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1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村。法定代表人：应胜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学全，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东马镇武落路**。法定代表人：万立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北京市鼎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以下简称飞达家具厂）因与被上诉人昌达肯特家具（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肯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民初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飞达家具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学全、张苏，被上诉人天津肯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飞达家具厂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民初70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飞达家具厂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天津肯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案外人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肯特公司）对天津肯特公司享有债权包括欠款及货款合计96054148.9元，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天津肯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定基础债权的真实存在。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1月3日天津肯特公司向飞达家具厂出具的《承诺函》，与2017年1月6日北京肯特公司向飞达家具厂出具的《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飞达家具厂、北京肯特公司及天津肯特公司之间有关28816244.67元的债权转让行为已经合法有效完成，且各方对原有基础债权事实均无任何异议。飞达家具厂有权要求天津肯特公司偿还其受让的债权。一审中，未依法追加案涉债权转让的原债权人北京肯特公司参加诉讼；在天津肯特公司对飞达家具厂提供的《承诺函》、《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上印章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情况下，未向双方释明是否要求印章鉴定，以及未申请鉴定的法律后果；天津肯特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未当庭发表全部质证意见，庭后未告知飞达家具厂天津肯特公司的质证意见。一审审理中存在上述程序违法问题。被上诉人天津肯特公司针对上诉人飞达家具厂的上诉请求辩称，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北京肯特公司对天津肯特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飞达家具厂无权以北京肯特公司对天津肯特公司享有所谓“债权”为由，向天津肯特公司直接主张债权。飞达家具厂是北京肯特公司的股东，对北京肯特公司仅享有股权，不能享有北京肯特公司的债权，北京肯特公司从未授权飞达家具厂代表其向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飞达家具厂亦仅是名义上的股东，不实际持有北京肯特公司30%的股权。飞达家具厂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上诉人飞达家具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津肯特公司立即向飞达家具厂归还欠款本金28816244.67元及资金占用利息4034274.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天津肯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飞达家具厂设立于1988年6月25日，系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注册资金13000元，法定代表人为应胜德。天津肯特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22日，注册资金150000000元，该公司现股东为北京新永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永正公司）和万立强，法定代表人为万立强。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成立于1991年7月，注册资本5000000美元，该公司现股东为飞达家具厂和万程，法定代表人为应胜军。2016年8月12日，万程与应胜德、应胜军、张万源签订《备忘录》一份，内容为：甲（万程）、乙（应胜德、应胜军、张万源）双方就天津肯特公司、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及飞达家具厂与北京曲美家具有限公司合作一事，达成备忘：一、……；二、本着顾全大局，站在天津肯特公司的利益上，为了与北京曲美家具有限公司合作，乙方同意退出天津肯特公司、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及飞达家具厂，但前提条件是：1、将乙方借给天津肯特公司的人民币16566000元、利息及由于借款产生的所有财务费用，无条件偿还给乙方；2、乙方所借上述款项的来源，为乙方兄弟私家五套房产抵押给银行借贷而得；三、乙方收到上述全部款项后，本《备忘录》方可法律生效；四、……。上述《备忘录》签署后，万程未能如约向应胜德、应胜军、张万源等人偿还相应的款项，因此，该协议未能生效。在此之前万程借故将飞达家具厂、天津肯特公司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等企业印信收归其个人保管。此后，应胜德、应胜军等人就《备忘录》所涉款项多次起诉天津肯特公司追讨欠款。此外，因万程拒绝归还飞达家具厂的公章及营业执照等企业印信，应胜德以飞达家具厂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登报声明丢失作废，并向有关主管部门刻制了新的公章、补领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飞达家具厂提起本案诉讼的直接证据是一份天津肯特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给飞达家具厂的《承诺函》，内容是：鉴于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及其兄弟们用自家房产抵押给银行，无偿地给我公司贷款以解决我公司流动资金困难之需，为此，我公司郑重承诺：一、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等兄弟们的贷款利息及为贷款产生的其他费用、如公证费、抵押登记费等由我公司承担；二、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等兄弟们的贷款到期时，我公司保证按期偿还；三、为感谢贵厂股东应胜德、应胜军等兄弟们的贷款支持，我公司承诺尚欠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的欠款及贷款总计96054148.9元按期偿还；如果届时我公司资金依然困难，现承诺优先偿还占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30%股权的飞达家具厂应该获得的债权，于2016年6月30日前将金额96054148.9元的30%，即28816244.67元一次支付，并直接汇入贵厂账户，否则，按照年利率12%向贵厂支付利息，特此承诺。此外，飞达家具厂还提交了一份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为飞达家具厂出具的《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内容为：飞达家具厂：根据天津肯特公司于2012年4月30日和2016年12月31日的《承诺函》，天津肯特公司欠我公司债务合计96054148.9元；其中：现金50154200元，机器设备和产成品等物资折价45899948.9元。天津肯特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给贵厂出具的《承诺函》我司已收悉，同意此《承诺函》确定的债务偿还方法，同意将欠我公司的债务30%份额，即28816244.67元的现金由天津肯特公司直接汇入贵厂的账户中，特此致函。