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14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汝男，女，198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军，山东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凤凰山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海、栾建，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汝男与被上诉人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宝尔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2民初7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汝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宝尔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被上诉人起诉理由为质押合同系倒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未设立抵押的债权重新设定抵押，而要求撤销，一审已认定质押合同的真实性，因此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一审以如下理由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办理借款合同时并未同时办理抵押登记；2.办理质押登记日期是2016年11月18日，此时为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尔公司）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3.上诉人在宝尔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具有改善其原有清偿地位的不公平性质，以上三点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第一点，无法律规定，签订借款合同应同时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实践中质押登记都是在借款合同签订后，办理登记是借款和质押合同之后的过程和手续，无法律规定，质押登记会影响质押合同的效力。关于第二点，2016年11月18日是上诉人申请宝尔公司重整的日期，而非法院裁定受理宝尔公司重整的日期，一审判决混淆破产申请日期和破产受理日期，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关于第三点，一审认定因上诉人曾在宝尔公司工作过，其进行质押登记行为具有改善其原有清偿地位的不公平性，系主观判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借款合同和质押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借款于2016年10月10日支付，其后宝尔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拖延质押登记，公司发生财务危机，宝尔公司明知公司存在财务危机，以银行贷款过桥为由欺诈上诉人出借款项，却将借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宝尔公司为度过难关，聘请上诉人为其员工，系正常的企业行为，一审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应理解为形成债务时债务人和债权人间没有财产担保，若双方在债务形成时签订担保合同，应确定为构成财产担保，登记仅是过程和手续，不应以登记手续滞后作为登记效力的认定条件。上述规定中的“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应理解为破产受理一年前的“老债务”，而本案所涉债务系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的“新债务”，为此提供担保并未减少债务人用于集体清偿的财产，未违反该条的立法本意。撤销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恢复其责任财产，防止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本案债务发生在可撤销期内，并为该债务提供担保，债务人提供担保时其实质具有主合同对价利益，该借款行为及担保行为的发生并未减少债务人责任财产，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故本案担保行为不属于可撤销范围。（二）一审中要求上诉人及宝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顾子敬出庭，但顾子敬未到庭，且当庭电话核实，其说明因出差在外，暂无法到庭，但法庭未给予出庭机会，事实未能查清。二、一审程序不当。（一）一审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明确其撤销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欺诈或重大误解而申请撤销，还是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被上诉人认为二者皆有，但上诉人认为这是截然不同的案由，不能在同一案件中审理，一审对此没有释明要求被上诉人明确，而是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基于《合同法》的案由，支持其基于《企业破产法》的诉请，程序不当。（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债权审查意见，认定被上诉人债权为普通债权，上诉人有异议遂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在审查意见中已否认上诉人债权质押的效力，如果被上诉人撤销之诉能够成立，则否认了其审查意见，上诉人在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据以起诉的审查意见则不成立，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撤销之诉与上诉人提起的异议之诉是同一案件，被上诉人撤销之诉的理由是该案的抗辩理由，属于一案不能再审，一审对上诉人的理由未予审理，属程序不当。三、一审认定质押登记手续系上诉人单方完成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系第一次办理质押登记，一直认为质押登记应双方共同完成，因此涉案质押登记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派人完成，涉案债权质押合同需通过扫描上传至登记部门。综上，一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程序不当，应予改判。宝尔公司管理人辩称：一、原审法院并未认定上诉人与宝尔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真实性。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涉案质押合同是倒签形成。质押合同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原法定代表人顾子敬称对此不知情。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仅有顾子敬个人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并未约定其他担保方式。