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陕71行终5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科军，男，1973年9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610112197309183033，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席王村109号副1号。   委托代理人段林冲，男，1964年4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610112196404043034，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九村80-1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文景路132号。   法定代表人汤天，政委。   委托代理人贺昆，该单位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科军与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经开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116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8月24日，被告作出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17年5月11日07时许，我所接报警人王科军报警称：在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劳务市场被打，我所民警李辉、张锋立即出警赶赴现场，经了解，报警人与高华、房龙等人因工资纠纷一事发生口角，后报警人被高华、房龙等人用啤酒瓶殴打，房龙将报警人王科军手机抢走，现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经审查，违法嫌疑人房龙对其寻衅滋事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现决定给予房龙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安市公安局或未央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未央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认可其于2018年8月27日收到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称其于2018年8月27日收到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中已明确告知起诉期限，故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科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王科军。   上诉人王科军上诉称，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民警张锋，在侦办2017年5月11日凤城七路未央路十字发生的暴力抢劫案中，罔顾事实、辟重就轻，为罪犯开脱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致使罪犯团伙逃脱法律制裁，连续作案危害社会。2017年5月11日上午七点整，上诉人在凤城七路与未央路十字，开面包车吊座。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伙同其他两人，手拿起啤酒瓶，气势汹汹向上诉人要钱，上诉人说没钱。三人抢了钱包后一看钱包是空的,就扔到车上，随后用啤酒瓶在上诉人头上猛砸。将上诉人打晕并随手抢走了上诉人的华为手机,价值1500元。开元路派出所接警后，抓住一人，其他两人跑脱了。这本是明明白白的暴力抢劫案，但奇怪的是经开分局却将此案办成了经济纠纷殴打案，最后将房龙罚款500元，高华罚款500元，拘留15天了事。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不作为,混淆是非，充当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主要有以下几点：1.极力拖延办案时间,企图将本案不了了之.依据经开分局的办案卷宗记录,2017年5月11号发生的案件,当时公安出警已经拘捕到高华,但为什么案卷记录中所示,迟至2018年8月,才进行传唤疑犯。这一年零三个月办案人员究竟都干了什么。2.经开分局及抢劫嫌疑人。在案卷中所述是债务纠纷,但欠债人是谁？有无欠条？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欠债人和被害人有无关系？为什么卷宗中没有显示,如果没有，那只能是嫌疑犯和办案人员共同编了一个逃脱罪责的理由。3.在案卷中嫌疑人已供认了抢劫了受害人的手机,那么结案后手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追回和赔偿。4.由于办案人员的不作为，致使这三个人的抢劫团伙未受到应有的制裁。三人中的房龙在另外一件抢劫案中被关到了临潼看守所，案件现在在未央法院,在询问房龙时是在临潼看守所做的笔录。综上所述，高华,房龙等三人，本就是一起黑恶势力的暴力抢劫团伙,而公安办案人员拖延办案时间、颠倒是非，把一个明火执杖的抢劫案，办成了一个债务纠纷的殴打事件,充当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上诉人是面包车司机,从未开过公司,干过工程,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开元路派出所接案后只听违法行为人的一面之词，对申请人提供的视频证据不采纳,没有追究违法人的伤害及抢劫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袒嫌疑人。综上所述，请求：1.依法撤销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96号、382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行为人高华,房龙进行重新处理；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经开分局答辩称：2017年5月11日7时30分许,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接110转警称有人在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七路东段被几名男子殴打。经查证,违法行为人高华被雇佣干活时，曾乘坐王科军驾驶的面包车,因未拿到工钱,5月11日上午在上述地点再次遇见王科军时,便上前与之理论。高华讨要工钱未果后,伙同违法行为人房龙(因其他案件涉嫌抢劫罪,被经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现羁押于临潼区看守所)及另一男子(身份信息不详)对王科军实施殴打,此过程中房龙因担心王科军报警遂将其手机拿走。一、本案的实体认定问题。本案调查过程中,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民警在首次询问被答辩人王科军时,曾询问是否需要对其伤情进行鉴定,被答辩人因其无明显伤情表示不做伤情鉴定。但之后被答辩人又要求做此鉴定,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遂于2017年6月16日和6月19日向其出具了三份人身伤害医学鉴定委托书,但被答辩人未将鉴定机构对其人身伤害医学鉴定意见提供给公安机关,并将鉴定委托书交还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因此,无法认定被答辩人的伤情符合《刑法》故意伤害罪所规定的轻伤以上情形。本案中,违法行为人房龙出于为高华讨要工钱的目的,逞强耍横,结伙殴打被答辩人,且在被答辩人意图报警时拿走其手机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项“结伙斗殴”及第三项“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因此,经开分局对违法行为人房龙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伍佰元罚款的处罚并无不当。二、本案的程序问题。2017年5月11日,被答辩人向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报警后,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于5月12日受理行政案件调查,在办案期限内,违法行为人高华经多次传唤拒不配合接受调查,故意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另外两名违法行为人身份信息不确定,包括被称为“黄毛”的违法行为人房龙,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遂于2017年6月9日将该案归档备查,并于次日告知被答辩人王科军,待相关涉案人员到案或发现新证据后,依法进行处理。经开分局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了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8月27日将该决定书和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82号决定书复印件当场送达被侵害人王科军,而被答辩人王科军迟至2019年3月13日诉至人民法院,已超过法定时限。综上,答辩人经开分局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事实清楚,程序规范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将经开分局列为被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经开分局开元路派出所2018年8月27日的工作追记中载明“2018年8月27日通知受害人王科军到所内，将违法行为人高华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82号、房龙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当场送达受害人王科军。”上诉人王科军在一审过程中，亦在2019年4月29日的谈话笔录中确认，其于2018年8月27日收到经开公（开）行罚决字（2018）3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中明确告知起诉期限，故上诉人于2019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王科军的上诉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曹伟   审判员  张博   审判员  侯斌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