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9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男，197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4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藁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华进，男，195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藁城区，系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克芳，男，195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藁城区，系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镇南乐乡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人。上诉人石某因与上诉人刘某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108民初904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薛书记的遗产：（1）藁城丘头镇南乐乡村房屋院落一处包括：北屋五间、门洞、东屋棚、南屋棚、围墙、厕所猪圈等：（2）薛书记的承包地征地补偿款87019元，归石某所有；3、诉讼费及因诉讼产生费用（保全、鉴定费等）由刘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石某履行扶养义务问题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石某已经提交大量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全部扶养义务。一、石某认为薛书记、石某、刘某和见证人签字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各方就应该按照该遗赠扶养协议内容去履行，我方尽到了扶养义务，法院就应该尊重并按照薛书记老人生前的意愿，将其财产判归石某所有。二、石某已经完全尽到协议约定的扶养义务（包括生养、死葬），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石某一直在精神和经济上照顾薛书记老人。从2015年4月签订协议直到其去世前的几天（2019年4月19日石某在河北省中医院为薛书记看病时检查出是胃癌），也就是2015年11月21日左右，老人因胃癌不断的在输液，身体非常虚弱。最后几天输液都无法找到血管，医院已经输不进液了。老人自己感到时日不多，他一再要求把他送回南乐乡村家中。石某提交了薛书记的多家医院病历及医药费票据及视频，近八个月的时间，大量的票据（有60多张药费票据）证明石某为老人四处求医问药，治疗疾病，在老人病情恶化的几个月里，衣不解带的伺候老人的日常起居，身不离床的为其端屎端尿。在老人最后几天是遵照老人意愿，将其送回南乐乡村家中，因为老人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个老观念：人去世一定要死在自己家中，无论身处何处，都要送回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南乐乡村家中。而且在他回到自己家中后，石某仍然到薛书记家中床前照顾，直到去世。2、送薛书记回自己家中的时间是2015年11月20日左右，去世是在11月27日。关于这一事实，本案几次开庭当事人及双方申请的证人等都一致说薛书记是在去世前几天送回家中的，几位证人几次开庭的证言完全吻合。且送回自己家后，石某也并不是不管了，仍然每天工作结束后去照顾老人，白天委托自己的母亲照顾老人，直至去世。临终时石某和母亲在场足以说明这一点。一审法院将在薛书记生前最后几天送回自己家中这一事实错误的认定成石某没有尽到完全的生养的义务，属于明显的错误认定。3、在与老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之前石某早就作为过继来的养子尽到了自己的赡养义务。石某小时候过继给薛书记，长大结婚后在外工作。虽然不与老人一起生活，但周末下班、节假日都会买东西去看望老人。平时薛书记家里有事，石某也要过去忙活、照顾。结婚十年来刘某每年过年都要回自己四川老家，留薛书记老人一人在家，石某都是过去陪伴薛书记或者把舅舅接到石某家中过年。石某在签订协议之前数十年来身体力行，对薛书记老人照顾、陪伴。不然，薛书记也不会与石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薛书记自书遗嘱可以证明这一点。4、关于石某是否为老人办理后事的事实。在几次开庭时双方都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我方证实，丧葬过程中石某作为养子身份，为老人披麻戴孝，昼夜守灵，作为孝子叩谢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下葬时为老人打幡（打幡是中国传统葬礼习俗中最重要的点，打幡人应该是老人的长子，没有亲生子女的应该由养子女或者老人指定的人打幡）。石某遵从老人的临终遗言，为老人送终、打幡，尽到了送终、安葬的义务。关于丧葬费问题，石某有证人证明向主持葬礼的长辈给过5000元费用。刘某却说她的女儿出了7000元费用，这些同样都是证人的证言，效力如何平衡认定？一审法院为何认定石某没有为薛书记办理后事？对于办理后事，何为尽到死葬义务，必须是作为主管主持还是出费用、守灵、扣头、打幡还是摔瓦？但是这些石某在老人的葬礼中全程都参与了，也都付出了。综上，石某认为尽到了对薛书记老人生养死葬的义务，按照协议约定石某有权利接受薛书记老人赠予的遗产。三、刘某在整个案件审理中，几次陈述都互相矛盾，严重不诚信。她在几次开庭都陈述说：1、不知道有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是假的，但是后来不否认是石某拉着自己的手在协议上摁手印的事实。在（2016）冀0108民初1504号案件中石某申请刘某指纹鉴定，石某在北京华夏鉴定中心等了刘某一天她都不去。2、她说薛书记的财产中：在她的（2016）冀0108民初1504号案件诉状中明确说有东屋两间，她的证人也同样证明东屋2间，实际是一间东屋。她后来几次开庭都改称一间。3、她说婚前房屋只有北屋五间，厕所、东屋、南屋等都是婚后盖的，试想一下，有哪个家庭盖房子没有厕所呢？4、关于围墙，她有一次开庭说是婚后盖的，婚前没有围墙，又有一次开庭说围墙是婚后加高了。5、刘某说薛书记在2013年就检查出癌症，2年多怎么没见着一张医院的票据？因此，对方的陈述故意歪曲事实，没有诚信可言。