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晋10行赔终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代表人洛向民，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王锋，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建国，泰和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郝丽亚，女，198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王秉相，男，196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郝丽亚丈夫。委托代理人潘迎辉，山西尧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法定代表人李拴平，厂长。上诉人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与被上诉人郝丽亚，原审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襄汾县人民法院（2016）晋102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王锋及委托代理人王建国，被上诉人郝丽亚委托代理人王秉相、潘迎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2年2月19日，原告郝丽亚与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有：第三人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借款一年，第三人保证在抵押前无抵押现象。3月5日，原告和第三人提供了相关手续到被告处办理动产抵押登记，被告给原告颁发了动产抵押登记书。关于被告提供的是2012年3月2日原告和第三人动产抵押登记书、财产抵押登记表，该登记书、登记表与原告所持2012年3月5日动产抵押登记书、股权抵押财产清单不符合的问题，2017年12月18日，山西省吉县人民法院（2016）晋1028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被告处所存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及财产抵押登记表中抵押权人签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关于被告所存这两份材料与本案诉讼中原告所持材料不同，是因被告办理该动产抵押的工作人员未正确履行职责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所造成。2013年9月13日，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原告未提出注销登记的情况，擅自在山西省工商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中，注销了2012年3月2日被告档案栏存有的原告郝丽亚与吉县鑫源洗煤厂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后因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未还原告郝丽亚借款，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4年9月24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另查明，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向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双方在被告处共办理过三次动产抵押登记，第一次是2011年12月5日，第三人还清贷款后，2013年5月8日被告注销了动产抵押登记。同日双方在被告处进行了第二次动产抵押登记。第三次是2014年4月30日，在最后一次贷款抵押登记期间，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第三人未能如约还清利息，生产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向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9月23日，吉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中：“（二）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抵押登记的财产有优先受偿权。”原告郝丽亚对该判决于2014年12月15日向吉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吉县人民法院把本属于自己的抵押权判给了吉县信用合作联社，侵犯了自己的抵押权。2014年12月28日吉县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2012年1月19日吉县鑫源洗煤厂先抵押登记给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后又重复抵押登记给郝丽亚，且给郝丽亚的抵押于2013年9月13日已注销为由，驳回了郝丽亚提出的异议。第三人向原告借款后于2013年6月10日还原告60万元本金及利息，后因第三人财产不足以还清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经原告申请，2016年1月13日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终结了与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一案的执行。吉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他案过程中，2015年4月15日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对吉县鑫源洗煤厂资产作出价格鉴定结论书，确认吉县鑫源洗煤厂财产价格人民币3733793元，尚不足还清信用社的借款。从最后这份评估报告中所涉及评估吉县鑫源洗煤厂财产与吉县鑫源洗煤厂给郝丽亚股权抵押财产清单相比较如下：1、抵押物相同的有推土机、化验设备一套、给煤机1台、皮带机6台、原煤分级筛1台、捞坑机1台、浓缩机1台、高压计量柜2台、清水泵1台，共计评估价值333147.5元；2、抵押物与鉴定中抵押物名称相类似有3种，清单中名称分别为：反击破、配电柜、混合剂搅拌桶，而评估报告中为：反击式破碎机、低压配电柜、搅拌桶；3、清单中与评估报告中抵押物名称一致，但具体型号不一致的情况，清单中分别为100T地磅、12平方米跳汰机、10平方米浮选机，而评估报告中地磅（规格型号为SCS－100、跳汰机（JD13212）、浮选机（XJZ12-4））。以上2—3项评估价总计为179655元。评估报告总计为35项，除相同和相似、型号不同外，还有19项与清单不符合。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因借款以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原告，在双方抵押借款合同中约定第三人保证抵押物在抵押前无抵押现象。2012年3月5日，被告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为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时，依规定应当提供第三人以前办理动产抵押的《动产抵押登记簿》供社会查阅，本案中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提供过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第三人动产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登记簿》供原告查阅，在此情况下原告将300万元借给第三人。再则，第三人与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一次在被告处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时间为2011年12月15日，第三人还清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后，被告于2013年5月8日注销了该动产抵押登记，原告此时对第三人动产抵押登记的财产应享有优先受偿权。