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202民初893号 原告：王玉文，女，汉族，1946年6月9日生，住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远方，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吉林市松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常雨昌，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园，该公司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住所地吉林市吉林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向阳，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雯雯，吉林上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玉文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玉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远方、被告邮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园、张强，被告邮储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雯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存款损失43万元；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2015年12月10日起至2019年5月9日止利息损失20102.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三、判令被告赔偿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中国邮政公司公司吉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吉林市公司”)营业平台总部业务员为完成单位揽储任务，以单位给予10%的利息为由，发动亲友通过他到被告管理的邮政储蓄网点存款。2014年前后，原告陆续通过范延涛向被告单位管理的邮政储蓄网点存款二十余万元，范延涛每次都向原告交付盖有邮政储蓄网点业务专用章且载有与原告存款数额相符的存款余额的存折，并开具盖有被告单位发票专用章的发票。到期之后，范延涛收回存折和发票，原告也得到了相应的利息。基于对邮政吉林市分公司及其管理的邮政储蓄网点的信任，2015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原告又通过范延涛在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长江街营业所(以下简称“邮储长江街营业所)存了43万元。范延涛在该营业所为原告开了两个帐户,并将余额分别分15万元、28万元且均加盖邮储长江街营业所业务专用章的存折交给原告，还给原告开具了两张盖有邮政吉林市分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发票。然而，当原告于2016年至邮储长江街营业所取款时却遭到了被告的拒绝。此后，范延涛因集资诈骗罪被刑拘直至判刑，而被告将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推得一二净。众所周知，邮储长江街营业所原本为邮政吉林市分公司的下属单位，邮政吉林分分公司也不予承认。原告认为，范延涛系邮政吉林市分公司营业平台总部业务员，其利两个被告管理上的混乱和漏洞，以被告名义实施诈骗，原告是看到了被告开具的存折、发票、印章才基于对被告的信任而受骗，被告的管理责任和漏洞客观上为范延涛以被告的名义实施集资诈骗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便利条件，无此，则原告不可能相信他人而致财产受损。被告的管理责任与原告的财产损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在这个多因一果的侵权案件中，被告管理混乱和漏洞在三方原因中居于非此则无果的地位，故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问题，均遭推诿。无奈之下，依法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偿付原告所遭受的存款及利息损失。 邮政公司辩称，一、邮政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邮政公司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邮政公司与邮储银行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是经银监督会批准成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而邮政公司是从事邮政业务的邮政企业，不是金融机构，不能从事金融业务，不可能与原告订立储蓄存款合同。按照中国银监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部分邮政企业营业机构经过银监部门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成为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以邮储银行的名义开展业务。故代理营业机构的金融业务是邮储银行的业务而非邮政公司业务，邮政公司因没有金融业务资质而不可能与原告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范延涛不是邮储银行员工，也不是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的从业人员，其既不能代表邮储银行，也从未被邮储银行授权委托过；范延涛是邮政公司员工，但邮政公司既没有金融业务资质，也从未授权范延涛办理储蓄存款业务，范延涛的普通员工身份又不能代表公司。故其所谓“以所在银行名义高息揽储”不过是其恶意实施诈骗犯罪的手段而已，原告轻信范延涛的谎言而被骗是自己的过失而与邮政公司无关，邮政公司在管理上并无过错，既不能认定邮政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关系，也不能认定邮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根据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原告款项既未交付邮储银行也未交付邮政公司，而是交给了范延涛，是范延涛骗取了原告的款项。