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9989号原告：郭宾燕，女，197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监护人：王红兵（郭宾燕之夫），男，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土井南街**。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青，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静，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杜娟，女，197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鹏，北京市亚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薛春美，女，197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黎芳，北京市亚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宇，男，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春雷，北京市亚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宾燕与被告杜娟、薛春美、李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宾燕监护人王红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青、刘静静、被告杜娟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鹏、被告薛春美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黎芳、被告李宇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春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宾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02916.1元、医疗辅助器具费5420元、护理费1145693.62元、误工费18462.04元、住院伙食补助21400元、伤残赔偿金1359800元，共计2653691.76元的30%为796107元；2、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司法鉴定费用5350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郭宾燕与三被告为同学，2018年11月28日被告几人邀请郭宾燕参加聚会，并由被告杜娟开车将郭宾燕接走，聚餐中各被告与郭宾燕同桌用餐，并一起喝酒，导致郭宾燕醉酒，饭后被告杜娟、薛春美驾车送郭宾燕回家，在明知郭宾燕喝酒的情况下，未将其安全送回家中交于家属照顾或者打电话通知家属回家照顾，而是将其放在小区附近的小路任其独自回家。郭宾燕独自回到家中睡下，次日便昏迷不醒，送医后至今未恢复意识。被告几人邀请郭宾燕聚餐，被告杜娟、薛春美作为郭宾燕相识多年的朋友，自聚餐过程中对于郭宾燕过量饮酒未尽到劝阻义务，在酒后也未能将其安全送回家中交于家属照顾，也未通知家属。作为酒局的组织者，对郭宾燕未尽到劝阻及安全保障义务，郭宾燕因醉酒昏迷不醒，至今未恢复意识，被告存在一定的过错，对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上，为了维护郭宾燕的合法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郭宾燕的以上诉讼请求。杜娟辩称，一、2018年11月28日早上8点40左右，我与郭宾燕微信聊天，微信聊天过程中郭宾燕称很无聊，我说一会可以去打乒乓球。由于郭宾燕不会开车，我开车顺路，于是郭宾燕顺便搭了我的车去西北旺小区打乒乓球。我并未邀请郭宾燕参加聚会聚餐。二、打乒乓球的过程中，大家约定谁输了谁请客，后来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便就去了北清路边上的味稻湘餐厅用餐。由于我开车，表示不能喝酒。郭宾燕称如果没人喝就自己喝，并坚持向餐厅点了酒，后郭宾燕自斟自饮，我无任何斟酒和劝酒行为。席间遇到包厢外的熟人，郭宾燕还与熟人攀谈了一会，席间郭宾燕脚步稳健，神情自若，无任何不适。三、约13：50左右，大家用餐完毕回家，郭宾燕衣着整齐、意识清楚，出门时郭宾燕还主动照顾腿脚残疾的薛春美。接着我们一行将郭宾燕送回家的途中，郭宾燕意识清晰、语言正常，在距离自己家200米的小路上，因车辆无法进入，郭宾燕执意要步行回家，见郭宾燕无异常情况，神志清楚，语言流畅，步伐稳健，就同意其下车回家。四、郭宾燕安全到家后，并未有任何的身体不适，回家后当天晚上(11月28日晚)通过微信与我聊天。第二天早上(11月29日)8点35分郭宾燕还与我微信聊天，一直聊到10点30分左右，聊天中郭宾燕还邀请我去厦门玩，并说找了导游要行程等。五、2018年11月29日下午，我接到郭宾燕丈夫的电话，得知郭宾燕身体不适，出于朋友关系我第一时间便去医院探望郭宾燕，看到郭宾燕头脑清晰，语言流利，除郭宾燕称左腿左脚知觉欠佳外，无任何异样，后来一周左右我又多次去探望，并见到郭宾燕病情明显好转，后又过了七八天，不知何种原因郭宾燕陷入昏迷。