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4952号原告:廖子恒，女，198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胜，广东宏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陈岗路**。法定代表人：廖铭波（已故）。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青，女，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润年，女，195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工会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陈岗路**法定代表人：卢细妹。被告：刘翠丽，女，197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陈瑞金，女，196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温锡照，男，196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告：黎润年，女，195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叶文青，女，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古建华，女，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郭少珍，女，196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告：黄伟琼，女，196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原告廖子恒诉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以下简称永乐厂）、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永乐厂工会）、刘翠丽、陈瑞金、温锡照、黎润年、叶文青、古建华、郭少珍、黄伟琼与企业有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胜，被告永乐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青、黎润年，被告永乐厂工会法定代表人卢细妹，被告刘翠丽、叶文青、黎润年、古建华、温锡照、陈瑞金、郭少珍、黄伟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子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依法取得原告父亲廖铭波的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的股东身份和股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有权就任执行董事职务，原告有权办理将父亲廖铭波的原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的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执行董事职务向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为原告的手续，被告有义务协助原告办理以上变更手续;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十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廖铭波先生，是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股份制企业，以下简称永乐厂）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职务，个人持有永乐厂出资3327399.3元，占出资比例72.78%。九位被告是永乐厂的其他股东，各自持有永乐厂的若干出资。廖铭波先生于2018年1月11日身故，身故时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两人，分别是廖铭波妻子原告母亲夏惠珍女士和原告廖子恒。廖铭波先生身故后，原告办理了继承公证，继承取得廖铭波个人财产，包括廖铭波在永乐厂的出资的个人部分。同时夏惠珍女士作为廖铭波的妻子，也将其在永乐厂的以廖铭波名义登记的出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原告，并办理了赠与公证和接受赠与公证。因此，原告在法律上以及事实上均取得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的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根据永乐厂的章程，由于原告实际持有永乐厂三分之二以上的出资，因而有权就任永乐厂的执行董事职务。为办理好工商变更手续，原告在初步取得永乐厂其他股东口头同意下，经依法提前书面通知后，于2018年12月31日召开永乐厂在册股东（本案被告）召开股东会，并明确通知股东会会议议程决议包括：“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出资比例；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修改厂章程；以及处理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等事宜”等等。开会时，全体被告一致投票不接纳原告为永乐厂的股东，阻碍原告取得股东身份，违反法律规定，造成原告重大损害。原告认为，首先，原告己经依法取得父亲（包括继承和赠与）在永乐厂的出资，成为永乐厂的股东；其次，原告父亲持有永乐厂三分之二以上的出资，依章程可以决定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具体人选。因此，原告依法取得来自原告父亲廖铭波的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的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有权就任执行董事职务，原告有权办理将父亲廖铭波的原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的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执行董事职务变更登记为原告的手续，被告有义务协助原告办理以上变更手续。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并提出前列请求，恳请法院依法审理判决。被告永乐厂答辩称，一、企业得知法人死亡信息后，企业是依原告目的协助原告，并且是偏向于原告。1、2018年4月28日原告及其家人回国告知企业法人廖铭波病逝的信息，提出继承廖铭波在企业的一切(财产和身份待遇)。企业认为事情重大必须得到股东的支持，于是向原告建议：为争取股东的理解，首先向工会和个别股东说明，提出担任企业的代董事长职务并享受相应待遇，再进行下一步的安排。