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70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峻松，男，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迁迁，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市洪山区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和平村居委会**还建楼旁。经营者：周君佩，男，1973年6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宏昆，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喜，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峻松与上诉人武汉市洪山区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以下简称天行健租赁站）合同纠纷一案，刘峻松、天行健租赁站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1民初9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峻松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鄂0111民初993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二、依法改判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向刘峻松支付拖欠的劳务费200769.08元，并支付一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一审、二审受理费由天行健租赁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天行健租赁站已经向刘峻松支付了211500元与事实不符，应为天行健租赁站已经向刘峻松支付了105500元。刘峻松与周祥核对的市民之家和江夏两个工地的考勤表是认可需要结算的金额，该金额是天行健租赁站还未支付的金额。天行健租赁站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支单记载市民之家和江夏工地现场生活费、江夏点工装车4人（每人210）1天、江夏点公4人（每人130）1天，2个点工、市民之家李从友借生活费等与本案刘峻松主张的劳务费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将此认定为天行健租赁站向刘峻松支付的劳务费与事实不符。通过刘峻松提交的与周祥核对后的市民之家工地考勤表记载10月零星天数80天，4人×100×20，对该数额一审法院也没有计算在内，总数与事实应支付的总额也不符。天行健租赁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天行健租赁站应向刘峻松支付的标准没有问题，案涉两个工地32人次，江夏工地29人次，按每人每月3000元计算，合计为183000元，此外按照一平方米计提1元的约定合计是123269.08元，我们认可应是这两个数字之和。我们已经支付合计232440元，该金额与一审认定金额不一致，一审认定我方部分已付金额与本案无关，我方认为上述金额全部系本案相关付款。天行健租赁站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鄂0111民初99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峻松的全部本诉请求。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令刘峻松向天行健租赁站赔偿材料损失，按钢管28268.4米、扣件47538套、顶托3129根，工字钢98.3米计算，合计612325.7元。三、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向刘峻松支付的看场费用合计232440元而非211500元。二、因刘峻松未履行看管义务，应就材料损失向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作出赔偿，一审法院对案涉《内部工地看场协议》双方义务认定存在错误。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之所以同意向刘峻松支付高额报酬，正是以劳务承包形式要求刘峻松组织人员看管现场，刘峻松未尽职履行合同义务，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有权要求赔偿。案涉承包合同协议签订人周祥同时也是案涉两个工地材料承租方的股东，周祥签订的案涉承包协议即代表租赁站也代表了案涉材料的承租人，原审判决认为应向承租人主张损耗，本案中承租人同时委托了刘峻松对案涉材料进行看管，租赁站有权向其主张赔偿。刘峻松辩称：刘峻松仅仅是劳务者，天行健租赁站不应将自身风险转嫁给劳务者；天行健租赁站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是刘峻松导致的，因果关系没有成立；周祥在一审中陈述也没有说刘峻松有什么问题。刘峻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天行健租赁站支付拖欠的内部工地看管费用341269.08元（包括看管场地人员工资218000元和按照建筑面积123269.08平方米，每平方米1元计算的工地看管费用123269.08元，两项合计341269.08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41269.08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进行计算）；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天行健租赁站承担。天行健租赁站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刘峻松赔偿材料耗损，按钢管28268.4米、扣件47538套、顶托3129根、工字钢98.3米，共计价值612325.7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峻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日，刘峻松与天行健租赁站工作人员周祥签订内部工地看场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天行健租赁站将其项目工地上的钢管、扣件、顶托等建筑材料交由刘峻松看管，刘峻松任工地“现场承包人”。现场负责人及看管人员由现场承包人发放工资、生活费。天行健租赁站按每人每月3000元核定基本工资。此外，还按建筑面积另提取1元作为工地看管费用，包所有材料的耗损（其中，扣件没有损耗正常值，公司发放到工地的扣件，待工地完工回库房必须对数，破损扣件有损坏也算数，如有差数，按市场价格赔偿，由承包人赔付）其他材料要控制在公司的正常损耗值之内。天行健租赁站对现场所有人按每月1500元发放生活开销。“员工工资每年底一总结，除每月发放的工资外，所有工资到年底一次性结清，现场负责人工资每月与员工一样发放，但年底只发放工资的40%，其他待工地圆满收官后一次性支付”。协议签订后，刘峻松安排人员分别在天行健租赁站位于“市民之家”、“江夏”两工地看管材料。经刘峻松与周祥核对，两工地考勤表记载刘峻松在“市民之家”工地2015年5月-12月安排人员如下：5月-8月，各5人；9月，4人；10月，2人；11月、12月，各3人。“江夏”工地2015年1月-7月各4人，8月1人。另，与刘峻松负责看管材料相关的工地建筑面积为123269.08平方米。在此期间，天行健租赁站共向刘峻松支付2015年5月至2015年12月的生活费共计161500元。天行健租赁站还于2017年1月26日向刘峻松支付现金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刘峻松与天行健租赁站签订的内部工地看场协议，主要内容是，天行健租赁站将看管工地材料的劳务承包给刘峻松，刘峻松安排人员负责材料的接收、清点，保证材料对外正常出租，天行健租赁站按协议约定向刘峻松及看场人员支付费用。性质上，该协议为劳务合同。刘峻松主张的费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协议中约定的按每人每月3000元计发的“基本工资”，二是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元计发的“看管费用”。