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再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沾化昌达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富源五路。法定代表人：崔洪昌，总经理。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崔洪昌，男，195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威，女，195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吉舜，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飞，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军，山东芳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路409号（供销合作总公司综合服务楼）。负责人：王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华，山东滨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晋利敏，山东滨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怡丰艾海得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城北工业园清风六路与洚河二路交叉口西北角。法定代表人：宋其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宋其平，男，196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垦利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爱增，女，196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垦利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猛，男，197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垦利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宋月玲，女，197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垦利县。再审申请人山东沾化昌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与被申请人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以下简称东营滨州沾化支行)、被申请人山东怡丰艾海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海得公司）、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鲁16民终656号民事判决，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民申671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军、再审申请人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飞，被申请人东营滨州沾化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华、晋利敏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艾海得公司、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申请再审称：1、请求撤销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6民终65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2、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依法判令维持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3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驳回东营滨州沾化支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并通过贷款资金流向、询问宋其平、陈猛等，查明主合同当事人串通的事实，才适用上述条款，判决申请人不承担责任。而二审法院认为，主合同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同一保证人在前后二次保证中，第二次保证合同未加重保证人责任的情况下，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变更借款用途，即使存在串通，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也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此条第二款所称的“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是在第一款“新贷偿还旧贷”的前提下，即前后贷的同一保证人知道是以“新贷还旧贷”，贷款的用途项目中，也系“偿还旧贷”前提下才适用，在一审庭审时，东营滨州沾化支行仍然坚持认为本案所涉借款用途是购买一四丁二醇，不是“以新贷还旧贷，一审、二审结合陈猛等证人证言和东营滨州沾化支行转账信息都已查明此事实。因此上述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就不适用于三申请人，只可依据第一款来认定本案，三申请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艾海得公司是故意欺骗我方，我方当事人不知情。二、在借款保证合同中，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做了虚假陈述，串通欺骗申请人，骗取申请人提供担保。《担保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从这一角度讲，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也不应承担责任。三、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在保证期间，艾海得公司没有将500万元购买货物，而是归还了提供过桥资金的人，实际上是归还了银行的旧贷，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且未经保证人同意，因此，三申请人据此也可免除保证责任。被申请人东营滨州沾化支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艾海得公司的第一笔贷款与本案借款的金额、保证人均一致，昌达公司、崔洪昌及其配偶武威已是第二次为该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该担保行为并未加重其保证责任，三保证人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二、本案在一审中，武威向法庭提交一份录音证据，该证据中武威对艾海得改变借款用途的情况非常熟悉，并知晓具体过程，因此，其对整个借款的使用清楚明确，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三、保证合同明确约定，债权人与借款人协商变更主合同的，在不增加担保人责任的情况下，担保人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债权人依照行业规范及制度、规章办理业务，不存在任何过错。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艾海得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68550.15元,本息共计5068550.15元（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利息，以5068550.1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075%计算）。2.