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晋02刑终153号原公诉机关阳高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某1，男，汉族，出生于阳高县，小学文化，农民。因殴打他人于2016年9月12日被阳高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6月26日被阳高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阳高县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杨某1，山西祥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某2，男，汉族，出生于阳高县，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6月26日被阳高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日被阳高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9月30日被阳高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1月29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7月19日经阳高县人民法院决定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阳高县看守所。辩护人刘某，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某1，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阳高县人民法院审理阳高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于某1、于某2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晋0221刑初10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于某1、于某2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被告人于某1与被告人于某2为兄弟关系。2016年4月份的一天，阳高县古城镇下神峪村委会按照阳高县农业委员会部署，在村委会院内给村民无偿发放地膜。在发放过程中，于某1伙同于某2为于某1儿子于云在内蒙古耕种土地领取地膜，村委会不同意，于是二被告人以此为由，阻碍村委会发放地膜。后为了不影响下神峪村春耕工作，古城镇政府工作人员给了于某180卷地膜（规格为750×0.01mm5kg／卷），总价值4255.6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记载：2018年4月11日，阳高县公安局接大同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组办公室转办“关于于某2、于某1阻碍村委会发放地膜”的举报信，遂立案调查。2.阳高县农业委员会（2016）19号文件复印件记载：根据山西省农业厅、山西省财政厅晋农财发（2016）12号文件精神，阳高县2016年现代农业地膜覆盖项目总投资l560万元，全部用于地膜采购，地膜规格为750×0.01mm5kg／卷、1200×0.01mm10kg／卷，玉米及杂粮每亩补贴40元，全膜双垄沟播每亩补贴80元，地膜中标成交价10639元／吨；由乡镇统一对地膜进行初步验收，合格后以村为单位由村民代表参加的发膜组发膜。3.2015年、2016年下神峪村发放地膜会议纪要及地膜清册表记载：2015年、2016年下神峪村发放地膜情况。4.证人于某3证言证明：他时任下神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系于某1、于某2大哥。2016年下神峪村委会发放地膜过程中，于某1和于某2要给于某1儿子于云在内蒙耕种的土地领80卷地膜，他不同意。于某1、于某2、于云就不让村委会发放地膜，并且于某1把发放地膜的清册表拿走、于某2辱骂想领取地膜的村民王某1，于是村委会被迫停止了发放工作。当日12点左右，马某、贠林、张某1在村委会和他商量，因春耕在即，马某等人想自己出钱给于云购买地膜，他没同意。后他把自己领取的200卷地膜拉到古城镇，让镇里发给于某1等人。5.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2016年4月份的一天，他去村委会领取地膜，于某1在发放地膜房屋门口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于某2在房屋门口外站着，于某1大儿子在放地膜房屋里站着。当他准备领取地膜时，于某1、于某2先后辱骂他，于家三人还准备打他，被人拉开。他离开时听到于某1儿子说：“我在内蒙种地，这地膜也要领。”后来听说镇政府和于某1等人协商，多给了于某1等人一些地膜，才不阻拦村委会发放地膜。6.证人李某2证言证明：2016年春天村委会发放地膜时，他在村委会看到于某2辱骂准备领取地膜的村民王某1。7.证人马某证言证明：他是古城镇政府工作人员。2016年春季的一天上午，他、张某1、贠林配合下神峪村委会发放地膜工作。在发放过程中，于某1、于某2叫喊发放的不公平，站在放地膜房屋的大门边，拦住大门不让村民领取地膜，并辱骂准备领取地膜的村民，导致大部分村民当天没有顺利领取到地膜。