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92民初210号 原告（反诉被告）：高岭，男，197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常春，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薛又仁，曾用名薛飞，男，197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福贤，四川经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第三人）：罗雏鹰，女，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原告高岭与被告薛又仁、罗雏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诉讼过程中，被告薛又仁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准许。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常春，被告薛又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福贤，被告罗雏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股份转让款28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10万元从2017年8月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18万元从2017年9月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上述两笔违约金合计为19956元）。诉讼过程中，原告高岭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股份转让款28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10万元从2017年8月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18万元从2017年9月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上述两笔违约金合计为9185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二被告（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共同出资开办了西蜀大宅门高新店。该店出资总额36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230万元（占64%的股权）、被告出资130万元（占36%的股权）。2017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经协商由原告退出该店并将所持该店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80万元，为此被告薛又仁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除双方共管账户余额12万元作为被告履约保证金外，被告应当在2017年7月5日前支付第一笔转让款30万元，2017年8月5日前支付第二笔转让款20万元，2017年9月5日前支付第三笔转让款18万元。但被告仅支付部分款项，尚欠第二笔转让款中的10万元和第三笔转让款18万元。两被告对此均予以认可，但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就《股权转让协议》而言，虽然协议签字的受让方是被告薛又仁，但鉴于被告薛又仁与罗雏鹰是夫妻关系，而且前期原被告合伙经营期间、相关出资是被告夫妻共同出资、罗雏鹰一直作为被告代表参与合伙企业经营、向原告已经支付的转让款均从罗雏鹰账户支付以及罗雏鹰向原告出具《借条》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该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罗雏鹰等相关事实，原告认为该债务应当认定为二被告的共同债务，罗雏鹰是共同债务人。因二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二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被告薛又仁辩称，一、对原告诉称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事实无异议。二、对原告诉称的二被告欠付其款项28万元之事实不予认可；原告系以股权转让事宜提起诉讼，案涉款项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支付的费用，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仅能约束原告与被告薛又仁，故案涉款项与被告罗雏鹰无关。三、因《股权转让协议》中的部分内容涉嫌欺诈，且被告薛又仁已针对该部分内容提起反诉要求予以撤销，据此该部分内容的效力待定，故原告以该协议所提要求被告薛又仁支付案涉款项之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四、本案系因股权转让事宜所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五、（2018）川0792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以及（2018）川07民终2995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被告罗雏鹰不具备代理权限，故原告要求被告罗雏鹰对案涉款项承担支付责任亦无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罗雏鹰辩称，一、与被告薛又仁的答辩意见一致。二、原告不仅在与二被告合伙经营案涉火锅店期间联合出纳和会计做假账（该店实际盈利，但原告做的账却反映为亏损），而且在向二被告转让股权时再三阻挠二被告查阅账目；案涉火锅店所涉及的房屋押金（即履约保证金）仅为5万元，但原告却欺骗二被告称房屋押金为20万元并按该金额在二被告处收取。 被告薛又仁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部分条款。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薛又仁于2013年共同出资开办了西蜀大宅门高新店。该店出资总额36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230万元（占64%的股权）、被告出资130万元（占36%的股权）。因原告出资较多，其便享有管理日常经营的权利。2017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薛又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所占股权作价80万元转让给被告薛又仁。之后该店由被告薛又仁继续经营至今。但被告薛又仁在向原告支付部分转让费后发现原告在签订协议时隐瞒了重大事项，包括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问题以及房屋押金问题（原告在签协议时称是20万元但实际为5万元）。基于原告的欺诈行为导致被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原告高岭针对反诉辩称，一、被告薛又仁所提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部分条款的诉讼主张不能构成反诉，其应当另案诉讼。二、《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由原告主导经营，被告薛又仁委派财务人员参与装修和实际经营的财务监管，故其所称原告在签订协议时隐瞒了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问题不属实；至于其所称房屋的问题仅是其单方陈述。三、被告薛又仁于2018年5月3日接受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的询问时明确表示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的两三个月知晓房屋押金仅有5万元，故其于2019年提起撤销权之诉已超过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薛又仁提出的反诉请求。 