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2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英。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碧光，江苏仁海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东升。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斌，江苏达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费磊，江苏达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明东。上诉人王洪英因与被上诉人徐东升、陆明东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洪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有误。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但涉及欠款关系、买卖关系、加工合同关系。关于欠条，王洪英不认可其真实性，徐东升放弃对笔迹进行鉴定，应视为徐东升放弃权利，且欠条于2012年2月24日出具，与王洪英、徐东升于2012年3月1日之后发生加工关系的事实不符。关于19张送货单对应的买卖关系，与加工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部分送货单并非王洪英签字且徐东升明确放弃非王洪英签字部分款项，一审法院仍一并审理有误。2.一审法院采信陆明东出具声明有误。声明系徐东升打印好后陆明东被逼无奈签字，并非陆明东真实意思表示，陆明东一审中也未到庭陈述，真伪不明，不应作为定案依据。3.王洪英已不结欠徐东升加工费。徐东升并未向法院提交王洪英结欠加工费的客观依据，仅提交单方统计，未与王洪英对账确认，王洪英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便存在加工费27万余元，王洪英2013年支付加工费已达25万元。徐东升辩称，王洪英于一审中怠于举证，二审中提交银行流水及各类收条均为拖延诉讼，不应作为新证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明东辩称，对王洪英上诉意见不持异议。2018年8月4日声明系徐东升夫妻写好后到陆明东家里要求陆明东签字，称陆明东不签字就要找陆明东，陆明东只好签字。陆明东只是打工的，本案与其无关。徐东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洪英、陆明东支付砂洗款349177元；2.王洪英、陆明东从2014年1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35%的标准向徐东升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暂计至2018年4月1日）计64554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洪英、陆明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洪英租用陆巷街86号何宝明的房子生产童装牛仔裤，2011年起徐东升与王洪英发生砂洗裤子的业务关系，由王洪英将生产的裤子给徐东升砂洗，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一审审理中，徐东升向法庭出示陆明东的《声明》一份。以上事实，有徐东升提交的《声明》原件一份及庭审笔录相互印证予以证实。徐东升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欠条原件一张，载明了：“欠徐东升的砂洗款伍万捌仟元整（58000元）欠款人：王洪英，2012.2.24”证明在此日期之前王洪英的欠款金额。证据二：送货单原件19张，证明2013年5月至2013年12月间，王洪英欠徐东升的松紧带款19974元。证据三：2013年6月30日结算单原件一张及《东升砂洗》收货单原件115张，收货单载明了砂洗加工的名称及规格、数量，结算单还记载了单价及金额，合计金额为167041元。证据四：2016年12月31日结算单原件二张及《东升砂洗》收货单原件231张，两张结算单计金额104162元。证据五：徐东升与案外人龚建才的结算单原件6份以及龚建才的证明原件1份，证明同一时期徐东升的砂洗结算单价。证据六：王建新证明原件1份、陶亮证明原件1份以及陶亮与其它砂洗厂结算单原件1份，证明目的同证据五。证据七：陆明东出具的《声明》原件1份，证明王洪英、陆明东自2010年起在陆巷街86号租用了何宝明的房子合伙开办了生产童装的小作坊，未领取营业执照，2013年底关停。2012年2月24日欠条系陆明东书写，该欠款系合伙办厂期间产生。徐东升出具的结算单、送货单、欠条等证据均真实，王洪英对结算单位均知晓。证据八：通话录音一份及结婚证一份，通话人和徐东升是夫妻关系，徐东升妻子与王洪英的通话，证明徐东升从未放弃过向王洪英、陆明东主张拖欠货款的事实，且王洪英在录音中也认可其拖欠货款的事实。王洪英在通话中强调需要双方见面进行核算。但之后王洪英未与徐东升核算。经一审庭审质证，王洪英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针对证据一，欠条非本人签字，并且欠条时间较长已过了诉讼时效。针对证据二，该部分送货单是买卖合同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所有的送货单没有王洪英的签字认可，与其没有关系。针对证据三、证据四，结算单都是由徐东升单方面出具，对于相关欠款的数据均没得到王洪英的签字认可，故两份结算单以及所有的收货单对王洪英均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五、证据六，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当时的王洪英、徐东升之间产生的单价，证人不出庭质证，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徐东升主张的加工费已过诉讼实效。针对证据七，对此份《声明》三性均不认可，对《声明》的内容不认可。如果作为证据的话，证人应该当庭质证，如果作为陈述的话，也应该当庭陈述。不认可王洪英、陆明东是恋爱关系，针对陆明东《声明》中“王洪英、陆明东在陆巷何宝明的合开了生产童装牛仔裤的小作坊”不认可，称是王洪英在那里自己开的，2013年关掉的，但不是合伙。针对证据七王洪英出具了其与陆明东的微信记录，记载王洪英问“你为什么要做假的证词”陆明东回答“我也是被逼无奈”。证实陆明东的陈述是被逼无奈。