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0民终25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飞虹路**。负责人：张林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勇，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招，湖南大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炎，湖南银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雷慧英。原审第三人：郴州腾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锁石路**法定代表人：蒋汉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礼冬，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军及原审第三人雷慧英、郴州腾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3民初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军向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支付保险代偿款69848.33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军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并非只能向雷慧英支付赔偿款，也可在腾龙公司支付第三者款项后，向腾龙公司支付赔偿款。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向雷慧英、腾龙公司分别支付了相应的赔偿款，前述事实有相应的付款记录和医疗费发票原件等证据证明。故一审判决以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未向法庭出具向雷慧英支付医疗费46169.16元的证据为由，认定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主张代位求偿权无证据错误。一审判决以交警六大队出具的事故保证金说明，认为王军已履行完赔偿责任，欠缺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首先，该份证据所涉保证金是用于事故中所有人伤和财损的处理，而非仅对雷慧英使用。而且领款凭证中所有的领款人或经办人并不是雷慧英本人，不能证实所支持的款项是使用到了雷慧英身上。因此，王军提供的证据，内容存在严重瑕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一审判决依据（2017）湘1003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军已支付雷慧英22808元的事实，也将该笔费用摊付到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的求偿权纠纷中抵扣，明显错误。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所有的求偿明细不包含该笔费用，该事实与本案无关。而且，王军已支付雷慧英95266.67元，加上尚未认定的15502.62元、7038.71元，也与王军在交警队交纳的95000元不符。故王军提供的事故保证金，不包含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求偿的项目，不能进行核减。二、本案事故导致雷慧英在内的六人受伤，损失总额为408264.8元，扣除王军交强险范围内应优先赔偿的120000元，其余288264.8元，王军承担50%即144132.4元。而且，交警队出具的事故保证金说明最后一页记载，王军本人支取了保证金剩余部分7038.71元，故王军实际支出为87961.29元，仍应承担56171.11元。该款还不包括无证据作证的王军于2016年12月6日支出的医疗费15502.62元。如该笔费用是用于支付物、财损或保险未认定项目，王军至少还仍承担71673.73元赔偿责任。因此，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主张的求偿金额完全在王军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而且，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是根据（2017）湘1003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及腾龙公司提供的雷慧英医疗费发票、鉴定费票据，支付了相应保险代位赔偿款，一审判决以尚未核实的其他人员受伤赔偿，来否定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的主张欠妥。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王军辩称：一、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与腾龙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雷慧英的医疗费用是由腾龙公司支付的，且一审判决已经查明腾龙公司并未向雷慧英支付任何赔偿款项。王军提交的《情况说明》及附件已明确载明，王军向郴州市公安局交警六大队事故中队缴纳的95000元保证金，其中的18910.27元用于支付王衡山、何春平、唐耿平、雷慧英四人在资兴第一人民医院的医药费；其中53548.4元用于支付雷慧英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药费。而且，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在起诉状陈述，雷慧英的医疗费是73270.8元，其认定的医疗费损失是55403元，再乘以六分之五的保险比例及50%的事故责任，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向王军求偿的医疗费用损失是23084.58元。该陈述与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上诉所称“王军提供的事故保证金，并不包含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所主张的求偿项目”相互矛盾。王军在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支付雷慧英的22808元是由王军购买交强险的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郴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保险公司)赔付的，并未包括在王军缴纳的95000元保证金内，及赔付腾龙公司出租车司机周礼冬医药费及车损费尾款7038.71元的事实。除去太平保险公司赔付的22808元，其它四笔款项相加就等于王军向交警队缴纳的事故保证金95000元。涉案事故发生后，王军及太平保险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22日、2017年6月17日与王衡山、何春平、袁立新、唐耿平、欧俊诚、雷慧英签订《交通事故调解协议》，约定太平保险公司按照《交通事故调解协议》赔偿雷慧英等六人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后，无论伤情发生任何变化，王军不再负任何法律责任，即雷慧英等六人在获得部分赔偿后，自愿放弃了要求王军赔偿其他损失的权利。王军认为，雷慧英等六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无权干涉，更无权向王军主张雷慧英等六人已依法放弃的权利。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仅是因向雷慧英支付了保险理赔款后向王军主张代位求偿权，而并未因支付了王衡山、何春平、袁立新、唐耿平、欧俊诚的保险理赔款向王军主张代位求偿权，故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根据雷慧英等六人的总损失，减去王军已承担的赔偿责任，要求王军承担已被免除的赔偿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二、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未向法院提交投保单或者保险单，证明腾龙公司向其购买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没有投保单或保险单，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与腾龙公司是否存在保险关系、保险条款对保险责任是如何约定的、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应当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等重要事实均无法查清。王军在一审庭审时，已对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与腾龙公司的保险关系提出了质疑，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明。王军与腾龙公司之间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王军作为同等责任的事故一方，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王军应当承担雷慧英的人身损害赔偿及腾龙公司所有的出租车维修费、施救费、停运损失。王军与雷慧英已就人身损害签订《调解协议》，并按照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王军也与出租车司机周礼冬就财产损失达成《和解协议》，并按照约定履行了赔偿义务。换言之，王军已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所应当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腾龙公司根本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王军赔偿任何损失。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承运人险是一种强制保险，投保此险种是腾龙公司的法定义务。