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8351号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中环鑫融酒店**。负责人：刘惠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樱，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根平，天津华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董燕，女，1983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辉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帅，河北磅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与被告（原告）董燕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被告）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樱、何根平、被告（原告）董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辉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不支付董燕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50000元；2、不支付董燕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85287.36元；3、不支付董燕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13793.10元；4、不支付董燕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差额15327.16元；5、诉讼费由董燕承担。事实和理由为：双方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劳动合同。董燕在工作期间，我公司已经足额发放工资报酬，无需再向董燕支付任何费用。一、我公司无需向董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自2018年12月起，因我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导致董燕的岗位取消。我公司一方面通知董燕在公司内部寻找合适岗位，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外找工作机会。最后，董燕在公司内部没有寻找到适合的岗位，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已经提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事宜，故无需向董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二、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董燕全额发放工资，不存在拖欠。董燕在工作期间，我公司于每月15日向董燕支付上个月的工资，均已按时全额支付。董燕在2019年4月11日前往我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我公司于同日向其支付了剩余报酬。三、我公司无需向董燕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董燕在职期间，我公司统一安排员工休年假，但董燕因个人原因未申请休年假，故我公司无需向董燕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四、我公司已经向董燕支付全部加班工资，不存在拖欠。董燕在职期间，加班工资已经含在工资中全额发放，因此不存在加班费差额问题。综上，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向法院起诉，希望法院依法裁判。董燕辩称：董燕的答辩意见与起诉意见一致，不同意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的诉讼请求。董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支付未提前一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72317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2317元；3、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工资222337.15元；4、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费50496.92元；5、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费5946.29元；6、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75287.35元；7、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未休年假工资补偿28593.92元；8、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43793.10元（暂从2019年2月16日计算至2019年3月25日，实际要求支付到判决之日）；9、诉讼费由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为：董燕不服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1727号裁决书，向法院起诉。董燕的主张符合事实，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支持董燕的诉讼请求。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辩称：答辩意见同我公司的起诉意见。董燕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超过法定标准的部分不予认可。董燕2018年10月1日以后的工资，我公司足额发放，不存在差额，其中2019年2月份工资是在2019年4月11日发放的。董燕的休息日加班费已发放，不存在差额，董燕不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况。2018年10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我公司不应支付二倍工资差额。董燕主张的未休年假工资，已包含在应支付的工资中，我公司不同意再支付。董燕的岗位是财务类岗位，不受竞业限制约束。劳动合同中已经约定每月工资的10%，视为竞业限制的补偿。在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我公司明确表示董燕不用继续履行竞业限制条款。综上，我公司不同意董燕的部分诉讼请求。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4日，董燕与东旭北方置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北方置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4日至2021年9月30日，董燕的岗位为预算总监等内容。同日，双方还签订《保守商业秘密与竞业禁止协议》。2018年10月1日，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甲方）与董燕（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合同于2018年10月1日生效，本合同于2021年9月30日终止；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总监（预算）岗位工作等内容。同日，双方签订《保守商业秘密与竞业禁止协议》，约定：一、商业秘密；三、竞业禁止：1、竞业禁止期限：乙方供职于甲方工作期限内及自乙方离职（无论任何原因离职）之日起2年以内不得在中国国内外从事与甲方相同的行业；四、附则：2、乙方负有竞业禁止义务，甲方所支付给乙方的薪酬中（10%）已包含了乙方在遵守竞业禁止条款而应得的补偿，已包含了乙方在竞业禁止期限内履行竞业禁止条款而应得的补偿，因此乙方不享有以遵守第一、三条所有条款为理由向甲方要求额外补偿的权利等内容。董燕认为上述变更劳动合同主体的原因，系集团内部组织及人员调整所致，为此，董燕提交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关于产业发展集团组织及人员调整的通知》以及东旭北方置业公司、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其中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东旭北方置业公司的股东为西藏旭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而西藏旭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认可董燕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且强调东旭北方置业公司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董燕在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工作至2019年2月15日，双方确认当日解除劳动合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过程，双方各执一词。董燕主张系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提交的证据为与许成、张飞的对话录音，其中与许成的录音中，许成表示“是这样，这个正常谈，你俩也不接受吗，不接受，完了只能强制解除了”，与张飞的录音中，张飞表示“这个你直接去跟那个仲裁说就行，他就是相当于是公司要和你们强制解除了，因为协商不一致，再耗着有什么意思来着？耗来耗去的”。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认可上述两段对话的真实性，认可许成、张飞是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通过对话可以说明双方进行过沟通，但是，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对董燕提交的对话录音是否完整、全面，表示不清楚。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认为，由于2018年12月集团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双方一直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故认为2019年2月15日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但对于双方进行协商一节，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关于工资，董燕主张的薪资标准为年薪60万元（税后），其中70%按月发放，剩余30%为年度绩效奖金，数额为税后18万元，分两次发放，上半年发放15%，年底发放15%。