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8民终5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宗守国，男，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项目经理，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龙，男，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企业经营者，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安徽师阳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宗守国因与被上诉人王云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17）皖1802民初5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给予和解期限4个月，本院予以准许；和解期间双方未达成协议，本院依法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宗守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王云龙主张给付186万元砚台货款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宗守国与王云龙之间就案涉方见尘长眉纹等四方砚台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云龙所在的安徽文房四宝协会与中国书法馆合作拟在泾县红星宣纸厂定制宣纸，委托宗守国为其疏通关系，并交付案涉方见尘长眉纹等四方砚台作为礼物赠与他人，其后该事务因故未能办妥。2.王云龙强迫交易的行为明显违法。宗守国多次向王云龙表示返还案涉四方砚台，但王云龙仍强行要求其购买并自行在记账单上书写价格，该行为违背了宗守国的真实意愿。3.宗守国本人没有经济能力，亦无必要购买砚台。故，其愿意归还王云龙四方砚台实物，不应按王云龙主张的买卖关系判令其给付砚台货款186万元。 王云龙辩称，1.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其一，王云龙一审提举的记账单以及店员陈述，足以证明双方具有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其二，宗守国一审曾对记账单上文字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但其后自行撤回，视为其对买卖关系及砚台价格不持异议。其三，王云龙任安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泾县红星宣纸厂系会员单位，王云龙无需他人为疏通关系赠送礼物。2.王云龙曾委托律师两次发函要求归还物品或折价给付，但宗守国未予理睬，宗守国上诉所称多次表示愿意返还砚台不属实。3.宗守国在外经营多年，有经济能力购买砚台。4.宗守国提举的砚台实物均非王云龙出售，故王云龙不同意接受该砚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云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宗守国按约定给付宣纸、名人砚台等物折价款1904208元，同时给付小叶笔4支、“十八大”纪念宣纸3盒、画(漆)器四合1套折价款18660元。一审诉讼中，王云龙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宗守国给付货款192726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宗守国曾在王云龙处分别取走价值1万元的方见尘画一幅、价值8000元的白玉挂件及价值5000元的方见尘小砚，宗守国支付王云龙5万元。2012年10月13日、11月20日、11月27日，宗守国分别从王云龙处各取走小叶笔2支、“十八大”纪念宣纸1盒及漆器四合一套。2013年5月21日，宗守国从王云龙处取走文房四宝用品三盒，价格分别为300元、800元、900元各一盒。2013年5月29日，宗守国从王云龙处取走“十八大”纪念宣纸2盒。宗守国取走的上述货物均在王云龙的记账本上记载并由宗守国签名。2013年6月15日，宗守国从王云龙处取走方见尘长眉纹砚台一方、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一方、叶亮长寿砚一方及叶亮佛砚一方，合计价值186万元,上述四方砚台由王云龙的工作人员在记账本上记载、宗守国签名。一审庭审中，王云龙陈述小叶笔每支1380元、“十八大”纪念宣纸每盒2380元、漆器四合每套6000元；宗守国确认小叶笔每盒2枝，每盒2000元、“十八大”纪念宣纸每盒700元，对漆器四合价款不清楚。2017年11月17日，王云龙书面申请对“十八大”纪念宣纸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安徽东南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出具皖东评（2018）020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委托评估的“十八大”纪念宣纸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每盒市场价格为3500元（大写：叁仟伍佰元整）。