8.证人贠林证言证明：他在古城镇政府负责农业、水利工作。2016年4月份，下神峪村发放地膜时于某1说他儿子在内蒙种地，也要领取80卷地膜，村委会不同意，于某1就不让村民领取地膜，还把登记的清册表拿走。他和张某1跟于某1说明在内蒙种地不能在下神峪村领取地膜，但于某1不听劝解。为了不影响地膜发放工作，他和张某1找于某3商量，他和张某1准备个人出资给于某1购买地膜，但于某3不同意，并说以镇政府的名义把于某3领取的地膜发给于某1。后给于某1发放了80卷地膜。9.证人张某1证言证明：他时任下神峪村第一书记。2016年村委会发放地膜过程中，他看到于某1在村委会存放地膜的门口坐着，拦着不让村民领取地膜，于某2和于某1的儿子也在院内站着。于某1说他儿子有下神峪村户口，在内蒙种地，也要领取地膜。他们对于某1进行劝解，于某1不听，直到下午于某1说再给80卷地膜就不阻拦了。后来他们给了于某180卷地膜。10.证人张某2证言证明：2016年村委会给村民发放地膜时他在场，于某1说儿子在内蒙种80亩地，也要领地膜，村委会不同意，于某1和于某2就阻拦地膜发放工作，并且于某2在村委会门口辱骂村民，不让村民领取地膜。第二天镇干部给于某1做通工作，村民才顺利领取地膜。11.证人王某2证言证明：2016年春天发放地膜时，于某1和于某2站在发放地膜门口不让村民领取，也不让他们发放，并和于某3吵了起来，当时就停止发放工作。12.证人武某1证言证明：她丈夫于忠全。2016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她到村委会听到有人说发放地膜不公平，于是她也说不再给她发就不能发放地膜。当时于某1在房门边站着，村委会就停止了发放工作。13.证人于某4证言证明：2016年他在村委会听到有村民议论地膜发放不公平，并听见于某2说“不公平就不要发”。14.证人王某3证言证明：2016年春季，她去村委会领取地膜时，看到于某2和于某1站在存放地膜房屋的门口不让村民领取地膜。第二天于某2和于某1还不让村民领取地膜。第三天王某1和她一起领取地膜时，于某2和于某1就辱骂王某1并把王某1推出房屋外面，她们没有领到地膜。15.证人于某5证言证明：2016年春天，他去村委会领地膜时看到于某2和于某1在村委会工作人员身前不让发放地膜。16.证人李某3证言证明：他现任下神峪村会计。2016年村里发放地膜时，他和王某2负责填写地膜供应清册表，有一天于某3不让发放地膜。后听说是因为于某1阻拦不让发放地膜。17.证人李某4证言证明：他听说2016年4月份村委会发放地膜时，于某1嫌发放不公平和村书记于某3争吵起来，导致发放工作停止。18.证人杨某2证言证明：于某1、于某2阻碍过他们村发放地膜。19.证人武某2证言证明：2016年他在下神峪村种地80亩左右，领取了80卷地膜，他在古城镇东雷庄村承包种地90亩左右，没有领取过地膜。20.证人师某证言证明：她离开下神峪村已10多年，她丈夫的弟弟武某2耕种了她们的土地，地膜也让武某2领取。21.被告人于某1供述称：2016年春季村委会发放地膜工作进行的不顺利，因为村委会不给他儿子于云在内蒙种的地发放地膜及给尹兵、于忠全妻子等人少发了地膜，他们觉得不公平，于是他、于某2、于云、尹兵、于忠全妻子就和于某3反映此事，于某3不理他们，他们就站在村委会发放地膜的地方大声叫喊说不公平的发放就不要发了，并且于某2说如果这样不公平的发放那就发吧，看怎么往下发放，于某3见此情况就说先不发了。当天在他阻拦发放地膜时候，于某3和他说在内蒙种地不能领取地膜。第二天镇干部贠林跟他说给他一人解决地膜问题，他说不行要解决一起解决。过了两三天的下午，贠林等人在村南去古城镇的路上，给了他和尹兵等人地膜，他和尹兵、于忠全妻子还给贠林签了字，他又领取了80卷地膜。22.被告人于某2供述称：2016年村委会发放地膜工作进行的不顺利，因为他和尹兵、于忠全妻子、于某1觉得不公平，他带头阻拦村委会发放地膜，他和于某1、于云站在村委会门口阻拦村民不叫村民进去领取地膜。于某1阻拦村委会发放地膜是因为于云在内蒙种地，也要在下神峪村领取地膜，村委会不给就阻拦。二、从2007年开始，被告人于某1未经下神峪村委会同意，擅自将位于村西北处三个连成一片占地22．55亩的村集体场面（打谷场）耕种。2009年村委会因该事将于某1诉至法院后撤诉，于某1停止耕种一年。2010年于某1未经村委会同意又将该集体场面耕种至案发前，致使村民们无法使用场面，给村民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记载：2018年4月11日，阳高县公安局接大同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组办公室转办“关于于某1霸占村集体打谷场30亩开垦耕种”的举报信，遂立案调查。2.阳高县原国土资源局出具情况说明证明：下神峪村西北集体场面三块地总面积为22.55亩。3.阳高县公安局提供于2018年7月24日拍摄的种植玉米照片显示：下神峪村西北集体场面被种植玉米，于某1当庭质证时供述为其所种植。4.阳高县价格认证中心阳价认鉴（2018）11号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记载：阳高县公安局提供的于某1寻衅滋事一案《价格认定协助书》及有关材料，因土地耕种情况不详、相关资料不齐全等原因，阳高县价格认证中心决定不予受理。5.民事诉状、申请撤诉书、民事裁定书记载：于某6代表下神峪村委会于2009年2月24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制止被告于某1非法侵占集体场面的行为，并判令于某1因非法侵占二年集体场面而补偿村委会6000元。