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2行初285号原告余炳文，男，195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广州澳熠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法定代表人白鹤祥，行长。委托代理人何银秋，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干部。委托代理人詹超平，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干部。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住，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div>法定代表人易纲，行长。委托代理人闵聪，中国人民银行干部。委托代理人杨婧，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广州民生大厦div>法定代表人黄红日，行长。委托代理人宫潇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员工。委托代理人翟懿嗣，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员工。原告余炳文诉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州人行）答复及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炳文，被告广州人行之委托代理人何银秋、詹超平，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之委托代理人闵聪、杨婧，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之委托代理人宫潇潇、翟懿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广州人行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年第〔2〕号《举报答复意见书》（以下简称被诉答复），主要内容为：一、通过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零售风险管理系统（RCS系统）、会计系统（XBank柜面系统）查看举报人还贷记录显示，举报人自2014年1月15日起逾期归还举报事项所涉及的100万元贷款利息，贷款到期后未归还本金。截止2018年9月13日即现场调查当日，举报人未结清该笔贷款。2014年6月27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含该笔贷款的多笔不良贷款进行转让，转让人为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受让人为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2014年6月30日和7月1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通过内部往来科目（用于核算和反映该行系统内待清算的往来款项）中的账户分别扣划资金982100.42元、17899.58元，用于处理该笔债权转让的银行内部账务。二、经调查，2014年6月30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举报人该笔不良贷款在个人贷款系统（RLS系统）中进行债权转让处理，由于个人贷款系统升级、不良资产主转让功能尚未投产上线，导致个人贷款系统在对接征信系统时，误将该笔贷款状态由“呆账”报送为“结清”。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同批的其他不良贷款在系统中进行债权转让操作时，有其他客户也因相同原因出现过数据报送错误的情况。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发现举报人该笔征信数据存在错误后，通过内部征信查询管理系统的异议处理程序提交了对错误数据修改的申请，经过其分行、总行逐级审批后，进行了该数据的修改操作。三、在调查中，未发现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存在违规修改举报人征信记录的行为，与2016年6月我行就举报人投诉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修改征信记录的调查结果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行政判决书》（〔2018〕粤行终109号）中对被告广州人行当时调查结果所确认的情况一致。原告余炳文不服被诉答复，向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银）复决字〔2019〕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认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申请人作为信息主体所在地的征信业监管机构，有权对申请人提出的征信投诉举报事项进行处理；被申请人应在受理申请人投诉举报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申请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以及答复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因此，对申请人第1、2、3项复议请求不予支持。同时，申请人提出的第4项复议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被诉答复，驳回申请人其他复议申请。原告余炳文诉称，一、被告广州人行为规避自身监管失察之责，有意掩盖民生银行违法造假真相，不能依法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使原告合法权益受到持续加害。原告于2018年8月22日向被告广州人行提交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变造原告还贷记录、征信记录的新证据及《补充举报事项》，请求被告广州人行依法依规对原告举报事项进行查处，但是被告不能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且未对原告名下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贷款（以下简称涉案贷款）已结清的事实进行认真核实，掩盖涉案贷款于2014年7月1日已结清的事实。被诉答复存在掩盖庇护被举报人证据造假之嫌，于法无据，构成行政监管严重不作为。二、《个人信用报告》《个人征信异议信息过程》《征信异议核查表》等在案证据能够完全证明涉案贷款已结清的事实。三、原告名下不同时期的《个人信用报告》证实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违规修改原告个人征信记录。四、被诉答复称原告贷款账户由结清变更为呆账属于系统升级致错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持和事实依据，系采信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凭空捏造的搪塞借口而庇护造假。五、原告与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发生的贷款借款主体是徐启新，原告属于代徐启新顶名的借款人，由徐启新偿还贷款合理、合法。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诉答复及被诉复议决定；2.判令二被告将原告在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发生的个人贷款征信报告还贷记录恢复到2014年7月已结清状态，维护原告合法权利不受加害；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余炳文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1.《补充举报事项》，证明原告依法向被告广州人行举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造假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广州人行之前的处理违法，故原告提供新证据进一步佐证涉案事实；2.被诉答复，证明被告广州人行掩盖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变造原告还款记录、征信记录，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3.《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清单目录》，证明原告在法定时效内向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4.中国邮政EMS寄出邮件快递凭证，证明原告已在法定时效内向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寄出《行政复议申请书》；5.被诉复议决定、送达签收快递凭证，证明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未在法定时效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复议结论超期，且只是形式主义走过场，未依法正确履行监管法定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6.2014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报告》，证明2013年7月5日，原告在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发生100万元贷款，截至2014年1月，借款余额100万元，存在逾期利息金额10283元；7.2015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报告》，证明涉案贷款于2014年7月已结清；8.2016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报告》，证明涉案贷款于2014年7月结清后又变成呆账，逾期金额只有100万元，比之前逾期金额还少的异常现象；9.