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50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家云，男，196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亮，福建天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秀英，女，194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思安，福建司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雄志，福建司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吉秋，男，194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原审第三人：周爱英，女，1956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法，福建海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家云与上诉人余秀英、原审第三人何吉秋、周爱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民初6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家云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余秀英的诉讼请求；2.由余秀英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日期为2006年10月25日的案涉《房屋卖断契》有效”是完全错误的。1.余秀英作为单独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余秀英不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2005年5月10日，《房屋卖断契》中卖屋人是何吉秋以及长子的配偶薛雪兰、次子的配偶张晓莺，何尔建、何幼英夫妇是作为见证人在该《房屋卖断契》上签名的。周爱英，买受人何兴国连签名都没有,见证人是吴绍泉。从2006年10月25日的《房屋卖断契》的买卖双方当事人情况看，出卖人是周爱英，买受人是何兴国。但何兴国已于2016年8月19日过世，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其遗产和生前权益发生继承，由何兴国的子女、配偶、父母继承。据庭审查明，何兴国的子女除何尔建外，还有四、五个子女，但大部分都在国外。因而被上诉人不是单独的继承人，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对合同签订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余秀英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何兴国才是合同的当事人。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余秀英作为单一继承人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一审法院也作出判决确认日期为2006年10月25日的案涉《房屋卖断契》有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将余秀英作为有继承权益的当事人，那么，一审法院也应当把何兴国的其他继承人追加为共同原告，作为诉讼主体才正确的。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也违法。2.第三人周爱英确认案涉卖断契都是在房款付清后才签字，该内容与案涉《房屋卖断契》中约定的付款内容不相符，且周爱英所述的购房款11800元的款项来源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但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而关于加快支付问题，被上诉人余秀英、第三人周爱英均无法具体说明购房款现金支付的有关经过。而《房屋卖断契》中对于房款交付过程中又明确进行了约定。因买卖双方所陈述的购房款支付情况与《房屋卖断契》约定的房款交付明显不同，故，不能排除对《房屋卖断契》真实性的合理怀疑。二、虽然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余秀英的“依法解除位于福清市杂物间的查封，并立即停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但在这里，有下列事实和证据存在问题，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给予充分审查和考虑：1.何吉秋与余秀英是亲家与亲家母的关系，何吉秋的女儿何幼英嫁给余秀英的儿子何尔建。本案中，诉争房产登记在何吉秋名下，何吉秋将诉争房屋卖给周爱英，何兴国、余秀英的儿子何尔建、儿媳何幼英在《房屋卖断契》中见证人一栏中签名，但之后何兴国向周爱英购买诉争的套房，而作为被上诉人余秀英辩称其儿子何尔建、儿媳不知情，不符合常理。 余秀英辩称：一、上诉人吴家云的上述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给予驳回。案涉的《房屋卖断契》合法、有效。