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7行终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湖滨西路**。法定代表人：谭练兵，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关天健，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康，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美芳，女，1968年6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宜州市。委托代理人：杜定先，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阳江市阳东区北惯宏图金属铸造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北惯镇广湛路边法定代表人：范瑞生，该厂厂长。委托代理人：陈诚谊，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珊珊，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阳东人社局）与被上诉人韦美芳、原审第三人阳江市阳东区北惯宏图金属铸造制品厂（以下简称宏图制品厂）不予工伤认定一案，不服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9）粤1704行初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韦美芳与杨祖恒为夫妻关系。杨祖恒生前是宏图制品厂员工。2018年4月5日中午12时40分，杨祖恒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其女儿杨艳珠行驶至G325国道380米处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祖恒受伤。事故发生后，杨祖恒被送至阳江江华医院后转至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9月6日死亡。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第441723420180003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祖恒无责任。2018年5月28日，韦美芳以杨祖恒于2018年4月5日在中午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向阳东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9月20日，阳东人社局决定受理。2018年9月20日，阳东人社局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工伤认定现场勘验笔录，载明勘验地点为宏图制品厂、北惯市场、住址、邮政银行、交通事故地点。同日，阳东人社局对杨海杰及韦其柏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阳东人社局于2018年9月20日对杨海杰的调查笔录及10月10日杨海杰出具的《证明》中载明：我与杨祖恒同为宏图制品厂员工且是老乡；上班时间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3时30分至17时30分，上班需要打卡，但不知道杨祖恒有无打卡；2018年4月5日我与杨祖恒约好一起回广西，12时左右我打卡后与杨祖恒一起下班走出厂门口，看到杨祖恒一个人骑摩托车往阳江方向回家，没有留意杨祖恒的女儿有无在门口等他；2018年4月5日下午13时30分，去杨祖恒的出租房没有找到他，打电话问厂长要杨祖恒的电话，厂长告知杨祖恒请假了，给杨祖恒打电话时他老婆告知杨祖恒出车祸住院了。阳东人社局于2018年9月20日对韦其柏的调查笔录载明：我担任宏图制品厂生产厂长，杨祖恒是该厂员工；杨祖恒的上班时间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3时30分至17时30分，上班要求打卡，但不知道杨祖恒有无打卡；我2018年4月5日在阳春，当天中午11时50分左右，杨祖恒打电话向我请假，要回广西行清，我当时准假了；当天下午13时30分杨海杰打电话告诉我找不到杨祖恒，我就打电话给杨祖恒，其老婆告知杨祖恒出车祸住院了。2018年10月10日韦其柏作出《证明》载明：2018年4月5日中午12时07分，杨祖恒给我打电话要求请假，我问他在哪里，杨祖恒回答说在家，我责问他为何不在厂里当面请假并办理请假手续，杨祖恒回答说要赶着回家接女儿一起外出办事，来不及当面请假并办理请假手续。2018年9月21日，阳东人社局对杨艳珠作出的调查笔录载明：我与杨祖恒为父女关系；杨祖恒的下班时间为中午12时，晚上17时30分；我2018年4月4日晚上回家，杨祖恒告知我他4月5日自己回广西祭祖需要钱，让我4月5日中午拿银行卡到宏图制品厂门口等他下班一起去买菜并取钱；4月5日中午11时多，我从家走路到厂门口等杨祖恒，12时左右杨祖恒下班出来，用二轮摩托车搭载我去银行取钱和到北惯市场买菜，先到北惯市场买菜，发现钱不够，到附近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钱，再返回市场买油，买好油后沿325国道回家，返家途中，当天12时40分当行驶至北惯镇赤谭村前325国道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杨祖恒跌倒受伤。2018年11月19日，阳东人社局作出东人社工认字[2018]33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杨祖恒在2018年4月5日上午11时51分从宏图制品厂下班自行回到家中，后与其女儿杨艳珠一同外出办事。当日12时40分，杨祖恒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杨艳珠行驶至G325国道380米处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祖恒受伤。