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23民初3446号原告：遵义市敬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火车站春天堡兴茂市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750175416T。法定代表人：高梅珍，女，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世家，贵州大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大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680177642X。法定代表人：张道红，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刘倩，贵州创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贵阳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水南路恒丰一品一单元19层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573312773F。法定代表人：刘恒烈，男，系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戴根敏，男，196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河南省西峡县人，住河南省西峡县。第三人：刘恒烈，男，197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住湖北省宜都市。第三人：李成君，男，1983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告遵义市敬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敬华公司）与被告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沙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曾作出（2016）黔0523民初3062号民事判决，敬华公司不服判决，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中院作出（2017）黔05民终172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重审后作出（2017）黔0523民初3100号民事判决，敬华公司不服判决，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中院作出（2018）黔05民终2127号民事判决进行了改判。敬华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作出（2019）黔05民申3305号民事裁定，指令毕节中院再审本案。本金中院再审后作出（2020）黔05民再5号民事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追加贵阳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公司)、刘恒烈、戴根敏、李成君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敬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梅珍及其委托代理人胡世家、被告回沙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倩、第三人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恒烈、第三人戴根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成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敬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各项损失共计513624元，并按年利率6%从2015年7月17日起计算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14日原被告双方在被告的办公室签订《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被告当场指派其工作人员李成君负责合同内容的商谈签订并且负责与原告进行遵义市和遵义县的合同业务办理事宜，同时被告立即提供了经被告明确确认的并且是履行本合同业务必不可少的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和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资料。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8月11日汇款50万元到被告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其它款项原告也按合同约定切实履行了汇款义务，通过银行汇款共计154万元给被告。原被告共同进行合同义务到2016年初时，被告拒不按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及拒不兑现《2015年金沙陈酿酒年终活动方案》之中的合同付款义务而酿成纠纷。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共计583624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包括原告为被告开业品鉴会的费用63048元、从事活动的员工工资36000元、陈列补助费82200元、酒器具损失的补助费46200元、差欠的货款91576元、开展酒业活动的烟款11600元及垫付的2015年金沙陈酿酒年终活动方案费用15万元和其它依约定应的的奖励费用10万元等。经我方多次交涉未果，原告特依法起诉，望法院判决实现前述诉讼请求。另外，被告追加第三人程序违法，追加的主体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主体，也不具备买卖合同的经营主体资格，特别是金色曙光公司更与本案无关，被告追加第三人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不给付原告相应款项。被告回沙酒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买卖合同，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原告的任何损失费用。1.合同签订的主体：原告与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陈酿事业部（以下简称：陈酿事业部）于2014年7月14日签订的《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实际上是与第三人贵州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色曙光公司）签订。