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渡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2925行初2号原告：李余香，女，197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志红，云南兴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弥渡县民政局。地址：弥渡县弥城镇祥和路5号。法定代表人：李郁荣，系该局局长。出庭人员：周龙，系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健滨，云南欣晨光（大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邹朝顺，男，197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第三人：李菊芬，女，198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原告李余香不服被告弥渡县民政局2000年1月18日向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颁发的太字第108号《结婚证》，于2019年3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后，于2019年3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余香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志红，被告弥渡县民政局的副局长周龙及法定代表人李郁荣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健滨，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弥渡县民政局原下设机构民政办于2000年1月18日向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颁发的太字第108号《结婚证》，持证人姓名分别为邹朝顺、李余香，该《结婚证》将邹朝顺、李余香认定为合法夫妻关系。原告李余香诉称，我原系弥渡县弥城镇红星村委会大三村**村民，我与第三人李菊芬系同胞姐妹关系，2001年1月，我婚嫁至祥云县云南驿镇干海村委会鲁家村鲁万毕户，我与鲁万毕于2001年1月18日在民政办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字号为滇马街乡民婚字第27号，结婚至今均在祥云县生活居住，2018年10月，我因外出务工办理相关手续时查询得知，我的婚姻状况记录显示为有两次婚姻，进一步查询后我方知晓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于2000年1月18日用我的身份信息在弥渡县民政局原民政办进行登记结婚，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在未核对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对“邹朝顺、李余香”进行了婚姻登记，并向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颁发了太字第108号《结婚证》（后被第三人邹朝顺将“李余香”更改为“李菊芬”），之后，我多次向弥渡县民政局申请撤销该结婚证，被告弥渡县民政局对该明显不当行为均以不属于法定撤销事由为由拒绝予以撤销，综上所述，被告弥渡县民政局作为法定的婚姻登记管理行政机关，其工作人员在为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办理结婚登记时，在未查明申请人的身份情况下，错用我的身份信息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颁发了《结婚证》，被告弥渡县民政局的该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且严重侵害了我的人身权，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诉至贵院，请依法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请依法撤销弥渡县民政局2000年1月18日颁发的太字第108号《结婚证》，并由被告弥渡县民政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李余香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李余香身份证复印件1份，2.结婚登记申请一份，3.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被告弥渡县民政局辩称，根据现行《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进行婚姻登记的机关为“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原告诉状陈述的第三人邹朝顺与他人领取结婚证时的发证机关为“人民政府”，而不是答辩人，因此，根据该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当时的发证机关为“人民政府”归并后为现在的“弥城镇人民政府”，被告应该为弥城镇人民政府，而不是答辩人，从本案原告的诉讼事实理由来看，原告李余香与第三人李菊芬是同胞姐妹关系，且与第三人邹朝顺都同属于同一村人，相互之间是熟悉的，对原告主张的借用身份信息登记婚姻状况的情况，原告及其第三人李菊芬、邹朝顺应该是知道的，如果是原告陈述的第三人李菊芬、邹朝顺在婚姻登记过程中擅自弄虚作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实，很显然，该二人不仅欺骗了婚姻登记部门，也违反了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及其《治安管理处罚法》、《居民身份证法》等规定，应该受到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法律处罚。