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0民初4420号原告：天佑（天津）模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MA05JH3J6K），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道金钟公路****。法定代表人：许国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强，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健，天津杜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沧州泰丰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77524081561），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城东环路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杨立忠，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河北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龙海，男，1982年12年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现住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沧州泰丰电子有限公司院内）。被告：南皮县鑫顺和模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7MA09WU8N0K），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南皮镇东外环路西侧司院内）。法定代表人：崔晓霞，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河北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佑（天津）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公司）与被告沧州泰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王龙海、南皮县鑫顺和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顺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7日、2019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天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强、冀健，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以及王龙海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天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国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健，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以及王龙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天佑公司货款264852.83元并支付天佑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79000元，共计343852.83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买卖关系，双方从2017年开始业务往来，被告向天佑公司购买模具钢，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由王龙海签字。合同签订后，天佑公司依约将被告需要的模具钢送至被告处。期间天佑公司给被告出具发票，其中一部分是给泰丰公司开具的，还有一部分是泰丰公司让天佑公司开给鑫顺和公司的。被告收到天佑公司货物和发票后并没有按期支付天佑公司货款。截止目前，仍欠天佑公司货款264852.83元。根据合同约定，被告逾期付款，应每日按总款的千分之三支付原告违约金。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总以种种理由推托，无奈，原告只有通过诉讼解决。由于王龙海是经办人及收货人、鑫顺和公司是天佑公司开具发票的买方，所以一并列为被告，与泰丰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泰丰公司辩称，其与天佑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之所以接收天佑公司开具的发票，是因为泰丰公司与王龙海之间有模具原材料买卖业务，王龙海个人无法开具发票，就将天佑公司开具的发票交泰丰公司入账，泰丰公司向开票单位直接付款。王龙海辩称，其于2017年11月入职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成立后，其也在鑫顺和公司工作，是二被告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生产、车间、财务等工作，在鑫顺和公司成立前，王龙海是代表泰丰公司从天佑公司处收货，鑫顺和公司成立后，王龙海是代表鑫顺和公司收货，由其经手的货款包括2018年的536502.55元、2019年的30066.6元，扣除已付款410060元，差额为156509.15元。其个人与天佑公司没有买卖关系，与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也没有买卖关系。鑫顺和公司辩称，其与天佑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之所以接收天佑公司开具的发票，是因为鑫顺和公司与王龙海之间有模具原材料买卖业务，王龙海个人无法开具发票，就将天佑公司开具的发票交鑫顺和公司入账，鑫顺和公司向开票单位直接付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天佑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王龙海的质证意见：1、天佑公司报价单1张、顺丰速运快递单1张，拟证明天佑公司与泰丰公司存在模具买卖合同关系；2、2017年对账单1份、送货单（兼合同）30份；3、2018年材料费（对账单）8份、产品购销合同138份、送货单138份；4、2019年送货单3份；证据2、3、4拟证明天佑公司与三被告存在模具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天佑公司送货108344.22元，2018年天佑公司送货536502.55元的货物，2019年天佑公司送货30066.6元，双方发生货款共计674912.83元；5、电子银行承兑汇票10张，拟证明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向天佑公司支付货款410060元，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6、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拟证明天佑公司向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开具发票共计592594.49元；7、天佑公司微信号与泰丰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天佑公司按照泰丰公司的要求向鑫顺和公司开具发票的事实。