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1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齐，男，197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女，198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良、赵燕凤，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玲，女，199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书，男，199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志远，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齐、刘伟因与被上诉人刘玲、黄晓书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齐、刘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刘玲、黄晓书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认定《房屋代持协议》的效力，认定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当事人在合同上摁手印，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刘玲确认摁印具有真实性，故不能以鉴定报告认定签名并非刘玲直接书写而否认协议的效力。2.《房屋代持协议》由刘玲提供，可能是复印时拿错了一份，才在复印件上摁印。3.报警记录系根据刘玲口述进行记录，真实性无法确保。刘伟当时不在上海，在舟山陪女儿过儿童节，证实刘玲报假警。4.在《房屋代持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刘玲、黄晓书仅是涉案房屋的代持人，不涉及财产的处分权。二、一审对购房款和购房过程认定错误，直接导致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戴齐、刘伟提供的5年多的银行对账单里，与俞冲的经济往来仅有购房当日的一笔255000元，按常理应判定为首付款一部分，且戴齐、刘伟可以提供同时期购房的邻居来证明为了避税而分开两笔付首付款。即使认定支付给戴齐、刘伟的款项全部为购房款，则刘玲、黄晓书付款总金额至多355000元，而戴齐、刘伟两套房支付的总金额为903939元，平均每套约451970元，相差96970元，不可能不另结算此款项。一审法院对购房款金额差距未作询问就作出认定，认定不清。2.戴齐、刘伟支付定金、首付款与刘玲、黄晓书付款在时间节点上存在巧合，并无必然联系，不能因付款时间的偶然性就推断双方存在代付。三、从购房目的看，刘玲、黄晓书在嘉兴购房不可信。1.黄晓书在福建工作，刘玲也未在嘉兴工作和生活，在嘉兴购买婚房不符合常理。2.由于戴齐、刘伟上海的房产不能迁户口，为了解决孩子就学问题才在嘉兴购房，正好遇到旧同事是天星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提供了购房优惠，才一次性购买两套房。3.刘伟和两个女儿的户口已于2018年5月14日迁到嘉兴，全家在嘉兴定居，为两个孩子购买两套房在情理之中。四、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人刘某承认2016年9月9日戴齐、刘伟汇入的70000元是借给小女儿结婚的钱。至于代持协议中约定的代还贷款以抵欠款的情况，商业交易中都会舍零取整，基于双方之间的姐妹关系以及对方帮助代持房屋，戴齐、刘伟给予借款金额的折扣符合情理。五、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本案逻辑。2016年12月14日戴齐从房产公司领取产权证；2017年5月5日黄晓书来嘉兴开通天然气，将房产证属证书拿走；2018年4月黄晓书来嘉兴准备将房产转让他人，刘伟发现后制止。2018年5月24日戴齐到福建找黄晓书，黄晓书报警。2018年6月2日刘玲在上海报假警。2018年6月黄晓书将涉案房屋的水电报停。从中可以看出房屋的真正购买人是戴齐、刘伟。六、关于权属证书的持有经过。证人赵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两套房产的产证办出之后均由戴齐领取，刘玲、黄晓书对《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当庭承认由戴齐代为办理手续，但产证系刘玲、黄晓书亲自领取，在刘玲、黄晓书未能提供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证人未出庭作证而对《情况说明》不予认定，存在错误。七、关于房屋的使用情况。双方均认可房屋曾经出租，根据戴齐、刘伟提供的租赁协议，出租系戴齐、刘伟亲自办理，并未注明代办。租客的租金和水电费均系支付宝或微信转账给戴齐、刘伟，即使存在代办，刘玲、黄晓书可以自行通过转账收取租金。由于双方关系密切，燃气开户后黄晓书因急需赶车未及时归还产证，戴齐、刘伟认为有代持协议在手就不在意。后因发现黄晓书将房屋挂牌出售才产生警觉，立即亲赴福建索要。戴齐、刘伟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刘玲、黄晓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官未采取民事诉讼的证据优势规则，而采用刑事证据的“不排除可能性”就否定戴齐、刘伟的优势证据，明显错误。刘玲、黄晓书辩称，一、《房屋代持协议》是虚假的。1.根据司法鉴定结果，该协议的签字并非刘玲直接书写形成，是复制件，戴齐、刘伟关于“2016年10月底，双方签署《房屋代持协议》”的陈述为虚假陈述。刘玲、黄晓书提供的报警回执和询问笔录可以证明乙方的指印是2018年6月2日下午刘玲在上海被戴齐等人殴打并强迫按指印。结合鉴定结果，可以证明协议并非刘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戴齐、刘伟主张指印系刘玲自愿摁印以及协议合法成立，负有举证责任。