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9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阿根，男，1953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峰，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辰，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紫日，男，195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立成，温岭市松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徐阿根因与被上诉人江紫日船舶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19年9月9日召集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徐阿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峰、罗辰，被上诉人江紫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立成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阿根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江紫日归还徐阿根船舶押金5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庭后，徐阿根书面明确案由为船舶共有纠纷，并变更诉请为判令江紫日返还江紫日所分割的51%的船舶押金计25.5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徐阿根与江紫日合伙经营“恒风18”轮，挂靠在黄石市恒风海运有限公司名下，2006年11月11日，双方约定“恒风18”轮改造后的产权江紫日占51%，徐阿根占49%。2009年，徐阿根与案外人樊定良等共6人合作承包疏浚工程，该合伙体（以下称为九洋合伙体）决定租赁“恒风18”轮进行施工，由樊定良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于2009年4月12日将50万元租船定金通过会计滕翼飞支付给了江华娥，2009年4月18日，樊定良与江紫日签订光船租赁合同一份，内容为：租期自2009年5月9日至2010年5月10日一年，年租金825万元按11个月每月付75万元，签约后预付船舶押金50万元，合同还约定发生违约情况，违约金为50万元。因九洋合伙体在经营中各合伙人产生矛盾，该合伙体各合伙人决定船舶租期到期后即终止光船租赁合同，2010年5月16日宁波九洋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洋公司）向徐阿根交接了“恒风18”轮。2011年3月24日，九洋合伙体在九洋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合伙经营“恒风18”轮进行了清算，清算协议中载明“船押金50万元移交给徐阿根”。之后樊定良、九洋公司与徐阿根等人之间因合伙等事项发生多起诉讼，有关“恒风18”轮的50万元押金经宁波海事法院（2017）浙72民初1274号案判决确认，徐阿根于2010年11月10日向九洋公司会计滕翼飞支付的50万元系偿还九洋合伙体的租船押金，并非徐阿根要九洋公司代付的船员工资款。另查明，江紫日所收取的“恒风18”轮50万元以定金名义于2009年5月21日计入“恒风18”轮收入由徐阿根、江紫日共享，双方于2012年10月将“恒风18”轮转让给他人后进行了清算，合伙关系结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徐阿根变更后的诉请，案件案由为船舶共有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案件争议焦点为徐阿根诉请江紫日按股份比例承担其退还给承租人50万元押金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徐阿根认为，光船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押金归还时间，故案件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徐阿根一直认为其于2010年11月10日向九洋公司支付的50万元款项系其与九洋公司间的往来工程款，与租赁“恒风18”轮无关，但最后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为偿还“恒风18”轮的押金，故徐阿根自2017年11月23日判决之日起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至案件起诉时，未过诉讼时效。一审认为，首先，涉案光船租赁合同已经于2010年5月10日因履行完毕而解除，承租人与出租人间相关权利义务的诉讼时效应自该日始起算，徐阿根称光船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押金归还时间就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与法不符。其次，虽然法院判决认定徐阿根于2010年11月10日向九洋公司支付的50万元系归还押金，但徐阿根不能以此主张其刚知道权利受损。徐阿根既是“恒风18”轮出租人的合伙人，又是“恒风18”轮承租人的合伙人，当“恒风18”轮承租人一方召开股东清算会议时，在清算协议中记载“船押金50万元移交给徐阿根”，徐阿根即应知道其有去和“恒风18”轮出租人结清光船租赁合同下押金的义务，徐阿根明知自己已经于2009年5月21日分到了该款项，却没有与江紫日结算“恒风18”轮出租一方的账目，江紫日当然有理由认为承租“恒风18”轮一方的账目已经结清，出租一方无须再归还押金。最后，徐阿根自己接手了“恒风18”轮，在其之后与九洋公司的合作中，向九洋公司的会计滕翼飞支付了50万元又不明确款项性质，而原先船舶押金也系通过该会计支付，对九洋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或樊正良来说，其知道徐阿根为船舶所有人，也知道九洋合伙体把返还押金的事分配给了徐阿根，当然有理由认为该款项系归还船舶押金，徐阿根在另案中抗辩称该50万元为船员工资，意图为自己获取额外利益，其主张其于判决后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并不成立，更不能以此时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徐阿根在2011年3月24日清算时承担代为归还租船押金的义务时起就应该知道其权利可能受损，而其以“恒风18”轮股东的身份要另一个股东承担的时效最迟也应自2012年10月合伙关系结束时起算诉讼时效，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作出（2019）浙72民初78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徐阿根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125元，减半收取2562.5元，由徐阿根负担。徐阿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徐阿根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江紫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1.一审判决已明确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不是光船租赁合同纠纷，故不应适用承租人、出租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即使本案因光船租赁合同引起，因光船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押金归还的时间，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的情况。2.本案50万元的性质被判决确定为船舶押金。在九洋合伙体期间，因押金由樊定良通过会计滕翼飞支付给江华娥（系江紫日配偶），未经徐阿根之手，故徐阿根未参与押金退还之事。故徐阿根一直认为自己于2010年11月10日向滕翼飞支付的50万元系船员工资。