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0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盛堂，男，汉族，1978年5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慧，北京东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爱娣，女，汉族，1969年12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涛，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秋霞，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盛堂因与被上诉人梁爱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盛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盛堂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对已十分清楚并查明的事实故意歪曲和掩盖，所采信的证据与认定的事实不统一，相矛盾，尤其是审理查明部分就轻避重，意在维护梁爱娣的非法利益。1.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由，但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却没有对邓盛堂请求确认的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两份《转让协议书》，以及2010年5月12日(编号为16589346)、2010年8月31日(编号为16589342和16589344))三张收条的来源、形成时间和过程等重要事实进行调查和审理，而是先入为主，偏信梁爱娣主张，以许杰与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登记行政诉讼案，以及邓盛堂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行政诉讼案已审理确认过相关事实为审理对抗理由，因而判决认为:许杰与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登记案，法院审理后作出(2011)中一法行初第字12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许杰诉讼请求，以及邓盛堂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案，经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及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均以邓盛堂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全部驳回邓盛堂的起诉，进而等同本案的审理，认定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两份《转让协议书》和2010年5月12日、2010年8月31日三张收条有效。显然，一审判决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律依据。具体如下:(1)依据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1日作出的(2011)中一法行初第字125号行政判决书第11页至12页阐述认为:驳回许杰诉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补发中山市横栏镇瑞尔特灯饰厂（以下简称瑞尔特厂）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土地证号为国(2010)1×××**】的土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是基于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经审查，发现国(2010)1×××3号土地使用证档案材料显示，办理土地登记申请的是个人独资企业瑞尔特厂而非个体工商户瑞尔特厂，许杰以原个体工商户瑞尔特厂名义申请补发土地使用证与该土地登记档案中个人资料企业瑞尔特厂主体并不相符；认为许杰提交的申请资料不符合法定形式，与土地登记档案的资料不相符，对许杰补办土地使用证的申请拒绝受理并无不当。综上，许杰提出的为其补发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土地使用证的主张理据不充分，该法院予以驳回。可见，在许杰与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登记案中许杰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是因为申诉主体存在错误，并不是因为本案要确认无效的两份《转让协议书》和三张收条的内容，且审理行政案诉讼案的法院也未对这两份《转让协议书》和三张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一审法院以前述理由认定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及两张收据、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以及2010年5月12日收据有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依据邓盛堂诉广东省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行政诉讼案一审、二审、再审、抗诉等程序案件判决书中，均是以邓盛堂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全部驳回邓盛堂的起诉。但通过梁爱娣向法庭提交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诉讼卷宗(2011)中中法行政终字第93号以及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中法行终字第131号行政裁定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行再2号行政裁定书中阐述认为部分，并不是因为本案要确认无效的两份《转让协议书》和三张收条的内容，且审理行政案诉讼案的法院也未对这两份《转让协议书》和三张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一审法院以前述理由认定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及两张收据、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以及2010年5月12日收据有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根据邓盛堂于2018年3月7日和2018年4月24日向法庭提交的1至11组证据材料，尤其是第3组由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3月13日出具的粤南【2013】文鉴字第783号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第五部分鉴定意见证明: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中有邓盛堂签名字迹晚于落款日期字迹(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31日)三个月左右:2010年5月12日编号16589346，金额为玖佰贰拾伍万元的收据；2010年8月31日编号16589342，金额为捌佰万元收据；编号16589344，金额为柒佰万元的收据等三张收据中有邓盛堂签名复写字迹为同一时间书写，其他复写字迹为同一时间书写，邓盛堂签名复写字迹分别晚于收据同一页上其他复写字迹三个月左右。