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3民终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盐湖北红四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法定代表人：丁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碧，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斌，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住所地：随州市烈山大道182号。负责人：陈辉忠，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薇，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雪莹，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沈继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该公司办公室职员。原审被告：湖北广大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随县厉山镇二桥西端（华源盛世）。法定代表人：吕国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秋雁，湖北盈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继军，男，197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原审被告：杨艳平，女，198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系沈继军之妻。原审被告：周斌，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原审被告：柯馨，女，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系周斌之妻。上述四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仁，湖北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盐湖北红四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以下简称中行随州分行）、原审被告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得利公司）、湖北广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大投资公司）、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碧、凌斌，被上诉人中行随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薇、朱雪莹，原审被告三得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振，原审被告广大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秋雁，原审被告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对三得利公司出资设立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降低了其清偿能力，完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三得利公司出资设立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其偿债能力没有降低。三得利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出资前负债达3.8亿元之多，公司处于停产状态，部分借款已经逾期，每年产生的利息损失巨大，没有任何经营收入。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现已运营一年多，取得了非常好的市场效益。三得利公司出资的同时，还将约2.91亿元的债务一并转移到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降低了负债率的同时减少了利息支出，同时其在新公司的股权不断升值，三得利公司的出资行为大幅提高了其清偿能力。（二）一审判决认定三得利公司出资行为降低了其清偿能力，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错误，该规定适用对象仅为企业改制中引起的纠纷，本案中三得利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并非是企业改制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企业改制指的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依法改变企业原有的资本结构、组织形式等情形，而三得利公司本身是符合公司法的有限责任公司，无需进行任何改制，其对外出资行为，是正常的股权投资行为，不属于企业改制行为。（二）退一步说，即使参照上述规定，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的第七条也是错误。该规定第六条规范的是债务人以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的行为，第七条规范的是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全部债务留在原企业的行为，两条款分别是对不同出资行为进行调整。三得利公司将部分财产及对应的债务以净资产方式出资，即便参照上述规定，也应当适用第六条。综上，三得利公司以净资产出资，是对其资产的自由处分行为，该行为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公司财产的减少，也没有降低对其他债权人的清偿能力，更不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规定。中行随州分行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无误，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与三得利公司采取转让财产和等额债务的方式必然导致客观上三得利公司对未转移债务的清偿能力降低。（一）从清偿量上看，已知有三组数据：1、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在上诉状中载明，三得利公司在资产转移之前负债高达3.8亿；2、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7）第0103号《评估报告》载明，三得利公司转移总资产为3.22亿余元，转移负债2.91亿余元；3、通过答辩人在诉前对三得利公司的基本尽调，三得利公司目前已无有效资产。由此，可计算得出两个结果：转移资产之前的债务清偿率为3.22亿资产/3.89亿负债×100%=84.7%；转移2.91亿的资产与负债后：0.31亿资产/0.89亿负债×100%=34.8%。因此，在暂不论三得利公司用0.31亿余元的净资产对上诉人公司投资或者转移行为是否恰当的情况下，单就以转让2.91亿元资产和2.91亿元负债的行为已经导致整体债务清偿率从84.7%下降至34.8%。况且本案中，三得利公司将剩余的3100余万元净资产并非用于清偿为转移的0.89亿债务，而是转换为持有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30.56%的股权，股权与实物资产对债权人提供的保障程度是完全不同的。房屋、存货等实物资产通常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市场定价，债权人可以对受偿程度有一个合理的估计，而股权的估值比较困难，收到多重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很大。如果债务人持有的股权资产占自身总资产的比重较小，这种不确定性尚不会对债务人的总体清偿能力产生影响。如果本案三得利公司并非单纯以资产对外投资，而是以“资产+负债”的方式进行，其转移出去大量实物资产只换回以净资产额确定的出资额，即使是股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很低。相比于资产转移前，三得利公司不仅资产总额减少，而且资产类型单一，对债权的保障程度更低。此外，三得利公司持有的30.56%的股权，自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设立就质押给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表明三得利公司持有的股权根本没有实际执行价值，未转移债权人连34.8%的清偿率都没有。（二）从清偿顺序上看，已知的数据有：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提供的中兴华专字（2017）第010409号审计报告载明三得利公司转入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负责总额为2.9亿余元，其中短期借款就有1.8亿余元。从短期借款1.8亿余元组成看，根据三得利公司2017年8月30日编制的短期借款交接表，移交过去的1.8亿短期借款均是2017年8月17日刚刚发生，所以均未到期，甚至有近7000万元是2020年8月14日方才到期。