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91民初746号原告：张广玉，男，1949年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先，山东港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哲，女，1978年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天啸，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智，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曲延峻，女，1975年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炎辰，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法定代表人：岳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航，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广玉与被告刘哲、曲延峻，第三人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丹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广玉及诉讼代理人李学先，被告刘哲诉讼代理人聂天啸、乔智，被告曲延峻诉讼代理人姜炎辰，第三人丹丹公司诉讼代理人杨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广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1029275.52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原告利息至款全部还清日止。（原告保留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2、判令第三人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刘哲系烟台老干爹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烟台老干爹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哲，住所地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1735771586Ｗ）（以下简称老干爹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被告曲延峻系老干爹公司的股东及监事。2008年原告以丹丹公司签约代表人的名义与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供销合同，原告与丹丹公司约定将该公司供销产品的出厂价和批发价的差额部分作为原告个人的报酬付给原告。后老干爹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将原告应得的该部分款项用于抵顶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的货款。后老干爹公司因刘哲违法经营注销，老干爹公司及公司股东刘哲、曲延峻未给原告返还相关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六十四条“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及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刘哲辩称，一、原告张广玉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主体不适格。老干爹公司已于2018年1月22日在烟台市福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合法注销，并在注销前在工商系统上公示45天，原告未提出异议。老干爹公司主体已经不存在，被告刘哲、曲延峻并不是适格主体。二、原告向被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向被告主张返还钱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当符合3个条件：1.得利人得利没有法律根据；2.对方当事人利益受损；3.得利人取得的利益与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失之间有因果联系。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老干爹公司得利是有法律依据的。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存在两项法律关系，一是销售代理关系并签订合同，由丹丹公司将其产品在烟威地区的销售代理权授予老干爹公司，老干爹公司向丹丹公司进货并支付货款，同时丹丹公司每年会根据老干爹公司进货额给予老干爹公司一定的返点奖励。二是老干爹公司为四川的丹丹公司提供产品配送、商超维护服务。丹丹公司与烟威地区的家家悦超市有供货关系，因丹丹公司地理位置受限，委托老干爹公司作为丹丹公司的代表，为丹丹公司向烟威地区家家悦超市提供产品配送和商超维护工作，根据丹丹公司的产品在家家悦超市的销售额，以差价或返点的形式向老干爹公司返利。上述两项返利均不会实际支付，而是直接抵消老干爹公司应给予丹丹公司的部分货款。因此，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是在互负债务的情况下合法抵消债务，不存在没有法律依据得利的情形。原告自始至终均无得利依据，更谈不上利益受损失。原告自称作为丹丹公司的签约代表与家家悦公司签订供销合同，丹丹公司将供销产品出厂价与批发价的差额部分作为给予其个人的报酬，与事实严重不符。原告在2014年9月17日前担任老干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所谓的签约代表行为不过是其履行老干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如前所述，差价是老干爹公司提供产品配送和商超维护的报酬并作为老干爹公司向丹丹公司进货的优惠返利，直接在货款中抵扣。存在产品配送及商超维护关系的主体是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不是原告个人与丹丹公司。无论是老干爹公司还是丹丹公司都未约定过将此项费用作为原告个人的报酬。因此，原告将丹丹公司基于双方合同关系支付给老干爹公司的服务费当作其个人报酬无事实依据。因此，原告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该服务费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更谈不上利益受损失。被告取得的利益与原告利益损失之间无因果联系。我方已在上述第（一）项中明确阐述了被告获益的依据是基于与丹丹公司之间合法、有效的债务抵消，又在上述第（二）项中明确阐述原告没有获利的依据，即原告没有利益损失。故被告取得的利益与原告利益损失之间无因果联系。无论是原告曾经作为老干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股东，在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其享有所谓的“个人报酬”也就是“挣外快”的情形，明显与常理不符。