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1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清华路**（清华山庄内）。法定代表人:李声荣，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210918688。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启东，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3201710997546。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声荣，男，196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志贵，男，1948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为东，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310195547。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娟，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1961379。原审第三人：邹琳，女，197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钧，贵州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455879。上诉人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和公司）、李声荣因与被上诉人唐志贵、原审第三人邹琳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5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丰和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唐志贵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唐志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案涉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违法的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不应当仅是以丰和公司是否在案涉的临时股东会议召开前15天通知唐志贵作为认定召集程序违法的依据。依据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前15天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丰和公司全体股东约定公司需要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时，根据我国《公司法》及丰和公司《章程》以书面形式通知各股东可以随时召开股东会议，符合我国《公司法》及丰和公司《章程》。即便是党日通知开会都符合我国《公司法》以及丰和公司《章程》，无需提前15天。二、根据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不能认定本案所涉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股东会议决议召集程序违法，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丰和公司《章程》第九章第二十六条对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作了专门的规定，除此之外，并未对通知时限作出具体规定。而且丰和公司全体股东早已经约定临时股东会议应公司经营管理之需随时通知随时召开，无须按照定期股东会议的规定提前15天通知全体股东。此外，唐志贵不参加会议，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本案被上诉人收到通知后明确表明自己不参会，也表明不同意股东会决议中关于解除被上诉人执行董事职务以及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内容。且本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仅需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事实上出席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均通过了本次股东会决议事项。基于唐志贵在会前已经对股东临时会议的内容完全了解，对决议内容明确表示不同意，所以唐志贵是否到会参与表决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案涉股东会临时召集的程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没有影响到决议的通过和股东表决权的保护，没有对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应当被撤销。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上诉人李声荣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唐志贵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唐志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不应仅以股东会议应提前15天通知来认定通知程序违法，公司法并没有规定临时股东会议要提前15天通知。本案中丰和公司已经履行了股东会议通知义务，符合公司的章程和公司法，不需要提前15天通知。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能认定本案会议通知程序违法。当时我们有和被上诉人的通知录音，如果法官需要我方可以提供。我们公司全体股东共同约定，临时股东会议随时通知随时召开，临时会议不需要提前15天通知。这一点唐志贵和邹琳都是知道的。并且唐志贵并没有对通知时限提出异议。7月6日早上我也通知被上诉人当天14点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和会议内容，被上诉人当时在电话里是不同意该会议决议的。但是也没有对时限提出异议。有通话录音为证。在录音中，被上诉人表示拒绝参加7月6日的会议，并拒绝参加提前18天通知的7月23日下午14:00的会议。两次会议的内容，被上诉人都是知道的，且通知也是拍照发给被上诉人的，上述情况均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所以该召集程序是合法的。两次会议的通知邹琳都签收了，没有对时限提出异议，也是因为邹琳是知道临时股东会议随时通知随时召开的情况的。我们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会议通知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公司对召开会议是作了专门的规定的，没有对临时股东会议做专门规定。在二审中我们将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四、在一审本案第三人邹琳没有露面，在二审中也没有露面，我们怀疑其委托的代理人是否为邹琳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邹琳在2018年8月8日去工商局提交的复印件的声明，就我们所知其本人是没有到场，且声明也是复印件。8月15日我也有和邹琳的录音，证明我没有威胁第三人邹琳。被上诉人唐志贵答辩称：一、丰和公司参与诉讼，应代表丰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而不应只代表上诉人李声荣的单方意思。本案是撤销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纠纷，即本案是公司内部纠纷，是确定法定代表人到底是谁的纠纷，是确定谁才是代表丰和公司的纠纷。在本案中，丰和公司体现出只代表李声荣的单方意志，完全背离了丰和公司是全体股东的丰和公司的基本事实。二、丰和公司是属于被上诉人唐志贵的家族企业，由唐志贵及其子女唐翔、唐小红以及公司财务邹琳发起设立。后李声荣加入丰和公司，以480万元的价格转让唐家50%的股权。三、制作案涉股东会决议的直接原因是李声荣非法篡夺丰和公司管理权。李声荣炮制案涉股东会决议，伪造丰和公司公章（已刑事立案）、利用伪造公章制作虚假内容的《公告》文本并递交给贵阳晚报，骗取报社刊登丰和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的虚假公告，后利用伪造公章、以虚假资料骗取公司登记管理部门的登记，最后成功将丰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声荣。四、案涉股东会决议形成的过程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规定。1、李声荣直接享有召开股东会的提议权，但没有行使；2、李声荣享有附条件的召开股东会的召集权和主持权，但李声荣错误认为其享有直接召集权和主持权。李声荣放弃提议权，其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会议时，执行董事或监事并不存在不能或不履行职责的情形，因此，李声荣当然没有召集权和主持权；3、李声荣没有遵守召集会议的程序性规定，没有提前15日书面通知各股东召开股东会。因此，召集程序违法。因此，就算李声荣持股50%，李声荣也没有股东会会议的直接召集权和主持权，只有股东会会议的提议权。五、股东会的召开，无论是定期会议还是临时会议，丰和公司股东从未约定过不需要至少提前15天通知或随时通知、随时召开。六、股东会决议的产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召开股东会会议，根据股东赞成、反对、放弃的表决结果，结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一种是全体股东同意，无需召开股东会，由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形成。