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6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海波，男，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友兴，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粉，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小岭南头村驻地。 法定代表人：刘德军，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峰，山东弘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传彩，女，1967年7月9日出生，汉族，张传彩大饼店个体业主，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猛，山东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鹏，山东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海波、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岭南头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张传彩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8）鲁1102民初5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丁海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友兴、周云粉、小岭南头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锋、张传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猛、王振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海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传彩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张传彩虽持有骗取的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但依法自一审法院（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即不应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首先，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是，张传彩前夫范某使用其私自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书”去房管部门办理了涉案房屋的登记证书。张传彩所持有的涉案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即是其前夫范某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的。丁海波在得知范某、张传彩利用伪造的契约书骗取了房产登记后，随即去房管部门提出了异议登记，该事实有原审卷宗材料予以证实。其次，2008年11月15日，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了（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了张传彩前夫范某伪造的与房主董某签订的“契约书”无效，该判决于2008年即发生法律效力。再次，根据上述事实，依照《物权法》第28条关于“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之规定，张传彩虽仍持有涉案房屋的登记证书，但是自一审法院（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生效之日起，其不再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二、丁海波才是实际购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本案认定范某是实际购买房屋的所有权人，纯属歪曲事实、枉法臆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而本案中，就涉案房屋买卖的相关事实已经被生效的(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该判决查明、确认的事实是：第一,1996年3月10日，是丁海波与房主董某委托卖房的迟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该“契约书”是由日照街道小岭村的村会计董书彬书写，并且当场有证人丁某在“契约书”上予以签字确认，该“契约书”的主要内容是董某将房产13间作价48000元卖给丁海波，丁海波一次性付给董某48000元人民币等。第二，“契约书”签订后，丁海波即将房款48000元交付给迟某，丁海波在交付房款时，不仅有丁某在场，而且日照街道小岭村的老书记亦在场见证。第三，2002年范某自己书写一份与董某的房屋买卖“契约书”，契约书的主要内容是董某将房产13间作价10000元转给范某等。第四，董某未委托迟某与范某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书。证人迟某证实是董某委托其将房屋卖与丁海波，并与丁海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书。范某承认房管部门所存的房屋买卖契约书是自己书写。根据上述所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于2008年11月15日作出(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范某与第三人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无效”。因此，事实上是丁海波实际购买了涉案房屋，丁海波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该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而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却无视生效判决书所查明、所确认的事实，歪曲事实的认定为“…虽然范某使用的伪造的契约书，但能够证实范某是实际购买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属于主观臆断、枉法裁判。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依据两证人在公证处、派出所的未经当庭质询的单方陈述认定案件，直接否定了2008年案件中的全部事实。倘若原审认定事实正确，致使2008年案件是错案，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同时将涉嫌伪证罪的两证人移交公安机关，而不应该在本案中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因此原审审判组织不合法。2.本案诉争的请求权基础是涉案原房屋的物权，因现房屋已经被拆除，应当首先审理涉案原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属。涉案房屋已经被合法拆除，一审法院应当先予确认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的归属，继而处理后续的债权法律关系。而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的登记和虚假的证言强加推定村委和丁海波连带承担侵权责任与事实相悖，系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判决结果严重损害法院自身的司法权威。通过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可以看出，既然一审判决同样认可2008年的再审判决结果和再审庭审查明的事实，那么就应当作出与再审判决一样的结论，即认定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丁海波，驳回张传彩的诉讼请求。但是，本案的判决结果与生效的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相悖，法院针对同一案件做出两种不同的事实认定和判决，判决错误。故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存在逻辑错误及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并且其判决结果严重损害法院自身的司法权威。五、一审判决违法认定证人证言的效力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董某与迟某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的陈述与证言，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和关某，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理由是：1.董某委托特别授权的代理律师出庭参与诉讼，陈述了其房屋是委托迟某卖给了丁海波，而迟某出庭作证证实了由其作为代表人将董某的房屋以4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丁海波，其二人陈述的内容一致。2.董某的陈述与证人迟某的证言内容不仅一致，而且董某的陈述以及迟某的证言均与“契约书”等证据一致。3.迟某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接受了各方当事人的发问、质证和法庭的询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其证言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另外，上述陈述、证言已经生效判决书所确认，依法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董某与迟某于2016年5月20日在公证处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理由是：1.张传彩在一审提供的经公证的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不合法。该公证文书仅仅能证明董某、迟某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但不能证明其证言的真实性。2.董某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曾委托特别授权的律师出庭代理参与诉讼，其陈述“当时这个房子出卖的时候是董某委托他的朋友迟某全权代理，具体房屋买卖协议董某没有亲自办理，是由迟某全权代表，之后说房子是卖给丁海波的，价款是48000元。至于房屋的过户手续董某并不知情…”，而原本没有参与房屋买卖的董某在时隔八年之后，又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作证证实了买卖房屋的具体情况，显然其后来的证言是受到外力影响，是虚假的。3.迟某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曾出庭证实“丁海波直接把48000元交给了我，我又付给了董某闺女婿”、“丁海波付款是晚上付的”、“当时讲的时候是范某买的，但范某没有钱。开始是卖给杀猪的，后来又卖给本村的丁海波”等，但是迟某于时隔八年之后，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陈述，很明显其同样受到了人为的干扰，因此，其证言不足采信。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以及第四十七条关于“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一审法院据以采用的董某的证言和迟某的证言，其两位证人并没有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其书面的证言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却违反法律规定，为了满足张传彩的非法诉求，罔顾事实与法律，采信了未出庭接受问询、未质证的证言，从而作出了极不公正的认定和判决。六、丁海波夫妇一直使用涉案房屋到被政府拆迁。1.由于丁海波之妻范玉兰于1996年正月开办了日照港城时装技校，急需开办技校场所及学生住宿之用，所以，丁海波才急于购买董某的房屋。2.丁海波与董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书之后，丁海波交付了房款48000元，董某随即亦交付了涉案房屋，丁海波之妻范玉兰即在涉案房屋开办了时装技校。2000年，丁海波夫妇亦在涉案房屋又开办了服装厂，因为技校的学生和服装厂的工人较多，原有房屋不能满足需要，丁海波遂于2001年2月开始扩建了涉案房屋，期间，范某作为丁海波的亲戚，曾给予帮工。3.从丁海波购买了董某的涉案房屋之后至被政府拆迁，丁海波夫妇或居住或扩建或出租等，均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及使用权，而张传彩从未对涉案房屋行使过任何权利。然而，一审法院却无视上述事实的存在，以“范某在房屋的扩建、装修、出租等均积极参与和操持”为由将涉案房屋判归范某所有，显然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涉案房屋依法应当归丁海波所有，其与村委签订拆迁协议既符合事实又符合法律政策；张传彩利用骗取的房产证，无权获得房屋的拆迁利益，请依法支持丁海波的上诉请求，驳回张传彩一审的诉讼请求。 审理过程中，丁海波补充上诉意见：一审法院依据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权属登记和所谓的“证人证言”认定范某和张传彩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生效判决对于涉案房屋的基本情况已经进行了认定，结合丁海波与原房东签订的买卖房屋的契约书，足以认定丁海波为涉案房屋的有权人。(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涉案房屋的买卖情况已经做出认定，判决书第四页第二行再审查明的事项为“1996年3月10日，第三人董某委托迟某将其位于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的房屋卖给丁海波”，该认定事项系一审法院2008年已经查明的事实，张传彩作为被告之一，对该份判决书并没有提起上诉，也未申请再审。一审判决却以“证人在公证处及公安机关的证言的可信度较大”为由，认定范某系实际购买涉案房屋的所有人，用所谓的“证人证言”而直接否定了丁海波与原房东签订的买卖房屋的契约书，并且置(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不顾。2.张传彩办理产权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被确认无效，涉案房屋所有权权属登记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一审法院依据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权属登记认定范某和张传彩为涉案房屋的所有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以涉案房产登记在张传彩名下认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权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登记并非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单一生效要件，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合同一经成立生效，不受物权是否办理登记的影响。