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5民初4408号原告：杨某1，女，1955年01月03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乌当区。原告：杜某1，男，1965年0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乌当区。原告：杜某2，男，1967年05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乌当区。原告：杜某3，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乌当区。原告：杨某2，女，196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乌当区。原告：杨某3，女，1972年05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乌当区。原告：杨某4，女，1974年05月06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乌当区。前述七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艳林，贵州滔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某4，男，汉族，住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代理人：吴春明，贵州伯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章晓兴，贵州伯克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杜某2、杜某1、杜某3、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与被告杜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勇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同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2、杜某1、杜某3、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艳林与被告杜某4委托代理人吴春明、章晓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1、杜某1、杜某2、杜某3、杨某2、杨某3、杨某4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七原告各继承位于贵阳市××区碧海花园××单元××房屋××之一份额的所有权（房屋价值35万元）；2.请求判令七原告各继承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标段（××）单元××号（产权证号：金阳新字第**）八分之一份额的所有权（房屋价值25.9万元）；3.判令七原告各继承位于贵阳市××××层20平方米营业性房屋八分之一份额的所有权（房屋价值2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杨德才与刘天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有8名子女，分别是原告杜某3、杜某1、杜某2、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及被告杜某4。2006年11月7日，杨德才与刘天英共同修建的位于贵阳市××面积××184.21ｍ2的房屋被拆迁，刘天英与贵阳金阳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公司以位于碧海花园××87.69m2、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标段（××）××单元××、××贵阳市××金朱路××20m2营业性房屋。2014年4月16日杨德才因病去世。2014年，刘天英与原、被告因前述房屋发生纠纷诉到观山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筑观法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前述房屋归刘天英所有。后刘天英于2017年10月13日因病去世。现原告与被告因房屋继承产生争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请求。被告杜某4辩称：2014年12月10日，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筑观法民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明确载明贵阳市观山湖碧海花园xx号房屋、贵阳市观山湖金麦花园xx号房屋、贵阳市观山湖金麦花园xx平方米的营业性房屋（即本案涉案的三所房屋），均归刘天英所有。而刘天英于2015年9月23日委托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出具遗嘱《公证书》，已公证的遗嘱中已明确将本案涉案房屋的产权和所有的权益全部由被告杜某4个人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杨某1、杜某1、杜某2、杜某3、杨某2、杨某3、杨某4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筑观法民初82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刘天英与杨德才共生育了8个子女，即本案的7原告与被告，原、被告的父亲杨德才于2014年4月16日因病去世，2014年12月10日，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了案涉房屋由刘天英所有；2.贵州省观山湖上麦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被告的母亲刘天英于2017年10月13日因病去世的事实，故在刘天英去世后，案涉房屋属于遗产，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原告依法享有继承权；3.位于金阳新区金朱西路××标段（××）××单元××号，证明该房屋已办理了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人刘天英，属于刘天英的遗产；4.《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证明案涉房屋是因刘天英的房屋被依法征收而合法取得，故案涉房屋属于刘天英的合法遗产；5.贵阳市乌当区野鸭乡上麦村村民委员会多次组织调解后于2003年10月15日出具的《关于杨德才与儿子杜某1为了0.5亩地权属纠纷的决定》，证明杨德才与刘天英修建的老房屋，被告杜某4没有继承权，之所以没有继承权的原因是杜某4要求其母亲刘天英退还买棺材的600元钱；6.1998年12月26日，上麦村村民委员会关于对杜祥军、杜某2、杜某4、杜某1等四兄弟家庭纠纷处理意见，证明杨德才、刘天英曾修建的房屋杜某3、杜某1、杜某2、杜某4均占有同等份额，同时在该处理意见上明确杜某4“那天付清老房的款，那天有权继承双亲的遗产”，因此案涉房屋实际上是拆迁征收了刘天英的房屋而合法取得，根据该处理意见被告杜某4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向刘天英支付了老房的款项，不应享有继承权；7.刘天英生病期间住院的图片六张，其中五张证明刘天英在住院期间是由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三人照顾，一张证明被告杜某4在照顾刘天英期间对刘天英生活上没有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庭审中，原告提出申请，要求调取公证遗嘱的现场录像资料，考虑到该视听资料亦属于公证内容的一部分，同时也考虑到原告方对公证现场的知晓意愿，同意对该视听资料（现场录像）调取的申请。对于该视听资料，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原告提出刘天英系因胁迫而办理的公证。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对于证据1无异议；对于证据2，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七原告能继承财产；对于证据3无异议；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提出该组证据原件已经遗失，并由刘天英已补办。对于证据5、证据6，因该二份证据亦属于各方合意的表示，但时间是2014年12月24日的调解协议，以及之后的公证遗嘱，甚至也应早于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的录音遗嘱，因此不予以采纳；对于证据7，能够证明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曾看望刘天英，对于其中拟证明杜某4未尽到照顾义务的照片，因其仅能显示一个静态的事物（一个碗及所盛食物），不能据此证明杜某4未照顾老人，即使确系刘天英所食用，仅从照片来看，也难以认定杜某4有虐待老人的事实。