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6528号原告：广州纺棉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新塘镇港口大道**现代城市花园首层**。法定代表人：赵贤进。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太，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新枫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大塱iv>法定代表人：伍良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球，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纺棉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新枫制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彭碧波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广州纺棉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贤进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太、被告广州新枫制衣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纺棉纺织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950682.75元及利息（从立案之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经营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作为原告的客户，自2014年被告开始向原告购买布匹开展制衣经营活动，由被告通过传真方式向原告下单，原告不定时和被告财务核对账单，被告通过支票、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部分货款，双方财务人员2017年9月份最后一次对账确认被告实欠货款1500682.75元，后原告多次催告之下，被告陆续支付55万元，至今仍欠货款950682.75元，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被告广州新枫制衣有限公司答辩称：货款已经付清，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已经把全部货款结清，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向被告供应布匹。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原告陈述，双方交易期间为2014年5月至2016年6月；同时陈述，被告下单人员均为李玉柳，2014年5月30日至2014年8月23日期间双方系面签订货单，其余的订货单均系以传真的形式签订；还陈述，送货时会有一份送货细码单交由被告留存。被告陈述，双方交易期间为2015年底至2016年初；同时陈述，其系与原告面签订货单，李玉柳确实为被告员工；还陈述，原告送货时确实有送货单交由被告留存，但原、被告双方交易的单据均已无法找到。原告提交了2014年5月3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的布料订单，其中2014年8月23日以后的布料订单均系传真件，所有的订单除2015年10月13日董事长签名处载有伍良钊的名字外，其他订单经理签名处均载有李玉柳的名字；还提交了2015年10月12日至2016年6月11日期间的送货细码单。被告对上述订单及送货细码单均不予认可。原告陈述，对账单系其先行制作后以当面或者传真的形式交由被告财务人员阿冰、阿华、阿棉进行核对，被告财务人员核对无异后通过传真形式回传给原告。原告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6月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客户为被告，其打印字体载明实欠货款2401583.75元，手写字体载明6月30日实欠2401371.75元，客户签名处载有手写签名“华”，手写体载明日期为2016年7月21日；还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7月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客户为被告，其打印字体载明上欠余额2401371.75元，实欠货款2101371.75元，手写字体载明实欠货款2100682.75元，客户签名处载有手写签名“冰”，手写体载明日期为8月23日；同时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9月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客户为被告，其打印字体载明上欠余款2100682.75元，实欠货款19006823.75元，客户签名处载有手写签名“冰”，手写体载明日期为2016年9月22日；还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12月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客户为被告，其打印字体载明上欠货款1900682.75元，实欠货款1800682.75元，客户签名处载有手写签名“冰”；还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9月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客户为被告，其打印字体载明2016年12月31号上欠货款1800682.75元，2017年3月31日收支票20万，2017年8月1日收支票10万，实欠货款1500682.75元，手写字体载明实欠货款扣减20万元后为1300682.75元，客户签名处载有手写签名“冰”，手写体载明日期为9月4日。原告提交的上述对账单均为传真件。被告对原告的上述陈述及对账单均不予认可，被告陈述其与原告未有过对账，双方结算均系送货单为依据，同时陈述，其员工较多，不确认阿冰、阿华、阿棉是否是其员工，还陈述，被告2016年底已不再从事制衣行业，相关人员也在2016年底全部离职。原告陈述，2017年9月对账单手写扣减的原因系被告资金有困难，要求原告扣减20万元，故原告同意在总金额中扣减20万元，还陈述其扣减20万元系附条件的，被告需要一次性付款，但表示其对附条件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陈述，若法院认定2017年9月系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应直接扣减20万元，不需附条件。2017年9月3日至今，被告向原告仅支付了550000元。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原告已经实际向被告交付了货物，双方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为此，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虽然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布料订单、送货细码单不予认可，但是被告确认，原、被告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确实签订了布料订单，且原告在送货时会交付送货单给其留存，还确认，李玉柳确实为其员工，但被告并未向本院提交其留存的单据，虽然被告陈述所有单据均无法找到，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对单据无法找到的事实不存在过错，为此，被告需对无法提交原、被告双方交易过程形成的单据承担法律责任。原告在本案提交的布料订单、送货细码单在形式上符合被告确认双方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单据，现被告并无证据证实上述单据与客观事实不符，为此，对于原告提交的布料订单、送货细码单，本院予以采信。因2014年8月23日以后的布料订单均系传真件，故对于原告关于原、被告双方2014年8月23日以传真的形式签订布料订单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虽然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不予认可，但是对于原告陈述的对账单中被告的财务人员，被告并未否认；同时，因原、被告双方存在以传真的形式签订布料订单，故原、被告双方以传真的形式对账亦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现被告并无证据证实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与事实不符，故对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本院予以采信，同时对原告关于对账单中的“冰”、“华”系被告财务人员的陈述，本院亦予以采信。原、被告双方最后一次即2017年9月4日对账时，被告确认拖欠原告的货款金额为1300682.75元，虽然存在手写扣减20万元的事实，但原告确认系其同意被告在总金额1500682.75元中扣减20万元，换言之，原、被告双方对扣减20万元的形成了合意。现原告陈述扣减该20万元系附条件的，但是该对账单自身并未反映扣减20万元系附条件的，且原告亦明确表示其无证据证明扣减20万元系附条件的，现被告亦表示应直接扣减，不附条件，为此，对于原告关于扣减该20万元系附条件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为此，截止2017年9月4日，被告拖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应为1300682.75元。因被告2017年9月4日后仅向原告支付了550000元，为此，被告现拖欠原告货款的金额为750682.75元。综上，原告向被告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后，被告理应向原告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现被告拖欠原告货款750682.75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750682.75元及利息（以750682.7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6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超过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新枫制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纺棉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50682.75元及利息（利息以750682.7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6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纺棉纺织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53元，由原告广州纺棉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400元，被告广州新枫制衣有限公司负担525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彭碧波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蕾蕾附本判决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