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12891号原告：刘育平，男，198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成，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G5289（J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PY6E7F.法定代表人：徐鹏。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乐，该公司职员。第三人：陈湘，女，199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联英、罗苑，广东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第三人：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藏路351号6号房三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79176688Y。法定代表人：张轶群。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凯、陶然，系公司职员。第三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三星大道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8315981B。法定代表人：江建法。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乐多，系公司职员。原告刘育平诉被告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称优享公司）、第三人陈湘、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富友公司）、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民泰银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育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成，被告优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乐、第三人陈湘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联英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富友公司、民泰银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8月12日，原告因需要资金用于装修房屋，到第三人中山佰盛信息咨询公司（以下称佰盛公司）了解贷款事宜。被告及佰盛公司以办理抵押贷款的名义，欺骗原告签订了《车辆买卖合同》（编号：VC-A-190001779）、《汽车融资租赁协议》（编号：VC-F-190001779）两份合同及相关文件，原告于当天向被告交付车牌号为粤Ｔ×××××传祺牌汽车（车架号LMGAA1C20H1314154）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备用钥匙。2019年8月12日被告委托富友公司向原告转账45000元，2019年8月14日原告向被告移交涉案车辆的保险单后，被告委托富友公司向原告支付5000元。因佰盛公司向原告称被告仅向原告审批贷款47500元，原告于2019年8月12日退还2500元，缴纳GPS费1925元及手续费2000元，原告实际收到的贷款金额为43575元。因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提供合同及相关文件原件，原告直到2020年5月12日打算提前结清贷款时才发现办理的贷款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直至起诉前，原告通过民泰银行开发的“云端贷”APP已偿还22213.8元。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虽名为《汽车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但并未实际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双方的实际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是从事融资租赁的公司，并非有权从事经营性贷款业务的公司，其行为已构成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放贷款，行为性质属于金融活动，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业务资质，其发放借款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监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系以合法形式掩盖从事民间借贷这一非法目的，且针对不特定的多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告请求判令：一、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编号：VC-F-190001779）、《车辆买卖合同》（编号：VC-A-190001779〕无效；二、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车牌号粤Ｔ×××××传祺牌汽车（车架号LMGAA1C20H1314154）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辆保险单、备用钥匙、机动车购买发票；三、请求被告配合被告办理粤Ｔ×××××汽车的抵押注销手续；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2、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专有条款）；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4、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据5、转账记录、微信支付交易；6、微信聊天记录；7、还款明细列表；8、借款合同（合同编号：563403418463375360）。被告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是原、被告双方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情况下签订的，是有效合法的。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汽车融资租赁合同；2、车辆买卖合同；3、租赁车辆交接表；4、每期应付租金表；5、购车款收据；6、购车款支付凭证；7、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8、送达地址确认协议。第三人民泰银行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民泰银行非原告所主张的《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该合同与民泰银行无关，该车辆抵押，民泰银行非抵押权人。二、原告与民泰银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并且向原告完全发放了借款60600元。2019年8月12日，原告在民泰银行的APP上注册登记了申请借款。