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9）吉2401行初126号原告张立安，男，1970年9月2日出生，汉族，延吉市正泰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经营者，住延吉市。委托代理人张立明（系张立安的哥哥），男，196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延吉市正泰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住延吉市。被告延吉市公安局，住所地：延吉市长白西路**。法定代表人崔昌铉，局长。委托代理人邢庆春，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原告张立安诉被告延吉市公安局撤销行政处罚并要求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立安及委托代理人张立明、被告延吉市房产局的委托代理人邢庆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立安诉称，2019年5月31日，张立安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递交控诉书,行为举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在北京期间也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2019年6月25日，张立安回到延吉即被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行政拘留9天（6月25日至7月3日)。张立安认为延吉市公安局的行政行为违法，故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延公（北）行罚决字﹝2019﹞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延吉市公安局在可影响范围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3.判令延吉市公安局支付侵害人身自由的误工费2843.46元（315.94元/天×9天）、精神抚慰金5000元。被告延吉市房产局辩称，一、公安机关对张立安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2019年6月25日，公安机关发现张立安多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越级登记信访，扰乱国家信访局工作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受理案件，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决定拟给予张立安行政处罚前，根据法定程序向张立安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张立安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注明“我提出书面形式的陈述和申辩，”办案人询问其如何提出书面形式的陈述和申辩，张立安表示行政处罚期满后向人民法院提起书面形式的诉讼，没有当场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公安机关在充分听取张立安的陈述及申辩后，依法作出延公（北）行罚决字﹝2019﹞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二、公安机关对张立安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公安机关查明张立安对其父亲与延边医院之间的医疗事故赔偿判决及张立安与杨秀华之间的房屋纠纷判决不服，于2018年9月5日越级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2019年3月7日，公安机关对张立安进行书面训诫，告知其非法信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18日，张立安又先后五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登记信访。根据延吉市信访局提供的国家信访局信访登记表显示，国家信访局对张立安的信访事项处理结果均为不予受理。张立安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信访局的正常工作秩序。上述事实有张立安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训诫书、国家信访局信访登记表等证据予以证实。因张立安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延吉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其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三、公安机关对张立安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适当，不存在违法性，故张立安要求公安机关削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侵犯人身自由的误工费、精神抚慰金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延吉市公安局不承担赔偿责任。四、根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故延吉市公安局对张立安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张立安多次进京到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信访属于以向当地党委、政府施压、制造影响为目的，越级进京到中央国家机关信访接待窗口重复或恶意登记，已经严重扰乱了国家信访局的正常工作秩序，请求依法判令驳回张立安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张立安分别于2012年6月28日、2014年6月6日、2019年1月28日，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组登记信访。其中，2019年1月2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的处理意见是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接待处理。2018年9月25日，张立安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国家信访局对张立安的信访事项处理结果是不予受理。2019年3月7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对张立安进行训诫，告知其非正常信访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张立安在训诫书上签字确认。此后，张立安分别于2019年5月30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3日、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18日五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国家信访局对张立安的信访事项处理结果均为不予受理。2019年6月25日14时46分至15时22分，延吉市公安局对张立安进行询问，张立案陈述：其因对与杨秀华之间的房屋纠纷判决和其父亲与延边医院之间的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判决不服，于2018年8、9月份到延吉市信访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信访局、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登记信访各一次；于2019年5月25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五次，但未收到国家信访局的任何答复。2019年6月25日，延吉市公安局申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至24小时。同日22时35分，延吉市公安局向张立安进行处罚前告知，张立安虽表示提出书面形式的陈述和申辩，但并未提出陈述和申辩。2019年6月25日，延吉市公安局以张立安五次越级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上访，严重扰乱国家信访局的工作秩序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向张立安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延公（北）行罚决字﹝2019﹞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受案登记表、张立安询问笔录、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训诫书、国家信访局信访登记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情况说明、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延公（北）执通字【2019】489号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延拘解字【2019-589】号解除拘留证明书、2012年6月28日、2014年6月6日、2019年1月2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组受理来访事项登记表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张立安的居住地为延吉市，延吉市公安局依法对张立安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故张立安提出此案应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不应由延吉市公安局管辖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信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并遵守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本案中，张立安的信访原因是对法院判决不服，根据其提供的2019年1月28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京来访接谈组登记信访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对其涉诉信访申请予以受理并转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接待和处理。在此情况下，张立安应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但张立安却在延吉市公安局向其送达非正常上访训诫书，告知其非正常上访是违法行为之后，于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18日期间，五次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因张立安于2018年9月25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时，国家信访局已对其信访事项作出不予受理的处理结果，故张立安系在明知其信访请求不属于国家信访局受理范围的情况下，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越级到国家信访局重复或恶意登记，严重扰乱了国家信访局的正常工作秩序，违反了《信访条例》第二十条第六项规定。延吉市公安局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前，已向张立安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张立安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且张立安未提供被诉行政处罚行为须经听证程序的法律依据，故延吉市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延公（北）行罚决字﹝2019﹞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立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无不当。张立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立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张立安已全部预交），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张立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艳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