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24民终1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某，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3民初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于某1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刘某1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于某1无法证明已实际交付给刘某1借款81000元，不支持于某1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认定。1.于某1如果没有实际交付借款,刘某1为什么给于某1打借条(欠条),民间交易习惯是交付钱款，借款人才能出据借条。2.于某1一共借给刘某1两笔借款,一笔为40000元，时间为2017年春节前，另一笔为2018年12月14日，借款金额为41000元，并都约定了还款日期,如果借款没有实际交付,为什么还能够产生第二笔借款，为什么还出据第二笔41000元的借条。3.刘某1一审开庭时称，两次借款都是在于某1威胁刘某1的情况下出据的借条，这一观点没有证据支持，空口无凭。4.一审开庭时，于某1坚持让刘某1本人出庭，与于某1当庭对质，说明具体借款事实，但没有被法庭准许，刘某1的代理人否认一切,包括借条上刘某1的签字,代理人都不认可,通过电话联系，刘某1承认是其本人签字，代理人才认可，由此可见,刘某1本人不到庭，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案件的基本事实。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开庭时，于某1提出申请法庭向保险公司调取于某1以保险单贷款21000元借给刘某1的事实，当日下午于某1到保险公司自己调取了相关证据，当日将相关证据交给了主审法官，判决书第5页到数第3行，已说明这一事实存在，但对这些证据法庭没有再次开庭，对该组证据没有质证、认证从而作出判决，程序违法。刘某1辩称：刘某1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于某1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事实与理由：刘某1从未收到涉案的81000元款项，一审中于某1没有举出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将81000元交付给了刘某1，于某1所主张的借款关系成立的依据不足。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某1偿还借款本金81000元及利息5526元,合计86526元(其中:40000元，自2017年4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41000元，自2018年5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刘某1向于某1借款40000元，约定2017年春节后2-3个月还清。2018年12月14日，刘某1向于某1借款41000元，约定2018年12月31日还清。两笔借款均已逾期,刘某1未偿还,经多次催要未果，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裁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未标明时间【于某1认为是2017年春节前（即2017年1月28日前)，刘某1认为是2016年9月份】,刘某1曾给于某1出具欠条1份，内容:“欠于某1人民币40000元整。......春节后还、2-3月、2017年”。2018年12月14日,刘某1曾给于某1出具借款20000元的借条1份,内容:“借于某1婚前财产20000元整）、（用于农资店进货)、(包括保单贷款21000元)、月末还。......打条之日起于某1不得打扰刘某1”。但于某1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确实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共81000元借款的事实。另查明:于某1与刘某1,2013年4月18日登记结婚，2016年11月4日登记离婚。但2016年12月份后又同居至2018年12月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于某1是否确实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共81000元借款;2.于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应否支持;3.刘某1的抗辩是否成立。根据所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综合评判如下:一方面,虽然在形式上,未标明时间【于某1认为是2017年春节前（即2017年1月28日前)】,刘某1曾给于某1出具了欠40000元的欠条1份;2018年12月14日,刘某1曾给于某1出具了借款20000元的借条1份，又标注:（包括保单贷款21000元)。但欠条1份、及借条1份上记载的款项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即于某1是否确实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共81000元借款，则是另一方面。而本案中，于某1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其确实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共81000元借款的事实成立，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理由是:一、于某1虽然主张自己“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共81000元借款”;而刘某1则抗辩本人并没有先后实际收到过于某1交付的借款81000元。因此究竟于某1是否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81000元，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所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于某1对于自己当时确实已经先后实际交付给刘某181000元这一事实，应当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二、于某1的自述及举证自相矛盾，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在本案起诉状中，于某1诉称“2017年,刘某1向于某1借款40000元，约定2017年春节后2-3个月还清。