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5145号原告：商福生，男，196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远（当事人所在社区推荐），男，196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康立峰，男，198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康炳玉，男，1956年6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商福生与被告康立峰、康炳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商福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远，被告康立峰、康炳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商福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劳务费198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经胞弟商福来介绍，于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7月2日在北京市房山区某镇某村为二被告务工。原告为瓦工，日工资180元，劳务内容包括建房、建猪舍、修狗棚、硬化路面、砌围墙和修建墓地。原告共出110工，劳务费合计19800元。此款经多次索要未果，原告曾于2017年11月提起诉讼，后因证据不足，遂撤回起诉。现原告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康立峰辩称：商福生是通过商福来介绍找到我，并为我家坟地垒了一道墙，对商福生提出的务工内容和按日工结算不予认可。在商福生、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等五人分别起诉以前，我只认识商福生，不认识刘福来等其他四人，刘福来等人没有给我提供劳务，我也不欠刘福来等四人的工钱。2016年初，我给付了商福生2万元干活的工钱，尚欠劳务费18700元，并且在欠款问题上我只对商福生本人。康炳玉辩称：我认识商福生，他给我们家修过坟，我就知道康立峰给过商福生2万元，而且是事后才知道的。商福生找的其他人我不认识，也没在我家坟地干活。我不参与康立峰和商福生进行的交易，商福生如果要钱应该去找康立峰，我不是交易人。至于起诉书中提到的包括建房、建猪舍、修狗棚、硬化路面、砌围墙等工作是否为商福生带人来干的我不清楚。商福生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自行制作的2015年3月至7月务工人员的月记工单、总记工单和刘福来自行制作的总记工单，证明为康立峰的务工情况；2、（2018）京0111民初3622号民事裁定书；3、商福来的出庭证言，证明包括商福生在内的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等五人为康立峰务工；4、现场照片，证明务工成果。康立峰和康炳玉未就答辩意见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商福生以劳务提供人的身份要求康炳玉、康立峰父子支付劳务报酬，但未提供双方关于劳务费用的核算单据，提供的月记工单和总记工单亦未有双方共同签字确认，且康立峰对商福生单方记工行为和记工单上的工作量不予认可，康炳玉提出其并非劳务接受人，并表示商福生提供劳务与否与其无任何关系，故对月记工单和总记工单不予采纳。双方对2018年商福生起诉康立峰索要劳务费而后撤回起诉的事实均与认可，故对民事裁定书予以采纳。虽然康立峰和康炳玉均否认商福来的出庭证言，但结合康立峰认可2016年曾向商福生结算2万元劳务报酬并认可拖欠劳务费的事实，商福来的出庭证言虽然不能证明债务人的具体欠款数额，但可以佐证商福生在2015年为康立峰提供劳务，康立峰向商福生支付劳务费的事实，故对商福来出庭证言予以采纳。康立峰认可现场照片反映的是六甲房村其承包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但否认是商福生及其所属务工人员的劳动成果，故对现场照片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经商福来介绍，商福生于2015年组织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等人为康立峰提供劳务。2016年初，康立峰支付商福生劳务费2万元，商福生将该劳务费在务工人员之间进行了分配。因双方始终未就劳务内容、工作量、劳务费的核算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就劳务费的给付发生争议。2018年，商福生及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等五人分别以康立峰拖欠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7月2日期间的劳务报酬为由提起诉讼。商福生在原起诉书中明确日工资170元，共110工，合款18700元。上述案件在送达起诉书过程中，康立峰提出在务工问题上仅对商福生本人，承认尚欠劳务报酬18700元，并提出商福生撤诉后付款。后商福生和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等人于2018年4月13日撤回起诉。现商福生以及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分别再次起诉康立峰及其父亲康炳玉索要劳务费用。关于合同的订立。商福生主张直接与康立峰口头达成劳务协议，大工每天160元、小工每天110元，由其与康立峰的父亲康炳玉每天现场分别记工，一个月一对工。康立峰认可仅与商福生之间存在劳务协议，对于商福生与其所找的其他务工人员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做评价，否认按日工结算并提出是按包活结算。康炳玉提出自己并非合同当事人，结算劳务费与否与其无关。关于合同的履行。商福生提出包括其本人在内的13个人于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7月2日期间先后在某村康立峰的承包地上提供了修坟、建房、地面硬化、修砌围墙、垒猪圈和狗窝等劳务工作；商福生认可，务工期间由其为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等人确定工作岗位和工资标准，安排工作，并由其本人与务工人员结算劳务费；提供完劳务工作后，有商福来和康立峰在场的情况下，康立峰未在自己提供的记工单上签字确认；后经催要，康立峰于2016年初给付劳务费2万元。康立峰认可商福生提供了在其自家坟地垒墙的劳务工作，不认可商福生提供了建房、地面硬化、修建围墙、垒猪圈和狗窝等劳务工作，并提出已付劳务费2万元，尚欠劳务费18700元未予支付。康炳玉提出商福生所主张的务工地点是康立峰的承包地，其与商福生之间无交易关系，康立峰支付商福生2万元与其无关。关于劳务费的结算。商福生提出起诉书中所主张的欠费数额是按其本人实际务工天数和日工资标准计算得出，并明确康立峰此前支付的2万元劳务费已经分配给了务工人员，除杨宗利表示未分得劳务费以外，王振荣、刘福来、刘秋兰均表示从商福生处分得了2000元。康立峰提出商福生提供的劳务工作为包活，但未就认可的欠费数额作出合理说明。康炳玉表示，商福生应向康立峰结算劳务费。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对劳务合同的缔约双方，劳务内容及工作量和结算标准均存在争议。根据商福生关于系其本人直接与康立峰商谈劳务事宜，并为务工人员确定岗位、工资标准、安排工作、结算报酬，和已将从康立峰手中结算的劳务费分配给了务工人员的陈述，结合康立峰认可商福生提供了坟地垒墙的劳务内容和已付部分劳务费的事实，以及在康立峰认可拖欠商福生劳务费用后，与商福生一同起诉的王振荣、刘福来、杨宗利、刘秋兰等人均要求向商福生讨要此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商福生与康立峰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商福生为劳务提供人，康立峰为劳务接受人，康炳玉并非劳务接受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商福生主张完成了建房、建猪舍、修狗棚、硬化路面、砌围墙和修建墓地等劳务工作，并要求根据出工天数和日工结算劳务报酬，但康立峰否认商福生自制记工单的证明力，在商福生未就其主张完成举证的情况下，应以康立峰认可的欠费数额作为定案依据。故商福生请求给付劳务费之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康立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商福生劳务报酬一万八千七百元。二、驳回商福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一百四十八元，由商福生负担九元（已交纳）；由康立峰负担一百三十九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与案款一并给付商福生）。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健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