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74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内东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TFTJ1E。法定代表人：陈记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翔，北京奥东（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树国，男，196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大河镇钱建楼村**，现住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天，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华为坂田基地代码：914403001922038216。法定代表人：赵明路，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特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侨香路**特发文创广场**代码：914403001922285356。法定代表人：陈宝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玉芳，女，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审被告：杨利琴，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詹翔，北京奥东（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岳树国以及原审被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深圳市特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杨利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2民初3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乐飞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192民初3203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其上诉的理由为：1、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伤系为上诉人工伤所致。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损害事实发生的证据仅为三份证人证言。而三份证人证言中，除了被上诉人的同居女友李某的证言中称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19日在华为全光实验室施工时受伤外，其余两位证人吴某、蔡某的证言均称，其并未出现在事发现场，也未看到被上诉人受伤的过程，只是到被上诉人受伤了，但受伤的时间、地点以及受伤过程均、地点以及受伤过程均不知道人的证言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受伤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中仅有一份证据与其诉称的事实有关联，但这一份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69条第2款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既然已经查明了李某为被上诉人的同居女友，就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因此李某证言的内容必须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另两位证人的证言却不能对被上诉人受伤的过程加以印证，也就无法与李某证言形成一致，故李某的证人证言在形式上就成为孤立的证据，且李某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单凭李某的证言是不能认定“被上诉人系被告杨丽琴邀约至案涉工地提供劳务而受伤”的这一事实。2、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在认定上存在断章取义、避重就轻的情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主要证明目的完全忽视，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1）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及其证人说法可以对应，没有矛盾冲突之处”，原审判决作为这种认定的理由是：证人李某、吴某曾在几栋楼工作过；上诉人在华为科技园确有几处工地；上诉人在2017年11月7、8号到过案涉现场，这样的说法能够相互印证。但是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是用来证明这几个观点的吗？很显然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证人的主要是想证明被上诉人是为上诉人工作时受伤的经过，证人吴某、蔡某均未提及，根本就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是为上诉人工作而受伤，因此对于被上诉人受伤过的过程，被上诉人的证人说法是无法对应的，达不到被上诉人提供证人的证明目的，其证人证言并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2）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原审判决认为可信度较低，其理由为：现场工人人数陈述不一致、对杨杰、杨利琴是否在现场陈述不一致、工作时间陈述不一致。但是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并不是要证明工人人数、杨杰、杨利琴是否在现场以及工作时间，而是要证明：“华为全光实验室是在2017年11月25日开工，被上诉人并非现场施工人员，施工现场也未发生受伤事件”的这一事实。