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14行初38号原告：廖孟华，男，汉族，1939年5月1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委托代理人：李海浪，广东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五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水寨镇华一东路。法定代表人：朱少辉，县长。委托代理人：李锦煌，五华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廖祝初，五华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廖运录，男，汉族，1954年11月2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五华县。原告廖孟华诉请撤销被告五华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华县政府）于1999年1月1日颁发给第三人廖运录《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廖孟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海浪，被告五华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锦煌、廖祝初，第三人廖运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孟华诉称，在体制下放时，以原告为户长的家庭联户承包责任田，一块位于五华县安流镇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长窝门长窝里有0.46亩（东至河堤，西至旱圳，南至大同村胡运香的责任田，北至大同村廖运常的责任田），另一块是长窝门坳背0.4亩（东至丰联村坳背的田，西至河堤，南至大同村廖水源的责任田，北至廖运常的责任田），经过几次的土地调整，原告家承包的水田没有变化。第三人是五华县安流镇联和村上塘村民小组的村民，当地村民众所周知涉案的两块水田是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并不是联和村上塘村民小组所有的，可是被告不但将涉案的长窝门水田登记在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且也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竟然出现同一地方的水田有两个截然不同户主的两证，很明显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错证，原告发现第三人的错证，曾多次向被告的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在2009年3月11日，五华县农业局作出建议被告对安流镇联和村廖运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编号）予以收回注销的《关于安流镇大同村廖孟华反映其土地权属问题的调查意见》，可是至今被告未启动注销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综上所述，由于五华县安流镇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长窝门同一地方水田办理了两个截然不同户主的两证，因第三人不是安流镇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的村民，依法不能拥有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长窝门的责任田，所以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错误的，恳请你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于1999年1月1日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第三人不是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的村民，不能拥有在岭村民小组的责任田，该证属错证。3.被告颁发给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以原告为户长家庭联产承包，才符合法律规定拥有在岭村民小组的责任田。4.五华县农业局作出《关于安流镇大同村廖孟华反映其土地权属问题的调查意见》，证明建议被告对安流镇联和村廖运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编号）予以收回注销。5.发包方在岭村民小组《要回耕地》书，证明要求第三人归还涉案两块责任田。6.申请书，证明原告、发包方要求第三人归还涉案两块责任田。7.大同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涉案两块责任田属原告管理使用。8.邻近的证明，证明邻近人证实与原告的责任田相邻。9.户口本、结婚证，证明原告的老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是在岭村民小组的村民。被告五华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告与涉案田地不具有利害关系，依法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1.原告在1994年就已经将涉案土地与第三人廖运录调换耕作，该行为已经由五华县人民法院(2008)华民一初字第737号《民事判决书》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梅中法民三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有效。2.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梅中法民三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原告廖孟华是原五华县针织厂工人，属非农业人口，并不是涉案田地的户主。涉案田地自始至终与原告都没有利害关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依法不具有起诉资格。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答辩人是在1999年1月1日向第三人廖运录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超过2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的诉求已超过最长起诉期限。三、答辩人在2009年并未启动撤销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程序。五华县农业局作出的《关于安流镇大同村廖孟华反映其土地权属问题的调查意见》，是原告未提供五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华民一初字第737号《民事判决书》，也未说明其与第三人廖运录就涉案田地在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民事上诉审理中，导致五华县农业局作出了《关于安流镇大同村廖孟华反映其土地权属问题的调查意见》。后经五华县农业局工作人员调查核实，涉案田地已经由五华县人民法院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告妻子廖秀英与第三人廖运录田地调换行为有效，因此，五华县农业局并没有向答辩人提交收回注销第三人廖运录《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请示。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理由均不能成立。鉴此，恳请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五华县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五华县人民法院（2008）华民一初字第7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涉案田地无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资格。2.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梅中法民三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涉案田地无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资格。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一申字第463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与涉案田地无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资格。第三人廖运录述称，一、原告不是农业人口，无权分责任田，所以承包权证无效。二、答辩人承包二块田的来源，一块是答辩人和廖秀英调换，另一块是本村村民张亚四（五保户）在1984年死亡后调正给答辩人。三、承包权证是被告按实际耕作土地颁发。四、从2008年到2010年有五华县人民法院、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三级法院的判决确认调换有效。原告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希望予以训诫，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被告在此期间十多年的经济和精神的一切损失。第三人当庭提交的证据有：五华县安流镇联和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9年6月28日和2019年7月10日出具的两份《证明》，证明涉案田地由第三人承包经营。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五华县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内容认定调耕是有效的，但土地性质未被改变，对本案涉及到政府颁证行为方面不存在关联性，法院判决认定廖秀英拥有合法经营权。