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陕71行终3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远琴，女，汉族，现住安康市汉滨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男，汉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付远琴之子。   共同委托代理人汤国才，陕西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0900016047882B。   法定代表人罗武侠，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良勇，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荣波，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玲，女，汉族，住安康市汉滨区路口小龙人幼儿园。   委托代理人江河，陕西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远琴、黄伟因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安康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7101行初17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付远琴的丈夫黄某甲系黄某丙长子，第三人黄玲系黄某丙的女儿，原告黄伟系黄某甲之子。黄某丙名下原登记有一处房产，该房屋坐落于汉滨区XX镇XX村XX组，系三间两层砖混结构。2006年4月，黄某甲因病去世。 2007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四），黄玲与张某某（黄某丙之妻）签订《卖购房约据》（手写体），约定将该黄某丙名下的房屋卖于黄玲，购房款为拾贰万元。同日，黄玲与张某某又签订《卖房契约》（打印体）约定将该房卖于黄玲，购房款为八万伍仟元。2007年4月4日，黄玲向原安康市房管局申请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2007年4月27日，原安康市房管局为第三人黄玲颁发了安康市房权证汉滨区字第 H300501-00-8-0号《房屋所有权证》。2008年，黄玲以该房屋属其个人房产，付远琴、黄伟非法占用其房屋为由，向汉滨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付远琴、黄伟停止侵权，搬出其房屋。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及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2010)安民终字456号和(2009)安汉民初字第932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汉滨区人民法院重审，汉滨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安汉民初字第01766号民事判决，判决付远琴和黄伟对黄玲所有的案涉房屋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并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腾出房屋、搬出物品。在该案诉讼过程中，付远琴、黄伟得知原安康市房管局已将该房屋转移登记在黄玲名下，遂多次向有关部门信访反映该转移登记材料造假，要求注销该证。并在 2013年向汉滨区人民法院提起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之诉，2015年11月12日，该案经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2015)安中民三终字第00076号）维持汉滨区人民法院关于付远琴、黄伟和黄玲、张某某、黄伟的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2013)汉滨XX号）中案涉房屋归黄玲所有的判决结果。付远琴、黄伟不服，向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10月13日被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7年6月7日，针对付远琴申请“将原市房产局颁发的房产证予以注销，恢复原权利人”的事项，汉滨区不动产登记局对其书面答复称，对于该发证程序的合法性，该局无权进行界定，亦无权对其进行转移、变更或注销。2017年7月4日，安康市房管局向付远琴作出回复，称自 2016年6月28日起其房屋登记职能已经由不动产登记部门统一负责，建议其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反映。随后，安康市房管局于2017年7月21日向汉滨区不动产登记局去函称，该房屋转移登记存在“间数”书写笔误和申请人提交卖方契约不规范的瑕疵，但不影响登记结果符合登记事项，信访人付远琴认为当事人弄虚作假，欺骗登记部门，建议汉滨区不动产登记局进行调查处理。2018年1月31日，付远琴、黄伟以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该房屋登记行为无效，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陕7101行初34号行政判决确认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为第三人黄玲颁发安康市房权证汉滨区字第H300501-00-8-0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无效，第三人黄玲不服上诉至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法院以原一审对付远琴、黄伟原告资格查明事实不清且被告不适格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于2018年8月13日重新立案。2018年8月30日，经与付远琴、黄伟释明，付远琴、黄伟同意变更被告为汉滨区不动产登记局，并于2018年9月1日向本院提交被告变更为汉滨区不动产登记局的行政起诉状。本院2018年9月13日向原、被告及第三人送达变更被告通知书、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被告汉滨区不动产登记局随后向本院提交安编办发[2018]18号文件，提出因机构设置变更，目前案涉不动产所在辖区的不动产登记业务已收归市级管理。