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7557号原告：文雷，男，1981年8月1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汽车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普安路**。负责人：伍嘉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安宇，男，该公司团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菅秀伟，北京市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文雷与被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汽车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雷、被告长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安宇、菅秀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长安公司支付：1.2018年10月加班工资288元；2.2019年2月工资6534.52元；3.2016年12月生育津贴6743元；4.2019年3月工资3121.76元；5.拖欠工资总额25%的经济补偿金11630元；6.未按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额外经济补偿金20229元；7.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金80916元。事实与理由：我于2014年3月3日到长安公司工作，担任调试岗位。后双方产生争议，我申请劳动仲裁，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认定我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给长安公司与事实不符，另外长安公司拖欠我工资达数月之久，也拖欠我生育津贴，拒不支付相关费用。长安公司单方面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造成我无法领取失业补助金，还造成社保缴纳的中断。即使我存在长安公司所谓的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也是由于长安公司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为维护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长安公司辩称：我公司同意支付仲裁裁决的加班工资，不同意支付文雷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文雷的其他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文雷主张其于2014年3月3日入职劳务派遣公司，被派遣至长安公司工作，2015年7月与长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岗位是调试岗。长安汽车主张文雷于2015年7月3日入职其公司，并提交2015年7月3日文雷与其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显示的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文雷在长安公司工作起始时间为2015年7月1日，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2018年7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文雷执行标准工时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或不定时工作制。文雷陈述其在长安公司上班至2019年2月10日，之后请病假1个月，即一直未再到公司上班，但其于2019年2月10日当日即向班长提交辞职申请，但班长没有接收，所以其于2019年2月11日向长安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向长安公司提交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公司也没有接收。文雷为证明其上述主张，于庭审中提交2018年2月10日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和邮寄回单复印件，其中《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其自2014年3月进入公司，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不明确，工作时长不确定，公司一直存在超长加班行为；其自入职以来一直从事路试调试工作，2018年11月长安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本应该AB班共同生产的任务合并到一起生产，对其本人的工作岗位也进行了调整，工作强度严重增加，新岗位是上两天休两天，其还可以接受，但自2019年1月30日又将其调岗至总装车间最终4组，致使其无法承受工作强度，属于变相裁员；2018年10月，其预留了16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作为调休，但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23日都没有调成，2019年1月23日公司因产能增加，领导传达通知，称所有假都不批，病假需通过人力资源部门的审核，审核通过可才以请病假，否则按旷工处理，导致至今未调休成功，公司也未支付加班费用，故其通知长安公司于2019年3月10日正式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邮件回单复印件显示文雷于2019年2月11日曾向长安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邮件因地址欠详、无人接听、无人认领被退回。长安公司否认其公司曾收到《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根据文雷提交的邮件回单上显示的单号查询，文雷确曾邮寄过上述邮件，但邮件因未妥投被退回。长安公司则主张文雷2019年2月10日开始休病假，2019年3月9日病假到期，之后文雷未来上班，未提交病假条，故其单位以旷工为由与文雷解除劳动关系。长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于庭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3月20日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文雷于2019年3月11、12、13日旷工，连续旷工满三个工作日，依据《长安公司员工违纪处罚管理办法》、《员工手册》属严重违纪行为，根据《长安公司违纪处罚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员工手册》第四篇第五章第一条第（一）款第5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文雷认可收到上述《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书》，但主张其当时已向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2.2019年3月12日长安公司考勤员王少军与文雷之间的沟通短信截屏，沟通短信的主要内容为王少军让文雷交病假条，文雷回复不交了，王少军告知文雷病假日期至3月9号，以后的这几天都只能是旷工了，文雷回复称知道了。文雷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陈述上述聊天已经距其向长安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个月之久，不存在旷工一说。另长安公司提交的考勤记录和加班加点情况统计表显示，长安公司统计的员工各月加班情况包括员工各月的加班总时数，支付加班工资小时数，预留调休小时数等，2018年10月文雷预留调休16小时。文雷陈述上述考勤记录和考勤统计应该是对的，但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长安公司陈述文雷的考勤统计中显示2018年10月预留调休16小时，是文雷签字确认预留16小时用于以后调休，但2018年11月文雷没有上够167小时，所以用这预留的16小时冲抵了，但因为仲裁期间其公司没有提交2018年10月考勤统计表，所以仲裁裁决其公司支付文雷2018年10月的加班工资288元，因为数额较少其公司同意支付上述款项。文雷则陈述其确实预留了16小时用于以后调休，但实际没有调休，并没有在2018年11月冲抵，长安公司也没有支付加班费。长安公司提交的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表显示文雷上述各月发放的工资构成中包括加班工资。文雷对工资表予以认可。文雷于2019年2月12日向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长安公司支付：1.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30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288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5386.88元。2019年4月28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9]第725号裁决书裁决：1.长安公司支付文雷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288元；2.驳回文雷的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文雷于2019年2月10日至2019年3月9日请病假，于2019年2月11日向长安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不明确、工作时长不确定，长期存在加班情况，工作强度大、不合理调岗，未安排调休也未支付加班工资为由提出与长安公司2019年3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3月10日后文雷也未回公司上班，尽管文雷邮寄的上述邮件因未妥投被退回，由上述事实可知，文雷系主动从长安公司离职。但文雷提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包括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不明确、工作时长不确定，长期存在加班情况，工作强度大等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文雷提出长安公司对其进行不合理调岗，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文雷主张长安公司未安排调休也未支付加班工资，但长安公司提交的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表中显示长安公司各月支付文雷的工资中均包括加班工资，尽管双方对文雷2018年10月预留调休的16小时是否已经调休以及该月的加班工资是否足额支付存在争议，但2018年10月的预留调休16小时是文雷主动预留的调休时间，即便文雷关于其后期实际没有进行调休，长安公司未支付其该16小时加班工资的主张成立，长安公司未支付文雷该16小时加班工资的行为也不属于恶意拖欠行为。故文雷以上述理由提出与长安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长安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文雷已主动从长安公司离职的前提下，长安公司以旷工为由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已没有实际意义，上述解除劳动关系决定自然也就不发生法律效力。长安公司同意支付文雷2018年10月加班工资288元，对此本院不持异议，依法予以确认。文雷要求支付拖欠2018年10月份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及未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额外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文雷要求长安公司支付2019年2月和2019年3月工资及拖欠上述期间工资经济补偿金、2016年12月生育津贴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汽车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雷2018年10月加班工资288元。二、驳回文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汽车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孟 瑞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高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