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396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顾怀军，男，195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织金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候志芹，女，197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织金县。系原告顾怀军之妻。 上诉人（一审原告）：韩兵，男，199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绍娥，贵州省纳雍县王家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织金县人民医院，住所地：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425429850315D。 法定代表人：姚彬，男，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杰，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顾怀军、候志芹、韩兵因与被上诉人织金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4民初2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候志芹、韩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绍娥、被上诉人织金县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审理终结。 顾怀军、候志芹、韩兵上诉请求本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应得到支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被上诉人的医疗过错15%左右，只是一个参考依据，并非本案的定案依据。从整个案件的事实出发，上诉人毕竟是处于弱势群体。周艳于2016年7月27日进入医院待产后，经过检查胎心好，无明显头盆不称征象，拟行阴道试产。后在2016年7月29日15时25突然出现其呛咳、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全身皮肤青紫、胎心音慢、弱等情况。周艳的整个待产过程长达两天之久，在无法顺产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应该采取相关的措施。并且上诉人在这个期间曾请求被上诉人采取剖腹产的方式，但是被拒绝了。上诉人作为一个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尚且知道无法顺产的情况下应采取剖腹的方式，而被上诉人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及相关的经验，却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周艳及腹中的男婴死亡。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虽然经过鉴定被上诉人只承担15%左右的责任，但是这只是建议，并不能因此就判断被上诉人只承担15%的责任。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中明确指出，在产妇已出现严重病情的情况下,应尽快结束分娩,如先露已达“轻羊水进一步进入母体,并尽快解除胎儿宫内窘迫情形。在现场询问+2cm”,应尽快从阴道产钳分娩,减时,医方回答产钳不会。在胎头已经先露的情形下,行剖宫产取出胎儿,时间上2016年7月29日15:25产妇出现异常,15:38胎儿剖宫产娩出,其间胎儿宫内窘迫时间过长足以导致胎儿死亡。另外,把已进入阴道的胎头从阴道内拉回子宫内,对阴道的损伤难以避免。而周艳在剖宫产后持续阴道流血也证明阴道有损伤。在之前的检查中，胎儿并非死胎，就算胎儿是由于宫内窘迫死亡，也是由于医院的操作不当导致胎儿窘迫时间过长死亡。并且周艳的死亡也与这个有因果关系，在赔偿范围内也应当考虑婴儿的应赔偿的份额。3、本案没有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所以在第一时间没有将病例进行封存，给予医生篡改病例的空间，并且在庭审中出示的病例与上诉人之前所知道的不一致，在庭审中出示的病例减轻了其应当承担的责任。综上所述，本案案件是由于被上诉人的判断失误及操作不当导致的，其过错不仅仅只是15%，而一审法院仅仅判决被上诉人只承担15%的责任，其判决不能使上诉人服判，也没有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被上诉人县医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医院本身具有诊疗资质，且诊疗行为得当，基于平息纠纷的考虑，医院没有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且上诉人也没有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一审法院把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正确。 一审原告顾怀军、候志芹、韩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598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顾怀军、候志芹夫妇共生育子女三人，其中周艳为长女。2016年，周艳与韩兵按地方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生活。2016年7月27日21时10分，周艳怀孕后入县医院待产。该院诊查记录记载，“停经39﹢3W，阵发性腹痛10﹢小时”，经查胎心音好，无明显头盆不称征象，拟行阴道试产。2016年7月29日01时00分，出现规律宫缩，30秒/5-6分钟，胎心音好，142次/分，阴道无流血、流液。7月29日03时00分，宫口开大4﹢cm,宫缩30秒/6-7分钟，胎心音好，136次/分，考虑宫缩弱，予破膜加强宫缩。于宫缩间歇期人工破膜，流出清亮羊水约100ml，胎心音140次/分，继续观察胎心音及宫缩情况。破膜后1小时宫缩加强为30秒/5-6分钟，继续观察胎心音、宫缩及产程进展情况，持续胎心音监护，持续低流量吸氧。7月29日14时30分宫口开全，先露头“0”，胎心音监护显示胎心音130次/分。患者自觉胎动好，无头昏、眼花、心慌、胸闷，无恶心、呕吐等不适。患者于7月29日15时25分突然出现呛咳、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全身皮肤青紫，胎心音慢、弱，80-102次/分，宫缩35秒/2-3分钟，先露高低﹢2cm，胎膜已破，心电监护显示：血压80/50mmHg，脉搏121次/分，呼吸32次/分，氧饱和度76%，考虑“急性羊水栓塞，胎儿窘迫”，立即面罩吸氧，请示业务院长，呼救该院急救小组、新生儿科及麻醉医师到场参加抢救。考虑“急性羊水栓塞，胎儿窘迫”，同时将病情告知家属，下病危于患者家属手中，签订相关协议书，立即行急性剖宫产术结束分娩。7月29日15时30分，就地于分娩室消毒铺敷后，行剖宫产术，见II度污染羊水溢出，按LOA分娩机转助娩一男婴，婴儿娩出无呼吸、无心率，立即断脐交台下新生儿科主任抢救处理。术后观察20分钟，挤压宫底，阴道内有活动性出血，量约200ml，见凝血块，予宫腔水囊压迫止血，接引流袋继续观察宫腔内出血情况。观察30分钟，阴道内有持续性活动性不凝血流出，考虑羊水栓塞致DIC，行子宫切除。7月30日9时30分腹部B超回示：1、腹腔积液并凝血块形成可能，2、盆腔正中等回声团块，血肿？3、胆囊壁水肿。后周艳转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ICU病房救治，于2016年8月4日10时35分，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羊水栓塞？死亡诊断：多器官功能衰竭；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子宫切除术术后；羊水栓塞？G1P1孕39﹢3WLOA剖宫产；内侧髋内动脉造影术﹢出血血管栓塞术后；低血糖。前述相关医疗手术施行前，县医院及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已就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向三原告进行了告知。2016年8月10日，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周艳死亡情况行病理解剖，鉴定意见为：周艳因羊水栓塞致休克、凝血功能障碍并继发肺部感染等，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死亡；2016年8月11日，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周艳之子行病理解剖，鉴定意见为：周艳之子符合因胎儿宫内窘迫死亡。诉讼过程中，经三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就该次事故县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及其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11月25日作出复医[2018]医鉴字第68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织金县人民医院对周艳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诊疗过错与周艳死亡及周艳之子死产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2、织金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15%左右。