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15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才金，男，196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户，户籍地四川省泸县，现租住于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高荣，男，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务工，户籍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现租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跃波，贵州四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黔西南州鸿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老城街**。 法定代表人:吕天姹，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飞，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新桥镇场坝组新盛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邓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增华，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隆珠，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李才洲，男，1975年12月17日生，汉族，个体户，户籍地四川省富顺县。现租住于贵州省兴义市。 上诉人李才金因与被上诉人余高荣、黔西南州鸿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建公司）、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龙公司），原审被告李才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2301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才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李才金差欠余高荣的工程款为723888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余高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李才金差欠余高荣的工程金额为1430000元错误。（一）李才金与余高荣结算单价存在错误。李才金与余高荣签订的《泥工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单价为104.8元/平方米，但双方在结算时误将单价写成112元/平方米，导致总工程款存在错误，本案应按照104.8元/平方米的单价进行计算工程款。（二）李才金与余高荣结算的工程款包含案外人陈永军施工的主体8000平方米，工程款28万元。李才金将本案S栋主楼泥工劳务分包给余高荣之前，已经分包给案外人陈永军施工，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陈永军施工部分有28万元，后才分包给余高荣施工，李才金与余高荣结算时将案外人陈永军施工部分的28万元一并结算在余高荣工程款内。（三）李才洲代李才金支付给余高荣的40万元没有包含在结算的工程款内，该40万元应从支付给余高荣的工程款中扣除。李才洲代为向余高荣支付40万元工程款时并未告知李才金，李才金对此不知情，导致李才金与余高荣结算时此款没有包含在结算款中，该40万元应当从支付给余高荣的工程款中扣除。（四）李才金确实已经向余高荣支付了2323520元工程款，应该予以扣减，李才金二审中会提交银行流水进行印证。二、鸿建公司、义龙公司也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义龙公司是本案工程的发包方，是工程的受益人，鸿建公司违法将本案工程发包给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李才金，且鸿建公司、义龙公司并未支付完工程款，故鸿建公司、义龙公司也是本案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主体。三、本案不应当计算利息。李才金与余高荣并未约定剩余工程款支付时间，也未约定逾期利息，故本案不应计算利息。 余高荣辩称，一、上诉人提出一审认定其欠付答辩人1430000元的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结算单上按照112元/平方米结算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才金在单价112元/平方米处加盖了手印，该结算单价并不存在错误；2、本案所涉S栋主楼的劳务工程全部是答辩人完成的，并不存在案外人陈永军施工8000平方米的事实，故结算款中并不包含陈永军的工程款项；3、上诉人称结算款中应包含李才洲支付答辩人的40万元工程款在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时间上说，李才洲支付40万元在前，上诉人与答辩人结算在后，且李才洲将向答辩人支付40万元一事已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在与答辩人结算时已扣除了该40万元。另，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向答辩人支付的2323520元中不包含李才洲支付的40万元。二、义龙公司作为发包人，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支付完毕本案所涉工程款，其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鸿建公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没有任何资质的个人李才洲，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鸿建公司与李才洲签订的合同无效，案涉工程已实际投入使用，验收合格，鸿建公司应承担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向答辩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另，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案涉及大量农民工工资，鸿建公司也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维持。 