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44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继忠，男，汉族，1968年3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悦贞，女，汉族，1970年10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瑞，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中心南路35号1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714774235Q。法定代表人：陈福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彦，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欢，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容智芳，女，汉族，1979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柏祥，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门市名城上都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惠康路1号1座1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MA4WMWL55L。法定代表人：胡继忠。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合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新兴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3150689903。法定代表人：胡继忠。上诉人胡继忠、吴悦贞、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圭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容智芳及原审被告江门市名城上都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名城公司”）、江门市新会区合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合和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2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继忠、吴悦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容智芳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胡继忠、吴悦贞实际已向容智芳支付154万元股权转让款，均有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其中有一笔38万元的转让款，由于通过胡继忠的手机银行进行转账，所以未写明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错误的附言为“归还借款”。胡继忠、吴悦贞认为不能简单的根据附言内容判断转账意图：首先，附言系单方行为，其内容不能决定该笔款项的真实意图；其次，容智芳主张该笔款项是归还借款，但是不能举证证明胡继忠、吴悦贞何时向其借款、因何借款、何时以何种方式出借、有无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等内容。容智芳在庭上对上述借款基本要素未回答出任何一点，庭后亦未举证证明。一笔38万元的借款，容智芳未给出任何相关信息，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该笔38万元的转账款项确系支付股权转让款，胡继忠、吴悦贞共向容智芳支付了154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认为胡继忠、吴悦贞仅支付了116万元错误。容智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圭峰公司述称：圭峰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的上诉无意见。名城公司、合和公司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圭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容智芳或胡继忠、吴悦贞、名城公司、合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华杰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错误。首先，李华杰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华杰并未获得圭峰公司的授权与容智芳签订担保合同，其在涉案合同上加盖的圭峰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李华杰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不是职务行为。其次，区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1.以谁的名义实施；2.由谁授权；3.是否在授权范围内；4.获益归属于谁。本案中，李华杰虽是以圭峰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但其并未获得公司授权，且收益并非归属圭峰公司。因此，李华杰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二、即使李华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但该担保行为对股权转让款的产生、形成并无因果关系，即对债权的产生并无过错，圭峰公司不应承担过错责任。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可知，在该协议签订前，容智芳与其他当事人于2017年6月已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他们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权债务已经产生。因此，股权转让款的产生与李华杰“代”圭峰公司签订担保条款没有关联，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圭峰公司起促进作用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一审判决未查明股权转让的债权债务最初产生的时间。三、一审判决认为圭峰公司是无效合同条款（抵顶方案）的参与者、落实者，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错误。首先，本案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是股权转让款，担保合同与股权转让款的产生并无因果关系；其次，抵顶方案本身是无效合同条款，不可能实现，抵顶方案对股权转让款的产生同样无因果关系，也无促进作用。因此，即使圭峰公司是抵顶方案的参与者，落实者，但对股权转让款债权的产生客观上并不存在过错。四、一审判决认为圭峰公司未对法定代表人行为进行合理约束而存在过错显然不合理，李华杰是一个行动自由的人，其伪造公章是秘密进行的，圭峰公司根本无法约束。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容智芳必须向圭峰公司的股东或股东会核实圭峰公司是否同意担保，但容智芳并未尽此义务。容智芳明知其所主张的担保责任是为胡继忠、吴悦贞的利益，圭峰公司在该担保事项中并未获利，在此情况下，容智芳对圭峰公司是否真实为胡继忠、吴悦贞作担保负有更高、更谨慎的审查义务，但容智芳客观上不作为，未审查该担保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可以推定容智芳明知李华杰的行为超越权限为胡继忠、吴悦贞提供担保。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0条的规定，圭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六、容智芳并非善意。容智芳作为经营房地产公司的股东明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四）项约定违反房地产管理法规无效不能实现，仍与胡继忠、吴悦贞签订合同，显然容智芳并非善意。依据上述会议纪要20条的规定，圭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容智芳辩称：不可以一个律师或一个法律专业人士的认识标准要求容智芳。容智芳已经对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杰及对李华杰的签字和合同盖章进行了审查，李华杰是当面签字及盖公章的，所以容智芳是属于善意一方，并非圭峰公司所陈述的明知李华杰越权。整个签订合同过程中李华杰都是以圭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的，是职务行为，圭峰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胡继忠、吴悦贞述称：对圭峰公司的上诉无意见。名城公司、合和公司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容智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及合和公司向容智芳连带支付合同欠款1284625元、违约金609600元，合计1894225元；二、诉讼费由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及合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日，甲方陈**强、乙方余合想，丙方林宏波，丁方胡继忠，戊方容智芳，己方吴悦贞，庚方圭峰公司，辛方名城公司，壬方合和公司，九方共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强、余合想、林宏波、胡继忠、容智芳在2014年10月10日成立了合和公司，各自的股权占比为12%、27%、22%、27%、12%。2017年6月1日，合和公司进行了清算，资产作价6000万元，胡继忠以11241795元收购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的股份。按照胡继忠的要求，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分别与吴悦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如下：一、背景：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将所持合和公司的股份以不同价格转让给吴悦贞，同时约定各股东对合伙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方式、吴悦贞支付转让款及其它应付款的时间。吴悦贞应支付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款项（包括股权转让款）11241795元，但吴悦贞未能支付。胡继忠入股的名城上都目前开发的圭峰公司名城上都地块，胡继忠、吴悦贞愿意用名城上都商住楼1#住宅楼201、202、203、301、2#住宅楼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501、502、503住宅抵顶上述胡继忠、吴悦贞应付款。二、协议条款：（一）胡继忠、吴悦贞确认截止2017年10月31日，应支付给容智芳（包括股权转让款）2284625元。胡继忠、吴悦贞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共同支付义务无异议。（二）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同意用名城上都商住楼1#住宅楼201、202、203、301、2#住宅楼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501、502、503住宅抵顶胡继忠、吴悦贞已确认的股权转让款。（三）协议各方确认以下抵顶方案：1.胡继忠、吴悦贞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11241795元，按8000元/平方米毛坯价计算抵顶面积为1405平方米。上述共16套住宅约合面积1358平方米抵顶，不足部分用其它楼层抵顶或按该方案与现金计算，总额与11241795元相持平。顶楼房产价值总额超过债权数额或债权数额超过顶楼房产价值额，协议办法为：若胡继忠、吴悦贞应支付的剩余款项不足以抵顶一个单元时，剩余款项由胡继忠、吴悦贞直接支付现金到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指定账户内。2.胡继忠、吴悦贞承诺上述抵顶房产在2018年12月31日前必须回购，若在2018年10月13日前回购，回购价为8300元/平方米；若在2018年10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回购，回购价为8500元/平方米。