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97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利超，女，198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青，河北付桂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书法，男，195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秀江，河北世纪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艳华，男，1981年12月8日出生，住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系上诉人之子。 上诉人邓利超与上诉人武书法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利超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以被上诉人名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为5.7亩不正确，上诉人提供的藁城区档案局复制出(盖有档案局公章)的承包合同耕地为6亩，上面村委会及政府机关公章清晰可辨。而一审法院认定5.7亩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公章不清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分单，武晓然没有签字确认，分单处分了武晓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为无效，不正确。农村风俗分家都是父母和儿子之间的协议，何况当时武晓然已经23岁，明知家人的处分行为而没有制止视为承认。加之分单已经实际履行多年，仅是在上诉人丈夫武晓博去世后，被上诉人才将分给武晓博的3亩耕地自己耕种。分单是有效的，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主张将分单中3亩中的2.4亩要回是对余下0.6亩地权利的放弃，这不违背法律关于土地流转的规定，应予支持。一审还认定当承包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既然这样上诉人经营自愿流转的3亩地中的2.4亩有何不正确，为何不支持，何况上诉人与武晓博还有婚生儿子武守烨，作为继承人按一审法院所认为的是可以继续承包经营的。既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何一审还按被上诉人现在的家庭成员被上诉人后添的家庭人员数分地。这不是矛盾吗?何况被上诉人后添的家庭成员武政旭、武满希也没有赶上分地。总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故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上诉人武书法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对邓利超已在婚前分得承包地这一关键事实予以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丘头镇丽阳村同村村民。邓利超于1989年3月出生，在1997年9月份农村土地进行二轮承包时其已满8岁，当时作为其家庭成员已分得承包地。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已经明确告知了这一事实。2010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二儿子武晓博结婚，由于两家已经于1997年各分得承包地，故邓利超在嫁到上诉人家庭后，便没有再分得承包地。事实上，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也没有收回被上诉人在娘家分得的承包地。对这一关键事实，一审未给予足够重视及查明后予以认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根据该规定，结合上述事实，邓利超分得的承包地仍在其娘家即邓利超父母家庭中。如果按照一审所判内容在上诉人家庭所承包的土地范围内再分给其土地的话，无疑，将会导致邓利超变相取得两份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将其家庭户下的0.7亩承包地交由邓利超耕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特提起上诉，恳请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武书法针对邓利超的上诉请求答辩称，1、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说明。承包经营权证书是用来证明土地是武书法承包的，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政府部门签发且真实有效，根据(2019)冀0108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藁城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2月向被告(武书法)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承包土地面积5.7亩，承包期1997年9月25日至2027年9月25日”。因此，认定此证书真实有效，可以作为证据使用。2、邓利超上诉状中说“分单已经实际履行多年，仅是在上诉人丈夫武晓博去世后，被上诉人才将分给武晓博的3亩地自己耕种”，这不是事实；2014年分的地，2016年武晓博去世，首先不是多年，其次，分单从未实际执行过，不仅耕地一直是武书法耕种，而且分单中规定的给父母的赡养费用，邓利超一家也几乎没有给过，武晓博去世后，邓利超从未给过公婆武书法、耿月芬任何赡养费用，所以说分单从未正式执行过，何谈履行多年。3、村里的卖化肥、农药以及种麦子收麦子收割机户等证人都能证明土地一直是武书法耕种。4、分单是否有效?首先，根据(2019)翼0108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第1段中内容的说明，“本案原告邓利超提交的2014年4月8日订立的分单，仅有武书法、耿月芬、武艳华、武晓博签字，武晓然作为家庭成员并未签字确认，分单处分了武晓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为无效”；其次，家庭内部各种协议签署较多，但是全都未正式执行过，未按协议履约，各协议中除了分地以外，还约定了按期支付给两位老人赡养费用，还约定过永远居住在武晓博家，邓利超不仅未按协议支付过赡养费用，还将老人的生活、起居用品都扔到街道上，逼老人搬到破旧的老房子里居住，邓利超只认对自己有利的，而自己需要付出的却从不执行，百般抵赖，不讲道理。5、2017年初，邓利超便与案外人同居，邓利超自2016年至今，多次上门对两位老人进行打骂，故意上门找事，从未尽过当儿媳妇的责任和义务，相反，总是想尽办法花两位老人的钱，索要两位老人的承包地，想尽办法不让老人去新房子里居住，总想不劳而获，也不允许两位老人探望孩子，两位老人赖以生存的土地，怎么就有邓利超一份了，她现在生活优越，不管两位老人的任何事情，凭什么要分老人的土地，难道她一人分得两份土地合法吗?6、邓利超起诉武书法要求将3亩地交给她来耕种，武书法户口簿上包含其妻子及儿女、孙子、孙女等一共6人，如果将武书法所承包土地的二分之一交给邓利超耕种，那就是邓利超一人占有武书法一半的承包土地，另外一半土地属于6人共有，这样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邓利超一人将拥有4.2亩土地，是丽阳村人均土地占有量的3.5倍。