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40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合汇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北京普天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2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柯涵引，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张波，北京市兰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市双银物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建设南路**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杜培正，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花，山西源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合汇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中合汇公司）与被上诉人太原市双银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银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3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中合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被上诉人双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伟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合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驳回起诉；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无论该款项性质为保证金、预付款或其他费用，现原、被告之间无明确、合法有效575000元，被告占用原告该笔资金无正当理由，构成不当成利，应当予以退还。”首先，上诉人只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其余5万元为何晓支付，雷霖向个人支付2.5万元用于东方启林公司的注册、刻章等，亦与本案无关。其次，对于上述三笔款项的性质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最根本的特征是利益的取得没有法律依据。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一直强调其是依据《预付款代收合同》由上诉人代东方启林公司收取的款项，且不说这份《预付款代收合同》根本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盖章，合同根本没有成立，被上诉人依据一份自始未成立的合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假设被上诉人提供的《预付款代收合同》成立，合同中标明的签署日期东方启林公司尚未设立，而东方启林公司正是上诉人与内蒙古中油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共同成立的一家公司，东方启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由内蒙古中油公司的代理人吴景才担任，上述事实也恰恰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与内蒙古中油公司以及吴景才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被上诉人替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合作协议》约定的款项从法理上才解释得通，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以及何晓、雷霖分三次支付的款项是基于上诉人与内蒙古中油新兴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下称内蒙古中油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代内蒙古中油公司支付的管理费。被上诉人不承认其是基于该《合作协议》而代内蒙古中油公司支付的管理费和为成立东方启林公司而缴纳的代办执照、刻章等费用。但在银行回单上标注的汇款用途是“保证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和合同基础，实际上，该笔汇款是替内蒙古中油公司支付的管理费。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经中间人何晓与被告副总吴景才撮合，其与被告达成煤炭采购合作意向,并签订了《预付款代收合同》”属于认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吴景才系上诉人公司副总属于身份认定错误。在上诉人与内蒙古中油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景才是作为内蒙古中油公司的代理人，而非上诉人公司的代理人，更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副总。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函》中，写明“2016年9月，经吴景才推荐与撮合等”当时吴景才的身份就是内蒙古中油公司的代理人，他不可能身兼上诉人公司代理人身份，又兼内蒙古中油公司代理人身份，并且从该公函中恰恰能够反映出被上诉人与内蒙古中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其替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管理费存在可能。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达成煤炭采购合作意向，签订了《预付款代收合同》，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诉人经营范围不包括煤炭销售、贸易”不符。上诉人不具备煤炭销售和贸易资质，被上诉人不可能与上诉人达成煤炭采购合作意向，相反，内蒙古中油公司才具备煤炭销售、贸易资格,这也恰恰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所称“为寻求与上诉人达成煤炭贸易合作”，才向上诉人预付款，实际上是为了寻求与内蒙古中油公司达成煤炭贸易合作，进而代替内蒙古中油公司付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系原告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东方启林公司管理费用，但被告提供的其与内蒙古中油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不能证明该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原告与内蒙古中油公司有代付款项的协议，即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系原告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管理费用。被告无法说明其占有原告款项的合理性”。该款项系被上诉人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向上诉人垫付的管理费用，而不是东方启林公司的管理费用。本案中确实没有代付款协议，但《合作协议》、收款凭证中汇款用途的描述以及《公函》中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可以高度盖然证明被上诉人等是基于煤炭合作的意向代被上诉人支付管理费的事实，上诉人有权收取该笔款项，该笔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也无需返还。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是关于不当得利的条款，而本案中上诉人收取该款项是基于《合作协议》而收取的管理费，被上诉人等向上诉人支付的该笔款项的性质属于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管理费，是有合法依据的，不属于不当得利。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据一份出处不明、没有上诉人签字盖章的、根本没有成立的《预付款代收合同》判定上诉人依据《合作协议》而合法取得的管理费为不当得利证据不足。吴景才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不应予以采信。另外，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函》中，写明“2016年9月，经吴景才推荐与撮合等”，吴景才的证言因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是不能作为证据被采信的。