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5162号原告：张某叶，女，198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华，系广东某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龙，系广东某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焦某林，女，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祥，系广东某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某含，系广东某晖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某源（广州）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东乡村南桂路。法定代表人：焦某林，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某祥，系广东某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某含，系广东某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叶与被告焦某林、第三人某源（广州）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龙，被告焦某林第三人及某源（广州）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锦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人民币75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7年5月17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六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直至付清之日止（以75000元为本金，暂计至2020年7月31日为14436元);以上两项合计为89436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16日被告向原告借款75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并承诺短期内返还。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鉴于被告和原告相熟，原告一直未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经原告多番催讨，被告于2019年5月10日向原告出具《欠条》并承诺最迟于2020年6月30日前还清。而后，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回避还款。原告为维护自身权利，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当庭补充如下：75000元借款的其中50000元是银行转账，25000是现金支付。被告焦某林辩称，1、被告只收到转账的50000元，没有收到原告所说的25000元；2、本案案由是股权转账纠纷，涉案款项，实际是股权转让款，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被告提交的公司收款证据；3、本案原告应该起诉的是签订合同的当事人而非被告。第三人某源（广州）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源公司）述称，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来说，转让方是焦某玲，被告是代收，当时公司需要周转，被告收钱进来以后，全部用在公司周转上，其他意见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综合分析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和庭审的陈述，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5月16日，张某叶通过广发银行账户向焦某林转款50000元。2019年5月10日，焦某林向张某叶出具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到张某叶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最迟于2020年6月30日前还清”。2020年1月3日，张某叶与焦某林微信聊天，张某叶说：“焦姐，休息了吗？我妈妈现在生病了，情况非常不乐观，住院半个月花费也特别大，我那个钱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呢？或者先给一部分也行……我相信您一定能够理解我此刻焦急的心情，希望多对理解，谢谢了”，焦某林说：“前段时间在你朋友圈看到了一下，本来想问问你，也是考虑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来得及问，公司20多天前也发生了一点意外，现在整个公司要搬家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奔波，实在抱歉，也不敢过问你的事情。你妈妈的情况比较严重吗？我跟小曹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先还一点”，张某叶说：“公司怎么了？前几天看年会还挺好的，我妈妈不太乐观，双肺××，肠梗阻，最严重的怀疑淋巴瘤，今天转院到广医二院本部血液科了，明天抽骨髓活检，希望能排除淋巴瘤”。2020年7月4日，张某叶与焦某林微信聊天，张某叶说：“焦姐，您看看我的那个钱是不是给我了，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昨天又陪我妈妈去了医院，现在血压不稳的又得加药了，逼不得已也不催您这个钱……但是我现在的情况真的很难，您理解一下”，焦某林说：“不还意思，刚看到。你催我是应该的，大家都不容易。我能拿出来我真心想早点给你，但是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艰难”，张某叶说：“焦姐，明天我就要陪我妈妈去医院检查，实在是要一大笔钱费用，您看看能不能挤一点给我救救急，也不是说一次性要完75000元，先给我一万也可以的，您也知道，医生不给钱是不会发药和做治疗，希望理解一下我的处境，谢谢了”，焦某林说：“非常尴尬，我现在连自己的信用卡都还不上，你稍等让我喘口气，看看甩掉一边会怎样，我已经搬了3天了，脑力和体力已经全部透支到极限”，张某叶说：“每一次都这样说”。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款项是股权转让款还是借款，就此争议焦点，焦某林及某源公司分别举证及陈述如下：焦某林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家政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证明原告张某叶、某源公司与焦某林向来存在业务合作关系；2.张某叶参与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用涉案款项出资占用某源公司25%的股份，后稀释为20%，且参与公司经营；3.某源公司收到涉案款项凭证，证明涉案款项是张某叶对某源公司的投资款，焦某林收款后已经交某源公司；4.某源公司交办公室租金凭证，证明某源公司将涉案款项用于交办公室租金；5.某源公司发放员工工资凭证，证明某源公司将涉案款项用于发放员工工资；6.某源公司交育婴师报考费用凭证，证明某源公司将涉案款项用于业务活动，交育婴师报考费。《家政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签订日期是2013年3月15日，签订双方是焦某林（甲方）与张某叶（乙方），双方约定：甲乙双方自愿合作开展《家政培训项目》，内容包括月嫂、育婴师、催乳师及护理员等家政培训，双方合作之前甲方已投资公司装修及广告费用约200000元，乙方以培训技术投资于负责《项目》教学与甲方合作，不再以其他任何方式对该合作《项目》进行固定财产的投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事宜除外）……本协议有效期一年，从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等等。某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股份转让协议》，证明焦某玲与张某叶、曹某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焦某玲将某源公司股份的25%转让给张某叶，转让金250000元；2.印章缴纳回执，证明某源公司曾用名广州某源家庭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日期是2018年4月20日，载明：“转让方焦某玲，受让方张某叶、曹某平，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及股东和决议，现就转让方在广州某源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订立协议：一、焦某玲股东将原出资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的部分（全部）25万元转让给张某叶，转让金25万元；焦某玲股东将原出资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的部分（全部）5万元转让给曹某平，转让金5万元；二、2018年4月24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三、至2018年4月23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偿，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4月24日起张某叶、曹某平成为本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协议尾部，焦某玲在“转让方”处签名，张某叶、曹某平在“受让方”处签名，焦某林、焦某玲在“同意上述转让的股东”处签名。