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皖18行初29号 原告：彭明生，女，195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原告：彭文志，男，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现羁押于旌德县看守所。 原告暨彭文志的委托代理人：彭文强，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原告：彭文军，男，197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 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夏积龙，安徽帅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鳌峰东路**。 法定代表人：汪侃，区长。 委托代理人：沈克全，宣城市宣州区济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克安，安徽锦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因要求确认被告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实施的拆迁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于2019年2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文强、彭文军及原告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夏积龙，被告宣州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沈克全、蒋克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拟追加彭锡金、柯爱香的长子彭文林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因彭文林明确表示放弃相关实体权利，故本院不予追加。 原告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诉称，彭锡金与柯爱香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四子一女（即四原告及长子彭文林），彭锡金于2009年12月14日去世，柯爱香于2011年3月30日去世，二人在宣××宣州区××办事处城东新村××套房屋。2017年6月16日，宣州区人民政府在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不知情且未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即组织相关部门通过专项行动的方式强制拆除了上述房屋。2018年6月，彭文强、彭文军向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宣城市宣州区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过程中，济川街道办事处答辩称“案涉房屋被宣州区人民政府在征迁专项行动中强拆……”。之后，宣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802行初3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彭文强、彭文军的起诉。2018年10月，为了妥善解决案涉房屋纠纷，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以宣州区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两被告就被拆房屋与各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进行安置”，但宣州区人民法院亦驳回了彭明生等四人的起诉。因彭明生等四人的合法权益一直未得到保障，现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2.本案受理费由宣州区人民政府负担。 原告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的身份证复印件，彭锡金、柯爱香的户口簿复印件及《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彭明生等四人的身份情况；彭锡金、柯爱香生前住址是济川街道办事处城东村××号；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是案涉房屋的法定继承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2.彭锡金、柯爱香的死亡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彭锡金于2009年12月14日去世、柯爱香于2011年3月30日去世。 3.《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及《宣城市城市东区一号地等收储项目建设被拆迁户摸底情况（三）公示》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案涉房屋系彭锡金、柯爱香的合法财产，宣州区人民政府违法强制拆除了案涉房屋。因摸底情况公示时间在彭文林签订《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日期之后，故摸底情况公示时案涉房屋尚未被征收，也即该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伪造或弄虚作假的情形。 4.照片七张，拟证明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的事实。 5.新闻报道《快讯：我区强力推进“清零”行动开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案涉房屋是在宣州区人民政府组织的“清零”专项行动中被强制拆除的事实。 6.宣州区人民法院（2018）皖1802行初35号《行政裁定书》、济川街道办事处《行政答辩状》、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地〔2014〕493号《关于宣城市2014年第2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及附图《宣城市龙川路建设项目用地勘测定界图》、宣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彭文志、彭文军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宣城市国土资源局宣国土资函〔2015〕200号《关于彭文军申请信息公开事项的答复》及附图《宣城市城市东区建设1号地勘测定界图》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案涉房屋在皖政地〔2014〕493号批复附图载明的龙川路建设项目范围内，不在皖政地〔2009〕721号批复中的城市东区建设1号地建设项目范围内。彭文林在签订《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时，案涉房屋坐落地尚未被征收，直到2014年6月9日才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此前案涉房屋未被合法征收。 7.（2018）皖1802行初69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彭明生等四人根据该裁定书的指引提起了本案诉讼。 8.2010年10月18日，彭文林与宣州区市政公用和土地收储项目征迁领导组济川征迁组签订的《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此协议与宣州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彼协议存在差异，即宣州区人民政府提交的协议存在添加、变造的情形。 9.