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59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大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靖，重庆合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佳，重庆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一峰。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跃全，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宇峰，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大建因与被上诉人程一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8）渝0120民初3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大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靖、梅佳,被上诉人程一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跃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大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由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货款155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物品与双方实际买卖的物品特征不相符；二、一审中被上诉人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所售瓷器来源于拍卖公司；三、一审法院引用交易习惯进行裁判系适用法律错误。程一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大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2.判令程一峰立即返还马大建货款15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15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程一峰付清全部款项时止）；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程一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他人介绍，马大建欲向程一峰购买黄鸭瓷器一对，2016年10月31日，双方曾在微信上交谈协商。2016年11月2日，双方协商一致，马大建以155000元的价格购买程一峰所有的黄鸭瓷器一对。马大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程一峰转账支付了155000元，程一峰将黄鸭瓷器一对交给马大建，并出具了《说明》一张，载明“今售瓷器黄鸭壹对给马大建，此物件确保来源于拍卖公司，售价¥155000.00元，由银行卡转账程一峰。马大建，以上款项已收到。售卖人：程一峰。2016年11月2日。雄鸭475克、雌鸭400克。注：大清乾隆年制款识并保留照片。”2017年3月16日，马大建通过微信要求程一峰发送记录黄鸭瓷器的拍卖书本图片。同月18日，马大建通过微信告知程一峰瓷器不对，表达了退货的意思。随后双方通过微信多次交流，对鉴定等也进行了讨论，马大建要求退货，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经马大建申请对案涉黄鸭瓷器一对的形成年限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为该中心鉴定项目为痕迹（含陶瓷器）检验，不能直接回应制作年代问题，故从痕迹检验角度出具了鉴定意见：送检的两件乾隆款黄釉卧鸭瓷器（详见图片）痕迹与其款识所标称时期器物应有的痕迹规律不符。马大建预付了鉴定费2000元。一审另查明，程一峰提交的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2015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书刊中记载的第261号拍卖品图片与案涉黄鸭瓷器的外观基本一致，并描述为“清黄釉鸭摆件一对RMB：16,000-40,000”。该书刊封面上注明拍卖时间为2015年6月28日下午2:00时。程一峰提交的渝文物[2015]215号《重庆市文物局文件》，对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2015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拍卖标的进行了批复，其中第四、第五条为“四、本批复不作为对上述标的品质及瑕疵等的认定。五、本批复须登载于拍卖图录或相应宣传品的显著位置。”程一峰提交的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单上载明其购买了261号拍品“黄釉鸭摆件一对”，作者年代为“清”，成交价为16000元，佣金1600元，共17600元，打印的结算日期为2015年6月27日，程一峰在提货人处签字。一审庭审中，马大建陈述程一峰在售卖黄鸭瓷器时向其保证了该瓷器系清代文物，程一峰出具的说明中“注：大清乾隆年制款识并保留照片”字样，结合售价，应当视为保证该瓷器为清代文物。程一峰陈述上述备注只为说明黄鸭瓷器上有相应的款识，并不是说明为清代文物；程一峰只保证瓷器来源于拍卖公司，没有保证是真品；程一峰提交的结算单是拍卖公司开具，并加盖有财务专用章，来源合法，双方只是约定了购买黄釉鸭摆件一对，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约定物品的产生时代等。一审法院认为，马大建向程一峰购买黄鸭瓷器一对，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马大建向程一峰支付了货款，程一峰将货物交付了马大建，并出具了《说明》一份，双方已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且已实际履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马大建认为其与程一峰约定买卖的是清乾隆年代制作的古玩，程一峰交付的黄鸭瓷器并非产自清乾隆年代，程一峰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解除合同。双方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也未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不能依约定或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程一峰向马大建出具的《说明》中明确了出售标的物为“黄鸭瓷器一对”，并保证“此物件确保来源于拍卖公司”，尾部的备注为“雄鸭475克、雌鸭400克，注：大清乾隆年制款识并保留照片”。程一峰人作为出卖人，对标的物有基本的陈述和介绍是理所应当的，此《说明》的内容和备注仅能说明程一峰明确了所售标的物的名称、来源和重量、款识等特征，而并未有任何保真承诺的意思表示。古玩交易不同于一般物品买卖,按其行业习惯，卖家并不默认保真,买受人应以自己的技能及专业知识对其价值予以鉴别,并承担相应的风险。马大建向程一峰购买黄鸭瓷器前验看了实物，并多次与程一峰见面协商，双方才达成买卖合同，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程一峰向马大建交付了黄鸭瓷器一对，且程一峰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该瓷器来源于拍卖公司，程一峰按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马大建也支付了货款，该合同已履行完毕，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马大建无充分证据证明程一峰向其针对涉案瓷器作过保真的承诺，其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程一峰有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马大建请求解除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马大建因解除买卖合同而返还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原告马大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0元（已减半收取），鉴定费20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马大建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保真的表示；2.国家文物局工商总局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拟证明该通知明确要求对文物市场的行为进行整顿，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行业惯例。被上诉人程一峰质证认为，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面还谈到其他物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2是国家的相关文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证据1，从微信聊天记录的具体内容来看，并不能得出被上诉人对文物作出了保真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因其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亦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马大建是否有权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要求程一峰返还货款，现评析如下：古玩、艺术品交易不同于一般物品买卖，按其行业惯例，买受人应以自己的技能及专业知识对其价值予以鉴别，并承担相应风险。在无参考标准的情况下，实物查看往往是确定是否交易的主要途径，一旦交易完成，购买方事后经鉴定或其他途径发现真正的利益与风险并不符合其当初的预期，也不能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否则，古玩作为一种蕴含高度不确定性的特殊商品，交易本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就难以保证。本案中，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根据马大建实际支付货款、程一峰交付标的物等行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也未对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不能依约定或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现马大建认为其与程一峰约定买卖的是清乾隆年代制作的古玩，程一峰交付的黄鸭瓷器并非产自清乾隆年代，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马大建陈述是程一峰向其保证案涉物品为清乾隆年代制作古玩，但该陈述并无证据予以佐证，应由马大建承担案涉物品的购买风险，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另，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笔录，拟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存在保真承诺行为。本院认为，上诉人在本院二审中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马大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马大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青审 判 员  罗太平审 判 员  李 颖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  潘国伟书 记 员  何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