对于这一事实，上诉人各证人之间存在原审判决认定陈述不一致的情形，也是因为各证人均只是某一时间段在现场施工，并不是从头至尾都在施工现场，每个人看到的情况均有不一致的地方，故他们的陈述不一致是完全符合情理，也只有陈述不一致才能更加真实反映现场情况，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在证明目的上的陈述是一致的，证人证言具有较高可信度。通过原审判决对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各自证人提供的证言进行的认定中可以看出，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证人证言可信度低、被上诉人证人证言可信度高的理由，均是与本案诉争事实并无过多关联的细微情节，就此否定上诉人的证人证言、肯定被上诉人证人证言显然缺乏说明力。对于各自证人证言能否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原审判决却未加以说明，因此原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认定就存在错误。3、原审判决对原审被告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在认定上存在前后不一之处。本案一个关键证据《施工作业申请表》并非只有被上诉人提供，原审被告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向法庭出示了《施工作业申请表》的原件，并作为证据进行了提交，用以证明华为全光实验室是在2017年11月25日开工。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作为全光实验室工程的发包人，其作出的施工作业申请表上确实的开工时间应当就是工程的实际开工时间。本案中，随同该《施工作业申请表》一起提交的还有《现场勘测表》，原审判决将《现场勘测表记载》记载的内容作为案件事实加以认定，但是对于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施工作业申请表》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如果上诉人提交《施工作业申请表》原审判决以上诉人的证据可信度较低而不予认定，那么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施工作业申请表》原审判决为什么不予认定，判决书未能说明原因。案件同一当事人提供了同一个工程项目两份书证，一份内容为勘测，另一份内容为施工，这两份书证的内容相互关联且有延续性，但内容为勘测的书证在原审判决中作为有效证据进行认定，内容为施工的书证在原审判决中未作任何说明，由此可见，原审判决对同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认定上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形，不作任何解释就将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予以排除。4、原审判决未依法对证据进行审核认定。《施工申请表》作为证据提交并已出示了原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第70条规定，对于该书正被上诉人必须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才能否定该书证的证明效力，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来证明华为全光实验室是在2017年11月25日前开工，特别是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全光实验室在2017年11月19日就已经开工，故《施工作业申请表》在不能反驳的情况下，其证明效力应当得到确认，因此原审判决未依法对《施工作业申请表》这一书证进行审核认定，仅以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可信度低就否定该书证的证明效力是完全错误的。被上诉人岳树国答辩则要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杨利琴答辩表示，同意上诉人乐飞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原审被告物业公司答辩表示，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判决。原审被告华为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作答辩。2018年7月，岳树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华为公司、物业公司、乐飞公司、杨利琴连带赔偿我的经济损失237,533.35元（医疗费8,271.75元、后期治疗费5,000元、误工费18,379元、护理费5,788.6元、营养费600元、伙食补助费200元、交通费200元、鉴定费2,300元、残疾赔偿金191,3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为公司、物业公司、乐飞公司、杨利琴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岳树国诉称其于2017年11月19日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武汉研究所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以下简称案涉工地）从事走线槽工作，因需锯木条固定线槽，在施工过程中，不慎将左拇指锯伤致左拇指离断。其受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4天（2017年11月19日至2017年11月23日），经诊断为左手拇指近节指骨基底部骨折、左手软组织损伤。出院医嘱：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后期可考虑行拇指再造术、不适随诊等。岳树国因治疗支出医疗费8,271.75元。