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民再71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聂广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 代表人:聂广兴，男，194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支援社区原高笋村1社，住所地重庆市龙兴镇支援社区。 负责人:李应忠，该社社长。 申诉人聂广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聂广兴户）因与被申诉人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支援社区原高笋村1社（以下简称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渝01民终8362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渝检民监[2018]50000000235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民抗2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蒋娟、唐恒军出庭，申诉人聂广兴户代表人聂广兴、被申诉人高笋村1社负责人李应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6）渝01民终836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结果不当。一、原审法院以《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载明聂广兴户是9人，但是常住人口登记表只有8人为由认定聂广兴户只有8份承包土地的事实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因此，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以农户家庭全体成员作为一个整体为承包主体。按照三十年不变动的承包政策，在承包期内，承包家庭内部人员流动，就不应当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和范围变动。（一）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家庭承包经营户并非是一一对应。在农村同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老人和成年子女分开居住、分别立户，但因缺乏劳动能力而与子女共同作为一个承包经营户的现象较为普遍。（二）1995年《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表》聂广兴户人口为9人，天堡寨乡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聂广兴户人口为8人。天堡寨乡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张明珍农户人口为1人。张明珍出生于1906年，在1995年进行完善土地承包时已近90岁，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虽然其户口单独登记，但其长期和其孙子聂广兴生活在一起，并由其养老送终。因此，1995年完善土地承包时与其孙子聂广兴共同作为一个承包户，才能合理解释聂广兴户在1995年承包土地时登记表载明聂广兴户人口为8人，《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聂广兴户“人口为9人”的矛盾，而且也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同样，聂广兴户1995年天堡寨乡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聂广兴户人口为8人，周怡于1998年出生后，其家庭人员为9人，即2000年时聂广兴家庭人口是9人。但是聂广兴户提供的2000年《重庆市农民负担监督卡》明确记载其家庭的农业人口为10人，《重庆市农民负担监督卡》上的10个农业人口中必然包含聂广兴的奶奶张明珍。《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李正中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及《重庆市农民负担监督卡》的记载的人口数差异并不矛盾，而恰能相互印证，证明聂广兴户提供的《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人口9人”中包含了张明珍。（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集体土地收益作为基本的生活资源。聂广兴的奶奶张明珍作为原高笋村1社的原住农民，其应当有相应的农村承包土地。但是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原高笋村1社不认可聂广兴户的承包土地份数内含有张明珍的承包土地，但未举示证据证明张明珍个人单独承包土地，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张明珍个人单独承包土地，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张明珍系不需要承包土地的特殊户（如农村五保户等）。因此，对聂广兴户在1995年承包土地时登记表载明聂广兴户人口为8人，《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聂广兴户“人口9人”的合理解释是，聂广兴户的承包地份数内含单独立户的张明珍老人的承包土地1份。二、聂广兴户所举示证据能证明其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的土地份数为9份，原审聂广兴户承包土地份数为8份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本案中，高笋村1社土地补偿费按照承包土地份数分配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确定的分配方案，对此庭审中双方没有争议，高笋村1社社长李应忠也予以认可。如前所述聂广兴户1995年承包的土地是9份，高笋村1社在原审庭审中并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发生了任何变更，或者高笋村1社经本社集体成员决定收回了聂广兴户1份承包地。在聂广兴户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原审认定聂广兴户只有8份承包土地的事实有误。 聂广兴户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高笋村1社辩称，原一、二审认定聂广兴户8份承包地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聂广兴户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笋村1社立即支付被截留的一份土地补偿款39682.85元；本案诉讼费、委托代理费由高笋村1社承担。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载明，聂广兴户于1995年在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8亩，户内人口数为9。天堡寨乡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聂广兴、程高容、曾祥春、聂长玉、聂长菊、聂长宜、姜方正、李娟属于同一农户，户主为聂广兴。张明珍属另一农户，户主为张明珍，于2002年4月病亡。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4年）载明，聂广兴户在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7.06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10名。 2013年，高笋村1社集体土地被征收。《龙兴镇高笋村1社集体资金分配明细表》载明，姓名聂广兴，承包地份数5；姓名李正中，承包地份数3份。 另查明，1995年10月，陈学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7亩，户内人口数为7。1995年10月，陈守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5亩，户内人口数为5。