而对于2015年发生，于2016年就已到期的答辩人债权及中国农业银行随州分行的债权，均未移交，留给已无资产及清偿能力的三得利公司自行处置。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为此答辩人债权较上述1.8亿的短期借款而言更要优先，以三得利公司之前的资产完全能够获得足额的清偿。这实质是以调整清偿顺序的方式，客观降低三得利公司对未转移债务的清偿能力。三得利公司清偿能力，本不是认定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是否应当在接收资产范围内承担债务的依据，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应予以支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得利公司将自身优质资产与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设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和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二审应当驳回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上诉请求。首先，企业改制是指依据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政策，对企业产权制度进行的改造，包含着整体改制和部分改制的情形，其中企业部分改制是指企业将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从企业总资产中剥离，与其他民事主体共同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原企业法人资格仍然存在的法律行为。本案中三得利公司通过重组自身优质资产和债务出资设立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行为属于企业改制行为，应当受上述司法解释的调整。其次，本案亦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应在资产接收范围内对答辩人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三得利公司改制行为的本质分析，其表面上是等额接收三得利公司资产及负债，且用净资产完成出资，但实质上整个改制过程中带有明显的转移财产、逃废债务的故意。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取得资产的过程中，选择性接收了巨额未到期债务而将已到期的债务留在三得利公司，故其目前在占有、使用三得利公司资产时实质上并未完全支付等额对价；另一方面，由于三得利公司在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全部股权及其权益已被质押，其股权投资并未获得相应的收益。因此该行为属于“以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在资产接收范围内对三得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三得利公司述称，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广大投资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予维持。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述称，一、三得利公司重组是为了解决公司债务的短期行为，不属于企业改制。二、三得利公司重组是在政府支持下，为了企业经营转机，不是为了转移公司资产。三、三得利公司以资产价值在新公司享有的股权是有对价的，且股权处于增值状况。四、三得利公司至今没有逃避对外所欠债务，沈继军在逐步偿还。五、三得利公司对外的诉讼案件有30件以上，没有一件将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纳入债务承担范围。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由法院裁决。中行随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三得利公司、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息、罚息）；2、被告三得利公司、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共同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相关费用；3、被告广大投资公司、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对上述借款本息及其他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3月25日，中行随州分行与三得利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5年随州借字020号），合同主要内容为：三得利公司向中行随州分行借款15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以实际提款日为起算日，每12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按季结息，每季度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逾期未支付的，从逾期之日起，就逾期部分按本款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该浮动利率水平上加收50%），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以及罚息，以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按照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同日，广大投资公司与中行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内容为：广大投资公司自愿为三得利公司在2015年3月25日至2018年3月24日期间发生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用其位于随××××土地（随县国用（2014B）第001081、001082号）作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担保和保证的最高债权额均为2000万元，债权范围包括本金、利息（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时，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已在2013年10月28日分别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三得利公司在2013年10月24日至2015年10月23日期间发生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4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贷款手续办理完毕后，2015年4月2日，中行随州分行向三得利公司发放贷款1500万元，双方签署借据一份，载明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1日，年利率6.1525%。借款到期后，三得利公司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息。2017年5月，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安徽红四方公司）与三得利公司、沈继军及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四方共同签订《关于新设公司收购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司复合肥业务板块资产之协议》，约定中盐安徽红四方公司与三得利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中盐安徽红四方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三得利公司，经过评估，三得利公司的总资产为32242.24万元，总负债为29113.07万元，净资产为3129.17万元。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注册资本为7200万元，中盐安徽红四方公司认缴出资5000万元，股权比例为69.44%，三得利公司认缴出资2200万元，股权比例为30.56%，净资产数额大于认缴出资额的929.17万元作为三得利公司对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债权。协议中还约定，经过重组后，三得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继军对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享有3272万元债权，并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基准利率按月支付利息。