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46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五彩缤纷路。负责人：胡明涛，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拥，男，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仁容，女，1965年3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飞，男，196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长佑，女，196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99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古蔺县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1，男，201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法定代理人：王某，199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古蔺县人，住仁怀市，系胡某1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2，男，201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法定代理人：王某，199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古蔺县人，住仁怀市，系胡某2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中宇建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商汇大厦10层2号。法定代表人：徐缓，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仁怀市华盛名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仁怀市国酒城。法定代表人：涂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颖，贵州止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尊琴，女，199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灿，男，199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古蔺县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波，男，199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治花，女，199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花，女，1988年4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兴隆，男，199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道珍（曾用名曹小敏），女，汉族，1994年12月2日出生，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进，男，199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蔺，男，1991年6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古蔺县人，住古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芳，女，199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锦酬，男，199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遂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拥、赵仁容、胡飞、徐长佑、王某、胡某1、胡某2、贵州中宇建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宇建工公司”）、贵州省仁怀市华盛名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名公司”）、张尊琴、张灿、胡波、田治花、李洪花、刘兴隆、曹道珍、黎进、王蔺、何芳、李锦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8）黔0382民初5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保遂宁公司上诉称：改判上诉人对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一审认定受害人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二、驾驶人醉酒驾驶机动车，免责条款应当认定有效。被上诉人胡拥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他被上诉人二审未答辩。胡拥、赵仁容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77448元，其中被告平安财保遂宁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法定赔偿责任，被告王某等人在继承胡安政的遗产范围内承担与胡安政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宇建工公司承担施工场地不具安全保障而导致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张尊琴承担与交通事故责任份额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3日，胡安政持C1型驾驶证驾驶贵Ｃ×××××号小型轿车搭载王雪梅、胡菊梅、虞浪、李鱼、黄勇五人由仁怀市坛厂街道八卦园景区往仁怀市中枢街道方向行驶，2018年5月13日0时28分许，车辆行驶至仁怀市××厂街道（××路）枇杷村××组路段时与贵州中宇建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建的人行过街天桥临时桥墩相撞，造成贵Ｃ×××××号轿车严重损坏解体，车上六人被抛出车体，摔倒在公路路面上，其中躺卧公路上的胡菊梅又被尾随其后由张尊琴持C1型驾驶证驾驶的贵Ｃ×××××号小型轿车碾压，贵Ｃ×××××号小型轿车中的驾驶员胡安政，乘车人王雪梅、胡菊梅、虞浪、李鱼、黄勇均在事故中当场死亡，贵Ｃ×××××、贵Ｃ×××××号车辆均不同程序受损。2018年6月25日，仁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次事故作出第52038212018000004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如下：（一）在导致贵Ｃ×××××号小型轿车驾驶人胡安政，乘车人王雪梅、胡菊梅、虞浪、李鱼、黄勇死亡及贵Ｃ×××××号小型轿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贵Ｃ×××××号小型轿车驾驶人胡安政承担主要责任；贵州中宇建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次要责任；贵Ｃ×××××号小型轿车乘车人王雪梅、胡菊梅、虞浪、李鱼、黄勇不承担责任。