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03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法定代表人：刘文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凤琴，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里，上海申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众联纸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宝安路**div>法定代表人:赵元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征，上海宝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众联纸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28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国利公司无须赔偿被上诉人上海众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联公司）人民币（下同）356,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众联公司提前备货的责任认定有误。根据双方之间二十多年的交易模式，一直是采用订单方式进行。国利公司未曾要求众联公司提前备货，也从未发出过任何采购计划给众联公司。国利公司发出订单后，众联公司按期送货，双方结算订单货款。双方一直按此模式进行商业往来，对此众联公司在法庭上也予以认可。截止目前，双方货款已经结清，国利公司也未下过新订单。众联公司的纸箱库存系其自身经营行为，其理应对提前备货生产的经营风险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提前备货的责任在国利公司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众联公司损失的举证责任认定有误。国利公司从未认可过众联公司的纸箱库存数量及损失金额，但一审法院以国利公司没有参与清点数量为由，将举证责任归咎于国利公司，显属有误。众联公司在审理中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而是以销售价格计算损失，在国利公司多次否认该损失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将损失的举证责任反推给国利公司，属适用法律错误。即便众联公司存在损失，也应按其支出而非按销售价格计算损失。在众联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纸箱成本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依据已有纸箱库存数量及众联公司单方提供的销售价格认定其损失范围，严重失实，完全剥夺了国利公司的抗辩权。三、一审法院在对众联公司的合理库存认定上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众联公司有半个月的合理备货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国利公司的上诉诉请。被上诉人众联公司辩称：双方之间从来没有书面订单，而是通过电话、微信、邮件的方式进行交易。众联公司通过备货方式提供货物系双方的交易习惯。因国利公司擅自变更纸箱包装且未提前告知导致众联公司相应损失。故国利公司的上诉诉请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众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国利公司支付其：1、纸箱承揽款1,072,831.43元并提货（详见库存清单）；2、以1,063,661.93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中，众联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国利公司赔偿其纸箱加工费损失899,130.54元，同时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利息损失的计算基数为899,130.54元。国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众联公司承担1999年1月至2018年2月20日期间的年降费用2,598,422.2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众联公司（承揽人）与国利公司（定作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即建立交易往来关系，由众联公司按照国利公司的要求，为其定作各种规格型号的纸箱产品，箱体上并印制“上海国利”等字样。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交易习惯为：国利公司通过电话、微信等联络方式将其需要提货的纸箱规格型号及数量通知众联公司向其指定厂区送货。一般提前一日左右通知，甚至当天通知（如，2017年8月15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9月1日，国利公司员工林某通过微信通知众联公司员工朱某当天送货，同时通知次日送货计划）；众联公司收到通知后送货，并根据每月送货情况向国利公司开具发票；国利公司核对无误后按发票金额付款（通常在开票后的第三个月月底之前）。2013年至2018年期间，双方就纸箱产品交易情况如下：2013年交易额共计10,944,419.09元，1月至12月分别为：1,214,996.60元、643,732元、1,134,782.80元、1,107,313元、829,994.40元、932,477元、901,309元、988,413.09元、859,497元、750,281元、764,402.80元、817,220.40元；2014年交易额共计6,596,600.60元，1月至12月分别为：604,989.20元、372,401.80元、406,061.20元、657,219.40元、428,585.60元、509,059.20元、710,297.40元、625,307.60元、473,878.40元、539,421元、519,232.60元、750,147.20元；2015年交易额共计7,569,883.48元，1月至12月分别为：743,214.60元、528,210.60元、641,408.88元、896,289.60元、690,723.20元、447,415.20元、743,531.20元、539,263.60元、424,875.20元、436,757元、600,182.40元、878,012元；2016年交易额共计7,747,696.60元，1月至12月分别为：780,870.20元、195,902.40元、636,725.60元、749,990.60元、625,320.80元、347,086.40元、754,035.20元、628,303.60元、650,686.40元、731,644.20元、739,076元、908,055.20元；2017年交易额共计10,234,483.75元，1月至12月分别为：992,298.40元、818,080.10元、730,643.20元、845,663.20元、693,947.20元、863,018.40元、909,813.60元、1,072,551.45元、683,480元、833,797.60元、691,478.60元、1,099,712元；2018年交易额，其中：1月为1,514,203.20元，2月（至2月20日止）为746,414.40元。