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陕民申12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边县支行，住  所地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鼓楼南大街74号。负责人：赵建东，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会，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建平，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焦建国，男，195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克诚，女，197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丁敏，男，197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康兰英，女，195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康爱萍，女，1962年9月29日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鲍瑞琴，女，196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上述六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昌亮，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航宇，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青福，男，1962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陕西省定边县定边镇新区。再审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边县支行（以下简称定边县支行）因与被申请人焦建国、郭克诚、丁敏、康兰英、康爱萍、鲍瑞琴、汪青福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终2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定边县支行申请再审称，一、申请人对案涉的执行标的物享有合法的抵押权，且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案涉裁定将抵押物抵偿一般债权人的债权，剥夺了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案涉执行标的物【位于陕西省定边县XX镇XX街（百盛小区）房产，房产证号：定边县房权证东区字第5-020426号】为申请人合法有效的抵押物，且已为本案原审判决查明并确认，此处不再赘述。问题在于，定边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陕0825执178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见证据17】时，申请人已早于一周时间，于2016年11月24日就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并获得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见证据11，以下简称“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当中，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6日对包括案涉标的物在内的全部抵押物裁定予以保全【见证据12】。2017年5月10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作出（2017）陕08民初61号民事判决【见证据13】，判决：一、借款人定边县君悦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君悦公司”）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2850万元及其利息（从2016年9月21日起至2017年3月4日止以年利率6.412%计算利息，从2017年3月5日起至借款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9.61875%计算利息）；二、如果君悦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申请人有权对包括案涉标的物在内的全部抵押物以折价、拍卖或变卖方式所得价款优先受偿。2017年10月15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的强制执行申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见证据14】。上述法律事实发生时，本案尚在一审审理当中。原一审判决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有明确记载【见一审判决书第4页】，并查明相关事实且予以确认【见一审判决书第7页】。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对申请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认定为2017年2月7日，与事实严重不符，有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为证。从证据证明的时间顺序上，我们不难看出：（1）在申请人就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已经提起诉讼，明确主张自己的债权和抵押权的情况下，定边县人民法院作出案涉裁定，要以折抵的方式处置案涉标的物，并驳回了申请人作为案外人的执行异议（2017年1月9日）；（2）在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作出生效判决，并已进入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原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仍然维持定边县人民法院的案涉裁定，即以折抵的方式处置标的物，二审判决予以维持。这也就是说，在申请人的贷款债权已经处于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案涉裁定及本案原审判决仍然坚持将申请人的抵押物抵偿给其他一般债权人，这明显剥夺了抵押权人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二、相关抵押是整体抵押，而不是分割抵押，原审判决对抵押担保范围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且与事实严重不符。申请人的2850万元的展期贷款，是在一个展期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四个抵押物是在一个抵押合同下设定的抵押，共同为2850万元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提供担保。《抵押合同》【见证据5】第三条明确约定，“抵押物详见（清单名称及编号）XXXXXXXXXXXXX0336-1，-2，-3，-4”，且“该抵押清单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充分说明，从贷款的整体性来看，从抵押合同对抵押物的约定来看，抵押担保是整体的担保。原审两审判决仅以抵押登记记载的“债权数额”，来认定本案的抵押为分割抵押，不但对债权数额的理解过于片面，而且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61条的规定作为依据，明显适用法律不当。首先，该第51条规定是针对重复抵押和再抵押，并不符合本案的事实情况。其次，该第61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抵押合同私权约定与公权登记出现不一致。