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民申5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静，女，1975年11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华，浙江力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梦冰，浙江力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季健，男，1974年3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达，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元宵，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江海波，男，1973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一审被告：丁茂英，女，1948年3月2日生，汉族，上海市徐汇区。 再审申请人赵静、季健因与一审被告江海波、丁茂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终173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赵静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对季健伪造的证据予以认定且作为定案依据，从而做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及判决。（一）350万元已于当日还清，季健丧失起诉赵静的法理依据。350万元在2017年8月1日转入借款人江海波的账户，17分钟后划回债权人季健账内345.5万元，1小时33分钟后划回债权人季健账内4.5万元。据此，350万元已于当日全部还清。季健操作虚拟的350万元借贷意图明显，目的只有一个，即设套“捆绑”住赵静的还款义务。（二）季健在一审时补交的证据《收款确认书》及《中国民生银行交易凭条》上“江海波”的签名存在伪造之嫌，请法院予以查明。借款人江海波委托律师向法庭陈述，江海波本人从未见过《收款确认书》及《中国民生银行交易凭条》，也从未在该两份文件上签名。单从该两份文件的对比就不难发现，《中国民生银行交易凭条》上的“海波”与《收款确认书》上的“海波”，存在常人肉眼可见的差异。然而一审法院委托的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却认定系江海波本人所写，对于该鉴定意见实难苟同。赵静在一审中申请重新鉴定，被一审法院拒绝，赵静无奈自行委托法院司法鉴定库中的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与前述司法鉴定意见截然相反，赵静的质疑是有依据的，但一审法院未予采纳。结合肉眼可见的笔迹差异以及另外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反映季健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存在问题。（三）2017年8月1日350万元在一天之内“从季健卡转入至江海波卡，再从江海波卡通过POS机划回至季健店铺”，不符合借贷的特征，系季健与江海波虚构借贷假象。（三）季健所谓的江海波刷卡转出的345.5万元用于归还一周前所借的340万元本息系捏造事实，缺乏事实依据。（四）案涉借款的担保、债权转让及追偿均有违常理，一、二审法院未调查该部分事实，且季健的频繁出借行为应定性属于职业放贷人，涉嫌伪造证据，涉嫌构成套路贷，请求法院移送公安追究其刑事责任。（五）恳请法院责令季健及江海波到庭取证调查，以明确案件相关事实，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作为出借人的季健及借款人的江海波在一、二审的几次庭审中都未到场，同时季健的代理人就法官提出的若干关键问题均采取回避和不置可否的态度，甚至对二审法官要求在限定期限内答复的问题也置若罔闻。季健和江海波作为借贷关系的当事双方，逃避不出面的行为不利于相关事实的查清。综上，一、二审法院未能查明季健及江海波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对于双方之间频繁的款项往来未予以重视及对其合理合法性作出审查，而是直接依据季健伪造的证据以及混乱的款项往来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导致一、二审判决背离了客观事实，侵害了赵静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季健答辩称：1．350万元的交付有江海波的书面确认和相应的抵押登记，应予确认；2．季健一审时提交的《收款确认书》和《中国民生银行交易凭条》，赵静一审时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关予以鉴定确认，不存在任何疑问；3．赵静申请再审时提出的转账过程是归还之前的340万元，该340万元是在办理抵押登记之后取得他项权证之前的临时周转资金，属于本案350万元借款项下的款项。请求驳回赵静的再审申请，维持一审判决。 江海波述称：认同赵静申请再审书中陈述的事实；本案所涉款项由其归还了赌债，属于其个人债务，其愿意承担归还责任；其欺骗了赵静及其家人，赵静不应承担案涉债务。 丁茂英未针对赵静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请求陈述意见。 季健申请再审称：（一）季健于2017年7月25日提供给江海波的款项并非是“旧贷”，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以新贷还旧贷”的问题。1．二审判决所认定的“旧贷”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7月25日，而所谓的“新贷”签订《借款保证合同》《担保协议书》《抵押反担保合同》以及赵静出具《共同还款承诺函》的时间为2017年7月24日；向不动产登记处申请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也是2017年7月24日，不动产登记处也于当天受理了该抵押登记申请。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发生于2017年7月25日的款项为“旧贷”，显然与事实不符。2．二审判决认定的“旧贷”和“新贷”实际上是同一笔借款，并非两笔借款。之所以会出现2017年7月25日的借款，是因为按照交易习惯一般应在拿到抵押证书（他项权利证书）之后再发放借款，但是双方于2017年7月24日申请办理了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处称“需要5个工作日”后才能拿他项权利证书，而江海波又急着用钱，请求季健能否提前发放借款。在此情况下，季健违反交易习惯于2017年7月25日预先向江海波提前支付了340万元借款。该340万元应是2017年7月24日签订协议的35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笔单独借款。二审判决将该340万元款项认定为是一笔单独的借款，完全错误。