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64号原告：王东生，男，汉族，1966年12月2日出生，山东省郓城县村民，住山东省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留，男，汉族，1986年1月15日出生，北京诚正德法律咨询有限公司主任，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北京新港航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地镇铁匠营村村委会东80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78220795P。法定代表人:彭清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东生与被告北京新港航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航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东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留，被告新港航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东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10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给付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社会补偿金18000元；3.判决被告给付2010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8000元；4.判决被告给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劳动工资144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31日由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8]第4807号裁决书，现原告不服，诉至法院，望依法查明事实并公证判决。被告新港航通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只是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在仲裁时已经明确自己担任司机一职，而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说自己是市场部经理，相互矛盾。如果原告认为自己是被告的员工，不可能连被告的实际经营地址都不知道，不符合常理，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除对王东生提交的京顺劳人仲字[2018]第4807号裁决书及本院调取的（2019）京03民终3202号案件卷宗材料无异议外，对于对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有异议。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涉及的不同焦点问题及证据来源分别进行了审查：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王东生主张其由新港航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清峰招聘入职，担任市场部经理。为此，王东生提交了如下证据：（一）聘任书，用于证明王东生自2010年6月1日入职新港航通公司，担任市场部经理，月工资为8000元。聘任书的主要内容为“聘任王东生担任我公司市场部经理，负责空运货物市场开发，王东生基本工资8000元。”在聘任书最右下角加盖有“新港航通公司”字样的公章及“彭清峰印”的人名章，时间为2010年6月1日。前述公章与人名章加盖的位置为纸张的空白处，未与聘任书中的任何字体存在重合、叠加。新港航通公司对于聘任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在形式上，公章和人名章并没有压盖任何痕迹，聘任书的正文与公章、人名章、时间距离较远，违反常理，一般聘任书、证明书或者其他文书，均要署名出具的单位及个人的名称，并在单位的名称或者个人名称之上加盖相应的印章，而王东生提交的聘任书公章没有压盖任何字迹，违反常理；王东生在仲裁申请书上明确写明担任司机一职，而聘任书显示的却是市场部经理，二者相互矛盾；新港航通公司并没有货运市场开发这一部门，更没有货运市场部经理职位，不管是国家机关还是私企单位，发放聘任书不可能将工资收入标注在聘任书内，聘任书显示王东生在2010年6月份月工资已经达到8000元，连新港航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拿不到这么高的收入，与事实不符；王东生与被告系货运代理关系，到目前王东生尚欠被告12万余元，因此新港航通公司认为聘任书是假的，是王东生伪造的。本院对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对比新港航通公司在诉讼阶段提交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加盖的公章与聘任书上的公章，本院发现聘任书上的公章没有数字代码。对此，双方均认可新港航通公司的公章于2016年6月6日进行更换，新公章与原公章的区别在于新公章为铜质且带有编号，原公章为塑料材质且不带有编号。对于聘任书的来源及内容问题，王东生称因其在物流行业干了很多年，有口碑，新港航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清峰主动与其联系，在与其当面洽谈时，彭清峰向王东生出具了聘任书，对此，王东生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关于为何聘任书的主文内容与公章、人名章、时间相隔较远，内容在最上端，而公章、人名章及时间在最下端的问题，王东生解释称因聘任书系彭清峰出具，其也不知情。对于公章管理问题，新港航通公司称因为行业的特殊性，需要使用公章的地方特别多，为了业务便利，公司对公章进行的是松散管理，谁需要盖章谁拿去盖，没有专人管理，公章经常是在桌子上、抽屉里放着，一般人员都可以接触到公章。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对书面证据指向的相关基础事实提出异议的案件，应当对相关基础事实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而不仅限于对书面证据的形式审查即作出认定。