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34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贤英，女，195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易特，上海市徐易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三楼西南区域。 负责人：孙海腾。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斌，北京以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反诉第三人：干方良，男，196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一审反诉第三人：王琳，男，196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一审反诉第三人：浙江煌盛铂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法定代表人：贾庆良，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王贤英因与被申请人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京再瑞合伙企业）、一审反诉第三人干方良、王琳、浙江煌盛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盛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2018）浙民终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贤英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 1.撤销（2018）浙民终354号民事判决； 2.请求依法改判，支持王贤英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1）撤销《浙江煌盛铂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第3.3.1条、第3.3.2条、第3.3.3条中的王贤英将其名下剩余11%股权无偿赠送给京再瑞合伙企业的约定； （2）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第3.3.1条、第3.3.2条、第3.3.3条中的王贤英将其名下9%股权无偿转让给京再瑞合伙企业的约定； （3）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9%煌盛公司股权的约定，以及2016年9月21日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 （4）京再瑞合伙企业向王贤英返还9%煌盛公司股权； （5）煌盛公司办理9%股权返还王贤英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京再瑞合伙企业赔偿王贤英因一审本诉发生律师费中的3500元； 3.请求依法改判，不支持京再瑞合伙企业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 4.请求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司法审计鉴定费由京再瑞合伙企业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王贤英在原审中坚持主张2015年《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对此有京再瑞合伙企业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为证。 但是，原审法院无视《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应当附入《资产评估报告》的约定，无视《资产评估报告》对煌盛公司资产基础价值为1,164.76万元的认定，仅以《审计报告》中煌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就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不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并由此做出判决（见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上述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认定错误。 本案真实情况是，京再瑞合伙企业和干方良故意隐瞒交易基础《资产评估报告》，设计了复杂的股权交易对赌模式，误导王贤英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并使其在订立时做出了错误意思表示。具体情况如下： 1.王贤英为原煌盛公司小股东持有20%股权且不担任公司职务、不参与公司经营。干方良是曾长期持有煌盛公司55%的股权，为控股股东，并且长期担任煌盛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一直掌握煌盛公司的公司治理、管理、生产及销售。 2.京再瑞合伙企业是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当时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是上海万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从事股权投资的机构，对投资并购、股权转让具有专业知识。 3.2014年京再瑞合伙企业与干方良协商收购原有三名股东的部分股权（其中王贤英名下部分股权为9%），并在2015年1月告知王贤英如下内容： （1）煌盛公司目前净资产负数（审计报告未包括专利技术）； （2）拟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京再瑞合伙企业暂时无需支付任何股权对价，2015年利润达标的时再按照约定支付股权对价，但是如果2015年业绩为负数的，则股权对价无需支付，且王贤英需要将剩余的11%的股权无偿赠与给京再瑞合伙企业。 但是，京再瑞合伙企业与干方良均没有向王贤英提供《资产评估报告》及所涉以下重要事实（京再瑞合伙企业在原审也认可没有提供）：虽然煌盛公司目前审计报告为净资产负数，但如果将本次交易中涵盖的专利技术一并作价评估，则煌盛公司基础资产评估价值为1,164.76万元（包括专利技术）。 综上所述，如果王贤英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知晓上述情况的，则王贤英不会同意约定对赌条款的底线为无偿转让9%股权、无偿赠与11%股权，而是至少会要求获得与1,164.76万元相适应的股权对价。 因此，王贤英依法有权提出撤销无偿转让9%股权、无偿赠与11%股权的非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约定。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京再瑞合伙企业在本次交易中从未支付过任何股权对价，故实际也不会存在任何损失；而有关提供给煌盛公司的借款，京再瑞合伙企业实际一直是合法的债权人，其也未有任何经济损失。 既然京再瑞合伙企业从未发生过任何损失，原判决以王贤英无偿转让9%股权、无偿赠与11%股权属于给与京再瑞合伙企业的违约赔偿责任的认定，不符合合同法、民法总则关于违约责任赔偿的法律规定。 因此，王贤英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不支持京再瑞合伙企业提出的要求王贤英无偿赠与11%股权的诉讼请求，不支持京再瑞合伙企业提出的要求王贤英赔偿过渡期损益的诉讼请求。 （二）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无偿转让、无偿赠送应被撤销，且京再瑞合伙企业也未支付过任何股权转让对价。 因此，已登记在京再瑞合伙企业名下的9%股权应当返还给王贤英，煌盛公司应当办理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违约责任法律费用中没有包括律师费，且没有其他法律规定支持合同纠纷中律师费。 因此，王贤英有权要求人民法院，不支持京再瑞合伙企业提出的要求王贤英赔偿一审律师费的诉讼请求。 （四）京再瑞合伙企业在一审中提出的3,500万元损失，但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依据和计算方式，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而由此造成王贤英多支出了一审律师费3,500元，该损失属于法律规定的滥用诉讼权利导致的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损失。 因此，王贤英有权要求京再瑞合伙企业赔偿额外支出的律师费损失。 