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73民初2533号原告：广州宏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李文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洋，广东博导聚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前，女，198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系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被告：广东省总工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李长峰，常务副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伟燕，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樟宜，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宏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省总工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洋、陈庆前，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伟燕、陈樟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网络平台开发费用1065.34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65.34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预期利益损失1944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经过磋商签订《“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原、被告合作的目的系共同整合各自资源优势，促进互联网+职工服务工作的发展，合作的方式系原告负责承建、运营互联网平台，为广东省全省职工提供专业配套的各类服务。被告负责在原告构建互联网平台的过程中协调动员项目建设所需的相关单位进入平台，监督、指导平台的建设与服务，在媒体和社会上宣传“互联网+职工服务”。协议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照相关协调会议和省总各部门提出的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开发，依据协议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了被告要求的开发任务，并已通过测试。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一直不按协议的约定配合平台软件上线测试。现被告在未知会原告的情况下，私自将双方协议约定的内容对外公开进行招标，被告的公开招标行为表明其以实际行为明确表示不会继续履约，其已构成根本违约。现原告为开发平台已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经评估投入的开发费用为1065.34万元。另外，该平台上线运行后，将为原告带来收益，经预估，平台运营期间，单是广告收益额一年就不低于648万元，三年运营期的广告收益至少不低于1944万元。被告的违约行为不但造成原告投入开发成本的损失，还导致原告履行框架协议后预期收益的损失。被告辩称,被告同意解除《“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但不同意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约定原、被告的合作意向和原则，并无强制履行效力，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需另行签订开发或服务合同确定，而双方并没有签订开发或服务合同，且原告也没有实际履行框架协议和完成合作目标的能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平台开发费用和逾期利益损失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二、原告严重违约，违反了《“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六条的信息保密条款，原告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赴美上市，并将“职工e家”作为最主要项目和亮点大肆宣传报道。被告管辖的基层工会组织有25.8万个，涵盖76.9万家单位，工会会员达2750万人。原告境外上市将带来严重的工人信息数据泄露威胁，双方已没有继续合作的基础。三、《“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已明确原告免费提供职工服务平台，且该协议仅是合作意向与原则，服务平台开发、设计等具体事宜应通过签署具体的开发或服务合同予以确定。