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民终7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予，男，汉族，1981年10月22日出生，户籍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曲江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肖芳，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昱妃，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黄予因与被上诉人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交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被上诉人文交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肖芳、王昱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案涉相关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合同相对人应为黄宇杰。本案实际情况为：2016年10月，黄宇杰因酒驾被拘押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因其控制的传是公司因融资需要需尽快拿到融资款，于是通过其律师找到时任传是公司员工的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黄宇杰出售其自身所有的三幅书画作品的相关协议上签字。黄宇杰将其所有的三幅书画作品交付至被上诉人，并在被上诉人平台上出售给书画公司。书画公司通过被上诉人将对应价款直接支付至黄宇杰所持有并支配的、以上诉人名义开设的建设银行账户中。出售的该三幅书画作品实际上都是黄宇杰所有且由黄宇杰交付到被上诉人，亦即上诉人所签字的案涉所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实际上都是由黄宇杰来承担并履行的，被上诉人在签订与本案相关的协议时都知悉并认可上诉人仅仅是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黄宇杰委托上诉人代为签署合同，上诉人是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黄宇杰系实际上的合同相对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该由委托人及实际上的合同相对人即黄宇杰来承担。同时，被上诉人交易目的一直都是和黄宇杰进行交易。理由如下：1、黄宇杰出售的该三幅书画作品是黄宇杰所有，且由黄宇杰直接交付到被上诉人，上诉人仅在合同上进行签名，对于履行状况并不知情。2、出售该三幅书画作品对应的价款由被上诉人直接支付至黄宇杰所指定的银行账户处，整个过程中上诉人未收到或支配任何价款。该指定银行账户虽在上诉人名下，但由黄宇杰实际上支配并使用。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了黄宇杰分四笔通过该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归还了15182027.4元人民币的借款，已足以说明该账户是黄宇杰实际持有并使用的。3、后被上诉人又自行将黄宇杰交付的该三幅书画作品返还至黄宇杰处，此事既不是上诉人授意也未通知上诉人，上诉人当时对此事完全不知情。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经各方同意后暂缓向文交所交付书画作品及附随资料，并委托传是公司将三幅书画作品拍卖成功”系虚假陈述。4、黄宇杰要求上诉人于2017年1月22日签署《补充协议书》，于2017年3月30日签署《补充协议书II》《质押合同-古木修篁图》,于2017年5月4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书III》、《质押合同-奔马图》。上述协议中的《古木修篁图》和《奔马图》皆是黄宇杰所有，且由黄宇杰直接交付到被上诉人以作质押，上诉人对协议履行情况并不知情。5、黄宇杰在庭审中作证申明：“涉案事宜系其安排上诉人办理，被上诉人诉请的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应由其一人承担；上诉人建设银行卡由传是公司财务控制使用”。6、2018年8月2日，上诉人与其代理人郭峰赴被上诉人办公处与被上诉人代表李京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肖芳律师会面，上诉人记录下了会面当天的交谈信息，该录音及其文字稿已提交原审法院并经当庭质证。根据该录音可知，被上诉人从始至终的合作目的都是和黄宇杰进行合作，其在签订案涉所有合同时都知悉并同意：上诉人是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黄宇杰才是实际承担对应协议法律后果并实际履行对应协议权利义务的实际上的合同相对人。7、黄宇杰是传是公司的前任法定代表人和现任经理、董事，根据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中的信息可知黄宇杰实际上拥有传是公司55.68%的股份，黄宇杰是传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针对三份补充协议书，黄宇杰及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及5月4日另行签署了两份保证合同，并由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做为保证人在三份补充协议书中盖章。