经古城镇政府领导做工作，2009年4月2日下神峪村委会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09年4月3日裁定准许原告下神峪村委会撤回起诉。6.证人于某6证言证明：于某1大约在2007年开始耕种村集体场面。他担任村委会主任后，于2009年初以村委会名义告诉于某1不要耕种场面，于某1不听劝阻，后决定将于某1诉至阳高县法院，经镇政府出面协调，于某1不再继续耕种村集体场面，村委会撤回起诉。当年于某1没有耕种场面。7.证人朱某证言证明：他担任下神峪村支部书记期间，因为于某1耕种村集体场面，村委会于2009年起诉了于某1。后他、于某6与于某1协商，于某1保证不再耕种场面并退还给集体，村委会撤回了起诉。8.证人许某证言证明：于某1把村集体场面耕种后，于某6担任村主任期间因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于某1在当年把场面退回村集体，过了一年又耕种。2016年的一天晚上，她参加村委会召开的会议，会议内容要求把于某1私自耕种村集体场面收回，但会后没有执行下去。9.证人李某4证言证明：他们村集体场面被于某1耕种十多年，村民不能使用。在于某1耕种前村民一直在场面上碾粮。2016年他参加了村委会召开的讨论于某1占用场面地问题的会议，讨论结果是不交承包费就把场面收归村集体，最后没有执行。10.证人王某2证言证明：他们村西北方向有三十来亩的场面被于某1耕种，在这之前村民使用这个场面，现在村民只能在大路两旁、房前屋后打谷。2016年一天晚上，他参加村里召开的会议，讨论于某1耕种场面等问题。会后四五天，于某2在村街上辱骂他。11.证人杨某2证言证明：在于某3当村支书时，于某1耕种了村集体场面，于某6担任村主任时阻止过并向法院起诉过于某1，村民们也向时任村委会干部尹全反映过此事。2016年的一天晚上，他参加了村委会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把于某1私自耕种村集体场面收回。后村委会也没有把场面收回来。12.证人张某2证言证明：村民向时任村委会主任尹全反映过于某1私自耕种村集体场面的事。于某6担任村主任期间因此事向法院起诉过于某1，后来于某1仍耕种场面。2016年一天晚上，他参加了村里召开的会议，要求把于某1耕种村集体场面收回。后村委会没有把场面收回来。13.证人程某证言证明：他们村集体场面被于某1耕种了好多年。2016年一天晚上，他参加了村委会召开的会议，征求村民想不想收回被于某1耕种的场面，村民都说想收回。14.证人武某3、王某4、于某5、王某3、李某5、李某6、于某7证言分别证明：他们村西北面有集体场面，以前大部分村民都在场面打谷子、晒粮食，后来场面被于某1耕种，村民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地方晒粮食，很不方便。15.证人李某3证言证明：他任下神峪村会计，村集体场面占地几十亩，是村民每年秋天用来打谷的场地，场面被耕种前，村民一直使用。他没见过耕种场面有啥手续。他们村以义务工的形式拉沙石修过“王一路”。16.证人于某3证言证明：他不知道于某1耕种场面有什么手续。耕种几年后于某6担任村委会主任时将于某1起诉到法院，于某1停种一年。后于某1和镇里“闹事”，镇里又让于某1耕种了场面。他们村大约在十五六年前修建过“王一路”，他当时没有专门让于某1拉运沙子和石头，因为当时修路用的是村义务工，是全村的事，不可能单独找于某1一个人做工。他也没让于某1旋耕过退耕还林地，因为那是乡镇管的事，村委会无权管。他任村主任和村支书期间，村委会没有欠过于某1的钱，也没有人和他说过让于某1耕种场面。17.证人张某3证言证明：他担任阳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时，没有让人耕种过下神峪村的集体场面，他也没有主持修过下神峪村南“王一路”。18.下神峪村集体财务明细账及会计李某3出具情况说明证明：于某1欠村集体570.98元。19.被告人于某2陈述称：从大约l0年前，于某1耕种村集体场面到现在。于某3任村支书期间，村里修“王一路”，让于某1开三轮车拉沙，于某1雇用了他和于贵友，于某3还让于某1旋耕村退耕还林地。后因村集体没钱支付于某1工钱，于某3让于某1耕种集体场面。20.被告人于某1供述称：他大约从2007年开始耕种村集体场面，没有合同。于某3任村支书期间于2003年让他旋耕村退耕还林地、2003年前后村里修“王一路”让他拉沙石，答应村集体给他工钱，但一直没给。后他找于某3催要工钱，于某3说村集体没钱，不行让他耕种村集体场面顶工钱，后他就找到时任古城镇书记张某3说了这情况，张某3说镇里也没钱，那不行就种场面去吧，后他就耕种了村集体场面。他耕种场面后，每年秋天村民只能在自家门口或者是随便找一块荒地碾平打谷。2009年因为于某6代表村委会起诉他霸占村集体场面，他就停种了一年，后来他又继续耕种，因为他向时任镇长孙富催要他旋耕退耕还林地以及拉沙的工钱，孙富说镇里没钱，他又说那他还耕种场面，孙富当时不同意并说如果种了玉米苗长上来也要铲了，但他后来还是耕种了，也没人铲他的玉米苗，所以他就一直耕种到现在。村集体欠他旋耕退耕还林地以及修“王一路”工钱，他没有凭证，村民尹全、武保、于某6等人知道他旋耕退耕还林地，装卸工于贵友、于某2能给他证明拉沙修路。三、2016年9月12日，下神峪村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关于被告人于某1私自耕种村集体场面以及被告人于某2耕种村集体水库地等问题。