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民终23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向民，男，1978年5月8日出生，满族，个体工商户，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云飞，男，满族，1978年5月8日出生，满族，个体工商户，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千斤沟乡四联村。法定代表人：李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向军，男，1973年8月2日生，满族，个体工商户，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向民、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兴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向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向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云飞、昌兴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涛，被上诉人郑向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向民、昌兴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郑向军与郑向民、昌兴源公司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郑向军起诉陈述，他自2008年开始与郑向民、昌兴源公司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春禾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禾公司）合伙种植土豆。一审二被告均对合伙事实予以否认。在郑向军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合伙关系存在的前提下，一审判决直接支持了郑向军的单方面陈述，认定郑向军在2008年开始与郑向民合伙经营马铃薯种植。一审判决对于合伙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郑向军没有向昌兴源公司进行过出资，不是昌兴源公司股东。1、被上诉人从未向昌兴源公司出资。《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从没有出示过任何一份证据证实他曾经向昌兴源公司进行过出资，无论是货币还是其他实物。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履行了出资义务。而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昌兴源公司的股东最开始是郑向民、李智，在2012年又吸收杜云飞、杜春合为隐名股东。所以，被上诉人郑向军没有向昌兴源公司进行过任何出资，也就根本不存在昌兴源公司向其退股、退款的前提。2、被上诉人不是昌兴源公司股东。2012年10月15日，昌兴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事项为：杜云飞、杜春禾作为昌兴源公司隐名股东，杜云飞现金出资300万元，占股30%;杜春合出资400万元,占股40%；郑向民出资300万元，占股30%。杜云飞的股份由李智代持，杜春合的股份由郑向民代持。同日，全部显明及隐名股东签订了《隐名股东协议》。2012年10月18日，昌兴源公司注册成立，工商登记显示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李智出资300万元；郑向民出资700万元。无论是工商登记还是隐名股东协议，都与被上诉人郑向军无关。被上诉人郑向军既不是昌兴源公司的显名股东也不是隐名股东。昌兴源公司的全部股权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的关系。综上，被上诉人郑向军没有进行过任何出资，不是昌兴源公司股东，在公司也不享有股权，那么郑向军起诉要求昌兴源公司向其支付退股及分红，是没有依据的。三、2017年3月16日郑向民书写的退股协议系无效协议。该协议是郑向民以个人名义向郑向军出具的，不能代表公司。这份协议中，郑向民陈述其作为春禾公司及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公司大股东，承诺向郑向军支付800万元退股分红现金。这份协议完全是郑向民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向郑向军出具的。而且内容上明确写明是“我”承诺，也就是郑向民个人承诺。并没有注明是征得公司股东及公司同意之后，代表公司向郑向军作出承诺。而且，郑向民实际只持有昌兴源30%的股权，并不是昌兴源公司的大股东，也不是昌兴源公司的法人；作为春禾公司的股东，郑向民实际只持有春禾公司46.2%的股权，也不是春禾公司的大股东，更不是春禾公司的法人。作为股东之一的郑向民自己签字书写的这份退股协议对于昌兴源公司、春禾公司及其他股东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2、退股协议没有得到其他股东及公司的认可，没有召开股东会。公司重要事项都必须要经过股东会议商议进行决定。本案中的退股协议，没有经过股东会会议同意，协议当中没有其他股东签字，没有公司盖章认可。该份协议与公司无关。3、郑向民作为监事，利用关联关系损害股东利益，协议无效。《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被上诉人郑向军与郑向民是亲兄弟关系。郑向民作为昌兴源公司的监事承诺向郑向军支付800万元，该行为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郑向民出具这份协议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4、郑向民作为监事，没有向郑向军承诺支付800万元的权利。郑向民只是昌兴源公司的监事。根据昌兴源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监事行使下列职权：（一）检查公司财务；（二）对执行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三）当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五）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作为昌兴源公司的监事，郑向民仅享有以上五项职权，不包括对外签订解除合同并向第三人支付款项的权利。郑向民向郑向军出具该退股协议的行为超出职权范围，是昌兴源公司不能予以认可的，对昌兴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5、退股协议中退还款项性质是退股及分红，没有出资何来分红。郑向民在退股协议中承诺2008年-2017年给予郑向军800万元退股分红现金。由此可知，退股协议中退还款项性质是退股及分红。