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5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国元，男，1944年3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润劼，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川南奉公路**。法定代表人:张宏，镇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农业服务中心，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川南奉公路**div>法定代表人：王玉龙，主任。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叶，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负责人：唐丽娜，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巫勇杰，该分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华国元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四团镇政府）、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农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业服务中心）、原审第三人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局奉贤分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8）沪0120民初17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国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涉案《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1项；撤销涉案《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支付华国元707头奶牛畜禽拆迁补偿费1,131,200元(按每头1,600元计算)。事实和理由：华国元与XX镇XX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XX村将部分集体土地交付华国元用于养殖业和种植业经营，华国元创办XX奶牛场。2016年5月，华国元的奶牛场被列入减量拔点改造范围。在签订涉案的《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前，农业服务中心等已多次通过停水停电、行政处罚的方式对华国元正常经营奶牛场造成妨害，以达到胁迫华国元签订拆除协议书的目的，但华国元并未屈服。直至本案第三人公安局奉贤分局在临近农历春节时以追究华国元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为威胁，告知“如不签订协议书，就关起来”等，华国元才开始真正恐惧，担心自己的人身自由以及名誉受损。基于此，华国元才委托唐某签订了涉案拆除协议书。华国元认为，限制人身自由只是胁迫的手段之一，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及公安局奉贤分局将普通的房屋拆迁安置纠纷通过刑事的途径，威胁追究华国元刑事责任的胁迫手段，即便没有限制华国元的人身自由，但已经达到了威胁或者胁迫之目的。在胁迫、显失公平情况下，华国元不得已签订《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故涉案拆除协议书具备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华国元要求撤销涉案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1项、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具有相应的依据，依法应得到支持。同时，在收到公安局奉贤分局的传唤后，华国元一直在询问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及公安局奉贤分局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答复，所以华国元受胁迫的事实一直存在，华国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关于707头奶牛的补偿费用。拆除协议书中仅约定停产搬迁费（奖励费）20万元，并不涵盖补偿费用，华国元也提供了上海市相关的补偿文件及浦东新区的类似文件。协议确定的20万元的奖励费，远低于707头奶牛的后续处置费用，且协议书中对后续处置费用也未提及，故华国元主张的该笔费用，依法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辩称，不同意华国元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公安局奉贤分局述称，不同意华国元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国元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涉案《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1项；2、撤销涉案《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3、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按照上海XX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结论6,455,723元为折价补偿标准，扣除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认可的补偿价格3,668,300元后，再行向华国元补偿2,787,423元；4、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支付华国元土地补偿款2,190,000元(按每亩50,000元计算43.8亩)；5、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支付华国元707头奶牛畜禽拆迁补偿费1,131,200元(按每头1,600元计算)；6、本案诉讼费由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华国元与奉贤县XX镇XX村民委员会签订《租赁土地合同》，约定华国元向奉贤县XX镇XX村民委员会租赁部分集体土地用于养殖业和种植业经营。嗣后华国元以XX奶牛场名义对外经营，但该奶牛场未经工商登记注册，同时唐某、戚某（上海XX奶牛场）和赵某（上海XX奶牛场）与华国元合伙经营。