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450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满和，男，197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瑞富，山东聚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新桥西路**。 法定代表人：武喜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荣，山西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军，山西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勇，男，197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红军，男，197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平，河北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伟平，河北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满和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公司）、杜勇、侯红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成安县人民法院（2018）冀0424民初1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满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瑞富，被上诉人烟台三木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喜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荣、贾军，被上诉人杜勇，被上诉人侯红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平、程伟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满和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与侯红军签订的合伙协议并已履行的情况下，认定双方不是合伙关系，严重违反事实及法律规定。从审判实践看，从合伙主体角度划分，合伙可分为公民之间的个人合伙、企业之间的企业合伙以及公民与企业之间的混合合伙。虽然现行法律对于公民与企业之间形成的合伙关系未作规定，但只要符合“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合伙本质特征的，应当认定其效力。在本案中，《合伙协议》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侯红军也认可与烟台市三木有限公司是合伙关系，并且该协议已经履行，法院仍应当认定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属于合伙关系，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二、侯红军签订的煤场租赁协议代表了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和侯红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110万元租赁费由侯红军单独承担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款项应当由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与侯红军共同承担。在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煤炭发运协议》，上面明确写明“甲方（唐满和）为乙方提供铁路站台，并代理发运煤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从该内容中可以看出，唐满和不仅仅为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和侯红军购买发运煤炭，同时唐满和还为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和侯红军提供站台服务；站台和煤场是连在一起的，在站台发运煤炭必须租赁煤场存放煤炭，如果不租赁煤场，就没有地方存放煤炭，就无法按照规定发运。所以合伙方在2013年12月28日和2013年12月30日支付了185万元，其中包括110万元的煤场租赁费；在唐满和收到了该款项后，2014年1月1日，侯红军代表全体合伙人与唐满和签订了《煤场租赁协议》，我们认为我方提供的《煤场租赁协议》实际上是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煤炭发运协议的组成部分，两个协议是一个整体，该协议对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侯红军均发生效力。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的煤炭是从山西省北亩方信发运站发运的，通过铁路大票可以看出该列煤共发运了3099吨，如此多的煤炭，必须需要煤场存放煤炭，及时装运，因此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与侯红军已经实际使用了该煤场，发运了煤炭，所以《煤场租赁协议》已经生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根据以上理由，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与侯红军应当支付110万元的租赁费，实际上我方已不欠款项，是对方欠我们的钱。三、一审判决计算数额错误。根据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煤炭发运协议》，唐满和对每吨煤炭共计3099吨，根据协议，唐满和为原告、侯红军购买煤炭，代办发运，支付运费，计支出1050502.96元，加上租赁费110万元，共计2150502.96元，扣除已支付的1850000元，原告与侯红军尚欠300502.96元。四、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在一审判决书中，出现了所谓的唐满和在平定县公安局的笔录，但是在一审中，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没有出具，上诉人对该材料在庭审中也没有质证，法律规定对没有质证的证据不能当作证据使用，一审判决在我方没有质证的情况下，严重违反法律规定。2、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单独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与侯红军是合伙关系，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投入的投入购买煤炭、支付租金的款项均属于合伙财产，已经不属于原告，而上诉人与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侯红军是业务关系；如果起诉上诉人，应当由原告和侯红军共同起诉，而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却同时起诉了侯红军与唐满和，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不符合立案规定。五、原告追加上诉人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是以合伙纠纷立案，本案应当审查合伙期间的财产、债务情况，而通过侯红军代理人陈述看他们双方对于合伙期间的财产、债务均没有清算，因此，对于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欠侯红军的还是侯红军欠原告的根本不清楚，而上诉人对于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与侯红军的合伙纠纷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所以原告追加唐满和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 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答辩称，唐满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杜勇答辩称，我代表三木公司和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当时我不知道是否签订《煤场租赁协议》，和我没有关系，我们公司也没有授权，我不知道此事。 侯红军答辩称，侯红军只是介绍三木公司和唐满和的中间人，至于上诉人和三木公司之间如何合作，侯红军完全不知情。二者之间的款项也没有经过侯红军之手，所以侯红军在本案中没有返还款项的义务。 