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67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力优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北部工业城。法定代表人：方沛明。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负责人：冯伯仲，该分行行长。一审第三人：东莞市广大制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新联村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方沛明。再审申请人广东力优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优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东莞分行）及一审第三人东莞市广大制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大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9民终2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力优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力优公司提供的Ι8.1、Ι8.2、Ι8.3、Ι8.4（广大公司、力优公司财务顾问费用明细等）已充分证明中行东莞分行在双方当事人发生金融借款业务期间，每年按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向力优公司收取所谓“财务顾问费”，该证据充分证明所谓“财务顾问协议”源于金融借款业务，金融借款业务与中行东莞分行扣划“财务顾问费”在时间上、计算基数上、计算方式上均对应，中行东莞分行扣划的“财务顾问费”是一种“以贷收费”行为。2.两份2015年的《金融市场业务咨询顾问服务协议》的签订主体是中行广东省分行，并非中行东莞分行，原审对两协议的主体认定错误，中行东莞分行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就该两份协议扣划力优公司款项。3.《常年财务顾问协议》（编号：GCW476790120130068）有两个版本，经比对，其关键标的“服务分类和服务内容、服务提交方式、签署时间”等主要内容均不一致，二审对此没有任何释明。4.原审没有对力优公司提交的证据十四（即中行东莞分行的《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进行质证、认证。根据力优公司原审证据十四和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函》、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意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东莞监管分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意见》，中行东莞分行是商业银行，没有从事“企业财务顾问”的经营范围及经营资质。5.原判决认定中行东莞分行已履行了案涉服务合同的相关义务是没有证据的，原审法院根本不知道案涉协议的标的是什么。6.中行东莞分行共扣划力优公司九笔款项，中行东莞分行举证五份协议抗辩以对应其中五笔。暂不论该五份协议的有效性，原审没有对另外四笔扣划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是明显的判决过失。二、原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中行东莞分行系银行业金融机构，案涉协议源于集团授信业务，根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原判决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根据该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中行东莞分行的经营范围有严格限定，中行东莞分行不具备“财务顾问”类别的经营范围、经营资质，且其需接受银行业监督机构监管，人民银行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中国银监会制定的《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对中行东莞分行有法律上的约束力。2.中行东莞分行扣划的九笔款项是典型的“以贷收费”行为，原银监会已明文禁止。因此，相关财务顾问协议显然无效，且不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3.中行东莞分行不是2015年２月两份《金融市场业务咨询顾问服务协议》的签订主体，其没有任何理由扣划力优公司225000元。4.无效协议不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是中行东莞分行对力优公司的持续性侵权，其侵权行为始于2009年2月24日，结束于2015年5月22日，力优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向中行东莞分行主张权利，没有超出诉讼时效。综上，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中行东莞分行向力优公司退还咨询服务费1224500元及损失。中行东莞分行提交意见称，一、力优公司主张中行东莞分行扣划案涉九笔咨询服务费属于“以贷收费”毫无事实依据。中行东莞分行扣划案涉九笔咨询服务费是基于双方之间独立存在的咨询服务合同关系而扣划，该扣划行为与双方之间另外存在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无关。力优公司提交的《中国银行分户账》、中行东莞分行提交的《服务费收取情况统计表》及双方均提交的相关服务协议，均证实了案涉九笔款项的前七笔为财务顾问费，后两笔为金融市场业务咨询费，且均是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的约定而收取。客观上，案涉九笔服务费与双方当事人及一审第三人广大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根本不能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二者并无关联性。中行东莞分行与广大公司之间有金融借款十六笔，与力优公司之间有金融借款十四笔，而案涉服务费只有九笔，二者数量明显不一致。中行东莞分行收取最后一笔服务费的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但中行东莞分行向力优公司发放最后一笔贷款的时间为2017年3月31日，时间上明显不一致。力优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Ι8.1、Ι8.2、Ι8.3、Ι8.4（广大公司、力优公司财务顾问费用明细等）所涉及的邮件的发件人均不是服务协议约定的中行东莞分行顾问团队成员，发件人没有权利与力优公司或广大公司就顾问费进行商讨，且邮件的内容存在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双方的服务协议应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的内容为准。二、第八、第九两笔扣划款项虽是以中行广东省分行名义签订的《金融市场业务咨询顾问服务协议》为扣划的合同依据，但协议所附顾问团队成员均为中行东莞分行工作人员，服务协议实际由中行东莞分行履行，力优公司明知、认可且在本案纠纷发生前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只是中行下属各分支机构之间的工作安排，符合《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办法》的规定，并无不妥，也不会影响力优公司和广大公司的权利义务。三、《常年财务顾问协议》（编号：GCW476790120130068）存在两个略有不同的版本，只能证明双方对合同内容进行过多次协商及变更，不影响相应合同的效力，应以时间在后并经双方盖章确认的协议的内容为准。四、中行东莞分行向力优公司和广大公司提供案涉咨询服务，完全符合《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办法》的规定，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经营范围。根据力优公司提交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函》可知，中行法定经营范围包括“……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而案涉咨询服务属于中行“咨询”经营的范围。