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81民初871号原告（反诉被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宜都市高坝洲镇。法定代表人：白万全，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志强，湖北亮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王瑞强，男，197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原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被告”）王瑞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志强,被告王瑞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1999年10月14日与被告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权合同书》，于1999年12月14日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于2000年12月10日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上述合同内容为被告买断周家桥养殖场10亩水面经营权20年，自200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满，被告交现金8万元，余下4万元用于渔池改造投入，改造后渔池交给原告。合同签订后被告履行了交纳8万元的义务，原告也履行了交付渔池的义务。被告与原告签订相关合同后并未自己实际经营，而是将100亩水面经营权分别转包给王德林、杨廷云，转包期限与原、被告间约定一致，渔池的生产及投入均系王、杨二人，现原告已按约定向王、杨二人收取承包费，原告买断经营权应交款项已实际收回。原、被告签订上述相关协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均未颁布实施，双方均不知晓周家桥养殖场所在区域属于《湖北省第二批湖泊保护名录》范围，根据相关规定，湖泊保护范围不得从事渔业生产经营，否则将导致水污染和环境破坏，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均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也已无法实现，原告已于2019年1月31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权合同书》、《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辩称：1、我与王德林的转包合同期限时间截止2026年4月1日，我交还原告的期限截止2026年12月31日，预留了3个月的承包期限；2、原告提出解除合同我是同意的，但必须赔偿我的相关损失。被告反诉称：原告与第三方的《补偿协议》及《信访处理意见书》确定了房屋、附着物、设施设备的价值为62.6万元，这是我的补偿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我享有鱼塘的用益物权，受法律保护，原告为了公共利益解除合同，不具有法定的强制性，国家征地有明确的补偿标准，《补偿协议》中对于经营权补偿有明确描述，但没有具体金额，原告与我的合同中也未约定，应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补偿，鱼塘的产量产值按行业最低标准计算。请求判令：1、赔偿我鱼塘建筑物、附着物、设施、设备共计626000元；2、给付土地补偿费（经营权补偿）120万元；3、赔偿守护鱼塘开支2万元，以上各项共计184.6万元。原告对反诉答辩称：对被告主张的各项反诉要求不认可，理由为依据原告与王德林和杨廷云之间的评估报告价值是属于王德林和杨廷云的，与被告无关，原告与被告之间就只有合同关系，实际投入均为王德林和杨廷云，被告主张建筑物是其建造的不属实；退渔还湖是生态保护的国家政策，不是对其渔池进行征地，本身土地所有权也不是被告的，而使用权是实际使用人主动放弃，放弃的是实际使用人的权利，而被告对该渔池的使用权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被告无权主张，而且对其主张的依据也不认可；根据被告所说的损失均为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被告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损失，与破堤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在此期间的合同权利人是王德林和杨廷云，与被告无关，其列出的补偿项目均不具有合理合法性。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供的有争议证据：证据1、1999年10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书》、1999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的《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2000年12月10日双方签订的《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各1份，证明原、被告买断经营权的目的是为了养殖，买断期限为200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后延期经营6年至2026年4月1日止；被告经质证认为合同内容及期限属实，但认为合同目的是为了经营。证据6、高坝洲镇南桩桥湖长公示牌照片1张、南桩桥湖保护范围图1张、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全省第二批湖泊保护名录通知1组、宜都市人民政府贵子湖和南桩桥湖综合治理和保护规划图1份、平面布置的勘界定桩图1份，证明南桩桥湖属于湖泊保护范围，同时证明承包的100亩渔池在保护区内，根据规划要求，原告为了达到环境治理的目标，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的原因；被告经质证认为平面布置的勘界定桩图是证明湖泊的面积，同样两湖整治的贵子湖定桩打在湖泊中央，也就是说目前吴家山农庄也应该撤除。证据7、2019年2月28日会议纪要1份、宜都市水利局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宜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张家胜市长关于湖泊保护管理批示通知、宜都市人民政府批复1组，证明2019年2月28日双方前期达成了被告自行撤出，原告给被告补偿10万元的协议，但到期后被告并未自行撤出，宜都市水利局责令原告将保护区范围内的承包水池恢复原状，且宜昌市市长进行督办；被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2月28日当天达成的除了书面协议外还有口头协议，内容主要有：要求转包人与原告签的补偿协议、评估报告及转账凭证现场交付给我，要求在我接到10万元的预付款后由原告起诉，根据最终处理结果多退少补，多出的部分要从2019年1月1日挖堤之日起按照10%计算利息，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而结果书面协议中只有10万元的预付款和现场交付转包人的补偿协议复印件2份，未向我提交支付凭证，10万元预付款也未支付我。