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921行初6号原告：李菊阳，女，汉族，生于1943年12月20日，云南省凤庆县人，住凤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俊，云南临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地址：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滇红南路四机关大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军，系凤庆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男，汉族，生于1970年9月9日，云南省凤庆县人，住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龙泉社区下村街**。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李寿，男，汉族，生于1967年8月23日，云南省凤庆县人，，住凤庆县原告李菊阳不服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李寿颁发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054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30日在本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菊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俊、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国军、周鹏、第三人李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5日作出向第三人李寿颁发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054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0540号证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凤庆县诗礼乡古墨村委会园田组村民，第三人李寿是原告第三子。1994年弟兄分家时，除第五子李胡留在老家与原告在外，其他四个儿子的承包土地（包括宅基地〕都从老家户头上的承包地（包括自留地〉进行了明确分配。“园子地”是第四子李康分到的宅基地，性质为自留地。2005年时，李胡车祸身亡，李康回老家居住，不再新建房屋，但以所分到的“园子地”为原告的养老田地作条件。1982年农村土地到户时，“园子地”性质是自留地，其四至的南边与第三人的地块“房边地”相邻，界线为第三人正房山尖直下。2018年9月10日，原告突然接到凤庆县人民法院传票。第三人诉称原告侵犯其“房边地”经营管理权，并在2018年11月26日法院开庭时出示被告向其颁发的“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00540号〉”，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据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00540号）“房边地”四至记载：东至房屋，南至梗子，西至房屋，北至房屋，己完全将原告“园子地”置于他的土地范围之中。查存于凤庆县农业局“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确认表”（园田村民小组，2008年8月10日）第三人的“房边地”四至：东至干沟，南至直沟，西至李志埂脚，北至正房山尖。一直以来，原告的“园子地”与第三人的“房边地”都是以“正房山尖”为界，怎么在“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00540号）中就变成了：埂子？这其间村、组没有调整过土地，也没有任何人组织双方对相邻四至进行确认，原告也未在任何地界指界书上签过字、按过手印。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规定，在对农户承包地调查时，需发包方指界人、承包方指界人和毗邻地块指界人三方到场指界，争议地块待纠纷解决后再进行确权颁证。而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000540号）所载的“房边地”与原告“园子地”毗邻,在土地调查时，原告未到场指界，未在北齐“埂子”上签字按手印，登记颁证程序有违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特向凤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000540号)，判令其承担本案诉讼费，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辩称：1、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诉状载明时间为2019年3月21日，就算以此为最早的时间推算，自原告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已经超过6个月；2、被告确权登记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在进行确权登记以前，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规定，进行详细的土地调查工作之后才向第三人颁发土地证的；3、原告起诉状中多处陈述与事实不符。经被告调查，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园子地”与第三人承包的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房边地”属于两块不相毗邻的地块。根据全国进行土地登记的实践操作，地块四至周边的房屋、树木、道路等属于集体所有的均是以村集体代表人进行指界。经调查，原告的“园子地”位于第三人的“房边地”东北方向，并不毗邻，故被告在进行土地调查时，对第三人“房边地”指认权利人为田园小组组长杨定兴符合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全国进行土地登记的实际操作。综上，被告颁证行为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性。第三人李寿辩称：第三人1994年分家后分配得6分地，打下来是5.1分，没有侵占原告土地。第三人有记载，现在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里面了。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证明被告身份信息；二、1、李菊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户主声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出席指界通知书、承包方调查表、承包地块调查表、公示无异议声明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各一份；2、李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户主声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出席指界通知书、承包方调查表、承包地块调查表、公示无异议声明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各一份。欲证明：1、被告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及政策规定。2、被告在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过程中完全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登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行为。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农业部《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中共凤庆县委办公室、凤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办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欲证明：被告在进行土地调查前已经根据法律和政策文件精神制作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在颁证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政策。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核心在于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证没有通知原告进行指认，认为第二组证据第一项只能证明李菊阳的合同书是李菊阳自己指认，同时李菊阳的签字不是原告本人签字，签字存疑；第二组第二项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这些材料没有通知原告对李寿相关土地进行指界，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向原告通知指界。第三组证据没有异议。经质证，第三人对被告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无异议。