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4502号上诉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同心村关厅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6055028983R。法定代表人：俞建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启贤，贵州宇航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上诉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彭积强，男，197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被上诉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黄维杜，男，196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原审被告：俞建祥，男，196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上诉人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积强、黄维杜以及原审被告俞建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6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越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被上诉人开采的第十层矿石系残次品，无法使用，且验收单上无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不予认可；2.第十一层的矿石完全不符合规格，全部不能使用，上诉人对该层矿石一直未予确认，销售清单中熊明全签名只是对“补小黄工钱贰仟元”的确认，并非对第十一层产值的认可；3.2017年1月20日的结算清单（430000元）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7日向上诉人支付的50000元应该扣除，有被上诉人出具《收款收据》予以佐证；5.上诉人代被上诉人缴纳的电费201158.07元应予扣除；6.被上诉人在开采矿石过程中，无故停工，迟延交付以及交付残次品，已构成违约，故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和赔偿上诉人损失。彭积强辩称：1.《矿山开采劳务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提供劳务对矿石进行开采，未对质量进行约定，被上诉人的劳务费按照矿石体积计算；2.上诉人并未将2017年1月20日结算清单原件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手里只有复印件；3.2017年12月17日《收款收据》中的50000元是石材款，与本案无关；4.电费是在结算时都已经扣减出来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黄维杜未作答辩。俞建祥未发表陈述意见。彭积强、黄维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越新公司立即向支付工程款、挖掘机租金、违约金等共计人民币2,490,796.50元；2.判令俞建祥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诉讼费由越新公司、俞建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5日，俞建祥代表越新公司（甲方）与彭积强和案外人饶秀敏（乙方）签订了《矿山开采劳务合同》，将务川自治县都濡镇郭家坝村的花岗岩矿山交由乙方进行劳务开采，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主要有：“一、雇佣期限4年：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雇佣期满后，如矿山没有结束时，乙方仍同意继续受雇开采的，本合同继续有效，延长一年……三、乙方代为甲方雇佣采矿所需的其他工人，代为支付工资，并自行出资购买开采矿石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工具；雇佣期满或者终止时，上述机器设备和工具经评估或折价后，以评估价转让给甲方所有，甲方应在雇佣期满或者终止时付款给乙方。四、乙方与其他工人计件和工资结算方式：乙方按矿体开采体积计算（即每层长×宽×高的毛立方），如果开采规格宽度为1.8米，每毛立方米开采单价工资按人民币捌拾元计算；如果开采规格宽度为1.4-1.8米，每毛立方米开采单价按玖拾伍元计算；如果开采规格宽度为小于1.4米的，价格另行协商；其他事项另行协商。设备进场后，甲方需预付乙方开采费用及工作生活费，每层开采结束，甲方以现金方式付给乙方的全部开采工资，甲方不得拖欠乙方工资。五、甲方的责任与义务。六、乙方的责任与义务。七、违约责任：1、如果甲方矿山遇到不成材或政府不让开采及其他因素造成停止开采的，甲方必须按出厂价回收乙方设备；如果矿山能正常生产，在合同期内，无故终止、解除合同，不让乙方开采的，或者同时雇佣他人开采或承包给他人开采的，视为违约，甲方应赔偿乙方违约金贰百万元。