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72民初339号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陈友盛，男，197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磹报村磹报25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龙，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本诉被告（反诉原告）：郑必寿，男，196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火木，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莹，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本诉被告：刘用娇，女，196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火木，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莹，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福建华浩燃料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磹报村磹报25号。法定代表人：陈友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龙，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友盛与被告郑必寿、刘用娇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020年7月15日，刘用娇提起反诉，后因未在指定日期内预交反诉受理费，本院裁定按自动撤回反诉处理。2020年8月3日，郑必寿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与本诉合并审理。2020年8月13日，本院依职权追加福建华浩燃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8月19日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第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龙、被告（反诉原告）郑必寿、被告刘用娇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火木、周莹、被告刘用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原告陈友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2.判令郑必寿协助陈友盛将诉争船舶所有权登记证变更登记给郑必寿；3.判令郑必寿、刘用娇共同向陈友盛退还购船款105万元（人民币，下同）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4.判令郑必寿、刘用娇共同赔偿陈友盛定金5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陈友盛想购买郑必寿“闽平渔油67838”号捕捞辅助船用于海上作业，郑必寿表示同意，陈友盛于2017年10月12日向郑必寿指定账户支付定金5万元，并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双方约定船舶转让价款为116万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陈友盛预付定金5万元到郑必寿指定账户，余款111万元在双方交接完毕后陈友盛一次性付清给郑必寿指定账户。船舶交接时间为2017年12月23日，交接地点为福州平潭澳前码头。合同签订当天陈友盛即向郑必寿指定账户支付购船款99万元，于2017年10月24日向郑必寿指定账户支付购船款1万元。陈友盛支付完大部分购船款后，郑必寿即因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导致船舶虽然完成交付，但《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以下简称《零售证书》）一直没办法办理。致使陈友盛购买的案涉船舶一直没办法实际使用。根据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郑必寿一直没办法办理《零售证书》，经陈友盛催告后，仍不能办理，致使陈友盛所购买的船舶一直无法实际使用，因此陈友盛有权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郑必寿和刘用娇系夫妻关系，购船合同签订日期也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陈友盛的购船款也是汇入刘用娇的银行账户，催告办理《零售证书》也有通过刘用娇。因此，刘用娇对该债务的存在是明知的，故两被告应当共同退还购船款105万元、利息及定金。另，就郑必寿被判处刑罚导致船舶《零售证书》一直没办法办理这一因果关系，本诉原告当庭予以明确。系指：本诉原告办理《零售证书》变更，依据《福建省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第四十条，属于经营单位的投资主体发生变化，需先注销原《零售证书》，同时再办理新《零售证书》。所以需填写该规定附件16《成品油经营企业暂时歇业/注销申请表》，该申请表中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一栏需原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必寿签字，再附上其他相关证明，经行政机关批准注销原《零售证书》，才能办理新《零售证书》。但郑必寿被判刑羁押，无法在上述申请表上签字，所以新《零售证书》一直无法办理。本诉被告郑必寿辩称：1.郑必寿已交付案涉船舶，陈友盛接受并实际占有、使用，船舶所有权亦已登记至陈友盛名下，郑必寿已完成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相反陈友盛未支付剩余购船款11万元，构成违约；2.郑必寿已完成案涉合同项下义务，陈友盛亦接受郑必寿的履行行为，并支付大部分购船款，案涉合同不具有合同解除的事实和条件。郑必寿在本案买卖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是交付船舶，船舶已交付给陈友盛，因此不存在违约，陈友盛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案涉合同并未约定合同解除行使条件，陈友盛依据2018年12月6日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应于三个月内即2019年3月5日前行使。