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802民初7912号原告：杨春艳，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军峰，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庆玲，山西方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友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晗，山西河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山，男，系公司员工。第三人：运城市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杨春艳与被告运城经济开发区友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友谊房产公司）、陕西鑫地源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第三人运城市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春艳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军峰、彭庆玲,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晗、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山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春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7日，原告系华泰房产公司开发的“福泽苑二期”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日常运营。后因该项目拖欠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的工程款，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及其项目负责人张元建带领百十人将原告杨春艳围堵在空港城建局内，逼迫原告还款。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趁机逼迫原告签订项目转让协议。原告多次向二被告解释其无权签订项目转让协议，但二被告置之不理，将原告围堵在城建局的办公室，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无奈，原告于2016年2月5日在二被告事先起草好的《协议书》上签字,将尚未挂牌的“福泽苑二期”项目转让至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名下。原告认为，该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首先，二被告明知：原告在未经当时的项目所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被胁迫签订了《协议书》，属无权处分；其次，二被告明知：三方在签订协议书时，项目所涉及的土地并未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且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房地产，该《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协议无效。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辩称：答辩人与原告所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双方所签协议依法成立、生效，答辩人已经按协议约定履行部分合同义务。答辩人与原告在2016年2月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原告实际投资建设的某某园二期项目打包转让给答辩人，转让价款为50×元。标的物为某某园二期项目，主要指原告对1栋施工至9层主体结构的楼房及地上所有附属物和设施的权利及对应义务，该楼房及地上附着物是经空港管委会同意原告在未挂牌的编号为1408××300土地上建设的违法建筑，该违法建筑属于可整改的建筑物。在协议第3条第2项的第2款及第4条第3项中双方明确约定，由答辩人继续该项目施工，并取得对该土地的优先受让权。该协议书实际上是一份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合同，即原告将涉案土地及建筑物上所享有的权利及义务转让给答辩人。依据民法总则143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只要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答辩人与原告所签订的协议书完全符合民法总则143条的规定，并且答辩人已经按照该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向原告支付了12×元。其余款项没有支付是因为原告违约以及合同所附条件未完成而造成的。按照该协议第3条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第一笔款原告在将高压线的所有费用经相关部门确认变更到甲方名下，在春节前支付12×元。原告于2016年2月5日向运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声明一份，原告向运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通知了本案所涉及建筑物及所占用土地权利义务已转移给答辩人。空港管委会副主任王**在当日批注将该声明书存土地储备中心。王**的批注行为属于对该项权利义务转让的同意及认可。至此该合同已进入实际履行阶段，答辩人也已经将自己原有的商贸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在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办理房产开发资质。但原告至今没有将土地及地上建筑的占有移交给答辩人，反而是原告与第三人华泰房产公司以及案外人恶意串通，意图撕毁涉案合法有效的合同。二、原告是协议约定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及有权处分人。原告在诉状及涉案的其他证据中声称其某某园二期项目的项目经理，是无权处分人，并声称该项目的权利人是运城华泰房产公司。首先，按照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的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的规定，项目经理就是法定代表人的代表人，其实施的行为代表的就是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法律后果由该企业承担，原告实施的民事行为也是有权代表行为。其次，通过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原告于2016年2月5日向运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的声明中自认其是该项目的投资人，空港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批示，认可原告是实际投资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房产公司）与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签订的过户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原告及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均认可涉案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是原告，在协议第1条、第3条、第4条及补充协议第1条中，华泰房产公司与原告自认原告是借用华泰房产公司的资质。尤其是补充协议第1条明确约定所有的投资均是原告投资，并且明确了地上附着物包括建筑物的产权均归属于杨春艳。这是原告与华泰房产公司的自认行为，无须答辩人再进行举证。同时，在协议第1条中原告及华泰房产公司均书面认可在2013年8月28日签订过借用资质协议。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规定，为了查清本案事实，答辩人当庭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华泰房产公司及原告向法庭递交借用资质协议未果。三、该协议书不存在无效情形。1、原告主张系无权处分，并主张协议无效，系错误适用法律和对合同法51条的曲解。合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是1999年颁布，历经20余年，对法条的理解已经不断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物权法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颁布之后，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合同法174条其他合同准用于买卖合同规定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45条权利转让合同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由上述法条可以看出，通过新法的颁布及司法解释的限缩解释，将合同法51条限缩为物权处分行为，而签订合同约定出卖他人之物属于负担行为，对物权交付才属于处分行为。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只要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仅合同表面来讲即负担行为均应属有效合同。