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99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英杰，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瑞珍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瑞英，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欣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欣媛（以上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红，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志欣，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发强，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瑞英、吕瑞珍、吕英杰、吕瑞玲、刘欣媛、刘欣因与被上诉人苗志欣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5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英杰、吕瑞珍、吕瑞英、刘欣、刘欣媛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04民初597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苗志欣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涉案房产由2000年重新置换宅基地拆迁而来，2010年8月23日，被告吕英杰与河北塔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谈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取得案涉争议房屋的相关权利，原告苗志成与被告吕英杰于1993年结婚，原告苗志欣应对该房屋享有权利。”便认为吕英杰对涉案房屋并无完全处分权，故而认定调解协议无效，以上表述不仅割裂本案基本事实，且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进而造成裁判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涉案房屋之所以能置换取得，源于1988年登记在日淑芳名下的宅基地而来。并非仅仅基于2000年重新置换的宅基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结合1988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宅基地证》以及2017年11月**日塔谈公司出具的《证明》可证实，2000年重新置换的宅基地系由1988年登记在日淑芳名下的宅基地置换而来，即之所以能取得本案涉案四套房屋的权益源于白淑芳对宅基地享有的权利。（二）吕英杰与塔谈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不能推定出吕英杰取得了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而仅仅是吕英杰作为该户代表签订补偿协议书，至于协议中相关权利的最终归属情况仍应当我国法律规定及拆迁安置政策确定。根据《塔谈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可知，此次拆迁安置的补偿对象为有合法宅基地且宅基地上有房屋的住户。由此可知符合补偿对象具备两个条件：一为有合法宅基地；二为该宅基地上有房屋。显然，本案合法宅基地源于登记在白淑芳名下的宅基地证，另该宅基地上房屋系由上诉人吕瑞珍、吕瑞英及刘欣，刘欣媛之母吕瑞玲出资、出力与吕英杰建造完成，且白淑芳一直在此居住生活。故在2010年签订该协议时，因白淑芳去世，吕英杰代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一审认定因吕英杰代为签订协议便认定吕英杰享有相关权利，不妥。（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塔谈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经明确了涉案取得的四套房屋系基于登记在白淑芳名下的宅基地使用权而取得。根据《塔谈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八条“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三条，可知，基于日淑芳名下的0.25亩宅基地使用权，上诉人吕英杰选择产权置换取得涉案四套房屋。由此进一步明确，涉案四套房屋的取得源于白淑芳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四）五上诉人作为白淑芳继承人，对于基于白淑芳名下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取得的房屋权益享有继承权。被上诉人无权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根据我国《物权法》、《继承法》之规定，基于白淑芳名下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取得的涉案四套房屋的权益应当由白淑芳继承人继承，而五上诉人分别作为白淑芳继承人、顺位继承人，在白淑芳未留有遗嘱的情况下，法定继承以上房屋，合理、合法。而被上诉人并非白淑芳的法定继承人，其当然无权继承以上房屋。二、上诉人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201703068号石家庄市桥西区诉调中心调解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一方面，该调解协议书中的当事人是调解书中所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对所涉房屋进行处分，被上诉人苗志欣不属于协议中所涉房屋的权利人，故以上上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并未侵害被上诉人苗志欣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该调解协议书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以上上诉人吕英杰、吕瑞珍、吕瑞英及吕瑞玲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石家庄市桥西区诉调中心调解协议书》（编号201703068)是合法有效的。苗志欣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苗志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201703068号石家庄市桥西区诉调中心调解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告吕英杰、吕瑞珍、吕瑞英与吕瑞玲（2018年10月10日去世）系同胞姐弟关系，该四人母亲白淑芳系塔谈村民，于2002年4月去世。原告与被告吕英杰于1993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案涉宅基地位于石家庄市原桥东区，占地面积0.25亩；2、2010年8月23日，被告吕英杰（乙方）与河北塔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主要约定：“第一条被拆迁房屋的现状，房屋坐落位置石家庄市原桥东区，宅基地占地面积0.25亩；第二条评估情况。