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21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体峰，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华，陕西骊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冲，陕西骊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少文，男，196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平，陕西彬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体峰因与被上诉人杨少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4民初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体峰上诉请求：撤销（2018）陕0114民初33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主张并确认杨少文返还其不当得利收取的资金100万元，并按该占用资金（2007年1月19日起到2017年12月20日）支付利息693593.89元。该利息按照中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定期利率计算，仅计算到发回一审法院审理时，此案审理期间应顺延计算，直至杨少文返还本金及利息时止。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有违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应予以纠正。本案薛体峰持有杨少文出具的收条的真实性，杨少文没有异议，可以证明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基公司）与杨少文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皇冠花园E区2#楼由杨少文开发及承担项目涉及的资金。2007年1月19日福基公司收到杨少文100万现金项目资金款，而杨少文向薛体峰出具的收条时间也是2007年1月19日。该事实形成证据链可以推定证明杨少文于2007年1月19日收到薛体峰现金100万事实成立。原审法院在杨少文对收条真实性无异议情况下，仅采信杨少文未收到款项的辩解，存在错误，薛体峰在该案发回后提出的不当得利请求，一审法院在无事实依据下不予支持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杨少文称其2007年1月19日的收条为随后补写，既无司法鉴定文书否认其不是杨少文书写，也无杨少文确认该收条无效不成立的证据，仅凭孙某甲陈述的可能性来否定薛体峰持有收条的真实性而驳回薛体峰的诉请，无视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故薛体峰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规定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少文答辩称：其向法庭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当天未收到薛体峰的100万元，同时对欠条的形成也作出了合理解释。1、杨少文当天未收到100万元。2、当天福基公司由孙某甲分三次投资的钱，既有银行汇款凭证，又有交款事实可以证明。3、薛体峰对这支付100万元陈述不一，开始说是从车上给的，后开又说是在办公室给的存到银行了，杨少文提交证据证明该说法不符合事实。4、薛体峰购买杨少文的房屋时，还补交了12万元，若有100万元的事实存在，应该会扣减的，但是没有扣减。杨少文向法庭举证可以证明其主张，原审判决理应维持。薛体峰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杨少文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并赔偿损失1136340万元（按月息5.31%，从2007年1月19日至2014年11月19日计算）及给付之日止利息；2、由杨少文承担诉讼费用。2018年2月28日，薛体峰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原请求第一项要求杨少文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变更为“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款项100万元”；2、将赔偿损失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自2007年1月19日起到2017年12月20日的占用资金利息693593.89元，该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定期利率计算，仅计算到一审法院受理此案时，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应顺延计算，直至杨少文返还结清本金及利息时止；3、诉讼费判令杨少文承担。