由此可得出结论，订立合同只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法的约束力的法律行为即负担行为，根本就没有民法意义上的任何处分。合同成立发生债权，合同履行发生物权变动，这两者作为法律事实要区分开。要区别无权处分和无权代理行为，合同主要是负担行为，不以行为人对标的物有处分权为必要，故无权处分合同本身是有效的，而无权代理行为除构成表见代理外，原则上属于效力待定。”本案中，原告并未将涉案的标的物交付给答辩人，即使标的物属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所有，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也应当是有效合同。况且，本案的客观证据已经可以证实原告只是借用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资质，原告不论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作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有权匿名代理人，其均是具有处分权的主体。而原告在本案的诉讼中仅是主张合同签订的负担行为效力问题，并没有涉及物权变动的处分行为效力问题，合同法51条在本案中根本不能适用。2、原告主张适用房地产管理法39条（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主张协议无效，系错误理解该法条性质。原告在诉状中所列举主张合同无效的依据是39条第1项的内容，诉状中误写成38条。原告还依据合同法52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主张该法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系错误理解该法条。2004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在没有明确该39条为何种性质情况下，许多法院依据将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从2004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公报案例中，都进一步明确《房地产法》第38、39条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是行政管理部门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土地在办理土地使用权权属变更登记问题上所作出的行政管理性质的规定，而非针对转让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城市管理法2007年修改，以前的37、38条就是现在的38、39条）。此后物权法15条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更加明确了合同效力与所有权无关的规定，也就是是否办理不动产登记，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时充分说明理由。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一般应当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更加细化了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的区分标准。所以原告主张适用房地产管理法第38、39条的规定，主张合同无效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精神的。四、原告及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在本案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意提供虚假证据并做虚假陈述，依法应当给予惩戒。依据民诉法第13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原告与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在本案中，故意隐瞒案件事实，提供虚假证据并作虚假陈述，依法应当给予惩戒。综上，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辩称：1、原告、第三人欠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工程款属实；2、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是因其公司是项目的施工单位，且涉及工程款支付，但与原告和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之间的项目转让没有任何关系。被告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未到庭，向本院提交答辩状称：1、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未授权杨春艳签署该《协议书》；2、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未参与该《协议书》谈判过程；3、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不知悉该《协议书》内容。故该协议签订时系未经授权的个人行为，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无关，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不予承认。另外该项目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已经通过过户协议转让给了运城空港融高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告杨春艳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有：1、运城经济开发区友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拟证明1、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在2017年8月2日前的名称为运城经济开发区友谊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是王某某，登记的王某某手机号是1345××。2、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在2017年8月2日前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的经营范围和资质等，仅具有批发、零售等资质。2、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企业信息。拟证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3、2016年2月5日，原告和运城友谊房产公司、陕西省鑫地源建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根据该协议内容可知：该协议转让的是：“位于运城市机场大道以南，库东路以东，同蒲铁路以北；宗地编号为：1408××300未挂牌的土地上一栋施工至9层主体结构的楼房及地上所有附着物和设施”，也就是转让房地产项目。该协议本质上是房地产项目转让协议，因存在如下问题无效：（1）、原告在未经当时的项目所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属无权处分；从该协议附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声明可知，二被告均知道，原告无处分权，需要得到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声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至今并未出具声明追认该协议，对该协议不知情。因此，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2）、根据协议约定第三条2款的内容可知，该转让的房地产项目没有取得土地证，且至起诉前没有取得土地证，也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房地产，该《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第三十八条及第三十九条是效力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协议无效。裁判文书网有判例将第38、39条作为效力性规定。（3）、该协议自签订后，一直没有实际履行，房地产项目一直属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和原告掌控之中。（4）、原告是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原告对此协议的签订没有过错。4、意向合同。拟证明原告和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签订协议书，转让的项目所有权人是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原告签订协议系无权处分。5、声明书。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出具的声明书，拟证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未授权原告签订转让《某某园二期》项目的权益，进一步证明，原告是无权处分，协议无效。