王东生提交的聘任书来源不明、也未有新港航通公司任何人员的签字，聘任书中的内容也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反而与王东生提交的其他证据及王东生在庭审中的自述矛盾重重，因此，本院难以仅凭聘任书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名片，用于证明王东生在新港航通公司担任的工作岗位。名片显示公司名称为新港航通公司，王东生的职位为市场部经理，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枯柳树村光明路**。新港航通公司对于名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其公司并没有印制过名片，名片随便找个打印店就可以印；名片上的地址与新港航通公司的地址并不一致。本院对于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在新港航通公司对名片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名片随意制作的难度并不大的情况下，王东生并未进一步提交证据阐述名片的制作时间、制作人员及来源，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于名片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三）2018年5月考勤记录表，用于证明王东生在新港航通公司处工作时的出勤情况。王东生主张记录中显示的“王东升”即王东生，系新港航通公司的笔误；考勤记录系其向新港航通公司索要，其无权要求新港航通公司对考勤表进行更正。考勤记录表显示时间为2018年5月，并显示有“王东升”的考勤情况。新港航通公司对考勤记录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记录表中并没有王东生的姓名，也无新港航通公司盖章，如果王东生自2010年至2018年一直在新港航通公司工作，制作考勤表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王东生的名字如何写。本院对于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关于考勤方式及考勤表的来源，王东生主张考勤表挂在公司墙壁上，其到岗后自行填写当日出勤情况，月底由新港航通公司收回进行审查，2018年5月31日为了保存证据申请仲裁，其找新港航通公司的经理彭文清复印了2018年5月的考勤表。新港航通公司主张公司考勤由前台记录，然后月底交由财务制作工资表，并反驳称任何公司也不可能把考勤表挂在墙壁上由员工自己填写。根据王东生所述考勤表的悬挂情况，在其可以轻易取得考勤表原件或者对考勤表进行拍照的情况下，为什么偏要待公司将考勤表收回后再去要回进行复印，本院进行释明并要求王东生当庭作出合理解释。王东生的当庭解释为“考勤记录是原始文件，作为照片不能反映原件的实际情况”。对于为何只复印了2018年5月的考勤记录而没有多复印几个月的，王东生称“当月的考勤表核对后就收回了，所以在2018年5月31日只要了2018年5月的考勤记录，也担心要太多引起单位怀疑，之后再要公司也就不给了。”新港航通公司对于王东生的解释并不认可，主张其公司考勤由前台记录，然后月底交由财务制作工资表，任何公司也不可能把考勤表挂在墙壁上由员工自己填写，如果王东生为了保留原始数据应当拍照而非复印，而且如果考勤记录表挂在墙壁上，王东生可以将原件直接摘下来去申请仲裁。本院认为，首先，考勤表并无新港航通公司相关人员的确认，也并未显示有新港航通公司的公章信息，本院对于其真实性难以确认；另外，王东生称考勤表悬挂在公司墙上，由其自己填写出勤情况，明显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也不符合一个用人单位正常的管理方式。（四）工作服照片2张，用于证明王东生所着工服带有新港航通公司名称，系新港航通公司发放。照片显示王东生所着服装带有“新港航通”字样。新港航通公司对于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一件文化衫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公司确实制作过一批文化衫，是送给客户和朋友的，与某些大学的文化衫是一样的道理。本院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王东生提交的工服来源不明，且其并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工服系新港航通公司制作并发放，因此，对于工服照片的证明目的，本院难以确认。（五）社保缴纳记录，用于证明新港航通公司为王东生缴纳了部分月份的医疗保险。社保缴纳记录显示新港航通公司为王东生缴纳了2012年1月至2012年3月期间的医疗保险。新港航通公司对社保缴纳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在双方的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中，王东生也提交了社保缴纳记录，当时的社保缴纳记录显示王东生所在单位为北京企鹅干冰制造有限公司；新港航通公司确实为王东生缴纳过部分保险，但是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为新港航通公司也为其他货运代理合作方代缴过社会保险。本院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因社保缴纳记录系王东生自社保缴纳系统查询取得，且因证据体现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本院对于社保缴纳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六）（2019）京03民终3202号判决书，用于证明王东生与新港航通公司之间并非货运代理关系，实为劳动关系。