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5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宏，男，196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亚非拉国际贸易（北京）公司CEO，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丽，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31号鸿富大厦10层。法定代表人张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民，山西瑞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高来生，男，196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民，山西瑞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永宏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高来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2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永宏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撤销(2019)晋0106民初207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二、请求法院判令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给原告开具的10万元的收据，收款事由并未写明是入股金，即便如原告所述入股金字样由于时间较长，难以看清，该10万元与高来生签订《股权投资信托协议》时约定的应交纳的入股金711466.76元也不一致，不能证明李永宏向公司交纳入股金”系严重的事实认识错误。第一，在工商备案且一审法院已经认可的2004年10月《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工商国有股减持改制方案》中明确了改制后职工持股比例15%，以信托的方式由职工代表高来生代持。改制后的股东会由股东代表、职工股东代表以及法人股东代表共同组成。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同意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改制的批复》的明确了职工的出资由职工身份置换的经济补偿金、个人出资和贷款三部分组成。其附件《职工个人入股明细表》中详细记载了19名职工(包括李永宏在内)的职工入股金额及持股比例，郭平、张润元委托孙旭东持股，其余人员委托高来生持股。以上证据证实了李永宏作为山外公司的在册正式职工19人中的一员认购山外公司1%的股份，入股金为711466.76元。上诉人的出资是由经济补偿置换金、个人出资和贷款三部分组成。在与高来生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后，上诉人出资额中的经济补偿置换金和贷款部分直接以高来生投资款的形式体现。1、上诉人李永宏在一审中提出个人出资部分10万元的收据，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已经认可为投资款的基础上不予认可，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被上诉人在庭审和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里均认可了该10万元的性质为投资。收据是有编号的，且被上诉人手里应留有存根原件。本案中，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仅仅提出该笔资金为其他项目投资款的主张，并未提出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违反法律规定不确认上诉人提交的收据证据的证明力是严重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2、上诉人李永宏在一审中提出申请要求责令被上诉人提交《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身份置换协议书》，一审法院以被告表示没有该协议为由，不予认可原告的经济补偿金作为出资额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结合《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工商国有股减持改制方案》中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证人任某1提交《身份置换协议》，计算认定李永宏的职工身份置换金额为284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了“由于改制时，李永宏在国外子公司工作，故公司以传真方式向李永宏送达有关公司改制的文件。”所以，上诉人李永宏有充分理由证明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身份置换协议书》原件。同时结合2004年11月29日15时中国光大银行办理的两笔高来生投资款498140元和孙旭东投资款180680元，证明上诉人已将职工身份置换的经济补偿金作为职工出资的一部分，向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3、上诉人李永宏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证人证言以及2004年11月1日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转入的高来生投资款足以证实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了其贷款部分的出资义务。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原告的借款金额作为出资额系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上诉人与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是在被上诉人改制过程中签署的文件。《借款合同》由被上诉人制作，上诉人在内的19名职工签字后，统一由被上诉人与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在改制期间上诉人在国外子公司工作，所有改制相关的文件都是通过传真完成的，所以，上诉人李永宏并没有和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直接签署《借款合同》，未能持有原件也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理应持有原件明显与事实不符。证人任某2的证言证实了参与改制的所有职工与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签署了《借款合同》。现有证据证明了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2004年11月1日向被上诉人转入了高来生投资款891386130元足以证实了李永宏等人己经实际完成了向被上诉人的出资义务。第二，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闭口不提，反而认定“证人提交的证据中没有关于李永宏的内容，只能证明证人与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属于严重的本末倒置，逻辑思维严重混乱。一审中，证人任某2出庭以及其所做证言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改制过程中，职工股统一由高来生代持，其与李永宏等职工均与高来生签订了《股权投资信托协议》，所有参与改制的职工出资分为个人实际出资、身份置换补偿金、借款三个部分。一审法院对以上证人出庭的证明目的闭口不提，反而认可了由证人任某2提交的《股权投资信托协议》、《身份置换协议》、《借款合同》复印件以及由被上诉人出具的10万元入股金收据，却不认可由上诉人提交的同样的证据。据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本末倒置、自相矛盾，同一份判决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足以说明一审法院在本案的事实认定上存在严重错误。