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13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耀真，男，196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10楼。 法定代表人：王春生，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陈宗敏，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夏商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现代物流园区渔港中路7号。 法定代表人：张亚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玲、商柏川，公司员工。 上诉人黄耀真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厦门海洋渔业局）及原审第三人厦门夏商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商水产集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6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现已审理终结。 黄耀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黄耀真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黄耀真是1987年7月毕业服从组织工作的大专毕业生，1992年5月由政企合一的厦门市水产局、市水产集团公司发函调入市水产集团公司（市水产局）。后由市水产局（水产集团）指派到鼓渔公司协助工作。黄耀真副经理职务由市水产局任命，人事档案也由市水产局管理。在鼓渔公司改制无力解决黄耀真的人事工作及工资福利情况下，厦门海洋渔业局理应负责解决。2.根据市水产局（水产集团）的商调函、福建省轮船总公司批复记载，充分证明系水产集团要人，而不是鼓渔公司要人。此外，工资关系也明确记载转入水产集团。3.一审判决认定“黄耀真陈述其是作为鼓渔公司留守人员执行《鼓浪屿渔业公司改制和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并当庭承认至迟于2007年6月18日鼓渔公司所有资产及人员已经处置、安置完毕，并确认收到《分流安置方案》项下的经济补偿金，其在实际收到经济补偿金、实际完成分流安置工作后，未按照相应时期全国及福建省、厦门市的相关安置政策，积极谋取再就业，而继续主张人事关系，缺乏政策依据”，严重违背黄耀真表达的真实意思，也与劳动仲裁及生效判决相违背。4.一审所谓“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的根本标准是实际用工，而黄耀真未举证证明其与厦门海洋渔业局存在实际用工事实，故黄耀真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以及“未与厦门市海洋渔业局签署劳动合同”的说法，既不合理也很不公正。厦门市从1992年起才一律实行合同制管理，黄耀真为干部身份，属于固定工而非合同工身份。劳动合同法也是后来才实施。任何调整均是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执行。黄耀真的人事档案始终由厦门海洋渔业局管理。鼓渔公司从未接受黄耀真为其集体成员，未参与该公司集体分红分房等福利分配。5.厦门海洋渔业局以黄耀真在鼓渔公司领取工资为由认定黄耀真系鼓渔公司集体成员，缺乏依据。6.2013年厦门海洋渔业局还在与黄耀真协商人事工作问题。7.一审开庭后，黄耀真及时提供新证据，提出第三人变更为被告的要求，但未被采纳。黄耀真在完成善后工作任务过程中，鼓渔公司已停发工资并终止经营活动。因人事关系属厦门海洋渔业局，故应由厦门海洋渔业局补发自2007年6月起的工资，并由厦门海洋渔业局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补偿未参与福利分房造成的损失。 厦门海洋渔业局辩称，一、黄耀真从厦门轮船公司调至鼓渔公司系黄耀真在企业间的工作调动，与厦门海洋渔业局无关。厦门海洋渔业局不是黄耀真的用人单位，从未指派黄耀真至鼓渔公司工作。黄耀真于1987年9月毕业于厦门水产学院后即被安排至厦门轮船公司工作，与厦门轮船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为企业干部、固定工身份。1992年3月黄耀真从厦门轮船公司调至鼓渔公司，所有工作调动文件包括商调函、工资关系转移凭证、干部介绍信均是在厦门轮船公司与厦门水产集团之间出具的，黄耀真此次工作调动属于从企业调至企业，不改变黄耀真企业干部及固定工的身份。依据《福建省干部调配工作办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第1项之规定，从企业单位调入地、市、县（区）机关、事业单位的，需由地、市、县（区）人事局审批；以及《厦门市干部调配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调出干部上报审批，应提供以下材料：（五）凡调入机关、事业单位（含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应附市编办的编内增人计划通知。但是黄耀真的此次工作调动既未经过市人事局审批，也没有市编办的编内增人计划通知，故黄耀真并未因此次工作调动取得机关事业单位的身份，其所谓的人事关系归属于机关事业单位无任何依据。厦门海洋渔业局作为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对黄耀真进行劳动管理，与黄耀真未建立劳动合同关系，黄耀真的工作调动不是厦门海洋渔业局指派的。综上，黄耀真从厦门轮船公司到鼓渔公司工作系在企业间调动，黄耀真从未取得机关事业单位身份，厦门海洋渔业局从未指派黄耀真从事任何工作。黄耀真诉求在鼓渔公司改制无力解决工作及工资福利的情况下要由厦门海洋渔业局负责解决无任何法律依据。 黄耀真在2009年11月与鼓渔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后，并未与厦门海洋渔业局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三、厦门海洋渔业局保管鼓渔公司干部人事档案、向鼓渔公司发出任职通知、对鼓渔公司企业改制进行监督指导，均是基于厦门海洋渔业局是鼓渔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从而履行监管职责。 1、黄耀真的档案在厦门海洋渔业局处寄存保管，是基于鼓渔公司不具备干部档案管理条件，厦门海洋渔业局依据当时的《干部档案管理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履行档案寄存职责，这仅限于档案寄存保管关系，并不是劳动用工关系的证明。2、黄耀真提交的原水产局出具给鼓渔公司的任职通知是2001年1月18日作出的，此时黄耀真的工作单位仍为鼓渔公司。