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502民初4743号 原告：刘光，男，1965年10月10日生，汉族，本科文化，六安市金安区人，工程设计师，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程媛，安徽胡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勇，男，1963年7月9日生，汉族，本科文化，安徽省寿县人，经理，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现租住在六安市。 第三人：龚卫红，女，1966年11月3日生，汉族，本科文化，山东省济宁市人，公司职员，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怀成，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达传联，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刘光与被告韦勇、第三人龚卫红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光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媛，被告韦勇，第三人龚卫红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怀成、达传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8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从合同为无效合同；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被告系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因其公司经营的需要，于2013年12月24日以其公司的名义向原告三次借款人民币共计400万元，约定年利率12%，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将400万元全部汇入被告个人账户。2016年7月，原告因该借款未能按时偿还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通过调解结案。2018年2月5日，裕安区人民法院受理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申请，裁定该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原告遂向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经管理人审核，确认原告普通债权金额为5533333元（含利息1533333元）。在破产过程中，经六安元一会计师事务所对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时发现，虽然该公司向原告出具了3张连号的借款收据，金额合计400万元，但该400万元并未进入安天虹服饰公司的财务账，此借款实际系被告自己使用。鉴于此，原告与被告交涉，被告于2018年5月23日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表示愿意和安天虹服饰公司承担还款义务。2018年11月6日，原告依据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安天虹服饰公司破产财产在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已不足以清偿优先债权，而原告的普通债权毫无清偿可能的情况下，向裕安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韦勇偿还债务，裕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皖1503民初5561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该判决已生效。在该案的诉讼中，原告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在查封中发现，就在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不久，便于2018年8月24日与第三人签订了借款450万元、期限10年的《借款合同》，并将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126号兰桂公寓地库2区1幢、2幢、3幢1-902（不动权证书号：房权证合蜀字第××）的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对如此大额的借款既未约定利息，亦不明确借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明显不合常理，双方的借款并没有真实的货币支付。被告韦勇为逃避债务，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虚假的借款合同、办理抵押登记，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的相关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同时，由于被告的无效借款、抵押行为，直接造成原告无法通过拍卖等程序实现债权，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项及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韦勇辩称，关于刘光起诉我的案件在今年3月份时候在裕安区法院有判决，当时法院也通知我了，这份判决后来生效，我并没有上诉，是根据我在2018年即借款发生4年以后写的一份承诺书，这个欠款没有上诉也是有原因的。