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1081民初7157号原告：郑子科，男，198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霸州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景辉，河北瀛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文，男，198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金凤，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建彬，男，198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霸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雪，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政军，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海生，男，196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妹娟，河北圣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子科与被告杜建彬、高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先后于2019年1月11日、2019年6月20日、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9年3月10日申请追加谢海生为本案被告，本院予以准许。原告郑子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景辉，被告高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金凤，被告杜建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政军，被告谢海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妹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子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费用1万元；伤残评定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214176.75元（已扣减被告垫付的46000元）。具体为：1、医疗费：34908.37元（已扣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赔款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0元：（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34天＋天津市长亭假肢矫形器公司康复训练31天）×100元/天＝6500元；3、误工费23704.5元：2019年河北省建筑业年平均工资标准57681元/年÷365天×误工期150天=23704.5元；4、护理费14640元：长亭公司康复训练期间护理费7440元+（原告妻子郝艳艳工资2700元/月÷30天×护理期80天）=14640元；5、营养费8000元：100元/天×营养期80天=8000元；6、交通费2000元：其中原告租用出租车前往天津安装假肢、去调修假肢、司法鉴定共四次的交通费1200元（有票）；租车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检查等车费800元（无票）。7、残疾赔偿金263976：2019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97元/年×20年×伤残赔偿指数40%=263976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92667.88元：郑子科之父郑永岩1952年出生、长子郑田雨2005年出生、次子郑诗雨2010年出生，按照2019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22127元标准计算：【22127×5+22127×5×（1/2+1/3）+22127×4×1/3】×伤残赔偿指数40%=92667.88元。9、精神抚慰金12000元。10、鉴定费3780元。11、残疾辅助器具费用570000元：57000元/次X（77岁-37岁）÷4=570000元。12、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228000元：（77岁-37岁）×（57000元×10%）=228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4日上午，原告在被告处进行钢结构焊接作业过程中，被H钢砸伤并致右脚截肢。虽然被告为原告垫付了大部分医疗费，但就赔偿问题原被告无法达成一致。被告高文辩称，1、高文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雇佣关系是指雇佣人与雇工约定，雇工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示、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务，并由雇佣人支付报酬的劳务法律关系。原告诉称其在受雇于二被告进行钢结构焊接而被砸伤，与事实不符。高文与原告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原告来到受伤地点干活并不是高文雇佣来的，且原告受伤时高文并不在工作地点。高文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更不存在管理关系，高文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相关的劳动报酬。