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24民初1032号原告：吴清华，女，1962年12月16日出生，居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熙，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建良，男，196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被告：宋晓竹子，女，198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中，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清华与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清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熙、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清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21.913万元（该款项为原告替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垫付款，被告以名义股东身份从公司领取后拒不归还给原告）及延迟支付利息1.6万元；2、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盈余分配款4.33万元；3、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赔偿损失30.62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6月17日，原告与被告宋晓竹子签订《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原告投资240万元到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帮惠公司），享有融帮惠公司注册资金2400万元中10%的股权，该10%的股权工商登记在宋晓竹子名下，由宋晓竹子全权处理原告基于股东身份与融帮惠公司有关的所有事宜，同时双方对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宋晓竹子虽为原告的名义持股人，包括其自身也持有融帮惠公司30%的股权，但实际也是替其父亲（也就是被告宋建良）进行名义持股。2016年4月2日，融帮惠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并以从协议的方式内部发生股权转让，宋晓竹子将持有的4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60万的出资全部转让给了宋建良，宋建良自此成为融帮惠公司内部确认的股东，行使对内的股东权利，但外部工商股权登记仍在宋晓竹子的名下。2016年11月16日，融帮惠公司因无力偿银行贷款200万元，决定由所有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向银行代偿，其中宋建良作为出资比例40%的股东代偿了80万元，也就是基于自身股东身份借款给公司80万元。2017年1月18日，原、被告签订《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明确由被告受让原告2.5%的股权及对应融帮惠公司在嘉诚首府302A和302B的资产份额（目前已经（2018）湘0124民初3461号判决书确认）。在该形成过程中，宋建良告知由其替原告垫付了20万元的银行代偿款，根据《投资入股协议》4.3条的约定，该20万元应由原告承担。所以，在形成的协议中明确了宋建良本应向原告付款130万元，减去前述20万元，作为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垫付款，至此原告不再拖欠被告宋建良的垫付款项，从而取得了融帮惠公司债权人的身份，但基于《投资入股协议》的约定，只能由被告代为行使追偿权利。《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签订后，两被告开始刻意隐瞒融帮惠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公司资产债务处置情况。2017年11月5日，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融帮惠公司形成《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将公司在翰林华府1-106、2-103的两个商铺一次性作价245万进行处理（宋建良出资122.5万元受让两个商铺的一半产权），转让款245万用于偿还各股东替公司向银行代偿的款项即相应利息。宋建良签字领受了80万元还款本金及9.2万元利息，其中包括原告应得的本金20万元及利息1.913万元。另外，股东会决议还向原告分配了盈余资金5.78万元，但鉴于原告在被收购2.5%的股权后只持有7.5的股权，因此被告同时占用了原告4.33万元的盈余分配款。上述款项，被告一直拖延未付给原告。另外，两被告故意隐瞒，事前未通知原告2017年11月5日将召开股东会表决重要事项，事后亦未告知原告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根据《投资入股协议》的约定，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首先从《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的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方案来看，整个决议形成的方案是对所有股东利益的再分配，因为融帮惠公司核心资产共分为房产和对外债权两大块，其中翰林华府1-106、2-103的商铺是升值空间不错的优质资产，开发商开盘售卖价为18000元每平米，而对外债权部分债务人为毛德安的是相对优质的债权资产，所以决议形成了宋建良以低价（每平米9000元）进行关联交易收购公司优质商铺资产，而让渡债务人为毛德安的优质债权资产的方案。其次，根据《投资入股协议》第五条约定，宋建良基于自身股权及代持原告的股权所附属的表决权通过与融帮惠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该对应商铺的所有权，而放弃优质的债权，应视为宋建良代表原告按40%的股权比例选择享有商铺这块的本身溢价及增值红利，而承担了债权资产的减值，而基于《投资入股协议》的约定，宋建良享有和承担的，原告按其占比7.5%的投资额同样享有和承担。