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7民终10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时照，男，198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阳江市阳**大八镇大八村委会茅坪村七巷**，现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倩儒，女，198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时照，男，198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升洋，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时照，男，198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俊彪，男，196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沛，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因与被上诉人江俊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4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4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2.判决伍时照对29862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倩儒、李升洋免予承担保证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俊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中立裁判，违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导致判决有误。1.一审判决偏倚，法官偏听偏信。（1）偏听偏信，先入为主。一审判决书第4页第二段是对双方在法庭举证及陈述的述写，只需客观反映双方举证情况及陈述，但第七行对江俊彪的说明前面加上了“合理”这一定语，而后“合理”一词贯穿整份判决书，但没有就“合理”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合理作出评述。江俊彪对着转账记录编造交易过程不可能不合理。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一审的陈述是否不合理一审判决没有评述。（2）断章取义。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一行，“买卖交易货款一般都是通过李倩儒的账户向江俊彪转账的”，这句还漏了原话后半句“有时也会现金送货”。特别是在2017年8月份之前，双方交易较频繁，会出现到江俊彪处拿货然后现金结清上一次货款的情况。2.一审判决无视江俊彪证据的不合理，却要求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承担对方举证责任并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借据》实际是结算的凭证，《借据》落款的时间实际是结算时间，江俊彪同意收执，就是对结算时间和结果的确认。江俊彪称结算时间是2018年2月13日，但其对收执的《借据》的落款时间为何是2017年7月30日只字未提，也没有举证推翻《借据》上载明的结算时间，仅仅是凭所谓的“合理”陈述就取得了法官的信任。法官对此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直接认定江俊彪对交易及付款情况的说明是合理的、相对客观。对于结算时间，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庭上已作了合理说明，且有《借据》的落款时间相印证，一审判决书却称“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进行反驳”。一审判决选择性无视江俊彪关键证据的矛盾，却将举证责任强加在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身上，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退一万步说，即使江俊彪说的是事实，结算时间是2018年2月13日，江俊彪是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接受《借据》就是对结算结果的认可，是意思自治范畴，在不能证明其接受该《借据》是违背法律或侵害公共利益、第三方利益又或者其受到威胁、欺诈等非真意表达的情况下，则双方达成的合意，应受法律保护，法院应认可该结算结果。如果双方接受的《借据》尚不能约束双方，那么一审判决书中“李倩儒对江俊彪微信提出的欠款数额并没有提出异议”就认定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接受该欠款数额，更是无稽之谈。另外，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江俊彪所谓“合理”说明，江俊彪随便说一个结算时间都是“合理”的。（二）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并非一审的适格被告，一审判决伍时照承担还款责任及李倩儒、李升洋对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是本着对《借据》负责的态度参与本案一审诉讼的，对《借据》确认的法律事实负责。2.一审判决否定《借据》的效力，仅认定是双方结算的凭证，确认双方的合同债权债务关系。那么，与江俊彪发生买卖关系及对账的是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只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因此，买卖合同产生的债务应由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承担，而非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承担，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3.如果因为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法律知识缺乏，在一审没有提出被告不适格问题，二审提出不被支持的话，伍时照是公司法人代表，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尚有法律依据。但该《借据》没有借贷的事实基础，在《借据》上签名担保的担保人李倩儒、李升洋则不需要对不存在的借贷关系承担保证责任。（三）一审判决违背以庭审为中心的原则及证据裁判原则，无视庭审中双方确认的事实，枉法裁判。江俊彪在一审庭审中多次承认其与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2017年6、7月份的单已结清，即2017年7月4日结算的是2017年4月30日及2017年5月份的两张货单。2017年6、7月的货款已经结清，即2017年6月9日43711元和7月1日81100元的货款已现金结清（有庭审笔录及江俊彪交回的送货单为证）。一审判决无视江俊彪在庭审中确认的事实，还是将2017年6月9日和7月1日的两张货单计入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的欠款中，损害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利益。（四）本案的事实。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自2017年3月份开始向江俊彪购买钢板，支付货款有时通过银行转账，有时因客户拿现金到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工厂拿货，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又需要立刻购买钢板的话，就会现金支付江俊彪的钢板货款。至2017年7月4日，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还欠江俊彪货款220960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于当日支付了50000元，于2017年7月13日购买钢板35503元，又于同月16日支付货款23101元。至2017年7月30日，即《借据》签署当日，经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结算，还欠江俊彪货款183362元，因为江俊彪的钢板有裂痕等质量问题，经双方协商，江俊彪免掉5500元货款及尾数62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还欠江俊彪177800元。因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资金周转困难，故双方协议将所欠货款改为借款，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出具《借据》给江俊彪收执。