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6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欧阳小桂，女，198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扬见，广东盛泽知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爱花，女，198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斌，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华，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唐湘运，男，197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原审第三人：夏军，男，197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欧阳小桂因与被上诉人邓爱花、原审第三人唐湘运、夏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6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欧阳小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邓爱花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欧阳小桂及夏军已经提供2015年3月16日有唐湘运签名及按指模的收款凭证、收据证实240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收款凭证在金额特别记载了“注：现金支付”的字体，收据完全由唐湘运自己手写完成。邓爱花及唐湘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40万元是以转账和现金两种方式支付的，其所提供的80万元转账记录也并未记载是工人工资。收款凭证虽然是夏军安排打印出来的，但纵观双方之间的付款和收款行为，收款凭证所备注的支付方式都是真实的。除2015年7月16日的收据未备注转账及卡号外，唐湘运所写的收据若是转账的，都会备注转账到哪张卡，且其每次都在收款当天签字并出具收款凭证及收据。若240万元是一个对账款，唐湘运不可能不注明经过对账，故该240万元是当天的一笔现金收据，并非对账的总数收据。唐湘运称2015年3月16日的240万元还包括了2015年3月30日以转账方式支付的20万元，没有依据。（二）根据夏军与中山市信汇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汇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信汇公司应在3#厂房封顶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100万元保证金给夏军，夏军与信汇公司代表于2015年1月26日确认3#厂房封顶，但因信汇公司违约未退还保证金，夏军在唐湘运的要求下，先行垫款退还了唐湘运交的80万元保证金。唐湘运陈述其2014年11月7日支付给夏军的保证金是85万元，其中80万元是转账，5万元提现后再支付给夏军，但该5万元是在80万元转账的当天从同一账户提现的，在银行账户有足够余额的情况下，既转账又提现，极不合理。且唐湘运在支付5万元给夏军后并未要求出具收据，也是不合理的。（三）一审判决认定欧阳小桂代付工资的缺口是85万元保证金，而欧阳小桂应付9个系列案原告的代收款是超过85万元的；唐湘运组80名工人工资总额折扣后为8061261元，欧阳小桂已支付了730万元给唐湘运，未付金额为761261元，一审判决认定和判决的金额是不一致的。被上诉人邓爱花辩称，1.一审认定邓爱花等9人委托欧阳小桂支付工资款项但欧阳小桂未支付，是正确的。2.关于第三人唐湘运在2015年3月16日所出具的240万元的收据，正如其所述该笔收据是多次款项的综合，并非一次性的240万元现金支付，从一审查明的有关夏军与唐湘运中间的往来情况，可以反映出夏军多次用银行转账方式向唐湘运付款，但每次都没有留存收款收据，且240万元现金是巨大的款项，全部一次性用现金支付的可行性不大。一审期间夏军对240万元的组成多次有不同的陈述，有多种矛盾，因此，一审认定240万元是多次款项的组合，认定事实客观公正。3.关于2015年2月10日夏军转账给唐湘运80万元的性质，从款项金额及支付时间看，显然都不是夏军归还唐湘运85万元的工资保证金款项，且在2018年11月15日夏军、欧阳小桂、夏军的妻子都在场的情况下，欧阳小桂转账支付了85万元的保证金给唐湘运，且由夏军的妻子当场出具收款收据注明是退款保证金，并由唐湘运签字。说明2015年转账的80万元是进度款，用于支付工程进度款项。4.针对欧阳小桂变更诉讼请求中说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根据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认定9名工人委托唐湘运收款的人员工资总额按照比例计算，总额为8061261.66元，邓爱花对此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所有工人的工资都打了折扣，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唐湘运根据调解书也是有权利收到工资收入，其收入金额也有24万元。另，一审期间欧阳小桂的代理律师明确承认在2018年11月13日和2018年11月15日合计支付的10万元，两笔款项并非属于用于唐湘运支付80名工人工资的款项，而是甲方老板董俊杰表态用于支付唐湘运个人损失的款项。综上唐湘运所实际收取来自于欧阳小桂的款项的总额达900余万元，这个认定错误在于重复计算，利用转账凭证及2015年3月16日收据在形式上的独立性故意隐瞒事实重复计算，按照欧阳小桂的观点不仅足额支付了工资，且多出支付了200万元，该陈述不符合常理。原审第三人唐湘运述称，收据是后来补的，金额是累计的，之前的收据都撕毁，写了一张累计的收据240万元。收据是唐湘运提前写的，实际上并没有收到款项。当时还有30万元没有收到，也写在240万元收据内。其中85万元是唐湘运借给夏军去交保证金。2018年11月两笔5万元，合计10万元是董俊杰直接补给唐湘运的，所以唐湘运没有写收据。85万元的保证金是夏军和妻子说好的退85万的保证金给我，收据是夏军妻子写好唐湘运签名的。原审第三人夏军述称，对于欧阳小桂所陈述的上诉意见无异议，但对邓爱花陈述的答辩意见有异议。根据一审判决第九页，一审法院认定夏军前后陈述矛盾，该事实错误。一审三次开庭中，夏军只参加了第二次开庭，在开庭笔录中夏军从未陈述过240万元一部分现金一部分转账，该话是在第三次庭审中（第九页）唐湘运所陈述的，故夏军认为一审法院在未审查清楚事实单方面认为夏军陈述的内容矛盾是存在明显的错误，对于夏军的权益有所损害，请求法院审查清楚事实。