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民初5192号原告：施晓霞，女，1969年8月2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勤，男，1967年2月14日生，住安徽省舒城县，系原告丈夫。被告：苏州杰芙斯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财智商务广场****。法定代表人：薛刚，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夏勤，该公司员工。原告施晓霞与被告苏州杰芙斯时装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顾霞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夏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施晓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33300元（5550元*3个月*2）。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2月入职被告处从事QC一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2月28日止，工资每月由到账工资和提成工资组成。2019年1月31日即过年放假前最后一天下午17时许，被告突然让原告交出使用了三年的业务手机，并告知原告年后不要来上班了。原告并未违反公司任何规章制度，被告未提前以任何口头和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另，被告在工资单上写明于2019年1月31日支付5000元，但被告并未支付，违反诚信原则。原告于2019年2月1日至被告处要求支付工资，双方发生纠纷，后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原告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歪曲事实、违背法律法规作出错误裁决，原告不服该裁决，故诉至法院。被告苏州杰芙斯时装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但次日原告反悔，故双方一同至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商后达成了协议书。协议书中已明确经济赔偿金的给付，被告已支付该协议书确定的金额。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6年2月入职被告处从事服装QC工作。双方先后签订有三份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发放工资。最近一期书面劳动合同书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劳动合同书第4条劳动报酬部分载明：甲方（即被告）对乙方（即原告）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乙方的基本工资确定为每月1940元，以后根据内部工资分配办法调整其工资；绩效工资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劳动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考核确定。劳动合同书第7条双方协商约定条款用手写字体载明：因本公司服装集中出货在上半年五月、六月，下半年十二月和来年一月，双方约定跟完2018（两季）的大货，每月公司发基本工资和奖金，如中途离职，公司有权要求返还预发的奖金，并要求乙方（即原告）赔偿一个月工资数额。2019年1月31日工资条载明：以上合同期内所有工资全部结清。公司补贴15000，合同期满，不再续签。2019年1月31日先支付5000元整，余下10000元于2月底或3月初付清。原告当日在该工资条上签字。2019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1份，其上载明：原告于2016年2月入职，期间因岗位需要解除劳动关系，现原告要求单位支付工资，绩效及经济补偿金。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被告一次性支付19700元，以上费用包含2019年1月份工资、经济补偿金、绩效等一切补偿；2、原告同意放弃追究当事者其他法律责任；3、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社会保险缴纳至2019年2月；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再无任何纠葛；4、此协议双方签字生效。被告的履行方式为2019年2月4日前一次性转账支付。2019年2月14日，被告出具离职证明1份，载明原告在被告处从2016年3月工作至2019年1月31日后与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同日，被告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落款处加盖公章，其上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3月8日至2019年2月28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9年1月31日。原告在该证明书落款处签字，签署日期为2019年1月31日。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被告于2019年2月4日前支付了原告19700元，原告已收到上述款项，且该款项包含了2019年1月31日工资条载明的补贴15000元在内。后原告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33300元。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定双方于2019年2月1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协议中明确被告支付的19700元中包含了2019年1月份工资、经济补偿金、绩效等一切补偿，原告相关主张包含在内，被告依照协议内容已支付了上述款项，符合协议约定，双方再无任何纠葛。据此，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29日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上述裁决，故诉至本院。审理中，原告陈述，2019年1月31日，被告将原告留到下午五点左右突然要求原告上交跟单用的手机，并要求原告将工作全部交接完毕。对此，被告称，当日双方协议结算了工资，包括补贴、绩效在内由被告再支付原告15000元全部结清。双方约定余款在2月底3月初付清就是考虑让原告再过来交接，但原告当日主动将手机还给了被告。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送达回执、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复印件、工资条复印件、人民调解协议书、离职证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及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原告称，被告未按工资条约定的时间即2019年1月31日支付5000元，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2019年2月1日，其至被告处询问，被告便报了警。派出所认为属于民事纠纷就没有处理而是让双方去劳动仲裁，后双方一起去了吴中区长桥街道劳动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但原告对人民调解协议书不予认可，理由是：调解申请书、调解受理登记表的日期（均为2019年2月3日）均不对，调解调查记录上被调查人处薛刚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调解程序不合法，调解委员会未按相关规定进行调解且适用法律错误，调解委员会不能当天调解而是应在三日内审查是否受理调解申请，且应当开展调查。原告在重大误解下签订了该调解协议书，调解委员会未告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的权利。被告则称，2019年1月31日确实未按约支付原告5000元。2019年2月1日，薛刚一人在被告公司，后11时许原告夫妇来被告处。因原告丈夫情绪激烈，被告便报警处理。后双方一致同意至吴中区长桥街道劳动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协商处理。双方于当日进行调解，薛刚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对于原告质疑的调解材料的日期问题，被告不清楚。被告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予以认可。原告为证明其工资系由基本工资和提成组成，提供了2018年9月及2018年12月报表、银行流水明细复印件，并称每年年底原告都有提成。经质证，原告对2018年9月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2018年12月报表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报表为真实的，也不予认可证明目的。原告的工资系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对银行流水明细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为证明被告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提供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离职证明。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当时原告及其丈夫到被告公司称需要开离职证明，证据材料上的手写部分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写，但证据材料上的被告公章是在威逼利诱下所盖。原告的字为其本人所签，具体签署日期不清楚。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原告还陈述，因人民调解协议书上没有写明经济赔偿金，其对该协议书的内容及金额均不予认可，故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被告为证明原告在跟单过程中因工作失误产生了赔款，双方就此事于2019年1月31日协商解除了合同，提供了QC工作日报表复印件、2019年1月31日扣款凭证复印件、邮件往来复印件、2018年10月17日及10月21日验货报告复印件。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无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于2019年2月1日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其上约定了被告于2019年2月4日前一次性转账支付原告19700元，该款包含2019年1月工资、经济补偿金、绩效等一切补偿、原告同意放弃追究当事者其他法律责任、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2019年1月31日）、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再无任何纠葛等条款。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原、被告双方签字、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原告认为人民调解程序不合法，调解委员会未按相关规定进行调解且适用法律错误，其是在重大误解下签订了协议书，并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原告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以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应当就被告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进行举证，而原告所举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现双方一致确认被告已支付原告19700元，原告已收款，故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双方之间再无任何纠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施晓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5元，由原告施晓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此页无正文）审 判 员 顾霞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张望书 记 员 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