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13民终5035号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杨其秋，男,汉族，1955年8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杨其秋因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撤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其秋上诉请求：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撤1号民事裁定，裁定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大亚湾法院将上诉人原撤诉申请“因中院提审而撤诉”捏造成“上诉人与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并错误适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11条（该第11条的前提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系故意取尾不取头断章取义与错误适用广东高院规定，其省略号背后是枉法阴谋，其裁定书依法应撤销。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11条的原文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应如何处理。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过程中，第三人与原审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法院不出具调解书，由第三人申请撤回起诉。法院审查后准许其撤诉的，应向第三人释明，其撤回起诉后，不得对同一判决再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出具准许撤诉的裁定书。第三人撤回起诉后对同一判决书再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不予受理。2.上诉人在大亚湾法院的原《撤诉申请书》（见证据1）的原文是：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惠州大亚湾浩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撤销调解书一案启动了院长纠错程序，且该案已进入提审阶段，因此原告杨其秋向贵院申请撤回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请予准许。3.大亚湾法院对上诉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立案的《民事裁定书》的原文是：另，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一条“……第三人撤回起诉后对同一判决书再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不予受理”的规定，起诉人杨其秋曾就（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695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案件审理期间自愿撤回起诉，现又就同一民事调解书再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法不应受理。通过对上述规定、撤诉申请书及裁定书的原文进行比较，就可以白纸黑字地看出：大亚湾法院引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的省略号，就是大亚湾法院故意帮助被上诉人枉法裁定的证据，即大亚湾故意取尾不取头断章取义，故意隐去第三人撤回起诉对同一判决书再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应如何处理”，也即大亚湾法院要么错用了法律规定，要么捏造了“上诉人与当事人达成和解”事实，而不管哪种情况，因此所作出的裁定书都是适用法律错误。很明显，广东省高院的解答是针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应如何处理”这一个前提，而本案中上诉人和王菊平、浩晔公司、三颖公司不仅没有和解，而且不断地控告与实名举报。上诉人完全是根据大亚湾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惠州中院的当事人申请再审出现两案并行状态，上诉人鉴于其自身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审，而当事人在惠州中院的再审是二审，上诉人为了减少司法诉累，减少司法审判时间而向大亚湾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并不断向中院要求直接列为再审案件的第三人（见证据2）。因此，大亚湾法院虚构、捏造上诉人的“第三人与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事实”，损害了第三人利益，依法应当撤销。二、上诉人的执行在前，三颖公司的债权转让在后（且低价转让甚至零价格转让）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恶意逃避执行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审案件明显存在恶意逃避执行与逃废债犯罪，其生效法律文书不仅应该撤销，且还应受到司法制裁。（一）上诉人是惠州中院终审裁定确认的原审案件利害关系人。上诉人系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金执民字第79号、（2012）浙金执民字第53号、（2013）浙金执民字第108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对原审被告（浩晔公司）和原审原告债权转让人（三颖公司）享有8000多万元债权。2018年8月3日，惠州中院终审裁定并下达《民事裁定书》[（2018）粤13民终1482号]，确认了上诉人是大亚湾法院695号案件利害关系人（见证据3、4、5）。（二）上诉人的执行在前，三颖公司的债权转让在后，其转让行为系明显的逃避执行。上诉人对三颖公司（兰溪市三颖纺织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执行时间在前（2011年4月18日）（见证据6），三颖公司在695号案件中债权转让时间在后（2012年6月20日）（见证据7），且在三颖公司转让债权之前仅在兰溪法院就有约十宗执行案件（见证据8）（三颖公司当时无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因此在695号调解案件中，三颖公司转让债权给王菊平的行为，属于在被法院强制执行中转让债权的行为，属明显的逃避执行行为，损害了上诉人利益。（三）三颖公司低价甚至零价格转让债权，更属司法制裁的恶意逃避执行。1.根据原审案件调档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见证据9）显示，至2012年6月20日，三颖公司对浩晔公司的债权本息为6147.44万元，而王菊平对三颖公司的债权本息为2521.66万元。三颖公司以其对浩晔公司6147.44万元冲抵王菊平对三颖公司2521.66万元的债权，债权转让价格仅为41.02%，属于在被执行阶段违法低价转让行为，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2.根据原审案件调档的《借款协议》（见证据10）、1000万的《收条》《受托付款证明》（见证据11），以及上诉人调查取证的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调查笔录》（见证据12）、海龙公司公章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见证据13）鉴定《受托付款证明》上的公章为假公章、兰溪市公安局出具的三颖公司备案公章的《证明》（见证据14），不仅铁板钉钉地证明王菊平对三颖公司的债权是0元（即王菊平对三颖公司的债权根本不存在），而且还充分证明三颖公司与王菊平恶意串通并用“五年后才有的公章倒补五年前的借款证据”，因此足以证明三颖公司零价格转让6147.44万元债权给王菊平，其行为属恶意逃避执行与逃废债犯罪，无可争议地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严重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进行司法制裁。