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富，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江苏闻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阮日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洪峰，江苏维世德(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言意公司）、阮日伟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19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言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费由阮日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应交付的成衣件数应扣除600件。一审中言意公司已提交相关照片和报警记录，至少可以证明阮日伟在未经言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砸开仓库门抢走成衣的事实，阮日伟对此行为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将成衣差额损失全部让言意公司承担，与事实不符，有失公平。二、面料损失酌定金额过高。一是面料价格酌定为100元/米仍属较高。根据言意公司询价及有关订单和发票能够证明面料价格为60-80元/米是真实可信的。阮日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面料价格。二是有关面料的用料情况，加工单价与具体款式和是否为格子面料有较大关联，平均用料应按照1.2米计算较为合理。三、言意公司和阮日伟之间曾就涉案争议经派出所调解达成协议，阮日伟未能按约履行有违诚信。言意公司主张的滞纳金实为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阮日伟以各种理由阻止付款，已构成事实上迟延履行付款义务。言意公司主张按照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是合理的。阮日伟辩称：言意公司的请求不符合客观事实。言意公司起诉时主张有958件库存，其后来称少了600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每件衣服的用料及单价是法院酌定的，低于客观事实，但阮日伟予以认可。言意公司关于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阮日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阮日伟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具体如下：1.阮日伟只需支付言意公司加工费24305元；2.言意公司赔偿阮日伟1339件成衣的价款499219元；3.言意公司赔偿返修的11件成衣价款4101元；4.言意公司赔偿阮日伟被第三人罚款的103000元。二、各项综合后，如判决阮日伟从派出所拿回20万，言意公司还需支付182015元。三、调整一、二审双方承担的诉讼费金额。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错误。1.在派出所签的调解协议是阮日伟急于向客户交付成衣受胁迫不得已而签订的，应确认不具合法性。即使不确认，言意公司也未按照约定数量及时交货，严重违约，每件加价5元不合理。2.华源公司的加工费截至9月3日已付清，言意公司无权代替华源公司要求每件加价5元。言意公司与华源公司一起履行和阮日伟的加工协议，应认可华源公司的单价，且言意公司的加工费阮日伟也支付了相当一部分。从后续送货单及付款均可看出，言意公司认可未加价的加工费，不存在8月31日派出所协议上李中友所谓的没有确认的事实。3.一审认定送货数错误。（1）阮日伟截止2018年8月8日收到华源公司2133件，单号7834979的送货单多统计了12件。有7992件交易均有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单号尾数为72、73、76的送货单计369件阮日伟没有签收，认定阮日伟已收到有失公允。（2）2018年7月23日至8月22日阮日伟收到3626件。（3）2018年9月3日至9月6日阮日伟收到2233件，其中9月6日送货单上写明实收61件，统计表上载明117件，多计算56件。4.言意公司应按照市场价格赔偿1350件女式羊绒大衣的价款。（1）其中11件为返修的衣服，是言意公司已做好的成衣，只是有瑕疵需要返修，返修后衣服丢失,仅赔偿面料的价格不合理。（2）多统计的12件及未经签字确认的369件衣服已做好，未交付给阮日伟，应按市场价格赔偿。（3）言意公司在一审立案时就认可的库存958件，至第三次庭审称只有358件，应按照市场价赔偿958件衣服价款而非赔600件面料加358件衣服的价款。而且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交衣服后付钱，假如交付358件衣服是合理的，也至少应与交付加工费同时履行而非判决先交钱后交衣服。5.阮日伟主张按市场价格赔偿损失的法理依据是可得利润损失。6.阮日伟因言意公司迟延交付被客户罚款，罚款应由言意公司承担。言意公司辩称：在派出所做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华源公司送货是代言意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华源公司与阮日伟之间另外的加工费用与言意公司无关。一审中阮日伟承认其与华源公司的老板比较熟悉，有的送货单没有签字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已交付服装数量是正确的。