其操作主要通过主要以下六个步骤：一是上传本人身份证进行注册；二是绑定原告名下的银行卡通过四要素验证（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银行卡号）；三是通过人脸识别；四是与民泰银行工作人员关于原告就借款合同本金、利率、还款方式、贷款金额的受托支付等问题进行了视频确认，原告明确表示完全知晓“借款合同金额60600、利率19.0008%、还款方式是等额本息还款法、贷款金额将通过受托支付至被告”；五是通过视频确认并退出后，2019年8月12日原告再次通过人脸识别在民泰银行app上点击签署了编号为563403418463375360的《借款合同》及《支付授权委托书》；六是民泰银行于2019年8月14日对原告进行放款，放款到原告开立在民泰银行的电子账户（62×××13）中，后扣除贷款印花税1.5元，根据双方所签订的《支付授权委托书》，民泰银行将60598.5元支付至被告账户中。以上事实证明，民泰银行和原告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且民泰银行向原告发放了借款60600元。民泰银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将民泰银行列为第三人的诉讼以及不应判决民泰银行承担任何不利的后果。民泰银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材料：1、《电子数据存证证明》；2、《的凭证》。第三人富友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经查询系统记录，富友公司曾按合作商户被告的指令，代其向原告银行账户支付付款，金额共计人民币5万元，具体交易记录见附件。富友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公司，与被告只有支付业务合作，不清楚该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具体合同情况，富友公司亦不是被告的上级单位或主管机构，无法确定被告与原告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是否存在诈骗的情况。富友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富友代商户向其客户付款的交易记录》。第三人陈湘庭审中述称：案涉争议与佰盛公司无关。佰盛公司只是中介机构，与被告有合作关系，根据被告的要求向原告即需要借款的人提供有关的信息并收集其个人信用资料，仅此而已。经审理查明：原告因资金需要，在案外人郭洁芳的介绍下通过佰盛公司与被告了解贷款事宜。2019年8月12日，原告作为承租人，被告作为出租人，在佰盛公司处签订了《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合同载明：该合同由通用条款、专用条款及相关附件一起构成合同整体，共同构成约束出租人、承租人、保证人等的规则，在界定各方权利义务时亦应以通用条款、专用条款及相关附件一起构成的合同整体为准；该合同由以下各方经充分协商后才签署，一经签署，即对签署方发生效力，而无论其他各方是否已经签署。该合同的通用条款中，第1.1条约定：本合同交易属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要求购买承租人的自有标的（即租赁物，详见附件二《租赁车辆交接单》），并与承租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详见附件三）；第3.1条约定承租人承租租赁物须按约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租金数额由出租人承租人协商确定，具体的租金数额及其给付时间等以本合同相关约定及附件一《每期应付租金》为准。租金以出租人购买车辆全部成本（含GPS及其他车联网设备）及合理利润为基础；第4.4条约定承租人应按照出租人要求向出租人提供租赁物所涉的机动车登记证、车辆行驶证、有效的保险单以及其他出租人认为有必要的材料并应向出租人提供一把有效的租赁车辆钥匙供出租人保管。租赁期间，机动车登记证由出租人保管，车辆行驶证由承租人保管。承租人确认，签署的抵押合同仅为实现抵押登记之需要，该抵押合同的内容不改变双方之间融资租赁关系的本质，不影响出租人在租赁期内对租赁车辆的所有权；第5.1条约定出租人在支付《车辆买卖合同》约定的购车款后，即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而无论是否已经完成过户手续；第5.2条约定，租赁期间，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出租人所有；第5.3条约定，租赁期满且承租人履行完毕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及责任后，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承租人享有。该合同的专有条款中，约定承租人在主动付款时应付至出租人指定的收款账户：开户银行为民泰银行，开户名为被告，账号为58×××15；第F条约定融资项目及租金，其中融资总额为人民币60600元，首期资金为50000元，每期租金支付以每月为一期，共计36期，每期租金为2222元，租金总额为79992元；第I条约定了GPS安装及使用费为3600元。除前述条款外，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落款的“出租人”处有被告的盖章，“承租人”处有原告的签名和摁手印。该合同签字页显示，附件包括附件一《每期应付租金》、附件二《租赁车辆交接单》和附件三《车辆买卖合同》。附件一《每期应付租金》中约定了每月12日为还款日，自2019年9月12日至2022年8月12日止，落款处有原告的签字和摁手印。附件二《租赁车辆交接单》约定了交接车辆信息，其中车辆品牌为传祺牌，车辆型号为GAC6450A1C5，发动机号为F311567，车架号为LMGAA1C20H1314154，车牌号码为粤Ｔ×××××。附件三《车辆买卖合同》第一约定的买卖车辆信息与附件二约定的交接车辆信息一致，第二条约定确认购车款为50000元。附件二和附件三落款处均有被告的盖章及原告的签名、摁手印。原告诉称其于该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交付了前述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备用钥匙，于2019年8月14日交付了保险单。被告庭审中当庭出示了该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其中登记栏中“转移登记”处载明原告于2019年8月6日以购买方式登记为该车辆所有权人，“抵押登记”处载明被告于2019年8月13日登记为抵押权人。同日，在佰盛公司处，原告作为借款人，民泰银行作为出借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第2.1约定了借款相关信息：借款金额为60600元，借款利率为19.0008%；第2.1.1条约定了借款接收账户及原告还款账户：账户名称原告，账号62×××13，开户行民泰银行。该借款合同落款处有民泰银行的盖章及原告的电子签名。原告还于同日向民泰银行出具了《支付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载明：原告向民泰银行申请借款，如获批准，原告同意并不可撤销地授权民泰银行从原告的民泰e+账户中向以下列表的对象进行对外支付，列表中收款人名称为被告，开户银行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杭州滨江小微企业专营支行，银行账号为58×××15，支付金额为60598.5元。该授权委托书落款处有原告电子签名。原告庭审中确认有跟民泰银行签署该借款合同，但被告实际发放的贷款本金与借款合同约定不符。富友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2019年8月14日分别向原告的银行账户转入45000元、5000元，共计50000元，转账备注包含“刘育平-购车款”。富友公司在其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中称其与被告优享公司有合作关系，其向原告付款是按照被告指令代被告向原告转账。原告于2019年8月12日通过微信向微信名为“A佰盛车贷.装修贷-芳芳”的微信用户转账3925元，通过支付宝向“洁芳”的用户转账2000元。原告庭审中诉称前述费用包含GPS安装费1925元、服务费2000元共计5925元均是转账至佰盛公司员工郭洁芳个人账户下，佰盛公司庭审中承认收受原告GPS安装费用1425元及平台费2000元，剩下的2500元不认可是郭洁芳代替佰盛公司收受的，且称郭洁芳不是佰盛公司工作人员，只是介绍客源的。