6、运城市国土资源局运城经济开发区分局2019年4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宗地编号为：408××300的土地位于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大道以南、库东路以东、同蒲铁路以北，土地面积5655.14平方米，截至2019年4月25日尚未出让，权利人属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也就是说该地在原告起诉前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证明本案三方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7、抢救病历。拟证明原告在签订协议前，被抢救的情况，病历显示胸闷等，证明原告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的情形。8、申请法院调取的报警记录。拟证明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在签订协议前多次在工地扰乱秩序、非法拘禁逼迫杨春艳签订协议的事实。报警十余次，由于时间较远，只调取到了四次。证明杨春艳签订协议时是被迫的，没有过错的。9、2020年8月20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公告，拟证明案涉土地尾号为300号在8月20日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也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管委会对土地附着物的估价为24×元。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针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首先，原告的陈述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属于案件客观事实，且与合同效力认定没有关联性。关于原告陈述的担任项目经理的时间被告不清楚，关于付款，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按照协议向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支付了10×元，按照原告的指示向案外人杨某（原告儿子）转账2×元。总计付款12×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运城经济开发区友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信息。真实性无异议，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在签订涉案协议时无房产开发资质，正是在签订本案协议之后，为了履行该合同才将自己名称更改为房产公司，增加了房产开发资质。证据2、运城市华泰房产公司的信息。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正是借用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资质，实施了本案所涉及的项目开发。证据3、原告与运城市友谊房产公司于2016年2月5日签订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签订主体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恶意串通、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效力性规定，也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协议仅是债权协议，并非物权变动协议，该协议的标的指原告对该项目中所享有的权利及义务，并非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让。原告代理人所称的判例有的是针对土地权的转让，且土地已经被收回，有的涉及联合开发问题，原告代理人所述的判例中所引用的38、39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便是对违法建筑的转让，也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对该协议书的具体质证意见，详见被告举证意见。证据4、意向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并不约束运城友谊房产公司。涉案项目中的房屋及土地均未取得使用权和所有权，且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在客观证据中的自认相悖。该意向书不能证明所有权人是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也不能证明涉案的项目权利人是运城华泰房产公司。证据5、声明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声明书本身就是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与原告恶意串通所做的虚假陈述，这与原告和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在本案其他的客观证据与自认完全相悖，属于虚假陈述。证据6、运城市国土资源局运行经济技术开发分局2019年4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说了土地的现状，该证据不能否定其他客观证据已经可以证明的，空港管委会允许原告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客观事实。涉案的协议书属于原告对涉案项目的债权债务转让，不存在无效情形。至于法律后果怎样，是处分行为，则需另当别论。证据7、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因拖欠工人工资被围堵的事实以及身体不舒服的事实，根本不能证明受胁迫的事实。从原告签订协议及出具承诺书等客观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原告是完全在自愿的情况下与运城友谊房产公司签订的协议。对证据九，2020年8月20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公告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违法建筑上进行招牌挂的行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针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首先，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协议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协议签订之后，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收到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10×元已经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第三人出具的声明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对证据7、8，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当时签订协议书时是在住建局办公室，也是由住建局协调的情况下达成的，不存在胁迫的情形。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对原告代理人所述的判例，真实性认可，但是关联性不予认可。今年的7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强类案检索的意见，其中第九条指出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其他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因此，原告所述的判例对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价值。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就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有:1、原告杨春艳与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在2016年2月5日签订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将实际投资建设的某某园二期项目打包转让给运城友谊房产公司，转让价款为50×元。标的物为某某园二期项目，主要指一栋施工至9层主体结构的楼房及地上所有附属物和设施，该楼房及地上附着物是经运城空港管委会同意原告在未挂牌的编号为1408××300土地上建设的违法建筑。在协议第3条第2项的第2款及第4条第3项中双方明确约定，由运城友谊房产公司继续该项目施工，并取得对该土地的优先受让权。该协议书实际上是一份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合同，并不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即原告将涉案土地即建筑物上所享有的权利及义务转让给运城友谊房产公司。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无效情形。2、2016年2月6日原告杨春艳向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按照双方于2016年2月5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原告应向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提供有关手续。