上诉人自2016年10月下旬即接管宝尔公司，完全有可能补签涉案质押合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与惠州东洋益恩彼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益恩彼公司）之间的征询函、供货付款往来情况可以看出，质押合同载明的应收账款数额是2016年11月份的数额，而非质押合同签订时的数额，深圳欧陆通公司应收账款数额亦是如此，可以证明质押合同是单方倒签形成。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质权的效力自登记之日产生，无论本案质押合同是否为倒签，质押登记的效力只能从2016年11月18日开始，而上诉人在2016年11月17日申请宝尔公司破产重整，其在办理质押登记时就明知宝尔公司资不抵债，其仍为没有担保的债权设定担保，符合撤销条件。三、上诉人对《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理解有误，该条一年的规定是对设立担保时间的限制，而非对债务形成时间的限制。四、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陈述质押登记过程，质押登记系由其单方完成，没有宝尔公司配合，且宝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顾子敬对应收账款质押一事不知情，结合2016年11月18日上诉人已接管宝尔公司的事实，涉案质押登记完全系上诉人单方完成。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宝尔公司管理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撤销谭汝男签订的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JR20160929-01—JR20160929-14）及相应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的14份质押登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8日，谭汝男与宝尔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宝尔公司向谭汝男借款80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借款期限自2016年10月10日至10月24日，借款日利率为0.3%，宝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顾子敬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因宝尔公司未能按期偿还谭汝男借款，谭汝男于2016年11月17日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宝尔公司重整，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受理后经审查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鲁10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宝尔公司重整，后指定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谭汝男向宝尔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经审查，谭汝男提供14份其与宝尔公司签订的日期标注为2016年9月28日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编号为JR20160928-01至14），载明双方为确保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有效履行，宝尔公司自愿分别以在惠州益恩彼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4583605.18元应收账款、根茂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3607486.22元应收账款、武汉盛帆电子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1564237.44元应收账款、欣欣电子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817477.94元应收账款、威海新明电子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198916.11元应收账款、东渡电子（烟台）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443196.37元应收账款、北京博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189550.9元应收账款、大连三垦电器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18386.8元应收账款、阿福特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87722.61元应收账款、深圳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1677418.3元应收账款、山东新康威电子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358193.71元应收账款、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32937.6元应收账款、成镐电子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12980.8美元应收账款、青岛丹庵电子有限公司处截至合同签订时未结算的5320美元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担保，该14份合同宝尔公司加盖公章但并无相关人员签字。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宝尔公司管理人于2017年11月23日向谭汝男出具债权审查意见，认定为普通债权，债权数额为7936390.14元，谭汝男有异议遂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宝尔公司管理人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涉案应收账款的质押，由威海鋆融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谭汝男为该公司股东）于2016年11月18日填制信息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上述14份应收账款质押最高额贷款业务登记。