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26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 负责人：卢勇其，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善斌，江苏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宗吉平，女，195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宗校红，女，198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宗学良，男，198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华，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林虎，男，199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寄宏，男，198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刘林虎、黄寄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善斌、被上诉人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华、被上诉人黄寄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林虎经本院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人保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案涉车辆苏Ｆ×××××轻型厢式货车在我公司投保非营运货车商业三者险，但该车实际从事快递运输，应属营运性质，投保人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依照《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无道路从业资格证，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我公司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苏Ｆ×××××轻型厢式货车不属于营运车辆，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刘林虎驾驶的苏Ｆ×××××轻型厢式货车不属于营运行为，且事故发生时车辆载有少量的快递货物没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不符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免责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黄寄宏答辩称，与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答辩意见一致。 刘林虎未应诉答辩。 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公司、刘林虎、黄寄宏赔偿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因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510701.34元(其中人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人保公司、刘林虎、黄寄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8年9月27日8时30分左右，刘林虎驾驶苏Ｆ×××××轻型厢式货车由南往北行至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金洲路与龙盛大道灯控路口时，该车左侧中后部与由西往东季某驾驶的“通州市143303”电动自行车右侧前部发生碰撞，造成季某死亡、“南通市143303”电动自行车损坏。在本起事故中，刘林虎与季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基本相当，刘林虎、季某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苏Ｆ×××××轻型厢式货车车主为黄寄宏，该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3.事故发生后，季某被送往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救治，诊断为头部外伤、创伤性硬膜下血肿、脑干可疑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骨折、颅内积气、颅底骨折、头皮血肿、头皮挫伤、心律失常。2018年9月30日季某因颅脑损伤死亡。 4.事故发生后人保公司为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垫付医疗费10000元，刘林虎为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垫付20000元，黄寄宏为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垫付30000元。 5.季某户口于2018年10月6日被其所在地公安局注销，季某与宗吉平婚后生育一女一子，即长女宗校红、次子宗学良。季某父母均先于季某死亡。 6．庭审中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自愿放弃车辆损失费1000元的主张。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一、人保公司以案涉投保车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认为其公司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保险赔偿责任是否应支持？二、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的损失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人保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事故的发生必须与被保险车辆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有因果关系时，保险人才不承担责任。案涉被保险货车在投保时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没有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所有人也没有运输从业资格证书，案涉车辆不符合营运车辆性质；另从人保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与刘林虎和黄寄宏的调查询问笔录来看，刘林虎称事故当时开车去三余送快递，车上有快递，明确是职务行为。黄寄宏明确案涉车辆保险系4S店代其办理。同时庭审中强调在办理保险过程中，其明确跟保险公司说过车辆的使用性质就是送快递，对保险公司当庭提供的保单，经质证，黄寄宏认为这是保险公司后来换的第2份保单，因为保险公司第1份保单做错了，车架号码都登记错了，4S店后又通知其去签字，其未去，故保险公司提供的保单上的字不是其签。2017年11月其提供了案涉车辆加入中通快递三余代理点，系合伙人之一。从以上事实来看刘林虎运送快递，与黄寄宏自用非营运货车并无区别，而与从事社会运输（服务对象不特定）并以营利为目的的营运车辆存在区别，故难以认定事发时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已改变，更谈不上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因此，人保公司以案涉投保车辆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认为其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对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一审作如下认定：1.