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79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鲍林，男，198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勇，男，197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男，198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晓宇，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一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姚荣周，总经理。上诉人鲍林因与被上诉人鲁勇、李振、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一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8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鲍林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鲁勇、李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本案死者（鲍林父亲）鲍洪兴“存在闯红灯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一审的分析推理不具有科学性。况且，交通事故正是由于各种特殊情况的出现才会造成，而一审法院按照交通参与人正常情况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不能得出排他性的唯一结论。根据一审证据材料，本案死者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无法确定。2.不可否认，法院和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侧重点毕竟不同，交警部门进行责任认定遇到的特殊复杂情况更多，积累的经验更多，专业性也更高。一审认定本案死者闯红灯的证据材料，均来源于交警部门的事故处理卷宗，鲁勇、李振在一审中并未提交新的证据。同样的证据材料，作为专门负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交警部门无法确定死者闯红灯，而一审却能断然认定死者“存在闯红灯行为”显然不妥。对于交警部门未能进行责任认定而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鲁勇也从未进行复核复议，事实上对死者进入路口时的红绿灯状态无法确定已经认可了。一审法院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实质上推翻了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实质上推翻了各专业部门的专业鉴定意见，依据不足。二、鲁勇超速和通过路口时不注意观察才是造成本案事故的重大原因，鲁勇应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事故路段周边就是学校、居民区，路况复杂，正常道路都限速很低，鲁勇通过路口时依照规定更加应当减速慢性、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但鲁勇在交警部门就承认根本没有看到有人，不仅没有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反而超速行驶，抢过路口，把本案死者撞飞，造成死者人车分离，死者头部和鲁勇前挡风玻璃接触部位竟能造成玻璃开裂了一大片!这足以证明鲁勇超速多么严重，否则撞击不会这么严重，更不会造成死亡的严重交通事故。本案死者从警几十年，把一生奉献给了国家政法事业，向来细致谨慎，敬崇法律，平常就对家人要求严格。死者根本不可能不遵守交通规则去闯红灯。三、一审责任划分严重错误。在法院审理中，对于交警部门未能进行责任认定而出具事故证明、双方又均为机动车的，法院正常状况是按同等责任确定责任比例。因此，一审法院即使不支持鲍林要求鲁勇承担主要责任的主张，至少也应按同等责任进行责任划分。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推翻交警部门的事故证明，判决鲁勇仅承担30%的责任，是反常的，不能不让人对一审法院产生过多联想和疑问!综上理由，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鲁勇、李振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未进行答辩。鲍林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鲍林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如下损失：医疗费16728.79元、死亡赔偿金625413元、丧葬费3465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2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4200元、财产损失1000元，上述损失由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121000元，剩余部分由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按照60%的比例承担责任，总计赔偿470796.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5日8时22分许，鲁勇驾驶鲁AM27**号捷达牌小型轿车沿济南市良秀路由西向东行驶至领礼路路口时，适遇鲍洪兴驾驶新蕾牌电动二轮车沿领礼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此，两车相撞，造成鲍洪兴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8年9月3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作出第370103120180000320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无法进一步查清鲁AM27**号捷达牌小型轿车与新蕾牌电动二轮车事发时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情况，该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判定为由，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事发时良秀路限速30km/h。