天津肯特公司为了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了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的《备忘录》一份和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出具的《说明函》。该《备忘录》的内容是：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就近年来两公司之间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备忘意见：1、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因北京地区政策原因停止生产，故设立天津肯特公司；2、为避免资源浪费，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的销售渠道由天津肯特公司无偿承接；3、天津肯特公司成立以来（即2008年9月至2016年7月26日）与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物资、资金的往来，两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4、本备忘录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2016年7月26日。此外，应胜德、应胜军等人因与天津肯特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纵观本案，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飞达家具厂是否享有向天津肯特公司直接主张债权的资格。首先，飞达家具厂提交的天津肯特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给飞达家具厂出具的《承诺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此，天津肯特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坚称，该《承诺函》的内容虚假，天津肯特公司对该份《承诺函》的真实性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对此，飞达家具厂亦未能说明该份《承诺函》的来源及形成过程，因此，该《承诺函》的真实性存疑。其次，本案诉讼的基础事实是飞达家具厂主张的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对天津肯特公司享有96054148.9元的债权。对此，飞达家具厂虽然提交了盖有天津肯特公司与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公章的《承诺函》、《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及《对账单》等证据材料。但是，天津肯特公司不仅在本案诉讼过程否认该项事实，而且在其提交的加盖有天津肯特公司和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公章的《备忘录》中亦明确载明：天津肯特公司与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一审法院注意到，天津肯特公司与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飞达家具厂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是飞达家具厂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事实。因此，该债权应当是合法有效，且相关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争议的债权。而天津肯特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表明，飞达家具厂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该笔债权是否客观真实，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议，非经法定程序不能确认。但对天津肯特公司与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之间债权的确认不属本案诉讼解决的问题。本案中，飞达家具厂提交的支持其向天津肯特公司直接主张权利的相关证据的客观性受到天津肯特公司强烈质疑，且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出具的《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与天津肯特公司提交的《备忘录》的内容亦自相矛盾。因此，可以认定飞达家具厂以合同纠纷为由诉请天津肯特公司直接清偿其对案外人北京肯特公司享有债权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真伪不明，飞达家具厂不享有向天津肯特公司直接主张债权的资格。此外，对于飞达家具厂与天津肯特公司之间存在的资金往来及债权债务事宜，飞达家具厂可依据相关证据与天津肯特公司协商或者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飞达家具厂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飞达家具厂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飞达家具厂提交证据：1、飞达家具厂与新永正公司、天津肯特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签署的《协议书》，证明双方就基础债权、债权转让行为以及2017年1月3日的《承诺函》再次进行了确认；2、孔维、张变玲、房金春出具的证明三份，证明天津肯特公司拖欠北京肯特公司45899948.9万元货款的事实客观存在；3、北京智达永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达永信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2011年12月30日签署的《备忘录》，证明智达永信公司将其对天津肯特公司享有的债权已转让给北京肯特公司；4、天津肯特公司与姜洪奎2011年8月24日签署的《备忘录》，证明天津肯特公司拖欠北京肯特公司45899948.9元货款中9317400元木材款的事实存在。被上诉人天津肯特公司提交证据：1、北京肯特公司工业财务状况表三页，证明北京肯特公司自身没有资金，其资金均由案外人万程调配；2、北京肯特公司部分银行存款日记账和记账凭证，证明北京肯特公司与天津肯特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只是资金流转关系。上诉人飞达家具厂与被上诉人天津肯特公司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飞达家具厂与天津肯特公司于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飞达家具厂主张，2017年1月3日天津肯特公司向飞达家具厂出具的《承诺函》，与2017年1月6日北京肯特公司向飞达家具厂出具的《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相结合，形成债权转让，即北京肯特公司将其享有的对天津肯特公司96054148.9元债权中的30%转让给飞达家具厂。债权转让，是指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应由债权人发起，且对其债务人，该债权人负有通知的义务。本案中，2017年1月3日的《承诺函》，其意思表示为债务人天津肯特公司承诺，优先偿还占其债权人北京肯特公司30%股权的飞达家具厂应获得的相应债权，北京肯特公司在其出具的《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中，同意了《承诺函》确定的债务偿还方法。《承诺函》与《关于应收债权处理的确认函》中，没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亦不符合债权转让的特征，故北京肯特公司与飞达家具厂之间，并非债权转让。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北京肯特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与其债权人、债务人独立地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上诉人飞达家具厂依据2017年1月3日《承诺函》，以其所占北京肯特公司股权的份额，直接向北京肯特公司的债务人主张债权，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且会损害北京肯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应予以支持。此外，经审查，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飞达家具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053元，由上诉人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强兆彤审判员  秦 爽审判员  杨 波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王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