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91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丸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汤臣国际贸易大楼**。法定代表人：小川良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慧文，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迎春，女，1974年1月22日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健，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叶，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丸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丸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迎春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0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丸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丸红公司无需支付曹迎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513,504元（以下币种相同）。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底，丸红公司因组织架构调整，将曹迎春的职务由化学品二部副部长调整为化学品二部部长付，职级不变，工资不变，取消职务津贴。2018年4月初，丸红公司对曹迎春的工作进行了少量调整，主要工作内容不变，仍然是化学原料的销售，负责的主要商品也仍然是HDI，只是将其原来负责的HDI保险业务改为ALP销售代理业务，但曹迎春拒绝了该业务命令。因曹迎春对职务调整不满，提起劳动仲裁，后又进行了诉讼。在前案中，原审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曹迎春的实际工作岗位和主要工作内容没有发生变化，未支持曹迎春要求恢复原职务的诉讼请求。同年9月12日，因曹迎春一直拒绝有关商品调整的业务命令，经丸红公司多次催促、警告、谈话，曹迎春依然拒不交接工作，丸红公司解除了与曹迎春的劳动合同。此外，曹迎春在其微信朋友圈发表对其上司以及公司的不当言论，曹迎春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多家客户的人员互加了微信好友，日常通过微信与客户联络。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曹迎春发表的不当言论已经通过微信朋友圈被丸红公司的客户看到，同时可以合理判断该等不当言论的内容会对丸红公司的名誉造成损害。综上所述，丸红公司对曹迎春工作安排的调整具有合理性，曹迎春没有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命令，并且其不当言论使公司名誉受到了伤害，已严重违反了丸红公司就业规则的规定，故丸红公司有权解除与曹迎春的劳动合同，无需支付曹迎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曹迎春答辩称，不同意丸红公司的上诉请求，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曹迎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丸红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26,04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9月曹迎春进入丸红公司工作至2000年9月，之后曹迎春离职。2002年1月曹迎春再次与丸红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为自2012年2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曹迎春的工作岗位及人员区分参考附件一（职务薪酬通知书）。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丸红公司先后发出三份《职务薪酬通知书》，该部分通知书载明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曹迎春所属部门为化学品二部、正式职务为副部长；其中2017年度职务薪酬通知书还载明曹迎春人员区分为MS2级、基本月薪为34,060元、职务津贴为2,000元。2018年度职务薪酬通知书载明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曹迎春所属部门为化学品二部、正式职务为部长付、人员区分为MS2级、基本月薪为34,060元。因丸红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调整曹迎春的职务为部长付，并自该时起不再发放曹迎春每月2,000元职务津贴，曹迎春因此于2018年5月2日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丸红公司：1、按每月2,000元标准支付2018年4月1日至仲裁裁决之日的工资差额；2、自2018年4月1日起恢复副部长职务。2018年7月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丸红公司应支付曹迎春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459.77元，对曹迎春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曹迎春和丸红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先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判决，判令丸红公司支付曹迎春2018年4月1日至9月12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0,735.63元，驳回曹迎春要求丸红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起恢复副部长职务的诉讼请求。2018年9月12日丸红公司以曹迎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发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决定于即日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2018年12月13日曹迎春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丸红公司：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26,040元；2、支付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工资差额5,540.23元。后曹迎春撤回第二项仲裁请求。2019年2月1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曹迎春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另认定，2018年4月10日丸红公司向曹迎春等员工发出主题为“2018预算及担当调整的通知”，决定对商品再分配以及担当的微调整。