2016年1月，上海XX有限公司接受四团镇政府的委托针对奉贤区四团镇奶牛场（XX、XX、XX）出具房产协议补偿估价报告，确认：房屋建筑物（面积12,227.57平方米）评估金额为6,455,723元，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评估金额为1,581,627元，搬迁机器设备为137,840元，废弃机器设备为568,640元，合计8,743,830元；估价时点为2015年12月7日；有效期为一年；房屋均为无证房屋，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土地使用权价值未纳入本次估价范围。2016年5月，四团镇政府将XX奶牛场及6家生猪养殖场列入减量拔点改造范围，并发文明确补偿奖励标准：建筑面积在批准和备案范围内的合法用地，按评估净值补偿，超过批准和备案面积及无批准和备案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偿300元；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按评估净值补偿；设备按评估净值补偿；退养费按区批准和备案面积，按规定节点完成的，奖励每亩50,000元，没有批准和备案文件的不予补偿；停养费如按时签约按时完成清场拆除，奶牛500头以上1,000头以内奖励200,000元。2016年8月起，华国元就补偿标准问题进行信访。2016年10月8日，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就废水外流对华国元等下发责令改正决定书并同时下发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6年10月10日，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就废水一案对华国元等下发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2016年10月24日，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就废水外流一案对华国元等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50,000元。2016年12月7日，奉贤区四团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办公室向华国元等发出告知书，认为经调查发现华国元等未停止环保违法行为且仍在生产，将于2016年12月12日联合供电部门采取中止供电措施。2017年1月18日，华国元因涉嫌污染环境罪收到公安局奉贤分局的传唤证，华国元遂至公安局奉贤分局处接受询问，公安局奉贤分局未对华国元采取强制措施。2017年1月23日，唐某接受华国元和赵某的委托，以上海四团华亨奶牛场名义与农业服务中心签订《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约定：XX奶牛场于2017年3月31日前完成清场工作，2017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前完成拆除工作，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土地复垦；农业服务中心补偿XX奶牛场6,155,800元，其中房屋建筑物（面积12,227.57平方米）补偿款为3,668,300元，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补偿款为1,581,000元，设备补偿款为706,500元，707头奶牛停产搬迁费（奖励费）为20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XX奶牛场于2016年3月31日从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委员会处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登记负责人为华国元。唐某、戚某及赵某将其权益转让给华国元，明确由华国元对外主张相关权益。本案一审审理中，华国元确认：奉贤区四团镇奶牛场系由华国元、唐某、戚某及赵某合伙经营，所含的XX、XX、XX三家奶牛场均由华国元管理（未工商注册登记），对外经营以XX奶牛场名义，评估和签约及起诉均作为整体；唐某代表于2017年1月23日签订拆除协议后即提出异议；2017年4月25日后清场搬离，未办理交接手续，确尚欠土地租金未付；认为本次减量拔点是政府行政强制拆迁，但暂无依据；根据上海市政府征地文件显示奶牛关闭类补偿每头1,600元，搬迁类补偿每头800元，要求参照并适用浦东新区畜禽退养补偿标准即奶牛每头15,000元；按2017年1月23日协议金额计算得出的补偿余款支付在本案中暂不主张。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确认：对华国元关于主体的陈述无异议；华国元于2017年3月31日前按约完成清场工作，未办理交接手续，2017年9月拆除并已复垦验收完成；华国元尚欠租金未处理，要求华国元来处理结算未果，故余款未支付；上海市政府征地文件适用于土地征收，而涉案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拆迁，不能适用该文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只能证明有饲养奶牛的资格，与备案无关；本案系争补偿标准已由四团镇政府发文明确。奉贤区法院向奉贤区规划部门调查核实，涉案土地无相关土地权证，也无相关规划许可和备案材料。经向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高海兰调查核实，在办理退养手续时，具体工作由其负责，因华国元无法提供建筑及相关土地权证、相关规划许可和备案材料，故按300元每平方米补偿。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案涉《四团镇生猪减量拔点改造棚舍拆除协议书》的签订是否存在公安局奉贤分局胁迫使得华国元享有协议撤销权。华国元主张公安局奉贤分局在临近春节时以追究华国元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为威胁，致使华国元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下签订了本案案涉拆除协议。在查明事实方面：首先，公安局奉贤分局的确就华国元涉嫌污染环境罪进行过传唤，但并未有在案证据证明传唤与本案讼争减量化协议签订有直接关联；其次，华国元的确存在环境污染行为，实际也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再次，公安局奉贤分局未对华国元采取强制限制措施，未妨碍华国元自由意思的表达。在证明标准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胁迫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结合华国元陈述及举证情况，未能达到前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综上，无法采信华国元主张的公安局奉贤分局对其存在胁迫行为，华国元亦无法享有撤销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案涉拆除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使得华国元享有协议撤销权。华国元主张协议的签订显失公平，应就构成显失公平的主、客观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关于是否存在客观意义上的显失公平，华国元主张以上海市征地补偿标准及浦东新区畜禽退养相关规定为参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减量化协议拆迁，并非行政征收，无法适用上海市征收补偿标准；同时华国元奶牛场经营地位于奉贤区，华国元主张适用浦东新区标准并无依据。