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21民初2286号原告：高平钦，男，汉族，1959年9月8日生，小学文化，养殖业，住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提文臣，男，汉族，1954年1月26日生，从事种植业，大专文化，住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由原告所在社会团体台儿庄区科技发展创业协会及原告所在邳州市八集镇山前村村民委员会推荐。被告：兴园办黄道盛中西医诊所，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县武夷山大道西侧，登记号PYD00334936112117D6001。法定代表人：黄道盛。被告：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上饶县旭日北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921769791390E。法定代表人：胡旺钱，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承晓，该医院应急办主任，汉族，1989年10月16日生，本科文化，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原告高平钦诉被告兴园办黄道盛中西医诊所（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黄道盛诊所）、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县第三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平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提文臣、被告黄道盛诊所的法定代表人黄道盛、被告县第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承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平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高某死亡赔偿金40万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费用。事实及理由：2015年6月29日，身强力壮，年方19的高某因感冒发烧至黄道盛诊所治疗后转至县第三医院治疗，曾在治疗中出现了“发抖”、“嗯，嗯”、“抽搐之状”、“口中流液”而死亡后又送至上饶县人民医院。被告用药不当，导致死亡。后经上饶县公安局不具备“法医定理资质”的法医定理为“高某符合中暑所致的死亡特征”。因原告不服，为寻求死因而步入漫长的上访之路。据此，两被告对高某的死亡负有重大医疗事故责任，理应向死者继承人支付相应的死亡赔偿金。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高平钦向法院提供下列证据：1、上饶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饶县公（物）鉴（尸检）字（2015）第01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一份；2、上饶县卫计委答复意见书一份；3、上饶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一份。被告黄道盛诊所辩称，一、高某之死与黄道盛的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2015年6月29日上午高某因发烧到诊所就诊，黄道盛为其进行降热，点滴后高某回到住处休息，休息过程中，同住人员李源恒、项文勇、张春柱等发现高某高烧未退，劝高某去医院看，高某回答：“没事、没事！我不想去！”李源恒、项文勇、张春柱等就给高某凉开水喝稀饭吃，拿电风扇对着高某吹，项文勇为高某刮痧，之后到中午见高某高烧不退，将高某送到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要求高某转院治疗，即将高某转至上饶县人民医院，医生询问送高某去县人民医院的李源恒、马贵宾、张春柱、常巍珂、丁敏霞等，“谁能够作主，病人需要去抢救室抢救”，无人作主；延误抢救时间，导致高某死亡，与黄道盛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二、原告认为高某之死黄道盛负有重大医疗事故责任，与事实不符，无证据证明；高某因发烧到诊所就诊，黄道盛用降烧药为其治疗，方法、用药都是正确的，原告认为高某之死属于医疗事故与事实不符；医疗事故需经医疗事故鉴定部门鉴定，这是法定程序，原告认为高某之死属于医疗事故；未经医疗事故鉴定部门鉴定，属于无法定证据证明；三、原告所诉已超过诉讼时效；高某死亡是2015年6月29日，至今已4年有余，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认为高某之死属于医疗事故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县第三医院辩称，一、原告之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本案死者高某死于2015年6月29日。根据上饶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饶县公（物）鉴（尸检）字（2015）第01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记载“7月2日，家属要求解剖检验。”这一记载证明，2015年7月2日高某家属就对高某的死亡提出了质疑并提出尸体解剖检验。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7月2日起算。《民法通则》第七章诉讼时效中第136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因此，高某家属起诉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二、原告陈述的高某的死亡时间与事实不符。原告在诉状中称“……转至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曾在治疗中出现了发抖、嗯，嗯、抽搐之状、口中流液而死亡后又送至上饶县人民医院。”原告认为高某在县第三医院已经死亡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上饶县公安局2015年12月10日对李源恒的询问笔录第12页记载“在检查完后医生对我们说：他病情比较严重，这里的设备不全，你们马上转到县医院去检查下！……坐120的救护车转到了上饶县人民医院……然后，医生说，那你们谁能够做的了主，现在病人需要去抢救室抢救……”该陈述证明了高某是转院至上饶县人民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三、原告起诉的理由与被告县第三医院无关。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原告用药不当，导致死亡。”显然，原告认为高某的死亡原因是被告对高某用药不当所致。且先不说原告的说法毫无根据，也不说上饶县公安局鉴定中心已对高某的死亡原因作出了其中暑死亡的鉴定结论。因为根据上述李源恒的询问笔录记载，原告应该很明确地知道，被告县第三医院只是对高某进行了检查，检查后就因其病情严重而马上将其转至上饶县人民医院，并未对高某用药。因此，原告起诉理由与被告县第三医院无关，却毫无根据地将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列为被告，是典型的滥用诉权的表现。四、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作为死者的伯父并无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县第三医院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当庭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29日17时左右，上饶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上饶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报警称：下午一名由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救护车转送过来的患者高某（男，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八集镇山前村****）经过急救、宣布死亡。2015年7月24日，上饶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饶县公（物）鉴（尸检）字[2015]第019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认为高某符合中暑所致的死亡特征。