同时，针对《补充协议书III》，黄宇杰于2017年9月18日签署了《质押协议》，将其所有的《陆俨少 稻花香里说丰年》、《关良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黄永玉 鹤》和《傅德容 竹林七贤》交付到被上诉人以作质押。黄宇杰和黄宇杰实际控制的传是公司之所以愿意为三份补充协议书提供保证或质押担保的原因正是因为黄宇杰才是两份《协议书》和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中实际上的合同相对人，按常理来说，没有人愿意无偿、积极并多次为他人承担巨额的担保义务。（二）即使被上诉人在签订两份《协议书》和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时还不知悉上诉人是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根据前述2018年8月2日的谈话录音显示：被上诉人把该三幅书画作品返还给黄宇杰供其拍卖，并同意拍卖后再把拍卖款返还到被上诉人，后黄宇杰未及时返回拍卖款，被上诉人第一时间找到黄宇杰而非上诉人要求补充抵押物。表明其已经选择委托人黄宇杰作为合同相对人来主张权利，其不得变更选定的合同相对人，转而又向受托人上诉人来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合同相对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既然上诉人作为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代理黄宇杰签订了案涉所有合同，黄宇杰才是案涉所有合同实际上的相对人，那么案涉所有合同应该约束黄宇杰，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应该向黄宇杰主张，上诉人依法不应该承担案涉所有合同的权利义务。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被上诉人既然已经选择委托人黄宇杰作为合同相对人来主张权利，便不得变更选定的合同相对人，转而又向上诉人来主张权利。二、原审法院忽略了上诉人于原审提交的主要证据。（一）对于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8月2日，上诉人及代理律师郭峰与被上诉人代表李京、被上诉人代理律师杜肖芳会面的谈话录音》这一证据，原审法院虽在庭审进行了质证，但是在判决书中既未采纳又不说明不采纳的理由，甚至在判决书中完全没有提到该录音。该录音作为上诉人提交的主要证据之一，其内容足以证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在签订案涉所有合同时都知悉并同意：黄宇杰是案涉所有合同实际上的合同相对人”这一主张，原审法院忽略该录音的行为致使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伸张。1、根据该录音03:32处被上诉人代表李京的陈述：“其实业务合作，我们跟他（黄宇杰）合作也是基于以前他也是在我们这里做过业务的，做过类似的业务才合作的。”即是说，被上诉人之所以开展本次书画作品买卖合作，是因为被上诉人在本次合作之前已经和黄宇杰合作过类似业务，对黄宇杰有一定的了解或信任。被上诉人开展本次合作的基础是其和黄宇杰之前有过合作经验，而不是和上诉人有过合作经验。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从始至终就是抱着和黄宇杰开展合作而不是和上诉人开展合作的目的来签订2016年10月25日的两份《协议书》和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的，同时，原审法院对于黄宇杰通过前述建设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还款这一事实予以认定亦可说明被上诉人与黄宇杰之前即存在业务往来。既然被上诉人从始至终的合作目的就是和黄宇杰进行合作，无论是否存在上诉人是代理人的书面授权，被上诉人当然在签订2016年10月25日的两份《协议书》和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时就知悉上诉人是黄宇杰的代理人，代黄宇杰在上述协议上签字。2、李京在该录音13:20处又明确表示其由于信任黄宇杰所以才同意签订补充协议，以补充抵押物并延期还款。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签订三份补充协议书的目的也是同黄宇杰签署，被上诉人在签订补充协议时知道并认可三份补充协议书中实际上的合同相对人也是黄宇杰，知道上诉人仅是代为签字。3、根据01:55处至03:20处上诉人和李京的对话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因为对黄宇杰的信任，所以才把三幅书画作品返还给黄宇杰供其拍卖后再把拍卖款返还到被上诉人。同时在黄宇杰未及时返回拍卖款时第一时间找到黄宇杰而非上诉人要求补充抵押物。李京还在该录音09:38处到10:20处明确提及黄宇杰是从被上诉人处拿走的其先前出售的三幅书画作品。而对此情况，上诉人并不知情。这份录音足以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在签订案涉所有合同时都知道上诉人是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知道黄宇杰才是所有合同实际上的合同相对人。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对应的三幅书画作品曾经交付给被上诉人过，被上诉人系自行将该三幅书画作品返还至黄宇杰处，被上诉人已经选择委托人黄宇杰作为合同相对人来主张权利。