但陈友盛最早于2020年6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才要求解除合同，因此，即便陈友盛欲行使合同解除权也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解除权已经消灭，案涉合同继续履行，陈友盛应支付剩余购船款11万元。本诉被告刘用娇辩称：1.刘用娇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刘用娇并非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的签约主体，不是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在债务人为个人时，无需将债务人的配偶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2.刘用娇对案涉船舶买卖并不知情，郑必寿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行为即便所负债务亦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刘用娇不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陈友盛并无证据证明案涉船舶买卖行为系郑必寿与刘用娇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实施，且刘用娇也未参与案涉船舶买卖，其对郑必寿在本案的债务不承担责任。陈友盛已自认案涉船舶已交付其实际使用，《船舶买卖合同》的合同目的已实现，至于其所述《零售证书》办理问题并非合同义务。第三人华浩公司同意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郑必寿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陈友盛向郑必寿支付剩余购船款11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25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2.陈友盛赔偿郑必寿5万元；3.反诉诉讼费用由陈友盛承担。事实与理由：郑必寿与陈友盛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陈友盛向郑必寿购买“闽平渔油67838”捕捞辅助船，船舶出卖价格为116万元，陈友盛应在合同签订后预付定金5万元，余款111万元在船舶交接完毕后一次性付清。如果未依约支付船款，有权没收定金及可能产生的利息。合同签订后，郑必寿将案涉船舶交付给陈友盛使用，陈友盛亦于2017年12月5日取得编号为（闽平）船登（权）（2017）ＦＺ-10××××号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案涉船舶由陈友盛使用至今。但截至反诉时止，郑必寿收到购船款项共计105万元，剩余购船款项11万元仍未付清。郑必寿认为，陈友盛未支付剩余购船款项11万元已构成明显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反诉被告陈友盛辩称：1.陈友盛支付完大部分购船款后，郑必寿即因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导致案涉船舶虽然完成交付，但《零售证书》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没办法办理变更手续，致使陈友盛购买的案涉船舶一直没办法实际使用。实际上，案涉船舶为海上加油船，《零售证书》如果不能变更为陈友盛的话，那么就不能在海上作业，即便在海上作业也属于无证经营。而陈友盛购买案涉船舶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海上作业加油使用，所以《零售证书》对陈友盛的经营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办理《零售证书》的法人变更，陈友盛购买船舶海上加油作业的目的就没办法实现。郑必寿一直没办法办理《零售证书》，经陈友盛催告后，仍不能办理，致使陈友盛所购买的船舶一直无法实际使用。因此陈友盛有权解除合同；2.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解除合同标的物应相互返还，且违约方需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因此郑必寿、刘用娇应当履行本诉诉讼请求中列明的义务；3.关于合同解除权，陈友盛认为从解除事宜发生之日起，陈友盛认为郑必寿可以配合办理，合同解除之日没有确定，不存在解除权时效过期的问题。应驳回郑必寿的反诉请求。第三人华浩公司同意反诉被告的反诉答辩意见。陈友盛围绕本反诉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船舶买卖合同》，证明陈友盛向郑必寿购买案涉船舶，并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双方约定船舶转让价款为116万元。付款方式以及船舶交接时间和交接地点等；证据2.《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陈友盛共计支付105万元购船款的事实；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陈友盛多次催告本诉被告办理船舶交接手续的事实；证据4.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零售证书》、渔业船舶营运检测报告，证明郑必寿无法完成船舶交接的所有相关手续的事实；证据5.《福建省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及附件，证明《零售证书》的法人变更，需要变更前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事实；证据6.郑必寿刑事判决书，证明郑必寿于2017年11月22日被刑事拘留，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证据7（由陈友盛申请法院调取）.《厦门海事法院函》《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关于厦门海事法院船舶买卖合同纠纷的反馈函》（以下简称《反馈函》）、电话询问录音，证明《零售证书》上的法定代表人变更，需要变更前法定代表人本人到场或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办理。