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豫16行初265号原告朱保东，男，196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郸城县。委托代理人李运良，周口川汇区公平法律服务所律师。被告郸城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全林，职务县长。委托代理人王志刚，县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俊杰，河南文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保忠，男，195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原告朱保东诉郸城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一案，于2019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发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保东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运良，被告郸城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王志刚、王俊杰，第三人朱保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当庭变更起诉状：放弃对农业农村局的起诉以及放弃诉讼请求二。原告诉称，案涉基本农田1.99亩(地块编码为4116252042100300030)，由李黄楼行政村朱楼村村集体1998年发包给原告，并一直由原告耕种至今。第三人朱保忠于1974年上大学迁出户口，后在周口市工作，其全家均为城镇户口，在朱楼村没有承包耕地。2017年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时，第三人不知通过何种方法使被告将上述土地确权至第三人名下，并为其颁发了案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为411625204210030053J)。后原告得知此情况，向被告反应真实情况并申请纠错，被告核查后予以纠正，在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手写添加上述地块加盖了“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纠错专用章”并注明“朱保忠土地确权证书上1.99亩(地块编码为4116252042100300030）为朱保东所有，原朱保忠的土地确权证书作废”，并加盖了“郸城县丁村乡李黄楼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但是，被告并没有依法收回或者注销、撤销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致使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至今。原告与第三人朱保忠的争议，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郸农仲案【2018】第002号仲裁裁决：1、被申请人朱保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纠错信息无效,并按原确权登记信息换发新证；2、被申请人朱保东归还申请人朱保忠1.99亩土地承包经营权；3、驳回申请人朱保忠请求第三方(发包方)收回已确权给被申请人的0.63亩承包地和1.13亩开荒地的仲裁申请。原告不服仲裁裁决，遂向法院起诉。郸城县人民法院、周口市中级人民均以“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政府确权登记，并先后记载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因对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引起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因此，“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原告起诉，要求原告去政府处理。于是原告请求被告处理此纠纷，但被告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法定机构却拒不处理和纠正。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为411625204210030053J)；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村委会的意见和乡政府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的结果均是1.99亩地属于朱保东经营。证明四份，上面加盖了有李黄楼行政村的印章及丁村乡人民政府的印章，证明1.99亩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属于朱保东。第二组朱保东土地经营权证书，上面手写的“朱保忠的1.99亩地确权证书作废”。朱国亮和朱保东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卡、补助金存折、完税证三份，证明目的朱保东和朱国亮他们是共同经营，涉案的1.99亩土地属于朱保东承包经营。被告郸城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朱保忠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5】39号文），以及《周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周政办【2015】68号文）和《郸城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郸政办【2015】27号文）的要求，对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善和补充。我县严格按照上级政府文件精神依法委托第三方专业测绘公司自2016年11月份开始，进行入户调查-地界指认-勘测定界-公示确认-完善合同-登记账薄-数据入库-颁发证书-归类存档等程序开展的确权登记工作，2017年12月底结束。2018年1月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的数据库报农业部审核通过。本案中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发包方和承包方共同确认后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并依据第三方测绘公司测绘数据,严格按照程序依法颁发的,程序合法。二、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证事实清楚。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依据发包方与承包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合同》，以及登记调查、四邻指界、公示等信息办理的。第三人父母生前与其共同生活，第三人与其父母是同一个家庭承包主体，本次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也是对1998年第二轮延续承包的补充完善而开展的确权登记颁证。三、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手写添加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手写添加内容系原告虚构事实形成。