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4362号上诉人一（原审被告）：郭静华。上诉人二（原审被告）：袁锦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西湖太保山。法定代表人：李炽诚。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计明、温秀娣，广东宇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上诉人郭静华、袁锦辉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静华、袁锦辉、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计明、温秀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静华、袁锦辉上诉请求：1、工厂已经被被上诉人逼到停工停产，处于倒闭状态，被上诉人不仅不能收租金，即他们所说的场地占用费，还要赔偿上诉人停工停产，工厂倒闭带来的损失。2、被上诉人要适当合理补偿上诉人工厂搬迁安置费、搬迁费等。3、一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自2018年7月开始，经常派人到上诉人厂区骚扰，导致出现员工离职现象，2018年11月开始就停了宿舍的水电，加速员工离职。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12日一审开庭前三天彻底切断上诉人工厂所有水电，并派保安偷掉上诉人从工厂附近借来的生活用电设备，致使上诉人工厂即时处于停工、停厂，客户追货，撤销订单，拿回模具，供应商催债，工程被迫倒闭，亦导致客户承受巨大损失。被上诉人使用各种方式逼上诉人搬迁，且还有收取租金。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工厂从1997年搬来塑料厂，开始租了一间335平方米的瓦房，第一次扩大生产时租了塑料厂143平方米荒地自建厂房。第二次扩大生产，在原告塑料厂还没拟合同跟我们签约的情况下就租用了旁边一栋较大的690平方米厂房及背后一片荒山2953.26平方米，即现在我厂使用的厂房即现在我厂使用的厂房和自建厂房，自建厂房还没建好之前我们是同时使用之前租的厂房，自建的厂房完成一部分后我们搬离开始租的那间335平方米瓦房，并且塑料厂同意我退还第一次租的335平方米瓦房给塑料厂，并自愿将自建143平方米厂房送给塑料厂。关于租地自建厂房从一开始就和原告塑料厂有约定可以长期使用的，若合同期满，如乙方即我们如果不租，产权才归甲方塑料厂，合同协议第十二条有写明。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我没有可能去租塑料厂提供这一片半山坡上的荒地，我到处筹集资金去开垦这片荒地自建厂房，到头来被原告塑料厂强夺过去卖掉。原告塑料厂与我们签订合同时间、租期、内容，完全按照他们单方意思来拟定的，总之他们认为怎样有利，怎样可以不花一分钱，不出一分力抢夺我们的财产去设定合同的时间、租期、内容。这么多年来我已经筹钱投入建了厂房，并且工厂也一直在赶货，员工又多，负担重，每回都是在他们用停水停电或立刻要我搬迁这些方式威胁下，不得不签塑料厂提供的合同或补充协议。如果原告塑料厂在租地给我自建厂房之前就给那些一年一签并且合同期满所有建筑及固定设施原告塑料厂，就算这片荒地再便宜租给我，借我十个胆，打死我也不会来这里投资。请人民法院再审核一下。原告塑料厂在我自建厂房完成后跟我签的合同或补充协议，如果原告塑料厂不使用强迫手段，我怎么可能去签呢？这种合同没有一项保障我们的，份份都是一年到期，我们的财产就是塑料厂的，他们无非是吃准了我已被骗投入进去了，搬又搬不走，假若厂房及固定设施给了他们，我们必然破产倒闭，因此原告塑料厂才有恃无恐，每回总能得手。从2014年3月15日起，我对合同条款提出异议后要求修改，于是原告塑料厂从那时起就采取不跟我签合同，隔壁租他们厂房的商家都有签合同，唯独跟我们以口头租赁关系存在，太欺负人了，成天惦记着如何占据我的财产。接下来就有了这场官司，按照贵法院的判决，我自建的厂房就是塑料厂的。就凭几份逼签的合同，不能因为我当时没有向法院提出撤销，就可以不顾事实将我自建的厂房判给原告塑料厂，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容易得到的财物！现在实际情况就是原塑料厂卖掉了所有资产包括我们自建的厂房，收入全部占为己有，不肯给我们厂安置费及搬迁费，还诬告说我们不肯搬，原告的操作手段很恶劣，另外还有三家公司也是租地使用的都得到相应赔偿后，于今年4月陆续搬走了，其中老王仅仅是租原告工厂围墙外的一点地方扎了一些篱笆墙来养鸡，原告还赔了3万元给他们才搬离。凭什么不付我们一分一厘就叫我们搬迁，这么些年来我到处筹钱投入到工厂建设当中，给原告开垦好这片荒地，期间经历了三次强台风，损失惨重，有一半厂房都经过重建，所有厂房每年还要维修，更为严重的是，原告从2018年7月就开始口头驱赶,派人来我们厂区骚扰，阻拦我们进出厂区大门，先是部分停水，停电，直到全部停水，停电等等各种非法逼迁措施，影响我们经营直至我们无法生产，停产倒闭。被上诉人辩称，第一，上诉人是在第一次二审法院查询后提出的上诉请求，已经超过收到一审判决15天内提出上诉的法律规定。第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返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第二项诉讼请求的意见与第一项一致。第三项上诉请求上诉人至今未将场地移交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判决继续支付占用费符合法律规定。第四项诉讼请求因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以及被上诉人的通知支付租金以及返还物业，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为此支付的诉讼费用依法应当由上诉人承担。