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民再33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彭文生，男，196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泸溪县，系彭艳华父亲。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彭九莲，女，196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芦溪县，系彭艳华母亲。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新波，男，198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彭文生、彭九莲的女婿。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谭新波，男，198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源，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谭某，女，201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法定代理人：谭新波，男，198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湘潭市岳塘区。系谭某之父。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北二环路**。法定代表人：黄学杰，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辉，男，该院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妞，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因与被申请人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第五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3民终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湘民申208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彭文生、彭九莲与谭新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源，被申请人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辉、贺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给患者彭艳华下诊断结论的周泽慧为护士，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护士不能下精神诊断结论。为患者下诊断结论和诊疗的主管医生杨阳的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其不属于精神科医生，且获取执业医师时间为2016年6月20日，而其为患者诊疗的时间为2016年5月份，根据《精神卫生法》和《执业医师法》，属于违法行医，第五医院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给患者进行封闭式治疗必须征得家属同意，本案患者家属仅同意入院治疗，未有书面同意进行封闭式治疗。病案记录给患者彭艳华注射氯丙嗪抗精神药物后，注明了药物的不良反应，要严防自杀，而视频证据可以证明医疗机构护理极其不负责。格式化条款不利于格式化条款的提供方，本案应由医疗机构承担患者的全部监护责任。病案记录系第五医院提供，没有封存，即便封存也有时间修改，所以相关内容对再审申请人主张认定的事实不利。提供相关医疗记录的律师正接受湘潭市律协调查，本案有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可能。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判决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第五医院答辩称，1.周泽慧护士从未给患者彭艳华下诊断，杨阳也于2014年12月31日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具有独立从事医疗活动技术的能力。杨阳医生独立签名也未违反《医学教育暂行管理条例》《抗××药物治疗检测记录单》《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治疗记录单》，仅是对患者有无药物反应所作记录，不需要两人签名。2.彭艳华系自缢身亡，非医疗行为导致，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理由没有事实依据。3.再审申请人在彭艳华发生行为冲动、拿头撞墙、拿刀欲自杀等情形后难以管理，为求系统治疗才到第五医院就诊，彭文生签署了《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同意医师按医学常规选择心理治疗及其他诊疗等综合治疗，再审申请人称同意入院治疗未同意封闭式治疗与事实不符。4.虽实行的是封闭治疗，但探视与监护有着本质区别，第五医院只对探视有时间规定，对于情况特殊的病人会要求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且进行了明确告知，彭文生签字确认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第3条约定：“凡愿住本科治疗的××患者均需由其监护人护送入科，并每天留有24小时陪护负责监护患者人身安全及个人生活料理……”，再审申请人既不自行陪护也未请护理人员全程陪护，其自身不履行监护义务而非第五医院拒绝监护人进行陪护。5.氯丙嗪系治疗精神障碍性疾病的主要用药，有增强催眠、麻醉、镇静药的作用，服用此药与严防自杀没有必然关系。防自杀、自残系根据彭艳华的诊断作出医嘱。并且在发生患者自杀异常情况时，医生在接到通知不到3分钟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抢救，尽到了人道救助义务。6.彭艳华入院前，其成年家属即彭文生签订了《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入院患者医患谈话记录》《要求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清楚约定自杀为意外事件，医护人员只承担医疗护理责任，不承担监护责任，监护责任并未转移。以上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完全免除第五医院的义务，不属于格式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属合法有效。7.本案彭艳华系自杀并非医疗事故，且封存病历也应由再审申请人提出，其在一审开庭前从未要求封存过病历，且从第五医院处也复印了病历资料。再审申请人对自己律师和审判人员的怀疑没有事实依据，其再审事由毫无根据。综上，彭艳华的自缢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意外事件，且本案再审申请人未依约尽到监护职责，应当自行承担监护不力的全部责任。第五医院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全部再审请求。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第五医院赔偿彭文生等四人各项损失共计978392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32140元、扶养费203985元、丧葬费25872元、医疗费10551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护理费3380元）；2.判令由第五医院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艳华（已去世，系彭文生、彭九莲的女儿、谭新波的妻子、谭某的母亲）因患精神疾病于2016年5月12日被家人送至第五医院处精神科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分裂情感障碍-抑郁相。入院记录并有记载“主诉：急起疑人监视，行为乱，易激惹，睡眠差，并自杀倾向30天。……补充说明：有严重的自杀行为”等。