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0784行初53号 原告吴开旭，女，197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筠连县，现住安丘市， 委托代理人王炳梅，山东明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丘市民政局，住所地安丘市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马康谊，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晓云，女，该单位法律顾问。 第三人张其宾，男，195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丘市， 原告吴开旭不服被告安丘市民政局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于2019年4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张其宾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吴开旭及委托代理人王炳梅，被告的机关负责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李建明及委托代理人孙晓云，第三人张其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995年6月26日被告颁结婚证号为字第（95）095号结婚登记证，载明：吴开琼女1969年3月2日出生身份号码无张其宾男1958年2月18日出生身份号码。 原告吴开旭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张其宾经人介绍相识，于1995年6月26日到安丘市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办理手续时原告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被告在未让原告提供户口证明、身份证的情况下，为原告和第三人颁发了（95）字第095号《结婚证》。被告颁发的结婚证上将原告的年龄写错、身份证号空缺且结婚证上原告的名字与原告身份证上的名字不符，原告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吴开旭，而被告颁发的结婚证上原告的名字为吴开琼。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颁发《结婚证》时未尽到应尽的审查义务，违反了1994年的《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被告依据虚假的身份信息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结婚登记并颁发《结婚证》，系主要证据虚假，与事实不符，依法应当撤销。综上，请求：1.确认被告颁发（95）字第095号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并撤销该结婚证。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庭审时提交下列证据：1、结婚证一份；2、安丘市××××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为吴开旭、张其宾颁发的结婚证上面登记的吴开旭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均错误，而且没有身份号码。 被告安丘市民政局辩称，一、原告吴开旭与第三人无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首先，从结婚登记信息看，第三人张其宾与案外人吴开琼有婚姻登记的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系合法的夫妻。但是原告吴开旭与吴开琼从其年龄、姓名均不相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吴开旭与吴开琼是同一人。其次，存于被告处的第三人张其宾与案外人吴开琼结婚档案中的结婚登记申请书，双方申请人签字处均有第三人张其宾及吴开琼的本人签名并加摁手印，同时在领证人签字处的签名也是张其宾及吴开琼并加摁手印，无吴开琼与吴开旭是同一人的任何信息。在此，安丘市金冢子乡××村委会出具的二人婚姻状况证明，也与第三人张其宾与案外人吴开琼的结婚登记申请书相一致，均是张其宾与吴开琼结婚，而不是与吴开旭结婚。二、原告要求撤销吴开旭与第三人张其宾的婚姻登记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2003年10月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只有受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当事人才有权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并须自结婚登记之日或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据此，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在1995年6月26日与张其宾登记结婚时，是被胁迫使用了“吴开琼”的名字；即便原告吴开旭是被胁迫使用“吴开琼”的名字与张其宾登记结婚，现在也早就过了一年的期限；就算原告与吴开琼是同一个人，但是根据相关裁判案例，其与第三人张其宾具有事实上的夫妻关系，二人婚姻事实已存续近24年之久，并生育子女，即便办理婚姻登记人员在当年双方结婚登记审查时存在一定瑕疵，但是因此而撤销吴开琼与第三人张其宾的婚姻登记，也不利于维护婚姻登记对社会的公示力，且原告与第三人张其宾虚构事实、伪造证据办理结婚登记的，系故意行为，原告应对其错误行为独自承担后果，其应以离婚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举证期内提交以下证据：1、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明与第三人张其宾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是吴开琼，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2、审查处理结果登记表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其宾与吴开琼符合结婚登记条件，被告已尽到审查义务；3、张其宾与吴开琼的婚姻状况证明一份，证明张其宾与吴开琼的身份信息，吴开琼与原告不是同一个人，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4、司法案例一篇，证明婚姻登记具有对社会公示的效力，不适宜随意撤销；5、张福和、范彩飞经登记申请书一份，魏连溪、陆秀红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李玉增、杨玉华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明结婚登记档案中，当事人身份号码不是强制要求填写，当时年代，公民身份没有统一规范，存在公民无身份证号码的情形。以上证据，均证明被告在办理该案婚姻登记手续过程中不存在过错。 第三人张其宾述称，其与原告经人介绍认识，1995年办理的结婚登记。原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吴开琼，一个是吴开旭，吴开旭是后来改的名字。两人1997年育有一子，叫张英民，结婚登记时；两个人一起去的，去摁的手印及签字，原告的名字是原告当时自己签的。 经质证，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并述称材料是他们办理结婚登记时提交的，手印也是他们自己摁的。原告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照片是原告本人，签字也是原告所签，手印也是原告摁的，没有吴开琼这个人到婚姻登记现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是在该申请书中原告的名字、出生年月写错，身份号码系空白，证明被告在审查时存在过错；证据2中“吴开琼”是吴开旭本人写的；对证据3无异议；对于证据5，认为被告有类似的行为并不能证明该行为是正确的，被告应提交其实施的法律依据证明结婚登记中不填写身份号码行为的正确性。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后认为：对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村委的证据不认可，首先该证明无经办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其次吴开旭的户口、户籍不在该村，该村无出具该证明的依据。 