被上诉人的付款行为只是一种代付或垫付行为，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就此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双银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就北京中合汇占用双银公司575000元资金无正当理由，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认定清楚；二、北京中合汇的认为款项系代付款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三、从在客观证据中记载的吴景才身份也能说明，北京中合汇的陈述不真实，抗辩不成立；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内容合法准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4日，中间人何晓代原告向被告普天公司账户汇款50000元；2016年11月11日，原告双银公司汇入被告普天公司账户500000元；2016年11月21日，原告原法定代表人雷霖向柯献彬汇款25000元，上述共计575000元。原告主张经中间人何晓与被告副总吴景才撮合，其与被告达成煤炭采购合作意向，并签订了《预付款代收合同》，因被告不具备从事煤炭贸易的资质，故需待其成立全资子公司东方启林公司成立后，再行开展具体合作。为了确立双方合作关系，原告同意由被告代东方启林公司收取500000元预付款，待东方启林公司工商、税务手续完毕，签订正式采购合同后，继续支付东方启林公司500000元预付款，总计1000000元整。原告在该协议上加盖本公司公章后便将该协议交付被告，要求被告加盖公章，被告称需要经过风控评估等程序才能在协议上加盖公章，一直拖延未在该合同上盖章。原告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共向被告转款575000元。被告对该合同不予认可，认为合同中未加盖被告公章，该合同未成立，也未生效。但被告认可收到上述3笔款项，被告主张上述三笔款项均为原告代案外人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东方启林公司的管理费，认为其中50000为预交管理费、500000元为保证金，25000元为代办营业执照等费用。并向本院提供了被告普天公司与案外人内蒙古中油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署的《合作协议》，欲证明内蒙古中油公司应当向东方启林公司缴纳管理费用，原告是按照内蒙古中油公司的指令向被告缴纳的管理费用。原告应当向内蒙古中油公司主张权利，被告并非适格的被告。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并不认识内蒙古中油公司，也不清楚被告与内蒙古中油公司之间有《合作协议》。庭审中，原告还提供了雷霖、何晓、吴景才证人证言。欲证明，原告认为被告系央企，为寻求与被告达成煤炭贸易合作，与被告普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柯涵引、副总吴景才、高管张锐刚多次见面、协商，最终达成《预付款代收合同》，被告全资子公司东方启林成立时，吴景才为法定代表人。被告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称被告并非央企，而是普通的民营企业，张锐刚为其公司副总，吴景才并非被告工作人员，而是内蒙古中油公司负责人，也正是因为吴景才的身份，可以证明原告是替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东方启林公司的管理费用。2017年2月6日，因被告未能在《预付款代收合同》上加盖公章，东方启林公司成立后也未与原告进一步开展合作，原告向被告出具公函一份，要求被告于2017年2月10日将上述三笔款项按照原先付款路径如数退回。被告称对该函并不知情，该函中500000元在付款凭证中备注为保证金，支付时间与被告和案外人内蒙古中油公司《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相近，可以佐证这笔款项就是原告替内蒙古中油公司向东方启林公司垫付的保证金。另查明，被告北京普天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普天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不包括煤炭销售、贸易。2019年1月9日，北京普天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中合汇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启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包括销售煤炭。本院上述所确认的事实有原、被告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预付款代收合同》，雷霖、何晓、吴景才证人证言，公函，《合作协议》、办公室租赁合同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的性质，被告应否退还上述三笔款项。原告主张上述575000元为原告为寻求合作向被告支付的合同预付款，无论该款项性质为保证金、预付款或其他费用，现原、被告之间无明确、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也未产生真正的合作关系，被告实际收到了原告方支付的575000元，被告占用原告该笔资金无正当理由，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退还。被告抗辩该款项系原告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东方启林公司管理费用，但被告提供的其与内蒙古中油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不能证明该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原告与内蒙古中油公司有代付款项的协议，即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系原告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管理费用。被告无法说明其占有原告款项的合理性，故本院对被告该笔款项为原告代内蒙古中油公司支付的管理费用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诉请的575000元，被告应当退还原告。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被告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最后一笔款项实际占用之日起至全部本息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据此原判决如下：被告北京中合汇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太原市双银物资有限公司575000元，并以上述款项为基数，支付自2016年11月21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9707元（原告已交纳），由被告北京中合汇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原判查明的事实存在。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吴景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其于2016年9月14日何晓向普天公司账户汇款50000元、2016年11月11日双银公司汇入普天公司账户500000元、2016年11月21日双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雷霖向柯献彬汇款25000元，上述共计575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收取该款项的依据及是否应当返还。上诉人认为该款项系双银公司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东方启林公司管理费用，但其提供的其与内蒙古中油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不能证明该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也无内蒙古中油公司关于该款项为双银公司代付款项的证据，即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系双银公司代内蒙古中油公司垫付的管理费用，被告无法说明其占有原告款项的合理性，故上诉人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双银公司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主张为经中间人何晓与被告原单位副总吴景才撮合，其与上诉人达成煤炭采购合作意向，并签订了《预付款代收合同》，因上诉人方不具备从事煤炭贸易的资质，故需待其成立全资子公司东方启林公司成立后，再行开展具体合作。而被上诉人依据的《预付款代收合同》上并没有上诉人的盖章和签字确认，上诉人也不认可该合同，故被上诉人的主张也无合同依据。原判在双方均无适格合同依据的前提下，即上诉人无收取和支出该款项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按不当得利进行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中合汇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上诉费9707元由上诉人北京中合汇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涛审判员 李国虎审判员 武 涛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惠 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