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民终8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73年2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1，男，1955年2月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临泽县人，农民，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2，男，1981年7月15日，汉族，甘肃省临泽县人，个体工商户，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甘肃民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某2，男，197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原审被告：李某（刘某2之妻），女，197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汪某1、汪某2、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4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汪某1及汪某1、汪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原审被告李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刘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刘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初472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刘某1不承担民事责任。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合同关系及合同主体的基本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汪某1、汪某2与被告刘某1签订的《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临泽县公证处已对该合同进行公证，证明该合同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庭审中，被告刘某1认可下剩45000元的租赁费未付，被告刘某1的行为已违背公民的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被告刘某1抗辩所有的转让费都由被告刘某2支付，其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刘某1所签订，被告刘某1在《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签字捺印，系被告刘某1对原告与被告刘某1之间土地租赁关系进行确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刘某1应承担违约后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签订后，林场一直由被告刘某2、李某实际经营。2016年6月，为办理养殖产权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原告汪某1与被告李某补签《承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内容与《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基本一致，但协议书上，原告汪某1、被告李某所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3月28日。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刘某2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从2012年3月31日开始，被告刘某2陆续向原告汪某2、汪某1支付转让费555000元，下欠转让费45000元至今未付。”由此可见，上诉人刘某1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原审被告刘某2,得到被上诉人汪某1的认可,且被上诉人汪某1又与刘某2、李某补签了《承包协议书》。具体经营都是刘某2经营，虽然是2016年6月补签，落款时间是2012年3月28日，且该协议书内容与《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基本一致，林场一直由刘某2、李某实际经营。刘某2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从2012年3月31日开始，原审被告刘某2陆续向被上诉人汪某2、汪某1支付转让费555000元。这些事实说明本案涉及的合同主体已经发生变更，合同一方主体是被上诉人汪某1，另一方主体是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即《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因被上诉人汪某1与原审被告李某补签《承包协议书》而将合同主体进行了变更，因此合同相对方应当是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本案合同实际履行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7条、79条、84条规定，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合同主体因此发生变更，也即本案合同相对方已实际变更为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因此一审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刘某1应承担违约后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是错误的。本案的责任主体为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二、关于是否拖欠转让费的问题。按照合同约定，转让费为600000元，刘某2陆续向汪某2、汪某1支付转让费555000元，下欠45000元。首先从结算的角度而言确实刘某2、李某仍下欠45000元转让费，但是因合同约定的64.5亩耕地不能耕种,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所以违约赔偿的金额抵消了下欠的转让费。因此本案不存在拖欠转让费的事实。退一步而言是否拖欠转让费的问题也与上诉人刘某1无关，应当是被上诉人汪某1、汪某2与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之间争讼的问题。三、一审认定和判决由上诉人刘某1与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共同承担本案民事责任是错误的。如上所述，本案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而产生的纷争。《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因被上诉人汪某1与原审被告李某补签《承包协议书》而将合同主体进行了变更，因此合同相对方应当是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而不能既有上诉人刘某1，又有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从本案所涉合同演变过程看，不存在上诉人刘某1、被告刘某2、李某在一个合同中同时属于相对方的情形。因此没有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所以一审认定和判决由上诉人刘某1与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共同承担本案民事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刘某1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1.上诉人刘某1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了刘某2、李某,被上诉人汪某1、汪某2均认可；2.被上诉人汪某1、汪某2与刘某2、李某又签订了《承包协议书》；3.