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1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樯，男，1970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庆文，女，197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智远，黑龙江友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宏利，女，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哈尔滨市道外区东棵南二道街**。系刘樯公司会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春义，男，197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莱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刚，山东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樯、彭庆文因与被上诉人卞春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樯、彭庆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已过两年诉讼时效，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双方虽未书面约定付款期限，但实际履行的付款期限是货到付款，此后双方曾对账三次。双方结算后，被上诉人将剩余原料拉回，双方履行完毕。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双方买卖合同根据交易习惯一般为货到付款，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货物买卖，一般是货到付款、定期结算。最后一次结算日2013年4月1日是上诉人的付款日期，应以此为准起算诉讼时效。且如果不能确定付款日期，应当货到付款。被上诉人自认最后一次供货是2012年11月，那么应认定最后付款日期2012年11月为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一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已过诉讼时效。二、双方买卖合同已经结算完毕，被上诉人已将剩余物品拉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证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债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运费39900元和5吨料货款49000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双方第二次对账时协商写成对账单（长条），被上诉人签字确认，不能因当庭反悔否认其效力。被上诉人卞春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问题正确。对账单不是欠条，是对前期双方业务的梳理，未约定以后发生的业务问题。被上诉人未要求上诉人给付，对方也没有拒绝给付，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处于不知或不应知状态，诉讼时效无从起算。上诉人依据《合同法》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认为被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该条款是对买受人支付货款的约束，要求买受人诚信履行付款义务，而非对出卖人诉讼时效的限制。被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5月23日为上诉人彭庆文交纳话费的发票，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曾专程去哈尔滨找上诉人索要货款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没有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条，不是对账单，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拉回多少货及合计多少钱。在以后的对账中会显示这笔金额并从中扣除，这两笔账不能重复计算，只能以账单结算金额为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卞春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塑料颗粒款806442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樯、彭庆文系夫妻关系。一审原审中，原告提交了“伟强包装对账单”1份，原告主张该对账单的形成时间为2012年12月26日。该对账单载明了原告向被告七次送货的日期、品名、包装总量、吨位、单价、应付金额、代付运费、去皮/公斤、破损数量、汇款金额、欠款金额等购销信息；其中，载明送货日期为“9.29”、品名为“pu”一栏记载的包装总量为“60”，吨位为“2.4”，代付运费为“16800”，欠款金额为“未付”；载明送货日期为“10.9”三栏记载的品名分别为“黑料”、“蓝料”、“pu”，相应包装总量分别为“740”、“620”、“125”，吨位分别为“18.5”、“15.5”、“5”，“pu”一栏记载的代付运费为“16800”，欠款金额为“未付”；载明送货日期为“10.2”三栏记载的品名分别为“pu”、“二白”，相应包装总量分别为“112.5”、“380”，吨位分别为“4.5”、“9.5”，“pu”一栏还记载了“去皮/公斤”为“17/”，“二白”一栏还记载了“代付运费”为“6300”，“去皮/公斤”为“57/”，欠款金额为“未付”；该对账单下方有“共欠款806442元”及“约剩库存伍拾伍吨左右刘樯”的书写内容。经质证，被告认为该对账单不能反映原告主张的形成时间，但认可该次对账时间为2012年12月26日，对账数额表示无异议，对“约剩库存伍拾伍吨左右刘樯”内容认可系刘樯签字。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主张，其于2014年5月23日到被告所在地哈尔滨市找被告索要过欠款，并提交话费交纳发票一份，对此被告不认可，认为原告自2012年12月26日对账后至原告2016年1月21日起诉，原告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仅凭一份话费单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曾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原告主张，其按照被告电话订单通过配货部送货，运费由被告垫付，结算时扣除相应被告垫付运费，双方未约定过具体付款时间，并非货到付款，原告缺钱就向被告要款。