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陕08民再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崇奎。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东金。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云。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边步武。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阿利。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冲天。原审被告：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法定代表人：樊广军。再审申请人高崇奎与被申请人边步武、高冲天及原审被告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以下简称长城煤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日作出（2014）榆民初字第05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作出（2016）陕08民终834号民事判决，终审判决生效后，高崇奎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2017）陕民申97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再审申请人高崇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东金、高云、被申请人边步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阿利、王飞、原审被告长城煤矿法定代表人樊广军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高冲天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崇奎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边步武在高崇奎与高冲天在长城煤矿70%的股份中有3200万元出资的事实错误。边步武依据高冲天于2010年2月15日给其出具的收款收条及2010年2月25日出具的“说明”主张其在70%股份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在这两份证据中，高冲天称其收取了边步武的3200万元，并要求将该款“计入长城煤矿的原始投资”，被申请人边步武仅依据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本案中，高冲天收取边步武3200万元，边步武应向高冲天主张权利，与申请人高崇奎及长城煤矿没有任何关系，即高崇奎及长城煤矿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申请人高崇奎与被申请人边步武、高冲天之间不存在口头合伙协议。3、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边步武与高冲天之间存在3200万元的经济往来，亦无法证明边步武通过高冲天在长城煤矿出资3200万元，也不能证明高冲天将3200万元投资到长城煤矿，且不排除高冲天与边步武合谋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恶意损害高崇奎与长城煤矿得到利益。原判决认定边步武在高崇奎、高冲天在长城煤矿70%的出资权益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判决依据高冲天出具的收条及说明认定边步武在长城煤矿70%的投资权益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请求：撤销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终834号民事判决，驳回边步武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边步武承担。边步武当庭辩称及庭后提交意见称，1、高崇奎及高冲天在长城煤矿中持有70%出资份额，被申请人边步武为参与长城煤矿的盈余分配向高冲天出资3200万元。以上事实可以证明边步武在高崇奎及高冲天持有的长城煤矿中70%的出资份额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2、被申请人边步武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长城煤矿实际负责人高冲天出具的3200万元的收条及说明和被申请人边步武向高崇奎及高冲天转账支付1150万元出资款项的打款凭证，结合高冲天在煤矿担任董事长及合伙事务执行人和边步武、高冲天、高崇奎本身是煤矿股东的事实，足以证明边步武出资3200万元用于煤矿技改及其他开采建设以及边步武与高崇奎、高冲天之间形成合伙投资关系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申请人边步武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高崇奎的再审请求。长城煤矿法定代表人樊广军述称，他是2016年被任命为长城煤矿矿长，对之前煤矿入股情况不知情，不发表意见。边步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边步武在高冲天、高崇奎在长城煤矿的70%的股份中出资3200万元，并享有出资人权益；2、诉讼费用由高冲天、高崇奎及长城煤矿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城煤矿始建于1977年，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1986年投产，其主管单位为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2010年1月26日，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办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白万虎，注册资金150万元，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后变更原法定代表人白万虎为边雄富。