原审法院初审经审理查明： 2006年12月30日，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杨少文（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商品房合同书，约定：“1.合作开发商品房项目的地理位置位于阎良区XX区XX道XX段XX号XX花园内，按照甲方对皇冠花园商品房开发的分区编号为E2；2.合同订立后，甲方同意将皇冠花园E区2号楼有偿交由乙方投资开发，建设工程资金由乙方承担，具体付款方式及付款额度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执行；甲方应充分维护乙方的投资利益，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本合作项目对外手续的履行以甲方的名义出现。乙方在对皇冠花园E区2号楼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政策和法律，按照合同约定对合同项目所涉及的资金投入由乙方负责等。合同签订后，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19日、2007年2月1日分别出具两张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杨少文，人民币壹佰万元正，收款事由项目合作金，收款方式现金。”2007年4月9日，杨少文又与孙某甲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投资承建福基地产公司皇冠花园E区2号住宅楼。1.购买皇冠花园E区2号楼的经营权约需叁百伍拾万元。首先付给福基地产贰佰万元资金，每人出资壹佰万元由杨少文牵头。交给福基地产公司，剩余未交资金从售房款中共同支付；2.楼房交给杨少文承建。结算方式参照福基地产皇冠花园E区同类型工程造价公正结算；3.利润分配办法，售房总收入减去各种费用剩余部分二人平均分配等。”2014年11月25日，薛体峰以其持有的载明“今收到薛体峰交来E区2号楼项目合作资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元），牵头人杨少文，2007年1月19日”的收条诉至法院，要求杨少文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并承担损失及至给付之日的利息。庭审中，经法院释明，双方均认可不存在合伙关系，薛体峰主张双方系债务法律关系。杨少文对出具上述收条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坚持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杨少文并未收到过薛体峰所述的100万元。故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债务法律关系，该笔款项实际是否支付、以何种方式支付的举证责任在于薛体峰。薛体峰虽提供有季敏、朱建联两份证人证言，但均是关于与薛体峰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所进行的陈述，并未提供借款凭证，亦无法确定是否将借款支付给杨少文。2014阎民初字第01161号民事判决驳回薛体峰要求杨少文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并承担损失及至给付之日利息的诉讼请求。后薛体峰不服本判决，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1、2007年1月19日杨少文对给薛体峰亲笔手写的收条无异议，足以说明杨少文从薛体峰处拿走100万元的基本事实。薛体峰将100万元给杨少文后，杨少文当天就将100万元现金交给了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当天向杨少文出具了100万元的现金收据，并给薛体峰出具了收条。杨少文收到资金后并未与薛体峰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只是口头答应与薛体峰合作开发，实际上利用了薛体峰的资金。薛体峰多次向杨少文催要合作资金，杨少文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未还。由于杨少文的行为致使双方合作目的不能实现，杨少文应当返还100万元并按占用期间资金支付利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滥用释明权和举证责任分配权，把双方合作开发关系未成立后，投资方要求返还投资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认定为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杨少文返还薛体峰100万元项目合作资金，并赔偿损失1136340元（按照月息0.531%从2007年1月19日至2014年11月19日计付），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少文承担。