3.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诺上述住宅楼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前（以收到胡继忠、吴悦贞通知或短信、微信通知为准）。4.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诺在2018年7月20日前将圭峰公司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今古洲经济开发试验区中心区19-01-A地块转至名城公司名下，并在2018年8月1日前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内容为名城公司为胡继忠、吴悦贞所欠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债务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名城公司名下的上述转让地块需一并作为债务担保，期间不得转让或超额抵押等处置行为，如需转让，胡继忠、吴悦贞必须结清全部款项。若在2018年8月1日前因圭峰公司、名城公司、胡继忠、吴悦贞未能履行上述约定，则构成违约，名城公司、胡继忠、吴悦贞需额外向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支付违约金300万元，同时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可解除本协议，其他条款不再履行，合和公司股权不作转让，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不承担任何责任。5.若胡继忠、吴悦贞在2018年12月31日止未兑现上述回购的承诺，构成违约，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有权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向胡继忠、吴悦贞已确认应支付款项的利息，利息按月息3%计算。同时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可自2019年4月1日起处置上述抵顶房产，处置房产所产生的费用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四）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必须保证本抵顶方案的落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须配合胡继忠、吴悦贞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属于圭峰公司、名城公司的协助义务，特别是处置抵顶房产期间的各项义务。若不能落实协助义务导致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时，则需对胡继忠、吴悦贞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五）鉴于在2017年6月1日，合和公司已办理清算，债权债务已完全披露，胡继忠、吴悦贞也已全面接管合和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由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胡继忠、吴悦贞全部确认。因此2017年6月1日前合和公司未被披露的债务由胡继忠、吴悦贞自行处理，与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无关。2017年6月2日起至履行本协议止的所有利息、费用支出及没经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确认的债务及工程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与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无关，若造成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的，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赔偿责任。（六）合和公司在新会农商行贷款1720万元，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作为贷款的担保方，胡继忠、吴悦贞需免除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的担保责任，确保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后，并且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收到全部款项后，必须配合胡继忠、吴悦贞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合和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可能与在2017年6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不一致，股权转让款及债权债务的承担以2017年6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准。在此期间，若胡继忠、吴悦贞的行为或按约定而造成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的，胡继忠、吴悦贞需赔偿损失后，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方可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股权转让协议》由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胡继忠、吴悦贞六人分别签名确认。圭峰公司由法定代表人李华杰签名，并盖圭峰公司公章。名城公司、合和公司亦分别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胡继忠签名确认。上述协议签订时，李华杰是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圭峰公司主张协议上所盖公章并非圭峰公司公章，公司也未召开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履行上述债务。圭峰公司申请对协议书上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7月7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8年5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上圭峰公司的印文与启用时间2003年4月12日《新会市印鉴登记表》上圭峰公司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文，与启用时间2008年9月4日《新会市印鉴登记表》、以及2020年6月4日一审法院现场采样的圭峰公司的印文，亦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文。圭峰公司为此支出鉴定费用20500元。容智芳主张即便公章为虚假的，也不影响圭峰公司责任的承担，因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杰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应经过股东会决议的规定，是公司的内部规定，不影响对外责任的承担，圭峰公司认为其内部人员违规，应向相关部门提出，但不影响本案担保合同效力。容智芳在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的，已经尽到审查义务。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00万元。包括2019年5月5日支付的款项50万元（付款人李华杰，收款人梁士荣，无转账附言）、2019年11月20日支付的款项20万元（付款人胡继忠，收款人容智芳，转账附言合和房地产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容智芳主张为现金支付。胡继忠、吴悦贞则辩称已经支付了154万股权转让款，除上述50万元、20万元两笔款项外，另有2019年10月17日支付的款项38万元（付款人胡继忠，收款人容智芳，附言为归还借款）、2019年10月17日支付的款项46万元（付款人胡继忠，收款人容智芳，交易摘要为还款）。胡继忠、吴悦贞主张未向容智芳支付过现金，2019年10月17日胡继忠支付给容智芳的款项84万元，虽附言为借款、还款，但实际都是支付的合同转让款。对该84万元容智芳主张为借款还款，并非本案股权转让款，但未提供相应借款合同。另查明，至本次诉讼时，合和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吴悦贞持股49%、胡继忠持股27%、陈**强持股12%、容智芳持股1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如何确定。二、胡继忠、吴悦贞、名城公司、合和公司、圭峰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胡继忠、吴悦贞应当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2284625元。胡继忠、吴悦贞主张其已经支付款项154万元，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仅支付了100万元。结合容智芳、胡继忠及吴悦贞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一）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支付了100万元，包括现金支付30万元，但同时，胡继忠、吴悦贞又否认有现金支付30万元的事实。对现金支付30万元是否应当适用自认规则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自认规则的构成要件之一为“于己不利”，本案容智芳所自认的事实，表面是“于己不利”，实际上并不属于“于己不利”。容智芳自认30万元为现金交付的前提是胡继忠、吴悦贞未以其他形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胡继忠、吴悦贞持有的转账记录显示转款金额已经超过了30万元，自认存在现金交付30万元的事实实质是否认转账支付的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同理，胡继忠、吴悦贞否认该30万元现金支付的前提，系主张其已支付的银行转账款项均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已经超过30万元。因此，无论是容智芳主张的事实，或是胡继忠、吴悦贞否认的事实，均非“于己不利”的事实。而且，一方自认免除的是相对方的举证责任，但一方自认某一事实后，相对方明确表示否认的，该事实仍属于待证事实，双方对各自主张的事实仍负有举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对双方争议的30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并不能适用自认规则进行处理，容智芳对于胡继忠、吴悦贞支付现金款项30万元的事实，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不予确认。（二）除容智芳认可的支付款项70万元外，胡继忠、吴悦贞另主张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胡继忠、吴悦贞有在转账备注中明确款项为“合和房地产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因此，胡继忠、吴悦贞有关因其个人认知对转账进行了错误备注的辩解，实难采信。分析两笔转账记录。其中款项38万元附言为“归还借款”，明确指明款项为归还借款，即便容智芳对借款事实未能举证，亦可排除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另2019年10月17日支付的款项46万元，交易摘要为“还款”，因股权转让款项支付义务亦属于广义的“还款”事项，鉴于容智芳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为股权转让款以外的款项往来，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为胡继忠、吴悦贞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综上，胡继忠、吴悦贞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116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一）胡继忠、吴悦贞应否承担股权转让款本金及违约金支付义务的问题。