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13民终6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庆岩，1976年3月16日出生，男，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仙凤，山东易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解放路支行，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负责人：公丕侠，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羲之支行，住，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北园路**北园商务城**/div>负责人：李振国，行长。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善斌，男，1985年10月27日出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石油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大道**泰地海西中心写字楼**裙楼**iv>法定代表人：林夏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庆岩因与被上诉人厦门石油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解放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解放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羲之支行（以下简称建行羲之支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75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陈庆岩上诉请求：1.撤销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754号民事裁定；2.裁定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我的住所地应该属于合同的履行地，属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我为债权人，对于合同的履行地点没有约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我为接收货币的一方，住所地为合同履，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我通过电子交易网络平台购买涉案标的物，因此我的住所地应该属于合同的履行地，鉴于我的住所地为临沂市××山路××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我作为接受货币的一方，住所地属于临沂，住所地属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对本案有管辖权。2.我对于“仲裁约定条款”不知情。本案中的具体开户，不是我操作，我在原审裁定中已经将厦门公司是如何安排其工作人员替我开户的具体流程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举证，对于是否存在仲裁条款，何时出现的仲裁条款，仲裁条款的具体内容，我至今一无所知，对于如何开户，开户的具体程序，开户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电子或者纸质的材料，交易中出现的风险，争议解决方式，我并不知道，因为我的交易账户是由厦门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开通的，开户中出现的需要签字确认的所有的材料，不仅没有告知我，更没有经过我签字确认，所有的风险及争议解决方式也从未告诉过我，通过我与厦门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楚的看到我所说的开户实情。因此，不存在仲裁约定条款，即使存在协议管辖的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对于我也不生效，我对于仲裁条款没有任何的签字确认，仲裁条款无效，本案并没有约定管辖权，因本案是合同纠纷，我作为接受货币的一方，住所地属于临沂，住所地属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且建行解放路支行和建行羲之支行的住所地及实际经营地均位于兰山区对本案有管辖权。3.本案纠纷即使存在协议管辖的仲裁条款，但该协议仲裁条款也系格式条款，协议仲裁管辖条款无效，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虽然约定有仲裁条款，但是该仲裁条款是厦门公司使用格式条款与我订立的管辖协议，并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我注意，属于格式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是厦门公司，在对管辖条款约定时免除其责任、加重我的责任、排除我的主要权利，对该合同履行地条款的约定当然无效，且在管辖协议订立时厦门公司并未采用足以引起我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向我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且该条款是通过网络平台由投资者签收，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因此协议管辖条款不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我注意，我一审主张管辖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款对我不发生效力。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我以信息网络方式与厦门公司订立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同时作为接收货币的一方，所以应当以我的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住所地属于临沂，住所地属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对本案有管辖权。4.本案根据我的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确定合同履行地为我的经常居住地，其住所地属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1）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第三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由此可知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只有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才适用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他情形都适用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点，但是已经实际履行，涉案争议的标的为给付货币，我作为接收货币的一方，其经常居住地所在地为合同的履行地，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2）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的数字化产品买卖具有特殊性，它无需以有形载体进行交付，买受人接受产品的终端不具有确定性，故法律规定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买卖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因此，通过上述媒介订立的买卖合同，均可视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形式订立的买卖合同。