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66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国际商会中心1、2、25、26。负责人：刘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强，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闯，男，满族，1978年1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吉林省榆树市，原审第三人：薛秀华，女，汉族，1983年10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吉林省榆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海潋千，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仲萱，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刘闯、原审第三人薛秀华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2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判令刘闯、薛秀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涉案房产为刘闯本人所有。刘闯与薛秀华于2003年4月10日登记结婚，刘闯于2007年1月26日向深圳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涉案房产，并于2008年9月5日将该房产登记在其一人名下；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涉案房产为刘闯与薛秀华的夫妻共同财产，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错误，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和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依法登记，并自登记时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亦即物权遵循法定原则，并且未经登记公示公信，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判断不动产权属归属及是否存在共有人等状况，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得以不动产登记为准。涉案房产的产权证以及从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印的产权信息单均显示刘闯为唯一产权人。其次，就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而言，并不当然为夫妻共同财产，亦有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等不同形式，他人无从得知，因此根据不动产登记认定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也符合客观实际，因为夫妻间的不动产财产状况，无论是夫妻共有财产还是夫妻一方的财产，法律允许且应该按实际情况登记为共同财产或单方财产；一旦发生夫妻间财产共有状况的变化，双方也可以且应该及时进行变更登记。本案中，薛秀华可基于涉案房产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而申请变更登记，以登记的形式将其原本仅对抗配偶一方的权利进行外化，在完成这一法定公示手段后，取得完整的物权对世效力。最后，在除夫妻离婚或析产等家事纠纷中夫妻财产认定之需要,对夫妻财产对外转让、设定担保物权等情形时，如仅以案涉抵押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否定不动产登记效力，则无异于要求民事主体在交易时核实对方的婚姻状况乃至婚后财产约定细节，实质上否定了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将使不动产登记制度形同虚设，亦将会极大的妨碍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综上，一审法院将涉案房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明显错误。在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闯抵押权纠纷这一外部纠纷上，且在无证据证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闯恶意串通损害薛秀华利益的情况之下，坚持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认定刘闯为涉案房产的唯一产权人，更能实现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的平衡。另外，坚持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并非当然否定婚姻法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而是在权利发生冲突之下的利益平衡，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指导思想的充分体现。(二）薛秀华对于抵押事宜系知道或应当知道。虽然涉案《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非薛秀华本人签字，但不排除薛秀华在本案一审立案前就已知悉抵押事宜并认可。刘闯于2007年1月26日向开发商购买涉案房产，截至目前，该房产共办理过4次抵押登记，分别是2007年12月12日登记，抵押给招商银行，2012年4月27日注销；2013年8月27日登记，抵押给深圳市兆邦基小额贷款公司，2014年1月6日注销；2014年1月7日登记，抵押给南洋商业银行，2015年2月2日注销；2015年6月29日登记，抵押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至今。依据交易习惯，以房产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或为他人之借款提供抵押担保，需要将抵押房产的房产证原件交由该金融机构保管，刘闯多次将涉案房产抵押给他人，薛秀华作为配偶不可能不知情，亦或者是薛秀华对于刘闯用涉案房产办理抵押借款或者为他人之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这一习惯持明知、放任的态度，否则其应当及时将产权进行变更登记，从而避免此类风险的发生。另，涉案房产于2015年6月29日抵押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并办理抵押登记，完成了法定的公示手段且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保管产权证原件至本案一审立案近两年之久，薛秀华一直未提出异议；现因借款人无法偿还债务，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要求刘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时其提出异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三）在办理抵押过程中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已尽到必要地审慎注意义务。首先，刘闯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第5条第1款中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作出陈述与保证：其已取得签署本合同及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所需的一切授权及批准，本合同的签署和履行不违反抵押人所应遵守的法律、章程、有权机关的相关文件、判决、裁决，也不违反抵押人已签署的任何合同、协议或承担的任何其他义务，其提供的全部资料和信息（包括其自身及抵押财产的相关资料）均符合所应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且系真实、有效、准确、完整而无任何隐瞒的。