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初1823号 原告：蓝俊，男，1976年6月13日出生畲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峰，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长辉，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金山路**。 法定代表人：符永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蓝俊与被告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蓝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长辉、圣莱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蓝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圣莱达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给蓝俊造成的经济损失15011.96元，后蓝俊变更诉讼请求为：圣莱达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给蓝俊造成的经济损失18472.87元。事实和理由：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圣莱达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1.通过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虚增2015年度收入和利润1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7500000元；2.通过虚构财政补助虚增2015年度收入和利润1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7500000元。圣莱达公司的行为构成信息披露违法。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揭露日为2017年4月19日。蓝俊在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之后、揭露日之前买入圣莱达公司股票，并在虚假陈述揭露日以后卖出或持有圣莱达公司股票，遭受损失18472.87元。圣莱达公司的违法行为与蓝俊持股损失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圣莱达公司应对蓝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圣莱达公司答辩称：一、本案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即《2015年年度报告》公告日。揭露日为2018年4月14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之日。基准日为2018年5月29日，即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对应的基准价为7.31元。二、蓝俊的投资决策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之间没有交易因果关系，其投资损失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三、退一步讲，即使蓝俊在揭露日后存在投资损失，其投资损失也全部是由于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所导致，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损失因果关系，圣莱达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蓝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理由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蓝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证监会对圣莱达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圣莱达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2016年3月22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2.圣莱达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证明该公告是其虚假陈述行为被首次揭露，2017年4月19日是虚假陈述揭露日。3.蓝俊的股票交易记录及损失计算，证明其股票情况及因圣莱达公司的违规行为所遭受到的损失。 圣莱达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是“圣莱达2015年度年报合计虚增收入和利润2000万元，虚增净利润1500万元”，即2015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蓝俊提交该证据证明，蓝俊亦认为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是2015年年报。此外，蓝俊亦认为2016年3月22日是本案的实施日。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圣莱达2017年4月19日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并未揭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具体行为，更不是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投资者无法将该公告与2015年年报可能存在信息披露违法建立联系，不应认定为本案揭露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立案调查公告的同时也发布警示函措施公告，广大投资者、媒体、维权律师等均认为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因此，立案调查公告根本没有向投资者揭示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不符合揭露相关性、一致性的要求，不应认定立案调查公告日为揭露日。对证据3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在2015年报公告后至蓝俊买入期间，圣莱达持续发布了一系列业绩严重亏损的公告，而蓝俊依然于2016年8月18日买入圣莱达股票，蓝俊投资决策与圣莱达虚假陈述行为没有交易因果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双方争议的揭露日等，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圣莱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其于2018年5月11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公告》；证据2.2016年3月22日发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节选）。上述证据拟证明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是“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年报合计虚增收入和利润2000万元，虚增净利润1500万元”，本案实施日应为《2015年年度报告》公告日，即2016年3月22日。第二组。证据3.2018年4月14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公告》；证据4.2017年4月19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证据5.2017年4月15日发布的《关于补充披露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证据6.2017年4月19日发布的《关于收到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公告》；证据7.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的新闻报告、投资者维权律师的博客；证据8.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的股民问讯和股吧讨论；证据9.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节选）；证据10.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2016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证据11.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上述证据拟证明本案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即2018年4月14日。第三组。证据12.圣莱达公司《2018年半年年度报告》中的股本情况、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圣莱达公司股票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交易记录查询、圣莱达公司股票基准日的确定过程、圣莱达公司股票基准价计算过程。该证据拟证明在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当天，圣莱达公司的可流通股股数为160000000股，截至2018年11月6日，圣莱达公司的股票累计成交量仅为其可流通部分的76.92%，尚未达到10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基准日应以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即2018年5月29日。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至基准日2018年5月29日期间，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7.31元。因此，本案基准价应为7.31元。第四组。证据13.2016年4月29日发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节选）；证据14.2016年8月26日发布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节选）；证据15.2016年10月29日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节选）；证据16.2017年1月24日发布的《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证据17.2017年2月28日发布的《2016年度业绩快报》。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61734.16元；《201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42417.23元，同期下降45.92%；《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645237.21元；《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00000元—-28000000元；《2016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60345.21元，同期下降775.89%。圣莱达公司持续披露了2016年的公司财务数据情况，显然2015年年报的相关信息已被2016年的财务数据信息所覆盖，蓝俊投资决策显然没有受到圣莱达公司2015年报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两者没有交易因果关系，蓝俊的投资决策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没有交易因果关系。