彭艳华入院时，彭文生在第五医院印制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知情同意书”第3条写明：“凡愿住本科治疗的××患者均需由其监护人护送入科，并每天留有24小时陪护负责监护患者人身安全及个人生活料理，……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医务人员只承担医疗护理职责，而不承担监护责任”。彭文生并在第五医院印制的“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上签字，陪护协议书写明：“因××病房特殊原因，患者易发生1.自杀自残，……院方要求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如发生上述意外伤害情况需要转院治疗或其他治疗需要等，均由家属负责，与院方无关”。2016年5月14日7时左右，发现彭艳华在病房卫生间的水龙头上用自己的贴身衣服上吊自杀，后第五医院就地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后于当日8时52分转院到湘潭市中心医院紧急救治。经湘潭市中心医院抢救无效，彭艳华于2016年5月26日14时40分死亡。湘潭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彭艳华在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共计开支医疗费105515.07元，彭文生等四人已预交40000元，尚欠湘潭市中心医院医疗费65515.07元。另查明，1.在彭艳华上吊自缢的前一日即2016年5月13日4时许，第五医院的另一住院患者黄思达在第五医院的病房卫生间水龙头上上吊自杀，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彭文生等四人向法院申请对彭艳华诊断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但在本案开庭时又当庭申请撤回鉴定申请。3.彭艳华在第五医院处住院治疗时，其主治医生为何琼，杨阳是在何琼医生的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诊治活动；同时，杨阳已于2014年12月31日取得国家医师职业资格证书。4.彭艳华自缢当时及前一晚，彭文生等四人及其家属未在病房进行陪护，也未聘请或安排其他人员进行陪护。综合查明的事实，法院确认彭文生等四人因彭艳华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彭文生等四人主张31607元／年×20年＝632140元；但根据湖南省统计局提供的2016年度数据，法院将该项费用计算为31284元／年×20年＝625680元，对超出该金额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2.被扶养人生活费，即谭某（系死者彭艳华的女儿，事发时尚未年满1周岁）的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为21420元／年×17年零5个月÷2＝187425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该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不应另行计算。3.丧葬费，彭文生等四人主张25872元，未超过相关法律规定标准，法院予以支持。4.医疗费，彭文生等四人主张105515元，经审查，死者彭艳华生前抢救共发生医疗费105515.07元，该费用虽只支付40000元，未全部结清，但该欠付费用确要由彭文生等四人支付，故对该医疗费105515元法院予以支持。5.住院伙食补助费，彭文生等四人主张100元／天，共计1300元，彭文生等四人的主张超过了相关标准，法院支持按50元／天标准计算，住院12天，共计6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彭文生等四人主张1000元，因本案彭文生等四人请求第五医院承担医疗服务合同的违约责任，彭文生等四人的该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要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六方面情况确定，本案中，第五医院过错表现为过失，过错程度不高，且第五医院作为公益单位，获利不高，承担经济责任的能力不高，加之彭艳华系自杀，故对彭文生等四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7.误工费，彭文生等四人主张按照300元／天，计算13天，合计3900元。本案中，彭艳华系因发生精神障碍而被家人送至第五医院处进行治疗，之后又因自缢而被送至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而非第五医院或者其他人侵权所致，不存在误工的实际情况，法院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8.护理费，彭文生等四人主张按照260元／天，计算13天，合计3380元。本案中，彭艳华在第五医院处自缢后被送至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在此治疗期间，彭艳华均在重症监护室，不需要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法院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以上损失共计757667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彭艳华在第五医院处住院治疗精神障碍期间因自缢经抢救无效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事实没有争议，法院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五医院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是否应当赔偿因彭艳华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对于上述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第五医院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的约定，患者彭艳华上吊自缢的责任和损失，与第五医院无关，均应由彭文生等四人自行承担。法院认为，第五医院与彭文生签订的相关同意书、协议书、告知书中关于“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如发生上述意外伤害情况需要转院治疗或其他治疗需要等，均由家属负责，与院方无关”的条款，违反了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给予特殊保护的有关规定，这种有关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的免责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2.彭文生送彭艳华到第五医院住院治疗，第五医院予以接收并进行诊治，双方形成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彭艳华在第五医院处住院期间因自缢经抢救无效而呼吸循环衰竭致死亡，第五医院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正确、完全地履行其相应的专门职责，采取了必要的防备措施，特别是在彭艳华事发的前一日还发生了其他患者在病房卫生间水龙头上上吊自杀的事件，第五医院仍未引起重视并予以整改，属第五医院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对彭艳华发生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第五医院的注意义务属特殊的注意义务，作为专门的××医院，第五医院从事的医疗活动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理应对病人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并有着与其他非××医疗单位不尽相同的专门职责，而非因第五医院履行了告知义务或彭文生等四人未派人陪护就免除第五医院的责任。3.同时，在本案中，第五医院作为从事××防治的专门医疗机构，在较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公益性质，故应考虑医院方的实际情况。又因为××患者的行为具有冲动性、突发性、隐蔽性等特点，因而具有发生意外事件的高度危险性。