对于前述证据中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能否证明七原告与被告是否享有继承权，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对于证据4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该证据遗失后已由刘天英登报并补办（被告已举证，七原告亦无异议），经与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核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杜某4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刘天英将涉案房屋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确定由杜某4继承；2.《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观山湖金朱路金麦花园××号的房屋所有权证明材料，证明案涉房屋属于被告所有；3.上麦村委会于2019年3月29日、2019年5月7日出具的赡养证明以及2019年8月7日出具的赡养证明（贵阳市观山湖金源社区服务中心社会服务部盖章确认），刘天英出具的申请书、委托书各一份，刘天英的死亡证明，证明刘天英一直由被告杜某4赡养；4.安葬刘天英产生费用的收据及记录，证明刘天英安葬事宜系由被告杜某4负责；5.刘天英生前治疗的诊断报告、医疗费用的收费票据及发票，证明刘天英所有医疗费用均由被告杜某4支付；6.贵州2频道官方微信截图（调解大篷车组织刘天英与子女在该栏目调解的图片及报道），证明刘天英向三原告杜某2、杜某3、杜某1下跪，并没有像三原告所说尽到了赡养义务；7.观山湖上麦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刘天英与杜某4、杜某1、杜某3、杜某2进行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证明前述四人同意由杜某4负责刘天英的生死养葬医疗等一切费用。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七原告对证据1不予认可，认为遗嘱应由刘天英亲笔签名，而不是加盖的刘天英的印章；对证据2七原告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死亡证明无异议，对于证据3中的其余证据，七原告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七人也对刘天英履行了赡养义务；对证据4，七原告不认可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刘天英在生前因土地征收获得补偿款30万元，该款由被告杜某4保管，其生后事的所有支出均是在其存款内支出；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七原告予以认可，但认为医院开具的发票均是刘天英，无法证实费用由杜某4支付，且刘天英具有自行承担医疗费用的能力，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6，七原告对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截图无法反映原、被告赡养老人的事实；对于证据7，七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原告杜某2并未签字认可，该协议不能约束杜某2及未在协议上签字的其他原告。对于前述证据，原告对公证遗嘱不予以认可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属于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本案中七原告的主张不能达到相反事实成立的程度，且也按七原告的申请调取了公证遗嘱的现场录像资料，亦能证明刘天英申请办理公证遗嘱的事实，因此对该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予以确认；对于证据3中村民委员会等出具的赡养证明以及刘天英曾出具的委托书，村民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是相对较了解刘天英生前状况的基层组织，且其出具的该部分证明有相关人员签字和盖章等，形式上较符合规定，结合杜某2的陈述（从80年代起至2014年由杜某2和杜某3赡养）至少能够综合判断刘天英在去世前的几年时间内主要由杜某4赡养；对于证据4及证据5，因原告提出刘天英也因土地被征收获得补偿款，对于该部分支出由谁的财产给付等，确也无法查明，且与本案的关联性亦未达到相应强度，故不予以采纳；对于证据6，结合杜某2的陈述，对2015年在贵州二频道参与调解大篷车节目时，刘天英因杜某2就不分财产不合理与律师起争执后向杜某2、杜某3、杜某1下跪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于证据7，因杜某2未签字确认，达不到证明原告杜某2同意被告杜某4负责刘天英的生死养葬医疗等一切费用的证明目的，但能证明刘天英的意愿及杜某1、杜某3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其余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某1、杜某3、杨某2、杜某1、杜某2、杨某3、杨某4与被告杜某4系刘天英与杨德才（曾用名杨德财）生育的八个子女。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号房屋（建筑面积87.69平方米）、贵阳市观山湖金朱西路××号房屋（建筑面积64.94平方米）、贵阳市观山湖××20平方米的营业性房屋原系刘天英所有。2017年10月13日刘天英因年老生病逝世，在离世的前几年，主要由杜某4赡养刘天英；2015年刘天英等在贵州二频道参与调解大篷车节目时，刘天英因杜某2就不分财产不合理与律师起争执后，曾向杜某2、杜某3、杜某1下跪。另查明：2015年9月23日，刘天英到贵州省立诚公证处，提出为避免日后子女们为财产继承发生纠纷，向立诚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遗嘱，遗嘱过程进行了录像。具体内容为：“一、我去世后，上述房屋属于我个人所有的房屋产权和所有的权益全部由我的儿子杜某4（公民身份证号码：）个人继承所有。二、希望子女们尊重我的上述遗愿，和睦相处，共同协商勤俭办理我的后事”。其中上述房屋即为贵阳市观山湖××号房屋（建筑面积87.69平方米）、贵阳市观山湖金朱西路××号房屋（建筑面积64.94平方米）、贵阳市观山湖××20平方米的营业性房屋。本院认为，遗嘱行为是一种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只要遗嘱人出于自己的本意，且符合法律规定，该遗嘱应于遗嘱人死亡生效，故本案中七原告主张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遗产，需向本院证明遗嘱人存在取消原立遗嘱的全部内容的法律行为。对于七原告认为本案经公证机关办理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问题。本案中的遗嘱并非代书遗嘱，代书遗嘱是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遗嘱人、见证人、代书人在遗嘱上签名的立遗嘱形式，而本案中被告向法庭出示的公证书是按照办理遗嘱公证的程序办理的公证遗嘱。对于七原告认为该遗嘱形式不属于遗嘱人刘天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该公证文书是在经过申请、受理、核实等系列法定的程序后由公证机关出具，公证书的申请人刘天英的意思表示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载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之规定，应为申请人刘天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原告方称刘天英在之后还存在录音遗嘱形式立遗嘱的法律行为问题。对于该问题，原告方并未向本院出示相关的证据，即使之后如原告杜某2所说刘天英存在录音形式的遗嘱，因公证遗嘱比其他形式的遗嘱更具有证明力，因此，对公证遗嘱的变更或撤销应以公证的方式进行。综合前述意见，在未能提交更新的公证文书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之规定，认定即使存在录音遗嘱也不具有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法定事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某2、杜某1、杜某3、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890元，减半收取5945元，由原告杜某2、杜某1、杜某3、杨某4、杨某3、杨某2、杨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 勇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蒙哲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