（2019）京03民终3202号判决书系新港航通公司诉王东生要求其支付运输服务费的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二审文书，二审法院最终以新港航通公司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等为由驳回了新港航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新港航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判决书认定双方不是货运代理关系，并不必然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虽然生效的裁判文书认为新港航通公司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但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要结合王东生提交的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为了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新港航通公司提交了四组证据：（一）第一组证据包括：收据、《情况说明》、货运单据、现金账、欠款台账，用于证明双方已经结算运费，王东生与新港航通公司之间并非劳动关系而是货运代理关系，王东生系新港航通公司的货运客户。情况说明系王东生书写，主要内容是描述收据的开具过程。收据载明:2018年6月20日，今收到王东生（现金）交来2018年6月20日之前运费人民币壹拾贰万壹仟伍佰柒拾元整。货运单据系王东生在国货航公司办理托运时的三联单据，其中所有手动填写的单据均系王东生填写，显示托运人姓名为“王东升”，在显示有国货航公司运输编号的两联打印版单据中，有部分单据的托运人显示为“王东升”，一部分显示为“新港航通”。现金账、欠款台账均系新港航通公司制作，没有王东生本人签字。王东生对收据、《情况说明》真实性认可，主张根据收据、《情况说明》不能确定双方存在货运代理关系，只能证明运费是否结算；对货运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主张单据中体现有新港航通公司简称字样及王东生本人姓名恰恰能够反映王东生在新港航通公司工作期间以新港航通公司的员工名义向国货航公司领取货运单的事实，以此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现金账、欠款台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均系新港航通公司单方制作，并未依法向王东生本人进行过告知或公示，台账中也没有王东生本人签字确认。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对于收据中显示的运费，王东生称其代新港航通公司先收取客户运费后，以月为周期交到公司，如果客户支付的是现金，其就以现金形式交到公司，如果客户交的是支票，其就将支票交予公司。在本院询问如果与新港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东生在办理客户托运事宜时，为什么不让客户直接将费用交至公司或者由公司提供一个账号由客户直接与公司结算，偏要将大笔款项交给公司的员工时，王东生解释称“因为都是王东生带来的老客户，所以王东生与这些老客户直接进行结算并办理手续；因为老客户都是王东生洽谈的，如果存在欠费也是由王东生处理，另外考虑到合理避税等其他原因，是新港航通公司要求客户将费用交给王东生。”新港航通公司对于王东生的解释并不认可，主张王东生所述的以其名义办理货物托运、收取客户费用，并不符合与新港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形式；如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客户不可能将费用交给王东生，然后由王东生转交给公司，公司也不会允许以王东生的名义向客户开具票据。对于为何货运单据上都有王东生签字，王东生解释称“托运人的姓名其实是新港航通公司的名称，单据上写王东生本人名字，是货运中正常的填写形式，货运单据中显示的托运客户有的是王东生带来的客户，但并不全是。”新港航通公司对王东生的陈述不予认可，主张在双方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王东生陈述是为了证明客户是王东生的便于给王东生结账，所以才写王东生的名字，与本次庭审陈述相矛盾。鉴于王东生认可收据、《情况说明》、货运单据的真实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新港航通公司向本院出示了连续多年的现金账、欠款台账原件，王东生也并未提交反证推翻现金账及欠款台账的真实性，本院认为现金账、欠款台账的真实性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对于现金账、欠款台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因该组证据体现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二）第二组证据包括：工资表、取款明细，用于证明新港航通公司在职员工人数及工资数额和发放情况，王东生并非新港航通公司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工资表显示有员工工资构成及员工本人签字，并无王东生的信息；取款明细系新港航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清峰的取款记录。王东生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工资表系新港航通公司单方制作，公司也未向法庭出示工资表中所体现人员每月工资发放、依法纳税的相关凭证予以确定工资是否被实际领取；对取款明细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该账户并非公司对公账户，并且该证据无法证明法定代表人的取款目是为工作人员发放工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对于工资发放形式，王东生在本院庭审中称一直系现金发放，不需要签字，没有见过工资条等书面文件，不清楚其他员工工资如何发放。但在本院之前对双方进行询问要求核实该问题过程中，王东生在提交的书面核实意见中称单位所有员的工资均以现金形式发放，王东生领取工资时需要在工资条上签字，然后工资条交由新港航通公司留存，其他员工也需要签订工资条。新港航通公司认可其公司所有员工的工资均是现金发放，员工领取工资需要签字，主张如果王东生在2010年的月工资已经达到8000元，那么2018年应该达到多高的水平，另外，任何人的工资构成不可能长时间固定。本院认为，王东生不认可工资表的真实性，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工资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工资表是否新港航通公司全部员工的工资表问题，本院无法确认。因工资表体现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取款明细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是因新港航通公司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取款目的及用途，对于取款明细的关联性，本院难以确认。