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赣民终5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江西建工大厦。法定代表人：周才柬，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慧明，男，汉族，1974年10月12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晴云，女，汉族，1974年12月29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路７号/div>法定代表人：王培，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务段。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南莲路**/div>负责人：朱一平，该车务段段长。上诉人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慧明、祝晴云、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铁路局）、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务段（以下简称南昌车务段）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47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判令朱慧明、祝晴云、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其非适格的原告错误。1.本案中,其是涉案项目的投标人和保证金的交纳人，朱慧明是项目的介绍人;祝晴云是南昌车务段的代理人。第一，南昌车务段于2015年1月1日向祝晴云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祝晴云代表南昌车务段办理合同签订等工作，该《授权委托书》经段长朱一平确认为真实的，在庭审中南昌车务段及祝晴云虽然辩解为拼接而成的，但未提供反证。同时，根据其在一审中提供的祝晴云简介、《南昌铁路局商业网点招租公告》等证据，可以确定祝晴云是南昌车务段负责联系招标、签署合同的人员，且实际在履行招标和签署合同的工作，故祝晴云在本案中为南昌车务段的代理人。第二，在本案中，南昌车务段向其出具了《中标通知书》，确定其为南昌铁路局南平至三明北至龙岩的客专线9个车站装修工程的中标人；2015年7月28日《承诺书》及《收款收据》均注明1400万元是投标保证金；在2015年4月，其采取与本案相同的投标和交款方式，中标了南昌铁路局南昌至吉安至赣州客运专线9个车站的所有钢结构候车室及站台雨棚工程，并在2015年11月13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投标保证金1500万元也于2015年5月全部原路退回。以上事实，足以让其相信南昌车务段是在进行招投标（实为内部邀标），且招标方式也符合南昌车务段的要求，故其应为涉案项目的投标人和保证金的交纳人。第三，其认为朱慧明为中间人，在一审中，朱慧明对该身份也予以认可。至于朱慧明在刑事案件中以被害人的身份出现，一方面未得到其许可，其也未参与该刑事案件的审理。另一方面，朱慧明也承认如果收到相应的款项仍会原路退回给江西建工集团公司。所以，在这个招投标过程中，朱慧明仅仅是中间人的角色。2.案涉1400万元来源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也应归还给江西建工集团公司。第一，1400万元是通过其会计许春华转入朱慧明，再转入祝晴云账户，其提供了许春华的聘用合同用于证明其身份；第二，1400万元是江西建工集团公司筹集，因南昌车务段不接受公账转入，导致江西建工集团公司筹集的资金只能直接转入公司会计，再由公司会计转出进行投标。因此，如果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不是1400万元的所有权人及投标人，为什么这笔钱会转至南昌车务段指定的祝晴云账户，南昌车务段又为什么是向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出具《中标通知书》并与其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不是与其他主体签订合同？二、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与（2016）赣01刑初62号刑事判决中确定的刑事法律关系并不相同。1.刑事判决对财产部分虽作出追赃或退赔处理，但刑事责任主体与民事责任主体不相竞合，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的，应根据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判断。如果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除了刑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外，单位或其他人仍应承担民事责任。结合本案，其诉讼请求是要求南昌车务段等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赔偿，是基于被上诉人存在过错而提起的诉讼，而非刑事判决书确定的返还义务。不管在刑事案件中谁是被害人以及1400万元是否得到退还和追缴，在民事诉讼中都不影响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向被上诉人因其侵权行为而主张全额赔偿。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个人承担了刑事责任，单位仍然承担赔偿责任，故其起诉各被告有法律依据。综上，其提交了大量证据用于证明其是适格的原告及南昌车务段、南昌铁路局等存在全部过错，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朱慧明、祝晴云、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均未提交答辩意见。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慧明、祝晴云、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共同返还其1400万元投标保证金；2.判令朱慧明、祝晴云、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财产保全等全部费用。在审理过程中，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南昌车务段、南昌铁路局就1400万元向其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朱慧明、祝晴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已生效的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1刑初62号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人祝晴云利用在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工作的身份，对外谎称能够取得铁路局工程招投标项目，虚构铁路局工程招投标项目需缴纳投标保证金或需要资金参与招投标的事实，采取伪造虚假中标通知书、承诺书、“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企业公章等手段，向被害人许以高额回报，骗取朱慧明1845万元。该判决书最终判决追缴被告人祝晴云犯诈骗罪取得的款项人民币一亿两千九百一十二万零两百元，追缴后发还各被害人。另查明，朱慧明承认本案的1400万元包含在刑事案件中的1845万元之中。再查明，祝晴云当庭陈述，涉案招投标项目是虚构的，相关《中标通知书》、《承诺书》、《收款收据》等材料是在其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出具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院（2016）赣01刑初62号刑事判决，本案1400万元投标保证金实为被告人祝晴云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朱慧明的财产，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朱慧明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之一，而江西建工集团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朱慧明系其代理人，亦不能证明朱慧明在祝晴云虚构的招投标项目中作为其代理人参与其中，故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江西建工集团公司的起诉。