王云龙支付评估费3000元。一审庭审中，王云龙与宗守国均同意按照2380元/盒的价格计算，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7年11月20日，宗守国书面申请对记账单上“方见尘长眉纹砚台1方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1方叶亮长寿砚1方叶亮佛砚1方小砚”“宗守国”的文字形成时间与“合计壹佰捌拾陆万元”的文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其于2018年3月26日撤回该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宗守国从王云龙处共取走方见尘画一幅价值1万元、白玉挂件价值8000元、方见尘小砚价值5000元、“十八大”纪念宣纸33盒（2380元/盒）计78540元、小叶笔4支（每盒2支，2000元/盒）计4000元、文房四宝用品三盒（一盒300元、一盒800元、一盒900元）计2000元，方见尘长眉纹砚台、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叶亮长寿砚及叶亮佛砚各一方计价值186万元的事实，有宗守国签字的记账单佐证，足以认定。上述货物价值共计1967540元，宗守国已经支付5万元，尚欠货款1917540元，故对王云龙诉请主张宗守国支付货款的金额以核定的1917540元为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王云龙称漆器四合每套6000元，但未提举证据证明，且宗守国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宗守国辩称其从王云龙处取走方见尘长眉纹砚台、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叶亮长寿砚及叶亮佛砚系受王云龙委托代其办理宣纸定制送礼所用的事实，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存在，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宗守国辩称记账单上“合计壹佰捌拾陆万元”文字形成时间在“方见尘长眉纹砚台1方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1方叶亮长寿砚1方叶亮佛砚1方小砚”及“宗守国”形成时间之后，系事后添加，并于2017年11月20日申请鉴定，后于2018年3月26日撤回该鉴定申请，且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根据宗守国申请走访了店员董青荣，但董青荣对此未予确认，故对宗守国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宗守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云龙货款1917540元；二、驳回原告王云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145元，评估费3000元，合计25145元，由原告王云龙负担87元，被告宗守国负担25058元。 二审期间，宗守国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举以下证据：1.砚台实物六方，分别为：①号长方形砚台（图案为女性头部侧面）、②号落款为“借东风”“辛卯仲秋鸣雪题记”的不规则砚台（图案为太极和人物）、③号长条形砚台（图案为寿星）、④号刻有佛像的小砚台、⑤号落款有“如意癸巳见尘”的砚台、⑥号落款为“长寿壬辰见尘并刊与”的寿星砚台，拟证明：①②③④号砚台分别为案涉方见尘长眉纹砚台、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叶亮长寿砚及叶亮佛砚，同时说明⑤⑥号砚台系其先前误认为案涉方见尘长眉纹砚台和叶亮长寿砚。2.手机保存的照片5张，拟证明：照片为其于2013年6月15日在王云龙经营的名匠坊店内用手机拍摄，能够反映前述证据1中的①至④号砚台即为案争四方砚台。 王云龙未向本院提举证据，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①号砚台材质不是长眉纹，且尺寸与案争长眉纹明显不符；②号砚台虽有太极和人物图案，但没有山水图案，与案争刘明学砚台的图案、材质均不相符；③号砚台的尺寸小于案争叶亮长寿砚；④号砚台落款不清晰，不是案争的叶亮佛砚；⑤号砚台不是长眉纹；⑥号砚台不是叶亮的长寿砚。2.对手机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照片中的砚台非宗守国向其购买的案争四方砚台，且不能证明是在名匠坊店内拍摄。 因双方当事人对砚台实物及价值存有较大争议，本院于2019年7月4日分别走访了方见尘、叶亮、刘明学三人，将宗守国提举的①至④号砚台实物分别交由该三人查看，并分别制作调查笔录各1份。（一）方见尘陈述的主要内容为：1.其与王云龙确有生意上的来往，但数量较少，且均系当场交易、货款两讫，其未保留交易记录；同时因其徒弟众多，制作的砚台数量也多，故对其与王云龙之间砚台交易的具体情况已记忆不清。