最后，被告向原告故意隐瞒该决议有关事宜，涉及到融帮惠公司核心资产的处置，与每一个股东的利益紧密相关，且还是被告自身与融帮惠公司的存在利益输出的关联交易，对原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被告非但不积极与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原告商量，反而刻意隐瞒以便达到巧取豪夺的目的。综上，被告的违约行为为自身获取了利益，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被告获得了此商铺的低价取得的溢价以及增值，以目前市面价格21000元/㎡为参考，计算获利金额163.3万元。被告所持股权中有18.75%的份额属于原告，因此该损失应以被告获得利益的18.75%计算，应向原告赔偿损失为30.62万元。综上，原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支付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共同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钟浩然系吴清华名下隐名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本案应追加钟浩然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中《投资入股协议》虽系原告与宋晓竹子所签订，但在融帮惠公司成立及经营过程中，均由钟浩然作为股东参与相关会议，行使隐名持有的10%股权并参与公司的管理。同时，在原告等人与两被告签订的《备忘书》第五条中约定：“综上所述，宋建良主动收购受让吴清华（钟浩然）在融帮惠公司的股份房产和部分股权股金综合计算如下······”，明确吴清华持有的融帮惠公司隐名股权10%，实际属钟浩然所有，钟浩然系融帮惠公司吴清华名下隐名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或共有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钟浩然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二、关于245万元的分配问题，实际属于彭书国偿还融帮惠公司借款本息。根据《备忘书》的约定，原告仅应分得其中的7.5%，即18.375万元。（一）关于245万元的性质问题，本质上属于彭书国偿还融帮惠公司借款的本息。2015年12月31日，由包括原告在内签字确认的《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清单（附表三）》确认公司以卢建新名义持有彭书国债权本金350万元。2017年9月26日，卢建新与长沙市嘉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房地产公司）就翰林华府2栋103号房屋及1栋106号房屋签订《关于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协议》及《承诺书》，明确：如在2017年10月29日前，嘉诚房地产公司不能按245万元的价格回购翰林华府1-106、2-103号房屋，则丧失标的商铺的回购权，卢建新有权对上述房屋进行处置。协议签订过程中嘉诚房地产公司明确“经请示彭书国同意签订此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嘉诚房地产公司向卢建新交付了两商铺。2017年11月5日，公司作出《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以下简称1105决议），明确由刘仕明、宋建良受让上述两处房产，代偿彭书国偿还应付公司的245万元，并将相关资金在股东之间进行了分配。综合上述证据可以确认涉案的售房款245万元本质上属于嘉诚房地产公司（彭书国）本息的偿还。（二）关于245万元的内部分配问题，根据《备忘书》约定，在两被告与原告内部之间原告应分得的彭书国债权的7.5%，即18.375万元。2017年1月18日，原告等与两被告签订的《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中第三点约定“融帮惠公司应收回在外债权1650万元（其中毛安德500万元、钟宇春500万元、熊正华400万元、李小平100万元、彭书国150万元），按照吴清华的10%股权比例计算，吴清华应分得165万元的债权。按照本备忘书第二条吴清华所占比例7.5%和宋建良收购受让2.5%的股权，吴清华、宋建良各自所占债权比例金额计算如下：吴清华占123.75万元，宋建良占41.25万元”。该条明确了原告仅分得应收彭书国债权的7.5%，即本息合计245万元*7.5%=18.375万元，无论股东会决议是如何分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告等人与两被告之间内部分配均应优先适用该内部约定。综上，售房款245万元实际属于彭书国相应本息的偿还，根据原告等人与两被告签订的《备忘书》约定，原告应分得18.375万元。三、关于盈余款项的分配问题，融帮惠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分红条件，相关已分配的红利应退还给公司，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盈余分配款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一）关于盈余分配的主张对象问题。融帮惠公司已实际承认原告的隐名股东地位，通知其参与了部分股东会决议，在股东会决议、盈余分配、债权分配中均明确了其隐名份额，其实际直接享有并行使了融帮惠公司的相关股东权益，其有权直接向融帮惠公司主张相关股东利益，故原告应直接向融帮惠公司主张分红。（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分配利润的前提是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尚存税后利润。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查询确认融帮惠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4日，公司注册资本2400万元。2017年11月5日融帮惠公司股东表决形成的《1105决议》确认，融帮惠公司财产为嘉诚房地产公司（彭书国）偿还本息获得的245万元、处置嘉诚首府两宗商品房获得的768万元及公司持有债权1580万元，共计2593万元，扣除偿还股东借款本息223万元，公司资产及债权共计2370万元，对比注册资本2400万元，亏损30万元。