故原告事实上也未与邮政公司存在储蓄存款关系。3、发票是经营主体收款的凭证而不能作为“储蓄存款”凭证，这是生活中的基本常识。涉案发票从形式上看，是手写在加盖了邮政公司发票章的空白发票上的收条；从内容上看，是范延涛以自己的名义收取款项并约定利息标准等内容。该收条的收款人明确写明是范延涛本人而非邮政公司，也不是邮储银行。并且该发票为机打发票，票面明确注明“手开无效”。原告忽视自己的审慎义务、轻信存在重大疑点的发票而导致被骗，本身存在严重疏忽及重大过失。范延涛是邮政公司营业平台总部的业务员，负责的业务之一就是领取发票，向各支局、网点分发及回收。邮政公司让范延涛负责发票是正常的工作安排，本身并无过错。况且，本案涉案发票的记账联邮政公司已经收回，付款方记载为“丰满发电厂及范延涛”。范延涛采取发票联与记账联不一致（即“大头小尾”）的方式虚开发票，邮政公司是无法甄别、查验的，其恶意使用正常负责的发票进行犯罪活动是邮政公司无法预知、无法防范的，要求邮政公司承担严格的防范义务并由此认为邮政公司存在管理过错是不合理的。4、原告的存折是原告提供证件办理的。邮储银行及营业所办理存折本身并无过错，但对范延涛在零元开户的存折上“作假”行为却无法进行防范。不能由此认定邮储银行存在过错，亦不能认定原告与邮储银行及邮政公司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邮政公司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告忽视自己审慎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合理信赖，邮政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金融机构与邮政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应该懂得存款应该向金融机构而不是向金融机构以外的个人交付的常理，应该看清机打发票“手开无效”的警示，应该明白发票不是储蓄存款凭证、在机打的发票上手写的与发票使用功能不符的文字内容没有法律效力的道理。原告有多种、简单、方便的渠道去获知真实信息，以防止被骗。但原告忽视自己的审慎义务，没有采取应有的、合理的方式去核实、获知真实信息，反而轻信范延涛的谎言，违反基本常识向犯罪分子范延涛的个人账户内汇款而导致受骗，原告是有重大过失的。由于原告忽视自己审慎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不符合“合理信赖责任”的构成，故要求邮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原告损失的救济途径。船营区人民法院（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项：追缴被告人范延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28万元，…返还被害人王玉文人民币43万元。故原告的损失应通过追缴程序获得救济，其要求邮政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邮储银行辩称，一、被答辩人的损失已由刑事案件判决，应向刑事案件被告追缴并返还给被答辩人，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吉02**刑初311号）、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吉02刑终21号）已判令追缴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犯罪所得并向被答辩人返还43万元。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等相关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应在刑事诉讼中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答辩人的损失系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非法占有，在刑事判决中已经判令其返还，不应再另行通过民事案件处理。二、被答辩人的损失并非答辩人造成，答辩人就此没有过错，无论从违约或侵权角度，答辩人均不承担责任。（一）从合同角度，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建立储蓄合同关系，但答辩人开立出的存折系真实反映了实际存款金额为0元，并非43万元。在储蓄合同关系中，答辩人不存在缔约或违约过错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从侵权角度，被答辩人将43万元款项直接交付给刑事案件被告范延涛，并未交付给答辩人，答辩人开具的存折金额为0元，范延涛自行伪造了43万元存款金额。因此，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并未造成实际损害。三、范延涛向被答辩人提供的存折、发票等材料存在多处漏洞，被答辩人未做任何审查就轻易相信，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其损失不应由答辩人承担，应通过执行刑事案件判决，向范延涛追缴。根据刑事案件判决书，被答辩人自愿将43万元存入范延涛个人账户中，后范延涛在存折上存款金额为0元的下行伪造了存款金额，并给被答辩人开具了发票。按照储蓄合同交易习惯和一般常识，银行从来不会为储户开具发票，况且发票正常应为收款单位打印盖章的，不会是手写的。本案中，存折是邮储银行的、范延涛伪造的存款金额一行字迹明显模糊，发票却是邮政公司开具的，上面字迹为范延涛手写，范延涛的种种行为既不符合储蓄业务的惯例，也明显不合常理。被答辩人轻易相信范延涛，将存款存入其个人账户，对存折、发票等资料却不做任何审查，本身存在过错，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综上，被答辩人的损失系范延涛犯罪行为导致的，系被范延涛非法占有。范延涛与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劳务、雇佣等任何法律关系，答辩人既未向其出具空白合同、介绍信、授权书等文件，亦未对其作出任何委托或指示，没有任何表象足以使被答辩人合理相信范延涛有权代表答辩人，因此被答辩人的损失与答辩人不存在因果关系，答辩人亦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应通过执行刑事案件判决追缴返还。