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5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定国，男，汉族，1971年11月11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威，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操宇海，男，汉族，1958年7月8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高松，九江市濂溪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程华山，男，汉族，1956年6月6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原审第三人：田锁枝，女，汉族，1961年6月25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国，男，汉族，1969年2月10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菲，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定国与被上诉人操海宇、原审第三人程华山、田锁枝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赣04民初32号民事判决，程定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赣民终440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赣04民初259号民事判决。程定国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程定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威、王琼，被上诉人操宇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高松，原审第三人程华山及原审第三人田锁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国、余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定国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259号民事判决，改判：1、确认程定国对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程定国接收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2、撤销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九中执字第224号执行裁定，对上述银行账户内的6273368.8元征收安置补偿款停止执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操宇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办理操宇海与程华山、田锁枝民间借贷纠纷强制执行一案中，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2015）九中执字第2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程定国接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程定国不服该执行裁定，认为应当予以撤销，遂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7）赣04执异2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程定国的异议请求。程定国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赣04民初32号民事判决，程定国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赣民终440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赣04民初259号民事判决。程定国不服该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程定国认为，（2018）赣04民初25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审理已经认定了2013年9月17日《租赁协议书》和2013年9月27日《补充协议书》及其他相关证据的真实性，而且操宇海也不能就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提供否定性证据，依法应当确认程定国对一审法院冻结的程定国接收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首先，2013年9月17日《租赁协议书》和2013年9月27日《补充协议书》名义上是租赁合同，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合同内容确定合同性质。上述两份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关于案涉养猪场的全部征收补偿款归程定国，与田锁枝无关的内容。程定国亦按照上述两份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诸多义务，并实际取得了案涉养猪场的控制、经营管理权，依法应当认定养猪场所有权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其次，操宇海在整个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过程中，对于程定国实际经营案涉养猪场的事实没有异议，可以认定程定国是案涉养猪场的实际所有人。而且要说明的是，程定国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均早于操宇海对程华山、田锁枝的诉讼，操宇海在对程华山、田锁枝进行民间借贷诉讼财产保全时就已经前往案涉养猪场，因养猪场已经转让财产未果，故程定国在2013年9月份案涉养猪场的受让并非是配合程华山、田锁枝的恶意转移资产的行为，依法有效。再次，案涉土地系九江县良种猪场在1999年7月17日向政府租赁而来，后程定国分别于2016年1月18日和2016年12月20日与土地所有权人九江市财政局委托代理人签订了《养猪场租赁协议》和《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由政府部门确认土地的租赁权和地上养猪场的所有权、经营权归程定国。第四，程华山系九江县良种猪场的负责人，其与田锁枝（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原系夫妻关系，在本案一审中又担任了田锁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东程娟系父女关系，因此，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和九江县良种猪场两家企业在2013年9月17日前实际为程华山的家族企业，其对两家企业享有完全控制权和所有权。程华山在庭审中当庭认可案涉养猪场所有权转让给程定国的事实，可以认定程定国对一审法院冻结的其接收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最后，孙某与程定国系郎舅关系，孙某已经向一审法院说明了情况，陈述其与程定国之间系亲属关系，就案涉养猪场系各50%的合伙关系，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其同意以程定国个人名义主张权利。由此可以证明程定国对于一审法院冻结的案涉款项享有所有权。综上，依法应当确认程定国系案涉养猪场的实际所有人，对一审法院冻结的程定国接收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二、退一步说，即便不能确定程定国对于其接收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但一审法院按照田锁枝所占的80%股权比例冻结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补偿款的执行行为损害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以及包括程定国在内的该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财产并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亦不能直接执行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公司财产以偿还公司股东（被执行人田锁枝）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的执行行为突破了公司法的规定，且极大损害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显然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即便二审法院最终认定程定国个人银行账户内的补偿款系案外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所有，但程定国因此将基于2013年9月17日《租赁协议书》和2013年9月27日《补充协议书》依法对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享有追偿权，即程定国对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享有债权。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征迁补偿款应当优先偿还程定国，而非直接用于归还该公司股东田锁枝的个人债务。三、一审法院对程定国提出追加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九江县良种猪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未予以支持，也未予答复，程序不当。为查明案件事实，程定国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的申请书，申请通知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九江县良种猪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予以支持，也未予答复。