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604民初16767号原告：冯登勇，男，汉族，1975年10月9日出生，住广西博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镜，男，汉族，1963年4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广东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雅精，广东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汝林，男，汉族，1959年9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健鹏，广东连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登勇诉被告杨镜、徐汝林资金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登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被告杨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陈雅精，被告徐汝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健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徐汝林向原告归还占用资金500000元，以及占用的利息183750元（从2011年10月1日开始计算，按贷款利率4.9%计算）；2、判令被告杨镜对徐汝林所归还的资金承担连带归还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经营广州市奥源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被告徐汝林是从事衣服贸易公司的老板，被告杨镜是禅城区佛山市联益丰针织有限公司的老板。原告与杨镜也是相识多年的生意朋友，徐汝林是杨镜的朋友，经过介绍给原告认识。原告经营的广州市奥源服饰有限公司是从事服装贸易，但当时很多小加工厂无法进行开票，导致原告一些出口贸易不能正常开展。为此，原告通过杨镜认识徐汝林后，徐汝林说可以进行开票。但由于刚开始徐汝林与原告并不熟悉，只能通过杨镜作为双方的中间人。具体的操作交易模式是，由徐汝林进行开票，徐汝林开票后将票交给杨镜，杨镜再通知原告，让原告以开票单位作为收款单位以支付货款的名义进行支付。在原告支付了上述发票上的金额后，再由徐汝林扣除实际应交税款及自己所得几点的利润后，又将款项退回给杨镜，由杨镜归还给原告。2011年3月到2011年底，三方按照上述模式进行了多次操作。2011年底，当原告累计按照杨镜所指示的支付了约75万元现金给徐汝林指定的收款单位后，徐汝林并没有按之前的操作退还款项。徐汝林声称，由于杨镜欠了他很多款项，要原告直接向杨镜去索要。由于徐汝林长期躲着不见原告，原告在2013年4月26日去找杨镜，经过双方沟通协商，杨镜承诺每月归还5万元至8万元，并协助处理徐汝林退款事宜。但之后杨镜却一直没有兑现承诺。2017年3月3日，原告再次找到杨镜明确归还款项的时间，杨镜也再次承诺还款时间在2017年8月前全部还清，但至今未还。原告认为，杨镜上述书面还款协议是基于对徐汝林对原告欠款事实的承认，杨镜也愿意承担上述债务并对归还款项做出承诺，原告也对此予以确认。但在出具还款协议后，被告依然没有按照该还款协议还款，被告又对原告尽快还款的要求置之不理。为此，原告无可奈何只能诉至法院，恳请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居住证历史记录，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广州市奥源服饰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及从化支行钟升支行企业存款对账单、冯登勇中国农业银行南海桂园支行交易流水，证明原告与被告徐汝林发生交易及资金往来。3.2013年被告杨镜向原告出具的保证书、2015年3月12日被告杨镜写的证明（无原件出示，原告称2019年1月10日在张槎派出所原告从杨镜书写给徐汝林的原件中拍照保存）、还款协议，证明：一、被告杨镜需要向原告返还500000元并承诺与徐汝林共同完成上述还款事项；二、2015年3月12日的证明是被告杨镜愿意承担徐汝林欠原告的款项同时保证被告徐汝林也负责归还80000元的款项；三、还款协议证明杨镜对还款事实进行确认及归还时间和方式。4.2019年5月19日冯登勇和徐汝林的电话录音光盘（当庭播放录音），证明被告所欠款项。被告徐汝林辩称：一、原告无证据证明徐汝林占用其资金。根据（2019）粤0604民初6768号案认定的事实是“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关于借款经过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涉嫌虚假陈述”，可以看出原告个人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其在本案起诉状中的陈述事实不足为信。原告无证据证明徐汝林占用其资金，以及占用了多少的资金，原告又凭何要求徐汝林返还。在6768号案民事判决书第15页第10行认定“冯登勇称其认识徐汝林，但不认识徐汝林儿子，徐汝林是杨镜的朋友，冯登勇称其与徐汝林没有什么关系”的论述可知，首先，徐汝林并不存在占用冯登勇50万元资金的基础法律关系；其次，事实上冯登勇与徐汝林通过杨镜的介绍认识，双方在通过电话对话对双方有稍许了解。出于对朋友介绍的信任，徐汝林有意向以冯登勇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市奥源服饰有限公司购买服装一批，并由徐汝林向冯登勇名下账户汇入25万元，但后来奥源服饰公司迟迟不交货，且后来奥源服饰公司已注销，故徐汝林再未能向奥源服饰公司追讨回预付的25万元货款；再次，徐汝林与冯登勇仅见过一次面，双方谈及的仅仅是奥源服饰公司如何返还徐汝林支付给奥源服饰公司的货款。