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9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祥吉，女，198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石家庄市桥**。现住石家庄市裕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民，系曾祥吉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翠菊，河北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红川，男，198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新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四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大街**。法定代表人：赵兵，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熙，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祥吉因与被上诉人袁红川、河北四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通信）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9民初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祥吉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袁红川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一、上诉人转款给袁红川是事实，至于袁红川将款项又转给四方通信是基于何种关系上诉人并不清楚，也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之所以转款给袁红川是为了完成出借义务，被上诉人袁红川收到款项后上诉人的出借义务已经完成，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即告成立。故被上诉人袁红川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至于被上诉人提出的四方通信为实际借款人与事实不符，且违背了出借人当时的出借意愿。在该借款发生时，上诉人清楚知道四方通信的财务情况，清楚知道若借款给四方通信会导致该笔借款无法偿还。因此明确表示不可能借给四方通信任何款项。被上诉人袁红川为帮助张某录解决当时四方通信工商银行被查封账号问题，才向上诉人提出本案涉及的借款。因此，上诉人也明确表示此款为借给袁红川个人，至于被上诉人袁红川随后迅速将该笔款项转给张某录，以及张某录随后迅速转出，导致该笔借款无法及时归还，该责任应由被上诉人袁红川承担。二、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其它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赵某证言不足采信，理由如下：1、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河北云端物业有限公司的工资表表明此时邓学军为云端物业员工，而不是四方通信副总经理。2、证人明确证明“张总明确指出：此笔借款为四方通信企业借款，不计利息。”此处的张总应理解为张某录，而在此时，在四方通信，无论是员工集资，还是贷款以及其它的贷款，都付出了高昂的利息，而证人证词中明显表露出要求张爱民强制筹款，而且不给利息。若此证言为真，那就表明张某录已经有计划的为张爱民设置了借款陷阱。3、证词中提到被上诉人袁红川的身份是云端物业有限公司的副总，而张某录明知道云端物业只是一家承包了四方通信的物业业务的第三方公司，还找出种种理由要求上诉人将资金打到一个与四方通信无法律关联却有利益关联的账上，这种做法要么证明了第2点“为张爱民设置了借款陷阱的成立”，要么证明了该笔借款确实是袁红川个人借款；4、证人证词中所说打到袁红川账上是为了保险资金安全，而此时作为远东租赁的债务人，四方通信和河北智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其公司均有未冻结账户，此点无论是张某录还是上诉人爱人张爱民均清楚此事实，因此将钱打到其他人账户中以保障资金安全根本是无稽之谈。5、证人证词中提到的情形，除被上诉人利益相关方外，根本无上诉人认可的会议记录或利益不相关第三方的证据，同时证人为被上诉人利益相关方张某录的下属，其证言根本无可信度。6、证人证词中提到“河北云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红川”，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收条”中，袁红川却作为四方通信的经办人，这表明证人根本不清楚案件的事实。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证词相互矛盾，不足为信。张某录证言不足为信：袁红川借款后将款又转给了张某录，张某录成为该笔借款的利益相关方，其不适宜作为本案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既然张某录是本案借款的利益方，那么其所做证言必然会倾向或偏袒袁红川一方，证言存在不实之处。张某录证言中存在中伤上诉人爱人张爱民的歪曲事实的语言，可以推断出证人张某录对张爱民有成见，证言更具倾向性。张爱民在公司只是一个挂名经理，没有任何股份，公司无法正常运营与张爱民也没有根本上的关系，谈什么拯救不拯救。张某录证言一直说是会议决定，但是却无法提供有效的会议记录，无法证明证人所述经过的真实性。四方通信公司的证明：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不是四方通信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存在真实性与合法性。证明单位的印章为行政事务部章不同于公司公章，系内部章，不产生对外效力。被上诉人追加四方通信为债务人，并解释由于公司公章被其它债权人拿走，无法提供四方通信公章的正式文件，但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已判决变更四方通信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以及董事。被上诉人擅自追加四方通信为债务人，并未得到新的法定代表人洪美莉或者是旧的法定代表人赵兵的同意，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自作主张追加他人作为债务人。所以说，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上，在涉案款项转出前，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二被上诉人无权占有上诉人款项，上诉人要求返还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袁红川辩称：一、上诉人仅以其转款对象为答辩人即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没有法律及理论依据。答辩人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民间借贷存在两方当事人，即出借人和借款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首先，本案中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是本案中答辩人书写的以“四方公司”为收款人的《收条》；收条内容明确记载收款人是“四方公司”。答辩人为经办人，即接受“四方公司”委托，办理受托事项的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得出《收条》记载的合意双方是上诉人与“四方公司”，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事项的合意，双方没有成立借款法律关系的基础。其次，《收条》记载内容及单位领导的批示说明了收到款项的用途为“支付上海远东租赁（以下简称远东公司）款项”，答辩人作为自然人或者劳动者与“远东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法律关系，无义务偿还远东公司债务，而“远东公司”与“四方公司”的子公司之间存在租赁法律关系，四方公司对该债务的偿还表明借款人是“四方公司”。