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31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方彦治，男，196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方彦进，男，196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述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景伟，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能，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程凤妹，女，193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邵金玉，男，196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再审申请人方彦治、方彦进与被申请人程凤妹、邵金玉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1民终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方彦治、方彦进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一是剥夺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权利。依照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方彦治、方彦进一审时向法院申请调取方霖的户籍底册，以证明方彦治、方彦进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的真实性，但一审法院未予调取。二是一、二审法院未依职权主动调查相关案件事实，有违民诉法的有关规定。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涉及身份关系的。一、二审法院对于事实婚姻、邵金玉的身份等事实的认定，仅仅简单地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而作出草率的认定，而没有依职权开展调查，如走访当地群众、查阅程凤妹、邵金玉个人档案、进行亲子鉴定等，进而导致作出错误的认定。 （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方霖与程凤妹是否构成事实婚姻、邵金玉的身份等问题，原审并没有进行依职权调查，而是对双方提供的证据通过证据优势原则作出认定。即便法院可以不依职权调查，也得不出对方提供的证据更具有优势的结论。1.对方起诉所依据的证据主要是二份，一是证人证言，二是村委会盖章的“说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且该案的证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或不能单独作为证据来使用。而“说明”从性质属于遗嘱或遗赠，因其在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无效，因而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从“说明”的形式和内容上看，存在诸多疑点：把“方霖”写成“方林”；“说明”中方霖的印章与《立合约字》中“方霖”的印章图形，从肉眼就能看出明显不一致；“说明”中称邵金玉是方霖的“嫡子”，也就是亲生儿子，但这个“嫡子”既不随父姓方，也不随母姓程，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3.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分析，方彦治、方彦进提供的方霖婚姻登记情况是“离”，程凤妹的婚姻登记情况是“丧偶”，这说明他们双方原来均有配偶。那么，接下来的举证责任应转移到了程凤妹、邵金玉，即程凤妹不但要证明其与方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还要证明其与方霖共同生活时，她的配偶已经死亡，否则是重婚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不构成事实婚姻。一审法院认为，“婚姻状况登记栏中不论‘离’或者‘丧偶’均未注明登记婚姻状况的时间，且该组证据不足以反驳程凤妹与方霖所提出的主张”，显然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4.从程凤妹、邵金玉诉讼中的种种行为表现，也可推断“说明”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程凤妹、邵金玉曾于2003年拿“说明”起诉方彦治、方彦进，称“说明”是方霖亲笔所写，后方彦治、方彦进调取了方霖的笔迹，程凤妹、邵金玉就无奈撤诉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方彦治、方彦进多次要求程凤妹、邵金玉提供其个人档案，以证明他们与方霖之间的关系，但其无正当理由始终未予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关“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可以推定程凤妹、邵金玉与方霖之间不存在事实婚姻、父子关系。5.二审法院以方彦治、方彦进对“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对“说明”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为由，不支持方彦治、方彦进的主张是错误的。方彦治、方彦进对“说明”中村委会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认为“说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系与村委会某人串通所为，且该“说明”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方彦治、方彦进认为没有必要申请鉴定。