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48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建设实业集团亿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法库县大孤家子镇大孤家子村。法定代表人：何树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慧，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东陵区。负责人：关宁，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旭静，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源，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姜彩熠，男，1959年10月17日出生，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辽宁建设实业集团亿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宁大所）、原审第三人姜彩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113民初715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亿瀛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违法。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辩称其将该100万元代理费转交给辽宁敬恒律师事务所姜彩熠律师，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转款的委托关系。在庭审过程中，宁大所一直认为亿瀛公司向其支付的100万元属于委托其向姜彩熠律师转交代理费，却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亿瀛与敬恒所签订的代理费仅仅50万元，不可能委托其支付100万元，数额上存在差异，并且，宁大所也没有证据证明亿瀛公司对其进行了委托。2.转款事实认定不清。宁大所诉称其向亿瀛公司出具的收据中有的写为暂收字样，这也只是宁大所单方所为，并未取得亿瀛公司认可，没有亿瀛公司签字和盖章，不能依此认定亿瀛公司委托宁大所向敬恒所及姜彩熠律师付款。一审判决没有对委托关系存在的事实进行认定，仅凭第三人单方面陈述，即认定其中50万元属于被上诉人代转上诉人与敬恒律师所签订的50万元合同款项，没有查明款项是否实际支付及支付方式，显然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外50万元，第三人姜彩熠明确表示该笔款项已经由何树连向其支付，根本没有承认其从被上诉人处收取，也没有任何转账记录，一审法院在没有对事实进行认定，也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用原被告证据证明力大小来认定事实，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证据效力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上诉人是否委托被上诉人向第三人转款，被上诉人是否实际转款，仅仅凭借第三人一面之词即认定转款50万元显然证据不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采取主观推断的方式认定被上诉人向第三人转款，显然是违背法律规定的。二、一审法院判决显失公平，而且与事实不符。在原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说明其中50万元是替转铁西国资办案件的代理费，而称100万元全部是警用装备站案件的代理费，对于此，一审判决却只字未提，可见，一审法院对原来一审的审理内容断章取义，只引用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内容，而对于上诉人有利的内容却完全忽略，可见一审判决显失公平。三、被上诉人行为违约违法。2006年6月6日，亿瀛与警用装备站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警用装备站提供坐落于铁西区11700平方米仓库用地的净地，亿瀛提供资金，并办理开发相关手续，双方进行联合开发，后发生纠纷诉讼沈阳中院，在朋友介绍下，2009年4月亿瀛公司欲委托宁大所代理亿瀛与警用装备站合作开发案件的代理工作，双方签订了代理协议及委托补充协议，被告承诺负责解封、沟通并保证判决胜诉、案件的申诉工作。亿瀛于2009年4月30日向其支付费用50万元，2009年5月12日支付20万元，后经宁大所介绍辽宁敬恒律师所为亿瀛公司代理该案件，亿瀛与敬恒所于2009年4月29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姜彩熠律师作为案件的代理人，合同约定代理事项：通化仲裁、执行、起诉、应诉（包括关于联合开发引起的诸争议事项）代理费用50万元人民币。2009年4月30日亿瀛公司与宁大所签订了补充协议，后于2010年8月5日支付20万元，2010年9月14日支付10万元。敬恒所姜彩熠律师代理亿瀛开庭应诉，2009年10月13日沈阳中法下发了（2009）沈中民二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亿瀛与警用装备站2006年6月19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无效，后警用装备站上诉至省高法，敬恒所姜彩熠律师代理亿瀛开庭应诉，2010年3月18日省高法下发（2009）辽民字终字第2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撤销中法6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案件由姜彩熠律师代理了一审、二审，2010年7月20日原告向第三人姜彩熠律师支付了合同约定的50万元。