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再10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陈献存，男，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海，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平，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大桥新区西塘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6605818833。法定代表人：林献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强，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明，浙江海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陈献存与被申请人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6)浙0424民初5578号民事判决，陈献存不服，提起上诉，后未交上诉费，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8）浙04民终178号民事裁定，裁定按陈献存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现(2016)浙0424民初5578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5月，陈献存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8）浙04民申99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9年2月21日再审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鉴于在再审审查过程中，陈献存提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同类纠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裁定提审，建议本案再审延期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决定，延长审限三个月。2019年7月2日，陈献存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组织双方当事人就所有纠纷进行一揽子调解为由，请求给予双方当事人庭外和解三个月时间，琦洲公司口头确认正在调解但未向本院提交庭外和解的申请，本院遂于2019年7月18日裁定案件中止诉讼。2019年8月10日，案件恢复审理。本案于2019年8月29日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陈献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海、被申请人琦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强、李海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献存申请再审称：一、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缺少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琦洲公司起诉无非是要求改变合同的付款方式。二、琦洲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聘任协议复印件是伪造的，不是陈献存签名。一审对该份证据也没有认定。三、在（2015）嘉盐西初字第331号案件中，琦洲公司自认双方当事人系加工定作合同纠纷。（2016）浙04民终1330号判决书中也认定“陈献存先以琦洲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签订购销合同，再与琦洲公司之间按加工定作合同进行结算”，这是典型的挂靠经营关系。双方之间的挂靠经营关系还有证人林某、虞某的证言、对账单、琦洲公司的付款记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查令回函、孙国强、林献品的询问笔录、公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四、《加工定作合同》与《产品购销合同》指向同一个产品，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必然会导致琦洲公司一物两卖，自相矛盾。五、原审释明陈献存可另案起诉不当，因为陈献存如果以《加工定作合同书》起诉，琦洲公司交付了货物，陈献存应当支付货款，而不是琦洲公司支付陈献存多出的款项，这将导致琦洲公司交付一批货物得到两次货款。六、本案系多个项目连续履行，单一项目无法确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只有综合双方挂靠期间所有项目的合同履行情况，综合计算才能还本案的真实事实。请求再审改判驳回琦洲公司的诉讼请求。琦洲公司提出意见称：一、陈献存提起上诉后又撤诉，再审又超出时效，应驳回其再审申请。二、其未与陈献存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书》。三、陈献存在公安机关有陈述，承认自己是琦洲公司的业务员。四、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的纠纷多次起诉，后又多次撤诉，请求驳回陈献存的再审申请。2016年12月12日，琦洲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陈献存为其外聘业务员，陈献存向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也公司）、唐山境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境界公司）、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光公司）推销了琦洲公司生产的供用电设备后，共收取货款399.80万元未给付琦洲公司。请求判令陈献存立即给付货款399.80万元并支付货款利息损失1006387.3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1月15日，琦洲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林赞品将琦洲公司的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授权陈献存在河北地区使用，授权期限为2010年11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陈献存有权以琦洲公司名义参加项目的投标报价、收取合同货款、处理与合同有关的事项。2011年7月12日、2011年7月15日、2011年7月28日、2011年8月6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代理人身份与弘也公司分别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四份，约定由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供应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等电气设备，总价款247万元。2011年9月9日，琦洲公司交付货物至弘也公司。上诉四份合同的货款均由陈献存于2012年1月-2012年5月陆续向弘也公司收取，未交付给琦洲公司。2011年9月5日，琦洲公司开具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247元。