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1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国，男，1964年1月3日生，汉族，山东省泰安市人，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翠芳，女，1963年3月7日生，汉族，山东省泰安市人，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磊，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丽，女，1989年10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禄丰县人，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现住昆明市呈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增禧，男，1959年1月30日生，汉族，云南省禄丰县人，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赋强，云南新征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和旭龙，男，1995年7月29日生，藏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人，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兴,云南智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牧阳，男，1995年1月2日生，汉族，河北省唐山市人，住河北省唐山市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馨，女，1993年2月7日生，回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桑宬，男，1995年10月1日生，汉族，河北省唐山市人，住河北省唐山市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敏艳，女，1996年6月23日生，壮族，云南省人，住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呈贡松果里餐厅。住所：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仕林街******商铺。经营者：杨丽。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赋强，云南新征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杨丽、杨增禧，和旭龙因与被上诉人徐牧阳、温馨、桑宬、王敏艳、呈贡松果里餐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4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上诉请求：一、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4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承担赔偿数额534211元5%的赔偿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其应承担554211元40%的责任。（一）、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经营的呈贡松果里餐厅在案发时没有酒吧经营资质，属于非法经营。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呈贡松果里餐厅的营业执照显示，2017年8月8日，呈贡松果餐厅的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预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没有经营酒吧的行政许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呈贡松果里餐厅的营业执照显示2018年4月23日，被告呈贡松果里餐厅的经营范围变更为：“餐饮、酒吧、棋牌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对以上证据的分析，案发时（2018年1月1日）呈贡松果里餐厅没有酒吧经营资质，其经营者杨丽、杨增禧是明知的，但仍然进行经营，显然属于非法经营，对王某的死亡存在严重过错。（二）、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经营的呈贡松果里餐厅严重超过法律规定以及自行规定的营业时间，这是导致王某大量饮酒死亡的重要原因。事发当日的关门时间是2018年1月1日凌晨4时16分，超过法律规定和自行规定的营业时间2个多小时，以上证据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是知道该营业时间段的，但仍然延长了2个多小时，这也是导致王某大量饮酒的重要原因。（三）、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对王某的死亡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综上，被上诉人杨丽在2018年1月1日凌晨4点30分明知王某已经在流鼻血，被上诉人杨丽的汽车就停在餐厅附近，没有用自己的汽车及时送王某去医院急救，也没有及时拨打120急救，其于凌晨4点39分借口有事提前离开，置王某的生死于不顾。于2018年1月1日凌晨5时3分王某才被一辆面包车拉着离开酒吧去医院，从王某被发现到拉走去医院中间隔了30多分钟，错失了极佳的抢救时间，最终导致王某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亡。综上，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在案发时没有酒吧的经营资质，非法经营，故意超过法律规定的营业时间，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对王某的死亡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却判决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承担赔偿数额534211元5%的赔偿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及法律规定，其应承担554211元40%的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和旭龙承担赔偿数额534211元10%的赔偿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其应承担554211元30%的赔偿责任。