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06行初95号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红锦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73373442G。法定代表人：刘显勇，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博，重庆市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鉴波，重庆市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渝**龙平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MB1991037M。法定代表人：刘永安，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卫，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简兰，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服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12月26日作出的渝北工商经处字（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行辖5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博、龚鉴波，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卫、朱简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渝北工商经处字（2018）42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告知或正确告知消费者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的真实来源等信息的情况下，销售使用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给消费者，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八）项、（十二）项、（十五）项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没收原告违法所得279866.45元，罚款559732.9元。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上述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称,一、原告没有欺诈的行为和故意。1、用同质配件符合法律规定。我公司向客户提供的系按《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质量相当配件，即同质配件。质量相当配件是指未经汽车生产商认可的，由配件生产商生产的，且性能和质量达到原厂配件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零部件。我公司虽部分配件系非原厂配件，即指汽车生产商提供或认可的，使用汽车生产商品牌或其认可品牌，按照车辆组装零部件规格和产品标准制造的零部件，但使用同质配件完全能满足应急保养及维修对配件品质的要求，且同质配件的各项属性均符合法律规定。2、我公司使用同质配件占比极低，无利用同质配件盈利的故意。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期间，同质配件使用一般保养和事故维修车辆总共才1903辆，其中一般保养车辆106台次，事故维修车辆1797台次。使用从驰凯、满图采购配件车辆占维修接待台次的比例为2.54%。上述1797辆事故车辆中，80%以上都签署了《车辆定损协议》，该协议第3条约定，本次受损车辆以包干修复方式由乙方交原告维修；第4条约定由原告按照国家或者维修行业的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维修质保。该部分车辆配件是按照甲（保险公司）、乙（客户）、丙（原告）三方的约定，是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进行维修的，并非原告向对方承诺使用“原厂配件”，所以，该部分使用同质配件也是符合与对方的约定。原告在保养的车辆上使用了同质配件，仅为106台次，期间占整个维修保养数量的0.14%，这也说明我公司并非为盈利而使用同质配件，而系在征得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应急使用。3、使用一个系统但分类管理。虽然我公司在同质配件的管理上统一使用“DMS”经销商系统进行管理，其原因在于我公司在此期间有且仅有一个“DMS”系统，但我公司在使用该系统中，严格区分了原厂配件和同质配件，并未混淆，由此可见，我公司主观上并没有故意混淆使用原厂配件和同质配件欺诈消费者的故意，亦无欺诈行为。4、在整个维修过程中，我公司未故意诱导或误导消费者认为使用同质配件为原厂配件。虽然我公司在宣传资料上使用了“副厂件”的称谓，但在副厂件的理解上应为“三无产品”，而并非同质配件。而我公司使用的产品均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二、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汽车销售管理办法》2017年7月1日实施，旨在弱化品牌授权的经营模式、弱化厂家对经销商的绝对控制，给非授权经营提供政策空间，建立多元竞争的销售模式，目的在于破除品牌垄断、促进市场充分竞争、创新流通模式，有助于汽车流通行业形成多元竞争的行业格局。原告与汽车产品供应商签订的服务协议约定，公司应当在东风日产厂家采购其配件的相关条款约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一款、《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而被告却依据《经销服务协议》，此条内容作为处罚行为。2、有日产标识《委托维修估价单》和《委托维修结算单》仅是我公司进行维修单据的一个通用文本，在此文本中并未注明同质配件就是原厂件，故也不应认定系欺诈行为。三、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作出处罚的依据是1998年7月l日实施的《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作出行政处罚，但是《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2015年3月15日实施，应当优先适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现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于2018年对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出的渝北工商经处字（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举示证据。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答辩人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具有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政职权。根据《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规定，答辩人是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的行政主体，并依法拥有行政处罚权。本案被答辩人住所地及违法行为发生地均在渝**域内，答辩人依法享有对渝北区域内依法查处欺诈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有效。1、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答辩人通过现场调查取证、制作现场笔录及当事人询问笔录、收集调取当事人提供的相关书证、并制作合同相对方和部分消费者的询问笔录、同时收集调取合同相对方提供的相关书证，答辩人作为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时依法调查取证后发现被答辩人发布虚假信息，在不告知或者不正确告知消费者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的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将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销售使用在前来保养或维修的东风日产系列汽车上，其行为实质是欺诈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上述证据审查后，答辩人认为收集的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并依法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查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确凿充分。2、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规定，答辩人据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答辩人检查、立案、现场调查取证、制作询问笔录、走访相关公司和消费者等方式进行了相关证据的收集，依法申请延期，向被答辩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取了原告申辩并举行了听证会，依法作出渝北工商经处字[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了被答辩人。