2、2018年5月29日，企业安排了夏惠珍(廖铭波的太太)、夏建辉(夏患珍的弟弟，由于原告长期居住美国已办理授权委托夏建辉代管企业)、卢细妹(企业工会主席)、黎润年(企业股东兼前厂长)见面，将情况告知，一致认为召开全部股东会议再作决定。3、2018年6月27日企业召开了股东会议主要是：廖子恒担任企业代董事长职务并享受相应待遇，以及廖小姐委托夏建辉管理企业工作等事项。会议中，股东对廖铭波登记的出资比例，评估资产、累计利润分红等涉及许多疑问，提出参加企业管理。为了平衡原告与股东的关系，企业又向原告建议：反正企业的资产也是需要向股东说明，不如以夏建辉、工会、股东代表组成企业共同管理小组，整理企业资产资金进行评估确认，向股东述说以后企业将有如何的一个方向，取得股东同意即变更登记，再逐步完成股东退出企业工作。但是原告认为延续原法人廖铭波的运作方式，一意要继承法人身份后再决定日后安排。4、2018年10月23日早上10:30分，原告及其先生与股东再次会面；2018年10月29日早上10:30分，原告(廖子恒)、夏建辉、夏惠珍、何律师(原告代表律师),卢细妹、黎润年、郭少珍陈瑞金等股东又会面。两次会面围绕着：廖铭波个人与企业资产问题、股权分红、查账评估问题争议。何律师提出：先办理廖子恒的继承并且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再商谈股东退出企业事情。其他股东则认为已经是弱势，原法定代表人已故，坚持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理，同时全体股东退出，彻底解决体改二十年来产生的所有问题，不与原告合作。5、2018年12月12日原告要求由企业代为发出股东会通知：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出资；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修改厂章程…等。12月31日会议全体股东一致投票不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比例，不同意廖子恒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新的执行董事…等，并且提出了清理企业资产，退出或者解散企业的表决。6、在此其间，股东要求企业停止原告工资费用、要求企业委托律师诉讼廖铭波与企业间款项问题、强制退出或者解散企业等等，企业均回应：不要将问题扩大，尽量磨合共存的理由进行劝说。上述情况，明显企业是尽力协助尝试满足原告目的，多次与原告委托人夏建辉、各股东陈述利弊，已经偏帮了原告。企业近十年工作方向是协助处理股东退出企业行为。1、企业是1984年成立区属集体所有体制企业，2000年12月根据区政府体制改革的文件精神，由当时企业所有在职职工共同发起创立了股份合作制性质企业，全体体改职工股东签名选举廖铭波法定代表人。2001年1月企业体改完成手续，法人廖铭波移民美国，企业由体改职工生产经营。2003年在廖铭波的要求下，部份股东股权以原值1.00退出企业。2、2007年3月，廖铭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提出逐步停止生产，2008年8月企业正式停止所有生产项目，股东退出企业的行为。2008年9月企业以每股2.00元，处理部分股东股权退出企业手续。3、之后，由于各股东股权价格的争议(廖铭波以每股0.10元至0.20元要求所有股东退出企业，而各股东要求按企业资产评估计算股值)所以股转工作较艰难。4、最近一次的股转发生在2017年7月18日,在谢国光、卢细妹与廖铭波之间发生。荔市监信答【2019】183号告知书谢国光反映被伪造签名转移股份的信访，作出了2017年7月18日《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股东会决议》《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证实确非谢国光本人签名，但是在变更登记之前，当时达成交易的意向，因此作出暂不予撤销2017年7月18日的变更登记。现谢国光向企业及股东会提出廖子恒无权继承其本人股份以及恢复其股东身份及其他要求。采取非股东本人签名的方式，达到股转变更登记的行为是不正当、不可取，至令相关部门对企业的工作进行调查，股东对企业的工作质疑，企业承担负面影响的责任。由此说明廖铭波为了让股东退出企业脑洞大开费尽心机，不惜使用非正常手段。据此，从2008年起近十年，企业工作一直是协助体改股东退出，体改时共同的创立人之间已经没有合作的意愿和事实，企业是处于分立解散状况。在股份合作制体制下，企业充当的角色职能。原告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备注指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是股份制企业，这是不妥的。原告廖子恒自2001年移民美国且从未参加过企业工作，对企业情况毫不知情，混淆两种不同体制性质的适用可以理解，但是其代表律师专业和严谨，却以股份制代替股份合作制来说明企业的经营性质，是误导糊弄企业。企业在1998年前登记是集体所有制，当时以街道委任制廖铭波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厂长，2001年经区政府批准转制明确为股份合作制，由全体股东签名选举廖铭波为企业法人、以及签名选举产生企业的管理组织，至目前没有再次经全体股东签名选举变更企业性质和法人，企业登记仍然是股份合作制，是以人为本，人资结合特点，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纯是由体改各个职工股东共同创立形成的一个整体，企业的权力是全体股东所赋予。《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六条股东的权利：明确了股东有分红权，优先认缴权、有查阅股东会议记录和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的权利，有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及有参与修改章程的权利。章程第十四条：章程由全体股东签字、盖章确认。企业充当的角色职能是集合股东意见，遵从股东意愿执行股东的决定。2018年12月31日会议作出的表决，这是全体体改股东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章程是可行。退一步来说，如果企业迫于的压力或者选择逃避，将企业(资产及公章)全部拱手奉给原告或者其委托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原告或者其委托人是否可以仅以原告一人的签字和盖上公章，就可以变更企业形式，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修改章程等等呢?如果这样可以做，这种任性推行“权力”的行为，对全体股东不公正，同样是违反章程，不合情理。请问原告为什么在股东不愿意的情况下，强制与体改股东掴绑在一起，仅是为了权力的资源与欲望吗?关于继承与《股份合作制章程》的联系。在《股份合作制章程》中，对股权变更登记没有作详细规定，没有条例约定，界定原股份合作制股东外，第三人继承原股东在企业登记出资是如何认定、变更，以及身份问题是否直接通过继承取得。章程第十四条规定：章程由全体股东签字、盖章确认；在章程填写说明中第3点，全体股东确认(法人股东盖章、自然人股东签名).这样可以理解为：在填写章程四点：股东的姓名或名称；第五条中：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比例这二项，股东的资格、登记的出资比例是需要全体股东的签名确认，即是说，无论登记的出资比例多少，所有股东有认同才能形成一个共同团体；换个角度说，无论继承原股东比例多少，成为企业股东都是要得到全体股东确认，即是有人(姓名)、有投入(出资),最根本的要有相互间的认同(签名作实),才能形成协议(章程),这是组成企业的基本条件。