关于讲到抵押是无效抵押我有意见，从一开始买房到后来付款，所有事情与我无关，她有权利处置，是她父母亲单位带有福利性质的集资房，有一大套跟小套房屋两套房屋，大套房屋位置比较好，大套是挂在我名下，小套是挂在她儿子名下，小套房屋带有半市场价格性质，如果当时这个房子是给我的话，不可能将便宜的房子给我的，实际上房屋购买人是第三人，我从国营企业下岗后，我跟几个朋友搞了一个服装企业，当时经营困难，有一家合肥企业给我们192万元买了一块地建厂房，厂房建好后设备资金缺乏严重，后来通过金安担保公司从六安农商行贷款500万元，贷款后资金还是不足，我从2011年开始与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就向龚卫红借款，陆陆续续借了有500万元，这笔钱除了给了部分利息外，本金未还，刘光借钱给我也是事实，从2012年以后实体经济不好做，在此情况下要想把企业保住的话只有通过借钱才能将企业救活，而且我也找到当地政府帮忙融资，但银行不同意，后来刘光通过诉讼途径向我索要欠款，龚卫红也找到我，我也是口头承诺，当时龚卫红曾打了110报案，是小华山派出所接警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后期也跟她谈了，我跟企业都没有偿还能力，首先这个房子当时确实是龚卫红花钱购买的，挂在我的名下，是因为限购导致的，后期她也听说了我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她担心这套房子受到影响，应她的要求办理了抵押手续，我也配合她办理了抵押手续，其次借龚卫红的钱也是事实，还有包括借刘光的钱和龚卫红的钱都是用于服装公司了，没有挪作他用。 被告龚卫红辩称，一、答辩人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案涉房屋不属于韦勇的个人财产。1、从房屋性质看：案涉房屋是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现已变更为安徽省安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粮集团”）的职工集资福利房，而答辩人的父亲龚坤正是“安粮集团”的离退职工，该套房屋原本是龚坤的职工集资福利房。答辩人父亲龚坤因为年岁已高，便转让由其女儿龚卫红即答辩人出资购买该房屋。而答辩人当时名下已登记三套房屋，由于合肥地区房产限购，答辩人无法以自己名义购买该房屋，于是便与其多年好友即被告韦勇商议，以被告韦勇名义购买案涉房屋。2011年12月20日，答辩人与被告韦勇签订了一份购房挂名《协议书》，约定将案涉房屋以韦勇名义购买并办理相应贷款手续，房屋首付款及后续贷款均由答辩人支付，案涉房屋所有权归答辩人所有，韦勇并不享有案涉房屋的任何权利。2012年3月15日，在答辩人的要求下，答辩人父亲龚坤与韦勇签署了申购人变更确认书，案涉集资福利房购买人由龚坤变更为韦勇，但实际是由答辩人购买。同年3月27日，韦勇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2、从案涉房屋的首付款支付看：案涉房屋的购房首付款是由答辩人实际支付，韦勇并未支付分文。案涉房屋因属于“安粮集团”的员工集资福利房，其第一笔房款在2007年8月31日即以答辩人的父亲龚坤的名义支付了150000元，后续在2009年12月24日支付了第二笔购房款42000元，2011年10月21日支付了第三笔购房款171202元，合计363202元，上述三笔购房款均有“安粮集团”向龚坤出具的收据为证。此外，这三笔购房款的实际付款人均为答辩人，且有答辩人中信银行卡号为62×××81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的前期款项是通过答辩人的银行卡汇入“安粮集团”的。而韦勇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兰桂公寓1幢1单元902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3月27日，发生在案涉房屋前三笔房款之后，且韦勇也未曾向答辩人或答辩人的父亲龚坤支付前三笔房款，这明显与常理不符。可见答辩人才是案涉房屋的实际购买者，而韦勇只是答辩人因购房政策限制而委托的挂名人，并不是实际购买者。3、从案涉房屋的按揭款支付看：案涉房屋的按揭款全部由答辩人每月汇入韦勇东亚银行指定账户支付。案涉房屋是以韦勇名义于2012年10月16日办理了抵押贷款，贷款期限21年，自2012年11月16日起至2033年11月16日止。案涉房屋的第一笔按揭款付款日期为2012年12月14日，通过龚卫红卡号为62×××81的中信银行《交易明细》及韦勇按揭贷款的东亚银行合肥分行卡号62×××74《账户交易历史查询》，均可以看出案涉房屋自2012年12月14日起至2019年6月21日止，每一笔按揭款均由答辩人汇入韦勇东亚银行账户还款（韦勇每月还款前告知答辩人当月应还款数额，再由答辩人汇入韦勇东亚银行指定还款账户），韦勇至今并未对案涉房屋支付任何费用。也正是因为韦勇和答辩人之间是“挂名买房”关系，案涉房屋的每一笔款项才会均由答辩人支付，而韦勇无需更不会支付任何购房款。4、结合答辩人同期购买的另一套（登记于其子吴子涵名下）房产看：答辩人与韦勇之间是“挂名买房”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答辩人与案涉房屋同期购买的房屋还有兰桂公寓4栋1308室，该房屋登记在答辩人的儿子吴子涵名下。因当时答辩人受限购政策影响无法以自己名义购房，但又欲购买两套房屋，便决定将一套房屋登记在其子吴子涵名下，另一套登记在韦勇名下。通过吴子涵的兰桂公寓4栋1308室购房合同可以看到：“该房屋面积为92.1平方米，单价为5752.41元，总房款475218元，一次性付款”。而案涉房屋的单价为每平方米4291.90元，远低于4栋1308室的价格，当时答辩人由于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付清两套房款，而其子又远在加拿大，若以吴子涵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并办理贷款会困难很多，于是答辩人决定以吴子涵名义购买不享受职工福利的小居室4栋1308室，一次性付款，而以韦勇的名义购买享受职工福利的案涉房屋。由此也可以说明，答辩人或其父亲龚坤没有理由将享受职工福利的案涉房屋以低价出卖给韦勇，而又以吴子涵的名义全款购买另一套小居室。何况案涉房屋至今为止发生的所有款项均由答辩人支付，韦勇并未支付分文，这正说明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答辩人而非韦勇，韦勇只是案涉房屋的名义所有权人，而非实际所有权人。5、从案涉房屋的占有看：案涉房屋的实际占有人是答辩人而非韦勇，由此也可以说明答辩人才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案涉房屋一直是答辩人占有使用，根据答辩人与韦勇签订的《协议书》，韦勇对该房屋并不享有任何权利，答辩人可以随时处理案涉房屋，韦勇需无条件配合。案涉房屋自交付至今也一直是由答辩人占有、使用，韦勇从未对此提出异议，也未曾要求答辩人支付任何费用，这正是因为答辩人才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综上可知，答辩人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韦勇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故无论答辩人与韦勇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真实有效（何况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均无权要求执行答辩人的房产，更不能将答辩人的房产认定为韦勇所有而予以执行。