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3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证据4、5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证据2，无出具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1995年6月26日原告吴开旭与第三人张其宾共同亲自到被告办理结婚登记，提交了二人的婚姻状况证明，并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书，在结婚登记申请书中载明：“申请人的姓名张其宾、吴开琼，其中吴开琼的出生日期为1969年3月2日，籍贯为四川筠连县政治乡金竹村，现住址为金冢子乡××村，身份证号码栏处空白；张其宾的身份号码为370722580218503”。婚姻状况证明中载明：“我单位吴开琼与金冢子乡双庙村的张其斌申请结婚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证明如下：姓名吴开琼性别女民族汉婚姻状况未出生年月1969.3.2”安丘市金冢子乡××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被告经审核后于同日颁发字第（95）095号结婚登记证，载明：吴开琼女1969年3月2日出生身份号码无张其宾男1958年2月18日出生身份号码。 庭审中原告吴开旭及第三人张其宾均认可被告提交的结婚登记申请书中“吴开琼”的签字是吴开旭填写，手印亦是吴开旭摁的，该申请书中的照片是原告同第三人张其宾的照片。婚后原告吴开旭同第三人张其宾共同在安丘市××××村居住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对外称为“吴开琼”，二人于1997年生育一子，取名张英民。庭后本庭向张英明以及金冢子镇前双庙村的村支书核实，第三人张其宾与其妻子婚后一直在金冢子镇前双庙村居住，张其宾的妻子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吴开旭”一个是“吴开琼”，村里人还称呼其为“吴开群”（音译）。 另查明，2010年8月25日筠连县公安局办理的居民身份证载明：吴开旭出生日期1977年11月16日，身份号码，住址：四川省筠连县镇舟镇云岭村****。2019年4月2日安丘市公安局金冢子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载明：张其宾出生日期为1958年2月18日，身份号码，住址安丘市××××号。 本院认为，涉案的婚姻登记行为发生于1995年，该结婚登记适用1994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根据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婚姻登记管理工作"、第五条：“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者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规定，被告作为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婚姻登记管理工作，其主体适格。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主体资格不存在，认为存在“吴开琼”这个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同时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与第三人结婚登记以及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的人就是原告本人，因此原告具有主体资格。 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如实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证件和证明，不得隐瞒真实情况。”及第九条规定：“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证明：（一）户口证明；（二）居民身份证；（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离过婚的，还应当持离婚证。”本案中，原告因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为办理结婚登记提交了虚假的材料，隐瞒了真实的情况，过错在先。同时通过审查被告提交的婚姻登记档案，该档案材料中没有婚姻登记双方的户口证明及居民身份证材料，被告在没有核查婚姻登记双方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予以婚姻登记，颁发结婚证，显然违反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既然本案的婚姻登记行为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那么被诉的婚姻登记证是否应予撤销，合议庭认为应结合《中华人共和国婚姻法》来审查这个问题。婚姻登记是对当事人之间婚姻变动情况进行的确认，婚姻不仅涉及当事人身份信息的变更，还与子女抚养、家庭亲属关系、财产债务甚至是社会的人伦及稳定息息相关，因此在我国婚姻缔结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即使在婚姻登记行为出现瑕疵甚至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以撤了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原告与第三人结婚登记时未达到法定婚龄，但是在原告起诉时，该情况已经消失，而原告与第三人又不存在其他无效婚姻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办理结婚登记的行为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中华人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共同亲自到被告处办理结婚登记且婚后共同生活多年并生育子女，由此可见缔结婚姻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本案不存在上述撤销婚姻登记的情形，原告要求撤销被诉的婚姻登记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在我国婚姻登记是结婚唯一的法定程序，结婚证是该程序最直接、最明确的公示方式，结婚证直接影响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情况，虽然被诉的婚姻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在双方当事人确系共同亲自到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具有结婚登记的合意下，在不影响婚姻以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若简单的撤销该婚姻登记行为势必造成婚姻当事人身份关系的混乱，若直接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婚姻登记行为又与现下婚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相悖，因此从维护家庭关系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兼顾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判决被告以原告和第三人现有的身份信息变更结婚登记信息更为有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责令被告安丘市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对原告吴开旭与第三人张其宾的结婚登记信息依据双方现有的身份信息进行变更登记； 二、驳回原告吴开旭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娜娜 人民陪审员  张洪升 人民陪审员  辛会学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韩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