杨少文答辩称，1、薛体峰所诉与事实不符，杨少文与孙某甲是合作关系，与薛体峰无合作关系，100万元是孙某甲交纳的项目合作资金。2007年1月19日的收据在孙某甲处，薛体峰持有的收条是收到孙某甲合作投资的收条。2、薛体峰诉称其与杨少文是合伙关系，但在审理中又称双方非合伙关系，而是债权债务关系，薛体峰没有权利要求返还。3、薛体峰没有证据证明向杨少文付过100万元的事实。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驳回薛体峰的上诉请求。本院原二审审理查明，原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另查，2014年12月22日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孙某甲作为杨少文证人出庭证明：2006年11月份左右，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资金不足要找资金，杨少文找到孙某甲，说每人投资100万元用于2号楼建设。2007年1月19日，孙某甲给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了100万元，其中有30万元是薛体峰的。因为这个事是杨少文牵头的，以杨少文的名义和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的合同，该公司出具的收据，写的是杨少文的名字。到了2007年年底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说要对账，杨少文给孙某甲打电话要条子，孙某甲和薛体峰一起去，把条子给了杨少文，孙某甲说钱已经交了，现在把条子一给，是不是应该给个收据。因为薛体峰垫付了30万元，孙某甲让杨少文就出具了条子，写的是薛体峰的名字，其让薛体峰装上。账对完了，杨少文要回来换条子，但是薛体峰一直没有换。是孙某甲和薛体峰的事，薛体峰和杨少文之间就没有事。孙某甲在2009年7月21日已经把30万元给了薛体峰，9月4日又把利润30万元给了他。孙某甲要条子，薛体峰说丢了。薛体峰委托代理人在询问证人孙某甲以何种方式将100万元交给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时，孙某甲称是孙某甲的儿子和薛体峰交过去的，是银行汇款，并称其与薛体峰是合作关系，该100万元中有薛体峰30万元，是直接转到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双方未签订协议，当时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收据时孙某甲与薛体峰去的，写的是杨少文的名字，因为杨少文牵头。2015年1月14日原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孙某甲出庭陈述：2006年12月底，孙某甲和杨少文联合开发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2号楼，每人出资100万元，2007年1月19日，孙某甲和其儿子还有杨少文去交的钱，开了一张票100万元，该钱里面有薛体峰30万元，条子在孙某甲手中。2007年底，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交的，打条子时孙某甲让杨少文打的薛体峰的名字。因为孙某甲和薛体峰没有协议，条子就给了薛体峰。过了一段时间，杨少文让把条子换回来，薛体峰说条子找不见了。法庭询问孙某甲既然没有给钱，为什么打了一个收到100万元的条子时，孙某甲回答当时没有考虑。二审中，薛体峰提供证人任某某出庭作证，证明在2013年元月份其与薛体峰曾到杨少文家中要钱，杨少文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杨少文提供证人孙某甲出庭作证，孙某甲证明称，2007年1月19日，其代表杨少文将100万元交给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2007年12月份，福基公司的项目要算账，其与薛体峰到杨少文办公室，杨少文把条子打给了薛体峰。杨少文还提供了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陈祥利的证言，证明孙某甲于2007年1月19 日同杨少文一起，用现金向公司财务交纳E区2号楼项目合作款。薛体峰对上述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坚持称其于2007年1月19日将合作款100万元交予杨少文，杨少文当天给其出具了收据，杨少文未履行合作协议，应返还投资款。关于薛体峰给孙某甲30万元款项的事实，薛体峰承认给了孙某甲30万元投资款，由孙某甲投资，后孙某甲告知其该款投资到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一审审理中，杨少文称其给薛体峰出具收条的时间是2007年底，不是2007年1月19日，法庭释明是否对形成时间申请鉴定时，杨少文答复申请鉴定，但未在法庭指定的五日内提交鉴定申请。