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102民初11218号 原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 负责人：林振。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李力，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华森心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森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广福大道**行政中心****楼16-12/div> 法定代表人：白玫。 原告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诉被告华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李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华森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906386元（含退货款525100元及返利款381286元）；2、判令被告自2018年9月12日起以90638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至上述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截止2019年5月6日，资金占用费暂计25956.63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以前，原、被告是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由原告向被告购买终端产品，2018年4月以后，双方未再发生新的业务往来，经双方结算，被告剩余906386元货款（包括返利款381286元、退货款525100元）未返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未支付，原告遂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 被告华森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1月，原告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买方）与被告华森公司（卖方）签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一般货物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主要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华森_LT999高配版产品，数量按需订采，单价为355元；货物按每次实际采购数量及金额进行结算；卖方针对买方的销售方式为采购销售，货到，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付款……本合同所称之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诉讼或者仲裁费以及合理的调查费、律师费等相关法律费用”。同年12月，双方再次签订《采购合同》，主要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华森_LT511（1+8G），数量30000，单价350元、华森_LT511（2+16G），数量20000，单价420元，总价合计18900000元；货物按照每次实际采购数量及金额进行结算，商业返利：华森_LT511（1+8G）提货每台即反20元，华森_LT511（2+16G）提货每台即返45元；卖方针对买方的销售方式为采购销售，货到入库后，收到供应商开发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后付款……本合同所称之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诉讼或者仲裁费以及合理的调查费、律师费等相关法律费用”。双方于当月还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华森_LT566（1+8G），数量50000，单价299元、华森_LT566（1+16G），数量50000，单价335元、华森_LT566（2+16G），数量50000，单价398元，总价合计51600000元；货物按照每次实际采购数量及金额进行结算，商业返利：华森_LT566（1+8G）提货每台即返19元，华森_LT566（1+16G）提货每台即返40元；华森_LT566（2+16G）提货每台即返48元，卖方针对买方的销售方式为采购销售，货到入库后，收到供应商开发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后付款……本合同所称之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诉讼或者仲裁费以及合理的调查费、律师费等相关法律费用”。2017年3月10日，华森公司向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出具《调价函》，对给予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代理的两款产品LT999（1+8）、LT999（2+16）作价格调整，并对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截止2017年3月9日LT999（1+8）、LT999（2+16）库存一并进行调整，调整价格如下：LT999（1+8G）原进货价：275元/台，调整后进货价：250元/台；LT999（2+16G）原进货价：355元/台，调整后进货价：339元/台。《调价函》同时还注明此次价格调整自2017年3月10日生效，产生的价差只能用于以后进货冲抵。同年5月5日，华森公司向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出具《调价函》，对给予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代理的产品LT999（1+8）作价格调整，并对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截止2017年5月5日LT999（1+8）库存一并进行调整，LT999（1+8G）原进货价：250元/台，调整后进货价：242元/台；该《调价函》也注明此次价格调整自2017年5月5日生效，产生的差价只能用于以后进货冲抵。2018年6月25日，华森公司签收了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邮寄的华森LT566共计641台，华森LT511共计802台。同年9月10日，华森公司向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开具了金额为-5251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后华森公司（甲方）与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乙方）签订《退货协议》，主要约定：“甲方从乙方采购华森手机在贵州省内市场销售，因市场发展原因，甲方前期购进的货品因竞争激励，导致库存积压，本着合作双赢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接收甲方退货，并出具证明，合计退货金额525100元，具体为华森LT566（2+16G）641台，退货单价350元，退货金额224350元；华森LT511（2+16G）802台，退货单价375元，退货金额300750元；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甲方执本证明前往当地国家税务局办理《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并将原件寄给乙方，乙方将给甲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红字发票；本协议有效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同年9月12日，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向华森公司发函，要求华森公司将返利金额382686元、退货款金额525100元退回至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账户。同年10月8日，华森公司向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发函称：“因公司进行尽职调查阶段，目前账户暂时不能付款，预计将在11月恢复付款”等。2019年1月9日，华森公司（甲方）与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乙方）签订《产品销售折扣折让协议》，主要约定：“根据华森LT999返利政策，甲乙双方通过开具红票进行抵扣，此次折让含税金额为381286元，涉及产品明细为华森LT999，单价33元，数量11553，返利金额381249元；华森LT999，单价37元，数量1，返利37元；甲方通过税票直接将返利抵扣给乙方；甲方通过红票的方式，供乙方直接抵提货款，乙方在收到甲方开具的手机销售折让发票记账联后方可做账，乙方不得单方面凭本协议进行账务处理”。后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称华森公司未向其支付退货款及返利款，遂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 以上事实，有原告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调价函、产品销售折扣折让协议、退货协议、物流运单、发票抵扣联、函、关于暂停付款的函告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核实。 本院认为：原告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向被告华森公司购买华森LT999、华森LT566（1+8G）、华森LT566（1+16G）、华森LT566（2+16G）产品并签订三份《采购合同》后，华森公司下调了华森LT999产品的价格，并签收了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退还的华森LT566产品641台、华森LT511产品802台。现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主张华森公司支付因华森LT999产品价格下调所产生的返利款及华森LT566、华森LT511产品退货款，其提交的《产品销售折扣折让协议》及《退货协议》分别载明：“华森公司通过税票将华森LT999产品返利款合计381286元以红票的方式供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抵提货款”、“森心公司接收的华森LT566产品、华森LT511产品退货总金额为525100元”，现在华森公司未到庭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华森公司应当将返利款381286元支付给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亦应将退货款525100元支付给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主张华森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在性质上属于逾期付款损失，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有权要求华森公司支付，但资金占用费应自其向本院起诉之日（2019年6月10日）起计算。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还主张华森公司支付律师费，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律师费发票及委托代理合同，故本院对其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被告华森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自动放弃答辩权利，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重庆市华森心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返利款381286元、退货款525100，合计906386元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二、重庆市华森心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于上款期限内支付资金占用费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资金占用费以906386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124元减半收取6562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重庆市华森心时代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仝 迎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杨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