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2107号原告：闫某1，男，194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xx（闫某1之妻），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京，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某2，男，195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京，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某3，女，195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x（闫某3之子），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京，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阎某1，男，195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京，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阎某2，女，194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闫某4，男，194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闫某5，男，195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与被告阎某2、闫某4、闫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xx、原告闫某2、原告闫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x、原告阎某1以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京，被告阎某2、闫某4、闫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所持有的遗嘱无效；2．请求判令按法定继承分割被继承人闫xx名下的存款632665．24元（含遗产、丧葬费和抚恤金）。3．本案的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均由同父同母（母亲单xx，父亲闫xx）所生，母亲单xx于2010年去世，父亲闫xx于2018年2月去世。2010年3月之前，父亲一直跟随原告阎某1一同生活，账目清晰，生活安逸。自2010年3月父亲跟随被告闫某4一同生活，其他子女探视后发现被告闫某4对父亲生活起居照顾不周，且父亲病重都不予送医，延误救治，直至老人病重处于弥留之际才勉强将其送往不具备抢救条件的社区医院进行救治，后通知其他子女。很遗憾，老人在社区医院五小时抢救后去世。父亲于2018年2月去世以后，二被告拒绝向原告出示老人的死亡证明，而是拿出两份遗嘱声称是老人所立。原告认为，被告为了争夺遗产，不仅剥夺原告的知情权，而且伪造遗嘱，违背了老人的真实意愿。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安慰老人在天之灵，故诉至法院。闫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父亲闫xx在2012年委托马玉兰律师事务所立遗嘱（即《声明》）。律师谢冬飞、付斌根据父亲口述代书并由父亲签字、按手印，有两位律师见证，且全程录像。录制过程中，人名闫某3误写成闫某，是我父亲及时发现纠正后按上手印才完善的，这一切可证明我父亲当时头脑非常清醒。原告说遗嘱伪造，不是事实。2010年2月母亲去世后，留给父亲5万元救命钱。原告闫某1一家四口于2010年5月9日来到父亲家中要强行借走装修房屋，由于父亲只有这点保命钱，我与阎某2不同意，闫某1两口子大吵大闹。2010年5月、2011年5月，原告阎某1两口子两次到父亲处无理取闹，后经过居委会调解，2013年12月电视台调解，才得以缓解。为防止父母过世后继承发生纠纷，有人闹事，父亲于2016年3月11日写下“父示”，明确写道“我死后，一切听某4的，不许闹事，否则我的一切都不给他，谁闹不给谁。”为执行父示，父亲的遗产应不给原告。原告罔顾事实，不顾亲情，失去了调解余地。我要求按照遗嘱继承分割。阎某2辩称：我认为遗嘱《声明》是有效的，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留给了我父亲5万元的存折，还有一个7000元的工资折，总共是5．7万元是我父亲和母亲的钱，是母亲留给父亲的医疗费。这些钱都含在现在的63万余元里。其他的意见与闫某4一致。闫某5辩称：我认可阎某2的账目，认可剩余的63万元遗产和丧葬费等，但是遗嘱我不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闫xx（曾用名阎德xx）与单xx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7个子女，分别是长子闫某4、长女阎某2、次子闫某1、三子闫某2、次女闫某3、四子阎某1、五子闫某5。单xx于2010年2月16日去世，闫xx于2018年2月26日去世。本案2019年7月16日庭审中，阎某2表示，闫xx去世后遗留有存款402281．69元，另有闫xx原工作单位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230383．55元，两项共计632665．24元，现存在阎某2名下。原告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以及被告闫某4对此数额均予以认可。闫某5在2019年5月29日的庭审中，表示认可阎某2的账目，在2019年7月16日庭审中表示对此不发表意见。庭审中，闫某4、阎某2提交2012年11月1日闫xx《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声明人：阎xx，身份证号码：×××据声明人自己口述：声明人共有七个子女，分别别闫某4、闫某1、阎某2、阎某2、阎某3、阎某1、闫某5。现经慎重考虑，做出如下声明：一、因儿子闫某4平日对阎项下xx照顾有加，故声明人愿意由闫某4继续照顾。在此期间如果声明人出现任何意外，均与闫某4无关。二、声明人名下的存折由女儿阎某2保管，声明人每月的花费由闫某4签字领取。三、声明人承租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xx镇xxx号院的房屋由闫某5居住管理。四、声明人百年之后，一切丧葬事宜由闫某5负责处理。五、声明人百年之后，属于声明人的家具家电均由儿子阎某5继承。六、声明人百年之后，扣除丧葬费之外的属于声明人的所有钱款，其中一半由七个子女平均继承，另一半由闫某4、阎某2继承。七、本声明一式两份，阎xx保留一份，北京马玉兰律师事务所存档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该《声明》上注明日期2012年11月1日，闫xx在该遗嘱上签字、捺印，谢冬飞在代书人处签字，谢冬飞、付斌在见证人处签字。闫某4、阎某2还提交北京马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书》（2012马律见字第020号）一份以及“接案笔录”。《律师见证书》内容为：“2012年11月1日，阎xx（男，身份证号码：×××）在北京市昌平区xx镇xxx4号房屋内，在本所律师谢冬飞、付斌面前，在谢冬飞根据其口述为其代书的《声明》上签名、摁手印。其意思表示自愿、真实。见证人：谢冬飞见证人：付斌”。