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渝04行终111号 上诉人黔江区人民政府舟白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大宏堡安置区**。 法定代表人孙建华，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行政机关负责人钟国芳，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堂，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罗军，男，土家族，1973年7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缤，重庆百事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黔江区人民政府舟白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舟白街道办）与被上诉人罗军确认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彭水县法院）作出的(2019)渝0243行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舟白街道办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钟国芳及委托代理人吴胜堂，被上诉人罗军及委托代理人冉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罗军系重庆市黔江区黄溪镇黄桥**居民,于2016年9-10月间分别与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路东居委11组（以下简称路东11组）蔡周才、蔡泽波、钟贵芝、张淑云4户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其分别位于该组小地名“大田湾”“坨底”的土地栽种苗木。2016年11月9日，罗军与白宗谷共同出资成立重庆泰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桂公司），罗军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苗木的种植、栽培等。为实施重庆市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渝湘高速联络线）工程建设，2017年10月、2018年2月，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黔江区征收办）对蔡周才等4户村民位于路东11组的土地进行了丈量，经被征地村民和罗军确认，罗军系被征地范围内2.86955亩土地上种植的苗木的所有权人。2018年7月20日，舟白街道办书面通知罗军如于2018年7月31日前主动移除苗木将获得4000元/亩的搬迁奖励，罗军拒绝签字。2018年7月26日，黔江区征收办向罗军作出《关于限期领取苗木补偿款的通知》并于当日向罗军送达，该通知载明：“苗木栽植户罗军：因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建设，需对张淑云、钟桂芝、蔡周才、蔡泽波户位于黔江区舟白街道路东居委11组（小地名：坨底）的土地进行征收，你户在被征收土地上栽植的苗木面积2.8696亩，其补偿标准为4000元/亩，补偿金额11478.4元。该苗木面积于2018年7月2日在蔡泽超房屋上张贴予以公示。公示期内，你户对苗木补偿面积等未提出异议，该苗木补偿款项我办已按黔江国土房管发〔2013〕316号文件规定计算补偿。请你户在接到本通知书后于2018年7月31日前到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黔江支行舟白分理处领取苗木补偿款。”2018年8月7日，黔江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高速公路指挥部）、黔江区征收办、舟白街道办共同作出《关于限期移除苗木的通知》并于当日向罗军送达，该通知内容为：“苗木栽植户罗军：因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建设，你户栽植在黔江区舟白街道路东居委11组该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苗木，已由黔江区征收办丈量登记，并于2018年7月2日公示，公示期满后，上述苗木补偿款壹万壹仟肆佰柒拾捌元肆角已划拨，并于2018年7月26日送达了领款通知。现请你户在接到本通知书后于2018年8月10日前自行移除该土地上的苗木。特此通知。”但在2018年8月10日24时尚未届至之时，舟白街道办即于2018年8月10日当日通知在该地附近作业的施工队对罗军的涉案苗木实施了强制清除。原审庭审中，舟白街道办对其通知施工队对罗军的涉案苗木实施强制清除的行为予以认可。2018年11月7日，罗军以该苗木被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舟白街道办共同违法强制清除为由，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之诉，该院经审理查明后认定，涉案苗木系舟白街道办组织实施的强制清除，遂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渝04行初147号行政裁定，裁定：“一、驳回罗军对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起诉；二、指定本案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罗军、舟白街道办对该裁定均未提起上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舟白街道办对罗军在涉案2.86955亩土地上栽种的苗木实施强制清除的行为是否合法。评析如下：本案在对涉案苗木移除及补偿的行政处理过程中，黔江区征收办、舟白街道办多次与罗军沟通、协商，舟白街道办提交的证据中也多处显示涉案苗木的权利人为罗军，行政机关在对涉案苗木处理中的相关文书也是直接向罗军发送，故罗军是本案适格原告。本案中，虽然舟白街道办辩称，其通知施工队对罗军的苗木组织施工队进行强制清除，系依据高速公路指挥部、黔江区征收办、舟白街道办2018年8月7日共同作出《关于限期移除苗木的通知》所为，具有行政强制依据。就此，舟白街道办对罗军苗木实施的强制清除行为是一种行政强制，具有独立的可诉性。