因而证明了盛堂在2010年8月31日这一天并没有与梁爱娣签订任何协议书和在两张收据上复写签字，以及在2010年5月12日收据上签字复写。对上述这些重要事实，一审判决中只字未提和未予确认。而在判决书中第10页至第11页认为有邓盛堂签字和指印，且转让协议书有关要素的形成时序为:先在印刷体文字、再有落款831日期字迹、再后有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处邓盛堂签名字迹，之后并以这样的事实就表明:邓盛堂是在2010年8月31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并在签订时知悉协议书的内容，显然，这是缺少事实根据和证据证明的说理。所以，一审判决故意歪曲事实。3.一审判决在第11页中表述邓盛堂否认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是其签名，但并没有申请对《转让协议书》上签名及指纹真实性进行鉴定，而只是申请对瑞尔特厂印章真伪进行鉴定，故对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上邓盛堂的签名及指纹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邓盛堂在签订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是瑞尔特厂的法定代表人，且作为瑞尔特厂的代表盖章，即使瑞尔特厂的公章有假，也还是邓盛堂所为，并不影响《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该认定认定既存在逻辑错误，又没有事实根据，未尽到法院审查核实证据义务，并进一步证明一审法院极力维护梁爱娣利益，人情办案。具体如下：(1)上述认定与梁爱娣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邓盛堂提交的证据材料相矛盾，并存在逻辑错误。邓盛堂未提出对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中的邓盛堂签字进行鉴定，是因为在邓盛堂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登记行政诉讼案件中法出具的裁决书中及庭审笔录中，已确认在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上有邓盛堂的签名并不是邓盛堂本人所签字，且梁爱娣也是确认的。对这一事实从梁爱娣向法庭提交的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中法行终字第131号行政裁定书中第2页第3行表述证实:经查，邓盛堂的签名不是邓盛堂本人所签，以及提交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行再2号行政裁定书第2页第17行表述证实:经查，邓盛堂的签名不是邓盛堂本人所签。所以，一审法院并没有认真审查证据材料，完全凭主观，按梁爱娣的主张随意定案。（2）邓盛堂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广东省中山市中级法院案号(2016)粤20行再2号案件于2016年9月12日15点17点的开庭笔录第5页第三人梁爱娣的代理律师也是本案的代理律师李晓涛陈述证实:在横栏工商局签订第三份转让合同(即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并办理相关手续;第10页李晓涛律师陈述证实:前两份是本人签订，最后一份是邓盛堂委托他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邓盛堂本人的意思。可见，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核邓盛堂提交的证据材料，而是按梁爱娣主张的观点予以认定。(3)前述事实证明:2010年9月1日不论是邓盛堂本人还是其委托他人均没有到横栏镇工商局与梁爱娣或其委托的其他人办理任何转让瑞尔特厂的手续，因此，在2010年9月1日在工商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并不是邓盛堂本人所签名，盖有瑞尔特厂公章也不是邓盛堂所为。但一审法院认为:邓盛堂在签订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是瑞尔特厂的法定代表人，且作为瑞尔特厂的代表盖章，即使瑞尔特厂的公章有假，也还是邓盛堂所为，并不影响《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这是强加给邓盛堂的所为，是不负责的主观认定，更反映了一审法院人情办案。4.关于梁爱娣对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上有邓盛堂的名字是否是邓盛堂本人签字有多种说法，至今一审法院未给予查清，即便已查明，一审法院也不想在判决书中给予认定。因此，一审法院是人情办案。（二）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本案诉求应查明的事实背道而驰，未将确认之诉的法律要素查明，审理查明部分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是许杰与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行政登记行政诉讼案，以及邓盛堂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行政诉讼案中查明的事实，与本案邓盛堂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没有必然关系。也就是说审理上述两案的法院并未对本案确认之诉的诉求和内容进行审查和确认。因此，本案一审法院应围绕邓盛堂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求进行调查、审理和归纳双方争议焦点。但从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缺失这部分，均是两行政诉讼案件确认的事实，与本案要求确认的事实背道而驰。2.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存在诸多错误。(1)一审认定中山市横栏镇瑞尔特照明灯饰厂是许杰于2008年10月8日成立个体户，并于2009年9月29日通过合法招拍挂程序取得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54亩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中府国用(2010)第1×××**)，但判决认为是取得54亩中25亩土地使用权，这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2)许杰以原个体户瑞尔特厂取得的54亩土地使用权，随该个体户于2009年12月31日依法注销后应归为许杰个人所有使用。但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12月31日许杰将该厂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于2010年2月向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36578.