针对陈友盛提交的证据，结合质证意见，认证如下：郑必寿、刘用娇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郑必寿、刘用娇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所涉的刘用娇建行卡由郑必寿控制并使用，该银行卡关联手机号码为郑必寿本人，刘用娇并不占有该银行卡，其也不参与船舶的买卖，对郑必寿收取的款项不知情；郑必寿、刘用娇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郑必寿已经被羁押，没有参与这次聊天，案涉船舶已交付给陈友盛，船舶所有权亦登记至陈友盛名下，不存在证件未转移的情况，刘用娇并非《船舶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也对船舶经营、买卖情况并不知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友盛与其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必然约束郑必寿；郑必寿、刘用娇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反而证明了案涉船舶已交付给陈友盛，船舶所有权亦登记至陈友盛名下，郑必寿已完成合同义务。案涉船舶买卖合同并未约定《零售证书》的合同义务，本案不予理涉。同时，成品油零售系行政许可行为，证书原件已交给陈友盛，证书上所记载的“福建华浩燃料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已转移至陈友盛名下，陈友盛能够获得行政审批，系行政许可行为，并非案涉合同义务，客观上也无法通过约定而取得，陈友盛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许可而需郑必寿配合但未予以配合导致行政主管部门不予许可，因此郑必寿既没有合同义务履行的基础，也没有责任承担之必要；郑必寿、刘用娇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陈友盛引用《福建省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但是第三十九条适用前提是投资主体未发生变化的经营单位，但本案经营单位已经发生了变更，同时该条第三项并没有提到需要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陈友盛所依据的附表16变更申请书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是新的投资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即可；郑必寿、刘用娇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郑必寿、刘用娇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对象，认为郑必寿已完成买卖合同的船舶交付义务，《零售证书》的持有主体是第三人华浩公司，《反馈函》的答复是行政许可办理流程，与郑必寿是否违约达到可解除合同的程度无关。由《反馈函》和电话询问录音可知，办理手续需原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但并非陈友盛所主张的“本人到场”，通过授权委托的形式也可办理。第三人对证据1-6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7中的《反馈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7中的电话询问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三人认为，电话询问录音中第二个接听电话的人的身份无法确认，不能确认其系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且陈友盛曾多次电话联系经济发展局，其工作人员答复都是：《零售证书》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不能委托他人办理，即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但相关申请表、材料上的签字也需要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不得委托他人。本院认为，郑必寿、刘用娇、第三人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提出异议意见，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应确认。关于证据7中的电话询问录音，系本院审判人员依据《反馈函》所留联系人、联系电话拨打。第一个接听人即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林宇翔，其在答复过程中就具体问题转交其他同事解答，系行政机关日常工作中正常的工作事项移交，两个接听人的答复均代表经济发展局的对外答复。所以第二个接听人未叙述姓名，不影响本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为，郑必寿、刘用娇、第三人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意见，证据7的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密切相关，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确认。至于陈友盛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问题，将在下文说理部分分析。郑必寿、刘用娇围绕本反诉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船舶买卖合同》，证明陈友盛以116万元价格购买案涉船舶，陈友盛应在合同签订时预付定金5万元，余款111万元在船舶交接完毕后一次性付清。如果未依约支付船款，有权没收定金及可能产生的利息；证据2.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证据3.渔业船舶国籍证书、证据4.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证据2-4共同证明案涉船舶所有权及船舶国籍已登记至陈友盛名下，同时，陈友盛已对案涉船舶进行申报使用检测并检验合格，案涉船舶增配甚高频及救生艇手提式双向ＶＨＦ无线电话，并更换ＡＩＳ。陈友盛已实际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并实际使用至今；证据5.证人郑某证言，证明有代郑必寿将华浩公司的营业执照、《零售证书》、华浩公司公章等约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交给陈友盛；证据6.证据清单后附的公证书，证明反诉状、证据清单是由郑必寿在公证员面前签名。