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民终1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营业场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华南路61号。负责人：彭龙，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发，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翃，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通宝，男，1970年9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波，沿河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飞，男，1989年3月9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波，男，1991年4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沿河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遵义市永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长沙路汇川汽车城**。法定代表人：高允庭，男，1953年9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安徽省凤阳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以下简称“遵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飞、张波、杨通宝及遵义市永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达运输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627民初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遵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发、刘翃，被上诉人杨通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波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张飞、张波、永达运输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遵义保险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本案受损的挖掘机是否属于被上诉人杨通宝所有，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杨通宝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修理费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产生的修理费是否必要合理。拖车费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交通费、住宿费不是财产损失，不是交通事故导致的必要损失，不是法定赔偿项目。杨通宝主张的挖掘机营运损失，系间接损失，不属于交强险理赔范围，也不属于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理赔范围，保险公司已经向投保人依法履行了基本的法定告知义务。营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因此，本案在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说明及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停运损失应当由侵权人赔偿。受损挖掘机因在各家修理厂之间辗转，导致修理期限延长，不实的修理时间，应当扣除。一审认定停运损失计算标准每天为1100元的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通宝二审辩称，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张飞第一时间就向保险公司报案了，保险公司也派人前来定损，挖掘机属于杨通宝是事实。产生的修理费客观真实，价格合理。交通费、食宿费、营运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修理过程中，修理店由保险员安排，因更换修理店，保险公司没有尽到合理、高效、及时的义务，修理时间延长并不是因为被上诉人杨通宝的原因造成。永达运输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张飞、张波二审未作答辩。杨通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挖机修理费、运营损失等共计434,887元（第一被告在保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第三被告在保额范围外承担全额赔偿责任，第三人与第二被告、第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本案肇事车辆牌号为贵Ｃ×××**号的重型自卸货车系被告张波所有，张波于2017年6月19日与第三人永达运输公司签订了车辆挂靠合同，将该车辆挂靠并登记在在永达运输公司名下。挂靠合同签订后，永达运输公司在被告遵义保险公司给贵Ｃ×××**号货车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2017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4日，责任限额122,0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8月24日，责任限额1,000,000元）。贵州省亿万达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从2017年8月起以每月33,000元的价格租赁杨通宝的沃尔沃牌挖掘机在沿河新景路段的二级公路工程工地上进行挖掘作业。2018年6月11日，张波雇请自己的哥哥即本案张飞驾驶贵Ｃ×××**号货车在工地拉运泥土，张飞驾驶车辆在沿河县新景镇××＋300米路段倒车时，该车后部撞上停靠在路边的原告的挖掘机，造成杨通宝挖掘机受损的财产损失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沿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飞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杨通宝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张飞立即拨打了9****电话向保险公司进行出险报案，遵义保险公司委托沿河财产保险支公司处理受损挖掘机的定损理赔事宜，杨通宝遂等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定损理赔。第二日，杨通宝与张波协商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从挖掘机撞坏之日起至修好拖回为止，按照每天1,100元计算损失，如果张波有何意外，杨通宝同意按照总金额的80%计算赔偿。沿河财产保险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在10多天后才赶到新景镇事故现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一起到事故现场的还有沿河军达修理厂负责人田军，因新景当地没有可以维修挖掘机的修理厂，保险公司人员建议先将受损挖掘机运往沿河城进行维修，杨通宝、被告张飞和沿河军达修理厂负责人田军三方于2018年6月30日通过协商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将杨通宝受损挖掘机交给沿河军达修理厂修理，杨通宝不负责维修费用，张飞从2018年6月11日起到挖掘机修好拉回来止，按照每天1,100元计算损失。2018年7月2日，杨通宝请拖车将挖掘机运往沿河军达维修厂进行维修，支出运费5,150元，但军达维修厂检查过后表示没有技术能力对挖掘机进行维修，10天后，杨通宝又将挖掘机运往贵阳梓祥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进行修复，支出运费8,320元，梓祥源汽车维修公司在对杨通宝的挖掘机进行修理过程中，被告遵义保险公司又委托贵阳保险分公司代为处理定损理赔事宜，后保险公司与梓祥源汽车维修公司因维修价格和配件标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梓祥源汽车维修公司遂停止修理，杨通宝支付了梓祥源汽车维修公司维修费用30,500元，于2018年8月3日将挖掘机运往贵州瑞豪建筑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沃尔沃挖掘机4S店）进行维修，2018年10月12日挖掘机修理完毕，杨通宝自行筹款支付给贵州瑞豪建筑设备技术服务公司维修费160,897元，于2018年12月26日雇请拖车将挖掘机运回沿河新景镇，支出运费13,000元。