原二审认为，杨少文对其于2007年1月19日向薛体峰出具的“今收到薛体峰交来E区2号楼合作资金壹佰万元整，牵头人杨少文”的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辩称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2号楼系其与孙某甲合作开发的，双方签订有合作协议书，约定每人投资100万元。孙某甲于2007年1月19日、杨少文于2007年2月1日分别向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交款100万元，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19日、2月1日以杨少文的名义出具了两张收据。2007年年底，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核对两张收据，其电话通知孙某甲与薛体峰前来，孙某甲告知杨少文，其投资的100万元中有薛体峰的30万元，并要求杨少文向薛体峰出具了该收条，因交款时间是2007年1月19日，收条的时间就写成了2007年1月19日。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对后，杨少文一直向薛体峰索要该收条，薛体峰至今未给，其从未收到过薛体峰的投资款。对于杨少文该辩称理由，原二审判决认为，其一，在原一审审理中，孙某甲作为杨少文的证人对所交100万元投资款交款的事实，曾称是孙某甲的儿子和薛体峰交过去的，是银行汇款，后又称系孙某甲的儿子还有杨少文去交的钱，孙某甲对交款的事实陈述前后不一致。而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条的票据明确载明系现金交付，收款人为杨少文。其二，杨少文出具的收条时间是2007年1月19日，薛体峰称给杨少文100万元投资款的时间亦是2007年1月19日，当日，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了杨少文向其交纳的项目合作金100万元。而从杨少文提供的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7年1月19日、2007年2月1日出具的分别收到杨少文100万元的收据，证明交款人均是杨少文；其中2007年1月19日的收据显示的收款时间、金额与薛体峰持有的收条时间、金额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薛体峰2007年1月19日将100万元投资款交予杨少文后，杨少文给薛体峰出具收条的事实是符合常理的。其三，杨少文称该收条是在2007年12月份书写，而不是收条记载的2007年1月19日书写。原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向杨少文释明是否对该收条形成的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后，杨少文并未在制定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故应认定该收条形成时间为2007年1月19日。杨少文审理中称曾向薛体峰索要该收条，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其四，杨少文与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商品房合同，杨少文作为该合同项目的牵头人，其与孙某甲合作开发系事实。薛体峰虽未与孙某甲签订书面协议，但是双方均认可存在合作投资关系，其中薛体峰给孙某甲投资款为30万元。但薛体峰与孙某甲的合作关系并不影响薛体峰与杨少文之间的投资合作，各方之间的合作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从杨少文出具的收条的内容并不能证明该款项中含有薛体峰30万元、孙某甲7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且收条上写有牵头人为杨少文，进一步证明了杨少文收到薛体峰投资款的事实。杨少文、孙某甲审理中均称本案所涉的收条是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对收据时，孙某甲称因100万元中有薛体峰30万元，要求杨少文给薛体峰出具收条。假使确如孙某甲所说的100万元的投资款出具给薛体峰亦是不符合常理的。综上所述，杨少文作为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牵头人，实际已收到薛体峰所交的项目合作款100万元。杨少文收到该款后，并未与薛体峰合作，依法应当返还该投资款，故薛体峰请求杨少文返还投资款的理由成立，但对其请求按照月息5.31%赔偿损失显系过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杨少文的辩称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薛体峰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本院原二审作出（2015）西中民三终字第0040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14）阎民初字第01161号民事判决；二、杨少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薛体峰100万元合作款及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7年1月20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三、驳回薛体峰其余诉讼请求。