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21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玉成，男，1969年9月28日出生，畲族，居民，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贤、徐伟峰，福建莆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美姐，女，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丽娇，女，198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志忠，男，199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诉人雷玉成因与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4民初3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雷玉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对雷玉成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雷玉成非法行医对受害者宋国坤治疗，本身具有过错且又未能举证证明对受害者宋国坤的诊疗行为（包括交付假药风湿克星以及不知名草药给宋国坤服用）与宋国坤死亡之间不具因果关系并判决雷玉成应对宋国坤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存在不当。（1）根据宋国坤的病案材料可以看出其在本案所谓诊疗之前患有严重疾病，是病重高危人员，随时会病发死亡；（2）本案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对其亲属宋国坤死亡如果认为与雷玉成有关，当时就应该进行尸体解剖，查明原因，但是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没有做；（3）根据事发当时卫生局等有关部门进行的调查且委托鉴定报告内容看，宋国坤死亡与雷玉成无关。2、宋国坤的死亡，如是雷玉成的行为造成的，且一审认为是非法行医造成的，那么雷玉成的行为已构成涉嫌非法行医犯罪，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先行调查，一审程序违法。3、即便雷玉成有过错，需要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但一审认定其承担50%的赔偿责任也存在不当。4、关于死亡赔偿金本案不应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另因雷玉成已接受过行政处罚，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不应予以支持。 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辩称：一、一审认定雷玉成的诊疗与宋国坤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死者家属已就宋国坤生前到雷玉成处诊疗、诊疗后出现身体不适，死亡的原因病理诊断为肝衰竭、肺脏炎症××变进行了举证，且莆田市医学会《关于荔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委托论证的“宋国坤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与雷玉成的诊疗及用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的答复》也明确不排除有因果关系的可能，因此，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提供的证据已达到证明雷玉成的非法诊疗行为与宋国坤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2、雷玉成非法行医，对于正规的医疗机构侵权都适用因果关于举证责任倒置，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雷玉成负有举证证明宋国坤的死亡与其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二、雷玉成主张若认定宋国坤的死亡与其诊疗存在因果关系，则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其主张是错误的。本案原先也是由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行医罪进行立案，但莆田市医学会《关于荔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委托论证的“宋国坤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与雷玉成的诊疗及用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的答复》死者肝功能损害，可能与其服用的草药毒性有关，但因草药的成分不清，无法确定草药与肝功能损害、死亡之间的关联，该答复无法达到刑事证据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公安机关撤销了刑事立案，但该答复结合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提供的其他证据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因此，民事认定的事实不必然成为刑事认定的事实。三、一审认定雷玉成承担本案50%的赔偿责任，责任划分准确公平。四、一审对死者家属一方各项经济损失认定清楚，应予以维持。 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一审诉讼请求：雷玉成赔偿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因宋国坤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833296.4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份开始，雷玉成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情况下，租赁位于莆田市荔城区的“有情人网吧”三楼房屋开设诊所替人治疗腰痛等病症，并印发载明祖传秘方—雷立冬，专治骨质增生、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跌打损伤、风湿内风湿、骨胀炎、困蛇等疑难杂症内容的名片。宋国坤（已去世）生前与雷玉成曾是做水泥工的工友。2015年2月13日至同年2月21日期间，宋国坤因腰痛三次到雷玉成诊所进行治疗，雷玉成对宋国坤进行拔火罐治疗，并向宋国坤提供“风湿克星”药和自行采集的“草药”，让宋国坤按照其要求服用，并向宋国坤收取治疗费用。在雷玉成对宋国坤进行治疗期间，宋国坤向雷玉成表示其在治疗时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2015年3月5日，宋国坤到莆田市荔城区黄石卫生院就诊，经该院对宋国坤的血液、尿液进行检验，宋国坤血液、尿液中共计23项检验项目结果在正常参考区间之外。2015年3月7日，宋国坤到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住院诊疗，主诉“腹胀、食欲不振、乏力7天”，经入院诊断为“肝功能异常、血小板减少症、电解质代谢紊乱”，出院诊断为“肝功能异常、血小板减少症、电解质代谢紊乱（低纳、低氯、高钾血症）、真菌性上颌窦炎？”，并医嘱转省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5年3月8日，宋国坤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门诊诊疗，主诉“腹胀、呃逆、乏力8天”，经该院门诊初步诊断为“肝功能异常、慢性乙型××？、血小板减少”。