律师会见将借条补交给律师，由律师交给了公安机关。2018年1月8日下午15时30分至17时15分山西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1提审会见王某1时，王某1并不认罪，称多次给赵某1现金是因赵某1赌博将房子输掉，想把房子赎回来跟他借的钱，但没有借条。在此过程中王某1了解到如有借条的话，则对自己非常有利，事情就好办了。晚上王某1回到市看守所一区102监室后，产生了让赵某1打借条的想法，并将其想法说给了“头铺”都某1。都某1认为王某1事情不大，且律师在给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很快就会没事，而自己也即将刑满释放，出去后可以通过这个泽州县坤达煤业公司的总经理挣点钱，便答应帮忙。随后王某1将写有让赵某1自己扛下来，不要乱说把其扯进来，并提出让赵某1将自己给他的钱打成借条的信件交给都某1，当晚21时39分，都某1趁曹某1巡视监区时，将信件交给了曹某1，让其传给107监室的“头铺”王某2，曹某1在过道尽头背对监控打开信件看了内容后，通过监室窗口交给了王某2，收到信件后转交给了同监室的赵某1。赵某1接信后给王某1打了4支借条，分别为一支40万元、两支3万元和一支1万元。同时给王某1写了一张信件，意思是不要再折腾了，借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当晚22时29分通过王某2交给了曹某1，23时01分，曹某1将该信件传给都某1。次日早上6时25分许，都某1将借条及信件交给了王某1，王某1看后认为40万元的借条时间打在2017年12月有点晚，想让改为2017年11月初，都某1让其再写个信件，说清楚需要的日期，王某1再次写好信件交给都某1。上午10时48分，都某1趁干警刘某1巡视监区时，对刘某1说自己快出来了，原来借给王某2的烟不用他还了，想当面和王某2说会儿话，10时50分刘某1将都某1带至干警值班的分控室，随后安排协警将王某2也带至该室。在分控室内，王某2、都某1与刘某1三人谈话过程中，都某1将装有信件的半盒烟交给了王某2，王某2回到监室后将信件交给了赵某1，赵某1重新按照王某1的要求写了一支40万元的借条，时间由原来的2017年12月改为2017年11月8日，并将该借条交给了王某2。1月9日16时24分起都某1在值班分控室与刘某1聊天至17时许，协警段某1到分控室上厕所，都某1便让段某1到107监室找王某2，问问有个事办好了没有，段某1在刘某1同意的情况下，17时18分到107监室通过王某2拿到了一叠好的信件，回到分控室后当着刘某1的面交给了都某1，17时25分许，都某1在102监室将该信件交给了王某1，该信件即为赵某1更改日期后的借条。2018年1月17日上午9：10至10:35李某1再次会见王某1，王某1称有了借条，几次尝试悄悄交给李某1，但又怕有监控，李某1让其大大方方拿出来没事。王某1就分别从袖口和衣服里将四支借条拿出来交给了李某1。其中有三只借条写在一张纸上，日期依次为2017年11月4日、2017年12月2日、2017年12月3日，另外一支40万元的借条，日期为2017年11月8日。同年1月22日李某1再次会见王某1向其核实借条的来源及真实性后，于次日将该四支借条连同本人所写情况说明提供给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刑警大队。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原审当庭出示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关于王某1、赵某1在晋城市看守所羁押期间相互传递信件一案的情况说明。（2）王某1与赵某1通风报信传递信件经过情况。（3）被告人刘某1公务员登记表、干部基本情况表及其基本情况说明；被告人曹某1的基本情况说明、段某1的基本情况说明。（4）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对曹某1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曹某1身份情况的说明、将曹某1退还晋城市保安守押有限公司的通知书。（5）刘某1、曹某1、段某1、王某1等人家庭成员的户籍资料。（6）关于对晋城市看守所干警刘某1、原协警曹某1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晋城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起诉建议书、晋城市看守所出所人员信息等材料。（7）涉案四支借条的复印件。（8）被告人刘某1及其妻子高某1、父亲刘某2、儿子刘某3等亲属产权登记信息、车辆登记信息、银行开户交易信息查询、交易凭证。（9）晋城市看守所工作职责及管教民警工作职责。（10）都某1立案、刑拘等相关文书、材料。（11）都某1妻子王某3存款明细。（12）王某1故意伤害一案的相关材料（黄某1、宋某1、韩某1等人的证言），证实殴打陈某1的情况。（13）户籍证明及照片，证实被告人刘某1、曹某1的个人基本情况。