就上述期间交易的纸箱产品，众联公司已开具了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利公司已付清相应款项。2013年至2018年期间，国利公司付款情况如下:2013年，12,312,779.34元；2014年，7,119,704元；2015年，7,463,732.88元；2016年，7,283,872.60元；2017年，9,988,270.95元；2018年，4,885,605.80元（其中包括：1月，付2017年10月货款833,797.60元；2月，付2017年11月货款691,478.60元；3月，付2017年12月货款1,099,712元；4月，付2018年1月货款1,514,203.20元；5月，付2018年2月货款746,414.40元）。2003年12月31日，国利公司就众联公司通过传真形式发出的纸箱产品单价调整表由王某签字后回传，该表载明各规格型号的纸箱产品均降价4%，其中包括后座（405D）纸箱，规格1380X650X310，原单价32.26元，现单价30.97元，备注（七层四拼平盖）。2016年底至2017年10月期间，众联公司数次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国利公司寄送调价函或调价通知，表示因各种生产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尤其是原纸价格，已经造成其亏损，要求所有纸箱价格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上浮，对此，国利公司采购经理鑑某在回复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对于原材料上涨导致的成本上升表示理解，但不同意调价，并希望对方本着长期合作目的对成本问题自行消化。根据双方交易期间的发票内容显示，自2003年底部分规格型号产品调价后，以下规格型号的纸箱产品含税（17%）价格为：七层1380X760X310,单价38.72元；七层1380X650X310，单价30.97元；七层1250X800X350，单价38元；七层1450X800X350，单价42元；七层1530X850X420，单价47.20元；七层1250X650X260，单价35元。2018年1月14日至2018年2月20日期间，众联公司员工朱某与国利公司员工林某之间微信沟通情况如下：2018年1月14日，林某问对方：“新厂的箱子还没到吗？”。朱某回复表示：“是不是先发老厂再去新厂把单子带去。今年你们的货真的好多，我真怕怕，我让他们走的时候650和760各备好1万（件），希望不要不够，不够我责任重大”。林某遂表示：“多备些”。朱某回复：“已经爆仓，所以你们那边的托盘要多给我点，备库估计托盘不够”。此后至2018年2月8日期间，林某频繁向朱某下单，部分要求当天送货、部分指示次日送货。2018年2月20日（年初五），林某告诉朱某：“新年好，小朱。今年工人大概要初七才陆陆续续来上班，所以你也别太操心了。赵总听说我们要用塑料箱子那个着急的，这消息确实很突然，就连我们的副总都没得到消息，这箱子还是老板亲自去了趟外地订过来的，所以没人知道他的想法，突然年前有一天东西送到我们公司了，老板才通知我们。这次我不敢保证，因为这是老板的独自行动买来的箱子，没任何人得到通知，所以很突然。而且是老板直接介入，我不知道后期他是有考虑到你们的库存，你们的库存情况已经报上去了，目前传出来的消息是先用老板订的箱子看效果怎样，后期再决定怎么包装”。2018年5月14日，众联公司员工向鑑某发送电子邮件，附件为“国利库存.docx”文件一份，邮件中提出要求对方帮忙处理纸箱库存。该附件载明：“我司与贵司合作近二十年以来，一直将国利公司视为重要供货单位。每年供货量都在不断上升，2017年为最高供货产量。为了让贵司可以第一时间拿到产品包装箱，在2017年年底过年时我司也按照历年的储备量为贵司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以便过年期间随时调遣。但是在2018年2月就突然接到贵司通知说纸箱取消供货，这对我司的打击非常大，这么多的库存何时可以消耗，所以烦请贵司能理解我司的两难，将我司现有的库存尽快帮忙解决消耗。下面是我司库存量：桑车后座七层，规格1,380X650X310，数量13,800件；桑车后背七层，规格1,380X760X310，数量11,800件；奔驰七层，规格1,250X800X350，数量4,000件；奔驰新七层，规格1,250X650X260，数量2,000件；奔驰七层，规格1,450X800X350，数量3,000件；七层，规格1,530X850X420，数量1,500件。”2018年6月5日，朱某向鑑某发送电子邮件，其中提到：“昨天刚接到贵司通知说塑料箱停止生产，我司这边接到的订单是9,200只，目前已经供货4,688只，剩余产品一半已入库一半半成品已全部到位在生产，是否将此批订单送齐后再结束，不再生产为好？”2018年7月25日，众联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元儒至国利公司，就库存问题与鑑某当面沟通。赵元儒询问对方对于大量的库存纸箱产品对方准备如何处理。鑑某表示国利公司目前不再使用纸箱，而是使用塑料箱，而且众联公司也做了一部分塑料箱，所以纸箱都要淘汰，就是打折扣也用不了。赵元儒提出异议称双方合作二十多年，为何突然纸箱说不用就不用，当时国利公司也没有提前告知。鑑某表示知道通知停用纸箱时众联公司已经存在了库存，也有过希望日后慢慢消化的想法，所以当时没有把话说死，说一定不再使用纸箱。合作多年以来，纸箱价格没有涨跌，对于库存如果众联公司可以自行消化就自行消化，国利公司无法解决。赵元儒表示纸箱产品系专门为国利公司定制，无法他用，哪怕打折，在一个月内将库存使用掉。鑑某否决了该提议，并提到，众联公司目前肯定会有亏损，但很难说之后也许会再用回纸箱，双方可能再行合作。诉讼中，众联公司确认在其自行处理了部分库存后，目前库存纸箱产品包括：规格1380X650X310，数量12,567件；规格1380X760X310，数量10,047件；规格1250X800X350，数量2,180件；规格1250X650X260，数量950件；规格1450X800X350，数量2,848件；规格1530X850X420，数量1,248件。诉讼中，一审法院指令众联公司、国利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前至众联公司处共同清点库存纸箱产品，否则视为双方确认上述库存情况。嗣后，国利公司未按指令执行清点工作。经众联公司结算，上述库存纸箱产品按照此前17%的税率计算，共计1,072,831.43元；若按照目前16%的税率折算，共计1,063,661.93元；在扣除单价运费1元后（众联公司认为成本中包含原材料、辅材、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其他费用，自2016年12月起因原材料价格上涨一直处于负利润状态，因此仅扣除运费）不含税价值，共计899,130.54元。