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山西对外投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企业改制职工身份置换的请示报告》《关于职工认购公司股份资金来源及保证措施的承诺书》为复印件，《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借款数额，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无其他证据印证，该证据难以采信”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在工商备案且一审法院已认定的《关于对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改制职工身份置换及安置方案的批复》(晋劳社劳资函【2004】20号)中明确表示同意《关于企业改制职工身份置换的请示报告》(晋外投办字【2004】040);其次，《关于职工认购公司股份资金来源及保证措施的承诺书》是被上诉人在改制过程中制作的文件，其关于职工认购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内容与在工商备案且一审法院已经认可的《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工商国有股减持改制方案》一致且相互印证并由参与改制的职工签署;第三，《借款合同》是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9名职工根据被上诉人的《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工商国有股减持改制方案》签署的，且其与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根据以上《借款合同》约定总共向被上诉人转入高来生投资款891386130元的《中国光大银行进账单》相互印证。据此，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以上证据均有相关证据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将证据割裂开来，在对证据部分认定、部分否定的基础上认为无其他证据印证的做法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第四，一审法院认定在“2007年李永宏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呈，称退出在公司所持有的股份”的基础上，否认上诉人的股东身份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诉人的辞呈，就表示其认可了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其次，在上诉人提交辞呈后，双方并未就退出股份的相关事宜协商一致，上诉人并未实际退出。故上诉人仍然持有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份，即上诉人仍然为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否认上诉人的股东身份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严重错误。“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本案中，李永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隐名股东，其股东身份是被上诉人改制过程的一部分，上诉人所享有的1%的股权是国家给身为国有企业员工的上诉人的，而非公司给予的，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和出资情况的相关材料亦作为改制的一部分经过工商备案。在经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且经过工商备案的《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减持改制方案》、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减持改制预案的报告》以及《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大会决议》等文件中，明确记载李永宏为股东身份，具有股东资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严重错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望二审法院能够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正。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李永宏的起诉违反了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原告都是李永宏，被告都是山外公司；高来生在后诉中不应该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相同。（2）前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前诉与后诉的诉讼请求相同，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的结果。二、上诉人没有出资711466.76元认购被上诉人山外公司1%股权。（1）前诉生效判决已确认上诉人在2004年10月15日交付被上诉人的10万元并非股权认购款。（2）上诉人没有从山西明迈特实业有限公司借款认购被上诉人股权。三、上诉人自认未将出资款交付高来生认购山外公司股权，高来生未代其持有被上诉人1%的股权。四、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山外公司企业改制的批文不能证明上诉人出资认购了被上诉人1%股权。五、上诉人认可高来生认购了其放弃认购的山外公司1%股权。六、上诉人从未参与山外公司任何经营、从未出席山外公司股东会议，亦证明上诉人不是山外公司的股东。综上所述，上诉人未出资认购山外公司股权，山外公司未给上诉人出具《出资证明书》，山外公司股东名册没有登记上诉人的姓名，上诉人不是山外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再次对山外公司提起诉讼，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请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李永宏在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李永宏为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持有该公司1%的股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月30日，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经董事会决定做出了对公司进行改制的决议，并于同年2月18日经省外经贸厅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同时获得山西省国资委的认可。本次改制职工持股对象限定为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在册正式人员，包括公司本部工作的所有在册正式人员、在全资子公司的所有在册正式人员以及劳动人事关系仍在公司的在册正式人员16人，职工持股比例为15%，以信托的方式由职工代表高来生持股。2004年8月9日，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大会决议，包括李永宏、高来生、任某1在内的20名职工全体通过有关公司改制和职工身份置换及安置方案。2004年10月2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晋国资改革（2004）50号文件，同意公司包括李永宏、高来生、任某1在内的职工购买15%的股权（其中李永宏的入股金为711466.76元）的方案。由于公司改制时，李永宏在国外子公司工作，故公司以传真方式向李永宏送达有关公司改制的文件。2004年8月9日，高来生与原告李永宏之外的其他由高来生代持股的职工分别签订了《股权投资信托协议》。