2、在合同期内，如果乙方无故终止、解除本合同，乙方投资购买的所有设备作为违约金，归甲方所有”。合同签订后，彭积强、黄维杜购买设备，并组织人员进场施工。2018年1月初，由于天气原因，加之乙方工人家里老人去世，矿山开采停工了几天。待其工人回来上工时，越新公司管理人员熊明权要求其停工，并告知矿山开采已交由他人另行施工。在黄维杜工人要求结清工资后才准许他人施工的情况下，2018年1月10日，越新公司向熊文权、熊文方等结清了工人工资。此后，彭积强、黄维杜也没有再组织人员在矿山上进行开采作业。此前，彭积强、黄维杜在矿山上的具体开采作业情况如下：一、2015年12月23日，越新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载明：“今欠矿山费用（彭积强）款计500,000元整，按期付款”，该《欠条》有俞建祥的签名，并加盖了越新公司的公章。越新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500,000元款项已支付。庭审中，越新公司举证证明了工程款支付情况，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此500,000元款项已单独支付并支付完毕的事实，故对越新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已支付的意见，不予采信。二、2017年1月20日，经俞建祥与黄维杜结算形成《结算清单》一份，载明“矿山打石头，第七层、第四层路、第五层路、第六层路合计4584立方米×95元每立方米=435,480元，实际结算为430,000”，该清单上有俞建祥和黄维杜的签字。越新公司以该《结算清单》系复印件为由不予质证，纵观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该《结算清单》上与其他证据中“俞建祥”签名的笔迹确系出自同一人，故不能只以该证据系复印件而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其产值以双方确认的金额430,000元为准。三、2017年7月15日，经俞建祥与黄维杜结算，出具第八层结算清单一份，内容载明：“计5241.5平方米×高1.13米=5922.8立方米×95元每立方米=562,666元，彭积强预付伍万元（2017年6月20日），黄维杜预付贰拾贰万伍仟元（2017年2月26日），至2017年7月13日，电费、油费没结”，该清单上有俞建祥和黄维杜的签名。越新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其尚欠工程款已支付。四、2017年10月25日的销货清单显示：“第九层合计4866.3立方米”，该销货清单上有黄维杜、熊明全、刘远东的签名。越新公司认为该《销货清单》无越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予以否认。该《销货清单》上有越新公司管理人员熊明全与黄维杜的签字确认，庭审中，越新公司对熊明全系其矿山的管理人员不予否认，且出庭证人同样能证明熊明全就是越新公司在该矿山的管理人员的事实，熊明全作为矿山的管理人员，其当然有权与黄维杜对工程量进行确认，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开采第九层矿石产值为4866.3立方米×95元每立方米=462,298.50元。五、越新公司的《矿山收方单》显示：“第十层第一段2833.7平方米，第二段642.3平方米，第三段1856.4平方米，高度意见不统一，路口第一层174.9立方米，第二层203.3立方米”，该收方单上有黄维杜和熊明全签名。同样，熊明全的签字确认代表了越新公司对工程量的认定，只是双方对石料高度达不成统一的意见。经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2日现场勘察，在黄维杜、熊明全、冯海峰的现场指认下，绘制了《现场勘察》草图四张，从矿山石料场四个不同的位置进行了丈量和计算，图一丈量结果显示：第十层成型矿石高度为50CM，不成型区域高度为11CM，不成型区域再向上是第九层；图二丈量结果显示：第十层成型矿石高度为65CM；图三丈量结果显示：第十层和第十一层成型矿石总高度为134CM；图四丈量结果显示：第九层和第十层成型矿石总高度为157CM，其中第十层成型矿石高度为40CM。并结合双方已确认的第九层成型矿石高度91CM、十一层成型矿石的高度75CM，可以看出，矿山第十层矿石在高度上出现了极不均匀现象，四个勘察点出现了四个相差较大的高度，分别为50CM、59CM、65CM、66CM。为此，双方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约定、交易习惯及行业标准来折中确定一个高度标准进行计算，鉴于第十层矿石已经实际开采并已加工为成品，对第十层矿石的实际开采毛立方无法通过评估得出精确的数据，故按折中方法合理确定第十层矿石的高度为宜，通过上述四个不同方位的高度，取其平均值为60CM，此高度较为公平的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故第十层矿石产值酌情认定为（2833.7＋642.3＋1856.4）平方米×0.6米×95元每立方米=303,946.80元。另，路口第一层为174.9立方米×95元每立方米=16,615.50元；路中第二层为203.3立方米×95元每立方米=19,313.50元，合计339,875.80元。六、2018年1月10日的《销货清单》显示：“黄师打十一层，长38米×宽4.5米、33.5米×1.5米、25.3米×1.5米、8.6米×4.5米，上述几项后面共同标明×0.75米；23.7米×20米×1.5米；补小黄工钱贰仟元”，上面有黄维杜和熊明全的签名。