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59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镇长寿路8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45319729Y。负责人：彭志刚，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阳，重庆盛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阁，男，汉族，生于1982年9月1日，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重庆展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竹娟，重庆展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璧城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璧渝路28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736596548M。法定代表人：王祥川，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炜，男，汉族，生于1982年3月1日，住重庆市璧山区，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义刚，男，汉族，生于1976年7月7日，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育才路5号3-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577164050P。法定代表人：张智富，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梓祥，男，汉族，生于1956年12月18日，住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北路198号附2号附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903795924K。负责人：许大军，系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燕，女，汉族，1986年8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兴华，男，汉族，生于1968年6月28日，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健，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伟，男，汉族，生于1965年10月11日，住重庆市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斌，男，汉族，生于1972年11月7日，住重庆市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长福，男，汉族，生于1969年4月8日，住重庆市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英，男，汉族，生于1972年9月27日，住重庆市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东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园鸳鸯街道白鹤小区5号楼2-5-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748881037。法定代表人：张智富，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梓祥，男，汉族，生于1956年12月18日，住重庆市大渡口区。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阁、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璧城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璧城客运公司）、杨义刚、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骏运物流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郭兴华、李成伟、张斌、王长福、袁英、重庆东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能运输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7）渝0120民初5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阳、被上诉人陈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周竹娟、被上诉人璧城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炜、被上诉人骏运物流公司及被上诉人东能运输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梓祥、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燕、被上诉人郭兴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健到庭参加了审理，其他被上诉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洋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即比一审判决少赔偿424030.9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挂车的改装应视为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常所说的挂车是相对于牵引车而言的，牵引车指本身具备动力驱动装置能够牵引挂车运行的车头，后面没有牵引驱动能力的车叫挂车，牵引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挂车的改装(加装、加长等)必然导致牵引车行驶过程中危险程度的增加。一审法院既认定挂车超长、超宽等改装及套牌的情形与牵引车无关，却又认定牵引车与挂车应视为一体，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牵引车驾驶员王长福在本次事故中起主导作用，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全部原因就是驾驶牵引车牵引套牌的超长、超宽且车辆外摆值明显超过国家技术标准的半挂车，在右转弯过程中，半挂车车辆尾部向左外摆，瞬间侵占左侧车道通行空间达1.5米，妨碍车辆通行，最终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本案牵引车与三者车辆没有发生任何接触，一审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法律原则，本案牵引车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理应对挂车具有约束力。另挂车改装是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也是王长福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全部原因。