（二）在导致贵Ｃ×××××号小型轿车乘车人胡菊梅死亡及贵Ｃ×××××号小型轿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贵Ｃ×××××号小型轿车驾驶人胡安政承担主要责任；贵州中宇建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次要责任；贵Ｃ×××××号小型轿车驾驶人张尊琴承担次要责任；贵Ｃ×××××号小型轿车乘车人胡菊梅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另查明，贵Ｃ×××××号小型轿车驾驶人胡安政与乘车人王雪梅、胡菊梅、虞浪、李鱼、黄勇，以及贵Ｃ×××××号小型轿车驾驶人张尊琴系同事，均为贵州省仁怀市华盛名酒业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十一部员工，胡安政系该部门负责人。2018年5月12日,胡安政组织本部门员工王雪梅、胡菊梅、虞浪、李鱼、黄勇、张灿、王蔺、张尊琴、胡波、田治花、李洪花、刘兴隆、曹道珍、黎进等人前往位于仁怀市坛厂街道的印象苗家餐馆聚餐，就餐后，胡安政呈醉酒状态，酒后驾车，无偿搭乘王雪梅、胡菊梅、虞浪、李鱼、黄勇等六人，超速行驶在坛茅快线上，后发生前述事故。一审法院又查明，贵Ｃ×××××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平安财保遂宁公司投保交强险(赔偿限额122,000元)、第三者商业险（赔偿限额1000000元，不计免赔）、车上司机责任险（赔偿限额50000元，不计免赔）、车上乘客责任险（赔偿限额50000元×4座，不计免赔）、机动车损失保险（赔偿限额450166元，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另外，被告平安财保遂宁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胡安政”的签名并非胡安政本人所签。再查明，被告张尊琴所驾驶的贵Ｃ×××××号小型轿车所有人为被告何芳，该车辆交强险终止日期为2018年5月8日，事故发生时，已脱保。还查明，本案原告胡拥、赵仁容系死者胡菊梅的父母；本案被告胡飞、徐长佑、王某、胡某1、胡某2分别系死者胡安政的父、母、妻、子。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的陈述、举证，被告的抗辩、质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原告因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二、案涉事故责任如何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原告的主张及其提供的证据、法律规定、相关标准确定如下（均四舍五入到元）：一、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581600元（29080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二、丧葬费。原告主张35897.50元（71795元/年÷2），其主张的标准与贵州省2017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不符，依法确定为32275元(64549元/年÷12月/年×6月)。三、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结合案情，予以支持。四、关于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原告共主张9950.50元，结合案情，酌定2000元。原告因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665875元。关于争议焦点二，仁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胡安政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宇建工公司承担次要责任，张尊琴承担次要责任，胡菊梅不承担责任。该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责任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案涉损害后果系多种原因所致，即存在多因一果的法律关系，本案系间接结合的多个原因所为，这些行为对损害结果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或必然地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其中某些行为或原因只是为另一行为或者原因直接或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其本身并不会也不可能直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故此，数行为之间分别构成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从直接原因看，首先，胡安政违反法律规定，醉驾、超速、超载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其次，中宇建工公司作为施工方，未按规定科学设置相关标识、标志设施，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再次，张尊琴在前方突发事故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致所驾车辆对受害人胡菊梅进行了碾压，对胡菊梅的死亡应承担次要责任，酌定其承担20%的责任。从间接原因看，胡菊梅明知胡安政已饮酒且处于醉酒状态，醉驾具有较高危险性，但其仍然乘坐，乘坐过程中，其应当知道车辆超速超载，但未制止或未有效制止，系自陷风险，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另外，胡菊梅系无偿搭乘胡安政所驾驶的车辆，为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鼓励好意施惠行为，胡菊梅作为受益人，亦应减轻施惠人胡安政的赔偿责任，酌定胡菊梅在胡安政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中承担50%的赔偿责任。案涉死者虽然系华盛名公司销售部的员工，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次聚餐系职务行为，喝酒不开车系众所周知的常识，案涉死者均应当了解，无须其所在公司就此问题专门强调，华盛名公司在案涉事故中无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其在事故发生后垫付的款项，虽然其在庭审中要求退还，但庭后亦书面表示基于人道主义予以放弃，对此行为，予以准许。聚餐是一种正常的传统的社交活动，被告张灿、胡波、田治花、李洪花、刘兴隆、曹道珍、黎进、王蔺、张尊琴等九人系参与聚餐人员，并非组织者，参与聚餐活动本身并不存在过错，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该九人在聚餐时存在恶意劝酒等行为，且案涉死者系死于交通事故而非饮酒过量致死，参与聚餐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故被告张灿、胡波、田治花、李洪花、刘兴隆、曹道珍、黎进、王蔺、张尊琴等九人无须因参与聚餐的行为而对案涉事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平安财保遂宁公司作为案涉事故贵Ｃ×××××号车辆的承保公司，其是否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涉及两个法律事实：第一是死者的身份；第二是可否适用免责条款。关于死者的身份问题，胡菊梅在事故发生前系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被抛出车外，其是否已从“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原、被告存在不同意见。