该判决宣判后，杨少文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杨少文与西安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开发皇冠花园E区2号楼项目，后杨少文与孙某甲两人合作开发，双方有合作协议，由杨少文牵头，每人投资100万元。福基公司于2007年1月19日根据孙某甲交纳的款项出具了100万元收款收据，2007年2月1日福基公司根据杨少文几次交纳的款项出具了100万元票据，由杨少文持有。2007年底福基公司因财务人员变更，要求核对投资收据，杨少文电话通知孙某甲将其2007年1月19日的交款收据拿来核对，孙某甲与薛体峰一起前来时，杨少文才得知孙某甲提供的100万元中有薛体峰的30万元，孙某甲要求收到票据时出具收到票据的收条，孙某甲称其与薛体峰之间没有手续，让杨少文写到薛体峰名下，杨少文就顺手出具了收条：“今收到薛体峰交来E区2号楼项目合作资金壹佰万元整，牵头人杨少文，2007年1月19日”。在核对完收据后，杨少文一直索要收条换回票据，孙某甲称薛体峰将收条丢了。该项目早已开发完毕，薛体峰七、八年后以此条主张权益，实属恶意诉讼。2、原一审中杨少文提供了与福基公司、孙某甲签订的合同及投资款收据，孙某甲亦出庭作证，并提供了向薛体峰返还投资款及利润的收条，证实了以上的事实。（1）原一审法院核实案件事实后，责令薛体峰提供100万元的资金来源及向杨少文的支付凭证，其一直未能提供。（2）二审中孙某甲亦出庭作证并提供了福基公司财务主管陈祥利的证明，更加印证了案件的真实情况。而薛体峰改变了原一审主张的事实，称2007年给付杨少文100万元时，福基公司陈、杨、郭三人在场，杨少文将100万元交给了福基公司，福基公司将钱存在建行和工行。在原一审中，薛体峰称给付杨少文100万元时只有其二人在场，没有其他人。其前后矛盾的陈述。3、福基公司出具证明，孙某甲2006年12月18日交款30万元、2006年12月29日交款40万元，2007年1月19日交款30万元。（1）该证据证明了薛体峰在2007年1月19日就没有交过100万元。二审认为杨少文出具的收条时间是2007年1月19日，与杨少文提供的2007年1月19日收据时间一致而认定薛体峰2007年1月19日将 100万元投资款交予杨少文，此观点错误。（2）这张收条就是按照收据金额和时间出具的，福基公司财务主管陈祥利已证明2007年1月19日的100万元是孙某甲发生合作关系，与薛体峰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因该款是孙某甲合作的款项，核对完投资收据后，杨少文多次要求孙某甲收回收条，孙某甲一直向薛体峰索要，薛体峰称收条丢了，孙某甲作为证人对此事时已作充分证明。（4）二审认定杨少文与孙某甲合作开发是事实，其中薛体峰给孙某甲投资款30万元，但不影响薛体峰与杨少文之间的投资合作，此观点前后矛盾，也不符合常理。二审还认为2007年1月19日薛体峰给付杨少文100万元，杨少文将100万元当日交给了福基公司。退一万步讲，如果2007年1月19日的100万元是薛体峰交的，那杨少文与孙某甲则无合作关系，和薛体峰存在合作关系，现此项目早已开发完毕，杨少文与孙某甲也已合作开发完毕，薛体峰七年后又主张杨少文与其合伙开发，如果这样，根据法律规定，薛体峰只能要求合伙清算，无权要求杨少文返还投资款100万元。薛体峰对重要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二审在薛体峰未提供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利用推理作出改判实属不当。4、E区2号楼项目早已开发销售，2007年至今已逾七、八年，薛体峰为何从未找过杨少文。同时，薛体峰至今未提供其100万元的资金来源及杨少文的支付凭证等相关证据。薛体峰提交意见称：在2006年12月30日，福基公司与杨少文签订的合作开发商品房合同约定皇冠花园E区2号楼项目由杨少文开发。2007年1月19日杨少文向薛体峰出具的收到E区2号楼项目合作资金100万元现金，同日福基公司收到了杨少文的100万元现金项目资金款，2007年4月9日，孙某甲与杨少文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约定合作开发皇冠花园E区2号楼项目。根据以上事实，结合双方的陈述，可以证明杨少文收到了薛体峰的100万元。杨少文再审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杨少文于2007年1月19日出具的“今收到薛体峰交来E区2号楼合作资金款壹佰万元整，牵头人杨少文”的收条，是薛体峰当时交给杨少文的合作资金还是杨少文为和福基公司对账从孙某甲手中要回福基公司为其出具的100万元收据条而出具的换票凭证。杨少文在庭审中称，福基公司让其拿着交款凭证去兑帐，其才电话通知孙某甲将2007年1月19日福基公司出具的交款收据拿来核对，孙某甲与薛体峰一起前来时，其才得知孙某甲提供的100万元中有薛体峰的30万元，孙某甲在被要求交回福基公司出具的现金票据时要求杨少文出具收到该票据的收条。