最后，从认识之日起，徐汝林并没有与冯登勇谈及可以代开发票的事，徐汝林也从来没有收取过冯登勇一分钱，谈何说徐汝林占用了冯登勇50万元资金。二、徐汝林与杨镜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往来，双方经常产生款项往来，按对方指示代收、代付款也实属正常、合理。徐汝林与杨镜系多年的朋友关系，徐汝林系经营棉纱的贸易商，杨镜系经营布匹的贸易商，二人基于从事服装领域的上下游产业关系，经常因业务往来而产生资金往来、资金结算事项。三、原告属于重复起诉，虽增加了徐汝林作为诉讼主体，但原告所举证据都在6768号案中作出列举，也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被告徐汝林在诉讼中没有提供书面证据。被告杨镜辩称：一、冯登勇与徐汝林之间是否有资金往来，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要求杨镜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状所陈述均为原告虚构的事实，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是徐汝林占用原告的资金导致原告利益受损，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首先，杨镜与原告仅是通过生意场上的第三人介绍相识，不过是泛泛之交，二者之间也仅有过一两次生意往来，也谈不上交往密切。杨镜一直从事正当合法的职业，诚实守信，未曾有过违法犯罪记录。即使在原告的陈述中，也未称杨镜有明显的获利。在双方关系平平，又无获利的情况下，杨镜冒着巨大的风险，参与原告虚开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活动这一说法，与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常识明显不符。其次，在2019年3月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杨镜，（2019）粤0604民初6768号，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和2019年4月16日进行的该案开庭笔录中都多次明确表示“与徐汝林只是认识，没有其他关系”、“徐汝林没有欠我钱”等陈述。这些陈述，与原告在本案的诉称说法明显相悖。由此可见，原告所说的与杨镜及徐汝林多次合作开票，并支付75万元给徐汝林和杨镜这一情形，为原告虚构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告的陈述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反言原则”的规定。再次，原告称徐汝林对他说杨镜欠徐汝林很多款项，要原告直接向杨镜收取。姑且不论原告与徐汝林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与债务。事实上，在杨镜与徐汝林生意往来期间，直至生意结束之后，杨镜从未收到过徐汝林债权转让的通知。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原告诉称“由于长期找不到徐汝林，原告于2013年4月26日和2017年3月3日两次与杨镜协商，达成协议，确认由杨镜归还上述款项”，而事实上，原告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通过非法拘禁和暴力威胁手段，逼迫杨镜写下所谓的还款协议。在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676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已认定该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告据此协议要求杨镜返还所谓占用资金于法于理皆不可行。二、杨镜于2019年8月2日收到原告不服（2019）粤0604民初6768号民事判决而提起的上诉状，原告就同一笔款项在前案尚未生效，继而又向以不同案由起诉，属于滥用诉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3集）》“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以虚构的事实，滥用诉权，恶意诉讼。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已经干扰了杨镜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给杨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精神损失。杨镜保留要求合理赔偿的权利。综上所述，为维护法律的公正正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请求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及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被告杨镜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2019）粤0604民初6768号案件起诉状、答辩状、证据、庭审笔录、判决书、上诉状复印件，证明：一、原告在（2019）粤0604民初6768号中以民间借贷起诉，称杨镜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压力大向原告于2011年8月出借10万、2011年9月出借30万元、2012年底合计60万元。被告杨镜2012年-2014年还5万，2017年3月还5万。