后2011年3月24日，九洋合伙体进行合伙清算时，经一致同意50万元移交给徐阿根，但实际上九洋合伙体根本没有将这50万元移交给徐阿根。后一审法院（2017）浙72民初1274号案件判决以“截至判决之日无人与江紫日结算过50万元租船押金”为由，将2010年11月10日徐阿根向九洋公司会计滕翼飞支付的50万元款项认定为代船舶合伙体偿还押金，即判决认定该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押金，同时本应由船舶合伙体退还的船舶押金已由徐阿根个人偿还，徐阿根方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应当从上述判决之日（2017年11月23日）起计算三年。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二、江紫日应当归还徐阿根船舶押金25.5万元。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本案中，2009年江紫日、徐阿根将该笔款项列入了船舶合伙体的收入，并按比例进行了分割。后徐阿根偿还了船舶合伙体的全部押金50万元，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部分，故有权向江紫日追偿。江紫日辩称，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阐述地非常详细和精确。该份判决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完全没有瑕疵。二、退一步说，2009年所发生的光船租赁合同距今已有10年之久。江紫日与徐阿根当初是合伙关系，江紫日占股51%，徐阿根占股49%。后在2012年10月左右江紫日和徐阿根将合伙的船舶出让给他人，合伙终止，双方也结清账目。可见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三、再退一步说，江紫日在收到一审诉讼材料时才知道徐阿根擅自决定将押金款移交。就此，此前徐阿根从未告知过江紫日。徐阿根既是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又是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对于押金退还事宜最起码应该告知江紫日，且必须经得占股51%的江紫日的同意才行。根据当初的租赁合同，系江紫日与樊定良代表的宁波九洋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押金退还也必须经得江紫日同意才行。况且租赁过程中江紫日没有违约，而是承租方宁波九洋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违约，江紫日至今没有收到合同约定的足额租金。所以徐阿根擅自做出决定的后果必须由其自己承担。另，徐阿根和江紫日将共有的船舶在2012年10月转让给他人时，也未提及押金款事项。双方散货结算账目的时候也未提及。四、如果按照徐阿根的主张需要退还押金50万元，那么案件必须要审查当初租赁合同的履约情况。江紫日根本不知道徐阿根到底收取了多少租金。江紫日没有收到足额的租金，也不存在违约情形。本案不存在退还押金的证据和理由。（2017）浙72民初1274号判决书作出后，徐阿根也没有告知过江紫日。综上，请求驳回徐阿根的上诉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材料。徐阿根向本院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经本院通知，证人曹某到庭陈述称：“我是负责恒风18轮陆地上的九洋的项目经理……我在2010年11月10日把船还给江总……还船后，工资发到11月10日……恒风18轮经营期间租金应该是付清的，财务都是公司支付的，我们工地不管租金支付问题”。就上述证人证言，徐阿根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徐阿根认为证言可以证明第二次租的“恒风18”轮在2010年11月10日归还给了江紫日，当时租船以九洋公司名义向江紫日租赁，还船时间与之前案件中确定的“恒风18”轮费用及船员工资清单都可以完整地印证。租金及交接船的手续都掌握在九洋公司。江紫日发表质证意见称船舶交接时间是2010年11月10日，到底谁和谁交接记不清楚了。证人曹某是管项目的，都是徐阿根和曹某联系的，江紫日根本不清楚具体情况。江紫日只是“恒风18”轮的船东。徐阿根与证人曹某存在合作关系，可能有利害关系，涉及的情况江紫日已记不清楚。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对证人证言的认定如下：证人经本院通知，到庭陈述了其亲身感知的事实，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为徐阿根的一审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对证人证言在本案中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不持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除存在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外，第二审人民法院不予审理。2006年，徐阿根与江紫日合伙经营“恒风18”轮，此为处于出租人地位的合伙体。2009年，徐阿根与案外人樊定良等共6人合作承包疏浚工程，此为处于承租人地位的九洋合伙体。九洋合伙体决定租赁“恒风18”轮进行施工，遂于2009年4月18日由樊定良与江紫日签订光船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约定的50万元押金在合同订立前由会计滕翼飞支付给了江华娥。上述光船租赁合同终止后，2011年3月24日，九洋合伙体召开股东会，对合伙经营“恒风18”轮进行清算，清算协议中载明“船押金50万元移交给徐阿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徐阿根的一审诉请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徐阿根起诉称经一审法院（2017）浙72民初1274号判决认定“徐阿根于2010年11月10日向九洋公司会计滕翼飞支付的50万元系偿还九洋合伙体的租船押金”，徐阿根于2017年11月23日上述判决作出之日才知道自己权益受损，起诉要求江紫日返还其所分割的船舶押金25.5万元。本院认为，江紫日在案涉光船租赁合同中收取的50万元押金，在2009年5月21日即以定金名义被计入“恒风18”轮收入，由江紫日和徐阿根共享分割。2011年3月24日，九洋合伙体清算协议中载明“船押金50万元移交给徐阿根”。徐阿根在光船租赁合同关系中，既是出租人的合伙人，也是承租人的合伙人。一审法院按照清算协议内容，认为“徐阿根在2011年3月24日清算时承担了代为归还船舶押金的义务”，符合本案实际。至于徐阿根实际代为归还船舶押金的时间，并不影响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认定。徐阿根在二审中的陈述称移交收到的50万元是债权，因“恒风18”轮出租人的合伙人徐阿根、江紫日已在2009年5月21日将押金分割，徐阿根作为“债权人”有权向江紫日主张分割的押金份额。案涉光船租赁合同早在2010年5月10日解除。无论从2011年3月24日起算，还是从江紫日与徐阿根共有的“恒风18”轮转让他人、合伙关系结束的2012年10月起算，均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另一方面，徐阿根向九洋公司的会计滕翼飞支付50万元，但不明确款项性质。结合徐阿根在本案中的身份，以及九洋合伙体清算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徐阿根在另案中抗辩称该50万元为船员工资，意图为自己获取额外利益”，具有一定依据。徐阿根有关其在一审法院（2017）浙72民初1274号判决作出后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主张不能成立，更不能以此时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综上所述，徐阿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25元，由上诉人徐阿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清正审判员  王健芳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