孙某甲称其与薛体峰之间没有手续，让杨少文将收条写到薛体峰的名下（孙某甲投资100万元里面有薛体峰的30万元）。杨少文就顺手出具了收条：“今收到薛体峰交来E区2号楼项目合作资金壹佰万元整，牵头人杨少文，2007年1月19日”。从孙某甲向杨少文提供的福基公司于2007年1月19日出具的收条内容看，交款事由：项目合作金，盖有福基公司现金收讫章。杨少文称，这张收条就是按照福基公司给孙某甲出具的收据金额和时间出具的，其实写收条的时间是2007年12月份，是为了换取收据。薛体峰在一审时称：“2007年1月19日，在皇冠门前我给了他100万元。但是没有其他人在场，给钱的时候是在我的车上”。薛体峰在二审时称：“在福基的门前我把100万元交给了杨少文，当时福基姓陈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我交给杨少文，杨少文交给福基的工作人员，福基的工作人员将钱存到建行和工行”。孙某甲在一审出庭作证时称：“2017年1月19日，我给西安福基公司交了100万元，其中有30万元是原告的，福基公司出具了收据，写的是被告的名字。到2007年年底的时候，公司说要对账，被告给我打电话要条子，我和原告一起去的，把条子给了被告，我说钱已经交了，现在把条子一给，是不是应该给个收据。因原告垫付了30万元，我让被告出具了条子，写的是原告的名字，我让原告装上。过了一段时间，账对完了，被告要换回条子，但原告一直没有换，我要条子，他说丢了。孙某甲在庭审中还说，钱是我儿子和原告交过去的，是银行汇款，分三、四笔，具体得问我儿子。在二审庭审中，孙某甲出庭作证称：2007年12月份皇冠要算账，我就把薛体峰叫上，到杨少文的办公室把福基的收条交给了杨少文，杨少文给我们出具了收条。杨少文打完条子我们就走了。后来我给薛体峰分红的时候，我让薛体峰把条子给我，他说条子丢了，我就没有要，把分红给了薛体峰。福基公司2015年10月23日出具了两份证明，其证明说明了以下问题：一是福基公司2007年12月份与杨少文对过账；二是2007年1月19日当天福基公司没有收到任何人一次性交纳100万元现金的事实，也没有在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存过100万元；三是福基公司2007年1月19日出具的100万元收据，是经杨少文同意孙某甲分三次向福基公司财务汇交款出具的票据。从上述情况看，杨少文出具给薛体峰100万元的收条及福基公司以杨少文名义出具的孙某甲持有的100万元收据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本案应当查证以下问题。1是应查明薛体峰向杨少文实际支付100万元款项的相关证据。从一、二审庭审看，薛体峰陈述了其交款的情况。因本案是大额现金交付，对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及相关证据法则进行查证。同时还应查证证人孙某甲的100万元（含薛体峰的30万元）是分几次向福基公司汇交的陈述与福基公司出具证明中所列举的事实是否一致。亦应查证在2007年1月19日福基公司是否在当地工行和建行存入100万元，查明上述情况后，将有助于本案的公正审理。综上，本案事实不清，原审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直接改判不当。杨少文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省高院裁定：1、指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7年11月22日，本院作出的（2017）陕01民再72号民事裁定认为，薛体峰起诉时称其与杨少文口头约定合作开发 福基公司E区2号楼项目，双方系合作关系。原一审中经法院释明，双方称不存在合伙关系，薛体峰又主张双方系债务关系。后经审理，原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债务法律关系薛体峰提交的证据不足。本次再审中，杨少文提交2009年5月26日签名人为薛体峰的收回投资款128062元的收条及柯某某购房合同等证据，证明当时以房屋抵帐的形式给薛体峰返还投资款。如双方不存在合作关系，杨少文为何持有薛体峰出具的收条，该证据与双方在一审中的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而薛体峰对该收条签字的真实性不认可，申请鉴定。2015年6月25日原二审庭审中，薛体峰称2007年1月19日将100万元交于杨少文，并于当日存入福基公司的账户。本次再审中杨少文提交了福基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该公司在2007年1月19日并未收到过100万元。2007年1月19日该公司出具的100万元收据是孙某甲分三次交纳。故原审认定事实与本次再审中出现的新证据相互矛盾，属事实认定不清。再审裁定：一、撤销本院（2015）西中民三终字第00407号民事判决及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14）阎民初字第0116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其一，本案案由是否为不当得利。薛体峰一审起诉时称，其与杨少文口头约定合作开发福基公司E区2号楼项目，双方系合伙协议纠纷法律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法院释明后，双方均称不存在合伙关系，薛体峰随即又变更案由为债务法律关系。