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582民初7433号原告（反诉被告）：晋江市康鑫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晋江市。法定代表人：李连升，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煌苗，福建学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祖，福建学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大商无算（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法定代表人：吴成岩。被告：吴成岩，男，197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兰，福建良伍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玲玲，福建良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晋江市康鑫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鑫公司）与被告大商无算（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公司）、吴成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后，被告大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合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较为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11月19日、2020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三次庭审，原告康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煌苗，被告大商公司、吴成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兰、程玲玲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康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祖，被告大商公司、吴成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兰、程玲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大商公司立即到康鑫公司提取合同约定的尚未提取的非医用口罩1765000个，并付清全部货款余款1877750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87775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吴成岩对大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8日，大商公司向康鑫公司订购非医用口罩500万个，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口罩单价1.35元/个，总价款6750000元。当日大商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了10%的定金675000元，康鑫公司为履行合同充分备料。2020年5月8日起，大商公司陆续向康鑫公司提货，购销合同原约定提货时间为5月13日前，但因大商公司要求延期交货及采用陆续提货的方式，双方调整了交货日期。2020年5月27日，因口罩市场行情波动剧烈，市场价格急剧下滑，大商公司为了挽留其下游采购客户，不要求采购客户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而是准备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康鑫公司，多次要求解除购销合同，让康鑫公司自行承担经济损失。康鑫公司均予以拒绝，并要求大商公司继续履行合同。2020年5月28日，大商公司又表示要全部提货，康鑫公司同意安排生产。但等康鑫公司生产好口罩后，大商公司却明确表示不再提货，要找其他更便宜的口罩，要求解除合同。康鑫公司为了履行本合同不计成本准备了大量的物料，且已经将全部剩余的口罩生产完毕，若解除合同将给康鑫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故康鑫公司坚决要求大商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康鑫公司多次要求大商公司提货，但大商公司却迟迟不来，虽经康鑫公司多次催讨，大商公司始终不予履行合同义务。经核算，截止至2020年5月29日，大商公司共提走3235000个口罩，总应付货款4367250元，大商公司实付4197450元，余170000元未付。大商公司还有1765000个口罩未提走，未提货货款为2382750元。扣除大商公司已支付的定金675000元，大商公司尚应支付康鑫公司剩余货款1877750元。另大商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吴成岩作为其唯一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大商公司的财产，应对大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大商公司、吴成岩辩称，1.