根据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2005年5月10日，第三人何吉秋与第三人周爱英签订《房屋卖断契》，约定何吉秋将其所有的位于福清市杂物间以118000元市价出卖给周爱英，周爱英在《房屋卖断契》签订后向何吉秋支付了全部价款，后何吉秋将该房屋交付给周爱英使用，周爱英此后便一直在该房屋居住。后于2006年10月25日，周爱英又与余秀英的丈夫何兴国（何兴国已于2006年8月19日死亡）签署《房屋卖断契》，约定将上述房屋及杂物间以123000元的市场价格卖给余秀英的丈夫何兴国，何兴国在上述价款全部支付给周爱英之后，余秀英便在该房屋居住至今。关于吴家云认为《房屋卖断契》中连何兴国的签字都没有的说明，按当地习惯，房屋卖断契都是只有卖方即周爱英的签名，而无买方即余秀英和何兴国的签名。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2006年10月25日的《房屋卖断契》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因此，案涉的《房屋卖断契》合法、有效。二、余秀英对涉案房屋及杂物间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吴家云认为现在房屋产权仍登记在何吉秋名下，具有排他性，是不能成立的。1.周爱英已付清全部房款，此后周爱英又将该房屋出卖给余秀英的丈夫何兴国，何兴国也已向周爱英付清全部房款，共分三次付清，第一次是43000元，在路边的一个店铺给的，后二次都是给40000元，在余秀英当时租的房屋里给的。周爱英也将该套房屋正式交付余秀英和何兴国使用，余秀英、何兴国自《房屋卖断契》签订之后就一直在该房屋居住至今，因此是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余秀英在人民法院查封涉案房屋之前已经与周爱英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已经实际占有该房屋并居住十几年，并且已经支付了全部的价款，对未办理过户登记也不存在过错，因此余秀英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法院应解除对余秀英所有的位于福清市杂物间的查封并停止执行。 原审第三人何吉秋述称，讼争房屋是其女儿和女婿买的，当时由他人帮助办理产权，因他人不知其女婿名字，故将房子产权办在其名下，实际上这房子与其无关。讼争房屋系由其女儿卖给周爱英。 原审第三人周爱英述称，一、周爱英与何幼英房屋交易所涉的118000元分两次付清，是周爱英到案涉房屋交付给何幼英。在交付第一次购房款时，何幼英未将卖断契交给周爱英。在周爱英交付第二次购房款时，何幼英将房屋卖断契签字交给周爱英，并从涉案房屋搬走，将房屋交付周爱英。购房款118000元，一部分从银行取出，还有一部分是周爱英家中保险箱取出。二、周爱英与余秀英的房屋交易过程，余秀英向三次向周爱英支付，第一次在附近路边的一家店铺里交付的，交付了43000元；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在余秀英当时租住的房屋内交付的，两次金额均是40000元。《房屋卖断契》是案外人吴绍泉帮忙撰写，余秀英付清款项时，周爱英在《房屋卖断契》上签字，并交付给余秀英。 余秀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余秀英对吴家云的诉讼请求，解除对余秀英所有的位于福清市杂物间的查封，并立即停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吴家云承担。事实与理由：余秀英与丈夫何兴国已经向本案的第三人周爱英支付了全部的123000元购房款，第三人周爱英亦已向案外人何尔建、何幼英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错误。一、因何兴国（已故）在生前腿脚不便利，才会想要购买周爱英的位于二楼的涉案房屋，经朋友介绍之后，余秀英、何兴国才找到周爱英，要求购买涉案房产，后余秀英、何兴国分三次向第三人周爱英支付了全部的价款，第三人周爱英在一审庭审时亦对此明确表示认可。首先上诉人余秀英与丈夫何兴国在向第三人周爱英购买涉案房屋时，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没有自己固定的收入，依据我国的农村习惯，上诉人夫妇平时的生活来源、积蓄等均是子女儿孙等人逢年过节孝敬而来，余秀英积攒起来，才得以用于支付本案购房款。等钱积攒到一定的金额，才交付予本案第三人周爱英，因此具体每次的购房款金额不尽相同，再加上本案案发时已有十二年之久，纵使是青壮年，其十二年之后也未必能够记得如此清楚，更何况当事人在当时已年近六旬，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已是年过七十的花甲老人。其次余秀英在一审庭审时陈述本案涉案房款分三次给付，每次金额在三四万左右，第一次是在街边的店铺，即本案证人张某家中交付，后两次均是在上诉人当时租住的房屋交付，这些支付购房款的细节，能够与本案第三人周爱英在庭审时的陈述相一致，而且是符合逻辑、生活经验的，因此一审法院不应严苛地要求余秀英、周爱具体、明确地陈述交付房款的每一个细节、经过，对余秀英与周爱英在庭审时关于本案涉案购房款均已全部支付的陈述，应当给予采信。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若余秀英未向周爱英支付了全部的价款，周爱英又怎么会将涉案房屋交付予上诉人，让上诉人自2006年一直居住至今？