由于此类风险常常是突发且无法预见的，故防不胜防；医院作出的各种保护、防范措施均属被动性的，因而此类事件在医疗实践中往往不可能完全杜绝；如果在发生此类事件后，一味地让医院方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对医院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消极作用。何况第五医院在收治彭艳华时已将可能存在的高度风险告知了彭文生等四人，彭文生等四人对此表示理解并签字才将彭艳华留在第五医院处住院治疗，而且彭艳华的家属，尤其是彭文生、彭九莲及谭新波作为彭艳华的监护人，在第五医院已明确告知并要求在彭艳华住院治疗期间进行陪护治疗的情况下仍未对彭艳华进行陪护治疗，其并未尽到相应的注意、陪护义务，故彭文生等四人对彭艳华的死亡具有较大责任，因此可以相应减轻第五医院的民事责任。4.彭艳华系用自己的贴身衣服进行的自缢，其自缢行为难以预估，其自缢工具系彭艳华自己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彭艳华自缢，也应相应减轻第五医院的民事责任。综上，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情认定由第五医院承担40%的责任，由彭文生等四人自行承担60%的责任。即第五医院应向彭文生等四人赔偿303066.8元（757667元×40%）。故对彭文生等四人的诉请，法院前述确认的损失金额和责任比例，予以支持，超出法院所认定的金额及比例部分不予支持。另外，1.根据合同法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彭文生等四人坚持主张要求第五医院承担合同违约责任，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选择，法院予以支持。2.对于彭文生等四人提出的杨阳作出的诊断结论及对患者作出的各项治疗和检查均系非法的辩论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杨阳当时并非独立进行治疗、诊断，只是在何琼医生的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断工作，故不能认为杨阳的行为属于非法。3.对于第五医院所辩称的彭文生等四人选择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提起本次诉讼，彭文生等四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答辩意见，法院认为，第一、如前述所分析，彭文生等四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确实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对于彭文生等四人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受害人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补偿费等合理费用，也就是说，彭文生等四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实际系对因彭艳华死亡、丧失了劳动力而给予彭文生等四人的一种死亡补偿费用，彭文生等四人主张该项费用并无不当，故法院对第五医院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因彭艳华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303066.8元（757667元×40%）；二、驳回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84元，由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负担7584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6000元。彭文生等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依据事实证据，依法依规改判；2.第五医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第五医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302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彭文生等四人对其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彭文生等四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彭文生等人提交一份证据，即（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彭艳华的家属已经与第五医院达成监护职责的转移协议，监护职责已经转移到第五医院，家属无法在医院进行陪护履行监护职责。第五医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王立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立与第五医院之间诉讼具体情况与本案也有差异，另案判决书并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二审法院对该份证据认证认为，（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系二审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二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中，谭新波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二审法院（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案卷宗中的《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因（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审法院对谭新波的申请不予准许。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二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第五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死者彭艳华2016年5月12日被家人送至第五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与第五医院之间成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第五医院作为专门的××医院，理应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彭艳华在第五医院住院期间自杀身亡，第五医院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可以认定第五医院违反了合同义务，应对彭艳华的死亡承担违约责任。第五医院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协议书》《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的约定，患者彭艳华上吊自杀，与第五医院无关，应由彭艳华自行承担。该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五医院与彭文生签订的相关文书中关于“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如发生上述意外伤害情况需要转院治疗或其他治疗需要等，均由家属负责，与院方无关”的条款，违反了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给予特殊保护的有关规定，这种有关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的免责条款没有法律效力。二、关于各赔偿项目及具体数额问题。一审查明彭文生等四人因彭艳华的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共计757667元，但对被抚养人生活费未计入赔偿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一审对该项费用未予计算在内，属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被抚养人谭某（死者彭艳华的女儿，事发时未满1周岁）的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为187425元（21420元／年＊17.5年÷2）。