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2民终56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春木，男，197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宝成，福建秦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玉妹，女，196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娥，北京惠诚（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炜锟，北京惠诚（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春木因与被上诉人杨玉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7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春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宝成、上诉人杨玉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娥、葛炜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春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杨玉妹退还陈春木转让补贴费15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陈春木只需支付杨玉妹租金2340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杨玉妹只需退还转让补贴费10万元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根据租赁合同第七条规定“如遇政策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因素需要解除合同，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甲方退还押金。转让补贴费25万元按6年逐步分摊（第一年扣除10万元，第二年扣除15万元，第三年扣除18万元，第四年扣除20万元，第五年扣除22万元，余下退还乙方）。”上诉人2020年3月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时合同期第一年未满，只能扣除第一年分摊转让补贴费10万元，应退还的转让补贴费为人民币150000元，但一审判决不仅将陈春木起诉到判决结案之间的这段合同效力待定期间全部认定为有效租赁期间，而且将最多六个月期间认定为一年整，白白多判5万元给杨玉妹。二、原审判决陈春木应付杨玉妹合同解除之前租金93800元，也有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的计算过程是：2020年2月1日至9月8日全部认定为有效租赁期间，酌定免除2月份一个月租金，3-6月四个月租金减半收取，其余2个月零8天按每月33000元计算租金，合计应付租金140800元，加上起诉2月份之前拖欠租金3000元，减去已付租金50000元，最后应付租金93800元。这个算法将陈春木起诉到判决结案之间的这段合同效力待定期间全部认定为有效租赁期间，也是将双方因争议没有办成移交的全部责任归于陈春木，这是明显的不公。陈春木认为公平的做法是140800元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如此陈春木应付租金只有23400元（93800-0.5*140800）。杨玉妹答辩称，一、陈春木以不可抗力为由提出解除合同书于法无据，杨玉妹与陈春木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至今未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对于本案而言，杨玉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由此可见双方并未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合同书第七条约定：“双方不得借故解除合同，如遇政策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因素需要解除合同，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该条双方强调的是对合同的履行，任何一方不得借故解除合同。本案依法不适用不可抗力，陈春木借疫情主张解除合同没有依据。《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规定，早在3月19号，厦门鼓浪屿已有很多家民宿复工，证实早在3月份鼓浪屿民宿具备了复工的基本条件。陈春木在诉请解除合同期间也实际经营着案涉房屋，故并不存在由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结合上述最高院的指导意见，新冠疫情并没有给案涉租赁合同的履行造成无法克服的合同履行困难，陈春木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履行合同，继续经营，故本案不满足不可抗力的法定条件，陈春木主张解除合同的，不应予以支持。陈春木借疫情之机主张解除合同书，不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合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6条的规定，案涉合同约定的租期长达六年，尽管租赁期间发生了疫情，但通过陈春木欠付2019年1月31日之前的租金，并且早在2019年10月就曾提出解除合同的事宜（正因为此，杨玉妹才给与陈春木适当良善照顾，予以一定减租优惠），可见陈春木的经营情况欠佳也不排除是由其自身经营不善所致。退一万步讲，即便疫情可能导致其应收减少，但影响并未达到需要解除合同的程度，陈春木可以与杨玉妹就“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等事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时，陈春木可以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进行调解或判决，而不得擅自单方解除合同。二、由于案涉合同书并不符合合同解除的基本条件，合同书并未解除，故杨玉妹无需退还转让补贴费及押金。三、陈春木借机疫情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本质上是其单方违约。如因其无履行合同意愿导致合同最终被解除，其主张还押金及转让补贴费也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中约定押金的本意就在于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能够得到相应的救济，违约方要求退还押金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到合同期满，且陈春木交清租赁期间应付的一切费用后，杨玉妹将押金无息退还。”而现实情况是，时至今日陈春木仍未缴纳所欠付的租金及滞纳金，故要求退还押金没有依据。关于转让补贴费，从合同书中的备注可以看出，转让补贴费本就基于原有房屋设施使用权的让渡而形成，故转让费用中包含有一部分原有房屋转让物。