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认定该土地使用权应为个人独资企业瑞尔特厂没有法律依据，这是错误的，与法律不符。（3）许杰从未于2010年2月以瑞尔特厂名义向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36578.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且邓盛堂及梁爱娣在一审中也未向法庭提交前述证据材料。所以，一审法院依据何证认定许杰于2010年2月申请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存在认定事实与采信证据不符。（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存在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审理本案存在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组织了三次开庭，均按是简易程序由承办法官刘旭桂一人独任审理，从始至终未见判决书中列明的审判员姚红波和黎妙参加庭审;判决书中提到依法组成合议庭，但合议庭成员并未出现庭审中，也未参加任何一次庭审活动，不清楚邓盛堂在庭审中所陈述的事实和举证情况，因此导致合议庭其他审判员未能进行深入分析和客观展示其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心证过程，仅凭承办法官刘旭桂的转述简单地表达出结果性意见，违背合议制要求合议庭成员同权同责的法定义务。另承办法官刘旭桂在多次庭审中多次叨扰邓盛堂陈述案情和举证，要求简单，并言明和认为本案的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应履行的法官职责未能尽到，三次开庭审活动均是走过场，未能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均告之邓盛堂以提供书面内容为主，当庭不允许发表过多的理由和观点，完全是已先入为主的状态，倾向梁爱娣一方。2.一审庭审活动和程序流于形式，走过场，人情办案。本案承办法官在庭审中未尽到调查涉案事实以及核实证据材料法定义务，对已查明的事实也是梁爱娣答辩和对抗的内容，多处事实显示出人情办案。对邓盛堂提出要求确认两份《转让协议书》和三张收条无效调查请求和内容不予理踩，未给予核实和确认，已丧失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3.判决书中列明梁爱娣委托另一诉讼代理人梁秋霞从未到庭过，参加庭审活动，因此，认定代理人梁秋霞到庭与事实不符。4.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驳回邓盛堂的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邓盛堂在一审已举证1至11组证据，均能证实邓盛堂在2010年8月31日当天，没有与梁爱娣签订《转让协议书》以及给梁爱娣出具两张收据和在2010年5月12日当天出具收据;以及在2010年9月1日当天，没有与梁爱娣签订《转让协议书》。但一审法院故意不予认定和采纳。对邓盛堂提出的多项鉴定申请和调取证据请求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未尽到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义务。综上，依据双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涉案的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以及2010年5月12日和2010年8月31日三张收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驳回邓盛堂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和合法。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梁爱娣辩称，（一）邓盛堂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邓盛堂与梁爱娣关于瑞尔特厂相关土地厂房的转让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该交易双方分别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10年5月12日、2010年8月31日及2010年9月1日三份转让协议，约定邓盛堂转让土地、厂房给梁爱娣，总价款是2425万元。该交易是在2010年5月12日，邓盛堂就与梁爱娣的丈夫梁群超先商议及拟订了瑞尔特厂25亩地的转让协议，当时已支付了该部分转让款925万元。在工商行政部门过户前即2010年9月1日，梁爱娣将余款1500万元全部支付给邓盛堂。梁爱娣支付了所有转让款给邓盛堂后，邓盛堂指定了其母亲廖月爱、哥哥邓盛根及双方共同委托人梁镇妹一起到工商局办理了变更手续。对此，邓盛堂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在之前邓盛堂起诉工商局的行政案件里，对相关证据已经做了全面的审查，且邓盛堂也提出了笔迹鉴定，鉴定结果表明2010年8月31日、2010年5月12日的转让合同及收款收据都是邓盛堂本人签名，证明本次交易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根据该鉴定结论邓盛堂的签名落款时间是最后的，表明即使协议及收据是之前打印好，但邓盛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上面签名即确认或追认该协议和收据的所有内容及意思表示。事实证明，邓盛堂已确认收到梁爱娣支付的瑞尔特厂转让的全部款项，也证明邓盛堂清楚知道瑞尔特厂已转让给梁爱娣。（二）案外人许杰是邓盛堂的姐夫，曾经在2011年6月1日对国土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土局补办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证，经过审理法院驳回了其补发土地证的请求。这与邓盛堂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时间不符合，请法院予以核实。综上，邓盛堂明知其诉求的三份合同所涉转让标的已经合法程序转让并履行完毕，本案之诉讼事项已经法院生效文书确认，为真实合法有效的事实，现通过以串通的形式多次起诉、撤诉等方式重复诉求，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梁爱娣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邓盛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邓盛堂与梁爱娣于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书》无效。2.确认2010年8月31日两张收款收据以及标有2010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杰于2008年10月8日成立个体工商户“中山市横栏镇瑞尔特灯饰厂”，2009年9月29日瑞尔特厂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54亩土地使用权中的25亩（土土地证号为：中府国用（2010）第1×××**的土地使用权。