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再166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盛晓音，女，197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杰，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之逸，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郭添添，男，1978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良，浙江瑞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伟，男，196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申诉人盛晓音因与被申诉人郭添添、袁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342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浙检民（行）监[2018]3300000023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9）浙民抗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张剑锋、检察官助理胡春霞出庭。申诉人盛晓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杰、赵之逸、被申诉人郭添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良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袁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3422号民事判决法律适用不当，理由如下：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案涉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开支事项，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文化消费等。本案所涉借款属于大额债务，而袁伟与盛晓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盛晓音收入稳定，家庭无大额经济支出，案涉债务265万元明显超过日常生活所需。（二）案涉借款不足以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一审庭审中郭添添提交的其与袁伟的短信记录中，郭添添提到“我总可以去问问有没有赌大一点的马子到时介绍过来”“澳门赌约人的事，我这几天就去趟仁和”，袁伟回复郭添添的信息中提到“有还用说吗，我去澳门就是为了钱”“去的人一定要有实力点的，再少要赌壹佰伍拾万以上我才好出码的。”双方多次提到“澳门赌博”、“放码”等字眼。结合袁伟的出入境记录，袁伟2012年出入澳门、柬埔寨共计10次，袁伟频繁出入澳门、柬埔寨的情况与郭添添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案涉借款用于袁伟在澳门从事赌博放贷的可能性较大。（三）原审判决结果有失公平。案涉借款期间，盛晓音、袁伟夫妻关系不稳定，长期分居，郭添添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知道盛晓音与袁伟分居的事实。且协议上仅有袁伟一人签字，从2006年5月起开始借款到2012年8月10日止，借款时间跨度长，郭添添从未向盛晓音催讨过借款或要求盛晓音对借款予以确认，原审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有失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案涉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不属于该条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的情形。原审认定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盛晓音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存在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盛晓音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并申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构成及生效要件。1、郭添添提交的短信记录内容仅能证实双方有经济往来，但无法证实双方有265万借贷合意，且郭添添明知袁伟有去澳门赌博的情况。袁伟确认与郭添添确有经济往来，但借贷关系始于2011年，仅向郭添添借款70余万元，且已如数结清，绝非本案所涉的265万元。故原审判决依据郭添添2013年4月8日短信认定双方存在265万借款缺乏证据证明，有断章取义之嫌。同时，郭添添代理人二审当庭表示“涉案的265万借款协议系郭添添、袁伟两人于2012年8月10日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广电中心附近共同签署”，但二审庭审中，袁伟已出示港澳通行证证明当天其不在境内，不可能签订《借款协议》，双方并无任何借贷合意，涉案的265万《借款协议》不具备真实性。但原审法院并未就相关证据组织质证且未就该证据的采纳与否作出说明，原审对《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签订过程、协议内容是否真实等事实未予查明。2、郭添添原审期间仅提供其本人及其父亲、妻子的取款凭证，无法证明已实际交付给袁伟的待证事实。二审庭审中，申诉人要求郭添添就交付时间、地点、方式等要素予以逐项说明，其代理人均以时间太长记不清为由，未就交付事实予以详细的说明。郭添添对大额资金交付(其中一笔78.5万元郭添添称取款后现金交付)均无法回忆显然有违常理。且郭添添主张袁伟向其借款265万、65万，共计330万元，但全部取款凭证不到330万元，且上述大额资金全部采用现金交付在日常生活中也极其少见。此外，郭添添原审提交贷款结清证明，欲证实其父于2010年11月9日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余杭支行所贷款项系其出借资金来源。但据核查，该笔贷款系装修贷款，指定贷款用途，且根据贷款银行的相关规定，贷款金额超过50万的，需进行委托放款，该款系直接放款至装修公司账户。为此，申请人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调取郭添添父亲的贷款详细信息，但二审法院并未依法调取上述证据。郭添添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款项交付。即使郭添添、袁伟之间存在款项交付，结合郭添添提供的贷款结清证明及其当庭陈述，其与袁伟之间的借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系无效合同。