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6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维向，男，汉族，1971年3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影，云南北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宪雄，云南北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自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力，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东，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徐维向与被上诉人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水电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维向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及《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予以认可，但证明力不予认定，自相矛盾。其次，一审法院未采信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没有对证据进行仔细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也未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予以评判与说理。因被上诉人系国企，就先入为主地认定案件事实、主观倾向地采信本案证据。二、一审法院确认法律事实错误，以致于判决错误。本案中，租用上诉人挖机与上诉人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的是被上诉人。首先，采信认定涉案工程已经分包给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是一份名为劳务分包实为挂靠关系的《劳务协议书》，双方根本不成立劳务分包关系。其次，若被上诉人确将涉案工程全部分包或转包给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行为也因违反相关规定而无效。三、廖忠林与上诉人就挖机月租金、租赁时间、所差欠总租金经双方结算，并在《付款凭证》及《承诺书》上载明结算内容及支付租金的时间，该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云南水电公司答辩称：廖忠林是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案涉工地的实际施工人。廖忠林向上诉人出具的付款凭证以及承诺书，只能认定为受云南航海公司的委托，且廖忠林与上诉人为亲属关系，在付款凭证、承诺书中加盖的公章也并非被上诉人的项目专用章，虽上诉人提供的挖机确实用于工地施工，但不能认定廖忠林代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进行结算。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徐维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挖机差欠的租金319200元；2.判决被告自2017年5月1日起至租金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37984.8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廖忠林系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案外人罗开刚系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2014年8月6日，罗开刚经廖忠林及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授权，与被告云南水电公司签订了《劳务协议书》，约定云南水电公司（甲方）将其中标的镇雄县胡家山水库渠系工程（一期）第一标段（0+000-5+228）分包给罗开刚（乙方），其中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施工中所需印章和相应文件。同时，罗开刚出具给云南水电公司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上载明：“委托罗开刚同志为我方代理人，授权代理人根据此授权，以我方或以其个人名义全权处理镇雄县胡家山水库渠系工程项目合同签订的一切事宜。对被委托人在办理该业务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负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该授权委托书上有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忠林、委托代理人罗开刚的签字并加盖了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此外，罗开刚还向云南水电公司出具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云南省劳动合同书》。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上述项目后，为建设项目需要，向原告租用挖机。2016年10月23日，经双方结算，在付款凭证上载明：“沃尔沃挖机租金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10月23日共7月19天，36000元/月X7+1200X19=274800元整。大写贰拾柒万肆仟捌佰元整。”该付款凭证上盖有“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镇雄县胡家山水库渠系工程项目部”章，同时廖忠林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公司因欠挖机租金贰拾柒万肆仟捌佰元整，需要向徐维向承诺于2017年5月1日前还清欠款。此承诺一式二份，各持一份。若未履行承诺后果自负。”该承诺书有廖忠林签字及盖有“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镇雄县胡家山水库渠系工程项目部”章。后由于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仍继续租赁原告挖掘机，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再次接续上次结算，并于付款凭证上载明：“沃尔沃挖机租金2016年3月4日至2016年12月1日共8月26天，36000元/月X8+1200X26=319200元整。大写叁拾壹万玖仟贰佰元整。”该凭证上同样加盖了“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镇雄县胡家山水库渠系工程项目部”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3、被告是否对原告主张的挖机租赁费用承担支付义务。针对第一个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双方对挖机租赁费用最后一次结算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原告于2019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云南水电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案外人廖忠林系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涉案工程已由被告云南水电公司分包给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尽管签订《劳务协议书》的系罗开刚个人，但由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予罗开刚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权利，并由该公司承担相关的法律后果，因此，实际上罗开刚系代表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云南水电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书》，故涉案工程实际由分包方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在《承诺书》上签字的亦为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忠林，故本案中与原告发生挖机租赁合同关系的应为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与被告云南水电公司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对原告认为二份《付款凭证》及《承诺书》均盖有“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镇雄县胡家山水库渠系工程项目部”印章，应视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廖忠林仅系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云南水电公司并未授权其管理案涉工程项目，其无权代表被告云南水电公司对该工程项目涉及的工程款进行结算、签章；加之案涉工程项目已分包给了案外人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的挖机也是为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包的工程项目施工作业，由此产生的挖机租赁费用依法应由案外人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故对原告认为案外人廖忠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原告主张被告云南水电公司承担挖机租赁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维向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一份工程项目部的公章。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该公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且上诉人未能提交备案的书面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与本案事实的审查并无实际必要，本院不予采纳，不予评判。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对廖忠林进行了调查核实，廖忠林对在卷的付款凭证、承诺书中的“廖忠林”的签字予以认可，对其中加盖的“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镇雄县胡家山水库渠系工程项目部”公章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可与徐维向系亲戚关系。经审理，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支付租赁款？本院认为，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可以认定案外人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云南水电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书》，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廖忠林为云南航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忠林与上诉人徐维向为亲属关系，徐维向出租的挖机是与廖忠林办理的出租手续。从在卷证据结合双方陈述来看，廖忠林向徐维向承租挖机，并作出的付款凭证、承诺书的行为并不足以使上诉人相信廖忠林具有代理权代理云南水电公司，故一审对于上诉人提出廖忠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一审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租赁款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徐维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9元由上诉人徐维向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希审判员  蔡芸审判员  李娜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石瑾书记员杨亚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