因时间相隔太久，且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与其他人的交易也很多，记忆模糊，对于与江俊彪口头约定及现金支付的货款也无法举证。根据一审庭审回忆起部分内容，结合江俊彪提供的证据及庭审内容，经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计算，还欠29862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处理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的诉讼请求。江俊彪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本案事实非常简单，无非是江俊彪的货款以及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的支付情况，有关货款问题，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货款是2017年7月4日买卖双方进行结算，结果是欠款220960元，构成有3单：2017年4月30日的送货单价值73101元，2017年5月13日、5月31日两单一共142034元；第二部分的货款为2017年6月9日及7月1日、7月13日共3单，价值160314元（43711元+81100元+35503元）。以上的货款事实于一审期间江俊彪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收货欠款单。二审期间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也提供了证据4和5，证据来源于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也证明了2017年6月9日、7月1日和7月13日3单交易是实际发生的，因此，两批货物合计货款为302348元（142034元+160314元）。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支付情况为：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1月13日共支付了7次，合计是178101元。由于2017年9月25日退货7700元，以及2018年1月江俊彪在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处拿的400把兵工铲，每把44元，合计17600元。该支付事实有江俊彪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证据证明以及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7、8、9可以证明。2018年2月13日，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与江俊彪进行了结算，双方同意将所欠的货款转为借款，该事实有微信文字、语音记录为证，欠款变借款的总金额为177873元（220960元+160314元-178101元-7700元-17600元）。江俊彪同意减去尾数73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出具了借据为177800元给江俊彪，之后2018年3月14日发生了36576元的货款交易，但该笔已经结清。2018年4月30日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支付了10000元给江俊彪，因此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欠款总额为167800元。一审误将退货及取兵工铲合计22300元减去，这是错误的。江俊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伍时照支付本金1458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4月30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给江俊彪；2.李倩儒、李升洋对上述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均为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股东，其中伍时照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时照于2016年8、9月左右开始陆续向江俊彪购买钢板，后经双方结算货款，伍时照尚欠江俊彪货款177800元，而双方协商沟通后，伍时照将所欠货款以借款形式向江俊彪出具《借据》，并约定该欠款177800元定于2018年4月30日还清，未具体约定利息。李倩儒、李升洋在《借据》担保人栏签名、捺指模，均未与江俊彪约定保证方式。《借据》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30日。结算后，江俊彪于2018年3月15日到伍时照处赊购500套兵工铲，现双方同意折抵伍时照欠江俊彪货款22000元。另外，李倩儒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2017年9月16日、2017年10月11日、2017年11月15日、2018年1月13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3月25日、2018年4月30日通过转账方式分别向江俊彪支付30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15000元、20000元、16576元、10000元。后江俊彪催收欠款未果，遂于2018年9月4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诉称。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江俊彪主张伍时照欠其货款177800元是双方于2018年2月13日结算并签写《借据》的，并主张伍时照至2017年7月4日止尚欠其货款220960元和《借据》落款时间是本案讼争货款中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当时江俊彪在微信聊天中向李倩儒提出该欠款220960元时，李倩儒并没有提出异议。江俊彪又就其与伍时照从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双方的买卖交易及付款情况作出合理的说明，与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印证，与其主张本案讼争货款的结算时间相吻合。而一审法院要求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限期内提供所有支付给江俊彪款项的证据，除了庭审时伍时照举证李倩儒支付的前述款项外，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并未再提供其他支付给江俊彪款项的证据。另外，江俊彪、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主张伍时照与江俊彪买卖交易所涉的货款一般都是通过李倩儒的账户向江俊彪转账的。此外，江俊彪和伍时照主张李倩儒于2018年3月13日、2018年3月25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20000元、16576元是支付另外的货款，与本案讼争的货款无关。江俊彪、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向一审法院提出调解申请，后双方未能和解，而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亦未能达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伍时照向江俊彪购买钢板，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经双方结算，伍时照欠江俊彪货款177800元，有江俊彪收执的伍时照签名确认的《借据》、《送货欠款单》等为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本案江俊彪、伍时照货款结算时间及后来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付款的数额问题。江俊彪主张伍时照至2017年7月4日尚欠其货款220960元，当时李儒倩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江俊彪又就其与伍时照后来双方的买卖交易及付款情况作出合理的说明，与其提供的相关证据相印证，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对本案讼争货款的结算时间，而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对此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进行反驳，故江俊彪主张本案讼争货款实际结算时间为2018年2月13日相对客观，也更令人信服。