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2行赔终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万昌，男，195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代理人黄群雁，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首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华茂总部壹号**。 法定代表人刘刚，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碧云（特别授权代理），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首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金燕（特别授权代理），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万昌因诉被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首南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的（2018）浙0212行赔初2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首南街道前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租赁了3.42亩土地用于农作物种植，因生活和农业种植需要，原告搭建有单屋建筑物，其中包括砖木结构房屋60.95平方米、泡沫板棚屋66.40平方米、石棉瓦棚屋9.20平方米，合计136.55平方米，但上述建筑物从未办理过规划或用地审批手续。因原告承包地所在地块被列入征地范围，前周村向原告收取租金至2013年11月20日止，此后的租金未再收取，但原告仍继续占用该土地进行种植。 2017年2月16日，被告对原告所搭建的蔬菜大棚实施了强制拆除。原告对此不服，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2017）浙0205行初54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所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该案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 2018年6月28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申请被告赔偿因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和蔬菜大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85.27万元，但被告收到后未作出答复。为此，原告现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2月16日对原告136.55平方米的房（棚）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该行为已被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因此，被告应当对该强拆行为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首先，原告认为其所搭建约136.55平方米的房（棚）屋属合法建筑，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明其房屋合法性的证据材料，且该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的生效判决亦已确认涉案建筑物系未经审批而搭建，属违法建筑。因此，原告主张按合法建筑赔偿房（棚）屋补偿费111.83万元及装修损失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但鉴于原告建造涉案房（棚）屋的用途包括了农业种植需要，而为促进设施农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原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先后发布国土资发[2010]155号《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0年9月30日实施，2014年9月29日废止）、国土资发[2014]127号《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2014年9月29日实施），对设施农用地的范围予以了界定。尽管上述两通知分别规定从事设施农业建设应当经过审批或者备案，但案涉被拆除的屋（棚）系在两通知实施之前即形成的建筑物、构筑物，根据国土资发[2010]155号通知中关于“对于历史遗留的、尚未办理用地手续的设施农用地，各地应按照本《通知》规定要求予以妥善处理”之规定，对涉案被拆除屋（棚）中符合两通知所规定的设施农用地的范围及使用要求的部分，被告应予适当赔偿。具体而言，对于其中60.95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房屋参照拆迁补偿中重臵价格结合成新等因素按336元/平方米标准赔偿，计20479.20元；对于其他75.6平方米棚屋，因被告未按照法定程序并采取必要、合理方式拆除，故其对违法强拆行为造成原告可回收、再利用的建筑材料损失应予赔偿。鉴于该部分损失亦无法评估计算，该院酌情按100元/平方米的标准确定该损失为7560元。上述两项赔偿金额合计28039.20元 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屋内生活物品损失，系由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所致，且由于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屋内物品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对于超出正常生活消费水平的贵重物品，原告仍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提交的录像仅能证明其在强制拆除前曾对原告屋内的部分物品进行过整理，但因录像不完整，无法证明被告已将屋内物品全部清点、搬离并妥善保管，故对原告主张的屋内家用生活必需品损失予以采信。至于损失的具体金额，因原告仅提供了财产损失清单，未提供财产具体金额方面的证据，本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考虑原告主张的合理性、生产生活物品的折旧情况等，酌定确定屋内物品损失为20000元。原告称其房屋内尚有大量的手机配件等价值26.76万元的物品，该院认为，对于超出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外的贵重物品的存在及金额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依法此不予采信。 最后，原告主张的维权费用并非由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范畴；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须以公民的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因属财产损害案件，故不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维权费用7.5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首南街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8039.20元，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赔偿请求。 上诉人上诉称：一、上诉人的房屋不属于违法建筑，对被拆除房屋按336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赔偿标准明显偏低，对被拆除的棚屋1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赔偿标准明显不当，房内物品的价值为26.76万元应全额赔偿。二、维权费用系因被上诉人强制拆除而引起的合理费用，应予赔偿。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未作书面答辩，在审理时辩称，上诉人搭建的建筑物未办理过审批手续，不属于合法建筑。被上诉人在实施拆除行为之前曾多次通知上诉人，要求其搬离并拆除房屋，因屋内物品搬离工作量大而未进行登记，对一审法院作出赔偿判决予以认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主张房屋内存在手机配件等物品，提供了蒋万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蒋青20**年3月至2016年10月的销售清单，对该证据材料，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为蒋万昌，但销售清单写的是蒋青，出卖手机配件的商店另在他处，故不能证实相关货物真实采购及保存在被拆棚屋内，且其执行时已经将屋内物品搬出，事实上也并不存在损失。本院认为，上述材料并不能证实被拆棚屋内存在上述物品，应视为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16日对上诉人136.55平方米的房（棚）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该行为已被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对该次强拆行为给上诉人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涉案被拆除的建筑系未经审批搭建，且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建筑的合法性，上诉人认为该建筑属于合法建筑缺乏依据。故上诉人主张按合法建筑赔偿房（棚）屋补偿费111.83万元及装修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一审法院基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农用地使用问题，参考当地拆迁补偿中重置价格及可重复利用材料价格，酌情给予合计28039.20元的赔偿，已充分考量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本院予以认可。 因被上诉人录像记录不完整而无法证明其已将屋内物品全部搬离和妥善保管，故应赔偿屋内家用生活必需品损失。而上诉人未提供财产具体金额方面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考虑原告主张物品的合理性、生活生产物品的折旧情况等，酌情确定屋内物品损失为2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房屋内存在手机配件等物品，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故要求全额赔偿26.76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当事人人身权且造成严重后果的，需赔偿精神抚慰金。涉案强制拆除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财产权，但并未侵犯上诉人的人身权，故不属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需对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相对人的直接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相关维权费用不属于因涉案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据此，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维权费用7万元的赔偿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碧儿 审判员  谭星光 审判员  秦 峰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何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