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向被告广州人行出具《个人征信异议信息过程》，证明该《个人征信异议信息过程》记载显示该行于2014年6月30日、7月1日在原告贷款户头发生“两次还款”的事实；10.《中国民生银行零售信贷业务征信异议核查表》，证明该核查表记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于2014年6月30日、7月1日进行了所谓的债权转让处理，为何在既非转让人又非受让人的原告贷款户头上发生，没有证据支持，系无中生有、掩盖事实；1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广州人行在处理2016年原告举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侵权的投诉中程序违法；12.《中国民生银行零售业务授信审批表》，证明2013年4月27日，该授信审批表中没有购销合同，有岗位经办人签字，审批了原告的贷款申请，符合岗位责任制程序规定，该表被该行隐匿，用变造的替代，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员工罗一君的丈夫徐启新投资原告公司股权，运作了涉案贷款；13.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变造的《授信审批书》，证明2013年6月24日授信审批，该授信审批书无各岗位责任人签章，违背岗位责任制规定，明显属于变造，证明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作假；1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0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被告广州人行提交的证据4中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71行初561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并责令原审法院受理；15.《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食品流通许可证》，证明徐启新与原告共同投资了广州野之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共同利益关系；16.罗一君询问笔录，证明涉案贷款由徐启新、罗一君夫妇二人向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交申请材料进行操作；17.傅丽英询问笔录，证明徐启新和罗一君是夫妻关系；18.商户借款申请表，这是一个作废的、向一个商会的借款申请表，不是向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借款申请表，证明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申请表中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都是他人伪造笔迹，涉案贷款完全由徐启新夫妇操作，徐启新已经将账目结清，合情合理，也证明被告广州人行监管不力，在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不仅不依法处理，还在为其掩盖袒护。对原告余炳文提交并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被告广州人行质证称，1、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5是关于行政复议程序的证据，同意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质证意见；6认可；7-10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11认可；12-18关联性不认可。对原告余炳文提交并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广州人行，补充意见为因债权转让把涉案贷款作为不良资产转让出去，所以出现信用报告贷款结清的显示。对原告余炳文提交并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质证称，同意被告广州人行质证意见，补充意见为证据8逾期金额仅仅是本金余额，没有将逾期利息进行报送，不是金额在减少。被告广州人行辩称，一、被告广州人行已对原告举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违规修改申请人还款记录、征信记录的事项进行处理并经法院审判；二、被告广州人行依法对原告提出的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处理，事实清楚、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三、被告广州人行对原告举报事项的处理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提起的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被告广州人行已依法履行对原告举报事项的监管职责，履职行为并无不当，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被诉答复程序符合规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广州人行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依据：1.余炳文2018年投诉举报材料，证明被告广州人行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2.余炳文2016年投诉举报材料、广州人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被告广州人行2016年已处理原告的相关投诉举报；3．民生银行征信异议处理内部审批相关材料，证明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修改征信数据符合规定；4.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71行初561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刑初1779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广州人行调查认定的事实清楚，法院认定原告构成骗取贷款罪以及原告逾期没有还款的事实；5.广州人行（2018）广州银介字第046号介绍函，证明被告广州人行对举报事项进行了现场调查；6.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资料，证明涉案贷款作为不良贷款转让的事实；7.扣款回单，证明涉案贷款并非原告账户还款，资金变动是内部往来账户的处理；8.被诉答复；9.举报答复书寄出的快递单和官网查询信息截图；8-9证明被告广州人行已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原告举报事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此外，被告广州人行向本院提交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作为其职权依据及法律依据。对被告广州人行提交并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原告余炳文质证称，1-2无异议；3有异议，该证据是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的；4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刑初1779号刑事判决书在上诉中未生效，该案是建立在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制造伪证的基础上；5无异议；6不认可，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2018年3月22日作出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是债权转让合同是2014年6月27日作出的，合同造假；2014年6月27日涉案贷款还没有到期，没有到期就转让贷款不合理；合同与转让通知书不符，相差了四年时间，不认可协议签订的时间，请求法院对这份协议书进行司法鉴定；7真实性不认可，都是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自己制作；8有异议，没有针对原告举报投诉进行调查；9无异议。对被告广州人行提交并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均无异议。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辩称，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内容适当，作出程序合法。原告余炳文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且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依据：1.