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802民初4788号原告：樊红娟，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富强，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玉琴，女。被告：王开成，男。系被告王玉琴丈夫。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卫，山西明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樊红娟与被告王玉琴、王开成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8）晋0802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晋08民终152号民事裁定书：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8）晋0802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重申。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通知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参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红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富强，被告王玉琴、王开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卫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樊红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3×元及利息（利率按照日×分之五计算,自2016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二、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王玉琴与被告王开成系夫妻关系，被告王开成系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2014年8月份,被告王玉琴与原告樊红娟联系借款事宜。8月4日，原告樊红娟根据被告王玉琴的要求向其提供的银行卡(户名:李1某,银行卡号62××08)汇入7×元,还让自己亲戚姜某某向该卡汇入10×元：8月5日，原告又让其亲戚吴某某向该卡分两次共汇入6×元。此后，被告王玉琴派人送来四份被告王开成与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协议书及五份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据。原告就该借款协议及收据联系被告王玉琴，被告王玉琴承诺由其负责还款和支付利息。此时原告才知道二被告将其借用原告的款项出借给了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但二被告均未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自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被告王玉琴通过自己的银行卡，按照日利率×分之五向原告的银行卡汇入2014年8月至2016年10月25日间23×元借款的利息。但2016年10月26日至今的利息及借款本金，被告分文未付。虽经原告多次催要，二被告以小贷公司资金紧张为由予以搪塞、推托。原告认为,二被告将借用原告的资金又出借给他人，二被告理应承担归还原告借款的义务。二被告搪塞、推托拒付原告借款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公断。被告王玉琴、王开成辩称：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不认识原告，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没有向原告借过款项，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转款，原告没有被告出具的任何借款凭证，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不应当承担原告主张的本金和利息，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次，本案的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应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合事实。原告与被告并不认识，原告持有的被告王开成与第三人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及该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是受时任运城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姜1某委托，将其拥有的资金共计23×元放入第三人处获取高息，被告与原告樊红娟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收到款项后给被告王开成出收据、签协议书，被告王开成收到收据和协议书后，立即交给了姜1某，并报告完成的委托事项，姜1某表示满意。转入原告卡中的利息是被告王开成收到第三人支付的利息后，一分不少的按姜1某的指示转入原告的账户，并不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付息。在借款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被告告知姜1某市场不好，让其把钱取回，但姜1某以金融业内人士的专业判断表示不取。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王开成与姜1某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被告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姜1某一开始就知道第三人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姜1某若主张权利应当向该公司主张，而不能向受托人的被告主张。被告是隐名间接代理，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不应承担还款义务。再次，被告王玉琴与本案无关，被告王玉琴只是按被告王开成的要求代为办理事务。综上，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与被告之间不相识，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王开成只是与姜1某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姜1某若主张权利应当向第三人主张，被告不应承担还款义务，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答辩状和证据，视为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原告樊红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樊红娟支付7×元、姜某某支付10×元、吴某某支付6×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账户明细查询、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查询申请表，证明上述23×元均转给了账户名为李1某的人。2、原告樊红娟银行卡交易明细、网上交易电子回单、交易查询，证明被告王玉琴向原告支付利息的情况，以日×分之五计算利息，即月利率为1.5%，被告王玉琴按月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付至2016年10月25日，共支付利息933200元。3、二被告给原告送的被告王开成与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四份借款协议书及收款收据五份。证明被告王开成将原告的借款出借给了该小额贷款公司。4、二被告结婚证复印件，证明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王玉琴、王开成就自己的抗辩理由提交了以下证据：姜1某与被告王玉琴之间的微信记录，证明自2016年12月份开始，姜1某多次微信催问被告王玉琴还款的时间，要求被告王玉琴催一下款，并给被告王玉琴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他们的电话了，觉得他做了好人还落个坏名，他吃亏人家还不理解，要不是他还干公家的事，也真想和他们一样骂人等等。经质证，二被告认为原告的第一组证据只能证明樊红娟转账给李1某7×元，吴某某分两笔转账给李1某6×元，姜某某转账给李1某10×元的事实，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只能证明樊红娟、姜某某、吴某某向李1某转款的事实，同时吴某某及姜某某的款项与原告无关，原告并没有出具吴某某、姜某某是代替原告转款的委托书和相应的借款凭证，原告无权对该二人的款项主张权利。对原告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被告王玉琴向原告转付利息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该利息是受托人王开成接受原告丈夫姜1某的委托，将利息转入原告的卡内，属于付给姜1某的利息。