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5314号原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00039240A。法定代表人：王洪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宇，男，1977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媛，北京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牛汇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6766440921。法定代表人：黄美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怡，女，198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员工，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云，天津津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红日康仁堂药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楼中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09156939X2。法定代表人：高国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超，男，198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天津红日康仁堂药品销售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云，天津津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青岛日日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定河路**用代码91370281325994517B。法定代表人：陈全蕾，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男，197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青岛日日通物流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宅急送公司）与被告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康公司）、第三人天津红日康仁堂药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公司）、第三人青岛日日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通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宅急送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振宇、刘媛媛，被告北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怡、李宝云，第三人天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超、李宝云，第三人日日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宅急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至8月运费3367279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23日，原告开始为被告提供药品及物料类货物运输服务，至2018年8月17日累计发生运费3367279元。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北康公司答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涉诉的运输合同是案外人日日通公司与天康公司之间订立的，而日日通公司与天康公司货物运输纠纷一案已经在2019年3月22日在武清区人民法院立案，案号为（2019）津0114民初3722号；并且在武清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天康公司已经追加本案的原告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最初的时候法院给原告打电话了，原告同意第二天参加诉讼，但是正式庭审的时候原告未到庭；本案被告是天康公司的股东，但被告与天康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被告只是作为天康公司的股东，对天康公司的一些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日日通公司是被告为天康公司指定的承运商，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为日日通公司和天康公司；涉诉的原告承运的货物全部是天康公司的货物，而原告是受日日通的指派，来承运的天康公司的货物，原告的行为并不是被告及天康公司指派去办理的承运业务，结算运输款也应该是天康公司根据日日通公司的报价来进行的结算；因此原告起诉被告给付涉诉案件的运费主体错误，证据不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