原有房屋的设备已移交给陈春木，陈春木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转让费没有依据。并且合同书第九条约定：“乙方认为需要装修该房屋时，须取得甲方同意后方可改装，但不可损坏原有的结构，乙方在交还房屋时应负责现状归还。”陈春木按照该约定在交还房屋时应当维持房屋现状。但目前，案涉房屋目前庭院脏乱，内有设备设备丢失，原有房屋设施遭到破坏，与房屋原状相差甚远。故在陈春木已无法向杨玉妹归还转让物的情况下，要求返还转让费有失公允。四、陈春木主张只承担23400元租金缺乏依据。陈春木要求对于2020年2月1日至9月8日的租金仅承担一半没有任何依据，合同并未解除也就意味着：陈春木仍然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支付租金的义务。并且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厦府规〔2020〕3号）》的规定，陈春木并非承租政府性资产中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案涉房屋也并不具有国资委背景，故原审法院免除陈春木房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便是参照此规定减免租金，那也应当是减免一个月，减半两个月，原审法院判决减免一个月，减半长达四个月的租金无任何依据。综上所述，对于2020年2月1日至9月8日的租金，以及后续期间的租金，陈春木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全额承担。杨玉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玉妹原审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新冠疫情”不符合合同解除的不可抗力条件，租赁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一审法院以不可抗力为由判定租赁合同解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目前疫情防控基本得到控制，经营无障碍,且陈春木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继续经营、继续履约，即不满足“无法克服”，另外，陈春木本身可能存在经营不善的情形，不能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未必完全因为疫情的不利影响，故“新冠疫情”不属于不可抗力。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本着契约精神，继续履行合同。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租赁合同于2020年9月8日解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杨玉妹无需向陈春木退还租赁押金35000元及转让补贴费10万元。租赁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现陈春木无故拖欠租金，杨玉妹无需向陈春木退还租赁押金和转让补贴费，一审法院判决杨玉妹向陈春木退还租赁押金35000元及转让补贴费1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此外，杨玉妹收取的转让费中有一部分属于物品转让，陈春木已无法向杨玉妹归还转让物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要求杨玉妹向陈春木退还转让费，显然有失公允。三、一审法院免除陈春木2020年2月份租金，减半收取陈春木2020年3月至6月租金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应当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厦府规[2020]3号）》的规定，本案中，陈春木不是承租政府性资产中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且案涉房屋也不具有国资委背景，一审法院免除陈春木租金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应当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再则，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亦未对杨玉妹的租金进行减免，按照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该部分的租金损失将由杨玉妹自行承担，显然有失公平。退而言之，即便依据前述规定需要减免租金，那么也应当是免一个月租金，两个月的租金减半，而本案原审法院却直接判决免一个月租金，4个月的租金减半，毫无道理。四、陈春木应当向杨玉妹支付拖欠租金及滞纳金，以及后续租金。陈春木在一审中认可了拖欠租金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滞纳金，故陈春木应当以该标准向杨玉妹支付拖欠租金及滞纳金、后续租金。五、本案原审已判决解除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却未确定案涉房屋的腾退时间，导致案涉房屋至今仍被陈春木占用。即便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应需解除，陈春木也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将租赁房屋恢复原状交还杨玉妹，否则陈春木仍需向杨玉妹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然而，原审法院在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对于案涉租赁房屋的交付问题却未作出任何的处理，存在明显错误。陈春木答辩称，一、讼争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杨玉妹要求改判继续履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新冠疫情是蔓延全世界的疫情，属于公认的法定不可抗力情形，不管承租方还是出租方均可以此为由免责解除租赁合同，且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特别约定“如遇政策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因素需要解除合同，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二、杨玉妹以陈春木拖欠租金为由要求改判不退押金35000元和转让费100000元、要求陈春木继续支付租金及承担违约金的理由不成立。讼争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期限是提前预付三个月租金，预付租金的前提是双方均同意继续履行租赁合同，陈春木2020年1月21日支付杨玉妹租金50000元已经是预付性质，依法应优先抵扣上一季度租金尾数3000元，其余47000元当作下一季度的部分预付租金。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爆发，陈春木在春节长假过后肯定付清下一季度租金继续履行合同，但武汉封城标志着疫情蔓延恰恰发生于春节假期，租赁旅馆所处的鼓浪屿受到疫情和管制双重影响，几乎没有游客上岛入住旅馆，陈春木第一时间与杨玉妹协商退租事宜，杨玉妹根本不予理睬，陈春木无奈提起合同解除之诉。