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7民初5132号原告：吴裕宾，男，197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植建，系其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东辉，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岚，女，198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东辉，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小兵，男，1963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硕、薛源斌，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从化经济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园广从南路514号一层自编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456399132XJ。法定代表人：吴岚。原告吴裕宾、吴岚与被告张小兵、第三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和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硕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建明、曾志智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吴裕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植建、俞东辉，吴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东辉，被告张小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硕、薛源斌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都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裕宾、吴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在2020年10月10日已经解除；2、请求判决恢复两原告各持有第三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权50%股权的原状，并由被告和第三人协助两原告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原告原是第三人都和公司的股东，各持有都和公司50%的股权，都和公司名下有2010年购入的位于从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广从大道3号面积为1591平方米的地块（产权证号：从国用【2011】第00018号）。根据2012年4月公布的地铁14号线一期工程的首次环评，该地块位于14号线太平站附近。根据规划，该地块可建13层高的大楼，总建筑面积约8000多平方米。鉴于该地块的投资价值，两原告及家人吴植建和黎婉娴作为一方，被告作为一方，就合资建房达成了投资合作关系，双方在2012年11月26日正式签订了一份《股东会决议》，该文件第一条说明前述地块及其上盖建筑物（暂名：真和大厦）为都和公司重要投资项目，第二条约定真和大厦由张小兵全资建造并承担全部附带费用，直至大厦整体竣工验收并取得房产证为止。该文件还以决议的方式约定，都和公司分两部分补偿两原告一方（以地块权益所有者吴植建为代表），土地款项补偿360万元由张小兵支付给吴植建，房产补偿部分，为双方对真和大厦建成后的利益分配，其中张小兵占建成大楼的70%，吴植建一方为30%。为了保障被告张小兵的投资权益，根据被告的提议，该决议还约定，都和公司股东由原来的两原告各占50%，变更为被告张小兵出资70万元占70%和原告吴裕宾出资30万元占30%。该股东会决议签订后，两原告配合被告签署了办理股权变更所需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办理了都和公司的70%股权转让到被告名下的变更手续，该《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上显示的日期为2012年11月26日。被告张小兵也陆续投入了资金用于真和大厦的建设，但被告自2013年年底开始就以各种理由停止了投资，且至今为止，被告没有支付7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给两原告，也没有支付土地收购款360万元给吴植建一方。根据都和公司提供的数据，被告总计投入到都和公司的款项为1600万元左右。被告停止投资后，两原告一方只能自筹资金，继续真和大厦的建设，由于被告迟缓和停止投入资金的原因，真和大厦的建设成本和费用急剧上升，工期一拖再拖，加上国家土地政策变化等原因，后续还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1500万元左右，才能办理整栋大楼的产权证书。经过原告一方和都和公司的多方努力，目前已办理了一至四层的不动产权证，五至十三层的产权证书，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及支付相应的办证税费后，才能办理。经统计，截止目前累计投入真和大厦建设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己高达3000多万元，预计后期还需要投入资金1800万元左右，才能取得整栋大楼的全部产权证书。2017年年初起，被告张小兵不但拒绝继续投入资金，而且不顾真和大厦的现状，不断的要求提前收回投资，被告更是在2019年7月，将其前期投入的1600多万元资金自称为借给都和公司的借款，并以此为由将都和公司起诉至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东会决议》约定，被告张小兵应承担真和大厦全部建造及附带费用，直至取得整栋大厦的房产证为止的出资义务，现被告不但不继续投资，而且完全否认该文件约定的投资建设义务，将原来的投资款作为借款起诉要求都和公司还款，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都和公司和两原告一方的合法权益。鉴于被告的行为已经明确表示其不履行主要债务，其违约行为已经致使双方在《股东会决议》约定目的不能实现，为此，两原告及家人吴植建、黎婉娴于2020年10月9日向被告张小兵寄送了关于解除都和公司投资合作关系等事项的通知，解除了双方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及约定的投资合作关系，并同时解除了根据该文件签署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终止。鉴于被告的违约行为，两原告一方完全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双方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而《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是为执行《股东会决议》而签署的附属文件，且被告至今没有支付过7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理应一并予以解除，现两原告一方送达的解除通知已经生效。另外，都和公司自2012年办理公司股权变更以来，公司股权和股东没有发生变化，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都和公司具备股东和股权恢复原状的条件。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和《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两原告在都和公司的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理应恢复原状。