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3民终90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成芳，女，197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传群，山东蒙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斌，山东蒙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书成，男，197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一丹，山东兰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山东兰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费县富洋多层板厂，住所地：山东省费县上冶镇里仁庄村。负责人：赵成芳，厂长。上诉人赵成芳因与被上诉人刘书成、原审被告费县富洋多层板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9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成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斌，被上诉人刘书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一丹、周丽，原审被告费县富洋多层板厂负责人赵成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成芳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9808号判决第一项，改判赵成芳偿付刘书成货款15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书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赵成芳已经基本支付了绝大部分的货款。首先，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时间是2013年至2015年12月份。刘书成在诉状中的陈述双方交易的时间也是2013年至2015年。自2015年12月份以后，双方就没有发生买卖往来。其次，双方之间的所有业务均没有随时结账的情况。最后，根据刘书成一审的关于交易习惯的陈述，刘书成在向赵成芳发货时附有发货单。根据刘书成的该陈述结合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刘书成有义务将发货单的存根联提交法庭，以查明双方的交易总金额。刘书成送货的总价款是1036600元。赵成芳一方给刘书成的转账总金额是1035100元。赵成芳拖欠刘书成的货款余额是1500元。二、双方不存在随时结账的业务，2015年12月份之后双方没有发生买卖业务往来。刘书成主张赵成芳的转账是支付随时结账的货款，以及2015年之后双方还存在买卖交易。对于该主张，刘书成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刘书成如举证不能，法院应依法否认其随时结账以及2015年之后还存在交易的主张，认定所有转账均系支付的拖欠的货款。另外，纵观2015年10月10日之后的转账记录，转账的时间，转账的金额数额比较大，并且数额比较整，基本都是以万为单位。这与正常的随时结算业务，完全不同，不符合交易习惯。查阅赵成芳与刘书成木材买卖的全部入库单，双方每次的交易额均在两万元左右，最大的金额也没有超出三万五千元的，每次的交易金额基本都在万元的后面有几千、几百的零头，没有转账记录中那么高的金额，和万元整的数额。三、赵成芳2017年9月19日书写的50万元的欠款条，不能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欠款条是根据刘书成于2017年8月19日书写的收到条形成的。因与刘书成之间的交易均是与赵成芳的丈夫刘建强进行的，具体情况赵成芳并不了解。赵成芳是基于对刘书成的信任，书写的。刘书成刻意隐瞒真实收款在先。刘书成收到条明确了双方的交易总金额是1036600元。除该金额以外，双方没有发生任何交易。赵成芳一方给刘书成所有转账均是支付的1036600元中的货款。该事实也能够推翻赵成芳出具的50万元的欠款条。综上所述，赵成芳与刘书成之间真实的交易金额就是1036600元，赵成芳已经累计支付了1035100元，赵成芳拖欠刘书成余款1500元。恳请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赵成芳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时，赵成芳补充如下上诉理由：对于2017年9月14日转账10万元，刘书成认为是即时发生了交易、也就是现场结算的交易与事实不符，该款项就是偿还的欠款的一部分，对于2015年第一笔到第四笔转账合计金额为298500元，刘书成在2017年8月19日出具的收到条中显示2015年收到20万元，实际还款金额应当以银行转账记录为准，该记录是真实的客观的，在一审中刘书成也没有异议；对于第五笔转账刘书成在收到条中没有体现，该转账是在2016年1月15日，也是在刘建强给刘书成出具欠款条之后，转账佥额是20万元，该转账也是偿还的部分欠款。