2009年3月31日，高冲天、高崇奎（乙方）与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甲方）签订榆阳区长城煤矿扩大井田（采区）面积协议书，约定：长城煤矿始建于1977年，1986年正式投产。目前煤矿可采面积有限，为了确保煤矿长期开采，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扩大井田采区面积，具体事项为：一、该矿采区扩大相关手续办理费用及煤矿开采经营实行股份制形式。二、办理扩井相关手续过程中，属于政策性收费，甲、乙双方按股份比例分担，费用确定以乙方提供的发票为准，其余费用由乙方承担。三、采区面积扩展后，甲、乙双方按比例出资和享有利润。双方约定出资和分配比例为甲方占百分之三十，乙方占百分之七十。四、煤矿实行股份制管理，法人代表由红石桥乡政府任用。董事长由乙方出任。具体事项待准予开采时另行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五、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向甲方支付贰佰万元，作为履行协议的诚信担保，矿井手续按期无法获得批准，甲方应退还上述贰佰万元。六、乙方办理矿井手续时限为二OO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七、乙方将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长城煤矿扩大采区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准予开采时，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本协议，其它事宜另行协商后签订共同开采、共同经营合同。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与乙方合作，否则视为甲方违约，向乙方赔偿损失，赔偿额为该矿当时社会价值的百分之七十。八、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从双方签字后生效。2009年4月1日，高崇奎根据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的指定，在陕西榆林榆阳区农村合作银行芹河支行存入人民币200万元，作为高崇奎履行协议约定诚信担保金。2009年11月，长城煤矿以榆区长矿发【2009】2号文件向榆林市国土资源局榆阳分局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文件载明：长城煤矿属于乡镇企业，采区面积2.1026平方公里,生产规模21万吨/年；依据陕政函（2007）167号文件《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榆林煤炭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复意见，长城煤矿属单井整合边角资源，煤炭资源整合后面积约4.559平方公里，包括原矿井面积2.126平方公里，地质储量956万吨，生产规模为30万吨/年，预计生产年限16年，属技改矿……。合同签订后，白万虎按照合同约定于12月14日前向中介机构支付协议价款4116万元，12月20日向榆林市开源招标事务有限公司、陕西瑞祥拍卖有限公司、陕西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三家中介机构支付佣金617400元，共计41777400元。12月30日，中介机构扣除15万元佣金后，将剩余合同价款打入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指定的账户，至此榆林市开源招标事务有限公司、陕西瑞祥拍卖有限公司、陕西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分别获得佣金25.58万元。同时，白万虎也通过中介机构取得长城煤矿生产经营所需的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件。2010年初，白万虎依据协议将长城煤矿的原法定代表人边雄富变更为白万虎。2009年12月29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陕国土资矿采划（2009）84号关于划定长城煤矿矿区范围的批复，载明：“长城煤矿：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及《关于矿产资源整合工作实施阶段有关事宜的通知》（陕矿整规办发【2007】37号）等有关规定，现对你单位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如下：一、矿区范围由5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约4.559平方公里，规划生产能力为30万吨/年，开采矿种为煤。二、请依据批复的矿区范围，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抓紧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核查、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欲恢复治理方案等有关工作。三、本次批复的矿区范围预留期限为半年，请按《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于2010年6月底前持采矿登记申请资料到登记机关办理采矿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采矿登记手续，未领取采矿许可证，该矿区范围不予预留……”。由于上述批复扩井田的原因，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未将长城煤矿按照协议书约定交付白万虎生产经营，而是在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组织主持下，由高冲天、高崇奎出资对煤矿进行技改。