鲁AM27**号捷达牌小型轿车登记所有权人系李振，该车在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赔偿限额为122000元，其中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该交通事故发生在交强险合同期间内。事故发生后，鲁勇已支付鲍林22644元。鲍林系鲍洪兴之子，除鲍林外，鲍洪兴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鲍洪兴出生于1954年9月4日，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17日去世。对鲍林主张的医疗费16728.79元、丧葬费34652.5元，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均无异议。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鲁勇与李振的车辆使用关系。鲁勇、李振称，两人为朋友关系，车辆是李振无偿借给鲁勇暂时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鲍林对鲁勇、李振主张的车辆使用关系有异议，鲁勇、李振并未提供确切证据证实其是车辆借用关系，请求按照严格责任即有利于对受害人赔偿的原则推定该鲁勇、李振至少是为共同利益而使用车辆，李振应当与鲁勇承担连带责任。没有证据证实李振在本次事故中有过错。李振于2018年6月18日在交警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如下主要内容：我与鲁勇是朋友关系，2018年6月16日，鲁勇打电话告诉发生了交通事故；鲁AM27**号轿车的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都是我，鲁勇借我的车用用，这个车只购买了交强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鲁勇和李振的陈述，结合李振在事故发生后交警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的内容，能够证实鲁勇是借用李振的鲁AM27**号捷达牌小型轿车期间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鲁勇与李振是车辆借用关系。二、鲍洪兴与鲁勇在本次事故中的责任大小。一审法院从交警部门调取了本次事故的卷宗材料，鲁勇于2018年6月15日对道路交通事故经过陈述如下：我于2018年6月15日早上8点半左右由良秀路由西往东行驶，当时东西方向绿灯常亮，我正常行驶过了斑马线到路中间的位置，对方从领礼路由北向南闯红灯撞上我车的左前部。鲁勇于2018年6月15日在交警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如下主要内容：2018年6月15日8时30分许，我驾驶鲁AM27**号捷达牌轿车沿良秀路由西向东行驶，当行驶至领礼路口时，我看到路口东西方向是绿灯信号，就驾车要通过路口，行驶至路口中心信号灯杆南侧时，一辆电动二轮车沿领礼路由北向南行驶过来，与我车的左侧发生碰撞后，对方驾驶人的头部又碰到前挡风玻璃上，这时我也刹住车了，对方驾驶人倒在我车的前面，我问对方怎么样，对方没有说话，随后我用手机拨打了120和122，急救车到现场后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我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交警简单问我情况后，我赶到警官医院去陪同伤者；当伤者要转往齐鲁医院时，伤者家属也到了医院；对方车的前部与我车的左前部发生碰撞；事发前，我没有看到对方，当我看到对方时，因为距离太近，刹车也来不及了；我驾车进入路口时，信号灯是东西方向绿灯信号，对方驾车进入路口时信号灯是南北方向红灯信号，事发后还有两个路人给我留了电话，号码是×××（略）和×××（略）；事发时，我驾车在三档行驶，车速在40-50km/h之间。刘某某于2018年6月26日在交警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如下主要内容：我初中文化程度，现住济南市市中区领秀城**对面工地生活区，现在无工作，居民联系电话×××（略，一审法院注：与鲁勇陈述的一个电话号码一致）；我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2018年6月15日8时20分许，我沿良秀路路南侧由西向东步行，走到路口时，看到东西方向是绿灯信号，我就步行过马路，忽然听到“砰”的一声，我就向北侧看，看到一辆轿车与一辆电动二轮车在路口内相撞发生事故了；事发后，轿车驾驶人随后下车，拨打了120和110，给保险公司打电话，120急救车到现场后，将伤者送往就近的医院抢救；我给轿车驾驶人留了电话，随后离开；事发时路口信号灯是东西方向绿灯信号。宋某于2018年6月26日在交警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如下主要内容：我中专文化程度，现住济南市市中区领秀城，现在无工作，居民联系电话×××（略，一审法院注：与鲁勇陈述的一个电话号码一致）；我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2018年6月15日8时20分许，我送孩子去幼儿园，送完后我沿着路南侧由西向东步行，快走到路口时，一辆轿车由西向行驶至路口内，一辆电动二轮车由北向南行驶进路口内，两车在信号灯的东侧相撞，电动车的前部与轿车的左前部相撞，轿车驾驶人随后下车，拨打了120和110，过了一会儿，民警到了现场，120急救车到现场后，将伤者送往就近的医院抢救；我给轿车驾驶人留了电话，随后离开；事发时路口信号灯是东西方向绿灯信号。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委托后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SJJN09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的“五、分析说明”部分载明如下主要内容：……4、本次事故的形成过程分析。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照片、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资料、两事故车辆的接触部位及姿态、事发路段监控录像分析认为本次事故的形成过程如下：轿车沿事发路段由西向东行驶至事故地点时，适遇二轮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此，轿车前部左侧与二轮车右侧前部接触碰撞；碰撞后，两车停于最终停止位置；……6、轿车及二轮车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分析。根据事发路段监控录像可知：监控时间2018-06-158:28:38，事故现场路口东西方向由西向东有车辆通过；监控时间2018-06-158:28:42，轿车由西向东进入事故现场路口；监控时间2018-06-158:28:43，二轮车由北向南进入监控画面；监控时间2018-06-158:28:44，轿车与二轮车发生碰撞；监控时间2018-06-158:28:47，事故现场路口东西方向仍有车辆通过。