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内民申30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某1，200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内蒙古自治区。法定代理人：赵某（系刘某1母亲），197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系刘某1父亲），197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某，女，197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上列二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197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某2，197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张二牡丹，女，194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再审申请人刘某1、赵某、刘某2因与被申请人张二牡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6民终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1、赵某、刘某2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刘某2、赵某为张二牡丹受伤承担70%的赔偿责任系推定，无法律依据。本案无直接证据证明张二牡丹所受伤害与刘某1有关，张二牡丹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时张二牡丹诉称因刘某1驾驶自行车与行走的张二牡丹相撞，造成其受伤，依据是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准格尔旗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虽然记载刘某1驾驶自行车和张二牡丹相撞，但这并不属实，只是因为无法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申请行政复议才导致该证明无法重新作出，该证明并非具体行政行为，相关当事人也无法对此提出行政诉讼。实际情况是，在交警进行询问时刘某1所陈述的并非笔录记载内容，笔录是交警预先打好的。刘某1作为未成年人本身缺乏判断能力，在签字时并没有进行阅读，故此笔录内容并不体现刘某1真实意思，刘某1事实上并未和张二牡丹发生过碰撞。张二牡丹系颅脑受伤，确切的说是后脑着地受伤。但根据其所陈述，刘某1是从后方与其相撞，按其陈述应当是脸面部分受伤，故应当认定张二牡丹所述不实。张二牡丹是本案当事人，所做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交警也并非第一时间采集笔录，给张二牡丹做笔录时已经距离事发时很长时间，不排除其自身原因摔倒受伤后记忆不清的可能。证人张某是距离其事发现场最近的人，实际上也只看到了张二牡丹倒地，并未看到刘某1撞了张二牡丹，其所作陈述亦不能作为判定刘某1承担责任的直接证据。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是确认交通事故的法定机构，既然认为本案属于交通事故，那么在公安机关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确认事故责任及成因的情形下，法院却采用了推定的方式划分责任，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依据，属于草率判决。（二）张二牡丹各项诉讼请求主张均过高，一、二审判决的部分赔偿项目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已经证实张二牡丹花费的70271元医疗费与治疗颅脑损伤并无关联的情况下，仍然判决赔付，明显不当。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等项目判决实属不公。本案一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对于张二牡丹在准旗中心医院支出的医疗费合理性提出质疑，经过法院委托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结论证实其中有70271元与治疗颅脑损伤并无关联，应当予以核减。一审判决却置专业鉴定意见于不顾，强行论证这些费用的“合理”性，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该费用，明显不公。另外，张二牡丹在准格尔旗中蒙医院住院系完全治疗其原发性、老年性疾病，且已经通过社保报销大部分医疗费，与本次事故无关，但是一审法院将剩余未报销费用判决赔偿，明显亦属于错误认定。而且，张二牡丹治疗与本案无关疾病的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均计算在本案损失中，加重了再审申请人负担，且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极不公正。一、二审判决其他不公正项目有：张二牡丹已经七十多岁，本身并无劳动能力，故不存在误工费，当然也并无能力承担其母亲的赡养费，一审、二审法院对此仍然判决，缺乏依据；对于护理费，并未实际发生，依法不应支持；张二牡丹属于农村户籍，原判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又以裁定的方式增加判决金额，属于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对此未予以纠正。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已经给各方进行了送达，可刚收到判决却又收到一份裁定书，该裁定书内容说是对一审判决笔误的修正。该裁定书不是修正笔误，而是明显的增加张二牡丹两年的护理费，金额高达79308元，这是赔偿项目的增加，不属于民事诉讼送法中“笔误”范畴，依法不得以裁定方式作出，一审法院的做法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综上，本案事故原因仍未查明，张二牡丹受伤不能推定系刘某1侵权行为造成，张二牡丹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均过高，一审程序中不采纳鉴定结论以及违法下发裁定存在程序违法。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再审申请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准格尔旗大队证明刘某1骑车与张二牡丹相撞，除有在场人的陈述外，有现场勘验照片等证据证实。刘某1在笔录中描述了相撞过程，并明确当时一名老人扭头并有躲闪动作，后其与该人相撞，其描述细节与张二牡丹的描述相符，亦与张二牡丹脑部受伤的伤情情况吻合。刘某1事发时已满11周岁，具备对本案所涉事故发生情况的认知及描述能力。且刘某2在笔录中自述其接到儿子刘某1电话称“骑自行车在××区东侧将一个老奶奶撞倒了”。故一、二审判决认定系刘某1骑车与张二牡丹发生碰撞，导致张二牡丹受伤，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后，双方均未在第一时间报案，虽交通管理部门未对事故双方责任作出认定，但并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过程中查明的事实对双方责任比例作出划分。对于张二牡丹在准格尔旗中心医院支出的治疗费中的70271元应否列入本案赔偿范围的问题，虽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认为上述费用不合理，但鉴定人明确表示，《鉴定意见书》中医疗费用合理性1-18项，只是按照一般医学常规，判断该药物的使用或诊疗行为合不合理，但是具体诊疗行为，因人而异，不能回答合理费用应是多少、不合理的费用应是多少。并表示，鉴定书中不合理费用仅仅是针对医院的用药和诊疗行为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因张二牡丹作为患者对用药和诊疗行为并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故该不合理费用不针对本案双方。故一审判决考虑张二牡丹事发时的伤情及当地医疗水平、患者就医时的被动地位，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过度医疗的情况下，认定该部分医疗费用为张二牡丹所受损失，并无不当。对于准格尔旗中蒙医院除医保报销费用外的医疗费应否列入赔偿范围的问题，一审判决结合张二牡丹该次入院的住院病历、诊断书、用药明细等证据确认该次入院与张二牡丹受伤具有关联性，并无不当，且在确定损失数额时，已经考虑了张二牡丹年龄、健康状况的参与度，裁判结果并无不当。张二牡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均属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赔偿的项目，并不存在超范围赔偿问题。张二牡丹的母亲在本案审理期间尚健在，张二牡丹本人并不能因其年龄及收入情况而免除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且赡养老人的方式可以为陪伴、照料等多种方式，并不仅以支付赡养费为唯一方式。张二牡丹因本案事故导致二级伤残，无法再行对其母亲尽到赡养义务，故原审判决将老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列入损失范围，并无不当。张二牡丹因本案事故导致二级伤残，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护理，原审判决将一定期间的出院后护理费列为本案损失范围亦无不当。通过张二牡丹一审提交的居住证等证据，可以证实张二牡丹在城镇稳定生活、居住，原审判决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所采标准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明确规定，裁定予以补正的笔误指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本案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对于具体赔偿数额的计算部分第9项明确认定张二牡丹出院2年的护理费79308元为本案赔偿范围，在判决主文部分对该笔费用未计算在内，属误算，故一审法院通过裁定予以补正，并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刘某1、赵某、刘某2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1、赵某、刘某2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米继红审判员  贺海虹审判员  范 智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