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53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必雷，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园园，上海其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子倩，男，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云、闫涛，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雷誉（上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法定代表人：王必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园园，上海其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雷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万勤路******v>法定代表人：姜子倩，执行董事。上诉人王必雷因与被上诉人姜子倩、原审第三人雷誉（上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上海雷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咨询公司）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4民初8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必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姜子倩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姜子倩的股权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根据包装公司财务记录，姜子倩的10,254.80元包装公司已于2003年12月17日还给姜子倩。2003年8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并未履行，王必雷和姜子倩之间没有形成股权代持关系。咨询公司原系王必雷一人出资设立，只是使用了陈某等人的名义，咨询公司并未向王必雷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两公司均系王必雷实际控股和控制的公司，咨询公司登记的名义股东姜子倩等人是为王必雷代持股权。所谓的股权分红、股利款只是由王必雷根据当年各名义股东的业绩进行的绩效考核给予的奖励。二、2003年8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外资企业法，是无效的。姜子倩作为境内自然人不可以成为包装公司的股东。姜子倩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根据2002年4月30日董事会决议、备忘录，姜子倩和王必雷已经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姜子倩的股权转让款已经通过包装公司交付给王必雷，即包装公司欠付姜子倩的工资转为了王必雷的债权。王必雷代持姜子倩的股权。咨询公司是持股平台，不需要再向王必雷支付股权转让款。姜子倩等人对咨询公司是实际出资，不是代持王必雷的股权。包装公司同意王必雷的意见。咨询公司同意姜子倩的意见。姜子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王必雷返还2005年包装公司的股利分红款差额28,553.97元；2.王必雷支付自2005年12月1日占有上述分红款之日起的占用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28,553.9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05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4月30日，包装公司《董事会决议书》载明：同意股东王必雷将其所持有的80%股份转让其中一部分给下列成员，包括陈某（占股10%、转让价格51,274元）、张某（占股10%、转让价格51,274元）、顾某（占股5%、转让价格200,000元）、姜子倩（占股2%、转让价格10,254.80元）、杨某（占股2%、转让价格10,254.80元）；本协议书符合本公司相关章程，经全体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签字认可并已送达至每位董事会成员；等等。周某、王必雷、张某和陈某在董事会成员处签字。同日，周某出具《备忘录》一份，载明：本人周某为包装公司的二位股东之一，同意另一位股东王必雷将其所持有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其他人，本人放弃优先购买该部分股份的权利，本备忘录仅对4月30日董事会决议所决定事项有效；等等。2003年8月28日，王必雷与姜子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根据《董事会决议书》证明，公司股东王必雷将其所持有的股份部分转让给姜子倩，价格为10,254.80元；转让后姜子倩占公司股份比例为2%；经协商一致，同意将姜子倩在包装公司账户名下款项10,254.80元转入王必雷账户名下；等等。王必雷在股份转出方处签字，姜子倩在股份转入方处签字。2005年12月1日，姜子倩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王必雷代付股利款11,764.38元。咨询公司于2006年1月11日设立，成立之初的股东为陈某（出资额10.344万元）、张某（出资额10.344万元）、姜子倩（出资额2.07万元）、顾某（出资额5.172万元）、杨某（出资额2.0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姜子倩，咨询公司目前股东为姜子倩、张某、杨某、李某、曹某、刘某、韩某等七人。在名为“雷誉”的网站上《回忆录二十五》一文载明，顾某董事在公司筹建时以内装修40万元参股……经重新核价后确定为36万元，但公司还是给了他10%的股份……2006年2月20日，包装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出席人员包括王必雷、陈某、周某、张某。该会议形成《董事会决议》，载明：同意王必雷将其在包装公司中持有的29%的股权以1.798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咨询公司；实行转让以后包装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王必雷投资3.162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金的51%，咨询公司投资1.798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金的29%，周某投资1.240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金的20%，总计6.20万美元；完成股权机构改变以后，企业性质由原外商独资企业变为中外合资企业；等等。王必雷、陈某、周某、张某均在董事会成员处签字。