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7民终2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楼梓庄路2号院3号楼4层408室。法定代表人：牛海玲，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生海，北京市泽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传远，吉林自主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俊，男，1969年4月25日生，汉族，现住山西省灵石县。上诉人中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志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9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中付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9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为驳回张志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争议焦点的认定是错误的。在案件第一次二审以及本次一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始终是已经由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成立，而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本次一审判决仍将双方争议焦点确定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从审理要点就已经错误。二、案件缺乏推理逻辑，明显属于“以偏概全”。一份合同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在意思自由的前提下，双方达成合意。只有成立的合同才能进而判定合同是否有效。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由双方签署，而且也在工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在签约前，双方并未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只是达成了“股权代持”的合意。这种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常见。即：从逻辑上讲，决不能因“合同已经签署”，就判定“合同一定成立”，或“合同一定有效”。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合同的签署并非当事人的本意（合意），那么就应该判定合同并不成立。三、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只有“股权代持”的合意。1、山西中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与上诉人的《战略合作协议》、《股权代持协议》、《董事会决议》，2018年8月25日，中凯公司要求终止合作，要求上诉人将代持的所有股权无偿回转给被代持股东的函件，以及上诉人与其他人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等证据，一审判决均予以认可。这些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及其双方真正的合意是股权代持。这些证据已经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一道形成了案件完整的证据链，但一审判决仅仅以张志俊未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就将《股权转让协议书》从整个证据链条中割裂出来，仅凭《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个孤证下判，直接导致法院采信的证据自相矛盾，明显是错误的。况且，一审判决在强调“被上诉人未在董事会决议”签字这个唯一理由时，还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张志俊不是董事会成员，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2、张志俊在几次庭审时均承认和上诉人不认识，也没见过面，更没有进行过股权转让的磋商。《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公司派人送给他，他签字的。这一反常做法明显不符合股权转让的常识，更进一步证明张志俊在签约时已经被告知“代持”为真，“转让”为假。张志俊的签约行为说明，他虽然没有在《董事会决议》中签字（其实他也没有签字的权利），但他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董事会决议》、《股权代持协议》等文件。即：在“股权代持”这一问题上，以实际行动与上诉人以及中凯公司达成了合意。3、《股权代持协议》中约定的被代持对象是四个股东，四个股东用了同样的版本，由公司分别送给四个股东签字，在同一天委托同一个人到工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所需费用由公司统一支付。这个证据同样说明四个股东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公司决定。即：四个股东签署协议均是在“股权代持”的认知上，间接与上诉人达成了代持的合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志俊单列，与其他三个人不同。而其他三人都认为是股权代持。4、在上诉人与四位被代持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上诉人表面上已经是控股股东，但上诉人既没有派人担任中凯公司任何职务，也没有参加过中凯公司的股东会议或董事会，中凯公司的所有决策和实际经营还是由原股东完成。这更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不是中凯公司的真实股东，上诉人与张志俊及其他三位股东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股权代持”关系。上诉人并不具有谋求中凯公司股权的实际行动。四、本案第一次被发回重审的原因是案件事实不清。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曾申请追加中凯公司以及其他三个股东作为第三人或证人参与诉讼，以便法院能够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既未表示同意，也未表示不同意，在未经向中凯公司以及其他三个股东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仅凭《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个孤证，在没有任何法理和逻辑分析的前提下，作出了和第一次一审同样的判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回重审案件审理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张志俊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支持答辩人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称根据其和中凯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股份代持协议书》，其受让答辩人的股份系代持股份，这种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从事实上讲，答辩人和上诉人签订了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在工商部门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获得了股权，就应当按照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对价，且上诉人已公开以中凯公司控股股东身份在中凯公司所在地召集会议，上诉人实际行动证明已行使股东权利；从法律上讲本案所涉及的股权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属于答辩人，任何人没有权利剥夺或代替，上诉人所称上述两个协议约定代持对答辩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中凯公司对上诉人所承诺的所谓代持并没有取得答辩人认可或同意，当然中凯公司也无权代替答辩人做这样的承诺或处置，即使做这样的承诺也是无效的，因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志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付公司给付股权转让款3018379元；2、中付公司支付自2018年1月26日起至2018年4月26日止的违约金274672.4元；3、中付公司从2018年4月27日起至付清款止，按每日3018.3元（每日千分之一计算）支付违约金；4、本案诉讼费由中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凯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有职工合股基金会、李世卿、翟树旺、陈培俊、张志俊、郑振云、武建华、何小花。2017年12月16日，中付公司与中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中付公司向中凯公司注资人民币一个亿实施增资扩股，合作经营。协议言明注资后中凯公司股本为19589.305万元，中付公司占55%股份，中凯公司占45%股份。同年12月19日，中付公司（甲方）与中凯公司（乙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言明由甲方代持乙方55%股份，成为名义控股股东，甲方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乙方对外持有股份，并依据乙方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乙方实际享受股权收益。此外双方在协议中对股权收益、管理费用、工商登记、代理期限等权利义务均作了约定。该协议签订当日，中凯公司就上述事宜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由中付公司代持公司55%股权，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该55%股份记载于中付公司名下，由董事会参加人李金胥、翟树旺、李世卿、何小花、娄少明在该董事会会议决议上签字，张志俊未参加该董事会会议，也未在该决议上签名。