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33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下兰村路海莲鱼池院内-2号。法定代表人：哈涛，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山西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左权县寒王乡后寨村。法定代表人：郭建明，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兵，山西锐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2民初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2民初36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平。一、一审法院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第一，宋某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机电部经理，代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120掘进机配件系其职务行为,而非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的争议焦点是“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其混淆了职务代理行为和表见代理的本质属性，而又基于此认识对事实作出错误判定，属于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职务行为与表见代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职务行为，是指公民以其所担任的职务代表公司、企业等法人机构或其他组织实施职务代表的民事行为，通常是指工作人员行使职务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实质上一般为有权代理行为。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实质为无权代理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宋某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机电部经理，代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120掘进机配件完全系其职务行为，而非表见代理。原因如下:首先，宋某任被上诉人公司机电部部长，其职权范围包括公司设备采购的技术管理、设备采购、配件采购及参与相关合同签订;宋某以被上诉人名义进行市场比价，最终确定上诉人为供货方，并从上诉人处采购120掘进机配件，宋某的以上行为完全是其实施职务代理的民事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其次，宋某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机电部部长，代表的是被上诉人佳瑞公司，其向上诉人进行了120综掘机配件询价、采购等事实行为，一审时已予以认定;企业法人对它的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机电部长宋某代表公司进行的经营活动及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再次，宋某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机电部部长，只要宋某的以上身份真实，上诉人就会对其产生合理信赖;同时，被上诉人系国有大企业，在买卖关系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上诉人是民营小公司，相对而言居于劣势地位，上诉人正是基于对国企及其工作人员的信赖才会对其进行供货。最后，120掘进机配件属于特殊商品，也只有在煤矿使用，宋某本人也不可能私自采购120掘进机配件用于个人使用，所以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宋某是履行职务行为。综上可见，宋某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上诉人在该买卖合同合作对象的选择上已尽到充分合理的注意义务。至于被上诉人佳瑞公司对宋某执行工作任务的职权范围限制，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也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否则将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第二，被上诉人实际接收并使用了上诉人出售的120掘进机配件，双方形成事实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理应向上诉人支付相应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本案一审庭审已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120掘进机配件采购事宜已达成口头协议。当时双方约定:在上诉人完成所有120掘进机配件交付义务后，双方于2012年8月20日签订合同，被上诉人于合同签订后向上诉人支付90%的合同价款，余款在货物一年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但在上诉人履行完配件交付义务后，因被上诉人一方原因，导致一直未能签订书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分别于2012年8月7日、2012年8月10日分两次向被上诉人交付了120掘进机配件，实际履行了120掘进机配件的交付义务，并经被上诉人公司库管人员签收入库，后期该配件也已由被上诉人发放给公司矿建队使用。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且上诉人已完全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以上事实一审法庭已当庭予以核实，被上诉人也予以承认。被上诉人以机电部长宋某购买行为不符合该公司采购设备的正常程序、没有经过该公司授权或许可为由，否认购买了该批配件，既与被上诉人公司实际接收货物并发放给矿建队使用的事实相违背，又严重违背了企业经营诚实信用原则。此外，由于被上诉人违背约定怠于签订合同，也未按约支付货款，依法应当向上诉人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欠付货款的同时，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的6%向上诉人支付自2012年8月21日起至付清款项时止的90%货款的逾期付款利息、按欠付货款的10%向上诉人支付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付清款项时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第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合同价款的确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应当依法确定合同价款。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于2012年7月30日向被上诉人提供的120掘进机配件报价清单，该批配件总价款为2041160元。