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77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施建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杰，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中特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诉讼代表人：山东中特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王勇，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亭，男，199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盖思琪，女，199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山东省东营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海鸣，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潍坊峡山润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娟，上海维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葛卫兵，男，196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上诉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建工）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中特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特防）、何海鸣、原审第三人葛卫兵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9）鲁0181民初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苏建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何海鸣是否违约致使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关键事实遗漏认定。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第二条记载“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丙方（何海鸣）将针对乙方（中特防公司）的债权共计捌佰万元整全部转让给甲方（上诉人）作为保证金”，但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在原审中均认可的借据记载，何海鸣享有债权的对象是杨茂德、刘爱云，而非山东中特防，即何海鸣转让给上诉人的债权是不存在的，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何海鸣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通过该协议取得对山东中特防的真实合法债权这一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审法院对这一关键事实遗漏认定。二、一审判决对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1.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记载，其性质并非债务转让协议：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第二条的记载，“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丙方（何海鸣）将针对乙方（山东中特防）的债权共计捌佰万元整全部转让给甲方（江苏建工）作为保证金。”联系该协议的名称为《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该协议的性质非常清楚，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债务转让协议。2.退一万步讲，即使《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债务转让协议，也应当解除。何海鸣并非该协议转让债权也好债务也好的合法债权人，即使该协议被认定为债务转让协议也与何海鸣无关，不论签订还是解除均不需要何海鸣同意。该协议从三方协议变成江苏建工与山东中特防的两方协议，山东中特防不同意顶抵保证金，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解除。3.《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不论按其名称认定为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还是按照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为无名合同，均应当解除。因何海鸣违约，不能提供针对山东中特防的合法有效债权，山东中特防不同意顶抵保证金，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三、一审判决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认定错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的合同目的，是守约方的合同目的，落实到本案，是站在守约方立场的上诉人的合同目的，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为解决何海鸣与山东中特防双方的债权债务问题”。上诉人的合同目的非常简单，取得对山东中特防的真实合法有效债权，并以山东中特防返还保证金的形式实现该债权。也就是说，上诉人是为了从山东中特防获取800万本息才愿意签订该协议，向何海鸣付款，现在买不到了，这个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了。四、一审判决对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认定错误。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理由有二：1.何海鸣违约，未提供对山东中特防合法有效债权。2.山东中特防不履行合同约定付款义务，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第二条记载，山东中特防按照和江苏建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直接付款给甲方（上诉人）捌佰万元整的义务，视为乙方已履行了本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山东中特防至今未履行该义务，根据山东高院的判决书记载，山东中特防也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该义务。上述两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取得山东中特防800万元本息付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五、一审判决对《债务债务转让协议》中关于借款转变为工程质量保证金的相关约定无效的认定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是为保证施工方履约的工程保证金，与原审判决中的工程质量保证金不是一回事，属于原审判决的又一个法律常识性错误。