七、除案涉股东会议外，丰和公司从成立以来至2011年5月，所有股东会议题均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并没有召开股东会议，全体股东签字后直接形成股东会决议。正是由于案涉股东会议题没有取得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才必须召开股东会。八、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关于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选举事宜，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在丰和公司当时的情况下，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选举事宜属丰和公司的首要问题，是决定丰和公司存亡的大事，其重要性远远高于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综上，2018年7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邹琳答辩称：从上诉人提供的上诉意见中没有提到我们，我方的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唐志贵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依法撤销2018年7月6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声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5月16日，由原告出资3000000元，原告之女唐小红出资200000元、原告之子唐建波（唐翔别名）出资200000元、邹琳出资200000元组建丰和公司。2001年3月13日，该公司经贵阳市工商城镇管理局花溪分局注册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租赁，建筑安装工程，装饰装潢工程，绿化工程，五交化工程，百货日杂，烟酒，旅游业，并制定了公司章程，其中：第二十四条为“股东会分为定期会和临时会”、第二十五条“股东定期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于每年12月底举行”、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召开股东临时会：（一）代表四份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二）执行董事认为必要时；（三）监事认为必要时”、第二十七条“公司如召开股东会议，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第二十八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的报酬事项…”；第二十九条“股东会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主持股东会议时，由执行董事指定的股东主持”；第三十六条“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罢免”；第五十二条“执行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职员必须按公司赋予的权力行使职权，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2008年12月11日至2010年11月22日期间，丰和公司陆续将公司章程修改为：股东出资额变更为唐志贵出资4320000元，所占股份为45%；唐翔出资2880000元，所占股份为30%；唐小红出资1920000元，所占股份为20%；邹琳出资480000元，所占股份为5%；公司经营期限延长至2030年3月13日，并对其经营范围也进行了修改，最终修改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室内装饰工程，绿化工程；批零兼营；计算机及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微电子运用产品、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销售、计算机工程及网络建设，广告策划、企业培训、咨询管理，酒店管理，服装、窗帘布艺、家具、建材、五金、陶瓷、卫浴、、地板灯饰、门业销售。2011年12月，经股东唐志贵、唐翔申请，丰和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形成如下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唐志贵将其持有公司45%股权中的20%作价1920000元、唐翔将其持有公司的30%股权作价2880000转让给李声荣。原公司股东唐小红、邹琳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公司任职机构不变，并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2011年5月13日，原告唐志贵、唐翔作为出让方与被告李声荣（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唐志贵将其持有的丰和公司45%股权中的20%作价1920000元转让给李声荣，唐翔将其持有公司的30%股权作价2880000元转让给李声荣。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情况变更为：李声荣出资额度为4800000元，出资比例为50%；唐志贵出资额度2400000元，出资比例为25%；邹琳出资额度48000元，出资比例为5%。并约定，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双方约定股权转让后受让方享有出让方原持有标的50%的股权，从原始出资之日起至今后的全部权利及受益。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30日内到工商行政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同时注明，本合同中的计价币种为人民币，出资为实收资金。同日，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原告唐志贵、唐翔的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1920000元、2880000元，唐志贵和唐翔向被告李声荣出具书面收条表示收到该款，其二人亦分别向贵州丰和房开公司发出通知，内容为已将其二人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或全部股份转让给李声荣，全部手续已办理完毕，请公司将其二人转让股份部分的实收资本金划转到李声荣名下。同日，贵州丰和房开公司修改公司章程。2011年5月16日，丰和公司将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声荣、唐志贵、唐小红、邹琳。2011年5月18日，丰和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唐小红将其持有的丰和公司20%的股价作价1920000元转让给唐志贵，邹琳将其持有的该公司中5%股权中的2.5%作价240000元转让给唐志贵，新股东会由被告李声荣、唐志贵、邹琳组成。其中李声荣出资比例为50%，唐志贵出资比例为47.5%，邹琳出资比例为2.5%。2011年5月19日，该公司股东唐小红、邹琳与唐志贵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完成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唐小红、邹琳均出具书面收条，予以认可收到唐志贵之股权转让款。同日，丰和房开公司再次修改公司章程，明确新股东及其股份。2011年5月19日，丰和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将原股东唐志贵、李声荣、唐小红、邹琳变更为李声荣、唐志贵、邹琳，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为唐志贵。2018年7月4日，被告李声荣拟写了《通知》，内容为唐志贵在担任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从2011年5月起至今把持公司，伪造股东会决议，伪造公司章程，一直不向公司股东会汇报工作，不执行股东会决议，私自对外融资，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不组织召开定期股东会和临时股东会，也不按在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组织对董事、监事改选，故李声荣作为股东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通知于2018年7月6日14时在丰和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当日，第三人领取了该通知并在“收件人”处签字，原告并未收到该《通知》，被告李声荣遂于当日通过电话通知原告于2018年7月6日两点到丰和公司二楼会议室参加临时股东会议以及在2018年7月23日下午两点到丰和公司二楼会议室参加股东会议，电话中，被告李声荣告知原告7月6日的会议内容为免除原告在丰和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以及提议免除唐翔在丰和公司的总经理职务，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2018年7月6日上午，被告李声荣通过电话短信再次通知原告于当日下午到丰和公司参加临时股东会议以及在7月23日参加股东会议。