天康公司答辩称，对于本案诉求的托运人实际上就是天康公司；在2017年年底天康公司与日日通公司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天康公司委托日日通公司对其药品按照天康公司要求运送到指定地点，发生的运费以日日通公司给付的报价单作为标准进行结算，运输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也是由日日通公司和天康公司进行协商解决；至于原告公司与日日通公司之间是如何协商的，天康公司并不清楚，虽然原告公司也实际为天康公司运送了货物，但是天康公司认为并不是天康公司委托原告为其进行的运输；从天康公司来讲，天康公司并非故意拖欠运费不付，只是因为日日通公司和原告均向天康公司主张给付上述运费，使得天康公司无法确认给付主体，无法给付运费；天康公司认为天康公司实际托运的货物应给付运费的数额并不是原告起诉的数额，因为这个案件在天津武清区法院也已经立案，日日通公司起诉的数额与原告起诉的数额也是不一致的，天康公司认可应支付的运费数额为3191534.83元。天康公司和北康公司都是红日药业项下的子公司，且信誉很好，没有拖欠费用的情况，对于天康公司来讲同意将应支付的费用汇到法院，但是要求法院将款项判决给应收人的时候，收款方应当出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给天康公司。第三人日日通公司答辩称，这个业务是日日通公司和天康公司对接的，原告是日日通公司的下属运营商，因此运费应当是由天康公司和日日通公司进行结算，之后由日日通公司和原告结算；日日通公司在与天康公司建立运输关系之前就已经向其提交了书面的报价单，而且双方每个月都会对账，天康公司的张海超和日日通公司的刘亮会对账并制作纸质的对账单。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北康公司为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康公司为北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康公司提交了张海超、刘腾龙、田美华的劳动合同及范静雯的实习协议，以证明前述4人均为天康公司员工。宅急送公司提交的运单上显示的寄件人有的是天康公司、有的是康仁堂客服、还有的是个人，运单上寄件人签名处签有刘腾龙、田美华、范静雯等人的名字。宅急送公司称运单是拿到天津的库房，由北康的工作人员打印了寄件人和收件人的信息；当时宅急送公司也问过为何写的公司名称是天康公司，北康公司的员工说就得写天康公司。宅急送公司提交照片称，照片系在发货现场拍摄，照片中药品的外包装箱上显示的厂商名称为北康公司，并印有北康公司的商标和注册地。北康公司对照片不予认可，认为从照片上看不出来时间、地点。宅急送公司提交其内部系统文件显示，公文附件为宅急送康仁堂运输协议，信息上报人为刘鑫宏。宅急送公司称，当时是刘鑫宏通过中间人联系的北康公司的刘腾龙和徐金波，就运费标准、运费结算等通过微信和电话进行了协商，刘鑫宏现已离职，故宅急送公司无法取得相关材料。宅急送公司称，2018年4月后改用电子运单，此后宅急送公司员工翟悦馨和田美华就业务发生聊天记录，记录中，田美华向翟悦馨发送的康仁堂导出模板就是当天的发货明细。庭审中现场打开一份导出模板，显示的寄件人是天康公司，宅急送公司称这是北康公司要求宅急送公司录入系统时将寄件单位录入为天康公司，北康公司与宅急送公司对账时每次写的对账单位也是天康公司，宅急送公司照此录入系统。北康公司称不是北康公司要求将寄件单位写成天康公司的，这就是天康公司直接提出的要求。日日通公司称，这是日日通公司与天康公司沟通后要求将发货清单直接发送给宅急送公司，以免将相关信息弄错。2018年6、7月，张海超与宅急送公司发生邮件往来，宅急送公司向张海超发送各月份账单，张海超核对后将修改的账单发送给宅急送公司。张海超发送的附件账单中载明：from宅急送公司，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联系人为刘腾龙，账户名称为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称，其员工纪业超每个月都与张海超进行对账，应该是通过邮件进行的；到2019年1月份日日通公司要求天康公司支付运费时，二人又对业务期间的所有业务进行了对账并制作了纸质对账单，张海超在每月的第一页签字。日日通公司提交了纸质对账单复印件，对账单上载明：from日日通公司，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联系人为刘腾龙，账户名称为日日通公司，张海超在每月第一页签名。天康公司认可日日通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形成过程。本院要求日日通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提交每个月的对账邮件，否则视为其无法提供这些对账邮件，日日通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本院询问张海超，为何与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均进行对账。张海超称，张海超和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不是每个月都对账，张海超是在2018年的5、6月份开始对账的，持续到7月份，对的就是2018年1月至6月的账；当时张海超并不清楚对账人的身份，张海超不知道和张海超对账的是宅急送公司的人还是日日通的人，张海超一直都认为就是日日通公司委派他来和张海超对账的；张海超和日日通公司有一个对账沟通群，这个群是2018年6月份之后成立的，在这个群中是将2018年1月至8月的业务又重新捋了一下，最终成果就是日日通公司提交的纸质运单；张海超是在纸质对账单制作完毕之后，宅急送公司和日日通公司都发起了结款诉求，才有人跟张海超说发邮件的是宅急送公司的人，张海超之前一直以为他是日日通公司的人。