五，企业情况的复杂性。1、体改后，企业的资金资产有了可观的增值并有相当积累。在当年的体制下和时代特点，人情化占了重要的位置，集体股东对企业和法人极大信任，企业的安排是听从法人指示操作，企业的资金资产有着特殊的存储方法，法人廖铭波个人名义登记资产与企业资产的积累是互相关联，其记录资料也是多个股东保管所共知，并且涉及权益多方面的诉求还没有处理。2、至于股东身份以及法人身份，现时其中一名创立人死亡，其他创立人是否属意第三人加入合作或者退出，无疑是企业的第二次改革。企业登记的出资比例经过几番的调整，不再适用原有体改时体制形式，重组、变更企业形式是必然的事情。另一方面，原有股东渐老年迈，原告也不在国内居住，由其亲人代管原告的权益，弱化了各方面的互动机会，更有必要尊重和认同重新签订协议(章程),才能组成新性质企业。好比一段婚姻在体改作牵线下2001年结合，在2008谈论离婚，2018年其中一方不幸离逝，第三人要求取代死亡一方的身份资格与另一方结合，在另一方不愿意接纳第三人情况下，强制通过这一段关系，是不合法和违反道德观念。综上所述，企业近十年来进行工作是协助股东退出企业的事实，多次协调原告和各股东的意见，全体股东明确表示不愿意与原告共处，要求退出企业，最重要问题，是原告的父亲廖铭波生前，以及现时原告，与各股东之间，已经是不再合作的行为和意思表示。基于信用、平等、民主，公平，等原则，纯粹谨慎责任的考量，重视原告的继承，也不能漠视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愿和诉求，更不能僭越股东会的权利，根据原告所称:2018年12月31日全体股东的表决，以及原告提供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一条之3，和《股份合作制章程》的填写说明第3点，结合企业特殊的事实情况，请求法院审判，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并由原告承担诉讼费。另补充，一、原告在本案提出继承72.78%出资是不能确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与清偿债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份，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外。1、本厂的资产与廖铭波个人财产混淆不清。本厂于2000年12月经荔湾区各个政府部门批准由区属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1年原法定代表人廖铭波全家已出国定居，从转制后，原法定代表人廖铭波不允许向各股东公开企业的财务状况，没有向股东分红，长期隐瞒本厂的所有情况、股东多次要求了解企业情况都被无理拒绝，企业的收益大部分由他一家人占有。在2018年12月31日股东会，在所有股东强烈要求下、工会主席和所有股东。经过几个月时间下、各个方面包括出纳、会计财务对企业进行检查工作。本厂自2008年已全部停产，有一至四层850平方米的物业每月约玖万元的租金，企业租金部分长期廖铭波每月以工资为借口(20000.00元)存入其私人账户，廖铭波家人(含原告)的报销(2001年至2018年期间)的美国办公室租金、出国机票、购买私人车辆以及借支预支等名义，从企业套取人民币3616282.95元(至今尚未完成结清手续),企业另有资金以廖铭波名义开设的三个账户共人民币1259850.66元(这三个账户是企业物业资金积累，是一直原厂长黎润年以及工会主席卢细妹原法定代表人签名办理保管手续。现在办公室保管),另廖铭波个人名下房产(罗冲围高桥大街)在体改时已确认为企业产权现在仍未处理。2、在2003年至2017年，每次转入廖铭波名下的股份、都没有清楚表明是由廖铭波个人进行真正的缴付资金，所以确认廖子恒继承她父亲的72.78%是不真实的，有不实成份。本厂股东和工会到工商局查询档案得知并质疑本厂的最近一次股份变更申请备案2017年8月17日，法人廖铭波的认缴出资额是3327399.00元，实缴出资额为2640717.00元。在2003年部分股东股权以原值每股1.00退回企业，廖铭波再以买一送四进行收购。在2008年部份股东股权以每股2.00元退出企业，其中115800.40股作为减资处理，另外289927.60股部份转至廖铭波名下，但廖铭波没有实际出资。2004年2月廖铭波以退股要求，向企业借支人民400000.00元至今仍未结清手续，而股份也没有进行减持。所以无论廖子恒继承的比例是多少，都应该是廖铭波依法真实的投入资金作为计算准则。二、原告在本案提出继承廖铭波股东身份、原法定代表人身份问题明显与章程不符，并违反《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1、《股份合作制章程》没有规定第三人通过继承取得的身份、资格办法，也没有约定法定代表人身份、职务是通过直接继承而取得。财权可以继承，但身份和职务不可继承，更不能“世袭”。《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第十八：股份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第十九：普通股股东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按约定获得股息，企业破产时优先获得清偿，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优先股股东可以与企业协商转为普通股或由企业购回其股份。2、本企业是依法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廖铭波没有依照《股份合作制章程》第六条之二1,应当足额缴纳本章程中各自认缴的出资额。第十条之一，企业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作会计报告，按规定期限分送各股东。之六，对企业的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根据《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董事、执行董事、监事、经理之(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所以在没有理清以上问题前，原告不能以继承的名义要求接纳为本厂股东、占72.78%比例，并且要求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新的执行董事职务。三、本厂是由所有体改股东组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依照《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的权利。