（二）证人黄宇杰当庭发表的证言多次申明：“涉案事宜系其安排上诉人办理，被上诉人诉请的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应由其一人承担；上诉人建设银行卡由传是公司财务控制使用，并于2016年10月26日、2016年10月27日、2016年11月3日和2016年11月4日分四笔通过卡号为XXXXXXXXXXXXXXX7679的建设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归还了15182027.4元人民币款项”等足以证明涉案银行卡系黄宇杰实际控制使用，被上诉人与黄宇杰以往就存在业务往来，上诉人系隐名代理的事实。然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仅对“1500余万元系黄宇杰向被上诉人归还款项”这一对上诉人不利的内容予以采纳，对于上诉人有利的内容全部未予采纳且未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甚至毫无提及，明显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忽略对上诉人有利的核心证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文交所公司辩称，一、本案不存在黄宇杰委托黄予签订、履行合同的事实，而是黄予本人通过文交所平台出售、回购艺术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主债务的系列文件均系黄予与文交所公司等相关主体签署，与黄宇杰无关。根据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条款第一、三、四条约定，艺术品出售方黄予所出售作品为其本人作品。可知上述合同不存在委托代理的任何意思表示，且明确为签署方黄予本人作品。该内容系艺术品买受方非常关注的内容，确保买入的艺术品不仅没有物理瑕疵，而且不得存在权利瑕疵。从该交易法律关系的本质以及合同条款约定来看，涉案合同系由本人签署。（二）文交所从未收到黄宇杰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自始不存在委托代理的任何表现形式。黄予以其个人名义在文交所平台开设会员账号，并以其自身名义通过线下、线上签署了全套法律文件。文交所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对交易相对方主体资格需要严格审查，如果存在委托代理的形式，则必须提交委托人的主体资格资质以及委托授权等所有法律文件，否则签署合同的主体即被视为真正的合同相对方进行审查。（三）案涉系列合同/协议签署后，实际履行义务（包括开设银行账户、提款）的主体为黄予而非黄宇杰，黄予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多项内容均无事实依据。1、黄予对以其名义开设银行户是否由黄予本人实际控制和使用，无法改变黄予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收取涉案艺术品出售价款1200万元的事实，无法改变黄予系涉案艺术品出售价款的收款人之事实，即便黄予将其银行卡交由其他第三人实际控制和使用，系黄予对其名下财产的管理和处分行为，不影响黄予系文交所合同相对方的法律事实。2、一审判决所述“黄予辩称…,而其建设银行卡于2016年10月26日至2016年11月4日分四笔向文交所公司转款四笔合计15182027.4元，均早于三份《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之内容可知：第一，一审判决明确该款项系黄予建设银行卡转款，并未认定黄宇杰为还款主体；第二，一审判决书所述“证人黄宇杰亦认可上述款项系向文交所公司偿还的借款”仅仅表明证人对该还款事实的意思表示，也并未认定黄宇杰为还款主体，无法说明黄予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是黄宇杰实际持有并使用的；即便没有黄宇杰的认可，根据黄予提交的一审证据第四组（第38页），该款项中最后一笔归还时间也早于涉案三份补充协议的签署时间，该证据已完全可认定该款项的归还与本案无关；第四，15182027.4元系黄予向文交所归还另一笔借款，即黄予根据其于2016年4月28日、2016年5月5日签署的《黄予艺术品质押融资平台合作合同I》、《黄予艺术品质押融资平台合作合同II》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与本案无关。3、鉴于《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II》第四条、第五条，《补充协议书II》第二条约定，黄予与文交所对于两份《协议书》、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签署后的履行情况均明确知悉，对于黄予所出售艺术品并未实际交付的情况各方均予以确认。黄予认为“上诉人经各方同意后暂缓向文交所交付书画作品及附随资料，并委托传是公司将三幅书画作品拍卖成功系虚假陈述”的观点也无任何事实依据，相反，该陈述恰恰是在三份补充协议书中经各方确认的真实事实。4、根据黄予签署的两份《质押合同》第一条、第十条及《承诺书》,明确黄予质押的作品为其本人作品，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补充协议书III》及《承诺书》第二段内容，黄予承诺若出现其承诺与实际不符的情形，黄予除无条件支付回购价款、违约金等主合同(即《补充协议书I》约定全部款项及全部应计款项外，另应承担由此给文交所及书画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从质押合同法律关系的本质以及上述合同条款约定和承诺书内容可知，涉案《质押合同》必须由本人签署，质押作品须为本人享有所有权的作品。