2、被告杜建彬是承包大小钢结构焊接作业及相关工程的包工头，而高文是技术工，专门从事钢结构焊接。被告杜建彬与高文属于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杜建彬有活就会让高文做，然后根据工程量支付相应的费用。高文有一个焊接团队，但其中并不包括本案原告。3、原告砸伤事故的发生与高文无关，高文不是赔偿义务人。因高文就是搞焊接工作，故其租了一块空地，有做活的直接把钢结构或者其他架子拉到空地上方便高文做工。因为杜建彬给的这批活比较多又催的急，高文的团队又在另外一块场地赶做另外一批活，被告杜建彬就跟高文说其再找俩人干，故杜建彬找来两个人，其中就包括原告。故原告受伤时高文并不在现场，也不清楚原告是怎么受伤的。原告并非受高文安排、指挥，亦非高文支付其劳务报酬，高文更不负责本案钢结构焊接的安全管理工作，仅仅是提供了一下场地而已。原告受雇于被告杜建彬，根据其授权或指示范围内从事作业活动，故原告是接受杜建彬的管理，服从其指挥监督。4、对原告赔偿清单意见如下：（1）医疗费,高文垫付31000元，要求原告予以返还。（2）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住院天数34天计算。（3）误工费，应按居民服务业每天109元计算。（4）护理费，原告应当提供郝艳艳所在单位的相关证明，对其主张的护理天数不予认可，应按住院天数计算护理费。（5）营养费，应按照50元每天计算，对营养期80天不予认可，诊断证明和住院病历并没有加强营养的医嘱。（6）交通费，原告主张过高，由法院酌定。（7）伤残赔偿金，无异议，但高文不是赔偿义务主体。（8）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报告日期是2019年7月25日，应以该时间计算被抚养人的年龄。原告提交的户口页显示其父郑永岩是1952年1月8日出生，长子2005年出生，次子2010年出生，抚养年限分别为13年、5年、8年，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81132.32元。（9）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过高，我方不予认可。（10）鉴定费，无意见，但与高文无关。（11）残疾辅助器具更换、维修费，应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被告杜建彬辩称，1、杜建彬把钢结构楼房承包给高文了，这事与杜建彬无关。杜建彬是承包的主家的活，我不知道主家是谁，是杜建彬的合伙人谢海生联系主家。杜建彬和谢海生是朋友关系，有些工程合着干，有些分着干，一起合作有四五年了。涉案工程是合伙干的，一起转包给高文的。2、原告不是受雇杜建彬，是受雇于高文和宋艳伟，高文和宋艳伟是合伙关系。杜建彬只是不定期的偶尔将铁制品加工活承包给高文和宋艳伟，杜建彬与二人是承揽关系，并不是合伙关系。本案中所涉及的承包活儿总量价款共计19930元，已支付19700元，少支付的230元是经双方协商同意认可的。3、杜建彬只是电话介绍姜某去高文处干活儿，而原告是姜某自行叫上的，杜建彬对原告去干活的事不知情。原告不是在焊接中受伤，是向天车上的料钩挂捆料时受伤。杜建彬只是应高文的要求，介绍姜某去他们那干活，杜建彬对于用工这个事实只是介绍人的身份，用还是不用、用了以后干什么、用多长时间、工资支付是高文和宋艳伟决定、管理、承担的，杜建彬对此不知情。高文用原告共计4天，前3天是铆柱子；第3天下班时，姜某询问宋艳伟“明天是否还需要来工作”，宋艳伟明确告知二人明天继续工作；二人第2天到场地后，宋艳伟指派2人从事断梁工作，而原告就是在上午工作过程中，给天车吊料时，吊的料带动了其他的料，导致其他的料砸伤原告的脚。4、原告在诉状中主张因受雇于杜建彬和高文，要求二被告对其赔偿，那么杜建彬和高文只能是合伙关系，否则二人中只能有一人对其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是在高文的场地上给高文干活的过程中受伤，而且关键是原告给天车倒料时受的伤，当时高文场地上有多家的料，原告以及高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砸伤原告的料是杜建彬的料。天车的所有者是高文，天车是否按时年检，是否有相关的使用证书，操作人员是否有相关的操作资格证等，高文均有重大责任。综上，原告受伤与杜建彬不存在法律上的责任关系，杜建彬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5、对原告赔偿清单的意见，同高文对原告赔偿清单的意见。被告谢海生辩称，1、谢海生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告是高文的雇员，受高文的指派工作，原告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谢海生与本案高文形成的是加工承揽关系。谢海生有一批原材料需要加工，通过杜建彬找的高文，由高文将原材料加工成半成品。原告是在高文处受伤，与谢海生无关，谢海生无需对原告的行为负责，对其损失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对谢海生的起诉。3、对原告赔偿清单的意见，同高文对原告赔偿清单的意见。庭审中，经询问原告陈述：2018年10月24日上午，在吊H钢（不知道是谁的）的过程中，原告去挂钩，前2个没事，第3个脱钩了，原告又去挂钩，在这个时候，立着的钢倒了，把原告砸伤。在挂钩之前，原告干的是焊接工作。受伤后，宋艳伟、姜某把原告送到医院。当时的工作地点在，据说是高文的场所。据说宋艳伟和高文是合伙关系，具体不清楚，只知道宋艳伟在工地上派活。杜建彬给姜某打电话让姜某去，说有一批活着急加工，姜某说他还有一个人，也就是原告，杜建彬就说一块去吧。打电话时原告和姜某一起在堤角村干活，打完电话一两天就去了高文场地干活。在高文处干活的几天没有领到工资，不知道谁给发工资。经询问被告高文陈述：高文和宋艳伟不是合伙关系，宋艳伟只是高文处的工人，不是工地的负责人。高文和杜建彬是合作关系。涉案的天车是租的，操作天车的工人不是高文雇的。当时只有姜某和郑子科在干涉案这批活儿，高文和他的其他工人在另外的租赁场所干另外一批活儿，离着挺远的。经询问被告杜建彬陈述：就本案，杜建彬和谢海生共同承揽涉案的这批活儿。是杜建彬给姜某打电话，让他给高文帮忙，然后姜某找的郑子科。经询问被告谢海生陈述：谢海生有一批活儿需要加工，杜建彬给谢海生找的高文加工。