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122民初1723号原告：秦美蓉，女，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居民，现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兰光清（秦美蓉之夫），男，195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居民，现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周雄燕，东安县天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东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东安县白牙市镇建设大道1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1122006594495H。法定代表人：丁元伍，理事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蒋海华，女，1978年9月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县供销联社副主任，现住东安县。被告：东安县花桥供销合作社，住所地东安县花桥镇花山居委会观音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122396194277F。法定代表人：吴又琼，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雷志云，男，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副主任，现住湖南省东安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唐小平，湖南慎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秦美蓉与被告东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东安供销联合社）、东安县花桥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安花桥供销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光清、原告一般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雄燕、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法定代表人吴又琼及一般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志云、唐小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秦美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认定原告与被告从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为原告补建补缴养老保险金（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第二条变更为：判令被告赔偿因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手续，造成原告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50周岁退休无法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社会保险待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44,217.7元；3、判决被告补偿原告从198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的每月800元生活补助费（原告撤回该第三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系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主管单位，也是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所持100%的股东。1977年原告下放到原竹木甸公社林场，1979年经原东安县劳动局招工为全民所有制职工，被分配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开始实施，实施以前全民所有制职工按照当时的政策，无须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可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实施后，《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原告从1979年进入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后，一直工作至2010年至退休年龄，期间的1987年，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虽然下达了一份（87）东供联字第80号“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但由于原告是在采取了“引产术”后产下的活婴，故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并没有依当时《企业职工奖罚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职工受到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者被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并且计入本人档案”的规定，书面通知原告，故原告一直在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1995年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内部承包经营，因原告没有承包柜台，便和其他人员一样下岗生活；但为了生存，原告随家人一起到永州市冷水滩区生活。2008年，原告接近退休年龄，通过同事了解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已于2004年改制，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所持100%股份，但一直没有通知原告，也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无奈，在多次要求未果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的扩大，原告只好先行以居民身份购买了1996年至2010年60%居民养老保险，费用为44,217.7元，也是原告直接所造成的损失。而今，原告已到退休年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已经关闭，而因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在原告工作期间未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导致原告退休后可得利益无法实现，其损失应由两被告予以承担。