原告余炳文2018年11月19日信函及后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证明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复议机构于2018年11月19日首次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银）复补字〔2018〕第26号《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结果，证明被告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11月22日向原告作出《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并送达，原告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补正材料；3．（银）复答字〔2018〕第49号《行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在补正期限届满后，于2018年12月10日向被告广州人行发出答辩通知；4.《行政复议答辩书》及证据，证明被告广州人行2018年12月17日提交《行政复议答辩书》及证据；5.被诉复议决定邮寄凭证、邮件查询结果，证明被告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1月28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邮寄送达，2019年2月2日被退回，春节法定节假日后，被告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2月12日重新向原告邮寄送达。此外，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作为其职权依据及法律依据。对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并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原告余炳文质证称，1无异议；2没有收到补正通知；3无异议；4只是形式审查，没有实质审查，没有履行监管义务；5无异议。对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并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被告广州人行、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均无异议。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和证据，其在庭审中述称，同意被告广州人行答辩意见，被告广州人行已经依法履行了查处职责，程序合法，不存在原告诉称不作为等履职不当的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余炳文提交的证据2（同被告广州人行提交的证据8）被诉答复以及证据5中的被诉复议决定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作证据使用。原告余炳文提交的证据7-10，不能证明涉案贷款已结清的事实，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14撤销的法律文书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行终1241号行政裁定书及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粤71行初508号行政裁定书，而非原告主张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109号、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粤71行初561号行政判决书，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15-18因与本案行政行为的审理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余炳文申请对被告广州人行提交的证据6中债权转让合同进行司法鉴定，因该合同与本案行政行为的审理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余炳文、被告广州人行提交的其他证据以及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涉案相关事实，对此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24日，被告广州人行收到原告余炳文提交的《关于对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变造个人还款记录、违规修改个人征信记录、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原投诉举报信现因获增新证据故特补充举报事项》举报信，举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涉嫌非法修改原告余炳文还贷记录、征信记录。2018年9月19日，被告广州人行作出被诉答复。原告余炳文不服，向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行政复议，复议请求为：1.撤销被诉答复；2.依法查清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修改申请人个人贷款账户2014年6月30日、7月1日还款记录、征信记录；3.依法将申请人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征信记录在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发生的还贷记录恢复为2014年7月已结清状态；4.依法对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违规修改申请人还款记录、征信记录的行为严肃处理，对该行工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2018年11月19日，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收到原告余炳文复议申请。因申请材料需要补正，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通知原告余炳文在收到10日内递交补正材料，原告余炳文2018年11月26日签收后未在规定期限内递交补正材料。为充分保障申请人的复议权益，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受理，于2018年12月10日向被告广州人行发出答辩通知，被告广州人行2018年12月17日提交《行政复议答辩书》及证据，被告中国人民银行经审查，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余炳文邮寄送达，因原告余炳文不在指定地址邮件未妥投，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2月12日再次邮寄送达，2019年2月17日原告余炳文予以签收。另查，2013年7月5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向原告余炳文发放100万元贷款，贷款借据号xxx，2013年12月开始逾期归还贷款利息。2014年6月27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债权转让给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余炳文涉案贷款，合同中记载本金100万元，欠款合计1057200.14元。2014年6月30日、7月1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原告贷款户头发生内部往来业务,本金归还金额分别为982100.42元、17899.58元。2015年5月6日，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通过征信系统异议处理系统提交征信异议核查表，异议情况为：因余炳文失联，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宣布对余炳文2013年7月5日发放100万元贷款提前到期，经催收无果后在2014年6月30日、7月1日进行了债权转让处理。余炳文属于欠款客户，但在其征信系统中显示该笔贷款结清，未如实反映余炳文的征信情况，申请还原其此笔贷款的信用记录。该申请经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总行逐级审批，确认核实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还款系统中显示的2014年6月30日、7月1日两次还款为该行转让贷款的记录，征信系统显示余炳文的最近一次还款日为2014年7月1日错误，同意还原该笔贷款2014年7月逾期至今的贷款记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报告》显示情况为：2014年3月1日显示涉案贷款截至2014年1月，借款余额100万元，存在逾期利息金额10283元；2015年2月12日显示涉案贷款于2014年7月已结清；2016年1月18日显示涉案贷款截至2014年7月1日，账户状态为呆账，逾期金额100万元。再查，2016年6月21日，广州人行作出广州银群信字﹝2016﹞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针对余炳文投诉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违规修改其个人征信记录进行回复，主要内容为，经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2013年7月5日向您发放了人民币贷款100万元，您自2013年12月15日起开始逾期归还贷款利息，贷款到期后未归还贷款本金。截至2016年6月15日，该笔贷款未结清。