根据事故现场实地调查可知：事故现场路口东西方向信号灯绿灯持续51秒后由绿灯变为红灯，东西方向信号灯为绿灯时，南北方向信号灯为红灯。结合交通事故现场照片，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资料、事故现场道路状况分析认为：轿车由西向东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为绿灯；二轮车由北向南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南北方向的信号灯为红灯。鉴定意见为：1、鲁AM27**小型轿车制动装置齐全，制动合格。标识为“新蕾”的电动二轮车制动装置齐全，各机件连接可靠，制动有效；2、鲁AM27**小型轿车前部左侧与标识为“新蕾”的电动二轮车右侧前部接触碰撞；3、本次事故的形成过程见上“五、4”所述；4、鲁AM27**小型轿车事故时的行驶速度约为35km/h；标识为“新蕾”的电动二轮车事故时的行驶速度约为24km/h；5、鲁AM27**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为绿灯；标识为“新蕾”的电动二轮车由北向南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南北方向的信号灯为红灯；6、标识为“新蕾”的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鲍林申请对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SJJN09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5项、第6项鉴定结论重新鉴定，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又委托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对鲁AM27**捷达牌小型轿车与新蕾牌电动二轮车进入事发路口时信号灯状态和新蕾牌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进行鉴定。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2018]交鉴字第5977号鉴定意见书，其中的“四、检验过程”部分载明如下主要内容：……3、事发路段固定式视频图像检验。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提供的固定式视频图像：○1文件名ch01-20180615082500，经检验该视频图像摄像头位于事故现场路口东南，由东南向西北拍摄。通过该视频图像可识别出轿车外观特征、二轮车骑车人体貌特征。由该视频图像可知：轿车沿道路由西向东行驶，二轮车沿道路由北向南行驶，二轮车于2018-06-1508:28:43出现在视频画面右侧，在2018-06-158:28:44时与轿车发生碰撞。该视频图像摄像头拍摄不到路口中央信号灯位置，不能看到路口信号灯变化情况。○2文件名ch05-20180615082000，经检验该视频图像摄像头位于事故现场路口东南，由东南向西北拍摄。通过该视频图像可识别出二轮车骑车人大体外貌特征及行驶方向，但未拍摄到轿车，不能看到本次事故的发生过程。该视频图像摄像头拍摄不到路口中央信号灯位置，不能看到路口信号灯变化情况。○3文件名为ch06-20180615082500的固定式视频图像与文件名为ch06-201806150822139的固定式视频图像为同一摄像头所拍摄的视频图像，该视频图像拍摄不到事发路口车辆行驶状况及本次事故事发过程。○4文件名为ch08-20180615081500的固定式视频图像拍摄不到事发路口车辆行驶状况及本次事故事发过程。○5文件名为ch01-20180615082000的固定式视频图像与文件名为ch04-20180615082000的固定式视频图像均拍摄不到事发路口车辆行驶状况及本次事故事发过程。其中的“五、分析说明”部分载明如下主要内容：1.轿车与二轮车进入事发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分析。因委托方提供的监控录像均不能观察出路口信号灯变化情况，故根据现有证据及材料，无法确定轿车与二轮车进入事发路口时路口的信号灯状态。……鉴定意见为：1.根据现有证据及材料，无法确定轿车与二轮车进入事发路口时路口的信号灯状态；2.新蕾牌电动二轮车属于机动车。鲁勇、李振主张，两名证人刘某某、宋某在交警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事故发生时东西方向的信号灯为绿灯，也就是说鲁勇驾驶车辆是正常行驶，而鲍洪兴是闯红灯，这一点与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也是相一致的。虽然在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中并没有采纳这一观点，但是在民事裁判中应当尊重高度盖然性的规则，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有相应的审判意见，在交警部门无法判断过错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笔录，据此作出判断，因此请求法院审查相应笔录。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同意鲁勇、李振的意见。鲍林对交警部门处理本次事故的卷宗材料无异议，认为，第一，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一再主张有两名证人证实了发生交通事故时其行驶方向信号灯为绿灯，但这不能证实本案死者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交警调查的相关材料无法排除本案死者是在其通行方向为绿灯后期进入路口尚未完全通过路口时，鲁勇行驶方向变为绿灯放行超速行驶造成两车相撞的情况，交警部门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才未能进行责任认定。结合鲁勇超速行驶和其在交警询问时陈述根本就没有看到死者的事实，证实鲁勇未能注意观察，鲁勇的过错明显。第二、本案中的证人证言不能代替科学鉴定结论，证人仅证实了鲁勇通行方向绿灯的这一情况，但未能证实本案死者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况，况且与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不一致，所以该证人证言已经过了交警部门的审查，交警部门综合多方证据仍然作出了无法认定的事故证明，因此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第三、本案鲁勇驾驶的是轿车，而本案死者驾驶的是电动车，虽被鉴定为机动车，但结合目前我国社会实际状况，购买的电瓶车既使想要到交警部门办理机动车手续，交警部门也不会给办理。