如若挂车不存在超长超宽且车辆外摆值明显超过国家技术标准等改装情形，本次交通事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涉案挂车的改装应视为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2、因违法改装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上诉人，故上诉人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情形，保险公司只需对该条款进行提示，无需对该条款作出明确说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五条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中，涉案挂车违法改装应视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只需对相应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上诉人提供了有投保人签字的投保单，且商业三者险条款对免责条款部分进行了加黑加粗处理，应当认定上诉人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法定提示义务，故上诉人根据条款约定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根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本案中，涉案挂车违法改装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且改装持续时间较长，其涉案挂车与牵引车长期持续一起使用，应视为一体，本案挂车改装应认定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故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陈阁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且对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已经作出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不再赘述，请求维持原判。璧城客运公司辩称：1、涉案车辆的牵引车在上诉人公司投保，虽然挂车未投保，但牵引车和挂车应视为一体，故上诉人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涉案车辆实际经营者所购买的是二手车辆，购买时挂车超长、超宽就已实际存在，并非购买后违法改装。上诉人在接受投保时就应当对其被保险车辆状况进行全面了解，涉案车辆在车管所通过了年审检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七）项第二款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3、涉案车辆在上诉人保险公司投保后，投保人并未对车辆进行改装，投保时的车辆挂车与发生交通事故时车辆挂车的长宽高是一致的，所以不存在通知上诉人之说。另，投保人虽在投保单上签了字，但未在商业三者险条款上签字，保险人未将商业三者险条款交给投保人，据此不能认定保险人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法定提示义务。因此，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骏运物流公司、东能运输公司共同辩称，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并未超高、超长，牵引车和挂车是一个整体，当时挂车是空车，故上述情况不符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约定。因此，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平安保险公司为客车提供的是承运人责任险合同，而本案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维持一审对本公司的判决。郭兴华辩称：1、本案保险标的是牵引车，没有增加危险程度，保险公司应在其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而交通事故中，牵引车与挂车应视为一体，发生交通事故应视为共同侵权，保险合同中并未明确牵引车拖挂的挂车未投保的情况下不予赔偿，故上诉人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法律根据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牵引车方和挂车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的本质仍然是追尾事故，挂车虽然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但驾驶员主观上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故意，事故发生与牵引车本身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2、保险标的的牵引车不存在违法情况，挂靠于东能运输公司，由该公司向上诉人投保，该公司与上诉人长期合作，上诉人知晓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有固定的业务员负责签订保险合同，业务员均有详细询问，投保人也履行了告知义务，投保人并不存在故意不告知危险程度的情形，保险公司经审核后承保，不能构成保险标的危险显著增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第二款“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涉案机动车机动性能良好，年检合格，无保险责任免除的情形。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二款“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涉案车辆投保时，保险人没有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也没有附上格式条款，商业三者险对免责部分进行加黑加粗处理，不能就此认定上诉人履行了法定的提示义务。免责条款还需要保险人进行解释说明，并非仅仅记载就认定已经对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该条款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因此，保险人不能免责，一审判决正确。陈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璧城客运公司、杨义刚、骏运物流公司连带赔偿陈阁因交通事故致陈廷富死亡的死亡赔偿金579,474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1,000元，以上合计680,474元；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由璧城客运公司、杨义刚、骏运物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3日16时05分许，王长福驾驶牌照为贵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车牌号为渝Ｂ×××××的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由龙兴绕城高速出口方向往龙兴镇方向行驶至临龙路与白桥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在右转弯的过程中半挂车左后尾部与由张斌驾驶的渝Ａ×××××号大型普通客车的车身右侧由前至后擦刮，造成两车受损，渝Ａ×××××号大型普通客车上的乘坐人陈廷福、柯于清、罗世和受伤，谢全富当场死亡，后陈廷福经三博长安医院抢救无效于2017年3月14日1时20分许死亡的交通事故。2017年5月27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渝（渝北）公交认字〔2017〕第0003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中载明王长福的过错行为有：“1、驾驶贵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悬挂渝Ｂ×××××号半挂车未经登记，套用机动车号牌、行驶证，且车架号与车管所记录不符；2、悬挂渝Ｂ×××××号半挂车外廓尺寸超长、超宽，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车辆总长33.4米、宽3米）；3、驾驶贵Ａ×××××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的悬挂渝Ｂ×××××号半挂车的外摆值明显超过国家安全技术标准；4、驾驶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车辆上道路行驶，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在转弯时妨碍相关车道的车辆通行”。