死者季某自2018年9月27日至同月30日期间医疗费37598.4元，有出院记录、用药清单、医疗费发票、病历为证，经质证，人保公司、刘林虎、黄寄宏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季某（1952年6月15日生）因事故死亡，对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60800元、丧葬费36342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900元，经质证，人保公司、刘林虎、黄寄宏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3.根据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亲属因本起交通事故死亡及事故责任等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支持30000元； 4.根据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就诊地点及必要护理人员情况，交通费酌情支持500元。 综上，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在本起事故中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766140.4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依法有权获得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损失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因刘林虎驾驶的车辆在人保公司投保交强险及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附加不计免赔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120000元，超过交强险限额外的损失646140.4元，根据事故责任，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应获赔60%，即387684.24元，综上，人保公司共计赔偿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507684.24元。黄寄宏垫付的30000元，应由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予以返还，为减少诉累，可从人保公司给付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的理赔款中直接给付。刘林虎就垫付款20000元已与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达成协议，不要求返还，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不持异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判决：一、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因近亲属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507684.24元，扣除先行给付的10000元，还应给付497684.24元；二、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返还黄寄宏垫付款30000元；三、驳回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77元，由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负担25元，人保公司负担1452元（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已垫付）。综上，限人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469136.24元（款项汇入宗吉平、宗校红、宗学良指定的宗吉平中国建设银行南通石港支行62×××04帐户），给付黄寄宏30000元（款项汇入黄寄宏中国工商银行62×××00帐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人保公司能否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主张免责？ 本院认为，案涉厢式货车从事快递运输业务，不属于使用性质变更，未显著增加危险程度，人保公司不得据此免责。 一、总质量4500千克以下货车无需登记为“营运”，案涉非营运厢式货车从事快递运输的经营性行为不属于使用性质变更。 2019年3月2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根据该条，对于总质量4500千克以下的货运车辆，无论为自己还是不特定他人从事运输行为，行驶证都不需要登记为“营运”。即登记为“营运”或“非营运”仅为运管部门基于道路运输管理需要而进行的区分，与是否从事经营性行为并无必然对应关系。 尽管本案所涉车辆购买于2019年3月2日之前，但并无证据证明该条例修订之前，4500千克以下的货运车从事经营性运输行为必须登记为“营运”。故案涉“非营运”厢式货车从事经营性的快递运输业务不属于车辆使用性质的变更。 二、人保公司未尽询问告知义务放任投保，发生事故后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主张免责，违背最大诚信原则。 本案中，黄寄宏购买总质量为4495千克的厢式货车从事区域性快递运输业务，尽管该车行驶证登记为“非营运”，但厢式货车不同于家庭自用的小轿车，其通常用于为自己或他人运输货物，车主可根据自身需要登记为“营运”或“非营运”（质量4500千克以下的货车2019年3月2日后只需要登记为“非营运”），而登记为“非营运”的车辆无法投保营运险。黄寄宏购买厢式货车用于快递运输，属于正常使用范围，其客观上并非对仅供个人或家庭使用的车辆改装后从事运输活动，主观上无法明确区分“营运”或“非营运”，更无法预知其依法登记后正常投保存在保险公司免责的风险。 人保公司明知该类厢式货车一般用于经营性的运输行为，未询问该车的具体用途，也未明确告知该车从事经营性运输行为必须变更行驶证为“营运”并投保营运险，却放任该类车辆被保险人的投保行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以被保险人从事营运行为未购买营运险为由主张免责，明显有违最大诚信原则。诚然，“营运”车辆的保费高于“非营运”车辆，根据风险与收益相一致原则，保险公司可通过精算重新核算该类车辆保费并统一收费标准，而非强被保险人所难，对仅需要登记为“非营运”的4500千克以下的厢式货车，投保时不作询问告知并就可能增加的保费予以特别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却以未购买营运险为由主张免责。 三、案涉厢式货车从事经营性运输行为并未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人保公司不得据此免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明确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保险标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使用人或管理人等因素的改变。具体到本案，黄寄宏雇佣具备驾驶资格的刘林虎驾驶该厢式货车，在通州区境内从事快递运输业务，可以认定为按正常用途使用车辆，且运输路线相对固定，难谓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因此，本案中，人保公司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主张免责，于法无据，有违诚信，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由于本案并非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保险公司申请笔迹鉴定并无必要，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5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璐 审判员 高 雁 审判员 谷昔伟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任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