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仅为意向书，不能作为约束双方的合同依据。2.2020年5月26日的《购销合同》系对双方于5月26日之前的供货数量进行的结算与确认。3.即便5月26日的合同从形式上缺少康鑫公司的印章，亦不影响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在双方于5月8日达成购销意向后，大商公司通过微信向康鑫公司下单、康鑫公司供货、大商公司付款，如此完成一次以实际行为来确定的买卖。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不固定的、按大商公司需求而随时成立的买卖关系，双方的每次交易都是互相独立的。4.大商公司支付的货款已超过康鑫公司销售的货值，康鑫公司非但不能要求大商公司支付货款，还需退还大商公司已超额支付的货款。根据康鑫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康鑫公司累计送货3835000个，其中单价为1.35元的共计3100000个，单价为1.15元的共计735000元，合计货款5030250元，扣除10800元个返工的货款12420元及25500元全检工时费，大商公司应付货款为4992330元，而截止至5月28日，除定金675000元外，大商公司已向康鑫公司付款5007250元，故康鑫公司应返还大商公司多收取的货款14920元。5.康鑫公司要求吴成岩对大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大商公司并不存在拖欠康鑫公司货款的行为；吴成岩虽系大商公司的股东，但从吴成岩与大商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来看，大商公司的账户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的交易往来，从未与吴成岩有款项往来，双方的财务互相独立。大商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康鑫公司返还大商公司多收取的货款14920元；2.判令康鑫公司向大商公司返还定金675000元；3.判令康鑫公司向大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8992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5月30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20年5月初，大商公司与康鑫公司达成口罩购销意向，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订正式的购销意向书，约定大商公司拟向康鑫公司采购口罩5000000个，单价为1.35元/个，定金为675000元，可用于抵最后一批货款；同时约定签订购销合同后，本意向书自动作废，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大商公司于本意向书签订当日，向康鑫公司交付定金675000元。自2020年5月7日起至5月24日，康鑫公司累计供货3100000个。后来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经双方协商，确定变更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署的购销合同，口罩数量变更为康鑫公司已供货的3100000个，单价不变，总价为4185000元。双方并于2020年5月26日重新签订购销合同，对双方的合同变更进行了确认。同时约定合同货款结清后3日内，康鑫公司退还定金675000元，该合同签订后，原意向合同作废。2020年5月28日、29日两天，应大商公司要求，康鑫公司另行向大商公司供应1320000个口罩，其中585000个用于补足5月24日退回的数量，大商公司实际采购735000个，但该部分口罩仍存在质量问题，退回10800个返工，双方确认从货款中扣除25500元作为全检工时费。根据双方约定，本次采购的口罩单价为1.15元，故大商公司应付货款为807330元。综合以上两次合同，大商公司共应支付货款4992330元。截止至2020年5月28日，除定金675000元外，大商公司共向康鑫公司付款5007250元，已超额支付货款。因此，康鑫公司应退还大商公司货款14920元。因双方的货款已结清，康鑫公司应向大商公司返还定金675000元。康鑫公司辩称，1.2020年5月8日，康鑫公司与大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正式的购销合同，而不是属于磋商性文件的意向书，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2.2020年5月7日康鑫公司向大商公司交付的600000个口罩与2020年5月8日盖章确认的5000000个口罩买卖合同无关。该600000个口罩的买卖系独立的法律行为及法律关系，大商公司已于当日即时付清该笔货款810000元，康鑫公司亦于当日支付叶荣欣居间费78000元。3.叶荣欣并不是康鑫公司的员工、股东，且康鑫公司从未授权叶荣欣可以直接代表康鑫公司。叶荣欣的行为无法代表康鑫公司的意思表示，叶荣欣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康鑫公司承担。4.康鑫公司与大商公司之间的交易受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束，大商公司提供的2020年5月26日的购销合同并未签订成立，对双方无约束力。5.康鑫公司生产的口罩质量符合合同要求，康鑫公司无须承担全检工时费25500元。6.康鑫公司并未与大商公司达成价格调整协议，故大商公司的减价计算，康鑫公司不予认同。7.