二、答辩人与韦勇2018年8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案涉房屋抵押登记合法。1、截止至2018年8月24日，韦勇尚欠答辩人570万余元，双方之间欠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通过答辩人卡号为62×××81的中信银行《交易明细》可知：答辩人向韦勇相关银行账户转付借款的银行流水统计自2011年1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24日，韦勇向答辩人借款合计已达570万余元。因答辩人与韦勇是多年旧识，且答辩人对韦勇十分信任，故从2011年至2018年间多次借钱给韦勇，韦勇也按照惯例给予答辩人相应的利息。直至2018年2月5日，裕安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申请，韦勇作为其法定代表人。答辩人深知韦勇无已力偿还欠款，而念在双方之间多年交情更不忍逼迫韦勇还款。但同时，答辩人也开始担忧韦勇因诉讼原因法院会将属于自己却挂名在韦勇名下的案涉房产执行，于是双方经核算后确认韦勇尚欠答辩人570万余元，答辩人便于2018年8月24日与韦勇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合同金额本应是570万余元，但双方在咨询了房产相关部门后，认为案涉房屋总价值在500万左右，而2012年的抵押贷款已抵押了50万余元，故案涉房屋还可以抵押450万元左右，于是双方协商签订了450万元的案涉《借款合同》，韦勇实际欠付答辩人的款项是570万余元。2、答辩人与韦勇基于真实的借款关系签订案涉《借款合同》，真实有效，抵押登记合法，理应驳回原告诉请。韦勇欠付答辩人的欠款本金实际已高达570万余元，双方基于真实的借贷关系，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欠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据此办理的房屋抵押登记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并不存在原告所述恶意串通、签订虚假借款合同情形，也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相关规定，故应依法认定答辩人与韦勇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登记手续合法有效，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原告、被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二裕安区人民法院（2018）皖1503民初5561号民事判决书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据三不动产登记信息、主从合同、保全裁定，被告对其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第三人对其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从该份证据中不能证明被告与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办理抵押登记,相反第三人与被告有真实的借款事实。被告对证据四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有异议，认为我找龚卫红借钱，龚卫红是打到我个人卡上的，然后我付龚卫红利息有些是通过我个人卡支付的，有些是通过公司账户付的，因为龚卫红与公司没有直接的借贷关系，这样就形成了龚卫红欠公司的钱，说明一点当时刘光借400万元也是打到我个人卡上的，而我给刘光的利息有些是通过我个人卡汇的，有些是通过公司账户汇的。第三人对证据四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被告对证据五安粮兰桂公寓价格走势截图、安粮兰桂公寓小区照片认为到房产部门办抵押的时候，抵押价值不是我们讲是多少就多少的，是房产部门办理抵押的工作人员按照3万多元每平方计算的有500多万元，其中还欠银行有50.7万元，因此按照450万元价值作抵押，经征求我们同意的。第三人对其客观性和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首先客观性，第三人认为案涉房屋2008年均价为2万元多元不认可，房价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只有专业的房屋评估公司才能作出有权威的认定；其次关于证明目的，被告和第三人有真实的借款事实，并且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在国家相关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所以抵押登记的程序和手续都合法有效。被告对证据六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的《取消限购公告》三性无异议。第三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持有异议，因为2014年取消限购政策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为被告在答辩时候陈述案涉房屋购买的时候是在2011年，当时合肥是实行限购政策的，当时第三人已经有三套房产了，所以受2011年限购政策的约束，于是与被告协商让被告作为涉案房屋的挂名产权人购买该套房屋，因此该份取消限购政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债权人会议资料三性不持异议，但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韦勇在安天虹公司待定的债权中包括其向龚卫红的借款。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证据三性不持异议，认可被告向龚卫红借款的事实。