而在本案中却以资金返还纠纷起诉要求被告杨镜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禁止反言原则；二、原告提交的《还款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这一事实已被法庭在前案确认。杨镜从未拖欠原告任何款项；三、原告在前案所称的借款时间和金额与其在起诉状中不一致，并且多次否认徐汝林拖欠其款项。而在本案却称徐汝林欠其50万元。前后不一致，违反诚信原则；四、原告在上一案件判决尚未生效已经上诉，同时又向法院以其他案由另行起诉，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主张依法提交了上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在庭审中进行了辩证、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已在卷佐证。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9年3月11日，本院立案受理冯登勇起诉杨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粤0604民初6768号]，冯登勇起诉请求判令杨镜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冯登勇在该案的起诉状称，杨镜在2011年8月左右至2012年2月底，累计借款60万元，杨镜在2012年至2014年间陆续归还大约5万元，后因把杨镜原来写的借条弄丢了，在2017年3月3日到杨镜处把实际情况跟杨镜说了，请杨镜一定要对此事做一个了断。后冯登勇要求杨镜当天必须归还5万元，才同意放弃所有利息，只需杨镜归还本金即可。杨镜通过他姐姐杨明归还了5万元，并同意补写书面《还款协议》。冯登勇在上述案件中提供的《还款协议》内容为：“兹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古灶生一村杨家北街七巷3号，杨镜，身份证号码：，因欠冯登勇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元），经双方友好协商现作以下还款协议：①2017年4月10号还款壹拾万元（100000.00元）②2017年5月10号还款壹拾万元（100000.00元）③2017年6月10号还款壹拾万元（100000.00元）④2017年7月10号还款壹拾万元（100000.00元）⑤2017年8月10号还款壹拾万元（100000.00元）以上协议本人坚决履行，如有违背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上述案件经本院审理后，认为冯登勇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杨镜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出借款项的付款凭证，另认定《还款协议》是杨镜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不具有证明力。故本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冯登勇的诉讼请求。冯登勇不服该判决已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现处于二审阶段。冯登勇在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称其认识徐汝林，但不认识徐汝林的儿子，徐汝林是杨镜的朋友，冯登勇称其与徐汝林没有什么关系。2019年6月27日，冯登勇以归还占用资金为由起诉杨镜及徐汝林，请求判令徐汝林归还占用资金50万元及占用资金的利息183750元，并判令杨镜承担连带归还责任，即形成本案诉讼。冯登勇在本案提供的证据《还款协议》与其在（2019）粤0604民初6768号案件提供的《还款协议》内容一致，提供的银行流水与（2019）粤0604民初6768号案件提供的银行流水基本一致。冯登勇在本案中提供的其与徐汝林的电话录音于2019年5月形成，按冯登勇提交的录音文字整理资料，其主要内容是因冯登勇起诉杨镜民间借贷案需要徐汝林向法庭作证人，该录音资料并没有徐汝林作出有占用冯登勇资金及具体占用资金金额的意思表示。2019年8月5日，被告杨镜以冯登勇威胁其写下《还款协议》为由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报案，该案正在由公安机关侦办中。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起诉的理由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本案诉讼标的50万元与原告在本院另案起诉杨镜的（2019）粤0604民初6768号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标的50万元为同一标的。本案原被告与前案的原被告均有冯登勇及杨镜，而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且前诉因原告冯登勇提起上诉已进入二审阶段，前案尚在审理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司法解释，原告在前诉已进入二审尚未生效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已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冯登勇的起诉。本案因驳回起诉，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缴的受理费5319元，在本裁定生效后，经原告书面申请，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建聪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肖梦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