而当时的报价是经宋某同意的，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不同意该报价的证据，且在收到上诉人报价后即安排上诉人交付120掘进机配件，上诉人于2012年8月7日向被上诉人实际交付了配件。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120掘进机配件的价款达成合意，被上诉人应当按照报价确定的金额支付相应货款。退一步讲，即使一审庭审中宋某对已经达成的货款金额矢口否认，当合同价款不明确时一审法院也可以按照交易习惯或者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等方式认定货款价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因此，当合同价款不明确时，一审法院应依据《合同法》相关约定按照交易习惯或者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适当确定货物价款;另外，法庭即使对上诉人报价清单的2041160元价款不予认定，也应当以不低于上诉人购买该配件时的进价确定价款，而不应判决价款无法确定。由于被上诉人拒绝承认双方当时已达成合意的价款，故上诉人在二审中申请对120掘进机配件货物价值进行司法鉴定，按照鉴定结果结算价款及利息。如果二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上诉人自愿放弃所有差价利润，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货物进价判决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及利息。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宋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同不成立，并错误地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和错误适用。本案中，宋某的行为实质上为职务代理行为，不能适用表见代理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适用关于职务行为相关法律规定，即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以上规定，宋某作为被上诉人公司机电部部长，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的120综掘机配件询价、采购行为，是一种职务代理行为，依法对被上诉人佳瑞公司产生效力;因此，被上诉人应依据法律规定向上诉人支付相应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三、一审法院判决显失公平。《合同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实现公平原则。然而，一审法院并未综合全案事实、也未从常理上认真分析案情，更没有考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在未查明本案真正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片面的、不符合常理和法理的判决，显失公平。货物交付与价款支付互为对待给付，在上诉人已经实际交付了货物，并且交付的货物已经被上诉人接收并使用的情况下,实际提供了货物的一方理应得到相应的货款。然而，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方面使上诉人实际交付货物却得不到货款，另一方面使被上诉人实际使用货物却无须支付货款，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同时，被上诉人却因违背诚实信用而获得不法利益，明显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合理原则。综上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秉持公正，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的核心观点上诉状内容看似很多,其实核心内容就是一个观点:上诉人认为宋某的行为是一种职务代理行为，因此，依据《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佳瑞公司就应该为宋的行为承担责任,对这样的观点佳瑞公司无法苟同，理由如下:1、宋的职务与权限问题上诉人始终认可2012年宋担任佳瑞公司机电部部长这一客观事实，但是，担任机电部部长并不意味着其当然具有“设备采购的技术管理、设备采购、配件采购、相关合同签订”等权利，我们知道,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非法定而是由企业法人按需分配的,即便是人民法院也不能依据某人的职务就推断出其必然享有某项权利,更何况上诉人只是一般市场主体，因此,在交易前上诉人有核实客户的真实身份及其权限的审慎义务。2、《民法总则》第170条是否适用，依据《民法总则》第170条主张权利是错误的，因为该法条规定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该条2款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该条款应该解读为:如果执行的是工作任务，并且在职权范围,那么工作人员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反之,如果工作人员并非执行工作任务或实施的行为并不在其职权范围,那么其行为对法人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本案的核心问题便聚焦到:购买价值200余万元配件到底是否属于其工作任务、在不在宋的职权范围，对此佳瑞公司的观点是明确的:1、从未安排过其这样的工作任务;2、采购行为也不在宋的职权范围。针对此事实,我们向一审法庭提交了《佳瑞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以此证实合同价款估价在30万以上的就必须按招投标程序进行采购，因此，如果价款超过30万元，即便是总经理都无权绕开公司自行采购，何况本案配件价值达200余万元,何况宋只是部长职务;佳瑞公司主张的是未安排过宋进行采购,同时采购也不在宋职权范围，这属于对两个消极事实的主张;而上诉人则坚持认为采购行为系宋的工作任务、在其职权范围，毫无疑问，对这两个积极事实的主张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在一审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3、是否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如果上诉人有起码的证据可以证实宋的职务决定了其有采购权，或着说宋在本案是在执行工作任务,那么,即便再不情愿我们佳瑞公司也会认可此笔交易并自行承担货款支付义务,但事实是公司从未授予其设备或配件采购权,本案中未安排其这样的工作任务,因此,公司在管理方面无可挑别,本案争议与公司的内部管理没有一点关系。4、合同的订立与履行问题关于合同是否订立及如何行使问题,佳瑞公司在一审答辩时已陈述过:（1）关于采购宋在无采购权且无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找到上诉人公司,在未敲足配件价款的情况下便让上诉入公司发货,并私自安排佳瑞公司库管社配件入库（见孙岩彬证言）,公司其时对此毫不知情,，事后上诉人也未向公司说明这一情况，因此佳瑞公司对宋的行为谈不到追认问题;（2）关于交付上诉人认为其已经完成了配件交付,但佳瑞公司不认同这一说法:宋让孙岩彬个人接待与法律规定的实体上的接受交付根本不是一回事;（3）关于配件使用上诉人认为是公司交给外包队使用的,事实上是宋让外包队从公司库管处领取的（见孙岩彬证言）。