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京0115行赔初7号原告刘淑恩，男，195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代理人刘琦（原告刘淑恩之子），198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融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法定代表人方勇，镇长。委托代理人毛一鸣，男，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干部。委托代理人钟杰，北京市坤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淑恩因与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礼贤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3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2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淑恩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琦，被告礼贤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毛一鸣、钟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淑恩诉称，2010年3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对本区所属土地进行确权登记，原告取得了兴地经权字第8462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其承包礼贤镇龙头村村东土地6.2亩、大寺2.6亩、家北2.4亩，土地用途为种植。2018年3月份，原告在村东的大棚种植香椿苗5亩，2018年10月19日，被告礼贤镇政府组织人员将原告村东大棚种植的香椿苗强行拔除，2018年11月13日，原告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被告2018年10月19日强行拔除原告香椿苗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2018年12月27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2018）京0115行初31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于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九日强行拔除原告刘淑思承包土地上种植香椿苗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书生效后，2019年1月21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了书面的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被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5296400元，2019年3月18日，礼贤镇政府作出了礼贤镇政赔字[2019]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赔偿，现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裁决。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5296400元；2、责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举证期限内，原告刘淑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网页图片（三张），证明普通香椿的市场价是210元一斤，原告种植的是富硒香椿，但市场并没有该富硒香椿苗的价格，所以原告按照的是普通香椿苗的市场价，富硒产品与普通产品的价格相差2-3倍。2、照片（六张），证明在2014年或2015年左右原告曾经作为经营单位参加山东青州市富硒研讨大会，原告有种植富硒的技术。3、网页截图一张，证明香椿产量是每亩5000公斤。4、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在最后一页第五项是允许原告经营这些东西的。5、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京0115行初312号、裁判文书生效通知书，证明法院判决礼贤镇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且该文书已经生效。6、山东省富硒农产品生产基地产品图，证明富硒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市场价值比普通产品要高。7、礼贤镇政府行政赔偿决定书（礼贤镇政赔字[2019]第1号），证明被告不予赔偿。被告礼贤镇政府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在基本农田种香椿树，属于违法用地行为。涉案土地为基本农田。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34条规定：“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第36条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2016年2月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印发《大兴区进一步加强机场周边地区综合管控意见》（京兴政发[2016]2号），礼贤镇域属于管控范围，管控措施第七条要求：除国家绿化工程项目和经联审备案的农业项目外，禁止在本意见实施后，在农用地内种植树木、药材等作物，坚决制止抢栽抢种。2017年3月17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管控工作方案》（京兴政发[2017]6号），要求各镇政府落实本行政区域内制止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主体责任，严控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2018年6月2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严厉打击抢栽抢种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要求各镇政府严厉打击各类抢栽抢种、骗取补助行为。原告在承包土地上种植香椿树，属于违法用地。二、答辩人制定打击非法占地的实施意见、加强管控工作的意见、拆违控违的工作方案、以各种形式张贴告知书，依法劝阻原告违法用地行为。2016年2月22日，答辩人制定《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实施意见》（兴礼政发[2016]8号）。严禁私自播撒苗木籽种、种植树苗、花卉、中草药材。2017年1月7日，答辩人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场管控工作的意见》（兴礼政发[2017]2号），坚决遏制非法占地、违法建设、抢栽抢种等行为的发生。2018年4月9日，答辩人印发《礼贤镇2018年拆违控违工作方案》，坚决遏制抢栽抢种行为的发生。2017年6月30日，礼贤镇农建科张贴《告知书》，制止抢栽抢种行为；2018年3月31日，答辩人向各位村民下发《关于开展整治大棚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告知村民不得抢栽抢种；2018年4月20日，礼贤镇农建科统一发放专项巡查告知书，对镇域内42个村的村委会、9000余个大棚、380余个非宅张贴《关于全镇范围非住宅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和《关于开展种植大棚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对抢栽抢种行为的认定进行了明确告知，为进一步加强新机场周边管控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原告明知故犯，不听劝阻，执意违法用地，抢栽抢种。三、原告违法用地种植香椿树，由此带来的后果由违法行为人自行承担，故其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或行政赔偿的范围。《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受害人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是，原告种植香椿树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其无权获得国家赔偿。综上所述，原告在基本农田种植林木，属于违法用地，其应对违法用地后果自行承担责任，故其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驳回。