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88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禧诺，女，197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英，河北庞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宇，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巴云鹏，河北圣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吕海英，男，196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原审被告：李泽军，男，196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原审被告：曹红新，男，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鹏媛，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禧诺因与被上诉人陈宇、原审被告吕海英、李泽军、曹红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禧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英、被上诉人陈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巴云鹏、原审被告李泽军、原审被告曹红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鹏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禧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并未实际支付，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称，2017年借款合同是对2014年12月9日转账300万元的追认，原审中各到庭参加庭审的被告对此陈述均未认可。原因如下：首先，2017年借款合同中并未显示对2014年12月9日借款的意思表示，且2017年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金额和2014年12月9日转款凭证中载明的金额不符。其次，被上诉人称吕海英偿还了本金30万元，但却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最后，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其与吕海英之间的2014年12月9日至2017年2月28日之间资金往来明细及吕海英的还息凭证，故不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2014年12月9日的借款与2017年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之间的追认关系。二、2014年左利转给原审被告吕海英的300万元款项来源不明，导致本案诉争主借款合同的债权人不明（即被上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存疑），而且主借款合同效力存疑。被上诉人称，左利是被上诉人开设的公司（河北枫叶生态环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枫叶公司）的会计，2014年被上诉人通过左利向吕海英转款300万元。但该笔转款，是被上诉人的个人行为，还是河北枫叶公司的行为，这就导致本案的被上诉人主体资格存疑。同时，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民生银行《联保体授信合同》第2条之约定：联保体成员每人均有300万元的授信额度，且成员本人为授信提用人。第4条约定，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可用于个人贷款，且合同中载明被上诉人控制企业为河北枫叶公司。根据上述内容可知，本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海英、原审被告曹红新均有权从民生银行拿到300万元授信，被上诉人拿到300万元授信后，款项去向不明。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被上诉人（或河北枫叶公司）将从民生银行拿到的授信，用于了向原审被告吕海英出借款项。那么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款之规定，该种借款合同无效。相应的，刘禧诺作为保证人的保证条款同样无效。三、本案诉争的民间借贷合同的债务人主体不明，刘禧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陈述：被上诉人、吕海英和曹红新三人曾以三方联保的方式，帮助吕海英开设的公司（石家庄天地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兴业公司）在民生银行贷款900万元。后因天地兴业公司无力偿还贷款，故被上诉人和曹红新共同筹集资金，付至吕海英账户中。如果上述陈述属实，那么真正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主体应当是天地兴业公司，而并非吕海英个人。相应的，本案诉争民间借贷合同的债务人，也应当是天地兴业公司。虽然被上诉人称，债务已经转移到了吕海英个人名下，但是一方面吕海英缺席本案审理。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发生在2014年，被上诉人又并未提交2014年和吕海英签订的借款合同。那么，2014年吕海英收到的300万元，到底是吕海英的个人行为，还是天地兴业公司的行为？另，虽然被上诉人提交了2014年刘禧诺签订的房产抵押合同，但根据担保法第五条之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拒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在被上诉人未提交主合同的情况下，该房产抵押合同的效力待定。原因在于，很有可能被上诉人和吕海英之间在2014年并未签订借款合同，相应的房产抵押合同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刘禧诺2014年签订的房产抵押协议中载明的抵押房产，是刘禧诺婚后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刘禧诺不能单独处分或设置他项权，故该房产抵押协议并未生效。加之，当时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所以抵押权并未设立。