其次，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根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对抵押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已经尽到了审慎注意义务；另外，对于非登记共有人在办理抵押时并未规定必须进行面签；因此，不能将面签这一义务强加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虽然面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易的安全性，但严苛的面签要求必将导致交易效率的下降，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在此之间寻找平衡点即审核登记权利人的真实情况，由登记权利人保证其已取得完整授权及提交材料的真实性，一旦其与“隐性权利人”之间发生纠纷，由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避免严苛审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和交易效率的下降。另外，最为重要的是，即使薛秀华的权利受损，其根本原因也是刘闯的不诚信的行为，一审法院忽略这一关键点，扩大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审慎注意义务的范围，有违公平原则。最后，涉案房产产权登记在刘闯一人名下，意味着薛秀华同意将对于该房产的处分权授权给登记权利人即刘闯，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基于对物权登记的充分信赖，有理由相信刘闯就抵押事项拥有完整的处分权、决定权。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工作人员将空白的《承诺函》交给刘闯，由刘闯沟通联络薛秀华签字以及准备附件材料（配偶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刘闯将带有其配偶薛秀华签名的《承诺函》及其他附件材料提交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至于刘闯是否将抵押事宜告知薛秀华、是否要求薛秀华在《承诺函》中签字、提交的《承诺函》是否系薛秀华本人签字，这些问题是刘闯作为抵押人其履行诚实信用义务、确保其陈述与保证真实性的内在要求。刘闯备齐了相关材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亦有理由相信其已经就抵押事项征得了薛秀华的同意并获得了签字确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违反法律适用规则。本案的案由为抵押权纠纷，一审法院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违反“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物权法确立了区分原则，即物权变动的效果是否发生，应当依照物权变动的规则确定，债权效果是否发生，应当依照法律行为制度来确定。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满足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成立、生效的必要条件，亦不存在无效情形，当属有效。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一期中上海闵路润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钢翼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确定的裁判规则：“在合同约定本身不属于无效事由的情况下，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实施的涉嫌犯罪的行为并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因此，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这一规定限制的是合同条文本身，并不能扩大到当事人在合同中签订、履行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即使刘闯的行为具有无权处分的嫌疑，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应当被认定为有效。(二）对于所适用的法律理解错误。对于不动产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未经共有权人同意的抵押无效的规定，应当是指登记于产权证上的共有人，而不是应该享有共有权或可能享有共有权的人。一审法院将薛秀华认定成为该条中的共有人，将该条文的适用范围作扩大解释，明显淡化了物权的公示公信效力且违背立法本意，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无法有效解决纠纷，并在一定程度上会浪费司法资源。如果法院裁判本案所涉房产抵押无效，则一审法院理应同时判决刘闯在抵押房产价值范围内对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贷款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认定抵押担保效力的同时，法院必须对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作出裁决，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一审判决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不能取得抵押权，在此情况之下，一审判决理应对刘闯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裁判，否则，一审判决不能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而且会浪费司法资源。因此，从这一角度，此案亦具有改判的必要性。本院二审调查中，上诉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补充上诉的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关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述法律规定确立了物权变动原因与物权变动结果相区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应当区别判断的原则。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虽然是以设立抵押权为目的，但本是属于合同法律关系的范畴，其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进行判断，本案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能否取得抵押权属于物权法律关系的范畴，应当依据物权法进行判断。根据物权变动原因与物权变动结果相区分的原则，既然合同效力不受物权是否实际发生变动的影响，自然也不受签约一方是否具备处分权的影响。签约一方有无处分权，只对合同履行环节特别是物权能否取得产生影响。即使一方确无处分权，合同双方仍应受合同效力约束。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内容明确、清晰，属于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举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为有效合同。一审判决以薛秀华未参与订立抵押合同和办理抵押登记为由而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明显混淆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理解及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本条规定与《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原则，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就不动产而言，应当以登记作为判断是否有共有人之依据，对登记有共有人的共有财产，应取得共有人同意方才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关于抵押无效的规定，应当是指登记于不动产权证上的共有权人，而不是应该享有共有权或者可能享有共有权的人。