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1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畅兴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江源路**（亦资街道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3MA6DLGD004。法定代表人：王睿，系该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科，系贵州善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001837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少文，男，1969年7月14日生，苗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进，系贵州盘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499517。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开元，系贵州盘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81805220268。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勇，男，1977年10月12日生，白族，住贵州省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华，系贵州律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910639843。上诉人六盘水畅兴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少文、何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4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畅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0222民初46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仅认定被上诉人何勇系上诉人委托的经理，却没有查清被上诉人何勇在公司的权限，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六盘水畅兴客运有限公司文件》六畅字[2018]16号文件已经明确被上诉人何勇在公司的职责范围为“负责洽谈业务，考察申请路线和市场调查，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模制度，安排和布置车站各层次和各环节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内部保卫工作。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生活事务和管理工作，按照公司运输管理的要求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公司人员业务学习和安全教育工作，负责组织公司人员会议，传达公司总部的有关文件及规定，负责公司人员的调配、考勤、考核和请销假工作，负责公司行政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工作总结，负责审核公司经费的支出和差费报销工作。”可知,被上诉人何勇根本没有权利与被上诉人邓少文签订任何协议，被上诉人何勇收取被上诉人邓少文车辆预付定金不是职务行为，况且该款项也没有交到畅兴公司。二、上诉人根本没有向被上诉人何勇出具过委托书，委托书系被上诉人何勇为了诈骗他人钱财为目的，自己出具后加盖了畅兴公司印章，该委托书没有经过畅兴公司备案，畅兴公司股东并不知晓，也没有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该证据明显存在瑕疵，而一审法院却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明显不符合事实。三、被上诉人何勇向被上诉人邓少文出具的《收款收据》与畅兴公司使用的《收款收据》不一致，上诉人公司使用的收据最左边有“贵州远洋纸品”字样，而被上诉人何勇向被上诉人邓少文出具的《收款收据》最左边没有字样，最右边的字样与上诉人公司使用的字样不同，上诉人公司使用的收据右边的字样为“一联存根二联收据”，但被上诉人何勇向被上诉人邓少文出具的《收款收据》最右边的字样为“第一联存根（白）第二联收据（红）”，这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何勇有欺诈被上诉人邓少文的行为，加之，被上诉人何勇根本没有将《收款收据》的存根交给上诉人公司，上诉人也不知道与被上诉人邓少文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何勇向被上诉人邓少文出具的《收款收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四、被上诉人何勇向上诉人转款400000元，该款系2018年11月被上诉人何勇向敖玉林、张府峰、蒋乔金（2018年11月12日转款到被上诉人何勇尾号为0837银行卡上）、朱珍陶、张福清、李章信收取的购车款，而非被上诉人何勇所辩称的该款就是向被上诉人邓少文和案外人陈忠富、朱珍陶、李旭章、石应雄收取的定金。2018年11月12日，蒋乔金向被上诉人何勇尾号为0837银行卡上转账100000元，因此，被上诉人何勇收到客户的款项有800000元。在2018年12月13日，被上诉人何勇以公司名义向邓泽永收取80000元，该款项至今也没有交付给畅兴公司。五、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何勇虚构事实，明显有欺诈行为，以合同方式骗取被上诉人邓少文的财物，其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即使被上诉人何勇收取客户购车款是履行职务行为，那么被上诉人何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将收取的购车款占为己有，2018年12月13日，被上诉人何勇又以畅兴公司名义向邓泽永收取80000元，该款项至今也没有交付给畅兴公司，构成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邓少文辩称，2018年10月15日，畅兴公司收取邓少文车辆预付定金100000元，并向邓少文出具加盖畅兴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被上诉人何勇作为经手人在收款收据上签字。但畅兴公司收到购车款后未向邓少文交付车辆，故案涉订车款应当予以返还。被上诉人何勇作为畅兴公司的委托经理，以畅兴公司名义收取车辆预付款，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畅兴公司在收款收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系认可何勇在畅兴公司处的权限。被上诉人何勇是否自己出具授权委托书后加盖畅兴公司的印章、收款收据出现两种不同样式等问题系畅兴公司内部管理问题，被上诉人何勇的行为结果应当归属于畅兴公司。因此，车辆买卖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未交付车辆严重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当返还订车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何勇辩称，何勇作为上诉人委派到盘州市从事开展客运工作的工作人员，有2017年1月19日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予以证明。上诉人称其没有向何勇出具过委托书，委托书系何勇为了诈骗他人钱财为目的，自己出具后加盖了畅兴公司的印章，该说法显然不是事实。根据上诉人所称的《六盘水市畅兴客运有限公司文件》六畅字(2018)16号文件，何勇在畅兴公司的职责为：负责洽谈业务，考察申请线路，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模制度，安排和布置车站各层次和各环节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内卫保卫工作。