刘禧诺2014年签订的房产抵押协议本身，并不能证明2014年左利转给吕海英的300万元，与2017年被上诉人和吕海英、刘禧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本金270万元存在承接关系，因为吕海英并未在2014年的房产抵押协议中签字。而且如果要证明承接关系，被上诉人应当提交2014年至2017年之间，吕海英本人的还本金和还息的银行流水等客观凭证，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前述证据。而且，签订2017年的借款合同时，吕海英曾明确告诉刘禧诺，是一笔新的借款。综合以上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现行法律法规之规定，望判如所请。补充上诉意见，吕海英被羁押在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请求法院就吕海英涉嫌的犯罪事实是否与本案有关，进行调配核实。如果与本案有关，请求对本案中止审理。 陈宇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新增加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且与本案无关。 李泽军述称，一、陈宇的起诉状明确写明是“2014年12月被告吕海英、武涛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并不涉及联保体合同的问题，但在庭审中又提供与本案相互矛盾的联保体合同，一审法院也作出了“本案是因联保体贷款转化而来”的错误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撤销该错误认定，并依法改判。1、联保体合同第3条规定：“本合同第2条约定的授信额度（包括联保体整体额度和成员额度）的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即额度期限），上述额度内提用的授信应在额度期限内提用并清偿”，但本案的事实发生在2014年12月9日，早已超出了该条规定的时间，而且款项是陈宇通过左利的银行卡打给吕海英的，并不是民生银行贷给吕海英的，明显与联保体合同无关。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与联保体合同第3条规定的时间不符。2、根据授信合同的首部显示：甲方为陈宇、曹红新、吕海英；乙方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丙方为河北枫叶生态环境开发有限公司、河北国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和石家庄天地兴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根据联保体授信合同第1条：“乙方将授予联保体整体授信额度并分割至各联保体成员形成成员额度，各授信提用人可在相应联保体成员额度内申请使用授信”和第2条联保体成员各300万元的规定，明确指明资金的来源是从乙方，即民生银行根据授信合同的规定将资金发放给各联保体成员，而不是从陈宇的账户中拨付给吕海英。特别是授信合同第二部分第17条明确规定：“授信提用人应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和额度期限内向乙方申请提用”，但吕海英得到的款项是从陈宇的账户中来，而不是从民生银行而来，且也超过了2014年11月1日的额度期限。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属于事实错误。3、联保体三成员，除吕海英未到庭外，曹红新经被上诉人陈宇追加到庭，曹红新作为联保体成员之一，对本案也明确表示与联保体无关，特别是该款不是从中国民生银行出来的，而是陈宇2014年12月8日16时37分06秒进账100万元后满300万元（详见打款凭证），于2014年12月9日13时10分转给左利，这怎么能是因联保体贷款转化而来呢？但一审法院却仍作为联保体案件处理，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二、联保体不仅仅是三成员，还有其各自的控制企业，即授信合同中的丙方。一审法院只认定为：“三人成立联保体向民生银行承担担保责任”，但又不按照联保体授信合同进行处理，明显存在程序上的瑕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错误判决，依法改判。1、根据联保体授信合同首部所列甲、乙、丙三方和该合同第一条中规定：“任一联保体成员及其在本合同中指定的控制企业均对联保体整体授信额度与期限内的非本人融资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在联保体合同中不仅仅是甲方陈宇、曹红新和吕海英，还有丙方，即甲方所掌控的各自企业。但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中，陈宇没有追加合同中指定的控制企业为被告，一审法院也未将合同中指定的控制企业追加为被告，明显存在审理程序上的瑕疵。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在联保体授信合同范围内，任何一个成员在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前，不得要求合同范围外的第三方承担连带责任。2、一审所认定的“原告与被告吕海英、曹红新以石家庄天地兴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向民生银行借贷900万元”。但根据联保体合同规定，各联保体成员均有各自的借款额度，各自的额度均由各成员向民生银行提出申请，并由民生银行向各成员发放。如果是陈宇为吕海英垫付的话，应当是将款偿还给民生银行，而不是将款支付给吕海英。陈宇应当持代吕海英向民生银行偿还借款的证据来向吕海英主张权利，而不应当是陈宇拿自己2014年12月9日给吕海英付款的银行流水说是为吕海英垫付。因此，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与事实明显矛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错误判决。3、一审认定“三人成立联保体向民生银行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吕海英未能偿还其借贷300万元，原告代为偿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本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没有见到陈宇代吕海英向民生银行偿还的任何证据，而只见到陈宇2014年12月9日将300万元转给吕海英的证据。因此，一审认定“原告代为偿还”的认定缺乏证据证实。