被告没有进行解封及代理及申诉工作，案件最后也以败诉告终，也就是说，被告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却收取了100万元代理费。对于亿瀛与警用装备站联合开发案件，经过两审诉讼，一审胜诉，二审败诉，案件由第三人姜彩熠律师代理，双方签订了代理合同，并且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代理费50万元。针对该案，2009年4月亿瀛公司委托宁大所对该案进行代理，先后向宁大所支付代理费合计人民币100万元，亿瀛支付了代理费，但宁大所并未履行案件代理的义务，理应退还本金及利息，亿瀛公司多次向宁大所索要支付的代理费，宁大所始终没有返还。宁大所没有为亿瀛公司进行任何代理行为，却收取了亿瀛公司100万元的代理费，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亿灜公司向宁大所支付了代理费，宁大所自认转交给姜彩熠律师，宁大所没有向姜彩熠律师支付代理费，即使支付，也应当向敬恒所支付，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委托指派律师代理案件,代理费应当支付律师事务所,律师个人无权收费,宁大所辩称直接将100万元转交给姜彩熠律师个人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即使交付也是无效。当事人向律师所支付代理费，律师所应当开具发票，然而宁大所和敬恒所没有任何一方开具发票，严重违反《律师法》，依法应当承担责任。据此，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代理义务,应当返还上诉人支付的100万元及利息.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宁大所辩称，一、案涉两笔50万元款项系被上诉人代为上诉人转交给本案第三人姜彩熠律师的律师费，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结果准确无误。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材料及一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10月10日的50万元收条经本案第三人确认，并结合上诉人与第三人所在的辽宁敬恒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及上诉人付款情况来看，足以认定该笔50万元款项系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向本案第三人转交的律师费（通化仲裁案代理费用）。被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1月22日的50万元收条，与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证据链条，上诉人否认《收条》的真实性却不敢做司法鉴定，据此可以认定该笔50万元款项系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向本案第三人转交的律师费（铁西国资办案代理费用）。另案卷证据材料及庭审情况标明，本案所涉及的所有上诉人的案件都是敬恒律所姜彩熠律师一人代理的，二者之间签有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上诉人所称的案涉100万元是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从字面意义理解，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的写有“代收律师费”、“暂收律师费（代收）”的收据可以证实案涉100万元并非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律师费。而代收、暂收这些表述恰恰可以证实案涉100万元律师费系被上诉人作为中间方代为姜彩熠律师收取的律师费。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姜彩熠律师三方共同参与并达成的和解协议，亦足以证实三方因代理案件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纠纷因达成和解（姜彩熠律师退还60万元律师费给上诉人），故上诉人无权再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二、从2010年9月1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最后一笔代转律师费用至本案立案之日已达八年之久，上诉人从未主张权利，且本案发回重审后，上诉人将本案诉由变更为不当得利之诉。据此，本案显然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诉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另，本案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将案由从原来的合同纠纷改为不当得利，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的理由，即使宁大所没有将代收的100万元交给敬恒律师事务所，要求不当得利返还的适格主体也不应该是上诉人而应该是敬恒律师事务所。