此类买卖合同，有无形的数字化产品，也有有形的商品，这两类不同形式的买卖合同，履行地以方便诉讼、便利诉讼为原则，因此规定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而本案中合同的标的正是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无形的数字化产品，本案的管辖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是合同履行地即我的住所地法院管辖，即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买卖合同，如果双方对合同履行地有明确规定的，从其约定，但若为格式合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合同履行地条款约定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采取合理方式”的标准应当是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我与厦门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厦门公司并没有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没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故我主张该管辖协议无效，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5.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我的住所地属于合同的履行地，住所地同时也是，住所地同时也是接收货币的一方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1）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不是没有相应的判例予以支持，根据下列民事裁定书判例也可以确定本案属于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13民辖终5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13民辖终66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鲁13民辖终342号、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鲁13民辖终343号、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鲁1234民初第933号、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1324民辖初3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赣01民辖终118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川01民辖终1529号。（2）《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我为债权人，对于合同的履行地点没有约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我为接收货币的一方，其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我通过电子交易网络平台购买涉案标的物，因此我的住所地应该属于合同的履行地，鉴于我的住所地为临沂市××山路××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我作为接受货币的一方，住所地属于临沂，住所地属于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对本案有管辖权。6.本案中，建行解放路支行和建行羲之支行的住所地都在临沂市××山区，在兰山区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内，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厦门公司辩称：1.原审法院关于本案存在仲裁条款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人民法院对本案确无主管权。陈庆岩主张其对仲裁条款不知情缺乏事实依据，陈庆岩并未举证证明其账户的开立非本人操作，相反根据厦门石油交易中心提交的公证书内容显示，陈庆岩为参与涉案交易，必须通过网上签约的方式签署《客户协议书》《交易商确认函》《风险揭示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之后才能取得交易账号，在开户过程中，陈庆岩需填写手机号码、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并设置账户密码等，否则无法完成开户，由于不开户不取得账号是无法进行交易的，故结合陈庆岩开立两个账号以及从后续交易事实可以证明，陈庆岩对开户步骤以及各项法律文件是明知的。陈庆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开户行为是本人所为，还是通过将上述个人信息交于他人，并委托他人代为操作，开户的法律后果均应由陈庆岩承担。因此，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陈庆岩应受仲裁条款的约束。2.涉案仲裁条款虽系格式条款，但语义明确，且经充分提示，应合法有效。（1）陈庆岩认为仲裁条款属格式条款而无效，但是该观点明显系对法律的错误解读。事实上根据合同法规定，格式条款只有在具有存在合同法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下才无效，否则对当事人应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涉案《客户协议书》的仲裁条款虽属格式条款，但包含了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等必备内容，只是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并不影响双方的实体权利，也未限制陈庆岩的权利或加重陈庆岩的责任，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不存在无效的情形。（2）需要指出的是，陈庆岩所援引的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关于消费管辖条款需特别提示的规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首先本案并非消费纠纷，而是合同纠纷，该条款调整的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次，本案仲裁条款涉及主管问题，而该条款所约束的是管辖问题。并且，一审法院也已认定，《客户协议书》包含仲裁条款的第十条第三款及第四款均是加粗加黑字体，我公司已经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陈庆岩注意，故陈庆岩主张仲裁条款对其不生效力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3）陈庆岩虽没有签订纸质版的《客户协议书》，但是本案通过网络电子数据方式签订的《客户协议书》亦系陈庆岩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签订方式，应当合法有效，故陈庆岩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3.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陈庆岩所在地并非本案合同履行地，陈庆岩所在地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1）在本案中，陈庆岩的核心诉请为要求确认交易无效，因此，本案争议标的并非合同中的具体义务，而是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此类合同纠纷就不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对此，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有约定的，可以按照约定的履行地来确定管辖法院；对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只能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署名“高民智”在《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3辑第90-94页《关于民诉法解释中有关管辖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2）另一方面，即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本案争议标的也绝非陈庆岩所主张的“给付货币”，虽然陈庆岩的诉请包含赔偿交易资金的金钱给付请求，但是不能将此请求与诉请所指向涉案合同义务之内容相混，争议标的系指涉案合同义务之内容而并非诉请本身，而事实上，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民间借贷范畴的金钱给付之纠纷。