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民终150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1，女，199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国斌，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某2，男，197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国斌，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冯某1，男，1998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学华，上饶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某1、杨某2因与被上诉人冯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1民初1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事实和理由，故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杨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赣1121民初11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改判杨某1、杨某2向冯某1归还彩礼28,860元（96,200元×0.3）；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冯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彩礼金额为96,200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46,200元。首先，一审认定彩礼的金额主要的证据是冯某2、周某及赵某的证人证言，但冯某2、周某系杨某1、杨某2的亲戚，存在利害关系，其所作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另该二人也未亲手清点聘金，仅是听他人陈述，属传来证据，不应采信。而赵某的证言系受到杨某1、杨某2当庭恐吓的情况下作出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明显不当。其次，根据冯某1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冯某1提出其因办理订婚事宜共花费128,800元左右，实际上，冯某1因本次订婚事宜是花费了近13万元，但其中包含了打发、办理酒席以及购买金器等。2、杨某1、杨某2向冯某1返还彩礼的比例为30%更为恰当。首先，杨某1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怀孕，但冯某1不但没有关心照顾，反而累次对杨某1实施家庭暴力，导致杨某1流产；其次，本案系冯某1无理提出悔婚，杨某1无任何过错且要求与冯某1复合。故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应降低返还比例。被上诉人冯某1未作书面答辩。冯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某1、杨某2返还冯某1彩礼189,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杨某1、杨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1、杨某2系父女关系；冯某1与杨某1于2016年上网认识并自由恋爱，后冯某1通过媒人冯某2（冯某1姑姑）及其丈夫周某，杨某1通过媒人赵某按农村习俗于2018年10月5日订婚。订婚时，冯某1未满22周岁，杨某1未满20周岁，冯某1于2018年6月高中毕业，杨某1订婚时就读于江西中医高等专科学校，尚未毕业。冯某1与杨某1自2018年10月5日订婚后开始同居生活至2019年3月。冯某1与杨某1共同生活期间，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也未生育子女。订婚后杨某1曾怀孕，后因双方争吵不断，杨某1于2019年3月进行了人工流产，双方自2019年3月开始分居至今。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因争执，冯某1对杨某1实施了暴力行为导致杨某1受伤，冯某1因此向杨某1出具了悔过保证书。庭审中冯某1表示因杨某1无心共同生活主张分手，杨某1表示冯某1多次对其实施暴力行为，但仍然愿意与冯某1共同生活。因订婚，冯某1给付了杨某1相应彩礼，但对彩礼范围以及金额双方意见不一。双方因彩礼及财物返还发生纠纷，冯某1遂提起诉讼。对双方争议的彩礼的范围、数额及返还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聘金。冯某1主张订婚当日给付了杨某1、杨某2聘金128,800元，并提供了自行制作的彩礼清单、冯某1与杨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冯某2、周某、赵某三位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杨某1、杨某2主张只收到了聘金78,000元。虽然证人冯某2、周某系冯某1的亲姑姑、姑父，其证言证明力较弱，但媒人系双方订婚及给付彩礼的中间人，最为了解订婚过程中彩礼的给付过程及数额，其证言较为客观真实，且杨某1、杨某2请的媒人赵某在庭审中亦陈述订婚当天没有过手聘金，对具体数额不清楚，但订婚前隐约听到男方媒人冯某2提过聘金12万元左右。再加之订婚后，冯某1与杨某1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聘金数额为128,800元。聘金128,800元亦符合当地彩礼习俗，故认定聘金数额为128,800元。2、端茶礼、鞋样礼和打发礼。冯某1主张给付了端茶礼8,800元、鞋样礼6,800元、打发礼6,800元，杨某1、杨某2对打发礼6,800元无异议，但主张只收到了端茶礼6,800元、鞋样礼3,800元。关于打发礼6,800元，因杨某1、杨某2无异议，予以确认。关于端茶礼、鞋样礼，因冯某1只提供了自己制作的彩礼清单以及冯某2、周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证明力尚不够，杨某1、杨某2以及女方媒人赵某对此均未认可，冯某1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对该金额无法认定，杨某1、杨某2自认端茶礼6,800元、鞋样礼3,800元，予以确认。3、金器。冯某1主张为缔结婚约，其为杨某1购买了手镯一套、戒指一枚、金项链一条、彩金项链一条、耳环一对，现金项链、耳环由其保管，手镯、戒指和彩金项链在杨某1处。杨某1对金器种类不持异议，但称现在其处保管的只有戒指和彩金项链，且杨某1当庭表示戒指和彩金项链可实物返还。即双方对金器争议部分为手镯现在何处。杨某1主张因怀孕水肿无法佩戴手镯，将手镯存放于冯某1奶奶手上，冯某1对此予以否认，杨某1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认定尚在杨某1处的金器有手镯一套、戒指一枚和彩金项链一条。