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84民初3429号原告：杨永红,男,197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龙，宜城市鄢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郭向军,男,197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华，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永红与被告郭向军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10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龙，被告郭向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永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对宜政林字(2012)第000763号林权证上的全部山林(3069亩)享有用益物权；2.请求判决被告协助办理宜政林字(2012)第000763号林权证过户；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12月20日,吴小勇委托其小爹吴必学与小河镇大冲村签订了《山林租赁合同》,承包范围为大冲村一组梨树坡水库大堤以上的山林。2012年2月,我与吴小勇商量,想把他承包大冲村的山林全部买下后抵押到银行贷款。吴小勇同意了,以150万元价格转让给我。之后,我又找到襄阳市农行职员骆华,说打算买山林请他帮助贷款。他答应了,并建议以两个人名义办两个林权证,这样贷款额度批得多些。因被告是我妻子的亲姨老表,与我关系也好,相信他不会占有我的财产。我就找到被告,请他帮忙以他名义办个林权证,然后再以他名义办理贷款手续。办证后山林的一切权利还是我的。我还对他说,不让他白帮忙,让他在山上负责管理,管理得好可以给他20%的山林股份，被告答应了。我于2012年3月8日给吴小勇转账50万元作为定金。3月21日，我和吴小勇在宜城见面,我与吴小勇说办两个林权证,可以多贷点款,一个用我老表郭向军名义办,一个办我自己的。吴小勇同意了,叫我给他50万元现金当天就签合同。我就在中国银行宜城支行取现金50万元给了吴小勇。然后,吴小勇叫吴必学与我和被告各签订了一份《山林转让合同》,我签订的是50万元合同,被告签订的是100万元的合同(把吴必学与大冲村签订的一份合同化解为两份合同)。同年4月1日，我又给吴小勇转账50万元。吴小勇于2012年5月8日给我出具了150万元的收条。我与被告一起到宜城市林业局办理的林权证。被告办理的林权证为宜政林字(2012)第000763号林权证(共计3069亩)。我在林业局办理的林权证(因抵付债务过户给别人了)。因各种原因,贷款到2017年还没办好。我要求被告把山林返还给我,并请他到林业局办理林权证过户手续,被告不同意了。山林的转让费全部是我支付的,我依法对该山林享有用益物权。我对该山林用益物权的取得是以支付转让费为依据取得的,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没出一分钱,他对3069亩山林的取得无事实根据法律依据,不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拒绝将山林返还给我,侵害我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郭向军在庭审中辩称，1.该讼争的这个山应该属于被告所有，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被告二人共同合伙购买了两座山，荆门和宜城各一座，荆门的山全部用于了原告抵付原告的债务，而现宜城的山，双方商定应属被告一人所有；2.本案应系合伙纠纷，并且合伙人没有清算，原告提起的是返还财产诉讼，与事实法律不符，应当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质证。对吴小勇给杨永红出具的山林转让费收条、杨永红向吴小勇支付山林转让费的转款凭证、杨永红向吴小勇支付山林转让费取款记录、吴小勇的视频证言、沈宗斌的证言，以及杨永红、郭向军分别与吴必学签订的山林转让合同。郭向军质证无异议，但主张涉案山林是杨永红与郭向军是共同投资承包经营的合伙关系，认可杨永红向吴小勇支付了150万元山林转让款，但主张自己事后又将75万元山林转让款支付给了杨永红。本院认为，郭向军对杨永红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其主张事后向杨永红支付转让款75万元的事实，没有足以支撑其抗辩意见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郭向军提交的记账本、证人王某的证言，杨永红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郭向军管理经营山林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享有案涉山林的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案涉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而非山林管护事实，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12月20日,案外人吴小勇委托其叔叔吴必学与宜城市小河镇大冲村签订了《山林租赁合同》,承包了该村一组“梨树坡水库”大堤以上的山林。2012年2月,经协商，杨永红与吴小勇达成山林转让意向,约定吴小勇以150万元的转包价将该山林转让给杨永红承包经营。2012年3月8日，杨永红给吴小勇转账50万元作为受让山林的定金。同年3月21日，杨永红与吴小勇达成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该山林划分为两部分分别签订转让合同，一部分与杨永红签订转让合同，登记到杨永红自己的名下，转让价位50万元，另一部分与郭向军签订转让合同，登记到郭向军名下，转让价为100万元。协议达成后，杨永红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城支行支取现金50万元交付给吴小勇。之后，经大冲村同意，吴小勇的叔叔吴必学分别与杨永红、郭向军各签订了一份《山林转让合同》,将吴必学与大冲村签订的承包合同化解为两份转让合同，分别转让给了杨永红及其指定的受让人郭向军。同年4月1日，杨永红又以通过银行转账向吴小勇支付山林转让费50万元。吴小勇于2012年5月8日给杨永红出具了一张150万元的收条。嗣后，经原、被告申请，宜城市林业局分别给杨永红、郭向军颁发了林权证。其中，颁发给郭向军的林权证号为宜政林字(2012)第000763号，山林承包面积共计3069亩。受让上述山林后，杨永红将山林交给郭向军管理经营，并承诺赠送给郭向军山林股权20%。在经营管理山林期间，郭向军因栽树等支出了部分费用。后因双方在荆门合伙承包山林产生纠纷，导致本案讼争产生。审理期间，郭向军主张案涉山林是其与杨永红合伙受让的，且其在事后向杨永红支付山林转让款75万元，但没有提交足以支撑其抗辩主张的证据，杨永红则主张案涉山林是自己以赠送20%的股权为条件委托郭向军代为经营管理的。庭审中，郭向军提出其与杨永红在荆门合伙承包了一片山林，价值179万元。虽然登记在杨永红名下，但双方各占50%股权。后因杨永红欠债被强制执行抵偿了杨永红的个人债务，并据此主张案涉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并拒绝接受法庭调解。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山林的林权归属问题。郭向军当庭认可杨永红向涉案山林出让人吴小勇支付山林转让款150万元的事实，本院应予认定。受让后，案涉山林的林权登记到了郭向军名下，郭向军在庭审中抗辩主张其对讼争山林享有林权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主张自己已经按照50%的比例向杨永红支付了75万元的山林转让款，但提交的证据却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经法庭书面释明并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后，郭向军仍不能提交充分证据，且不能就山林的分割比例作出合理性说明。二是原、被告双方在荆门合伙承包的山林被杨永红用于清偿个人债务后，同意将案涉山林的林权转给郭向军，但杨永红当庭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合伙承包荆门山林的争议应属合伙纠纷，郭向军应另行主张权利。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上讲，郭向军的辩解均不足以支撑其抗辩主张，本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本案系物权确认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诉讼中，杨永红对讼争山林的林权所有权人登记为郭向军的事实不持异议，而林权证书是由不动产权登记部门核发的，属于国家机关以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具有排他性。在此情况下，如果杨永红有证据证明林权证书的登记事项错误，只能依法申请异议登记，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如果杨永红坚持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要求郭向军承担民事责任，只能另行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不能要求本院将国家行政机关已经颁证确权的林权再确认归其所有。综上所述，杨永红提出的林权确认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永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郭向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松郁审 判 员  李边防人民陪审员  张晓红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李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