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81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玲，女，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卉，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开龙，男，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壮，四川领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邹克明，女，195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第三人：四川慧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达州市通川区翠屏路院棚巷。 法定代表人：何饶春。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国建，男，198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系四川慧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谭玲因与被上诉人张开龙、原审第三人邹克明、四川慧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开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张开龙承担。事实和理由：张开龙与谭玲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80万元仅有转账凭证，没有借款人出具的借条或借据，谭玲与邹克明、张开龙也不认识，且无任何联系，张开龙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借贷合意。事实是，张开华、朱红敏、代俊利、朱兵分别向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共计4000万元，四人分别与慧立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慧立公司为上述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四人共计按年2%的标准（即80万元/年）向慧立公司支付担保服务费。张开龙为4000万元向慧立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的反担保范围均包括担保服务费，本案80万元即系张开龙支付到慧立公司所持的谭玲银行卡上的担保服务费，而非张开龙向谭玲出借的款项。 张开龙答辩称：张开龙与谭玲之间存在明确的借贷合意，张开龙已向谭玲足额发放借款，双方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因借款期限较短，且碍于慧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饶春（谭玲前夫）情面，故张开龙答应向谭玲出借80万元，并委托邹克明将80万元转入谭玲账户，且转款凭证“摘要”栏明确备注“借款”，双方达成口头借款协议并实际履行；2.谭玲主张案涉款项系张开龙向慧立公司支付的担保服务费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张开龙从未向慧立公司支付过任何担保服务费，谭玲主张其系代慧立公司开卡用于慧立公司接收相关款项和转账的说法不能成立，谭玲未提交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等证据证明其系慧立公司员工。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邹克明陈述称：同意张开龙的答辩意见。 慧立公司陈述称：同意谭玲的上诉意见，张开龙转账的80万元是支付给慧立公司的担保服务费，应驳回张开龙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开龙在本案一审中起诉请求：1.判令谭玲立即向张开龙偿还借款本金8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立案之日起计至还清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谭玲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5月4日，张开龙委托邹克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谭玲80万元，《成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凭证》上载明“摘要：借款”。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成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凭证》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审理中，（一）张开龙提交了《成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凭证》，拟证明张开龙于2017年5月4日委托邹克明向谭玲发放借款80万元，该凭证上摘要部分明显备注了“借款”，张开龙、谭玲双方的借款法律关系成立。谭玲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用谭玲的名义开设的银行卡由慧立公司保管，用于慧立公司的业务开支。慧立公司是否收到该款项，谭玲不清楚；邹克明和张开龙是谁，谭玲不认识；摘要虽然写的借款，但这只是转款人单方面意思表示，不代表与谭玲达成借款的合意；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和谭玲没有关联性。邹克明对证据无异议，并陈述张开龙系其女婿，张开龙委托其转了这笔款，说张开龙有个朋友要借款。慧立公司认可转账真实，但认为这不是借款，因为张开龙于2014年在信用社借款，惠立公司提供担保，借款第一年张开龙交了担保费，每一年担保费是借款总额的3%，其后张开龙拖欠担保费，这80万元是补交其中一部分担保费。（二）谭玲提交了第一组证据，案外人张开华向开江县农村信用社贷款1000万元的借款合同和慧立公司的担保合同，拟证明张开龙向开江县信用社借款，以其弟张开华名义与信用社签订合同，并委托慧立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约定按年利率3%支付担保费，即每年30万元。张开龙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借款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并认为这是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在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中，借款主体为张开华，并非张开龙。张开龙对第一组证据中的担保合同不认可，认为该担保合同的第4条属于庭审期间加上的，与谭玲向法院提交的复印件不一致，合理怀疑谭玲及慧立公司存在伪造变造证据的情形；该证据显示的是，张开华委托慧立公司提供担保，也证实了张开龙并非此金融借款关系中的实际借款人。谭玲提交了第二组证据，张开龙及案外人创建医药公司为张开华借款提供反担保的合同2份、股权质押担保合同1份、不可撤销保证书1份，拟证明张开龙于2014年5月28日向慧立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反担保保证。两组证据共同拟证明张开龙系实际借款人，向开江县信用社借款，慧立公司提供担保；名义借款人张开华除了签字外，未提供任何自有财产担保等，也表明张开龙系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邹克明支付给谭玲的80万元系担保费，因为谭玲曾是慧立公司的员工。