本案虽然是执行异议之诉，但依然属于民事诉讼范畴，并未有明确法律规定不允许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特别是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九江县良种猪场作为本案直接利害关系人，对于查明本案事实具有积极的作用，应当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综上所述，程定国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支持程定国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程定国的上诉请求，操宇海辩称，原审判决程序正当、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程定国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程定国不是本案执行标的的权利人，不享有排除对于本案诉争标的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程定国请求人民法院确定其个人接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一审诉讼过程中，程定国提交的七组证据只能证明案外人孙某曾经租赁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进行经营，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财产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承租人孙某或程定国。2013年9月17日，田锁枝（甲方）与案外人孙某（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甲方有一养猪场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自2013年9月17日起至2029年7月31日止，租金每年9万元，共计150万元，合同签订生效当日一次性支付，16年的租金不作调整；合同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乙方租赁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拆迁费由双方各半，青苗费归乙方所有，征收款由双方共同管理；合同到期后，租赁物产权归甲方所有。田锁枝在协议书尾部甲方处、案外人孙某在协议书尾部乙方处签名。根据“合同到期后，租赁物产权归甲方所有”的相关约定可知，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财产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承租人孙某或程定国。二、2013年9月27日，田锁枝（甲方）与案外人孙某（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对双方的《租赁协议书》进行修改和补充。但是《补充协议书》上田锁枝并未签名，只是他人代为盖了田锁枝印章。对此，操宇海认为《补充协议书》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没有甲方田锁枝的亲笔签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转移财产的造假嫌疑，是一份无效协议。该份《补充协议书》将2013年9月17日的《租赁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修改为“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拆迁费与甲方无关，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干涉”。这明显属于程定国与程华山编造事实，企图通过修改协议条款的内容，达到侵占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财产的目的。三、操宇海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4年1月8日程华山、田锁枝向九江县农业局出具的给程定国的《授权委托书》以及2017年8月10日孙某出具给程定国《委托书》各一份，证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与程定国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拆迁补偿款汇入程定国个人账户的原因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田锁枝居住在国外，由公司的创始人程华山委托程定国处理公司的拆迁事宜，此款汇入代理人程定国个人账户，暂时由其代为管理，对此款项程定国并不具有所有权，不能行使实体上的权利。四、程定国在上诉中陈述“公司财产并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亦不能直接执行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公司财产以偿还公司股东（被执行人田锁枝）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的执行行为突破了公司法的规定，且极大损害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显然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操宇海认为，程定国既不是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又不是公司债权人，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某，本案的执行即使涉及到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提出异议的也应该是利害关系人。程定国对此无权提出任何异议。五、程定国自知无权提出异议，企图通过追加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九江县良种猪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来干扰法院审理。诉讼中当事人要求法院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有权决定是否同意该申请，故一审法院的诉讼程序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案件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形，法律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诉讼程序审理。经审理，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成立的，根据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的裁判”。本案中，程定国没有足以证明其为案涉款项权利人的充分证据，一审判决据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七、涉案执行款属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房屋拆迁补偿款，本来无任何争议，从2017年8月，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决定征收程定国租赁经营的养猪场，并以“华山牧业（程定国）”为被征收人签订《华山牧业（程定国）养猪场房屋征收搬迁补偿协议书》内容来看，已经明确涉案执行款属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程定国既不是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承租人，根本不享有排除法院执行的民事权利，其异议理由均不成立。换言之，程定国根本无权对本案执行标的提出任何异议。但程定国从执行异议被驳回到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再到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又提起上诉，为什么会这样屡屡纠缠法院对此款项的执行呢？这与程华山、田锁枝企图逃避巨额债务有关。由于持有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80%股份的股东田锁枝及持有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20%股份的股东程娟（田锁枝与程华山的婚生女儿）均早已移居海外，程华山作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可以接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田锁枝的委托，代公司主张权利，并将公司所得的拆迁补偿款中股东按比例应分得的金额偿还相关债务。但是程华山的想法就是“赖账”，其不但不去主张权利，还与程定国串通，设置理由，让程定国主张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所有权，意图通过程定国占有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最终达到规避法院执行的不法目的。程定国在上诉状中陈述“程华山在庭审中当庭认可案涉养猪场所有权转让给程定国的事实，可以认定程定国对一审法院冻结的其接收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操宇海认为，这恰恰是程华山与程定国在法庭上相互串通的行为表现。也就是程华山意图向程定国无偿转让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资产的行为，给程定国争夺公司资产增添了理由和底气，导致程定国屡屡诉缠法院。操宇海认为，程华山、程定国、田锁枝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行为特征，严重阻碍了法院的执行并扰乱了正常司法秩序，给操宇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已经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操宇海将保留追究程华山、田锁枝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刑事责任的控告权。退一步说，如果本案执行标的最终判归程定国所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操宇海有权利申请变更、追加程定国为被执行人，直接承担履行责任。综上，程定国与程华山、田锁枝的行为完全是恶意串通，企图以诉讼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明确确定的义务，是严重违法行为，程定国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驳回程定国的上诉请求，维护操宇海的合法权益。同时，请求二审法院追究程华山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违法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针对程定国的上诉请求，程华山、田锁枝未向二审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但是均提出口头答辩意见，同意程定国的上诉请求。