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104行初122号原告张某强，男，195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原告张某，女，197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原告蒋某，男，200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7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原告张某龙，男，198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见，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事务所，住所地长沙高新区文轩路**麓谷钰园****。负责人刘国平，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伟勇，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英,女，1974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该局工作人员。原告张某强、张某、蒋某、张某龙（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事务所（以下简称被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于2019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张某、张某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卓见，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伟勇、叶志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20日，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事务所与原告张某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湖南省人民政府（2014）政国土字第1634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和红线图；证据二、湖南省人民政府（2018）政国土挂字第21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和红线图；证据三、房屋位置情况图；证据四、申请代征房屋的报告；证据五、拆迁补偿协议；以上五组证据拟证明原告房屋不在任何征地红线范围内，其土地并未被征收，且是因自身不愿意在其房屋内居住等问题自愿与拆迁事务所签订协议，因此涉案协议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证据六、倒房单；证据七、领款单；以上两组证据拟证明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证据八、补偿安置资格审查表；证据九、村委会情况说明；以上两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张某、蒋某认为其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求合法面积不符合协议签订时双方约定应遵循的政策规定。证据十、事业单位法人证明，拟证明高新区拆迁事务所具备签订涉案协议的主体资格。证据十一、《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证据十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规定》长政发【2015】21号；证据十三、《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规范和改进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实施意见》长国土资政发【2018】46号；以上三组证据拟证明双方签订的协议系统一参照征地拆迁的相关政策进行给付，各项支付标准均符合规定，不存在任何可撤销的情形。原告诉称：原告张某强系家庭户主，家庭成员由原告张某强以及其妻子：朱聪明，儿子：张某龙，儿媳：杨景，孙子：张函宇，孙女：张馨予，女儿：张某，外孙：蒋某等8人组成。儿子：张某龙，儿媳：杨景，孙子：张函宇，孙女：张馨予已经单独立户；张某因2009年9月1日离异携未成年子女回原籍。蒋某系张某独子，并持有独生子女证，故农村土地上房屋征收时可增加0.5人的安置补偿指标。因此被告征收原告张某强户与张某龙户房屋时应安置补偿农业人口数共计8.5人。2018年12月17日，长沙市岳麓区国土资源局以其“2号章”的形式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官网上发布［2018］4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确定中电科装备园的征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2018年12月20日，为实施中电科装备园的土地征收，被告与原告张某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征收了原告张某强户全部房屋1177.34平方米，并按农业人口人均45平米合法面积的标准计算补偿。但被告与原告张某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仅对张某强、朱聪明、张某龙、杨景、张函宇、张馨予6名农业人口并做一户予以补偿，遗漏了张某和蒋某，少补了2.5名农业人口的合法面积以及一农业户按户补偿的补偿项目。因此原告张某强与被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违反了长沙市第103号令以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规定》（［2015］2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损害了被拆迁农民的合法利益，故应当撤销。被告与原告张某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将张某强户与张某龙户合为一户，按6名农业人口的合法面积予以补偿的补偿款共计：1530481.3元。其中遗漏了160000元按期倒地腾房奖励；遗漏了2.5人的合法面积补偿款，即房屋补偿砖混120960元，装饰装修补偿79875元，购房补助144000元，搬家费3375元，过渡费27000元，按期奖金29250元，室外设施费64000元，生产用房补偿费：21375元，农用工具、牲畜补偿费2460元；被告共遗漏补偿共计652295元。因此，原告张某强与张某龙家庭户应得补偿款共计2182776.304元。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规定》（［2015］21号）第一条关于实施主体和职责问题第（一）项规定，区县（市）人民政府和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主体，主要职责：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第（二）项规定，各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发布预征地公告；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发布征求意见公告和实施公告；进行调查登记并现场核实；按标准编制征地补偿概算；做好征地补偿费用的管理和拨付；在区县（市）人民政府领导下，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被征地农民货币安置和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的复查等工作。因本案被拆除房屋位于长沙市××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岳麓区分局管辖范围内。依据上述规定，因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由被告具体实施。故恳请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按8.5名农业人口的标准对原告张某强户与张某龙户的拆迁房屋进行补偿。据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原告张某强与被告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证据一、《房屋拆迁协议》、房屋倒地的照片、《被拆迁房屋调查平面图及说明》、《房屋计算表》，拟证明原告家庭的全部房屋共计1177.34平方米已被征收，被告共按6人标准核定270平方米的合法面积予以赔偿，没有将张某和蒋某纳入补偿范围。证据二、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拟证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岳麓区分局以2号章的形式作出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证明其负有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补偿的法定职责。证据三、张某强、朱聪明、张某龙、杨景、张函宇、张馨予、张某、蒋某的户口本《独生子女证》，《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拟证明张某强户共计8名农业人口，张某强户原建房时的宅基地包含张某的份额。