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川0104执异150号 异议人（利害关系人）：成都宏盛百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王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崇云，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清云，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戴科君，男，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 被执行人：成都经百世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北路**。 法定代表人：孙顺良，总经理。 本院在执行戴科君与成都经百世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百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对成都宏盛百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百世公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的应收款予以了冻结，宏盛百世公司提出了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宏盛百世公司申请称，（2017）川0104执4155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该裁定书错误认定经百世公司对外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宏盛百世公司承担。（2018）川01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宏盛百世公司和经百世公司是委托关系，法律后果由宏盛百世公司承担，（2019）川民终182号民事判决书直接认定宏盛百世公司是案涉合同的主体，宏盛百世公司与成都鸿通百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通百世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与本案合同纠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案件，案件的基本事实、发生时间、当事人完全不同。（2018）川01民初1705号、（2019）川民终182号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宏盛百世公司与经百世公司之间权利义务混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中宏盛百世公司与经百世公司权利义务混同。宏盛百世公司和经百世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宏盛百世公司并不是本案一、二审的当事人，更不是本案的被执行人。在宏盛百世公司并未被追加或变更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2017）川0104执4155号之五执行裁定书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撤销（2017）川0104执4155号之五执行裁定书的执行措施。 宏盛百世公司提交的主要证据有：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民事判决书等。 本院经审查查明，2016年8月9日，本院受理了戴科君诉经百世公司、王荣合同纠纷一案，查明：2016年1月5日，戴科君与经百世公司签订《成都经百世酒店承包经营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约定戴科君承包经百世酒店事宜。2016年5月17日经百世公司与戴科君签订了《终止〈成都经百世酒店承包经营意向协议〉协议书》（以下简称《终止协议书》），约定经百世公司同意终止《意向协议》，签订《终止协议书》后，经百世公司在40个工作日退还戴科君的保证金200万元。后经百世公司未如期退还保证金，戴科遂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6）川0104民初63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经百世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戴科君保证金200万元并赔偿逾期退款损失；驳回戴科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后戴科君、经百世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民终97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10月23日，本院受理了戴科君申请执行经百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9月28日，本院作出（2017）川0104执415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6月12日，本院作出（2017）川0104执4155号之五执行裁定书，冻结宏盛百世公司在疾控中心的应收款1974324.4元（含执行费21924元）。 另查明，2018年5月11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鸿通百世公司、刘云飞、殷邦权诉宏盛百世公司、经百世公司、王荣、疾控中心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8）川01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2年9月6日，宏盛百世公司与疾控中心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管理成都市锦江区天仙桥北路12号项目。2016年12月11日，宏盛百世公司与经百世公司签订了《授权委托书》，载明宏盛百世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荣全权委托经百世公司和刘云飞、殷邦权签订《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2016年12月12日，经百世公司与刘云飞、殷邦权签订了《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宏盛百世公司与刘云飞于12月12日、12月25日分别签订了《〈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2017年1月16日，案涉物业交接完毕，刘云飞、殷邦权注册成立鸿通百世公司经营项目。在经营过程中，2018年3月12日，疾控中心向鸿通百世公司发出《告知函》，要求终止与宏盛百世公司的《合作经营合同》。该判决书认定：《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问题，鸿通百世公司、刘云飞、殷邦权陈述合同虽然系经百世公司签订，但是其受宏盛百世公司的委托签订，且履行过程中均是与宏盛百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荣进行联系。而宏盛百世公司、经百世公司认为经百世公司系租赁合同的相对方，相应权利义务由其单独享有和承担。对此认为，首先宏盛百世公司与疾控中心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获得了案涉物业的租赁经营权；其次，虽然经百世公司提供了其与宏盛百世公司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但是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在经百世公司与宏盛百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王荣的情况下，且经百世公司未提交其他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无法确定该份租赁合同是否真实履行。再次，经百世公司在签约时向刘云飞、殷邦权出具了其与宏盛百世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委托经百世公司与刘云飞、殷邦权签订《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刘云飞、殷邦权签约前清楚知道宏盛百世公司与经百世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如按照经百世公司的陈述，其与刘云飞、殷邦权签订案涉合同时无需出具委托书，而直接出示其与宏盛百世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即可自行作为出租主体，显然经百世公司认可其签约的代理关系。故《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委托人宏盛百世公司。经百世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约，其并非租赁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享有和承担着。该民事判决书判决宏盛百世公司返还鸿通百世酒店保证金、租金、未交付租金及相应利息、辞退员工损失等。 后鸿通百世酒店、宏盛百世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1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终182号判决书，认定：关于《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的合同主体问题，宏盛百世公司与疾控中心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获得了案涉物业的租赁经营权。经百世公司在签约时向刘云飞、殷邦权出具了其与宏盛百世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宏盛百世公司委托经百世公司与刘云飞、殷邦权签订《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2016年12月12日、2016年12月25日，宏盛百世公司和刘云飞签订《〈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宏盛百世公司向刘云飞发出《关于支付保证金账户的函》。宏盛百世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向各商家发出告知函，要求其自行与疾控中心协商。从种种事实看，案涉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宏盛百世公司。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认定宏盛百世公司是合同主体并无不当。宏盛百世公司上诉主张其向经百世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仅是同意转租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该民事判决书维持了（2018）川01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部分判项，对租金及利息等进行了调整。 本院认为，在鸿通百世公司、刘云飞、殷邦权与宏盛百世公司、经百世公司、王荣、疾控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中，（2018）川01民初1705号民事判决、（2019）川民终182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宏盛百世公司与疾控中心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获得了案涉物业的租赁经营权，经百世公司在与刘云飞、殷邦权签约时出具了其与宏盛百世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宏盛百世公司委托经百世公司与刘云飞、殷邦权签订《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委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认定宏盛百世公司与经百世公司之间是代理关系，故《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宏盛百世公司，宏盛百世公司是该合同主体。 在戴科君与经百世公司、王荣合同纠纷一案中，（2016）川0104民初6300号、（2017）川01民终9763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戴科君与经百世公司签订《意向协议》后，双方未就合作细节达成一致，遂签订《终止协议书》对双方发生合作后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该《终止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支持了戴科君要求经百世公司返还保证金及相应损失的请求。本院认为宏盛百世公司并非该案的诉讼当事人，也非该案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是因宏盛百世公司与经百世公司构成代理关系，故经百世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约，《成都百世酒店租赁经营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宏盛百世公司。（2017）川0104执4155号之五执行裁定书以生效法律文书已查明并确认的案件事实为由，确认宏盛百世公司、经百世公司在戴科君申请执行经百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权利义务混同，属于认定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中止（2017）川0104执4155号之五执行裁定书的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判长  甘菱铭 审判员  毕惠芳 审判员  马 琳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丁珏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