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3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庞结君，女，198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翔，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舒，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嘉健，男，198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净媚，女，198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明，广东诚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庞结君因与被上诉人陈嘉健、张净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5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庞结君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查明事实可知，涉案款项交易均通过银行转账完成，即仅有交付凭证，并无借条、借据等直接借款凭证，且双方对于款项性质有重大分歧，故对于本案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严格审查。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一般来说，庞结君作为出借人起诉主张民间借贷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无前述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庞结君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诉讼，而陈嘉健抗辩款项系共同投资款项，则陈嘉健要对其抗辩意见提供证据，庞结君需要就借款合意、借款期限、利率等民间借贷的基本要素予以举证。一审法院综合双方的证据分析，认定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双方提交的证据集中于银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单从转账记录看无法辨认款项性质，但庞结君支付涉案款项时间集中于2018年4月27日、6月6日、6月8日、7月21日，结合聊天记录看其在转出款项前后过程中没有主动询问过款项使用期限、利息如何支付，这明显区别于正常的借贷行为。即便双方是熟人，但4500000元的款项数额较大，庞结君作为出借人并未询问陈嘉健借款的具体用途、期限等，反而是在与其沟通投资项目、投资收益及风险等问题。在支付款项此后多个月的聊天中，庞结君也并未主动询问还款、利息等问题。尽管陈嘉健收到涉案款项，且在此后与张净媚向庞结君有转账行为，陈嘉健在收到涉案款项当天就将4000000元转付给陈汉杰，即陈嘉健并非款项使用人。而在涉案款项发生前，陈汉杰、陈嘉健、庞结君便存在大额款项往来，显然也异于民间借贷关系。第二、庞结君称出借4500000元给陈嘉健但不在出借过程中要求陈嘉健书写借条，与常理不符。如前所述，4500000元是分为五笔在不同时间支付，且时间跨度从2018年4月27日至7月21日，在近三个月里，庞结君没有主动要求陈嘉健书写借款凭证，而是多次转账。按照常理，若陈嘉健不出具借款凭证或就借款期限、利息等关键问题作出答复，庞结君完全可以不继续交付款项并立即要求其归还，但其井无进行前述合理举措，与借贷常理及生活常理相违背。实际上，纵观双方的聊天记录看，双方谈论的话题基本都是围绕投资、风险垫资、支付款项展开，很少提及借款何时还、利息如何支付及支付了多少等民间借贷行为所必须的关键要素。双方的沟通内容也并未显示陈嘉健承诺将庞结君支出的款项给自己的借款使用，即双方自始至终未达成借款的合意。陈嘉健主张庞结君与自己共同进行风险投资，由陈汉杰负责投资项目具体运作，并收取收益，结合陈汉杰、陈嘉健、庞结君的交易记录及陈嘉健、庞结君的聊天记录看，该项主张可信度较高。投资有风险，垫资需谨慎，在垫付资金未能获取收益甚至保本的情况下庞结君主张所投入的款项为借款，但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述，本案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庞结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26400元（含保全申请费5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1400元），由庞结君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庞结君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通过一审双方举示的证据，本案的事实己经非常清晰：从2018年1月11日开始，被上诉人陈嘉健谎称其因自己石场经营需要而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在确认是被上诉人陈嘉健自己使用该款之后，从2018年1月11日起至2018年6月8日期间，多次借款给被上诉人陈嘉健。但是，陈嘉健却隐瞒了其借钱的实质目的是将钱再转借给其亲属陈汉杰的事实。直至，2018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陈嘉健实在无力偿还剩余的450万元，才向上诉人披露了其借钱给陈汉杰的事实。而在诉讼中，又将事实歪曲为与上诉人双方共同投资。被上诉人的陈述逻辑不通，解释不合理，但一审法院在审理中，通过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以及片面采信证据的方式，导致本案事实不清，认定错误。一、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一审判决对于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为“陈嘉健抗辩款项系共同投次款项，则陈嘉健要对其抗辩意见提供证据，庞结君需要就借款合意、借款期限、利率等民间借贷的基本要素予以举证。”该举证责任分配加重了上诉人方的举证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原告只要提供了转账凭证，其举证义务已经完成。被告提出转账系其他债务，这是被告方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被告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举证不能，则应由被告承担案件败诉后果，此时，无需再要求原告举证。本案中，上诉人庞结君已经举示了其转帐的凭证，其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义务，对于被上诉人一提出款项系其与上诉人共同投资给陈汉杰的举证义务转上被告承担。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对举证顺序加以区分，仍然要求上诉人就借款合意举证，显然，是加重了上诉人方的举证责任。一般来说，借款合意的证据就是借条，本案正是因为没有借条才存在争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也正是在出借款项方不能证明借款合意的情况下规定的举证原则。一审法院仍然要求上诉人就借款合意举证，是强人所难。由于一审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才致上诉人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二、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到底是借款，还是共同投资的问题。1、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现场聊天录音可见（详见一审原告证据和补充证据），庞结君与陈嘉健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合意，上诉人庞结君与被上诉人陈嘉健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2018年1月11日下午，被上诉人陈嘉健主动找上诉人借第一笔借款150万元时，陈嘉健提出“有无流动现金周转6日，千一利息”，上诉人提出“可以啊，系你用就得，其他人用我就晤制”。