综上，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钱款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曲延峻辩称，曲延峻是老干爹公司的股东，但不参与实际生产经营，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不了解，其他同被告刘哲的意见。第三人丹丹公司述称，一、原告起诉状中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自2009年2月1日起我司与老干爹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由老干爹公司作为我司在烟台、威海区域及区域内中大卖场（商超渠道）的特约经销代理商，双方每年签订《销售合同书》或《代理合同书》。合作期间，为促进我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增强老干爹公司进货积极性，经双方协商一致，我司按老干爹公司的销售任务及商超服务完成情况对其进行返利、让利（差价）。但该返利、让利仅作为老干爹公司进货时在我司享有的折扣率。2016年后，因合同约定内容变更，我司将上述返点直接支付给老干爹公司。因此，原告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与我公司约定将供销产品出厂价和批发价的差额作为原告个人的报酬与事实不符。我公司从未承诺将差额作为原告个人的报酬，让利、返点的产生完全取决于老干爹公司的销售服务业绩，让利、返点的折抵完全系两公司之间的经营行为，与原告个人无关。二、本公司没有侵犯到原告的任何利益，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案由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1)取得利益，(2)致他人受损失(3)取得之利益与他人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依据。结合本案来看，首先，我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获利的情况；其次我司将让利（差价）、返点折抵老干爹公司进货折扣或直接支付给老干爹公司的行为具有合法依据，于情于法均具有正当性，原告不存在任何损失。因此，本公司没有侵犯到原告的任何利益，更加不存在不当得利共同返还的问题。综上，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我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烟台老干爹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将法定代表人张广玉变更为刘哲，于2018年1月22日注销，注销前公司股东为刘哲、曲延峻。第三人原名称为四川省丹丹调味品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月17日，原告张广玉与被告刘哲签订《转让协议》后附明细账单，约定张广玉于2008年10月30日正式将老干爹公司经营权交给刘哲，具体事项如下：……8、刘哲还清欠张广玉款后，老干爹公司的产权归刘哲所有。9、刘哲经营期间发生亏损由自己负责，不能影响欠款。原告张广玉于协议空白处书写“刘哲按双方协议于2012年3月27日付齐全部欠款，并多给我拾万元。从2012年3月28日起老干爹公司归刘哲所有”。2009年6月23日，老干爹公司（购货单位、乙方）与第三人丹丹公司（供货单位、甲方）签订《丹丹销售合同》，载明：乙方作为甲方在威海、烟台区域内指定产品（详见条款一）目前销售的系列规格和单品流通渠道的特约经销商。加两地区大、中卖场。……本合同有效期为2009年2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本合同有效期的前三个月为试销期，三个月后，双方如无异议，合同可继续生效。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完成基本销售任务100万给予1.5%的返点作为年终返利，完成目标任务110万给予2.5%作为年终返利。超出目标任务的部分给予3%的返利，完不成基本任务无任何返利点。没有销售的系列或单品公司有权开发代理商。尾部甲方处有代表朱某签字及甲方公司盖章确认，乙方处有代表张广玉签字及乙方公司盖章确认。2009年6月23日，老干爹公司（配送方、乙方）与第三人丹丹公司（委托方、甲方）签订《委托配送协议》，载明：甲方现委托乙方在威海区域商超渠道家家悦系统对甲方下列产品进行配送……上列产品代销期限为2009年5月10日至2010年12月10日……手续费收取与结算按下列办法：待甲方收到货款后，即按销货款总额3%支付手续费与乙方，乙方必须提供地税部门的其他服务业发票。协议尾部甲方处有代表朱某签字及甲方公司盖章确认，乙方处有代表张广玉签字及乙方公司盖章确认。2015年3月27日，老干爹公司（购货单位、乙方）与第三人丹丹公司（供货单位、甲方）签订《销售合同》，载明：乙方作为甲方在烟台威海两区域内指定产品（详见条款二）流通超市渠道的特约经销商。……本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新客户签订本合同前三个月为试销期，试销结束后，双方如无异议，合同可继续生效。续签客户自签字确认之日起生效。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1、老干爹公司任务额以实际发货为准。2、家家悦集团公司任务额以开票为准，家家悦销量算入老干爹公司销量内。3、家家悦的费用丹丹公司和老干爹公司各承担一半（新品费由丹丹公司承担）。4、家家悦集团给予老干爹公司的产品差价，丹丹公司每一季度给予核算一次。尾部甲方处有公司盖章确认，乙方处有法定代表人刘哲签字及公司盖章确认。第三人丹丹公司根据原告申请提交了丹丹公司与山东家家悦集团有限公司、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二者简称家家悦公司）自2009年至2018年签订的合同七份。其中，2009年5月7日合同载明：本合同有效期为壹年，自2009年5月10日起至2010年5月10日止。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人张广玉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2012年6月27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岳鹏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2013年6月27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岳鹏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2014年6月30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肖尔强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2015年6月4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刘哲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2016年6月6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赵光辉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2017年1月1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程燕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2018年3月23日合同，尾部乙方处有签约代表程燕签字，以及第三人丹丹公司盖章确认。