县农业局对当事人证书手写部分加盖的纠错专用章纯属朱保东蒙骗工作人员说其变更事项无纠纷争议,在多次纠缠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即无奈又受其蒙骗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修改，但农业局工作人员在得知朱保东与其兄朱保忠就修改事项有纠纷后及时停止对确权数据的纠错，该手写内容是无效的，2019年县确权办在纠纷当事人在法院诉讼期间为彰显双方证书内容的公平性已出具证明。四、原告起诉郸城县人民政府主体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4条规定，国家对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实行统一登记。登记机关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具有土地承包经营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据此县级人民政府已经不再负责耕地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六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行后，不同登记机关的相应职权已经整合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再具有土地登记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六款的规定，当事人不能再以作出被诉土地登记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综上，原告起诉与事实不符，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证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颁证正确，请依法判处。被告郸城县人民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郸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郸政办【2015】27号文。证明目的是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按照法定程序依法颁发的。第二组本案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材料。证明目的是本案的原告在本村民组内已经依法取得了相应的承包经营权，并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书。第三组被告为第三人朱保忠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档案材料。证明目的是被告为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走访以及公示并结合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依法为第三人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颁证正确。第四组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据证明了原告所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手写修改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五组证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豫政办【2015】39号文，证明目的是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证是严格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按照该文件精神为第三人颁发的证书。第三人朱保忠答辩称，一、原告诉状中“案涉基本农田1.99亩(地块编码为4116252042100300030)，由李黄楼行政村朱楼村村集体1998年发包给原告，并一直由原告耕种至今。”不是事实。事实是案涉土地是1998年我父亲承包的，由我出钱，两个妹妹出力帮助父母耕种，2001年因身体原因父母不能种了,原告才占有了父母的地到2011年，这10年是原告耕种，2011年母亲要回交给我一直耕种至2018年。二、关于原告诉状中说:“第三人朱保忠于1974年上大学迁出户口，后在周口市工作，其全家均为城市户口,在朱楼村没有承包耕地，2017年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时第三人不知道通过何种方法使被告将上述土地确权至第三人名下，并为其颁发了案涉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我上大学户口迁出，工作在外为城镇户口，在朱楼村没有承包耕地，不是我不能参加确权登记的理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有关问题解答》第二十八条“公职人员、现役军人、大学生等人员户口已迁出，是否作为家庭成员参加登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经营户中个别人员变化，不影响家庭承包土地的权益和承包确权登记，参加土地二轮延包及延包后的上述人员是否列为家庭成员由承包户家庭决定。”我列为父亲承包户的家庭成员，不仅有法可依，而且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1988年分家时，就是我和父母及妹妹是一家，房屋、农具、承包地一分两份，我和父母妹妹一份，原告单独为一家一份。父母住的是在我名下的房子，我回家都是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的家就是我的家，父母也经常到我那里住，我那里也是父母的家，父母耕种的承包地、用的农具是分家时我们共有的，买种子、化肥、农药、交公粮、提留款钱都是我出的，地也都是妹妹帮助耕种，我一直是父亲房产和承包地的共有人。父母生前由我赡养，病故由我安葬，我不仅是父母的家庭成员，而且是重要的成员。我虽然因上大学户口迁出没有分地，但我仍然是以我父亲为承包户主的承包户家庭成员共有人。我已如实向发包方提交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作为家庭代表，承包案涉的1.99亩土地全体村民认可。在公示和整个确权登记颁证过程中，没有人提出异议。公示确认后，发包方与我完善了承包合同，案涉土地确权于我有法可依，村民公认，权属清楚，合同规范，账薄完善，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证档案，按照申请、审核、登记、颁证的程序，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登记簿为依据，县政府给我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无可非议。三、关于案涉土地的纠错是错误的。原告证书上的信息修改是无效的。首先,纠错依据的事实不实，无法可依。第二，纠错是以通知不到我由单方面进行的。从2017年11月开始到2018年3月乡政府同意上报从未通知我，违背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我得知纠错后，申请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仲裁，经开庭审理，农仲委仲裁，原告证书上记载的纠错信息无效，归还我1.99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证书上的纠错专用章，原告是用欺骗手段，造成工作人员误判加盖的，原告拿着加盖纠错专用章欺骗法院致使法院认为:“郸城县人民政府为原、被告就同一块土地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我请求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领导小组办公室解决，为澄清这一问题为我出具了证明。