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4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乐某，女，193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柯菲，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建辉，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5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5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女，195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晓锋、陈翌暘，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乐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李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乐某与被继承人李学纯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李某1、李某2、李某3系李学纯与前妻所育子女。2001年12月29日李学纯作为申请人通过房改购得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房屋产权登记在李学纯一人名下。××××年××月××日李学纯与乐某共同出具一份《遗嘱》，对生前和百年之后的安排如下：“(一)我和乐某结婚二十多年，住杭州市，住房一大套，三室一厅，房改时用我和前妻积蓄7000元。其他是我积蓄壹万余元买的。产权归我所有，为此，我和乐某有权住到百年。……（二）杭州市，一个大套78平方米，我和乐某百年后，房产归李某1、李某2、李某3三个儿女继承。……”。该《遗嘱》系打印件，李学纯及乐某均在立遗嘱人处亲笔签名。当日，乐某将上述《遗嘱》的所有内容抄写在自己所使用的笔记本上，立遗嘱人处乐某的名字系其本人签署，“李学纯”三字乐某称记不清楚为何人所签，李某1、李某2、李某3确认“李学纯”三字非李学纯本人所签。2018年7月18日李学纯病故。2018年10月17日乐某以诉争房产系夫妻共有财产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其对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享有62.5%的所有权份额。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继承人李学纯和乐某于××××年××月××日所立遗嘱是否有效。乐某认为该份打印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但不能提交证据否认该遗嘱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遗嘱系被继承人在生前根据其自由意思，对其死后遗产作出的单方处分行为，继承法对遗嘱形式要件所做的严格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被继承人作出的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是被继承人未经慎重考虑而仓促作出决定。但是，继承法并未规定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的一律无效。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打印件的使用日益普及，社会环境与继承法出台时已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继承法就遗嘱形式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被继承人自主、慎重的作出遗产处分的意思，故对遗嘱的解释应当着重探究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至于案涉遗嘱是否系李学纯实意思表示，本案现有证据即打印件遗嘱本身、乐某自认的事实、乐某本人抄写的遗嘱可以相互印证。李学纯本系杭州日报社离休干部，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其与乐某在打印件遗嘱正本上亲笔签名，同时乐某还再次将遗嘱全部内容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表明了乐某与李学纯对遗嘱内容的确认。案涉遗嘱内容系立遗嘱人经过慎重考虑后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遗嘱合法有效。从遗嘱的内容来看，主要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李学纯与乐某在遗嘱中对案涉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的所有权作出约定，即确认该套房屋归李学纯一方所有；其次，李学纯明确在其与乐某百年后，房屋由李某1、李某2、李某3共同继承；第三，乐某在有生之年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故乐某在明确知晓遗嘱内容并同意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收取11400元，由乐某负担。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 宣判后，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01年12月29日李学纯作为申请人通过房改购得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房屋产权登记在李学纯一人名下。”该事实认定不当。事实是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系李学纯与乐某共同购买的房改房，相关事实：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均系离休干部，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租住杭州市下城区房地产管理局的位于下城区崇恩坊1号201室房屋。