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7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书涵，女，200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春燕，福建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学佑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华荣路**。 法定代表人：李娜，总经理。 上诉人戴书涵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学佑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佑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3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书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戴书涵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是否具有办学、教育、培训资质认定为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明显错误。二、退一步讲，即使是否具有办学、教育、培训资质为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也不能否定学佑成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本案合同即使有效，也因其欺诈行为而应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的效力状态。戴书涵作为接受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因受到欺诈而请求撤销合同，并根据法律规定请求三倍赔偿，有充分依据。 学佑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论述清楚，服从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 戴书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戴书涵、学佑成公司于2017年6月份、9月份及2018年2月份达成的辅导协议；2、学佑成公司返还戴书涵支付的辅导费用12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学佑成公司支付因欺诈行为而应赔偿戴书涵三倍辅导费用即3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学佑成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5日，经营范围为教育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留学中介、咨询等须经许可的项目）。 2017年6月9日，学佑成公司（甲方）与戴书涵（乙方）签订《高职招考辅导协议》，约定：乙方一次性交付甲方辅导费用4000元，用于戴书涵的高职招考考试科目语文、英语、数学、专业课的文化课辅导，甲方收到乙方辅导费用，开具收据，作为收款凭证；甲方对乙方学员的学习从即日负责到2017年8月31日；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未能协商解决的，交由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裁定处理。经双方签字（盖章之后），乙方付款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7年9月1日。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做了约定。 2017年6月10日、2017年9月8日、2018年2月23日，戴书涵先后向学佑成公司支付高职招考辅导费用4000元、6000元、2000元，合计12000元。学佑成公司均开具收款收据。 学佑成公司提交其他教育辅导机构的企业信息表用于证明教育辅导机构不同于培训机构，戴书涵认为学佑成公司不具备教育培训资质，与其他公司不存在关联性。 庭审中，戴书涵、学佑成公司均确认案涉《高职招考辅导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学佑成公司提供的是暑假班，如果觉得合适就继续留下来辅导，后续没有再签订协议，高职招考是根据分数来划线，分本科和专科。《收款收据》前两张是文化课的辅导费，后一张是技能考试辅导费。 戴书涵陈述，戴书涵原来学历是中专，签订协议是为了考取全日制大学的统招得到所有专业课程的培训。戴书涵对于教育培训和教育咨询的区别不了解，直到2018年10月份收到学佑成公司的起诉材料后才得知学佑成公司不具有教育培训资质。 学佑成公司陈述，学佑成公司从事高职招考辅导不需要教育部门审核，辅导是为了戴书涵能上大学，当时分数线出来后学佑成公司认为可能低于本科线20分，有资格参加本科技能考，所以按本科技能培训向戴书涵收取辅导费用，后来因戴书涵实际参加的是专科技能考试，有将差价500元退还给戴书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教育培训合同纠纷，现对本案争议焦点逐一分析认定如下：一、学佑成公司有无进行高职招考辅导的资质。学佑成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中明确载明经营范围为教育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留学中介、咨询等须经许可的项目）。从词义来看，所谓咨询，一般是指询问、征求意见；而培训则是指培养和训练。本案中，戴书涵与学佑成公司签订《高职招考辅导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戴书涵考取大学提供高职招考的考前课程辅导。可见，学佑成公司提供的服务明显属于教育培训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根据《厦门市湖里区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暂行规定》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申请设置民办培训机构，由举办者向拟设民办培训机构所在地的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受理、审核、评议后，经教育行政部门作出批准与否的书面决定，经批准同意办学的民办培训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颁发办学许可证。本案的高职招考辅导属于依法应经行政审批的范围，但学佑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开展高职招考辅导曾取得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因此，学佑成公司并无进行高职招考辅导培训的资质。 二、案涉《高职招考辅导协议》的效力及能否撤销。首先，戴书涵与学佑成公司于2017年6月9日签订案涉《高职招考辅导协议》约定辅导费4000元，戴书涵依约支付辅导费4000元，该协议到期后，双方均确认戴书涵继续在学佑成公司接收辅导培训，戴书涵于2017年9月8日、2018年2月23日又向学佑成公司支付高职招考辅导费用6000元和2000元，应视为双方于2017年9月8日、2018年2月23日又口头达成两份《高职招考辅导协议》。其次，虽然学佑成公司系在未取得教育培训资质的情况下订立上述三份协议，其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但该项规定的性质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高职招考辅导协议》的效力。再次，从查明的事实看，案涉《高职招考辅导协议》并未就学佑成公司的教育培训资质问题作出任何约定，戴书涵亦陈述其在签订《高职招考辅导协议》时并不知道教育培训和教育咨询的区别。可见，双方签订合同时并未将学佑成公司是否具有教育培训资质作为是否签约的衡量因素，学佑成公司不存在故意使戴书涵误认其具有教育培训资质而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综上可知，三份《高职招考辅导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合同，戴书涵要求撤销上述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鉴于案涉三份协议均已依约履行完毕，故戴书涵要求返还辅导费用及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学佑成公司应否赔偿戴书涵三倍辅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对于个人教育培训的投入属于消费者的生活性支出，应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依照该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根据前文所述，学佑成公司在提供服务时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故戴书涵要求学佑成公司赔偿三倍辅导费用，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戴书涵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戴书涵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除戴书涵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学佑成公司提供的是暑假班”事实有异议，认为不是暑期班而是培训班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戴书涵与学佑成公司签订的《高职招考辅导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虽学佑成公司不具有高职招考辅导培训资质，但讼争协议并未违反效力性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规定，不必然导致讼争协议无效，讼争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讼争协议签订后，戴书涵支付了辅导费用，学佑成公司提供了教育辅导，戴书涵接受辅导后通过了大学专科考试，学佑成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戴书涵主张学佑成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请求撤销合同并退一赔三，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戴书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由上诉人戴书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超 审判员 王 池 审判员 师 光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科研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