康鑫公司多次要求大商公司提货，但大商公司却迟迟不提货，经康鑫公司多次催讨，大商公司始终不予履行合同义务。时至今日，大商公司仍未领取该批货物。8.大商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吴成岩作为大商公司的唯一股东，其财产不能独立于大商公司的财产，应对大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营业执照、私营公司基本信息、2020年5月8日购销合同、送货结算凭证及图片、厦门能展工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予以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分析、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大商公司已从康鑫公司提取非医用口罩3835000个（包含2020年5月7日提取的600000个），并已支付定金675000元及货款5007250元（包含2020年5月7日支付的810000元）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正式的合同还是意向书？二、2020年5月26日的购销合同有没有成立生效？三、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7日提取的口罩600000个是否包含在本案合同约定的订购数量中？四、大商公司是否存在退货10800个，康鑫公司应否承担全检工时费22500元？五、双方于2020年5月28日、29日交易的口罩单价是否进行变更？六、吴成岩应否对大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一：康鑫公司主张，2020年5月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正式的合同。首先以购销合同为标题，其次该购销合同明确了当事人名称、合同标的（非医用一次性口罩）、数量（5000000个）、价款（单价1.35元）、有质量要求、履行期限（供货周期：收到定金后5月13日之前分批交货），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成立、有效。大商公司、吴成岩主张，2020年5月8日的合同名为购销合同，但根据其条款显示，该购销合同仅仅是双方经过初步洽商，就大商公司向康鑫公司购买口罩所达成的意向条款，是双方之后签订正式合同的基础，条款亦多次提及要签订正式的购销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该意向书具有预约性质，并且该意向书未对双方设置权利义务，亦未对买卖合同的具体履行、结算以及违约责任等具体事宜进行约定，仅是对双方达成口罩买卖意向的初步确认，具体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依赖于本约（即正是购销合同）的签订，本约才是双方据以履行的合同依据。故意向书中口罩数量5000000个仅是双方协商之初的意向书，不是最终确定的购销数量。本院认为，合同意向书与合同的区别关键是看是否具备双方权利义务内容，而不能只简单地从名称上来区别。从2020年5月8日的购销合同来看，内容包含采购的产品、规格、数量、单价、金额、供货周期、付款方式、质量要求等合同的基本内容，即规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虽然在合同中载明“供方签订本意向书后，需方需正式通知供方签订正式的供销合同”，但同时约定“本意向书一式贰份，供方和需方各执壹份。双方在签字盖章后开始生效”，即2020年5月8日购销合同设立了康鑫公司与大商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应认定2020年5月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正式的合同。针对争议焦点二：康鑫公司认为，康鑫公司并未在2020年5月26日的购销合同盖章确认，该合同并没有成立生效，叶荣欣的行为无法代表康鑫公司的意思表示，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康鑫公司承担。叶荣欣是康鑫公司的客户，也是康鑫公司与大商公司间购销合同的介绍人，康鑫公司向叶荣欣支付的居间服务费。康鑫公司并不清楚叶荣欣与大商公司庄钟武的微信沟通内容，且叶荣欣与大商公司无权代表康鑫公司承认或者变更合同内容与事实或者放弃权利。另查叶荣欣系厦门星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厦门格瑞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两家公司均存续经营，且与康鑫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叶荣欣不是康鑫公司的股东或员工，且若康鑫公司同意其对外代表康鑫公司，康鑫公司应为其提供书面授权材料。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康鑫公司提供以下证据：A1.大商公司的监事林文炬与康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连升的通话录音、大商公司庄钟武与李连升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康鑫公司为履行合同准备了大量且齐全的原材料，大商公司向康鑫公司承诺会全部提取5000000个口罩，虽大商公司提出解除合同，但康鑫公司均要求大商公司履行合同，不同意解除合同。A2.一次性平面口罩采购合同及银行账户明细，拟证明叶荣欣原是康鑫公司的客户，后康鑫公司与叶荣欣是居间服务关系，不存在股东或员工关系，且康鑫公司没有给叶荣欣关于5月8日及5月26日合同的任何授权。