可见，融帮惠公司盈余分配前的总资产低于注册资本，不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相关分配利润应退还公司，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盈余分配于法无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四、翰林华府两商铺与原告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原告以公司处置资产造成其损失为由向两被告提起诉讼，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从股东表决权益来看，即使原告对《1105决议》持反对意见，也不会影响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根据原告自认原告持有融帮惠公司7.5%的股权，对《1105决议》的表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及融帮惠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该项决议仅需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查询《1105决议》签名确认该项决议已获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故即使原告对该项议程持反对意见亦不能否定该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二）从财产处置的角度来看，公司资产与股东资产相互独立，《1105决议》系对公司财产进行处置及分配，在融帮惠公司尚未注销前，该财产处置并不会给原告造成损失。根据原告自认及2017年11月5日融帮惠公司所有股东决议形成的《1105决议》对相关资产进行了清理并进行了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财产与原告财产相互独立，公司财产与原告之间不具有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即使相关财产处置及分配造成损失也是给融帮惠公司造成损失而非给原告造成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股东请求被告直接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相关利益亦属于公司。综上所述，原告所诉于法无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分列如下：一、原告吴清华提交的证据1、《投资入股协议》，拟证明原、被告就委托持股、委托行使股东权利、资产利润分配以及相关违约责任的事项进行了书面约定的事实；2、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转让一览表，拟证明被告宋晓竹子虽仍为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公司内部已发生了权利转移，除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外，具备了股权转让对内的效力；3、《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拟证明原告于2017年1月8日将被告替原告垫付的20万元代偿款支付给了被告的事实；4、《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议决议》及附表，拟证明融帮惠公司于2017年11月5日就偿还股东代偿款及盈余、资产（房产及债权）的分配等事项形成股东会决议事实；5、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银行贷款垫付款本息归还领取列表,拟证明宋建良领取了应偿还给原告的代偿款本息的事实；6、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盈余资金分配列表（1）和（2），拟证明宋建良领取了应分配给原告的盈余资金的事实；7、2014年7月27日、2015年4月15日、2015年11月3日股东会议纪要，拟证明2017年11月5日前，被告都会通知原告出席融帮惠公司股东会，参与会议讨论并署名，但2017年11月5日的股东会却刻意隐瞒，不通知原告参与，事后也未告知会议决议内容的事实；8、同地段临街商铺售价，拟证明被告未依照《投资入股协议》约定与原告分享投资中分配资产溢价及固定资产增值收益的事实。二、被告宋建良、宋晓竹子提交的证据1、《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录》，拟证明钟浩然系吴清华在融帮惠公司隐名持有股份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共有人，本案应追加钟浩然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另备忘录明确钟浩然、吴清华将融帮惠公司2.5%的股份转让给宋建良后其分配获得彭书国债权的7.5%的事实；2、融帮惠公司工商公示信息，拟证明融帮惠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4日，公司注册资本2400万元的事实；3、融帮惠公司收款收据五张，拟证明2014年6月17日至2014年11月4日期间，钟浩然以吴清华名义分五次向融帮惠公司交纳入股金共计240万元的事实；4、融帮惠公司监事会决议纪要两份、2014年7月27日会议纪要、2015年4月15日股东会议纪要、2015年11月3日会议纪要、清算协议、财务结算平衡表12.31（附表一）、未了结的业务清单（附表三）、注销前后各项事宜处理协议，拟证明：1、融帮惠公司认可吴清华（钟浩然）的隐名股东地位，由钟浩然以吴清华的名义参与了相关股东会决议，行使了股东权利。2、吴清华名下隐名股份的相关权益实际上由钟浩然在行使，钟浩然系吴清华名下隐名股权的实际所有人。