2015年12月10日，上饶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对李源恒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李源恒与死者高某在2015年3月至6月共同在上饶县天一尊邸小区的传销组织中，2015年6月份到7月份之间的一天上午，发现高某高烧39°，李源恒陪同高某到小区附近的“黄氏中西医诊所”看病，“医生量了一下说是发高烧，于是帮高某打了一下点滴”，之后李源恒陪同高某回“家”，“高某便拿水将诊所开回来的药吃了就去客厅地面草席上休息了”。后因高某的体温始终降不下来，李源恒和马贵宾将高某送到县第三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他（高某）病情比较严重，这里的设备不全，你们马上转到县医院去检查下”，故坐救护车转到了上饶县人民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医院的医生在对高某检查的时候，我看到高某的鼻子和嘴巴都流鼻液出来了，并且医生检查到他其中一侧的手臂脉搏跳动都说听不到”。上饶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上饶县卫计委）针对原告于2016年11月2日提交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5日向原告高平钦作出《关于请求依法核实上饶县第三人民医院及‘黄氏中西医门诊’的原始处方用药，并将尸体再次作出重新鉴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给家属一个明确而真实的死因的回复》：一、对原告要求由上饶县卫计委依法核实被告县第三医院及黄道盛诊所原始处方用药的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高某于2015年6月29日先后在黄道盛诊所、县第三医院门诊处就诊，后转入上饶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经抢救无效死亡，至2016年11月2日原告提交申请之日止，其间隔时间已达1年4个月。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3号）第50条：“处方由调剂发方药品的医疗机构妥善保存。普通处方、急诊处方、儿科处方保存期限为1年，处方保存期满后。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登记备案，方可销毁”之规定，医疗机构可以销毁处理超出保存期限的处方，即使未销毁处理，也因保存时间已超出1年的法定时限，对处方真实性难以确认。2、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7条：“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需要检验的，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的、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之规定，原告如果怀疑可能系药物引起不良后果的，应当由医患双方共同对现场药物进行封存和启封；需要检验的，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的、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如果所用药物当时没有进行现场封存，其结果也是对原告不利的。……二、对原告要求将尸体再次做出重新鉴定，以判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上饶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警后，经家属同意，委托上饶县公安局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尸体解剖鉴定并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7条：“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之规定，由于原告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高某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至提出申请时超过1年的法定时限，卫生行政部门不能在超出法定时限情况下受理原告的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2、鉴于家属当时已通过上饶县公安局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体解剖鉴定，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8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有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拒绝或者拖延时间，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和第20条：“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本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之规定，原告作为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此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尸体解剖以及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申请已错过了时机。原告自2015年9月开始数年间多次到县、市上访，赴京到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上访，对上饶县公安局作出的死亡原因鉴定表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2018年3月22日，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江西省上饶县黄氏中西医诊所、县第三医院赔偿高某死亡的各项损失，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赣1121民初116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告提供了死者高某户籍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高某父亲早逝、母亲离家出走下落不明，高某自幼随祖母周文英、伯父高平钦生活，由周文英、高平钦抚养。而根据高某与周文英的身份证明，二人系同一户籍，与高平钦不属同一户籍，高平钦对此也予以认可，并自认其与高某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综上，高平钦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本案的适格原告，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裁定驳回高平钦的起诉。2019年2月18日，原告曾就该案进行信访。现死者高某的祖母周文英已经去世，除原告高平钦外，周文英另有二子高春钦、高朋钦，均表示自愿放弃继承。对于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高平钦是否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原告的诉讼标的为死者高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对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取“继承丧失说”，即指受害人因为侵权行为致死，导致生命权丧失，造成了从死亡时起至预期寿命这段时间收入的损失，家庭共同财产收入减少，这种可期待利益本来可以作为其财产由其近亲属继承，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因为受害人死亡而无法获得，侵权人理应对这部分可得利益减少的损失进行赔偿。按此学说可以看出，死亡赔偿金属于对受害者近亲属的可期待利益的赔偿，这种利益是可以继承的。因此，虽然死亡赔偿金本身不属于遗产，但该赔偿权的行使人应当系死者的近亲属继承人。在死者没有近亲属的情况下，非近亲属继承人是否有权要求赔偿，对此法律没有明确的成文规定。本院认为，对于部分非近亲属，只要其具有继承人的身份，即享有对死者可期待利益的继承资格，也即能够行使死亡赔偿金请求权。《继承法》第10条第七款确立了近亲属以外的人，具有因扶养关系而取得继承人身份的规则。现实生活中扶养关系大多基于扶养人与被扶养人之间存在亲密的感情联系，能够主动承担起扶养义务的，靠的是二人之间感情的特殊性，而非主要依靠法律义务。《继承法》第10条既然规定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继子女、继兄弟姐妹可以作为继承人，就是考虑到扶养人与被扶养人之间的经济、感情联系的特殊性，考虑到继承遗产，也是对尽到扶养义务的扶养人的财产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慰藉。