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照片两组，第一组是姜某的手机微信截屏的打印照片2张；第二组是事故发生现场的照片2张（事后补拍的）。第一组照片证实本案事故发生后高文通过微信转账给姜某用于原告的医疗费26000元，另有5000元是其他方式给付的；杜建彬通过微信转账给姜某用于原告的医疗费是15000元，其中的10000元是由谢海生先转给的杜建彬，再由杜建彬转给的姜某。第二组照片证实事故发生现场的情况。2、证人姜某出庭证言。证言内容为：2018年10月20日杜建彬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两天忙，我问他去哪，他说是高文那。第二天我就和郑子科去了高文那，去了以后高文不在，宋艳伟给我们安排的活儿，让我们铆柱子。高文在第一天的时候去了，说了两句话就走了，就说我的活儿干的不错。我们干了3天，柱子铆完了，下班的时候问宋艳伟明天还来不来，他说来吧。我们第二天就去了，柱子铆完以后，宋艳伟让我散大梁，散了2根以后，第3根脱钩了，郑子科扶了一下，起的时候带倒了一根，砸到脚上了。之后，我和宋艳伟把郑子科送到了医院急诊，安排做手术。出事的那天高文也在，他就是没去医院。听其他在那干活的人说，宋艳伟和高文是合作伙伴。我和郑子科干焊接的活，一天300元。我们干的散大梁的活儿是杜建彬的活儿。杜建彬说他和谢海生是合伙关系。我们没有焊工证、操作证。案发时砸伤原告的料应该跟我们做的柱子是一批，是主梁。3、郑子科身份证、户口页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郑子科身份及作为原告主体适格。4、郑子科妻子郝艳艳、长子郑田雨、次子郑诗雨、父亲郑永岩的户口页各一份，霸州市城区办事处北杨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国家统计局官网关于“2018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截至2018年10月31日）发布说明”及霸州市裕华街道办事处城乡划分代码表各一份。本组证据证明：郑子科与其护理人员郝艳艳系夫妻关系，被抚养人郑田雨、郑诗雨系郑子科之子，被扶养人郑永岩系郑子科之父，郑子科及其家庭成员均系霸州市城镇居民。5、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住院费票据、门诊费票据、住院病历各一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出具的理赔分割单一份；其中诊断证明书、住院费票据为加盖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的复印件，原件该公司理赔时已留存。本组证据证明原告所受伤情及住院治疗情况，住院医疗费49908.37元，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已理赔15000元。6、郑子科特种作业操作证一份。证明郑子科本人系电焊工，长期从事电焊工作，应按照河北省建筑业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其本人误工费。7、天津市河西区康安家政服务中心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护理服务费票据一张、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出具的小腿假肢医疗仪器器械票据一张。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8日-2019年1月7日在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进行假肢装配康复训练陪护费用及首次安装假肢的费用等。8、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及鉴定费票据一张。证明原告外伤致右小腿截肢术后，构成七级伤残；误工期150日、护理期80日、营养期80日；安装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为57000元整，使用年限约为肆年，每年维护费用约为该假肢价格的10%。9、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发布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上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摘要。证实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10、出租车票120张，金额1200元。为原告租用出租车前往天津安装假肢、回家、去调修假肢、鉴定的部分交通费用。被告高文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高文为原告垫付医药费31000元，但郑子科并非高文雇员，高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应将高文垫付的医疗费用返还。对证据2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证人不能证实他与郑子科是高文雇佣的工人，也不能证实宋艳伟和高文是合伙关系。其做的活儿是给杜建彬做的，只是占用了高文的场地，也是在杜建彬的指派下去的高文的场地，并非受高文指示工作。对证据3、4无异议。对证据5中的诊断证明和住院病历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要求原告提供原件。证据6郑子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已过期，截止时间为2011年10月10日，原告按照建筑业主张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按照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对证据7中的康复护理服务费不予认可，没有法律依据。证据8鉴定报告中鉴定意见的第三项辅助器具费用为57000元，价格过高，使用期限约为4年，时间过短，请求法庭酌情核定。