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24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烈，男，汉族，1973年04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茜，女，汉族，1983年02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凡，四川法奥（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家伟，男，汉族，1985年06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滑蕤婉，女，汉族，1987年06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银生，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烈、黄茜与被上诉人梁家伟、滑蕤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5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烈、黄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凡，被上诉人梁家伟、滑蕤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银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烈、黄茜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并驳回二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黄茜与上诉人王烈虽系夫妻，但并不能当然的成为对方的代理人处置合伙事务。《投资合作协议》是一种投资行为，有别于夫妻间因日常生活中的家事代理行为。2.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为滑蕤婉与黄茜。梁家伟、王烈在本次投资合作关系中，是梁家伟受滑蕤婉委托向黄茜支付投资款15万元，而王烈是受黄茜委托收取滑蕤婉支付的15万元投资款。后滑蕤婉根据《投资合作协议》应向黄茜再支付560519元。梁家伟向王烈支付的仅为投资款中的一部分，且在投资款中占比例小。被上诉人梁家伟、滑蕤婉与上诉人王烈、黄茜并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经营家具店。二、原判对《投资合作协议》认定有误。一审法院依据梁家伟、滑蕤婉的申请，对《投资合作协议》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1.送检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9月7日’的《投资合伙协议》原件第1、2页与第3页不是同机一次性打印输出形成。2.不能确定上述《投资合伙协议》原件上打印字迹的具体形成时间及具体打印机型。”根据上述结论，鉴定机构是无法确定第一页、第二页内容的是否真实。原判在主观认定第一页、第二页内容是虚假的前提下，结合《投资合作协议》特别限制约定“王烈无权私自处理任何股权，所有股权应由甲乙双方来决定”的约定有悖常理，而对《投资合作协议》进行了错误认定。三、黄茜并非《终止合同协议书》的签订方，且黄茜并未授权王烈代为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首先，《投资合作协议》是由黄茜和滑蕤婉签订，该协议的继续履行或者中止履行等事宜均应当由协议签订方黄茜和滑蕤婉来决定。而《终止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双方系王烈与梁家伟，虽事后滑蕤婉对该《终止合同协议书》进行了追认，但黄茜并未委托王烈代为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其次，《终止合同协议书》已经解除。在梁家伟、滑蕤婉在起诉书的诉讼请求中写明了“要求解除双方的《终止合同协议书》”。在一审庭审中，王烈明确表示同意解除。一审法院通过双方已经解除的《终止合同协议书》判令王烈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于《终止合同协议书》的签订方王烈不应当返还投资款，黄茜就更不应当承担返还投资款的义务。《终止合同协议书》并非由黄茜签订，黄茜也并未授权王烈签订该协议，且事后黄茜也未追认该《终止合同协议书》，故该《终止合同协议书》的效力不应当及于黄茜。黄茜对该《终止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始终不清楚且没有参与，在签订完该《终止合同协议书》后，滑蕤婉及梁家伟也未向黄茜主张过返还投资款的事宜。故该《终止合同协议书》的效力不应当及于黄茜。四、由于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二上诉人的利益，本案与另案（黄茜、王烈诉滑蕤婉、梁家伟继续履行《投资合作协议》，补齐出资并承担违约金一案）系关联案件，应当合并审理以还原事实，故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梁家伟、滑蕤婉辩称，一、案涉合伙事宜是以黄茜王烈夫妇以及滑蕤婉梁家伟夫妇为单位组成的家庭合伙，合伙事宜是双方夫妻的共同经营行为。1.《投资合作协议》虽是黄茜和滑蕤婉签订，但经鉴定前1、2页系伪造的，该协议本身不具有真实性。2.从15万款项的收款账户，王烈收取投资款，《终止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退款事项，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后王烈向梁家伟退款10万元的事实、滑蕤婉梁家伟夫妇向黄茜王烈夫妇通过微信聊天不断索要退款的事实以及“菲力·古典码头”家具店经营者为王烈而非《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人黄茜的事实，可以综合看出，案涉合伙事宜均是夫妻之间的约定，是共同经营行为，夫妻中任何一人的行为其效力当然的应当及于另一方，故由王烈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其效力当然应当及于黄茜，该《终止合同协议书》系两对夫妻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应当得到履行。退一步讲，即使黄茜并未授权王烈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但基于王烈与黄茜的夫妻关系，以及王烈在《投资合作协议》履行期间的种种参与经营的行为，都让上诉人夫妇二人有足够理由相信王烈有权代表黄茜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故王烈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基于表见代理，王烈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的效力也应当及于黄茜。二、就案涉合伙事宜，被上诉人夫妻二人已经支付了560519元合作款，而并非上诉人所称的15万元。在黄茜王烈诉滑蕤婉梁家伟夫妇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一案中，黄茜的起诉状中明确了被上诉人夫妇已经支付了560519元投资款。三、被上诉人夫妻二人在一审过程中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放弃“解除《终止合同协议书》”这一诉讼请求，该放弃行为均是出于让上诉人夫妇退还投资款的目的，且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终止合同协议书》解除与否而是上诉人夫妇二人退还投资款的问题。