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21646号原告：周秀芳，女，193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住西城区珠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少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周亮，男，195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宣武外语实验学校退休职工，住丰台区。被告：杨淑琴，女，195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五中退休教师，住丰台区。第三人：周延泽，男，199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职员，住丰台区。被告杨淑琴、第三人周延泽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霄然，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淑琴、第三人周延泽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靖，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秀芳与被告周亮、杨淑琴，第三人周延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周秀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周少华，被告周亮，被告杨淑琴、第三人周延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霄然、李仕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秀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杨淑琴与周亮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无效；2、诉讼费用由周亮、杨淑琴负担。事实及理由：我与周亮系母子关系。周亮与杨淑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周延泽。西城区某处35号旁门房屋（以下简称35号房屋）系北京旅店公司分配给我的福利住房，我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1999年，周亮未经我同意擅自与北京旅店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成为了35号房屋承租人。2013年1月31日，周亮与杨淑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约定“现由周亮承租的单位公房一处，35号旁门，归周亮、杨淑琴的孩子周延泽使用。日后如果该房屋翻建，使用权、处置权归周延泽所有；如果该房屋拆迁，周延泽要将所得拆迁款分给周亮和杨淑琴各500000元，其余全部归周延泽所有，用于购房，如果有安置房指标也归周延泽所有。周亮协助过户、安置好事后事宜”。2017年，35号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此时我才知道周亮擅自与北京旅店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在离婚时对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和征收利益进行处分的情节。我认为，我始终对35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周亮与杨淑琴在明知该事实的情况下，擅自在《离婚协议书》中处分我的居住使用权和征收补偿利益，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我的利益，故《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应为无效。综上，我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周亮辩称，我同意周秀芳的诉讼请求。被告杨淑琴辩称：1、周秀芳所诉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其提起本案诉讼是对另案赠与义务的恶意抗辩；2、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应当同时符合主观上恶意串通、客观上损害他人利益两个条件，而本案中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均不符合。第三人周延泽述称，我的意见同杨淑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英傑与周秀芳原系夫妻关系，周亮系二人之子。1965年左右，王英傑占有使用35号院房屋。1972年，王英傑与周秀芳离婚。1989年5月9日，周亮与杨淑琴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周延泽。后，王英傑死亡。1999年，周亮与北京市旅店公司小花园宾馆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周亮承租35号房屋。2013年1月31日，周亮与杨淑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约定“现由周亮承租的单位公租房一处，35号旁门，归周亮、杨淑琴的孩子周延泽使用。日后如果该房屋翻建，使用权、处置权归周延泽所有；如果该房屋拆迁，周延泽要将所得拆迁款分给周亮和杨淑琴各500000元，其余全部归周延泽所有，用于购房，如果有安置房指标也归周延泽所有。周亮协助过户、安置好事后事宜”。2017年，周秀芳将周亮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对35号院房屋有权居住使用。周秀芳在该案中称周亮系擅自变更承租人，周亮对周秀芳所述内容及诉讼请求均无异议。2018年3月13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2民初33685号判决书，认定周亮作为承租人有权使用35号院房屋，周秀芳作为周亮母亲，且户籍登记在**院房屋，周秀芳主张有权居住使用，周亮予以同意，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最终判决确认周秀芳对35号院有权居住使用。2018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发布《钱市胡同传统银钱业博物馆保护利用工程房屋征收补偿方案》，35号院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其中第五条约定“高龄补助。被征收人、公房承租人或在暂停公告前在房屋征收范围内有户户籍的家庭成员，征收签约期限届满之日前年满80周岁的给予每人20000元的一次性高龄补助”。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甲方）与周亮（乙方）就35号院房屋征收事宜签订《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在征收范围内有（自管公房）房屋4间，乙方现有户户籍**3人，别为户主一周秀芳，户主二杨淑琴、之子周延泽”；第三条约定“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款为8039320元”；第四条约定“被征收房屋补助及奖励费。