就本案中黄予披露其所质押作品并非其本人作品事宜，文交所保留要求黄予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对于黄予违反质押合同及承诺内容的一切后果应由违约方黄予承担。5、黄宇杰作为本案主债务系列文件的签署主体之外的第三方，即便庭审中陈述愿意承担涉案款项，也仅仅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债的加入，无法免除黄予本人的还款义务，黄予本人仍应当根据《补充协议书III》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四)涉案纠纷中黄宇杰、传是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保证担保是对黄某某债务履行的担保措施，未改变主债务人黄予的债务人身份，黄予仍应按照《补充协议书III》履行还款义务。根据《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债务人与担保人(包括出质人、保证人等)无需存在任何法定的关联关系，出质人可以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保证人则必须是第三人，因此，不论黄宇杰、传是公司与文交所公司是否存在质押担保、保证担保关系，都无法改变黄予系本案债务人的法律事实，黄予均应按照《补充协议书III》履行还款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不存在委托代理的任何表现形式，不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任何规定，因此原审法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二、退一步讲，即便黄予与黄宇杰之间存在隐名代理关系，文交所一直不知情，黄予在庭审中披露后，文交所也有权选择黄予履行合同义务。1、涉案系列合同/协议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黄予、黄宇杰从未披露其间是否存在隐名代理关系。2、文交所在2016年收取了前述建设银行账户支付的15182027.4元人民币之事实，不能当然得出该卡为黄宇杰所有，更不能得出黄予和黄宇杰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3、文交所、书画公司与黄宇杰签署《质押合同》,黄宇杰为黄某某债务的履行提供质押担保。文交所接受黄宇杰为黄予债务提供质押担保，不等于文交所认为黄宇杰是委托人，更不等于选择所谓的隐名代理委托人承担责任。综上，对于黄予所称其与黄宇杰之间的隐名代理关系，文交所自始不知情，即便黄予在庭审中披露后，文交所也有权选择黄予履行合同义务。三、黄予提交的录音内容无法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该录音系在各方就涉案系列合同/协议已签署并在黄予逾期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进行，该录音内容对于黄予与文交所法律关系的建立不产生任何影响，黄予与文交所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及各方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仍应以各方已签署的合同/协议及其他转账、提款证明等履行合同/协议的资料为准。1、对于该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对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一审中文交所提交了从涉案系列合同/协议自签订到履行阶段的完整证据材料，该等材料已形成完整证据链。任何一方对于各方已履行行为的回忆性口头陈述无法改变文交所与黄予已签署涉案系列合同/协议中各方确认的内容，对于黄予上诉状中选择摘抄的录音内容尚无其他书面文件予以印证，并且与本案中文交所已提交的书面证据材料完全相反，因此，文交所对该录音内容不仅提出了异议并且提供了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该录音内容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案债务人的认定仍应以各方签订的涉案系列合同/协议内容及其他转账、提款证明等内容为准，债务人应认定为黄予本人。3、一审判决虽未明确专门指出录音证据是否采信，但已经明确论述了黄杰与黄予不构成隐名代理的理由(如，一审判决第10页第11行-14行),实际上已对录音内容不予采信的理由进行了论述。因此，黄予在上诉状中所称“原审法院忽略了上诉人于原审提交的主要证据”之陈述无任何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文交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予向其支付回购价款1100万元及自逾期支付之日即2017年4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7年7月25日的违约金为32万元）；2、黄予支付其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已发生的财产查询代理费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以及律师代理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3、黄予逾期不能清偿上述债务时，其对黄予的质押作品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并