一审法院接收陈春木起诉资料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陈春木已付款项足以覆盖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所有租金。一审法院组织诉前调解时，杨玉妹强硬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拒绝调解，拒绝陈春木提出的移交讼争房屋要求，此后如有租金产生是法院判决推定的结果，不具有导致陈春木违约的法律效力。三、杨玉妹反对一审法院酌情减免部分租金的理由违背事实。自2020年3月18日起，讼争租赁合同已经处于实质性中止履行，租金损失依法应由阻挠移交的一方承担。陈春木既然提出合同解除之诉，当然随时可以移交，是杨玉妹一再拒绝移交，导致讼争房屋在一审判决之前无法移交，陈春木无需承担任何后续租金。即使如此，陈春木在提起上诉时也仅仅要求改判各自承担一半，一审法院判决免去一个月、减半四个月的租金额远远低于一人一半金额。陈春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陈春木与杨玉妹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2.杨玉妹退还陈春木租赁押金35000元和转让补贴费15万元。诉讼过程中，陈春木明确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于陈春木递交本案起诉状之日解除。杨玉妹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继续履行杨玉妹与陈春木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2.陈春木向杨玉妹支付拖欠租金169000元及滞纳金50700元（按169000元的30%收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讼争的厦门市思明区内厝澳（沃）20号房屋登记在案外人名下，建筑面积119.87元。2019年4月10日，杨玉妹（甲方）与陈春木（乙方）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将讼争房屋出租给乙方，建筑面积280平方米，租赁用途为住宅家庭旅馆；租赁期限从2019年5月1日起至2025年4月30日止，每月租金35000元，从第三年开始租金递增5%；乙方首次租金半年付清21万元，第二次按每季度支付105000元，第二次付款应提前7天付清；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交付35000元作为押金；双方协商一致转让补贴费用为25万元（由承租方支付给出租方），原有房屋的设施交由承租方继续使用，乙方经过甲方许可对现有房屋进行内部装修，需要改造部分不得违反法令法规，如有违反造成的后果由乙方承担；租赁期间如有拖欠租金每天按5%加收滞纳金，拖欠租金达半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并有权追回拖欠租金及滞纳金；租赁期间双方不得借故解除合同，如遇政策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因素需要解除合同，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甲方退回押金；转让补贴费25万元按6年逐步分摊（第一年扣除10万元，第二年扣除15万元，第三年扣除18万元，第四年扣除20万元，第五年扣除22万元，余下退还乙方，乙方的装修设施归甲方所有）。上述合同签订后，杨玉妹将讼争房屋交付给陈春木占有使用，陈春木向杨玉妹支付了押金35000元、转让费25万元及部分租金。2019年10月23日，杨玉妹与陈春木就租金减免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出租方同意每月减租2000元，期限1年，自2019年11月起至2020年10月止，之后按原合同执行。截至2020年1月31日，陈春木尚欠杨玉妹当季租金3000元。2020年1月21日，陈春木向杨玉妹支付了租金50000元。因陈春木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双方于2020年3月16日到讼争房屋协商解除合同事宜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但因陈春木要求退还押金，而杨玉妹拒绝退还押金，陈春木未将讼争房屋交还给杨玉妹。之后，陈春木曾于2020年6月至7月期间通知杨玉妹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杨玉妹拒绝办理，陈春木将房屋钥匙放置于讼争房屋前台，杨玉妹拒绝接收。本案审理中，陈春木于2020年9月8日明确表示讼争房屋内的物品均与其无关，杨玉妹可自行收回讼争房屋。杨玉妹拒绝收回讼争房屋，拒绝退还转让补贴费，并认为陈春木已更换了讼争房屋内的所有物品，陈春木可自行搬走相关物品。陈春木拒绝搬走相关物品，坚持要求退还转让补贴费。一审法院认为，陈春木与杨玉妹就讼争房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在具有合法产权的范围内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陈春木提出解除合同后，双方于2020年3月16日到讼争房屋协商解除合同事宜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但因押金退还问题双方未能协商一致，之后陈春木诉至本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杨玉妹提起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本案审理中陈春木坚持解除合同，讼争租赁合同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行，本院对陈春木解除合同的诉求予以支持，对杨玉妹继续履行合同的诉求不予支持。陈春木于2020年9月8日明确表示讼争房屋内的物品均与其无关，杨玉妹可自行收回讼争房屋，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租赁合同的有效部分于2020年9月8日解除。陈春木提出解除合同系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后又因押金退还问题迟延交还房屋，陈春木应向杨玉妹支付交还房屋之前的租金，但不必支付滞纳金。双方于2019年10月23日就减租事宜协商一致，陈春木应付租金包括2020年1月31日前尚欠的租金3000元以及2020年2月1日至9月8日的租金。考虑到疫情防控对民宿经营的影响，本院酌定免除2020年2月租金，减半收取2020年3月至6月租金，故陈春木应付的2020年2月1日至9月8日租金为140800元（33000元/月×4个月×50%＋33000元/月×2个月＋33000元/月÷30天×8天）。扣除陈春木2020年1月21日已支付的租金50000元，陈春木还应向杨玉妹支付租金93800元（3000元＋140800元－50000元）。