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4民初2645号原告：夏争鸣，女，汉族，1966年6月27日出生，湖北武汉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原告：李选翼，男，汉族，1936年11月15日出生，湖北武汉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上述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夏天，系李某之子，男，汉族，1993年9月11日出生，武汉市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五路******（特别授权）。原告：李夏天，男，汉族，1993年9月11日出生，武汉市人，居民身份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div>被告：王红斌，男，汉族，1963年2月11日出生，武汉市人，居民身份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均，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朱俊杰，男，汉族，1979年10月10日出生，湖北随州人，居民身份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div>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诉被告王红斌、朱俊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程庆元独任审判，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争鸣、李选翼委托诉讼代理人即原告李夏天，被告王红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均到庭参与诉讼。本案被告朱俊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因等待被告王红斌的刑事判决，故扣除审限90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诉称，2018年10月6日22时许，被告王红斌驾驶四轮电动车顺古田四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古田四路280号雅丰园小区附近时，车内乘员李某跌落至路面受伤，李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认定被告王红斌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四轮电动车法定登记车主为被告朱俊杰，被告王红斌及被告朱俊杰根据法律规定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54,299.9元，后变更为807,948.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王红斌辩称：我方不应当就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我方行为的定性。本案中，我方实施的行为是：驾驶车辆实施道路交通行为过程中导致原告亲属李某受伤并最终死亡。对此，我方的行为可以依法定性如下：1、我方的行为与李某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其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侵权行为要件。2、我方是受雇于朱俊杰，担任朱俊杰所属的、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驾驶员，因此，我方实施的前述行为系“职务行为”。对此，有《事故认定书》、我方与朱俊杰的通讯记录等、各方陈述等可以确认，依法应当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还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确定以下两点：（1）无论何种情形，朱俊杰作为雇主，其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该责任是第一位的。（2）只有因雇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对雇主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之所以这样安排各方权利义务，旨在平衡各方权利义务。很显然，雇主作为雇员行为的受益者，当然得就雇员行为承担责任；除非雇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二、我方对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不具有重大过失。基于前述分析，我方最大的责任就是对雇主朱俊杰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且我方承担该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我方对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显然，本案没有关于我方故意造成损害的故意和与之相关的争议。因此，我们重点论述我方对损害的发生也不具备“重大过失”。1、重大过失的认定首先，广泛的司法实务已经明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的责任和民法上的重大过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包括对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发生的处理、法律的规制等因素确定的责任分配；后者是对引发民事责任的行为人主观态度的判断。比如，法律规制“逃逸”的负事故全部责任，旨在促使当事人不要逃逸，保护现场；但逃逸属于侵权行为的事后行为，当然不能证明事前的、行为人对事故发生的具有重大过失。本案中，正是这种情形的体现。我方被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是因为法律规定“逃逸负事故全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方对事故的发生是何种主观的心态并不能直接确定。法理上，不能用“事后的（逃逸）”去证明“事前的（心态）”具有重大过失。因此，不能将责任和过失混为一谈。尤其是事故一方实际上包含了司机和车主的混合责任，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司机的单独责任。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本案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我方负全责，不能成为其属于重大过失的依据。