2.《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2015年3月签订的，2015年8月上诉人在山东高院起诉山东中特防时，该公司还未进入破产程序，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即原审法院论证所谓葛卫兵隐藏目的的基础就是错的。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条的规定，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返还保证金本就不在优先受偿权范围。4.退一万步讲，就算葛卫兵是想将普通借款债权置换为具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法律并不禁止在意思自治前提下将普通债权替换为优先债权，相反，提供了担保等工具供合同各方选择。根据法无禁止即可行的原则，《债权债务转让协议》顶抵保证金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原审判决认定葛卫兵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进而认定“借款不能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而转化为工程质量保证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适用法律错误，详见第七条。6.最关键的是，葛卫兵非《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方，葛卫兵在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系无权代理，葛卫兵的目的或者说动机不能等同于上诉人的目的，无权代理人和合同当事人非同一法律主体，这是原审判决的又一法律常识性错误。原审判决将葛卫兵的所谓隐藏目的与上诉人混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追加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是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本案系解除合同纠纷，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仅仅是《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上诉人的代理人，而在该协议签订时其代理属于无权代理。这点海门法院判决已经认定。葛卫兵对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原审判决结果也与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法律地位仅仅是被告何海鸣的证人。除非判决结果与葛卫兵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否则按原审判决结果来看，原审追加葛卫兵为第三人属于程序错误。2.超出本案诉请范围进行审理。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关系认定超出本案诉请的审理范围。关于上诉人与葛卫兵的关系，海门法院（2018）苏0684民初5400号案件已有认定，在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签订时系无权代理关系，详见原审判决第8页认定事实第八项。本案系合同解除纠纷，与建设施工无关，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葛卫兵的挂靠关系的认定，超出案件的审查范围，属于超裁，程序违法。且上诉人与第三人均围绕合同解除纠纷举证，亦未对双方系挂靠还是内部承包关系举证，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举证，原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简单认定双方系挂靠关系也没有事实根据。3.案件受理费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仅以解除合同为诉讼标的，不涉及争议金额或者价款的，应当按件收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前上诉人已经按原审法院立案庭的缴费通知缴纳案件受理费100元，但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被要求按标的补缴诉讼费67700元，否则就按上诉人撤诉处理。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案件受理费违反法律规定，且原审法院滥用撤诉权利，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七、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认为已经提供足够证据，所以不适用该条法律。2.《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首先，上诉人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其次，如果适用该条款，应该是整个合同无效，而非原审法院判决的部分无效。这是原审判决的又一法律常识性错误。为避免出现通过法院判决“洗白”无效合同的情况，上诉人同意法院在判决或裁决前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上诉人认为，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签订时，何海鸣对自己没有针对山东中特防的真实合法有效债权是明知的，山东中特防、葛卫兵对此也是明知的，三方对工程已经交付，不具备交付保证金的情况也是明知的，且依据借据记载，杨茂德已经逾期未还款，葛卫兵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即葛卫兵应当向何海鸣还款的时候不还钱，却利用其与上诉人的关系将这笔债转给上诉人，何海鸣和山东中特防积极配合。直到海门法院案件开庭，上诉人才了解实际情况。上诉人认为山东中特防、何海鸣和葛卫兵已经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请法院依法审查确定。3.《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情形下，只有合同无效，没有部分无效。八、一审判决存在与在先判决同案不同判决的情况。1.原审法院判决与山东高院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认定相冲突，本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属于双务合同，不存在一方不履行，另一方继续履行的基础。山东高院已以判决形式确认山东中特防无需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则其他合同方也无需继续履行合同义务。2.关于2013年12月30日的收条，山东高院已经明确否认其真实性，山东中特防及上诉人也否认其真实性，原审法院却认定其是事实，并以此为由展开毫无逻辑的本院认为的论述。3.关于葛卫兵在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是无权代理，海门法院已有认定，原审法院却认为葛卫兵的行为就是上诉人的行为。九、原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与事实认定部分完全背离，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审判原则。