如前所述，讼争租赁合同解除的原因系受到疫情影响，并非陈春木恶意违约，陈春木诉请杨玉妹退还租赁押金3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考虑到租赁合同解除的原因和时间，结合合同关于“第二年扣除15万元转让补贴费”的约定，陈春木诉请杨玉妹退还的转让补贴费，本院在10万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陈春木与杨玉妹之间《房屋租赁合同书》的有效部分于2020年9月8日解除；二、杨玉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陈春木退还租赁押金35000元；三、杨玉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陈春木退还转让补贴费10万元；四、陈春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杨玉妹支付租金93800元；五、驳回陈春木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杨玉妹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816元，由陈春木负担6449元，杨玉妹负担736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98元，由杨玉妹负担1317元，陈春木负担981元。二审中，双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杨玉妹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1、讼争合同第4条、第6条、第9、第10条的内容。2、讼争房屋的现状遭到严重破坏。3、未查明杨玉妹与陈春木签订补充协议对陈春木予以减租的背景。当时是因陈春木经营状况存在问题，早在2019年10月23日提出减租，当时杨玉妹找到案外人接手讼争房屋，但陈春木不同意，要求减租继续履行合同。因此，陈春木于本案要求解除合同不应得到支持。陈春木针对杨玉妹关于签订补充协议的陈述提出异议，称当时杨玉妹确实有找到下家，但在收回讼争房屋前，杨玉妹不同意第一年转让费15万元退回给陈春木，所以没有退成，双方签订减租的补充协议继续履行合同。杨玉妹于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厦门广电网新闻，证明早在3月份鼓浪屿民宿已具备复工条件，陈春木主张不可抗力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依据；2、租赁房屋交付前后照片、家具订购清单、租赁房屋现状照片，证明案涉房屋目前庭院脏乱，内有设备设施丢失，原有房屋设施遭到破坏，与房屋原状相差甚远；3、中国建行交易明细，证明汤某、洪某为南洋树员工；4、携程帐号信息，证明携程账号名称仍然为陈春木，未进行变更；5、聊天记录、办税人员信息、发票信息，证明（1）在陈春木财务人员的要求下杨玉妹给予陈春木办税的授权。（2）陈春木至今仍是授权的办税人员，并未进行变更。（3）陈春木在诉请解除合同期间也实际经营着案涉民宿。陈春木质证认为，对表面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据1的证明对象。不认可证据2、3的关联性，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因合同约定的25万元是旅馆转让费，而不是购买家具等的费用，从其中的证据可以看出，承租房屋家具必然会折旧。不认可证据4的证明对象和关联性。不认可证据5的证明对象，杨玉妹完全可以自己进行纳税申报，其中的证据恰恰证明2020年3月讼争房屋基本没有经营收入，说明旅馆无法继续正常经营。同时，杨玉妹还申请证人洪某、汤某出庭作证，以证实案涉房屋交接时的实际状况，证明杨玉妹将案涉房屋交给陈春木经营时是完备的，里面设施是齐全的。陈春木对洪某、汤某的证词质证认为，两位证人的陈述不能证明杨玉妹的证明对象。杨玉妹将案涉房屋交给陈春木经营时双方没有办理交接清单，也不能说明合同解除时讼争房屋以最初时的现状移交。二审中，陈春木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围绕陈春木、杨玉妹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首先，关于合同的解除。杨玉妹、陈春木在2019年10月前后已有解除案涉合同的意向但因转让费等原因未能达成一致。2020年3月，陈春木、杨玉妹又到讼争房屋协商解除合同事宜，但又因押金退还与否等未能达成一致。陈春木于本案中仍坚持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同时考虑疫情影响等，且案涉房屋现已是杨玉妹实际控制，案涉租赁合同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行，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予以维持。一审法院综合考量疫情影响，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形等因素，认定陈春木并非恶意违约，判决杨玉妹退还押金，不支付未缴租金的滞纳金等，本院亦予以维持。杨玉妹上诉主张需继续履行合同，本院不予支持。其次，由于陈春木于2020年9月8日明确表示讼争房屋内的物品均与其无关，杨玉妹可自行收回讼争房屋，一审判决解除双方合同于该日解除正确。依据合同约定，杨玉妹退还陈春木的转让补贴费为10万元。陈春木上诉主张其于2020年4月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转让费只应扣除第一年的1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由于之前案涉房屋并未移交给杨玉妹，一审判决陈春木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93800元正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厦府规〔2020〕3号）》虽针对的是国企，但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参照，一审法院酌情进行减免，并无不妥。杨玉妹上诉主张其不具有国资背景，不应给予陈春木减免，以及陈春木主张之后还要继续减免，其只需支付23400元，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讼争房屋从2020年9月8日起即交由杨玉妹自行处理，陈春木仅应支付租金至2020年9月8日。杨玉妹称至今未恢复原状交还，携程帐户、税号未变更，庭院仍脏乱，内有设备丢失，且房屋设施遭到破坏，陈春木还应继续支付租金。但杨玉妹未举证当初交付陈春木房屋时的设备设施情况，两位证人亦无法说清当初交付的具体物品，其现称当初的设备丢失，且房屋设施遭到破坏，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至于庭院脏乱，携程帐户、税号未变更，亦不能成为陈春木仍需继续支付租金的理由。综上，陈春木、杨玉妹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01元，由陈春木负担2177元，杨玉妹负担42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曾聆）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 源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但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下列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一）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二）不服民事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