根据双方驾驶车辆的实际状况，鲁勇驾驶的车辆明显优越于本案死者，鲁勇驾驶机动车的危险性更大，危险回避能力更强，因此鲁勇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但鲁勇超速行驶且未注意观察，造成了本案事故，根据优势机动车危险负担原则，鲁勇应当承担更大的事故责任。鲁勇、李振认为，鲍林所述红绿灯情况完全是个人臆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两名证人与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完全是无关的行人，而且根据鉴定意见，当时死者驾驶机动车的速度是24公里每小时，以此速度去推断不可能出现鲍林所陈述的情况，而且该证人陈述的内容也并非鲍林所述的与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相违背，仅仅是因为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所依据的鉴定标准不一样，并没有采纳该证人证言，因此其作出的是无法确定红绿灯状态。而且鲍林也不能依据社会情况推断法律规定，其在驾驶证和行驶证中偷换概念，死者持有的C1驾照是不允许驾驶涉案电动机动车辆的，明显是无证驾驶，这与机动车是否备案没有关系。综上所述，鲍林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对于该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可知，因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提供的固定式视频图像摄像头拍摄不到事故路口中央信号灯位置，也不能看到路口信号灯情况变化，相应的视频图像拍摄不到事发路口车辆行驶状况及本次事故事发过程，因此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无法确定轿车与二轮车进入事发路口的信号灯状态的鉴定意见。根据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可知，事故现场路口东西方向信号灯绿灯持续51秒后由绿灯变为红灯，东西方向信号灯为绿灯时，南北方向信号灯为红灯。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鲁勇驾驶的轿车是于2018-06-158:28:42由西向东进入事故现场路口，鲍洪兴驾驶的二轮车是于2018-06-158:28:43由北向南进入监控画面，两车于2018-06-158:28:44发生碰撞，虽然事故现场路口东西方向在2018-06-158:28:47时仍有车辆通过，但不能因此就确定鲍洪兴驾驶二轮车闯红灯。故上述两鉴定意见均不能单独证实本次事故发生时鲍洪兴与鲁勇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情况。根据刘某某在交警询问时陈述的内容，可以确认以下主要事实：一、其在事发当日是沿良秀路南侧由西向东步行；二、其步行到路口时看到东西方向是绿灯信号；三、其在东西方向是绿灯时步行过马路；四、其在步行过马路过程中因听到“砰”的声音而看到了本案所涉的轿车与电动二轮车在路口内相撞发生事故；五、事故发生时路口信号灯是东西方向为绿灯信号。根据上述事实以及行人步行速度与机动车行驶速度之间的差异，可以认定鲁勇驾驶机动车是在刘某某步行过路口后进入的事故发生路口。同时，因为刘某某步行过路口时东西方向是绿灯，在两车相撞时该方向的信号灯仍然是绿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鲁勇驾驶机动车进入路口时东西方向的信号灯是绿灯。鲁勇驾驶的机动车由西向东进入事故现场路口的时间为2018-06-158:28:42，鲍洪兴驾驶的二轮车由北向南行驶进入监控画面的时间为2018-06-158:28:43，即鲁勇驾驶机动车进入事故路口的时间早于鲍洪兴驾驶二轮车进入路口的时间。在确定了刘某某和鲁勇驾驶机动车进入事发路口时东西方向的信号灯均为绿灯以及鲁勇驾驶机动车晚于刘某某进入事发路口的基础上，结合事故发生时轿车和二轮车的行驶速度（分别为35km/h和24km/h），能够排除鲍洪兴是在上一个红绿灯信号的绿灯尾段进入事发路口的可能。因轿车与二轮车是于2018-06-158:28:44发生碰撞，而此时事发路口东西方向信号灯为绿灯，这就排除了鲍洪兴是在下一个红绿灯信号的绿灯初段进入事发路口的可能。宋某在交警询问时陈述的内容可以佐证事发时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为绿灯信号的事实。综上，在认定鲁勇驾驶机动车进入事发路口时东西方向的信号灯为绿灯、排除了鲍洪兴是在上一个红绿灯信号的绿灯尾段进入事发路口以及在下一个红绿灯信号的绿灯初段进入事发路口的可能后，一审法院认定鲍洪兴在本次事故发生时进入事发路口存在闯红灯行为。鲍洪兴驾驶的二轮车经鉴定为机动车，其准驾车型为C1，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的规定；鲍洪兴闯红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的规定。事故发生时良秀路限速30km/h，而鲁勇驾驶的机动车在事故时的行驶速度约为35km/h，鲁勇在通过路口时超速行驶，未能尽到谨慎驾驶的安全注意义务，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和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根据鲍洪兴和鲁勇的行为对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一审法院确定鲍洪兴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鲁勇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三、鲍林主张的各项费用。1.鲍林主张死亡赔偿金625413元，事故发生后，鲍洪兴经抢救无效死亡，提交户口本一本、退休证一份，证实鲍洪兴是非农业户口。鲍洪兴年龄63周岁，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789元计算17年为625413元。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对鲍林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但认为鲍洪兴年龄为64岁，应当按照64岁进行计算死亡赔偿金。对于鲍林主张的该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所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就本案而言，鲍洪兴在死亡时已满63周岁，尚不满64周岁，故鲍林主张按照17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法院对鲍林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25413元予以认定。2.