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再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峰，男，196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莉，女，196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维，广西大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建军，男，196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宾，广西昶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史宇翔，男，汉族，1990年12月30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上诉人郭峰、陈莉与被上诉人史建军、原审第三人史宇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郭峰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4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柳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柳检民（行）监【2018】45020000058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做出（2018）桂02民抗2号民事裁定，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再审本案。郭峰、陈莉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4民再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峰、陈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维、被上诉人史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宾及原审第三人史宇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峰、陈莉上诉请求：一、撤销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204民再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史建军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史建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郭峰与史建军形成借贷关系是错误的。（一）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须满足两个条件，即借贷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和出借人履行出借义务的行为，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构成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本案中史建军提供的《借条》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50万元的借贷合意，史建军仍须对其履行了出借义务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史建军对如此大额的借款并未提供转账凭证予以证实，其所提供的转账凭证系史宇翔及其公司基于与宜州市峻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峻丰公司）签订《合作生产协议》约定的出资款项，但该款项的转款人及转账金额与史建军陈述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同时，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8月17日，史建军以郭峰未清偿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史建军自诉……”一段系史建军诉求的客观描述是错误的，该段不仅明显带有史建军的主观意志，并不客观，而且其描述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应当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但一审法院却将转账凭证认定为史建军的出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合作生产协议》系名为合作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属定性错误；并认定《合作生产协议》的相对方为郭峰和史建军，突破了合同的独立性和相对性原则，于法无据。（一）《合作生产协议》的当事人为郭峰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峻丰公司和史宇翔于2014年3月24日签订，约定的是双方合作生产合金项目，史宇翔出资100-150万元，协议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合作生产关系，协议内容并不符合借贷的法律关系特征，如认定合同中约定有关于一方不承担亏损只获得收益的保底条款，但也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第四条“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第（一）款进行处理，亦只能认定该保底条款无效，无效的后果为依据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亏损或重新分配；而不能依据第四条第（二）款认定为借贷关系，因为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条件是“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自然人保底条款投资人不能适用该条，故《合作生产协议》并非借贷合同关系。（二）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该《合作生产协议》为借贷合同关系，但借贷关系的双方亦只能限定为签订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即峻丰公司和史宇翔，与上诉人郭峰无关，因郭峰系峻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仅仅是代为收取史宇翔的投资款，收取之后即由峻丰公司出具收据，作为史宇翔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现实生活中不乏存在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公司收取费用的现象，虽然不符合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但不能以此来推断郭峰系《合作生产协议》的相对方或实际借款人，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认定郭峰为协议相对方没有事实依据。