对证据9不予认可。应当按照20年计算，原告现在是正当年，那20年后现在的费用过高了。证据10出租车车票为连号票据，主张费用过高。被告杜建彬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认可15000元转账事实的存在，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在转账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高文多次要挟杜建彬“如不拿钱，你们的活就不给干了，不能拉走”，杜建彬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支付的15000元，且高文在要钱时还说了“这个钱你就当借我的，将来再扣”，这个钱我们是应高文的要求，转给姜某的。关于场地的照片，天车下面的这些料与被告杜建彬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杜建彬的材料。对证据2，从证人证言内容可以看出，证人和郑子科与杜建彬间不存在用工关系，二人受雇于高文和宋艳伟，且在完成雇佣工作过程中受伤，故杜建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3-10同意高文上述质证意见。此外，对证据7，原告已对护理期进行了鉴定，护理期为80日，其再次主张康复护理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对证据8，请法庭核实原告鉴定报告中鉴定产品是国产还是进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支持进口产品的，如是进口产品，请求法庭按照相关产品的国内指导价格确定。原告应提供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假肢装配鉴定证明。原告证据与被告无关联性，其损失应向承揽人高文主张。被告谢海生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原告受雇于高文，在原告受伤后，由高文垫付了医药费；关于杜建彬转账给姜某的医疗费，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杜建彬、谢海生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二人之所以通过微信转账给姜某钱款是由于二人均有原材料在高文处加工，高文以不给钱就不给加工为由对二人进行要挟，所以才产生的转账记录。对场地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受伤地点就是在被告高文的场地，是其在为高文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证据2证人证言，证实杜建彬介绍原告与姜某到高文处工作，宋艳伟与高文系合伙关系，原告的工作内容系宋艳伟安排指派，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系高文与宋艳伟的工人，杜建彬、谢海生与原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证据3-10同杜建彬质证意见。此外，证据7康复护理费没有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和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不予认可。对证据8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材料第四项—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假肢装配鉴定证明原件一份，该材料在鉴定前没有经过原、被告质证，因此对该送检的材料不予认可，并且对根据该材料做出的鉴定意见第三项不予认可。该鉴定意见辅助器具费用57000元应为进口假肢价格，故要求鉴定机构对假肢费用是进口价格还是国产价格进行说明。在庭审过程中，被告高文未提交证据。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杜建彬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6月5日尹雪、陈麟律师对姜某的调查笔录、姜某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姜某和郑子科受雇于高文和宋艳伟，二人应对郑子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人在去高文处干活前不是杜建彬的工人，杜建彬对二人无调派权，杜建彬只是介绍姜某去干活，姜某叫上的郑子科，杜建彬并不知姜某叫上郑子科。杜建彬是在受高文要挟的情况下给姜某转了15000元。2、2018年9月15日21：23至2019年1月11日14:22高文和杜建彬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杜建彬微信转账给高文的截图3张，高文承揽完成工作量记录单两张（计算索要承揽款的凭据）；杜建彬与高文间的农业银行转账记录4页、中国银行转账记录1页、转账表一份，转账金额共计125250元。证明高文与杜建彬是承揽关系，杜建彬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聊天记录记载了高文完成的工作量及索要承包费的过程，从转账时间的间断性和数额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双方是承揽关系。聊天中有5处提请法庭注意：（1）从2018年9月22日12:49高文说：“在吗，有事，借俩人行吗？”，可以确定高文和杜建彬不是合伙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经营的主体，如果是合伙关系相互间不可能拆借而是直接支配。2、2018年11月2日12：48高文说：“转给小超了，这是咋呀，给我弄5000先叫我花花是吗？”，接着高文又说：“这是交药费的还是给我的？”，可以说明高文明知郑子科是给自己干活受的伤，高文应承担责任，杜建彬没有法定的赔偿义务。