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渝05行赔终2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富强，男，汉族，1968年10月18日出生。住址：重庆市綦江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万寿路**。法定代表人何顺伟，镇长。上诉人王富强因诉被上诉人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人民政府（简称扶欢镇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104行赔初1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4日，綦江区扶欢镇东升村八社（简称东升八社）部分村民向扶欢镇政府提出申请，要求依綦江区现行征地拆迁安置政策规定的安置补偿标准，对东升八社全部土地房屋实施征收并进行补偿安置。2015年10月25日，东升八社部分村民签署集体资产分配表决表。2015年10月27日，东升八社召开社员代表会，会议对征地范围的清理丈量问题进行了明确。2015年10月16日，扶欢镇政府将4100596元支付给重庆市綦江区扶欢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2015年12月23日，扶欢镇政府与东升八社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书，约定，扶欢镇政府征收东升八社土地250.24亩，其中耕地192.64亩，宅基地33亩，其他土地24.6亩；东升八社在籍农业人员全部农转非，人员安置、农转非养老保险和住房安置按征地拆迁政策规定办理等。2015年12月30日，扶欢镇政府与东升八社签订土地移交协议，约定，由东升八社向扶欢镇政府移交东升八社土地283.05亩，其中铁路征地32.81亩，移交土地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等内容。2016年1月11日，扶欢镇政府对王富强位于东升八社的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进行了清场。王富强于2017年12月1日以扶欢镇政府强推其承包地及地上作物违法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6月19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渝0107行初39号行政判决：确认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位于东升八社的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的行为违法。2018年8月1日，王富强以邮寄方式向扶欢镇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财产损失1059000元，其中：1.水稻制种336000元；2.蔬菜萝卜400000元；3.制种父本48000元；4.土地补偿费200000元；5.养老保险，应足额买满十五年；6.安置费75000元。2018年9月6日，扶欢镇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扶欢府［2018］39号），载明：“2015年征收东升社组土地时，已按綦江府发［2013］56号和綦江府办发［2013］129号等征地拆迁补偿文件，对你户及八社集体在土地、构附着物、房屋、人员安置等方面已经作出补偿，并将你户及八社集体的相关补偿金额支付到你户所提供的银行账户和八社集体账上，我单位不再对你户及八社集体进行重复补偿。对你本次申请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王富强不服该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5年11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綦江区三江至南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关坝支线建设用地的通知》（渝府地［2015］1420号），其中征收东升八社集体土地0.8445公顷。2017年6月2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綦江区建设利用废渣石膏年产35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7］725号），其中征收东升八社集体土地7.4614公顷。2018年3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綦江区建设扶欢镇崇新公路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8］232号），其中征东升八社1.0869公顷。2016年11月30日，扶欢镇政府与东升八社签订交地协议，约定，扶欢镇政府现将未使用的122亩土地交由东升八社统一管理。王富强为东升**村民，在该组以户为单位承包4.18亩农村集体土地，其中经渝府地［2015］1420号征地0.916亩，经渝府地［2017］725号和渝府地［2018］232号征地3.164亩，未征用地0.1亩。王富强的承包地每年均栽种两季农作物，春夏季耕水稻，秋冬季栽种蔬菜萝卜。2014年前，东升八社属綦江区扶欢镇杂交水稻制种基地。2014年后，东升八社未再进行水稻制种。綦江统计年鉴载明，2016年稻谷（中稻和一季晚稻）总产量164110吨，播种面积349148亩。2017年稻谷（中稻和一季晚稻）总产量164715吨，播种面积350105亩。2016年蔬菜（含菜用瓜）总产量620790吨，播种面积406365亩。2017年蔬菜（含菜用瓜）总产量606476吨，播种面积390063亩。重庆市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16年鲜萝卜市场收购均价在0.30~0.35元/斤。重庆市綦江区双石蔬菜股份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载明，2016年鲜萝卜最低保护价0.30元/斤，均价在0.30~0.35元/斤。《关于公布201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223号）载明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38元。《关于公布2017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307号）载明，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36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位于东升八社的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的行为已被法院确认为违法，王富强具有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和第四条第（三）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的规定，王富强获得行政赔偿必须具备的要件为：涉案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存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涉案行政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位于东升八社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的行为已被法院判决确认为违法。该行政违法行为与王富强因该行政违法行为未能在涉案承包地种植农作物而造成经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扶欢镇政府应对其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具体的赔偿，一审法院认为：一、扶欢镇政府对王富强造成财产损害时间的确定。王富强共有4.18亩承包地，其中3.164亩在渝府地［2017］725号和渝府地［2018］232号批复征地范围内，0.1亩在上述征地范围外。扶欢镇政府的强推行为对王富强征地范围内造成财产损害计算时间应确定为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征地范围外因2016年11月已交由东升八社，对王富强征地范围外造成财产损害计算时间应确定为2016年1月至2016年11月。二、扶欢镇政府给王富强造成财产损害的赔偿范围、赔偿标准。扶欢镇政府对王富强的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进行强推后，王富强不能在上述时间内种植水稻和蔬菜。据綦江统计年鉴可知，2016年水稻为940斤/亩，蔬菜（萝卜）为3055斤/亩，2017年水稻为941斤/亩，蔬菜（萝卜）为3110斤/亩；水稻单价双方均未提交证据，参照《关于公布201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223号）、《关于公布2017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307号），按2016年1.38元/斤、2017年1.36元/斤计算；萝卜单价王富强未提交证据，根据扶欢镇政府提交的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按最高标准0.35元/斤计算。