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主体是刘某2、李某，转让费也是刘某2、李某支付；4.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与被上诉人协商后对土地上的林木砍伐,改种枸杞树，上诉人均不知情；5.一审确定的案由不当，本案案由应当为合伙纠纷或者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根据被上诉人与刘某1签订的合同是合伙协议，按照土地承包协议书就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错误，没有基础的法律合同支持；6.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均是林地，没有耕地，64.5亩耕地是不真实的，两份合同中约定的耕地都是不存在的，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汪某1存在欺诈的行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补种、损失均不能成立。 汪某1、汪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辩称，1.合同一方是汪某1，另一方是刘某1，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01年签订合同，履行期为20年，合同中明确约定在合同履行期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转让，临泽县沙河镇化音村委会与原告汪某1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该两份合同都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合同签订后在履行过程中，2012年时，刘某2、李某与刘某1确实是合伙关系，但在2013年时，刘某2与刘某1签订了另一份合同，该合同是在原承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合同不能对抗汪某1的合同，直到2016年办理动物检疫证调查时才知道刘某1与刘某2所签订的合同，但实际合同主体没有发生变化，合同的权利义务也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上诉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刘某1承认其在2012年经营了一年，第二次开庭时李某陈述2013年种了两到三年，因此，64.5亩耕地是真实存在的；3.刘某1将土地转给刘某2的情况，汪某1、汪某2均不知情，签订协议仅仅只是为了办理动物检疫证，况且该份合同未经公证机关公证，没有任何法律效力；4.转让费确实是由刘某2陆续支付，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刘某1与刘某2签订的合同对本案汪某1不具有约束力；5.不存在刘某1与被上诉人协商将生态林挖毁的情况，是刘某1擅自挖毁生态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法律关系及合同主体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某辩称：2012年3月28日，化音村委会与刘某1、汪某1签订了合同，但实际签订合同的时候，我的丈夫刘某2和刘某1是要一起经营的，可当时刘某2的身份证没拿，就由刘某1签订了合同，但合同签订后，刘某1一直有事，没有参与，实际就是我和我丈夫在经营，签订的合同上是耕地，后来成了林地，我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但合同已经签订了，也就再没说什么，但是地也一直种不成，林业局也不让种，我们的损失也非常严重，汪某1说土地证和林权证可以过户，让我们贷款耕种，但至今为止，土地证和林权证也没给我们。我认为汪某1存在欺诈行为，林权证上面写的也是64.5亩林地，并不是耕地，但我们签订的合同上写的确实是耕地。我们厂投入了200多万，为了改种枸杞，还写了申请报告，但枸杞种的也不行，损失越来越多了。我们之间的经济往来一直都是汪某1直接问我和我丈夫刘某2要钱，与刘某1没有关系。我认为一审判处的转让费我们不应该承担，我的损失一年是5万元，2012年-2018年已经6年了，损失已达30多万，所以转让费我们不应承担。 刘某2未到庭应诉，亦未答辩。 汪某1、汪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付原告土地及财产转让费45000元；2.要求被告承担延期付款利息1584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9028元；4.判令被告对已损失的退耕还林生态林进行限期补栽补种；5.本案涉诉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1年8月16日，临泽县沙河镇化音村委会（以下简称化音村委会）与原告汪某1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租赁化音村委会土地面积291.5亩的荒地种植经营，租赁期限为二十年，即200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土地面积291.5亩的荒地分三片，第一片：东至四社浇水沟10米处，西至三社田间道路（6米），南至宋国自新开荒地北埂留10米，北至四社宋国德耕种的新开荒地南水沟和路，丈量尺码，东西200米，南北215米。面积为64.5亩。第二片：东至原张居文渡水沟，西至九社浇水的渠南至村上规划的平行渠，北至小屯白寨喷井沟（化音与小屯的地界线）。丈量尺码，东西364米，南北416米，面积为227亩。第三片：南至磨沟沿，北至浦家渠南岸10米处，东至宋国立耕地的水沟，西至五社张建河打麦场东埂。丈量尺码，东西150米，南北100米。面积为22.5亩。原告在租赁期间，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在租赁期间向第三者转让或转包。同日，临泽县公证处出具了（2001）临公内字第238号公证书对该《土地租赁合同》进行了公证。 2004年5月24日，临泽县林业局为原告汪某1办理了面积257.3亩，主要树种是杨树、红柳，林种是生态林的林权证。2012年3月28日，化音村委会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被告刘某1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约定：“在甲方的许可下，乙、丙两方达成协议：一、联合承包经营的期限：自2012年3月28日至2021年12月31日；二：经营范围：乙、丙双方拟合作经营乙方所租赁的土地，养殖场及林带，其四址、范围及面积与甲、乙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一致；三、经营方式：……由丙方一次性出资陆拾万元购买使用……五、合同的履行：本合同的履行期限与甲、乙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一致，自2012年3月28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六、自三方签订本合同十日内，由丙方给乙方支付肆拾万元购买款（含承包费）剩余贰拾元于2013年12月3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不得拖欠，否则，乙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丙方负责损失。七、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丙方对承包地林带、养殖场前后约500棵杨树要精心管护，按时浇水，若出现丢失、损坏不浇水枯死等均由丙方负责赔偿。该林带每年的退耕还林仍由乙方领取……十一、合同的效力，本合同自三方签章并经公证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与甲、乙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丙方享有乙方在该土地所享有的所有权和义务。”原告汪某2、汪某1，被告刘某1在合同上签字捺印。2012年3月29日，临泽县公证处出具了（2012）临公证内字第1407号公证书对《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进行了公证。 2013年3月31日，被告刘某1（甲方）与被告刘某2、李某（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临泽县沙河镇化音村农场由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经营，该农场现价值140万元，甲乙双方各拥有70万元份额。