高冲天、高崇奎要求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履行协议约定，并经有关部门主持协调未果，遂依法提起诉讼，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1日作出（2010）榆民二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一、高冲天、高崇奎与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签订榆阳区长城煤矿扩大井田（采区）面积协议书有效。二、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与白万虎签订长城煤矿聘任管理责任人协议书无效。该判决已生效。期间，2010年2月15日，边步武向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的股东高冲天、高崇奎的70%的股份出资人民币3200万元，由高冲天向边步武出具收款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边步武长城煤矿入股人币叁仟贰佰万元正（32000000.00元），高冲天，2010.2.15号”；并于2010年2月25日，向高崇楼、高崇奎、长城煤矿出具说明一份，载明：“高崇楼、高崇奎及长城煤矿，在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我和高崇奎70%的原始股份中，有油房湾村边步武投入的叁仟贰佰万元（￥32000000.00），请你们配合边步武将其投资计入长城煤矿的原始投资，边步武作为原始独立股东。2010年2月25日，高冲天”。但被告高崇奎、长城煤矿及高崇楼对原告边步武出资的3200万元不予确认。另查明：榆阳区红石桥乡政府曾收取了高冲天、高崇奎煤矿合作款8300多万元，榆阳区红石桥乡政府将这些款用于支付原合作方白万虎的原合作款4116万元和2011年底至2012年的利益分配款共计9000多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边步武与高冲天、高崇奎在长城煤矿的70%的股份中享有人民币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是否能够确认。本案中，首先，作为长城煤矿的主管单位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曾收取了高冲天、高崇奎煤矿合作款8300多万元，可以确认高冲天、高崇奎均是长城煤矿的股东；其次，2009年3月31日，高冲天、高崇奎与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签订的榆阳区长城煤矿扩大井田（采区）面积协议书，约定：长城煤矿始建于1977年，1986年正式投产。目前煤矿可采面积有限，为了确保煤矿长期开采，一致同意扩大井田采区面积，采区面积扩展后，约定出资和分配比例为榆阳区红石桥乡人民政府占百分之三十，高冲天、高崇奎占百分之七十；再次，从2010年2月15日，边步武向高冲天出资人民币3200万元，虽高崇奎、长城煤矿对边步武3200万元的出资不予确认。但高冲天作为长城煤矿的股东向另一股东高崇楼及股东高崇奎出具证明证实，高冲天在长城煤矿的原始股份中，有边步武的出资人民币3200万元，可以确认边步武通过高冲天在高冲天、高崇奎在长城煤矿的70%的股份中享有人民币3200万元的出资的事实存在，故边步武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边步武在高冲天、高崇奎在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的70%的股份中享有人民币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高冲天、高崇奎负担。高崇奎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4）榆民初字第05943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边步武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提交的陕西省行政事业单位收费票据一支、陕西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两支、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跨机构转账贷方凭证一支，证明作为自然人出资的高崇奎、高冲天以高崇楼的名义履行出资义务，出资共计8300万元的事实。该8300万元不包含边步武3200万元的出资。因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高冲天、高崇奎按照协议约定向长城煤矿出资8300万元，但不能排除该8300万元包含边步武3200万元的出资。2、原审被告长城煤矿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关于推荐红石桥乡长城煤矿董事长的意见，证明长城煤矿的实际负责人是高崇楼，并非高冲天，所有的股东都有签字，包括上诉人高崇奎。结合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其可以证明2011年1月18日，案外人高崇楼经推荐出任了长城煤矿董事长职务。第二组证据打款单五支虽系复印件，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原审被告长城煤矿系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企业，按类属于非公司企业法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人才能称其为股东，因此，虽然高冲天、高崇奎与长城煤矿签订的榆阳区长城煤矿扩大井田（采区）面积协议书约定煤矿实行股份制管理，但该协议仅为内部约定，不具有公示效力，高冲天、高崇奎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身份，其身份只能是出资人，其在长城煤矿的70%出资也不应称为股份，应被称为出资份额。对于该70%的出资份额，高冲天与高崇奎约定按照最终的实际出资比例予以分配，其二人之间的关系应为合伙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本案中，边步武依据高冲天向其出具的载明收到长城煤矿入股款3200万元的收条一支，诉请确认其在高冲天、高崇奎该70%出资份额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其实质在于确认边步武与高冲天、高崇奎之间是否成立合伙法律关系。