2009年12月31日许杰将该厂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中山市横栏镇瑞尔特灯饰厂”，原个体工商户中山市横栏镇瑞尔特灯饰厂注销。2010年2月，瑞尔特厂向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36578.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5月6日向瑞尔特厂核发了国（2010）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0年5月1日，许杰将瑞尔特厂转让给邓盛堂，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许杰同意将中山市横栏镇瑞尔特照明转让给邓盛堂经营，转让日期为2010年5月1日，转让前该厂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如有遗漏，由许杰延续承担；转让后，该厂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一切责任均由邓盛堂承担。双方于2010年5月11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登记手续。梁群超与邓盛堂于2010年5月12日签订《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邓盛堂将位于中山市横栏镇××道××路段54.8678亩土地中的25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梁群超作工业用地，合计金额为9250000元；2010年5月12日邓盛堂在一张收款收据上签名按手印收取梁群超土地转让款9250000元；2010年8月31日邓盛堂以瑞尔特厂法定代表人名义与梁爱娣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将瑞尔特厂及占上述土地土地证号内面积所属产权以150000**让给梁爱娣，梁爱娣以现金方式将转让款交给邓盛堂，邓盛堂有义务协助梁爱娣办理瑞尔特厂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手续。协议书有邓盛堂与梁爱娣的签名及加盖瑞尔特厂公章。邓盛堂于当天出具了两张金额分别为8000000元及7000000元的收款收据给梁爱娣。2010年9月1日该协议上有双方真实签名及手印，2010年9月1日，邓盛堂与梁爱娣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邓盛堂将瑞尔特厂全部股权以50000元的价款转让给梁爱娣，瑞尔特厂名下的全部固定资产属梁爱娣所有，瑞尔特厂原有的机械设备及产品、商标使用权行流动资产仍属邓盛堂所有。同日，梁爱娣持其及邓盛堂的身份证、瑞尔特厂的原营业执照原件等材料向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瑞尔特厂的投资人由邓盛堂变更为梁爱娣并获得审批同意。2011年3月9日，许杰以上述涉案土地的土地证遗失为由要求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补发土地使用证与变更产权人，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以该土地瑞尔特厂于2010年9月办理了变更登记，投资人已变更为梁爱娣为由不予受理许杰的申请，为此许杰于2011年6月1日以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补发瑞尔特厂位于中山市横栏镇××道××路段[国（2010）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法院将瑞尔特厂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1）中一法行初字第12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许杰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31日，邓盛堂以2010年9月1日瑞尔特厂向中山市工商局的申请变更投资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及中山市工商局没有尽审理义务为由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中山市工商局请求撤销其作出的核准将瑞尔特厂投资人由邓盛堂变更为梁爱娣的登记行为，并将瑞尔特厂投资人变更登记为邓盛堂。在一审审理期间，经邓盛堂申请，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邓盛堂与梁爱娣于2010年8月31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收款收据上“邓盛堂”的签名及指印等进行鉴定。2013年12月30日，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原件2页上“邓盛堂”签名处的指印、编号16589342（瑞尔特厂转让款8000000元）、16589344（瑞尔特厂转让款7000000元）、16589346（瑞尔特厂转让款9250000元）“邓盛堂”签名处的指印，均是样本捺印人邓盛堂右手食指捺印形成。2014年3月13日，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尾页落款处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编号16589342、16589344、16589346的收款收据处“邓盛堂”签名字迹均是邓盛堂书写，编号16589342、16589344、16589346的收款收据除收款单位处“邓盛堂”签名字迹外的其他字迹均不是邓盛堂书写。转让协议书有关要素的形成时序为：先有印刷体文字、再有落款“831”日期字迹、再后有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处“邓盛堂”签名字迹，最后捺印指纹。编号16589342、16589344、16589346的收款收据复写字迹的形成时序为：先有今收到栏姓名字迹、交来栏内容字迹，后有收款单位处“邓盛堂”签名字迹。经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和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及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均以邓盛堂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全部驳回原告邓盛堂的起诉。另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期间，邓盛堂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法院对中山市工商局提交的“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中所加盖的“中山市横栏镇瑞尔特厂”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不予采纳。