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最高法民终9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西侧汇雅商业中心9号楼。负责人：韩焕彬，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明，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霞，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开发区第二大街1号C座302。法定代表人：于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耘，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龙，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娟，女，197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耘，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龙，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兆臣，男，197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耘，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龙，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新光恒辉石油机械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路宁福里5号楼。法定代表人：白俊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志耘，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德龙，天津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软通旭天供应链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原名为新光海润（天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四路102号（物流园区内）3-B-301室。法定代表人：梁发辉，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空客太古（天津）无人机销售有限公司〔原名为软通（天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盈科（天津）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西湖村大街35号301-B。法定代表人：张玉海，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天津万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长青科工贸园区重庆街60号。法定代表人：杨文胜，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天津成峰基业机械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太阳城紫玉名邸6-01。法定代表人：孙延达，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天津丰汇延展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丽苑居住区蓝山园28-1-201。法定代表人：孙延达，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远航通（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原名为新光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怀安环路17号1层201-202（科技园）。法定代表人：孙延达，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奥钛芯光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风荷园4-8-302（科技园）。法定代表人：孙延达，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孙延达，男，197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原审被告：白俊燕，女，197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原审被告：章赪，男，1965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原审被告：香港利时年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天津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实业公司）、杨文娟、崔兆臣及原审被告新光恒辉石油机械销售（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恒辉公司）、软通旭天供应链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通公司）、空客太古（天津）无人机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客公司）、天津万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恒公司）、天津成峰基业机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峰公司）、天津丰汇延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汇公司）、远航通（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航通公司）、奥钛芯光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钛公司）、孙延达、白俊燕、章赪、香港利时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时年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5）津高民四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交行天津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上诉期间，因交行天津分行于2017年9月26日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依法签订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全部转让给了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故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依法申请变更本案上诉人为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以（2018）最高法民终953-1号民事裁定，准许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替代交行天津分行作为本案上诉人参加诉讼，交行天津分行退出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世明、张凌霞，被上诉人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杨文娟以及原审被告新光恒辉公司四方的委托代理人牛志耘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成峰公司、丰汇公司、远航通公司、奥钛公司、孙延达、白俊燕、章赪、利时年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上诉人交行天津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新光恒辉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681935213元及利息7810715.45元（暂计算至2015年8月31日）、原挂息欠息75681956.64元（暂计算至2015年8月31日，尚未含部分复利），上述本息共计765427885.09元；2.新光恒辉公司清偿自2015年8月31日后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及从提前到期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借款合同违约条款约定计付的利息、罚息及复利；3.新光恒辉公司、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杨文娟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且已抵押给交行天津分行的房地产对上述欠款的履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抵押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4.利时年公司持有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且已质押给交行天津分行的全部股权对上述欠款的履行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5.