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0民终10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安市。法定代表人：刘矿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梅，黑龙江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尚明，男，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监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丹丹，女，199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儒国，黑龙江博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丽芹，女，197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上诉人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安公司）因与上诉人黄丽芹、被上诉人李丹丹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2018）黑1084民初1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源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梅、被上诉人李丹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儒国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黄丽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源安公司未召开定期股东会议，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的规定，可知未召开股东大会不是判定公司是否陷入僵局，经营发生困难的标准。李丹丹作为原持有公司50%股权的股东，其完全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源安公司符合解散公司条件的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源安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李丹丹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事实错误。截止到目前为止，源安公司未给李丹丹造成经济损失。源安公司发起的关于追缴源安公司发起人李某、郭某责任的诉讼，从公司、股东角度而言都是有利的，是维护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李丹丹与李某系叔侄关系，只有从个人感情出发李丹丹才会持不同意见，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论述“作为股东而言，投资设立公司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股东通过参与公司决策，行使股东权利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保证收益的及时获取。”这充分说明，现源安公司进行的发起人责任诉讼是维护李丹丹股东权益的行为，源安公司存续不会使李丹丹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2.一审法院认定“源安公司的股东会机制失灵，李丹丹的股东权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的事实认定错误。李丹丹自2015年通过股权受让成为公司股东后，其并没有依法或者依据章程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在调解时，源安公司提出要求李丹丹到武汉分公司与另一股东黄丽芹见面协商，其以书面意见拒绝，这足以证实李丹丹的股东权利并没有被公司剥夺，而是李丹丹根本就不想行使股东权利，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置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于不顾。3.一审法院认定“源安公司的僵局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及调解期间，本案第三人黄丽芹明确表明愿意收购李丹丹股份，收购价格可以与李丹丹协商或者由有关部门评估鉴定。但是李丹丹均不同意，坚持要求解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一方股东表示愿意以合理价格收购另一方股东的股权，而提起诉讼的一方股东坚持不转让股权，只要求解散公司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无法化解僵局，符合解散的条件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源安公司2018年7月23日召开股东会议除名李丹丹因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股东会议不成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经公司催告缴纳，在其合理期限内未缴纳的，股东会有权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2015年3月10日因公司股权发生转让，修改了公司章程，按修改过的公司章程，李丹丹有出资500万元的连带出资义务，约定出资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但李丹丹一直未履行出资义务。2018年6月1日公司按李丹丹在宁安法院地址送达确认书的地址给其邮寄了履行出资义务的《催告函》并电话短信通知。至2018年6月21日20天过去李丹丹未履行出资义务并且未到公司。公司于同日又向其宁安法院确认的地址及武汉市洪山区地址分别邮寄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书、股东大会需要讨论和决定的事项材料并电话短信告知，李丹丹仍没有响应，2018年7月23日上午10点公司正式召开了股东会，股东黄丽芹按时出席，召集人张尚明组织了股东大会，经股东黄丽芹投票通过了股东李丹丹未履行出资义务对其进行除名的决议。决议已按李丹丹宁安法院确认地址及武汉市洪山区地址分别以法定程序送达给李丹丹，已生效。而一审法院认定因李丹丹、黄丽芹各持有公司50%的股权，2018年7月23日的股东会议李丹丹没有出席，黄丽芹独自表决，属于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从而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抗辩的李丹丹不具有股东资格，无法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请，显然错误。本案中，李丹丹系源安公司拥有50%股权的股东，源安公司召开除名股东会会议前通知了李丹丹参加会议，已尽到了对拟被除名股东权利的保护。李丹丹在除名决议表决时，其所持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应被排除在外，因此本案诉争除名决议已获除李丹丹以外的股东黄丽芹表决同意，即以100%表决权同意并通过，故该股东会决议应属有效。故李丹丹已被公司除名，不具备股东身份，无权提出解散公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李丹丹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第一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第二项上诉理由，在一审中已经进行了查明，双方当事人提供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符合公司解散条件的事实认定正确。所出现的僵局无法化解，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其提出的其他理由与本案无关。三、上诉人第三项上诉理由，在一审中已经明确其于2018年7月23日对被上诉人所作出的除名决议，因其不是有效决议，因此没有法律效力。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僵局，应该依法判决解散。理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本案中，公司仅有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他们之间严重不合，无法有效形成决策。