本院询问张海超，邮件抬头写的是宅急送公司，对账单显示的是from宅急送公司，账户名称写的也是宅急送公司，为何张海超会认为他是日日通公司的人。张海超称，张海超知道实际承运的人是宅急送公司，而且张海超也搞不清楚宅急送公司和日日通公司是不是有什么隶属关系。本院询问张海超，账单上写的付款单位是北康公司，张海超为何没有提出异议。张海超称，张海超是在2018年4月2日入职的，红日公司下属有很多公司，张海超当时都没有搞清楚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有什么区别。2018年6月29日，宅急送公司向张海超发送邮件称，我又算了一遍价格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咱俩的报价不一样，您受累吧您那的报价给我一份吧，辛苦您了。2018年6月30日，张海超回复前述邮件称，价格问题主要存在于快运计费标准，请贵司再次核对。回复邮件的附件为康仁堂天津始发整体报价表，表格抬头为宅急送康仁堂天津始发快运报价表。宅急送公司称，康仁堂天津始发整体报价表就是宅急送公司此前给北康公司的报价。日日通公司称，其是在业务发生之前，将纸质报价表给了天康公司物流管理部工作人员徐金波，报价表抬头写的是青岛日日通公司，当时就是直接给了，没有签收记录。天康公司称其在2017年12月收到了日日通公司的纸质报价表。张海超称其入职时，与其交接的人将邮件附件中的报价表给了张海超，告诉张海涛说这是日日通公司的报价表；张海超见过日日通的纸质报价表，由于附件中的报价表是电子版，而日日通的报价表是纸质版，所以发邮件时直接发了电子版的那一份。本院询问张海超，两份报价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其如何确认应该发送哪一份，张海超称其当时还没捋清楚这些关系，所以就发了电子版。涉诉货物系从天津泉明路的仓库发货。北康公司提交租赁合同以证明提货仓库的实际使用人是天康公司。租赁合同的甲方为天津红日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承租方为天康公司，租赁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租赁年金为0元。北康公司称，合同甲方也是北康公司的子公司，当时有一个空置的厂房，后来就租给了天康公司。红日公司开办的红日药业集团企业电子采购平台公告文件载明：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2018-2019年度红日康仁堂配房颗粒物流承运商招标计划在红日药业采购平台进行招标采购……项目标号：YR01000000ZB000215……有意者可与张海超联系。打开公告附件年度康仁堂物流商招标文件，显示的封面为北康配房颗粒物流配送招标文件。北康公司称，北康公司会代表北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外招标，中标的公司会与实际与其发生业务的公司签订合同，招标文件上留联系人的就是会实际发生业务公司的人；张海超是天康公司员工，北康公司仅是负责集体招标，防止子公司进行权力寻租；涉诉业务不是中标而来，当时是天康公司组建时北康公司把北康公司生产的药物运到天康公司由其进行销售，天康公司表示需要找一个承运商，北康公司就为其介绍了日日通公司。北康公司提交天康公司与新杰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合同载明运输费用按招标文件YR01000000ZB000215确定的价格方式计算。北康公司称，运输合同可以证明招标文件的合同主体是天康公司，并非北康公司。日日通公司提交徐金波、郑勇签字的2019年1月8日的物流商日日通2018年1-8月份运作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12月份天康物流多功能仓库启用，开始承接北康公司外阜客户订单配送职能，为了保障业务的顺利开展，于2017年12月28日正式引入日日通公司承接天康公司订单配送业务。原计划3月份组织招标，公司领导决定招标后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后因为种种原因招标推迟，所以未签订合作协议。在发货过程中，我公司与日日通公司现场交接的凭证是我公司涉及的一个交接表。该凭证自2017年12月28日-2018年6月12日期间全部由日日通公司现场人员核对确认，2018年6月13日-2018年8月17日期间应我司要求由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双方现场人员共同核对确认。……2018年我部考虑到实际承运已有5个月时间，于2018年5月15日与日日通公司开始对运输费用进行梳理核对。由于双方无正式合同，不符合公司审计要求，财务不予付款。2018年7月宅急送公司也向我司提出付款请求。经咨询我司法务意见，考虑到宅急送公司为部分货物实际承运人，同样也有结算请求，导致结算主体不明确。后期由于日日通公司与宅急送公司双方就结算主体意见不统一，期间我公司进行多次协调和沟通，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为避免药品安全风险，于2018年8月17日全部停止了与日日通公司的合作，同时停止了宅急送公司的实际承运业务。根据日日通公司提供的运输价格，共计3247134.83元运输费用尚未进行结算。天康公司认可该情况说明是天康公司为日日通公司出具的。北康公司称，天康公司最开始是和日日通公司联系的，由于日日通公司的业务网可能不够广泛，就将业务分包给了其他公司，其中就包括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公司来天康公司提货时日日通公司的人都是在场的，天康公司会和日日通公司就货物交接签订书面手续，由于提货人是宅急送公司，所以有时候也会让宅急送公司签字。