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成峰公司、丰汇公司、远航通公司、幸福实业公司、奥钛公司、崔兆臣、杨文娟、孙延达、白俊燕、章赪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上述欠款的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本案诉讼及保全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交行天津分行与新光恒辉公司于2015年6月签订编号A101HQ1506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015年借款合同），约定交行天津分行向新光恒辉公司发放681935213元流动资金，期限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短期贷款基准利率5.355%执行。为保证该借款合同的履行，交行天津分行分别与新光恒辉公司、软通公司、万恒公司、空客公司、杨文娟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上述公司或个人均以自有房地产为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均办理抵押登记。交行天津分行与利时年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利时年公司以其持有的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为借款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办理了登记。此外，交行天津分行分别与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成峰公司、丰汇公司、远航通公司、幸福实业公司、奥钛公司、崔兆臣、杨文娟、孙延达、白俊燕、章赪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交行天津分行如约向新光恒辉公司发放贷款，但新光恒辉公司未按约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属于违约行为，故交行天津分行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新光恒辉公司辩称，同意返还本金及利息，但目前无力偿还。本金的数额予以确认，利息标准由法院予以确定，自2015年8月31日后的利息、罚息、复利，请法院予以审核确定。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成峰公司、丰汇公司、远航通公司、奥钛公司、孙延达、白俊燕、章赪辩称，虽然在2015年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承诺继续按照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或抵押担保责任，但《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担保的范围是新光恒辉公司、成峰公司与交行天津分行先前形成的八笔债务，与交行天津分行本案起诉的2015年借款合同无关。故交行天津分行能否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由法院予以认定。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杨文娟辩称，其没有为2015年借款合同及《还款计划》承担保证责任或抵押责任的意思表示。在2015年借款合同及《还款计划》中，加盖的公章并非幸福实业公司的真实公章，崔兆臣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杨文娟本人未签字，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杨文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或抵押担保责任。利时年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6月15日，交行天津分行与新光恒辉公司签订了2015年借款合同，约定：交行天津分行一次性向新光恒辉公司发放681935213元人民币额度的贷款；用途为归还新光恒辉公司编号为C100HQ14001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的垫款100000000元；归还新光恒辉公司编号为C100HQ14002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的垫款130000000元；归还新光恒辉公司编号为A101DHT1301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逾期贷款144000000元；归还新光恒辉公司编号为A101DHT13015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逾期贷款58000000元；归还成峰公司编号为C100DQ13020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的垫款99988907元；归还成峰公司编号为X100DQ14003的《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请书》项下的逾期贷款37500000元，和编号为A101DQ14003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逾期贷款12500000元；归还成峰公司编号为X100DQ14003-2的《综合授信项下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使用申请书》项下的垫款100000000元”（以下简称“原8笔贷款和垫款”）；授信期限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借款人需使用额度时，应至少提前5个银行工作日向贷款人提出申请，填写《额度使用申请书》，经贷款人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贷款人经审查后同意发放贷款的，在《额度使用申请书》上盖章；贷款的币种、金额、用途、利息、期限、放款日、还款日以双方签署的《额度使用申请书》为准。此外，双方在合同9.1条约定“下列任一事件发生时，视为本合同的‘提前到期事件’：（1）借款人未按本合同项下任一《额度使用申请书》的约定偿还贷款本金或支付利息；……；（5）借款人在履行与贷款人订立的其他合同或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时，有违约行为或债务可能或已经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合同9.2条约定“当出现任一‘提前到期事件’时，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一项、多项或全部措施：……；（7）单方面宣布合同项下已发放的贷款本金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合同10.1条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或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贷款人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或挪用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罚息利率依合同约定调整的，计算复利的利率也相应调整”。同时，双方在合同24.1条作如下约定：1.借款人承诺⑴确保本笔681935213元重组贷款到期偿还全部再次重组贷款本息和以前欠息，再次重组期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⑷就本合同下借款用途，贷款人通过《2014年借款合同》实施重组，因借款人原因致使重组目的无法实现，通过本合同再次重组，本合同与《2014年借款合同》借款用途一致。⑸本合同受交行天津分行分别与新光恒辉公司、万恒公司、盈科公司、新光海润公司、杨文娟签订的编号为A101HQ14015-1至A101HQ14015-2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本合同受交行天津分行与利时年公司签订的编号为A101HQ14015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担保。本合同受交行天津分行分别与成峰公司、新光投资公司、新光海润公司、盈科公司、万恒公司、丰汇公司、幸福实业公司、奥钛公司、杨文娟、崔兆臣、孙延达、白俊燕、章赪签订的编号为A101HQ14015-1至A101HQ14015-1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借款人承诺“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欠息于2014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偿，欠息金额根据相应合同条款约定计算。2.截至本次再次重组合同签订日，上述欠息的偿还金额为零，且《2014年借款合同》项下的2015年度第一季度已产生欠息，2015年度第二季度欠息也无力偿还，故借款人和所有相关担保方同意将上述三部分利息暂时进行挂账，由借款人负责偿还，具体按照各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予以执行。3.上述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承诺按照原《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同日，新光恒辉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对其拖欠交行天津分行重组贷款本金681935213元及原欠息和新欠息的归还作出承诺:1.在2015年6月25日前归还欠息100000元；2.在2015年7月15日前归还欠息200000元，2015年7月30日前归还欠息200000元；3.在2015年8月15日前归还欠息300000元，2015年8月30日前归还欠息300000元；4.