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27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川华，男，198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成军，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柏堂，男，198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聪，浙江方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川华因与被上诉人朱柏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5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川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朱柏堂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1.余川华与案外人林峰之间为场外股票融资合同关系，案涉1000万元款项为林峰指示朱柏堂支付给余川华的股票配资保证金，并非借款。案外人林峰与余川华之间系场外股票融资合同关系，林峰为融资方，余川华为配资方。2016年11月23日，余川华要求林峰补足保证金，并于13时23分向林峰提供了账号为62×××87的招商银行账户，林峰遂指示朱柏堂向余川华转款1000万元。朱柏堂分三次向余川华账户转款，三笔款项的转账时间和数额分别是：11月23日13时38分转账400万，13时40分转账550万，14时09分转账50万。余川华于13时49分向林峰发送“到账950”的信息，恰好与朱柏堂转账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案涉1000万元款项系案外人林峰支付给余川华的配资保证金。2.余川华与朱柏堂不认识，双方更未见面商谈借款事宜，不可能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1000万元借条是在余川华与案外人林峰就股票配资事宜结算完成之后，林峰安排杨雷等人非法拘禁余川华，余川华在被威胁之下按照林峰的指示所书写。朱柏堂主张双方在转账前几日通过电话联系约在咖啡店见面，应当提供通话记录或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余川华与朱柏堂是否见面商谈借款事宜是形成借款合意的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应当调取相应证据但未予调取。3.朱柏堂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虚假陈述借款事实，一审法院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精神审理本案。朱柏堂原委托代理人无法陈述借款形成过程，朱柏堂陈述的借款过程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不能采信。根据朱柏堂陈述，余川华与朱柏堂通过朋友认识，并在转账发生的前几日通过中间人约在杭州一家咖啡店见面，余川华通过手机与朱柏堂联系，双方于当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并由余川华出具了借条。但朱柏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说出介绍双方认识的中间人，丢失了与借条一同带回的协议，甚至对催款的事实陈述前后矛盾，显然不符合常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相关规定，对本案情形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一审法院仅根据借条与转账凭证认定余川华与朱柏堂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完全忽略了当事人关系因素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余川华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自身无法收集的朱柏堂与案外人林峰之间的聊天记录、朱柏堂车辆出行记录和高速缴费记录，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系适用法律错误。余川华从未将账户信息告知朱柏堂，而是通过短信的方式将收款账户发送给案外人林峰，朱柏堂系通过案外人林峰获取余川华的账户信息，且余川华在本案庭审前自始未见过朱柏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精神，一审法院应当调取上述证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 朱柏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余川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朱柏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川华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并承担自本案起诉至实际归还借款之日的迟延付款利息；诉讼中朱柏堂明确上述诉请主张的利息自2018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至款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柏堂持有余川华出具的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本人余川华借朱柏堂壹仟万元人民币”。下方还书写有余川华身份证号码。余川华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2016年11月23日，朱柏堂向余川华银行账户分别汇款400万元、550万元和50万元，合计10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并发生效力应从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两方面予以审查。其一，借条等债权凭证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一方提供充分反驳证据足以推翻借条载明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其证明力。朱柏堂现持有余川华签具的借条，该借条载明了借款人、出借人及借款金额，且余川华自认主文内容由其书写，据此应认定其向朱柏堂举债的意思表示明确。借条虽无落款时间，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因此而影响其本身的效力。余川华认为出具案涉借条是受案外人“林峰”等人胁迫，然仅凭其与案外人“林峰”之间的录音及案外人杨晓勇、付书安的情况说明等间接证据不足以证实，而余川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签写借条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应予明知，该院对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二，朱柏堂已向余川华银行账户转账合计1000万元，转账金额及交易对手均与案涉借条载明的内容一致。余川华抗辩认为该1000万元系案外人“林峰”委托朱柏堂向其支付的股票配资保证金，但未对此提供充分证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朱柏堂已就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完成举证责任，而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柏堂涉嫌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故朱柏堂要求余川华归还借款1000万元及相应逾期利息之诉请，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至于余川华申请调取朱柏堂与案外人“林峰”的微信和短信聊天记录，朱柏堂陈述其并不认识“林峰”，双方之间更无任何形式的聊天记录，且该聊天记录实际亦无法调取，该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余川华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给朱柏堂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当事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举证和质证。余川华向本院提交录音一份，述称系余川华与案外人郑晓慧之间的电话录音，以证明郑晓慧系案外人林峰的员工，是林峰与余川华之间股票配资事项的主要对接人员，郑晓慧知道余川华与林峰之间的配资关系及结算情况，但拒绝在本案中说明林峰的真实身份及配资情况。朱柏堂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不认可，是余川华用手机自行录音，通话双方的身份无法确认，音频文件有无修改及剪辑不能确认；合法性不予确认，因为如果录音中的一位是余川华，其在通话过程中陈述的内容，至少陈述的已经刑事立案以及将郑晓慧作为被告等内容，明显存在着欺骗诱导、威胁；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录音中的双方身份，以及录音中所提到的所有人物和事件，均与本案毫无关系。本院认为，依照余川华陈述，该录音系余川华与案外人郑晓慧之间的录音，但录音中对话主体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也不足以否定本案借条和银行凭证的证明力，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朱柏堂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就自身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朱柏堂为主张借贷事实，不仅提供了朱柏堂向余川华转账1000万元的银行凭证，而且提供了余川华亲笔书写的借条，借条载明了借款人、出借人以及借款金额，借贷意思表示明确，与银行凭证相互印证，能够充分证明借款事实。余川华否认该1000万元为双方借款，主张出具借条系受案外人“林峰”等人胁迫所为，但其述称的与案外人“林峰”、“郑晓慧”之间的通话录音，与“林峰”之间的短信，以及案外人杨晓勇、付书安情况说明等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受胁迫出具借条的事实，故其该项抗辩主张依据不足。而即使借款中存在“林峰”等人联络参与，也不能直接否定本案双方存在借款关系。鉴此，余川华申请调取朱柏堂与“林峰”之间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调取并无不当，且朱柏堂陈述不认识“林峰”，微信聊天记录实际亦无法调取。综上所述，余川华的上诉现缺少充分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余川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世光 审判员  黄哲锋 审判员  王晗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