据此，扶欢镇政府给王富强造成的财产损害计算如下：（一）征地范围内：一、2016年水稻940×1.38×30164＝4104.34元；2016年萝卜3055×0.35×.0164＝3388.11元；2017年水稻941×1.36×3.164＝4049.16元；2017年萝卜3110×0.35×3.164＝3444.01元；（二）征地范围外：一、2016年水稻940×1.38×0.1＝129.72元；2016年萝卜3055×0.35×0.1＝106.93元；以上财产损害总计15217.27元。关于因铁路建设征收的承包地是否应计入本案财产损害范围的问题，本案所渉铁路建设用地的征收，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的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之前已实施，与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所作（2018）渝0107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所确认的扶欢镇政府行政违法行为无关，不计入本案财产损害范围。关于王富强以水稻制种及制种父本为由所提赔偿请求，根据已查明事实，2014年以后王富强承包地已不再水稻制种，王富强的该项赔偿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王富强以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养老保险等为由所提赔偿请求的问题。因该项赔偿请求与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所作（2018）渝0107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所确认的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清场行为无关，属土地行政征收中的补偿事宜，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扶欢镇政府根据王富强的赔偿申请所作不予赔偿的决定，依法应予以撤销。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位于东升八社的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的行为，给王富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理应赔偿。王富强以水稻制种、制种父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养老保险等所由提赔偿请求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办法》第三十六条（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扶欢镇政府作出的扶欢府［2018］39号《扶欢镇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二、扶欢镇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王富强15217.27元；三、驳回王富强的其他赔偿请求。王富强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改判扶欢镇政府赔偿青苗损失52935.50元、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1006065元。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害时间错误，因征地范围之外的土地未交还王富强耕种，该部分财产损害时间应为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标准错误。涉案土地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农产品产量、品质均高于綦江一般水平。涉案土地水稻亩产1200斤，萝卜亩产7500斤，水稻均价1.38元/斤，萝卜均价0.50元/斤，青苗损失为52935.50元。三、一审法院不支持王富强提出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养老保险相关赔偿请求，认定错误，征地范围内的土地补办征地手续后变为国有，王富强应当获得补偿，由于未补偿，该部分的征地补偿损失应当计算到赔偿范围内，对于征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及时返还王富强，若无法返还，应当赔偿；四、王富强在涉案行政机关违法强推的情形下，应当获得当地最新征收补偿政策规定下的补偿利益。扶欢镇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举示并经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所举证据的认定正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违法征收、征用财产侵犯财产权时，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位于东升八社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的行为已被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7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为违法，扶欢镇政府应对该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富强共有4.18亩承包地，其中2.713亩在渝府地［2017］725号和渝府地［2018］232号批复的征地范围内，3.164亩在上述征地范围外。扶欢镇政府强推王富强的承包土地后，造成王富强水稻和蔬菜萝卜等地上作物损失，一审法院根据綦江统计年鉴确定2016年水稻年产为940斤/亩，蔬菜（萝卜）年产为3055斤/亩，2017年水稻年产为941斤/亩，蔬菜（萝卜）年产为3110斤/亩并无不当。一审双方均未提交水稻单价证据，一审法院参照《关于公布201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223号）、《关于公布2017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307号），确定2016年1.38元/斤、2017年1.36元/斤计算并无不当；王富强未提交萝卜单价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扶欢镇政府提交的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按最高标准0.35元/斤计算并无不当。关于具体的财产损失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所作（2018）渝0107行初39号生效行政判决已确认扶欢镇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强推王富强承包土地及地上作物的行为违法。王富强征地范围外的承包地在2016年11月已交由东升八社统一管理。对于扶欢镇政府给王富强造成的水稻和蔬菜萝卜地上作物损失应以2016年1月11日扶欢镇政府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为准。王富强、扶欢镇政府没有提供扶欢镇政府2016年1月11日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直接损失的具体证据，一审法院对王富强征地范围内的水稻和蔬菜萝卜损失计算了2016、2017两年损失；征地范围外的水稻和蔬菜萝卜损失计算了2016年全年损失，已保护了王富强的利益。对于铁路建设征收王富强的承包地是否应计入本案财产损害范围以及关于王富强以水稻制种及制种父本为由所提赔偿请求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关于王富强以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养老保险等为由所提行政赔偿的问题，因该项赔偿请求与涉案违法强推行为无关，属土地行政征收中的补偿事宜，一审法院关于该项行政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定正确。王富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小明审 判 员 周 琦审 判 员 应 禧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金 铭书 记 员 唐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