公司已经三年多没有召开股东会，已经满足了公司解散的基本条件。上诉人所提一审判决错误等观点纯属无中生有，主观臆想，无任何事实依据。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法院程序严谨，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黄丽芹未到庭、未答辩。李丹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解散被告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源安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5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案外人郭某、李某为公司股东。李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出资额850万元，占出资比例85%。郭某出资额150万元，占出资比例15%。2015年3月1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李某将持有公司的占注册资本的5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黄丽芹；李某将持有公司的占注册资本的35%股权转让给原告李丹丹；郭某将持有公司的占注册资本的15%股权转让给原告李丹丹。公司股权变更后李丹丹持有源安公司的50%股权，黄丽芹持有源安公司的50%股权。2015年3月10日，召开新股东会议，会议一致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第一条、第七条；戚艳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黄丽芹任公司经理；张尚明为公司监事。源安公司章程规定：（第五条）公司经营范围：对俄罗斯边境小额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仓储服务。（第八条）股东会的组成及职权。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3.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4.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5.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6.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7.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9.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10.修改公司章程。（第九条）股东会会议的种类。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年年初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条）股东会会议的出席。股东为自然人的，自然人应当出席股东会会议；不能出席股东会的，可以委托他人。……（第十三条）股东会议的表决方式。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十四条）执行董事的产生办法。公司规模较小。不设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十八条）监事的产生办法。公司设监事一人，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二十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并依法登记。（第二十二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源安公司在宁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基本信息显示企业经营状态为“正常”。源安公司的企业档案显示：李丹丹和黄丽芹系源安公司的股东，各占50%的股份，非股东刘矿辉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非股东张尚明为监事，李丹丹在公司没有担任职务；2018年6月28日，成立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并在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登记。源安公司自2015年3月10日变更为股东李丹丹和黄丽芹后，至今已持续三年未召开定期股东会议。该公司与其他公司或者个人有业务往来。2018年4月12日，源安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决定：任命刘矿辉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8年4月14日，源安公司在宁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变更登记手续。本案在审理过程中，2019年4月8日，原告李丹丹称，2018年4月12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法定代表人任免文件、执行董事的任免文件、经理的任免文件中的“李丹丹”签名不是本人所写，并向本院申请了司法鉴定。2019年4月30日，源安公司称，文件中“李丹丹”的签名不是原告李丹丹亲自所写，是由经李丹丹委托他人代为书写。被告没有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2019年5月19日，原告李丹丹撤回鉴定申请。2018年7月23日，源安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第三人黄丽芹到会，李丹丹没有出席股东会，会议决定：“因股东李丹丹未履行出资义务，且经合理催告后仍未出资，故其他所有股东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李丹丹作为源安公司股东的资格”。另查明，2018年4月25日，源安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郭某发起人责任纠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源安公司申请依法追加李丹丹为该案被告参加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2018年7月17日，宁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接到李丹丹投诉2018年4月12日源安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刘矿辉，没有召开股东会，公司虚假变更登记一事，宁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7月18日对李丹丹进行了答复，答复的主要内容为告知其反映的问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理；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工商登记引发民事纠纷时，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源安公司已经符合司法解散的条件。理由如下：一、源安公司自2015年3月10日变更为股东李丹丹和黄丽芹后，至今已持续三年未召开定期股东会议，亦未能形成有效的临时股东会决议，股东会机制已失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或“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上述理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规定既是人民法院受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条件的形式审查依据，同时也是判断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的实体审查依据。本案中，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原告与被告、第三人虽然对“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产生分岐。但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则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一个整体而言，二分之一不是多数。