其一，答辩人从未设立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陈酿事业部，使用陈酿事业部名称的真正主体亦没有进行工商登记，陈酿事业部没有主体资格，其公章来源需要查明；其二，原告是签订的《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合同显示是原告与陈酿事业部双方盖章、戴根敏签名，但戴根敏是金色曙光公司的负责人，戴根敏作为公司代表签订合同，说明戴根敏所在公司持有陈酿事业部公章，依据合同的相对性，《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的实际签约人是原告与贵阳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戴根敏代表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对其二者合同履约情况与答辩人无关；其三，（2017）黔0523民初3100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李成君2008年11月至2013年9月在答辩人处上班参保，之后离职，其社保2013年10月因离职，答辩人给其停保，李成君2014年1月6日社保从答辩人处移至遵义市，李成君2013年9月之后已经不是答辩人的员工，其2013年9月之后的行为与答辩人无关，而李成君受金色曙光公司法人刘恒烈、负责人戴根敏指示是以陈酿事业部的经理与原告对接；最后，2014年7月14日，原告与陈酿事业部、负责人戴根敏签订《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而合同内容答辩人公司在庭审之前从未见过，原告也没有提交任何答辩人的授权委托书文件。2.从交易金额来看，原告支付的汇款情况是：（1）2014年7月26日汇款50万元给王茂林；（2）2014年8月11日汇款50万给答辩人；（3）2014年11月24日汇款34万给刘恒烈（金色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4）2015年7月17日汇款20万给刘恒烈。以上4笔汇款中，原告的汇款账号不是答辩人提供。第（1）笔直接支付到王茂林个人账户中，后王茂林再将该笔款汇入答辩人账户，然后答辩人核实是金色曙光公司支付的货款才将价值50万元酒品是交付给金色曙光公司，整个过程为金色曙光公司与原告的独立交易活动，与答辩人无实际关系。第（2）笔汇款50万，答辩人依照《金沙陈酿系列产品运营协议书》第7.2条，接收金色曙光公司指令，答辩人在收到该笔50万款项后，经核对为金色曙光公司指定的货款，答辩人将相应价值的酒品直接交付金色曙光公司，期间从未与原告有过货品交易。原告按照金色曙光公司要求汇入答辩人账户，也仅仅是代金色曙光公司付款，交易主体为答辩人与金色曙光公司，答辩人在收款后交付酒品给金色曙光公司，完成交易，不能因为原告按照第三人金色曙光公司的要求汇款即认定原告与答辩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3）（4）笔汇款，共计84万，原告直接付款给金色曙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刘恒烈的私人账户，原告应当知晓汇款给金色曙光公司的意义，进一步证明原告一直是与金色曙光公司在进行合同交易。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原告实际将货款支付给金色曙光公司或者代替金色曙光公司直接代付货款给答辩人，原告获得的酒品来源是金色曙光公司、陈酿事业部提供，这一交易过程答辩人从未参与，与答辩人没有实质关联。二、答辩人与金色曙光公司在2014年4月18日签订《金沙陈酿系列产品运营协议书》，金色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恒烈亦签字，协议内容答辩人授权金色曙光公司成立“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事业部，授权期限10年。2015年5月12日，答辩人与金色曙光公司签订《金沙酒业陈酿系列运营补充协议书》，双方盖章、金色曙光公司的代表戴根敏亦签字。1.答辩人与金色曙光公司签订《金沙陈酿系列产品运营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金色曙光公司的法人刘恒烈亦签字，合同内容约束答辩人与金色曙光公司。协议书一内容：1.合作模式1.3：甲方（答辩人）授权乙方成立“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事业部，对“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运营。授权有效期为10年，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起算。从该条得知，原告持有合同的事业部是有权适用陈酿事业部的公章的金色曙光公司刻制的，陈酿事业部的实际地址在遵义市，也就是说2013年9月李成君从化答辩人除离职后又入职金色曙光公司，同时担任金色曙光曙光成立的陈酿事业部销售经理。（2016）黔0523民初306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担任事业部的销售经理，其工资是刘恒烈发放，领导是戴根敏，戴根敏是贵州地区的负责人。这一重要事实已经足以认定陈酿事业部的成立人是金色曙光公司，陈酿事业部实际经营者是金色曙光公司，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协议书一第1.1条：甲方授权乙方买断定制“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甲方负责提供酒水和产品生产，甲方授权乙方包装物的设计、制作、并负责产品在全国独家经营。也就是说事业部三个字只在答辩人与金色曙光签订的协议书出现过，答辩人也只对金色曙光公司授权“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事业部，答辩人不知晓原告的存在。2.协议书一第8条双方义务：8.2.1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合法经营，独自享有或承担其经营活动带来的收益与亏损，经营中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金色曙光公司启用陈酿事业部，并且实际经营，金色曙光公司应对陈酿事业部的合同签订负责，答辩人对陈酿事业部没有任何责任。三、答辩人不应赔偿原告的任何损失。1.上述已经说明陈酿事业部的实际经营者是金色曙光公司，从合同主体、汇款对象、交易主体、履行情况等均是原告与金色曙光公司在进行交易与对接，其要求答辩人支付起诉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责任主体认定错误。2.对原告提交的《2015金沙陈酿年终活动方案》，开展品鉴活动和陈列展示活动中货品的来源在（2020）黔05民再5号案件中，原告法定代表人当庭回答法官提问，酒品收货不是来源于答辩人，没有与答辩人员工的交谈记录、没有与答辩人有过对接，综上，原告是否损失以及具体的损失数额与答辩人没有关联，《2015金沙陈酿年终活动方案》即使是李成君签字，但签字时李成君不是答辩人的员工，是陈酿事业部的经理，是金色曙光公司成立的陈酿事业部，李成君无权代理答辩人行使任何权利。对活动方案答辩人从未见过，也从未授权他人制作，因此李成君的签字代表陈酿事业部，也就是代表金色曙光公司，责任不应归属答辩人。答辩人公司在经营管理上非常严格与审慎，答辩人对外签订的合同都必须严格审批才能加盖公司的公章，除此之外，任何以相似名义签订的合同与公司均没有关系，不能张冠李戴的错认合同主体。综上，答辩人请法院严格审查，给答辩人一个公正公平的判决。另外，追加第三人是法院依法追加，符合法律程序，对本案的事实具有重要的审查意义。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戴根敏、李成君无陈述意见。原告敬华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经销合同书、付款凭证四张。用以证明代销商品金沙陈酿酒99号、金沙陈酿酒88号、金沙陈酿酒66号，经销地点是遵义市，证明我们是按合同约定打款154万元给被告及其被告的财务、出纳王茂树及指定营业员刘恒烈，其中有50万元直接打入被告账户。经质证，被告对经销合同书三性不予认可，签订合同主体并非我公司，合同内容与我公司无关。