2004年11月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公司改制，高来生成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15%的股权，李永宏未在工商信息中登记为股东。2007年李永宏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呈，称退出在公司所持有的股份。2016年李永宏在原审法院对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享有公司股东知情权，一审作出（2016）晋0106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以李永宏作为公司股东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李永宏的诉讼请求。李永宏不服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1民终965号民事判决，以李永宏不能提供其股东身份的证据，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永宏不服二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民申1693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永宏的再审申请。被告、第三人不认可原告提交的《股权投资信托协议》，认为李永宏的签字并非本人签署，但并未提出笔迹鉴定，故该证据应予采纳。该协议明确了委托人李永宏将其合法所有的现金711466.76元交由受托人高来生，通过对公司持股的方式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委托人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信托资金存入受托人指定账户；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山西对外投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企业改制职工身份置换的请示报告》、《关于职工认购公司股份资金来源及保证措施的承诺书》为复印件，《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借款数额，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无其他证据印证，该证据难以采信；《借款合同》由原告与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原告理应持有该合同原件，原告亦可自行要求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的申请不属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本院不予受理。被告、第三人质证认为现金存款凭证、进账单7张没有一张显示是原告李永宏交纳，本院认为该证据显示的内容是2004年11月至12月间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分数次收到包括高来生、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转入的投资款一千一百余万元，不能证明原告已向公司交纳了入股金；被告给原告开具的10万元的收据，收款事由并未写明是入股金，即便如原告所述入股金字样由于时间较长，难以看清，该10万元与原告与高来生签订《股权投资信托协议》时约定的应交纳的入股金711466.76元也不一致，不能证明李永宏向公司交纳入股金；原告提供的被告提供的李永宏的2张借款单，记载的借款事由为出差、购房，与本案审理无关；被告提供的由公司与高来生签订的《协议书》对李永宏不发生法律效力，但该协议书中公司和高来生明确了李永宏在公司改制时未支付股权认购款，结合被告的辩称，可以认定，被告不认可原告向其交纳入股金的事实。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表示不清楚，本院认为该协议书无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确认，不予采纳。原告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责令被告提交双方签订的《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身份置换协议书》，本院要求被告提交该证据，被告表示没有该协议。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任某1出庭作证，任某1陈述企业改制中，公司提出职工股统一由高来生代持，我与李永宏等职工均与高来生签订了《股权投资信托协议》（任某1与高来生签订），同时提交了与公司签订的《身份置换协议》（任某1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复印件，任某1与山西明迈特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给任某1出具的10万元入股金收据。当事人对证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第三人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任某1自己是公司股东，持有公司1%的股权，并不能证明李永宏向公司交纳了入股金。本院认为，证人提交的证据中没有关于李永宏的内容，只能证明证人与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股权关系，不能证明李永宏向公司交纳入股金7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原告于2016年对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但本案当事人还包括第三人高来生，与前诉当事人不同，因此不属于重复起诉。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并未将李永宏登记为股东身份，本案所审理的是李永宏是否具有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即通过出资或受让方式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股权，且取得股权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告否认在公司改制时李永宏向公司出资，李永宏负有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为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股权投资信托协议》由原告李永宏与高来生签订，该协议中关于“发生争议后，协议当事人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太原仲裁委员申请仲裁”的约定，只限于协议双方发生争议时的管辖处理，本案是原告与山西对外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不适用该管辖约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永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即通过出资或受让方式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股权，且取得股权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山西对外投资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并未将上诉人李永宏登记为股东身份，其否认在公司改制时上诉人李永宏向公司出资，因此，李永宏负有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上诉人李永宏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故上诉人李永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永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源生审判员 李铁柱审判员 唐 璐 二O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芝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