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9）鄂0103行初66号原告喻赤，女，195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原告喻斌，女，196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原告喻骞，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原告喻全春，男，193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以上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英（原告喻赤之夫），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166号。法定代表人邓万想，局长。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51号。法定代表人李红，局长。原告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被告”）行政赔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8月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被告确认房屋登记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于2016年8月3日作出（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于2006年12月31日登记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41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再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7）鄂01行再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2016）鄂01行终866号行政裁定；（二）维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及第四项、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原告现依法提起行政赔偿申请。一、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财产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原告位于江汉区中山大道724—780号同益大厦一层1室的还建商铺于1992年还建后，由于开发商无法提供法定办证要件，一直未能办理房产证，但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由物业公司统一对外发租，月租金每平方米300元，先后获得租金收入十五万元。被告于2007年1月17日将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以分证分户“变更登记”方式，将同益大厦一层28套《房屋所有权证》（小证），权证号分别为武房权证江字第2000000456号—××号登记至侵权人名下，其中，包含原告位于同益大厦一层1室还建商铺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然后被告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大证）予以注销，使得原告还建房产被他人“合法”侵占，并为侵权人办理了武房他字第××号《他项权证》，使得侵权人得以将28套还建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2000万元。侵权人又以持有的违法行政行为办理的2006005793号《房屋所有权证》强行将原告从还建商铺中赶出来，将还建房产改建成室内停车场和商务酒店对外营业获利。我们报警110，警方称原告虽是拆迁还建户，但没有权属证，无法予以提供保护。原告因此失去经济收入，由富足的个体工商户变成了低收入人群的一员。近一年半来，经武汉市委第二巡视组立案督查、江汉区政府努力化解积案，相关部门不懈努力，排除了房产抵押、查封的办证障碍，最终在周先旺市长接访并回头看后才落下实锤，2019年2月1日，原告持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办理了不动产产权过户登记，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注销作废）过户至原告名下，办理了鄂武汉市江汉区不动产权第0005612号《不动产权证书》。二、直接经济损失清单1、原告拆迁还建房产同益大厦1层1室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由物业公司统一对外发租，月租金每平方米300元，先后获得租金收入十五万元，并向税务部门完税。2、由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2007年1月17日将同益大厦1层1室《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至侵权人名下，2019年2月1日才过户至原告名下，致使原告长达145个月之久无法取得租金收入，造成房屋租金直接经济损失计145个月的租金（按同益大厦一层租金标准，月租金为38.78㎡*300元/㎡=11634元），共计168.69万元。3，同益大厦1层32室同为拆迁还建房产，虽然《房屋所权证》武房权证江字第××号也被登记至侵权人名下，但由于拆迁户一直实际占有并有效控制，一直对外出租，15平方米房屋每月可取得房租收入4500元。原告以相同商铺作为原告直接经济损失参照。三、房屋登记申请人提交的办证材料真实有效，被告不但未尽合理审慎职责，反而无凭无据将原告还建房产登记至他人名下，因此依法应当承担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2006年12月，江汉城开总公司建设的同益大厦因企业改制进行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受让人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单方书面申请，向被告提交的产权转移登记申报材料中，明确载明：由江汉区国资办确认的评估报告核准了城开公司整体资产总额，同益大厦总建筑面积为7198.33平方米，同时提交的经审批不征或减免营业税、减免契税、减免土地收益金的申报表也均针对的是同益大厦1层—17层7198.33平方核定同意减免。故在城开总公司整体国有资产改制中同益大厦1层国有资产仅为15.56平方米。房屋登记申请人出具的法定办证要件《具结书》中明确载明：城开总公司建设的同益大厦由于企业改制，同益大厦1-17层所属城开总公司的面积办至城开公司名下，原属企业面积不含拆迁户出售面积，引发的法律纠纷由城开公司负责。但是，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将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无凭无据的将同益大厦1层15.56平方国有资产和1196.85平方米拆迁还建面积，合计1212.41平方米一并登记至城开公司名下，并办理了分户分证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违反了《武汉市房屋登记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并造成严重的损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均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综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依法判定被告向原告赔偿还建商铺因行政行为违法造成的房屋租金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68.69万元。被告书面答辩称：一、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被告并未先行处理，法院应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条件”。本案中，原告并未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并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前置条件。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案涉房屋一直由原告占有使用，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并未影响原告的租金收益权，其行为与原告的租金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案涉房屋变更登记之前，虽然处于出租状态，出租人为物业公司，但出租行为发生在1994年和1995年，而被告的违法登记行为发生在2006年12月31日，显然违法登记之前的租金损失与被告的登记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案涉房屋一直由原告占有使用收益，虽然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只是未赋予原告实际的所有权，但并未实际影响原告使用，房屋所产生的收益也是一直由原告收取，被告的错误登记行为并没有影响原告的房屋使用收益权，故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租金损失并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据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行政赔偿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行政行为违法；二、行政相对人产生损害；三、违法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前所述，被告的违法行为与租金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缺乏因果条件，被告不应赔偿原告的租金损失。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作出的（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书》中已经查明，“2017年1月10日，第三人城开公司向第三人区房屋管理局提交《武汉市房产权属登记申请表》，申请对坐落于江汉区民意街中山大道724-780（同益大厦）号一层（建面1212.41平方）予以分证，提交的附表中该大厦一层共28套房号，建筑面积共计1212.41平方米”，可以认定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材料与原告拆迁房屋面积权属存在争议。2015年8月1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办理转移登记的武房权证江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行政赔偿。本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对于因不动产权属登记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被告作为行政机关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三人城开公司作为主要侵权人，对造成原告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虽在权属登记中存在过错，但并没有直接导致原告的财产损失，仅对其存在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原告因侵权行为导致的侵权后果及损失赔偿可先通过民事法律途径予以确认和救济后，另案提起行政赔偿之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1行再7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01行终866号行政裁定；维持本院作出的（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208号行政判决。（2017）鄂01行再7号《行政判决书》中对于被告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认为原告所称的“侵权后果及损失赔偿”，在未经对双方民事权益及房屋权属进行民事判决确认的前提下，原一审对原告行政赔偿的诉请未予审判，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原告在生效法律文书对其行政赔偿已经作出判断的前提下，未对民事争议提起诉讼，也未向武汉市江汉区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损失赔偿，迳行要求行政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喻赤、喻斌、喻骞、喻全春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肖 玮审判员 梅小丽审判员 黄菊兰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刘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