2018年10月9日，本院再次对付远琴、黄伟进行释明，付远琴、黄伟遂申请变更被告为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另查明，2018年6月30日，安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安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区不动产登记职责完善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机构设置的通知》（安编办发 [2018]18号），该文件载明：同意将汉滨区政府承担的恒口辖区的不动产登记职责上收市级管理，分别由市国土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授权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管委会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因为该适用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实施，而本案原告提起本次诉讼在2018年1月31日，是在本适用解释实施之前，故被告提出本案应适用该解释对原告提起的本次诉讼不予立案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被诉房屋登记行为系原安康市房管局于2007年4月27日作出，根据安康市政府及安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的有关文件和通知，原告付远琴、黄伟向本院提起诉讼时，原安康市房管局的该项职能已经依法划归不动产登记部门，故本案被告应是依法继续行使原安康市房管局房屋登记职权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安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安编办发[2018]18 号《安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区不动产登记职责完善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机构设置的通知》规定，汉滨区政府承担的恒口辖区的不动产登记职责上收市级管理，由市不动产登记局承担。组建恒口示范区（试验区）不动产登记局，加挂市不动产登记局恒口分局牌子。截至本案开庭审理时，市不动产登记局恒口分局人员还未到位，登记工作未启动。据此，本案行政机关在履行不动产登记行政管理职能中所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应依法由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承担，故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具有对本案房屋登记行为引发诉讼而依法进行应诉的职权，其属于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付远琴、黄伟和第三人黄玲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经两级法院审理,被生效的（2013）汉滨XX号和（2015）安中民三终字第00076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房屋汉滨区XX镇XX村XX组XX层砖混结构楼房归第三人黄玲所有。但此结果是依据黄玲已经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根据不动产登记规定确认了案涉房屋所有权。但黄玲持有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在本案中属于待审查对象，若仅仅依据黄玲已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即否定付远琴、黄伟的原告资格，则属于因果倒置，不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故应审查付远琴、黄伟与案涉房屋是否具有其他利害关系。本案中付远琴、黄伟主张该房屋是其与他人合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共建关系或其购、建房资金来源情况，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与该房屋存在物权性质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故付远琴、黄伟于案涉房屋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其依法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资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付远琴、黄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退还原告付远琴、黄伟。   上诉人付远琴、黄伟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涉诉的房屋与上诉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付远琴的丈夫黄某甲与其母亲张某某、弟弟黄某乙在上诉人结婚前一直租房居住，1982年黄某甲与上诉人付远琴结婚后因无住房，夫妇二人即请时任和平村村主任付德恩帮助买房屋，时遇该村付明银、付德武父子因迁新址，尚有土木瓦房二间半不便管理，经付德恩说合在同年农历8月11日买卖双方签订了买卖房契约，上诉人及丈夫共同出资以公公黄某丙的名义购买了上述房屋。购房时，付明银作为上诉人的本家爷爷还将房后3米自留地无偿送给上诉人作为附属用地。1986年黄某甲与其弟弟黄某乙商议在原宅基拆旧建新，建成三间二层砖混结构房屋。两兄弟因在外工作，黄某甲将将建房事务委托上诉人的父亲付德廉具体负责。付德廉以1.02万元的工程造价将建房工程发包给安康市四建司职工扬声显大包施工。房屋竣工后，黄某甲第一次向扬声显付款3000元，第二次付款4000元（含黄某乙2000元），剩余款项是上诉人付远琴、黄某甲、黄某乙三人将钱交给其母张某某付给了扬声显。新居落成后，黄某甲即将其父黄某丙从甘肃接回新居居住。1989年6月又按当地农村习惯，将房产证办在了全家男性辈分最高的公公黄某丙名下，1992年4月24日办理了土地证书。2006年4月黄某甲去世，生前共同构建房屋未进行析产分配。上述事实，上诉人提供了（2009）安汉民初字第932号民事判决书、（2010）安民终字第456号民事判决书和（2011）陕民三申字第00571号民事裁定书等三份证据，充分证实了本案诉争的房屋系上诉人付远琴、丈夫黄某甲、黄某乙及黄某丙、张某某五人的家庭共有财产，而非黄某丙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在检察院抗诉后虽予撤销，但撤销的原因并非是上述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而是因为涉诉房屋的房产证已变更登记到第三人黄玲名下，故在民事审判中仅以登记事项发生了物权变动为由确认该房屋的所有权归第三人黄玲所有。《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本案诉争房屋涉及上诉人的丈夫黄某甲生前在同其他家庭成员家庭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和建房。