针对郑必寿、刘用娇提交的证据，结合质证意见，认证如下：陈友盛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双方以116万元价格购买船舶；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船舶已经交付但并没有实际使用；对证据5，认为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能确定，没有第三方在场，且证人是两本诉被告的女儿，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陈友盛质证意见相同。本院认为，陈友盛、第三人对证据1-4、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予确认。关于证据5，郑某系郑必寿、刘用娇直系亲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规定，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华浩公司未提供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三份省经贸委批复、《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务部关于做好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用以查明案涉《零售证书》的办理条件与所需手续。陈友盛、华浩公司、郑必寿、刘用娇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3日，郑必寿（卖方）与陈友盛（买方）签订《船舶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陈友盛向郑必寿购买“闽平渔油67838”轮，转让价格为116万元，合同签订时预付定金5万元，余款111万元在船舶交接完毕，卖方办理好船舶注销手续并把注销证明(即《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交给买方后，买方一次性付清至卖方指定的账户。陈友盛向郑必寿指定的刘用娇（系郑必寿配偶）银行账户共计支付105万元。其中，于2017年10月12日支付5万元定金，同年10月23日支付99万元，同年10月24日支付1万元。2017年10月24日左右，买卖双方实际交接了案涉船舶。2017年11月22日，郑必寿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2018年7月30日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2017年12月5日，案涉船舶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买方陈友盛名下。于此之前，卖方办理完毕案涉船舶的《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并交付给买方陈友盛。另查明，案涉船舶类型为渔业供应船，经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具有《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2013年9月18日至2018年9月18日），该证书许可的企业经营主体为华浩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必寿。此外，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华浩公司的股权已经全部过户至陈友盛名下，华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于2019年5月7日变更登记为陈友盛。本院认为：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系基于陈友盛、郑必寿的真实意思表示订立，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陈友盛是否有权解除案涉合同案涉合同并未约定，郑必寿负有办理案涉《零售证书》变更手续的义务。但《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且案涉合同第七条约定：“对于该协议项下的船舶，后续乙方（即陈友盛）如需甲方（即郑必寿）配合出具证明事宜，甲方必须及时全力配合”，所以郑必寿依法负有协助义务，包括协助陈友盛办理《零售证书》变更手续。但必须指出的是，协助义务属于附随义务，并非以郑必寿为主推动《零售证书》变更手续的办理，郑必寿并无义务接手、完成整个变更手续并将办理完毕的新的《零售证书》交至陈友盛处，其义务仅限于配合、协助。所以，陈友盛主张其于2018年12月6日通过与刘用娇微信联络的形式，完成了对郑必寿履行义务的催告，于法无据。因为，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陈友盛的主要诉求是，要求刘用娇、郑必寿将证书办理完成并交付给他。陈友盛基于一项卖方并不存在的义务（卖方对于《零售证书》变更，仅有协助义务），发出履行催告，则该催告不具有《合同法》规定的相应法律效果。案涉船舶所有权转移之后，根据《福建省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第四十条规定，结合《反馈函》第二点、第四点可知，办理《零售证书》变更手续时，需要加油船原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配合在相关申请材料中签字。陈友盛证据7中的电话询问录音表明，若原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本人无法到场，可授权委托他人作为其代理人完成相关手续。陈友盛在提交本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中亦自认，办理《零售证书》变更手续可由原法定代表人本人到场或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案涉合同签订后，郑必寿虽处于服刑过程中，但其提交的证据6公证书表明，其仍可以通过办理公证的形式，授权他人作为代理人处理事务。本案中,郑必寿承担的是协助义务，具体要求他如何配合、如何协助，须根据陈友盛的明确指示进行。而，陈友盛无法举证证明，其曾经通知郑必寿或刘用娇协助、配合在《零售证书》变更手续相关申请材料上签字（本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郑必寿或刘用娇拒不配合。所以，陈友盛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合同下卖方违约行为的存在，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陈友盛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其基于合同解除提起的其他诉讼请求亦皆不成立。