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9）最高法委赔监43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陈会才，男，汉族，1949年1月17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 委托代理人:樊则华,云南大海投资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雪山路**。 法定代表人：王进，该院院长。 申诉人陈会才因申请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丽江中院）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云委赔7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陈会才于2017年9月27日以错误执行为由向丽江中院提出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丽江中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8）云07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驳回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陈会才不服，向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其请求事项为：请求撤销丽江中院（2018）云07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依法确认丽江中院不依法追加被执行人、终结执行、不恢复执行、不排除执行妨碍、不执行合伙企业“用益物权”产生的租金、到期债权等清偿执行案款行为违法；责令丽江中院赔偿（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6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执行款本金150.5万元和（2014）丽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确认的执行款本金131.5万元，以及相应的诉讼费和利息损失，共计5851529.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其所诉丽江束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束河中心）的三个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是该合伙企业，而不是李湘群。赔偿请求人主张的是木曙东承继的合伙企业“用益物权”产生的债务。在案件执行中，其申请丽江中院追加木曙东为被执行人，执行他经营合伙企业建盖酒店形成“用益物权”产生的租金收益，但丽江中院不依法追加。赔偿义务机关将木曙东的债务担保责任与木曙东承继合伙企业“用益物权”应当承担的合伙企业法定债务的基本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混淆。其领取的（2013）丽中执字第44号案的执行案款241.5万元并不是木曙东承担的担保责任款项，而是其出租合伙企业经营资产的租金收益。且木曙东与李湘群所签《终止协议书》已被公证处撤销，但丽江中院认定转让合伙企业财产合法有效，作出赔偿决定认定木曙东承担了担保责任违背事实。丽江中院在执行过程中不排除妨碍，不执行木曙东承继的合伙企业经营资产所取得租金收益，而终结执行违法。赔偿请求人申请恢复执行，丽江中院仍不予恢复执行违法。在丽江中院终结执行案件之前，赔偿请求人向该院提交了束河中心合伙人李湘群为股东的昆明嘉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玛公司）的到期债权，即龙陵县淼源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185万元和保山市洪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169.3万元的到期债权，并提出请求执行该到期债权的申请，但丽江中院却不予执行违法。 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3日至9月3日间，束河中心（系普通合伙企业）多次向陈会才借款共计651.5万元。其中，木曙东对2012年5月3日的借款2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因束河中心未能按期归还借款，陈会才先后三次向丽江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和申请执行，具体如下： （一）丽江中院于2013年9月16日作出(2013)丽中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判令束河中心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陈会才借款200万元及该笔借款自2012年9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并判令木曙东对前述款项承担担保责任，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束河中心承担。该判决生效后，丽江中院根据陈会才的申请于2013年11月26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3)丽中执字第44号。2014年2月10日，丽江中院对该执行案件执行完毕，陈会才在该案中领取执行款241.51万元。 （二）2013年8月28日，丽江中院作出(2013)丽中民二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上诉后，该院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64号民事判决，判令束河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陈会才支付借款本金150.5万元及该款自2012年9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木曙东在该案中不承担担保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因束河中心未履行前述判决确定的义务，丽江中院根据陈会才的申请于2014年5月22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丽中执字第34号。2014年8月16日，陈会才以木曙东已成为束河中心经营资产的实际控制管理人为由请求追加木曙东为被执行人。丽江中院告知陈会才并无事实表明木曙东为本案被执行人，不予追加。 （三）2014年8月8日，丽江中院作出(2014)丽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判令束河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会才偿还借款本金131.5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8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木曙东在该案中不承担担保责任。该判决生效后，丽江中院根据陈会才的申请于2015年1月5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5)丽中执字第8号。 以上(2014)丽中执字第34号和(2015)丽中执字第8号两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因两案执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均相同，丽江中院决定并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丽江中院依法向被执行人束河中心执行事务人李湘群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其限期履行还款义务。丽江中院通过银行、房产等查询系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对陈会才提供的财产线索进行了核实。经查，被执行人束河中心、李湘群各账户均无存款，亦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束河中心已停止经营，执行事务人李湘群去向不明，原中心经营人员已解散。束河中心的经营场所已由房东租赁他人经营。鉴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和金钱执行能力，丽江中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裁定，对上述两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告知申请执行人陈会才如发现被执行人有金钱给付能力或者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经举证、查证属实后，可以申请重新立案继续执行。随后，陈会才于2016年9月20日向丽江中院提出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丽江中院审查后认为，陈会才未提供被执行人有金钱给付能力或有可供执行财产之证据，不符合恢复强制执行条件的规定，并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不予恢复执行的通知。 另查明，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束河中心成立于2008年6月18日，当时的合伙人为和能刚、潘郝萍，而束河中心所在地的房屋系和能刚、潘郝萍租赁木曙东位于白沙乡开文村东康六组的宅基地修建，主要从事酒店经营，即紫丹谷酒店。2010年12月23日，和能刚、潘郝萍将束河中心的全部资产作价320万元，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转让给李湘群。同时约定由李湘群与木曙东重新签订相关合同。李湘群和木曙东于当月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于2011年6月21日进行了公证。根据两份合同约定，由李湘群直接向木曙东支付相关租赁费用。2011年1月5日，经工商核准，束河中心登记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李湘群、李湘金、谭浩三人，李湘群为合伙事务执行人。 2013年2月2日，因束河中心与陈会才借款合同纠纷，束河中心合伙人会议形成决议，决定将中心经营权、全部经营资产无条件移交给陈会才经营抵偿借款本金、违约金、赔偿金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该决议仅有两名合伙人签名）；同月16日，束河中心单方面作出承诺，将中心经营权移交给陈会才用于抵偿400万元借款，但未办理相关证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随后，陈会才先后三次以束河中心为被告向丽江中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并形成了上述三个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 2013年11月18日，房东木曙东与李湘群签订了《终止协议书》，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该协议经丽江雪山公证处公证，后因陈会才提出异议该公证被撤销。2013年11月30日，木曙东与李湘群又达成协议，双方约定解除《土地租赁合同》，李湘群的债权债务与木曙东无关，由木曙东向李湘群支付束河中心（紫丹谷酒店）转让费326万元后，酒店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归木曙东所有。2014年1月13日，木曙东将该房屋出租给陈雪刚经营，租赁期限为20年。因木曙东系(2013)丽中执字第44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故承租人陈雪刚从应该支付给木曙东的房屋租赁费中抽出243.75万元交至丽江中院作为执行案款及执行费用，陈会才于2014年2月10日领取执行案款241.51万元。至此，丽江中院(2013)丽中执字第44号案件执行完毕，而木曙东在该案中的担保责任亦履行完毕。 2014年10月29日，陈会才就束河中心（李湘群）与木曙东签订的《终止协议书》、木曙东与第三人陈雪刚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向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民事诉讼，古城区法院审理后驳回其诉讼请求。经丽江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会才仍不服二审判决，向该院申请再审。该院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后作出(2017)云民申54号民事裁定。认为，木曙东作为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人，已通过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形式收回案涉土地，且通过支付合理对价（326万元）的方式取得在其宅基地上建盖的房屋的产权，陈会才提出对案涉土地及房产享有权利的再审理由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裁定驳回陈会才的再审申请。 