（一）、被上诉人和旭龙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平时不怎么喝酒，偶尔大家在一起喝一点”，在事发当天却积极的参与玩扑克，投骰子赌酒，没有劝阻王某喝酒。（二）、在原审被告桑宬、王敏艳、徐牧阳、温馨走后（2017年12月31日晚上11点左右），被上诉人和旭龙和王某继续喝酒聊天至到2018年1月1日凌晨3点37分，对王某大量饮酒非但没有制止，反而给王某酒杯加酒。（三）、监控视频显示，2018年1月1日3点37分，王某已经喝醉且跨过窗户，被上诉人和旭龙陈述：“我就和老板娘一起去阳台上看了一眼，当时没有看见王某，我当时也没有在意……我就离开酒吧了。我在仕林街找到我的朋友和他们坐着吃了点烧烤，喝了点酒”。这说明和旭龙对王某的安危出于放任的态度，从王某在监控视频里消失（2018年1月1日3点37分）到被告松果里餐厅门口（2018年1月1日4点30分），中间隔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旭龙和杨丽等人没有积极劝阻和寻找，置王某的生死于不顾，对于王某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四)、王某被发现且被背到松果里餐厅门口后，被上诉人和旭龙在明知“王某已经流鼻血、瘫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也不会说话”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打120急救，耽误了30分钟大好急救时间，最终导致王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综上，被上诉人和旭龙对王某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554211元30％的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错误的。王某是上诉人的独生子，上诉人含辛茹苦将其扶养到大，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但由于被上诉人的种种重大过错，导致其死亡，这无疑给上诉人整个家庭带来了无法用言词表达的巨大精神损害。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主张的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极其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承担赔偿数额534211元5％的赔偿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其应承担554211元40％的赔偿责任；判决被上诉人和旭龙承担赔偿数额534211元10%的赔偿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其应承担554211元30%的赔偿责任；没有支持上诉人主张的2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是错误的。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4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杨丽、杨增禧、被上诉人呈贡松果餐厅针对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的上诉答辩称：一、王兴国、王翠芳上诉所称的呈贡松果里餐厅案发时没有酒吧经营资质，属于违法经营，超时经营与王某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否饮酒是王某作为成年人可以自由决定，没有必然的联系，经营资质、超时经营是属于行政管理的范围，该理由与本案无关。二、本案中酒吧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架设了防护栏，场所是安全的，产品、服务也是安全的，而王某是在空地上被保安发现的，如果存在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是商业区所有权人负责，与酒吧没有关系，杨丽、杨增禧出手相救是道德上的同情，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王兴国、王翠芳空想强加给答辩人的救助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上诉人和旭龙针对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第一，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针对和旭龙的上诉意见和本案事实不符，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出六个人在酒吧喝酒的过程中，要了三打半啤酒，都是王某去点单，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酒量应当自知，所以他应当对他自己的行为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第二，宿舍四人离开后，虽然和旭龙在现场陪着王某，但视频和公安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和旭龙劝导过王某，但王某拒绝劝导，自行翻窗离开。第三，和旭龙找不到王某后，没有留在酒吧坚守的必要性，酒吧老板娘打电话给和旭龙，其也及时赶到现场寻找王某且积极进行救助，是因为客观原因，和旭龙用滴滴打车，第一张车找不到他们的具体位置，又进行第二次打车，整个过程没有耽误，都在积极找车救助，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他从道义上已经履行了他认为妥当的救助方式。第四，当把王某送到医院，和旭龙就及时联系了学校老师，履行了通知的义务。因此和旭龙不存在过错。第五，对于上诉人主张和旭龙承担30%的赔偿责任没有道理。到目前为止，王某的死因存疑，上诉人作为死者父母，主动放弃尸检，上诉人夫妇已经和云南民族大学签订了赔偿协议，拿到了赔偿，同时也认定了云南民族大学调查给出的王某是因为酒后坠楼死亡的死亡结果。现在又将王某的同学告上法院，无论从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是不应当受到法律支持的行为。而且在本案当中，按照我国民诉法的规定，上诉人的举证是不充分的。