（三）第三组证据为：社保记录，用于证明王东生与北京企鹅干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新港航通公司无劳动关系。社保记录显示王东生的单位名称为北京企鹅干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王东生对社保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其于2018年7月与新港航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于2018年12月入职北京企鹅干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企鹅干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确实为王东生缴纳了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本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双方对于社保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社保记录显示北京企鹅干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为王东生缴纳了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在双方争议的期间之后，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四）第四组证据包括：员工名册、考勤表，用于证明考勤记录中并没有王东生的信息，王东生并不受新港航通公司管理，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王东生对员工名册、考勤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均系新港航通公司自行制作。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员工名册、考勤表系新港航通公司单方制作，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五）第五组证据为：仲裁申请书，用于证明王东生在劳动仲裁阶段明确说明自己系司机职务，在诉讼过程中又说自己是市场部经理，同时在诉讼过程中又陈述自己负责递交材料，偶尔承揽业务，三种陈述相互矛盾。王东生对于申请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仲裁阶段所写“司机职务”系笔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审查及认定：本院对仲裁申请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证据体现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二、就王东生主张的工资发放、社会保险缴纳及劳动关系解除情况王东生主张因为新港航通公司未支付其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未为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其于2018年7月30日向新港航通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新港航通公司支付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为此，王东生提交了两组证据：（一）第一组证据包括：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邮寄单、查询单、聘任书、社保缴纳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王东生，男，1966年12月2日出生，本人于2010年6月1日起入职你单位担任市场部经理岗位工作至今，上述期间你单位未依法与本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本人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足额支付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劳动工资，故此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与你单位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被告知人：新港航通公司，告知人：王东生，2018年7月30日。邮寄单显示收件人姓名为彭清峰，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镇×村村委会东800米。王东生主张因为公司住所地是工商部门依法登记的，能够确定新港航通公司的地址，新港航通公司的实际经营地与注册地不一致，且经常变更，王东生无法确认实际经营地的有效性，所以向新港航通公司的住所地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查询单显示该快递由他人收。新港航通公司对聘任书、社保缴纳记录的质证意见同第一部分的质证意见，另，主张社保记录缴纳基数为2521元，与王东生提交的聘任书显示的工资数额相矛盾，说明聘书是虚假的；对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公司并没有收到；对于邮寄单、查询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收到的并不是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审查及认定：聘任书与社保缴纳记录的认定意见同第一部分中的认定意见。对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邮寄单、查询单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且证据体现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二）第二组证据为：银行交易明细，用于证明王东生在职期间，新港航通公司以现金形式向其发放工资，其在收到工资后存入账户的实际情况。