《委托书》《变更产权人申请》的照片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上述两份材料系虚假材料，因为柯爱香已去世两年多，不可能在上述材料上签名；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济川街道办事处在未审查柯爱香的签名是否真实的情况下即签字盖章同意变更房屋产权人，导致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相关人员与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济川街道办事处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彭明生等四原告利益的行为；因政府相关部门在上述《委托书》及《变更产权人申请》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故宣州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3《承诺书》在没有证据证明柯爱香的签字捺印系其本人所为的情况下，也应被视为虚假材料。 被告宣州区人民政府辩称，1.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柯爱香已于2011年3月30日去世，不再是本案的当事人，故彭明生等四人不应在柯爱香去世之后继承诉讼。彭明生等四人仅享有可能的继承权，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2.彭明生等四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应被驳回起诉。本案中，宣州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案涉房屋的行为发生在2010年，若彭明生等四人起诉征收行为，明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使其针对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对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也已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3.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已取得拆迁补偿安置利益，不能重复获取。鉴于柯爱香与其长子彭文林共同生活的实际情况，房屋征收部门因城市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所需于2010年征收彭文林的房屋时，同意将柯爱香户并入彭文林户，以两人（彭锡金、柯爱香）份额一并享受了该项目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即获取了一套80㎡的安置房。因彭锡金、柯爱香在城市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中已获取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故柯爱香、彭文林均作出书面承诺：“我户系东区一号地建设项目工程范围内的拆迁户，只拥有该项目拆迁范围内公示的房产，政府已按村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给予了合理补偿与安置。我户在本次拆迁范围外集体土地上没有另建房屋。若发现我户有另建的房屋，以后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时将无条件拆除，不再享受村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到时如不自行拆除，本人愿意接受政府组织强拆，实行‘零’补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村民对宅基地的征迁补偿只能享受一次，不得重复享受。本案中，彭文林户、柯爱香户在已获得拆迁补偿安置后，不得重复享受拆迁补偿安置待遇。4.对包括柯爱香户、彭文林户在内的城市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的征收行为合法。2009年12月30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皖政地〔2009〕721号《关于宣城市2009年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宣城市城市东区建设1号地之集体农用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2010年3月26日宣城市人民政府作出宣征字〔2010〕01号《征收土地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对宣城市城市东区建设1号地的征收决定予以公告。依据宣政办秘〔2009〕69号《关于下达2009年市政公用和土地收储项目征地拆迁任务的通知》，2009年市政公用项目和土地收储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由宣州区人民政府具体实施。综上，宣州区人民政府对宣城市城市东区建设1号地的征收行为合法。5.对案涉房屋的拆除系房屋被依法征收后的合法处置行为，而非行政强制行为。依据法律、法规、政策及柯爱香的生前承诺，在该户于2010年10月18日签订《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后，案涉房屋即已被依法征收，已与房屋原所有权人无任何关系。但彭明生等四人不顾上述事实，长期无理阻扰案涉房屋的拆除工作，严重影响了该地块上工程的建设进度。为确保城市建设有序进行，宣州区人民政府遂于2017年6月16日组织相关部门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拆除，该拆除行为是对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处置，而非强制拆除。请求：驳回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的诉讼请求。 被告宣州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皖政地〔2009〕721号《关于宣城市2009年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宣征字〔2010〕01号《征收土地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宣政办秘〔2009〕69号《关于下达2009年市政公用和土地收储项目征地拆迁任务的通知》，拟证明宣州区人民政府已经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土地及房屋进行依法征收。 2.2010年10月18日，彭文林与宣州区市政公用和土地收储项目征迁领导组济川征迁组签订的《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附件《房屋拆迁补偿费用测算表附属与装饰补偿表》、宣政办〔2009〕53号《关于印发宣城市城市近期建设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拟证明上述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已被合法征收。 3.柯爱香、彭文林、彭彬的《承诺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柯爱香在2010年彭文林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中已经获得了拆迁安置利益，其所拥有的房屋已经在2010年被依法征收，并承诺不再重复享受拆迁补偿安置政策。 4.柯爱香、彭文林、彭彬等人的户口簿复印件及济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柯爱香、彭文林等被拆迁人的家庭成员身份关系。 经庭审质证，对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提交的证据，宣州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仅能证明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达不到其他证明目的。柯爱香户口簿上载明的住址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属于正常情况，系公安机关户籍登记不及时造成。