原告于2016年2月6日向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承诺，在2月22日之前将与柴某某的协议、房产公司的公章（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债权明细表向运城友谊房产公司交付，并约定了如违约愿承担2×元违约金。但原告违约一直未向运城友谊房产公司交付上述手续及物品。3、原告于2016年2月5日向运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声明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运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通知了本案所涉及项目的权利义务已转移给运城友谊房产公司。空港管委会副主任王某在当日批注将该声明书存土地储备中心。王某的批注行为属于对该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同意。4月1日双方发生争执，王某将原件退回。4、（2019）晋0802民初464号民事裁定书及起诉书、2018年3月19日原告制作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证据来源是从盐湖区法院档案室复印。拟证明原告在（2019）晋0802民初464号案件诉讼中，明确认可双方的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并在起诉状和解除通知书中自认其是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还在解除合同通知书第4段明确自认其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之间仅是挂靠关系，证明原告对涉案项目是实际投资人。该解除通知书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并未收到。5、某某园二期用地过户协议及补充协议。拟证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与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签订的过户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原告及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均认可涉案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是原告，在协议第1条、第3条、第4条及补充协议第1条中，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与原告自认原告是借用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资质，至协议签订时拖欠运城华泰房产公司2×管理费。尤其是补充协议第1条明确约定，所有的投资均是原告投资，并且明确了地上附着物包括建筑物的产权均归属于杨春艳。这是原告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自认行为，无须答辩人再进行举证。同时，在协议第1条中原告及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均书面认可在2013年8月28日签订过借用资质协议。6、2018年5月14日运城××房产公司与运城市空港开发区融高房产公司所签订的权益转让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证据五和证据六可以证明原告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隐瞒项目已经转让给给运城友谊房产公司，违法再次转让的事实。同时也可以证明原告和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在本案中恶意串通，故意作虚假陈述。7、收条及转账凭证等。拟证明原告按照双方于2016年2月5日所签订协议第3条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原告在将高压线的所有费用经相关部门确认变更到甲方名下，在春节前支付12×元。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已经履行完该义务，支付了12×元。但原告未按照该协议进行履行。原告在本案中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属于恶意诉讼。原告杨春艳针对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协议书上来看，协议第二行明确转让的是楼房及设施，是房地产项目的转让，是违反法律规定，无效。价款为50×元，政府公告是24×元，可以看出是胁迫签订。付款时间是原告在将高压线的所有费用经相关部门确认变更到甲方名下，原告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原告对效力的真实性、价格都有异议，结合原告当天住院，是被救护车拉走，能证实对这份协议的签订是不同意的。协议第二页盖章前明确载明附第三人的声明及施工合同，二被告明知房地产是第三人的。所以，这就不存在原告虚假陈述。原告根据客观事实及证据如实陈述，协议违反强制性规定。对证据2、3，在中院开庭没有见到过原件，如果都是真实的，原告回忆只有在签订协议当天签过字。声明书上很明显是被告方打印、制作好的，原告签了名字。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也不能证实已经将高压线变更到被告一名下。另外，从高压线费用就295×元，九层楼房的费用只有205×元，也能印证原告签订该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曲解了诉状及合同书的意思，主要表达协议没有经过第三人的认可，项目是以第三人投资的，事实和客观事实是存在，无法否认的。原告投资了一部分的钱，是原告和第三人内部的协议，对外是以第三人公司投资建设。用地过户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告回去核实真实性，不能证实被告证明的内容。即使体现原告是投资人，对外是以第三人公司投资。本案是房地产的项目转让，项目转让是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权益转让书，和本案没有关系，是本案土地的隔壁的土地转让，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9×元的转账上给收款人的留言是借款，还有被告公司实际人的签字，是工地借款。2月6日给杨某的，不能证明和本案的关联性，留言也是借款，可以看出本质上是借款，想获得本案土地的项目转让，协议是在仓促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在电力部门变更到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名下后，才给付款项。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针对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友谊房地产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3承诺书真实性认可，能够证明原告在签订协议书之后有履行后续义务的意愿。对证据4裁定书、起诉状及解除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5两份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公司没有参与过程。对证据7中本公司收到的10×元真实性认可。对杨某的2×元，本公司不清楚。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及运城华泰房产公司均未提供证据。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9，因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运城友谊房地产公司提供的证据1、4，原告及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提供的证据2、3以及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5，原告对其签名提出异议，并提出回去核实签名真实性，本院在庭审中告知原告对上述有异议的证据的签名及事实进行核实，并要求在庭审结束后三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法庭，但原告未予提供，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本院要求原告提交2013年8月28日原告与本案的第三人签订的关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开发资质使用授权协议，原告也未与提供。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开发公司提供的证据7，被告鑫地源认可已收到10×元，用于支付其工人工资，原告提出该宗款项系借款，但其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协议及转账凭证综合分析能够确定被告友谊房产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12×元的事实，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可。上述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元月下旬，原告杨春艳以其挂靠的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名义所开发的“某某苑二期”项目因资金短缺，无法正常支付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工人工资等相关费用。