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14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道富，男，196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博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滨州市黄河五路**。负责人：刘艳玲，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学敏，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道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滨州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4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道富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车损等保险理赔款66000元或者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王德亮车辆前方的车辆突然急刹车，导致后面上诉人车辆来不及刹车而追尾王德亮车辆，通过涉案两车损坏的部位足以证实此情况。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四十三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可见，上诉人车辆追尾前方车辆，应负全部责任。2.根据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下简称事故证明）载明的内容，可知在事故现场除涉案事故的两位当事人，还有其他证人以及监控过车图片资料，因此并不仅仅是依据当事人的陈述而开具的此事故证明。但结合事故发生时的相关情况及证人证言均能证实车辆实际驾驶人员的情况，因两辆车均是新车，都由车辆的车主进行驾驶。发生事故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13时15分，当时所有人员均未吃午餐，亦不存在饮酒等不符合驾驶资格的情况。3.事故发生当天，上诉人于14时18分43秒与朱静通过电话，告知车辆发生事故并听从朱静的安排离开事故现场，回来报案。上诉人与王德亮因车辆保险事宜与朱静认识，涉案两车因均是新车（必须在4S店购买保险），两车都是通过朱静在购车的4S店购买的车辆保险，可能因在4S店购买的车险，系统中未有朱静信息，保险录入时投保业务员显示为尹兴涛。但上诉人及王德亮系全权委托朱静进行办理的车辆投保业务，两人根本不认识尹兴涛。因此发生事故后，上诉人首先给车辆投保的业务员朱静进行了报案并说明了事故情况寻求处理意见。4.被上诉人虽提供报案电话录音，但首先事故现场为朱静（即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安排两事故涉案当事人做的事故现场；其次电话录音报案人为一女性（即朱静），且是其主动拨打的报案电话。可见，无论是事故现场还是报案电话均是被上诉人职工朱静进行操作并实际执行的。且被上诉人已核实朱静身份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阳信支公司职工，支公司的业务员也统一由市公司进行管理约束，可见，朱静亦为被上诉人公司的业务员，上诉人充分认可并相信被上诉人公司业务员朱静的言语及行为，朱静的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5.上诉人与王德亮虽具有十年以上驾龄，但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首先，事故发生时间为13时15分左右，正值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较多，若不及时撤离现场，易发生二次事故，造成更大的损失后果；其次，上诉人是在打电话通知被上诉人业务员朱静事故情况并根据朱静的安排撤离现场回来报案，对于重新安排事故现场并进行报案的情况也是朱静进行安排并实际操作的，因此，上诉人的损失全部系因被上诉人业务员的过错而导致的。6.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相关规定，发生事故后进行向交警部门报警及向保险公司客服报案出险并非交通事故处理的必经程序，本案未造成人身伤亡，上诉人及王德亮对事故的事实及成因亦无争议，因此，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再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事故发生时驾驶人员及驾驶状态，均未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亦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事实证据不足是错误的。二、对于一审被上诉人提出的责任免除事由，根据《保险法》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对于“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是无效条款，且上诉人并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述的责任免除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庭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人保滨州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道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损等保险理赔款共计660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3日，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就涉案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载明：2018年7月31日韩道富、王德亮来交警三大队报警称，2018年7月25日13时15分，韩道富持证驾驶鲁Ｍ×××**号小型客车沿威海市统一南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海峰路交叉口北30米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王德亮持证驾驶的鲁Ｍ×××**号小型客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并作出如下原因分析：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受案登记表、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监控过车照片资料等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监控过车图片资料得到了以下主要事实：1.鲁Ｍ×××**号小型客车前头与鲁Ｍ×××**号小型客车尾部碰撞损坏。2.韩道富与王德亮均陈述鲁Ｍ×××**号小型客车追尾鲁Ｍ×××**小型客车。因双方当事人未在现场报警，事故现场无监控设施，经调查取证，鲁Ｍ×××**号小型客车与鲁Ｍ×××**号小型客车发生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无法判定。原告初次取得驾驶资格的日期为2003年9月22日。王德亮初次取得驾驶资格的日期为2006年3月15日。被告提交报案电话录音一份。证实2018年7月26日，王德亮向被告公司报案，称事故发生在阳信县工业区，事故为王德亮倒车碰撞停放在其车后方的原告车辆。被告主张电话录音与原告起诉的事故发生经过不符，结合原告提交的事故证明，可以证实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和驾驶员情况无法查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无法证实。该报案电话显示，报案者为一女性，在电话中称其为王德亮。