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2002民初2970号 原告：徐倩，女，1986年9月1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起，四川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林，四川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悦琳，女，1986年2月14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平,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市乐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564479790Y。 法定代表人：赵从芬，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倩与被告陈悦琳、第三人成都市乐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旭汽车服务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林，被告陈悦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平和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资阳中车电力机车保险业务2018年9月及2019年4月、5月的手续费未支付的部分合计584665.6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本金106494.14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7日起，以本金425041.34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日起，以本金53130.17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4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资阳平安财保）保险从业人员，被告系原告所在部门的主管。2016年12月19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平安财保）与第三人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同》，约定由第三人代理四川平安财保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保险业务，并对代理手续费的标准及支付时间做出了明确约定。2017年1月1日，资阳中车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中车公司）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客户委托书》，指定原告为其公司首台套、财产险、意健险、车险、货运险等保险计划的唯一服务代表。按惯例，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在收到代理手续费后将应当支付给保险业务员的部分支付给被告，再由被告按公司《E行销业务结算表》在扣除10%的税金后分别支付给相应业务员。2018年9月、2019年4月及5月，原告应获得的资阳中车公司保险计划的手续费共计593981.17元，被告仅于2018年9月30日向原告支付了9315.52元，其余584665.65元未支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陈悦琳辩称，对原告表述的其为资阳平安财保的从业人员不准确，原告是资阳平安财保的员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资阳平安财保对原告实施的是具有激励机制的绩效制薪酬制度，对客户经理施行绩效提奖制。资阳中车公司的保险业务首台套系资阳平安财保的直接业务，原告仅仅是资阳平安财保安排到资阳中车公司联系该业务的业务员，该业务不是原告发展，且资阳平安财保没有将手续费返还给员工个人的规章制度和先例，原告所称的手续费不应由原告和被告获得。原告没有收取该手续费的依据，没有返还不当得利的前提条件，因此原告无权获得该手续费。另原告没能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原告除应当证明自己有合法收取该手续费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外，还应当证明该手续费真实存在，但原告据以证明手续费真实存在的证据不具备真实性，不能作为案件的证据使用。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述称，1.第三人在2016年12月19日与四川平安财保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同》，在合同中约定第三人可以代理四川平安财保及其下属分支机构的财产保险业务，期限至2019年4月9日，第三人按照投保人实际缴费的一定比例收取代理手续费；2.原告作为资阳平安财保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办理涉及资阳中车公司投保相关事宜，第三人的代理手续费是由资阳平安财保提供结算表，经核对无误后来收取的，包括了资阳中车公司以及其他所代理的保险业务。按照第三人与四川平安财保的保险合同约定，对四川平安财保已经承保或者是保险期限到了续保的业务，第三人是不能够代理的。而所有的代理业务都是由四川平安财保的工作人员录入系统，第三人在核对四川平安财保提供的结算表时发现有不属于第三人代理的业务范围的保险，针对该保险第三人不能够收取代理手续费，但在保险公司已经支付了该保险手续费后，第三人应将该笔手续费退回保险公司。针对本案主要涉及资阳中车公司首台套的保险业务，是保险公司的直接业务，因此涉及资阳中车公司的保险代理手续费，应当退回资阳平安财保，第三人与原告和被告均不存在给付手续费的问题。 原告徐倩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徐倩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 证据2.陈悦琳户籍证明，证明被告的基本信息； 证据3.营业执照复印件、《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第三人的基本信息； 证据4.《保险兼业代理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2016年12月19日，四川平安财保与第三人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同》，约定由第三人代理四川平安财保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保险业务，并对代理手续费的标准及支付时间做出了明确约定； 证据5.《客户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1月1日，资阳中车公司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客户委托书》，指定原告为其公司首台套、财产险、意健险、车险、货运险等保险计划的唯一服务代表； 证据6.《客户信息》打印件、《保单基础信息》打印件，证明原告系资阳中车公司保单号分别为12641031900313469295、12641031900403311357的保险业务的经办业务员，该两笔保险业务的手续费应当由原告获得； 证据7.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E行销业务结算表》、视频资料、壹钱包交易记录（当庭手机拍照核实）、原告中国银行卡号60×××90交易流水明细单，证明：①2018年1、3、5、7、8月，被告均足额向原告支付了资阳中车公司保险业务的手续费；②2018年9月及2019年4、5月，原告应获得的资阳中车公司保险业务手续费合计593981.17元，被告仅于2018年9月30日向原告支付了9315.52元，其余584665.65元被告至今仍未支付。说明：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主要内容是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壹钱包交易记录的打印，在保险公司打印期间做的视频录像; 证据8.