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被告李泽军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而签订是在2017年1月24日，时间超过借款时间达一个半月之久，并用自己的房屋做抵押，足以说明被告李泽军知道被告吕海英所借270万元款项是由原告为其垫付的银行贷款转化而来”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该错误判决，并依法改判李泽军不承担担保责任。1、—审法院的判决错误地保护了2017年1月24日签订的隐瞒真相、不真实的《借款合同》，导致李泽军被骗的事实得不到纠正。按照一审的说法，联保体合同是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到期，如果吕海英没有及时还款，那么，陈宇应当是先将款偿还给民生银行，但为什么在2014年12月9日将款打给吕海英呢，这就叫为吕海英垫付吗？2、李泽军根本没有拿自己的房屋做抵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泽军的购房合同在2016年底为别的业务给的吕海英，并不是为本案的借款而提供和抵押。在2017年1月24日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中所写的李泽军房屋的坐落、门牌号均是他人后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李泽军所写。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项认定是违背事实的，是错误的。四、陈宇隐瞒联保体授信合同关系和2014年12月9日给吕海英打款的事实，欺骗李泽军在其已经写好的2017年1月24日的借款合同上签字，恶意串通将长期不能偿还的恶意债务让李泽军签订不明真相的担保责任的合同，明显存在欺诈行为。一审法院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且相互矛盾、造成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的错误判决，并依据《担保法》第30条和《合同法》第52条，依法判决李泽军不承担担保责任。1、让李泽军签订担保的《借款合同》是2017年1月24日由陈宇已经打印好的，且在该合同第1条第1款中写的是：“乙方已收到甲方出借的金额为人民币270万元的借款”和第1条第2款中写的是：“借款期限为自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止”。这与2014年12月9日的银行打款凭证无关，为什么不提是2014年12月9日借的款而写为“已收到甲方出借的金额为270万元”呢？而且还写着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这是隐瞒真相、欺骗李泽军，但这样不切实际的事实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是李泽军的真实意思表示。2、李泽军在接到陈宇的起诉书后才知2014年12月9日是陈宇给吕海英打款300万元，而不是给民生银行代吕海英还款300万元，但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吕海英所借270万元款项是由原告为其垫付的银行贷款转化而来”，这不符合逻辑，这与联保体合同无关，如果是被上诉人陈宇为吕海英垫付的银行贷款就应该是银行给陈宇开具的为吕海英垫付的凭证，而不是陈宇2014年12月9日给吕海英打款的凭证。联保体合同发生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期限是一年。直至一审庭审结束，也没有见到陈宇提供其为吕海英垫付而由民生银行为其开具的银行凭证，只是见到陈宇2014年12月9日给吕海英打款的凭证，明显存在欺诈。3、陈宇在起诉书中称：“2014年12月，被告吕海英、武涛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原告通过公司财务人员于12月9日向吕海英转账300万元”。这与联保体合同无关，陈宇的起诉书所述与联保体合同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却以联保体合同为幌子，企图得到法院判决的认可，将不是合法债权债务变成合法的债权债务。这一愿望被一审法院的判决实现了，但背离了公平、实事求是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五、依据陈宇的起诉书诉称，本案是单独的借款行为，但既没有借款合同，也没有吕海英为其所打的借据，应当是陈宇和吕海英合作伙伴关系间的经济往来，但一审法院未经认真、客观地进行审查就作出了不当地判决。陈宇从原一、二审到本次一审，并没有变更或改变起诉状的内容，起诉状明确写到：“2014年12月，被告吕海英、武涛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300万元，原告通过公司财务人员于12月9日向吕海英转账300万元”，但直至现在也没有见到陈宇提供与吕海英2014年12月9日发生该笔款项签订的借款合同，更没有见到吕海英给其打的借条，在签合同时，陈宇和吕海英没有提供任何账目和该款项用途的说明。该笔款项没有借款合同，用途不明，没有借据，无法证明是借款，请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对本案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陈宇和吕海英采取欺骗、隐瞒真相的做法，在2017年1月24日（阴历腊月27日）即将过年的紧要时节，带着两个保镖找到李泽军的办公室，在没有说明借款时间、借款用途和有关账目的情况下，吕海英说即将过年，让李泽军在借款合同上签个字就行了，过了年就没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将已经打印好的《借款合同》拿出来，让李泽军在上面签字，李泽军想看看也没让看。到了陈宇起诉后，李泽军才知道该笔借款在2014年12月就发生了，至此才知道被骗，既没有借款合同和借据，且不能偿还的旧债让李泽军为其担保，这明显是陈宇和吕海英恶意串通、恶意转嫁债务风险的欺诈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对李泽军保证责任的认定和本案的相互关联性的认定相互矛盾，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李泽军被骗、受欺诈而事后提供担保的民事责任。 曹红新述称，原审判决关于曹红新部分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陈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吕海英偿还欠款本金270万元及利息32.4万元（计算至2017年7月），并按照月息2%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履行完毕之日及违约金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2、判令被告李泽军、刘禧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被告曹红新对被告吕海英不能偿还的部分，向原告承担50%的还款义务；4、评估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原告与被告吕海英、曹红新以石家庄天地兴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民生银行贷款900万元，三人成立联保体向民生银行承担担保责任，每人用款300万元，原告为联保体的负责人。