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59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真山,男,197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武，北京市惠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潼南区蚕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住所地重庆市潼**桂林街道办事处金佛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3572136480N。法定代表人：唐季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娟，女，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重庆曾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潼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住,住所地重庆市潼**桂林街道办事处金佛大道**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23009330655F。法定代表人：胡广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重庆曾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真山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潼南区蚕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潼南区蚕桑中心）、重庆市潼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以下简称潼南区农委）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2民初2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真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武参加了本院询问，被上诉人潼南区蚕桑中心和潼南区农委以书面回复的方式参加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真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原潼南县蚕丝绸行业管理办公室作出的解除刘真山劳动关系的决定无效，并判令潼南区蚕桑中心恢复刘真山的劳动关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潼南区蚕桑中心和潼南区农委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从本案待证事实看，刘真山在一审时提供的原潼南县蚕种公司负责人谷成易亲笔书写的证明完全能够证明刘真山等人从2004年至2008年一直在找原单位解决恢复上班及养老保险事宜。除此之外，刘真山提供的其它书证也足以证明刘真山等人自2009年至2019年一直在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要求恢复劳动关系。2.刘真山提供的证据，均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其中谷成易出具的证明虽是复印件，但真实性有证人王某1、王某2的证言以及刘真山与谷成易本人的通话录音佐证。3.从认证情况看，一审法院未正确履行居中裁判的宗旨，对刘真山提供的证据一概不予采信，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二、一审判决认定刘真山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结合本案，由于潼南区蚕桑中心和潼南区农委在一审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真山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时间，刘真山于2016年9月14日向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时间才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刘真山的仲裁时效应从即日起计算，此后一直仲裁、起诉及向相关部门要求解决，仲裁时效反复中断，本次诉请没有超过1年仲裁时效。潼南区蚕桑中心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刘真山的上诉请求。潼南区农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刘真山的上诉请求。刘真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潼南县蚕丝绸行业管理办公室作出的解除刘真山劳动关系的决定无效；2.判决潼南区蚕桑中心恢复刘真山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2月6日，原潼南县蚕种公司招收刘真山为劳动合同制工人。1995年2月10日，原潼南县蚕业局发文安排刘真山到蚕种公司工作。2004年2月19日，原潼南县蚕丝绸行业管理办公室作出潼茧丝办［2004］2号文件，决定解除刘真山等27名县蚕种公司合同制工人的劳动合同。2004年4月，黄俊锋等8名解聘工人提出仲裁申请恢复劳动关系。2004年6月，原潼南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潼劳仲案字（2004）第9号、第11号仲裁裁决书，撤销潼南县蚕种公司对黄俊锋等8人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重新以书面形式确立劳动关系。2005年6月16日，原潼南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潼劳仲案字（2005）第15号仲裁裁决书，撤销潼南县蚕种公司对陈红霞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重新以书面形式签订劳动合同。刘真山等17名解聘职工一直未恢复劳动关系。2010年1月20日，刘真山等人向原潼南县蚕种场、农委、县政府等发出书面请求，请求恢复与原潼南县蚕种场的劳动关系。2010年3月17日，原潼南县农业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县蚕种场被解聘合同制工人信访问题的回复，载明：1.县蚕种场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制定的减员分流方案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后，对你们解除劳动关系已生效；2.你们与县蚕种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04年，而你们于2010年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3.我委将与有关部门协调，将被解聘人员的养老保险解决到现在。2010年4月15日，原潼南县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解决县蚕种场劳动合同制工人被解除合同信访问题的报告。2011年7月20日，原潼南县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出研究原蚕种场职工信访问题的会议纪要，载明：17名原蚕种场解聘职工诉求回单位上班或办理提前退休，没有法律政策依据，属无理诉求，不予支持；会议决定同意17名原蚕种场解聘职工在1993年3月至2004年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纳入社会统筹，但须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2011年7月22日，原潼南县农业委员会发文（潼农［2011］151号）向县政府请示原蚕种场解聘人员纳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2011年7月26日，刘真山签订了《信访息诉承诺书》，认可领取了相应养老保险金、生活困难补助金，并承诺完全同意此方案，无异议，绝不再因此事上访。2013年4月8日，原潼南县农业委员会作出关于潼南县蚕种场职工信访问题的报告，载明潼南县财政于2011年解决了刘真山等17名解聘人员从1993年3月至2004年2月一直未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金715347.11元，解决了上述人员从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生活困难补助金394168.80元。2013年4月20日，原潼南县农业委员会对信访职工也进行了上述回复。2015年8月10日，原潼南县农业委员会对17名原蚕种场解聘工人进行信访回复，称其诉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不同意恢复劳动关系。