原告称该报案电话录音属实，该报案者为被告工作人员朱静，朱静安排原告韩道富与王德亮做的事故现场，并由她用王德亮的电话进行报案。后王德亮向被告撤销2018年7月26日的报案。经被告核实，朱静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阳信支公司职工。原告提交通话记录一份，证实事故发生当天14时18分43秒原告与朱静（当时车辆投保业务员、电话号码为131××******）联系，告知她发生了保险事故，朱静问车上人员伤亡情况，原告说没有人身伤亡，只有两车车损，前后车辆追尾。朱静在了解情况后说涉案事故两辆车均是在同一保险公司（本案被告）投保，朱静告诉原告回来报案。当时考虑到中午时间人流较多，为防止第二次事故发生，原告离开了事故现场。2018年7月26日下午，涉案两辆车从威海开回阳信，将两车放在原告办公驻地，原告电话联系朱静，朱静到达原告办公地点后，为原告与王德亮安排了现场，同时由她拨打了报案电话。被告对该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告主张朱静系其购买涉案车辆时投保的业务员，但根据被告提交的投保单显示，原告投保时的业务员为尹兴涛。朱静未出庭作证以证实原告的上述主张。原告提交拆检定损照片证实被告派员参与原告车辆拆检定损。被告称其参与的拆检定损系因2018年7月26日的报案参与的拆检定损，无法确定与涉案事故是否系同一事故。原告提交滨州宝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估损单、维修发票、刷卡小票及收据证实鲁Ｍ×××**号车、鲁Ｍ×××**号车车辆损失分别为53000元、13000元，且修理费均由原告刷卡支付。原告提交王德亮为原告书写的证明，证明内容如下：今有我车被鲁Ｍ×××**号车追尾，造成我车维修费用经保险公司及4S店拆检共计费用13000元，由鲁Ｍ×××**号车车主付清。被告对维修费发票、维修费收据、估损单、刷卡小票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对王德亮出具的证明持有异议。被告提交保单、特别约定清单证实其已将涉案保单、保险条款交付给原告，且被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对原告作了明确说明，原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因被告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原告韩道富在该投保单上签名并手写了上述内容，从而进一步欲证实原告在事故发生后未向被告公司报案也未向交警报案，导致事故的真实性无法查实。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庭审中，通过电话核实，原告自认在上述投保单、特别约定清单上签名，但是对手写内容是否系本人所写记不清楚了。但原告对其主张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被告提交《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一份，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是否符合车损险理赔的条件。《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原告主张其在事故发生后其未能及时报警的原因如下：事故发生后原告在第一时间联系了被告业务员朱静，朱静在了解事故发生的情况后，告知其因事故发生在外地，且没有人身伤亡，其可以先撤离现场，回滨州报案。且事故发生时间为中午，人流较多，为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原告及王德亮撤离现场。首先，在事故发生一小时后，原告虽与朱静取得联系，但对原告与朱静的通话内容原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次，朱静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信支公司的业务员，原告投保时的业务员为尹兴涛，并非原告主张的朱静，即使原告主张的与朱静的通话内容属实，朱静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再次，原告初次取得驾驶资格的日期为2003年9月22日，王德亮初次取得驾驶资格的日期为2006年3月15日，原告与王德亮均系具有十年以上驾龄的驾驶员，具有一定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原告与王德亮应当知道在事故发生后要保护现场并及时报警，即使中午人流较多，且没有人员伤亡，也首先应当对事故现场采取一定的拍照、录像等保护措施前提下，撤离现场并及时报警、通知保险公司，但原告与王德亮非但没有采取上述措施却在事故第二天下午重新安排了事故现场并进行了报案，在电话报案中称系王德亮倒车碰撞停放在车后方的原告车辆。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撤离现场并没有及时报警的原因不予采纳。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就涉案事故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仅认定了鲁Ｍ×××**号车小型客车前头与鲁Ｍ×××**号小型客车尾部碰撞损坏的事实，认为因双方当事人未在现场报警，事故现场无监控设施，经调查取证，鲁Ｍ×××**小型客车与鲁Ｍ×××**号车发生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无法判定。原告与王德亮在2018年7月26日下午的电话报案中称，事故发生的原因为王德亮倒车碰撞停放在车后方的原告车辆，但原告与王德亮在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均陈述原告驾驶车辆追尾王德亮驾驶的车辆，原告与王德亮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在庭审中，原告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发生时双方的驾驶员是谁以及事故发生时驾驶员的状态情况。被告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将投保单、保险条款交付给原告，并对免除责任的条款对原告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根据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对涉案保险事故，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主张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由被告承担，证据不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韩道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0元，减半收取725元，由原告韩道富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在2018年7月25日13时15分在威海发生交通事故，但其没有及时向被上诉人报案，也没有向公安局交通警察部门报警，其在事后通过他人手机报案的事故也不是本次事故，其提交的2018年9月3日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三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因双方当事人未在现场报警，事故现场无监控设施，鲁Ｍ×××**号小型客车与鲁Ｍ×××**号小型客车发生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无法判定。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判决依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上诉人韩道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峰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王 杰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