刘书成二审中当庭辩称，赵成芳与刘书成于2017年9月19日对双方之间发生的所有往来交易进行了结算，赵成芳向刘书成出具欠条50万元一张，赵成芳作为成年人对该事实应有真实的确认，赵成芳与刘书成之间的交易不仅包括转账交易，而且还包括现金交易，双方之间的往来交易赵成芳仅主张了冰山一角，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被告费县富洋多层板厂未答辩。刘书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或调解赵成芳偿还刘书成面皮款40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赵成芳负担。事实与理由：赵成芳在上冶镇里仁庄村经营多层板厂一处，赵成芳自2013年至2015年在刘书成处购买桃花芯、冰糖果面皮价值50万元，并于2017年9月19日出具欠款条一份，（欠款条：今欠刘书成面皮款50万元正大写伍拾万元正，协商在2018年1月1日前还10万元；在2018年2月15日前还20万元；在2018年5月1日前全部还清。赵成芳2017.9.19加盖费县富洋多层板厂公章），后，经刘书成催要赵成芳于2018年1月份还款10万元，剩余400000元赵成芳至今未支付。期间刘书成急需用钱，向赵成芳催要欠款，但赵成芳以无款为由拒绝偿还。为维护刘书成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刘书成的诉讼请求。赵成芳在一审中当庭答辩：刘书成、赵成芳间存在板皮买卖合同关系。在刘书成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双方自2013年至2015年在刘书成处购买板皮，价值实际上为1036600元。而不是刘书成陈述的50万元，对于该欠款赵成芳己基本偿付完毕，刘书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费县富洋多层板厂在一审中未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费县富洋多层板厂成立于2013年8月12日，投资人为赵成芳。自2013年至2015年间，刘书成与费县富洋多层板厂发生买卖板皮业务往来。2017年9月19日，赵成芳向刘书成出具欠款条一份，载明“今欠刘书成面皮款50万元，大写五十万元整，协商在2018年1月1日前还10万元整，在2018年2月15日前还20万元整，在2018年5月1日前全部还清，赵成芳，费县富洋多层板厂加盖财务专用章，2017年9月19日”。刘书成称该欠条系其与赵成芳于2017年8月19日对账后于2017年9月19日由赵成芳出具的。赵成芳辩称费县富洋多层板厂由其丈夫刘建强实际经营，其对经营情况不掌握，刘建强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公安机关控制后，赵成芳不了解情况，欠条是按照刘书成个人陈述的内容书写的，事后赵成芳一直要求刘书成更改欠条，但刘书成一直未予更改，欠条不是赵成芳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证明其主张，赵成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刘书成于2017年8月19日向赵成芳出具的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刘建强、赵成芳欠款一部分：2015年20万元、2016年11月18号5万元、2017年1月25日10万元、2017年3月17日5万元、2017年6月9日2万元、2017年7月3日4万元、2017年8月19日76600元，共计536600元。本收到条为富洋木业、刘建强、赵成芳欠刘书成的面皮款1036600元中的一部分，刘建强、赵成芳欠刘书成的余款为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刘书成，2017年8月19日”。赵成芳称该收条是应赵成芳的要求，由刘书成根据自己的记忆向赵成芳出具，收条载明赵成芳共计欠刘书成款为1036600元；证据二，刘建强银行明细五张及除该银行明细其他转款明细一张，载明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8年1月3日，赵成芳分13次向刘书成付款共计1035100元。其中2015年实际向赵成芳付款298500元，并非是刘书成自己书写的20万元，2016年1月15付款20万元，刘书成在收条中并没有写明。其他转款明细与收条中对比，在2017年9月14日的付款没有扣除。综合证实共计向刘书成付款数额为1035100元，扣除上述付款后还欠刘书成1500元；证据三，赵成芳与刘书成间的谈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因赵成芳原来不负责板厂的经营，对于其丈夫刘建强与刘书成间的账目往来不了解，要求刘书成向其说明到底欠多少钱及刘建强到底向其付了多少款，但刘书成拒不向赵成芳说明，只是一味地要求赵成芳还款，并威胁赵成芳其他家人，赵成芳无奈就按刘书成的说法向其付款，直至刘书成起诉，赵成芳才认真核对了账目，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刘书成在诉状中陈述的内容。