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张小兵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我方已经付清双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0万元，故我方作为股权受让方的付款义务已经全面、合适履行完毕，原告无权解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首先，双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第三条约定：“合同签定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为此我方其实已于2011年1月7日和2012年1月18日将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0万元支付给原告，故我方已经全面合适的履行完毕自身受让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其次，我方受让的是第三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70%的股权，该股权比例已经超过了全部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换句话说，我方是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方，直至双方产生纠纷的今日，我方都没有利用自身作为公司绝对控股方的权利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再次，我方自2012年11月26日受让公司股权成为大股东至今，一直保持克制的心态（因为两原告以及公司监事黎婉娴是一家人），既没有主动要求控制公司公章，也没有对原告吴岚明显违反公司章程的不合法行为提出质疑。就在2019年我方主张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偿还我方1603万元借款（一审我方已经胜诉）的背景下，原告居然主张解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这明显是匪夷所思的。众所周知，股权转让合同和商品的买卖无异，买方支付价款卖方交付股权予买方，则股权转让履行完毕，买卖双方交易完毕后如因为双方股东之间就公司的经营产生纠纷，那么也绝对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这是基本的法律原理。现原告居然以双方股东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作为理由解除已经履行完毕长达8年之久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显然是毫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从双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来看，违约及违反章程的则恰恰是原告和第三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首先，双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第七条明确规定：“吴岚股东自转让出资之日起，不得再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活动”，但事实上自我方获取公司70%股权至今，原告吴岚都一直在以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显然违约的是原告吴岚，而且目前公司的公章也是吴岚个人保管和使用。其次，原告吴岚和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明显违反章程的规定，《广州都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任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事实上自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9日成立至今长达10年的时间里，原告吴岚一直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其居然在每次任期届满时都不召开股东会进行选举，其连基本的连选手续都不办理就继续连任。再次，在我方于2020年7月8日作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主张选举和更换原告吴岚作为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时，原告吴岚更是予以拒绝，而另一原告吴裕宾居然就我方自行召集的股东会之决议提起诉讼主张撤销，由此足见两原告作为亲属（吴裕宾是哥哥、吴岚是妹妹）利用控制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公章的便利，公然违反公司章程，直接损害我方作为绝对控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三、原告将股东会决议项下的股东纠纷和股权转让纠纷混为一谈，恰恰证明了原告无权解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首先，股权转让和股东达成股东会决议显然是两个法律关系，《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不可能是为执行《股权会决议》而签署的附属文件，股权转让决定的是是否成为股东的问题，而股东会决议决定的是成为股东后公司如何经营的问题，这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及最终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其次，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必定是当事人先依据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成为公司股东，才能够依据合法召开的股东会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原告主张股东违反了股东会决议，所以该股东就不应当成为公司的股东，明显存在逻辑错误。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达成的关于公司经营的决议事项，该决议事项是约束公司而不是约束公司股东的（股东损害公司权益的除外），在公司股东没有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股东违反股东会决议和股东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结合到本案，2012年11月26日达成了《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的第二条鉴于部分为：“真和大厦由张小兵全资建造并承担全部附带费用，直至大厦整体竣工验收并取得房产证为止”，当时双方约定的我方出资金额为800万元《因《建设工程报建审核书》（包含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均写明建设投资为800万元，但事实上张小兵不仅支付了800万元，还另外支付了803万元的款项予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居然从不与我方签订书面的借款协议明确我方的出资，而且也从不向我方出具收取合计人民币1603万元的手续，并在收款后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和原告也从不告知我方款项的去向（连一份书面告知文件都没有），这不仅损害我方作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更损害我方作为出资人的权益，所以从《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其履行来看，受损害的是我方，我方不仅没有违约，我方还多支付了一倍多的款项。