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民终8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英，女，1949年9月23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灵雁，系贵州上运潇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佳睿，系贵州上运潇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小卫，男，1990年3月29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启芬，女，1982年5月2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小红，男，1977年6月19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诉人王文英与被上诉人韦小卫、韦启芬、卢小红侵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3民初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文英一审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拆除被告韦小卫现住房，将宅基地归还原告管理使用。被告韦启芬、卢小红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韦小卫、韦启芬、卢小红承担。事实及理由：王文英与已故爱人卢松华在镇宁县六马镇××村村脚有一幅祖业宅基地，面积约200平方米，约2000年，被告韦启芬与原告长子卢小红按照当地习俗办酒结婚共同生活，并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生育两名孩子，2016年，被告韦启芬瞒着原告将原告上列祖业宅基地送给其弟韦小卫修建一栋四间一层平房。原告知情后一直不同意被告的无理做法并不断向被告主张自己的权利，但二被告及其父母使用各种手段极力打压原告的主张。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如前所请。被告韦小卫、韦启芬辩称：一、原告所诉称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韦启芬与其丈夫卢小红商量后将位于六马镇××村的宅基地卖给韦小卫，韦小卫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0000元给原告之子卢小红，并有在场人鲁大坤、卢顺学在场为证；二、韦小卫购买该宅基地后，原告称一直不同意二被告的做法，并不断向二被告主张自己的权利，无任何事实依据；三、原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提起诉讼，仅是因为原告儿子卢小红与答辩人韦启芬2018年9月诉至人民法院离婚，原告心生不满，受利益驱使诉二答辩人。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自己拥有位于六马镇××村宅基地的使用权，被告卢小红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该幅宅基地是原告拥有使用权，被告韦小卫、韦启芬申请证人证明已经买下该幅宅基地并支付人民币20000元，被告卢小红庭审中确认该事实。另查明，原告所诉韦启卫实际名为韦小卫。一审认为：原告诉请被告韦小卫、韦启芬将位于六马镇××村的宅基地归还，而根据庭审查明，被告韦小卫已经支付人民币20000元给原告长子即被告卢小红，本案原告诉请实际是确认被告韦小卫与被告卢小红之间的宅基地转让无效。原告诉称2016年被告韦启芬瞒着原告将该宅基地送给其弟弟即被告韦小卫建房，自己知晓后多次阻止，庭审中表示该宅基地当时是儿子和媳妇给韦小卫，不好去干涉。庭审查明，原告王文英在2018年之前跟随被告韦启芬和被告卢小红居住，根据原告之子即被告卢小红庭审所述，卢小红所居住房屋开门就能看见该宅基地，现在中间有另一栋房屋间隔；根据被告韦小卫所述，其于2016在该宅基地上修建房屋，用时四个月。2016年被告韦小卫建房时原告跟随被告卢小红、被告韦启芬居住，2016年建房后被告韦小卫支付人民币20000元给被告卢小红用于购买该宅基地，原告称不知晓被告韦小卫是否支付人民币20000万，但被告韦小卫建房时并未阻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原告王文英与被告卢小红是母子关系，原告跟随被告卢小红共同生活，被告韦小卫购买该宅基地并建房，原告王文英却未阻止，被告韦小卫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卢小红出卖该宅基地原告知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文英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王文英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黔04**民初12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便予以调整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律程序错误。一是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实际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从本案庭审及一审判决中可以得知，上诉人起诉的是侵权纠纷法律关系，而实际诉争及一审法院审理的是买卖合同效力法律关系，二者不一致。一审法院在未予以告知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也未向双方进行法律释明的前提下，在判决书中认为“本案原告诉请实际是确认被告韦小卫与被告卢小红之间的宅基地出卖无效”，审理范围亦超出了原告诉请，由“侵权纠纷”审理变更为“买卖合同纠纷”实有不妥。二是根据上诉人一审诉请，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人民政府处理”之规定，双方就宅基地使用权属有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由政府作出确权决定，不应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管辖范围，更不应直接作出实体裁判。