原告在与被告未就具体开发或服务合同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擅自设计、开发出所谓服务平台后，却提出一年3887.85万元的巨额运营费用，并要求被告承担1272.45万元，被告认为该巨额的运营费用已经违背了双方的合作原则及《“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约定，且原告的要求实际上也违反了我国政府采购招标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预期利益损失是指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双方签订的《“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并无任何关于服务平台营利模式及利益分配等约定，原告诉求的预期利益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获得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损失是由原告自身的行为所造成的，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其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双方的责任与义务（《框架协议》第三条）：甲方：1.负责全省基层工会和企业开展构建互联网+职工服务平台的动员部署，整合资源，支持配合乙方完成和推进平台的建设，协调动员项目建设所需的相关单位进入平台；2.负责指导地方工会和协调企业工会在不增加企业成本的前提下提供开放的通讯网络、设备接口等，督促企业工会做好本企业职工的动员；3.监督、指导平台的建设与服务；4.在媒体和社会上宣传“互联网+职工服务”。乙方：1.负责承建、运营平台和平台服务项目的落实，整合社会相关资源为职工提供专业配套的落地服务并在互联网上积极宣传；2.为职工量身打造一个主要建立在互联网+手机终端的职工智慧服务平台。平台整合省总工会服务项目、全省基层工会特色服务项目及相关职工生活工作的服务项目，将线下服务推广到线上，再从线上导流到线下，打造一个完善的信息化与实体服务对接的体系;3.为广大职工的权益维护、身心健康、生活保障、医疗教育提供方便的网上快捷服务通道，让全省工会会员和职工有一个可参与、可互动的网上家园。（二）平台的功能模块（《框架协议》第四条）主要包括：1.职工维权模块：要求负责收集职工维权的公共信息、建立网上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窗口、提供法律知识的线上培训，开通案例教育窗口进行普法宣传等；2.职工医疗保健模块：一是职工身体健康服务，要求建立保健医疗一体化的信息化服务平台，搭建医疗八部，包括：厂企电子健康小屋、电子健康档案管理、个性化的健康体检和免费报告解读、专项疾病检测、生活方式管理、健康教育、医疗服务（预约挂号、二次诊断和专家会诊、家庭健康管家、病理在线咨询）、疾病预防（基于权威的大数据模式提供健康风险评估、疾病检测和就医指导）、健康保险和报障；二是职工心理健康咨询，要求建立心理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接受职工和会员的即时咨询，在确保职工隐私的前提下，最快速解决职工精神、心理压力问题，缓解职工情绪、心情，通过互联网连接智能测试仪器，快速完成对职工的心理状态评估或职工的自我评估，收集评估信息并及时跟踪或处理，提高心理咨询服务质量；3.职工教育培训模块：要求通过与高校及专业机构的合并，为职工提供在线教育培训的服务，提高职工技能，解决新上岗职工技能培训，给职工就业政策指导等；4.职工就业模块：要求与多家知名企业联合，为需要找工作的职工提供职位匹配、企业搜索、简历投放、简历优化、就业指导等，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定期举办招聘会，职工登陆APP可了解相关信息，为就业、转职、跳槽、加薪提供有用的帮助，帮助职工找到满意的工作；5.职工智慧社区模块：要求为丰富职工生活，让职工在工作之余享受工会大家庭的温暖，享受更多更实在的资讯服务，在平台开设生活缴费、城市服务、加油服务、信用卡还款、文体娱乐、Ｏ2Ｏ、手机充值等服务。（三）协议对时间的约定如下（《框架协议》第五条）：1.2015年12月10日-30日，双方就合同事宜和文本磋商，签订本协议；2.2016年1月-10月，进行平台开发并测试投入使用；3.2016年11月-2017年5月，进行工会会员的信息录入，为大数据准备，召开工作推进会，加快平台建设，调整完善服务内容，进行全面推广；4.2017年6月-12月，陆续开通维权、医疗、教育、Ｏ2Ｏ、就业、智慧社区等配套服务；5.2018年以后，精细化营运，提供更多服务，服务广大职工。（四）协议约定了信息保密原则（《框架协议》第六条）：甲乙双方均应对双方的合作内容及有关数据等特别是职工会员和基层工会的数据信息未经相关方同意负永久保密义务，不得提供、透露予任何第三方使用，亦不得将相关资料用于本合作项目以外的任何用途。（五）权属及知识产权的约定（《框架协议》第七条）：甲乙双方应本着互相尊重、互为合作，保护双方各自利益为前提的原则进行合作，各自拥有自己投资建设的网络、平台及相关设施设备的权属及无形资产。（六）其他与案争相关的约定（《框架协议》第十条第3款）：双方在此确认，本合作协议下明确的是双方合作的原则和意向，双方将需要另行签订开发合同或服务合同确定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的，双方因本合作协议需要另行签订开发合同或服务合同所产生的任何费用由各自承担。被告于2015年12月22日在其网站发布了一则名为“省总正式启动‘互联网+职工服务’平台建设”的新闻，内容是“12月21日下午，省总工会分别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宏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工会‘互联网+职工服务’平台建设正式启动”。2016年6月22日，原、被告双方工作人员召开会议，会议中原告向被告展示了所开发的平台，被告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对原告开发的平台不满意。