杨通宝为到贵阳将挖掘机运回，另外支出有交通费420元，食宿费700元，张波、张飞兄弟在挖掘机维修期间，向杨通宝支付了12,000元作为维修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因过错侵害他人财产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交通事故经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杨通宝无责任。肇事车辆贵Ｃ×××**号货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张飞驾驶，但张波既是实际所有人，又是车辆营运收入的受益人，且张飞、张波兄弟二人均与杨通宝签订了对原告挖掘机进行维修并按照每天1,100元赔偿损失的协议，故张飞、张波应对杨通宝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人永达运输公司是肇事车辆贵Ｃ×××**号货车的被挂靠人，杨通宝主张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鉴于第三人并未参与贵Ｃ×××**号货车的实际经营和运行，仅仅是向张波出借公司名义并收取小额挂靠费，第三人永达运输公司应对杨通宝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由于肇事车辆贵Ｃ×××**号货车在被告遵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故遵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三者险理赔范围、责任限额内首先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超出部分及理赔范围之外的部分再由张飞、张波和第三人永达运输公司按相应责任予以赔偿。杨通宝主张挖掘机修理费191,397元，与查明事实一致，该院予以认定；杨通宝主张拖车费（运费）26,470元，与查明事实一致，该院予以认定；杨通宝主张交通、食宿费1,420元，根据杨通宝提供的费用票据，其中一张显示金额为300元的POS机小票，其产生时间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关于交通、食宿费，该院仅认定1,12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杨通宝主张停运期间损失215,600元（起止时间为2018年6月11日至2018年12月27日），但从事故发生日至挖掘机修理完毕运回新景镇，期间6个月的时间并不都是在进行挖掘机维修，拖延如此之久，除了遵义保险公司未能及时出险定损，之后保险公司又因维修价格和配件更换问题拒不支付维修费导致杨通宝无法及时对挖掘机进行维修和提车原因外，杨通宝自己怠于将车辆送修理厂进行及时维修，修理完毕后未及时运回也占一定因素。结合查明的挖掘机修理过程和挖掘机受损之前的日收入情况，杨通宝的停运损失为132,000元（1,100元×120日），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杨通宝各项损失共计350,987元。首先，杨通宝的直接损失218,987元应由遵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122,000元）予以赔偿，不足部分96,987元，应由遵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遵义保险公司辩称对杨通宝主张交通、食宿费用不应计算在理赔范围内，该院认为，杨通宝主张的交通、食宿费用属于直接损失，按照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合同条款，该笔费用都应计入保险理赔范围。其次，关于杨通宝的间接损失即停运损失132,000元是否属于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范围问题，遵义保险公司辩称，三者险保险条款约定该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但张飞、张波和第三人永达运输公司均主张保险公司未尽说明义务，现遵义保险公司未在指定举证期限内举证证明已尽明确说明义务，故对于被告遵义保险公司该抗辩主张，该院不予采纳，故杨通宝停运损失132,000元，应由遵义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张飞、张波主张被告遵义保险公司应在保额范围内支付12,000元给二被告，通过审理查明，张飞、张波在涉案挖掘机维修期间支付了12,000元给杨通宝，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本案一并作出处理，遵义保险公司应在赔偿给杨通宝的款项中扣除12,000元，将该12,000元直接赔付给张飞、张波。综上所述，遵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通宝维修费、运费、交通食宿费和停运损失共计338,987元（350,987元-12,000元），同时赔偿张飞、张波12,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通宝维修费、运费、交通食宿费和停运损失共计338,987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飞、张波12,000元；三、驳回杨通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11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负担3,156元，杨通宝负担755元。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原审计算此次事故造成被上诉人杨通宝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赔偿金额是否得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第二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经查，案涉被损坏的挖掘机系杨通宝向他人购买所获，一直由杨通宝占有使用。杨通宝有权向侵权人张飞、张波的保险人主张权利。此次事故造成杨通宝的挖掘机受损，产生的挖掘机修理费、施救费（拖车费），属于杨通宝的财产损失，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范围，遵义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保险人应当赔偿。事故发生后，由于遵义保险公司未积极履行挖掘机修理、定损的义务，导致挖掘机长期未能修复，导致杨通宝的挖掘机不能正常使用造成盈利损失，参照上述法律规定，遵义保险公司应当赔偿因挖掘机不能正常使用盈利（6个月）的财产损失。一审法院参照杨通宝租赁挖掘机的租金计算损失，同时考虑到其自身未积极履行避免损失扩大的过错因素，酌情按照4个月正常修理期每月租金33,000元计算损失，合法合理，并无不当。因事故发生后，遵义保险公司并未派员亲自处理杨通宝挖掘机修理事宜，杨通宝自行参与挖掘机修理过程的运送等事宜，所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均属于因维修机械设备所产生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由保险公司承担，并无不当。遵义保险公司反驳认为，杨通宝修理机械设备的费用不实，其中存在虚假的可能。但是，杨通宝的机械设备损坏后，先后到多家修理厂修理系客观事实，在辗转运送途中，也必然产生运输费用，杨通宝提供了修理费、运输费发票予以佐证，遵义保险公司却没有提交充分证据反驳杨通宝的费用不实。因此，遵义保险公司提出的该反驳理由不能成立。遵义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条款上，没有投保人的签名或捺印，其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向投保人尽到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条款的合理说明告知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故，其提出依照合同应免除其赔偿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遵义保险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6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 健审判员 王永生审判员 罗宇睿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向俊书记员向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