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5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兴，男，197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华，湖南金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琴，女，197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衡泽驹，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振兴因与被上诉人张春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1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振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春琴偿还刘振兴本金32万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2、诉讼费由张春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款项的银行流水明细载明该两笔款项为消费，原因是款项的交付通过商易通POS机进行，并不是真实的消费。即便按照张春琴主张是螃蟹款货款，也不是消费性质的款项。故银行流水明细中载明的“消费”不能说明款项的性质。二、案涉款项并非螃蟹款，刘振兴在2014年之后就没有做过螃蟹生意。如果是螃蟹款，34万元这么大额的螃蟹货款必然存在很多发货单、配货记录等，但是张春琴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三、张春琴称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欠条是刘振兴在常州做土方工程款项，与事实不符，欠条上并未写明具体工程的名称和施工时间段以及出具欠条者的身份。四、2017年6月13日左右，刘振兴曾到常州找到张春琴讨要借款，双发发生纠纷，后报警。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案涉34万元系刘振兴出借给张春琴。张春琴辩称：一、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借款34万元的合意，不成立借款合同。刘振兴除提交了金额为10万元的欠条以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借款合意，其陈述前后矛盾，关于借款用途其一审诉状陈述用于购买挖掘机，一审庭审中改口说是张春琴弟弟购买铲车，二审中又陈述是借给张春琴购买铲车，两年还本，如果挣钱第三年再还15万元。二、2017年6月13日张春琴书写的欠条是对双方所有经济往来的结算，双方确认张春琴结欠刘振兴10万元。2017年6月12日张春琴报警，称与刘振兴有经济纠纷，2017年6月13日张春琴向刘振兴出具欠条进行结算，当然包含前面报警所涉及的经济纠纷。且从欠条出具之日至刘振兴起诉之日，已经过去1年7个月，在此期间，刘振兴从未有过任何主张，也未报过警。三、刘振兴要求测谎，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准许。刘振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张春琴偿还借款本金32万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至实际归还至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张春琴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6日刘振兴通过张春琴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分行的商易通POS机刷卡55000元，当日刘振兴妻子阚侠在该POS机刷卡285000元，在二人的银行流水明细中载明该两笔款项为消费。2017年6月13日张春琴向刘振兴出具欠条，确认结欠刘振兴10万元。2017年11月份左右张春琴现金归还20000元。刘振兴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与张春琴系朋友关系，二人在2011年左右经其合伙人王大伟介绍相识。2015年11月6日其在张春琴在安丰市场支付35万元，其中1万元是现金，另外34万元系刷POS机支付。上述款项是张春琴的弟弟用来购买铲车，因为双方系朋友关系，所以当时没有让张春琴出具欠条。其在2014年之前做过螃蟹生意，都是其合伙人王大伟到张春琴处拿螃蟹，其只去过两次，都是在安丰市场。大部分的螃蟹款都是王大伟支付的，其可能也支付过部分螃蟹款，但具体记不清了。江苏安丰国蟹水产品市场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张春琴从2011年9月其租赁该公司339号-340号商铺从事大闸蟹、龙虾等水产品的批发零售业务，直至2016年12月结束。2016年10月10日该公司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张春琴支付的2016年租金88000元。2013年12月28日刘振兴支付张春琴母亲施九妹账户65000元，2014年1月22日刘振兴再次支付施九妹账户30000元。一审庭审中，张春琴陈述其与刘振兴素有螃蟹生意往来，刘振兴支付给其母亲施九妹账户的款项是支付的螃蟹款，而2015年11月6日刘振兴通过其POS机刷卡支付的两笔共计340000元的款项也是支付的螃蟹款。2017年6月13日出具的欠条是刘振兴在常州工地做土方工程结欠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在本质上是合同关系，且属于实践性合同，故民间借贷的生效不仅要双方之间有借贷的合意，而且要有款项的交付。现刘振兴以交付张春琴的340000元的POS机刷卡记录主张借贷关系，但张春琴对此予以否认且提供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为该款项是支付的货款，故刘振兴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张春琴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刘振兴提供欠条仅能证明张春琴结欠其款项的数额，并不能证明其与张春琴之间存在350000元的借贷合意，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刘振兴要求张春琴归还借款本金32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张春琴对2017年6月13日结欠刘振兴100000元款项并无异议，且双方一致认可归还了20000元，虽然双方对该款项性质持有异议，但为避免双方诉累，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依法确认张春琴应当支付刘振兴80000元。双方并未约定具体支付期限，刘振兴可随时要求支付。现张春琴在刘振兴提起诉讼后仍未归还上述款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张春琴自2019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刘振兴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张春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振兴人民币8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照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义务方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债务的，权利方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于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57元，财产保全费2120元，以上共计5177元，由刘振兴负担3833元，由张春琴负担1294元。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刘振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6月11日刘振兴至武汉鄂州的火车票，证明刘振兴至湖北查看张春琴所称的铲车，但是刘振兴去了之后没有发现铲车；2、接警记录一份，证明刘振兴没找到铲车后于2017年6月12日找到张春琴讨要转给她的35万元铲车款，双方发生纠纷后报警。张春琴对刘振兴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也不能证明刘振兴的证明目的。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振兴主张2015年11月6日向张春琴出借款项35万元，应当举证证明。虽然刘振兴举证证明2015年11月6日通过张春琴POS机分两笔刷卡合计34万元，但是，首先，银行流水载明的用途为消费，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春琴在安丰市场做大闸蟹生意，刘振兴之前也在张春琴处刷卡支付购买大闸蟹的款项，故张春琴主张2015年11月6日的款项也是支付大闸蟹款项，具有一定合理性。结合刘振兴不能提交借条等证据证明借款合意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刘振兴主张2015年11月6日发生的款项为借款未予认定，处理并无不当。其次，刘振兴一审主张2015年11月6日发生的款项用途为购买铲车，二审又主张系购买挖机，存在矛盾。最后，刘振兴主张其于2017年6月12日找到张春琴要求出具上述34万元的欠条，而张春琴仅出具了10万元的欠条。在此情形下，自2017年6月13日至本案起诉的2019年1月份，刘振兴未向张春琴再行主张。上述事实经过与刘振兴主张的张春琴结欠其35万元的事实亦不相符。综上，张春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14元，由上诉人张春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小刚审判员  丁 兵审判员  谢 坚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荣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