上诉人在本案当中主张的是饮酒后死亡，要求同饮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么上诉人应当向法庭举出王某是因为饮酒后醉酒死亡的死亡结果，但是上诉人在本案当中并没有使用这样的结果来佐证，因此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来承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的上诉请求，同时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和旭龙不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王敏艳、桑宬未到庭，但提交书面答辩状，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徐牧阳、被上诉人温馨未到庭，也未提出答辩意见。上诉人杨丽、杨增禧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4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对上诉人杨丽，杨增禧的诉讼请求；二、请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杨丽，杨增禧发现死者王某时把他扶到呈贡松果里餐厅门口，并没有扶进餐厅，本案的整个案发过程跟松果里餐厅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餐厅属于正常合法经营，死者王某系在餐厅外面被发现，当时已经打烊了，保安来询问是否认识死者时，中途不知道延误了多少时间抢救，发现地点属于保安的物管职责范围内，保安也没有尽力拨打120抢救及照顾、照管，而上诉人杨丽，杨增禧前去看望，发现死者体征正常，所以就没有拨打120，并且自身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无法进行专业的抢救，但及时联系和旭龙来照管、照顾王某。当时在场围观的人员有七、八个人，都冷漠的观看，只有上诉人杨丽，杨增禧出于好心帮忙，而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是出于道德的救助，助人为乐，伸出援助之手，及时想办法联系和旭龙及协助联系车辆来送往医院救治，客观情况也来不及等120急救车到来，更何况没有约定或法定的救助义务，已经是第一时间就协助救治王某，本案王某的死亡跟上诉人杨丽，杨增禧并无因果关系，无相应的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裁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兴国，王芳翠对上诉人杨丽，杨增禧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针对上诉人杨丽、杨增禧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坚持己方的上诉意见。上诉人和旭龙针对上诉人杨丽、杨增禧的上诉请求答辩称：王某死后杨丽、杨增禧协助和旭龙进行了积极救助，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的所有过错责任，应当由王某及其父母承担。上诉人和旭龙上诉请求：一、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4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对上诉人和旭龙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一审既然已经认定的事实是两被上诉人在与云南民族大学签订《关于王某校外意外死亡事故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中，认可王某系从酒吧露台坠楼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结论，并获得了云南民族大学的补偿金，则两被上诉人不能多重获利。因原告夫妇主动放弃做法医尸检鉴定，且已经认可导致王某真正的死因是自身故意酗酒行为所致，侵权人是受害人自己，上诉人和旭龙在本案中并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一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按两人以上分别侵权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发生来进行判决，明显是与一审法院自己认定的事实和本案的客观证据相矛盾的，是适用法律错误，显失公平。王某的死亡原因是酗酒后坠楼致死还是醉酒后物理原因死亡，其法律后果是完全不同的，裁判的适用法律也不一样。王某的死因如是酗酒后坠楼致死的，则无论是上诉人还是第二、三被告，在本案均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对于王某酗酒后坠楼受伤的救治，不负有任何法定义务，无需为王某的死亡承担任何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本案现有证据来讲，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33条第二款的规定来进行裁判方为公正。2、从一审判决第9页的评判中可知，一审判决是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按王某酗酒后物理原因死亡的主观臆断来进行评判处理的。这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果王某的死亡原因是醉酒后物理致死，则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按此法律规定处理本案，则上诉人和旭龙不是喝酒聚餐的组织者，酒也不是和旭龙强劝王某喝下的，上诉人和旭龙作为聚餐的参与者，对同饮人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3、上诉人在本案中还是陪伴抢救王某贡献最大的人，对王某已经履行了合法合理的提醒、劝阻、扶助、救治等义务。因此，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和旭龙发现王某处于深度醉酒并且鼻子流血时，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为由，强行判决上诉人和旭龙承担10%损害赔偿责任，明显是过于苛求没有专业医疗救助知识的普通群众，这一有失公正的糊涂判决如果生效，将再一次印证社会流言和打击那些愿意帮助别人的善良群众。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公、采信证据明显偏袒原告。一审判决未客观认定如下事实：（1）、松果里餐厅老板杨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充分证实了和旭龙离开三楼酒吧前，有拉王某手臂但被王某甩开且听到王某边走边说“不要管我”的情形。公安机关的调查人员也说过，在餐厅视频中这一情节十分清晰。这说明和旭龙离开酒吧时，是对王某进行过提醒、劝阻的，王某拒绝了和旭龙的扶助和照顾，责任不在和旭龙。