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705民初4876号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芜湖市鸠江区祥盛路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7149499401X。法定代表人：林世宏，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靳园军，安徽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左兴华，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铜陵市。委托代理人：桂兆金，安徽良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左兴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靳园军，被告左兴华委托代理人桂兆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在受到胁迫下与被告签署的退股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6月18日，被告与胡恒桂、余建华共同投资铜陵市绿源大市场三期项目，被告出资505万元，由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时，要求投资人必须为法人，故三人商定由胡恒桂、余建华名下铜陵华为建设公司名义入股，至2014年，由于该项目未达到预期盈利目标，加之胡恒桂、余建华个人在外融资产生纠纷，被告担心自己的投资无法收回，遂找到胡恒桂、余建华，要求二人收购其股份，立即退回其投资的505万元，二人以投资应当自负盈亏，且资金困难无力收购其股份为由，拒绝了被告的无理要求，被告遂提出由二人担任经理的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承担责任，收购其股份，二人以铜陵分公司本是挂靠华业集团的非独立法人机构，也无任何实体资产，根本无权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为由拒绝，然而，被告不依不饶，数次来到胡恒桂、余建华工作的安徽华也建工集团铜陵分公司吵闹，以绝食、跳楼相威逼，导致二人无法正常工作，公司亦不能正常运转，同时，被告还长期到二人家中吵闹纠缠，让二人无法正常生活，报警亦阻止不了被告的骚扰行为，无奈，二人苦苦哀求被告，并一再告知被告自己无力支付如此巨额款项，被告遂要求让胡恒桂用铜陵分公司公章在借款协议盖章，妄图固定华业建工集团铜陵分公司向其借款收购股份的虚假事实，胡恒桂、余建华被逼无奈，加之因其他债务缠身，抱着先解决眼前之急的想法，被迫在借款协议上加盖了铜陵分公司印章。两个月后，被告觉得借款协议漏洞太大，闭经自己与华业铜陵分公司并未发生任何资金往来，遂又以同样方法逼迫胡恒桂、余建华再次以铜陵分公司名义与其签订退股协议，将借款合同变成铜陵分公司直接向其收购股份，进而产生退股合同之债505万元，再以分公司债务应当由总公司承担为依据，向原告主张权利，顺利实现以胁迫方式捏造的虚假事实，将无辜的原告拖入债务深渊的目的。由于胡恒桂、余建华欺上瞒下，导致原告未能在第一时间知晓此事，后胡恒桂因其他非法集资行为案发，公安机关在侦查时，胡恒桂、余建华才交待整个投资绿源项目及被逼以铜陵分公司收购被告股份的事实，至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原告才得知权利被侵害的整个过程，据此，特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退股协议、借条。证明胡恒桂受胁迫签订了两份自相矛盾，且分属两个不同法律关系的文件，而这两份文件居然都是依据一个所谓原告欠款事实，到底是因借贷欠款还是因股权转让欠款无法自圆其说。3、集资诈骗罪对余建华、胡恒桂讯问笔录。证明胡恒桂余建华皆是受到胁迫才无奈以分公司名义在股权转让文件上盖章。4、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证明胡余二人及铜陵分公司受到被告骚扰纠缠不能正常经营而报警。证明了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受胁迫下签署。5、协议书。证明绿源大市场的投资行为乃是胡、余及被告三自然人作出，与原告无任何关联。同时，该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不得退股”，“不得接纳第四人”，原告即便主动提出收购其股份，被告也无权出售，更何况这漏洞百出、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且显失公平的股权转让协议又怎会合法有效。6、收条。证明左兴华自愿投资，500万元款项由余建华代交，并未有一分汇入铜陵分公司账户。7、2019年6月13日公安机关对胡恒桂询问笔录。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在被告胁迫下签订，以及被告所采取的胁迫方式及简要过程。8、2019年6月10日公安机关对余建华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同上，二人在毫不知情且分别异地接受询问后，对被告胁迫过程及方式的陈述高度一致，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受到胁迫签订。9、2019年6月5日公安机关对纪清华询问笔录。证明铜陵分公司受到被告骚扰，及铜陵分公司根本未参与投资及收购股权一事。10、2019年6月12日公安机关对沙莎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多次骚扰铜陵分公司正常工作，围堵公司大门，给胡、余施加压力。11、2019年6月5日公安机关对阮学芳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同证据九。12、2019年6月10日公安机关对余斌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多次来公司就是为绿源大市场退股一事。13、2019年7月4日公安机关对朱春节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同证据十。14、还款及权利转让协议、朱仁锋笔录。证明代持股份的铜陵华为建筑安装公司在处分胡、余及被告的股权时，并未通知原告，更未将股权转让给原告，而是全部转让给了铜陵绿源置业有限公司。