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民终6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桂区黄田镇公和村和平第15村民小组，地址：平桂区黄田镇公和村和平寨。 法定代表人：黎国富，该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奉观生，贺州市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水明，男，195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维吉，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黎国明，男，196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贺州市平桂区。 上诉人平桂区黄田镇公和村和平第15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公和村第15组）因与被上诉人黎水明、原审第三人黎国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和村第15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协议书中双方的主体资格都不完善，不适格，一审应驳回起诉。协议违反了合同法、民法相关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书中按上诉人40%，被上诉人60%征地补偿款分成，显失公正公平原则，不合理的权益分配，明显侵害了集体和大多数的利益。且协议签订有虚假和瑕疵，甲方农户的签名，系他人无故代签，未经本人授权和同意，不是农户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只有一份，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因此，该协议书系无效合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二、被上诉人黎水明、第三人黎国明未按约定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即使履行亦是消极的无成效的，且未按合同法第401条规定，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置情况，只是在纠纷发生时，为应付诉讼，临时到平桂区人民政府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开具了证明，这份证明恰恰反证了受托人的消极履行。三、征地补偿款是经过上诉人的不懈努力争取回来的。自2011年3月13日签订协议书后近年，被上诉人的消极及无效的行为，让上诉人对其失去了委托代理能力的信任并实际上否定了代理权。从2012年1月起至2017年5月间，上诉人靠单方面的力量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沟通、举证、协调，主张农户的权利。本案能领回征地补偿款，主要是公和村委召开会议确权，作出《关于老隆背的权属意见》同意争议土地的权属归第15小组，这次确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得到平桂区国土局的认可，方得下发征收款。这一事实在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得以认可。是上诉人单方面主动与村委沟通汇报，才有了村委确权的举动，解决了多年土地权属纠纷的问题并获得补偿款，并非被上诉人的行为所致。 黎水明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合同签订的主体是明确的，甲方是**村民，乙方就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与黎国明。协议里面约定的比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个比例应当予以确认。甲方签名是真实的，至今为止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村民签名不真实，而且在一审中双方对这个协议的签名以及效力都予以确认，因此上诉人主张合同签订主体不明确等事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已经正确恰当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向相关部门进行了走访以及参与调解等一系列活动，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且至一审起诉之前上诉人都没有否认被上诉人所作的工作和努力，也没有提出解除双方的协议，这都肯定了被上诉人的维权结果。征地补偿款领取发放是被上诉人努力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前期的沟通，还有就是在召开老干部会议之前提交了1998年与企业办签订的协议从而导致了老干部会议的召开。小组长参与，恰好也是履行其协助义务的例证，综上所述，征地补偿款的领取是被上诉人经过不懈努力的结果，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黎水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公和村第15组给付原告补偿款34839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公和村第15村民小组在贺州市电子工业园区征地项目中，有一块位于基养冲（小地名）的土地与公和村民委员会发生权属争议，导致征地补偿款一直都未发放。2011年3月13日，被告公和村第15村民小组共41户（公和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截至2011年3月13日止，公和村第15村民小组共有户数为41户）的户主开会，讨论选派代表解决处理与公和村民委员会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问题。会议作出了委派原告黎水明及第三人黎国明作为维权代表，全权办理维权有关事宜的决定，并以黎国全等40名户主为甲方，以原告黎水明和第三人黎国明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一、授权国明、水明全权处理甲方与村委会返还侵占土地一案的相关事宜，包括向法院提起诉讼，代为承认、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为雇请律师等。二、乙方在处理相关事宜中，甲方村民小组长有义务配合乙方的各项维权活动。三、在维权过程中所需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四、为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甲方承诺并保证从收回的土地中，按土地价值，扣除20%提成作为律师费外，剩余的80%由甲乙双方按40%与60%的比例分成（即甲方得4成，乙方得6成）……”。黎国全等41名户主在《协议书》的甲方落款处签名，原告黎水明、第三人黎国明在乙方落款处签名。双方签订协议书后，在实际维权过程中，不仅原告及第三人参与，该组的小组长以及一些村民也先后共同参与维权。另外，与村委会亦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的公和村第16村民小组的一些代表，也与原告黎水明等人一起参与维权活动。其采取的维权活动也就是多次到黄田镇政府、司法所、平桂区政府调处办、国土局等部门投诉，与公和村委会沟通、讨论和协商，甚至组织村民到相关的项目施工现场阻止施工等。2017年5月3日，公和村委会召集该村的新、老村干部开会，讨论村委会与该村15、16小组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问题。经讨论，大部分村干部认为争议的土地属于第15、16村民小组所有，公和村委会于是作出《关于老窿背的权属意见》，同意争议土地的权属归第15组和第16组。之后，平桂区国土局根据公和村委会的意见，于2018年11月12日将属于被告公和村第15小组的征地补偿款580650元发放给该组的代表黎国玲、李庆花和原告黎水明，并直接转入到村民代表李庆花的个人银行账户。 2019年2月28日，被告公和村第15村民小组召开村民户主大会，到会的户主共41人（该组现有59户），会议作出《公和村和平第15村民小组关于老窿背征地补偿款分配大会村民决议》，决定对小组获得的征地补偿款580650元按该组2018年11月12日前出生的农业人口数共计289人平均分配。原告对分配方案有异议，认为其办理了维权的事宜，应当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分配，双方因此产生分歧，经协商未果，原告于是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黎水明及第三人黎国明与被告公和村第15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的协议，协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且清楚明确。