2015年3月9日至2015年3月11日，宋国坤到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治疗两天，代主诉“乏力、食少9天，神志不清1天”，入院诊断为“意识障碍、肝功能异常原因不明、血小板减少症”，出院诊断为“意识障碍原因不明：颅内感染？、肝功能异常原因不明：药物性××？、血小板减少症、低白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出院医嘱为“建议继续住院治疗”。2015年3月12日，宋国坤死亡。 宋国坤于1959年4月27日出生，生前系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刘厝村农民，唐美姐系宋国坤的妻子，宋丽娇系宋国坤的女儿，宋志忠系宋国坤的儿子。宋国坤死亡当日，宋国坤的家属即到雷玉成诊所讨要说法，并向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报案。同日，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出警处理，并对雷玉成制作询问笔录。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局也于同日就雷玉成非法行医立案进行查处，并对雷玉成的诊所实施现场检查。2015年3月18日，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局委托莆田市第一医院对宋国坤尸体进行病理解剖，病理诊断为肝衰竭、肺脏炎症××变等。2015年3月19日，宋国坤的尸体火化。2015年3月26日，莆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对疑似假药予以确认的函复》，认为涉案的“风湿克星”符合药品含义，该药品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即生产、销售，应按假药论处。2015年6月5日，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局对雷玉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雷玉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医师执业资格证书》，擅自开设诊所，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对雷玉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2015年8月6日，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向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雷玉成赔偿因宋国坤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784124.47元，该院受理后于2016年1月13日作出（2015）秀民初字第255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雷玉成对宋国坤进行诊疗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裁定驳回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的起诉，并于2016年1月28日发函将案件移送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处理。2016年4月8日，莆田市医学会受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治安大队委托，作出《关于荔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委托论证的“宋国坤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与雷玉成的诊疗及用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的答复》，答复认为“1.尸体解剖病理损害主要表现在肝脏。2.从“风湿克星”说明书来看，其主要成分是维生素Ｂ1、Ｂ6、Ｂ12，目前无资料说明这三种维生素可导致肝功能损害可能。3.死者肝功能损害，可能与其服用的“草药”毒性有关，但因草药的成分不清，无法确定“草药”与肝功能损害、死亡之间的关联。4.无法确定宋国坤死亡原因与“草药”、“风湿克星”之间有因果关系。”。2016年4月21日，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认为雷玉成销售假药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决定撤销此案。2016年7月15日，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再次向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院以雷玉成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在莆田市荔城区，应属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管辖为由，裁定将案件移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1、雷玉成的诊疗与宋国坤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雷玉成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开设诊所开展医疗执业活动，上述行为经过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局认定为违法，雷玉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法律上虽然对非法行医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无明文规定，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关于医疗机构对医疗侵权使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从非法行医的医疗行为较之合法医疗行为更为隐蔽，受害者取证更为困难，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特点及保护受害者利益的角度考虑，若让非法行医者完全不承担举证责任明显有违公平，且非法行医者执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牟取利益，并无经过正规医疗执业培训，在医疗过程中也容易对患者隐瞒其行医过程及药品来源，明显有违诚实信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中，雷玉成并无医学知识，但擅自行医，收取费用并对宋国坤进行治疗，并交付属于假药的“风湿克星”药及自行采集的成分不明的“草药”给宋国坤服用，宋国坤经雷玉成治疗并服用雷玉成交付的药物之后，因身体出现不适于2015年3月5日到莆田市荔城区黄石卫生院就诊时，经检查发现23项身体指标均出现异常。之后，宋国坤又经多家医院治疗，于2015年3月12日去世。宋国坤去世后，经尸体解剖，病理诊断为肝衰竭、肺脏炎症××变等，同时本案的涉案药物经莆田市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分析、论证后，认为宋国坤肝功能损害，可能与其服用的“草药”毒性有关，只是因“草药”的成分不清，无法确定“草药”与肝功能损害、死亡之间的关联，从上述事发经过可以看出，雷玉成非法行医的诊疗行为与宋国坤的死亡之间的具有关联性是存在合理怀疑的，在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已经举证证明了宋国坤被雷玉成非法行医诊疗过程的情况下，雷玉成应对其非法行医诊疗行为（包含交付假药“风湿克星”及不知名的“草药”给宋国坤服用）与宋国坤的死亡有无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本案中雷玉成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完成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要求，在此情况下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了证明雷玉成的非法行医诊疗行为与宋国坤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主张雷玉成的诊疗与宋国坤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予以采纳。