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4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怡含，女，1986年6月28日出生，满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昌，男,198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与上诉人系夫妻关系，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婧珺，云南雁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元辉，男，196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科、林鑫，国浩律师（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林怡含因与被上诉人李元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5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怡含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民初561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如下事实：1、2018年2月12日李元辉出具《还款协议书》，约定从2018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李元辉分三期偿还林怡含借款155万元。2、2018年4月10日，李元辉向林怡含偿还了10万元。3、原告曾向被告主张债权，被告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以以物抵债的方式向原告偿还过部分借款。二、原审判决法律关系认定错误。1、上诉人父亲与李元辉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上诉人的父亲林滋星陆续将155万元转给李元辉，李元辉于2013年5月13日补写了《借条》，明确向林滋星借款的事实，能够证明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2、林怡含与李元辉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2015年12月26日林怡含向李元辉出示转让文件时，李元辉没有对林滋星与李元辉之间是借贷关系提出异议，还与林怡含就债权转让事宜签订《借款说明》加以确认；2018年2月12日李元辉又出具了《还款协议书》，制定了明确的还款计划。2018年4月10日李元辉向林怡含偿付了10万元。在一审中，李元辉对林滋星对债权转让给林怡含不持异议，对李元辉应向林怡含偿还155万元也不持异议，其抗辩理由主要是已经偿付了40万借款，剩余借款以实物抵债了。李元辉的抗辩理由也能进一步认定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来处理本案错误。二审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尚欠其借款金额为73万元，其中用来抵债的家具价值仅价值43万元。被上诉人李元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林怡含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550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1550000元自借款之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的利息429397.92元及2019年4月1日起至清偿借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确认：原告林怡含的父亲林滋星自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陆续向被告李元辉支付款项共计1550000元，2013年5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其向林滋星借款1550000元，以上1550000元借款用于在云南和四川购买金丝楠木支付货款。后林滋星通知被告要求其将上述款项及利润分配给其女儿即本案原告。2015年12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借据说明》，约定双方同意将林滋星生前安排将原有借款关系的变更为原告（出借人）和被告（借款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林怡含现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要求被告李元辉支付借款及利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父亲林滋星与被告之间是否是借款关系。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据》载明“以上1550000元借款用于在云南和四川购买金丝楠木支付货款。”以及原告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原告父亲林滋星明确说明其与被告就金丝楠木的项目系合作关系，涉及款项系用于金丝楠木支付货款，双方需要结算，结算后如有利润则分配给原告。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借据》《债权转让通知》及《借据说明》等证据中陈述了“借款”，但依据林滋星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款项系林滋星与被告基于金丝楠木的合作用于购买货款的款项，双方并非借贷的合议，未成立借款的法律关系。而林滋星就款项的利润、分配等陈述与被告主张的合作关系能够互相印证，对被告的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原告以民间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怡含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手机银行跨行汇款汇入回单、《资产评估报告》，欲证明2018年2月被上诉人李元辉向上诉人出具了《还款协议书》后，于同年4月向上诉人林怡含归还了借款10万元，同年7月，被上诉人李元辉以以物抵债的方式向上诉人归还过43万元，上诉人认为双方已经按借贷法律关系实际履行着各自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履行其归还借款义务的行为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亲之间是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汇款回单认可，但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资产评估报告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汇款凭证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资产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价。经审查，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另外确认如下事实：被上诉人于2013年8月16日还款30万元给林滋星，于2018年4月10日还款10万给上诉人林怡含。2018年2月12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从内容上看既有方案一，又有方案二，其中方案二约定：“为协助借款人李元辉及时销售存货，在155万元借款清偿前，借款人李元辉同意林怡含销售李元辉存货，或用该存货作为抵押质押以获得债权清偿，经双方协商抵押质押或直接用实物偿付借款时存货作价为李元辉的成本价。上述方案一、方案二林怡含可选择任一方案实施，也可以结合实施。”上诉人林怡含的丈夫于2018年8月26日从被上诉人李元辉处拉走家具。综合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李元辉是否应当向上诉人归还其所诉款项？本院认为：2015年12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一份《借据说明》，约定双方同意将林滋星生前安排将原有借款关系的主体变更为上诉人为出借人和被上诉人为借款人，双方再次于2018年2月12日针对之前的155万元借款签订还款协议书。同时被上诉人在二审中亦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以物抵债的行为。综上从上述书证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将先前用于合伙经营的155万元的货款转化为借款的合意，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认可存在以物抵债的合意，但是对于充抵的数额存在争议。上诉人认为用于抵债的家具经鉴定市场价值为43万元，尚欠上诉人72万（155万-10万-30万-43万），而被上诉人认为家具价值120万元已经足以充抵剩余的欠款115万元（155万-10万-30万=115万）。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10日还款10万的行为及上诉人丈夫罗凤昌出面拉走家具的行为，足以表明双方依照达成的《还款协议书》中的约定，采取方案一及方案二相结合的方式履行债务。经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认可李元辉2018年8月26日出具的《销货清单》中：客户：罗老板是上诉人林怡含的丈夫罗凤昌。另查明，其中一张销售清单显示的金额合计55.7万元，另一张销售清单显示的金额合计64.2万元，两张清单共计119.9万元。上述证据与行为符合还款协议书方案二中“直接用实物偿付借款时存货作价为李元辉的成本价”的约定，由此可认定被上诉人李元辉已经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偿还了债务。虽然上诉人拉走货物之后，又于2018年10月26日对拉走的家具进行资产评估，经评估认为该家具价值43万元。经查，该资产评估报告是上诉人单方委托，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而该资产评估报告采用的方法为“重置成本法”，计算公式为“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评估对象的分类为：“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结合前述《销货清单》内容来看，双方达成抵债合意的家具价值属性为“商品”，其基本属性包含“价值”与“使用价值”。上诉人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仅将作为“商品”的家具以“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进行评估，而忽略了家具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系单方委托，且该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不足以反映客观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由此，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尚欠其借款73万元，故对于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所遗漏,经二审查证之后予以补充。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615元，由上诉人林怡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姚 丹审判员 龚 庆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奚琳书记员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