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1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瑜,女,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德,邹平城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临河村。法定代表人:任怀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临河村村北。法定代表人:樊晓东,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临河村。法定代表人:樊永江,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永江,男,1967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现被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美英,女,196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樊永江、刘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邦广,山东详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文瑜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樊永江、刘美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8)鲁1625民初2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文瑜上诉请求:一、原审驳回上诉人对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刘美英、樊永江在借款中明确注明用途为“周转”金。此时,樊永江是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美英系股东。其夫妻二人除经营这个公司外,并未同时经营另外的企业。在庭审中,刘美英承认借款用于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这有开庭记录查证,刘美英也没有说借款用于其他经营或是家庭生活。2.樊永江辩称所借款项“没有完全用于公司经营”这已清楚表明,借款用于公司经营,但并未说出还用来干什么和用了多少。综上所述,刘美英、樊永江的借款系代表其公司所借,并用于公司经营周转金。原审判决“该主张无事实依据,亦未得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樊永江、刘美英认可,依法不予支持”，明显违背事实,令人费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应判定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与刘美英、樊永江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书面提出调查涉案事实的请求不予准许违法。刘美英、樊永江经营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无方,导致债务缠身,经营难以维持。其夫妻钻企业工商登记的空子,分解企业、转让股份、玩弄金蝉脱壳手段,图谋债务背在个人身上,另组企业用原企业资产赚钱,真是机关算尽。此类伎俩在民事案件审判上,恐怕屡见不鲜。原审法官不明此情,不察此理,没有人会相信。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使用的场地、厂房及其他设施,均是现在仍挂着名的僵尸企业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原有的,只须法官现场一看便清楚。刘美英将其在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他儿子樊晓东后,仍然把持着该公司的经营事务,比如将该公司场地、厂房、设施租给魏桥镇孟寺村村民李震并因租赁费问题与李震吵闹断电。这些均系已不是该公司人员的刘美英所为。巨财建材公司与李震的租赁合同经营了半年,因刘美英的无理取闹而解除。半年的租赁费均有刘美英收取。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要求调查该租赁费是否进入该公司账户合法有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草率判案,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原审法院对调查申请不予准许的理由竞然是因为“于法庭辩论终结后向法庭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人民法院法官闭着眼睛说话,真叫人难以相信。上诉人的申请是2月15日由邹平邮政特快专递寄出,开庭是2月18日,怎么能说成“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呢？三、原审法院未通知上诉人进行调解,也未询问上诉人的调解意见,径行判决,是言而无信。该案一审开庭后,承办法官询问当事人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双方回答均同意调解。承办法官声称另行组织调解,这有开庭记录在卷。上诉人回家后,商量好调解意见,准备随时参加原审法院组织的调解。然而等来等去,既未接到调解通知,也没接到询问调解意见的电话,3月22日收到原审法院的判决书。当事人同意调解,承办人答应另行调解,结果开了个玩笑,根本就不进行调解。这叫当事人怎么相信人民法院？原审法院如此作为,只能认为是玩弄当事人,亵渎职责！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樊永江、刘美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文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2886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9日,樊永江、刘美英向王文瑜出具借款凭证1张,上载今借到人民币现金(大写)肆拾捌万陆千伍佰元整/￥486500.00元/借款用途:(周转金)。2012年6月10日,樊永江、刘美英向王文瑜出具借条1张,上载今借到现金大写:贰佰肆拾万元整(￥240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未还款项数额系本案争议焦点之一。王文瑜提交银行流水1宗,其上显示王文瑜向刘美英转账交付明细：2011年8月24日,482500元;2011年9月2日,200000元;2011年9月3日,379000元;2011年9月9日(2笔),500000元、440000元;2011年10月8日,400000元;2011年10月9日,930000元;2011年10月13日(2笔),500000元、250000元;2011年10月21日,90000元；2011年11月7日，1000000元。上述款项数额共计5171500元。王文瑜所提交上述银行流水亦显示刘美英向王文瑜转账交付明细如下：2011年10月7日,49500元;2011年10月9日,1000000元;2011年10月25日,22500元;2011年11月6日,27000元;2011年11月7日,1000000元;2011年11月8日,70000元;2011年11月18日,100000元;2011年12月9日,50000元;2012年3月13日,200000元。被告对上述银行流水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庭审中,被告刘美英提交还款记录1宗,其未纳入王文瑜所提交的银行流水中的交易明细如下:2011年8月24日,17500元；2011年9月3日,21000元;2011年9月9日,60000元;2011年10月9日,70000元;2011年10月13日,50000元;2011年11月19日(2笔),500000元、20000元;2012年2月4日,500000元;2012年3月16日,30000元;2012年4月26日,20000元。2012年8月17日,3000元;2012年11月12日,1000元;2013年2月9日,3000元;2013年3月23日,31200元;2013年3月29日,5000元;2013年4月20日,300000元;2014年10月24日,5000元;2016年3月13日,5000元;2017年1月26日,5000元。