第五组。证据18.2017年10月20日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节选）；证据19.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证据20.2018年2月28日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快报》；证据21.2018年3月30日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证据22.中金资讯报道一份；证据23.2017年11月7日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深证综指历史数据；证据24.东方财富网报道、金融界报道各一份、2018年1月24日至2018年2月9日期间上证指数、深证综指历史数据；证据25.凤凰网报道、环球网财经报道各一份；证据26.腾讯网转载扬子晚报报道一份；证据27.央广网报道一份；证据28.凤凰网报道一份；证据2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转载光明日报报道一份；证据3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转载新华社报道一份；证据31.2018年3月12日至4月13日期间上证指数、深证综指历史数据。上述证据拟证明（1）《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预计圣莱达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亏损。（2）《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显示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500000元至-42000000元。（3）《2017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060453.39元，同时，圣莱达公司再次向市场作出风险提示，即，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圣莱达公司股票将因2016年度和2017年度连续两年亏损而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4）《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称，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600000元至-8200000元，仍为亏损。可见，2017年度与2018年第一季度的圣莱达公司业绩预计均亏损，以及圣莱达公司股票将因2016年度和2017年度连续两年亏损而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这充分表明本案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圣莱达公司持续发布被实行退市风险警告、自身经营严重亏损等重大利空消息，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投资者在揭露日之前因股价下跌产生的亏损，属于由系统性风险等其他因素造成，圣莱达公司发布一系列利空消息，加上国内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爆发等系统风险影响因素，导致圣莱达公司股价在揭露日前已经大幅下跌，这是投资者应承担的正常投资风险，与本案虚假陈述没有因果关系。第六组。证据32.凤凰网报道一份；证据33.网易新闻转载环球网报道一份；证据34.中诚信国际机构报告《社融大幅萎缩，警惕信用收缩加剧流动性风险——5月金融数据点评》；证据35.证券时报网报道《10亿债券涟漪：多家公司股价大跌，更有公司债券一天跌掉30%，机构这样看》；证据36.搜狐财经报道《5月份67家P2P爆雷仅1家上线运营》；证据37.凤凰网报道《复盘2018年股市：下跌分三阶段两大内因一个催化剂》；证据38.中国家电网报道一份；证据39.新浪网报道一份；证据40.中商情报网发布一份，证据41.本案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至基准日（2018年5月29日）期间深证综指历史数据、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板块历史数据、圣莱达公司历史数据和股价波动走势图、系统风险测算表。拟证明本案揭露日2018年4月14日至基准日期间，因中美贸易战加剧、信用风险全面爆发、贸易战直接影响家电行业等金融政策、国内和国际的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系统风险，导致大盘和板块指数异常波动。而圣莱达公司股价在揭露日之后未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根据数据测算，因系统风险给投资者损失的影响为100%，蓝俊的投资损失全部由系统风险所致，不应由圣莱达公司承担。 蓝俊经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认可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对第二组证据3-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不能圣莱达公司的目的，本案的揭露日不是《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被揭露应该是2017年4月19日。后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证监会也明确是依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对圣莱达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同时行政处罚的内容是圣莱达2015年度年报合计虚增收入和利润2000万元，虚增净利润1500万元，虚增行为导致圣莱达2015年度扭亏为盈。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立案调查机关和行政处罚机关的调查机关均为中国证监会，涉及的违规事实均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内容与处罚内容一致，所以本案的揭露日应该是2017年4月19日。圣莱达公司2016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未披露，被宁波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8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新闻报道、律师博客、股民的讨论都是个人的一时观点，他们都没有权利和资格对本案的揭露日作出认定。对证据9-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与圣莱达公司的虚假陈述被揭露均不存在任何关联，也不会进一步使得投资者认为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事项是2016年未披露关联交易事项。综上，第二组证据均不能达到圣莱达公司的证明目的，本案的揭露日不是圣莱达公司主张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本案的揭露日应为2017年4月19日，即圣莱达公司公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的日期。对证据12的三性均不认可，本案揭露日为2017年4月19日，对应的基准日为2018年4月23日，对应的基准价为9.40元。对第四组证据13-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圣莱达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蓝俊在实施日与揭露日之间买入，在揭露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产生亏损，符合最高院关于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的法定因果关系。对第五组证据18-2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22-31真实性有异议。圣莱达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不能证明揭露日前存在任何系统风险。对第六组证据32-4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圣莱达公司列举的国内外关于贸易战等的各类新闻报道，均为单个孤立事件，跟本案的系统风险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本案的揭露日不是圣莱达公司主张的2018年4月14日，对深证成指、圣莱达公司等股价的统计没有任何意义。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则在以下论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圣莱达公司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证券代码002473。二、2015年12月3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公告，称其获得极速咖啡机研发项目财政综合补助10000000元，且补助款已全部到账。圣莱达公司将其计入2015年度营业外收入，对其2015年业绩将产生一定正面影响。2016年3月22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4月2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61734.16元；2016年8月26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42417.23元，同期下降45.92%；2016年10月2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645237.21元；2017年1月24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00000元—-28000000元；2017年2月28日，圣莱达公司发布《2016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160345.21元，同期下降775.89%。2017年4月15日，圣莱达公司公布《关于补充披露2016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补充披露2016年1月至2月与华民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新喜瑞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2017年4月19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立案调查公告》。披露“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同日，圣莱达公司发布了《关于收到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决定的公告》，公告因公司未对与华民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新喜瑞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且公司2016年半年报披露称公司未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宁波证监局对圣莱达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2018年4月14日，圣莱达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巨潮网”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披露了圣莱达公司的违法事实为：通过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虚增2015年度收入和利润1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7500000元；通过虚构财政补助虚增2015年度收入和利润1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7500000元。