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105民初26439号原告：刘璐，女，198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静，女，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李静（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理人朱丽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5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3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但被告未予归还。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应承担证明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但只有一张转账凭证，没有其他证据。双方未签订借条等直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合同。双方未约定任何关于借款利息、借款期限等符合民间借贷习惯的项目。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提出的所谓转款备注，在被告打的银行流水中并没有显示。双方在此事之前一直为微信好友，直至诉讼产生、对簿公堂，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没有涉及到任何相关“借款”、“还款”等言语。如原告所述为借款，但原告从转账之日至今都未曾向被告进行讨要。原告是在其台湾男友王某1（英文名JAMES）的要求下向被告转账。王某1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是跟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是一个公众人物，被告认为本案构成虚假诉讼，应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经审理查明：庭审中，原告称其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与王某1系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3月之后与王某1失去联系。王某1在上海一直与被告的上海XXX有限公司1（以下简称上海公司1）有生意合作。原告与王某1恋爱后不久，通过王某1与被告相识，且关系很好。被告是做泰国饮料生意的。因为王某1是台湾的，所以用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上海XXX有限公司2（以下简称上海公司2）做生意。2016年被告向王某1借款，王某1没钱，就把王某1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发给原告。原告因为王某1是自己的男朋友，基于信任，所以就把钱借给被告，不知道王某1怎么和被告说的。为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原告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名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3张，上显示原告于2016年7月4日通过其名下XXX的账户分别向被告转账200000元、100000元和50000元。其中100000元的转账凭证中汇款用途写明为借款。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收到上述款项。对凭证中的汇款用途为借款存疑，借款用途的描述是单方行为，不能反映真实的借贷关系。关联性不予认可。2、2016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说：“娃娃，现在付出来多少了？5、20”。原告说：“一共35都好了。”被告说：“好，还有10没到”。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娃娃”是被告对原告的昵称。3、照片，证明原、被告认识，还一起去台湾游玩。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4、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显示：原告于2017年8月11日报案称其放置在上海市徐汇区罗秀路X弄X号X室家中的自己所经营的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公司网银U盾等物品被盗，现他人冒用其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收取货款，货款已被取走，现对方公司向其讨要货款。原告于2018年4月3日报案称，2017年6月2日其在北京的办公地点收到了一份律师函，是广东一家公司和其公司的经理口头约定，定了货，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收到货物，就将其公司告上了法庭，当时其打电话给该经理（王某1），但是电话一直打不通，其从银行里查看了流水账单，发现确实有人民币货款进账，但是在2016年6月2日、7月4日这笔货款被王某1转到他个人的银行卡内了，由于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到王某1，所以之前一段时间只能和广东的公司先进行诉讼，所以现在才来报警。