另外也客观证明了当时王某意识状态是清醒的，行动是自如的。（2）、和旭龙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偷偷将账单结清并将剩余未喝的11瓶啤酒送酒吧保存（有存酒单为证），这也是阻止和避免王某继续喝酒发生危险的积极有效行为。(3)、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玉丙罕、张力、缪某、鄂剑锋等证人均证实：死者王某还到他们所在的酒桌上，和他们这一桌的一个男人喝酒的事实，即在和旭龙离开后，王某还在继续与他人喝酒才导致醉酒及后续死亡事故的发生。真正同饮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应该是最后和王某喝酒的人。（4）、杨丽、杨增禧、赵菊芬、徐万有等证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均证实：和旭龙在接到杨丽电话后及时赶到酒吧扶助照顾王某，发现王某情况不好时，自己出钱打车一个人送王某到医院救治的事实。这说明和旭龙实施了扶助、照顾和救治的积极行为，对于非医学专业普通学生来说，打车送医院和拨打120电话，均是积极施救行为，并无差别，也毫无过错。（5）当王某进医院抢救时，和旭龙及时打电话报告了学校老师，实施了通知行为。以上能够证实上诉人充分履行了提醒、劝阻、扶助、救治等道德义务的有利事实，一审判决却不予客观认定，明显有偏袒两被上诉人之嫌，请求二审法院给予纠正。三、本案两被上诉人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承担不利后果。两被上诉人一审以儿子王某醉酒后物理原因死亡，同饮人和餐厅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提起诉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本案的两被上诉人主动放弃对王某进行法医尸检鉴定，且认可儿子系坠楼死亡，导致王某真正死因不明，此不利法律后果和责任应由两被上诉人自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依法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判决却错误的仍然以王某醉酒后物理原因死亡为基础，在没有证据证明死因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强行判决上诉人承担10%的侵权赔偿责任。这一判决结果严重违法，实在让上诉人感到震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公、采信证据明显偏袒被上诉人，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针对和旭龙上诉答辩称：对于上诉人何旭龙的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除了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在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当中针对和旭龙应承担责任部分的意见之外，补充以下：1、王兴国王翠芳与云南民族大学达成的协议及赔偿数额与和旭龙无关。2、一审程序未违法，上诉人起诉时已经将和旭龙作为被告，后来才追加了杨丽、杨增禧。3、和旭龙在上诉事实及理由中百般推脱责任，即使王某说不要管我，但是作为一个醉酒的人，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作为一个宿舍的同学，在找不到王某的情况下就离开了，置王某的生死不顾，和旭龙有扶助的义务和道德观念。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呈贡松果里餐厅、和旭龙、徐牧阳、温馨、桑宬、王敏艳、杨丽、杨增禧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95936元，丧葬费382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上共计554211元，原告自行承担20%的责任，另外80%的责任由和旭龙承担30%，松果里餐厅、杨丽、杨增禧承担40%，其他被告共同承担10%；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确认：王某、和旭龙、徐牧阳、桑宬就读于云南民族大学，住在同一间宿舍，2017年12月31日，该四人邀约温馨、王敏艳，共六人在松果里餐厅吃饭，吃完饭后，六人到该餐厅三楼酒吧继续玩游戏饮酒，当晚21:51分，桑宬、王敏艳离场，23:00左右，温馨、徐牧阳离场。2018年1月1日03:38分王某离开酒吧，03:44分，和旭龙与餐厅经营者杨丽到三楼酒吧的阳台寻找王某未果，和旭龙离开餐厅。04:16分保安到松果里餐厅门口告知有一个人在路边躺着，杨丽与其父亲杨增禧一起去查看，发现此人是王某，在保安的帮助下将王某扶进餐厅，之后打电话联系和旭龙，和旭龙回到餐厅找来面包车将王某送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医院。经医院诊断，王某已经死亡。2018年1月12日，昆明市呈贡区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王某死亡日期为2018年1月1日，死亡地点为：入院途中，死亡原因为：院外呼吸、心跳骤停。2018年1月12日，云南民族大学（甲方）与王某的父母王兴国、王翠芳（乙方）签订《关于王某校外意外死亡事故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约定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2014级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王某，2018年1月1日凌晨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仕林街松果酒吧露台坠楼，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甲方已垫付王某抢救费、检验费、乙方及其亲属至昆明处理丧事食宿费、租车费用共计18233.4元，王某遗体火化后，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人道主义救助金60000元。松果里餐厅的经营者是杨丽，事发当时，杨丽的父亲杨增禧在餐厅帮忙。原告王兴国、王翠芳是死者王某的父母。