根据力优公司提交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东莞监管分局作出的两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意见》也可知，中行东莞分行作为中行的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为其上级行在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相关业务，其中当然包括“咨询”业务。五、中行东莞分行已依约向力优公司和广大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九份服务协议的服务期限均为一年，如果中行东莞分行未提供服务或力优公司、广大公司对中行东莞分行的服务不满意，力优公司或广大公司不可能长期不提出异议且继续签订相关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虽然中行东莞分行因保管原因暂时未能提供第一、四、五、六笔款项扣划的协议，但提供的另外五份协议已能印证双方确实就每笔款项均会签订服务协议。而事实上，在一审起诉前，力优公司或广大公司均未对中行东莞分行提供的服务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力优公司对签订服务协议的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一审时先否定签订过服务协议，后又自行提供出部分服务协议，在庭审陈述中又称签订过许多空白的服务协议。六、案涉《常年财务顾问协议》《金融市场业务咨询顾问服务协议》《财务顾问协议》等合同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法有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为部门规章，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七、本案是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力优公司主张退还的前七笔咨询服务费，均已过了法定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力优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再审申请审查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对再审申请人力优公司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力优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主张案涉合同无效，主张中行东莞分行收取的财务顾问费是以贷收费，案涉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行东莞分行于2009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间收取了案涉九笔费用,一审期间,力优公司提供了证据Ι8.1、Ι8.2、Ι8.3、Ι8.4（电子邮件截图、广大公司与力优公司财务顾问费用明细）,称这些证据是中行东莞分行工作人员分别于2013年9月25日、2014年10月8日向力优公司发的电子邮件，拟证明案涉财务顾问费与力优公司、广大公司的存量贷款额关联，按贷款额比例收取。中行东莞分行对此不予确认，称其扣划的九笔费用是基于双方的咨询服务合同，与借款合同无关，扣划费用的笔数与借款的笔数在数量上明显不一致，在时间上也不一致。二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认为力优公司、广大公司向中行东莞分行支付的案涉九笔费用与中行东莞分行的金融借款合同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力优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中行东莞分行通过贷款向其收取咨询服务费用，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并无不当。力优公司二审主张案涉协议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中国银监会《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的规定，因上述规定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二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亦无不当。力优公司再审申请称根据其原审提交的证据十四和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可证明中行东莞分行不具备“企业财务顾问”类别的经营范围、经营资质，案涉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二款“商业银行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经营范围由商业银行章程规定，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中行东莞分行称力优公司提交的新证据表明中行法定经营范围包括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而案涉咨询服务即属于“咨询”的经营范围，中行东莞分行作为中行的分支机构，其经营范围为上级行在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相关业务，其中当然包括“咨询”业务。因力优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中行东莞分行签署案涉协议超出了其经营范围，故力优公司主张案涉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不足，其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综上，二审判决认为案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是服务合同纠纷，如上所述，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因此，二审判决根据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费用扣划的时间、力优公司主张权利的时间等情况，认定力优公司诉请中行东莞分行返还第一笔至第七笔费用已过诉讼时效，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关于案涉协议签订主体和版本的问题。力优公司再审申请称两份2015年《金融市场业务咨询顾问服务协议》的签订主体是中行广东省分行，并非中行东莞分行，原审对两协议的主体认定错误。在中行广东分行和中行东莞分行均是中行总行在广东省的分支机构，中行东莞分行已基于上述协议扣划费用、提供服务且力优公司在本案纠纷发生前一直未就主体问题提出异议、案涉协议双方均已履行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为中行东莞分行是案涉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并无不当。此外，在中行东莞分行扣划的费用与协议的约定一致、提供的服务亦在协议约定的范围内的情况下，力优公司以《常年财务顾问协议》（编号：GCW476790120130068）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为由主张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关于中行东莞分行应否向力优公司返还相关费用的问题。二审法院基于中行东莞分行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力优公司在多年的合同期限内均未对中行东莞分行的咨询服务提出异议，认定中行东莞分行已履行了案涉服务合同的相关义务，对力优公司诉请中行东莞分行返还相关咨询服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力优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力优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永明审判员  谭 甄审判员  何曲伟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艾荣书记员方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