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80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合宇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大朗镇黄草朗社区东盛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3252113408。法定代表人：麦丽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明，广东信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梓筠，广东信助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春英，女，198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锐，广东核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鹏飞，广东核略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东莞市合宇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宇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鲁春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鲁春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合宇鸿公司支付货款87660元及利息，利息计至2018年12月24日为3422.02元，此后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至付清时止。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限合宇鸿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货款87660元及利息，利息计至2018年12月24日为3422.02元，此后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至付清时止。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合宇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鲁春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鲁春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鲁春英的诉讼主体不适格。鲁春英主张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期间以“东莞市兴锐数控刀具”的名义向合宇鸿公司供货，双方约定月结60天，截至起诉之日止，合宇鸿公司欠其货款87660元。鲁春英未举证证明其为“东莞市兴锐数控刀具”的货主，一审判决凭鲁春英持有送货单原件的事实认定鲁春英是货主，这是错误的。1.送货单是鲁春英单方提供的，虽然有余红红签名，但鲁春英没有证据证明余红红是合宇鸿公司的员工，以及余红红签名是职务行为，可以构成表见代理。2.鲁春英没有向当事人余红红求证过如下情况：送货单上的签名是否余红红本人签名，鲁春英是否是送货单的货主，是不是鲁春英本人送货，余红红是否有权代表合宇鸿公司收货。如果鲁春英提供合宇鸿公司制作的进仓单或者收货凭证，即使没有合宇鸿公司盖章确认，只要有相关人员签名，就可以认定供方履行了交货义务。鲁春英提供单方制作的送货单，不能证明鲁春英已交货给合宇鸿公司，也不能认定鲁春英是货主。东莞市兴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注册成立。登记地址为：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社区厦沙街十一号102。而鲁春英提供的送货单上“东莞市兴锐数控刀具”列明地址为东莞市长安镇乌沙兴一路128长荣五金广场西门侧，与东莞市兴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不符。因此，合宇鸿公司有理由相信本案的所谓“交易”与东莞市兴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无关，合宇鸿公司没有从鲁春英个人，或东莞市兴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案涉货物。（二）合宇鸿公司与鲁春英之间不存在“买卖”法律关系。合宇鸿公司与鲁春英由始至终并没有过，或者补充签订过任何关于案涉刀具的买卖合同。鲁春英提供的对账单也没有合宇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财务人员的签名及公司盖章确认。《对账单》显示的刀具数量及金额，合宇鸿公司一概不知悉。鲁春英亦无法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明。鲁春英没有举证证明“余红红”是合宇鸿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向“余红红”作过任何调查，不清楚送货单上的签名是否“余红红”本人所写。因此，合宇鸿公司不确定交易的真实性。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举证原则，鲁春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合宇鸿公司不确认收到鲁春英主张的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期间送货单显示的货物。因此，合宇鸿公司不确认拖欠鲁春英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期间案涉货款。鲁春英的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提出的统计数据已经包含“张仲欢”签名的1张送货单金额为2460元，“李耀发”签名的1张送货单金额为3300元，合计5760元。但是，鲁春英的举证并没有提供由“张仲欢”、“李耀发”签名的送货单，只是认为“余红红”签名的送货单是由鲁春英供货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鲁春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合宇鸿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鲁春英主体适格，是因为“东莞市兴锐数控刀具”在发生案涉交易时并未工商注册，实际经营人为鲁春英。（二）双方交易依据相对完整，即卖方交货、买方付款，有合宇鸿公司的股东或前任、现任法定代表人本人支付款项的事实，存在真实的交易记录佐证交易事实。二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1.根据鲁春英提供的合宇鸿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8月9日发生变更，由龙治宇变更为麦丽敏。2.合宇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表示麦丽敏转账39800元给鲁春英是两人之间的其他生意往来款。但在一审庭审后，麦丽敏本人向法院陈述其不认识鲁春英，也没有向鲁春英转过账。鲁春英提供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帐单显示，2018年5月11日，麦丽敏曾向鲁春英银行账户转账39800元。鲁春英主张麦丽敏支付该款是用于清偿2017年11月、12月货款。根据送货单，鲁春英主张的2017年11月、12月货款累计为39800元。当一审法院向麦丽敏出示上述个人账户对账单后，麦丽敏辩称，用于转账的银行卡是其借给朋友龙治宇使用的，其本人不清楚合宇鸿公司是否欠鲁春英款项。二审诉讼期间，合宇鸿公司确认在鲁春英起诉的交易之前，双方曾做过生意。3.鲁春英提供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帐单显示，2018年7月21日，龙治宇向鲁春英银行账户转账两笔，分别为5920元、10541元。