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4民终10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唐术英，女，197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昌,系唐术英丈夫，1965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堂，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顺群，男，195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因与被上诉人贺顺群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0民初1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日立案后，于2019年9月10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上诉请求：一、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0民初1988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原栗新乡四村二组(现沙子镇盘龙村海角组)唐治禄农村承包户名下的小地名分别为“喻家槽口、学校侧边、岩嵌朝、老房子、园子、杉树坪、中滚坝、张家岩边、龙水草、水井平、屋后头、谭文良屋后头”的承包地共计15亩的承包经营权利属于上诉人所有；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张成昌并未与贺顺群签订《契约》，也未将案涉田土转让给贺顺群。按照贺顺群陈述的《契约》形成之时，张成昌与唐术英并未结婚，无权处分唐治禄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契约》上没有张成昌的签名确认，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在《契约》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草率进行了认定。2.一审证人的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依据。证人于正香、谭文良均与贺顺群存在身份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词表述雷同明显在庭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商议，统一了口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唐治禄生前将其房屋出卖给贺顺群的情况属实，但是对田土的处分并非是出卖，而是代耕，其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仍然属于唐治禄或者其法定继承人享有。代耕行为无法取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2.贺顺群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在原户籍所在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权在上诉人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承包经营权利。3.唐术英系沙子镇盘龙村海角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世代农耕为生，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非法剥夺了一个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严重不公平。三、一审判决没有对双方的证据进行记载，也没有对证据是否采信以及是否采信的理由予以明确的评述。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明确陈述契约是伪造的情况下没有向上诉人释明是否申请鉴定，属于程序违法。贺顺群辩称，一、张成昌代唐治禄与贺顺群签订《契约》的事实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契约》的执笔人谭文策已去世，贺顺群不可能预知双方会发生纠纷，而请谭文策生前代书《契约》。一审中，上诉人的特别代理人张成昌承认书写《契约》时其在场，说明《契约》是真实的，不存在伪造，《契约》落款“张成超”签名处有张成昌盖的手印。上诉人未申请进行指纹鉴定，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契约》不真实，该证据应当采信。根据《契约》内容，上诉人已将案涉土地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张成昌与唐术英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不管是否办理结婚登记，在1994年2月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形成事实婚姻关系。证人证言是真实的，上诉人认为雷同，系被上诉人与证人统一了口径，属其主观臆断。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是根据《契约》的内容来看，双方对土地流转的方式约定为转让。二是根据合同当事人签订案涉《契约》时的政策以及未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未规定转让方和受让方必须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仅要求受让方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三是《契约》签订时上诉人的所有家庭成员未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盘龙村海角组生产生活，仅是将户口空挂在海角组而已。三、本案属于简易程序审理的，虽然是以民事判决书的方式进行结案，对民事判决书的书写可以适当简约，不需要全部记录双方证据。对是否进行司法鉴定问题，一审已经查明了契约的真实性，不需要鉴定，一审未释明不违反相关程序法的规定。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栗新乡四村二组（现沙子镇盘龙村海角组）唐治禄农村承包户名下的小地名分别为“喻家槽口、学校侧边、岩坎朝、老房子、园子、杉树坪、中滚坝、张家岩边、龙水草、水井平、屋后头、谭文良屋后头”的承包地共计15亩的承包经营权利属于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所有；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贺顺群承担。一审庭审过程中，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自愿放弃要求确认小地名为“学校侧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归其所有，同时确认小地名为“老房子”的土地与小地名“花房子”的土地为同一地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农历11月4日，张成昌与贺顺群签订《契约》，该《契约》载明：唐治禄经与他的继承人女婿张成昌（《契约》中写为“张成超”和“张承超”）二人共同商定将唐治禄居住的房屋壹间、牛圈烤房等在内的财产出卖给贺顺群（《契约》中写为“贺顺全”），约定价格2000元。同时买卖双方在《契约》中约定：唐治禄所有的山林土地由唐治禄转让于贺顺群承包使用耕种，承包税费等上面所派各项费用全由贺顺全负责缴纳和完成。协议签订当日，贺顺群向张成昌支付了2000元。该《契约》由谭文策（已过世）执笔，另有在场人谭文良、向世槐、向世茂、谭明会等人在《契约》上签字确认，“中正人”于正香、徐其凰二人在《契约》上签字确认，张成昌认可书写《契约》时在场，但否认在《契约》上有签名或捺印。《契约》签订时，唐治禄已随其女儿唐术英、女婿张成昌举家迁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生活，事后返回海角组向贺顺群指认过山林田土的界线。之后，原唐治禄农村承包经营户名下的山林田土由被告贺顺群执业至今，期间由贺顺群缴纳了相关农税提留，领取粮食直补款。1998年石柱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分户清册载明涉案山林田土仍登记在唐治禄名下。