被告提交了另一份对账单（以下简称“长条对账单”）及原告于2013年4月1日出具的证明（以下简称“2013年4月1日证明”各一份。长条对账单载明：“①12.12.26对账欠我797092元；②另外，发票2万元税款1400元，9.7号兰料单价应该9800欠我7350元，17.12号样品两包欠600元；③发来兰料9.77.35吨，9.199.3吨，9.2917.5吨，10.9号15.5吨，合计50吨，拉回31吨，当时50吨扣了1.4万元，用了19吨，应扣5320元，欠我8680=欠我815122，拉回料合计549代拉回506640”，总计308482元卞春义”，该对账单底部还有“5吨料：49000元，运费39900元、219582”的书写内容。2013年4月1日证明载明“卞春义有供货往来，13、4月1号拉回黑颗粒825代、深黑颗粒97代、兰颗粒1238代卞春义2013年4月1日”。经质证，原告对2013年4月1日证明真实性表示无异议；认可长条对账单上的“卞春义”是原告签字，但主张对账单底部载明的“5吨料：49000元，运费39900元、219582”不是其写的；原告并认为，被告提交的长条对账单没有落款时间，并不是第二次对账，主张该对账单形成日期晚于2013年4月1日。被告表示，该长条对账单底部载明的“5吨料：49000元，运费39900元、219582”是己方书写，主张运费39900元及五吨料49000元应当从308482元中扣除，对此原告不予认可。2017年10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683民初461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刘樯、彭庆文给付原告卞春义货款308482元。宣判后，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1月22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6民终462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重审中，对2013年4月1日证明载明的深黑颗粒单价，原、被告一致确认为8800元/吨。原告表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因被告欠款至今尚未给付，双方对账时并未对付款时间有明确约定，原告的权益一直处在被侵犯状态，因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给付剩余货款。对答辩中关于双方约定货到付款的主张，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长条对账单的形成时间，双方主张不一，原告主张系2013年4月1日向被告出具说明的两三个月之后形成，被告主张系2013年3月份形成，对各自主张，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长条对账单底部载明的“5吨料：49000元，运费39900元、219582”。被告主张，该内容系该次对账原告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该次对账时原告未扣除已于2013年4月1日前拉回的5吨蓝料，亦未扣除9月29日、10月9日、10月2日被告代付运费39900元（具体为：“伟强包装对账单”载明的9月29日代付运费16800元、10.9日代付运费16800元、10.2日代付运费6300元），该5吨蓝料价值49000元。对被告上述主张，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原告主张，“伟强包装对账单”载明的欠款数额806442元有两部分组成，其一为9月29日“pu”未付货款及10月9日、10月2日所送货物货款，合计为797092元，即长条对账单载明的第①项欠款，被告所主张的39900元运费在该项中已扣除，其二为被告要求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所需要支出费用9350元，被告所主张的运费39900元已在形成“伟强包装对账单”对账时扣除，被告所主张的原告拉回5吨蓝料（价值49000元）的事实不存在。对此，原告提供了2012年12月26日、11月27日发送短信手机号码为“133××××****”的短信打印件5页。原告称，该组短信系被告彭庆文发送给原告的9月29日、10月9日、10月2日送货货物对账信息，“133××××****”系被告彭庆文的手机号码，短信中载明“10月20日”的货物系“伟强包装对账单”载明的“10月2日”货物。原告主张，2012年12月26日短信内容能够反映，被告所主张的39900元运费已经扣除。2012年12月26日短信内容为：“9月29日蓝颗粒700袋＊25公斤*9.8元=171500元，白料760袋*25*10元=190000元，增韧剂60袋*40公斤*14元=33600元，合计395100元-11月8日付100000元-运费16800，余欠278300元；10月9日黑料740袋*25公斤*8.8元=162800元，蓝料620袋*25*9.8元=151900元，曾韧剂125袋*40*14元=70000元，合计384700元-运费16800元，余欠367900元；10月20日二白380袋*25*10元=95000元-扣皮57公斤570元=94430元，曾韧剂112.5袋*40*14-63000元-扣皮17公斤238元=62762元-运费6300=56462元，余欠150892元；三笔款合计797092元”。经质证，被告表示该组短信内容属实，对短信真实性表示无异议，但认为，双方所争议的39900元运费在“伟强包装对账单”对账时确实已扣除，但在长条对账单对账时未扣除。对己方相应主张，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主张，2013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证明后，双方发生的涉案全部业务货款已清结，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对该主张，被告称，除该证明外，再无其他证据证实。