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16行初95号原告谢啟云，男，197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代理人黄波，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住所地，江津区鼎山街道平安街**。法定代表人陈革，支队长。出庭负责人段松，该支队综合大队副大队长。原告谢啟云诉被告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公安交通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谢啟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波，被告单位负责人段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5月27日21时23分许，原告谢啟云驾驶渝B×**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江津区××大桥南桥头处时，被告组织警力对往来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因原告谢啟云饮酒驾驶机动车被查获，当即由被告单位民警唐福华、陆吉对原告谢啟云发出编号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该凭证错误地把原告谢啟云驾驶车辆牌号填写为:渝B×**，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次日，原告谢啟云到被告单位执法室接受处理时，仅有一名未佩戴人民警察标志的女性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信息采集等调查取证工作。严重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等规定，程序违法。2019年6月11日，被告作出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仍然错误地将原告谢啟云驾驶车辆牌号填写为渝B×**。综上，由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提交如下的证据：1、行驶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车辆号牌是渝B×**。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3、光盘一张。证明被告程序违法，因为光盘中处理事务的女同志没有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无法显示其身份，光盘中另外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其佩戴的标志显示其不是人民警察，是辅助人员。同时，光盘中显示的处理事务的是两位女同志，而询问笔录中的询问人，记录人任雷洪是男性警察，因此证明被告处理程序违法。被告辩称，因谢啟云不服我支队作出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答辩如下：一、我支队经过充分调查取证，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的前提下作出此行政处罚，请求维持我支队作出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事实和证据。2019年5月27日晚，我支队勤务九大队组织警力在江津区××大桥南桥头开展交通纠违整治。当晚21时23分许，整治人员发现渝B×**号小型汽车行驶异常，正欲上前进行盘查时，渝B×**号小型汽车驾驶室下来一人试图逃跑，民警上前抓获，并将其带往检查点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经核查该人为谢啟云，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57毫克/100毫升。谢啟云在酒精呼气测试结果单上签字确认，无异议。谢啟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已构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一款，民警当场向谢啟云开具第××号《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2019年6月11日10时56分许，谢啟云到勤务九大队对上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勤务九大队两名民警按照一般程序对谢啟云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案进行办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我支队给予谢啟云罚款壹仟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并下达了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谢啟云机动车驾驶证一次记12分。谢啟云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确认。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卷、现场执法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三、原告所提异议专项答复。原告认为我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如下：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车辆牌号出现笔误后，我支队制作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行政处罚决定补正通知书(江津交巡公交补字【2019】第××号，对车牌号进行补正，补正前车牌号为渝B×**，补正后车牌号为渝B×**。补正通知书于2019年7月2日邮寄送达谢啟云。在对谢啟云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罚过程中，勤务九大队两名民警严格按照一般程序办理。综上所述，原告谢啟云违法事实清楚，我支队作出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原告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予以维持。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1、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卷（包括受案登记表、酒精呼气测试结果单、强制措施凭证、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领导审批表、处罚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证明对谢啟云的调查和处罚过程和结果都是合法的。2、行政处罚决定补正通知书。证明对存在的笔误进行了更正。3、行政处罚决定补正通知书邮寄单。证明对谢啟云进行了送达。4、法律依据。证明我们作出处罚的依据。5、现场查获谢啟云饮酒驾驶视频资料。证明原告存在酒后驾驶的行为和现场查获的情况。6、（当庭提交的）邮政改退批条；证明补正通知书送达后原告拒绝签收。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卷；案卷中所有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受案登记表、强制措施凭证、询问笔录、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均将原告驾驶的车辆号牌记载为渝B×**，与原告实际驾驶的车辆号牌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询问笔录中对原告的询问的开始时间2019年6月11日10时54分，而结束时间是2019年6月11日10时53分，这份笔录与我们向法庭提交的光盘中的内容完全不符，被告应当向法庭提交其工作人员对原告询问时的录音录像以证明被告的调查处理程序合法。2、行政处罚决定补正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缺乏相应的证据来支撑作出的补正通知。3、行政处罚决定补正通知书邮寄单；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4、法律依据；无异议。5、现场查获谢啟云饮酒驾驶视频资料。真实性无异议。6，当庭提交邮政改退批条；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行驶证复印件、2、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3、光盘一张。