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证据1、安徽省安粮集团有限公司工商公示信息一份，证明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已变更为安徽省安粮集团有限公司；证据2、安徽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工商公示信息一份，证明安徽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是安徽省安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证据3、龚卫红及其父亲龚坤和儿子吴子涵的《户口本》一份中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认为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证据4、2007年8月31日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向龚坤出具的收据（收款150000元整），证据5、2009年12月24日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向龚坤出具的收据（收款42000元整），证据6、2011年9月8日《兰桂公寓第一批购房人以层次公示》（其中59号为龚坤），证据7、2011年10月21日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向龚坤出具的收据（收款171202元整）及龚卫红卡号为62×××81的中信银行《交易明细》（其中2011年10月21日该款171202元是由龚卫红汇入安粮公司的），证据8、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出具的“兰桂公寓交款单”中的证据4、5的真实性存疑，请求法庭核实；证据6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和证据的形式要件，该份证据既无相关单位的印章，也无相关单位负责人的签名，证据来源不明，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证据7收据的真实性存疑，请求法庭核实，证据4、5、7收据，即便交款真实也不能证明系交付案涉房屋的房款。龚卫红卡号为62×××81的中信银行账号《交易明细》三性均有异议，结合证据17该账号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交易明细可以发现以下问题，首先，该账号2011年1月20日至2011年12月22日的在同一期限内，证据7是交易笔数为16笔，而证据17交易笔数则是53笔，两者交易笔数的差异，使两份之间产生了矛盾，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其次，仔细核对交易明细中的借贷、交易金额、账户余额可以看出这张银行卡只有借没有贷，且支出金额竟然大于账户余额，此破绽违背了银行为客户付款必须其账户有大于所支出额度的前提，而且该交易明细只加盖了柜面业务专用章，却无柜员章也无日期印记，另外仔细核对证据17的交易明细2011年1月28日该卡号余额为11836.73元，2011年1月30日借入金额为20800元，余额为36.73元，而2011年3月1日借入7614元，以下还有与此相符的余额不足以支付金额的，也就不再一一赘述了，对于上述四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结合证据13、14、15、16，案涉房款为725202元，被告韦勇支付的首付款为218202元，与龚坤向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缴纳的363202元明显金额不符，龚坤向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缴纳的款项不能以此认定为案涉房款，更不能仅凭一份有虚假嫌疑的流水就认定第三人龚卫红为实际付款人；证据8系被告单方制作，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份交款单仅为一张A4纸打印出来的汉字，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件，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证据9、2011年4月8日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的“关于执行住房限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证据10、龚卫红的三个房产证（分别为:①是房地权庐字第067189号，②是房地权合庐字第130001733号，③合国有2009第蜀山05514号），证据11、2011年12月20日龚卫红与韦勇签订的购房挂名《协议书》，证据12、2012年3月15日申购人变更确认表（由龚坤变更为韦勇），证据13、2012年3月27日，韦勇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兰桂公寓1幢1单元902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14、2012年10月16日韦勇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证据15、2014年11月18日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安徽省地方税务局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总价714773元）、证据16、2016年7月14日合肥市地方税务局蜀山分局开具的税收缴款书中的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该份通知为网页截屏打印后的纸质材料，属于电子文书的复制件，该复制件应注明制作方式、制作时间、制作人等内容，并经具有公信力的机构、人员证明制作情况的真实性才能作为证据予以使用，否则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10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1三性均有异议，不排除是第三人龚卫红为了诉讼的目的临时制作的，首先该协议的甲方为龚卫红，乙方为韦勇，按照常理，如果案涉房屋为安粮公司内部职工所享有的福利性住房，那么在龚卫红不是该公司职工的情况下，应由其父亲龚坤在该协议中签字确认，其次该协议的第一条写明“并经公司同意将甲方父母所享有的购房权转让给其女儿龚卫红（即甲方）享有”，如若真有公司同意的意思表示，第三人龚卫红理应向法庭提供公司同意的的书面文件，同时该协议第三条写到“待国家购房政策松动后，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将房产转到甲方名下”，根据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官方公告，合肥的限购政策于2014年8月2日取消，也就是说被告韦勇与第三人龚卫红双方办理过户的条件于2014年8月2日就已成就，但双方并未办理房屋过户，却于2018年8月24日办理房屋抵押，违背常理。