A3.叶荣欣与李连升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叶荣欣不是康鑫公司的员工，叶荣欣与大商公司沟通不代表康鑫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大商公司、吴成岩质证认为，对证据A1中第一至四段录音无法证明与大商公司的订单有关；第五段录音恰恰可以说明双方是按需订货供货的形式，从李连升说的“后面的单再用”证明5月27日之后形成的是有需要再向康鑫公司下单、康鑫公司再供货的新买卖关系，也可以证明后面的订单单价降低的事实；第六段录音陈述的是意向的5000000个达不到，不是康鑫公司所述的拒不履行；第七段录音说的不要讲合同不合同的事，证明实际就是按需下单，不存在合同的说法；第八段，庄钟武于5月28日说的是明天中午能不能都出完，后面5月28日、29日的都是单独下单单独付款。对证据A2的三性均有异议，大商公司并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大商公司来看，从头到尾都是叶荣欣代表康鑫公司跟大商公司接洽合同事宜，大商公司有理由相信叶荣欣能够代表康鑫公司，不管叶荣欣与康鑫公司存在什么关系，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证据A3，从证据形式来看，无法确认通话双方即为李连升与叶荣欣，从内容来看，总共时六段录音，并不连续，从实质内容看，第三个录音提及居间费，但并不意味就是本案的居间，即使康鑫公司与叶荣欣有居间合同，大商公司完全不知情，对外叶荣欣就是代表康鑫公司与大商公司进行商谈，整个合同的履行包括送货、收付款都是叶荣欣与大商公司进行接洽，叶荣欣从头到尾均未表明居间人身份，从双方的交易过程大商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叶荣欣代表康鑫公司。且在5月27日的录音中，叶荣欣提及“我是小股东，你是大股东”，这个表述完全就是叶荣欣与康鑫公司是合作关系或者是否有隐名或实质持有，更加证实叶荣欣是康鑫公司的股东或员工身份；5月27日的录音中表述“先给他暂停，公司来往帐结算清楚”，这也印证了大商公司关于5月26日对已经发生的口罩进行结算确认，后续的订单双方另外合作的表述；同时5月27日的录音提及“价格降到这么低的点”与大商公司提到的价格变更可以印证；6月8日的录音书面整理材料中李连升表述的是“叶总我是受害者”，但根据录音准确的表述应是“咱们都是受害者”，证明李连升与叶荣欣是一起的。本院认为，证据A1的几段录音都不完整，没有前言后语，第1至4段录音没有明确指向对象，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第5至7段录音中双方已产生争议，于2020年5月27日进行协商，并没有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亦无法达到康鑫公司的证明目的；第8段录音没有前言后语，并无法确认庄钟武所述“那其他的，明天能不能都出完啊”中其他的是指本案5月8日合同指向的5000000个，还是大商公司所主张的5月27日大商公司另行向康鑫公司下的订单，故亦无法达到康鑫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A2、A3系康鑫公司与叶荣欣之间的往来，康鑫公司并未举证大商公司之前已知情，且从证据A3中叶荣欣在2020年5月27日与李连升陈述“我是跟他说，我是小股东，你是大股东才觉得损失太大了，不同意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叶荣欣在与大商公司协商是以康鑫公司股东的名义进行，故该两组证据无法证明康鑫公司关于叶荣欣无权代理康鑫公司，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大商公司、吴成岩认为，双方每次的买卖关系单独成立，2020年5月26日的购销合同系双方对此前购销数量的结算与确认。双方在5月初达成购销意向后，大商公司通过微信下单并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康鑫公司根据送货单将货物送达大商公司，如此完成一次又一次交易。双方以实际行动形成一种不固定、按大商公司需求而随时成立的买卖关系。虽然康鑫公司尚未在2020年5月26日的购销合同盖章回寄给大商公司，但该合同内容通过双方微信沟通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叶荣欣与大商公司最开始接洽之初，均是以康鑫公司的名义与大商公司对接。合同商谈事宜由叶荣欣主导，最终由康鑫公司与大商公司签订5月8日的意向书。众观整个交易过程，叶荣欣在微信中始终是以“我司”自称，康鑫公司的发货单由叶荣欣发出，大商公司根据发货单向康鑫公司付款，康鑫公司对大商公司的采购和付款行为都予以认同，从未提出异议。况且，整个交易过程康鑫公司也仅是通过叶荣欣与大商公司对接。对大商公司来说，其作为善意的交易相对方，完全有理由相信叶荣欣代表的是康鑫公司，其有权代表康鑫公司处理相关事宜。因此，无论叶荣欣与康鑫公司存在何种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相应后果归属于康鑫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大商公司提供以下证据：Ｂ1.大商公司庄钟武与叶荣欣的微信聊天记录及Ｂ2.2020年5月26日购销合同，拟证明双方经协商，确定变更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署的购销合同的事实。