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终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福乐，男，198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法定代理人刘红礼，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江培，巩义市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巩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行政东街**。法定代表人李曙光，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景金金，该局法治信访科科员。委托代理人孙双红，河南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法定代表人谢晓博，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刘福乐因其诉被上诉人巩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巩义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公司）工伤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5行初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原告刘福乐与第三人恒星科技公司之间自2013年8月29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6年10月29日凌晨1时许，刘福乐从第三人恒星科技公司下夜班后与工友一起去公司门口的老蔡饭店吃饭，饭后乘坐工友张要现醉酒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回家，同日凌晨2时50分许，张要现驾驶的两轮摩托车与刘亚朋驾驶的两轮摩托相撞，张要现当场死亡，刘亚朋、刘福乐受伤。2016年10月29日，郑州市交通局事故鉴定所作出编号为1605379的血醇鉴定意见，刘福乐血醇含量测定检验结果为118.74mg/100ml。2016年12月22日，巩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巩公交认字〔2016〕第29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要现负事故全部责任，刘亚朋、刘福乐无导致本次事故的过错，无事故责任。2017年11月10日，郑州衡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经鉴定认定刘福乐伤残等级为一级，已构成完全护理依赖。2019年3月11日，巩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81民特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福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刘红礼为刘福乐的监护人。刘红礼代刘福乐申请工伤认定，巩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豫（巩）工伤不认字〔2018〕305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巩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刘福乐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于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本案中，刘福乐事发当天下班后和工友一起去公司门口饭店就餐饮酒，属于私人之间的聚会，其到老蔡饭店就餐饮酒属下班中途去其他地方办理与工作无关的事物，因此，其从公司到达就餐地点为下班途中，而其遭受交通事故的地点已不属下班途中的合理期间和合理路线。二、刘福乐在醉酒期间导致交通事故的伤害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刘福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醉酒状态，且乘坐醉酒工友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其本人亦存在过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其不应认定为工伤。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并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福乐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刘福乐不服，上诉称：一、依法撤销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5行初35号行政判决书；二、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豫（巩）工伤不认字【2018】3058号巩义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三、依法判决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关于刘福乐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四、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工伤认定需要考虑工作性质、工作时间、发生事故是否属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事故的发生与职工受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综合判断，应当基于《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从有利于职工的角度考量作出有利于职工的工伤认定结论。关于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老蔡饭店是否属于第一目的地。老蔡饭店就在公司门口，公司没有安排夜班就餐，下班后上诉人与工友在公司门口就餐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其不是基于其他目的所进行的社交活动，不属于私人之间的聚会，饭后的目的地及路线均是正常的回家路线。如果上诉人是在公司餐厅就餐，是否公司餐厅到交通事故地点也不属于下班途中的合理期间和合理路线？关于醉酒是否一律阻却工伤认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从文义上理解《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无论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均不得认定为工伤，而《社会保险法》中规定“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表述，则强调了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国《立法法》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按照此规定，社会保险法在效力上高于《工伤保险条例》，在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前者规定为裁判依据。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刘福乐无导致本次事故的过错，无事故责任，所以本案中刘福乐醉酒，不能成为阻却工伤认定的事由。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本人并没有因醉酒承担任何事故责任，且不能从肇事方处得到任何赔偿，因治疗已经导致家庭经济极度困难。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刘福乐所受伤害应当依法认定为工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明察速判。被上诉人巩义人社局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刘福乐在事发当天下班后和工友一起到公司附近的饭店聚餐并饮酒属于私人之间的聚会，因此其下班到饭店之间已经完成了下班途中，从其下班到发生交通事故，中间已经经历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因此其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醉酒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本案中刘福乐在聚餐后醉酒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处于醉酒状态，且乘坐的摩托车也是其工友在醉酒后驾驶的。因此刘福乐本身也存在过错。所以说刘福乐不能认定为工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恒星公司没有述称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关于上诉人是否属于法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由此可见，虽然《工伤保险条例》对“上下班途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上述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来说，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目的要素，即以上下班为目的；二是时间要素，即上下班时间是否合理；三是空间要素，即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线是否合理。具体到本案，判断刘福乐是否属于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关键要素就在于上诉人的情形是否属“在合理时间内”。本案中，上诉人下班后并未直接回家而是与工友聚餐喝酒，长达两个小时并导致自己因此而醉酒，如果说其下班后正常进餐补充能量还与工作有关的话，那么饮酒和醉酒则与工作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上诉人不属于“在合理时间内”的法定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属于在下班途中所发生事故，并无不妥。其次，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系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而制定。而《工伤保险条例》系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制定。二者调整的关系不同，立法目的也不同。从《工伤保险条例》立法原则、立案精神来看，工伤保险是保障劳动者因工作或者与工作相关活动伤亡后能获得救济，是一部保障劳动者的特别法律，因此，二者不存在竞合关系，更存在效力孰高孰低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是法定不予认定工伤的排除条款,其适用的前提是首先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或者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显然本案不具备适用该法律条文的前提条件，原审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不当，本院予以指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福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岩审判员 张志立审判员 赵晓涵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方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