一审中,佳瑞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公司与外包队的承包合同等证据，这些证据证实:佳瑞公司与外包队是承包关系,佳瑞公司没有向外包队提供生产设备或配件的义务,而上诉人主张是佳瑞公司是从外包队领取配件这一事实,上诉人依然未提供任何证据。二、上诉人的其他观点（1）保护交易安全的问题。毫无疑问,法律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但保护的前提应该是合法的权益与合法的交易,如果毫无原则地对所有交易给予保护,那么法律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强迫交易的帮凶;（2）关于上诉人所谓相信宋的职务行为问题。上诉人认为120综掘机配件不会是个人使用,因此上诉人就有理由相信采购行为是职务行为，佳瑞公司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购买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不能仅凭标的物的使用功能确定,而要结合已经被核实的单位介绍信、委托书等进行综合认定:上诉人所谓的有理由相信没有事实依据;（3）上诉人作为出卖人的谨慎义务问题。在交易中，卖方核实买受人的身份与职务是最起码的谨慎义务,如果不履行此义务,那么所谓的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以及合理信赖便无从谈起;另外针对本案许多有违常理的事实,佳瑞公司同样有理由怀疑双方有恶意串通的可能。（4）关于配件价款问题。①《合同法》第159条规定的是对价款约定不明的解决方式，也就是说,在双方已有买卖合意只是对价款约定不明确时如何处理的法律规定,而本案中在佳瑞公司与中起公司之间从未达成过任何买卖合意、所以该条规定在本案并无适用的前提条件;②至于上诉人要求在二审进行司法鉴定,佳瑞公司不持反对意见,佳瑞公司的质证意见将是:对鉴定金额无异议，但这只反映配件的价值,不反映交易价款，与佳瑞公司无关联性。（5）是否公平问题。本案谈不到公平与否的问题,因为佳瑞公司不是交易相对方,起诉佳瑞公司已经属于选择被告主体错误。三、佳瑞公司的几个观点1、宋在本案的证人身份，宋与本案有非常明确的利害关系，不再赘述;2、佳瑞公司从未与中起公司订立过本案买卖合同，退一步讲,即便订立过,因违反《招投标法》第3条强制性规定（九民会议纪要）,合同无效;3、再退一步，即便订立过买卖合同，且合同有效，因主张权利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其起诉也应依法驳回;4、如果涉及缔约过失问题，应由真正的过错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5、上诉人在本案避而不谈自己应负的审慎义务（核查宋是否在执行工作任务及采购行为是否在其职权范围）,其过错明显。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已经查明了全部案件关联事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判决合理合法。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佳瑞公司支付“120掘进机”配件款2041160元；2．请求判令佳瑞公司赔偿因未按约定支付配件款造成的损失，损失以20411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佳瑞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佳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时任佳瑞公司机电部部长宋某与中起公司沟通协商该公司需购进120掘进机配件，中起公司提供给宋某120掘进机配件报价清单。经宋某同意中起公司于2012年8月7日、8月10日分别向佳瑞公司交付掘进机配件，签收人为佳瑞公司库管员孙岩彬。佳瑞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20日，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系佳瑞公司股东之一。中起公司主张与佳瑞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佳瑞公司掘进机配件计划审批表》、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120掘进机配件报价清单、供货明细单、宋某情况说明各1份，并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佳瑞公司掘进机配件3计划审批表》载明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马煤业）谢国龙于2012年7月25日在佳瑞公司掘进机配件计划审批表上批注：“建议选购一部分120机配件，具体名称内容你们慎选”；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120掘进机配件报价清单载明供货方中起公司，收货方佳瑞公司，合计2041160元，加盖中起公司公章；供货明细单显示中起公司所供货品分别于2012年8月7日、8月11日被佳瑞公司库管员孙岩彬签收；宋某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初，佳瑞公司闫斌总经理向司马煤业借120掘进机一台，掘进机进入该矿后，由赵云林的队伍使用。后赵云林找到该说需采购120掘进机配件，在闫斌总经理同意下，该安排赵云林报采购计划。闫斌总经理因个人情况一直未签字，但120掘进机是从司马煤业借的，该在看到司马煤业国龙在掘进机配件计算审批表上签字后，同时请示了闫斌总经理后，开始采购120掘进机配件。掘进机配件到货后，该多次找闫斌总经理签字，均因其身体原因未签字。120掘进机由赵云林的队伍负责，使用时间2012年4月至年底，后升井上来交还司马煤业。宋某出庭证言，该证言与情况说明一致，除此外，宋某否认在此之前同中起公司认识，而是其个人到太原咨询120掘进机配件价款时双方才认识。否认双方就120掘进机配件价款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尚未确定合同最后价款，认可供货后中起公司多次到佳瑞公司协商解决货款问题。经佳瑞公司质证，对《佳瑞公司掘进机配件计划审批表》因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存疑，谢国龙非该公司员工，该公司系独立的法人，与司马煤业属两个公司，司马煤业无权代表该公司意志，且其审批单上写的是亦是建议采购。该通知该公司未接收到，也未确认是从中起公司采购。2009年，该公司已将矿建业务对外承包长治市石讫节永昌实业公司，120掘进机是由第三方公司使用；对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120掘进机配件报价清单真实性不认可，该报价单系中起公司单方报价；对供货明细单，系用复印纸写的，真实性存疑，即使有孙岩彬签字，也属宋某个人行为，不代表佳瑞公司；对宋某情况说明及出庭证言，佳瑞公司认为可反映采购配件系外包矿建队负责人提出，现无证据证实孙岩彬同意采购掘进机，谢国龙的签字可说明是司马煤业有采购配件的意思表示，宋某陈述不真实，有推卸责任嫌疑。佳瑞公司否认与中起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施工合同、工程开工报告、孙岩彬情况说明、佳瑞公司关于下发《山西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施工合同、工程开工报告，显示佳瑞公司将矿建业务发包给了长治市石均节永昌实业公司，经质证，中起公司认为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法核实真实性；孙岩彬出具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8月7日和8月11日，在机电部部长宋某安排下该分两次到库房接收120掘进机配件，并发放给矿建队使用，由于矿建队属外委队伍，无法出据公司内部领用单据，因此由矿建队机电经理付金琪在到货单签字接收领用。