2、视听资料（晋城市看守所监控资料）。3、证人证言（1）赵某1的证言，证实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约是2018年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们监室的头铺王某2给了我一个纸条，我看了一下是王某1写给我的，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一个人能顶的事不要两个人都进来，想让我一个人把雇人打董事长陈某1的事扛下来，还说等我出去以后还能照顾照顾我，同时要求我把他给我的47万元写个借条，说成是他借给我的钱，日期就按照他让我雇人打陈某1那段时间，分开打几个条。我就在厕所隔断给他打了四个条，一个条40万，两个条3万元，还有一个条1万。我故意没有按常规打条的方式打，写成是借到王某1“现金”多少多少钱，打好条后，我还给他写了一张纸条，意思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公安局把案都破了，让他不要瞎折腾了，打借条也不起什么作用，我也没有按手印，也没有写身份证号，反而会把事情弄大。写好后我把借条和王某1的纸条一起交给了王某2，王某2是如何传给王某1的我就不知道了。大约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王某2又给了我个纸条，是王某1写给我的，意思是那个40万元的条日期靠后了，让我写的提前点改成11月几号，我记不清了，后来我就在床铺上又给王某1打了一个40万元的借条，按照他说的日期写的，写好后把条交给了王某2，之后的事我不知道了，再也没和王某1有任何关系。我想着王某1肯定是在看守所找上人了，如果不给他打借条，怕他找里面的人“收拾”我。（2）段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月初的一天，我从主控室出来去干警值班的分控室上厕所，进到分控室的时候我看见102监室的头铺都某1跟管教民警刘某1在分控室坐着聊天，当时都某1在进门的椅子上坐着，刘某1在办公桌前坐着。我从厕所出来之后，准备回主控室的时候被都某1叫住了，问我借打火机，我给他点上烟之后，都某1让我去107监室找王某2问问他让王某2写的东西写好了没有，我问是什么东西，都某1说问王某2他就知道。因为我不敢私自做主，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刘某1，刘某1点了点头，说是去帮看看吧，于是我就去107监室问王某2都某1的东西弄好了没有，这时王某2从床下拿出一个东西，我看见是一张叠好的纸条，我拿上没有看就直接给了在分控室的都某1。因为当时帮他们传递纸条是刘某1同意的，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看守所在准备年会，有的在押人员在准备节目，存在抄歌词的情况，所以我就帮他们传递了。我回到分控室的时候刘某1在场，我不清楚他是否看条的内容了，我把条给了都某1之后我就回主控室看监控去了。（3）都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1月初，王某1从一监区101室调到我们102监室，来了之后我们监室的人就问他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他说他是天户煤矿的总经理，说他以前的司机（叫什么军强）找人把煤矿的领导砍了几刀，司机被抓获后说是他指使的，王某1说他是被冤枉的。王某1知道我是监室的头铺后就和我套近乎，又把案情和我说了一遍，意思是让我想办法让他的司机给他打几张欠条，说是他帮他的司机还账。他还说他过几天就取保出去了，我想着说不定等我出去之后他还能照顾照顾我，我就答应了帮他办这个事。当天晚上王某1在监室写了一张纸条，意思就是让军强顶住，不要乱说，还让军强给他打一张借条。王某1写好之后我就把纸条放到了窗户边上，晚上9点多看守所的干部曹某1巡视到我们监室，我就跟曹干部说把纸条给了107监室头铺王某2，曹干部没说什么就拿上走了，过了两个小时曹干部从窗户边上把纸条给了我，我打开看了看，内容里有要烟的字样，还有让王某1不要瞎折腾了，打条也不顶什么用，同时还有条，条上写了三个借条，另外一张上写了40万，一共是47万。当天晚上我没有给王某1，第二天早上给了他。王某1看了看，说其中一个借条的时间打的太近了，有问题，让找个人，给军强捎个信儿，把那张有问题的条重新打一下。王某1把纸上的四个条都撕下来了，王某1自己写了一张条，内容是让军强把条改一下，具体时间是王某1定的，我记不清了，写好之后我就把条装在身上。王某1告诉我军强在209监室，正好209监室的头铺王某2经常和我借烟，后管教干部刘某1巡视到我们监室的时候，我和他说我有事汇报，他把我叫到了分控室。我就和刘干部说王某2经常问我借烟，借了之后还还我，一盒烟没必要还，我就问刘干部能不能把王某2叫过来聊一会天，刘干部就同意了，吩咐一名协警把王某2叫到了分控室。