股权转让和股权转让后股东达成的股东会决议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原告以所谓的一方违反了股东会决议所以该方就不应当是公司股东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四、我方没有违反股东会决议，违反协议的恰恰是原告和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首先，《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关于“真和大厦由张小兵全资建造并承担全部附带费用，直至大厦整体竣工验收并取得房产证为止”的约定在“鉴于”条款当中，而不是在股东会决议的决议事项当中（决议事项是房产分配和公司股权比例），换句话说，真和大厦的建设资金承担根本不是股东会决议的决议事项，因为当时双方协商确定的真和大厦投资建设款为800万元，全部由我方承担，为此我方已经准备了1000余万元完成真和大厦的建设，并且最终我方合计支付了1603万元给对方，故我方没有违反《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也不可能违反该决议（因为我方是出钱的一方）。其次，《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之决议第一款第2项决议：“房产补偿：大楼分为十三层，需分层领取房产证，按张小兵占70%和吴植建占30%的比例为原则进行分配”，但事实上真和大厦建成后直至办证，没有一层房产产权办理到张小兵名下，就我方支付的1603万元，原告及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居然不按照双方股东会决议的明确约定办理70%的产权给我方，有明确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显示办理70%的产权给我方，居然最终都不执行，事实上不执行决议的是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综上所述，原告对于我方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不仅违反基本的法律逻辑，更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原告的陈述和主张更缺乏事实证据支撑，而且前后矛盾。原告利用控制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公章的便利，侵害我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却主张我方违约并主张其享有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理应驳回原告之全部请求。第三人都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庭前提交了如下答辩意见：一、有关公司原股东和现股东之间的纠纷，由股东之间自行处理，我司将根据法院的最终判决执行。二、有关案涉的2011年11月26日《股东会决议》的意见。该《股东会决议》是原告吴裕宾、吴岚及家人吴植建、黎婉娴和被告张小兵在2011年11月26日签订的，吴裕宾、吴岚及家人吴植建和黎婉娴作为一方，张小兵作为一方，就一方出地、一方出钱合资建设我司名下的真和大厦事项达成了投资合作关系，该文件确定真和大厦由张小兵全资建造并承担全部附带费用，直至大厦整体竣工验收并取得房产证为止。该文件对各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享受的利益，以及我司的股权分配和真和大厦的房产分配作了约定。首先，该股东会决议并非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而是约定吴裕宾、吴岚及家人一方，和张小兵一方约定投资合作建房的书面文件，我司也是在该文件签署之后，才为张小兵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张小兵才正式成为我司的股东的。张小兵成为我司的股东是属于各方根据该名为《股东会决议》的文件约定执行的结果。其次，该股东会决议文件中约定的内容，至今没有履行完毕，合作建设的真和大厦还有大量款项未支付，也还没有取得全部楼层的房产证。三、有关张小兵投入的1603万元款项的说明。2011年11月26日《股东会决议》签订后，张小兵投入了部分费用（合计1603万元）给我司，但之后就停止了投资，对我司不闻不问。由于欠缺资金，导致真和大厦未能及时办理各项竣工验收和办证手续，建造成本和各项成本费用急剧增加，需要补交的土地出让金、办证税费也因为地价的上涨而增加。真和大厦光是大楼土建部分的建造费用就己近1500万元，加上水电、消防工程的费用、多年来的各类财务成本费用，以及需要补交的土地出让金、办证税费，预计到取得房产证为止的总成本费用会高达四、五千万元。张小兵在2017年查阅了我司的公司财务账册后，就要求退出合作，其更是在2019年7月，将其前期投入的1603万元资金自称为借给我司的借款，并以此为由将我司起诉至法院，该案件案号为(2020)粤0117民初5132号，已经一审判决，我司也己提起了上诉，目前二审尚未开庭审理。但张小兵在本案中提交的《答辩状》中，又承认该1603万元为按照前述2011年11月26日《股东会决议》支付的款项，同时又将其中70万元作为受让吴裕宾和吴岚的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也就是说，该1603万元，到底是投资款，还是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完全是张小兵在自说白话。我司作为独立的公司法人，且该1603万元款项涉及公司的巨大利益，我司认为，该1603万元属于张小兵按照2011年11月26日《股东会决议》投入的投资款，属于张小兵负责全资建造真和大厦应该承担的费用，不属于借款。经审理查明：都和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3日，股东为吴岚、吴裕宾，法定代表人吴岚，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50万元。2011年3月30日，都和公司召开股东会，达成如下决议：1、变更公司实收资本：同意公司实收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本次增加实收资本50万元人民币，其中股东吴岚增加实收资本10万元，出资日期为2011年3月18日，以货币出资。股东吴裕宾增加实收资本40万元，出资日期为2011年3月18日，以货币出资。2、实收资本变更后，股东吴岚认缴出资额50万元，实缴50万元，占注册资本50%；股东吴裕宾认缴出资额50万元，实缴出资额50万元，占注册资本50%。3、同意修改章程相关条款。2011年3月23日，经验资，都和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已经缴足。2012年11月26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一、吴岚将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全部转让给张小兵，转让金额为50万元；二、吴裕宾将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中的20万元转让给张小兵，转让金额为20万元；三、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四、从2012年11月26日起张小兵、吴裕宾成为本公司股东，承认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并享有股东权益。各股东新的投资比例分别为张小兵7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70%；吴裕宾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0%；五、至2012年11月26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转让和受让股东均已认可，并明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承担责任；六、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转让方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七、吴岚股东自转让出资之日起，不得再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活动。”以上有两原告与被告签名、都和公司盖章。