2006年11月18日，包装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出席人员包括王必雷、陈某、周某、张某，前述人员占公司全体董事的100%；该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内容为，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截止2005年12月31日为止企业所留的未分配利润、储备基金和企业发展基金重新进行分配，并用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公司历年税后可供投资者分配的总利润为509.522995万元，其中05年度已分配利润为201.591767万元，尚未分配利润为307.931228万元；现董事会讨论同意将这部分未分配利润分配给目前的投资方即三方股东，具体分配方案为王必雷为51%、157.044926万元，咨询公司为29%、89.300056万元，周某为20%、61.586246万元，总计100%、307.931228万元；等等。王必雷、陈某、周某、张某均在董事会成员处签字。2007年6月7日，包装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曾某向张某发送电子邮件并抄送王必雷，主题为“董事及股东投资明细”，内容为“周董、张副总、陈副总你们好！请看附件”。该电子邮件附件中的《董事及部分股东出资明细表》载明，王必雷对咨询公司实际出资30万元，张某对包装公司实际出资5.1274万元、对咨询公司出资10.344万元，陈某对包装公司实际出资5.1274万元、对咨询公司出资10.344万元，姜子倩对包装公司实际出资1.02548万元、对咨询公司出资2.07万元，杨某对包装公司实际出资1.02548万元、对咨询公司出资2.07万元，顾某对包装公司实际出资20万元、对咨询公司出资5.172万元；等等。表格下方注明：咨询公司是为解决包装公司股改而设立的公司；由于张某、陈某、姜子倩、杨某、顾某前期已将投资款入包装公司，成立咨询公司时由王必雷支付投资款30万元……附件中的《董事会成员借给包装公司的资金金额明细》载明，顾某借款4.684万元，姜子倩借款1.8736万元，杨某借款1.8736万元……包装公司原出纳及总账会计黄某在审理中陈述称，其于2005年12月27日从包装公司账上提取30万元用于归还法定代表人王必雷借款，并于当日按照王必雷指示分别以陈某、张某、顾某、杨某、姜子倩等五人的名义存入咨询公司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泾支行验资账户。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现金解款单显示，2005年12月27日，陈某、张某、顾某、杨某、姜子倩分别向咨询公司转入投资款10,344元（应为103,440元，一审判决书笔误）、10,344元（应为103,440元，一审判决书笔误）、51,720元、20,700元、20,700元。此外，姜子倩于2017年10月19日向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包装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等材料。一审法院认为，王必雷在审理中对姜子倩的起诉提出时效抗辩。对此，姜子倩称，其于2017年10月19日在调取王必雷诉姜子倩案件资料时方才通过《董事会决议》内容得知分红一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包装公司于2006年11月18日召开董事会会议时，出席人员中不包括姜子倩，故一审法院推定姜子倩对于分红金额并不知情，而姜子倩已举证证明其于2017年10月19日向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相关材料时方得知分红事宜，故一审法院认为自姜子倩于2017年10月方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一事，其于2018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股权转让以及出资的事实，姜子倩表示，原先为王必雷代姜子倩等五人持有包装公司股份，后为将股东身份公开化，于2006年将股权从包装公司平移至咨询公司，姜子倩等五人由包装公司隐名股东转为咨询公司的显名股东；其出资款是先支付给王必雷作为对包装公司的出资，后将该出资款平移至咨询公司，作为姜子倩等五人对咨询公司的出资。而王必雷表示，2002年4月30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中载明的王必雷出让29%的股份与2006年11月18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中载明的咨询公司占股比例29%确相吻合，但2002年董事会决议的目的就是王必雷出让股份、让包括姜子倩在内的五人成立咨询公司，以便于咨询公司作为包装公司的股东入股，但包括姜子倩在内的五人实际并未投资，而是王必雷出资30万元投入咨询公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姜子倩所举证的姜子倩与王必雷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002年4月30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书》及周某出具的《备忘录》等证据可证明姜子倩与王必雷之间形成股权转让之合意；虽然姜子倩并未提供其向王必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但结合顾某与王必雷签订的《证明》，杨某、张某与王必雷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以及收取杨某款项的《收款收据》（载明金额与杨某和王必雷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载明金额相一致），以及姜子倩出具的曾收到过王必雷11,764.38元代付股利款的《收条》、包装公司财务负责人曾某于2007年6月7日向张某和王必雷发送的电子邮件（该邮件的附件中提及姜子倩等人向包装公司出资事宜）等证据，结合王必雷在包装公司注册时即为显名股东，其签署上述一系列文件来虚构其为姜子倩代持股份的事实不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认定，王必雷与姜子倩之间构成代持股份关系，也即，2005年时包装公司于工商登记信息中所登记的股东为王必雷和周某，因国内自然人无法成为包装公司（2006年2月之前包装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股东，故其中王必雷代陈某、张某、顾某、姜子倩、杨某共持有股份29%，该五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10%、10%、5%、2%、2%，即王必雷为29%股份的显名股东，陈某、张某、顾某、姜子倩、杨某为相应股份的隐名股东，王必雷与该五人之间构成股份代持关系。至于姜子倩是否真实支付王必雷股权转让款，充其量属于两者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足以否定姜子倩在当时已成为包装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咨询公司系于2006年成立，成立后，陈某、张某、顾某、姜子倩、杨某的股份平移至咨询公司，该五人即成为咨询公司显名股东。但本案争议款项是包装公司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的股利分红款，此时咨询公司尚未成立，鉴于该部分股利已于2005年度分配完毕，故姜子倩作为隐名股东有权向显名股东（受托持股人）王必雷主张返还其所取得的分红款。