不动产物权登记具有衍生附随性。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内容依附于债权等合同的存在，二者是从属关系。如果引起物权变动原因的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必然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不复存在。在本案中，张传彩的产权证书办理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被确认无效(即(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无效的契约书)，其物权登记的基础不复存在，张传彩持有的产权证书不能发生物权效力。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所有权权属登记来认定房屋所有权，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张传彩提供的所谓的“证人证言”(公某和申请调取的公安机关的笔录)，证人不仅未出庭接受双方的质询，其内容更是多处矛盾与错误，不应当采信。首先，张传彩提供的公证书上没有加盖公证处的公章，不能作为有效的公证的证人证言使用。询问笔录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9月2日、2017年9月4日，姑且先不说案件是调查后未立案，连基本的案件流程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受案登记表中明确记载受案时间为2017年11月17日，张传彩到日照公安局东港分局日照路派出所递交刑事控告书及证据一宗，接到报案时间为2017年11月17日15时。也就是说还未受案就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询问的结果是因为丁海波找证人迟某喝酒做工作。那么假如公安机关认为证人迟某的询问笔录是真实的，根据张传彩的报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追究丁海波等人妨害作证罪的刑事责任，事实上本案公安机关不仅在询问相关人员之后才受案，最终的处理结果也是调查后未立案，故张传彩所谓的“证人证言”不能采信。其次，从内容来看，迟某和董某的证人证言自身存在多处矛盾。1.2017年9月4日董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第二页第6-8行中，称“迟某给我介绍了范某…，我们在见证人:迟某见证下签定了协议”，而在2016年5月20日在公证处接谈笔录第21-22行中称“迟某转交给我售房款时告诉我说，房子卖给了范某、张传彩夫妇”，两份笔录存在严重的矛盾。董某一会称事后知道卖给范某、张传彩夫妇，一会又称是在迟某见证下签定的协议，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2.2017年9月4日董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第二页第11-12行中，称“范某当时当着我的面，把钱让见证人迟某转交给我的”，而在2016年5月20日在公证处接谈笔录第18-19行称“也是迟某代我收取，然后转交给我的卖房款”，第21-22行中称“迟某转交给我售房款时告诉我说，房子卖给了范某、张传彩夫妇”，对于款项的交付情况，是当面交付给原房东董某还是迟某事后转交，董某自己前后叙述都不一致。3.对于为何协议书上是丁海波的名字，证人的解释是卖给外村村委需要收取一部分费用，张传彩对该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涉案房屋的买卖协议的执笔人是当时涉案房屋所在村委会的会计董书彬，在村委会计书写契约书的情况下，为了规避村委会的收费，以丁海波的名义替范某购买房屋，让人对该解释无法相信。4.证人迟某在生效判决的案件中，作为证人已经出庭明确说明且经过丁海波与张传彩的质询，另一位证人董某作为案件第三人委托了律师出庭应诉，对于购买的情形作出了明确的说明，生效判决书至今都没有任何人员提出上诉、再审或者申诉。并且在张传彩提供的公证笔录和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对于房屋购买时在场的人员、如何签订的协议等重要细节，均没有涉及，这是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的庭审笔录无法比拟的。在该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以“证人在公证处及公安机关的证言的可信度较大”采信张传彩提供的公证书和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认定错误。三、张传彩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法庭辩论结束休庭后，以质证笔录的形式要求张传彩明确诉讼请求，明确后的诉讼请求未告知丁海波、未组织丁海波质证。在一审起诉状中张传彩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官也要求张传彩明确诉讼请求，但张传彩在庭审中并未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对于其要求赔偿损失8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但一审法院却违反法定程序，在法庭辩论结束后，于2018年10月16日对张传彩以质证笔录的形式要求其再次明确诉讼请求，而对于张传彩明确后的诉讼请求未告知丁海波、也未组织丁海波进行质证，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应当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小岭南头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传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张传彩不具有涉案原房屋的所有权。首先，我国物权法并未采用无因性理论，本案范某基于办理房产证的契约书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自始不发生法律约束力。基于合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恢复原状。契约书被法院确认无效，意味着张传彩、范某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基础事实和原因行为已不存在，那么基于该基础和原因而完成的物权变动也应当被否定，即该房屋的权属登记应当恢复到转移之前的状态。其次，契约书无效必然导致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和真实的权利状况不一致。因为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因买卖合同无效实际上不能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记载权利人并非真实权利人，属于登记错误。因而本案的真实权利人是真正的契约书的买受人丁海波。再次，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证明当事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撤销原房屋登记，收回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或者公告作废。因此记载权利人张传彩并非真实权利人。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范某、张传彩二人签订的真实的契约书，那么其二人并非是小岭南头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无权购买小岭南头村集体房屋，根据当下法院审判实践，契约书亦是无效合同，同样并不能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因此一审法院推定张传彩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认定事实完全错误。2.因涉案整体的房屋办理房产证基于的《契约书》系伪造的无效的，所以村委自始至终并不认可张传彩、范某系20070718067、20××65号两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因此村委并不可能与二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村委依据生效判决文书仅认可范某名下20××65号房屋是整个丁海波所有的房屋的一部分，此协议是村委与范玉兰(丁海波妻)签订，而并非是与范某签订，至于范玉兰在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写何人的姓名，即使范玉兰签写其他任何个人，均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村委在所不问。因此村委并不是认可了范某的权利人身份，一审法院更不能以此推定张传彩系20××67号房屋的权利人。3.村委按照市、区、街道三级政府的文件精神合理拆除涉案房屋，不具有违法性。村委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城中村改造政策，依据日照市人民政府[2016]1号文件精神，参照东港区域内村居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并结合日照街道实际，在事实的基础上，与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及实际占有居住使用人丁海波夫妻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产权属于丁海波夫妇的房屋合法拆迁，不存在违法拆迁的行为，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涉案房屋的拆迁是日照市城中村改造的政府行为，不具有任何违法性。4.村委拆除涉案房屋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任何过错。张传彩名下房屋登记基于的《契约书》是伪造的，系法院依法查明并判决认定的事实，由此村委不与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非是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更不存在违反义务的行为而应受非难。通过原审判决尚不能最终认定涉案房屋的物权归属，根据社会一般人的预见能力和认知水平，根据法院生效的判决文书，完全可以认定房屋的原始状态及真实权利人系丁海波，因此村委与丁海波夫妻签订拆迁协议，并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过错。如若签订协议后，村委不依照协议给付丁海波各项补偿，才构成过错和损害后果。一审法院尚不能对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做出正确的认定，而苛责村委能够确定涉案房屋的归属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原审法院审理逻辑混乱且有失公允。5.由于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属尚无正确认定，因此不能认定张传彩存在损害事实，村委与丁海波并未串通将他人的房屋拆除，而是在村委了解本村村情民约的事实基础上又依据判决书来确定拆迁安置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因此村委和丁海波签订协议后拆除涉案房屋与张传彩所诉并不具有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再者，倘若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张传彩，那么安置楼房现并未竣工验收未交付更没确定楼层楼号，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物或者财产，也并不是可得利益。村委和丁海波均未实际占有，一审法院判决村委与丁海波连带赔偿此项损失，认定事实错误；此外，拆迁奖励是基于对占有居住者的积极腾空搬迁的奖励，并不是张传彩的损失范围倘若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真实权利人并非丁海波，由于张传彩并非村集体组织成员，加之伪造契约书登记过户，因此依法不能取得小岭南头村的原房屋的实际物权，不能享有拆迁利益，涉案房屋的初始所有权人董某现已并非小岭南头村民，村委依法有权将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收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二、原审认定事实缺乏证据。1.对两证人证言证据的效力认定违反证据规定。原审法院认定证人董某、迟某在公证处作的证言及在日照路派出所作的陈述与两人在法院经庭审质证依法认定的证言相比可信度大，系认定形式大于内容，违反证据规定。两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关于涉案房屋的转让的事实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出庭经双方质询，并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与关某。而在公证处的证言只能公证证人系本人，而不能公证其证言的真实性，即任何个人均可以在公证处做出虚假的陈述，而公证处无法认定作证者所述内容的真伪，并且公证时间在2016年5月20日，在法院判决后长达8年，难以避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并不能排除作伪证的合理怀疑。两证人在派出所的陈述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证言，仅仅是针对询问所作的单方陈述材料，并非是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尚且需要在法院审理阶段进行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程序来对证言的真实性进行认定，更何况两证人仅仅是在派出所所做的涉及民事纠纷的陈述，同时派出所并未据此认定两人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的证言系伪证并因此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因此，两人在公证处和派出所作陈述并不能对抗2008年在法院当庭作出的证人证言，在法庭的证言的证明力远远高于后期所做的陈述。2.对范某自述材料证据主观推定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通过范某的自述材料推定丁海波应当知道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范某名下，而丁海波并未提出异议，系一审法院主观推定。一审法院对于自述材料并未根据全篇的语境综合认定，而根据其中的几句话断章取义，导致事实认定有失偏颇。3.一审法院对房屋物权的认定不依据生效的判决文书和基础法律关系的真实的书面买卖协议，而根据与经庭审质询矛盾的后期证言陈述推定，显然认定事实的证据适用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倘若购买房屋的系范某与张传彩，为何以丁海波名义购买房屋，而范某与丁海波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或相关字据，为何范某伪造《契约书》进行登记而不向法院主张权利来进行确权？