鲁春英主张龙治宇支付该款是用于清偿2018年2月货款及2018年1月部分货款。根据送货单，鲁春英主张的2018年2月货款累计为5920元，2018年1月货款累计为20541元。4.合宇鸿公司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代理词称，鲁春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整理的统计数据包含由张仲欢、李耀发签收的两次送货，时间与货款金额分别为2018年4月2460元、2018年7月3300元，但是鲁春英并没有提供相应的送货单，不应采信。二审法庭调查时，鲁春英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没有提供由张仲欢、李耀发签名的送货单作为证据。但在二审法庭调查后，鲁春英提供一份整理的送货明细表显示，鲁春英仍认为有两次送货由张仲欢、李耀发签收，其余送货均由余红红签收。5.鲁春英在本案主张的货款是2018年1月、2018年3月至7月的货款，其一审提供的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期间送货单均有“余红红”签名，但对账单没有任何人签名，也没有合宇鸿公司盖章。合宇鸿公司二审确认其曾有员工名为“余红红”，并称余红红没有向公司移交任何单据，故无法核对鲁春英提供的送货单上余红红签名的真实性。而鲁春英认为，既然余红红曾是合宇鸿公司员工，合宇鸿公司就应该保存了有余红红签名的单据，比如余红红领取工资或者物资的单据等。此外，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合宇鸿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鲁春英与合宇鸿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二、如果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合宇鸿公司是否拖欠鲁春英货款。首先，双方当事人对于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存在争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鲁春英作为主张与合宇鸿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对产生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鲁春英提供了送货单及个人账户对帐单。鲁春英提供的送货单均有“余红红”签名，且合宇鸿公司二审确认其曾有名为“余红红”的员工。在鲁春英指认余红红为合宇鸿公司员工的情况下，合宇鸿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没有正面回应，二审诉讼期间又表示其无相应单据可供核对送货单上“余红红”签名的真实性。鉴于鲁春英主张合宇鸿公司应当持有其员工余红红签名的单据可供对照的观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本院采纳鲁春英的该项主张，推定送货单上“余红红”的签名就是合宇鸿公司员工余红红的签名。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合宇鸿公司现任法定代理人麦丽敏一方面称不认识鲁春英，另一方面又有一次性向鲁春英转账近40000元的记录；而且，合宇鸿公司的前任法定代表人龙治宇也有向鲁春英转账的记录。这表明，龙治宇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银行卡而无需借助麦丽敏的银行卡就能直接与鲁春英结算，即麦丽敏关于借银行卡给龙治宇使用的主张不可信。合宇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麦丽敏在一审诉讼期间关于39800元转账用途的主张互相矛盾，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前后两任法定代表人龙治宇、麦丽敏分别与鲁春英个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或者其他交易关系，另一方面，鲁春英对于该笔转账与特定送货单之间的对应关系解释合理。因此，麦丽敏与龙治宇转账给鲁春英的行为以及余红红签收货物的行为，均应认定属于履行合宇鸿公司职务的行为。综上，鲁春英就其与合宇鸿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鲁春英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合宇鸿公司虽然否认与鲁春英存在案涉交易，认为鲁春英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但是，合宇鸿公司的口头辩解无法否定2018年1月至7月由余红红签收货物的事实。本院对合宇鸿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合宇鸿公司是否拖欠鲁春英货款。根据鲁春英二审的确认，其主张的被拖欠货款总额87660元包含由张仲欢、李耀发签收的两次送货在内，货款金额分别为2460元、3300元。但是，鲁春英在一、二审诉讼期间均未提供相应的送货单证明该两次送货的事实确实存在。因此，本院采纳合宇鸿公司的上诉主张，认定鲁春英不存在上述两次送货。扣除上述两笔款项，鲁春英的其余送货均提供了由余红红签名的送货单，足以证明其主张，而合宇鸿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向鲁春英清偿货款，故合宇鸿公司应当向鲁春英支付货款87660-2460-3300=81900元。此外，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双方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根据合宇鸿公司拖欠鲁春英货款的事实，鲁春英请求合宇鸿公司支付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鉴于合宇鸿公司对于鲁春英起诉状所附利息计算方法未提出明确异议，本院对于鲁春英主张的未付货款利息计算方法不予变更；在扣除上述2460元、3300元后，本院对于截至2018年12月24日拖欠货款的利息相应调整为3232.26元。对于鲁春英超出上述数额的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合宇鸿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上述援引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37号民事判决为：限东莞市合宇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货款81900元及利息，利息计至2018年12月24日为3232.26元，此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至付清时止；二、驳回鲁春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39元、保全费1970元（鲁春英均已预交），由鲁春英负担案件受理费50元、保全费50元，东莞市合宇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989元、保全费19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77元（东莞市合宇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东莞市合宇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2027元，鲁春英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书红审判员  朱海晖审判员  邹 越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肖静茹郑承怡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