第五项上诉请求，请求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否成立而作出相应的处理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被告立即搬离原告厂区；2、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拖欠租金共计人民币108558.8元整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6月27日起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被告按每月9046.56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15日解除租赁合同后至实际退还物业期间的占用费；4、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州市塑料制品厂（以下称塑料厂）于2017年12月2日更名为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股东由二轻总公司变更为罗惠财、伍志平、刘日强，企业类型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惠州市惠城区江南街道眉山路1号（仓库1）的产权登记在原告名下，宗地面积为2412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664.36平方米。被告郭静华系惠州市惠城区名扬金属制品厂（以下称名扬厂）的登记经营者，实际经营者是被告袁锦辉。被告袁锦辉系惠城区同协灯饰五金厂（以下称同协厂）的经营者。被告袁锦辉称其自1997年开始租用塑料厂的厂房及场地，但未提交相关租赁合同。1999年8月15日，同协厂与塑料厂签订《协议书》，约定同协厂租赁塑料厂面积为335平方米的一栋瓦平房用于加工五金制品加工场地，厂房租金每月每平方米6.5元；塑料厂提供场地给同协厂使用，由同协厂自建、改建，协议期满后，如同协厂不续租，其不得拆迁，产权归塑料厂所有；厂房租期为2年。2002年12月25日，塑料厂与同协厂再次签订租赁合同，租赁的范围有变更，包括690平方米的厂房及2953.26平方米的空地。被告称其经塑料厂同意将原来租赁的335平方米的厂房与其自建的143平方米厂房交给塑料厂，塑料厂同意长期租赁给同协厂使用，同协厂可自筹资金分期自建厂房。双方均未提交2002年12月25日的租赁合同。被告袁锦华在租赁上述厂房及空地后至2009年间，在空地自建了2953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2009年12月22日，同协厂与塑料厂再次签订《租赁厂房合同》，约定：同协厂租赁塑料厂的690平方米的厂房，首层230平方米的租金为8元/月/平方米，二、三层460平方米，租金为7元/月/平方米，租金从2010年1月1日起计收；租赁期限为1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若遇政府征用拆迁厂房等造成合同提前终止，属自然终止合同，可不追究对方责任，同协厂所装修费用和搬迁停工等一切费用，塑料厂不给予任何形式的补偿。当天，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同协厂在原空地上自建简易厂房，需按每平方米1.5元的标准按月支付场地费，合同期满后，所有固定建筑物，同协厂不得拆迁及损坏，保留现状无偿移交给塑料厂，产权归塑料厂所有。2013年3月15日，塑料厂与名扬厂签订《租赁厂房合同》，约定：塑料厂将其西湖太保山塑料制品厂区内690平方米的厂房租赁给名扬厂，厂房租金为5.8元/月/平方米，月租金为4000元，从2013年4月1日起计收，租赁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止，名扬厂需支付厂房押金3000元、用电保证金1000元，若塑料厂遇政府规划拆迁厂房“三旧改造”或其自身旧厂房拆迁改造等原因提前终止合同，塑料厂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名扬厂，并补偿一个月租金4000元给名扬厂，双方须在提前终止合同前7天内结清租金，名扬厂需在合同终止之日起10天内搬迁完毕；名扬厂需于当月5日内支付当月租金，逾期按日计收1%的滞纳金，若拖欠租金1个月以上，塑料厂有权采取措施停止供电或终止合同。当天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名扬厂在原空地上自建简易厂房，需按每平方米1.5元的标准按月支付场地费，合同期满后，所有固定建筑物，同协厂不得拆迁及损坏，保留现状无偿移交给塑料厂，产权归塑料厂所有；名扬厂每月需缴交后勤管理费每月500元，塑料厂提供7间员工宿舍，每间每月150元。名扬厂与塑料厂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到期后，名扬厂继续使用租赁的厂房及场地，2018年4月16日塑料厂与名扬厂签署《厂租对数单》，确认名扬厂拖欠2017年1月至12月底止的租金108558.8元。后被告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10月23日支付租金4000元、5379.9元，现仍拖欠2017年间的租金99178.9元，后续的租金已支付至2018年9月，并支付拖欠租金的滞纳金42110.22元，最后一期滞纳金支付时间为2018年6月27日。2018年7月12日，原告向名扬厂送达《搬迁通知》，称因自身发展需要，需收回租赁物业，要求名扬厂于2018年10月15日前搬离，租金及水电费计至实际搬离之日。被告袁锦辉于2018年7月25日向原告书面提出补偿其自建厂房及修建道路、停车位的费用的要求。被告未按期搬离，并称原告自2018年10月开始派人骚扰、威胁、恐吓并盗取水电设施、停水停电，其自2019年3月14日开始停产，其仍在租赁区域内生活。