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58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艺，女，199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林群，女，197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贵兰，女，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光平，女，195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勇，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述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融曦，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上述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建材工业园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562244422。法定代表人：刘贵兴，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贵兴，男，196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光梅，女，196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上述三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照军，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光庆，男，196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审第三人：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563492328J。法定代表人：袁森林，总经理。上述三位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以下简称黄艺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助公司）、刘贵兴、黄光梅、原审第三人黄光庆、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帅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6民初11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黄艺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贵兴、黄光梅对黄艺等上诉人的诈骗、威胁均客观存在，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属于明显事实认定错误。2.黄艺等上诉人给付505万多款项和出具《承诺书》均系黄艺等上诉人对袁森林和黄光庆被公安机关错误羁押不清楚该两人的涉嫌刑事犯罪案情的情况下，听信刘贵兴的谎言，为达到救人和减轻刑事责任之目的作出的，亦系受刘贵兴的欺诈。一方面帅腾公司并不欠天助公司的货款；另一方面黄艺等上诉人不清楚帅腾公司的相关情况或货款，且帅腾公司是独立法人，与黄艺等上诉人无关。天助公司、刘贵兴、黄光梅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黄光庆、帅腾公司述称，同意黄艺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助公司向黄艺、陈贵兰、邱林群、黄光平、黄勇归还5056338.98元；2.撤销黄艺、陈贵兰、邱林群于2016年7月19日向天助公司出具的《承诺书》；3.刘贵兴、黄光梅对天助公司归还黄艺、陈贵兰、邱林群、黄光平、黄勇5056338.98元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天助公司、刘贵兴、黄光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光庆与邱林群系夫妻，二人系黄艺的父母；陈贵兰与袁森林系夫妻；黄光平系黄光庆的姐姐、袁森林的母亲；黄勇系黄光庆的哥哥；黄光梅与黄光庆系姐弟；黄光梅与刘贵兴系夫妻。邱林群系帅腾公司的股东之一。2016年7月19日，黄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向天助公司转款2363706.58元、1749280.50元，摘要均为“代帅腾付货款”；黄光平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天助公司存款503997.29元，摘要也为“代帅腾付货款”；黄勇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天助公司转款439354.61元，摘要也为“代帅腾付货款”；黄艺、黄光平、黄勇三人共计向天助公司支付5056338.98元。同日，天助公司分别向黄艺出具《收据》3张、向黄光平出具《收据》1张、向黄勇出具《收据》2张，分别载明“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72001交款单位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2363706.58收款事由建行2998户收到黄艺代渝达路桥江合D7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72004交款单位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合高速路DLM合同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90，256.32收款事由农行2594户收到黄艺代警通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72006交款单位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2段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1，659，023.98收款事由农行2594户收到黄艺代葛洲坝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72005交款单位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合高速路DLM合同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503，997.29收款事由建行2998户收到黄光平代警通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72002交款单位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合同段项目部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201,145.92收款事由建行7998户收到黄勇代渝达路桥江合D7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72003交款单位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合高速路DLM合同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238，208.09收款事由建行2998户收到黄勇代警通付水泥款”。2016年7月19日，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向天助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鉴于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欠贵司水泥货款若干，本人自愿将名下资产处置后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资产明细如下：……承诺人：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均出示了黄艺、黄光平、黄勇签名的《付款说明》。