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5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现场，男，1972年8月16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阳，北京市北方（保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亚敏，男，1973年11月5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杰，河北陈丽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现场因与被上诉人王亚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7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董现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冀0627民初2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不能证实是否应分配利润及分配的利润多少；实际上根据合伙解散《证明》、庭审笔录等，已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分配105余万元利润。（一）105余万元应分利润约定清楚，并有他案佐证。合伙人孙盼杰与被上诉人王亚敏合伙协议纠纷案卷显示，上诉人合伙占比25%;合伙解散《证明》清楚反映，利润总额为420余万元；被上诉人本案一审中也认可“实际上董现场出资500000元，而名义上出资1000000元”；合伙人孙盼杰承担的24万元，其也明确表示系“自愿承担的，与合伙无关”；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董现场应分利润数额也予默认等。故，上诉人在合伙解散后，应分合伙利润105万元没有任何异议。（二）2014年3月1日实际散伙，散伙前的支出均为经营成本。(2016)冀0627民初559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第6页记录，“合伙截止到2014年3月1日”，第7页记载“2014年3月1日结束合作，由于联系不上（王亚敏），至对账于2014年12月13日”。即，三方合伙于2014年3月1日结束，2014年12月13日补签的解散证明。故，散伙前的全部支出应为经营成本。（三）300万元保证金与利润分配无关。(2016)冀0627民初559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第6页记录，“王亚敏负责要押金(300万元），跟我们没有关系，打协议时说的押金和我就没关系了，要回来跟我们也没关系。”；第8页记录“原告（孙盼杰）分的是钱，被告（王亚敏）分割的是债权”。另外，三方合伙散伙后，被上诉人单方又继续与国控公司进行煤炭生意，并且使用应退还的300万元保证金做为其后续经营的保证金。故，保证金是否退还，与上诉人要求分配利润无任何关联。二、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首先举证说明其转账是否是支付的本金及利润，而不能违法要求上诉人举证收到的钱是什么性质。（一）被上诉人应举证其向上诉人支付190余万元，不包括在1749余万元经营支出中。散伙《证明》记载，经营精煤总支出为1749余万元。(2016)冀0627民初559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第6页记录，“账和现金都在王亚敏手中”;“董现场住山西负责货物发运”。被上诉人王亚敏单方称，其向上诉人支付190余万元均是本金及利润，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然而上诉人负责货物发运，客观上需要支付货物运费及差旅费用等。故，对掌管账目钱款的被上诉人的此主张，其应首先举证说明这190余万元不包括在1749余万元经营成本中。（二）合伙利润是散伙后才支付的，上诉人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认可被上诉人以赵龙刚名义于实际散伙后，向上诉人支付的30万元系合伙应分利润。2014年3月1日实际散伙后，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31日以赵龙刚名义向上诉人转账支付了30万元。上诉人认可该款是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利润。这充分反映出，合伙利润是在散伙后才支付的。（三）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160余万元，系向上诉人支付的成本及利润，其依法应当充分举证；而不能责令上诉人举证其是不是运费。一是，被上诉人仅提供了在散伙前，其向上诉人的190余万元转账记录，对于该笔款项是经营成本，还是成本及利润等，应当依法首先由被上诉人举证说明。二是，三方于2012年底开始合伙经营((2016)冀0627民初559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第6页“2012年底我（王亚敏）牵头经营……”)，被上诉人提供的190余万元的转账时间为2012年10月9日、2013年2月7日、2013年2月27日、2013年3月4日、2013年3月9日等等。合伙经营刚刚开始，即开始返还本金及利润，这是明显不合常理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上诉人负责货物运输，这是账务欠款管理人的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用于支付运费等经营成本的。故，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190万元中的160余万元，应为经营成本，并且被上诉人对此款的性质应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已充分举证的应分利润等之基本事实，错误向上诉人分配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致使已有生效判决佐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本案，形成严重背离事实、违反法律的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纠偏改正。王亚敏辩称，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证据为《证明》，并非上诉人提出的合伙解散的依据，该证明仅是对合伙经营阶段性对账，并非单一的债权凭证。在该《证明》出具前，上诉人已经陆续支取了190余万，在分配利润时及合伙解散时应当扣除。该《证明》形成后，又发生了相关费用，也应扣除。上诉人主张以前支付的是运费，该说法不能成立。没有提供支付他人运费的任何凭证，且与现实不符。