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刑初545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商志全，男，1985年8月27日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2月16日被羁押，于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王鸿吉，北京市佳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房山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房检一部刑诉〔2019〕4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商志全犯诈骗罪，于2019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后又于2019年7月4日以京房检一部追诉〔2019〕3追加起诉书追加起诉遗漏罪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洪臣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商志全及其辩护人王鸿吉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至2017年3月间，在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市丰台区等地，北京某A公司及北京某B公司的被告人商志全，伙同刘桂生（另案处理）、刘秀秀（另案处理）、王海波（另案处理）、宋运杰（另案处理）等人，利用网络、电话、短信等方式，以可以提供低价购车渠道为诱饵，招揽买车人进店购车；后以购车需要交纳定金或押金为由，利用买车人无戒备心理，故意隐瞒《购车服务合同》中需要交纳服务费的事实，与买车人签订《购车服务合同》，骗取被害人万元不等的定金或押金；提车时，又要求被害人按照4S店原价购车，并谎称定金、购车差价可以退还；被害人发现被骗时，商志全等人或者以《购车服务合同》系被害人本人签字为由索要服务费或违约金，之后酌量退还被害人部分或全部定金，或者以扣留被害人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服务费、装饰费，被害人被迫再支付部分钱款。刘桂生系北京某A公司和北京某B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公司下设六名组长，分别是被告人商志全、信瑞朋（另案处理）、葛之印（另案处理）、孙占逢（另案处理）、高宪勋（另案处理）、李彦胜（另案处理），主要负责本组人员的招聘、管理、发放工资以及谈客户、摆客户等事宜。王海波、宋运杰等人系商志全组业务员，负责谈客户、带客户看车等事务。具体情况如下：一、2016年4月7日，被害人许某到北京市丰台区北京某B公司欲购买东风小康面包车，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谎称能够以低价向许某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但需要事先交纳10000元定金，提车仅需交纳尾款。许某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王海波要求许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之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许某提车后，王海波又以先交5000元做汽车装饰，回公司返还该钱款为由，收取许某5000元现金。许某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后许某被迫放弃之前交纳的15000元人民币。许某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5000元。二、2016年4月21日，被害人李某到北京市丰台区北京某B公司欲购买五菱荣光V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李某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但需要先交纳10000元押金才能看车，李某遂向对方支付了1.11万元作为购车押金，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李某发现被骗要求退还押金时，随同提车的人员称不提车押金不予以退还。2016年4月22日，随同提车的人员带领李某再次到4S店提车，并以帮忙办理保险、车牌为由索要了2000元且拿走了购车手续。李某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押金时，被告人商志全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服务费。最终，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等人退还李某2000元。李某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1100元。三、2016年4月30日，被害人张某1到北京市丰台区北京某B公司欲购买大众捷达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张某1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保险加油卡，但需要事先交纳14000元定金。张某1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4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张某1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之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张某1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定金时，对方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最终，张某1被迫放弃了之前交纳的定金14000元。张某1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4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四、2016年8月21日，被害人高某1到北京市丰台区北京某B公司欲购买长安2016款1.6L自动尊贵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高某1售车，但需要先交纳12000元作为定金，提车付尾款即可，高某1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2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高某1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提车后再将定金返还，还以帮忙办理退款为由拿走了车辆手续。高某1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伙同他人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高某1被迫向对方公司又支付了8000元现金。高某1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2000元。五、2016年9月16日，被害人张某2到北京市丰台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东风风光580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张某2售车，但需要先交纳12000元作为定金，张某2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2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要求张某2按照4S店原价购车，并称提车后再将定金返还，还以帮忙上临时牌照为由拿走了车辆手续。张某2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对方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服务费，张某2被迫向对方公司又支付了10000元现金。张某2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2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六、2016年12月17日，被害人张某3到北京市丰台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长安CS35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张某3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保险、临时牌照和油卡1000元，但需要事先交纳15000元押金。张某3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及现金方式支付了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张某3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之后返还定金和购车差价，并拿走了车辆手续。