综上，郭宾燕起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属于侵权之诉，我并不存在任何侵犯郭宾燕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我并非聚会喝酒组局，也并未斟酒劝酒和导致郭宾燕醉酒，在郭宾燕意识清醒并完全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顺路送其家门口，郭宾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清醒与我聊天并约着一起厦门玩耍，郭宾燕住院后意识清楚且日渐好转，数日后才突然昏迷，郭宾燕的生病与我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且我既没有法定的照顾义务，也无约定的照顾义务，因此，我对郭宾燕的生病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薛春美辩称，一、本案事实经过：2018年11月28日早，我按时正常去上班，到单位后，看到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郭宾燕在群里和本案第一被告杜娟聊天说自己很无聊，后她们约好到西北旺打乒乓球，同时，也邀请了我本人，我同意。早10点左右，包括我在内，一共有6人到球室打球。11点多，我们一行6人去吃饭，点餐时，郭宾燕自己主动要求点酒，因无人响应喝酒，郭宾燕面有不悦，声称若没人喝酒，她自己喝。我因腿部有残疾，医生告诫不宜喝酒，因此我没有喝酒。第一被告杜娟因要开车接送没开车的人，因此也没喝酒。用餐过程中，我没有喝酒，也没有劝酒。一行人用餐过程十分愉快。下午13时左右用餐完毕，郭宾燕见我腿部有残疾，将我搀扶出门。随后，杜娟开车将我们送回，到达郭宾燕家附近二三百米时，郭宾燕坚持下车，说要自己走回去，见郭宾燕并无任何异常，便同意其下车。当天下午6点左右，郭宾燕和我在微信上聊天，聊天过程中，郭宾燕语言流畅，话语丰富，并无任何不清醒表现。2018年11月29日下午4点左右，郭宾燕的丈夫说郭宾燕生病住院了，当晚，我与第一被告杜娟到医院看望了郭宾燕，当时郭宾燕意识清醒，并无昏迷，随后几天，我们先后看望了几次，郭宾燕并未昏迷。二、郭宾燕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请求法院驳回郭宾燕的诉讼请求。1、本案中，我受约参与打乒乓球活动，我并非活动的组织者，也未主动邀请郭宾燕，因此对郭宾燕无法定及约定的照顾义务。2、我与郭宾燕等共6人在用餐时，因腿有残疾，表示不喝酒，是郭宾燕向餐厅要求点酒，并且声称没人喝的话，自己喝。进餐过程中，互相之间并未进行任何倒酒、劝酒的行为，因此我对郭宾燕不承担赔偿责任。3、郭宾燕安全到家后并未有身体不适状况，2018年11月28日晚、11月29日分别与我、本案第一被告杜娟微信聊天，聊天过程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并未出现起诉书所述次日昏迷的状况。2018年11月29日、30日我及其他被告到医院看望郭宾燕时，郭宾燕意识清楚，并不存在任何异常情况。我与郭宾燕的受损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郭宾燕起诉本案属于侵权之诉，我并不存在任何侵犯郭宾燕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郭宾燕的生病与我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且我既没有法定的照顾义务，也无约定的照顾义务，因此，我对郭宾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李宇辩称，一、我于2018年11月28日早晨，受朋友（本案第一被告杜娟）之约，到西北旺去打乒乓球，我受约并参与打乒乓球活动，并未主动邀请郭宾燕，也非活动的组织者，因此对参与成员无法定及约定的照顾义务。二、我与郭宾燕等共6人在用餐时，因我当时驾车，表示不喝酒，是郭宾燕向餐厅要求点酒，并且声称没人喝的话，自己喝。我见郭宾燕有些不悦，便同意陪同少喝一些，但互相之间并未进行任何倒酒、劝酒的行为。三、用餐过后大约13时左右，郭宾燕并未表现出任何不适，由于本案被告二薛春美腿有些残疾，郭宾燕还扶着薛春美出门。杜娟驾车带着我、郭宾燕等5人，到达郭宾燕家门前的一条路口时，距离郭宾燕家大概二三百米的距离，郭宾燕坚持要车，说车无法通过，见郭宾燕并无任何异常，便同意其下车。四、郭宾燕安全到家，并未有身体不适等状况，且于2018年11月28日晚、11月29日与本案杜娟进行微信聊天，并未出现起诉书所述次日昏迷的状况。2018年11月29日下午我接到杜娟的电话说，郭宾燕住院了，我于2018年11月30日上午到医院看望郭宾燕，郭宾燕当时说话聊天正常、意识清楚，并不存在任何异常情况。综上，郭宾燕起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属于侵权之诉，我并不存在任何侵犯郭宾燕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行为，郭宾燕的生病与我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且我既没有法定的照顾义务，也无约定的照顾义务，因此，我对郭宾燕的生病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郭宾燕与杜娟、薛春美、李宇系朋友。2018年11月28日上午8时许，郭宾燕与杜娟微信聊天相约打兵乓球，之后，杜娟开车带郭宾燕到球场与其他几个朋友打兵乓球。当天中午打完球后，打球的六人相约到位于北清路附近的味稻湘餐厅吃饭，六人中除本案原告郭宾燕及三被告共四人外，郭宾燕称还有刘娜和翟军。