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将涉案财产判归邵金玉所有的唯一依据就是“说明”，因此，如何认定“说明”的性质是本案的关键。一审法院认为“说明”是赠与法律行为，即方霖将涉案财产赠与邵金玉。但从“说明”的内容看，是为了避免其去世后因房权纠纷，决定将房屋由其嫡子继承。因此，“说明”在性质上显然是一份遗嘱。赠与是产权人在生前就将财产无偿归给他人所有，遗嘱是其死亡后财产如何分配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赠与，赠与法律关系亦不成立。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关系要成立，受赠人要表示接受赠与合同。这里的表示接受是要明示的，而不是默示，默示行为视为接受必须要有法律明确规定。一审法院以“邵金玉亦未表示放弃”为由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对“说明”的性质没有明确观点，而是以“说明”具有真实性为由，支持了程凤妹、邵金玉的主张。方彦治、方彦进认为，“说明”的内容是对方霖死亡后财产处置作出安排，因此，无论邵金玉是否为方霖的亲生子或者养继子，再或其他人，“说明”的性质只能是遗嘱或遗赠。而按照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为遗嘱或遗赠涉及对死后的财产处理，为确定真实性和合法性，对其有形式要件上的要求，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才具法律效力，即代书的，要有二个见证人在场。“说明”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其外，如果是遗赠，按照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遗赠，邵金玉对方霖的遗赠行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应视为放弃，遗赠也不成立。综上，“说明”书不具有法律意义的效力，原审法院据此将涉案财产判归邵金玉所有，没有法律依据。 （四）方彦治、方彦进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原审生效后，经多方查询，方彦治、方彦进在水部派出所的档案中找到一份材料。该材料记载：琼东路28号，户主为邵木太，其配偶为程凤妹。证实了邵金玉应是邵木太的儿子，“说明”书中称邵金玉是方霖嫡子与事实不符合，“说明”书中的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符合。由于方彦治、方彦进没有取证权，无法提供该份证据的复印件，请求法院依职权前往调查。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五、六项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程凤妹、邵金玉提交意见称，（一）一、二审判决对于程凤妹与方霖属于事实婚姻关系和方霖与邵金玉系父子关系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首先，方霖和程凤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自愿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在诉争房产内，既共同生育了其子邵金玉，还与方家的诸多亲友长期往来直至方霖去世，后因与方彦治一家产生矛盾才被迫搬离诉争房产。虽然方霖的户籍资料中未体现两人的结婚状况，但上述关于事实婚姻和共同居住等事实已经过方家直系亲属的证言予以证明，完全具有证明力和说服力。此外，方霖长期与程凤妹和邵金玉共同生活，年老之后的生养死葬都是由程凤妹和邵金玉负责承担，甚至连方霖和程凤妹的墓地都是买在一起。其次，方霖1995年交给邵金玉的“说明”明确表示邵金玉为其嫡子，并将本案诉争房产送给邵金玉，更进一步证明方霖与邵金玉之间的父子关系。即使邵金玉并非方霖亲生子，但其作为方霖抚养长大的养子或继子，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邵金玉仍然有权获得诉争房产的所有权。 （二）方霖交给邵金玉的“说明”真实有效，系方霖将诉争房产送与邵金玉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2003年邵金玉因诉争房屋门窗被方彦治损坏一事引发纠纷，此次诉讼恰恰是邵金玉作为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表现。后因该案主审法官居中调解，程凤妹为了避免亲属间矛盾进一步激化，才让邵金玉撤诉，并非所谓“说明”系伪造而撤诉。其次，方彦治、方彦进认为“说明”系伪造，但既无相反证据予以佐证，也从未提出司法笔迹鉴定，可见伪造之说仅仅是方彦治、方彦进一厢情愿的托词。再次，据邵金玉回忆，“说明”系方霖向他交待房产处理事宜时亲手交与他的，字据上所盖私章确系方霖长期所用，且字据内容已经村委会核实无误，书写字迹也与方霖字迹相像，完全可代表方霖个人真实意思。最后，方霖在“说明”中明确写明“目前，我年老有病，为避免争端，现将属于我的房权由我的嫡子邵金玉继承，房权归金玉所有……”。虽然“说明”中出现继承字样，但方霖想表达的意思实际是当场赠送，否则他就应当会描述为“我死后房权由邵金玉继承”而不是“现将房权由邵金玉继承”。这里“现将”二字的含义便是指在交付“说明”的同时便将诉争房产一并交给邵金玉，这毫无疑问是赠送的意思表示。无论这份“说明”的性质是遗嘱还是赠与，方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将诉争房产交给邵金玉，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邵金玉有权获得方霖所赠房产是遵循客观事实的。 （三）原审法院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1.