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823民初1827号原告：王增隆，男，1972年1月7日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武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来福，福建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梦锴，福建超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龙岩市荣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55323232X3，住所地：龙岩市新罗区苏溪桥头15号四层401室。法定代表人：黄志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惟金，上海劳达（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东华，上海劳达（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增隆与被告龙岩市荣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增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来福，被告荣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东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增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于2020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2．判令荣安公司支付王增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57,465元；3．判令荣安公司支付王增隆因未提前1个月告知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发工资5,746.5元；4．判令荣安公司为王增隆补缴自2015年3月起至2020年1月31日的社会保险费用。事实与理由：王增隆自2015年3月起受聘为荣安公司处驾驶员，做荣安公司承接的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矿山堆场排碴运输工作。自入职时起，双方每年有签订劳动合同一式两份，但二份合同均由荣安公司保存。2018年上半年，荣安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则将王增隆的劳动关系挂靠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下半年则挂靠厦门闻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自用工至今，荣安公司工资发放虽为正常，但从未为王增隆缴纳相关社保费用。近一年来，王增隆的月平均工资为5,746.5元。2020年1月1日，王增隆与公司其他员工20余人，突然荣安公司告知从该日起安排到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上班，双方终止劳动关系。王增隆认为，荣安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本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且应依法一年给予一个月的经济补偿，但荣安公司仅同意按一年给1,000元经济补偿。王增隆委托律师协商，也被置之不理。2020年5月6日，王增隆向上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因王增隆不能提供劳动合同及工资由谁发放的依据，且无法提供缴纳社会保险记录，仲裁委员会作出杭劳人仲［2020］127号裁决驳回了王增隆的仲裁请求。王增隆认为，仲裁庭以上岗证、出入证不足以证明王增隆与荣安公司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仲裁，理由正当，但荣安公司扣押劳动合同、工资以个人名义发放及不为王增隆缴纳社保系违法行为，由此造成王增隆举证不能，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王增隆在起诉时申请法院向紫金矿业调取职工培训花名册、紫金山派出所金铜矿人员花名册及县卫生防疫站职工体检花名册）。为此，提起诉讼。荣安公司辩称，王增隆为了达到索赔目的，随意杜撰事实、曲解法律、浪费司法资源，有违公序良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１．王增隆在《民事诉状》中陈述：“2018年上半年．．．．．．王增隆的劳动关系挂靠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下半年则挂靠厦门闻韶建筑有限公司”、“2020年1月1日．．．．．．到兴宇矿建公司上班”，此事实直接证明，王增隆并没有与荣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即王增隆不是与荣安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2．王增隆在《民事诉状》中陈述“2020年1月1日．．．．．．到兴宇矿建公司上班”，但又请求“判决王增隆于2020年1月31日与荣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暂且不论王增隆的事实与理由是否成立，王增隆陈述相关事实的时间本身就前后矛盾，此事实直接说明王增隆为了达到索赔目的而随意杜撰事实。3．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支付代通知金（即提前一个月的工资）是有法定条件的，即劳动者是因患病不能从事工作、不能胜任工作或客观情形发生变化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用人单位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的，才需要提前30天书面通知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即代通知金，支付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有条件的合法地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而本案中，暂且不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王增隆的诉讼请求所阐述的理由本身就不符合支付代通知金的基础条件。