刘峻松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2015年度两处工地的考勤表。天行健租赁站对考勤表中刘峻松在表格外自行添加的内容有异议，但对工地看场的人数没有异议。根据考勤表记载的人数和事件，刘峻松应得的基本工资为183000元（“市民之家”32人次，加上“江夏”工地29人次，按每人每月3000元计算）。天行健租赁站对刘峻松主张的与看管费用相关的建筑面积没有异议。因此，看管费用为123269.08元。以上两项合计，天行健租赁站应向刘峻松支付费用306269.08元。天行健租赁站已支付211500元，尚欠刘峻松94769.08元。关于刘峻松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其未明确起算时间，结合双方合同履行的状况，一审法院依法酌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逾期利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刘峻松当庭质证时认为天行健租赁站提供的借支单和费用报销单中的生活费与工资无关，该主张与协议约定不符，天行健租赁站平时支付的生活费应当抵扣刘峻松应得的劳务费用。借支单和费用报销单中与生活费无关的“点工”费用、设备费用等，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该部分相关票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对上述“看场费用”是否应抵扣工地上的材料损耗有争议。一审法院认为，看管协议写明看场费用“包公司所有材料的损耗”，对此，应从合同目的和交易习惯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刘峻松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劳务获取相应的报酬。天行健租赁站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将应由其自身完成的看管材料的工作承包给刘峻松，以减轻自身工作量。天行健租赁站不是与刘峻松分配建筑材料出租带来的收益，更不可能以内部看场协议的方式分散在对外出租建筑材料过程中所伴随的材料损耗的风险。同理，刘峻松也不会以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分得1元钱的代价承担其难以控制的材料损耗风险。从交易习惯看，建筑材料租赁过程中超出正常范围的材料耗损，出租人一般依据其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协议，向承租人进行主张，而不是以要求内部看场人员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因此，协议中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再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元钱计算费用的约定，是结合刘峻松的工作量确定其报酬的一种方式。协议中所谓包材料耗损的内容，是天行健租赁站对工地人员和材料加强管理的一种方式，不能将其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保管合同。因此，天行健租赁站要求刘峻松承担材料损耗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武汉市洪山区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刘峻松支付劳务费94769.0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峻松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武汉市洪山区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3210元，由武汉市洪山区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负担1085元，刘峻松负担21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4962元，由武汉市洪山区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天行健租赁站实际支付给刘峻松的案涉劳务费金额；二、天行健租赁站的材料损耗是否应由刘峻松赔偿。一、天行健租赁站实际支付给刘峻松的案涉劳务费金额。一审法院已查明，2017年1月26日，天行健租赁站向刘峻松支付现金5万元。另有《借支单》、《费用报销单》共33份，涉及金额173440元。一审法院认为其中事由为“生活费”、“借支工资”等涉及金额161500元，与本案有关，应当抵扣刘峻松应得的劳务费；事由为“装车力资”、“防护网押金”、“点工”、“拆3#楼外架”、“买塔吊钢丝绳”等涉及金额11940元，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该部分相关单据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述付款的真实性，只是刘峻松认为部分款项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在案涉合同中对付款方式并无明确约定，因此上述款项是否与本案有关，只能通过相关单据所载的时间、金额、事由等内容予以综合认定。本院经审查相关单据后，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并无不当。据此，天行健租赁站实际支付给刘峻松的案涉劳务费金额为161500+50000=211500元。故刘峻松、天行健租赁站与该争议焦点有关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天行健租赁站的材料损耗是否应由刘峻松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内部看场协议》性质上系劳务合同。从合同目的来看，天行健租赁站不是与刘峻松分配建筑材料出租带来的收益，更不可能以内部看场协议的方式分散在对外出租建筑材料过程中所伴随的材料损耗的风险。同理，刘峻松也不会以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分得1元钱的代价承担其难以控制的材料损耗风险。从交易习惯看，建筑材料租赁过程中超出正常范围的材料耗损，出租人一般依据其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协议，向承租人进行主张，而不是以要求内部看场人员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因此，协议中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再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元钱计算费用的约定，是结合刘峻松的工作量确定其报酬的一种方式。协议中所谓包材料耗损的内容，是天行健租赁站对工地人员和材料加强管理的一种方式，不能将其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保管合同。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案涉合同的内容来看，刘峻松的主要义务是负责案涉工地租赁材料的发放、收回和人员的安排、工资结算，主要权利是获得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元的管理费用。从交易惯例来看，租赁材料的损耗一般应向承租人主张赔偿，而非向内部管理人员。故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并无不当。天行健租赁站与该争议焦点有关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峻松、天行健租赁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35元，由刘峻松负担4312元，由武汉市洪山区天行健建筑设备租赁站负担99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日升审判员  林宏文审判员  胡 劲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沈辰书记员游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