2014年11月贷款到期，被告吕海英无法偿还贷款300万元，原告与被告曹红新分别出资200万元、10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代被告吕海英偿还300万元贷款。（2018）冀01民终11953号民事判决书表明原告陈宇所借被告曹红新1**万元款项的实际用途为代被告吕海英偿还银行贷款。原告陈宇系河北枫叶生态环境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利系该公司财务人员。2014年12月9日9时13分原告陈宇向左利转账300万元，同日14时12分左利向被告吕海英转账300万元。庭审时原告称代为被告吕海英偿还民生银行贷款300万元已全部转化为被告吕海英的借款。2014年12月8日原告陈宇与被告刘禧诺签订房产抵押协议，用被告刘禧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作抵押，担保被告吕海英向原告陈宇的借款300万元，并将被告刘禧诺的房产证原件交付原告，被告刘禧诺对《房产抵押协议》及房产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后被告吕海英偿还陆续偿还原告陈宇借款本金30万元，并以路虎车一辆冲抵利息，剩余借款本金270万元重新签订借款合同。2017年1月24日，原告陈宇、被告吕海英、被告李泽军签订《借款合同》，载明：“出借方（甲方）：陈宇，身份证号：2104021972××××××××……借款方（乙方）：吕海英，身份证号：1301031960××××××××……1.1乙方已收到甲方出借的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佰柒拾万元，（小写）2700000元的借款。1.2借款期限为自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止。借款限内的利率为月息2%……由李泽军作为乙方借款的连带保证担保人……保证人名下位于裕华区的房屋作为本合同项目借款本息、违约金的担保……乙方应按约定时间偿还借款，如有逾期，乙方按日息千分之一作为迟延违约金……原告陈宇、被告吕海英、被告李泽军签名捺手印。”合同签订后被告李泽军、吕海英将被告李泽军的《石家庄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交付原告陈宇。2017年2月28日，原告陈宇、被告吕海英、被告刘禧诺签订《借款合同》，载明：“出借方（甲方）：陈宇，身份证号：2104021972××××××××……借款方（乙方）：吕海英，身份证号：1301031960××××××××……1.1乙方已收到甲方出借的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佰柒拾万元，（小写）270万元的借款。1.2借款期限为自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止。借款限内的利率为月息2%……由刘禧诺作为乙方借款的连带保证担保人……保证人名下位于长安区的房屋作为本合同项目借款本息、违约金的担保……乙方应按约定时间偿还借款，如有逾期，乙方按日息千分之一作为迟延违约金……原告陈宇、被告吕海英、被告刘禧诺签名捺手印。”被告李泽军、刘禧诺对两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700000元的给付不予认可，辩称原告未提供2014年12月9日至2017年1月23日之间的资金流转情况，不能证明2014年12月9日转账的用途，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无关联性，《借款合同》有明确借款期限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在此期间被告吕海英未收到任何款项，该《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告李泽军、刘禧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以上事实有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借款合同、对账单、银行流水、劳动合同、联保体授信合同、联保体章程、《房产抵押协议》、房产证、《石家庄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被告吕海英与原告陈宇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被告吕海英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剩余借款本金270万元被告吕海英理应及时偿还。原告主张被告吕海英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超过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利息及违约金应当按照年利率24%计算。被告李泽军、刘禧诺对两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虽辩称该两份《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李泽军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而签订是在2017年1月24日，时间超过借款时间达一个半月之久，并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足以说明被告李泽军知道被告吕海英所借270万元款项是由原告为其垫付的银行贷款转化而来。被告刘禧诺在2014年12月8日即将自己的房产就被告吕海英借款300万元进行了抵押，被告刘禧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而签订是在2017年2月28日，时间超过借款时间将近三个月，并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也足以说明被告刘禧诺知道被告吕海英所借270万元款项是由原告为其垫付的银行贷款转化而来。故该两份《借款合同》系被告李泽军、刘禧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李泽军、刘禧诺应对被告吕海英的借款27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曹红新在被告吕海英不能偿还的部分承担50%的还款义务，原告与被告吕海英、曹红新以石家庄天地兴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向民生银行贷款900万元，三人成立联保体向民生银行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吕海英未能偿还其贷款300万元，原告代为偿还。