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7民终14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覃某1，女，1966年1月13日出生，布依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荔波县，现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某，男，1983年10月12日出生，布依族，住。原审第三人：覃某2，女，1968年1月27日出生，布依族，住。上诉人覃某1与被上诉人玉某、原审第三人覃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荔波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黔2722民初459号民事判决后，覃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覃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2019年1月3日，被上诉人请人写的《遗嘱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婚姻法》第二十四条、《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莫秀芬去世前法定继承人有覃某1、覃某2。被上诉人作为代为继承人只能继承其父母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且从小到大，都长期生活在拉岜村，并未赡养过遗嘱人莫秀芬，一直都是上诉人在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玉某二审向本院答辩：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原审原告覃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请人代写的《遗嘱书》。一审审理查明：遗嘱人莫秀芬生于××××年××月××日，莫秀芬生前育有三个女儿，长女覃利珍，二女覃某1（又名覃香柳），三女覃某2。覃利珍于1982年出嫁至荔××××岜村，覃某1于1985年出嫁至荔××××村，覃某2于1988年出嫁至荔××××村。莫秀芬的爱人（即覃利珍、覃某1、覃某2之父）于1987年去世，覃利珍于2013年因病去世，莫秀芬于2019年1月27日去世。覃利珍生前育有二子一女，即玉某、玉念来（1984年12月25日出生）和覃万女（1982年12月24日出生）。现覃某1、覃某2、玉某、玉念来、覃万女均为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在荔波县第一、二轮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莫秀芬一户在荔波县××村××组内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相应的田土，取得了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莫秀芬原居住的老房因失火烧毁，后在当地政府以及莫秀芬女儿的帮助下，在水尧××××组内另选新址修建一栋单层砖混结构房屋及附属伙房。覃利珍、覃某1、覃某2、玉某曾因赡养莫秀芬问题发生过多次争议，亦经当地村组及其亲友多次协调，几经反复，均难以有效贯彻执行。近年，莫秀芬因意外摔倒，几经入院治疗，出院后长期卧病在床，视力亦有所下降。莫秀芬去世前，在当地享受了相应的养老待遇和精准扶贫待遇。莫秀芬去世时，由玉某主持操办后事，原组集体分配给莫秀芬的征地款余款6409元以及领取养老金和低保费的银行卡均由原告覃某1保管。2019年1月3日，遗嘱人莫秀芬在荔波县××村××组家中，请荔波县玉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罗毅代书《遗嘱书》，该《遗嘱书》载明：“现立遗嘱人将现有的资产作出如下遗嘱：现有的两间砖混平顶房屋和伙房赠与给外甥玉某；我的田土归外甥玉某；从今天起我的生活起居一切由我的外甥玉某招呼我，我百年之后由外甥玉某处理一切后事；我现在的养老金和低保全部留给外甥玉某；原集体分配的钱留给外甥玉某。”《遗嘱书》上有代书人罗毅、在场××波县××村民委员会主任××、××主任××、××主任××、××村××组组长韦朝旭，水尧××××组村民（莫秀芬家族堂侄子）覃孟德、水尧村大寨**村民（即荔波县玉屏法律服务法律工作者）覃振泉等人签字，遗嘱人莫秀芬不会书写名字，由在场人姚祖建代为在立遗嘱人签字处签写名字，遗嘱人莫秀芬在立遗嘱人签字处按手印。遗嘱人莫秀芬订立《遗嘱书》时，玉某、覃某2以及覃顺甫（即覃利珍、覃某1、覃某2亲叔）亦在现场。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其可以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也可以赠送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公民订立遗嘱处分其财产，系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无须与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形成合意。根据法律规定，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当地政府以及莫秀芬女儿帮助莫秀芬修建房屋行为应视为赠与和帮扶行为，故该房屋（包括伙房）属于莫秀芬的个人财产。莫秀芬在世时领取的养老金、低保费以及组集体分配给莫秀芬的征地款均系莫秀芬的个人合法收入，属其个人财产。遗嘱人莫秀芬以代书方式订立遗嘱，该遗嘱有代书人、在场见证人签字，遗嘱人莫秀芬也在该遗嘱上按手印确认，故遗嘱人莫秀芬订立该遗嘱的形式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从本案现有的证据看，遗嘱人莫秀芬订立遗嘱时，意识清醒，本案《遗嘱书》所载内容是遗嘱人莫秀芬的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遗嘱人莫秀芬在订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是受胁迫、欺骗而订立遗嘱，也未有证据证明所立遗嘱被篡改，同时，法律并未规定遗嘱人订立遗嘱必须通知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到场或者必须征得其法定继承人同意，也无须以其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权为前提，除遗嘱约定继承人附有义务外，法律并未对遗嘱继承人设置限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目的在于为农村集体经营组织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除法律特别规定林地和以其他方式承包“四荒”（即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土地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外，当承包经营农户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该农地应收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分配，不能由该农户家庭成员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不能继承，也不能通过遗嘱方式进行处分。因此，遗嘱人莫秀芬所立《遗嘱书》中关于“田土”（即该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遗嘱处分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该内容无效。遗嘱人莫秀芬就其房屋（包括伙房）、养老金、低保费以及原集体分配的钱款通过遗嘱方式进行处分，于法有据，现未有证据证明遗嘱人莫秀芬的法定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而又没有生活来源，因此，法院依法认定《遗嘱书》有关房屋（包括伙房）、养老金、低保费以及原集体分配的钱款遗嘱处分内容以及遗嘱人莫秀芬生活死葬安排内容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2019年1月3日遗嘱人莫秀芬所立《遗嘱书》有关房屋（包括伙房）、养老金、低保费以及原集体分配的钱款遗嘱处分内容以及遗嘱人莫秀芬生活死葬安排内容合法有效，关于田土（即该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遗嘱处分内容无效；二、驳回原告覃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计30元，由原告覃某1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对莫秀芬于2019年1月3日所立代书遗嘱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也可以将其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莫秀芬立代书遗嘱将其个人合法财产处分给被上诉人玉某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同时，本案中的代书遗嘱有代书人、在场见证人的签名，立遗嘱人莫秀芬在该遗嘱上按手印确认，并注明了年、月、日，故该代书遗嘱的形式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因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遗嘱人莫秀芬在订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是受胁迫、欺骗而订立遗嘱，也未有证据证明所立遗嘱被篡改。同时，法律并未规定遗嘱人订立遗嘱必须通知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到场或者必须征得其法定继承人同意，也无须以其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权为前提，除遗嘱约定继承人附有义务外，法律并未对遗嘱继承人设置限定条件，而认定2019年1月3日遗嘱人莫秀芬所立遗嘱有关房屋（包括伙房）、养老金、低保费以及原集体分配的钱款遗嘱处分内容以及遗嘱人莫秀芬生活死葬安排内容合法有效，关于田土（即该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遗嘱处分内容无效正确，应予确认。二审中，上诉人主张房产遗嘱继承不能代位继承，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嘱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并未对遗嘱继承的范围加以限制，故上诉人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莫秀芬对其生前的合法财产已作了遗嘱处分，对遗嘱有效部分应当按照遗嘱办理，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覃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覃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军审判员 李颖敏审判员 陈福江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王菲书记员刘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