2.刘玲、黄晓书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不动产权证能证明涉案房屋属刘玲、黄晓书共同所有，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才得以处分。该协议书没有黄晓书签字，依法无效。二、涉案房屋系黄晓书、刘玲出资购买，与戴齐、刘伟无关，有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为证。首付款288000元系黄晓书、刘玲委托戴齐支付给天星公司。黄旭明的银行明细、户籍资料、证言、日记可以证明2016年7月11日黄旭明汇给黄晓书购房款35万元，此时间点与戴齐7月10日支付给天星公司4万元定金的时间吻合。购买涉案房屋的同时，刘玲、黄晓书向天星公司购买同小区另一套房屋，戴齐与天星公司总经理是朋友关系，黄晓书作为戴齐、刘伟的妹夫，基于信任将自己的购房款于2016年8月24日先行转账，再在合同签订之日由戴齐支付给天星公司，符合常理。戴齐、刘伟主张为刘玲、黄晓书支付其他购房款，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相矛盾。关于代持协议记载由于当地政策限购，只能以其他人名义购买房产，与嘉兴限购政策的时间不符。购房时黄晓书、刘玲都为戴齐打工，戴齐介绍房屋价格便宜，可以买来投资或以后居住，黄晓书和父母看房满意后才由黄旭明出资支付首付款。三、戴齐、刘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晓书、刘玲向其借款。即便双方有债权债务纠纷，也应另案处理。四、涉案房屋一直由戴齐、刘伟实际占有并保管产权证，戴齐、刘伟擅自出租，应向黄晓书、刘玲返还收取的租金。涉案房屋燃气开通的时间为2017年5月5日，距戴齐、刘伟起诉有一年多，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戴齐、刘伟称未向黄晓书、刘玲要求取回产证，显然与常理不符。涉案房屋的专项维修基金收据、契税收据、物业管理费发票、交房须知等证据均由黄晓书持有，且承租人方丽娜与黄晓书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表示其租房时刘伟告诉其该房屋是妹妹刘玲的，租期到期时方丽娜向黄晓书要求续租，表明房屋系黄晓书、刘玲所有，戴齐、刘伟无权出租。综上，请求驳回戴齐、刘伟的上诉请求。戴齐、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登记在刘玲、黄晓书名下的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水岸丽都39幢101室房屋属于戴齐、刘伟所有；2.刘玲、黄晓书协助将上述房屋过户至戴齐、刘伟名下；3.案件诉讼费及律师费46000元由刘玲、黄晓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齐、刘伟系夫妻，刘伟系刘玲之姐，刘玲、黄晓书系夫妻。刘某系刘伟与刘玲之父，黄旭明系黄晓书之父。2016年7月10日，戴齐支付给嘉兴市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星公司）定金40000元。2016年10月10日，戴齐分别支付给天星公司72000元、200000元、268000元。2016年10月10日，刘伟与天星公司签订编号为2016预0009005《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刘伟向天星公司购买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油车港镇水岸丽都13幢101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237.79平方米，房款总价952000元，首付292000元，余款660000元办理贷款手续，等。同日，刘玲、黄晓书与天星公司签订编号为2016预0009013《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刘玲、黄晓书向天星公司购买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油车港镇水岸丽都39幢101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236.82平方米，房款总价948000元，首付288000元，余款660000元办理贷款手续，等。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0月11日及2016年11月22日，戴齐分别向李和清转账20000元、向天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冲转账255000元、向赵某转账29939元，戴齐、刘伟陈述系用于支付上述二套房屋的中介费、购房款及契税等。2016年11月15日，刘玲、黄晓书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嘉兴分行）签订《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本金为66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1月15日至2046年11月15日，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法，每月归还本息3308.92元，等。当日，建行嘉兴分行按约放贷。涉案房屋即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油车港镇水岸丽都39幢101室房屋一套，在缴纳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管理费等费用后，于2016年12月14日办理不动产权证，证号为浙（2016）嘉秀不动产权第0012310号，证载权利人为刘玲、黄晓书（共同共有）。涉案房屋办理三证的退费由戴齐领取。刘玲与嘉兴市和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了《装修管理协议》，并于2016年11月28日与浙江省电力公司嘉兴供电公司签订《委托收款协议书》。