阮日伟要求按照市场价格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言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阮日伟支付言意公司加工费371020元；2、判令阮日伟支付言意公司滞纳金暂计2017元(以371020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同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3、诉讼费用由阮日伟承担。阮日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与言意公司的加工合同关系；2、确认在千灯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无效；3、按照市场价赔偿1339件成衣价款499219元、返修衣服16件计5320元、样衣30件计10283元，合计514822元；4、赔偿迟延交付成衣的罚款10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阮日伟委托言意公司加工羊绒大衣，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未明确约定单价、数量、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2018年8月24日、2018年8月27日，言意公司与阮日伟之间发生纠纷，报警处理。此后言意公司与阮日伟先后在公安部门调解下，达成三份调解协议，第一份具体未签署时间，内容为：阮日伟先支付壹拾万元，存于千灯派出所账号，派出所收款后，言意公司即交付给阮日伟二十九卷服装面料。2018年8月31日言意公司与阮日伟签订第二份调解协议：1、以阮日伟发给李中友的价目表为基础，每件服装加5元加工费；2、言意公司立即交货；3、交货同时，即阮日伟收货后当场付清言意公司相对应的加工费。2018年9月3日言意公司与阮日伟签订第三份调解协议：1、言意公司未结订单还需向阮日伟交货3300件左右；2、阮日伟未付总的加工费400000元；3、言意公司承诺未结订单5日内交货完毕（2018年9月8日），2018年9月3日先交付2300件左右；4、言意公司交付1000件衣服，阮日伟对应结付100000元至派出所代为保管，2018年9月3日，阮日伟先交200000元至派出所，后言意公司交成衣2300件左右；5、下次言意公司交货后，阮日伟将余下100000元交至派出所代管；6、派出所支付方式：言意公司交货后，经阮日伟在送货单签字后，由派出所直接向言意公司支付；7、涉及产品品质及送货数不符等内容，自行协商，派出所凭送货单即及签字依约结付所代管款项。阮日伟的自行拟定的价目表型号对应单价为：1801号65元；1802号65元；1896号65元；1897号65元；1899号65元；1812号65元；1811号65元；8007号60元；274号75元；371号75元；314号75元；336号75元；898号75元；895号75元；8015号75元；813号80元；316号85元；428号85元；8004号85元；8165号85元；894号90元；343号90元，格子加10元。言意公司根据该价目表每件加5元主张加工费用。2018年7月4日，阮日伟支付周文华100000元，2018年8月22日阮日伟支付周文华60000元，2018年8月23日阮日伟支付周文华140000元。阮日伟支付给周文华的300000元，言意公司自认已经从周文华处收到。2018年9月3日当日，阮日伟支付言意公司100000元，由李中富出具收条。2018年9月4日和5日,阮日伟共计交纳200000元在千灯派出所。2018年9月3日言意公司向阮日伟交付1000件成衣，2018年9月4日交付741件成衣，2018年9月5日交付431件成衣，2018年9月6日交付117件成衣，共计2289件成衣。言意公司第一次庭审时自认尚有958件成衣应当交付阮日伟。在第三次庭审时，言意公司称重新做了盘点，仅剩余358件成衣应当交付阮日伟，差额600件部分言意公司解释称系阮日伟从言意公司处抢走，但未能提供证据。阮日伟自认与周文华相识，周文华系与言意公司的经营者合伙经营，阮日伟将面料交付周文华，由周文华和李中富共同为阮日伟加工大衣，字号为“华源”的系周文华的加工公司，后期言意公司的厂房建好后，面料送到言意公司处，阮日伟2018年5月开始向周文华送面料要求加工，阮日伟与周文华、言意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李”在同一个微信聊天群中，送面料后周文华或者小李会告知阮日伟裁剪了多少件由阮日伟根据件数提供水洗标，一般在裁剪后一周内送货，2018年7月底前均是正常送货。言意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分为华源送货单和言意送货单，阮日伟对于有签字的部分无异议，其中2018年6月30日、2018年7月3日和2018年7月8日的送货单未签收，阮日伟不予认可。阮日伟认可在初期和周文华比较熟，互相之间没有特别要求签字。阮日伟返修言意公司处的11件大衣，言意公司并未提供送货的证据。言意公司前后两次提供的库存单：第一次提供的958件库存单计算的加工费为85265元，第二次提供的358件库存单计算的加工费为30170元。上述事实，由接处警工作登记、三份调解协议、单价表、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以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言意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言意公司与阮日伟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受法律保护。因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根据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证据予以确定。