2001年根据杭州市房改政策，李学纯与乐某租住的房屋开始房改。李学纯与乐某于2001年6月28日共同申请购买公有住房，以房屋所有权人李学纯、配偶乐某的名字，填写《杭州市区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2001年7月填写《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2001年12月29日填写《购买房改出售公有住房登记表》及《申请人意见》。房改房的单价也是根据李学纯与乐某工龄计算折扣，李学纯与乐某分别于1948年、1949年参加工作，双方所在单位杭州日报社、缙云医药有限公司出具了职工工龄证明单，两人实际工龄均为43年。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在《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中确认房屋成本价基价885元/平方米，确认李学纯与乐某双方工龄之和86年，工龄折扣51.6%，审核确认单价220元/平方米，价款为17160元。根据公有住房政策一次性付款享有9折优惠，实际付款15444元。上述款项于2001年12月付清。上述事实有上诉人乐某在一审时所举的第三组证据8份书证，证明涉案房屋为李学纯与乐某18年前共同购买的房改房，系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造成事实认定不当。2、一审判决认定“××××年××月××日，李学纯与乐某共同出具一份遗嘱”不当。××××年××月××日的遗嘱是李学纯的遗嘱，并非上诉人乐某的遗嘱。因为该遗嘱的立遗嘱人均以“我”和乐某来表述，说明立遗嘱人是“我”而非“我们”，乐某是独立于立遗嘱人“我”的第三方。该遗嘱并非自书，是一份打印件，打印件中的立遗嘱人上为李学纯，下为乐某，被继承人拿着打印的遗嘱让上诉人乐某签字，但根据遗嘱内容反映的主体，不能推定为乐某对自己财产作出处分。3、李学纯的遗嘱中有关购房款来源及结婚时间的表述不事实。遗嘱称“我和乐某结婚20多年，住杭州市，房改时用我和前妻积蓄7000元，其他是我积蓄一万余元买的”，该说法不真实。购房款加上应缴的个人维修基金合计款项16134元，系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共同出资，其中有部分是上诉人乐某在1999年出卖缙云的房屋部分款项。李学纯与上诉人乐某结婚后，婚前与前妻共有的财产已全部分给子女，并无积蓄。涉案房产系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共同购买。另，乐某与李学纯××××年结婚自2016年已长达26年，遗嘱中“20多年”的表述不准确，至李学纯2018年7月去世，共同生活时间近30年。二、一审法院有关本案争议焦点问题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落款为××××年××月××日的打印遗嘱系有效的自书遗嘱错误。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法第十七条释义，明确“遗嘱的内容与形式都要符合法律规定……自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亲笔书写，亲自签名，然后注明年、月、日。不能由他人代写或记录，也不能用打字机作成……。”本案的“遗嘱”系电脑打印,而李学纯在2016年已86岁高龄，自己不可能以电脑打字的方式写遗书。因此该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亲笔书写”的特征及要件。且该“遗嘱”无代书人和见证人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合法要件。遗嘱形式不合法必然导致遗嘱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无代书人和见证人签名的打印件遗嘱有效，违反《继承法》第十七条的强制性规定及司法界对继承法第十七条的普遍理解。2、一审法院认定李学纯与乐某在遗嘱中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作出约定，确认房屋归李学纯一方所有不当。遗嘱中有关“我和乐某结婚20多年，住杭州市，房改时用我和前妻积蓄7000元，其他是我积蓄一万余元买的。产权归我所有，为此，我和乐某有权住到百年。”的表述，是单方表述，并非是双方的合意。房改时乐某的43年工龄使房屋单价下浮了25.8%，降低房价17809元。且乐某和李学纯的工资相差不多，共同生活后李学纯与乐某工资共同使用。乐某认为“产权归我所有”是归乐某所有，其并没有放弃所有权。3、一审法院认为遗嘱有效，则上诉人乐某作为立遗嘱人尚健在，上诉人乐某是继承人还是被继承人？上诉人乐某如果是被继承人，则继承尚未开始，上诉人乐某有权更改遗嘱，一审法院就不能驳回上诉人乐某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乐某是被继承人李学纯的配偶，是法定继承人，因此上诉人乐某不能被认定为立遗嘱人。一审判决的观点自相矛盾。三、一审法院判决不公，使上诉人乐某失去赖以生存的房屋。1、一审法院的判决使上诉人乐某完全丧失了房屋所有权及继承权，上诉人乐某已无家可归。上诉人乐某户籍在杭州，居住地也在杭州。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年结婚，婚后即到杭州与李学纯共同生活，1999年上诉人乐某已将在缙云的房屋出售，并在杭州购房，一直居住在杭州，现已82岁高龄，案涉房产为上诉人乐某在杭州的唯一住房，一审法院的判决，使上诉人乐某丧失了基本生存条件。2、上诉人亲生子女的房屋并不是上诉人乐某的房屋。上诉人乐某20年前改嫁李学纯与外地的亲生子女不共同生活。20年后上诉人乐某的房屋全部归再婚的李学纯子女，上诉人乐某将流离失所，尽管短期可以到不同地方的子女处寄宿，但并不能解决长期的居住问题。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继承纠纷，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继承法、婚姻法等实体法认定事实。