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9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科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樊细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细社，广东静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林宏，男，汉族，1942年11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民，男，汉族，1962年8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志高，女，汉族，1970年9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纯操，男，汉族，1952年1月3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雪琴，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涵，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宏达，男，汉族，1957年2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昭文，男，汉族，1942年10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雪琴，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波，云南里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育明，男，汉族，1965年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宦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如大，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科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化公司）、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9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十项并改判：（1）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自2009年9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出资（或者返还抽逃出资）之日止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向科化公司支付未出资（或抽逃出资）款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止为3586193.67元；（2）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未能判决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及支付利息有欠公正。（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一审判决以“七被告对增资部分并无实际出资。而《验资报告》中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699万元，在验资报告作出当天系由广州市集合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合组公司）的账户转到科化公司的账户，在验资报告作出后即从科化公司的账户又转回集合组公司账户。故原告认为上述行为系股东抽逃出资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为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属于未履行出资而非抽逃出资，认定事实有误。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自称未出资是基于对2009年9月科化公司增资的事实的否认而作的抗辩，而事实上，公司股东会决议增资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当时的股东）根据认缴的出资额均按时汇入科化公司账户，这有《验资报告》证实；只不过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出资是通过其他单位汇入科化公司而已，这不能否认出资的事实。出资经验资完毕后，即从科化公司账户抽回了原来的出资款，这是一种典型的抽逃出资行为。因此，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行为是抽逃出资而非未履行出资义务。（二）未能判决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及支付利息有欠公正。第一，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应当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并支付抽逃出资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之间应当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并向科化公司支付抽逃出资的利息。第二，退一步讲，假设按一审判决认定的为未履行出资义务，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相互之间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均为科化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其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当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仅判决叶林宏一个人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欠妥，二审应当依法纠正，改判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之间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杨宏达、胡昭文共同辩称，不同意科化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其上诉事实与理由，（一）科化公司在上诉状中表示不同意一审认定事实，认为本案为抽逃出资，即对本案法律关系、案由的主张与一审判决完全一致，这进一步证明一审法院是在未经科化公司、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任何一方确认的情况下，超越审判权权限自行变更科化公司诉讼请求并作出一审判决，科化公司自己都不予认可，一审明显判非所请，存在明显的错误，本案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二）科化公司既不同意一审判决认定的未履行出资，在上诉请求中又将要求给付利息的本金性质写为“未出资（或抽逃出资）”，显然科化公司要么就是自己对于本案中其请求的到底是什么性质自己都搞不清楚，要么就是拒绝作出选择，既想坚持自己有关本案为抽逃出资性质的意见，又想在一审法院擅自变更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后判决其胜诉的结果上占便宜。然而，民事诉讼以不告不理为原则，科化公司应当明确自身诉讼请求，明确自身选择起诉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依据，并且应当对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科化公司作为本案一审原告和上诉人，其如果不能明确诉讼请求，就应当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如果其选择案由与一审认定法律关系不一致，就更证明一审超越权限、判非所请，依法更应当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三）科化公司主张抽逃出资没有依据，本案中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2009年从未与科化公司之间发生增资款的转账往来，科化公司上诉状中所谓“各被上诉人根据认缴的出资额均按时汇入上诉人公司的账户”，纯粹是歪曲事实，而整个增资是科化公司自己瞒着股东、伪造签名一手操作的行为，工商登记、验资报告都是科化公司主导完成，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根本不知情、从来没有操作增资。科化公司有关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有实际出资行为并且实施抽逃出资行为的陈述完全违背事实，依法不能成立。（四）科化公司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支付利息没有依据，因为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并不存在抽逃出资或者未出资的行为，科化公司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出资依据的2009年股东会从未召开，股东会决议中持有40％以上表决权股东的签名系伪造，该增资依法不能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不负有增资义务，利息更无从谈起。有关增资无效问题在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上诉状中有详细陈述，以上诉状内容为准。杨宏达、胡昭文另补充，1.《公司法》第28条规定，本案并没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所谓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均是虚假的，不能成为股东缴纳出资的依据，对此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否定态度，从一审到二审都是明确坚定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章程签名的真实性，明确是否合法有效。2.将699万元分3次从科化公司汇出的，不是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而是科化公司自己，公司钱款的进出，属于公司管理事务，公司股东无权插手公司管理事务，分3次汇入集合组公司，只能是科化公司股东以外的个人或机构，如果汇出699万是股东指示的行为，但科化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3.将699万元一次性汇入科化公司的，也是科化公司自己，不是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假设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有增资的意思，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应当按照决议按比例各自汇入科化公司，如果向集合组公司借款出资的话，则至少应当具备以下情形：股东会共同向集合组公司借款的协议，科化公司根据协议向集合组公司借款的借款合同，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对所借699万元债务按比例承担的书面文件，但遗憾的是，验资报告竟根据所谓的股东会协议、公司章程及699万元一次汇入的汇款凭证就想当然地得出“贵公司已经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资本699万元”的结论，这显然是草率的，集合组公司汇入699万元虽然与所谓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所谓的699万元数额相同，但不能想当然认为此699万元就是彼699万元，验资报告所依据的凭据，无法得出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已经出资的结论，验资报告的权威性来源于真实性、合法性、严谨性，验资报告的内容虚假，不足为信。