3、即便借款真实存在，《借款协议》并未就借款利息作出任何约定，原审判决也确认郭添添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约定利息，仅依据郭添添的单方陈述即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利息的约定，并倒推袁伟已归还2271000元，显然与事实不符。同时，根据郭添添与袁伟的短信记录，袁伟归还的是郭添添在银行的借款本金。（二）原审判决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有误。1、申诉人有固定工作，其收入能够满足其日常生活所需，无需对外借款，从未与袁伟达成任何举债合意。且申诉人与袁伟分居长达十年以上，最终离婚，双方各自经济独立。即便存在借款，是在双方分居期间产生，从未用于夫妻日常生活，也未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如孩子的抚养、长辈的赡养)，且录音证据材料已经能证实郭添添对申诉人与袁伟之间夫妻关系不和、长期分居的事实是知悉的。2、袁伟承认与郭添添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但所得钱款用于澳门赌博。根据郭添添与袁伟的短信记录，郭添添明知袁伟在澳门赌博，还想介绍赌博人员给袁伟。案涉借款即使存在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情形，系无效合同。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3款：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进行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被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规定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审请求：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3422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85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项，驳回郭添添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申诉人郭添添答辩称，首先，袁伟与郭添添签订了相应的《借款协议》，且经袁伟确认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从郭添添提交的银行取款记录看，郭添添有足够的出借资金可以交付借款金额。至于《借款协议》落款的8月10日袁伟不在境内一节事实，是郭添添事先打印好《借款协议》后再找到袁伟签字确认所致；其次，原审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正确。袁伟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向郭添添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借款期间，袁伟在上海从事轻纺生意并在余杭开过酒吧，在另案开庭笔录中，袁伟还认可其从事矿石生意并将部分借款用于余杭花中人大酒店，应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盛晓音后作为隐名股东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本案借款是2006年以来借款累计计算的结果，包括2006年5月借款10万元，2009年合计借款70万元，2010年合计借款35万元，2011年初合计借款85万元，2011年7月借款65万元。基于亲戚关系，盛晓音没有签字合情合理；案涉借款历年累计较大，发送短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集袁伟借款证据，短信记录最早一条是2012年12月17日，第一次出现澳门赌博或者放码记录是2013年4月8日，借款当时对袁伟去澳门是不知情的；袁伟与盛晓音分居不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好，而是袁伟在外做生意因工作原因而分居，从双方律师委托情况也可以反映两人离婚后的关系仍然较好；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还曾购买了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阳光一百嘉园的房屋，说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大额的经济支出；在东阳市人民法院（2014）东商初字第3958号案件中，债权人只起诉了袁伟，后在执行中相关债务也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请求维持原判。 郭添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袁伟立即归还郭添添借款本金人民币265万元、逾期利息278250元（逾期利息按年利率5.25%自2013年8月11日起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止，此后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计）；二、盛晓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袁伟、盛晓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0日，以郭添添为甲方、以袁伟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贰佰陆拾伍万元整，期限为365天，于2013年8月10日前还清；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经生效，视乙方已实际取得该借款。2011年7月至9月，袁伟向郭添添归还款项共计821000元，分别为2011年7月1日归还105000元，2011年7月18日归还10万元，2011年7月20日归还10万元，2011年10月1日归还4万元，2011年10月9日归还4万元，2011年12月14日归还4万元，2012年1月12日归还4万元，2012年3月30日归还4万元，2012年6月13日归还4万元，2012年7月4日归还20万元，2012年7月31日归还26000元，2012年9月29日归还5万元。2013年4月8日，郭添添通过短信方式向袁伟催讨，短信中郭添添称：“我有能力再借肯定帮你度过难关的喽，那难道澳门的260万都拿不到了吗？我想我在你这里的钱总比这个还多吧，总不至于就这样不行了吧……”袁伟称：“你认为我在逃避你吗……你打电话跟我要钱谈苦我心情怎么好的来，其实我比你还急着”。