在一审庭审中，姜彩熠向法庭出示的笔录也确认了用铁西法院两份横纹纸出具的两个50万元收条是向宁大所董淑芳出具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姜彩熠未出庭答辩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亿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宁大所返还代理费1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亿瀛公司与警用装备站联建协议产生纠纷后，通过朋友介绍与宁大所董淑芳相识，欲委托宁大所进行诉讼代理。后经董淑芳推荐，亿瀛公司于2009年4月29日与敬恒律师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亿瀛公司委托敬恒律师所进行“通化仲裁、执行、起诉、应诉等纠纷”案件（以下简称通化仲裁案件）的诉讼代理，该所指派姜彩熠等律师作为亿瀛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诉讼过程中，委托方败诉、撤诉、和解、放弃应诉，或者对方撤诉等，代理费均不退回；合同签订后5日内委托方支付50万元代理费；……。合同签订后，亿瀛公司于次日向宁大所支付50万元，该所为亿瀛公司出具《收款收据》1份，收款事由一栏载明：暂收律师费（代收）。同年4月30日，亿瀛公司与宁大所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鉴于亿瀛公司与警用装备站连环纠纷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律师诉讼代理的巨大工作量，为确保案件诉讼进程顺利，诉讼结果胜诉，双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宁大所负责解封和诉讼过程的沟通、协调，全力维护和确保亿瀛公司利益不受侵害，判决胜诉；二、亿瀛公司自愿承担宁大所为案件胜诉所需的附加费用叁拾万元；三、亿瀛公司在法院判决生效一个月内，向宁大所付清叁拾万元。原、宁大所在协议下方签字、盖章。后亿瀛公司分别于2009年5月12日、2010年8月5日、2010年9月14日向亿瀛公司支付20万元、20万元、10万元，宁大所为亿瀛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三份，第一份收据的收款事由载明：代收律师费，后两笔载明：暂收款。2009年11月23日，亿瀛公司与敬恒律所签订代理合同一份，敬恒律所指派姜彩熠等律师作为亿瀛公司与铁西国资办的一、二审诉讼代理人，代理费100万元，双方约定胜诉付费，不胜诉不付费。审理中，亿瀛公司承认其与铁西国资办案件胜诉，按约定应该给付姜彩熠代理费100万元；通化仲裁案件按合同约定应该给付姜彩熠代理费50万元。宁大所对这两起案件代理费没有异议。上述两起案件代理费共计150万元，亿瀛公司于2010年7月20日自行给付姜彩熠50万元，对此亿瀛公司、宁大所均没有异议。余款100万元姜彩熠承认全部收到。现亿瀛公司、宁大所均以姜彩熠出具的两份收条作为己方证据，证明余款100万元是己方支付的。姜彩熠出具的两张收条（以下简称诉争的两份收条）载明：收到何树连律师费伍拾万元整，其中一份落款时间是2010年10月10日，另一份是2011年1月22日。亿瀛公司称此款是由其法人何树连本人直接给付姜彩熠，每次给付50万元，姜彩熠出具了上述收条。宁大所称其代收亿瀛公司四笔代理费共计100万元，第一笔50万用于支付通化仲裁案件代理费，其中以转帐方式向姜彩熠妻子支付30万元，另20万元以现金方式直接给付的姜彩熠。后姜彩熠给亿瀛公司代理的铁西国资办案件胜诉后，亿瀛公司尚欠姜彩熠代理费50万元，姜彩熠通过宁大所催要余款，后亿瀛公司分别于2010年8月5日、9月14日交付宁大所30万元，何树连为宁大所出具便条（以下简称便条）一份，载明：藏宝斋、装备站案风险代理费打赢后付款，否则此款可以做为铁西国资办律师费尾款在付姜彩熠，但是必须把国资办执行部分办完。宁大所称其根据何树连指示，连同亿瀛公司2009年5月12日交付的20万元，共计50万元作为铁西国资办代理费的尾款一并交给姜彩熠，姜彩熠于同日连同之前给付的通化仲裁案代理费50万元，为宁大所出具了上述两张收条，每张收条均是50万元。何树连对宁大所提供的便条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不是其本人出具的。为此宁大所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但亿瀛公司认为该纸条没有头和尾，没有签字，没有日期，也没有写明是给宁大所的，也没有写明是给老董的，应该是一张废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所以不同意做鉴定。对此，宁大所认为，该份证据可以进一步证实宁大所按何树连的指示将后期代收的50万元向姜彩熠支付的这一事实，与其他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宁大所代收律师费的真实性可以作出准确认定。如果何树连拒不配合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何树连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可以推定宁大所主张事实存在。亿瀛公司称，根据宁大所上述主张，两张50万元的收条是同一天出具的，按常理统一打条应该写在一起100万元，分两次不同时间打条，宁大所说法显然存在问题；且上述两起案件具有相对独立性，时间不同，不可能在还没委托律师的情况下就支付代理费，宁大所说法与事实不符。另查明，原审期间，宁大所辩称其代收的100万元律师费均已转交姜彩熠，并以上述两份姜彩熠出具的收条作为宁大所方的证据向法庭提供，亿瀛公司对此没有异议。关于亿瀛公司向宁大所支付10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亿瀛公司称其与警用装备站相关案件最初是委托宁大所代理，2009年4月30日向宁大所支付了50万元代理费，后来合同被宁大所收回，经宁大所介绍亿瀛公司认识的姜彩熠，最终与姜彩熠签订了合同，但宁大所未返还此款。