三、涉案房屋抵押权的效力问题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闯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确实知晓刘闯与薛秀华系夫妻关系，但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上是否有薛秀华的签名、《承诺函》上是否系薛秀华的真实签名均不影响刘闯对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作出的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亦不妨碍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依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接受刘闯提供的抵押担保。薛秀华对涉案房屋登记在刘闯一人名下并由刘闯控制、支配和使用一直采取了默认态度，涉案房产自2007年购买之后一直登记在刘闯一人名下，在抵押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之前，已办理过3次抵押登记；在抵押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之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留存房产证至××审立案前达两年时间，房产证作为一个家庭极其重要的财产证明，一直不在家中，薛秀华从未提出过质疑，有违常理。唯一的一种解释是，薛秀华完全知悉刘闯习惯用房产进行抵押融资的事实，她默认并接受该结果，否则，薛秀华即应办理共有权利登记或者申请异议登记。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有理由相信国家不动产部门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状态为真实权利状态，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已尽到了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且为善意。抵押设定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依约发放了贷款，支付了合理对价，深圳市不动产权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本案所涉抵押权设立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要件，应为有效。综上，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闯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薛秀华述称：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较刘闯而言，具有绝对的专业优势，并在抵押业务当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其对于银行借贷的抵押流程应该是非常专业和熟悉的，其应当知晓法律法规以及金融行业规范对于签署抵押文件的要求是非常严格和规范的。然而，在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存在附件二《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前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却一直不予提交，该承诺函表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明知薛秀华是涉案房产的实际共同共有人。在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知晓涉案房产及其共有人的情况下，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没有按照正常流程要求薛秀华面签，便就涉案房产办理抵押权登记，存在明显恶意，该情况完全符合担保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况。一、涉案房产为刘闯与薛秀华共同。刘闯与薛秀华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涉案房产，这一事实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自始知悉，而且从未否认。另外，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在当初签订《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中亦认可涉案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诉讼中却提出由于房产登记在刘闯的名下，就应认为刘闯为唯一产权人，该说法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可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因房产登记在刘闯名下而变更所有权归属。而且社会大众已经形成共识，如果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产仅因房产登记在一人名下而否认其夫妻共有财产的属性，必将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为刘闯与薛秀华共有，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社会大众预期。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在办理抵押过程中存在恶意，其明确知晓薛秀华系涉案房产的共有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从未将《承诺函》交付刘闯，让刘闯带给薛秀华签字。在本案中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已明确知晓薛秀华系刘闯的妻子，亦明知涉案房产若要作出抵押的处分行为，需经过薛秀华的书面确认。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系银行，而银行作为一个处理抵押合同事宜的专业机构，理应清楚配偶一方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人，是婚姻法及物权法明确规定的法定权利人，在对夫妻共同财产设置抵押权时，对配偶一方的意思表示亦应当予以必要的关注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也存在在抵押合同的附件中需要配偶对共同财产的处分进行承诺，然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未按照正常流程要求薛秀华到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对抵押合同当面签字确认，便就涉案房产办理抵押权登记，存在明显恶意。三、薛秀华对抵押事宜的确不知情。薛秀华直至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起诉刘闯时，才得知涉案房产被抵押。在2016年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起诉深圳市麦斯优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斯优联公司）、刘闯等人一案中，薛秀华就提出过参与诉讼的申请，在该申请书中，薛秀华明确表示在其完全不清楚抵押的情况下，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闯签订了抵押合同。由此亦说明，刘闯上诉状中第一（二）部分所言不实。薛秀华从不知道房子被刘闯为麦斯优联公司抵押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根本不可能签过字。这与一审期间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认为涉案《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的签名并非薛秀华本人书写的鉴定结论相互印证。