张开龙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反担保合同和质押担保合同不认可，认为证据应当保证其原始性，谭玲在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中关于空白部分大都没有约定，但谭玲向法院提交的原件当中却自行手动加上，且核心的关于抵押率等内容均为谭玲自行添加，该行为明显属于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依法应该予以其否定性的评价并承担不利后果；此外，张开龙在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中仅提供担保，担保形式为个人保证，并未提到有资金担保的问题；因此，谭玲主张张开龙向其转账的80万元系向慧立公司支付的担保费，与事实不符。张开龙对第二组证据中的不可撤销保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谭玲的证明目的，因为该证据仅表明张开龙作为保证人的身份，并不是实际借款人。邹克明对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张开龙一致。慧立公司对两组证据无异议，并保证其真实性，同时认为委托合同虽然是张开华到慧立公司签订的，但实际用款人是张开龙，反担保合同等证据也可以证明张开龙是实际用款人。（三）慧立公司提交张开龙以其两处房产进行反担保的不动产抵押反担保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慧立公司虽向张开华提供担保，但张开龙才是实际用款人；张开龙以其控股的创建医药公司提供反担保，也表明其系实际借款人；张开龙支付给谭玲的80万元是给慧立公司的担保费用。张开龙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慧立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反担保合同不认可，并认为其涉嫌伪造变造证据；张开龙在张开华向信用社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中，仅是担保人，无论是个人保证还是抵押保证，张开龙与张开华是兄弟关系，对其担保也是情理之中。谭玲对证据无异议。邹克明的质证意见与张开龙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张开龙委托邹克明向谭玲转款8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借款还是支付担保费存在争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张开龙委托邹克明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的80万元于2017年5月4日到达谭玲的账户时，可以视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即双方借款关系成立；而谭玲抗辩该款项系张开龙偿还慧立公司的担保费，张开龙系慧立公司担保的金融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但其举证不能证明该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谭玲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确认诉争的80万元系张开龙向谭玲的借款，现张开龙主张谭玲偿还80万元，应予支持。 对于张开龙主张谭玲支付从立案之日起至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张开龙、谭玲虽未约定借款利息，但张开龙可主张逾期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具体以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七条，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谭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开龙返还借款8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法为：以8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11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果谭玲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减半收取5900元，由谭玲负担。 二审中，为支持其上诉主张，谭玲提交了：1.《个人借款合同》三份、《保证合同》三份、《委托担保合同》三份、《保证反担保合同》两份、《不可撤销反担保保证书》五份、《动产质押反担保合同》两份、《不动产抵押反担保合同》一份，拟证明案外人朱红敏、代俊利、朱兵向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共计3000万元，慧立公司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责任，张开龙为朱红敏、代俊利、朱兵的借款提供反担保。结合其在一审提交的张开龙为张开华1000万元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证据，张开龙转账支付的80万元系上述4000万元借款按2%标准支付的担保服务费；2.转账凭证三份，拟证明慧立公司为张开华、朱红敏、代俊利、朱兵的40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而向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保证金500万元；3.慧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饶春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张开龙指令辜建勇分四次转入80万元担保服务费至慧立公司指定账户；4.慧立公司员工董国建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张开龙指定他人将担保服务费转入慧立公司指定账户。张开龙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张开龙没有为朱兵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该组证据不具证明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具证明力；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且不具证明力。转款人和收款人均不是张开龙，张开龙从未向慧立公司或其指定的人支付过任何款项。邹克明质证称，同意张开龙的质证意见。慧立公司质证认为，对谭玲提交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张开龙提交《记账凭证》一份，载明辜建勇于2016年6月5日向谢永红转账392000元，附言“朱兵笔16-17年担保费（980万元），拟证明朱兵1000万元借款的担保服务费为19.6万元/年，而非20万元/年，谭玲主张的四笔借款担保服务费8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谭玲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能够佐证张开龙以他人名义向慧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指定的账户支付担保服务费的事实。