程定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程定国对一审法院执行冻结的其个人接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2、对上述6273368.8元补偿款停止执行;3、本案诉讼费由操宇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在执行操宇海与程华山、田锁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查到2017年8月，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决定征收程定国租赁经营的养猪场，并以“华山牧业（程定国）”为被征收人签订《华山牧业（程定国）养猪场房屋征收搬迁补偿协议书》，确定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费7841711元、生猪处理补偿费1800260元、搬迁补偿费298500元、停业补偿费397618元，共计补偿费10338089元，程定国代表被征收人签订了该协议，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按照协议将上述补偿费汇至程定国银行账户。一审法院执行部门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2015）九中执字第224号执行裁定书，按照被执行人田锁枝在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权份额，冻结了上述补偿款7841711元的80%，即6273368.8元，程定国遂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审查异议认为，被执行人田锁枝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租赁给程定国经营，程定国并未由此取得养猪场房屋及附属物的产权。在养猪场被征收后，有权获得拆迁补偿费的主体是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认为冻结田锁枝享有的该部分征收补偿款80%份额的执行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作出（2017）赣04执异27号执行裁定，驳回程定国的异议请求。为此程定国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又查明：1999年7月17日由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甲方）与九江县良种猪场（乙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租用茶林场土地兴建养猪场，土地租用期限为30年，土地租金每亩450元。租用期内如遇国家政府征收，乙方应服从。征用时土地地面建筑物补偿归乙方；土地征收费及补偿费归甲方。九江县良种猪场负责人程华山在该协议书上盖章和签名。协议签订后九江县良种猪场在此地兴建养猪场，从事生猪养殖经营。2002年7月26日，程华山出资40万元占股80%成立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继续在此地从事生猪养殖经营。（2014年1月7月变更田锁枝占股80%）。2013年9月17日，田锁枝（甲方）与案外人孙某（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甲方有一养猪场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自2013年9月17日起至2029年7月31日止，租金每年9万元，共计150万元，合同签订生效当日一次性支付，16年的租金不作调整；合同生效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乙方租赁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拆迁费由双方各半，青苗费归乙方所有，征收款由双方共同管理；合同到期后，租赁物产权归甲方所有。田锁枝在协议书尾部甲方处、案外人孙某在协议书尾部乙方处签名。协议签订后，程定国于2013年9月23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将16年租金共计150万元转账到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会计叶雯账上，当日还分别支付了现金1890330元、1027500元购买肥猪、仔猪、保育猪、公猪、母猪等。田锁枝作为经办出具了收据，收据上注明交款单位为程定国、孙某。程定国、孙某接手养猪场经营后，因养猪场先前拖欠借款和工人工资、水电费等问题，2013年9月27日，田锁枝（甲方）与案外人孙某（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对双方的租赁合同进行修改和补充。条款为：1、乙方接受甲方猪场后，沙河街镇东方红二组杨家门村民借款叁拾陆万元，利息贰拾捌万元，由乙方归还。2、甲方差欠四个月的人工工资、两个月的水电费归乙方支付。从2013年10月起，甲方每月从乙方支付现金伍万元，期限一年。4、修改合同第六条：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拆迁费与甲方无关，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干涉。在协议书尾部甲方处盖了田锁枝印章，孙某在协议书尾部乙方处签名。补充协议签订后，程定国陆续履行了支付原村民借款本息、工人工资、水电费等义务。2016年1月18日，因原租赁的茶林场土地的使用权属发生变更，茶林场土地新的权利人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程定国作为乙方签订《养猪场租赁协议》。主要内容是：在1999年7月17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与九江县良种猪场签订的协议基础上，双方达成协议：由甲方将原租赁的土地租赁给乙方，租赁期限从2016年1月1日起算为15年，租金为每年10000元，每四年递增10%。租用期内若遇国家政府征收，土地地面建筑物补偿归乙方享有；土地征收费及补偿归甲方享有。程定国在乙方处签名。2016年12月20日，因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移交给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事宜，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甲方）与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乙方）与程定国（丁方）签订《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协议内容如下：将16亩土地和养猪场租赁合同中所涉及的资产移交给甲方，甲方从2017年元月1日起收取丁方养猪场租金。程定国在丁方处签名。另查明：九江县良种猪场是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成立于1990年3月8日，负责人为程华山，经营范围为生猪，营业期限至2015年4月30日，2015年后该机构未公示年度报告，现仍在册未注销。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02年7月26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程华山出资40万，占股80%，程娟出资10万元，占股20%，程华山为法定代表人。2014年1月7月变更田锁枝为股东，出资40万元，占有80%股份，程娟出资10万元，占股2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田锁枝。公司经营范围为生猪养殖和销售，经营期限至2032年7月26日。该公司2015年后未公示年度报告，现仍在册未注销。本案中，程华山与田锁枝先前系夫妻关系，2014年1月6日已离婚。2014年1月8日程华山、田锁枝向九江县农业局出具的给程定国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九江县农业局：我由于经营不善，将华山牧业猪场以租赁形式抵偿给程定国，如遇国家、政府征收，相关事宜特别授权由程定国进行处理。”。委托人程华山签名，田锁枝盖章。2017年8月10日孙某出具给程定国《委托书》，内容为：“本人现全权委托程定国办理本人在市财政基地租赁养猪厂的征收一切事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程定国对一审法院执行冻结其接收的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6273368.8元是否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2、一审法院冻结该款项的执行行为是否合法？关于第一点，程定国对涉案标的款是否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程定国主张其租赁经营的养猪场房屋等财产已于2013年9月17日通过孙某与田锁枝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和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经过转让已取得了财产所有权。以及2016年1月18日的《养猪场租赁协议》、2016年12月20日的《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由新的权利人对其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确认。这就涉及到案外人孙某与田锁枝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中财产转让条款的法律效力认定问题。一、从2013年9月17日《租赁协议书》及2013年9月27日《补充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和当事人意思表示来看，本案第三人田锁枝与案外人孙某分别作为甲方、乙方，田锁枝、孙某于2013年9月17日在《租赁协议书》亲笔签名，系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各方当事人方均无异议。但是对2013年9月27日《补充协议书》，田锁枝未在协议上签名，只是他人代为盖了田锁枝印章。对此，操宇海认为《补充协议书》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没有甲方田锁枝的亲笔签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转移财产的造假嫌疑。一审法院认为，田锁枝未在协议上签名，只是他人代为盖了田锁枝印章，存在合同签订程序上的问题，操宇海认为《补充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逃避转移财产的造假嫌疑，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二、从《租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来看，2013年9月17日田锁枝与案外人孙某签订《租赁协议书》，将其有一养猪场出租给孙某经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成立、经营的事实，程华山、田锁枝向九江县农业局出具的给程定国的《授权委托书》及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以“华山牧业（程定国）”为被征收人签订《华山牧业（程定国）养猪场房屋征收搬迁补偿协议书》等证据，可以认定该养猪场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双方对租赁期限、租金、合同生效前的债权债务及租赁后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拆迁费由双方各半，青苗费归乙方所有，征收款由双方共同管理；合同到期后，租赁物产权归甲方所有。