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0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于洪区全泽五金水暖建筑材料商行，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经营者：佟永全，男，汉族，住址：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梅，辽宁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法定代表人：韩玉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博、郭帅，辽宁兴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市于洪区全泽五金水暖建筑材料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5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刘春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市于洪区全泽五金水暖建筑材料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因沈阳爱立德人工环境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立德公司”）欠上诉人货款，爱立德公司给上诉人一张40万元的远期支票，但要求上诉人先给其开具五张总金额为28万元的转账支票，被上诉人提供的这张支票就是其中的一张，但至于怎么到被上诉人处，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从未在被上诉人处购买过货物，被上诉人起诉完全是捏造的事实。被上诉人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告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为被告供货，2016年2月4日，被告以一张面额为10万元的转账支票支付原告货款。2016年2月5日，原告将该支票存入银行，显示被告账户余额不足。经过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迟迟未支付货款。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4日，被告为原告出具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一张，票号为03406190，用途为货款，金额为100000元。2016年2月5日，原告将上述支票金额转入其账户时，因余额不足被银行退票。庭审中，原告提供万雄集团沈阳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单一册，其中编号0007736号销售单记载购货单位为“于洪区全泽五金水暖建筑材料商行”，日期为2016年2月4日，金额合计100001.28元，备注处记载“收支票#03406190”。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实，上述销售单系其制作，购货单位确为被告单位，经办人为佟永全。另查，被告经营者佟永全提供其与案外人沈阳爱立德人工环境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立德公司）签订的《协议》一份，载明：爱立德公司支付佟永全货款12万人民币，开具一张名头为沈阳锦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金额为40万元支票，同时为找差额，佟永全按爱立德公司要求返给该公司支票五张，用于该公司支付其他公司货款，金额分别为100000元，124975元、10000元、13679元，31346元，总计28万元。爱立德公司声明，如该公司给佟永全开具的40万支票未能按期到账，该公司应将佟永全开具的五张支票收回归还佟永全，否则一切后果由该公司承担，佟永全不承担相应债务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了销售单一册，其中编号0007736号销售单记载原告诉称的买卖事实，并有证人刘某出庭佐证上述买卖事实，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被告辩称系因向爱立德公司找差额才向原告出具案涉转账支票的问题，因其与爱立德公司《协议》中并未载明100000元支票的收款单位或票据编号等其他信息，不能证明《协议》中所载明的100000元支票即为本案案涉转账支票，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买受人应根据双方约定向出卖人支付价款，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买卖合同价款10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因双方对于违约责任并无明确约定，故本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5日案涉支票被退票之日起计算至价款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市于洪区全泽五金水暖建筑材料商行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价款100000元；二、被告沈阳市于洪区全泽五金水暖建筑材料商行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价款100000元的利息（自2016年2月5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被告未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承担，退还原告11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1、《报警记录》，证明：2015年12月份，我方给爱立德公司开具了五张金额共计28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我方于2016年2月1日去兑付爱丽德给我们的40万元支票，发现该支票已挂失，故我方于2016年2月2日向皇姑区陵东派出所报案并申请挂失我方给爱立德开具的四张支票。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诉人给我方开具支票时间为2016年2月4日，时间明显矛盾，《报警记录》上并没有出警编号，且写明报警人丢失了四张工商银行支票，与本案上诉人所述的事实不符，其中一张是给我开具的。本院认证意见：因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否定这份来自于公安机关的公文的真实性、合法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2、上诉人佟永全与爱立德公司的业务员王大鹏、沈阳千康龙保温材料经销处的张长海的通话录音，证明：顶账协议的真实存在。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两份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本院认证意见：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有异议，且本院无法确认通话的对方是否是爱立德公司的业务员王大鹏、沈阳千康龙保湿销处的张长海，故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3、证人靳某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明：爱立德公司欠我沈阳宏达九尊物资有限公司的货款，后来爱立德公司的业务员王大鹏拿着一张40万元的支票，问我们能否存上，但需要收支票的一方再分开几张支票，相当于破零钱，我说我们没有钱，这样王大鹏就拿着40万元的支票走了；后来王大鹏给我一张尾号为03406191，金额为124,975元的工商银行支票，还给我看过一份他手机上的顶账协议的照片，并告诉我40万元的支票给了佟永全；我得到这张工商银行的支票后到银行存兑，但被挂失了，银行在我这张支票上面用铅笔写了“不足”两个字，而且还写上“68.97”，并在支票的背面打上编码，说明我曾经到银行存过该支票；佟永全并不欠我公司货款，所以我不能起诉佟永全；后来，我、张长海、佟永全以及被上诉人方的韩玉兰一起到西窑张长海家研究怎么办，佟永全才将分别开给我们几家的支票挂失的原因告诉我们，这时我才知道爱立德公司不但欠我的钱，还欠了其他三家的钱。