协议约定了以房产进行款项抵顶的方案，胡继忠、吴悦贞据此认为房产抵顶方案不能履行的情形下，《股权转让协议》则同样不应继续履行，胡继忠、吴悦贞有权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胡继忠、吴悦贞并未在本案中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或举证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容智芳与胡继忠、吴悦贞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合意，在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再次对股权转让的价款、履行方式等进行了确认，容智芳与胡继忠、吴悦贞应依照协议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第二，胡继忠、吴悦贞所负的合同义务为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述仅为金钱给付义务，涉案合同并非属于不能履行的合同。合同存在继续履行的基础，胡继忠、吴悦贞应当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之后，各方再行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第三，以房产抵顶股权转让款为各方约定的债务履行方式，各方约定以房产抵顶股权转让款，且若胡继忠等不履行回购义务，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可处置上述抵顶房产。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用以抵顶的房产在协议签订时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至今仍未取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在正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合同尚且应认定为无效，举轻以明重，可能存在变相规避本地房地产限购政策的抵顶方案，更应当认定属于无效合同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上述抵顶方案应属于无效的合同条款，在抵顶方案无效各方不能履行的情形下，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并无不当。综上，即便抵顶方案无法履行，容智芳仍有权要求相对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款。胡继忠、吴悦贞又辩称已经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但容智芳并未将对应的股权转让给胡继忠、吴悦贞，因此胡继忠、吴悦贞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据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约定“丁方、己方需免除甲方、乙方、丙方、戊方的担保责任，确保甲方、乙方、丙方、戊方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后，并且甲方、乙方、丙方、戊方收到全部款项后，必须配合丁方、己方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壬方的股权转让手续”，只有在胡继忠、吴悦贞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容智芳方才有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义务。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涉案合同的履行义务并非无先后履行顺序，而是胡继忠、吴悦贞负有先履行价款的支付义务，胡继忠、吴悦贞并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胡继忠、吴悦贞以其支付了部分款项而容智芳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主张有权解除合同或认为享有后续不履行抗辩，其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容智芳另主张违约金609600元（300万元×20.32%），诉请依据为《股权转让协议》抵顶方案第4点约定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抵顶方案虽属于无效的合同条款，但该方案第4点约定的内容，实质为圭峰公司将某一地块转至名城公司名下，名城公司再以该地块为涉案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若2018年8月1日前未能履行上述约定，名城公司、胡继忠、吴悦贞需额外向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支付违约金300万元。上述条款虽无无效事由，但对容智芳的违约金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容智芳因胡继忠、吴悦贞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所受的损失仅为利息损失，容智芳主张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以年利率6%从2018年5月1日（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容智芳的违约金损失至义务人履行完毕股权转让款之日止。综上，胡继忠、吴悦贞应当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1124625元（2284625元—1160000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以11246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二）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容智芳诉请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依据在于《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条款”第四条的约定，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必须保证抵顶方案的落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须配合胡继忠、吴悦贞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属于圭峰公司、名城公司的协助义务，特别是处置抵顶房产期间的各项义务。若不能落实协助义务导致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时，则需对胡继忠、吴悦贞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要明确圭峰公司、名城公司的责任承担，首要应当厘清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法律地位。本案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容智芳出让股权，胡继忠、吴悦贞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在履行方式上，各方确定了房产抵顶方案，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在履行房产抵顶方案中负有协助义务，否则承担担保责任。虽然容智芳主张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担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但从“担保期限为三年”的字样可以看出，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仍属于担保责任的范畴，而非涉案债务的债务人。1.名城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名城公司由法定代表人胡继忠签名，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名城公司公章，且名城公司的股东胡继忠、李华杰，均参与了协议书的签订，名城公司在诉讼中并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名城公司的股东均参与了涉案协议的签订，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名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是名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如前所述，案涉主合同条款（抵顶方案）为无效合同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下称“《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名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合同条款亦属于无效。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名城公司作为无效合同条款（抵顶方案）的缔约参与者，在抵顶方案中属于参与者、落实者，对无效主合同条款的成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应当认定属于过错的担保人。名城公司应当对胡继忠、吴悦贞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圭峰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第一，李华杰在本案中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六十二条“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法律后果才应由法人承担。如属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则法人不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圭峰公司与名城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名城上都楼盘，亦即抵顶方案确定的房产。圭峰公司是抵顶方案的义务人，除此之外，圭峰公司另负有将某一地块转至名城公司名下的义务。上述可以认定李华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第二，圭峰公司有无授权对涉案债务提供担保。本案圭峰公司并无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协议由圭峰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华杰签名，但协议书上圭峰公司的公章为虚假公章。虽然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授权，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但是，并非法定代表人的一切行为后果均应由公司承担。即便出于维护商事活动稳定性的目的，亦不能就此忽略对商事主体意思表示真实性的保护。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与授权范围内的职务行为应当进行区分，只有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为的行为才能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至少有两点可知李华杰的签字行为并非圭峰公司的授权行为：第一，李华杰在协议书上加盖的圭峰公司的公章为虚假公章，可从侧面反映其行为并未得到公司授权，系为刻意逃避公司监管使用虚假公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该行为亦未得到圭峰公司的追认，圭峰公司亦明确未召开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本次担保；第二，从胡继忠、吴悦贞提交的支付股权转让款记录可知，其中一笔款项系由李华杰个人账户支付。另外，名城公司的股东是胡继忠与李华杰。李华杰代胡继忠、吴悦贞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与胡继忠同为名城公司股东的行为表明，李华杰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其身份并非仅是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更是与胡继忠、吴悦贞存有利益关系的人。