另，第三人在对陈友盛证据7的质证意见中称，行政机关曾多次答复陈友盛，办理《零售证书》变更手续不能授权委托他人办理，即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但相关申请表、材料上面的签字还是需要变更前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签字以外的其他手续可以委托他人办理。本院认为，1.第三人质证意见提及的行政机关答复内容本身自相矛盾，既表示不得授权委托他人办理，又表示可以授权委托他人办理；2.第三人质证意见内容与陈友盛一方在《调查取证申请书》、庭审笔录中的自认事实不符。尤其庭审笔录第18页第14-15行，陈友盛一方明确述称“平潭行政窗口告知，表格需要原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郑必寿签字或者委托他人签字才能办理”；3.第三人所提及的行政机关答复内容，并无相应证据证明。且第三人的全部股权由陈友盛持有，与陈友盛存在利害关系。综上，本院对第三人上述单方面的主张，不予采信。需要指出的是，附随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围绕保障双方的合同目的实现而产生。如何界定附随义务具体内容，如何界定合同目的是否已无法实现，均须基于诚信并兼顾双方利益平衡。考虑到：郑必寿已经交付船舶、过户产权，即已经履行完毕合同列明的所有义务；陈友盛一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表明，其买入案涉船舶后尚未向行政机关提出办理《零售证书》变更手续的书面申请；郑必寿可以通过公证形式委托代理人配合办证手续；根据《商务部关于做好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零售证书》行政审批程序的总体趋势是，进一步放宽门槛、进一步便利行政相对人，所以，只要当事人今后有诚意继续推进《零售证书》变更手续的办理，该变更手续的办理完成仍是可以合理预期的。陈友盛主张的合同目的落空之说，综合全案具体情况，不应支持。二、郑必寿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根据案涉合同第三条约定，船舶交接完毕、卖方将《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交付买方后，买方应一次性付清全部购船款。2017年10月24日左右船舶交接完毕。陈友盛收到《船舶注销登记证明书》的时间在2017年12月5日之前。所以，郑必寿反诉请求陈友盛给付尚欠的尾款11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郑必寿另请求，陈友盛给付11万元款项的利息（从2017年10月25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陈友盛赔偿定金5万元。本院认为，上述利息诉求，实系主张陈友盛就迟延给付11万元所造成的资金占用损失进行损失赔偿，故郑必寿针对陈友盛迟延付款这一违约行为，既索要损失赔偿又要求没收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也即，守约方可以同时主张定金、损失赔偿款，但定金、损失赔偿款之和不得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合同约定内容的比例，适用定金罚则”，案涉合同标的为116万元，陈友盛尚有11万元未履行给付义务，属于不完全履行，未履行的部分占合同标的的比例是11万元/116万元=9.48%，合同约定定金为5万元，故依据定金罚则，郑必寿可没收的定金为5万元*9.48%=474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陈友盛迟延付款给郑必寿造成的实际损失（即资金占用损失）暂计至法庭辩论终结之日应为：以11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12月6日（即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至法庭辩论终结之日止的利息，即13371.61元。因郑必寿同时主张定金、损失赔偿款，两者之和已超过陈友盛迟延付款给郑必寿造成的实际损失，故仅应以实际损失为限支持郑必寿的反诉请求，也即陈友盛应当支付郑必寿迟延付款利息（以11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12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余的违约责任反诉请求，不应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本诉原告陈友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陈友盛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郑必寿支付购船款11万元及其利息（以11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7年12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反诉原告郑必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4700元，由本诉原告陈友盛负担。反诉受理费1933.35元，由反诉原告郑必寿负担597.88元，反诉被告陈友盛负担1335.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大津人民陪审员  邹 鸰人民陪审员  林艳蓉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张珠围书 记 员  陈 瑜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第二十八条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福建省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经营单位投资主体发生变化导致控股权人发生变化的，原经营单位应办理相应经营资格的注销手续，填写《成品油经营暂时歇业、注销登记表》（附表16，一式4份），并附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新的经营单位应按成品油新企业设立条件，提交相应申请文件重新申办成品油经营资格。若只涉及上述控股权人发生变化而不涉及扩建、迁建的零售企业，原经营单位应办理相应经营资格的注销手续，填写《成品油经营暂时歇业、注销登记表》，并附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正副本，新的经营单位除提供本规定第三十九材料外，还应当提供原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产权或经营权变动的协议书等合法文书；属于公司制的加油站，还应当提交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