2016年2月5日，原告杨春艳与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友谊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8月2日更名为运城友谊房产公司）、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在运城空港住建局参与协调下签订协议书，甲方运城经济开发区友谊商贸有限公司，乙方杨春艳（身份证号142××24），丙方陕西鑫地源建设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三方约定原告将位于运城市机场大道以南，库东路以东，同蒲铁路以北，宗地号：1408××300未挂牌的土地上一栋施工至9层主体结构的楼房及地上所有附着物和设施转让给被告运城市友谊房产公司，转让的价格为50×元。协议签订后，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友谊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杨春艳儿子杨某账户支付了2×元、向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支付了10×元。2016年2月5日，原告向运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声明书，声明宗地号：1408××300土地上的附着物已经通过协议转让给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2016年2月6日，原告向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出具承诺，承诺将房产公司公章及相关债权债务手续交付给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同时查明，2017年10月12日原告与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案外人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某某苑二期用地过户协议》，约定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承2013年8月28日原告与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签订的《关于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开发资质使用授权协议》；原告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某某苑二期土地挂牌阶段继续使用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开发资质；原告欠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2×管理费由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付。2017年11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案外人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运城市空港开发区融高房地产公司签订《某某苑二期用地过户补充协议》，约定某某苑二期占地系原告杨春艳未办理任何土地手续情况下擅自占用的土地，该土地上的附着物的产权归原告杨春艳所有，还约定该地面上的2号、3号楼建筑物附着物产权最终归运城市空港开发区融高房地产公司。又查明，宗地号1408××300土地至今未进行出让。该土地上的建筑物至今未办理任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再查明，2019年1月1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二被告于2016年2月5日的协议书。2019年2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出撤回起诉申请，本院以（2019）晋0802民初46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在该次诉讼中，原告在起诉状中认可其与二被告所签协议属于有效合同，并自认自己是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同时向法院提供了其于2018年3月19日向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发出的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在该通知书中原告自认与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未收到该解除通知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与二被告三方于2016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原告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为：1、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51条主张涉案协议为无效协议，认为原告转让的项目所有权人是运城华泰房产公司，主张原告系无权处分。2、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一）项、第39条第一款第（一）项，认为原告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没有交纳土地出让金，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属于无效协议。3、原告以签订协议时其受到胁迫为由认为涉案协议无效。一、本案是否适用合同法51条的规定。根据2017年10月12日原告与第三人运城华泰房产公司、案外人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某某苑二期用地过户协议》和原告、运城华泰房产公司、运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运城市空港开发区融高房地产有限公司四方所签订的《某某苑二期用地过户补充协议》及原告之前在法院就涉案事宜起诉时，提供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中的自认事实，可以印证原告是借用运城华泰房产公司的资质，某某苑二期实际投资人就是原告杨春艳。因此，可以认定原告是某某苑二期地上建筑附着物的实际权利人。原告在本案诉状中还自认是某某苑二期的项目经理，因此不论其是实际权利人或是项目经理，二被告均有理由相信原告具有签订本案协议的主体资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原被告三方所签《协议书》主要是对某某苑二期项目转让，实质上是对原告在该项目中的权利、义务转让，且目前标的物尚未交付，仅从合同负担行为讲，原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主张涉案协议为无效协议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涉案协议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一）项、第39条第一款第（一）项，并导致合同无效。从原、被告所签订涉案协议内容来看，协议内容并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一）项、第39条第一款第（一）项是针对未交纳土地出让金和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做的规定，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即使违反该规定也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原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一）项、第39条第一款第（一）项主张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以涉案协议签订时其受到胁迫为由，主张协议无效。庭审中原告提供了运城市急救中心2016年2月2日院外病例记录等，显示原告因胸闷就诊，运城市110指挥中心2016年1月27日、2016年1月28日、2016年1月30日四份报警受理单，该四份受理单证实原告报警理由是有人闹事、不让其走等，处理结果均是劳务纠纷，形不成案件。该劳务纠纷和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劳务人员相关，与被告运城友谊房产公司无关，就诊时间和报警时间与2016年2月5日签订协议时间相隔数日，不能证实和2016年2月5日的协议有关联及签订协议时其受到胁迫的事实，且原告也未在法定期间行使撤销权。被告陕西鑫地源建设公司庭审中称该协议系在空港住建局主持协调下达成，因此原告提出签订涉案协议时其受到胁迫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本院确认其与二被告签订的涉案协议无效的主张，无证据支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春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杨春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洁丽人民陪审员  屈朝军人民陪审员  王文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杨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