鸿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关于鸿建公司不向余高荣承担责任的判决结果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018年3月26日李才洲向李才金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的承诺对象只有李才金一个人，余高荣在此后在承诺书中签名，不构成债务加入，故本案中李才洲也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义龙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义龙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向鸿建公司拨付工程进度款，并不存在欠付行为。 李才洲辩称，关于我向余高荣支付的40万元，我已正式通知了李才金，而且这是万屯镇镇长陈永康亲自督促我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当时所有的班组长都在场的。我出具的承诺书只是向李才金承诺并未向本案余高荣进行承诺所以不承担本案工程款的支付。 余高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才金、李才洲、鸿建公司、义龙公司支付余高荣工程款1480000元，并从2018年9月16日起按月利率0.8%支付逾期利息到清偿之日止(到起诉之日利息为59200元)；2、判令李才金、李才洲、鸿建公司、义龙集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8日，义龙公司作为发包人，鸿建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义龙公司将义龙试验区2015年万屯镇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一标段S栋、M栋、N栋工程发包给鸿建公司施工；签约合同价（中标价）为179081990元，合同价格采用进行可调价（据实结算）的形式；工程以部分垫资方式进行施工，以栋为单位，施工过程中，经业主方、监理方、施工方共同确认后，业主方按工程进度支付款项，主体工程完工后由施工方提出申请，自申请之日起30日内由业主方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主体工程验收，验收后15日内按完成栋数支付相应进度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后付至工程款总额的80%，尾款2年内全部付清。后鸿建公司将其中的S栋分包给李才洲，李才洲分承包后将其中的劳务分包给李才金，李才金又将S栋、A-S裙楼泥工劳务分包给余高荣施工。施工过程中余高荣与李才金补签有两份《泥工承包合同》，其中李才金持有的《泥工承包合同书》约定单价104.8元/㎡，余高荣持有的《泥工承包合同书》约定单价为108元/㎡，除此之外两份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一致。余高荣施工完A-S裙楼基础部分的泥工后，经双方协商，李才金向余高荣支付了该部分的工程款60000元，后余高荣仅施工S栋的泥工劳务，A-S裙楼基础以外的泥工由李才金另行分包给他人施工。2017年1月22日，时至春节临近，包含余高荣的泥工班组在内的案涉S栋房屋工程钢筋班组、外架班组、木工班组索要工程款至李才洲处，当日，李才洲分别向前述班组组长支付有工程款，各班组组长均向李才洲出具了收款条，收款条中均注明系S栋李才洲代李才金支付的农民工资，其中李才洲向余高荣支付款额为400000元。2018年3月26日，李才洲作为承诺人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李才洲承诺劳务班组，李才金就万屯镇保障性住房S劳务分包项目承诺如下：劳务班李才金在总验收之前无条件达到交房合格之后由李才洲在验收合格之后三个月之内付清总工程量结算的95%，剩余5%待决算之后一次性付清”，李才金、余高荣等人亦在该《承诺书》下方“各班组”处签名捺印。2018年9月16日，李才金与余高荣结算并出具结算便条，载明“建筑面积33960平方米×112元/㎡，合计3803520元-借支2323520元，下欠1480000元。”结算后，李才金于2019年2月2日通过兴义农村商业银行向余高荣的尾号为50350的银行账户转款50000元。 另查明，李才洲向余高荣支付400000元后，又以银行转账、通过劳动局转款等方式向李才金陆续支付有S栋工程款，李才金亦向李才洲出具有相应收款收据。2018年11月5日，鸿建公司义龙分公司向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出具一份《委托付款书》，载明“现我单位将资金人民币300000元全部金额付至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农民工工资专户，用于发放万屯镇保障性住房一期一标S栋项目农民工工资”。关于案涉的义龙试验区2015年万屯镇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一标段建设工程，鸿建公司与义龙公司至今未办理竣工验收及审计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个人不具备承包工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无权取得建筑资质，不能承包工程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鸿建公司从义龙公司处总承包案涉工程后将S栋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李才洲，李才洲将工程劳务分包给无资质的李才金施工，李才金又将泥工分包给无资质的余高荣施工，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李才金与余高荣签订的两份《泥工承包合同》应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殊性，合同履行的过程实际是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在建筑产品的过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经履行的内容不宜适用返还的方式使合同恢复到签约前的状态，只能按照折价补偿方式处理。本案中，余高荣所施工的义龙试验区2015年万屯镇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一标段S栋泥工项目已经李才金于2018年9月16日进行结算，余高荣施工工程量为33960平方米，按112元/平方米计算，总工程款为3803520元，扣减借支款2323520元，尚欠1480000元，李才金虽认可该结算单的真实性，但辩称结算时书写单价时存在笔误，导致结算单价与其持有的与余高荣签订的《泥工承包合同》约定单价104.8元/平方米不符，从而对结算的总工程款额不予认可，并要求按合同约定单价104.8元/平方米重新办理结算。审理中，李才金、余高荣各提交一份《泥工承包合同》，除单价内容不同外，其他约定内容完全一致，但是无论两份合同对单价如何约定，双方在2018年9月16日已经办理结算并确定按112元/平方米计算工程款，该结算行为应视为双方在结算阶段对工程单价作出的变更约定，该结算结果应作为认定案涉S栋泥工劳务工程款的依据，李才金的前述辩解理由不足以推翻其本人出具的结算清单，应不予采纳。