2013年9月27日，田锁枝与案外人孙某又签订《补充协议书》，对双方的租赁合同进行修改和补充。修改合同第六条：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拆迁费与甲方无关，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干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租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虽名为租赁合同，但其内容包括养猪场租赁和养猪场转让的意思表示和两个法律关系。对财产租赁法律关系，合同双方通过签订《租赁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以及对协议的实际履行，程定国作为实际租赁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财产的经营管理权人，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关于养猪场财产转让法律关系，当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的事实发生时，养猪场财产转让是否成立和有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田锁枝是否有权代表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处置转让养猪场财产？根据本案查明工商登记的事实，田锁枝于2013年9月签订《租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是程华山、程娟，程华山为法定代表人，田锁枝不是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田锁枝系程华山之妻，虽然可以基于夫妻关系对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财产拥有共同财产权，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权的共有人，只能依法处分其应有的部分，且案外人程娟系股东之一，对此财产亦有共有权。故田锁枝签订协议处分拆迁征收费时，属于无处分权人实施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签订的合同必须经过权利人的事后追认或者在合同订立后取得对财产的处分权。在权利人追认前，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虽然，程华山与田锁枝于2014年1月6日已离婚，2014年1月7日变更田锁枝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对权利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程娟是否追认的事实，因涉及到与案外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程娟的法律关系，按照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规定，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当事人只能是执行案件当事人或案外异议人，故在本案中无法确认其合同效力。（二）程定国是否已经受让了养猪场财产所有权？本案中，程定国主张其租赁该养猪场后于2013年9月27日代偿猪场债务后享有该养猪场的全部补偿款，租赁期间直接与权利人签订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由程定国享有全部补偿款，将之前原有与该养猪场有关的法律关系全部变更由程定国享有。一审法院认为，从2014年1月8日程华山、田锁枝向九江县农业局出具的给程定国的《授权委托书》来看，有“将华山牧业猪场以租赁形式抵偿给程定国”表述，没有明确转让所有权表述，授权委托内容是：“如遇国家、政府征收，相关事宜特别授权由程定国进行处理”；从2016年1月18日，因原租赁的茶林场土地的使用权属发生变更，茶林场土地新的权利人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甲方）与程定国（乙方）签订《养猪场租赁协议》，以及2016年12月20日，因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移交给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事宜，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甲方）与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乙方）与程定国（丁方）签订《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的内容来看，该两份协议能够证明程定国作为涉案财产的租赁经营管理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和移交涉案土地财产，不能充分证明其拥有财产所有权;从2017年8月，九江县沙河街镇人民政府决定征收程定国租赁经营的养猪场，并以“华山牧业（程定国）”为被征收人签订《华山牧业（程定国）养猪场房屋征收搬迁补偿协议书》内容来看，因有前面的委托书程定国只是受托人的身份，亦不能证明其拥有财产所有权。（三）程定国是否有权主张养猪场财产所有权？本案中，程定国以其与案外人孙某系合伙人、代理人的关系及系实际财产受让人为由，主张对涉案财产拥有所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程定国虽然未在2013年9月17日《租赁协议书》和2013年9月27日《补充协议书》签名，但根据程定国于2013年9月23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将16年租金共计150万元转账到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会计叶雯账上，当日分别支付了现金1890330元、1027500元购买肥猪、仔猪、保育猪、公猪、母猪等。田锁枝作为经办出具了收据，收据上注明交款单位为程定国、孙某。以及程定国实际租赁经营管理涉案财产，与该养猪场新的土地权利人签订租赁和财产移交协议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程定国与孙某系合伙关系。从2017年8月10日孙某出具给程定国《委托书》，内容为：“本人现全权委托程定国办理本人在市财政基地租赁养猪厂的征收一切事项”来看，程定国办理征收事项系受孙某委托，属委托代理关系。程定国基于合伙和代理关系，有权主张养猪场财产所有权。但是程定国针对本案执行冻结补偿款6273368.8元主张确认其所有权，因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与孙某之间的书面合伙协议，不能证明享有了养猪场征收补偿的全部权利。这涉及到程定国与案外人孙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担问题，需要通过另诉主张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因程定国主张财产所有权并排除强制执行的证据不充分，且涉及到与案外人孙某、案外人程娟及案外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等之间多种法律关系，这些案外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无法在本案中确认财产所有权，需要通过其他诉讼途径另行主张确认权利。故一审法院对程定国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二点，一审法院作出（2015）九中执字第224号执行裁定书，按照被执行人田锁枝在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权份额，冻结了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7841711元的80%，即6273368.8元。程定国对此执行行为亦提出异议，认为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资产中作为股东田锁枝持有80％股份享有的权利执行冻结有违法律规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程定国尚未被依法确认取得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房屋及附属物的财产所有权之前，一审法院冻结田锁枝按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权份额享有的该部分征收补偿款80%份额的执行行为，不是执行划拨处分该款，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程定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714元，由程定国负担。二审诉讼过程中，程定国提交七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孙某出具的《声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共同证明：孙某与程定国是郎舅关系。2013年9月孙某与程定国合伙购买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约定各占50%的股份，因为双方系亲戚关系，所以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孙某在此声明，程定国诉操宇海、程华山、田锁枝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经孙某与程定国协商一致，孙某同意以程定国一个人的名义起诉，孙某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第二组证据：2019年8月27日九江县良种猪场出具《证明》及2017年1月12日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第九资产管理处加盖印章的收款收据各一份。共同证明：九江县良种猪场系依法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1999年7月17日与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签订《协议书》，约定九江县良种猪场租赁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所属茶林约15亩土地。