本案审理过程中，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追加刘娜和翟军作为共同被告，但郭宾燕保留向该二人另行主张赔偿的权利。上述六人就餐过程中从餐厅购买了两瓶白酒，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郭宾燕、李宇、刘娜三人共饮两瓶白酒，郭宾燕自己饮了7两白酒，杜娟、薛春美、李宇称对郭宾燕当天的饮酒量不清楚，李宇称其自己饮了一瓶多酒。郭宾燕提交住院病案中第2次入院记录中个人史记载“偶有较多量饮酒，本次发病前1日大量饮白酒史（约白酒7两）”。庭审中，本院询问当天饮酒过程中是否存在强劝饮酒的情况，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称不了解当天具体喝酒情况，但并非自斟自饮，而是相互碰杯饮酒，主张杜娟、薛春美、李宇对于郭宾燕过量饮酒没有进行劝阻，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杜娟、薛春美、李宇均称当天没有强劝郭宾燕劝酒的情况，是郭宾燕自己坚持要求喝酒，不存在劝酒、拼酒等情况。庭审中，本院询问当天中午聚餐结束时郭宾燕的身体状况如何，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称郭宾燕聚餐结束时已处于醉酒状态，杜娟、薛春美、李宇对此不认可，主张郭宾燕虽饮酒但未醉酒，身体状况正常。就该问题，杜娟在庭审中提交光盘一张，光盘中有两段当天中午味稻湘餐厅大厅的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当日13时51分，郭宾燕等六人用餐后从包厢走出，郭宾燕与包厢外的熟人打招呼告别后，自行走出餐厅，步伐平稳，未见醉酒情况。聚餐结束后，杜娟驾车将郭宾燕、薛春美等人送回家。杜娟将郭宾燕送至郭宾燕居住小区北侧小马路，郭宾燕下车后自行步行回家。杜娟、薛春美、李宇均主张，该马路狭小，车辆无法进入小区，郭宾燕执意要步行回家，因见郭宾燕无异常情况，就同意其下车回家。庭审中，薛春美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当天晚上18时至19时许，郭宾燕与薛春美微信聊天。杜娟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次日即2018年11月29日早上8时许至10时许，郭宾燕与杜娟微信聊天。2018年11月29日14时许，郭宾燕午睡后发现左侧肢体乏力，左上肢不能抬举，左下肢不能站立，故被送往北京市海淀医院就医，初步诊断为脑梗死，于当日15时30分入神经内科病房住院，入院诊断为：脑梗死，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闭合性颅脑损伤轻型；2018年12月5日行“经皮颈动脉支架置入术”，12月8日行“右侧基底节血肿消除术＋去骨瓣减压术”；于2019年2月27日出院，出院诊断：脑梗死，右侧颈动脉夹层，脑出血，脑疝，右侧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后状态，左侧额颞顶去骨瓣开颅减压术后，气管切开术后，坠积性肺炎，消化道出血，电解质紊乱，肝功能异常，高血压反应，高脂血症，闭合性颅脑损伤轻型，便秘，乳房肿物切除术后，阑尾术后，输卵管术后。杜娟、薛春美、李宇在郭宾燕住院后多次前往医院看望郭宾燕。根据2019年6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医院郭宾燕住院阶段小结记载，郭宾燕现处于睁眼昏迷状态。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土井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9年1月24日出具证明，证明郭宾燕丈夫王红兵作为郭宾燕的监护人。本案审理中，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对郭宾燕在此次事故中所受损伤是否构成伤残、伤残等级、赔偿指数、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北京龙晟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9年8月2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郭宾燕构成一级伤残，人体致残率（赔偿指数）为100%，护理期、误工期、营养期均为评残前一日止。郭宾燕支付鉴定费5350元。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三被告均主张鉴定意见与自己无关。庭审中，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了住院病人预交金收据、费用清单、医疗费费用票据、医疗辅助器具费票据、护理费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郭宾燕共花费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8月17日医疗费中自付部分为102916.1元、医疗辅助器具费5420元、护理费53193.62元。