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董现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752480.295元；2、诉讼费、保全费及其它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中，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董现场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12月13日，原、被告双方及孙盼杰三人就合伙经营精煤事项结束后，就总利润进行了书面确认，签属了一份证明，该证明还显示，被告王亚敏已经向董现场支付了400000元保证金，证明均认可按证明书所注明的利润向各合伙人开始分配利润。2、另外一个合伙人孙盼杰与被告王亚敏就同一事项要求分配利润的庭审笔录。该笔录第四页，此证据是被告提供明确显示被告所称的保证金交纳时间早于清算证明的签属时间；第五页，原告及孙盼杰均认可三方利润分配，原告占25%；第六页，涉案账目及现金均在王亚敏手中，他应向其他合伙人分配；第六页，王亚敏明确认可涉案押金与其他合伙人没有关系，在签属证明时，三方有约定，王亚敏负责收回保证金，是否收回，收回多少与其他合伙人没有关系。被告王亚敏对原告董现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三方签字的打印内容仅是对精煤的收入、支出、利润进行了一项对账，并没有形成对原告董现场的债务意思表示，在该证明形成后，通过另案判决，原告还应分担费用，已认定产生了960000元的费用，原告应按出资比例负担。该证明与孙盼杰案件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孙盼杰的案件中，孙盼杰持有证明上，明确载明王亚敏欠孙盼杰360000元，该证明中没有欠付款字样，分配利润应先进行合伙清算，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按债权凭证的性质主张分配。该证明中写的是本金400000元，对于该400000元的付款时间及诉状中原告所称的其他款项的时间及金额，原告应向法庭进行说明。即使认可已经拿到了相应款项，就应该当庭陈述。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两个案件具已起诉关键证据有法律上实质性的差异。一份有明确的债权凭证，本案仅是一个对账证明。该笔录中记载证明中，利润部分未计算保证金，原告认可保证金无论是否取走均与原告没有关系，是对合伙费用的推拖。被告王亚敏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河北国控公司2016年6月29日证明、押金收据，证明原、被告合伙期间，在河北国控公司交纳押金3000000元，因为税票原因扣留至今，仍未返还，不具备合伙清算的条件。2、2014年12月13日原告持有的证明，证明该内容仅是对合伙的精煤买卖的账目核算证明，并非合伙组织散伙的清算，更非欠款凭证，对于一些费用支出及前期款项支取并没有详尽记录，仅记载原告收回本金400000元，对于其他款项并没有详细记录，应当根据双方往来计算最终利润金额及董现场还应得的金额。而实际上董现场实际出资500000元而名义上出资1000000元（由他人实际出资500000元记在董现场名下）。3、（2016）冀0627民初559号民事判决书、（2017）冀06民终105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三方系合伙关系，在兑账后又产生960000元的费用，应予从应分得利润中扣除。4、2014年12月13日的孙盼杰持有的证明，证实孙盼杰持有的证明中因王亚敏最终写明欠款360000元，而原告持有的证明中没有写明欠款多少的内容，两者在法律性质上有明显的实质性区别。5、（2016）冀0627民初559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2017）冀06民终105号庭审笔录，证明该证明中的利润未计算押金，扣除押金后才是净利润，如果押金要不回来则净利润就是1209221.18元，应当按照此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该押金的是否要回的风险应当由合伙人共担，而不是仅由王亚敏承担。6、王亚敏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及赵龙刚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证实自三方合伙后，因董现场需要资金，被告已经先后支付了董现场资金，分别于2012年10月29日付给董现场150000元；于2013年2月7日付给董现场200000元；于2013年2月27日付给董现场52250元；于2013年3月4日付给董现场500000元；于2013年3月9日付给董现场200000元；于2013年4月3日付给董现场100000元；于2013年10月17日付给董现场100000元；于2013年10月22日付给董现场100000元；于2013年10月31日付给董现场100000元；；于2014年2月18日付给董现场100000元；于2014年5月31日通过赵龙刚付给董现场300000元，以上合计付给董现场1902250元。该数额已经远远大于原告应得利润的数额，不存在再行给付事由，原告诉请应予驳回。更为重要的是以上款项均发生在2014年12月13日，证实在该证明形成前已经进行了资金的归还。证据1、6系原件，庭审笔录系盖章件，其他系复印件。其他原件在另一案案卷中。原告董现场对被告王亚敏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对该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2、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利润总额。对证明中“本金”的理解，应为三合伙人投入的保证金。3、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反映了三人合伙的真实情况，利润总额及分配的比例判决有显示。4、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孙盼杰额外承担的200000元费用，与三方合伙无关，只是与王亚敏之间的债务，与合伙利润分配没有关系。5、对证据5，同原告的举证意见。6、对证据6的关联性不认可，被告所举证的向原告累计支付的1900000元的款项，最后一笔是2014年5月31日，而三方签订的清算证明是2014年12月13日，实际上被告所举证的该1602250元的款项是合伙期间产生的运费，原告庭后认可被告王亚敏于2014年5月31日通过赵龙刚付给原告董现场的300000元系利润款。