可见，当时双方已经讲清楚款项的性质是借款，借款的对象是被上诉人，并且上诉人享有利息的固定收益。2018年1月18日下午，被上诉人支付利息后，称先归还100万元，50万元需要再借几天。被上诉人此时提出：以后有顶几日货款就找上诉人，并承诺借款“对他”，因为石场是他控制的。可见，被上诉人再次承诺借款合同的主体是他本人，并非案外人。2018年3月2日下午，被上诉人陈嘉健称借款保底0.5（每日千分之0.5），再次强调钱是“直接打入石场”，由石场使用，被上诉人并承诺只要提前一周说就可以归还给上诉人。可见，基于被上诉人之前的承诺，双方已形成了包括款项性质、利息、借款主体等事项的合意。2018年10月12日晚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陈嘉健提出要归还全部借款，双方确定借款数为550万元，被上诉人承诺“叫财务尽快安排”归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作出计划15号还200万，25号还300万，之后再还剩下50万的还款承诺。2018年11月23日，被上诉人还款100万元。可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款项都是在被上诉人陈嘉健支配使用的，而且他可以安排归还并向上诉人作出还款计划，此也是对借款合同追认的方式之一。双方在2018年12月16日的谈话中，被上诉人承认尚欠上诉人借款450万元，是被上诉人再次对借款事实的口头追认，具有法律效力。二、被上诉人所提出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共同借款或者共同投资给陈汉杰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采信陈嘉健“共同风险投资，由陈汉杰项目具体运作，并收取收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直至2018年11月30日，陈嘉健才向上诉人披露陈汉杰其人，但是陈汉杰如何使用的，是录音当天陈嘉健才告知上诉人。从微信聊天记录可见，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是与被上诉人陈嘉健联系，从来没有与陈汉杰接触。上诉人亦未授权被上诉人与陈汉杰达成投资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的本金及支付的利息是通过他们自己（陈嘉健和张净媚）的银行账号转账给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其款项直接来源于陈汉杰的证据；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告知过上诉人款项是借给案外第三人，更没有提起过“从3月份起转到其老表陈汉杰”。相反，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晰证实，陈嘉健告知上诉人每一笔款项是由被上诉人控制的石场使用，由被上诉人所借，并由被上诉人自己承诺承担归还义务。共同投资是指：“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法律行为”。但从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被上诉人每次要求上诉人转款之前，都事先向上诉人作出固定利息收益和固定借款期限的承诺，从未向上诉人告知过风险共担等关于共同投资的注意事项，而且被上诉人之前几笔每次均按承诺兑现。从上可见，双方的行为特征完全不符合共同投资行为的法律特征。三、双方通过微信达成借款合意是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交易习惯，涉案借款上诉人当时没有主动要求陈嘉健书写借款凭证是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的；1、2018年1月11日双方的第一笔借款1500000元（该笔转账为借款性质，被上诉人是没有异议的）开始就没有任何的书面凭证，双方通过微信达成借款合意，从而形成后面均通过微信达成借款合意的交易习惯；2、双方通过微信共发生了十笔借款（发生时间分别是：第一笔：2018年1月11日、第二笔：2018年1月23日、第三笔：2018年2月11日、第四笔：2018年3月2日、第五笔：2018年3月5日、第六笔：2018年3月9日、第七笔：2018年3月23日、第八笔：2018年4月27日、第九笔：2018年6月6日、第十笔：2018年6月8日），其中前七笔借款利息和本金被上诉人都能按其承诺向上诉人顺利清偿，可见没有书面凭证并不影响双方借款关系的成立和履行。3、上诉入与被上诉人都是原金融从业者，双方的谈资基本围绕投资方面展开是非常合理的，由于双方的借款一直进展顺利，双方亦没有产生争议，根本没有必要时常谈论借款合同履行的问题。4、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借款没有书面凭证不合理从而不予采信，但又在毫无书面凭证的情况下，作出双方存在委托陈汉杰负责具体投资项目的认定，该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民间借贷行为发生在公民之间，贷款人与借款人相互熟悉，双方通过口头或手机联系达成借款协议的较为常见。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系较好（微信聊天有相互关心、有提及家庭情况）；被上诉人是石场主，生意规模较大，石场需要资金周转合乎常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借款意思表示明确（本金、利率、借款期、“可以对我”），借款用途明确（“顶几日货款”、“打入石场”，“顶石款”等等），还款承诺明确（“提前一周讲，可以走盏翻俾你“〈“走盏”粤语是“安排给付”的意思〉），“如果用，提前一周讲”等等），而且被上诉人开始一直按相同的操作方式向上诉人还款付息。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第三部分关于借款是否为两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虽然，两被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二知晓借款的事实，双方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张净媚多次转款给上诉人，且数额巨大。从2018年3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15日，被上诉人二与上诉人发生的转账记录多达26笔，数额高达1937950元。两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近200万元的数额，都是由被上诉人二转给上诉人的，所以，被上诉人称对借款的事实不知晓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改判陈嘉健、张净媚连带偿还借款4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从2018年11月29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陈嘉健、张净媚提出答辩意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嘉健没有对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合意。1、案涉款项的具体用途足以证明该款项并非陈嘉健向上诉人的借款。2、双方之间的借贷款与案涉款项明显不同，可见案涉款项并非借款。二、上诉人并没有向陈嘉健交付“借款”。1、案涉款项的特征不具有借款的性质。2、陈嘉健没有使用上诉人的款项，只是代上诉人转付给第三人陈汉杰。3、双方从没有确认案涉款项系陈嘉健向上诉人的借款，恰恰相反，双方在转款前后的行为能证明案涉款项不属于借款。