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16行终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爱英，女，198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委托代理人王保强、安伟，山东王保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新城二路东博城一路南。法定代表人刘振国，局长。委托代理人林令义，博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刘洪伟，山东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于朋建，男，196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泊头市。委托代理人张雪梅、柴艳茹，河北铭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爱英因与被上诉人博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博兴人社局），原审第三人于朋建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博兴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5行初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7日，第三人于朋建在博兴通利达厨房配件厂（以下简称通利达配件厂）上夜班（0：00-7：30）。凌晨1时30分，于朋建在铸造过程中被铁水烫伤右眼及胳膊。事故发生后，魏爱英的丈夫刘海光将于朋建送往博兴县人民医院就医。2017年4月5日转入天津市眼科医院继续治疗，现已治疗出院。2017年11月15日于朋建向被告博兴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立案后，于2017年11月20日向通利达配件厂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该厂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及答复意见。被告经调查取证后，认定于朋建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作出博人认定字[2017]第20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203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于朋建是因工受伤。另查明，通利达配件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2016年10月17日，投资人为魏爱英，2018年9月11日注销。2018年11月27日，魏爱英出具说明书，同意承受通利达配件厂注销后的诉讼权利义务。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博兴人社局具有作出涉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通利达配件厂在第一次开庭后注销了该企业。第三人于朋建的受伤时间以及被告工伤认定时间均在该厂注销之前，故通利达配件厂的注销行为不能影响涉诉工伤认定。通利达配件厂的投资人魏爱英愿意承担企业注销后的行政诉讼权利义务，魏爱英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原告投资的通利达配件厂系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个体独资企业，第三人于朋建是该配件厂的工作人员并在工作时因工作原因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伤情形，因此，被告博兴人社局作出于朋建是因工受伤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称其经营范围是厨房配件、不锈钢制品、生产销售，并不经营于朋建所从事的铸造工种，原告与于朋建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于朋建是为刘其春（系魏爱英丈夫的父亲）工作，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魏爱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魏爱英承担。上诉人魏爱英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博兴人社局作出的203号认定工伤决定。主要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经营的通利达配件厂虽办理了营业执照，但并未生产经营。上诉人经营的企业名称是山东通利达厨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厨房配件、不锈钢制品生产销售，并不经营原审第三人于朋建从事的铸造工种。事故发生的院子是由刘海光父亲刘其春经营，从事金属铸造生意，其中有金属融化的业务。在院子南边有金属融化设备，于朋建就是在此工作，并非其所述系通利达配件厂员工。案件事实为于朋建系刘其春雇用从事金属融化工作。事故发生后，因刘海光之父刘其春年迈，刘海光作为儿子参与处理于朋建受伤一事。2.被上诉人提交的证人于某1、于某2身份证复印件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于朋建与通利达配件厂具有劳动关系。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调查笔录仅有对证人于某1的调查笔录，而其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仅依据了证人于某2的书面证言，并未向证人调查核实。其次，证人于某1与于朋建系同村，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无证明力。被上诉人仅以一名与于朋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作为依据，不足以证明于朋建与通利达配件厂具有劳动关系。3.被上诉人以于朋建提交的电话录音及转账记录证实于朋建与通利达配件厂存在劳动关系过于片面。通利达配件厂的经营者系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刘海光与于朋建的电话录音作为依据并不能说明于朋建与通利达配件厂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说明是在该厂工作中受到伤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实体合法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在行政程序中，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并且行政部门有权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但不是说，只要用人单位举证不能，就一定要作出职工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即便用人单位举证不能，工伤认定决定的作出仍然要尊重客观事实，有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作出的203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博兴人社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通利达配件厂与原审第三人于朋建存在劳动关系，于朋建系因工受伤。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刘海光与于朋建的电话录音、转账记录、微信语音记录以及刘海光个人微信记录等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证实刘海光对其是通利达配件厂老板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就于朋建受伤医疗费等事宜进行协商。刘海光个人微信记录证实通利达配件厂从事节能生铁锅等金属铸造生意。上诉人主张其经营范围不包括于朋建从事的铸造工种，于朋建是为其父亲刘其春工作，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外，被上诉人对于朋建、于某1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及通利达配件厂老板刘海光和于朋建的电话录音、转账记录、微信语音记录与于朋建的住院病案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于朋建与通利达配件厂存在用工关系，以及于朋建在上夜班时被铁水烫伤右眼和胳膊的事实。于朋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2.上诉人未履行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与于朋建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在工伤认定程序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根据于朋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调查取得的证据认定于朋建为工伤合法。原审第三人于朋建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在通利达配件厂上班，该配件厂实际投资人为上诉人魏爱英，并非上诉人陈述的刘海光，经营范围中明确有不锈钢生产。且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被上诉人博兴人社局不仅依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还对有关事实依职权进行了现场调查取证，其作出的203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博兴人社局在一审中提交的原审第三人于朋建的住院病案、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上诉人魏爱英的丈夫刘海光与于朋建的电话录音、转账记录以及刘海光的微信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审第三人于朋建与上诉人魏爱英投资的通利达配件厂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3月27日于朋建在通利达配件厂上夜班工作过程中被铁水烫伤右眼和胳膊的事实。于朋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上诉人魏爱英主张于朋建与通利达配件厂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在工伤认定程序及一审审理中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博兴人社局根据于朋建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作出203号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203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魏爱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魏爱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长青审判员  牛淑华审判员  庞 辉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戚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