诉讼中，宝尔公司管理人认为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系借款后谭汝男利用控制宝尔公司印章而补签，对此提供证据一、调查笔录二份，证实宝尔公司管理人处工作人员于2016年12月29日对宝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顾子敬进行调查，顾子敬表示其在2016年10月24日因宝尔公司欠付谭汝男借款未能还清，因此应谭汝男要求将宝尔公司、东仁电子、勤德尔等公司公章等全部印章交给谭汝男指派人员直至管理人接手，在此期间谭汝男安排李洪丽、谭军、柳哲、杨仕磊、牟鹏宇、李宝龙进入公司，协助公司管理，但其对于谭汝男提供的日期为2016年9月28日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此后办理质押登记的情况则均不清楚；证据二、交接明细清单及物品使用申请表四份，载明2016年10月24日牟鹏宇接收了宝尔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银行密码器、中信保U盾，谭汝男则分别在2016年10月25日、11月3日、11月15日、12月1日在物品使用申请表中，作为领导审批签字，批准相关印章的使用；证据三、询证函一宗，显示惠州益恩彼公司2016年10月12日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4663786.68元（8月对账金额2882908.77元，9月对账金额1780877.91元），根茂电子（苏州）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日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3607486.22元（6月对账金额766742.19元，7月对账金额688362.26元，8月对账金额961379.83元，9月对账金额630793.35元，10月对账金额560208.59元），武汉盛帆电子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日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1564237.44元（4月对账金额76026元，5月对账金额385636.8元，6月对账金额491854元，7月对账金额276791.34元，8月对账金额250149.2元，9月对账金额83780.1元），欣欣电子有限公司2016年11月初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817477.94元（8月对账金额300464元，9月对账金额423568.87元，10月对账金额93445.07元），东渡电子（烟台）有限公司2016年10月中旬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443196.37元（8月对账金额204523.04元，9月对账金额238673.33元），北京博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1月3日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189550.9元（9月对账金额169064.2元，10月对账金额20486.7元），大连三垦电器有限公司2016年11月2日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21770.9元（9月对账金额18386.8元，10月对账金额3384.1元），深圳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2016年10月17日在宝尔公司（邮箱为宝尔公司员工邮箱）发送的询证函（下方盖有宝尔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宝尔电器有限公司印章）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2077418.3元（6月对账金额353809.48元，7月对账金额369441.23元，8月对账金额714553.45元，9月对账金额639614.14元），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10月11日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183237.6元（7月对账金额150480元，8月对账金额18345.6元，9月对账金额14412元），韩国POWERNET公司（宝尔公司管理人称该公司即为青岛丹庵电子有限公司）2016年11月4日在宝尔公司发送的询证函中盖章确认欠款金额为5320美元（8月对账金额2736美元，9月对账金额1444美元，10月对账金额1140美元），另有成镐电子10月（9.30-10.30）对账单一份显示至2016月10月30日货物总金额为12980.8美元；证据四、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凭证及入库对账明细单复印件各一份，载明惠州益恩彼公司2016年10月12日向宝尔公司转账支付670000元，而自2016年9月26日至10月25日入库明细单中记载供货总金额共计589818.5元；证据五、调查笔录一份，载明宝尔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于2017年3月7日对李洪秋（宝尔公司营业部职工）进行询问，其称其自2016年3月10日至宝尔公司处工作，于2016年8月17日至营业部任职，营业部长为孙希哲，对于询证函显示2016年10月及11月份发出，但上述10月份应收账款信息李洪秋称无法在9月28日取得并确认，深圳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和武汉盛帆电子有限公司9月份的应收账款的金额无法在9月28日确认，因该两公司均系转下个月1到5日对账，9月份的信息需10月份才能确认，其他公司的9月份应收账款均可在9月28日确认；证据六、宝尔公司核算账目明细账打印件三份及账户信息复印件一份，显示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宝尔公司之间发生相应的销售收入与询证函相符，但该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付款150840元，至此该公司欠付宝尔公司货款数额为32937.6元与质押合同约定金额相符，深圳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与宝尔公司之间发生相应的销售收入与询证函相符，但该公司于2016年10月付款400000元，至此该公司欠付宝尔公司货款数额方与质押合同约定金额相符，惠州益恩彼公司核算项目账亦系此种情况，充分说明质押合同实际形成于2016年11月11日之后。谭汝男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到庭，且证人具有特殊身份，即宝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与宝尔公司管理人之间具有法定利害关系，且证言陈述内容不属实，谭汝男从未接管宝尔公司的公章，从笔录看出牟鹏宇是宝尔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无证据证实牟鹏宇等人是由谭汝男安排的，谭汝男只是曾作为宝尔公司聘请的副经理负有监督公章的责任，并在使用公章流程中的一个环节进行签字确认，对于证人陈述其对质押合同等情况不知情也不属实；对证据二的交接明细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于物品使用申请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交接明细单与谭汝男无关；对证据三、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函来源是宝尔公司提供，在谭汝男向宝尔公司借款时相关应收账款的信息均系宝尔公司提供，在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及应收款质押合同后，谭汝男要求宝尔公司提供相应询证函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但宝尔公司以此为由拖延办理质押登记，因此应收账款数额的真实性和差额应当由宝尔公司负责，不能因依此推定质押合同的效力；对于证据五，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到庭作证，该证人系某，与宝尔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对其笔录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宝尔公司财务账目混乱，其内部的账目不能对抗第三人，按照管理人的说法，宝尔公司与谭汝男之前签订部分的质押合同最后的数额与此后的欠款金额一致，因此推定为质押合同是虚假的或倒签的，但宝尔公司的账目可以造假，谭汝男则系出于对宝尔公司的信任，将款项出借，具体质押合同中显示的金额系宝尔公司提供。