经计算，彭文生等人因彭艳华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共计945092元。第五医院称死亡赔偿金亦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范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不符，该院不予支持。三、一审判决第五医院承担40%的责任是否适当。本次事故的发生，与医院没有按约定履行义务相关，也和患者自身疾病、家属作为监护人未进行陪护有关，结合本案的实际，一审判决第五医院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该院予以确认，根据二审确认的损失金额，第五医院应向彭文生等人赔偿378036.80元（945092.80元＊40%）。第五医院称彭艳华的死亡与第五医院没有关系，第五医院不应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四、关于杨阳是否是在何琼医生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断工作。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杨阳当时并非独立进行治疗、诊断，只是在何琼医生的带教下协助何琼进行治疗、诊断工作，《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入院记录》和《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均显示，彭艳华的主治医生是何琼。一审认定杨阳是在何琼医生带教下协助何琼医生进行治疗、诊断并无不当，该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第五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彭文生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2775号民事判决；二、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因彭艳华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378036.80元；三、驳回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上诉。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84元，由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负担7584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6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584元，由彭文生、彭九莲、谭新波、谭某负担3584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10000元。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了湘潭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页公布的（2018）行政处罚公示一览表一张，上有“经核实，27、28、29编号行政处罚案件公示内容属实”手写字样并加盖湘潭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印章，拟证明杨阳医生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就违法行医的事实。被申请人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再审中的新证据，且彭艳华系自缢身亡与杨阳医生的执业行为没有关联性。因该证据所载的处罚事项不明，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第五医院对彭艳华诊疗行为违法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第五医院是否应对彭艳华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再审申请人主张要求被申请人第五医院承担合同违约责任进行诉讼，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选择，故本案不属于侵权责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明确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显然，对本案一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没有过错不赔偿；二是有过错是“适当”赔偿，不是“全额”赔偿。医院与患者之间是医疗合同关系，安全保障义务是合同的附属内容，所以医院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也是一种违约行为。第五医院作为××专科医院，除应对患者进行常规的治疗外，还应充分考虑精神疾病的病理特征，对控制能力降低的××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尽到特殊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第五医院在彭艳华没有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未能完全尽到高度注意其人身安全的义务，且在发现其无家属陪护后并未及时通知再审申请人，导致彭艳华自杀身亡事件的发生，第五医院存在一定过失，原审认定院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彭艳华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第五医院辩称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我国《民法通则》上未规定××院对××人有监护责任，即××院不是××人的监护人。第五医院虽是接受彭艳华亲属的委托对其进行治疗的专业医院，对患者负有治疗义务，但该院并非患者的监护人。住院××患者的肇事行为属于病理现象，是严重疾病状态。本案中彭艳华的亲属送其到第五医院住院时，已与医院签订相关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要求患者住院期间由家属陪护，故再审申请人的监护责任并不能免除。而本案中，彭艳华住院后，再审申请人并未安排家属陪护。本案系彭艳华自杀身亡，属于住院期间的意外事件，并非第五医院诊疗行为所致。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时选择的是违约责任，即本案并不属于医疗损害责任，患者人身权益受损并非医院违反诊疗行为规范所致，且再审申请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第五医院诊疗行为违法，故再审申请人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亦存在不符合约定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第五医院已履行要求患者家属陪护的告知义务，本案××患者彭艳华自杀，再审申请人应当承担未安排陪护的相应责任，故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决第五医院只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再审申请人以第五医院违反诊疗规范为由，要求其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3民终64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琳审判员 郑一兵审判员 刘 程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申昇书记员曹日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