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19180号原告：北京阳光佳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桥路**院****52。法定代表人：邵鹏，董事长。被告：王可，男，198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奉君，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阳光佳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佳旅公司）与被告王可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光佳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鹏，被告王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奉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阳光佳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我公司不支付王可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工资50177.52元；2.我公司不支付王可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双倍工资差额18816.57元；3.王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王可于2019年2月20日申请仲裁，在其未提供劳动合同、工作记录等关键证据情况下，仲裁裁决我公司支付王可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工资50177.52元、支付王可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双倍工资差额18816.57元。事实上，我公司与王可的劳动关系早于2017年6月解除，劳动合同于解除劳动关系时作废并收回，公司也于2017年7月开始不再为王可缴纳社保，后王可于2017年8月与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邵鹏以认缴形式，共同成为公司股东，并以股东的身份将其社保于2017年9月转入公司社保账户，并由其个人以现金、转账等方式缴纳费用。所以仲裁不顾王可社保2017年7、8两月断缴，后又于2017年9月重新缴纳这一明显证据，对王可与我公司从2017年5月存在劳动关系至2018年7月31日的认定是明显错误的。另，王可提交的银行卡账户记录了其大量滴滴公司工作收入，恰证明其在此期间大量从事滴滴工作，而非为公司工作。仲裁裁决书未采信王可所述工资8000元的标准，亦未明示采用何标准计算的支付金额，故此我公司提起诉讼。被告王可辩称，仲裁裁决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我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阳光佳旅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20日，王可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阳光佳旅公司支付：1.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工资60000元；2.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4000元；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000元。丰台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8日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19]第1987号裁决书，裁决：1.阳光佳旅公司支付王可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工资50177.52元；2.阳光佳旅公司支付王可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816.57元；3.驳回王可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裁决书经查部分显示，阳光佳旅公司于2017年6月9日、2017年7月11日、2017年9月12日、2017年10月10日、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2月11日、2018年2月8日分别向王可转账7366.61元、7366.61元、3500元、7338.08元、7341.62元、7341.62元、3.54元，3647.25元，交易摘要为工资；阳光佳旅公司认可双方于2018年7月31日办理了工作交接，其单位与王可签订过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本案审理过程中，阳光佳旅公司与王可均认可阳光佳旅公司每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上一个自然月的工资。王可主张其于2017年5月1日入职阳光佳旅公司，月薪8000元，双方签订过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但合同没有给己方，其工作至2018年7月31日因阳光佳旅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离职，对此王可提交参保人员缴费信息、银行卡明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及邮寄单、税收完税证明、顺风车接单记录予以证明。上述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显示，阳光佳旅公司自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为王可缴纳社会保险。上述税收完税证明显示：王可2017年5月至2017年6月，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均有纳税记录。阳光佳旅公司对王可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阳光佳旅公司认可王可系2017年5月1日入职，双方当时签有劳动合同，但对王可主张的其他事实均不认可，其主张王可于2017年6月30日与其现任法定代表人邵鹏共同离职，该日是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于是社保断缴两个月，随后王可和邵鹏作为公司股东共同经营公司，王可自行负担其社保支出。阳光佳旅公司解释2017年7月之后发给王可的钱虽备注是工资，但实际发放的是给股东的生活费分红，口头商量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发放。对其主张，阳光佳旅公司提交了参保人员交费信息、工商登记注册基本信息、银行记账凭证、招商银行流水对账单、工资表予以证明。其中，工资表显示阳光佳旅公司2017年6月向王可实发工资7366.61元，其中基本工资3000元、岗位工资5000元，而2017年7月未有向王可支付工资的记录；银行记账凭证显示王可于2018年3月13日、4月18日、6月4日向阳光佳旅公司转账1500元、15000元、15000元，摘要显示是借款。招商银行流水对账单中显示2018年王可有大量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转账收入，摘要为“顺风车”。王可对阳光佳旅公司提交的工资表真实性不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其称上述三笔转账是借款。经法庭询问王可在阳光佳旅公司的工作内容，双方均认可王可工作时间灵活，无需坐班，阳光佳旅公司称王可作为股东，刚开始跑铁路关系，但2018年过年基本处于失联状态，春节时就不出现了，其有大量网约车收入，说明其不再在阳光佳旅公司工作；王可称其是外联经理，主要工作是与企业、个人客户等建立联系、进行商务洽谈，拓展公司渠道等，对于银行流水中有大量“顺风车”收入的项目解释为钱款到账时间不等于实际消费和收入的时间，不能说明其在兼职。另查，北京市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000元。北京市基本生活费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70%。本院认为，股权关系与劳动关系并非相互排斥的法律关系，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以双方是否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标准进行判断。本案中，阳光佳旅公司虽主张其与王可的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6月解除，2017年8月王可成为其股东，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首先，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阳光佳旅公司按月向王可转账，转账摘要显示为工资，阳光佳旅公司虽主张其向王可转账钱款的性质为股东生活费，但就此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阳光佳旅公司为王可缴纳了社会保险，阳光佳旅公司虽解释称社会保险的费用由王可自行承担，但其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摘要为“借款”，且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王可均有纳税记录，阳光佳旅公司对此未能做出合理解释。综上，结合王可陈述其于2018年7月31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阳光佳旅公司陈述双方于2018年7月31日办理工作交接的事实，对阳光佳旅公司关于2017年8月之后其与王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阳光佳旅公司主张王可2018年过年时基本处于失联状态，春节时就不出现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王可工作地点灵活、无需坐班，故本院无法要求阳光佳旅公司对其主张提供公司留存的考勤表、打卡记录等作为证据证明己方主张，王可应就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因王可未能举证证明其2018年2月起的实际工作内容，且相关期间其确实存在大量“顺风车”收入的事实，王可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关于王可主张的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数额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情况，并参照相关规定予以核算。双方在仲裁过程中均认可曾经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阳光佳旅公司虽主张该份劳动合同已经作废并收回，但就此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采信仲裁阶段双方的意见，认定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阳光佳旅公司与王可存在劳动关系但未与王可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应支付王可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2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阳光佳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王可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工资差额20752.75元；二、北京阳光佳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王可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200元；三、驳回北京阳光佳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北京阳光佳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彭 宇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石婷婷法官助理  刘钟泽书 记 员  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