该合同第十五条第二项合同有效期2014年7月15日至2015年7月14日，说明合同有效期至2015年7月14日终止。该合同为复印件与我在法院调查的复印件不一致，多了一个账号，之前我方工作人员在法院复印材料时没有刘恒烈私人账号，需提交证据原件。合同上有戴根敏签字，戴根敏系金沙曙光公司负责人，与我方无关，该合同在庭前我方并未见过。付款凭证因为经我方查明汇款50万确实打入我方账户，但我方经核实属于金色曙光公司的提货款，我方已经向其发送了50万元的酒品。对汇款到刘恒烈我方不清楚。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认为合同最后一页不一样，多了我的个人账户，合同其他是一样的。我公司只有王茂林没有王茂树这个人，是不是原告方搞错了。第三人戴根敏认为第三个汇款账号与前两个账号的笔迹粗细不一致，很明显是后面添加的。关于四笔汇款不清楚。2.被告营业执照。用以证明有被告的经营执照才能合法开展活动，该营业执照必须是被告盖章的营业执照。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营业执照并非我方直接交于原告，我方要对外进行合法经营需要我方授权委托书，达不到其证明目，该营业执照2008年11月5日载明只用于超市、烟酒店进店所用。上面有李成君的签字与我公司无关，李成君2013年9月之后已离职，其社保也由其个人转入遵义，其签字与我方无关。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戴根敏无异议。3.招商手册、招商政策。用以证明原告的经营范围以及计算赔偿数据的相关依据。经质证，被告对三性不予认可，李成君非我公司员工，其签字行为与我公司无关，上面没有任何落款系我方出具。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认为是李成君签的，没有到我公司备案。招商政策是按照合同的规定每个月都有相应的核销政策的。第三人戴根敏同意被告代理人意见和刘恒烈的意见。4.品鉴合同资料。用以证明按合同约定花费了品鉴费63048元，李成君签字认可。经质证，被告对三性不予认可，系原告单方制作，且签署人李成君与我方无关。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表示到今天才看到这个核销资料。第三人戴根敏表示这个核销明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2014年10月份是在合同有效期内，应该核销的都应该核销掉了，这个证据只有李成君签字没有曙光公司的主要领导签字，不应作为证据提交，是李成君个人行为。5.工资单据。用以证明支付工人工资36000元，这36000元被告2018年已向我方支付。经质证，被告对三性不予认可，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是属于原告正常运营费用，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我方并未向其工人支付该笔费用，因为2018黔05民终2127号判决原告申请执行总金额127576元，我方在再审发回重审后申请执行回转，我方并非主动支付上述款项。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同意被告代理人意见。第三人戴根敏认为工资表的所有人原告没有提供劳动合同，也没有提供社保，不能作为证据使用。6.2014年8月展示活动会表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根据合同第十七条第三项实际开展活动，产生费用85670元，经被告公司遵义地区销售经理李成君签字确认。经质证，被告对三性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同时李成君签字时间为2016年2月28日，李成君并非我公司员工，其签字行为与我方无关。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认为每个月应该都已经核销了，所有东西都是有核销凭证的，曙光公司会到市场上去核查。第三人戴根敏认为该证据不能说明原告实施了陈列活动，没有被告的方案，没有陈列的图片，不符合核销流程，业务员李成君签字日期为2016年2月28日，根据合同10-2-4约定费用发生日期与资料提供日期时间跨度最长不能超过两个月，超过两个月不予核销，该活动是2014年8月开始至2016年2月28日止，已经严重超过了核销时间。7.收条复印件。用以证明李成君收到原告15条烟，致使原告开展活动期间以烟换酒，但被告把烟收走后至今没有返还我方同等价值的烟款11600元。经质证，被告对三性不予认可，该收条没有我方盖章，上面系李成君签收，签收时间为2015年10月13日李成君并非我公司员工，其是否签收与我方无关。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表示今天才看到这个东西。第三人戴根敏表示该时间2015年10月13日我已从曙光公司主管的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陈酿事业部离职，不了解该费用的详细情况。8.2015年金沙陈酿酒年终活动方案、汇总表、票据、现场照片。用以证明该方案是为了消除库存酒，是本案涉案经销活动中的组成部分，是该案买卖合同的内容，该活动产生的费用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至少15万元，遵义县市场的总额不超过5万元，刘恒烈是贵州金沙销售有限公司陈酿事业部的员工和指定代理人，开展经营活动我方实际支出了152814元，但根据该方案我方只向原告方主张了15万元。刘恒烈是以陈酿事业部的名义要求原告开展活动，是原有活动的组成部分，该方案与曙光公司的经营行为无关。经质证，被告对三性有异议，该方案不是我方发布，该活动方案2015年10月30日系刘恒烈签字，事业部盖章，签字盖章与我公司没有关系，对其实际支出凭据需要核实，但也只能说明是原告自己花费的费用，刘恒烈非我公司员工，陈酿事业部非我公司部门。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认为该方案是在合同期限已过后，李成君来给我说帮助原告消化库存，被告不允许任何经销商轻易的做活动，李成君申请一张活动方案出来应付被告市场部的督查人员检查，违规做活动来冲击市场，原告所提供的材料不能作为核销依据。原告提供的所有报销凭证没有任何人签字。第三人戴根敏认为该时间段我已离职，不发表意见。9.2014年7月4日被告与遵义市龙坑镇鑫达商贸经营部白爱琴签订的2014年经销合同书，2014年7月9日该经营部经营者白爱琴向被告汇款垫资凭证30万元，遵义市龙坑镇鑫达商贸经营部营业执照。用以证明这份合同被告仍然是以陈酿事业部的名义签订，但全部货款30万元打到了被告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的公用账户上，该合同上已注明被告出纳王茂树工商银行账户62×××05，该账户与我方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上面王茂树的账户完全一致，同时证明该合同与我方与被告签订的合同都是李成君在被告法定代表人石峰和当时我方法定代表人高敬花、白爱琴、本案第三人戴根敏同时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总之，被告直接收取全部货款或者财务主管王茂树的名义收取货款，但是被告以陈酿事业部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经质证，被告有异议，原告提供的签订主体是陈酿事业部，签字人为李成君，该合同约定期限为2014年7月4日到2015年7月4日，在前期庭审中已查明李成君是事业部的销售经理，该组证据只能说明金色曙光公司授权李成君签订。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表示没有意见。