3．2017年7月24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指定的收款人为江海波，季健于2017年7月25日提前向江海波的银行卡支付340万元款项的行为，不需要向赵静、丁茂英进行特别说明，也不会因为提前支付而损害赵静和丁茂英的权益。（二）尽管2017年7月24日《借款保证合同》约定的用途为“经营”，但该用途仅是按照交易习惯进行书写，事实上各方当事人均明白该笔借款实际用途是归还债务，赵静和丁茂英对此明知。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赵静答辩称：1．2017年7月25日，江海波向季健借款340万元，与2017年7月24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所针对的350万元，属于两笔独立的借款，340万元不属于35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季健在一、二审中主张2017年8月1日季健向江海波转账350万元，当天江海波又通过POS机归还7月25日所借的340万元及利息、平台费。从季健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反映，季健是明确认为江海波用后面借得的350万元归还了前面所借的340万元，也即两笔借款相互独立，不存在包含关系。况且若真如季健所言，340万元是350万元的一部分，则后续季健仅需再交付10万元，但季健又举证在8月1日转账交付350万元。现季健又主张两笔款项属于一笔借款，明显与其在一、二审的陈述相矛盾，存在虚假陈述。2．赵静及丁茂英为江海波的借款提供抵押反担保，系基于对其借款用途为“经营”的信赖，季健称各方当事人明知借款用途为还债，属于捏造事实。综上，季健的再审申请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与其在一、二审的陈述相矛盾，其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季健的再审申请。 江海波述称，其没有拿到350万元款项，其的中国银行卡当时被季健的财务人员拿走了。 丁茂英书面陈述意见如下：案涉抵押房屋系丁茂英与赵静、江海波三人的共有房产。2017年7月24日，江海波向丁茂英及赵静提出其有一笔350万元的借款，需要丁茂英和赵静将房产做抵押，并且明确告知该借款只是做暂时周转用途，待银行贷款下来后就可以归还，不存在风险，鉴于此，丁茂英与赵静同意在《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上签字。并且丁茂英注意到了借款用途为“经营”。丁茂英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才知道江海波与季健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季健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2017年8月1日向江海波转账350万元，同日江海波银行卡通过POS机分两笔共计350万元全额退还到季健名下的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慧易百货店。根据该组证据反映，350万元于2017年8月1日已经归还，季健却称350万元未归还。丁茂英怀疑季健与江海波反复的款项转进转出行为系恶意串通，试图侵吞丁茂英的家庭财产。综上，一、二审尚存在诸多案件事实未能准确查明，丁茂英与赵静观点一致，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审理。 再审审查期间，季健提交《报案材料》一份，拟证明赵静于2018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报案材料》，该材料反映赵静及丁茂英对借钱为江海波偿还债务事实系明知。季健另申请证人伊某在本院调查时到场作证，拟证明2017年7月25日垫付款的过程和贷款放款后的还款情况，以此证明340万元与350万元系一笔借款，并无“新贷”与“旧贷”之分。伊某称：其在银行从事信贷业务，江海波系其朋友。因为江海波与赵静手头各自有项目，二人向其了解过信贷业务，其告知可以房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江海波与赵静7月底向银行申请贷款，办理房产抵押贷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二人急需资金，向其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熟悉的朋友先借一下款，等银行贷款发放后再归还。其因为与季健熟悉，知道季健是一家国有借贷平台的老总，所以其介绍江海波、赵静与季健认识。因为江海波、赵静在上海有房子，也愿意抵押，其将该情况告知季健，季健也表示同意。但是因为借贷平台一般需要拿到抵押权证后才放款，而江海波、赵静急需资金，季健考虑到江海波、赵静已经办理了抵押手续，只是没有拿到抵押权证，所以就同意出借款项。季健借给江海波、赵静340万元。8月初，因为缺钱，江海波又向季健借款200万元。后来因为江海波还需要资金，又与其联系再向季健借款250万元。在此之后江海波弟弟生意出了状况，江海波想帮弟弟而再向季健借款，但是季健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未再同意出借款项。江海波向季健借款340万元时其在场，该340万元借款的用途是资金周转。江海波取得350万元贷款后归还了季健的340万元借款。340万元是在季健办公室还款的，当时其与江海波也均在场，江海波通过刷POS机向季健还款，至于具体办理过程以及还款数额，其虽然在现场，但因为是背对着其办理的，故其对还款数额以及江海波在此过程中是否签过什么材料其并不清楚。340万元还款过程中，其因为中间离开过现场，所以没有看到江海波与季健之间存在现金交付的情况，但是后来听季健提过有一部分现金。在江海波向季健借款200万元时，其在场，其记得当时江海波提及赵静的项目需要资金。 赵静发表质证意见称：对《报案材料》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材料系其提交一审法院，但是不能证明季健的证明目的。在此之前其并不清楚江海波与季健以前的所有操作过程，写这份材料时其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并且公安机关当时在打击套路贷，其写材料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也是想提醒法院本案可能涉及套路贷；对于证人伊某的证言，对证人陈述的申请贷款时间有异议，其与江海波申请贷款的时间应该是6月下旬。证人没有看到江海波还款的手续，没有看到关键过程，340万元归还以后，还有4.5万元POS机刷卡的事实证人也忘记了。江海波发表质证意见称：对《报案材料》真实性没有异议，赵静不知道款项的去向，该材料上赵静也明确是“后来得知”；对于证人伊某的证言有异议，340万元还款不是其本人在现场操作，所以对340万元还款情况其并不清楚。