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6民初1275号原告：赵保荣，男，1965年6月7日生，汉族，云南省宜良县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伟，云南滇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花（实习律师），云南滇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范登书，男，1970年9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现住石林县。被告：晏玉梅，女,1976年8月22日生，汉族，云南省宜良县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达胜，云南旸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郑绍芳，女,1966年9月27日生，昆明市西山区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告：欧阳爱楠，男，1994年10月23日生，云南省宜良县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被告：赵洪云，男，汉族，1980年4月15日生，云南省宜良县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平红，男，1977年10月5日生，汉族，云南省宜良县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系赵洪云的哥哥，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代表人：曹志文，系该公司总经理。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万达广场南塔写字楼19、20、21楼。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富，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赵保荣与被告范登书、晏玉梅、郑绍芳、欧阳爱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7月4日受理后，被告郑绍芳申请追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平安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晏玉梅申请追加赵洪云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依法予以准许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保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伟、李金花，被告范登书、郑绍芳、欧阳爱楠、被告晏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达胜，被告赵洪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平红，被告云南平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成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保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范登书、晏玉梅、郑绍芳、欧阳爱楠连带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37957.9元。2.由被告范登书、晏玉梅、郑绍芳、欧阳爱楠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范登书与晏玉梅系从事绿化苗木种植、工程施工的老板，二人系合伙人。2018年9月11日，被告范登书与赵洪云联系后让赵洪云叫着工人到万家欢帮其挖绿化苗木。2018年9月12日，赵洪云叫着原告等16人到万家欢帮范登书和晏玉梅挖树。为了能够完成挖好树木的装载，被告范登书租用郑绍芳的吊车到现场装树，郑绍芳派自己雇佣的吊车驾驶员欧阳爱楠到现场施工。大约下午两三点钟，原告赵保荣和赵洪云、徐发富等人在配合用绳索将树捆绑好，由欧阳爱楠用吊车将树吊起装车的过程中，因欧阳爱楠所操作的吊车与高压线触碰导致包括原告在内的数人被高压电击中，原告当场被电击烧伤昏倒在地。事故发生后，被告以及在场的工人将原告送到路边,120将原告送到石林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4天，后因伤势严重，医院建议转院至上级医院治疗，原告转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46天后好转出院，经医生诊断原告的伤情为:电弧烧伤颈部、双上肢、躯干、会阴、右下肢35%ＩＩ度，好转出院后续继续换药治疗，住院期间需家人陪护等。原告的伤经鉴定达八级伤残，尚需后期治疗费4000元。为治疗产生了住宿费、交通费等。住院治疗期间，被告郑绍芳和范登书为原告垫付了部分治疗费用。原告的损失确定后经与各方协商，各方相互推诿，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综上所述，原告受被告范登书、晏玉梅雇佣为其提供劳务，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发生安全事故导致受伤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郑绍芳系吊车的所有权人，欧阳爱楠系吊车驾驶员，事故发生系其实际行为所致，故二被告作为侵权人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请。被告范登书、晏玉梅辩称，第一，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2018年9月11日答辩人与晏玉梅把合伙购买的石林县火车站的苗木承包给赵洪云来挖，每棵苗木150元。2018年9月12日双方把挖苗地点改到石林县万家欢蓝莓庄园，价格调整为每棵100元。与此同时答辩人将吊树装车的活计以1200元的价格承包给郑绍芳，双方约定如果吊到天黑加200元。与两位承包人订立口头合同时，双方对安全责任作了强调，约定安全由承包人承担。第二，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答辩人与晏玉梅是合伙关系，答辩人与赵洪云是承包关系，赵洪云与原告是雇佣关系，郑绍芳是本案的第三人，欧阳爱楠是直接责任人。答辩人购买的苗木承包给赵洪云挖，承包款为3600元。答辩人与原告并不相识，原告是赵洪云叫来做工的，原告的工资从赵洪云处领取，赵洪云是原告的雇主。第三，原告把发包人、雇主和第三人同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只能选择第三人进行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既可以起诉雇主，也可以起诉第三人，但不可以一起起诉。答辩人将吊树的活计发包给完全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郑绍芳，答辩人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第四，答辩人和第三人垫付的10万余元医疗费用，建议法庭一并处理。被告郑绍芳辩称，答辩人跟范登书吊树时并未协商好支付多少钱；原告受伤后，答辩人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但原告在起诉中没有说明，答辩人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答辩人是范登书叫来吊树的，并未说过吊树的地点有高压线，只是说过要注意安全。