由于郑向军从未向昌兴源公司出资，所以郑向军不具备退股分红资格。6、退股协议约定的退股程序违法。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股权转让、退股两种方式退出公司。关于退股方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必须符合《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股东申请退股的三种法定情形，且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即：（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本案，被上诉人起诉请求支付退股分红，依据的是2017年3月16日郑向民个人书写的《退股协议》。被上诉人并不是昌兴源公司股东，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是公司股东，《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只有存在三种法定情形，且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才享有退股权。而本案，昌兴源公司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三种情形，被上诉人不具备行使退股权的条件便直接以签订《退股协议》的方式请求退股分红，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因此，《退股协议》约定的退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请求退股分红没有法律依据。四、2017年3月16日退股协议没有得到昌兴源公司的追认。在被上诉人郑向军与昌兴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协议。一审中，郑向军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昌兴源公司对于《退股协议》知情并认可。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主观推断昌兴源公司对于《退股协议》知情，是极其错误和不公正的。如果任何一个小股东以个人名义对外出具一份退股协议，公司都要跟着承担责任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市场都会混乱，公司法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本案中，昌兴源公司从未对郑向民与郑向军之间的《退股协议》进行过追认。无论如何，判定昌兴源公司按照退股协议对郑向军承担责任，是绝对错误的。五、一审判决郑向民给付郑向军400万元，昌兴源公司负连带给付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退股协议当中，郑向民个人向郑向军承诺退还他800万元。一审法院在另外一个案件当中，判决了春禾公司及杜春合连带给付郑向军400万元，在本案当中判决郑向民及昌兴源公司连带给付郑向军400万元。一审法院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观的对800万元进行了平均分配。即便在退股协议中，也从没有体现出这800万元是两公司各承担一半的。即便是春禾公司追认对郑向军承担400万元的给付责任，春禾公司的追认也不能代表昌兴源公司。不能说春禾公司追认了400万元，剩下的400万元就自然的属于昌兴源公司。这种主观推断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无论郑向民个人也好，还是春禾公司也好，他们做出的任何承诺都不能对昌兴源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所以，一审法院判决昌兴源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400万元的数据也完全是一种主观推断，没有依据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案由错误。本案审理的是退股及分红事项，应当属于股权纠纷。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合同纠纷，案由错误。二、适用法律错误。案由错误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股权纠纷，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查清被上诉人郑向军的股东资格、退股程序等基础上，作出认定和判决。但一审法院只适用合同法规定，认为本案双方之间只是单纯的合同关系而进行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本案，因杜云飞、杜春合是昌兴源公司隐名股东，我国公司法肯定隐名股东的股东权益，杜云飞作为隐名股东，持有昌兴源公司30%的股权，杜春合作为隐名股东，持有昌兴源公司40%的股权，杜春合是昌兴源公司的大股东。本案判决昌兴源公司承担责任，直接侵犯了两个隐名股东的权益，而两个隐名股东没有参与诉讼。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郑向民、昌兴源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事实及理由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合伙企业法第1条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第4条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第9条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第11条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合伙企业成立日期。第14条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具有合伙协议、合伙人认缴或者实缴的出资。自然人与公司之间的合伙应该受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约束。如果郑向军与郑向民、昌兴源公司、春禾公司合伙，那必须有一个合伙企业的存在，必须经过工商登记，必须有书面的合伙协议。本案根本就不存在依法登记成立的合伙企业，也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所以郑向军主张的合伙关系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而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与本案情况也不相符。所以，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由于本案不存在合伙协议，那么合伙关系究竟是否存在，郑向军是否进行了出资，出资多少，占有多少比例，郑向军退伙应分得多少的分红，都没有证据证实。郑向民个人书写的向郑向军支付800万元的退股协议，没有春禾公司和昌兴源公司的盖章，这绝对算不上一份退伙协议，完全是郑向民及郑向军兄弟之间的私事。