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并参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17条、18条、19条的会议精神，圭峰公司并未经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决议本次担保，李华杰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本案属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债权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有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审查，本案的债权人并非善意，且本案不存在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因此，涉案担保合同对圭峰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三，圭峰公司应否承担责任。虽本案的担保属于越权担保，但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条的会议精神，“依据前述3条规定，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圭峰公司并非当然不承担相应责任，而可以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第八条又分别对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各方责任的承担进行了规定。本案中，一方面，涉案担保合同属于越权担保而担保合同无效，但圭峰公司未对其法定代表人行为进行合理约束，对于担保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容智芳作为债权人，未对订立担保合同时圭峰公司是否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担保进行审查，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如前论述，涉案主合同条款为无效的合同条款，基于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应属无效。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圭峰公司作为无效合同条款（抵顶方案）的缔约参与者，在抵顶方案中属于参与者、落实者，对无效主合同条款的成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应当认定属于过错的担保人。同样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圭峰公司应当对胡继忠、吴悦贞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合和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明确合和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容智芳诉请承担责任的合同依据是协议条款第四条，但该条并无合和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合同内容，合和公司亦非涉案的债务人或担保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容智芳诉请合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圭峰公司已经垫付的鉴定费205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虚假公章虽系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杰加盖，但圭峰公司并无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李华杰加盖虚假公司公章的意图是为义务人提供担保。因此，由此产生的鉴定费亦应当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公司法》第十六条，《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胡继忠、吴悦贞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1124625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以11246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名城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的上述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圭峰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的上述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容智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计算为10924.0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5924.02元，由容智芳负担6470.02元，由胡继忠、吴悦贞负担9454元。容智芳多预交的上述诉讼费，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9454元；胡继忠、吴悦贞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诉讼费9454元。鉴定费20500元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圭峰公司已垫付，胡继忠、吴悦贞应在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给圭峰公司）。二审中，圭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公司章程，拟证明根据公司章程27条的约定，圭峰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机关是股东会。对圭峰公司二审提交的该证据，胡继忠、吴悦贞质证认为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由法院核实；而容智芳质证意见为：对该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关联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其形成的时间是在一审诉讼前，二审法院应不予采纳。对此，本院审查认为，圭峰公司提交该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且该证据与查明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关联，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的上诉请求，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胡继忠于2019年10月17日向容智芳转账的款项38万元是否属于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二、圭峰公司应否就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胡继忠于2019年10月17日向容智芳转账的款项38万元是否属于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胡继忠主张其于2019年10月17日向容智芳转账支付的38万元款项系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而容智芳则辩称系偿还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借款关系与股权转让关系显属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范畴，胡继忠就该笔转账附言明确为“归还借款”，而其于同日向容智芳转账的另一笔46万元款项却摘要交易为“还款”，再结合其于2019年11月20日向容智芳转账支付20万元款项时附言“合和房地产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可知，胡继忠作为长期从事、参与商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其主张该笔38万元的转账款因其个人认知进行了错误备注的辩解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且亦未有证据显示其在事后与容智芳就该笔38万元转账款项的性质问题进行协商与确认。容智芳虽未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进行举证，但亦不能就此当然推定胡继忠主张的该38万元转账款系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成立，胡继忠并未就其主张的事实完成举证证明责任，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若胡继忠认为其与容智芳之间就该笔转账款的权利义务关系仍有争议，在本案未将此作为涉案股权转让款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其可另循合法途径救济。关于圭峰公司应否就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李华杰作为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其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并非圭峰公司真实公章，亦可表明其系以圭峰公司名义而非个人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圭峰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容智芳与胡继忠、吴悦贞约定以房抵顶股权转让款，但至容智芳提起本案诉讼，用于抵顶的房产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该约定应属无效，另依据《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作为担保主债务履行的担保条款亦应属无效。此外，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担保行为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债权人系善意的，担保合同有效，反之则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李华杰以圭峰公司名义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担保，容智芳未能举证证明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已尽到对圭峰公司同意提供担保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审查义务，即容智芳并非善意，因而亦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条款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并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条“依据前述３条规定，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并非当然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此处的过错并非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而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情形。本案中，圭峰公司的担保对股权转让抵顶方案的达成起到了促进或助力作用，应当认定存在过错。圭峰公司上诉称圭峰公司对股权转让款的产生没有过错，股权转让款的产生与李华杰“代”圭峰公司签订担保条款没有因果关系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圭峰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23.13元，由胡继忠、吴悦贞负担7000元，由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923.13元。