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2民终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后安镇南彰党村。法定代表人：邹存兵，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涛，辽宁青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绥棱县龙博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绥棱县克音河乡中兴村**。法定代表人：张四龙，该合作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军，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绥棱县克音河乡中兴村党总支书记，住黑龙江省绥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明星，黑龙江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生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绥棱县龙博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龙博专业合作社）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2018）黑1226民初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友生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涛，被上诉人龙博专业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星、张永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黑1226民初208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全部涉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香菇菌种无合格证认定有错误。周继慧为单位技术顾问，不是上诉人厂区生产、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其发表的香菇菌种无合格证的陈述并不可靠。一审法院调取绥核县公安局经济保卫大队的笔录中也有对周杰和赵凯的笔录，而周杰、赵凯二人明确表示出售的菌种均有合格证，三人陈述有矛盾的情况下，连当时亲自参与调查的缓核县公安局经济保卫大队尚且没有直接对销售菌种无合格证作出认定，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的调查处理意见也没有无合格证的认定，一审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菌种无合格证的？对于合格证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此案为侵权类案件，被上诉人应当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即应证明在菌种发货时就无合格证，这是被上诉人不能免除的证明责任。虽然鉴定意见书中陈述“无合格证”但司法鉴定时距离菌种发货时隔一段时间，不代表发货时就无合格证，且这期间被上诉人进行了菌种裁培操作，根本无法保证合格证在这期间完好保存。一审法院根据一份并不可靠的笔录直接认定所有菌种无合格证是草率的。（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视听资料（光盘一张，附视频和照片）证据不予确认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视听资料，在2018年7月23日于克音河法庭进行庭前会议上质证时，经被上诉人方的张永军确认视听资料是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拍摄制作。而且该视听资料的摄制时间与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件发生时间一致，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秀芬（2015年12月份到被上诉人现场的我方代表）对该视听资料进行了详细地说明和解释，事情原委、来龙去脉均向法庭进行了介绍。一审法院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对该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民事案件采取的为盖然性优势证据标准，而非机械地采取过于严苛的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庭审调查，足以认定该份证据是真实、与本案有关联的。（三）本案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违法。一审法院错误采信鉴定意见书。1.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北大荒鉴定所）无鉴定资质。北大荒鉴定所的执业范围为农业技术司法鉴定，由于农业司法鉴定大类就叫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以从大类上无法得知北大荒鉴定所能鉴定什么。具体的执业范围还必须参考机构名册注明的细分鉴定领域。北大荒鉴定所并无食用菌方面鉴定资质，只是用“骗外行”的方式在打马虎眼。一审庭审中北大荒鉴定所负责人郑超荒廖地认为，农业技术司法鉴定包括食用菌菌种鉴定是常识，无需向上诉人解释。那么，上诉人要问，专业严谨的司法鉴定是一个常识就能应付的？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是对鉴定委托方不负责任，也是颠倒黑白，严重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没有资质却用常识这等荒唐的借口敷衍，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又如何能作为定案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九条规定，“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应当在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注明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北大荒鉴定所鉴定机构名册注明的业务范围并不含有食用菌菌种质量鉴定，根本无资质做本案的鉴定。2.两名鉴定人员李某、于军华无食用菌专业鉴定资质。一审庭审中，原北大荒鉴定所业务负责人郑超、鉴定人李某出庭作证。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就鉴定意见书存在的若干问题向二人进行质询，二人并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对本案相关联甚至至关重要的问题拒绝作出回答。（1）上诉人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向郑超质询，郑超的回答可以说漏洞百出没有任何可信服的地方，A给不出菌种合格与否的依据，即国家、行业或地方的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等文件规定；B未能解释邀请菌类专家钟鄂蓉是否因为两名鉴定人员不具备食用菌专业知识；C未能给出农业技术司法鉴定包含食用黄菌种质量鉴定的依据；D拒绝回答上诉人的关于鉴定意见书格式、内容不符《司法鉴定文书规范》要求的问题；E未能解释为何超委托范围鉴定的问题（郑超明确表示委托事项仅为质量好坏和损失大小，却最终在鉴定书出具后几个月后又违法增加了存在因果关系的部分）；F未能就北大荒鉴定所为何仅2008年入围黑龙江高院司法辅助机构名单一事作出说明；G对李某、于军华的司法鉴定范围内并无食用菌菌种质量鉴定一事拒绝作出回答（经我方在国家司法鉴定名录网查询，二人无食用菌鉴定范围）。