1、《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第二十三条之(五)(六)(七),股东大会作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东人数的半数以上通过，但对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第(五)项:审议批准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六):对企业增加、减少注册资本，以及企业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第(七):修改章程:第二十四条之(一)百分之十以上的普通股股东请求时;第二十五条:对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六)(七)项作出决议时，应当经有表决权的股东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所以股东有权不同意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比例，不同意廖子恒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新的执行董事等等表决没有违反法规是有效的。2、根据章程第十三条:本章程如有与《企业法》相抵触，以《企业法》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当然退伙：(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又根据《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第四十六条企业因下列原因解散之(五)优先股超过企业股份总额百分之四十九的；由于以上情况，本厂自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法人廖铭波的指示操控下，没有向股东作出红利分配，本厂的资金资产由廖铭波处理保管，对于体改股东的诉求以及股东各种权益，本厂也没有实际上的处理，现时原法人已逝，本厂根据所有股东的诉求:不同意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比例，不同意廖子恒担任本厂法定代表人以及执行董事职务。为维护企业股东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认真详细依法对本厂进行审理，判令廖子恒全部诉讼请求不成立，并且承担诉讼费。当庭补充答辩：一、本厂对于本厂工会、等10个被告方对与本厂有关纠纷该案中的答辩内容予以理解并同意。根据本厂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性质的特殊性，章程中：如有与《企业法》相抵触，以企业法为准，以及：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人企业法第四十八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当然退伙：（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依法宣布死亡。对于法定退伙定义。法定退伙，又称当然退伙，是指处现法律法规的原因或条件，而导致的合伙人资格的消灭。法定退伙是一种退伙，合作协议对此有相反约定的为无效约定。2、法定退伙的情形（1）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依法死亡宣告死亡，由于人身权利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继承性，合伙人死亡后，除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外，其继承人只能继承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权利，而不能继承其合伙企业中的人身权利，因此，其继承人也就不能当然具有合伙人的地位和身份。本厂没有协议约定股东身份地位可以通过继承财产取得，同时全体股东一致投票不同意接纳原告为本厂股东身份及其他地位身份，故此，本厂不能置全体股东的诉求不顺，单方面处理原告的身份地位问题，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被告永乐厂工会答辩称，一、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以下表述为本厂）在2001年由集体所有制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行民主管理。企业是所有股东的集体，股东对企业重大情况具有表决权。原告廖子恒提交的资料：2017年7月18日《股份合作制章程》中只有廖铭波一人的签字，没有其他股东的签名，更加没有工会的盖章，没有进行任何告知、公示，该章程内容也没有涉及继承方面的规定，即该章程载内容上不完整，没有依合法程序产生，原告不能以该章程作为继承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执行董事职务的依据。二、2017年7月18日《股份合作制章程》中记录的出资情况，只是认缴出资，而不是实缴出资。在2000年体改时，廖铭波的实际出资只是5.65%之后多次加入其名下的股份，并非全部是廖铭波个人的出资，甚至有些是利用企业资金以假退股形式存在的。在2019年5月30日，本厂前副厂长，职代会主席兼股东谢国光递交的《声明》指出，在2017年7月18日，《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以及《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股东会决议》不是其本人签名，其股份转到廖铭波名下是无效的。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书面受理此被伪造签名转移股份的信访，根据相关法律，个人继承财产必须是被继承人合法持有真正投入的资产。在章程记录中的出资72.78%并非真实合法的持有财产，不能作为继承的凭证，更不能作为要求集体股东接纳为股东、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执行董事职务的依据。三、自然人继承人财产，必须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法定代表人廖铭波领导下的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全体股东20年没有分红，从没有得任何利益。廖铭波长期隐瞒企业实际情况，对于工会要求加入企业管理无理拒绝，曾经要求将集体股份无条件办理转到其个人名下，更不断要求工会协助其以低价收购（以每股0.1元）股份转至其个人名下。对于其他股东要求查看、公示财务报表置之不理。廖铭波的行为是侵犯工会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东会后，本厂工会在所有股东支持下才可以参加企业的工作，协助临时负责人黎润年，要求企业人员出纳会计等检查企业工作。原告在他父亲当执行董事期间，从2001年至2018年，共由原告父亲及原告以假退股、报销费用、个人报销等形式占用企业资金400多万元。现在股东们要求原告对这些款项进行清理还给企业，却被原告要继承法定代表人身份资格为借口进行搪塞。所以，原告父亲担任执行董事期放任其家人侵占企业资金，违反股份合作制条例以及相关法规。本厂工会和股东要求追收其挪用企业资金，以及以个人开立私人存折（收取企业租金据为己有）以及廖铭波以其女儿名义空挂支付的工资（没有参与企业工作）的不当得利。如果原告要继承财产，必须将上述企业资产返还给企业股东。股东身份资格，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务，是必须企业全体股东进行投票选举通过的，这是法律法规给予股东的权利，不能由原告一人独自控制，更不能强压给股东一个企业新领导人。