被告罗雏鹰针对反诉述称，被告薛又仁的反诉请求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高岭与被告薛又仁、罗雏鹰（二人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起合伙经营字号为“绵阳市高新区西蜀大宅门火锅高新店”（以下简称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的个体工商户（该店在2017年8月23日之前经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高岭）。后因该店出现亏损双方均无意继续共同经营而散伙。2017年6月20日，原告高岭（甲方、出让方）与被告薛又仁（乙方、受让方）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2013年甲乙双方签订合伙协议，共同投资装修和经营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包含火锅店以及德和茶楼），其中甲方出资230万元、占64%的股权，乙方出资130万元、占36%的股权；双方还确认西蜀大宅门的品牌和商标归甲方所有并以甲方的名义设立了字号，办理了工商登记；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于2013年10月开业并由甲方主导经营，乙方委派财务人员参与了该店的装修和实际经营的财务监管，该店于2017年2月起由乙方经营；截止2017年6月20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出现亏损，双方均无意继续共同经营，经协商乙方收购甲方全部股权。该协议主要约定如下：甲方将其所占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64%的股权以人民币80万元转让给乙方；该转让价格为一揽子解决方案，双方之间的一切债权债务视为已经结清；双方共管账户中的利润（计提明年房租）在减扣前期亏损后，余下12万元为乙方保证金交给甲方；2017年7月5日前、8月5日前、9月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30万元、20万元、18万元；乙方全部付清转让款10日内，乙方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其他税务、卫生、物业、水电气的变更，甲方应当协助；协议生效后该店的全部利润、债权债务（含协议生效前后）和全部风险及亏损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如乙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转让款，甲方有权在发生违约时立即宣布终止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该店歇业并重新商议转让事宜，因乙方违约导致协议终止，前期保证金作为违约金由甲方取得，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甲方有暂扣权并保留在甲方，待双方全部权利义务结清时予以抵扣，甲方反悔不同意转让的视为甲方违约，12万元保证金双倍返还乙方。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前述协议签订后原告高岭已收取转让费金额为52万元。2017年8月15日，被告薛又仁向被告罗雏鹰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薛又仁委托罗雏鹰全权处理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经营、过户及债权债务事宜。同日，被告罗雏鹰将该委托书提交给原告高岭，并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高岭出具《借条》两份，分别载明借到高岭现金10万元和18万元，定于2017年8月20日和2017年9月20日归还，如出现问题不归还则以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相应资产作为抵押（庭审中，原告高岭认可其未向被告罗雏鹰交付借款28万元，被告罗雏鹰所出具借条中涉及的28万元即为尚未给付的转让费）。2017年8月23日，被告罗雏鹰经工商登记确定为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的经营者。此后，被告薛又仁、罗雏鹰均未再向原告高岭支付剩余转让款项。 另查明：2018年1月22日，原告高岭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罗雏鹰向其返还借款28万元并支付利息。该院于2018年5月4日将该案移送本院。诉讼过程中，原告高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罗雏鹰给付股权转让款28万元并支付利息。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川0792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该案所涉债权纠纷是因高岭与薛友仁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而引起，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该案应以高岭与薛友仁存在股权转让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罗雏鹰接受薛友仁委托处理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所涉债权债务过程中，以其个人名义向高岭出具的借条，并不能作为认定高岭、罗雏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依据，而仅能视为罗雏鹰接受薛友仁委托后就剩余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时间与高岭达成的变更协议。并且罗雏鹰在以其个人名义与高岭确定付款时间时已通过向高岭提交委托书的方式向高岭明示其与薛友仁之间存在的委托合同关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罗雏鹰代薛友仁与高岭就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进行变更的行为，应由薛友仁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而不能作为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债务的债务人已发生转移的依据，亦即仅依据罗雏鹰所实施代理行为，并不能认定其与高岭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遂判决驳回高岭的诉讼请求。原告高岭不服上诉至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川07民终2995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高岭将诉讼请求判令罗雏鹰返还借款28万元变更为判令罗雏鹰给付股权转让款28万元后，该案诉讼请求审查所基于的双方基础法律关系即由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变更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高岭与薛友仁所签订，罗雏鹰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罗雏鹰与高岭之间并无股权转让关系，其不受该协议中权利义务的约束，在转让协议中亦未约定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责任由罗雏鹰代替薛友仁承担。而高岭于此亦无证据证实罗雏鹰与薛友仁之间存在债务转移的关系。即使罗雏鹰出具了案涉《借条》亦最多理解为债的加入而非债务转移；其次，尽管罗雏鹰与薛友仁系夫妻关系，但并没有只要存在夫妻关系即夫或妻当然拥有对方合同主体资格身份并承担合同义务的法律依据。同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转让后的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的工商登记经营者只能是薛友仁。因此，该登记信息亦不能作为罗雏鹰取代薛友仁成为《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并承担义务的责任。因此，罗雏鹰并无基于股权转让关系应向高岭单独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再次，罗雏鹰与高岭之间并不存在仅限于该二人之间的单纯债权债务关系，而薛友仁二审亦以罗雏鹰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表示出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下欠股权转让款数额的异议。