因此，王增隆关于支付代通知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暂且不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王增隆关于未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畴，且也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二、王增隆是与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下称兴宇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荣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1．王增隆是由兴宇公司缴纳工伤保险，此事实可以直接证明其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谢庆禄和王增隆一样，也是由兴宇公司缴纳工伤保险，谢庆禄于2018年9月24日受伤后被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为兴宇公司，谢庆禄与兴宇公司就受伤事宜于2019年8月15日达成调解并签订《调解书》，此事实也直接证明，王增隆与谢庆禄一样，是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3．王增隆由兴宇公司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安全生产责任险，依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投保人对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此事实直接证明王增隆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邱宇龙和邱福延（是兴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2020年1月份工资表》和《2020年2月份工资表》中有签字确认，由荣安公司为王增隆代付工资，由此可见，王增隆是与兴宇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荣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荣安公司仅是代付工资而已。5．兴宇公司在《工程款、运输款领款单》上有加盖公章确认，兴宇公司与荣安存在工程承包关系，相关款项汇入邱福延的账户，此事实也直接证明了王增隆是与兴宇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三、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王增隆本案的所有诉讼请求都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前面第二点论述，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荣安公司不可能通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也无须支付赔偿金和代通知金，王增隆也没有提交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王增隆本案的所有诉讼请求都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告王增隆围绕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王增隆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也即经济赔偿金的标准数。2．上岗证、矿区出入证复印件，证明王增隆为被告处的员工。3．银行业务凭证，证明2018年上半年王增隆的劳动关系由被告挂靠到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相关保险费用由荣安公司出资缴纳。4．杭劳人仲［2020］127号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5．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出具的《安全教育登记表》，证明王增隆参加了荣安公司单位2015年度的入职安全教育；第35页第3行谢庆禄为荣安公司员工。6．紫金派出所出具的荣安公司提交的《暂住人口变动情况》证明：⑴王增隆系荣安公司自己向紫金派出所申报为本单位的职工；⑵王增隆的务工开始时间为2017年2月8日；⑶73页105号、77页89号证实谢庆禄为荣安公司的职工。⑷江树益（各年度第3号人员）为荣安公司的员工。7．上杭县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出具的《职工职业病体检表》，证明：⑴王增隆于2017年10月27日、2019年12月5日与荣安公司的职工一起在上杭县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作职业病体检；⑵第94页第7行证实谢庆禄于2018年9月28日为荣安公司的员工进行体验。8．上杭县税务局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登记确认信息，证明荣安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地为龙岩市工商局，荣安公司单位在新罗区第三税务分局进行税务申报，因在紫金山金铜发生业务，而在上杭县税务局进行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登记，办税人为江树益，结合王增隆提供的证据1银行交易明细和证据6紫金派出所出具的荣安公司提交的多年《暂住人口变动情况》第3号人员信息，可证明王增隆的部分工资由荣安公司的财会人员江树益代为发放。9．工商银行上杭县支行出具的借记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结合《安全教育登记表》《暂住人口变动情况》《职工职业病体检表》，证明荣安公司提供的证据1-7证明对象及事实与事实不符，谢庆禄的工伤赔偿款项的支付主体实际为荣安公司。10．调查令，证明王增隆提供的证据5-9系法院开具调查令调取。11．机械车辆转出报告复印件（原件在紫金金铜矿生产车辆管理处保存），证明在万祥工地干活的员工是荣安公司的员工，不是万祥公司的员工。12．工伤认定书及荣安公司“三违”处罚通知书，证明生产管理形式与现在起诉的21个职工都是属于车队管理的，属于荣安公司的职工，同时驳斥荣安公司的证据7《荣安公司职工花名册》是虚假的。13．郭志耿与被告公司管理人员戴文野的聊天记录、郭志耿证明、转账的短信通知，证明荣安公司辞退其原管理人员郭志耿的情况，郭志耿是荣安公司的员工。