张斌的过错行为有：“驾驶渝Ａ×××××号大型普通客车超过限速规定行驶；主观上有借左转弯车道行驶准备进入路口直行的故意，未确保文明驾驶”。并认定王长福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当事人陈廷福等不承担事故责任。另查明，郭兴华于2018年4月2日在接受渝北区公安局龙兴派出所询问时，称其清楚渝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改装加长车身上道路行驶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在被问及为何知道是违法行为还要安排王长福驾车上路时称，因为市面上运输商品车的运输车大部分要经过改装，否则就拉不到几辆车。我花钱买了这车，为了能将花出去的钱找回来，即使冒着上路被处罚的风险也只能这样经营。对于套牌的事，称从袁英处购买时，其就挂的这个号牌，同时袁英还给了他一个渝Ｂ×××××的行驶证。王长福在2017年3月24日接受渝北分局交巡警支队龙兴大队询问时，在被问及事发时驾驶的车辆在向右转弯时的摆幅值时称在2米左右，在向右转弯时需要占用左侧和右侧的车道；在被问及既然清楚摆幅值，而且清楚转弯时需要占道，为何不叫副驾驶下车观察时称，因为当天其驾驶的车辆速度慢，光线比较好，那个路口比较大，能够直接右转过去，所以没有叫其观察。事故发生后，陈廷福被送到重庆三博长安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花去医疗费31,424.98元，由璧城客运公司垫付。2017年3月15日，陈阁与郭兴华、李成伟达成了“陈廷福尸体火化协议”：一、渝Ａ×××××的大型普通客车车方和贵Ａ×××××（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车方赔偿陈廷福丧葬费80,000元。陈廷福家属方收到丧葬费80,000元后，应当在七日内对陈廷福尸体进行火化。二、此款为渝Ａ×××××的大型普通客车车方和贵Ａ×××××（渝Ｂ×××××）重型半挂牵引车车方共同支付给陈廷福的丧葬费，超出国家标准部分为上述二车车方自愿捐赠给陈廷家属，在今后的赔偿款中不予扣除。三、（略）。四、陈廷福的丧葬费，超出国家标准部分由二车车方在事故责任书下达后根据责任比例分别承担。协议达成后，李成伟、郭兴华各自将丧葬费40,000元支付给了陈阁。陈廷福生于1954年9月1日，其父母陈海荣、张祥碧分别于1991年、2007年死亡。其与叶在惠于2003年7月7日离婚。陈廷福与陈阁系父子关系。陈廷福生前系璧山区公安局退休干警，户口地址为璧山区璧泉所文风路37号5单元4-2号。贵Ａ×××××重型半挂牵引车为杨义刚所有，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并购买了不计免赔。袁英于2017年4月1日在接受渝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询问时，陈述2014年3月在位于璧山区大旺桥附近的随浪汽车有限公司办理了购车手续，其出资20万元首付按揭了案涉拖挂车；袁英称由柯昌禄到贵州提了车头（贵Ａ×××××），在贵州以杨义刚名义上完户后将车开回了璧山。后在四川都江堰提的拖挂（渝Ｂ×××××）；将车接过来后，袁英每月交15,000元的按揭款给文永强，后来因挂靠问题文永强通知其将按揭款交给骏运物流公司；因该挂车经过改装无法上户，就用贵Ａ×××××号牵引车将未改装的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渝Ｂ×××××拉到车管所上检测线后，取得了渝Ｂ×××××号车行驶证，骏运物流公司将行驶证交给袁英，贵Ａ×××××重型半挂牵引车、渝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开始由袁英经营。2015年5月左右，骏运物流公司电话通知袁英该车该年审了，其就叫张勇将该车行驶证等交给骏运物流公司，牵引车审下来了，挂车未审下来。2016年3月左右袁英认为生意不好，加之挂车没有年审，袁英就停运了上述拖挂车。2016年9月28日，以袁英为甲方，郭兴华为乙方，双方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二份，其协议内容为：“今有骏运物流公司车牌号：贵Ａ×××××/渝Ｂ×××××，由甲方卖给乙方，自9月28日12时之前该车发生所有的（交警、运管等）违法、违章行为、事故及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承担；自2016年9月28日12时之后发生所有的事故、违章违法行为及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承担”；同日，以骏运物流公司为甲方，以郭兴华为乙方，双方签订《营运车辆挂靠服务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挂靠车辆基本情况：车型GJC9401CCY发动机号无车架号LA99C3348D0GZJ911车牌号渝Ｂ×××××；其中第六条约定：乙方车辆不能参与与道路营运证许可经外的运输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否则，导致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改型、改色、改号、广告必须征得甲方和车辆管理部门的书面同意，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其余略。同日，郭兴华向东能运输公司交纳了营运证年审费、保证金等，同时交纳了袁英拖欠的GPS设备费、管理费，并称该公司从中收取相关费用，有运行利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上述车辆的转卖过程，郭兴华在2018年4月2日接受渝北区公安局龙兴派出所询问时称，牵引车、挂车以前为袁英所有，其于2016年9月28日在其手上买的二手车，两个车总价18万元，其与袁英签订了买卖合同，同时与骏运物流公司重新签订了挂靠经营合同。袁英在2017年4月1日接受重庆市渝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办公室询问时称，2016年10月左右，其与郭兴华达成口头转卖协议，然后其与郭兴华一起到骏运物流公司办理的内部转卖手续，因公司说车辆无法过户，只能通过内转，由公司与郭兴华签订新的挂靠合同，郭兴华就直接将购车款18万元交付给我。卖车的时候挂车年审没下来，郭兴华知道这个情况。郭兴华在办完以上手续后，因渝Ｂ×××××在2016年10月前未年审，郭兴华称花钱通过“羊儿客”在内蒙古办理了渝Ｂ×××××的2016年年审手续。在2018年6月11日的庭审中，郭兴华还出示了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收取保证金通知书，以证明王长福已被取保候审，不应支付精神抚慰金。陈阁质证后称：取保候审只是一种强制措施，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应由法院判决，王长福等应支付精神抚慰金。太平洋保险公司出示了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证明根据保险条款二十四条、二十五条的规定该公司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责任。还出示了投保单一份，证明该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及说明义务，依照相关规定，应当认定我公司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郭兴华质证后认为，对投保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而本次事故属于尾随追尾，涉案车辆是否改装，不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同时查明，璧城客运公司称本次交通事故中的另一死者谢全福已经以客运合同将其起诉，罗世和为十级伤残，柯于清产生治疗费近二十万元。在2018年9月3日的庭审中，郭兴华陈述渝Ｂ×××××2016年9月28日之前也挂靠在骏运物流公司，并由东能运输公司收取管理费。