范某、张传彩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正常的社会生活习惯和行为处事的逻辑。一审法院不综合考虑案件的证据材料，致使事实认定完全错误。4.村委为张传彩、范某办理登记的相关材料上加盖村委公章系村委原会计工作失误。同时村公章管理混乱，加盖公章随意，时任村委会计并非是村集体组织成员，对小岭南头村的村情并不知悉，对董某与丁海波之间的买卖协议并不知情，导致失误。但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村委已经出具了相关的证明，同时结合两位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完全可以认定购买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是丁海波。一审法院仅仅根据村委会计在96年的工作失误推定案件的事实而否认村委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以及本案中的意见，显然错误。对于小岭村的乡土村情，在本村发生的事实，村委比法院也更具发言权。5.丁海波对于范某伪造材料到房管部门登记的事实都不知情，更不可能对不存在的事实提供证据，同时丁海波也并非以范某的名义购买，是以自已的名义购买房屋。本案的关键需要提供的证据是张传彩应提供与丁海波的相关代持协议或字据，而不是需要丁海波提供证据证实其委托范某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据此显然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系物权(拆迁利益)确认纠纷，而并非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对于请求权基础的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不全面；由于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系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使张传彩享有拆迁利益，应当是物权返还，可并非侵权赔偿。四、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依据的两证人之后在公证处、派出所的未经当庭质询的单方陈述认定案件，直接否定了2008年案件中的全部事实。倘若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致使2008年案件是错案，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同时将涉嫌伪证罪的两证人移交公安机关，而不应该在本案中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因此一审审判组织不合法。2.本案诉争的请求权基础是涉案原房屋的物权，因现房屋已经被拆除，应当首先审理涉案原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属。涉案房屋已经被合法拆除，一审法院应当先予确认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的归属，继而处理后续的债权法律关系。而原审法院依据错误的登记和虚假的证言强加推定村委和丁海波连带承担侵权责任与事实相悖，系违反法定程序。五、一审判决结果严重损害法院自身的司法权威。通过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出，既然一审判决同样认可（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判决结果和庭审查明的事实，那么就应当作出与（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一样的结论，即认定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丁海波，驳回张传彩的诉讼请求。但是，本案的判决结果与生效的（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相悖，同一法院针对同一案件做出两种不同的事实认定和判决，判决错误。故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存在逻辑错误及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并且其判决结果严重损害法院自身的司法权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缺乏证据且错误的判断运用证据，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张传彩辩称，涉案房屋在不动产登记部门的产权登记主体为张传彩，同时一审法院通过多种证据综合确认涉案房屋买方主体为张传彩，足以认定张传彩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其本人房屋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两上诉人应当对张传彩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小岭南头村委会针对丁海波的上诉述称，同意丁海波的上诉意见和补充意见，且丁海波的上诉意见及补充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丁海波针对小岭南头村委会的上诉述称，同意小岭南头村委会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判决失当，应当发回重审或改判。 张传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连带赔偿张传彩房屋损失800000元；2.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负担。 一审过程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张传彩提供如下证据：提交证据一，张传彩身份证，证明张传彩的主体资格；证据二，公证书一份，日照德信公证处作出的证号为2016日德信证民字第1784号公证书，该公证书中公证处于2016年5月20日对董某、迟某证人证言进行公正，两证人证明涉案房屋系董某于1996年3月以48000元价格卖给张传彩以及范某，房屋买卖交易时之所以以丁海波的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是因为范某以及张传彩为规避村委一些费用而以丁海波的名义签订的，实际购买人为范某以及张传彩；证据三，房屋所有权证书、土地使用权证书以及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各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实际产权人为本案张传彩，张传彩对涉案房产拥有完整的产权；证据四，一审法院作出的（2008）东民一初字6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丁海波与范某、第三人董某恶意串通，否认范某与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证据五，一审法院作出的（2008）东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将证据4中的调解书予以撤销；证据六，一审法院（2008）东民一初再字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法院作出裁判撤销范某伪造的房屋买卖协议，但是在判决书中证人董某、迟某等人所作的证人证言均系伪证，与事实不符；证据七，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的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证明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未经过张传彩许可将产权为张传彩所有的房产违法予以拆除；证据八，范某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补偿协议所拆除的房屋即为张传彩与范某离婚时范某取得的房产；证据九，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在该登记中2002年小岭南头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范某扩建涉案房屋，请求房管局给予办理房产手续，另外在该审批书中村委多处盖有印章，认可范某购买房屋，并办理房产登记手续，以及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证明2007年张传彩与范某离婚后房屋确权时村委在该申请书中盖章认可房屋确权至张传彩名下。 丁海波对张传彩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没有异议；证据二有异议，该公证书不能证明张传彩证明的目的，该两份证人均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证，两位证人在2008年的案件中的证言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某，而张传彩提供的2016年5月20日所作的证人证言的公证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该公证书对证人证言公证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三房产证、土地证以及证明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3份证据已经被一审法院（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是丁海波，该判决同时确认了张传彩获得房产证是基于范某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书骗取政府而获得的，根据物权法第28条规定，从生效的判决之日起该涉案房屋的产权已经发生变动，产权属于丁海波而不是张传彩；对证据四张传彩通过证据四不能证实丁海波同范某以及董某恶意串通，理由是当时丁海波起诉范某，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是因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形式应当是判决确定而不是调解，基于该原因一审法院才出具了（2008）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止该调解的执行，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因此张传彩通过证据四不能证明丁海波等人恶意串通；对证据五的意见同证据四；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张传彩用证据六证明的目的有异议，通过该证据六进一步证实了涉案房屋的出资购买人是丁海波，证明张传彩前夫范某伪造了房屋买卖契约书，去政府骗取房产证，证明两位证人及房屋出卖人董某以及代表人迟某出庭作证，证实了房屋买卖的整个过程即由迟某介绍将董某的房屋卖给了丁海波的整个事实；对证据七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丁海波与村委签订的补偿协议符合政策规定，并非是恶意串通损害张传彩利益；对证据八协议是范玉兰跟村委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张传彩证明目的有异议，张传彩通过该份证据不能证实丁海波与村委签订的协议侵犯了张传彩合法权益，该证据八与张传彩没有关某。对证据九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三份证据均有异议，三份证据填写人均是范某或者张传彩本人填写的，其次，这三份申请书均是基于范某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书而填写的，相关部门也是根据范某伪造的契约书进行的审批登记，在三份审批表的后面均有范某伪造的契约书；2002年村委出具的一份证明，出具内容是范某所写，盖章是从张家村过来的新会计根据范某的要求盖章，其他人均不知情；2002年丁海波还缴纳了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费用，该单据丁海波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已经提交，因此张传彩通过该3份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张传彩，更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张传彩进行了翻建。 小岭南头村委会质证意见同丁海波质证意见。同时补充：对于证据2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定本案事实应当以两位证人当庭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形式上没有异议，但是根据（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村委认为房屋的真实所有权人为丁海波，因此村委与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合法将涉案房屋拆除。对证据8系丁海波配偶范玉兰与村委签订，当时由范玉兰出面签订，村委基于范玉兰与范某的亲属关系，同意其签订补偿协议，但实际上均系丁海波对被拆除的房屋所签订的协议。对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书的证据，村委基于范某伪造的相关材料，并且在当时并不熟悉村里情况的孙姓会计在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核而失误加盖村委印章，但是以上3份审批材料均已经被（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所否定。 丁海波提交如下证据：（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书，证明1.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了董某的房屋，而不是张传彩以及其前夫购买的房屋；2.范某伪造了房屋买卖契约书去政府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3.证人董某和迟某当时出庭作证，证明了涉案房屋买卖的整个过程，更进一步证明张传彩提交的公证书证明的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4.法院最后判决确认张传彩前夫范某与第三人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无效，该判决书早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张传彩对于丁海波提供的证据认为不需要质证。 小岭南头村委会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市政府文件，证明村委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落实城中村改造，将丁海波实际所有的房屋合法拆除，不具有违法性；证据二，公示2份，证明村委拆除丁海波实际所有的房屋程序合法，并且不存在侵权事实，同时也并不存在主观上的恶意。 张传彩对小岭南头村委会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质证意见如下：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小岭南头村委会的证明目的，同时要求丁海波与小岭南头村委会按照该公告以及拆迁协议赔偿张传彩损失。丁海波对小岭南头村委会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张传彩与范某原系夫妻关系，丁海波的妻子范玉兰与范某系姐弟关系。