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15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俐杉，男，198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南靳庄村******居民，住天津市武清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爱德曼医药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兆丰一街**。法定代表人：奥利弗??布伦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兰屹，男，198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爱德曼医药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李俐杉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爱德曼医药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德曼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8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俐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爱德曼公司支付李俐杉2018年7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万元。事实和理由：爱德曼公司主张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明显与事实不符。爱德曼公司人事部于2018年12月16日电话通知李俐杉工作截至2018年12月31日，李俐杉与公司副总经理微信沟通问其原因，副总经理没给出具体解除理由只表示当面沟通，并要求将其电脑及工作进行交接否则公司不予报销差旅票和发放当月工资。李俐杉只能被迫按照爱德曼公司要求执行。李俐杉于2019年1月2日到爱德曼公司时被要求签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爱德曼公司虚构事实，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爱德曼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俐杉的上诉请求。2018年12月16日爱德曼公司就已经通知李俐杉不符合录用条件，要解除劳动合同，准备与李俐杉办理离职手续，李俐杉迟迟没有来。爱德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李俐杉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认可李俐杉于2018年7月1日入职爱德曼公司，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双方签订有编号为127号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于2018年7月1日起生效，其中试用期至2018年9月30日；李俐杉根据爱德曼公司工作需要，担任市场开发岗位工作，李俐杉执行标准工时制度，但是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李俐杉的工作区域或者工作地点；后，双方于2018年9月30日签署《关于【127】号劳动合同条款变更的补充协议》，约定对【127】号劳动合同条款进行修订，其中将试用期至2018年9月30日止变更为2018年12月31日止；将本合同于2012年6月30日终止变更为本合同于2024年6月30日终止。爱德曼公司主张2018年12月15日电话通知李俐杉因其未通过试用期考察，故决定结束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李俐杉于2018年12月16日与爱德曼公司的副总经理齐某联系办理离职的交接工作，后齐某联系主管人事和财务部门的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张某，张某让人事主管准备接收李俐杉办理离职交接手续；2018年12月26日，自起草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就等李俐杉出勤当面送达给他，但是其一直没有出勤，李俐杉最终于2019年1月2日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签收了领取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执，双方属于试用期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为此，爱德曼公司提交了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条款变更补充协议、领取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回执、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李俐杉与齐某于2018年12月16日、12月2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李俐杉同志，因你试用期内未通过本单位考察，不符合用人部门相关要求，故与你解除劳动合同书127号”，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领取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执的内容为“李俐杉同志，因你试用期内未通过本单位考察，不符合用人部门相关要求，故与你解除劳动合同书127号”，领取人处有“李俐杉”的签名字样，时间为2019年1月2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16日李俐杉向齐某发送微信，内容为“您明天在单位吗？”齐某回复“明天我去易兰德，明天以后吧”。2018年12月28日上午9点02分及9点13分，李俐杉向齐某发送微信“齐总，明天在单位吗？”、“我把工作交接了”。齐某于同日上午9点38分回复“你与张经理约好了吗”。2018年12月28日上午李俐杉回复“我主要跟您交接，把那个电脑跟卡，不在话的给张主任”。齐某立即回复“行”。2018年12月28日上午9点53分，李俐杉向齐某发送微信称“那我明天上午过去吧，把票贴了，把工作交接了，交接完以后，要有空的话，咱中午一块吃个饭”。李俐杉对劳动合同条款变更补充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亦认可乙方签字处系其本人签字，但是不认可试用期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对领取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回执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系邮寄向其送达。李俐杉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认可微信头像是其爱人和孩子，经一审法院释明，李俐杉坚持不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中“我把工作交接了”是什么意思，李俐杉解释称系要跟齐某交接一个客户在德国的项目，不是离职交接；对于微信中提到的“张总”，李俐杉称张总系要办交接项目的经理。在该院问到李俐杉主张其与齐某交接，又微信告知齐某把工作交接了，不符合常理时，李俐杉称其是将要把工作交接了，不是已经完成交接。在该院问到，如果是办理项目交接，为什么还要交接电脑和卡？既然是向齐某交接，为什么齐某不在的话还要去？李俐杉解释称卡是给客户送礼的油卡，电脑是公司给买的，不好用给单位送过去维修，因为有工作要做，所以要把电脑先修好。李俐杉主张双方于2019年1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其上班期间无需坐班，有事就去公司，没有事就在家办公，爱德曼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向其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为此，李俐杉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顺丰邮寄底单等证据予以证明。爱德曼公司主张双方于2018年12月26日解除劳动关系。在一审庭审中爱德曼公司表示如果调解可以支付李俐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5000元，但李俐杉表示不同意爱德曼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坚持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就本案纠纷，李俐杉向顺义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爱德曼公司支付2018年7与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0000元。2019年3月18日，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1453号裁决：爱德曼公司支付李俐杉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爱德曼公司不服上述裁决，持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俐杉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经该院释明坚持不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进行鉴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该院对于爱德曼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在该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相关内容进行核实时，李俐杉的回答明显不符合常理、有悖生活逻辑和工作习惯，对于其在庭审中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相关问题的陈述，该院不予采信。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及李俐杉在该院庭审中明显不实的陈述来看，爱德曼公司述称的对于解除劳动关系及通知李俐杉领取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过程，具有高度盖然性，该院予以认可。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李俐杉与爱德曼公司就解除劳动关系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主动要求办理交接，对于李俐杉的系爱德曼公司违反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该院难以采信。因此，对于爱德曼公司主张无需支付李俐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李俐杉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询，针对爱德曼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李俐杉表示经核实认可真实性，但认为爱德曼公司系突然告知其劳动关系终止，双方并未协商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爱德曼公司是否系违法解除与李俐杉的劳动合同关系。针对争议焦点，爱德曼公司表示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执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俐杉主动要求办理交接。李俐杉在二审中认可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其虽表示系被迫离职，并未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但未能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对话内容及签署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回执等行为提供明确合理的解释，亦未能提供有效反证予以证明。此外，李俐杉有关爱德曼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向其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主张，与李俐杉实际签署上述通知书的时间不一致，且相关邮寄凭单中亦未显示邮寄材料内容，故李俐杉基于该事实主张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亦难以采信。因此，一审判决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内容认定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一致意见，进而认定爱德曼公司无需支付李俐杉诉争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具备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李俐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俐杉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禾书 记 员 郑海兴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