1.事实认定借款人是杨茂德、刘爱云，一审法院认为的部分直接援引借款人是山东中特防。2.事实认定葛卫兵在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是无权代理，一审法院认为却直接将葛卫兵的行为认定为上诉人的行为。十、一审判决有违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1.本案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不是赠与协议，而一般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应当对等，遵循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上诉人付钱是为了买到等价的东西，但按照原审判决，上诉人继续履行《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却无法获得等价的东西，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根本性的违反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2.本案中何海鸣狸猫换太子，山东中特防出尔反尔，葛卫兵利用代理人身份把自己的还款责任转嫁给上诉人，三方均有过错，却让毫无过错的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也有违法律上的公平原则。因此上诉人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山东中特防辩称，管理人在审核涉案该笔债权时，财务确认杨茂德收何海鸣银行汇款475万，然就该笔债权何海鸣已在普通清算中申报。在省高院（2017年）鲁民初49号案件中，江苏建工又以该笔债权主张工程保证金，且涉案债权转让协议与管理人核实的实际交易行为不符，请求法庭对该协议进行确认及否认，管理人将依据法院判决对债权进行审核。何海鸣辩称，一、上诉人否认两被上诉人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上诉人对债权债务关系的狭隘理解。不仅仅借贷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因担保而产生的担保债务也是债务，本案中山东中特防为杨茂德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在杨茂德不能归还的情况下，山东中特防作为担保人有归还借款的义务。二、案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有名同，其标题明确，从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真实表示是债务转让协议，原审法院认定《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实质上是一份债务转让协议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该协议为无名合同，显然违背协议本身。三、案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山东中特防将债务转让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很清晰，上诉人与山东中特防之间关于债务转让的用途不属于我方的撑控范围，他们之间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不影响债务转让的成立，债务转让经债权人同意后生效，不得撤回或解除。即使上诉人与山东中特防之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与被上诉人何海鸣也无关。四、山东高院的判决虽然没有将何海鸣的借款定性为保证金，但实际上何海鸣的该笔借款已经充抵了保证金的作用。上诉人本应向山东中特防缴纳800万元的保证金，正是有了该笔借款，上诉人才没有向山东中特防缴纳该工程保证金。从这个角度看，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五、上诉人可依《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向山东中特防主张权利，要求山东中特防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1.一、二审中山东中特防对所欠债务的事实并没有否认，何海鸣向山东中特防申报债权并没有得到山东中特防的确认，说明山东中特防是认可《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债务转让的，只不过对债务转让的用途持不同意见。2.海门市法院的判决书并未按协议中的800万元判决，而是根据以借贷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判决江苏建工给付借款本金500万元加相应利息；3.山东高院的判决书中认定“何海鸣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与中特防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应当将何海鸣的借款定性为工程保证金，本案对该款项不予处理，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4.一审法院认定何海鸣和山东中特防一个借贷关系，转化为何海鸣和江苏建工、江苏建工和山东中特防两个借贷关系，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借贷的性质。借款不能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而转化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山东中特防仍然是应当最终承担还款义务的借款人，而不是应当到期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工程发包人。海门市法院、山东省高院和一审法院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实质就是债务转让协议，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上诉人应按民间借贷关系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一观点和标准都是一致的。六、葛卫兵到庭参加庭审，表明其是江苏建工的委托代理人，在总承包合同里有授权委托书，其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系有权代理，而并非上诉人主张的无权代理（海门法院审理时葛卫兵并未到庭）。一审判决揭开上诉人订立协议隐藏目的，上诉人企图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葛卫兵个人身上以规避其订立协议时隐藏非法目的。葛卫兵是上诉人授权的代理人，葛卫兵的行为就代表上诉人，这是毋容置疑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葛卫兵未作陈述。江苏建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依法解除《债权债务转让协议》；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11月5日，葛卫兵挂靠江苏建工以江苏建工的名义与山东中特防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工程名称为“创业大厦A座”，该合同有双方单位盖章，并有当时的双方法定代表人盖章，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的委托代理人签字。