但因本案无证据证明舟白街道办对涉案罗军苗木实施清除行为前，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了同意交出涉案土地的意思表示，且《关于限期移除苗木的通知》是要求罗军在2018年8月10日前自行移除该土地上的苗木，但舟白街道办却于2018年8月10日24时尚未届至之时便实施了强制清除苗木的行为，再加之舟白街道办未举示其实施该强制清除苗木行为的法律依据，故其行为违法。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确认舟白街道办2018年8月10日对罗军在路东11组栽种的苗木实施强制移除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舟白街道办承担。 上诉人舟白街道办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罗军系被征地范围内2.86955亩土地上种植苗木的所有权人”系认定事实错误。渝湘高速联络线(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项目于2016年6月进行现场踏勘，7月底组织施工人进场，8月初在涉案土地范围开始野外钻探。罗军得知此消息后，于2016年9月底向当地承包户蔡周才租赁小地名“大田湾”的土地并在两天之内完成了苗木的栽种行为。于2016年10月初租赁当地承包户张淑云的小地名叫“坨底”的承包地，并立即进行苗木栽种。为了达到抢栽行为被合法化，罗军将土地租赁合同的签署时间进行提前。栽种结束后于2016年11月9日迅速成立泰桂公司，罗军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重庆市泰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关于苗木搬迁移植的申请》《重庆市政府系统公开电子信箱交办单》《关于舟白街道路东十一组苗木基地要求赔偿的请示上》，均能证明涉案苗木系泰桂公司所有，证据载明的栽种苗木的范围和面积与本案涉案苗木的栽种范围和面积完全一致，但原审对其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从而认定涉案苗木的所有权人是罗军，由此推断出罗军系本案适格原告，系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认为“舟白街道办事处往来资金记账凭证、舟白街道财政所征地拆迁补偿款项划拨银行清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系认定事实错误。舟白街道办在原审时出示上述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渝湘高速联络线的土地征收有足够的资金保障，结合《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关于预收征地拆迁补偿费的函》《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征收土地费用预收清单》，足以证明包括泰桂公司栽种的2.8696亩苗木在内的路东居委5、6、8、11、12组部分集体土地上栽种的合计44.9686亩苗木均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用于征收。而原审未能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评价，认为上述证据缺乏关联性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与其诉称遭受侵犯的合法权益是对应关系，权益是特定的，原告主体是法定的。本案涉案苗木的权利主体是泰桂公司，提起诉讼也只能以该公司为原告主体。原审以“上述证据尚不能得出罗军不具备本案原告资格的结论”为由，从而以推定的方式确定罗军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系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法律保护的是正当合法的民事权益。罗军诉称的苗木缺乏法律保护的前置基础。一是土地流转程序违法。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本案中罗军不是路东11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流转土地没有征得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也没有征询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放弃优先流转权利的意见，其流转程序不合法。二是罗军对涉案苗木的栽种行为涉嫌抢种抢栽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国家征地补偿款项。渝湘高速联络线是重庆市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重点工程，该项目于2016年6月进行现场踏勘，罗军于2016年9月租赁涉案土地栽种苗木，其行为涉嫌抢种抢栽。三是罗军为了获取征地补偿款项，在抢栽苗木的同时，于2016年11月9日迅速成立泰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到林业部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运入该批苗木时，也没有经过动植检验，属于非法行为。权益的合法性是法律保护的前置基础条件，原审认为“因本案诉争的是被告强制移除原告苗木的行为是否合法，与罗军栽种苗木是否获得林业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无关，且原告未获行政许可栽种苗木的行为是否合法，林业主管部门对此并未依法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林业主管部门未依法认定其栽种行为是否合法，并不等于罗军的栽种行为和经营行为即为合法，林业主管部门是否依法认定其合法性，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正确评价。三、原审判决错误。在征收过程中，黔江区征收办对路东居委5、6、8、11组被征用土地上苗木面积和补偿金额均进行了公示，向罗军送达苗木面积、补偿金额的公示花名册，每亩地按照现行政策4000元进行补偿，罗军本人签字接受。拆迁办按照补偿政策将罗军的苗木补偿款项存入银行并通知罗军领取，罗军签字接受。