张某3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8000元，后张某3被迫又向对方支付4000元。张某3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5000元。七、2017年2月16日，被害人胡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长安CX70型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胡某售车，但需要事先交纳15000元定金。胡某遂通过POS机刷卡支付了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胡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最终，胡某获得退款4000元。胡某未购车，被骗人民币11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八、2017年2月19日，被害人王某1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长安逸动1.6L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王某1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但需要事先交纳17000元定金，提车仅需交纳尾款。王某1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人民币17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王某1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等人又以《购车服务合同》系本人签字为由所要服务费。最终，王某1获得退款10000元。王某1未购车，被骗人民币7000元。九、2017年2月21日，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电话联系被害人曲某，以其公司能够低价销售哈弗H6型汽车为诱饵，将曲某骗至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继续谎称能够以低价向曲某售车，但需要事先交纳18000元定金，提车仅需交纳尾款。曲某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8000元，并与对方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曲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最终，曲某获得退款200元。曲某未购车，被骗人民币17800元。十、2017年2月21日，被害人刘某1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江淮M3型面包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刘某1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但需要先交纳16000元作为定金，做完装饰后钱款返还，刘某1遂向对方支付了16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要求刘某1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提车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还以帮忙办理临时牌照为由拿走了车辆手续。刘某1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系被害人本人签字为由索要服务费，刘某1为拿回购车手续，被迫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0000元装饰费用。刘某1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6000元。十一、2017年2月23日，被害人王某2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东风小康K01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王某2售车，但需事先交纳定金方能看车，定金可以退还。王某2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交纳定金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人员要求王某2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之后再将定金返还。王某2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对方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最终，王某2获得退款8000元。王某2已购车，被骗人民币2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十二、2017年2月23日，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电话联系被害人倪某，以其公司能够低价销售五菱之光面包车为诱饵，将倪某骗至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倪某到店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继续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倪某售车并赠送汽车装饰，但需要先交纳10000元作为定金，倪某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倪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提车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还以办理临时牌照为由拿走了车辆手续。倪某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系被害人本人签字为由索要服务费，倪某为拿回购车手续，被迫向对方支付了3500元装饰费。倪某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0000元。十三、2017年2月26日，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电话联系被害人刘某2，以其公司能够低价销售五菱之光型汽车为诱饵，将刘某2骗至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该公司销售人员继续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刘某2售车，但需要事先交纳15000元定金，提车仅需交纳尾款。刘某2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刘某2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之后返还定金和购车差价，并拿走了车辆手续。刘某2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对方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和装饰服务费。刘某2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5000元。十四、2017年2月25日，被害人王某3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东风风光3301.2型汽车，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谎称能够以低价购买车辆，但需要先交纳15000元作为押金，提车付尾款即可，王某3遂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了15000元，双方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该公司工作人员要求王某3按照4S店原价购车，并称提车后再将定金返还。王某3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对方又以《购车服务合同》系被害人本人签字为由索要服务费。最终，王某3获得退款3000元。王某3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2000元。十五、2017年3月2日，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电话联系被害人张某4，以其公司能够低价销售五菱宏光S型汽车为诱饵，将张某4骗至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继续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张某4售车，但需要事先交纳15000元定金，提车仅需交纳尾款。