（二）原审法院遗漏重要当事人。首先，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按户分配使用，且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为家庭内部成员所共有，不是个人财产，当一户出现人口减少，宅基地仍是由剩余的成员共同使用，即个别家庭成员的死亡不会使家庭关系消亡，也不会产生宅基地使用权的分割问题。其次，根据上诉人通过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六马派出所依法调取的户籍变更信息显示可得知，截止至2016年建房侵权之日止，家庭户中尚有成员为“卢小红、卢锦、王文英、卢天莉、韦启芬”，若宅基地买卖合同达成早于2016年，家庭户中还可能包含成员“卢朝英”。上诉人认为，在侵权的起初，上述人员均可能与本案存有直接关系，并共同享有权利，一审法院在未予查明相关权利人或遗漏重要利害关系人的基础上，进行实体裁判尚有不妥。（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存有主观臆断性，导致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的认为上诉人王文英在韦小卫建房时未予主张权利，视为对买卖行为的认可，上诉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上诉人合法取得的相关录音证据亦可得知，上诉人曾于房屋修建完毕的二个月后向韦小卫主张权利，并要求其返还该土地，该事宜曾经过许埋村村委进行两次调解，在第一次调解中上诉人就曾表示，其不知晓土地买卖事宜，其不愿出卖相关土地。上述事实亦说明了上诉人在知晓该土地买卖事宜后曾积极主张权利，并陈述基本诉求，但一审法院在未对此进行调查的情形下，臆断性的认为上诉人因未主张权利而进行默许追认，毫无事实依据。其次，基于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被告韦小卫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卢小红出卖该宅基地原告知情。”的认为来看，系明确指出上诉人对买卖合同的默示意思表示行为，但上诉人需要强调的是，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形下，才可视为意思表示，否则不作为的默示不属于法律规定可视为意思表示的情形。再次，即便上诉人进行了追认，根据上诉人合法取得的相关录音证据也可证实，该土地买卖行为并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及备案，也未经镇宁县人民政府批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该规定应为效力性强制规定，买卖合同应亦为无效。最后，一审法院于判决中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为善意第三人，但根据上诉人通过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六马派出所依法调取的韦小卫户籍信息显示可得知，被上诉人韦小卫与王文英亦是本村村民，其姐姐韦启芬与被上诉人卢小红原亦属夫妻关系。同时，在一审法院庭审过程当事人陈述中也可得知，王文英并未收取韦小卫任何宅基地转让款，该款项均为卢小红与韦启芬收取。该上述身份关系及收款事实既证实了韦小卫主观上是否明知交易对象及交易目的，其主观交易心态可能存有恶意。换而言之，该宅基地买卖行为是否存有被上诉人卢小红与案外人韦启芬同被上诉人韦小卫通过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上诉人就不得而知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有法律程序错误、遗漏重要当事人、认定事实不清及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韦小卫、韦启芬二审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首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位于镇宁××自治县××村村脚一幅约200平米的宅基地的转让，地点在韦小卫家中，有同村村民鲁大坤、卢顺学在场为证，转让这处宅基地韦小卫一次性支付20000元给卢小红，而对于转让这幅宅基地，卢小红与其母亲之前就早已商量过，因此对于出卖位于镇宁自治县六马镇××村脚一幅约200平米的宅基地给同村村民韦小卫一事王文英是知晓的。再次，双方不存在侵权纠纷的法律关系，事实上上诉人王文英与儿子卢小红、儿媳韦启芬(卢小红的前妻)、孙子卢天莉、卢锦共同居住在一起的，王文英知道并同意转让此处宅基地的，韦小卫获得这处宅基地后，开挖宅基地的过程中，王文英还在此处宅基地上打零工，帮助韦小卫修建房屋屋基的事实。最后，双方并不存在土地权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答辩人通过向同村村民转让后取得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同经过农村集体组织同意，应当认定有效。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的指导，此处宅基地的转让具有法律效力，答辩人韦小卫是本村村民，且与父母分家，面临娶妻暂无住房的情况，而让与人除了上诉人王文英与儿子卢小红、儿媳韦启芬(卢小红的前妻)、孙子卢天莉、卢锦共同居住在一起的老宅外，还有转让给答辩人韦小卫的宅基地，切实向集体组织成员以内的人转让，征得村集体的同意。且上诉人王文英与儿子卢小红、儿媳韦启芬(卢小红的前妻)、孙子卢天莉、卢锦共同居住在老宅里，打开房门便可看到此处转让的宅基地，卢小红与王文英对于宅基地的转让是商量过的，并无存在不作为的默示意思表示，而是以积极的方式去履行，并帮助答辩人卢小卫修建房屋屋基，而对于卢朝英在宅基地转让之前已经外嫁十多年，其本身并没有与王文英共同生活在一起，上诉人王文英因儿子卢小红与韦启芬离婚，心生怨恨，听信他人言语，受利益驱使，矢口否认之前的宅基地转让行为。三、原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提请诉讼，仅是因为原告儿子(卢小红)与答辩人韦启芬2018年9月诉至镇宁自治县人民法院离婚，2018年11月10镇宁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423民初1439号判决之后，原告心生怨恨，对当初的转让行为做出了反悔行为，出尔反尔。