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2民初5243号原告：江红均（曾用名：江红辉），男，198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红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子敬（一般授权代理），湖北星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志超，男，199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多元体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民意四路**。法定代表人：刘建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艺涛（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武汉天地企业中心****/div>法定代表人：王立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琦（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婕（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红均与被告高志超、武汉多元体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元体公司）、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天地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红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昌子敬，被告高志超，被告多元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艺涛，被告瑞安天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文琦、付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红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高志超、多元体公司、瑞安天地公司按照60%、25%、15%的比例向我赔偿医疗费28,164元（人民币，下同）、误工费36,50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50元、护理费6,394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82,69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398元、后期治疗费8,000元、鉴定费2,2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各项损失共计188,683元；2、判令高志超、多元体公司、瑞安天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29日，瑞安天地公司联系多元体公司进行广告旗更换业务工程。2018年7月3日7时，多元体公司联系高志超驾驶鄂Ａ×××**号吊车到壹方购物中心进行广告旗更换吊装作业。多元体公司雇佣我与魏成飞两人到吊篮中进行广告更换。9时许，吊车作业时因吊臂折弯致使吊篮中的我与魏成飞二人从高空掉落地面致伤，吊篮掉落过程中砸碎的防雨玻璃致地面保洁人员管昌喜受伤。我受伤后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1医院救治，住院18天，2018年7月21日出院后又于2018年8月10日入住红安县中医医院继续治疗，住院7天，2018年8月17日出院。2018年11月15日，我的伤情被鉴定为十级伤残。经我向江岸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在本次事故中高志超负主要责任，多元体公司负主要次责，瑞安天地公司负次要次责。故我诉至法院。高志超辩称：一、对于江红均的受伤表示慰问，并愿意在我车辆所投保险范围内赔偿其损失。二、我自学吊驾技术并取得资质已有7年多的吊驾车龄。2018年7月3日，我按多元体公司的要求到壹方购物中心作业，双方口头达成合同关系。我的职责是按多元体公司要求的时间、地点、物品、地点装作业，听从多元体公司指挥起吊车辆进行操作。这次事故因指挥不当发生的吊臂弯折导致。我和江红均没有形成雇佣用人合同关系，无法律意义上的民事责任关系，雇员过错致人损害的应由雇主承担责任。三、多元体公司作为广告公司应有多年的安装操作经验及安全措施，严格的用人规定。但此次事故中，江红均是临时雇佣的无经验人员。江红均在高空作业时无视安全规定，既未佩戴安全帽也没有安全绳，冒险高空作业。四、江红均主张赔偿依据的是安监局的责任划分，而安监局作出的责任划分并非民事责任的划分，因此江红均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安监局认定指挥信息模糊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而我作为驾驶员是接收信息的，不是发出信息，因此对于指挥模糊的直接原因我不应承担。多元体公司辩称：一、对于江红均诉称的事实没有异议。我公司是合法持有瑞安天地公司的许可证进入施工区域施工，高志超也有资质。现场与我公司无关，现场是高志超在指挥。二、关于分责，本案广告施工处的雨棚、立柱均属违章建筑，瑞安天地公司不仅是管理方面有过错，在本案的侵权中有重大过错。本案是多因一果的共同侵权，主要侵权方虽为高志超，但此事故是因瑞安天地公司的违章建筑导致，我公司在本案中是中介的责任，两台对讲机在指挥人员和吊栏中的另一人员手中，因此我公司没有直接的过错，我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三、事发后我公司始终积极的处理事故，且垫付了全部的医疗费用。瑞安天地公司辩称：一、我公司与江红均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江红均并非我公司员工，也不是我公司雇佣的，甚至没有建立承揽关系。我公司与多元体公司之间属承揽关系。二、行政部门认定的行政责任，不等同于民事侵权责任，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责任划分的依据。三、我公司主要义务为选任义务，不宜扩大其义务范围，我公司选任时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多元体公司和江红均是承揽关系，江红均是受指派进行作业，从多元体公司领取的并非中介费，多元体公司承担的是雇主责任。本案因多元体公司没有尽到其保障义务而发生，工人没有配戴安全帽、吊臂过长、指挥模糊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这与我公司是否清场、是否有清洁工在施工区域没有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9日，瑞安天地公司通过电话联系多元体公司更换武汉天地壹方购物中心广场广告吊旗等事宜，并确定施工时间定于2018年7月3日。随后多元体公司雇佣吊车司机高志超及施工人员江红均、魏成飞进行施工。2018年7月3日上午9时许，高志超驾驶车牌号为鄂Ａ×××**的吊车，江红均、魏成飞在固定于吊车起重臂上的吊篮内进行广告吊旗更换、安装工作时，吊车失去平衡发生倾覆，致吊篮自高空坠落、吊篮内的江红均、魏成飞及一名在场的保洁人员受伤。江红均受伤后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1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7月21日出院，住院18天，共支出医疗费用16,883.59元，出院诊断为右侧肩胛骨骨折、右侧多发肋骨骨折、腰1右侧横突骨折、腰2、3双侧横突骨折、腰4左侧横突骨折等，出院医嘱包括卧床休息1月、加强营养、定期复查等。因复查时发现胸腔积液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8月17日，江红均入红安县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双侧多发肋骨骨折（陈旧性）、左肺创伤性湿肺、肺部感染、第2、3、4横突骨折、右肩胛骨骨折，支出医疗费用3,468.40元。2018年10月30日，江红均自行前往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等事项进行鉴定，《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江红均的损伤分别评定为十级伤残、十级伤残，建议给予后期治疗费8,000元或据实支付，误工期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60日。另查明：高志超持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有效期至2022年4月9日）及《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B2。江红均从事户外广告安装工作，自2015年5月起与其妻肖宝菊、女江文秀共同租住于武汉市江汉区。江文秀于2010年2月18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已年满8周岁。审理中，为了解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依法向江岸区应急管理局调取该局对该起事故相关各方所作的询问笔录及事故认定书，但该局工作人员表示，因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该局就事故仅形成了内部调查报告，无法向本院提供。