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甘7101行赔初13号 原告兰州恒鑫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法定代表人葛鸿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路哲，甘肃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甘肃省兰州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处，住，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园**/div> 法定代表人杨科峰，系该处处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杨科峰，系该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杨民，该处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杜江，甘肃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兰州恒鑫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广告公司）诉被告甘肃省兰州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处（以下简称：路政管理处）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19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同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路哲、被告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杨科峰、委托代理人杨民、杜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恒鑫广告公司于2007年租赁皋兰县X村村民的承包地，经皋兰县忠和镇人民政府批准，并交纳了1万元审批费用，在G30连霍高速K1704+100米处（建筑控制区之外）修建了户外广告牌（第113号）。2015年底，因水忠路互通工程拓宽了高速公路路面，导致涉案广告牌位置变为控制区内。2016年5月25日，甘肃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局、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甘肃日报》第13-15版发布了《关于对兰州至中川机场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进行清理整顿的公告》，要求原告对上述广告牌自行拆除或由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以书面形式向甘肃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局提出广告牌修建、审批及设置情况，申明广告牌属于合法修建，但被告最终未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违法强制拆除了涉案广告牌。原告对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行终58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拆除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4月25日，原告向赔偿义务机关提交了书面赔偿申请，但赔偿义务机关未予以答复。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财产利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且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赔偿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若干问题的规定》，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广告牌建造费297798元，以及剩余10年土地租赁期间广告牌收益经济损失65万元（6.5万元/年）。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材料如下： 1.（2018）甘行终580号行政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强制拆除涉案广告牌的行为被判决确认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 2.行政赔偿申请书、快递回执单（1047280562732），证明2017年4月2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书面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但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任何答复，未作出给予赔偿或不予赔偿的决定。 3.鉴定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的广告牌因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因拆除行为违法，相关损失的具体数据及材料由被告保存，原告对具体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对此请求通过司法评估机构对具体损失进行评估确定。 被告辩称，本案原告设置的广告牌是违法设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九条、《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兰州市户外广告管理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禁止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非公路标志牌设置应当经过专门的行政许可，符合安全距离。原告设置广告牌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合法的行政许可，已经不符合目前高速公路现状，存在安全隐患。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皋兰县忠和镇经济联合委员会不具有设置户外广告牌的审批权限，原告没有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审批和《户外广告发布登记证》，也未得到公路路政管理部门的核准，涉案广告牌属于违法设施。根据甘交发[2016]20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兰州至中川机场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治理规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兰政办发[2017]74号《关于开展全市高速公路沿线户外广告牌专项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被告按照上级机关和政府的安排，于2017年4月9日拆除了涉案广告牌。同年4月14日，原告委托他人将拆除的广告牌清理运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设置的广告牌为违法设施，并非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履行职责，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合法权益受损，况且涉案广告牌的收益已超过了设置时的费用，因原告不自行拆除涉案广告牌，强制拆除广告牌的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未能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材料如下： 第一组证据：《甘肃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证》，证明被告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有履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职权。 第二组证据：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案卷，证明了被告按照广告牌整治通知的要求，强制拆除涉案广告牌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询问笔录、委托书、协议书、收条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委托王军办理涉案广告牌拆除清理事宜，已将拆除的广告牌牌面及立柱清理运走。 第四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兰州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至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判决书已认定原告没有取得合法审批手续，违法设置了广告牌，被告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涉案广告牌实物已不存在，不具备鉴定条件，不同意鉴定。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认为生效判决已确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虽然在拆除过程中，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但被告对原告设置的广告牌进行了破坏性拆除，原告拉走的广告牌残件也不具备任何价值，被告应当对其违法拆除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证据1、2具有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采信，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申请鉴定事项涉及广告牌价值及具体损失数额，该申请应当以被告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原告合法权益损害以及赔偿请求具有事实根据为前提，在赔偿主张不成立以及广告牌已灭失的前提下，缺乏鉴定的必要性，故不予准许。被告提交的一至三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提交的法律法规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1日，原告恒鑫广告公司与案外人李世忠签订了名为“广告牌场地租用协议”的土地租赁合同，内容为李世忠提供位于皋兰县X镇X村面积约为50平方米的土地一块，作为恒鑫广告公司制作单立柱广告牌的场地。2007年6月8日，原告恒鑫广告公司向皋兰县忠和镇经济联合委员会以转账支票的方式支付广告牌占用费10000元。2007年8月9日皋兰县忠和镇经济联合委员会出具的《甘肃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交款单位为恒鑫广告公司，收款事由为“收广告牌占地费”，金额为10000元。2016年5月25日，甘肃省路政执法管理局与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联合开展兰州至中川机场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牌清理整治活动，并在《甘肃日报》刊载《公告》。经现场勘验，原告恒鑫公司设立的涉案广告牌为单立柱钢结构，立柱距路肩28米，牌面投影距路肩19.5米；公路扩建后非标牌投影距公路边沟外缘19米，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2017年4月14日，原告恒鑫公司与东岗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大队签订《协议书》，原告同意拆除涉案广告牌并及时将拆除物运离现场，拆除工作及拆除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被告以代履行方式强制拆除了涉案广告牌，原告将被拆除广告牌、牌面及立柱清理运走，并出具了《收条》。事后，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经过一审、二审程序，2019年1月24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甘7101行终58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拆除G30线连霍高速下行K1704+100米处单立柱钢结构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同年4月25日，原告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告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广告牌建造费297798元。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原告继而于同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入的广告牌建造费297798元，以及剩余10年土地租赁期间广告牌收益经济损失65万元（6.5万元/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广告牌是否经过依法许可、登记具有合法权益；二、赔偿义务机关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履行了赔偿义务；三、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一，原告主张涉案广告牌经过皋兰县忠和镇经济联合委员会依法审批，属于合法设置的广告牌。经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甘行终580号行政判决书，已对涉案广告的合法性作出评判，理由为：皋兰县忠和镇经济联合委员会出具的“甘肃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注明收款事由为“土地占用费”，不能证明案涉广告牌是经过皋兰县忠和镇经济联合委员会审批设置，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皋兰县忠和镇经济联合委员会不具有对户外广告牌登记许可的法定职权。涉案广告牌直至强制拆除前也未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户外广告发布登记证》，况且2015年由于高速公路扩建，涉案广告牌已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原告也未获得公路路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综上，原告设置的广告牌没有经过依法许可、登记，故对原告主张涉案广告牌设立经营具有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规定明确指出了申请人提起行政赔偿的程序和途径，赋予了申请人选择权，保障了权利救济。本案原告于2019年4月25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告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收到后虽然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赔偿决定，但并未影响原告通过诉讼途径行使行政赔偿请求的诉权，况且本案审查范围直接针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赔偿义务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原告关于赔偿义务机关未履行赔偿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上述规定明确指出行政赔偿请求成立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案被告强制拆除涉案广告牌的行为虽因违反代履行催告程序被判决确认违法，但原告设置、经营的广告牌未经依法登记、许可，不属于合法权益，况且原告自2007年设置广告牌，直至2017年被强制拆除期间，其设置广告牌的目的已完全实现，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利益。本案原告与被告已就涉案广告牌拆除事宜达成协议，被告以代履行方式实施拆除，拆除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被拆除的广告牌牌面及立柱已由原告清理运走。据此，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虽然被确认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兰州恒鑫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李 青 审判员 姜 涛 审判员 张翼鹏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姜 玥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