康鑫公司质证认为，康鑫公司并未在证据Ｂ2上盖章确认，该合同并未生效，对康鑫公司没有约束力；对证据Ｂ1的真实性并不清楚，叶荣欣并非康鑫公司的股东、员工，无权代表康鑫公司，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责令康鑫公司提供叶荣欣的身份信息，并依职权通知叶荣欣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经本院传票传唤，叶荣欣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院根据康鑫公司提供证据Ａ2中载明的叶荣欣电话135××××1311添加其微信，该微信账号与证据Ｂ1中的叶荣欣微信账号一致，微信聊天内容与本案2020年5月8日合同的签订、交货、付款基本相互印证，且康鑫公司亦未主张或举证该微信聊天记录存在删改，故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叶荣欣一直以“我司”自称，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营业执照亦是康鑫公司，5月8日的合同亦是通过叶荣欣签订，且康鑫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双方之间的送货、付款都是由叶荣欣出面接洽，而证据Ａ3中叶荣欣自称与大商公司协商时以康鑫公司小股东的名义进行。综上，无论叶荣欣与康鑫公司是何种关系，但大商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叶荣欣有权代表康鑫公司，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康鑫公司承担。在证据Ｂ1的微信聊天中，叶荣欣于2020年5月25日提出“若这190万个不能正常交货损失就非常大了啊”，即双方此时已对订购数量产生争议，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将新的购销合同发给叶荣欣，叶荣欣对该合同中的部分条款提出修改意见，并发送证据Ｂ2给庄钟武，同时发送合同的第十个条款“其它约定事项：供需双方于2020年5月8日签订的意向合同，由于需方要求延期交货原因，实际交货数量和单价以本合同为准……”，提出“公司财务看了合同，说增加这条比较合理，要不然变成两个合同啦，总数就变成810万个啦，您看一下这样写可以吧”、“本合同签订后，原意向合同作废！这样比较写比较合理啊！”，庄钟武答复“叶总，可以，那你盖章传过来吧”，叶荣欣回复“你盖好章帮我快递到晋江厂里，厂里盖好公章后，明天随要交的货一起带回来给你吧，这是正式合同需存档，原件会比较清晰的啊”，之后双方未再就新的合同事项进行过商议，由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叶荣欣代表康鑫公司已与大商公司达成2020年5月26日的购销合同，并约定5月8日的合同作废，该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针对争议焦点三：康鑫公司认为，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7日提取的600000个口罩是另外即时结清的合同，与本案合同无关。大商公司、吴成岩认为，因当时口罩比较紧俏，口头约定先送货再补签合同，故600000个口罩包含在本案合同订购的数量中，从庄钟武与叶荣欣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体现。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交易，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7日付款810000元后，康鑫公司供货600000个，后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8日要求供货1000000个，叶荣欣与庄钟武2020年5月8日9:58的微信聊天中叶荣欣提出“今天的货就像昨天一样上午汇款，下午交货吧！如果需要补做合同后面再补也行！才不会影响交货进度计划啊”，庄钟武在2020年5月8日11:24发送两张银行转账凭证给叶荣欣，即该1000000个口罩的货款1350000元及定金675000元，庄钟武直到2020年5月8日14:19才将购销合同发送给叶荣欣确认，双方对于大商公司于5月8日要求供应的口罩包含在合同订购的数量并无异议，由此可知双方存在先送货后补签合同的行为，且支付定金并没有扣除已付货款的口罩数量（双方没有争议的5月8日的供货及付款，并没有扣除后再支付定金），无法由定金推断5月7日的口罩有没有包含在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订购数量。但叶荣欣与庄钟武在2020年5月9日16:58发送“7号：60万个，8号：50万个，9号：100万个，10号：100万个，合计310万个”，其后在双方就合同履行产生争议时，庄钟武于2020年5月23日12:32“叶总，后面的190万我沟通过了，1.35没办法拿，客人这边价格强制降了”，叶荣欣在2020年5月25日16:37“本订单500万个，我司损失分项……5.若190万个无法正常交货，……6.这个订单综合以上因素本来就没赚钱，若这190万个不能正常交货损失就非常大了啊……”、“我司可考虑再退让一步，未交货的190万个就让我司再交100万个吧！另90万个库存我司只能自己认亏啦！”，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在说订购数量时，均是将5月7日的600000个包含在5月8日订购合同约定的订购数量5000000个中，故应认定2020年5月7日的600000个应包含在本案合同订购数量中。针对争议焦点四及争议焦点五：康鑫公司认为，康鑫公司提供的口罩并未存在质量问题，亦不存在退货及因此需承担全检工时费22500元；同时双方并未对口罩价格进行变更大商公司、吴成岩认为，康鑫公司提供的口罩部分存在问题，因康鑫公司送货过来就发现直接由康鑫公司拉回，故没有相关的凭证，但庄钟武在与叶荣欣微信沟通中有提出退货及需由康鑫公司承担全检时费，叶荣欣予以确认。