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民再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国章，男，汉族，1963年6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利科，北京市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勇，男，汉族，1970年11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一审第三人：宿迁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西侧（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增生，该公司总经理。 梁国章与杨勇及一审第三人宿迁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梁国章、杨勇不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莆民终字第1415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6）闽民申213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国章申请再审称，（一）在两张转账支票被证实冻结后，宿迁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让梁国章报案且称会尽快还款，梁国章按照该法定代表人意思在2008年7月11日收条下半部分注明内容，这种解决方案是梁国章、杨勇、宿迁公司都同意的。（二）二审判决认定杨勇欠款150万元是错误的，2008年7月11日对账单在交易和诉讼中存在真实性和合理性。杨勇2009年1月9日书写的说明证明270万的结算价格是杨勇认可过的，是杨勇和梁国章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宿迁公司也不可能将该收条交给公安机关作为逃脱票据诈骗罪处罚的证据。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 杨勇辩称，其没收到钢材和任何款项，梁国章没有证据证明钢材交易的数量、重量及将钢材卖给杨勇。杨勇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杨勇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杨勇与梁国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12818号判决已认定梁国章将钢材直接出售给宿迁公司。（二）原审判决认定570万元钢材均来自于梁国章、杨勇仍结欠梁国章钢材款150万元、送货单在杨勇处，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梁国章未提供证据证明出售多少钢材、收到多少货款、宿迁公司收到多少钢材、支付了多少货款、梁国章从北京市凯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萨公司）买进多少钢材、支付了凯萨公司多少钢材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杨勇介绍宿迁公司对外采购钢材，已将从宿迁公司领取的款项全部交给钢材出售方，宿迁公司收到的570万元货物中的150万货物并不是来源于梁国章。宿迁公司提交了其支付钢材款的明细共计570万元，梁国章领取360万元，杨勇领取60万元后支付给梁国章，故梁国章已从宿迁公司领取420万。（四）原审判决认定杨勇应对钢材并非完全来源于梁国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依据。（五）即便杨勇与梁国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梁国章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梁国章的诉讼请求。 梁国章辩称，杨勇从宿迁公司拿到两张延期转账支票后交给梁国章，梁国章将支票交给凯萨公司，凯萨公司才给杨勇指定工地供货。梁国章按照杨勇要求在2008年7月11日收条写了270万的货款还给梁国章后再退回支票，故杨勇尚欠梁国章钢材款270万元。 宿迁公司述称，（一）不认可二审判决关于宿迁公司通过杨勇购买的570万元钢材均来自于梁国章的认定，其中约150万元是案外人供应的。（二）宿迁公司认可二审判决中关于梁国章从凯萨公司购进的钢材也有一部份最终不是卖给宿迁公司及2008年7月11日收条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认定。梁国章向杨勇供应钢材的数量、价款及是否欠款等详情，宿迁公司无从了解，也不知情。宿迁公司不可能、也从未与梁国章办理过结算。 梁国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勇偿还货款共计270万元；2.杨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承担自2008年7月1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期间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6月初，杨勇找梁国章采购钢材，之后梁国章多次为杨勇供货到宿迁公司的工地，供货单由杨勇持有。期间，杨勇于同年6月7日从宿迁公司借了一张200万元的转帐支票给梁国章，由梁国章抵押给北京东坝福人装饰材料经营部，为杨勇提货到宿迁公司工地。因该支票系冻结支票，被银行退票，梁国章遂找杨勇和宿迁公司解决，后宿迁公司开具两张各100万元的支票给北京东坝福人装饰材料经营部，换回前述200万元冻结支票。同年6月10日，杨勇又向宿迁公司借了一张300万元转帐支票（支付账户已冻结）(支票号16104159)给梁国章，由梁国章抵押给凯萨公司，为杨勇提货到宿迁公司工地。