2016年10月31日，原告向被告工作人员发出一份名为《职工e家平台规划与运营情况汇报1》的电子邮件，邮件附件内容为：原告所开发的“职工e家”可以归纳为“一个云端、两个窗口、三个平台、六大系统”，其中两个窗口是指PC端和移动端，三个平台是指工会智能服务平台、工会服务创新平台、职工社交与互动平台，六个系统是指工会办公审批系统、会员管理系统、评价管理系统、团票通购票系统、活动报名系统、IM（聊天）系统。邮件同时提交一份职工e家平台的运营方案，预测2017年运营费用为3882.85元，其中由原告承担2610.4万元，由被告承担1272.45万元。2017年2月17日，原、被告双方工作人员召开会议，会议中原告向被告展示了所开发的平台，被告部分工作人员对原告展示的平台表示认可，认为可以尽快上线，一些功能可以在上线后再完善。2017年4月13日，原告与案外人深圳市前海银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一份《OTC挂牌服务协议》，约定深圳市前海银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原告在美国OTC市场挂牌提供服务。2017年10月间，被告因担心案涉项目涉及职工实名制的数据安全问题，分别向广东省国家保密局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函请示。2017年10月11日，广东省国家保密局复函称“平台涉及全省众多工会会员的实名制信息和职工维权、普惠服务等内容，应当采取一定措施保护网络数据安全”。2017年10月30日，广东省网信办致电被告，电话答复请示，建议被告谨慎考虑合作事宜。2017年12月28日，全国总工会复函被告，表示：工会会员实名制信息及相关数据归职工所有，由工会组织管理使用，工会基础资源数据的采集工作应当由工会组织主导完成，未经许可不得将职工会员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任何组织和个人。2017年11月29日，原、被告双方工作人员召开会议，会议中被告工作人员明确表达了对所开发平台的不满意。双方对合同履行问题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3月9日，被告通过招标代理公司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刊登《广东省总工会广东工会会员实名制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显示，该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完善统一规范的工会实名制会员服务平台；建立时效性强、准确有效的数据采集、录入、更新机制；构建高效便捷的普惠服务体系；构建工会管理体系的大数据分析挖掘平台；建设广东工会会员实名制服务体系6个业务系统，包括:（1）会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2）工会组织管理子系统；（3）工会干部管理子系统；（4）惠普服务项目管理子系统；（5）会员卡金融功能子系统；（6）大数据处理系统。其中，业务系统中的“惠普服务项目管理子系统”要求：建设工会服务、互助服务、社会服务（第三方服务提供方提供的服务）的服务平台，主要包括工会的医疗互助、健康促进、职业康复、意外保障、心理关爱、困难帮助、母婴关怀、文体推介、技能助推、法律援助等普惠服务。被告于同年4月2日在其网站上发布该项目的中标公告，中标公司为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认为被告招标项目的主要内容大部分已包含在原告已开发的“职工e家”平台中。将招标文件的内容与《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对比的情况如下：1.背景：《框架协议》的陈述：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行动计划的精神，加速互联网与现工会体系的有机有效结合，提升我省“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落地速度，从而推进我省工会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推动形成网上网下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工会工作新格局。招标文件的陈述：引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等多个文件，表达的大意为“打造网上网下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群团工作新格局”“探索建立工会网上服务平台，提供更多普惠服务，提高服务质量”“要制定和实施工会互联网+行动计划，形成网上网下深度融合完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逐步推行会员实名制；加快建设以精准帮扶为重点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面向广大普通职工开展实名制普惠服务”。2.项目目的：《框架协议》目的是“为广大职工的权益维护、身心健康、生活保障、医疗教育等提供方便的网上快捷服务通道，让全省工会会员和职工有一个可参与、可互动的网上家园”（《框架协议》第三条“乙方”第3款）。招标文件的目的是“以工会实名制会员服务平台为基础，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对职工参与工会组织和工会活动进行跟踪分析，摸清职工动态、找准职工需求，为广大职工实施精准服务，实现工会会员服务的普惠化，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招标文件第6.3条）。3.