针对一审法院的询问，亿瀛公司解释：以为宁大所能把这笔钱给新的代理人即姜彩熠，但实际宁大所没给，亿瀛公司找宁大所时，宁大所说给姜彩熠了，但姜彩熠说没收到，后来亿瀛公司又给姜彩熠一笔钱。亿瀛公司称2009年5月12日的20万元和2010年9月14日的10万元是基于亿瀛公司、宁大所签订的补充协议而支付的。但一审法院从补充协议看30万元是案件胜诉情况下才需支付的附加费，而警用装备站案件终审判决时间是2010年3月18日，且按亿瀛公司说法此案败诉，无论从给付时间还是给付条件上看，都不具备给付条件。亿瀛公司解释：因为宁大所说需要沟通协调，所以提前支付这笔费用，案件败诉后宁大所承诺继续申诉，所以把合同剩余的10万元支付给宁大所。亿瀛公司称2010年8月5日的20万元是宁大所承诺到最高法申诉的费用，但双方没有合同。亿瀛公司认为上述费用100万元支付给宁大所后，宁大所没有按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因此，要求宁大所予以返还。宁大所对亿瀛公司向其支付100万元事实没有异议，但称均系代收款项，均已转交姜彩熠。并称亿瀛公司没有基于补充协议付款，该份补充协议因没有得到实质履行，不发生法律效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如亿瀛公司所述提前支付附加费，补充协议就不会这样签署了，所以亿瀛公司所述不属实。再查明，2016年2月1日姜彩熠作为甲方、何树连作为乙方、董淑芳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并经丙方见证，现就甲方给乙方办理的五起民事案件退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给乙方退还代理费60万元，退还时间为农历正月底前（2016年3月8日前）；二、乙方将双方签订的全部代理协议和收款收条原件都退还甲方；三、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款交给丙方，由丙方代为转交甲方；四、本协议履行后，双方再无任何纠纷；五、本协议由丙方见证，三方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违约，均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50万元。三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下方签名。同年3月7日姜彩熠以转帐方式退还代理费60万元，何树连出具收条一份。同日，何树连将相关材料交给董淑芳，董淑芳为何树连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代收合同五份，明细如下：⑴通化仲裁执行、起诉、应诉等纠纷案；⑵铁西区国资办纠纷案；⑶铁西区国资办赔偿案；⑷藏宝斋侵权案；⑸藏宝斋债权转让（无公章）。代收收款收条：⑴2010.10.10日（伍拾万元）；⑵2011.1.22（伍拾万元）；⑶2011.3.19（壹拾万元藏宝斋）；⑷2010.7.20（伍拾万元）；⑸2012.1.10（伍万元）；⑹2010.1.20（伍万元）。亿瀛公司与姜彩熠交接时包括本案诉争的两份收条，上述收条原件均被姜彩熠收回，亿瀛公司、宁大所在本案中提供的均为复印件。宁大所主张在三方签订该份协议时，均已认可宁大所完成了代收代转事项，否则，亿瀛公司或姜彩熠不会签订此协议，此协议也证明三方间不存在任何争议。亿瀛公司称该协议只是解决亿瀛公司与姜彩熠之间的纠纷，不能证明亿瀛公司、宁大所之间没有争议。该证据也进一步证明宁大所将亿瀛公司的收条原件全部收走。一审法院询问亿瀛公司在董淑芳参与解决代理费纠纷的情况下，为何没将争议的100万元一并解决，亿瀛公司回答：因为当时解决的是其与姜彩熠的问题，解决完这个问题后，再解决其与宁大所的问题。针对上述争议问题一审法院对姜彩熠进行了询问，姜彩熠陈述：2009年4月29日签订的通化仲裁案的代理费50万元是董淑芳转给我的，2010年10月10日我给宁大所出具了一份50万元的收条。过了一段时间，董淑芳说收条找不到了，因为这笔钱是她代收的，得把收条给何树连，我于2011年1月22日又给宁大所出具了一个50万元的收条，实质上是同一笔钱，我给宁大所出具了两个收条。警用装备站案件是我和宁大所联办的，宁大所是否收费我不清楚。铁西国资办案件胜诉后何树连先给付50万元，后来通过董淑芳要过余款，但最后钱是何树连给的。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亿瀛公司基于其与通化仲裁纠纷案向宁大所支付代理费50万元，宁大所主张依据亿瀛公司与敬恒律师所签订的代理合同已将此款转交给姜彩熠，有姜彩熠为其出具的收条（即2010年10月10日收条）相印证，该事实也得到姜彩熠的确认；其次，从亿瀛公司与敬恒律师所签订的合同看，亿瀛公司应在合同签订后（2009年4月29日签订）5日内支付代理费，而亿瀛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次日向宁大所等额付款，与宁大所辩称代收此笔律师费的主张相符；而亿瀛公司主张其于2010年7月20日向姜彩熠支付此款，既与合同约定不符，也未得到姜彩熠印证。故对亿瀛公司主张由其支付的通化仲裁案代理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认定通化仲裁案代理费50万元由宁大所转交给姜彩熠。亿瀛公司于2009年5月12日、2010年8月5日及9月14日向宁大所付款50万元的事实，宁大所予以认可，但主张依据何树连出具的便条将上述款项转交姜彩熠，并提供了何树连出具的便条及姜彩熠出具的收条予以佐证，姜彩熠虽否认收到相关款项，主张此款系何树连支付的，但从何树连与姜彩熠代理费结算清单看，除了本案所涉三份50万元收条外，再无相应收条（50万元）予以佐证；且亿瀛公司拒绝对宁大所提供的便条进行司法鉴定；亿瀛公司据以支持其主张的证据（2011年1月22日收条）系姜彩熠为宁大所出具的；综合亿瀛公司、宁大所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一审法院对宁大所辩解予以采纳，认定铁西国资办代理费尾款50万元由宁大所支付。