其中黄艺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黄艺于2016年07月19日由其建行9886户转账¥2,363,706.58元至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建行2998户，作为其代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合同段项目部支付天助水泥货款。黄艺于2016年07月19日由其农行账户转账¥1，749，280.50元至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农行2594户，其中1,659,023.38元其代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支付天助水泥款，其中¥90,256.52元作为其代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天助水泥货款”；黄光平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黄光平于2016年07月19日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建行2998户存入现金¥503,997.29元，作为其代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天助水泥货款”；黄勇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黄勇于2016年07月19日由其建行6365户转账¥4393,354.61元至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建行2998户，其中¥201,145.92元作为其代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合同段项目部支付天助水泥货款。其中238,208.69元作为其代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天助水泥货款”。还查明：天助公司2016年7月以黄光庆、袁森林涉嫌职务侵占罪向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报案。2016年7月15日黄光庆、袁森林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8月19日变更为监视居住，2017年2月17日被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2月16日被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3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以黄光庆和袁森林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证据不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决定对黄光庆和袁森林不起诉。2018年4月13日，天助公司以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收取其在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的货款后未将相应货款支付给天助公司，在天助公司的要求下，邱林群、黄艺、黄小铭、陈贵兰向天助公司作出承诺以自有或夫妻共同所有的资产处置后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后均拒不支付货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帅腾公司、黄光庆、邱林群、黄艺、黄小铭、袁森林、陈贵兰共同支付货款5769508.6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在该案【即（2018）渝0116民初4915案】审理中，黄艺等人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黄艺等人向天助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等即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天助公司是否应向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归还案涉5056338.98元？2、案涉《承诺书》是否应撤销，是否已过除斥期间？现分别评述如下：1、关于天助公司是否应向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归还案涉5056338.98元问题。辩称案涉5056338.98元是黄艺、黄勇、黄光平等人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水泥货款，属于债务承担行为，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黄艺、黄光平、黄勇转款或存款的摘要来看，均备注为“代帅腾付货款”，说明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转款或存款时并没有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水泥款的意思表示。其次，虽天助公司出具给黄艺、黄光平、黄勇的《收据》和黄艺、黄光平、黄勇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的收款事由是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水泥款，但从审理查明的情况来看，现无任何证据显示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与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任何关系，故天助公司辩称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水泥款，显然不符合常理。相反，鉴于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与帅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袁森林存在亲戚关系或利害关系，且结合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向天助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欠贵司水泥货款若干，本人自愿将名下资产处置后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故黄艺、黄光平、黄勇在转账或存款时摘要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由于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是代帅腾公司支付的货款5056338.98元，故如天助公司应归还案涉5056338.98元货款，也应向帅腾公司，而不是向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现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要求天助公司归还支付的5056338.98元，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案涉《承诺书》是否应撤销，是否已过除斥期间问题。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诉称刘贵兴趁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的近亲属黄光庆、袁森林身陷囹圄的危难之际，欺骗黄艺等，谎称黄光庆、袁森林侵占了天助公司1560余万元，在欺骗和胁迫下黄艺、邱林群、陈贵兰信以为真，以黄艺、陈贵兰、邱林群的名义向天助公司出具了《承诺书》，刘贵兴、黄光梅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欺诈、胁迫，《承诺书》也应当被撤销。辩称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向天助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黄艺、陈贵兰、邱林群自愿的，不存在天助公司、刘贵兴、黄光梅对黄艺、陈贵兰、邱林群的欺诈、胁迫的事实。