2018年8月7日，舟白街道办书面通知罗军于2018年7月31日主动移除苗木，将获得搬迁奖励，但罗军拒绝签字。2018年8月7日，高速公路指挥部、舟白街道办等单位联合向罗军发出《限期移除苗木的通知》及送达回证，要求罗军限期移除其苗木，罗军签字接受。因此，移除苗木的行政行为，已经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了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并给予其限期拆除的合理期限，已经切实保护罗军的相应权利。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罗军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罗军承担。 被上诉人罗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舟白街道办的全部诉讼请求。1.本案是行政强制违法所引发的诉讼，原审查明的事实中，舟白街道办向罗军送达了关于限期移除苗木的通知及关于限期领取补偿款的通知、苗木补偿公示花名册等具有行政意义的文书，针对的对象均为罗军，没有谈到罗军外的任何主体，舟白街道办在实行具体行政行为时确认了行政行为的对象就是罗军，认可了罗军是路**苗木的所有权人。舟白街道办是在罗军提起本案诉讼后，才否认之前所针对的对象，其目的系开脱其行政责任。2.舟白街道办反复强调罗军抢种的事实不能成立，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中第九条规定，要认定罗军有抢种行为，必须举示罗军在2014年栽种时就已经发布了拟征地告知等程序，直至今日舟白街道办都未提交该证据证明，因此舟白街道办该主张不能成立。3.舟白街道办上诉状中陈述的2天内栽种完毕等陈述均是为了开脱其行政责任。 原审时，舟白街道办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涉案建设用地程序性证据： 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高速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的批复》（渝府〔2014〕20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十三五”综合交通规划的批复》（渝府〔2017〕64号）； 2.重庆市规划局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区县市500000201500523号）及附件； 3.《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东南环线）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意见》（渝国土房管规〔2015〕70号）； 4.《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渝湘高速联络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渝发改〔2016〕104号）及附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渝湘高速联络线）初步设计的批复及初步设计的批复》（渝交委路〔2017〕71号）及概算审批表、设计单位深圳华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渝湘高速联络线）施工图设计的批复》（渝交委路〔2017〕120号）； 5.《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计划（交通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7〕5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市级重点项目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8〕12号），《关于加快推进重庆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计划（交通行动计划）的纪要》（专题会议纪要2018-18）； 6.《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临时使用集体土地的批复》（黔江府〔2018〕28号）及第一批临时用地统计表； 7.《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实施重庆市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项目拟征地的公告》（黔江国土房管通〔2017〕1号）； 8.《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政府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黔江府发〔2013〕21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印发贯彻执行黔江府发〔2013〕21号文件中具体问题解释的通知》（黔江国土房管发〔2013〕316号）； 9.《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地〔2018〕1287号）。 （二）罗军（泰桂公司）个案证据： 1.《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预收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的函》（黔江征收办函〔2018〕418号）及附件—征收土地费用预收清单、苗木补偿支付花名册； 2.野外征收土地记录表、黔江区过境高速项目苗木调查确认表、征收红线与苗木栽种位置套合图； 3.《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征收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项目舟白段集体土地上苗木的面积及补偿金额的公示，苗木补偿公示花名册及送达回证； 4.《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限期领取苗木补偿款的通知》及送达回执； 5.舟白街道办事处往来资金记账凭证、舟白街道财政所征地拆迁补偿款划拨银行清单； 6.舟白街道路东居委苗木补偿支付花名册； 7.