以上事实，有企业登记信息、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协议书、租赁厂房合同、补充合同、厂租对数单、搬迁通知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在卷为据，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塑料厂的名称、股东及企业类型的变更不影响其与同协厂、名扬厂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与同协厂、名扬厂因涉案厂房及场地的租赁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同协厂与名扬厂均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均为被告袁锦辉，故两厂因与原告之间租赁关系产生的债务应由被告袁锦辉承担。被告袁锦辉称前述《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系其被迫签订，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塑料厂对其实施胁迫行为，即便塑料厂当时在签订合同中有胁迫行为，导致合同对其显失公平，但被告袁锦辉亦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故前述合同对其有法律约束力。塑料厂与名扬厂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约定的租赁期于2014年3月31日届满，名扬厂继续使用租赁物业，原告继续收取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的规定，原告与名扬厂之间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双方签订的前述《租赁厂房合同》继续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不定期租赁的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原告于2018年7月12日通知名扬厂其需收回出租的物业，要求名扬厂于2018年10月15日搬离，其已提前3个月通知名扬厂。因此，原告与名扬厂之间的租赁关系已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名扬厂应当按期搬离。原告诉请被告搬离其厂区，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支持。根据名扬厂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合同》的约定，承租人在租赁期内自建的厂房在合同期满后归出租人所有，被告袁锦辉以其投入大、尚未收回成本为由提出要求原告给予补偿的抗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袁锦辉称原告自2018年10月起派人对其进行骚扰、威胁、恐吓并盗取水电设施，对其造成严重损失，但其提交的照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被告袁锦辉所称的原告派人干扰其生产的起始时间为2018年10月，此时间是其应当搬离租赁厂房及场地的时间，其在租赁合同解除后，继续使用租赁厂房及场地，已无合同依据。被告袁锦辉拖欠2017年间租金的事实清楚，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需按每日1%的标准支付滞纳金，原告自愿将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调整为每月2%系其对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前述合同未对名扬厂逾期支付后勤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做出约定，故被告袁锦辉应付的滞纳金应以每月租金40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合同约定名扬厂应支付租金的时间为每月的5日前，故滞纳金应自每月6日起开始计算，计至2018年6月27日被告袁锦辉应付的滞纳金为11744元（4000元/月×2%×138个月＋4000元/月×2%÷30天×264天）。被告袁锦辉已支付滞纳金超过其应付的部分则抵扣其拖欠的租金，即截至2018年6月27日，被告袁锦辉尚欠租金78192.58元（108558.8元－42110.22元＋11744元），被告袁锦辉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10月23日支付两笔租金后，还欠租金68812.68元。由于被告袁锦辉未付清租金，原告诉请自2018年6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应当支持。被告袁锦辉在合同解除后继续占用租赁的厂房及场地，原告诉请其继续支付占用费，可以支持。但考虑到合同解除后，被告袁锦辉自建的厂房无偿归原告所有，原告也未举证在合同解除后，其为被告提供后勤管理服务，根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被告袁锦辉按每月5050元的标准继续支付占用费至其搬离之日止。被告郭静华系名扬厂登记的经营者，原告亦认可被告袁锦辉系该厂的实际经营者，现无证据证明郭静华参与名扬厂的经营管理及收益，因此，对被告袁锦辉的债务，被告郭静华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与被告袁锦辉之间的租赁关系已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二）被告袁锦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搬离原告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西湖太保山厂区。