荣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3、5、6、7、8、9的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也无法证明王增隆的主张。证据1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下称兴宇公司）与荣安公司存在承包关系，转账人仅是为兴宇公司代付工资，王增隆是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1．王增隆是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兴宇公司与荣安公司存在承包关系，虽然有填写了“荣安”字样，但不能据此证明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荣安公司也并未加盖公章，反而加盖的是紫金集团公司的印章，如果按照王增隆的逻辑，王增隆与资金矿业集团股份公司也存在劳动关系？故王增隆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2．王增隆自述2020年1月1日到兴宇公司上班，王增隆在劳动仲裁阶段确认，一起去兴宇公司上班的20余人中，有部分人的《上岗证》和《出入证》信息并没有改变，有部分人的信息填写的是新华都项目公司。由此可见，《上岗证》和《出入证》不能直接证明王增隆的上班地点或服务的公司，即无法直接证明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3可以体现，兴宇公司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部分资金往来，但是缴纳费用是以兴宇公司名义缴交的，此事实反过来可以直接证明王增隆与兴宇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兴宇公司为王增隆缴交社保费用，自2018年4月18日（国家金库上杭县支库）至2020年3月19日（上杭县社会劳动保险中心），即兴宇公司为王增隆缴交具有延续性，此事实反过来可以直接证明王增隆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4《裁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裁决书》的裁决合法有据。对证据5-7，由于荣安公司直接从紫金集团承包工程，兴宇公司再向荣安公司承包部分业务，紫金集团为了方便统计，统一口径按第一分包人名义进行信息汇总，以上资料仅作为紫金矿业履行对有关人员的安全培训、暂住登记的证明，但不能就此证明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正如王增隆提交的《上岗证》和《出入证》一样，不能直接证明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罗开斌、饶均祥2人安全教育登记表》中，饶均祥的“所属单位”是“中水十六局”，即这些证据的信息无法直接证明用人单位主体，否则，按照王增隆的逻辑，饶均祥是与“中水十六局”建立劳动关系？证据8确认江树益是荣安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对王增隆其他的主张不予确认。证据9谢庆禄与兴宇公司的劳动关系，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予以体现。黄志平向谢庆禄付款，是基于兴宇公司的借款，无法据此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与证据5-7的质证意见一致。调查令回执中注明，调查紫金矿业的回执表中的人员与备注，是否与荣安公司是否劳动关系或承包关系，由荣安公司自己决定。王增隆申请调取以荣安公司为对象进行筛选，不是以王增隆为对象进行筛选，不能体现王增隆的所有登记信息。派出所的证明只2019年10月，事实上兴宇公司的房子，所有信息体现的是荣安公司，王增隆与兴宇公司期间体现的也是荣安公司的信息。证据11、12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也无法直接证明王增隆的主张。该证据的内容，只能证明有机械设备，从荣安公司承包的区域转移至福建兴万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万祥公司）所承包的区域，无法直接证明荣安与王增隆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包括邱福延、王含珠、邓兆钦、王增隆、石加文、范启杰、林小峰、王增隆等人，在2015年前后的社会保险是由万祥公司缴纳的（此事实可以从仲裁委调取的社保记录予以证明），如果按照王增隆的逻辑，那么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王增隆在此期间是与兴万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且，邱福延、王含珠经过劳动仲裁委的裁决后并没有提起诉讼，即认可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证据12陈仲武在2017年8月21日之前是邱宇龙的工人，在2017年8月21日之后属于兴宇公司（邱宇龙100%的股份）的工人。林水河每个月的收入在1.4万-2.1万元左右，不符合紫金山矿上的员工个人的正常收入情况，可能是林水河个人又与兴宇公司存在承包关系。证据13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即便法院最终认定真实，也无法证明原告主张。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王增隆是有意取舍，无法体现聊天的真实内容。属于第三方证人证言，没有出庭进行质询，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聊天内容反过来证明邱宇龙与荣安公司存在承包关系，郭志耿是邱宇龙的工人，受邱宇龙管理。荣安公司围绕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出示以下证据：1．《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工伤保险缴费明细表》，证明王增隆以及谢庆禄是由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缴纳的工伤保险，即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工伤事故备案表》；3．《工伤认定书》；4．《证明》；5．《杭劳人仲（2019）131号调解书》。证据2-5证明谢庆禄于2018年9月24日受伤并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是兴宇公司，谢庆禄与兴宇公司就受伤事宜于2019年8月15日达成调解并签订调解书，此事实可以直接证明谢庆禄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即要与谢庆禄一样也是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6．