张传彩与范某系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小董家村居民，原从事大饼买卖生意。张传彩与范某于1994年12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到丁海波居住的村即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租住当时村委的房屋继续做大饼的生意。1996年3月10日丁海波与董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契约书甲方：董某，代表人迟令发；乙方：丁海波，证人丁元华甲方董某，原有居房8间，座落于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因迁居该房屋闲置，乙方丁海波系小岭南头村民，愿出资购买甲方上述房产，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将上述财产计13间，作价48000元卖给甲方丁海波，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48000元人民币。（2）甲方将上述房产证件手续交于乙方，由乙方到有关部门办理产权更正手续，费用由乙方解决。（3）甲方将该房出卖后，其土地使用权所有者（村委）收回，乙方另行向村委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费用按照规定交纳。（4）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双方各执一份等。”合同签订后，董某就将上述房屋交付。张传彩及丁海波均主张自己居住该房屋。2002年10月10日，范某伪造了一份内容和上述契约书一样的买卖协议，原作价48000元，改为作价10000元，将丁海波的名字改为范某的名字，同时小岭南头村委会盖章同意，村委证明“我村同意范某扩建正房，请给予办理房产手续等”字样。范某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产权变更登记在范某名下。2004年6月19日，张传彩与范某在日照市东港区民政局协商离婚，离婚时，双方对于涉案房屋进行了约定“共有房产（正房4间，东平房、南平房为东院），朝西村为路，五间平房13.5米×7米为西平房。女方要东院。男方和孩子要西平房。”并于2007年7月18日到日照市房屋所有权办理了房屋分户，房产分别登记为范某与张传彩。张传彩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20××67号，范某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20××65号。2007年11月23日丁海波以房屋买卖合同起诉范某及第三人董某，请求确认范某伪造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07年12月29日作出的（2008）东民一初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达成如下协议：“一、确认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存档的范某与第三人签订的《契约书》无效。二、张传彩（丁海波）与第三人（董某）于1996年3月10日签订的《契约书》为有效协议”。2008年5月14日，张传彩向一审法院递交了申请书，要求撤销（2008）东民一初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内容，一审法院于2008年8月5日作出的（2008）东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1.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一审法院于2008年11月15日作出的（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一、撤销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08）东民一初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二、确认范某与第三人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无效。 同时查明，小岭南头村委会于2008年10月15日出具了证明，在（201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卷宗中，证明“兹证明我村董某名下有房产一处，房产证号：90××77，已在1996年3月10日协商同意转让给我村村民丁海波，当时签订契约书，情况属实。后在2002年换证时，范某自己出具了与董某的另一份契约书，96年时的村会计已调离，由于其他工作人员不知董某与丁海波签订的契约书，导致房产证转移到范某名下，望市房管局领导按实情做相应处理。”同时出具了证明，“兹证明我村原董某房屋农村低压电网改造时，由我村村民丁海波交的所有费用”。 范某于2008年在一审法院审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自述称：“1996年正月十八，其二姐范玉兰开办了一时装技校，因学生没地方住，就购买了董某的房子，当时其也想买，因收的学生不多其就住在房屋的西平房几个月，1997年正月因学生多就租赁村委的房子居住。2000年技校人多房子紧张，2001底丁海波要扩建房屋，让其帮忙备料，2002年正月，因丁海波脚踝受伤，行动不便，丁海波盖房子的材料、钢筋、水泥、沙、砖，还有填地基用的石子面、沙子土都是其帮忙，包括生活、买菜等。丁海波感激称将南边的三间借给其住，其就留意将南边的三间设置成家庭住房了。盖房期间因村里不让盖二层等原因被停工，是张传彩的一个娘家哥哥张传喜托人办的。此房扩建时，村里统一办房产证，其与丁海波协商要买他的房子，丁海波没同意。后来其姐姐让给董某联系办理过户手续。其电话给董某以丁海波的名义要了董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当时其想要该房屋，就和张传彩计划偷偷将房产证办理在其名下，事后再告诉丁海波。丁海波因走路不方便，姐姐又没时间，就将房产证和身份证给其去办理。其模仿了丁海波的契约书写了一份，将丁海波的名字取代了自己的，办理了房产证，过了一段时间，告诉了丁海波，丁海波坚决不同意，就到村委要把房产证压在村委办公室，并借给其三间居住，房内部小装修是自己出的钱。2005年丁海波出租到期没事干，就将扩建的4间房间让其母亲住，因房屋破坏厉害，丁海波又没有钱装修，自己就出钱装修，并把房子隔成二半，其母亲住一半，另一半出租，其姐姐让自己收房租作为装修费用。其烧饼店破旧，2004年与其姐姐商议搬到该房屋北面平房。后来其将店和设备转让给莒县王文义，其收设备款，房租款给其姐姐，房租是其代收的。2007年丁海波和姐姐为了生二胎去了外地，张传彩就请村委拿出了丁海波压在村委的房产证，张传彩要求把2004年离婚协议的房屋过户到她名下，其不同意，张传彩说不把协议中房子过户到她名下，就不同意复婚。其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就违心把丁海波的房子给分割了。结果房产证办完，张传彩就搬到农机公司家属院和他人住在一起了。后来就出现了打官司的情况等。”张传彩对范某的自述质证认为：其内容互相矛盾，该自述材料系范某与丁海波为侵占张传彩房产恶意伪造的，其内容也与事实不符。根据该份自述笔录，涉案房屋从施工、装修、到后期办证均是范某本人办理的，且笔录表明当时丁海波已经知道范某对涉案房屋施工、装修、办理房产登记的事情，在此期间，丁海波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向范某、张传彩主张过任何权益，足以表明在当时丁海波认可涉案房屋系范某与张传彩的夫妻共同财产，与丁海波没有任何关系。当时范某作此虚假陈述显然是为了配合并协助与丁海波侵占张传彩财产。该自述材料可以看出整个房屋买卖过程中，范某不能自圆其说，不符合正常的社会生活习惯。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的质证意见如下：范某的证言具有真实性，可以证实1.丁海波夫妻于1996年正月出资购买了董某的位于小岭南头村的老房子（90××77）；2.丁海波夫妇为开办服装厂建了涉案老房子，范某在翻建房屋时进行了义务帮工；3.丁海波夫妻将涉案三间房屋借给范某居住；4.范某与张传彩恶意串通，伪造相关材料，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张传彩名下，因系伪造，后来被一审法法院认定为无效，因此，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系丁海波夫妻，并一直居住至被拆迁。因此，丁海波、范玉兰与小岭南头村委会根据上述事实并且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书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依法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另查明，2007年10月30日，张传彩起诉范某要求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一审法院2008年3月1日作出的（2007）东民一初字第2718号，该案件查明，张传彩与范某于1994年12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04年10月19日在东港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于婚姻存续期间1995年12月3日（农历）生男孩“范效君”，于协议离婚后2005年4月12日生女孩“小齐”。现女孩“小齐”随张传彩生活，男孩“范效君”随范某生活。自2005年4月至2007年10月张传彩与范某对外确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同时综合考虑到张传彩于协议离婚后的2005年4月12日仍然生育了女孩“小齐”，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此期间确系存在同居关系。 还查明，张传彩与范某的户口一直不在小岭南头村。2016年4月，小岭南头村委会公告对该村的房屋进行拆迁，2016年4月30日丁海波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了《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拆迁的房屋房产证号为20××67号，安置补偿协议，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安置面积为170㎡，丁海波选择货币、产权混合补偿方案，丁海波选择安置楼130平方米的户型（实用置换面积111平米，优惠购买19平米），货币补偿及各种奖励补偿款337712元，已经支付给丁海波,安置楼面积为111㎡小岭南头村委会尚未分配；同时范某与小岭南头村委会亦签订了补偿协议，房产证号号为20××65号，补偿及奖励以范某的名义支取。上述房屋与张传彩和范某的原房产证号登记一致。丁海波抗辩范某的拆迁系其签订的，但签的还是范某的名字，拆迁补偿款亦是用范某的名字开具的支票由丁海波支取的。 再查明，张传彩在拆迁协议签订前曾找小岭南头村委会提出异议，小岭南头村委会按照法院判决书与丁海波与原房主董某签订的契约书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补偿款已经由丁海波支取，拆迁安置房屋尚未分配。张传彩对于丁海波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的安置拆迁补偿协议的赔偿标准没有异议，并庭后对诉讼请求的作了进一步说明：根据丁海波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为安置面积170㎡，根据拆迁安置协议中的换算成货币补偿为4000元/㎡，丁海波选择111㎡安置面积，折合人民币价值444000元，丁海波选择货币化补偿面积59㎡，货币补偿金额为236000元，同时拆迁协议中备注奖励为101712元，共计781712元，因张传彩自拆迁时至今未能获得相应的补偿，故要求丁海波与小岭南头村委会赔偿张传彩损失18288元。两项损失共计800000元。 又查明，2017年11月17日，张传彩曾向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日照路派出所报案，称1996年张传彩与范某购买小岭南头村董某房产一处（调查后未立案）。2007年11月、2008年11月因该处房产纠纷丁海波、张传彩分别进行了民事诉讼，范某出庭作证。2016年4月小岭南头村拆迁，丁海波与小岭南头村委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该房屋的补偿款。张传彩控告丁海波、范某，要求追究丁海波诈骗的刑事责任，追究范某妨害作证罪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了询问。2017年9月4日董某的询问笔录，董某证实：1996年春家里出现了一些情况，想卖掉房屋，经迟某介绍了范某，范某系村里卖饼的，互相也认识，谈定价格48000元后，在迟某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当时因为村里规定，如果房屋卖给外村人每间房屋要收500元，所以让丁海波代签了一份协议，实际是跟范某夫妻谈的协议，当时也是范某夫妻给的钱。张传彩对于董某的证人证言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该笔录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实际买卖主体是董某与张传彩和范某，仅仅是为规避费用使用丁海波的名义签订协议。丁海波质证认为，对该证言有异议，理由是：1.董某该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其作了虚假陈述；2.证人由于事后受到人为干扰和压力在事隔多年之后作出与当初证言截然相反的陈述，不应当予以采信；3.证人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已经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而且证人当时作证时还没有受到外界干扰，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小岭南头村委会质证认为，同丁海波质证意见，董某所作虚假陈述不具有确认房屋真实权利状态的作用，村委认为应当以法院最终确定的裁判文书为认定依据。 2017年9月2日迟某在日照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迟某证实：具体时间记不清，董某的儿子出车祸需要钱，委托我想把房子卖掉，范某的干亲家找我说范某要买房子，其就介绍以48000元的价格将房屋卖给范某。过了十几年后，丁海波和他弟弟丁元理请其去喝酒，让其证实董某的房子是卖给丁海波的，后来其就到法院作证房子卖给丁海波的。实际上是卖给范某的，因当时范某和张传彩没有离婚，丁海波是范某的姐夫，都是一家子，房子卖给谁都一样，其就作了证。张传彩对于迟某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笔录证明了房屋买卖的实际过程，房屋购买人为张传彩以及范某，同时证明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诉讼中，丁海波以及丁某贿赂迟某在法庭做虚假陈述，足以证明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迟某以及董某的证言受到丁海波的贿赂，该证言无法采信。丁海波质证认为：对该证言有异议，质证意见同对董某质证意见，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对抗书面证据，书面证据即1996年3月10日丁海波与董某中间人迟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一审法院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迟某出庭作证证明签订合同的过程即与丁海波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小岭南头村委会质证如下：同丁海波质证意见。 