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 梁家伟、滑蕤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烈、黄茜向梁家伟、滑蕤婉退还投资款460519元；二、判令王烈、黄茜向梁家伟、滑蕤婉支付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三、本案诉讼费由王烈、黄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09月07日，滑蕤婉与黄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在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宜家美家居广场合伙经营家具。合同签订当日，梁家伟用其银行卡通过绵阳宜家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ＰＯＳ机，向绵阳宜家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转款410519元，用于支付合伙经营家具，在绵阳宜家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商场的履约保证金、租金、物业费等费用。2017年10月29日，梁家伟再次通过银行卡向王烈的银行账户转款15万元，用于合伙经营家具。2018年03月06日，王烈为甲方，梁家伟为乙方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书》，载明：2017年9月，甲方与乙方达成《绵阳菲力专卖店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期限为两年，协议有效期为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甲乙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于2018年3月7日提前终止本协议；甲方分三次向乙方支付560519元：2018年04月10日前付20万元，2018年09月01日前付180519元，2019年02月03日前付18万元；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处理本协议项下纠纷所产生的律师费等一切损失。合同同时就商业秘密、管辖权等进行了约定。《终止合同协议书》签订后，王烈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经梁家伟、滑蕤婉多次催促，2018年04月29日，王烈向梁家伟、滑蕤婉退还投资合作款10万元，余款460519元至今未支付。 另查明：诉讼中，黄茜提交《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书第一页、第二页内容载明：“黄茜为甲方，滑蕤婉为乙方，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委托王烈注册成立的东辰宜家美家具专卖店经营场所位于绵阳市高新区宜家美家居广场，甲方出资额为总额的50%，享有目标公司55%股权，乙方出资额为总额的50%，享有目标公司45%股权，投资额暂定150万元，投资人于2017年12月31日前转入目标公司指定账户，账户：62×××88。共同投资人委托甲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甲方委托王烈负责经营该店，并进行日常管理，王烈无权私自处理任何股权，所有股权应由甲乙双方来决定……”等内容。协议书第三页内容记载为：“共同投资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登记之日起5年内，不得转让持有的股份及出资额，也不得抽回出资额，目标公司增资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及经营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均由原股东及黄茜承担，并由目标公司原股东及黄茜出具《声明与保证》，违约方向守约方按照目标公司增资后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等内容。梁家伟、滑蕤婉提出投资协议书第1、2页明显存在伪造痕迹，与第3页不同，该《投资合作协议》系黄茜王烈伪造，申请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决定并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滑蕤婉、梁家伟支付鉴定费13400元。2019年04月10日，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1.送检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9月7日”的《投资合作协议》原件第1、2页与第3页不是同机一次性打印输出形成；2.不能确定上述《投资合作协议》原件上打印字迹的具体形成时间及具体打印机型。 还查明：梁家伟与滑蕤婉及王烈与黄茜分别系夫妻关系。2018年05月09日，王烈在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注册设立“绵阳市高新区古典码头家居设计工作室”，经营场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宜家美国际家居1层4、5号，经营场所产权为租赁，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者：王烈，经营范围：家具、家居饰品、灯具、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装饰装修设计、软装设计、家具设计。 再查明:2018年07月10日，梁家伟、滑蕤婉与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就案涉合同纠纷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梁家伟、滑蕤婉委托，指派律师贾银生为其诉王烈案件代理人参与诉讼，梁家伟、滑蕤婉支付四川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32236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投资合作协议》主体方面。首先，滑蕤婉与黄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后，其投资款均由梁家伟银行账户支付，结合滑蕤婉与梁家伟系夫妻关系，及庭审陈述系夫妻合伙经营，应当认定滑蕤婉、梁家伟共同与黄茜、王烈合伙经营家具。其次，黄茜在与滑蕤婉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后，梁家伟未将投资合作款560519元中的15万元转入指定账户，而是转入王烈银行账户，黄茜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结合王烈与黄茜系夫妻关系，应当认定王烈、黄茜共同与梁家伟、滑蕤婉在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宜家美家具广场经营家具。再次，黄茜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经司法鉴定，第1、2页与第3页不是同机一次性打印输出形成，其协议书第一、二页真实性无法确定。最后，王烈与黄茜是夫妻，黄茜在与梁家伟、滑蕤婉签订合同时就设想到王烈将会对其股权进行处理，并在《投资合作协议》中进行特别限制约定：“王烈无权私自处理任何股权，所有股权应由甲乙双方来决定”等内容悖于常理。综上，在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宜家美家具广场合伙经营家具，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应当认定为黄茜、王烈共同与滑蕤婉、梁家伟的合伙经营行为。二、关于《终止合同协议书》主体。首先，黄茜、王烈系共同与滑蕤婉、梁家伟经营家具专卖店，《终止合同协议书》签订后，滑蕤婉、梁家伟未参与家具专卖店经营活动，王烈向梁家伟、滑蕤婉退还投资合作款10万元。其次，王烈注册设立“绵阳市高新区古典码头家居设计工作室”，经营家具、办公用品等业务，并在双方当事人原约定的经营场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宜家美国际家居1层4、5号”继续经营家具专卖，黄茜对王烈使用该租赁场所应当知晓，并未提出异议。