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02民初2038号原告：潘某1，男，1983年1月4日生，汉族，原籍山西省沁水县，现户籍在山西省泽州县,现住泽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山西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2，男，1956年12月29日生，汉族，山西省沁水县人，现住沁水县，系原告的父亲。被告：晋城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法定代表人：翟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某，女，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泰和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某，女，1967年3月2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现住泽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某，泽州县开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潘某1诉被告晋城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被告常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潘某2，被告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某、杨某，被告常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某某公司返还原告14万元房款及利息并赔偿损失，被告常某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期间，原告提出，其上述请求的“利息”指的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50%的罚息，时间从2017年3月9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赔偿损失”指的是赔偿房款的一倍即14万元的损失，由某某公司予以赔偿；要求常某承担连带责任，指的是对14万元房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2日，原告与被告某某公司签订《商品房确认书》，原告购买商品房，面积108.06平方米，单价4500平方米。同日，原告分别向某某公司两笔交房款共计14万元，晋城某某公司出具了收据。之后，原告多次催促，某某公司违反《商品房确认书》第三条的约定拒不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9年2月，原告多方询问调查得知，被告常某曾代原告交房款10475元，某某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未将原告原来的收据收回，擅自将原告的收据变更为“2017年10月6日收潘某1、常某150475元房款”，并与常某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多次与某某公司交涉，无果。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系恶意串通，已侵犯了原告的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某某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潘某1原系被告常某女儿景某的丈夫。原告潘某1与某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签订《商品房确认书》，某某公司当日根据交款情况分二次给潘某1出具了14万元的收据。2017年10月26日，被告常某交款10475元并交回潘某1交款14万元的收据原件，于是某某公司重新向常某出具了150475元的收据。如果原告14万元的收据原件不交回，某某公司不会出具150475元的收据。2017年12月7日，常某至某某公司办理网签以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潘某1一同前来办理，并交回其《商品房确认书》原件。上述行为表明，潘某1对常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知情的、同意的。现潘某1因与常某发生财产争议，无端将某某公司卷入其中，是歪曲事实。被告常某辩称：驳回原告潘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潘某1原来是常某的上门女婿，2010年11月11日与常某的二女儿景某登记结婚，给常某顶儿子。潘某1与景某生有一儿一女。2017年间，常某家计划在城里购买一套商品房，看中了涉案房屋。2017年2月22日，常某让景某和潘某1去某某公司预交订金，景某刷卡先交了4万元，然后常某从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让景某与潘某1去预交订金，二次共交14万元，当时，家里没有协商登记到谁的名下，潘某1没有与家中协商擅自就登记到了自己名下，并领取了某某公司的《商品房确认书》。