判令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就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3.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9日，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签订编号为8121820161109000019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被告艾海得公司向原告借款500万元，用途为购买一四丁二醇，借款期限自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7月4日，借款年利率为8.05%，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逾期罚息利率在本合同载明的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合同约定借款人使用贷款资金的方式为受托支付，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合同第二部分第8.12条约定了相关实现债权费用的承担，即借款人承诺承担因本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所发生的费用，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合同项下债权已经和应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者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等。合同同时对违约责任和救济措施进行了约定。同日，被告艾海得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20161109000139的《抵押合同》，以自有机器设备为上述借款作为抵押，并于2016年11月9日在滨州市沾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编号为沾工商抵登字（2016）第00057号，机器评估价值为5003653.33元。同日，对此笔借款，原告与被告宋其平、张爱增签订了编号为20161109000143的《保证合同》、与被告昌达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61109000138的《保证合同》、与被告崔洪昌签订了编号为20161109000140的《保证合同》、与被告武威签订了编号为20161109000141的《保证合同》、与被告陈猛、宋月玲签订了编号为20161109000142的《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6年11月9日，原告根据与被告艾海得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将借款500万元打入指定的其在东营滨州沾化支行账户81×××62。同日，根据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签订的《委托支付协议》、被告艾海得公司与泰铭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被告艾海得公司的《流动资金借款提款申请书》将500万元转入泰铭公司在东营滨州沾化支行账户81×××26。自2017年4月21日起，被告不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于2017年6月1日向被告艾海得公司送达《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合同项下的借款提前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息，要求一次性归还所欠贷款本金500万元及所欠利息，被告艾海得公司在《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另查明,案外人王红卫于2016年11月8日21时3分49秒在东营滨州分行滨城支行向被告艾海得公司的81×××99账号转账500万元，2016年11月8日21时4分57秒由上述被告艾海得公司的账户转入被告艾海得公司在原告处81×××99账户，偿还了上一笔500万元的借款。被告艾海得公司新借的500万元在2016年11月9日18时2分55秒转给在原告处设立账户的泰铭公司，2016年11月9日泰铭公司将收到的500万元转给了苑菲菲，2016年11月10日，苑菲菲将此500万元转给了王红卫。再查明，原告因此案与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案件代理合同，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指派王延波律师为此案的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出上诉、反诉，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律师代理费的支付采取风险代理方式计收律师费：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在执行款支付代理费1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对于被告艾海得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2.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是否存在串通骗取保证人保证的问题；3.律师费是否应该由各被告承担的问题。1、关于原告对于被告艾海得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被告艾海得公司提供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3民初57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与艾海得公司签订的动产抵押合同项下的机器设备已经抵顶给了案外人垦利县胜坨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原告对此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在办理此笔借款时对调解书不知情，并办理了合法登记。被告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对此民事调解书无异议。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对此民事调解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所有权没有转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该转让行为无效，且在本案诉讼前对此调解书不知情。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提供的编号为沾工商抵登字（2016）第0009号动产抵押登记档案,证明被告艾海得公司与垦利县胜坨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民事调解书的协议时在抵押期间。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被告艾海得公司提供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6）鲁1603民初573号民事调解书，只是确定的是债权，没有引起所有权的变动。本案中，从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提供的编号为沾工商抵登字（2016）第0009号动产抵押登记档案看出,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双方在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11月7日抵押合同完毕后接着又签订的，所涉抵押财产是相同的，抵押权人客观上不可能知道抵押人对抵押物处分的情况，且抵押物已经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作为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该抵押行为的真实性，因此，原告取得抵押权具有合法性，应认定原告对被告艾海得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2、关于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是否存在串通骗取保证人保证的问题。