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3、4没有公司盖章，签字人员均与二公司无关，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不认可，请求法院核实微信聊天原始载体。王龙海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不清楚，对证据3的材料费对账单不清楚，对证据3的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的签字认可，对证据4的签字认可，对证据5、6未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7不清楚，请求法院核实微信聊天的原始载体。鑫顺和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天佑公司的质证意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1张，拟证明鑫顺和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向天佑公司支付50000元。天佑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王龙海提交的证据以及天佑公司、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质证意见：王龙海与崔桂友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合作议项书）1份，拟证明王龙海是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员工。天佑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质证意见：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天佑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向本院出示了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并进行现场演示：通过天佑公司的电脑登录微信号为×××的微信，点击微信号为×××、昵称为文利的微信，显示双方在2018年10月17日9：08至2018年10月18日16：08就对账、开票事宜的对话过程。本院的认证意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作以下分析：天佑公司报价单、顺丰速运快递单并非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本院不予审查；2017年对账单是通过传真形成，发送方的身份无法核实，因泰丰公司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2018年材料费对账单无对方签字、盖章，且三被告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2017年的送货单标注的客户名称为“泰丰精密模具公司”，签收人有户祥发、昝坤江，另有2017年6月24日、2017年8月18日为快递发货，2018年产品购销合同均有王龙海在需方处签字，合同左上方均标注有“TO:泰丰”，每份合同对应的送货单标注的客户为“泰丰”，签收人有王龙海、昝坤江、张斌杰，2019年送货单标注的客户为“泰丰”，签收人为张斌杰。虽然上述合同、送货单没有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盖章，但根据泰丰公司、鑫顺和公司的开票、付款情况，足以认定二公司认可上述签收人的行为，王龙海否认其与二公司有业务往来，二公司对双方间的买卖关系未提供证据，故其主张的买卖关系相对方不是王龙海，而是天佑公司。另根据天佑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微信号为×××，与王龙海所称二被告公司的财务人员穆文丽姓名相近，天佑公司称开票、对账一直与该微信号联系，与王龙海所称将收到的发票均交给二公司财务穆文丽入账相呼应，二被告公司虽否认穆文丽是其工作人员，并主张其法定代表人就是财务负责人，但未举证证明二公司将开票信息告知王龙海或者天佑公司的流程，而天佑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明确反映双方沟通开票的过程，故天佑公司提供的证据2、3、4、5、6、7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双方订立合同、送货、开具发票、支付货款的完整过程，本院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王龙海提交的合作议项书是与崔桂友签订，而崔桂友是泰丰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二被告公司未就其真实性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天佑公司为模具加工企业，自2017年开始向泰丰公司供应模具材料。具体供货流程为：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期间，天佑公司每次送货至泰丰公司的经营地点，并出具载明采购日期、材质、加工方法、规格尺寸、数量、重量、单价、总价的送货单，由户祥发或昝坤江签字确认，另有两批货物通过快递发送；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天佑公司每次送货至泰丰公司的经营地点，王龙海代表泰丰公司与天佑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载明销售单号、模具编号、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重量、单价、金额等内容，与合同相对应的送货单载明销售单号、模具编号、材质、加工方式、规格、数量、重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并由王龙海、昝坤江或张斌杰签收；2019年1月14日，天佑公司将货物送至泰丰公司的经营地点，并出具载明销售单号、模号、材质、加工方式、规格、数量、重量、单价、金额等内容的送货单，张斌杰予以签收。关于2017年的货款数额，二被告公司对两批快递发运形成的货款不予认可，对天佑公司制作的送货清单与送货单数据的一致性予以确认。虽然天佑公司未举证证明快递发运事实，但天佑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与2017的货款数额一致，泰丰公司在收到发票后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货款数额的认可，2017年的货款数额应为108344.22元。关于2018年的货款数额，二被告公司对序号为93、110、132号的送货单数额提出异议，对其他送货单数据与天佑公司制作的送货清单的一致性予以确认。