争议焦点2、关于宋国坤死亡所造成的损失项目数额核定及责任认定的问题。医疗费方面，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主张医疗费按照45930.07元计算，该笔费用中的43770.07元有相关医院病历、收费票据为据，予以确认，其余的2160元为外购药品费用，且只有机打小票，并无正式票据为证，不予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方面，宋国坤住院治疗时间为4天，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要求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30元／天×4天＝120元，未超出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主张合理，予以确认；误工费方面，宋国坤及其家人均是农村户口，结合宋国坤身体出现状况后医疗期间的连续性特征，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要求误工费按照159.09元／天×8天＝1272.72元计算，主张合理，予以确认；护理费方面，鉴于宋国坤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治疗时医嘱要求“床边陪伴2人”的情况，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按照2人护理计算，其余住院期间按照1人护理认定为（159.09元／天×2天×2人）＋（159.09／天×2天×1人）＝954.54元；交通费方面，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虽未提供相应交通费票据，但鉴于交通费用属于必然支出，酌情按照500元予以支持；营养费按照上述认定的医疗费用的10%计算为4377元；死亡赔偿金方面，鉴于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无充分依据证明赔偿标准按城镇标准计算，参照福建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6334.8元／年×20年＝32669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主张按照60000元过高，考虑涉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予以酌情支持50000元；丧葬费方面，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要求按照31569元计算，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标准，予以支持；尸检费方面，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能提供相应的支出票据证明尸检费支出6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综上，截止至一审辩论终结之前，核定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因宋国坤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43770.07元＋120元＋1272.72元＋954.54元＋500元＋4377元＋326696元＋50000元＋31569元＋6000元＝465259.33元。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雷玉成非法行医对宋国坤进行诊疗，本身具有过错，且又未能举证证明其对宋国坤的诊疗行为（包含交付假药“风湿克星”及不知名的“草药”给宋国坤服用）与宋国坤的死亡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雷玉成应对宋国坤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作为死者宋国坤的直系亲属，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获得相应赔偿。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宋国坤生前与雷玉成曾是做水泥工的工友，宋国坤理应知道雷玉成并非是专业具有医疗资格的行医者，但其仍到雷玉成诊所进行治疗，在经过雷玉成治疗后，宋国坤在身体出现不适状况时也并未第一时间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仍继续接受雷玉成的治疗直到2015年3月5日才到莆田市荔城区黄石卫生院就诊，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宋国坤自身也存在相应的过错。同时，鉴于莆田市医学会作出的《关于荔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委托论证的“宋国坤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与雷玉成的诊疗及用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的答复》仅是依据假药“风湿克星”的说明书来对因果关系进行书面化分析论证，对涉案的药品“风湿克星”及“草药”的成分及毒理并未进行化验认定，现有关部门封存的“风湿克星”及“草药”已经灭失，无法通过化验鉴定来查清雷玉成交付给宋国坤服用的药品是否会导致宋国坤死亡这一事实，在此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导致宋国坤死亡的可能性，故在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双方的举证责任后，本院酌情认定雷玉成对宋国坤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根据审理过程中核定的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因宋国坤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465259.33元的50%计算，雷玉成应赔偿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各项经济损失合计232629.67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判决：一、雷玉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各项经济损失232629.67元；二、驳回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763元，由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负担3500元，雷玉成负担1263元。 二审期间，雷玉成提交（2017）闽03民终3576号民事裁定书和2018年3月14日、2018年3月23日开庭笔录各一份，证明本案原来案件发回重审无法定夺的主要原因是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无法提供其亲属死亡的原因报告和尸检材料以及鉴定报告，当时也没有鉴定；发回重审后一审依旧没有经过鉴定就做出判决存在不当。对当事人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认定是否存在不当的问题。