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提出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约定的用途是购买一四丁二醇，但实际用途是用来归还案外人王红卫的借款，认为原告在明知被告艾海得公司已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让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为此笔借款提供保证，存在与被告艾海得公司串通骗取保证人保证的情形。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提供证据，微信截图、银行票据、银行交易流水明细等证据，证明被告艾海得公司此笔借款的资金流向为：2016年11月8日21点03分，案外人王红卫将500万元借款打入被告艾海得公司在原告处的账户（账号为81×××99），2016年11月8日21点04分被告艾海得公司将此500万元归还了此前在原告处的借款，2016年11月9日17点49分原告将此次贷款发放给被告艾海得公司，并于2016年11月9日18点02分按照被告艾海得公司的要求将此笔贷款打入泰铭公司在原告处的账户（账号为81×××26），同日泰铭公司将此500万元打入苑菲菲账户，2016年11月10日苑菲菲又将此笔款项打入案外人王红卫在中国工商银行滨州市新城支行的账户（账号为62×××12），此资金流向可明确看出被告艾海得公司的此笔借款并不是用来购买一四丁二醇，而是用来归还给上次的借款，是以新贷款还旧贷款。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主张原告在明知被告借款不是合同约定用途的情况下还将借款出借，并且积极主动要求保证人提供保证，存在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可能，但是原告不认同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的主张，认为原告已经尽到审查义务，被告艾海得公司将钱借出后怎么用与原告无关。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被告艾海得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其平在接受法院询问中，陈述陈猛是该公司的实际使用人和实际控制人，签订的借款合同都是陈猛办理的。被告陈猛在接受法院询问中，认可自己是该公司的实际使用人和实际控制人，陈述借用周转资金归还上一笔到期贷款，新贷款借出后再归还周转资金的方式，表示与原告沟通过。原告与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签订保证合同的过程，陈猛与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陈述一致，即是原告工作人员与陈猛等人去的辽宁盘锦市找崔洪昌、北京市找武威签订的保证合同。从以上当事人陈述和办理借款保证的过程，陈猛作为被告艾海得公司的实际所有人和控制人，参与了整个借款的全过程，其向法院做的陈述是客观的，应予采信。因此，关于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约定的用途是购买一四丁二醇，而实际是借用外人资金周转偿还上一笔借款的过程，且被告艾海得公司对此与原告沟通过，原告对此过程也是知情的，由此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艾海得公司串通，骗取了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的保证，因此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不应承担保证责任。3、关于律师费是否应该由各被告承担的问题。原告提出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中都有约定违约承担贷款人为实现本合同下已付和应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也提供了与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提供了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证明其要求律师费的合理性。被告艾海得公司、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对代理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应该提供支付发票。被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对代理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保证合同中没有明确律师费，代理协议是在法院作出判决生效后缴纳律师费，且没有提供发票，原告作为大型金融机构本身应该具备熟知和本身业务相关的法律业务的岗位和工作人员，其聘请律师不是必须的。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原告与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案件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的支付采取风险代理方式的计收律师费：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在执行款支付代理费18万元。由于合同的目的还没有实现，原告并没有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对其要求的18万律师代理费的请求不予认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艾海得公司偿还原告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借款本金500万元和利息、逾期罚息（以500万元为基数，年利率按8.05%计算，自2017年4月21日至2017年6月21日利息为68550.15元；以5068550.1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075%计算，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二、对于上述债权，原告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对被告艾海得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承担的金额向债务人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以上支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53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3539元，由原告负担1836元，被告艾海得公司、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共同负担51703元。东营滨州沾化支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3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内容，改判由山东沾化昌达化工有限公司、崔洪昌、武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律师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艾海得公司串通骗取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担保。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曾存在多笔金融借款业务，艾海得公司经营状况一直较好，如期偿还了原金融借款资金。每次向艾海得公司发放资金，上诉人都如实、合理审查艾海得公司的经营状况、偿还能力、交易的真实性。在本案涉及的借款中，上诉人一经发现艾海得公司拖欠利息的情况后，立即提前宣布贷款到期，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扩大上诉人的损失，也避免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过多不必要的担保责任。