鲍林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鲍林的父亲鲍洪兴死亡的严重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应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20000元。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认为鲍林主张的数额过高，要求按照8000元计算。对于鲍林主张的该费用，一审法院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侵害人必须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二）侵害行为的方式、手段比较恶劣；（三）损害后果比较严重，不仅影响受害人自身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而且造成社会和他人对其人格评价的降低。就本案而言，鲍林的父亲鲍洪兴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对鲍林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故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有赔偿经济损失以对鲍林精神予以抚慰之必要。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鲍洪兴在本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的事实以及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的意见，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鲍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8000元，对其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3.鲍林主张交通费2000元，用于本案死者在医院抢救期间及处理丧葬事宜时家属的交通费支出，提供交通费票据一宗，金额为800元左右，主张2000元，请求法院酌情判定。鲁勇、李振对鲍林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鲍洪兴住院只有3天，而其提交的车票、出租车票、加油票在时间上不符合。过路费票据载明的入口为济南，出口为机场，也与事实不相符合。其提交的所有发票相加总和也不过几百余元，因此其主张的交通费过高。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认可200元。对于鲍林主张的该项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证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就本案而言，根据鲍林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其交通费为800元。4.鲍林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4200元，按照6人（包括死者的儿子鲍林1人、鲍洪兴的兄弟姐妹5人）办理丧葬事宜需要7天，每人每天100元进行计算。鲍林没有固定职业及收入，鲍洪兴的兄弟姐妹五人未带身份证，现在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存在亲属关系，该五人也没有固定职业及收入，请求法院酌情判定。鲁勇、李振、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认为，鲍林主张的该费用应当以实际减少的收入为准，其应当提供相应的工资减少证明。其主张的鲍洪兴的兄弟姐妹是否属实，目前无法查清，而且鲍洪兴的兄弟姐妹也并非本案的原告，因此对于其主张的该部分费用不予认可。对于鲍林主张的该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就本案而言，鲍林因其父亲鲍洪兴死亡而办理丧葬事宜必然导致误工，其主张误工7天，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误工时间予以认定。其主张每天按100元的标准计算，亦无不当，故一审法院认定鲍林的误工费为700元。鲍林虽然主张其父亲鲍洪兴的兄弟姐妹5人也参与了处理丧葬事宜，但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该5人与鲍洪兴的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该5人的误工费不予认定。5.鲍林主张财产损失1000元，鲍洪兴驾驶的二轮车是于2015年11月购买，价格1800元，提交电动车合格证一份、收款收据一份、客户档案卡一份，证实鲍洪兴所有的车辆购买价格，现在该车辆因交通事故损坏，尚未维修，主张车辆损失1000元。鲁勇、李振对于鲍林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购买价格应当以流水或者发票为准，客户单无法核实其真伪，且从鉴定意见可知涉案车辆并没有严重损坏，因此也不存在赔偿问题，而且赔偿金额应当以鉴定结论为准。因此对于其提交的证据及主张的损失不予认可，认可300元。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认为，鲍林提交的证据仅为电动车购买时的价值，无法证明其损坏程度及维修价格，故对于该证据不予认可，认可维修费300元。对于鲍林主张的该费用，一审法院认为，鲍洪兴驾驶的新蕾牌电动二轮车在本次事故中损坏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该车虽未进行维修或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其实际损失，但该车的损失是存在的，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审判实践经验，一审法院酌情确定鲍林的车辆损失为5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鲍洪兴与鲁勇于2018年6月15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审法院在上文中已认定鲍洪兴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鲁勇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情确定鲍洪兴承担70%的责任，鲁勇承担30%的责任。