2008年7月11日，梁国章按照日常与杨勇的交易、与宿迁公司的结算付款习惯，经得杨勇确认后，与宿迁公司员工杨芳办理了100万元的付款及余款结算手续，并由梁国章签名及宿迁公司加盖公章确认。后因该300万元转账支票也是冻结支票，被银行退票，凯萨公司于2008年11月以杨勇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2010年4月14日公安机关以杨勇涉案证据不足为由，解除对其强制措施。2010年6月12日，凯萨公司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梁国章、杨勇、宿迁公司偿还货款300万元。同年6月22日公安机关向梁国章出具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告知其相关经济损失依法通过诉讼等方式解决。2011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梁国章给付凯萨公司货款2266046.15元及利息。2011年8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梁国章的上诉，维持原判。同年11月28日，因梁国章已与凯萨公司结清案款，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一审法院认为，梁国章对外以自己名义从凯萨公司购买涉案钢材卖予杨勇，杨勇又转卖给宿迁公司。与梁国章发生钢材购销关系的应为杨勇，宿迁公司与梁国章并无直接钢材购销合同关系。梁国章的主张有涉案钢材的最终买受人宿迁公司的确认，杨勇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杨勇辩称，杨勇并未参与结算，对收条及梁国章在收条下方自行书写的内容均不知情，且梁国章从凯萨公司购买钢材的数量并非就是涉案钢材的数量，梁国章作为出卖人，应提供供货单等债权凭证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梁国章、杨勇及宿迁公司三者之间的交易习惯，宿迁公司对梁国章已形成了表见代理，宿迁公司与梁国章之间的结算对杨勇产生法律效力。杨勇持有供货单等证据而不向法院提供，导致梁国章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杨勇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杨勇辩称应从梁国章接到公安机关信访答复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梁国章起诉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其债权依法丧失胜诉权。（2011）二中民终字第12818号民事判决书于2011年8月19日作出，送达梁国章的日期为2011年8月22日，本案起诉时间为2013年8月7日，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其债权依法应受到保护。2008年7月11日梁国章与杨勇及宿迁公司进行结算，但未约定还款日期及逾期利息，故利息应自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梁国章主张杨勇偿还货款共计270万元，予以支持。但梁国章主张自2008年7月1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作出（2014）秀民初字第3364号民事判决：杨勇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梁国章货款人民币270万元，并自2013年8月7日起至本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杨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国章的一审诉讼请求。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杨勇对“2008年6月初，被告杨勇找原告梁国章采购钢材，……供货单由被告持有”有异议，认为杨勇实际是介绍人，并没有与梁国章直接发生买卖关系，该认定也与基本交易习惯不符，原审法院既然认定双方直接进行买卖，则杨勇签收的送货单就应该在梁国章处，但原审又认定供货单由杨勇持有，认定矛盾；对“为被告提货到宿迁公司工地”有异议，认为实际是梁国章自己送货的；对“2008年7月11日，原告按照日常与被告的交易、与宿迁公司的结算付款习惯，……并由原告签名及宿迁公司加盖公章确认”有异议，认为实际不存在结算的习惯，也没有得到杨勇的确认，当时有付100万元的款项，但不是与“杨芳”办理的，也没有进行余款结算的手续，宿迁公司也没有加盖公章确认；杨勇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梁国章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宿迁公司认为其公司没有叫“杨芳”的员工，送货单在杨勇处指的是杨勇与宿迁公司形成的交易习惯；宿迁公司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二审法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中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一）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虽然已经生效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128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宿迁公司直接通过梁国章等人购入钢材，然而在该案一审庭审中，宿迁公司一直认为其是从杨勇那里购买的钢材，是杨勇向梁国章购买钢材，宿迁公司向杨勇支付钢材款，杨勇向梁国章支付钢材款的。对于给梁国章钢材款项是否经过杨勇的问题。