2.经查看，①号砚台实物雕工、落款与其风格不同，仿造痕迹较大，且该方砚台仅系眉纹，市场价值约为2-3万元。3.就制作砚台的石料而言，购买石料所需支付的费用是买卖双方自愿自主商定，价格高低不便评价，歙砚的价值亦难以估量，即使是鉴定机构也仅能鉴定砚台的新旧，难以确定价格。（二）叶亮陈述的主要内容为：1.其系方见尘的徒弟；其与王云龙交易的砚台较多，确实包括长寿砚、佛砚，但均未保留实物图片记录。2.经查看，其一，③④号砚台实物，石料一般，落款与其本人落款不同，非其本人作品，可能为他人仿造；其二，其出售的砚台均附赠配套木盒，该两方砚台木盒的颜色亦不相符。其三，③号砚台与其本人所制长寿砚的长条形状亦不一致。3.其本人2013年左右制作的长寿砚、佛砚，一般收取加工费2000元/方。（三）刘明学陈述的主要内容为：1.其系方见尘的徒弟，其本人与王云龙没有直接的交易关系。其曾在朋友处从事雕刻，王云龙亦曾向其朋友购买其制作的砚台。2.经查看，其一，②号砚台实物的落款系其本人刻制，人物造型及太极图案非其本人雕刻，石料确为老坑、上有金晕，但因有石筋，故对价格有一定影响；其二，对于该方砚台是否为王云龙提供石料要求其加工的已记不清楚，可能系其朋友雕刻、由其本人落款后再由其朋友出售给王云龙的；其三，该砚台如在文房四宝店里出售，市场价约2－3万元。砚台加工费的标准取决于雕工的复杂程度，如复杂需耗费一个月，其在2013年左右收取的加工费约为五六万元。3.其本人雕刻的砚台落款为“鸣雪制”；如砚台系他人雕刻、其本人落款，落款为“鸣雪题记”。 针对上述调查笔录，宗守国质证认为：其不懂砚台，不清楚该三人陈述是否属实。王云龙质证认为：1.方见尘的陈述基本属实，双方合作在2016年前较多，后期较少；2.对叶亮、刘明学的陈述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1.本院对方见尘、叶亮、刘明学走访形成的调查笔录，符合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2.关于宗守国二审提举的证据1（六方砚台）。（1）⑤⑥号砚台因宗守国自认非案涉砚台，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2）①至④号砚台经向砚台制作人核实，①③④号砚台实物均被制作人否认，故不予认定；②号砚台为制作人刘明学认可，结合制作人表示②号砚台石料为老坑的事实，本院认定该砚台与记账本上的描述“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相符，王云龙虽认为其出售的刘明学砚台图案除人物之外还有山水，但其对此未能提举补强证据相为印证，故对其质证理由不予采纳，依法对②号砚台实物的“三性”予以认定。3.关于宗守国提举的证据2。该组照片虽反映拍摄于2013年6月15日，但仅有②号砚台的照片与砚台实物及记账单上的砚台名称相符合，且制作人刘明学对实物予以确认，故对该张照片的“三性”予以认定；其他四张照片所反映的砚台与其提举的砚台实物虽相似，但不能反映即为宗守国当时购买的砚台，故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除有关案涉四方砚台的价值一节外，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关于双方关系情况。王云龙从事文房四宝用品的经营，其与宗守国原系朋友关系。二人均为北京金石文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王云龙持股比例为40%，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宗守国持股比例为30%，其系于2013年3月18日入股该公司。 关于双方购货情况。案涉记账单为宗守国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在王云龙经营的名匠坊店内购买文房四宝用品形成的购货便笺记录，主要内容为：“宗守国1）方见尘画壹幅1万元。2）白玉挂件8千。3）方见尘小砚5千。2012年10月13日领十八大宣纸拾合。2012年10月15日方建尘画壹幅价壹万元整（2012.10.26日还回）2012年11月18日铭品壹箱￥2208元。2012年11月20日领十八大宣纸拾合宗守国。2012年11月27日领十八大宣纸拾合宗守国。2013年2月28日拿小叶笔两枝宗守国。2013年5月13日拿小叶笔两枝十八大宣纸壹合漆器四合壹套宗守国。2013年5月13日壹合300元，壹合800元，壹合玖佰元宗守国。2013年5月29日两盒十八大纸宗守国。”便笺最下方内容为：“方见尘长眉纹砚台1方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1方叶亮长寿砚1方叶亮佛砚1方小砚合计壹佰捌拾陆万元2013.6.15宗守国”。上述内容中，“方见尘长眉纹砚台1方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1方叶亮长寿砚1方叶亮佛砚1方小砚”系在该便笺左下方按四行对齐方式逐行书写，右侧总括以“｝”符号；“｝”的右上方按两行对齐方式分别书写了“合计壹佰捌拾陆万元”“2013.6.15”；“2013.6.15”的下方为宗守国的签名，该签名占据“｝”右侧居中靠下方位置。记账单上除“方见尘长眉纹砚台1方……2013.6.15”系王云龙经营的“名匠坊”店员董青荣书写以及“2012年11月18日铭品壹箱￥2208元”由谁书写存有争议之外，其他文字内容均为宗守国本人书写。