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云委赔7号国家赔偿决定，对案件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1）丽江中院有无怠于执行（不排除执行妨碍）的情形存在。 2014年2月10日，丽江中院对(2013)丽中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执行完毕，陈会才在本案中已领取执行案款241.51万元。在执行(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64号民事判决、(2014)丽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两案中，丽江中院通过银行、房产等查询系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对陈会才提供的财产线索进行了核实。经查，被执行人束河中心、李湘群账户均无存款，亦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丽江中院已依法履行了执行职责，并不存在怠于执行的情形。至于赔偿请求人陈会才所称丽江中院不执行木曙东承继的合伙企业建盖酒店形成“用益物权”产生的租金收益的问题。从本案查明事实表明，丽江中院在对后两个执行案件立案之前，束河中心合伙事务执行人李湘群与木曙东签订了《终止协议书》，并将束河中心（紫丹谷酒店）的财产转让给了木曙东。之后，木曙东将紫丹谷酒店出租给陈雪刚经营。赔偿请求人陈会才还就此提出了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经三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均未支持其诉讼请求。该院民事裁定已确认木曙东作为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人，已通过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形式收回案涉土地，且通过支付合理对价（326万元）的方式取得在其宅基地上建盖的房屋的产权。因此，木曙东并非承继了合伙企业束河中心的权利义务，而是取得了在其宅基地上建盖的房屋产权，其出租紫丹谷酒店给他人经营产生的收益也并非合伙企业的租金收益。陈会才所称丽江中院不排除妨碍执行合伙企业“用益物权”产生的租金收益的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2）丽江中院不予追加木曙东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是否合法。 丽江中院在执行(2013)丽中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时，因木曙东为债务担保人，在束河中心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执行了木曙东出租给陈雪刚的租金收益241.51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在后两个执行案件中，生效裁判并未判决由木曙东承担担保责任，其不应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至于陈会才所称木曙东承继了束河中心的“用益物权”，木曙东应为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应追加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如上所述，木曙东系取得在其宅基地上建盖房屋的产权，而并非承继了合伙企业的股权和经营权。丽江中院不予追加木曙东为后两个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丽江中院终结本次执行及不予恢复执行是否合法。 丽江中院在执行(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64号民事判决、(2014)丽中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两案中，通过银行、房产等查询系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对陈会才提供的财产线索进行了核实。经查，被执行人束河中心、李湘群账户均无存款，亦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束河中心已停止经营，执行事务人李湘群去向不明，原工作人员已解散。在此情形下，丽江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终结上述两案本次执行程序，并无不当。赔偿请求人陈会才以束河中心的“用益物权”已全部转移给木曙东，且该中心仍存续为由申请恢复执行。但陈会才并未提供被执行人有金钱给付能力或有可供执行财产的证据或线索。因此，丽江中院不予恢复强制执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丽江中院有无怠于执行被执行人的到期债权的情形。 陈会才称，丽江中院未执行李湘群为股东的嘉玛公司的到期债权违法。经查，丽江中院在执行程序中，陈会才提交了对束河中心可供执行财产的说明，并提交了出借人为嘉玛公司，借款人为龙陵县淼源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借款185万元的补充借款协议，以及借款人为保山市洪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借款169.3万元的补充借款合同。上述协议或合同并非原始借款协议或合同，且后一份合同并无借款人的公司印章，协议或合同所涉债权债务未经法律程序予以确认，其真实性难以确认。再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之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嘉玛公司与丽江中院执行案件所涉被执行人束河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嘉玛公司的到期债权并非被执行人束河中心的到期债权。因此，丽江中院并不存在怠于执行被执行人束河中心到期债权的情形。