3、彭书国欠付卢建新的借款实际属欠融帮惠公司借款的事实；5、关于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协议两份，承诺函两份，交房流程表两份，及合同编号为20130089103的宁乡县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30090106的宁乡县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及公司债权债务和资产处置股东会决议》，拟证明：1、宋建良及刘仕明向融帮惠公司支付的245万元实际属于协助彭书国偿还融帮惠公司支付的借款本息，翰林华府1-106及2-103实际并未变更至融帮惠公司名下，不属于融帮惠公司财产；2、2017年11月5日形成的融帮惠公司股东会决议确认，融帮惠公司资产及债权共计2593万元，扣除偿还股东借款本金223万元，公司资产及债权共计2370万元，与注册资本2400万元相较，亏损30万元，融帮惠公司不符合盈余分配的条件的事实；6、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1、根据融帮惠公司章程确认，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作出其他决议，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不含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融帮惠公司注册资本为2400万元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两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实际上大部分没有被履行；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持有的在宋晓竹子名下的股份，并没有产生转移，原告后续提供的证据3也证实这一点；对证据3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融帮惠公司不具备分红条件，所形成的相关盈余分配决议无效，2、公司尚未完成注销的手续，相关的清算分配，也应在完成公司注销手续后才能产生相应的效力；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相关款项实际属于对实现彭书国债权的分配；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不具备分红条件，相关盈余分配应退还给公司；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2014年7月27日及2015年11月3号的会议实际由原告的儿子钟浩然参与，并代为签名。2017年11月5日的会议，公司通过电话形式通知了原告，但原告拒不参加；对证据8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备忘录明确了被告受让原告2.5%的股权，原告向被告支付20万元垫付款，钟、宋两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签字确认，不仅仅只有钟浩然，其中还有刘艳也签字确认，因此无法得出钟浩然是该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的结论。另被告受让原告2.5%的股权后，原告自然间接享有公司权益的7.5%，当然也包括公司债权。在备忘录中被告并未就彭书国的债权对应的7.5%折现给原告，彭书国的债权是公司的债权，公司未经决议，原、被告之间无权对该债权进行分割；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反证了原、被告之间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委托持股身份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看出原告的出资与钟浩然有直接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钟浩然作为原告的儿子，因母亲不方便，受其委托应公司邀请参加会议并签字很正常，这不代表钟浩然就是相应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另该证据反证了被告在2017年11月5日的股东会议上刻意隐瞒了该会议的通知及内容；对证据5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为没有原件，所以对三性均有异议。对2017年11月5日的决议没有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反证了原、被告之间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委托持股身份关系。对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6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3，本院认为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7和被告提交的证据4，本院认为能够证明钟浩然曾出席参加融帮惠公司股东会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8，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被告提交的证据5、6，本院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庭审查明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4年6月17日，原告吴清华与被告宋晓竹子签订《投资入股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原告自愿投资240万元至被告宋晓竹子在融帮惠公司占有40%的股份名下，原告即享有融帮惠公司10%的股权，但原告只能以职工身份参加公司经营，宋晓竹子有义务向原告提供融帮惠公司的经营状况、盈余利润分配方案、债务承担方案及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原告按投资额享有宋晓竹子按股份比例在融帮惠公司的利润分配权，但该权利原告只能对宋晓竹子主张，原告按投资额比照宋晓竹子在融帮惠公司承担责任；原告不得干涉融帮惠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各项经营业务；原告在投资并签订协议后三年内不得退出或转让投资”。上述《投资入股协议》签订后，原告缴纳了出资240万元。2014年12月24日，融帮惠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24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刘滔（占股40%）、宋晓竹子（占股40%）、雷学（占股10%）、胡兰（占股10%）四人。