5、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沪0115民初47983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沪01民终6005号民事调解书。判决书中载明：佛山市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市公司）起诉上海公司2，要求：（1）解除双方之间代理进口泰国饮料摩咕摩咕的口头协议、（2）上海公司2返还货款186211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该案中，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关于王某1的身份，上海公司2在收到佛山市公司律师函后，又通过律师函回函的方式主动披露王某1具有全权负责经营并管理上海公司2业务的特殊身份，上海公司2也承认王某1持有其营业执照、公章、优棒等文件，并认可王某1与佛山市公司达成口头形式的买卖合同，再结合佛山市公司将款项实际分四次以货款名义转入上海公司2账户的交易行为看，可以认定王某1与佛山市公司达成口头买卖合同系代表上海公司2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上海公司2承担。判决解除两公司之间代理进口饮料的口头协议；上海公司2返还佛山市公司款项1862112元；上海公司2应支付佛山市公司以1862112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至上海公司2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上海公司2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民终6005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意见，解除双方之间代理进口饮料的协议；上海公司2分期向佛山市公司返还货款共计620000元；如上海公司2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则佛山市公司有权按（2017）沪0115民初47983号民事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6、原告名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号为×××的银行明细，证明该卡一直由原告使用。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认可，称明细中显示，2016年7月4日，账户余额本为1058．12元，后汇入883040．23元，后陆续转出，不能证明王某1没有使用过原告的卡，或者没有交待过原告转账。原告认可883040．23元是上海公司2向其账户汇入。除了向被告转账350000元外，其余款项转账给谁记不清了。庭审中，被告称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与王某1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王某1指示原告向被告转账，该款项被告已向王某1偿还。为证明上述内容，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开泰银行转账记录打印件及中文翻译件，证明2016年6月29日，被告替王某1向泰国的SAPPE公司汇款22506．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000元。2、被告与王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6年6月27日，被告说：“我美金转账去哪儿”。王某1说：“泰国，我付你手续费好不”。2016年6月28日，被告说：“汇丰：我们已经收到您在2016-06-2823:33于汇丰网上理财递交的指示，要求支付USD22546．90给727-2-72499-1，并会于稍后处理。如您未曾递交上述指示，请立即致电22333322（卓越理财）”。2016年6月29日，被告说：“James离开了。就直接说你已经不是sappe公司的人了。”王某1说：“哈，喔喔说我离开公司了哦，是啊我是离开了啊，从一月份起我没领他工资。”2016年6月30日，被告说：“James哥哥，找您帮忙呢”。王某1说：“等等回你，刚刚在电话现在边上有人。你账号要给我哦，要打钱给你。”被告说：“也是其中一件想请你帮忙的事，再多一些可以吗？×××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李静。”2016年7月4日，被告说：“早，转了和我说一下哦……好了不”。王某1说：“前往中，350000，我用刘某某公司户头打给你，OK吧”。被告说：“公司打给个人应该不行吧”。王某1说：“因为我现在用他的账户收钱，公司。”被告说：“快好了不？”王某1说：“快了。”被告说：“3点前能好不？一个5万到了。”王某1说：“喔等等，因为刘某某在弄。”被告说：“我怕3点以后今天倒不了账。”王某1说：“我打给她催了。”被告说：“一个20也到了”。王某1说：“好，收到没。”被告说：“到了25，还有个10，今天够了，辛苦娃娃了”。王某1说：“啊，还有十没进吗”。2016年7月5日，王某1说：“你另外十收了没。”被告说；“收到了，收到了，一早就进来了，但是转头忘记和你说了，对不起。”王某1说：“OKOK我只要确定有。”2016年8月4日，王某1说：“姐姐呃，我这边，可能真的需要钱了adt不肯放。”被告说：“收到了，在等回音。秋秋会把之前借货买下来。”王某1说：“多少数量？adt这边我要是明天没进50wrmb我就要被他们卖了。”被告说：“请回电。”