上诉人邓爱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欧阳小桂向邓爱花支付所代收的工资款1305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上述应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邓爱花起诉之日起算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包括本案邓爱花在内的303人于2016年3月17日以国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国安公司向包括本案邓爱花在内的303人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工资合共23174210元，称包括本案邓爱花在内的303人于2014年11月开始陆续进入国安公司承建的信汇公司厂房工程做工，工种有施工管理人员、装修工、木工、精装工、泥工、水电工、批胶工，砼工、杂工等，在厂房工程工作至2015年11月，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工资共23174209.76元。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6]1121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1121号仲裁裁决书）：1.国安公司应向包括本案邓爱花在内的296人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11月工资共22635509.76元；2.驳回周满容、夏卫国、尹桂香、姚希娥、欧阳元本、邓年花、唐嫦娥这7人的仲裁请求。对于周满容、夏卫国、尹桂香、姚希娥、欧阳元本、邓年花、唐嫦娥这7人，因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故对于该7人关于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本案邓爱花，认定的工资总额为130500元。前述仲裁裁决作出后，国安公司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将夏军、信汇公司、董俊杰均列为被告。相关民事判决作出后，包括本案邓爱花在内的295人以及国安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各方经本院协调后，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本院并据此作出（2017）粤20民终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1.信汇公司支付夏爱成等295人（含姚小义）工资共计1889万元，定于2017年8月25日、10月28日、11月28日、12月28日分别支付10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余款1289万元于2018年2月8日前一次性付清；在信汇公司未付清上述款项之前，人民法院（或其他机构和个人）处置变现信汇公司的资产，则信汇公司应在人民法院（或其他机构和个人）拍卖、变现成交之前一次性付清全部余款；2.若信汇公司未按上述协议履行，有逾期支付任何一期上述工资行为，则夏爱成等295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一次性强制执行支付上述全部工资，为方便工人领款，信汇公司同意夏爱成等295名的工人的工资款统一由欧阳小桂收取及向人民法院办理领款手续，夏爱成等295人同意转入欧阳小桂名下账户，由欧阳小桂再分配给夏爱成等295人（若因分配发生纠纷，夏爱成等295人另行协商或诉讼解决）；3.国安公司、董俊杰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国安公司与信汇公司之间纠纷另行协商解决；4.本协议生效后，信汇公司、董俊杰与夏军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纠纷；夏军及夏爱成等295人均不得再行向信汇公司或董俊杰主张其他权利；无论本案是否能够顺利执行，夏军及夏爱成等295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信汇公司生产和董俊杰生活，每出现一次干扰情形，夏爱成等295人应连带向信汇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5.董俊杰于2014年12月至2017年6月期间转账给夏军的往来款项约400万元不抵扣夏爱成等295人的工资；即其中200万元为退还夏军的保证金，另200万元是付给夏军帮信汇公司1-6厂房工程代购材料的费用且已用于该项目。前述民事调解书作出以后，欧阳小桂收到信汇公司支付的1889万元，而对于包括本案邓爱花在内的人员则委托唐湘运收取款项。唐湘运实际收到夏军或欧阳小桂支付的性质是工人工资的款项如下：1.2015年3月16日收款凭证载明的240万元；2.2015年3月30日转账支付的20万元；3.2015年5月21日收款凭证载明的10万元；4.2015年7月13日收款凭证载明的5万元；5.2015年7月16日收款凭证载明的10万元；6.2015年8月19日收款凭证载明的20万元；7.2018年11月13日转账支付的5万元；8.2018年11月15日收据载明的415万元；9.2018年11月15日转账支付的5万元；以上九项合共730万元。另外，还有以下两笔款项需要说明：1.唐湘运曾获得金额为30万元的支票一张，出票人是信汇公司，但该支票不能承兑，各方均确认没有支付过或收取过该30万元。2.2018年11月15日，欧阳小桂以转账方式向唐湘运支付85万元，款项性质为退还保证金。一审庭审中，夏军称，其在2015年2月10日通过三笔向唐湘运支付80万元，该80万元即是退还保证金的，故在2018年11月15日支付的85万元并非退还保证金，而是支付给唐湘运的工人工资，夏军的亲属在附言处错误登记为退还保证金了。经进一步询问，一审法院要求夏军明确说明2015年3月26日收款凭证载明的240万元是如何支付的，夏军刚开始的时候陈述是一部分现金一部分转账，并称2015年2月10日分三笔合共80万元是由夏军支付给唐湘运的，包含在240万元中。后来又改称2015年3月26日收款凭证载明的240万元全部是现金支付。一审法院要求夏军作详细说明并提供证据、证人等予以佐证，但夏军予以拒绝，并坚称该240万元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无需进行举证。另外,各方均确认夏军与欧阳小桂是亲戚关系。根据1121号仲裁裁决书，唐湘运班组合共80名工人（唐嫦娥除外）工资总额为9583050元。