刘德军在日照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其现任小岭南头村委主任。村委与丁海波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当时村委对于有争议的负责，由法院判决为准，丁海波与张传彩争议的房子，丁海波是拿着法院判决书与原房主的买卖协议来签的协议。后来张传彩提出异议，经日照街道党委和村委研究决定，涉案房屋先保持原样（虽然与丁海波签订拆迁协议，但暂不予履行），待双方经司法部门裁决后，依据司法部门的裁决处理。张传彩质证认为：该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在该笔录中小岭南头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明确认可张传彩多次到村委提出房屋利益，但是小岭南头村委会没有做任何调查，且认为房产有争议的情况下与丁海波签订拆迁协议，侵犯了张传彩合法权益。丁海波质证认为：对刘德军的证言没有异议，刘德军在陈述中曾经说过张传彩去村委提出过异议，但是是在房屋被拆迁之后张传彩才去村委主张权利的。小岭南头村委会质证认为：没有异议，在拆迁已经完毕并办理完全部手续后张传彩才一直到村委闹事，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村委只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当庭提供的证据、（2007）东民一初字第2718号卷宗、（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卷宗、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日照路派出所东公（日）受案字（2017）11019号的相关询问笔录等作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在购买时，范某以丁海波的名义购买了董某的房屋，房屋原所有人董某及中间人迟某在公证处及公安机关均证实将涉案房屋实际出售给范某和张传彩，并承认在2008年的再审案件中说了假话，且范某自称系丁海波委托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时，私自伪造了买卖契约将涉案房屋办理在自己名下，经查，范某在办理房产证时确实伪造了与董某的买卖契约，但事实上，涉案村委在范某办理使用权转移登记申请表上加盖了公章，同意将涉案房屋产权证办理在范某名下，丁海波没有证据证实系其委托范某到房管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综上，范某以丁海波的名义购买了董某的房屋，并由范某伪造了买卖契约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虽然买卖房屋的契约系伪造，但事实上范某和张传彩是实际购买房屋的所有人，涉案房屋登记在范某名下与实际购买房屋的事实相吻合，故范某与张传彩系实际购买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张传彩与范某离婚时，将涉案房屋进行了分割并办理的房屋分户手续，2008年涉案房屋房产证登记在张传彩名下，小岭南头村委会、丁海波在没有张传彩的授权及同意的情况下，将登记在张传彩名下的房屋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经查，房产证号为20××67号在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登记在张传彩名下，丁海波持该房屋证明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将属于张传彩所有的房屋予以拆除，涉案房屋拆迁的部分利益已经被丁海波支取，剩余的房屋拆迁利益在小岭南头村委会尚未分配给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丁海波未经张传彩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拆迁利益处置，侵犯了张传彩的财产权益，故张传彩要求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张传彩要求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赔偿损失800000元，经查，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为安置面积170㎡，根据拆迁安置协议中的换算成货币补偿为4000元/㎡，丁海波选择111㎡安置面积，折合人民币价值444000元，丁海波选择货币化补偿面积59㎡，货币补偿金额为236000元，同时拆迁协议中奖励为101712元，共计337712元，小岭南头村委会已经将该款支付给丁海波；丁海波另有111㎡楼房一套在小岭南头村委会处尚未分配，折合人民币444000元，张传彩对上述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偿数额予以认可。故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丁海波应赔偿张传彩的实际损失共计337712元，小岭南头村委会应赔偿张传彩损失111㎡的房款即4000元×111㎡=444000元。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对于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张传彩要求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赔偿损失18288元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张传彩与丁海波争议的涉案房屋登记在张传彩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经查，涉案房屋系丁海波与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董某收到了购房款并将涉案房屋予以交付。涉案房屋交付后，丁海波没有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2002年范某伪造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契约书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将房屋过户至范某名下，根据范某的自述可以看出，丁海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范某名下，但丁海波并未提出异议登记的主张，证人董某、迟某在公证处及公安机关均证实了涉案房屋卖给范某的事实，虽然该证人证言与之前在法院的证言不一致，但证人在公证处及公安机关的证言的可信度较大。从整个事情过程可以看出，涉案房屋登记在范某名下丁海波是知情的，且范某在房屋的扩建、装修、出租等均积极参与和操持。小岭南头村委会亦出具证明让范某办理相关的房产手续，整个办证过程中，虽然范某使用的伪造的契约书，但能够证实范某是实际购买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一审法院于2008年11月15日判决确认范某与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无效，丁海波并未主张权利确认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该判决书中亦未认定涉案房屋的归属，认定无效的《契约书》不影响张传彩向丁海波主张涉案房屋的权属。另登记在范某名下的房产证号20××65，小岭南头村委会系与范某签订了补偿协议，丁海波抗辩其代签，补偿款亦归丁海波所有的辩解理由，虽然登记在范某名下的房屋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但可以证实丁海波辩解其购买董某的房屋，仅对登记在张传彩名下的房屋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而对于登记在范某名下的房屋仍与范某签订补偿协议。综上，涉案房屋系张传彩与范某原夫妻共同购买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均提出一审法院于2008年11月15日判决确认范某与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无效后，涉案房屋就属于丁海波所有的抗辩意见，经查，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仅对范某伪造的《契约书》作出的无效判决，并未对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进行裁决。故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的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丁海波赔偿张传彩房屋损失共计337712元；二、小岭南头村委会赔偿张传彩房屋损失共计444000元；三、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张传彩要求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赔偿损失18288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张传彩负担183元，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负担11617元。 二审过程中，丁海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1996年3月10日契约书原件一份，该契约是购买涉案房屋时所签订的，是当时涉案房屋所在村委的会计董书彬手写，迟某作为原房主董某的代表人签字捺印确认，丁海波作为购买方进行签字捺印，丁某作为见证人签字捺印，能够证实涉案房屋的真实购买人和权利人是丁海波，并非张传彩。证据二，一审法院（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张传彩及其前夫范某与涉案原房主签订的契约书系其伪造形成，代表董某出售房屋的迟某出庭证实了涉案房屋的购买方是丁海波，房款48000元是丁海波支付，同时迟某在该次庭审过程中证实该房屋买卖契约书是由村会计董书彬所写，迟某该次庭审过程中出庭作证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其证言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三，2002年2月22日收款凭证原件一份，该收款凭证系涉案房屋换发土地使用证时，丁海波向村委会交纳涉案房屋换发证件工本费，证实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丁海波。证据四，2008年10月15日小岭南头村委会给丁海波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涉案房屋农村低压电网改造时是由丁海波缴纳的所有费用，进一步证明了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是丁海波。证据五，照片一组，照片是丁海波夫妻购买了涉案房屋后在涉案房屋开办港城时装技校多届师生毕业的合影及个人照片，照片显示涉案房屋外墙上粉刷的港城时装技校的宣传广告，以证实丁海波购买涉案房屋及实际使用房屋的事实。证据六，营业执照副本一份，以证明2009年丁海波的妻子范玉兰在所购买的涉案房屋开办的窗帘店，并于2014年8月20日办理了营业执照。证据七，2019年4月17日丁海波申请日照市德信公证处对迟某的证言进行公证的公证书一份，迟某在该公证书中主要陈述内容为：董某全权委托其处理房屋，其帮着和丁海波谈妥，和丁海波签合同时其作为董某的代表人签的字，并且村里会计董书彬、邻居丁某也见证并签字，合同是董书彬书写的，董某没到场；当天上午大约八点前签的合同，下午快天黑时丁海波付给董某的钱，当时我在场，时间长了，细节记不太清了。丁海波认为迟某在公证时明确表示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并且由丁海波出资48000元，证实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是丁海波。证据八，董书彬的书面证言一份，该书面证言是契约书的代书人董书彬亲笔所写，以证实涉案房屋的购买人是丁海波，请法庭对董书彬进行调查核实。证据九，2019年5月14日丁海波申请日照市德信公证处对王凤兰的证言进行公证的公证书一份，王凤兰确定迟某帮着董某卖房子，其为丁海波和迟某说和，因为丁海波是本村人，所以迟某回绝了外村的姓徐的杀猪的买主，卖给了本村人丁海波，丁海波买房子之后的第二天也告知了王凤兰已经将房子买下来了，该公证书能够证实涉案房屋是卖给丁海波的，因王凤兰与张传彩系干亲家，王凤兰不愿意出庭作证，申请法庭对王凤兰调查取证。 张传彩对丁海波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某和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的内容与涉案房屋实际的购买人是张传彩这一客观情况不相符，形成该契约书的原因是范某和张传彩夫妻当时不是小岭南头村的村民集体组织成员，根据当时村里的规定，非本集体组织成员购买本村房屋每间房屋需要缴纳500元的费用，该契约书是为了规避交纳2500元的费用而签订的。证据二庭审笔录，虽然迟某出庭作证涉案房屋是董某卖给丁海波的，但这与客观真实情况不相符，迟某在日照路派出所接受询问时说明了当时出庭提供与事实不符的证言的原因，一个是迟某当时不知道张传彩和范某已经离婚，误认为涉案房屋的争议全部仅仅是在张传彩和其亲属之间的争议，迟某认为争议的双方是一家人，所以去做证，再一个原因是丁海波和丁某找迟某喝酒，让迟某到法院作证。（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书有两个判项，第一项是撤销（2008）东民一初字第63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是确认范某伪造的契约书无效，该判决书的效力大于庭审笔录的效力，（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书撤销了（2008）东民一初字第63号调解书，（2008）东民一初字第63号调解书第二项确认丁海波与董某的契约书有效也一并被（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书撤销。证据三收款凭证，从交款凭证上看不出丁海波为涉案房屋交纳了换证工本费，丁海波是小岭南头村的村民，他在小岭南头村有自己的房产，这份收款凭证是丁海波对其本人的房产交纳的换证工本费，该收款凭证不能证实其主张；张传彩和范某是于2002年10月10日才申请办理房产证，日照市房地产管理局是于2004年5月16日才同意发证，在2002年2月22日丁海波交纳换证工本费的时候涉案房屋还没有发证。证据四小岭南头村委会的证明，首先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只有村委会的盖章，没有出证人的签名；落款时间2008年10月15日这个时间段正是（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诉讼期间；涉案房屋在张传彩和范某离婚之后就做了分割，即便当时是丁海波交了董某房屋一部分的电网改造的相关费用，也不能证实丁海波为张传彩这一部分房屋交纳了电网改造费用。对证据五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某有异议，丁海波开办港城技校确实用过这个房子，但是不代表房子就是丁海波的，只是借给丁海波使用；即使是服装技校用张传彩翻盖的房子作为背景来照相，也不能证实作为背景的房子就是上诉人丁海波的。其中上诉人提交的一张1996年的照片并非是涉案房屋，背景也不是涉案房屋。证据六营业执照，是2014年8月20日颁发的，而且是美乐居的营业执照，与本案没有关某，其他质证意见同证据五。对于证据七迟某公证的证人证言与迟某的出庭作证证言一并发表质证意见。