胡继忠、吴悦贞已预缴二审案件受理费21848.04元，多出的14848.04元，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陈诗仪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44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继忠，男，汉族，1968年3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悦贞，女，汉族，1970年10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瑞，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中心南路35号1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714774235Q。法定代表人：陈福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彦，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欢，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容智芳，女，汉族，1979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柏祥，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门市名城上都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惠康路1号1座1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MA4WMWL55L。法定代表人：胡继忠。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区合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新兴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3150689903。法定代表人：胡继忠。上诉人胡继忠、吴悦贞、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圭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容智芳及原审被告江门市名城上都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名城公司”）、江门市新会区合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合和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2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继忠、吴悦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容智芳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胡继忠、吴悦贞实际已向容智芳支付154万元股权转让款，均有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其中有一笔38万元的转让款，由于通过胡继忠的手机银行进行转账，所以未写明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错误的附言为“归还借款”。胡继忠、吴悦贞认为不能简单的根据附言内容判断转账意图：首先，附言系单方行为，其内容不能决定该笔款项的真实意图；其次，容智芳主张该笔款项是归还借款，但是不能举证证明胡继忠、吴悦贞何时向其借款、因何借款、何时以何种方式出借、有无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等内容。容智芳在庭上对上述借款基本要素未回答出任何一点，庭后亦未举证证明。一笔38万元的借款，容智芳未给出任何相关信息，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该笔38万元的转账款项确系支付股权转让款，胡继忠、吴悦贞共向容智芳支付了154万元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认为胡继忠、吴悦贞仅支付了116万元错误。容智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圭峰公司述称：圭峰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的上诉无意见。名城公司、合和公司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圭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容智芳或胡继忠、吴悦贞、名城公司、合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华杰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错误。首先，李华杰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华杰并未获得圭峰公司的授权与容智芳签订担保合同，其在涉案合同上加盖的圭峰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李华杰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不是职务行为。其次，区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1.以谁的名义实施；2.由谁授权；3.是否在授权范围内；4.获益归属于谁。本案中，李华杰虽是以圭峰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但其并未获得公司授权，且收益并非归属圭峰公司。因此，李华杰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二、即使李华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但该担保行为对股权转让款的产生、形成并无因果关系，即对债权的产生并无过错，圭峰公司不应承担过错责任。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可知，在该协议签订前，容智芳与其他当事人于2017年6月已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他们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权债务已经产生。因此，股权转让款的产生与李华杰“代”圭峰公司签订担保条款没有关联，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圭峰公司起促进作用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一审判决未查明股权转让的债权债务最初产生的时间。三、一审判决认为圭峰公司是无效合同条款（抵顶方案）的参与者、落实者，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错误。首先，本案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是股权转让款，担保合同与股权转让款的产生并无因果关系；其次，抵顶方案本身是无效合同条款，不可能实现，抵顶方案对股权转让款的产生同样无因果关系，也无促进作用。因此，即使圭峰公司是抵顶方案的参与者，落实者，但对股权转让款债权的产生客观上并不存在过错。四、一审判决认为圭峰公司未对法定代表人行为进行合理约束而存在过错显然不合理，李华杰是一个行动自由的人，其伪造公章是秘密进行的，圭峰公司根本无法约束。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容智芳必须向圭峰公司的股东或股东会核实圭峰公司是否同意担保，但容智芳并未尽此义务。容智芳明知其所主张的担保责任是为胡继忠、吴悦贞的利益，圭峰公司在该担保事项中并未获利，在此情况下，容智芳对圭峰公司是否真实为胡继忠、吴悦贞作担保负有更高、更谨慎的审查义务，但容智芳客观上不作为，未审查该担保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可以推定容智芳明知李华杰的行为超越权限为胡继忠、吴悦贞提供担保。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0条的规定，圭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六、容智芳并非善意。容智芳作为经营房地产公司的股东明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四）项约定违反房地产管理法规无效不能实现，仍与胡继忠、吴悦贞签订合同，显然容智芳并非善意。依据上述会议纪要20条的规定，圭峰公司不应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容智芳辩称：不可以一个律师或一个法律专业人士的认识标准要求容智芳。容智芳已经对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杰及对李华杰的签字和合同盖章进行了审查，李华杰是当面签字及盖公章的，所以容智芳是属于善意一方，并非圭峰公司所陈述的明知李华杰越权。整个签订合同过程中李华杰都是以圭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署的，是职务行为，圭峰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胡继忠、吴悦贞述称：对圭峰公司的上诉无意见。名城公司、合和公司未答辩，亦未陈述意见。容智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及合和公司向容智芳连带支付合同欠款1284625元、违约金609600元，合计1894225元；二、诉讼费由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及合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日，甲方陈**强、乙方余合想，丙方林宏波，丁方胡继忠，戊方容智芳，己方吴悦贞，庚方圭峰公司，辛方名城公司，壬方合和公司，九方共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强、余合想、林宏波、胡继忠、容智芳在2014年10月10日成立了合和公司，各自的股权占比为12%、27%、22%、27%、12%。2017年6月1日，合和公司进行了清算，资产作价6000万元，胡继忠以11241795元收购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的股份。按照胡继忠的要求，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分别与吴悦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如下：一、背景：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将所持合和公司的股份以不同价格转让给吴悦贞，同时约定各股东对合伙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方式、吴悦贞支付转让款及其它应付款的时间。吴悦贞应支付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款项（包括股权转让款）11241795元，但吴悦贞未能支付。胡继忠入股的名城上都目前开发的圭峰公司名城上都地块，胡继忠、吴悦贞愿意用名城上都商住楼1#住宅楼201、202、203、301、2#住宅楼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501、502、503住宅抵顶上述胡继忠、吴悦贞应付款。二、协议条款：（一）胡继忠、吴悦贞确认截止2017年10月31日，应支付给容智芳（包括股权转让款）2284625元。胡继忠、吴悦贞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共同支付义务无异议。（二）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同意用名城上都商住楼1#住宅楼201、202、203、301、2#住宅楼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501、502、503住宅抵顶胡继忠、吴悦贞已确认的股权转让款。（三）协议各方确认以下抵顶方案：1.胡继忠、吴悦贞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合计11241795元，按8000元/平方米毛坯价计算抵顶面积为1405平方米。上述共16套住宅约合面积1358平方米抵顶，不足部分用其它楼层抵顶或按该方案与现金计算，总额与11241795元相持平。顶楼房产价值总额超过债权数额或债权数额超过顶楼房产价值额，协议办法为：若胡继忠、吴悦贞应支付的剩余款项不足以抵顶一个单元时，剩余款项由胡继忠、吴悦贞直接支付现金到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指定账户内。2.胡继忠、吴悦贞承诺上述抵顶房产在2018年12月31日前必须回购，若在2018年10月13日前回购，回购价为8300元/平方米；若在2018年10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回购，回购价为8500元/平方米。3.