又查，谭汝男曾自2016年10月底起至宝尔公司任职一段时间。再查，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007年版）》（此后于2017年进行了修订）的规定，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由质权人办理，并应在办理质押登记前与出质人签订协议并载明质权人与出质人已签订质押合同，由质权人办理质押登记；登记内容存在遗漏、错误等情形或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质权人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案诉讼中，谭汝男亦表示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办理流程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登记公示系统网站上按规定上传质押合同扫描件并填报相关信息即可办理登记，并不需要提供相应应收账款的询证函。一审法院认为，破产撤销权是指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定期间内实施的欺诈债权人或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有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企业破产法规定撤销权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即在企业失去或可能失去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债务人极有可能在失去清偿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形式上合法的财产处分行为，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法律赋予管理人对不当行为的撤销权，是对这种不公平行为的纠正和救济。因此，本案中宝尔公司管理人仅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行使其权利，对于宝尔公司管理人在庭审陈述中亦依据合同法中关于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在本案中则不予审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方面，本案中从相关合同情况显示，谭汝男作为债权人与宝尔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另又签订了14份时间为同日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于上述质押合同虽系与借款担保合同同日签订，但合同中仅加盖有宝尔公司印章，并无相关经办人员签字确认，且所涉及的应收账款数额与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所相应的应收账款数额并不一致，存在宝尔公司管理人主张的合理怀疑的情况，但对于涉案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是否为倒签，该方面事实的证明标准适宜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效力标准，故仅依据管理人工作人员对原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职工的调查及部分供货单位与宝尔公司对账情况无法确认谭汝男与宝尔公司签订的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非借款担保合同同时所签；另一方面，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谭汝男在与宝尔公司签订质押合同后，并未同时办理质押登记直至2016年11月18日，即双方虽签订有质押合同，但涉案应收账款的质权系自2016年11月18日方设立，此时为宝尔公司对谭汝男所负债务设立质权担保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而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根据规定系由质权人办理，谭汝男未在订立合同同时设立质权而系在其在宝尔公司工作一段期间并在其申请宝尔公司破产后方办理质权登记进而对相应应收账款享有质权权利，具有改善其原有清偿地位的不公平性质，实质上存在破产财产减少进而损害普通债权人受偿权利的或然性，故该应收账款的质押登记行为属于破产撤销权可撤销范围。综上，宝尔公司管理人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与谭汝男就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所办理质押登记，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威海宝尔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谭汝男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宝尔公司物品使用申请表四张，证明与上诉人一同到宝尔公司的李宝龙申请使用宝尔公司公章，用于在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转让通知上盖章；2.（2016）鲁1091民初1872号民事裁定书、（2016）鲁1091执597号执行卷宗中复印的执行裁定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函、异议函，以证明2016年10月31日因宝尔公司欠付案外人货款未偿还，案外人申请扣留宝尔公司应收账款2620357元，2016年11月1日宝尔公司向惠州益恩彼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该公司对此提出的告知函和异议函中均称在收到该转让通知前收到了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且该执行裁定至涉案质押登记办理时未解除，说明上诉人办理的质押登记无效；3.上诉人于2016年12月19日向宝尔公司管理人提交的质押说明一份，其中上诉人承认曾与宝尔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向相关单位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且因其后执行法院解除对东洋电子烟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查封，上诉人向宝尔公司请示该笔应收账款转入上诉人账户，还是转入宝尔公司账户；4.宝尔公司在烟台银行开户的帐户明细及烟台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各一份，证实2016年11月11日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向宝尔公司转款150840元，在签订质押合同时，上诉人和宝尔公司不可能预知到2016年11月份青米公司将支付150840元的货款，由此可以证实上诉人所提交的质押合同时间是倒签的。