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民再5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范何洋子，女，1991年1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进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婕，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保平，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蕾，女，1985年7月2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况新龙，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30-33层。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震，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吴迪，男，1987年9月2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范何洋子因与被申请人王蕾、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简称为保利公司）、一审第三人吴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终2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8）赣民申135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范何洋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婕、谢保平，王蕾及其与吴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何洋子申请再审称：1、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争议款项2123308.62元为范何洋子向王蕾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1）从本案双方出具的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可以认定范何洋子与王蕾、王静是合伙关系。（2）本案争议款项2123308.62元是王蕾向范何洋子支付的合伙分红。2、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法院片面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2）二审法院未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据此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终2577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驳回王蕾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王蕾承担。王蕾辩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妥。二审判决对于王蕾为范何洋子垫付购房款等款项的事实认定，已清楚无疑。二审法院不予采信范何洋子主张诉争款项为合伙期间的分红，完全正确。范何洋子不断强调银行转账事宜，明显是干扰法官对本案的判断。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亦无不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范何洋子一直强调与王蕾及王蕾的妹妹王静存在合伙关系，垫付的购房款等属于合伙分红，然而，范何洋子未能提交相关的合伙协议或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范何洋子在庭审过程中也自述“没有现金或实物投入”“曾要求出资，却遭到王蕾拒绝”。保利公司辩称：无论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或民间借贷关系，保利公司只和范何洋子有商品房买卖关系，由于本案不涉及商品房买卖关系，在原一、二审已经认定本案保利公司不是适格被告，请求维持原审对保利公司的认定。吴迪辩称：同意王蕾的答辩意见，当时是王蕾联系吴迪代范何洋子支付部分的购房款。本案再审查明：原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变更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2、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一、关于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的问题。经查，本案再审审查中，王蕾方认可未提供过向范何洋子支付报酬的证据。二审中王蕾根据提交的《王蕾转账给范何洋子明细及说明》，主张支付给范何洋子的拍照费用及提成，绝大多数款项的数额为每次5000元，并不能体现王蕾所称的“拍照一件衣服400-500元，一件衣服卖出的提成是2-3元”的特征。故本案应认定王蕾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范何洋子支付拍照费用及提成的事实，对于王蕾关于与范何洋子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可认定范何洋子与王蕾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理由有如下五点：第一，范何洋子提交的经营YOKO、DoubleZ服饰的调拨单和销售单，得到了证人吴某和许某的认可，与王蕾认可曾与吴某将案涉新中国大厦8楼和9楼两个档口的货物互卖的事实可相互印证，能够反映案涉新中国大厦8楼和9楼两个档口的部分经营情况。第二，范何洋子提交的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明细清单，反映范何洋子与王蕾、王静之间有400万元左右的资金往来，并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款项用于支付服装供应商的货款，能够反映范何洋子与王蕾一起合伙经营的部分情况。对于上述款项，王蕾辩称是帮助范何洋子买房提供银行流水，但王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范何洋子存在需要帮忙走账做大银行流水的需求，王蕾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与二审庭审后提交的《王蕾转账给范何洋子明细及说明》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王蕾主张2015年7月31日后，范何洋子的建设银行卡由吴迪使用，用于采购面料，这与王蕾关于在此后仍通过该账户向范何洋子支付拍照费用及提成164876元的主张，亦存在矛盾。故对于王蕾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第三，范何洋子提交的吴某的农业银行流水明细、支付宝和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6年3月至5月，吴某与王蕾、王静之间有着频繁的款项往来，能够与吴某、许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吴某、王蕾、范何洋子一起合伙经营的部分情况。第四，综合吴某、陈迪辉、许某三位证人证言，结合前述证据材料反映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1、经营案涉新中国大厦8楼档口的合伙人为王蕾、范何洋子和王静，各占合伙利润分配比例为40%、40%、20%。2、经营案涉新中国大厦9楼档口的合伙人为王蕾、范何洋子、吴某，各占合伙利润分配比例为25%、25%、50%。3、在合伙中，范何洋子承担的工作包括制版、设计、定价、拍照、日常管理等工作。第五，王蕾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否定其与范何洋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王蕾提交黄歆与杨慧的《联营协议书》，与其提交的杨慧出具的收据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王蕾提交邵敏华与陈昌旭的《商铺联营协议书》、王蕾与陈昌旭《合伙经营合同》，在时间上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王蕾提交的与李亚河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书》以及相关的租金收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王蕾提交了范何洋子的个体户登记信息、淘宝店铺资料信息，但并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两份证据与本案争议事项的关联性;王蕾以范何洋子在庭审中陈述“没有现金或实物投资”“曾要求出资，却遭到王蕾拒绝”为由，认为其与范何洋子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该项主张，与范何洋子实际合伙方式不符，缺乏法律依据。二、关于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王蕾关于范何洋子应返还其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等2123308.62元，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理由有如下五点：第一，王蕾所主张的借款，分三次出借，分别为2015年4月11日出借20万元、2015年5月19日出借80万元、2015年6月16日出借1123308.62元，借款数额大，次数多，但双方之间并无借条等书面债权凭证，不符合常理。第二，王蕾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向范何洋子出借款项时，口头约定3个月后返还全部垫付款给王蕾。但根据王蕾的相关陈述，王蕾在款项出借3个月以后，仍向范何洋子支付了大量的劳务报酬，不符合常理。第三，如前所述，范何洋子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王蕾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除了案涉款项外，王蕾并未向范何洋子分配合伙利润。第四，王蕾以持有范何洋子的离婚证、范何洋子父母的结婚证书、户口本原件，主张范何洋子为了让王蕾垫付购房款，将相关证件抵押在王蕾手中。但以上述与债权能否得到保障并无必然关系的证件来担保债权，不符合常理。第五，本案再审期间，王蕾提交了一份短信记录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1、案涉购房合同等资料2016年5月19日前由王蕾保管，是范何洋子说要退房，要求把房子的资料拿回去，同日王蕾将该资料全部拿给了范何洋子的弟弟。2、2016年5月28日，范何洋子已经承诺去保利公司把房子退掉，把钱还给王蕾，这完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明显的借贷关系，否则也不会有“把钱返还给王蕾”之说。对于该证据，范何洋子质证认为，该证据有作假的嫌疑，谈话内容不符合常理，短信显示日期是2016年5月28日晚，离王蕾起诉日期只隔一个来月，但王蕾在起诉时并未提供该份证据，要采信需要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王蕾自己也承认信息前后内容有删减，不是完整内容。本院审查认为，因王蕾不能提供信息的完整内容，对于上述短信记录内容，考虑到王蕾与范何洋子因合伙事项发生争执的情形，并不能确定其中涉及的“钱”就是王蕾所主张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王蕾和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关系。诉讼中，范何洋子主张案涉款项是王蕾向其支付的合伙利润。再审庭审时，范何洋子提出其与王蕾合伙期间的利润为1083.745万元，并主张进行合伙清算，分配合伙利润。案涉2123308.62元是否为范何洋子应分得的利润，应由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进行审理和查明。原一、二审法院对王蕾和范何洋子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未按照合伙关系进行审理，并由此导致对合伙利润等基本事实未予审理，存在错误，应予纠正。考虑到范何洋子在再审审理中主张进行合伙清算，分配合伙利润，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由重审法院对范何洋子进行释明，告知其可提出反诉，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再审审理中，范何洋子申请调取的证据，属于王蕾与其合伙关系中的基本事实，应由重审法院视情进行查明，本院不予调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终2577号民事判决及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田甘霖审判员  李振峰审判员  李 彬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代书记员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