因此本案上诉人余秀英已经在涉案房屋居住多年，亦可佐证上诉人已经向第三人周爱英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二、关于一审法院“周爱英确认案涉卖断契都是在房款付清后才签字，该内容与《案涉卖断契》中约定的付款内容不相符，且其就所述的购房款118000元的款项来源之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周爱英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的认定，余秀英认为：本案第三人周爱英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明其向何尔建、何幼英购买涉案房产的总价款是118000元，分两次付清。本案第三人周爱英的陈述，与涉案卖断契上分两次付款，每次付款50%，这得到案外人何幼英提交的《公证书》证明的印证，何幼英其亦明确表示周爱英已将房款分两次付清，且均是在涉案房屋内交付。因此周爱英在庭上关于已经将涉案11800元购房款付清的陈述，应当予以采信。关于周爱英陈述涉案《房屋卖断契》是在房屋款付清之后才签字，此陈述虽与《房屋卖断契》上约定的付款内容不一致，但关键的是何幼英确认已经收到买方的款项，该陈述不一致不影响何幼英确实已收到买方的款项这一事实的认定。至于款项来源，第三人周爱英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是其丈夫在外赚的钱均会交给她，其在将钱存放在家中的保险柜中，未有前后矛盾之处。三、案外人何幼英的《情况说明》，虽属于证人证言，但本案诉讼期间其身在甘肃敦煌，往返交通不便，而且其已就《情况说明》进行公证，并提交了《公证书》，因此上诉人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案外人何幼英的《情况说明》应当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余秀英与丈夫何兴国，在签订本案《房屋卖断契》后，已经向第三人周爱英支付了全部价款，第三人周爱英亦已向案外人何尔建、何幼英支付了全部的价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房屋卖断契》经一审法院认可效力，且上诉人已实际占有涉案房屋多年，未办理过户登记亦非因上诉人的原因造成，因此上诉人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 吴家云辩称，对一审法院判决认为2006年《房屋卖断契》有效持不同观点，首先何吉秋卖给周爱英，周爱英又将房子卖给何兴国，这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兴国与何吉秋是亲家关系，实际上该房屋是何吉秋的儿子建的，为了避免嫌疑才卖给周爱英，所以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买卖，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真实有效是没有任何依据。其次，余秀英的缴款过程，不管是第三人周爱英还是上诉人余秀英的陈述，缴款过程与卖断契的约定，陈述是互相矛盾，并没有证据证明，因而该房屋买卖是不真实的，房屋仍在何吉秋名下，具有排他性的权利。 原审第三人何吉秋述称，同之前的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周爱英述称：前面两点同之前的答辩意见。补充：对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答辩人周爱英认为存在以下错误：1.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周爱英确认案涉卖断契都是在房款付清后才签字，该内容与案涉《房屋卖断契》中约定的付款内容不相符……”周爱英认为，在周爱英与何幼英之间的房屋交易过程中，何幼英是出卖人，周爱英是买受人，按照当时农村的卖断契签订习俗，都是出卖人在卖断契上签字后交付予买受人，而买受人无需在卖断契上签字。因此在周爱英与何幼英的房屋交易过程中，周爱英无需在卖断契上签字，而一审法院认定周爱英确认案涉卖断契都是在房款付清之后才签字，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错误。2.关于周爱英与上余秀英的房款交付时间与卖断契不符的情形，在周爱英与余秀英的房屋交易过程中，因周爱英未受过文化教育，在周爱英收到余秀英支付的第一笔购房款后，便委托案外人吴绍泉帮忙撰写案涉《房屋卖断契》。案涉《房屋卖断契》写完之后，周爱英并未交付予余秀英，而是在余秀英付清全部的款项之后，周爱英在卖断契上签字，并交付予余秀英。而余秀英向周爱英交付购房款的时间与案涉《房屋卖断契》上不一致，则是因为该卖断契是周爱英委托他人撰写的，而余秀英的丈夫何兴国当时非常想要购买周爱英的案涉房屋，便在撰写卖断契之前先向周爱英支付了第一批购房款43000元。周爱英在收到后便委托吴绍泉撰写卖断契，周爱英在一审期间庭审笔录中“卖断契写完之后又让我看过”实际上是案外人吴绍泉简单地进行解读，因周爱英未受文化教育，故未进行阅读。在案涉《房屋卖断契》写完之后，周爱英并未交付予上诉人余秀英，而是在余秀英付清全部的款项之后，周爱英在卖断契上签字，并交付予余秀英。3.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且就所述的购房款118000元的款项来源之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周爱英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周爱英在一审期间已经多次在庭上表示涉案118000元购房款中的一部分是周爱英从银行卡取出的，另一部分是从答辩人爱英家中的保险柜中取出。而保险柜中的钱是周爱英的丈夫在去世之前所赚的，以及周爱英孩子前往日本后给予的。周爱英在第一次陈述为一部分是从银行取出的、一部分是小孩给予的钱存在保险柜中取出的。后陈述为一部分是从银行卡取出的、一部分是丈夫在去世前给予的钱存在保险柜中。两次陈述是对款项来源的分别陈述，后一次是对前一次的补充，两次陈述的内容结合起来，就是款项来源的完整陈述。