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最高法民终17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颐泽将军大道209号。法定代表人：张庆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文颖，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辰，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淄博旺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黑旺镇。法定代表人：贾保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国鹏，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东淄博恒顺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湖田镇下湖村。法定代表人：林华情，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淄博正祥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黑旺村。法定代表人：王家凤，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淄博正晋特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黑旺村。法定代表人：董金寿，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淄博晨旭工程机械厂，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黑旺村。法定代表人：张勇，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王家凤，男，197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原审被告：林华情，男，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原审被告：陈春香，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原审被告：董金寿，男，196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原审被告：张勇，男，197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上诉人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川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淄博旺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达公司）及原审被告山东淄博恒顺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顺公司）、淄博正祥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祥公司）、淄博正晋特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晋公司）、淄博晨旭工程机械厂（以下简称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撤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勇锋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周伦军、审判员郑勇参加合议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法官助理唐荣娜协助办理本案，书记员宋亚东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淄川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淄川农商行对恒顺公司的质押物以拍卖、变卖的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旺达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淄川农商行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质物形成实际控制进而有效设立质权，故不享有质物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权”错误。（一）案涉《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合法有效，根据上述合同约定，恒顺公司将质物交由监管人监管，故淄川农商行对上述质物所享有的质权已经设立。（二）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为浮动质押担保，作为质物的螺纹钢与钢坯的重量、生产批次等始终处于变化状态，质押财产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质押财产并未转移存放地点，仍存放于质押人恒顺公司厂区，基于前述条件，淄川农商行需对质物的数量、价值、去向及质物现状进行实时控制，才能形成对质物的实际占有，从而达到交付质押财产的法律效果”系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以质押财产并未转移存放地点，仍存放于出质人恒顺公司厂区为由否定质权设定错误。2013年9月27日，恒顺公司向淄川农商行交付质物，质押依法设立。由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质物存在地点为恒顺公司，故没有必要进行占有转移，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淄川农商行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质物动态占有，对现存的钢坯和螺纹钢享有质权。恒顺公司已将该公司的钢坯和螺纹钢为淄川农商行设定质押，《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质押方式为滚动质押，三方确认的质物入库清单载明2013年9月27日共计8400吨钢坯和4500吨螺纹钢。监管人的工作人员杨春平的证言以及淄川农商行提交的34份监管报告证明监管人履行了监管义务，监管报告载明的出质人为正祥公司系笔误，对此监管人亦向人民法院出具说明。3.淄川农商行在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淄博中院）（2015）淄商初字第13号民事案件（以下简称13号案件）诉讼中申请对质物进行财产保全，淄博中院查封了恒顺公司所有的存放于厂区的钢坯和螺纹钢（监管人监管的质物），但旺达公司、恒顺公司以及正祥公司均未对财产所有权提出异议。4.