针对证据八：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通话人系徐东升妻子，电话录音是在2017年，她一直说我欠她钱，我说我不欠的。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一、关于王洪英与陆明东的关系徐东升主张：王洪英、陆明东系合伙关系，理由是自2010年发生业务以来，均由王洪英、陆明东出面发送订单、签收送货单及结算支付，送货单既有王洪英签字，也有陆明东签字，徐东升有理由相信王洪英、陆明东是合伙关系。王洪英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和陆明东是帮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一、陆明东的《声明》虽系徐东升提供，但同时王洪英也向法庭出示了其与陆明东的微信记录，印证了《声明》系陆明东出具，该证据实则为陆明东的书面陈述意见。陆明东在微信中称其系“被逼无奈”，但陆明东未向法庭作出遭受胁迫的陈述，王洪英、陆明东对此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陆明东的《声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送货单、《东升砂洗》收货单既有王洪英签收也有陆明东签收，结合徐东升的妻子崔俊香与王洪英在2016年12月16日的通话录音中，针对崔俊香提出的最后一年砂洗费未结的账，王洪英说到：“结账都是陆明东跟你结的”“最后一年结账的话，反正这个事情到时候我来找陆明东”等内容，可以认定王洪英、陆明东共同经手与徐东升业务的事实。三、陆明东在其《声明》中陈述“两人2010年起在陆巷街86号租用了何宝明的房子共同合伙开办了生产童装牛仔裤的小作坊，未领取营业执照，2013年底关停。”综合以上当事人陈述及相关送货单、《东升砂洗》收货单、崔俊香与王洪英的通话录音，可以认定王洪英与陆明东系个人合伙关系。二、关于本案尚欠款项金额的确定（一）关于欠条陆明东出具的《声明》：2012年2月24日欠条系其书写，系其与王洪英合伙办厂期间产生的砂洗费，故欠条的真实性可以认定，据此认定2012年2月24日前结欠砂洗加工款58000元。（二）关于买卖松紧带的货款徐东升提供的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20日收货单19份，其中编号为0002487号送货单收货单位（人）处无人签名，另18份收货单位处填写：王洪英，收货单位处写：陆。结合陆明东的《声明》第2条：自2011年起至2013年年底的办厂期间徐东升的送货单真实。平日我在就我签字，王洪英在就王洪英签字，我们俩个都不在就让当时给干活的员工代签，可以认定徐东升与俩被告之间发生买卖松紧带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18份送货金额为19349元。（三）关于加工款的确认徐东升提供的《东升砂洗》收货单既有王洪英的签字也有陆明东的签字，结合陆明东在其《声明》第5、第6条陈述：2013年6月30日、2013年12月31日的结算单，其和王洪英都看过，对上面单价及金额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采信，结算单载明上半年砂洗款金额为167041元，下半年砂洗104162元，并有《东升砂洗》收货单予以印证，陆明东对此予以确认。综合以上证据，一审法院确认王洪英、陆明东在2013年3月至2013年12月间的砂洗加工款合计271203元。综上，王洪英、陆明东结欠徐东升买卖货款19349元。结欠2012年2月24日之前砂洗加工款58000元，结欠2012年3月至12月间的砂洗加工价款271203，加工款合计329203元。以上买卖货款及加工款合计348552元。一审法院认为，徐东升与王洪英、陆明东之间达成的买卖合同、加工合同关系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松紧带送货单、《东升砂洗》收货单予以证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王洪英、陆明东的个人合伙关系有陆明东的书面陈述证实，并有电话录音证据、王洪英的当庭陈述予以相应印证。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王洪英、陆明东应对结欠徐东升的买卖货款19349元，加工价款329203元，两项合计348552元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徐东升要求王洪英、陆明东从2014年1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35%的标准向徐东升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暂计至2018年4月1日）计64554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提供约定付款期限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时间。一审法院酌定利息的计算以348552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中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利息为60648元。至于王洪英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因陆明东书面陈述，徐东升每年都会找其要加工费，王洪英也对徐东升妻子2016年12月向其催要欠款的事实认可，故王洪英此项抗辩，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王洪英、陆明东应支付徐东升款项348552元及以348552元为本金，自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60648元，还应承担以348552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王洪英、陆明东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7506元，由徐东升负担82元，王洪英、陆明东负担7424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王洪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王洪英于2013年8月29日向徐东升62×××10转账5万元的银行流水；王洪英于2014年1月6日向徐东升62×××10转账5万元的银行流水。2.徐东升于2013年9月1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收条收王洪英砂洗费50000元整（伍万元整）收款人：徐东升2013.9.1号农行卡62×××10徐东升”。