双方于2020年5月26日对之前的供货数量进行确认后，大商公司另行向康鑫公司采购口罩，2020年5月28日、5月29的口罩单价已变更为1.15元，该事实康鑫公司亦确认并以新的单价作为结算依据。本院认为，根据庄钟武与叶荣欣的微信聊天记录，5月24日12:40叶荣欣发送当日的送货结算凭证给庄忠武，其上载明的送货数量为1000000个、400件，庄忠武于当日15:17发送口罩拉绳存在问题图片，并称“第二车退回去你们重新检一下吧”，叶荣欣回复“好的，退回来重检一下”，而现康鑫公司提供的5月24日送货结算凭证上已将1000000、400件涂改为415000个、166件，该微信内容与送货结算凭证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对退货产品直接由康鑫公司拉回的交易习惯。结合双方在5月28日至5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庄忠武在2020年5月28日19点多的微信聊天中提出口罩耳线脏污、皱巴巴等问题，并询问叶荣欣“怎么处理？”叶荣欣于2020年5月29日13:17回复“李总说，货车司机已经上高速啦！不能掉头啦！一会儿两点多就会到了，到了请把检出不良品退给司机带回去，可以马上派另一辆车再送些需要补数的货过来的！应该会来得及让你们下午出货的！”庄忠武于2020年5月30日9:15发送需补货数量及由此产生的费用给叶荣欣，叶荣欣回复“总共需要补10800个，对吧？”，庄忠武回复“是的，还有返工费用25500”，叶荣欣回复“这25500元费用是要在货款里扣除，对吧？”，庄钟武回复“是的”，叶荣欣又回复“昨天多送货2万个对吧，减去10800元，多余9800个的货款也在下次交货时再一起结算对吗？”，庄钟武回复“可以”，后面叶荣欣“那就是说，9200个*1.15=10580（多送的货款），应付全检工时费共25500元-多送货款10580元=14920元。下次交货再从货款扣减14920元；这样结算对吧？”，庄钟武回复“是的”，可以认定康鑫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供应的口罩退货10800个，但康鑫公司于当日补交货20000个，同时康鑫公司答应承担全检工时费22500元，且2020年5月29日的口罩单价已变更为1.15元/个的事实。至于2020年5月28日的口罩单价有无变更，因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提及，大商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故应认定5月28日的口罩单价没有变更，对大商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六：康鑫公司主张，大商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吴成岩作为其唯一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大商公司的财产，应对大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大商公司、吴成岩主张，吴成岩虽系大商公司的股东，但从答辩人提交的吴成岩与大商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看，大商公司的双账户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的交易往来，从未与吴成岩有款项来往，方的财务互相独立，不存在财产交叉混同的情形。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大商公司、吴成岩提供大商公司的银行流水为证。康鑫公司主张对该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大商公司与吴成岩的财产相互独立。本院认为，对银行流水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财产不仅指银行存款，故大商公司与吴成岩提供的银行流水单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本院认为，大商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其唯一股东为吴成岩，根据《公司法》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大商公司、吴成岩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故吴成岩应对大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查明：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份向康鑫公司订购口罩，康鑫公司于2020年5月7日供货600000个，大商公司于当日支付货款810000元。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8日再次向康鑫公司订购口罩1000000个，并支付货款1350000元，后双方于当日补签书面购销合同，约定：大商公司向康鑫公司订购非医用口罩5000000个，口罩单价1.35元/个，总价款6750000元，应按总价的10%支付定金，每批次交货前付清当天交货的余款，所付定金抵最后一批货款。大商公司于当日按合同约定支付了10%的定金675000元。康鑫公司于5月8日供货500000个、5月9日供货1000000个、5月24日供货415000个（送货1000000个、退回585000个），大商公司于5月9日再次付款2025000元。