证据8、2019年6月11日王德林出具的承诺书1份；证据9、2019年6月11日杨廷云出具的承诺书1份，上述两份证据均证明王德林、杨廷云两人因在承包期间投入的损失已由高坝洲政府用以奖代补的形式进行了补偿，同时证明两人放弃因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追究王瑞强的合同责任；被告经质证对此两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份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原告明知我与王德林之间的赔偿是转包合同中的第6、7、8条，就算要赔偿也是按照合同约定最多向其赔偿23000元，原告无论给王德林赔偿多少都与我无关。被告提供的有争议证据：证据3、微信截图2份，2019年2月28日会议纪要1份，证明原告并未按会议纪要的约定履行义务，从而导致被告也未履行义务；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截图与本案无关联性，会议纪要是所有谈判过程结束后，双方以书面形式最终确认的协议，会议纪要上载明要被告先履行撤出义务原告才会付钱。证据4、原告于2018年11月1日出具的通知书1份，2019年1月31日解除合同通知书1份，2019年3月22日告知函1份，2019年4月1日南桩桥湖施工公告1份，宜昌信诚房地产评估公司与王怀德不当得利二审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信诚评估公司的资质及信用问题，以及原告在做出民事法律行为时毫无章法和公信力；原告经质证认为对通知书、解除合同通知书、告知函无异议，但认为二审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信诚评估公司是宜都市财政局备案的评估公司。证据5、南桩桥湖排洪口被人为堵塞的图片1张，南桩桥湖第一次挖堤后残留照片2张，证明承揽挖堤时为了节省开挖工程量，人为堵塞排洪口以抬高湖泊水位掩盖挖堤退湖不彻底的行为，证据6、被告守护鱼塘活动板房的照片1张，挖机挖堤现场照片1张，第一次挖堤后堤由70年代的岩石组成的照片1张，证明第一次破堤后被告采取了守护鱼塘的行为；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5、6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中证据6被告建设的活动板房是在原告向被告发出的解除合同后在堤上临时建设的。证据7、录音2份（2019年1月3日、2019年3月29日），录像5份（2019年1月1日2份、2019年4月1日3份），证明原告2019年1月1日挖堤违法，宜都市公安局接警后不作为，不驱赶挖机反而强制带我到高坝洲调解室并不立案，不尊重我，谈判时未出示委托书，我存在精神损失；原告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原告提供的有争议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真实合法，能表明原、被告之间关于承包周家桥养殖场经营权的相关协议及文件，故对该项证据予以采信。证据6真实合法，能表明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的理由，故对该项证据予以采信。证据7真实合法，能表明原、被告就合同解除相关事宜进行协商的经过情况，故对该项证据予以采信。证据8、证据9真实合法，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能表明实际承包人王德林、杨廷云已就实际投入获得补偿并表示自愿放弃对被告主张转包合同相关权利的情况，故对该项证据予以采信。本院对被告提供的有争议证据认证如下：证据3中会议纪要真实合法，能表明原、被告就合同解除相关事宜进行协商的经过情况；微信截图与本案双方诉辩争议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部分采信。证据4中通知书、告知函真实合法，能表明原、被告处理解除合同事宜的过程，但施工公告、二审判决与本案双方诉辩争议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予以部分采信。证据5、6、7与本案双方诉辩争议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瑞强于1999年10月14日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权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买断位于南桩桥湖水域的周家桥养殖场经营权，买断期限为20年，自200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买断金额为12万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即合同签订之日付定金2万元，1999年12月31日养殖场交付被告时付2万元，2001年12月30日前付4万元,合同签订当日被告付给了原告定金2万元。同年12月14日，原、被告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对《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权合同书》第三款付款方式调整为1999年12月31日养殖场交付被告时付2万元，2000年无论经营状况如何被告最低付1万元，最多付2万元，2001年付款不变，2002年视经营状况允许被告延期1年上交1-2万元，双方并就养殖面积、原告的合同协调义务、养殖场交付标准等进行了具体补充约定。1999年12月16日，宜都市公证处作出（2000）都证字第205号公证书，对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进行了公证。被告在买断周家桥养殖场经营权后未实际经营，2000年3月5日，被告与杨廷云签订《合同书》，约定杨廷云承包周家桥养殖场20亩藕池，承包费为2500元，承包期限为2000年3月1日至2001年3月1日。因养殖场交付延期，原、被告经协商，于2000年12月10日再次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原合同买断期限届满后，作为补偿被告损失，养殖场仍由被告继续经营6年，即买断期限改为26年，自2000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1日止，买断金额为12万元，付款方式改为被告一次性付8万元（包含前期已付的定金2万元），余下4万元用于被告渔池改造投入，改造后的渔池交给原告，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分两次付给了原告6万元，并投入4万元进行了渔池改造。2001年8月20日，被告再次与杨廷云签订《渔池承包合同》，并于2005年12月4日签订补充条款，双方约定杨廷云承包周家桥养殖场20亩渔池，承包期限为2002年1月1日至被告向原告买断经营权年限（即2026年4月1日），承包费为一次性支付1万元。2003年12月13日，被告与王德林签订《渔池承包合同》，约定王德林承包周家桥养殖场80亩渔池，承包期限为2004年1月1日至2026年1月1日，承包费为一次性支付6万元。