（三）被告袁锦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68812.6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78192.58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8日起计至2018年7月10日、以74192.58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1日起计至2018年10月23日、以68812.68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4日计至付清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四）被告袁锦辉应在搬离原告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西湖太保山厂区之日支付自2018年10月15日起按每月5050元的标准计算至其搬离之日止的占用费。（五）驳回原告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58元、诉前保全费1120元，合计诉讼费3878元（原告已预交2499元），由被告袁锦辉负担2171元，原告惠州市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负担1707元。被告袁锦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负担的诉讼费2171元直接向一审法院缴交，逾期未缴交，本院依法强制执行。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两上诉人的诉请，本院析理如下：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袁锦辉以同协厂、名扬厂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均合法有效。由于同协厂与名扬厂均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均为上诉人袁锦辉，原审认定同协厂与名扬厂与被上诉人之间租赁关系产生的债务应由上诉人袁锦辉承担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袁锦辉上诉称《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系其被迫签订，但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其实施了胁迫行为，即便被上诉人当时在签订合同中有胁迫上诉人行为，导致本案诉争的《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上诉人袁锦辉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上述《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但上诉人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故上述《租赁厂房合同》及《补充合同》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塑料厂与名扬厂签订的《租赁厂房合同》约定的租赁期于2014年3月31日届满后，名扬厂继续使用租赁物业，被上诉人继续收取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的规定，名扬厂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双方签订的前述《租赁厂房合同》继续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不定期租赁的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原审法院基于被上诉人2018年7月12日通知名扬厂其需收回出租的物业，要求名扬厂于2018年10月15日搬离，其已提前3个月通知名扬厂的事实，认定名扬厂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关系已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名扬厂应当按期搬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名扬厂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承租人在租赁期内自建的厂房在合同期满后归出租人所有，故上诉人袁锦辉以其投入大、尚未收回成本为由提出要求被上诉人给予补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静华、袁锦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58元，由上诉人郭静华、袁锦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文审判员  曾求凡审判员  刘天贞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曹国阳书记员彭敏附相关法律条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