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46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杜华民,男,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蒙阴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青岛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8号1号楼26层2601室。 法定代表人:张铭联,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青岛惠易购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同和路728号金光丽园小区北侧沿街32套复式网点。 法定代表人:张炜珊。 再审申请人杜华民因与被申请人青岛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青岛惠易购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易购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终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杜华民根据《中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虽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予以确认，但该部分事实也不能否认再审申请人已实际出资899万元的事实。1.惠易购公司在2016年12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上已免去杜华民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的职务，已资不抵债，因拖欠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张炜珊的工资，导致其将公章、营业执照等全部带走。杜华民名为控股99.8%的股东，但在本案一审阶段已无法影响、控制公司。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只需将货币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即可。《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实行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增资时无需提交验资报告，股东对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杜华民缴纳出资的账户不是同一账户对认定其出资不构成实质性影响。3.杜华民的转款时间及数额缺乏规律性，不能否认该844万元不是出资。惠易购公司章程约定杜华民在2015年12月31日前缴付剩余出资，对于每次缴纳出资的金额及时间均没有约定，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杜华民在该期限前缴付剩余出资即为履行完毕其出资义务。4.杜华民已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公司运营陷入僵局，杜华民通过对惠易购公司股东知情权诉讼的生效判决，并经多方协调努力，取得了公司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及相关会计凭证等证据，根据杜华民在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该转款的实际用途就是出资，故不能仅凭杜华民因客观原因在一审法院执行审查程序及一审程序中没有及时回复转款时是否注明款项用途就认定不是出资。5.惠易购公司没有在章程修正案中及时将杜华民614万元转款作为出资予以记载，不能否认该614万元不是出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对于出资确认均是公司、股东自治事项。惠易购公司股东、财务人员及杜华民不是法务专业人员，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无需验资报告等规定下，对认缴出资确认上出现认知差异，没有及时确认。但并未加重公司任何负担，反而增强了公司的资信及经营能力，无论对公司还是债权人而言均是有利无害的。（二）二审法院对杜华民在二审中提交证据的审查，没有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而仅凭表面文字就否认杜华民已出资899万元的事实。1.惠易购公司对公账户交易明细中的36笔转账867.4万元虽均备注为“货款”，是因当时网上银行汇款备注信息栏并无“出资款”这一选项，杜华民遂在汇款时随机勾选了“货款”。但在公司会计账务处理上记载为“其他应付款”而非“应付账款”或“预收货款”。而且惠易购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筹备阶段、从未开展经营，该明细及公司会计凭证也载明惠易购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均用于公司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支付房租、装修费用、工资薪酬、管理费用等。基于前述证据可以确认公司从未与杜华民发生过任何的购销关系，故转款时备注为货款但并非是货款；在公司会计账务处理上虽记载为其他应付款，但是惠易购公司从未与杜华民签订过借款合同，也从未支付过利息；对于惠易购公司这样前期投入巨大却没有效益的企业，也只有杜华民作为其股东才愿意向该公司转款，而且在转款时间上均是惠易购公司账户余额无法满足后续运营支出时进入公司账户，故该款的性质也只能是出资款。2.转款账户为对公账户及转款时间、数额缺乏规律性的事实，与出资没有关联性，不能否定转款为出资。3.在认缴制下对实缴出资的确认形式无需验资及提交验资报告，根据公司法规定和章程约定，公司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予以确认出资。惠易购公司在2018年8月3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决议确认杜华民的出资及出具出资证明书，这符合法律规定及章程约定，二审法院并没有否认其效力，仅以该股东会决议和出资证明书均是在一审判决驳回杜华民诉请之后作出，故认定不足以证明杜华民的主张，该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出资是股东基于自身股东资格且为实现公司设立、运营之目的而向公司所为之给付，股东应当按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期限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则需将货币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在认缴制下对实缴出资的确认形式现无需验资及提交验资报告的情况下，公司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即可。2.杜华民在2015年12月31日前向惠易购公司转款899万元不是货款、借款，均是惠易购公司账户余额无法满足后续运营支出时进入公司账户，虽然在会计账务处理上为借款，但该账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修改）》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应当根据该转款的性质予以调整为实收资本。惠易购公司免去杜华民职务时，杜华民没有要求公司返还其转款或给其出具借据，也印证899万元是出资。3.现惠易购公司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及出具出资证明书确认了杜华民足额缴纳了出资，在出资手续上也弥补了公司先前存在的瑕疵，也完全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二审法院认定“杜华民提供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其关于844万元为出资款的上诉主张”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4.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对杜华民是否已足额缴纳出资款进行认定，应依据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以及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等相关规定进行审理，而二审法院对上述法律规定从未涉及，系适用法律错误。（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二审中杜华民提出了惠易购公司对公账户交易明细、会计凭证、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及出资证明书等新的证据及事实、理由，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二审法院以询问的方式即排除法律的强制规定，仅通过法庭调查的方式进行审理，违反法律规定。 开发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本案中，杜华民在2014年3月7日至2015年2月15日期间向惠易购公司转款30笔共844万元，对于该款项的性质是否应认定为杜华民对公司的出资款，原判决依据杜华民系控股股东、转款账户非出资款验资专用账户、转款时间及数额不规律、转款数额与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矛盾、转款备注为货款、会计处理记载为其他应付款、审计报告记载的借款数额等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认定该款项并非杜华民的出资款，事实依据充分。惠易购公司在杜华民已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及本案一审判决后形成临时股东会决议确认杜华民的出资并出具出资证明书，证明力较弱，不能对抗原判决认定事实依据的在案证据。杜华民申请再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所提出的其已被公司免职、出资账户不同不影响认定出资、公司人员对出资确认有认知差异等理由，无法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故杜华民据此所提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妥。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不违反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对于案争杜华民的转款，惠易购公司的会计账务处理上已明确为借款，杜华民申请再审认为该账务处理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准则原则，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应当将款项性质调整为实收资本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杜华民主张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不足。 （三）二审期间，二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于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均充分发表了意见，并在参加法庭调查时，经二审法院释明，均明确表示同意不开庭审理，权利义务并未受到实质影响。因此，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虽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据此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不足以启动再审程序。 综上，杜华民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杜华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雪楳 审判员  王毓莹 审判员  梅 芳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 书记员  王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