第三人戴根敏表示金色曙光公司是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核心经销商，负责贵阳重大市场的销售，与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有金沙陈酿销售合同，是金沙陈酿产品全国的经营商，由于金沙陈酿事业部不具备法人资格，且和经销商所有的合同签订、汇款和正规发票票据传递，为了简化款项往来金沙陈酿产品为金沙回沙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和全国客户货物交付和发票传递是曙光公司和回沙酒公司的约定，和合同执行及所有汇款没有冲突。10.2104年经销合同书。用以证明自该公司只能销售产品小金沙系列、星级系列、特制年份系列、鱼儿酒系列、钻石系列的酒品，该合同与我们合同中约定的陈酿酒66、88、99系列的酒品完全不一样，经营范围、经营时间、经营地点也不一样，充分证明了我方不可能与曙光公司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经质证，被告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曙光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是我方确认的经销商合同，且合同上的落款是我方，该证据反而证明了原告所签合同的单位并非被告，被告对外所签合同印章、名义均是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且原告称刘恒烈签订的经销范围不包括原告所在的区域，并未否定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恒烈与其签订的合同，且我方与曙光公司关于授权成立事业部在全国运营有相应的协议。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无异议。第三人戴根敏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了曙光公司和被告的经销商关系。11.发货单。用以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以及被告至今尚欠我方货款91576元没有支付。发货154万元的举证义务在被告方及第三人。证明了该货款被告已经支付给我方。经质证，被告有异议，发货单上显示原告收到的价值1448424元，但原告举证仅向我方汇款50万元，其余汇款均不向我方支付，而是向第三人，证明原被告没有签订经销合同，原告受第三人指示将货款直接支付到被告方，系曙光公司的指定汇款，我公司均将相应货品交于曙光公司。我公司对于货款非我公司主动支付，系法院执行，但本案尚在审理当中，对货款存在执行回转的可能。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表示今天才知道还欠9万多元，当时要求李成君把桐梓价值11万的货给原告，我今天才知道这笔货没有给原告，还要追查李成君把我的货拿到哪里去了。第三人戴根敏表示原告汇款未发货9万多元的时间段我已离职，具体情况不清楚。12.李成君的证言。证明签订合同的过程，以及签订合同由原被告双方的法定代表人以及第三人戴根敏在场。证明第三人之间以及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鉴于被告非法追加第三人李成君到庭参加诉讼，因此李成君在本次中不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已证明李成君系2008年11月到2013年9月近五年系我公司员工，2013年10月离职已停保且其证言陈述2014年其工资由刘恒烈发放，受戴根敏领导，其社保也从2014年1月转入遵义，2013年10月之后的行为与被告无关，且签订合同当中也已陈述我方公司账号系戴根敏提供我代笔书写。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认为王茂树是谁我不认识，关于金沙陈酿年终活动方案仅代表应付金沙酒厂市场部检查，假如真实要报销的话肯定有报销流程附在活动方案里面。负责市场的有两人李成君和陈德应，陈德应可以出庭作证活动方案的真实性和目的性。其他没有意见。第三人戴根敏认为2015年终活动方案由李成君表述我参加了制定与事实不符，当时我已离职，根本没有参加也没有制定该方案，更没有伙同他人检查市场。陈酿系列产品运营过程中没有授权哪一人在金额范围内主要负责，和原告合同签订我是参与了，曙光公司是金沙回沙酒核心经销商，负责贵阳大市场的销售，同时又授权运营金沙陈酿系列的全国销售，在金沙酒运营中心十四楼，为了市场的工作方便给曙光公司陈酿事业部有一间办公室，具体合同的签订地点就在十四楼。王茂林作为集团公司财务主管，陈酿事业部招商货款为了方便开具发票的传递，陈酿事业部货款汇入金沙酒厂是双方的约定，然后调款到曙光公司，由曙光公司陈酿事业部对准签约客户发放相对应货款的货物。2015年年终活动方案我已离职不清楚。13.（2019）黔民申3305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2018黔05民终2127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了我们127576元，我们不服，一审主张的是九项费用共计513624元，只支持了两项费用，其余的七项费用没有支持，我们不服申请再审。证明省高院认为其余七项费用不予支持的理由属于事实不清，可以依法再审，再审确认原被告买卖关系合法的情况下将本案发回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指令再审本案裁定书并没有确定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并没有对原告的费用作出法律判决，指令再审的目的是因本案遗漏被告或者是有独三，经再审后经毕节中院再审后发现本案事实存在众多矛盾且事实部分前后陈述与实际不符，且遗漏诉讼主体，所以发回重审。并非对原被告的责任主体、合同主体、赔偿主体作出判决。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无异议。第三人戴根敏认为本案发回重审有利于澄清事实，我觉得很有必要。被告回沙酒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金沙陈酿系列产品运营协议书。用以证明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合同签订的主体为被告与曙光公司，双方盖章，法人刘恒烈签字。合同协议第1.1条明确授权乙方即曙光公司买断定制“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且在全国独家经营。第1.3条明确授权曙光公司成立“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事业部”，且可以在全国自行运营，授权期限十年，2014年4月18日至2024年4月17日；对合同的供货方式、产品、采购等有相应约定。第6.1条约定先款后货以及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有详细约定。第10条凡为我公司经销商均先打入保证金，第10条约定保证金为签订合同后七个工作日内缴纳保证金15万元。该份合同的签约主体系被告与曙光公司。陈酿事业部为合同生效后2014年4月21日汇入保证金，由曙光公司独家经营管理盈亏，其以事业部开展的系列供销活动。经质证，原告对三性有异议，认为这份合同是被告和曙光公司相互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从这份合同签订时间来看是2014年4月21日，但是我方签订合同是2014年7月份，当时被告并没有出示这份合同，本案经过了七次审理，但该合同没有出现过，同时这份合同与我们出示的第10组证据严重矛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如果该合同真实合法只能在双方产生权利义务，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我方认为该合同是虚假的，请法院详加审查。在2020黔05民再5号案件中被告提供了一系列虚假证据，把发往福建、广东的售货单也算到了原告的账上。