甲方支付乙方征收补助及奖励费共计3870190.2元，其中包括：一次性不购买定向安置房补助1355400元、搬迁费2710.8元、临时安置费48794.4元、移机费1335元、高龄补助20000元、外迁补助338850元、提前搬迁奖1355400元、工程配合奖677700元、无自建房或者自行拆除自建房的奖励70000元”。2019年，周延泽将周亮、杨淑琴诉至法院，要求周亮履行赠与义务，给付周延泽拆迁补偿款11409510.2元……周秀芳主张《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属于无权处分且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故要求确认上述条款无效。理由如下：首先，35号院房屋最初由王英傑承租，后因王英傑刑事犯罪，单位将其除名后同意由周秀芳承租，只是因管理疏忽未办理相关手续。周秀芳在35号院房屋内居住至1997年。因此，35号院房屋实际承租人应系周秀芳，从之前生效判决亦可以看出周亮是擅自登记为房屋承租人，周亮与杨淑琴并不符合作为承租人的条件，其所签租赁合同应为无效；其次，杨淑琴、周亮明知周秀芳是35号院房屋实际承租人并享有相关拆迁利益的情形下，通过《离婚协议书》擅自处分房屋，损害了周秀芳对房屋的居住权以及征收后的财产利益。周亮对周秀芳上述陈述不持异议。杨淑琴对周秀芳所述内容不予认可。杨淑琴、周延泽称首先，周亮是35号院房屋的承租人，周秀芳自1989年起已经不在该房屋内居住，不存在周亮擅自登记一说；其次，杨淑琴与周亮系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时基于周亮系35号院房屋承租人、当时周秀芳并不在房屋内居住系空挂户的前提，对35号院房屋的居住以及遇征收时的处理进行了约定，双方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第三，周秀芳属于空挂户不应享有拆迁利益，但如果拆迁利益中有属于周秀芳的份额，同意析产后给付周秀芳；第四、虽然协议约定房屋归周延泽使用，但该使用并未排除周秀芳的使用权，仅是约定周延泽有权使用。且，2018年所做的判决不能作为2013年周秀芳享有35号院房屋使用权的依据。经询问，杨淑琴、周亮均称双方自2011年起分居准备离婚，双方共有两套产权房和一套公有住房（35号院房屋），一直就财产分割问题进行协商。最后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并不知道征收的事情，也不知道征收政策，不知道征收利益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周秀芳现以杨淑琴、周亮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诉至法院，分别以杨淑琴、周亮无权处分以及恶意串通损害周秀芳利益为由，要求确认《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无效，本院对上述理由分别予以论述。确认合同无效应以合同法总则以及民法总则所规定内容作为依据，当二者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时，应按照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合同属于负担行为，不以行为人对标的物是否有处分权为必要，且民法总则亦不再规定无权处分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本院对周秀芳以无权处分为由确认《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无效，不予支持。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周秀芳权益一节。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权益需要主观上有恶意串通的情形，客观上损害了第三人权益，二者缺一不可。恶意串通，又包括恶意与串通两个方面。首先，有双方损害第三人的恶意，即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会造成第三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如果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不知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的损害后果，不构成恶意。其次，恶意串通需要双方事先存在着通谋，即串通的双方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而损害国家、集体或达到的非法目的，而用默示的方式表示接受。结合本案情况来看，首先，周亮与杨淑琴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周亮系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35号院房屋公房承租权，故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35号院房屋租赁关系中，出租人系北京旅店公司，承租人系周亮。综合考量本案情况，仅凭周亮在另案诉讼中自认其系擅自登记，以及即使周亮、杨淑琴均不符合承租要求这两点，既不能以此直接否定《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效力，更不能推定杨淑琴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知道周亮并非合法承租人。因此，在现有证据下，本院认定周亮与杨淑琴在离婚时对35号院房屋的征收利益进行处理符合常理；其次，双方系在2013年签订《离婚协议书》，而征收政策于2018年发布，即周亮与杨淑琴基于一般人的认知程度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特别是在周亮系承租人且周秀芳不在房屋内居住的情形下，不仅无法预见征收政策的内容，而且无法预见征收时是否有周秀芳的利益；第三，周秀芳自称于1997年搬离35号院房屋，杨淑琴称其于1989年搬离，周秀芳对于1989年后继续居住在该房屋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杨淑琴所述内容予以采信。在上述情形下，杨淑琴与周亮在离婚时确认房屋由周延泽居住并无明显不当。且，结合庭审中杨淑琴、周延泽所述，上述约定并不排除周秀芳的居住权。综合上述三点，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杨淑琴与周亮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当然，从《补偿协议》内容看，征收利益中确实包括属于周秀芳的款项。对于属于周秀芳的款项，一方面杨淑琴、周延泽同意给付周秀芳；另一方面，《离婚协议书》系周亮与杨淑琴所签，对于周秀芳不具有约束力，客观上亦无法实际损害周秀芳的权益，周秀芳可以通过共有物分割的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本院无法认定杨淑琴与周亮在签订《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周秀芳权益的情形，对周秀芳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合同效力属于法院全面依职权审查范畴，现有证据下本院亦无法认定《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存在其他无效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原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辛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