关于四团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利用华国元的不利情势而签订协议。一方面，华国元在签订协议时并未实际处于羁押或其他危困状态，意思表示自由；且华国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充分的判断能力，在作出重大交易决定前，理应了解相关补偿价格，判断风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案涉拆除协议所适用标准为四团镇政府制定的减量拔点工作方案，该方案为减量拔点工作开展前预先制定，且适用对象并非华国元一家。现农业服务中心仍采用该工作方案确定的标准与华国元签订拆除协议，亦难谓农业服务中心存在故意利用华国元不利情势而与其签订明显不公平的协议。综上，本院无法采信华国元主张的存在显失公平，华国元亦无法享有撤销权。另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基于胁迫还是显失公平，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为一年，且为除斥期间，自协议签订日2017年1月23日起华国元应已实际知道撤销事由，故即使华国元享有撤销权，起诉时已过期间，撤销权归于消灭。本案的争议焦点三为案涉协议的补偿项目是否存在遗漏。关于建筑面积补偿，华国元主张其所建造房屋系经备案，应按评估净值补偿，然华国元并未对其具有相应审批备案手续进行举证，且经法院向有关部门调查，亦未查阅到华国元经营占地建造的审批备案信息，故对华国元要求建筑面积适用评估净值补偿的标准不予支持。拆除协议书约定以300元每平方米进行补偿，系根据65号文确定的标准，且经双方合意确认，华国元理应遵循，不得反言。关于华国元主张的土地补偿费，经庭审，华国元明确为退养费。如前所述，因华国元无相关批准备案手续，根据65号方案不予补偿，故拆除协议书中亦未约定给予退养费。华国元诉称案外人条件不如华国元，却拿到每亩5万元的补偿。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四团镇减量拔点改造工作中，各方系协议拆除，并不是行政拆迁，即使存在案外人补偿的情形，亦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故协议约定未有遗漏。关于奶牛补偿，华国元认为拆除协议中所列707头奶牛20万元的停产搬迁费只是奖励，而未给予补偿费，应按上海市征地畜牧类补偿标准给付（每头奶牛1,600元）。一审法院认为，从65号文方案以及双方协议约定来看，该笔停产搬迁费的给付属性已包含所涉奶牛的退养补偿，不存在遗漏的情形。且本案系协议拆除，协议签订即代表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华国元现主张参照上海市征地补偿标准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判决：驳回华国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864元，由华国元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递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涉案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1项、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是否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形的争议。第一，涉案拆除协议书是基于减量拔点改造而签订，并非系基于征收，故华国元要求参照征收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补偿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奉贤区四团镇针对减量拔点改造制定了统一的工作方案，明确了没有批准文件或者没有备案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偿300元，现华国元并无证据证明其建筑面积具备相应的批准文件或者经过备案，故拆除协议书对华国元建筑面积的补偿，并无不当，华国元要求按照评估价6,455,723元补偿，缺乏依据。第三，关于退养费奖励，奉贤区四团镇针对减量拔点改造制定了统一的工作方案，按照区批准面积或备案面积，按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的，给予每亩5万元的奖励。现华国元并未提供相关部门的批准手续或者备案证据，故华国元要求获得退养费奖励，缺乏事实依据。综合上述考虑，涉案拆除协议书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关于是否存在华国元受公安局奉贤分局胁迫而签订涉案拆除协议书之情形的争议。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保护局已就废水外流一案对华国元等作出了行政处罚。虽然公安局奉贤分局对华国元进行了传唤，但并无证据证明公安局奉贤分局的行为与涉案拆除协议书的签订存在关联性。故华国元关于因公安局奉贤分局之胁迫而签订涉案拆除协议书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涉案拆除协议书于2017年1月23日签订，至华国元提起本案一审诉讼，已超过一年，华国元要求撤销涉案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1项、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的权利，已因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而归于消灭。综合上述分析，华国元要求撤销涉案拆除协议书第四条第(一)款第1项、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关于华国元要求支付707头奶牛畜禽拆迁补偿费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依据奉贤区四团镇针对减量拔点改造制定的统一工作方案所确定的各项补偿标准，华国元与农业服务中心签订了涉案拆除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书中仅约定了奶牛停产搬迁费，并未约定畜禽拆迁补偿费等其他针对奶牛的补偿费用，华国元主张707头奶牛畜禽拆迁补偿费，缺乏双方的合意，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华国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4,560.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0.80元，均由上诉人华国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蒋庆琨审判员 钱文珍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许 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