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9民终13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1，男，汉族，1990年5月3日生，现住山西省晋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山西晋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男，汉族，1964年10月5日生，现住神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芦某，神池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刘某，女，汉族，1964年1月27日生，现住山西省晋中市。原审原告：郭某2，男，汉族，1987年2月14日生，现住天津市西青区。上诉人郭某1因与被上诉人赵某，原审原告刘某、郭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神池县人民法院（2018）晋0927民初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被上诉人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某1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神池县人民法院（2018）晋0927民初13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山西省神池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晋0927民初132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从上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合同双方签订的《转包煤矿合同书》中，合同标的物是煤厂储存的煤、煤厂的设备、车辆等资产，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探矿权及采矿权，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本着公平公正、化解矛盾、减少诉累的原则，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赵某辩称：1、上诉人混淆了“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概念，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上升到法律层面作出评价，关于一审判决的“探矿权及采矿权”是对本案法律适用的具体表现，而非事实认定，这是法院判决书必写内容。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在判决书中已叙明，即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一审判决是在查明转包的煤矿系“黑煤矿”，未经批准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当事人之间将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以转包的形式牟取不法利益的事实上引用具体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第四十二条条：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本案以转包的形式牟取不法利益是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严重侵害。《转包煤矿合同书》中指的煤，因是国家资源，当事人无所有权和处分权，用于私挖乱采的设备、车辆应当予以没收。据此认为，一审判决所叙明的有关“探矿权、采矿权”是法律评判，并非事实评判，上诉人混淆了基本概念。2、一审法院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第一、合同当事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第二、以转包的形式非法牟利；第三、非法开采成立了煤厂，并且投入了设备、车辆；第四、合同当事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害了国家利益。综上，因合同违法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郭某2、郭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赵某偿还刘某、郭某2、郭某1欠款16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赵某支付逾期欠款利息（利息的计算：以160000元为基数，从2008年1月1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的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标准计收利息），暂计12036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赵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万富，男，1959年11月18日生，山西省偏关县人，与刘某，女，1964年1月27日生，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锦纶南路**潇河湾小区**楼**，于1985年5月14日领取了结婚证，婚后生育长子郭某2及次子郭某1。郭万富于2006年8月21日因疾病死亡。另查明，郭万富于2006年4月1日与赵某签订了转包煤矿合同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议决定：乙方同意以壹拾玖万贰仟伍佰元人民币一次性买断甲方煤矿、煤厂、车辆以及所有煤矿财产。从协议之日起，由乙方全权经营，如出现任何问题甲方概不负责。原工人工资及债务由甲方所属股东负责还清，煤矿欠款（胡三换、王宝宝）由乙方负责，以后煤矿、煤厂一切大小事，甲方概不负责。日后原股东不得干涉乙方，空口无凭，特立此合同为证。付款方式：协议之日起乙方先付给甲方现金叁万元，五月底付给陆万贰仟伍佰元，剩余拾万元为生产正常，年底付清，如不能正常生产，07年底必须付清。（乙方必须给甲方写清借据），有甲方郭万富与乙方赵某的签字并有同中人郝锦、郭荣的签字。同时赵某给郭万富打下欠条，欠条内容：今欠到郭万富现金拾陆万整，有赵某的签字并捺有手印。同日郭万富与赵某又签订了另一份转让协议，协议内容：经甲乙双方共同协议：乙方愿转包甲方皮卡车一辆，在使用期间，乙方如出现任何问题，甲方概不负责。审车时乙方必须将户名过在乙方名下，空口无凭，特立此契约为证。有甲方郭万富与乙方赵某的签字并有同中人郝锦、郭荣的签字。此两份协议及欠条经赵某质证，均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又查明，郭某1于2018年9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对赵某提供的郭万富与赵某2006年5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申请笔迹鉴定。因刘某、郭某2、郭某1不同意协商鉴定机构，一审法院通过本院委托山西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落款“甲方：”处的签名笔迹“郭万富”与样本落款“甲方：”处的签名笔迹“郭万富”是同一人书写形成。郭某1于2019年6月18日再次提出对被告所提供协议书中笔迹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当庭驳回。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刘某、郭某2、郭某1与赵某之间签订了转包协议，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但《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两种情形：（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本案中，郭万富与赵某转让的是国家规定的探矿权及采矿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的探矿权及采矿权才受到国家保护，而本案中刘某、郭某2、郭某1并没有提供郭万富关于探矿及采矿的任何相关手续，即没有取得探矿权及采矿权的合法手续，故其与赵某签订的转包煤矿合同书违反了国家的禁止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郭某2、郭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6元，由原告刘某、郭某2、郭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探矿权、采矿权是当事人经依法批准取得的一种权利，实现该种权利须依附相应的物质设备和劳动。“经营”和“煤矿、煤厂等”即是行使和实现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一种方式。本案郭万富于2006年4月1日与赵某签订的转包煤矿合同书中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议决定：乙方同意以壹拾玖万贰仟伍佰元人民币一次性买断甲方煤矿、煤厂、车辆以及所有煤矿财产。从协议之日起，由乙方全权经营，如出现任何问题甲方概不负责。……。”，由此可知被上诉人赵某一次性买断了涉案煤矿的所有财产，并全权经营，且该合同中约定的“所有煤矿财产”应视为包括对探矿权、采矿权的转让，故上诉人主张合同双方签订的《转包煤矿合同书》中，合同标的物是煤厂储存的煤、煤厂的设备、车辆等资产，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探矿权及采矿权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6元，由上诉人郭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小荣审判员 徐 飞审判员 孙艳红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娅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