邹克明质证认为，对张开龙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慧立公司质证认为，同意谭玲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谭玲提交的证据1、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案外人张开华、朱红敏、代俊利、朱兵与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分别向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万元，并与慧立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三份。虽然谭玲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张开龙为朱兵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反担保，张开龙在上述证据质证时也否认其为朱兵借款提供反担保，但张开龙在二审调查中又陈述“我为张开华的1000万元借款提供反担保，其他的3000万元我签了担保合同，但我未提供担保物，不认可为他们提供了反担保，其他的合同有朱兵，其他两位我记不清楚了”，故谭玲提交的证据3、4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张开龙提交的证据也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均能够证明借款人向慧立公司何饶春等相关人员转账支付过担保服务费的事实。至于上述证据对各自主张的证明力，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评述。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案外人张开华、朱红敏、代俊利、朱兵与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张开华、朱红敏、代俊利、朱兵分别向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000万元（共计4000万元），四人分别与慧立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慧立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四人按年2%的标准向慧立公司支付担保服务费。慧立公司与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慧立公司为张开华等四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张开龙为张开华、朱红敏、代俊利、朱兵的借款对慧立公司提供反担保，合同约定的反担保范围均包括担保服务费。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开龙与谭玲之间就本案款项是否成立借贷关系。现评述如下： 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张开龙委托邹克明向谭玲转款8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张开龙举示其委托邹克明向谭玲转款80万元的银行交易凭证，对其主张的借款关系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谭玲否认80万元为借款，应当首先对收到80万元款项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谭玲辩称其与张开龙不认识，与张开龙从没有达成过借贷合意，其将个人银行卡交给慧立公司使用，张开龙转账至其账户的80万元系张开龙应当支付给慧立公司的担保服务费，并提交了《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委托担保合同》《保证反担保合同》《不可撤销反担保保证书》《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不动产抵押反担保合同》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其一，谭玲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张开龙的自认能够证明慧立公司为案外人张开华、朱红敏、代俊利、朱兵在开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4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张开华等人应每年按2%的标准向慧立公司支付担保服务费（合计80万元/年），张开龙为该4000万元借款向慧立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相关反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的反担保范围均包括担保服务费等事实，张开龙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亦能证明各方约定担保服务费的事实。其二，80万元与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2%计算的年担保服务费的金额吻合。张开龙提交辜建勇19.6万元转款凭证既不能证明系支付的朱兵19.6万元/年的担保服务费，也不能证明担保服务费的金额。其三，二审庭审中张开龙不能准确辨认谁是谭玲。张开龙解释为其不认识谭玲，因谭玲系何饶春前妻，何饶春向其表达谭玲的借款需求后其碍于何的情面才答应借款给谭玲，但其说法没有得到谭玲的认可也无证据支撑。其四，张开龙主张转账支付的80万元是借款，但张开龙与慧立公司之前就已存在为他人借款担保和反担保的关系，如果何饶春代谭玲向张开龙借款，对于非亲非故仅有经济合同关系的何、张二人而言，张开龙要求素不相识的谭玲出具借条或者与谭玲签订借款合同才更符合长期经商、在商言商的风格和风险防范意识，也才能与之前的支付担保服务费支付行为相区别。其五，张开龙未能证明4000万元所对应的担保服务费已支付完毕。其六，张开龙举示的转款凭证虽备注有借款，但系单方备注，结合前述分析，不能简单以此定性款项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谭玲为反驳张开龙主张的借款事实所进行的反证只需使本证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谭玲的抗辩及提交的证据足以使人对张开龙所主张的借款关系产生合理怀疑，进而形成张开龙转款80万元极有可能系向慧立公司支付担保服务费的内心确信，张开龙所主张的借款关系已处于真伪不明不能确定的状态，谭玲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在此情况下，证明借款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张开龙，张开龙仍应就此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但张开龙不能提交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证据，仅凭转款凭证尚不能证明借款关系成立，故对张开龙要求谭玲归还借款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谭玲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在综合分析二审证据和一审证据后，本院对原判作出的借款关系成立的认定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开龙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均由张开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卫红 审判员  马 雯 审判员  聂彪峰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邓语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