本次庭审薛体峰又再次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而根据薛体峰在该案多年的诉讼中的陈述及举证意见，均称返还的是与杨少文合作开发福基公司E区2号楼项目的100万元投资款。合作投资，薛体峰在其中是隐名投资人，故薛体峰定性案由为不当得利错误。其二，争议焦点为杨少文给薛体峰出具的100万元收条是否实际履行。因本案杨少文坚持认为自己并未收到该笔款项，与薛体峰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并对为何给薛体峰书写了100万元合作资金的收条作了相应抗辩举证说明。由于该笔款项的数额较大，是否给付，以何种方式支付，该举证责任依法应在薛体峰一方。但薛体峰在一审时称，“2007年1月19日，在皇冠门前，我给了他（即杨少文）100万元，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给钱的时候是在我的车上”。二审时却称，“在福基的门前我把100万元交给了杨少文，当时福基姓陈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我交给杨少文，杨少文交给福基的工作人员，福基的工作人员将钱存到建行和工行”。薛体峰两次陈述给杨少文钱时的情形不一致，亦无法印证其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薛体峰在本次庭审中，其向法院提供了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两份，一份为2007年1月19日，杨少文给薛体峰书写收到100万元合作资金的收条。第二份为杨少文给提供的福基公司2007年1月19日给杨少文书写的收到100万元的收条，该两份收条相互印证了薛体峰给付杨少文100万元。薛体峰向法庭提供的第2至4组证据，证明薛体峰曾在2006年4月21日由案外人孙某甲担保借款50万元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得以实现。福基公司与益华涂料厂联合开发协议，益华涂料厂的法定代表人为孙某甲，借款50万元直接转入益华涂料厂，益华涂料厂合同信息、中国工商银行及建设银行的业务凭证。薛体峰在2006年12月1日还曾由建设银行转账给福基公司杨晶15万元。2010年7月15日，还通过建行转账给孙某甲30万元，证明薛体峰与案外人孙某甲之前有业务往来。该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次法庭举证质证中，双方对原一审、二审及再审提交法庭的证据，坚持之前的意见。同时，薛体峰当庭向法庭提供的第5组证据为任某某的证人证言，任某某称，在2013年元月份，应薛体峰的邀请，两人前往杨少文家去要该案涉诉的100万元，杨少文承认薛体峰将钱给了会计，会计把钱存入银行。杨少文对薛体峰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质证称，该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之间有关联性，亦不认可薛体峰的证明观点。本次庭审中，杨少文向法庭提供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柯某某与福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薛体峰出具的收条3份，“收条 今收到E区2号楼归还投资款壹拾贰万元捌仟零陆拾贰元正（128062.00元）薛体峰，2009。5.26号”；“收条 今收到E区2#楼返回合作投资款壹拾柒万元壹仟玖佰叁拾捌元整（171938）。收款人薛体峰 2009.7.21号”；“收条 今收到孙某甲合作E区2号楼利润分红叁拾万元正（300000元）。收款人 薛体峰  2009.9.4”及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一张，凭条显示2009年9月4日，孙某甲给薛体峰转款30万元分红，以上总计60万元，至此全部清账。杨少文与薛体峰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杨少文从未收到过薛体峰本案诉称的100万元。薛体峰对杨少文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房屋买卖合同，认为形式要件不能确认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对给本案证人孙某甲书写的三个收款条，共收60万元的形式要件的真实性及内容均予以认可，但与给杨少文的100万元没有关联性。杨少文向法庭提供的第2组证据为孙某甲的证人证言，证人称，其和杨少文合作投资了福基公司开发的皇冠花园E区2号楼建设工程，约定实际投资100万元，其分三次把100万元直接交给了福基公司财务处，因E区2号楼是杨少文与福基公司签订的合同，所以福基公司就给其出具了今收到杨少文交来合作金100万元整，时间是2007年1月19日。2008年年初，福基公司与杨少文对账时需要这个收据，因该100万元中有薛体峰30万元，其就让杨少文写上薛体峰的名字，落款是牵头人杨少文，日期写的是福基公司收款的时间，用这个条子换了福基公司出具的收据。