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11民初7489号 原告（反诉被告）：吴某1，女，1960年5月2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威远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职工，住武汉市洪山区。 原告（反诉被告）：吴某2，女，197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威远县人，武汉迈力特通信有限公司文员，住。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立新，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反诉原告）：吴某3，男，1966年5月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威远县人，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职工，住武汉市汉阳区。 被告（反诉原告）:吴某4，男，1990年8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威远县人，三合集团施工员，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丹，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原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被告）吴某3、吴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被告吴某3申请追加被告吴某4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立新与两被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徐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登记在被继承人吴某5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桂子山西村8栋二单元4-1号房屋（以下简称桂子山4-1号房屋）和姚玉明名下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珈雅苑（一期）9-12栋12-1单元5层503号房屋的2/3份额由原告共同继承（吴某1、吴某2各占33.3%）,并要求被告吴某3协助办理房屋产权人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登记在被继承人吴某5名下桂子山4-1号房屋一套的2/3份额由原告共同继承(吴某1、吴某2各占33.3%),并要求被告吴某3协助办理房屋产权人变更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姚玉明系原、被告母亲,其于2015年1月26日去世后，遗产未做分割。被继承人吴某5系原、被告父亲，其于2018年4月9日去世。两被继承人生前住在桂子山4-1号房屋，二人生育三个子女，即吴某1、吴某3、吴某2。吴某3在吴某5生前将两被继承人名下房屋权证（或备案合同）及身份证等原件和工资卡拿走，吴某5多次催要吴某3归还上述证件，直到吴某5去世，吴某3亦未归还。对于被继承人留有桂子山4-1号房屋及其他遗产，被继承人未立遗嘱，故原告有权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上述遗产。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两被告辩称：一、2017年12月31日，吴某5通过两个见证人，留有遗嘱一份，并进行了视频录像。遗嘱载明，吴某5个人所有的桂子山4-1号房屋份额及继承的份额，在吴某5去世后，全部归吴某4所有。该遗嘱系吴某5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要件符合继承法中关于遗嘱的规定，在吴某5去世后，两被告也一直居住和使用该房屋，所以吴某5所享有的房屋份额和其继承的房屋份额，应按照吴某5意思表示来继承分割，由吴某4继承该房屋的5/8份额。二、姚玉明去世时未留下遗嘱，其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来分割，吴某3、吴某1、吴某2各继承1/4份额，即桂子山4-1号房屋的1/8份额。三、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声明书所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1、只能从声明书内容中得知声明人是吴某5，但是根本无法识别其签字。且该声明出具时间是2018年4月1日，距吴某5去世仅隔8天，但实际上自2018年2月起，吴某5身体状况开始恶化，无法正常与人沟通，更无法作出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故该声明书不可能是吴某5真实意思表示。2、授权委托书中提及，吴某3拿走了珞珈雅苑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客观事实是，当时该房屋并未办理任何产权证明，只有购房合同，吴某5对此也知道，其根本不可能授权原告拿回上述证件，故该授权不具备任何证据和法律效力。3、声明书中提及，吴某3拿走了吴某5工资卡（实际是存折），不给其支付医疗费，并想占有该资金，但客观事实是，吴某5每月退休金只有5000元左右，基本上只够支付生活费和护工工资，吴某5治疗所花的医疗费，除不能报销的部分，超出的医疗费110000元基本均由吴某3独自承担。4、声明书中提及，姚玉明名下珞珈雅苑房产证被吴某3拿走，也与客观事实不符。5、声明书中提及，吴某5在2018年4月1日之前向吴某3作出的关于房屋的承诺全部作废，但客观事实是，吴某5之前并未就其名下房屋向吴某3作出任何承诺。吴某5在遗嘱中，将其所享有桂子山4-1号房屋全部份额均留给吴某4，不存在声明给吴某3作出的承诺作废的可能。因此，吴某5不可能出具上述虚假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声明书，上述证据材料不仅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也不具备法律效力，桂子山4-1号房屋是两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吴某5的部分应按其遗嘱来继承。四、两被告长期与两被继承人住在一起，并照顾两被继承人，还垫付了吴某5住院医疗费不能报销的部分约110000元，吴某3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故被继承人将其遗产留给吴某4完全有事实和情理依据。 两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吴某5所享有的桂子山4-1号房屋的5/8份额由吴某4继承。2、反诉的诉讼费由两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吴某5系吴某4祖父，系吴某3、吴某1、吴某2父亲。吴某5于2018年4月9日去世时留有桂子山4-1号房屋一套，该房屋系吴某5与姚玉明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玉明于2015年1月26日去世，未留有遗嘱，则吴某5对该房屋拥有1/2个人份额以及1/8法定继承份额，共计5/8份额。吴某5去世后，其留有的遗嘱确定将该5/8份额遗赠给吴某4。该遗嘱系吴某5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均应遵守履行。现两原告拒绝按遗嘱执行，甚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为此，两被告向法院提起反诉，望判如所请。 两原告辩称：一、代书遗嘱不符合形式要件，没有法律效力。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并由代书人和被继承人签名。1、从视频来看，只有一个见证人。2、从视频来看，无人在现场代书，且代书内容与代书人签名笔迹不一致。3、被继承人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从原告举证的授权委托书中可以看出，被继承人在2018年2月3日、4月1日均可以自行书写其名字，不需要他人代书。4、根据继承法规定，被告提出的见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见证人凃某系吴某3中学同学，不能作为见证人。二、吴某4与吴某5系遗赠关系，吴某4到期没有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即视为放弃，即使有表示也超过了两个月期限。 一、两原告提交的证据 1、户口簿、干部履历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吴某5与姚玉明系夫妻关系，生育三子女，即吴某1、吴某3、吴某2。姚玉明和吴某5分别于2015年1月26日和2018年4月9日先后去世，户籍已注销。 2、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单复印件1份，证明吴某5名下有桂子山4-1号房屋一套。 两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 3、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声明书、视频资料复印件各1份，证明吴某3将吴某5的房产证、身份证等原件拿走，经催要拒不归还。吴某5很痛心，特委托原告向被告追讨，且声明姚玉明就其名下房屋未留有遗嘱，对于以前是否向被告出具过书面性承诺亦不确定，表示如有则全部作废，以后再做安排。两被告质证意见：对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声明书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提出异议，三份书证均为打印件，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吴某5并不知晓以上内容，这是在吴某5弥留之际所做。