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生活事务和管理工作，按照公司运输管理的要求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公司人员业务学习和安全教育工作，负责组织公司人员会议，传递公司总部的有关文件及规定，负责公司人员的调配、考勤和请销假工作，负责公司行政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工作总结，负责审核公司经费的支出和差旅费报销工作。这些都充分说明何勇在畅兴公司负责公司全盘事务，属于一把手，充分证明畅兴公司出具给何勇的委托书的真实性。何勇代表公司收取邓少文100000元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并且何勇已将邓少文的订车款连同其他另外四个客户的订车款共计400000元一并转给了畅兴公司。同时，上诉人分别于2019年4月24日和5月11日向邓少文出具承诺书，同意支付邓少文订车款100000元。因此，该笔订车款应当由上诉人退还给邓少文，何勇不应当对该100000元承担退还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邓少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车订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5月21日的利息2936.94元，合计102936.94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6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9日，被告畅兴公司向何勇出具委托书，委托何勇作为畅兴公司经理，在盘州市开展客运工作，委托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8年10月15日，何勇以公司名义向原告邓少文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邓少文车辆预付定金100000元，2018年11月13日，被告何勇向畅兴公司转账400000元，其中就包含了其收取邓少文的100000元。至今，畅兴公司既未向原告邓少文交付车辆，也未返还预付定金。另查明，2018年10月15日至今的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达成的车辆买卖口头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按约履行。原告交付定金后，被告既未向原告交付车辆，也未返还购车定金，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请求返还购车定金10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85%支付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利息的诉请，因该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以此计算利息为2598.08元（100000元×4.35%÷365天×218天），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被告何勇作为畅兴公司委托的经理，其以公司名义收取原告邓少文车辆预付定金，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归属于公司。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因原被告对律师代理费并无约定，且也不是诉讼必然产生的费用，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畅兴公司于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邓少文车辆预付定金1000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支付自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5月21日止的利息2598.08元，合计102598.08。二、驳回原告邓少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9元，原告邓少文已预交，由被告畅兴公司负担1095元，于履行判决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原告邓少文；由原告邓少文负担64元。二审中，上诉人畅兴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报案回执单和受案回执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何勇收取该笔款项后未交给畅兴公司，被上诉人何勇可能存在职务侵占行为。被上诉人邓少文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何勇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何勇收取款项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如畅兴公司认为何勇涉嫌职务侵占，那也是畅兴公司与何勇之间的问题，与本案被上诉人邓少文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上诉人邓少文、何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9日，上诉人畅兴公司向何勇出具委托书，委托何勇作为畅兴公司经理，在盘州市开展工作，职责范围包括“洽谈车辆买卖业务，收取相关款项”。委托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8年10月15日，邓少文向畅兴公司购买车辆，何勇向其提交加盖有畅兴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一份，后邓少文于2018年10月16日、18日分别向何勇支付92000元、8000元，共计100000元。上诉人于2019年4月24日、5月11日分别向邓少文出具承诺书，承诺解决、协调处理购车款一事，后仍未处理好，导致邓少文诉至法院。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畅兴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何勇提交的委托书，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除本案外何勇与其他人洽谈车辆买卖业务、收取购车款的事实，可以认定畅兴公司对何勇的委托范围包括洽谈车辆买卖业务、收取购车款。本案中，被上诉人邓少文到畅兴公司处查看车辆并洽谈车辆买卖事宜后，虽未签订合同，但畅兴公司已经向邓少文出具收款收据，邓少文也预付了购车款100000元，虽然预付款项系支付给何勇未支付到畅兴公司账户，但因畅兴公司授权何勇收取购车款，故畅兴公司与邓少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现畅兴公司未能提供车辆，应当将购车款返还邓少文。至于何勇收取款项后是否将款项交给畅兴公司，首先，因何勇与畅兴公司至今未能最终对账，不能确认何勇是否将涉案款项交给畅兴公司；其次，即便何勇未将收取的款项交给畅兴公司，也属于畅兴公司内部管理行为，不能对抗合同相对方。畅兴公司还提出邓少文提交的票据与畅兴公司认可的人员出具的票据格式不一致，经查，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六份收款收据中蒋乔金收款收据，与本案中邓少文的收款收据格式一致，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畅兴公司主张何勇构成刑事犯罪的问题，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畅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元，由上诉人六盘水畅兴客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彩虹审判员  周元军审判员  徐 芳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徐严书记员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