对于越新公司认为第十一层在开采过程中全部损坏，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补偿2,000元的意见，虽然越新公司提交现场照片加以证明，照片中矿石毛料损坏地方主要体现在矿山周围边界处，从双方确认的清单来看，并非全部损坏。对于损坏矿石毛料所占的比重和是否属于彭积强、黄维杜以及工人故意行为导致，越新公司未提供证据进一步加以证明，故对越新公司的辩论意见，不予采信。同样，熊明全的签字确认代表了越新公司对工程量的认定，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开采第十一层矿石产值为（171＋50.25＋37.95＋38.7）平方米×0.75米×95元每立方米＋474平方米×1.5米×95元每立方米=88,770.38元。七、俞建祥于2016年10月28日出具的《结算清单》“前第四层石材产值为387,000元，越新公司仅支付100,000元，尚欠287,000元未支付；第五、六层产值为701,575元，仅支付602,117元，尚欠99,458元未支付”，该结算清单系俞建祥本人出具，越新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只是认为该欠款已付。为此，彭积强、黄维杜从2015年12月23日起至2018年1月10日止在越新公司郭家坝村矿山上开采矿石的总产值为2,972,185.68元，加上2015年12月23日前越新公司尚欠彭积强、黄维杜矿山开采工程款500,000元，合计3,472,185.68元。合同履行期间，越新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一、1．2017年2月26日黄维杜在越新公司处领取矿山费用10,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在诉请中已扣除。2．2017年3月12日黄维杜在越新公司处领取矿山费用预付款10,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在诉请中已扣除。3．2017年4月30日黄贤梁（系黄维杜之子）出具《领条》一份，载明：“油费5,000元，两次转账共10,000元，共计15,000元”。彭积强、黄维杜不予认可，认为两次转账没有转账凭证，且不能与转账凭证重复计算。经核实，当日确无转账给黄贤梁的记录，只有现金取款两次，每次5,000元，另转账给案外人冯海峰两次，分别为10,000元和1,500元。4．2017年5月17日黄贤梁出具《领条》一份，载明：“矿山油费10,000元，补签上次转账5,000元，合计15,000元”。黄维杜认可油费10,000元，转账5,000元包括在转账中，且已在诉请中予以扣除。经核实，当日确有现金取款5,000元记录，但无转账给黄贤梁5,000元的记录。5．2017年8月13日黄贤梁出具《领条》一份，载明：“俞总在矿山给的现金30,000元，7月18日俞总转账5,000元，7月22日俞总转账10,000元，7月26日俞总转账5,000元，8月4日俞总转账5,000元，8月9日俞总转账10,000元，合计65,000元”。彭积强、黄维杜认可现金支付30,000元，对于转账金额已包括在转账凭证中，不能重复主张。经核实，上述转账中除7月22日、8月4日、8月9日三笔金额有转账记录外，其他的无相关转账记录。6．2017年10月14日黄维杜出具《领条》一份，载明：“8月28日5,000元，9月14日5,000元，10月14日130,000元，10月2日小黄收10,000元，合计150,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在诉请中已予以扣除。7．2017年11月24日安祥进出具《领条》一份，载明：“俞建祥矿山叉车工资10,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在诉请中已予以扣除。8．2017年11月24日熊文方出具《领条》一份，载明：“熊文方收到越新公司俞建祥矿山工资18,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在诉请中已予以扣除。9．2017年12月17日彭积强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矿山预付款50,000元，冯海峰转”。彭积强、黄维杜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其签字，同时没有转账凭证。经核实，该收款收据确无彭积强、黄维杜签字确认，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款确已转给彭积强、黄维杜，故对越新公司认为该50,000元支付给彭积强、黄维杜的意见，不予采信。10．2017年12月25日安祥进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俞建祥矿山工资预付10,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11．2017年12月25日熊文方三人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俞建祥矿山预付工资三人9,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12．2018年1月10日能文杰出具《领款单》一份，载明：“打石点工工资14天每天200元，合计28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证明撤离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13．