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签订的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购买一四丁二醇，并签订《委托支付协议》。为了确保交易的真实性，上诉人要求艾海得公司提供了其与山东泰铭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铭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上述事实确凿后，上诉人才将借款本金汇入艾海得公司的指定贷款账户。后上诉人又依据《委托支付协议》、《产品销售合同》及《流动资金借款提款申请书》将款项汇入泰铭公司账户。上诉人发放借款的程序完全符合银行业的操作规范，并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其次，昌达公司、崔洪昌已是第二次为艾海得公司向上诉人的金融借款提供担保。昌达公司、崔洪昌已经为艾海得公司向上诉人的金融借款合同保证过一次，涉案的保证属于第二次担保，崔洪昌与武威是夫妻关系，三担保人均不否认其《保证合同》签字和盖章的真实性。如此巨额的担保，在上诉人提起诉讼后，三担保人才主张对金融借款的真实性有异议，与常理不符。三担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第二次为艾海得公司借款担保的情形下，如果不知艾海得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借款的真实情况下，完全可以拒绝为艾海得公司担保，而三担保人继续在《担保合同》上签字，足以说明三担保人对于借款的过程、用途等是完全知情的。三担保人应当为其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的行为负责并承担担保责任。最后，一审法院根据泰铭公司、艾海得公司、苑菲菲、王红卫之间银行转账认定涉案借款是借新还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根据艾海得公司的委托支付和提款申请将500万元存入泰铭公司后，合同约定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对于泰铭公司又将款项用作何种用途、支付给谁，上诉人不知情，上诉人既没有监控资金流向的权利，也没有审查义务。泰铭公司将资金转至苑菲菲后，苑菲菲又转至王红卫，其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均与本案的金融借款关系无关，虽然最终王红卫账户被转至500万元，除转账记录外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该借款是艾海得公司偿还王红卫的借款。上诉人向艾海得公司出借的500万元现金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根据种类物的特征，2016年11月10日，王红卫账户收到的500万元不能确定一定是上诉人向艾海得公司出借的资金。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定陈猛是艾海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依据陈猛的询问笔录认定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串通证据不足，陈猛、宋其平应当庭作出陈述并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证，一审法院制作询问笔录质证属于程序违法。首先，实际控制人不是法律术语，依据当事人陈述确定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其次，宋其平、陈猛均是本案的当事人，其应出庭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询。而非制作询问笔录提交法庭质证，一审法院的上述做法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且程序违法。最后，宋其平、陈猛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且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骗取担保人的保证，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于欺骗方式签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涉案《保证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或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但一审法院既没有审查合同效力，又未认证合同无效、可撤销的情况下，不能否认三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那么就不能推翻三担保人的保证责任。更何况三担保人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经济实力明知的情况下，自愿签署的《保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诚实信用原则，三担保人应依据《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4.上诉人要求各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与各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第1.4条约定：主债权存在其他担保方式的（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证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方式）的，不论该担保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方提供，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先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与各担保人签订《保证合同》前明确告知该合同条款，并用黑体加粗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及保证合同约定，虽然上诉人对借款人提供的担保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上诉人仍可要求其他担保人先承担保证责任。5.各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上诉人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对上诉人因本案花费的律师费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属于有效约定。上诉人已聘请律师代理本案，所发生的律师费是实际支出，是直接损失，各被上诉人应按照约定承担。综上，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多次为艾海得公司担保，三担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借款的用途、担保性质有足够的辨别能力，其自愿在担保合同上签字，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串通骗取担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一审庭审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共同答辩称，1.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艾海得公司之间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担保。首先，从涉案借贷过程中来看，上诉人在明知艾海得公司已基本停产、实际控制人陈猛出现信用失信无力归还的情况下，为规避其损失，主动联系过桥资金帮助艾海得偿还上一笔借款500万元。双方以艾海得公司购买泰铭公司货物为名，欺骗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保证，借出新贷款后再通过泰铭公司转给王红卫。昌达公司本已放弃为艾海得公司再次担保，艾海得也找了其他公司做担保，但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坚持让艾海得骗取实力雄厚的昌达公司为其担保，为此他们双方串通，演双簧，到北京盘锦骗签字。