当日，被告李声荣主持召开了股东会议，形成了《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载明：会议时间为2018年7月6日下午14时，，地点为丰和公司**会议室通知参会股东为李声荣、邹琳、唐志贵，实到股东为李声荣、邹琳，会议主持人为李声荣，会议内容为任免公司执行董事、监事、法定代表人。决议内容为：1.决定免除公司股东唐志贵担任的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2.决定由公司股东李声荣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3.决定由公司股东邹琳担任公司监事的职务；4.以上决议经股东会议表决通过。被告李声荣和第三人在该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捺印，并加盖有“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2018年7月8日，第三人出具《声明》，载明：丰和公司因股东之间发生纠纷，2018年7月5日李声荣通知其于2018年7月6日去公司开股东会，其在7月5日23:35通知李声荣第二天有事不能参加，李声荣遂威胁辱骂，并从贵阳开车到花溪，让其在没有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签署股东会决议，声明所签署的决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李声荣提交了其与第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邹琳并未提及李声荣威胁其在签署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但担心原告知道后不好处理。2018年7月27日，被告李声荣以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向花溪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将丰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唐志贵变更为李声荣，李声荣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加盖有“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同年8月1日，被告李声荣在《贵阳晚报》刊登遗失启事，载明丰和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因在2018年7月16日不慎遗失，故登报声明作废。同日，贵阳市花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丰和公司重新颁发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李声荣，其他内容与变更前一致。庭审中，被告李声荣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执8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执539号《执行裁定书》、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民初52号《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原告在担任丰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个人所负数额特别巨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2.由丰和公司账户转款至唐志贵个人账户的银行汇款凭证、利息凭证、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用以证明原告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丰和公司财产、挪用丰和公司资金，李声荣为此向贵阳市公安局报案；3.中国建设银行网银转账500000元汇款电子回单以及唐志贵、唐翔、唐小红书写给邹琳的承诺书，用以证明在2018年7月6日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唐志贵及其家人承诺给予邹琳好处，并向邹琳的账户汇款500000元。丰和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丰和公司2011年6月13日股东会议签到表，用以证明在当日丰和公司因都匀广惠国际项目复工启动及解决办法召开股东会，此次会议并未作出任何决议，在此之后直至2018年7月6日期间，公司章程中规定每年至少1次的股东会从未召开，公司任何重大事项也没有召开过临时股东会；2.唐志贵于2013年11月5日向花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用以证明唐志贵虚构丰和公司增资事实，向登记部门提交非股东李声荣、邹琳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办理丰和公司增资登记，以压缩股东的股权比例；3.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的丰和公司被执行信息，用于证明在2015年11月30日至2018年7月5日期间，唐志贵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丰和公司被人民法院16次强制执行。另查明，2011年12月25日原告及其子唐翔向法院对被告李声荣及第三人唐小红、邹琳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2）花民初字第43号，请求依法撤销唐志贵、唐翔与被告李声荣于2011年5月13日签订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原告返还被告李声荣股权转让款4800000元，法院于2013年2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唐志贵、唐翔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裁定发回重审，法院受理后经依法审理于2015年4月2日作出（2013）花民重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唐志贵、唐翔与被告李声荣于2011年5月13日签订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李声荣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1月1日作出（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李声荣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受理后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2017）黔民再27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和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3）花民重字第40号民事判决，驳回唐志贵、唐翔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唐志贵、唐翔向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经审查作出黔检民(行）监【2017】5200000014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唐志贵、唐翔的监督申请。上述事实，有丰和公司变更登记前后的营业执照、股东会议决议、声明、贵阳晚报营业执照丢失声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通知、公司章程、通话录音、手机短信、（2012）花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2013）花民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2015）筑民二（商）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再27号民事判决书、黔检民(行）监【2017】5200000014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前列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股东会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方面是否违反公司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决议在内容或者程序上是否有违反公司章程的瑕疵。本案中，丰和公司在成立时由全体股东共同协商制定的公司章程，其程序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虽历经多次修正以及股权、股东的变更，但在尚未有其他有效的新公司章程予以取代的情况下，该章程依法应当有效，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具有约束力，应当予以遵守。丰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在“股东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对于该规定，丰和公司及其股东均应遵守。其次，原告主张撤销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主要理由在于，认为案涉股东会议并未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于召开以前十五日通知全体股东。