郑向军提交的这份退股协议，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郑向军没有为昌兴源公司提供过劳务。2008年，主要由杜春合发起开始经营种植马铃薯。由于法律规定，只有公司可以从事生产经营马铃薯种植，因此，2010年8月13日杜春合注册成立春禾公司，股东为杜春合和郑向民。郑向军是2010年以后到春禾公司工作的。郑向军的工资报酬因是亲戚关系，所以，没有采用按月发放。2010年公司给他40万元；2011年至2012年郑向军买房时给他70万元；2016年又给他30万元。2014-2016年负责春禾公司在多伦的马铃薯种植工作，实际上郑向军是和春禾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春禾公司经营地点在多伦，而昌兴源公司经营地点在太仆寺旗。郑向军不能既在多伦提供劳务，又在太仆寺旗提供劳务。而且昌兴源公司是在2012年才注册成立的，2014年才开始正式经营。所以，郑向军所说的从2008年开始就与郑向民以及两个公司合伙，明显与事实相违背。郑向军没有理由向两个公司分别主张400万元的退股和分红。三、退一步讲，就算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退伙必须经过所有合伙人同意，而退股协议没有昌兴源公司盖章。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因此，就算郑向军主张他与郑向民、春禾公司、昌兴源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合伙关系，退伙协议也必须要经过所有合伙人的同意，然而这份退股协议是郑向民个人出具的，没有昌兴源公司的盖章，事后也没有出具任何追认，甚至郑向军不能举证证明昌兴源公司对这份退股协议知情。也就是说，即便合伙关系存在，昌兴源公司根本没参与退伙事实，退伙没有成立。仅凭郑向民一个人出具的800万元的承诺，昌兴源公司就要承担其中400万元的责任，这显然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四、退股协议已经被解除，800万元的承诺已经作废。郑向民在一审中陈述，2017年3月16日他在受到郑向军胁迫的情况下，个人向郑向军出具800万元退股的协议。由于郑向民没有能力支付这800万，郑向军不断追着郑向民要钱。2018年3月19日，郑向军再次到郑向民家中，砸烂家具，威胁郑向民给钱，二人经过协商，郑向民给郑向军出具支付400万元的协议，加盖春禾公司的公章，以前800万元的协议作废。因此，2018年3月19日郑向军与郑向民签订了新的《协议》，约定春禾公司向郑向军支付400万元，分四年付清。郑向民在协议上加盖了春禾公司的公章（没有召开股东会，没有征得其他股东同意，是郑向民的个人行为，对春禾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所以，800万元的退股协议已经随着郑向民出具的400万元的协议而自动解除了，两份协议中对于退给郑向军的钱数承诺是不一致的，更能说明郑向民后来只答应给郑向军400万元，郑向军也同意。在400万元的协议当中，丝毫没有提到过昌兴源公司，所以800万元也好，400万元也好，都与昌兴源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却将两份协议做了减法，判决昌兴源公司连带承担剩余的400万元是错误的。五、昌兴源公司与郑向民之间没有连带关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在郑向军诉春禾公司的案件当中，一审判决春禾公司向郑向军支付400万退股及分红，春禾公司股东杜春合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当中，法院认为退股协议是郑向民的个人行为，将剩余的400万判决由郑向民个人承担，但同时却要求昌兴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实际郑向民个人没有支付400万元的能力，这两份判决的实质内容是让两个公司共支付郑向军800万元。原本是郑向民个人承诺给郑向军钱，二人还是亲兄弟的关系，最终却转嫁为两个公司要承担这笔钱，这明显是对两个公司以及两个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严重侵害。郑向民只是昌兴源公司的股东，公司是不需要对股东的个人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没有这项规定。退一步讲，公司就算是对郑向民的个人行为知情，但的确没有盖章认可，知情并不是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法律也没有这项规定。一审法院这种变相的要求昌兴源公司承担400万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六、案由及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审理的是退股及分红事项，应当属于股权纠纷。郑向军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是合伙关系，那么本案也可以是合伙纠纷，一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合同纠纷，案由错误，导致审理的法律关系和争议重点错误。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本案如果是合伙纠纷，应该按照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当事人之间对于合伙的约定，对于退伙的约定，郑向军是否出资，占合伙的比例，如果说郑向军以劳务出资，他到底在昌兴源公司出了什么劳务，他的劳务占股多少，最终退伙为什么要退800万元。但一审法院既没有提及公司法，也没有提及合伙企业法，只适用合同法规定，认为本案双方之间只是单纯的合同关系而进行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简单一句话认为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直接就判决了昌兴源公司要退郑向军400万元，但对于合伙以及退伙的事实经过没有调查，可见是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以上补充的事实和理由，请合议庭予以采纳。郑向军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答辩人与上诉人昌兴源公司是合伙关系，答辩人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向上诉人主张退出合伙的补偿款具有事实依据。第一、答辩人并未登记为二公司股东，但上诉人认可其参与了二公司的经营。第二、答辩人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春禾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上诉人郑向民签订的《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就解除双方合伙关系达成以下协议……”，证实答辩人与春禾公司之间是合伙关系，而春禾公司和昌兴源公司的内部主要人员构成及实际控制人是一致的，采取的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的经营模式，答辩人与二公司的关系异议，都是合伙关系。