每月15日左右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每月固定为35000元（税后），分为两笔发放，一笔通过公司账户支付，一笔通过“刘亦培”个人账户支付。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认可每月通过两笔发放董燕工资，公司每月发放的数额固定为24000元，另公司通过“刘亦培”个人账户向董燕支付12500元。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未提交董燕的工资支付记录、明细等凭证。董燕为证明其工资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录用确认书，与张洪伟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明细等证据。录用确认书中记载：董燕的职位为预算总监，年薪税后60万元，月基本工资为税后3.5万元，年度绩效奖金基数为税后18万元等内容；与张洪伟的聊天记录记载：董燕询问：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职级体系是怎么样的，张洪伟回答：专员-主管-经理-高级经理-副总监-总监-总经理-副总裁。董燕询问：那所有的岗位都是30%是奖金吗？张洪伟回答：是的，业务岗40%……副总裁，总经理也是40%等内容；银行明细显示，2018年7月公司账户发放董燕工资18585.47元，刘亦培个人账户向董燕发放11136元。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公司账户发放董燕工资的数额为21565元至24421.74元不等，刘亦培个人账户每月均向董燕发放12250元。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对录用确认书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强调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是2018年10月，与其公司无关；对与张洪伟的聊天记录不予认可，但认可曾有叫张洪伟的员工，张洪伟已离职，故无法核实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对银行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并表示已足额发放了工资。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提交网上银行业务专用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在2018年4月11日发放了董燕2018年2月的工资12192.50元。董燕认可收到该笔工资，但强调未足额发放。董燕另表示，根据实发工资数额，其自行反推计算应发、税前的工资年薪总额应当为87万元，故本案的诉讼请求中代通知金和经济补偿金两项，以应发、税前工资计算，其余诉讼请求，按税后、实发工资进行计算。董燕累计工作年限超过10年，每年应享受10天带薪年休假，但在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工作期间，董燕未休带薪年休假。董燕为证明存在加班，提交假日出勤登记审批表若干及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的员工考勤汇总。出勤登记审批表记载董燕于2018年10月20日、11月10日、12月16日、12月30日休息日加班，且审批表在网上经过了相关人员的审批。员工考勤汇总中，除记载上述日期董燕加班外，还记载在2018年9月22日至24日、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2018年11月3日至4日存在出差，但是汇总表没有经过有关负责人或员工的签字确认。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对董燕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以真实性无法核实为由不予认可，并强调公司加班申请是纸质版形式，填写申请事由后，由审批人签字。但是，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未就其主张的加班审批模式提交任何证据。另，在本案前置的劳动仲裁程序中，董燕自认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已支付休息日加班费5994.68元。关于竞业限制，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认为董燕的工作岗位不属于竞业限制范围，且没有提出过董燕离职后不能从事同行业的岗位。在本案前置的劳动仲裁阶段2019年4月25日庭审中，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明确告知董燕不必履行竞业限制的约定。董燕则认为双方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就有履行竞业限制的义务，但不认可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每月发放的工资中包含竞业限制补偿。因发生确认劳动关系等争议，董燕于2019年2月27日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支付未提前一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72317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2317元、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工资222337.15元及延期支付的25%经济赔偿金55584.28元、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费50496.92元、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费5946.29元、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未签劳动合同补偿金375287.35元、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未休年假工资补偿28593.82元、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43793.10元（暂从2019年2月16日计算至2019年3月25日，实际要求支付到裁决之日）。该案经审理，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4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1727号裁决书，裁决：一、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与董燕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董燕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50000元；三、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董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5401元；四、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董燕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85287.36元；五、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董燕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13793.10元；六、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董燕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差额15327.16元；七、驳回董燕的其他仲裁请求。现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与董燕均不服仲裁裁决，起诉主张权利。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董燕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10月1日起，应当认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因此董燕本案诉讼请求中，要求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之前的工资、加班费等部分，均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与董燕均确认劳动合同于2019年2月15日解除，但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原因，双方各执一词。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认为，因集团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事宜进行协商，故双方于2019年2月15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在本案审理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进行协商，且协商一致，本院对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主张的劳动合同解除理由难以采信。董燕为证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提交了与许成、张飞的对话录音，二人在对话中均明确提出“强制解除”、“协商不一致”的意思，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认可二人是其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可对话的真实性，故两段对话录音可以证明是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单方解除与董燕的劳动合同。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称不清楚对话录音是否完整、全面，但未对此提交反证，本院对该质证意见不予采信。结合双方庭审中的陈述，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解除董燕劳动合同的原因，系因内部组织架构调整，董燕未能找到合适的岗位，故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因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应当向董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由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没有履行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故还应支付董燕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上述两项在本院确认董燕的工资标准后予以核算。