从该任职通知的内部审批表也可以看出，按照当时干部任免的有关规定，鼓渔公司副经理职位应由该公司行政主要领导聘任，原水产局应鼓渔公司的申请作出通知，该通知行为是对鼓渔公司行使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权，并不改变黄耀真与鼓渔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3、鼓渔公司改制方案是鼓渔公司与其员工（包括黄耀真）之间就企业经营及劳动关系事宜达成的协议，厦门海洋渔业局作为鼓渔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监管和维稳职责，对鼓渔公司改制进行指导、监管，不是对黄耀真行使劳动人事管理权，更不会因此改变黄耀真的劳动合同关系。4、黄耀真陈述的2013年的上访，仍是基于厦门海洋渔业局作为鼓渔公司的行业主管单位作出的政府维稳以及为人民群众切实解决困难的措施，该信访也进一步证明黄耀真与厦门海洋渔业局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四、一审判决程序合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黄耀真在一审庭审后再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是正确的。 夏商水产集团述称，鼓渔公司不是夏商水产集团和厦门海洋渔业局的下属公司，黄耀真的工资、社保都没有在夏商水产集团出现、存在过。因此，夏商水产集团不需要对黄耀真承担任何责任。 黄耀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厦门海洋渔业局向黄耀真补发2007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间的工资637498元（根据厦门市历年社会平均工资计算）；2、厦门海洋渔业局向黄耀真补偿未参与福利分房造成的损失194689元（基数按1996、1997年厦门市申请统建房每平方米1250元，共88平方米，共11万元计算；2006年6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987年9月，黄耀真毕业于厦门水产学院，安排厦门轮船总公司工作，用工形式为固定工。黄耀真的工资等级由厦门轮船总公司确定并发放。 1992年3月，厦门市水产局（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向厦门轮船总公司出具一份《商调函》，协商调出黄耀真至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1992年5月，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安排黄耀真进入鼓渔公司工作；黄耀真的工资发放单位从厦门轮船总公司转为鼓渔公司；黄耀真的人事档案由厦门市水产局保管。 2001年1月，黄耀真由厦门市水产局任命为鼓渔公司副经理。 2004年2月25日，鼓渔公司根据《福建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和《关于进一步理顺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及用人单位做好劳动合同管理工作的意见》，制定《鼓浪屿渔业公司改制和职工分流安置方案》，该方案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企业与渔民、管理人员解除劳动关系；规定了渔民、管理人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若干标准；应支付的各项安置费用于解除劳动关系时先支付90%，余下10%在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后半年内付清。黄耀真确认收到上述方案项下的经济补偿金。 2006年12月4日，黄耀真与鼓渔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7月21日，黄耀真作为申诉人，以鼓渔公司为被申诉人，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鼓渔公司支付2007年6月至2008年7月21日的工资33460元和手机补贴、午餐补贴5600元、防暑降温费1500元，并补缴2007年、2008年的公积金、社会保险费及其滞纳金等。2008年11月20日，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08】1641号裁决书：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鼓渔公司一次性支付给黄耀真2007年6月至2008年7月21日的工资32684元和补贴5600元；二、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鼓渔公司应按厦门市规定的城镇职工缴费标准为黄耀真补缴2008年5月至7月的社会保险费。 2009年2月16日，黄耀真作为申请人，以鼓渔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鼓渔公司支付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16日的工资16828元、手机补贴和午餐补贴2800元；补缴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及其滞纳金等。2009年7月3日，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09】0900号裁决书：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鼓渔公司一次性支付给黄耀真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16日的工资15626元和补贴2600元；二、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鼓渔公司应按厦门市规定的城镇职工缴费标准为黄耀真补缴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其中个人缴纳部分由黄耀真承担。 2009年11月18日，黄耀真作为申请人，以鼓渔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鼓渔公司支付2009年3月至2009年11月18日的工资21636元、手机补贴和午餐补贴3600元；补缴2009年3月至2009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及其滞纳金等。2010年3月15日，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09】3083号裁决书：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鼓渔公司一次性支付给黄耀真2009年3月至2009年11月18日的工资20668.87元和补贴3439.08元；二、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鼓渔公司应按厦门市规定的城镇职工缴费标准为黄耀真补缴2009年3月至2009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其中个人缴纳部分由黄耀真承担。 