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54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增红，女，197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连微利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丰裕写字楼******。法定代表人：曾连霄，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薇，女，197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系该公司股东。上诉人史增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连微利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微利达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增红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3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受被上诉人雇佣之初，双方约定月工资3500元，并没有约定过社保补助问题，期间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申报个人所得税已经明确其发给上诉人月工资额为3500元的事实。且调解协议内容综合分析不难看出3500元为月基本工资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12张支出凭单或费用报销单中上诉人的签名根本不是上诉人本人所写。1、上诉人之所以放弃笔迹鉴定，是因为上诉人没有能力缴纳高额的鉴定费用。2、该支出凭单，不符合会计法的要求，会计法要求附上原始凭证，但被上诉人没有原始工资表，也没有按税法规定按期申报个人所得税，更没有计入凭证里的装订痕迹，是不真实的凭证。3、支付凭单即便书写了社保补助的内容，上诉人认为其也是作出的在应缴国家强制性社保范围以外对上诉人自愿给付补贴的意思表示，双方的行为完全属于意思自治形式的合同行为，不存在不当得利之说。三、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方面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不存在上诉人拒绝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北京连微利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来被上诉人处工作时，不与被上诉人签合同，当时约定上诉人的基本工资是2000元，社保补助是1500元，且上诉人本人在支出凭证上签了字。2、被上诉人给其补缴了社保及滞纳金，被上诉人不能给其两份社保，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北京连微利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发给其个人2017年3月-2018年5月的社保补助合计20300元（人民币大写贰万零叁佰元整）。承担原告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于2017年3月20日入职原告公司担任会计，2018年5月15日离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曾以要求确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要求原告支付工资、未休年假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案经过海淀仲裁委调解，2018年10月16日出具了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5400号调解书，原、被告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于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5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双方于2018年5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三、连微利达公司一次性支付史增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工资等共计12000元；四、史增红自愿放弃其他申请请求；五、史增红与连微利达公司在明确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确认双方此后再无其他劳动争议。双方达成仲裁调解协议后，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8年11月20日向原告下发了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稽核的结果是原告对被告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进行补缴。原告称与被告约定月工资为2000元，采取下发薪形式。是由于被告原因双方未能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己方已经将被告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以社保补助的形式每月随工资发放给被告个人。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的工资支出凭单中均有被告签字，显示被告每月领取基本工资2000元及社保补助，且原告履行的仲裁调解协议的金额也包括了被告2018年4月及5月应得的工资和社保补助，现原告对被告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的社会保险进行了补缴，支出凭单中的社保补助金额系被告的不当得利，被告应当返还原告。被告称双方约定每月工资为3500元，且原告为自己申报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收入额为3500元。不认可工资支出凭单中签字系自己所签，并申请了笔迹鉴定，后于2019年6月25日以生活困难无力支付鉴定费用为由撤回笔迹鉴定申请。上述事实有支出凭单12张、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北京市调解书一份、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一份、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社会保险稽核通知书一份、北京市社会保险费补缴明细表（表四）一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缴情况表（表十）一份、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一份及双方当庭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举证，2017年5月19日的支出凭单中列明被告的基本工资为2000元、补助80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均显示被告基本工资2000元、社保补助1500元，原告将应为被告缴纳社保的费用以社保补助的形式每月随工资发放给被告，支出凭单中均有被告签字，被告虽主张并非自己所签，但无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纳税申报额系根据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进行申报，被告月收入为工资2000元及社保补助1500元，3500元系被告每月的实际收入，进行纳税申报并无不当，被告以此主张月工资3500元的说法理据不足。故原告为被告补缴社会保险之后，被告自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领取的社保补助金额应当返还原告。原告主张履行仲裁调解协议的金额12000元中包括了支付给被告2018年4月及5月的工资和社保补助，但该调解协议第三项仅显示连微利达公司一次性支付史增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工资等共计12000元，无法确认原告是否支付了被告相应的社保补助金额，因此，原告主张的该部分社保补助金额不予支持，故被告共计应返还原告17300元（2017年5月19日社保补助80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每月社保补助15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史增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17300元。二、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元，由被告史增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连微利达公司主张上诉人史曾红的基本工资为每月2000元，社保补助为1500元，提供了支出凭单及费用报销单，上述单据明确写明了基本工资及社保补助的数额，上诉人史增红在领款人处签字确认。虽史增红主张上述单据上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史增红依据被上诉人为其纳税申报额为3500元，主张其基本工资为每月3500元，但纳税申报额系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且史增红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结合北京市社会保险费补缴明细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缴情况表、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清单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史增红构成不当得利，判令其返还被上诉人社保补助17300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史增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元，由上诉人史增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志强审判员  张晓清审判员  杨玉龙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肖雅书记员卢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