黔江区舟白街道办事处通知（存根）； 8.黔江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黔江区人民政府舟白街道办事处、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18年8月7日向罗军联合发出的《限期移除苗木的通知》及送达回证； 9.罗军的个人信息档案； 10.罗军的询问笔录一份； 11.重庆泰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该公司向区领导递交的《关于苗木搬迁移植的申请》《重庆市政府系统公开电子信箱交办单》，该公司向黔江区征收办递交的《关于舟白街道路东十一组苗木基地要求赔偿的请示》，该公司向黔江区征收办递交的《关于苗木搬迁移植的申请》； 12.《关于核实重庆泰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相关行政许可的函》《关于重庆泰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复函》（黔江林业函〔2018〕249号）； 13.对土地出租户张淑云、蔡周才的询问笔录； 14.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渝湘联络线）工程地质初勘钻探施工情况说明及钻探原始记录表。 经原审质证，罗军对舟白街道办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一、关于涉案建设用地程序性证据：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反映的是对重庆市高速公路网规划的批复，与征用土地批复没有关系。证据2的真实性无意见，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其项目书上载明的有效期是2016年11月9日，涉案建设项目明显违法。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5与本案之间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即使是重庆市基础建设也应该去履行相应的用地审批程序。证据6的三性均不认可。证据7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发布征地公告的前提是要有用地批准文件，但涉案用地缺乏该前提，且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拟征地应当进行公告公示。总之，舟白街道办没有一份证据能反映过境高速公路已取得合法的征地手续，恰好反映了其行为违法。二、关于罗军（泰桂公司）个案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合法性。证据3明确了罗军是苗木的栽种人，虽然花名册是进行公示了的，但罗军拒绝签字是有原因的。证据4中舟白街道办的行政行为明确的指向对象就是罗军，故认为罗军不是适格的主体的主张不成立。证据5的合法性不认可，仅仅是舟白街道办单方面的存款行为。证据6不合法。证据7，罗军拒绝签收是有原因的，因罗军栽种苗木的行为是合法的。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合法性不认可，过境高速公路建设没有任何的合法手续，要求罗军限期移除没有法律依据。证据9罗军的信息是真实的，但是不同意其证明目的，罗军是通过土地的流转进行的栽种。证据10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询问笔录制作单位是重庆市黔江区林业局（以下简称黔江区林业局），而不是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舟白街道办，主体不合法。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罗军2016年11月申请工商注册公司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种植苗木，进行公司化经营，在收到限期移除通知书后，罗军是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搬走苗木的申请的，故罗军没有要求国家赔偿款项的意图。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因为是复印件，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行政主体应是舟白街道办，而不应是黔江区林业局。证据13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询问笔录时间是2018年8月2日，而舟白街道办向罗军下发通知是2018年7月25日，且没有提供相关的流转合同，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4的三性均不认可，钻探启动的时间不是靠情况说明来证实的，且罗军土地流转合同是从2014年开始的。 原审时，罗军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黔江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指挥部、黔江区人民政府舟白街道办事处、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限期移除苗木的通知》；2.黔江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限期领取苗木土地补偿款的通知》；3.土地租赁合同四份；4.照片12张。 经原审质证，舟白街道办对罗军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的三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该证据证明舟白街道办以及相关征收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向罗军送达了限期移除苗木并领取补偿款项的通知，已经切实地保护了罗军的合法权益。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四份土地租赁合同不真实，四份合同签署时间均是2014年11月10日，但合同的签订应当有事实基础，被调查群众反映的时间与罗军栽种的时间不一致，因此当基础事实与合同载体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客观事实基础为准，据黔江区林业局调查，土地租赁合同签署时间是2016年9月、10月，且罗军在签署合同后两三天之内就完成了土地上苗木的栽种，罗军将签订时间提前是为了套取国家征收补偿款，目的不具有正当性，所以证据不合法。