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诺上述住宅楼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前（以收到胡继忠、吴悦贞通知或短信、微信通知为准）。4.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诺在2018年7月20日前将圭峰公司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今古洲经济开发试验区中心区19-01-A地块转至名城公司名下，并在2018年8月1日前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内容为名城公司为胡继忠、吴悦贞所欠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债务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名城公司名下的上述转让地块需一并作为债务担保，期间不得转让或超额抵押等处置行为，如需转让，胡继忠、吴悦贞必须结清全部款项。若在2018年8月1日前因圭峰公司、名城公司、胡继忠、吴悦贞未能履行上述约定，则构成违约，名城公司、胡继忠、吴悦贞需额外向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支付违约金300万元，同时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可解除本协议，其他条款不再履行，合和公司股权不作转让，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不承担任何责任。5.若胡继忠、吴悦贞在2018年12月31日止未兑现上述回购的承诺，构成违约，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有权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向胡继忠、吴悦贞已确认应支付款项的利息，利息按月息3%计算。同时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可自2019年4月1日起处置上述抵顶房产，处置房产所产生的费用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四）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必须保证本抵顶方案的落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须配合胡继忠、吴悦贞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属于圭峰公司、名城公司的协助义务，特别是处置抵顶房产期间的各项义务。若不能落实协助义务导致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时，则需对胡继忠、吴悦贞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五）鉴于在2017年6月1日，合和公司已办理清算，债权债务已完全披露，胡继忠、吴悦贞也已全面接管合和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由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胡继忠、吴悦贞全部确认。因此2017年6月1日前合和公司未被披露的债务由胡继忠、吴悦贞自行处理，与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无关。2017年6月2日起至履行本协议止的所有利息、费用支出及没经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确认的债务及工程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与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无关，若造成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的，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赔偿责任。（六）合和公司在新会农商行贷款1720万元，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作为贷款的担保方，胡继忠、吴悦贞需免除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的担保责任，确保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后，并且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收到全部款项后，必须配合胡继忠、吴悦贞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合和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可能与在2017年6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不一致，股权转让款及债权债务的承担以2017年6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准。在此期间，若胡继忠、吴悦贞的行为或按约定而造成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的，胡继忠、吴悦贞需赔偿损失后，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方可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股权转让协议》由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胡继忠、吴悦贞六人分别签名确认。圭峰公司由法定代表人李华杰签名，并盖圭峰公司公章。名城公司、合和公司亦分别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胡继忠签名确认。上述协议签订时，李华杰是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圭峰公司主张协议上所盖公章并非圭峰公司公章，公司也未召开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履行上述债务。圭峰公司申请对协议书上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7月7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8年5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上圭峰公司的印文与启用时间2003年4月12日《新会市印鉴登记表》上圭峰公司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文，与启用时间2008年9月4日《新会市印鉴登记表》、以及2020年6月4日一审法院现场采样的圭峰公司的印文，亦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文。圭峰公司为此支出鉴定费用20500元。容智芳主张即便公章为虚假的，也不影响圭峰公司责任的承担，因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杰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应经过股东会决议的规定，是公司的内部规定，不影响对外责任的承担，圭峰公司认为其内部人员违规，应向相关部门提出，但不影响本案担保合同效力。容智芳在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的，已经尽到审查义务。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00万元。包括2019年5月5日支付的款项50万元（付款人李华杰，收款人梁士荣，无转账附言）、2019年11月20日支付的款项20万元（付款人胡继忠，收款人容智芳，转账附言合和房地产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容智芳主张为现金支付。胡继忠、吴悦贞则辩称已经支付了154万股权转让款，除上述50万元、20万元两笔款项外，另有2019年10月17日支付的款项38万元（付款人胡继忠，收款人容智芳，附言为归还借款）、2019年10月17日支付的款项46万元（付款人胡继忠，收款人容智芳，交易摘要为还款）。胡继忠、吴悦贞主张未向容智芳支付过现金，2019年10月17日胡继忠支付给容智芳的款项84万元，虽附言为借款、还款，但实际都是支付的合同转让款。对该84万元容智芳主张为借款还款，并非本案股权转让款，但未提供相应借款合同。另查明，至本次诉讼时，合和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吴悦贞持股49%、胡继忠持股27%、陈**强持股12%、容智芳持股1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如何确定。二、胡继忠、吴悦贞、名城公司、合和公司、圭峰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胡继忠、吴悦贞应当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2284625元。胡继忠、吴悦贞主张其已经支付款项154万元，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仅支付了100万元。结合容智芳、胡继忠及吴悦贞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一）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支付了100万元，包括现金支付30万元，但同时，胡继忠、吴悦贞又否认有现金支付30万元的事实。对现金支付30万元是否应当适用自认规则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自认规则的构成要件之一为“于己不利”，本案容智芳所自认的事实，表面是“于己不利”，实际上并不属于“于己不利”。容智芳自认30万元为现金交付的前提是胡继忠、吴悦贞未以其他形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胡继忠、吴悦贞持有的转账记录显示转款金额已经超过了30万元，自认存在现金交付30万元的事实实质是否认转账支付的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同理，胡继忠、吴悦贞否认该30万元现金支付的前提，系主张其已支付的银行转账款项均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已经超过30万元。因此，无论是容智芳主张的事实，或是胡继忠、吴悦贞否认的事实，均非“于己不利”的事实。而且，一方自认免除的是相对方的举证责任，但一方自认某一事实后，相对方明确表示否认的，该事实仍属于待证事实，双方对各自主张的事实仍负有举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对双方争议的30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并不能适用自认规则进行处理，容智芳对于胡继忠、吴悦贞支付现金款项30万元的事实，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不予确认。（二）除容智芳认可的支付款项70万元外，胡继忠、吴悦贞另主张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胡继忠、吴悦贞有在转账备注中明确款项为“合和房地产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因此，胡继忠、吴悦贞有关因其个人认知对转账进行了错误备注的辩解，实难采信。分析两笔转账记录。其中款项38万元附言为“归还借款”，明确指明款项为归还借款，即便容智芳对借款事实未能举证，亦可排除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另2019年10月17日支付的款项46万元，交易摘要为“还款”，因股权转让款项支付义务亦属于广义的“还款”事项，鉴于容智芳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为股权转让款以外的款项往来，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为胡继忠、吴悦贞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综上，胡继忠、吴悦贞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116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二。（一）胡继忠、吴悦贞应否承担股权转让款本金及违约金支付义务的问题。