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云民申1947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邦林，男，1968年2月1日生，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城镇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奎，云南北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斌，云南北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彝良县发路联营煤矿。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洛泽河镇发路村。执行事务合伙人：段富国，男，1965年10月10日生，汉族，云南省彝良县人，住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卯昌波，云南华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田邦林因与被申请人彝良县发路联营煤矿(以下简称“发路煤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6民终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田邦林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2017）云0628民初467号民事判决和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6民终817号民事判决，再审改判发路煤矿偿还田邦林投资入股款4390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发路煤矿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二、一审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相互矛盾。（一）段贵群称申昌英投资5万，按照申昌英退股时的计算比例，申昌英应得的退股金额为207545元，并非申昌英所述的29万。（二）本案所有卷宗材料，除段贵群陈述田邦林出资70万元外，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1.本案一、二审定案依据是段贵群的证言，但其旁听了庭审，其证言不应采信，但是段贵群关于田邦林未完全收到《收条》记载款项的陈述与田邦林出具《收条》、《说明》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有关机关核查，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未收到款项的陈述能相互印证。2.2006年5月28日出具的《证明》载明田邦林系发路煤矿合伙人，占12%的股份份额，出资二百余万元人民币，加盖了发路煤矿的公章，并经当时的煤矿合伙人孙廷学、戚践、段贵群签字认可。该《证明》与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三）段贵群关于发路煤矿与田邦林没有直接关系的陈述与2006年5月28日出具的《证明》、160万元的《收据》和2009年3月15日的《协议书》载明的内容相互矛盾。三、一审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田邦林并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云高民一终字第3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36号调解书”）的当事人，二审判决据此认定田邦林投资发路煤矿的金额不符，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二）段贵群与发路煤矿有利害关系，又旁听了庭审，不具备证人资格，二审判决采用段贵群证言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三）田邦林从未收到2009年5月19日《收条》上的款项，发路煤矿就应举证证明田邦林收到款项，但二审法院根据《收条》就认定田邦林收到款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四）2009年3月29日《收条》、2011年8月8日《证明》、2011年8月9日《欠条》属于书证，在发路煤矿没有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否认上述书证的证明力，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发路煤矿提交意见称，再审申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田邦林所称的新证据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与本案无关，应不予采信。本案的关键证据已经司法鉴定是虚假的，请求对本案不予再审。再审申请期间，田邦林提交了：1.《中共彝良县委彝良县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规定》（彝发〔2003〕14号）复印件，证明田邦林当时参与企业经营是合法的；2.彝良县花桥农村信用合作社大河信用分社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证明田邦林有存款可以投资；3.吕建康、田帮坤的证言复印件，证明田邦林2009年5月19日出具《收条》是为了应付组织调查，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4.周兆亮、张孝江、张健的证言复印件，证明田邦林向前述证人借款，用于投资发路煤矿。发路煤矿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因无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也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其观点。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且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实质联系，故不予采信。发路煤矿提交了从彝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印的其从设立登记申请以来提交的合伙协议等材料。田邦林质证认为这些材料虽客观存在，但载明的内容并非全部真实。本院认为，田邦林虽认为上述材料载明的内容不真实，但并无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前述材料予以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田邦林要求发路煤矿偿还的投资入股款是其投资入伙发路煤矿，退伙后发路煤矿未付的退伙款。发路煤矿则认为其和田邦林不存在合伙关系。因此，首先要确定田邦林与发路煤矿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才能确定发路煤矿应否偿还田邦林投资入股款。对此，田邦林称2005年1月12日的《股东会议纪要》、2006年5月28日的《证明》、2008年5月30日的《说明》、160万的《收据》和36号调解书可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田邦林要证明其和发路煤矿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就应证明其入伙有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经查：第一，2005年1月12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载明戚践、孙廷学、段贵群、田邦林一致同意田邦林作为单独股东入股，参与煤矿部分经营事务，其股东身份不对外宣扬，其可以参加股东会议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不享有决策权。发路煤矿则称，其不知道该会议纪要，并且该会议纪要并非最终的合伙协议。根据发路煤矿的企业登记材料，发路煤矿2005年12月成立时登记的合伙人没有戚践、孙廷学，所以该两人和田邦林参加的《股东会议纪要》对发路煤矿没有约束力。并且，田邦林也称2005年1月12日形成《股东会议纪要》以后，其没有签订过合伙协议，对发路煤矿合伙人的工商登记情况也不清楚。第二，2006年5月28日的《证明》写有田邦林属于发路煤矿合伙人，其占发路煤矿12%的股份，出资二百余万元，上有孙廷学、戚践、段贵群的签名和发路煤矿的盖章。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和36号调解书的记载，2006年4月发路煤矿将合伙人的工商登记变更为孙廷学、戚践、段贵群、段富国、申昌英。该《证明》上虽有发路煤矿的盖章，但并无全体合伙人的签名，即没有得到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且《证明》记载出资二百余万元，是一个不确定的金额，田邦林称该证据就是证明其合伙出资的说法不能成立。第三，2008年5月30日的《说明》系申昌英出具，表明其在发路煤矿2007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上虽签其名，但所分红利是田邦林的，该证据并非发路煤矿出具，故不能证明田邦林系发路煤矿的合伙人。第四，对160万的《收据》，经手人是段贵群，上面没有出具时间，田邦林称是2005年上半年形成，段贵群称是其在2013年3月17日后出具的，因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不明确，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不能证明田邦林2005年以来就已成为发路煤矿的合伙人。第五，田邦林并非36号调解书的当事人，亦不能证明其系发路煤矿的合伙人。第六，2009年3月29日的《收条》、2011年8月8日的《证明》和2011年8月9日的《欠条》已经鉴定均是在2010年10月20日以后形成，并非落款日期当时形成，加之田邦林对该三张单据上入股发路煤矿资金500万元的形成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故该证据也不能证明田邦林和发路煤矿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第七，再审申请审查中，田邦林称其没有以发路煤矿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合伙经营，他的钱是交给段贵群管理，盈亏按投资股份承担责任。发路煤矿则称对田邦林将钱交给段贵群投入发路煤矿的事情不清楚。上述陈述与田邦林在2016年2月1日第一次一审庭审中所称其投资给发路煤矿、退伙等事项都是段贵群操作，其本人也只是单线和段贵群联系，是煤矿安排申昌英代其持有投资股份，其到现在也不知道合伙人的陈述相互吻合，也与段贵群所述“合伙人自己投资或找人筹措资金投资，找人筹措的钱就挂在合伙人的名下，煤矿只认合伙人个人，其他通过合伙人投资的人与煤矿没有直接关系”、“田邦林的出资，因为他是公务员，不能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也算作了申昌英名下的出资”、“田邦林投资煤矿的钱是拿给我的，都是我处理的，申昌英和田邦林也是不认识的”的证言，以及申昌英所述“一般都是谁的钱拿给了这个人在煤矿投资，这个人就负责把这个钱涉及退股和分红等处理清楚，就像我的钱拿给段贵群，我就只找段贵群，煤矿也不和我交涉”的证言可相互印证。综合以上内容，发路煤矿对田邦林拿钱给段贵群投入发路煤矿的事情并不清楚，且田邦林亦认可其投资等事项是由段贵群操作，其只单线与段贵群联系，不知道其他合伙人。因此，田邦林与发路煤矿之间并未形成合伙关系，其向发路煤矿主张偿还投资入股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田邦林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冉莹审判员  沈灵审判员  陈姣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