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651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浏阳市五洲印刷包装厂，住所地浏阳市荷花工业小区。投资人：李友安。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建祥，湖南湘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浏阳市溪江乡长溪村早禾冲。法定代表人：唐梓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伏根，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蒋圣华，女，198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原审第三人：罗甲生，男，195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原审第三人：浏阳市八仙奔鹿烟花有限公司，住所地浏阳市太平桥镇星镇村。法定代表人：罗甲生，总经理。上诉人浏阳市五洲印刷包装厂（以下简称“五洲厂”）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原审被告蒋圣华、原审第三人罗甲生、浏阳市八仙奔鹿烟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仙奔鹿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五洲厂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五洲厂支付被上诉人恒泰公司定作款56711.4元不当，该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定作合同关系，是企业之间合作关系。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定作纸箱包装，也不是本案定作人，本案涉案产品定作人是浏阳市八仙花炮厂（以下简称“原八仙厂”），因被上诉人不能独立完成本案定作人纸箱包装加工，需要上诉人帮助完成下一步加工，故将定作人的纸箱包装转交上诉人加工，并不是向上诉人交付工作成果，双方是企业合作关系，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报酬的义务；二、上诉人与原八仙厂没有建立委托加工关系，也没有收到过该公司加工报酬。该公司是与案外人黄友良建立委托加工关系并支付了报酬。黄友良是被上诉人股东兼执行董事，上诉人的实际投资人一直是黄鹤而非黄友良。一审判决仅凭八仙奔鹿公司代理人认为黄友良是上诉人公司的，以及黄友良与黄鹤是父子关系，就认定黄友良是代表上诉人与原八仙厂建立委托加工关系，非常牵强。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黄友良代表被上诉人的可能更大；三、本案涉案欠款金额不清。本案被上诉人2017年12月17日向案外人黄鹤催要涉案欠款金额是55111.6元，被上诉人2017年12月31日第一次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请求欠款金额为59111.6元，被上诉人在2019年1月10日第二次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请求金额为56711.6元，被上诉人2017年第一次开庭时向法庭提交的明细表体现涉案欠款为55111.6元，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核实欠款金额情况作出判决，事实不清；四、本案原八仙厂委托加工报酬是否支付清楚以及被上诉人已付定作款36767.97元是谁支付的，事实不清；五、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工商登记资料，证实上诉人的投资人一直是黄鹤，不是黄友良，同时上诉人还提交了被上诉人应收货款明细表证据，可以清楚证实被上诉人涉案定作款总计91879.57元，已付36767.97元，尚欠55111.6元，以及送货单位、送货日期、往来笔数等。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采信不力，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不当。恒泰公司答辩认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定作合同关系，不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二、上诉人认为本案是八仙花炮厂与案外人黄友良之间的委托加工关系与事实不符；三、本案涉案款项清楚；四、2013年5月22日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已经结算清楚，被上诉人只主张本案涉案货款款项，原八仙厂应付多少款项给五洲厂，与本案无关；五、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为案外人黄友良系五洲厂投资人黄鹤的父亲，一审被告蒋圣华也证实黄友良系五洲厂原实际投资人，涉案货物的收货及出货时依据黄友良指示，且第三人八仙奔鹿公司亦认可黄友良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与其发生业务往来及接收货款，不存在证据采信不力的问题，并无不妥；六、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恒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五洲厂、蒋圣华连带支付原告货款56711.4元及逾期利息（自2013年5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五洲厂、蒋圣华承担。事实与理由：恒泰公司从事包装装潢印刷，五洲厂从事印刷包装销售，双方在2014年前一直有业务往来，2013年5月22日，恒泰公司根据五洲厂的要求生产彩色塑料膜送至五洲厂，蒋圣华在恒泰公司的出库单上签收并注明五洲，该笔货物总计货款为56711.4元，后经恒泰公司多次催要，五洲厂、蒋圣华均不予支付，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泰公司与五洲厂均从事印刷包装业务。2013年5月22日，恒泰公司将一批定作的纸箱包装半成品送至五洲厂，蒋圣华在恒泰公司出具的《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成品出库单》收货单位处签字，并用括号载明五洲，该出库单记载：“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成品出库单……电话：八仙烟花厂2013年5月22日产品名称吉祥富贵……共17件，合计金额伍万陆仟柒佰壹拾壹元肆角￥56711.4收货单位（人）：蒋圣华（五洲）”。此后，恒泰公司陈述其向五洲厂催要该笔货款，五洲厂均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恒泰公司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另查明：1.五洲厂成立于2002年4月28日，投资人为黄鹤，2018年10月26日投资人变更为李友安；2.恒泰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6日，法定代表人为唐梓文，股东及出资人为唐梓文、沈新钊、黄友良，2017年3月28日，股东变更为唐梓文、沈新钊、黄鹤，2017年4月14日，股东变更为唐梓文、沈新钊、刘合力；3.黄鹤与黄友良系父子关系；4.经查工商登记信息，浏阳市含有名为“八仙”（非“八仙桥”）的烟花企业有三家，其法定代表人、投资人均为罗甲生，其中，浏阳市八仙花炮厂于2008年10月14日成立，现已注销，浏阳市太平桥八仙烟花出口花炮厂于1998年10月13日成立，现已注销，浏阳市八仙奔鹿烟花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成立，至今仍存续；5.第三人八仙奔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期间时晓兵向黄友良转账记录，拟证实原八仙厂已将本案货款73000元交付给了五洲厂；6.