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2民终20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大汉龙城电信智能小区第******。法定代表人：张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旻珈，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瞿正伟，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吉民，男，1967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隆回县，现住怀化市鹤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岩，怀化市鹤城区云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水路支行，住，住所地怀化市鹤城区舞水路**/div>负责人：彭华，该支行行长。上诉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孙吉民、原审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水路支行（以下简称怀化农商行舞水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1202民初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怀化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将禹子英个人与孙吉民之间的借款行为认定为“银行业务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1、禹子英因挪用资金罪，虽然由鹤城区法院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认定舞水路支行存在从事代办业务和资金拆借的事实，但该判决并未认定舞水路支行为孙吉民从事过代办业务、资金拆借的事实；2、孙吉民将资金借给禹子英并收取利息的行为，系其与禹子英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与舞水路支行从事代办和资金拆借的业务没有关系。二、原审判决将孙吉民与禹子英个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认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并判决上诉人偿还本息系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债权不是基于上诉人与孙吉民之间的储蓄合同而产生，而是基于孙吉民与禹子英个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而产生。2、孙吉民在一审诉状中要求上诉人按月息1分的利率给付利息，印证了其与禹子英是个人之间的借贷事实，足以说明本案系借贷关系。三、原审判决回避了孙吉民的过错责任。禹子英虽然系舞水路支行的负责人，但银行向个人拆借资金并支付高额利息，明显不属于银行正常业务范围，孙吉民将存折和密码交由禹子英个人保管，取走款项且不出具银行正式单据，也明显有悖银行工作规程，孙吉民应当能够判断禹子英的借款行为是个人行为，孙吉民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孙吉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当维持。孙吉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立即偿还存款本金12万元，并从2016年4月11日开始按照年利率6%支付存款资金占用费至款项全部还清为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98万元；2.判令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立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活期利率支付存款本金8万元的存款利息267元（计息时间从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1月12日）；3.判令被告怀化农商行对上述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前身为原怀化市（县级市）农村信用社，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舞水路分社（以下简称为舞水路分社）成立于2001年4月28日。2015年12月16日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怀化市洪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合并改制为被告怀化农商行，舞水路分社变更为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禹子英自2003年起历任舞水路分社副主任、主任、农商行舞水支行行长等职。自2003年起，舞水路分社为了揽储，创办代办业务，即派专人上门揽储并收款代存、代取款、代转款等。2014年7月开始，根据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要求与愿意代办的部分储户签署《委托代办打款协议》或《授权委托书》，获取储户账户、密码。后该社（行）利用掌握客户存款信息及客户账户密码的便利，在代办业务基础上，增设储户间资金调剂拆借业务，即由工作人员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的名义，向该社（行）的储蓄客户借资出借他人，具体由禹子英负责。禹子英根据安排，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需储户帮忙为由向储户借款，承诺按1分至1.5分不等的月利率支付利息，以揽储或者从存款客户账户取款后直接转账等方式，将舞水路分社（支行）客户资金调剂给用资方，同时向用资方收取略高出资方利率的利息，用于支付出资方的利息或者填补空缺。除个别客户的存款由禹子英在存折上手写存款记录外，部分由禹子英个人向客户出具借条，需资方向禹子英出具借条，需资方出具借条中的债权人一般为禹子英或舞水路分社（支行），所有借条均由禹子英掌握，部分借条上加盖了舞水路分社（支行）的印章。舞水路分社（支行）为方便操作专设3号柜台从事上述代办及资金调剂拆借业务，柜员由该社（行）员工轮流担任，柜员根据指示将调出方储户的存款直接取出、直接转账到调入方储户账户或者将客户提供的现金存入需资方账户(包括农商行舞水支行账户和其它商业银行账户)，利息一般亦通过转款方式由禹子英支付至调出方账户。禹子英在进行资金调剂过程中逐渐由原来的一户对一户、一户对多户发展为多户对多户，并从储户间资金调剂发展到非储户间资金调剂，以上所有资金调剂业务，银行无专门的明细账记录，仅禹子英个人以手工记账的方式做明细账。2015年禹子英对明细账结算汇总成四本总账。后期随着呆帐、滞帐、坏账的出现，资金调剂业务产生巨大亏空，特别是到2016年，禹子英甚至未再征求客户意见擅自将部分客户资金办理取款手续转账给其他人，也不再向客户出具借条。2016年4月21日禹子英案发。2017年7月19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8年9月5日本院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认定禹子英共计挪用客户资金221794795.11元未退还，以禹子英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原告孙吉民在舞水路分社开设账户，账号为92×××11，与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原舞水路分社）建立储蓄合同关系。禹子英因身份原因掌握农商行舞水支行客户孙吉民在该行的存款信息，利用该行在从事代办业务过程中获取的账户密码，于2016年4月11日安排农商行舞水支行员工采取套打下账［套打下账是指农商行舞水支行员工在套取客户资金时，取款、转账采取复写纸套打的方式，打印2份取款凭证，禹子英或者银行工作人员在客户原始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上客户的姓名，然后由银行工作员再将套打凭证交给客户（或代理人），在套打凭证上补签姓名确认取款的方式］的方式，分两次将原告孙吉民在该行的存款20万元套出后，由禹子英将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退还前次挪用资金的本息。