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1行初335号原告崔瑾莉，女，1969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西路5号。法定代表人穆建山，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学冰，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白永良，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原告崔瑾莉诉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房山区人保局）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收到诉状，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瑾莉，被告房山区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学冰、白永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房山区人保局于2019年5月29日对原告作出《北京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瑾莉反映问题的政策解释意见》（以下简称解释意见），主要内容为：根据原人事部办公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及自动离职参加工作后工作年限计算问题的复函》（人办函[1998]101号），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自动离职的工龄计算，仍按原人事部《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人调发[1990]19号）、《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的通知》（人调发[1992]18号）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国发[1986]73号）等文件规定执行。即：职工辞职和辞退前的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龄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自动离职人员的工龄从重新录用之日起计算。根据原告人事档案记载，2004年03月24日房山区教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对崔瑾莉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所以原告的工龄应该从重新录用之日起计算。原告崔瑾莉诉称，2019年5月初，被告以自动离职为由对原告1991-1999年档案中客观存在的工龄不予认定。导致原告无法办理退休，同时原告的养老金的待遇将终生被影响，这是关乎养老的民生的大事。原告与被告多次电话沟通才勉强得知不计工龄的依据是（人办函【1998】101号）文件。原告查阅人社部面向社会公布的可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中并未见有（人办函【1998】101号）文件，而且也查阅到这份文件属于公文，并不是规范性文件。2019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申诉并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规定》第十五条，（人办函【1998】101号）文件不能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此时被告部门主管退休的科长不仅不纠正错误，开始权力任性，声称要查找替代性文件，承诺一周内给原告答复。2019年5月23日下午，主管科长给原告打电话，依据（人办函【1998】101号）文件，显然没有找到替代性文件。2019年5月24日，原告书面向被告申请，要求被告出具对自动离职人员之前的工龄不予认定的合法的法律规定，并以文字答复。2019年5月29日被告给原告一份政策的解释意见，内容所答非所问。原告要求出具合法有效法令法规，而不是政策的解释意见。在这份政策的解释意见中，被告公然用（人办函【1998】101号）这份非规范性文件违法行政，并且这份公文里所适用于原告的，（人调发〔1990〕19号）文件已于2016年人社部令第28号中明令废止。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被告未拿出合法有效的对自动离职人员不计工龄的合法依据，原告不服。关于自动离职。上至宪法，下至劳动法，社保法，均未出现此概念，自动离职可以说是过去权利任性的产物，况且我国法律对违法犯罪人员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从未有剥夺犯罪前工龄的判罪，自动离职到底犯了什么法，要被剥夺工龄。而且这种惩罚将持续终生，严重的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被告对原告客观存在的1991到1999年的工龄予以认定，并协助办理退休手续；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崔瑾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解释意见，证明要求被告提出不予认定工龄的合法有效的法律法规，被告没有拿出合理的解释。被告房山区人保局辩称，2019年05月24号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书，原告认定其在教师岗位的工龄。我们依程序调阅了原告的人事档案，崔瑾莉，1991年7月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院，分配在房山三中任教。1999年9月离岗经商，2004年1月13日本人签字同意按照自动离职处理，2004年3月24日房山区教育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崔瑾莉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2019年05月29日，被告作出解释意见，原告于当日取走。依据（一）人事部办公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及自动离职参加工作后工作年限计算问题的复函》（人办函【1998】101号）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自动离职的工龄计算，仍按人事部《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人调发〔1990〕19号）、《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的通知》（人调发〔1992〕18号）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国发[〔1986〕73号）等文件规定。即：职工辞职和辞退前的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龄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自动离职人员的工龄从重新录用之日起计算。（二）关于函的法定效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阐述“函的效力”时强调指出。据此，“函”作为机关公文是具有法定效力的。综上所述，根据崔瑾莉人事档案记载及相关政策规定，被告不能认定原告1991年7月至1999年9月为视同缴费年限。被告房山区人保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时间和内容。2.解释意见，证明被告答复时间、内容及送达时间在法定的有效期内。3.原告人事档案复印件，证明原告自动离职情况。4.《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及自动离职参加工作后工作年限计算问题的复函》人办函【1998】101号，证明原告要求认定1991年7月至1999年9月为视同缴费年限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不予认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崔瑾莉提交的证据及被告房山区人保局提交的证据2，因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房山区人保局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反映案件客观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房山三中的职工，原告档案中房山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教育分中心向城关教委发出的《通知》载明“根据你单位上报情况，请原告2004年1月14日前到教委人才中心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做自动离职处理。”在该通知本人意见处，原告填写为同意按照自动离职处理，并予以签字确认。《新增辞职和离岗人员基本情况》一表中显示，原告工作单位为房山三中，工作时间为1991年7月，离岗时间为1999年9月，基本过程处记载为“1999年9月自动辞职经商，学校主要领导多次主动做工作劝其回校工作，无效。学校按照相关程序报乡、区教委，本人也写了辞职申请”，单位处理意见为“按自动离职处理”。2004年3月24日，房山区教育委员会人事科作出的《关于对崔瑾莉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中载明，区教委决定对原告按自动离职处理。原告于2019年5月24日向被告提交一份《申请书》，申请内容为被告退休科对原告在教师岗位的工龄不予认定，要求给出法律依据或合法有效的政策文件，并以文字给原告回复。2019年5月29日，被告作出解释意见，原告不服该解释意见，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被告房山区人保局具有依法办理本行政区域内退休核准事务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结合原告的档案可知，原告于1991年7月在房山三中工作至1999年9月离岗，并经房山区教育委员会人事科作出的《关于对崔瑾莉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决定对原告按自动离职处理，且原告上述自动离职情况经过本人的同意并予以确认签字。根据《人事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及自动离职参加工作后工作年限计算问题的复函》（人办函【1998】101号）“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自动离职的工龄计算，仍按人事部《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人调发〔1990〕19号）、《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的通知》（人调发〔1992〕18号）和《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国发〔1986〕73号）等文件规定执行。即：职工辞职和辞退前的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龄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自动离职人员的工龄从重新录用之日起计算。原劳动部劳办发〔1995〕104号文件对企业“除名”及“自动离职”人员工龄问题作出的规定，只适用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不宜参照执行。”之规定，原告的工龄应从其重新录用之日起计算。故此，针对原告的申请，被告作出的解释意见已将相关政策规定及处理意见向原告进行了告知，该解释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认定其1991到1999年的工龄，并协助办理退休手续的法定职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瑾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崔瑾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秀芬人民陪审员  陈永慧人民陪审员  梁惠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张福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