2017年7月，黄耀真与厦门市渔业协会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2018年8月29日，黄耀真作为申请人，以厦门海洋渔业局为被申请人，以厦门夏商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厦门海洋渔业局向黄耀真补发2007年6月至2018年8月间的工资637498元；2.厦门海洋渔业局为黄耀真缴纳人事关系存续期间即2007年6月至2018年8月间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174897元；3.厦门海洋渔业局向黄耀真补偿未参与福利分房造成的损失合计194689元。2018年8月29日，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不字【2018】0184号决定书，以被申请人主体不存在或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 黄耀真于2018年11月1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追加夏商水产集团为被告，并要求其与厦门海洋渔业局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主张自己的权利，应当以事实为根据，并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本案中，黄耀真根据其人事档案存放在厦门海洋渔业局，主张与厦门海洋渔业局存在人事关系，并以此要求厦门海洋渔业局履行用人单位相关义务，又主张该人事关系与其与鼓渔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并不冲突。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耀真与厦门海洋渔业局签订过劳动合同，或2007年6月1日以来为厦门海洋渔业局提供过劳动服务，同时其在多年来历次劳动仲裁及诉讼过程中，均主张与鼓渔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记载期限自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故黄耀真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从《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组通字（1991）13号]第六条“干部档案管理实行集中统一和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县以上（含县）机关、单位的干部档案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中统一管理；县以下机关、单位的干部档案实行由县委组织部集中管理，或由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等单位相对集中管理。不具备保管条件或档案很少的单位，其干部档案由上一级单位管理。干部档案被纳入综合档案室管理的单位，其干部档案要固定专人管理，业务工作要接受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和上级有关业务部门的检查指导”的规定看，干部档案在特定条件下由非用人单位保管是存在且符合该《条例》规定的，故仅凭人事档案的存放情况无法直接认定劳动人事关系的存在；实际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的根本标准是实际用工，而黄耀真未举证证明其与厦门海洋渔业局存在实际用工事实，故黄耀真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第三，《鼓浪屿渔业公司改制和职工分流安置方案》赖以作出的主要政策依据是《厦门市人民政府转发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理顺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及用人单位做好劳动合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厦府〔2000〕综090号），该通知转发的《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理顺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及用人单位做好劳动合同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关于进一步理顺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关系问题”中明确：对改制企业职工应按照《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通知》（闽委发［1998］9号）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关于经济补偿问题”中明确：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应给予经济补偿的，要按规定发给经济补偿金。而闽委发［1998］9号通知明确“实施再就业工程要坚持‘减员增效与促进再就业相结合，职工下岗和分流安置与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企业生产管理不正常，已离岗又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对其中有求职意愿而未实现再就业的，可向原企业申请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也鼓励自谋职业，发给下岗证，享受有关优惠政策，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不领取基本生活费。未足两年的，仍可申请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发给基本生活费，由中心收回下岗证。不论是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还是领取下岗证或自行离开自谋职业的，两年期到后必须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黄耀真陈述其是作为鼓渔公司留守人员执行《鼓浪屿渔业公司改制和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并当庭承认至迟于2007年6月18日鼓渔公司所有资产及人员已经处置、安置完毕，并确认收到《分流安置方案》项下的经济补偿金，其在实际收到经济补偿金、实际完成分流安置工作后，未按照相应时期全国及福建省、厦门市的相关安置政策，积极谋取再就业，而继续主张人事关系，缺乏政策依据。