结算后，伍时照以货物折抵货款22000元及由李倩儒经手还款10000元，现尚欠江俊彪货款145800元，故江俊彪请求伍时照支付本金145800元，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款项约定还款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虽然未约定逾期利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规定，故江俊彪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并无违反有关规定，但利息应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江俊彪与李倩儒、李升洋未约定本案所欠款项的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规定，故李倩儒、李升洋应对上述款项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李倩儒、李升洋有权依法向伍时照追偿。一审法院判决：（一）伍时照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江俊彪货款145800元及利息（利息以145800元为基数，从2018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李倩儒、李升洋对上述的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李倩儒、李升洋有权依法向伍时照追偿。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16元，由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负担。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江俊彪提交了其与伍时照于2018年2月13日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伍时照确认该聊天记录是其与江俊彪之间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该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主要内容如下：2018年2月13日，江俊彪向伍时照催收货款，伍时照称会与李升洋、李倩儒写张欠条给江俊彪，并承诺过了年二月二十几号安排50000元给江俊彪。伍时照、李升洋、李倩儒在2019年7月29日的庭审中先陈述当时双方在2018年2月13日签写过借据给江俊彪，是涉及2018年后所欠的货款，后在2019年9月2日的庭审中又陈述称双方对账清楚了2018年2月13日没有开具欠款单给江俊彪，该50000元是2018年过年前发生的货款，是预付定金，不是偿还2017年7月30日的款项。另查，本案《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李倩儒于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向江俊彪转账支付货款时均在转账单交易用途作出备注，其中2017年10月11日的转账单交易用途备注为“歌威特付刘柠毓5月13日单”，其他2017年11月15日的转账单交易用途备注为“货款”，其他转账单交易用途均备注为“歌威特付钢材款”，2018年4月30日的转账单交易用途没有添加备注。江俊彪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称双方生意往来货款都是通过李倩儒的账户转账给江俊彪，从来没有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伍时照、李升洋、李倩儒则陈述一般大部分是通过李倩儒的账户转账，不记得有没有通过现金转账给江俊彪，公司主要的业务大部分是通过李倩儒的账户对单据进行转账。伍时照、李升洋、李倩儒在二审庭审中则主张签订借据前大部分货款通过转账形式支付，小部分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签订借据后大部分都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如果是转账形式都会在转账记录中注明是当批货物的现金货款，2017年7月30日后交易大部分用现金支付，小部分是以转账形式支付，转账回单注明是当天发生的货款，一般送货到厂后未当场支付都是通过转账形式支付。二审庭审中，江俊彪和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均确认本案双方交易过程中由李升洋、刘文俊向江俊彪下单，江俊彪将货物送到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每次送货都有《收货欠款单》，由李升洋、刘文俊签收。伍时照、李升洋、李倩儒出具借据给江俊彪的当天收回了所有的单据。江俊彪主张是与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成立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李升洋、刘文俊是伍时照的员工，由于所有货款转为欠款，所以《收货欠款单》都给回了伍时照。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则主张是以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江俊彪进行采购，李升洋、刘文俊是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的后勤人员，结算之后或现金支付后江俊彪会将《收货欠款单》第一联交回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伍时照、李升洋、李倩儒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送货单》3份，拟证明至2017年7月4日，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还欠江俊彪货款220960元；2.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至2017年7月4日，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还欠江俊彪货款220960元；3.《庭审笔录》，拟证明江俊彪在庭上承认2017年6月9日和7月1日送货单的货款已结清；4.《送货单》2份，拟证明江俊彪在庭上承认2017年6月9日和7月1日送货单的货款已结清；5.《送货单》1份，拟证明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于2017年7月13日向江俊彪购买钢板35503元；6.《借据》1份，拟证明2017年7月30日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还欠江俊彪货款177800元；7.《网上银行电子回单》7份，拟证明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从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1月13日共向江俊彪支付货款178101元；8.《网上银行电子回单》1份，拟证明2018年4月30日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向江俊彪支付货款10000元；9.《送货单》1份，拟证明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向江俊彪送工兵铲300套,货款为13200元；10．货款转借款过程，拟证明2017年9月25日退货7700元，2018年1月以工兵铲抵货款17600元。经过庭审质证，江俊彪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经过庭审质证，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采纳作为定案依据，但对于证明力的问题，将在以下的论理部分予以阐述。本院认为，本案是江俊彪向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主张支付货款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是否本案适格被告。（二）本案所欠货款数额是多少。（三）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对本案所欠货款应否承担支付责任。（一）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是否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江俊彪依据有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签名确认的《借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对本案所欠货款承担支付责任，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上诉主张其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所欠货款数额问题。