《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投保单》，证明2018年4月18日兴宇公司为包括要在内的人员，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安全生产责任险，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投保人对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此事时可以直接证明王增隆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7．《荣安公司员工花名册》，证明王增隆不是被告的员工，王增隆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8．《兴宇公司企业基本信息》证明丘宇龙是兴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监事，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0月15日变更为邱福延，股权和监事与2020年4月3日变更为邱福延和王含珠，及王增隆及邱福延、王含珠等人，是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9．《2020年1-2月份工资汇总表》，证明兴宇公司与荣安公司存在承包关系，荣安公司仅是为兴宇公司代付工资，王增隆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0．《劳动合同》（邱福延、王含珠、邓兆钦、郭志耿、黄雪峰、江月辉）证明邱福延、王含珠、邓兆钦、郭志耿、黄雪峰、江月辉等人与兴宇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黄雪峰、江月辉在劳动仲裁阶段代表王增隆参与庭审，确认邱福延、邓兆钦、郭志耿等人为现场管理人员。由此可见，王增隆是接受兴宇公司的管理，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1．《工程款、运输款余额领款单》；12．《电子银行回单》；证据11-12证明新股公司与荣安公司结算工程款余额和运输款，荣安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向兴宇公司支付工程款，此事可以直接证明，兴宇公司与荣安公司存在工程承包关系。邱福延时兴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员工，要接受邱福延的管理，是与兴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3．《劳动仲裁庭审笔录》，证明邱福延、郭志耿等在内的人员，内部自成管理体系，王增隆没有接受荣安公司的管理，与荣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暂且不论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王增隆是自愿与兴宇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王增隆的情形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支付代通知金和经济赔偿金的法定条件。14．邱宇龙和黄志平的微信聊天，证明荣安为谢庆禄付款是代兴宇公司付款，兴宇公司向荣安公司借款。15．【杭劳人仲案字（2020）第118号】《裁决书》，证明邱福延曾与原告一起提起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上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定书》驳回邱福延的全部仲裁请求，邱福延并没有提起诉讼，即邱福延确认其与荣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劳动争议仲裁阶段及本案一审阶段，均陈述其主要接受邱福延的管理（签合同、请假等等），而邱福延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与被告肯定不存在劳动关系。16．《工伤保险团体参保登记表》，证明荣安公司在紫金集团承接的项目属于建设工程领域的项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荣安公司需要以工程项目总价的一定比例向社保部门缴纳费用购买“建工险”，此险种不同于常规的社会保险（以工资基数缴交保险费），而在陈仲武受伤时，兴宇公司没有为陈仲武购买任何保险，所以基于兴宇公司的申请和协调，通过荣安公司的“建工险”申报工伤，荣安公司方依法承担的是人员受伤后的用工主体责任，但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据此证明原告与荣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7．《车辆销售合同（分期）》，证明2016年3月15日，邱宇龙向广西吉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机械设备，组织邱福延及原告等人开展施工工作。此事实可以佐证，邱宇龙在2017年8月21日之前（兴宇公司成立前）与荣安公司存在承包关系的事实，原告是由邱宇龙、邱福延管理，与荣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8．《民事判决书》【（2017）闽0823民初713号】，证明2016年2月6日，邱宇龙因为工程款周转需要向孙文辉借款，由王玉平担保，后孙文辉提起诉讼，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4日作出（2017）闽0823民初71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孙文辉的诉讼请求。此事实可以佐证，邱宇龙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关系的事实，原告是由邱宇龙、邱福延管理，与荣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19．《结算书》；20．网上银行转账记录。证据19-20证明荣安公司与邱宇龙的部分工程项目结算及部分工程款支付记录，此事实可以佐证，邱宇龙与荣安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关系的事实。21．黄志平与兴宇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宇龙聊天记录，证明黄志平为兴宇公司代付谢庆禄调解款，该款项为兴宇公司向黄志平的借款。