正是因被告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在登记过程中，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违规注销的违法行为，造成原告对第三人动产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权被吉县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造成原告借给第三人的24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无法返还。2015年4月15日，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对第三人资产价格作出鉴定结论书，确认第三人财产价格人民币为3733793元。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原告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权被吉县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应在此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中的第四项“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显然，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所提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郝丽亚240万元及利息，月息2%。利息从2014年12月28日起（吉县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异议）计算。被告赔偿原告总额以2015年4月15日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对吉县鑫源洗煤厂评估值的总额3733793元为限。上诉人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上诉称，1、被上诉人郝丽亚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012年3月5日，被上诉人进行抵押登记，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办理注销发生在2013年9月13日。2014年9月24日，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临尧民初字第2408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确定了被上诉人郝丽亚和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向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临尧民初字第2408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已经知道了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押登记的事实。2014年12月15日，被上诉人对吉县人民法院（2014）吉民初第25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提出第三人执行异议，2014年12月28日，吉县人民法院出具（2014）吉执字第92-1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载明：被上诉人郝丽亚的抵押已经于2013年9月13日注销，根据该裁定，郝丽亚至迟应当在2015年6月27日前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状》标注时间，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6年5月11日之后，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2、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郝丽亚240万元并承担月息2%利息，并以3733793元为上限，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吉县人民法院（2016）晋1028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中，上诉人单位工作人员赵军彦因为被上诉人办理抵押登记一事，涉嫌玩忽职守。判决书中确认给郝丽亚造成的损失为333147.5元。一审法院对已生效的刑事判决确定的事实完全不予采纳，判决上诉人承担高达370多万元的损失赔偿，势必造成国有财产的重大流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被上诉人的损失与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无论其损失多少，都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要求赔偿其240万元并承担利息，仅仅是根据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借贷未还数额进行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庭审中，上诉人补充，即使上诉人对第三人郝丽亚的抵押登记存在过错，上诉人作为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只能承担动产抵押登记的过错及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而不是替代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更不应当对本案中郝丽亚未设定抵押的不动产价值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未区别《价格鉴定结论书》中的动产和不动产价值，以2015年4月15日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评估总值3733793元全部作为上诉人的赔偿限额是完全错误的。本案中，即使被上诉人与吉县鑫源洗煤厂约定了用全部财产进行抵押，但因工商部门只能进行动产抵押登记，被上诉人未到国土、房产部门进行不动产抵押登记，故被上诉人郝丽亚对吉县鑫源洗煤厂的三宗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上所有附着物未设立有效抵押，不产生抵押的效力，其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并非上诉人登记职责范围，因此上诉人对不动产抵押部分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2015年4月15日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书》载明：吉县鑫源洗煤厂的全部资产评估总值3733793元，其中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辅助设施（不动产）的评估价格为3016704元，机器设备（动产）的评估价格为717089元，显然属于上诉人登记职责价格只有717089元。即使上诉人的抵押登记存在过错，也只能以717089元的动产评估价值为限。一审判决混淆了动产和不动产的界限，判决上诉人在3733793元的全部资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是完全错误的。3、吉县鑫源洗煤厂已经归还郝丽亚3101090元，已超过《动产抵押登记书》中确定的被担保债权数额300万元，上诉人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2012年3月2日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书》是以2012年2月19日《抵押借款合同》为基础，为单笔借款抵押而非最高额抵押，且《动产抵押登记书》被担保的债权概况中数额一栏载明为300万元，即为2012年2月19日签署《抵押借款合同》中的300万元，而不是本金300万元和利息等的全部，更不应当包括2012年7月5日的《借款合同》。