淄博中院于2016年3月16日为核实质物情况前往现场勘验时，恒顺公司以及监管人均确认现场的财产即为淄川农商行享有质权的质物，旺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参与现场勘验，对此也未提出异议。二、一审判决关于“淄川农商行为设定质权而进行的行为不能对抗旺达公司作为申请人的查封行为。因此，淄川农商行亦不能对查封物的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不仅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物权法规定。一审法院以权利登记和设置出质标志作为动产质权设立的依据，违反了物权法关于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的规定，且增加了淄川农商行的权利负担。三、旺达公司仅为普通债权人，且明知诉讼发生、也不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情形，但旺达公司从未申请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旺达公司辩称：一、淄川农商行未控制和掌握案涉拍卖物，对拍卖物不享有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此处的“交付”系对于物的实际控制与掌握。案涉监管协议约定简陋，监管证据薄弱，不符合物权法规定。淄川农商行既没有在协议中约定有效的控制措施与标识措施，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实际控制案涉拍卖物。监管报告仅仅是监管人对淄川农商行的汇报材料，不能证明监管过程，且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杨春平作为监管人，其证言等同于当事人陈述，不能证明已履行监管义务。《质押物交接清单》仅仅是书面文件，不能证明淄川农商行已经实际控制拍卖物，该清单也不能明确质押物。案涉标的物被淄博中院采取保全措施时，淄川农商行及其委托的第三方未进行任何管理，没有监管记录，也未设置质押标识，且监管人被恒顺公司赶跑，证明案涉标的物未脱离恒顺公司的直接控制。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72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山东高院725号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及淄博中院（2015）淄执异字第27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27号执行裁定）的既判力。案涉拍卖物被淄博中院查封在先，淄川农商行另行提起的诉讼应当被驳回。淄博中院27号执行裁定已经驳回淄川农商行对于案涉拍卖物享有质权和优先受偿权的请求，由于其并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不得另行起诉。三、淄川农商行不能证明案涉拍卖物属于质押物，废钢和下脚料不属于质押财产范围。山东高院725号判决将拍卖物认定为质押物侵犯了旺达公司的权益。四、旺达公司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旺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山东高院725号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诉讼费用由淄川农商行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7日，淄川农商行与正祥公司签订（淄川联社02）流借字（2013）年第C200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正祥公司向淄川农商行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9月25日，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6%，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借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加收40%；正祥公司在借款期限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应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仍未支付的利息，应按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质押+保证，具体担保是恒顺公司、正晋公司、晨旭机械厂、董金寿、林华情、王家凤、张勇、陈春香与贷款人签订的（淄川联社02）保字（2013）年第C20011-1、C20011-2、C20011-3号《保证合同》，恒顺公司与贷款人签订的（淄川联社02）动质字（2013）年第C20011号《动产质押合同》。同日，正晋公司、董金寿、王家凤与淄川农商行签订（淄川联社02）保字（2013）年第C20011-1号《保证合同》一份，晨旭机械厂、张勇、陈春香与淄川农商行签订（淄川联社02）保字（2013）年第C20011-2号《保证合同》一份，恒顺公司、林华情与淄川农商行签订（淄川联社02）保字（2013）年第C20011-3号《保证合同》一份，分别约定正晋公司、董金寿、王家凤、晨旭机械厂、张勇、陈春香、恒顺公司、林华情愿意为正祥公司在（淄川联社02）流借字（2013）年第C200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同日，恒顺公司（出质人）与淄川农商行（质权人）签订（淄川联社02）动质字（2013）年第C20011号《动产质押合同》一份，约定恒顺公司以2013-C20011号《动产质押清单》载明的作价4044万元的8400吨钢坯和4500吨螺纹钢为淄川农商行与正祥公司签订的（淄川联社02）流借字（2013）年第C2001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日，淄川农商行、恒顺公司与监管人淄博联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航公司）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其中第3.1条约定质物的转移占有是指监管人按照《质押合同》所附《动产质押清单》，核查恒顺公司交付的货物。经核对无误后，三方共同签署《质物入库交接清单》，《质物入库交接清单》应由质权人、出质人和监管人共同签章。协议签订后，三方在《质物入库交接清单》上盖章确认。《质物入库交接清单》显示，质物的数量为8400吨钢坯和4500吨螺纹钢。淄川农商行提交34份监管报告以证明监管人履行了对质物的监管行为。第一份监管报告是2013年10月10日出具，报告载明截至10月10日质物总量为17611吨，出库26309吨，入库31020吨。2014年4月10日监管报告载明质物总量为17814吨。最后一份监管报告为2014年9月27日出具，报告载明数量仍为17814吨。上述监管报告载明的质权人均为正祥公司，监管报告后均加盖联航公司印章。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签订后，淄川农商行于2013年9月27日向正祥公司放款2000万元。