黄某甲死后该房屋在未析产分配的情况下，其母张某某在未获得其他共有人的书面授权，擅自处分家庭共有物，其行为损害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在给第三人黄玲办理过户登记时也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损害上诉人作为共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为由否认上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有悖本案事实真相，现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安康铁路运输法院（2018）陕7101行初17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安康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安康市不动产登记局答辩称，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付远琴、黄伟与诉争房屋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为由，认为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错误。黄某丙有一儿一女，儿子黄某甲、女儿黄玲，黄某甲去世，黄某甲生前与黄某丙和本案上诉人共同建造、共同居住的房屋，安康市房地产业管理局涉嫌违法将房产证颁发给黄玲。上诉人付远琴是黄某甲之妻，黄伟是黄某甲之子，当然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安康市房地产业管理局办理房屋登记确实存在一定错误。安康市房地产业管理局1990年5月19日给黄某丙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房屋间数6间，层数2层，在安康市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申请表中记载房屋状况：间数貮间，总层数贰层，在2007年4月27日给黄玲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只记载总层数二层。所以安康市房地产业管理局办理房屋登记存在错误。综上，上诉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安康市房地产业管理局办理房屋登记行为存在错误，请法院依法审查，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第三人黄玲陈述称，一、生效判决已确定付远琴和黄伟对案涉房屋不存在权利、不发生建房出资，其与房屋权属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其对登记行为依法不具有起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关于房屋所有权争议及建房出资争议。案涉房屋建房款及登记，1984年黄某丙、张某某夫妇购买他人旧房，1986年拆旧建新，花费半生收入，当时长子黄某甲和次子黄某乙在外地生活，1990年登记的房产证权利人为黄某丙，2007年房屋转移登记至女儿黄玲。2012年付远琴及其子黄伟以黄玲为第三人提起确认房屋所有权纠纷案，经过二审终审判决结果为房屋所有权归黄玲，即确认了黄某甲、付远琴和黄伟均没有房屋权利。该案(2013)汉滨区XX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认定结论“对于该案原告付远琴提交的有关86年建房款1.2万元系丈夫黄某甲和黄某乙二兄弟出资的证人证言，因几次证言不一，不予确认。对于86年时黄某甲月工资49元，黄某乙月工资24元的单位证明予以确认”。就86年建房资金，二审在2015年9月8日开庭审理笔录第七页载明“法庭问黄某乙你当时出资没有？黄某乙回答没有，法庭问付远琴有无书面证据证实丈夫黄某甲出资？付远琴回答记得有账，没有其他证据”。对比可见，2018年本案原告付远琴、黄伟将以前诉讼生效判决确认过黄某甲、付远琴和黄伟没有房屋权利，不予确认黄某甲对建房出资的证人证言，作为主张提起行政诉讼的依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从2008年开始，黄玲起诉付远琴和黄伟腾房纠纷案，经过二审终审判决其腾离房屋、停止侵害。（2012）安汉民初字第01766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了2007年4月27日黄玲名下房屋所有权证的效力，该案被告付远琴对黄玲名下房产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案（2016）陕09民终449号的生效判决明确要求“付远琴、黄伟不得以房屋共有人为由妨碍房屋所有权人行使物权”。由此可见，本案原告起诉动机实为拖延腾房义务。本案一审法院作出驳回付远琴、黄伟起诉的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以便执行腾房民事判决。二、案涉2007房屋登记符合规定和当事人真实意愿。原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和建设部办公厅复函意见，故由黄玲申请登记合规，有向法庭提交的登记材料予以证实。1.黄玲提交盖有登记档案章的卖房契约、庭审笔录，能证实黄某丙到法庭陈述自愿订约将房屋转给女儿黄玲。2.2007年4月27日黄玲名下房屋所有权证中根本就不存在“房屋间数”栏目，而过程文件转移申请表填写三间或二间，又未影响房产证载面积的准确。不宜夸大到登记行为对或错。3.黄玲向登记部门提供的是卖方契约，而登记部门从未接收，黄玲从未提供的另一份手写件卖购房约据，不能作为评判登记真实性的依据，不发生提供和接收二份不同契约之事实。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付远琴、黄伟以其对案涉房屋享有共有份额为由认为不动产登记局向黄玲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付远琴、黄伟提起本案诉讼应当与被诉房屋登记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关于案涉房屋的产权归属问题，在付远琴、黄伟与黄玲确权纠纷案中，人民法院根据本案被诉房屋所有权证认定涉案房屋归黄玲所有。原审法院认为“生效民事裁判文书的房屋所有权归属系根据有争议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确认，故是否具有房屋所有权证不能作为判定原告主体资格的要件”的认定正确。黄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依据是与其母亲张某某签订的《卖房契约》，本案上诉人付远琴之夫、上诉人黄伟之父黄某甲与案涉房产现登记所有人黄玲同系房屋建造者（或者共同建造者）黄某丙的直系子女，现黄某甲已去世，其家庭共同财产并未析产，该房屋的所有权不明晰，二上诉人对黄玲与其母张某某所签订《卖房契约》的效力一直存在争议。但截止目前为止，却未提起相应的诉讼对该契约的效力进行确认。由于本案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至今未得到司法程序的确认与处理。因此，本案上诉人与案涉房屋之间是否具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尚无法在行政案件中确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的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柴苗   审判员 衡飞玲   审判员 魏国庆     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慧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