对原告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只能证明受托人王开成接受案外人姜1某的委托把姜1某拥有的23×元放入第三人处，收取高息，受托人王开成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某某小额贷款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并接收收款收据，事务完成后将协议书及收据一并交于案外人姜1某的事实；综合所有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能够证明王开成与姜1某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从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及被告王开成让被告王玉琴支付给原告的利息可以看出，利息是一致的，即被告王玉琴是转付利息，是为原告的丈夫姜1某完成受托事项，足以证实被告王开成与姜1某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与原告没有借贷关系。对原告的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二被告的结婚证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微信截屏真实性有异议，退一步讲就算姜1某要款的意思知道把款放给小额贷款，也让王玉琴催要。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关于原告樊红娟与二被告之间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还是原告丈夫与被告王开成之间成立了隐名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本人及其亲戚姜某某、吴某某分别向一名叫李1某的人转账的汇款凭证，只能证明原告本人向李1某转账7×元、姜某某向李1某转账10×元、吴某某向李1某转账6×元的事实，而二被告与李1某是什么关系？李1某是否代表被告收取款项？原告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实。被告王开成系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及股东之一，原告对此不持异议，被告王开成称李1某系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其收款是代表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收取借款，结合原告提供的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四份《借款协议书》和五份收款收据，从时间和借款数额上与原告本人、姜某某、吴某某汇款时间和数额一致，同时原告对涉案款项由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事实并无异议，且承认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上述手续后，被告派人送交给原告的事实，能够证实被告关于李1某系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并代表该公司收取借款的陈述客观真实，而原告并不能证明李1某是代替二被告收取款项。原告虽然提供了被告王玉琴按月向其支付利息的汇款明细，但被告王玉琴是按期足额的向原告转付了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所付利息，被告王开成、王玉琴夫妻二人并未从中获利，该行为并非借款合同独有的特征之一，同样也是隐名委托合同所具有的特征之一，故仅有此证据在借款合同和委托合同之间无法作出区分，并不能证实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必然成立的是借款合同关系。综合原告的全部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和辩解进行分析，原告在出借款项后便收到被告派人送来的借款协议和收款收据，在当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协议书和收款收据上的出借人为被告王开成、借款人为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但原告接收该借款手续后并未提出异议，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当时提出过异议，说明原告对涉案款项以被告王开成的名义出借给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是事先明知的。而原告樊红娟的丈夫姜1某系农业银行的一名副行长，具有金融业务的专业知识，如果是其妻子借款给二被告，不可能不要求二被告以个人名义向其出具借款借据而去接受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向被告王开成出具的借款合同和收款收据，显然这不符合逻辑和常理。23×元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并非一个小数目，原告出借该款项时，其不可能不与具有金融专业经验的丈夫商议，也不可能不告知其丈夫，故原告的丈夫不可能不知道此事，因此原告当庭辩称收到借款协议书和收款收据后就没有查看上面的内容，明显属于不实陈述，更何况借款协议书属于有封面的规范性格式合同，从外观也能看出不是被告王开成个人出具，而是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故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区分与被告之间是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还是合同法规定的隐名代理合同关系。综合分析认定，二被告的陈述与原告的证据相印证，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即原告丈夫姜1某与被告王开成基于金融业务关系而熟识，原告夫妻二人不便以个人名义放贷给小额贷款公司，便委托被告王开成以自己的名义将涉案款项放贷给被告王开成任职的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获取高额利息，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隐名代理特征，双方应属于隐名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至于隐名委托代理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原告夫妻二人还是原告及其姜某某、吴某某三人，另一方是被告王开成一人还是二被告两人，仍需要双方提供证据进一步证实。总之，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与二被告之间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虽然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为提供反驳证据，其在质证意见中也变相的认可姜1某知道款是借给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并催促被告王玉琴向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催要还款的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樊红娟的丈夫姜1某与被告王开成相识，因被告王开成系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和股东之一，原告丈夫姜1某于2012年8月份与被告王开成协商，将其家里及其亲属的款项以被告王开成的名义放贷给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王开成同意后，提供了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1某的银行账户，要求将出借的款项汇至该账号内，原告樊红娟于2012年8月4日向李1某转账7×元，原告的亲戚姜某某于2014年8月4日向李1某转账10×元，原告亲戚吴某某于2014年8月5日向李1某转账5×元和1×元。转款之日，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王开成签订了四份《借款协议书》，并出具了相应款项的五份收款收据。借款协议书均约定借款月利率为15‰，以天计算利息，每月的25日为付息日，借款期限暂定六个月，如到期甲方不用资金，可继续由乙方使用，合同条款不变，延续有效，乙方也可随时还款。随后，被告王开成派人将上述手续直接送给了原告。借款后，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按月向被告王开成的妻子即被告王玉琴的账户上支付利息，被告王玉琴随即将利息转账支付给原告樊红娟。利息结清至2016年10月25日，共计支付利息933200元。此后再未支付利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樊红娟主张与二被告之间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二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对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与二被告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对其主张与二被告之间产生借款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原告要求二被告向其归还涉案借款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书、收款收据、支付利息等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由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樊红娟借款本金23×元，并按照月息1.5%计算，自2016年10月26日起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樊红娟对被告王玉琴、王开成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778元，由被告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令狐旭峰人民陪审员 刘 孝 李人民陪审员 徐 小 秦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昝 蕊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