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无异议。第三人戴根敏认为这个合同是真实的，而且根据合同约定实施的。2.定制酒发货通知单11张、曙光公司汇款至被告的发货明细表。用以证明2014年4月21日被告按合同约定汇入15万元保证金，后其按合同约定先汇入货款，被告按合同约定发货。定制酒发货通知单是被告对外发货的凭证，发货单一式两联，发货方收货方各一联，我方保留财务联，通知单上有发货日期，订单编号（唯一），品名、金额、收货人等有清晰识别信息，且2014年7月18日由戴根敏签收。被告收到货款后运输至经销商处曙光公司，提供的酒品有陈酿99、陈酿66、陈酿88，与双方签署合同一致。原告收到的酒品非被告发货，是被告收到曙光公司的直接汇款或指定的汇款核实后，将相应的货品交付曙光公司。曙光公司汇款被告的发货明细表与发货通知单上的记载是一致的，且上面有银行收讫。经质证，原告质证意见与上组的质证意见一致，这些发货单是曙光公司发给福建省泉州市吴云生的，还有发给广东省杨波的等等，这些都算到了我们的头上，明显是虚假。被告和曙光公司是什么关系不妨碍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权利义务不涉及到第三人。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无异议。第三人戴根敏认为只能证明曙光公司和社会市场的业务关系，发到外地的这一部分与本案没有关联。第三人戴根敏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4）经销合同书。用以证明原告出具的合同书收款账号和汇款账号均进行了涂改，多出了一个付款账号和收款账号，根据合同第14.2条约定乙方不得未经甲方书面授权特别授权委托乙方，乙方不得将货款以现金、转账和任何有效方式转账给甲方销售人员和其他第三方，也不得向非经甲方确认的账户支付款项，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是涂改后伪造的，对合同的事实产生了重大干扰，和对本案案情出现重大偏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质证，原告认为两份合同原则上内容是一致的并没有重大区别，也不像第三人说的，合同是同时签订的，而且是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也是他们草拟的，我方除了盖章以外没有做任何变动和改变。当时签合同时对方要由我方打款到刘恒烈账号，所以签合同的人才当场在合同中写了刘恒烈账号。我方认为应当以我们的合同作为定案依据处理本案。被告认为该合同我方不知情，签订合同上的主体非我方，戴根敏系曙光公司负责人，该公章系戴根敏签署持有，与我公司无关。其陈述两份合同同时签订，戴根敏提供的合同没有刘恒烈账号，且戴根敏陈述合同上只签署了两个账号，对原告提交的原合同存在伪造的嫌疑，应为无效合同。该合同庭前我方未见过，对合同签订的以曙光公司系我方在贵阳的特许经销商，因授权其成立陈酿系列事业部，在我方总部十四楼留有一间办公室给其使用。我方也是见到该份合同才见到陈酿事业部的公章，只能证明曙光公司成立陈酿事业部后与原告签署了相应经销合同，原告是与曙光公司的经销关系，与被告无关，再次说明该经销合同书上载明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7月14日至2015年7月14日，合同期限以外的相应活动均与被告无关。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认为是被告授权我公司经营的。第三人曙光公司、刘恒烈无证据向本院提供。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情况，原告举证1、3、4、5、6、7、8组证据，虽被告对三性有异议，但上述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其真实性；举证2、13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定证据真实性；举证9、10、11、12组证据，虽被告有一定异议，但上述证据客观真实，能够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证据真实性。被告举证1、2组证据，虽原告对三性有异议，但能够印证一定的案件事实，故本院认定证据真实性。第三人曙光公司所据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定证据真实性。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7月14日，贵州省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陈酿事业部作为甲方（以下简称陈酿事业部）与原告敬华公司作为乙方签订《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以下简称《经销合同》），主要内容载明：“1.1甲方同意授权乙方经销金沙回沙酒下列指定产品：金沙陈酿99、金沙陈酿88、金沙陈酿66。1.2甲方授权乙方为前述第1条第1.1款指定的产品在遵义市（区域）全部（渠道）的经销商，同意并支持乙方按以上授权及甲方要求进行合法销售。1.3双方约定合同期内的销售任务为500万元。4.1.1乙方经销本合同第1条第1.1款指定的首批进货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40万元。4.1.2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将4.1.1款约定的全部货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4.1.3合同签订当日，乙方应向甲方指定账户一次性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4.1.4该保证金预留在甲方账户，不予计息。15.2本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7月14日至2015年7月14日。第16条完成全年合同总任务、在不违反本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奖励3%。第17条1.补助业务8名，每人每月底薪1500元／月，时间3个月。2.开业品鉴会，酒业公司提供品鉴用酒。3.补助陈列奖，Ａ类陈列奖100家，Ｂ类陈列奖300家，时间3个月。4.酒瓶、酒盒、破损全年支持3%。甲方：贵州省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陈酿事业部（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戴根敏。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开户行：对公1.工商银行金沙县支行，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帐号：24×××28.对公2.王茂林，工行贵阳市世纪城支行，帐号：62×××05，3.建设银行，甲秀支行（贵阳）刘恒烈，帐号：62×××28.”与第三人戴根敏所举证的《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相比，内容一致，仅是合同尾部甲方的银行帐号处多了刘恒烈为户名的建设银行甲秀支行帐号。《经销合同》签订后，原告敬华公司员工高梅珍向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转账50万元，于2014年8月11日向刘恒烈转账34万元；原告敬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敬花于2015年7月17日向刘恒烈转账20万元。同时查明，李成君是陈酿事业部在遵义地区销售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酒的经理，负责该系列酒在遵义地区的招商工作以及执行相关经销合同的具体事项。