退一步来说，原告自2001年移民美国，已长期居住美国并不在中国居住，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并不了解，对本厂更不了解，不可能亲自参加企业工作，只能委托其家人管理，更由于其父亲长期侵占股东利益已成为习惯，导致原告更加可以无视工会及股东的存在，无所顾忌地为其家族转移企业集体资产到国外提供最大的便利。所以全体股东对原告不信任，不再继续合作了。根据《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第18条，股份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第19条，普通股股东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按约定获得股息，企业破产时优先获得清偿，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很清楚说明通过继承取得的股份为优先股，优先股股东可以与企业协商同意转为普通股东或由企业购回其股份，本厂工会及股东是可以行使表决权。不同意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比例。不同意廖子恒担任法定代表人身份和就任执行董事职务，该表决是有效的。由于以上原因，本厂目前处于特殊情况，请求法院审理股东与企业此纠纷时，结合本厂的历史以及保障体改股东的合法权益，更要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给予所有参与体改股东的公平公正。请求法院判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不成立，并由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告黎润年、刘翠丽共同答辩称，黎润年与刘翠丽是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工会委员会（以下称本厂）股东，黎润年是企业董事长兼厂长。现黎润年与刘翠丽就本案作出如下答辩。一、廖子恒于2018年12月31日召开在册股东会议提出：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出资比例；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修改厂的章程；以及处理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等事宜。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工会和股东（除廖铭波外）经过会议决议如下：1、不同意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比例，不同意廖子恒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新的执行董事；2、一致同意选举黎润年为本厂临时负责人；3、一致要求对本厂的资产进行评估以及转制后的年度所有账目进行查账，进行股利分配；二、本厂于2000年12月经荔湾区各个政府部门批准由区属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1年原法定代表人廖铭波已出国定居。从转制后，原法定代表人没有向各股东公开企业的财务状况，没有向股东进行分红，长期隐瞒企业所有情况，股东多次要求了解企业情况都被无理拒绝。企业的收益大部分由他一家人占有。在2018年12月31日股东会，在所有股东的强烈要求下，黎润年及工会主席和所有股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各个方面，包括出纳、会计财务对企业进行检查工作。本厂自2008年已经全部停产，有一至四层850平米的物业以及每月9万元的租金，廖铭波生前办理及代廖子恒办理，以及廖子恒家人报销（于2010年至2018年期间），以美国办公室租金、出国机票、购买私人车辆以及借支预支等名义，从企业套取资金3616282.95元（至今尚未完成结清手续），企业另有资金以廖铭波名义开设的三个账户合共1295850.66元（这三个账户是企业物业资金积累，是一直由黎润年以及工会主席卢细妹及原法定代表人廖铭波签名办理保管手续，现在在办公室保管）。三、本厂股东和工会到工商局查询档案得知本厂的最近一次股份变更申请备案为2017年8月7日，在备案登记中，法人廖铭波的认缴出资额为3327399元，实缴出资额为2640717元。无论廖子恒能够继承的股份比例是多少，都应该是廖铭波依法的真实的对本厂的投入资金作为计算准则。在2000年企业进行休改时，当时廖铭波的实际缴付的资金只有5.65%，以后每次转入廖铭波名下的股份，都没有清楚表明是由廖铭波个人进行真正缴付资金，所以无论备案登记的法人廖铭波的认缴出资额是3327399元，还是实缴出资额为2640717元，都不能看作为廖铭波真正在企业的投入，而且廖子恒也没有出示3327399元的完全出资有效资料（例如银行转账单，缴款收据等），所以确认为廖子恒继承她父亲的72.78%是不真实的，有不实成分。根据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章程，本企业是依法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廖铭波没有依照本章程第6条：之二1，应当足额缴纳本章程中的各自认缴出资额。第十条之一，企业的每一个会计年终了时制作的会计报告，按规定期限分送各股东。之六，对企业的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所以确认廖铭波在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违反章程，在没有完成清理以上问题前，不能再以继承名义提出要求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比例，并且要求担任新的法定代表人、新的执行董事职务。四、本厂股东以及工会到广州市荔湾区工商局查档案得知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按照《广东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十八条：股份可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第十九条，普通股股东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按约定获得股息，企业破产时优先获得清偿，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很清楚说明通过继承取得的股份为优先股。优先股股东可以与企业协商同意转为普通股东或得由企业购回其股份。廖子恒在本案中提出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与清偿债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章程第十三条：本章程如有与《企业法》相抵触的，以《企业法》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当然退伙（一）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依法宣告死亡。