因双方已经在公安机关协商确定每件大衣的加工单价按照阮日伟提供的单价表中每件加5元计算，双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后产生新的约定，因此加工单价应当按照单价表中每件加5元计算。阮日伟辩称不应当按照加价5元计算单价，但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单价表的加工单价达成一致意见，故对于阮日伟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阮日伟辩称2018年6月30日、2018年7月3日和2018年7月8日的送货单未签收，但根据阮日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得知2018年6月30日确实已送货，但阮日伟庭审中却矢口否认，再根据阮日伟所称先送面料在裁剪后一个星期左右就会送货，根据阮日伟所称的2018年7月底之前的交易均是正常的、与周文华关系比较熟，互相之间没有特别要求签字，可以认定该部分没有签字的货物实际已经送达，故不再扣减。言意公司主张的加工费371020元，应当扣除差额部分600件的加工费用55095元，故阮日伟应当支付言意公司加工费为315925元。言意公司主张滞纳金，因双方并未就交货、付款、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而且双方确实存在未结算清楚的问题，言意公司本身的库存数量也存在偏差，故对于言意公司主张的滞纳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言意公司应当将剩余358件大衣交付阮日伟。阮日伟反诉主张解除与言意公司的加工合同关系，因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加工合同关系，并且双方不存在约定解除或者法定解除的情形，因此对于阮日伟的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阮日伟反诉请求确认在千灯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无效，并未提供双方达成的协议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因此对于阮日伟的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阮日伟反诉主张言意公司按照市场价赔偿1339件成衣价款499219元、返修衣服16件计5320元、样衣30件计10283元，合计514822元，根据双方的证据，言意公司确实尚应当交付阮日伟缺失的600件和返修的11件大衣，样衣阮日伟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缺失的600件和返修的11件，在双方已经发生纠纷的情况下言意公司要求自行购买面料重新加工再交付阮日伟，因女式大衣确实具有季节性，过了一年再加工上一年度的款式对于阮日伟反而是扩大损失，而且面料的情况难以核实，此补偿有违公平。阮日伟主张要求按照市场价值赔偿，双方并未就违约责任作出约定，该缺失的大衣，言意公司丢失的是阮日伟交付的面料而非成衣，即使是成衣，阮日伟也是没有支付加工费的，因此言意公司支付阮日伟面料的费用较为合理。言意公司认可面料价值大约60-80元/米，因用料不等，一件衣服的用料约在1米左右(含损耗)。阮日伟认可一件衣服的用料约在1.6米左右，面料单价为100-140元/米。言意公司与阮日伟双方对于对方提供的面料价格类证据互相均不予认可。双方对于面料的平均价格的认定差距较大，面料已经遗失无法评估价值，因此只能根据双方举证的情况进行酌情认定。根据言意公司提供的两次库存表格对比可以得知缺失的货号对应的加工单价平均91.8元/件，对比双方的单价表可以得知属于加工费相对较高的大衣，因此对于平均用料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为1.45米，611件总计为885.95米，面料价格酌情确定为100元/米，总计为88595元。阮日伟反诉主张言意公司赔偿迟延交付成衣的罚款103000元，双方并未对交付时间作出约定，也未对于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即使作出违约责任的约定，违约责任本身是补偿性赔偿，而非惩罚性赔偿，因此对于阮日伟反诉主张的罚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阮日伟支付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加工费315925元。二、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赔偿阮日伟88595元。综合上述第一、二项，阮日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227330元。三、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于阮日伟履行完毕上述付款义务后十日内将剩余358件大衣交付阮日伟。四、驳回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阮日伟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6896元，保全费2420元，合计9316元，由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426元，阮日伟负担789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89元，由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715元，阮日伟负担4274元。