第二次交款时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此时，常某与潘某1协商，如果潘某1要买房就交了以后的房款，如果潘某1不出钱，就登记到常某和丈夫景某1的名下，潘某1当时表明自己不买。因此第二次去交款时，常某与景某、潘某1三人到某某公司交了10475元，连同前二次的14万元，共计150475元，潘某1同意登记到常某名下。以后又交了157000元。四次共交了307475元，房子登记到了常某和景某1的名下。随后景某1又向银行贷款19万元，全部交清了房款，潘某1一分钱没出。改名字时，潘某1同意，亲自到某某公司办理，如果潘某1不同意，某某公司是改不了名字的，14万元的条据也是无法收回去的。2017年12月与某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潘某1完全知道并同意，而且办理贷款时，潘某1还帮忙开具了假的收入证明。后来由于潘某1不务正业，景某于2018年2月7日和潘某1办了离婚手续。当时，常某并不知道其二人离婚。后来，常某知道了其二人离婚的事并从其二人的离婚协议中得知双方约定婚后共同财产轿车一辆归潘某1所有，除此之外，无其他财产。如果潘某1购房出了14万元，他怎会不说。原告现在起诉本案，纯属无理取闹。经审理查明：原告潘某1与被告常某的女儿景某于2010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潘某1为招女婿。2017年，潘某1、景某及常某家里准备在城里购房，看中了被告某某公司商品房。2017年2月22日，原告潘某1与被告某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确认书》，约定潘某1自愿选择某号商品房，面积108.06平方米，单价4500元/平方米；第二次交款时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潘某1在接到某某公司签约通知的次日起15日内到某某公司指定地点签订合同。2017年2月22日，在潘某1分两次分别交了4万元、10万元之后，某某公司给潘某1出具了14万元的收款收据。2017年10月26日，常某又向某某公司交款10475元，某某公司在收回原先开出的14万元收据后开具了150475元的收据，开在了潘某1和常某二人名下，当日，应交款人的要求，某某公司又将开在潘某1和常某名下的150475元收据收回，重新又开具了150475元的收据，开在了常某一个人名下。随后，常某与其丈夫景某1给某某公司交款157000元，某某公司在收回原来开具的150475元的收据后，又于2017年12月30日给景某1、常某出具了307475元的收据。其间，某某公司于2017年11月29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7年12月，某某公司与常某及其丈夫景某1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总价款为497475元。原先潘某1与被告某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确认书》被交回某某公司。2018年3月，景某1、常某在建行晋城分行办理了贷款手续签订了本金为19万元的《借款合同》。随后，某某公司于2018年6月给景某1出具了19万元的收据。另查明：2018年2月7日，潘某1与景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其中关于财产的内容约定：双方婚后共同财产中华车子归男方所有，除此之外，无其他财产。以上事实有原告潘某1提供的《商品房确认书》，某某公司给潘某1出具的4万元和14万元收据、给潘某1和常某出具的150475元的收据（均为复印件）；被告某某公司提供的《商品房确认书》，给潘某1出具的4万元和14万元的收据、给潘某1和常某出具的150475元的收据、给常某出具的150475元的收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及被告常某提供的某某公司给景某1和常某出具的307475元的收据、给景某1出具的19万元收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借款合同》，1潘某1与景某的离婚协议书以及原、被告的相应陈述予以证实。本案开庭审理时，首先，对于刚开始所交的14万元是谁出资，原告潘某1与被告常某有争议。对于其中的4万元，原告潘某1与被告常某均提供了刘某刷卡1万元、景某刷卡3万元的小票，潘某1提出朋友刘某的1万元当时是借款，由其本人随即归还；常某提出刘某的1万元确实是借款，但随后由景某归还，另外3万元是景某父亲发了工资以后，其将该工资给了景某存在了景某的卡上，该3万元不属于潘某1。对于另外的10万元，常某向本院申请调取了在信用社的四张存单即2016年2月17日存3万元、2017年1月20日存4万元、2017年1月25日存1万元、2017年2月6日存2万元的存单，旨在证明该款项由其本人出资，潘某1对此不予认可，提出系潘某1本人出资，当时潘某1家里就有10万元现金。其次，对于被告某某公司将涉案房子的收据由原告潘某1改到被告常某名下，原告1潘某1是否知情，当事人存有争议。对于被告某某公司以及被告常某是否要对原告承担责任，当事人存有争议。原告潘某1提出，其将自己手里的《商品房确认书》和14万元收据都给了景某，其对某某公司将涉案房子的收据改到常某名下的事并不知情，某某公司未按《商品房确认书》的要求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故现在需要给其退还14万元及利息，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某某公司将原本卖给原告的房屋又卖给了常某和景某1，故需要按房款的一倍即14万元赔偿原告损失。