（三）峻丰公司与史宇翔签订《合作生产协议》后，从2014年3月24日至2014年5月9日期间史宇翔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约94万元），且转账人均为史宇翔，峻丰公司亦出具了收据认可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但自始至终并未体现有史建军，且在本案争议之前，也未有证据证实该出资系史建军委托其子史宇翔代为支付并告知郭峰及其公司，但一审法院却采信与史建军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原先为证人）史宇翔的陈述，突破合同相对性，将与《合作生产协议》毫无关系的史建军认定为实际相对人和履行者，实属荒唐。同时，一审法院竟然认定《借条》属于史宇翔债权转让给史建军行为，强行认定郭峰知晓史建军取得了债权的转让，假若真有债权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通知的内容必须包含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但从本案《借条》记载的文字表述来看并未包含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史建军在起诉及庭审过程中也未提及，现实生活中，借款人出具《借条》，出借人收取《借条》，这是民间借贷交易的基本形式，但不能以此来推定出存在债权债让的含义，但一审法院却将此种最基本的交易形式强行认定为债权转让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郭峰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并因此须承担还款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股东滥用法人独立人格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文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前提下，股东需要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存在有公司债务，但本案史建军是基于2014年11月的借条以郭峰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并不是起诉峻丰公司，其起诉状当中亦没有体现有峻丰公司的相关内容，在峻丰公司是否存在债务且债务数额没有确定之前，一审法院直接以郭峰滥用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行为认定郭峰需要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史建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一）史建军在原审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中表述“郭峰分别在……，期间还款28600元”，但在庭审过程中却陈述为“……为了让他写借条，我才同意把尾数去掉，不然他都不会写借条给我……”，同一事实却有不同表述，前后矛盾，纯属史建军臆造。（二）在一审庭审中，史建军及史宇翔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即史建军对其以2014年3月24日转款60000元、2014年4月18日的208600元、2014年5月9日的260000元共三笔作为履行出借义务的证据，但其又在之后的庭审过程中改变了其认可的原审查明的事实，对其中2014年3月24日的60000元变更为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14日转款的10000元、50000元，对其先前承认的事实予以否认，而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审查，偏袒史建军，并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同时，根据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7)桂0204民申5号民事裁定书中，史建军提出的意见“郭峰一共收到史宇翔转账共计100万元左右，其中50万元系郭峰向史建军的借款，余下款项才系史宇翔对《合作生产协议》的投入”，结合当时的情况，史建军陈述的其中50万元应当是其原审提供的三张转账凭证，并未包含史宇翔于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14日转款的10000元、50000元两笔，对该两笔款项其认为系史宇翔的投入，但在一审时却主张该两笔款项才是借款，而2014年3月24日的60000元郭峰己还清，同一事实却又两种不同的表述，前后不一，而一审法院却以金额一致为由进行错误认定，何况转账数额与郭峰出具借条的金额不相符。五、一审法院认为陈莉未提出再审申请，对其主张不予审查，剥夺了陈莉的诉讼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四条“（二）因抗诉再审的，先由抗诉机关宣读抗诉书，再由申请抗诉的当事人陈述，后由被申请人答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的规定，若法院只准许陈莉发表意见，而不对其发表的意见进行审查认定，那么不仅会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而且也会造成设置该条文的目的大打折扣。故，应当对陈莉一审所发表的意见进行实质性审查。六、陈莉不应当承担责任。（一）陈莉坚持认为郭峰与史建军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郭峰对史建军并不存在债务，故陈莉对不存在的债务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假若认定郭峰与史建军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按照广西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50万元应当认定为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且陈莉对该情况事前不知情，在被起诉后也未表示认可，在史建军不能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况下，陈莉不应当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史建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郭峰、陈莉的上诉，维持原判。 史宇翔述称，与一审意见一致。 史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峰、陈莉共同归还史建军史建军借款本金500000元，支付利息210000元；2.郭峰、陈莉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峰与陈莉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8年1月15日登记结婚。 2014年3月24日，案外人柳州市建宇商贸有限公司代史建军向郭峰转账交付借款60000元。 2014年4月18日，史建军儿子史宇翔向案外人周彪转账支付货款208600元。 2014年5月9日，史建军儿子史宇翔代史建军向郭峰转账交付260000元。 