上诉人不仅针对上述问题，还有其他涉及鉴定意见书的关键问题，一一进行了询问（均详见庭审笔录）。郑超自称是业务部负责人，对外出具的所有鉴定意见都要经过他同意，却无法回答上诉人基本的质询问题，可以说毫无任何专业性可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申请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一）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二）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三）具有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关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具有较强的专一业技能。根据上述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具备相关的与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专业执业资格、技术职称、相关学历，李某、于军华并无食用菌的专业资格、技术职称、相关学历，根本无资质进行鉴定，其违法鉴定违背了职业道德、执业伦理，更严重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鉴定人员没有食用菌方面的专业知识，该鉴定所没有食用菌方面的鉴定资质。（2）上诉人质询鉴定人李某关于菌种鉴定现场情况，根据李某陈述，本案司法鉴定时已经不具备司法鉴定条件。第一，鉴定第一、二批菌棒得出的不合格结论不代表菌种不合格。李某介绍，上诉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三批菌种中，第一批、第二批鉴定的是接种后的菌棒，第三批鉴定的为菌种。上诉人询问：接种过程中，是否有可能人为因素造成菌种感染，李某回答不排除这种可能；上诉人再问，如何排除人为因素造成感染，如何确定菌种质量有问题，李某拒绝回答。上诉人认为，就连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鉴定人也回答不出，解释不清楚，甚至直接回避鉴定意见书的致命漏洞，这其中究竞有什么事由？鉴定前后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因素干扰了鉴定，让鉴定人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菌种不合格，上诉人不得而知。第二、鉴定第三批菌种时，因其储存条件不符合菌种保存要求，且时间距发货半个月有余，也不具备鉴定的条件。李某介绍，储存菌种的仓库温度为20摄氏度，昼夜温度还会发生变化。上诉人常年培育菌种，对于菌种保存的条件十分熟稔。该名鉴定人员恰恰不知道的是，在20摄氏度或温度起优变化的情况下，菌种生长速度非常快。菌种生长势必会产生瘤状物，产生菌皮，消耗营养水分，这些与鉴定书中描述的现象一致，是菌种生长的正常现象，却被认为是菌种不合格的表现，这就充分说明鉴定人对食用菌行业一无所知。根据上诉人专业人员多年实践经验，菌种必须是在0-4度的库房环境下进行保存，才能最大程度保持出厂状态，才能保证鉴定结果是有意义的，请问这一点，鉴定人知道吗？此外，最后一批菌种2015年12月19日发送。现场勘查时间为2016年1月3日，半个多月的时间，20摄氏度的储存条件，再做质量鉴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第三，菌种数量不符合客观规律。经李某确认，第三批的菌种2000棒未进行接种，直接做的鉴定；第一、第二批4000棒的菌种接种到菌棒上，才做的司法鉴定。根据上诉人多年实践经验，第一、第二批菌种共4000棒，按照每株菌种最多接种50棒菌棒来说，最多能够接种20万棒菌棒，鉴定意见书中认定共40万棒菌棒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当鉴定人被问及如何计算出40万棒菌棒，鉴定人回答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数据和现场抽查估算得出，上诉人要问，被上诉人为本案原告，提供的数据有客观性吗？鉴定机构应不应当独立核实菌棒数量？这样偏听偏信被上诉人陈述的鉴定结论还有何严谨、专业性？综上，鉴定条件都不具备，法院还用这样的鉴定书作为证据，对当事人有何交代？（3）鉴定书上签字的于军华未出庭接受质询，未签字的郑超出面解释。是否在回避什么事情？出庭作证的只有鉴定人之一李某，另外一名人员，于军华为何不出庭接受质询，是不懂食用菌？还是有鉴定程序违法之处不敢接受上诉人质询？一审法院并未向我方告知于军华不出庭的原因，鉴定所也未进行说明。出庭的郑超又并非本案的鉴定人员，他不对鉴定结果负责，也不参与鉴定过程，如何能对他自己的证言负责？上诉人认为对于重要的鉴定人员之一于军华无正当理由不出庭，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证据采纳。3.郑超是北大荒鉴定所负责人，与北大荒鉴定所及其作出的本案鉴定意见书具有利害关系，他作出的证言证明力不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郑超陈述北大荒鉴定所执业有效期自2011年5月15日至2016年5月14日，到期后，向黑龙江省司法厅申请颁发司法鉴定许可证未获批准，该鉴定机构被撤销。上诉人欲问一审法院，以该鉴定所负责人郑超的证言自证其机构是有资质的，这样的逻辑合理吗？换句话说，北大荒鉴定所没有鉴定资质，他可能自证对其不利的证言吗？如果一审法院认为上属逻辑合理的话，又为何在同一份判决书中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相反的逻辑进行了反驳，认为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视听资料和走访情况说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而不予确认？那么郑超的证言有其他证据佐证吗？一审法院这种前后逻辑的矛盾让上诉人不能理解。综合上述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应当对鉴定意见书不予确认。一审法院明知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却故意避开鉴定意见书，引用《种子法》的规定武断判决，可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上有严重问题，让人不禁怀疑本案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49条第二款第（二）项认定上诉人出售的菌种为假菌种，理据不足。对于关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人民法院应当以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依据，对专门性问题，人民法院并无直接下结论的权力。（二）种子法为一般法律性规定，在食用菌领域应当使用《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后者并未规定只要没有合格证，就认定菌种为假菌种。食用菌的鉴定需要运用专业知识、通过科学实验得出结论，法院直接依据种子法49条认定菌种不合格是否是过于武断？