举证期限内，被告礼贤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大兴区进一步加强机场周边地方综合管控意见》（京兴政发[2016]2号）；2、《关于进一步加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管控工作方案》（京兴政发[2017]6号）；3、《关于严厉打击抢栽抢种违法行为的通知》；证据1-3证明礼贤镇域属于管控范围，禁止在农用地内种植树木、药材等作物，坚决制止抢栽抢种；原告在基本农田种植香椿树属于违法用地行为，无权要求赔偿。第二组证据4、《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实施意见》（京礼政发[2016]8号）；5、《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场管控工作的意见》（兴礼政发[2017]2号）；6、《礼贤镇2018年拆违控违工作方案》；证据4-6证明礼贤镇政府制定实施意见、工作意见、工作方案，制止违法用地、抢栽抢种行为。第三组证据：7、《告知书》及张贴照片（2017年6月30日）；8、《关于开展整治大棚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及张贴照片（2018年3月31日）；9、《关于开展种植大棚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及张贴照片（2018年4月20日）；10、原告种植香椿树的照片；证据7-10证明礼贤镇政府履行告知义务，原告不听劝阻，违法用地，抢栽抢种；原告违法用地，后果自负，无权要求国家赔偿。第四组证据：11、行政判决书，证明法院认定被告行政违法。第五组证据：12、申请书，证明被告受理原告行政赔偿申请。第六组证据：13、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领取证明，证明被告认定原告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种植香椿树，决定不予赔偿。第七组证据：14、涉案地块土地性质的图（地块位置在编号2713），并申请法院向土地管理部门调查核实，证明涉案承包土地为基本农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当庭质证并评议后认证如下：对于原告刘淑恩提交的证据，被告礼贤镇政府对证据1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在基本农田种植香椿是违法用地；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如果原告将富硒种植的技术用于在基本农田种树确实是违法的；对证据3中一亩能产多少写的很清楚，也说明原告确实种植的是树而不是菜；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5亩地属于村东，是基本农田，并不能进行水产或者种植林果业；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6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确实是被告作出的，是合理合法的，决定书中被告引用的依据是因为原告在基本农田种植树木。经审查，原告刘淑恩提交的证据5、7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对于被告礼贤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刘淑恩对第一、二、三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是上次开庭合议庭判决驳回的证据，一无红章二无审批；对第四、五、六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七组提交的图原告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并没有看到，被告认为划红线的是基本农田，但与原告手中红本中最后一页的第五项内容相冲突，对图的真实性也有异议。对法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原告的红本在先颁发的，这个是2017年的现状图，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被告礼贤镇政府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1日，原告刘淑恩取得了兴地经权字第84622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其承包礼贤镇龙头村村东土地6.2亩，大寺土地2.6亩，家北土地2.4亩，土地的用途均为种植，使用年限自2000年9月25日起至2030年9月25日止。2018年3月，原告在村东土地上种植香椿苗5亩。2018年10月19日，被告组织人员将原告在村东土地上种植的香椿苗拔除。原告认为被告拔除其香椿苗的行为违法，于2018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京0115行初31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礼贤镇政府于2018年10月19日强行拔除原告刘淑恩承包土地上种植香椿苗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1月21日，原告向被告书面申请行政赔偿，请求被告赔偿其损失5296400元，被告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礼贤镇政赔字[2019]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遂诉至本院。另查明，2016年2月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作出京兴政发[2016]2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兴区进一步加强机场周边地区综合管控意见的通知》，礼贤镇属于管控范围，管控措施第（七）条要求：“除国家绿化工程项目和经联审备案的农业项目外，禁止在本意见实施后，在农用地内种植树木、药材等作物，坚决制止抢栽抢种。”2016年2月22日，被告作出兴礼政发[2016]8号《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实施意见》，管控措施第（四）项要求“一律严禁私自播撒苗木籽种、种植树苗、花卉、中草药材等非本地常规种植的经济作物”。2017年1月7日，被告作出兴礼政发[2017]2号《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场管控工作的意见》，要求“坚决遏制非法占地、违法建设、抢栽抢种等行为的发生”。2017年6月30日，礼贤镇农建科作出《告知书》，要求“遏制各类抢栽抢种、恶意骗补等情形”。2018年3月31日，被告作出《关于开展整治大棚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告知村民即日起严查在大棚内种植花卉、果木苗木、中草药等行为，镇政府将对抢栽抢种行为采取严格管控手段，发现一起拔除一起。2018年4月9日，被告作出兴礼政发[2018]15号《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坚决遏制非法占地、违法建设、抢栽抢种等行为的发生”。2018年4月20日，礼贤镇农建科对镇域内各村委会告知栏、大棚、非宅张贴《关于全镇范围非住宅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和《关于开展种植大棚专项巡查的告知书》，对抢栽抢种行为的认定进行了明确告知。2018年6月2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严厉打击抢栽抢种违法行为的通知》，要求各镇政府严厉打击各类抢栽抢种、骗取补助行为。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刘淑恩认为被告礼贤镇政府强行拔除其承包土地上种植香椿苗的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及被告礼贤镇政府多次作出相关通知，禁止抢栽抢种和在大棚内种植树苗的行为，被告在礼贤镇内各村委会告知栏、大棚、非住宅张贴公告明确告知村民“遏制各类抢栽抢种、恶意骗补等情形”，不得进行在大棚内种植花卉、果木苗木、中草药等行为，原告对上述通知要求应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原告在其承包的大棚内种植香椿苗的行为应属抢栽抢种，对于其用于抢栽抢种的经济投入和相应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拔除原告承包土地上种植香椿苗的行为未损害其合法权益，故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淑恩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玉红人民陪审员  张景华人民陪审员  王继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陈雨曦书 记 员  王月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