张某4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5000元，并与对方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张某4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张某4未购车，被骗人民币15000元。十六、2017年3月5日，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电话联系被害人韩某1，以其公司能够低价销售东风风行影逸X5型汽车为诱饵，将韩某1骗至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该公司销售人员继续谎称能够以低价向韩某1售车，但需要事先交纳20000元定金。韩某1遂向对方支付了20000元现金，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韩某1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最终，韩某1获得退款5000元。韩某1未购车，被骗人民币15000元。十七、2017年3月7日，被害人汪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东风风行景逸X6型汽车，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谎称能够以低价向汪某售车，汪某遂向对方支付了3.2万元作为购车首付款，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4S店提车时，汪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最终，汪某获得退13000元。未购车，被骗人民币19000元。十八、2017年3月18日，被害人石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海马S5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石某售车，但需要先交纳15000元作为定金，提车付尾款即可，石某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66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石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提车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石某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对方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服务费，后该公司未退还石某钱款。石某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5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十九、2017年3月18日，被害人毕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宝骏730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毕某售车，但需要先交纳15000元作为定金，提车付尾款即可，毕某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66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人员要求毕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提车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毕某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对方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服务费，后该公司未退还毕某钱款。毕某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5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二十、2017年3月18日，被害人张某5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长安欧诺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张某5售车附赠全车装饰、大礼包和加油卡，先交1万元押金，之后可以退还。张某5遂向对方支付了1万元作为购车定金，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人员要求张某5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之后再将定金返还。张某5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对方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张某5被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500元。张某5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0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二十一、2017年3月19日，被害人刘某3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宝骏310型汽车，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刘某3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但需要事先交纳10000元定金，提车仅需交纳尾款。刘某3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0000元，并与对方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刘某3按照4S店原价购车，称之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刘某3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又以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后刘某3被迫放弃之前交纳的定金。刘某3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0000元。二十二、2017年3月19日，被害人孟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五菱宏光S面包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孟某售车附赠汽车装饰，但需要先交纳10000元作为押金，提车付尾款即可，孟某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要求孟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并称提车后再将押金返还，还以帮忙办理牌照和保险为由拿走了车辆手续。孟某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又以《购车服务合同》系被害人本人签字为由索要服务费6000元，孟某因车辆手续在对方手中，被迫支付了装饰费。孟某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0000元。二十三、2017年3月22日，被害人魏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宝骏560型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魏某售车，但需要事先交纳15000元定金。魏某遂支付了15000元，并与对方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魏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最终，被告人商志全退还魏某4000元。魏某未购车，被骗人民币11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商志全的账本。二十四、2017年3月23日，被害人杨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欲购买江淮M3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杨某售车附赠油卡，杨某遂与对方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并通过POS机刷卡方式交纳定金15000元。在4S店提车时，杨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定金，被告人刘桂生等人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最终，王予军获得退款13000元。杨某未购车，被骗人民币2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二十五、2017年3月24日，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电话联系被害人高某2，以其公司能够低价销售五菱宏光S型汽车为诱饵，将高某2骗至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A公司。