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305民初2297号 原告：唐崇标，男，1957年7月2日生，汉族，广西全州县人，住桂林市秀峰区。 原告：唐义癸（曾用名唐义葵），男，1952年11月19日生，汉族，广西全州县人，住桂林市七星区。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王登相，广西君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桂林市七星区华侨旅游经济区石门路民生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093385340N。 法定代表人：周曙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晓芳，广西中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定贵，男，1962年5月18日生，汉族，广西全州县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职工宿舍区。 原告唐崇标诉被告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邓定贵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唐义癸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后唐崇标、唐义癸明确其二人作为共同原告一致主张涉案请求及理由。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崇标、唐义癸诉称：2011年4月24日，被告邓定贵与原告唐崇标、唐义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被告邓定贵将其承包的农场40亩土地上种植的桂花树全部转让给原告唐崇标、唐义癸，地上种植的树木归原告、唐义癸所有；桂花等树转让费280000元。2014年上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的部分土地因政府开发项目被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包括了被告邓定贵承包的位于亩土地。桂林市七星区政府华侨文旅项目征地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何郭诚、黄世科、靳子瑞代表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邓定贵商谈，双方于2014年5月7日签订了一份《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约定邓定贵承包的40亩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共计1011799.4元(含桂花树、园柏树、水杉树、白果树,合计915900元)。被告邓定贵与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违法将原告与唐义癸的部分树木款虚列在《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清单上的围墙、片石基础、碎石路、片石水沟等补偿项目，二被告侵犯了原告桂花树等树木补偿费345700元。2017年，原告的妻子蒋运秀向中共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领导人员涉嫌侵占国有资产。2017年7月18日，桂林市七星区纪委答复：何郭诚、黄世科、靳子瑞违反工作纪律，虛列片石基础、碎石路、片石水沟等项目予补偿。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邓定贵根据商谈达成的数额签订了《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原告多次到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咨询桂花树款一事,纪委答复,邓定贵已退了8万元到华侨农场。综上所述,原告购买了被告邓定贵承包种植的所有树木,该树木属于原告。二被告非法将原告部分桂花树款虚列在片石基础、碎石路、片石水沟等项目中给付了被告邓定贵,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邓定贵应依法返还给原告。为维护原告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邓定贵签订的《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附表(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土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中序号4-7规定的围墙、片石基础、碎石路、园基补偿项目,是树木补偿款345700元,属原告所有；2、邓定贵、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给付原告地上附着物树木款,金额合计人民币345700元；3、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被答辩人在2014年4月24日向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以邓定贵为被告提起的所有权纠纷一案，已经将本案所列赔偿项目作为树木补偿款提起诉讼，但被人民法院驳回了该部分的诉讼请求。现在被答辩人变更了案由，又向同一法院就同一事实、同一标的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且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答辩人根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与邓定贵签订补偿协议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2014年，被答辩人与邓定贵的所有权纠纷案件经一审法院审理时，被答辩人就已明知答辩人支付给邓定贵承包土地上的补偿项目及金额，现在时隔五年多才对答辩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被答辩人提起本案物权保护之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对其诉请予以驳回。被答辩人诉请的补偿款，经七星区纪委查明属于虚列部分，应予以收回。邓定贵承诺退回虚列部分（围墙、片石基础等）的全部费用345719.7元，并已将承诺退回的第一笔80000元转账给了华侨农场。综上，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邓定贵辩称，被答辩人与答辩人邓定贵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在2015年经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文书生效。该案判决生效后，被答辩人唐崇标的妻子蒋运秀于2016年下半年向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面举报答辩人和七星区华侨征地办的工作人员,编制虚假项目(也就是本案中的围墙、片石基础等补偿项目),套取国家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七星区纪委于2017年7月16日给予蒋运秀《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被答辩人以七星区纪委《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作为“新证据”,于2017年8月29日向桂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书,请求法院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桂市民一终字562号民事判决、由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桂03民申147号民事裁定，依法驳回了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2018年1月29日，被答辩人唐崇标又以七星区纪委《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作为“新证据”,向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提岀监督申请,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被答辩人的监督申请,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桂市检民(行)[2018]450300000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现在被答辩人又以同样的“新证据”,就同一事实、同标的、向同一法院再次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被答辩人这是在缠诉,是在浪费国家的法律资源。