2018年1月10日能文方出具《领款单》一份，载明：“打石点工工资第十层加十一层工资105,979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证明撤离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14．2018年1月13日安祥进出具《领款单》一份，载明：“开转载机工资2017年2月13日到2018年1月13日止26,000元”。彭积强、黄维杜无异议，但认为撤离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安祥进的工资多结算3天。15．2018年2月8日安祥进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开装载机工资26,000元（彭积强矿山工资扣）”。彭积强、黄维杜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其二人的签字，同时是在二人撤离后才支付，支付的金额与1月13日《领款单》的金额一致，故应当系1月13日的欠款。一审法院认为，彭积强、黄维杜从2018年1月10日就未再组织人员施工，且《收款收据》已注明系彭积强矿山工资，故该26000元与1月13日出具《领款单》中载明的金额系重复计算，不予支持。上述《领条》或《收款收据》所载明的金额，除2017年12月17日载明的金额50,000元和2018年2月8日载明的金额26,000元，不予认定外，对于其他的《领条》或《收款收据》，本院予以认定，故越新公司通过上述方式支付了工程款446,779元。二、越新公司出示的黄贤梁出具的《欠条》六份：2016年5月21日“越新公司俞建祥矿山开采预支工资50,000元”、2016年6月2日“俞总预支工资5,000元”、2016年6月14日“俞总预支工资5,000元”、2016年7月28日“矿山开采工资预支款20,000元”、2016年8月23日“俞总预支工资5,000元”、2016年5月18日“俞总预支锯石头工资20,000元”，上述《欠条》虽然被冠名为“欠条”，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双方并非发生其它法律关系，而系黄贤梁在俞建祥处所领取的工程款，其金额共计105,000元。三、对于越新公司出示的《借条》两份：2016年5月21日“俞建祥2016年工资预付（小安）5,000元”、2016年8月13日“俞建祥（越新公司）装卸机工资5,000元，安祥进签名”，该两份《借条》虽无彭积强、黄维杜及黄贤梁的签名确认，但事实上安祥进系为彭积强、黄维杜驾驶装卸机，故应当认定俞建祥系代彭积强、黄维杜支付安祥进的工资，该款应认定为已支付工程款，金额为10,000元。四、对于越新公司出示的：2016年12月5日安进祥出具《领条》“今领到越新公司处领到开叉车工资1,000元”；2016年12月12日黄维杜出具《领条》“在越新公司矿山工资预付10,000元；2016年12月21日黄维杜出具《领条》“今领到越新公司矿山预付款20,000元”；2016年5月21日《借条》俞建祥支付2015年叉车工资（给小彭支付）（小安）16,200元，共计47,200元。五、2017年1月20日，俞建祥与黄维杜共同签字确认的《矿山开资》“刀头2,100元、油2,600元、木头300元、电费已结2016年10月22日，以后明年结算，黄维杜70,000元、彭积强30,000元，合计105,000元，已结算。彭积强货款（思源学校）（浞水）63,770元，没有结算，同彭积强明年结算”。彭积强、黄维杜对105,000元无异议，对货款63,770元不认可，认为系之前俞建祥所欠彭积强的货款，与本案无关。对于该部分货款是否扣除问题，从该内容来看，在签字确认时确未结算，彭积强、黄维杜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已结算并已支付，现双方已终止合同，故对越新公司要求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的意见，予以支持，上述金额共计168,770元。六、微信转账记录（矿山小黄，黄维杜之子黄贤梁）14份金额99,000元（2017年10月30日10时31分转账5,000元、2017年11月10日12时37分转账10,000元、2017年11月12日14时57分转账5,000元、2017年11月27日15时22分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4日13时4分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10日12时9分转账7,000元、2017年12月12日13时17分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14日9时33分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16日17时51分转账7,000元、2017年12月24日11时46分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26日11时23分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26日11时45分转账10,000元、2017年12月26日11时48分转账5,000元、2018年1月17日11时31分转账10,000元），彭积强、黄维杜对该组金额真实性请求法庭核实，但认为应从诉请中已认可的金额中扣除。经核实，上述金额确实发生，予以认可。