原告敬华公司在签订《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之前，曾在李成君的带领下到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酒的生产厂家参观考察，并于2014年7月14日在贵阳金沙酒业贵阳集团14楼办公室与签约代表戴根敏签订了《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签订时，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峰在场。原告敬华公司销售的金沙回沙陈酿系列酒系贵州金沙窖酒有限公司生产并由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经营的产品。《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之后，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持加盖回沙酒销售公司印章的贵州金沙窖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向超市、烟酒店等卖场供应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酒。上述证照系由戴根敏交给李成君，并由李成君在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注明“此营业证照只用于超市及烟酒店所用”字样后再交给原告敬华公司。原告敬华公司依据《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的约定开展品鉴活动并制作《遵义市敬华公司报账对接明细表（2014年10月）》，该明细表载明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因开展品鉴活动产生费用63048元，明细表经李成君于2014年11月11日注明“情况属实”并签字确认。陈酿事业部在招商过程中出具《金沙陈酿酒2014年贵州省内招商政策》，具体介绍了招商指导意见及市场支持政策。其中，第2.2市场执行政策介绍到：“1.收款100万元以上客户给予价值3万元送货面包车一辆（费用不超过3万元）。2.人员支持：首款高于100万元的为大市场（重点市场），人员支持8人，时间3个月，每人底薪1500元，费用3.6万元。业务人员提成经销商自己出。3.产品铺市支持：重点市场陈列400家，100家A类，300家B类，A类陈列每个单瓶4瓶，每月奖励（陈酿）88两瓶，B类陈列每个单品2瓶，每月奖励（陈酿）99两瓶。”《金沙陈酿酒2014年贵州省内招商政策》经李成君注明“严格按此方案招商执行”并签字确认。原告敬华公司据此开展了陈酿酒陈列展示活动，并制作《2014年8月起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终端客户陈列展示活动汇总表》，汇总表载明原告敬华公司因开展陈列活动消耗的“88陈酿”酒和“99陈酿”酒价值共计85670元，该汇总表经李成君于2016年2月28日注明“情况属实，已实施”并签字确认。2015年10月30日，陈列事业部为支持经销商消化库存，组织遵义地区的金沙回沙陈酿系列酒经销商开展年终去库存活动，并据此制作《2015年金沙陈酿酒年终活动方案》，活动内容为：“99陈酿”买2件送1件“99陈酿”，“88陈酿”买1件送1件“88陈酿”，“66陈酿”买1件送1件“66陈酿”。陈酿事业部承诺为遵义地区该年终活动方案的经销商提供补助，其中遵义市市场总额不超过15万元，遵义县市场总额不超过5万元。结算方式为“以实物方式支付配送部分，每月结算一次，如遵义县11月30日完成销售99（陈酿）300件。12月送货100件99（陈酿）价值1.8万元。扣除（5-1.8=3.2），公司补助酒100件，价值计算余额3.2万元。”2016年1月20日，李成君短信通知原告敬华公司员工高梅珍，调原告敬华公司100件金沙回沙“陈酿88”酒到贵阳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月21日，高梅珍通过物流向贵阳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发送了价值31200元的100件金沙回沙“陈酿88”酒。《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活动赠品汇总》载明：“99陈酿1577瓶，单价30元，金额47310元；88陈酿912瓶，单价52元，金额47424元；66陈酿660瓶，单价88元，金额58080元，合计152814元。”《2014年8月起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终端客户陈列展示活动汇总表》载明：“客户数量150，陈列赠品88陈酿605瓶，单价52元，金额31460元；客户数量343，陈列赠品99陈酿1807瓶，单价30元，金额54210元.情况属实，已实施。李成君签字，2016年2月28日。”另查明，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向本院提供的《金沙陈酿系列产品运营协议书》载明：“甲方：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乙方：贵阳金色曙光贸易有限公司，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为乙方定制生产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产品达成如下合同条款，以下所有关于‘陈酿系列’表述均指产品名称，并授权乙方为该产品系列的全国品牌运营商。1.1甲方授权乙方买断定制‘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甲方负责提供酒水和产品生产，甲方授权乙方包装物的设计、制作、并负责产品在全国独家经营。1.2甲方拥有‘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的完全知识产权。1.3甲方授权乙方成立‘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事业部，对‘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产品品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运营。授权有效期为10年，从合同签定之日起计算。2.1甲方提供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或国家许可的企业执行标准。2.2甲方已现有产品福禄寿喜来一壶（1号酒液）、金沙回沙精品1.3（2号酒液）、金沙回沙三星（3号酒液）、金沙回沙五星（4号酒液）、金沙回沙鱼儿（5号酒液）五款酒的基酒供给乙方。”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敬华公司依据与陈酿事业部签订的《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主张其与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虽系以原告敬华公司与陈酿事业部名义签订，但陈酿事业部未经注册登记，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开展民事活动并承担民事责任，故陈酿事业部以其名义与原告敬华公司签订《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设立陈酿事业部的主体承担。