其中93送货清单标注为5506.82元，送货单打印为5356.82元，天佑公司不能解释修改原因，王龙海亦不认可修改，该送货单的货款应为5356.82元；110送货清单标注为5731.38元，送货单打印为5341.38元，该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在“铣六研六不足十公斤加工费”单价30元，数量13处，标记的金额为0，天佑公司称此处漏算390元，其解释具有合理性，该送货单的金额应以5731.38元计；132号送货清单标注为11727.4元，送货单上标注有“少3块”并对缺少的产品予以圈注，该部分货物对应的金额为1525.6元，天佑公司称其通过顺丰快递补发，但未提供证据，应当扣除少发货物后，该送货单的金额以10201.8元计。因此，2018年的货款数额应为534826.95元。关于2019年的货款数额，二被告公司对送货单数据与天佑公司制作的送货清单的一致性予以确认，2019年的货款数额为30066.6元。天佑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向泰丰公司开具108344.2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8年5月15日分别开具一张50000元、一张10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8年6月19日开具94250.2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8年11月29日开具4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泰丰公司于2018年4月22日支付40000元，于2018年5月15日支付70000元，于2018年7月2日支付50000元，于2018年9月7日支付80000元承兑汇票，于2018年10月9日支付60060元，于2018年12月20日支付60000元，均以向天佑公司背书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总开票金额392594.49元，总付款金额360060元。2018年10月18日，经与泰丰公司财务人员沟通，天佑公司当日向鑫顺和公司开具两张分别为10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鑫顺和公司当日向天佑公司支付50000元。根据二被告公司的营业执照，泰丰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15日，鑫顺和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2日。诉讼过程中，天佑公司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三被告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天佑公司与三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天佑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均有“泰丰”字样，表明其自交易之初即认为合同相对方是泰丰公司，泰丰公司收取天佑公司的发票并支付货款，其以行为表明认可与天佑公司的合同关系，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天佑公司的上述证据还反映出其与王龙海没有建立买卖关系的意思表示，天佑公司在庭审中认可王龙海是代表二被告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天佑公司主张王龙海是合同相对方不能成立。鑫顺和公司是在天佑公司与泰丰公司业务存续期间成立，其经营场所位于泰丰公司院内，王龙海参与订立合同、签收货物是在鑫顺和公司、泰丰公司经营期间，其所述在鑫顺和公司成立前后分别代表不同公司收货存在矛盾，由于天佑公司均是将货物送至泰丰公司的经营地点，而该地点亦是鑫顺和公司的经营地点，王龙海自称是二公司的经理，在未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天佑公司不可能知晓王龙海是代表哪一公司签收的货物，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泰丰公司与鑫顺和公司在财务方面存在紧密联系，现鑫顺和公司同意接收天佑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向天佑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其以行为表示天佑公司送至该经营地点的部分货物是由鑫顺和公司收取，故天佑公司与鑫顺和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泰丰公司的欠款数额，因合同、送货单均标注有“泰丰”的名称，且泰丰公司在天佑公司向鑫顺和公司开票、鑫顺和公司向天佑公司付款后，仍继续收取天佑公司的发票并付款，在一般情况下发生的货款，应当由泰丰公司支付，在鑫顺和公司认可的范围内，相应货款应由鑫顺和公司支付，故泰丰公司的应付货款为108344.22元+534826.95元+30066.6元-200000元-360060元=113177.77元，因天佑公司主张2019年对账金额为30066.06元，低于当年实际发生的货款数额，本院据此调整泰丰公司应付货款为113177.23元。关于鑫顺和公司的欠款，天佑公司第一次庭审时称鑫顺和公司是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50000元，在第二次庭审时称鑫顺和公司只以转账形式支付50000元，没有交付过承兑汇票，鑫顺和公司主张天佑公司在第一次庭审的陈述属于自认，据此主张其已付款100000元，但天佑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认可鑫顺和公司的付款总金额就是50000元，只是在第二次庭审时改变了对付款方式的陈述，并未改变鑫顺和公司付款总金额的陈述，且鑫顺和公司作为付款一方，有能力提供付款证据却未提供，故应认定鑫顺和公司支付的货款为50000元，而鑫顺和公司认可收货200000元，故其应付货款150000元。关于违约金，双方的产品购销合同没有约定违约责任，且王龙海在签收货物时均将送货单中的违约条款划掉，表明三被告对该违约条款存有异议，虽然有部分送货单的违约条款未被划掉，但该送货单的用途是确认签收货物的数量和金额，除非签收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否则该违约条款对签收人没有约束力。因此，本院对天佑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沧州泰丰电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天佑（天津）模具有限公司货款113177.23元；二、被告南皮县鑫顺和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天佑（天津）模具有限公司货款150000元；三、驳回原告天佑（天津）模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28元，由原告天佑（天津）模具有限公司负担297元，由被告沧州泰丰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281元，由被告南皮县鑫顺和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6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超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彩月本判决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