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6462号原告：孙某1，男，199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孙某2，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赵某，女，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3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云，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3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紫蝶，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常某1，女，199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金德创业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常某2，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南苑街道办事处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王某，女，196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以上3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世鹏，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1、原告孙某2、原告赵某与被告常某1、被告常某2、被告王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原告孙某2、原告赵某、3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云及赵紫蝶、被告常某2、被告王某、3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鹿世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孙某2、赵某（以上3名原告以下简称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常某1、常志勇、王某（以上3名被告以下简称三被告）共同返还三原告彩礼款50万元；2.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孙某1系孙某2与赵某之子；孙某1与常某1系同学，后经自由恋爱于2013年左右确立恋爱关系；根据北京的风俗习惯，双方在确立婚姻关系之初，男方有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俗称“彩礼”；“彩礼”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北京地区的彩礼金额大概在10万元至80万元之间；2015年，孙某1和常某1的长辈坐在一起讨论过结婚事宜，男方把这次吃饭当做了订婚，邀请了女方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女方要求先把彩礼打过来，多少钱男方看着办；2015年8月15日，男方向女方转账50万元作为彩礼款；三原告在支付彩礼款至今的3年时间里，常某1未提及任何结婚事宜，而后于2018年6月份提出分手，该彩礼款50万元也没有退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孙某1、常某1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给付彩礼的一方有权要求另一方返还彩礼；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三被告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涉诉50万元是三原告赠送给常某1个人所有的款项，且款项已经交付，三原告无权要求撤销赠与；赠与款项的原因系孙某1和常某1自高中起就一直恋爱直至工作，在恋爱期间，三原告家中并不富裕，因此都是常某1支付所有恋爱支出并给付孙某1款项，并无怨无悔地居住在三原告家中，常某1与孙某1一直同居；三原告家庭拆迁富裕后，声称有钱了，第一是感谢常某1的不离不弃，第二是补偿常某1这么多年的付出，第三是对常某1的认可，把常某1当做女儿，基于上述原因才赠与了款项50万元；另外需要说明，常某1与三原告家庭已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家庭关系，三原告赠与常某1款项，完全具备基础关系，无需设置审核条件；三原告要求返还彩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彩礼的相关风俗，一般是双方订立有婚约，女方或者女方家庭提出彩礼要求，男方或男方家庭按照要求给付彩礼，本案中三被告从未主动要求三原告赠与款项，更从未要求三原告给付彩礼，各方从未订立婚约，甚至对三原告家庭赠与常某150万元的事情常某1的父母也均不知情，完全是三原告主动的单方赠与，与彩礼无关；三原告起诉本身存在多处矛盾，按照其主张的给付彩礼日期2015年8月15日，孙某1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双方家庭不可能讨论结婚，而且在之后提出分手一方并非常某1，而是孙某1；从支付款项到三原告起诉大概过了3年的时间，三原告在起诉书中也声称各方未提到结婚事宜，因此自款项交付之日起至起诉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另外在3年期间内三原告从未向三被告要求返还所谓彩礼50万元，这也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某1、常某1原系男女朋友恋爱关系，三原告主张孙某1与常某1在2013年左右确立恋爱关系，三被告则主张孙某1与常某1在2010年上高中起至2018年期间系男女朋友关系，后双方于2018年12月最终分手；2015年8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开卡的方式，赵某在常某1名下银行账户内存入50万元。就在2010年上高中起至2018年期间孙某1、常某1为恋爱关系及自双方在2013年起同居生活（与三原告一家人共同生活）、分手系因为孙某1之原因（孙某1与他人形成了新的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常某1将自己的所有收入用于日常开销（并经常将款项交给孙某1或转入孙某1名下，孙某1在分手后主动要求偿还上述款项）等主张，三被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三原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主张孙某1与常某1在2013年确定恋爱关系，但双方并未同居生活过，三被告主张常某1一直居住在三原告家中不符合事实，而且三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原告有赠与常某1之意思表示，并且结合男女双方之间系恋爱关系，而恋爱就是以结婚为目的，所以男女双方及家长曾经在西红门一起吃饭，就给付彩礼商量了一次，女方家庭提出必须先给彩礼，多少让男方家庭看着办，基于此要求三原告给付女方彩礼50万元，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双方同居生活和赠与常某150万元的事实；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孙某1、常某1在2018年7月2日对话称：“孙某1：报销下来了，把你卡号发来，给你转过去，还了也是一种心安，老花你钱不好，我这人不适合有钱。