新港航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主张银行交易明细并没有具体的款项说明，也没有新港航通公司名称，王东生无法说明款项的来源及用途，款项的数额与其所述的工资数额明显不符，远远超过王东生所主张的工资数额。本院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经本院核查，王东生勾划出的其所谓的工资款项明显高于8000元，王东生对此解释称“在收到工资后，其留存生活所需，剩余部分会不定期存入银行，因为之前没有全部存起来，所以之后一起存的时候会多于8000元”。在本院询问为什么自2012年8月至2012年11月期间，连续多月每月的“工资”数额都远高于8000元，如果是之前的钱没有全部存起来，那为什么还分多笔再存储时，王东生解释称“因在8月份之前有诸多月份的钱款未存，所以这几个月的存款会比工资多”。因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王东生几乎每月都有1万元以上的进账，本院要求王东生进行详细说明。王东生称其每月进账数额超过本人工资数额的钱款包括：1.妻子李淑兰月工资约2500元给付王东生后由王东生存入王东生账户内；2.王东生在工作时间之外为其他公司或者个人提供劳务的劳务费用，每月3000元至7000元之间；3.王东生亲属及朋友向王东生偿还的借款88000元整；4.王东生户籍所在地村委会给予家庭所分配7亩土地出租第三人的承包款，每年2800元。本院认为，银行交易明细未显示新港航通公司的任何信息，且与王东生自述的工资标准明显不符，不足以证明新港航通公司向王东生发放工资。三、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情况（一）签字记录。经王东生申请，本院向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公司）发函调取王东生自2010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以新港航通公司职员身份在国货航公司领取货物运单的介绍信及签字记录。国货航公司向本院反馈了上述期间王东生领取货物运单的签字记录，但并没有向本院反馈介绍信。王东生认可签字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主张根据此证据能够确定王东生以新港航通公司职员身份领取货物的事实，进一步说明王东生与新港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并无介绍信的原因，王东生称其2013年12月向国货航公司提供过书面的介绍信，之后每次再领取运单时无需再提供介绍信。新港航通公司对于本院调取的签字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主张仅根据签字记录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因王东生自称其系新港航通公司的市场部经理，按照逻辑其应当负责与市场开发、客户拓展相关的工作，为什么会存在大量领取运单的情形，本院要求王东生对此进行解释。王东生称货运行业的市场部经理就相当于公司实际操作的普通工作人员，新港航通公司只有王东生一个市场部经理，但王东生的主要工作与市场无关，主要负责与航空公司的衔接手续，即公司承揽客户之后的一些操作，虽然王东生与货运人员的实际工作内容差不多，但是其他的货运人员不叫市场部经理，属于操作部，其入职新港航通公司后基本没有开发其他新的客户。本院对王东说所述存在疑惑，如果王东生仅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从事与普通货运人员相同的工作，那么为何在2010年月工资就能达到8000元？王东生解释称因为在进入新港航通公司之前从事多年货运代理行业，其自上家用人单位离职后将原来的客户介绍至新港航通公司，给公司带来丰厚的收入，所以新港航通公司给王东生确定的工资标准高于普通业务员的工资。新港航通公司对王东生的陈述并不认可，主张市场部经理不干与市场相关的工作有违常理；如果按照王东生所述市场部经理就是一个普通的货运人员，按照2010年的经济水平，一个货运人员的工资不可能达到8000元，公司也不可能以8000元的高薪聘用一个货运小工。本院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对于签字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是对于本院根据签字记录询问的一系列问题，王东生的解释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行业客观情况并不相符，与其提交的聘任书内容也存在矛盾。（二）电话询问录音。新港航通公司主张因个人不能通过国货航公司办理托运，其公司系国货航公司的一级代理公司，因此存在大量和王东生一样与新港航通公司建立货运代理关系的人员，他们自己揽收货物、收取客户费用然后一般以月为周期与新港航通公司结算运输费用。本院要求新港航通公司提供部分与其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人员名称及联系方式。后，新港航通公司向本院提供了苗念及张永禄的电话。本院在庭前对苗念及张永禄进行了电话询问并制作了电话录音。苗念称因其以个人身份无法委托国货航公司托运货物，所以在收取客户的货物后委托新港航通公司办理托运，双方存在货运代理关系，合作时间长达10余年；为托运货物、领取运单等便利，其经常在新港航通公司呆着，与新港航通公司的人员特别熟悉；以现金形式与新港航通公司结算托运费用，应当每月进行结算，但因为彼此比较熟悉，所以也不是每月定期结算，也很少要求出具收据或者发票；王东生也是将其自己客户的货物通过新港航通公司在国货航公司办理运输手续，与新港航通公司合作也有好多年了，并非新港航通公司的员工。张永禄称其与新港航通公司是货物代理运输关系，双方合作很多年了，其以托运蔬菜为主，没事就在新港航通公司呆着，喝茶聊天，因为双方比较熟悉，所以托运费用是以现金形式结算，期限并不特别固定；王东生和新港航通公司的关系与张永禄的一样，与他们二人一样的人员还有很多；之前曾经委托新港航通公司缴纳部分社会保险，后来觉得没什么用就不缴了。王东生对于苗念及张永禄的陈述并不认可。新港航通公司对于苗念及张永禄的陈述表示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审查及认定：因苗念及张永禄对于托运的货物、托运的流程、结算情况等内容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因此，本院认为苗念及张永禄与新港航通货运代理存在货运代理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但是对于二人所述的王东生的相关情况，本院需依据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关于本案前置仲裁案件情况，王东生曾向顺义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1.