证据八董书彬的证明书，这份证明书第五行写着“据丁海波陈述”，他所引用的事实全部是丁海波的陈述，即使是董书彬代书了契约书，契约书的内容也是丁海波的单方陈述；证明书是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不可能清楚的记忆二十几年之前的某一天所做的事情，该证明书提到“96年3月10日上午”，按照记忆规则、习惯及常识不可能非常清楚的回忆起二十几年前的某一天经历的事情；证明书实际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证，且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未在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故该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九王凤兰公证的证人证言，公证内容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接受法庭质证，退一步讲，即使按照王凤兰的陈述，丁海波买房是丁海波央求王凤兰去给迟某说，并且是王凤兰跟丁海波的家属说了董某卖房子的事情，该证人证言与范玉兰在法庭调查笔录中陈述的是范玉兰张罗着买房子，前后矛盾。 小岭南头村委会对丁海波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认为综合全部证据足以证实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并支付相关款项，丁海波为涉案房屋交纳相关费用属实，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系丁海波。 丁海波申请证人迟某、丁某、范某出庭作证，认为迟某能够证实其作为原房主董某的代表，将涉案房屋卖给丁海波的全部事实；丁某作为契约书的见证人能够证实丁海波购买涉案房屋的基本事实；范某能够证实当时其伪造契约书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明的事实。 迟某出庭作证主要陈述：当时本村王凤兰找我说有人要买房子，记不清是本村的丁海波还是丁海波的亲戚了，杀猪的是外村的，所以先卖给本村的；协议是村里大队会计写的，签协议我去没去村委想不清楚了，交房款和签协议隔了大约一两天，可能是一天；当时我想着王凤兰说给她干亲家买的，记不清到底是卖给谁的了；付款是在朝东门的小屋里交的，小屋又矮又小，当场有谁不记得了；董某的女婿和侄子来拿钱的时候没进屋，记不很清楚，但是我在屋里，想着他们两个人最多就在门口。 范某出庭作证主要陈述：涉案房屋是丁海波买的，当时自己没有房子住，贪心，和张传彩商量把房子办到我名下；2002年统一办证时，村里到丁海波家把证收走了，我听说以后以丁海波的名义要了董某的身份证，写了一份协议书，就把房屋过户了；为了躲计划生育我和张传彩协议离婚，对房子进行了分割，协议不是真实的，我们基本没有财产，房子不是我的，协议也是假的；村里统一办证的时候把证送去村里给分割了，我找了一个村委委员给他送了一条烟他就偷偷拿出来了，我私刻了村委书记的章，有这个章到街道办事处就能盖了村委的章了；我1995年出来烙饼，没有积蓄，1996年的时候没有向亲戚朋友借过钱，亲戚朋友都没有钱；我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后一直没有告诉丁海波，直到丁海波知道张传彩卖房子我才告诉丁海波的。 丁某出庭作证主要陈述：我与丁海波系堂兄弟，丁海波请我见证了其买董某的房子的事，为买房子丁海波借了我8000元左右；当时说钱不够，让我带着钱预备着，我在丁海波家的屋山西头把钱交给了丁海波，丁海波把钱交给了迟某，迟某把钱交给了两个骑摩托车的青年。 丁海波对迟某、丁某、范某证言质证意见如下：关于迟某的证言，从迟某的证言中迟某对于是卖给丁海波还是丁海波的亲戚记不清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卖给本村的，也就是说涉案的房屋系出售给本村村民的，事实上丁海波系小岭村的本村村民，张传彩及张传彩的前夫范某均非小岭村的村民，所以从该部分可以看出，涉案房屋的购买者系上诉人丁海波；迟某证实系王凤兰找他联系的涉案房屋的买卖事宜，张传彩也称系通过王凤兰联系的购买涉案房屋，而在丁海波提供的王凤兰的证言中王凤兰明确表示系丁海波购买的，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购买者为丁海波。迟某证实购房款是在协议签订后的大约一两天，可能是隔了一天支付的，可以证明张传彩陈述的一周内筹集房款是虚假的，这与丁海波陈述的第二天付款是吻合的，可以证明涉案房款系丁海波支付的，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迟某在证言中认可董淑彬和丁某并非迟某找去作为见证人的，在丁某的证言中丁某陈述如果张传彩及范某找其作为购房的见证人的话其不可能作为见证人的，可以证明丁某系因为其堂弟丁海波购买涉案房屋才作为见证人签字的，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对于2017年夏天张传彩的代理人曾经到迟某工作单位了解过情况并制作了视频的事宜，迟某对此并不能确定，仅仅为有印象，故对于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的事项不予认可，应当以2008年迟某出庭作证的内容为准。关于范某的证言，范某证实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把涉案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系因为贪心，过户事宜系其以丁海波的名义要来的原房东董某的身份证，并且自己私刻了书记的章子，在盖上书记的印章后就可以盖上村委的章子，在当时自己和张传彩没有任何积蓄，没有能力购买涉案房屋，在离婚协议中对于财产的分割是不真实的，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并支付的房款，同时说明了涉案房屋登记在张传彩名下的原因、办证的过程以及离婚协议形成的原因等。关于丁某的证言，丁某的证言明确当时是丁海波购买的涉案房屋，系丁海波找到丁某作为购房的见证人，如果张传彩和范某购买房屋其不会去作为见证人的，并且在丁海波购房时向其借款8000元，足以证实丁海波系涉案房屋的购买者及房款的支付者。 小岭南头村委会对迟某、丁某、范某证言质证意见同丁海波的质证意见。 张传彩对于迟某、范某、丁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发表质证意见：关于迟某证人证言，根据迟某的证言及调查笔录，迟某多次陈述印象中房屋购买者是王凤兰的干亲家或者丁海波的亲戚等，说明其认可房屋的购买者实际是张传彩，足以表明张传彩是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所有人；迟某也认可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法庭调查中，丁海波请迟某喝酒，然后做了证言陈述，表明丁海波在2008年时为达到侵占张传彩房屋的目的，采用违法手段诱使证人做出不实陈述，2008年的证人证言属虚假陈述，不应采信；综观迟某的多次证言，除2008年受到丁海波请酒吃饭后做的虚假陈述外，其余证言均陈述涉案房屋的购买人是张传彩，自始至终未明确认可丁海波购买了涉案房屋。关于范某的证言，丁海波是范某的亲姐夫，范某系张传彩的前夫，双方之间有巨大矛盾，范某与双方当事人均有利害关系，证言无法采信；范某的证言与2008年向法庭提交的书面陈述有严重矛盾之处；小岭南头村委会为村民办理房产证是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在多次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范某陈述“以丁海波的名义要了董某的身份证和我的身份证自己写了一个协议书，就这么过户完了”、“为躲孩子协议离婚分割的，村里统一办证的时候把证送去村里给办的”，按照上述陈述，在村里从丁海波家里把房产证等证件收走后，范某仅仅通过伪造一份协议、一个村委书记的章，便将所有的房产手续顺利过户登记至范某名下，且该过程中，村委自始至终未做任何调查，未向丁海波做任何询问，几次办证丁海波完全不知情，上述陈述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一般的社会规律，也不具有正常人的思维逻辑。范某的证言前后矛盾，无正常人的思维逻辑，不能采信，其作证的目的是为了达至侵占张传彩房屋的目的，要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追究范某等人作伪证的责任。关于丁某的证言，丁某与丁海波系堂兄弟关系，证言有瑕疵，无法采信；丁某陈述，其向丁海波交付的8000元面额全部是10元，不符合正常的社会逻辑，按照其陈述，其是干家具厂的，收入很高，在丁海波借钱时全部以10元的面额交付不符合常理，同时结合丁海波的陈述，其在银行提款时全部是10元的面额，向迟某交付的钱基本上都是10元的面额，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丁某的证言不能采信。 二审过程中，张传彩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4月22日张传彩及家人与迟某的录音一份。张传彩主张，在该录音中迟某明确表示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及款项支付人为范某及张传彩，两上诉人及其代理律师通过引诱、威胁等方式胁迫迟某改变证言，迟某表示其做的公证书是在两上诉人通过多种工作给迟某施加压力后作出的。证据二，2019年5月5日张传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鹏、刘猛对迟某做调查的录像一份。张传彩主张，该录像中迟某明确认可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为范某及张传彩，同时在该录音录像中迟某多次明确表示两上诉人通过各种方式给迟某施加压力，令其改变原有的证人证言。在该录像中，陈令法主要陈述：村里书记、主任、丁海波、丁某及丁海波的律师来找来过我，律师提出几条来，我也没听，律师走了以后，书记他们说了半天，主要是说虽然时间长点，你考虑考虑，能记清的记清，记不清的就这样；时间长了，房屋卖给谁了也记不清楚，说起来有个印象，本身卖给张传彩；在日照公证处、日照路派出所说的都是实话；这个房子，时间太长想不准确，模模糊糊，开始确实卖给张传彩、小范，印象是这么个印象，本身就是卖给打饼的，就是这个印象；我印象着钱是范某和张传彩交的，我想着在朝东门的那个小屋里，下半晚了，我在场，人家拿着钱就走了，别人说那个钱是别人交的，我没承认，这就是想不清楚，怎么逼我，我试着也说不出那句话来。证据三，2017年张传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鹏找迟某和董某调查的录像各一份，证实涉案房屋是卖给张传彩、范某的。在录像中迟某接受了张传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鹏的调查，迟某主要陈述：当时范某需要房子，听说要卖房子，他靠的很近，他就找我，我原来准备卖给卖猪肉的，他非要就卖给他了，也就是打饼的范某和张传彩两口子，范某和张传彩付的钱，丁海波是否出资我不清楚；上一次给丁海波作证说的那个事是不对的，房子实际是卖给范某、张传彩了，王凤兰找我时就说范某和张传彩没房子住，他们要要这个房子。代理人问：“在买卖房屋之后有个争议，丁海波起诉了范某、张传彩，董某，说这个房子是董某卖给了丁海波，你也曾经给作过证，这是什么情况？”迟某回答：“当时丁海波和丁某请我们上饭店喝了个酒，喝了酒就写了这么个证明材料，证明房子是卖给丁海波的，我们也不知道内情是什么，反正他们是姐夫小舅子的关系，都是他们的事，写谁的还不行，所以我们就那么写了，当时我们也不了解实际情况，其实房子是卖给范某和张传彩了。”董某在接受调查时主要陈述：我原来在小岭南头村的房子1996年卖给范某和张传彩了，钱是范某和张传彩在张传彩打饼的屋里给的迟某，我委托迟某卖的；丁海波说房子卖给丁海波的，但我没从丁海波手里拿钱，钱是从范某和张传彩手里拿的；丁海波是范某姐夫，范某和张传彩没离婚的时候，丁海波就找了我和迟某说房子是他买的，我说你买的你也没拿钱呢，是打饼的给的钱，你怎么说是你买的呢，后来我们也没管是谁买的，反正你们是姐夫和舅子的关系，我们没管那么多，我那时候孩子去世了也没心情，他让写什么就写什么拿走算完了；丁海波说房子是丁海波买的不属实，范某肯定是服从他姐夫，不然怎么出现差头呢。 丁海波对张传彩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关于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听不出张传彩想要证明的事项，从该录音中可以听出张传彩虚假陈述事实，引导证人迟某陈述契约书已经被撤销，而事实上撤销的契约书系范某伪造的契约书，而非买卖房屋时所签署的契约书；证人迟某对于契约书的形成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与张传彩所陈述的契约书形成系因张传彩非本村村民，该解释相互矛盾；该录音中迟某明确该契约书的代书人系村委的会计董书彬，这与丁海波主张的契约书的形成过程是一致的，足以证实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系丁海波。2.关于证据二，对于张传彩代理人的发问迟某一直没有正面地进行回答，而是以记不清楚凭空脑子的印象来进行陈述，该录像存在不连续性，在第二段录像中代理人再次发问，迟某仍未正面对于其内容进行回答。张传彩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其作出时是否是经过迟某本人同意，该证据与迟某于2019年4月17日在公证处所做的公证文书的效力是无法比拟的，公证文书是在公证员的见证下所书写的，应当以公证处的公证文书的内容为准。补充质证意见：首先，上述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合法。其次，视频资料等所证实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与书面证据相矛盾。第三，在迟某的录音材料中大多是印象、推理、可能等。而且张传彩及其代理人在发问过程中有诱导性的和虚假性的提示，该录音录像中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四，迟某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其于2017年9月2号在公证处公证过证言，而在该次证言中其证实的内容与其在法庭作证的证言相矛盾，2019年4月17日迟某又在公证处公证了证言，而该次证人证言与2008年出庭作证的证言基本一致。综合迟某作出的以上前后反复并且互相矛盾的证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也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应当以迟某在2008年庭审中的出庭作证的证言，作为定案的依据。3.关于证据三张传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迟某、董某二人调查时形成的录像。首先，不认可董某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应采信。董某2008年在一审法院作证证明涉案房屋卖给了丁海波；董某2016年在公证处、2017年在日照路派出所作证证明涉案房屋卖给了张传彩。董某三次作证自相矛盾，且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矛盾，该情况可以证明董某的作证受到了外界的干扰，故不应该采信董某的证人证言。就本案的关键问题涉案房屋到底是卖给谁的，应该由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董某在2008年时尚且年轻，且第一次出庭作证，本能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在没有充分证据推翻（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书确定事实的情况下，法庭应该采信董某在2008年出庭作证证明的事实。其次，不认可迟某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应采信。在迟某的视频中，录制的开始迟某马上出示了身份证，可以看出视频录制之前，迟某和张传彩的代理人进行过沟通，该情况可以证明迟某的作证受到了外界的干扰。并且，迟某在2008年及本次庭审中均出庭作证，故该证据不应当采信。 