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因罗军诉讼的标的是一个强制移除的动态行为，照片是一个静态的图片，静止行为无法反映动态行为，二者之间无法相互反映，照片上也无制作时间、地、地点作人，而且该照片的原始介质不清楚，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原审举证质证，原审对舟白街道办、罗军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1.因蔡周才、张淑云等涉案农村集体土地承包人证实其与罗军的土地租赁合同签订于2016年9-10月间，且罗军在黔江区林业局对其调查中亦承认上述租赁合同签订于2016年10月，故对原告举示的其与蔡泽波、蔡周才、钟贵芝、张淑云等四份土地租赁合同中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和“租赁期限”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2.对舟白街道办提交的关于“罗军（泰桂公司）个案证据”中的证据5舟白街道办事处往来资金记账凭证及舟白街道财政所征地拆迁补偿款划拨银行清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该证据无其他材料佐证其中的资金是否包含罗军的苗木补偿款，故无法判断其是否与罗军有关联。3.对舟白街道办提交的关于“罗军（泰桂公司）个案证据”中的证据11中的泰桂公司向区领导递交的《关于苗木搬迁移植的申请》《重庆市政府系统公开电子信箱交办单》、该公司向黔江区征收办递交的《关于舟白街道路东十一组苗木基地要求赔偿的请示》、该公司向黔江区征收办递交的《关于苗木搬迁移植的申请》关联性不予认可，应结合全案其他证据，仅依上述证据尚不能得出罗军不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的结论。4.对舟白街道办提交的关于“罗军（泰桂公司）个案证据”中的证据12《关于核实重庆泰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相关行政许可的函》《关于重庆泰桂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复函》（黔江林业函〔2018〕249号）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因本案诉争的是舟白街道办强制移除罗军苗木的行为是否合法，与罗军栽种苗木是否获得林业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无涉，且罗军未获行政许可栽种苗木的行为是否合法林业主管部门对此并未依法认定。5.对舟白街道办、罗军提交的其余证据予以采信。 以上罗列的舟白街道办、罗军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已随案移送至本院。经审查作如下评述：原审法院对舟白街道办、罗军所提交证据采信理由符合证据规定，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舟白街道办对被上诉人罗军所有的苗木实施清理移除的行为违法的二审行政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罗军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二是舟白街道办清理移除涉案苗木的行为是否合法。 一、罗军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涉案2.86955亩土地承租人为罗军，承租土地上栽种的苗木出资人为罗军，涉案苗木征地补偿安置依据载明的栽植户为罗军，泰桂公司及股东确认涉案苗木所有权为罗军，故罗军是涉案苗木的所有权人，与本案被诉清除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原告，舟白街道办提出罗军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二、舟白街道办清理移除涉案苗木的行为是否合法。 行政机关就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上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的清理行为属于事实行为，无需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作出责令交地决定并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但在实施清理行为之前，行政机关应当依照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标准将青苗补偿费及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且实施清理行为应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同意交出土地的意见表示为前提，否则构成违法。本案中，罗军栽种在路东11组土地上的2.86955亩苗木在黔江区过境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征地范围内，罗军系该些苗木的所有人，属于征收补偿对象。虽黔江区征收办于2018年7月26日向罗军送达了限期领取苗木补偿款的通知，但罗军认为补偿不合理而未领取补偿款，也未将苗木占用的土地交出，且无证据证明舟白街道办在对涉案苗木实施清除行为时路东11组已作出同意交出涉案土地的意思表示。据此，舟白街道办于2018年8月10日对罗军在路东11组栽种的苗木实施的清除行为违法。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舟白街道办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黔江区人民政府舟白街道办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蒲开明 审 判 员 黄 瑶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原菲 书 记 员 向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