证据12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没有原件无法核实，首先该份证据与证据10、11明显相矛盾，证据10、11意在说明龚卫红受限购政策影响而委托被告韦勇挂名买房，而证据12又说龚坤受限购政策影响而将申购人变更为被告韦勇，其次，该申购人变更确认表中龚坤的签字明显与证据5收据中龚坤的签字不是同一个人所签，确认表中韦勇的签字也与证据13《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韦勇的签字不相符，最后审核人签字的日期更改未按手印，也无单位盖章。以上四份证据达不到第三人龚卫红的证明目的，原告有理由怀疑第三人与被告恶意串通以此损害原告的利益；证据13、14、15、16，该组证据与第二组证据的首付款、按揭款等相矛盾，但恰似证明了被告韦勇于2012年3月27日购买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兰桂公寓1幢1单元902室房屋的事实，被告韦勇支付首付款218202元，实际贷款507000元，该房屋为被告韦勇所有，与第三人龚卫红没有任何关系，对第四组证据中的证据17三性均有异议，首先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6年的交易明细中的交易日期分别为2019-08-2917:50:31、2019-08-2918:03:06、2019-08-2918:25:42、2019-08-2918:30:50、2019-08-2917:33:06、2019-08-2918:40:28，经原告与中信银行客服核实，打印银行流水超过一年以上必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在银行网点的工作日8:30至17:30前往柜台打印，超过17:30无法操作此项业务，第三人龚卫红中信银行的交易流水如何在中信银行规定的时间之后打印出来原告无从得知，其次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交易流水抬头为《卡账户交易明细》，此后的抬头为《业务凭证/客户回单》，同一个银行的银行流水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抬头，原告也不得而知，且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抬头为《卡账户交易明细》中抬头栏未用线条予以分割，银行加盖的印章为柜面业务专用章即无柜员章也无日期印记，最后第三人提供的交易明细经过核对，几乎每笔交易后的余额都无法连接，与正常的银行流水严重不符；证据18三性无异议，但2012年12月14日至2014年12月16日第三人龚卫红并非用卡号为62×××81中信银行账号向被告韦勇东亚银行合肥分行62×××74汇款，证据17中这一时间段的银行流水有明显的作假嫌疑。鉴于证据17中银行流水不具有真实性，该两份证据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而且就算案涉房屋的按揭贷款每月由第三人龚卫红再予以还款，也不能以此证明第三人龚卫红就是案涉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所有人，因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韦勇对第三人龚卫红至少享有债权203.36万元，第三人每月替被告偿还银行按揭原告有理由认为其是在履行自己的对被告韦勇的还款义务。与此同时，韦勇与第三人涉及贷款抵押以及诉讼案件较多，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频繁，存在复杂的利益交织。对第五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的房屋于2012年3月27日购买，第三人龚卫红之子吴子涵的房屋于2015年8月3日购买，二者的房价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可比性，不能以此就认为第三人龚卫红购买了案涉房屋。对第六组证据中的证据25三性均持有异议,该组证据系第三人龚卫红单方制作,流水中没有双方签字确认,证据26的三性均有异议,对于交易流水本身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7,补充以下几点：一、剔除第三人龚卫红转入韦勇东亚银行的款项,第三人龚卫红总共向被告韦勇汇款52笔,金额5644975.55元,在所有的转款中没有一笔与本案借款相对应的450万元,因此该数额既与案涉借款合同的标的额不符,也与证据25中的借款汇总表的总额不符。二、卡号为42×××13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在2011年1月30日的开户行显示为中国工商银行,2012年1月20日开户行显示为中国工商银行六安皖西路支行,2012年4月12日开户行竟又显示为中国工商银行六安解放路支行;卡号为62×××83的中国银行卡号在2012年10月26日的开户行显示为中国银行六安梅山北路支行，2013年11月10日又显示为中国银行总行，后面还有更多类似的情形，同一卡号显示不同的开户行，再次印证第三人提供的中信银行交易流水存在虚假。证据27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皖（2018）合肥市不动产证明第40013287”《不动产登记证明》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借款合同中的借款金额为4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8月24日至2028年8月24日，与证据25、26中金额明显不符，借款期限为10年之久且如此大笔金额的借贷却缺少借款用途、利率、支付方式等要件，明显不符合正常的民间借贷，因此不能仅此就认定双方存在真实、有效、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抵押合同》为从合同，鉴于双方签订的主合同无效，该从合同当然无效；“皖（2018）合肥市不动产证明第40013287”《不动产登记证明》系双方恶意串通欺骗而形成，应认定无效。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没有异议。 本院结合庭审调查及庭后为调查核实而调取的第三人龚卫红在中信银行合肥桐城路支行62×××81账户2010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全部交易记录综合分析、认证如下：1、关于被告韦勇与第三人龚卫红是否存在案涉450万元借款的问题。