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8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窑顺，男，1988年7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大伟，云南孙文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鸿容，云南孙文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溪鑫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玉溪市高新区明珠路**。法定代表人：杨冲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康明，男，1976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平，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玲娟，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窑顺因与被上诉人玉溪鑫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达公司）、杨康明买卖合同纠纷,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9）云0402民初1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窑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撤销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售车协议》，由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购车款27万元，并按平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赔偿上诉人损失；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2月24日签订的《售车协议》相对方为杨康明错误。首先，本案上诉人购买的二手车是在被上诉人鑫宏达公司经营的门店内售卖，由被上诉人鑫宏达公司员工负责介绍车辆相关信息，且与上诉人签订《售车协议》的人员是被上诉人鑫宏达公司的员工，只是落款处为被上诉人杨康明，且在之后办理抵押贷款、购买保险等活动中均是被上诉人鑫宏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负责帮上诉人办理，整个购车行为中上诉人仅配合提供材料、签字、付款等。被上诉人杨康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鑫宏达公司2018年1月份的公司台账中均记载该车属于鑫宏达公司车辆，上诉人自始至终均认为该车是向鑫宏达公司购买，故应认定该车是由被上诉人鑫宏达公司出售给上诉人的，《售车协议》相对方应为被上诉人鑫宏达公司。其次，2017年12月26日签订了《售车协议》，合同文本与之前签订的一模一样，该《售车协议》提交给了中国平安银行申请贷款，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平安银行正是居于该《售车协议》的真实性而发放贷款，最终贷款直接打入杨康明个人账户。本案被上诉人鑫宏达公司是被上诉人杨康明个人成立的独资法人，杨康明任法定代表人，其作为一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管理公司过程中，不区分公司业务与个人业务，使用同样的合同文本，在公司经营场所内公开开展个人业务，随意使用公司员工，造成了公司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和财务混同，让人无法区分售卖行为属于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遗漏和事实不清。首先，对涉案车辆在2014年12月29发生重大事故，进行过重大维修的事实遗漏认定。涉案车辆（车架号为LBV5S3×××9的华晨宝马车）2014年12月29日在昆明安宁市发生重大事故，经保险公司现场勘察后对该车定损修复，确认更换零部件达66处，产生修理费高达153618.30元，该事实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其次，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售车时故意隐匿产品的真实情况，隐瞒车辆本身存在的重大质量问题，构成销售欺诈。双方进行车辆买卖交易时，二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二手车售卖方，理应告知车辆的实际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车辆的真实行使里程数、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况及更换重要零部件的情况等，但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车辆以前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及更换过重要零部件的信息向上诉人售卖，进而使上诉人产生错误的购车意向，属销售欺诈行为，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作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鑫宏达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康明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窑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李窑顺与鑫宏达公司、杨康明签订的《售车协议》；2、判令鑫宏达公司立即返还李窑顺购车款31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赔偿李窑顺损失；3、诉讼费由鑫宏达公司、杨康明承担。在一审庭审中，李窑顺明确其第1、2项诉讼请求为：1、撤销李窑顺与鑫宏达公司签订的售车协议；2、要求鑫宏达公司、杨康明连带返还李窑顺购车款27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车贷年利率10%计算损失至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4日，李窑顺作为乙方与甲方杨康明签订《售车协议》，约定由李窑顺向杨康明购买宝马车一辆，价款270000元，购车先交定金20000元，待手续办妥后一次性付清尾款；甲、乙双方如有一方反悔，必须向另一方缴纳违约金20%；乙方以65000元将其名下的本田CRV（云Ｆ×××**）卖给甲方。同日，李窑顺通过微信转账分3次向杨康明支付了定金20000元。2017年12月26日，李窑顺就上述同一辆宝马车与鑫宏达公司再次签订《售车协议》，约定价款310000元，未注明交付定金及李窑顺的本田CRV作价65000元抵扣购车款的情况。合同签订后，李窑顺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购车贷款，提交了售价为310000元的《售车协议》，并用其购买的宝马车提供抵押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借款216000元，该借款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放款至杨康明账户中。