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71行终6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侠，女，1969年1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汉族，现住西安市长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   负责人李怀文，所长。   委托代理人周建军，该所民警。   上诉人董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以下简称韦曲派出所）公安管理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1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7月4日,原告董侠被其家人送往武功县精神病中医医院治疗。经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8月1日，董侠出院。其于2018年8月24日9时57分许，前往被告处报警，被告民警周建军在当日值班记录记载：其称其被前夫带到武功县精神病院治疗。经民警了解情况后，告知其反映的问题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后原告于2018年9月22日以挂号信形式向被告寄出举报材料，要求被告对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精神病院治疗、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进行处理。原告经查询挂号信已寄达被告，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2018年9月22日报警事项作出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被告负有对辖区治安管理工作以及对于辖区群众的报案有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对原告于2018年8月24日在被告处报警的事项，被告辩称其已向原告当面告知其报警事项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形，并按照该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结合原告提交的病案材料，一审法院对其上述辩称予以采信。但据2012年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三)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书面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依据上述规定，被告在接待原告于2018年8月24日的当面报警时并未向原告书面告知结果。据被告提交的值班记录、接警记录以及原告向被告邮寄的报案材料显示，原告向被告两次报警的事项均为其2018年7月4日至8月1日在武功县精神病中医医院治疗系被限制人身自由，在被告已对原告报警事项履行法定职责的前提下，原告于2018年9月22日向被告寄出的报案材料属于重复报案。依据《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对重复报案、案件正在办理或者已经办结的，应当向报案人作出解释，不再重复接报案登记”之规定，被告对原告于2018年9月22日的报案无需重复受理，但应向原告作出解释，故其办案程序存在瑕疵。被告辩称其并未收到原告寄送的报案材料，结合原告提交的挂号信查询结果，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由于被告已对原告于2018年8月24日的报案事项履行了职责，被告对原告于9月22日的报警事项是否向原告进行解释并不实际影响原告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 ：确认被告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未对原告董侠于2018年9月22日报警作出解释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负担。   上诉人董侠上诉称：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并非精神病患者,被强制送医的行为已构成变相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上诉人的报警事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2018年7月4日,上诉人之兄董靠练及其叔董存柱告知上诉人其母亲病危,在武功县医院住院,上诉人随其兄、叔返回乾县老家。途中,董靠练、董存柱将上诉人强行扭送至武功县精神病院,上诉人无力反抗,遂被拘禁在精神病院28天。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报警事项属于正常治疗,不属于公安机关受案范围。然而上诉人实际并未患有精神病,被上诉人作为公安机关,在上诉人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的情况下既未前往拘禁地调查,也未依法核实上诉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而是直接依据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拘禁地(即武功县精神病院)出具的病历资料认定上诉人属于正常治疗,已构成不依法履行职责。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报警事项属于正常治疗,不属于公安机关受案范围,属于事实认定有误。2.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第一次报警时即构成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在此情况下,上诉人的第二次书面报警并不属于重复行为,被上诉人依然属于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2018年8月1日上诉人恢复人身自由后,于2018年8月24日前往被上诉人处报警,但被上诉人当时既不登记立案,也不进行调查核实,已经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同年9月22日,上诉人不得已以挂号信的形式再次向被上诉人请求依法履行职责,恳请其依法核查处理以保护自身权益,但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回复亦未作为,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人身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未提交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认定其未依法履行职责。相反,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起诉至法院后,在一审答辩期内方才对上诉人报警事项中的相关涉事人员进行调查,作出多份调查笔录,此种事后行为所作的证据不仅非法,且恰恰能够直接反映出其此前一直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第一次报警时已经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以及第二次并未对上诉人进行解释并不影响上诉人权益,属于认定事实有误。二、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章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被强制送医已构成变相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上诉人的报警事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综上所述，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126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进行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对上诉人2018年9月22日的报警事项作出处理。   被上诉人韦曲派出所答辩称：1.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126号行政判决书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2.原告以韦曲派出所未对其报警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上诉,但其在诉状中称2018年8月24日其向韦曲派出所报警,被告知不予受理,由此可知, 韦曲派出所已明确告知原告该案不属公安机关管辖。原告在诉状中明确提出其于2018年7月4日被家人董靠练、董存柱送至武功县精神病院治疗,经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8月1日出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由此可知，原告8月24日报警事项不属公安机关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韦曲派出所当日已明确告知原告并说明理由。综上所述, 韦曲派出所民履行了法定职责,不存在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对重复报案、案件正在办理或者已经办结的，应当向报案人作出解释，不再重复接报案登记。”本案中，病案材料显示上诉人董侠于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8月1日在武功县精神病中医医院接受治疗，上诉人董侠2018年8月24日向韦曲派出所报案认为上述送医治疗系被限制人身自由。被上诉人韦曲派出所针对上诉人董侠的报警事项，认为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所规定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形，并依据该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向董侠予以口头告知。上诉人董侠于2018年9月22日再次就同一事项向被上诉人韦曲派出所邮寄报案材料，属于重复报案。被上诉人应当依照《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处理，但被上诉人韦曲派出所未就9月22日报警作出解释，应当确认行为违法。上诉人董侠的上诉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董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伟   审判员  张博   审判员  侯斌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