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17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召正，男，1976年10月29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平果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诚，男，1973年6月7日出生，壮族，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青铖，男，1974年1月1日出生，壮族，住隆安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慧源，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巫世福，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能荣，男，1964年5月27日出生，布依族，高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独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祖周，广西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因与被上诉人何能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民初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召正、唐诚、许青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何能荣向其支付货款276211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76211元为基础，按照每个月2%的利率计算，从2017年1月27日起计算至何能荣付清货款之日止）。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何能荣己全部支付《大厂杉木购销合同》(下称“大厂合同”）和《龙腊林场杉木购销合同》（下称“龙腊合同”）全部货款与客观事实不符。综合全案证据，从何能荣提交的收据、收条、转账凭证来看，何能荣尚欠唐诚、梁召正、许青铖货款276211元未支付。何能荣与梁召正等签订了两份杉木购销合同即《大厂合同》和《龙腊合同》，其中，《大厂合同》总货款为163.8万元，《龙腊合同》总货款为1794211元，两份合同货款共计3432211元。截止2017年5月11日，何能荣支付了货款306.5万元，扣除育林金5.1万元、烂材4万元，尚欠货款276211元。梁召正等与何能荣于2015年6月8日签订《大厂合同》，在履行《大厂合同》过程中，又与何能荣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了《龙腊合同》，在两份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何能荣所支付的款项除了2015年10月8日支付给唐诚的现金3.2万元、2016年8月6日支付给唐诚的2000元及2016年10月10日支付给唐诚的5000元之外，其他的款项均未注明是支付哪个合同的款项，故从何能荣与何能荣的交易习惯来看，应当认定何能荣优先支付第一份合同即《大厂合同》的货款，超出的款项才是支付第二份合同即《龙腊合同》的货款。一审判决关于《大厂合同》163.8万元货款中30万元货款的资金来源。一审法院认为是在2015年6月8日签订《大厂合同》后，何能荣按照约定于同年6月16日和8月5日支付合同定金30万元给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梁召正收款后向何能荣出具《收条》和《收据》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在2015年9月15日双方签订《龙腊合同》后，何能荣按照约定支付合同定金30万元给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对此不予认可。从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提供的证据P12的《龙腊林场》来看，龙腊林场的开始开工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大厂合同》到了2016年1月25日才结算清楚，《龙腊合同》是2015年9月15日签订，2016年2月25日开始履行，因此，何能荣2015年9月15日支付的30万元是支付《大厂合同》的。因此，何能荣支付了货款306.5万元，扣除育林金5.1万元、烂材4万元，尚欠货款276211元。(二）一审判决认定何能荣于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共计向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支付现金30万元错误。何能荣主张其于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共计向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支付现金30万元，是用于支付《大厂合同》的货款。故应由何能荣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30万元的款项，何能荣并无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该30万元。在庭审时，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对何能荣申请的证人出庭的证言并不认可，一审判决也并未采信证人证言,根据证据的举证规则，何能荣对其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其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但一审判决却认定该30万元已经支付，这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为何能荣2015年9月15日支付的30万元款项为支付《龙腊合同》的款项是错误的。如前所述，由于《大厂合同》和《龙腊合同》签订和履行时存在交叉的情况，且何能荣支付货款时未注明款项是支付哪个合同的货款，故应当认定何能荣优先支付《大厂合同》的货款，超出的款项才是支付《龙腊合同》的货款。《大厂合同》的结算时间是在2016年1月25日，2015年9月15日何能荣支付的30万元款项应当优先视为支付《大厂合同》的货款。双方对2015年9月15日《收据》载明的30万元及当天的转账的3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议的。既然何能荣没有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共计向梁召正等支付现金30万元，那么，梁召正等主张2015年9月15日的30万元是支付《大厂合同》货款应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进行判决。虽然唐诚、梁召正、许青铖与何能荣关于本案的第一份合同已经有了相应的结算清单，但是对于清单里款项的构成双方有重大差异。根据《买卖合同解释》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对账单、结算单、还款协议等确认的数额有重大差异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进行审查。在唐诚、梁召正、许青铖与何能荣都认为结算单据确认的数额有重大差异的情况下，应当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进行审查。