另据姜子倩称，其同王必雷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流转过程为由姜子倩先支付给王必雷作为对包装公司的出资，后将该出资款平移至咨询公司，作为姜子倩等五人对咨询公司的出资。咨询公司表示，其于2006年1月11日设立，成立之初的股东为陈某（出资额10.344万元）、张某（出资额10.344万元）、姜子倩（出资额2.07万元）、顾某（出资额5.172万元）、杨某（出资额2.07万元），该持股比例与五人在包装公司中由王必雷代持的股份比例一致，对于咨询公司的前述陈述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证人黄某的陈述和银行转账记录与姜子倩的前述陈述相互印证，虽然王必雷代姜子倩等五人向咨询公司转账款项与姜子倩等五人向王必雷支付的款项金额并不完全一致，但姜子倩解释称系因王必雷代为出资时将五人的出资金额进行了调整，姜子倩等四人分摊了顾某的出资款项。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姜子倩所述该资金流转过程予以认可，该事实证明了姜子倩已向王必雷支付股权转让款。虽姜子倩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确由王必雷取得包装公司的分红款项，但根据王必雷签名的2006年11月18日《董事会决议》的记载，王必雷作为诉争股利对应股权在当时的显名持有人，已于2005年度分配取得该部分股利，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必雷在2006年1月1日前已取得其代持姜子倩股份所对应的分红款项共计40,318.35元。因姜子倩表示王必雷已向其支付分红款11,764.38元，故王必雷还应向姜子倩返还剩余分红款28,533.97元。此外，姜子倩称，其本应于2005年12月1日取得包装公司分红（王必雷向姜子倩支付11,764.38元分红款的时间为2005年12月1日），但该分红款实际被王必雷领取，故要求自2005年12月1日计算分红款占用利息损失。由于本案证据仅能确定王必雷在2005年度获得了诉争股权分红款，故一审法院在支持资金占用损失的同时，将占用损失的起算日期调整为2016年（应为2006年，一审判决书笔误）1月1日。另，姜子倩诉请主张的五年期贷款利率系针对不动产等特定用途适用的贷款利率，同本案资金占用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亦作相应调整。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必雷应向姜子倩返还2005年包装公司的股利分红款差额28,553.97元并偿付上述分红款占用的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28,553.9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06年1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日止）。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王必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姜子倩2005年包装公司的股利分红款差额28,553.97元；二、王必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姜子倩占用第一项款项的利息损失（以28,553.9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06年1月1日起计付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513.85元，由王必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必雷、包装公司提交：1.记账凭证及付款凭单，欲证明姜子倩、张某、杨某投入包装公司的资金均已返还；2.2005年资产负债表，欲证明转让协议的金额远低于包装公司价值和市场价格，只是形式转让；3.咨询公司公章等使用登记表，欲证明王必雷对咨询公司有实际控制权。姜子倩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反而可以证明资金交割的事实，姜子倩签了字但没有拿钱，只是做账需要；证据2真实性不确认，该资产负债表与股权转让价格无关；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王必雷对咨询公司有实际控制权，反而证明咨询公司对包装公司出资了。咨询公司认可姜子倩的质证意见，2006年王必雷确实是咨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为咨询公司初期是不经营的。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均注明归还借款，与本案股东分红款纠纷没有直接关联，且没有转账凭证佐证，不能证明姜子倩等人已实际领取款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直接关联，故均不予采信。姜子倩、咨询公司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05年姜子倩是否是包装公司的隐名股东，是否有权主张分红款。本案证据表明王必雷与姜子倩形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并对转让款支付的方式约定为将姜子倩对包装公司的债权转入王必雷账户名下。王必雷认为，转让协议签订后并没有实际履行，姜子倩也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确实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也没有姜子倩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直接证据，但从其他证据来看，2006年1月咨询公司成立，姜子倩等人是股东，2006年2月包装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同意王必雷将29％股权转让给咨询公司，此后包装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而王必雷并未要求咨询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应视为王必雷认可该29％的股份系其代姜子倩等人持有，姜子倩主张的王必雷代持的股权平移至咨询公司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平移过程中当事人如何协商变更股权价款与姜子倩的股权份额没有关系。另外，由于姜子倩的股权实际由王必雷代持，姜子倩的身份是否能登记成为包装公司的股东，与姜子倩主张分红款的权利没有关系。姜子倩作为包装公司的隐名股东，有权获得股权对应的公司利润分红。2006年11月18日的包装公司董事会决议内容中提到2005年度已分配利润201.591767万元，王必雷在决议上签字，而2005年姜子倩的股份仍登记在王必雷名下，可以推定王必雷领取了姜子倩名下股份对应的利润。姜子倩有权向王必雷主张尚未支付的分红款。综上所述，王必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3.85元，由上诉人王必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海波审判员  刘丽园审判员  吴慧琼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强 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