2014年11月1日，郭峰向史建军出具一份借条，其中载明：“今借到史建军先生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元正），月息按2%计。” 2016年8月17日，史建军以郭峰未清偿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史建军自述郭峰分三次借款，分别为2014年3月24日借款60000元；2014年4月18日以代郭峰向第三方支付货款的方式借款208600元，该款由史建军儿子史宇翔直接向发货方转账支付，2014年5月9日以支付货款为由借款260000元，共计528600元；由于郭峰未按及时还款，于2014年11月1日就上述借款补写了借条，经双方协商，史建军同意借款总额以500000元计算，双方还约定了借款利息，但郭峰出具借条后分文未还，要求郭峰按照约定利率从2014年11月1日起计付利息至债务清偿时止。史建军儿子史宇翔对于史建军的表述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作出（2016）桂0204民初第2386号民事判决：一、郭峰、陈莉共同向史建军返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11月1日其计算利息至本金清偿时止）；二、案件受理费1090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11600元（史建军已预交），全部由郭峰、陈莉承担并直接付给史建军。 郭峰不服该判决，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柳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柳检民（行）监[2018]45020000058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桂02民抗2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再审本案。 一审法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对案件事实另认定：郭峰系峻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峻丰公司于2017年6月18日注销。2014年3月24日，峻丰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史宇翔签订《合作生产协议》，双方约定由史宇翔出资1000000至1500000元利用峻丰公司租赁的电弧炉生产Mn60si14合金，同时对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及其他方面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二条第3点约定：甲方自负赢亏；第二条第8条约定：乙方不负责生产的赢亏，按每吨产品收取250元的利益，如甲方达不到预期的产量，则甲方每月支付给乙方50000元补偿。协议签订当日即2014年3月24日柳州市建宇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史宇翔）向郭峰转账60000元，同年3月26日史宇翔向郭峰转账360000元、4月9日史宇翔向郭峰转账10000元、4月14日史宇翔向郭峰转账50000元、4月18日史宇翔向周彪转账208600元、4月25日史宇翔向郭峰转账50715元、5月9日史宇翔向郭峰转账260000元；此外，4月9日郭峰向柳州市建宇商贸有限公司转账60000元。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要素有：一是借款合意的形成，二是出借人是否履行了支付款项的义务。本案中，郭峰于2014年11月1日向史建军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认定郭峰与史建军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关于出借人是否履行了支付款项的义务，史建军主张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14日、2014年5月9日史宇翔向郭峰转账的款项10000元、50000元、260000元，以及2014年4月18日史宇翔向案外人周彪转账支付货款208600元，共计528600元即为其向郭峰交付的借款。郭峰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上述款项为郭峰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峻丰公司与史宇翔签订的《合作生产协议》中所约定的史宇翔的投资款。即双方均认可郭峰已收到转款528600元，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该款项的性质为史建军交付的借款还是史宇翔的投资款，对此，该院认为该款项应认定为史建军向郭峰交付的借款，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借条》来看，本案中，郭峰于2014年11月1日向史建军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史建军先生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元正），月息按2%计”，从其字面意思显示郭峰已经借到了相应款项。另一方面，郭峰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清楚其出具《借条》的意义及法律后果，并对出具《借条》的行为负责，其辩称出具《借条》后未收到借款，但在2014年11月1日后直至本案再审开庭长达四年的时间均没有对史建军未交付借款的行为提出异议，也未能合理解释如未收到借款却为何不向史建军要求收回《借条》，显然与常理不符。 第二，从《合作生产协议》来看，本案峻丰公司与史宇翔签订的《合作生产协议》中关于一方不承担亏损只获得收益的约定，不符合合伙关系或合作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实质上更符合借贷中一方取得资金的使用并到期还本，另一方按金额取得孳息的法律性质，因此《合作生产协议》应为借款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本案528600元是基于《合作生产协议》产生的转款，该款项亦是借款而非投资款。至于该借款的出借人和借款人，虽然《合作生产协议》签订的双方为峻丰公司与史宇翔，但基于该《合作生产协议》产生的借款法律关系相对方应当为郭峰和史建军。原因为： 1、就史建军而言，其应当为实际出借人，庭审中史宇翔述称其是基于史建军的指示向郭峰或案外人周彪转账支付款项，《合作生产协议》的实际相对人也是史建军而非史宇翔，一方面，郭峰述称史宇翔未补足投资款，却未向史宇翔要求补足款项，而是向史建军出具《借条》，故史建军为《合作生产协议》的实际履行者及相对方有较大可能性；另一方面，即使史建军并非《合作生产协议》的实际履行者及相对方，那么其通过要求郭峰出具《借条》并收取该《借条》的行为也取得了史宇翔债权的转让，而作为债权人的史宇翔在再审庭审中一再表示其转给郭峰的款项是按照史建军的指示进行的，同时也对史建军要求郭峰出具《借条》的行为不持异议，也认可由史建军作为债权人向郭峰主张归还借款，即史宇翔已经将债权转让给史建军；另外郭峰向史建军出具《借条》的行为亦可视为其已经知晓史建军取得了债权的转让，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应当发生效力，郭峰应向史建军承担还款责任。 2、就郭峰而言，郭峰为实际借款人。