经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委托，武汉平安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12月11日出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构成八级伤残；建议给予后续医疗费5,000元；自受伤之日起，休息时间120日，护理时间60日，营养时间60日。岳树国支付鉴定费2,3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岳树国的户籍地址为湖北省××大河镇××组，从2014年9月12日起一直居住在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新磨山社区方家湾178号。物业公司是华为公司武汉基地的物业管理方，应华为公司的要求进行小型增改，增改项目的费用包含在物业管理费中。2017年4月24日，物业公司与乐飞公司签订《武汉分公司华为项目小型增改合同》，载明“乙方（乐飞公司）负责甲方（物业公司）管理的华为软件园、未来科技城租赁区域内以及华为武汉研究所其他租赁办公场所的小型增改业务。业务包括甲方提出的土建、装饰、机电安装、设备设施维修、办公家俬移位安装，乙方有能力完成的其他小型增改业务。合同服务期限：2017年4月24日至2018年3月1日。乙方施工人员在增加改造及相关工程中，由于乙方原因发生的行为及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7年9月20日，乐飞公司就案涉工地填写了《现场勘测表》，载明“施工地点：T1-4F，整改方案：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建设；可施工时间段：24h可施工；预计工期：审批后一个月；现场勘测人员：杨杰”。其后，乐飞公司又填写了《华为园区施工作业申请表》（日期不详），载明：“1、施工申请人：杨杰；2、施工单位：乐飞；3、施工日期：2017.11.25—2017.12.30；4、施工地点：T1-4F；5、施工项目名称：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建设；6、施工人员名单：何乐、陈记羊、陈晓舟；7、施工内容以及使用工具：石膏板隔断、刮腻子、走线槽等；8、施工项目负责人：杨杰”等。除案涉工地外，乐飞公司在上述时间段另有两个施工作业项目：1、整机工程部武汉新基地实验室建设，该项目的《施工作业申请表》（日期不详）中载明“施工地点为T1-4F，施工日期为2017.11.25-2017.12.20”；该项目的《现场勘测表》（现场勘测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中载明“可施工时间段：24h可施工；预计工期：审批后25天”；2、公共服务器实验室整改，该项目的《施工作业申请表》（日期不详）中载明“施工地点为T1-2F，施工日期为2017.11.25-2017.12.10”；该项目的《现场勘测表》（现场勘测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中载明“可施工时间段：24h可施工；预计工期：进场审批后20天”。上述两项目的现场勘测人员均为杨杰。2017年11月25日，乐飞公司与案外人张某（杨利琴妹夫）签订《项目经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1、项目名称：全光实验室部门新基地实验室建设；2、承包方式：包工包料；3、施工期限：30天；4、承包价款：82,862元；5、甲方（发包方，即乐飞公司）指派杨杰为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及工程监理；6、乙方（承包方，即张某）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乙方人员、甲方人员及第三方人员伤亡事故的责任和因此产生的费用。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一审法院审理中，双方对于岳树国是否在案涉工地受伤有异议，岳树国陈述：我是从事电工行业，原本在蔡甸某工地做水电，2017年11月7日、8日晚上接到杨利琴电话让我做水电，我还去案涉工地看了现场，之后回到住处。2017年11月17日晚，杨利琴打电话让我次日开工。18日早上，我和李某到现场，杨利琴、张某、何某、陈记羊以及杨利琴的女儿在场，我的工作任务就是从4楼往1楼拉电缆，工作地点在4楼。第二天，我又去了，为了固定开关插座的底盒，需要切割木头，杨利琴从一楼抱着一摞木头到了四楼我工作的地方，在切割木头的过程中，因为木头上有树结，电锯割到树结的时候蹦到我手上，将大拇指割掉了。我是右手拿锯，左手拿木头，一人操作，无其他人员配合，但是在现场有姓马的木工、姓吕的木工，李某在拉空压机过来，准备固定底盒，另外杨利琴和他老婆陈记羊也在四楼，我的手受伤后，杨利琴给儿子杨杰打电话，让开车过来，赶紧去往医院。杨利琴陈述：我没有打电话让岳树国做工，两人是老乡，平常一起玩，但从没有叫他做事。自己直到2018年6、7月间，让岳树国还钱才知道岳树国受伤，岳树国以手受伤为由拒不还钱。案涉工地在2017年11月18日、19日也没有开工，开工时间是2017年11月26日。2017年11月之内在华为园区也没有其他项目在施工。岳树国为证明其在案涉工地受伤，提交了证据：1、银行转账流水，内容为杨利琴在2017年12月4日向其转款2,000元，2017年12月21日向其转账3,000元，2018年1月16日向其转款2,000元，均为支付工资；2、2018年6月25日岳树国报警记录（地址：光谷七路53（地址：光谷七路536路公交车站旁其2017年11月份在杨利琴手下做工受伤，要杨利琴赔偿相应费用，告知岳树国通过司法手段解决”；3、证人李某（岳树国同居女友）的证言，内容为“2017年11月18日两人一同前往案涉项目地，在场的有杨利琴、杨杰和一名木工。2017年11月19日，当天的工作是从四楼往一楼拉光纤、拉电缆，岳树国让证人李某去拿空压机喷枪时岳树国受伤，岳树国受伤系因其用切割机割木头不慎把手割伤，当时在场的至少有三人：杨利琴、马某和吕某，事故发生后杨利琴让其子杨杰将岳树国送往医院……18日开工，12月20日左右完工，我们做了3栋楼的维修工作，到现在都没有发工资”；4、证人吴某的证言，内容为“他（岳树国）是2017年11月21日晚上打电话给我的，我是22日早上过去的，我在那边做了11天，每天的工资岳树国告知我300元，实际上至今还没有拿到工资，每天指挥我做事的是杨利琴。