最后，从黄茜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协议载明的内容看，案涉家具专卖店由王烈注册成立家具专卖店，黄茜委托王烈负责经营合伙的家具店，王烈在经营家具的过程中的行为亦构成黄茜的表见代理。综上，黄茜虽未在《终止合同协议书》签字，但《终止合同协议书》无论是合同内容，还是已经部分履行的内容，应当认定黄茜同意双方解除合作协议，王烈的行为构成黄茜的表见代理。黄茜辩称不同意也不知晓终止合作协议的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王烈辩称投资合作协议由黄茜与滑蕤婉签订，其所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并未得到黄茜的追认等意见，亦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三、关于《终止合同协议书》效力方面。双方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全面地履行各自的义务。黄茜、王烈在《终止合同协议书》签订后，未按照约定履行退还梁家伟、滑蕤婉投资合作款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义务，故梁家伟、滑蕤婉诉请黄茜、王烈返还投资合作款及承担律师费，符合法律和双方合同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判决：黄茜、王烈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梁家伟、滑蕤婉投资合作款460519元，给付梁家伟、滑蕤婉因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2236元、司法鉴定费13400元，共计50615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03元、保全费3020元，由黄茜、王烈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滑蕤婉、梁家伟向本院再次提交了绵阳高新区古典码头家居设计工作室的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一份，拟证明：上诉人王烈实质性地参与了案涉合伙事项的经营。案涉合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合伙，故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代理其配偶处置合伙事宜。黄茜、王烈质证认为王烈只是工作室的雇佣人员，黄茜才是实际控制人。本院认为，古典码头家居设计工作室的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上登记经营者为王烈与《投资合伙协议》第三条4.“甲方委托王烈负责经营该店，并进行日常管理，……”的内容相符，该证据仅能证明古典码头家居设计工作室的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称的案涉合伙是以家庭为单位合伙的证明目的。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该案上诉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合伙是否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经营行为。对此本院作出如下认定：1.被上诉人滑蕤婉、梁家伟坚称上诉人王烈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第1、2页系伪造的，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该《投资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进行了司法鉴定。2019年04月10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07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在第五部分鉴定意见中载明：“1.送检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9月7日’的《投资合作协议》原件第1、2页与第3页不是同机一次性打印输出形成。2.不能确定上述《投资合作协议》原件上打印字迹的具体形成时间及具体打印机型。”该鉴定结论只证实了《投资合作协议》第1、2页与第3页并非同机一次性打印输出形成，但该鉴定结论并不能够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在滑蕤婉、梁家伟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关于《投资合作协议》不真实的主张的前提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认可王烈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的真实性。2.2017年09月07日签订的《投资合伙协议》系黄茜作为甲方，滑蕤婉作为乙方所签订的。从该协议文本内容上看，并不能得出案涉合伙是黄茜王烈夫妇与滑蕤婉梁家伟夫妇以家庭为单位而组成的合伙。在该《投资合伙协议》第二页第三条事务执行部分第4点，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甲方委托王烈（身份证号：5107021973××××××××）负责经营该店，并进行日常管理，王烈无权私自处理任何股权，所有股权应由甲乙双方来决定。”故根据《投资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本院认定案涉合伙事宜并非是以家庭为单位而组成的共同经营事宜，王烈并不能当然的代表黄茜对《投资合伙协议》的解除进行决定。 二、《终止合同协议书》的效力是否应当及于黄茜的问题。首先，《投资合伙协议》第二页第三条事务执行部分第4点，黄茜与滑蕤婉明确约定：“甲方委托王烈（身份证号：5107021973××××××××）负责经营该店，并进行日常管理，王烈无权私自处理任何股权，所有股权应由甲乙双方来决定。”，根据该约定，滑蕤婉作为签约方应当明确知晓王烈无权代表黄茜对《投资合伙协议》的解除作出决定。在滑蕤婉明知王烈无权处置的前提下，王烈的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其次，《终止合同协议书》系梁家伟、王烈共同签订，该协议书上并未有黄茜本人的任何签字确认。虽事后，滑蕤婉追认了梁家伟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的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黄茜对该《终止合同协议书》是知晓且无异议或进行了追认的。再次，滑蕤婉、梁家伟在一审过程中向原审法院提交了12页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有11页聊天记录的联系双方是滑蕤婉与王烈，从微信聊天记录中能够看出，与滑蕤婉协商退款事宜的对象始终是王烈，在此过程中，王烈曾一度表示黄茜对滑蕤婉退伙事宜不知晓，不同意。且在唯一一张滑蕤婉与黄茜的聊天记录截图中，也只有滑蕤婉向黄茜发送的信息，该信息并未得到黄茜的回复。故本院认定《终止合同协议书》的效力并不能及于黄茜。 综上所述，黄茜、王烈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民初599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梁家伟、滑蕤婉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703元，保全费3020元，司法鉴定费13400元，由梁家伟、滑蕤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62元，由梁家伟、滑蕤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伍 静 审 判 员  张宗文 审 判 员  廖小军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杨小艺 书 记 员  郧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