第三人丹丹公司称，经查询签订合同登记台账，2011年度未有与家家悦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关登记信息。原告、被告、第三人均认可前述肖尔强、赵光辉、程燕系丹丹公司工作人员。原告质证称不认可2015年6月4日合同，根据合同中的签订地点，刘哲作为签约代表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对其他六份合同无异议。被告辩称，合同约定的签约地点并不代表实际的签订地点，一般情况下，家家悦公司与丹丹公司的合同条款一般由刘哲与家家悦公司商定后将合同邮寄给丹丹公司，丹丹公司盖章签字后再回寄给家家悦公司签字盖章，同时也存在着刘哲直接代表丹丹公司在合同的签约代表处签字后再寄给丹丹公司盖章的情形。原告提交了2017年10月16日的《证明》一份，载明：现证明我公司从2008年开始至2017年底经张广玉同志联系与家家悦公司签订产品供货协议，张广玉系该供销渠道的开发人，合同每年一签，此期间无论是张广玉本人代我公司签订合同还是张广玉安排刘哲等人代我公司签订合同，我公司供应家家悦公司产品的出厂价和批发价之间的差价均作为给予张广玉个人的报酬，抵顶了老干爹公司2008年至2017年底的从我公司进货的部分价款共计1029275.52元。尾部有经办人刘姣妮签字，并加盖第三人丹丹公司财务专用章。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形式、证明内容等均不予认可。对此，第三人提供刘姣妮证明，用于证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系事先打印好，仅要求经办人对手写金额核对，会计刘姣妮没有权限审核。原告辩称该证据是在丹丹公司打印的，并非提前打印好的。第三人丹丹公司提交了两份应收账款对账单。对账日期为2010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中显示，客户为老干爹公司，5月18日和12月30日对家家悦公司的差价予以冲加或冲减。尾部有老干爹公司财务专用章确认。对账日期为2011年7月13日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中显示，客户为家家悦公司，尾部加盖老干爹公司财务专用章。第三人丹丹公司提交了老干爹公司出具给丹丹公司的对账联系函两份，记载了2016年丹丹公司产品在家家悦公司的合计开票金额，对其提取月销售额的6%为老干爹公司销售返点，2%的商超系统维护费用，此服务费抵货款即可。并附增值税发票两份。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庭审中，证人朱某出具证言称，其于2006年至2010年作为区域经理负责丹丹公司山东区的销售工作。老干爹公司是丹丹公司的合作商，原告当时是老干爹公司的老板。丹丹公司要在烟台开发商超系统，因家家悦公司不与经销商合作，2008年下半年，委托原告与家家悦谈判，由证人协助。故原告代表丹丹公司与家家悦公司签订合同。根据公司条款，谁开发谁受益，批发价款有价差，差价由原告所有。家家悦公司的供货，算作老干爹食品的销售业绩，每年按照合同任务量完成的比例给予一定的返点支持。没有约定几年的差价款作为代理商的报酬，关于差价款作为报酬的支付方式，应该是抵代理商欠货款。原告联系的烟台其他商超、流通市场的业绩也归经销商，但由老干爹公司直接与其开发的销售渠道签订合同并结算。证人称其知悉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就家家悦商超签订了配送协议，协议中约定的返利是配送服务的费用，也就是其所称的差价。关于将家家悦公司的差价作为报酬的申请，证人称是以电子版形式向公司发邮件，跟董事长岳鹏汇报的，一般要公司盖章。关于报告的经销商名称是原告还是老干爹公司、丹丹公司的经销商系原告个人还是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老干爹公司、原告代表丹丹公司与家家悦公司签约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老干爹公司的问题，证人均无法明确作答。第三人丹丹公司质证称，从未接到朱某关于将差价支付给原告的申请，亦未以任何形式告知朱某将家家悦销售差价作为原告个人报酬。原告提交由第三人出具的《烟台老干爹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差价统计表(2009年-2016年)》一份，表中共25项数据，客户一栏均为烟台老干爹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联系人一栏均为张广玉，备注栏载明家家悦不同时间段差价。其中第24项处载明“家家悦2016年1月-10月合计开票金额1059928元，按照合同规定6%销售返点，2%商超系统维护费用1059928*0.8=84794元”，第25项处载明“家家悦2016年10月-12月合计开票金额237473.28元，按照合同规定6%销售返点，2%商超系统维护费用237473.28*0.8=18998元”。第三人丹丹公司认可该差价统计表的真实性，其与老干爹公司之间就家家悦业务共抵顶差价金额为1029275.52元。本院认为，原告张广玉系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诉争款项1029275.52元及利息,则在本案诉讼中审查的关键应系被告是否存在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从而造成原告损失之情况,进而判断是否应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不当利益返还之义务。一般认为,不当得利的成立须符合四项要件,即一方获利,另一方受损,获利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方的获利“没有法律根据”。而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获利方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一方。据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与丹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将家家悦公司供销产品的出厂价和批发价的差额部分(仅指渠道开发费用，不包括配送费、维护费)作为原告个人报酬的约定；二、张广玉的签约代表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作为老干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为证明其与第三人丹丹公司之间存在将家家悦公司业务中出厂价和批发价的差额部分作为原告个人报酬的约定，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证人证言、差价统计表等证据。