四、关于薛书记留下的这些房屋及院落，是否为婚前个人财产问题。石某也提交了证据（笔记记录、照片等），证明该房屋包括东屋、南屋、门洞等，都是薛书记老人婚前财产。该房屋是1990年薛书记和他的母亲所建造。当时他47岁，正值壮年。盖好房屋后他与自己的母亲在该房屋里生活了16年。这16年来，东屋棚用来盛柴草，南屋棚用来做饭，是我们当地农村家庭必要的生活方式，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厕所更是房屋必须的设施。刘某认为除了五间北屋都是婚后盖的，应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方应该举证婚后所建房屋的证据。大约在2015年10月份，也就是刘某称在石某家中摁手印那次，薛书记交代后事，谈话中薛书记和石某与刘某商量说到：刘某如果不回四川老家，如果也不想去自己的女儿家住，那么你就在薛书记的房子住着，只享有居住权，直至去世，但是刘某不能享有所有权，她可以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房子还是给石某。几次庭审都提交了石某、薛书记与刘某谈话商量的录像、录音，主审法官不知道看了没看，这里有遗赠人的心愿。五、关于承包地权益能否继承的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农村承包地的权益，是可以被继承的。石某是邻村北郄马村村民，也是农村村民。依据《继承法》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相关规定，有权利继承老人留下来的房屋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薛书记老人的承包地被村委会征收后，刘某取得了补偿款，现剩余87019元，属于承包人应得的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六、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石某尽到了一部分扶养义务。法院应该如何执行遗赠扶养协议中遗产的分配呢？如果法院认为一方尽到了生前扶养的主要义务，司法实践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判例，对被继承人生前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但未办理后事，遗产中大部分会判归扶养人所有。本案，老人的院落一处包括：五间北屋，东屋、南屋、门洞、围墙、厕所，法院应该判决至少一半以上房屋及院落，承包地的大部分收益款（总共20.4万元，现剩8.7万元）归石某所有，但一审法院判决一间房屋归石某，那么院落是否能用，能否共用，如果不能用院落石某如何进的去，如何出得了这间屋子？如何执行？七、刘某在四川老家有自己的房屋，有自己的承包地，而且她有四个婚生子女赡养她。且在2015年11月27日薛书记去世后，石某还对刘某老人尽了扶养义务，每年共给付刘某老人近6000余元的扶养费。且被上诉人用43200元土地补偿款为自己办理了职工养老保险，2017年每月就能领取1381元养老金，随着工资正常调整，逐年增长，生活上也已经有了保障。因此，石某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及法律赡养扶养老人的角度都对刘某老人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孝心和义务，要求判决房屋和87019元补偿款归石某所有，合情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石某的诉求。刘某辩称，同刘某上诉意见。刘某上诉请求：请求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石某多次上法院、找帮大哥，但因石某弄虚作假，经一审法院三位法官审理驳回石某诉讼请求。但石某上诉后，二审法官只听石某一面之词，没有将遗赠扶养协议的来龙去脉弄清真假，就做了诱导一审的错误裁定，称：“石某未完全履行《遗赠扶养协议》义务，且刘某年龄较大，缺少生活来源，宜判决刘某返还石某部分《遗赠扶养协议》所赠财产。”而一审法院就依从上级法院改判，也不管石某怎样骗取的《遗赠扶养协议》和石某给没给过刘某钱，就相信石某上诉状上称：“在2015年11月27日薛书记去世后，石某还对刘某老人也尽了扶养义务，每年共给付刘某老人近6000余元的扶养费。”直接改判：“位于石家庄藁城区乐乡村薛书记的北屋五间中西边一间归原告。”石某不但不孝敬老人，不给老人一分钱，还让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人给他财产，天理不容，故一审事实不清，判决错误。望法官查清事实，依法改判。石某辩称，同石某上诉意见。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15年4月12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有效；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因遗赠取得的薛书记的遗产：（1）藁城丘头镇南乐乡村独院一处：北屋五间、门洞、东屋棚、南屋棚等；（2）薛书记的承包地补偿款约9万元；3.诉讼费及因诉讼产生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书记是原告舅舅，与被告于××××年××月××日登记结婚，薛书记为初婚，被告为再婚，二人未生育子女，被告与前夫育有四个子女均已成年。薛书记于2015年11月27日死亡。庭审中，原告提交的2015年4月12日的《遗赠扶养协议》载明，遗赠人薛书记，扶养人石某，协议为打印件，遗赠人签名处为薛书记，扶养人签名处为石某，证人签名处为刘某、薛某1、薛某2、薛某3、薛某4。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证人的签字系事后补签，被告称不懂，是原告拉着被告的手按的手印，被告不识字。被告认可原告的签字是其代签。原告称遗赠扶养协议是薛书记与被告出于自愿，薛书记头脑清醒，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协议履行了扶养义务，2015年4月19日至9月11日，一直带着薛书记进行治疗、输液。就其陈述，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与薛书记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的录像资料，证实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作为见证人按了手印对此知情。