原告李菊阳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一、1、李寿的第00054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该证书已载明李寿的四至有三面是与房屋毗邻；2、2008年李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申请书》，其记载的四至没有与房屋相毗邻，证明同一个地块2008年的记载和2018年的记载有两个不同的四至定界，前后矛盾，真实的“房边地”地块东南西北是没有房屋毗邻的。二、2019年5月8日园田村长及村民向原告出示的证明一份，欲证明：李寿房边地与原告的园子地是相邻土地，原告一直耕种的土地东南西北四至登记情况，希望法庭向当地村民核实一下情况。三、诗礼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向李泽、李寿所作调查笔录两份，二人均为原告李菊阳之子，证明第三人李寿和原告李菊阳之间一直存在土地权属争议，为何对李寿颁证过程中，没有对争议地块进行指认就将地块证书颁发给李寿。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方对我方证据质证说与本案无关，但是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证上确实写明了诉状中的情况，园子地是单独存在的，他说的不是本人签字，如果确实不是本人签字，那么是否是她的证也有问题，是否也应当撤销，她本人应当是在场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一组三性无异议，但是证明目的四至界限不一致，不能证明，四至界限为何不一致在答辩中已经说明了，2008年到2016年地块附近的地貌不可能一成不变，土地周边已经没有土地了，都被承包居民建盖了房屋。第二组证据村民证明，合同的书写以及村民名字的书写，由于这些人没有当庭发表意见，仅仅是一个笼统的内容，对这份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是否是本人，是否知道1981年承包地块的情况我方存疑，对三性均不认可。第三组证据，调查笔录能证明的内容仅是李泽耕种了第三人李寿的房边地事实，李寿已经向法院提起过侵权诉讼，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也没有关联性。经质证，第三人认为：对原告的举证有意见，第三人的合同书是1994年颁发，合同本登记5.1分土地，当时分家时候第三人分的是6分的，就是一间房子，没有拿来种地。第三人李寿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一、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身份信息。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涉案地块“房边地”的经营管理权属于第三人的事实，该证书系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依法颁发给第三人。登记日期为2018年3月25日，附承包地块示意图。三、古墨村委会村主任杨大出具的《土地管理权属证实》，证明第三人管理权属的真实性。四、田园小组组长李义出具的《土地使用权属证明》，证明本案涉案地块管理权属第三人的事实，后被李泽无理占有。五、古墨村委会出具的《土地使用权证明》，证明本案涉案地块管理权属第三人的事实，后被李泽无理占有。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原告对该经营权证书有异议才提出诉讼，不认可这份证据；认为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第四证据没有写着时间，该证据原告认为扭曲事实，原告没有参与指界，同时也不认可三性；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明中，李义签字，证明的签字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当时分给李寿的0.6亩已经用于建房了，不认可三性。经质证，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三性认可；对第三、四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请法庭调查核实；对第五组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凤庆县确权颁证实施方案是一致的，所以对三性均无异议。村委会陈述的基本内容是他们一家子对分家的一些内容，被告对这些不太了解，对其三性也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来源合法，客观反映了一定案件事实，但与本案的关联性需与本案查明案件事实综合进行评判。根据庭审和举证、质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8年3月25日，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054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登记有四块承包土地，其中“房边地”地块四至记载：东至房屋，南至地埂，西至房屋，北至房屋，“房边地”东西北三面四至均为房屋，被告举证材料第31页《承包地块调查表》中毗邻地块权利人和指界人却均为园田小组组长杨定兴。另原告提交证据来源于凤庆县农业局的《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确认表》（园田村民小组，2008年8月10日）以及第三人李寿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确权申请书》载明“房边地”四至为：东至干沟，南至直沟，西至李志埂脚，北至正房山尖。被告举证材料中没有证据证明古墨村或者园田小组调整过承包土地范围。经审理，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起诉是否还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内？2、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0540号证书是否应当予以撤销？本院认为，就本案起诉期限问题，本案争议的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0540号证书颁发日期为2018年3月25日，原告明确知道证书颁发的时间应为第三人李寿的民事案件庭审之时即2018年11月2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于2018年11月26日知道被告颁发证书，于今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起诉期限，本院应当予以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决。针对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第三部分第（五）项调查摸底和第（七）项现场指界的规定，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在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确权之前应当对需要确权的土地进行调查摸底，对发包方、承包方、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和承包地块的面积、四至、土地种类、土地变动情况和经营方式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收集、归纳、整理、核对，要保证每一块承包地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唯一性。在进行现场指界后，承包户或其委托人应当与承包地四邻指界人在地籍草图上签字确认，由专业测绘单位完成地籍草图制作。但在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承包地块调查表》中显示，本案争议的“房边地”四至有东西北三面登记为房屋，但毗邻权利人和指界人却均为园田小组组长杨定兴，不是三面房屋的真实权利人进行指界。原告提交的《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确认表》以及《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确权申请书》证明“房边地”地块在2008年第三人李寿申请确权时候的四至为：东至干沟，南至直沟，西至李志埂脚，北至正房山尖，与被告2018年的颁发的第000540号证书认定的土地四至不相符，且被告举证材料中没有证据证明古墨村或者园田小组调整过承包土地范围。被告在对承包地块进行确权时未按照《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第三部分第（五）项和第（七）项要求完成调查摸底工作和现场指界工作，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李寿颁发《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经营权第00054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滇（2018）凤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054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凤庆县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淑静审 判 员  杨丽君人民陪审员  徐心声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罗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