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民终5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赖金朋，男，1981年2月10日生，汉族，江西省安远县人，住安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雪松，江西微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世全，男，1963年8月5日生，汉族，住安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素娜，江西凯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赖金朋与被上诉人罗世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2020）赣0726民初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赖金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理由是：1、一审判决仅凭上诉人单方实施的在股东会议记录中签名就认定上诉人的入伙行为得到了全体合伙人的同意，上诉人的入伙目的已实现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上诉人在股东会议记录上签名是上诉人的单方行为，而入伙是否得到其他合伙人同意是双方行为。况且，案涉车队股东人数众多，参会人员无法识别各自身份，杜明山等18名合伙人也出具了《声明书》不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唐某、李某、杜某1、杜某2还出庭作证，明确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的股东身份；2、上诉人的入伙目的未能实现。上诉人受让股份的目的不仅是在所谓的股东会议记录上签名，而应包括参与合伙事务，共享合伙收益，履行合伙人的权利义务，但上诉人从未参与过合伙事务，分享过合伙利润。尤其是在2013年6月25日杜明山等30名合伙人起诉承包人李进方承包合同一案中，上诉人未参加过任何诉讼活动，只有被上诉人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了诉讼，在此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实现了合同目的是错误的，应予纠正；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该规定属于认定入伙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上诉人的入伙行为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无效，上诉人入伙的基础协议即涉案股份转让协议也当然无效；4、一审判决剥夺了杜明山等18名合伙人的诉讼权利。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判决书仅对案件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现合伙体已明确约定抵押股份不得转让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认为上诉人的入伙行为有效，这将导致其他合伙人必须认可上诉人的合伙人身份。也就是说，一审判决结果对杜明山等18名合伙人产生了法律效力，而他们在本案中又无法通过行使相应的诉权来维护自身权益。被上诉人罗世全辩称，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五十一条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应当继续履行；2、依据查明的事实，被答辩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合同目的实现方式并不是以是否获得了分红或者利润为依据。同时，被答辩人主张退还股份转让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赖金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13年10月3日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198000元及相应利息64350元，本息合计262350元（从2013年10月3日起以人民币198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算至2019年3月3日的利息为64350元，2019年3月3日以后的利息仍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时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案外人杜明山、李进方等人出资合伙经营安远县至潮汕营运客车班线，至2011年，形成了包括被告罗世全及案外人杜明山、李进方、杜永明、唐某、李某、杜某1、杜某2等人组成的合伙体，被告罗世全的股份份额为0.58333股。2011年5月18日，被告罗世全及案外人李进方、杜永明等七人共同以各自的股份为李进方取得安远县至潮汕营运客车班线承包经营权向其他合伙人提供担保，并签署了《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股份联营车队承租经营合同担保保证书》，载明：“……在陆年承包期间（即2011年6月1日—2017年5月31日）进行担保，在担保期间，该担保股权不得转让。如特殊情况需转让所担保的股权，需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同时应提供相应的股份担保后，才可对原担保的股权进行转移”。2013年10月3日，被告罗世全与原告赖金朋签订《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罗世全将其在安远县至潮汕营运客车班线（汕头、揭阳、潮州、澄海）0.58333股转让给赖金朋，转让价款为198000元，罗世全、赖金朋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案外人杜世达在该协议书的证明人处签名。签订《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后，赖金朋向罗世全支付了198000元股权转让款，收到该198000元股权转让款后，罗世全依约将该0.58333股交付给了赖金朋。原、被告签订《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后，赖金朋参加了多次股东会议，并在2017年5月29日及7月22日的股东会议记录簿上签名。2017年8月10日转让方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联营车队与受让方杜某2签订了《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联营车队额定经营权转让合同》，双方均申请对该《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联营车队额定经营权转让合同》进行公证，并向安远县公证处提交了《潮汕车队资产情况》、有赖金朋签名的2017年7月22日股东会议记录簿、有“赖金朋”姓名的《股东决定书》、载明“罗世全已卖赖金朋”内容的《潮汕车队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列表及赖金朋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安远县公证处依法公证后出具了（2016）赣虔安证内字第218号公证书。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赖金朋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原、被告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效力问题；三、原告赖金朋签订《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有无实现或能否实现。一、关于原告赖金朋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该案中，原告赖金朋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及要求被告罗世全返还股权转让款本息，因此，原告赖金朋起诉是行使其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及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请求权。