确认与新港航通公司自2010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2.新港航通公司支付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18000元；3.新港航通公司支付2010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8000元；4.新港航通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劳动工资144000元。2018年10月31日，顺义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8]第4807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王东生的全部仲裁请求。王东生不服上述仲裁裁决，持诉称理由诉至本院；新港航通公司并未就上述裁决提起诉讼。无论是新港航通公司主张双方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还是王东生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均没有书面合同予以确认。新港航通公司为王东生缴纳了2012年1月至2012年3月的医疗保险，但是对于缴纳社会保险的原因双方存在分歧，新港航通公司主张系为合作伙伴王东生代缴社会保险，其公司为许多货运委托合作伙伴代缴过社会保险。关于工作岗位及工资标准问题，王东生主张其系新港航通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价值在于将之前的客户推荐至新港航通公司，为公司带来利润，所以月工资在2010年已经达到8000元，在其入职后主要工作与市场并无关系，也很少开发新客户，工作内容与普通的托运工人一致。新港航通公司主张并不存在市场部这一部门，也没有市场部经理这一职位，如果按照王东生所述，公司不会在2010年以8000元的高薪聘请一名普通托运工人，而且王东生的工资标准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没有变化也不符合常理。关于考勤方式，王东生主张考勤表挂在公司墙壁上由员工到岗后自行填写出勤情况，月底由新港航通公司收回审核；新港航通公司主张系由前台统计员工的出勤情况，然后交由财务，由财务根据考勤制作工资表。关于工资发放形式及发放情况，王东生在庭前的询问过程中称不知晓其他员工的工资发放形式，其本人工资是以现金形式发放，领取工资需要签字；但是在本院庭审中其又称所有员工工资均以现金形式发放，均需要签字确认。王东生主张因其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关系较好，公司也担心其离职后会将客户推介给第三方，不想让其离开，所以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未支付其工资。新港航通公司主张公司所有员工均领取现金工资，领取工资时需要在工资表中签字，因王东生并非其公司员工，所以工资表中并未显示有王东生的相关信息。关于工作流程及运费结算情况，王东生主张因其所有客户都是自上家用人单位带来的老客户，所以客户直接与其洽谈托运事宜，在新港航用货运代理公司处办理货物运输的单据及手续后，客户将运输的货物交付到新港航通公司处，然后由公司操作部人员办理向国货航公司的交货手续；王东生以新港航通公司员工身份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收取客户运费后与公司按月进行运费结算。新港航通公司称双方的合作流程是王东生自己找客户，以客户的名义或者王东生的名义将货物交给新港航通公司进行托运，然后双方根据托运货物的重量进行结算，一般每月结算一次，基本是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结算，以现金结算时直接收取王东生应当向新港航通公司交付的托运费用，以支票形式结算时，如果存在超出新港航通公司应当收取的费用，新港航通公司会将剩余部分返还给王东生；结算的运费与王东生收取的客户费用无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国货航公司运输货物应当支付的费用，该部分费用最终支付给国货航公司；二是新港航通公司收取的利润，按照托运的货物重量进行计算，根据不同发货地点，每公斤收取0.2元至0.3元。关于办理货物运输的具体情况，王东生在办理客户货物托运时，有大量以其自己作为托运人填写托运单据的情况，针对此问题，王东生在双方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的陈述与在本案中的陈述并不一致。上述事实，有原告王东生、被告新港航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法院调取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东生与新港航通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对双方证据的综合审查，本院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一、王东生提交的书面证据所指向的事实与本院根据证据查明的事实存在明显差异，难以达到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具体到本案，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应当由王东生承担举证责任。王东生提交的考勤表并无新港航通公司相关人员的确认，也并未显示有新港航通公司的公章信息，本院对于考勤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王东生提交的工服照片及名片，因王东生并未举证证明制作时间及制作人员，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于工服照片及名片的真实性亦不认可。王东生提交的聘任书来源不明，在形式上存在着其难以解释的疑点，内容上聘任书显示的市场部经理一职与王东生自述的具体工作内容并不一致、工资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王东生所主张的工资存入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没有其他证据与聘任书相呼应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聘任书难以达到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效力。