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认为薛秀华早已知晓抵押情况的主观推测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薛秀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维持原判。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刘闯就《融资额度协议》（编号：802015060500001522）项下的借款，以其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路东侧棕榈××花园××17Ｂ的房产（深房地字第**）对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有权就依法处置该房产所得之价款优先受偿；二、刘闯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公告费等）。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6月5日，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案外人珠海市麦斯优联模具有限公司签订编号BC2015060500001522的《融资额度协议》，约定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为麦斯优联公司提供700万元的融资额度，额度使用期自2015年6月5日至2016年6月5日止。同日，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闯签订编号ZD7925201500000015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刘闯将附件一所列抵押财产抵押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为前述双方签订的编号BC2015060500001522的《融资额度协议》的债务在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700万元为限额范围内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为实现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担保方式为抵押人确认，除非本合同另有其他约定，否则抵押人对抵押财产享有第一顺位的优先受偿权。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抵押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上述合同的附件一为《抵押财产清单（房地产抵押类）》，列明抵押财产为深圳市宝安区××路东侧棕榈××花园××17Ｂ的房房产（深房地字第**，刘闯在抵押人处签名。2015年6月29日，上述抵押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附有抬头为“附件二：配偶同意处分共同财产的承诺函格式（抵押人为自然人时适用）”、名为《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的文件，主要内容为：“本人薛秀华，现为保证人刘闯之合法配偶。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ZD7925201500000015）之签署和履行，特在此作出以下承诺：本人对刘闯签署前述之《最高额抵押合同》事宜已充分知悉，本人同意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并愿意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在发生抵押人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时，抵押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落款承诺人处有“薛秀华”签名；页眉有“浦发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标记及文字。该文件原件由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持有。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称，该文件系由刘闯将已签名完毕的文件交至浦发××××处，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并未亲见薛秀华签名；该文件系申请贷款资料的一部分，不是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必须组成部分。刘闯否认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说法，称对此不知情；薛秀华否认该文件是其本人签名，对此不知情，刘闯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才向其告知抵押房产的相关情况。经薛秀华申请，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由法院摇珠确定鉴定机构，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落款处“薛秀华”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所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粤众[2017]文鉴字第29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该字迹“薛秀华”不是出自于薛秀华的笔迹。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对上述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称：一、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1.鉴定人在对笔迹进行鉴定时，大量使用薛秀华当场书写笔迹作为样本笔迹，虽有之前笔迹但数量少且真实性无法确认；只要是正常人在做笔迹鉴定时心态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书写笔迹；其次薛秀华提供的2014年签署《协议书》尾页署名并捺印，其时间点无法确认是否为2014年所签，故而真实性也无法确认；2.薛秀华在笔迹鉴定取样时曾长时间大量书写检验样本，长时间书写固然可以让薛秀华无法持续改变书写习惯，但长时间的大量书写会使人产生疲劳，这种做法同样会产生不利于结果公正的后果。二、鉴定程序违法。在笔迹鉴定中，为了正确认定笔迹的真伪，必须适度了解案件情况。本案中鉴定人没有按照鉴定规范“了解和分析案情”，没有了解鉴定对案件的意义，也没有对于检材的形成过程以及形成的关键环节没有进行了解。刘闯及薛秀华对鉴定结论无异议。另查，2016年7月4日，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将麦斯优联公司、珠海市麦斯优联模具有限公司、车俊、车宁、谌西霞、薛凯英、刘闯作为被告以借款合同纠纷诉至××审法院，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于2016年11月3日申请撤回对刘闯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2016年11月4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6)粤0304民初1554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麦斯优联公司于2015年7月3日签订编号79252015280179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该合同系作为编号BC2015060500001522的《融资额度协议》的附属融资文件签署；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为麦斯优联公司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700万元用于原材料采购；认定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麦斯优联公司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判决：1.