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黄予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10月25日，黄予(甲方)与文交所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两份，分别约定甲方向乙方以200万元价格出售徐悲鸿创作的《四喜图》，以1000万元价格出售李可染创作的《漓江秋山》与徐悲鸿创作的《奔马图》，甲方应按照标的艺术品出售价款的2%向乙方支付平台服务费；若甲方行使回购权，应在买受人取得标的艺术品所有权之日起6个月届满前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回购价款支付至甲方在乙方平台上开立的虚拟账户内，回购期届满且买受人收到回购价款当日，标的艺术品所有权转移至甲方；任一方无正当理由解除本协议，应按艺术品出售价款的30%分别向其他各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向乙方交付标的艺术品及资料每逾期一日应按艺术品出售价格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五日甲方除应承担逾期期间的违约金外，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同日，黄予(甲方)、文交所公司(乙方)和书画公司(丙方)对应签订两份《艺术品买卖合同》，分别约定甲方将徐悲鸿创作的《四喜图》，以及李可染创作的《漓江秋山》与徐悲鸿创作的《奔马图》，通过乙方平台对在乙方平台注册的其他会员出售，甲方和丙方委托乙方对标的艺术品进行保管及向买受人交付；经各方同意，黄予暂缓向文交所公司交付标的书画作品及附随资料。同日，书画公司将1200万元付款至文交所公司开设平台的虚拟账户，2016年10月26日该款被黄予在建设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提取。2017年1月22日，黄予(甲方)、文交所公司(乙方)、书画公司(丙方)、传是公司(丁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书对上述事实均予以确认，并载明甲方在未通知乙方、丙方的情形下，委托丁方将三幅书画作品拍卖成功，作品实物已交割；甲方承诺于2017年3月15日前，向乙方支付标的艺术品回购款1200万元和回购维持保证金324493.15元，共计12324493.15元，丁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若甲方、丁方未履行约定义务，导致乙方、丙方因此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均由甲方和丁方承担。2017年3月30日，黄予(甲方)、文交所公司(乙方)、书画公司(丙方)、传是公司(丁方)签订《补充协议书II》，对上述事实均予以确认，并约定甲方承诺于2017年4月25日前，向乙方支付标的艺术品回购款1200万元和回购维持保证金95506.86元，共计12095506.86元；甲方自愿向丙方提供倪瓒创作的《古木修篁图》作为质押担保，丁方对甲方承诺的付款义务向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丙方可直接要求丁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丁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同日，书画公司(甲方、质权人)与黄予(乙方、出质人)签订《质押合同》，为确保主合同、《补充协议II》切实履行，约定乙方将倪瓒创作的《古木修篁图》质押给甲方，并由甲方负责保管，质押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债务；甲方可将其在主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乙方在原质押担保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2017年5月4日，黄予(甲方)、文交所公司(乙方)、书画公司(丙方)、传是公司(丁方)签订《补充协议书III》，对上述事实均予确认，并载明截止2017年5月3日，黄予仅向文交所支付回购款100万元和回购维持保证金95506.86元，合计1095506.86元，尚欠回购款1100万元，经文交所公司多次催要后仍未支付；同时约定甲方已行使回购标的艺术品之权利，甲方最晚应于2017年7月25日前分期向乙方支付剩余回购款1100万元及自逾期支付之日即2017年4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违约金32万元，2017年5月31日前支付215万元(其中回购款200万元、违约金15万元)，2017年6月30日前支付411万元(其中回购款400万元、违约金11万元)，2017年7月25日前支付506万元(其中回购款500万元、违约金6万元)；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应根据约定将全部款项支付给丙方；甲方自愿向乙、丙方提供徐悲鸿创作的《奔马图》作为质押担保，丁方对甲方承诺的付款义务，以及因甲方未能履行该等付款义务而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等，向乙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余条款同前补充协议约定。