同日，都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并达成如下《股东会决议》（编号：【2012】01）：“鉴于：一、从化市经济基数开发区广从大道3号地块（产权证号：从国用【2011】第00018号）及其上盖建筑物商务大楼（暂名：真和大厦）为本公司的重要投资项目，且前述地块的土地所有权及该地块其他附属权益原为吴植建所有，现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二、真和大厦由张小兵全资建造并承担全部附带费用，直至大厦整体竣工验收并取得房产证为止。经本公司全体股东研究决定，作出如下决议：一、本公司分款项和房产两方面补偿吴植建或其指定对象黎婉娴。1、其中，款项补偿为人民币360万。全额款项由张小兵支付吴植建或其指定对象黎婉娴，支付时间双方另作协定。2、房产补偿：大楼分为十三层，需分层领取房产证，按张小兵占70%和吴植建占30%的比例为原则进行分配。其中首层和十三层为张小兵、吴植建共有，各占50%产权（如张小兵或吴植建任何一方需要出售转让的，另一方具有优先购买权）。其余均由双方商定协调分配，双方有转让至指定对象名下之权利。二、变更公司股东：由吴岚、吴裕宾变更为张小兵、吴裕宾；三、变更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由吴岚出资50万元占50%、吴裕宾出资50万元占50%变更为张小兵出资70万元占70%、吴裕宾出资30万元占30%；四、废除旧章程，启用新章程。”以上由两原告、被告以及吴植建、黎婉娴签名确认。同日，都和公司变更公司章程股东出资情况，并于2012年12月5日申请变更股东登记事项。2012年12月7日，工商部门准予变更登记。2011年1月7日向都和公司转账500000元，都和公司记账凭证中记载该款项摘要为“张小兵投资款错汇入基本户”。2012年1月18日被告又向都和公司转账200000元，都和公司记账凭证中记载该款项摘要为“收张小兵往来款”。庭审中，被告称该两笔款项是向两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17年2月4日，黎婉娴、张小兵、吴岚召开会议，其中对都和商务楼作出了如下结论：“按照协定，应由张小兵全部支付建造费用，完成后张小兵占70%，黎婉娴占30%，土地费用360万由房产转让所得优先归还黎婉娴。但2013年开始，张小兵暂停了投入，黎婉娴方相继投入1100多万垫付工程款。现张小兵提出，私人借给黎婉娴约600万（以实际到账凭证为准），除了200万是购买黎婉娴无形资产外，其余作为注入都和的投入款，余下仍欠的资金，以出售商务楼房产后作抵偿。”以上有三人签名确认。2020年10月9日，都和公司、吴裕宾、吴岚、吴植建、黎婉娴向张小兵发出《关于解除都和公司投资合作关系等事项的通知》，以张小兵不履行出资义务，导致《股东会决议》约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及该文件约定的投资合作关系，且根据该文件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一并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该通知于2020年10月10日送达给张小兵。另查，2019年7月8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受理张小兵起诉都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9】粤106民初24938号），张小兵主张都和公司返还其于2011年1月7日起陆续出借款项共计1603万元，都和公司则称张小兵出资的款项为真和大厦建造投资款，该案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张小兵投入都和公司的1603万元为借款，其中包括2011年1月7日转账的500000元和2012年1月18日转账的200000元，并判决都和公司向张小东偿还借款1603万元及利息，判决作出后，都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该案现正在二审审理中。庭审中，被告明确该700000元为股权转让款，并明确表示在（2019）粤106民初24938号案件二审程序中主张将该700000元从借款中扣除。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经审查，本院认为，双方是对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以及解除与否产生争议，故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关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否解除的问题。首先，2012年11月26日原被告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告主张《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2012年11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的附属文件，但股东会决议是由两原告、被告以及吴植建、黎婉娴共同达成的，也有两原告及被告在“全体股东签名处”签名，足以证明在形成该份决议时张小兵已经成为了股东，而都和公司原股东为两原告，张小兵成为股东所依据的自然是《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即是两原告分别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了张小兵，使张小兵成为都和公司股东后才可以形成2012年11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故本院对两原告认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股东会决议》附属文件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都和公司已经按照《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和2012年11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启用了新公司章程，也对公司股东进行了变更，说明原被告对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内容均无异议，并且按照《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进行了股东的变更登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也已经取得了都和公司的股东资格，对履行完毕的合同，当事人不存在行使合同解除权；再次，庭审中，被告自认2011年1月7日转账的500000元和2012年1月18日转账的200000元为向两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原告虽称被告并未支付转让款，但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至今已近八年，期间两原告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两原告从2012年12月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后至2020年10月9日发出解除通知前近八年的期间内均未行使解除权，显然超过合理期限，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综上，原被告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经履行完毕，两原告有关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两原告主张确认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经解除并恢复两原告各持有第三人广州都和贸易有限公司股权50%股权的原状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裕宾、吴岚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吴裕宾、吴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硕人民陪审员  刘建明人民陪审员  曾志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何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