后被告吕海英陆续偿还了原告30万元，就原告为其垫付剩余的270万元贷款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由被告李泽军、刘禧诺进行了担保，此代偿的款项已由代偿款转化为被告吕海英向原告的借款，故被告曹红新不应再承担还款义务。被告吕海英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自愿放弃诉讼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且已符合缺席判决之条件。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吕海英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陈宇借款本金27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以借款本金27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李泽军、刘禧诺对被告吕海英偿还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陈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6600元，由被告吕海英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禧诺提交了立案决定书、逮捕证。证明：第一点，本案债务人吕海英自本案涉诉以来从未以任何方式参加庭审，被上诉人陈宇对本案借款事实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所以本案借款事实是否发生应当向吕海英本人调查核实。鉴于吕海英处于被羁押期间，希望对吕海英进行调查询问，并就吕海英涉嫌犯罪事实是否与本案有关进行调查。第二点，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与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数额并不相符。而且，上诉人签署的担保合同中所担保的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还是对2014年12月借款行为的追认，均应当由吕海英进行说明解释。陈宇的质证意见为：第一、对于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在2018年3月5日立案决定书载明的吕海英涉嫌的罪名为诈骗罪，但2019年4月18日逮捕证将罪名变更为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该罪名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交该证据是为了混淆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第二、本案的债务发生在2014年11月，刘禧诺在2014年12月8日和2017年2月28日分别签署了房产抵押协议和借款担保合同，并将自己抵押房产的房产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交被上诉人保管，刘禧诺是在明知债务发生的情况下，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的，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履行担保责任。第三、债务发生是在2014年12月、借款三百万元，有转账记录为证。2017年吕海英偿还三十万利息，随后被上诉人与吕海英、刘禧诺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相关的资金往来均有银行转款记录为证，债务真实。李泽军的质证意见为：证据是真实的。曹红新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但与我方无关联。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诉争借款是否实际发生；2、上诉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2014年12月9日陈宇通过左利的账户向吕海英账户转款300万元，陈宇自认吕海英偿还本金30万元，后陈宇、吕海英签订《借款合同》将尚欠本金270万元的借款期限约定为：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陈宇在一审中提供的转账记录、借款合同等证据可以证实陈宇出借给吕海英款项，其与吕海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虽然初始的借款300万元的转账时间为2014年，但陈宇、吕海英将尚欠本金270万元的借款期限重新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吕海英偿还陈宇借款本金27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禧诺在2014年12月8日曾与陈宇签订《房产抵押协议》用自己名下的房产为吕海英向陈宇涉案最初借款3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后其又于2017年2月28日与陈宇、吕海英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其为270万元借款的连带保证担保人，现陈宇在保证期内起诉要求刘禧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刘禧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刘禧诺上诉称吕海英涉嫌犯罪本案应中止审理，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吕海英涉嫌犯罪的事实与本案系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刘禧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禧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上诉人刘禧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建民 审判员  孟维山 审判员  史亚宁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法官助理袁琳 书记员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