由于我公司作为交易平台服务的提供方，为参与交易的各方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故本案合同纠纷争议标的应当属于“其他标的”，不能以货币接收方作为合同履行地，而应以履行义务(提供平台服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而我公司的住所地及服务提供地均位于厦门市××区，而非陈庆岩的佳所地临沂市××山区。（3）此外，我公司交易平台上的相关交易标的物的交付(若发生实物交割时)只能通过线下交付而不是通过信息网络交付，而且陈庆岩与我公司之间并未订立买卖合同，我公司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方也没有实物交付的合同义务，故履行地的确认并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4.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建行解放路支行以及建行羲之支行并非本案系争交易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适格被告，陈庆岩将银行作为本案的被告，系恶意规避地域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人为设置地域管辖连接点，其恶意规避行为不应得到法院支持。（1）本案中，陈庆岩要求我公司赔偿交易资金系基于涉案交易无效，故其请求权基础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本案案由实质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庆岩据此提起本案诉讼，只能针对交易合同法律关系对相关主体提起诉讼，而不得将其他无关的第三方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2）陈庆岩要求两银行承担连带责任很显然是基于储蓄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交易合同法律关系。两银行作为陈庆岩的储蓄银行，仅向陈庆岩办理银行卡交易业务，并未参与本案系争开户交易行为。即使与本案有关，与系争交易合同法律关系相比，该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也是从属的法律关系。而且，根据我公司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签约主体为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即为涉案业务提供集中式银商转账或结算服务的机构为建行厦门市分行，而非本案的两银行。故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与本案系争开户、交易并无直接关联，即使存在关联，也仅是从属的，并非本案系争交易合同效力确认之诉的适格被告，不得以其住所地作为管辖连接点。（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两银行主体适格问题，因其对本案管辖的确定影响重大，应当在管辖异议阶段予以严格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于2006年11月30日发表于《人民法院报》的《关于立案审判专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三部分亦指出:“在办理管辖权异议案件时，应当加强对被告资格的审查，一案有数个被告的，应以与原告有实质争议的被告确定管辖。应加强对诉讼证据的审查，防止当事人以与本案争议无关的证据误导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第一条第4点亦有类似规定，即“确定诉讼主体与确定管辖权发生冲突时，法院应首先就管辖权问题做出裁定。上述裁定生效后，在多被告情形下，如果受理案件法院认定据以确定管辖权的被告为不适格诉讼主体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在(2018)最高法民申1931号“闫云升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期货交易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亦明确:“具有管辖权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被告是否适格既关系到其是否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也构成确定案件管辖权的连接点，人民法院为确定案件管辖权问题，有必要对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被告是否适格进行适度实体审查”，可作为本案参考。（5）陈庆岩为争抢本案的管辖权，故意制造管辖争议，误导法院，通过虚构事实，虚列被告的方式，将与本案实质争议或诉讼标的(涉案交易是否有效)无实质关联及利害关系的两建行列为共同被告，系人为制造“被告住所地”这一管辖连接点，真实目的为恶意规避地域管辖，其行为属于事后创设管辖条件，有悖于诉讼诚信原则，故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本案也不能以两银行所在地或者原告住所地作为有管辖权的依据。5.涉案纠纷系交易平台服务所引发的纠纷，由交易平台所在地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和统筹处理，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法院亦应将本案移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处理。由于本案纠纷系由我公司提供交易平台引发，由交易平台所在地法院集中审理，有利于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也有利于统筹处理同类案件，依法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我公司住所地位于厦门市××区，故即使不考虑仲裁条款，本案宜集中由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关于该点，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辖75号“朱惠明与中经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句容支行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89号“沈利涛与无锡市乾圆大通商品合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陈庆岩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辩称：1.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与陈庆岩之间无实际关联关系，陈庆岩无权向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主张其与第三方交易的损失。陈庆岩在建设银行办理开立借记卡业务，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行羲之支行并非为陈庆岩交易账户开户行，陈庆岩在建行羲之支行仅是发生过借记卡存取业务，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而建行解放路支行即使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与陈庆岩所诉称的买卖合同并非一个合同关系，金融机构仅是对储户承担按储户要求支取款项、结息的义务，陈庆岩作为储户应当对自己的资金安全尽谨慎的注意义务。陈庆岩由于自己对资金的支取、使用向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主张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2.《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三方服务协议》系陈庆岩、厦门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三方签订，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并非合同一方主体。