2、我方对事故的发生不具有重大过失在交通事故具体个案中，判断司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从损害结果的可预见性、损害结果是否具有可避免性，即雇员是否具有从事所属职业的专业技能、是否具有年龄层所应有的认识能力、是否存在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是否存在不听劝阻的情形等方面综合进行判断。客观地、公平合理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本案的全部情况，我们可以得出本节的结论。翔实阐述如下：（1）本案事故发生于，李某下车的瞬间跌倒受伤，或因为车辆未停稳，或因车辆停稳而李某未站稳，或因李某下车后突发性的生理、病理反映（如常见的人久蹲突然站起头晕、下车腿麻等）等原因。具体原因我们已无法考证，但无论因为何种原因，甚至既便是车辆未停稳下车所致，也不能表明驾驶员的行为符合“重大过失”的情形。实务中常见的案例如：乘客正下车时，公交车起步导致乘客摔倒，并不能认定驾驶员具有重大过失而承担责任的情形。因此，对于事故发生那一瞬间的彼时彼刻，既便如长期、专业从事城市公交客运的司机来说，也并不能完全避免的情形，对于我方来说，当然也不符合重大过失。更深一步的分析，既便是车辆未停稳的原因，对于事故发生瞬间之间的受害人而言，必然也是内心确认是安全的情况下，才实施下车动作的。即：在李某实施下车这一动作的瞬间，驾驶员王红斌、乘客李某双方均在主观上确认是安全的、可以实施下车动作的。而事后证明，这一下车动作不安全，在此种情况下，显然不能单独认定驾驶员对此具有重大过失。至此，也表明在实施下车动作时，双方都没有预见到损害结果的发生；正好相反，双方都认为不会发生损害。（2）及至损害已经发生，我方也没有认识到损害已经发生；相反，他认为没有大事，而驾驶车继续向前行驶。这同样是表明，驾驶员没有预见到损害发生。在我方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损害客观发生了。法理上，不能以客观结果去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对损害发生具有“重大过失”。（3）事故发生后，我方对于李某死亡结果也缺乏可预见性。由于我方对事故及损害预见性的缺乏，离开了现场；那么，王红斌对死亡后果是否具备合理的预见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具体表现在：a．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客观上有停车、起步的过程，彼时车辆速度极慢，不同于车辆高速行进过程中强大的势能、碾压致人损伤；而属于位移导致人站立不稳摔倒的情形。相信包括受害人在内接触本案的所有人，都会感到意外的是“不应该呀，这样的情形不应该导致重度颅脑损伤、多发肋骨骨折并发重症肺部感染”。像这样的情形，显然作为驾驶员的王红斌在其驾驶车辆继续前行的时候是无法预见的。b.事故（损害）发生后，李某被送医救治达10天后死亡。已经确认的是死亡与事故有关，但很难说死亡与“逃逸”有较大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认的是：我方对于事故的发生、损伤的严重程度、死亡后果的出现，均不具备合理的预见性。交通事故的发生、死亡结果的出现，对于各方是意外。（4）我方的驾驶行为本身，并没有重大的、严重的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情形。a.倘若我方在高速行驶过程中，让乘客跳车，这显然属于严重违规；本案并非此类情形。b.事故发生后，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属于严重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但该法定义务的价值取向是引导驾驶员保护现场；况且驾驶车辆离开现场，是事故发生后的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其之前对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失。（5）根据法庭的了解，事故发生后，我方可能存在其他乘客告知有人摔倒的情况下驾驶车辆继续前行的情形，但该情形仍然不足以认定我方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理由是：a.其他乘客告知的内容也仅限于“好像有人摔倒了”，而此消息之于驾驶员而言，并不产生“对事故发生合理预见”和“对损害后果合理预见”的影响。b.我方在被告知“好像有人摔倒”时，内心的确认是“摔倒了，爬起来就是了”的判断，而之于“摔倒了，造成了严重颅脑损伤”的判断决然没有的。相信那告知我方的人也没有“摔倒了，造成了严重颅脑损伤”的判断和预见。c.同上，我方被告知“好像有人摔倒了”仍然是事故发生后的事。倘若，李某实施下车动作时，其他人告知说“不能这样下车，这样很危险”时，我方和李某均坚持下车，那么王红斌当然具有重大过失。而本案这种情形下，显然不适合认定王红斌对事故（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王红斌就原告的损害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朱俊杰未到庭答辩。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死者李某母亲陈组珍死亡证明，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以及除原告外，死者李某没有其他继承人。证据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明事故的发生及责任，王红斌负事故全部责任。证据三、原告病历资料、医疗费票据，证明原告抢救期间产生抢救费21568.4元，抢救住院时间10天。证据四、死亡证明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户口注销证明、尸检报告，证明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李某死亡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王红斌对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出示的证据一请法院核实；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1、该事故认定书并没有使用逃逸的概念，而是使用驾驶事故车辆驶离现场，驶离现场和逃逸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2、受害人李某事故发生后得到了送医救治，并住院治疗10天，因此，可以确认李某死亡的事实与交通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与王红斌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死亡是事故本身导致的，不是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导致的；对证据三、四没有异议。