后，九江县良种猪场将该租赁土地转给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该租赁土地上养猪场系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兴建，租金由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交纳。后，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茶林分场改制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就未交纳租金。直至2015年上半年，上述土地被九江市财政局收回，九江县良种猪场与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签订的《协议书》被九江市财政局公告废止。结合2016年1月18日，因原租赁的茶林场土地的使用权属发生变更，茶林场土地新的权利人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甲方）与程定国（乙方）签订《养猪场租赁协议》，以及2016年12月20日，因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移交给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甲方）与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乙方）与程定国（丁方）签订《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的内容来看，能够证明程定国作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的实际权利人就养猪场所涉及的土地与土地所有权的委托人直接签订租赁协议，并交纳了租金。第三组证据：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锁枝、该公司股东程娟出具的《情况说明》、视频照片、视频音像光盘各一份。共同证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系程华山、田锁枝夫妇创办的家族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占80%股权）兼法定代表人由程华山、田锁枝先后担任，公司的另一股东程娟（占20%股权）是程华山、田锁枝的婚生女儿。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在九江县赛城湖茶林场建造了养猪场，系公司资产。2013年9月份，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将案涉养猪场以租赁形式整体转让给程定国，该养猪场的所有权、经营权等全部权益归程定国，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益。其后程定国支付了全部转让费，其中还包括2013年9月27日田锁枝（甲方）与孙某（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中第3条“从2013年10月起，甲方每月从乙方支付现金伍万元，期限一年”约定的60万元，该笔款项由田锁枝委托程华山按月领取完毕。程娟现为常住新西兰，其母亲田锁枝在新西兰与女儿程娟同住，为其照顾孩子。程娟、田锁枝均对于2013年9月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将案涉养猪场以租赁形式整体转让给程定国的相关事宜表示认可，同时确认该养猪场的所有权、经营权等全部权益归程定国，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益。第四组证据：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出具《证明》一份。证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系程华山、田锁枝夫妇创建，2013年9月份将养猪场整体转让给程定国，之后一直由程定国经营，有双方协议文书为证。养猪场位于沙河街镇杨家门村，根据猪场拆迁工作的需要，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分别找到了程华山、程定国等相关当事人，并进行沟通和协调工作。2017年拆迁该猪场时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认为程定国是被征收主体，故依法应当确认程定国对于案涉征收安置补偿款享有所有权。第五组证据：2015年1月17日田锁枝与孙某签订的《协议书》一份以及段某和出具的《声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共同证明：案涉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所有权转让给程定国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款、工人工资的给付情况以及程定国代为归还邻村村民民间借贷款项的事实。据此，征收补偿款理应归程定国所有。其实，养猪场建筑物中有两栋两层楼房系段某和个人兴建，按照2015年1月17日田锁枝与孙某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内容，征收补偿款应归段某和所有。本案中段某和同意以程定国名义提起诉讼，段某和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第六组证据：《程定国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之间转让及款项明细说明》、《工人工资发放证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收据》3份、银行凭证3份、借条5份、收条4份。共同证明：程定国受让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名下养猪场，程定国实际共支付6106000元购得案涉养猪场所有权，故依法应当确认程定国对案涉征收补偿款享有所有权。第七组证据:一审法院(2019)赣04执异7号执行裁定、本院（2019）赣执复95号执行裁定各一份。共同证明：一审法院在操宇海与程华山、程定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曾经作出（2018）赣04执恢77号执行裁定，裁定：提取、扣划案外人唐进波接受九江博莱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政府拆迁征收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5861510元。对此，九江博莱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提出异议。一审法院(2019)赣04执异7号执行裁定、本院（2019）赣执复95号执行裁定均认定异议成立，并认定九江博莱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财产与其股东（被执行人）田锁枝的个人财产不能混同，股东仅能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对于公司的征地拆迁补偿款不具有所有权，不属于被执行人田锁枝个人应当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义务部分的责任财产。故撤销一审法院（2018）赣04执恢77号执行裁定及（2018）赣04执恢7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同理，本案中，一审法院冻结程定国个人接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也是属于执行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情形，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对于上述七组证据，操宇海质证：对于程定国二审提交的七组证据均不能认定为二审新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但是为了协助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就该七组证据的三性分别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具有异议。孙某与程定国是郎舅关系，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只能说明二人串通，企图侵占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资产。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某有异议。经查询，九江县良种猪场早已停业，企业登记已被吊销，没有合法资格，其出具的《证明》也是无效的。该组证据也不能证明程定国的举证目的，反而说明了养猪场是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是创建的，养猪场的所有权归属应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有异议。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实际上是程华山、田锁枝和其女儿程娟的家庭企业，该企业财产应该直接用于偿还程华山、田锁枝的个人债务。程华山、田锁枝为了达到逃避债务的不法目的，把养猪场的租赁关系说成是转让关系，对于养猪场上千万的资产，以150万元的租金形式转让给程定国，不符合常理。现有的证据恰恰说明程定国串通程华山、田锁枝，逃避债务，规避法院强制执行。视频资料的内容反映出程娟支持其父母转移资产的不法行为，但是法院冻结的是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7841711元的80%，即6273368.8元，并没有涉及程娟股份比例20%的款项，与程娟无关。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有异议。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是为畜牧企业服务的事业单位，不属于行政管理机关，对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的经营情况不了解，该份《证明》的内容不应采信。且该组证据的内容被操宇海二审提供的第三组证据的内容否定了，应以操宇海提交的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于2019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为准。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说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有段某和兴建的两栋房屋，段某和可以据此向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主张权利，与本案没有关某。另外，段某和与程华山有亲属关系，不排除段某和、程华山、程定国串通转移资产对抗执行的情形。