因此，《承诺书》是黄艺、陈贵兰、邱林群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诺书》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债的加入。一审法院认为，现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出具《承诺书》时，刘贵兴、黄光梅是否存在欺诈、胁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见，构成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四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认为帅腾公司不欠天助公司货款，而天助公司则认为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还欠天助公司货款，并因此天助公司于2016年7月以黄光庆、袁森林涉嫌职务侵占罪向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报案以及2018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货款。显然天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贵兴与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之间对帅腾公司是否欠天助公司货款是存在争议的。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还诉称刘贵兴说《承诺书》只是向天助公司的股东表示黄光庆、袁森林的家属代为还款的态度，天助公司并不会真的要求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将所有财产变卖后还账，现也仅为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的单方陈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贵兴存在欺诈故意，现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以刘贵兴的行为构成欺诈请求撤销出具的《承诺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见，构成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五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行为故意；三是胁迫须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从现有证据来看，2016年7月15日黄光庆、袁森林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刑事拘留。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诉称2016年7月17日刘贵兴告知黄艺、邱林群及其家人，黄光庆和袁森林在代理销售天助公司水泥的这些年，共欠天助公司1560万元，只要家属尽量凑钱将钱交到天助公司，他就可以让黄光庆和袁森林马上出来，否则黄光庆和袁森林就得坐牢；2016年8月18日晚，黄光梅来到黄艺家中,要求黄艺等人保证黄光庆和袁森林等人出来后不能找刘贵兴或者天助公司闹事，否则就让黄光庆、袁森林坐三四十年的牢，且要求黄光庆、袁森林继续向天助公司支付100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黄光庆、袁森林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需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提起公诉并经法院审理才能最终认定，而不是由刘贵兴个人所能决定的。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自身也陈述其基于为了给黄光庆、袁森林二人减轻刑事罪责并争取早日解除刑事拘留的目的，向天助公司付款505万余元并出具《承诺书》。故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出具的《承诺书》也不构成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出具的《承诺书》不构成可撤销的受欺诈、受胁迫行为，故该《承诺书》应系黄艺、陈贵兰、邱林群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撤销。既然该《承诺书》不应撤销，那么双方争议的除斥期间也就再无意义。判决：驳回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50元，由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负担。此款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已向一审法院预交23575元，余23575元限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黄艺等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自2018年3月16日检察机关对黄光庆等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时起算。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虽然黄艺等上诉人的付款备注“代帅腾付货款”以及在案涉《承诺书》载明“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等内容，但其作出的意思表示是相对于天助公司而非帅腾公司或其他第三人。黄艺等上诉人与帅腾公司的人格相互独立，相互并不享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代表权或代理权，天助公司对此亦明知，故黄艺等上诉人的给付行为并非基于约定或法定的代理权或代表权，且事后帅腾公司并未对黄艺等上诉人的行为进行追认，黄艺等上诉人的行为后果并不当然归于帅腾公司。此时，黄艺等上诉人基于其与天助公司之间的给付行为和承诺行为提起诉讼，其享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审中，当事人之间的主要争议焦点有：天助公司是否应向黄艺等上诉人给付诉请款项；黄艺等上诉人申请撤销案涉《承诺书》是否已过除斥期间，人民法院是否应当支持。一、关于天助公司是否应向黄艺等上诉人给付诉请款项5056338.98元问题上诉人请求天助公司向其归还案涉5056338.98元，主要理由为天助公司及刘贵兴、黄光梅对其进行欺诈、胁迫等致使其意思表示不真实，且帅腾公司对天助公司并不负有债务。首先，关于本案给付行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法定的可撤销事由问题。行为人对相对人进行欺诈、胁迫的核心构成要素即为行为具有明显的故意，即故意让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或者故意违背相对人意愿并让相对人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对于黄光庆、袁森林是否涉嫌职务侵占并构成犯罪，被上诉人是基于自己对已有事实作出的判断并报案，且相关机关也进行了立案侦查；同时刘贵兴、黄光梅等也向黄艺等上诉人通报了相关情况并提出自认为有利于黄光庆等的建议或意见。由此可知，刘贵兴、黄光梅等并非故意使上诉人产生错误认识，或故意迫使黄艺等上诉人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换言之，刘贵兴、黄光梅等并非有故意的主观意愿，仅仅基于自己对既有事实的认知而作出的判断。此外，虽然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而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刑事证明是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标准。但是反过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黄艺等上诉人若主张刘贵兴、黄光梅等存在欺诈、胁迫等事实，同样需要尽到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黄艺等上诉人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刘贵兴、黄光梅等存在欺诈、胁迫的故意，显然没有尽到可以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责任，故对黄艺等上诉人该部分诉讼理由不予采信。