故购房款118000元的款项来源之陈述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 余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对余秀英所有的位于福清市杂物间的查封，并立即停止对上述房屋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吴家云承担。诉讼过程中，余秀英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本案签订日期为2006年10月25日的《房屋卖断契》合法、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案涉房屋即坐落于福清市杂物间，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何吉秋名下，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榕融S字第26438号，其上记载权利来源1992年6月14日买受福清市龙田镇二村村委会产业。 就吴家云与何吉秋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院于2017年9月作出（2017）闽0181民初2072号民事判决。在该案审理中，法院根据吴家云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17年4月12日查封了登记在何吉秋名下的上述讼争房屋。吴家云根据上述生效判决申请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上述财产保全措施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措施。后余秀英以其丈夫何兴国（已于2016年8月死亡）于2006年10月25日已从周爱英处以123000元价格受让讼争房屋，同日周爱英即将讼争房屋交付给何兴国使用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裁定及查封公告，停止执行并解除对讼争房屋的查封。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裁定，驳回余秀英提出的异议。余秀英对该裁定不服，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何兴国（已故）系余秀英的丈夫，何尔建系余秀英与何兴国所生育的儿子。诉讼过程中，余秀英、何吉秋均确认何幼英系何吉秋之女，何尔建与何幼英是夫妻关系。 余秀英现持有与讼争房屋相关的两份《房屋卖断契》，其中日期为2005年5月10日的《房屋卖断契》中约定有上述房屋经双方协商，何吉秋愿意以时价118000元卖断给周爱英为永久己业（卖主实收，分两次付清房款，每次付50%，其它一切费用由买方负责）。此屋并无遗赠及其它隐患之争，如有上述情况，何吉秋父子及何尔建愿负一切责任。此后房屋所有权属周爱英所有，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周爱英支配此房屋。今后买方做移户手续时，卖主必须要为周爱英出面，并出具证明协助办理手续，口说无凭，特立此壹纸卖断契，留给周爱英为依据，望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本契签定后付房款50%，三个月内再付余款50%后即交房屋所有权。即日生效等。落款处有：卖屋人：何吉秋，见证人：何尔建、何幼英，中证人：张某等。日期为2006年10月25日的《房屋卖断契》中约定有上述房屋经双方协商，周爱英愿意以时价123000元卖断给何兴国为永久己业（卖主实收，分三次付清房屋款，签定后付30%，三个月内再付30%，余款壹年内付清）。其它一切费用由买方负责，此房屋并无遗赠及其它隐患之争，如有上述情况，周爱英愿负一切责任。以后房屋所有权属何兴国所有，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何兴国支配此房屋，今后买方做移户手续时，卖方必须要为何兴国出面并出具证明协助办理手续，口说无凭，特立此壹纸卖断契留给何兴国为依据，望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本契约买方付清房款后即交房屋所有权即日生效。（注：周爱英买房时水费、电费、电话费、闭路电视费帐户仍保留原户主户名，没有办理移户手续）。落款处有：卖断人：周爱英，见证人：吴绍泉。 一审法院认为，余秀英所持日期为2006年10月25日的案涉《房屋卖断契》，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吴家云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故余秀英请求确认该份《房屋卖断契》有效，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余秀英应就其对讼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余秀英主张周爱英、何兴国（生前）均已付清案涉两份《房屋卖断契》所约定的购房款，均为现金分次付款，何兴国买房后余秀英夫妇一直居住在讼争套房内等，并提交了以上预存水费收据、用户用水清单、有线电视缴费凭单、历月电费明细、何幼英情况说明的公证书，余秀英还申请证人张某、何某出庭作证。以上证据及证人证言经吴家云质证有异议，经何吉秋、周爱英质证均无异议。何吉秋、周爱英对余秀英的相应主张均予以确认。对此，法院综合分析认定如下：关于价款支付问题，诉讼过程中，余秀英、周爱英均无法具体明确陈述其所述的购房款现金支付的有关经过（含每次付款金额等），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其所述的付款经过。