事故发生后，杨祖恒被送至阳江江华医院后转至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9月6日死亡。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第441723420180003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祖恒无责任。杨祖恒在本次事故中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阳东人社局分别于2018年11月29日、30日将上述决定书送达韦美芳及宏图制品厂。韦美芳对该决定不服，于2019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阳东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判决阳东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工伤的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另查明，宏图制品厂向阳东人社局提交的《出勤明细表》，显示杨祖恒2018年4月5日下班为11:51。阳东人社局提供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阳东分公司出具的通话记录显示杨祖恒使用1842022****的手机于2018年4月5日12:07给韦其柏手机号1892638****打电话，通话时长48秒。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工伤认定决定纠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阳东人社局是阳江市阳东区履行工伤认定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阳东人社局认定事实是否清楚。本案中，阳东人社局认定杨祖恒下班自行回到家，后与女儿杨艳珠一同外出办事，当日12时40分杨祖恒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杨艳珠行驶至G325国道38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祖恒受伤。根据阳东人社局提供的证据，阳东人社局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分别对宏图制品厂的员工杨海杰、厂长韦其柏和发生交通事故时搭乘杨祖恒摩托车的杨祖恒的女儿杨艳珠进行了调查。其中杨祖恒的女儿杨艳珠陈述其是自行走到宏图制品厂门口，杨祖恒中午下班骑摩托车直接载其去市场买菜并去银行取钱后返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杨海杰陈述其看到杨祖恒下班后一个人骑摩托车往阳江方向回家，没有留意杨祖恒的女儿有无在门口等他。2018年9月20日，阳东人社局向韦其柏进行工伤调查时，韦其柏陈述杨祖恒于2018年4月5日中午11时50分左右打电话向其请假。阳东人社局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0日的韦其柏的《证明》，载明杨祖恒是在2018年4月5日12时07分打电话向其请假，而且杨祖恒是在家里打电话的。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杨艳珠是杨祖恒的女儿，杨祖恒发生交通事故时杨艳珠与杨祖恒共乘一辆摩托车，杨艳珠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但杨艳珠陈述其是在杨祖恒下班后直接一起到市场买菜及去银行取款再回家的。对于杨艳珠的该证言阳东人社局应结合其他证据决定应否采信。其次，杨海杰作为宏图制品厂的员工和杨祖恒的同事，与本案亦存在利害关系。杨海杰陈述杨祖恒下班后一个人骑摩托车往阳江方向回家，由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即使杨祖恒下班后往阳江方向走，也不能直接证明杨祖恒下班后已经回到家再与杨艳珠外出办事。因此，阳东人社局亦应结合其他证据决定是否采信。第三，韦其柏是宏图制品厂的厂长，其与本案亦存在利害关系。阳东人社局于2018年9月20日向其进行工伤调查时，韦其柏陈述其当时在阳春市，杨祖恒2018年4月5日中午11时50分左右向其请假。但是2018年10月10日，韦其柏又向阳东人社局作出一份《证明》，证明杨祖恒于2018年4月5日12时07分在杨祖恒的家里向其请假。韦其柏后一次作出的《证明》内容与向阳东人社局作出的调查陈述在杨祖恒打电话的时间上明显不同，且在第一次并没有陈述杨祖恒是在家里给他打电话。因此，阳东人社局直接根据杨海杰和韦其柏作出的《证明》，认定杨祖恒在下班后自行回到家中，后与其女儿杨艳珠一同外出办事发生交通事故，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七十条的规定，在该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后，阳东人社局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根据韦美芳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阳东人社局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东人社工认字[2018]33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二、责令阳东人社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对韦美芳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本案一审受理费50元，由阳东人社局负担。