第三人对被告五华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廖运录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本案涉案土地是属于五华县安流镇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并不是五华县安流镇联和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因此，五华县安流镇联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廖运录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五华县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根据（2009）梅中法民三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涉案田地应该是廖秀英，原告是非农户口，没有主体资格，与涉案田地无关”。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田地经五华县人民法院及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原告和第三人调换行为有效，涉案田地已经在1994年至今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对证据3合法性有异议，根据（2009）梅中法民三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属非农户口，也不是涉案田地户主，该证合法性需要进一步调查。对证据4，虽是五华县农业局作出的调查意见，但五华县农业局因后来法院的生效判决而没有向本府提出收回注销的申请。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该要回耕地书面证据没有加盖公章，只有个人签名，无法证明其合法性、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对该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7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的内容与五华县人民法院、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的事实内容不一致，原告属于非农户口，也不是涉案田地的户主，涉案田地不可能给原告。对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同时可证明涉案田地户主是廖秀英，原告无主体资格。第三人廖运录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都是虚假的。经审理查明，原告廖孟华为原五华县针织厂工人，1997年1月退休，属非农业人口；其妻廖秀英是五华县安流镇大同村在岭村民小组的村民，第三人廖运录是五华县安流镇联和村上塘村民小组的村民,廖秀英和廖运录分属不同的村民委员会村民。1994年间，原告廖孟华之妻廖秀英经时任村民小组长廖竞雄的同意，将其承包的分别位于所在村长窝门责任田约0.46亩（东至河堤，西至旱圳，南至大同村胡运香责任田，北至大同村廖运常责任田）、坳背责任田面积0.4亩（东至丰联村坳背的田，西至河堤，南至大同村廖水源的责任田，北至廖运常的责任田）调换给廖运录家耕作，廖运录亦将其承包的位于五华县安流镇联和村陂肚里的三块水田调换给原告之妻廖秀英耕作。2008年4月，廖孟华向廖运录提出将相互调换的责任田各自归还耕作而遭拒绝，经双方村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无效后，廖孟华和廖竞雄向五华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廖秀英与廖运录私自调换责任田的行为无效，调换的责任田各自归还耕作。案经五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廖秀英与廖运录调换责任田的行为有效，于2008年12月11日作出（2008）华民一初字第737号民事判决，驳回廖孟华、廖竞雄的诉讼请求。廖孟华、廖竞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09年10月20日，本院作出（2009）梅中法民三终字第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廖孟华、廖竞雄仍不服，于2010年10月28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认为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遂于2010年11月29日作出（2010）粤高法民一申字第463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廖孟华、廖竞雄的再审申请。2008年间，廖孟华向五华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提供有五华县政府于1999年间颁发给原告与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廖孟华持有编号为61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发包方廖竞雄，承包方廖孟华，户主廖孟华；家庭总人口2，承包责任田人口4，地块（段）名称：……长窝里，块数1，面积0.46亩；坳背，块数1，面积0.40亩，土地类别水田；主管部门：……五华县大都镇人民政府（盖章日期：1999年10月10日）。第三人廖运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编号）载明：发包方廖亚载（签章），承包方空白；户主廖运录，家庭总人口6，承包责任田人口6；地块（段）名称：……长窝门，块数2，面积0.8亩，土地类别水田；主管部门：……五华县大都镇人民政府（盖章日期：1999年12月12日）。案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三人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核发及其正确与否属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范畴，不是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原告廖孟华称其在民事诉讼期间曾向五华县信访局上访，反映其承包的两块责任田被五华县政府登记在廖运录名下，请求五华县政府撤销廖运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管部门五华县农业局于2009年3月11日作出过《关于安流镇大同村廖孟华反映其土地权属问题的调查意见》，建议五华县政府对廖运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收回注销。五华县政府称农业主管部门未建议其撤销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县农业局又于同年9月25日作出《关于对安流镇大同村廖孟华来信来访的告知》，告知廖孟华信访反映的土地已被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调换有效，双方必须遵照执行。2004年10月，五华县大都镇并入安流镇。2019年6月19日，原告廖孟华以前述起诉理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被告五华县政府将其承包的位于长窝门和坳背的水田既登记在原告名下，又登记在另一村民委员会村民廖运录名下，请求判令五华县政府撤销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廖孟华与第三人廖运录在庭审中确认，涉案争议地是生效民事判决确认调换行为有效的责任田，现为双方各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长窝里”（或长窝门）和“坳背”水田。本院认为，本案处理涉及的焦点是原告廖孟华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问题。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和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本案中，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实际时间是1999年12月，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虽然未超过不动产最长20年的保护期限，但原告在2008年向五华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就已经知道五华县政府向第三人的颁证行为及内容，原告应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2年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于2019年6月才向本院诉请撤销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早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告虽曾于2008年间向五华县农业局投诉反映后收到建议收回注销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调查意见，随后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原告之妻与第三人调换责任田的行为有效后，时隔10多年原告一直都未予跟进，属原告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综上，原告廖孟华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廖孟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梢欢审 判 员  贺 璐代理审判员  邹俊锋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叶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