第六组证据中对于2013年9月23日150万元的转账凭证、2013年9月23日的3张收据均无异议，对于2013年9月17日200万元和2013年10月15日100万元转账凭证有异议，这两张转账凭证不能排除是程定国、孙某与程华山之间存在其他的生意往来。对程定国代还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息的相关证据（借条5份，收条4份）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程定国代付华山牧业公司工人工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支付给程华山、田锁枝转让费补差60万元以及代付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拖欠的水电费因没有缴费凭证予以证明，不能说明问题，有异议。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某有异议。该执行案件还在处理过程中，目前一审法院正在对于九江博莱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审计，最终确定九江博莱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的净资产，并按照田锁枝13.4%的股权比例能够分得的利润额，以此来清偿田锁枝的欠款。该执行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之间没有关某。程华山、田锁枝共同质证：对于程定国二审提供的七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无异议。二审中，经程定国申请，段某和、孙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就孙某、段某和知晓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所涉的租赁协议订立及履行的相关情况等进行陈述，且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孙某结合其出具的《声明书》当庭陈述：1、孙某与程定国是郎舅关系。2013年9月孙某与程定国合伙购买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约定各占50%的股份，程定国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负责养猪场日常经营事务。2、因为双方系亲戚关系，所以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孙某在此声明，程定国诉操宇海、程华山、田锁枝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经孙某与程定国协商一致，孙某同意以程定国一个人的名义起诉，孙某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3、由于该地段属于禁养区，经各方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咨询了解，无法办理公司股权变更手续，且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程华山涉及债务问题，如受让养猪场可能背负巨额前期经营债务，故考虑再三，双方协商一致以签订租赁协议的方式实际实现养猪场转让的目的。4、2013年9月17日签订《租赁协议书》时在场人员有程华山、田锁枝、田志国、程定国、孙某、段某和，协议书上签字的是田锁枝和孙某。2013年9月27日签订《补充协议书》时在场人员有程华山、田志国、程定国、孙某、段某和，由田锁枝的弟弟田志国将其姐姐的私章加盖在《补充协议书》上。虽然该两份协议签订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是程华山（占股80%）、程娟（占股20%），程华山任法定代表人，但是养猪场的日常事务是由程华山妻子田锁枝负责，所以《租赁协议书》、《补充协议书》都是由田锁枝代表甲方签字或盖章。因为本来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就是家族企业，孙某、程定国觉得在程华山也在场的情况下，田锁枝代表甲方签章也是有法律效力的。5、2013年9月17日签订《租赁协议书》时约定“租赁期间如遇国家政府征收，拆迁费由双方各半，青苗费归乙方所有，征收款由双方共同管理”，田锁枝本想在未来的征收补偿款中提取50%作为养老保障，但是协议订立后的一周内不断有债权人来上门讨债，程定国为了养猪场能顺利经营，只有代程华山还债，这才导致2013年9月27日的《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在孙某（程定国）代为清偿借款债务、支付工人工资和拖欠水电费，并另行支付60万元的情况下，征收补偿款全归孙某（程定国）所有。6、受让养猪场时，程华山、田锁枝交付的猪舍和饲料仓库共计20余栋，职工宿舍和办公室1栋，段某和出资兴建的养鸡场所2栋，受让后，程定国新建了少量一些猪舍，具体面积不详。对于孙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程定国、操宇海、程华山、田锁枝均无异议。段某和结合其出具的《声明书》当庭陈述：1、段某和自1993年起为程华山开车，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在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茶林分场开设养猪场后，就在该养猪场工作。2008年后出任养猪场的生产厂长，负责生产经营，妻子叶雯在养猪场当出纳。在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征迁时，该公司仅有养猪场，没有其他产业。2、2012年下半年，段某和在养猪场围墙外私人建造了2栋两层楼的房屋，一楼砖混，二楼瓦盖，面积1100平方米左右，准备养鸡，但因不符合政策，没有实际养殖。本次养猪场征收时，段某和私建的2栋房屋连同养猪场山下建筑物一并被征收，故应属于段某和的补偿款约80余万包含在程定国的补偿款中（包括在九江县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九价估字（2017）13号《关于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整体拆迁价格补偿报告书》中附表三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6377132元中）。3、2013年9月份，程华山、田锁枝夫妇因经营不善，将该养猪场转让给了程定国。程定国向程华山、田锁枝支付了转让费（但对于转让费具体金额不清楚），并代付了程华山、田锁枝拖欠的杨门村村民借款和四个月养猪场工人工资。借钱、还款以及支付拖欠工资的事情，段某和都见证和亲历了，对于借条和工资证明上的签名均予以确认。2013年9月17日签订《租赁协议书》时在场人员有程华山、田锁枝、田志国、程定国、孙某、段某和。4、程定国受让养猪场后实际由其个人经营，养猪场工人后都继续留下来工作，而程华山、田锁枝夫妇再也不参加养猪场的生产经营，根本不来养猪场，养猪场的大小事宜均向程定国汇报。直至2014年2月段某和离开了养猪场。程定国受让时，猪舍和饲料仓库共计20余栋，职工宿舍和办公室1栋，段某和出资兴建的养鸡场所2栋，受让后，程定国是否新建了少量猪舍，段某和不太清楚。5、由于被冻结的案涉补偿款中包含了段某和的2栋鸡舍的补偿款，经段某和与程定国协商一致，决定以程定国的名义提出异议，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段某和承诺不另行主张。对于段某和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程定国、程华山、田锁枝均无异议。操宇海则认为段某和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内容也不真实。二审诉讼过程中，操宇海提交三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2014年10月26日操宇海与程华山、田锁枝签订的调解《协议》、2014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调解笔录、（2014）九中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共同证明：程华山、田锁枝夫妇以投资的企业和项目需要资金为由，自2011年9月始至2013年10月止，先后数十次从操宇海处借款人民币总额达25679157元，程华山仅归还部分利息的情况下，拖欠本息拒不清偿，操宇海遂于2014年1月23日将程华山、田锁枝诉至一审法院。其后借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制作并送到了（2014）九中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正是由于该份生效调解书未主动履行，才导致强制执行过程中，引发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纠纷。第二组证据：九江县良种猪场工商登记信息（水滴信用查询平台）。证明：九江县良种猪场没有合法主体资格，其出具的证明材料也是无效的。第三组证据：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于2019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于2019年8月27日开出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于2013年9月份整体转让给程定国的证明，与事实不符，在此申明作废。经调查了解并查看双方合同原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只是将猪场整体租赁给程定国。程定国质证：对于操宇海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某有异议。据程定国了解，程华山、田锁枝仅欠操宇海本金300余万元，达成民事调解书是操宇海及一审法院个别法官诱导程华山、田锁枝作出的。即使按照该份民间借贷民事调解书处理，对于操宇海负有还款义务的是程华山、田锁枝二人，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程定国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财产并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亦不能直接执行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公司财产以偿还公司股东（被执行人田锁枝）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的执行行为突破了公司法的规定，且极大损害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其他债权人的权利，显然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某有异议。九江县良种猪场目前是吊销不是注销，吊销是行政处罚手段，但是企业仍然具备主体资格，其出具的证明文件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合法性有异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而且其载明的内容只是申明2019年8月27日《证明》作废，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第三组证据的关某也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明》申明作废的理由也不成立。