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豫10行终10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禹州市福田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禹州市褚河镇湘徐村。法定代表人徐国辉，该合作社理事长。委托代理人朱晓彬,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禹州市褚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禹州市褚河镇褚河村。法定代表人赵艺凯，任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赵聪聪，任该镇副镇长。委托代理人赵军义，任该镇政府法律顾问。禹州市福田农机专业合作社为与禹州市褚河镇人民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纠纷一案，于2018年6月21日向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豫1025行初47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禹州市福田农机专业合作社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豫10行终190号行政裁定，撤销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025行初47号行政裁定，指定该院继续审理。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2019）豫1025行初1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禹州市福田农机专业合作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禹州市福田农机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徐国辉、委托代理人朱晓彬,被上诉人禹州市褚河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赵聪聪、赵军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于2012年10月15日租赁禹州市褚河镇湘徐村一、五组部分村民的土地，期限为10年。后褚河镇湘徐村一组、五组村民认为原告违反双方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改变了土地用途；另由于该村已纳入禹州市褚河镇棚户区改造土地整理项目，为在土地收储时得到相应的补偿，决定收回原告所租赁的本组土地。2017年5月，褚河镇湘徐村一组、五组用禹州市汇丰置业有限公司的车辆，对原告租赁土地上的附着物予以清理，并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徐国辉到场（徐国辉并未到达现场）。同年12月15日，原告向禹州市公安局报警称自己种植的药材被他人毁坏，该局经调查后认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的职责管辖范围，遂告知其找所在的褚河镇人民政府解决。2018年1月16日，原告向禹州市公安局邮寄要求《立案查处申请书》被退回后，于2018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禹州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该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8）豫1025行初2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6月8日，原告据禹州市公安局的答辩状及褚河镇派出所的情况说明，认为禹州市褚河镇政府为行为的实施者，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强制推毁原告土地附着物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中，本院为查明案外人禹州市公安局在另一案中所提供的答辩状和“情况说明”中，所阐述的并与推毁原告租赁土地上的附着物实施者不一致情况，于2019年5月14日向禹州市公安局送达调查函，从禹州市公安局的回函、湘徐村一组、五组居民委员会及禹州市汇丰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中，可以认定实施原告所承包土地上附着物的清理行为并非由被告组织和实施。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被告的各项规定，形式上适格属于法定起诉条件的范畴，不符合这些规定，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在立案后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质性适格，是指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对案涉的标的进行处分。实质性适格问题相对复杂，通常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查明，如果通过实体审理确实不构成实质性适格，则应以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其次，在举证规则方面，虽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但并非在行政诉讼中所有待证的事实都需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该行政行为是否由被告实施，显然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这是原告赖以指控行政机关作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同时也属于诉讼请求能够成立的理由。再者，我国《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为了全方位无漏洞的保护物权，我国建立了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三种渠道，分别救济因民事侵权、刑事犯罪或者行政侵权而造成的物权损失。《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物权的，根据其侵权原因及情节，将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赔偿责任。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系被告作出或实施对原告所租赁土地上附着物的推毁行为，故其要求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诉求不能成立。但不影响原告依法向实际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禹州市福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起诉。上诉人禹州市福田农机专业合作社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作出或实施对上诉人所租赁土地上附着物的推毁行为，事实认定严重错误。被上诉人强推上诉人租赁土地上附着物的事实，在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025行初28号行政诉讼中已经确认，原审法院对行政诉讼中已经确认的事实不予认可，对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上诉人在禹州市褚河镇湘徐村一组租赁20亩土地、五组租赁25亩土地，分别种植了桃树及皂刺树。2017年5月，上诉人的土地被强行推毁，地上种植的桃树及皂刺树对均被全部毁坏，但没有任何单位或人员承认系自己所为，所以上诉人向禹州市公安局提出查处申请，而禹州市公安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在上诉人诉禹州市公安局查处不作为时(案号为2018)豫1025行初28号，禹州市公安局向法庭出具了“情况说明”及答辩材料。该“情况说明”及答辩材料中明确表明强行推毁上诉人地上附着物的责任人是禹州市褚河镇人民政府。另，上诉人提供的禹州市公安局的证明材料不仅包括该“情况说明”，还包括禹州市公安局的答辩状。该“情况说明”及答辩状都证明了被上诉人实施了强拆行为。原审法院对此不仅不予认定，还在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新证据和申请的情况下，于2019年5月14日同禹州市公安局送达调查函，迫使禹州市公安局就同一事实作出了内容不同的回函。此外，原审法院还向案外人湘徐村一组、五组居民委员会及禹州市汇丰置业有限公司索要证明，并根据公安局后出具的前后自相矛盾的回函及两份证明，认定对上诉人承包土地上附着物实施清理行为并非由被上诉人组织和实施。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驳回上诉人起诉于法无据。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本案中，法院的做法不但是收取被告未收集的证据，甚至是为了替被告推卸责任而串通伪造证据。综上，请求：1.撤销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2019年6月21日作出的（2019）豫1025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指令其他法院重新审理。被上诉人禹州市褚河镇人民政府辩称，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系被告作出或实施对原告所租赁土地上附着物的推毁行为”事实清楚。第一，答辩人没有就原告租赁的土地上的相关种植树木下达过强制拆除决定，也没有作出过任何行政强制行为。第二，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禹州市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另外一个案件中禹州市公安局为了胜诉的目的而出具的，但该“情况说明”没有禹州市公安局相关的调查材料进行佐证。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另一案中禹州市公安局的答辩状是另一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禹州市公安局的辩解，不能作为证据在本案中使用。原审法院未采信是正确的。第三，原审法院为查清事实于2019年5月14日向禹州市公安局送达调查函，禹州市公安局的回函及附禹州市公安局调查材料（湘徐村一组、五组、居民委员会及禹州市汇丰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在原审中都已质证，足以证明原告诉称的2017年5月，其租赁的土地上种植的桃树、皂刺树被强行推毁并非答辩人作出的。原审法院为查清事实，在开庭后向禹州市公安局出具《调查函》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并非为了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国务院发布的国发（2014）10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必须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行政机关应当实事求是，禁止出尔反尔，随意推翻己经作出的意思表示及相关行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理由不当，应予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025行初1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五周审判员袁野审判员董盼利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张亚楠书记员牛萌邮编：461000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与魏文路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