高某2到店后，该公司销售人员继续谎称能够以低价向高某2售车，但需要先交纳12000元作为定金，高某2遂通过POS机刷卡方式支付了12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在带高某2提车过程中，要求高某2按照4S店价格购车，并称提车后再将定金和购车差价返还。高某2提车后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该公司工作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系被害人本人签字为由索要服务费，高某2被迫放弃12000元定金。高某2已购车，被骗人民币12000元。二十六、2017年3月26日，被害人曹某到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某B公司欲购买五菱荣光1.5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谎称能够以低价向曹某售车附赠装饰，曹某遂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人刘秀秀的账号转账15000元，并与对方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曹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定金，该公司的人员又称之前所交钱款系服务费，不予退还。最终，曹某获得退款10000元。曹某未购车，被骗人民币5000元。刘秀秀将该笔交易记录于被告人商志全的账本。2019年2月16日，被告人商志全到北京市房山区西潞派出所自动投案。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向本院提供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商志全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被告人商志全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内容未提出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辩护人王鸿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内容未提出异议，其主要辩护意见为：被告人商志全有自首情节，当庭亦认罪，系从犯、初犯，有立功情节，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刘桂生（已判刑）系北京某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和北京某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该二公司下设多名组长，分别是被告人商志全及孙占逢、信瑞朋（均已判刑）等人，主要负责本组人员的招聘、管理、发放工资以及谈客户、“摆客户”等事务；被告人商志全所在组有王海波、宋运杰等业务员；刘秀秀（已判刑）系公司财务人员，负责收取客户支付的钱款、公司日常支出、记录公司账目、管理《购车服务合同》等事务；宋运杰、孙叶龙、张现宽、马超（均已判刑）等人系该公司业务员，主要负责打电话约客户、网上发布广告、谈客户等事务；王海波、崔现图、李子毅（均已判刑）亦系该公司业务员，主要负责带客户看车、提车、参与“摆客户”等事务。2016年至2017年3月间，在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市丰台区等地，被告人商志全伙同刘桂生、信瑞朋、王海波、宋运杰等人根据各自业务范围，采取在网络上发布低价售车信息，并利用网络、电话、短信等方式将购车人约至前述地点，又以可提供低价购车渠道并附赠汽车装饰、保险费、加油卡等为由诱骗购车人交纳定金、押金或预付款并签订隐藏有高额服务费、违约金等条款的《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时，又以定金、押金及购车差价等在购车后退还为由要求被害人按照4S店的原价购车。在被害人要求退款时，被告人商志全及刘桂生等人或者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款，或者以《购车服务合同》中有服务费、违约金条款为由索要高额服务费或违约金，或者以扣留被害人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服务费、装饰费等，迫使被害人另行交纳钱款、放弃部分或全部定金、押金、预付款。王海波、宋运杰等人系商志全组业务员，负责谈客户、带客户看车等事务。被告人商志全及其业务组共骗取26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30余万元。2019年2月16日，被告人商志全到北京市房山区西潞派出所自动投案。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许某、李某等人的陈述、证人高某3、商某、刘某4等人的证言，电子数据，《购车服务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银行卡交易明细、收据，现金日记账，工资表，考勤表，辨认笔录及照片、勘验笔录及照片，检验报告，报案记录，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户籍信息以及被告人商志全、同案人员刘桂生、信瑞朋、宋运杰、王海波等人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经审理查明的具体犯罪事实：一、被害人许某欲购买东风小康面包车，遂通过B公司在网络上所留电话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取得联系，王海波约许某到北京市丰台区购车。2016年4月7日，许某到达该地，王海波以低价售车并附赠装饰诱骗许某交纳定金人民币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王海波以购车后再将定金、购车差价、汽车装饰费返还为由要求许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并支付5000元汽车装饰费。许某在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又以不给购车手续为要挟，并以《购车服务合同》中有服务费条款为由拒绝退款，许某被迫放弃之前交纳的15000元。许某已购车，被骗15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许某的陈述，银行卡交易明细，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被害人李某欲购买五菱荣光V型汽车，遂在A公司的网页上留下电话，后该公司业务员以购车有大幅优惠为由约李某到北京市丰台区购车。2016年4月21日，李某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汽车装饰诱骗李某交纳押金人民币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李某购车后，被告人商志全又以帮忙办理保险和临时牌照索要人民币2000元。在李某要求退还押金时，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款，经向王海波等人交涉，李某获得退款人民币2000元。李某已购车，被骗10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李某的陈述，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三、被害人张某1欲购买大众捷达型汽车，遂通过B公司在网络上的预留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以购车有多种优惠为由约张某1到北京市丰台区购车。2016年4月30日，张某1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汽车装饰、保险、加油卡诱骗张某1交纳定金人民币14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以购车后返还定金和差价为由要求张某1按照4S店原价购车。张某1购车后要求退还定金时，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条款索要高额服务费，张某1被迫放弃此前交纳的定金。张某1已购车，被骗14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人刘某5的证言，银行卡交易明细、POS机查询明细，账本等，辨认笔录及照片，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四、被害人高某1欲购买长安2016款1.6L自动尊贵型汽车，遂通过B公司在网页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以购车送装饰等为由约高某1到该公司购车。2016年8月21日，高某1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诱骗高某1交纳定金人民币12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以购车后退还定金为由要求高某1按照4S店原价购车，还以帮忙办理退款为由拿走了车辆手续。高某1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又以拒绝给付购车手续为要挟，索要《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高某1被迫放弃此前交纳的定金。