第三、在本案的诉讼中，答辩人是依据双方的协议主张解除合伙关系应得的补偿款项，并非基于股东身份向上诉人主张股东的退股款。因此，上诉人以答辩人不是公司股东为由，拒付答辩人所主张的款项是不成立的。二、《退股协议》是双方的真是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退股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内容也不违背法律规定。因此，二上诉人应依法履行《协议》所确定的合同义务。三、《退股协议》对上诉人郑向民及昌兴源公司均具有约束力。首先，上诉人郑向民是昌兴源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其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合法有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诉人郑向民持有昌兴源公司70%，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昌兴源公司对外收付不通过公司账户；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李智没有实际投资；杜春合不是股东，却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因此，该公司实际是采取个人管理、几个关联亲属对公司进行控制的经营方式。故上诉人郑向民代表公司对外签署的协议昌兴源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昌兴源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退股协议》的主要合同义务。证丁某强郑某维证实，《退股协议》中所涉及的位于多伦县的280亩地、机械设备和位于德茂隆的大库一处，原本由上诉人春禾公司和昌兴源公司承包、建设和使用。《退股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即将280亩地的承包权、机械设备和大库的所有权交付给了答辩人。上诉人也认可上述财产由答辩人占有和使用。因此，上诉人所述的昌兴源公司对《退股协议》一事并不知情，显然与事实不符；其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四、《退股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是答辩人与春禾公司、上诉人昌兴源公司，与公司的内部股东构成无关。《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退股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是答辩人郑向民与春禾公司、上诉人昌兴源公司，其履行与公司内部人员构成无关，且案外人杜云飞根本不是昌兴源公司的隐名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和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只能约束签订协议双方，对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因此，案外人杜春合、杜云飞不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向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退股补偿款4000000.00元及利息300000.00元（利息计算时间自2017年10月15日至2019年1月1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原告与被告郑向民合伙种植土豆。2012年10月18日被告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有限公司成立。股东为郑向民、李智。2017年原告郑向军退出合伙，经协商双方于2017年3月16日由被告郑向民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出具退股协议：“因公司内部矛盾，我做为春禾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公司的最大股东，现将股东郑向军暂时安排他出去自己单独创业，至于盈亏与公司无关。我承诺郑向军2008年－2017年给予800万退股分红现金，加上多伦280亩地、机械设备、大库一处。经协商达成协议（以欠条为凭）。如果秋后给予不上郑向军现金800万，依然是两公司股东，享有25%股权。有违反此协议，由郑向民指定围场法院起诉，两公司承担一切费用。”协议签订后，春禾公司将多伦的280亩地、机械设备及大库一处交付给原告，并于2018年3月19日与原告达成协议，同意给付原告退股款4000000.00元，其余4000000.00元被告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有限公司不予给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郑向民代表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与原告协商出具的退股协议，没有加盖公司公章，属于其个人行为，该协议已部分履行，春禾公司已将多伦的280亩土地、机械设备及大库一处交付给原告，并同意给付4000000.00元退股款，剩余4000000.00元应由被告郑向民给付，被告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有限公司对此知情并认可，没有提出异议，为此，对被告郑向民的行为应负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郑向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郑向军人民币4000000.00元。被告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有限公司负连带给付责任。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昌兴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为:第一组证据：证据一、形成于2010年7月27日在郑向民手中的临时用地审批表，用以证明：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多伦280亩土地，机械设备，大库是否由郑向军所有，只是现在郑向军管理，郑向军不具有所有权；证据二、大型机械设备发票6张，原件在昌兴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智手中，2013年度，该设备发票就是退股协议中提到的大型设备，发票的时间都是在2013年度。证据三、合同一份，2010年7月14日，用以证明大库没有给郑向军交付。第二组证据：证据四、18份土地租赁合同，来源于昌兴源公司，是杜云飞、杜春禾、李智与当地村民签订，没有郑向军参与，用以证明昌兴源公司从成立至今郑向军没有从事任何经营活动，及提供劳务。