上诉人是艾海得涉案借款和上期借款归还的操控者，所涉王红卫、艾海得公司、泰铭公司、苑菲菲的账户都开设于上诉人处，是上诉人主导的借款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的行为。其次，上诉人和艾海得公司及陈猛，对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所提供的有关王红卫向艾海得公司借款等上述该组证据和事实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再次，从资金转移上可以看出，上诉人不但知道还是充分了解艾海得公司对涉案借款已不能归还，为了保证涉案借款能归还，其联系的500万元，将归还借款、发放借款的时间和转账给泰铭公司的时间均选择了接近下班的时间和下班以后三四分钟内，是害怕其他债权人查封账户，且所涉资金的账户均使用在上诉人处开设的账户。最后，涉案保证合同本身上也存在重大瑕疵。在涉案保证合同签字时，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称这不是保证合同，只是向股东说明情况，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是在被催促且不让查看合同其他部分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在合同上签字，签名的位置没有“保证人”字样，内容上也没有“保证”二字，保证合同其他部分均没有崔洪昌、武威的签字，保证合同上的电话也不是保证人的电话，而且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从未在沾化签过该合同。2.一审法院依职权和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当事人陈猛，是为了更好的查清案情，这和当事人一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有别，此符合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事实并无不当，不存在程序违法。3.此前第一轮担保中，是上诉人组织的担保圈，不是企业之间的自行组成，是东营银行组织的，且在这个担保圈中，上诉人也是欺骗了昌达公司，从未向昌达发放贷款，因此正如前面所述第一轮担保到期后，我方在第二轮中已不再给艾海得担保，是上诉人要求艾海得必须找昌达公司担保，因为昌达公司无银行借款，资产优良，东营银行和艾海得串通，并在泰铭积极参与下，虚构买卖合同，骗取了昌达的担保，也就是说东营银行为保证自己的借款安全，自始就是欺骗昌达，想让昌达背这个黑锅的。4.律师费的约定不明，所支付代理费的范围也不明确，不是和本案一一对应关系，故律师费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5.上诉人涉案款项办理时已确认其价值为500多万，那么从此角度来讲，抵押物完全可以冲抵涉案借款，上诉人已要求抵押物优先受偿，不应再要求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上诉人和艾海得公司双方以虚构购买货物为由，双方恶意串通，一方为了避免借款损失，一方为了逃避还款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中，上诉人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包括《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自然人担保信息表、《抵押合同》、艾海得公司股东会决议、昌达化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各一份，及《保证合同》五份。证明本案涉及的保证是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作为保证人为艾海得公司500万元借款提供的第二次保证，即便是存在以贷还贷的情形，被上诉人也是明知的，并没有加重其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笔借款的保证合同也是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串通骗取保证；抵押物的价值也是上诉人和艾海得公司在串通后未经第三方评估所作出的，是虚假的；宋其平并不是艾海得的实际控制人，陈猛作为艾海得和其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被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逮捕。被上诉人艾海得公司、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虽然不属于新证据，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且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上的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未提交新证据，但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申请调取2016年11月9日17时至19时30分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内外监控视频录像，以证明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串通骗取其保证。本院责令上诉人提交上述监控视频录像，上诉人称因时间间隔太长，监控视频录像已被覆盖，无法提供。本院二审认定事实，2016年2月3日，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签订编号为8121820160203000015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艾海得公司向上诉人借款500万元，用途为购买一四丁二醇；借款期限自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11月7日；借款年利率为8.05%，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逾期罚息利率在本合同载明的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合同约定借款人使用贷款资金的方式为受托支付，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同日，艾海得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编号为20160203000082的《抵押合同》，以自有机器设备为上述借款作为抵押。同日，上诉人分别与昌达公司、崔洪昌、陈猛、宋月玲、宋其平和张爱增签订编号分别为20160203000081、20160203000083、20160203000084、20160203000085、20160203000086五份《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武威作为保证人崔洪昌的配偶向上诉人出具声明称，已知悉并同意为借款人艾海得公司在上诉人处的5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6年1月31日，昌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为艾海得公司在上诉人处的5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武威作为昌达公司股东之一，在该决议中签字。