此外，因为刘贵兴、黄光梅等并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故也不存在刘贵兴、黄光梅等利用黄艺等上诉人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综合上述，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和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黄艺等上诉人基于受胁迫、欺诈等而申请撤销其给付行为，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黄艺等上诉人在作出付款行为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重大误解也是撤销权行使的法定事由。对此本院作如下评述。其一，单从本案的证据而言，黄艺等上诉人与刘贵兴、黄光梅等之间并无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帅腾公司或黄光庆、袁森林也无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如非基于本案特殊原因，黄艺等上诉人并无直接向天助公司进行给付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义务。其二，黄艺等上诉人的代为给付行为，是基于来自于被上诉人告知的相关信息以及其他既有事实而形成的如下认知：一是认为帅腾公司等确实对天助公司负有上千万元的债务；二是因该债务系黄光庆等职务侵占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不及时偿付，黄光庆等则会承担刑事责任。上诉人的代付目的主要是为了能使黄光庆等不被刑事追责或被免除刑事处罚或减轻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现黄光庆等最后被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且既有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帅腾公司是否对天助公司负有真实债务或其具体金额。综合上述，黄艺等上诉人是在对代为给付的根本原因等事实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给付行为。不过，因重大误解而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三个月，但自黄艺等上诉人于2018年3月16日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撤销事由起至其于2018年10月8日起诉止，已经超过除斥期间。故，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因黄艺等上诉人并未在除斥期间基于重大误解行使撤销权，该权利已经消灭。再次，关于黄艺等上诉人向天助公司的给付是否属于一种错误给付构成不当得利问题。黄艺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根本上是请求天助公司回转给付其曾“错误”给付的款项。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公民可以基于不当得利的事实而享有债权，其有权请求相对方进行给付。本案中，如果黄艺等上诉人的给付构成不当得利，则天助公司亦有返还的义务。那么，黄艺等上诉人的给付行为是否导致天助公司的获利构成不当得利，亦是本院需要评判的问题。黄艺等上诉人之所以向天助公司进行给付，根本上是基于对帅腾公司因黄光庆等不当行为而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这一事实的认知而作出。如果帅腾公司对天助公司不负有债务或所负债务少于黄艺等上诉人的给付金额，天助公司因黄艺等上诉人的给付而获利并致使黄艺等上诉人遭受损失，且该获利并无合法依据，因此而构成不当得利；如果帅腾公司确实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尤其是因黄光庆等人的不当行为而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且不少于黄艺等上诉人的给付金额，则黄艺等上诉人自愿代为给付，则其给付具有合法依据，则不存在不当得利返还的问题。本案中，尽管黄艺等上诉人以黄光庆等涉嫌职务侵占刑事案件中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公证书》、帅腾公司《情况说明》等证据，主张帅腾公司、黄光庆、袁森林对天助公司不负有欠款；但是，刑事案件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排除合理性怀疑的严格证明标准来认定证据，并且仅凭上述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帅腾公司确实不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尤其是在天助公司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明案外人对天助公司负有上千万元的债务被支付至帅腾公司的情况下，帅腾公司对天助公司是否负有债务仍然是一个真伪不明的待证事实。也即，本案中，天助公司自黄艺等上诉人处获得的款项给付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并无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故黄艺等上诉人请求刘贵兴、黄光梅等予以返还所付款项，仍然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关于黄艺等上诉人申请撤销案涉《承诺书》是否已过除斥期间、人民法院是否应当支持问题首先，关于案涉《承诺书》是否应当被撤销的问题，同前述给付行为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的理由一致，本院认为，因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存在刘贵兴、黄光梅等进行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致使给付显失公平等事实，以及虽存在重大误解这一法定撤销事由但除斥期间已经经过，故，黄艺等上诉人申请撤销案涉《承诺书》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案涉《承诺书》基于重大误解形成的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经过而致使消灭，但是，因为黄艺等上诉人作出的承诺系基于刘贵兴、黄光梅等告知帅腾公司因黄光庆等不当行为而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这一事实而作出。如果帅腾公司对天助公司不负有债务或负有债务少于上诉人的给付金额，黄艺等上诉人所作出的承诺因欠缺合法依据和事实基础而不再对黄艺等人具有拘束力；如果帅腾公司确实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尤其是因黄光庆等人的不当行为而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且超过黄艺等上诉人的已给付金额，则上诉人自愿承诺代为给付，则案涉《承诺书》对承诺人依然具有拘束力。本案中，事实与理由同前面一致，即根据双方举示的证据显示，案外人对天助公司所负上千万元的货款被支付至帅腾公司，该货款到底应当由天助公司享有还是由帅腾公司或其他人享有，帅腾公司是否有向天助公司返还的义务，并不明确。换言之，帅腾公司到底对天助公司是否负有债务及其具体债务金额，并不确定，案涉《承诺书》对黄艺等上诉人是否具有拘束力也不明确。综上所述，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47150元，由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淳审 判 员  杨 瑾审 判 员  柳光洪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熊学敏书 记 员  彭夕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