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521民初2152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张吉，男，196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东台市，现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勤虎，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申请执行人）：吴舟健，男，198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当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绪文，安徽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孝翔，安徽姑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被执行人）：陶运立，男，1967年6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成明，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雨，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吉与被告吴舟健、第三人陶运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2019年5月6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勤虎、被告吴舟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绪文、第三人陶运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成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8月1日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后，于2019年9月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勤虎、被告吴舟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绪文、第三人陶运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不得执行当涂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0521执48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措施；2、判决原告对天祥家园10幢1401室房屋具有所有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2007号天祥家园10幢1401室房屋，是第三人陶运立位于横岭小区房屋2009年拆迁所得的安置房。2015年5月12日，原告与陶运立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以50万元的总价购买了案涉房屋，付清全部购房款，并装潢居住至今。2017年8月，天祥家园小区按政策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原告到房产局申请过户，发现案涉房屋被当涂县法院以（2017）皖0521执48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予以查封。原告遂提出执行异议，当涂县法院却裁定驳回了原告异议请求。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陶运立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案涉房屋在查封前已交付原告使用至今，虽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但不是原告自身原因造成。因此，原告对案涉房屋拥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和物权期待权，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应当排除执行。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望判如所请。 吴舟健辩称：一、原告要求判决其对案涉房屋具有所有权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应该在向第三人提出买卖合同之诉后要求对其进行确权，而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其只能对法院查封房屋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二、法院依法对第三人陶运立所有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2007号天祥家园10幢1401室房产予以查封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被告吴舟健是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在对陶运立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依法提出申请，法院对被执行人陶运立名下的房产予以查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当涂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521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作为执行案件的案外人，对被法院查封的房屋提出异议主张，要求停止执行、撤销对该房屋的查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原告和第三人陶运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的。这是一份填充式的格式买卖合同，没有签订的时间，但是合同第二条约定2015年5月12日付款，由此可以判定合同签订时间应在2015年5月12日或之前。而原告在2019年1月3日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中陈述“2015年12月16日异议人（即原告）持陶运立交付的房屋买卖契约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在科学园拆迁办抽签领取了案涉房屋，并在江宁科学园高校物业有限公司做了业主登记”，这段话应属于原告的自认，实际上也是事实，2015年12月16日抽签领取案涉房屋意味着案涉房屋是在2015年12月16日才确定的，而原告与陶运立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第一条表述“甲方（即陶运立）自愿将坐落于天祥家园10幢1401室房产出售给乙方（即原告）”，二者在时间上是矛盾的，所以该《房屋买卖契约》是虚假的合同。2、房款的交付也存在虚假性。结合第1点，案涉房屋的买卖只可能发生于2015年12月16日或者之后，此前的付款必定是虚假的。原告的账户从进账看是一家公司或单位因为工程而支付的工程款，是用于支付工资的，不属于原告个人收入，其无权用于支付自己的购房款。原告和第三人陶运立本可以在确定房号、拿到房子后光明正大进行房屋买卖，但是苦于在2015年12月16日以后没有付款方面的证据，为了找到付款来源的证据，便利用了原告2015年1月至9月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于是将《房屋买卖契约》提前到2015年5月12日，以便与银行交易记录吻合，但是却忽视了案涉房屋是2015年12月16日才确定的事实。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因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条件，法院裁定驳回异议请求是正确的。原告提起诉讼同样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陶运立辩称：其对原告所称的案涉房屋买卖以及交付的事实没有异议，请法庭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 原告张吉针对被告吴舟健的答辩补充陈述：《房屋买卖契约》第一条中的房屋房号是原告去办理房产证时才填写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质证。对原告提交的当涂县人民法院（2017）皖0521执48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复印件，执行异议申请书复印件，当涂县人民法院（2019）皖0521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案涉拆迁安置房附近其他类似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买卖协议及江宁区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家庭装修合同、装修款支付凭据、水费和电费发票等证据材料，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了原告张吉银行账户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9月26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清单。 