2018年1月22日，张志俊（甲方）与中付公司（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1、甲方持其持有公司3.15%的股权以人民币3018379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天内将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甲方”、“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三、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股份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份应享有和分担的债权债务）”。关于违约责任部分，协议载明“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千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如因违约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违约金不能补偿的部分，还应支付赔偿金”、“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后生效，双方应于三十天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由张志俊和中付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海玲在该协议签字并加盖中付公司单位公章。该协议签订当日，中凯公司召开股东会，有中付公司以法人股东和中凯公司股东职工合股基金会代表李金胥、张志俊、何小花、李世卿、武建华参加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一、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同意股东由职工合股基金会、李世卿、翟树旺、陈培俊、张志俊、郑振云、武建华、何小花变更为中付公司、职工合股基金会、翟树旺、陈培俊、郑振云。二、同意修正《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并报登记机关备案。三、委托李世卿办理变更登记事宜。4、全体股东承诺，本决议议定内容及股东签字（盖章）不含虚假，如有虚假，公司及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由会议参加人武建华、李世卿、何小花、张志俊、李金胥和中付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海玲在决议上签字并加盖中凯公司和中付公司公章，并于当日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现张志俊诉至法院，提出中付公司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张志俊转让款，认为中付公司行为构成违约，要求中付公司给付股权转让款并按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损失此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陈述，张志俊、中付公司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客观事实并无异议，双方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产生的法律效力提出不同主张。中付公司提出与张志俊股权转让协议系在中付公司与中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和《股份代持协议书》的背景下产生，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履行代持协议所签订，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张志俊则对中付公司主张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系双方意思的真实体现，且张志俊已履行相关义务，认为中付公司应当予以履行。根据举证情况，经审查，中凯公司就股份代持召开的董事会决议并无张志俊签字，而中凯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就股东变更召开的股东会决议有张志俊和其他股东武建华、李世卿、何小花、张志俊、李金胥及中付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在工商管理登记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张志俊、中付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形式和内容并不违反《公司法》和《合同法》规定。中付公司虽以与中凯公司之间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和《股份代持协议书》提出抗辩事由，但并不能对抗与张志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法律效力，故对张志俊、中付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予以确认。根据查明事实，双方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中付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张志俊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张志俊依据协议约定要求中付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承担违约金之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违约金从逾期日2018年1月26日起算按协议约定每逾期一天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千分之一计算。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付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志俊股权转让款3018379元。二、中付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志俊从2018年1月26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违约金（按逾期部分总价款每日千分之一计算）。如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付款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14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38144元，由中付公司负担。（此款张志俊已预交，执行时由中付公司直接给付张志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上诉人中付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志俊于2018年1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成立并生效，上诉人中付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张志俊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评判如下：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等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法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中，中付公司系投资公司，应当知悉股权转让与股权代持的区别，在进行相应投资时予以高度注意。中付公司与张志俊于2018年1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了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方式、违约责任、纠纷的解决、生效条件等内容，并且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即中付公司）按股份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份应享有和分担的债权债务）”。中付公司主张该协议中约定“在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转让有关的费用（如公证、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由公司承担”不合常理，双方应为股权代持关系，但其所举其与中凯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关于之补充协议》、《股权代持协议书》，其与李世卿、何小花、武建华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与职工合股基金会、李世卿的《补充协议书》，《关于减少代持股份情况的函》，中凯公司《公函》，仅能证明其与中凯公司及职工合股基金会、李世卿、何小花、武建华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举中凯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无张志俊签字，所举中凯公司《股东会决议》亦未载有中付公司代持张志俊股份的相应内容，不能证明中付公司的主张，依法中付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三、四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中凯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股份可以相互转让，但未经股东会同意，不许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转让方式和转让额由股东会讨论决定，转让人应当服从和执行股东会决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中付公司、张志俊签字、盖章，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3、张志俊已依《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股权变更登记至中付公司，中付公司未依约支付价款，原判决中付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144元，由上诉人中付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永丽审判员  杨姣瑞审判员  元晓鹏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郝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