（三）一审法院对于我方提供的三份客户证明未进行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虽然，三客户未出庭作证，但法律并未直接否定其证明效力，一审法院认定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从而不予确认，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疑点重重，漏洞百出，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根本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有多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绥棱县龙博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答辩称，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绥棱县龙博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在生产香菇中的损失320000.00元（128000袋×2.50元/袋）及购买香菇菌种价款30000.00元。共计3500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司法鉴定费12500.00元。事实和理由：绥棱县克音河乡人民政府为帮扶农民企业发展壮大，该乡党委书记王永久受原告委托向被告购买香菇菌种。被告于2015年10月24日、11月25日、12月19日经货运公司三次向原告发送香菇菌种共6200棒，其中200棒为运输补损，每棒5.00元，价款30000.00元。原告于2015年11月1日始培育香菇，在生产中香菇菌种成活率较低，生长缓慢。原告及时向被告反馈情况，被告派其员工到原告生产基地进行实地查看，查看后未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便私自离开。原告向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报案。该大队在调查中于2015年12月29日委托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对菌种质量、菌种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2016年1月23日对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委托的鉴定事项作出鉴定意见为：被鉴定食用菌种无菌种标签，无出厂日期，无使用说明；菌袋产瘤状物、厚菌皮消耗营养和水分，菌种老化；菌种没有长满袋，未成熟，影响接种效果和菌种数量，菌袋装袋时不紧实，菌丝生长不健壮；气味清淡或无香菌味，不可以作为菌种使用。提供菌种方应承担菌种所造成的损失。2016年1月28日，该所又对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的“补充函”作出答复说明：被鉴定物损失基数为256000棒（注：应为袋，培育香菇时菌棒分装成袋），其菌种袋平均成本为2.50元/袋。被鉴定物实际生产损失为：损失基数256000棒（袋）×菌种袋平均成本2.50元/袋。该鉴定结果是绥棱县塞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原告的共同损失，其中有原告12800棒（袋）320000.00元损失。原告支付鉴定费12500.00元。被告除造成原告320000.00元和支付鉴定费损失外，还造成原告购买6000棒菌种支付30000.00元价款损失。合计3625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销售不合格菌种，给原告造成损害，应负赔偿责任，原告向被告索赔未果，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绥棱县克音河乡人民政府为帮扶农民企业发展壮大，该乡党委书记王永久受原告委托三次购买被告生产的香菇菌种6000棒。原告于2015年10月24日、11月25日、12月19日三次向被告汇款30000.00元（每次10000.00元）。被告经货运公司三次向原告发送香菇菌种共计6200棒，其中200棒为运输补损，每棒价格5元，价款30000.00元。原告于2015年11月1日始培育香菇，在生产中发现香菇菌种成活率较低，生长缓慢。原告及时向被告反馈情况，被告派其员工李秀芬、黄云松于2015年12月23日到原告生产基地进行实地查看并用原告第三次购买的香菇菌种（原告购买后未进行栽培）进行了培育试验。2015年12月25日，被告李秀芬、黄云松相继离开原告生产香菇基地，由李秀芬带走11棒试验香菇菌棒。嗣后原告向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报案，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当即进行调查。2015年12月29日，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委托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对菌种质量、菌种损失进行司法鉴定并通知被告参加鉴定。被告未派员参加鉴定。2016年1月23日，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对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委托的的鉴定事项作出鉴定意见为：被鉴定食用菌种无菌种标签，无出厂日期，无使用说明；菌袋产瘤状物、厚菌皮消耗营养和水分，菌种老化；菌种没有长满袋，未成熟，影响接种效果和菌种数量，菌袋装袋时不紧实，菌丝生长不健壮；气味清淡或无香菌味，不可以作为菌种使用。提供菌种方应承担所造成的菌种损失。2016年1月28日，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对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的“补充函”作出答复说明：被鉴定物损失基数为256000棒（注：应为袋，原告栽培时菌棒分装成袋），其菌种袋平均成本为2.50元/袋。被鉴定物实际生产损失为：损失基数256000棒（袋）×菌种袋平均成本2.50元/袋。该鉴定意见是绥棱县塞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原告的共同损失，其中有原告12800棒（袋）320000.00元损失。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用12500.00元。2016年4月27日前，被告收到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后，未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受理该案后，被告在举证期限内于2018年7月9日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本院委托黑龙江北方司法农业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黑龙江北方司法农业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了黑北农（2018）司不字9号不予受理鉴定委托告知书。该所认为，根据GB19169-2003香菇菌种6.5留样之规定，留样菌种已超过留置期限，致使无法完成鉴定，决定不予受理该案司法鉴定委托。