该邮件的附件中关于曹迎春的工作内容载明：商品名为HDI、原担当为曹迎春、新担当仍为曹迎春；商品名为ALP，原担当为杨某，新担当调整为曹迎春；商品名为HDI（保险费业务），原担当为曹迎春，新担当调整为傅某。当天曹迎春以邮件方式回复丸红公司“这个产品担当业务分配表刚刚收到感到诧异！从来没有人跟我事先谈过或沟通过。首先这次人事公布以后对于给我的降职我就通过工会向公司提出了质疑以及不同意的表态。公司没有给出合理的回答，我也会通过其他途径维权的。我认为目前的做法完全没有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因此，对本次分配我还是不同意，等事情解决以后在商定。希望理解！”。2018年4月13日、4月17日、4月24日和4月27日双方数次通过邮件方式进行沟通，丸红公司希望曹迎春“对公司人事决定有意见的话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合法手段来解决，但不希望为此事而影响到公司具体业务的正常运行；并要求曹迎春在4月17日之前协助相关课长推进新旧业务的基本交接事项（希望在4月内完成所有交接工作）”，曹迎春回复丸红公司，明确“在双方的劳动争议妥善未处理前，我拒绝公司的违法行为”、“若公司认为我们的行为不合法，可以提起仲裁”。2018年6月16日曹迎春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出“如果领导品行不正，却要求下属去卖命，这是不现实的。谁都知道上行下效，领导的所作所为，下属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以，一个好领导，就应该以身作则，率先拥有好的品质。给不懂领导的人做领导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再是一个毫无底线没有人品的就更错上加错！”。2018年6月21日曹迎春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出“不懂管理的来做领导那就是越管越乱！真把这里当成自己的个人商店了！”、“什么狗屁领导好滚回去了”“贼喊捉贼”。2018年7月17日曹迎春在其微信朋友圈的留言对话中写到“我们公司的牌匾是不是也好卸下来了。多恶心啊”。原审法院还认定，2015年1月26日曹迎春在《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承诺书》上签名，承诺愿接受公司制定的《就业规则》（2015年改定实施版）的规定，并将严格遵守一切相关事项。丸红公司于2015年1月1日改定的《就业规则》第三十九条“公司不提前通知而解除劳动合同”规定，直接雇佣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无需提前通知即可解除劳动合同①严重违反包括本规则在内的公司规章制度的，包括以下情形：……⑸使公司的名誉、信用受到伤害的……⑼违反业务上的指挥命令，经警告后仍不遵守的……；第五十条“处罚的种类、规模”规定，处罚根据具体情况区分对待，处罚措施如下：①警告书面的形式、防止再犯……⑥……即时解除根据第三十九条，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及劳务派遣合同。原审审理中，丸红公司针对原审法院询问调整曹迎春部分工作内容的原因和理由，丸红公司表示“丸红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为了业务需要，以及为了员工适应不同种类商品的销售，同时为了防止销售员工长期面对同一个客户可能产生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及就曹迎春而言，HDI业务量下降，相应工作量下降，因此调整了其他产品由曹迎春负责”。曹迎春表示其要求丸红公司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为513,504元，丸红公司对该金额不持异议。丸红公司明确其系因曹迎春不接受2018年4月10日的工作内容的调整，以及曹迎春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对上司和公司的不满言论”的违纪行为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法院在（2018）沪0115民初5760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丸红公司调整曹迎春的职务名称，该时曹迎春的实际工作岗位和主要工作内容没有发生变化，故在该案中对曹迎春要求恢复副部长职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虽然丸红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时间早于前案作出判决时，但双方在该案诉讼中均未涉及工作内容的调整，故丸红公司如果认为曹迎春具有严重违纪行为而决定作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审慎处理。由本案已经查明的上述可知，丸红公司系基于曹迎春不服从2018年4月10日的工作内容调整决定和2018年6月、7月曹迎春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对公司员工和公司的不满言论，因而认定曹迎春存在严重违纪行为，在此原审法院不予认同，理由如下：一、正如原审法院在前案所言，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可以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调整其组织架构，同时可以根据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及工作表现，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职务及工作内容作出适当的调整，是企业自主员工权和管理权的体现。但是，工作内容是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用人单位需要调整员工工作内容的，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调整的合理性，用人单位不能证明调整合理性的，劳动者可以要求撤销用人单位的调整决定。丸红公司虽对调整曹迎春工作内容作出了解释，但对于解释的内容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在没有举证证明调整丸红公司工作内容合理性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自可认定丸红公司的调整决定不当。况且，从丸红公司认为调整后的工作内容比未调整前的工作内容相对较少的表述，并结合丸红公司于2018年4月1日调整曹迎春的副部长职务为部长付以及取消发放曹迎春职务津贴的行为来看，丸红公司作出的工作内容的调整是连续性的而不是单一的工作内容的调整，虽然曹迎春从事的HDI销售业务未变，且直至劳动合同解除前，曹迎春完成了双方约定的该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但变更曹迎春原来从事的ALP业务和取消HDI保险业务，导致了曹迎春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基于前述之理由，原审法院自可认定丸红公司作出调整工作内容的决定不当；由于丸红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调整曹迎春部分工作内容的合理性，在双方对于调整职务和自2018年4月1日起取消职务津贴的事宜发生争议，该争议正处于诉讼阶段，丸红公司未尽审慎义务而单方面认为曹迎春拒绝工作内容的调整系严重违纪行为，难以认同。