3、2018年11月13日9:02高文向杜建彬要承包款时说：“主要是人家要工资的时候我们就应了人家了，走货给人家结工资，人家天天天来，弄得现在都不得劲了”。说明高文独立经营，独立给其工人发放工资，高文的工人与杜建彬没关系。4、2018年11月26日20:53高文说：“兄弟你要是富裕不行把电费也一块给了得了，省的垫着了这两天手紧没钱也”。这是高文找杜建彬要承包款的过程，证明二人不是合伙关系。5、2018年高文完成的本案涉及的承揽款记录单一份。说明杜建彬和高文是承揽关系。原告对被告杜建彬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姜某书面证言的内容没有异议，对证言的形式有异议。对调查笔录的内容没有异议。对其他转账记录等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工程量的清单是否为涉案工程作业的内容，原告无法确认，需要高文确认。被告所举的有关证据证明杜建彬与高文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高文与杜建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文字整理稿能够证实以下内容：1、2018年9月15日的聊天记录以及后来的记录能够证实二人之间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2、2018年10月19日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涉案的工程系杜建彬与谢海生合伙，且工期较急，为了赶工期，才由杜建彬协调安排原告及姜某去被告高文处“抢活儿”，以加快进度；3、后面的聊天记录也能证明杜建彬一方与高文存在多重的业务合作关系。被告高文的质证意见为，对姜某的书面证言内容有异议，不能证实他与郑子科是高文雇佣的，也不能证实宋艳伟与高文系合伙关系。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高文与杜建彬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对工程量的清单，代理人需要向高文核实真实性（未将核实结果提交书面说明）。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高文与杜建彬长期存在业务合作关系。被告谢海生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能够证实高文与杜建彬之间形成的是加工承揽关系，原告是在给高文干活过程中受的伤，因此原告损失应当由高文承担。在庭审过程中，被告谢海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谢海生给高文的微信转款记录截图三张，金额共计19700元。证实高文与谢海生之间是加工承揽关系，高文给谢海生加工。2、高文书写的加工清单一份。证明目的同上。原告对被告谢海生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能证明谢海生、杜建彬一方与高文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但不能证明是承揽关系。转账记录不能证明与涉案的加工工程有关。证据2请法庭予以核实。被告高文对被告谢海生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能说明杜建彬、谢海生与高文存在业务关系，不能说明是承揽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杜建彬对被告谢海生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从清单书写的时间和转账的时间都是在案发后，案发后就没有其他业务了，这是唯一的一笔业务，完全可以确定该笔转账是用于本次事故中所涉及的工程款。从清单涉及的内容完全可以看出杜建彬、谢海生与高文之间系承揽关系。假如说像原告所主张的合作关系或被告高文所主张的业务关系，那么合作和业务关系也应该进一步分析，应该是杜建彬和谢海生带料加工，二人承担加工费以及加工所引发的气费和电费，不包含工人工资，如果说每吨350元的加工费，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再次付给高文完成每吨活儿所用工的工人工资。本院根据庭审，结合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对本案证据认定如下：关于原告证据，因被告对原告证据1、3、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为证人姜某出庭证言，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对其“听说”、“据说”的部分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6特种作业操作证具有真实性，但已于2011年10月10日到期。原告证据7是原告于2018年12月8日-2019年1月7日期间在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进行假肢装配康复训练陪护及首次安装假肢的费用，系截肢患者安装假肢、适应假肢需要支出的必要费用，且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具有相应的资质，所出具的票据亦为正式发票，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8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被告均认为鉴定的假肢价格过高，使用期限过短，请求法庭酌情核定，但鉴定机构依据的理由是“患者正值壮年，属家庭主要劳动力，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缺失功能代偿要求高，以及患者对穿戴假肢后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残肢与假肢结合更紧密，则该患者需要安装普通适用型小腿假肢一具，其假肢价格为人民币57000元整”，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信。