在西窑我们几家见面的时候就研究去盘锦看爱立德公司要抵给我们的房子，我说我不去，至于他们几家是否去了我不清楚；在西窑张长海家见面的时候，很多在西窑经营钢材的老板都知道我们几家被爱立德公司骗了。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有异议，证人陈述四方在一起研究过顶房的事情，但证人却未在四方协议上签字或盖章，显然是与上诉人研究好到法庭作证的证言，因为证人并没有看到其他三张支票是由上诉人开具的，另外上诉人与证人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及当时与证人的货物交易是否涉及爱立德公司，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因被上诉人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故本院需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该证人证言的效力。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持编号为03406190，金额为100,000元的工商银行支票到银行兑付时,银行在支票上面用铅笔写了“不足”两个字，而且还写上“68.97”。此外，在兑付该支票的《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的背面写有“王大鹏”及三个手机电话号码，而且，在该诉争的10万元支票的背面，有用铅笔书写的“爱丽德”三个字。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确认其提起本案诉讼，是主张与上诉人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上诉人给付货款。另查明：2016年2月2日，上诉人的经营者佟永全向皇姑区陵东派出所报案，报案称：其丢失中国工商银行四张支票，号码为：03406190、03406191、03406192、03406193。再查明：因爱立德公司欠沈阳宏达九尊物资有限公司的货款，爱立德公司的业务员王大鹏拿了一张金额为40万元的支票给该公司，但要求再给分开几张支票，相当于破零钱，但该公司没有同意。后来王大鹏给该公司一张尾号为03406191，金额为124,975元的工商银行支票，但该公司到银行兑付时被告知该支票被挂失了，银行在这张支票上面用铅笔写了“不足”两个字和“68.97”，并在该支票的背面打上编码。本院认为：因本案被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确认其提起本案诉讼，是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上诉人给付货款，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一款（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但，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一张票号为03406190，金额为100,000元的工商银行支票和提起本案诉讼前，即2019年1月2日向上诉人发出的催款函。但上诉人对此辩称：该支票是被爱立德公司所骗开具的，虽然收到该催款函，但上诉人并不欠被上诉人货款。在原审法院第二次审理时，被上诉人又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韩玉兰与上诉人的经营者佟永全2019年1月的通话记录及二张销售单。但上诉人对此辩称：该通话是被上诉人找上诉人一块去找爱立德公司索要货款的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二张销售单上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或盖章，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货。在原审法院第三次审理时，被上诉人又提供了其业务员刘某出庭作证，但该证人否认2016年2月4日前上诉人去被上诉人处买过货。综合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三次审理时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被上诉人在一、二审法院审理中，始终辩称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开具的票号为03406190，金额为100,000元的工商银行支票是被爱立德公司欺骗所开，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挂失，为此，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盖有爱立德公司公章和沈阳千康龙保温材料经销处公章的《顶账协议》，上面写明“截止2016年3月20日,爱立德公司欠上诉人货款303,728元,欠被上诉人货款100,000元、欠沈阳宏达九尊物资有限公司货款124,975元，欠沈阳千康龙保温材料经销处货款332,823元，爱立德公司用一处位于盘锦的商铺抵顶欠这四家的货款。”，以此证明上诉人收取爱立德公司所交付的40万元的支票，并给其开具了五张、金额共计28万元的支票，其中就包括被上诉人持有的诉争支票的事实。此外，上诉人还提供了证人沈阳恒信达物资有限公司的任某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明上诉人欠沈阳恒信达物资有限公司货款，爱立德公司也欠沈阳恒信达物资有限公司货款，上诉人给了沈阳恒信达物资有限公司一张经爱立德公司背书的40万元的支票，但因该支票账户上没有钱，该公司又将这张支票退给了上诉人。在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又提供了2016年2月2日，其向皇姑区陵东派出所报案称其丢失四张工商银行支票，号码为：03406190、03406191、03406192、03406193的《报警记录》及证人沈阳宏达九尊物资有限公司的靳某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而且，靳某还向本院提供了票号为03406191，金额为124,975元的工商银行支票的原件，该支票的原件上面与本案诉争的支票原件上面，均有用铅笔书写的“不足”两个字和“68.97”，这足以证明这两张支票有关联，且均因账户不足被银行拒付，而且这两张支票在2016年2月2日已由上诉人报案声明无效。特别是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诉争支票的背面写有“爱立德”三个字，兑付该支票的《中国工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的背面写有“王大鹏”及三个手机电话号码，而证人任某、靳某均证明王大鹏是爱立德公司的业务员，因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据以起诉的诉争支票与爱立德公司有关，甚至就是爱立德公司转交给被上诉人的。再结合证人任某和靳某所证明的其他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抗辩主张的事实成立。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5民初27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被上诉人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上诉人沈阳世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