双方均认可，“伟强包装对账单”、长条对账单对账时、出具后，双方均未明确相应欠款的具体付款时间，原告主张，在“2013年4月1日证明”出具后，双方亦未明确欠款的付款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未约定履行期限且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债权人第一次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未限定履行义务的宽限期，且债务人亦未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应当认定该合同的履行期限始终不明确，不能仅以债权人是否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来作为判断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标准，本案中，被告主张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货到付款，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双方均认可，“伟强包装对账单”、长条对账单对账时、出具后，双方均未明确相应欠款的具体付款时间，原告并主张，在“2013年4月1日证明”出具后，双方亦未明确欠款的付款时间，故“伟强包装对账单”、长条对账单的形成，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起算或中断的效力，被告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长条对账单形成于2013年3月份，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主张，2013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证明后，双方发生的涉案全部业务货款已清结，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对该主张，被告称，除该证明外，再无其他证据证实。因该证明内容并不能反映被告的该主张，被告的相应反驳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出的应扣除2吨蓝料货款49000元及运费39900元的问题。因长条对账单底部载明的“5吨料：49000元，运费39900元219582”内容系原告签字后由被告加写，被告主张该内容系原告在场的情况下形成，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长条对账单实际由被告持有，根据原告提供的2016年12月26日短信内容，对照“伟强包装对账单”、长条对账单第①项欠款相应内容，法院不能确认被告该主张，被告该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所认定的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08482元的事实，证据充分，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二被告系夫妻关系，相关证据中显示，二被告且均参与过涉案购销业务，故本案债务应系二被告共同债务，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四）项、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判决：被告刘樯、彭庆文给付原告卞春义欠款308482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64元，由原告卞春义负担5937元（已交纳），被告刘樯、彭庆文负担5927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法院）。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保管账173页、174页复印件一份和情况说明表1、2复印件一份，上诉人称，之前账本找不到了，搬家时无意间找到的；证据二，已销户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质证称，关于证据一，保管账的记载和情况说明均是单方面记账，没有被上诉人方签字确认，被上诉人不认可。该证据在前面开庭时未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013年3月18日和2013年4月1日两笔账是新加的。关于证据二，本案是从2012年12月26日对账以后的纠纷，上诉人提交的汇款单最晚一天是2012年12月3日，与本案无关。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樯向被上诉人卞春义购买货物，刘樯支付货款，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执焦点一是：被上诉人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付款时间、宽限期限亦未明确约定。上诉人主张应按照交易习惯认定货到付款，但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的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应认定为履行期限不明确，亦未约定宽限期限。依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可以随时履行，卞春义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被上诉人诉至法院请求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并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对诉讼时效所提异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执焦点问题二是：上诉人是否仍欠被上诉人货款。上诉人主张2013年4月1日的卞春义证明是双方最后一次结算，但是从该证明的内容看，双方“有供货业务往来，……拉回黑颗粒825代、深黑颗粒97代、兰颗粒1238代”,只能证明双方在业务往来中拉回货物的数量,看不出有货款两清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双方买卖合同已经结算完毕，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经审查本案三份对账证据，双方第一次对账时，截至2012年12月26日，上诉人仍欠卞春义806442元。2013年4月1日的卞春义证明与无对账日期的对账单（长条）相互印证，显示卞春义拉回价值五十余万的货物，合计506640元，尚欠308482元。一审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该笔款项，有据可依，并无不当。综合本案的各项证据，上诉人刘樯、彭庆文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27元，由上诉人刘樯、彭庆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天松审判员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