腾龙公司与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系保险合同纠纷，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腾龙公司没有将雷慧英安全送达目的地，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就应当承担全部的保险责任，而不论是谁的过错及过错大小，而且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作为保险人在承担承运人险的保险责任后享有求偿权。故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代腾龙公司向王军主张求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王军不是承运人险的保险合同当事人，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要求王军承担责任。腾龙公司对雷慧英的人身安全并不具有保险利益，依法也不享有对雷慧英人身损害请求赔偿的权利。雷慧英向法院诉请的是人身损害赔偿，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承担的也是雷慧英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人身专属权利，根据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人身专属权利依法不能转让，且保险法第六十条适用范围是财产保险合同，而不适用人身保险合同。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因自身原因，未按责任比例赔付，导致赔付错误，应自行承担责任，而不是向王军主张代位求偿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腾龙公司述称，王军只向交警队交了95000元，包括了车损款。在本案事故中受伤的六个人的医药费，涉案出租车司机周礼冬垫付了6至7万元，后将医药费发票交给了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王军只负担了雷慧英的医药费，其余五人的医药费均是周礼冬出的。其余五人的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周礼冬与王军、太平保险公司都结清了，但是太平保险公司与王军、雷慧英达成调解协议时没有经过周礼冬的同意。之后，雷慧英起诉腾龙公司，保险公司代付了赔偿款。同意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的其他上诉意见。雷慧英未作陈述。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军向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支付保险代位求偿款69848.33元（当庭放弃由第三人雷慧英返还的诉请）；2.诉讼费用由王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7日，王军驾驶湘LA48**重型自卸货车与案外人欧俊诚驾驶在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处承保的湘LY31**车搭乘雷慧英、案外人何春平等6人相撞，造成雷慧英与案外人欧俊诚、何春平等人受伤及两车受损。经郴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六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军、案外人欧俊诚对此事故负同等责任。事故之后，雷慧英以腾龙公司为被告提起运输合同纠纷之诉，一审法院作出（2017）湘1003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雷慧英损失共计135041元，其中王军已赔付22808元，遂判决腾龙公司赔偿雷慧英112233元。腾龙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及法律规定向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索赔，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未划分责任向雷慧英支付93527.5元。另查明，事故后，王军与雷慧英、案外人周礼冬达成交通事故调解协议，并向郴州市公安局交警六大队事故中队交纳事故保证金95000元。2016年9月7日，资兴第一人民医院财务科谢巧梅支取18910.27元用于王衡山、何春平、唐耿平、雷慧英等4人医药费；2016年12月6日，由王军本人支取15502.62元用于医药费；2017年3月28日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支取53548.4元用于雷慧英医药费；2018年4月28日，王军本人支取剩余7038.71元。再查明，人保财险郴州公司、腾龙公司均未向法庭提交已向雷慧英支付46169.16元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向王军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仅向法庭出具支付雷慧英个人损失93527.5元证据，未向法庭出具支付雷慧英医疗费46169.16元的证据；而王军向法庭出具已向雷慧英支付护理费、误工费、伤残金等级人伤后期费用22808元、医药费53548.40元、向雷慧英、王衡山、何春平、唐耿平等4人支付医药费18910.27元；且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王军均未向法庭出具王军上述已付费用中属支付雷慧英个人损失具体金额，致应从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已支付雷慧英个人损失93527.5元中无法抵减，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的诉请金额无法核实。综上，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主张以69848.33元（93527.50+46169.16元）×50%的保险代偿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可持有效证据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546.21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认为：（一）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提交的调解协议、收条、医疗费发票，具有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二）王军提交的调解协议，与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提交的调解协议一致，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一）雷慧英乘坐的湘LY31**号小型轿车注册登记所有人为郴州腾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腾龙公司将湘LY31**号小型轿车出租给周礼冬和罗满金，事故当天驾驶人欧俊诚系代周礼冬开车。腾龙公司为湘LY31**号小型轿车在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投保交强险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其中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每座责任限额为500000元，共五座。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二）雷慧英与腾龙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7）湘1003民初774号民事判决，认定雷慧英医药费53548.40元是从事故车辆驾驶员向交警队预交的押金中扣付的。该判决已生效。（三）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王军是否应向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支付保险代偿款69848.33元。雷慧英因本案事故受损，王军与案外人欧俊诚对该事故负同等责任。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根据腾龙公司的申请，在向雷慧英赔偿损失后，可依法取得向王军追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提交银行电子回执，证明了其赔偿雷慧英损失93527.5元（不包含医药费）的事实。人保财险郴州公司还主张将雷慧英医药费46169.16元支付给了腾龙公司，腾龙公司虽对此予以认可，并陈述已将医药费支付给了雷慧英，但腾龙公司并未提交相关付款凭证。且根据查明的事实，雷慧英的医药费系从王军向交警队交纳的事故保证金中扣付的，故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主张其已支付雷慧英医药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军除支付了雷慧英护理费、误工费、伤残金等级人伤后期费用22808元、医药费53548.40元外，还支付了雷慧英、王衡山、何春平、唐耿平医药费18910.27元，但雷慧英在前述医药费18910.27元中所占数额，人保财险郴州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致使王军支付雷慧英损失的金额无法查清，无法从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已支付的雷慧英损失中进行核减，即人保财险郴州公司应向王军追偿的金额无法查明。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人保财险郴州公司主张王军支付保险代偿款69848.33元的依据不足，判决驳回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人保财险郴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肖华审 判 员 欧旭敏审 判 员 雷金梅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黄晓宇书 记 员 谷 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