2017年5月5日，黄晓书与嘉兴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收款协议书》。涉案房屋购买至今的贷款均由刘玲、黄晓书偿还，期间房屋曾出租给案外人方丽娜，现已收回。戴齐、刘伟现持有《房屋代持协议》一份，载明：委托人为戴齐，受托人为刘玲，配偶黄晓书；戴齐拥有优惠条件购买位于嘉兴市产，面积为236.83平方米，由于当地政策限购原因，导致戴齐只能以其他人的名义购买该房产；经协商一致，戴齐委托刘玲持有戴齐实际出资购买上述房产；戴齐将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刘玲有义务协助戴齐办理贷款手续，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由戴齐承担；因刘玲在归还戴齐借款后，仍欠戴齐的余款约拾万元应在办理贷款后由刘玲偿还每月贷款直至满两年，以抵作剩余所有欠款；落款处有“戴齐”、“刘玲”名字，刘玲名字处有指印。该《房屋代持协议》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结论为：落款处的“刘玲”签名倾向出自刘玲的笔迹，但不是直接书写形成。戴齐、刘伟陈述该协议系2016年11月由刘玲打印后并签名捺印后交付刘伟。刘玲、黄晓书对该《房屋代持协议》不认可，并陈述2018年6月2日，刘玲被刘伟骗至浙Ｂ×××**别克车上，后戴齐和一名叫“阿坤”的男子上车，“阿坤”将刘玲按住，戴齐强行拿刘玲的手按住他随身带的印泥，并按在一张纸上，刘玲挣扎遭戴齐及“阿坤”殴打，后刘玲趁机逃脱并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征派出所报警，该所于当日对刘玲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此前，黄晓书曾于2018年5月24日向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洪山派出所报警，称就涉案房屋问题，戴齐带三个陌生人找到黄晓书，双方未发生肢体冲突。另，2014年至2017年期间，戴齐多次向刘玲、黄晓书转账，金额自1000元至50000元不等。戴齐、刘伟陈述上述款项均为出借给刘玲、黄晓书的借款，刘玲、黄晓书陈述为戴齐支付给刘玲、黄晓书的日常开销、工资、报销款等，并提交刘玲、黄晓书名下银行账户明细各一组，罗列部分款项的支出情况。2016年7月11日，黄旭明向黄晓书转账350000元。2016年8月24日，黄晓书向戴齐转账300000元。2016年9月9日，戴齐汇给刘某70000元，刘某认可收到该笔款项，并陈述系戴齐给其用于置办刘玲、黄晓书婚礼。同年10月10日，刘某向戴齐转账30000元，并陈述系用于刘玲购买涉案房屋。戴齐与刘某亦有其他转账记录。2015年至2017年期间，戴齐多次向证人李某、肖某汇款，金额自几百至几千元不等。另查明，嘉兴市区自2016年12月3日起实施限购政策，明确在市区范围内暂停向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包括新建商品房和二手住房，限购范围为南湖区、秀洲区、经开区。戴齐、刘伟委托律师参与本案诉讼并约定代理费为46000元。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所有权人为本案刘玲、黄晓书（共同共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戴齐、刘伟的主张是否成立，应从以下三方面予以综合认定：一是双方是否存在代持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二是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人及出资情况，包括首付款支付和还贷情况；三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及产证保管情况。一、戴齐、刘伟提供的《房屋代持协议》经鉴定，刘玲的签名并非直接书写形成，对于捺印，刘玲、黄晓书辩称该捺印即使属于刘玲本人，亦属于被迫按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了2018年6月2日的报警记录，对此一审认为，戴齐、刘伟作为主张房屋代持关系成立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其提供的《房屋代持协议》上的“刘玲”签字并非刘玲直接书写形成，且根据刘玲、黄晓书提供的报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未能排除刘玲系被迫按捺手印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该证据属实，涉案房屋系登记在刘玲、黄晓书名下的共同共有财产，处分该共有财产应当经全体共有人同意，现黄晓书不予认可，故戴齐、刘伟仅凭该《房屋代持协议》无法证明其主张，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代持的意思表示。二、根据2016预0009013《商品房买卖合同》，涉案房屋购买总价为948000元，首付288000元，余款660000元办理贷款手续，对于660000元贷款由刘玲、黄晓书偿还至今的事实，双方并无异议，一审对此予以确认。对于首付款288000元，戴齐、刘伟主张系由其支付，刘玲、黄晓书主张系由黄晓书父亲出资。对此一审认为，双方系亲属关系，互相存在多笔钱款往来，双方对款项性质亦各执一词，在综合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对刘玲、黄晓书辩称予以采信，理由如下：1.双方一致确认涉案房屋交付定金的时间为2016年7月10日，而黄旭明于次日转账给黄晓书350000元，对于普通人而言，买房系人生大事，父母出资支付首付款较为符合常理；2.