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2822民初1000号原告：解荣华，男，生于1986年9月9日，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姝姝，原告解荣华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荣茂，湖北震邦华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解华东（原告解荣华二姐），女，生于1978年8月10日，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户籍地建始县，住武汉市洪山区，被告：肖远成（原告解荣华舅父），男，生于1957年10月23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住建始县，被告：秦伟，男，生于1983年11月1日，汉族，湖北建始县人，住建始县，原告解荣华与被告解华东、肖远成、秦伟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因本案的处理需以解荣华先前起诉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7年7月6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9年5月24日，恩施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生效后，本院决定恢复本案诉讼，并于2019年9月12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姝姝、朱荣茂，被告肖远成、秦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解华东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解荣华对2012年3月5日被告肖远成代被告解华东转让给被告秦伟的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26.66%的合伙份额有优先购买权，并判令被告解华东将其在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26.66%的合伙份额以6666.66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事实和理由：2008年8月15日，解荣华和解华东各出资2.5万元（分别占50%的股份）在继承原告之父开办多年的采石场基础上注册成立了合伙企业建始县华泰采石场，其后又投资近百万元进行改扩建。解华东常住武汉，故未参与管理，完全由法人代表解荣华负责。因采石场经营过程中工人与当地居民发生斗殴，解荣华被判入狱。2012年3月5日，未经解荣华知晓，肖远成居然持伪造的解华东的授权委托书假冒解华东的代理人与秦伟签订《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解华东拥有的建始县华泰采石场26.66%的份额作价6666.66元转让给秦伟。更离谱的是，解华东只占50%的份额，肖远成在同一天还和向群峰、沈建国分别再签一份一样的协议书，还和鲁寿生签订了一份《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将解华东在采石场的50%的份额作价5000.00元转让给鲁寿生。解华东早在2010年将其50%的合伙份额作价76万元转让给了原告，原告已经支付32万元尚欠44万元且需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解华东仅持有采石场50%的份额，却转让181%的份额。原告多次要求解华东处理此事，被告却不配合，经原告多次努力，直到2016年4月27日，原告在恩施市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才见到并复印这些协议。诉讼中，原告解荣华认为，涉案合伙人份额转让协议因系伪造，被告解华东至今没有追认该协议，故依法应确认合伙人份额转让协议无效，原告所主张的优先购买权依法应当驳回，由于被告解华东缺席，原告也不便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撤回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肖远成辩称，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是伪造,起诉内容荒诞，无中生有，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秦伟未提出答辩意见（当庭表示对肖远成的答辩意见无异议），亦未举证。被告解华东未提出答辩意见，亦未举证。原、被告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建始县华泰采石场成立于2008年8月15日，合伙人为解荣华、解华东（解荣华的二姐），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解荣华，出资额5万元，解荣华、解华东出资比例各占50%。2009年9月4日，解荣华（甲方）与严金（乙方）签订《建始县华泰采石场股份协议》，载明“1、因甲方决定再次扩大生产，需增资五十万元整（500000.00），现由乙方出资六十六万元整（660000.00）其中五十万元整（500000.00）作为建始县华泰采石场扩大生产所供资金，其余另外十六万元（160000.00）作为股份回购资金补偿给甲方法人解荣华，具体入资方式口头协议为准。2、同时乙方严金拥有增资后建始县华泰采石场40%股权（原建始县华泰采石场估价为人民币一百一十五万元整，再增资五十万元整）。”2010年8月，解荣华、解华东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的建始县华泰采石场，解华东2008年至2009年初共出资约76万元，解荣华在2008年至2010年10月共归还解华东32万元；2010年10月解华东因故自愿全额撤资，扣除解荣华已归还的32万元，尚欠解华东44万元，解华东从2010年10月不再享有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所有权利（注：因协议原件丢失，双方于2013年12月4日补签内容一致的书面协议）。2014年4月10日，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对解华东询问时，其陈述“我不参与生产经营管理，从建厂开始，我只负责投资”、“关于我的投资我现在只找解荣华偿还于我”。2011年4月23日，严金（甲方）与向群峰（乙方，即向明）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现将华泰采石场所有的股权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收购甲方在华泰采石场的股权股份具体比例以乙方同法人解荣华代表肖永桂所签协议认可数额为准”（注：肖永桂应为肖远桂，系解荣华之母）。同日，肖远桂（甲方）与向群峰（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该厂原股东严金（金文化）所持有的股权股份，经甲方（肖远桂）同意，由乙方（向明）出资叁拾万元人民币一次性买断，买断的股份由乙方持有”。诉讼中，查明向群峰名下40%的份额实为向群峰、秦伟、沈建国三人共有。2011年9月19日，解荣华涉刑案件宣判后，解荣华通过其辩护律师出具委托书：委托人解荣华因客观原因不能处理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经营管理事务，现委托解小平和肖远成二人共同全权处理该厂的全部事务，二人共同作出的对该厂事务引起的法律后果由我承担，其他人在此前后就该厂所作的处理本人一概不予认可。2012年初，经前期磋商，同年3月8日，肖远桂、肖远成、邱代贤、鲁寿生、秦伟商议订立建始县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解荣华同意将本人持有的建始县华泰采石场20%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邱代贤、将本人持有的建始县华泰采石场20%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鲁寿生，解荣华拥有20%的股权。同时，肖远桂告知肖远成等在场人员，解荣华出具有委托肖远成处理采石场有关事宜的委托书，该委托书由解荣华通过刑案辩护律师交由其三姐解小平保管。肖远桂随后电话联系居住在武汉市的女儿解小平，向其介绍了采石场转让事宜，解小平遂将解荣华出具的前述委托书传真至转让协议、决议文件打印处，肖远桂、肖远成等人随后完成了转让协议、决议文件的签署及打印。2012年3月13日，邱代贤依据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肖远桂转让费20万元。为办理采石场合伙人变更登记及增资登记，案涉当事人或者其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伪造了解华东授权肖远成全权代理采石场各项工作的《委托书》（注：诉讼中无法查明该委托书系谁伪造），其内容为“本人解华东，为建始县华泰采石场合伙人之一，现因客观原因不能参与采石场的工作，特委托肖远成全权代理采石场的各项工作，受托人的各项工作本人均认可，并愿意承担后果。2012年3月2日”。