至此，李窑顺向杨康明交付的购车款有定金20000元、本田CRV作价的车款65000元、银行借款216000元，共计301000元。上述款项，杨康明在扣除李窑顺宝马车的保险费10300元后，于2018年1月22日向李窑顺转账退还了20700元，李窑顺实际向杨康明支付的购车款为270000元。李窑顺认可上述宝马车的实际交易价为270000元、交付购车款的金额和方式及杨康明转账退还余款20700元的事实。另查明，上述合同签订期间，杨康明为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3月14日，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冲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与李窑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鑫宏达公司还是杨康明？虽然李窑顺就同一辆宝马车分别与鑫宏达公司、杨康明签订过两份《售车协议》，但从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李窑顺实际履行的是与杨康明签订的《售车协议》。售车时杨康明虽为鑫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是以个人名义与李窑顺签订《售车协议》，并未以鑫宏达公司的名义签订。杨康明签订协议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关于“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故与李窑顺签订真实《售车协议》的相对方为杨康明，与李窑顺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杨康明并非鑫宏达公司。据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李窑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经释明，李窑顺仍坚持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窑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鑫宏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窑顺应对其坚持的诉讼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李窑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窑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50元，减半收取计2975元，由原告李窑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李窑顺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认定“2017年12月24日，李窑顺作为乙方与甲方杨康明签订《售车协议》”错误，其认为虽然协议上是杨康明签字，但实际协议的相对方是鑫宏达公司；2、一审遗漏认定被上诉人在车辆出卖前未告知上诉人车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的事实；对其余案件事实无异议。杨康明、鑫宏达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异议。经审查，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同一车辆买卖涉及两份《售车协议》的情况，李窑顺陈述：其与鑫宏达公司于2017年12月24日签订的《售车协议》，约定购车价27万元，协议上的售车方写的是杨康明，但不是杨康明本人签字。为向银行申请购车贷款，其与鑫宏达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签订《售车协议》，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是于2017年12月24日签订《售车协议》。杨康明陈述：2017年12月26日签订《售车协议》目的是为李窑顺贷款，实际履行的合同是2017年12月24日签订的《售车协议》，该协议中杨康明的签字是其委托李超代签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李窑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2017年12月24日的《售车协议》上亲笔签名并按捺指印，该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为有效。二审中，李窑顺明确表示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售车协议》是其申请购车贷款而签订的，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12月24日签订的《售车协议》，而该协议上明确载明的相对方是杨康明，故原审认定与李窑顺发生车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杨康明正确。关于杨康明是否对李窑顺进行了欺诈的问题。李窑顺主张，2017年12月24日在签订《售车协议》时，协议书第八条下方手工书写过“此车保证无肇事、无火烧、无水印，如有上述三种无条件退车”；杨康明辩称，在任何一份合同中均无李窑顺所述条款，在卖车时已明确告知车辆肇过事。经核实《售车协议》，并未发现协议中书写有李窑顺所述条款，故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此外，李窑顺提交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据此主张杨康明在向其售车时故意隐匿产品的真实情况，隐瞒车辆本身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构成销售欺诈；杨康明抗辩认为，更换零部件的数量以及修理费不能作为重大事故的评判依据，众所周知宝马车是高端车，更换部件的费用较高，不能仅凭修理费判定事故为重大事故。从更换项目清单所列的零部件更换名称可以看出，事故没有损害到车辆的重要部件，未降低车辆的安全性能。对此，本院认为，双方交易标的系二手车，李窑顺虽然主张车辆存在重大质量问题，但其提供的证据即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其中所列明的维修更换项目并不能有效证实车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并且李窑顺自2017年12月24日签订《售车协议》，2019年3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合同，其在此期间已使用车辆达一年之久，未对车辆的质量提出任何异议，故李窑顺主张杨康明构成欺诈无事实依据，李窑顺要求撤销与杨康明签订的《售车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进行说理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本着维护交易的原则，对李窑顺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5元，由上诉人李窑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聪审判员 曹 燕审判员 张艳波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