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3民终14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舒仕贵，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彦虎，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顺县公安局，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东湖镇南环路**。 法定代表人：缪剑，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攀，男，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男，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舒仕贵因与被上诉人富顺县公安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2019）川0322民初1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舒仕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2年3月1日至1999年2月以及1999年11月至2005年5月1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了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被上诉人并未举示足以推翻上诉人证据的情况下，仅以治安联防队属于群众自防、自治组织而否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被上诉人在一审举示被上诉人出具的富公信复(2019)7号文件已经很清楚表明上诉人系被上诉人聘请的辅助警务人员，而富顺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富府发(1989)128号文内容也明确治安联防队员由派出所临时聘请，工资在富顺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现西湖派出所)领取，充分说明上诉人是被上诉人聘请的，双方形成了劳动合同关系。文件表明所成立的专业治安联防队，不同于普通的治安联防队，该治安联防队属于富顺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现西湖派出所)领导和管理，不符合群众自治组织的特点，一审法院将该治安联防队认定为群众自治组织与事实不符；2.如果在1992年3月至1999年2月上诉人属于治安联防队队员，那么在1999年11月至2005年5月上诉人是什么身份，一审法院对此并未理睬。上诉人一审中举示了富顺县公安局东湖派出所为上诉人办理的工作证，充分证明上诉人不是治安联防队队员，而上诉人在富顺县公安局东湖派出所工作期间不可能作为富顺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现西湖派出所)治安联防队队员开展工作。一审中，证人陈远高证明上诉人是富顺县东湖派出所聘用的保安员，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劳动关系的过程。被上诉人的证据仅证明在1992至1999年期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属于治安联防队队员，但未涉及1999年11月至2005年2月的第二阶段的期间。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与上诉人在1999年11月至2005年2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此期间上诉人属于治安联防队队员，应当认定在1999年11月至2005年2月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 富顺县公安局答辩称：上诉人在1992年至2005年期间均是以治安联防队队员身份分别在西湖派出所、东湖派出所工作，被上诉人并未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舒仕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舒仕贵与富顺县公安局形成了自1992年3月1日起至2005年5月12日的劳动合同关系；2．富顺县公安局依法为舒仕贵缴纳自1992年3月1日至2005年5月12日止的养老保险及社会保险共计81100元；3．富顺县公安局支付舒仕贵一次性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8400元；4．富顺县公安局支付舒仕贵自1992年至2005年的加班工资499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9年6月22日，富顺县人民政府发布〔富府发（1989）128号〕《富顺县人民政府批转城关镇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城关地区专业联防队的报告的通知》文件。主要内容是：“……为治理、整顿和改革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改变治安联防队员的组建形式已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为此，我们同县公安局经过认真研究，我们拟从今年六月一日起，将过去由单位抽人组成联防队的形式，改变为由各单位承担治安联防费。派出所按有关条件进行临时聘用，一定一年，表现好的可以继续聘用。组建一支有一定文化、有一定业务技能、体格健壮的专业治安联防队。专业治安联防队由城关派出所负责领导和管理，联防队员的工资在城关派出所领取。专业联防队初步定为由二十名男性青年组成，每人每月工资暂定为八十元，加上办公用费及其他必需的开支，每年共需治安联防经费二万五千多元，所需经费分别由城关地区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承担（详见经费分配表）。为了保证治安联防队的正常工作和经费开支，今后各单位每年的治安联防费，必须在上年的十二月二十日以前，一次性向城关派出所交清……征收的治安联防费，主要用于工资、夜班补助和必要的办公经费……”文件后面附《各单位治安联防费分配表》。 1993年3月17日，富顺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发布〔镇府发（1993）09号〕《富顺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批转城关派出所〈关于调整治安联防费的报告〉的通知》文件，主要内容是：“城关治安联防队自一九八九组建以来，为协助公安机关维护城关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县府富府发（1989）128号文件明确由城关派出所向城关地区机关、单位收取治安联防费，解决治安联防队的经费开支。适当收取治安联防费，符合中央、国务院中发（1991）7号文件关于‘可以由企事业单位和居民适当集一点资、出一点人，用于维护本单位或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的精神，镇政府同意城关派出所关于调整治安联防费的报告，现批转给你们，请按此执行。”同时，文件后面附有富顺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向城关镇政府提交的《关于调整治安联防费的报告》。 自1992年3月起至2005年5月止，舒仕贵先后以治安联防队员身份在富顺县公安局西湖派出所、东湖派出所工作，期间于1999年3月至11月有所间断。在派出所工作期间，舒仕贵协助派出所民警从事治安联防工作，其工资报酬在派出所按相应文件收取的治安联防费及其他费用中支取。2005年5月，因治安联防队员政策的变化，舒仕贵离开富顺县公安局东湖派出所后就未继续在派出所工作。 2019年1月15日，富顺县公安局西湖派出所出具《关于临聘人员舒仕贵同志在西湖派出所工作的情况说明材料》，内容是：“舒仕贵，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初中文化，汉族，户籍地：X镇X巷**附**，现居住在富顺县X镇X栋X单元X号。经我所核实，90年代时期，由于西湖派出所警力严重不足，上级公安机关和政府同意充实辅警力量，即治安联防人员。在1992年3月，舒仕贵同志招聘为我所治安联防队员，该同志在工作期间，热爱治安工作，在工作上积极认真，赢得同志们的好评，为派出所的治安工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舒仕贵同志在我所工作自1992年3月至1999年2月止。由于临聘人员使用问题的政策变化，舒仕贵同志主动离开派出所，不再为我所招聘人员”。 2019年1月18日，富顺县公安局出具富公信复（2019）7号《富顺县公安局关于舒仕贵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是：“舒仕贵先生，您于2018年11月21日反映：‘反映其1993年-2005年在公安局工作，要求公安局提供工资表和工作证明以购买社保’的信访事项。