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八被告是否负有过错”的问题，王某与和旭龙、徐牧阳、桑宬、温馨、王敏艳六人一起聚会饮酒的行为属于同学之间交往娱乐的情谊行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约定或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只有在实施情谊行为的过程中，因过错导致其他民事主体人身或财产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过错的判断在于当事人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在实施情谊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应负有的注意义务是指义务主体谨慎、小心地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而不使他人因自己的行为导致损害，注意义务包括可能导致损害后果的预见义务和为避免损害后果发生而应采取积极措施的义务。行为人若未尽到注意义务，应认定为存在过错，并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共同饮酒的情谊行为中，只有在饮酒者已不胜酒力，而同饮者再行劝酒或者在有不良反应的情况下不予救助，才应由同饮者承担与其过失相当的损害赔偿责任。2017年12月31日晚，徐牧阳、温馨、桑宬、王敏艳聚会后陆续离场，王某与和旭龙一直在该酒吧饮酒做游戏到2018年1月1日凌晨3:30左右，在王某离开三楼酒吧之前，监控视频显示王某一直处于积极与他人互动的状态，和旭龙、徐牧阳、温馨、桑宬、王敏艳没有进行劝饮或者灌饮的行为，王某的身体活动正常并没有不良反应。和旭龙与王某一直饮酒到凌晨三点半左右，发现王某离开三楼酒吧，杨丽与和旭龙到三楼露台寻找未果，两人放弃寻找，和旭龙离开酒吧。在王某被发现躺在靠近酒吧一楼门口的路边时，酒吧经营者杨丽及其父亲杨增禧已经发现王某处于深度醉酒状态，鼻子有血迹，头部有一个包，但两被告并未及时采取救助措施而是在寻找被告和旭龙，和旭龙回到酒吧后也并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而是通过滴滴打车寻找车辆，被告杨丽、杨增禧、和旭龙在发现王某处于深度醉酒并且鼻子流血时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三被告负有一定的过错，但是鉴于王某是如何离开三楼酒吧出现在靠近酒吧一楼门口的路边以及王某的死亡原因，均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依法判决杨丽、杨增禧承担5%的赔偿责任，和旭龙承担10%的赔偿责任，而徐牧阳、温馨、桑宬、王敏艳均于2017年12月31日离场，当时王某尚不存在不良反应，该四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诉讼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495936元、丧葬费38275元，共计534211元，在法律规定范围以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缘由、经过，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就自身的行为及安全负责，该部分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由杨丽、杨增禧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26711元，和旭龙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53421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和旭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向原告王兴国、王翠芳赔偿经济损失53421元；二、由被告杨丽、杨增禧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向原告王兴国、王翠芳连带赔偿经济损失26711元；三、驳回原告王兴国、王翠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照片，欲证明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经质证，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当以该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其未看到调证申请，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上诉人和旭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查明的二审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中上诉人杨丽、上诉人杨增禧、上诉人和旭龙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本案中，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2017年12月31日，宿舍舍友徐牧阳、和旭龙、王某、桑宬协商一致相约外出实行AA制跨年聚餐，同时还邀约了温馨及王敏艳。此次聚餐饮酒活动由徐牧阳提出，也得到了和旭龙、王某、桑宬在内的一致同意，因此该四人均系此次共同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大家相聚一起聚餐饮酒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和维系感情，属于一种情谊行为，应属于社会生活正常社交的需要，因此与以产生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约定的或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合上述规定，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平衡受害人权益和行为人行为自由之间的关系。就本案而言共同饮酒行为虽然是共同饮酒人自愿从事的行为，但同饮者因饮酒过量遭受人身损害的危险亦可能存在。只有当危险情况出现时,共同饮酒人之间才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关系。本案中，对王兴国、王翠芳主张的损失，和旭龙的责任承担，本院分析评判如下：1、根据本案监控视频显示自王某等人进入酒吧至2018年1月1日凌晨3点30分离开这段期间，桑宬、王敏艳于当晚21点51分离开,温馨、徐牧阳于23点左右离开，从证人证言内容及监控画面内容来看，上述四人及和旭龙均没有对王某进行劝酒的行为，上述四人离开之时，王某尚未呈现异常状态，并未反映出足以导致危险发生，对桑宬、王敏艳、温馨、徐牧阳先行离开的行为，并不能以法律加以规制，一审认定上述四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处理恰当，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维持。2、根据本案的监控画面显示王某曾多次到吧台主动要酒。