宿迁公司在该案2011年3月29日下午的一审庭审笔录中也陈述“杨勇在场，不在场的话会打电话，有他确认才能给被告一（即被上诉人）钱”。根据杨勇出具给宿迁公司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9日的《说明》中“宿迁公司的还款有我自己拿的，也有梁国章拿的，或者也有别人拿，都是必须有我电话通知”的内容，也可以与宿迁公司的陈述相印证。可见，虽然宿迁公司所购买的钢材是通过梁国章，但实际与宿迁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杨勇，与杨勇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梁国章，对杨勇与梁国章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予确认。 （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本案各方的法律关系有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后方能进一步确定，原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并无不当，在此不作赘述。 （三）对于宿迁公司通过杨勇向梁国章购买了价值多少的钢材以及杨勇是否结欠梁国章钢材款的问题。1.从梁国章有认可的凯萨公司提供的2008年7月21日出库单的情况看，梁国章从凯萨公司购进的钢材也有一部分最终不是卖给宿迁公司，故梁国章依据其与凯萨公司之间的结算来主张杨勇向其购买的钢材数量依据不足。2.梁国章在2008年7月11日出具给宿迁公司的收条后半部分的内容系其自己书写的，杨勇及宿迁公司对此均未予认可，梁国章主张该部分内容系双方对钢材款项进行的结算也依据不足。3.宿迁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院2011年3月29日下午的庭审笔录中陈述其公司用了“等同于570万元”的钢材，并陈述在2008年7月11日已经给了杨勇570万元。而梁国章在2009年6月2日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通过东坝乡的福人公司买了300万元的钢材，还通过东坝乡的凯萨公司买了300万元钢材款，福人公司的300万元结算了，但凯萨公司的300万元没有结算。梁国章在2009年10月11日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公安机关侦查员询问梁国章：“现凯萨公司实际应该结钢材款是多少？”梁国章回答：“大约270万元左右。当时押的是300万元支票，实际没拉那么多……”故梁国章与宿迁公司关于宿迁公司使用价值多少的钢材的陈述基本能够一致。4.宿迁公司所使用的该570万元的钢材是否全部来源于梁国章？杨勇主张宿迁公司所使用的钢材并非全部来自梁国章，但宿迁公司在北京通州法院2011年3月23日下午的庭审笔录中陈述“我方不能确定杨勇的钢材是由原告（凯萨公司）提供的”，又说“我方只知道杨勇说货物是从被告一（即梁国章）那里取得的，杨勇的货由被告一供货，货款由被告一收取。”审判人员还问：“杨勇的货源讲过从哪里来的吗？”宿迁公司回答：“当时没有讲，被告一从我这里拿钱的时候说的”，又问：“杨勇讲过货是从被告一那里取货？”“是的讲过”。且杨勇在2009年10月18日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问杨勇：“梁国章实际中给宿迁公司提供多少金额的钢材款？”杨勇回答：“按支票金额为500万元，实际提供的多少我不清楚，最后应以送货单为准。”又问：“送货单一共几联，由谁保管？”答：“应该是一式三联，一联由送货人保管，一联应由工地保管，最后一联由宿迁公司财务保管。”而宿迁公司在北京通州法院2011年3月29日下午的开庭笔录中，法院审判人员问宿迁公司：“同一时间，给你方什么工地供了钢材？”原宿迁公司回答：“我说不清楚，提供不了，送货单都在杨勇那里。”可见，对于梁国章所提供的钢材的具体送货数量，杨勇及宿迁公司更为清楚，否则其也无法付款给梁国章，也可确认实际梁国章并不掌握送货凭证。根据以上宿迁公司与杨勇的陈述及分析认定，可以确定宿迁公司通过杨勇购买的该570万元钢材均来自于梁国章。杨勇主张宿迁公司工地的货物并非完全来源于梁国章，也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杨勇向宿迁公司所借300万元被冻结转帐支票仍未收回的情况看，可证实杨勇并未将全部货款支付给梁国章的事实。杨勇出具给宿迁公司的落款时间同为2009年1月9日的另一份《说明》中明确：“支票开出后，宿迁公司以陆续把押的支票金额全部还清，我把宿迁公司还我的钱已经给梁国章”，然而宿迁公司支付给杨勇的570万元款项中，其中2008年6月16日的150万元却并不是实际支付给梁国章，梁国章也只认可共计收到宿迁公司420万元的款项，故可以认定杨勇仍结欠梁国章钢材款150万元。因杨勇没有付款导致梁国章自2008年8月2日就向凯萨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故对梁国章要求杨勇承担自2008年8月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4）秀民初字第3364号民事判决；二、杨勇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给梁国章钢材款人民币1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欠款人民币150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8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指定还款之日止）；三、驳回梁国章的原审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杨勇的其他上诉请求。 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经查，1.