3.徐东升妻子崔霞于2013年10月29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收条今收到王洪英砂洗费30000元整（叁万元）6215581302000167259徐静”。4.收条一张，载明“冬生收砂洗费20000元（贰万元整）2013.10.1号”、“冬生收砂洗费50000元（伍万元整）2013.12.31号”。徐东升认可上述银行账户62×××10系其所有，也认可上述收条真实性，但对上述转账及收条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收条所涉砂洗费系支付2012年合作期间砂洗费，其中2013年8月29日转账5万与2013年9月1日收条所涉5万元是同一笔款项，2014年1月6日转账5万与2013年12月31日收条所涉5万是同一笔款项；王洪英支付方式有现金有转账，每次支付款项后，徐东升均出具收条，因此王洪英手中持有很多收条凭证，有的是先打收条再给钱。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陆明东向徐东升出具一份声明，陆明东称声明系其出具但系徐东升夫妻至其家中胁迫形成，并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陆明东出具声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陆明东出具声明及王洪英、崔霞录音中王洪英认可由陆明东与徐东升一方结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陆明东、王洪英合伙经营童装牛仔裤作坊，并就合伙债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根据陆明东出具的欠条、声明，结合徐东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送货单、东升砂洗收货单等证据，已经形成有效证据链，一审法院认定王洪英、陆明东结欠徐东升松紧带货款19349元、2012年2月24日前砂洗加工款58000元、2012年3月至12月间砂洗加工款271203元合计348552元，事实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王洪英上诉认为买卖货款与加工款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为避免诉累，一审予以一并处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王洪英、陆明东已支付款项，王洪英于二审中提交了银行流水明细及收条予以佐证。其一，关于2013年8月29日银行转账5万及2013年9月1日徐东升收条中载明的5万，王洪英主张上述两笔5万并非同一笔款项，徐东升主张系同一笔，对此本院认为，徐东升收条中载明收到王洪英砂洗费5万并附带其银行卡号，王洪英主张收条中5万系现金支付，与徐东升在收条中附带银行卡号的事实相矛盾，且王洪英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亦未于2013年9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另行支付徐东升5万，因此徐东升主张2013年8月29日银行转账5万及2013年9月1日徐东升收条中载明的5万是同一笔款项，本院予以采信。其二，关于2013年12月31日收条中载明5万及王洪英2014年1月6日银行转账5万，王洪英主张是两笔款项，徐东升主张是同一笔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徐东升出具收条在前，王洪英转账在后，徐东升主张是同一笔款项违背交易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其三，关于徐东升妻子崔霞收条载明3万、徐东升2013年10月1日收条载明2万，徐东升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述5万系王洪英向徐东升支付砂洗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述20万王洪英向徐东升支付的砂洗费，徐东升主张系王洪英、陆明东支付2012年双方合作期间砂洗费，并无证据佐证，应在本案王洪英、陆明东应付款中予以扣除。综上，王洪英、陆明东还应支付徐东升款项148552元（348552-200000），因双方对上述债务并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限，徐东升妻子提交录音证据显示其于2016年12月16日向王洪英电话催要款项，鉴于案涉款项由王洪英、陆明东结欠多年，故考虑合理期限后，本案所涉款项利息应自2017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王洪英、陆明东实际支付之日止。关于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于王洪英、陆明东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均怠于举证，导致本案二审基于新情况改判，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应由王洪英、陆明东负担。综上，上诉人王洪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基于二审新情况，本院对一审认定王洪英、陆明东应归还款项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二、王洪英、陆明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东升款项148552元及相应利息（以148552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35%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起算至王洪英、陆明东实际支付之日止），王洪英、陆明东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506元，由王洪英、陆明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506元，由王洪英、陆明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维佳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陈 莉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