上诉人阳东人社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韦美芳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杨祖恒租住在距离原审第三人约300米的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赤岗村委会赤谭村内的出租屋，从原审第三人骑摩托车至杨祖恒的居住地不超过1分钟，步行也在3至4分钟。在杨祖恒出勤明细表中显示，杨祖恒在2018年4月5日上午11时51分从原审第三人打卡下班。当日与杨祖恒相约一起回广西老家清明祭祖的老乡杨海杰，也在当日上午11时51分与杨祖恒一起打卡下班，且两人一起离开宏图制品厂。由此可以得知，杨祖恒事故发生之日的下班时间应该是上午11时51分。在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第44172342018003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杨祖恒于2018年4月5日12时40分在G325国道200公里38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发生时间是杨祖恒从原审第三人下班后的第49分钟，该事故发生地是其下班回家的相反方向，并非杨祖恒下班的必经之地。韦美芳主张杨祖恒当日下班后直接从原审第三人处骑摩托车到北惯市场买菜，在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但从原审第三人到北惯市场距离约1.2公里，骑摩托车耗时不超过2分钟，从北惯市场回到杨祖恒的出租屋也不过3分钟时间，而杨祖恒发生交通事故时是12时40分，即从下班到事故发生间隔49分钟，该时间间隔显然超出下班的合理时间范围，不符合上述“上下班途中”合理时间的规定。二、事故发生时杨祖恒是搭载着其女儿杨艳珠的，而杨艳珠并非在原审第三人周边工作，其在位于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亲亲艺术幼儿园工作，且事故发生当天是清明节的法定假日，杨艳珠放假在家休息。阳东人社局于2018年9月21日向杨艳珠进行工伤调查笔录，杨艳珠讲到“4月5日中午11时多，我从家里走路到宏图制品厂门口等我爸下班，12时左右我爸下班出来，用二轮摩托车搭乘我一起去到银行取钱和到北惯市场买菜”，而阳东人社局在2018年9月20日向杨海杰进行的工伤调查笔录中，杨海杰讲到“当天12时左右我打卡后和杨祖恒一起下班走出厂门口，我骑摩托车往北惯方向回住处，我看到杨祖恒一个人骑车往阳江方向回家。”根据杨祖恒的主管即原审第三人的厂长韦其柏的证明和通话记录中可以得知，杨祖恒在当日下午12时07分已经回到家中，并在家中打电话给韦其柏，告知因清明需回老家祭祖而请假一事。杨艳珠陈述在原审第三人的门口等杨祖恒下班后与其一同去银行取钱和到北惯市场买菜与杨海杰的调查笔录及韦其柏的证言存在矛盾，从上述三份证据的证明力判断，韦美芳主张杨祖恒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证据不足的。而阳东人社局认定杨祖恒是在下班并自行回到家中，后与其女儿杨艳珠一同外出办事时发生交通事故，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综上，杨祖恒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并非在工作单位返回其居住地的合理路线上，事故发生时杨祖恒并非是在下班回居住地的途中，也并非为工作目的，而是其在下班回家后再次外出从事个人活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不符合上述“上下班途中”合理路线的规定。阳东人社局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杨祖恒在该次交通事故中受到的伤害为工伤或视同工伤，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一审判决认为阳东人社局直接根据杨海杰和韦其柏作出的《证明》认定杨祖恒在下班后自行回到家中，后与其女儿杨艳珠一同外出办事发生交通事故，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阳东人社局认为，原审判决的上述认定理据不足。首先，杨艳珠、杨海杰、韦其柏三人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但杨艳珠与本案的利害关系最大，其是本案工伤认定的直接受益人，其的身份地位等同于被上诉人，相当于当事人的陈述，应当排除出证据范畴。其次，杨海杰虽然是原审第三人员工，但他同时也是杨祖恒同事兼同乡，两人相约清明节一同回老家祭祖，可见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其所作的证言的证明力是巨大的，应当认定。第三，韦其柏虽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但其的证言真实、客观，且有通话记录印证。综上，一审判决的理据不足，应予纠正。被上诉人韦美芳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该予以维持。二、阳东人社局认定杨祖恒下班时间为2018年4月5日11:51分，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杨祖恒根本没有打卡，因为其工种是计件工资，根本不需要打卡。2、原审第三人提供《杨祖恒出勤明细表》明显是伪造的。因为出勤打卡机是在原审第三人保管，其可以随意改动伪造打卡记录。3、根据杨海杰2018年9月20日在阳东人社局调查笔录中陈述，其不知道杨祖恒是否打卡，但又在2018年10月10日提供的《证明》中陈述杨祖恒是和其一起下班。既然一起下班，怎么可能不知道杨祖恒是否打卡二者明显存在矛盾。4、杨海杰和杨祖恒不是在同一车间上班，不可能一起下班，但他陈述其和杨祖恒一起下班，明显是虚假陈述。综上4点，阳东人社局认定杨祖恒的下班时间为11：51分，明显错误。三、阳东人社局认定杨祖恒下班时间至交通事故发生时间，间隔49分钟，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阳东人社局认定杨祖恒的下班时间为11：51分错误。2、交警认定的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是根据报警记录时间来认定的，交通事故发生后是路人报的警，所以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路人报警前。