另外，至于原告1977年参加工作至2010年退休造成的工龄工资和与同时参加工作的同事退休待遇差额部分的损失不在本次诉讼范围之内。综上所述，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特具此状，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辩称，一、根据中共东安县委东发字（1986）06号和32号文件精神，对原告作出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是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东安供销联合社作出的《处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符合《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该《处分决定》自作出并送达原告时（即1987年5月15日）就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原告在《民事诉状》中陈述的不是事实。当时原告是计划外怀孕二胎，按照当时计划生育人口的统计口径是出生成活，即不管是自然生产还是引产成活，计生委的统计都属于计划外生育二胎，完全适用中共东安县委东发字（1986）06号和32号文件规定。另外，引产成活是原告故意造成的，性质恶劣，影响很坏。故按照计划外生育二胎对其进行处理是正确的。东安供销联合社在作出《处分决定》前后给予了原告申辩权和申诉权。《处分决定》是送到了原告家里，由原告接收的。原告也在1988年4月26日《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给予生活出路的报告》中承认了的。如果东安供销联合社真的是2018年11月19日才拿到该《处分决定》，那么原告就不可能在2018年4月向省委第六巡视组提交信访件。《处分决定》自原告收到就立即执行了的，原告在1988年6月23日前是被开除在家的，考虑到原告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根据县政府领导的意见要求东安花桥供销社安排原告做临时工，但原告从1989年5月开始只做了一年多就觉得报酬太低而自动辞工了。2004年东安供销联合社和东安花桥供销社都没有改制，不存在原告一直到2004年改制与其他职工一样下岗的问题。《处分决定》自作出并送达给原告后就从来没有被撤销，送达给原告后就立即发生了法律效力，并一直在执行。原告在1989年5月至1990年7月是东安花桥供销社的临时工，不具备正式职工身份，东安花桥供销社没有义务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全县干部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最早时间是1996年，据了解原告自己办理的养老保险手续其参保时间也是从1996年1月1日开始的。故原告要求东安供销联合社赔偿其无法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社会保险待遇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能的事情；三、本案早就超过了诉讼时效。答辩人的《处分决定》于1987年5月13日作出，于1987年5月15日送达了原告。原告在1987年至1988年间申诉了几次，东安供销联合社给予了一次回复。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开始实施，原告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申请劳动仲裁，其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综上所述，本案中东安供销联合社作出的《处分决定》是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的，并从送达给原告之日起就发生了法律效力，本案早就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陈述的不是事实，其诉请无理，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辩称，一、原告在《申请书》中陈述的不是事实。原告是通过1979年的招工，1980年进入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的，但因为违反计划生育，于1987年5月13日被东安供销联合社开除公职，《处分决定》于1987年5月15日送达给了原告，是由当时东安花桥供销社的主任张亦条和政工股长唐生健去送的，这有东安花桥供销社对张亦条和文远略所作的询问笔录为证。另外原告也承认在1987年5月15日收到了《处分决定》，这有原告1988年4月26日的《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给予生活出路的报告》和1988年6月23日的《报告》为证。《处分决定》送达之日，东安花桥供销社和原告就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称在东安花桥供销社一直工作至2010年退休年龄，纯属胡扯。1989年5月东安花桥供销社根据县政府领导和县供销总社领导的意见，安排原告做临时工，负责开化肥票，拿基本工资和联销计酬工资，不享受正式职工享有的其他福利、补助、奖金等待遇。原告做了一年多的临时工后觉得报酬太低，在1990年下半年就自动辞工了，不存在1995年与其他职工一样下岗的问题。原告在东安花桥供销社做临时工时不是东安花桥供销社的正式职工，和东安花桥供销社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不存在劳动关系。1990年企业职工普遍增加一级工资，因原告不是正式职工而没有增加工资，这有东安花桥供销社《国营企业职工增加一级标准工资审批名册》为证；1992年7月，企业职工普调一级效益工资，但在东安花桥供销社《企业职工效益工资升级名册》上没有原告的名字，这证明原告当时已经辞工了。1996年10月东安花桥供销社的全体职工都和东安花桥供销社签订了劳动合同，由县劳动局鉴证。同样因为原告已经辞工，不是东安花桥供销社的职工，故在《职工劳动合同鉴证名册》上也没有她的名字。即原告在1989年5月至1990年7月在东安花桥供销社做临时工，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但不是劳动关系。原告从1990年下半年起就辞工了，离开了单位，和东安花桥供销社没有了任何关系。二、原告的诉请无理。原告称：2008年，原告接近退休年龄，通过同事了解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已于2004年改制，但被告一直没有通知原告，也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造成原告44,217.7元的损失，要求判令被告赔偿。这毫无道理。原告和东安花桥供销社只在1980年1月至1987年5月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在此期间东安花桥供销社是不需要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1987年5月以后双方就再也不存在劳动关系了，就更不需要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了，更谈不上赔偿其养老保险的损失了。2004年东安花桥供销社没有改制，不存在通知原告和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之事。三、本案早就超过了诉讼时效。东安供销联合社的《处分决定》于1987年5月13日作出，于1987年5月15日送达了原告。原告在1987年至1988年间申诉了几次，东安花桥供销合社给予了一次回复。