关于证明，其内容系第三人丹丹公司以单位身份证明有关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之规定，该证明因缺乏丹丹公司负责人签字，且未加盖公章，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规定，故在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人证言，证人称其将差价作为原告的个人报酬向丹丹公司打过申请的证言，丹丹公司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朱某关于将差价支付给原告的申请，亦未以任何形式告知朱某将家家悦销售差价作为原告个人报酬。虽然证人能够证明张广玉作为丹丹公司的签约代表与家家悦公司签订合同，但对于张广玉是以其个人身份还是以老干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作为签约代表与家家悦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问题，证人无法明确回答。证人称经销商或代理商需要与丹丹公司签订合同，但对于张广玉是以其个人身份还是以老干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丹丹公司签订经销合同，证人也无法作答。结合老干爹公司（而不是原告）与丹丹公司之间具备书面经销合同的事实，且原告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故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原告张广玉与丹丹公司有将家家悦公司销售差价作为原告个人报酬的约定。关于差价统计表，因该证据中张广玉系以联系人的身份存在，只能佐证张广玉是签约代表的事实，以及证明丹丹公司与其客户老干爹公司就家家悦公司差价实际抵顶的金额为1029275.52元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该差价金额为张广玉的个人报酬。结合2015年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重新签订经销合同，对家家悦公司业务在合同中予以明确的事实，综上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与丹丹公司约定将家家悦公司供销产品的出厂价和批发价的差额部分作为原告个人报酬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可。二、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签约代表行为是履行老干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差价是老干爹公司提供产品配送和商超维护的报酬并作为优惠返利在货款中抵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的认定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即法定代表人所为的行为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执行职务的行为。通常理解为，以一般社会经验和认知水平作为判断标准，法定代表人所为的该行为与法人所从事的业务或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直接相关或有牵连关系，并且该行为是为了法人的利益而为或与法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本案中，本院从以下方面分析原告张广玉的签约代表行为的性质：第一，发生时间。原告张广玉作为签约代表时，系老干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在之后长达五年时间不曾变更。丹丹公司对张广玉的身份明确知悉。原告称其与被告刘哲2009年签订转让协议，将老干爹公司经营权交给被告刘哲，被告刘哲支付的转让款不包括其应得诉争的差价款，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签订协议后，张广玉继续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外签订合同，参与经营管理，故张广玉具备执行职务行为的外观。第二，商业习惯。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之间就开发销售渠道存在交易习惯，除家家悦公司外，其他销售渠道的开发模式均为由老干爹公司与所开发的销售渠道直接签订合同并结算，老干爹公司再与丹丹公司之间单独结算，无个人开发报酬的情况。张广玉作为老干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知悉。第三，其他行为。原告张广玉在2009年5月7日作为签约代表与丹丹公司签订合同后，于2009年6月23日代表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签订家家悦公司业务的委托配送协议，约定配送服务费收益。并于同日代表老干爹公司与丹丹公司签订经销合同，使老干爹公司成为丹丹公司在烟威地区的特约经销商，约定返点收益。原告在较短时间内的上述多个行为，使老干爹公司与家家悦公司业务产生关联性，结合2015年被告刘哲作为签约代表签订丹丹公司与家家悦公司合同，此时被告刘哲担任老干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故家家悦公司不与经销商合作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老干爹公司无法参与其中，也不足以证明张广玉仅能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第四，实际受益。老干爹公司自2009年4月起即成为家家悦公司业务的实际受益者，丹丹公司将家家悦公司供货情况计入老干爹公司的销售业绩，并始终就对账事宜、结算事宜等与作为其客户的老干爹公司往来，而非与张广玉个人往来。张广玉在签订转让协议后仍然履行职务行为，参与公司经营，能够并应当知道丹丹公司与老干爹公司之间冲抵货款的事实。张广玉在涉案业务产生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长达五年时间内，不曾对冲抵货款事宜提出异议，或向丹丹公司主张其所述的个人报酬，应当视为对老干爹公司受益于家家悦业务的默认。综上，原告张广玉作为签约代表订立丹丹公司与家家悦公司的购销合同，与老干爹公司从事的业务有牵连关系，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老干爹公司利益密切相关，使丹丹公司、老干爹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其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故被告主张原告的签约代表行为是作为老干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原告张广玉未能证明被告及第三人取得不当利益，也未能证明自己存在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向其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广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64元减半收取7032元，由原告张广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 刚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白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