2014年3月11日，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发函，称“2011年7月15日、7月28日及8月6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开关设备买卖合同三份，合同总价为199万元…为规范今后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给付行为，郑重告知贵公司下列事项，贵公司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应以下列方式向我公司履行货款给付义务…。”2013年8月5日、2013年10月5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代理人身份与东光公司分别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二份，约定由琦洲公司向东光公司供应馈线（应是高压）开关柜等电气设备，总价款965万元。后琦洲公司陆续发货至东光公司。陈献存陆续收取东光公司货款，已交付琦洲公司货款551.6705万元（包括陈献存代琦洲公司向星途公司垫付款27.20万元，尚余57.80万元未交付琦洲公司。此外，东光公司尚有剩余货款131.706035万元未付清。就该剩余的货款，2016年2月19日，陈献存向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东光公司及琦洲公司，要求东光公司支付陈献存剩余货款1317060.35元，目前该案仍在诉讼中。2013年8月6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名义与境界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琦洲公司向境界公司供应高压开关柜等电气设备，总价款315万元。2013年12月12日，琦洲公司发货至境界公司。2014年3月29日，琦洲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金额共计315万元。陈献存陆续收取东光公司货款189万元，已交付琦洲公司预付货款94万元，其收取的95万元未交付琦洲公司。2014年3月11日，琦洲公司向境界公司发函，称“2013年8月4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开关设备买卖合同一份，合同总价为315万元…为规范今后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给付行为，郑重告知贵公司下列事项，贵公司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应以下列方式向我公司履行货款给付义务…。”2015年12月23日，琦洲公司以定作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陈献存[（2015）嘉盐西初字第331号案件]，海盐法院认定琦洲公司与陈献存于2007年起发生业务关系，2010年12月31日，双方经对账确认，陈献存应付琦洲公司加工定作款1315000元。该案经海盐法院判决后陈献存不服，提出上诉，嘉兴中院作出（2016）浙04民终1330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陈献存从弘也公司、东光公司及境界公司取得的货款均系因琦洲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而陈献存在上述三家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的身份均是基于琦洲公司的授权。在该《产品购销合同》中，陈献存系作为琦洲公司的代理人，代琦洲公司处理与合同有关的事务并收取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故对上述货款陈献存在取得后应交由琦洲公司。现陈献存主张其与琦洲公司之间另存在加工定作合同，但其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项下，且结合本案的有关庭审情况，陈献存也认可琦洲公司另行向其支付合同差价款的情况，而非由其先直接扣除。事实上，就涉及邦力公司、永顺公司、红旗公司等业务单位的合同，陈献存已依据其主张的定作加工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琦洲公司返还差价款，故陈献存可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利，其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意见不予采纳。对陈献存答辩时称其认为琦洲公司诉请的有关东光公司的货款不应重复审理的意见，因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系陈献存起诉东光公司及琦洲公司，其诉请为要求东光公司向陈献存支付剩余货款1317060.35元，而本案诉争系陈献存已向东光公司取得的货款57.80万元，所诉争的标的物不同，故并不构成重复审理。关于利息损失部分，对琦洲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予以支持；但对琦洲公司的起算日期，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未规定“应当转交”的具体时间，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结合本案陈献存收取款项的地点、方式等延迟因素，予以调整为陈献存在收取该业务单位最后一笔款项的次月当日开始起算，对琦洲公司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陈献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琦洲公司货款共计3998000元，并支付自陈献存取得该业务单位最后一笔货款的次月当日开始算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二、驳回琦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683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31元，由琦洲公司负担8352元，陈献存负担43479元。一审判决后，陈献存提起上诉，后因未交上诉费，本院裁定按陈献存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一、陈献存与琦洲公司是否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书》，二、双方之间的结算方式。为证明其主张，陈献存在再审中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产品购销合同与加工定合同书对比表》，《琦洲公司从陈献存处收款情况汇总》、《陈献存实际收款情况汇总》，证明琦洲公司、陈献存从客户处取得的货款总额和《产品购销合同》的货款基本持平，以差价来结算双方的款项进出也基本持平，印证双方是挂靠经营关系。证据二，2017年始全部的《产品购销合同》和《加工定作合同书》、发货清单，证明发货清单上的合同编号与《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编号一一对应，琦洲公司是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向客户发货的，琦洲公司与客户的《产品购销合同》只是名义上的合同。证据三，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证明书和《情况说明》，证明2015年以后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不再使用浙江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名称和公章，琦洲公司2017年向法院提供的《情况说明》是造假的，目的是掩盖虞某在琦洲公司工作的事实。证据四，20110701－3号、201301016号《加工定作合同书》，证明琦洲公司在另一案件中对上述两份合同予以认可，和虞某的陈述相互印证。证据五，对账单证明双方之间的《加工定作合同书》自2007年始，均是通过传真形式订立的。