证据2具有真实性，但也证明了2017年6月16日案涉房屋被拆除时，柯爱香已去世，其不是该拆除行为的行政相对人。证据3中摸底情况（三）的公示时间2011年10月8日-2011年10月11日系打印错误，其中2011年应为2010年，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于2010年10月已征收完毕。摸底情况（三）的公示反而证明了案涉房屋已被纳入了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的征收范围。证据4、5具有真实性，但达不到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的证明目的，仅能证明宣州区人民政府在专项行动中对已被征收的案涉房屋进行了拆除。证据6中《行政裁定书》及《行政答辩状》均具有真实性，但该答辩状的部分内容有误；其中皖政地〔2014〕493号《关于宣城市2014年第2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2012年2月2日《关于彭文志、彭文军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及宣城市国土资源局宣国土资函〔2015〕200号《关于彭文军申请信息公开事项的答复》均具有真实性，但不具有关联性。案涉房屋位于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的边缘地段，2010年柯爱香、彭文林主动找到征收领导组，认为案涉房屋位于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范围内，请求在该项目中予以征收，并出具了《承诺书》，称其在该项目拆迁范围之外没有其他集体土地上房屋，如有，自愿放弃拆迁补偿利益。为此，政府相关部门于2010年将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并与柯爱香、彭文林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证据7，无异议。证据8中拆迁安置协议的主体内容和原件一致，其中“两人、40及40+10”等字样均系政府工作人员向被拆迁人员说明情况时添加，但不影响该协议的内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系柯爱香家庭内部变更安置房产权的相关手续，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对宣州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与案涉房屋没有关联性，且达不到其明目的，其中皖政地〔2009〕721号《关于宣城市2009年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所涉土地不包括案涉房屋占用的土地。证据2中的《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不具有合法性，系宣州区人民政府为证明其拆除案涉房屋具有合法性所伪造的证据或者他人为了骗取拆迁安置房而签订的无效协议。具体理由如下：（1）该拆迁安置协议与原件不一致，有多处手写添加内容；（2）该拆迁安置协议第二条所列“乙方正式户口6人”，但宣州区人民政府认为是7人，明显错误；（3）彭文林代理柯爱香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既无法律规定也无柯爱香的授权，该拆迁安置协议对柯爱香不产生约束力；（4）案涉房屋在2011年10月的摸底情况（三）公示中有记载，说明当时案涉房屋并未被拆迁，拆迁安置协议系伪造或柯爱香的拆迁安置项不真实。其中宣政办〔2009〕53号《关于印发宣城市城市近期建设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与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行为没有关联性。证据3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该证据系其提交证据2中《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一部分，系伪造的材料。案涉房屋所占土地直到2014年龙川路二期建设才被批准征收，不在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范围内。证据4具有真实性，但其中柯爱香的户口簿是彭文林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前才补办的，柯爱香的原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均在彭文军处，柯爱香曾与彭文军共同生活，宣州区人民政府称柯爱香和彭文林共同生活没有事实根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提交的证据7及宣州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均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因公民户口簿载明的住址不能代表其实际居住地，两者不一致属于正常情形，故彭明生等四人提交的证据1达不到“柯爱香生前的住址是济川办事处城东村××号”的证明目的。因宣城市城市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于2010年10月已征收完毕，故摸底情况（三）的公示时间“2011年10月8日-2011年10月11日”显系打印错误，其中“2011年”应为“2010年”，即彭明生等四人提交的证据3达不到“该补偿安置协议存在伪造或弄虚作假的情形”的证明目的。因案涉房屋不在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的征收范围内及其他合法继承人对案涉房屋征收事宜均不知情，故宣州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2达不到“彭文林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后，案涉房屋已被合法征收”的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彭锡金、柯爱香系济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大塘组村民，二人系夫妻，育有子女五人，分别是彭文林、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彭锡金于2009年12月14日去世，柯爱香于2011年3月30日去世。彭锡金、柯爱香拥有位于济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组××号房屋。因宣城市东区1号地建设项目需使用济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的部分土地，彭文林所建房屋（非案涉房屋）位于该项目建设的征收范围内。2010年9月30日，柯爱香、彭文林及其子彭彬均作出书面承诺：“我户系东区一号地建设项目工程范围内的拆迁户，只拥有该项目拆迁范围内公示的房产，政府已按村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给予了合理补偿与安置。我户在本次拆迁范围外集体土地上没有另建房屋。若发现我户有另建的房屋，以后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时将无条件拆除，不再享受村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到时如不自行拆除，本人愿意接受政府组织强拆，实行‘零’补偿。” 2010年10月18日，彭文林与宣州区市政公用和土地收储项目征迁领导组济川征迁组签订《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该协议第二条“乙方基本情况”中载明：乙方正式户口6人（其中常住人口6人），分别是户主彭文林男1953.10；妻刘立莲女1955.09；户主彭彬男1981.11；妻刘新玲女1981.10；女儿彭雅婕女2008.11；户主柯爱香女1933.06。