陈会才的该项申请赔偿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丽江中院在执行本案所涉三个执行案件中，并不存在怠于执行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和到期债权；不予追加木曙东为被执行人，并终结两案本次执行程序及不予恢复执行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陈会才请求丽江中院错误执行赔偿的理由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丽江中院审理后作出驳回陈会才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的决定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2018)云07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 申诉人陈会才对云南高院（2018）云委赔7号国家赔偿决定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事项：依法撤销云南高院国家赔偿决定,确认丽江中院执行错误,责令丽江中院按(2014)丽中二民初字第7号、(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6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282万本金及利息（算至赔付之日）、诉讼费赔偿申诉人。主要申诉理由：（1）丽江中院执行违法。案件被执行人束河中心2011年1月5日变更登记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李湘群、谭浩（李湘群之子）、李湘金（李湘群之弟），李湘群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束河中心分次向申诉人借款共651.5万元（其中一笔200万元的借款木曙东为担保人）。2013年2月16日，李湘群承诺：“将其土地租权、房屋租赁权、中心经营权作价400万抵偿申诉人借款。同月20日，申诉人与束河中心签订《补充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将中心财产权、经营权移交给申诉人抵偿其债务，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申诉人提起民事诉讼，丽江中院(2013)丽民二初字第22号判决束河中心、木曙东清偿200万元借款连带责任（己执结）；云南高院(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64号判决：由束河中心支付借款本金150.5万元及利息；2014年8月8日，丽江中院(2014)丽中民二初字第7号判决束河中心归还陈会才借款131.5万及利息（两份判决利率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2013年11月8日，李湘群与担保人木曙东恶意串通，签订了《终止协议书》。同月30日，二人签订解除土地租赁合同。2014年1月12日，木曙东将束河中心出租给第三人陈雪刚经营，期限20年，租金2000万。至今木曙东、陈雪刚均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8月16日，申诉人申请丽江中院追加木曙东、陈雪刚为执行案被执行人，被丽江中院执行局口头告知：不追加。申诉人申请云南高院复议无果。同年9月24日，李湘群书面告知申诉人，其与木曙东签订的《终止协议书》是被其非法拘禁15天以暴力胁迫签订的。同年10月7日，申诉人向丽江中院执行局提交了李湘群和谭浩俩人开办的昆明嘉玛公司354.3万元到期债权文书原件，要求其依法予以执行该到期债权，丽江中院不依法核实、也不予执行。2015年8月4日，申诉人提起确认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追加被执行人的排除执行妨碍的诉讼。2016年1月19日，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古民二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上诉后被丽江中院(2016)云07号终字3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申请再审被云南高院驳回申请。（2）丽江中院不执行被转移的合伙企业酒店租金清偿执行案款；不执行企业合伙人出资开办的公司到期债权违法。（3）丽江中院国家赔偿决定的法律关系错误。三份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的债务是合伙企业债务，申诉人主张执行的是合伙企业建盖酒店“用益物权”出租给陈雪刚经营20年产生的2000万租金（收益），丽江中院不执行木曙东出租合伙企业“用益物权”收益违法。（4）云南高院国家赔偿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丽江中院不执行合伙企业债权、对未办理工商登记转移合伙企业财产、不排除执行妨碍违法。不追加执行第三人陈雪刚承租合伙企业财产租金清偿申诉人债务违法。云南高院不依法履行法定执行监督职责违法。申诉人三次依法申请云南高院提级执行本执行案，一次向其提出执行异议复议，一次提起恢复执行复议申请，其均没有履行法定复议职责。 本院赔偿委员会对于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调阅丽江中院(2014)丽中执字第34号、(2015)丽中执字第8号案及(2018)云07法赔1号国家赔偿案和云南高院（2018）云委赔7号国家赔偿案所有卷宗，另查明以下事实： 1.在丽江中院（2014）丽中执字第34号卷宗中，有一份2014年9月29日李湘群书写的《关于聘请樊则华担任昆明嘉玛商贸公司法律顾问情况的说明》。其中，李湘群称，“樊则华所清收的龙陵县淼源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借款185万元债权本金利息，保山市洪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169.3万元本金利息，被本人转让给债权人偿还所欠债务。” 2.在丽江中院（2015）丽中执字第8号执行卷中有一份2015年3月10日丽江中院执行局上报云南高院执行局的关于陈会才申请执行丽江束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情况报告。该报告载明，“经查询，束河中心账面上无任何存款，也无其他可执行的财产。其间，申请执行人申请将房屋出租人木曙东和束河中心执行事务人李湘群及其开办的昆明嘉玛商贸有限公司追加为被执行人，并要求执行束河中心的经营权、管理权及昆明嘉玛商贸有限公司在龙陵县淼源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保山市洪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通过审查，追加李湘群及昆明嘉玛商贸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木曙东因仅在（2013）丽中执字第44号案中承担担保责任，且已履行了担保责任，未予以追加，而昆明嘉玛商贸有限公司在龙陵县淼源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保山市洪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还款期限未到即被李湘群转让第三人抵偿个人债务。