而在本案中，抵押登记仅仅只是按照登记部门的惯常做法而分解了一个整体债权的本金数额，并不意味着把一笔整体贷款债权根据抵押物分割为若干部分，因为这不符合银行的业务规则，也不符合本案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约定。换句话说，本案中抵押合同私权约定与公权登记并未出现不一致。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抵押登记并不改变合同约定的法律关系及担保范围。《抵押合同》【见证据5】第二条明确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物权法》第173条也规定，“担保物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所以，基于登记的操作要求，他项权利证书记载的“债权数额”仅仅相当于贷款本金这一部分，还有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等，这些债权也是担保范围，必须整体考虑才能保障抵押人真正实现抵押，而不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原二审判决认为，“当事人在抵押登记时对抵押物设定的债权数额应当视为双方对该抵押物的担保范围所作的约定。……抵押物优先受偿的范围应只限于抵押登记记载的债权数额，对超出部分其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见二审判决书第13页】这一认定错误地把案涉抵押物登记的部分主债权本金数额认作抵押担保的范围或抵押担保的最高限额，既不符合《物权法》抵押担保范围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本案抵押合同的约定和实际情况。同时，这一结论也与原二审判决自己认定的“因抵押登记的债权数额仅为借款本金，借款利息亦应计算在内” 【见二审判决书第14页】，是完全自相矛盾的。案涉抵押他项权利证书登记的“债权数额”是343万元，但这仅仅是指部分贷款本金，基于担保范围的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债权数额”显然应包括全部合法债权，而不仅仅是贷款本金。本案全部抵押物评估值为人民币5700万元，按照50%的抵押率为人民币2850万元，与展期贷款本金等值。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人逾期除了偿还本金和利息外还要支付高额的罚息，如再考虑到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其它债权，原审两审法院仅以343万元本金及利息作为申请人贷款债权的偿付，而将抵押物抵偿给一般债权人，根本不能保障申请人全部抵押债权的实现。二审判决认为六被申请人已交纳的还款数额350万元“已足以清偿”【见二审判决书第14页】，明显与事实不符。三、案涉执行措施不符合人民法院执行的有关规定，原审判决予以维持，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正如前面所述，案涉裁定以案涉标的物折抵一般债权人的债权，已严重损害申请人的优先受偿权，原二审判决所述被申请人偿还343万元本金及利息，申请人就“对本案诉争抵押物已不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是完全站不住的。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在本案一审尚未结案之时，申请人已对案涉标的物在内的四处抵押物作为一个整体抵押案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换句话说，对于案涉标的物，此时至少已有两家法院查封，两家法院在强制执行。定边县人民法院虽然查封在先，但按照法律规定首先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按照法定程序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491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可见，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的前提条件，一是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二是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按照《抵押合同》第六条第2款的约定，“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对抵押物作出赠与、转让、出租、再抵押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的处分。”本案的被执行人，也就是案涉标的物的抵押人，根本无权擅自作出处分，如签署和解协议，也属于侵害抵押权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在此种情况下，申请人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有理有据，相关法院本应依法撤销错误的执行措施，改为更加合理、合法的执行措施。原审两审法院一再维持错误结论，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对申请人极为不公。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请求再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2017）陕0825民初4626号民事判决和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终28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撤销定边县人民法院（2016）陕0825执1783号执行裁定，并立即停止将位于陕西省定边县XX镇XX街（百盛小区）房产（房产证号：定边县房权证东区字第5-020426号）折抵给被申请人的执行措施。焦建国、郭克诚、丁敏、康兰英、康爱萍、鲍瑞琴共同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本案中的执行行为并没有剥夺被答辩人抵押权的优先受偿，答辩人对案涉执行标的保全在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先，执行行为合法有效。首先，本案中答辩人取得执行依据，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时间均在被答辩人之前，系维护自身权益合法的民事诉讼行为，被答辩人另案的诉讼行为与答辩人无关，不能因此就得出，侵犯其权益的结论，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答辩人早在针对汪青福的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期间，于2016年8月2日就对案涉执行标的进行了首次查封，后根据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8日至2016年10月12日作出的（2016）陕0825民初5619号、5623号、5723号、5724号民事判决书及6065号、6956号、6957号民事调解书，作为执行依据分别申请进入本案的强制执行程序。2016年11月10日，答辩人与被执行人汪青福在定边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由被执行人以案涉执行标的对所欠答辩人债务进行折抵，答辩人对执行标的上的343万抵押贷款及利息进行清偿。2016年11月30日，定边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陕0825执1783号《执行裁定书》。而被答辩人对案涉标的的保全时间是在2017年的4月16日，其获得榆林中院生效判决取得执行依据的时间在2017年5月10日，其进入执行程序系在2017年的10月15日。通过以上时间对比，显然答辩人取得执行依据的时间比被答辩人要早半年之久，而答辩人进入执行程序的时间比被答辩人早出近一年时间。上述答辩人、被答辩人分别针对汪青福的诉讼案件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且在不同的法院受理，程序之间相互独立，事实上答辩人也不可能，更没有任何义务，对被答辩人在榆林中院的起诉立案进行了解。