综上，本案所谓增资，是科化公司自导自演的闹剧，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管理层之间是信托关系，被信托的人违背信托的人的意志，应到承当违法后果，而不是诬陷信托人。魏育明辩称，不同意科化公司的上诉请求。1.科化公司的上诉状其实再次明确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改变了其诉讼请求，也擅自变更其理由，完整的诉是由诉请和理由构成，但一审法院把诉请变更，把理由也变更，没有取得科化公司和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同意，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存在程序错误。2.没有有效的增资决议。就本案诉请而言，一审判决而言，无论是出资义务还是抽逃资本，前提是股东负有增资义务，而股东负有增资义务的前提是要有有效的增资协议，而本案增资协议无效，股东会的决议至少有四名股东没有签名，是他人冒签，这四名股东的占股达到41.54%，没有达到股东表决权三分之二，该决议无效，股东就没有增资义务，就没有出资义务，也不存在抽逃行为。3.本案股东，尤其是魏育明，根本不清楚公司增资的行为、增资的决议，也没有在科化公司任职，更谈不上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何来返还出资，抽逃出资是侵权行为，应由抽逃出资的人担责，科化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连带责任的诉请，就出资义务而言，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是以合法有效的认资，以认资为限对公司担责，抽逃出资是侵权者担责，而本案并无证据，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尤其是魏育明，没有协助行为，也没有抽逃行为，科化公司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法条适用方面有错误，本案是增资纠纷，不是公司发起和设立方面的纠纷，其他意见与魏育明的上诉状一致。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均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科化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科化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科化公司2009年增资的股东会决议是科化公司伪造股东签名形成的虚假文件，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不存在需要出资的前提，也不存在抽逃出资的可能。增资决议效力是本案关键的基础问题，而一审法院对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根本未予查明且进行错误推论，查明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导致一审判决根本错误。（一）1.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作为科化公司股东在2009年从没有增资的意思，其他股东也从未提出增资，更未就此形成任何有关增资的合意或决议。2.科化公司从未就增资实际召集或召开任何股东会议，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也从未参加任何有关增资的股东会会议。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中多人常年在广东省外、国外，根本并未在科化公司所述时间在广州开会，科化公司提供的有关增资的股东会决议记载科化公司于2009年9月8日当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出席本次会议股东7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完全不可能是事实。3.科化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中胡昭文、魏育明、骆志高、吕纯操四名股东的签名完全是伪造的。当时科化公司的工作人员找到叶林宏，提出有一些投标文件需要签名，文件都是为了做好业务用的，大家都签了，请支持工作。叶林宏日常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出于对公司业务的支持和对经营层的信任就签了名，但是并未详细了解内容。而且也从未就此签名文件与其他股东共同开过会议。后来才知道文件上胡昭文、魏育明、骆志高、吕纯操不但没有参与开会，而且在文件上的签名也完全是伪造的。根据胡昭文、魏育明、骆志高、吕纯操四名股东的陈述，该四名股东并未在2009年增资决议上签署任何签名。伪造的法律文件根本不具备任何合法性，依法理当否认其效力，根本不应当依据该非法文件而主张履行。同时，胡昭文、魏育明、骆志高、吕纯操四名股东在当时共持有公司41.528%股权，依法该次增资也根本未能取得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的同意，完全不符合公司法有关合法有效增资的规定，依法理当认定增资无效。（二）一审法院拒绝对股东会决议签名进行鉴定，对案件关键事实拒绝查明存在严重错误。2009年增资决议全部事实是法院审理本案必须查明的问题。而2009年增资决议核心的争议就是其中四名股东是否知情、签名是否真实，尤其是在该四名股东持股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这一认定在本案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一审法院在收到包括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魏育明在内的各原审被告的鉴定申请之后，一直拒绝进行鉴定，在本案两次开庭过程中，对于签名的真实性问题也一直拒绝查明，在未对股东会决议签名进行鉴定、对增资决议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决，并通过与增资无关的其他法律行为的间接事实进行所谓推定，得出本案无需鉴定的结论，是对事实的完全漠视，完全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要求。（二）增资是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的有严格要求的公司组织行为，任何股东个体的单独行为均不得影响组织决议效力；无效的股东会决议自始无效，依法不能以任何后续行为补强效力或推定有效。1.转让股权不但是与本案无关的另一法律关系，而且股权转让价格与注册资本也完全没有相关性，一审法院作出的推论完全违背公司法和公司经营常理。2.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与第三方之间后续股权转让行为与科化公司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个行为之间本身即不存在直接相关性。法律更没有任何规定允许以股东个体股权转让行为推定任何公司决议的效力，否则即将完全破坏公司组织行为的严肃性，将使大股东可以通过逼迫小股东转让股权的方式为所欲为。因此，一审法院通过股权转让情况来推定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股东同意公司2009年违法的增资决议毫无法律依据。3.公司股权转让价格本身也与注册资本没有任何相关性。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后续股权转让价格系根据公司净资产估值确定，明显均非根据注册资本金额交易。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所称“已以实际行动接受了上述增资的事实并从中享受了相应的利益”没有事实依据，认定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以增资后的股份进行股权转让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与事实相悖，认定事实明显有误。因此，2009年增资股东会决议无效即应当自始确定性地不发生法律效果，任何个体行为、后续行为均不能使该股东会决议变为有效，更不能以无关的其他法律行为推定股东应当承担出资责任。（三）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对增资事项根本不知情也从未参与，既不存在出资的义务，也不存在抽逃的行为，本案为公司内部争议不涉及任何第三方债权人权益，法律不应强迫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胡昭文对其根本不知情、不同意的事项承担出资责任。1.科化公司明知该无效增资的实际情况，理当由科化公司自行承担有关后果。根据科化公司提交的起诉状，其中载明公司为了招投标而进行增资操作，可见科化公司自己对于该次操作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甚至比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都更清楚。本案实际上是公司内部股东纠纷所引发的诉讼，是现任部分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而恶意控制公司进行的诉讼。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从未达成增资的合意，更从未从公司增资中获取利益，后续各股权受让人均对科化公司进行过审计或者调查，均充分知悉公司资金和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的增资行为亦未损害任何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因此，科化公司经营管理违法造成的后果，应当首先由公司通过自身经营行为解决，及时进行减资操作。（四）本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法院未经庭审而直接在判决中擅自变更案由和诉请，判决内容完全脱离庭审中法官总结的争议焦点，剥夺当事人辩论权，而且拒不接受对案件关键事实的鉴定申请、拒绝追加依法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存在根本的程序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1.本案科化公司在上诉状中诉请内容明确为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就“抽逃出资”承担责任，一审庭审中法庭反复询问科化公司本案案由，科化公司当庭确认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中庭审调查、法庭辩论，均围绕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是否存在抽逃出资、是否构成侵权展开。法庭从未明确向任何一方当事人释明本案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审科化公司更从未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认购新增资本。然而，本案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直接擅自将本案案由变更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判决审查内容直接变更为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未出资的法律责任，以上变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完全改变了庭审辩论的焦点，但是，一审法院就此调整根本没有另行开庭、没有征询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同意，完全没有给予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任何辩论的机会，完全剥夺了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辩论权。而且，一审法院擅自变更案由，直接导致了根本性的法律事实认定矛盾。