协议约定了以房产进行款项抵顶的方案，胡继忠、吴悦贞据此认为房产抵顶方案不能履行的情形下，《股权转让协议》则同样不应继续履行，胡继忠、吴悦贞有权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胡继忠、吴悦贞并未在本案中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或举证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容智芳与胡继忠、吴悦贞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合意，在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再次对股权转让的价款、履行方式等进行了确认，容智芳与胡继忠、吴悦贞应依照协议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第二，胡继忠、吴悦贞所负的合同义务为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述仅为金钱给付义务，涉案合同并非属于不能履行的合同。合同存在继续履行的基础，胡继忠、吴悦贞应当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之后，各方再行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第三，以房产抵顶股权转让款为各方约定的债务履行方式，各方约定以房产抵顶股权转让款，且若胡继忠等不履行回购义务，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可处置上述抵顶房产。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用以抵顶的房产在协议签订时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至今仍未取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在正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合同尚且应认定为无效，举轻以明重，可能存在变相规避本地房地产限购政策的抵顶方案，更应当认定属于无效合同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上述抵顶方案应属于无效的合同条款，在抵顶方案无效各方不能履行的情形下，容智芳主张胡继忠、吴悦贞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并无不当。综上，即便抵顶方案无法履行，容智芳仍有权要求相对方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款。胡继忠、吴悦贞又辩称已经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但容智芳并未将对应的股权转让给胡继忠、吴悦贞，因此胡继忠、吴悦贞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据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约定“丁方、己方需免除甲方、乙方、丙方、戊方的担保责任，确保甲方、乙方、丙方、戊方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后，并且甲方、乙方、丙方、戊方收到全部款项后，必须配合丁方、己方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壬方的股权转让手续”，只有在胡继忠、吴悦贞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容智芳方才有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义务。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涉案合同的履行义务并非无先后履行顺序，而是胡继忠、吴悦贞负有先履行价款的支付义务，胡继忠、吴悦贞并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胡继忠、吴悦贞以其支付了部分款项而容智芳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主张有权解除合同或认为享有后续不履行抗辩，其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容智芳另主张违约金609600元（300万元×20.32%），诉请依据为《股权转让协议》抵顶方案第4点约定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抵顶方案虽属于无效的合同条款，但该方案第4点约定的内容，实质为圭峰公司将某一地块转至名城公司名下，名城公司再以该地块为涉案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若2018年8月1日前未能履行上述约定，名城公司、胡继忠、吴悦贞需额外向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支付违约金300万元。上述条款虽无无效事由，但对容智芳的违约金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容智芳因胡继忠、吴悦贞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所受的损失仅为利息损失，容智芳主张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以年利率6%从2018年5月1日（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容智芳的违约金损失至义务人履行完毕股权转让款之日止。综上，胡继忠、吴悦贞应当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1124625元（2284625元—1160000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以11246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二）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容智芳诉请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依据在于《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条款”第四条的约定，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必须保证抵顶方案的落实，圭峰公司、名城公司须配合胡继忠、吴悦贞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属于圭峰公司、名城公司的协助义务，特别是处置抵顶房产期间的各项义务。若不能落实协助义务导致陈**强、余合想、林宏波、容智芳损失时，则需对胡继忠、吴悦贞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三年。要明确圭峰公司、名城公司的责任承担，首要应当厘清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法律地位。本案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容智芳出让股权，胡继忠、吴悦贞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在履行方式上，各方确定了房产抵顶方案，圭峰公司、名城公司在履行房产抵顶方案中负有协助义务，否则承担担保责任。虽然容智芳主张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担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但从“担保期限为三年”的字样可以看出，圭峰公司、名城公司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仍属于担保责任的范畴，而非涉案债务的债务人。1.名城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名城公司由法定代表人胡继忠签名，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名城公司公章，且名城公司的股东胡继忠、李华杰，均参与了协议书的签订，名城公司在诉讼中并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名城公司的股东均参与了涉案协议的签订，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名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便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是名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如前所述，案涉主合同条款（抵顶方案）为无效合同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下称“《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名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合同条款亦属于无效。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名城公司作为无效合同条款（抵顶方案）的缔约参与者，在抵顶方案中属于参与者、落实者，对无效主合同条款的成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应当认定属于过错的担保人。名城公司应当对胡继忠、吴悦贞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圭峰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第一，李华杰在本案中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六十二条“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法律后果才应由法人承担。如属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则法人不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圭峰公司与名城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名城上都楼盘，亦即抵顶方案确定的房产。圭峰公司是抵顶方案的义务人，除此之外，圭峰公司另负有将某一地块转至名城公司名下的义务。上述可以认定李华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第二，圭峰公司有无授权对涉案债务提供担保。本案圭峰公司并无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协议由圭峰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华杰签名，但协议书上圭峰公司的公章为虚假公章。虽然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授权，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但是，并非法定代表人的一切行为后果均应由公司承担。即便出于维护商事活动稳定性的目的，亦不能就此忽略对商事主体意思表示真实性的保护。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与授权范围内的职务行为应当进行区分，只有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为的行为才能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至少有两点可知李华杰的签字行为并非圭峰公司的授权行为：第一，李华杰在协议书上加盖的圭峰公司的公章为虚假公章，可从侧面反映其行为并未得到公司授权，系为刻意逃避公司监管使用虚假公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该行为亦未得到圭峰公司的追认，圭峰公司亦明确未召开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本次担保；第二，从胡继忠、吴悦贞提交的支付股权转让款记录可知，其中一笔款项系由李华杰个人账户支付。另外，名城公司的股东是胡继忠与李华杰。李华杰代胡继忠、吴悦贞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与胡继忠同为名城公司股东的行为表明，李华杰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其身份并非仅是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更是与胡继忠、吴悦贞存有利益关系的人。