2、2015年2月10日薛书记自立遗嘱、视频、照片、截图、薛书记看病的病历及医药费票据，证实原告履行了对薛书记的生前扶养义务；3、证人魏某（证言内容为：原告的舅舅生病在原告家住，原告伺候，原告舅舅过了年去的原告家，哪一年和住了多长时间记不清了）、石素华（证言内容为：原告带着其舅舅去输液，见过十次左右，好像是2016年春天）、薛国成（证言内容为：原告赡养原告舅舅，主要是看病接济，听薛书记说有时候给零花钱，多少不知道，薛书记生病大约一年，在原告家住过大约两个月，薛书记丧事原告没出钱）、石红伟（证言内容为：原告带着其舅舅去看病，时间记不清了）、李芬素（证言内容为：证人在郄马卫生院打扫卫生，见到原告领着一个老人去输液，大概有两个月）出庭作证，证实原告对薛书记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录像是合成的，遗嘱是假的，遗赠扶养协议不是薛书记真实意思表示；自立遗嘱从视频上看是多次合成的，位置方位都不对；病例也是伪造的。原告对薛书记没有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被告称遗赠扶养协议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没有履行，遗扶养协议签订过程，原告称是在2015年4月与薛书记签订的，但是原告个人私自打印，没有薛书记的原稿，协议是诱惑被告及证人签字，证人也均在自己家里签的字，因此协议是无效的。签订协议后，原告给薛书记看病不到两个月就将薛书记送回了自己家中，半个月之后薛书记就去世了，签订协议之前原告没有管过薛书记。就其陈述，被告提交了石家庄市电视台非常帮助录像资料，证实是在签订协议后原告才正式照顾薛书记。原告称光盘不是调解的全过程，是出于电视节目使用剪切过的，不认可该证据的效力；非常帮助是原告找的，是为了解决被告的养老问题。薛书记去世后丧葬费用原告称给付负责办理丧事的薛国成，薛国成没有收取。遗赠扶养协议上载明的位于藁城区间、门洞、东屋棚、南屋棚，被告认可北屋五间为薛书记与被告结婚前所建，剩余房屋被告称为婚后所建，原告称为薛书记婚前所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经查看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视频中，没有薛书记在该协议上签字的过程，但之后薛书记口头表达了与原告签订扶养协议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遗嘱人和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嘱人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归扶养人所有的协议。本案中，原告提交了与薛书记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上有薛书记所捺手印，且原告提交的视频中薛书记也明确表达了与原告签订该协议的意思表示，对遗赠扶养协议予以认定。被告称该协议是伪造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不予采信。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原告将薛书记接至其家中，并为其治病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经济帮助，但在薛书记病重后即将薛书记送回其自己家中，在薛书记去世后也没有为其办理后事，应视为原告未完全履行遗赠扶养协议中约定的扶养义务，且被告年龄较大，缺少生活来源，故遗赠扶养协议中薛书记财产不能完全归原告所有。遗赠扶养协议中所述的房产北屋五间为薛书记婚前个人财产，以西屋一间归原告所有为宜。遗赠扶养协议中所述的承包地，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薛书记无权处分，故原告要求改承包地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乐乡村薛书记的北屋五间中西边一间归原告石某所有。案件受理费80元，原告负担60元，被告负担2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指由遗赠人与扶养人签订的，由扶养人对遗赠人负有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在其死后转移给扶养人所有的协议。本案薛书记与石某在2015年4月12日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有遗赠人、扶养人及证人签字、捺印，且石某提供的视频中显示薛书记与石某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对协议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刘某主张协议无效，称石某采取欺骗手段签订协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石某是否尽到了扶养义务，石某和刘某均提供了证人证言、医疗费票据等证据，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可证实石某将薛书记接至家中居住了一段时间，并为薛书记生活及治疗疾病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经济帮助，但在薛书记病重后石某即将其送回自己家中，且在薛书记去世后也未出资为其办理后事，故原审判决认定石某未完全尽到协议约定的扶养义务并无不当。结合协议履行情况及当事人经济状况，原审判决西屋一间归石某所有并无不妥。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可以继承，但土地只能承包，不能继承。当承包户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时，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薛书记生前承包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薛书记无权进行处分，故石某要求改承包地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石某、刘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石某、刘某各负担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靖审判员 李 祥审判员 高瑞江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于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