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316元，一审法院退还7175元，阮日伟应补充缴纳案件受理费7175元至一审法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1、2018年8月31日调解协议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载明“2018年6月阮日伟委托言意公司加工一批计九仟贰佰余件服装，因双方进行加工过程未签订加工合同，仅通过微信由阮日伟发给言意公司李中友（公司股东）一份价目表，但事后李中友未确认。后言意公司称加工价过低而拒绝交货。”2、言意公司在一审中提交2018年7月11日7834979号送货单，其中显示“玛其朵M/25L/7”。言意公司提交的送货明细及汇总表中7834979号送货单项下的送货服装为玛其朵M号31件，L号13件，加工费单价均为90元。3、二审中阮日伟主张返修未归还的11件衣服的型号及加工费为：819号1件，加工单价70元；895号2件，加工单价80元；8004号8件，加工单价90件。合计加工费为950元。本院认为：阮日伟委托言意公司为其加工服装。言意公司起诉要求阮日伟支付加工费及滞纳金，阮日伟则反诉要求言意公司赔偿未交付服装的损失及确认调解协议无效。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调解协议的效力；二、服装加工单价的认定；三、言意公司已交付成衣的数量及加工费的认定；四、言意公司对未交付的服装应承担的责任；五、言意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否支持；六、阮日伟要求言意公司承担客户罚款应否支持；七、阮日伟与言意公司各自履行给付义务的顺序。一、调解协议的效力。阮日伟主张言意公司利用其急于向客户交付成衣的状况，胁迫其签订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应为无效。但阮日伟认为其系受迫签订协议没有依据，调解协议系双方在派出所签订，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二、服装加工单价的认定。阮日伟主张其将价目表报给言意公司后言意公司将价格发至微信群中并领取面料进行生产，表明言意公司同意价目表上的价格，调解协议中约定每件服装加5元加工费仅针对签订调解协议后加工的服装。言意公司称其发价目表仅是为了表明价目表上的价格与此前所谈的不同，因为双方较为熟悉所以先进行生产，不代表其认可该价格。本院就此认为，调解协议上的纠纷事实载明2018年6月阮日伟委托言意公司加工服装，双方就委托加工服装的价格未协商一致，协议未注明只有签订协议后加工的服装才每件加5元加工费。言意公司主张的应支付加工费的服装确从2018年6月开始送货，至签订调解协议前已送货服装的加工费未对账或结算，阮日伟认为言意公司已同意其价目表上的价格理由并不充分，一审认定全部服装的加工单价均加价5元/件并无不当。三、言意公司已交付成衣的数量及加工费的认定。一审中言意公司提交送货单及其自行整理的送货明细，主张其共向阮日伟送货8373件，尚有库存958件，合计加工费771020元，扣除阮日伟已付的加工费40万元，阮日伟还应支付加工费371020元。后言意公司称库存成衣仅余358件。一审法院认定阮日伟应支付的加工费为言意公司主张的371020元扣除差额600件的加工费用55095元，阮日伟还应支付315925元。言意公司与阮日伟对该认定均提出异议，本院分析如下：言意公司主张阮日伟强行抢走了其加工好的600件衣服，该600件衣服亦应计算加工费。言意公司为证明阮日伟抢走衣服提交了照片及言意公司总经理李中富报警的询问笔录为证。照片中仅显示有卡车及人员。询问笔录中李中富称8月27日下午阮日伟开4辆卡车强行搬走部分衣服、面料和样板，警察来了之后对方归还了一部分，但还是损失了一部分，损失了多少没有统计。上述陈述仅系言意公司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言意公司主张阮日伟抢走了加工好的成衣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阮日伟主张一审对于2018年7月11日送货单的送货数量认定错误，2018年6月30日、7月3日、7月8日三张送货单其未签收也未收到货，9月6日的送货单上还显示有56件返修的衣服，言意公司未返还。本院就此认为，首先，对于2018年7月11日编号为7834979的送货单，言意公司在整理送货明细时所计的数量确实与送货单不符，导致多统计了12件衣服，应按送货单所载数量为准。该12件衣服每件加工单价90元，因此应在一审计算的加工费基础上扣减1080元。其次，阮日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30日周文华告知当天下午已送货，阮日伟未在微信群内对此提出异议，现阮日伟认为6月30日的送货单未签收、其未收到货与微信群的内容不符，阮日伟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阮日伟陈述先送面料，裁剪后一个星期左右就会送货，2018年7月底之前交货是正常的，其未证明在送货单显示的时间段有催促言意公司交货。此外，阮日伟称其与周文华比较熟，面料送货单有些没有签字，因此也存在所送的成衣未签字的可能。未签字的送货单均发生在双方交易早期，此后才正常签字，尚不能认定该三份送货单违反双方的交易习惯。因此言意公司主张三张未签收的送货单所载货物已由阮日伟收取的事实存在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再次，阮日伟认为2018年9月6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减去返修56件，实收61件”是指56件衣服交给言意公司返修，言意公司未返还。返修衣服已计取初次加工的加工费。而阮日伟诉请要求赔偿的返修衣服不包括该56件，对该部分服装的赔偿问题其应依据证据另行主张，本案不予理涉。