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9）浙行赔终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鸿昌，男，193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郭飞波（系上诉人之女），女，196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郭彤汉（系上诉人之子），男，196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法定代表人王兆波，区长。 委托代理人孙颖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越，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鸿昌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鄞州区政府）房屋行政赔偿一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浙02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裁定。郭鸿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上诉人郭鸿昌的委托代理人郭飞波、郭彤汉，被上诉人鄞州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颖烈、张越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载明：原告郭鸿昌诉称，涉案房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是原告的合法私有产权房屋。原告虽然在2016年前已经基本暂住在他处，但原所使用的生活用品一直未搬离。该房屋于2016年被征收，原告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故房屋内物品一直未搬离。根据当时腾空搬迁的视频光盘材料反映，在2016年10月底到2018年1月22日前涉案房屋早已被破坏性拆除，导致室内物品遗失。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征收过程中，有且仅有市、县级人民政府才具有依法征收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职权。原告的被征收房屋被破坏性强制拆除，被告理应知晓相关情况，且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较大可能作出强制拆除行为。因此，原告已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未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在2018年1月22日实施腾空之日前私闯民宅并将原告的房屋进行破坏性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同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内被损害财物总价值54700元（起诉状中列为51100元，庭前补充提交清单追加了36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未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在2018年1月22日实施腾空之日前私闯民宅并将原告的房屋进行破坏性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2行初23号行政裁定已驳回其起诉。故在原告所诉的前置“致害”行为没有被确认违法且已被驳回起诉的情况下，原告一并提起的本案赔偿诉讼明显确乏事实根据，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郭鸿昌的起诉。 郭鸿昌上诉称：一、上诉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房屋在被上诉人作出的东政房征决（2016）第5号房屋征收决定的区域范围内，被上诉人负有该区域征收与补偿的法定职责。2016年7月12日房屋征收签约率达到99%，按被上诉人征收决定公告规定，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后的60日，即在2016年7月12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限内搬迁。2016年10月底被征收人基本上搬离。因被上诉人修建围墙将该区域范围内的房屋围起来，对房屋进行统一拆迁管理，潜龙一村5-9号2栋楼唯一的进出通道路口被封死，上诉人以及家人从此无法再进入涉案房屋，导致上诉人无法及时阻止、发现涉案房屋在腾空之前被破坏性偷拆和屋内物品灭失的情况。上诉人提交了初步证据证明房屋是在征收的过程中被破坏性强拆导致房屋内物品灭失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拆迁房屋室内实际物品状况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如果对上诉人所主张的合理的日常生活用品损失不予认可，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无法举证证明非其所为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其实施或委托实施了被诉强拆行为并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第六款的规定行使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职权。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发布的指导案例91号：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在本案房屋破坏性偷拆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中，上诉人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因被上诉人在2018年1月22日腾空之前强制破坏性偷拆且没有依法公证、清点财产等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的，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就“李波、张平诉山东省惠民县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作出的（2018）最高法行再113号行政裁定中认为：在无主体对强拆行为负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及举证责任作出认定或推定。本案与该案属于同类案件。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鄞州区政府答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该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在被上诉人已经充分证明依法组织强制腾空搬迁的情况下，上诉人既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所谓的“未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在实施腾空之日前私闯民宅并将上诉人的房屋进行破坏性拆除”，又不能证明所谓的损失确实存在，因此其要求行政赔偿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其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所列举的案例，被上诉人认为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而且个案都有其特殊性，不能以此推定其可以得到赔偿。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郭鸿昌针对被上诉人鄞州区政府提起行政强制诉讼（要求确认鄞州区政府未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在2018年1月22日实施腾空之日前私闯民宅并将其房屋进行破坏性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一并提起、但原审分开立案的行政赔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请求行政赔偿需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存在违法侵权行为，并由此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条件。在郭鸿昌提起的诉鄞州区政府行政强制案件中，郭鸿昌未能提交初步证据证实其所称的行政强制行为存在且系鄞州区政府实施，且鄞州区政府亦否认实施相关行为。该案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9）浙02行初23号行政裁定，驳回郭鸿昌的起诉，本院二审作出（2019）浙行终1122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本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缺乏郭鸿昌所称的“致害”行政强制行为存在并被确认违法的前提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关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事实根据的规定，应认定郭鸿昌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郭鸿昌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车勇进 审判员  吕柏超 审判员  马良骥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