二、何海鸣与葛卫兵系同乡。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山东中特防缺乏建设资金不能及时向葛卫兵支付工程款，葛卫兵便向何海鸣介绍借款给山东中特防。2013年4月28日，以何海鸣为出借人，杨茂德、刘爱云为借款人，山东中特防和葛卫兵为担保人，共同向何海鸣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本单位（本人）杨茂德今借到何海鸣人民币500万元整，月利息为3%计算，本单位（本人）所借此款用于创业大厦工程周转资金，借款期限为6个月……担保责任：借款人违约由担保人无条件按期全部偿还，担保期限为本次借款全部还清为止”。2013年4月29日，何海鸣向杨茂德银行转账475万元。三、山东中特防、杨茂德共同出具一份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30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保证金捌佰万元（8000000元），2013年4月28日以何海鸣名义汇款伍佰万元整，其它现金方式支付至2013年12月30日止，合计捌佰万元整”。山东中特防与江苏建工就山东中特防开发的、江苏建工承建的“创业大厦A座”工程签订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8日”的《补充协议书》，协议中约定“由于发包方办理手续等其他原因缺资金，承包方在2013年12月31日前交发包方工程保证金捌佰万元，保证金以收据为准；到2014年3月31日前返还壹佰伍拾万元，到2014年4月30日前返还贰佰万元，到2014年5月31日前返还贰佰万元，到2014年6月30日前全部返还”。该协议有双方单位盖章，并有山东中特防的法定代表人杨茂德签字，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四、2015年3月17日，山东中特防与江苏建工签订《工程竣工移交手续》，江苏建工即日起已将工程全部交付给山东中特防，该工程竣工移交手续有双方单位盖章，并有山东中特防的法定代表人杨茂德签字，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的委托代理人签字。五、2015年3月30日，江苏建工、山东中特防、何海鸣共同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的委托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江苏建工集团未盖章）。协议约定，为解决山东中特防与何海鸣双方的债权债务问题，何海鸣将对山东中特防的债权800万元全部转让给江苏建工，作为江苏建工向山东中特防交纳的工程保证金，何海鸣不再向山东中特防主张债权，何海鸣向江苏建工直接主张债权。该协议有山东中特防单位盖章，并有山东中特防的法定代表人杨茂德签字，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的委托代理人签字（无江苏建工单位盖章），以及何海鸣签字。六、2015年8月20日，江苏建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山东中特防返还工程保证金800万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确认江苏建工集团对山东中特防所有的章丘创业大厦拍卖或折价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山东中特防辨称江苏建工未支付过工程保证金。2016年5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鲁民一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江苏建工的该项诉讼请求。江苏建工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448号民事裁定，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2018年12月6日，山东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民初49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工程保证金的具体金额，应当审查相关付款证据，不能仅依据收条确认，江苏建工没有直接向山东中特防给付保证金，何海鸣与山东中特防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从银行汇款凭证看，何海鸣于2013年4月29日向杨茂德汇款475万元，山东中特防于2013年12月30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保证金800万元，但何海鸣没有在该收条上签字确认，三方当事人直到2015年3月30日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致同意将何海鸣的钱款转化为保证金，而此时江苏建工已经向山东中特防移交了，双方的施工已经终止，不存在协商工程保证金事项的基础，同时，何海鸣已就该欠款向山东中特防申报了破产债权，并在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本案不应将何海鸣的借款定性为工程保证金，该案对该款项不予处理，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对建工集团主张返还保证金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该项诉讼请求（江苏建工未上诉）。七、2017年9月1日，何海鸣给葛卫兵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葛卫兵代表其本人参与山东中特防普通清算事宜。2017年9月6日，葛卫兵代表何海鸣向山东中特防提交债权申报表，申报债权本金为500万元，该债权申报未被山东中特防清算组确认。八、2018年8月3日，薛峰以何海鸣已将对建工集团享有的800万元债权转让给其为由提起诉讼，诉求建工集团归还借款80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9年1月7日，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684民初5400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下属项目部负责人，对外以江苏建工名义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承担债务确超出其职责范围，原属无效，但此后江苏建工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通过诉讼的形式向山东中特防主张该笔债权，系对葛卫兵的行为事后进行了追认，故葛卫兵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及协议书对江苏建工具有约束力”，判决建工集团给付薛峰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江苏建工不服提起上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性质；二、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工程质量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施工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何海鸣、山东中特防、江苏建工三方及葛卫兵对涉案借款转化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均无异议，但涉案协议签订时工程已移交，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借款抵顶既无必要，也不符合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习惯。