从婚姻登记女方提供的材料来看，两人所提供的婚姻登记材料中，由弥渡县红星村公所盖章的“婚姻状况证明”是李余香本人与邹朝顺的身份信息和证明信息，包括出生日期也是原告诉状上所写的时间，在提交婚姻登记的“婚前检查证明书”等证据中，也是李余香本人与邹朝顺的检查信息，是邹朝顺与长自己4岁的李余香进行的婚前检查，在“结婚申请书”中，登记信息是李余香本人与邹朝顺，所留签名也是李余香与邹朝顺二人，婚姻登记是邹朝顺与李余香申请的，因此，在婚姻登记程序中，婚姻登记申请人所提供的全部证据资料都证明申请人是李余香本人与邹朝顺，当时的婚姻登记程序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等方面的规定，该婚姻登记程序完全是按照《婚姻登记条例》及《婚姻法》等规定进行的，登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从原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原告两次到我部门反映时，工作人员都依法、细心、诚恳解释，并未出现多次反映的情况，另外，原告所说的2018年10月查询出两次婚姻的记录的情况也是不真实的，目前互联网并没有这样的查询结果，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原告及其家庭成员自身因素造成的，答辩人及其办理婚姻登记的业务人员与原告和第三人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工作人员是依法办理业务，不存在任何违规的故意行为，综上所述，答辩人在办理婚姻登记过程中是依法、诚信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弥渡县民政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1份，5.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6.红星村公所盖章的“婚姻状况证明”一份，7.弥渡县卫生院《婚前检查证明书》一份，8.弥渡县卫生院2000年1月18日的《放射线检查会诊单》一份，9.弥渡县卫生院“婚前检查证明”1份。经庭审质证，被告弥渡县民政局对原告李余香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邹朝顺、李菊芬的结婚证因信息经过人为修改，不认可，对证据3认为只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不认可。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对原告李余香提交的证据见均无异议。原告李余香对被告弥渡县民政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4三性无意见。对证据5的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所载明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合影是邹朝顺与李菊芬，不是李余香。对证据6、7、8、9认为只是出现了李余香的名字，不是李余香本人去的，不认可。第三人邹朝顺对被告弥渡县民政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婚检和登记结婚地时候都是李菊芬去的，不是李余香去的，只是用了李余香的名字。第三人李菊芬对弥渡县民政局提交的证据与第三人邹朝顺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至证据9均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李余香与第三人李菊芬系同胞姐妹关系，2000年1月18日，第三人李菊芬与同是第三人的同村人邹朝顺到被告弥渡县民政局原下设机构民政办申请结婚登记，并向民政办提交了由弥渡县红星村公所出具的李余香、邹朝顺的婚姻状况证明各一份，两第三人于同日在卫生院进行了婚前体检，婚前体检的资料记载中体检人的姓名分别为“李余香”、“邹朝顺”，体检后弥渡县卫生院出具了两份婚前体检证明，该两份证明中姓名栏分别填写为“李余香”、“邹朝顺”，两份体检证明的结果分别记载为：“可婚”、“合格”，弥渡县民政局的原下设机构民政办于同日向第三人邹朝顺和李菊芬发放了太字第108号《结婚证》，该结婚证上加盖有“民政办公室”字样的印章，持证人分别为“邹朝顺”、“李余香”，后持证人为“李余香”的结婚证原件被第三人李菊芬将持证人栏的姓名由“李余香”更改为“李菊芬”，出生日期栏也由李余香的出生日期更改为李菊芬的出生日期。2001年1月，原告李余香婚嫁至祥云县云南驿镇干海村委会鲁家村鲁万毕户，并于2001年1月18日与鲁万毕在乡民婚字第27号《结婚证》。之后，原告李余香曾向被告弥渡县民政局申请撤销太字第108号《结婚证》，被告弥渡县民政局以申请撤销事由不属法定撤销事由为由拒绝予以撤销。本院认为，弥渡县民政局是依法管理本辖区民政事务的法定机关，婚姻登记是其职能之一，婚姻登记是一种确认行为，是政府出于公益对婚姻当事人双方结婚意愿和婚姻行为的确认，是对已有法律关系或者事实的认可，以期达到有一种证明的效力和公示的效果，一桩合法有效的婚姻登记行为既要符合婚姻登记的形式要件，也要符合婚姻登记的实质要件。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冒用原告李余香的身份信息欺骗被告，被告弥渡县民政局在对第三人邹朝顺、李菊芬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书面审查的过程中，在未查明申请人的真实身份情况下，给第三人李菊芬冒用原告李余香身份信息与第三人邹朝顺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弥渡县民政局的审查行为不当，导致被告确认的婚姻登记主体与实际婚姻生活主体不一致，该婚姻登记行为无效。弥渡县民政局与原民政办属于垂直领导关系，民政办被撤销后原告李余香以其垂直领导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弥渡县民政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弥渡县民政局于2000年1月18日颁发的太字第108号《结婚证》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弥渡县民政局负担（限期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交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永章审判员  吴 霞审判员  杨加武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鲁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