王某2过来之后我们简单说了几句话，我跟王某2说回去之后多照顾照顾军强，同时让王某2告诉军强按他老板的意思把条的日期改一下，我给王某2烟的时候刘某1在场，他问我给了王某2什么，我说是一盒烟。当时烟盒里除了烟，还有王某1写的纸条，让我塞进烟盒里传给军强看。我和王某2谈论让军强打条的事的时候刘某1不在场，他去厕所了。我把烟给了王某2之后跟他说看下午能不能写好，写好了就找人拿过来。到了下午5点，刘干部又找我谈话，当时在分控室坐着，正好一个姓段的管教干部进来了，我就和段干部说帮忙去209问问王某2让他办的事办好了没有，段干部就去了209监室，过了一会拿了一张叠好的纸条给了我，我当时没有看就拿回监室给了王某1。段干部给我条的时候我印象中刘干部不在，具体记不清了。后来我没有注意王某1把烟盒打开，但是王某1和我说条打好了，条打好之后，我见王某1让管教干部通知律师会见，但是律师因为有事没有来，后来王某1就去了114监室，后面的事我就不清楚了。我不知道王某1和我说的与军强之间钱款的事是真是假，按照监所的规定是不允许这样传纸条的，我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想到他的身份，以后出去会照顾到我，我就相信他说的话，帮他做了这个事。我传纸条的时候至于管教干部是否会检查烟盒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4）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底我代理了泽州县坤达煤业公司原总经理王某1的案件。在他被关押在晋城市看守所期间，我会见过他5次。第一次大约2017年12月29日；第二次大约是2018年1月3日；第三次大约是2018年1月8日；第四次是1月17日；第五次是1月22日。在会见的过程中，王某1说他借给过赵某1两次钱。一次赵某12016年买房的时候借过3万，一次2017年七八月份，赵某1在河南时向他借4万元，他借给了赵某13万。我觉得赵某1和王某1借这4万元与案件有关系，但是他本人不承认。第三次会见王某1的时候，他才说给了赵某140多万元，还说都是借给赵某1的，用于赵某1还赌博欠下的钱，我当时不太相信，就问他赵某1是否给他打过条，他说没有，如果当时打个条就好了。我说那肯定，要有条就好说了。这话我就是顺口说了句，并不存在诱导，我认为这是我在办案过程中与当事人沟通的一种方式，这个案件王某1时零口供，我不了解相关案情，而且要写律师意见向公安机关提供，所以就和当事人沟通多点。第四次会见王某1的时候先说了几次给赵某1钱的过程，后来又说给赵某1那个钱有条，还问我是否带着法律书，意思是看看把条塞进书里给我，并几次尝试将袖口里的东西交给我，但他怕有监控，我让他大大方方拿出来，他才从袖口抽出叠好的纸交给了我。我一看是两张不完整的纸，其中一张上是一个40万元的借条，另一张是三个借条（两个三万的，一个一万的）。我问他从哪来的，他说看守所搜身不净刑拘时从外面带进来的，还有一张门禁卡。我就问他原来说的没条现在怎么又有条了，他支支吾吾说不清。之后我去北京办事，回来后1月22日又去会见王某1，向他核实借条的真实性和来源，王某1说这个借条是在他办公室打的，用的是泽州县坤达煤业公司的公用纸。我说如果没问题我就交给公安机关了，他说没有问题。我拿上借条后，就去城区公安局刑警队提供，刚开始不收，说进看守所不可能带进去东西，我说当事人说是真的，我也不能放在我这里，后来公安机关让我写了个情况说明附着借条交给了公安机关。我自己存在疑问，这也是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所以应当及时交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进行核实。（5）王某1的证言，证实大约2018年1月初的时候，有次我家里给我聘请的精石律师事务所李律师会见我，谈论我的案情，期间说起我给赵某1的47万元如果有借条就好办了。谈话结束后，我明白如果能让赵某1给我打上借条的话会对我的案件有利，我就和同监室的头铺都某1说了我自己的案情，说如果能让赵某1给打个借条就好了，都某1说给我想想办法。当晚都某1说可以帮我传话给赵某1，我就给赵某1写了个纸条（纸条内容意思是让他把47万元写成借条，还有意思是让他一个人扛住就好了，不要把我牵进来）交给了都某1，都某1是如何传给赵某1的我不知道。大约第二天早上，都某1交给我赵某1打的借条和一张纸条，意思是打借条起不了多大作用，还不如和公安局的多说说多沟通。我看了一下借条，一张是40万元的，两张3万元的，一张1万元，格式是今借到王某1现金多少多少钱。我看了看40万元的条日期在2017年12月几号，数字上勾划过。我就跟都某1说这个条不行，都某1说让他改改。随后我又写了个纸条给赵某1让他把时间改成2017年11月8日，这个纸条也是通过都某1传出去的。当天下午都某1就交给我赵某1重新打的40万元的借条了。我大概是律师第四次会见我的时候把条给了律师，我说当时进看守所的时候就带着，搜身不细就带进来了。第五次李律师来会见我的时候问我借条到底哪来的，我说从外面带进来的。我当时想让他给我家属，出去以后有个凭证，当时律师不想接，我又跟他说了半天他才接了，当时没说交给谁，后来他又会见我时跟我说交给公安机关了。