双方于2020年5月26日达成新的购销合同，约定：原5月8日的合同作废，订购的口罩数量变更为3100000个，单价仍为1.35元/个，总价为4185000元；交货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前交完货；本合同货款结算清后3天内，供方退还定金675000元给需方。其后大商公司仍继续向康鑫公司订购口罩，康鑫公司于5月28日供货1125000个、5月29日20000个、5月29日175000个，因5月28日的口罩退回9800个，故5月29日的20000个口罩中有9800个予以补足5月28日的订购数量。双方于5月29日对口罩价格进行变更，价格由1.35元/个变更为1.15元/个。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付款822250元。大商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其唯一自然人股东是吴成岩。本院认为，康鑫公司与大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虽在5月8日签订合同，约定大商公司向康鑫公司订购口罩5000000个，但双方又于5月26日签订合同，约定5月8日的合同作废，订购口罩数量更改为3100000个，故5月8日合同已变更为5月26日合同，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康鑫公司要求大商公司继续履行5月8日的合同，提取5000000个口罩中剩余的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康鑫公司向大商公司的供货情况：5月7日600000个、5月8日500000个、5月9日1000000个、5月24日415000个（送货1000000个、退回585000个）、5月28日1125000个、5月29日20000个、5月29日175000个、5月28日退回10800个及大商公司的付款情况：5月7日810000元、5月8日1350000元、5月8日675000元（定金）、5月9日2025000元、5月28日822250元，而5月29日的口罩单价变更为1.15元/个及5月29日20000个中有10800个用于补足5月28日的，故大商公司实际应付给康鑫公司的货款为5125830元[（600000个+500000个+1000000个+415000个+1125000个）×1.35元/个+（20000个-10800个+175000个）×1.15元/个]，扣除应由康鑫公司承担的全检工时费22500元，应付款项为5103330元，而大商公司除定金外支付货款5007250元，需再付康鑫公司货款96080元。因双方在5月26日的合同中约定本合同货款结算清后3日内，康鑫公司应退还定金675000元，相互抵扣后，康鑫公司应退还大商公司定金578920元。大商公司主张除定金外多支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定金抵扣部分货款，故大商公司要求全额返还定金，对其中578920元，予以支持。双方于合同中约定定金于本合同货款结算清后3天内退还，大商公司于2020年5月9日已支付3100000个口罩的价款4185000元，而康鑫公司亦按约定于5月27日将3100000个口罩供应完毕，即康鑫公司按约定应于2020年5月30日将定金退还给大商公司，但康鑫公司未能按约定返还定金，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大商公司要求康鑫公司自2020年5月3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康鑫公司应退还大商公司定金57892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晋江市康鑫纸塑包装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大商无算（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定金578920元，并支付自2020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晋江市康鑫纸塑包装有限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驳回大商无算（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21700元，减半收取计10850元，由晋江市康鑫纸塑包装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10700元，减半收取计5350元，由大商无算（厦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55元，晋江市康鑫纸塑包装有限公司负担47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艳萍人民陪审员  陈德智人民陪审员  张清河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陈春燕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官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最高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二十八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第二十九条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债务人负有不作为义务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债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