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3民初6833号 原告：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牧科路**。 法定代表人：刘卫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四川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湖路**13-全部。 法定代表人：周鸣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东林，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桑颖，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009115.23元，并自每笔货款到期之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至全部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邮寄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和被告通过采购订单建立供货关系，约定被告在原告处采购“光发射接收组件”等货物，付款方式为“月结90天”。双方签署确认订单后，甲方按照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并开具发票，但被告一直未支付货款。截至起诉之日，被告欠付货款总计为1009115.23元。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该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仍怠于履行支付义务，现原告依据《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未到庭答辩，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已停止经营,相关的采购人员、负责人员均已离职,无法确认尚欠被答辩人金额。且1、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采购订单,订单金额为873206.43元,而其中一份金额为103017.5元的采购订单并没有公司盖章。2、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出货单,送货金额为402735.4元,而其中仅有一份2018年12月28日的送货单(货物价值148376.2元)有公司盖章并有员工签字。根据公司交易习惯,下采购订单需要加盖公司采购专用章,接收货物需要加盖公司收货章予以确认。3、根据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对账单,因被答辩人未能提供相应送货凭证,故,在公司没有盖章确认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对其中两份盖章确认尚欠货款金额的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而对另外四份既无公司盖章确认又无员工签名的对账单三性均不予确认。而在仅有一份公司有公司盖章确认收货的情况下,故答辩人对本次交易主张的金额是否真实产生,存有疑义；二、结合全案证据,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无法确认双方之间的交易是否真实产生。而被答辩人提供的发票也不能证明答辩人收到被答辩人货物或其他证明目的。故,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答辩人尚欠其货款的事实。其全部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三、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邮寄费费用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被答辩人不能证明其已经向答辩人履行了其主张款项的送货义务。故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邮寄费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全部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5月13日期间，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采购部职工徐桂梅、王云、袁秀的邮箱向原告成都储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计下达了四份采购“光模块”的订单，订单对“光模块”的品牌、型号以及税前单价、数量有明确规定，订单约定结算方式为月结90天。四份订单的货值总金额为873206.43元，其中2018年11月2日订单的税前总金额为768873.93元，2018年12月10日订单的税前总金额为人民币103017.50元，2019年3月1日订单的税前总金额为188.79元，2019年5月13日订单的税前总金额为1126.21元。上述四张订单除了2018年12月10日的订单只有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职工王云的签字，没有加盖被告公司的采购专用章外，其它三张订单均盖有被告公司的采购专用章。原告成都储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4月25日共计向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出货41410个“BOSA”（即光模块），其中2018年12月5日出货单载明出货6500个，出货单上有高邦华的签名，2018年12月28日出货单载明出货7200个，出货单上有被告职工吴卫星的签名并盖有被告公司的收货章，2019年1月17日出货单载明出货7200个，出货单上高邦华的签名，2019年1月18日出货单载明出货3600个，出货单上有高邦华的签名，2019年1月21日出货单载明出货8400个，出货单上有赖恒峰的签字，2019年2月14日出货单载明出货2400个，出货单上有被告职工吴卫星的签名，2019年3月14日出货单载明出货10个，出货单上盖有被告公司的收货章，2019年4月25日出货单载明出货6100个，出货单上有被告公司职工王威的签名并盖有被告公司的收货章。 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和被告为了结算货款，自2018年12月27日至2019年5月进行了五次对账。2018年12月27日的对账单显示截止到2018年12月27日未到期货款为160150.86元，12月的货款为160150.86元，该对账单既没有被告签字或盖章，也没有原告的签字或盖章。2019年2月10日的对账单显示截止到2019年2月10日未到期货款808243.54元，12月（应为2018年12月）的货款为160150.86元，1月（应为2019年1月）货款为648092.68元，该对账单上有被告公司职工范俊、王云的签名并加盖有被告公司的采购专用章。2019年3月22日的对账单显示截止2019年3月22日到期货款160150.86，未到期货款人民币705671.82元，12月（应为2018年12月）的货款为人民币160150.86元，1月（应为2019年1月）货款为人民币648092.68元，3月（应为2019年3月）货款为57579.14元，该对账单上被告和原告都没有签字或盖章。2019年5月7日的对账单显示截止2019年5月7日到期货款808243.54元，未到期货款为199599.07元，12月（应为2018年12月）的货款为160150.86元，1月（应为2019年1月）货款为648092.68元，3月（应为2019年3月）货款为57579.14元，4月（应为2019年4月）货款为142019.93元，该对账单上被告和原告都没有签字或盖章。2019年5月25日对账单显示4月（应为2019年4月）发生（含税）金额为人民币142019.93元，税率为13%。12月（应为2018年12月）发生（含税）金额为160150.86元，税率为16%。