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41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东宅村。 法定代表人：苏坤和，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飘海，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东宅村。 负责人：苏永懂，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青岩，厦门市银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佳伟，男，199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小玲，女，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京铭、蔡明钦，福建合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称“东宅村委会”）、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称“东宅村第五小组”）因与被上诉人苏佳伟、苏小玲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宅村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苏佳伟、苏小玲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一、一审判决载明：“东宅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但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收到同安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根据被上诉人起诉状载明的被告是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民委员会并非上诉人，一审法院的传票是依据被上诉人确定的被告依法发出，那么传票的对象是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民委员会而并非上诉人。其二、本案涉及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系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依法作出，征地补偿款的实际持有人是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如果被上诉人要求支付补偿款也不能将村委会作为被告，仅能作为第三人，而一审法院将村委会作为被告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事实不清。上诉人的土地并没有被征用，被征用的是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的土地，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土地系村民小组所有，征地补偿款亦归村民小组所有，征地补偿款发放的主体是村民小组，分配方案也是村民小组自己制定，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上诉人已经将该小组的补偿款支付给村民小组，该款项已经被村民小组实际持有，适格的被告应是村民小组而非上诉人。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分配方案制定和补偿款发放主体的情况下就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被上诉人补偿款，明显事实不清。 东宅村第五小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苏佳伟、苏小玲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以两被上诉人户籍在上诉人处直接认定两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让人无法信服。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具有很强的身份性质，它可以依法定事件和合法行为而取得。结合本案被上诉人苏小玲、苏佳伟只有户籍在上诉人处，没有生活在上诉人处，没有与上诉人产生任何的权利义务。具体事实如下：1、苏小玲于1990年左右，与江苏省海门县麒麟所狮南村其林镇柳南村一组一村民登记结婚，便在江苏省海门县麒麟所狮南村其林镇柳南村一组居住生活。2、苏小玲登记结婚后，上诉人便将其承包地收回，发包给上诉人小组成员新生儿，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3、1998年12月31日，上诉人根据中办【1997】16号文件规定，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至2028年12月31日至，被上诉人苏小玲、苏佳伟没有承包上诉人的土地。4、苏佳伟出生地在江苏省海门县，才将户籍迁至上诉人处，不属于原始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5、被上诉人苏佳伟、苏小玲没有尽到上诉人任何义务，如上诉人村民组织的民间活动需要捐资等，被上诉人从未参加。6、苏小玲在与江苏省海门县麒麟所狮南村其林镇柳南村一组一村民离婚后，于2006年6月1日又与洪塘镇下墩村纪人类登记结婚，苏小玲、苏佳伟均生活于纪人类家中至2015年1月23日离婚，且与纪人类生育两女。综上，被上诉人苏小玲、苏佳伟只有户籍在上诉人处，与上诉人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义务，不足以认定为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洪塘镇下墩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是错误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不是法定的行政机关，开具证明较为随意，且村委会主任未签字确认。该份证明充其量只是一份证人证言，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未到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其客观真实性无法确认。 苏佳伟、苏小玲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两被上诉人属于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苏小玲虽然有两次婚嫁，但是户口均没有变更过。苏佳伟也取得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此次分配，两上诉人将两被上诉人排除在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东宅村委会和东宅村第五小组互相认可对方的上诉意见。 苏佳伟、苏小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两被告支付两原告土地补偿款3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小玲从小生活在东宅村第五小组，后嫁至江苏省海门县，并与其第一任配偶生育苏佳伟，期间并未将户籍迁出。后与第一任配偶离婚后，回到厦门生活，并将苏佳伟的户籍从江苏省海门县迁入其户籍所在地，户口再未迁出。后苏小玲又与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下墩村村民纪人类登记结婚，但户口未迁出，双方于2015年1月23日离婚。 后因同安东路用地需要，东宅村第五小组部分集体土地被征用。东宅村第五小组据此于2018年2月1日制定征地款分配方案，向本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发放征地补偿款18000元/人。现该款项已发放，但却以苏小玲、苏佳伟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未将其列为发放对象，拒向其发放诉争款项。苏小玲、苏佳伟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同时查明，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下墩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2月20日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本村常住人口苏小玲身份证号码3502211971××××××××在第三组居住期间无享受工地分红款。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庭审中，苏小玲陈述，其从江苏省海门县回来后先是在东宅村家里住了两三年，后来在外面开快餐店并租房居住，现在在给别人打工。苏佳伟也随其一起居住，并在同安上完小学与初中，现在在私企打工。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举示的户口簿、离婚证、证明、户主会议报告单、同安东路征地补偿款发放名单，当事人在庭审中的当庭陈述笔录为证，该等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本院审查审核，对其相应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征地补偿是对失地农民的永久性补偿，其目的在于维系失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苏小玲、苏佳伟能否参与被告东宅村第五小组的征地补偿款分配，关键在于苏小玲、苏佳伟是否为该集体组织成员。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前提下，应结合户籍因素和生活保障基础作综合考量。