对于建设银行为陈庆岩与厦门公司之间提供的结算服务，合同依据是《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三方服务协议》(以下称《电子商务协议》)，而在该协议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作为一方主体进行签约，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并非该合同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条之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各是独立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在《电子商务协议》三方法律关系中，陈庆岩起诉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系主体错误。3.退一步讲，即使根据《电子商务协议》，建设银行仅负有结算义务，对陈庆岩主张的损失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电子商务协议》第一条、第三条、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四十条等约定，建设银行仅承担结算义务，根据客户指令进行入金、出金的资金划转，不参与客户间的交易，不承担交易风险，不收取交易产生利润的酬劳。根据合同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以及民法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陈庆岩无权向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主张赔偿损失。4.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对陈庆岩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陈庆岩与厦门公司的交易中，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既非交易合同的一方主体，也非交易的参与人，也没有为双方提供结算服务。如陈庆岩确实受有损失，也与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明显没有关联性，当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陈庆岩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陈庆岩对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的诉讼请求。陈庆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厦门公司与我之间全部交易无效，并返还我投资本金2221203.56元；2、请求法院判令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对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厦门公司、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9月4日,我在厦门公司账号中发生多笔原油的买卖交易,造成2221203.56元的损失,在原油交易买卖期间，厦门公司、建行解放路支行、建行羲之支行恶意串通，将交易账号绑定在厦门公司和建行解放路支行的账户上,故意将我的资金转入厦门公司和建行解放路支行。根据法律规定,国家对原油和成品油实行经营许可制度,目前，商务部尚未批准任何一家交易所从事原油、成品油交易。厦门公司没有国家的行政许可擅自从事原油的经营,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请求法院判令厦门公司和我之间的全部交易行为无效并返还投资本金2221203.56元。建行解放路支行和建行羲之支行非但没有为我的资金尽到监管义务,反而为厦门公司提供数据接口等服务,导致我的资金转入厦门公司的账户,其存在明显过错。建行解放路支行和建行羲之支行应与厦门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陈庆岩在厦门石油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进行原油交易，必须通过网上签约的方式填写客户协议书、交易商确认函、风险揭示说明书等文件后，才能取得交易账户。陈庆岩主张其开户均是该公司工作人员操作，对其内容均不知情，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同意他人代其开户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故应认定陈庆岩对上述步骤及各文件应是明知的，并已操作注册成功。陈庆岩虽未签订纸质版的《客户协议书》，但采取网络电子数据方式签订的《客户协议书》，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签订方式，该协议书对陈庆岩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客户协议书》第十条第三款为“如甲乙双方就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向厦门石油交易中心申请调解或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该条第四款为“乙方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如乙方与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及/或甲方、银行等其他相关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乙方同意将该等纠纷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该条款均加粗加黑，能够引起当事人的注意，该条款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应当认定陈庆岩与厦门公司已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已就双方纠纷处理达成仲裁协议，在无证据证明该协议无效的情形下，本案依法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应当驳回陈庆岩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庆岩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厦门公司提交的由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公证的“客户协议书”电子版第十条第3款为“如甲乙双方就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向厦门石油交易中心申请调解或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该条第4款为“乙方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如乙方与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及/或甲方、银行等其他相关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乙方同意将该等纠纷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但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公证“客户协议书”的时间为2017年3月11日，不能证实陈庆岩于2015年5月在厦门公司的网上平台开户时即存在“客户协议书”，且即使陈庆岩注册开户时存在“客户协议书”，亦不能以此认定陈庆岩注册开户时的“客户协议书”记载有仲裁条款。本院认为，一审裁定认定陈庆岩与厦门公司就双方纠纷处理达成了书面仲裁协议，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陈庆岩通过提起诉讼主张厦门公司返还投资本金，故本案争议的标的为给付货币。在排除仲裁管辖后，因双方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货币接收人陈庆岩的住所地应为合同履行地，陈庆岩住所地在临沂市××山区，故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本案应由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一审裁定驳回陈庆岩的起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75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万法宝审判员  田开玉审判员  姚玉蕊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