再次，本案中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交付。民间借贷案件具有实践性特征，借贷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本案已经查明上诉人将款项转入答辩人账户后十余分钟即转出至“四方公司”总经理张某录账户，又十余分钟后转入“四方公司”账户，在时间上和路径上均符合转款工具特征，款项在中间环节并无停留且最终收款人为“四方公司”，与《收条》记载的合意对象一致。二、上诉人认为一审证人赵某及张某录证人证言“不足为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本案中张某录作为“四方公司”总经理和应对“智康公司”与“远东公司”债务危机的领导，赵某作为“四方公司”融资部经理清楚本案基本事实，其出庭作证的内容实事求是且相关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张某录证言予以采信完全符合审理程序和法律规定，反而上诉人针对证人证言作出的推测和判断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其主张内容并不是唯一确定性，应当对其推测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三、答辩人与上诉人并不熟识，十五万现金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和家庭来说都不是一笔“小钱”。如果没有“智康公司”张爱民的指示上诉人怎么可能向答辩人转款？张爱民在作出转款指示时怎么可能不清楚或者不询问款项的用途？作出“智康公司”债务危机的管理者和参与者在明知款项用途和操作细节的情况下将款项作为个人债务向答辩人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智康公司”张爱民作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虽然不是股东，但其依职务取得相应的酬劳，其收入待遇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息息相关，上诉人上诉状提出的“张爱民为挂名经理,公司无法正常运营与其没有根本上的关系”的观点完全错误，其恰恰有义务在公司经营困难时期通过一定的自救手段扭转困局，这不仅是总经理的责任也是总经理职务的义务。四、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公章”问题，“四方公司”已经书面说明情况，且在已经发生的各项诉讼中有权机关均对该印章的效力进行了确认。“四方公司”承诺对该盖印章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上诉人对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答辩人不是该民间借贷纠纷的一方主体，不应对“四方公司”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四方通信辩称，1、本案的15万元确实用于公司下属的河北智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用于偿还其欠款。2、一审中的证人证言是对事情经过的客观陈述，具有法律效力。3、上诉人所述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13日作出的判决，该判决并未生效，正在二审中。愿意承担还款义务。曾祥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万元整，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5万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自起诉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的利息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3月13日上午9:44，曾祥吉通过农业银行个人账户向袁红川转款15万元，15分钟后9:59袁红川将此款转给张某录，16分钟后10:15张某录将此款转到河北四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事后袁红川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曾祥吉农业银行（卡号62×××12）打入现金15万元，用于支付上海远东租赁款项。该收条上有张某录签字，内容：此笔资金为公司借款，专门用于支付远东租赁费用，请计划财务部办理账务处理手续。另查明，原被告系同一集团公司职工，河北智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河北云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均系被告四方通信的子公司，原告曾祥吉的爱人张爱民在智康公司任法人，被告袁红川在云端物业公司任职。四方公司总经理是张某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曾祥吉仅以银行转账记录主张其与袁红川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袁红川抗辩此款并非借款，而是智康公司法人张爱民同意用于偿还智康公司债务的款项，并出示了袁红川向张某录转账、张某录向四方公司转账的记录、以及收条和张某录的当庭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能够证实袁红川的抗辩理由，而原告方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祥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曾祥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其爱人张爱民与四方通信老总的163邮箱邮件（光盘截图等），证明1、智康公司出现资金短缺问题，张爱民在事发半年前就向赵兵报告过，并按赵兵批示向张某录汇报，但是张某录没有处理，张爱民已经尽到了管理人的责任。2、正是因为张某录的不作为才导致资金链断裂，张某录将责任推给张爱民明显不当。3、张某录不但是四方通信的负责人还是股东，明显侵害其他股东以及四方通信的权益。4、2017年2月份张爱民又通过邮件向赵兵汇报，赵兵又批示给了张某录，但是张某录仍不处理。5、重组的截屏，证明张某录是四方通信的股东。证明四方通信未委托任何人同曾祥吉借钱，也未与曾祥吉签订借款合同。本案借款人是袁红川。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不认可光盘的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借款主体是袁红川还是四方通信。上诉人曾祥吉与被上诉人袁红川之间没有借款合同，仅有转账凭证，被上诉人袁红川不认可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并在一审抗辩此款并非借款，而是智康公司法人张爱民同意用于偿还智康公司债务的款项，并出示了袁红川向张某录转账、张某录向四方通信转账的记录、以及收条和张某录的当庭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能够印证袁红川的抗辩理由，而上诉人曾祥吉二审提供的邮箱邮件内容为智康公司与四方通信结构及经营状况的分析和阐述，该内容不足证实与袁红川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上诉人曾祥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鉴于被上诉人四方通信不是上诉人曾祥吉申请追加，且在二审审理时上诉人曾祥吉只要求袁红川承担还款责任，故，原审驳回上诉人曾祥吉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如上诉人曾祥吉向被上诉人四方通信主张还款，可以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曾祥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上诉人曾祥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立红审判员  刘瑞英审判员  任永奇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恒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