证据9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发布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上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0为交通费票据，本院结合本案案情对交通费予以适当调整。关于被告杜建彬的证据，因其他当事人对被告杜建彬证据中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姜某书面证言、律师对姜某的调查笔录，参照本院对姜某出庭证言的认定。其他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谢海生的证据，因其他当事人对被告谢海生证据中的微信转款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加工清单，没有高文的签字，且高文不予认可，故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被告杜建彬和被告谢海生有时合作开展业务，2018年，二人将一项钢结构工程委托被告高文加工。加工期间，为加快进度，被告杜建彬电话联系姜某去高文处干活，姜某叫上经常一起干活的原告郑子科一起去高文租用的工地上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二人听从宋艳伟（高文称宋艳伟是其的工人）的安排。在二人去高文处干活的第四天，即2018年10月24日上午，原告在给天车吊H钢挂钩的过程中，将旁边立着的钢材碰倒，把原告砸伤。原告受伤后，宋艳伟、姜某把原告送到医院。姜某、郑子科均称在高文处干活的几天没有领到报酬，不知道谁支付报酬。又查明，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受伤后，被送往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伤情诊断为：1、右踝部离断伤；2、右足部多发骨折。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病历首页显示原告入院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出院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出院医嘱为：1、继续消肿、止痛及营养神经等口服药物治疗；2、保护右小腿残端3月，避免负重；3、每2周门诊复查，根据右小腿残端肌肉及软组织恢复情况功能锻炼；4、不适随诊。在此期间支付住院医疗费49908.37元，被告高文垫付31000元，被告杜建彬垫付15000元（其中谢海生转给杜建彬10000元），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15000元。出院后，原告于2018年12月8日-2019年1月7日在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安装假肢并进行假肢装配康复训练，支付医疗仪器器械（小腿假肢）费用57000元、护理服务费7440元。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于2019年1月7日出具假肢装配鉴定证明一份，内容为：……该患者属于右小腿截肢，由于患者正值壮年，属家庭主要劳动力，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缺失功能代偿要求高，以及患者对穿戴假肢后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残肢与假肢结合更紧密，则该患者需要安装普通适用型小腿假肢一具，其假肢价格为人民币57000元整……。另查明，原告郑子科主张其妻郝艳艳在本村个体作坊中从事床垫缝纫加工工作，实际工资每天90元，并按该实际工资主张护理费。原告郑子科之父亲郑永岩1952年1月8日出生，母亲已于2014年去世，长子郑田雨2005年9月29日出生、次子郑诗雨2010年1月2日出生。郑永岩生育三子，长子郑子科，次子郑子明，三子郑子路。原告伤情经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于2019年7月25日出具了津中慧[2019]临床鉴字第5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郑子科外伤致右小腿截肢术后，为七级伤残。（2）被鉴定人郑子科外伤后误工期150日、护理期80日、营养期80日。（3）被鉴定人郑子科安装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为57000元整，使用年限约为四年，每年维护费用约为该假肢价格的10%。原告支付鉴定费用3780元。本院认为，从原告和被告的诉辩意见、当庭陈述及举证质证情况，可以确认被告杜建彬与谢海生就涉案工程系合作关系，通过杜建彬将涉案工程交付被告高文加工，高文向杜建彬、谢海生收取相应承揽费用，被告杜建彬、谢海生与被告高文之间形成承揽关系。为加快进度，被告杜建彬电话联系姜某去高文处干活，姜某叫上经常一起干活的原告郑子科一起去高文租用的工地上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二人听从宋艳伟的安排，二人称宋艳伟是高文的合伙人，高文则称宋艳伟是其处的工人。庭审中，原告称不清楚谁给报酬，三被告均不认可由自己支付原告报酬，但原告的劳务已实际转化到工程的承揽费用中，成为承揽费用的一部分，相比于被告高文，被告杜建彬与谢海生更不应在约定的承揽费用外再支付原告工资。综上，原告在被告高文处工作，听从高文处人员的工作安排，为涉案工程的承揽活动提供劳务，与被告高文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原告郑子科在涉案工地上务工时受伤，被告高文作为工程承揽方、工地租用方，对涉案工地工作安排缺乏严格的制度管理和规范，对工作环境缺乏相应的、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被告高文承担本次事故责任的70%为宜。被告杜建彬、谢海生作为涉案工程的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任存在过失，应对事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被告杜建彬、谢海生承担本次事故责任的20%为宜。