又根据《广东省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第四十六条企业因下列原因解散（五）优先股超过企业股份总额百分之四十九的；由于以上种种，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自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本人及所有股东为企业工作一生，二十多年前的体改本来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廖铭波不断强调体改的好处（说企业是集体的，所有工人支持体制及政府工作），而且工会再三说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工人支持体制及政府工作。体改后，所有工人并没有从企业运作中利润得到任何的利益，作为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分红权等合法权益从来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廖子恒强势还要求本厂所有股东同意接纳其具有表决权的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执行董事职务，继续利用企业利润为其家族服务，是严重侵犯企业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更加是违反法律法规的。黎润年、刘翠丽不同意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比例，不同意廖子恒担任本厂法定代表人以及制定董事职务。为维护企业和本人股东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认真详细对本厂的纠纷进行审理，判令廖子恒的全部诉讼请求不成立，并且承担诉讼费。工商登记的廖铭波股份72.78%不是实缴，只是认缴，而且有部分是冒名取得，并不真实，且原告已经移民至美国，无法管理本厂。自本厂改制以来，从没有分过红，需要去工商局核查每次股份转让是否均是经过所有股东签名同意。厂章程是廖铭波一人签名，并不成立。被告叶文青答辩称，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是1984年2月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2001年通过体制改革转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一直以来本企业在股份合作制的性质和法定代表人方面没有发生变更。股份合作制企业在适用法律方面和管理方面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性质类型的企业有区别。一、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问题。1、原告提供的诉讼请求材料，2017年7月18日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中没有明确约定自然人继承企业股份的条例方法，也没有约定条例自然人继承企业股份是完全按照出资比例进行继承。该《股份合作企业章程》备注登记的只是认缴出资比例，而不是实际出资比例。原告也没有出示原出资人的实际出资情况。2、同样，在《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也没有约定条例原股份合作制股东外的第三人通过继承取得的身份资格职务条例方法，该《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也没有约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职务是通过直接继承而代替取得。在《继承法》、《民法》等法律规条中，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中并没有涵括身份资格以及企业法人身份资格是直接继承而取得的法律规条。3、《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是企业集体股东实行民主管理的议事方式，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成为企业集体股东后，所有股东共同约定条例制定，并按照《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议事规则。根据原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会议内容是要求“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出资比例；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修改厂章程以及处理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的事宜”的表述。这是一个预设性条件，结果设定一、企业集体股东“同意”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设定二、企业股东“同意”廖子恒占有72.78%的出资。系原告也是认为要取得集体股东同意其才有资格进入企业，以人为主互相结合作为合作第一条件，取得集体股东同意其有出资进入企业，以资为次互相结合作为合作第二条件，然后才进入另一阶段进行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修改厂章程。等议事方式。再以原告表述：开会时全体被告一致不接纳原告为永乐厂股东等，也就是说，因为不能同时满足：“同意为本厂股东，同意占有出资”的这两个条件。所以其实原告还没有具备以《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为依据，进行章程规定的另一阶段选举工作的条件。二、涉及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出资比例，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修改厂章程以及处理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等事宜。1、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是一个时代的特色，一个历史的产物，在没有变更为其他类型性质之前，股份合作企业是以“集体”性质为主导基础，是以人的结合为合作前提条件。在章程中有说明如有与《企业法》相抵触的，以《企业法》为准，表述企业是以“人”管理“集体企业”的决定，而不是以“资”管理“集体企业”的决定。企业股东参加会议进行自主表达意愿，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具有表决权股东行使权力的体现。既然原告提出“接纳廖子恒为本厂股东，占72.78%的出资比例，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等问题”，具有表决权的股东是可以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来表达意见，实在不存在原告所称“不接纳原告为永乐厂的股东，阻碍原告取得股东身份违反法律规定造成原告重大损害”的问题。试问，如果股东对会议内容不能做出自主表达意见，只能“被同意”，是根本无需开什么股东会，这个股东会流于形式。事实上股东是“被退出”不如解散了，也只能退出了。反观，这是原告对股东存在偏见和没有器量，是没有实际解决目前股东与企业纠缠其中的核心问题。2、本人有幸参加企业的体改并工作至今，明白随着社会的发展，股份合作企业是逐步被股份制或其他形式取代而消失。