高某1已购车，被骗12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高某1的陈述，证人邢某的证言，银行卡交易记录，借记卡账户明细、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五、被害人张某2欲购买东风风光580型汽车，遂通过网络与A公司的业务员取得联系。2016年9月16日，张某2按照该业务员提供的地址到北京市丰台区看车，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为由诱骗张某2交纳定金人民币12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该公司业务员又要求张某2按照4S店原价购车，并称提车后再将定金返还，还以帮忙上临时牌照为由拿走了购车手续。张某2提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业务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条款向张某2索要高额服务费并拒绝退还定金。张某2已购车，被骗12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银行卡交易记录，签购单、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六、被害人张某3欲购买长安CS35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以能低价售车约张某3到北京市丰台区购车。2016年12月17日，张某3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汽车装饰、保险等诱骗张某3交纳押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又以购车后退还押金为由要求张某3按照4S店原价购车。张某3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条款向张某3索要高额服务费，张某3被迫放弃此前交纳的押金。张某3已购车，被骗15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张某3的陈述，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七、被害人胡某欲购买长安CX70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约胡某到北京市房山区。2017年2月16日，胡某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为由诱骗胡某交纳定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胡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还。经交涉，胡某获得退款4000元。胡某未购车，被骗11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胡某的陈述，证人刘某6的证言，购车服务合同，收条，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人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八、被害人王某1欲购买长安逸动1.6L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约王某1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2月19日，王某1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汽车装饰诱骗王某1交纳定金17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王某1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等人拒绝退还。经交涉，王某1获得退款10000元。王某1未购车，被骗7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交易记录，购车服务合同，收条，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九、被害人曲某欲购买哈弗H6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电话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取得联系，宋运杰约其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2月21日，曲某到达该地，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以低价售车并附赠装饰等诱骗曲某交纳定金人民币18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曲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的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还。经交涉，曲某获得退款200元。曲某未购车，被骗178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曲某的陈述，购车服务合同，收条，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宋运杰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被害人刘某1欲购买江淮M3型面包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约刘某1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2月21日，刘某1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汽车装饰诱骗刘某1交纳定金人民币16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以购车后退还定金为由要求刘某1按照4S店原价购车，刘某1购车后，王海波以帮忙办理临时牌照为由拿走了购车手续。在刘某1要求该公司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拒绝退款，并以不给购车手续要求刘某1支付装饰费，为拿回购车手续，刘某1被迫支付。刘某1已购车，被骗16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刘某1的陈述，银行卡交易明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车服务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POS机查询明细，账本，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刘某1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一、被害人王某2欲购买东风小康K01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约王某2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2月23日，王某2到达该地，该公司人员以低价售车为由诱骗王某2交纳定金人民币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人员以提车后退还定金为由要求王某2按照4S店原价购车。王某2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条款向王某2索要高额服务费并拒绝退还定金。经交涉，王某2获得退款8000元。王某2已购车，被骗2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王某2的陈述，证人刘某5的证言，银行卡交易明细，POS机查询明细，微信转账记录、购车手续、购车服务合同，账本等，辨认笔录及照片，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二、被害人倪某欲购买五菱之光面包车，遂在A公司的网页上留下联系方式，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以购车有优惠为由约倪某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2月23日，倪某到达该地，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以低价售车并赠送汽车装饰诱骗倪某交纳定金人民币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又以购车后退还定金为由要求倪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还以办理临时牌照为由拿走了购车手续。倪某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款。