股东会议的表决环节中，极容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因此，既然公司章程规定是代表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则就应当理解为超过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这样才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体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界满”，包含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含本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普通法，《公司法》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而言是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精神，在《公司法》已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因此，源安公司章程中规定“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应不包含本数。但是，源安公司仅有李丹丹与黄丽芹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拥有对等的表决权。因此，源安公司只有在两位股东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只要两位股东的意见存在分岐、互相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进而影响公司的运作。源安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2018年7月23日所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表决时均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决议不成立。可见，源安公司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议事方式与表决程序的制度设计本身，使公司更易于出现表决僵局，而僵局一旦形成，难以打破，源安公司不能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股东会机制失灵，源安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被告和第三人均称，李丹丹拒不参加股东大会的行为，并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及《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不符合公司解散法定事由。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公司是否存在僵局以及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实质条件，则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过错，《公司法》没有限制过错方股东解散公司，对被告和第三人的观点，不予采纳。被告和第三人均称，源安公司一直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被街道评为“爱心企业”等，不同意解散公司。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相关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是指管理方面存有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源安公司内部机制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的情况下，即使公司一直在经营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经营管理已陷入困难的局面。因此，被告及第三人以公司一直在经营为由，认为公司管理尚未出现严重困难情形的观点，不予采纳。二、源安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李丹丹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作为股东而言，投资设立公司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利益。股东通过参与公司决策、行使股东权利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保证收益的及时获取。公司的经营管理如果出现严重困难，则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以及股东权利实现通道的畅通，进而对股东的利益构成严重损害。本案中，源安公司章程中第八条规定了公司股东会的职权，第九条规定了公司每年年初召开定期股东会。李丹丹在公司没有担任职务，李丹丹本可以通过股东会职权了解公司状况。但源安公司三年多没有召开定期股东会，源安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召开的关于更换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临时股东会议，没有李丹丹的亲笔签字及委托他人出席会议、代其签字的相关证据。2018年7月23日，召开关于解除李丹丹源安公司股东资格的临时股东会议，只有股东黄丽芹的表决意见。两次临时股东会表决时均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被告和第三人称以上两次股东会均为有效决议。可见，源安公司的股东会机制失灵，李丹丹的股东权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李丹丹投资设立源安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合法权益遭到损害，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存续，李丹丹的合法权益将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三、源安公司的僵局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将调解等其他救济途径设置为司法解散公司的前置程序，是因为司法解散将导致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且有不可恢复性，处理不当导致社会资源浪费。但是，立法对此所抱的谨慎态度并不等同于前置程序可以久拖不决。对于已经陷入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在通过其他方式仍无法化解纠纷时，只能通过司法解散公司这一股东退出机制来打破僵局。因此，在强调司法解散公司前置程序的同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否则过于冗长的前置程序可能使得公司司法解散机制形同虚设。本案中，在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多次调解，如由其中一名股东收购另一名股东的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等建议性方案，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无法化解僵局，符合司法解散的条件。四、原告李丹丹持有源安公司50%的股份，符合《公司法》关于提起公司中解散诉讼的股东须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条件。被告源安公司、第三人黄丽芹均称，2018年7月23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股东大会决议，李丹丹已被公司除名，不具备股东身份，无权提起解散公司。如前所述，2018年7月23日，源安公司所召开的股东会议，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被告源安公司、第三人黄丽芹的观点，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源安公司股东李丹丹、黄丽芹之间的矛盾不能按照约定程序作出决策，将进一步损害股东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李丹丹作为持股50%的股东提出解散源安公司，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五条规定，判决：解散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证据一，郭某的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民事答辩状及笔迹鉴定申请书。