一审法院认为，众联公司与国利公司自二十世纪末即建立交易往来关系，由众联公司根据国利公司的要求为其定作各种规格型号的纸箱产品，故双方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国利公司所辩称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该承揽合同关系真实、合法，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案事实表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国利公司通过微信等联络方式将其需要提货的纸箱产品的规格型号及数量通知众联公司，众联公司收到通知后送货并根据每月送货情况向国利公司开具发票，国利公司核对无误后按发票金额付款（通常在开票后的第三个月月底）。而且国利公司往往提前一日左右通知送货，甚至当天通知送货。根据众联公司员工朱某与国利公司员工林某的微信沟通记录显示，至少至2018年2月8日，国利公司仍在正常下单，但自2018年2月20日起，双方就纸箱产品已经终止了合作，而且是由国利公司一方在未预先告知的情况下突然单方解约，因此造成了众联公司大量库存纸箱产品积压。虽然众联公司再三请求对方给出解决方案，但国利公司终以已经更换使用塑料箱不再需要纸箱为由，拒绝作出处理。现众联公司以国利公司突然解约，造成其库存损失为由提起诉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但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国利公司的赔偿责任。首先，损失是否产生。基于国利公司提前一日左右通知送货，甚至当天通知送货的交易模式，从常理上讲，众联公司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生产任务，为了满足对方的订单要求，势必需要提前备货。事实上国利公司对于对方备货状态也是明知的，甚至提示对方备货，如，2018年1月14日两方员工微信沟通记录显示，在众联公司告知将对两个型号的产品各备货1万件时，对方提示“多备些”。因此，一旦国利公司单方解约，基于承揽合同标的物的特殊性，即造成众联公司损失产生。其次，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利公司计算，就其目前库存的纸箱产品（注：本案系争的仅为纸箱成品，不涉及塑料箱产品，半成品及原材料，双方如有争议可另案处理），按照目前16%的税率折算，共计1,063,661.93元，由于2016年12月起因原材料价格上涨，一直处于负利润状态，故其主张对方赔偿其在扣除单价运费1元后的损失（不含税）899,130.54元。同时，庭审中众联公司也提出，按照双方交易惯例，为了应对国利公司提前一日左右通知送货，甚至当天通知送货的下单状态，其通常备足一个月的货量，大约在800,000元至900,000元之间。一审法院注意到，从双方的交易情况来看，2013年交易量达到最高值；2014年交易量减少了近40%；2015、2016年较为平稳，月交易量平均在630,000余元至640,000余元之间；2017年又增加了近25%，月均交易量达到852,873.65元；2018年1月，交易量增长到1,510,000余元。同时，每年3月的交易量相比1月、2月都会有个小幅回落。因此，众联公司对于月交易量的预估是符合双方交易规律的，如果按照其备足一个月货量的说法，其库存数量（按照17%税率计算达1,070,000余元）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备货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众联公司关于交易惯例为备一个月货的说法缺乏相应依据，无证据表明双方对此达成共识。国利公司单方解约，造成众联公司库存纸箱成品损失，众联公司要求国利公司赔偿之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考量相关因素，从公平、合理的角度，一审法院认为众联公司在准备半个月货的情况下，结合其自身的生产能力，足以应对国利公司的订单需求。经结算，一审法院酌定国利公司赔偿众联公司经济损失356,000元。至于利息损失，因国利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需经由本判决生效而产生，故不予支持。关于国利公司的反诉请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就国利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二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作出判决：一、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众联纸业有限公司356,000元；二、驳回上海众联纸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4,455.48元，由上海众联纸业有限公司负担7,815.48元，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负担6,6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793.69元，由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就国利公司关于其未要求众联公司提前备货的相关上诉主张，根据双方长期以来建立的交易模式，结合常理以及双方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情况，可以认定国利公司对双方交易过程中众联公司存在提前备货的做法系明知且认可，现因国利公司未提前告知众联公司即解除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由此导致众联公司因提前备货而产生相应损失，国利公司对此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国利公司称其未曾要求众联公司提前备货，与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其次，就国利公司对众联公司提前备货损失金额所持异议，因国利公司在一审法院通知其在指定期间内与众联公司共同清点库存并明确告知其不执行该项工作后果的情况下，国利公司仍未予执行清点工作，故一审法院根据众联公司确认的库存情况、双方之间近年来的交易情况，综合考量相关因素，酌情判令国利公司赔偿众联公司提前备货损失356,000元，并就此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了充分的意见，本院对此予以认同且不再赘述。二审期间，国利公司并未提供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法院的认定，故对其上诉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国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40元，由上诉人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清审判员 张薇佳审判员 桂 佳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吴娟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