被告庭审中称未单独收取GPS安装费，而是分摊到每期租金中收取，这些费用加上购车款就是融资总额60600元。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截至该清单的打印日期2020年9月21日，原告自2019年9月10日起至2020年9月12日期间，每月向被告还款2222元，总共还款13期合计28886元，庭审中被告予以确认该还款情况。另查明，佰盛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陈湘。佰盛公司已于2020年9月21日注销。以上事实，有经过原被告双方质证过的证据、相关材料和本案开庭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三人富友公司、民泰银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放弃对原告诉讼主张进行抗辩及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的诉讼权利。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汽车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二、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有关车辆证件资料以及注销抵押。关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汽车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汽车买卖合同，并约定以售后回租的方式进行融资租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下的情形主要针对的是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登记无法确定登记机关的情况。车辆所有权变动有明确法定登记机关的情况下，被告作为购买人及出租人，依汽车买卖合同购买了原告的车辆后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交付并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但却不进行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即以抵押权登记代替所有权登记，表明被告意在于取得该车辆的抵押权而非所有权。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八条,融资租赁公司不得有发放或者受托发放贷款的业务或活动。原告及民泰银行提供的借款合同显示，原告在民泰银行处借款本金60600元、利息年利率19.0008%，并授权民泰银行向被告支付该笔借款60600元，庭审中被告称他们未实际收到民泰银行支付的60600元，而原告需按照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以60600元为基础向被告支付租金。可见，被告系通过与民泰银行的“合作”，以民泰银行的借款合同为壳规避监管向原告发放借款，以原告名下车辆作为抵押担保该笔借款。以上表明，本案原被告双方名义上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实际上为民间借贷关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本案中被告作为融资租赁公司，没有相应机构批准却从事发放贷款活动，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包括通用条款、专用条款、附件一《每期应付租金》、附件二《租赁车辆交接单》和附件三《车辆买卖合同》）违反了前述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因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汽车买卖合同无效。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有关车辆证件资料以及注销抵押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整体无效，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依据该合同收取的原告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辆保险单、备用钥匙、机动车购买发票，并配合原告注销依据该合同已办理的车辆抵押登记手续。但原被告双方之间民间借贷事实成立，故借款本金及未履行部分占用利息原告应向被告偿还，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称融资本金为60600元，但被告通过富友公司实际仅向原告支付50000元。被告庭审中抗辩60600元包含了GPS安装费用等，但实际的GPS安装费用由原告负担，并由佰盛公司收取，被告该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原告向案外人郭洁芳通过微信及支付宝支付了4925元，佰盛公司作为被告的合作方，确认向原告以平台费及GPS安装费的名义共收取了3425元，而剩下的2500元，佰盛公司不予确认收取，且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郭洁芳系佰盛公司员工或者系因此笔借款而向原告收取2500元，因此佰盛公司确认收取的3425元视为对借款50000元的预先扣除。故本院认定被告实际向原告出借本金为46575元。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截至2020年9月21日原告已向被告还款28886元。还款金额28886元应当冲抵被告发放的借款本金，未履行部分为17689元，自2020年10月12日起算，因此原告还应向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7689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1768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0月12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育平与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2019年8月12日签订的《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包括通用条款、专用条款、附件一《每期应付租金》、附件二《租赁车辆交接单》和附件三《车辆买卖合同》）无效。二、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向刘育平返还品牌为传祺牌，型号为GAC6450A1C5，发动机号为F311567，车架号为LMGAA1C20H1314154，机动车登记编号为粤Ｔ×××××的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辆保险单、备用钥匙、机动车购买发票，并配合刘育平办理注销该车辆抵押登记手续。三、刘育平向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7689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1768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0月12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优享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崔 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慧娟书 记 员  张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