2013年9月，一审受理孙浩彬与瑞尔特厂、侯耀光、林万昶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并作出（2013）中二法民一初字第28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瑞尔特厂于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将位于中山市横栏镇××村的工业用地[土地土地证号：国（2010）第1××××3号]其中13.85**地使用权（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字第1×××××××7）过户至林万昶名下，2013年11月5日，中山市人民政府核发了上述的证号为中府国用（2013）第易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人林万昶，使用权面积9233.5平方米。因许杰一直占用该土地及土地建筑物，林万昶多次要求许杰搬离遭拒，为此于2013年11月25日向一审起诉，要求许杰搬离林万昶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中山市横栏镇××村的土地，2014年4月14日，一审作出（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许杰搬离占用林万昶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中府国用（2013）第易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中山市横栏镇××村面积9233.5平方米的土地。另，许杰以邓盛堂、梁爱娣为被告向一审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之间于2010年5月以瑞尔特厂为标的所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后许杰撤回起诉。邓盛堂、许杰的上述所有诉讼行为没有达到其目的后，于2018年1月18日再向一审起诉，要求确认邓盛堂与梁爱娣于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书》无效，并在诉讼期间申请对2010年9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瑞尔特厂印章真伪及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中梁爱娣的签名真实性鉴定。上述事实，有双方提交的瑞尔特厂工商登记及后续变更登记相关资料、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书》、2010年5月1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合同》及16589342、16589344、16589346的收款收据、（2013）中二法2011）中一法行初字第125号行政判决书、（2011）中中法行终字第93号行政判决书、（2014）中中法行终字第131号行政裁定书、（2016）粤20行再2号行政裁定书、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书、（2013）中二法民一初字第289号民事调解书、（2014）中二法民一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中府国用（2013）第易1701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双方陈述在案为凭，一审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涉案的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此前已在邓盛堂及许杰提出的多起行政诉讼及民事诉讼中进行了审理。许杰以涉案土地的土地证遗失为由要求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补发土地使用证与变更产权人，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以该土地瑞尔特厂于2010年9月办理了变更登记，投资人已变更为梁爱娣为由不予受理许杰的申请，为此许杰于2011年6月1日以中山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中山市国土资源局补发瑞尔特厂位于中山市横栏镇××道××路段[国（2010）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法院将瑞尔特厂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1）中一法行初字第12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许杰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31日，邓盛堂以2010年9月1日瑞尔特厂向中山市工商局的申请变更投资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及中山市工商局没有尽审理义务为由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中山市工商局请求撤销其作出的核准将瑞尔特厂投资人由邓盛堂变更为梁爱娣的登记行为，并将瑞尔特厂投资人变更登记为邓盛堂。经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和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及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均以邓盛堂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全部驳回邓盛堂的起诉，在此案一审审理期间，经邓盛堂申请，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邓盛堂与梁爱娣于2010年8月31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收款收据上“邓盛堂”的签名及指印等进行鉴定。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确认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页上“邓盛堂”签名处的指印、编号16589342（瑞尔特厂转让款8000000元）、16589344（瑞尔特厂转让款7000000元）、16589346（瑞尔特厂转让款9250000元）“邓盛堂”签名处的指印，均是邓盛堂右手食指捺印形成。且转让协议书有关要素的形成时序为：先有印刷体文字、再有落款“831”日期字迹、再后有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处“邓盛堂”签名字迹。上述事实表明，邓盛堂是2010年8月31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并在签订时知悉协议书的内容的。邓盛堂否认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是其签名，但邓盛堂并没有申请对《转让协议书》上其签名及指印真实性进行鉴定，而只是申请对瑞尔特厂印章真伪进行鉴定，故一审对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上邓盛堂的签名及指印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邓盛堂在签订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时是瑞尔特厂的法定代表人，且作为瑞尔特厂的代表盖章，即使瑞尔特厂的公章有假，也是邓盛堂所为，并不能因此而影响《转让协议书》的效力。