证据五、昌兴源公司大圪洞出库人员、四联储窑出具人员证明12份，用以证明管理人员为徐晓峰、杨景龙、于延华、乔天磊等人员，郑向军没有参与。证据六、昌兴源公司园区分布管理表，用以证明郑向军从未参与过昌兴源公司任何业务。（以上证据均提交复印件）。上诉人郑向民的质证意见为:认可昌兴源公司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郑向军的质证意见为:1、审批表是2010年反映的是当时发生的原因，不能证明土地的现状；现在由谁管理使用不能证明，上诉人郑向民明确承认涉案的大库，机械设备、土地由郑向军使用占有和控制，属于对协议的履行；2、上诉人陈述设备的发票是在李智手中，李智是昌兴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设备的发票在李智处，实际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和控制，说明将设备交给郑向军是昌兴源公司的公司行为，不可能不知；3、土地租赁合同的内容涉及到昌兴源公司内部员工内部分工问题，郑向军不是内部员工，不可能出现在内部安排中；4、郑向军签订的土地承租协议问题，昌兴源公司的设备已经交给郑向军，及退股协议提到安排郑向军出去单独创业，这些内容可以综合说明郑向军与春禾公司以及昌兴源公司之间的合伙关系，同时也证明昌兴源公司实际履行退股协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认定为:因该两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被上诉人郑向军提交的证据为:证据一、上诉人昌兴源公司企业信息，用以证明昌兴源公司的股东构成，郑向民是占有70%的股权，其出具的退股协议对于昌兴源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证据二、被上诉人与李智的通话记录，用以证明李智只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款项打入杜云飞的账户，其对公司没有决定权。证据三、被上诉人与郑向民的通话记录2017年的3月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昌兴源公司存在合伙关系，该公司关于有关股权的协议均是后来所签，目的是为了排除被上诉人的权利。证据四、被上诉人与杜云飞的通话记录，2017年11月15日，用以证明协议内容的形成过程，双方一直就此进行协商。证据五、被上诉人与郑向民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郑向民是昌兴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协议内容是长期协商的结果。上诉人昌兴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二、也没有异议，隐名股东协议。李智是名义的法人，实际股东杜云飞30%，杜春禾40%，郑向民30%。证据三、不认可，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郑向军观点，说明郑向军与昌兴源公司没有关系。证据四、也没有说清郑向军与昌兴源公司的关系，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五、也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观点。郑向民的质证意见为：与昌兴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是我个人打的协议，解决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家的亲属进行的调解。对于被上诉人郑向军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认定为:对证据一、二因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对证据三、四、五因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且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郑向民与被上诉人郑向军系亲兄弟关系。上诉人郑向民与被上诉人郑向军于2008年合伙种植土豆。春禾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股东为郑向民、杜春合。昌兴源公司于2012年10月18日成立。股东为郑向民、李智。郑向民是昌兴源公司的监事。根据昌兴源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监事行使下列职权：（一）检查公司财务；（二）对执行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三）当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五）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上诉人郑向民与被上诉人郑向军经过协商，上诉人郑向民于2017年3月16日为被上诉人郑向军出具《退股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因公司内部矛盾，我做为春禾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公司的最大股东，现将股东郑向军暂时安排他出去自己单独创业，至于盈亏与公司无关。我承诺郑向军2008年－2017年给予800万退股分红现金，加上多伦280亩地、机械设备、大库一处。经协商达成协议（以欠条为凭）。如果秋后给予不上郑向军现金800万，依然是两公司股东，享有25%股权。有违反此协议，由郑向民指定围场法院起诉，两公司承担一切费用”。该协议签订后，春禾公司将多伦的280亩地、机械设备及大库一处交付给被上诉人郑向军经营使用。上诉人郑向民未向被上诉人郑向军支付《退股协议》约定的款项。春禾公司与被上诉人郑向军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春禾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乙方：郑向军经甲乙双方协商就解除双方合伙关系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答应给乙方退出现金肆佰万元人民币整（￥4000000元）；二、付款方式：分四年付清，一年支付壹佰万元人民币整(￥1000000)，每年付款日期：第一年：自2017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第二年：自2018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第三年：2019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第四年：2020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2017年因公司经济紧张通过公司要回外欠公司欠款给予乙方，如果不能收回外欠答应2020年12月30日给付清2017年的欠款。三、如果到2020年12月30日前甲方给予不了乙方肆佰万元人民币，由乙方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法院起诉甲方。