因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将本案诉争纠纷案由确定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不当，因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是指企业出资人之间或者企业出资人与企业之间就出资权益是否存在或者持有比例多少发生争议时，出资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企业一定出资权益的纠纷。根据边步武的诉讼请求，其并非诉请确认在某一企业中享有出资权益，而是确认其在企业出资人名下享有一定出资权益。根据被上诉人边步武提交的收条，可以认定边步武为了参与长城煤矿的盈余分配出资3200万元的事实。虽然该收条仅系高冲天个人出具，但因高冲天、高崇奎二人对于各自持有长城煤矿多少出资份额未作约定，故一审判决将边步武的3200万元出资确认在二人名下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主文将高冲天、高崇奎在长城煤矿的70%的出资份额表述为股份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高崇奎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一审确定的案由错误，判决主文表述不当，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高崇奎负担。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了证据。其中，再审申请人高崇奎提交陕西海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陕海越审字（2018）第29号关于财务审计报告》部分内容复印件（该证据来源是当事人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明被申请人边步武给被申请人高冲天入股3200万元不能确认为申请人高崇奎与被申请人高冲天在长城煤矿70%的份额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更不能认定边步武与高崇奎、高冲天存在合伙关系。被申请人边步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阿利的质证意见：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有质疑，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审计报告与本案诉请没有关联性，该审计报告审计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之间的账务，而边步武投资的3200万元是发生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且通过高冲天向煤矿投资的出资人都是隐名出资人，所以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审计报告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审被告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法定代表人樊广军未提质证意见。被申请人向法庭提交三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高冲天向其委托代理人高崇楼及其合伙人高崇奎二人的致函（该份证据在原审中已提交）。证明在2010年，高冲天、高崇奎与红石桥乡人民政府合作经营煤矿时，边步武先后出资3200万元，用于煤矿扩井田、技改、诉讼以及解决煤矿与各村之间的纠纷所用，2012年的煤矿协议中，边步武以股东的身份签字，而该身份就是在高冲天向高崇楼、高崇奎致函以后确立的，边步武的出资已成了既定事实。第二份证据是《长城煤矿入股协议书》一份（2012年4月10日，由长城煤矿董事长高崇楼组织召开股东会议室签订的，参加会议的有边步武、高崇爱、高崇奎、高峰、郑思德，郑思德是中证人。）。证明2012年的煤矿入股协议上明显有高崇奎的签字，足以证明边步武向高冲天、高崇奎二人在2010年出资的3200万元应当计入二人在长城煤矿70%的原始股份中。第三份证据是农村商业银行进账单一份。证明2010年6月11日，边步武代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向榆林市水务局缴纳了100万元的欠款，说明边步武一直以出资人身份参与长城煤矿的管理。再审申请人高崇奎质证意见：对于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在原审已经质证过，当庭再不予质证。第二份、第三份证据与本案争议的3200万元没有关系，故不予质证。原审被告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法定代表人樊广军未提质证意见。庭后被申请人边步武向本院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榆阳区红石桥乡长城煤矿合作开发合同》一份；第二组证据：榆阳区人民法院与高崇奎的《谈话笔录》一份；第三组证据：榆阳区人民法院与红石桥乡政府纪检书记万世飞以及人大主席刘文明的《座谈笔录》一份；第四组证据：银行转账凭证六支；1、证明高冲天是其与高崇奎二人合伙事务的代表人和执行人，现在煤矿的董事长高崇楼是高冲天的委托代理人，代表高冲天一直行使合伙代表人以及管理煤矿的权利；2、证明边步武向高冲天、高崇奎二人出资已成为既定事实，边步武与高冲天和高崇奎二人之间的隐名出资关系是成立的，高冲天向边步武出具的3200万元的出资证明，虽然没有高崇奎的签字，但其效力完全及于高崇奎。再审申请人高崇奎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边步武与高冲天之间的经济往来是边步武向高冲天、高崇奎所持有的长城煤矿股份进行投资，这是边步武与高冲天之间的事务，与高冲天、高崇奎在长城煤矿所持有的70%的出资没有任何关系；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仅能证明高冲天与高崇奎在长城煤矿共同持有70%的出资权益，并不能证明高冲天的行为就代表高冲天与高崇奎的合伙事务，因为高冲天与高崇奎是合伙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51条规定，合伙人在合伙过程中增加合伙人，如果没有书面协议约定，应该经过全体合伙人同意，而高冲天收取边步武3200万元并未经高崇奎同意，所以边步武向高冲天出资3200万元应当为无效入伙，其应向高冲天主张权利。