七、手机银行转账付款记录共9笔，金额为125,000元（其中转账给彭积强账户62×××03的有：2018年2月10日交易金额50,000元、2018年3月15日交易金额10,000元后实时余额为90,275.63元、2018年3月15日交易金额10,000元实时余额为80,275.63元、2018年3月20日交易金额10,000元实时余额为91,275.63元、2018年3月20日交易金额10,000元实时余额为81,275.63元、2018年3月20日交易金额10,000元实时余额为71,275.63元、2018年3月24日交易金额5,000元；转账给黄维杜账户62×××97的有：2018年1月17日交易金额10,000元实时余额341,661.24元、2018年1月17日交易金额10,000元实时余额331,661.24元）。经核实，上述金额确实发生，予以认可。八、电费清单一份金额121,395.99元，无相关正规发票。彭积强、黄维杜对电费自认2017年12月后就未交纳。经一审法院责令越新公司提供相关正规发票后，仍未提交，故不予支持。越新公司可以提供相关证据另案主张。九、越新公司代付柴油费发票39张金额60,231元（具体为2017年3月3日金额1,400元；2017年3月10日金额1,450元；2017年3月16日金额1,450元；2017年3月19日金额810元；2017年3月27日金额820元；2017年4月7日金额800元；2017年4月8日金额1,400元；2017年4月10日金额910元；2017年4月12日金额800元；2017年4月17日金额700元；2017年4月23日金额1,400元；2017年5月1日金额850元；2017年5月2日金额1,400元；2017年5月5日金额820元；2017年5月12日二笔，金额分别是600元、1,300元；2017年5月17日金额是900元；2017年5月23日金额2,671元；2017年5月27日金额980元；2017年6月3日金额680元；2017年6月7日金额1,400元；2017年6月10日金额2,520元；2017年6月13日金额2,670元；2017年6月22日金额800元；2017年6月23日金额1,300元；2017年6月30日金额1,300元；2017年7月14日金额1,000元；2017年7月18日金额1,500元；2017年8月21日二笔金额分别是2,600元、2,900元；2017年9月7日金额2,600元；2017年9月16日二笔金额分别是2,600元（有黄维杜签名）、2,600元；2017年9月26日二笔金额分别是2,600元、2,600元；2017年10月20日金额1,200元；2017年10月24日金额2,000元；2017年11月1日金额1,300元；2017年11月12日金额2,600元。彭积强、黄维杜只认可黄维杜签字的金额，对于其他的不予认可。经核实，上述油费均有发票，应当系客观发生的，彭积强、黄维杜作为矿山的实际开采人和施工人，必然需要大量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庭审中，越新公司主张燃料费系其支付，彭积强、黄维杜予以否认，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矿山作业过程中使用的燃料费用系自行支付，黄维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认定黄维杜在矿山作业过程中所产生的燃料费用由越新公司代为支付，应当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十、2017年手机银行转账付款明细金额共计555,000元。俞建祥通过转账给彭积强有13笔共计金额为380,000元，具体为：2016年9月26日俞建祥分两次转账分别为50,000元和20,000元，共计70,000元；2017年2月9日转账金额为15,000元；2017年2月11日转账金额为135,000元；2017年6月20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五次，每次10,000元，共计50,000元；2017年8月4日转账三次，每次10,000元，共计30,000元；2017年8月18日转账三次，每次10,000元，共计30,000元；2017年9月9日转账金额50,000元。俞建祥通过转账给黄维杜有9笔共85,000元，具体为：2017年2月10日转账五次，每次10,000元，共计50,000元；2017年7月10日转账三次，每次10,000元，共计30,000元；2017年8月28日转账金额5,000元。俞建祥通过转账给黄贤梁（黄维杜之子）有14笔共90,000元，具体为：2017年3月30日转账金额10,000元；2017年4月8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4月17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5月6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5月30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6月13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7月13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7月18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7月22日转账金额10,000元；2017年7月26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8月4日转账金额5,000元；2017年8月9日转账金额10,000元；2017年10月7日转账金额10,000元；2017年10月22日转账金额5,000元。