科化公司起诉诉称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抽逃出资”，即意味着科化公司本身确认应当认缴的出资已经到位，认定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事实上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而一审法院擅自将本案案由调整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认定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应资而未出资，根本上与科化公司自认的事实完全违背和矛盾。一审法院该等判决，完全超越了法院审判权的界限，罔顾法定诉讼程序和法定诉权，存在根本性的程序错误和认定错误，依法理当发回重审。2.科化公司当庭确认2017年12月5日其据以起诉的股东会决议未实际召开，且叶林宏、杨宏达、骆志高、胡昭文、李民仍为科化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而所谓2017年12月5日召开的股东会也从未通知该5名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该决议根本不成立，科化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起诉状上当时任职的法定代表人签章虚假，起诉完全不能代表公司的真实意思，而一审法院对此完全未予处理，法律程序明显错误。科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即并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3.科化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2017年12月5日股东会决议文件原件与科化公司一审庭前提交给法庭的该证据复印件严重不符，其中重庆鹏方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方公司）的签名人员完全不一致，庭前提交的证据签名人为“陈卓异”，庭审提交的证据签名人是“吴光荣”，科化公司自身提供证据存在严重差异，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依法不能予以采信，科化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明显不足，不能代表企业的真实意思。4.科化公司起诉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周文明，经征询其从不知道存在本案诉讼，也从未签署任何起诉文件或在本案诉状上盖章。而且周文明明确表示其不参与股东之争，并且对未经其本人书面同意进行的行为不予确认。故本案起诉状上加盖的法定代表人印章显然系未经周文明同意而擅自加盖，构成非法文件。科化公司提交的起诉状真实性、合法性本身即存在严重疑问，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5.本案理应追加鹏方公司、大连细扬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细扬公司）、李铁生为案件第三人。本案一审过程中，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已经提出追加上述第三人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然而一审法院却又以公司后续股权转让价格为由作为推定公司增资决议成立且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负有出资义务的重要依据。一审既然以股权转让价格为由认定本案，就更应当追加该等第三人以查明事实。本案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作为公司股东期间一直致力于推动公司的持续繁荣，从来没有任何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在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投资期间，公司经营业绩良好，业界口碑极佳。而正是由于当年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基于对公司经营班子的信任，股东也都放权经营，并不插手公司管理事务。公司管理层擅自伪造股东会决议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该行为根本上不是公司股东的意思，而仅仅是公司管理层为了科化公司参与招投标而进行的操作。叶林宏另补充，本案一审判决叶林宏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依据。（一）科化公司起诉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连带返还出资的依据为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均为公司当时的股东，完全系基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股东身份而提起本案诉讼。经法庭当庭释明，科化公司反复强调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就作为股东抽逃出资问题承担责任，在该案件中从未提出任何有关要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以叶林宏作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为由判决叶林宏就全部出资承担连带责任明显超出科化公司诉讼请求范围，明显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叶林宏承担连带责任的事由和依据与本案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叶林宏是公司股东，同时也在涉案争议的所谓增资决议发生时担任公司董事长，但公司股东与公司管理人员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在公司法上该两个不同角色构成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赋予不同的权利义务，并导致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责任纠纷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损害公司责任利益纠纷是根本不同的纠纷类型，二者的法律基础和构成要求根本不同，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科化公司要追究叶林宏作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责任的，依法理当另案起诉；法院没有权利超越审判权范围直接对科化公司未起诉的事项进行判决，更不应当将另一法律关系的内容混入本案中强行判决，一审法院的处理严重违反程序，明显存在严重的不公正。（三）一审法院认定叶林宏就全部股东出资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叶林宏作为公司股东并据此判决叶林宏承担责任后，又以叶林宏作为公司董事长为由认定叶林宏应就全部股东出资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如以叶林宏作为公司高管未尽管理义务而要求其就出资不足问题承担责任的，依法高管人员应当仅就给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科化公司既没有请求高层管理人员承担责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根本不存在以叶林宏作为公司董事长等高层管理人员为由判决其承担责任的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吕纯操另补充，2009年9月8日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从未召开，吕纯操当时并未才广州，吕纯操常年在武汉公司从事科考，不可能签名，吕纯操在2013年4月6日已经将自己持有的8.3056%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鹏方公司，当时转让是单价7.5元，跟注册资本毫无关系，在此之后，吕纯操退出科化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吕纯操对股东会决议是知情是错误的，杨宏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第三、第九项并驳回科化公司对杨宏达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科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宏达及其他股东对科化公司2009年9月的增资不负有出资义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即有认缴才有责任、出资义务，无认缴则无责任、无出资义务。本案增资行为没有真实、合法的股东会决议，即股东没有认缴所增资本，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当然也就不应当就所增资本承担责任。尽管该增资行为已经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但登记行为只有对外的公示效力，对公司内部尤其是对科化公司而言，不能以登记为准。（二）本案增资及抽逃出资均由科化公司自己决定、实施，与杨宏达无关，相应的责任应当由科化公司自行承担。股东会没有决议进行增资的情况下，完成涉案增资的主体只可能是科化公司，股东会的意思表示只在公司内部产生效力，代表公司对外进行意思表示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公司授权的其他自然人。本案增资涉及的伪造股东会决议、授意集合组公司汇款至科化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增资变更登记、抽逃资本至集合组公司等一系列行为均由是科化公司所为。恰恰相反，作为股东的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无法实施前述行为，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公司的行为不能让股东来担责（至少对公司内部而言是这样的）。（三）增资后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能视作杨宏达接受了增资。一审判决称杨宏达“均是以增资后的股份进行转让”，并凭此认定杨宏达“以实际行动接受了上述增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本案股权转让发生在涉案增资行为数年后。在这期间，无论公司有多少实缴资本，其实际资产、价值都是变化的，有可能资不抵债、有可能已经溢价十倍、千倍。股权转让的价格是买卖双方对公司当时的实际价值作出判断后合意决定的，与公司认缴资本（注册资本）、实缴资本关系不大；从形式上看，杨宏达除了“以增资后的股份进行转让”外，没有其它办法进行股权转让。不如此表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通不过。股权转让是转让股份比例，任何公司的股份都是100%，任何股权转让都只是这100%里面相应的百分比，与注册资本、实缴资本无关。况且，“多少万元股份”的表述本身就是错误的。综合前述，一审判决所谓“增资后的股份”这一表述似是而非，由此进行的认定不符合逻辑和本案事实。二审庭询时，当庭提出上诉请求删除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的请求。魏育明上诉请求：1.裁定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魏育明无须向科化公司支付116112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科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致形成错判。1.一审判决擅自变更科化公司的诉讼请求，致使判非所请，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也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程序明显违法。