以上所述保证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邓利超针对武书法的上诉请求答辩称，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的答辩人已经在婚前分得承包地这一事与本案没有关系，答辩人主张的是婚后答辩人故去的丈夫武晓博在婚后分的3亩地中的2.4亩，因为答辩人与武晓博是夫妻关系，被告在2014年与两个儿子分家后分单一直履行，直到答辩人丈夫去世，被答辩人才将分给武晓博的3亩耕地自种。答辩人丈夫武晓博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答辩人儿子武守烨又患有肾病综合症，答辩人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死亡赔偿款中关于被答辩人的赡养费已经一次性给付，已经履行的分单没有解除的依据，被答辩人占有分单给付武晓博的耕地没有根据，答辩人主张分单3亩中的2.4亩已经尽到了法律上与道德上的义务，对答辩人主张的2.4亩应予支持。 原告邓利超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耕地2.4亩；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耕地损失费36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丈夫武晓博于2016年9月25日因交通事故死亡，原告丈夫有耕地1.2亩，在被告（被告系武晓博父亲）名下。自原告丈夫武晓博死后，被告一直耕种该地至今不予返还。原告及丈夫有患病婚生儿子，花销很大无其他收入来源。为了生活故起诉请人民法院令被告返还耕地，并给付三年耕地损失3600元（按承包地每年租金1200元计算为3600元)。 被告武书法向原审法院辩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要求返还原告丈夫耕地无法律依据。原告户口在娘家，原告耕地已经分在其娘家，原告不是被告的家庭成员，不具有共有的权利，耕地不能继承，原告不是武晓博耕地的所有人，没有武晓博的耕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地以家庭为单位，本案家庭户的户主是被告，村委会给付各种补助是以家庭承包户为单位，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9月25日，被告武书法代表家庭户与丘头镇丽阳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承包和尚坟耕地6亩，承包期自1997年9月25日至2027年9月25日止。藁城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2月向被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承包土地面积5.7亩，承包期1997年9月25日至2027年9月25日。当时，被告武书法家庭成员有：户主武书法、妻子耿月芬、长子武艳华、次子武晓博、女儿武晓然五人，户籍登记地址为。武晓博于2010年与原告邓利超结婚，邓利超也为丽阳村民，2011年6月23日生育儿子武守烨。 原审另查明，2014年4月8日，武书法、耿月芬、武艳华、武晓博订立分单，四人一致协商将6亩耕地分给武艳华、武晓博，二人各分3亩，东面三亩为武艳华所有，西面三亩为武晓博所有，于2014年麦收为执行时间。如以后修路或者厂房修建于此，无论是占那一部分，占地补偿费用由父母及兄妹三人协商分款。补充：田地分后，武艳华、武晓博每季给父母300元生活费。 原审再查明，2015年8月24日，武晓博户口与父母分开成为户主，家庭成员还有妻子邓利超、儿子武守烨。武晓博于2016年9月25日因交通事故去世，经法院判决所得赔偿款63万元，武书法、耿月芬共分得255619.77元，武守烨分得279661.01元，邓利超分得94719.22元。原告邓利超于2017年5月27日在户口簿登记为户主，家庭成员有儿子武守烨，武晓博户口页作废。被告武书法户口在其儿子武艳华名下，武艳华为户主，户籍地：石家庄市藁城区，户口簿显示家庭成员有武书法（父亲）、耿月芬（母亲）、武艳华、武晓然（妹妹）、武政旭（儿子）、武满希（女儿）。 另，争议耕地现均由被告武书法耕种。 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的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本案原告邓利超提交的2014年4月8日订立的分单，仅有武书法、耿月芬、武艳华、武晓博签字，武晓然作为家庭成员并未签字确认，分单处分了武晓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为无效。第二，当承包农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本案中，原告邓利超与武晓博于2010年结婚，婚后到武晓博家共同生产生活，其已成为武书法户的家庭成员。虽然现在武晓博已经死亡，但邓利超并未改嫁也未脱离集体经济组织，现邓利超分户另过，其有权获得相应承包地的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根据户籍显示，本案5.7亩承包地涉及的家庭成员有武书法、耿月芬、武艳华、武晓然、武政旭、武满希、邓利超、武守烨，按照比例其中0.7亩承包地应由邓利超耕种。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每年租金1200元标准给付耕地损失3600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武书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家庭户下0.7亩承包地交由原告邓利超耕种；二、驳回原告邓利超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武书法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武书法提交丽阳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邓利超在娘家已经分得土地。邓利超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形式不合法，没有负责人签字，且证明人武书轻是武晓博的伯伯即武书法的哥哥，是亲属关系。再者，邓利超是否分地与本案争议的2.4亩不是一回事，邓利超主张的是武书法、武晓博、武艳华2014年分家的分单中3亩中的2.4亩。本院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2014年4月8日订立的分单，并未经过家庭成员武晓然签字确认，因该分单处分了武晓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分单无效并无不当。武书法提交的盖有丽阳村村委会公章的证明载有“我村村民邓利超在一九九七年土地调查时在其娘家已分的土地”，邓利超对此并不认可，认为系武书法亲属出具，且无负责人签字，该证明不合法。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确认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要依据，邓利超与武晓博婚后与武晓博家人共同生活，其已经成为武书法户的家庭成员之一，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邓利超与武晓博婚后仍在其娘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故原审法院依据武书法家庭户下成员情况，认定该户内承包土地中0.7亩承包地系邓利超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该认定并无不当，基此，上诉人邓利超、武书法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邓利超负担50元，上诉人武书法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靖 审判员 李 祥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 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