(二)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进行判决。根据《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负有对于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合同履行义务方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何能荣应提供证据其于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共计向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支付现金30万元。如何能荣不能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一审判决并没有适用该规定，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何能荣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能荣向其支付货款343211元及利息49422.38元(以343211元为本金，按2%的月利率计算，从2017年1月27日起暂计至2017年8月31日，其余计至付清货款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1日，唐诚、梁召正、许青铖签订《合伙协议》，合伙经营林木。2015年4月16日，梁召正与杨世奎签订《林木购销合同书》，取得大厂林木的经营权。同年6月8日，梁召正、唐诚与何能荣签订《杉木原木购销合同书》（大厂合同），将大厂林木转包给何能荣经营，大厂合同中约定的定金为30万元。同年6月16日，何能荣付款20万元给梁召正后，梁召正向何能荣出具“收到定金20万元”的《收条》。同年8月5日，何能荣付款10万元给梁召正后，梁召正向何能荣出具“收到定金10万元”的《收据》。2015年7月12日，梁召正、唐诚、许青铖与莫仁双等人签订《山林杉木购销合同书》，取得龙腊林木的经营权。同年9月15日，梁召正、唐诚与何能荣签订《杉木原木购销合同书》（龙腊合同），将龙腊林木转包给何能荣经营，龙腊合同中约定的定金为40万元。同年9月15日，何能荣付款30万元给梁召正后，梁召正向何能荣出具“收到定金30万元”的《收据》。唐诚、梁召正与何能荣签订大厂合同后，何能荣通过支付定金、银行转账、现金支付的形式向梁召正支付1638000元，经双方结算后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的《结账清单》上载明：“…木材1638立方米，￥1638000元，定金30万元已扣除。账已结清…”何能荣对于其中30万元的现金货款，未能提供收款凭证证实。双方签订龙腊合同后，经双方结算于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龙腊林场结算单》上载明：“货款为1794211元，扣除育林金51000元、烂材4万元，总货款1703211元。总汇款以汇款回单为准，余款在2017年元月给付。原开的票已全部计到这张单子，那些票据作废。”此后，何能荣通过支付定金、银行转账、现金支付的形式向梁召正支付1727000元。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对大厂合同的货款为1638000元并已结清的事实无异议，但对何能荣支付其中30万元货款的资金来源有异议，主张2015年6月8日双方签订大厂合同后，何能荣未按约定支付合同定金30万元，其于2015年9月15日支付龙腊合同的定金30万元，实际是支付大厂合同的定金，结算时用于抵扣大厂合同30万元货款，同时又主张在履行大厂合同过程中，未收到何能荣于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支付的三笔现金货款共计30万元，何能荣2015年9月15日支付的龙腊合同定金30万元，实际是支付上述三笔现金货款。经审查，2015年6月8日双方签订大厂合同后，何能荣于2015年6月16日和8月5日支付该合同定金30万元给梁召正，梁召正出具了《收条》和《收据》予以确认。2015年9月15日，双方签订龙腊合同时，何能荣于签订合同当日按约定支付了龙腊合同的定金30万元给梁召正，梁召正在收到该定金后，亦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庭审中，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对于龙腊合同的定金30万元实际是大厂合同的定金，以及实际是支付大厂合同现金货款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因买卖大厂林木签订的大厂合同，以及因买卖龙腊林木签订的龙腊合同，是两个独立法律关系的合同，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关于大厂合同1638000元货款中30万元货款的资金来源问题。2015年6月8日，双方签订大厂合同后，何能荣按约定于同年6月16日和8月5日支付合同定金30万元给梁召正，梁召正收款后向何能荣出具《收条》和《收据》予以确认。同时，2015年9月15日，双方签订龙腊合同后，何能荣已按约定支付了合同定金30万元给梁召正，梁召正收款后亦向何能荣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另外，何能荣在支付大厂合同的定金后，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的形式向梁召正支付大厂合同的货款，2016年1月25日，经双方结算后出具的《结账清单》，确认大厂合同1638000元货款已履行完毕。综上，大厂合同货款已履行完毕，何能荣2015年9月15日支付的30万元款项为龙腊合同的定金，梁召正等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款项为大厂合同的定金，亦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支付大厂合同的货款，其关于该款项为大厂合同的30万元定金，以及该款项用于支付大厂合同30万元的现金货款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关于梁召正343211元的赔偿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2016年1月25日，双方出具的《结账清单》确认大厂合同已履行完毕。2016年12月23日，经双方结算确定龙腊合同的货款为1703211元，2015年9月15日双方签订合同时，何能荣即按合同约定支付定金30万元给梁召正，此后，何能荣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的形式向梁召正支付货款1427000元。综上，大厂合同和龙腊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关于何能荣尚有龙腊合同的343211元货款未支付的主张，因无充分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许青铖诉讼主体资格是否合法的问题。梁召正、唐诚、许青铖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确立了相互之间的合伙关系，合伙关系成立后，梁召正、唐诚与他人签订合同的民事行为，与许青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何能荣关于许青铖不是适格诉讼主体的主张，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大厂合同和龙腊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唐诚、梁召正、许青铖以何能荣尚有龙腊合同的货款未支付为由，要求其支付货款343211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梁召正、唐诚、许青铖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1、2015年9月15日何能荣支付的30万元是《龙腊合同》的定金还是《大厂合同》的货款；2、何能荣是否还欠唐诚、梁召正、许青铖的货款。