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维护司法公正。 京再瑞合伙企业书面答辩称：原判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情形，也不存在应予再审的其他法定情形，王贤英提出的再审理由中欠缺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王贤英的再审申请。 王贤英对京再瑞合伙企业的答辩意见提出反驳意见称：一、本案争议条款的文意含义是审理本案事实的基础和直接证据。二、京再瑞合伙企业答辩且原判决以“《资产评估报告》落款时间晚于合同订立日，且双方均认可在订立合同时没有看到《资产评估报告》”就认定“合同双方变更了合同约定内容，不再基于评估报告，而是基于各自的商业判断协商确定转让价格”，并由此“否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存在显失公平、存在欺诈”观点，不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属于以偏概全的法律逻辑错误。如果该错误依然被维持的，则本合同也应违反效力性强制性的行政法规，即《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因未经资产评估而无效。三、京再瑞合伙企业答辩且原判决认定的“不存在显失公平、不存在欺诈”的观点是错误的。四、京再瑞合伙企业主张的“王贤英撤销权已经丧失”的观点，是错误的。五、价格补偿条款中要求王贤英无偿赠送剩余11%股权的约定，即使不能因显失公平而撤销，但也因违约金约定过高而被调整。 煌盛公司书面答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贤英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欠缺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王贤英主张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王贤英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王贤英的再审申请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 （一）王贤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王贤英主张原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缺乏证据证明。第一，关于欺诈问题。首先，王贤英主张京再瑞合伙企业及干方良没有向其提供《资产评估报告》，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载明：“3.2转让股权的交易价格：各方一致同意，根据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附件2）确认的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以2014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转让股权的总价为7500万元。由此可见，双方对于转让价格的确认是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经过协商而确定的转让价款，而并非按照《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数额计算股权。双方以7500万作为股权总价，如果一旦约定的对赌条件成就，需依照此价款和持股比例支付对价。其次，在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为2015年1月，附件一《资产评估报告》出具的日期为2015年3月10日，《资产评估报告》出具的时间晚于《股权转让协议》，此时京再瑞合伙企业及干方良客观上也不能提供该报告。再次，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第8.10约定，“转让方负有保证如实告知受让方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信息……”可见，关于债权债务负告知义务的为转让方，而非京再瑞合伙企业。此外，在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第10页中载明：“（四）……评估基准日该专利证书的证载专利人为干方良，2015年2月，干方良与煌盛铂业签订协议将该专利无偿划转至煌盛铂业，专利相应的各种权利归煌盛铂业享有。”在2015年1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案涉专利技术的专利人为干方良，而非煌盛公司，故此时专利技术不属于公司资产，不能将专利技术价值计算至公司资产。王贤英也未提供新证据证明京再瑞合伙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情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显失公平问题。王贤英作为煌盛公司的股东，与京再瑞合伙企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以其身份为公司小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并且京再瑞合伙企业具有专业知识为由，主张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王贤英作为煌盛公司持股20%的股东，参与市场竞争，可获得商业投资回报，在订立合同时对于商业风险应具有判断能力。对赌协议的约定存在商业风险，协议中对于股权付款方式的约定清楚，没有争议，双方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表示接受。同时王贤英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履行了将其持有的9%股权转移登记至京再瑞合伙企业的义务。现王贤英以自身经验不足主张撤销合同，不符合商业逻辑和商业习惯,与其之前行为不符，也无法律依据。同时，对于显失公平的判断时间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煌盛公司负债较高，2015年至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处于不确定状态，并且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高于煌盛公司的股权价值。可见，合同订立时京再瑞合伙企业对于煌盛公司经营也存在着相应的商业风险，而非双方权利义务失衡。因此，王贤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存在显失公平，不予支持。 （二）王贤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第一，王贤英主张原判决关于违约责任的认定错误。《股权转让协议》3.3.1,双方约定的对赌条件已经成就，王贤英应按照合同约定将剩余11%股权转移登记给京再瑞合伙企业。原判决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判令王贤英将其持有的煌盛公司11%股权转移登记给京再瑞合伙企业并无不当。同时，在《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双方应依约履行权利义务，王贤英主张解除转让9%股权，既无协议内容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不予支持。 第二，王贤英主张律师费认定适用法律错误。《股权转让协议》10.3约定“……守约方为执行和实际违约方对该等实际损失的赔偿而发生的合理的法律、审计费用或其他费用”，因此，依照合同约定京再瑞合伙企业有权请求王贤英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用。对于王贤英主张的案涉律师费，由于王贤英的一审反诉请求均未成立，原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此外，王贤英主张京再瑞合伙企业属于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在收购企业时应进行资产评估，否则因违反强制性行政法律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但是王贤英并未指出京再瑞合伙企业违反行政法规的具体名称，也未指出违反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条文，故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贤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 华 审判员 王成慧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