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自己不宜饮酒或者不加节制过度饮酒的情形会对自身健康及安全产生极大的风险，但其仍未对自身饮酒行为进行节制存在重大过错，理应对自身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未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正确，本院应予以维持。3、本案证人缪某陈述:“有个不认识的男的(死者)看着是喝多了,走到学姐旁边就问:你是不是精英,接着他又问缪某、鄂剑峰和我坐在我对面不认识的男的……也不知道他(死者)怎么了就用拳头捶了下桌子，捶了以后他的一个朋友就过来劝他不要闹了……”。上诉人和旭龙在笔录中陈述：“到了3点左右的时候……当时王某好像喝多了，我看见他就往旁边两桌的窗子上正准备翻过去阳台上……”。上诉人杨丽在笔录中陈述：“王某跟和旭龙站着，和旭龙去拉王某的手，王某把和旭龙的手甩开……边走边说不要管我……通过阳台窗户跨到阳台上……”。结合上述证人证言、本案当事人陈述及监控画面的显示，可以看出王某自2017年12月31日19点24分进入酒吧至2018年1月1日3时37分离开3号桌走向窗户，期间其不间断自行饮酒。且在2018年1月1日3时37分已经明显存在饮酒过量，呈现醉态，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也显示，死者王某血样中定性检出乙醇，含量为191.31MG/100MG，也印证了王某在离开酒吧之时已经出现意识不清、行动不便的状态，上诉人和旭龙笔录中陈述内容，可以表明何旭龙亦觉察到王某已经出现醉酒状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和旭龙作为同饮者，应当可以预见到王某控制能力、辨认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都可能下降，其发现王某不见之后，应当积极寻找。但其仅仅“扫了一眼，就没在意，随后便离开了酒吧”。一方面，上诉人和旭龙离开酒吧之后，接到上诉人杨丽的电话，立即赶到酒吧与上诉人杨丽、杨增禧对王某进行积极施救，并滴滴打车将王某送往医院。上诉人和旭龙到达现场之时，多人证实死者王某虽有摔伤，但尚有呼吸，处于貌似睡着的状态。上诉人和旭龙、杨丽、杨增禧非专业医疗人员，且事发突然，不能苛责三人仅凭生活经验就能够当场准确判断出王某的伤情已经达到危及生命的紧迫程度。因此上诉人和旭龙采用滴滴打车的方式将王某送至医院，已经尽到了一般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符合基本善良风俗及道德要求。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认为上诉人和旭龙、杨丽、杨增禧存在耽误死者治疗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从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有人发现王某躺在地上的地点距离酒吧5-6米远，可以表明何旭龙在发现王某不在酒吧时，并未认真寻找王某，事发当时属于上诉人和旭龙力所能及的寻找范围之内。结合当时的时空条件，赋予共同饮酒者上诉人和旭龙对同饮者负有看护、注意的义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诉人和旭龙对死者王某未尽到必要的照顾义务，存在疏忽大意、轻微的过失，该过失与死者王某因饮酒过量陷于危险状态，并最终死亡的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对和旭龙的行为，予以法律上的规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根据上述综合分析，本院认定上诉人和旭龙在本案中应承担5%的责任，即26711元。上诉人和旭龙关于其不存在侵权行为、没有救助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酒吧系供消费的公共场所，经营场所内的设施应当具有完备的安全性，符合安全性能。在诉讼中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某的意外发生在酒吧内，证人鲁某陈述：“发现男子（死者）位于酒吧**朝右手边过去大概5、6米左右的水泥地上平躺着脸朝上”，可以表明王某不是在酒吧发生的意外。本案中，酒吧三楼室外露天阳台的围栏高约1.7米，具备安全保障功能。虽然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与云南民族大学签订的救助协议书中认可死者王某从酒吧露台坠楼致死，但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王某死亡与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未采取有效设施保障安全有关。因此，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要求上诉人杨丽、杨增禧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杨丽作为呈贡松果里餐厅的经营者，上诉人杨增禧作为协助酒吧经营的管理者，虽然存在事发当天在未取得“酒吧”经营范围的情形下进行经营并超过营业时间的行为，但死者王某被发现的地点在酒吧之外，该经营行为与王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认为非法经营及超过规定时间营业对王某死亡存在严重过错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4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和旭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赔偿26711元；三、驳回上诉人王兴国、上诉人王翠芳、上诉人和旭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342元，由上诉人和旭龙承担466元，由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承担88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92元，由上诉人上诉人和旭龙承担466.2元，由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承担7525.8元。退还上诉人杨丽、杨增禧450元。退还上诉人和旭龙433.8元，退还上诉人王兴国、王翠芳46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晓云审判员  朱 欢审判员  杨 艳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奚琳书记员王希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