第四组证据中的2009年12月11日边步武向高崇奎打款150万元是边步武向高崇奎偿还的借款，该款用于缴纳承包煤矿的报名费，不是投入到长城煤矿的出资款，理由是根据边步武向法庭提及的民事起诉状记载，他投资的3200万元是以现金和银行汇兑的方式打给高冲天，没有向高崇奎支付过任何费用，同时根据榆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3月20日与高冲天的谈话笔录中明确记载，边步武所支付的3200万元全部支付给高冲天本人，所以边步武向高崇奎打款150万元与其在高崇奎和高冲天在长城煤矿70%的出资没有任何关系。其余有关的打款及转账凭证是边步武与高冲天之间经济往来关系，与长城煤矿和高崇奎70%的出资没有任何关系。原审被告榆林市榆阳区长城煤矿法定代表人樊广军未提质证意见。再审申请人高崇奎针对被申请人边步武提交的2009年12月11日边步武向高崇奎打款150万元的打款凭证的证明目的，高崇奎向本院提交了系列证据，其中包括原陕西瑞祥拍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平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高竟玮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记账凭证一份、银行收取款凭证各一份、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汇款及转账凭证各一份，证明2009年12月初，边步武代表高冲天、高崇奎竞标承包长城煤矿缴纳了1500万元报名费，其中边步武向代理榆阳区长城煤矿生产承包权拍卖事宜的陕西瑞祥拍卖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平账户转款1350万元，高崇奎给王平账户转款150万元，竞标后拍卖公司将1500万元报名费退给边步武，边步武于2009年12月11日将该150万元报名费打给高崇奎。边步武主张该150万元就包括在3200万元投资款内不是事实，所以边步武向高崇奎打款150万元与其在高崇奎与高冲天在长城煤矿70%的出资没有任何关系。被申请人边步武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中四支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两份证人证言有异议，对该组证据整体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1、高崇奎此次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其在一、二审、再审过程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此次高崇奎提交的关于150万元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与边步武提交的150万元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两码事，且该组证据无法直接证明该150万元就是边步武向高崇奎所借，用于缴纳投标保证金的事实；3、证人王平证明边步武缴纳的1500万元的来源是边步武向其账户打款1350万元，高崇奎给其账户打款150万元。而本组证据中的银行转账凭证及高竟玮的证言却显示：高崇奎并未直接向王平转账支付过150万元，因此二位证人的证言以及银行转账凭证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法院不应采信。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再审申请人高崇奎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该审计报告是公安机关经合法程序委托相关专业人员进行审计后得出的结论，被申请人边步武虽有质疑，但其无相关证据证实其质疑，故本院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该审计报告并不能直接充分证明本案争议事实（即被申请人边步武诉请的3200万元是否在高冲天、高崇奎在长城煤矿70%的股份中享有出资权益），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再审申请人高崇奎庭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因该组证据不能直接充分证明本案争议事实，且被申请人边步武对该组证据证明的事实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故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对于被申请人边步武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该三份证据的来源是被申请人边步武本人提供（其中致函原审已提交过），不属新证据，且该三份证据不能直接充分证明本案争议事实，故不予确认。对于被申请人边步武庭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因该四组证据均不能直接充分证明本案争议事实，且再审申请人高崇奎对该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故对该四组证据不予确认。再审查明（关于争议3200万元的陈述），被申请人边步武在一审起诉状中称，2009年底，被告高冲天、高崇奎手持与红石桥乡人民政府签订的《榆阳区长城煤矿扩大井田（采区）面积协议书》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划定矿区范围批复》与原告接洽，寻求合作，于是双方经协商达成合伙出资扩展榆阳区长城煤矿采区面积及煤矿技改的口头出资协议，约定由原告出资3200万元，用于煤矿的井田扩展和技改，并承诺将原告的出资计入他们在长城煤矿的股权。双方达成协议后，原告先后数十次向被告以现金和银行汇兑方式打款共计3200万元。