关于前述结算是否包含了李才洲代李才金支付给余高荣的400000元问题，此次支付时间产生于结算前，由于春节将至，包含余高荣的泥工班组在内的S栋钢筋班组、外架班组、木工班组因索要农民工资至李才金的上一发包人李才洲处，在此特殊情况下，无论当时是否获得李才金授权，李才洲代为向余高荣支付工程款实属客观，并无不妥之处；再结合此后至2019年2月期间，李才金还陆续从李才洲处领取工程款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可判断李才金在此期间应当知晓李才洲于2017年1月22日代其向余高荣等人支付工程款的事实，现李才金辩解办理结算时不知道前述付款行为，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加之李才金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向余高荣支付工程款的具体付款凭证，导致本院不能核实2018年9月16日结算确认的借支款2323520元详细情况，李才金应自负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综合上述分析及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可判定余高荣与李才金于2018年9月16日结算已经包含了李才洲代付的400000元，现李才金主张在结算基础上再扣减400000元的理由不足，应不予采纳。李才金提交银行转账回单、收款收据等辩称结算后支付有余高荣工程款及代余高荣向工人支付有农民工工资，余高荣对代付行为予以否认，因两份收款收据系复印件且收款人未到庭作证，不能证明该款项与本案有关联，故不予确认；结合李才洲向余高荣代付400000元的银行账号，可认定李才金于2019年2月2日向余高荣支付有50000元的事实。经扣减，李才金还应支付余高荣工程款1430000元（1480000元-50000元）。另，对于鸿建公司于2018年11月5日委托义龙新区社会事务局支付的300000元问题，因该委托书并未明确是支付给余高荣，故该款在本案中不宜处理。 对余高荣的利息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余高荣、李才金对欠付工程款利息未作约定，故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6%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确定S栋房屋具体交付时间，故从余高荣与李才金结算之日即从2018年9月16日起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经计算，2018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2月2日期间的利息为33817元（1480000元×年利率6%÷365天×139天）；此后则以尚欠工程款1430000元为基数计息。 关于本案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李才金系案涉合同相对方，应承担因本案合同无效产生的相应民事责任。李才洲于2018年3月26日向李才金、余高荣等人作出承诺，就李才金承包的劳务班组施工项目工程款支付予以承诺，该行为应属于债务加入，现余高荣要求李才洲承担支付工程款及利息责任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鸿建公司与余高荣之间并未建立合同关系，且该公司不是前述规定中的“发包人”范畴，余高荣主张鸿建公司因违法分包而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义龙公司系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其是否承担本案工程款支付责任的前提是义龙公司欠付工程款。所谓欠付，是指应付而未付，根据义龙公司与鸿建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鸿建公司以部分垫资方式承建工程，义龙公司按进度支付款项，尽管现鸿建公司尚有工程款在义龙公司处，但因案涉工程至今未竣工验收及办理审计结算，不能查明义龙公司存在应付未付工程款行为，故余高荣要求义龙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李才金、李才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余高荣工程款1430000元及利息（其中截至2019年2月2日利息为33817元，从2019年2月3日起，以尚欠工程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余高荣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52元，减半收取9326元，由李才金、李才洲负担8836元，余高荣负担490元。 二审中，李才金向本院提交支付S栋泥工班工人工资明细表一份，拟证明李才金已经向余高荣支付231200元，其支付的款项中并不包括李才洲支付的40万元。经质证，鸿建公司认为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同时该证据可以证明在本案中与余高荣存在合同关系的只有李才金一人。义龙公司的质证意见与鸿建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余高荣认为，对该份证据中的2016年2月6日、2016年5月27日、2016年5月28日（2次）、2016年6月14日、2016年7月6日的款项是余高荣向李才金聘请的施工人员支付；2016年2月4日的款项与本案无关；2018年1月10日、2018年2月15日、2016年12月16日的两次、2017年5月12日、2017年13日的款项以对方提供的转账凭证为准，若是转账凭证是转给余高荣的我方认可；2018年2月17日的三次转款是转给穆德贵、李才荣的款项余高荣不知情，不予认可；2017年5月14日、2017年6月16日，2016年4月22日转给余高荣的款项有银行转款凭证我方认可；2017年8月25日李才金代余高荣付给余伟、邓启权、朱勇、肖世海（其妻子黄学英代收）、游思利、穆德贵（李才荣代收）、李刚的款项我方认可；2018年12月22日支付给唐在荣的款项我方不知情，不予认可；2019年2月3日支付给穆德贵的不予认可；2018年12月15日支付游思利的不予认可；对上诉人提交的其他款项认可。对于李才金提交的该份证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综合认证。 二审中，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认定李才金差欠余高荣的工程金额为1430000元及计算利息是否适当；2、鸿建公司、义龙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工程款及利息的连带支付责任。 关于案涉合同效力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的规定，鸿建公司从义龙公司处总承包案涉工程后将S栋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李才洲，李才洲将工程劳务分包给无资质的李才金施工，李才金又将泥工分包给无资质的余高荣施工，本案所涉李才金与余高荣签订的两份《泥工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认定李才金差欠余高荣的工程金额为1430000元及计算利息是否适当的问题。