第三人吉县鑫源洗煤厂已偿还被上诉人共计3101090元。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李拴平、石润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2014）临尧民初字第2408号民事判决书中，第3页本院查明：①“2013年3月9日该合同到期后，被告偿还原告本金60万元。”。②“原告主张被告对该笔借款（300万元）的利息已归还至2013年6月10日。”③“原告主张被告对该笔借款（200万元）的利息已归还至2013年7月5日。”④“以其临汾市五一西路F小区6号楼3单元601、701层户面积246平方米，估价110万元折抵给原告”。综上理由，一审行政赔偿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论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襄汾县人民法院（2016）晋102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郝丽亚答辩称，被上诉人作为对原审第三人资产抵押权人，在上诉人处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所设定的抵押权应依法受到法律保护。2012年3月5日，上诉人作出的动产抵押登记书中明确载明全部财产抵押，上诉人既没有告诉答辩人吉县信用社2012年1月19日抵押登记在先的事实，也没有告知是余额部分的抵押，更没有告诉答辩人诉权和起诉期限，被上诉人是在2014年12月15日通过其他渠道才知道优先受偿权丧失，2015年2月也是通过其他渠道才知道了答辩人的抵押权被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的起诉期限应适用五年，答辩人在法定五年期限内对被诉行政行为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期限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并无不当。2017年12月18日，吉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2016）晋1028刑初36号刑事判决书，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赵军彦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具体承办动产抵押登记的过程中，未能正确履行职责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造成上诉人存档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及“财产抵押登记表”与郝丽亚持有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及“股权抵押财产清单”均存在登记时间与登记财产范围不一致的情形，且其违规注销动产抵押登记，致使郝丽亚无法以自己持有的《动产抵押登记书》主张权利，对抗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动产抵押登记，来实现相应的债权，从而遭受333147.5元的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这充分说明，上诉人存在违法行为。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给答辩人造成了240万元及利息的损失。2012年2月19日吉县鑫源洗煤厂的法定代表人李拴平以该厂全部资产作抵押，向被害人郝丽亚借款300万元，并与郝丽亚签订抵押借款合同，该抵押借款合同明确约定：鑫源洗煤厂及李拴平保证其抵押物，所有机器设备在抵押前无抵押现象，抵押后不再抵押，不得转让。并保证抵押财产来源合法，并无抵押现象。从以上约定可以看出：郝丽亚之所以能出借给吉县鑫源洗煤厂300万元，就是因为其要求的属于自己唯一性、专属性、排他性的法律效力的抵押权是先决条件。上诉人在审查郝丽亚所递交的包括该合同在内的相关材料后，向郝丽亚颁发了《动产抵押登记书》，郝丽亚有理由相信上诉人作为国家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表明自己具有属于自己唯一性、专属性、排他性的绝对抵押权，是具有绝对公信力的，郝丽亚正是基于这种公信力而产生正当合理信赖后，才将其款项出借。如果上诉人依法履行200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30号令发布的《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的职责，明确告知郝丽亚吉县信用联社已经抵押在先的事实，那么郝丽亚在不能充分地享有抵押权的唯一性、专属性、排他性的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再出借给吉县鑫源洗煤厂300万元。正是因上诉人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在登记过程中，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违规注销的违法行为，造成被上诉人对第三人动产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权被吉县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造成被上诉人借给第三人的24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无法返回。2015年4月15日，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对第三人资产价格作出鉴定结论书，确认第三人财产价格为人民币3733793元，上诉人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被上诉人抵押财产优先受偿权被吉县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因此被上诉人的损失额度应在3733793元范围内予以赔偿。襄汾县人民法院（2016）晋102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程序和实体均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经二审审理查明，2012年2月19日吉县鑫源洗煤厂的法定代表人李栓平以该厂全部资产作抵押，向被上诉人郝丽亚借款300万元，并与郝丽亚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同年3月份，李栓平与郝丽亚在上诉人处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后，郝丽亚于同年3月10日向李栓平出借300万元。查明，在上诉人处存档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及附件“财产抵押登记表”与被上诉人郝丽亚持有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及附件“吉县鑫源洗煤厂股权抵押财产清单”，均存在登记时间与登记财产范围不一致的情形。其中：郝丽亚持有《动产抵押登记书》时间为2012年3月5日，被担保债权概况一栏内容填写为借款300万元，抵押物概况一栏内容填写为“吉县鑫源洗煤厂全部财产抵押”，附件“吉县鑫源洗煤厂股权抵押财产清单”中具体抵押物共45项（不包括其中第二页的“三宗土地及附着物”），该份清单为手写复印件，并有“由李栓平提供”的字样及捺印，抵押物无具体价值。上诉人处存档的《动产抵押登记书》，时间为2012年3月2日，登记编号为DC2012-03-02-002，同时右上角标有“注销、抵字（2012）11号”的字样，被担保债权概况一栏内容填写与郝丽亚提供的内容一致，不同之处为抵押物概况一栏内容未填写，只在备注一栏中填写“附财产抵押登记表”，该“财产抵押登记表”抵押物共7项（不包括其中的土地59.67亩），除其中的装载机与郝丽亚提供的“吉县鑫源洗煤厂股权抵押财产清单”中的一致外，其余项目均不一致。上述两份《动产抵押登记书》均加盖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经鉴定，吉县工商局存档的编号为DC2012-03-02-002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及附件“财产抵押登记表”上“郝丽亚”签名笔迹与郝丽亚亲笔书写的现有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另李栓平曾以吉县鑫源洗煤厂的名义及资产先后于2012年1月19日、2013年5月9日、2014年4月30日三次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向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其抵押登记时间分别为2012年1月19日至2013年5月8日，2013年5月9日至2014年4月23日，2014年4月30日至2015年4月19日。