社保缴纳记录虽显示新港航通公司为王东生缴纳了3个月的医疗保险，但是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指向的相关法律关系和事实真实存在的情况下，社保缴纳记录也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二、王东生并未接受新港航通公司的管理、从事新港航通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难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首先从主体资格来看，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条件，那么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重点应当审查王东生是否接受新港航通公司的管理，是否从事由新港航通公司发放报酬的劳动。本院将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第一，从王东生主张的考勤情况来看。首先，王东生主张其由新港航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理安排工作，但其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对劳动者进行考勤管理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王东生陈述由其自行记载出勤情况的考勤方式明显不符合用人单位的正常考勤习惯，与众所周知的社会生活常识相悖，本院实难采信。再次，王东生主张考勤表悬挂在公司墙壁上，那么考勤表原件被取得的难度并不大，王东生在2018年5月份已经有申请劳动仲裁的想法，为何不直接取得考勤表原件，或者为了体现考勤表的客观悬挂情况进行拍照，反而要在公司收回考勤表之后再去找公司要回进行复印，对于上述问题，本院难以理解，王东生也并未作出让人信服的解释。第二，从王东生主张的工资标准及工资发放情况来看。首先，王东生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新港航通公司向其发放工资的事实；其次，根据王东生自述，本院认为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如果因其推荐了客户，为公司带来了收益，所以工资水平在2010年6月就已经达到8000元，那么本院很难理解如果王东生对于新港航通公司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为什么在之后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在经济水平明显提高、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及职工平均工资大幅度增长、新港航通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明显提高的情况下，王东生的工资水平却没有任何变化；二是王东生主张会将领取的工资不定期存入银行卡中，但是其在银行交易明细中所勾画出的所谓工资款项显示存在连续多月数额高于8000元的情况，而且其账户几乎每月都有超过1万元甚至是几万元的款项存入，王东生对此问题的解释不能与交易明细相对应；三是王东生主张新港航通公司因担心其离开公司所以只拖欠其一人工资，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用人单位往往是以高薪、优厚的福利待遇挽留有价值的员工，以长期拖欠工资形式挽留员工的情况，闻所未闻，过于违背基本生活常识，本院实难采信。另外，按照王东生自述银行卡收入款项构成，其妻子月收入仅为2500元，即使按王东生所述其还另有劳务费收入，很明显，王东生的家庭也并未富裕到可以在一年半时间里不要工资的程度，王东生主张新港航通公司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拖欠工资数额高达14万余元，超出本院的合理想象。第三，从王东生主张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流程来看。王东生主张新港航通公司只有其一个市场部经理，但其工作内容与普通货运人员差不多，并非从事与市场开发、客户拓展的工作；因为客户均系其老客户，所以均与其直接结算，然后其按月与新港航通公司结算。本院认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王东生所述工作内容与其提交的聘任书任命其为市场部经理相矛盾；二是根据王东生填写的托运单据，有大部分显示托运人为王东生，并没有新港航通公司的信息，如果王东生系以新港航通公司的名义办理货物托运，为什么不填写公司名称而填写自己的名称，对此问题，王东生的解释前后矛盾；三是王东生收取长期合作的客户费用后，再与新港航通公司进行结算的方式不符合货运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正常结算方式。首先，如果按照王东生所述，其负责的客户均是一些长期合作的老客户，客户会将货物交付至新港航通公司处，那么在客户已明知托运代理人实为新港航通公司的情况下，为什么王东生仍以其个人名义进行托运，没有填写客户及新港航通公司的相关信息；客户既然会到新港航通公司出交付货物，为什么不直接与新港航通公司进行结算，偏偏要多加一道由王东生经手的手续王东生对此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综合上述情节，对于王东生要求确认与新港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因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履行的义务，本案中，在王东生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未获支持的情况下，王东生要求新港航通公司支付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东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王东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秀文人民陪审员  马德云人民陪审员  宣永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翟欢欢法官 助理  郭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