证据四、离婚证，《高新区征地拆迁户口迁入申请及联席意见签署表》，《金南村村民组长签字》，拟证明张某、蒋某系正常婚嫁回迁原籍，且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字同意张某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五、《麓谷街道金南村第六届村委换届选举选民签到表（措树屋组）》、《证明》以及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拟证明张某是金南村措树屋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行使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选举权，履行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义务。证据六、证明，拟证明张某、蒋某在迁出地没有被拆迁和安置。被告辩称：一、原告户的诉请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可知，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而原告户的房屋仅是位于长沙××2013年度第二批次用地项目（清控创新基地）旁边，并未被纳入到该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其房屋、土地并不会被强制征收，更不必然会与被告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但因原告户认为项目建设对其生活产生影响，其房屋已经无法居住，故其户于2018年9月7日向金南村村支两委员、拆迁项目指挥部申请带征其户的房屋。被告认为，原告户作为其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对其房屋行使管理、处分的权利，其自愿申请、自愿签订的涉案协议，仅是其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更不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二、涉案协议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涉案协议不存在该条规定的任一情形。原告户户主张某强于2018年12月20日自愿签订涉案协议，并已于2019年1月10日领走了协议项下的所有金额，目前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现起诉要求撤销协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起诉。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到七的真实性无异议，除证据五的合法性外其他的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中关于是原告自身原因拆除有异议，是因为被告拆迁导致原告家庭道路不通而且水路也不通无法居住，才要求拆除按照征收政策征收，并非自愿拆除；对证据八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该证据可以反证原告是在被告履行二期项目中征收的，也可以证明村委会是认可张某强家庭下总共包括张某、蒋某在内的家庭成员的，我们可以看到审核人均非金南村村委会的成员，所以该意思表示是拆迁事务所的意见，并非村集体的意见；证据九的真实性有异议，从未制作过该方案，且是否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表决也无法证实，证明目的和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十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十一到十三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经当庭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房屋是基于原告方自行申请双方平等协商签订的协议，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强制征收，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要求撤销没有法律依据；证据二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房屋并不在公告范围内，被告并不对该房屋有法定的补偿职责；证据三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对其具有安置职责，也无法证明包含张某的份额；证据四离婚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联席意见签署表三性都有异议，系原告自行填写，并没有街道盖章和填写，村民组长签字无异议，但是与意见表是分开的，并没有表示该签字是证明什么内容，更无法证明他们2个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五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选民签到表和社保缴费记录只能证明与其公民身份有关，与是否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关，选举表中也无任何时间具体体现张某所行使的选举权是在户口迁出之前还是之后；证据六关联性有异议，内容只是证明没有享受过拆迁安置，并不能证明该2人没有在他村建房，证明涉及到的是拆迁安置，本案不涉及拆迁安置，与本案无关。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被告的证据一至五，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定；证据六、七，对其三性予以认定；证据八、九、对其三性予以认定；证据十，对其三性予以认定；证据十一、十二、十三，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一、二，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定；证据三，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定；证据四，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定；证据五，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证据六、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原告张某强系家庭户主，家庭成员由原告张某强以及其妻子：朱聪明，儿子：张某龙，儿媳：杨景，孙子：张函宇，孙女：张馨予，女儿：张某，外孙：蒋某等8人组成。儿子：张某龙，儿媳：杨景，孙子：张函宇，孙女：张馨予已经单独立户；原告张某因婚迁将户口迁入其丈夫户籍所在地，张某因2009年离异，2016年10月13日携未成年子女蒋某回原籍，将户口迁回金南村措树屋组，为居民家庭户口。2018年12月20日，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事务所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原告认为该《拆迁补偿协议》遗漏了补偿对象、少算了补偿款，要求撤销《拆迁补偿协议》，遂诉至本院。另查明：一、补偿安置资格审查表中认定：张某与蒋某为非2015年12月31日在册农业人口中，系因2016年10月13日离婚回原籍迁入。同意该户2015年12月31日在册农业人口6人作为本次拆迁补偿安置人口。二、2019年4月30日，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街道金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依据《麓谷街道金南村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方案》，张某与蒋某未予以认定为金南村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院认为：2018年12月20日，被告与原告张某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征收了原告张某强户全部房屋，原告已于2019年1月10日领走了协议项下的所有款项，涉案房屋已被拆除，《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且补偿安置资格审查表中认定张某与蒋某为非2015年12月31日在册农业人口中，不作为本次拆迁补偿安置人口。金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未予认定张某与蒋某为金南村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拆迁补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违背真实意思等可撤销情形，原告要求撤销与被告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事务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强、张某、蒋某、张某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某强、张某、蒋某、张某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志胜审 判 员  刘翰旻人民陪审员  虞典文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黄 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