日日通公司称，日日通公司将天康公司的业务交给了宅急送公司，提货时是去天康公司的仓库进行的，2018年2月至6月时天康公司和日日通公司的人员负责在交接单上签字，宅急送公司的人员在场但不签字，后来变成了在场的三方人员均在交接单上签字。日日通公司提交交接单复印件，交接单的抬头为（宅急送）发货签收表。日日通公司称，2018年6月之前是由天康公司员工和日日通公司的王豪签字，之后加入了宅急送公司的人的签名；日日通公司有很多个下游运营商，只是在涉诉的运输业务中只使用了宅急送公司，为了以后结款时区分出和哪个下游运营商结款，所以抬头写的（宅急送）发货签收表。宅急送公司称，如果日日通公司提交发货签收表原件，宅急送公司将对王豪的签字时间与表格显示的制作时间是否一致申请鉴定；2018年4月之前使用的是纸质运单，纸质运单就是交接单，无须单独制作发货签收表；4月之后有了电子运单，所以才制作发货签收表，当时是有一个叫王豪的人在现场，刘鑫宏告知过宅急送公司，王豪是郑勇的亲属，由郑勇指派来协助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进行交接，宅急送公司不清楚郑勇指派王豪的原因，不知道是刘鑫宏与郑勇达成过什么协议，还是郑勇和天康公司之间有什么协议。宅急送公司提交一张王豪身着宅急送公司的制服的照片，称系在发货现场拍摄。日日通公司称，当时是因为现场比较冷，王豪看到有宅急送公司的制服就拿起来穿上了。宅急送公司认为，天康公司和日日通公司主张合作是从2017年开始，对接人是郑勇，但郑勇自2018年5月才登记为日日通公司股东，故不能证明此前郑勇是代表日日通公司。日日通公司称，郑勇2017年就在日日通公司工作，是股东，但未进行登记。宅急送公司向北康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其支付2018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运费。北康公司回函载明：贵司与日日通公司于2018年1月至8月期间为我司承运货物共计13526单（明细附后）。现贵司与日日通公司就上述承运货物运费收费主体及运费金额均存有争议，且均向我司主张支付运费，致我司至今无法明确应收运费债权人及具体运费金额……。北康公司称，由于天康公司是北康公司的子公司，北康公司在收到宅急送公司律师函后进行回函时可能存在书写漏洞，但不能代表实际托运方就是北康公司，后附的承运统计表是天康公司算出来告知北康公司的。本院询问日日通公司，其表示宅急送公司是其下游运营商，那么双方结算的标准是什么。日日通公司称，当时刘鑫宏承诺按市场价六折结算，日日通公司要求刘鑫宏提供市场价的报价，但刘鑫宏一直没有提供，之后再找刘鑫宏，刘鑫宏说已经离职了；虽然没有给报价，但宅急送公司的官网上是有运费标准的，所以日日通公司还是和宅急送公司合作了。宅急送公司称，其是在北康公司不给宅急送公司进行结算时，才知道还有日日通公司的存在的。涉诉货物未曾结算过运费。本案庭审结束后，宅急送公司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判令北康公司向宅急送公司支付逾期支付运费的损失。本院认为：宅急送公司的报价表仅写明系康仁堂报价表。无法据此看出宅急送公司是在对北康公司还是在对天康公司进行报价；宅急送公司提交的刘鑫宏上传的信息系其内部系统数据，未经过北康公司、天康公司确认；故前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合同相对方为北康公司。张海超向宅急送公司发送的对账单上写明的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且北康公司给宅急送公司回函写明涉诉货物系为北康公司承运。前述证据均系证明合同相对方的重要材料。但本案中，考虑到以下情况：1.运单系证明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重要文件，上面载明的寄件人、承运单位系运输关系发生之时双方对运输双方进行的原始确认。而宅急送公司使用的纸质运单上发件人单位为天康公司或天康公司的员工，宅急送公司接收的电子运单对应的发货清单上写明的发货单位亦为天康公司。2.现与涉诉业务相关的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均认可发货单位为天康公司，发货地点又位于天康公司仓库，与运单上的记录相吻合。3.北康公司在接到宅急送公司的律师函时，因天康公司系北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在制作回函时将天康公司与北康公司视为一体，具有一定合理性。4.张海超不仅与宅急送公司对账，还与日日通公司对账，制作的对账材料上付款单位写的都是北康公司，但日日通公司、北康公司、天康公司均认可托运方应为天康公司，可见对账单上写明的付款单位极有可能存在差池，或是将天康公司、北康公司混为一谈。综上，本院认为，宅急送公司若要证明其系与北康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需提供极其有力的证据以推翻前述运单的记载及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的陈述；但目前宅急送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并未达到足以推翻前述证据及陈述的地步，故本院认定，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宅急送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元，由原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琼希人民陪审员  张仲奎人民陪审员  张宝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张若欣书 记 员  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