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404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并案原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雍熙镇中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5761382170H。 负责人：郑小荣，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袁光福，贵州良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并案被告）：胡林，男，1975年1月19日出生，穿青人，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阜庭，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茜茜，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头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简称“电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林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电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光福、被上诉人胡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阜庭、杨茜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电信公司上诉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并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及理由：一、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律关系发生于1999年1月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胡林虽反复主张用工发生于1999年1月，但始终未能提供符合司法条件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判认定双方法律关系始于1999年1月没有证据支持。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事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原判认定双方系劳动关系明显错误。三、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请贵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判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1999年1月至2018年7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明显错误。 胡林答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的第一条理由无事实依据，没有足以反驳的证据，理由不成立。1、百兴镇新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证明被上诉人1991年1月起受聘进入上诉人单位工作。2、电话费移交清单、电信服务专用发票等客观真实，可证明有关情况。二、上诉人上诉的第二条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提交的文件不适用于改制为劳动用工主体单位的被上诉人。2、上诉人所称其与胡林一直以委托代理的方式开展业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应当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胡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胡林与电信公司从1999年1月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电信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3万元；3、判决电信公司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7万元。 电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在1999年1月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查明：1999年1月，胡林到电信公司百兴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及营业员工作，工作地点为纳雍县百兴镇新街村。电信公司按胡林完成业务情况支付报酬，月平均工资为2500元/月，双方未签订合同。期间电信公司给胡林制作工作名片和特种作业操作证，名片上显示胡林为电信公司的装维工程师。2017年12月20日，电信公司向胡林下发解除通知，终止了双方之间的关系。但电信公司直到2018年7月31日才停发胡林的工资,从此之后，胡林未继续在电信公司工作。2018年6月6日，电信公司与案外人罗德先签订委托代理装维业务合同，将百兴支局区域的电信装维业务委托给罗德先代办。一审法院另查明，胡林纳入电信公司农村统包员的管理范畴，2006年7月1日，电信公司发布《关于印发纳雍县分公司农村统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公司[2006]35号），该通知约定了劳动纪律、违章罚款、请假、辞退等内容；2006年7月3日，电信公司发布《关于开展致富星业务发展短程竞赛的通知》（公司[2006]36号），对各支局（包含百兴支局胡林）关于发展业务量奖励的考核标准。2019年1月18日，胡林以电信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从2018年7月31日后未发放其工资为由，向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纳雍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纳劳人仲案字[2019]第1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在1999年1月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胡林、电信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分别以前述诉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胡林与电信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1999年1月，胡林在电信公司百兴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及业务员工作，双方未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合同。电信公司为其制作公司名片及特种作业操作证，于2006年7月1日发布《关于印发纳雍县分公司农村统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公司[2006]35号），2006年7月3日发布《关于开展致富星业务发展短程竞赛的通知》（公司[2006]36号），将胡林纳入其农村统包员的管理范畴。电信公司的上述行为，将胡林的业务发展、考核、劳动纪律、工资发放等纳入工作管理范围，双方身份存在隶属关系。电信公司提供黔劳厅发（1997）268号文件、劳字（1997）第62号文件、邮部[1997]528号通知、《邮电委托代办管理暂行办法》证明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劳字（1997）第62号文件载明《委代办邮电业务协议书》内容，黔劳厅发（1997）268号文件载明“开展委托代办业务应与代办单位建立好委托代理关系。为拓展邮电经营方式，发展我省邮电事业，原则同意《委代办邮电业务协议书》内容，特此函复。”该两份文件说明双方要成立民事委托代理关系，电信公司要与代办方建立好委托代理关系，签订上述协议。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电信公司与胡林至今未签订任何协议。因此，电信公司主张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无充分证据证明，不予采纳，胡林关于其与电信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的主张成立，予以采纳。虽然电信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向胡林下发解除通知，但是之后一直向胡林支付工资至2018年7月31日，且于2018年6月6日将百兴支局片区的机线装维业务委托给他人代办，从停发工资之日起才实际与胡林终止双方之间的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胡林与电信公司从1999年1月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胡林要求电信公司支付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3万元以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7万元是否支持的问题。胡林从1999年1月起到电信公司上班，电信公司支付胡林的工资到2018年7月31日，2018年8月至12月，电信公司未向胡林支付劳动报酬。胡林主张2017年12月到2018年7月期间的劳动报酬无事实依据，因胡林提供的工资卡流水清单载明电信公司已经支付其工资至2018年7月31日。胡林主张2018年8月至12月的工资，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已经履行了劳动义务。但是，胡林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8月至12月期间在电信公司履行劳动义务，胡林称电信公司停发其工资后仍继续从事相应的工作，其又陈述从2018年2月至今贵阳区从事电工工作，但只是周末才去贵阳做电工，其余时间在电信公司上班，同时又提供云岩区贵医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该证明载明，胡林于2018年2月至9月贵阳市××号号居住。胡林的陈述自相矛盾，且与客观事实不符。故胡林请求电信公司支付2018年8月至12月的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1999年1月起，胡林到电信公司工作，电信公司在1999年2月前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胡林最迟应当在2001年1月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现在才请求电信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已过仲裁时效期限，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胡林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从1999年1月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胡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两个案件），由胡林负担5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负担5元。 经二审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1999年1月，胡林到电信公司百兴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及营业员工作”，因只有胡林本人的陈述及百兴镇新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而《证明》无其他证据印证胡林系1999年1月起为上诉人单位从事机线装维及营业员工作，故一审法院认定1999年1月胡林到电信公司百兴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及营业员工作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予以撤销。从胡林提交的《信服务费专用发票请领单》、《发票存根审核单》、《贵州省纳雍县电信局长途电信营业收入日报表》、胡林给刘兴国经办装机业务发票等证据相互印证，胡林2002年6月份就在电信公司百兴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及营业员工作。因此，本院认定，2002年6月，胡林到电信公司百兴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及营业员工作。除此之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是：胡林与电信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胡林于2002年6月在电信公司百兴支局从事机线装维及营业员工作起，一直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从电信公司为胡林制作的公司名片及特种作业操作证，发布的《关于印发纳雍县分公司农村统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开展致富星业务发展短程竞赛的通知》等通知看，电信公司将胡林纳入其农村统包员的管理范畴，将胡林的业务发展、考核、劳动纪律、工资发放等纳入工作管理范围，双方的行为表象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电信公司以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为由否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双方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电信公司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主张与胡林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法律关系发生于1999年1月不当，本院予以采信，并根据查明的情况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从2002年6月起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胡林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从2002年6月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胡林负担5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负担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川 审判员  张雄 审判员  徐洪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