被上诉人卢小红二审未答辩。二审中，上诉人王文英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韦小卫、韦启芬对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一、卢小红人员变动信息表，卢小红户基本信息及卢松华、王文英、卢天莉基本信息，拟证明卢小红人员变动基本情况以及2016年房屋建设期间卢小红尚有利害关系人或权利人基本情况。从人员信息表看出，2016年房屋建设期间，卢小红户的家庭成员有卢小红、王文英、韦启芬、卢天莉，卢朝英已于2015年3月18日离户，被上诉人韦小卫、韦启芬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韦小卫户基本信息，拟证明韦小卫与韦启芬关系的基本情况。信息表反映韦启芬与户主韦小卫系姐弟关系，被上诉人韦小卫、韦启芬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三、录音光盘，拟证明：（一）争议宅基地系卢小红户的房屋的客观事实；（二）韦小卫修建房屋两个月后，王文英曾对韦小卫主张过权利，且许埋村委介绍调解的客观事实；（三）宅基地转让事宜并未经有关部门备案或通过转让审批的客观事实。本院对该份录音的形式要件予以采信。此份证据仅能证明韦小卫修建房屋两个月后，王文英曾对韦小卫主张过权利，许埋村委曾因为此事主持过双方调解的客观事实，故对此份证据主张的其他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宅基地转让合同是否有效。本院认为，我国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宅基地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系权利人基于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本案上诉人王文英与被上诉人韦小卫系同一集体经济组成人员，被上诉人韦小卫系可以成为受让王文英宅基地的适格主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的规定，农村宅基地遵循“一户一宅”的使用原则，因此本案争议的宅基地并非王文英一人享有，应属于与王文英同一户头的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按照农村的习俗，卢小红作为家庭的户主，韦小卫在与卢小红约定宅基地转让的时候，有理由相信其能代表家庭成员处分宅基地。另外，虽然卢小红未直接取得上诉人王文英的授权，但是基于上诉人王文英与被上诉人系母子关系，被上诉人卢小红有理由相信卢小红可以代表其母亲处分本案宅基地，因此被上诉人韦小卫与卢小红约定宅基地的转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案虽然是口头约定的合同，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韦小卫已按双方的约定支付卢小红20000元人民币，合同已履行完毕。我国《物权法》第1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虽然被上诉人韦小卫未依法进行土地变更申请登记，但并不影响其与卢小红约定宅基地的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认定转让协议有效。故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审法院是否未依法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便予以调整法律关系，法律程序错误的问题。本案王文英起诉的是侵权纠纷，要求拆除韦小卫现住房，将宅基地归还王文英使用，原审法院必须查清上诉人王文英是否对争议的宅基地拥有权利。因此，必须依法确认转让协议的效力。原审判决书表述“本案原告诉请实际是确认被告韦小卫与被告卢小红之间的宅基地转让无效”只是表述上的瑕疵，并没有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仅仅是重点围绕宅基地转让协议进行审理，本院依法纠正为“本案争议焦点实际是确认被告韦小卫与被告卢小红之间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故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未依法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便予以调整法律关系，法律程序错误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审法院是否遗漏本案重要当事人的问题。2016年，在被上诉人韦小卫与被上诉人卢小红达成宅基地转让协议前，卢小红的姐姐卢朝英已离户，因此卢朝英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其参与诉讼并无不妥。故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遗漏重要当事人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之规定，本案并不属于上述非法转让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之规定，该规定仅仅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不属于效力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故上诉人王文英关于本案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辩称，本案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王文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王文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祖羊审判员  李德江审判员  黎福伟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朱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