2010年7月30日，涉案山林田土登记在贺顺群（记为了“贺顺权”）名下，户内只有贺顺群一人。唐治禄出售的房屋已于2012年4月6日登记在贺顺群名下。另查明，唐治禄农村承包经营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承包人口为四人，分别是户主唐治禄（于2006年12月10日去世）、其妻吴大莲（已去世）、长女唐术兰和二女唐术英。因涉案山林田土纠纷，原唐治禄农户内的其他承包人唐术兰、唐术英推荐唐术英为户主代表参加诉讼。《契约》签订时，谭文良、于正香分别担任村支书和海角组组长。现涉案田土除修国道被征用一部分和退耕还林一部分之外，其余用于农业生产。一审法院认为，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请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其所有，贺顺群辩称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在出售房屋时一并转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已经转让以及转让的效力认定问题。现综合评议如下：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已经转让的事实认定问题。诉讼中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认可唐治禄于1995年将其房屋全部出售予贺顺群，但否认存在转让土地的事实。综观全案证据，贺顺群为证明双方存在土地转让事实举示了一份《契约》，该《契约》签订时有唐治禄的女婿张成昌在场并签字的事实，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对《契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诉称的《契约》上“张成超”捺印非张成昌本人所为，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未申请鉴定，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对此不予认可。虽然签订《契约》时户主唐治禄本人未在场亦未签字，但张成昌作为唐治禄的同住成年家庭成员，贺顺群及其他在场人有理由相信张成昌有代理唐治禄处置房屋和土地的权力。且唐治禄在《契约》签订之后曾回乡向贺顺群指认田土山林界线的事实亦有出庭证人谭文良、于正香的证言佐证，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即便张成昌签订《契约》时属于无权代理，唐治禄的指认界线行为亦应视为唐治禄对土地转让行为的追认。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张成昌与贺顺群签订的《契约》效力及于唐治禄，根据《契约》载明的内容，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于1995年转让予贺顺群。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虽然签订《契约》时，唐治禄与贺顺群系同村但不同组的村民，但作为时任发包方的支书谭文良、组长于正香在《契约》上签字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的同意。加之贺顺群对涉案土地长期耕种，缴纳农税提留，领取粮食直补款并于2010年获得承包经营权登记等事实，进一步佐证了海角组认可贺顺群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因此，贺顺群作为农村村民，受让田土林地之后也是作为农业生产，双方于1995年签订《契约》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违反当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应属合法有效。综上，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诉称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于1995年依法转让予贺顺群，其要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承担。二审中，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贺顺群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过程中，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向本院申请对其《契约》上两处指纹是否为张成昌本人指纹进行司法鉴定，因根据现有证据能证明《契约》的真实性，并无鉴定的必要，故本院不予准许。本院二审查明：张成昌与唐术英于1989年共同生活，登记结婚的时间为2018年3月6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张成昌是否代表唐治禄与贺顺群签订《契约》；二、贺顺群耕种涉案土地的行为是转让所得的承包经营权还是属于代耕行为。现作如下评述。一、关于张成昌是否代表唐治禄与贺顺群签订《契约》问题。首先，张成昌认可于1995年农历11月4日代表唐治禄与贺顺群协商唐治禄房屋买卖及土地流转问题，由谭文策执笔书写了《契约》，该《契约》由贺顺群持有；其次，唐治禄在张成昌与贺顺群签订《契约》后返回海角组向贺顺群指认过山林田土的界线；其三，《契约》中载明的在场人谭文良、于正香出庭证明《契约》签订的真实性；其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于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张成昌与唐术英于1989年同居生活，于1994年2月1日前均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虽然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属于事实婚姻，且《契约》中亦表明张成昌系唐治禄的女婿。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张成昌与贺顺群签订《契约》的行为系受唐治禄的委托所为，其效力及于唐治禄。上诉人主张张成昌与贺顺群所签订的《契约》非本案中贺顺群所提交的《契约》，无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贺顺群耕种涉案土地的行为是转让所得的承包经营权还是属于代耕行为问题。根据《契约》中载明的内容，明确山林土地的流转方式为转让，并非代耕，上诉人主张系代耕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关于土地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虽然2018年修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其转让的范围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施行时间为2003年3月1日，其签订《契约》的时间为1995年，在该法施行之前签订。且2018年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流转的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故2018年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未禁止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流转。本案中，张成昌受唐治禄的委托与贺顺群签订的《契约》，有组长及村干部的签字，应当视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的同意，且于2010年7月30日转让的土地已登记在贺顺群名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18年修正前双方对《契约》中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故双方于1995年签订《契约》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主张确认已转让的土地属其所有的理由不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唐术英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刘文玉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