依照前述规定，首先，参加股东会会议之权利是股东依据其股东身份而享有的重要权利，但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被告李声荣系在2018年7月4日通知邹琳召开股东会议，并于7月4日和7月6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的方式通知唐志贵于7月6日召开股东会议及会议拟决议事项，被告李声荣并不能举证证明在此之前其让作为丰和公司股东之一的唐志贵于股东会会议前15日收悉参加股东会议的通知，而该次股东会议即使为临时股东会议，丰和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并未对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召开时间另行规定，故应当适用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会议召开通知时间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股东；同时，7月6日股东会议之召开及表决结果、第三人邹琳在此次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均并不能影响该次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认定。因此，丰和公司对于案涉股东会未能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履行提前十五日通知全体股东参加会议的义务，召集程序违法，原告诉请撤销该次会议决议，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7月6日作出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案件受理费1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丰和公司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4年3月18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2、股权出质登记审核表。3、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4、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5、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6、股权质押合同。7、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2014年3月18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唐志贵与邹琳经公司通知并于当日（2014年3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由唐志贵主持，王小文记录，股东唐志贵与邹琳参会，股东会形成决议：“公司股东会同意以唐志贵、邹琳拥有的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90.4%的股权质押给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具体条款详见本公司与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股东唐志贵与邹琳签字且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公司印章。2014年3月12日，因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100%的股权及全部派生权利出质给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反担保。2014年3月19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依照3月18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向花溪区工商局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4年3月20日，贵阳市花溪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此次股东会召开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已经实施，足以证实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方式为随时通知，随时召开，无须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证实在公司的治理中，全体股东确定的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方式为随时通知，随时召开，进一步证明2018年7月6日召集的股东会符合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召集股东会的程序管理，召集程序合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组证据：1、2011年5月12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2011年5月13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3、2011年5月18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4、2011年5月19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根据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治理及股东会召集惯例，证实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方式为随时通知，随时召开，无须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与第一组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全体股东确定的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方式为随时通知，随时召开，进一步证明2018年7月6日召集的股东会符合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召集股东会的程序管理，召集程序合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由被上诉人担任法人时，公司召集股东会议并没有在提前15日通知股东，方式均是随时召开随时通知。2018年7月6日召集的股东会议不应与唐志贵区别对待。没有违反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诉人李声荣对丰和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全部予以认可。同意公司的举证证明目的。同意丰和公司的观点。被上诉人唐志贵认为一、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所有证据的合法性不认可，公司在本案中更多的是代表李声荣，而不是公平的对待每个人。丰和公司仅有程序权利，无实体权利。二、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其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及质证。三、2014年3月15日是上诉人李声荣和唐志贵、邹琳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二审案件生效之后再审判决之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行使股东权利是当时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四、根据《公司法》三十七条规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召开股东会，提前全体股东参加且没有反对召开的声音。五、公司的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们对公司举证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并且达不到证明目的。在真实性上我们认为与一审是有区别的，我方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请求法庭依法查明就行了，工商局机关并未对其效力提出异议，也无法提出认定。对于第二组证据和一审意见一致，补充一点，该第二组证据是一审中提交过的，该会议是全体股东都参加的并签字的。上诉人李声荣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1年5月12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2011年5月13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3、2011年5月18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4、2011年5月19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证明：1、证明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惯例从来都是：执行董事、监事或者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临时会议时，可以随时通知就随时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无需提前15日通知。