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并无关联，光盘的视频显示原告坐在一位女同志面前，女同志没有和原告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笔录和文书签字，可以判断这个过程并不是在处理本案中交通违法。经合议庭评议，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又不能这么证明该视频是原告在接受涉案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故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被告提交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卷中的处罚决定，证明被告作出了行政行为，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证明渝B×**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为原告；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证明其作出处罚决定书的程序、证据、依据，且真实、合法，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本院根据以上定案证据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5月27日晚，被告单位勤务九大队组织警力在江津区××大桥南桥头开展交通纠违整治。当晚21时23分许，执法人员发现原告驾驶的小型汽车行驶异常，遂将原告带往检查点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经核查，原告谢啟云的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57毫克/100毫升。谢啟云在酒精呼气测试结果单上签上了自己名字及无异议。执法民警当场向谢啟云开具第××号《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该测试结果单载明的车牌号为渝B×**。同日，被告对该案立案。2019年6月11日10时56分许，谢啟云到被告单位下属的勤务九大队，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接受处理。被告在进行调查前，向原告宣读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谢啟云在该告知书上签字。在被告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请你把事情经过说一下。答：我于2019年5月27日21时23分，驾车经过重庆市江津区××大桥南桥头时因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交巡警查到......问：你驾驶的车型、车号牌是什么？答：我驾驶的车型是小型汽车，车牌号码是渝B×**......。该笔录载明的时间是2019年6月11日10时54分至2019年6月11日10时53分(经被告解释是办案人员在电脑操作时操作失误造成）。原告在该笔录上签字。同日，被告还对原告作出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在该笔录中，被告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享有的有陈述和申辩权，原告明确不陈述和申辩，并在该笔录上签字。同日，该案承办人认为，原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对其给予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被告单位下属勤务九大队于同日作出同意对原告扣证六个月，并处罚款1000元的意见。2019年6月11日，被告作出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决定：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000元。并于同日送达原告。该决定书存根联载明车辆牌号：渝B×**（加盖有校对章），在送达原告联载明的车辆牌号：渝B×**。另查明：在本案诉讼中，被告于2019年7月1日作出江津交巡公交补字（2019）第××号《行政处罚决定补正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谢啟云：......车辆牌号一栏出现笔误，现进行补正。补正前：渝B×**，补正后渝B×**。原告拒绝签收该通知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故被告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本案中，被告在执法过程中，查证原告谢啟云的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57毫克/100毫升后，当场向谢啟云开具第××号《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在原告前往被告下属的勤务九大队，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接受处理,被告办案人员在对原告询问前，先向原告宣读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在调查了解后，对原告制作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在该笔录中，被告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享有的权利。原告明确不陈述和申辩，并在该笔录上签字。经办案人员报请所在支队批准后，于2019年6月11日，被告作出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日送达原告，其程序合法。其次，被告在执法过程中，查证原告谢啟云的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57毫克/100毫升后，且原告对该结果无异议，原告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成立。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将原告驾驶的渝B×**在其制作的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领导审批表中均写为渝B×**，是否属认定事实不清？1、在被告现场制作的酒精呼气测试结果单上载明的车牌号为渝B×**，且原、被告均一致认可2019年5月27日晚原告驾驶的车辆车牌号为渝B×**。故本院依法认定原告2019年5月27日驾驶的车辆车牌号为渝B×**。2、被告对原告作出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基于原告实施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至于原告驾驶何种车辆、车辆的车牌号是多少实际与本次处罚无直接因果关系。3、被告辩称是由于笔误造成原告的车牌号错误，理由成立，因为渝B×**与渝B×**的确外观相近，且被告事后也进行了补正，但被告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引起重视，杜绝类似问题再此发生，影响其公信力。至于原告认为询问笔录中对原告的询问的开始时间2019年6月11日10时54分，而结束时间是2019年6月11日10时53分，就以此认为被告作出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不成立。因为原告对该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该询问笔录与酒精呼气测试结果单等证据相互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原告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的事实。综上，被告作出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渝公交巡江津公交决字〔2019〕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啟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谢啟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迎春人民陪审员  程 宏人民陪审员  刘小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何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