王某1说：“电话没电了，你等我一下，我半小时打给你好吗”。2015年8月5日10点11分，王某1向被告发送语音说：“姐，不好意思一早上吵你，你那个款对不对，如果你要打的话，你是要打给刘某某吗？因为刘某某人不在上海，我怕她处理不到。所以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打到GINO那边，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说你要直接打给JAY，你跟我讲一下。如果你不要打给我们，我就把GINO的账户给你好不好，谢谢。”被告说：“35给他了，你15快。”……“15付好了吗？”王某1说：“正在等他们盖章啊盖好就出款啊。”被告说：“你账上15有吗？我觉得今天先不要食言。”王某1说：“我账上也出不了啊。所以他盖章第一时间付款啊，不会食言啊。”被告说：“那我让他和沟通吧，他说你答应私账转给他，他收到了10+25”。王某1说：“有他跟我说了”。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016年6月27日被告问王某1美金转账去哪，王某1说泰国，双方从未提到借款，被告也没有向王某1要账户，实际被告与泰国公司长期经营合作，已经有泰国公司账户。被告与王某1平时关系较为亲密，双方之间存在较多经济往来。聊天记录中从未聊到350000元系150000元还款和200000元借款的构成，并且该款项为人民币。在双方的聊天中也未提到之前美金和现人民币之间的结算，不能体现二者的关联。聊天记录中被告说辛苦娃娃了，娃娃指的是原告，证明被告明知该款项来源于原告。即使原告的款项来源于上海公司2，被告也应向上海公司2返还。被告从始至终都清楚该款项并非王某1支付，即使是上海公司2经营中所获得的款项，法律上也属于上海公司2。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公司1与泰国公司有合作，因此原告认为原150000元是上海公司1向泰国公司支付的货款。2016年8月4日微信里提到的500000元，该金额中多少由被告向李某支付，多少由王某1支付以及与本案金额的关联并不清楚，无法从该组微信证据中体现出来。2016年8月8日，被告再次将2016年6月8日收到的银行通知以及一张截图发给王某1，若如被告所言，王某1已指示原告将150000元归还被告，被告在此为何向王某1发出该内容。之后的内容都是王某1和被告之间就泰国公司的饮料进行合作的内容。双方经济往来频繁，被告不能证明150000元和200000元的使用用途，更不能证明150000元是用于之前借款的还款，200000元已经用于归还债务。刘某某是原告的艺名。原告认可王某1用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公司2账户做泰国饮料生意。原告不清楚王某1、李某之间的经济往来。2016年7月4日王某1和原告说被告向他借350000元，但王某1目前没有，因为被告的钱要用来做生意，而原告和被告也比较熟，所以王某1问原告有没有钱先借给被告。原告和王某1是男女朋友，原告也非常相信王某1和被告，王某1把被告的账号发给原告后，原告都没有考虑就给被告转账了。在转第二笔款项的时候跟被告发微信进行了确认，其汇款备注为借款。因为原告和被告关系特别好，所以没有约定利息，王某1说被告之后会还给原告，或者被告先还给王某1，王某1再还给原告。直到出现佛山市公司起诉上海公司2的案件，原告才得知自己被王某1所骗。原告已在台湾起诉王某1。被告称，2016年6月28日王某1通过微信中让被告帮他向泰国的SAPPE公司支付货款22506．9美元，2016年6月29日被告替王某1向SAPPE公司付款22506．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50000元。2016年6月30日王某1通过微信说要还被告150000元，向被告要账号，被告说能不能多给一些，超出部分算被告向王某1的借款。2016年7月4日，王某1指示原告给被告转款350000元，其中150000元是还被告替王某1垫付的泰国公司的货款，剩余200000元是王某1借给被告的钱。2016年8月4日，王某1微信中说他需要钱，李某担任股东的亚晟X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晟公司）向他催款，所以让被告还钱，微信中王某1写的是ADT不肯放，ADT指的就是亚晟公司，亚晟公司缩写是ADP，微信中是王某1写错了。2016年8月5日中午，因为被告知道借款是王某1通过原告打给被告的，所以和王某1沟通还款给谁，王某1语音说原告在外面不方便，让被告转给JAY，JAY就是李某。所以一个小时后被告通过微信向李某要了银行账号并且当日转账给李某100000元，2016年8月9日转账给李某100000元（银行转账备注是James20万还款之2）。被告、王某1、李某之间是合作经营关系。目前，王某1尚欠被告借款20000美元。3、被告名下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闸北支行账号为×××的银行明细，上显示2016年8月5日被告向李某转账100000元，2016年8月9日，被告向李某转账100000元，摘要为James20万还款之2。证明被告已向王某1偿还借款。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4、李某出具的情况证明和保证书，情况证明的内容为“本人李某，于2016年8月4日向James（王某1）催讨业务欠款，James委托Zita（李静）支付20万人民币用于冲抵账款。James表示该款是他在北京的女朋友（刘璐，艺名：刘某某）账户在7月4日转账给Zita（李静）20万。”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不能否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证明中说是王某1女朋友原告的账户，没有说钱是王某1的。