2016年11月9日，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签订编号为8121820161109000019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艾海得公司以自有机器设备作为抵押，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陈猛和宋月玲夫妇、宋其平和张爱增夫妇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诉人与各保证人签订的五份《保证合同》第1.4条均约定：乙方（上诉人）主债权存在其他担保方式的（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证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方式）的，不论该担保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方提供，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第7.5条均约定：乙方（上诉人）与借款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借款本金外，无须经甲方（保证人）同意，甲方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两条款均以加黑加粗字体提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一是被上诉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二是上诉人已主张抵押物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保证人是否还应承担保证责任；三是律师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抗辩称上诉人与借款人串通改变借款用途，以新贷款还旧贷款，骗取保证人的保证，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应当向上诉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中，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既是旧贷的保证人，又是新贷保证人，故本案不适用该条第一款的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与艾海得公司变更借款用途，不属于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的变动，亦未加重债务人艾海得公司的债务，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再次，涉案保证合同中也已加黑加粗字体提示保证人除展期或增加借款本金外，主合同变更其他事项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确认，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保证合同约定不论主债权上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担保，上诉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故上诉人主张实现抵押权，并不影响要求各保证人承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涉案借款合同虽然约定借款人应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合同项下债权已经和应付的费用，但上诉人与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案件代理合同，约定采取风险代理方式计收律师费，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律师费已经支付或应当支付，故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一、维持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3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7）鲁1603民初1178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被上诉人山东沾化昌达化工有限公司、崔洪昌、武威、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对被上诉人山东怡丰艾海得化工有限公司向上诉人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上诉人山东沾化昌达化工有限公司、崔洪昌、武威、宋其平、张爱增、陈猛、宋月玲任何一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上诉人山东怡丰艾海得化工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上诉人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53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3539元，由上诉人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负担1836元，被上诉人山东怡丰艾海得化工有限公司负担517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539元，由上诉人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沾化支行负担1723元，被上诉人山东沾化昌达化工有限公司、崔洪昌、武威负担46816元。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不服上述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武威在滨州市沾化区人民医院住院病历，欲证明武威在得知艾海得公司借款没有用于生产，而是归还了银行的旧贷，且无力偿还500万元借款时，感觉自己被骗，丧失生活信心吞药自杀被医院抢救脱险的事实，间接印证东营滨州沾化支行与艾海得公司串通欺骗保证人提供担保的事实。证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民申字2421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终678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三个案例案情与本案案情相似，进一步证明再审申请人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是正确的。再审申请人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据真实性及要证明的问题无异议。被申请人方质证认为，病例及案例与本案事实无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再审申请人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提交2019年7月14日打印的互联网“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公布的东营市怡丰化工有限公司的登记资料3页，载明陈猛、宋月玲为该公司股东，陈猛为执行董事，宋月玲为监事。山东怡丰艾海得公司的登记资料6页，载明公司设立于2012年5月7日，2014年3月18日和2014年11月20日发生股权转让，宋其平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证据二、提交2019年7月14日打印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到的与陈猛、艾海得公司、宋其平、东营怡丰公司、陈伟有关的4个执行案件信息共8页。通过以上两组证据可以看出，陈猛利用艾海得公司不只是向东营滨州沾化支行进行贷款，还利用艾海得公司为其本人及东营怡丰公司借款提供大量担保，艾海得公司就是陈猛幕后指挥设立并实际控制的企业。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无异议，同意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的意见。被申请人东营滨州沾化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庭后核实，对其陈述的证明目的及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被申请人东营滨州沾化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没有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本院依照再审申请人的申请，依法调取了下列证据：1、盘锦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调查令复函，内容为：陈猛、牟金磊、常华锋在2016年11月7日曾在盘锦昆仑大酒店入住过，闫希峰没有入住信息；2、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3刑初33号艾海得公司、陈猛犯骗取贷款罪的一审卷宗。