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7民终9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勉县祥红养殖场。经营场所，勉县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经营者：张某甲，女，生于1967年XX月XX日，汉族，住勉县XX街道办事处XX村XX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泽伟，勉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汉斌，男，生于1972年10月4日，汉族，住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景，陕西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勉县祥红养殖场因与被上诉人袁汉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勉县人民法院（2019）陕0725民初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勉县祥红养殖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泽伟和被上诉人袁汉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勉县祥红养殖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缺乏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应是本案承担义务的主体。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购猪款，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月29日的欠条的相关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采信瑕疵证据，并采用不合理类推的方式认定案件事实。1、把一份主要证据欠条中的“欠款人”推理认定为“介绍人”，千方百计想让上诉人承担责任。2、仓台社区的证明不能证明“共同经营”的事实。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字号中的“祥红”二字，就认定张某甲与张某乙是共同经营者，明显对上诉人不公。4、张某乙与张某甲以前是雇佣关系，并不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表见代理人的凭据从何而来？四、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认定于法无据。根据张某乙的证明，货款95000元包含逾期利息在内。袁汉斌辩称，上诉人上诉状中的内容不真实。购买的41头母猪当时直接拉到祥红养殖场，张某甲当时在场。2016年张某甲亲自付了30000元购猪款，其不可能2019年才知道这件事。张某乙和张某甲虽然没领结婚证，但是二人同居并共同经营养殖场是公认的事实。上诉人说张某乙是祥红养殖场的雇员，但第一次30000元是张某甲付的款，且欠条上有张某甲的签字，说明她承认自己是欠款人。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袁汉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给付原告货款95000元；2、赔偿2016年5月30日至2019年2月29日逾期付款利息损失94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开办勉县汉丰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勉县XX镇XX社区）经营养殖业，张某甲经营勉县祥红养殖场（位于勉县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张某乙是被告雇员，原告与张某甲是远方亲戚关系。2016年5月29日，张某乙到原告经营的养殖场购买41头母猪，签名确认拉猪价款4954.5kq×26=128817元，通知张某甲向原告付款30000元，雇佣当地居民熊某某将猪拉运到被告养殖场，由熊某某、张某乙、张某甲共同将猪卸载入圈。2017年被告向原告付款4000元。2019年元月29日，原告到被告养殖场催要货款，被告未付款，张某乙、张某甲向原告出具欠条（欠条内容由原告妻子李霞书写）“欠到袁汉斌能繁母猪款玖万伍仟元整(95000.00元)。注：2016年5月29日拉猪欠款。”一张，张某乙签署“介绍人 张某乙 2019.元.29号”，张某甲签署“张某甲”。后原告收款无果，向勉县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在法定期限内向该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即被告勉县祥红养殖场、张某甲还是张某乙个人向原告买猪的问题。⑴、证人熊某某出庭作证证实，2016年5月29日受张某乙雇佣，从原告养殖场拉运猪到被告勉县祥红养殖场，与张某乙、张某甲共同卸载入圈，对此，张某甲无异议。但张某甲认为是雇员张某乙个人向原告买猪出售，因做生意亏损欠原告货款，对张某乙买猪的事不清楚、不知情。原审法院认为，猪已入被告圈舍，且数量较大，非一般住户可以养殖，被告没有提供张某乙个人买卖猪的确实证据，其辩解与事实不符，也不合常理，不予采纳。⑵、2016年5月29日，张某乙从原告养殖场买猪时张某甲向原告转账30000元，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但张某甲认为该款是张某乙向其借款，不是被告向原告支付购猪款。第一次庭审中，张某甲陈述张某乙在借款后4个多月时间已偿还该款，并向法庭提交了张某乙2019年元月29日出具的借条，第二次庭审中，张某甲陈述该借条是2019年元月29日张某乙补充出具的借条。对如此较大金额借款解释前后矛盾，不能认定其辩解的真实性，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认定该款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⑶、张某甲2019年元月29日向原告出具欠条是对欠款事实的再次确认。张某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签字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称没有看欠条内容、受原告威胁而签字，但据其陈述，当日原告到被告养殖场要账并要求以奶牛抵账，当地社区干部、派出所干警到场制止未果，张某甲向原告出具了欠条，故不能认定原告威胁被告出具欠条的事实存在。无论张某乙在欠条上以“介绍人”或“欠款人”签名，都不能否定张某甲签名确认的事实。⑷、被告所在仓台社区证明：“经调查，勉县祥红养殖场是张某甲租赁原仓台大队猪场，从张某甲同仓台村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至现在，实际由张某乙和张某甲共同经营。”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张某乙与张某甲是否共同经营养殖场应依据他们之间的约定认定，不能以外部证明确认，但张某甲租赁经营仓台社区的养殖场，社区干部自然了解养殖场的一般情况，自2006年张某甲经营养殖场后，一直雇佣张某乙务工，张某乙系外地居民，其从事对外养殖事务自然被认同和代表养殖场。原告与张某甲系远方亲戚，素有交往，原告称张某甲与张某乙多年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张某甲否认，原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不予确认，但被告养殖场字号中“祥红”二字，与张某乙、张某甲姓名中的“祥”、“红”相同，当然引导人们合理的相信张某乙和张某甲共同经营“勉县祥红养殖场”，张某乙的购猪行为构成表见代理。⑸、勉县祥红养殖场是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原告以其登记字号为主体起诉，合法有据。综上，认定被告勉县祥红养殖场向原告买猪，原告起诉诉讼主体适格。2、关于欠款金额问题。2016年5月29日，张某乙签单价款128817元，除当日付款30000元外，原告称2017年被告付款4000元，被告不予否认，予以确认，据此计算被告实际欠款94817元。3、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利息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据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自2016年5月30日至2019年2月27日（原告请求日）的利息，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以原告诉讼请求金额为限（94817元×4.75%×2.75年=12385.4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勉县祥红养殖场支付原告袁汉斌购猪款94817元，支付利息9475元，合计104292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2390元，减半收取1195元，由被告负担。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2019年元月29日欠条上张某乙签署“介绍人 张某乙 2019.元.29号”，证据不足，根据本案案情，该欠条落款处张某乙的签名应认定为“欠款人 张某乙 2019.元.29号”。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某乙作为勉县祥红养殖场的雇员从袁汉斌处购买41头母猪后雇车拉运至张某甲经营的勉县祥红养殖场，并将该批母猪卸载至勉县祥红养殖场圈舍，张某甲先后两次向袁汉斌付款共计34000元，2019年1月29日，张某甲又在欠条上签名，据此事实，原审认定是勉县祥红养殖场购买袁汉斌的41头母猪，判决由勉县祥红养殖场支付袁汉斌购猪欠款及利息，并无不当。勉县祥红养殖场上诉提出其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应是本案承担义务的主体，经查，本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41头母猪虽系张某乙出面购买，但从该批母猪买卖后的去向、张某甲两次付款的行为来看，勉县祥红养殖场对雇员张某乙实施的购买母猪这一行为并未拒绝，而是接受和认可，张某甲2019年1月29日在欠条上进行签字，更是对该买卖行为及欠款事实的再次确认，则勉县祥红养殖场应当承受张某乙购买母猪这一行为的法律后果，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关于利息的认定及判处，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本案实际，上诉人认为购猪款中已包含利息的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审判处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勉县祥红养殖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0 元，由上诉人勉县祥红养殖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庞   军   权审   判  员     刘   晓   敏审   判  员     张   小   娟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法 官 助 理     李   思   彤                  书   记  员     薛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