2013年9月13日，上诉人工作人员赵军彦在郝丽亚未提出注销登记的情形下，擅自在“山西工商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中注销了郝丽亚与吉县鑫源洗煤厂的动产抵押登记。2014年因李栓平仍欠郝丽亚240万元不能归还，郝丽亚向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于同年9月18日作出相应的查封、冻结裁定，并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判决。同年10月16日该判决生效后，郝丽亚提出执行申请，在执行过程中，除从李栓平银行账户扣划存款21090元外，因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吉县鑫源洗煤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吉县人民法院已于同年9月23日判决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抵押登记的财产范围（吉县鑫源洗煤厂财产）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也进入执行阶段，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无法对该财产执行。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郝丽亚于同年12月15日向吉县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经吉县人民法院到上诉人处核实该“动产抵押登记证书已注销”，于同年12月28日裁定驳回了郝丽亚所提异议。此后，郝丽亚向吉县人民检察院报案。依据案外人马建民的申请及（2013）吉证字第56号公证书，吉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0日查封第三人全部财产后，由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于2015年4月15日对该厂财产现价格作出鉴定。在该份价格鉴定结论中，吉县鑫源洗煤厂全部资产评估总值3733793元，其中房屋建筑物、辅助设施的评估价格为3016704元，机器设备的评估价格为717089元。2016年上诉人工作人员赵军彦因在办理本案抵押登记时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2017年12月18日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晋1028刑初36号刑事判决，将郝丽亚与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动产抵押登记相一致抵押物的价值认定为赵军彦因玩忽职守给郝丽亚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为333147.5元。该判决已于2017年12月31日生效。本院认为，1、关于被上诉人郝丽亚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经庭审查明，2014年12月15日，被上诉人郝丽亚对吉县人民法院（2014）吉民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提出执行异议，2014年12月28日，被吉县人民法院驳回后知道其优先受偿权丧失，2015年2月知道其抵押权被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郝丽亚2016年5月24日提起诉讼，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两年的起诉期限。上诉人认为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是否应该赔偿。本案吉县鑫源洗煤厂在向被上诉人郝丽亚借款时，承诺以其全部财产抵押给被上诉人，在双方抵押借款合同中约定，吉县鑫源洗煤厂保证抵押物在抵押前无抵押现象。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将300万元借给吉县鑫源洗煤厂。2012年3月5日，上诉人在为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时，根据《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应当提供吉县鑫源洗煤厂以前办理动产抵押的《动产抵押登记簿》供社会查阅，本案中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提供过之前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吉县鑫源洗煤厂动产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登记簿》供被上诉人查阅。2013年9月13日，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被上诉人未提出注销登记的情况下，擅自在山西省工商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中，注销了2012年3月2日上诉人档案存有的郝丽亚与吉县鑫源洗煤厂的动产抵押登记书，上诉人工作人员赵军彦亦因该玩忽职守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并根据本院（2019）晋10行终9号判决，已确认上诉人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郝丽亚和吉县鑫源洗煤厂办理的动产抵押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上诉人对因其违法行政行为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3、关于赔偿数额。因上诉人登记职责范围是动产登记，故被上诉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的抵押物应在动产登记范围内。2015年4月15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临汾市价格认证中心对吉县鑫源洗煤厂财产作出的价格鉴定结论书载明，鑫源洗煤厂全部动产鉴定价格为717089元。根据庭审查明的被上诉人郝丽亚在上诉人处办理抵押登记时的清单中与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押登记的抵押物相重叠的动产价格为333147.5元。但清单中还有与评估报告中名称类似的3种，清单中名称分别为：反击破、配电柜、混合剂搅拌桶，评估报告中为：反击式破碎机、低压配电柜、搅拌桶，及清单中与评估报告中抵押物名称一致，但清单中未标明具体型号的有3种，清单中分别为100T地磅、12平方米跳汰机、10平方米浮选机，而评估报告中为地磅SCS-100、跳汰机JD13212、浮选机XJZ12-4，这两项评估价格总计为179655元，亦应当属于被上诉人取得抵押权的吉县鑫源洗煤厂实际存在的动产。故被上诉人郝丽亚因上诉人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失总计为512802.5元，对该损失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上诉人诉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为上诉人的职责权限是进行动产抵押登记，原审判决将吉县鑫源洗煤厂全部财产价格（动产、不动产）认定为赔偿数额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襄汾县人民法院（2016）晋1023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二、上诉人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被上诉人郝丽亚512802.5元。审判长  吴淑敏审判员  梁祥伟审判员  张俊青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