常某1：要不先给你妈存着。孙某1：不用。常某1：我没有让你花，你先留着，我不够跟你要”，双方还沟通称：“孙某1：你看现在咱们沟通都有障碍，八年一点默契没有，连是否让你走你都区分不来，何谈八年。常某1：现在你就是在找一堆借口，早就想分开了，是吧……这8年还不够照顾你吗……孙某1：我就和我爸说，钱不要了，我也不可能再继续这段情，再不行我自己背包走人。常某1：你没有吗，我对你帮的那么多，我从来没这么对待过一个人，结果你还不领情”。为佐证其主张，并证明常某1、孙某1从未订立婚约，从未要求三原告给付彩礼，对赠与常某150万元款项的事情常某1的父母均不知情，三被告还提交王某与孙某2等人的电话通话录音、对话录音；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三原告予以认可，但主张给付的就是彩礼钱，当时吃饭就是谈这个事情，如果赠与常某1应该会书写赠与协议，而且款项如此巨大，不可能赠与外人。在通话录音中，有孙某2所陈述关于常某1生活在三原告家中及帮助操持家务之表述，也有王某所陈述关于孙某1经常在三被告家吃饭之表述，亦有孙某2所陈述关于在常某1、孙某1产生矛盾后要收回之前给孙某1所有财产并与孙某1断绝父子关系之表述，还有王某对50万元款项性质之陈述（常某1跟着孙某1多年，开始王某不知道有该款项，后来知道是将款项搁到常某1那里，后来又听孙某2说是送给常某150万元，但银行卡仍在孙某2那里，且常某1为共同生活有大量支出，不能只由常某1返还款项而常某1的付出得不到补偿），没有双方当事人关于50万元系彩礼之表述。为证明孙某1与常某1未领取结婚证的原因系常某1的父亲常志勇要求婚前将三原告一方的房子改至常某1名下，而三原告一方不同意，所以对于孙某1与常某1分手孙某1不存在过错，以及为证明常志勇认可50万元不是赠与，且同意退还彩礼，三原告提交孙某2、常志勇等人的对话录音；对该组证据材料，三被告不予认可，并主张该录音内容恰恰能够证明50万元是赠与常某1的款项，在录音中双方当事人从未提到50万元是要结婚给的彩礼，该录音显示该50万元并非三被告向三原告索要，可以证明该50万元是单方赠与。在该录音中，有常志勇所陈述并未向男方家庭索要50万元的表述，亦有孙某2认可女方家庭并未向男方家庭索要50万元的表述，但没有常志勇同意直接返还50万元的表述（常志勇表示在孙某1把钱对好后，在孙某1把钱给常志勇后，常志勇就给诉争款项），没有双方当事人关于50万元系彩礼之表述。为证明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常某1支出大量款项（含转账、取现等），三被告提交北京银行的交易明细、中国银行的存折明细、交通银行的交易明细、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招商银行的交易明细及统计清单等；对该组证据材料，三原告不予认可，并主张常某1给孙某1转过钱，但时间太久了，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为证明孙某1、常某1恋爱期间双方互有花费且孙某1将全部收入用于二人日常开销，且在客观上，孙某1的消费支出远高于常某1的支出，三原告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平安银行、交通银行的交易明细及统计清单；对该组证据材料，三被告不予认可，并主张所载明支出均为孙某1个人消费，没有向常某1的转账汇款，恰恰说明在恋爱期间孙某1没有付出。本院认为，给付彩礼，是我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彩礼一般是指依据当地习俗，一方及其家庭给付另一方及其家庭的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的大额财物；只有赠与的礼物是为了证明婚约的成立才能称为彩礼，不能把一方亲属赠与另一方的财产全部都认定为彩礼;判定是否是为了婚约的成立而赠送的应当遵循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一方承担；但是判定是否完成举证义务可以参照当地风俗习惯、居民生活水平判断；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孙某1、常某1原系男女朋友关系，在2015年8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开卡的方式，赵某在常某1名下银行账户内存入50万元，对此当事人并无异议，故本案争议焦点系该50万元是否是彩礼。就此，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给付时间上看，在2015年8月15日，孙某1为21周岁，常某1为22周岁，即男方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虽然三原告主张在2015年7月吃过订婚饭，双方家长讨论过孙某1、常某1的结婚事宜，但就双方家庭协商确认的预计登记结婚时间、是否拍摄婚纱照、是否筹办及何时筹办婚宴、举办婚礼仪式的形式及时间等重要结婚事宜均未作出说明并举证证明，且三被告不予认可，否认双方家庭曾吃过订婚饭。考虑到在北京地区筹备婚礼的繁杂性及长期性（甚至要提前半年或1年在饭店定婚宴，更要提前装修或准备婚房），如果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给付了50万元巨额彩礼，一般不会不对重要结婚事宜作出相应安排。第二，从款项收受情况看，在实践中，存在男方给付女方彩礼，男方给付女方家长彩礼，男方家长给付女方彩礼，男方家长给付女方家长彩礼等多种情况，但无论是男方或其家长主动给付彩礼，还是女方或其家长索要彩礼，双方家庭一般均应知悉；本案中，系男方家长赵某在女方常某1银行账户内存入50万元，但当事人所提交视听资料显示，女方父母在给付款项前并未主动索要款项，在给付款项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并不知道常某1名下存有50万元，且在相当长时间内款项所涉银行卡并不由女方或其家长持有，即女方或其家长长期不能支配使用该50万元，这与收取彩礼后的情况不符。换言之，三原告在起诉状中所主张：“2015年，孙某1和常某1的长辈坐在一起讨论过结婚事宜，男方把这次吃饭当做了订婚……女方要求先把彩礼打过来，多少钱男方看着办”，即关于订婚及女方家庭索要彩礼的主张，无证据支持，与已查明事实相悖。第三，从争议解决过程看，当事人所提交录音显示，在沟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该50万元系彩礼，三被告亦未同意直接返还，而是主张在孙某1对好账后再行解决。综上所述，综合考虑当地风俗习惯、当事人陈述、视听资料等，就本案诉争50万元系彩礼的基本事实，三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对三原告之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至于该款项性质是一般性质的对常某1的赠与，还是一般性质的对常某1、孙某1的共同赠与，至于常某1、孙某1是否针对该款项形成同居关系析产纠纷，还是没有形成同居关系的共有纠纷，抑或其他纠纷，并非本案审查重点；根据诉辩合一原则，在三被告对款项性质明确异议下，三原告坚持主张该50万元系彩礼并依据彩礼返还的司法解释要求三被告返还，则本院应按照三原告之主张审理之；就所涉争议，在确定适合的法律关系后，争议方可另行解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某1、孙某2、赵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孙某1、孙某2、赵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王 振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