本院认为，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侵权责任是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自己的错误（过错）行为而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即能构成侵权行为，要对受害方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应具备以下四个要件：违法行为的存在、损害结果的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本案中，根据鉴定意见书及医院诊断证明可知，郭宾燕的损害结果是客观存在且明确的。原告主张三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具有主观过错，且该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相应损失，三被告对此均予以否认。因此，根据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三被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2、三被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是否具有主观过错。3、如果三被告存在违法行为及主观过错，则该违法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院就上述争议焦点问题分述如下：一、三被告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是违反法律规范和侵犯民事权利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一种。违反法律规定是行为违法性的形式，违反民事义务和侵犯民事权利是违法性的内容。根据当事人所负义务的不同，违法行为有违法的作为和违法的不作为两种。本案系共同饮酒行为引发的纠纷。共同饮酒是常见的人际交往活动，多数出于情谊和共同交流的需要。在通常情况下，共同饮酒者之间并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对于三被告是否存在法定义务以及是否违反法定义务，本院分为饮酒中和饮酒后两阶段作具体分析。1、在共同饮酒过程中，三被告是否存在法定义务以及是否违反法定义务。在共同饮酒过程中，每个饮酒人都是独立、自由、理性的自然人，每个饮酒人都有选择权，即都有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饮酒以及饮酒多少的权利；与此相对应，每个共同饮酒人都有尊重其他饮酒人上述选择权的义务，也就是不得对他人强劝饮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如果共饮人违反了上述法定义务，侵犯了其他共饮人选择是否饮酒以及饮酒多少的权利并造成他人出现了危险状态，则构成违法行为。就本案而言，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天的饮酒过程中，三被告存在对郭宾燕强劝饮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不当行为。至于共饮人是否负有劝阻其他饮酒人饮酒的义务，我们认为饮酒是个人的选择，饮与不饮、饮多饮少是其权利，因此在饮酒人自愿饮酒的情况下，即使其过量饮酒，其他共饮人从道义考虑可以进行劝阻，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应当劝阻的义务。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杜娟、薛春美、李宇对于郭宾燕的过量饮酒没有进行劝阻存在违法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况且，根据视频显示郭宾燕在饮酒后未表现出醉酒状态，对于郭宾燕是否过量饮酒亦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更谈不上三被告违反法定义务，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认可。2、关于共同饮酒后，三被告是否存在法定义务以及是否违反法定义务。如果共同饮酒人实施了强劝饮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不当行为，导致其他同饮人出现了危险状态，则实施了不当行为的同饮人就产生了照顾和救助的作为义务；即使共同饮酒人没有实施上述不当行为，如果饮酒人已经醉酒且处于危险状态，其他同饮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负有照顾与帮助的法律义务。就本案而言，根据杜娟提交的当日餐厅大厅监控录像显示，郭宾燕等人用餐后离开包厢时，郭宾燕与大厅内的熟人打招呼告别，之后郭宾燕自行走出餐厅，步伐平稳，未见醉酒情况。之后，杜娟开车载其回家，在其小区附近郭宾燕下车后自行步行安全回到家中，回家后被告当天晚上及次日上午还与被告微信聊天，并未表现出明显异常。考察饮酒后的整个过程，三被告已做到了作为朋友对郭宾燕应有的帮助和照顾，无任何违法或不当行为。故郭宾燕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三被告未将郭宾燕送到家中或交给成人家属存在违法或不当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在饮酒中和饮酒后的该事件的整个过程，三被告均无任何违法行为。