被告某某公司与被告常某均提出原告对于改名的事情均进行了参与。某某公司提出潘某1的14万元收据以及《商品房确认书》已由潘某1交回该公司，潘某1并参与网签以及合同签订，潘某1的诉请不能成立。常某提出，整个改名、网签、办理银行贷款以及签合同的过程，潘某1均有参与，潘某1的诉请不能成立。被告某某公司除提供查明事实已列举其提供的证据外，还提供了如下证据：一、2017年10月26日网签确认单“基本信息客户姓名”栏以及“客户签字”栏的“潘某1”均被划掉，仅留下“常某”。2017年12月7日网签确认单“基本信息客户姓名”栏的“景某、常某”被改为“景某1、常某”。“客户签字”栏为“景某、常某”。二、车某的证言：我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在某某公司工作。景某是我的初中同学。预售证快下来时，先要让客户确认交首付的数额、贷款数额以及房产证写谁的名字，确认这些信息需要以“网签确认单”的形式确认。涉案的网签确认单不是我办的，我具体负责的是按网签确认单给他们录入合同。涉案房屋的网签客户签名是常某和景某，我录入合同时写的买受人是常某和景某1，是因为潘某1与某、常某一起来售楼部问过我贷款手续的事即贷款写谁的名字、谁适合办理贷款的事，我给银行打电话核实，银行说写常某和景某的名字办理贷款会很麻烦，所以经过景某的同意就把景某的名字改成了景某1，决定写景某1、常某的名字时，潘某1、景某都在场。办理合同时，潘某1、景某、常某均在场。三、峰景公司代理人吉某与建设银行客户经理常前进的录音常某1陈述当时常某和景某1办理贷款时潘某1到过现场。被告常某除提供查明事实已列举其提供的证据外，还提供以下证据：一、晋城市某工贸有限公司2018年1月6日开具常某收入证明一份常某提出该证明里面的“手写”内容是潘某1所写，该证明系潘某1为了常某在银行办理贷款而出具的证明，潘某1对银行贷款的过程是知情的。二、潘某1签写的《劳动合同书》，旨在证明该里面有潘某1手写的内容，佐证以上证明一的手写内容是潘某1所写。三、景某的证言：一开始交的4万元是我母亲在我卡里存了3万元，另外向别人借款1万元，该1万元随后是我妈给了我1万元我还了别人。当天下午潘某1带我和我妈用我妈的存单取了10万元，我和潘某1交到了某某公司。我们把收据拿回去以后，我妈看的条上写的是潘某1的名字，说怎么写的是他的名字？潘某1说是因为他要把镇上的房子卖了后买房。但是后来潘某1也没有卖镇上的房子，我母亲因为是自己出的钱，潘某1也不拿钱，就不同意写潘某1的名字了。潘某1同意改名字。贷款的事情因为我妈不太懂，都是潘某1帮忙跑的，潘某1找他朋友给我妈出具了收入证明。第二次交10475元，改名字时，潘某1也去了，同意改名字。2017年10月26日交钱的事我清楚。我当时和潘某1上的夜班。潘某1说某某公司打电话了，叫了个车和我一起回来了，回来以后叫着我母亲一起去的某某公司。我妈拿了有1万多，刚开始开收据的时候看着是我母亲交了1万多，前面的收据是潘某1的名字，就写的潘某1和常某的两个人的名字。工作人员又拿了一张网签单，拿过来上面的名字就是潘某1的，就又加了我母亲的名字。当时问潘某1能不能拿钱了，不拿钱就把你的名字划了。潘某1说他没有钱，划了吧，工作人员就把潘某1的名字划了。潘某1的14万元收据以及《商品房确认书》都是潘某1和我还有我妈一起交回给某某公司的。2017年12月7日网签单上的“景某、常某”名字是我妈写的，当时潘某1在场。被告某某公司与被告常某对互相的证据均未提异议。针对被告某某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某某公司未通知原告进行过网签，原告从未进行过网签，对于网签的事及签合同的事均不知情；证据二，证人与当事人认识，有利害关系，不能采信；证据三，证人未到庭，且有被诱导的问题，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针对被告常某提供的以上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上面的字是我签的，但我不知道常某用此证明做什么用；证据二，无异议；证据三，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某某公司和被告常某提供的上述证据以及结合潘某1手里的收据和《商品房确认书》和收据均被交回给某某公司的事实，可以证明对于房子收据以及合同改名字和银行办理贷款的过程，原告潘某1均是参与并知情的。潘某1当时作为常某家的共同成员，不可能对以上过程不知情。1潘某1当时未提出异议，实际上是认可同意将收据改名，同意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写在常某和景某1名下。潘某1与常某对14万元出资款有争议，本院认为无论是谁出资，均不影响潘某1同意收据改名、合同改名的效力，且潘某1也未举证证明该14万元全系其个人出资。潘某1现提出要求某某公司退还14万元房款并支付利息，另赔偿损失14万元，没有合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潘某1在本案中要求常某承担连带退还的责任的请求也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0元，减半收取2750元，由原告潘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芳 二0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连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