经核实，其中向黄贤梁所支付的2017年7月22日金额10,000元、2017年8月4日金额5,000元、2017年8月9日金额10,000元，与黄贤梁于2017年8月13日出具《领条》重复，应当予以扣除。2017年6月20日俞建祥向彭积强支付的40,000元与2017年7月15日俞建祥、黄维杜签订的《第七层结算清单》中的40,000元重复，应当予以扣除。故2017年通过手机银行转账付款明细金额应为555,000元-25,000元-40,000元=490,000元。对于越新公司出示2015年12月23日之前支付工程款的凭证，因黄维杜主张的是2015年12月23日以后所欠的工程款，且在2015年12月23日，越新公司与彭积强、黄维杜已对之前的工程款进行了结算，越新公司之前所支付的工程款应扣除后，才由越新公司向彭积强出具了《欠条》一份，故对越新公司再以此支付凭证来主张扣除部分，不予支持。对于黄维杜出示的《货款清单》一份，用以证明与越新公司另外还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越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包含有货款的事实。越新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其与彭积强、黄维杜只存在承揽关系，并不存在买卖关系，所支付的工程款中不包含货款。从该《货款清单》只记载了货物的名称、数量、单价及总价值，对于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以及谁向谁购买、以及货款是否支付的问题，均无法核实，彭积强、黄维杜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黄维杜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黄维杜的此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以上所述，越新公司从2015年12月23日到2018年3月24日，通过现金支付、微信转账、手机银行转账、代付工人工资、代付燃料费、拉货折抵等方式，已向黄维杜、彭积强、黄贤梁（黄维杜之子）共计支付工程款金额为1,551,980元。在彭积强、黄维杜承包越新公司郭家坝村矿山开采期间，双方因工程款结算问题产生分歧，2015年12月6日，冯海峰、熊明全以担保人的名义出具了《协议书》一份，内容载明：“经双方约定，明天俞总与彭总到矿山把账算好工资付清，没算好之前我决不安排车到矿山”。2018年1月10日，越新公司与工人熊文权等人进行了工资的结算，并代彭积强、黄维杜支付了工资。此后，彭积强、黄维杜没有组织工人到越新公司郭家坝村矿山进行开采施工。彭积强、黄维杜在施工期间购置的装载机一台一直停放上该矿山工地上，双方也未对装载机处置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处置意见。2018年2月23日越新公司与范四牛签订了《矿山生产承包协议》。另查明，冯海峰、熊明全、俞永平系越新公司矿山的管理人员。彭积强与黄维杜系合伙关系。再查明，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越新公司在崔永峰石材厂处购进石材共花费货款610,941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越新公司与彭积强、黄维杜签订《矿山开采劳务合同》，双方构成承揽合同关系。故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彭积强、黄维杜应按约定交付劳务成果，越新公司应按约定支付报酬（工程款）。对于尚欠工程款的具体金额，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彭积强、黄维杜于2015年12月23日以后在越新公司矿郭家坝村至2018年1月10日止，所开采矿石的总产值为2,972,185.68元，加上2015年12月23日前越新公司尚欠彭积强、黄维杜矿山开采工程款500,000元，合计3,472,185.68元。越新公司从2017年2月9日到2018年3月24日，通过现金支付、微信转账、手机银行转账、代付工人工资、代付燃料费、拉货折抵等方式，已向黄维杜、彭积强、黄贤梁（黄维杜之子）共计支付工程款金额为1,551,980元。故越新公司尚欠彭积强、黄维杜工程款1,920,205.68元。对于彭积强、黄维杜主张违约金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从双方签订的《矿山开采劳务合同》可以看出，双方对合同承揽期限进行了约定，即从2014年6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止。2018年1月初，彭积强、黄维杜雇请的工人回来上工时，越新公司管理人员熊明权要求其停工，并告知矿山开采已交由他人另行施工。2018年1月10日，越新公司向熊文权、熊文方等结清了工人工资，彭积强、黄维杜也没有再组织人员在矿山上进行开采工作。为此，双方终止履行合同的时间应为2018年1月10日。越新公司在双方约定的承揽期限内将矿山开采交由他人另行施工，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确已构成违约，但合同的终止时间距合同约定期限界满时间（2018年1月31日）临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黄维杜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结合各方因素考虑，酌情支持违约金20,000元。