即便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协议，那么，原告既是股权转让的相对人，理应受让股权，且被告作为出让人，应当依约将所转让股权实际交付给原告，但原告什么也没有得到，甚至处分权利时根本就未通知原告，足以证实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虚假性。被告左兴华辩称，原告诉请“撤销”已超过期间，原告“撤销权”已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以受胁迫为由行使撤销权的期间是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最长期间是自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属于除斥期间，是不变的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1、在被告诉原告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2016年2月24日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举证胡恒桂、余建华的“情况说明”，证明“退股协议是被胁迫签订的”，即：原告知道其所称的“受胁迫”事由之日至其起诉要求撤销，早也超过一年，撤销权早已消灭。2、本案的《退股协议》签订时间是2014年8月18日，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这份《退股协议》的时间是2019年8月29日，超过了五年行使撤销权的最长期间，因此撤销权消灭。二、案涉投资绿源农产品大市场三期1500万元是华业铜陵分公司的投资，华业公司是明知的。1、华业铜陵分公司是胡恒桂、余建华出资组建的。胡恒桂、余建华、左兴华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留存一份在华业公司办公室”，对于前期费用5万元具体使用也明确为“见分公司账务账”。2、原告提交的余建华“讯问笔录”与被告提交的“华为公司说明”相互印证，能够充分证明本案投资绿源农产品大市场三期的1500万元是华业铜陵分公司的投资，华业公司是明知这一情况的。三、原告诉称“被胁迫”签订退股协议仅是其单方陈述，无任何证据证明。事实上，投资绿源大市场预期有一倍的收益，当时左兴华提出退股时，余建华还说“有很大利润，你不要后悔”，根本不存在任何纠缠吵闹，更谈不上胁迫。原告诉称的“胁迫”夸大其辞，并且原告诉称的“胁迫”是铜陵华业分公司欠付左兴华的另一笔借款，因承诺还款未兑现左兴华才去要债，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系。综上，原告行使撤销权超过期间，撤销权消灭。原告起诉要求撤销《退股协议》也无事实根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为支持其辩称意见，被告左兴华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协议书、付款凭证、情况说明。证明：（1）左兴华与胡恒桂、余建华于2012年6月18日签订协议书就绿源农产品大市场三期地块竞争合作入股。（2）该协议书留存一份在华业公司办公室（即华业公司知悉此项投资）。（3）前期费用5万元见分公司财务账（即以华业铜陵分公司名义投资）。（4）左兴华已按约定出资505万元（2012年4月20日转账汇款500万元，2012年5月3日交付现金5万元）。2、华为公司说明。证明《绿源大市场投资合作协议》中铜陵华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资的1500万元实际上是华业铜陵分公司的投资，是华业铜陵分公司以铜陵华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进行的投资；左兴华出资505万元（含前期费用5万元）于2014年8月18日转让给华业铜陵分公司，铜陵华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绿源大市场的投资1500万元及前期费用15万元全部权利归属于华业铜陵分公司，具体事务由胡恒桂、余建华负责等内容。（该说明与余建华的询问笔录相印证）3、会议纪要。证明：（1）华业集团公司于2014年11月6日专门召开“关于铜陵分公司经营问题的汇报会议”，参加人员有李秉华、胡恒桂、余建华、徐冬生律师等7人。（2）其中“四、2、绿源项目：投入1500万元，有协议，但股权未注册，相当于融资”，进一步证明投入到铜陵绿源大市场的1500万元是华业铜陵分公司的投资。（3）会议共识一．1、二．3证明华为公司实际上是代为华业公司的持股、融资的公司。（4）会议共识二．1证明胡恒桂要向华业集团公司报告铜陵分公司债权债务详细情况。4、华业铜陵分公司债权表、债务表。证明：（1）投入到绿源公司用于土地出让金共计1515万元是华业铜陵分公司债权（华为公司并不实际享有权利），其中500万元“余经理农行卡转”即为左兴华转到余建华账户款。（2）华业铜陵分公司投资绿源公司预期利润1500万元。即华业铜陵分公司对绿源公司共享有3015万元的债权。债务表证明：华业铜陵分公司因投资绿源大市场获得巨大利益，已向绿源公司借款3485万元，这实际上是投资绿源大市场的回报，该借款不需要偿还，而是华业铜陵分公司以华为公司的名义投资分红冲抵借款。上述证据1、2、3、4能够证明：投入到绿源公司的1500万元是华业铜陵分公司的投资。华业铜陵分公司接受左兴华退股股份完全正常。5、铜陵市中级法院判决书二份、安徽省高级法院裁定书二份。证明：（1）左兴华于2014年11月18日向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市中院于2015年4月22日判决左兴华胜诉，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上诉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于2015年10月8日裁定发回重审；2016年2月24日中院开庭，2016年6月16日判决左兴华胜诉，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再次上诉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于2017年12月11日以该案系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胡恒桂涉嫌集资诈骗罪的第43起犯罪事实，裁定驳回起诉。