四、乙方退出后，在2008年至2016年底合伙期间公司的一切债务均与乙方无关，公司2017年以后一切利益关系与乙方无关。五、此协议价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甲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春禾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在协议中加盖了公章，郑向民签字、按手印。乙方郑向军签字、按手印。2018年3月19日春禾公司为被上诉人郑向军出具欠条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到郑向军退出现金肆佰万元人民币整（￥4000000）元欠款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春禾马铃薯种植有限公司2018年3月19日。春禾公司在该欠条中加盖了公章，郑向民在欠条中签字、按印。春禾公司未有给付此笔款项。上述事实有《退股协议》、《协议》、《欠条》、双方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实质审理的是2017年3月16日《退股协议》及2018年3月19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及是否按约定履行问题，不涉及公司股权分割的相关内容，亦不存在遗漏隐名股东当事人问题，故不属于股权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称:“2017年3月16日郑向民书写的《退股协议》，是郑向民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没有得到昌兴源公司的追认，不能代表昌兴源公司，与昌兴源公司无关。被上诉人郑向军没有进行过任何出资，不是昌兴源公司股东，一审判决昌兴源公司负400万连带给付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据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已明确记载上诉人郑向民为昌兴源公司监事。依据《太仆寺旗昌兴源种业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监事行使下列职权：（一）检查公司财务；（二）对执行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三）当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五）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由此可见，上诉人郑向民以个人名义出具《退股协议》，并注明昌兴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行为，已超越其职权范围，该行为不能代表昌兴源公司，亦未得到上诉人昌兴源公司的事后追认，则上诉人郑向民无权处分上诉人昌兴源公司财产。另据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提交的证据《出资协议书》、《股东会决议》、《隐名股东协议书》、《出资证明》显示昌兴源公司的股东为郑向民、李智、杜云飞、杜春合，被上诉人郑向军不是上诉人昌兴源公司合伙人及股东，其要求退股于法无据。上诉人郑向民与被上诉人郑向军系亲兄弟关系，上诉人郑向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出具书面《退股协议》的法律后果应当预见，亦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合同当事人及自己的重大影响。上诉人郑向民在一、二审庭审中认可其为被上诉人郑向军出具《退股协议》与上诉人昌兴源公司无关，代表的是其个人。该事实有一、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被上诉人郑向军在一、二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昌兴源公司对于《退股协议》知情并认可。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还称：“经过协商，郑向民给郑向军出具支付400万元的协议，加盖春禾公司的公章，以前800万元的《退股协议》作废”。经审查，上诉人郑向民在为被上诉人郑向军出具《退股协议》一年以后，又代表春禾公司为被上诉人郑向军签署了《协议》、《欠条》。但双方在《协议》及《欠条》中并没有注明《协议》、《欠条》替代《退股协议》以及《退股协议》已经被解除的字样。上诉人郑向民虽称其系是受到郑向军胁迫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退股协议》，但上诉人郑向民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对《退股协议》请求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郑向民没有依法向本院提供确实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其该上诉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上诉人郑向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该上诉意见和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上诉人郑向民签订的《退股协议》对上诉人昌兴源公司无约束力。上诉人郑向民超越权限签订的《退股协议》应由其自己承担给付责任，上诉人昌兴源公司不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郑向民给付被上诉人郑向军人民币4000000.00元，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昌兴源公司负连带给付责任于法无据，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向民、昌兴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8民初309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郑向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被上诉人郑向军人民币4000000.00元；三、驳回郑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2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00元，合计82400.00元，均由上诉人郑向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音审判员 孙琳丽审判员 李红梅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刘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