自认制度暗含的适用前提应是诉讼程序本身具有对抗性，利益一致的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和自认，不能免除提出具体诉请或事实主张一方的举证责任。何海鸣向山东中特防法定代表人杨茂德因出借而转账的475万元发生在2013年4月28日，山东中特防、杨茂德共同出具金额为800万元的收条载明金额确定日期为2013年12月30日，即使借款本金不按475万元而以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本息数额在2013年12月30日也仅约为620万元，800万元的金额如何而来不得而知。即使山东中特防因资金困难至2015年3月30日无力偿还何海鸣的借款本息，何海鸣、山东中特防、江苏建工三方就该债务处理达成了协议，但只是由出借人何海鸣和借款人山东中特防（杨茂德）一个借贷关系，转化为出借人何海鸣和借款人江苏建工、出借人江苏建工和借款人山东中特防两个借贷关系，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借贷的性质，借款不能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而转化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山东中特防仍然是应当实际最终承担还款义务的借款人，而不是应当到期支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工程发包人。何海鸣关于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实质上是一份债务转让协议的抗辩成立，予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动机，仅仅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作为合同目的，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视为合同目的，如动机实质上为合同当事人或部分合同当事人的隐藏合同目的时，对存在此动机的当事人而言可视为合同目的。本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表面约定的是为解决何海鸣与山东中特防双方的债权债务问题，但山东中特防此时对普通债权已无力足额偿还（山东中特防现已进入破产程序），葛卫兵对山东中特防的债务履行能力显系明知，其面临的是按照连带责任保证向何海鸣承担保证责任。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的委托代理人与山东中特防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8日”的《补充协议书》，葛卫兵自述该协议中的800万元已包括何海鸣所出借的款项，但该协议涉及债务转移，何海鸣作为债权人不在协议上签字，更不是协议当事人，不符合常理。葛卫兵以江苏建工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山东中特防、何海鸣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江苏建工并未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葛卫兵签订合同的动机是欲使作为普通债权的借款债权转变为具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质量保证金，从而优先受偿，该动机若实现，葛卫兵可以达到借此摆脱向何海鸣承担借款中保证责任的目的。葛卫兵作为江苏建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2017）鲁民初49号民事案件]也提起诉讼欲实现该隐藏合同目的，在该案中，山东中特防在承认相关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也仅抗辩未实际收到工程质量保证金，双方在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诉讼程序上并未形成实质对抗。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虽没有将葛卫兵该动机作为合同目的条款化，但实质上该动机就是葛卫兵促成该合同(交易)成立的基础，该动机可视为隐藏的合同目的，系葛卫兵欲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合同隐藏目的若实现将严重损害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因此，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关于借款转变为工程质量保证金的相关约定无效，该非法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综上所述，合法借贷形成的债务可以依法转移，合同目的可以依法实现。江苏建工应当为其向葛卫兵出借资质、授权和追认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江苏建工诉求返还“工程保证金”的非法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不能成为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一审法院对江苏建工的诉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系当事人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将山东中特防对何海鸣的债务转移给江苏建工，抵作江苏建工向山东中特防支付的保证金；通过该约定可以看出，江苏建工基于其认可欠山东中特防债务的意思，同意山东中特防对何海鸣的债务转由江苏建工负担。经查，涉案2013年4月28日的借据中载明，杨茂德、刘爱云以借款人身份向何海鸣借款，山东中特防在担保人处盖章，因此根据该借据的形式记载，山东中特防对何海鸣负有担保债务；故涉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山东中特防对何海鸣的债务有基础事实。而且，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约定，江苏建工向何海鸣支付款项，抵作江苏建工应向山东中特防支付的保证金，故江苏建工向山东中特防主张返还保证金的前提是江苏建工按照《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向何海鸣支付款项。因此，江苏建工以何海鸣对山东中特防不享有债权、山东中特防不履行返还保证金义务等理由主张解除《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既不符合约定，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虽然理由欠当，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葛卫兵在《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签字，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故一审法院追加葛卫兵为第三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江苏建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上诉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