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75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吉丽文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西部干道北永路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92478792E。法定代表人：罗德欣，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燕萍，广东章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庾国斌，广东章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福民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金牛路八达花园商铺******铺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2818835237。法定代表人：蔡文斌，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营，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嘉慧，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东莞市吉丽文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福民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福民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吉丽公司支付5567.26元。二、驳回吉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35.27元，已由吉丽公司预交，由吉丽公司负担4310.27元，福民公司负担25元。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69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吉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6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福民公司向吉丽公司支付货款491369.31元；2.本案诉讼费由福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表现在：（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是代理出口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1.吉丽公司和福民公司之间的交易一直是买卖关系，不是代理出口的关系。2.吉丽公司和福民公司就本案货款491369.31元，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吉丽公司已经提交了相应的发票，且福民公司申请的证人周某在庭审中已经就双方的交易方式、交易过程进行陈述，由此可以认定双方是存在买卖关系。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工厂与进出口公司之间如果既签订出口代理协议，又签订购销合同的，是不能办理退税的。4.福民公司向东莞市税务局提交了退税申请并获准退税，从而证实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买卖关系，而不是代理关系。5.福民公司已经收取了吉丽公司的货物，并且福民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报关出口，相关的报关单等资料，吉丽公司并无权取得，福民公司也已经将报关单等资料在申请退税时向东莞市税务局申报。如果法庭存疑，法庭可以向东莞市税务局调取相关的材料。6.福民公司在一审中申请了证人周某（系福民公司的职员）出庭作证，证人也是说双方的关系为买卖关系，福民公司应当承担证人证言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7.福民公司主张是代理出口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但是却未提供相应的委托合同予以作证，单凭福民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涉及已退款的内容，也无法确认双方是代理出口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如果福民公司与吉丽公司真的存在代理出口以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那么福民公司也无需与吉丽公司签订书面的买卖协议，仅需要根据吉丽公司提供与外商公司的买卖合同、发票等相关证据，就可以为吉丽公司办理相应的出口退税。8.福民公司是以买卖合同关系申请税务局退税，鉴于吉丽公司不是直接关系人，无法向税务局申请查阅、调取福民公司提交的税务局的退税资料，为查明本案争议，恳请二审法院依职权向税务机关调查询问。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表现在：（一）原审法院认定福民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记载的内容是对福民公司欠款数额的结算，是事实认定不清。1.吉丽公司认为该份证据并非是福民公司欠款数额的结算，不是对账单。从该份证据来看，除了涉及已退款的内容，还涉及已退款未结汇金额，涉及未退未结汇金额和涉及不退金额。如果是对账单，形式上应该包含起止时间、明确货款总额、已经支付货款金额、尚未支付货款金额等要素。2.福民公司一直拖欠吉丽公司货款，吉丽公司多次向福民公司催收，其均以各种未结汇、未退税等理由进行推脱，拒不支付。2017年5月19日，吉丽公司再次向福民公司催收货款，福民公司又以有已退税未结汇金额70442.85美元，未退未结汇金额282623.07美元，已退税款219157.26元，不退金额271020.76元。由于考虑到福民公司的经营，吉丽公司答应了就福民公司就已获得的已退税款先行支付之前拖欠的货款。（二）原审法院认定福民公司应向吉丽公司支付211159.26元、已支付了205590元，尚有5567.26元未支付，是事实认定不清。1.吉丽公司和福民公司早在2013年就有业务往来，双方合作期间总的交易金额高达700万元，福民公司原审中当庭提交的8份付款金额共计1229353.82元均与吉丽公司诉请的开票金额无法对应，且福民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1229353.82元与案涉货款有关联。2.如果福民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可以证明其已经支付本案的货款，吉丽公司完全可以提出更多的发票等证据证明吉丽公司拖欠的货款不止本案的诉讼标的。3.根据福民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来看，涉及不退税金额271020.76元，按协议50%计算退税金额的内容，福民公司仍拖欠吉丽公司135510.38元。事实上，福民公司已经全额获得税务局的退税，应当全部返还给吉丽公司。庭审时补充如下：本案涉及出口退税问题，按照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财务部三家关于退税的政策，代理出口不能够办理退税。福民公司作为一家出口企业，其向东莞市税务局申请退税的时应当提交一整套资料，这套资料中表明双方的关系就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福民公司答辩称：一、福民公司和吉丽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实际存在是代理出口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由于吉丽公司不具备出口退税的资格，但是其又想取得出口退税，故吉丽公司委托福民公司代理出口退税，双方是以订立买卖合同的形式进行委托代理出口及退税的交易。