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4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科技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双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琴，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生，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创兴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科技经济园齐云路**。法定代表人：杨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远忠，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阳，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合肥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经济开发区花园大道**互联网产业园**楼**法定代表人:崔雪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仁宝，安徽远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创兴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公司）、合肥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皖0191民初2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智赫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创兴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文化公司不具有代理权限，智赫公司未追认，故而《解除合同协议书》对智赫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第一款之规定,结合一审提交的《委托合同书》及《承诺书》，文化公司不具有解除合同的代理权限，故而《解除合同协议书》对智赫公司不产生解除效力。2.创兴公司明知文化公司没有代理权限，仍旧与其达成《解除合同协议书》属于恶意串通，当属无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及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创兴公司明知实际承租人是智赫公司，且文化公司没有解除代理权限，依旧与其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智赫公司利益，属于无效行为。3.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符合间接代理法律关系，案涉租赁房屋发生纠纷后，智赫公司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了介入权，成为合同主体。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前提是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但本案中委托人智赫公司直接向第三人创兴公司支付押金与租金，未曾不履行合同义务，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前提未成就，故而创兴公司无选择权。一审法院认定创兴公司可以选择智赫公司或文化公司主张权利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创兴公司辩称，1.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为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依法有权经协商一致解除所签合同。智赫公司无权干涉，也不需予以追认。2.涉案《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过程中，解除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智赫公司亦参与了相关协商过程，其也同意解除合同。3.创兴公司从未认可过《委托合同书》和《承诺书》的法律效力。原租赁合同解除后，创兴公司曾与智赫公司就房屋租赁事宜进行过协商，但双方未能就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智赫公司诉称其为合同主体，不能成立。4.智赫公司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使介入权成为合同主体，系对法律条款的片面理解。该条规定了但书，即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知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系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文化公司事前、事后均未及时告知创兴公司关于智赫公司所谓的《委托合同书》、《承诺书》，故在创兴公司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该《委托合同书》、《承诺书》对创兴公司不产生约束力。文化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汤允金采取隐瞒和欺骗的办法，以文化公司的名义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后，又代表文化公司与其实际控制的智赫公司签订了所谓的《委托合同书》，文化公司后接手的负责人并不知晓该《委托合同书》形成的过程。创兴公司知晓文化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汤允金的前述行为后，即与文化公司进行交涉，明确表明不承认、不认可、不愿意与智赫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文化公司辩称，同意创兴公司的答辩意见。创兴公司从始至终均不知晓智赫公司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承租人。2017年汤允金将其所持有的文化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霍雪松时也未向受让人披露《委托合同书》、《承诺书》。文化公司认为创兴公司在知晓《委托合同书》及《承诺书》之后，有权选择与文化公司继续履行或协商一致解除涉案租赁合同。智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无效；2.创兴公司继续履行与智赫公司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2日，合肥汤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炯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书》，约定：汤炯公司拟承租创兴公司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齐云路24号房屋（院内一幢三层厂房、一幢四层住宿楼、一幢办公楼及院内所属场地等设施），委托文化公司代为承办租赁事宜。文化公司自愿接受汤炯公司的委托，代为与创兴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文化公司仅为名义承租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不享有任何权利，汤炯公司是实际承租人，对应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均有汤炯公司直接向出租人创兴公司交纳，且不因文化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变化而改变合同的全部内容。文化公司将合同及附件等材料交给汤炯公司后，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告终止，文化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汤炯公司或出租方主张任何权利，更不得以任何理由作出任何有损汤炯公司利益的行为，否则，造成的损失全部由文化公司承担。同日，创兴公司（甲方）与文化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齐云路24号院内一幢三层厂房、一幢四层住宿楼、一幢二层办公楼及院内所属场地等设施租赁给乙方办学使用和管理，租赁期限2017年3月1日至2037年3月31日止，月租金10万元，每年租金120万元（不含开票税费，税费另计），租金自2017年5月1日起计算，从2020年3月1日起每二年按照3%递增，乙方于2017年3月1以前预付保证金20万元，不计息，合同到期日全额返还。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6年5月30日，文化公司向汤炯公司出具一份《承诺函》，创兴公司与我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现我司承诺：我司仅为名义承租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不享有任何权利；该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有汤炯公司实际享有，其是实际承租人；基于该房屋的任何权利我司无权主张，且不因公司股东变化而改变本承诺的全部内容。上述承诺不可撤销。2017年2月10日，汤炯公司更名为智赫公司。2017年2月28日，智赫公司向创兴公司交纳保证金20万元，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霞出具一份《收条》：“收到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押金20万元整。”智赫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起按月将10万元的租金汇入创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霞的个人账户。2017年5月7日，汤允金与创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霞通过微信沟通，汤允金将《委托合同书》、《承诺函》发送给杨霞。创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霞得知《房屋租赁合同》是文化公司代智赫公司出面签订，实际承租人是智赫公司时，提出异议，要求汤允金作出解释，汤允金多次通过微信与杨霞协商解决，最终商定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先解除合同，再由智赫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2017年9月26日，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一致同意解除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项下的租金已结清，房屋已交付给创兴公司，双方无争议；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2017年10月26日，创兴公司向智赫公司发出《通告》：“2017年9月26日创兴公司与文化公司解除合同，请贵司两个月之内撤离。”2017年10月30日，智赫公司向创兴公司发出《回复函》：“1、2016年5月12日，文化公司与贵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文化公司代智赫公司签订的，智赫公司系实际承租人、合同相对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2、智赫公司已向贵司支付押金20万元，截止2017年11月已支付租金合计100万元，贵司也依约予以收取；3、文化公司非租赁合同的相对人，贵司与文化公司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无法律效力，贵司无权单方面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也无权要求智赫公司搬离……现贵公司在未与智赫公司协商的前提下，擅自发出限期搬离通知书，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017年12月27、2017年12月29日，创兴公司两次派员去智赫公司，要求智赫公司让房，双方发生纠纷，经合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派出所处理，告知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到相关部门解决。一审又查明，汤允金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出任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30日辞去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入职智赫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书》，以及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均属有效。文化公司不以智赫公司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创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符合间接代理法律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文化公司在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并未将《委托合同书》、《承诺函》告知创兴公司。相反，创兴公司在知道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时表示不予接受。因此，该《房屋租赁合同》对委托人智赫公司不产生直接的约束力，智赫公司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创兴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知道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实际承租人是智赫公司，并非文化公司后，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主张自己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规定，创兴公司可以选择委托人智赫公司或者受托人文化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现创兴公司在知道委托关系后选择向文化公司主张权利，要求解除合同，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自愿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智赫公司诉称文化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无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文化公司与创兴公司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的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为100元，由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对一审认定而为各方当事人无异议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涉案租赁合同履行方面分析，创兴公司确认，其对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不知情，结合一审创兴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文化公司或智赫公司在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未将《委托合同书》、《承诺函》的内容向创兴公司披露，故可以认定本案诉争租赁合同签订时，创兴公司对文化公司与智赫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行为不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依据智赫公司主张，文化公司作为受托人，接受其委托与创兴公司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的最终权益应归委托人智赫公司所有。但文化公司对委托代理行为予以否认，智赫公司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第三人创兴公司知晓智赫公司为涉案租赁合同相对人的文化公司的委托人，第三人创兴公司亦明确表示拒绝与智赫公司订立租赁合同，故对智赫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智赫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安徽智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长   海审判员 马枫蔷审判员方玮韡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吴丁蔷书记员李丽莎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