原告因此支付鉴定费17700元。鉴定意见作出后，三原告及县医院均对鉴定意见提出补充说明申请，经一审法院指令，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5日回函，再次确认被告县医院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15%左右。另查明，周艳自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5月18日期间在贵州泊良昀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从事设计师工作，该公司住所地为贵州省××市七星关区××街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本次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项目及赔偿费用为：1、医疗费：含周艳在被告县医院和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疗、救治产生的费用，以原告实际交纳的73.50元及县医院实际垫付交纳的确定，为73.50+29584.31（县医院诊疗费用）+82571.69（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治费用）=112229.50元（含原告在县医院预交的2000元、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预交的24000元）；2、丧葬费：参照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35897元（71795÷12×6）；3、死亡赔偿金：参照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的标准计算二十年，为631840元（31592×20）；4、交通费：以法庭核实的412元计算；5、住宿费，以法庭核实的1475元（395+1080）计算；6、运尸费及担架费120元；7、鉴定费：含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的死因鉴定费用18000元、法医参与尸检的4000元和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的费用17700元，共计39700元；8、救护车费2000元；9、病历复印费720元。前述9项费用合计824393.50元。10、精神抚慰金：根据周艳及其子死亡致原告遭受重大精神痛苦，应当给予原告相应的精神抚慰，结合一审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为50000元。上列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中，县医院垫付的医疗费58571.69元（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治费用）、18035.05元（县医院诊疗费用，已扣除医疗保险应当报销的部分），鉴定费22000元，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4346元（殡殓服务费3600元，孝帕、衣服费386元，停尸费、消毒费360元，该类费用属于丧葬费用，未再计入赔偿范畴），共计102952.74元。 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周艳生前因妊娠分娩入住县医院后，其与县医院之间已形成医疗服务关系，即县医院应当向周艳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尽力保障、恢复周艳健康或根治疾病，周艳应当足额支付相应医疗费用。但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及人类现有医疗水平和生命疾病的复杂性，目前，世界各国的诊疗单位均不可能全部保证在诊疗过程中不出现因诊疗行为而不能控制的意外情况，这些意外情况将可能导致患者伤残或死亡。因此，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当诊疗单位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时，才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否则，仅以医疗后果不分情形一概追究医疗单位的责任，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况且诊疗单位在处置重大疾病前也向患者亲属进行了相应的告知，明确了处置重大疾病可能存在的风险。本案中，县医院在诊疗周艳病情过程中已经向周艳亲属告知了医疗手术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其依法只对医疗行为存在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现经鉴定，被告县医院确认存在医疗过错行为，该行为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15%左右。故本次医疗损害造成的损失应参照鉴定意见由自行承担85%，县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为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县医院应赔偿此次事故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及其他费用共计824393.50元中的15%，为824393.50×15%=123659.03元，同时应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173659.03元。但支付时应扣除已垫付的102952.74元。顾怀军、候志芹作为死者周艳的父母，依法有权主张相关赔偿事宜，韩兵虽与死者周艳不是合法婚姻关系，但其与周艳已实际同居生活，并已获得周艳家人的认可，故其有权参与主张相关赔偿事宜，三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予以确认。三原告主张按照30%的参与度确认县医院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所主张对周艳之子死亡应获得相应赔偿的理由与周艳之子娩出时已系死胎，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客观实际不符，故三原告的这一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赔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顾怀军、候志芹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尚未达到法律规定的60周岁退休年龄，且也未提供二人已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他人扶养的依据，故对该请求也不予支持。县医院辩称其过错参与度不足15%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其辩称韩兵不是适格主体的理由与本案实际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织金县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顾怀军、候志芹、韩兵因周艳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运尸费及担架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73659.03元（含县医院先行垫付的102952.74元）。二、驳回顾怀军、候志芹、韩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97元，由织金县人民医院负担。 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如何确认县医院在周艳死亡事故中的赔偿责任比例。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委托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鉴定中心作出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县医院对周艳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周艳死亡及周艳之子死产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并确认该过错行为在周艳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15%左右。双方对该鉴定意见书并未提出异议。因此，该鉴定意见书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确认县医院在周艳死亡事故中的赔偿责任比例为15%符合鉴定意见书确认的县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在周艳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15%左右的结论，上诉人没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否认该判决，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97元，由顾怀军、候志芹、韩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川 审判员  张雄 审判员  徐洪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