5、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王某1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其中2017年6月11日，原告说：“zita姐姐，你最近有和james联系过吗？”被告说：“没。”2017年6月26日，被告说“娃娃，你联系上James了吗？”原告说：“消失很久了，我背负着两百万的债，因为我是法人！”被告说：“他知道吗？”原告说：“他做的事他怎么会不知道”。被告说：“你没去台湾找他？”原告说：“在办证”。2017年7月27日，原告说：“呵呵，我不可能因为一个官司不吃不喝不工作呀！公司让发还是要做的。报案，加黑道要钱，没别的办法。”被告说：“没找到人？”原告说：“对啊，她妈妈就个无赖，李某没和你说呀。”被告说：“太忙了，没机会。”原告说：“哦哦哦，他准备找黑道要钱了，沟通无果。”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称被告向原告借款，是通过王某1转述，但王某1说被告会尽快还款，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没有问被告的借款用途，没有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2017年原告给被告打电话，问被告是否能找到王某1，被告说找不到，原告说原告给被告的钱，被告要还给原告。被告说已经还给王某1了，被告要和原告一起去台湾找王某1，原告订票后，被告因在澳洲未能前往，原告和李某一起去了台湾。庭审中，王某2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作证，称认识原告，原告是王某2老板王某1的女朋友，王某2在2015年10月8日去SAPPE公司上班，后来去了尚艺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艺公司）上班，该公司是在香港注册，到2017年3月16日，尚艺公司的老板是王某1，王某2直接向王某1汇报。被告以前是SAPPE公司中国区的总代理，因为业务关系王某2认识了被告。王某2和王某1经常一起出差谈业务。2016年6月29日王某1和王某2说经销商要收货款，要快一点收回来，我们没钱支付泰国公司SAPPE公司的货款，要向被告借钱，后来又和王某2说已经向被告借了150000元。2016年7月4日王某1和王某2说他当天让原告给被告转账350000元，其中150000元是还向被告借的货款，剩余200000元是借给被告的。之后因为尚艺公司欠帮我们报关的亚晟公司报关费、仓储费和运费比较多，亚晟公司不肯给我们发货，后来就商量让被告把200000元转给亚晟公司作为尚艺公司给亚晟公司的还款。这些情况都是王某2听王某1说的。尚艺公司在香港注册，在大陆不能做生意，不能收款和付款。尚艺公司和SAPPE公司签了合作协议，中国的市场都是尚艺公司负责，但是因为尚艺公司没有资格在大陆操作，只能通过另外的公司发货和收款，尚艺公司和上海公司1、亚晟公司都分别签过三方协议，另一方是经销商，尚艺公司相当于是牵线人，委托上海公司1、亚晟公司发货和收款。SAPPE公司的货卖给总代理公司上海公司1或者报关公司亚晟公司，再由他们发给经销商。尚艺公司前期是与上海公司1合作，2016年4、5月后与亚晟公司公司合作。被告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原告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言仅为间接证据，并不能反映被告与王某1之间是否真实存在借款，并且因王某1现无法联系，其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王某2的证言反映被告的上海公司1是泰国公司的经销商，王某1以上海公司1在境内销售货物，反而证明150000元系货款。以上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的基本事实包括借贷合意、款项交付、款项来源、借款数额、利息、还款方式等多个方面。原告针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其向被告的转账记录，用以证明涉案款项由其账户转账给被告。被告对收款事实予以认可，但抗辩称其与原告的男朋友王某1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在本案借款发生之前，被告曾替王某1垫付货款，王某1还款时，被告又向王某1提出借款，王某1指示原告向被告转账。后被告要向王某1还款时，王某1指示被告将款项给付给案外人李某，被告向王某1的借款已经还清。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与被告亦相识，且关系较好。在原告与王某1产生矛盾之前，原告从未向被告催要还款，与常理不符。针对上述抗辩，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被告的证据及其抗辩意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原告和王某1在借款发生之时系男女朋友关系，被告有理由相信，其向王某1借款，王某1指示原告向被告转账的行为，系王某1与原告之间协商一致的结果。原告在被告提出上述抗辩意见并举证后，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与王某1之间的纠纷，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璐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一铮审判员  史 震审判员  曹海秀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