前述两项违法事实导致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年报合计虚增收入和利润20000000元，虚增净利润15000000元。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年报显示公司利润总额3671500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14300元。扣除虚增利润，圣莱达公司2015年实际利润总额为-16328500元，净利润为-10685700元。虚增行为导致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扭亏为盈。2017年4月28日，圣莱达公司公布《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圣莱达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由“圣莱达”变更为“*ST圣莱”，公司股票于2017年4月28日起停牌，自2017年5月2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18年5月11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披露违法事实的内容与上述相同。 本案中，蓝俊圣莱达公司股票的具体交易情况为：于2016年8月18日以23.02元/股买入1000股。另，圣莱达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首次对丁立峰诉圣莱达公司一案进行了开庭审理。此时，圣莱达公司股票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63.48%。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如何认定；二、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的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虚假陈述赔偿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其中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圣莱达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虚构财政补助。2018年4月14日圣莱达公司发布的公告中，披露了其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和虚构财政补助两项违法事实，该两项违法行为导致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年报虚增收入和利润。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虚构财政补助以及虚构影视版权转让业务后所虚增的利润和收入记载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而该报告于2016年3月22日发布。故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6年3月22日。 关于揭露日，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赔偿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揭露日的意义在于向证券市场充分释放警示信号，因此，应当考察揭露内容的相关性和充分性，是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以提醒投资者重新判断股票价值。结合本案的事实，2017年4月19日发布的《立案调查公告》，内容仅提及“公司信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并未指出信息披露涉嫌违法的具体表现，而依照证券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就多种内容的信息均具有披露义务，不同内容的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亦各不相同。现该公告仅提示市场圣莱达公司有违规嫌疑，并未明确相关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故对于普通市场投资者而言，仅阅看该公告并不必然将其与圣莱达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建立联系，更无法据此合理判断该公司股票价格之后的走向，客观上不具备收到足够警示的条件。相反，在同一天，圣莱达公司同时公告收到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公告了因圣莱达公司未对与华民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新喜瑞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且公司2016年半年报披露称公司未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宁波证监局对圣莱达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因此，作为一般投资者有合理理由认为，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所调查的事项指向的是宁波证监局认定的未披露2016年关联交易事项。而本案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披露的违法事实系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报告虚增利润的事实。因此，立案调查公告未向投资者揭示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不符合揭露的相关性、一致性要求。此外，虽然立案调查公告后，股票连续下跌，一般而言也是与同日宁波证监局对圣莱达公司出具警示函事件具有明显的联系，而难以认定与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公告及调查后查明的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报告虚增利润的事实具有联系。至2018年4月14日，圣莱达公司发布公告披露了其违法事实，该事实与2018年5月11日圣莱达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所披露违法事实的内容相同。上述公告披露的违法事实内容具体明确，《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也载明了该处罚决定书系基于2017年4月19日的立案调查公告。综上分析，本院认定本案的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日为2018年4月14日，即圣莱达公司在“巨潮网”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之日。 关于本案的基准日，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赔偿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一）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二）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基准日是法律上拟制的虚假陈述消化日，在因同一虚假陈述所引发的多件纠纷案件中，基准日的认定应当一致并且唯一。本院受理圣莱达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后，2018年10月12日首次进行了开庭审理，此时圣莱达公司股票的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63.48%。虽然至2018年12月3日，累计成交量超过了100%，但是因在首次开庭审理前尚未达到100%，且因基准日的唯一性，故本案的基准日应当按照揭露日后第30个交易日来认定，即认定基准日为2018年5月29日。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蓝俊在虚假陈述揭露日之后仍持有圣莱达公司股票，判断圣莱达公司应否承担责任，应当分析蓝俊的该投资行为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证券市场中，影响股价走势的因素错综复杂，上市公司的业绩仅是影响股价的其中一个因素。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虚假陈述的违法事实系圣莱达公司2015年度报告虚增利润的事实，而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蓝俊买入股票期间，圣莱达公司发布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该报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61734.16元。作为投资者而言，如果单从公司业绩角度选择股票进行投资，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力而言，圣莱达公司2016年的业绩相对于2015年度报告的业绩显然重要的多。故从蓝俊2016年买入股票的时间节点来分析，其投资决策与圣莱达公司公布2015年度报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本案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信用风险爆发，社会融资大幅萎缩，实体流动性持续偏紧。上证综指从高点到低点回撤幅度高达25%，去杠杆下“社融同比大幅回落”和“信用利差大幅飙升”是造成股市下跌的最主要内因，而中美贸易冲突成了市场下跌的催化剂。国内和国际的突发事件引起系统风险，大盘和板块异常波动。此期间深证综指下跌2.60%；圣莱达公司所属板块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跌4.47%，圣莱达跌幅为1.38%，深证综指、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板块指数下跌的幅度远高于圣莱达股价下跌的幅度。故系统风险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影响比例是100%，无法得出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与蓝俊投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综上，蓝俊投资圣莱达股票的损失与圣莱达公司虚假陈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要求圣莱达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蓝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2元，由原告蓝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62元，款汇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户名：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杭州市西湖支行。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王文海 审判员  王 岚 审判员  毛 姣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