我去的时候岳树国不在场，他的手受伤了，我做了3栋楼，分别是一个4楼、一个1楼、一个2楼，我们去的时候没有标牌，现在才知道的，我后来跟着岳树国去要钱去过一回”；5、证人蔡某的证言，内容为“2017年11月左右，岳树国通知我叫我去帮一天忙，我和他住附近，是邻居我和李某一起前往的，当时岳树国没有去，他手受伤了，我做了一天，岳树国告知我工资是300元/天，但现在还没有给我工钱，岳树国受伤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不在场，我只知道地方是在华为基地里面，但是具体名称我不知道，后来我就没有去了”。乐飞公司、杨利琴为证明岳树国受伤与其无关，提交了下列证据：1、证人张某（杨利琴妹夫）的证言，内容为“不认识岳树国……我是乐飞公司现场负责人，我从2017年11月25日和乐飞公司签订的合同，26日开工，之前蛮早的时候在别的工地武汉三镇有合作，在华为工地和乐飞公司合作25天，乐飞公司将工程一口价包给我，我施工的范围包括全光实验室第四层……我进场之前没有其他人施工过。工程是12月20日完工的，我当天就撤场了。我在整个华为园区只有全光实验室第四层一个项目，没有其他项目，杨利琴没有在工地上做事，包给我了……我项目上有4个工人，不包含我，他们分别叫向某（木工）、何某、王师傅、岳迪金……我施工期间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2、证人何某（杨利琴的女婿）的证言，内容为“（一起工作的有几个人）具体几个人我不清楚，我不是天天在工地上，我就是打杂的，我知道的人有张某、向某，其他人我没有关注，我不清楚，工地上总共几个人我不清楚，工人不固定。不认识（岳迪金），第一次进项目是25日，之前没有看过场地，我前后加起来工作了15天左右，半个月只认识张某、向某，其他人没有关注。我的工资是张某发的，现金给我的，具体哪天发的不清楚，发了我3,600元，没有开收条，就近找的火车站外面的地方给的我现金，我平常有工作，那段时间又正好比较闲，在外面打散工，没有固定工作……（和你一起做事的有无杨利琴）没有。（有无陈晓舟）有，他在全光实验室工作过。（杨杰有没有做过事情）没有，我和他接触的少。没有和我在全光实验室做过事情，也没有在其他项目上做过事情。（你在华为园区做事的时间有无在2017年11月25日之前的）有，大概在2017年9月份左右，也去华为做过事情，收场子、捡东西等杂事。这个日期（2017年11月25日）是张某叫我去的，其他的项目不是他叫我的，全光实验室项目之前两个月，杨利琴叫我做事过”；3、证人向某的证言，内容为“我是2017年11月25日张某打电话给我，11月26日到武汉华为基地全光实验室，我做木工，实验室在四层，那栋楼最高4-5层，具体不清楚……我做事情大概有10多天，工资是包工的，……张某给的我工资，我做事情期间只在全光实验室做过，没有去过其他楼层，不认识（李某）。我一个人做木工，场地上有张某、何某，杨利琴有时候去看场子，杨杰是工地负责人。（26日进场时）从头开始做，现场没有施工过的痕迹。（之前有无与张某、杨利琴等合作）有与张某在老家做过事情，之前不认识杨利琴。（杨利琴在现场的身份）杨利琴和杨杰、张某一起过来指挥做事，但是我平时是听张某的指挥……全光实验室没有发生过受伤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受伤的事情。”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因岳树国、杨利琴均陈述双方在2018年7月1日因纠纷报警，且做了笔录，为查清事实，一审法院向武汉市公安局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分局磨山派出所调取了杨利琴手书的报案材料和两人的《询问笔录》，上述材料中双方仅提到杨利琴在当日前往岳树国家中向岳树国要8,000元，双方因此起争执后报警。在本案中，物业公司为证明乐飞公司的劳力情况，提交了乐飞公司2017年11月份工资领取确认单（确认签字时间是2017年12月15日），显示何某、向某的实际工作天数均为26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岳树国是否在案涉工地受伤的问题。本案中，岳树国及乐飞公司、杨利琴对于岳树国受伤的情况各执一词，且分别提交了证据。在综合评判各方证据后，认为乐飞公司和杨利琴提供的各证人证言以及证人证言与书面材料之间存在不一致之处：1、关于工人人数，证人张某陈述项目上除了他之外有4个工人分别是向某、何某、王师傅、岳迪金，何某称不认识岳迪金，而项目上有陈晓舟；证人向某称有张某、何某，杨杰是工地负责人，而案涉工地的作业申请表记载施工人员名单为何乐、陈记羊、陈晓舟；2、关于杨杰是否在案涉工地，证人何某称杨杰没有和其一起在案涉工地做事，而向某称杨杰是现场负责人；3、关于杨利琴是否在案涉工地，证人张某、何某称杨利琴没有在工地上做事，证人向某称杨利琴有时候去看场子，且还指挥做事；4、关于工作时间。乐飞公司的工资单显示何某、向某在2017年11月的实际工作天数均为26天，而证人何某称第一次进项目是25日，之前没有看过场地，前后加起来工作了15天左右，证人向某称做事情大概有10多天，且之前不认识杨利琴。而岳树国及其证人的说法可以对应，没有冲突矛盾之处；证人李某和吴某均称曾在几栋楼工作过，而乐飞公司在华为园区确有数处施工作业区域；岳树国陈述的2017年11月7、8日晚到过案涉工地现场，这与“公共服务期整改项目”在2017年11月7日现场勘测的时间也相吻合，岳树国及其证人的说法可信度较高。本案中乐飞公司、杨利琴有书证即《施工作业申请表》，确定的施工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并认为案涉工地在之前没有施工。如上所述，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不能证明其实际施工时间就为2017年11月25日，而案涉工地的现场勘测是2017年9月20日即进行，实践中完全有可能早于书面记载的施工时间施工，不能据《施工作业申请表》上的时间就认定在2017年11月25日之间案涉公司未进行施工。另外，即便杨利琴转账给岳树国的7,000元并非支付的劳务工资，但岳树国提供的报警记录可以证明在2018年6月25日岳树国找杨利琴讨要赔偿款，且岳树国讨要赔偿款的地点在“光谷七路536公交车站旁”，正好是在华为园区附近，从侧面可以印证岳树国向杨利琴主张赔偿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民事诉讼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按此规定要求，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可能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依据优势证据原则采信岳树国的主张，确认岳树国确系杨利琴邀约至案涉工地提供劳务而受伤。