会后于某2在村大街上当面多次辱骂参会人员许某、于某5、王某2、王某4等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下神峪村委会会议纪要复印件记载：村委会于2016年9月12日在于某3主持下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为调查场面地、水库地、南河滩地及卖小学校房等，参会人员有镇干部、村民代表、党员代表。2.证人于某3证言证明：2016年一天晚上，时任古城镇镇长徐德明到下神峪村调查于某1私自耕种村集体场面等事情，并召开了村民和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徐德明主持，他身为村支书参加了会议。第二天，因为于某1、于某2对这些参会人员怀恨在心，就辱骂参会人员于某5、许某、王某2、王某4等人，这些人向他反映了被辱骂的情况。3.证人王某2、王某4、于某5、杨某2证言分别证明：2016年一天晚上，他们参加了村委会召开的有关讨论于某1耕种场面等问题的会议。会后于某2在村大街上分别辱骂他们。以后他们尽量不上街，怕碰见于某2再挨骂。4.证人许某证言证明：2016年一天晚上，她参加了村委会召开的有关把于某1私自耕种村集体场面收回等内容的会议。会后于某2多次在村大街上辱骂她，当时有很多村民们都看见。以后她有很长时间不敢上街，怕于某2骂她，晚上睡觉也不踏实。5.证人程某证言证明：他参加完村委会召开的讨论于某1耕种场面会议后的一天中午，于某2在村小卖部辱骂并推搡了他几下。6.证人张某2证言证明：2016年一天晚上，他参加了村委会召开的关于收回于某1私自耕种村集体场面等内容的会议。会后第二天于某2在村大街上辱骂其他参会人员，但没有辱骂他。7.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2016年9月12日晚上，他参加了村委会召开的关于收回于某1耕种集体场面的会议。后听说许某等参会人员被人辱骂。8.证人李某4证言证明：2016年村里开会讨论过于某1耕种村集体场面等问题，他听许某说于某2辱骂过参会人员。9.被告人于某1陈述称：村委会开会后，于某2在村街上骂过那些参会人员。10.被告人于某2供述称：2016年秋天，他听说于某3召集村民们召开会议，参会人说他霸占村水库地以及旧小学剩下的那5间房屋，于某3要告他的状。会后他在村街上辱骂参会人员许某、于某5、王某2、李秀春等人。另外，公诉机关当庭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到案经过记载：2018年6月25日下午，阳高县公安局民警将于某1传唤至阳高县公安局办案中心接受讯问。2018年6月26日下午，阳高县公安局民警将于某2带至阳高县公安局办案中心接受讯问。2.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于某1因殴打他人于2016年9月12日被阳高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3.户籍证明记载：于某1出生于1970年12月20日，于某2出生于l964年2月1日。原审法院认为，山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现代农业地膜覆盖项目，被告人于某1之子于云未在下神峪村耕种土地，本不应该在下神峪村领取地膜，而于某1伙同被告人于某2以阻拦村委会给村民发放地膜为手段，强行索要价值4255.6元的80卷地膜，破坏了社会秩序；被告人于某1从2007年开始，任意占用22.55亩村集体场面（打谷场）长期耕种，致使村民们不能使用场面，给村民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被告人于某2为泄愤，在村大街多次公开辱骂村委会组织召开会议的参会人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破坏了社会秩序。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且在强行索要地膜寻衅滋事犯罪中属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于某1实施了阻拦发放、强行索要地膜的行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于某2为配合于某1强行索要地膜而实施了阻拦发放地膜的行为，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于某1在庭审中虽表示自愿认罪，但当庭未如实供述阻拦发放地膜、擅自耕种场面等主要犯罪事实，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及自愿认罪。于某2在庭审中如实供述了辱骂他人的犯罪事实，但否认阻拦发放地膜，对其如实供述部分依法从轻处罚。于某2对辱骂他人的行为自愿认罪，酌定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于某1、于某2辩称他们没有阻拦村委会发放地膜、指控地膜价格偏高。经查，在审理查明中列举的多名证人证言证实二被告人实施拦门、辱骂领取地膜的村民及于某1拿走清册表等阻拦行为，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都曾供述阻拦了发放地膜工作；起诉书以阳高县农业委员会文件中记载的地膜中标成交价认定二被告人强行索要80卷地膜的价值，有理有据。故二被告人上述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于某1辩称因村集体欠他工钱并经时任村书记和镇领导同意才耕种了村集体场面。