意在证明本案出现了新的重大事实，源安公司股权将发生变化，申请中止审理。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一、郭某不是本公司解散案中的当事人，其在武昌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二、郭某在武昌法院作为被告也是本案上诉人提起的发起人责任纠纷一案，该案与公司解散案无关，三、本案是公司解散案件，与发起人责任纠纷案件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另一案件的审理，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不是中止本案审理的法定事由，因此上诉人主张中止本案审理不成立，综上，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证据二，李丹丹向哈尔滨中院提交的《不同意起诉申明书》，意在证明，李丹丹意在协助李某逃避发起人责任，滥用股东权利，才提起的本案。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一、该不同意起诉声明书中并没有上诉人提到的案外人李某，上诉人何来被上诉人意在协助李某逃避发起人责任，滥用股东权利；二、上诉人在第一组证据中也已经对被上诉人提起了发起人责任纠纷诉讼，应当说是上诉人及第三人滥用股东权利，滥用诉讼权利，其目的才是拖延本案的审结，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证据三，李某向哈尔滨中院提交的证据目录，里面所列全部证据来源均是由李丹丹向李某提供的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或者是来源于本案的证据。意在证明，李丹丹在协助李某逃避发起人责任，其行为进一步说明其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源安公司利益。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一、该组证据中所显示的信息都是公开信息，有些信息可以在相关网站查询到，有些信息是本案中出现的，但是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向案外人李某提供的，更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了源安公司利益，上诉人没有拿出证据证明损害了源安公司何种利益，据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证据四，李某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提交的租赁合同一份，与原审证据一中宁安法院的址地确认书上载明的李丹丹电话与该租赁合同上李某所留电话为同一号码；而原审证据一中李丹丹的流动人员信息表所留电话与李某的电话号码缴费凭证所列号码是同一号码。意在证明，李丹丹与李某之间有意联络，串通发起一系列诉讼，意在逃避发起人出资责任，损害源安公司利益。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形式要件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一、该组证据关于电话号码，每个人都有单独自己的电话号码，相互之间电话沟通是很正常的，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之间存在串通以及逃避发起人出资责任；二、上诉人的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并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源安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应认定源安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关于公司解散的条件。首先，源安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已发生严重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定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运行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是否存在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本案中，上诉人源安公司仅有被上诉人李丹丹和原审第三人黄丽芹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源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二分之一以上”是否包含本数，根据《公司法》股东会决议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规定，必然要体现出多数的效果。就本案而言只要两名股东的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极易出现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的僵局，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从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也就无法体现，势必会影响公司的运营。上诉人源安公司自2015年3月10日变更股东为李丹丹和黄丽芹后，至今已持续三年未召开定期股东会议，亦未能形成有效的临时股东会决议，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由于作为公司的两名股东互不配合，其职能无法发挥，上诉人源安公司的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虽然上诉人源安公司尚在经营，但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己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其次，由于上诉人源安公司的内部运行机制早已失灵，被上诉人李丹丹股东权处于无法行使的状态。本案中，源安公司章程中第八条规定了公司股东会的职权，第九条规定了公司每年年初召开定期股东会。李丹丹在公司没有担任职务，李丹丹本可以通过股东会职权了解公司状况，但源安公司三年多没有召开定期股东会。源安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召开的关于更换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临时股东会议，没有李丹丹的亲笔签字及委托他人出席会议、代其签字的相关证据。2018年7月23日，召开关于解除李丹丹源安公司股东资格的临时股东会议，只有股东黄丽芹的表决意见。两次临时股东会表决时均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此种情况下，李丹丹的股东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其投资设立源安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公司继续存续会造成李丹丹更大经济损失。再次，源安公司的僵局通过其他途径长期无法解决。《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本案中，原审第三人黄丽芹自认一审组织过调解且其亦向被上诉人李丹丹提出过调解方案，各方虽已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可见，一审法院也基于慎用司法手段强制解散公司，积极进行调解，但均未成功，双方无法化解僵局，符合司法解散的条件。最后，被上诉人李丹丹持有上诉人源安公司50%的股份，符合《公司法》关于提起公司中解散诉讼的股东须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条件。李丹丹作为持股50%的股东提出解散源安公司，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宁安市源安经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柳冬梅审 判 员 王 凡审 判 员 郭艳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盛澎书 记 员 孙铭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