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陕71行终6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九利，男，汉族，1969年3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西安市莲湖区，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咸新区公安局沣东新城分局，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北侧。   负责人姜绪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景亮，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陈鹏，该局民警。   上诉人徐九利与被上诉人西咸新区公安局沣东新城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沣东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4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徐九利于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滞留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工作人员向其进行询问，并向原告告知了权利义务，原告拒绝在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等法律文书上签字。12月8日，三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其移交至三桥新街派出所。同日，被告公安沣东分局下属三桥新街派出所对其进行传唤询问，并依法告知了权利义务。原告拒绝在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等法律文书上签字。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告知了拟处罚内容，后作出了沣东公（三）行罚决字〔2018〕3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徐九利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滞留上访，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原告拒绝签收处罚决定，该处罚已执行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据此，虽然原告诉称其居住地在西安市碑林区，户籍地在西安市莲湖区，但结合其提交的信访挂号信回执地址显示，其居住地为西安市未央区XX小区XX号楼XX单元XX室。因此，被告公安沣东分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责，对原告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管辖权。《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中，中南海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原告徐九利到中南海地区进行信访活动，违反《信访条例》的上述规定。《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在对原告在非信访区域非正常信访的事实进行审查、认定和作出处罚的过程中，取得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西安市XX组对原告在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公安干警在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接出非访人员出门单等证据。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了原告于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中南海非访区域上访的事实。其行为已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被告公安沣东分局根据移交材料中记录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对原告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355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并无不当。关于被告公安沣东分局执法程序方面，本院认为，在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被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了受案、询问、调查取证、权利告知、处罚告知、作出处罚、通知家属、送达、执行等行政程序，办案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九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九利负担。   上诉人徐九利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不清作出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事实不清违法。1.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述上诉人在北京有任何具体违法行为事实的证据,上诉人是去北京邮寄信件并不违法,被上诉人甚至于都不知道上诉人在北京邮寄件的基本事实,何谈事实清楚。难道说公安机关办案是想象办案?2.报案人也没有证据及报案材料表述上诉人有任何具体违法行为的事实及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导致被上诉人要对上诉人实施行政拘留的处罚。以上事实表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事实依据处罚上诉人,一审法院判决中对上诉人在北京案发地做过什么违法行为的事实及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就没有任何表述，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作出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审查。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证据严重不足违法。1.报案人没有任何信息及报案材料证明上诉人在北京有违法行为的证据,被上诉人没有千里眼千里耳是怎么认定上诉人在北京有违法行为。被上诉人认为只要进京上访不要任何证据证明,都属于违法行为,那要《信访条例》干什么。2.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中没有出具《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办案廉政监督表》,说明被上诉人不让当事人监督收集证据不合法定程序。3.被上诉人提交的《训诫书》来源不合法,而且只是一个孤证。4.被上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交给被上诉人使用的。以上事实表明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严重不足,被上诉人提交证据里没有一个是证明上诉人有具体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的证据不具备证明力,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就是针对性处罚,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没有审查,一审作出的判决应该是只要进京上访不要任何证据证明,都属于违法行为才对。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变相支持被上诉人剥夺、侵害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的监督权,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中没有出具《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办案廉政监督表》,严重剥夺、侵害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2.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收集下列证据:训诫书来源不合法注明是移交联但没有移交手续，情况说明没有明确是交给被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一份有添加涂改另一份没有办案民警签字。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只有4项告知另一份却有11项告知，而11项告知没有民警签字等等。(详见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质证材料和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及辩论词)。3.被上诉人不具备处罚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上诉人案发地**籍地、居住地都不在被上诉人管辖区域,被上诉人越权执法。4.案发地是北京但北京公安机关并没有处罚上诉人说明上诉人没有违法行为,就算有训诫书,北京公安机关只是训诫上诉人并没有处罚上诉人这一事实,全国警察每天都在执行同一《治安管理处罚法》,本案如果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合法,案发地北京公安机关就涉嫌渎职违法。本案显然是被上诉人越权违法。案发地公安机关和处罚地公安机关作出的结果不一致,显然本案两个公安机关有一个是违法的。以上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办案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没有告知及出具给上诉人《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办案廉政监督表》违反办案程序这一事实置之不理。严重剥夺、侵害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上诉人提出如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合法,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具体违法行为事实成立案发地北京公安机关就涉嫌渎职违法。一审法院判决中并没有判决案发地北京公安机关渎职违法。一审作出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适用法律正确是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法律规定的，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适用《行政处罚法》处罚上诉人是错误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对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有明确的规定。结合本案而言,被上诉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法律规定,应受治安管理处罚,但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情况下,适用《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程序,不是依法作出和送达《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而是作出和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然,被上诉人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以上事实证明被上诉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上诉人,被上诉人应该依法出具《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而不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并没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审理案件,一审作出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综上，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明显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陕7102行初473号行政判决书，依法判令被上诉人2018年12月7日作出的沣公（三）行罚决字〔2018〕3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公安沣东分局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上诉人徐九利二审审理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本案二审庭前文书邮件EMS回执单复印件，证明：根据上诉人本人的居住地址，有邻居代收邮件予以佐证，上诉人的居住地不在被上诉人管辖范围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没有管辖权。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公安沣东分局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同时也不能说明上诉人在收件地居住。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以上证据系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本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所填写的地址，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公安沣东分局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 据此，虽然上诉人称其居住地在西安市碑林区，户籍地在西安市莲湖区，但结合其一审提交的信访挂号信回执地址显示，其居住地为西安市未央区XX小区XX号楼XX单元XX室。因此，被上诉人公安沣东分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责，对上诉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管辖权。   《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本案中，中南海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原告徐九利到中南海地区进行信访活动，违反了《信访条例》的上述规定。《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徐九利于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中南海非访区域上访，被上诉人公安沣东分局在认定和作出处罚的过程中，取得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西安市XX组对原告在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西安市公安局驻京公安干警在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接出非访人员出门单等证据。在处罚程序方面，被上诉人公安沣东分局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了受案、询问、调查取证、权利告知、处罚告知、作出处罚、通知家属、送达、执行等行政程序。因此，被上诉人公安沣东分局对上诉人徐九利作出沣公（三）行罚决字〔2018〕3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上诉人徐九利的上诉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徐九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伟   审判员  张博   审判员  侯斌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