首先，本案科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七被告负连带责任立即向原告返还抽逃出资本金699万元及自2009年9月14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但是，一审法院却擅自将科化公司的诉讼请求变更为“现原告主张要求七被告履行其各自全面出资义务的诉讼请求”，从而判决魏育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分别按照法院认定的份额各自向科化公司支付增资款。一审法院的判决事项与科化公司的诉讼请求存在明显不同。其次，本案科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原审七被告负连带责任返还抽逃的出资本金及利息”，但一审法院却以“股东未履行全面出资义务”为由审理本案，自行以“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替换了科化公司主张“返还抽逃出资”的诉请，这显然明显混淆了股东全面出资义务和股东抽逃出资两个概念，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错误，以致法律责任判定出现错误。再者，科化公司诉请“原审七被告负连带责任返还抽逃出资本金”，但一审法院却判决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按份各自承担出资责任。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原审七被告负连带责任”的诉请不成立，那么一审法院就仅应对其“连带责任”诉请进行审理并予以回应，从而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不应擅自改变其诉讼请求，并改判为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按份各自承担出资责任。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各自承担责任不是同一种责任形式。2.一审法院擅自变更案由，变更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立案时已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而本案两次开庭审理时，科化公司及其代理人也一再向法庭确认其诉请案由为返还抽逃的出资本金及利息，并一再确认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但一审法院在两次开庭结束后，在未通知魏育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及科化公司的情况下，却擅自把案由改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的规定，案由需要体现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且案由只能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来确定，不能擅自变更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也不能擅自变更案由并侵犯当事人的诉权。一审法院改变案由意味着变更了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及其性质，但实际上科化公司并未曾改变过或增加过诉讼请求，也未对变更案由做出过意思表示，其法律关系性质实际上并没有变化，而一审法院也未就改变案由征求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故一审法院在当事人未对自己的诉权做出过处分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案由是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擅自变更本案诉讼请求和案由，剥夺了魏育明的答辩、举证等诉讼权利，程序违法。4.魏育明等股东的签名鉴定申请关系到案涉增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一审法院理应准许其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未准许其鉴定申请，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未能查明，以致错判。事实上，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等四位股东自始至终均不知晓科化公司增资699万元之事，也从未签署该增资事宜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该增资股东决议及章程中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的签名均为他人假冒。对此事实，科化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叶林宏也向法庭说明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确实没在该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中签名，其签名确实是他人假冒。而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四名股东的股权比例合计已达到41.54%，已超过公司股权比例的三分之一，如果这些签名确实是假冒的，该增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将意味着未经三分之二表决权股东通过而无效。由此可见，查清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签名的真假至关重要，事关增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是否有效，也事关魏育明等股东是否应当受该股东会决议约束并是否有出资义务等问题。为此，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理却未予准许，这显然导致本案待证的重要基本事实未予以查清，以致错判。5.起诉状上的法定代表人的签署和公司的印章都是他人擅自加盖的，属于非法文件，一审法院不应认可据此起诉的效力。本案起诉时的法定代表人周文明已出具说明并确认，起诉状的内容并未得到其授权，且周文明也未在起诉文件上签署或加盖任何章。起诉状不具有当事人以真实的意思表示提起诉讼的效力，即使后面更换的法定代表人樊细杨对起诉状进行了追认，也不能改变起诉状是非法文件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不应认可起诉状的效力，应驳回起诉。（二）科化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出资已被抽逃或有人实施了抽逃行为，更不能证明魏育明等股东实施了抽逃行为，故科化公司请求魏育明等股东返还被抽逃出资的诉讼请求，显然不成立。根据广州悦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截止至2009年9月11日魏育明等股东已经缴纳了全部的增资款。而科化公司认为科化公司在2009年9月14日向集合组公司转出的三笔款项就是抽逃了的增资款。但是，该转账记录仅能表明科化公司和集合组公司之间存在交易或经济往来，并未表明该三笔款项与抽逃增资款之间有任何的联系，也更未表明魏育明等股东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行为。因此，科化公司并不能证明魏育明等股东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行为，反而仅证明了魏育明等股东完成了全面出资义务。退一步来讲，即使认为该三笔款项是增资款且科化公司转出三笔款项的行为是抽逃出资行为，那谁才是真正的抽逃出资者？须注意的是，该三笔款项的转出是科化公司在未经魏育明知情的情况下自行主动转出的，而不是魏育明等股东直接转出的。那么，试问魏育明作为公司的小股东，自始至终均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甚至连增资股东决议和章程都不知情，都未实际签名，怎么可能参与抽逃出资的行为呢？（三）即使本案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那么依法也是实施抽逃行为的抽逃者承担责任，而不是魏育明等股东担责。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如果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话，应该承担返还出资责任是实施抽逃行为的股东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而非没有参与该项行为的全体股东。而魏育明作为公司小股东，不但对公司案涉的增资决定和行为不知情，更未参与该出资的转出行为，显然并非抽逃出资的股东，显然不应对被抽逃的出资承担责任。（四）事实上，魏育明等股东并未签署案涉增资事宜的股东会决议，不应受该增资股东会决议约束，也从未产生缴纳增资款项的义务。而且，该增资股东会决议原本就是无效的决议，不应成为判决魏育明出资的依据。1.魏育明从未签署该增资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对魏育明没有约束力。魏育明自始至终均不知晓此次增资事宜，也未参加过此次股东会会议，魏育明等股东从未在该增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完全没有认缴增资份额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股东会决议根本不能对魏育明等股东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据该增资决议判定魏育明履行出资义务，显然缺乏法律和决议依据。2.案涉增资股东会决议未经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是无效的股东决议，不应成为判决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依据。案涉的增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中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的签名均并非其本人的签名，均是他人伪造，而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四名股东的表决权合计为41.54%，已经超过了表决权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该增资股东会决议因未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无效，该决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对任何股东均不产生约束力，故该决议不应成为判定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依据。3.魏育明等股东在增资之后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能视为对股东会决议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因为股权转让和增资的股东会决议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也不存在联系。而且，魏育明等股东也未因股权转让包括增资部分的股权而获利或享受权利。魏育明等股东转让包括增资部分的股权并不能视为是对增资股东会决议的认可或接受，一审法院也不应以魏育明等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要求其受未曾签署且无效的股东会决议所约束。一审法院认为，魏育明等股东在增资之后的股权转让是以增资后的股权进行转让的，魏育明等股东因此从中得利。而事实上，魏育明等股东在增资之后股权比例和表决权比例与增资之前并没有变化。魏育明等股东转让股权的价款是以每1%的股权作价20万的标准计算的，计价单位是股权比例。股权受让人受让的是股权比例而不是出资，那么增资事宜也自然不会对股权转让价款产生影响。换言之，无论魏育明等股东是否认缴增资份额，是否实际增资，只要魏育明等股东的股权比例和表决权不变，增资事宜并不会影响股权交易。而影响股权转让价款最核心的因素是股权转让当时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受让人对公司和股权价值的评估，与魏育明等股东是否增资并无关联。