《合作生产协议》的虽然是峻丰公司签订的，但郭峰于2014年11月1日向史建军出具《借条》的行为，其意思表示应视为对债务的承担，郭峰应按《借条》载明的内容对500000元承担还款责任。另外，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公司应当使用单位账户对外开展经营行为，公司账户与管理人员、股东账户之间不得进行非法的资金往来，以保证公司财产的独立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本案中《合作生产协议》虽然为峻丰公司签订，但所谓的投资款均转入峻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峰的个人银行账户，以上情况说明，郭峰将个人账户用于公司业务，使其个人财产与峻丰公司的法人财产混同，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基于此郭峰亦应承担还款责任。 此外，对于史建军原审中陈述交付给郭峰的款项包含2014年3月24日柳州市建宇商贸公司向郭峰转账的60000元，而再审中陈述上述60000元郭峰已经于2014年4月9日通过转账形式归还给柳州市建宇商贸公司，实际上交付的借款中的60000元应为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14日史宇翔向郭峰转账的款项10000元、50000元，对此，史建军虽然对借款的具体转账时间前后陈述不一致，但转账数额与郭峰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基本一致，且史宇翔代史建军转账在前，郭峰2014年11月1日出具《借条》在后，可见郭峰亦认可史建军已足额向其交付《借条》所载明的借款。对于转账款项为528600元，而《借条》仅载明借款500000元，史建军述称为双方协商后其放弃28600元的债权，该做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自愿放弃，予以认可。 对于陈莉述称其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主张，因陈莉未提出再审申请，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其上述主张不予审查。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再审判决：维持（2016）桂0204民初2386号民事判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原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于郭峰、陈莉主张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根据《合作生产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是否具有资金监管等责任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事实，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原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本案所涉的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借款？二、郭峰、陈莉是否应当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 首先，上诉人郭峰于2014年11月1日向被上诉人史建军出具借条，可以认定郭峰与史建军之间形成借款合意。在该借条，郭峰明确写明是已经“借到”史建军的50万元，可以认定郭峰实际已经收到了史建军出借的借款50万元。史建军对于该款项的支付情况，从原审到再审的陈述基本是一致的，并对于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和转款来源及主体等均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史宇翔亦在原审及再审中认可史建军的陈述。而郭峰称上述转款系峻丰公司与史建军儿子史宇翔之间的合作投资款项，称未收到借条中所写的50万元，但却无法合理解释为何书写“借到50万元”的借条，以及未收到借款，为何多年来未提异议，亦未要求收回借条等问题。故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来看，本院更倾向于采信被上诉人史建军的说法。 其次，合伙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自愿联合。作为合伙，合伙人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盈亏与共的法律原则。合伙协议作为各合伙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应当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从本案双方签订的《合作生产协议》来看，协议中名称虽然是写“合作”字样，但《合作生产协议》第二条均明确约定，甲方自负赢（盈）亏，乙方不负责生产的赢（盈）亏，固定收取一定金额的利益，乙方的主要义务是提供资金，而甲方的主要义务是负责产品的生产、销售、资金回笼等，乙方并不参与其生产经营。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合伙关系，结合事后上诉人郭峰于2014年11月1日向被上诉人史建军书写的借条，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为名为合作实为借款法律关系，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上诉人称双方为合伙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对于涉案借款法律关系的主体等问题，一审法院在再审判决书中已进行详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 因此，郭峰未能举证证明其返还过借款和支付过利息，该债务发生在郭峰与陈莉夫妻关系期间，一审法院判决郭峰与陈莉共同向史建军返还借款50万元及按照约定的月利率2%从2014年11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本金清偿时止，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再审判决对此予以维持，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当事人的约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陈莉在本案中未提起再审请求，故一审法院在再审中对其主张不予审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陈莉要求对其不承担责任的主张在本案再审时进行审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郭峰、陈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上诉人郭峰、陈莉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 侦 审判员 黄继湘 审判员 杨显强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覃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