另外，电话录音中多次提到让刘书成改单子（欠条），因为在写欠条前刚付了10万元，但刘书成就是不给改，也说明刘书成起诉不符合事实；证据四，2017鲁13刑终字288号刑事裁定书一份。以证明富洋多层板厂实际负责人是赵成芳的丈夫刘建强，刘建强在经营期间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被依法判刑，赵成芳不知道其与刘书成间的业务往来，同时，说明刘书成拒不向赵成芳陈述双方间的业务往来情况是有意隐瞒事实。刘书成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赵成芳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收到条系双方于2017年8月19日对账，而上面载明的欠款数额是指没有支付的部分，并非双方已支付完毕的部分，双方有些业务往来是随时结账的；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转账记录均系双方出具欠款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三，录音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还有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首先该录音证实了双方之间存有业务往来，同时也证实了有些业务往来是随时结账的，赵成芳不应当拿以前结过账的数额来冲抵已支付过的数额。同时提到的威胁的问题，赵成芳所述不属实。证据四，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裁定书证明了赵成芳的配偶刘建强于2016年已被法院判刑，截止判刑至今，是由本案赵成芳在经营管理。刘书成在庭审中对双方交易习惯陈述为：双方的交易是刘书成给赵成芳送货，有钱时现场结账，没钱时缓一缓结账，且双方因合作时间较长，有较大的业务往来。双方结账时刘书成方将发货单还给赵成芳。发货时附有发货单，及时结清的把发货单给赵成芳，如果没有结清的，到结账时一起算账，到时候一起给赵成芳。赵成芳在庭审中述称，刘书成在诉状中陈述双方发生业务是2013年至2015年，实际情况是双方的业务范围是2013年至2015年9月份。在2015年10月份以后付款均是偿还的1036600元的欠款数额，在2016年1月19日赵成芳丈夫刘建强被公安机关羁押后，双方从未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刘书成也没有提供其他相关的证据证实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有关系。按常理推断，双方不可能再发生其他买卖业务关系。另，赵成芳富洋多层板材于2018年7月14日向费县工商局申请注销，现正在公示期内。另查明，赵成芳赵成芳在向刘书成出具欠条后，于2018年1月13日向刘书成偿付货款100000元。以上事实，主要是根据双方陈述、提交的书证及庭审调查等予以证实，并均已收集、记录在卷。一审法院认为，刘书成与赵成芳对双方间存在买卖板皮合同关系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赵成芳称已向费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费县富洋多层板厂，故赵成芳作为投资人应对费县富洋多层板厂经营期间的所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刘书成主张赵成芳欠其货款40万元未付，有赵成芳出具的欠款条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故刘书成要求赵成芳偿还欠款40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主张的利息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赵成芳辩称该欠款己基本偿付完毕，其依据是刘书成与赵成芳经营的富洋多层板材厂自发生业务始至结束时止双方发生的所有买卖板皮业务总额为1036600元，其提供的2015年10月份以后的13笔付款均为偿还赵成芳、刘书成收条中载明的1036600元的欠款数额。但对双方间发生的所有买卖板皮业务总额为1036600元的事实，刘书成并不认可，赵成芳亦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从刘书成书写的收条的内容及双方的陈述看，亦不能证明赵成芳、刘书成间发生的所有买卖业务总额为1036600元，不能排除赵成芳、刘书成还存在即时清结的交易业务往来的情况。