麦斯优联公司应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偿还贷款剩余贷款本金4497292.24元及利息、罚息（暂计至2016年6月20日应付利息66002.91元，之后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至贷款实际还清之日止）；2.珠海市麦斯优联模具有限公司、车俊、车宁对麦斯优联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实际清偿后有权按实际清偿的金额向麦斯优联公司追偿；3.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对麦斯优联公司所有的两台机器设备（卧式加工中心DEPO牌1台，型号DEPO-HC2012-6020;龙门式加工中心DEPO牌1台，型号DEPO-MILL2012-5025）享有抵押权，有权就依法处分该两台机器设备所得之价款优先受偿；4.驳回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庭审中，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确认（2016)粤0304民初15549号民事判决项下债务未得到任何清偿。又查，刘闯与薛秀华于2003年4月10日登记结婚。深圳市宝安区××路东侧棕榈××花园××17Ｂ的房产房产（深房地字第**2008年9月5日登记在刘闯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抵押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涉案《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经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鉴定认定该文书上“薛秀华”的签名不是薛秀华本人书写。该鉴定是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由法院摇珠确定鉴定机构，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进行，鉴定程序合法；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具有合法鉴定资质，鉴定依据充分，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可信，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对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所作鉴定结论的异议，但其异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薛秀华确有参与或同意以共有的房产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事实，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异议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闯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涉案房产为借款人提供担保，而抵押房产的共有人薛秀华没有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本案中无证据证实薛秀华参与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和办理抵押登记，亦无证据证实其知道或同意以共有的房产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因此，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认为，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房产登记在刘闯一人名下，刘闯有权对该房产享设定抵押，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五）项“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产在刘闯与薛秀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因该房产仅登记在刘闯一人名下而改变。此外，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在持有《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的情形下，明知道刘闯有配偶，存在共同所有人，未能谨慎注意行使其权利，作为债权人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没有要求当事人面签，真正取得共有人的同意，其行为不属于善意和无过失，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不能取得本案涉案房产抵押权。综上，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306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浦发银行深圳分行预交），鉴定费32703元（已由刘闯预交），均由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负担。本院二审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薛秀华向本院递交《情况说明》称，涉案房产除本案抵押外，之前的抵押情况刘闯都告知了，薛秀华也在相关文件中签字，案涉抵押刘闯未通知薛秀华，也没有要求薛秀华在承诺函中签字，经过一审的鉴定，亦确定该签字非薛秀华本人的签名；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不能以涉案房产存在过抵押，就主观臆断薛秀华对此次抵押是知晓的，撇清其作为银行理应知晓的要求房产共有人薛秀华在抵押合同或附件中面签的责任。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二审调查后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不动产抵押登记查询表》，证明包括本案抵押在内，涉案房产共办理了4次抵押登记；2.《深圳市宝安区楼花抵押登记汇总表》《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证明首次抵押无薛秀华签字；3.《深圳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表》《房地产抵押登记询问申请人记录》《贷款合同》《抵押物价值确认书》、麦斯优联公司股东信息、变更信息，证明第二次抵押时刘闯否认共有人的存在，无薛秀华签字，第二次抵押系为麦斯优联公司的股东车宁向深圳市兆邦基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麦斯优联公司亦为该股东提供保证担保；4.《深圳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表》《房地产抵押登记询问申请人记录》《最高额抵押合同》《授信额度协议》《抵押物价值确认书》《房地产抵押物清单》，证明第三次抵押时刘闯否认共有人的存在，无薛秀华签字，第三次抵押系为麦斯优联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据此，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主张：1.案涉房产在抵押给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之前的三次抵押中均无薛秀华签字；2.在第二次、第三次抵押过程中，刘闯均否认共有人的存在；3.除次抵押为购房按揭贷款抵押外，其他三次均系为麦斯优联公司或为该公司股东向银行、贷款公司借款提供的抵押担保；4.根据查明的事实，刘闯、薛秀华均为麦斯优联公司的员工；薛秀华对刘闯用房产为所在公司以及相关人员的借款、融资提供抵押担持默认、放任的态度。对此，薛秀华认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逾期提交的是涉案房产在本次抵押之前三次抵押的资料，与本案的抵押担保无关，不能改变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在本案中明知薛秀华系涉案房产实际共有人的事实，也不能证据薛秀华对本次抵押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更不能证据薛秀华同意了涉案的抵押担保。