因此，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有效。三、答辩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两倍罚款的行政行为理由充分，并无不当。被答辩人从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购买了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在保养或维修中使用东风日产“DMS”系统，利用设定的售后流程，利用消费者对东风日产汽车4S店的信任，使用纯正备件的销售价格，使用的含有“NISSSAN”标识或“东风日产盛泰专营店”文字的《委托维修估价单》和《委托维修结算单》等书面票据，在不告知或者不正确告知消费者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的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将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销售使用在前来保养或维修的东风日产系列汽车上，当事人销售给个人客户共计获利279866.45元。消费者在东风日产汽车4S保养或维修并支付费用的目的，是为了接受东风日产汽车4S优质、安全、放心的服务，当事人采用上述方式销售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使消费者接受的商品或服务与其意愿明显相悖，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实质损害，其行为实质是欺诈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被答辩人陈述其并无欺诈故意亦无欺诈行为、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但被答辩人承认自己采购了非原厂配件并销售使用于消费者前来保养或维修的东风日产系列汽车上，在此过程中并未向消费者作出明确的告知，其使用非原厂配件的行为即使是处于紧急情形或只有少量比例，因此对于其行为定性为欺诈并无不当，同时答辩人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取证，被答辩人陈述的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并不存在。对于被答辩人所称适用法律错误之意见，亦无依据。首先，《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系2015年3月15日起实施，本案的违法行为查实为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6年8月17日，并不适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其次，即使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被答辩人之行为也违反了该规章第六条第（二）、（三）项，亦属于欺诈行为，也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综上所述，答辩人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审理中，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1、案件来源登记表。2、立案审批表。证据1-2证明被告作出的立案决定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第二组：行政处罚调查取证文件3、现场笔录、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告第一时间获得原告配合制作了现场笔录，并由原告授权自然人张仁辉在整个调查取证过程中配合被告工作。4、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执照、东风日产专营店经销服务协议、服务运营标准的复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证明原告基本情况、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原告销售东风日产系列汽车及纯正备件和售后服务（保养和维护)的情况、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原告销售、使用备件的规定和要求。5、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外购非东风日产汽车备件的供货商合同的复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6、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购买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非东风日产汽车备件的发票、销售清单和采购入库单的复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7、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购买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非东风日产汽车备件的销售清单和采购入库单复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8-1、原告公司采购入库流水账24页。8-2、原告公司采购入库流水账29页。证据5-8证明原告从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购进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的事实、数量和金额。9、送达回证、销售资料提取通知书、情况说明（第三方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销售资料提取说明）、询问（调查）笔录（第三方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启治询问笔录）、证据复制（提取）单、第三方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供货商合同书的复印件，加盖第三方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10、送达回证、销售资料提取通知书、情况说明（第三方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销售资料提取说明）、询问（调查）笔录（第三方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艺的询问笔录）、证据复制（提取）单、第三方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供货商合同书的复印件，加盖第三方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证据9-10证明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销售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给原告的事实、数量和金额。11、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打印于DMS系统的维修领料流水账88张（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打印于DMS系统的维修领料流水账25张（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送达回证、账务资料提取通知书、情况说明（原告财务资料提取说明）证明原告销售非东风日产备件的事实、数量和金额。12-1、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东风日产汽车客户保养、维修资料《委托维修估价单》、《委托维修结算单》的复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12-2、说明（原告提供的关于维修结算单上备件销售金额与维修领料流水账上的备件销售金额存在价差，以维修领料流水账上的金额为准。证明原告在售后服务流程中采用含有“NISSSAN”标识或“东风日产盛泰专营店”文字相同制式的单据，以东风日产品牌的名义销售使用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未告知客户真实信息的事实。13、证据复制（提取）单、被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对原告经营场所拍摄的宣传资料等照片，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证明原告为东风日产汽车4S店，使用含有”NISSSAN”标识或“东风日产盛泰专营店”文字的事实和当事人发布虚假信息的主观故意。14、人员在职情况说明（原告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售后服务部、维修部、配件部主管人员，加盖原告公章）、针对原告工作人员【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之人张仁辉、售后服务顾问主管傅强、维修车间组长曾祥富、售后服务部经理黄杰（2次询问）、配件部主管黄莉（2次询问）】的《询问（调查）笔录》。