3、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因涉案贷款对陈猛的讯问笔录和调查笔录各一份、对宋其平的调查笔录一份、对张盼盼的询问笔录一份。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工作人员牟金磊与艾海得公司陈猛、案外人常华锋一起去盘锦市用虚假手段欺骗再审申请人崔洪昌担保借款的事实，该证据与涉案500万元前后转账的明细相印证，能够证明艾海得公司、陈猛和被申请人东营滨州沾化支行相互串通欺骗保证人提供担保，涉案500万元没有用于购买化工产品，而是变相归还了艾海得公司的旧贷款，东营滨州沾化支行没有严格审查，也没有对借款用途严格监督，加重了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保证人因此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武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对牟金磊和陈猛、案外人常华锋开车去盘锦找崔洪昌、武威签字是知道的，陈猛用过桥资金偿还贷款与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均沟通过，陈猛陈述其提供虚假的原材料购销合同贷款，银行是知情的。宋其平只是艾海得公司的挂名法人，陈猛是实际控制人。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盘锦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调查令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再审申请人陈述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对陈猛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讯问笔录、询问材料和要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够证明东营滨州沾化支行与艾海得公司、陈猛串通骗取担保，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本院经综合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在再审中提交的武威的住院病历，陈猛骗取贷款的案卷及询问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及裁定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东营市怡丰化工有限公司的登记资料，陈猛、艾海得公司、宋其平、东营怡丰公司、陈伟有关的4个执行案件信息，盘锦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出具的调查令复函及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对陈猛的讯问笔录和调查笔录、对宋其平的调查笔录、对张盼盼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东营滨州沾化支行与艾海得公司、陈猛共同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其他基本事实，与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应否对本案贷款承担保证责任。一、关于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该“以新贷偿还旧贷"是指借款人向出借人所借的前一笔借款期限届满未还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协议，由借款人再次向出借人申请借款用于偿还之前尚欠的款项。借新还旧不仅指待新贷款发放后，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对于首先用过桥资金偿还旧贷款，待新贷款发放后，再用新贷款偿还过桥资金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借新还旧。本案中，艾海得公司首先用案外人的过桥资金偿还旧贷款，待新贷款发放后，又委托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将新贷款转给案外人，资金流转形成一个完整闭合的回路，应当认定涉案借款构成借新贷还旧贷。昌达公司、崔洪昌既是旧贷的保证人，又是新贷保证人，故本案不适用该条第一款的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东营滨州沾化支行与艾海得公司变更借款用途，不属于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的变动，未加重债务人艾海得公司的债务，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再次，涉案保证合同中也已加黑加粗字体提示保证人除展期或增加借款本金外，主合同变更其他事项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艾海得公司到期不能还款时，东营滨州沾化支行即可要求作为担保人的昌达公司、崔洪昌承担还款义务，无需与艾海得公司串通骗取其在新的贷款中提供担保。另外，案涉贷款合同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7月4日，贷款发放后，艾海得公司一直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直到2017年4月21日艾海得公司开始逾期还息，东营滨州沾化支行立即在2017年6月1日向艾海得公司送达《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要求其偿还全部贷款本金500万元及所欠利息，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主张东营滨州沾化支行明知艾海得公司不具备贷款条件而发放贷款，与艾海得公司共同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再审申请人武威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武威在艾海得公司2016年11月7日到期的贷款中，没有直接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武威不是旧贷款的担保人，但其作为自然人保证人崔洪昌的配偶出具声明，已知悉并同意崔洪昌为艾海得公司5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并对借款人因本次借款而产生的全部债务承担全额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而且武威在2016年1月31日昌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上，作为昌达公司股东签字同意为艾海得公司5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在艾海得公司2016年11月9日的新贷款中，其又作为保证人直接与东营滨州沾化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结合武威在原审中提交的与陈猛的通话录音，能够认定武威知晓艾海得公司上一笔贷款的数额、到期期限、公司状况等情况，对艾海得公司以新贷偿还旧贷是知情的。再审申请人武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应当承担对外提供担保带来的风险和法律后果。综上，再审申请人昌达公司、崔洪昌、武威主张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保证合同无效，不知道新贷偿还旧贷，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再审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认定再审申请人武威系旧贷的保证人不当，再审予以纠正。原二审判决结果正确，再审应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鲁16民终65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维华审判员  张魁海审判员  刘超元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