关于三得利公司纳入新公司的债权、债务，除《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中列入清单范围内的由新公司承接外，三得利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均保留在其本公司。2017年5月26日，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向中行随州分行发函，表示拟承接三得利公司在中行随州分行的2500万元贷款，承接方式为先由中盐安徽红四方公司出具担保函，办理转贷手续，随后中行随州分行回函，提出了不同的承接方案，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8月30日，三得利公司将其对外所欠的18030万债务移交给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其中并不包括对本案中行随州分行所欠债务。另查明，根据中行随州分行的申请，2017年1月20日，随州市曾都区公证处的公证员解某、李某中行随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章万刚、向诗刚到三得利公司，向三得利公司、沈继军、周斌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并由三得利公司的员工聂聪接收。2017年2月6日，又向广大投资公司送达《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国运签字接收。2017年2月8日，随州市曾都区公证处就上述催收、主张债权的情况出具了《公证书》。经核算，截止至2018年10月9日，三得利公司拖欠借款本金1500万元，利息、罚息、复利共计2471585.91元。一审法院认为，中行随州分行与三得利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广大投资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与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中行随州分行已经履行了1500万元借款的支付义务，三得利公司作为借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是否应对三得利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二、广大投资公司、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三得利公司以其资产和债务相抵后的净资产与中盐安徽红四方公司组建新公司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这种承债接收资产的方式，实质上是三得利公司以其拥有的资产对部分债权人进行清偿，从而导致三得利公司对其他债权人，包括本案债权人中行随州分行的偿债能力受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资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存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赋予了债权人在获得权利实现时以法人所有财产平等受偿的权利，除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外，任何人不享有特权。为保障债权人的债权顺利实现，企业的所有财产作为其全部债务的一般担保，任何人不得随意转移。虽然三得利公司与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在主体资格上不具有承继关系，但其在各方合意下将土地、厂房、设备等优质资产与部分债务转移至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将剩余债务包括本案的债务留在三得利公司，这种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三得利公司财产的减少，降低了对其他债权人的清偿能力。经过评估，三得利公司的净资产为3129.17万，其中2200万元作为对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出资，剩余929.17万元作为对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债权，故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应在3129.17万范围内对三得利公司欠中行随州分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二，广大投资公司、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分别与中行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共同为三得利公司向中行随州分行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各保证人间未约定保证份额，故构成连带共同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7年2月6日，中行随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和随州市曾都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向广大投资公司送达了《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由其法定代表人吕国运签字接收。该送达行为有效，表明中行随州分行在保证期间向广大投资公司主张了债权，该效力同时及于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其他连带保证人不得以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而免责。故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辩称中行随州分行和公证人员未向其本人送达《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保证期间已过的辩称理由不成立，各保证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对三得利公司的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中行随州分行主张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及其他费用，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中行随州分行的部分诉讼请求依法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根据合同约定标准计息）；二、中盐湖北红四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确定的第一项债务在3129.17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湖北广大投资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200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在400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被告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司、中盐湖北红四方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广大投资有限公司、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三得利公司与其他市场主体出资设立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属于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并不涉及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错误，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故本案三得利公司的出资方式不为法律所禁止，其出资行为合法。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系独立法人，对于其股东的债务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中盐湖北红四方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二、撤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8）鄂1303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第二、五项；三、驳回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司、湖北广大投资有限公司、沈继军、杨艳平、周斌、柯馨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锋审判员 吕丹丹审判员 李小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郭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