综上，黄耀真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法律与政策依据，不予采纳；对黄耀真基于人事档案存放关系对厦门海洋渔业局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外，黄耀真于2018年11月16日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追加夏商水产集团为被告，并要求其与厦门海洋渔业局承担连带责任，因该情形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且法庭辩论已经终结，故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黄耀真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黄耀真提出：1.我当时是到厦门市水产局报到。当时是要安排去鼓浪屿渔业公司，后来商调到轮船公司。2.“黄耀真确认收到上述方案项下经济补偿金”表达不准确，应该是我们是留守人员，公司有做我们名下的存折，由公司统一保管存折，黄耀真因为公司不发工资，到了2007年6月工资停发引起纠纷，后来存折才给我们保管。那是预算，只预算到2006年底。存折给了我们，我们就把里面的钱拿出来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厦门海洋渔业局提出，1.“1992年3月，厦门市水产局（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向厦门轮船总公司出具一份《商调函》”，与事实不符。当时一审双方有核对过原件，盖章的是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不是厦门市水产局。只有一个公章，不是两个公章。福建省政府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有描述这份商调函的主体和内容。从复核内容可以看出商调函的出具主体是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2.“2001年1月，黄耀真由厦门市水产局任命为鼓渔公司副经理。”我们一审有向法庭提供了干部任免审批表，上面盖章是鼓渔公司的章，旁边还有一段话，这是为什么由水产局任职的原因。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经查，1.1992年3月3日向“福建省轮船公司厦门分公司”出具的（92）厦水集人劳商调字第002号《商调函》，系由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盖章，没有厦门市水产局盖章。2.2001年1月黄耀真《干部任免审批表》载明，呈报单位为鼓渔公司，拟任职务为鼓渔公司副经理，并注明“根据改革精神，下属企业领导副职原则由所在单位行政主要领导聘任，但鉴于该企业的历史原因，单位主要领导要求由主管局直接任命。建议：拟同意。”厦门市水产局在行政机关任免意见栏中注明“同意任鼓浪屿渔业公司副经理”。3.2013年1月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部门作出的闽政信复核（2013）1号文复信认为：信访人黄耀真从“原工作单位省轮船总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调“鼓渔公司”任职，系厦门市水产集团与轮船总公司厦门分公司商调，还没有证据佐证系经厦门市、县（区）人事局审批，难以认定信访人调入“机关、事业单位”。原复查意见认定信访人“不具备公务员身份”符合相关规定，应予以维持。2007年1月1日之前，信访人的人事关系或劳动关系归属，当事各方提供的证据均不充分，难以证明各自主张。2006年12月，信访人与鼓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劳动合同存续期内，信访人为企业劳动者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劳动关系归属鼓渔公司。 二审庭审中，黄耀真确认，其不是国家公务员，毕业后第一家工作单位是厦门轮船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厦门海洋渔业局是否应当补发黄耀真相关工资及补偿未参与福利分房的损失。 黄耀真从厦门水产学院毕业后系分配至厦门轮船总公司工作。1992年5月黄耀真进入鼓渔公司工作系由厦门市水产集团公司出具商调函。从2001年1月《干部任免审批表》载明的相关内容看，任命黄耀真为鼓渔公司副经理系鼓渔公司作为厦门市水产局下属企业单位聘任领导副职，因企业的历史原因而要求由主管局直接任命，厦门市水产局是以行政主管局名义同意该项任免事项。2006年12月，黄耀真与鼓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上述事实表明，黄耀真并非厦门市水产局的公务员，原厦门市水产局现厦门海洋渔业局也从未对黄耀真进行用工。黄耀真以其与厦门海洋渔业局存在人事或劳动关系为由要求厦门海洋渔业局补发工资及补偿未参与福利分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黄耀真以鼓渔公司改制无力解决其人事工作及工资福利情况为由，诉讼请求厦门海洋渔业局负责解决，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 黄耀真的人事档案存放在厦门海洋渔业局。但根据《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等档案管理的文件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干部档案存在由非用人单位保管的情形。厦门海洋渔业局当时是鼓渔公司的行政主管部门，仅依人事档案保管关系并不足以认定劳动人事关系的存在，以档案保管关系主张厦门海洋渔业局补发工资及补偿未参与福利分房损失，亦缺乏法律依据。 黄耀真于2018年11月1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追加夏商水产集团为共同被告，并要求夏商水产集团与厦门海洋渔业局承担连带责任，因该情形确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且当时一审法庭辩论已经终结，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黄耀真与夏商水产集团公司的关系本案不予处理。此外，鼓渔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黄耀真与鼓渔公司之间的关系，本案亦不予处理认定。 综上所述，黄耀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耀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承茂 审判员  许向毅 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法官助理庄维旸 书记员  阮冬梅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