恒泰公司于2018年5月8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案外人黄鹤，诉讼请求中包含了本案货款，但在该案诉讼中恒泰公司撤回了对黄鹤要求返还货款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恒泰公司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定作纸箱包装并交付定作成果，双方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定作合同关系，恒泰公司交付定作成果后，定作人应依法支付报酬。五洲厂的仓库保管员蒋圣华在恒泰公司出具的《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成品出库单》上签字并签收了涉案货物，其行为系职务行为，行为的后果应当由五洲厂承担，故五洲厂签收了恒泰公司交付的定作成果，应当及时按照《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成品出库单》上记载的数额向恒泰公司支付报酬。五洲厂辩称其接收的货物为恒泰公司委托其加工的半成品，恒泰公司应向五洲厂支付加工费用，但五洲厂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恒泰公司与其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其将加工后的成品交付至何处以及加工费用的数额，故一审法院对五洲厂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五洲厂辩称依据货款的支付，诉争经济往来系案外人黄友良与原八仙厂之间的往来，而黄友良系恒泰公司股东，诉争往来发生在恒泰公司与原八仙厂之间，不应由五洲厂向恒泰公司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黄友良既是恒泰公司的股东，又是五洲厂投资人黄鹤的父亲，依据蒋圣华的陈述，黄友良系五洲厂原实际投资人，涉案货物的收货及出货均是依据黄友良的指示，故基于黄友良的特殊身份，其对外的经济往来可以代表恒泰公司，亦可以代表五洲厂，故仅凭黄友良接收货款行为，无法识别其与八仙厂进行业务往来时的身份特征；因此，结合第三人八仙奔鹿公司认可黄友良以五洲厂的名义与原八仙厂发生业务往来以及接收恒泰公司定作的诉争货物方为五洲厂的事实，黄友良以五洲厂的名义与原八仙厂进行业务往来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对五洲厂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恒泰公司请求五洲厂支付欠款56711.4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蒋圣华系五洲厂的仓库保管员，其签字并接收货物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行为的后果应当由五洲厂承担，故恒泰公司请求蒋圣华共同承担偿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五洲厂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辩解。恒泰公司与五洲厂在业务期间就业务往来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同时五洲厂于2013年5月22日在恒泰公司出具的出库单上签字确认时，双方亦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故本案属于未约定付款期限的合同，为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他字第35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恒泰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算，故五洲厂的该辩解，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由于恒泰公司与五洲厂未约定付款期限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恒泰公司可以要求五洲厂支付自主张权利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现恒泰公司请求五洲厂支付自2013年5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浏阳市五洲印刷包装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支付定作款56711.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56711.4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湖南省恒泰包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是涉案往来发生时黄友良是代表五洲厂还是恒泰公司与原八仙厂建立委托加工关系；二是本案中五洲厂、恒泰公司和原八仙厂之间的合同关系应当如何认定；三是本案涉案欠款金额与加工报酬支付情况的问题。一、关于涉案往来发生时黄友良是代表五洲厂还是恒泰公司与原八仙厂建立委托加工关系的问题。涉案往来发生时，案外人黄友良既是恒泰公司的股东，又是五洲厂投资人黄鹤的父亲，一审法院根据蒋圣华的陈述，结合第三人八仙奔鹿公司陈述的事实，认定黄友良以五洲厂的名义与原八仙厂进行业务往来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五洲厂、恒泰公司和原八仙厂之间的合同关系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关于本案五洲厂、恒泰公司与原八仙厂之间合同关系，上诉人五洲厂与被上诉人恒泰公司各持不同说法，五洲厂认为其与恒泰公司之间不是定作合同关系，而是企业合作关系，是恒泰公司将定作人原八仙厂的纸箱包装转交给五洲厂加工，并在一审中陈述其没有与原八仙厂发生任何业务往来，是恒泰公司与原八仙厂发生往来，由原八仙厂向恒泰公司支付货款，再由恒泰公司向五洲厂支付加工费，五洲厂按恒泰公司要求加工完毕后，再依照恒泰公司指示发货至下一家。恒泰公司认为涉案货物是原八仙厂向五洲厂下的订单，恒泰公司与五洲厂各承包一部分定作业务，再由五洲厂送货至原八仙厂。如前所述，本院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黄友良以五洲厂的名义与原八仙厂发生业务往来的事实，再加之，五洲厂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恒泰公司存在委托加工关系，又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将加工后的成果交付至何处，且原审第三人八仙奔鹿公司亦认可恒泰公司的相关陈述。据此，一审法院对五洲厂的相关辩称不予采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本案涉案欠款金额与加工报酬支付情况的问题。本案恒泰公司据以起诉的主要证据即《湖南恒泰包装有限公司成品出库单》载明货款金额为56711.4元，一审据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原审第三人八仙奔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原八仙厂已将本案货款73000元支付给五洲厂，而五洲厂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货款转付给恒泰公司。一审判决对涉案欠款金额及加工报酬支付情况等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亦无不清。综上所述，浏阳市五洲印刷包装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0元，由浏阳市五洲印刷包装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邓 安审判员  邓 浩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谢卓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