答辩人和原告是第一次合作，答辩人和原告都是雇佣关系，是范登书雇佣答辩人的。被告欧阳爱楠辩称，答辩人在本次事故中是吊车的驾驶员，郑绍芳是答辩人的老板，答辩人在驾驶吊车时是看不见人的，只有靠郑绍芳的指挥。答辩人在操作吊车的过程中，答辩人放吊车挂钩的位置是安全的，答辩人也不清楚发生事故的具体原因。被告赵洪云辩称，2018年9月10日，范登书找到答辩人并让答辩人叫着几个人去干活，每人支付工钱200元。范登书叫答辩人等到万家欢挖树，在挖树的过程中，郑绍芳指挥着吊树，答辩人及其他工人负责绑树。当郑绍芳的驾驶员把吊车的钩子放下来的时候，答辩人去拉吊钩，答辩人就被电击倒了。范登书虽说是将挖树的活计承包给答辩人，但实际上答辩人等人是做点工。被告云南平安保险公司辩称，第一，郑绍芳的吊车确实在答辩人处购买有交强险及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第二，在本案中若涉及保险理赔，请求法庭考虑预留其他案件的理赔金额；第三，原告起诉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中郑绍芳的吊车是否为本案的责任主体，应予以明确郑绍芳承担责任的比例，驾驶员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庭审中，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对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无异议的原告提交的事件经过，范登书、晏玉梅、欧阳爱楠、徐发保、赵保荣、耿荣辉、洪光祥的笔录，石林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住院病人费用汇总清单、住院病案、外科住院病历、CT报告、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出具的出院证、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住院收费票据、费用结算清单、门诊票据、门诊缴费单、证明、银行发票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赵洪云的笔录，结合范登书、晏玉梅、欧阳爱楠、徐发保、赵保荣、耿荣辉、洪光祥的笔录，能够综合证实赵洪云系范登书雇佣来挖树的人员，同时亦能证实赵洪云根据范登书的指示于2018年9月12日组织了原告等16名雇员前往石林县万家欢进行挖树，原告等人在装吊树苗的过程中，因吊车施工过程中与商压线过近而被高压电击到受伤。2、对于原告提交的北大村派出所事件单、云南省长途急救转运中心出具的发票，该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3、对于原告提交的石林县有钰百货店出具的收款收据，虽存在一定瑕疵，但结合原告的伤情，在受伤后购买护理垫属于必然产生的医疗费用，本院予以采信。4、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明及收款收据，结合原告提交的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断证明书中“注意康复治疗，预防疤痕”的记载，原告在受伤后因清洗伤口产生的费用系因病情所需，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在住院期间支付创面清洗费2400元。5、对于原告提交的由李志凤出具的证明及收款收据，该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予以采信。6、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他发票，不符合证据的法律特征，本院不予采信。7、对于原告提交的昆明法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伤残等级、后期医疗费的鉴定意见书，虽被告提出异议，但无相反证据推翻，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三期”鉴定意见书，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就误工、护理、营养的问题作出相对应的规定。其次，具有专业知识的主治医生也会根据病人的病情对是否需要休息、是否需要护理及加强营养作出适时、相应的医嘱交代。在此情形下，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对此产生的鉴定费亦不予确认。8、对于晏玉梅提交的收据，该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恰好证实晏玉梅支付赵洪云挖树款3600元。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被告范登书与晏玉梅系合伙从事绿化苗木种植、工程施工的合伙人。2018年9月11日，被告范登书与赵洪云联系后让赵洪云召集几位工人到万家欢帮其挖绿化苗木，双方到达约定的挖树地点后口头约定工人每挖一棵树支付100元。2018年9月12日，赵洪云召集好原告等16人到万家欢帮范登书和晏玉梅挖树，约定每位工人每天支付工钱200元。根据范登书的安排，原告等工人于当天挖好冬樱花树、四照花共计36棵。与此同时，范登书联系到郑绍芳，双方口头约定由郑绍芳负责用吊车将原告等人挖好的树苗装吊上车，由范登书支付郑绍芳劳务费1200元，若吊车吊到天黑则额外支付200元。郑绍芳便叫其工人欧阳爱楠随同自己到石林县万家欢负责装吊树苗事宜。当天下午14时左右，原告等人捆绑紧挖好的树苗，当原告等人在拉吊车钢绳挂钩去挂树苗的时候，因钢绳距离吊车附近的高压线太近导致高压电放电，电流顺着吊车钢绳发生导电并击到原告等人。原告等人受伤后，石林县万家欢农业科技开发公司向供电所及派出所进行报案，供电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进行了停电并指挥吊车驾驶员将吊车吊臂收回的处理措施。后原告被现场工人送至石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天，其伤情被诊断为：1、胸壁二度烧伤。2、腹壁二度烧伤。3、上肢二度烧伤……同时医嘱交代住院期间需1人护理。原告在石林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支付病人生活费、护理垫341元，产生医疗费4676.4元（其中范登书垫付2676.4元，郑绍芳垫付2000元）。后因原告伤势严重，医院建议转院至上级医院治疗，原告转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46天后好转出院，为此原告支付救护车费用3600元。经医生诊断原告的病情为:电弧烧伤颈部、双上肢、躯干、会阴、右下肢35%ＩＩ度，医嘱交代原告好转出院后续继续换药治疗，注意康复治疗，住院期间需家属陪护等。原告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共产生医疗费97918.56元、门诊费4356.1元（其中范登书垫付30000元、郑绍芳垫付医疗费62000元）。原告为康复治疗的需要，住院期间对伤口进行创面清洗，对此产生清创费2400元，并支付烧伤棉垫、护理垫费用1673元。后原告向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对其伤情进行评估，经鉴定，原告赵保荣的伤情达八级伤残，尚需后期医疗费4000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790元。另查明，被告欧阳爱楠驾驶的云Ａ-×××××号吊车系郑绍芳所有，该车辆购买有交强险及500000元的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止，发生该起事故时尚在保险期间内。被告欧阳爱楠在发生该起事故时已经取得B2准驾车型，并通过了汽车式起重机操作的岗位学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在本案中应如何确定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如何确定责任的承担？