2、铜陵中级法院两份判决书均认定退股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3、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最迟于2016年2月24日（铜陵中院第二次开庭）就称“退股协议是被胁迫签订的”，即“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其所称的“胁迫”事由之日至起诉要求撤销，早已超过一年，撤销权早已消灭”。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左兴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退股协议、借条：真实性无异议。退股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结合证据三余建华、胡恒桂的讯问笔录，借条进一步证实左兴华退股，华业铜陵分公司接受股份，股权转为债权的事实。对证据3余建华、胡恒桂的讯问笔录：关于胡恒桂的讯问笔录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份笔录能够证明铜陵分公司绿源大市场项目工程款有1个亿左右；外界都认为华为公司与华业铜陵分公司是一个公司，华业铜陵分公司以华为公司贷款，用到华业铜陵分公司。关于余建华的讯问笔录：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份笔录能够证明铜陵分公司一直经营到2014年8、9月份的时候，都还正常（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铜陵分公司经营正常）；从左兴华手中一共借款本金770万元，都是用于铜陵分公司生产经营；左兴华老婆要债、有过激言语，是因为之前的借款问题，与案无关；入股绿源大市场1500万元能够分红1500万元，还能给1500平米房子；绿源大市场入股要求以法人入股，所以就用华为公司名义入股；成立华为公司也是跟安徽华业集团公司的李秉华说过的，李秉华是知道的，注册华为公司是华业铜陵分公司办理的，所有费用也有华业铜陵分公司出具的；绿源大市场要开发菜市场，因为我们是股东了，我们就从华业铜陵分公司账户汇款给绿源大市场200万元，后来没有开发成功，这200万元退还到华业铜陵分公司账户。对证据4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报警是2014年9月18日，是因为华业铜陵分公司欠债1000多万元要债引起，与本案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无关联性。对证据5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撤销之诉没有关联性，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协议第七条“留存一份”在华业公司办公室，证明该投资华业公司知情，是以华业公司的投资，因此，左兴华将股份转让给华业铜陵分公司不是转给第四人，华业铜陵分公司接受左兴华的股份，是与协议内容并不矛盾。对证据6收条：真实性无异议，是五万元收条，是前期费用也是余建华代表华业铜陵分公司投资。对证据7、8、9、10、11、12、13胡恒桂、余建华、纪清华、沙莎、阮学芳、余斌、朱春节共七人的询问笔录：第一、这是芜湖公安机关针对本案股权转让民事纠纷法院民事立案后，而专门进行的调查取证，是典型的公安机关滥用职权、插手经济纠纷的表现，这些笔录公安机关取证方法违反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对其中胡恒桂、余建华的询问笔录：因二人是股权转让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也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对自己有利的表述证明力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二人关于左兴华老婆过激言行的陈述夸大其辞，并且过激言行是针对的借款本息1000多万元的，与本案退股没有任何关系。第三、对其中纪清华、沙莎、阮学芳、余斌、朱春节的询问笔录：该五人不知道投资入股、退股的事，他们只知道铜陵分公司借了左兴华的钱，左兴华及老婆要债，这些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纪清华和阮学芳询问笔录中很多内容都是复制的，也反映出笔录的不真实。对证据14还款及权利转让协议、朱仁锋笔录：内容不真实，也与本案撤销之诉无关联性。根据另案（案号（2019）皖0705民初1910号）原告提交的胡恒桂2016年11月11日讯问笔录，能够证实这是绿源公司与余建华串通一致的产物，在绿源公司起诉华业公司的借贷案件中，原告也是否认该还款及权利转让协议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的三份书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书证只证明了绿源大市场的投资行为是被告及胡、余三人的个人行为，与原告毫不相干。由于铜陵分公司是胡、余二人自负盈亏的挂靠性质公司，胡、余二人经常将自己个人经营行为与分公司混为一体，这种现象在胡恒桂集资诈骗案中频频出现，比如以分公司公章出具借条的行为，但司法机关依然实事求是的认定乃胡恒桂个人的集资诈骗行为，并非单位行为。如分公司真的有意投资，也应当报请原告，以原告名义入股，因为该项目只接受法人股，而分公司是不具备法人资质的。然而，被告放着既名正言顺，又资信良好的原告不用，却多此一举的用了胡恒桂、余建华个人成立的华为公司作为主体代为投资，由此足以说明此次投资是三人的个人行为。据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说明是在胡、余二人被威逼用铜陵分公司名义与被告签署虚假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被迫签署的，证据来源不合法，此前，胡恒桂、余建华向原告也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与该份说明相悖。在那个时期，胡恒桂由于集资诈骗案发，自己如惊弓之鸟，为逃避被告纠缠，出此违背事实的证明不足为怪。况且，原告自始自终也未收到任何转让的股份。对证据3真实性需要对方举证证明其真实性。但此次会议的背景是，胡恒桂集资诈骗及个人对外投资亏损一事通过一些非正常的被诉案，引起了原告的警觉，但原告只是怀疑胡恒桂违规经营，对于集资诈骗及与被告共同投资又被迫让分公司接受股份一事并不知晓，又因铜陵分公司是自负盈亏的，故让胡恒桂到公司作出解释，及如何应对一些外部借款问题，也通过此次会议，了解一下胡恒桂个人总的债权及债务问题。