由于发现您的征信数据有误，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于2015年5月6日通过征信系统异议处理子系统向中国民生银行总行提交了对错误数据修改的申请，经过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审批后，该错误数据得到了更正。调查结果表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您个人征信记录进行修改的目的是出于对错误数据的更正，其修改程序合法合规。您投诉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违规修改您个人征信记录与事实不符。2016年6月29日，余炳文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不履行法定职责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粤71行初448号行政裁定书，对余炳文的起诉不予立案。余炳文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行终1217号行政裁定书，撤销（2016）粤71行初448号行政裁定书，指令予以立案。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后，经审理作出（2017）粤71行初56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余炳文的诉讼请求。余炳文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2017）粤71行初56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广州人行作出的广州银群信字﹝2016﹞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程序违法，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称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推进本地区、本行业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征信市场，推动征信业发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被告广州人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派出机构，具有对本辖区内征信业投诉进行受理、调查、处理等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被告广州人行的上一级机构，具有受理、审查行政复议申请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归纳本案的审理焦点为：第一、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是否存在违规修改原告余炳文征信记录的行为；第二、被诉复议决定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一，《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或者查询信息的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二）因过失泄露信息；（三）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或者企业的信贷信息；（四）未按照规定处理异议或者对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不予更正；（五）拒绝、阻碍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检查、调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根据上述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息的机构对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不予更正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具体到本案中，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应当及时进行更正。从原告余炳文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来看，其举报违规修改征信记录的行为主要是针对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2015年5月6日通过征信系统异议处理系统提交征信异议核查表，申请还原涉案贷款的信用记录，并将涉案贷款账户状态最终还原为呆账的行为。被告广州人行收到原告举报后，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债权转让通知书、扣款回单等证据材料及法院裁判文书，认定涉案贷款征信记录显示结清事实是因为该笔贷款进行了不良贷款转让而非原告自身还款，故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进行了数据修改。原告余炳文对此不予认可，提供了《中国民生银行零售业务授信审批表》《商户借款申请表》等证据，主张涉案贷款实际借款人为徐启新，原告余炳文仅仅是名义上借款人且徐启新已偿还该笔贷款。本院认为，涉案贷款的贷款人为原告余炳文，其主张实际贷款人为徐启新无事实依据，如原告认为涉案贷款已偿还，应提供还款记录或其他证据予以支持，仅听说徐启新已偿还，证明力不足，亦无法否定因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内部操作致涉案贷款征信记录显示结清的有效性，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存在违规修改原告余炳文征信记录的事实，且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109号行政判决书中对上述事实已予以确认。被告广州人行通过调查核实认定涉案事实，针对原告余炳文的投诉事项予以回复，已履行其对征信信息提供者的监督检查职责，所作答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自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本案中，被告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11月19日收到原告余炳文复议申请后，因原告余炳文的复议申请材料需要补正，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通知原告余炳文在收到10日内递交补正材料。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原告余炳文未在规定期限内递交补正材料，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为充分保障申请人的复议权益予以受理，向被告广州人行发出《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要求其进行行政复议答复并提供相应证据、依据，后根据被告广州人行提交的《行政复议答辩书》及涉案证据、依据，经调查审核相关情况，作出维持被诉答复的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1月29日向原告余炳文邮寄送达，虽因原告余炳文不在指定地址邮件未妥投，但应认定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定期限内已履行对被诉复议决定的送达程序。春节过后，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再次邮寄送达，亦为继续积极履行送达职责，办理期限并未超过法定复议期限，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关于第4项复议请求即依法对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违法、违规修改申请人还款记录、征信记录的行为严肃处理，对该行工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因不属于被告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予以驳回，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诉答复及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应予支持。原告余炳文撤销被诉答复、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余炳文判令二被告将原告在第三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发生的个人贷款征信报告还贷记录恢复到2014年7月己结清状态，维护原告合法权利不受加害的诉讼请求并非本案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范围，对此本院不予评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炳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炳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管学雅人民陪审员  王立统人民陪审员  郑 伟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颜九洲书 记 员  刘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