2018年1月17日上午8时许，市看守所民警刘某1将我提出监室到干警值班分控室就是聊了一会天，说了会闲话。可能他知道我和市看守所管号干警李某2是同学，瞎客气一下。都某1知道我是天户煤矿的总经理，我认为他是想着以后出去能到天户煤矿挣点钱，所以才帮我。（6）王某2的证言，证实大约2018年1月13日前，因为我记得都某1在23日就放了，他和我说还有十天就放了，有一名叫刘某1的干部，他是看守所的一个管号干部，那天晚上他将我从107监室提到值班室还是谈话室，都某1就提前在那里，刘某1让我和都某1坐在一边，然后和都某1闲聊，他说还有十几天就放了，然后给我发了一根烟，还给了我一盒烟让我拿上抽，他将那盒拆开的芙蓉王放在我手上，说将这个烟给了赵某1。回去以后我将烟给了赵某1，我看见那个包装烟盒的透明塑料皮里夹了一个纸条，然后我拿出来问赵某1是不是给他的，赵某1就拿过去了。我记不清是否看了纸条的内容。之后赵某1写了个东西，满满一大张，他说老板让他补个借条，让他一个人担住，具体说了什么记不清了。记不清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段干部过来问我弄好了没有，我就叫赵某1，赵某1给了我他写好的东西，我给了段干部。在都某1给我那个烟盒之前还是之后，姓曹的干部给过我一个烟盒，烟盒里放的纸条，我看见上面写了个赵某1，就给了赵某1，记不清看纸条内容了没有。这次赵某1写了个东西给了我，曹干部巡视的时候我就给了曹干部。传纸条的事情，我记得就是协警曹某1给传过一次，赵某1写好后又通过曹某1传了回去；在分控室干警刘某1把我和都某1叫到一起时通过烟盒里的纸条传过一次，赵某1写好后协警段某1从我这拿走的。第一次我不知道是谁传来的，曹某1给了我以后，赵某1写好我就又给了曹某1。第二次是都某1直接给我的，后来段某1来取纸条时我知道是都某1让他来问的。4、被告人供述（1）刘某1的供述，供认我是晋城市看守所的一名管教民警。2018年4月份之前，我在看守所是管教民警，主要负责101、102、103在押人员的谈话教育、思想动态、劳动生产看管工作；2018年4月份之后因为轮岗把我调到了提审岗位，主要是负责办案单位提审在押人员的时候，负责把在押人员从监室提到讯问室。我认识王某1和都某1，王某1进看守所之前在过渡号101呆过十来天，后来就转到了102，在102呆了一周左右又转到了104。都某1在看守所的时间长了，他是102监室的头铺。在我担任管教民警期间，我和都某1、王某1有过接触。根据规定，监室的人每个月至少谈话两次，所以我跟他们都谈过话，因为王某1进来的时间不长，我和他谈过三、四次，都某1进来时间长，而且他是102监室的头铺，平时帮助我管理在押人员，我们接触的多一点。我没有违规给都某1和王某1提供过帮助。2018年1月9日上午10点50分我将都某1提至分控室，10点54分将王某2提至分控室，我们三个人在分控室约5分钟后，王某2返回107监室，11点07分都某1返回102监室，这个主要是都某1和我说107监室的王某2之前和他借过两盒烟，后来还给了他，他说他过几天就要出去了，觉得朋友之间没必要还，他想让我把王某2叫到分控室，想当面把烟还给王某2。我当时在分控室的监控上看见107里面纪律不太好，我想着把107的头铺王某2叫过来，让他和都某1碰个面，顺便让他回去把107监室的纪律管理一下。他们二人见面之后谈话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都是些客套话，我记得没有涉及到案件问题。把王某2和都某1一起提到分控室不符合规定，但是我想着不是同案人员，叫到一起谈话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就这么做了。在分控室我记得都某1给了王某2一盒烟，其他没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检查过烟盒是否有其他东西，这是我的失职。2018年1月9日16时24分我将都某1提到分控室，直至17点19分才将都某1送回监室，也是谈话，在谈话期间，我们单位的协警段某1，记不清他是干什么了，也进到了分控室。进到分控室后，都某1让段某1去帮忙拿个东西，我当时也没多问，我就见段某1出去了，他也没有和我请示。大概三五分钟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见段某1给了都某1一个东西，具体我没看清楚，我当时也没有多想。监委会跟我谈话时我说段某1给了都某1一张叠好的纸条，我当时是真记不清了，确实没有注意到传递的是什么东西。后来段某1离开分控室后，我就将都某1送回去了。我之所以上午对都某1谈话，下午也对都某1谈话，是因为我第二天要休息了，就把都某1叫到分控室安排了一些事情，谈完之后我们又闲聊了一会。（2）曹某1的供述，供认都某1是晋城市看守所一监区102室的头铺，我之前不认识他，他进我们看守所之后，我们大队长任某1安置我，在巡视的时候照顾一下都某1，主要就是平时多给他打点热水，吃泡面的时候方便点，其他也没有什么。2018年1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巡视到102监室的时候，都某1叫住我，给了我一张叠好的纸条，说是给了107监室的王某2，我想着都某1是任某1的关系，我没有多想，也没有请示领导，就收下了。