随后，上述华泰采石场合伙份额受让人借肖远成系解荣华、解华东的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制作了转让方为解荣华、受让方分别为邱代贤、鲁寿生及转让方为解华东、受让方分别为鲁寿生、秦伟、向群峰、沈建国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以及《合伙人会议决议》、《出资确认书》。邱代贤随后委托秦伟将这些材料提交至建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其中，转让方为解荣华（甲方）、受让方为邱代贤（乙方）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10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40%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荣华（甲方）、受让方（乙方）为鲁寿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5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0%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鲁寿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5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50%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秦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6666.66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6.66%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向群峰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6666.66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6.66%转让给乙方”，转让方为解华东（甲方）、受让方（乙方）为沈建国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以6666.66元的价格将其在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的26.66%转让给乙方”。上述《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转让方的落款签名捺印处为肖远成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5日。诉讼中，向群峰认可《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称当时他在外地，是他委托合伙人代签。2012年5月31日，建始县华泰采石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邱代贤，合伙人、出资额、出资比例分别为：解荣华20万元，占22.2222%；邱代贤20万元，占22.2222%；鲁寿生20万元，占22.2222%；沈建国10万元，占11.1111%；秦伟10万元，占11.1111%；向群峰10万元，占11.1111%。2013年6月14日，邱代贤等人在该采石场基础上组建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登记名称为建始县金龙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邱代贤、解荣华、鲁寿生、沈建国、秦伟、向群峰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邱代贤。诉讼中，被告肖远成称从未见到过所谓解华东出具的委托书，否认本案中出现的解华东出具的委托书的真实性，亦否认邱代贤等权利受让人为了顺利办理工商登记而制作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合伙人会议决议》《出资确认书》上本人的签名笔迹及手印为其本人亲自签名或者捺印。同时，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提交的解华东于2015年8月2日出具的《股权确认书》无异议。解华东在该股权确认书称她于2010年9月初与解荣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将其在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所有权益全部有价转让给了解荣华，与解荣华之间只存在借贷关系，自2010年9月协议签订后至今她没有给任何人出具过任何形式的委托。解华东还特别注明“以上为我就我在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登记的解华东50%股权的实际情况的说明和确认”。2017年5月15日，解荣华向本院分别起诉，请求确认被告肖远成于2012年3月5日假冒原告代理人分别与邱代贤、鲁寿生所签《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本院一审判决驳回了解荣华的诉讼请求，解荣华就二案提起上诉，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肖远成代表解荣华分别与邱代贤、鲁寿生于2012年3月5日所签《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生效判决认为，解荣华请求确认无效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与肖远成、邱代贤、鲁寿生认可的《建始县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在转让份额、转让对价和签订时间上均不一致，鲁寿生、邱代贤等人均认可该协议是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为，故应认定《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虚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即使肖远成有权代表解荣华处分解荣华在建始县华泰采石场的合伙份额，但由于案涉《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与真实的《建始县华泰采石场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符，内容虚假，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该《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本院认为，案涉所谓解华东出具的委托书因系他人伪造，说明解华东根本没有委托肖远成办理涉及建始县采石场的相关事宜，故不产生委托效果。案涉转让方为解华东、解华东受托人为肖远成、受让方为秦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肖远成予以否认，秦伟认同肖远成的意见。同时，本案及上述生效判决均已经查明该协议书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为，故应当认定该《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不真实。按照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属于双方法律行为而非单方法律行为，故成立需要协议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仅有一方作出意思表示，协议不能成立。上述《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一方为秦伟，一方为解华东，解华东没有委托授权肖远成作出合伙份额转让的意思表示，加之肖远成亦否认参与协议协商过程和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因此，上述《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依法不成立。尚未成立的合同或者协议，没有必要讨论合同或者协议是否生效或者判断是否有效。因案涉2012年3月5日转让方为被告解华东、受让方为秦伟的《合伙人出资转让协议书》不成立，故原告诉讼请求缺乏基础事实，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解荣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00元，由原告解荣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账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龙克亚审 判 员  李家荣人民陪审员  王 健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刘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