因欧阳小桂未足额向唐湘运支付属于唐湘运班组的工人工资，故唐湘运尚欠本系列案9名原告的工资未发放，邓爱花等9名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中，各方均未否认信汇公司已经向欧阳小桂转交夏爱成等295人（含姚小义）工资合共1889万元完毕，故一审法院认定信汇公司已经向欧阳小桂转交夏爱成等295人（含姚小义）工资合共1889万元完毕。根据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1889万元是夏爱成等295人（含姚小义）工人的工资，款项性质以及金额均是确定无误的，欧阳小桂仅是代其他工人领款，其自身亦仅是其中一名工人，不应从中获取利益或以任何理由滞留款项，即欧阳小桂在收取信汇公司支付的工人工资之后应如数向各工人发放。本案中，因夏军与欧阳小桂之间是亲戚关系，欧阳小桂存在受夏军的指示向唐湘运支付属于唐湘运班组的工人工资的可能性。针对唐湘运已经实际收取工人工资的情况，在夏军的角度而言，夏军在本系列案开初之时，称240万元有部分是转账向唐湘运支付，有部分是现金支付，后一审法院要求其进一步说明并提供证据佐证时，其又改称240万元全部通过现金方式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第三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在要求当事人完成举证义务这一点上，基于本案的实际案情，一审法院要求夏军全面陈述各笔款项是如何支付、如何计算的，并无不当，而夏军前后陈述矛盾，其陈述的证明力较弱。产生争议的其中一笔款项是保证金85万元，夏军称2015年2月10日通过三笔向唐湘运支付的80万元即属退还保证金，2018年11月15日支付的85万元并非退还保证金，而是支付工人工资，仅是夏军的亲属在附言处错误登记所致。但，一方面，夏军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2月10日因发生何事而需要退还保证金，退还保证金的金额是多少，而此时涉讼工程仅处于开初阶段，此时退还保证金与常理不符。另一方面，之所以会有2018年11月15日支付的85万元，而导致欧阳小桂转交工人工资有缺口，最大可能性是欧阳小桂将性质为工人工资的款项85万元以退还保证金的性质退回唐湘运。从欧阳小桂的角度而言，本案中，欧阳小桂作为被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形成证据链证实其已足额向唐湘运支付唐湘运班组工人工资完毕，在支付金额上仍有缺口，欧阳小桂自身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金额上来分析，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夏爱成等295人（含姚小义）工资总额为1889万元，并未具体载明每个工人的工资，仅是在112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的工人工资的基础上[（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的295人经核对是不包含夏军，夏军的工资据1121号仲裁裁决书反映是18万元，188900000元÷（22635509.76元-180000元）]给予84.12%的折扣计算得出,纵观全案，欧阳小桂尚有部分款项缺口未向邓爱花等9名原告支付，邓爱花应得的款项金额为109776.6元（130500元×84.12%）。另外，邓爱花主张以年利率6%的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10日起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未超出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亦予支持。综上所述，邓爱花诉求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欧阳小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邓爱花支付代收的工资款109776.6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109776.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8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邓爱花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0元，保全费1170元，合共4080元（邓爱花已预交），由邓爱花负担648元，欧阳小桂负担3432元（欧阳小桂负担部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迳付邓爱花）。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欧阳小桂提交证据如下：1.《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补充协议》《工作联系单》，拟证明信汇公司依约应在2015年1月26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夏军退回100万元，夏军收到退回的保证金后于2015年2月10日向唐湘运退回80万元保证金是合理的。2.借款协议、担保书、收据、转账记录，拟证明夏军在2015年3月16日支付唐湘运的240万元现金的真实性。邓爱花质证后发表意见如下：1.欧阳小桂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期间曾多次要求其提供支付240万元的依据，但夏军并未提交，故对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2.《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补充协议》《工作联系单》并不能证明夏军在2015年2月10日支付给唐湘运属于保证金的退款，根据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2018号民事调解书第五条的内容，可以看出直到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夏军才与董俊杰确认2014年12月到2017年期间400万元款项，其中200万元作为保证金。说明2015年、2014年的劳务分包合同并不能反映就保证金的退还有过任何形式的一致意见，直到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时双方才对款项进行确认。3.