2016年8月10日，刘真山向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其与潼南县蚕种公司的劳动关系。同日，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刘真山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2016年8月25日，刘真山起诉至潼南区人民法院要求恢复与潼南县蚕种公司的劳动关系，2016年9月14日，潼南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刘真山的起诉，2017年1月20日，本院院作出（2016）渝01民终9132号民事裁定，维持原裁定。2018年4月3日，刘真山向市委巡视组反映了解聘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2018年6月7日，原潼南区农业委员会作出关于刘真山等同志信访事项的回复，称其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2018年8月24日，潼南区人民政府对刘真山作出信访事项不予复查告知书。2019年3月21日，刘真山向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1.裁决原潼南县蚕丝绸行业管理办公室作出的解除刘真山劳动关系的决定无效；2.恢复刘真山与潼南区蚕桑中心的劳动关系。同日，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刘真山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3月21日，刘真山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诉称。原潼南县蚕种公司于2006年更名为原潼南县蚕种场。2010年4月27日，原潼南县茧丝办及其管理的原潼南县蚕种场与原潼南县农业局管理的潼南县蚕桑技术推广站进行合并，成立原潼南县蚕桑产业服务中心，不再保留原潼南县茧丝办、原潼南县蚕种场、原潼南县蚕桑技术推广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真山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该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潼南区蚕桑中心辩称，刘真山的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刘真山主张，一直未收到单位书面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直到2005年春节获知后，一直在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符合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未超过仲裁时效，并提供了谷成易（原潼南县蚕种公司负责人）的书面证言复印件及通话录音、出庭证人王某1、王某2的证言，拟证明刘真山从2004年至2008年一直找单位要求解决恢复上班及养老保险事宜。该院认为谷成易未出庭作证，王某1、王某2与刘真山均系原潼南县蚕种公司解聘人员，刘真山未提供其他证据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佐证，该院对刘真山所称本案仲裁时效从2004年至2008年一直在中断的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刘真山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从2004年至2019年期间其就涉案事项连续向潼南区蚕桑中心和潼南区农委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刘真山最早于2016年8月10日才提起仲裁申请，刘真山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该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真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刘真山负担。二审中，刘真山举示网页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刘真山就其被下岗事宜于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间持续向政府问政平台反映。本院认为，该记录系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亦无相关部门回复，且记录时间早已超过本案仲裁申请时效期间，本院对其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04年2月原潼南县蚕丝绸行业管理办公室批复解除27名蚕种公司工人的劳动关系，原潼南县蚕种公司作出了相关工人的解除通知书。此后，2004年4月黄俊锋、邓洪、刘燕娟等8名工人不服解除结果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2005年陈红霞不服解除结果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仲裁裁决支持了劳动者的请求。刘真山等另18名解聘人员未参与前述仲裁申请，之后其中1人死亡，另17人近年来多次向潼南县有关部门信访，提出相关诉求。刘真山为证明仲裁时效尚未届满，一审举示的证据有：1.各种信访材料（复印件），包括2010年请求书及回复、2011年会议纪要及请示、2013年报告及回复、2015年回复及2018年回复；2.谷成易证明（复印件，证明提及的人员不含刘真山）；3.谷成易通话录音；4.王某1、王某2出庭证词。王某1、王某2同为解聘工人，二人陈述：谷成易书写证明时证人在场，证明中没有刘真山的名字，是因为刘真山也属于一起解聘的人员，“等”字可以代表刘真山；刘燕娟等人仲裁胜诉开始上班了证人才知晓被解除劳动关系。一审中刘真山陈述其在刘燕娟回去上班了才知晓被解除劳动关系，大约为2004年10月左右。刘真山对此未有异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相同。本院认为，劳动者不服用人单位的解除决定，有权申请劳动仲裁，但是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间内主张权利。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改变了劳动法规定的六十日期间，但该法施行之前的行为判断只能适用行为时的生效法律。第一，关于刘真山诉请的仲裁申请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仲裁申请时效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原潼南县蚕种公司于2004年2月对27名工人同时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时向刘真山等人发放了解除补助费用，当时亦有刘燕娟等工人不服解除启动了仲裁程序，但刘真山并未与其他2人一道于2004年4月申请仲裁。即使根据其一审陈述，系2004年10月左右刘燕娟等解聘工人重新上班时，才知晓被解除，刘真山至少于2004年10月左右知道解除事宜，彼时知晓其权利被侵害。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刘真山最迟于2004年10月左右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仲裁申请时效计算60日于2004年12月左右届满。刘真山上诉称因未收到书面解除通知，故仲裁申请时效应从2016年9月其第一次申请仲裁时起算，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潼南区蚕桑中心能否举示刘真山当年对书面解除通知的签署手续，并不影响本案仲裁申请时效已经经过的认定。第二，关于时效中断。刘真山主张2004年-2008年期间存在时效中断，一直在找原单位解决，为此举示了谷成易的书面证词（复印件）。为证实谷成易证词系本人所为，举示了通话录音，并申请了证人王某1和王某2出庭作证。但谷成易证词并未提及刘真山的名字，两位证人认为谷成易证词中的“等”字包含刘真山，仅系证人的个人理解，证词内容缺乏客观的基础依据佐证。仲裁时效关系到实体权利的实现，刘真山未及时申请仲裁，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刘真山主张2009年-2019年期间存在时效中断，为此举示了系列信访材料。该系列信访材料最早的时间为2010年，且2010年原潼南县农委回复其诉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刘真山在仲裁申请时效已经届满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断信访，不能达到重新计算原仲裁申请时效的结果。综上，刘真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真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 勇审 判 员  邓 山审 判 员  朱华惠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秦金星书 记 员  李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