证据六，琦洲公司给陈献存的打款记录，证明琦洲公司是按照《产品购销合同》和《加工定作合同书》的差价来结算的，并不是按5%的业务提成费来结算。证据七，法人代表授权书及弘也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和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的订购合同，证明在法人代表授权之前，陈献存已经使用了琦洲公司的公章，授权只是投标程序的需要，不存在授权前后双方合作方式的改变。证据八，陈献存的询问笔录及刑事判决书，证明陈献存在公安的陈述的反复，是在关押的特殊环境下所作的陈述，不能以此作为民事定案的依据。证据九，高院的调查令回函，证明QQ号85×××74和手机180××××****是绑定的，号码为180××××****的手机是琦洲公司副总孙国强的手机。证据十，孙国强在洞头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证明琦洲公司与案外人林宝胜的挂靠经营模式与陈献存相同，林某是琦洲公司的经理，负责与挂靠人签订加工合同。证据十一，林献品在洞头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证明孙国强是琦洲公司副总，2013年林某负责与挂靠人签订加工合同。证据十二，林某在洞头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证明2006年――2014年林某担任琦洲公司销售经理，负责与挂靠人签订加工合同并以传真形式传真合同。证据十三，林献品提供给洞头县公安局的对账单，证明挂靠人的利润是外部合同减去内部合同加约定的税金。证据十四，（2019）浙乐证内经字第441号公证书，证明孙国强于2014年1月14日通过85×××74QQ邮箱向陈献存cxc10000.163.com邮箱发送《陈献存2011.1.1－2014.3.31》，对账单上发货金额除52.29万元系陈献存自行采购外，其他的金额与《加工定作合同书》金额一致，双方是按照内部合同结算的。另外，该QQ号还向陈献存发送过收款收据、承兑汇票的照片等。琦洲公司再审中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证明琦洲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由琦洲电气有限公司变更成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据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再10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陈献存提供的证据九至证据十四，在（2019）浙民再106号案件中也已提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与案件没有关联性。琦洲公司对陈献存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其没有和陈献存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书》。上海琦洲公司和河北四通电力设备公司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书》。收付款没有核对过。证据二，对《产品购销合同》和发货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加工定作合同书》是不存在的。证据三，不清楚陈献存想证明的目的。证据四，笔录上不是琦洲公司代理律师的签名，琦洲公司没有认可相应事实。证据五，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上海琦洲公司和河北四通电力设备公司的对账单。证据六，对打款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陈献存提供的打款单是2007－2010年的打款记录。证据七，对法人代表授权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八，恰恰证明陈献存曾承认自己是琦洲公司的业务员。证据九，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180××××****是孙国强使用的手机，不清楚是否与85×××74QQ号绑定。证据十至证据十三，系林宝胜刑事案卷中的材料，属国家机密，陈献存称从林宝胜手中取得，证据来源不合法，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根据社保证明，孙国强是2015年2月后在琦洲公司担任副总职务，之前受法定代表人委托从事过工作。林某在琦洲公司担任过销售经理的职务，但证明的工作时间不对，应以工商登记的时间为准。证据十三的对账单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十四，85×××74QQ号不是孙国强的邮箱，即使发送了对账单也没有经过公司授权，也没有相应的回复。陈献存对琦洲公司出示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2019）浙民再106号案件不构成对本案的预判，这个案件对事实没有进行认定，且没有否定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琦洲公司出示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陈献存所出示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是挂靠经营关系。证据二，与本案关联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发货单、《加工定作合同书》一审中已经过质证认证，不再审查，其他《产品购销合同》及发货单、《加工定作合同书》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三，一审对该份《情况说明》的认证意见不明确，出具该份说明的单位是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加盖的公章却为“浙江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据陈献存提供的证据，2014年浙江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故2017年加盖浙江华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明力，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定。证据四，两份《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真实性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应予认定。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直接证实陈献存与琦洲公司必然按照挂靠经营方式结算。证据六、七与本案无关联。证据八，原审中已经过质证，不再审查。证据九至证据十四，与案件审查的对象无关联性，不予认定。结合全案证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分析如下：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书》，陈献存的主张有一定依据，理由如下：1.陈献存主张的“陈献存先以琦洲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签订购销合同,再与琦洲公司就同一合同标的物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书》,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进行结算”的交易模式，在本案交易发生之前即已存在，双方当事人均予认可，并为生效的（2016）浙04民终1330号判决所确认。双方当事人有继续交易的基础。