证明原告购进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录入“DMS”系统，使用纯正备件的销售价格，使用的含有：NISSSAN标识或东风日产盛泰专营店文字的《委托维修估价单》和《委托维修结算单》等书面票据，以东风日产品牌的名义，在不告知消费者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的真实信息的情况下，销售使用在前来保养或维修的东风日产系列汽车上的具体过程、事实、数量和金额。15、原告财务人员杨超询问（调查）笔录、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纳税申报表的复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证明原告购销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的费用和缴纳税金等情况。16-1、部分消费者《询问（调查）笔录》，被调查人李开川、黄勇、周伟为当面制作询问笔录、被调查人王建国为电话调查。16-2、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客户《委托维修结算单》打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签名。证明原告在维修过程中使用销售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不告知客户的真实信息等事实。17、证据复制（提取）单，原告提供的与原件核对一致的销售非东风日产汽车备件给单位客户的维修领料流水账的复印件，加盖原告公章及张仁辉的签名。证明原告销售非东风日产纯正备件给单位客户的事实、数量和金额。该金额并未计入原告的没收及处罚数额内。18、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证明被告在案件调查终结后，认为原告的违法事实成立，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作出本报告。第三组：核审证据19、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案件核审表、案审会记录。20、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1、铭兴盛泰公司申辩书。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严格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进行核审并向原告告知了听证权利，而原告自行放弃听证权利的。第四组：决定证据22、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23、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案审会记录。24、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立案审批表的执法依据未向原告提交。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以原告与东方日产专营店经销服务协议中约定销售纯正备件来认定原告系欺诈销售行为是不合法的。因为该协议书违反了国家反垄断法第13条1款第3项、第5项以及第17条1款第1、10项和违反了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24条第3项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条款。对其他证据属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其他约定，不能作为被告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5不予认可，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对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被告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用于原告所宣传的纯正配件的销售，其销售对象也不明确，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8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只是原告采购了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汽车配件，法律并未规定不能销售质量合格的汽车配件。对证据9、10关联性不予认可，是案外人驰凯汽车公司向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是企业之间的正经交易，系合法经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只是原告公司的维修领料流水账，领料单上所载明的配件名称以及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并未做具体的指示，原告也未向被告说明系原告销售的非纯正配件的明细。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系原告内部使用的，委托维修结算单该单据上并未载明系原告销售的非纯正配件，另外对该组证据中渝B0XX**车辆定损协议中第4条明确约定：可按照国家或维修行业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维修质保。类似的协议系保险公司与原告消费者签订，用于事故车辆的维修，这种情况占原告使用同质配件的80%以上。因此不能据以认定原告系欺诈消费者销售非纯正配件。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系4S店，其装修装潢应根据厂家的要求统一标准，但这并不能阻却原告销售同质配件的理由，根据我国新颁布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对于汽车生产厂家垄断经营的约定明确予以了废除。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合格的配件均可以销售。并且该组证据上所指的副厂件指的是来源不明、无质量保证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三无产品。关于原厂配件和非原厂配件的区分指的是原厂配件指进入了汽车生产厂家配件采购体系的配套厂家，而非原厂配件指的是在同质件的情况下质量也符合国家标准，仅未进入到汽车生产厂家的采购体系。证据14、证据形式是言辞证据，根据我国行政诉讼的规定的司法解释41条，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因此对该组证据因证人没有出庭，原告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建议法庭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15中杨超的询问笔录同证据14质证意见。对纳税申报表及其附件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上述纳税申报并未区分纯正配件与非纯正配件。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处罚的依据。证据16是言辞证据，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其中对2018年4月17日向黄勇的询问笔录中，黄勇系该车辆事故车渝B0XX**的车主，该车系事故车，并与原告以及保险公司签订了定损协议，明确告知其按照国家或者维修行业相关规定予以相应的维修质保。而且上述车主的维修配件被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向其使用了非纯正配件。对电话调查记录，并非法定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证据提供。对委托维修结算单系原告正常维修使用的相关单据，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单据使用的配件系非纯正配件。因此不能作为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17是销售给部分单位客户的同质件，并未作为对个人客户的维修保养，如被告所述该组证据并未作为对原告处罚的依据及金额，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18是被告的自书报告，其程序是否合法由法院认定，第8页认定原告销售非纯正配件获得利润所依据的事实不充分，该报告中被告没有任何原告销售非纯正配件给个人客户的书面依据。证据19依法由人民法院认定。对证据20中的送达回证真实性无异议，对听证告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1真实性无异议，但在申辩书中原告明确指出并非故意欺诈消费者使用同质配件，因此不构成欺诈销售行为。