涉案房屋购买的同时，刘伟亦向天星公司购买了另一套房屋，且戴齐自述与开发商原总经理系朋友关系，故刘玲、黄晓书作为戴齐、刘伟的妹妹、妹夫，将购房款先转账给姐夫即戴齐，由其代为支付给天星公司，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反之如若戴齐、刘伟所言，刘玲、黄晓书系基于限购政策为戴齐、刘伟代持房屋，则涉案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戴齐、刘伟自述收到刘玲《房屋代持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1月，而嘉兴市区出台限购政策的时间为2016年12月，戴齐、刘伟对此解释为《房屋代持协议》所指的“限购”应广义理解为包括贷款政策在内，对此一审认为，《房屋代持协议》首段明确载明“由于当地政策限购原因，导致甲方只能以其他人的名义购买该套房产”，故戴齐、刘伟的解释有所牵强，难以采信；3.戴齐、刘伟主张截至2016年8月24日，刘玲、黄晓书共结欠戴齐、刘伟借款约380000元，黄晓书于2016年8月24日转账给戴齐的300000元系归还借款，且戴齐、刘伟陈述之后又发生借款，刘玲、黄晓书尚欠约160000元借款未还清，再扣除2016年10月10日刘某转账给戴齐的30000元，则刘玲、黄晓书尚欠借款约130000元，但戴齐、刘伟主张由刘玲、黄晓书归还涉案房屋贷款以抵作剩余欠款，经核算，二年的贷款总额为3308.92元*24=79414.08元，与130000元相距甚远，其说法难以采信；4.戴齐、刘伟主张其转账给刘玲、黄晓书约380000元均系借款，对此刘玲、黄晓书辩称系为戴齐打工，由戴齐支付给刘玲、黄晓书日常开销、工资及报销款等，对此一审认为，戴齐对证人李某、肖某的证言质证时陈述，该二人系黄晓书创业时招募的成员，因黄晓书要求戴齐提供商业指导，故戴齐和该二人才有所接触，但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戴齐多次向证人李某、肖某汇款，金额自几百至几千元不等，显与戴齐的说法不符，且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戴齐、刘伟若主张债权，应另案起诉，本案中无法处理。另，戴齐、刘伟主张戴齐向天星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冲转账的255000元系用于支付涉案房屋及被告刘伟名下房屋的购房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三、双方均一致确认涉案房屋曾出租给方丽娜的事实，鉴于刘伟与刘玲系亲姐妹关系，不能排除交由对方代为经手出租事宜或收取租金的可能性，故双方当事人都无法以此证明各自的主张。本案中，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及相关票据原件均由刘玲、黄晓书持有，戴齐、刘伟陈述上述文件本来均由其持有，因出租房屋需开通燃气故交由被告黄晓书办理燃气开户手续，后黄晓书未予返还，对此一审认为，涉案房屋办理燃气开户的时间为2017年5月5日，距离戴齐、刘伟起诉已一年有余，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戴齐、刘伟均未向刘玲、黄晓书要求取回，显与常理不符。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的权属情况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就效力而言，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推定力和公信力。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登记簿的记载确有错误，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将被推定为实际权利人，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刘玲、黄晓书。综上，一审法院对戴齐、刘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戴齐、刘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14元，减半收取计710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107元，由戴齐、刘伟负担。鉴定费19076元（刘玲已预交），戴齐、刘伟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刘玲。二审中，戴齐、刘伟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微信加油记录，证明戴齐在南京加油站加油，不在上海，刘玲报了假警，因时间久远，只找到了支付宝加油记录。证据二、浦发银行的一份证明，证明2016年10月11日戴齐汇款给房产公司法定代表人255000元，汇款中写明了购买水岸丽都13幢和39幢购房余款，系购买房屋的首付款，并非是黄晓书、刘玲所称的28万余元，总价款是40多万元。另提供案外人钱雅芳的购房记录，包含银行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收条、租房借款合同，其购买的房屋是37-101，房屋面积与涉案房屋一样，购房款分两笔支付，证明房屋实际首付款是40多万。证据三、不动产登记委托书、房产公司证明，证明两套房屋的三证由戴齐去房产公司领取。证据四、从宁波市车辆管理处调取的车辆信息，两辆车的颜色都不是红色，证明刘玲报假警。刘玲、黄晓书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此为微信加油记录，但戴齐又称是支付宝记录，无法证明加油的地点和车辆，加油时间是6月2日，是在强迫按手印之后。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笔汇款有附言，应该提供汇款原始凭证，公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银行负责人的签字，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即使附言是真实的，但没有得到房地产公司确认，况且也是双方之间结算欠款问题。