二、曹迎春于2018年6月、7月期间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针对公司及公司领导的不满言论，原审法院在此需要明确和指出该部分言论是消极、偏激和不恰当的。由于丸红公司以此理由之一解除曹迎春的劳动合同，该行为涉及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故丸红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极尽完善其应负的举证责任。但丸红公司既没有提供证据以证明曹迎春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不恰当言论已扩散到丸红公司客户，亦无充分证据证明曹迎春的该不恰当言行已经导致公司的名誉、信用受到伤害，因此丸红公司仅以曹迎春的上述不当言行而认定为严重违纪行为，与其适用的处罚依据即《就业规则》的相关规定不符。三、丸红公司向曹迎春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没有明确曹迎春违反了《就业规则》的具体条款，但经对照《就业规则》第三十九条中的相关规定可知，丸红公司系认为曹迎春违反了其中的“⑸使公司的名誉、信用受到伤害的”、“⑼违反业务上的指挥命令，经警告后仍不遵守的”或“⒀没有正当理由、不服从命令、或者超越自己权限随意操作的”规定，关于“⑸使公司的名誉、信用受到伤害的”的条款，原审法院已经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关于其余的条款，由于《就业规则》第五十条规定警告的处罚措施是以书面形式发出，丸红公司在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前没有向曹迎春出具书面警告，又依前述之言，丸红公司将曹迎春职务由副部长调整为部长付及取消职务津贴后，曹迎春没有服从丸红公司发出的部分工作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命令，具有正当理由，故丸红公司以曹迎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综上，原审法院实难认定曹迎春的上述行为构成《就业规则》中规定的达到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的程度，丸红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曹迎春要求丸红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3,504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作出判决：丸红（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迎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3,504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丸红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曹迎春的行为以及丸红公司应否支付曹迎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丸红公司主张其公司系基于曹迎春不服从2018年4月10日的工作内容调整决定和2018年6月、7月曹迎春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对公司员工和公司的不满言论，因而认定曹迎春存在严重违纪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工作内容是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条款，用人单位需要调整员工工作内容的，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调整的合理性。丸红公司主张曹迎春调整后的工作内容比未调整前的工作内容相对较少的表述，再结合丸红公司于2018年4月1日调整曹迎春的副部长职务为部长付以及取消发放曹迎春职务津贴的行为来看，丸红公司作出的工作内容的调整是连续性的而不是单一的工作内容的调整，虽然曹迎春从事的HDI销售业务未变，且直至劳动合同解除前，曹迎春完成了双方约定的该部分主要工作内容，但变更曹迎春原来从事的ALP业务和取消HDI保险业务，导致了曹迎春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由于丸红公司未能充分有效地举证证明其调整曹迎春部分工作内容的合理性，虽对调整曹迎春工作内容作出了解释，但对于解释的内容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丸红公司的调整决定不当并无不妥。在双方对于调整职务和自2018年4月1日起取消职务津贴的事宜发生争议，该争议正处于诉讼阶段，丸红公司未尽审慎义务而单方面认为曹迎春拒绝工作内容的调整系严重违纪行为，本院难以采纳。另外，曹迎春于2018年6月、7月期间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针对公司及公司领导的不满言论，虽该部分言论是消极、偏激和不恰当的，丸红公司以此理由之一解除曹迎春的劳动合同，但该行为涉及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故丸红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极尽完善其应负的举证责任。现丸红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曹迎春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不恰当言论已经导致公司的名誉、信用受到伤害，因此丸红公司仅以曹迎春的上述不当言行而认定为严重违纪行为，与其适用的处罚依据即《就业规则》的相关规定不符。此外，丸红公司向曹迎春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没有明确曹迎春违反了《就业规则》的具体条款，但经对照《就业规则》第三十九条中的相关规定可知，丸红公司认为曹迎春违反了其中的“⑸使公司的名誉、信用受到伤害的”、“⑼违反业务上的指挥命令，经警告后仍不遵守的”或“⒀没有正当理由、不服从命令、或者超越自己权限随意操作的”规定。根据《就业规则》第五十条规定警告的处罚措施是以书面形式发出，丸红公司在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前没有向曹迎春出具书面警告，丸红公司将曹迎春职务由副部长调整为部长付及取消职务津贴后，曹迎春没有服从丸红公司发出的部分工作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命令，具有正当理由，故丸红公司以曹迎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综上所述，本院实难认定曹迎春的上述行为构成《就业规则》中规定的达到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的程度，丸红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行为于法有悖，应当支付曹迎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13,504元。现丸红公司要求无需支付曹迎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3,504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丸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丸红（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