其实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廖铭波先生生前也有指示是要求股东退出企业，也亲自与企业工会及有关股东联系谈论转让股份的事宜，只是因为对股权价格未能达成一致。（廖铭波生前以0.1/股至0.2/股收购。股东坚持对企业进行评估查账决定转让价格），以致未能完成廖铭波生前要求全部股东退出的愿望而已。3、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中，原告与全体被告也有就股东退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甚至谈及转让价格问题，而且原告在诉讼状的备注以为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是股份制企业，这些也表示原告存在与企业其他股东不再合作，变更企业类型性质的意思和事实。企业实际上进行企业股东退出的工作，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性质也将同时变更的问题。换言之，原告与全体被告是失去以人为结合的合作基础，已经不符合股份合作制性质的要求，有违体制改革的初衷了。因此原告应按照相关方面法律规定要求股东退出或主张其他权利，将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由股份合作制性质变更为股份制公司或者独资性质的企业，以此合法、合理的完善由原告或其亲人完全掌控企业的过程，才是真正切实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企业与股东之间的诸多问题。综上所述，原告仅以2017年7月18日股份合作制章程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股东会表决，是未能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条件，为维护股东及企业的合法权益，要求法院对于企业和股东目前的复杂状况作出符合情理法各方面的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关于谢国光的声明，他是要求我们登报公示的，谢国光占股5点多，他要求恢复他的股东身份。被告古建华答辩称，与永乐厂工会答辩意见一致。被告温锡照答辩称，同意全部被告的答辩，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郭少珍、陈瑞金、黄伟琼共同答辩称，我们三人是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职工股东，以下简称永乐厂。长期以来，企业并没有公开公示企业的情况，甚至廖子恒女士提供的《股份合作制章程》。我们以前从没有企业方面得知该章程内容，没有我们信任的企业工会委员盖章。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廖子恒女士提出“接纳廖子恒为本场股东，占72.78%的出资比例，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修改厂章程以及处理公司目前存在问题事宜”。当时我们三人和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进行表决，在会议后，我们股东一起参加企业情况核对物业资金等工作。发现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及其家人的资金与企业的资产是有很多互相联系，到现在还没有清楚分开来的。在2019年5月30日，本厂原职代会主席副厂长兼股东谢国光的《声明》，说没有签名将股份转让给廖铭波的情况。有关部门已受理这项“被伪造签名转移签名”的信访。所以对于廖子恒女士要求继承廖铭波先生在永乐厂的股份问题，同时必须处理廖铭波生前在企业办理各项款项，至今没有结清的问题，以及廖铭波生前持有股份对于没有足额缴纳部分应承担责任。根据《广东省股份合作制条例》第18条，股份可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第19条第一款，普通股股东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按约定获得股息，企业破产时优先获得清偿，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原告所继承的永乐厂股份是优先股，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条例》很清楚说明通过继承取得股份为优先股本案各被告均使用了永乐厂体改时的职工股东，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对永乐厂各事项应由股东作出决定的事项均有表决权，不受他人限制。本案原告因其他具有表决权的股东不同意其提出的动议，就付诸诉讼，有滥用诉权之嫌。依照廖子恒女士提供的《股份合作制章程》，第九条“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原告要求继承永乐厂股份的同时，要求“依法取得来自原告父亲廖铭波的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的股东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有权就任执行董事职务”，明显与该章程不合，更不符合法理。财产权可以继承但身份和职务，不可继承，更不能世袭，而且章程中并无有义务协助原告办理以上变更手续的表述，故原告之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必须是处理廖铭波与企业的款项手续、处理谢国光股份转让问题、处理廖铭波足额缴纳出资问题，才能确定原告廖子恒继承原告在永乐厂合法持有股份的比例，并且应按《条例》规定为优先股，不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原告要求取得其父亲在永乐厂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执行董事身份，不符合《股份合作制章程》，也不符合法律，因此本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永乐厂于1984年2月8日依法成立，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法定代表人廖铭波。2017年7月18日的永乐厂章程载明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457.158624万元，股东为永乐厂工会、刘翠丽、陈瑞金、温锡照、黎润年、叶文青、古建华、郭少珍、黄伟琼、廖铭波。其中廖铭波出资额为3327399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比例为72.78%。章程第九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经理、厂长。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2018年1月11日，廖铭波死亡。2018年5月18日，赠与方夏惠珍与受赠方廖子恒签订《赠与合同》，约定赠与方夏惠珍是受赠方廖子恒的母亲，廖铭波是永乐厂的股权人之一，该财产以廖铭波（已故）名义登记，依法属于其与配偶夏惠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份额。