一审中，店员董青荣于2018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陈述称：该记账单是从一个大本子上撕下来的，是临时记账本，到名匠坊店里的人都说自己是老板的朋友，也都说是来店内购买物品，宗守国拿砚台应该是送人的，具体用途不清楚；其对186万价格怎么写上去的及售出砚台大小、石料等情况均记不清了。 关于案争四方砚台价值情况。王云龙陈述称：1.方见尘长眉纹砚台原价188万元，其给予宗守国价格是166万元；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原价18万元，给予宗守国是16万元；叶亮长寿砚和叶亮佛砚原价都是3万元，给宗守国都是每方2万元，四方砚台合计186万元。2.其店里的砚台均明码标价，宗守国购买时曾打电话讨价还价，记账单上砚台的价款是出卖之际书写，由宗守国签名确认。3.宗守国在记账单上大部分都写了价款，没写价款是宗守国对价格很清楚。宗守国陈述称：1.其购买文房四宝用品均在记账单上标注价款，未标注价款系帮王云龙送礼；四方砚台也是送礼之用，当时王云龙想在红星宣纸厂做一款纪念宣纸，后该事宜因故未能办成。2.王云龙让其取走的四块砚台已分别送出，因此记账单未书写单价和总价。3.其还从王云龙处买过价格为几千元的砚台，王云龙店里一般的方见尘、刘明学制作的砚台价格为5000元左右，叶亮制作的砚台价格低一点，四方砚台一共价值2万元左右。 王云龙陈述其进货和售卖文房四宝用品的操作模式为：1.其进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制作人处直接购买，购买后在货物上标个价；另一种方式是自己购买原材料，再找制作人加工，回来再标价。2.售卖价格的标准是原材料费用、加工费及合理利润相加。3.其没有账本，亦无进货单；其与三位制作人有长期合作关系，其每年都购买砚台，一并支付货款，故不能明确每方砚台的具体价格。4.案涉四方砚台亦系其看中砚台及石料一并付款。5.其进货的砚台不存在假货，即使在刘明学的朋友处购买砚台，也会跟刘明学本人确认。6.砚台的石材价格昂贵，一块长约1米、宽40厘米、20厘米厚的材料售价能够达到100多万元。7.方见尘长眉纹砚台是根据做工量大小收取50万元至80万元不等的加工费，刘明学、叶亮加工费一般是5万元至10万元。8.其售卖砚台没有出货单，亦没有实物照片。 关于砚台的规格问题。王云龙陈述称：1.方见尘长眉纹砚台长一米多，厚20厘米，宽40厘米左右；长眉砚是歙砚石料上自带天然的眉纹，上面写了很多字。2.刘明学金晕人物老坑砚长60厘米，厚十几厘米，宽20厘米左右，比方见尘长眉纹砚台稍微小一点，砚台随形，有山水图案。3.另外2方砚台长30-40厘米，宽20厘米左右，厚十几厘米；长寿砚是一个寿星图案；佛砚刻了一个弥勒佛。4.上述砚台中只有刘明学的砚是老坑石料的，其他的砚台都不是老坑石料。宗守国陈述称：砚台规格不是特别大，用一个袋子就拎走了。方见尘长眉纹砚台规格长度不到20厘米，宽十几厘米，厚度五六厘米。其他三块砚台稍小一点，但规格相差不大。 关于案争四方砚台实物问题。宗守国二审提举的①②③④号砚台实物与其提举的手机照片显示的四方砚台相似。但其中①③④号均被砚台制作人方见尘、叶亮予以否认，仅有②号砚台被砚台制作人刘明学认可。该②号砚台形状不规则，落款为“借东风”“辛卯仲秋鸣雪题记”，图案为太极和人物。刘明学陈述该砚台石料为老坑，系朋友雕刻、本人题记的砚台，文房四宝市场价约2-3万元。宗守国提举的六方砚台实物，本院在组织质证后，复制了砚台照片，实物均已返还与宗守国。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就案争四方砚台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抑或委托代为送礼关系；2.案争四方砚台应否实物返还及价格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宗守国取走案争四方砚台系属事实，其本案中辩称是受王云龙委托代为送礼，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由宗守国对该辩驳主张成立负证明责任。其一，宗守国在王云龙的领货账单上签名，未特别载注系赠与或委托代付等证明非为买卖关系的文字内容；其二，宗守国在一审中提举的《关于授权定制文房四宝纪念用品的函》《关于定制“中国书法馆开馆纪念宣纸”的函》、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介绍信，仅能反映王云龙所在的安徽文房四宝协会拟向中国宣纸集团公司定制纪念宣纸事宜，其上均无与案争砚台相关的内容，且宗守国亦未能提举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存在王云龙委托其代办及以案争四方砚台送礼的事实；其三，宗守国有无经济能力及购买案争四方砚台必要，与其受王云龙委托代为送礼之间不是非此即彼关系，故该节辩解主张不能产生对抗效力。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予认定双方就案争四方砚台形成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宗守国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争议焦点二。1.砚台实物返还问题。本案中，宗守国提出愿意返还四方砚台，但其提举的四方砚台实物为王云龙否认且拒绝接受。鉴于该买卖行为已经完成，砚台实物的所有权已自出卖人王云龙转移给买受人宗守国，故在王云龙不同意实物返还的情况下，宗守国主张返还该买卖标的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2.