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内0522民初3597号 原告：刘相臣，男，汉族，个体，现住通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彦良，内蒙古诚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好，男，满族，个体，现住科左后旗甘旗卡镇 被告：科左后旗旗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甘旗卡镇甘旗卡街中段 法定代表人：王勇职务：经理 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海英，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雀，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相臣与被告王好、科左后旗旗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旗丰种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相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彦良、被告王好、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海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原告借款250125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30日，二被告从原告借款250125元，约定2018年10月30日还款，借款到期后，被告不予偿还，故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还款。 被告王好辩称：本案无论是基于民间借贷发生的纠纷还是基于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被告王好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担任被告旗丰种业的法定代表人，所签订的系列合同及其相关手续，均代表旗丰种业行使职务行为，与其个人无关。所以王好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王好的诉讼请求。 被告旗丰种业辩称：原告手中持有的，由二被告于2018年4月30日出具的“借据”中的款项，并不是原告出借给二被告的借款，而是原告负责经营的奈曼旗继良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预付给被告旗丰种业的化肥款。二被告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望法庭查明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刘相臣系合作社的持股人，原告出示的借据及转帐凭证所显示的时间均是在原告刘相臣代表合作社与被告王好代表旗丰种业签订《购销合同》之后，原告向二被告出借的所谓“借款”的时间与合作社支付被告化肥款的时间发生混同。原告刘相臣不但是合作社的持股人，在庭审中也认可是《购销合同》的实际签约人和合同执行人，所产生的经济往来的书面证据中，原告所提交的案涉“借据”虽然从名头上看是借款据，但从其备注的款项用途可见为购买化肥的货款，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此款项仅是单一的借款，怎么可能会同意王好作出如此备注，这种出具借款据的形式与常理相悖。另外原告刘相臣提交的其本人转出的银行转帐回单的收款人是孟祥晖，旗丰种业与合作社签订的《购销合同》内约定的化肥款收款人同样也是孟祥晖，可见原告提交的该枚“借据”的款项就是《购销合同》中的化肥款，原告提交的转帐手续相反直接能证明原告刘相臣代表合作社依据合同约定，转帐100000元化肥款给孟祥晖，不能直接证明被告收到的是借款，原告也无其他证据佐证给付的是借款。 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所依据的“借据”中的款项，如果原告认为是借款，那么二被告没有收到该笔借款，但借据中的款项内容是被告给和原告签了《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的农户送化肥款，王好书写时原告知情，并同意王好作如此化肥买卖及合作社合作方面的备注，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化肥买卖合同产生的，且也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此时原告就本案的借款发生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是从本案的借款原因、借款用途、以及款项的交付方式等方面，原告所出示的证据与事实相悖且模糊不清，无法形成一个合理的证据链条，无法达到原告方所述的与二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高度盖然性。 从本案案涉的“借据”形式上可见，此款也非是借款，因被告王好在书写“借据”内容时，明确备注了该款项是“合作社种地瓜给农民送化肥款”。如果，该枚借据中的款项仅是单纯原告出借的借款，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原告，原告从被告处购买化肥并约定由其送货给农户的前提下，不会同意被告王好在“借据”上作出如此的备注。另外，从“借据”中的金额上也不难看出，这种借款金额是不符合第一次借款习惯的，案涉“借据”书写的“借款金额”是250125.00元，正常的第一次借款均应是整数借款，而不可能会有零头（125元）出现。即便有这样的零头数额出现在债权凭证中，也只会存在于买卖行为的价款中或者是在借款到期后未偿还的情况下，本息合计再出具新的债权凭证时，或是作出某种结算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数额。所以，被告于2018年4月30日出具的“借据”，非因与原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出具的，而是基于合作社与被告旗丰种业双方于2018年4月14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作社给付旗丰种业购买复合肥的款项。由于合作社向旗丰种业交付的是预付款，且与被告又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原告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便要求王好在收到预付款250125元后，能为自己出具“借据”一枚，并要求约定还款期限，将来二被告未如约的情况下，原告能依据该枚借据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由于被告王好相信自己的履约能力，在其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便按照原告的要求书写了案涉的“借据”。