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明知刘闯有妻子系薛秀华，不按正常流程要求薛秀华面签，即就涉案房产办理抵押权登记，存在明显恶意。本院认为，本案系抵押合同纠纷。刘闯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案涉房产为案外人麦斯优联公司对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借款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因不能通过主债务人麦斯优联公司及保证人实现债务，于本案中诉请判令刘闯以案涉房产对前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及其有权就依法处置的该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原审第三人薛秀华主张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与刘闯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未经其同意，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针对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述法律规定确立了物权变动原因与物权变动结果相区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应当区别判断的原则。虽然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以设立抵押为目的，但本身属于合同法律关系的范畴，其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进行判断，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能否取得抵押权属于物权法律关系的范畴，应当依据物权法进行判断。根据物权变动原因与物权变动结果相区分的原则，既然合同效力不受物权是否实际发生变动的影响，自然也不受签约一方是否具备处分权的影响。签约一方有无处分权，只对合同履行环节特别是物权能否取得产生影响。即使一方无处分权，合同双方仍应受合同效力约束。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系签约双方刘闯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二、关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能否因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完成抵押权登记而取得案涉房屋的抵押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案涉房屋属于薛秀华与刘闯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设定抵押时登记在刘闯一人名下，但仍属于两人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同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除非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确认系将空白的《承诺函》交给刘闯，由刘闯交给薛秀华签字，《承诺函》上薛秀华的签名经鉴定非薛秀华本人所签，薛秀华在诉讼中对涉案房产的抵押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不予追认刘闯提交的《承诺函》，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薛秀华同意抵押涉案房产。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自认知晓刘闯与薛秀华系夫妻关系，将《承诺函》交给刘闯，转交薛秀华签字，即知晓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应征得薛秀华同意。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二审提交证据证明刘闯多次在其他银行办理抵押登记，薛秀华均未签字，以此证明薛秀华对刘闯为他人融资提供房产抵押持默认、放任态度。本院认为，刘闯之前并未在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办理抵押登记，故不存在薛秀华知情后未提出异议的情形，刘闯在其他银行办理涉案房产抵押登记未征得薛秀华同意不是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考量刘闯是否有权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因素，其事后取得的上述证据不能否定其在办理涉案房产抵押登记过程中存在过失。刘闯未经其配偶薛秀华同意即提交《承诺函》，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未采取适当措施审核薛秀华签名的真实性，本案不属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承诺函》上薛秀华签名真实性的情形，刘闯提交《承诺函》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刘闯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对薛秀华不发生效力，浦发银行深圳分行依法不能取得案涉房屋的抵押权，其主张就借款人的债务以处置案涉房屋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本院不予支持。刘闯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对《承诺函》上薛秀华的签名的虚假均存在过错，过失相抵，互不承担责任。但刘闯本人与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提交了登记有其本人名字的房产证，办理了抵押登记，表明其愿意以涉案房产的价值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承担清偿责任，刘闯应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5549号生效判决确定的《融资额度协议》（编号：802015060500001522）项下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对麦斯优联公司的借款债务，以其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路东侧棕榈××花园××17Ｂ的房产（房产（深房地字第**值为限向浦发银行深圳分行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1210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刘闯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5549号生效判决确定的《融资额度协议》（编号：802015060500001522）项下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深圳市麦斯优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债务，以其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丰路东侧棕榈堡花园1栋8座17Ｂ的房产（深房产（深房地字第**为限向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承担清偿责任；三、驳回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3306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327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306元，均由被上诉人刘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