1995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开始实施，原告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申请劳动仲裁，其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应当不予保护。综上所述，原告所诉不是事实，其诉请无理，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秦美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拟证实原告的主体资格；2、内部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复印件），拟证实：①两被告主体资格；②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占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100%的股份，是适格的主体；3、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属下放知识青年，应当从1977年计算工龄；4、招工政治审查表（复印件），拟证实原告1979年12月经原劳动局招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后，被分到被告单位任营业员；5、部分工资发放表（复印件），拟证实原告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与其他职工待遇一样，故应与其他职工享受同等待遇；6、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断档补缴单及保险基金收款收据（复印件），拟证实被告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原告无奈只好以居民身份补缴了1996年至2010年止15年的养老保险，缴纳了44,217.7元保险费用，该笔费用是原告直接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予以赔偿；7、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两份（复印件），拟证实申请劳动仲裁和保障监察机构处理未果，且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不符，只好进入诉讼程序；8、零劳社险字（1988）第2号文件《关于临时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通知》（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即使是被告的临时工，被告也应为原告缴纳社保，应赔偿原告因未缴纳社保而造成的损失。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东安花桥供销社为支持其抗辩，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复印件），拟证实1987年5月13日被告作出了该《处分决定》，按其要求要报送劳动局备案，并送达给了原告本人。该《处分决定》作出后从未被撤销，一直有效；2、王立英证明（复印件），拟证实在1987年2月27日下午3时至28日下午3时这一天的时间里，县社、区社的领导和王立英自己对原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要求去引产，但原告欺骗组织，隐瞒怀孕月份无故拖延时间，拒绝在东安县人民医院引产，造成了不良的影响；3、唐寿生证明（复印件），拟证实原告计划外怀孕第二胎，各级领导对其做工作无效，拖延时间至胎儿长大，打引产针后又迟迟不到医院住院，导致引下活胎，影响很坏，建议从重处理；4、花桥区医院证明（复印件），拟证实1987年3月2日上午，原告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到花桥区医院引产，经检查：妊娠为7个多月。打针后原告离开医院一天时间，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来医院住院，3月4日上午引下一活婴，证明原告隐瞒实情，弄虚作假，导致引下活胎；5、谈话记录（复印件），拟证实1987年2月17日胡继凯（区社副主任）等领导在胡继凯房间再次动员原告流、引产，要求其在2月21日前做好流、引产手术，否则要强行办理（门市部）移交手续；6、谈话记录（复印件），拟证实1987年2月22日张亦条（区社主任）等领导在张主任自己房间和原告谈话，要求原告移交门市部，然后去引产，原告仍然找理由拖延；7、唐寿生等领导动员原告引产谈话记录（复印件），拟证实1987年3月2日唐寿生（区委书记）等领导在花桥区医院庾院长房间动员原告引产，明确告知长期拖下去，引下来是活的，也是增加人口，同样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8、情况报告（复印件），拟证实这是区社向县社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各级领导找原告做思想工作要求其流引产的情况，但原告借故拖延。在强迫移交、封闭门市部的情况下，也拒不做引产手术。特别严重的是1987年2月23日上午谈话后，不假外出；9、通知（复印件），拟证实东安花桥供销社于1987年2月23日郑重通知原告在本月24日办理门市部移交手续，在本月底引产，超期将上报处分材料；10、检讨书（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在1987年4月1日的检讨书上承认无计划怀孕第二胎是错误的，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11、处分讨论记录（复印件），拟证实1987年4月12日东安花桥供销社理事会对原告违反计划生育一事进行了认真地讨论，一致同意给予原告开除公职的处分；12、关于秦美蓉同志违反计划生育的综合材料（复印件），拟证实东安花桥供销社在1987年4月12日对原告违反计划生育一事进行讨论，作出给予原告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后，出具了该综合材料，并将该综合材料交给原告看了，征求其意见，原告签具了“上述情况属实”的意见。证明处分前征求了其意见，给予了其申辩权；13、《关于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草案）（复印件），拟证实东安花桥供销社草拟了该《处分决定》，于1987年4月15日上报花桥区公所，花桥区公所于1987年4月17日签署了“同意供销社的处理意见”；14、关于秦美蓉同志信访一事的回复（复印件），拟证实原告收到了《处分决定》，在1987年8月28日前向县信访办进行了信访，行使了其申诉的权利，东安供销联合社进行了回复；15、《关于减轻处分恢复公职，给予生活出路的报告》（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在该报告中称：“因此八七年五月十五日上级给我做出开除公职的处分……开除回家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恨过自己。”证明原告在1987年5月15日收到了《处分决定》，《处分决定》已执行了一年多。原告于1988年4月26日再次申诉；16、《报告》（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在该《报告》中称：“就这样于八七年五月十五日我被区、县供销社开除公职回家。”