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中，董燕的工作年限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董燕于2018年7月4日与东旭北方置业公司签订2018年7月4日至2021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在董燕与东旭北方置业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董燕于2018年10月1日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通过董燕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可知，东旭北方置业公司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之间是关联企业，两公司轮流与董燕订立劳动合同，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故在计算董燕的工作年限时，应从董燕与东旭北方置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2018年7月4日开始起算，计算至2019年2月15日董燕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董燕对其工资的主张，提交了录用确认书、与张洪伟的聊天记录及银行明细等证据。录用确认书和聊天记录可以相互印证董燕的工资体系中存在30%奖金的事实，按录用确认书的记载，董燕年薪税后60万元，在扣除30%的奖金后，剩余70%按每月固定发放的数额应为35000元，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陈述董燕的月薪为公司发放24000元，个人账户发放12500元，两笔总额已经超过了录用确认书中关于月薪数额记载，且从董燕提交的银行明细可见，在董燕提供正常劳动的数月之中，董燕的月工资总额，也已超过了70%的比例。鉴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未能对董燕的工资组成、是否支付绩效工资等事实进行举证，则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董燕年薪税后60万元的主张，并将年薪60万元的30%折算计入董燕每月的工资标准之中。董燕主张按税后年薪60万元，反推税前、应发年薪87万元，并以此计算本案代通知金、经济补偿金两项诉讼请求。董燕主张的税前、应发年薪的数额是其自行推算的数额，且该数额未见于本案各项证据的记载，本院难以采信，故本案中各项工资、补偿金等的核算，本院均以董燕的税后工资数额进行计算。基于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本院上述认定，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应当向董燕支付未提前一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50000元。因董燕的月工资数额超过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进行核算，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应当向董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为25401元，与仲裁裁决结果一致。由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已支付董燕2019年2月工资12192.50元，在扣除该笔工资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仍应向董燕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63340.80元。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董燕提交的证据中，不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记载，故本院对董燕要求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董燕提交的假日出勤登记审批表，经过了相关人员的审批，显示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共计存在4天的休息日加班。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虽然不认可该审批表，强调其公司申请加班是用纸质版的形式，但对此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董燕提交的员工考勤汇总，实际上是打印件或复印件，没有相关负责人或员工的签字，仅凭该员工考勤汇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难以采信该证据的真实性。综上，本院按董燕的月工资标准以及休息日加班天数核算休息日加班费，再扣减董燕自认的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已支付的休息日加班费5994.68元，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仍应向董燕支付休息日加班费差额12396.12元。《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董燕每年应享受10天带薪年休假。董燕在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经折算，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董燕实际享有带薪年休假3天。董燕现已从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离职，故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应按法定标准，向董燕支付3天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3793.10元。因在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董燕先后与东旭北方置业公司、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故董燕要求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支付上述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保守商业秘密与竞业禁止协议》中，对于竞业限制期限的约定为工作期限内及董燕离职之日起2年内。对于竞业限制补偿的约定为：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支付董燕的薪酬中，包含了竞业限制期限内履行竞业限制条款而应得的补偿。该约定中的支付薪酬，应当理解为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已支付董燕在职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而对于离职的员工，用人单位必然不存在支付薪酬的情形。因此，董燕离职后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应当视为双方未约定。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虽然称未提出过董燕离职后不能从事同行业岗位，但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直至2019年4月25日仲裁庭审中，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明确告知董燕不必履行竞业限制的约定。因此，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应按照上述法定标准，向董燕支付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经本院核算为33620.69元。因双方均未就仲裁裁决确认东旭集团北京分公司与董燕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内容起诉，故本院将该项裁决直接列入本案判决主文。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三）项、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被告（原告）董燕自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被告（原告）董燕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代通知金五万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被告（原告）董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二万五千四百零一元；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被告（原告）董燕支付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期间工资差额六万三千三百四十元八角；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被告（原告）董燕支付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差额一万二千三百九十六元一角二分；六、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被告（原告）董燕支付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三元一角；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被告（原告）董燕支付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至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三万三千六百二十元六角九分；八、驳回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被告（原告）董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二十元，由原告（被告）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十元（已交纳）；由被告（原告）董燕负担十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晗人民陪审员  付顺梅人民陪审员  王玉敏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马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