因此，大亚湾法院对上诉人起诉不予立案，是错误枉法的，其枉法裁判等同于支持逃废债犯罪。三、针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只要原审当事人损害第三人利益且恶意串通（注意恶意串通这个关键要素），则不论裁判文书表面正确或错误，都必须予以撤销，这是常识也是法律底线。1.上诉人的上诉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一个实体条件：针对的正是生效的调解书。大亚湾法院的69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并进入了执行阶段，且针对原审当事人的再审程序也已经终结，因此，上诉人要求撤销大亚湾法院的695号调解书，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完全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一个实体条件，这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也是不存在任何争论的。2.上诉人的上诉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二个实体条件：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何谓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运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条件之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是指判决、裁定、调解书中的裁决事项有错误，主要是因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导致的实体处理错误”，很显然，原审法院实体处理裁决事项错误，其调解书内容错误：（1）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海龙公司的《调查笔录》（见证12）“海龙公司不认识王菊平、和王菊平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原审法院）《受托付款证明》”的法院调查内容已是铁证，海龙公司公章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见证据13）鉴定《受托付款证明》上的公章为假公章，证明王菊平在原审案件虚构、捏造了《受托付款证明》及三颖公司向王菊平的《借款协议书》，不仅证明王菊平对三颖公司的债权是虚构、捏造的，而且证明三颖公司和王菊平恶意串通；（2）兰溪市公安局出具的备案编号公章的《证明》（见证据14），以及三颖公司和王菊平共同用五年后才有的公章倒补的五年前的借款证据（三颖公司向王菊平的借款协议，见证据10），进一步证明了三颖公司和王菊平的恶意串通，没有二者之间的恶意串通，就没有债权转让及原审原告身份。（3）三颖公司和浩晔公司也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是三颖公司声称付给陈惠的钱是浩晔公司的借款（见证据15），浩晔公司在原审案卷中也有确认，但陈惠出具《公证书》（见证据16）证明这些钱不是浩晔公司向三颖公司的借款，而是三颖公司自己还给其他人的款项，以及破产管理人吴训年律师的《证人证言》（见证据17）证明浩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伪造后补证据，都证明戴锦明利用担任浩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恶意串通三颖公司虚构捏造了原审案件的债权及转让证据。还有，原审案件浩晔公司的代理人徐明文在代理期间，还和原告王菊平的女婿及代理人戴咏合作成立公司（见证据18），也进一步证明原审案件原告、被告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因此，大亚湾法院认定债权真实及转让合法自然是错误的，也即原审案件的调解书内容不仅是部分错误，而且是全部错误。（4）原审法院对原审调解书案件针对同一债权转让、同一债权实体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甚至根本对立的三个不同版本的债权转让协议与两个不同版本的借款协议（见证据18），没有进行任何证据审查及辨别，仅凭此点不仅可认定原审案件是虚假诉讼案件，且原审法院的认定事实完全等于零即完全不作为，其作出的调解书内容不仅错误，而且还枉法支持了虚假诉讼，依法应予撤销。在该院调档案卷中，三颖公司向王菊平的借款协议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是借款本金1000万元（借款笔数一笔），一个版本是借款本金是1250万元（借款笔数是六笔，分别为50/20/200/400/200/280万元）。对同一个债权转让竟然还出现了三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是王菊平向三颖公司付35万元；一个版本却是三颖公司向王菊平付款35万元，还有一个版本是35万元不用支付）。由此可见，王菊平、戴锦明不仅虚构债权，且随心所欲伪造证据，且前后矛盾，出尽造假洋相。而原审法院对上述前后矛盾的债权及转让，没有做出任何的审查认定，原审当事人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对抗及解释，因此，其调解书不仅是虚假诉讼而产生的调解书，也是法院没有依法审查而作出的裁定书，其内容不仅错误而且枉法。3.上诉人的上诉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个实体条件：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错误内容损害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关于此点，上述证据已十分清楚地予以证明，惠州中院已于2018年8月3日终审裁定了上诉人是原审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大亚湾法院也没有也不敢否认这一事实。上诉人对三颖公司的债权立案执行时间在前，三颖公司在原审案件的债权转让在后，特别是三颖公司还是低价甚至是零价格转让，且又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在原审案件债权转让之前就有十多宗执行案件没有履行（见证据8），在此情况下转让债权，不仅损害了上诉人利益，还损害了一大批人利益。四、大亚湾法院故意混同第三人与原审当事人身份，故意混同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原审当事人再审，特别是依据第三人和三颖公司（原审案件债权转让人）均没有参加的惠州中院针对原审当事人再审案件的裁定书否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更系本末倒置。1.大亚湾法院混同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原审当事人再审，混同了第三人与原审当事人的身份。（1）惠州中院没有将上诉人列为第三人（当事人），也未将上诉人的被执行人（三颖公司）列为第三人（当事人)，关于第三人的相关证据及实体审查何来之有？（2）申请执行人（上诉人）和被执行人（三颖公司）均没有到场缺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证据事实没有审查也不可能审查清楚。（3）上诉人对三颖公司的执行案还有其他约10个被执行人，其中有没有人还款或还了多少，执行双方不到场，惠州中院没有审查也无法审查。（4）再审裁定书对实体庭审、诉讼争点、证据事实及释法说理没有一个字的陈述，惠州中院作出的一个程序性的裁定，即终结再审程序，而没有对实体的庭审、证据、事实及争议焦点做出一个字的陈述与释法说理，再加上该裁定书竟然连谁是再审申请人，谁是被申请人都没有列出，连当事人诉讼地位都被隐去，连诉讼费（据查有按二审交纳诉讼费约20万元）由谁负责都没有列明，其裁定书完全是一个“无头、无躯干、无尾”的裁定书，其裁定书只有两根“骨头”（无证据事实支撑的无内容的自愿调解与强制性规定）。