梁爱娣是与邓盛堂签订《转让协议书》对方当事人，梁爱娣并不否认《转让协议书》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即使《转让协议书》中梁爱娣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其也可以通过追认代理人签名的形式使合同得以成立，故邓盛堂申请对2010年9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瑞尔特厂印章真伪及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中梁爱娣的签名真实性鉴定没有实际意义，一审对其申请不予采信。综上，邓盛堂与梁爱娣于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均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没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邓盛堂要求确认2010年8月31日和2010年9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邓盛堂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00元，由邓盛堂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邓盛堂向本院补充提供了下列证据：1.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中二法行初字第60号行政裁定书【附一审已经提交的（2014）中中法行终字第131号行政裁定书、（2016）粤行再2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中的“邓盛堂”签名不是邓盛堂本人签名。2.粤南【2013】文鉴字第78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中“邓盛堂”签名字迹晚于落款日期字迹3个月左右，即该签名是在2010年11月30日左右形成的。3.《500万筹码借据》（形成时间2010年9月1日），拟证明2010年9月1日邓盛堂不在中山市，在澳门洞庭湖厅赌博，并从洞庭湖博彩中介有限公司借500万筹码，用于赌博，故未与梁爱娣签订过《转让协议书》。4.（2019）粤江江门第48309号《公证书》（形成时间2019年6月17日）及冯沃坤的笔录（形成时间2011年1月14日），拟证明2010年9月28日至12月8日，邓盛堂被侯永松、冯沃坤藏匿在郁南县，被限制人身自由索要借款。5.瑞尔特厂个体工商户登记与注销资料（一审已提交），拟证明许杰设立的瑞尔特厂以个体工商户取得《转让协议书》项下的54亩土地，并于2009年12月31日注销。6.瑞尔特厂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及变更资料（一审已提交），拟证明许杰作为投资人于2009年12月31日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瑞尔特厂，于2010年5月1日转让给邓盛堂，不包括财产权；邓盛堂于2010年5月11日成为瑞尔特厂的负责人，并承担经营责任，资产仅为注册资金5万元。7.瑞尔特厂2010年9月1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申请书及指定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拟证明2010年9月1日梁爱娣未经邓盛堂同意及授权，伪造个人独资企业瑞尔特厂公章在2010年8月31日、2010年9月1日《转让协议书》上及在指定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上加盖公章，将瑞尔特厂的投资人变更为梁爱娣，非法约定将既不属于邓盛堂的，也不属于瑞尔特厂所有的54亩土地转让给梁爱娣，该约定是无效的。梁爱娣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5、6、7的真实性确认，但不确认邓盛堂拟证明的观点；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上述证据1即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中二法行初字第60号行政裁定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10年9月1日，梁爱娣以其及邓盛堂的名义并提供了邓盛堂和梁爱娣的身份证、瑞尔特厂的原营业执照、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有邓盛堂和梁爱娣签名的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及转让协议书（经查，邓盛堂的签名不是邓盛堂本人所签）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瑞尔特厂投资人邓盛堂变更为梁爱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当日对其变更申请予以核准，并同日向梁爱娣颁发了营业执照，将瑞尔特厂的投资人变更为梁爱娣……”同时，该行政裁定书以邓盛堂虽然没有亲自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手续，但邓盛堂和梁爱娣于2010年8月31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并将瑞尔特厂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等有关证照移交给梁爱娣并出示转让金额的收据，可以认定邓盛堂知道梁爱娣将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瑞尔特厂的投资人变更手续，并以邓盛堂的起诉已超过期限为由，驳回邓盛堂的起诉。后邓盛堂不服该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4）中中法行终字第13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证据2即粤南【2013】文鉴字第78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第2项记载：“本案墨迹色阶值变化规律为：色阶值越大，距今越远；反之，则越近。色阶值相近，为同时形成；否则不是同时形成。根据上述检测数据和墨迹色阶值变化规律推定：检材1（即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签名字迹晚于落款日期字迹3个月左右，检材2、3、4（即2010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2010年8月31日的两份收款收据）签名复写字迹为同一时间书写，其他复写字迹为同一时间书写，检材2、3、4签名复写字迹分别晚于同一页上其他复写字迹3个月左右。”其“鉴定意见”为：1.检材1《转让协议书》尾页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处、检材2、3、4《收款收据》收款单位（公章）处“邓盛堂”签名字迹均是邓盛堂书写。检票2、3、4《收款收据》除收款单位（公章）处“邓盛堂”签名字迹外的其他字迹均不是邓盛堂书写。2.检材1《转让协议书》有关要素的形成时序为：先有印刷体文字、再有落款“831”日期字迹、再后有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处“邓盛堂”签名字迹、最后捺印指纹。3.检材2、3、4《收款收据》复写字迹的形成时序分别为：先有今收到栏姓名字迹、交来栏内容字迹，后有收款单位（公章）处“邓盛堂”签名字迹。