因此，该案原审法院在向高岭释明法律关系，其变更诉讼请求后，却不将薛友仁作为被告，仅将罗雏鹰作为被告并以其书写的《借条》作为股权转让的结算欠款依据来主张权利，其实质是回避股权转让纠纷的根本性矛盾。罗雏鹰不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且该协议内容已超出夫妻日常家庭事务，不属于家事上开支的范畴。因此，罗雏鹰无权代表薛友仁与高岭进行股权转让款的结算，故对案涉《借条》不能作为罗雏鹰应当单独承担股权转让款支付责任的依据予以采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工商登记的经营性质（系个体工商户），并结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所载明内容等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足以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所称的股权实际上是以个体工商户为名义的个人合伙的合伙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原告高岭与被告薛又仁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高岭通过配合、协助被告薛又仁完成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工商登记事项的变更履行了合伙份额转让的义务，但被告薛又仁仅向原告高岭支付了部分转让款，且未支付的转让款无论是按协议还是按被告罗雏鹰所出具《借条》载明的支付期限均已到期，故被告薛友仁存在违约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以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原告高岭所提要求被告薛又仁立即支付尚欠转让款28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合理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中本院对其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 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部分条款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诚实遵守、依约履行。被告薛友仁、罗雏鹰如认为原告高岭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行为，依法有权可以要求撤销该协议，并应就对方存在欺诈的行为或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当事人陈述，能够确认薛友仁、罗雏鹰在2013年10月至2017年2月期间与高岭共同实际参与了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的合伙经营管理，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亦明确载明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在该期间由高岭主导经营，并由薛友仁委派财务人员参与了该店的装修和实际经营的财务监管，据此足以说明薛友仁、罗雏鹰对该店的开业成本以及经营状况等情况是充分了解的；其所称高岭在合伙经营期间存在隐瞒财务问题以及房屋押金问题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也未提供证据来证明可以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情形。其次，薛友仁在2018年5月3日接受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的询问时明确表示其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的两三个月知晓房屋押金仅有5万元，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其于2019年2月提起撤销权之诉，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故被告薛友仁、罗雏鹰所提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薛友仁所提要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部分条款的反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罗雏鹰是否应对转让款项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高岭与薛又仁所签订，罗雏鹰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生效的（2018）川0792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以及（2018）川07民终2995号民事判决亦均认定不能基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借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确定由罗雏鹰对前述转让款单独承担支付责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中，高岭主张罗雏鹰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事实和理由主要为，薛友仁、罗雏鹰是夫妻关系，案涉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系该二人共同出资与其合伙经营，合伙经营期间亦是由罗雏鹰作为二人代表参与实际经营，向其已经支付的转让款均是从罗雏鹰账户支付，罗雏鹰代表薛友仁向其出具《借条》对欠款事实予以确认，合伙终止后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登记的经营者为罗雏鹰，以上事实足以确认该债务为薛友仁、罗雏鹰的夫妻共同债务，罗雏鹰是共同债务人。经审查，高岭所述前述事实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因原告高岭所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前述未支付的转让款系被告薛友仁、罗雏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共同经营西蜀大宅门绵阳高新店所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故该款项的支付责任应当由被告罗雏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薛友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高岭支付转让款共计人民币28万元以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1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8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以本金18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9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罗雏鹰对上述第一项所确定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高岭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薛友仁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900元，由原告高岭负担203元，由被告薛友仁、罗雏鹰共同负担269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650元，由被告薛友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美俊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