上述聘金128,800元、端茶礼6,800元、鞋样礼3,800元、打发礼6,800元共计146,200元以及金器（手镯一套、戒指一枚和彩金项链一条）均系冯某1为缔结婚约给付杨某1、杨某2的大额财物，属于彩礼范畴，予以认定。4、其他费用。冯某1主张给付了杨某1鞋子和衣服折款4,500元、考驾照费用3,600元以及冯某1亲戚给予杨某1红包16,600元。杨某1、杨某2对上述费用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鞋子和衣服基本在冯某1家里，女方亲戚在16,600元基础上增加给予了男方相应红包，不应返还。冯某1支付给杨某1用于购买衣服、鞋子的4,500元系双方恋爱正常的礼尚往来，不属于彩礼范畴，且已实际消费，冯某1要求返还，不予支持。冯某1支付给杨某1考驾照的费用3,600元，系冯某1为增进双方感情的赠与行为，不属于彩礼范畴，故冯某1要求杨某1、杨某2返还，不予支持。在订婚期间冯某1亲戚给予杨某1的红包共计16,600元，因该红包系冯某1亲戚如父母、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等众多人员给付杨某1的红包，各项金额800元-2,400元不等，数额较小，可视为冯某1亲属的赠与行为，故冯某1要求杨某1、杨某2返还，亦不予支持。5、应予以扣除的费用。杨某1主张其与冯某1同居期间消费7,823.5元（2018年10月-2019年2月）以及2017年期间双方外出旅游花费837元，应予以扣除。旅游花费837元系双方订婚前共同消费，不应扣除。其他消费7,823.5元冯某1认为系杨某1个人消费，杨某1不能证明系双方共同消费及未说明消费原因，不应扣除。杨某2主张因订婚为冯某1花费6,998元购买的金项链一条，冯某1对该事实无异议，该金项链系杨某1、杨某2在收取彩礼后回赠给冯某1的贵重物品，现缔结婚约目的无法实现，应在彩礼返还中予以扣除。杨某2主张因订婚为冯某1花费800元购买了订婚衣服以及为冯某1购买宝马汽车支付了3万元，购买衣服系消费性支出，不应抵扣。购买汽车支付3万元与本案彩礼返还无关联性，杨某2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结合本案，冯某1与杨某1虽举行了订婚仪式，但双方均未达到法定婚龄，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双方同居时间仅5个月，冯某1主张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杨某1、杨某2按习俗收取了冯某1给付的彩礼，应共同承担彩礼返还的义务。关于彩礼返还额度，应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给付方的经济状况、女方同居期间怀孕流产情节以及过错责任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返还。酌定杨某1、杨某2按照彩礼146,200元的60%比例予以返还，即应返还冯某1彩礼87,720元。金器部分，因冯某1为杨某1购买的手镯与杨某2为冯某1购买的金项链，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价值金额，故酌定两者价值相当并相互抵扣，即杨某1应原物返还给冯某1戒指一枚和彩金项链一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冯某1金戒指一枚、彩金项链一条；二、杨某1、杨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冯某1彩礼款87,720元；三、驳回冯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2元，减半收取计2,041元，由冯某1负担1,095元，杨某1、杨某2负担946元。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一审法院认定冯某1给付杨某1、杨某2彩礼的数额是否正确？2、一审法院认定杨某1、杨某2返还冯某1彩礼的比例是否妥当？现评判如下：1、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冯某1给付杨某1、杨某2彩礼的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冯某1给付杨某1、杨某2的彩礼除金器外的数额为146,200元，杨某1、杨某2上诉主张其除金器外收到的彩礼数额为96,200元，理由是一审法院采信证人冯某2、周某、赵某的证言予以认定聘金的数额为128,800元不当，其实际收到的聘金应为78,800元。本院认为，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往往缺乏直接的给付凭证，当事人举证证明彩礼的实际给付难度较大，法院可根据媒人的证言、其他证人的证言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对彩礼作出认定。就本案而言，首先，从冯某1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来看，男方媒人冯某2、周某陈述冯某1给付聘金数额为128,800元，女方媒人赵某亦陈述其听到男方媒人提过聘金为120,000元左右，三位媒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其次，从冯某1与杨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亦提及聘金数额为128,800元，该证据进一步佐证了冯某1主张的聘金数额。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采信上述证据认定冯某1向杨某1、杨某2给付彩礼数额为146,200元（即聘金128,800元,加上杨某1、杨某2认可的打发礼6,800元、端茶礼6,800元及鞋样礼3,800元，合计146,2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杨某1、杨某2主张其收到的彩礼数额为96,2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杨某1、杨某2返还冯某1彩礼的比例是否妥当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婚前一方给付的彩礼，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接受彩礼的一方依法应予返还。但具体返还的数额应结合双方是否同居生活以及生活的时间长短、当地的风俗习惯、给付方的经济状况、过错责任等情况综合考量。具体到本案中，杨某1与冯某1同居时间不长，双方在同居期间因琐事发生矛盾，没有相互理解，及时沟通，理性对待，对婚约解除均有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给付方的经济状况及过错责任等因素，并同时考虑杨某1怀孕流产的情节，酌情认定杨某1、杨某2按照彩礼146,200元60%的比例返还冯某1，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某1、杨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1元，由上诉人杨某1、杨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晓斌审判员  聂晓红审判员  付 强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汪琴书记员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