三、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1、上诉人与陈嘉健往来的资金金额巨大（远超450万元，聊天记录可证），双方却未签订任何书面借据，也未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使用任何具有借款性质的表述，而上诉人作为长期从事资金拆借的专业人员，若其系借款给陈嘉健，其完全有条件、有理由要求陈嘉健进行借款确认，但上诉人却从未提出要求确认为借款，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2、双方经济往来中确定每笔转账金额的方式和过程不符合民间借贷常理。3、上诉人从自己的款项收益中支付部分费用给中间人当作业务费，则可证明相关款项系其自己出借给第三方。四、本案中，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五、案涉款项不属于陈嘉健与张净媚的夫妻共同债务。六、本案实际系因上诉人和陈嘉健各自出资提供给第三方垫资，而第三方资金链断裂无法还款而引发的纠纷，本案应当按照实际法律关系处理。本院另查明：原审期间被上诉人陈嘉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补充证据目录：2018年3月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5万元；2018年6月1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5万元；2018年10月18日、1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50万元；2018年11月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50万元。对于该批借款，双方均未签订借款协议、立下借据或借条，被上诉人表示上诉人已还款付息，双方款项已结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涉案款项450万元的性质问题。本案一、二审证据显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陈嘉健应偿还的款项450万元，上诉人已提交付款的银行流水账单，收款人为被上诉人陈嘉健。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嘉健双方交往中，除本案涉案款项外，有多笔款项的借贷关系，双方均未签订借款协议、立下借据或借条，但均已还款付息履行完毕。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已收取上诉人涉案的450万元系投资款，系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嘉健双方协商一致，作为垫资款，共同向案外人陈汉杰进行投资的款项，并非双方之间的借款。对此，被上诉人陈嘉健就其主张并未提供其与上诉人共同投资的书面协议，上诉人亦否认涉案款项系与其共同投资的事实。被上诉人陈嘉健虽然提交了其与上诉人双方2018年1月23日至同年11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该聊天记录主要记载了双方就相互拆借资金、石材和钢材等投资项目于市场中的收益及风险等市场行情进行的相互交流信息，并无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合作事宜。即聊天记录并无双方就涉案款项进行合作所涉及的投资比例、投资收益及投资亏损的约定内容。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就其抗辩事实及主张应提供证据证明。现被上诉人陈嘉健关于涉案款项为合作投资款，其与上诉人为投资合作关系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投资合作的事实，不具备法定投资合作的法律特征，依法不应予以认定。鉴此，对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陈嘉健偿还借款事实和主张，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以及双方拆借资金的交易习惯，依法应予确认，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案涉款项45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而非合作投资款。被上诉人对其所收取上诉人的涉案款项应予偿还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至于被上诉人张净媚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由于本案借款发生于两被上诉人仍为夫妻关系期间，被上诉人张净媚亦多次参与本案款项部分利息的支付。对此，被上诉人张净媚主张对本案借款事实并不知情之述，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张净媚与被上诉人陈嘉健为夫妻关系，亦为本案借款活动的参与者，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于本案借款利息的问题。现有查明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张净媚曾多次转账款项至上诉人，双方确认该款项为借款利息。现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张净媚于2018年10月19日、同年11月13日、同年11月15日、同年11月28日共支付涉案借款利息53750元。上诉人对于借款利率主张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从2018年11月29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依据不足，对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该利息应以年利率6%的利率计付，同时，该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以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计付。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主张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在此基础上依法对上诉人支付的各项款项金额作出的认定合法合理，确认上诉人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权利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审判决在上诉人已就其借款主张的事实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被上诉人未能就其抗辩主张的投资合作关系提供基本的证据时，仍要求上诉人就借款事实继续举证，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原审判决对于上诉人的前述主张未予依法认定，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5民初1261号民事判决书；二、被上诉人陈嘉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庞结君清偿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其利息【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收。已付利息53750元在此项支付中予以冲减。】；三、被上诉人张净媚对本判决第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被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26400元（含保全申请费5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1400元），由陈嘉健、张净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被上诉人陈嘉健、张净媚负担。上诉人庞结君预交的二审受理费42800元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湛审判员 黄 钜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