钱雅芳的材料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委托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天星公司出具的证明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于证据四的三性有异议，刘玲在笔录中写明车牌号没有看清，只看清了红色车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黄晓书二审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刘玲的微信截屏，涉及报警时间问题，系刘玲被戴齐殴打强按手印后当时发的朋友圈，强按手印发生在加油之前。证据二、黄旭明的聊天记录和涉案房产的照片，来源于案外人黄旭明，是黄旭明保存的聊天记录，证明是刘玲、黄晓书自己去买房，1月之前黄晓书就持有房产证，2月过年黄晓书把房产证发票带回老家，黄旭明拍照存档，戴齐、刘伟的陈述是不真实的。戴齐、刘伟质证意见：刘玲会PS，对证据一不予质证，且手机被抢走又是如何发朋友圈的，手机被抢走公安机关为什么不找戴齐，刘玲是报假警。对于房产证是在几个人的群里拍照发过的，但无法证明2017年房产证在黄晓书手中。从常理来看，一般人取得房产证是不会拍照的。本院认证意见：双方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戴齐、刘伟提交的部分证据欠缺形式要件，部分证据与待证事实欠缺关联性，刘玲、黄晓书均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戴齐、刘伟对黄晓书提交的证据虽有异议，但均是形式推断或怀疑，并未提出实质异议，本院认为黄晓书提交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能补强案件事实，故予以认定。戴齐、刘伟在二审中又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因其在一审中怠于行使，故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审理的关键在于对双方是否存在房屋代持关系。对此一审的裁判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同。现简要评析如下：一、关于《房屋代持协议》。首先，从证据形式来看，协议上仅有“戴齐”和“刘玲”的签名，没有具体的签署日期。双方对该协议的形成存在极大争议，即便如戴齐所言该协议形成于2016年11月，则在该时间节点，戴齐已然知晓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由刘玲、黄晓书共同出面签订，如要明确双方的代持关系，显然应该有黄晓书的签名，但该协议上并无黄晓书签名或捺印。其次，经鉴定协议上“刘玲”签字并非直接书写形成，且根据刘玲、黄晓书提供的报警记录及当事人陈述，不排除刘玲系被迫按捺手印的可能性。最后，戴齐称系基于限购政策由刘玲代持房屋，但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在2016年10月即已签订，而嘉兴市区出台限购政策的时间为2016年12月，戴齐、刘伟对此不可能事前得知。由于该《房屋代持协议》存在上述诸多疑点和问题，一审对其不予认定，并无不当。二、关于房款的支付。《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涉案房屋总价为948000元，首付288000元，余款660000元办理贷款手续。对于660000元贷款由刘玲、黄晓书办理并按期偿还本息至今的事实，双方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是房屋总价和首付款的支付。戴齐、刘伟认为房款不是948000元，主张戴齐向俞冲转账的255000元也是用于支付涉案房屋及刘伟名下房屋的购房款，但戴齐并未提供俞冲的证言或天星公司开具的发票、收据等予以佐证，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经过备案的正式合同，在无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该合同项下的房屋价格应该得到确认。对于首付款288000元，黄晓书虽没有直接向天星公司支付的凭证，但黄晓书提供了黄旭明转账350000元后其向戴齐转账300000元的记录，因刘伟同时也向天星公司购买了房屋，且戴齐自认与开发商经理系朋友，基于刘玲、黄晓书作为戴齐、刘伟的妹妹、妹夫这一关系，黄晓书主张其将购房款先转账给戴齐，由其代为支付给天星公司，该过程和相关解释均属合理，何况刘玲、黄晓书还持有相应的购房发票。戴齐虽认为黄晓书转账的300000元系归还借款，但戴齐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确切的借贷关系，且结合其他证据和证人证言，其说法确难以采信。由于一审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本院不再繁述。三、关于房屋的持有情况。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及相关票据原件均由刘玲、黄晓书持有，且有关房屋的装修管理、供电、供水、供气等手续均由刘玲、黄晓书办理，房屋所发生的水、电、气费用均是由刘玲、黄晓书交纳。涉案房屋购买至今的贷款也由刘玲、黄晓书偿还。上述事实也符合刘玲、黄晓书对房屋拥有所有权的外观表象，与房屋代持情形并不相符。故一审结合案件事实，根据物权法规定，以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推定为实际权利人，认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刘玲、黄晓书，结论正确。综上，戴齐、刘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14元，由戴齐、刘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金富祥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赵婉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