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并参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17条、18条、19条的会议精神，圭峰公司并未经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决议本次担保，李华杰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本案属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债权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有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审查，本案的债权人并非善意，且本案不存在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因此，涉案担保合同对圭峰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第三，圭峰公司应否承担责任。虽本案的担保属于越权担保，但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条的会议精神，“依据前述3条规定，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圭峰公司并非当然不承担相应责任，而可以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第八条又分别对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各方责任的承担进行了规定。本案中，一方面，涉案担保合同属于越权担保而担保合同无效，但圭峰公司未对其法定代表人行为进行合理约束，对于担保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容智芳作为债权人，未对订立担保合同时圭峰公司是否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担保进行审查，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如前论述，涉案主合同条款为无效的合同条款，基于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应属无效。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圭峰公司作为无效合同条款（抵顶方案）的缔约参与者，在抵顶方案中属于参与者、落实者，对无效主合同条款的成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应当认定属于过错的担保人。同样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圭峰公司应当对胡继忠、吴悦贞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合和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明确合和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容智芳诉请承担责任的合同依据是协议条款第四条，但该条并无合和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的合同内容，合和公司亦非涉案的债务人或担保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容智芳诉请合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圭峰公司已经垫付的鉴定费205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虚假公章虽系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杰加盖，但圭峰公司并无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李华杰加盖虚假公司公章的意图是为义务人提供担保。因此，由此产生的鉴定费亦应当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公司法》第十六条，《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胡继忠、吴悦贞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容智芳支付股权转让款1124625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以11246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名城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的上述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圭峰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的上述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容智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计算为10924.0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5924.02元，由容智芳负担6470.02元，由胡继忠、吴悦贞负担9454元。容智芳多预交的上述诉讼费，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9454元；胡继忠、吴悦贞应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诉讼费9454元。鉴定费20500元由胡继忠、吴悦贞承担（圭峰公司已垫付，胡继忠、吴悦贞应在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给圭峰公司）。二审中，圭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公司章程，拟证明根据公司章程27条的约定，圭峰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机关是股东会。对圭峰公司二审提交的该证据，胡继忠、吴悦贞质证认为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由法院核实；而容智芳质证意见为：对该章程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关联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其形成的时间是在一审诉讼前，二审法院应不予采纳。对此，本院审查认为，圭峰公司提交该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且该证据与查明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关联，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围绕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的上诉请求，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胡继忠于2019年10月17日向容智芳转账的款项38万元是否属于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二、圭峰公司应否就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胡继忠于2019年10月17日向容智芳转账的款项38万元是否属于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胡继忠主张其于2019年10月17日向容智芳转账支付的38万元款项系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而容智芳则辩称系偿还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借款关系与股权转让关系显属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范畴，胡继忠就该笔转账附言明确为“归还借款”，而其于同日向容智芳转账的另一笔46万元款项却摘要交易为“还款”，再结合其于2019年11月20日向容智芳转账支付20万元款项时附言“合和房地产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可知，胡继忠作为长期从事、参与商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其主张该笔38万元的转账款因其个人认知进行了错误备注的辩解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且亦未有证据显示其在事后与容智芳就该笔38万元转账款项的性质问题进行协商与确认。容智芳虽未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进行举证，但亦不能就此当然推定胡继忠主张的该38万元转账款系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成立，胡继忠并未就其主张的事实完成举证证明责任，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若胡继忠认为其与容智芳之间就该笔转账款的权利义务关系仍有争议，在本案未将此作为涉案股权转让款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其可另循合法途径救济。关于圭峰公司应否就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本案中，李华杰作为圭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便其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并非圭峰公司真实公章，亦可表明其系以圭峰公司名义而非个人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圭峰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容智芳与胡继忠、吴悦贞约定以房抵顶股权转让款，但至容智芳提起本案诉讼，用于抵顶的房产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该约定应属无效，另依据《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作为担保主债务履行的担保条款亦应属无效。此外，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担保行为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债权人系善意的，担保合同有效，反之则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李华杰以圭峰公司名义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担保，容智芳未能举证证明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已尽到对圭峰公司同意提供担保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审查义务，即容智芳并非善意，因而亦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条款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并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条“依据前述３条规定，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并非当然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此处的过错并非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而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情形。本案中，圭峰公司的担保对股权转让抵顶方案的达成起到了促进或助力作用，应当认定存在过错。圭峰公司上诉称圭峰公司对股权转让款的产生没有过错，股权转让款的产生与李华杰“代”圭峰公司签订担保条款没有因果关系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圭峰公司对胡继忠、吴悦贞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胡继忠、吴悦贞、圭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23.13元，由胡继忠、吴悦贞负担7000元，由江门市新会区圭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923.13元。胡继忠、吴悦贞已预缴二审案件受理费21848.04元，多出的14848.04元，由本院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拥军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程石刚书 记 员 陈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