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54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承建，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友珍，女，195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廷华，男，195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杰，女，199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芳，重庆市荣昌区广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智，重庆市荣昌区广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杜家坝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5967290296。法定代表人：蒋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柏蜀平，重庆市荣昌区昌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与被上诉人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建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3民初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新兴建材公司提起诉讼，致与本案无关联的（2018）渝0153民初5762号案件中止诉讼程序。两案的基本情况如下：1、朱承建系李大群的丈夫，王友珍系李大群的母亲，李廷华系李大群的父亲，朱杰系李大群的女儿。李大群从2010年就在被上诉人新兴建材公司上班。2017年7月22日凌晨4时许，李大群在上班期间突发晕倒，被送往重庆永荣矿业总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7月26日15时12分经治疗无效宣布临床死亡。2017年7月27日被上诉人综合考虑到李大群在单位上班多年，加之发病又是在上班期间，在当地政府和派出所的直接介入下，双方达成了由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35万元的共识(口头约定)，当即支付了15万元，在被上诉人的办公室，被上诉人的法人出具了一张20万元的欠条，这张欠条载明的是“今欠到李大群死亡赔偿金共计贰拾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后被上诉人陆续支付了所欠的上述部分款项，直至现在尚欠尾款10万元未付，为此上诉人朱承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2018)渝0153民初5762号】。2、后来在2017年7月27日当天，被上诉人以尽快支付口头约定的赔偿款为由，诱导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的工亡赔偿金、安葬费及李大群父母的补偿金等一切费用90万元整；（2）乙方于2017年7月27日一次性以现金的方式付清90万元；（3）朱承建协助办理乙方的工亡保险事宜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与之签订该份《协议书》的根本目的，就是骗取工伤赔偿款，占有90万元与实际赔偿款(35万元)之间的差额部分。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提起了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没有详细查明这一天产生的两个协议(一个是书面，一个是口头约定)的先后顺序，而这个顺序直接影响法官的判断。一审法院擅自认定《协议书》在前，口头约定在后。判决书是这样表述的：原告用以起诉的《协议书》和后来与四被告达成的具有赔偿协议性质的35万元的赔偿……”其实是35万元的口头约定在前，《协议书》在其后。二、一审法院充当了原告的地位，对上诉人极不公平。被上诉人都认为《协议书》和口头约定是独立且互不相干的两份协议，一审法院却颠覆了被上诉人的意思。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当庭要求撤销两份协议，一份是《协议书》，一份是具有协议性质的35万元的口头协议。当时法庭还询问了上诉人需不需要答辩期，同时要求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6日前，补交35万元标的的诉讼费。(2019.2.27开庭笔录)在本案的判决书中却是这样的表述“原告用以起诉的《协议书》和后来达成的具有赔偿协议性质的35万元的賠偿，是两份独立的、互不包含的协议”。一审法院的认定改交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自认意思，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两份协议相互包含，为什么被上诉人在一审要增加诉讼请求？除了撤销90万元的书面《协议书》外，还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撤销35万元的口头协议呢？上诉人认为具有赔偿协议性质的35万元约定和后来达成的《协议书》，是两份独立的、互不包含的协议；前者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考虑了李大群工作年限、发病时间和地点等因素，在有诸多政府部门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参照人身损害赔偿等标准达成的共识，且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大部分数额。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所有证据做了概括性的评判，但是对上诉人提交的一份足以证明两份协议是独立的、互不包含的证据只字未提，既没有评判，也没退回原件。这份证据由被上诉人书写，时间是2018年3月15日，内容为：“如工伤判下来赔偿增加叁万元，并赔偿之日一起付清。”这就证明即使工伤成立，上诉人能够得到最大的赔偿数额就是在35万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万元，其他的就归于被上诉人了。这份证据能够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第二点答辩意见(两份协议相互独立、互不相干)。四、本案的判决结果上诉人毫不关心，因为2017年7月27日的《协议书》，双方根本没有履行，实际上是一个自始无效的协议。一审法院把最先达成的具有赔偿性质的口头约定和后来签订的《协议书》认定为不是两份独立的、互不包含的协议，直接影响另一案件的判决。相当于法院对除了撤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7年7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外，还有这样一个隐形的判决即一并撤销了具有赔偿协议性质的35万元的口头协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随意改变了被上诉人对两份协议的理解和认识、对本该宣布无效的《协议书》支持了被上诉人的撤销权、充当了被上诉人在另案中不支付尾款的帮助者，一项判决隐含两项内容，介于此上诉人依法上诉。恳请二审法院判令2017年7月27日的ロ头约定和后来的《协议书》各不相干、相互独立、互不包含；2017年7月27日的《协议书》为无效协议；或将本案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新兴建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兴建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承建系李大群的丈夫，王友珍系李大群的母亲、李廷华系李大群的父亲、朱杰李大群的子女。李大群系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担任生坯工岗位工作。2017年7月22日凌晨4时许，李大群在生产车间上班，将半成品砖坯转运至窑车时，在工作岗位上突发晕倒，随即被工友黄洪平、罗国宽、郭方秀等发现并进行施救，同时通知了该厂生产负责人敖行龙和李大群丈夫朱成建到场，随即李大群被送往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总医院，于5时27分到达该院入院，入院诊断为：1、左侧外囊区脑出血；2、原发性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3、慢性支气管炎。体格检查中记载“右侧枕顶部头皮稍肿胀，局部未见出血......”当日上午进行左侧外囊区脑出血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手术，2017年7月26日15时12分经治疗无效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脑疝形成；死亡诊断：1、左侧外囊区脑出血；2、脑疝形成；3、原发性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4、电解质紊乱（高钠、高氯）；5、慢性支气管炎。