首先，龚卫红自2000年即与韦勇担任法人的六安市安天虹公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天虹公司），安徽六安市天虹制衣有限公司等相关公司存在业务关系，韦勇为证明其自2011年至2017年向龚卫红借款，庭审中向本院提供了龚卫红在该阶段通过其62×××81账户向韦勇汇款5704975.55元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龚卫红为证明韦勇向其借款，也仅提供了自2011年至2019年其62×××81账户向韦勇汇款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双方均刻意隐瞒了韦勇向龚卫红62×××81账户付款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但从本院调取的龚卫红62×××81账户2010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全部银行交易流水记录对照核实情况看，2013年度至2015年度龚卫红62×××81账户与安天虹公司发生的交易记录进项为2059600.30元，出项为7845元，两者差额为2051755.30元。韦勇与龚卫红多年来存在大量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的相互资金往来。2012年度至2019年度龚卫红62×××81账户与韦勇发生的交易记录出项为5831897.85元，进项为3726285.67元，两者差额为2105612.18元。而韦勇庭审中自认龚卫红借款的利息既有通过安天虹公司支付，也有通过其个人账户支付，而《关于对六安市安天虹公司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审计报告》第三项3、对其他应收款的审计说明“安天虹公司账面其他应收款439.14万元中韦勇200.88万元、龚卫红203.36万元，是公司对外借款通过韦勇个人账户形成的挂账金额，本次审计冲减公司欠韦勇个人借款。”，而韦勇在六安市安天虹公司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所报的债权11362910.30元尚处于待定状态，也即韦勇付给龚卫红的款项为5759885.67元（3726285.67元+2033600元=5759885.67元），从上述内容可以得出，韦勇与龚卫红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收支基本持平。而韦勇与龚卫红2018年8月24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虽确定有借款数额为450万元，但借款期限却长达120个月（10年），且如此巨额借款没有约定利率，支付方式（1、现金支付，2、银行转账，3、其他方式）、还款方式（1、一次性还款方式、2、每月等额还款方式、3、其他方式）、违约事宜（1、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向人民法院起诉）虽均有约定，但均未选择，不能明确借款的支付方式、还款方式以及纠纷的解决方式，明显违背常理及交易习惯，故其现有证据不能反映韦勇与龚卫红间仍存在借贷关系以及韦勇欠龚卫红借款450万元的事实。2、关于案涉房屋购房款由谁支付，归谁所有的问题。首先，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兰桂公寓****、4幢1308室两套房屋为龚卫红父亲龚坤享有购买权，2012年3月15日前兰桂公寓1幢902室的购房款均以龚坤名义所交并开具收据，虽然龚卫红于2011年11月21日通过其62×××81账户转款171202元用于支付购房款，因韦勇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27日就兰桂公寓1幢902室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涉房款为725202元，首付为218202元，剩余房款507000元办理按揭手续，而龚卫红提供的以龚坤名义开具的三份收据的数额为363202元，与首付款数额218202元明显不符，加之龚卫红之子吴子涵还购有另一套兰桂公寓4幢1308室，故不能证明此前以龚坤名义开具收据的购房款均系其所交，也不能证明以龚坤名义所交购房款系用于支付兰桂公寓1幢902室购房款；其次，位于合，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兰桂公寓********两套房屋是单位带有福利性质的商品房权利享有人为龚坤，该权利的转让应当征得权利人龚坤及其单位的同意，而龚卫红并未提供其已经取得该项权利的相关证据，而根据龚卫红提供的证据，案涉兰桂公寓1幢902室、4幢1308室两套房屋分别于2012年3月15日、2015年6月15日由龚坤与韦勇、吴子涵办理了《申购人变更确认表》并经单位审核同意，《申购人变更确认表》中变更原因及说明表述为“鉴于合肥市住房限购政策，本人自愿申请将‘兰桂公寓’小区团购房申购人由本人变更为韦勇（吴子涵），本人保证前期所交购房款及购房权利自《申购人变更确认表》签定之日起，全部划归变更后的购房人所有。”，并由龚坤、韦勇、吴子涵分别签字、捺印，其后也是由韦勇，吴子涵据此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3月27日、2015年8月3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龚卫红与韦勇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有《协议书》，约定由韦勇借名购房，但因龚卫红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取得案涉兰桂公寓1幢902室的购房权利，其不是案涉房屋购房权利的转让主体，其与韦勇签订的《协议书》应为无效；第三、虽然龚卫红提供了韦勇6229334900010089974账户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但根据本院调取的龚卫红62×××81账户2010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16日的全部银行交易流水记录对照核实情况看，韦勇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偿还按揭贷款的期限为每月15日前后，而在此前后，均存在先由韦勇按当月还款数额向龚卫红支付相近房贷款，再由龚卫红通过其持有的韦勇6229334900010089974账户向贷款银行支付按揭款的现象，具体表现为：2013年3月15日，韦勇从六安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顺达分社汇入龚卫红账户4500元，龚卫红又将此4500元转入东亚银行合肥分行按揭贷款账户还款；2014年6月5日韦勇转给龚卫红5000元、2014年6月11日龚卫红转入贷款银行4500元，2014年8月4日韦勇转给龚卫红6000元、2014年8月15日龚卫红转入贷款银行4305元；2015年1月16日韦勇转给龚卫红5000元、龚卫红同日转入贷款银行4120元，2015年7月16日韦勇转给龚卫红4000元、龚卫红同日转入贷款银行4000元，2015年9月16日韦勇转给龚卫红4000元、龚卫红同日转入贷款银行4000元；2016年11月16日龚卫红转入贷款银行3530元、2016年11月17日韦勇转给龚卫红3600元；2017年2月16日韦勇转给龚卫红4000元、龚卫红同日转入贷款银行3506元，2017年7月16日韦勇转给龚卫红3000元、龚卫红同日转入贷款银行3470元，2017年9月16日韦勇转给龚卫红3480元、龚卫红同日转入贷款银行3460元；2018年12月16日龚卫红转入贷款银行3345元、韦勇于2018年12月19日转给龚卫红5000元；2019年4月16日龚卫红转入贷款银行3315元、韦勇于2019年4月30日转给龚卫红3000元，2019年6月16日龚卫红转入贷款银行3310元，韦勇于2019年6月18日陆续转入3900元等。