小岭南头村委会对张传彩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丁海波的质证意见,并补充:录音录像的证据形式不合法，在录音录像中不能看出迟某其精神状态、意识是否清醒，并且是否存在胁迫等情形难以确定，因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认定事实应当以真实的契约书以及迟某在2008年案件中的出庭并接受质询的证言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对于张传彩提供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董某、迟某调查时形成的录像，不认可该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且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不应被采信，理由同丁海波的意见，并且董某在被录制视频资料时是否存在被胁迫、利诱等情形，张传彩应该进一步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再者张传彩代理人录制该视频资料、单方私下取证是否被授权等村委均持异议。村委认为该视频资料来源不合法，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二审过程中，针对涉案房屋买卖过程，本院分别对丁海波及其妻子范玉兰、张传彩进行了询问，对经办人迟某进行了调查。丁海波关于房屋买卖过程第一次主要陈述：签订契约书当时没有付款，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在我家胡同里把钱交给了迟某，当时丁某在场，其中也借了丁某的钱，付款的同时迟某将相关证件交给我。丁海波第二次陈述：签订契约书后我到信用社提了22000元钱，并将我投在西环路钢材公司的10000元集资款拿了回来，我二哥丁某给凑了一部分，这样凑了48000元；当天下午五点左右，迟某去我家找我，因家里没有坐的地方，就去了我小舅子家（即张传彩家）喝水，后来我二哥丁某来了并带来了他凑的那部分钱，我把钱直接放在桌子上，迟某没数钱；后来董某的闺女婿来了，车子停在董某家胡同口、张传彩家门口那个地方，迟某就拿着钱出去直接把钱给了董某的女婿，当时在场人有范某、张传彩、我丈母娘、我二哥丁某、迟某；付完钱迟某就把房产证给我了；2002年村里统一换证，把房产证、土地证都交上去了，我还交了换证的钱；直至2007听别人说张传彩要卖房子，我才知道办证办到了我舅子两口子名下，之前一直不知道。对于房屋买卖过程中第一次陈述和第二次陈述有不一致的地方，丁海波解释：“当时，我和迟某在外面给董某的大闺女婿钱，因为董某的闺女婿是公职人员，我和迟某研究的时候说打官司的事情不想牵扯董某的闺女婿，董某也不愿意牵扯他闺女婿，所以我开始一直没说董某闺女婿，现在我不管了，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在屋里喝水，没在外面，所以我在上一次调查时没说。”范玉兰主要陈述：“购买涉案房屋是我打听的，签合同、付款我不在场，但是我凑钱了，10000元是原来放在公司里分红的，陈杰给我送去了，还有收的部分学员费，其余是丁某和丁海波凑的；不记得什么时候给的证件了，一共三个证，一个是房产证，一个契证，一个是土地证；2002年统一换土地证、房产证的时候把土地证和房产证交给村里了，还给村里交了两个房子的土地证换证钱，一共是60元钱，一个房子30元；董某的房子是个凶宅，没人要，我是因为办学校急着用才买的，我也迷信，所以一直没敢过户，证上交村里后一直没去问，直到2007年，听说张传彩要卖房子的时候，我才去村委要证；范某、张传彩是为了超生孩子假离婚，我们都知道。”对于问题“范某说曾要丁海波的身份证去办房产证，有这么回事吗？”，张传彩回答：“没有，没想着，一点印象都没有。”对于问题“范某说把房产证办到自己名下后告诉了丁海波，丁海波不同意，就把房产证押在村委，有这么回事吗？”张传彩回答：“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事情。”对于问题“契证为什么在张传彩手里？”张传彩回答：“丁海波从大队里给我弟弟一家、我娘租的三间房子。我开技校没地方放家俱，家里全是缝纫机，所以我家的家俱、贵重物品都在范某家，由我娘保管。搬家的时候觉得契证没有用了，也没再搬。” 张传彩关于房屋买卖过程第一次主要陈述：契约书是我委托丁海波去签的，我和范某都不在场，如果我和范某去的话这个事就办不成了，钱是3月16日在我的大饼店给的，是董某的女婿和一个男青年骑着摩托车来的，当时付钱的时候迟某也在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证，三天后交的钥匙，我到迟某家拿的钥匙；因为48000元确实不是小数，当时我要求给我6天时间准备，期间我借了干亲家王凤兰6000元，还借了二姐的4000元，还借了一些，最后凑了48000元。张传彩第二次主要陈述：原来我在小岭南头村经营大饼店，租了三间房子，中间那一间卖饼，北边一间烙饼，南边一间住人吃饭，我们平时就住在大饼店里；那一年董某要卖这个房子，我听说了就想买，丁海波不同意我们买，我去找王凤兰帮忙找迟某问问，迟某答应把房子卖给我，房价是48000元；外村人买房子得向大队交钱，一间屋500块钱，我去找大姑姐范玉兰，跟她说买房的事，她说让丁海波去签合同，就说是丁海波买的，就不用交钱了，再找找丁某（丁海波堂哥），如果大队要钱的话再让丁某给说说；签合同是以丁海波的名义签的，丁某也去了，签合同我和范某都没在场；合同签完后，丁海波、范玉兰、迟某就到了我的大饼店，迟某问什么时候付钱，我要求给一周时间凑钱，迟某同意了，我算算日子就说3月16日是个好日子，定那天付款吧；然后我就开始凑钱，从银行取的，从亲戚家借的，也跟丁海波家借的钱，还借了王凤兰六千，还有平常卖大饼的钱；到了15日晚上，我去迟某家，他说得本主来拿钱，他不能收这个钱，我们就定第二天下午2点到我大饼店拿钱；16号下午迟某先到的大饼店，当时家里还有范某、我原来的婆婆，很快就来了两个男同志，其中一个是董某的女婿，来了之后我们坐在烙饼的南边一间我们住的房子里，我把钱取出来放在桌子上，董某女婿拿起钱来数钱，数完后他就收起来了，然后他把证给了我们，一个房产证，一个契证、一个土地证，我问钥匙，董某女婿说钥匙在迟大爷手里，迟某说还有点东西得搬搬，我答应了，办完很快他们就走了；过了三四天我去迟某家拿的钥匙。 本院对迟某进行了调查，迟某主要陈述：当年我一个朋友就是董某儿子出了事着急卖房，全权委托我办理，我和一个人说好了把房屋卖给他，但是后来王凤兰（张传彩的干亲家）找到我，说丁海波要给他亲戚买这个房子（那时候我一直有种印象是丁海波的亲戚张传彩要买这个房子），后来我把那个人推了，答应把房子卖给这边；后来签合同是丁海波办理的，在大队起草的合同，但是我没在场，是后来拿给我签的；签合同当天没有付款，后来才付的，付款是董某的女婿和侄子一起来拿的钱；钱到底是谁付的我记不清了，是付款人交给我，我又交给董某的女婿和侄子，我们同时都在场，当时是在一个小黑屋里，光线不是很好，应该是下午；现在想来这个房子我还是不确定是丁海波买的还是张传彩买的，时间太长，过程很复杂，很多问题我想不清楚了，所以在他们找我作证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作证了。在回答“你之前多次作证有多处矛盾的地方，哪一次陈述真实？你今天作证内容是否属实？”的问题时，迟某陈述：哪一次都是真的，但也都有出入；今天都是实事求是说的；我原来认为房子是张传彩买的，现在觉得应该是丁海波买的，因为张传彩没有这个能力买房子，丁海波开服装厂、开服装学校需要房子又有经济能力。 丁海波对本院调查笔录质证意见如下：1.关于迟某的调查笔录，无法确定迟某在调查的时候所陈述的是否是真实的，迟某是丁海波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接受法庭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询问，法庭在开庭之前私下对该证人进行做笔录，也没有录音录像，不知迟某在本次笔录过程当中是否受到了威胁或利诱，无法确定该次笔录的合法性。首先，通过该次笔录可以证实，法庭已经确认迟某证据相互矛盾，不能采信，对迟某证人证言应该以（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书确定的事实为准，或者说以2008年迟某的作证为准；第二，迟某表示房子卖给了张传彩，付款是由迟某转交给了董某的女婿和侄子，该陈述与董某在公证处的证人证言相矛盾，与董某在派出所做的笔录也是相矛盾的，故董某在公证处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从笔录当中可以确定，迟某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卖给谁了，一会认为是卖给了张传彩，一会又认为是卖给了丁海波，对涉案房屋到底卖给了谁，迟某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并没有向法庭作出客观事实的陈述，对该事实的确定应该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实。2008年迟某做的证人证言更具有可信性，当时迟某还比较年轻，也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外界的干扰，第一次作证属于本能的肯定是真话。第三，迟某确定张传彩夫妇在1996年买房子的时候没有任何履行能力，张传彩夫妇不可能有能力购买该房屋。第四，从迟某的调查笔录来看，迟某认可系张传彩通知其到公安机关，结合公安机关笔录，迟某的询问时间为2017年9月2日，而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中记录报案时间为2017年的11月17日，没有报案公安机关就对迟某进行了调查，并且迟某系利害关系人张传彩通知到的公安机关，故迟某在派出所的笔录不应当予以采信。2.对张传彩的调查笔录，首先张传彩确定是经过王凤兰联络的买房子，其也确定当时董某没有将房子卖给姓徐的杀猪的原因是该姓徐的买主是外村的，但该事实与范某相同，范某也是外村的，既然不卖给外村姓徐的也不可能卖给外村的范某夫妇。第二，张传彩确定丁某是买卖房屋过程当中的见证人，知道房子买卖的真实过程，同时确定房款的交付时间是在签订协议后的六天之后，而不是当天，当时张传彩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购房款，而是借了丁海波的钱，又借了王凤兰的钱，丁海波不承认借过钱给张传彩。据我方向王凤兰了解，王凤兰也没有借钱给张传彩。3.对丁海波和范玉兰的笔录，两个人在本次笔录当中的陈述，因为时间太久，可能某些小细节记不太清，但是整体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而且符合正常人的行为逻辑，应该予以采信。丁海波在笔录中陈述的“研究”，该研究是指丁海波的一个口头语，而且丁海波并没有陈述其与迟某研究打官司。 小岭南头村委会对本院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同丁海波的质证意见，并补充：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签署以及2008年的生效判决以及村委对村情的了解，村委会认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确系丁海波，村委会与丁海波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具有任何的违法性，不具有任何过错，村委会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迟某的证人证言，应当按照2008年案件中的证言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不论是迟某的年龄，还是意识水平，以及是否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来看，2008年的作证能力远远强于现在的作证能力。对于张传彩的调查笔录，小岭南头村委会不予认可。 张传彩对本院调查笔录质证意见如下：1.关于迟某的证人证言，除迟某陈述的不确定房屋卖给谁之外，整个房屋的交易过程与张传彩调查笔录中陈述的过程完全一致。2.对于丁海波的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存在多处前后矛盾之处，丁海波的陈述，款项交付是在街头将款项交付给了董某的亲属，但是与迟某在笔录中陈述的款项是在一个小黑屋中交付的款项相矛盾；丁海波陈述，合同签订时，迟某当场签字，与迟某陈述的事后补签的签字相矛盾；丁海波在笔录中陈述其款项是在信用社提取22000元，西环路钢材公司拿回10000元，但在后面的陈述向迟某交付款项时，48000元是很厚的一摞钱，直接放在桌上，基本上都是10元的，从银行提款提的是22000元，而交款时基本上都是10元的，前后矛盾；丁海波陈述，因董某的闺女婿是公职人员，其和迟某研究的时候说打官司不想牵涉董某的闺女婿，不论该处丁海波的陈述研究是口头语还是其他形式，都足以表明丁海波在采用不同的形式左右证人证言，给证人施加各种压力；在丁海波陈述董某的证为什么在张传彩手里时，丁海波先是陈述应该是被张传彩偷去了，后来又删掉了这句话，该陈述又变更为后来换证把证交到了大队，前后陈述矛盾；纵观该调查笔录，丁海波前后多次对调查笔录进行修改修饰，也足以表明其陈述的并非客观事实。对于范玉兰的调查笔录，范玉兰在笔录中陈述房子是其打听的，但是在丁海波的笔录中，房子打听过程是由王凤来进行打听的，两人作证内容矛盾；范玉兰与丁海波夫妻二人对于款项的来源陈述矛盾；范玉兰、丁海波在证件的来源去向陈述矛盾；纵观丁海波与范玉兰夫妻二人的调查笔录，二人作为夫妻对于购买房屋如此重大的事项，在如何买房、合同签订后如何付款、款项的来源、房产证的存放等事项的陈述矛盾，足以表明二人的陈述是虚假陈述。 本院查明：（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丁海波是原审原告，范某是原审被告，张传彩是被告，董某是原审第三人。该案审理过程中，董某委托代理人出庭主要陈述：房子委托朋友迟某全权代理，其没有亲自办理，后迟某说房屋是卖给丁海波的，价款是48000元。迟某出庭作证主要陈述：董某委托其卖房子，先是说好卖给杀猪的，后丁海波急着要，让姓王的去找我，就辞了杀猪的，卖给了丁海波；钱是晚上付的，好几个人凑的钱，丁海波直接把钱付给了董某的闺女婿；当时讲的时候是范某买的，但范某没钱买。 本院另查明：二审过程中，丁海波于2019年9月10日向本院递交中止审理申请书，理由是其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范某与张传彩离婚协议中对房屋分割部分无效，并要求撤销范某与张传彩产权证书，本案张传彩提交的产权证书系关键证据，会直接影响到本案的判决，故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丁海波已通过电子诉讼服务平台提交立案材料，但未向本院递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的相关证据。 丁海波向本院递交其到日照市东港农村商业银行城关支行查询的其1996年10月9日换折后的取款记录照片，申请本院至日照市东港农村商业银行城关支行调取丁海波1996年3月至4月的取款记录，至日照东港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调取范玉兰社会集资分红证明。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分别到该两单位进行了调查。日照市东港农村商业银行城关支行的工作人员接受了我们的调查，该工作人员陈述，因1996年会计核算为手工核算，无系统记录，此前为丁海波多次查询，但仅找到丁海波1996年10月9日换存折后的存折，该存折仅记录1996年10月9日之后的交易流水，之前的已全部销毁，档案室内无保留。日照东港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知相关档案并未在该单位，无法向本院提供。丁海波认为，丁海波的取款记录能够证明丁海波在1996年的时候具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购买董某的房子。小岭南头村委会同意丁海波的意见。张传彩认为，对于照片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某，无法证明丁海波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问题是涉案争议房屋是丁海波购买还是范某、张传彩购买及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对张传彩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问题。 