证明原告在1987年5月15日收到了《处分决定》，并一直在执行及原告于1988年6月23日再次申诉；17、对张亦条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实《处分决定》是张亦条和唐生健送到原告家里的，是原告接收的，此外还证实1989年5月至1990年下半年原告在东安花桥供销社做临时工，后来辞工走了，2004年东安花桥供销社没有改制；18、对文远略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实《处分决定》是张亦条和唐生健送到原告家里的，因这件事影响很大，故东安花桥供销社大多数人都知道；19、工资表和各种补助、福利、奖金发放表（1989年）（复印件），拟证实原告1989年在花桥区社做事时，只领取了基本工资和联销工资（即计量工资），对正式工享有的其他各种补助、福利、奖金都不享受，说明原告当时就是一个临时工；20、工资表和各种补助、福利、奖金发放表（1990年）（复印件），拟证实原告1990年在东安花桥供销社做事时，只领取了基本工资和联销工资（即计量工资），对正式工享有的其他各种补助、福利、奖金都不享受，说明原告当时就是一个临时工；21、工资表和各种补助、福利、奖金发放表（1991年）（复印件），拟证实在1991年东安花桥供销社的工资表和各种福利、奖金发放表上再也找不到原告的名字，说明原告已辞工走了；22、工资表和各种福利、奖金发放表（1992年）（复印件），拟证实在1992年东安花桥供销社的工资表和各种福利、奖金发放表上再也找不到原告的名字，说明原告已辞工走了；23、询问笔录2份（复印件），拟证实胡继凯和胡继武当时都是花桥区供销社的领导，他们证明原告1989年5月至1990年7月在东安花桥供销社做临时工，负责开化肥票，拿基本工资和联销计酬工资，不享受正式工享有的其他福利、补助、奖金等待遇，后来原告觉得做临时工报酬太低，在1990年下半年辞工了；24、《增加工资审批名册》（复印件），拟证实1990年国营企业职工增加一级标准工资，但原告在东安花桥供销社增加工资审批名册上没有名字，证明她当时不是正式职工；25、《企业职工效益工资升级名册》（复印件），拟证实1992年7月，企业职工普调一级效益工资，但在东安花桥供销社《企业职工效益工资升级名册》上没有原告的名字，这证明当时原告不是正式职工，且已经辞工了；26、《职工劳动合同鉴证名册》（复印件），拟证实1996年10月东安花桥供销社的全体职工都和花桥区供销社签订了劳动合同，由县劳动局鉴证。但在这《职工劳动合同鉴证名册》上没有原告的名字，证明原告不是正式职工，且已经辞工了；27、《关于兰光清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报告》（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在1988年进行信访后，在《劳动法》实施后没有申请劳动仲裁，直到2018年4月27日才由其丈夫兰光清代为向省委第六巡视组信访，超过了最长的法定诉讼时效；28、《行政裁定书》（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在1988年进行信访后，没有再申请劳动仲裁，直到2018年4月27日才向零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最长的法定诉讼时效；29、《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复印件），拟证实原告在2019年曾向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原告就算对该《通知书》不服，也应在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起诉，就此来说原告的起诉也超过了起诉期，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经庭审举证、质证，结合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1、2、4号证据无异议，对3、5、6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7、8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经审查，原告提供的1、2、4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3、5、6、7号证据的客观真实、来源合法，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采信，但该四项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不符合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对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8号证据来源不明且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采信。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1、19、20、21、22、23、24、25、26、27、28、29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对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号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经审查确认及结合庭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认为二被告提供的1、4、5、6、10、12、13、14、15、16、19、20、21、22、24、25、26、27、28、29号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能与原、被告陈述的基本案件事实相互吻合，本院均予以采信。对二被告提供的2、3、7、8、9、11、17、18、23号证据证明的事实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该9份证据形式上虽存在一定瑕疵，但其内容客观真实，本院对该9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秦美蓉于1960年2月10日出生，1977年7月从东安一中毕业后被下放到东安县竹木町公社林场，后于1979年12月通过正式招工程序进入供销系统工作，成为国家全民所有制职工，1980年2月到东安花桥供销社参加工作。1986年原告计划外怀孕有意隐瞒了怀孕月份，1986年12月至1987年4月期间，计生专干、花桥区委领导、供销社领导就原告超计划生育问题多次找其谈心谈话，做思想工作。1987年2月23日，东安花桥供销社向原告及其家人发出通知限原告1987年2月底引产，超期拒不引产将上报处分材料。原告因家庭压力多次借口拖延、躲避检查，拒绝在东安医院做流、引产手术，直至1987年3月2日，在多方催促监督下，原告在花桥医院进行了引产手术后，于3月4日产下一活婴（第二胎、出生时约七个多月）。其后，由于原告故意拖延引产时间导致引产后产下活婴，影响较坏，东安花桥供销社向花桥区委、区公所、计生委、东安供销联合社上报了原告违反计划生育的综合材料（包括情况报告、通知、秦美蓉的检讨书、花桥区供销社对秦美蓉的处分讨论记录、处分决定及部分谈心谈话记录），其中检讨书为原告1987年4月1日所写，综合材料及部分谈心谈话记录有原告签字。1987年5月13日，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根据东安花桥供销社上报的材料对原告违反计划生育一事作出处分决定（文件），行政上对原告给予开除公职的处分，此外罚款300元并做好结扎手术。