1月（应为2019年1月）发生（含税）金额为648092.68元，税率为16%，3月（应为2019年3月）发生（含税）金额为57579.14元，税率为16%。合计应收（含税）金额为人民币1007842.61元。该份对账单上有被告公司的职工张森签名并盖有被告公司的采购专用章。庭审中，原告陈述2019年5月25日的对账单为双方的最终对账单。根据邮件信息截图，原告述称的最终对账单是由原告职工雷文琴通过电子邮箱发给被告公司职工袁秀，被告公司在对账单上签名盖章后再通过公司职工袁秀的邮箱回传给原告公司职工雷文琴。原告就全部货款向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了四份增值税发票，四份发票的金额与最终对账单的四次发生（含税）金额均一一对应，发票总金额为1007842.61元。 另查明，原告委托律师于2019年7月8日通过EMS向被告公司职工夏云邮寄了律师函，向被告催收1009115.23元的货款。该邮件由被告公司的保安代为签收。 还查明，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双赢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周鸣华，两个公司的采购部职工存在共用的情况。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身份信息、订单、出货单、对账单、发票、EMS邮寄单、电子邮件收发截图以及原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2.如果原告和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应支付原告的货款金额；3.原告请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是否应得到支持以及计算方式。 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原告提交了订单、出货单、对账单以及发票等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完成了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虽然原告提交的订单、出货单、对账单中有一部分没有被告的签字或盖章，但是有被告签字或盖章的订单、出货单、对账单已经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至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且被告先是答辩称因公司已停止经营,相关的采购人员、负责人员均已离职,无法确认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之后又辩称无法确认双方之间的交易是否真实产生，前后答辩自相矛盾，本院对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故本院对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的金额。原告提交了与被告进行对账的对账单，同时提交了与对账单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其中2018年12月27日的对账单记载2018年12月的货款为160150.86元，该对账单上既没有被告签字或盖章，也没有原告的签字或盖章。2019年2月10日的对账单记载2018年12月的货款为160150.86元，2019年1月的货款为人民币648092.68元，该对账单上有范俊、王云的签名并加盖有被告公司的采购专用章。2019年3月22日的对账单记载2018年12月的货款为160150.86元，2019年1月货款为人民币648092.68元，2019年3月货款为57579.14元，该对账单上被告和原告都没有签字或盖章。2019年5月7日的对账单记载2018年12月货款为160150.86元，2019年1月货款为648092.68元，2019年3月货款为57579.14元，2019年4月货款为142019.93元，该对账单上被告和原告都没有签字或盖章。2019年5月25日对账单记载2019年4月发生（含税）金额为142019.93元，税率为13%，2018年12月发生（含税）金额为160150.86元，税率为16%，2019年1月发生（含税）金额为648092.68元，税率为16%，2019年3月发生（含税）金额为57579.14元，税率为16%，合计应收（含税）金额为人民币1007842.61元，该份对账单上有被告公司的职工张森签名并盖有被告公司的采购专用章。从上述原告提交的五份对账单记载的内容来看，后一张对账单既对本次对账金额进行了对账确认，也对之前的每次对账确认的货款金额进行了记载。原告在庭审中陈述2019年5月25日的对账单是双方的最终对账单。虽然2018年12月27日、2019年3月22日、2019年5月7日的三张对账单均没有被告公司员工的签字或加盖公司印章，且被告在提交的答辩状中辩称对既无被告公司盖章确认又无员工签名的对账单三性均不予确认，但是2019年5月25日的对账单上有张森签名并盖有被告公司的采购专用章，且记载内容包含了2018年12月27日、2019年2月10日、2019年3月22日、2019年5月7日四张对账单的全部对账金额，足以证明被告在2019年5月25日的对账单上认可了与原告关于全部货款的对账金额，即原告合计应收（含税）金额为人民币1007842.61元。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被告实际共欠付货款为人民币1009115.23元，在庭审中主张有1272.62元货物已经交付给了被告，但是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认被告欠付原告的货款总金额为人民币1007842.61元。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约定结算方式和对账情况，所有货款现均已到期，原告亦就全部货款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故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全部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是否应得到支持。被告在货款到期后没有按时支付，已经构成违约。原告和被告在订单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为月结90天，没有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在对账单、出货单中也没有约定。因此原告与被告对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应属于没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请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邮寄费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前述费用的实际产生，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书面答辩但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部分抗辩权利的放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007842.61元以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17560.7元（暂计算至2019年9月25日，之后逾期付款损失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结清之日）； 驳回原告成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00元，由被告马鞍山市贝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明军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熊仕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