故赵成芳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费县富洋多层板厂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一审诉讼权利的放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赵成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付刘书成货款400000元及利息（以4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7年8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刘书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15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赵成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赵成芳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8年9月14日，赵成芳与刘书成等人现场录音及整理的文字，在该录音中刘书成明确认可在刘建强2015年10月10日出具90万元的欠款条之后，刘建强、赵成芳转给刘书成的所有款项，均是偿还的总欠款额1036600元，也就是刘书成书写的收到条中的欠款总额，中间双方没有产生任何买卖等经济往来。证据二，刘书成与赵成芳的弟弟赵成广之间的民事调解书、网银转账记录、执行裁定书，双方在调解书中调解赵成广应在2017年9月13日支付刘书成货款10万元，2017年9月14日因赵成广个人网银出现问题，赵成广就用赵成芳的银行卡转账10万元，用于偿付欠赵成广欠刘书成的货款，9月19日赵成芳给刘书成出具了50万元的欠款条，因为这10万元是替其弟还账，就没有把10万元扣除，在赵成芳2017年9月19日为刘书成出具50万元欠款条之后，刘书成又向平邑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与赵成广达成的调解书，刘书成的解释是2017年9月14日是赵成芳偿还的她本人的欠款，而不是支付的调解书中的10万元，2017年10月23日，赵成广用自己的网银分两笔各5万向刘书成支付了调解书中的10万元货款，平邑县法院对该案终结执行，证实2017年9月14日赵成芳给刘书成的10万元转账没有用于替赵成广支付调解款，该10万元应视为偿还刘书成的10万元欠款；证据三，整理的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刘书成在一审中对其实性是没有异议的，该记录与刘书成2017年8月19日出具的收到条中的收款明细相对比，能发现三处有差距的地方，第一处是第一到第四笔，第二处是第五笔，第三处是第十二笔，具体说明在转账记录后面都有文字说明。刘书成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录音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赵成芳不能证明录音的主体，更不能证明是刘书成为本人所说，在该录音内容中恰能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金额原不止赵成芳所称的100多万，该录音内容第7页明确记载双方两年的赊账就达到200万，且该录音赵成芳明显存在诱导性发问，刘书成即便是真实所述，也自始自终并未认可赵成芳的主张，且刘书成明确陈述双方对账清楚，不存在赵成芳想要证明的目的：证据二，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赵成芳要证明的问题；证据三，我们同一审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证据提交。二审中，刘书成提交以下证据：证据四，山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一张，光盘一张，录音整理的文字一份。证实系赵成芳与刘书成于2018年5月1日通话形成，152××××****系赵成芳实名登记的手机号，我们用该证据证明一审中刘书成提交的欠条，赵成芳在该录音中明确自认将其所欠的刘书成的款项于2018年5月1日全部结清，且赵成芳明确向刘书成陈述，要求刘书成将单子，也就是说是欠条，拿给赵成芳后赵成芳就转款。赵成芳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赵成芳在录音中明确说到你过来咱算算有多少，明确证实赵成芳有欠刘书成的钱，但不能证实欠款的具体金额。本院认证如下：赵成芳、刘书成提供的两份录音(证据一，证据四)，均系当事人的录音，无证据证实存在删减等情况，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与本案相关事实存在一定关联性，应为有效证据；证据二，调解书，与本案存在一定关联性，证据三，银行转款统计表，转款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存在一定关联性，与待证事实关联性较小，但不失为有效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1，个人独资企业注销情况载明：费县富洋多层板厂成立于2013年8月12日，负责人为赵成芳，注册资本认缴出资额50万，设立方式：个人独资企业，注销、停业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注销原因：企业自领取执照后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该事实有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个人独资企业注销情况为证。