经进一步查询，追加的被执行人账户无款项。至于束河中心的经营权和管理权问题，该中心在经营期间，执行事务人李湘群以束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经营权和管理权为担保，多次以协议方式向多人借款，当事人向本院和昆明市五华区法院申请执行五案的总标的达1200万元。本案被执行人（束河中心）的经营权和管理权经多次抵押和担保，权属难以确认，且房东木曙东对此提出不予认可的异议，不能继续执行。鉴于（2015）丽中执字第08号执行案和该案同一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已将两案并案执行。” 又，本院赔偿委员会派员于2019年7月18日在丽江中院询问了陈会才的委托代理人樊则华。樊则华称，从2013年初借贷民事诉讼起诉时到2013年11月第一个生效民事判决执行案件立案，陈会才均未申请丽江中院对束河中心的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或其他诉讼保全措施。关于申诉理由中李湘群被木曙东等非法拘禁15天的陈述，问其是否报案，樊则华回答没有报案。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针对申诉人的请求，可以分别评述如下： 第一，关于陈会才申诉称丽江中院违法执行，不执行束河中心合伙人开办公司到期债权的问题。束河中心与束河中心合伙人、束河中心合伙人开办的其他公司，系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的债权，依法不能在同一执行执行程序中追加混同执行。丽江中院在本案中拒绝执行束河中心合伙人李湘群所开办公司的债权，没有错误；而且如上所述，早在昆明嘉玛商贸有限公司在龙陵县淼源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保山市洪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还款期限到来之前，该债权即被李湘群转让给了第三人抵偿个人债务。因此，陈会才该节申诉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陈会才多次提到束河中心“用益物权”的问题。经查，陈会才于2015年8月4日，提起确认（李湘群与木曙东）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追加被执行人的排除执行妨碍的诉讼。对此，2016年1月19日，丽江市古城区法院以（2014）古民二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陈会才上诉后、丽江中院（2016）云07号终字372号民事判决认为，“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涉及束河中心相关资产的权属问题。案外人和能刚、潘郝萍租赁木曙东位于白沙乡开文村东康六组的宅基地修建了束河中心的房屋，从事酒店经营。2010年12月23日李湘群以320万元的价格受让取得束河中心全部资产。同时约定由李湘群与木曙东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由李湘群直接向木曙东支付土地租赁费。束河中心登记为普通合伙企业，李湘群为合伙事务执行人。2013年2月16日，束河中心作出承诺，将经营权移交给陈会才用于抵偿400万元借款，但未办理相关证照的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1月30日，木曙东与李湘群达成协议，约定：双方解除、终止土地租赁合同，由木曙东向李湘群支付转让费326万元，酒店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归木曙东所有。付款情况有李湘群出具的支付说明、收款委托书、丽江中院执行收据等予以佐证。通过支付合理对价，木曙东已经取得了束河中心在其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所有权。同时协议解除了与李湘群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李湘群为束河中心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其处理束河中心资产的行为应当视为履行职务的行为。至此，陈会才仅凭束河中心之前作出的承诺无法对抗已经实际取得束河中心相关产权的木曙东”。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会才仍不服，向云南高院申请再审后，云南高院作出（2017）云民申54号民事裁定认为，“木曙东作为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人，已通过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形式收回案涉土地，且通过支付合理对价（326万元）的方式取得在其宅基地上建盖的房屋的产权，陈会才提出对案涉土地及房产享有权利的再审理由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裁定驳回陈会才的民事再审申请。陈会才的上述诉请均被人民法院驳回，因此，其申请追加执行陈雪刚给木曙东租金的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对其该申诉理由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陈会才申诉称云南高院赔偿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认为，丽江中院在执行本案所涉三个执行案件中，并不存在怠于执行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和到期债权；不予追加木曙东为被执行人，并终结两案本次执行程序及不予恢复执行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陈会才请求丽江中院错误执行赔偿的理由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丽江中院审理后作出驳回陈会才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的决定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云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决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赔偿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陈会才的申诉事项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陈会才的申诉。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