二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该款项后，依约购进相应数量的复合肥，并按双方约定，专门派人派车运送至与合作社签订《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的各农户家中，后由于合作社不具备和农户的履约能力，其违约行为给各农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此情况下，原告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便将案涉“借据”中的预付款作为借款，向二被告主张偿还借款，原告这样不讲诚信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信原则，望法庭查明后，驳回其诉讼请求。 根据庭审中原告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刘相臣系奈曼旗继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股东，2018年4月14日刘相臣代表合作社与旗丰种业签订《购销合同》，并与旗丰种业签订《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且短期内陆续与旗丰种业中间介绍的多个农户签订《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购销合同》约定由合作社支付货款从旗丰种业购进肥料并由旗丰种业负责送货至农用地，《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约定合作社向种植户提供肥料，并约定2018年10月合作社回收红薯时将垫付化肥款扣回。2018年4月30日，原告刘相臣通过农村信用社转帐给孟祥晖（旗丰种业的财会人员，也是《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货款收款人）100000元，另原告刘相臣提供格式借据，由旗丰种业法定代表人王好（王好于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系旗丰种业的法定代表人）填写“合作社加农户、2018年4月30日，250125元，2018.10.30，合作社种地瓜给农民送化肥款”等主文内容，并签名加盖旗丰种业企业章。 庭审中，原告就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一、原告提交2018年4月30日借据一份、刘相臣通过农村信用社转给孟祥晖100000元转帐回单一份。欲证明被告王好和旗丰种业从原告刘相臣处借款250125元及交付情况，约定2018年10月30日还款，备注中二被告借款的用途是为了给农民送化肥款。 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该份借据及转帐回单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辩称原被告不存在借款合意，被告所写凭证系因合作社与被告旗丰种业签订《购销合同》后，刘相臣代表合作社支付化肥款给被告旗丰种业一事所写，且借据中所写内容和转帐回单内容，均与被告提交的一系列刘相臣代表合作社和被告旗丰种业所签合同的内容有关联性、一致性、时间逻辑性：1、借据时间2018年4月30日，合作社与旗丰种业的《购销合同》是2018年4月14日所签，后合作社支付化肥款，因此出现2018年4月30日经济往来的凭证。原告刘相臣系合作社的持股人，在庭审也自认是《购销合同》的实际签约人和履行给付货款的人，原告出示的借据及转帐凭证所显示的时间均是在原告刘相臣代表合作社与被告王好代表旗丰种业签订《购销合同》之后，原告向二被告出借的所谓“借款”时间，与刘相臣代表合作社支付被告化肥款的时间发生混同；2、金额250125元，在首次民间借贷中出现零头，更符合买卖价款的表现形式，原告刘相臣称2018年4月30日上午在奈曼旗转帐给孟祥晖100000元，下午带现金150000元到达甘旗卡镇交给王好，当天因王好还有其他需要又将125元现金出借给王好，刘相臣所述的交付过程，与原告代理人在庭前会议笔录中所述的交付过程不一致；3、借据备注“合作社加农户”、“合作社种地瓜给农民送化肥款”内容，原告所提交的案涉“借据”虽然从名头上看的的确是借款据，但从其备注的款项用途可见为购买化肥的货款，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此款项仅是单一的借款，怎么可能会同意王好作出如此备注，这种出具借款据的形式与常理相悖，与《购销合同》中交付货款内容相符。4、借据中2018年10月30日还款内容，合作社同时与旗丰种业签订《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内有合作社所垫交付的化肥款在收购红薯时还要将化肥款扣回的约定，协议期限至2018年10月30日止，借据的还款时间与合同中化肥款扣回时间一致。5、原告刘相臣提交的其本人转出的银行转帐回单的收款人是孟祥晖，旗丰种业与合作社签订的《购销合同》内约定的化肥款收款人同样也是孟祥晖，所谓借贷的收款人与购销合同约定一致，回单不能直接证明被告收到的是借款。 原告提交的被告旗丰种业出具的2018年4月15日收据一份，内容为“腾格里溪化肥款收据”，2018年5月10日发票两份，购买方名称为“内蒙古腾格里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方名称为“通辽市求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欲证明合作社用的被告旗丰公司的化肥款已付清。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于原告出示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中收据是案外人腾格里溪与二被告之间的化肥款项，另外两枚普通发票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诉讼请求。 庭审中，被告就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在“天眼查”中导出的“合作社”的股东情况截屏一份 旗丰种业法定代表人情况截屏一份 2018年4月14日合作社与旗丰种业签订的《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一份； 2018年4月14日合作社与旗丰种业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 复举2018年4月30日“借据”一份 复举2018年4月30日原告汇至被告旗丰种业的会计孟祥晖名下的农村信用社回单一份 农户肥料收到条十三枚 合作社与农户签订的《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五份。 欲证明原告手中所持有的“借据”中的款项是原告所持股的奈曼旗继良种植专业合作社向被告旗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的化肥款，而非是二被告从原告的借款。案涉的“借据”是基于化肥的买卖关系形成的，而非是基于借贷关系而形成。 1、原告是合作社的持股人之一，在合作社中持股20%，因红薯的种植及收购，原告代表合作社与被告旗丰种业于2018年4月14日签订了《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约定“甲方（指合作社）收购乙方（指旗丰种业）种植的红薯。