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皖行终77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玉华，女，1949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委托代理人沈颂武，系王玉华之子，197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政务中心Ａ座。法定代表人张孝成，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朱永乐，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董仲良，该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民主东路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4025815171465。法定代表人张友贤，该区代区长。委托代理人张庆，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沈宏友，男，194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一审第三人安徽省淮南市孔店乡沈大郢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孔店乡沈大郢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40402327979126Y。法定代表人沈颂根，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王玉华因诉淮南市人民政府、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政府（简称大通区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4行初1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王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其系淮南市大通区孔店乡XX村XX组村民，197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其为户主，全家三口人参与分地，共约4.98亩承包地。其耕种到1992年，因其丈夫调到外地工作，加上孩子上学等原因，其便将部分承包地交给本组其他四户农户代耕，其中沈宏友代耕2.4亩。2006年前后，其将沈宏友等代耕的承包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再无变动过，孔店乡财政所的粮食补助也一直由其领取。2017年5月20日，村委会通知其领取承包经营权证，其在发现自己承包地只有2.48亩后，当即向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反映，要求及时更正，土地管理部门对其所述进行了记录，并将其承包经营权证当即收回，答应核实后及时修改，但此后一直未反馈信息。后其到乡政府询问结果，乡政府工作人员将经营权证交给其，上面的承包亩数并未有任何变化。在领取承包经营权证时，其得知，其家2.4亩的代耕地据说早在1999年左右就登记在了沈宏友名下。其先后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大通区政府给沈宏友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和本案的老证，但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定均强调在老证没经过法定程序撤销的情况下撤销新证没有依据，驳回了其起诉，对所涉及的老证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审查。另外，其所在的村组原来属于合肥市长丰县管辖，2004年5月29日国务院行政区划调整，将其所在的孔店乡划归淮南市大通区管辖。被告作为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管理者，有义务纠正合肥市人民政府原来错误颁发给沈宏友的土地经营权证。被告的上述行政登记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且被告在作出上述行政行为时未认真地调查核实，未告知其事实、理由、陈述申辩权和申请救济的权利，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撤销合肥市人民政府给沈宏友颁发的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涉及其2.4亩承包地的登记行为。淮南市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答辩称，1、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没有给沈宏友颁发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肥市人民政府同其均是省辖市人民政府，对合肥市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依法应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纠正。2、王玉华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依法驳回王玉华的诉讼。大通区政府向一审法院答辩称，1、王玉华诉请撤销合肥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4月1日颁发给沈宏友的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距今已近二十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2、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虽然孔店乡早已划转为淮南市行政区域内，但本案中，为沈宏友颁发涉诉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是合肥市人民政府，而不是孔店乡人民政府。3、王玉华并非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综上，请求驳回王玉华对其的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4月1日，合肥市人民政府为承包方沈宏友颁发了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承包方户主姓名：沈宏友，家庭人口：4，住址：孔店乡（镇）沈大郢村宋庄组，承包合同编号：160238，承包土地面积11.3亩，其中：耕地水田7亩，旱地4.3亩。本案所涉土地所在孔店乡原为合肥市的下辖县长丰县管辖，后于2014年划由淮南市大通区管辖至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王玉华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二、淮南市人民政府、大通区政府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三、王玉华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四、王玉华诉称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向沈宏友颁发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关于2.4亩承包地的登记确权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王玉华诉请撤销合肥市人民政府向沈宏友颁发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关于2.4亩承包地的登记行为，经查，王玉华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2.4亩承包地”有利害关系，故王玉华不属于能够依法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应当驳回其起诉。对前述其他争议焦点，因王玉华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不再审查。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玉华的起诉。王玉华上诉称，其一审中提交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行终427号行政裁定书及其承包经营权证足以证明其与2.4亩承包地有利害关系，具有起诉主体资格。大通区政府、淮南市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和规范性文件证明颁证行为合法，依法应视为颁证行为没有证据。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实质帮助了大通区政府、淮南市人民政府逃避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淮南市人民政府、大通区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大通区政府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被诉颁证时间是1999年，王玉华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沈宏友取得该承包经营权证合理合法，王玉华无法证明其中的2.4亩是其所耕种的土地。王玉华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农地承包权（2016）第XX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行终427号行政裁定书，以上证据证明其具有主体资格。淮南市人民政府、沈宏友、安徽省淮南市孔店乡沈大郢村村民委员会一审中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王玉华请求撤销合肥市人民政府为沈宏友颁发的X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涉及其2.4亩承包地的登记行为，王玉华显非被诉颁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故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王玉华是否与被诉颁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为有利害关系。王玉华一审中提交了农地承包权（2016）第XX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行终427号行政裁定书，因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包括争议的2.4亩土地，而427号行政裁定书仅是对2016年大通区政府为沈宏友颁发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认定，对王玉华就争议的2.4亩土地是否享有合法权益并未进行认定，故王玉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争议的2.4亩土地享有合法权益，不能证明其与被诉颁证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王玉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玉圣审判员  蒋春晖审判员  宋 鑫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石音书记员奚雨杭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