原、被告签订的协议，虽然原告提成的比例相对偏高，但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况且被告方对提成比例也没有提出异议，故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均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协议，约定由原告和第三人代表被告村民小组全权处理与公和村委会发生的土地权属争议问题的事宜，处理有关维权事项，属于该村民小组委托原告及第三人办理土地维权的有关事宜，因此双方之间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多次到有关部门投诉、协商、沟通、参与调解，属于履行协议进行维权的行为。在实际维权和处理有关事务过程中，村民小组长参与其中，属于履行《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甲方村民小组长有义务配合乙方的各项维权活动”的义务。至于其他村民的参与，则属于该部分村民自愿配合维权的行为。不论是小组长的参与，还是其他村民的参与，并没有排除原告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和责任，也不能否定原告已经履行协议处理与土地权属争议有关事务的事实，被告方也没有因为原告履行协议的能力不足、维权能力太弱或者维权的方式不当而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双方签订的协议。因此，原告及第三人黎国明在被告方小组长及其他村民的自愿配合下，通过努力维权，把属于被告方村民小组的土地及征地补偿款拿回来，应视为原告已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虽然在此过程中有小组长及其他村民的共同参与，但不能因此认为原告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况且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并没有明确约定“有其他村民参与维权的，乙方则不能提成”。因此，该院认为原告及第三人已经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义务，被告方没有按《协议书》约定的比例把原告及第三人应得到的补偿款支付给原告和第三人，属于违约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关于“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的规定，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按协议约定的比例支付348390元（580650元×60%）的劳务报酬，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平桂区黄田镇公和村和平第15村民小组应给付原告黎水明及第三人黎国明补偿款348390元，该款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完毕。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有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和陈述意见，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协议没有证据证明是在不平等、非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经审查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涉案协议的真实性也无异议，现二审中辩称协议无效，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上诉人黎水明可否依据协议约定获得60%报酬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应明确协议委托事项。协议第一条约定“授权国明、水明5人全权处理甲方与村委会返还侵占土地一案的相关事宜。”可知该授权内容系处理与村委会的土地纠纷，而处理方式则是“包括向法院提起诉讼，代为承认、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为雇请律师等”，即通过诉讼的方式依法解决。从现有证据看，被上诉人虽然做了相应的维权工作，但并非通过诉讼方式进行。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公和村村委会的土地纠纷最终解决是村委会召开新、老干部会议，并作出《关于老隆背的权属意见》，该会议的召开及意见书的作出是确定争议土地权属的关键。再次，被上诉人主张是其拿出了1998年5月15日贺州市黄田镇企业办公室代黄田镇村联办煤矿与公和村第15、第16村民小组（公和村红卫队）签订的《协议书》，证明了争议土地权属应归属于第15、第16村民小组，才促使了公和村委会召开新、老干部会议。然而，该协议书产生于1998年5月15日，黄田镇人民政府、黄田镇企业办公室、公和村委会各自留存一份，即土地争议一方黄田镇公和村委会一直保存着并知晓该协议的存在，而且被上诉人也陈述其从受托时起就已知晓并向有关部门出示过该协议，但从2011年至2017年期间，第15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的土地争议纠纷一直未得到解决，可见，该协议书与公和村委会召开新、老干部会议并作出《关于老隆背的权属意见》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最后，从2011年双方签订协议至2017年村委会作出权属意见，已经经过6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其他村民以及公和村第16组村民都为争取争议土地权属做了相应的维权工作，对争议的解决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最终及最关键的，还是公和村委会主动召开新、老干部会议，并主动放弃继续争取争议土地权属的权利，作出《关于老隆背的权属意见》，才最终解决了争议土地的权属问题。故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与公和村委会的土地争议纠纷已解决，上诉人取得了相应的土地权属，但与被上诉人的维权行为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公和村和平第15村民小组取得相应的土地权属并非是通过被上诉人完成受托事项取得，被上诉人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领取60%的报酬，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虽然上诉人取得争议土地权属并非直接通过被上诉人完成受托事项取得，但应当看到的是，双方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为了完成受托事项（虽然并非通过诉讼方式），一直在与相关部门进行汇报、反映，为此付出了劳动，对争议的解决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现委托事项因土地争议的解决而无需再进行下去，委托合同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对此期间被上诉人付出的合理劳动支付相应的报酬，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委托事项的困难程度和时间长短，本院酌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合理劳动报酬30000元。原审第三人黎国明未提出诉讼请求也未进行答辩，本院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19）桂1103民初20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平桂区黄田镇公和村和平第15村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黎水明30000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黎水明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63元、财产保全费3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26元，合计10109元。由上诉人平桂区黄田镇公和村和平第15村民小组负担2109元，被上诉人黎水明负担8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雳峰 审 判 员 黄灵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法官助理 常国慧 书 记 员 张 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