王增隆质证认为，证据1-13、15、16、18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荣安公司的主张：1．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因荣安公司承接工程的需要，应其法定代表人黄志平的要求而于2017年8月21日设立，其于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的工伤保险缴费和安质险也是由荣安公司实际交缴。2．王增隆提供的证据9借记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荣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志平于2019年9月1日、10月8日通过网上银行分别向谢庆禄的个人账户汇款2万元和5万元，结合证明中注明“谢庆禄在2018年9月24日发生工伤事故，我司未考虑到后续的理赔事宜”，可充分证实，谢庆禄的工伤赔偿的实际义务人是荣安公司，该汇款事实与杭劳人仲［2019］131号调解书确定的调解内容二的金额完全一致，只是第二笔的付款时间（2019年10月1日前）推迟了七天。证据8能够证实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的设立时间、法定代表人、股东、监事的信息及变更情况，但不能证明荣安公司主张的王增隆与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9不能证实荣安公司的主张。相反，从荣安公司提供的工资汇总表的时间可以明显算出，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是在今年1月才独立核算，之前的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只是因管理或纳税方面应荣安公司的要求而设立，荣安公司拿不出证据证明在2020年1月份之前二者存在承包或独立核算的关系。证据10不能证实荣安公司的主张。王增隆提供的可证实邱宇龙、王含珠、郭志耿等人为荣安公司的工地管理人员，王增隆与荣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即使主张王增隆与兴宇公司劳动关系成立，也只能证据2018年度的劳动关系。证据11不能证实荣安公司的主张。2020年4月3日、26日的领款单，只能证明今年以来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与荣安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存在独立而不能证明2020年以前两者之间的经营模式。证据12只能证明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邱宇龙与荣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志平在2017年12月间存在经济往来。证据13不能证实荣安的主张。劳动仲裁时入职时间陈述错误是因王增隆一直认为荣安公司有为其办社保，仲裁时申请后才知荣安公司存在违法行为。邱福延、邓兆钦、郭志耿是荣安公司聘请的管理人员，王增隆接受其现场管理，充分证明王增隆与荣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邱福延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为荣安公司所聘请，其在2018年间虽有让王增隆等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但职工是鉴于求职的需求，并不存在认真分清用工主体。证据14真实性不知，但实出资人为荣安公司。证据15不能证明荣安公司的主张。邱福延为提起诉讼是他考虑到自己现在是兴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日后与荣安公司向在紫金山上承接工程，为搞好单位之间的关系才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而邓兆钦原来也是荣安公司的现场管理，其原本也听从荣安公司会给他们管理人员好处的许诺不起诉，但在诉讼时效的最后一天要求代理人起诉。王含珠则在其他职工起诉二周后失去了起诉时效要求代理人帮其起诉。证据16不能证明荣安公司的主张。王增隆己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陈仲武为荣安公司的职工。证据17真实性不知，即使真实，也无法证实荣安公司的主张。荣安公司如果要证明其与邱宇龙存在内部承包或分包关系，应提交书面合同为证。证据18不能证实荣安公司的主张，也无必然的关联性。证据19、20真实性不知，即使真实，也无法证实荣安公司的主张，也无必然的关联性。本院为核实相关事实，依法调取以下证据：1.2019年之前荣安公司与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有关的承包合同；2．兴万祥与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有关的承包合同，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有关的承包合同；3.2020年度的荣安公司与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有关的承包合同，紫金山金铜矿目前部分外协单位相关人员的登记表。王增隆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也能证明王增隆在这些承包合同的工地上时，都是荣安公司发放工资，说明紫金矿业要求施工单位必须为干活的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和安全险。因此荣安公司在挂靠这些公司后，只能以这些公司的名义为这些职工缴纳保险。因为是禁止分包，所以荣安公司不敢把这些职工认为是自己的职工，不然就违背了紫金矿业的规定。同时这些合同可以排除荣安公司主张的丘宇龙及兴宇公司是挂靠人或者承包人的说法。对紫金山金铜矿部分外协单位相关人员的登记表形式上是真实的，但部分内容不真实，如范启杰、王增隆、石加文等是新华都或其他公司的职工，这只是施工是的挂靠单位，而不是实际用人单位，这十六个人全部都是由荣安公司使用和管理，且由荣安公司发放工资。荣安公司制质证认为，真实性予以确认。荣安公司与新华都、兴万祥一样，都是直接从紫金集团承包工程的，邱宇龙或兴宇公司，再从荣安公司、新华都或兴万祥中转包部分工程，并让邱福延等人组织原告施工。《社保记录》可以证明，范启杰、石加文、邱福延、李汉华、林小锋、王含珠、王增隆、邓兆钦等人有在万祥缴纳社会保险，曾春林、李洪男有在新华都缴纳社会保险（其中邱福延、王含珠、李洪男就仲裁裁决并未提起诉讼，即确认其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的劳动仲裁及之前开庭的陈述，王增隆确认有在新华都或兴万祥承包的区域工作的，且住宿、出入证等信息均没有变更，是接受邱福延的管理。