但胡恒桂此时又怎敢告诉原告自己的所作所为，故将被迫签订虚假股权转让协议的事情隐瞒了下来，借以虚括自己的债权，好让原告放心，不至于立即对他采取强硬措施。这并不能证明原告同意收购其股份。对证据4真实性持有异议，因铜陵分公司一直自负盈亏，账务混乱，该表格上没有任何印章与签字，真实性请法庭审查。假定是真实的，也是在胡、余被胁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做的账，是虚假股权转让行为的一种延伸，本就无效，不能证实被告观点正确。对证据5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正因为铜陵中院据以判决的事实有误，才有高院的驳回裁定，才有后来的移送刑事程序。刑事判决针对的是集资诈骗行为，故不会对胡、余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评判，但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审理的过程中，却查出了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真相，胡、余二人均交代，铜陵分公司盖章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刑事案件判决后，由于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芜湖公安局扫黑办获知可能有强迫交易及违法发放高利贷的线索，高度重视，随即派出侦查员展开调查，询问了胡、余及其他相关证人，调取了一些原始报警记录，发现管辖地在铜陵，随后移交铜陵市公安局扫黑办，目前，就公安机关已经获取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胡、余二人是在受到胁迫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于刑事案件审理结束的时间是2019年3月，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及取证是合法的，不能因为民事案件已立案，公安机关就无权对犯罪行为展开侦查，胡恒桂的集资诈骗案就是在多项民事案件立案审理过程中进行立案侦查的且这些民事案件都按照先刑后民的程序移交公安机关。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20日，被告向余建华账户转款500万元。2014年8月18日，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与胡恒桂、余建华、左兴华签订《退股协议》，内容为：“2012年6月18日，甲乙丙（胡恒桂、余建华、左兴华）三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三方各出资505万元，共1515万元，用于绿源大市场三期地块竞争，丙方（左兴华）已按约定事前出资了505万元，并于2012年4月20日汇入余建华账户，由余建华汇入绿源公司账户，现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丙方退出股份，丙方投资的505万元，由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接受，甲方与乙方表示同意，本协议生效后，丙方不再享受股东权利。二、本协议签订后，由丁方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支付给丙方左兴华人民币505万元，并从丙方实际出资日（2012年4月20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三、甲方与乙方对丁方上述应支付丙方的505万元退股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各执一份，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2015年6月8日，铜陵华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一份说明，该说明中载有“左兴华出资505万元，2014年8月18日胡恒桂、余建华、左兴华、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签订退股协议，左兴华将出资的505万元权利转让给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乡镇，以铜陵华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在铜陵绿源大市场投资的人民币1500万元及支付的前期费用15万元全部权利归属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分公司，具体事务由胡恒桂、余建华负责。”的内容。（2015）铜中民二初字第0011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在2016年2月24日该案庭审中，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答辩中，对退股协议的答辩意见为“退股协议是被迫签订的，签订后也没有向总公司通报”。上述事实，有双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中，不论案涉《退股协议》是否应予撤销，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最迟于2016年2月24日已经知道存在撤销事由，原告在自2016年2月25日起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依法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案涉《退股协议》签订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至原告起诉的2019年8月29日（诉状落款时间）已超过五年，也已超过了上述规定的最长五年的期间，依法亦不享有撤销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安徽华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新会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崔 敏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