关于本案责任承担问题，因杨利琴系乐飞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记羊的丈夫，案涉工地是乐飞公司承接，杨利琴负责现场管理，杨利琴系为履行乐飞公司职务行为，岳树国雇主应为乐飞公司，乐飞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华为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已经将案涉工地发包给乐飞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岳树国从事电工这一专业水平较高的工种，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从业资质，且在锯木头时采取左手持木头，右手握电锯的操作方式，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自身存在过错，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合本案事实确定乐飞公司对岳树国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关于岳树国的损失认定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对岳树国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8,271.75元，根据岳树国产生的医疗费据实计算；2、后续治疗费5,000元，根据鉴定意见确定；3、误工费3,025.69元，误工期应从受伤之日起（2017年11月19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2017年12月10日）为22天，因岳树国长期从事建筑行业，无固定工资，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工资标准50,199元/年计算为3,025.69元（50,199元/年÷365天/年×22天）；4、护理费5,788.60元，根据鉴定意见岳树国的护理时间为60日，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35,214元/年计算为5,788.60元（35,214元/年÷365天/年×60天）；5、营养费600元，根据鉴定意见，岳树国的营养时间为60天，岳树国主张营养费600元予以准许；6、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岳树国住院4天，按照50元/天计算为200元；7、交通费200元，酌定；8、鉴定费2,300元，根据鉴定费票据据实计算；9、残疾赔偿金191,394元，根据鉴定意见，岳树国的残疾等级为八级，且长期在城镇生活，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按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9元计算20年为191,394元（31,889元×20年×30%）；10、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岳树国受伤构成八级伤残，遭受精神伤害，酌定。综上，岳树国的损失共计219,780.04元，岳树国主张的损失中高于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岳树国的损失中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216,780.04元，应由乐飞公司承担60%为130,068.02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后，乐飞公司应向岳树国支付赔偿款133,068.0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岳树国支付赔偿款133,068.02元；二、驳回岳树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32元（已减半收取），由岳树国负担1,000元，由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32元（此款岳树国已垫付，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岳树国）。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岳树国及乐飞公司关于岳树国受伤的相关情况虽各执一词，且分别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是，一审法院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以及证据优势的原则，确认岳树国系乐飞公司、杨利琴邀约至案涉工地提供劳务更加客观、真实；且乐飞公司上诉主张不应承担相关的责任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的认定。其次，岳树国在乐飞公司承接的《武汉分公司华为项目小型增改合同》工作中遭受人身损害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此，乐飞公司应承担提供劳务者受害的赔偿责任。再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武汉平安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结论意见以及双方各自应承担责任的比例，计算出受害人岳树国的赔偿标准及金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判决乐飞公司承担对岳树国的赔偿责任并支付赔偿款，并无不当。因此，乐飞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2元，由湖北乐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阳审判员  杨玲审判员  叶钧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