1995年10月，余正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6.01亩，户内人口数为6。1995年10月，余正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3亩，户内人口数为3。1995年10月，张会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在高笋村1社承包土地6亩，户内人口数为6。 一审庭审中，高笋村1社陈述渝北区龙兴镇支援社区原高笋村1组最早为天堡寨乡高笋村1社，后为玉峰山镇高笋村1社。聂广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对此表示认可。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渝0112民初9106号民事判决：驳回聂广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全部诉讼请求。 聂广兴户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2016）渝0112民初9106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属于上诉人聂广兴户内一份承包地的补偿费39682.85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2004年10月登记的《重庆市渝北区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分户登记表》载明：聂广兴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聂广兴、程高容、聂长玉、聂长菊、聂长宜、姜方正、周怡、李正中共8人；承包地总面积7.062亩，承包地块10块。2004年12月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聂广兴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聂广兴、程高容、聂长玉、聂长菊、姜方正、周怡、李正中、聂长宜、李娟、曾祥春共10人；承包地总面积7.062亩，承包地块10块。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高笋村1社现有农村土地承包方案早在1995年确定，2004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对1995年承包方案的确认，该轮承包期至2025年到期；前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聂广兴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周怡于1998年出生，共有人李正中在分地方案确定后才与聂长宜结婚上门入户，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地是8份。但上诉人聂广兴户主张：《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载明“人口9人”，那么比8人多出来的那1人就是聂广兴的奶奶张明珍，因此应该按9份地分配征地补偿款。被上诉人高笋村1社认为，分户登记册上确实载明是9人，但是张明珍与聂广兴户不是同一户，聂广兴户就不能按9份地分配征地补偿款；张明珍户为绝户，其去世后其承包土地应收归集体。 另查明，张银珍为户主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张明珍1906年出生，2002年病亡，该户无其他人员。 本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聂广兴户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是8份还是9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因此，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是农户而非家庭成员个人；只要农户还在，其内部人员流动，就不应当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和范围。聂广兴户依据《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载明了“人口9人”的事实，主张聂广兴户还包含了张明珍，因此应该按9份地分配征地补偿款。该理由明显不能成立。首先，《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并未载明聂广兴户的“9人”具体包含哪些成员，聂广兴户亦未能举示其它证据证明本户成员包含张明珍；其次，现有证据显示张明珍属独立农户，与聂广兴户并非同一户。已查明，2004年颁发的聂广兴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对1995年土地承包方案的确认，虽然该证载明的共有权人为10人，但其中两人即周怡和李正中在1995年确定本轮土地承包方案时并无资格承包土地，故高笋村1社主张聂广兴户只有8份承包地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聂广兴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渝01民终83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高笋村1社土地因重庆两江新区建设被征用，获得土地补偿费、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等费用。高笋村1社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通过集体资金分配方案并制作《龙兴镇高笋村1社集体资金分配明细表》，该分配明细表载明土地补偿费、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等费用，按照“人占42%，地占58%”的比例进行分配，参加分配的承包地份数为251.5份，一份承包地分得土地补偿费39682.85元。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高笋村1社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讨论并通过集体资金分配方案并制作《龙兴镇高笋村1社集体资金分配明细表》，该分配方案是高笋村1社通过民主议定程序，经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而作出的分配决定。该分配明细表载明土地补偿费、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等费用，按照“人占42%，地占58%”的比例进行分配，一份承包地分得土地补偿费39682.85元。该分配明细表载明的“地”以2004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地面积确定，按照承包地一亩确定一份承包地，一份承包地分得一份土地补偿费。根据高笋村1社分配方案，聂广兴户2004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地总面积7.062亩，高笋村1社确认聂广兴户为8份承包地，分配8份承包地的土地补偿费，符合该分配方案。聂广兴户提出《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载明聂广兴户的人口“9人”，是9份承包地，应分得9份承包地的土地补偿费问题。根据高笋村1社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明确“地”以2004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地面积确定份数，承包地一亩确定一份承包地，而不是以《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地分户登记册》载明人数确定承包地份数，故聂广兴户认为是9份承包地，应分得9份承包地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和申诉人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渝01民终836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繁树 审判员  蔺 莉 审判员  曹 亮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邓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