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所诉求的补偿款,经七星区纪委查明属于虚列的补偿项目,应予以收回。答辩人邓定贵已同意将虚列的补偿项目所得到的3457197元补偿款,退回给桂林华侨农场，并于2018年5月23日写了一份申请承诺书给华侨旅游经济区纪工委，于2019年2月1日向桂林华侨农场账户转入了80000元。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求。 经审查，2014年12月，唐崇标、唐义癸以邓定贵假冒桂林市华侨农场分场40亩土地上桂花树等树木所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领取了树木补偿款918100元，而邓定贵仅给付其二人460000元为由，诉至本院，要求邓定贵给付其二人树木补偿款余款458100元。本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星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按照邓定贵与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中的《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邓定贵因桂花树及其他树木获得的补偿款应是570220元；该补偿款570220元应属唐崇标、唐义癸所有；遂判决：邓定贵给付唐义癸、唐崇标补偿款110220元。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我院前述54号判决。唐崇标、唐义癸不服前述562号民事判决，以《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能够证明涉案桂花树及其他树的补偿款应为91.366万元而非57.022万元为由，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立案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桂03民申147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认定：《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结论为“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尚无充分证据证实邓定贵与征地办的工作人员编制虚假项目，套取国家资金的情况”，不足以否定原审查明事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唐崇标不服前述562号民事判决，亦向桂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桂市检民（行）监［2018］4503000002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该决定明确：（一）一、二审判决根据《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及《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等证据认定桂花树等树木的补偿款为570220元，证据充分，并无不妥；（二）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桂林市七星区纪委《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所查明的“虚列片石基础……等项目”，与本案的树木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等无关，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遂决定：不支持申请人的监督申请。另，中国共产党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上载：“依照七星区规定的补偿标准，2014年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征用邓定贵承包地块时，邓定贵仅能获得57万元左右的树木补偿款……《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本委已责成华侨旅游经济区对本委涉及款项进行重新核定。”2018年5月23日，邓定贵向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纪工委作出承诺书，上载：“在补偿清单中青苗（桂花树）补偿费为570220元……347519.7元附着物补偿费无实物支撑，本人予以承认……同意退出……申请退款计划：2018年12月30日前交80000元，2019年12月30日前交80000元，2020年12月30日前交80000元，2021年12月30日前交70000元，2022年4月30日前交37519.7元。”201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工作委员会向邓定贵发出《上交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的通知》，令邓定贵按照上述承诺书在2018年12月30日前将80000元上交到桂林华侨农村账户。2019年2月1日，邓定贵转账了8万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账户。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次告诉，存在如下问题：一、就涉案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问题，唐崇标、唐义葵早于2014年即已将邓定贵诉至法院，案经两审法院的不同诉讼程序审理、经人民检察院的审查监督程序审查，终由（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确定；涉案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问题已有定论。本案中唐崇标、唐义癸作为共同原告主张案涉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之权利，将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邓定贵均列为被告，如此虽与前述诉讼主体稍有不同，但其诉讼请求实质上仍属于树木补偿款问题，显然与（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内容重复。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二、中国共产党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上明确记载，《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存在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问题，已责成华侨旅游经济区对涉案款项进行重新核定；而中国共产党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工作委员会已责令邓定贵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退还无实际项目的补偿款347519.7元，邓定贵亦已实际退还第一期款80000元。原告主张该违纪发放的树木补偿款归其所有，此并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流转关系产生的民事争议，系因违法而需由有关机关予以处理的情形，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其二人如认为确有必要可通过其他方式向相关部门要求处理。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唐崇标、唐义葵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付本院3243元，应退3243元）。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廖 诺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黄胤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