另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郭添添确认本案借款在《借款协议》签订之前已经交付，系对2006年以来借款累计计算的结果，双方的借款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06年5月份借款10万元，2009年合计借款70万元，2010年合计借款35万元，2011年初借款85万元，2011年7月份65万元，郭添添与袁伟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自款项出借之日至2012年8月10日期间的利息袁伟均已付清，因借款本金一直未归还，故2012年8月10日，袁伟确认尚欠郭添添借款本金265万元。郭添添与袁伟均认可被告袁伟归还郭添添的款项除上述821000元外，还于2012年12月28日归还5万元，2013年3月4日归还1万元，2013年3月6日归还1万元，2013年3月8日归还1万元，2013年3月12日归还2万元，2013年3月21日归还3万元，2013年3月24日归还15000元，2013年4月2日归还25000元，合计17万元，其中14万元已经在（2014）杭余商初字第810号案件中作为借款本金予以扣除。再认定：盛晓音与袁伟于1996年5月7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12月6日登记离婚。 一审法院判决：一、袁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郭添添借款本金1813000元；二、袁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郭添添逾期利息190365元（以借款本金181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25%自2013年8月11日暂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此后至借款实际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计）；三、盛晓音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郭添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226元，由郭添添负担9547元，由袁伟负担20679元，盛晓音对袁伟负担的部分负连带责任。 盛晓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郭添添、袁伟负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作为证明当事人之间借款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盛晓音、袁伟主张未收到借款，但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应认定袁伟与郭添添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成立。案涉借款协议虽未载明利息，结合双方的举证及在另案中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签订借款协议之前曾支付利息并无明显不当。案涉借款发生于盛晓音、袁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盛晓音在本案一、二审中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应认定为系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其应对袁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对外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盛晓音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79元，由上诉人盛晓音负担。 再审期间，申诉人盛晓音提交以下新证据材料：证据材料一为2017年11月6日杭州市公安局出入境查询结果以及袁伟往来港澳签注、护照，欲证明265万元《借款协议》签订当天，袁伟在澳门，不可能与袁伟签订《借款协议》；证据材料二为加盖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西小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加盖杭州余杭区塘栖花中人大酒店印章的工作证明、出生医学证明、户主为盛力民的户口本各一份，欲证明盛晓音和袁伟长期分居，婚生女由盛晓音长期独自抚养，且盛晓音有固定工作，其收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证据材料三为袁伟的房屋查询记录，盛晓音的杭州市区住房查询结果、商品房买卖合同、公证书、房屋转让合同、杭州市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单、杭州农村商业银行塘栖支行流水单、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查询单各一份，欲证明袁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购房记录，盛晓音2004年以自己工资按揭购买房产一套，后于2010年4月将该房屋出售的部分款项支付对方举证提及的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阳光一百嘉园6幢3单元102室的房产，并办理按揭，以自己的工资还按揭款，没有用袁伟的款项。 被申诉人郭添添对证据材料一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虽然2012年8月5日至12日，袁伟不在境内，但是袁伟事后补签《借款协议》；对证据材料二中证明和工作证明的形式真实性有异议，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求，并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出生证明、户口本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均不能证明袁伟、盛晓音夫妻关系以及两人与女儿的生活情况；对证据材料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转入账号是否是房开公司不能确认。庭后，就款项是否转入房产公司账户，盛晓音提供了两份补强证据，包括缴款人为盛晓音，收款单位为杭州天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额为48万元的现金交款单以及48万元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各一份，郭添添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反而证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大额资金需求。 