对于彭积强、黄维杜主张装载机租金6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彭积强、黄维杜与越新公司终止合同后，黄维杜购置的装载机一台放置在越新公司采矿区是实，但双方未对装载机的处置达成协议，彭积强、黄维杜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与越新公司终止合同后越新公司仍然在使用其购置的装载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故对彭积强、黄维杜主张装载机租金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越新公司反诉主张赔偿损失360,346.525元的请求，越新公司认为彭积强、黄维杜恶意延迟开采、交付残次品等行为导致其在崔永峰处高价购进石材造成了损失，虽然越新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期间在崔永峰石材厂处购进石材共花费货款610,941元的事实，但越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崔永峰石材厂处购进石材，系因彭积强、黄维杜延迟开采，交付残次品的行为导致，二者之间不能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反言之，越新公司在崔永峰石材厂处购进石材的原因，并不具备系彭积强、黄维杜行为导致的唯一性，同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故对越新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彭积强、黄维杜要求俞建祥与越新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俞建祥系越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彭积强、黄维杜并未举证证明俞建祥在履行公司职务行为时的确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并导致了公司逃避债务，且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与法定代表人滥用职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故对彭积强、黄维杜要求俞建祥与越新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彭积强、黄维杜工程款和违约金共计1,940,205.68元；二、驳回彭积强、黄维杜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6,726元，由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负担20,871元，彭积强、黄维杜负担5,85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352元，由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电费缴纳清单，拟证明其代被上诉人缴纳电费201158.7元；彭积强的质证意见为：电费都是在结算已经扣除。黄维杜、俞建祥未发表质证意见。该证据系务川县供电局出具，且加盖单位印章，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因彭积强并未否认越新公司代缴电费的事实，只是认为已经在结算时扣除，故本院对越新公司缴纳了上述期间电费的事实予以确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第十层、第十一层的开采费用如何确定？2.2017年1月20日结算清单（430000元）能否认定为彭积强、黄维杜的应得劳务费？3.2017年12月17日《收款收据》载明的50000元能否从彭积强、黄维杜的劳务费中扣减？4.越新公司主张的电费201158.07元能否扣减？5.双方是否存在违约以及上诉人主张的损失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彭积强、黄维杜与越新公司在第十层上对矿石开采的高度存在争议，但彭积强、黄维杜完成开采的事实客观存在，在尚无更好的办法确定高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经过现场勘查，对不同勘测点进行测量，以相对平均的高度（60CM）计算体积，参照合同约定单价95元/立方米确定劳务费用（宽度越大，价格越低，1.8米单价80元/立方米、1.4米-1.8米为95元/立方米），较为公平、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十一层，因销货清单已对长、宽、高均予以明确（上诉人现场管理人员熊明全和黄维杜签字），越新公司虽然认为该层矿石不符合规格，无法使用，但因《矿山开采劳务合同》并未对矿石质量进行约定，既然彭积强、黄维杜已经进行开采，完成了相应的工作，越新公司就应当支付相应的费用，至于该矿石是否符合规定不应归责于彭积强、黄维杜，故一审法院在宽度分别为0.75米、1.5米的情况下，按照95元/立方米的单价计算劳务费，合情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彭积强、黄维杜出具的2017年1月20日结算清单系复印件，但越新公司并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结算清单中俞建祥的签名与其他清单上的签名基本一致，故对该结算清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而越新公司是否已经支付了该清单载明的43000元以及收取清单原件在何处，才是该证据审查的关键。