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实质上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的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不需要合同另一方的同意或者给付，权利人单方主张并经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即可实现，其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不属于债权请求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只有《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原告赖金朋才享有返还财产请求权，故该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点为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现赖金朋在起诉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本息，显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被告罗世全抗辩原告赖金朋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不予采纳。二、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合同效力应当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不存在上述合同无效之法定情形。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原、被告是经协商一致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双方也没有恶意串通，亦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其次，原告赖金朋主张《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的依据是罗世全转让案涉的0.58333股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据此认为《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因而是无效合同。对此，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虽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前述关于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导致入伙无效的规定，并不能当然地得出股份转让合同无效的结论，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他合伙人是否同意他人入伙的意思表示也无法影响他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的效力，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另外，根据查明的事实，其他合伙人在之前也已作出了同意或认可原告赖金朋合伙人身份的意思表示，理由在后文予以阐述。综上，原告赖金朋主张《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赖金朋签订《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有无实现或能否实现的问题。从原、被告签订《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目的及协议内容来看，原告赖金朋签订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是成为安远县至潮汕营运客车班线合伙体的合伙人。该案中，该合同目的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赖金朋入伙有无得到其他合伙人的认可。对此，根据查明的事实，该院认为，赖金朋入伙已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同意，理由是：已查明，赖金朋参加了多次股东会议，并在相应的股东会议记录簿上签名，且其他合伙人申请对《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联营车队额定经营权转让合同》进行公证时，向安远县公证处提交了有赖金朋签名的股东会议记录簿、有“赖金朋”姓名的《股东决定书》、载明“罗世全已卖赖金朋”内容的《潮汕车队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列表及赖金朋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这一系列事实足以证实其他合伙人在之前处理相关合伙事务时已认可了赖金朋的合伙人身份。原告虽称其自以为是股东而擅自参加股东会，故不具有合伙人身份，该诉称不符合客观事实，不予支持。审理过程中，证人即股东唐某、李某、杜某1、杜某2等四人出庭作证时及杜明山等其他股东出具的声明书中虽均称不认可赖金朋的合伙人身份。但证人证言及声明书不能产生赖金朋入伙无效的法律效果，理由是，相关司法解释虽有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则入伙无效的规定，但应全面正确的理解此规定，在市场经济下，商业有风险，出于此一时彼一时的形势考虑及利益考量，其他合伙人对他人入伙的态度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发生转变，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但如他人入伙是否有效随着其他合伙人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来回转变，这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只要其他合伙人作出了同意或认可他人入伙的意思表示，他人入伙的法律效果即发生并受到法律保护，这一方面有利于维护个人合伙人合性特征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法律稳预期及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作用。该案即是如此，根据查明的事实，杜明山、唐某、李某、杜某1、杜某2等其他合伙人在之前处理相关合伙事务时已认可了赖金朋的合伙人身份，即已发生赖金朋入伙的法律效果，现又称不认可赖金朋的合伙人身份，有违诚信原则，不再导致赖金朋入伙无效；二是在案涉的0.58333股已为案外人李进方的承包经营权提供担保的情况下，该股权能否转让。对此，该院认为，《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股份联营车队承租经营合同担保保证书》载明：“……如特殊情况需转让所担保的股权，需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同时应提供相应的股份担保后，才可对原担保的股权进行转移”。因此，转让所担保的股权需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根据查明的事实，《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股份联营车队承租经营合同》与《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股份联营车队承租经营合同担保保证书》是相互联系的主从合同，故担保保证书中的甲方为包括杜明山、唐某、李某、杜某1、杜某2等人在内的合伙内部发包方合伙人，乙方为李进方等合伙内部承包方合伙人，前已阐述，杜明山、唐某、李某、杜某1、杜某2等人在明知被告罗世全的0.58333股权存在担保的情况下，仍认可了该股权受让人赖金朋的合伙人身份，因此可以证实罗世全转让该0.58333股权经过了甲方同意，乙方李进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表示同意罗世全转让该0.58333股权。综上，原告赖金朋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至于其他合伙人是否向其分红或有无利润可供分红，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亦不属该案审理的范围。判决：驳回原告赖金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35元，由原告赖金朋负担。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赖金朋为支持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潮汕车队股份明细表、潮汕车队股权人股份确认表各两张，拟证明涉案股份转让合同因未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导致其未取得车队股东资格，也未享有股东权利。