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71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升荣，男，196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渝，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义炳，男，194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天柳，重庆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龙华大道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203507629F。法定代表人：赵德全，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刚，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徐升荣因与被上诉人杨义炳、原审被告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城致远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9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升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渝、被上诉人杨义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天柳、原审被告北城致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升荣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913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杨义炳对徐升荣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义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北城致远公司一审陈述“将案涉工程劳务分包给两个劳务公司，而项目部仅有工作人员”，因此，即使杨义炳系案涉工程的劳务人员，也是分包单位的劳务人员，而徐升荣与两个分包单位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杨义炳系徐升荣聘请的劳务人员系认定事实错误。二、2003年至2017年期间，徐升荣系北城致远公司员工。徐升荣系北城致远公司聘请的案涉项目经理，即使杨义炳系徐升荣聘请的劳务人员，田其鱼与徐升荣签署《劳务分包结算表》系履行项目经理职责的职务行为，合同的相对方系北城致远公司，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北城致远公司承担。三、杨义炳等六人收到的65700元工资系清欠办代为支付，委托付款单位系北城致远公司，证明北城致远公司认可杨义炳等六人系该公司聘用人员。因此，杨义炳等六人的工资应当由北城致远公司支付。杨义炳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是徐升荣叫杨义炳等劳动者去做工，劳动者也不知晓徐升荣和北城致远公司的关系。北城致远公司是受益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判决。北城致远公司述称，北城致远公司与杨义炳等六名劳动者无劳动合同关系，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工资。徐升荣认为合同相对方是北城致远公司，应举示相应证据证明。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杨义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北城致远公司、徐升荣共同向杨义炳支付拖欠的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28366.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义炳系在回兴立交工程从事杂工工作。2019年4月8日，杨义炳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两被告支付2016年至2017年拖欠工资28366.7元。同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杨义炳的仲裁申请。庭审中，杨义炳举示一份劳务分包结算表，该劳务分包结算表载明：项目名称为回兴立交工程，劳务队伍为田其鱼，班组为杂工班组，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6个杂工合计价款共计为240900元。该劳务分包结算表中有田其鱼在劳务负责人意见处签名，有王超云在现场预算员意见处签名并注明日期为2017年9月19日，有龙光平在生产经理意见处签名，最后有被告徐升荣在项目经理意见处签名。庭审中，杨义炳以及并案审理的另五案胡碧兰、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均陈述：杨义炳、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苏定平均系由徐升荣叫到案涉工地做杂工，工资也是和徐升荣商谈，平时工作由施工员（姓陈，具体名字记不清楚）安排，该施工员也是由徐升荣聘请；劳务分包结算表上载明的240900元是杨义炳、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苏定平共同的工资，由杨义炳、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苏定平平均分配，劳务分包结算表出具后清欠办共向前述六人支付了65700元，尚拖欠六人共计175200元，现杨义炳、胡碧兰、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在六案中共计起诉的金额为170200元，前述170200元系由杨义炳、胡碧兰、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均分，杨义炳系基于劳务关系起诉，北城致远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杨义炳举示的劳务分包结算表，徐升荣确认拖欠杨义炳、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苏定平等六名工人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工资报酬共计240900元，胡碧兰、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以及杨义炳均确认杨义炳、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和苏定平系由徐升荣叫到案涉工地做杂工，工资也是和徐升荣商谈，平时工作由施工员（姓陈，具体名字记不清楚）安排，该施工员也是由徐升荣聘请，徐升荣也未出庭应诉并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认定徐升荣拖欠杨义炳、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苏定平等六名工人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工资报酬共计240900元。根据杨义炳、胡碧兰、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等六人陈述，前述240900元工资已经清偿65700元，故在徐升荣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还另行支付前述拖欠工资的情况下，徐升荣应当就余下拖欠的175200元（240900元-65700元）工资承担清偿责任。现杨义炳、胡碧兰、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陈述六人共计起诉的金额共计为170200元，前述170200元系由杨义炳、胡碧兰、陈生林、殷立秀、陈明元、田其鱼均分，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徐升荣应向杨义炳支付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工资28366.7元（170200元÷6人）。杨义炳在庭审中确认杨义炳系由徐升荣叫到案涉工地做杂工，工资也是和徐升荣商谈，平时工作由施工员（姓陈，具体名字记不清楚）安排，该施工员也是由徐升荣聘请，故在杨义炳并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杨义炳与被告北城致远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系的情况下，杨义炳要求北城致远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升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义炳支付拖欠的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工资28366.7元；二、驳回杨义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5元，由徐升荣负担。二审诉讼中，徐升荣举示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首页，拟证明2014年6月23日，徐升荣与北城致远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首页。2、重庆市渝北区工程建设项目合同备案表，拟证明徐升荣在案涉工程的职务为项目经理。3、重庆市社保参保证明，拟证明徐升荣在2013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系北城致远公司的员工。4、费用支付明细及相关资料，拟证明杨义炳的工资支付主体为北城致远公司，并非徐升荣，杨义炳在向相关部门申报相关债务时，确定的主体也是北城致远公司。杨义炳质证认为，1.《劳动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且只举示了第一页，不清楚合同相关权利义务。2.重庆市渝北区工程建设项目合同备案表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徐升荣为案涉工程项目经理，但不能证明支付主体是北城致远公司。