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可以证明李宝龙是宝尔公司的法务人员，顾子敬是公司的控制者，在使用申请表上领导审批栏里有其签名；对证据2，对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债务人的回复是宝尔公司进行的，上诉人不清楚，但确实应顾子敬的要求配合公司做过债权转让的手续，顾子敬当时说明只是为防止法院查封，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3，该证据说明了应收债权转让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当时为配合宝尔公司防止法院查封、保证公司正常运营的措施，其中对于应收账款质押的情况陈述是真实的；对于证据4，认为不能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与宝尔公司之间的质押合同的数额都是宝尔公司提供的，包括询证函的内容也都是宝尔公司提供的，即使里面有瑕疵，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宝尔公司在和上诉人签订质押合同时，就恶意设置了数字的缺陷，而且宝尔公司和应收债权的客户之间的款项往来上诉人不可能了解，对于提供的数据的问题应当由宝尔公司承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依上诉人申请，本院对宝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顾子敬进行调查，其对相关情况进行陈述，称宝尔公司管理人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属实，但部分内容不准确：1.宝尔公司公章和财务章由公司专人保管，盖章需经顾子敬同意，管理人调查笔录中记载全部印章交给谭汝男不准确。2.谭汝男当时推荐了李洪丽、谭军到公司工作，其余人系由李洪丽后招的。3.涉案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与《借款担保合同》是同时签订，质押合同上有宝尔公司盖章，但因合同太多其未签字，后期补办的质押登记，质押合同上的数额及登记办理手续由宝尔公司财务办理，具体其不清楚,因此在宝尔公司管理人对其进行调查时便称对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签订及登记办理一事不清楚。4.关于债权转让一事，是为保持公司正常运营，与谭汝男协商将债权全部转给谭汝男，再由谭汝男转给公司用于经营，转让手续已经办理。经质证，上诉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顾子敬对原来所做笔录做了补充和完善，大部分符合真实情况，其中债权转让是虚假的债权转让，只是为了应付公司的应收债权被查封的情况，是为了保证宝尔公司的正常运营，上诉人只是配合方，而不是真实的债权受让方。被上诉人对顾子敬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顾子敬对于在管理人接管宝尔公司后对其所做调查笔录中陈述的相关事实予以否认，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并且顾子敬现已离职，对宝尔公司心怀不满，不排除顾子敬不如实陈述相关事实的情况，且其所陈述的14份应收帐款质押是其带着公章和个人的印章到上诉人处签订的，这与上诉人陈述的过程明显不一致，并且应收帐款质押合同中并没有顾子敬个人的私章，故对顾子敬的该份询问笔录不应采信。二审中，经本院询问，被上诉人主张申请对涉案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质押登记予以撤销的法律依据为《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另，谭汝男向本院申请宝尔公司重整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7日，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裁定受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与谭汝男提起的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2018）鲁10民初17号]是否为同一诉讼案件，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质权登记是否属于为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可撤销情形。关于争议焦点一。（2018）鲁10民初17号案件系谭汝男以宝尔公司为被告提起的破产债权确认之诉，诉讼请求为确认其对宝尔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及享有优先权，本案系宝尔公司管理人以谭汝男为被告提起的破产撤销权之诉。宝尔公司在（2018）鲁10民初17号案中的抗辩理由为案涉质押合同及质押登记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为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属于管理人破产撤销权的范围。依照上述规定，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必须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宝尔公司管理人依法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与（2018）鲁10民初17号案件并非重复诉讼，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认为涉案质押合同可撤销的法律依据为两种，不能合并审理，一审未予释明、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中已说明被上诉人作为破产管理人仅能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行使权利，对其提出存在合同法中可撤销情形的主张不予审查，因此，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该条规定的立法本意为纠正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法定期间内的不当财产处分行为，恢复其责任财产，确保债务人财产得以在全体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该条款并未对债务的形成时间作出限制性规定。上诉人主张涉案债务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为该债务提供担保具有对价利益，并未减少宝尔公司责任财产，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不属于可撤销范围。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该条立法本意，无论债务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若其性质属于无财产担保的债务，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为其提供财产担保，便会导致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后果，属于偏颇性清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相对应的质押登记是否属于为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针对双方争议，应当着重审查涉案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是否与《借款担保合同》同时形成。综合分析本案证据，本院认为，应当认定涉案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与《借款担保合同》并非同时签订，涉案质押担保为事后提供，理由如下：第一，从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上记载的应收账款数额来看，该数额与2016年9月28日宝尔公司应收账款数额情况不符。