信访人姓名：舒仕贵，男，现年56岁，户籍地址：四川省富顺县X镇，身份证号码：510……3333，联系电话130……0318。我们于2018年11月29日受理，并发出受理告知书。经初步调查，你反映的其1993年-2005年在公安局工作，情况属实，其中之间有间断，确属我局聘用的辅助警务工作人员。但对其当时的工资待遇以及是否应当购买个人社保问题我局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如不服本处理意见，可以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富顺县人民政府复查委员会或自贡市公安局提出复查申请，如逾期不提出复查申请，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2019年1月28日，富顺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出具富府信复办字〔2019〕8号《信访事项复查不予受理通知书》，内容是：“舒仕贵同志：2019年1月22日，我办收到你关于对富顺县公安局富公信复（2019）7号答复意见书的复查申请，经研究，基于如下理由，不予受理：所反映的问题公安机关尚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按《信访条例》规定，调查处理中的问题不属信访复查范围”。 2019年4月23日，舒仕贵以确认劳动合同关系、缴纳社会保险、支付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等事项为由向富顺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日，富顺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通知不予受理，舒仕贵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 2019年5月12日，富顺县公安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是：“我局从未招聘舒仕贵作为富顺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也未与舒仕贵订立过劳动合同，该员在西湖派出所和东湖派出所的工作经历，应是其作为治安联防队员到派出所协助工作”。 诉讼中，富顺县公安局申请的证人也证实：“治安联防队是1989年的时候，根据富顺县城关镇的治安形势，由当时的富顺县城关镇政府向县政府报告后建立的。治安联防队员协助派出所民警维护社会治安，派出所负责管理和使用，治安联防队员的工资报酬来源于派出所收取的治安联防费用和部分资金的返还，在派出所内勤处领取，不通过国家财政，公安局也没有发放过治安联防队员的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舒仕贵、富顺县公安局之间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具有劳动法意义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人单位的主体属性和双方的人身隶属性是其本质特征。本案中，舒仕贵认为，1992年-2005年，舒仕贵就受聘到派出所协助从事社会治安防范工作，由派出所负责管理和使用，与公安局建立了劳动关系。富顺县公安局则认为，治安联防队是群防群治的自治组织，舒仕贵作为治安联防队员参与辅助警务工作，派出所也只是在业务上进行管理和指导，其经费来源于辖区企事业单位等缴纳的治安联防费和其他费用，既没有与公安局签订合同也没有受公安局招聘，与公安局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相关文件精神，治安联防队是特定历史时期建立的一种群众性的自防、自治组织，是预防、制止、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辅助力量。治安联防队的一切活动均置于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公安机关指导之下，本质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与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不同。本案中，从富顺县人民政府、城关镇人民政府的文件、富顺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报告等对治安联防队的人员来源、经费管理等规定来看，结合舒仕贵、富顺县公安局的陈述和舒仕贵的实际工作经历，舒仕贵作为联防队员协助参与公安派出所的治安管理这一事实客观存在，其在公安派出所接受业务上的安排和管理，不是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公安局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因此，舒仕贵主张与富顺县公安局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舒仕贵主张的社会保险费、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等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舒仕贵主张的社会保险费、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等诉讼请求成立的法律基础是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舒仕贵、富顺县公安局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故舒仕贵的此几项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舒仕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舒仕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二审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舒仕贵与富顺县公安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具有劳动法意义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人单位的主体属性和双方的人身隶属性是其本质特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以及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等，在全国各地基层均建立治安联防队，其目的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治安联防队是在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公安机关指导下开展工作，它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建立的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组织，是预防、制止、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辅助力量。在1992年-2005年期间，舒仕贵作为治安联防队队员，协助并参与富顺县公安局西湖派出所、东湖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其报酬来源于辖区企事业单位等缴纳的社会治安联防费，并由派出所代为发放。虽然舒仕贵客观上参与公安机关的社会治安管理，在其工作上接受公安机关的安排和管理，但舒仕贵并未与富顺县公安局签订劳动合同或受富顺县公安局招聘，其身份仍然是治安联防队队员。关于舒仕贵在富顺县公安局东湖派出所工作期间为其办理工作证问题，富顺县公安局东湖派出所为舒仕贵办理工作证，仅是为舒仕贵在协助公安机关工作中提供便利，不能仅凭此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舒仕贵与富顺县公安局不具有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舒仕贵上诉主张与富顺县公安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舒仕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舒仕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俊 审 判 员  甘语慧 审 判 员  郑 轶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相星宇 书 记 员  张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