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2015年9月15日何能荣支付的30万元是《龙腊合同》的定金还是《大厂合同》的货款的问题。《大厂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6月8日，约定定金是30万元，在何能荣于同年6月16日、8月5日分别汇款20万元、10万元给梁召正后，梁召正亦分别于同日向何能荣出具“今收到何能荣交来购木定金款贰拾万元整”、“今收到何能荣交来购林款定金拾万元整”的收条，可以确认《大厂合同》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收到何能荣的定金为30万元。《龙腊合同》的签订日期2015年9月15日，约定定金是40万元，何能荣当天汇款30万元给梁召正，梁召正于当天给何能荣出具“今收到何能荣购木定金叁拾万元整”的收据，可以确认《龙腊合同》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收到何能荣的定金亦为30万元。梁召正等辩解称，2015年9月15日收到何能荣的30万元实为支付大厂合同的货款，收据表述为“定金”系笔误，本院对于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因为：1、汇款给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基本上都是由梁召正处理，不存在合伙人对于汇款存在沟通上的误解的问题；2、《龙腊合同》签订的当天何能荣就汇款30万元，是该合同的定金还是《大厂合同》的货款，当事人都清楚，亦不存在因时间久再记账或再写收条的记不清的问题；3、如果是笔误，梁召正等应在随后的2016年1月25日的大厂合同《结账清单》或2016年12月26日的龙腊合同结账清单有注明或反映，但该两份结账清单均未注明或反映该款为大厂合同的货款，笔误之说没有事实根据。 从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何能荣于2015年9月15日汇给梁召正的30万元就是《龙腊合同》的定金，但是否如唐诚、梁召正、许青铖所称，因为大厂合同结算时在收取该款后的2016年1月25日，其时龙腊合同尚未实际履行，该款已经被当作大厂合同的货款结账予以抵扣？其该理由亦不能成立，因为：1、从正常理解，2016年1月25日的大厂合同《结账清单》注明的“定金叁拾万元已扣除”只能理解为扣除的是大厂合同的定金30万元，如需抵扣龙腊合同的定金30万元，还需要特别明确注明为2015年9月15日的定金30万元或类似于“龙腊合同的定金30万元”（但并未注明清楚），且如果予以扣除了，则龙腊合同就没有定金了，既不是双方当事人的本意，何能荣将龙腊合同的定金30万元挪作大厂合同的货款亦不符合唐诚、梁召正、许青铖的利益需求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原则上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当时亦应当不会同意；2、按照约定，龙腊合同的定金是40万元，何能荣不但没有足额交纳定金（仅交纳30万元），如果认定可以挪用于抵作大厂合同的货款，在龙腊合同还没有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应当还会要求何能荣补交龙腊合同的定金，但梁召正等均未主张有过类似要求，亦没有类似的结账清单反映该问题，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3、从举证责任分担看，唐诚、梁召正、许青铖主张2015年9月15日的30万元系实际收取大厂合同的货款但因笔误表述为定金或已被当作大厂合同的货款予以抵扣，其需要举证证明该主张，但其未能举证证明；相反，何能荣辩解该款系龙腊合同的定金，既不是大厂合同的货款，亦未被当作大厂合同货款予以抵扣，其所举的大厂合同结账清单、2019年9月15日梁召正写的收据、梁召正于2015年6月16日写的收条和2015年8月5日写的收据等证据足以证明其该辩解主张。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9月15日的汇款30万元不能视为已被当作大厂合同的货款予以扣除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何能荣是否还欠唐诚、梁召正、许青铖的货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1、唐诚、梁召正、许青铖认为2019年9月15日何能荣的汇款30万元已经被当作大厂合同的货款予以结算，何能荣的汇款凭证及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写的收条、收据复印件证明何能荣尚欠龙腊合同的货款276211元之诉讼主张是否属实；2、何能荣认为2019年9月15日的汇款30万元是用于龙腊合同结算的，大厂合同的在卷凭证加上已经因结账而销毁现已无法提供的梁召正方书写的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共计收取何能荣现金30万元的收款凭证，双方的账目已结算清楚，该抗辩主张能否成立。而何能荣是否于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共三次支付现金总额30万元给梁召正方又成为其中的关键。从正常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分担方式看，何能荣认为其支付了30万元，需要举证证明之。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因为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仅发生在公民个人之间，而不是公司之间，则按照交易习惯，大厂合同在结账后，除了结算清单，双方当事人可以销毁所有的关于该合同资金来往的清单、收据等，何能荣亦主张其已经销毁除定金收据外的所有其他资料（其对于为何保留定金收据的解释亦合常理），则应当推定其可以免除对这些材料的举证责任（包括何能荣于2015年9月11日、10月8日、12月29日共三次支付现金总额30万元给唐诚、梁召正、许青铖的凭证），而不是要求其负有保存该资料甚至提交给法庭的义务。如果唐诚、梁召正、许青铖认为何能荣尚欠该合同的货款30万元，其需要举证证明结算清单不真实或系其被胁迫所写、或者其中注明的定金30万元为2015年9月15日的定金30万元，而不能再要求何能荣承担证明支付了现金30万元的举证责任，但唐诚、梁召正、许青铖并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大厂合同已经结算清楚，何能荣不再欠付大厂合同的货款；何能荣于2015年9月15日汇款的30万元作为龙腊合同的定金，何能荣亦已不再欠付龙腊合同的货款。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唐诚、梁召正、许青铖要求何能荣支付货款276211元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具体理由详如一审判决所述，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唐诚、梁召正、许青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43元，由上诉人唐诚、梁召正、许青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国祥 审 判 员 李剑峰 审 判 员 韦海平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覃 婕 书 记 员 兰小盆 本案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