项目内容及服务功能板块：《框架协议》的服务功能板块有职工维权、职工医疗保健、职工教育培训、职工就业、职工智慧社区五大板块（《框架协议》第四条）。招标文件则包括会员实名制管理子系统、工会组织管理子系统、工会干部管理子系统、普惠服务项目管理子系统、会员卡金融功能子系统、大数据处理系统六大版块（招标文件第6.5条），会员实名制服务平台会员管理微信公众号要求的主要功能包括会员入会注册申请、会员参与服务（普惠服务类）、会员推荐信息管理、会员参与服务信息管理、会员信息采集管理、会员服务参与管理、会员信息推荐服务、会员福利分发等（招标文件第7.5条）；普惠服务项目子系统不但包括工会的医疗互助、健康促进、职业康复、意外保障、心理关爱、困难帮助、母婴关怀、文体推介、技能助推、法律援助等普惠服务，给予实现津贴发放、困难补助业务流程，以及各类服务的服务创建、发布审核、服务发布、服务申请、线上管理、服务下线和绩效评估等，还要实现对第三方服务提供方全流程管理，包含服务审核、发布、监控、下线和绩效评估等服务管理模块（招标文件第7.1.4条）。4.项目服务的对象：《框架协议》项目服务的用户是为会员、职工提供职工医疗保健服务（《框架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1项），为会员职工、工会组织、企业提供职工就业服务（《框架协议》第四条第4款第3项），为会员、职工及社会其他群体提供职工智慧社区服务（框架协议第四条第5款第3项）。招标文件的用户则是管理层工会（包括省总工会、市总工会、区县总工会、镇街工会等）、基层工会、工会会员、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招标文件第7.3.1条），招标文件所列用户范围更广，涵盖管理层工会、基层工会、会员和提供服务的第三方。2018年6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关问题的复函》（粤工总函〔2018〕98号）称：《致广东省总工会要求加快推进“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函》收悉……来函称“贵公司已依据协议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了开发任务并已通过测试”是不属实的，来函称“我会一直未履行协议约定的责任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也是不客观的。贵公司与我会并没有依据框架协议另行签订正式服务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我会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损失3009.34万元，一是软件的开发成本，金额为1065.34万元，证据是一份《软件成本评估报告》，该报告由专业软件成本评估师檀传华、王国蔚签署；二是预期收益，金额为1944万元，证据是原告自行制作的一份《职工e家APP广告收益预估》。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记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虽然本案在立案时确定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但双方在《框架协议》中并没有约定由被告委托原告开发相关的软件，也没有约定相关软件的功能、验收标准等事项，因此，案涉协议不同于计算机软件委托开发合同，本案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具备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根据原告的诉状及庭审陈述，其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一是被告违约，即没有配合将原告开发的平台上线，对应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是被告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对应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对原告的上述诉求，评析如下：一、被告是否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一，判断被告是否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先要明确被告的具体合同义务。双方在合同履行中的权利义务应依据《框架协议》的约定进行界定。《框架协议》约定被告的义务包括：“1.负责全省基层工会和企业开展构建互联网+职工服务平台的动员部署，整合资源，支持配合原告完成和推进平台的建设，协调动员项目建设所需的相关单位进入平台；2.负责指导地方工会和协调企业工会在不增加企业成本的前提下提供开放的通讯网络、设备接口等，督促企业工会做好本企业职工的动员；3.监督、指导平台的建设与服务；4.在媒体和社会上宣传‘互联网+职工服务’”。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对被告义务的约束用语是“动员部署”“支持配合”“指导”“协调”“督促”“宣传”，这些用语的涵义均难以具体明确地界定，被告是否履行了相关义务，只能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分析。