被告回沙酒销售虽否认其与陈酿事业部存在关联，但从《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内容以及合同签订的背景、履行情况看，该合同系在第三人李成君带领原告敬华公司负责人到陈酿系列酒生产厂家，即贵州金沙窖酒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后，在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峰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第三人李成君亦认可系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让其担任陈酿系列酒在遵义地区的销售经理，负责开阳县、息烽县、遵义县的招商的事实。原告敬华公司签订《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的目的，在于获得陈酿系列酒在遵义地区的经销授权，为此，陈酿事业部为原告敬华公司提供了加盖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印章的贵州金沙窖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签订后，原告敬华公司持上述证照在遵义地区销售陈酿系列酒，本案并无证据表明此期间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对原告敬华公司的销售行为提出过异议。同时，《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载明的陈酿事业部指定收款账户系被告回沙酒公司公司基本账户，原告敬华公司为履行合同义务，曾向该账户汇款50万元，虽然被告回沙酒公司辩称该款系其经销商即第三人曙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恒烈支付的货款，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已将对应价值的货物发送给第三人曙光公司，但其该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被告回沙酒公司一方面辩称《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与之无关，一方面又从未对陈酿事业部冠以其公司事业部名称，并向他人授权销售陈酿系列酒提出任何异议，其陈述意见与自身行为相互矛盾且有违常理，不具有可信度。且被告回沙酒公司提供其公司基本账户作为《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指定收款账户，并实际收取原告敬华公司货款的行为是对该合同的积极追认。其次，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与第三人曙光公司均表示陈酿事业部系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授权第三人曙光公司设立，但根据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与第三人曙光公司签订的《金沙陈酿系列产品运营协议书》所载明内容，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系授权第三人曙光公司为‘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产品的全国品牌运营商，授权曙光公司买断定制‘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授权曙光公司包装物的设计、制作，授权曙光公司成立‘金沙回沙酒陈酿系列’事业部，被告回沙酒公司已现有产品福禄寿喜来一壶（1号酒液）、金沙回沙精品1.3（2号酒液）、金沙回沙三星（3号酒液）、金沙回沙五星（4号酒液）、金沙回沙鱼儿（5号酒液）五款酒的基酒供给第三人曙光公司。而本案原告敬华公司与陈酿事业部签订的《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所载明内容为陈酿事业部同意授权原告敬华公司经销金沙回沙酒下列指定产品：金沙陈酿99、金沙陈酿88、金沙陈酿66。由此看出，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与第三人曙光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与陈酿事业部与原告敬华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完全不是一回事，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与第三人曙光曙光所签订的《金沙陈酿系列产品运营协议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据上述分析，应认定陈酿事业部与原告敬华公司签订《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系陈酿事业部执行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意思表示的对外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承担。故原告敬华公司主张与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敬华公司诉请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支付其各项损失513624元的的问题。1.依据《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第1项约定：“补助业务8名，每人每月底薪1500元/月，时间三个月”，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应当就原告敬华公司为开展经销业务支出的人员工资提供补助，补助金额共计36000元（1500元×8人×3月）。原告敬华公司提供的《金沙回沙酒9、10、11月份基本工资表》以及各月份的工资明细表，能够证明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实际开展了经销业务且每月聘用业务员均不少于8人、每人每月实发工资均不低于1500元的事实，故原告敬华公司据此主张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支付业务补助费共计36000元，本院予以支持。2.依据《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第2项约定：“开业品鉴会，酒业公司提供品鉴用酒”，据实开展了品鉴活动，其因此支出费用63048元的事实，经李成君核实确认。鉴于李成君是《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的主要执行人，且如前所述，原告敬华公司也有理由相信李成君系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的业务代表，其核实确认品鉴活动支出费用情况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回沙酒公司承担。但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原告敬华公司诉请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承担因开展品鉴活动所支出的费用63048元，本院予以支持。3.依据《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第3项：“补助陈列奖，A类陈列奖100家，B类陈列奖300家，时间三个月”以及《金沙陈酿酒2014年贵州省内招商政策》第2.2项：“3、产品铺市支持：重点市场陈列400家，100家A类,300家B类，A类陈列每个单品4瓶，每月奖励（陈酿）88两瓶，B类陈列每个单品2瓶，每月奖励（陈酿）99两瓶”，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应当为原告敬华公司提供产品铺市支持，具体方式为向原告提供相应酒品作为陈列奖补助。