本院认为，机动车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属于“第三者”。至于何种原因导致该人员在事故发生时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不影响其“第三者”的身份。胡菊梅事故发生前搭乘在轿车内，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厢体之外，在撞车的瞬间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故胡菊梅应按第三者予以认定。另外，因案涉交通事故的被侵权人有五人（胡安政除外），且均已死亡，为公平起见，在不分责、不分项的前提下，对交强险责任限额金额予以平均分配为宜。关于可否适用免赔条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平安财保遂宁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尽到了告知义务，在未尽到告知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免责条款不能对投保人即胡安政产生效力，其应当对案涉事故受害人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被告何芳系案涉事故肇事车辆贵Ｃ×××××号小型轿车所有人，同时也是投保义务人，因其疏忽，致车辆在案涉事故发生时处于脱保状态。本案中，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并非同一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何芳应与被告张尊琴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其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可向侵权人即被告张尊琴进行追偿。被告李锦酬对案涉事故无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因胡安政已不幸逝世，不再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胡飞、徐长佑、王某、胡某1、胡某2均属胡安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其未举证证明已放弃继承胡安政的遗产，虽然本案原告亦未举证证明上述五名被告是否已经对胡安政的遗产发生继承，但并不排除已经发生继承或今后发生继承事实的可能，故被告胡飞、徐长佑、王某、胡某1、胡某2应当在遗产继承范围内对胡安政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当然，如被告胡飞、徐长佑、王某、胡某1、胡某2实际未继承胡安政遗产，则无需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对原告损失（665875元）的赔偿责任作如下划分：先由被告平安财保遂宁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不分责不分项赔偿24400元和被告张尊琴、何芳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剩余的519475（665875-24400-122000）元由被告中宇建工公司、张尊琴各承担20%即赔偿103895（519475×20%）元，应由胡安政承担的60%即311685（519475×60%）元中的50%即155842.50（311685×50%）由胡菊梅自行承担，其余的50%即155842.50（311685×50%）元由被告平安财保遂宁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贵州中宇建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拥、赵仁容损失103895元；二、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拥、赵仁容损失180242.5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24400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55842.50元，如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不足以全额赔付上述款项，则按其承担的总金额按比例予以赔付，超出部分由被告胡飞、徐长佑、王某、胡某1、胡某2在胡安政遗产继承范围内向原告胡拥、赵仁容承担清偿责任）；三、由被告张尊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拥、赵仁容损失225895元，被告何芳对其中的122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胡拥、赵仁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88元，被告贵州中宇建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34元，被告张尊琴负担734元，原告胡拥、赵仁容负担222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胡菊梅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已从“车上人员”转化成为“第三者”。根据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是指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者；车上人员责任险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时身处保险车辆之上的人员。据此，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由于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属于“第三者”。本案中，胡菊梅在事故发生前系保险车辆即贵Ｃ×××××号小型轿车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过程中，胡菊梅已被甩出车外，即在事故发生并致人损害时，胡菊梅已脱离肇事车辆，其身份已由投保车辆的“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因此，上诉人平安财保遂宁公司仅以胡菊梅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乘坐于涉案保险车辆之上的事实，即认为胡菊梅属于涉案保险车辆车上人员，涉案交通事故责任交强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不予理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平安财保遂宁公司没有举证证明与胡安政订立保险合同时对相关责任免除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胡安政不产生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平安财保遂宁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8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灿灿审判员  娄 强审判员  施正高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杨颜竹书记员何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