对上诉人赖金朋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罗世全质证认为该股份明细表和股权人股份确认表形成的时间是2011年，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院经审理认为，因上述股份明细表和股权人股份确认表未载明其形成时间，故在无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达到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罗世全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赖金朋与被上诉人罗世全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二、上诉人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现评判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诉请确认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上诉人主张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事实依据是：一、双方签订涉案《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前，被上诉人占有的股份已为李进方承包《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股份联营车队承租经营》提供了担保，且担保保证书明确约定“担保期间，担保股份不得转让，如特殊情况需要转让的，需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同时应提供相应的股份担保后，方可对股份转让”；二、双方签订股份转让行为未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依据该规定，在个人合伙经营过程中，要增加新的合伙人确实应得到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否则入伙无效。但是，在理解该规定时应正确区分民事合同效力与个人合伙股份变动效力的差异，评判民事合同的效力应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断，而认定个人合伙股份变动的效力则可在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中考量。即在个人合伙中，合伙人对外转让股份的过程中，即便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导致入伙无效，受让人不能成为新的合伙人，但这不能等同于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具体到本案，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依前述分析，至于其他合同人是否一致同意，上诉人的入伙行为是否有效均不影响双方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上诉人将民事合同效力与合伙股份转让变动效力相混淆，是对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五十一条规定的错误理解，不能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诉争中，上诉人始终坚称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客车班线股份转让协议书》未得到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且被上诉人转让的股份已为李进方的承包经营进行了担保，导致其入伙无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10月3日，此后，上诉人多次参加股东会，还在时隔近4年即2017年5月29日及同年7月22日的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名。尤其是在2017年8月10日合伙人之一杜某2受让车队经营权的过程中，车队向安远县公证处提交的股东名单中明确载明“罗世全已卖赖金朋”并附有上诉人赖金朋的身份证复印件，《股东决定书》中亦有上诉人的名字，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再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份转让未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同意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人，其述称自以为是股东擅自参加股东会的理由更是难以让人信服。虽然杜明山等18名合伙人出具了《声明书》不认可上诉人的合伙人身份，证人即股东唐某、李某、杜某1、杜某2还出庭作证，明确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的合伙人身份，但是正如一审判决所述，在市场经济下，商业有风险，基于对利益的考量，各合伙人在对是否同意涉案股份转让的意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证据的证明力而言，《声明书》及证人的出庭证词不足以推翻经公证机关公证的文书；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通知》第五十一条“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是基于个人合伙往往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各合伙人之间具有较好的信任基础，“人合性”特征明显的考量，目的是为了维护合伙体的稳定，而在涉案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股份联营车队中，合伙人数多，经营模式是合伙体内部人员承包，各合伙人并未均直接参与具体的合伙事务，合伙人追求的是资本回报，“资合性”明显，这与个人合伙“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法律特征存在本质差异，故不能仅以上述有关个人合伙的规定就认定上诉人赖金朋的入伙行为无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三、被上诉人罗世全转让的股份是2011年5月18日为李进方的承包经营提供了担保，并约定“担保期间，担保股份不得转让，如特殊情况需要转让的，需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同时应提供相应的股份担保后，方可对股份转让”，但李进方的承包经营期限为六年，即自2011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而在此期间，担保权人并未行使相关的权利。截止2017年5月31日，李进方的承包经营期已届满，承包合同实际已解除，担保合同是主债务的从合同，依法亦应解除，车队的经营权也于同年8月10日转让给了杜某2，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担保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之规定，故上诉人赖金朋以涉案股份已抵押，导致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上诉理由难以成立；四、遵循诚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是民事法律所倡导和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本案中，涉案股份转让发生在2013年10月3日，距今已达7年余，即便按照上诉人赖金朋陈述，在杜明山等30名合伙人起诉李进方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作出（2014）安民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的时间是2015年1月28日，距今也近6年，此后，上诉人赖金朋还多次参加股东会，现又以其受让的股份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为由，主张转让无效，这与民事法律所倡导和追求的上述价值目标相悖，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赖金朋提出其未能实际参与分配利润，未享受合伙收益的问题，责任不能归咎于被上诉人罗世全，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同时本案是围绕上诉人赖金朋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结合在案证据综合作出的处理，上诉人与安远县潮、汕方向客运股份联营车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可另行协商处理，故不存在剥夺其他合伙人诉权的问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上诉人赖金朋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35元，由上诉人赖金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春明审 判 员  林欣茹审 判 员  肖利民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曾 诚代理书记员  李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