邓盛堂对一审查明瑞尔特厂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梁爱娣与邓盛堂签订《转让协议书》（因为邓盛堂从未见过梁爱娣）、邓盛堂收到1500万的现金、司法鉴定意见书表述不全面等事实提出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10年5月12日，邓盛堂与梁群超签订了《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涉案约54亩土地中的25亩土地使用权给梁群超，转让金额为925万元，并向梁群超出具收到925万元的收据，即涉案的2010年5月12日的《收款收据》，梁爱娣与梁群超系夫妻关系，一审查明该合同相对方为梁爱娣有误。（二）本院（2011）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明确记载，邓盛堂于2010年1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案的侯永松、冯沃坤分别犯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窝藏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三）邓盛堂起诉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诉讼案一审、二审、再审行政裁定书均认定邓盛堂未在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上签名，上述系列行政裁定书同时也认定邓盛堂在与梁爱娣签订2010年8月31日的《转让协议书》后，将瑞尔特厂的公章、营业执照等有关证照移交给梁爱娣，且2010年9月1日当天，梁爱娣办理变更投资登记手续时持有邓盛堂的身份证，邓盛堂对梁爱娣为何会持有其身份证未作出合理解释。（四）一审法院就本案三次开庭进行审理，2018年3月7日第一次开庭，由刘旭桂独任审理，邓盛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慧、梁爱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涛、梁秋霞参加庭审并均在笔录上签名；2018年4月24日第二次开庭，由刘旭桂、姚红波、黎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邓盛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慧、梁爱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涛参加庭审并均在笔录上签名；2018年6月6日第三次开庭，仍由刘旭桂、姚红波、黎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邓盛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慧、梁爱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涛参加庭审并均在笔录上签名。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的事项，本院不作审查。本案中，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邓盛堂请求确认涉案的两份《转让协议书》及三份《收款收据》无效理据是否充分。合同效力是指法律对各方当事人合意的评价，合同无效是指法律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予以否定评价，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即认定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确认合同无效的条件包括：第一，订立合同的主体不合格，表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的；第二，意思表示不真实；第三，订立合同的内容不合法。本案中，涉案的两份《转让协议书》及三份《收款收据》的签订主体为邓盛堂和梁爱娣，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合同内容为转让涉案的土地或者个人独资企业瑞尔特厂，内容上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邓盛堂请求确认涉案的两份《转让协议书》及三份《收款收据》无效，主要理由是意思表示不真实。邓盛堂主张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主要事实依据有：第一，邓盛堂与梁爱娣从未见过面，其不可能与梁爱娣签订涉案的两份《转让协议书》；第二，粤南【2013】文鉴字第78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反映邓盛堂签名字迹晚于落款时间三个月左右，即邓盛堂的签名形成于2010年11月30日左右，而邓盛堂于2010年9月28日至12月8日期间被侯永松、冯沃坤藏匿郁南县，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在中山市，故2010年8月31日、9月1日的两份《转让协议书》及2010年8月31日的两份《收款收据》不可能是真实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粤南【2013】文鉴字第78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很明确，即2010年8月3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2010年5月12日的一份《收款收据》、2010年8月31日的两份《收款收据》上“邓盛堂”签名字迹均是邓盛堂书写，且2010年8月31日的《转让协议书》有关要素的形成时序为：先有印刷体文字、再有落款“831”日期字迹、再后有落款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处“邓盛堂”签名字迹；2010年5月12日的一份《收款收据》、2010年8月31日的两份《收款收据》复写字迹的形成时序分别为：先有今收到栏姓名字迹、交来栏内容字迹，后有收款单位（公章）处“邓盛堂”签名字迹。上述事实表明，邓盛堂是2010年8月31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及三份《收款收据》的当事人，并在签名时已经明确知悉协议书及收款收据的内容，其签名确认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其次，邓盛堂主张依据粤南【2013】文鉴字第78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第2项内容，2010年8月3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邓盛堂的签名是在2010年11月30日形成的。