本案中，根据死者高某户籍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高某父亲早逝、母亲离家出走下落不明，高某自幼随祖母周文英、伯父高平钦生活，由周文英、高平钦抚养。现死者高某唯一的近亲属祖母周文英已经过世，原告高平钦系死者高某的伯父，虽然不能作为死者的近亲属，但却是死者在世最亲的人，和死者存在事实上的扶养关系，并且对死者尽到了扶养义务。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一个人无法律规定的“近亲属”，其在社会群体关系中本已处于弱势，若因侵权行为致死，无人能为其主张权利，这将是对死者的进一步伤害，不仅与死者关系较近的其他亲属无法接受，也难以取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当公民的生命权遭到非法剥夺的时候，法律应该予以平等的保护，而死亡赔偿金等作为此类保护手段，应该平等适用在每一个公民身上，死者作为“无近亲属”者，更需要法律的平等的保护，这既是对公民生命价值的平等尊重和认同，也是对公民生命权平等保护的宣示。综上，本院认为原告高平钦可以作为死者高某的非近亲属继承人行使死亡赔偿金请求权，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高某死亡后，原告自2015年开始多次进行信访。本院认为，权利人向有关单位进行信访能够导致民事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制度的建立，目的是促使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防止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使社会所信赖的事实状态被怠于主张权利的人推翻。权利人向有关单位进行信访，目的在于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有权机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权利人向有关单位进行信访并不违背立法设立诉讼时效的目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如前所述，本案中，原告信访的目的在于请求公安机关对高某重新进行尸检，查明死因，其民事权利的实现依赖于高某死亡原因的确认。据此，本案诉讼时效因原告数次通过信访主张权利而数次中断，因其最近一次主张权利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计，其于2019年6月21日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二被告认为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二被告对死者高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原告以死者高某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为由主张赔偿责任，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是患者的损害，三是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医务人员的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法规在遵循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医患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即患者应当就医疗损害侵权责任构成的四个要件事实包括：诊疗行为、损害后果、诊疗过错以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对诊疗过错和因果关系欠缺证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为死者高某的死亡结果，原告主张二被告存在医疗过错基于以下理由：1、原告主张被告黄道盛诊所登记的经营性质为非营利，不具备行医资格。本院认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实际运营中的收支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如改善医疗条件、引进技术、开展新的医疗服务项目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区别在于经营目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处置财产方式不同、收支结余的用途不同、是否享受财产补贴、价格标准不同，而不在于是否具备行医资格。被告黄道盛诊所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法定代表人黄道盛依法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原告主张被告黄道盛诊所不具备行医资格，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主张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尸检应当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行尸检的义务。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认为二被告在死者高某死亡后故意拖延，未上报医疗行政机关，违反上述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现有的证据中，上饶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上饶县公安局刑警队对李源恒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显示死者高某系在上饶县人民医院经过急救、宣布死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死者高某在二被告处就医时已经死亡。其次，本案死者高某于2015年6月29日死亡，上饶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6月29日即进行了尸检，不存在因二被告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情形。故原告以该理由主张二被告存在医疗过错，本院不予采纳。三、原告主张二被告存在用药过错。经本院向原告高平钦释明，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医疗损害过错及因果关系鉴定。并且由于本案家属在死者高某死亡后未及时要求对所用药物进行现场封存，原告向卫计委申请要求核实被告县第三医院及黄道盛诊所原始处方用药也超过了普通处方、急诊处方的1年保存期限等原因，导致本案客观上的确不具备委托鉴定的条件。医疗活动是一种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复杂性、风险性等多种因素的活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医务人员有违规治疗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资料，才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本案无法通过鉴定明晰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根据现有证据，原告主张二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用药过错，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二被告及其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本案亦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本案死者高某幼年失怙，刚刚成年却猝然离世，实在令人痛惜。原告意欲追究死者高某的具体死亡原因，告慰亲人在天之灵，于感情角度，不难理解。但是，人民法院裁判纠纷，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原告之诉请，本院实难支持。综上，对于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高某死亡赔偿金40万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平钦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原告高平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妍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苏忆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