正祥公司在借款期限内自2014年8月21日开始拖欠利息，至2014年9月25日借款期限届满后也未能归还借款本金，截至2014年12月20日拖欠利息合计526436.93元，其他保证人也未能向淄川农商行代为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恒顺公司也未以质物自行向淄川农商行代偿。2014年，旺达公司以正晋公司、恒顺公司为被告诉至淄博中院，案由为企业借贷纠纷。2014年7月22日，淄博中院作出（2014）淄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19号判决），判决：正晋公司偿还旺达公司借款本金1450万元及利息；恒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4月14日，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旺达公司申请查封了恒顺公司的生产设备、厂房、办公楼以及成品下脚料600吨、废钢铁约400吨、螺纹钢约2000吨。淄博中院119号判决生效后，旺达公司申请执行。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淄川农商行于2015年1月19日向淄博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该案中查封的螺纹钢系恒顺公司质押给淄川农商行的质物，应中止执行或对质押给淄川农商行的财产拍卖价款予以优先受偿。2015年5月28日，淄博中院作出2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淄川农商行的异议。2015年9月21日，山东华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鲁华盛评报字（2015）10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旺达公司与恒顺公司一案所涉及存货包括φ20*9000螺纹钢778.39吨、φ14*9000螺纹钢1264.2吨、φ18*9000螺纹钢2191.86吨、φ16*9000螺纹钢388.25吨、成品废钢400吨、废铁600吨；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9月11日；上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7834050元。2016年4月20日，淄博中院作出（2014）淄执字第226-2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旺达公司申请，将恒顺公司所有在其院内的螺纹钢、成品废钢和废铁进行拍卖，具体范围详见鲁华盛评报字（2015）10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并被案外人刘后清以743万元竞得。该次拍卖价款现存放于淄博中院。2014年12月26日，淄川农商行以正祥公司、正晋公司、恒顺公司、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为被告，诉至淄博中院，案由为金融借款纠纷。淄川农商行请求：1.判令正祥公司、正晋公司、恒顺公司、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2.判令正祥公司、正晋公司、恒顺公司、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支付自欠息之日起至2014年12月20日为止的借款利息526436.93元；3.判令正祥公司、正晋公司、恒顺公司、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支付自2014年12月21日至偿清借款本息之日为止该借款孳生的逾期利息及复利；4.判令淄川农商行对拍卖、变卖质押物的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由正祥公司、正晋公司、恒顺公司、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承担。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根据淄川农商行的申请，人民法院查封了恒顺公司的生产设备、办公楼、宿舍楼、汽车以及钢坯716吨、螺纹钢6500吨。2016年8月17日，淄博中院作出的13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正祥公司偿还淄川农商行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二、正晋公司、恒顺公司、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淄川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淄川农商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6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725号判决，判决：一、维持淄博中院13号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淄博中院13号判决第三项；三、淄川农商行有权对恒顺公司的质押物以拍卖、变卖的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另查明，在淄博中院1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旺达公司向淄博中院提交了《（2015）淄商初字第13号案件中质权是否有效的抗辩》的书面意见，并参加了该院2016年3月16日组织的现场勘验，但并未请求参与该案诉讼。再查明，淄川农商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由于《动产质押合同》仅对螺纹钢或钢坯设定质权，不包括废钢，故其仅对螺纹钢、钢坯的拍卖价款主张优先受偿权，主张优先受偿权的价款数额按照鲁华盛评报字（2015）10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确定的质物价值比例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旺达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淄川农商行对螺纹钢等涉案查封物的拍卖价款是否有优先受偿权。一、关于旺达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8）最高法民终607号民事裁定中予以明确，即旺达公司是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现淄川农商行未提交新证据推翻前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故对该问题不再赘述。二、关于淄川农商行对螺纹钢等涉案查封物的拍卖价款是否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质权的设定是基于交付行为完成的，而认定质物交付是否完成的关键在于质权人是否对质物形成实际控制，从而达到了质物交付的法律效果。