2018年12月14日，刘某1向于某1借款41000元，约定2018年12月31日还清”。在本案庭审中，于某1自述“2018年12月14日,刘某1给于某1出具借据，两笔借款共41000元。分别是借款20000元现金(2013年2、3月份，刘某1借于某1婚前财产20000元,交付地点在刘某1农资商店,在场人只有我俩,位置在××旗东边、成专驾校附近,款项来源是高铁征地补偿，是本人当天从银行提取的，哪个储蓄所忘记了)。另一笔是用保单贷款21000元(用于某1本人在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的两份保险单借款21000余元，是保险公司给现金，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2016年春天，款项是刘某1直接取走的)”。而于某1所谓的“借款20000元现金”,其所主张“发生的时间在2013年2、3月份，以及实际交付”,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成立。在本案中，于某1庭审后所提交的保险贷款手续上，体现:保险单借款是21300元，批注时间是2017年9月5日;不是2016年春天。三、于某1所提交的书面证据:未标明时间【于某1认为是2017年春节前（即2017年1月28日前),刘某1认为是2016年9月份】,刘某1曾出具欠于某140000元的欠条1份,及2018年12月14日,刘某1曾出具借款20000元的借条1份，又标注:(包括保单贷款21000元)。欲证明:刘某1先后向其借款共81000元。这两份证据只能证明:在形式上，刘某1曾先后出具过欠于某140000元的欠条1份、41000元的借条1份。但欠条1份、借条1份所记载的款项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即于某1是否确实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共81000元借款，则是另一方面;而本案中，刘某1否认先后实际收到共81000元借款。而这两份证据本身，并不等同于“收款记录”，也代替不了“收款记录”,并不是于某1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81000元借款的充分条件;于某1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其确实先后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共81000元借款的事实成立。四、关于于某1曾口头申请:本院到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调取其保单贷款的证据(两份保险单借款21000余元，是保险公司给现金）问题。1、因于某1未在本院所限定的时间内向本院提交书面调取证据申请书，未列明详细、具体的申请事项，逾期应视为其放弃该申请。2、从于某1庭后向本院所提交的《保险合同变更批件》两份上体现:投保人、被保险人均是于某1，批单领取方式是自领,批注时间是2017年9月5日,收付费方式是转账,账户所有人是于某1，开户银行分别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市分行营业部会计操作平台行(借款金额为4300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图县支行(借款金额为17000元)。即便能够证明于某1所谓的“借款21000元现金”的资金来源;但资金来源只是一方面，而于某1是否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21000元借款则是另一方面;资金来源本身并不等同于款项确实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本身，也不是于某1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21000元借款的充分条件。因此，于某1不足以证明:其将这21000元已经实际交付给刘某1的事实。综上所述，于某1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某1的相关抗辩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于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3元，减半收取计981.50元，由于某1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于某1提交的临时占地明细表、泗水高铁占地补偿款发放明细、欠条、证人刘某2证言、证人于某2证言、存款明细单两份均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审中，刘某1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对于40000元欠条，于某1主张于2015年3月27日从银行取出40000元后借给了刘某1，刘某1于2017年春节前向于某1出具欠条并约定春节后还。首先，按照于某1主张分析，于某1向刘某1交付40000元款项时间与刘某1出具欠条时间相隔2年，虽然于某1提交了40000元取款凭证，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交付时间以及是否将款项交付给刘某1的事实。其次，于某1主张的交付款项时间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于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所借出款项为于某1个人财产以及刘某1将款项用于个人事务的事实。最后，刘某1认可欠条中的签字，但抗辩主张被迫而书写的。虽然刘某1对此抗辩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但从欠条中的内容分析，没有书写欠条中款项的性质、钱款用途等，故仅凭欠条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综上，于某1主张欠条中的40000元款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41000元借条，于某1主张其中20000元是于2013年3月10日从银行取出后借给了刘某1，另外21000元是于某1贷款后，交付给了刘某1。对于借条中的20000元及21000元，于某1均未提供交付证据，且刘某1对此予以否认，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于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3元，由上诉人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申爱顺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池东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朴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