首先，关于第一项“负责全省基层工会和企业开展构建互联网+职工服务平台的动员部署，整合资源，支持配合原告完成和推进平台的建设”、第三项“监督、指导平台的建设与服务”、第四项“在媒体和社会上宣传‘互联网+职工服务’”，属于在原告开发期应由被告履行的义务，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在签订《框架协议》后多次与原告协商平台的功能设置与改进，也组织了被告内部多部门参与平台建设的讨论，并在被告自己的网站上刊发了相关新闻稿，可以认定被告履行了“动员部署，整合资源”“支持配合”“监督、指导平台的建设”“宣传”等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其次，关于第一项中“协调动员项目建设所需的相关单位进入平台”以及第二项中“负责指导地方工会和协调企业工会在不增加企业成本的前提下提供开放的通讯网络、设备接口等，督促企业工会做好本企业职工的动员”，是需要在平台建设完成、且“上线”、具备相关“进入”条件时才须履行的义务，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案涉平台已开发完成并已上线，所以，被告履行上述义务的条件并未成就。再者，即使平台已上线，因为《框架协议》中的用词是“指导”、“协调”，实际上对被告的约束依然是有限的，“指导”“协调”的方式和力度完全取决于被告的意愿及地方工会、企业工会的意愿。所以，无法据此认定被告违约。第二，结合《框架协议》对时间点的约定判断被告是否违约。《框架协议》第五条约定2016年1月-10月“进行平台开发并测试投入使用”，2016年11月-2017年5月“进行工会会员的信息录入，为大数据准备，召开工作推进会，加快平台建设，调整完善服务内容，进行全面推广”，可见，“进行工会会员的信息录入”“召开工作推进会”等侧重于由被告完成的工作均以“进行平台开发并测试投入使用”为前提，而“进行平台开发并测试投入使用”属于原告的合同义务，在该项工作未完成前，不能强求被告履行相关义务。第三，关于原告主张其多次向被告提出平台上线的请求均未被同意的问题。《框架协议》并没有约定平台的“上线”需经被告同意，也没有约定所开发的平台须经被告验收方可“上线”，原告完全可以自行将所研发的平台“上线”并运营，这也是案涉《框架协议》区别于普通的委托开发合同之处。双方在《框架协议》中对案涉平台的功能、要求约定并不具体，且所开发平台的知识产权归原告方所有，本院认为，即使根据诚信原则解释合同条款，被告的责任也仅限于对原告开发的平台提出修改意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软件验收。同时，鉴于《框架协议》对平台的运营没有做出具体的约定，在双方对此协商一致前，要求被告“进行工会会员的信息录入”“召开工作推进会”也是不现实的。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不能认定被告存在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二、是否存在“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表现是被告2018年3月9日公开招标的项目与《框架协议》约定开发的项目基本相同。本院认为，通过将招标文件的内容与《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对比可以认定，招标项目比框架协议约定实施的项目范围更广、功能更多、项目更具体，其中，招标项目中的“惠普服务项目管理子系统”的功能（医疗互助、健康促进、职业康复、意外保障、心理关爱、困难帮助、母婴关怀、文体推介、技能助推、法律援助等）基本涵盖了《框架协议》中约定的职工维权模块、职工教育培训模块、职工就业模块、职工智慧社区模块。但，二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框架协议约定的功能模块主要是服务于工会会员，招标项目主要侧重于工会组织及会员的管理。在服务工会会员方面，从被告提交的证据看，被告一直都是以多渠道多平台为会员提供服务的，尤其是由第三方提供的普惠服务，多渠道为会员提供服务既是已存在的事实，也不被法律、制度、合同所排斥，甚至，有利于各渠道之间的竞争以提升服务质量。所以，被告招标建设工会及会员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并不排斥《框架协议》所涉项目的建设。因此，不能认定被告招标建设实名制系统是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因案涉《框架协议》对被告的义务约定不清晰，无法认定被告构成违约，也无法认定被告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不足，应予以驳回。关于合同是否解除问题，鉴于双方在庭审中均明确表示愿意解除合同，且考虑到《框架协议》缺乏可执行性，解除合同更有利于双方关系的修复和纠纷的解决，应尊重双方的意愿，判决解除合同。至于合同解除后的补救措施，因双方对合同解除均无过错，如有损失，应各自承担。综上所述，因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原告关于解除《框架协议》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部分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广州宏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省总工会签订的《“互联网+职工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二、驳回原告广州宏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267元，由原告广州宏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谭海华审判员  彭 盎审判员  姚勇刚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汤家丽书记员詹思奇书记员郑佩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