本案为浮动质押担保，作为质物的螺纹钢与钢坯的重量、生产批次等始终处于变化状态，质押财产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质押财产并未转移存放地点，仍存放于质押人恒顺公司厂区，基于前述条件，淄川农商行需对质物的数量、价值、去向及质物现状进行实时控制，才能形成对质物的实际占有，从而达到交付质押财产的法律效果。淄川农商行与联航公司签署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双方构成委托监管法律关系。故淄川农商行设定质权需满足的质物占有条件，联航公司在履行监管义务时亦应当满足。但是淄川农商行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联航公司已代其完成了对质押财产的占有。首先，淄川农商行提交的联航公司制作的34份监管报告载明的质押人名称错误，不足以证明联航公司的监管行为与恒顺公司交付的监管物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退一步讲，即使该34份监管报告存在笔误，监管物指向为恒顺公司交付的质物，但是，该34份监管报告上仅载明质物总量、总价值等内容，并未记载详细的出入库信息等内容，淄川农商行也未提供相应监管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且该组监管报告均没有恒顺公司的确认，故该组证据仅能认定为系联航公司就质物状态对淄川农商行的报告，并不能反映出对质物实际控制的状态，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联航公司已代淄川农商行实际占有并控制质物。其次，淄川农商行在淄博中院13号案件第二次开庭时申请监管人联航公司工作人员杨春平出庭作证，其虽陈述了其于2013年9月28日至2015年6月底的监管过程，但不能提供除34份监管报告外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恒顺公司对杨春平的身份及其陈述的内容当庭均提出异议，故杨春平的证人证言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综上，淄川农商行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质物形成实际控制进而有效设立质权，故不享有质物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另一方面，涉案《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质物入库交接清单》是淄川农商行、恒顺公司、联航公司之间为设立质权而签订的合同及书面文件，但其中所涉质物并未在有关机关进行权利登记，故其单纯签订合同及书面文件的行为不具有公示效力。本案庭审中，淄川农商行认可涉案质物未设置出质标志，也未在有权机关进行权利登记，其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旺达公司知晓涉案《动产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以及监管行为的存在，故不能推定淄川农商行设定质权的行为已被包括旺达公司在内的不特定第三人知晓。故淄川农商行为设定质权而进行的行为不能对抗旺达公司作为申请人的查封行为。因此，淄川农商行亦不能对查封物的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旺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撤销山东高院725号判决；二、维持淄博中院13号判决。案件受理费144432元，由淄川农商行、恒顺公司、正祥公司、正晋公司、晨旭机械厂、王家凤、林华情、陈春香、董金寿、张勇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当一审法院询问“具体出入库的监管记录”，淄川农商行陈述称：恒顺公司把监管人员赶走了，所以遗留在恒顺公司。一审法院询问“什么时间赶走的”，淄川农商行陈述称“不清楚”。还查明，旺达公司申请查封案涉螺纹钢时，淄博中院制作的《查封、扣押财产清单》的送达方式为留置送达，并载明门卫马某等3人在场。除前述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联航公司接受淄川农商行的委托对案涉货物进行监管后，是否实际管领和支配了案涉货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据此，判断质权是否设立，关键在于标的物是否移转占有，只有在质权人能够通过直接占有或者委托他人监管的方式进行间接占有的情况下，质权才能依法设立。本案中，淄川农商行与正祥公司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恒顺公司作为出质人与淄川农商行作为质权人签订《动产质押合同》，约定恒顺公司以《动产质押清单》载明的8400吨钢坯和4500吨螺纹钢为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日，淄川农商行、恒顺公司与监管人联航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质物的转移占有是指监管人按照《质押合同》所附《动产质押清单》，核查恒顺公司交付的货物，经核对无误后，三方共同签署《质物入库交接清单》。在前述协议签订后，淄博农商行仅以联航公司制作的34份监管报告为依据，主张联航公司对货物进行了实际的管领和支配，在监管报告与实物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亦不能提供联航公司的工作记录解释差异存在的原因，故一审判决关于淄川农商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质物形成实际控制，其质权并未依法设立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退一步而言，即使《质物入库交接清单》签署后，案涉货物由联航公司监管，但其出具的最后一份监管报告时间为2014年9月27日，结合淄川农商行自认联航公司的监管人员被赶跑，以及淄博中院制作的《查封、扣押财产清单》采用留置送达的方式等事实，现有证据也仅能证明联航公司对案涉货物的监管截止于2014年9月27日。故一审判决关于淄川农商行不享有质权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判决关于案涉质物因未在有关机关登记而不具备公示效力等论理，混淆了动产质押与权利抵押之间的区别，本院予以指出。淄川农商行关于其质权已经依法设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淄川农商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432元，由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勇锋审 判 员 周伦军审 判 员 郑 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唐荣娜书 记 员 宋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