原文是“因丁村乡李黄楼行政村村民朱保东，曾要求将其兄朱保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地块合并变更到其名下，声称其兄朱保忠无异议但因失联不能够取回证书原件，并持有乡、村证明，造成我单位工作人员误判，对其证书进行了修改并加盖纠错专用章。后得知朱保东和朱保忠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我单位及时责令技术人员停止对其确权档案和数据的修改，因此证书上的信息修改，应视为无效。”因为案涉土地,本来就不属于原告，变更到原告名下是错误的。所以县政府没有收回或注销、撤销我(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本不存在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第三人朱保忠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郸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2018年9月20日的庭审记录复印件一份；2、李黄楼行政村朱楼村民组申请参加诉讼书；3、郸城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豫1625民初3830号。本组证据证明案涉土地是父亲朱国亮为户主家庭承包的土地。2011年至2018年是我朱保忠耕种的，原告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是假的。第二组证据，1、分家协议书；2、大妹妹朱宝金证言；3、大妹夫张士礼证言；4、小妹妹朱保银证言。本组证据证明朱保忠是父亲承包户家庭成员，是父亲承包户共有人。第三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档案复印件一份，本组证据证明案涉土地确权于我，村民公认，程序合法。第四组证据，1、仲裁裁决书（郸农仲案【2018】第002号）；2、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颁证领导小组办公室证明。本组证据证明原告确权证书上的信息修改无效。第五组证据，1、原告朱保东2018年8月2日民事起诉状；2、原告朱保东本次行政诉讼状。本组证据证明原告朱保东捏造事实，反复虚假诉讼。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向法庭出示的郸城县丁村乡李黄楼行政村委员会这四份情况说明有意见，第一点，该行政村出具的意见或者证明中没有负责人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证据来源不明；第二点，这四份证明中内容不属实，事实上该涉案的1.99亩土地在郸城县丁村乡李黄楼行政村朱楼三组在参加民事诉讼中提交了一份诉讼参加申请书，在诉讼参加申请书中明确显示该1.99亩耕地是由原告及第3人的父亲朱国亮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的，原告在村民组调地时已取得了相应的承包地，该1.99亩耕地与原告不存在关联，这四份行政村证明均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针对原告出示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手写部分，这一点在举证中已经说明该手写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并且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领导小组出具了相应证明，证明该手写部分是原告虚构事实欺骗工作人员进行添加，该部分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该证书上手写部分不具有证明效力，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原告的出具的存折，我认为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存折上并不能显示原告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对于政策卡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发放单位加盖的印章，事实上第三人的父亲朱国亮生前耕种是1.99亩耕地，本案的原告有自己分得的承包地进行耕种，所以该政策卡也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完税证不能证明涉案地块由原告耕种，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是由第三人耕种。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被告是自己证明自己，不能达到证明，涉案的1.99亩土地县政府在确权给朱保忠是错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这些证据不能证明1.99亩地属于第三人承包经营。从1974年第三人就已经迁出了本村，大概1980年左右才分的地，第三人没有分地的资格，也没有享有经营权的资格。其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1.99亩地是他所承包经营的。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综合认证，结合当事人陈述与答辩，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朱保东与第三人朱保忠系兄弟关系，其父母已故。本案争议的1.99亩耕地原系原告及第三人的父亲朱国亮为户主的家庭承包地，当时原告和第三人均与父母分户另住。2017年4月20日，郸城县丁村乡李黄楼行政村三组与第三人朱保忠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将涉案的地块编号为4116252042100300030的1.99亩土地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2017年7月2日，被告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登记、颁发了被诉的豫（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1240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不服该颁证行为，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土地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的基础，地方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对已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行为，并不直接创设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原告朱保东认为被告郸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朱保忠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侵犯了其权利，其可通过对相关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在第三人与当地村民组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被有权机关确认无效、违法或者撤销的情况下，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保东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香云审判员  董小厂审判员  郭金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徐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