1.涉案14份质押合同中有部分合同中载明的应收账款数额与询证函一致，实际包含了2016年10月发生的供货数额。涉案14份质押合同第一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宝尔公司所提供的权利质押为截至本合同签订时在相关债务人处的未结算应收账款。宝尔公司于2016年10月至11月期间分别向各债权人发出询证函，部分询证函中包括了宝尔公司2016年10月对相关公司的应收账款数额，如发送给根茂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的询证函记载10月对账金额为560208.59元，发送给欣欣电子的询证函记载10月对账金额为93445.07元，发送给北京博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询证函记载10月对账金额为20486.70元，发送给韩国POWERNET公司的询证函记载10月对账金额为1140美元，上述公司亦回函予以认可。对比质押合同与询证函可知，涉及上述应收账款的质押合同中的数额与询证函一致，即包含了10月份的应收账款。对此，被上诉人提供对宝尔公司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并主张该款项所涉业务是否发生及具体数额于9月28日时实际难以获知。2.质押合同记载的应收账款数额与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之后发生的业务往来情况相一致。如，质押合同中关于惠州益恩彼公司的应收账款数额记载为截至合同签订时为4583605.18元。2016年10月12日宝尔公司向惠州益恩彼公司发送询证函，询证函上记载8月、9月应收账款总额为4663786.68元，惠州益恩彼公司认可该数额无误并盖章确认。宝尔公司管理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惠州益恩彼公司的货物入库单明细、宝尔公司账目显示，2016年9月27日至10月24日，宝尔公司又向惠州益恩彼公司供货589818.50元，惠州益恩彼公司在10月12日以银行转账汇款的方式向宝尔公司支付货款67万元。质押合同中的应收账款数额恰为询证函记载数额加上供货数额减去付款金额（4663786.68元+589818.50元-670000元=4583605.18元），即包含了质押合同签订后业务往来的情况；另如，质押合同中关于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数额记载为32937.6元。2016年10月11日宝尔公司向该公司发送询证函，询证函记载对账总额为183237.6元，宝尔公司管理人提交的银行帐户明细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其后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以银行汇款方式向宝尔公司还款150840元，质押合同中记载的应收账款数额32937.6元与询证函确认数额减去还款数额（183237.6元-150840元=32397.6元）相近，质押合同中的应收账款数额与宝尔公司截至2016年11月份对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债权情况实际相符。对于上述不合理之处，上诉人以债权数额系宝尔公司提供、该公司账目混乱以及宝尔公司恶意设置为由予以否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对此本院认为，质押合同中约定的应收账款数额包含了宝尔公司2016年10月份的对外应收账款，且与2016年10月、11月宝尔公司业务往来情况相符，与质押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为9月28日相矛盾。第二，从《借款担保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来看，借款合同中上诉人与宝尔公司约定的担保方式为由顾子敬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未约定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且质押合同约定双方应于合同签订后7日内办理登记手续，双方未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却在借款到期后就涉案应收账款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由宝尔公司向相关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当事人的做法与已签订质押合同的事实相互矛盾。第三，从宝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顾子敬的陈述来看，顾子敬在宝尔公司管理人于2016年12月29日对其进行调查时，主张其对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签订及登记办理不清楚、不知道，在本院对其进行调查时，顾子敬又主张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是与借款担保合同同时签订，其陈述前后矛盾。第四，从上诉人的身份情况看，上诉人谭汝男自2016年10月底进入宝尔公司任副总经理一职，其对公司相关债权债务情况了解,且作为公司负责人有权对公章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批，其于2016年11月17日向本院申请宝尔公司破产，又于2016年11月18日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具备改善其原有清偿地位的主观条件和客观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依据上述分析，宝尔公司管理人关于涉案《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非与《借款担保合同》同时签订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与宝尔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的同时并未约定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其后双方于2016年11月18日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设立质权，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属于为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有损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利益，依法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关于涉案14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与《借款担保合同》同时签订等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撤销涉案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谭汝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李慧东审判员 马树芳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孙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