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原告董现场提交的证据1，被告王亚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该证据系王亚敏、孙盼杰与董现场三人对合伙利润的最终结算，并有三人的签字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董现场提交的证据2，被告王亚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该证据系另案原告孙盼杰与本案被告王亚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的唐县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具有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王亚敏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此虽不予认可，因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6民终1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上诉人王亚敏以个人名义于2012年10月份向河北国控矿业供销有限公司交纳了3000000元的保证金。2016年6月29日，河北国控矿业供销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因王亚敏与我单位合伙期间，税票涉嫌虚开，协调至今无果，待查。故我单位仍扣留其部分合伙保证金300万元整，未退还’”，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王亚敏提交的证据2，原告董现场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该证据系王亚敏、孙盼杰与董现场三人对合伙利润的最终结算，并有三人的签字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王亚敏提交的证据3，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该证据系两级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王亚敏提交的证据4，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孙盼杰承担的240000元与三人之间合伙的利润分配无关，因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6民终1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12月13日王亚敏、孙盼杰与董现场对煤炭生意利润进行对账后，三人便再没有合伙或经营煤炭生意，在结算时扣除孙盼杰240000元的费用，是因处理合伙期间的遗留问题而产生的费用”，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被告王亚敏提交的证据5，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王亚敏提交的证据6，原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被告提交的该证据中给原告董现场转账的最后一笔的交易时间为2014年5月31日，因原告董现场认可被告王亚敏于2014年5月31日通过赵龙刚给付的300000元即是其诉状中自认的利润300000元，且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被告王亚敏于2014年5月31日通过赵龙刚付给原告董现场300000元利润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底，王亚敏、董现场与孙盼杰三人曾共同经营煤炭生意。2014年12月13日，王亚敏、董现场与孙盼杰对煤炭生意利润进行了对账，并出具有三人签名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兹于2014年12月13日王亚敏、董现场、孙盼杰精煤利润对账结果如下：一、总收入：179191708.66元二、总支出174982487.48元三、净利润：4209221.18元。本证明一式三份。空口无凭，立据为证。立据人：王亚敏（签字并按捺指纹）。立据人：董现场（签字并按捺指纹）。立据人：孙盼杰（签字并按捺指纹）。”2014年12月13日，王亚敏、董现场与孙盼杰对煤炭生意利润进行对账后，三人便再没有合伙经营煤炭生意。2014年12月13日，王亚敏、董现场与孙盼杰对账前，被告王亚敏已将本金400000元给付原告董现场，并在2014年12月13日三人出具的证明中载明：“本金已付董肆拾万元整（按捺指纹）王亚敏（按捺指纹）”。自2012年10月29日至2014年2月18日，被告王亚敏陆续给原告董现场银行转账共计1602250元；被告王亚敏于2014年5月31日通过赵龙刚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原告董现场300000元，以上合计1902250元。被告王亚敏主张其支付给原告董现场的1902250元已远远超过原告应得利润的数额，不存在再行给付事由，原告诉请应予驳回，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称被告王亚敏于2014年5月31日通过赵龙刚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原告300000元系利润，其余1602250元均系运费，但原告对其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未明确说明1602250元运费的由来。现原告以剩余752480.295元利润多次催要未果为由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施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虽原告主张本案为合同纠纷，但根据本院的审理情况，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中，虽王亚敏、董现场与孙盼杰于2014年12月13日签订了证明一份，但该证明仅系对账证明，且另案原告孙盼杰与本案被告王亚敏合伙纠纷一案与本案不同的是，另案原告孙盼杰提交的2014年12月13日三人签订的证明上明确载明了王亚敏欠另案原告孙盼杰360000元，而本案中原告提交的三人签订的证明上未明确载明欠款数额，至于是否被告王亚敏应支付给原告董现场利润，利润数额是多少，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予以证实，原告董现场亦不能说明其主张被告王亚敏已给付的运费1602250元的由来，也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现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25元及案件申请费4280元，由原告董现场负担。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上诉人向物流公司经理孙亮支付部分运费的收据。2.上诉人在合伙期间，对外支付煤款的部分收据，330万元。3.上诉人合伙期间在山西负责煤炭发运的部分过泵单。4.双方的转账流水，证实2013年3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分两笔转账支付30万元。以上证据说明，在合伙解散《证明》签署日即2014年12月13日前，上诉人以三方合伙人名义支付了相应的合伙成本，被上诉人说的支付的190余万均用于了合伙成本支出，不是被上诉人说的向上诉人分配的利润。