我走到走廊尽头，把条打开看了一下，看见条上写的是“今天办案单位提审你时说了什么”，我想着这条与案件没有多大关系，就拿上条走到了107监室，按照都某1的指示把条给了王某2。我把条给了王某2之后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巡视走到107监室，王某2叫住我，给了我一张叠好的纸条，让我给了都某1。我拿上条之后回到了分控室，我打开条，看见上面写的“办案机关就问了一些案件的基本情况，那50万条的事我没说”。看完条之后我重新叠好，然后走到102监室给了都某1。都某1和王某2不是同案人员，我当时不清楚都某1为什么要给王某2写条，后来检察院调查的时候我才知道都某1是帮助他们监室的王某1与王某2监室的赵某1传递纸条。以上证据经原审当庭质证，被告人刘某1、曹某1均无异议；被告人曹某1的辩护人质证意见认为，1、都某1、王某2、王某1、赵某1四人在曹某1是否传递借条上的证言不一致，相冲突。2、曹某1的谈话笔录证实队长让照顾都某1，侦查机关未调取对被告人曹某1有利的证据。公诉机关质证意见认为，1、王某1、赵某1、都某1等人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打借条的行为在第一次传递时已经完成。第二次仅是将40万元借条的日期进行了更改。2、不论曹某1传递纸条或是借条，均不影响对曹某1犯罪事实及罪名的认定。王某1、都某1、王某2、赵某1证言中对于案件细节的描述有不一致之处，但综合分析四人的证言可以印证王某1要求赵某1写借条后，通过都某1、王某2及被告人刘某1、曹某1将赵某1所写借条交给王某1的事实。故公诉机关所举证据可以印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对此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1无视国家法律，作为晋城市看守所的民警，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在其监管范围内发生伪造证据并进行传递的犯罪行为，严重妨害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曹某1身为晋城市看守所辅警，依法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在看管在押人员期间为犯罪分子传递信件、伪造证据，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其行为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该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曹某1及其辩护人辩称曹某1仅传递纸条，未传递借条，根据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被告人曹某1传递借条的事实，故对以上与本院查明事实相悖的辩护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刘某1、曹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有关坦白的辩护意见，该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刘某1辩称其构成自首的意见，该院认为，公诉机关当庭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其系主动到案，其也未向该院提供其主动到案的相关证据，故对其辩称构成自首的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某1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被告人曹某1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原审被告人刘某1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意见：1、一审关于上诉人刘某1知情并默许纸条传递行为发生的事实认定证据明显不足，刘某1没有犯罪故意。2、刘某1允许都某1与王某2见面的行为与赵某1等人伪造证据、逃避处罚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属于工作上的失误，不构成玩忽职守罪。3、刘某1主观过失较小，犯罪情节轻微，亦未造成实际危害结果。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刘某1免予刑事处罚。原审被告人曹某1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意见：1、对一审判决关于罪名的定性，上诉人曹某1并无争议，但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量刑过重，未能做到罚当其罪。