二、原告赵保荣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何确认？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系一起典型的侵权案件，原告赵保荣系赵洪云邀约来石林县万家欢挖树的人员，但赵洪云又是接受被告晏玉梅的雇佣，其与所叫来的其他工人都是接受晏玉梅的指示从事劳务工作，符合雇佣的法律特征，原告显然系范登书、晏玉梅的雇员。对于被告郑绍芳和范登书、晏玉梅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首先，被告范登书联系到郑绍芳前往石林县万家欢吊树后，郑绍芳便同其雇员欧阳爱楠一同到事发地点吊树，欧阳爱楠在吊树的过程中是受郑绍芳的安排、指示完成，并非服从范登书、晏玉梅的监管或者安排。其次，郑绍芳的劳务便是通过使用其所有的吊车将树苗吊装上车，在完成上述工作后由范登书、晏玉梅支付劳动报酬，故范登书、晏玉梅与被告郑绍芳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实范登书、晏玉梅对定做、指示或者选任方面存在过错，故原告主张由范登书、晏玉梅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郑绍芳主张因自己的机械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且事故是在机械操作的过程中致人受伤，应由云南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内承担民事责任的请求，尽管本案原告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提起诉讼，但根据本案确实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被第三人所操作的机械致伤的这一客观事，在本案中既存在劳务关系、也存在承揽关系、同时存在机动车事故责任的法律关系，且原告的伤患确实是因第三人所操作的机械引发的机械事故所致，故其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原告没有请求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但从诉讼效律和诉讼成本的角度考量，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因被告欧阳爱楠在操作吊车的过程中没有与高压线保持足够的距离，导致原告遭受到雇佣关系以外第三人即欧阳爱楠的侵权行为，原告的损害结果与被告欧阳爱楠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欧阳爱楠系给原告赵保荣造成损害的直接侵权责任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其所驾驶的云Ａ-×××××号吊车在被告云南平安保险公司购买有交强险及500000元的特种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7日止，发生该起事故时尚在保险期间内。被告欧阳爱楠在发生该起事故时已经取得B2准驾车型，并通过了汽车式起重机操作的岗位学习，系合法驾驶，故此次事故实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一起机动车安全事故，依法应由侵权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由云南平安保险公司替代按保险合同约定的来承担，若仍有不足的再由其雇主郑绍芳来承担。在此次事故中，系特种车与人员接触发生的损害，故尽管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书，但根据本案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确认特种车驾驶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鉴于该起事故尚有其他人员受伤，本院在保险赔款中预留一定保险金额。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确认原告在石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产生住院医疗费4676.40元、护理垫341元、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共产生医疗费97918.56元、门诊费4356.1元、清创费2400元、支付烧伤棉垫、护理垫费用1673元、转院救护车费用36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原告于2018年9月12日受伤，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即2018年12月12日为92天，本院结合受诉法院当地工资水平，误工费计算为7820元（85元/天×92天）；原告在住院期间有需家属陪护的医嘱，故护理费计算为4250元（85元/天×50天）；原告在受伤后先后住院5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计算为5000元（100元/天×50天）；原告在住院期间，医嘱并未交代加强营养，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系农村居民，其在此次受害中造成八级伤残，故残疾赔偿金计算为64608元（10768元/年×20年×30%）；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赵文得的生活费，被扶养人生育有5位子女，故被扶养人赵文得的生活费计算为2736.9元（9123元/年×5年×30%÷5）；根据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书，本院确认后期治疗费为4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及住宿费，原告受伤后往返于医院、鉴定机构必然产生相应的费用，本院结合往返车程及次数酌情支持交通费、住宿费1200元；此次伤害导致原告八级伤残，确实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精神伤害，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9000元。综上所述，原告在此次伤害中产生的经济损失共计213579.96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赵保荣在此次事故中产生的经济损失共计213579.96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项下赔偿原告赵保荣医疗费5000元，残疾赔偿金5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项下赔偿原告剩余的经济损失158579.96元；二、原告赵保荣收到保险赔款时退还被告范登书为其垫付的医疗费32676.40元；退还被告郑绍芳垫付的医疗费64000.00元；三、驳回原告赵保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事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0.00元、鉴定费1790.00元共计3320.00元，由被告郑绍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唐云龙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陶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