对此，本院认为，因越新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一直在欠付劳务费，期间的付款也是陆续分多次支付，无法分清具体支付的是某一笔劳务费，其差欠金额只能通过应得款减去已付款才能确定，故一审法院将该款项纳入应得劳务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2017年12月17日的《收款收据》（50000元）虽然不是彭积强、黄维杜出具，但二审中彭积强承认收到该款，只是认为系越新公司支付的其他材料款。对此，本院认为，既然彭积强承认收到该款，在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越新公司存在另外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应将该款认定越新公司的已付劳务款，从彭积强、黄维杜的应得款项中予以扣减。如彭积强认为与越新公司还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越新公司差欠其他货款，可以另案主张。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根据越新公司提供的务川县供电局的电费清单来看，对越新公司缴纳案涉矿山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电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费用是否已经从双方的结算中予以扣除？彭积强、黄维杜在一审中陈述2016年12月30日前的电费是自缴，2017年后没有缴纳，二审中，彭积强又主张电费是在每次结算中已经扣除，其前后意见不一致，相互矛盾。从彭积强、黄维杜在本案中出具的第一份欠条（2015年12月23日）以及越新公司提交的电费清单来看，可以得知2015年以前双方不存在电费争议问题，2016年2月以后的电费问题，因彭积强、黄维杜未提供缴纳凭据，且彭积强、黄维杜提交的结算清单中也未体现扣减电费的事实，而2017年7月15日的结算单中反而注明了“电费没结”的事实，故本院认定，从2016年2月起，彭积强、黄维杜并未缴纳矿山电费，也未在结算中扣减电费，故越新公司代彭积强、黄维杜缴纳的电费，应从劳务费中予以扣除。但因双方的合同已于2018年1月终止，故对越新公司主张2018年2月以后缴费的部分，本院不予扣减。为此，本院认定彭积强、黄维杜的全部应当劳务费为3472185.68元，越新公司已支付的劳务费为1601980元（1551980元+50000元），越新公司代缴电费为125782.32元。越新尚欠彭积强、黄维杜劳务费即为3472185.68元-1601980元-125782.32元=1744423.36元。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首先，因双方签订的合同届满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越新公司在双方约定的承揽期限内将矿山开采交由他人另行施工，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确已构成违约，且一直拖欠劳务费，在越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彭积强、黄维杜同样存在违约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令越新承担违约金2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越新公司主张的损失问题，虽然越新公司在崔永峰石材厂处购进石材共花费货款610,941元的事实客观存在，但是否系彭积强、黄维杜所致，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6民初1647号民事判决；一、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彭积强、黄维杜劳务费和违约金共计1764423.36元；二、驳回彭积强、黄维杜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6726元，由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负担19832元，彭积强、黄维杜负担6894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352元，由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760元，由务川县越新石业有限公司负担24335元，彭积强、黄维杜负担24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波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马天彬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徐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