第一，李才金上诉提出其与余高荣约定的单价为104.8元/平方米，但结算时误将单价写成112元/平方米的理由不能成立，李才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余高荣结算时并不存在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其在书写结算单时在单价112元/平方米处加盖手印，在经办人处签名捺印，其应按照结算单上其确认的工程款数额1480000元向余高荣支付工程款项。第二，李才金上诉提出案涉结算款中包含有陈永军施工部分的280000元，但在结算单上并未注明该结算款中包含有陈永军完成的工程款，结算协议是双方就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包括工程款争议在内的所有争议一揽子最终解决的协议，由于结算的目的是最终确定因施工合同履行产生的债权债务数额，李才金在与余高荣结算时并未在结算协议中注明结算款项包含陈永军完成的部分，且李才金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李才金上诉提出，李才洲代李才金支付给余高荣的400000元没有包含在结算的工程款内，该400000元应从支付给余高荣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为证明该主张，李才金二审中向本院提交李才金向本院提交支付S栋泥工班工人工资明细表一份，经质证，余高荣认为，该份证据中的2016年2月6日支付的30000元、2016年5月27日支付的178000元、2016年5月28日分别支付的8200元和5000元、2016年6月14日支付的20000元、2016年7月6日支付的100000元共计341200元是余高荣代李才金向李才金聘请的施工人员支付，余高荣不认可收到上述款项；2016年2月4日向许生秀支付的90000元与本案无关；2018年2月17日的三次转款是转给穆德贵、李才荣的款项共计110100元余高荣不知情，不予认可；2018年12月22日支付给唐在云的21600元不知情，不予认可；2019年2月3日支付给穆德贵的174100不予认可；2018年12月15日支付给游思利的40000元不予认可。在余高荣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代李才金向李才金聘请的施工人员支付341200元工程款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李才金于2016年2月6日、2016年5月27日、2016年5月28日、2016年6月14日、2016年7月6日共计向余高荣支付的341200元，余高荣已实际收到。李才金向案外人许生秀、穆德贵、李才荣等人支付的工程款，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是在余高荣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支付，余高荣不予认可，故该部分工程款并不能认定为李才金已向余高荣支付，该部分款项共计为435000元，故对于李才金提出其向余高荣支付的款项2323520元不包含李才洲已支付的400000元，因李才金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另，李才洲代李才金向余高荣支付400000元，是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付的农民工工资，且李才洲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其向李才金告知了代其向余高荣支付400000元一事，李才洲代为支付的时间是2017年1月22日，本案李才金与余高荣结算时间是2018年9月16日，李才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从事建筑行业一定时间，其在与余高荣结算时，不可能在明知李才洲已代其向余高荣支付400000元的情况下，而未扣减该400000元，重复计算该400000元工程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以2018年9月16日李才金向余高荣出具的结算便条，结合之后李才金向余高荣支付工程款50000元的事实，认定李才金差欠余高荣的工程金额为143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是否应支持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按照年利率6%计息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鸿建公司、义龙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工程款及利息的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本案所涉的《泥工承包合同》及结算协议系李才金以个人名义与余高荣签订并结算，未加盖鸿建公司的公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主体是李才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李才金主张由鸿建公司承担本案工程款的连带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义龙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鸿建公司与义龙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鸿建公司以部分垫资方式承建工程，义龙公司按进度支付款项，本案所涉工程尚未竣工验收进行审计结算，尚不能确定义龙公司是否欠付案涉工程款，故李才金主张义龙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中李才洲是否应与李才金共同承担案涉工程款的支付责任问题，根据李才洲于2018年3月26日向李才金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本人李才洲承诺劳务班组李才金就万屯镇保障房S栋劳务分包项目承诺如下：劳务班李才金在总验收之前无条件达到交房合格之后由李才洲在验收合格之后三个月之内付清总工程量结算的95%，剩余5%待决算之后一次性付清”，李才金、余高荣等人亦在该《承诺书》下方“各班组”处签名捺印。该承诺书各班组签名捺印是在承诺人李才洲签名捺印下方签名，且该承诺书并未明确向各班组作出具体承诺，仅是针对李才金作出承诺。在李才洲向李才金作出该承诺时，李才洲与李才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能确定，李才金与余高荣并未结算，李才金与余高荣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亦不明确，一审认定李才洲作出的该承诺构成债务的加入不当，但基于李才洲在本案一审判决后并未提出上诉，故视为其对自己的权利进行的处分，本院不再进行改判。 综上所述，李才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62元，由上诉人李才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慧兰 审判员  刘金洲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岑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