2，2018年9月14日，赵成芳与刘书成等人现场录音载明：刘书成陈述：“从2013年开始，第一年就赊压(押)了64万，第一年64万元，第二年，2014年就赊压(押)了100多万，100多万以后，我来要钱，没有钱，怎么办，在临沂大学买房子，是吧，在要钱”，赵成芳：“我一句难听的都没说，我都是好好好，是是是，对吧，刘哥”。即：赵成芳并未予以否认刘书成所陈述的2013年度、2014年度所发生业务年终最后欠款金额达64万元、100万元。而发生的业务额将远远超过64万元、100万元。赵成芳所称的双方交易的时间系自2013年至2015年12月份刘书成送货的总价款为1036600元不属实。即：双方在2013年至2015年双方当事人交易往来货款并非赵成芳所主张的仅有1036600元，现实中的实际交易金额远远高于1036600元，遂，欠条中的记录货款金额仅为1036600元现实交易中的一部分，不排除还存在即时清结的交易业务往来的情况。故对赵成芳对双方交易所有货款金额仅1036600元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3，平邑县人民法院(2017)鲁1326民初3251号民事调解书，仅能证明刘书成与赵成广(赵成芳主张系其弟弟)也曾因买成板皮发生诉讼，调解结案，约定2017年6月26日给付6万元，2017年9月12日前给付10万元。无证据证实2017年9月14日赵成芳向刘书成的汇款10万元与本调解书约定的“2017年9月12日前给付10万元”存在关联性。而本案的50万元的欠条是2017年9月19日出具。4，二审中，赵成芳提供的转账记录载明：赵成芳之夫刘建强于2016年11月18日民生银行向刘书成汇款5万元，赵成芳于2017年1月25日、3月17日、6月10日、7月3日、8月19日分别通过信合银行向刘书成汇款10万元、5万元、2万元、4万元、5万元、2.66万元的汇款转账记录与刘书成书写的收到条一致。表明，双方在汇款后，收款人还需重新立下一张收款条。并非以银行的汇款单为结算依据。5，2015年10月10日，赵成芳之夫刘建强立下一张欠款条，刘建强欠刘书成面皮款90万元。6，2016年1月19日，赵成芳丈夫刘建强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公安机关羁押。7，2017年8月19日，刘书成为赵成芳出具了一份收到条(应为说明条)，内容如下：“收到条今收刘建强、赵成芳欠款一部分：2015年20万元，2016年11月18号5万元，2017年1月25日10万元，2017年3月17日5万元，2017年6月9日2万元，2017年7月3日4万元，2017年8月19日76600元，共计536600元。本收到条为富洋木业、刘建强、赵成芳欠刘书成的面皮款1036600元中的一部分，刘建强、赵成芳欠刘书成的余款为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刘书成，2017年8月19日”。8，2017年9月19日，赵成芳向刘书成出具欠款条一份，载明：“欠款条今欠刘书成面皮款50万元，大写五十万元整，协商在2018年1月1日前还10万元整，在2018年2月15日前还20万元整，在2018年5月1日前全部还清，赵成芳，费县富洋多层板厂加盖财务专用章，2017年9月19日。”9，赵成芳在上诉状中陈述：“刘书成在诉状中的陈述双方交易的时间也是2013年至2015年，自2015年12月份以后，双方就没有发生买卖往来。其次，双方之间的所有业务均没有随时结账的情况。最后，根据刘书成一审的关于交易习惯的陈述，刘书成在向赵成芳发货时附有发货单。根据刘书成的该陈述结合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刘书成有义务将发货单的存根联提交法庭，以查明双方的交易总金额。刘书成送货的总价款是1036600元。赵成芳一方给刘书成的转账总金额是1035100元。赵成芳拖欠刘书成的货款余额是1500元。二、双方不存在随时结账的业务，2015年12月份之后双方没有发生买卖业务往来。刘书成主张赵成芳的转账是支付随时结账的货款，以及2015年之后双方还存在买卖交易。对于该主张，刘书成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刘书成如举证不能，法院应依法否认其随时结账以及2015年之后还存在交易的主张，认定所有转账均系支付的拖欠的货款……”。上诉状中的陈述表明：刘书成向赵成芳出售板皮送货时，开具一式三联的送货单，一份存根由刘书成留存，一份交给赵成芳留存，一份由赵成芳收货验收签字后交刘书成留存，双方结算账目时，刘书成出具收货条签字联，结算付款后或者立下欠条后，收货条签字联返还赵成芳。本院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以下三个方面表明赵成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结算方式表明，双方结算不应存在错误。