在庭审中，原、被告对黑龙江北方司法农业鉴定中心不予受理鉴定委托告知书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生产者出售存在缺陷的产品引发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的相关规定，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产品责任纠纷项下的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香菇菌种无菌种标签、无出厂日期、无使用说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应认定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香菇菌种为假菌种。原告使用被告出售的假菌种，在生产中造成原告财产损害，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应按本案司法鉴定意见和原告购买香菇菌的价款确定具体赔偿数额。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绥棱县龙博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在生产香菇中造成的损失320000.00元（128000袋×2.50元/袋）及购买香菇菌价款30000.00元，合计350000.00元。案件受理费6737.00元，由被告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本院缴纳；司法鉴定费12500.00元、证人出庭作证支出的住宿费1200.00元、餐饮费600.00元、误工费1200.00元，共计15200.00元，原告绥棱县龙博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已垫付，由被告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从绥棱县公安局调取的侦办该案件卷宗中，上诉人单位技术人员李秀芬于2015年12月30日出具的《黑龙江绥化地区回访报告》中对接受单位指派，到绥棱县处理涉案菌种问题后形成书面报告。其中第三条为李秀芬向公司提出的建议。载明“关于菌种的问题。我认为没有把握的菌种是不应该销售出去的，比如今年那几个(链孢霉)污染库里的菌种，如果在客户家里出现问题，损失会很大，后果不堪设想，公司也会受到经济和信誉的损失，每棒菌种的成本在1.5元左右，按照成本价售出就可以了，不要想5元一棒的事。这样又对客户负责，也是对我们公司自己负责”。除上述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点。一是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佳北农司所（2015）农技鉴字第76号农业技术鉴定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二是三友生物公司销售给龙博专业合作社的香菇菌种合格证问题；三是一审法院判决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一、关于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佳北农司所（2015）农技鉴字第76号农业技术鉴定书能否作为定案依据问题。涉案香菇菌种出现问题后，龙博专业合作社曾找到三友生物科技公司，希望公司能够帮助解决。三友生物公司也派出了技术人员李秀芬、黄云松前往龙博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和解决，但两名技术员在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先后离开。此后三友公司未就菌种问题与龙博合作社进行有效沟通及协商。从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出具的涉案菌种调查经过及处理意见能够认定，该大队受理龙博合作社投诉后，通知上诉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12月30日参加涉案菌种司法鉴定，上诉人单位法定代表人邹存兵接到通知后未参加。在收到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农业技术鉴定书》后未及时向绥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申请重新鉴定。一审中虽申请重新鉴定,但因鉴定单位答复由于菌种超过保存期限，无法作出司法鉴定，上诉人亦未提交足以推翻该鉴定结论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将该鉴定结论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并无不当。而涉案菌种的质量问题从三友生物公司的技术人员李秀芬的回访报告中也得确认。三友生物公司此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菌种合格证问题。被上诉人单位工作人员周继慧在绥棱县公安局经济保卫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具体检测是由农业主管部门、食用菌协会的专家定期抽检，不是每批食用菌种都检验。但是我们公司出售的三级栽培种，每批我们都自己进行检验，没有出具书面的合格证，出售给绥棱县的这批香菇菌种生产日期都是用黑色记号笔，在每箱菌种的包装箱边角写的，没规定书写的具体位置，因为我们的0912食用菌种都是自检合格产品，所以每箱里不放合格证，也没有质量合格证……”该公司总经理赵凯在绥棱县公安局经济保卫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称:“质量合格证不是按每箱菌种一个质量合格证,我们都是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批次的菌种一个合格证，客户和我们签订合同时，我们都会给客户复印一份质量合格证，至于使用说明书和生产日期都是在质量合格证上有。”由此可见，并不是仅仅只有技术顾问周继慧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承认涉案菌种没有合格证，公司经理赵凯也证实菌种每一个批次有一个合格证，而合格证是在签订合同时复印给客户的。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购买涉案菌种时没有签订合同，上诉人也未举证在什么环节通过什么方式向被上诉人交付了质量合格证。况且一审法院判决只是按照鉴定意见认定涉案菌种“无菌种标签、无出厂日期、无使用说明。”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三、关于一审法院判决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费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第四条：“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三友生物公司主张“在食用菌领域应当使用《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该办法为国务院颁布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裁判文书应当引用的法律、法规等规费性法律文件。且该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制定的，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37.00元，由上诉人辽宁三友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敏审判员 付振铎审判员 吴 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李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