为了核实方霖与程凤妹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也为了反驳方彦治、方彦进反复提出的关于“程凤妹已与他人结婚”的主张，程凤妹、邵金玉按照原审法院的要求向公安机关调取了程凤妹的户籍和亲属关系证明，上述材料均显示程凤妹未与他人有过婚姻登记记录。而方彦治、方彦进多次在庭审中表述方霖终身未婚，却又拿出无法确定真实性的“人口登记表”来证明方霖曾经离异，自相矛盾。即使方霖的婚姻状况为离异，作为单身人士的方霖与同为单身的程凤妹自由同居生活恰恰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事实婚姻状态。结合上述事实与证据，法院依法认定方霖与程凤妹的事实婚姻关系是客观且正确的。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程凤妹与邵金玉为证明自身的诉讼请求，已向人民法院提供了包括公安机关的户籍资料、亲属关系材料、证人证言、房屋权利人留下的说明材料等大量事实证据，而方彦治、方彦进所抗辩或反驳的事实理由大都为口头猜测或十分简单且似是而非的证据，根本无法对自身的意见主张予以佐证，反而不断要求对方为自己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正确依据自由心证，根据证据优势原则作出准确的认定，完全符合民事诉讼的判案规则。 （四）方霖与邵金玉姓氏不同系历史原因所致。在与方霖结为夫妻前，程凤妹确实有同邵姓男子有过两三年短暂的所谓的“婚姻生活”并共同生育了两个女儿，即邵金玉同母异父的姐姐，也是由方霖抚养长大。但这所谓的“婚姻生活”实际上也未办理任何婚姻登记手续，也仅是经人介绍后，按民间风俗办过喜酒便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了一起，按当前法律定义实际上只算是同居生活。但随后邵姓男子被政府判处劳动改造，便与程凤妹从此失去联系，程凤妹与邵姓男子的“同居生活”至此也就自然终止了。从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关于程凤妹的多份户籍档案中始终未曾显示其有过婚姻登记的配偶，便可证明上述事实。当年邵金玉出生后，为享受城乡差异带来的就学、就医以及供给分配等社会政策福利，程凤妹在征得方霖的同意下，将邵金玉的姓氏改为跟随前同居人邵某（城市户口）的姓氏。此外，由于建国初期人们思想观念相对陈旧，对于女人改嫁的行为存在一定的世俗偏见，所以程凤妹虽然与方霖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但却始终没有与方霖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将邵金玉的姓氏改为姓方。 （五）方彦治、方彦进认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完全不能成立。方彦治、方彦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认为邵金玉未对诉争房产的赠与表示接受而丧失权利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与法律。首先，方彦治、方彦进既然依据此两条法律规定认为邵金玉未明确表示接受诉争房产便丧失受赠权，那就意味着方彦治、方彦进认可邵金玉受赠人的身份；其次，邵金玉收到其父方霖交给他的字据说明后，已口头明确表示接受父亲关于诉争房产的处置安排，此接受的意思表示不仅近亲属间包括邵金玉的母亲、姑姑、姑丈、表姐妹等均已知晓，方彦治、方彦进也实际知晓却故意否认。且邵金玉一直赡养其父方霖，待方霖去世后仍然陪同其母程凤妹长年居住在诉争房产内，便足以说明邵金玉对诉争房产是明确接受的，多年来始终没有任何方家的亲属包括方彦治、方彦进对邵金玉母子的身份以及他们在诉争房产内居住的权利提出过任何异议和质疑。因此，不论是口头表示还是行为表示，都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邵金玉对方霖所赠房产的接受，方彦治、方彦进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请求驳回方彦治、方彦进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方霖与程凤妹之间的关系认定。第一，作为双方近亲属的方婉清出庭作证证明方霖与程凤妹系夫妻关系；第二，水部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载明程凤妹与邵金玉系母子关系，涉案“说明”记载邵金玉为方霖嫡子，虽然方彦治、方彦进对“说明”记载的内容有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证明；第三，程凤妹、邵金玉二审提供的安放证、收款票据、合同书等，可以证明程凤妹为方霖购买了安放骨灰的格位。因此，一、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方霖与程凤妹、邵金玉长期一起生活，方霖与程凤妹属于事实婚姻关系，并无不当。关于邵金玉是否有权取得方霖遗产的问题。本案双方对涉案房屋属于方霖并无异议，方霖有权处理属于其个人的讼争房屋，1995年10月23日方霖以“说明”的形式确认讼争房屋在其去世后归邵金玉所有，该“说明”有福州市郊区新店镇厦坊村民委员会作为证明单位盖章确认，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邵金玉有权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益，并无不当。此外，方彦治、方彦进再审申请阶段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方彦治、方彦进本案相关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方彦治、方彦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一龙 代理审判员  马玉荣 代理审判员  张丹萍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吴广强 书记员陈楚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