周爱英确认案涉卖断契都是在房款付清后才签字，该内容亦与案涉《房屋卖断契》中约定的付款内容不相符，且其就所述的购房款118000元的款项来源之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周爱英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为查明相关事实，法院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要求余秀英通知何尔建、何幼英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但何尔建、何幼英本人至今均未到庭接受询问。余秀英所提供的预存水费收据、用户用水清单、有线电视缴费凭单、历月电费明细的户名均为何尔建，而何尔建系余秀英之子，在何尔建本人未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法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何幼英的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在何幼英本人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对该情况说明内容不予采信。证人何某、张某的证言，均不足以证实余秀英所述的房屋买卖、付款经过。综上，在案证据不足以认定余秀英关于何兴国（生前）已支付全部价款的事实主张。余秀英现对登记在何吉秋名下的讼争房屋提出异议，但其请求停止执行讼争房屋所依据的事实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故法院对余秀英的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余秀英请求解除对讼争房屋的查封，缺乏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日期为2006年10月25日的案涉《房屋卖断契》有效；二、驳回原告余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吴家云认为一审认定的两份《房屋卖断契》的注明日期仅是标注日期，不是房屋真实交易时间。上诉人余秀英、第三人周爱英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对款项交付、交房过程、居住情况三项事实的认定。经查双方当事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根据在案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余秀英与何尔建为母子关系，与何吉秋为亲家关系，余秀英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多年，并不能证明其已通过合法有效的买卖合法占有该房屋。 余秀英提供两份《房屋卖断契》，以此证明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经合议庭评议，该买卖多处存疑，理由如下：1、周爱英是经人介绍从何吉秋处购买房产，周爱英与何吉秋并不认识，但周爱英在第一次付款后，从未要求何吉秋等人出具收条，5万多元是大额款项，且购房是家庭大事，在支付第一笔款项时，没有要求何吉秋等人出具收条，这与常理不符。2、何吉秋等人陈述该房因无土地使用证，无法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按照正常的房屋买卖，在无法办理房产移转的情况下，会要求房屋所有人提交房屋所有证书原件。现何吉秋陈述房屋产权证丢失，作为正常的交易，为了交易安全，不会再继续这笔买卖。但作为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周爱英，无亲属陪伴，独立完成房产交易，会令人产生合理怀疑。3、余秀英的丈夫何兴国与周爱英交易时，亦不认识，双方在交付第一笔、第二笔款项时，均无收条，与常理不符。4、从前手手上购买房产时，除一份不知效力的《房屋卖断契》外，无任何凭证，按理，对这种具有高度风险的买卖行为，内心是不确信的，但如果看到卖断契上有亲家何吉秋及自已儿子何尔建的名字，一定会打电话了解的，而不会采取隐瞒自已购房的方式。现余秀英陈述其儿子何尔建过了三四年才知道她买房的事实，这也与常理不符。根据以上分析，本院有理由相信房屋买卖没有真实发生，故一审法院认定《房屋卖断契》有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余秀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解除诉争房屋的查封、停止执行。综上所述，余秀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吴家云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民初636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余秀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余秀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余秀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林 峰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林歆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