原告与被告微信聊天记录（当庭手机拍照核实）、原告与被告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2018年9月被告未足额向原告支付保险业务手续费的客观事实。 被告陈悦琳对原告徐倩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2.3的三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4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只是四川平安财保与第三人之间的兼业代理合同，与原告能否收取手续费和收取手续费的标准没有关系；对证据5客户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经向资阳平安财保核实，该公司并没有收到过该份客户委托书，该委托书是交给资阳平安财保的，现在却在原告手里，该委托书的委托时间是2017年1月1日，备注的时间称2015年起就指定其为唯一代表，明显是事后补充的，而且委托单位仅有加盖一个公章，没有相应的经办人员的签字，所以对委托书的三性有异议。同时原告认为的委托书上载明的原告是唯一代表发展的业务我们有异议；对于证据6客户信息、保单基础信息首先我不清楚它的来源，上面也只表明了业务员是徐倩，业务范围有兼业、兼业代理，从这上面看这个业务也不是徐倩发展的，对证据的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包括后面证据7中的E行销结算表的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中的E行销结算表的来源的合法性质证意见同证据6，从录像仅反映出徐倩在2019年5月17日进入其系统查阅了相关数据，但是不能反映出来原告提交的材料是从该系统打印出来的，其提交的没有水印的证据材料的来源不合法。即便不考虑证据的合法性，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应当获得手续费，因为该证据只是证明了资阳平安财保与第三人之间的保险费结算，和业务员是谁的问题。经向资阳平安财保核实，资阳中车公司的业务系资阳平安财保的直接业务，并非徐倩的个人业务，是徐倩个人擅自将该业务录为个人业务。对于资阳中车公司所缴纳的保险费这部分金额我们没有异议，对壹钱包交易记录和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被告作为原告的主管，双方经常有经济往来，这些交易的明细不能证明就是被告给付原告所谓的手续费，资阳平安财保也没有手续费给员工的说法，因此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8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微信聊天的记录和录音只反映出原告对金额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过和应当付保险业务手续费。 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对原告徐倩所举证据的意见为： 对原告所举证据1.2.3没有异议；对证据4没有异议，从保险兼业代理合同中可以看出第三人是收取四川平安财保的代理手续费，与原告以及被告均没有任何关系；对原告所举证据5.6.8三组证据不清楚情况，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证据7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而且从E行销结算表中也能反映代理手续费是发生在资阳平安财保与第三人之间；对壹钱包交易记录、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也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陈悦琳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 证据2.平保产川分办（2016）39号、（2017）9号、（2018）13号、（2019）10号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1-2证明徐倩系资阳平安财保的员工，其薪酬制度为绩效提奖制； 证据3.徐倩工资明细（2016-2018)，证实资阳平安财保指定徐倩作为业务员，资阳中车公司将每笔保费交到资阳平安财保之后，在资阳平安财保系统予以体现； 证据4.保费缴费明细； 证据5.徐倩绩效明细； 证据6.关于徐倩的情况说明； 证据3-6证明案涉保险费缴纳后，徐倩按照公司规定，领取了相关应得绩效，徐倩无权提取代理费。 原告徐倩对被告陈悦琳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被告所举证据第1.2组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的薪酬制度，与原告所提交的手续费是不同的概念，因此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手续费不应当获得；工资明细恰好能够证明原告是资阳中车公司的业务人员，该保险的手续费理应由原告获得；第3.4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能与原告提交的客户信息委托书相互印证，证明资阳中车公司的首台套业务起始于2015年，原告是该保险业务的经办人员，也印证了原告为资阳中车公司该保险的唯一服务代表；第5组证据绩效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从该绩效明细显示资阳中车公司首台套的保险业务原告系经办人员，资阳平安财保按照5%的绩效比例向原告发放了该保险业务的相关绩效，而按照5%计算绩效，数额较大，如果按照被告所述原告只是资阳平安财保安排接洽该业务的业务员，资阳平安财保完全没有必要按照该比例向原告发放绩效。另外该信息上显示资阳中车公司的保险业务手续费比例为5%以及6.5%，据原告所述5%涉及的是保险金额为200多万元，保单尾号为9295的首台套保险，6.5%为保单尾号为1357，保费为900多万元的首台套保险，该比例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资阳平安财保与第三人签订的代理合同所载明的手续费比例不一致，因此被告称该手续费系按照资阳平安财保与第三人的代理合同应当支付给第三人的代理手续费并非客观事实；对最后一组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提交的保费缴费明细与原告提交的客户委托书核对一致，证明原告提交的客户委托书系客观真实，客户委托书上明确载明资阳中车公司的项目起始于2015年，并且在2015年就指定原告为唯一服务代表，被告将唯一服务代表理解为普通经办人员，与事实不符，在客户委托书上部门一栏明确载明为团体直销，且原告提交的结算表、银行流水、壹钱包交易记录也能证实除了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手续费外，被告已经按照结算表向原告支付了其余手续费，显然被告提交的该情况说明明显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不难看出是为了本案所制作，目的在于不向原告支付原告应得的手续费。 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对被告陈悦琳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被告所举证据，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不清楚，所有证据均涉及原被告以及资阳平安财保之间的内部情况，所以不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营业执照、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成都市乐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 证据2.保险兼业代理合同复印件二份；证明：①乐旭汽车服务公司与四川平安财保存在保险代理关系；②明确约定了代理保险范围、代理期限、代理手续费、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 原告徐倩对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两份代理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按照代理合同所载明的代理手续费率或期间本案涉及的首台套业务在代理合同当中所涉及的手续费率与被告所提交的原告绩效明细上所载明的手续费率存在差异，因此能够证实被告所主张的该部分手续费并非是平安公司与第三人所约定的手续费。 