综上，亿瀛公司基于其与案外人纠纷向宁大所支付了代理费100万元，宁大所做为中介人基于亿瀛公司与敬恒律师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将上述款项转交姜彩熠，用于支付应由亿瀛公司承担的代理费，亿瀛公司对上述事实虽然予以否认，但未提供反证予以否认。且案涉姜彩熠出具的两张收条原审期间系宁大所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供的，亿瀛公司原审期间对此也没有异议。现亿瀛公司以原审期间宁大所提供的证据作为己方证据，但经姜彩熠确认该证据系姜彩熠为宁大所出具的。综上，亿瀛公司虽向宁大所付款，但宁大所履行了代收代转的义务，且在何树连与姜彩熠结算时已将上述两份收条进行了交接，三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故亿瀛公司要求宁大所返还上述款项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辽宁建设实业集团亿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被告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返还代理费1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辽宁建设实业集团亿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宁大所应否返还亿瀛公司1000000元款项。本案中，2009年4月,经宁大所介绍，亿瀛公司与敬恒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敬恒所指派姜彩熠律师作为亿瀛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宁大所与亿瀛公司之间形成居间合同关系。后亿瀛公司分四次向宁大所支付1000000元，宁大所向其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案涉款项为代收款或暂收款。现亿瀛公司请求宁大所返还1000000元款项，宁大所主张该款项系其代收的律师费，其已经将该款项转交给敬恒所指派的律师姜彩熠，并提供了姜彩熠出具的收条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对于宁大所提供的证据姜彩熠出具的两张收条复印件（每张载明收到500000元）以及宁大所提供该证据要证明的事实即其已经将该款项转交给姜彩熠，亿瀛公司在原一审庭审质证时明确表示没有异议。姜彩熠承认案涉两个收条系其向宁大所出具。宁大所亦提供了部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姜彩熠款项的凭证。因此，该证据能够证明宁大所将案涉1000000元款项转交给敬恒所指派的律师姜彩熠，故宁大所不应返还亿瀛公司案涉1000000元款项。另，在2009年至2012年间，经宁大所介绍，亿瀛公司与敬恒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敬恒所指派姜彩熠律师作为亿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括本案所涉案件在内共计5件案件。案件代理完毕后，三方于2016年2月1日就退还部分诉讼代理费事宜达成《协议书》，约定姜彩熠退还亿瀛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树连600000元，却对亿瀛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退还的1000000元款项只字未提。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宁大所在一审中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亿瀛公司主张案涉款项均系其起诉辽宁省监狱管理局警用装备站一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沈中民二初字第64号案件）的诉讼代理费和协调费用。对于该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4日作出[2009]沈中民二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支持亿瀛公司部分诉讼请求。后辽宁省监狱管理局警用装备站一案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8日作出（2009）辽民一终字第242号判决，驳回了亿瀛公司的诉讼请求。故亿瀛公司从此时起已经知道应当向宁达所要求返还案涉款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0年3月18日起算。现亿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至本案起诉之日其向宁达所主张过案涉款项。故亿瀛公司的诉讼请求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亿瀛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亿瀛公司二审提出没有开具发票的问题。该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亿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辽宁建设实业集团亿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张维佳审判员 李 涛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