骏运物流公司称与东能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智富。二公司是单独核算的，并称该公司只收取了渝Ｂ×××××的管理费。骏运物流公司称渝Ｂ×××××被套牌的情况未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王长福在被问及对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不服有何根据时称：张斌驾驶的客车没有遵守交通规则，速度过快，客车不应走左转这根道。一审法院认为，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公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长福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当事人陈廷福等不承担事故责任。虽王长福等对责任认定有异议，因在本案事故认定书中对张斌的过错认定中已考虑了其超速行驶、主观上有借左转弯车道行驶准备进入路口直行的故意的相关因素；而王长福驾驶的贵Ａ×××××牵引渝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超长、超宽，外摆值明显超过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拖挂车又占用了左侧和右侧的车道，加之又未叫副驾驶下车观察等系列过错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故对事故责任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因事故车辆均为机动车，故以王长福承担70%的事故责任，张斌承担30%的事故责任为宜。虽张斌为事故客车驾驶员，但由李成伟聘请，故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李成伟与璧城客运公司签订了客车经济责任考核书，故李成伟、璧城客运公司应共同承担渝Ａ×××××号大型普通客车的赔偿责任。对于贵Ａ×××××号牵引车、渝Ｂ×××××，贵Ａ×××××号牵引车所有人虽为杨义刚，但未参与该车经营，故不应承担责任；因王长福由郭兴华聘请，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对于袁英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因其与郭兴华签订的买卖协议约定2016年9月28日后的事故责任由郭兴华承担，郭兴华对于渝Ｂ×××××超长、超宽等情况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应是明知的，故郭兴华要求袁英承担责任理由不足，袁英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郭兴华作为事故车辆的实际经营者，应承担贵Ａ×××××号牵引车/渝Ｂ×××××的赔偿责任；对于骏运物流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虽袁英在委托他人上户时以本案牵引车牵引其他挂车上检测线的方式取得了号牌，但其主观目的是为挂靠在骏运物流公司处，而袁英、郭兴华在2016年9月28日前后也确实与骏运物流公司签订过挂靠合同，渝Ｂ×××××行驶证由该公司通过袁英交给了郭兴华，且在事故发生前骏运物流公司未向相关部门举报、反映，故也应与郭兴华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东能运输公司，因其收取了渝Ｂ×××××车的管理费等费用，存在运行利益，故应与郭兴华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次交通事故应纳入赔偿范围的项目有：一、医疗费：31,424.98元；对于医疗费及第二项的丧葬费，虽陈阁未主张，但郭兴华等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故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二、丧葬费：70,889元/年÷2=35,444.5元；三、死亡赔偿金：因死者陈廷福生前系璧山区公安局退休干警，加之其户口住址为璧山区文风路37号5单元4-2号，故本院认为以按城镇标准计算为宜，其金额为：32，193元/年×18年=579，474元；四、交通费：陈阁未提供相关证据，法院酌情主张900元；五、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死者陈廷福在事故中不承担责任，故法院酌情主张40,000元。综上，陈阁在此次事故中遭受的损失合计687，243.48元。依照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先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然后由张斌与王长福按责任比例分担，因张斌、王长福均由他人聘请，故其赔偿责任应由李成华、郭兴华等承担。关于太平洋保险公司是否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因本案系贵Ａ×××××号牵引车在该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牵引车又无超长、超宽及套牌的情形存在，保险合同又未明确在本案情形下不予赔偿；本案交通事故造成了两死两伤的严重后果，一审法院对渝Ｂ×××××超长、超宽及套牌等虽也认为不妥，但牵引车与挂车应视为一体，故认为以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较为妥当。因死者陈廷福无财产损失，仅产生了医疗费，考虑到本次交通事故还造成了另外的一死二伤，应为另外死伤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预留相应份额。以上费用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60,000元【医疗费中的5,000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死亡赔偿金中15,000元】，扣除交强险赔偿限额60,000元后，余额为627,243.48元，按照责任比例，应由李成伟等承担：188,173.04元，由郭兴华等承担：439,070.44元。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435,370.94元【（医疗费31,424.98元-5,000元）×80%＋死亡赔偿金中的564,474元＋丧葬费35,444.5元＋交通费900元】×70%。扣除商业三者险后，郭兴华等还应承担3,699.5元。由于郭兴华、李成伟均给付了陈阁40,000元丧葬费，而按现有标准丧葬费为35,444.5元，按事故责任比例，可认定李成伟实际给付了其中的10,633.35元，郭兴华给付了24,811.15元，其余由双方按火化协议处理。因璧城客运公司方还垫付了医疗费31,424.98元，故实际垫付金额为42,058.33元。李成伟等应实际给付陈阁的金额为：188,173.04元-42,058.33元=146,114.71元。因郭兴华方垫付了丧葬费中的24,811.15元，故多支付的金额为：24,811.15元-3,699.5元=21,111.65元，考虑到本次事故还有另外的死、伤者，故以保险公司将以上21,111.65元支付另外的死、伤者为宜。故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实际支付给陈阁的金额为：435,370.94元-21,111.65元=414,259.29元。关于对于死者陈廷福的损失是否应在渝Ａ×××××大型普通客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承运人责任险中处理的问题，由于平安保险公司不同意在本案中处理，本案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是否应赔偿、如何赔偿系保险合同纠纷，有关权利人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支付原告陈阁因交通事故致陈廷福死亡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6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陈阁因交通事故致陈廷福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等414,259.29元；合计474,259.29元。