所以，魏育明等股东转让股权并未因增资事宜而得利。（五）一审判决以“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法律规定，判决“返还抽逃出资”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改判。科化公司诉请的是“返还抽逃出资”，所以法院审理和判决应当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却选择适用了第13条关于“股东未全面出资”的规定审理本案。法律明文规定未全面出资和抽逃出资分别属于不同的概念和情形，也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法律规定，且明确规定对于这两种情形所需承担的责任主体并不相同，那么法院就不应将“未全面出资”和“抽逃出资”划等号，就应区别对待和适用法律。科化公司对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上诉答辩如下：1.不同意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上诉请求，一审科化公司提出抽逃出资，但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一审中明确提出他们不是抽逃出资，是虚假出资，一审庭审笔录有记载，一审同步录音录像也有记载，一审科化公司代理意见对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虚假出资的陈述也有反驳，一审并没有改变诉讼请求，也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2.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上诉自相矛盾，前面说没有任何增资决议，后面说决议股东签名虚假，如果不存在股东会决议，就不存在签名虚假问题，从一审对方答辩状也可看出这点。3.关于魏育明、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不是本人签名的问题，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不是本人签名，也没有提供是他人代签，科化公司的法人代表进入公司之前，所有档案资料都被毁掉了。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转让股权时也是按照增资以后的情况进行转让的，吕纯操的诉讼代理人说到2013年4月6日转让股权时，2009年9月8日增资之前，其拥有的出资是25万，2013年4月6日转让时，出资额是83.056万，转让价格是62.292万，转让事实可看出对方知道增资事实。4.关于出资问题，科化公司在一审提供证据，包括2009年9月8日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增资之前的营业执照，增资之后的营业执照，增资时的验资报告，增资后的公司章程，增资之前的营业执照是301万，增资以后的1000万，刚好增资699万，公司章程与此一致。验资报告证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还是股东时，增资以后总的数额形成的资本通过集合组公司汇入科化公司，出资到位。5.转让股权事实，充分证明2009年9月8日增资的事实，2009年增资以后进行几次股权转让，第一次是2013年4月，科化公司一审有提供表格，叶林宏是拥有322.329万，增资之前是97.02万，增资以后是322.329万，2013年转让的出资112.329万，转让价是82.6427万，转让以后还有210万出资额，其他股东的情况见该表格。第二次是2014年5月9日，叶林宏转让出资额154万，价格220万，转让以后拥有240万，各股东的情况都差不多，不赘述。2015年11月，第三次转让。2016年11-12月，叶林宏拥有140万，转给李铁生125.3万，给叶强14.7万，总共140万。从转让事实看出，叶林宏转让出资额406万，增资前97.02万，如果不存在增资事实，叶林宏怎么可能超出原有出资额进行转让出资，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转让出资时，都对2009年9月8日的增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都是按照增资以后的出资进行转让的，从增资、转让事实说明2009年9月8日的增资事实。6.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认为股东会存在违法问题，根据公司法第22条规定，从2009年9月8日到一审开庭，已经超过55个60天，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起诉前没有对股东会提出异议，即使存在不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也超过期限，没有提出异议，要承认其效力。对股东会提出异议属于股东权利，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已经将其全部拥有股权全部转让，不再是股东，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无权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提出意见。7.关于连带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14条都有规定。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均答辩称，同意彼此的上诉意见。科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负连带责任立即向科化公司返还抽逃出资本金699万元及自2009年9月14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由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查明：科化公司系2004年12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为广州科化防水防腐补强有限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1万元，股东登记为8人，分别是胡昭文，出资金额25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8.31%；李民，出资金额35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11.63%；刘庆声，出资金额25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8.31%；吕纯操，出资金额25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8.31%；骆志高，出资金额25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8.31%；魏育明，出资金额50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16.61%；杨宏达，出资金额25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比例为8.31%；叶林宏，出资金额91万元（无形资产），出资比例为30.23%，并由叶林宏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防水、防腐、加固、补强材料及化学建材……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等。科化公司成立后开始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原股东刘庆声在2005年3月27日经股东会决议一致通过，同意将其占公司8.056%股份中的2%转让给叶林宏，剩余的6.3056%转让给李民。当事人同时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和办理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据此，叶林宏的出资额登记为货币资金6.02万元，技术入股91万元，合计占出资比例为32.23%；李民的货币资金为53.98万元，出资比例为17.93%。2009年9月8日，科化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的股东为胡昭文、李民、吕纯操、骆志高、魏育明、杨宏达、叶林宏，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决议一致通过：1、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由301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本次增资699万元。2、同意股东胡昭文原出资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056%)现以货币增加投资58.056万元，增资后共出资83.056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8.3056%)；3、同意股东李民原出资53.9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7.9335%）现以货币增加投资125.355万元，增资后共出资179.335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17.9335%）；4、同意股东吕纯操原出资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056%）现以货币增加投资58.056万元，增资后共出资83.056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8.3056%）；5、同意股东骆志高原出资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056%）现以货币增加投资58.056万元，增资后共出资83.056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8.3056%）；6、同意股东魏育明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6.6112%）现以货币增加投资116.112万元，增资后共出资166.112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16.6112%）；7、同意股东杨宏达原出资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056%）现以货币增加投资58.056万元，增资后共出资83.056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8.3056%）；8、同意股东叶林宏原出资97.0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2.2325%）现以货币增加投资225.309万元，增资后共出资322.329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32.2329%）。9、同意启用新公司章程，原公司章程作废。全体股东均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诉讼过程中，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魏育明认为上述股东会决议中的“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魏育明”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系他人冒签。据此申请要求对2009年9月8日《广州科化防水防腐补强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魏育明”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09年9月11日，广州悦禾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新增注册资本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截止到2009年9月11日止，科化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699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同时对上述七个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和持股比例进行了确认等。