本案上诉人乐某已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且根据法定继承原则可享有涉案房产62.5%的份额，但一审判决推定打印的自书遗嘱有效，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认为上诉人乐某举证不能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继承法意见》第40条认定该遗嘱系自书遗嘱与最高人民法院最新意见相违背。根据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高院京高法[2011]238号请示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问题的答复》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明确：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代书遗嘱强制性规定的非本人书写遗嘱，即便有本人亲笔签名并注有年月日的，也不能认定为自书遗嘱确认法律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乐某对杭州市下城区崇恩坊1号201室房产享有62.5%的份额。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李某3承担。 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共同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年××月××日由上诉人乐某与被继承人李学纯共同订立的《遗嘱》与上诉人乐某在笔记本中自书《遗嘱》及上诉人乐某出具《支取老李备用金凭证》之间可以相互应该形成证据链，证明××××年××月××日双方签字《遗嘱》系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上诉人本人出庭向一审法院明确上述三份书面材料中“乐某”均系上诉人乐某本人所书。故××××年××月××日《遗嘱》法律并未强制规定无效，故依法应认定有效。3、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确定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的归属，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在共同遗嘱中确定案涉位于杭州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该受法律保护。4、××××年××月××日《遗嘱》系依法有效的共同遗嘱，现在立遗嘱人一方李学纯已经死亡，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的共同意思表示自李学纯死亡时开始“固化”，原因有二，1、双方无法形成新的共同意思表示来变更之前的合意；2、继承已经开始，《遗嘱》所涉财产权利人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上诉人乐某与李学纯，还涉及到李某1、李某2、李某3等。故在未取得李某1、李某2、李某3同意的情况下，上诉人乐某无权更改遗嘱中涉及李某1、李某2、李某3的内容。5、无需用道德绑架法院，企图认定法院不公。案涉争议房产并非上诉人乐某唯一可居住的住处，从《遗嘱》可以看出，为了确保上诉人乐某的居住，李学纯和上诉人乐某需要在上诉人亲生子女处投资，上诉人乐某有四个子女，那必然有4个住处。再者子女本就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上诉人乐某怎么就没地方住了。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自书遗嘱作了严格规定，需立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主要是为了防范被继承人作出的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是被继承人未经慎重考虑而仓促作出决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颁布并生效时间在1985年，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打印件的使用日益普及，再着重强调遗嘱必须由立遗嘱人本人亲自书写，与社会发展和进步趋势相悖。对于自书遗嘱的效力应着重探究是否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虽由李学纯、乐某亲笔签名的《遗嘱》的内容系打印件，但李学纯系杭州日报社离休干部，具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其在打印件遗嘱正本上亲笔签名的行为，应视为李学纯对打印件遗嘱内容的确认。乐某不仅在打印件遗嘱上签名，且将遗嘱内容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应视为对打印件遗嘱的确认。在乐某2017年2月3日书写的“支取老李备用金凭证”上关于“给我的拾贰万元正中扣除”内容，与打印件遗嘱的相关内容相印证，进一步反映了打印件遗嘱系李学纯、乐某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虽然案涉遗嘱系打印件，但由于该遗嘱系李学纯、乐某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具有法律效力。乐某上诉对案涉遗嘱的效力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纵观该遗嘱的内容，原审法院作出该遗嘱包含了三层意思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认同。乐某在明知遗嘱内容并同意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乐某上诉提出原审判决将导致其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因案涉遗嘱保障了乐某在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居住的权利，故乐某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