据评估报告，乙方被拆迁房屋重置评估价值元。附着物评估价值元。上述合计155911元；第三条房屋拆迁后乙方同意选择第一种补偿方式：一、产权置换补偿方式：1、甲方负责补偿安置乙方住宅380平方米、商业30平方米，共计410平方米。具体内容如下：1.1住宅面积：乙方选择住宅户型:a三室两厅零套（135.77平方米）、b两室两厅两套(116.03平方米)、c两室一厅一套(95.14平方米)，d一室一厅一套(62平方米)，扩房面积9.2平方米，合计389.2平方米（以房管部门核准面积为准后以货币形式按4000元/平方米标准多退少补），扩房面积9.2平方米*4000元，签订协议当日交付甲方；1.2商业面积30平方米，乙方用住宅面积0平方米置换商业面积0平方米后，合计30平方米。2、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补偿金按评估报告价值为155911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日内甲方交付乙方；二、货币补偿金方式。”，该协议落款甲方处河北塔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盖章、乙方处吕英杰签名捺印；3、2017年3月20日，被告吕英杰、吕瑞珍、吕瑞英与吕瑞玲在石家庄市桥西区诉调中心达成调解协议（编号为201703068），主要内容为：“主要纠纷事实、争议事项：房产继承纠纷（2017）冀0104诉前调289号；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塔谈新村14-1-1602室、面积95.14平方米、地下车位及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补偿款155911元，归吕英杰所有；2、塔谈新村1-2-1901室，面积116.03平方米；1-3-502室面积62平方米；2-2-2804室面积116.03平方米及商业面积30平方米均归吕瑞珍、吕瑞玲、吕瑞英三人共有，三人自行协商内部分配；3、吕瑞珍、吕瑞玲、吕瑞英放弃其他请求；4、双方无其他纠纷。”该协议落款当事人处吕瑞珍、吕瑞英、吕英杰签名捺印、吕瑞玲（赵仲鹏代理）签名；4、1988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宅基地证》，载明使用人为白淑芳，证号字第935号，宅基地来源为旧宅，坐落位置孙村乡塔谈村，面积168.8㎡，审定有使用权面积为168㎡、不确权面积为0.8㎡；5、2017年11月28日，河北塔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白淑芳系塔谈村民。2000年村里因建村委会，需要白淑芳家的宅基地搬迁，重新在塔谈村南部重新安置宅基地一块”；6、原被告均认可被拆除房屋建成后，一直由原告与被告吕英杰、白淑芳居住。另查明，2017年8月29日，河北塔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述：“。依据编号201703068《调解协议书》及0402号房产分割协议《见证书》，将14号楼1单元1602号确认到吕英杰名下，1号楼2单元1901号确认到吕瑞英名下，2号楼2单元2804号确认到吕瑞珍名下。依据编号201703068《调解协议书》及0401号房地产买卖合同《见证书》，将1号楼3单元502号确认到李丽娟名下。”。被告称1号楼3单元502号房屋已转让给案外人李丽娟，房款用于治病。一审法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共同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案房产由2000年重新置换宅基地拆迁而来，2010年8月23日，被告吕英杰与河北塔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取得案涉争议房屋的相关权利，原告苗志欣与被告吕英杰于1993年结婚，原告苗志欣应对该房屋享有权利，被告吕英杰对涉案房屋并无完全处分权的情况下与被告吕瑞珍、吕瑞英、吕瑞玲签订调解协议，该四人各分得房屋一套，该协议侵犯了原告苗志欣的合法权利，应属无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吕志杰、吕瑞珍、吕瑞英、吕瑞玲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石家庄市桥西区诉调中心调解协议书》（编号201703068）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吕志杰、吕瑞珍、吕瑞英、吕瑞玲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石家庄市桥西区诉调中心的调解协议系上诉人之间就其母亲白淑芳的旧宅拆迁补偿所得的房产及补偿款所达成的协议。该旧宅系塔谈村以1988年郊区农村宅基地清理发证时取得的宅基地使用证结合该宅基地的底档登记资料为依据进行的拆迁补偿，而1988年该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上诉人吕英杰母亲白淑芳名下。被上诉人系1993年12月10日与上诉人吕英杰登记结婚。虽然2000年因村委会占用白淑芳的上述宅基地，但村委会重新给白淑芳安置的宅基地仍是以1988年登记在白淑芳名下宅基地置换而来的，并非重新发放新的宅基地，故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调解协议所涉及的宅基地使用面积所置换的房产面积分割并没有侵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之间就该部分所达成的分割协议侵犯其合法权利理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另该调解协议所涉及的补偿款部分，依据《塔谈村旧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补偿款系被拆除宅基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而所得。由于2000年塔谈村委会占用白淑芳旧宅而置换其现在被拆迁的地方，该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及附着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主张系其所建，但均未提供出充分的证据，因该宅基地及房产仍登记在白淑芳名下，因此该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及附着物在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提供不出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白淑芳所建，故该建筑物及附着物被拆所得补偿款由白淑芳的子女即上诉人进行分割并无不妥。综上，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充分，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欠妥，应予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4民初59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苗志欣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被上诉人苗志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玉华审判员  李 伟审判员  杨根山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安丽萍书记员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