对于上述还款内容,王文瑜对其中“31200元”的还款有异议,对其他无异议。经查,2013年3月23日“31200元”记账凭证中收款人账户名为王文瑜,原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根据在案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依法对刘美英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予以确认。而刘美英陈述2015年5月20日偿还100元,但未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支持。刘美英认为其在出具在案借款凭据前已向王文瑜偿还款项数额为2757500元,其所陈述的还款数额不包括上述记载的2011年11月7日的1000000元及2011年12月9日的50000元,故对该两笔款项与在案借款的关联性不再予以确认,刘美英可持有效证据另案主张。结合王文瑜向刘美英转账交付数额以及刘美英主张的还款数额,至2012年6月,王文瑜确将大于在案借据记载金额的款项交付至刘美英处,且双方均认可在案款项已约定借款利率,故刘美英向王文瑜出具在案借据的行为系对双方民间借贷账目往来的阶段性确认,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对所载数额予以确认。刘美英虽称2012年6月9日记载数额系以月利率6%核算利息所致,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确认。另,刘美英认为在案借款约定利率为月利率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刘美英若确有证据证实其在出具在案借据前已偿还利息数额符合上述规定之情形,可就超出部分利息另案主张返还。本案不再予以审查。结合上述之分析，确认至2012年6月10日,在案未还借款数额为2886500元。根据在案证据,2012年6月10日之后,刘美英偿还款项数额为358200元。因在案借据未明确记载利息约定,故所涉款项应自上述款项中予以扣除,确认实际未还款项数额为2528300元。争议焦点2.还款义务主体。樊永江、刘美英作为在案借款凭证出具人,系以书面之方式认可作为共同借款人的身份,应对在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告认为,1.樊永江、刘美英系作为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其公司出具在案借据,该主张无事实依据,亦未得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樊永江、刘美英之认可,依法不予支持;2.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将公司资产转移至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以逃避在案债务的行为,因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并非在案借款合同之主体,原告后续主张亦无事实依据,故不予确认。综合上述分析,原告主张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此外,王文瑜于法庭辩论终结后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包括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来源、经营场所、房屋产权、经营收支经手人、账户名称等内容,因与本案无关联,不予准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樊永江、刘美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文瑜借款2528300元;二、驳回原告王文瑜对被告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92元,由原告王文瑜负担3710元,由被告樊永江、刘美英负担261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刘美英、樊永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文瑜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的借款系代表公司所借,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应与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根据上诉人王文瑜提交的现有证据,系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个人与上诉人王文瑜个人之间产生民间借贷主体,上诉人王文瑜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系涉案借款合同的主体。通过诉讼双方的借款还款记录显示,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出具的借款凭证、借条系与上诉人王文瑜民间借贷个人账目往来累计的阶段性确认。在借款凭证、借条上面借款人处签名按指印的均是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上诉人王文瑜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在涉案借款凭证、借条上面加盖公司印章,更不能证明哪笔借款用在公司、已经偿还的是哪笔借款,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授权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向上诉人王文瑜借款。上诉人王文瑜仅以2012年6月9日借款凭证上面的“借款用途:(周转金)”字样,要求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樊永江、刘美英偿还上诉人王文瑜借款2528300元,驳回上诉人王文瑜对被上诉人山东圣锡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财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邹平金鑫科技有限公司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上诉人王文瑜上诉主张的在法定期限内书面提出调查涉案事实,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的问题,通过查阅一审开庭笔录,上诉人王文瑜在一审开庭中至法庭辩论终结时并未提出口头或书面调查申请,且在法庭辩论终结后,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王文瑜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问题,已在判决书中作了明确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对于上诉人王文瑜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称另行组织调解而未调解问题,一审开庭笔录第十八页明确记载:鉴于各方调解方案分歧较大,不再当庭调解,双方庭下可继续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本院将及时作出裁判。一审法院已经释明“双方庭下可继续调解”并非由法庭另行组织双方调解。自2019年2月18日一审开庭审理,至2019年3月12日,一审法院未得到诉讼双方是否继续调解或否达成调解意见的反馈信息,一审法院及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文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26元,由上诉人王文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景晨光审判员  孙兴春审判员  刘 洋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盛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