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渝01民终4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01943780359。法定代表人：詹振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军，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懋旭，男，196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学英，重庆首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德红，男，197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上诉人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四建）因与被上诉人陈懋旭、原审被告杨德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渝0112民初23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湛江四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军，被上诉人陈懋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学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湛江四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陈懋旭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懋旭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陈懋旭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杨德红向其支付欠款及利息，湛江四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直接判决湛江四建承担支付责任，违背法律规定，超出陈懋旭的诉讼请求。二、杨德红与湛江四建是挂靠关系，陈懋旭是杨德红自行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不应由湛江四建支付任何费用。1.一审认定杨德红与湛江四建不是挂靠关系明显错误。2.《宏铭公司农民工工资纠纷协议书》协商的支付主体是杨德红，而不是湛江四建。3.陈懋旭一审中举示的所有支付凭证都是杨德红向陈懋旭支付，一审中陈懋旭也一直认可应由杨德红向其支付，从未要求湛江四建向其支付款项。二审询问中，湛江四建补充上诉理由：湛江四建于2016年9月14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是向重庆宏铭有限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宏铭公司）出具，其形式和内容可以确定授权仅限于湛江四建与宏铭公司之间，涉及案涉工程建设的有关事宜；2017年1月13日宏铭公司、湛江四建、协调单位确定杨德红欠款，湛江四建的担保行为超过了授权范围，应属无效。陈懋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并未超出陈懋旭的诉讼请求，湛江四建对杨德红欠付金额进行了确认。湛江四建与杨德红之间是何种关系不影响欠付陈懋旭工资的事实。关子达有发放工资给陈懋旭，也有证据证明关子达有相应的授权。陈懋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德红立即向陈懋旭支付欠款45000元，并以此款为基数，自2017年7月15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支付利息，本清息止；2.判令湛江四建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杨德红、湛江四建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30日，杨德红代表湛江四建与宏铭公司订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由湛江四建承建重庆宏铭实业有限公司发包的重庆市梁平县工业园区工业厂房建设一期项目F、G、H区。2015年6月10日，湛江四建向宏铭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杨德红在其资质范围内的工程业务与宏铭公司签订梁平县工业园区工业厂房建设一期项目F、G、H区厂房建设工程合同，并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工程施工相关文件均予以认可。2015年7月13日，湛江四建重庆分公司与杨德红签订《工程联合施工合同》一份，其中约定，杨德红按上述《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负责工程的全面施工，湛江四建负责工程的安全、质量、进度、资金的监控管理；杨德红按宏铭公司审定的工程结算造价的0.8%向湛江四建缴纳管理费，由湛江四建在每次支付工程款内按比例扣除。杨德红在取得湛江四建的委托授权后，聘请了陈懋旭等相关人员负责上述工程的现场管理。2016年9月14日，湛江四建向宏铭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关子达协调处理重庆宏铭梁平厂房2016年9月13日后的建设有关事宜，授委托人后期所签署的工程文件，该司予认可。同年12月7日，关子达代表湛江四建向宏铭公司出具委托书，其中载明：委托宏铭公司直接支付原告陈懋旭等梁平县工业园区宏铭实业工业厂房二期项目管理人员工资。从2015年7月2日至2016年9月2日，杨德红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陈懋旭转账九笔，共计125605元。从2016年9月19日至2016年11月30日，关子达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陈懋旭转账六笔，共计64000元。2017年1月13日，关子达代表湛江四建，与宏铭公司代表孙远琼，及协调单位代表王春雷三方签订《宏铭公司农民工工资纠纷协议书》一份，其中载明：该项目负责人杨德红欠陈懋旭2016年4月至8月工资6万元，2017年1月13日前杨德红未支付，就由湛江四建支付。现陈懋旭以杨德红、湛江四建尚欠其工资45000元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湛江四建承建的宏铭公司发包的原梁平县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工程项目，先后向发包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杨德红、关子达在施工过程中对工程的相关事务进行处理，杨德红聘请陈懋旭在该工程中从事管理工作，系代表湛江四建履行的职务行为，故陈懋旭与湛江四建形成了事实劳务合同关系，湛江四建依法应当向原告陈懋旭支付工资。从上述《宏铭公司农民工工资纠纷协议书》看，关子达代表湛江四建确认杨德红（项目负责人）欠陈懋旭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的工资6万元，因杨德红在此期间系湛江四建的项目负责人，故陈懋旭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的工资6万元实为湛江四建所欠。湛江四建至今尚欠陈懋旭的工资45000元，显系违约，故陈懋旭向湛江四建主张工资45000元，并以此款为基数自2017年7月15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德红称其与湛江四建系挂靠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且杨德红并未在上述《宏铭公司农民工工资纠纷协议书》上签字确认由其支付陈懋旭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的工资6万元，故陈懋旭向杨德红主张工资45000元，并以此款为基数自2017年7月15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懋旭支付欠款45000元，并以4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5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支付利息，利随本清；二、驳回原告陈懋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65元，由被告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陈懋旭举示郭健、刘华兵、杨德红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杨德红欠陈懋旭工资属实，与《宏铭公司农民工工资纠纷协议书》中的金额一致。湛江四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湛江四建系本案的直接债务主体，该协议书证明杨德红与湛江四建系挂靠施工关系，直接债务主体应当是杨德红而非湛江四建。本院认为，陈懋旭举示的《协议书》系杨德红与案外人之间的约定，其记载的事实并无陈懋旭或湛江四建的确认，约定的内容亦不能约束本案当事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询问中，湛江四建提出，《宏铭公司农民共工资纠纷协议书》中关于所欠款项在2017年1月13日前杨德红未支付，就由湛江四建支付的约定，湛江四建承担的是担保责任。陈懋旭陈述，其在起诉时并不清楚杨德红与湛江四建之间的关系，以为杨德红与湛江四建均为实际施工人。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首先，本案中，《宏铭公司农民共工资纠纷协议书》记载“经宏铭公司、湛江四建双方自愿协议……达成如下约定……”，证明缔约主体是宏铭公司和湛江四建，尾部亦由关子达作为湛江四建的代表签字，故湛江四建关于该协议主体是杨德红，湛江四建仅是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湛江四建在案涉工程实施过程中，于2015年6月10日书面授权杨德红与宏铭公司签订合同并对杨德红在办理授权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工程施工相关文件予以认可；于2016年9月14日书面授权关子达代表该公司协议处理案涉工程2016年9月13日后的建设有关事宜并认可关子达后期签署的工程文件。虽然上述授权委托书系向宏铭公司出具，授权范围主要是工程建设方面，但结合杨德红代表湛江四建与宏铭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事实，陈懋旭有理由相信杨德红、关子达在案涉工程中有权代表湛江四建，即便杨德红、关子达的行为超越代理权限，代理行为仍然有效。至于湛江四建与杨德红之间是否系挂靠关系，属于湛江四建与杨德红之间权利义务如何确定的问题，并不影响湛江四建对外承担责任。最后，陈懋旭一审起诉以杨德红和湛江四建作为共同被告，并对两者均提出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判令湛江四建承担支付责任，并未超出陈懋旭的诉讼请求。综上，湛江四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元，由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孟琼审 判 员 刘润荔审 判 员 万 怡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王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