大亚湾法院如果以这样的程序性裁定而否定上诉人的实体上诉，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本末倒置。2.惠州中院针对原审当事人之间的再审案件作出终结再审程序的裁定，其基点是当事人是否自愿调解，但这也正是第三人撤销之诉打击的重点。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而言，当事人是否自愿调解，不仅不影响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反而正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要全力打击的“双方自愿调解=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大亚湾法院以惠州中院针对原审当事人再审案件的程序性裁定来否定第三人的实体撤销之诉，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五、对大亚湾法院第一次不予受理上诉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695号调解书），2018年8月3日惠州中院驳回了大亚湾法院的错误裁定，并指令大亚湾法院受理；对大亚湾法院第二次不予受理上诉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695号调解书），惠州中院没有以40号再审裁定书为由否定不予受理，而是于2019年7月5日要求上诉人向大亚湾法院提起。由此进一步说明，大亚湾法院以40号再审裁定书为依据不予受理上诉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错误的。2019年7月5日，惠州中院在上诉人向该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明确：关于（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695号调解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规定，起诉人应当向原作出（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695号民事调解书即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很明显，惠州中院没有认为该院40号再审裁定书是撤销695号调解书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能受理的依据，而事实上如上所述，惠州中院40号再审裁定书是针对原审案件当事人而不是第三人（没有列为该案当事人）的裁定书，因此，大亚湾法院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2019）粤1391民撤1号裁定书中，大亚湾法院把40号再审裁定书作为不予受理上诉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两个依据之一，是错误的违法的。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八条“在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过程中，对可能存在双方恶意串通、虚构事实的，要加大实质审查力度，注重审查相关法律文书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存在上述情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十条“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等案件审理中，发现已经生效的裁判涉及虚假诉讼的，要及时予以纠正，保护案外人诉权和实体权利”的规定，上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法应受到法院的保护和支持，这也是司法正义的要求。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运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条件之二）“应当注意，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等同于经审理以后，查证属实足以证明生效裁判内容错误的证据，更强调的是要在起诉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但并非要求在立案时要对这些证据材料查证属实”，大亚湾法院不经审理而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仅无视法律程序要求，更是剥夺了上诉人基本的诉讼权利。特别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还几乎全部来自司法机构，且上诉人对三颖公司的债权立案执行在前，三颖公司在原审案件中债权转让在后，属于明显的恶意逃避执行且应当受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司法制裁的违法犯罪行为，大亚湾法院对这样的案件与这样的证据都不予立案，是渎职与枉法裁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第三人利益。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因此，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查，首先应当审查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只有符合起诉条件的，才能审查撤销请求是否成立。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其秋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要件之一为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本案中，针对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695号民事调解书，本院已经作出（2018）粤13民再40号民事裁定，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违反自愿原则和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协议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并无不当。上诉人杨其秋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69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存在错误，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为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理由正当。另外，上诉人杨其秋就（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69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提起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案件审理期间自愿撤回起诉，现又就同一民事调解书再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其提起的本案诉讼应不予受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杨其秋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裁定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钟日红审判员  王瑞南审判员  王 丹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刘江涛书记员陈伟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