2019年9月9日《证明》的出具人并非是案涉养猪场转让时的经办人，在不了解具体实情，仅仅看到原始材料中2013年9月17日《租赁协议书》，而未对该份《租赁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情况下，出具该份《证明》。反而程定国提供的2019年8月27日《证明》是经办人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时任局长张子龙核实相关情况后出具的，能够全面反映客观事实。对于案涉《租赁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合同性质问题应该由法院进行认定，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不具备认定合同性质的职能和资质。程华山、田锁枝共同质证：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有异议。达成调解协议时，操宇海既恐吓威胁又利诱承诺，实际尚欠款项只有300余万元。对于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意程定国的观点。本院认为，程定国二审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是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于2019年8月27日出具的《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之规定，该份《证明》只有单位印章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或盖章，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对于案涉《租赁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合同性质问题应该由人民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定约目的、市场交易习惯、实际履行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予以评定。程定国二审提交的其他六组补强证据除第六组证据中2013年9月17日的2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和工资证明是复印件外，其他均是原件，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前述证据的合法性、关某则应结合其他证据和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对于证人孙某、段某和所作出的围绕本案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租赁协议签订及履行情况的相关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和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审查。操宇海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虽然二审审理过程中，程定国、程华山、田锁枝均对于该份调解书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但在未依照法定程序被撤销之前，（2014）九中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是强制执行的合法依据。如程华山、田锁枝确有证据证明该调解书存在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情形，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申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操宇海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举证目的。九江县良种猪场是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成立于1990年3月8日，负责人为程华山，经营范围为生猪，营业期限至2015年4月30日，2015年后该机构未公示年度报告，现仍在册吊销并未注销。吊销是一种行政管理处罚措施，主体资格并未因企业吊销而灭失，即该企业仍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以其名义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对于操宇海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即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于2019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之规定，该份《证明》只有单位印章并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或盖章，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况且，对于案涉《租赁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合同性质问题应该由人民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目的、市场交易习惯、实际履行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予以评定，而非仅凭九江市柴桑区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证明》予以认定。本院二审中，程华山、田锁枝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程华山、田锁枝夫妇以投资的企业和项目需要资金为由，自2011年9月始至2013年10月止，先后数十次从操宇海处借款，因尚欠借款本息未能及时付清，操宇海于2014年1月23日将程华山、田锁枝诉至一审法院。在该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借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27日作出（2014）九中民三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1、程华山、田锁枝同意在2015年6月30日前将2000万元借款本息（其中本金1400万元、利息600万元）偿还给操宇海；2、操宇海与程华山、田锁枝债权债务关系再无其他争议；3、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509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90098元，由程华山、田锁枝承担，由程华山、田锁枝在2014年12月30日前支付给操宇海。调解书生效后，程华山、田锁枝未全部履行调解书的付款义务，操宇海遂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另查明，九江县良种猪场是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成立于1990年3月8日，负责人为程华山，经营范围为生猪，注册经营地址为：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县沙河街镇六角垅。1999年7月17日，程华山以九江县良种猪场（乙方）的名义与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甲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租用茶林场土地约15亩兴建养猪场，土地租用期限为30年，土地租金每亩450元。租用期内如遇国家政府征收，乙方应服从。征用时土地地面建筑物补偿归乙方；土地征收费及补偿费归甲方。九江县良种猪场负责人—程华山在该协议书上盖章和签名。协议签订后程华山在此地兴建养猪场，从事生猪养殖经营。2002年7月26日，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程华山出资40万，占股80%，程娟（程华山与田锁枝的婚生女儿）出资10万元，占股20%，程华山为法定代表人。后，九江县良种猪场将前述租赁土地转给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作为养猪场实际使用，但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并未直接与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之后，由于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茶林分场改制等综合原因，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未交纳租金。直至2015年上半年，上述土地被九江市财政局收回，九江县良种猪场与国营九江县赛城湖综合垦殖场签订的《协议书》被九江市财政局公告废止。此后，因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的土地使用权属发生变更，九江富和绿源农业有限公司、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18日、2016年12月20日与程定国直接签订《养猪场租赁协议》、《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程定国依约交纳了租金。2015年1月17日田锁枝（甲方）与孙某（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养猪场租赁给乙方，现就未尽事宜补充条款如下：1、猪场饲养员宿舍2栋两层楼房是由场长段某和私人出资兴建，与这次租赁无关，如遇国建、政府拆迁，拆迁费归段某和所有，由乙方付给段某和。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截留或占有。2、在租赁期间，乙方添置的机器设备，猪舍改造及基础设施产权归乙方所有。2017年8月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被征收时，段某和私建的2栋房屋连同养猪场地面建筑物一并被征收。段某和主张其出资兴建2栋房屋的相关补偿款项包括在九江县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九价估字（2017）13号《关于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整体拆迁价格补偿报告书》中附表三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6377132元中。对此，程定国表示无异议。