首先，本案中，根据江俊彪、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提供的《收货欠款单》、微信通信记录等证据和双方的陈述显示，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江俊彪供应的钢材价值合共381274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承认收到上述价值381274元货物，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江俊彪和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于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4月30日支付上述期间交易的货款合共为188101.6元（50000元+23101.60元+30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15000元+10000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大部分货款是李倩儒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不清楚是否有通过现金方式转账支付，二审庭审中却又主张部分转账支付部分现金支付，但是没有提供现金支付的付款凭证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应当确认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本案中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给江俊彪的。按照本案现有的付款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计算，李倩儒在本案中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江俊彪的货款金额仅为188101.6元，远远少于交易的货款数额381274元。两者相比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本案中未支付给江俊彪的货款数额达193172.4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本案中主张另外通过现金支付了其余大部分货款给江俊彪，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和江俊彪经过结算，签写《借据》给江俊彪，同意将所欠货款转为借款，江俊彪将持有的所有《收货欠款单》交回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如《借据》是双方于2017年7月30日结算签写，在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已经收回所有《收货欠款单》、双方的交易转化成伍时照个人欠江俊彪一笔借款关系的情况下，依照常理，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还款给江俊彪时一般应当注明是伍时照还借款而不是注明是歌威特付货款，更不会特别注明是支付某月某日发生的货款。但是从李倩儒于2017年7月30日后转账给江俊彪归还本案款项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载的内容来看，李倩儒向江俊彪转账支付款项时仍然注明款项的交易用途为歌威特付钢材款而非偿还借款，并且2017年10月11日支付的20000元注明是歌威特支付5月13日双方交易的货款，这明显与结算后偿还借款的做法不相符，更符合双方未对交易进行结算时的付款习惯，这也与2018年4月30日的汇款凭证中并没有再注明是歌威特付货款得到相应印证。第三，从2018年2月13日江俊彪和伍时照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来看，在2018年2月13日江俊彪向伍时照催收货款时，伍时照同意由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书写欠据给江俊彪确认欠款并仍承诺先归还50000元，在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当时双方是就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所欠江俊彪的其他款项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应当认定2018年2月13日江俊彪和伍时照是就本案欠款事项进行协商。若真如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所主张的在2018年2月13日已基本付清欠款，尚欠江俊彪款项数额仅为29862元的情况下，其承诺先归还50000元给江俊彪的数额远远大于所主张的只欠款29862元的数额，这也与常理相悖。同时，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本案中也陈述并未另外出具过其他欠据给江俊彪，应当认定本案《借据》是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与江俊彪在2018年2月13日就本案货款进行结算后出具给江俊彪的。综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据》是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在2018年2月13日出具给江俊彪并无不当。在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收到江俊彪供应的价值381274元货物，李升洋、李倩儒、伍时照仅提供了188101.6元付款凭证而没有提供其他现金付款凭证证明付款的情况下，扣减退货7700元和以货物折抵货款的22000元后，本案中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至今尚欠江俊彪的货款为163472.4元（381274元-188101.6元-7700元-22000元）。江俊彪对一审判决认定所欠货款数额为145800元没有异议，视为江俊彪对其民事权利自主处分的行为，应予以准许，故本院认定本案所欠货款为145800元。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上诉主张本案所欠货款仅为29862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对本案所欠货款应否承担支付责任问题。本案中，《收货欠款单》载明的买方为“歌威特”，《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备注为“歌威特付钢材款”，结合本案货物的送货地点为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的事实，应予认定江俊彪与阳江市歌威特工贸有限公司成立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江俊彪供应本案货物后，经与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进行结算，双方同意将本案货款转为借款，并由伍时照作为借款人、李倩儒和李升洋作为担保人向江俊彪出具《借据》，确认尚欠江俊彪借款，并承诺于2018年4月30日付清所欠货款。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出具《借据》的行为是其自愿作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均具有约束力。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伍时照对本案所欠货款145800元以及利息（以1458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向江俊彪承担支付责任，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李倩儒、李升洋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中签名确认，但是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李倩儒、李升洋应当对本案所欠款项145800元以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上诉主张李倩儒、李升洋对本案债务不承担支付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16元，由上诉人伍时照、李倩儒、李升洋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才谦审判员  张国雄审判员  梁宗军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晓敏书记员谢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