2017年8月9日，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总医院出具的医学证明，诊断处理意见“补充诊断：右侧枕顶部头皮血肿”。2017年7月26日，原告向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李大群的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8月17日，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认为李大群于2017年7月22日突发疾病后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为工伤，并向原告和李大群的家属送达了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7年7月27日，原告误以为李大群在工作岗位上晕倒并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这一事实属于工伤，待原告预先向李大群家属的垫付相应的工伤赔偿款项后，也能得到相关社会保险机构的赔付。遂原告作为乙方于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作为甲方就李大群在捡坯工作时，突然昏倒在码坯架上，及时送医院抢救，经救治无效后死亡一事协商一致，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1）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的工亡赔偿金、安葬费及李大群父母的补偿金等一切费用90万元整；（2）乙方于2017年7月27日一次性以现金方式付清90万元；（3）朱承建协助办理乙方的工亡保险事宜，提供手续等；（4）医院的救治费用由乙方负责。同日，原告向四被告支付了150000元，且原告向四被告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朱承建妻子李大群的死亡赔偿金共计贰拾万元正，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如工亡保险办完，则于2017年8月30日前付清。”2018年1月16日，原告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年7月16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5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于2018年8月1日生效。2018年3月6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蒋斌向四被告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朱承建的妻子李大群的死亡赔偿款壹拾伍万元正，于2018年6月底付清。”同日，原告向四被告支付了20000元。2018年3月9日，原告向四被告支付了3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中，原告与四被告签订《协议书》时，原告误以为李大群的死亡属于工伤，待自己向四被告垫付工伤赔偿款项后能得到相关社保机构的赔付，属于因重大误解而与四被告签订。故该《协议书》属可撤销合同。对原告请求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第一点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协议书》，2、该《协议书》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四被告的该点答辩意见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第二点答辩意见，即：原告用以起诉的《协议书》和后来与四被告达成的具有赔偿协议性质的35万元的赔偿，是两份独立的、互不包含的协议。但四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四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四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的第三点答辩意见，即：原告作为撤销对象的证据为《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协议书》系原告与四被告自愿达成的，被告也未举证证明该《协议书》有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故对四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四被告的第四点答辩意见，即：撤销权的行使时间问题。本案中：2017年7月26日，原告向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李大群的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8月17日，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人社伤险不认字〔2017〕13号），2018年1月16日，原告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年7月16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53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于2018年8月1日生效。故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应从2018年8月1日起算，对四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遂判决如下：撤销原告重庆市荣昌区新兴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于2017年7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实际已向上诉人支付的25万元是否属于本案被上诉人要求撤销的《协议书》内容。现评述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中，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时，被上诉人误认为李大群系工亡，并按照工亡的赔偿标准与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后经有权机关确认李大群并非工亡，被上诉人在李大群死亡原因不明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属重大误解，现被上诉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申请撤销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审理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实际向其支付的25万元并非包含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中，经查，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被上诉人因李大群死亡于签订协议当天即2017年7月27日一次性赔偿上诉人90万元，而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支付赔偿款虽也是发生在签订协议书的当日，但由于双方履行的赔偿款金额与协议书约定金额并非一致，双方实际履行的不是《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否则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支付赔偿款15万元后就不会向上诉人出具未付金额为20万元的欠条，该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实际履行赔偿款支付的行为并非《协议书》内容，故本案双方实际已履行的25万元赔偿款不是《协议书》约定内容，该履行行为与本案所涉及的《协议书》不是同一协议，而该协议应否被撤销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处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理由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朱承建、王友珍、李廷华、朱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雪方审判员  江信红审判员  邓方彬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邹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