同日，书画公司(甲方)与黄予(乙方)、文交所公司(丙方)签订《质押合同》，约定为确保《补充协议III》切实履行，保障甲、丙方款项按期收回，乙方将徐悲鸿创作的《奔马图》质押给甲方、丙方，质押担保范围为乙方在主合同项下应向丙方支付的全部债务，包括主合同项下应付款、违约金以及甲、丙方为实际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另，2018年8月，文交所公司与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川平律民代字2018第239号)，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查询黄予名下在自贡市四个区、两个县的房产信息，委托代理费用3000元，文交所工作人员卢钊于2018年8月24日向平扬律师事务支付3000万元，该所对应出具委托代理费用3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中，文交所公司最初起诉时将黄予、黄宇杰和传是公司列为共同被告，黄予提出管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后又提出上诉，后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裁定驳回，而黄宇杰和传是公司未及时签收送达文书且地址约定不明致未能有效送达，文交所公司为防止诉讼程序过分延长，自愿提交书面申请撤回对传是公司和黄宇杰的起诉，保留通过另案起诉的权利。后黄予申请追加黄宇杰为第三人，因黄宇杰并非涉案协议书、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当事方，其与本案并无直接权利义务关系，法庭未予准允。后黄予申请黄宇杰作为证人出庭。庭审中，黄予对文交所公司所述、其本人签订相关文书以及其建设银行卡收到文交所公司支付的120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黄宇杰是传是公司的前任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是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以其名义开设的银行卡亦由黄宇杰持有和使用，其并非合同相对人；并依据涉案建设银行卡于2016年10月26日至2016年11月4日分四笔向文交所公司转款四笔合计15182027.4元，主张黄宇杰使用其名下银行卡归还了文交所公司主张的债权；其对文交所公司主张对涉案质押物优先受偿不持异议。黄宇杰出庭作证称涉案事宜系其安排黄予办理，文交所公司诉请的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应予支持偿还且由其一人承担，但其现在没有偿付能力；其认可传是公司曾借文交所公司1500万元，其在收到本案1200万元后偿还了该1500余万元，最后一笔还款时间为2016年11月4日；本案1200万元到期后其偿还了100万元，尚欠1100万元，黄予建设银行卡由传是公司财务控制使用。文交所公司认可质押合同所涉标的物《古墓修篁图》和《奔马图》，现存放在文交所；其诉请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是依据各方签订的《补充协议III》第一条确定；其诉请的实现债权费用目前为本案诉讼费89720元、保全费5000元、委托查询财产线索费3000元，其余费用尚未发生；其收到黄宇杰转款15182027.4元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黄予与文交所公司签订的《协议书》，黄予、文交所公司与书画公司签订的《艺术品买卖合同》，黄予、文交所公司、书画公司和传是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I、II、III》，以及书画公司、文交所公司与黄予签订的《质押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协议、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拘束力。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文交所公司诉请黄予支付回购价款和逾期付款利息有无依据以及金额如何认定，文交所应否就质押物优先受偿。文交所公司诉请黄予支付回购价款1100万元及自逾期支付之日即2017年4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7年7月25日的违约金为32万元)，有《协议书》、《艺术品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书I、II、III》证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双方权利义务清楚明确，依法应予确认支持；而《补充协议书III》明确约定黄予应于2017年7月25日前向文交所公司支付剩余回购款1100万元及自逾期支付之日即2017年4月25日暂计算至2017年7月25日的违约金为32万元，可以计算出双方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为月息0.97%且与法不悖，黄予理应按此标准计付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黄予辩称其系代理黄宇杰签订相关文书而非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相应付款责任，因与其以个人名义签订多份文书不符，且所涉多份文书均依次对前份文书真实性予以确认，涉案款项亦由黄予名下银行卡收取，故对其辩称依法不予采信；黄予辩称文交所公司已收到相应文化作品、黄宇杰已将所有价款退还给了文交所公司，并无相应证据证明，且与《补充协议书I、II、III》约定内容明显不符，而其建设银行卡向2016年10月26日至2016年11月4日分四笔向文交所公司转款四笔合计15182027.4元，均早于三份《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其证人黄宇杰亦认可上述款项系向文交所公司偿还的借款，故对其辩称依法不予采纳。