生活保障基础，是指村（居）民与集体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包括长期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或虽暂时不在集体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但其生活保障仍须依附于该集体组织等情形。苏小玲自出生时起其户籍关系就在被告所在地，原始取得了东宅村第五小组集体成员的资格，其结婚后并未将户口迁出，其生活保障基础并未因结婚而发生改变，未与其丈夫所在村民委员会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因此应认定苏小玲的生活保障基础并未发生改变，仍须依附于被告集体组织，其作为被告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并未丧失，仍有权参与被告集体组织讼争的征地补偿款分配，享有平等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利。苏佳伟自小随其母亲苏小玲将户籍迁至，再未将户籍迁出，其生活保障仍须依附于该集体组织，应取得该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故苏小玲、苏佳伟诉求两被告支付征地补偿款36000元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东宅村第五小组提出其名称为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小组，原告起诉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况的答辩意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其并未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实其名称情况，且其已经应诉，其庭审中对与苏小玲、苏佳伟之间存在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事实也予以认可，可确认苏小玲、苏佳伟起诉的主体与应诉主体视为同一，故其答辩意见，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东宅村委会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苏小玲、苏佳伟土地征用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6000元。 二审中，双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上诉人东宅村第五小组认为苏小玲于1990年登记结婚后就没有生活在第五小组、苏佳伟是2010年以亲属投靠的方式将从江苏户口迁回第五小组、苏小玲2006年与下墩村纪人类登记结婚，成为该小组的常驻人口外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东宅村委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银行明细，证明东宅村委会已经于2017年7月14日把案涉征地补偿款支付给第五小组，本案中村委会并非征地补偿款的付款主体。 东宅村第五小组对该证据无异议。 苏小玲、苏佳伟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直接关联。 二审中，东宅村第五小组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户主会议报告单，证明东宅村第五小组在分配征地补偿款时，全组的户主均到会并一致决议“女儿出嫁及离婚户口还在本户的，不能享受土地款分红”，被上诉人苏佳伟的外婆、苏小玲的母亲苏注治作为户主参会且签名确认的事实。二、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福建省婚姻管理查询，证明2006年6月1日苏小玲与纪人类登记结婚时属于离异对象，且2015年1月23日离婚的事实。三、东宅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名单，证明2018年东宅村根据中央文件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未将苏佳伟、苏小玲列入第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苏佳伟、苏小玲未提出异议的事实。四、承包经营权证，证明东宅村第五小组1997年按照中央16号文件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每户均有签订承包合同期限30年颁发承包经营权证，苏佳伟、苏小玲应当举证证明其与第五小组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而苏小玲自1990年与江苏海门县麒麟所狮南村其林镇柳南村一组一村民登记结婚，自愿交出责任田，1997年完善责任制时便没有参加的事实。 东宅村委会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认为东宅村第五小组系独立核算，该笔补偿款已于2017年7月14日全额支付给东宅村第五小组。 苏小玲、苏佳伟质证认为，证据1补偿款分配方案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苏小玲的母亲是文盲，不能认定为其签名。方案中的内容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剥夺了婚嫁女的土地分配权的相应权利。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证据3没有原件，真实无法确认，无法证明未将苏佳伟、苏小玲列入第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苏佳伟、苏小玲未提出异议的事实，也不能证明章程有经过全体村民公示的程序。证据4表面真实性无异议，无本案无关联。承包权证是1998年发放的，当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手里没有这个承包证。当时有很多承包证是没有发到村民手中，因此无法证明两被上诉人的家庭没有取得承包土地权。 二审另查明，东宅村委会已经于2017年7月14日把案涉征地补偿款10224275.20元支付给东宅村第五小组。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苏小玲出生小组，原始取得了东宅村第五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虽经两次婚嫁，至2015年1月23日与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下墩村村民纪人类离婚，期间苏小玲并未将其户籍迁出。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下墩村民委员会亦于2018年2月20日证实，苏小玲在第三组居住期间无享受工地分红款。苏佳伟自小随母亲苏小玲将户籍迁至东宅村第五小组后未再迁出，其生活保障仍须依附于该集体组织，具有东宅村第五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苏小玲、苏佳伟有权根据最高法院的上述规定分得征地补偿款36000元，一审判决东宅村第五小组应向其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6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东宅村第五小组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东宅村委会上诉主张未收到一审法院传票即开庭审理并作出判决程序违法。经查，一审法院依法向地址为“厦门市同安区东宅村”产、收件人为“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民委员会（苏坤和）”寄送本案起诉状、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传票等诉讼文书，村主任苏坤和于2019年5月17日15时签收了该邮件，故东宅村委会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东宅村委会已于2017年7月14日把案涉征地补偿款10224275.20元支付给东宅村第五小组。故东宅村委会上诉主张其并非案涉征地补偿款发放主体合法有据，一审判决东宅村委会应向苏小玲、苏佳伟支付土地征用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6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东宅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东宅村第五小组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二审中出现新的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为：被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苏小玲、苏佳伟土地征用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6000元。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收取3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均由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村民委员会第五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文珍 审 判 员 李向阳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韩沁娟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