被告朱俊杰未到庭质证。被告王红斌为支持自己的抗辩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红斌主体资格。证据二、事故认定书，证明1事故车辆系朱俊杰所有和王红斌受雇于朱俊杰的事实；2、事故车辆未登记的事实，车辆非法经营的事实；3、车辆所有人未按照法律强制性要求购买交强险、商业险和承运人责任险的事实；4、受害人住院治疗10天，死亡与事故直接相关，但与逃逸无关的事实。证据三、微信群聊天截图、王红斌与朱俊杰个人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王红斌受雇于朱俊杰的事实。证据四、证人证言，证明王红斌受雇于朱俊杰的事实。证据五、逮捕通知书，证明王红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对被告王红斌出示的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此证明只能证明车辆所有人为朱俊杰，但无法证明王红斌受雇于朱俊杰的事实。对证据三、四真实性没有异议，因被告朱俊杰未到庭，无法核实。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被告朱俊杰未到庭质证。庭审后，被告朱俊杰到庭，经本庭调查，被告朱俊杰认可被告王红斌系其雇员，工资收入按出一天车100元支付。对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将结合庭审综合予以评判。本案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0月6日22时52分许，被告王红斌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益高牌四轮电动车（经鉴定为纯电动汽车）顺古田四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古田四路280号雅丰园小区附近时，车内乘员李某跌落至路面受伤，在有车内其他乘客提醒告知的情况下，被告王红斌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在，未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警，并驾驶事故四轮电动车驶离现场。事故发生后，李某被送往武汉市第四医院抢救治疗10天，产生抢救费21,568.4元。2018年10月17日，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朱俊杰支付赔偿款200,000元。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认定，被告王红斌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死者李某无责任。2018年10月19日，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武荆楚尸检字[2018]第1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李某的死亡符合交通事故致严重颅脑损伤并发重症肺部感染、感染性休克，最终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另查明，肇事车辆为被告朱俊杰所有，事故发生时，被告王红斌受雇于被告朱俊杰且系雇佣行为。再查明，死者李某，1965年9月19日出生，原告夏争鸣系李某妻子，原告李夏天系李某儿子，原告李选翼系李某父亲，除原告外，死者李某无其他继承人。死者李某系非农业户口。现原告因此事故请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元、办事人员误工费5,000元、办事人员住宿费5,000元、办事人员交通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5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500元、抢救费21,568.4元、上述金额共计807,948.9元。本院认为，被告王红斌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并抢救受伤人员迅速报警，且驾驶车辆离开现在，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已认定被告王红斌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规定，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因此事故造成李某死亡所产生损失应当得到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鄂，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由被告朱俊杰承担被告王红斌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关于被告王红斌的责任，本院认为，在此次事故中，被告王红斌不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赔偿责任由被告朱俊杰承担。结合鉴定结论及《2019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本院经审核后认定，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因此次交通事故所受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元、办事人员误工费3,000元、办事人员住宿费1,000元、办事人员交通费1,0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5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060元、抢救费21,568.4元、上述金额共计747,508.9元。其中，被告朱俊杰垫付200,000元。据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朱俊杰赔偿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人民币747,508.9元，已赔偿200,000元应予以扣除，故实际赔偿原告人民币547,508.9元。二、驳回原告夏争鸣、李选翼、李夏天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6元，由被告朱俊杰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付，被告朱俊杰在本判决生效后将此款支付给原告。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庆元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