科化公司之后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的手续并启用了新的公司章程，出资时间均载明为2009年9月11日。同日，集合组公司向科化公司的账户转入699万元。2009年9月14日，科化公司分三次将699万元转到集合组公司的账户。庭审中，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确认科化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后，其并没有向科化公司实际交付股权变更后增资的款项。2013年1月6日，杨宏达将其持有科化公司的4.3056%股权转让给鹏方公司，转让价格为32.2920万元。2014年4月29日，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魏育明等人与细扬公司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该合同载明叶林宏将原出资29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1%）中的154万元转让给细扬公司，转让金额为220万元；杨宏达将原出资5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中的14万元转让给细扬公司，转让金额20万元，胡昭文将原出资5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中的14万元转让给细扬公司，转让金额20万元；魏育明将原出资11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中的112万元转让给细扬公司，转让金额160万元等。至2016年12月止，上述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已将其持有科化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出去。另查明，在科化公司上述增资期间，除叶林宏担任科化公司的董事长，杨宏达为监事外，科化公司没有提交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有在科化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依据。2013年3月5日，广州科化防水防腐补强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广州科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2018年5月10日，科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支出保全费5000元。诉讼期间，科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周文明变更为樊细杨。上述事实，有科化公司、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提供的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银行流水、进账单、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工商档案登记材料、民事判决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证据证实，科化公司、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当庭陈述在案。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科化公司2009年增资时，均自认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现科化公司主张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履行其各自全面出资义务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科化公司同时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叶林宏时任科化公司董事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故科化公司要求叶林宏对上述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各自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叶林宏承担保证责任后，有向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追讨的权利。因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没有交付增资款导致本案诉讼，科化公司据此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承担保全费可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认为科化公司本案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科化公司在2009年通过增资决议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对增资部分并无实际出资。而《验资报告》中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699万元，在验资报告作出当天系由集合组公司的账户转到科化公司的账户，在验资报告作出后即从科化公司的账户又转回集合组公司账户。故科化公司认为上述行为系股东抽逃出资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科化公司2009年9月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魏育明认为其并不知道有该股东会议，签名亦非其本人所签，故该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问题。由于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科化公司亦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而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在之后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均是以增资后的股份进行转让，且从没有对此提出过异议，仅是在科化公司提起诉讼后才以此作为抗辩理由，故上述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即使非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魏育明本人所签，但其之后已以实际行动接受了上述增资的事实，并从中享受了相应的权利。故对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魏育明要求鉴定其签名真实性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接纳。科化公司在起诉时有公司盖章确认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为证，且在诉讼过程中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亦参加了本案诉讼，故科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资格并无不当。至于杨宏达要求追加受让方鹏方公司、大连细扬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李铁生为案件第三人的申请，因科化公司在本案已明确不向受让方主张权利，故对杨宏达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9日作出判决：一、叶林宏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225309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二、杨宏达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58056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三、胡昭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58056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四、李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125355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五、骆志高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58056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六、吕纯操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58056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七、魏育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116112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八、叶林宏对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叶林宏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追讨；九、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保全费5000元支付给科化公司；十、驳回科化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257.20元，由科化公司负担28909.20元，叶林宏负担18163元、杨宏达负担4680元、胡昭文负担4680元、李民负担10105元、骆志高负担4680元、吕纯操负担4680元、魏育明负担9360元，叶林宏对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上述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庭询时，叶林宏、李民、骆志高、吕纯操、杨宏达、胡昭文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是2014年科化公司章程，拟证明2014年科化公司注册资本已经依照法律变更为认缴制，并且没有认缴期限，注册资本变更为1400万元；证据二是2018年科化公司章程，拟证明在各股东2016年转让了全部股权后，即本案诉讼期间，科化公司仍然伪造其中5位股东签名制订假章程，并报送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科化公司作假、侵权是一贯的。杨宏达，胡昭文另补充，证据二与一审其提交的证据6一致，一审证据6是完整的，二审只是补充证明目的，该份证据是2018年9月3日形成的，在股东转让股权2年后，发生在一审期间，各股东已经不是科化公司股东，但依据2018年章程有些股东却还是科化公司股东，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也是有这些股东，科化公司虚假陈述。本案起诉时，科化公司起诉是公司的决议，2018年还有5位是公司股东，却没有参加股东会决议。科化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并非新证据，证据与本案没有实质关系，关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说还是公司股东的问题，与对方陈述观点矛盾，对方一直承认是内部纠纷，以转让事实来确认股东身份，本案不是对第三人进行的，第三人以工商登记资料主张，那么本案要以公司登记为准，但本案是原股东对公司的纠纷，要看是否发生股权转让事实，到2016年12月，所有的原股东股权全部转让，不再是公司股东，至于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是另外一回事。