就事故发生的原因，该局认为：吊车车主高志超吊装作业时违章作业，未在平整坚固的地面上作业，吊车主臂未在规定的仰角范围内作业，且指挥信号不清晰，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多元体公司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给作业人员配齐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具，使作业人员在没有戴安全帽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没有与分包方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和承包合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间接原因；瑞安天地公司没有与承包方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和承包合同，没有对施工方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管理，并进行安全检查，是事故发生的次要间接原因。上述事实，有《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询问笔录》《出院记录》《病历》《中医科出院记录》《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公共区域施工许可证》《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等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多元体公司雇佣高志超、江红均共同从事安装户外广告工作，江红均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受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多元体公司未能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应承担赔偿责任。高志超驾驶吊车从事吊装作业时违章作业，未在平整坚固的地面上作业，吊车主臂未在规定的仰角范围内作业，致吊车倾覆，直接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之规定，应当与多元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江红均作为长期从事户外广告安装的施工人员，理应对自身人身安全尽到充分的谨慎注意义务，其在高处施工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应对自身受伤承担一定责任。瑞安天地公司虽与多元体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但并未直接雇佣江红均，且没有证据证实该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多元体公司无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综合各方过错，本院酌定多元体公司、高志超对江红均此次受伤连带承担90%的赔偿责任，江红均自行承担10%的责任。关于各项损失的具体金额，本院分述如下：一、医疗费。江红均因此次受伤产生医疗费共计28,164元，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该部分系其实际产生的医疗费损失，本院予以确认。二、误工费。虽然江红均的误工时间确认为伤后180日，但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因伤实际减少了收入，故本院对江红均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江红均在本案中按照50元/天主张，该标准未明显过高，本院予以支持，故江红均实际产生的该项损失为1,250元（50元×25天）。四、护理费。江红均虽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实际支出了护理期间内的护理费，但考虑到江红均受伤部位、伤情严重程度及鉴定意见确定的伤后护理时间60天，本院参照本地区2019年度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标准对其护理费核定为6,394.03元（38,897元÷365天×60天），对江红均主张的护理费用6,394元，本院予以支持。五、营养费。江红均提交的出院医嘱包含加强营养的医嘱，《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营养期为60日，本院酌定确认为1,500元为宜。六、交通费。虽江红均未提供交通票据及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实际支出的交通费，但根据江红均受伤部位、受伤后两地住院的实际情况，可酌情予以考虑，交通费本院核定为1,000元为宜。七、残疾赔偿金。因江红均所受伤情经法医鉴定，伤残等级为两项十级伤残，故其定残日应为2018年11月15日，此时江红均未满60周岁，故本院核定江红均因此次受伤而应获得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年限为20年，并参照2019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4,455元计算，对其应获得的残疾赔偿金核定为75,801元（34,455元×20年×10%＋34,455元×20年×10%×10%）。八、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江红均之女江文秀在事故发生时年满8周岁，按照2019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3,996元/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至其18周岁，并扣除相应抚养义务人的份额计13,197.80元（23,996元/年×11%×10÷2）；九、后期治疗费。《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建议后续治疗费8,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十、精神抚慰金。因江红均所受伤情经法医鉴定，伤残等级为两项十级伤残，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为宜。综上，江红均的上述各项损失合计137,306.80元（28,164元+1,250元+6,394元+1,500元+1,000元+75,801元+13,197.80元+8,000元+2,000元），多元体公司、高志超应赔偿123,576.12元（137,306.80元×90%），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28,164元，多元体公司、高志超还应连带赔偿95,412.12元。江红均为确定其伤残程度等事项，实际支出了鉴定费2,280元，该项损失多元体公司、高志超应予以连带赔偿，故多元体公司、高志超应向江红均连带赔偿97,692.12元。据此，经合议庭评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多元体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江红均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7,692.12元；二、被告高志超对被告武汉多元体广告有限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江红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8元由原告江红均负担612元，被告武汉多元体广告有限公司、高志超共同负担6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解静娴人民陪审员  乔佳琳人民陪审员  黎显爱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梦月（2016）鄂01民终4663号（2016）鄂01民终24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人的身体、健康本是无价的，但在健康权受到侵害后，需要以金钱的方式进行赔偿，就必然涉及赔偿标准问题。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身体健康价值的高低。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大批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务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常年在城镇工作生活，其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虽然户籍登记仍为农村居民，但是事实上已经融入城镇生活。如果这类人员发生伤残事故，在计算伤残赔偿金额时，仍以其户籍登记作为判断依据，按照农村居民标准给予赔偿，显然不能合理的补偿经济损失，从而有失公平。全面正确地理解上述规定，在确认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时，不能简单地依据受害人的户籍登记作出判断，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进行确定。本案被侵权人朱兴浩虽为非城镇户籍，但根据现有证据，首先，据朱兴浩驾驶证（准驾车型为B2）、车辆营运证（该证据显示朱兴浩具有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资格，初次领证时间为2005年，有效期限至2020年）及道路运输会员证（该证据显示朱兴浩2007年加入荆门市道路运输协会），并结合本次事故时朱兴浩驾驶自有车辆从事运输活动的事实，可以证明朱兴浩长期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其次，从朱兴浩与京山县孙桥镇文化站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当地基层组织孙桥镇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知朱兴浩多年前即已在孙桥镇商业街建房居住。故原审据已有证据综合考虑朱兴浩居住、工作、收入等均在城镇的因素，以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其伤残赔偿金并无不当，应予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