现赠与方与受赠方就赠与和接受赠与上述财产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赠与方夏惠珍决定自愿将上述属其占有的全部份额赠与给女儿廖子恒壹人所有，与他人无关，不纳入其夫妻共同财产；二、受赠方表示自愿接受并承担与上述财产的一切权利、义务；三、赠与方将上述财产赠给受赠方后，有义务协助受赠方按照政策、法律规定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同日，原告因继承被继承人廖铭波的遗产，向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申请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2018年6月22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出具了（2018）粤广南方第030279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确认被继承人廖铭波死亡时遗留有永乐厂的股份及其他房产，该财产以廖铭波的名义登记，依法属于其与配偶夏惠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份额。被继承人廖铭波死亡时遗留的上述财产为其遗产，由廖子恒继承。继承后，廖子恒占有上述财产的二分之一份额。2018年12月31日，永乐厂召开临时股东会，原告及永乐厂的股东永乐厂工会、陈瑞金、温锡照、黎润年、叶文青、古建华、郭少珍、黄伟琼参加会议，股东刘翠丽缺席。表决结果为永乐厂参会股东一致不接纳原告为永乐厂的股东，不同意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新的执行董事，选举黎润年为厂的临时负责人。原告认为永乐厂现有全体股东阻碍其取得股东身份，违反法律规定，造成原告重大损害，故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永乐厂属股份合作制企业。《广东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股份合作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主要由职工股份构成，职工股东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依法设立的法人经济组织。第十八条规定，股份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在职职工所持股份为普通股，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为优先股。第十九条规定，普通股股东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按约定获得股息，企业破产时优先获得清偿，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优先股股东可以与企业协商转为普通股股东或者由企业购回其股份。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不得退股。在职职工个人所持有的股份可以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和继承，非本企业职工受让或者继承的普通股应当转为优先股。本案中，廖铭波作为永乐厂的原股东，因为其死亡，其拥有的永乐厂的股份是其遗产，可以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现原告已经办理了继承权公证，被继承人廖铭波死亡时遗留的永乐厂的股份由廖子恒继承；继承后，廖子恒占有廖铭波死亡时遗留的永乐厂的股份的二分之一份额。对此，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按照《广东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的上述规定，原告依法继承取得其父亲廖铭波的永乐厂的二分之一的股份及股东身份，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永乐厂应当协助原告将其父亲廖铭波在永乐厂的股份的二分之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的手续。原告要求被告永乐厂工会、刘翠丽、陈瑞金、温锡照、黎润年、叶文青、古建华、郭少珍、黄伟琼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原告不是永乐厂的职工，其继承的廖铭波的永乐厂的股份应当转为优先股，为优先股股东。而优先股股东只按约定获得股息，企业破产时优先获得清偿，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故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其依法取得其父亲廖铭波在永乐厂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和有权就任执行董事职务，则应当按照永乐厂的章程规定处理，永乐厂章程第九条明确规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经理、厂长。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原告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故永乐厂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和就任执行董事职务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发生继承，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与其母亲夏惠珍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其与母亲夏惠珍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因与本案的继承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合并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广东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廖子恒继承取得其父亲廖铭波在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中股份的二分之一及股东身份（优先股股东）；二、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协助原告廖子恒将其父亲廖铭波在被告广州市荔湾区永乐电热电器制品厂中股份的二分之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廖子恒名下的手续；三、驳回原告廖子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廖子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红伟人民陪审员  关玉桃人民陪审员  黄翠娇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温颖彤陈洛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