三份书证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4、关于两原告赡养父母情况的说明（证人邓某、陈某1、陈某2）、吴某3居住证明的情况说明、证明、出院记录复印件各1份，证明两原告对两被继承人都尽到了赡养义务，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道华师大社区居委会在证明上加盖公章只是证明吴某3曾在社区居住过，不能证明其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被告提出的证人和吴某5生前所在单位医院证明原告也尽到了较多赡养义务，原告手中掌握吴某5看病治疗的大量凭证，不存在被告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一说。两被告质证意见：对居住证明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该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都能说明被告及其家人与吴某5共同居住在该社区，被告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被告既然和两被继承人共同居住，不是被告照顾，是谁在照顾呢。对医院病历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补充说明一点，医院报销手续确实是原告办理，但除报销外的其他费用全部是被告垫付。 二、两被告提交的证据 1、刷卡记录、收款明细单、POS单、票据复印件各1份，发票、慈孝殡仪服务公司收据复印件各2份。证明被告为吴某5办理丧葬、殡仪、宴请宾客花费共计11545元。两原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吴某5去世，有很多亲朋来送。根据中国传统，一般由儿子安排，所收到的礼金全部由吴某3管理，其收到的礼金远大于支出的费用。 2、身份证、公证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吴某3系两被继承人婚生子，吴某4系两被继承人孙子。两原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 3、遗嘱复印件、光盘各1份、证人证言复印件2份，证明吴某5于2017年12月31日留有遗嘱，按其个人真实意愿，将其享有的桂子山4-1号房屋全部份额遗赠给吴某4。两原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提出异议，代书遗嘱必须符合形式要件，否则遗嘱无效，不能证明被告的诉求。 4、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道华师大社区居委会证明人邓某、叶滋中证明、2016年4月武汉市东湖医院医患沟通记录单、2017年武汉市东湖医院出院记录、2018年4月武汉市东湖医院医患沟通记录单、沟通谈话记录、病危（重）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两被继承人的生活、医疗均由被告负责，被告对两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分割遗产时应当予以多分。两原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居委会已经出具相关证明，只能说明被告与两被继承人共同居住，不能证明被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仅从看病单据来看，也不能证明被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 5、2018年5月吴某3与两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组，证明吴某4于2018年5月通过吴某3以微信形式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吴某4也实际居住并使用桂子山4-1号房屋，未过接受遗赠的时间。两原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遗赠需要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吴某4通过吴某3与原告沟通，不能说明是吴某4真实意思表示。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吴某5、姚玉明系夫妻关系，原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吴某3系二人的婚生子女，被告吴某4系吴某3婚生子。吴某5、姚玉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桂子山4-1号房屋一套，登记在吴某5名下，建筑面积107.5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省2010001310，系房改售房，吴某5个人产权比例占100%。姚玉明于2015年1月26日因病去世，其遗产未作处理。吴某3提交2017年12月31日“遗嘱”一份，内容为：“我死后，桂子山4-1号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全部归孙子吴某4所有”。被告称其内容系凃某书写，两原告对此予以否认。在立遗嘱人“吴某5”签名栏吴某3自认由其代签，吴某5留有手印。代书人凃某、见证人李某均签名。吴某1、吴某2提交2018年2月3日“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委托人欲收回被吴某3拿走占有的委托人及已故老伴姚玉明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2018年4月1日“委托书”一份，内容为：“……特委托我的两个女儿，代我一起起诉吴某3……”。；2018年4月1日“声明书”一份，内容为：“……现在我声明给儿子有关房屋方面的书面文字等全部作废，以后再作安排”。上述三份材料经视频显示均由吴某5躺在病床上签名并摁手印。2018年4月9日吴某5因病去世后，原、被告多次就继承事宜协商未果。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请如前。被告应诉后认为因吴某5生前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遗嘱处理，并提起反诉。 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对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其一，双方提交的视频资料均显示，吴某5在当时生活不能自理，原、被告均未提交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其二，被告提交的“遗嘱”系吴某3代签，非吴某5本人签名，该“遗嘱”存有瑕疵，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因此，两原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和“声明书”三份书面材料、被告提交的“遗嘱”一份书面材料，本院均不予采信。对被继承人留有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办理，即被继承人姚玉明、吴某5留有的遗产位于桂子山4-1号房屋一套，吴某1、吴某2与吴某3作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各享有1/3继承份额。两原告对此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对此提出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要求多分遗产，两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吴某5有医保、退休金，被告亦未提交吴某5节余资金明细，因此被告提交用于证明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两原告未提交完成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权属证据，故其提出要求吴某3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反诉原告）吴某3对被继承人吴韫山、姚玉明留有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二、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桂子山西村******房屋**，原告（反诉被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反诉原告）吴某3各享有1/3的份额。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吴某1、吴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吴某3、吴某4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9187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反诉原告）吴某3各负担6395.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18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吴某3与吴某4各负担959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晓敏 人民陪审员  刘吉文 人民陪审员  陈德平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于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