“接案笔录”简要记载了闫xx《声明》的内容及见证费用等事项，闫xx在“接案笔录”上签字捺印。闫某4、阎某2另提交2012年11月1日闫德成订立《声明》的视频光盘，视频代书人谢冬飞向闫xx宣读了《声明》内容，闫xx确认后签字捺印，代书人、见证人亦签字确认。庭审中，谢冬飞、付斌均到庭作证陈述了《声明》的订立过程。谢冬飞陈述称：“我们一般是当事人来办公室作见证，本案中是因为当事人行动不便去的老人家里，谁来找的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家属。跟老人交流，老人沟通正常，头脑清醒，我们根据老人的意思制作了声明，电脑打字，跟老人核实一下没有问题，我们拿着出去找了一个文印店打出来再找老人签字，签之前跟老人复述一遍，确认无误老人就签字了。我见证了全过程，老人神志清醒。因为当时打印回来后，跟老人读的时候，有一个名字打错了，老人还专门纠正了，为了方便我们就直接改了。”付斌陈述称：“当时我们是马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受律所指派，和谢律师一块儿见证了声明的过程。从开始宣读声明到签字有全程录像。”本案审理中，2019年5月29日庭审中，闫某4陈述称：“是老爷子让我找得律师，老爷子是跟我说，我跟律师转达的，我先跟律师说了一遍，律师打印了一份拿回来给老爷子念，最后老爷子签字。”2019年7月16日庭审中，闫某4表示：“八年多了，可能是我记不清。就记得是老爷子让我找得律师，我把律师请到家里。”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对于谢冬飞、付斌的证言均不认可，并称闫xx有很多脑部病变问题，不具备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且《声明》并非在现场完成，是律所打印好才叫闫xx签字，是无效的。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提交了闫xx2012年7月、8月以及2013年1月、3月的CT诊断报告单，用以证明闫xx存在脑部疾病。闫某5表示，对于证人证言，只认可闫xx神智清楚、不糊涂，但是不认可遗嘱效力。另查，2014年4月23日，闫xx曾书写字条一份，内容为：“随着物价的提高和我退休金的增长，给你大哥的生活费由三千改到伍千，我的钱别剩太多，越多矛盾越大。我授权阎某2管理我的钱，你以为该花的就花，和你大哥说一下就行”；2014年8月17日，闫xx手书字条一份，内容为：“我的工资由阎某2作主该花就花我授权由她作主”；2016年3月1日，闫xx手书《父示》，内容为：“我死后，一切听闫某4的，不许闹事，否则我的一切都不给他，谁闹不给谁。父示”上述事实，有《声明》《律师见证书》《接案笔录》、派出所证明信、字条、《父示》、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本案中，闫xx2012年11月1日的《声明》系打印形成，形式上属于代书遗嘱。庭审中，各方争议焦点问题是《声明》作为代书遗嘱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闫德成代书遗嘱《声明》中有谢冬飞、付斌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日期2011年12月1日，并由谢冬飞、付斌签名，闫xx亦签名捺印。闫某4、阎某2提交的视频中，代书人谢冬飞向闫xx宣读了《声明》的内容，视频中闫xx亦进行了清晰的确认和回应，因此，《声明》作为代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在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闫某5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声明》确系闫xx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遗嘱。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各原告主张的立遗嘱人闫xx的民事行为能力存在问题。闫xx系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若认为闫xx在设立遗嘱时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当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原告虽提交了部分CT报告，但仅凭该CT报告并不能当然认定闫xx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同时，闫某4、阎某2提交的视频中阎某2能够清晰确认反馈，进行明确的意思表示。此外，闫xx2014年的字条以及2016年的《父示》等证据亦能体现清晰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为，在被继承人闫xx民事行为能力方面，闫某4、阎某2提交的证据形成了证据优势，各原告提交的CT报告不足以否定闫xx的民事行为能力。关于各原告主张的《声明》内容系闫某4转述给律师并打印形成，并非闫xx本人意思表示一节，本院认为视频中，代书人已将《声明》内容向闫xx完整宣读并经闫xx确认，随后完成签字捺印，过程完整，可以认定《声明》系闫xx真实意思表示。另，即使闫某4在按闫xx要求寻找律师的过程中有过转述，并不当然导致遗嘱无效。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闫xx去世后遗留的存款402281．69元属于遗产，应按照闫xx遗嘱即《声明》的内容进行继承，即“一半由七个子女平均继承，另一半由闫某4、阎某2继承。”经计算，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闫某5每人均可继承28734．41元，闫某4、阎某2每人均可继承129304．82元。闫xx去世后，原所在单位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扣除实际支出现尚余230383．55元，该款项不属于闫xx遗产，由原、被告七人平均分割为宜，经计算各可分得32911．93元。鉴于遗产、丧葬费抚恤金现均存在阎某2名下，故应由阎某2向他人分别支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阎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给付闫某1、闫某2、阎某1、闫某3、闫某5被继承人闫德成的遗产（存款）28734．41元；二、阎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闫某4被继承人闫德成的遗产（存款）129304．82元；三、阎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给付闫某1、闫某2、阎某1、闫某3、闫某5、闫某4被继承人闫德成工作单位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剩余部分32911．93元；四、驳回闫某1、闫某2、阎某1、闫某3、闫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27元，由闫某1、闫某2、闫某3、阎某1各负担1446．7元，已交纳；由闫某4、阎某2、闫某5各负担144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国栋人民陪审员  侯俊安人民陪审员  刘建强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郑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