对此，本院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仅表明邓盛堂签名晚于落款时间“831”，但当事人补签合同并不能得出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结论，即使邓盛堂晚于2010年8月31日在该《转让协议书》及《收款收据》上签名，也不能否定该《转让协议书》及《收款收据》的真实性；而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明确记载为“推定”晚于3个月左右，仅凭此“推定”尚不足以认定邓盛堂的签名形成于2010年11月30日左右；且，本院（2011）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明确记载，邓盛堂于2010年1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案的侯永松、冯沃坤分别犯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窝藏罪，邓盛堂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公证书》所记载的新闻报道不足以证明邓盛堂在2010年9月28日至12月8日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也不足以证明邓盛堂在2010年12月8日之前不能在《转让协议书》及《收款收据》上签名。故，邓盛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邓盛堂”签名是真实的“鉴定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据此主张签订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及2010年5月12日的一份《收款收据》、2010年8月31日的两份《收款收据》意思表示不真实，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再次，邓盛堂称其从未与梁爱娣见过面，不可能与梁爱娣签订2010年8月31日的《转让协议书》，据此主张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对此，本院认为，邓盛堂签名时，2010年8月31日的《转让协议书》及《收款收据》均明确记载合同相对方为梁爱娣，其应当知道合同相对方是梁爱娣，梁爱娣既可以亲自与邓盛堂签订合同，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履行签订合同的相关事务，故邓盛堂是否与梁爱娣见过面，并不是认定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必要依据；且从合同来源关系上看，2010年5月12日，邓盛堂与梁群超签订了《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涉案约54亩土地中的25亩土地使用权给梁群超，邓盛堂并未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表明邓盛堂明显有转让瑞尔特厂名下土地的意思表示。而2010年8月31日的《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涉案约54亩土地全部转让给梁爱娣，梁爱娣与梁群超系夫妻关系，梁爱娣成为合同相对方并不违反常理。故，邓盛堂以其从未与梁爱娣见过面而主张其意思表示不真实，明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邓盛堂主张签订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及2010年5月12日的一份《收款收据》、2010年8月31日的两份《收款收据》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2010年9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其主要内容是转让个人独资企业瑞尔特厂，实际是2010年8月31日《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主要作用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投资人变更。虽然根据邓盛堂起诉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诉讼案一审、二审、再审行政裁定书均认定邓盛堂未在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上签名，但上述系列行政裁定书同时也认定邓盛堂在与梁爱娣签订2010年8月31日的《转让协议书》后，将瑞尔特厂的公章、营业执照等有关证照移交给梁爱娣，且2010年9月1日当天梁爱娣办理变更投资登记手续时持有邓盛堂的身份证（邓盛堂对梁爱娣为何会持有其身份证未作出合理解释），上述有关证照的移交行为说明邓盛堂转让瑞尔特厂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因个人独资企业的原投资人亲自办理投资人变更登记手续不是受理与核准的法定要件，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基于瑞尔特厂办理投资人变更登记手续所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变更投资人的行政许可，至今瑞尔特厂的投资人仍是梁爱娣，即该《转让协议书》已实际履行。邓盛堂在二审提供的形成于澳门的2010年9月1日500万筹码的借据，仅有邓盛堂的签名，在证据形式上不合法，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邓盛堂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转让瑞尔特厂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邓盛堂主张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书》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也不予支持。关于邓盛堂主张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就本案三次开庭进行审理，2018年3月7日第一次开庭，由刘旭桂独任审理，邓盛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慧、梁爱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涛、梁秋霞参加庭审并均在笔录上签名；2018年4月24日第二次开庭，由刘旭桂、姚红波、黎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邓盛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慧、梁爱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涛参加庭审并均在笔录上签名；2018年6月6日第三次开庭，仍由刘旭桂、姚红波、黎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邓盛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慧、梁爱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涛参加庭审并均在笔录上签名，上述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邓盛堂主张一审合议成员未参加庭庭审、庭审流于形式等程序违法，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邓盛堂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邓盛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铭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