2016年4月2日，宋晓竹子将其持有融帮惠公司的96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宋建良，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1月18日，原告吴清华、吴清华之子钟浩然与宋建良、宋晓竹子及宋建良妻子刘艳签订《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该备忘书约定，宋建良以60万元受让原告在融帮惠公司2.5％的股权，同时以70万元购买原告股权的部分权益，共计130万元，冲抵宋建良于2016年11月代原告垫付原告需为融帮惠公司代偿的银行贷款20万元后，宋建良还应支付原告110万元。2017年11月27日，融帮惠公司偿还了各股东为其代偿的银行贷款，其中偿还宋建良的本息共计为89.2万元，该款包括了宋建良代原告垫付的本金20万元及产生的相应利息。同日，宋建良还领取了融邦公司按持股10％比例分配给原告的盈余资金57764.31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宋建良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融帮惠公司返还的垫付款21.913万元并支付迟延支付利息1.6万元；二、被告宋建良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盈余分配款4.33万元；三、被告宋建良是否应当赔偿原告损失30.62万元；四、被告宋晓竹子是否应当对原告的债务与被告宋建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宋建良应当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及购买原告股权的部分权益款共计130万元，冲抵宋建良为原告代融帮惠公司偿还的银行贷款20万元后，宋建良只需支付原告110万元。后融帮惠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偿还给宋建良89.2万元，其中包括了原告为公司代偿的20万元及相应利息，则宋建良在取得该款项后，应当将该20万元本息部分支付给原告，即根据原告的代偿比例，宋建良应当支付原告的款项为22.3万元（20万元＋9.2万元×25％），现原告仅主张21.913万元，此系原告对其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故对原告要求宋建良返还21.913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宋建良在融帮惠公司偿还其代偿款后，应及时将属于原告的部分支付给原告，现宋建良未及时支付，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相应利息损失，则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4.75％标准，从2017年11月28日计算至2019年1月23日（原告起诉状落款之日）为1.1999万元，现原告主张1.6万元，对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系融帮惠公司注册资本10％的实际出资人，根据《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的约定，原告将其2.5％的股份转让给宋建良后，原告的出资变更为7.5％，宋建良系该7.5％出资的名义股东。宋建良在2017年11月27日领取了融邦惠公司按持股10％比例分配给原告的盈余资金57764.31元，根据原告的实际持股比例7.5％，宋建良应将其领取的57764.31元盈余分配款中的43332元（57764.31元×75％）交付给原告，故对原告要求宋建良返还盈余分配款4.33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抗辩融帮惠公司不具备法定分红条件的意见，本院认为，融帮惠公司是否具备法定分红条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本院不予审查。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宋建良取得融帮惠公司位于翰林华府的商铺系基于融帮惠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出资购买。原告系融帮惠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不能证明宋建良取得该商铺的行为违反了《投资入股协议》的约定，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宋建良的该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相应损失，故原告要求宋建良赔偿损失3062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宋晓竹子已于2016年4月21日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宋建良，且从《钟、宋两家相关经营事宜处理备忘书》中可看出原告对宋晓竹子将股权转让给宋建良的事实知情且无异议，故宋晓竹子已非原告在融帮惠公司出资的名义股东，对原告要求宋晓竹子在本案中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宋建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吴清华支付长沙融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返还的代偿款219130元并支付迟延支付利息11999元；二、被告宋建良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吴清华支付盈余分配款43300元；三、驳回原告吴清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46元，由原告吴清华负担4170元，由被告宋建良负担54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傅海燕人民陪审员  陈雪妍人民陪审员  丁碧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 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