二、三被告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侵权责任构成需具备过错要件，过错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在共同饮酒引发醉酒损害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主观要件一般是过失。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排除三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存在故意。共同饮酒引发醉酒损害，行为人未尽救助的作为义务，只有在主观上具有过失时，才构成侵权责任。民法的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前者是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后者是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不论是疏忽还是懈怠，都采用客观标准判断，即对自己应当注意义务的违反。注意义务是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对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持关注程度的必要性。共同饮酒通常没有危险性，每一个同饮者即使负有注意义务，也都是一般注意义务。在共同饮酒引发醉酒损害案件中，违反法律上的注意义务构成过失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同饮人在饮酒过程中的过失。第二，是同饮人在其他同饮者醉酒之后实施的行为中的过失。就本案三被告是否存在过失，本院仍分为饮酒中和饮酒后两阶段分析如下：1、饮酒中，共同饮酒人是否存在过失。过量饮酒有害健康。对这一生活常识，不仅饮酒人自己要注意，同饮者也要注意，不能在别人不愿饮酒或者不适于多饮甚至不能饮酒时强劝饮酒。违反上述注意义务，就构成过失。本案中，当天聚餐者都是朋友，朋友之间聚餐时有饮酒行为应属正常情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天的饮酒过程中，三被告存在对郭宾燕强劝饮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不当行为，不应认为三被告存在过失。且根据郭宾燕聚餐后自行离开餐厅且步伐平稳的状况来看，无法认定郭宾燕当天在饮酒过程中出现了因过量饮酒导致的醉酒情况，在三被告仅有一般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即便三被告对郭宾燕饮酒未进行提醒、劝阻，也不应认为三被告存在过失。2、饮酒后，共同饮酒人是否存在过失。当同饮者发生醉酒，特别是醉酒引发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危险状态时，其他同饮者应当负有对醉酒者进行妥善安置的义务，避免危险发生。如果能够尽而未尽上述注意义务，就构成过失。本案中，郭宾燕聚餐后自行离开餐厅，未显示出醉酒状态。在此情况下，三被告并未因郭宾燕未醉酒而对其不管不顾，而是由杜娟开车将其载回其居住的小区，郭宾燕自行步行安全回家，郭宾燕从离开餐厅到回到家中的过程未发生任何人身危险和损害。因此，应当认定，作为朋友的三被告已在郭宾燕饮酒后尽到了相应的照顾和注意义务，三被告不存在过失。综上，在饮酒中和饮酒后的整个过程，三被告均无任何主观上的过错。三、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本案中三被告在该事件的全过程都不存在违法行为和主观过错，因此即便郭宾燕聚餐当日确实过量饮酒，即便其目前的昏迷状态与其当日过量饮酒行为存在一定关联性，但因三被告在该事件的全过程都不存在违法行为和主观过错，故应当认定郭宾燕的该损害结果与三被告的行为之间不具有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综上，郭宾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大小、身体状况有正确的判断，在明知过量饮酒可能危及健康的情况下仍过量饮酒，在三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和主观过错的情况下，三被告不构成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郭宾燕主张三被告行为构成侵权，但未就其主张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依法不予认可，其要求三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法律之外需要指出的是，该事件给郭宾燕本人及其家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痛苦，令人痛惜，尽管如此，法院难以罔顾事实和法律，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作出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15元，由郭宾燕负担，已交纳。鉴定费5350元，由郭宾燕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志辉人民陪审员  赵为民人民陪审员  李秋生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 璇书 记 员  陈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