甲方在种植前向乙方提供成本价格的红薯秧苗、肥料等。价款最后从甲方收购乙方的红薯款中扣回”。因旗丰种业主营是化肥，所以双方在签订《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的同日，就该合同中化肥的购进，双方达成协议后又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了供方是旗丰种业，需方是合作社，同时在第十三条中明确约定了“该合同与旗丰种业同合作社签订的红薯种植及回购合同为关联合同，……”。再从上述两份合同中的落款处可见，原告均是以其本人亲笔签名的方式代表合作社与旗丰种业签订的合同，法定代表人轩继良仅是加盖的名章。另外，从落款的旗丰种业处可见，两份合同中的帐户提供的均是旗丰种业的财会人员孟祥晖的名字及其名下帐户。所以，原告于2018年4月30日汇入孟祥晖名下的钱款就是合作社购买旗丰种业化肥的款项，而非是原告出借给二被告的钱款。 合作社与旗丰种业签订上述两份合同之后，原告陆续向被告旗丰种业预付化肥款，直至2018年4月30日，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向孟祥晖名下的银行帐户汇入最后一笔100000元的预付款的同日，便要求与旗丰种业的法定代表人王好（2018年8月2日旗丰种业的法定代表人才由王好变更为王勇）将此前支付的预付款一并作出结算，二人结算完毕后，二被告按原告的要求在原告提供的格式借据上，书写了一枚250125元的“借据”。为了明确该“借据”中的款项性质，被告王好在“借据”中明确的备注：合作社种地瓜给农民送的化肥款。同时备注约定了“2018年10月30日归还”，该还款日期的备注，是被告王好基于旗丰种业同时也是合作社与部分种植农户之间签订的《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中有担保人的身份，依据合同中收购红薯扣回化肥款的时间，而书写的还款时间。并且王好在书写上述备注内容时，原告不仅在场而且也是经其同意后书写的。 合作社与旗丰种业于2018年4月14日签订《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是一份总合同，具体的种植工作并非由旗丰种业自行完成，而是由旗丰种业作为媒介和中间人为合作社寻找到出力出地的种植农户后，再由合作社与各种植农户签订《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被告提交的第八份证据便是其中的部分农户与合作社签订的《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 合作社与各种植户之间签订的《红薯种植及收购合同》中也同样约定了“甲方（合作社）收购乙方（指农户）种植的红薯。甲方在种植前向乙方提供成本价格的红薯秧苗、肥料等。价款最后从甲方收购乙方的红薯款中扣回”，所以合作社在种植前向农户提供的化肥，便是由旗丰种业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代合作社送至各种植户家。所以，二被告出具的该枚“借据”中的款项备注内容就是合作社购买旗丰种业化肥向农户送货的内容。 另在庭前会议笔录中被告方证人包国忠及哈申的出庭证言。证明农户与合作社合作种植，约定由合作社提供化肥，并收到了由旗丰种业送货的化肥。 原告对于被告提交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交证据均为合作社与旗丰种业的合同关系，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没有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均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于证据能够证明的问题有异议。 本院认为，针对原告主张的原被告间的借贷关系，被告认为双方不存在借款合意及交付借贷性质现金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院结合前述应查内容因素，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实践性民事法律关系，应具备借贷双方合意的形式要件及款项实际交付的实质要求，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合意和借款交付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交了借据和转帐回单，被告提交了反驳原告陈述和证据的一系列证据，用于证明原告所提交证据系依据双方买卖合同关系产生。本院认为，本案借据系原告提前准备的格式性凭证，在原告代表合作社应付被告旗丰种业肥料货款期间，时任被告旗丰种业法定代表人的被告王好在该凭证上书写了大量与《购销合同》内容一致或者相关联的内容，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民间借贷关系下默许同意被告书写上述内容，与常理相悖，另被告旗丰种业此时因出售肥料成为债权人，应首先向代表合作社签合同的刘相臣索要货款，却从原告刘相臣个人处借款，更与常理相悖，因此原告提交借据不能直接和单独证明原被告系借贷关系。 对于交付问题，庭审中，原告陈述100000元为转帐交付，150125元系现金交付，原被告系借贷关系，与合作社的买卖合同无关，对此，庭审中刘相臣自认其个人可以携带现金交付了旗丰种业肥料货款，无需经过合作社的财务转帐手续，刘相臣又称以个人名义转款给旗丰种业财会人员孟祥晖系民间借贷的出借行为，刘相臣代表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和刘相臣主张出借款交付的时间发生混同，购销合同约定收货款人孟祥晖与刘相臣主张的借贷转帐收款人发生混同，而原告刘相臣在转帐100000元时无备注说明款项内容，因此原告提交的转帐回单不能直接和单独证明刘相臣的转款是个人出借款还是支付货款行为。对于原告主张150125元的现金交付出借款，除本人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交付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在原告提交的借据和转帐回单的形成时间及内容均与刘相臣代表公司向旗丰种业支付货款的时间和合同约定的内容发生混同的情况下，原告对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对于借贷合意、款项交付，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的高度盖然性，又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不能形成原被告系民间借贷关系的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原被告间借贷事实不予认定，对于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相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关 晶 审 判 员  李 微 人民陪审员  高振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何雲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