琦洲公司主张，2010年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由加工定作关系变成陈献存受聘成为业务员提成的关系，无证据证明。2.在（2016）浙04民终1330号案件中,琦洲公司与陈献存发生加工定作关系所使用的合同章与本案陈献存提供的《加工定作合同书》上的合同章相同。琦洲公司提出，陈献存利用授权私盖琦洲公司的公章，但《加工定作合同书》上琦洲公司的合同章和琦洲公司授权陈献存使用的合同章不同。琦洲公司又提出，陈献存伪造了新的合同章，但无证据支持。3．在本案交易中，琦洲公司发货单上的记载的合同编号和陈献存提供的《加工定作合同书》上的合同编号一致，和《产品购销合同》上的合同编号不一致。当《产品购销合同》与《加工定作合同书》的交易数量不一致时，琦洲公司向客户发送的货物数量和《加工定作合同书》上记载的数量相同，和《产品购销合同》上记载的数量不一致。另外，《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货物运输费由琦洲公司承担，但陈献存向琦洲公司联系的驾驶员支付了运费，并持有驾驶员出具的收条，该行为和《加工定作合同书》上约定运费由陈献存负担的内容一致。琦洲公司称,陈献存系作为业务员代琦洲公司支付运费,相关费用其已支付给陈献存。该陈述不能解释应由财务做账的运费支付凭证在结算之后仍被陈献存持有的原因。4.陈献存虽于2013年在张某刑事案件中，作为行贿人（行贿10万元）作过其是琦洲公司经销商，领取业务提成的陈述，但在本案中其解释“单位行贿20万元构罪，个人行贿10万元构罪，称自己是琦洲公司的经销商，拿业务提成，可以规避刑事责任”也有一定道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事后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陈述的，对原陈述可以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陈献存和琦洲公司就本案涉争的三笔交易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书》，琦洲公司也是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约定，向陈献存指定的客户发货。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结算方式，《加工定作合同书》约定了付款时间，现付款时间均已届满。陈献存称，双方并不是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逐笔结算，而是一段时间总结算，为此提供了孙国强发送的对账单，但琦洲公司予以否认。因对账单无变更付款时间的约定，故对账单即使是真实的，陈献存主张本案应与其他交易总结算也没有依据。据上，再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11年7月12日－8月6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弘也公司签订4份《产品购销合同》，交易标的物为12台高压开关柜、26台低压开关柜，母线桥2套等，合计交易金额247万元。2011年7月15日、8月3日、8月8日陈献存通过传真的形式陆续与琦洲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书》4份，合同编号分别为20110715－04、20110715－05、20110728－06、201108039，交易标的物为12台高压开关柜、23台低压开关柜，母线桥1套等，交易金额总计114.7万元，付款时间双方当事人分别约定在设备安装调试三个月内支付或安装调试投运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其中，2011年9月9日，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交付了高压开关柜12台、低压开关柜23台、低压母线桥1套等物，其发货单上记载的合同编号与《加工定作合同书》的合同编号一致，陈献存向驾驶员支付了相关运费。（二）2013年8月5日、10月5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东光公司签订2份《产品购销合同》，交易标的物为高压开关柜115台、清弧柜2台、母线设备柜2台、发电机小室1套、母线桥19700米等，合计交易金额965万元。2013年8月18日、10月5日陈献存通过传真的形式陆续与琦洲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书》2份，合同编号分别为20130822－01、20131005－02，交易标的物为高压开关柜119台、发电机小室1套，交易金额总计712万，双方当事人约定付款时间约定设备运行一年内无质量问题，货款付清。2013年11月23日、12月30日、2014年1月1日、1月7日，琦洲公司向东光公司交付了货物。其发货单记载的合同编号与《加工定作合同书》的合同编号一致，陈献存向驾驶员支付了相关运费。（三）2013年8月4日，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境界公司签订1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JJD20130804，交易标的物为54台各类型号的高压开关柜，交易金额为315万元。2013年8月15日，陈献存通过传真的形式与琦洲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书》1份，合同编号为20130815，交易标的物为54台各类型号的高压开关柜，交易金额为228万元。付款时间双方约定设备运行一年内无质量问题，货款付清。2013年12月14日、23日，琦洲公司向境界公司交付了货物，其发货单记载的合同编号为20130815，陈献存向驾驶员支付了相关运费。（四）2019年6月10日，琦洲电气有限公司变更成琦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弘也公司、东光公司、境界三家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与琦洲公司再签订过《加工定作合同书》，琦洲公司按照《加工定作合同书》向客户单位交付货物。双方之间应按《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约定进行结算。再审中，陈献存认可客户是否支付《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不影响陈献存根据《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约定，向琦洲公司支付货款，故根据涉案《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约定，陈献存应付琦洲公司的货款金额总计为1054.7万元，已支付645.6705万元，尚余409.0295万元应按期支付。现付款期满，且陈献存也没有证据证明设备运行有质量问题，故陈献存应向琦洲公司支付上述货款并按约支付相应税金。关于陈献存提出的只有综合双方挂靠期间所有项目的合同履行情况，综合计算才能还本案真实事实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已约定付款期限，陈献存主张应与其他交易合并计算没有依据，其他案件是否应多退少补，与本案审理无关，陈献存可另行主张。综上，陈献存部分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的部分事实有误，应予纠正。原审判决陈献存向琦洲公司支付货款399.8万元，琦洲公司未提出异议，该判决结果已对陈献存有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再审法院可以在判决中纠正瑕疵后，对原判决予以维持。故原审法院虽认定事实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6)浙0424民初557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春审判员 刘 坤审判员 徐连忠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富王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