因各份补充协议明确约定，黄予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导致文交所公司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均由黄予承担，故文交所公司诉请黄予承担其委托四川平扬律师事务而支出的查询财产线索费3000元有据，依法应予支持。黄予签订《质押合同》分别约定将其所有的倪瓒创作的《古木修篁图》，以及徐悲鸿创作的《奔马图》质押给文交所公司和书画公司，质押范围为各《补充协议》项下应向文交所公司支付的全部债务，且质押标的物实际交付于文交所公司，现文交所公司主张就质押物优先受偿有据，且黄予不持异议，依法应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予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回购价款1100万元及计算至2017年7月25日的违约金32万元；二、被告黄予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回购价款1100万元逾期支付违约金(以11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0.97%的标准自2017年7月26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被告黄予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实现债权查询财产线索委托费用3000元；四、原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就黄予交付质押的倪瓒创作的《古木修篁图》，以及悲鸿创作的《奔马图》，享有权优先受偿权利。五、驳回原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720元、保全费5000元(文交所公司均已预交)，均由被告黄予承担，与上述款项一并支付原告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二审中，上诉人黄予强调了一审中提供过的录音稿。文交所公司质证认为，一审时确实将黄宇杰列为共同被告，但黄宇杰并非主债务人而是出质人，录音中谈话内容不能反映本案的交易结构，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被上诉人文交所公司提交一组证据，黄予向文交所公司、书画中心作出的《承诺书》，证明黄予质押作品《奔马图》原件的所有权属于黄予，黄予与黄宇杰不存在隐名代理关系，涉案主债务合同/协议及质押合同均由黄予本人签订并履行。黄予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对象和证明目的无法反驳其提供的录音。该承诺书系其签署的多份合同之一，不足以推翻其所提交录音陈述的事实。本院认证意见：文交所公司不认可录音资料内容，且该录音模糊指向性不强，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承诺书》真实性黄予认可，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黄予是否代理黄宇杰签订合同和协议；2、合同履行中相对人是否变更为黄宇杰；3、黄予应否承担还款义务。关于黄予是否代理黄宇杰签订合同和协议的问题。黄予以个人名义与文交所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及协议，其主张其为黄宇杰的隐名代理人，一审中证人黄宇杰虽对此表示认可，但黄予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文交所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晓隐名代理事实，因此，本院不予认定黄予与黄宇杰之间存在隐名代理关系。本案不属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案涉合同并不能直接约束文交所公司和黄宇杰，原审判决认定黄予为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正确。关于合同履行中相对人是否变更为黄宇杰的问题。首先，案涉款项由黄予个人名下银行账户提取，在一系列交易行为中没有证据表明其曾向文交所公司披露过委托人的存在，亦无其他证据表明文交所公司知悉其行为受黄宇杰委托。其次，在黄予向文交所公司披露委托人之后，文交所公司的相关行为不能表明其已经选择了黄宇杰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相反案涉相关《补充协议书I、II、III》中承担履行合同，承担还款义务的合同相对方一直为黄予，黄宇杰只是保证人，故不能认定合同履行中相对人变更为黄宇杰。关于黄予应否承担还款义务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文交所公司依法有权选择黄予作为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因此，黄予应当承担还款义务。 综上所述，黄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267元由上诉人黄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晖            审  判  员   赵艳华           审  判  员   张奋霆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刘鑫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