该处分文件报送计生委、花桥区委、花桥街乡政府、劳动局等单位，发给各基层社、厂、队和原告本人，东安花桥供销社及其上级单位随即依照文件对原告执行了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1987年8月左右，原告向县信访办提交了“关于我经引产成活二胎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过重，请示上级领导给予出路的报告”，报告中原告认为其作为一名单职工引产成活二胎受到开除公职和罚款的处分过重，东安供销联合社于1987年8月28日对该信访报告给予了回复，回复解释东安供销联合社1987年5月13日对原告的处分是由于原告对抗计划生育的国策，不配合计生工作，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这一处分是有根据的，慎重而公正的。1988年4月26日，原告向上级部门提交了《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给予生活出路的报告》，报告中认为其主动引产后还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过重、没有完全符合政策，因受处分及孩子生病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1988年6月23日，原告又提交了“请求减轻处分，给予恢复公职的报告”。原告多次就其被开除公职一事上访反映，其上访事项及报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或东安供销联合社收悉并给予了批复，批复要求对原告反映的生活困难的情况查证属实后按照文件规定研究一个意见办理。经东安花桥供销社及上级单位研究，原告于1989年5月左右回到该单位参与工作并领取工资，但是东安花桥供销社或东安县供销联社没有对原告下达减轻或改变处分、恢复公职的文件决定，原告的待遇也与东安花桥供销社的其他正式职工有明显区别，增资名册审批表和各种补贴发放表中均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未能提供其1990年8月后在花桥区供销社参与工作、领取工资的证据，二被告提供的1991年、1992年的部分工资、补贴发放表中均没有原告的名字，1996年10月，东安花桥供销社向劳动部门报送的职工劳动合同鉴证名册中也没有原告的名字。2015年2月左右，原告就其被开除公职一事提交了信访件，2015年2月2日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给予了回复说明。2018年4月27日，原告的丈夫兰光清向省委第六巡视组反映原告1987年5月因违反计划生育被开除，处理过重，要求恢复公职办理退休手续。针对这一信访事项，东安供销联合社调查后对兰光清夫妇反映的六个问题均作出了回复并于2018年5月10日上午向原告夫妻二人送达了该回复意见，但其拒绝签字。2018年11月27日，原告向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东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作出的（87）东供联字第080号《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为原告恢复公职、办理退休养老保险、赔偿损失等。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此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向法院起诉已经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因此，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湘1102行初9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起诉人秦美蓉的起诉，不予立案。2019年6月19日，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针对原告向该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案件通知书。2019年8月19日，东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原告反映请求县供销合作社联合总社为其缴纳1977年至2004年的社会养老保险一事以超过了投诉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另查明，2007年1月，原告以永州市冷水滩区居民的身份补缴了1996年1月至2008年3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33,096.9元；2009年4月，补缴了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4,360.6元；2010年1月，补缴了2009年4月至2009年12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3,492元；2011年3月补缴了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3,268.8元；以上补缴合计44,218.3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从1977年至2010年止，原告秦美蓉与二被告之间是否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原告秦美蓉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二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因未为原告缴纳1977年至2010年社会养老保险、办理退休手续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与二被告的争议在于：1、1987年5月13日，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作出的（87）东供联字第080号《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是否生效；2、1989年5月，原告被开除公职后又回到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是临时工还是正式职工，原告何时从花桥供销社离职；3、1989年5月后，原告与花桥供销社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该关系维系到何时为止。关于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作出的（87）东供联字第080号《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是否生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行政处分决定是一种内部行政行为，以处分决定机关作出之日或者有权批准的机关批准之日为生效日期，而不以处分决定送达受处分人之日为生效日期。该处分系行政处分，原告因超计划生育怀孕，虽经引产手术后产下活婴，实质上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被告经研究讨论按照政策文件规定给予原告开除公职的处分无明显不当，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1987年5月作出开除原告公职的处分决定后，文件传送至计生委、花桥区委、花桥街乡政府、劳动局等单位，发给各基层社、厂、队和秦美蓉本人，其后东安花桥供销社又实际执行了该决定，原告本人被开除公职又缴纳了罚款，实际上该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东安花桥供销社上报处分材料之前通知了原告，原告还写了检讨书，处分决定作出后原告多次提交报告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证实其本人已经知悉这一处分决定，只是认为处分过重。