从上述情况可以反映，龚卫红所称按揭贷款是其所还之说不能成立，因此也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归龚卫红所有。3、关于韦勇与龚卫红所签《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房产于2012年10月16日在东亚银行合肥分行设定有507000元的抵押权益，韦勇与龚卫红为办理抵押所签订的《抵押合同》没有签订日期，也没有写明双方间的借款数额，就抵押数额510万元而言，仅是双方的自估数额，抵押房产也没有通过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也与该房屋的实际价值不相匹配，更无证据证明双方在设定二次抵押时已通知东亚银行合肥分行，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达到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相一致而所为，而龚卫红主张案涉房屋为其所有，如果房屋归其所有，其又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设定抵押，其又成为抵押权人，明显有违常理，双方的行为存在恶意转移财产，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法应为无效。综上，本院对原告刘光提供的五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韦勇提供的证据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第三人龚卫红提供的六组二十七份证据的真实、合法的部分予以确认，对其部分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第三人龚卫红自2000年起先后与安徽六安市天虹制衣有限公司及韦勇担任法人的六安市安天虹公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天虹公司）等相关公司发生业务关系。龚坤系安徽省安粮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为第三人龚卫红父亲，吴子涵为龚卫红之子。2007年安徽省安粮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兰桂公寓”房地产项目，并以福利性质向安徽省安粮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销售，龚坤作为该公司退休职工符合申购条件，并先后于2007年8月31日、2009年12月24日向该公司交纳购房款150000元、42000元。2011年9月8日，安粮集团“兰桂公寓”团购房工作组刊登《兰桂公寓第一批购房人员层级公示》，龚坤取得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126号兰桂公寓1幢902室、4幢1308室两套房屋的申购权。2011年10月21日从龚卫红62×××81账户转款171202元用于支付购房款（未明确支付哪套房屋）并以龚坤名义开具发票。2011年12月20日，龚卫红与韦勇签订《协议书》一份，以龚坤将其享有的兰桂公寓1幢902室申购权转让给其并经公司同意及受合肥市政府限购政策影响为由，与韦勇约定借名购房。2012年3月15日，由龚坤与韦勇、吴子涵办理了《申购人变更确认表》并经单位审核同意，《申购人变更确认表》中变更原因及说明表述为“鉴于合肥市住房限购政策，本人自愿申请将‘兰桂公寓’小区团购房申购人由本人变更为韦勇（吴子涵），本人保证前期所交购房款及购房权利自《申购人变更确认表》签定之日起，全部划归变更后的购房人所有。”，并由龚坤、韦勇、吴子涵分别签字、捺印。2012年3月27日，韦勇据此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126号兰桂公寓1幢902室一套，面积168.97平方米（实际面积166.54平方米），总价款725202元，首付218202元，余款507000元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2012年10月16日韦勇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一份，以所购房屋设定507000元抵押权向该行借款507000元，期限21年（2012年11月16日至2033年11年16日）。2014年11月18日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向韦勇开具714773元的售房款发票，2016年7月14日韦勇缴纳28590.92元契税；2015年8月3日吴子涵据此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126号兰桂公寓4幢1308室一套，面积92.09平方米，总价款529739元，以一次性付款方式支付。2015年9月15日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向吴子涵开具529739元的售房款发票，2015年11月24日吴子涵办理该套房屋房产证。 龚卫红在韦勇购买案涉房屋前后，通过其在中信银行合肥桐城路支行62×××81账户与韦勇存在大量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的相互资金往来，2012年度至2019年度龚卫红62×××81账户与韦勇发生的交易记录出项为5831897.85元，进项为3726285.67元，两者差额为2105612.18元。2013年度至2015年度龚卫红62×××81账户与韦勇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天虹公司发生的交易记录进项为2059600.30元，出项为7845元，两者差额为2051755.30元。