二、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欠汪某2土地承担款20万元，再无其他债务、债权。三、甲方将自己拥有的70万元份额出让与乙方……四、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欠汪某2土地承包款贰拾万元整由受让方承担，与出让方再无关系。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该农场土地上所有的财物、附着物均归受让方所有。该农场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均由受让方享受、承担，与出让方再无任何关系……”协议签订后，林场一直由被告刘某2、李某实际经营。2016年6月，为办理养殖产权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原告汪某1与被告李某补签《承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内容与《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基本一致，但协议书上，原告汪某1、被告李某所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3月28日。 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刘某2与李某系夫妻，从2012年3月31日开始，被告刘某2陆续向原告汪某2、汪某1支付转让费555000元，下欠转让费45000元至今未支付。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1月4日，原告汪某1向临泽县林业局申请在257.3亩生态林改种枸杞树，经临泽县沙河镇人民政府、临泽县林业局、甘肃省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办公室、张掖市林业局系列文件，临泽县林业局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临林发（2015）60号文件批复，同意沙河镇农户汪某1树种由沙枣、红柳变更为枸杞。2016年4月7日、2018年11月23日因种植枸杞成活率低，无树、草荒严重，临泽县林业局多次向被告刘某2、原告汪某1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按照退耕还林工程设计的初始密度、林种、树种要求进行整改。通知发出后，原告汪某1、被告刘某2并未整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转让费及利息有无依据？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有无依据？3.原告要求被告对损坏的退耕还林进行补栽补种有无依据？4.被告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土地转让费及利息的问题。原告汪某1、汪某2与被告刘某1签订的《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临泽县公证处已对该合同进行公证，证明该合同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庭审中，被告刘某1认可下剩45000元的租赁费未付，被告刘某1的行为已违背公民在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被告刘某1抗辩所有的转让费都由被告刘某2支付，其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刘某1所签订，被告刘某1在《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签字捺印，系被告刘某1对原告与被告刘某1之间土地租赁关系进行确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刘某1应承担违约后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被告刘某1又抗辩称合同中约定的64.5亩耕地不能耕种，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被告李某在庭审中表述64.5亩土地耕种了两、三年，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刘某1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利息，原告主张从2014年1月1日至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8.8%计算四年的利息为15840元。庭审中，被告辩解称合同中并未利息的约定，且原告并未给被告办理林权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中仅约定原告协助被告办理林权证，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转让费，应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但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按年利率6%承担自逾期之日2014年1月11日起至起诉之日2018年5月18日止，期间为4年137天的利息11813.42元（45000元×6%×4年＋45000元×6%÷365天×137天）。 关于赔偿损失，原告诉称被告刘某2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私自挖毁257.3亩生态林，从2015年开始种植的枸杞树成活率也不高。因后面生态林验收不合格，导致林业部门从2009开始暂扣原告补助款，现主张从2009年开始计算，被告应赔偿原告79028元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向临泽县林业局调查了解，该项补助款并未实际扣除，只是暂时扣发。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汪某1退耕还林树种变更资料情况中亦可证明补助款仅是暂扣，故原告的补助款只是暂时没有实现，而非根本不能实现。经被告对生态林补栽补种，有关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原告的补助款可以实现，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退耕还林补栽补种的诉讼请求。庭审中，被告李某表示愿意补栽补种，对于原告的此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考虑到租赁土地面积较大，应当给予被告合理的时间进行补栽补种，恢复土地。按照临泽县林业局《关于汪某1等退耕地还林变更作业设计的批复》确定汪某12003年度化音村1-1班的树种由沙枣、红柳变更为枸杞，沙河镇2003年度化音村1-1小班，面积257.3亩。变更后栽植树种为枸杞，株行距1.5米×3米，每亩栽植148株的文件内容。故涉案257.3亩生态林只能补栽补种枸杞树，且栽植枸杞树标准为株行距1.5米×3米，每亩栽植148株。如果被告在一审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未补栽补种，恢复土地，当认定被告拒绝补栽补种，恢复土地。为避免土地荒芜，造成更大的损失，原告应对毁损的生态林进行补栽补种，恢复原状，原告因补栽补种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对原告进行赔偿。关于赔偿的具体数额，根据张掖市金润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张金润评字（2019）33号评估报告书中载明的257.3亩生态林整地费用350元/亩；257.3亩生态林进行补栽、补种及管理费用为150元/亩；若补栽、补种枸杞树，每株2.5元……的价格评估结论，赔偿损失计算为223851元（257.3亩×350元/亩＋257.3亩×150元/亩＋257.3亩×2.5元/株×148株）。 关于被告如何承担责任。被告刘某1辩称与被告刘某2、李某签订《协议书》，涉案林场全部经营由被告刘某2、李某负责，自己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某1与原告签订经公证后的《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其是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按照合同约定维护涉案林场。