其二，由于出口报关时需要查清楚出口货物的来源，所以吉丽公司须向福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用于报关。本案表面上是由福民公司向吉丽公司订货出口，但实际上双方之间是代理出口以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二）吉丽公司未提交书面的买卖合同、送货单等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的存在。本案中，吉丽公司提交的发票只能证明其是开过发票，但不能作为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更不能作为福民公司拖欠吉丽公司货款数额的依据。二、福民公司与吉丽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签订的《对账确认书》系对双方欠款数额的确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三、福民公司已向吉丽公司清偿完毕所有拖欠的款项，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一）福民公司与吉丽公司签订《对账确认书》后，福民公司依约在2017年5月31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共计向吉丽公司转账205590元，加上扣除的运费5503元，福民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清偿完毕所有拖欠的款项。（二）吉丽公司在原审开庭时提交了2014年2月22日的8张发票，用以证明福民公司向其转账的205590元（当中含有2017年11月29日转账的30000元）是福民公司支付的2013年的货款。但吉丽公司又在原审起诉状中陈述，福民公司在2017年11月29日转账的30000元是支付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1月22日的货款。现吉丽公司又向二审法院提交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的发票，表示福民公司向其转账的205590元款项是支付该期间的货款。由此可见，吉丽公司对于福民公司向其转账的205590元是支付2013年的货款，还是支付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1月22日期间的货款，或者是支付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份的货款的陈述相互矛盾的。（三）吉丽公司陈述福民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8份付款回单（共计1229353.82元）与其诉请开票金额无法对应，相比较，吉丽公司对自己提交的发票对应的哪一年、哪一笔货款亦无法一一对应。再者，福民公司亦可提供更多的付款回单用以证明福民公司付款的金额也绝不止是本案的诉讼标的。本院二审期间，福民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吉丽公司向本院提交其与福民公司之间的增值税发票作为新证据，证明福民公司在一审中当庭提交的8份转账记录对应的汇款与本案无关，是支付之前应付吉丽公司的货款。福民公司质证称：一、对于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福民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转账流水的金额与吉丽文具提交发票金额是不一致的，经过福民公司简单计算得出相差金额约为20万元。二、发票也只能证明吉丽文具曾经向福民公司开具过相应的税票，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相应的交易。三、吉丽文具对合同交易文件有提及，福民公司认为吉丽文具应提供送货单等一切交易文件，才能证明与福民公司存在事实交易关系。二审庭审中，吉丽公司称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如下：当吉丽公司有产品需要出口时，由福民公司与外商签订销售合同，再与吉丽文具签订购货合同，然后再委托运输公司和报关公司进行报关和出运。报关之后报关公司会将报关单交给福民公司，吉丽文具会向福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福民公司在收到外商客户的外汇后会按牌价折算成人民币先支付大部分货款，剩余部分货款福民公司会在税务局退税之后再支付给吉丽文具。福民公司对吉丽公司陈述的双方交易流程表示确认。经过阅卷和法庭调查，本院二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针对上诉人吉丽公司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1.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代理出口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2.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吉丽公司仅凭发票主张与福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交买卖合同、送货单等关键证据予以佐证，依据不足。而从吉丽公司、福民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对账确认书来看，双方对账内容只涉及退税问题，并无货款之争议。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福民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是代理出口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本院予以采信。吉丽公司主张因福民公司已经获取了退税，故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13号）第一条的规定可知，即使福民公司获得出口退税，也不能当然得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吉丽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福民公司退税时向东莞市税务局申报的相关材料，因吉丽公司一审并未提出该申请，且根据本案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存在代理出口及办理退税的委托关系，故吉丽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相关材料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吉丽公司、福民公司双方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对账确认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福民公司拖欠吉丽公司之债务应以对账确认书中记载的数额为准。原审法院对福民公司尚欠吉丽公司的款项认定准确，本院不再赘述。吉丽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票据均发生在2015年以前，不足以推翻形成2017年的双方对账确认，故吉丽公司主张福民公司尚欠货款491369.31元，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吉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87.03元，由东莞市吉丽文具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念卫审判员  郭婧儿审判员  廖志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潘 巍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