2018年2月5日，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受理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申请，裁定该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安天虹公司破产管理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关于对六安市安天虹公司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审计报告》第三项3、对其他应收款的审计说明“安天虹公司账面其他应收款439.14万元中韦勇200.88万元、龚卫红203.36万元，是公司对外借款通过韦勇个人账户形成的挂账金额，本次审计冲减公司欠韦勇个人借款。”，而韦勇在六安市安天虹公司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所报的债权11362910.30元尚处于待定状态，也即韦勇付给龚卫红的款项为5759885.67元（3726285.67元+2033600元=5759885.67元），从上述内容可以得出，韦勇与龚卫红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收支基本持平。 另查明，被告韦勇系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其公司经营的需要，于2013年12月24日以其公司的名义向原告刘光先后三次借款共计400万元，约定年利率12%，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将400万元全部汇入被告个人账户。2016年7月，原告因被告对该借款未能按时偿还向六安市裕安区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后通过调解结案。2018年2月5日，裕安区人民法院受理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申请，裁定该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刘光遂向该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破产债权，经破产管理人审核，确认刘光普通债权金额为5533333元（含利息1533333元）。在破产过程中，经六安元一会计师事务所对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时发现，虽然该公司向原告出具了3张连号的借款收据，金额合计400万元，但该400万元并未进入安天虹服饰公司的财务账，此借款实际系被告自己使用。鉴于此，刘光与被告交涉，被告于2018年5月23日向刘光出具一份《承诺书》，表示愿意和安天虹服饰公司承担还款义务。2018年11月6日，刘光依据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安天虹服饰公司破产财产在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已不足以清偿优先债权，而原告的普通债权毫无清偿可能的情况下，向裕安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韦勇偿还债务，裕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皖1503民初5561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该判决已生效。在该案的诉讼中，刘光申请财产保全，该在查封中发现，就在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不久，便于2018年8月24日与第三人龚卫红签订了借款450万元、期限10年的《借款合同》，并将位于合肥市蜀山区长丰南路126号兰桂公寓地库2区1幢、2幢、3幢1-902（不动权证书号：房权证合蜀字第××）的房屋抵押给第三人龚卫红。现原告以韦勇为逃避债务，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虚假的借款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而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首先，被告韦勇与第三人龚卫红自2000年前后即发生业务关系，双方在韦勇购房期间存在大量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的相互资金往来，且数额基本持平，被告及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韦勇尚欠龚卫红借款450万元的事实；其次，韦勇所购房屋的申购权属龚卫红之父龚坤，龚卫红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韦勇签订借名购房《协议书》时已取得案涉兰桂公寓地库2区1幢、2幢、3幢1-902室的申购权，而韦勇取得申购权并与安徽省盛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27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依据2012年3月15日与龚坤签订的《申购人变更确认表》，结合本院对案涉房屋购房款交付的等所作认证，被告及第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归龚卫红所有。综上，被告韦勇与第三人龚卫红在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款数额及案涉房屋归龚卫红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以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方式将案涉房屋抵押给龚卫红，无事实依据，也有违常理及交易习惯，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为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韦勇于2018年8月24日与第三人龚卫红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 案件受理费79000元，减半收取39500元，由被告韦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祁卫东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养勇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 第十九条第一款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