对于借款协议、担保书、收据、转账记录，除了转账记录因系银行单证确认真实性之外，其他资料均不予确认，上述原件是有故意造旧的痕迹，即使夏军确实向林伯怡有过借款，也不能说明该借款与涉案240万元有任何形式的关系，借款协议并无任何形式证明借款发生的资料，夏军不能提交林伯怡向其出借240万元的任何支付凭证、也不能提交任何提取现金支付给唐湘运的凭证。唐湘运质证后表示同意邓爱花的质证意见。夏军对欧阳小桂提交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二）夏军提交证据如下：1.唐湘运收取夏军款项的明细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夏军与唐湘运除了工人工资支付还有其他经济来往，如借款的来往。欧阳小桂对上述证据表示没有异议。邓爱花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表示：对于收款证据，2014年12月22日夏军转账的48.5万元实际上是算是支付了50万元，唐湘运曾经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2015年过年前收到50万元的现金；2015年2月14日收到的转账30万元，还有两张预写的收据，几笔款加在一起共240万元。唐湘运表示同意邓爱花所述的。二审另查，根据1121号仲裁裁决书的认定，委托唐湘运向欧阳小桂收取工资的81名工人（包括唐湘运本人）工资总额共计9696150元；又，依据本院作出的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折扣，上述工资折后总计8156401.38元。其中112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的本案当事人邓爱花的工资总额为130500元，依据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折扣所计算的工资为109776.6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本院2017年7月4日作出的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信汇公司及夏爱成等295名工人均同意由欧阳小桂统一代收工资共计1889万元，后欧阳小桂再行将上述款项分配给夏爱成等295名工人；其中邓爱花等81名工人同意委托唐湘运向欧阳小桂统一收取工资，再行分配。故欧阳小桂仅系代委托人领取工资款项，其应将收取的属于委托人的工资款项悉数归还给各委托人。现欧阳小桂作为代收款人确认信汇公司已向其支付全部工人工资款项，但唐湘运班组中包括本案当事人邓爱花在内的9人未能收取经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工资款项，依法有权向代收款人请求支付代收款项。对此，欧阳小桂认为邓爱花的主张依据不足，辩称一审认定有误。本院认为，根据欧阳小桂、夏军一审提供的转账记录、收款凭证等，仅能证明其二人合共向唐湘运支付工人工资710万元及退还保证金85万元，唐湘运对上述金额亦予以确认；而欧阳小桂并未主张其实际应向唐湘运班组工人支付工资多少、已付具体金额为多少，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具体金额，仅辩称一审认定的上述款项中存在款项性质认定错误及支付方式认定错误的情况，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欧阳小桂主张夏军于2015年2月10日向唐湘运转账的三笔合共80万元的款项即为退还保证金，而欧阳小桂于2018年11月15日向唐湘运转账的85万元保证金实际为支付工人工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夏军向唐湘运转账的80万元并无任何备注，唐湘运对此说法亦不予确认；其次，夏军在二审期间庭审中亦主张其与唐湘运除了工人工资支付还有其他经济来往，并提供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予以佐证，因此欧阳小桂主张该80万元款项为退还保证金的理据并不充分。另一方面，欧阳小桂于2018年11月15日向唐湘运转账的85万元中留言为“退还保证金”，并与其提交的唐湘运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所述内容相一致。故，一审认定欧阳小桂20**年11月15日转账的85万元为退还保证金有转账留言及收款凭证予以证实，并无不妥。2.欧阳小桂主张唐湘运2015年3月16日出具的收款凭证中所述的240万元工资系全额通过现金支付，不包含另外三笔转账金额在内，唐湘运对此不予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欧阳小桂提供的夏军与案外人的借款协议、转账记录及收据仅能证明夏军与案外人的其他法律关系，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其次，240万元现金数额巨大，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不合常理，而欧阳小桂或夏军亦未能提供取现记录证明其有交付如此巨额现金的可能性；再次，依据欧阳小桂、夏军的主张，若240万元全额为现金支付，不包含另外三笔转账金额，则夏军另向唐湘运多转账支付了约160万元，欧阳小桂、夏军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有违常理。因此，唐湘运对该240万元支付方式的陈述更具合理性，本院对欧阳小桂、夏军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欧阳小桂抗辩一审认定款项性质或支付方式有误，但其所陈述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无法支持其主张，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上述85万元实际为支付工人工资，且欧阳小桂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或夏军有足额向唐湘运支付1121号仲裁裁决书及1715-2008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工人工资，邓爱花作为委托收款人向其主张返还代收取的工资款项，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欧阳小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6元由上诉人欧阳小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曾颖珩书记员黄铭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