因此，被答辩人的另案诉讼行为与答辩人一审的执行程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得出因此而剥夺其权利的结论，被答辩人诉讼的债权请求权基础和其最终抵押权的实现，根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当混淆。其次，法律并不禁止在执行阶段处置抵押财产，本案一审法院的执行行为本身合法，案涉标的上抵押贷款的债权数额已由答辩人交至一审法院提存，这本身就是对于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民诉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优先受偿权指的就是对标的物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本案中被执行人汪青福与答辩人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且已经将执行标的上他项权利证书所载明的债权数额本息提存至人民法院向抵押权人清偿，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因此，本案中答辩人取得执行依据、进入执行程序在前，处置行为合法，且始终考虑到被答辩人抵押权的优先受偿利益，一审法院执行行为剥夺其优先受偿权的说法不能成立。二、本案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均有证据予以证明且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本案法院查明存在对债权的分割抵押是客观事实。本案中，在定边县君悦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被答辩人的债权债务上，存在着多种担保方式，既有汪青福及案外人马某某提供的四处房地产抵押，又有二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事实上，本案中存在四个抵押权，分别登记在三份房屋他项权利证书及一份土地他项权利证书上，对应着汪青福所有的四处房地产资产。案涉执行标的所对应的房屋他项权利证书上所登记的债权数额为343万元，汪青福同答辩人及执行法院正是基于此才确定了向法院提存现金的数额。他项权证属于权属证书，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凭证，抵押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不动产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因此，原审两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事实并无不妥，并非没有依据。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答辩人和债务人君悦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对方内部之间的关系。本案在执行和解确定汪青福向答辩人抵偿案涉房屋时，答辩人及执行法院对于案涉标的上抵押担保债权数额的确认，正是基于物权的公示性，他项权利证书上登记的债权数额，足以使答辩人及一切第三人产生充分的合理信赖，原审法院对于分割抵押事实的认定，正是对于这种合理信赖的以及第三人交易安全的保护。其次，本案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登记机关对于债权数额的登记正是依据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登记机关依法对抵押债权数额在他项权利证书的登记正是基于此，而并非被答辩人所说的“惯常做法”、“常规操作”。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才规定了，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超出其抵押物价值的，超出的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第六十一条才规定了，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因此，在本案的事实前提下，原审法院的法律适用并无明显不当。三、本案中被答辩人所主张的阻却执行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达到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标准，原审两审法院判决正确。被答辩人不能滥用其权利人地位，仅仅依据物权相对于债权理论上的优先性而要求阻止本案的执行。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进行全面审查。首先，本案不争的事实是，被答辩人其所享有的抵押权担保的资产价值远远大于其主债权价值，已经超过一倍。而原审法院在执行阶段，答辩人也对其抵押登记所载明的债权数额本息进行了提存，提存后被答辩人拒绝接受并提起了执行异议以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事实上，被答辩人债权的实现，不会由此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失，其所享有的其他抵押资产的价值仍然远大于其截止到目前所享有的债权。因此，原审法院的执行行为具有合理性。其次，本案中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答辩人先获得执行依据、进入执行程序，作为首封法院，定边县人民法院本身就有着合法的在前执行优势，答辩人享有在先执行的优势地位。这种在先执行的顺位优势本身应当受到合法的保护，而也并没有侵犯到任何人权益。原审法院在执行时，也对执行标的上的债权数额提存，对抵押权的优先受偿地位进行了保护。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的事实理由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两审法院判决合法、合理，兼顾了实质公平与社会效果。综上，本案原审两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再审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汪青福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焦建国、郭克诚、丁敏、康兰英、康爱萍、鲍瑞琴与汪青福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向定边县人民法院提存350万元，符合上述规定中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条件，上述提存行为保护了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利，并且物尽其用，兼顾抵押人和其他人利益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案涉房产他项权利证书上登记的债权数额为343万元，因此债权人通过案涉房产实现抵押权时只能以343万元为限计算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主张优先受偿权，对超出的部分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提存350万元已经充分考虑到未偿还的本金及利息，定边县支行主张还应包含其他费用，但并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他费用的具体金额。因此，定边县支行认为其优先受偿权受到侵害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定边县支行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边县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曹 文 军审  判  员   刘 立 革审  判  员   张 润 民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    瑞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