相关证据虽证明原告据实开展了酒品陈列展示活动，并因此消耗“88陈酿”酒和“99陈酿”酒的价值为85670元，但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原告敬华公司主张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支付陈列展示活动补助费85200元，本院予以支持。4.依据《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第4项：“酒瓶、酒盒破损全年支持3%”，以其向被告的付款总额1540000元的3%即46200元，主张酒瓶、酒盒破损补助费的问题，结合《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第17条补充协议第1、2、3项的内容可知，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向原告敬华公司承诺的业务补助、品鉴活动补助以及陈列展示活动补助，均以原告敬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开展相关活动并实际产生相关费用或消耗相关酒品为前提，而原告敬华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实际产生了酒瓶、酒盒等破损的具体损失，且原告敬华公司主张“全年支持3%”为其付款总额的3%亦无事实依据，故对原告提出的酒瓶、酒盒损失46200元补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5.被告为组织遵义地区的经销商开展年终去库存活动，制作《2015金沙陈酿酒年终活动方案》，承诺为遵义地区开展该年终活动方案的经销商提供补助，其中遵义市市场总额不超过15万元。结算方式为“以实物方式支付配送部分，每月结算一次”。由此可知，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是以配送相应价值酒品的方式为开展年终活动方案的经销商提供补助。原告敬华公司作为遵义市金沙回沙陈酿系列酒的经销商，其对于依据《2015金沙陈酿酒年终活动方案》享受不超过15万元补助具有可期待利益，但该利益系以冲减原告应付货款的方式实现，即原告可因开展年终活动方案获得与补助金额相对应的酒品，但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未按约定向原告敬华公司履行相应义务，故原告敬华公司主张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支付15万元的补助费用，本院予以支持。6.原告敬华公司主张其开展相关经销活动过程中，经被告同意，允许客户用烟作为酒的支付对价，故原告敬华公司共收取客户18条价值共计11600元的烟并交给李成君，但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一直未对该笔款项予以核销，原告敬华公司据此主张烟款11600元，并提交有李成君签字的《收条》在卷，但该《收条》无法体现李成君收烟与原告敬华公司开展经销活动之间存在关联性，且原告敬华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敬华公司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7.原告依据李成君签字确认的《金沙陈酿酒2014年贵州省内招商政策》第2.2条介绍的市场执行政策：“1、收款100万元以上客户给予价值3万元送货面包车一辆（费用不超过3万元）”主张奖励费3万元，依据上述约定，原告敬华公司享有的政策支持是获取价值3万元的送货面包车一辆，但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并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故原告敬华公司主张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支付现金3万元，本院予以支持。8.原告敬华公司主张其共计向被告付款154万元，但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仅发送了价值1448424元的货物，尚有91576元的货物未发送，其中，价值31200元的货物是原告敬华公司受李成君的调货指示，将价值31200元的100件金沙回沙“陈酿88”酒发送给第三人曙光公司，但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至今未将该部分货物返还给原告敬华公司。对此，原告敬华公司提供的打款凭证证实其分别于2014年7月26日向王茂树的账户转账50万元，于2014年8月11日向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的账户转账50万元，于2014年11月24日向刘恒烈的账户转账34万元，于2015年7月17日向刘恒烈的账户转账20万元，共计转账154万元，而上述王茂树、刘恒烈以及被告的账户均系《2014年度经销合同书》中载明的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故原告敬华公司所转款项154万元应当认定系其向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支付的货款。同时，《敬华公司出货单》、物流单以及短信记录、李成君的证言，相互印证了原告敬华公司经李成君指示，向第三人曙光公司发送价值31200元的100件金沙回沙“陈酿88”酒的事实，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将该批货物返还给原告敬华公司，故应当向原告敬华公司返还该批货物对应的价款31200元。原告敬华公司向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支付货款154万元经查属实，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已足额发送相应价值的货物，故对原告敬华公司提出的退还货款60376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据此，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应现原告敬华公司退还货款共计91576元。综上，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应支付原告敬华公司的款项为455824元（36000元+63048元+85200元+150000元+30000元+91576元）。对于原告敬华公司诉请被告回沙酒销售公司从2015年7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上述款项付清为止的主张，因原告敬华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有相关约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遵义市敬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各项款项合计455824元。二、驳回原告遵义市敬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40元，由被告贵州金沙回沙酒销售有限公司负担7930元，原告遵义市敬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姚 杰人民陪审员  张登胤人民陪审员  方烈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胡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