3.重庆市社保参保证明真实性无异议，杨义炳不知道徐升荣是否为北城致远公司员工。4.费用支付明细及相关资料真实性无异议，杨义炳等六名劳动者确实在清欠办领到了65700元，但不能证明是在谁那里做工。北城致远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3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北城致远公司项目部再大也不可能有90多个人，是属于劳务公司人员工资，也是由清欠办统一发放，不能以此证明六名劳动者与北城致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北城致远公司举示证据：1、北城致远公司《工程内部承包管理责任书》，拟证明徐升荣是案涉项目责任人，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第七至九项“项目责任人义务”包括了徐升荣应及时支付劳务费、材料款等。2、北城致远公司与重庆万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拟证明2014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25日，案涉项目的所有劳务全部分包给重庆万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3、北城致远公司与重庆旭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拟证明2015年6月25日后，案涉项目全部劳务又分包给旭平公司。徐升荣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徐升荣提交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可认定该责任书约定的内容是实际的内部承包，而非挂靠等违法行为，即徐升荣管理案涉项目的行为是真正意义的职务行为，责任书约定的内部管理流程是徐升荣与北城致远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外与杨义炳建立关系的是北城致远公司，与徐升荣无关。从徐升荣举示的清欠办支付凭证可看出，事实上也是北城致远公司在支付杨义炳等人相应工资。该责任书并未实际履行完毕，北城致远公司在未经徐升荣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工程违法转包给第三方建筑公司。重庆万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劳务承包合同真实性无法核实，确实有将劳务分包给重庆万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旭平公司的劳务承包合同真实性无法核实，我方未参与。从证据2、3可以看出北城致远公司实际管理了案涉工程，并非其认为的仅是收管理费。对于杨义炳是否系该两份劳务合同项下公司的员工，徐升荣并不清楚。北城致远公司一审中并未举示该两份证据。对于该两份证据指向的劳务公司也并未追加为一审被告或第三人，我方认为应当追加该两公司参加诉讼以便查明事实。杨义炳质证认为，《工程内部承包管理责任书》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劳动者在工地做工，北城致远公司是受益人，是徐升荣叫杨义炳到工地做工，徐升荣和北城致远公司的关系不清楚。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即使将劳务分包给其他公司，杨义炳也没有见到北城致远公司向徐升荣支付工程款的相关凭据。如果北城致远公司将钱付给徐升荣，就应由徐升荣向劳动者付款，如果北城致远公司没有将钱付给徐升荣，就应由北城致远公司向劳动者付款。对各方当事人二审中举示的证据，本院认为，徐升荣举示的证据1-4，因杨义炳、北城致远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北城致远公司举示的证据，证据1，合同相对人徐升荣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徐升荣虽对合同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但其在前述合同上以北城致远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字，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3，杨义炳及徐升荣对该证据均表示不清楚，且系北城致远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二审诉讼中，徐升荣于2019年9月4日申请对《劳务分包结算表》中徐升荣签名是否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后于2019年9月6日自愿撤回申请。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6月23日，北城致远公司与徐升荣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为2008年4月5日。同日，北城致远公司与徐升荣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管理责任书》约定，北城致远公司将其与项目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案涉工程的施工工作全部承包给公司员工徐升荣实施，项目责任人为徐升荣。双方之间系内部承包合同关系，项目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风险自担、目标考核、独立核算”的项目责任人负责制。项目责任人应及时支付劳务费用，劳务分包合同均由公司对外签订。2014年6月25日案涉工程项目备案表载明，徐升荣为项目经理。2015年2月28日，徐升荣作为北城致远公司委托代理人，与重庆万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完工时间为2015年12月18日。另查明，2013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北城致远公司为徐升荣办理了五项社会保险。还查明，2018年2月14日，重庆市渝北区清欠追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北城致远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书及民工工资表，向杨义炳等六名劳动者共计支付民工工资657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2.与杨义炳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人。3.杨义炳关于劳务费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徐升荣作为北城致远公司的员工，其与北城致远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管理责任书》约定：徐升荣作为项目责任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责任书具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性质，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徐升荣签字确认的《劳务分包结算表》，名称为劳务分包结算，载明“劳务队伍为田其鱼，班组为杂工班组，分项工程、合同单价、合价”的内容，也证明系劳务分包结算。因此，与杨义炳建立的法律关系为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关系。二、与杨义炳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与杨义炳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应为徐升荣。理由如下：1.杨义炳作为劳务人员，由徐升荣招用到案涉工地做杂工工作，并口头约定劳务费单价。2.徐升荣以项目经理身份在《劳务分包结算表》上签字确认。3.徐升荣与北城致远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管理责任书》实际系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徐升荣作为项目责任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徐升荣对案涉工程进行管理，是履行《工程内部承包管理责任书》，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且北城致远公司否认徐升荣在《劳务分包结算表》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北城致远公司。因此，本院对徐升荣在《劳务分包结算表》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北城致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4.重庆市渝北区清欠追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北城致远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书及民工工资表，向杨义炳等六名劳动者共计支付民工工资65700元，是政府职能部门以项目为基础向施工单位清理追收欠付的民工工资，并不能直接反映出合同约定或事实上应当承担相关劳务费的责任主体。因此，徐升荣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杨义炳等六名劳动者的劳务费的责任主体为北城致远公司。至于徐升荣与北城致远公司或劳务分包公司之间，如有纠纷，可另诉解决。三、杨义炳关于劳务费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原判对此已予以评判，本院认可原判裁判理由，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徐升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由徐升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娅梅审 判 员 刘家秀审 判 员 赵文建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黄灵攀书 记 员 左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