杨少文与薛体峰没有直接发生任何经济关系。薛体峰质证称，其不给杨少文钱，杨少文怎么可能写已交100万元的条子，孙某甲分三次给其的60万元，与杨少文收取我的100万元没有关系。对于本案薛体峰与杨少文之间100万元是否履行。首先，在一审诉讼中杨少文就提出异议，认为2007年1月19日收条是随后补写的，当天未发生交易，杨少文之前提出司法鉴定的请求，但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同时亦提交了福基房公司认可的2007年1月19日之前由孙某甲分三次履行的60万元交易。另，具一审查证，福基公司在2007年1月19日未发生将该100万元存入当地工行和建行的记录。由此印证了证人孙某甲陈述的可能性，足以证明杨少文抗辩的未与薛体峰发生100万元交易的事实。故薛体峰要求杨少文返还不当得利100万元及支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以支持。一审遂判决：驳回薛体峰要求杨少文返还不当得利100万元并支付自2007年1月19日起到2017年12月20日的占用资金利息693593.89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定期利率自2017年12月21日计算至被告返还结清本金及利息时止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3890元，二审受理费23890元，总计47780元，薛体峰已预交，由薛体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本案中，薛体峰持杨少文所写的“今收到薛体峰交来E区2号楼项目合作资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元），牵头人杨少文，2007年1月19日”的收条起诉称其将100万元项目资金交给杨少文，E区2号楼项目早已完成获得收益，杨少文至今未将收到薛体峰的100万元归还没有法律依据，造成薛体峰利益受损，杨少文已构成不当得利，要求予以返还。杨少文辩称2007年1月19日薛体峰并未实际向其支付100万元，其当日所写收条是因其从薛体峰处拿走了福基公司出具给孙某乙的100万元收据，该100万元中有薛体峰30万元。从薛体峰所称以及杨少文2007年1月9日所写的收条内容看，明确载明是收到的是E区2号楼的项目资金，杨少文是投资的“牵头人”，且杨少文已于2006年12月30日与福基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商品房合同书，约定福基公司将皇冠花园E区2号楼交由杨少文投资开发，可见，即使如薛体峰所称2007年1月19日其交给杨少文100万元，也是其二人用于进行E区2号楼项目的合作资金。故薛体峰称杨少文收取其1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理由不能成立。再者，从薛体峰向案外人孙某甲出具的3份收条：“收条 今收到E区2号楼归还投资款壹拾贰万元捌仟零陆拾贰元正（128062.00元）薛体峰，2009。5.26号”、“收条 今收到E区2#楼返回合作投资款壹拾柒万元壹仟玖佰叁拾捌元整（171938）。收款人薛体峰 2009.7.21号”、“收条 今收到孙某甲合作E区2号楼利润分红叁拾万元正（300000元）。收款人 薛体峰  2009.9.4”可以证明，薛体峰也收到了“E区2号楼项目”的投资款和利润分红。薛体峰的该三份收条也印证了杨少文的辩称理由及证人孙某乙证言的可信性。薛体峰称其所写的三份收条内容与本案无关，系其与孙某乙之间有其他业务，写成“E区2#楼”款项是孙某乙要求其这样写，但其并无足够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其该理由不予采信。关于2007年1月19日薛体峰是否实际向杨少文支付100万元问题，本院认为，杨少文坚持认为自己并未收到该笔款项，并对其给薛体峰书写了收到100万元合作资金收条的原因作了较为合理抗辩和说明。由于该笔款项的数额较大，薛体峰一方应就该款以何种方式支付继续负举证责任。薛体峰在原一审与原二审时对付款地点、在场人的陈述并不一致，亦无法印证其陈述事实的真实性。福基公司出具证明称2007年1月19日之前由孙某甲分三次交款100万元，一审重审时也查证，福基公司在2007年1月19日未发生有100万元存入当地工行和建行的记录。此也印证了证人孙某甲关于其向福基公司交纳的100万元中有薛体峰30万元，杨少文所写收条系福基公司对账需要原条据，日期写的是福基公司收款的时间等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从而印证杨少文关于2007年1月19日薛体峰未实际向其支付100万元的抗辩意见成立。综上，薛体峰上诉要求杨少文返还不当得利100万元及支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42元，薛体峰已预交，由陕西润翔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  守  鸣审 判 员  杨  晓  昱审  判  员    张      楠二○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崔  诚  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