2、上诉人曹某1帮助都某1仅仅传递了纸条，不包含借条，日期靠前的借条系段某1传递，非曹某1，且曹某1主观上并无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目的，而仅仅是遵照上级指示适当照顾的目的；3、上诉人曹某1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客观上未造成损害后果，请求对曹某1免予刑事处罚。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1身为晋城市看守所的管教岗位民警，在工作中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在其监管范围内发生伪造证据并进行传递的犯罪行为，严重妨害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曹某1身为晋城市看守所辅警，依法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职责，在看管在押人员期间为犯罪分子传递信件、伪造证据，其行为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对二上诉人依法应予刑罚处罚。二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关于上诉人刘某1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意见，1、一审认定刘某1知情并默许纸条传递行为发生的事实证据不足理由，经查，上诉人刘某1的供述与段晨凯、都某1、王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实2019年1月9日上午刘某1把王某2和都某1一起提到分控室谈话，使得都某1将装有信件的半盒烟交给了王某2。同日下午，在刘某1的同意下，段某1通过王某2拿到信件，回到分控室后当着刘某1的面交给了都某1的事实。2、刘某1的行为属于工作失误，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其没有犯罪故意的理由，经查，正是由于刘某1在职守中马虎从事对待自己的职责，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到可能会发生，但轻信可以避免，以致发生同案犯罪分子之间传递信件、伪造证据，从而妨害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严重后果。刘某1的工作失职与赵某1等人伪造证据、逃避处罚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刘某1的行为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该罪名在主观方面由过失构成，故意不构成本罪。3、刘某1主观过失较小，犯罪情节轻微，亦未造成实际危害结果的理由和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曹某1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意见，1、曹某1帮助都某1仅仅传递了纸条，不包含借条的理由，经查，都某1、王某1、王某2、赵某1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赵某1给王某1所打四支借条通过曹某1第一次传递时已经完成，通过段晨凯的第二次传递仅是将40万元借条的日期进行了更改的事实。2、曹某1主观上并无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目的，其仅是遵照上级指示适当照顾的理由，经查，上诉人曹某1系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看守所辅警，违反有关规定，向犯罪分子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传递信件、伪造的证据，为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提供帮助，其主观故意明显。3、曹某1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客观上未造成损害后果的理由和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霍敏翔审 判 员  刘鹏审 判 员  张钰 二0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赢书 记 员  荣耀书记员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