请求贵院驳回原告诉请，维护答辩人合法权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王玉文提供的发票、汇款收据、储蓄存折、（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2018）吉0204执654号执行裁定书，邮政公司提供的中国银监会（银监发（2015）49号）《关于印发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代理营业机构县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范延涛的员工信息表、发票专用章领取登记簿、国税发票收发登记台账、（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邮储银行提供的（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王玉文提供的《吉林市邮政分公司营销积分统计表》及《吉林市邮政分公司2017年7月份职工积分统计表》系打印件，对上述证据材料的来源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邮政公司提供的网络税控开票系统截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对本案事实确认如下：邮政公司设立代理营业机构办理邮储银行委托的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等商业银行有关业务。邮政公司对员工推荐客户在上述代理营业机构存款实行积分奖励政策。范延涛系邮政公司员工，工作职责包括管理邮政公司发票专用章（3）和发票等。2015年11月5日，王玉文向范延涛账户转账15万元，范延涛给王玉文出具机打发票（号码01921031）发票联，该发票手写载明“收到王玉文存款壹拾伍万元整，存期为2015年11月12日至2016年11月12日，共计一年，利率为10%，共计壹拾陆万伍仟元整。范延涛。2015年11月20日”。该发票右下角印有“手开无效”。范延涛交回邮政公司的该发票机打载明“付款方丰满发电厂经营项目国内特快专递邮费单位件数量1单价1.00金额1.00……”。王玉文向范延涛提供身份证信息，范延涛于2015年11月20日在邮政公司设立的代理营业机构吉林市长江街营业所为王玉文办理了存折，现金开户“0.00”。范延涛在该折上自行打印了“20151120现金开户150000.0020112008747”。2015年12月25日，王玉文向范延涛账户转账28万元，范延涛给王玉文出具机打发票（号码00707702）发票联，该发票手写载明“收到王玉文存款贰拾捌万元整，存期为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12月28日，共计一年，利率为10%，共计叁拾万零捌仟元整。范延涛。2015年12月28日”。该发票右下角印有“手开无效”。范延涛交回邮政公司的该发票机打载明“付款方范延涛经营项目邮费单位件数量1单价24.00金额24.00……”。范延涛于2015年12月10日在邮政公司设立的代理营业机构吉林市长江街营业所为王玉文办理了存折，现金开户“0.00”。范延涛在该折上自行打印了“20151210现金开户280000.0020112008515”。到期后，范延涛未还本付息。 另查明，吉林市船营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吉0204刑初311号刑事判决，认定范延涛吸收被害人向其付款共计531.5万元（含本案王玉文43万元），判决范延涛犯集资诈骗罪并返还被害人王玉文43万元。范延涛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018）吉02刑终21号刑事裁定，认为“上诉人范延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息为诱饵，谎称其所在单位有高息揽储业务，以向被害人出具发票、带有虚假数额的存折、许诺还本付息等手段，以委托理财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反还，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予以处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邮政公司与邮储银行对王玉文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是否具有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在行为人擅自使用单位公章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如果单位有明显过错以及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单位应当向被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范延涛系邮政公司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管理3号发票专用章的管理和使用，以及他所负责的辖区发票的领取、发放以及记账联的回收，可见范延涛享有使用涉案发票专用章的权力,同时负有正当使用涉案发票专用章的义务,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王玉文财物,私自在涉案发票上盖章的行为属于《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擅自使用单位公章的行为。邮政公司对范延涛使用发票专用章和发票的行为具有监管责任，但范延涛擅自使用单位公章邮政公司并不知情，邮政公司不构成明显过错，故王玉文要求邮政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王玉文向范延涛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委托范延涛办理邮储存折，邮储银行依法为王玉文办理存折，对该存折真实性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邮储银行的系统显示王玉文的存折上余额为0，范延涛交付给王玉文的存折上显示金额为15万元和28万元，该15万元和28万元金额系范延涛私自打印，邮储银行并不知情，且邮储银行并未收到王玉文的15万元和28万元存款，故邮储银行并不存在侵权的行为，王玉文要求邮储银行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玉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912.00元，由王玉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邵明强 审 判 员  王 慧 人民陪审员  金艳玲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