倪某已购车，被骗10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倪某的陈述，购车服务合同，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宋运杰、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三、被害人刘某2欲购买五菱之光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取得联系，宋运杰以能低价售车约刘某2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2月26日，刘某2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继续以低价售车并附赠装饰诱骗刘某2交纳押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又以购车后退还押金为由要求刘某2按照4S店原价购车。刘某2购车后，该公司人员又以帮忙办理临时车牌为×××。刘某2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交纳的押金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款，并以拒绝给付购车手续为要挟向刘某2索要装饰费。刘某2已购车，被骗15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刘某2的陈述，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支付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车服务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秀秀、宋运杰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四、被害人王某3欲购买东风风光330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取得联系，王海波以能低价售车并附赠装饰为由约王某3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2月25日，王某3到达该地，王海波继续以相同理由诱骗王某3交纳押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后退还押金为由要求王某3按照4S店原价购车。王某3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条款向王某3索要高额服务费。经交涉，王某3获得退款3000元，被迫放弃剩余钱款。王某3已购车，被12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王某3的陈述，支付宝账单详情，购车服务合同，收条，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五、被害人张某4欲购买五菱宏光S型汽车，遂通过网络搜索到A公司发布的电话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取得联系，宋运杰以购车有优惠为由约张某4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2日，张某4到达该地，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又以低价售车诱骗张某4交纳定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该公司业务员又要求张某4按原价购车，张某4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服务费为由拒绝退还。张某4未购车，被骗15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张某4的陈述，证人刘某5的证言，购车服务合同，签购单，POS机查询明细，账本，立案决定书，辨认笔录及照片，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宋运杰、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六、被害人韩某1欲购买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取得联系，宋运杰以购车有优惠并报销路费为由约韩某1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5日，韩某1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继续以低价售车诱骗韩某1交纳定金人民币2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韩某1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还。经交涉，韩某1获得退款5000元。韩某1未购车，被骗15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韩某1的陈述，签购单，购车服务合同，收条，账本，立案决定书，辨认笔录及照片，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宋运杰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七、被害人汪某欲购买东风风行景逸X6型汽车，遂在A公司的网页上留下联系方式，后该公司业务员以能优惠购车约汪某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7日，汪某到达该地，该公司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装饰诱骗汪某支付购车首付款人民币32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4S店提车时，汪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还。经交涉，汪某获得退款13000元。汪某未购车，被骗19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交易记载于商志全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汪某的陈述，短信截屏，购车服务合同，收条，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八、2017年3月18日，被害人石某等人到北京市房山区A公司，欲购买海马S5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为由诱骗石某交纳定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以购车后退还定金为由要求石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石某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服务费为由拒绝退款。石某已购车，被骗15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石某的陈述，证人毕某的证言，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银行卡交易明细，购车服务合同，POS机查询明细，账本，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十九、2017年3月18日，被害人毕某等人到北京市房山区A公司，欲购买宝骏730型汽车，该公司销售人员以能低价售车诱骗毕某交纳定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人员以购车后退还定金为由要求毕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毕某发现被骗拒绝购车，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向毕某索要违约金，毕某被迫放弃此前所交钱款。毕某已购车，被骗15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毕某的陈述，证人石某的证言，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交易明细，购车服务合同，POS机查询明细，账本，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十、被害人张某5欲购买长安欧诺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以低价售车约张某5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18日，张某5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全车装饰、大礼包和加油卡等诱骗张某5交纳押金人民币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人员又以购车后退还押金为由要求张某5按照4S店原价购车，张某5购车后，该人又以帮忙办理车牌等为由将购车手续取走。张某5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此前交纳的押金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款，并以拒绝给付购车手续为要挟向张某5索要费用，张某5被迫支付。张某5已购车，被骗10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张某5的陈述，购车发票复印件，购车服务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十一、被害人刘某3欲购买宝骏310型汽车，从网络上查询到A公司的销售信息后，于2017年3月19日到北京市房山区看车。