被申诉人郭添添提交以下新证据材料：证据材料1，包括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和公证书，欲证明盛晓音是杭州市余杭区王元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之一，盛晓音母亲是显名股东，盛晓音是隐名股东；证据材料2是余杭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欲证明袁伟、盛晓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曾在上海做过轻纺生意，在临平开过酒吧；证据材料3是浙江省商品房购买合同和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欲证明盛晓音与袁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房屋，有大额经济支出的事实。 申诉人盛晓音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相关酒店股份是盛晓音外公的，盛晓音母亲有部分股份无可厚非；对公证书的关联性有异议，不是盛晓音的朋友圈；对证据材料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确认袁伟有相关经营活动，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材料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房屋是盛晓音将之前房屋出售的所得款以及公积金贷款购买。 本院再审认为，盛晓音提交新证据材料一，真实性和合法性，郭添添无异议，与《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有关，应予采信；证据材料二中的证明和工作证明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出生证明、户口本的真实性、合法性，郭添添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材料只能证明袁伟与盛晓音婚生女的出生情况，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前述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证据材料三以及相关的补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郭添添无异议，与盛晓音、袁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房产的资金来源有关，应予采信。此外，盛晓音一审提交的电话录音一份，袁伟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无异议，郭添添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亦无异议，且该证据材料与盛晓音对借款是否知情一节事实相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被申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各方无异议，但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相关酒店股份属于盛晓音母亲所有，公证书也只能证明盛晓音曾参加酒店的活动，尚不足以证明与案涉借款存在关联，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证据材料2开庭笔录是袁伟的陈述，相关陈述内容盛晓音并未认可，又无其他证据佐证，袁伟与郭添添在短信交流过程中从未提及案涉借款与轻纺生意、酒吧等经营行为存在关联，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材料3反映的盛晓音、袁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房屋的事实，盛晓音无异议，故对相关证据材料欲证明的购房、出售、再购房的事实经过予以认定。 再审庭审中，申诉人盛晓音对原审查明的265万元借款是否真实、有无交付、有无利息约定均提出异议，但对《借款协议》形式真实性、款项往来、短信记录、袁伟与盛晓音的结婚、离婚情况并无异议，被申诉人郭添添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身未对盛晓音的异议事实直接作出认定，再审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 再审另查明，2004年12月7日（郭添添主张的案涉借款发生前），盛晓音与杭州众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以按揭方式购买塘栖三小区水榭花都25幢2单元601室房屋一套。2010年5月，盛晓音以89万元将该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徐萍，并于7月13日将其中的48万元用于支付购买杭州市余杭区塘栖真阳光一百嘉园6幢3单元102室的首付款。2012年8月5日至12日，袁伟不在境内。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一、郭添添与袁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二、如果郭添添与袁伟有借贷合意，借款合同是否生效，是否存在无效情形；三、如借款合同生效且不存在无效情形，郭添添与袁伟有无约定借款利息；四、案涉借款是否属于袁伟、盛晓音的夫妻共同债务。 （一）郭添添与袁伟之间有无借贷合意 郭添添提供了案涉《借款协议》原件，案涉《借款协议》上袁伟的签名真实性，各方并无异议。袁伟原审辩称案涉《借款协议》系袁伟一时大意将本案的265万元《借款协议》错看成双方另外一笔65万元《借款协议》的情况下签订的，案涉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其辩称明显缺乏依据。首先，案涉《借款协议》明确打印“借款人民币贰佰陆拾伍万元整”，借款数额并非数字，而是汉字，容易分辨；其次，案涉《借款协议》明确载明“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若袁伟因向郭添添借款65万元需双方各执一份而签订两份《借款协议》，则郭添添无法同时持有两份《借款协议》向法院起诉；最后，2013年4月8日，郭添添通过短信方式向袁伟催讨时明确借款超过260万元时，袁伟也未予以否认。郭添添与袁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 （二）郭添添与袁伟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是否存在无效情形 1、借款合同是否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的反面解释，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贷款人提供借款为生效要件，该生效要件不能由当事人自行约定。故案涉《借款协议》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经生效，视乙方已实际取得该借款”的内容均与法不符，不能作为借款发生的直接依据。