被告与杨廷云、王德林二人之间签订的转包合同均未向发包方即原告备案，合同签订后杨廷云、王德林二人均实际经营并作出相关生产投入，相关转包费用二人均已向被告支付完毕。2013年9月2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鄂政办发〔2013〕61号《关于公布全省第二批湖泊保护名录的通知》，将包括周家桥养殖场在内的南桩桥湖水域列入湖泊保护名录。2015年12月30日，宜都市人民政府作出都政文〔2015〕153号《关于〈宜都市贵子湖南桩桥湖综合治理和保护规划〉的批复》，要求相关部门组织实施。2018年10月24日，宜都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红高片区治水及南桩桥湖泊保护治理专题办公会议纪要》，会议议定具体事项中第三项为“关于南桩桥湖退渔还湖问题，由高坝洲镇政府负责，在2018年11月30日前依法与养殖户解除养殖合同，12月底前清除存鱼并拆除围堰，补偿兑现所需资金在全市网箱拆除资金中解决”。2018年11月24日，经原告委托，宜昌信诚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信诚评报字【2018】第044号、045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对退渔还湖涉及的养鱼用房、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等资产及林木迁移的市场价值，王德林承包部分评估为447994元、杨廷云承包部分评估为177997元。2018年11月25日，原告与渔池的实际经营人杨廷云、王德林二人分别签订了《自愿退渔还湖奖励协议》，约定二人自愿放弃渔池承包经营权，不再从事渔业生产，原告一次性给付王德林经济补偿金448000元,一次性给付杨廷云经济补偿金178000元。2019年1月3日，宜都市土地与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作出《关于贵子湖和南桩桥湖征地、拆除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资金审核情况的报告》（附补偿明细表），根据该报告内容，高坝洲镇退渔还湖项目费用包括土地征收补偿、养鱼池基础设施投入评估、其他费用三类，其中属于土地征收补偿类的有邹文菊、王忠明、邹家义三户，属于养鱼池基础设施投入补偿类的有王德林、杨廷云等七处，其他费用为评估费用，宜都市人民政府对该报告作出了同意批示。2019年1月31日，王德林、杨廷云分别实际向原告领取了经济补偿金447994元、177997元，同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被告决定解除合同，水面不得继续从事渔业生产，《解除合同通知书》于2019年2月2日通过邮政快递送达被告。2019年2月28日，高坝洲镇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与被告经协商签订了《会议纪要》，内容包括被告应于2019年3月2日前自行撤出、不得阻拦拆除田埂，原告预付被告补偿款10万元，若双方仍协商未果，则原告提起诉讼，之后双方均未按会议纪要内容实际履行。2019年3月20日，宜都市水利和湖泊局向原告发出宜水责限字【2019】1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原告于2019年3月25日前自行整改南桩桥湖围埂，恢复湖泊原状，原告于2019年3月22日向被告发出告知函后，将南桩桥湖围埂予以拆除。现原、被告仍未能就合同解除相关事宜协商一致，原告遂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瑞强于1999年10月14日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权合同书》、于1999年12月14日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于2000年12月10日签订《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原告诉请要求解除上述合同，被告当庭表示无异议，故对原告要求解除上述承包经营合同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本案中，被告签订承包合同后未实际经营，并在未向发包方备案的情况下将周家桥养殖场转包给王德林、杨廷云实际经营，现因保护湖泊退渔还湖需要，依照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文件，周家桥养殖场仅属于养鱼池基础设施投入补偿范围，原告已按相关政策及程序对养殖场实际经营人王德林、杨廷云涉及到的养鱼池基础设施投入（包括养鱼用房、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林木）作出相应补偿；政府部门实行退渔还湖，养殖场承包经营合同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此种重大变化不属于商业风险，在订立合同时双方均无法预见，系由于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双方就合同解除均无过错，可根据公平原则，由合同一方就对方已支付合同对价的解除后未到期部分予以返还，原、被告合同约定的承包经营权期限自2000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1日止，从原告解除合同通知到达被告时（2019年2月2日）起算到合同到期日尚有7年2个月，故由原告退还被告按已支付承包费用12万元、承包期限26年计算的7年2个月承包费用即120000÷26×7+120000÷26÷12×2=33076.92元，被告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因合同解除造成其他相关损失于法无据，且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关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瑞强于1999年10月14日签订的《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权合同书》、于1999年12月14日签订的《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于2000年12月10日签订的《周家桥养殖场买断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二、原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王瑞强承包费用33076.92元。三、驳回被告王瑞强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担25元，由被告王瑞强负担25元；反诉受理费10707元，由原告宜都市高坝洲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担5353.50元，由被告王瑞强负担5353.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楠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