对一审法院查明、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程定国对于本案诉争标的，即其个人接收的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其他实体权益？2、一审法院冻结前述款项的执行行为是否合法，应否停止执行？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程定国对于本案诉争标的，即其个人接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其他实体权益的问题。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系审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一般性规则，其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程序即为特殊性规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入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为专门一章进行规定，均由此类案件特殊性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按照该条规定，无论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审查实体权利的归属和性质，都是判断能否排除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理，且一并作出裁判。故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定国对于诉争标的，即其个人接收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提出确权之诉求，并无不当，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一并审理并作出裁判。人民法院审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当遵循法律、司法解释关于执行救济方式的规定，在认定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主张的实体权益性质、效力、优先顺位并结合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执行的目的、方法等强制执行状态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层级关系、背后蕴含的价值以及立法目的的分析，综合判断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法维护强制执行的权威与效率，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对于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强制执行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对下列事实和因素进行实质性的审查：（1）相关当事人之间就执行标的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2）执行标的权属变化及占有使用情况；（3）与执行标的交易相关的权利行使状况、交易履行情况、资金往来情况；（4）相关当事人的身份职业特点、经济能力、款项支付情况、主观过错程度；（5）其他与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相关的事实和因素。程定国基于《租赁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缔约过程、缔约目的、约定内容、履行情况和市场交易习惯等因素，认为其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之间系转让而非租赁法律关系，又根据其一次性支付16年的租金和存栏生猪价款，并代为履行清偿尚欠周边村民的借款本息、支付拖欠的养猪场工人工资等付款义务的事实，主张对于本案诉争标的，即其个人接收的政府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款项6273368.8元，享有所有权，从而排除强制执行。而操宇海则认为政府安置补偿款的权利人应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一审法院按照田锁枝所占股权80%的比例冻结政府安置补偿款中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费6273368.8元，作为田锁枝履行生效调解书的责任财产并无不当。本院认为，引发执行异议之诉的原因是案外人认为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对特定标的进行强制执行侵害了其实体权益。在实体权属纠纷层面，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定执行标的的行为实际上是实现生效裁判文书等所确定的债权的行为，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并不享有排他性权利，对执行标的的权属纠纷只发生在被执行人和案外人之间。因此，执行异议之诉在形式上体现为是否排除强制执行行为的纠纷，在实质上是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对该执行标的的权属纠纷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权益与申请执行人在生效裁判文书等执行依据项下请求权的优先效力纠纷。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政府安置补偿款的权属纠纷发生在程定国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之间，而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并非是被执行人，民间借贷纠纷的被执行人是田锁枝、程华山，程定国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第一项关于确权之诉请，也未将权属争议的相对方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列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故对于程定国就案涉执行标的提出的确权之诉请，本案二审不宜作出处理，对此，程定国可以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二、关于一审法院冻结案涉款项是否合法，应否停止执行的问题。如前所述，程定国对于案涉执行标的的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其他实体权益，在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前提下，尚待依循法定程序，进一步予以审查与认定。退一步而言，即使现有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认定程定国对于诉争标的享有所有权，那么政府安置补偿款的权利人则应为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对此观点，申请执行人操宇海并不持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本案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田锁枝系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股东，持有80%的股份，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并非是被执行人。众所周知，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财产不同于股东资产，股东出资到公司注册资本以及公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资产，均属于公司资产，无论该资产以何种方式取得，均改变不了资产属于公司所有的权属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作为企业法人的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对于拆迁征收补偿款具有独立的所有权，而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的被执行人田锁枝，在公司解散且清偿相关债务（如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尚欠的税款以及其他债务）的情况下，仅能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从该公司分取红利，其对于属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拆迁征收补偿款并不具有所有权。拆迁征收补偿款亦不属于被执行人田锁枝个人应当履行生效裁判或调解所确定义务部分的责任财产。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相关款项的权属归于九江华山牧业有限公司的情况下，按照股东田锁枝所占的公司股权比例（80%），直接查封、冻结相应金额的拆迁征收补偿款，以公司财产为股东偿还个人债务，可能导致损害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冻结前述款项缺乏法律依据，应当停止执行。综上，程定国就案涉执行标的提出的确权之诉请，本案二审不作出处理，但一审法院冻结案涉款项缺乏法律依据，应当停止执行。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是因为一审法院直接冻程定国接收的政府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存款6273368.8元的不当执行所引起，导致程定国产生了相关诉讼成本，加之本院二审并未对程定国就案涉执行标的提出的确权之诉请作出处理，故为妥善化解本案纠纷，一、二审诉讼费用应退回程定国。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4民初259号民事判决；二、停止对程定国接收的政府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银行账户内的存款6273368.8元进行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557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714元，全部退回程定国。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肖童亮审判员  李 平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吴狄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