一审本已按照福建省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故雷玉成主张一审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请求二审法院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因无事实依据，故不予采信。雷玉成主张因其已接受过行政处罚，故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再予支持，该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另，一审时根据唐美姐、宋志忠、宋丽娇的申请，一审法院向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发函调取该局于2015年3月12日封存的“礼士大药厂超速效风湿克星”及不知名的“中草药”药品，莆田市荔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一份《关于调取雷玉成一案药品证据的情况说明》告知，该局暂扣的“礼士大药厂超速效风湿克星”一瓶及“中草药”两袋予以没收后已按规定程序予以销毁处理，故现在无法提供上述两件药品证据。据此，一审因缺乏必要的检材客观无法启动鉴定程序，故本案一审未启动鉴定程序并无不当。 除以上内容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雷玉成无行医资质诊疗行为与宋国坤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因民事侵权归责要件中的因果关系定位为“相当因果关系”；而检验某行为与某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方法为：加害人必须对以他的不法行为为相对条件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相应原因是损害后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并且具有极大增加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即“客观可能性”。结合本案案情：雷玉成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行医对宋国坤进行治疗，并交付假药“风湿克星”药及自行采集的成分不明的“草药”给宋国坤服用；并在其实施上述行为不久之后，宋国坤因感身体不适于2015年3月5日到莆田市荔城区黄石卫生院就诊，经该院对宋国坤的血液、尿液进行检验，宋国坤血液、尿液中共计23项检验项目结果在正常参考区间之外。后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肝功能异常、血小板减少症、电解质代谢紊乱”，出院诊断为“肝功能异常、血小板减少症、电解质代谢紊乱（低纳、低氯、高钾血症）、真菌性上颌窦炎？”，并医嘱转省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5年3月8日，宋国坤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门诊诊疗，主诉“腹胀、呃逆、乏力8天”，经该院门诊初步诊断为“肝功能异常、慢性乙型××？、血小板减少”。2015年3月9日至2015年3月11日，宋国坤到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治疗两天，代主诉“乏力、食少9天，神志不清1天”，入院诊断为“意识障碍、肝功能异常原因不明、血小板减少症”，出院诊断为“意识障碍原因不明：颅内感染？、肝功能异常原因不明：药物性××？、血小板减少症、低白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出院医嘱为“建议继续住院治疗”。2015年3月12日，宋国坤死亡。综合上述事件发展过程可知，以现有宋国坤家属的举证情况及日常生活逻辑经验为据可明确：雷玉成的上述不法行为在客观上具有极大增加宋国坤死亡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故唐美姐、宋丽娇、宋志忠已完成关于“雷玉成无行医资质诊疗行为与宋国坤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现若雷玉成抗辩其上述不法行为与宋国坤死亡后果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其应举证证明其抗辩主张。雷玉成主张，2016年4月8日莆田市医学会受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治安大队委托，作出《关于荔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委托论证的“宋国坤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与雷玉成的诊疗及用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涉案答复）以及公安机关未认定雷玉成构成犯罪本身可以证明其上述不法行为与宋国坤死亡后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涉案答复载明“1、尸体解剖病理损害主要表现在肝脏。2、从“风湿克星”说明书来看，其主要成分是维生素Ｂ1、Ｂ6、Ｂ12，目前无资料说明这三种维生素可导致肝功能损害可能。3、死者肝功能损害，可能与其服用的“草药”毒性有关，但因草药的成分不清，无法确定“草药”与肝功能损害、死亡之间的关联。4、无法确定宋国坤死亡原因与“草药”、“风湿克星”之间有因果关系。”据此可知：1、上述涉案答复仅从假药“风湿克星”的说明书进行分析认为其没有导致肝功能损害的可能，因该药确属于未经过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即假药，故上述认定本身不具有严谨性。2、涉案答复认为因涉案草药的成分不清，无法确定“草药”与肝功能损害、死亡之间的关联；据此涉案答复仅明确了因涉案草药成分不清，故无法直接认定其与肝功能损害及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同样涉案答复亦未否定涉案草药与宋国坤的死亡后果之间具有相对因果关系。故上述涉案答复并不足以证实雷玉成的上述非法行为与宋国坤的死亡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既已认定雷玉成无行医资质诊疗行为与宋国坤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雷玉成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上文关于雷玉成过错的分析（即雷玉成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擅自行医对宋国坤进行治疗，并交付假药“风湿克星”药及自行采集的成分不明的“草药”给宋国坤服用），一审酌定其承担本案50%的赔偿责任并无偏高。另，雷玉成主张公安机关未认定雷玉成构成非法行医罪本身就可以说明雷玉成的上述非法行为与宋国坤的死亡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与刑事责任构成要件分属不同范畴，民事因果关系界定为相对因果关系，且证明标准仅要求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即可，故雷玉成上述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雷玉成的上诉主张因未提供任何更具证明力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雷玉成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6.4元，由雷玉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庄莉琳 审判员  李玉坤 审判员  陈钟颖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周丽禹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