一、关于涉案争议房屋是丁海波购买还是范某、张传彩购买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1996年3月10日丁海波与董某签订契约书一份，约定丁海波购买董某房屋，房款48000元，买房后丁海波、张传彩均使用过该房屋，2002年范某申请将该房屋过户登记至其名下，小岭南头村委会为范某出具了“同意范某扩建正房，请给予办理房产手续”的证明材料并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审批书“申请单位（人）保证”及“所在村委或居委意见”栏中予以盖章，在此次过户登记过程中范某提供的买卖契约书系范某自己制作的，该契约书已被（2008）日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2007年范某与张传彩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办理土地证时，小岭南头村委会在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村（居）意见”栏中予以盖章，张传彩取得涉案争议房屋的土地证及房产证。张传彩主张涉案房屋系其与范某以丁海波的名义购买，其支付了48000元购房款，购房后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扩建，小岭南头村委会给其出具了证明。丁海波主张，其实际支付了48000元购房款，后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扩建，并且用于开办服装技校及窗帘店，其为涉案房屋交纳了土地使用证换发工本费，涉案房屋农村低压电网改造费用亦由其交纳，对于范某、张传彩将房产证及土地证办理在自己名下并进行分割一事一直不知情。对于谁是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双方各执一词，关键证人涉案房屋买卖事宜的经办人迟某及原房主董某对于这个问题多次作出截然相反的证言，故本案应从购房款项的支付、房屋证件的持有等方面并结合相关证人证言综合予以认定。 对于购房款项的交付过程，在（2008）日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未予调查，卖房人董某、经办人迟某亦未详细陈述，本案一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及证人亦未详细陈述，本院审理过程中，就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张传彩对于购房款的交付过程在两次调查中陈述一致，丁海波对于购房款的交付过程，第一次调查时陈述“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在我家胡同里把钱交给了迟某，当时丁某在场，其中也借了丁某的钱”，第二次调查时陈述在范某家把钱给了迟某，迟某在范某家门口、董某家胡同口将钱交给董某女婿，当时在场人有范某、张传彩、其丈母娘、丁某、迟某。丁海波两次陈述不一致，丁海波解释是其与迟某在范某家外面给董某女婿钱，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在屋里喝水，没在外面，所以没说，因董某女婿是公职人员，和迟某研究的时候说打官司的事情不想牵扯董某的女婿，故开始没说董某女婿。丁海波关于付款过程前后两次对于付款地点、在场人、尤其是房款接收人陈述不一致，丁海波解释是与迟某研究不想牵涉董某的女婿所以没提将钱交给董某女婿，但迟某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作证时陈述“丁海波直接把钱付给了董某女婿”，迟某在该案作证时对董某的女婿并未回避，丁海波的解释与迟某的做法不相符，其解释不能成立。丁海波解释因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在屋里喝水，没在外面，所以没说，对于本案重要事实丁海波省略不说，该解释有违常理。 对于房屋的相关证件，双方均主张董某房屋的证件包括契证、土地证、房产证，后于2002年将土地证、房产证交到村里，契证未上交，现契证由张传彩持有。丁海波主张因其开办服装技校时家俱及贵重物品均放在范某家里由其丈母娘保管，搬家的时候契证没搬。对于该主张张传彩不予认可，丁海波未提供证据证明，丁海波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张传彩自丁海波处私自取得了涉案房屋的契证，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2008）日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迟某的证言、董某的陈述、本院审理过程中丁海波提供的迟某经过公证的证言，证言主要内容是涉案房屋系丁海波购买，迟某、董某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的陈述、张传彩提供的迟某、董某经过公证的证言、张传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董某调查时的录像、对迟某两次调查时形成的录像，董某及迟某均陈述涉案房屋系范某、张传彩购买。对于迟某、董某在（2008）日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迟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及张传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其进行调查时，解释系在丁海波请其与董某吃饭要求二人作证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该次陈述内容是虚假的，董某亦确认在（2008）日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是虚假的，说明二人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是在丁海波要求下作出的，并且二人接受了丁海波的宴请，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故对于迟某、董某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在本案二审期间，关于买房人是谁、实际付款人是谁的问题，迟某均推说记不清了，但在接受本院调查时迟某陈述“王凤兰说丁海波要给他亲戚买这个房子（那时候我一直有种印象是丁海波的亲戚张传彩要买这个房子）”，在出庭作证时，迟某陈述“当时我想着王凤兰说给她干亲家买的”，迟某两次陈述印象中的买房人均指向张传彩、范某，并且该内容与迟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接受张传彩委托诉讼代理人调查的陈述一致。关于付款时间的问题，迟某两次均陈述了不是签协议当天付款，与丁海波陈述的签协议当天付款不一致。关于付款地点问题，迟某两次均提到了门朝东的小黑屋，迟某两次关于付款地点的陈述印证了张传彩关于付款地点的陈述。 2002年，范某申请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小岭南头村委会为其出具了“同意范某扩建正房，请给予办理房产手续”的证明材料并在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审批书上盖章。2007年范某与张传彩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办理土地证时，小岭南头村委会在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村（居）意见”栏中予以盖章。范某、张传彩2002年、2007年两次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房屋产权手续，小岭南头村委会均加盖了公章，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主张系因村新任会计不了解情况根据范某的要求及范某伪造的契约书私自盖章，丁海波申请范某出庭作证，范某陈述系其通过贿赂一名村委委员及私刻村委书记印章的方式办理的房屋过户手续。范某系丁海波妻子范玉兰的弟弟，系张传彩的前夫，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内容与其在（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案件中的自述材料有诸多矛盾之处，其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按照丁海波的主张，其与迟某在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契约书，契约书由村会计董书彬代书，小岭南头村委会对于丁海波购买涉案房屋是清楚的，小岭南头村委会在明知丁海波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况下在2002年及2007年两次为范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盖章与情理不符，且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关于系不了解情况的新任村会计私自加盖公章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过程中，丁海波为证明其购买涉案房屋提供小岭南头村委会出具的土地使用权证换发工本费收款收据一张、2008年10月15日小岭南头村委会给丁海波出具的涉案房屋农村低压电网改造时由丁海波缴纳费用的证明一份、照片一宗、营业执照一份。丁海波在小岭南头村原有房产，仅依据该凭证不足以证实其为涉案房屋交纳了换证工本费，对于小岭南头村委会出具的丁海波交纳涉案房屋农村低压电网改造费用的证明，该证明未注明农村低压电网改造时间及交费时间，因丁海波开办服装技校使用过该房屋，其交纳该费用不足以作为确认房屋所有权的依据。照片、营业执照仅能证明涉案房屋的使用情况，不足以作为确认房屋所有权的依据。丁海波为证明其购买涉案房屋还申请丁某出庭作证并提供了董书彬的证明及王凤兰证言的公证书。张传彩对丁某的证言不予认可，丁某系丁海波的堂哥，与丁海波具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丁海波提供的董书彬的证明、王凤兰证言的公证书，均属于证人证言，张传彩对该证言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董书彬、王凤兰未出庭作证，不属于上述情形，故对董书彬的证明及王凤兰的公证证言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分析，范某、张传彩支付购房款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丁海波支付购房款的证据的证明力，结合张传彩持有董某房屋契证、小岭南头村委会两次为范某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加盖公章的行为，结合迟某的证言，应当认定涉案房屋系范某、张传彩购买。（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判决书判决确认范某与董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书无效，并未对涉案房屋的归属作出认定，本案对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是谁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与该判决并无冲突。丁海波关于其是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对张传彩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问题。董某将其房屋出卖给范某、张传彩，董某将该房屋的相关权利转让给了范某、张传彩，范某、张传彩离婚时将涉案争议房屋分割给张传彩，张传彩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权利。丁海波针对涉案房屋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将张传彩名下的房屋予以拆除，侵犯了张传彩的财产权益，构成侵权，对于由此给张传彩造成的损失丁海波应当予以赔偿。对于涉案房屋丁海波与张传彩存在争议，并形成诉讼，（2008）东民一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仅判决认定范某自行书写的契约书无效，但并未认定涉案房产的归属，小岭南头村委会在双方争议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未征求张传彩意见即就登记在张传彩名下的涉案房屋与丁海波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将涉案房屋拆除，小岭南头村委会与丁海波共同侵犯了张传彩的财产权益，亦构成侵权，对于张传彩的损失小岭南头村委会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小岭南头村委会关于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为安置面积170㎡，根据拆迁安置协议中的换算成货币补偿为4000元/㎡，丁海波选择111㎡安置面积，折合人民币价值444000元，丁海波选择货币化补偿面积59㎡，货币补偿金额为236000元，同时拆迁协议中奖励为101712元，共计337712元，小岭南头村委会已经将该款支付给丁海波；丁海波另有111㎡楼房一套在小岭南头村委会处尚未分配，折合人民币444000元。张传彩对上述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偿数额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参照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确认张传彩的损失符合本案实际，并无不当。张传彩诉讼请求是要求赔偿损失，并不是要求确认涉案房屋拆迁利益归属，安置楼房是否交付不影响张传彩损失数额的确定，一审判决小岭南头村委会与丁海波予以赔偿并无不当。张传彩作为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人原本可以与小岭南头村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配合积极搬迁，以期获得拆迁奖励，因丁海波及小岭南头村的侵权行为导致张传彩未能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亦未获得拆迁奖励，基于此拆迁奖励亦属于张传彩的损失范围，小岭南头村委会关于安置楼房及拆迁奖励不属于张传彩损失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丁海波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的问题，丁海波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其申请立案的案件已立案受理，即使一审法院受理该案，该案的审理结果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对其中止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一审张传彩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连带赔偿张传彩房屋损失800000元”，一审过程中，张传彩对该诉讼请求数额的计算依据进行了说明，不属于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丁海波关于一审法院未向其告知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丁海波、小岭南头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17元，由上诉人丁海波、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小岭南头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义宽 审判员  李 红 审判员  刘玉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莹莹 书记员刘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