二、被告李成伟、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璧城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阁因交通事故致陈廷福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交通费，医疗费等共计146,114.71元；三、驳回原告陈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55元，由被告李成伟、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璧城客运有限公司承担1,127元，被告郭兴华、重庆东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担2,628元（限上述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交纳）。二审中，郭兴华举示了涉案牵引车在2015、2016年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单，拟证明该公司应当知晓牵引车的危险程度等情况。太平洋保险公司质证后认为，其对牵引车挂的挂车有改装、加装等情形均不清楚，保单后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处理，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是贵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承保保险公司，该车牵引车牌号为渝Ｂ×××××的重型仓栅式挂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王长福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虽然本次事故系挂车左后尾部与渝Ａ×××××号大型普通客车的车身右侧由前至后擦刮，造成事故的发生，但因挂车是由牵引车牵引在道路上行驶，牵引车是挂车的驱动车辆，本案事故发生时，牵引车与挂车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行，且在运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牵引车,挂车发生碰撞仅是事故发生的后果。因此，牵引车的牵引行为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太平洋保险公司应为本次交通事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太平洋保险公司对涉案车辆的本次事故在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是否免赔的问题。太平洋保险公司上诉称其应当免赔，理由是，本案挂车存在超长、超宽、车辆外摆值明显超过国家技术标准等改装情形，使得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投保人未告之保险人，故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免赔。而被上诉人陈阁、璧城客运公司、骏运物流公司、郭兴华等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免赔，理由是，本案牵引车在投保时牵引的挂车与发生交通事故时的挂车相同，车辆经营者未在保险期间对挂车进行改装，保险公司未告之投保前经改装的挂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且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司法解释也规定，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应当预见，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涉案车辆多年在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保，保险人知晓投保标的车辆情况。对此，本院认为，确定本案挂车在牵引车投保后至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经过改装显著增加了危险程度和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法定提示和说明义务即是本案争议焦点。因双方举示的保险单确定的保险标的车辆是贵Ａ×××××号牵引车，没有证据显示投保时挂车的信息，故双方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的危险程度是否显示增加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而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是专业办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提供了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结合郭兴华在二审中提交的牵引车在事故前多年在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的证据，应当对争议条款作出不利于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理解，即不能确定挂车在牵引车投保后至交通事故发生时进行了改装使保险标的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至于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承保时无需确定挂车情况，这与保险条款有关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时需确定保险标的车辆是否因其他原因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规定相悖，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中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规定相悖。通过上述分析，保险人在对牵引车进行承保时，应当与投保人确定挂车的信息或可挂车辆的范围，由此才可判断交通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车辆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投保人是否将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况告之了保险人，保险人是否适用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本案中，不能确定挂车在牵引车投保后至交通事故发生时进行了违法改装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不能免除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同时，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说明了挂车在牵引车投保时存在违法改装情形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免责。综上，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公司要求免除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长寿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泽审 判 员  师玉婷审 判 员  闫信良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江满意书 记 员  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