被告陈悦琳对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2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2019年7月23日第一次庭审后，于2019年7月26日到资阳平安财保走访其总经理王家栋，并到资阳平安财保办公室从其任意电脑，现场提取任意打印样本，各方当事人对本院《走访笔录》和现场提取打印样本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徐倩对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被走访人员资阳平安财保总经理王家栋的陈述，原告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资阳中车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已经证实原告为其唯一客户代表，如果按照王家栋陈述是原告录入时录成个人，业务从2015年开始，已经4年有余，资阳平安财保不可能不清楚；2、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视频资料能够证实原告提交的结算表是原告通过登录其工号在保险公司的网络里打印出来，至于没有水印的原因原告不得而知，但是并不能因为没有水印就否认结算表来自于保险公司的网络，原告方也不可能自己制作一个与保险公司内部网络类似的网然后再从该系统中制作结算表并打印出来，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转账记录数据与结算表的数据一致，相互印证一致；关于手续费的问题，因这个是保险行业的行业规则，即使王家栋否认其真实性，该手续费也是客观存在，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原告提交的资阳中车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相互矛盾，不能够作为认定资阳中车公司业务属于保险公司自发业务的证据。 对自带水印的打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结算表来源不真实，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客户信息当中也存在有水印和没有水印的区别，至于没有水印的原因原告方不清楚。 被告陈悦琳的质证意见为： 对于走访笔录三性无异议，走访笔录与保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是一致的，也与我们提交的部分材料能够印证，所以原告方所提供的没有编码的证据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对法院到保险公司现场在电脑任意word提取的打印样本没有意见。 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对本院调取证据均无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1.2.3.4.6.8，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证据4.6均有原告登录保险公司系统水印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所举证据5，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院到资阳平安财保核实的情况不一致，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原告所举证据7中的资阳平安财保《E行销业务结算表》和视频资料，视频中的《E行销业务结算表》有资阳平安财保水印，而原告提交的《E行销业务结算表》无资阳平安财保水印，因两份证据不一致而对《E行销业务结算表》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被告称其在资阳平安财保打印《E行销业务结算表》时制作的该视频的陈述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证据7中的壹钱包交易记录、原告中国银行卡号60×××90交易流水明细单，因被告否认其关联性，原告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1.2.3.4.5，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的证据6，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该情况说明与本院到资阳平安财保核实的情况一致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第三人所举的证据因原被告均无异议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到资阳平安财保调查核实的走访笔录和在资阳平安财保办公室现场提取的电脑任意打印样本，原告虽然对走访笔录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均系资阳平安财保的职员，原告在资阳平安财保从事销售工作，薪酬待遇实施具有激励机制的绩效薪酬制度，被告系原告主管。2016年12月19日，四川平安财保与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原成都市齐胜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同》，授权其在四川平安财保及其属下分支机构经营区域代理保险业务，对代理险种、权限及保费和代理手续费进行了明确约定，代理期限自2016年12月19日起至2019年4月9日。2019年3月19日四川平安财保与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续签《保险兼业代理合同》，代理期限自2019年3月19日至2020年3月18日。资阳中车公司将其首台套等保险业务向资阳平安财保投保，因所有的代理业务都是由平安财保的工作人员录入系统，第三人乐旭汽车服务公司在收取资阳平安财保的代理手续费后，发现案涉资阳中车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首台套等保险业务系保险公司直接业务，不属于第三人代理业务范围的保险，第三人将该部分不属于自己代理的保险手续费退回资阳平安保险公司。原告于2019年5月30日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有权收取保险代理手续费返成；2.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该不当得利是否应当返还原告。 首先，关于原告是否有权收取保险代理手续费返成的问题，第三人和四川平安财保签订的《保险兼业代理合同》约定的保险代理手续费，系第三人与四川平安财保及其分支机构间的费用结算，与原被告均无关。且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有权获取该代理手续费提成。其次，关于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该不当得利是否应当返还原告的问题，原告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不当占有了案涉资阳中车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首台套等保险业务的手续费，故被告未构成不当得利，不存在返还不当得利的前提。综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有权提取资阳中车公司首台套等保险业务的保险代理手续费，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不当得利，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647元，由原告徐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春明 人民陪审员  魏蜀佩 人民陪审员  付 华 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蒋雁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