对证据22、23依法由人民法院认定，对24真实性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示的证据1、2能够证明行政处罚案件立案情况和时间，予以采信；证据3能够证明原告在行政程序中的委托代理人，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5能够证明纯正备件等概念定义以及销售非纯正备件时应书面向消费者明确告知，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7、8、9、10能够证明原告采购非纯正备件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1、12能够证明非纯正备件的销售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3、14、15、16能够证明原告实施了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本院予以采信，但证据15中的纳税申报表及其附件不能证明原告纳税情况，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7能够证明销售的非纯正部件中销售给消费者的金额，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8-24能够证明被告行政程序情况，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31日，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乙方与甲方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了《东风日产专营店经销服务协议书》，协议期限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该协议书2.7条约定：“纯正备件：指通过东风日产认证，由东风日产销售并提供质保的备件。”7.3条约定：“为保障用户合法权益，甲方倡导乙方及其二级网点使用纯正备件，在经营过程中如销售非甲方纯正备件，须经客户书面同意，且在业务发生前向客户明示备件的来源及渠道的合法性（包括但不限于供货商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备件来源的可追溯性等），同时向客户提供品质保障承诺。因使用非纯正备件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及其二级网点承担。”原告重庆铭兴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从重庆驰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重庆满图商贸有限公司采购了非纯正备件后，向消费者销售。原告销售大厅展示板上对在4S店维修与社会修理厂所用配件进行了对比，写明“社会修理厂：副厂件……配件来源不明。东风日产4S店：原厂配件”。原告向消费者销售非纯正备件时，原告工作人员未告知消费者备件来源，并向消费者告知备件从东风日产销售有限公司购进。开具给消费者的委托维修结算单、委托维修估价单上均印有日产标志。为调查原告2014年9月1日以来的违法所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收集了原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与附列资料、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减免税申报明细表等证据，并认定原告按17%缴纳增值税，按25%缴纳所得税，共纳税156725.2元，认定原告销售给个人客户共计获利279866.45元。经告知、听证等程序后，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了渝北工商经处字（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决定：1、没收违法所得279866.45元；2、罚款559732.9元。并向原告送达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随后的机构改革中，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北区分局职能由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继续行使。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因此，被告具有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职权。关于原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和虚假说明。本院认为，第一，原告为东风日产4S店，并使用了日产标识和东风日产盛泰专营店字样，大厅展示板上对在4S店维修与社会修理厂所用配件进行了对比，表明“社会修理厂：副厂件……配件来源不明。东风日产4S店：原厂配件”。第二，销售顾问告知客户所有备件均从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进，采购和价格均由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规定，并告知消费者无权更改价格。第三，由DMS系统中生成委托维修估价单给顾客的《委托维修估价单》和《委托维修结算单》，以纯正部件价格标准进行报价，上述单据印有日产标志和东风日产盛泰专营店的文字。第四，销售中未明确告知顾客备件的真实来源。原告通过上述手段足以导致消费者对自己购买的备件来源产生错误认识，误认为购买的是东风日产公司纯正配件，由此被认定欺诈和虚假说明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提出其销售的是同质配件，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不构成欺诈和虚假说明。本院认为，本案的要件事实是是否构成欺诈和虚假告知，而非销售同质配件是否违法。是否构成欺诈和虚假告知并不以经营者在庭审时陈述的自己的认识为准，而是以普通人的一般认知水平为标准判断是否造成消费者错误认知。原告不仅没有告知消费者自己销售的是同质配件，更未提示消费者注意同质配件与纯正备件的文字区别和文字区别背后两种备件来源、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原告签订的《东风日产专营店经销服务协议书》7.3条约定：“为保障用户合法权益，甲方倡导乙方及其二级网点使用纯正备件，在经营过程中如销售非甲方纯正备件，须经客户书面同意，且在业务发生前向客户明示备件的来源及渠道的合法性（包括但不限于供货商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备件来源的可追溯性等），同时向客户提供品质保障承诺。因使用非纯正备件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及其二级网点承担。”这一约定也可以表明，原告事先就已经预料到，如果不书面明确告知消费者销售非纯正备件，就足以导致消费者产生误解。因此，被告认定原告欺诈和虚假告知并无不当，对原告该项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金额问题，被告依据《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的规定作出了行政处罚，因此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金额都以查明违法所得为前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四条规定：“违法销售商品的违法所得按违法销售商品的销售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第九条规定：“在违法所得认定时，对当事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据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已经支出的税费，应予扣除。”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违法所得=销售商品的销售收入-商品购进价款-作出处罚前已经支出的税费。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缴纳了增值税和所得税共计156723.2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时，必须给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时，纳税人要求扣缴义务人开具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开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四条所称完税凭证，是指各种完税证、缴款书、印花税票、扣（收）税凭证以及其他完税证明。”因此，各种完税证、缴款书、印花税票、扣（收）税凭证以及其他完税证明是证明纳税人已缴纳税款的凭证。被告在行政程序收集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固定资产（不含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表，并在庭审中举示作为证明原告纳税情况的证据，但上述证据中大多仅有原告公司盖章，且即使已经报税，也不能证明原告已经缴纳了增值税，更不能证明原告实际缴纳所得税的情况。原告在行政程序中对违法所得认定数额明确表示没有异议，该表示实际是认可自己已经缴纳了税款，在证据上属于当事人陈述，但不能仅凭原告对己有利的陈述证明其已经缴纳了税款。由于缺乏相应证据，被告认定原告已经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共计156723.2元并进而认定原告违法所得数额缺乏证据证明，据此作出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渝北工商经处字（2018）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限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艾知宇人民陪审员  张 炼人民陪审员  刘承南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郭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