经查，现有证据中时任村干部、镇领导均未同意其耕种村集体场面，也没有证据证明村集体欠他工钱，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人于某1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于某2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责令被告人于某1、于某2共同向阳高县古城镇人民政府退赔价值4255.6元的80卷地膜。上诉人于某1的上诉理由是：扶贫地膜是给送给其本人的；其耕种打谷场面经过了于某3的同意。上诉人于某1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上诉人于某1自愿认罪，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于某1从轻处罚。上诉人于某2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于某2没有与于某1共同强行索要地膜的意图和行为，其辱骂许某等村民的行为事出有因，未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希望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于某2无罪、免予刑事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某1和于某2通过阻拦村委会发放地膜而强行索要80卷地膜的事实以及上诉人于某1占用村集体场面的事实是存在的，有原判所列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于某2多次辱骂村委会参会人员的犯罪事实，经查，在案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于某2在2016年9月12日村委会会议之后辱骂过参会人员，但原审法院认定为“多次”辱骂，证据不足，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之“情节恶劣”的规定，故该起事实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上诉人于某2及辩护人关于辱骂行为未达成情节恶劣的上诉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于某1、于某2向村委会提出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强行索要价值4255.6元的80卷地膜，破坏了社会秩序；上诉人于某1从2007年开始，任意占用22.55亩村集体场面（打谷场）长期耕种，致使村民们不能使用场面，给村民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二上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上诉人于某1的上诉理由，与在案证据所证实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纳；关于量刑，经审查，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于某1实施的两起犯罪事实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对上诉人于某1的量刑适当，故对上诉人于某1的辩护人所提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因本院对上诉人于某2辱骂参会人员的事实不作认定，故依法对上诉人于某2的刑期作出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2019）晋0221刑初1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于某1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维持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2019）晋0221刑初10号刑事判决第三项（即：责令被告人于某1、于某2共同向阳高县古城镇人民政府退赔价值4255.6元的80卷地膜）；三、撤销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2019）晋0221刑初10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人于某2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上诉人于某2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前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2018年6月26日起至2018年8月2日折抵刑期38天），即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2020年2月10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燕燕审判员 臧海霞审判员 董雁翔 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