2、证明李声荣成为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后，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早已经约定，当公司的经营事务需要时或者执行董事、监事以及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认为必要时都可以随时通知就随时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无需提前15日通知。第二组证据：1、2014年3月18日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2、股权出质登记审核表。3、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4、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5、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6、股权质押合同。7、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8、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1、证明唐志贵在担任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期间，都是当天通知，当天就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此证据进一步证实“丰和公司的临时股东会议是应公司经营管理及其相关事务之需随时通知，就可以随时召开，无需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2、在该次决议中唐志贵还专门注明这种召集形式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而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本证据，进一步印证“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早已经约定，当公司的经营事务需要时或者执行董事、监事以及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认为必要时都可以随时通知就随时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无需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被上诉人唐志贵认为：一、不是新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二、不同之处在于是全体股东参加还是不是全体股东参加。是否通知全体股东，是否全体股东对这种方式提出异议。三、需不需要召开会议，我们对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公司法规定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是可开会议也可不开会议，该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邹琳对该组证据的意见与丰和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7月6日丰和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是否程序违法，唐志贵诉请撤销《贵州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应当支持。首先，关于2018年7月6日临时股东会议召集程序问题。根据丰和公司2001年3月13日，登记备案公司章程，其中：第二十四条为“股东会分为定期会和临时会”、第二十五条“股东定期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于每年12月底举行”、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召开股东临时会：（一）代表四份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二）执行董事认为必要时；（三）监事认为必要时”、第二十七条“公司如召开股东会议，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通知以书面形式发送，并载明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第二十八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的报酬事项…”；第二十九条“股东会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主持股东会议时，由执行董事指定的股东主持”；第三十六条“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罢免”。公司章程对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公司在实际经营期间，并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召开定期会议，根据公司历年召开股东会议记录显示，可知公司历次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均以临时通知的方式召开，均未按提前15日通知召开会议形式进行，公司历次股东会议均是通过召开股东临时会议形成。本案中，丰和公司股东李声荣于2018年7月4日、7月6日早上通过微信、电话方式通知被上诉人唐志贵公司将于7月6日下午2点召开股东临时会议，会议通知时间确有瑕疵，但根据双方往来信息及通话录音，被上诉人唐志贵并未就该股东会议时间瑕疵提出异议或要求延期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只是表明其不参加此次股东会，并明确表示反对该次股东会决议事项，故应认定李声荣2018年7月6日早上通知股东唐志贵参加7月6日下午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符合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程序。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立法本意而言，股东会议的通知程序，是为保障股东能充分行使股东表决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唐志贵在电话中就该会议决议事项已发表明确意见，实质并未影响其行使股东权利，即已充分行使其表决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故上诉人提出“案涉股东会临时会召集程序仅存在轻微瑕疵，对会议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没有影响到股东表决权保护”之上诉理由成立。其次，关于2018年7月6日股东会会议表决程序是否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问题。从表决程序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丰和公司公司章程，丰和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除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外，其余事项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虽被上诉人唐志贵提交于2018年8月8日交于花溪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送达资料”，其中附第三人邹琳《声明》，主张邹琳对股东会决议签字系在上诉人李声荣威胁下，另第三人邹琳于庭审中亦表示，该决议签字系在李声荣威胁下所作出，但邹琳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系受李声荣何种威胁所作出，但根据邹琳与李声荣通话记录、2018年8月13日《承诺书》等内容，可看出邹琳存在陈述前后不一，存在反言情形，其庭审陈述不符合诚信原则，故对于邹琳的庭审陈述本院不予认可。因此，2018年7月6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除被上诉人唐志贵明确表示否决意见外，其他2名注册股东（李声荣、邹琳共占公司股份比例52.5%）均同意会议决议事宜，并签字确认，且于2018年8月1日变更相关工商登记信息，故本院认为2018年7月6日股东会会议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如前所述，丰和公司于2018年7月6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有效，上诉人之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为丰和公司2018年7月6日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并撤销丰和公司2018年7月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系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李声荣、丰和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520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唐志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唐志贵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唐志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立新审判员  冯文婷审判员  柳 凡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田茂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