以上事实可以形成证据链佐证了邱宇龙或兴宇公司与被告的承包关系，王增隆接受邱宇龙和邱福延的管理，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王增隆、荣安公司提供证据，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部分，本院调取的证据双方对真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部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分析认定。本院调上述有效证据所证明内容，应综合分析认定。经审理查明：一、荣安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19日，黄志平为荣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矿山工程施工，大型土石方、公路、桥梁、市政公用及房屋工程的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树益为荣安公司的财务人员。二、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成立，成立时的法人为邱宇龙，2019年10月15日法人变更为为邱福延，2020年4月3日投资人由邱宇龙变更为邱福延。经营范围为：矿山工程施工承包、土石方工程承包（需持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资质证书开展活动）；矿石、砂石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运输）；矿货装卸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三、在2012年至2020年间，荣安公司在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承包有矿石、堆场、出渣、排渣等等工程，在与紫金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下属的企业签订承包合同，均约定禁止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四、2015年3月，王增隆到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紫金矿山堆场排碴等工地从事运输工作。王增隆自认在从事运输期间受邱福延、邱宇龙、邓兆钦等管理。2018年初，王增隆与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一年；2018年11月间，王增隆与厦门闻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一年。在上述两份合同签订时参加人均由邱福延、邓兆兴、丘宇龙等人员安排签订。五、2018年4月18日，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分有限公司投保高危行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投保单中被投保人雇员人数为63人，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19日至2019年4月18日，投保所附的被保险人的名单：邱宇龙、郭志耿、邱福延、邓兆钦、王增隆、郑云胜、饶均祥等63人。六、2020年1月、2月，王增隆在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管理的工地上工作，报酬由荣安公司代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支付，有邱福延、邱宇龙工资汇总表上签字确认。七、王增隆2015年3月至2020年1月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为：2015年3月至2015年12月王增隆的工伤保险缴费单位是福建兴万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王增隆的工伤保险缴费单位是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2019年12月、2020年1月王增隆的工伤保险缴费单位是上杭县兴宇矿建有限公司，其余时段无王增隆各项保险参保缴费记录。八、王增隆的银行流水明细：2018年4月至2020年4月由江树益按月批量转款给王增隆。九、对王增隆要求荣安公司为其补缴自2015年3月起至2020年1月31日的社会保险费用这一项诉讼请求，因办理或初次社会保险费用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已作出裁定驳回起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增隆与荣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王增隆自认在2018、2019年间分别与兴宇公司、厦门闻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期间兴宇公司有为王增隆缴纳部分时段的工伤保险，而兴宇公司与厦门闻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王增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兴宇公司、厦门闻韶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系挂靠荣安公司，且王增隆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上岗证、出入证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工作系受荣安公司的管理，无法证实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而王增隆的诉请均基于其与荣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其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增隆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王增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东审 判 员  林维峰审 判 员  蓝树高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范秀玲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