但郭添添主张相关借款为前期借款的汇总，《借款协议》相关约定的内容明确，袁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字后果应该明知，且郭添添已经提交了银行转账以及现金取款的相关记录，证实了款项来源，2013年4月8日，郭添添通过短信方式向袁伟催讨时明确借款超过260万元时，袁伟也未予以否认，袁伟对一审判决并未提出上诉，原审认定案涉《借款协议》对应的借款本金已经实际交付并无明显不当，盛晓音主张款项未交付、借款合同不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2、借款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 郭添添本人并非贷款人，无论其部分借款是否来源于其父亲的贷款，其与袁伟之间的借款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之情形；袁伟在借款期间曾多次出境澳门，与郭添添在短信往来过程中也提及“澳门赌博”、“放码”，但短信发送时间在2013年4月8日，郭添添主张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12年8月10日之前，尚无充分证据证实案涉款项被袁伟用于澳门赌博，自然也无法证实郭添添在借款当时就明知款项与袁伟在澳门的活动有关。盛晓音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郭添添与袁伟有无约定利息 案涉《借款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利息，但该《借款协议》是对之前借款往来的结算约定，而双方的借款数额巨大，时间跨度较长，结合郭添添主张的部分借款来源于其父亲的银行贷款以及双方的短信往来内容提及利息支付事宜，故一审按照郭添添自认，认定双方约定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且2012年8月10日之前的利息均已付清，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并无明显不当。 （四）案涉借款是否属于袁伟、盛晓音的夫妻共同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即夫妻共同债务应与夫妻共同生活有关，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既要考虑日常家庭生活，还要考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夫妻一方因日常生活所需的举债可以直接认定为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额举债，则由债权人和举债人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夫妻一方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举债，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性质、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第三人是否善意等具体情形来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具体到本案： 1、案涉借款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 案涉《借款协议》上仅有袁伟一人签字，盛晓音从未确认该借款；案涉《借款协议》载明的借款本金为265万元，数额巨大，远远超出袁伟、盛晓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袁伟在案涉借款发生期间为家庭利益开展了合法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案涉借款用于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2、盛晓音对案涉借款是否知情。 案涉借款发生在2006年5月至2012年8月间，时间长达六年，在此期间，郭添添从未向盛晓音催讨过借款或要求盛晓音对借款予以确认。这一事实也得到盛晓音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佐证。该录音证据还显示盛晓音、袁伟夫妻关系不稳定，长期分居，郭添添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知道盛晓音与袁伟分居的事实。因此，盛晓音主张其与袁伟长期分居，对相关借款不知情的事实具有较大可能性。而郭添添与盛晓音、袁伟之间是亲戚，对盛晓音未参与借款事宜应该比一般交易主体更了解，结合郭添添在与袁伟双方短信往来中从未提及盛晓音的情况，难以认定郭添添对此系善意。 3、盛晓音有无从案涉借款中受益。 从利益平衡角度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还应审查未举债一方有无从举债中获益的情形。本案中，盛晓音并未直接经手、使用案涉借款；盛晓音在与袁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案涉借款发生前）曾购买房屋一套，在案涉借款发生期间又购买房屋一套，但再审查明后一房屋的购房首付款来源于前一房屋的出售所得。盛晓音并未从案涉借款中受益。至于该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盛晓音与袁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无其他收入以及袁伟的财产份额等问题均不属本案审理范围，郭添添可另行主张。 综上，案涉《借款协议》对应的借款已经实际交付，不存在无效情形，并有利息约定，但案涉借款数额巨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也无证据用于袁伟为家庭利益开展的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盛晓音对案涉借款不知情、未受益，认定为袁伟、盛晓音的夫妻共同债务将严重影响盛晓音的基本生活，导致案件处理明显不公。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盛晓音的部分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3422号民事判决和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857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第四项； 二、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185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 三、驳回郭添添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226元，由郭添添负担9547元，由袁伟负担206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679元，由郭添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国华 审判员  谢静华 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