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993089.54元，利息163343.91元（暂从2014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请求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其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实现债权的费用）计人民币20000元；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8日，三木公司与侯红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木公司提供双方煤炭生意合作所需启动资金并负责资金的运作管理；侯红军负责双方运作期间的煤炭管理、加工、销售以及无偿提供煤炭运营所需的场地、铲车、加工设备、机械等；双方共同承担煤炭加工及企业运行的费用；双方互设会计记账登记，所有凭据报销需双方签字，企业运行期间不论亏损或者盈利双方均按50%来分担企业的亏损及盈利。2013年12月27日，唐满和（甲方）与三木公司（乙方，由杜勇作为的委托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签订《煤炭发运合作协议》，约定就甲方为乙方提供铁路站台并代理发运煤炭事宜达成协议：一、装车地点北亩站台，到站马头，煤源三都矿三区B2号煤；二、甲方负责煤上站、装车、代发，到马头价格共计380元/吨；三、甲方不负责煤炭热值，不负责亏吨，结算以铁路大票数为准；四、乙方先向甲方打145万定金。之后杜勇于2013年12月28日给唐满和转账1450000元，又于2013年12月30日给唐满和转账400000元，该400000元杜勇称是侯红军让转的款。后唐满和实际为三木公司提供煤炭1426.46吨，因一列车装满需3099吨，由杜勇从别处购煤凑齐一列车。三木公司称协议约定的380元每吨，其中固定费用两项：代发费95元/吨，铁路运费93.25元/吨，煤价191.75元/吨，其应当给唐满和支付1426.46吨煤的价款273523.71元和该列车煤3099吨的代发费294405元，铁路运费288981.75元，合计856910.46元。唐满和提交的清单中显示煤款为326元/吨，共1426.46吨，代发费按3099吨计算为294405元。另外，唐满和与侯红军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煤场租赁协议》约定唐满和将位于北亩站台的南头三号的煤场出租给侯红军作为煤炭营销储存使用，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租金110万元。三木公司当庭陈述称要求杜勇、侯红军、唐满和承担责任的理由为：杜勇在作为公司委托代理人履行职务时超出委托权限，给对方多付款，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责任，合作协议约定先打145万元的定金，杜勇实际打了185万元。侯红军当时和我公司有合作协议，介绍我公司与唐满和认识，唐满和在刑事卷宗中陈述说侯红军用三木公司多付的货款抵项侯红军欠唐满和的租赁费，所以我们认为侯红军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侯红军辩称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经查，三木公司就本案纠纷向平定县公安局以侯红军涉嫌合同诈骗报案。平定县公安局在2015年1月5日受案，至2017年10月11日平定县公安局撤案，再至本案于2018年1月23日在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立案，三木公司在持续主张自己的权利，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三木公司与侯红军签订的《合作协议》侯红军、唐满和均辩称系合伙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合伙协议系自然人之间就合伙事务达成的协议，而该合作协议是在法人和自然人之间成立的协议，不符合合伙协议的法律特征，对其该项辩称不予支持。三木公司与侯红军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唐满和与三木公司签订的《煤炭发运合作协议》均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唐满和在收到三木公司煤款后，应当付相应价款的煤炭，但是未足额交付，应当将剩余煤款返还给三木公司，唐满和辩称余款用于抵顶侯红军欠其煤场租赁费，没有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唐满和与侯红军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当向侯红军主张租赁费，三木公司与侯红军也不是合伙关系，不存在对侯红军欠付租赁费承担连带责任，并且由侯红军免费提供煤场，是侯红军与三木公司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侯红军的合同义务，对其该项辩称不予支持。关于三木公司应当付给唐满和的款项数额，三木公司主张的计算方式是：唐满和提供煤1426.46吨，协议约定的380元/吨，其中固定费用两项：代发费95元/吨，铁路运费93.25元/吨，煤价191.75元/吨，其应当给唐满和支付1426.46吨煤的价款273523.71元和该列车煤3099吨的代发费294405元、铁路运费288981.75元，合计856910.46元。唐满和提交的清单显示的煤款为：1426.46吨X326元/吨=465025.96元，加代发费按3099吨计算的294405元，合计为759430.96元。因三木公司主张的应当支付的款项数额较高，则唐满和应当返还的数额较少，可以以三木公司主张的数额为准，则唐满和应当返还的数额为1850000-856910.46元=993089.54元。唐满和长期不予返还，三木公司要求支付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三木公司要求赔偿实现债权的费用20000元，未提交证据，不予支持。杜勇作为三木公司的代理人与唐满和签订协议，在明知协议约定应当给唐满和付款1450000元的情况下，超出代理权限多付400000元，有重大过错，应当对唐满和返还款项中的400000元承担补充责任。三木公司称侯红军当时和其公司有合作协议，介绍其公司与唐满和认识，唐满和在刑事卷宗中陈述说侯红军用三木公司多付的货款抵顶侯红军欠唐满和的租赁费，认为侯红军应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判决：一、第三人唐满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人民币993089.54元，并支付自2014年6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第三人唐满和不能履行上述第一项债务时，由被告杜勇承担其中400000元的清偿责任，被告杜勇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唐满和追偿；三、驳回原告烟台市三木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例判决书，用于证明个人与公司之间可以形成合伙关系。三木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以此作为证据不妥当，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合作与合伙是有区别的，以此作为依据是不妥当的，我们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侯红军质证意见：同意三木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是最高院的指导意见。杜勇质证意见：我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给唐满和打款，为了让唐满和给我们发煤，证据我不懂。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2013年12月27日，由杜勇代表三木公司与唐满和签订的《煤炭发运合作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该协议第一条约定：“装车地点北亩站台，到站马头，煤源三都矿三区B2号煤”；第二条约定：“唐满和负责煤上站、装车、代发，到马头价格共计380元/吨”，由此可以看出双方真实法律关系系买卖关系，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三木公司185万元款项后，应足额按照约定发运煤炭，但上诉人没有如约履行自己的义务，显属不妥。关于上诉人说其与候红军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煤场租赁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候红军与三木公司，因三木公司和候红军均不认可，故该说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本案杜勇和三木公司之间本是一种委托关系，但由于一审判决之后杜勇没有上诉视为其服从一审判决，故本院不再变动。一审法院判决依据2013年12月27日，由杜勇代表三木公司与唐满和签订的《煤炭发运合作协议》，至于唐满和在平定县公安局的笔录，仅仅是叙述三木公司的一种陈述，并未作为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唐满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30.0元，由上诉人唐满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聂洪文 审判员  潘新丽 审判员  谢 珂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赵鹏 书记员蒿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