同日，禹子英向原告孙吉民出具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一张，借条上写明按月息1分计息，按天结息。禹子英案发后，原告向于2016年4月25日向“4.21”禹子英案专案组申报债权，登记金额为20万元，经怀泰信司鉴所鉴定，确定禹子英挪用资金案中挪用孙吉民的资金未退还金额为20万元。本院（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中亦认定的禹子英挪用资金数额包含原告孙吉民的资金20万元。原告认为两被告应承担支付存款责任发生争议，2017年1月7日，经怀化市鹤城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与被告怀化农商行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被告怀化农商行先行向原告垫付债权本金8万元，被告实际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由法院裁判。2017年1月9日，被告怀化农商行按约定向原告转账支付8万元。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起至今的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5%。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原舞水路分社）开设账户并存款，双方之间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为片面追求工作业绩将严重违法违规的所谓代办业务、资金拆借业务作为一项创新业务进行宣传并长期开展，原告基于禹子英系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和揽储承诺，有理由相信禹子英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原告将资金存入其在农商行舞水支行所开设账户内，虽然原告按禹子英的安排事后或当天在取款凭证上签名，但原告的存款实际上被农商行舞水支行占有管理调配并纳入禹子英挪用资金范围，禹子英是否向原告出具借条及采取何种违规操作手段，均不能掩盖和否认其挪用农商行舞水支行资金的非法事实，被告抗辩原告账户所支取的20万元系原告与禹子英之间的民间借贷，与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观点，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现禹子英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已构成挪用资金罪，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长期以高出国家规定利率为诱饵揽储并大肆开展非法资金拆借业务，为禹子英的非法行为提供支持和便利，致使原告存款转化而来的银行资金被挪用不能归还，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在工作人员、营业场所管理以及存取款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均存在严重过错，且该过错与原告的存款被挪用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对原告至今未能归还的存款本金负有支付义务。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系被告怀化农商行的下属分支机构，被告农商行舞水支行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怀化农商行予以承担。原告受高息诱惑，将自己账户内资金长期交由禹子英掌控拆借，其对自身资金安全未尽到足够谨慎注意，对导致款项被挪用亦有一定责任，故本院对其要求支付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部分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被告怀化农商行于2017年1月9日先行垫付给原告的资金8万元，将在原告的债权本金20万元中予以扣减。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吉民支付存款本金12万元及利息（利息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1月9日期间，按20万元计息，2017年1月10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本金12万元计息，利率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0.35%计算）；二、驳回原告孙吉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禹子英担任怀化农商行分支机构舞水路支行（原舞水路分社）行长期间，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开展代办业务、资金拆借业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规定的银行业经营范围，但是否超出经营范围经营并不是职务行为的判断标准。禹子英作为舞水路支行负责人，开设专门柜台以揽储或者从存款客户账户取款后直接转账等方式，将舞水路支行客户资金调剂给用资人使用，是代表舞水路支行进行意思表示，而非个人意思表示。禹子英或舞水路支行工作人员因身份原因利用该行在从事代办业务过程中获取的账户密码采取套打下账的方式将孙吉民在该行的存款套出，亦是用于舞水路支行资金调剂用途，代表舞水路支行进行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禹子英时任怀化农商行舞水路支行行长，在营业场所设立专门柜台对外揽取个人资金，具有向社会公示效果，孙吉民作为善意相对人，不能过高要求其对银行开展的业务尽审查注意义务，故应当认定禹子英违规使用孙吉民存款账户资金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怀化农商行提出本案系禹子英个人与孙吉民之间发生民间借贷纠纷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吉民在怀化农商行分支机构舞水路支行开立存款账户并存入资金，与怀化农商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查明的事实，舞水路支行时任行长禹子英以高息诱使孙吉民将资金交给其使用，由舞水路支行采取套打下账的方式，将孙吉民在该行的存款挪用，舞水路支行在办理取款程序中存在严重违规操作的情形，隐藏了禹子英挪用舞水路支行管理的资金行为，存在严重过错。禹子英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已构成犯罪，孙吉民的存款资金未能归还，怀化农商行应承担违约责任。孙吉民为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利息而将存折及密码交由时任舞水路支行负责人的禹子英进行操作，亦存在过错。一审判定怀化农商行返还孙吉民未归还的存款资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0.35%的标准计付利息，并无不当。一审实际已经判决由孙吉民承担了相应的过错责任，怀化农商行认为一审判决回避了孙吉民的过错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怀化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1元，由上诉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湘辉审判员  胡海雄审判员  夏英姿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曾续维书记员龙虹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