魏育明发表质证意见表示同意其他股东的举证，没有异议。二审庭询后，吕纯操补充提交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2009年9月8日《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上“吕纯操”的字迹非吕纯操本人真实签名，该两份文件非吕纯操真实意思表示，上述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应予以认定，公司增资行为的效力也不应予以认定。对此，科化公司书面质证认为，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违反法律，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也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违反法律规定的委托鉴定程序，鉴定材料来源不明，其鉴定意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2.假设2009年9月8日科化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吕纯操”非本人签名，也并不表明《股东会决议》当然无效，而随后转让出资的事实则足以证明吕纯操是认可他人代签名以及《股东会决议》增资事实的。二审庭询后，科化公司补充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补充证据1-2为2009年9月8日增资股东会决议以及增资后的科化公司章程，补充证据3为2013年1月6日科化公司《股东会关于同意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决议》（2009年9月11日增资后各股东第一次转让出资），补充证据4为2013年4月6日修改公司章程（2009年9月增资后股东第一次股权转让后修改），补充证据5-11为2013年1月6日叶林宏、李民、魏育明、胡昭文、吕纯操、杨宏达、骆志高分别转让股权给鹏方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证据12为2016年12月8日科化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会签到表以及召开临时股东会提案，补充证据13为2016年11月7日鹏方公司与李铁生《股权转让协议》，补充证据14-18为2016年12月18日叶林宏、李民、胡昭文、骆志高、杨宏达分别与李铁生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证据19为2016年12月18日叶林宏与叶强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证据20为2014年4月29日科化公司股东会决议，补充证据21为2014年5月9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书面质证认为，1.科化公司提交的所有资料均不属于新证据，亦不属于对案件有影响力的新事实，且其在二审庭审结束后才补充提交相关资料，对该等证据依法应不予以采纳。科化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当庭提交各股东后续股权转让情况统计表作为证据举证，其中内容即为科化公司本次补充证据中全部的股权转让协议情况。对此各股东均已经当庭发表质证意见，表明确认存在股权转让事实，但股权转让价格并非按照注册资本直接折算，而是按照公司当时的估值评定，以转让价格推断各股东知晓增资的事实没有逻辑和依据。2.科化公司庭后补充提供的该等资料反映了2009年增资股东会决议、章程上股东签名系伪造的事实，也反映了股权转让价格与注册资本无关的事实。对补充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补充证据3-18、补充证据20-2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内容，股权转让时各方均系按股权比例和公司估值计算转让价格，2013年1月6日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7.5万元，2014年5月9日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20万元。对上述吕纯操、科化公司庭后补充证据，魏育明书面质证认为，1.对吕纯操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2.对科化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补充证据2-2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二审另查明：（一）2009年9月14日科化公司分三笔向集合组公司付款共计699万元的三张支票上均加盖叶林宏个人名章，工商部门备案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记载，科化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由301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叶林宏在法定代表人签字栏签名。（二）一审2018年11月7日开庭审理时，科化公司当庭提交科化公司历年来股东及股权变化情况表，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质证认为该统计表是科化公司自行制作，确认曾经有股权转让的事实，但从股权转让价格不能推断各股东知晓增资的事实，魏育明认为股权转让事宜与科化公司主张的抽逃出资无关，股权转让价格与注册资本无关。（三）一审庭审时叶林宏陈述，2009年科化公司增资时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股东会决议上有签名，公司大的事情会问叶林宏，其他事由管理公司的管理班子在处理。因公司竞投项目，注册资本需要1000万元，当时管理班子将此事告知叶林宏并说由他们处理，实际上没有召开股东会，管理班子叫叶林宏在包括增资股东会决议在内的众多文件上签名。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其在两三个月后才知道，其不知道自己注册资本增加的事宜。虽然公司增资成功，但公司没有要求其补缴出资。管理层有无告知其他股东增资扩股的情形叶林宏不清楚。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均表示2009年股东会决议后公司没有通知缴纳增资款且六人没有缴纳过。魏育明表示其没有缴纳，是否有代缴不清楚，虽然魏育明不清楚增资的行为，但从本案验资报告上可见案涉的增资是实际到位的。科化公司表示2009年增资后公司应该有告知增资扩股的事宜，但没有书面的证据证明。（四）科化公司一、二审均明确其请求是返还抽逃出资款。（五）据科化公司2013年1月6日股东会决议记载，该决议同意叶林宏、李民、魏育明、胡昭文、吕纯操、杨宏达和骆志高转让所持共计55%的股份，将其中51%以382.5万元的总价转让给鹏方公司，其余4%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自然人梅月玲（其中吕纯操转让后不再持有公司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转让后，2013年4月6日公司章程明确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且详细记载了股权转让后叶林宏、李民、魏育明、胡昭文、杨宏达和骆志高的出资额分别为210万元、40万元、80万元、40万元、40万元、4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21%、4%、8%、4%、4%、4%，鹏方公司和梅月玲的出资额分别为510万元、40万元。（六）2014年12月26日，叶林宏以细扬公司为被告，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细扬公司按照2014年5月9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868000元及利息。细扬公司抗辩称合同签订时叶林宏存在欺诈行为，合同书为可撤销合同。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查明叶林宏将原出资294万元（占注册资本21%）中的154万元转让给细扬公司，价款为220万元，并于2015年3月9日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细扬公司给付叶林宏股权转让款868000元及利息。（七）2016年12月8日，科化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代表公司股东100%表决权通过决议，同意鹏方公司将其对科化公司股权中的294万元占20%股权转让给李铁生，同意李民、骆志高、杨宏达和胡昭文将持有的科化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李铁生，同意叶林宏将125.3万元占8.5238%股权转让给李铁生，将14.7万元占1%股权转让给叶强。本次转股后，科化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470万元。叶林宏于2017年以李铁生为被告、科化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李铁生支付股权转让款250600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并将叶林宏名下的科化公司8.5238%股权过户至李铁生名下。李铁生抗辩称叶林宏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其不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会另行起诉要求叶林宏返还抽逃出资款项。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粤0104民初12298号民事判决，判决李铁生支付叶林宏股权转让款2506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将叶林宏名下的科化公司8.5238%股权过户至李铁生名下。李铁生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粤01民终35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终审判决认为，李铁生未依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及金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至于叶林宏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以及应否承担相应责任，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作为李铁生在本案中不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抗辩理由。再查，二审中，胡昭文、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对科化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四《股东会决议》及证据十一《公司章程》上“胡昭文”“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的增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对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是否具有约束力？科化公司要求返还抽逃出资本息的主张能否支持？2.