对原告提交的下列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原告提交《房屋买卖契约》、第三人陶运立出具的五张收条及原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南京市江宁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三人陶运立出具的证明和委托书等证据材料，以证明案涉房屋交易的事实，原告已将购房款全部付清，对案涉房屋拥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和物权期待权，并证明案涉房屋系拆迁安置房，出售时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未能过户系政策原因，非原告过错。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材料没有异议。被告对《南京市江宁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在取款记录边书写的取款用途不真实；对《房屋买卖契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五张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陶运立2015年12月8日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时，双方都不可能知道案涉拆迁安置房号为天祥家园10幢1401室；对第三人陶运立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陶运立出具的委托书即便是真实的，也只是委托原告代办产权登记。本院认为，各方对该组证据中的原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南京市江宁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予以认定。对该组证据中的《房屋买卖契约》、收条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将结合相关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具体在说理部分阐述。 2、原告提交同一小区居民出具的证明三份，以证明原告购房、交付及居住的事实。第三人陈述案涉房屋是在原告控制之下。被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属证人证言，证人作证必须到庭接受质询，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从内容看，证明中的“张杰”不是本案的“张吉”，三份证明均陈述原告在2015年12月18日入住不合常理，当涂县法院2017年查封时并无人居住。本院认为，三位证明人均未到庭，仅凭该证明也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故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吴舟健与陶运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当涂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皖0521民初2274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陶运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吴舟健借款本金40万元、利息46552元，合计446552元，并以本金40万元、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吴舟健享有以质押物苏Ａ×××××号小轿车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驳回原告吴舟健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陶运立未主动履行义务，吴舟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皖0521执481号之二执行裁定，查封了陶运立名下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2007号天祥家园10幢1401室房屋，后案外人张吉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本院查封陶运立的上述房产侵犯了案外人张吉的合法权益，请法院依法终止对上述房产的强制执行，本院审查后，作出（2019）皖0521执异1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张吉的异议请求。张吉不服该执行裁定，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原告张吉与第三人陶运立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一份，载明陶运立将拆迁安置房屋出卖给原告，成交价50万元，于2015年5月12日支付等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原告张吉对案涉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印大道2007号天祥家园10幢1401室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首先，关于案涉房屋购房款的支付。原告在向本院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中陈述，“2015年12月16日，异议人（张吉）持陶运立交付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契约》在科学园拆迁办抽签领取了涉案房屋，并在江宁科学园高校物业有限公司处做了业主登记”，该陈述内容与原告提交的业主手册中载明“乙方2015年12月16日入住天祥小区10幢1401室”能相印证，可见案涉拆迁安置房的房号在2015年12月16日才确定为天祥家园小区10幢1401室，而由陶运立出具的金额50万元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的购房款收条却载明“张吉购房天祥家园10幢1401室50万元在2015年12月8日付清”，实际上陶运立在2015年12月8日不可能知道其拆迁安置房的房号为“天祥家园10幢1401室”，故陶运立出具该金额为50万元收条的真实时间无法确定。原告在庭审中辩称实际上是2015年12月8日抓阄确定的房号，2015年12月16日领取的安置房房屋钥匙，但未能举证证实。此外，原告陈述50万元购房款是以现金方式分四次支付给了陶运立，并提交了原告银行卡取款记录清单以及每次付款时陶运立出具的收条，对此具体分析如下：原告称2015年6月19日向陶运立支付了15万元购房款，并提交陶运立2015年6月19日出具的金额为15万元的收条、案外人花文根于2015年6月18日取款15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以及花文根出具的张吉向其借款15万元的证明。本院认为，根据《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原告应于2015年5月12日支付全部50万元购房款，而原告至2015年6月19日才支付的部分购房款居然全部是向他人的借款，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原告还陈述其分别于2015年6月30日支付购房款10万元、2015年8月26日支付购房款15万元、2015年9月26日支付购房款10万元，并提交了陶运立出具的相应收条以及原告的银行卡取款记录。本院认为，虽然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能证实在2015年8月份，原告分别于2015年8月24日取现55000元、8月25日取现60000元、8月26日取现40000元，与陶运立出具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金额为15万元的购房款收条相对应，但是短期内如此大额资金汇入原告银行卡，与原告从事的工作收入不符。经本院至银行查询，在原告取款前向原告银行卡汇入相应款项的付款方均为“南京市江宁区铜山尚洪建筑队”，汇款时附言均为“取现金给”或“取现金给陶总”，该“南京市江宁区铜山尚洪建筑队”法定代表人即为本案第三人陶运立，原告本人是该单位员工。从“南京市江宁区铜山尚洪建筑队”汇款时的附言内容看，其汇款时已要求原告将该款项取现后交给陶运立，故上述汇入原告银行卡内的资金并不属原告个人所有，原告并不能自由支配该款项，故原告的银行卡取款记录不能证实原告是从银行取现支付了购房款。原告在2015年9月取款记录以及陶运立于2015年9月26日向原告出具金额为10万元的收条亦是如此，在此不再赘述。现仅凭陶运立出具的收条无法达到证实原告已向陶运立支付了房屋全部价款的证明目的。 其次，原告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入住案涉房屋。 综上，本案原告张吉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要求对涉案房屋解除查封、停止执行，并确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吉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张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健 人民陪审员  张育海 人民陪审员  周忠保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耿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