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0年2月其给长城煤矿实际负责人高冲天以转账和现金方式交付款3200万元。其在二审中陈述，他通过三种方式支付出资款的，一是转账支付了1000万元，二是现金支付了1000万元，三是高冲天和煤矿委托他出资1200万元解决煤矿与15个行政村的纠纷问题。其余2000万元用于煤矿跑手续、搞技改、与白万虎打官司花费了。被申请人边步武在再审时陈述，2009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他与高冲天、高崇奎、高崇楼、高峰在诺曼帝酒店商议的，具体出资多少没有商量，他们说没有钱，先让他筹备资金。其随后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给付于高冲天，有1000多万元经高冲天授意他用于处理煤矿周边村民之间的纠纷。其还陈述，本案争议3200万元用于煤矿技改、打官司、解决村民纠纷，上述费用没有任何票据及协议。被申请人高冲天在一审中（未出庭）陈述，3200万元的收条是他出具的，当时实收现金2000万元，另外1200万元是他让边步武处理煤矿与周围村民的纠纷，所以多给边步武加了1200万元的股，高崇奎知道边步武入股的事情，但不知入了多少股。被申请人高冲天在再审时陈述，2009年十一月、十二月份左右，他与高崇奎、边步武在榆阳国际酒店口头协商由边步武出资处理村民纠纷，煤矿技改费用也由边步武出资，他们三人估算以上费用大约需3200万元。之后边步武通过银行给他打款1000来万元，1000来万元是边步武陆续以现金形式给付他的，1200万元由边步武用于解决村民纠纷，其中500万元被高崇奎拿走，高崇奎没有给他出具条据。再审申请人高崇奎在一审、二审、再审中一直对边步武的主张持否认态度并辩称，其与边步武从未有口头出资协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高冲天、高崇奎70%的份额中出资了3200万元的事实，且他对边步武是否在高冲天、高崇奎70%的份额中出资了3200万元并不知情。榆阳区长城煤矿在二审中提交意见称，本案中，边步武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是高冲天个人给其出具的收条，边步武应向高冲天主张权利，且高冲天是否收过3200万元并不清楚，故应当驳回边步武的诉讼请求（一审中长城煤矿未出庭、再审中未提交意见）。再审另查明，陕西海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陕海越审字[2018]第29号审计报告”显示，没有本案争议3200万元的记载，也无处理煤矿与村民纠纷的账务记载，无煤矿技改发票、无高冲天投资记载。煤矿财务管理混乱。再审还查明，边步武本身就是高冲天、高崇奎70%的份额中的合伙人，在此份额中还有其他合伙人，且全体合伙人至今未进行合伙清算。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认定被申请人边步武在被申请人高冲天和再审申请人高崇奎在榆阳区长城煤矿70%的份额中是否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应当查清：1、边步武是否出资了3200万元；2、3200万元是否用于合伙事务。原、一、二审在未查清以上事实的情况下，就径行认定边步武在高冲天、高崇奎70%的份额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关于边步武是否出资3200万元的问题。再审中，边步武称，2009年的时候他与高冲天、高崇奎、高崇楼、高峰在诺曼帝酒店商议的，让他筹备资金，具体出资多少没有商量。其随后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交付于高冲天，有1000多万元经高冲天授意他用于处理煤矿周边村民之间的纠纷。高冲天则称，2009年十一月、十二月份左右，他与高崇奎、边步武在榆阳国际酒店口头协商由边步武出资处理村民纠纷，煤矿技改费用也由边步武出资，他们三人估算以上费用大约需3200万元。之后边步武通过银行给他打款1000来万元，1000来万元是边步武陆续以现金形式给付他的，1200万元由边步武用于解决村民纠纷。高崇奎从他手中拿走500万元，但没有给他出具条据。再审申请人高崇奎称，其与边步武、高冲天没有口头协商过出资问题，其还对该款是否交付存在质疑。边步武是否真实出资3200万元，原审并未查清，故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时应具体对边步武出资3200万元的协商过程及支付方式予以查明，以便确认边步武是否出资了3200万元。二、关于3200万元是否用于合伙事务的问题。边步武称，3200万元用于煤矿技改、打官司、解决村民纠纷，其中1000来万高冲天授意由他解决煤矿周边村民纠纷，其余款项交给高冲天用于煤矿技改及打官司，但没有任何票据或者协议。高冲天称，他授意边步武用1200万元解决煤矿周边村民纠纷，他将边步武交付给他的2000万元用于开支煤矿技改等费用，他没有票据证明开支事项。再审申请人高崇奎对于边步武主张的该事实一直否认并辩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冲天将3200万元投资到长城煤矿，且不排除高冲天与边步武合谋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恶意损害高崇奎与长城煤矿的利益。对于3200万元是否用于合伙事务（即与煤矿相关的事务），原一、二审亦未查明，应发回重审查明该款的用途，而且为了近一步查明事实解决纠纷，必要时应依职权调查煤矿与周边村子是否存在纠纷及是否解决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边步武在高崇奎、高冲天在长城煤矿70%的出资权益中享有3200万元的出资权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榆阳区人民法院（2014）陕民初字第05943号民事判决及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8民终83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榆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马榆平审判员  尚二平审判员  高 扬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蔺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