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1、2不认可，上诉人自己经营有加油站、煤场，无法证实与本案合伙事务有关联，收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证据2中收据的数额为330万，已经远超本案涉及金额往来，与本案无关。认可证据3，但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无法证实资金性质用途。证据4关于2013年3月5日两笔30万元是偿还2011年8月18日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3月5日、4月24日、5月28日运费收据3张，证实在合伙经营期间，运输单位出具的收取运费收据，并非上诉人从事运输，谈不上上诉人说的支取运费。2.2011年8月18日王亚敏给上诉人转账的农业银行回单。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在同是合伙人孙盼杰的另案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中反映了合伙经营期间账、现金都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住山西负责货物发运。货运收据在被上诉人处，并不等于被上诉人支付运费，是上诉人在山西支付完运费后把票据及账目交由被上诉人保存。对证据2关联性不认可，该票据形成时间为合伙经营前，2011年8月份,而三方开始合伙在2012年底，票据是被上诉人借款30万元偿还的本金及3600元利息，与本案无关。本院查明，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另案孙盼杰诉王亚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庭审中，孙盼杰陈述：“我们对帐是在无异议的情况下打的条子，被告（王亚敏)认为押金没有问题打的”“王亚敏负责要押金，跟我们没关系。打协议时说的押金和我就没关系了，要回来跟我们也（没）关系”“2014年12月13日对帐，押金和利润均没有异议”“之后的支出是原告（孙盼杰）自愿承担的，与合伙无关”“合伙帐目一直由被告（王亚敏）管理”“2014年3月1日合伙终止”。王亚敏在该案庭审中陈述：“由王亚敏负责合同的签订及汇款，董现场住山西负责货物发运，孙盼杰负责税票兑现。”本院所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查明部分。本院认为，2012年底，王亚敏、董现场与孙盼杰三人开始合伙经营煤炭生意、到2014年3月1日合伙事务终止的事实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2014年12月13日王亚敏、董现场、孙盼杰对煤炭生意利润进行对账后出具的有三人签名的《证明》内容来看，以明确的语言载明合伙期间的总收入、总支出、净利润，并强调“本证明一式三份。空口无凭，立据为证”，足以说明这是合伙事务的最终清算。关于自2012年10月29日至2014年2月18日被上诉人王亚敏陆续给上诉人董现场银行转账共计1602250元，被上诉人王亚敏主张是支付给上诉人董现场的合伙经营期间的“回收资金”，但是，1.上述转款均发生于三合伙人2014年12月13日共同清算并达成《证明》之前,甚至在三人合伙事务终止的2014年3月1日之前,在此期间,合伙事务尚在进行中甚至刚刚开始,赢亏未定，而允许一方合伙人多批次、数额巨大地“回收资金”不合情理;2.合伙帐目的清算当然是对先前总投入总支出的完整清算,不可能将一部分排除在外。而从三合伙人2014年12月13日共同清算后达成的《证明》中并未有此款项的任何记载;3.被上诉人王亚杰具体负责合伙期间的帐目,如此频繁且数额巨大的款项在清算时不可能遗漏；4.若上述款项属于上诉人董现场“回收资金”，清算时更应汇总提及；5.被上诉人负责管理合伙帐目和现金，在明知上诉人投资数额的情况下，却让其“收回”远高于投资数额的“回款”不合情理；6.从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其于2013年3月5日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帐两笔计30万元的转帐记录和被上诉人于2011年8月18日向上诉人通过银行转帐的记录来看，说明除本案诉争的银行转款外，双方还有其他银行交易往来，在清算时，作为合伙帐目及现金管理人的被上诉人依常理更应说明；7.从上诉人董现场在合伙事务中所从事的“住山西负责货物发运”分工来看,其关于此款属于运费的主张实属合理解释。基于以上，无法将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述转款认定为支付给上诉人的“回收资金”。关于300万元保证金，从三合伙人2014年12月13日共同签订的《证明》内容来看，并无关于保证金的任何记载，如此巨额的保证金在清算时不记载足以说明对此问题三合伙人已另行解决，没有争议。从另案孙盼杰诉王亚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孙盼杰在庭审中陈述来看，也可以印该保证金问题已解决。关于被上诉人辩称的“在形成该数据后，又产生了应由原告负担的240000元的费用”问题，另案孙盼杰诉王亚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庭审中，孙盼杰曾陈述：“合伙终止，原告（孙盼杰）向被告（王亚敏）从欠款中扣减24万，是原告考虑到被告在合伙期间付出较多，而额外自愿给付的，和合伙合同关系没有关联”，该案二审庭审中孙盼杰对王亚敏当庭陈述的“中途税务出问题，孙（盼杰）出了20万……后期又出现一些问题，孙又拿了4万”虽认可而被生效的（2017）冀06民终105号民事判决认定为“在结算时扣除孙盼杰240000元的费用，是因处理合伙期间的遗留问题而产生的费用”，但被上诉人王亚敏不能证实除此24万元所谓“处理合伙期间的遗留问题而产生的费用”之外还有其他费用，也不能证实本案上诉人也需支付此费用。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董现场的上诉请求成立。根据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冀0627民初21号民事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王亚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上诉人董现场752480.295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25元及案件申请费42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5，共计26930元，由被上诉人王亚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金星审判员  庞 茜审判员  张 力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刘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