焦某林与某源公司陈述：1.被告只收到原告的50000元汇款，没有收到原告所说的交付现金250000元现金。原告委托的律师庭审称有25000元是现金交付的，故欠条金额为75000元，该交付25000元没有证据证明，不应认定；2.本案的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民间借贷。原告与被告、第三人早有业务合作（见2015年《家政项目培训》合作协议书），被告在2017年收到的5万元款项是原告的投资款，当时就说好要将焦某玲签订的第三人股权让给原告。然后，原告见第三人生意不错，便于2018年与焦某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资250000元受让焦某玲的25%的股权，被告已经收到的50000元款项作为实际履行的50000元股权转让款由被告交给焦某玲。可是原告实际参与第三人经营管理后与其他股东发生重大冲突甚至吵架，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只有想用已经实际交付的50000元占有焦某玲25%的股权，故股东变更等级迟迟不能落实。原告是被告的朋友，是被告介绍加入股东，为了息事宁人让原告快点退出第三人经营管理避免发生更大冲突，被告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便自作主张加点利息在2019年写了欠条给原告，原告后来没有参与第三人经营管理；3.本案涉案款项实际上是股权转让款。被告立具的这张欠条属于重大误解，其中的50000元款项早已交付第三人用于房租人工等各项周转，该50000元是焦某玲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并无所有权。只是被告主持第三人日常事务，焦某玲也同意被告将该款项用于第三人周转，故由被告收取和安排；4.《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原告履行了给付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部分义务，该协议至今仍然有效。原告承认《股权转让协议》第二页上张某叶签名系其本人签名，否认第一页的三性，却拒不提供其以为的第一页内容，显然举证不利的后果应由其承担。从第二页第九条和下方“注”的内容可以看出，远高于第三人的股东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形成了股权转让法律关系；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审理；6.原告应当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当事人为被告及第三人起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是否协议解除或者如何做下一步打算，均需要该协议各方一起参与。原告刻意躲避基础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主张对其有有利的民间借贷关系，日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若有争议将导致原被认定为民间借贷款项的50000元又被认定为股权转让款项，倒不如在基础法关系中一并审理和查明，永无后患，才符合司法解释的本意。综上所述，原告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当，若其不愿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恳请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张某叶不同意焦某林与某源公司的意见，并陈述：1.原告提供的证据1-3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被告向原告借款75000元的事实。其中证据1证明了原告采用银行转账支付50000元的事实，虽然25000元的借款因为是现金支付，无支付记录，但是从证据2的欠条中得到印证，被告对欠原告75000元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证据3清楚的现实了原告向被告追讨借款75000元，而被告借由经济困难推脱，在追讨借款的过程中，被告并未对借款75000元的事实进行反驳，默认了上述事实；2.原告采用转账支付的5万元并非股权转让金。首先，原告对第三人某源（母婴）互利服务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的第一页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第二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即使第一页是真实的，该页中显示案外人焦某玲将25%的股份作价250000元转让给原告，交易的双方是原告和案外人焦某玲，而不是被告，此外，转款的时间是2017年5月16日，而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日期是2018年4月20日，这与交易习惯相悖，被告和第三人对此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被告焦某林提交证据1.家政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和证据2.原告张某叶参与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原告以技术投资与甲方合作，并不能证明原告在第三人有实际出资参股，从天眼查的记录可知，原告并非第三人的股东，第三人的股东出资至今未实缴，原告和案外人焦某玲未有实际的交易，原告也未参与第三人的分红，第三人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有实际履行。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1-3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被告向原告借款75000元的事实，被告拖欠该借款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本院认为，张某叶提供的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被告向原告借款75000元的事实，其中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了张某叶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50000元的事实，虽然25000元的借款因为是现金支付，无支付记录，但是在2019年5月10日焦某林出具的《欠条》中得到了印证，焦某林在《欠条》中对欠张某叶75000元的事实予以了确认，再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焦某林对欠张某叶75000元款项从未予以否认。退一步说，即使如焦某林所述，与张某叶曾经存在合作关系，案涉2017年5月16日银行转账的50000元是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焦某林于2019年5月10日出具《欠条》的行为，可视为双方对合作关系的一种清算确认，张某叶据此《欠条》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并无不当。至于焦某林抗辩涉案款项实际是股权转让款并非借款，由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是张某叶、曹某平与焦某玲，并非本案被告焦某林，焦某林的抗辩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焦某林欠张某叶75000元，焦某林未按期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张某叶要求焦某林偿还欠款本金75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张某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于涉案款项有关于利息的约定，故逾期利息应从《欠条》确认的逾期还款之日起算，即逾期利息以75000元未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20年7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焦某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清偿借款本金75000元及逾期利息（以7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2020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给原告张某叶；二、驳回原告张某叶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6元，由被告焦某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行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崔淑冰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