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08年12月1日询问笔录中，宿迁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增林称,2008年7月1日，杨勇说钢材是从梁国章那进的，他把支票给梁国章了，我就给老梁打电话，在征得杨勇同意后我就替杨勇还了300万元给老梁。在2009年3月10日询问笔录中张增林称，宿迁公司从杨勇处买钢材，（支票）先押在杨勇处，杨勇如数提供了钢材，杨勇说从梁国章处进的钢材。2.杨勇于2009年1月9日出具手写说明:“宿迁公司的还款有我自己拿的，也有梁国章拿的，或者也有别人拿，都是必须有我电话通知。押支票五佰万元已全部还清。”3.杨勇分别于2008年6月7日、6月10日以借款人身份向宿迁公司出具借条，借到金额为200万元、300万元的转账支票。其中300万元转账支票存根载明出票日期2008年7月1日、收款人杨勇等。4.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09年10月11日询问笔录中，梁国章称送钢材的陈荔勇是我派去的，阎峰是杨勇派去的。我们相互监督对方，在价格上对卖方进行隐瞒，目的是从中挣差价。5.本案一审庭审中，关于“你供应给宿迁公司或其他地方的钢材是不是都是凯萨和福人公司提供的”的问题，梁国章答“绝大部分是凯萨和福人公司”。6.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宿迁公司称其付清了钢材款570万元。7.本案一审庭审中，法官问“270万有无包括已经计算的利息？270是否都是钢材款？与谁结算？是否有结算单？”，梁国章答“货款245万，包括2008年7月1日至7月11日的损失、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跟杨勇结算的，结算单就是2008年7月11日的单据”。8.本案一审庭审中，梁国章称现在货款还了420万，“杨勇直接给的是60万元，一笔是10万元、一笔50万元。其他的是300万支票，宿迁公司凭杨勇指示。还有一笔60万元通过陈荔勇支付，我方确认收到这笔款”。 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梁国章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梁国章、杨勇及宿迁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及责任承担，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8月19日的判决结果有关。故原审认定梁国章在2013年8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二）关于梁国章与杨勇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虽梁国章与杨勇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杨勇自宿迁公司处借得支票后交给梁国章，梁国章将支票押给凯萨公司，凯萨公司遂供货给宿迁公司。宿迁公司多次称其系向杨勇购买钢材。杨勇收取了宿迁公司支付的部分钢材款、亦向梁国章支付了部分钢材款，还指示宿迁公司向梁国章支付钢材款。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并未认定梁国章与杨勇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对此已有详细分析，故原审认定梁国章与杨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三）关于梁国章与杨勇之间交易总额是多少的问题。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凯萨公司自认的金额作出判决，且梁国章自认从凯萨公司购买的钢材并非全部供至宿迁公司工地，故本案二审判决认定梁国章与凯萨公司之间的交易金额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并无不当。2.本案中，梁国章诉称与杨勇之间的交易总额为6655769.22元，但梁国章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金额，故梁国章该主张依据不足。3.梁国章在本案诉状中亦称杨勇与宿迁公司结清了钢材款但杨勇未支付给梁国章。宿迁公司先后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及本案原审法院提交了多份收条、借条证明其已付清钢材款570万元，各方对此均无异议。杨勇主张该570万元钢材款并非全部来源于梁国章但未举证证明，也与宿迁公司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陈述不一致。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梁国章与杨勇之间交易总额为570万元并无不当。 （四）关于杨勇尚欠梁国章多少钢材款的问题。2008年7月11日收条中梁国章手写添加的内容未得到杨勇、宿迁公司认可，且该收条并非出具给杨勇，故梁国章主张与杨勇之间结算欠款270万元依据不足。宿迁公司所付钢材款570万元减去梁国章已收取的420万元为150万元，故二审判决认定杨勇尚欠梁国章钢材款150万元并无不当，该150万元亦对应宿迁公司于2008年6月16日支付给杨勇但杨勇未支付给梁国章的150万元。 综上，梁国章、杨勇的再审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莆民终字第141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蔚 审 判 员  陈 昊 代理审判员  刘振宇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丁艳波 书记员陈熙隆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98761,0)?)》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