原告多次反映、上访，东安供销联合社一直没有撤销或改变该处分决定，该决定一直是有效的，因此，原告以未签收处分决定、未交代申诉权，则处分不生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1989年5月，原告被开除公职后又回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是临时工还是正式职工，原告何时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离职。劳动关系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所确立的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经约定在雇员与雇主之间产生的由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报酬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未被撤销或改变，因此，原告从1987年5月13日起已经不是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的正式职工。由于原告被处分后多次请求、报告，反映生活困难，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和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经研究决定让原告回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但是既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又没有为原告办理审批恢复公职的手续，原告从1989年5月起回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并领取工资，虽没有正式职工身份，待遇也与正式职工不同，但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是用人单位，与原告有隶属关系，应当认定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与原告之间是劳动关系而非仅仅是雇佣关系，劳动关系从用工之日起建立。关于原告何时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处离职，原告称其一直在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至1994年、1995年，二被告称原告1990年7月底因工资待遇低自愿离职，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最后一次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领取工资是1990年7月底，其后再也没有相关记录。此外，被告提供的21、22、24、25、26号证据能够充分证实原告自1990年8月开始擅自离职的事实。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是确认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1987年5月13日，原告受到行政开除公职的处分，其与二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自动终止。1989年5月原告重新回到东安花桥供销社临时参与工作至1990年7月，应当认定其与花桥供销社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其后在1990年8月擅自离职，原告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之间的劳动关系再次终止，因此，原告请求本院确认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期间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其诉讼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此外，原告于2007年补缴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的事实也能够证实原告知道其与二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经终止的事实，但原告直到2019年才申请劳动仲裁及向本院起诉，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因此，原告请求确认其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期间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未为原告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手续，造成原告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50周岁退休无法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社会保险待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44,217.7元，该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规定，东安县普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统一从1996年1月开始缴纳，此前不需缴纳，原告自1990年8月已经从东安花桥供销社离职，原告不是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的职工，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没有义务为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因此，原告的该请求同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是强制性规定，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请求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原告2007年以居民身份补缴社会保险费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二被告没有为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但其直到2019年才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2019年8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相关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秦美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秦美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文智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亚书记员李琳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