第三条“房屋拆迁补偿与安置”中载明：乙方原被拆迁房屋面积290㎡，按照《实施办法》规定，本次拆迁由甲方提供位于向阳新村安置地320㎡[宣州区人民政府称其中彭文林40㎡、刘立莲40㎡、彭彬40㎡、刘新玲40㎡、彭雅婕40㎡+10㎡(独生子女待遇）、柯爱香80㎡（包括彭锡金40㎡）、按市场优惠价购买30㎡]统建安置房给乙方安置，具体户型为120+100+100。根据《实施办法》规定，其中290㎡的房屋价格按800元/㎡计算；30㎡按市场优惠价2185元/㎡购买。 另查明，2014年6月9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皖政地〔2014〕493号《关于宣城市2014年第2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复同意在济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等用地范围内，将包括案涉房屋所占土地在内的4.4522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因宣城市龙川路建设项目需要拆除案涉房屋，2017年6月16日，宣州区人民政府组织城管执法、济川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开展了一场专项行动，对严重影响工程建设且长期未拆除的房屋进行了集中拆除，案涉房屋亦在该专项行动中被拆除。彭文强、彭文军不服上述拆除行为，于2018年6月以济川街道办事处为被告向宣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行政裁定，驳回起诉。其后，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以济川街道办事处、宣州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宣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责令该两被告与其就案涉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给予拆迁补偿安置，该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行政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2月26日，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以宣州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违法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2.本案是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行为;4.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1，即关于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是否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本案中，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拆除案涉房屋时，该房屋所有权人彭锡金、柯爱香已去世，现二人的子女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针对上述拆除行为作为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即彭明生等四人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宣州区人民政府认为其四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2，即本案是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述两条款均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期限作出的相应规定。根据体系解释原则，适用前述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六个月”起诉期限的前提是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适用前述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中“2年”起诉期限的前提是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本案中，彭明生、彭文强、彭文志、彭文军诉讼指向于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拆除案涉房屋之行为，因宣州区人民政府拆除案涉房屋时未告知其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故本案起诉期限应当适用“2年”之起诉期限，即自2017年6月16日起算至2019年6月15日止。即使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已将上述2年的起诉期限缩短为1年，但因彭文强、彭文军已于2018年6月针对上述拆除行为向宣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之规定，将上述在宣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扣除后，彭明生等四人于2019年2月26日提起的本案诉讼亦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宣州区人民政府关于本案诉讼应当适用六个月起诉期限的主张，系对上述法条的误解，本院对此节辩称意见亦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即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本案中，宣州区人民政府认为，根据2010年9月30日柯爱香作出的书面承诺及2010年10月18日彭文林签订的《宣城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可以认定案涉房屋已被依法征收，故宣州区人民政府对案涉房屋实施拆除系合法处置行为，而非强制拆除行为。但本院认为，上述书面承诺及拆迁安置协议均系行政机关在与行政相对人合意下的柔性管理行为，其本质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手段，属于房屋征收行为中的刚性房屋拆迁决定的替代形式。事实上，宣州区人民政府拆除案涉房屋系在柯爱香未按照上述书面承诺及拆迁安置协议之约定自行拆除或按期交出案涉房屋，且未经其他法定继承人同意拆除的情形下所实施的拆除行为，该拆除行为符合前述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实质属性，故案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4，即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柯爱香虽于2010年9月30日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到时如不自行拆除，本人接受政府组织强拆，实行‘零’补偿”，但在其未自行拆除案涉房屋的情况下，宣州区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本案被告宣州区人民政府在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即组织相关部门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应当确认违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6日强制拆除宣城市宣州区济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组××号房屋的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谢 贞 审判员 周宏韬 审判员 满先进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余亚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