因此，阮日伟应向言意公司支付加工费314845元（315925元-1080元）。四、言意公司对未交付的服装应承担的责任。阮日伟主张送货明细多统计了12件，未经阮日伟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上有369件，言意公司立案时自认库存为958件，另有11件返修的衣服丢失，上述衣服1350件均已加工完，应由言意公司按照市场价赔偿衣服的价款。本院认为，首先，送货明细统计错误，涉及的12件衣服加工费已扣减；未经阮日伟签字的送货单所涉的服装阮日伟已实际收取，阮日伟要求赔偿上述服装的价款没有依据。其次，言意公司虽然在立案时自认库存为958件，但后明确清点后的库存仅为358件。因女式大衣具有季节性，上述600件服装阮日伟不同意言意公司继续加工交付，双方也未就交付面料后未加工交付服装的责任进行约定，阮日伟要求言意公司直接按照市场价值扣减加工费的金额予以赔偿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言意公司赔偿面料的费用较为合理。再次，对于返修的衣服，言意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出具清单注明有11件衣服返修，但其未能交付返修的衣服，即未能完成将面料加工为合格成衣的工作，如前所述应向阮日伟赔偿面料费用。但同时因该衣服已计取了加工费，言意公司还应赔偿加工费用。按照阮日伟主张的返修衣服的款号、数量及加工费用，上述服装加工费合计950元。最后，对于面料的价格以及平均用料成本，言意公司主张面料价格为60-80元/米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酌定面料价格为100元/米无明显不当；一审法院根据平均加工单价酌定的平均用料成本也较为合理。综上，言意公司应向阮日伟赔偿89545元（88595元+950元）。五、言意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否支持。因双方未就交货、付款、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也未就加工费进行结算，且言意公司的库存数量存在偏差，也有未完成加工的情况，对言意公司要求阮日伟自2018年9月10日起支付滞纳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六、阮日伟要求言意公司承担客户罚款应否支持。阮日伟主张言意公司赔偿其因言意公司迟延交货而向客户支付的罚款。因双方未对交付时间及违约责任作出约定，阮日伟所举证的收条、转账凭证也不足以证明其所付款项与言意公司交付服装之间的关联性。对阮日伟要求赔偿罚款的主张本院也不予支持。七、阮日伟与言意公司各自履行给付义务的顺序。阮日伟主张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应判决言意公司先交付服装，再由阮日伟给付加工费。本院认为，对于言意公司已交付的服装，阮日伟应支付加工费计284675元。对于尚未交付的358件服装，双方对加工费的付款期限未有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规定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由定作人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更为适当。本院认定阮日伟于言意公司交付服装时付该部分加工费30170元。综上，阮日伟应向言意公司支付加工费314845元，言意公司应向阮日伟赔偿89545元，同时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履行顺序予以改判。言意公司、阮日伟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19671号民事判决；二、阮日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加工费284675元；三、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阮日伟89545元；综合上述第二、三项，阮日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195130元；四、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剩余358件大衣交付给阮日伟，阮日伟同时向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30170元；五、驳回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阮日伟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96元，保全费2420元，合计9316元，由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454元，阮日伟负担786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89元，由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723元，阮日伟负担42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70元，由昆山言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1991元，阮日伟负担1177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军芳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陆晓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