原告郑子科作为成年人，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疏于安全防范、操作不规范的问题，对损害结果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告因事故致残产生如下费用：1、医疗费。原告住院34天，实际产生医疗费用49908.37元，扣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赔数额15000元，共计34908.37元。2、残疾赔偿金。原告为城镇居民户籍，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七级，原告的一次性伤残赔偿金为：32997元/年（2018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0年×40%=263976元。3、误工费。原告的误工期鉴定为150日，原告从事电焊工作，属于建筑行业的特殊工种，原告的误工费为：53187元/年（2018年河北省建筑业年平均工资）÷365天×150天=21857.67元。4、护理费。原告的护理期鉴定为80日，原告由其妻郝艳艳护理，郝艳艳月工资2700元（原告自己主张），则原告的护理费为2700元/月÷30天×80天=7200元；原告于2018年12月8日-2019年1月7日在天津市长亭假肢公司安装假肢并进行假肢装配康复训练，支付护理服务费7440元（在此期间郝艳艳亦陪护），为截肢患者适应假肢支出的必要费用；故原告的护理费共计14640元。5、营养费。原告的营养期鉴定为80日，则原告的营养费酌定为50元×80天=400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34天，则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0元×34天=3400元。7、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被告认为过高，根据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原告交通费为1500元。8、精神抚慰金。原告伤情经鉴定为七级伤残，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定给付原告精神抚慰金12000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郑子科之父郑永岩1952年出生，有三个子女，其生活费为22127元（2018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1/3×40%×13年=38353.47元；郑子科长子郑田雨2005年出生，其生活费为22127元×1/2×40%×4年=17699.2元；次子郑诗雨2010年出生，其生活费为22127元×1/2×40%×9年=39828.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95881.27元。10、鉴定费。原告支付的鉴定费3150元为必要支出，本院予以支持。11、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及维修费用。虽然假肢配置机构意见是终身佩戴，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配置机构的意见只是参照，并非必须采纳；而且残疾辅助器具费与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原则应当是一致的。本案中，郑子科的残疾赔偿金是按照二十年计算的，故残疾辅助器具费也应当按照二十年的标准计算，二十年后如果确有需要，郑子科仍保有另行起诉的权利。虽然被告均认为鉴定的假肢价格过高，使用期限过短，但鉴定机构依据的理由是“患者正值壮年，属家庭主要劳动力，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缺失功能代偿要求高，以及患者对穿戴假肢后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残肢与假肢结合更紧密，则该患者需要安装普通适用型小腿假肢一具”，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本院确定原告残疾辅助器具费为57000元/次X20年÷1次/4年==285000元；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20年×（57000元×10%）=114000元。以上各项费用数额共计854313.31元，被告高文赔偿原告上述费用的70%，即598019.32元，因被告高文已给付原告31000元，实际应赔偿原告的数额为567019.32元。被告杜建彬、谢海生赔偿原告上述费用的20%，即170862.66元，因被告杜建彬、谢海生已给付原告15000元，实际应赔偿原告的数额为155862.66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郑子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及维修费用、鉴定费等共计567019.32元。二、被告杜建彬、谢海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郑子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及维修费用、鉴定费等共计155862.66元。三、驳回原告郑子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63.8元，由被告高文负担4735元，被告杜建彬、谢海生负担1708.6元，原告负担1420.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建民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贾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