通过赵成芳的上诉状及赵成芳提供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刘书成向赵成芳送货时，开具一式三联的送货单，赵成芳需验货签字；赵成芳通过银行汇款后，刘书成需立下书面收款条，一段时间后，双方对帐，收回各自给对方出具的收货条、收款条，立下欠据，本案即存在两个欠据，一份是2015年10月10日赵成芳之夫刘建强所立下一张90万元欠款条，另一份是2017年9月19日赵成芳向刘书成所立下的一份50万元的欠款条，50万元欠条之前的一个月即2017年8月19日刘书成还给赵成芳出具了一份收到条(应为说明条)。双方的结算手续完备，且，双方结算是以书面的收货条、书面的收款条为依据结算，不依银行的汇款单为依据结算。且，赵成芳自述2015年12月份之后未在发生业务，那么2016年度、2017年度只是偿付之前的欠款，不应存在结算错误。双方及法院理应以最后的结算所形成欠条为依据认定本案的事实。即欠款50万元无异。二，逻辑推理大前提错误，导致结论错误。赵成芳在上诉状中陈述：“刘书成送货的总价款是1036600元。赵成芳一方给刘书成的转账总金额是1035100元。赵成芳拖欠刘书成的货款余额是1500元”。而，赵成芳在二审中所提供的2018年9月14日赵成芳与刘书成等人现场录音载明：刘书成陈述：“从2013年开始，第一年就赊压(押)了64万元，第一年64万元，第二年，2014年就赊压(押)了100多万，100多万以后，我来要钱，没有钱，怎么办，在临沂大学买房子，是吧，在要钱”，赵成芳：“我一句难听的都没说，我都是：好好好，是是是，对吧，刘哥”。即：赵成芳并未予以否认刘书成所陈述的2013年度、2014年度所发生业务、年终最后欠款金额分别达64万元、100万元。而发生的业务额将远远超过64万元、100万元，而这不包括2015年所发生的业务额。赵成芳所称的双方交易的时间系自2013年至2015年12月份刘书成送货的总价款为1036600元不属实。即：双方在2013年至2015年双方当事人交易往来货款并非赵成芳所主张的仅有1036600元，现实中的实际交易金额远远高于1036600元，遂，欠条中的记录货款金额仅为1036600元现实交易中的一部分，不排除还存在即时清结的交易业务往来的情况。故对赵成芳对双方交易所有货款金额仅1036600元这个大前提是失实的、错误的，所以付款1035100元，下欠货款余额是1500元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三，本案中，银行汇款凭证是否为本案有效证据的问题。2017年9月19日，赵成芳向刘书成出具50万元的欠款条后，付款1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欠款40万元。赵成芳主张自2015年10月10日赵成芳之夫刘建强出具90万元欠款条后，总货款1036600元，银行汇款1035100元，下欠货款余额是1500元。本案中，双方结算不是依银行汇款凭条为依据进行的结算，况且银行1035100元的汇款凭条，从证据规则分析，也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理由如下：赵成芳主张的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8年1月13日14次银行交易明细，是银行向赵成芳、刘建强出具的证明通过银行由赵成芳、刘建强向刘书成银行帐号汇款的银行交易明细，不是由刘书成向汇款人赵成芳、刘建强出具的收款条，该银行交易明细仅能证明汇款人赵成芳、刘建强于2015年10月10日至2018年1月13日14次汇款1035100元的事实，该银行交易明细本身不能证明该14次汇款的用途，即是否偿还了之前的货款，更不能证明该14次汇款是用于偿还本案中90万元欠条之中、50万元欠条之中的货款，还是欠条之外、当时又发生业务的货款。即，银行交易明细本身不能证明与本案中90万元欠条、50万元欠条之中的货款存在关联性，赵成芳在提供银行交易明细后、其仍需要继续提供证据证实该银行交易明细与本案的90万元欠条、50万元欠条之中的欠款存在关联性，此时，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即不应由刘书成举证证明双方发生了其他笔业务、该14次银行交易明细汇款1035100元是偿还了其他笔业务的借款或货款，从而要求刘书成提供其他笔业务的债权凭证。故，这14次银行汇款凭条明细，与本案待证事实——实际欠款的金额或与90万元欠条、50万元欠条之中的欠款无关联性，不符合证据要件——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之中的关联性的要求，而不为有效证据。一审法院以2017年9月19日赵成芳向刘书成出具的50万元欠款条为依据认定本案事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赵成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赵成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法官助理葛志龙法官助理朱萱萱法官助理王靖斌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季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