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报案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可以确认，至于证明力，待结合在案其他事实与证据综合予以考虑；证人伊某证言的证明力也待结合在案其他事实与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赵静、江海波及丁茂英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案再审审查争议焦点为：赵静应否对案涉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及赵静、丁茂英应否对案涉欠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经查，2017年7月24日，江海波与季健及海宁皮革城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皮革城公司）签订《借款保证合同》，约定江海波向季健借款350万元，借款期限为二个月，利息总计为7万元，由皮革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减少皮革城公司担保风险，由江海波、赵静及丁茂英自愿提供案涉房产抵押作为反担保，并由皮革城公司另行与江海波等签订《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借款合同同时约定了江海波指定的收款账户、季健指定的付息账户及还本账户等。当日，赵静向季健出具《共同还款承诺函》，承诺自愿作为连带共同债务人，对江海波《借款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共同还款责任。2017年7月25日，江海波向季健出具借条一份，向季健借款340万元。该借条上仅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周，未涉及利息问题。季健于当日通过同城转账方式向江海波交付340万元。虽然350万元借款与34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均为季健，借款人均为江海波，但是其余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借款时间有先后；借款金额不同；350万元借款不仅由皮革城公司提供担保，而且由赵静作为共同还款人，而340万元借款不仅无担保人，而且借款人只有江海波一人；借款期限不一致；借款利息约定不一致，350万元借款约定了利息，而340万元借款借条上未约定利息。因此，案涉350万元借款与340万元借款系二笔不同的借款。季健主张340万元款项系35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并非一笔独立的借款，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在案证据证实，案涉350万元借款由季健于2017年8月1日交付江海波。当日，江海波用季健交付的350万元款项向季健归还了案涉340万元借款，并支付了相应利息及费用。虽然赵静、江海波均否认该340万元借款的还款手续系江海波本人经手操作，主张《收款确认书》《中国民生银行交易凭条》上的“江海波”非江海波本人所签，该签名系伪造。但经查，（1）赵静、江海波的主张与司法鉴定意见不符，赵静、江海波并无确凿证据否定司法鉴定意见；（2）案涉江海波2017年7月25日向季健出具的借条下方、2017年8月1日江海波向季健借款200万元时出具的借条上方明确写明“以上借款叁佰肆拾万元已还清”。本院调查时，江海波明确上述内容系其2017年8月1日在季健办公室向季健借款200万元时一并书写。证人伊某作证也陈述，2017年8月1日，江海波在季健办公室不仅向季健归还了340万元，还另外向季健再借了200万元。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借条载明内容、江海波本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江海波于2017年8月1日在收到季健交付的350万元借款之后，在季健办公室用该款项向季健归还了案涉340万元借款。赵静、江海波的主张与查证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因江海波在取得案涉350万元借款之后，以该款归还了案涉340万元借款，且无证据证明赵静、江海波另行向季健归还过案涉350万元借款，故案涉350万元借款并未还清。赵静主张案涉350万元借款已还清，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案涉350万元借款虽然订立合同时间是在2017年7月24日，但是实际款项交付是在2017年8月1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该借款合同关系应认定于2017年8月1日生效。由于案涉34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于2017年7月25日生效，故二审判决认定案涉340万元借款关系为旧贷，案涉350万元借款关系为新贷，无不当。依据查证的事实，案涉350万元借款季健交付给江海波之后，江海波将该款项用于归还此前其向季健所借的340万元借款，故属于以新贷偿还旧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虽然从形式上看，案涉35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为皮革城公司，江海波、赵静及丁茂英只是为了保障皮革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追偿权的实现而向皮革城公司提供担保，但究其实质，江海波、赵静及丁茂英是以案涉房产为350万元借款偿还提供担保，故二审判决认定赵静、丁茂英享有担保人的抗辩权，无不当。因按照案涉350万元借款的借款合同约定，350万元借款的用途为“经营”，且无证据证明赵静、丁茂英对季健与江海波协议以350万元借款偿还340万元借款明知或应知，故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赵静与丁茂英主张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理由成立。季健主张尽管《借款保证合同》对于借款用途按照交易习惯写成“经营”，但实际上各方当事人均明白该笔借款实际用途是归还债务，赵静与丁茂英对此明知，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无法采信，对其相应主张不予支持。虽然赵静对于江海波改变350万元借款用途一事不知情，但其就案涉350万元借款向季健出具了《共同还款承诺函》，二审法院据此判决赵静对案涉350万元借款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赵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季健的再审申请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赵静、季健的再审申请。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骆苏英 审判员  金子明 审判员  陈洪理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