被告刘某1与被告刘某2、李某签订的《协议书》只是被告之间的内部行为，仅在被告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外不能对抗原告。现涉案林场已经毁损，被告刘某1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理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被告刘某1的辩称不予采纳。本案中，已向原告支付的租赁费全部由被告刘某2、李某交纳，被告刘某2、李某亦认可下欠的租赁费数额，被告李某在庭审中也认可其为办理农场养殖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2016年6月与原告补签《承包协议书》，故涉案林场由被告刘某2、李某实际经营，且庭审中被告李某亦陈述愿意去补栽补种。故一审法院综合认定，被告刘某2、李某应当与被告刘某1共同承担责任。 被告刘某2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答辩，亦未提交任何证据，应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一、被告刘某1、刘某2、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汪某1、汪某2土地转让费45000元，承担利息11813.42元，合计56813.42元；二、被告刘某1、刘某2、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在位于张掖市××县滩小班号1-1土地（面积257.3亩）上补栽补种枸杞树（种植标准：株行距1.5米×3米，每亩种植148株）；如不能按期完成，由原告汪某1、汪某2按照上述标准补栽补种，由被告刘某1、刘某2支付原告汪某1、汪如峰补栽补种费用223851元；三、驳回原告汪某1、汪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7元，原告汪某1、汪某2负担1851元，被告刘某1、刘某2、李某负担1246元。原告已交纳的，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一审法院不再向原告退还案件受理费。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定性是否准确？2.一审判决对转让费的认定及判决是否正确？3.刘某1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本案定性的问题。临泽县沙河镇化音村委会作为甲方，汪某1、汪某2作为乙方，刘某1作为丙方签订的《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虽然名称为“合作联合承包经营”，但从合同内容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实际是刘某1向汪某1、汪某2出资60万元，将汪某1从临泽县沙河镇化音村委会租赁的土地转租给刘某1经营。汪某1、汪某2再不参与该土地的经营活动。刘某1向汪某1、汪某2支付的该60万元，包括汪某1、汪某2投资修建的住宅、养殖场、机井低灌设备等的费用和租赁费。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正确。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合伙纠纷或承包合同纠纷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某1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其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刘某2,得到被上诉人汪某1的认可,且被上诉人汪某1又与刘某2、李某补签了《承包协议书》。具体经营都是被告刘某2经营，虽然是2016年6月补签，落款时间是2012年3月28日，且该协议书内容与《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基本一致，林场一直由被告刘某2、李某实际经营。从2012年3月31日开始，被告刘某2陆续向被上诉人汪某2、汪某1支付转让费555000元。这些事实说明本案涉及的合同主体已经发生变更，合同相对方应当是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临泽县沙河镇化音村委会作为甲方，汪某1、汪某2作为乙方，刘某1作为丙方于2012年3月28日签订《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刘某1与刘某2、李某于2013年3月31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临泽县沙河镇化音农场由甲、乙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经甲、乙双方结算，该农场现价值140万元，甲、乙双方各拥有70万元份额。刘某1将涉案土地转让给了刘某2、李某，由刘某2、李某支付刘某1相关费用。以上事实说明刘某1就是2012年3月28日签订《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的同意。”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必须经对方同意，因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在转让合同债权的同时也有债务的转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必须经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陈述，在2016年刘某2、李某找他时，才见到刘某1与刘某2签订的协议书，一直不知道刘某1将土地转租给了刘某2、李某。而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又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刘某2、李某征得了被上诉人的同意。刘某1与刘某2、李某签订的协议书对被上诉人没有约束力。虽然2016年6月汪某1与李某签署了一份《承包协议书》，落款时间是2012年3月28日，但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签订该协议书是为了办理养殖产权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证件，其目的并非为了变更合同主体。且汪某1与李某签订的该《承包协议书》约定，本合同双方签章并经公证之日起生效。《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双方签章并经公证之日起生效的约定属于约定的附生效条件，该条件并未成就，该承包协议书并未生效。故上诉人认为合同权利义务已经被上诉人同意后概括转让给刘某2、李某，其已不是合同主体，不应承包民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判决对转让费的认定及判决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的64.5亩耕地不能耕种，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所以违约赔偿的金额抵消了下欠的转让费，因此不存在拖欠转让费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临泽县沙河镇化音村委会作为甲方，汪某1、汪某2作为乙方，刘某1作为丙方签订的《合作联合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经临泽县公证处公证，该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的64.5亩耕地不能耕种，又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或变更该合同。其次，李某在庭审中认可该64.5亩耕地耕种了两、三年。再次，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违约赔偿金用于抵消下欠的转让费，但并未提起反诉。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转让费的数额并据此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7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建银 审判员  岳小芸 审判员  任斌文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远远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