四、阳东人社局认定杨祖恒在12：07分在家里向厂长请假,该认定没有充分证据支持，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通话记录只能够证明通话的时间，不能证明在哪里通话。2、韦其柏于2018年9月20号在阳东人社局《工伤调查笔录》所作的陈述与同年10月10日所写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韦其柏相互矛盾的地方有:韦其柏在《工伤调查笔录》中并没有陈述杨祖恒是在家里打电话，而且陈述是在4月5号上午11:50左右杨祖恒打电话给他请假，但又在同年10月10日所出具的《证明》中陈述打电话时间是12：07分，是杨祖恒在家里打电话。韦其柏在《工伤调查笔录》中陈述2018年4月5日上午其在阳春，在所出具的《证明》中又陈述“我责问他为何不在厂里面当面请假并办理请假手续”由此可以推知，韦其柏当时在原审第三人的厂里，而不在阳春。五、阳东人社局认为杨海杰与杨祖恒是利害关系人，这个认定非常错误。根据杨海杰的陈述，其没有杨祖恒的电话号码，充分证明了他们之间平时根本就没有来往，更谈不上利害关系人。杨海杰是原审第三人的员工，他们之间才是真正的利害关系人。六、阳东人社局应直接认定为工伤，其将杨祖恒买菜偷换为外出办事是错误的。七、阳东人社局认定的事实完全违背了证据认定规则。八、本案杨祖恒是在12：10分下班，在原审第三人的厂门口接到其女儿，直接去北惯市场买菜，在买菜回家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符合合理路线和合理时间，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阳东人社局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予成立，依法驳回。原审第三人宏图制品厂述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认为是充分的。1、被上诉人辩称打卡记录是原审第三人伪造的，没有证据证明，打卡记录是客观真实，可以反映出当事人上下班记录。2、杨海杰的陈述并没有虚假的成分，杨海杰讲到看到杨祖恒一个人往家的方向回去，这表明杨祖恒当时并不是往菜市场的方向走，也没有看见杨祖恒用摩托车搭其女儿。作为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杨海杰所说的是错误的。3、厂长韦其柏的两份材料，一份是2018年10月10日所作出的证明，和2018年9月20日接受上诉人所作的工伤笔录，韦其柏在这两份材料中所陈述的事实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首先从时间上讲，2018年10月10日的证明，所讲到与杨祖恒的通话时间是2018年4月5日12点07分，是通过查看通话记录得知。但在2018年9月20日接受上诉人的工伤调查笔录回答与杨祖恒通话的时间是11时50分左右，其当时并没有查看通话记录，这两个时间并没有矛盾。被上诉人说到韦其柏的证言有一份说到人在阳春，韦其柏也并没有说其人在阳江，韦其柏的这几份笔录也没有矛盾。被上诉人说证人证言存在矛盾是不成立的。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工伤认定纠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项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该“上下班途中”包括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本案中，被上诉人韦美芳认为杨祖恒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为工伤，而向阳东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宏图制品厂否认杨祖恒发生交通事故系在下班途中，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阳东人社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分别对宏图制品厂的同事杨海杰及其的厂长韦其柏进行了调查。其中，杨海杰陈述其看到杨祖恒下班后一个人骑摩托车往阳江方向回家，没有留意杨祖恒的女儿有无在门口等他。2018年9月20日，阳东人社局向韦其柏进行工伤调查时，韦其柏陈述杨祖恒于2018年4月5日中午11时50分左右打电话向其请假。其后，又向阳东人社局提供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0日的《证明》，载明：“杨祖恒是在2018年4月5日12时07分打电话向其请假，而且杨祖恒是在家里打电话的。”从杨海杰的陈述，未能证明杨祖恒下班已回到家中。对于韦其柏的证言，阳东人社局向其调查时没有陈述到杨祖恒是在家里打电话向其请假，但其后又出具《证明》，述称杨祖恒是在家里打电话向其请假，且两次所述的杨祖恒打电话请假的时间不相同，前后证言不一致，可信度低。因此，阳东人社局根据杨海杰和韦其柏所作的证言，认定杨祖恒是下班后自行回到家中，后与其女儿杨艳珠一同外出办事发生交通事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的规定，判决撤销阳东人社局作出的东人社工认字[2018]33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阳东人社局对韦美芳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阳东人社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德印审判员  李 桥审判员  黄光汉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高玲书记员陈秋瑜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工伤保险条例》第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