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以低价售车诱骗刘某3交纳定金人民币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又以购车后退还定金为由要求刘某3按照4S店原价购车。刘某3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条款索要高额服务费，刘某3被迫放弃之前交纳的定金。刘某3已购车，被骗10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刘某3的陈述，证人孙某的证言，银行对账单，购车服务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POS机查询明细，账本，立案决定书，辨认笔录及照片，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十二、被害人孟某欲购买五菱宏光S型面包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以能低价售车为由约孟某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19日，孟某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汽车装饰诱骗孟某交纳押金人民币10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随同提车的人员以购车后退还押金为由要求孟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在孟某购车后，该人还以帮忙办理牌照和保险为由拿走了车辆手续。孟某要求对方退还钱款时，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又以此前所交押金系《购车服务合同》中的服务费为由拒绝退还。孟某已购车，被骗10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孟某的陈述，银行卡交易明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车服务合同，解除合同协议书，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十三、被害人魏某欲购买宝骏560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约魏某到北京市房山区看车。2017年3月22日，魏某到达该广场，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诱骗魏某交纳定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提车过程中，魏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钱款。经交涉，魏某获得退款4000元。魏某未购车，被骗11000元。在查获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魏某的陈述，证人王某4的证言，购车服务合同，收条，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接报案记录，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十四、被害人杨某欲购买江淮M3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以有团购优惠为由约杨某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23日，杨某到达该广场，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油卡诱骗杨某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并交纳定金人民币15000元。在提车时，该公司人员要求杨某按照4S店原价购车，杨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定金，被告人刘桂生等人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约定有高额违约金为由拒绝退款。经交涉，杨某获得退款13000元。杨某未购车，被骗2000元。在扣押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杨某的陈述，证人商某的证言，购车服务合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十五、被害人高某2欲购买五菱宏光S型汽车，遂通过A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宋运杰取得联系，宋运杰约高某2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24日，高某2到达该广场后，该公司人员以低价售车诱骗高某2交纳定金人民币12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被告人商志全的组员王海波在带高某2提车过程中，以购车后返还差价为由要求高某2按照4S店原价购车。高某2购车后要求退还钱款时，该公司工作人员又以《购车服务合同》中有服务费条款为由拒绝退还。高某2已购车，被骗12000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高某2的陈述，银行交易记录，购车服务合同，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秀秀、宋运杰、王海波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二十六、被害人曹某欲购买五菱荣光1.5型汽车，遂通过B公司在网络上发布的电话与该公司业务员取得联系，该业务员以能低价售车为由约曹某到北京市房山区购车。2017年3月26日，曹某到达该地，该公司销售人员以低价售车并附赠装饰诱骗曹某向刘秀秀的账号转账定金人民币15000元并签订了《购车服务合同》。在提车过程中，曹某发现被骗拒绝提车并要求退还定金，该公司的人员又以此前所交钱款系《购车服务合同》中服务费为由拒绝退还。经交涉，曹某获得退款10000元。曹某未购车，被骗5000元。在扣押的账本中，该笔钱款记载于商志全业务组的名下。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害人曹某的陈述，购车服务合同，POS机查询明细，账本，辨认笔录及照片，立案决定书，同案犯刘桂生、刘秀秀以及被告人商志全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同案犯刘桂生已退赔人民币70000元，刘秀秀已退赔人民币10000元，宋运杰已退赔人民币84800元，王海波已退赔人民币78000元。本院认为：被告人商志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骗取多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商志全犯有诈骗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部分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在李某被骗一起事实中，相应犯罪金额应以李某所述被骗金额为准。被告人商志全等人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等方式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活动，本院对其酌情从严惩处。鉴于被告人商志全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当庭认罪态度较好，本院对其从轻处罚。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商志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商志全担任业务组长，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并非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不能认定为从犯，故对其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商志全有立功情节的辩护意见，并未查证属实，不符合立功的条件，故对其该项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所提其他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综上，根据被告人商志全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商志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16日起至2024年10月15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商志全退赔人民币三十万七千八百元，发还各被害人（清单附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陈艳飞人民陪审员  王永祥人民陪审员  魏振山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任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