2015年初矿建队要交库房120掘进机配件，由于申部长不知情，库房配件不让接收。经质证，中起公司认为孙岩彬未出庭作证，不认可，但对前半部分交付配件的陈述认可；120掘进机配件出库单显示发放人为孙岩彬，领取人为付金棋。经质证，中起公司对交付配件的陈述认可，但对是否将配件交付他人使用情况不清楚；佳瑞公司关于下发《山西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载明货物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30万元以上需经招投标程序。经质证，中起公司认为证据系复印件，对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中起公司为补充证明合同价款，提供《机械设备采购合同》两份。两份合同载明，2012年8月5日，中起公司与山西金海鑫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机械设备采购合同》，约定中起公司向山西金海鑫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购买120掘进机配件，合同价款为1495600元。同年8月6日，中起公司与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签订《机械设备采购合同》，约定中起公司向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购买120掘进机配件，合同价款为104438元。中起公司称双方未能最终签订书面合同，故而无法确定合同最终成交价款。上述两份合同合计价款为1600038元，为该公司向佳瑞公司提供120掘进机配件的成本价，希望法庭根据现有证据确定最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总金额。经质证，中起公司对两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与该公司没有关系。另：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佳瑞公司放弃对货物价值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中起公司与佳瑞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是否成立问题。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争议的焦点为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宋某否认与中起公司在本次供货前有业务往来。从宋某的身份来看，其系佳瑞公司机电部部长，其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权限均来自于佳瑞公司授权。宋某未向中起公司提交或出示授权证明，中起公司仅依据宋某的职务便向其供货。其次，案涉货物金额相对较大，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合同的协商均由宋某一人在无授权的情形下完成，且宋某庭审中陈述对合同价款双方尚未确定，合同相对方存在显著风险。对于宋某是否能够代表佳瑞公司，其行为是否真实有效，该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核实的措施，显然，该公司并未审慎对待其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因此，应当认定中起公司存在过失。再次，中起公司在未收到佳瑞公司付款的情形下，而选择供应金额较大货物，供货后在佳瑞公司未付款时亦未向佳瑞公司及时采取措施。中起公司存在明显过错。综合以上，一审法院认为中起公司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过失，宋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中起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二、关于中起公司主张的合同价款问题。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中起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合同价款达成一致意见。中起公司仅提供《机械设备采购合同》，未提供转账记录、发票等证据佐证其合同履行情况，无法确定其货款金额。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中起公司自愿放弃司法鉴定申请，货物价款亦无法确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29元，减半收取11564.5元，由原告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评判如下：经查，上诉人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7日、2012年8月10日分两次向被上诉人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交付了120掘进机配件，并经被上诉人库管人员孙岩彬签收入库，后该配件也已由被上诉人发放其矿建队使用，双方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被上诉人已接受120掘进机配件并投入生产使用。宋某作为被上诉人机电部部长，代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120掘进机配件系其职务行为，虽被上诉人提交《关于下发＜山西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以证明其单位采购流程及规定，但本案中宋某对120掘进机配件采购初衷系满足佳瑞煤业生产需要，120掘进机配件入库及发放系佳瑞煤业归口部门人员负责实施，该规定系对佳瑞煤业内部采购程序的约束，并不能对抗出卖人的合理信赖，因上诉人已完成了供货义务，故被上诉人应当支付合同对价。另，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亦应当具备风险意识以及对国有企业采购设备流程的认知义务，故在案涉交易行为中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其诉请的逾期利息本院不予支持。诉讼费用如何承担，本院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规定，按照败诉方负担的一般原则予以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2民初368号民事判决；二、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20掘进机”配件款2041160元。三、驳回山西中起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生效后,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6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129元，共计34693.5元，由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佳瑞煤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敏审判员 张晓峰审判员 张 媛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商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