关于鲁勇、李振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本案中，一审法院在上文中已认定鲁勇系借用李振所有的鲁AM27**号捷达牌小型轿车与鲍洪兴发生本次交通事故，而鲍林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鲁AM27**号捷达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即李振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有过错，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振不应对鲍林承担赔偿责任，应由鲁AM27**号捷达牌小型轿车的使用人即鲁勇对鲍林承担赔偿责任。法律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因此鲍林因其父亲鲍洪兴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首先应由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鲁勇按照30%的比例予以赔偿。关于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费用问题，应对其应承担的交强险限额进行分析。对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的鲍林的医疗费16728.79元，应由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在医疗费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0000元；对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的鲍林的丧葬费3465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交通费8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700元、死亡赔偿金625413元中的65847.5元，应由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对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的鲍林的车辆损失500元，应由平安保险济南一公司在2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除去上述在交强险范围内已赔偿的费用外，对鲍林剩余的医疗费6728.79元、死亡赔偿金559565.5元，应由鲁勇按照30%的比例予以赔偿，即分别赔偿剩余的医疗费2018.64元、死亡赔偿金167869.65元。鲁勇已支付的22644元应从其应赔偿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一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鲍林医疗费10000元、丧葬费3465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交通费8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700元、死亡赔偿金625413元中的65847.5元、车辆损失500元等合计120500元。二、鲁勇赔偿鲍林剩余的医疗费中的2018.64元、死亡赔偿金中的169888.29元等合计，扣除其已付的22644元，余款147244.2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鲍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60元，由鲍林负担3600元，鲁勇负担4760元；财产保全费320元，由鲁勇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次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事故发生后，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委托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车辆性质及信号灯情况进行鉴定，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8]鉴字第SJJN09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鲁AM27**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为绿灯；标识为“新蕾”的电动二轮车由北向南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南北方向的信号灯为红灯。后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又委托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对鲁AM27**捷达牌小型轿车与新蕾牌电动二轮车进入事发路口时信号灯状态和车辆性质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根据现有证据及材料，无法确定轿车与二轮车进入事发路口时路口的信号灯状态……”。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录像，录像显示轿车与二轮车发生碰撞时事故现场路口东西方向仍有车辆通过。根据事故现场实地调查，事故现场路口东西方向信号灯绿灯持续51秒后由绿灯变为红灯，东西方向信号灯为绿灯时，南北方向信号灯为红灯。一审法院结合交通事故现场照片，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资料、事故现场道路状况分析认为轿车由西向东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为绿灯，二轮车由北向南进入事故现场路口时，路口南北方向的信号灯为红灯并无不当，鲍林不认可事故发生时信号灯状态，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责任比例，一审法院根据案情综合分析，认定鲍洪兴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鲁勇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酌情确定鲍洪兴承担70%的责任，鲁勇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鲍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60元，由鲍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松成审 判 员 陈 勇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万振驰书 记 员 吴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