案涉领货账单上记载的186万元，不能作为认定案争四方砚台价款的依据。经查，案涉账单上的四方砚台名称、数量及价格“合计壹佰捌拾陆万元”、落款日期，均为王云龙当时的店员董青荣书写，从该书写的文字排列、段落间隔及宗守国签名位置看，存在“合计壹佰捌拾陆万元”系宗守国签字前即已形成或为其签字离开后再行添加形成的两种可能性，故王云龙作为主张价款约定成立的一方，应对该节文字系形成于宗守国签字前或该价款已为宗守国确认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其一，董青荣作为案争文字内容的书写人，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表示对该价款是如何写上去的情况已记忆不清，故不能印证系先书写价款后签字，亦不能直接证明宗守国是时确认了案争四方砚台价款为186万元。其二，宗守国一审中申请对“合计壹佰捌拾陆万元”与四方砚台品名、数量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后虽又撤回申请，但因董青荣书写用笔为其持有，且基于书写时间如在离店前后的极小时差内难以通过鉴定方式准确鉴别的常识判断，该未予鉴定的事实不能产生对宗守国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三，双方原为朋友关系，且为同一公司股东，结合案涉账单上记载的其他购货情况看，除案争四方砚台外，其他若干购货内容基本均由宗守国书写，其中既有注明价格的，也有未标注价格的，由此表明双方在进行交易往来时不以当场确认价格为必要条件。同时，案争价款数额巨大，且双方交易习惯表明宗守国具备自己书写欠条等文字的能力、智识，而王云龙一方未要求宗守国本人书写及确认价款，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其四，案争四方砚台发生买卖时，王云龙不在现场，本案中无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此前已先行谈妥价款为186万元，且王云龙对该价款形成情况亦未能作出确有说服力的解释，故亦不能证明双方就价款事先形成了合意。其五，根据王云龙陈述，案争四方砚台中的“方见尘长眉纹砚台”价值百万元，且该砚台长达一米，规格较大。但因案涉账单上并未记载规格，其店员董青荣对此亦无记忆，王云龙就其主张的砚台进货价格及能够反映实物的图片等情况均不能提举确切证据证明，故不能证实案争四方砚台的市场价格为186万元。其六，王云龙虽曾委托律师向宗守国致函，但未提举补强证据证明宗守国确认了对应价款，故致函本身仅能反映索款事实，不能据此认定案争价款。其七，回到记账单记载情况，董青荣书写的四方砚台均为在纸张左下方按四行对齐方式分别书写，并括以“｝”符号，宗守国的签名居于“｝”右侧居中靠下方位置，而董青荣书写的合计价款、时间分别居于“｝”右上方及靠中间位置。从布局上看，如系董青荣先完成价格、时间的书写，再由宗守国签名，该价格、时间居于“｝”右边中间位置方为符合常理。综合上述理由，王云龙主张案争价款应确认为186万元，缺乏充足的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 3.关于案争四方砚台价格的确定。由于案争四方砚台均为特定物，且因实物的形状、图案、规格、雕刻等具体情况无充分证据证实，故其价格客观上已无法通过委托评估等方式予以确定。在此情形下，鉴于歙砚系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房四宝用品，本案应结合案涉账单能够反映的砚台情况，参考相关砚台制作人陈述及方见尘制作砚台线上销售价格，酌定案涉四方砚台的合理价款分别为15万元、3万元、1万元和1万元，合计20万元。 综上，宗守国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双方对原判决作出的其他货物价款为57540元一节，均未提起上诉，二审直接予以确认，据此案争货款合计为257540元。原判决对案争价款的认定有失妥当，二审依法予以纠正。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17）皖1802民初585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宗守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上诉人王云龙货款257540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王云龙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145元，评估费3000元，合计25145元，由原告王云龙负担20000元，被告宗守国负担51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540元，由上诉人宗守国负担2317元，王云龙负担1922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瑛 审判员 陈前香 审判员 包 娟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冯忠山 书记员隆菲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