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应承担返还的义务，相互之间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其中叶林宏是否应对其他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的程序是否有误，包括是否存在判非所请及变更案由，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是否应准许鉴定以及追加第三人，科化公司起诉时的主体资格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一，从叶林宏一审答辩及庭审陈述来看，其完全清楚公司增资的背景，并在包括增资股东会决议在内的众多文件上签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署《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可见其对增资是知悉的。而杨宏达、李民对涉案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上的签名并未提出异议。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称从未达成增资的合意与事实不符。第二，涉案股东会决议显示全体股东在决议上签名。叶林宏、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上诉称公司未就增资实际召开股东会议，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股东会决议也是依法成立的。第三，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东会的决议只有在其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才可认定为无效。而对于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情形，公司法仅赋予股东可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本案中，胡昭文、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主张涉案股东会决议上其签名非本人所签，决议没有达到表决权三分之二，属于股东会的表决方式上是否存在瑕疵的问题，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属于可撤销范畴，股东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但本案中股东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即使其主张属实，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以此为由认为该股东会决议无效也缺乏法律依据。况且，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已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并换发了增资后的营业执照。鉴于涉案股东会决议上胡昭文、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签名的真伪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对胡昭文、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有关对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不予接纳，并无不当。胡昭文、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二审仍就签名问题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第四，根据各方无异议的2013年1月6日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同意叶林宏、李民、魏育明、胡昭文、吕纯操、杨宏达和骆志高转让所持共计55%的股份，将其中51%以382.5万元的总价转让给鹏方公司，其余4%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自然人梅月玲。上述股权转让后，2013年4月6日公司章程也已明确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且详细记载了股权转让后叶林宏、李民、魏育明、胡昭文、杨宏达和骆志高的出资额分别为210万元、40万元、80万元、40万元、40万元、4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21%、4%、8%、4%、4%、4%，鹏方公司和梅月玲的出资额分别为510万元、40万元，按此计算的公司注册资本也是1000万元。因2009年9月11日增资为各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增资，虽增资前后各自股份比例不变，但后续的股权转让后公司章程已明确记载公司注册资本及各股东出资额，表明此时各股东对2009年的公司增资是知悉并认可的。同样，2014年股权转让时公司注册资本为1400万元，2016年股权转让时公司注册资本为1470万元，均是建立在科化公司2009年增资至1000万元基础之上。故一审认定后续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均是以增资后的股份进行转让，且未提出异议，即使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非骆志高、胡昭文、吕纯操、魏育明本人所签，但其之后已以实际行动接受了上述增资的事实，并从中享受了相应的权利，并无不当。综上，涉案增资股东会决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问题，对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具有约束力。案涉699万元增资款进入科化公司验资账户三天后即转出，且无合理解释，该行为严重侵蚀了公司资本，减损了公司偿债能力，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该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主张该款项转出行为均非其个人行为，该款项未通过个人账户转入公司，转出时也未进入其个人账户，但该款项是否经过个人账户并不影响抽逃出资行为之性质。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上诉称基于对公司经营班子的信任，股东也都放权经营，并不插手公司管理事务，但依照法律规定，抽逃出资的主体为股东，在涉案增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应视为各股东认可公司管理层操作的增资行为，相应的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也应由当时各股东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承担。因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行为已构成抽逃出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向科化公司返还出资本息。抽逃出资后，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未再向科化公司实际交付股权变更后增资的款项，应向科化公司分别返还各自增资的款项。关于利息，抽逃出资虽发生在2009年9月14日，但鉴于科化公司迟至2018年5月1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返还出资，其自身也未及时主张权利，导致利息损失的扩大，故对其有关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行为为抽逃出资，一审认定为未履行出资，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第一至第七项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科化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存在协助抽逃出资的行为，其要求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叶林宏对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一审是否存在判非所请及变更案由问题，如前所述，本案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行为为抽逃出资，一审认定为未履行出资，属于适用法律有误，但并不存在剥夺各股东诉讼权利的问题，本案纠纷因2009年公司增资引起，一审变更案由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是否应准许鉴定问题，前文已作论述，不再赘述。关于是否应追加第三人问题，申请追加后续股权转让受让方鹏方公司、细扬公司、李铁生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目的是查明后续股权转让行为，因各方对后续股权转让行为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本案无追加上述各方为第三人的必要。关于科化公司起诉时的主体资格问题，至2016年12月止，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已将其持有科化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出去，虽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仍是工商登记股东，尚未办理变更登记，但在公司内部而言，叶林宏、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实际上已不是科化公司股东，科化公司在起诉时有公司盖章确认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为证，且在诉讼过程中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亦参加了本案诉讼，故科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资格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并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叶林宏、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不成立。至于一审判决第九项，有关保全费5000元的承担问题，一审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科化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叶林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应予支持；不成立部分，应予驳回。杨宏达、胡昭文、李民、骆志高、吕纯操、魏育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存在不当之处，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9632号民事判决第一至第七项、第九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9632号民事判决第八、第十项；三、驳回上诉人广州科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5257.20元，由上诉人广州科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负担28909.20元，叶林宏负担18163元，杨宏达负担4680元，胡昭文负担4680元，李民负担10105元，骆志高负担4680元，吕纯操负担4680元，魏育明负担93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68.7元，由上诉人广州科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负担35489.55元，叶林宏负担24824.72元，杨宏达负担9605.6元，胡昭文负担9605.6元，李民负担16081.95元，骆志高负担9605.6元，吕纯操负担9605.6元，魏育明负担15250.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尤志华郭炜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