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是诉争1400万元投标保证金的权利人进而向朱慧明、祝晴云、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提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而根据已经生效的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1刑初62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本案1400万元投标保证金实为被告人祝晴云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朱慧明的财产，朱慧明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之一。虽然朱慧明在一审答辩中承认1400万元来源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但这只是其单方陈述，该陈述不能推翻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江西建工集团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推翻（2016）赣01刑初62号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因此，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江西建工集团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具体分析如下：1.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朱慧明为1400万元保证金的权利人和受害人。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上诉称南昌车务段向其出具了《中标通知书》，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对此均不予认可，也没有证据证明该份中标通知书是真实的，且根据已经生效的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1刑初62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伪造虚假的中标通知书正是祝晴云采取的诈骗手段。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关于其为投标人和1400万元投标保证金的交纳人、朱慧明为项目介绍人的主张不成立。2.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上诉称南昌车务段于2015年1月1日向祝晴云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祝晴云代表南昌车务段办理合同签订等工作。南昌车务段及祝晴云均否认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主张其为真实的，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该《授权委托书》为真实的。祝晴云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其行为并非南昌车务段授权实施的，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关于祝晴云为南昌车务段的代理人的主张不成立。3.刑事法律关系虽与民事法律关系不同，但因所涉事实相同或牵连而发生刑民交叉，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生效刑事裁判确认的事实以及其对受害人财产权利救济所作出的判决对民事诉讼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已经生效的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1刑初62号刑事判决与本案民事诉讼均涉及祝晴云诈骗朱慧明款项这一法律事实。生效刑事裁判已产生既判力，故本案对权利主体的认定应与生效刑事裁判保持一致。生效刑事裁判已判决追缴祝晴云的财产发还给朱慧明等受害人，若民事诉讼中再判决祝晴云赔偿江西建工集团公司1400万元，则就同一笔款项，祝晴云承担了双重赔偿责任。故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关于生效刑事裁判对被害人的认定以及1400万元是否得到退还和追缴不影响其在本案中请求侵权赔偿的主张不成立。4.关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提出其在本案中要求南昌车务段等承担的是侵权赔偿责任，而非刑事判决确定的返还义务问题。对于祝晴云是否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存在侵权法律关系，根据生效刑事裁判，祝晴云诈骗的对象为朱慧明而非江西建工集团公司，故祝晴云并未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发生法律关系。即使朱慧明的款项来源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朱慧明最终将款项返还给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只能说明朱慧明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内部存在法律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与祝晴云存在法律关系。关于南昌车务段、南昌铁路局是否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存在侵权法律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员工行为构成犯罪，其所在单位即使要对员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是向刑事受害人赔偿。而本案中，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朱慧明而非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为受害人，因祝晴云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故祝晴云所在单位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亦不因祝晴云的侵权行为而发生法律关系。对于朱慧明与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本案中，江西建工集团公司主张朱慧明是项目的介绍人，而未主张朱慧明侵害其权利。即使本案1400万元是江西建工集团公司转入朱慧明账户再由朱慧明转入祝晴云账户，江西建工该集团公司与朱慧明内部存在法律关系，双方内部的法律关系同本案中其主张的祝晴云、南昌车务段、南昌铁路局与其存在的侵权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若双方因内部法律关系发生纠纷，也应由其另行对朱慧明提起诉讼，而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所述，江西建工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汪少华审判员  吴玉萍审判员  李 平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吴狄书记员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