在2015年9月15日前归还欠息400000元，2015年9月30日前归还欠息400000元；5.在2015年10月15日前归还欠息1000000元，2015年10月30日前归还欠息1000000元；6.在2015年11月15日前归还欠息2000000元，2015年11月30日前归还欠息2000000元；7.在2015年12月15日前归还欠息5000000元，2015年12月30日前归还欠息5000000元；8.在2016年1月15日前归还欠息10000000元，2016年1月30日前归还欠息10000000元；9.在2016年2月15日前归还欠息20000000元，2016年2月30日（注：此处应为笔误）前归还欠息20000000元。此承诺为《2015年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对新签订重组贷款的归还，新光恒辉公司将在贷款到期前归还全部本金及结清全部利息。同时，该还款计划的承诺，为本合同全部担保人（包括抵押人、质押人、保证人）知悉并认可。上述2015年借款合同及《还款计划》上，加盖了新光恒辉公司、成峰公司、新光投资公司、新光海润公司、盈科公司、万恒公司、丰汇公司、奥钛公司、幸福实业公司、利时年公司的公章以及杨文娟的个人名章，签署了孙延达、白俊燕、章赪、崔兆臣的个人名字。就其中“崔兆臣”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以及“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的印文是否真实的问题。天鼎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7月25日分别出具津天鼎[2017]文书鉴字第648号、津天鼎[2017]文书鉴字第6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津天鼎[2017]文书鉴字第6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2015年借款合同第30页及《还款计划》第2页共四处“崔兆臣”的签字为检材，经与崔兆臣的样本书写字迹比对，结论为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均不是同一人所写。津天鼎[2017]文书鉴字第6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2015年借款合同第30页及《还款计划》第2页共两处“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的印文为检材，经与幸福实业公司的样本印文比对，结论为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015年借款合同及《还款计划》签订后，交行天津分行批准了新光恒辉公司的《额度使用申请书》，明确记载：贷款金额为681935213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贷款用途为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的欠款；贷款利率为5.355%年固定利率；该笔贷款按照双方约定的到期日，一次还本付息法，贷款本金及利息于贷款到期日归还；本申请书是对2015年借款合同的补充，除本申请书另有约定外，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2015年借款合同约定执行。2015年6月16日，交行天津分行向新光恒辉公司实际发放了681935213元贷款。另查明，2014年10月29日，交行天津分行与新光恒辉公司签订了A101HQ14015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014年借款合同），约定交行天津分行向新光恒辉公司提供贷款用于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的欠款。之后交行天津分行实际向新光恒辉公司发放贷款681935213元。一审庭审期间，交行天津分行在法庭陈述称，2014年借款合同的用途就是为了归还前面的欠款，前面的欠款都还了，但2014年借款的事实一直存在，2015年借款合同就是借新还旧。2014年借款合同签订同日，新光恒辉公司、万恒公司、盈科公司、新光海润公司、杨文娟分别作为抵押人，与作为抵押权人的交行天津分行，分别签订编号A101HQ14015-1至A101HQ14015-26《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中均约定；鉴于抵押权人（债权人）已经或将要向债务人新光恒辉公司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障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为抵押权人基于该等授信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设定最高额抵押；抵押人提供的抵押财产是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及其从物、从权利、附着物、附合物、加工物、孳息及代位物；担保责任为抵押人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主合同是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抵押物的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任一主合同项下贷款或融资款本金、抵押权人垫付的款项或相应利息等情形时，抵押权人有权依法拍卖、变卖抵押物。在编号为Ａ101ＨＱ14015-1、Ａ101ＨＱ14015-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新光海润公司分别以天津空港经济区空港经济区安和路21号3幢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32329605元、150926490元，合同项下抵押财产于2014年11月2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在编号为Ａ101ＨＱ14015-3至Ａ101ＨＱ14015-7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万恒公司分别以天津市南开区开区怀安环路17号2层、南开区怀安环路17号3层、南开区怀安环路17号4层、南开区怀安环路17号5层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41818950元、29136870元、22893255元、18730845元、16649640元，合同项下抵押财产于2014年11月2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在编号为Ａ101ＨＱ14015-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新光恒辉公司以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路宁福里5号楼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13329360元，合同项下抵押财产于2014年11月2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在编号为Ａ101ＨＱ14015-9至Ａ101ＨＱ14015-1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盈科公司分别以天津市南开区湖村大街35号301、南开区西湖村大街35号401、南开区西湖村大街35号501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41265700元、32423050元、26527950元、19821000元，合同项下抵押财产于2014年11月2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在编号为Ａ101ＨＱ14015-13至Ａ101ＨＱ14015-2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万恒公司分别以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53号新海大厦1-4层、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01-506、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07-512、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13-518、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19-522、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23-528、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29-535、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36-541、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新海大厦542-546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141605550元、1456913.76元、1700622.56元、1727256.75元、1482662.1元、1802499.05元、1817854.5元、1690282.8元、1150608.96元，上述抵押财产于2014年11月24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在编号为Ａ101ＨＱ14015-22至Ａ101ＨＱ14015-2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杨文娟分别以天津市南开区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2930000元、2610000元、2270000元、2610000元、2930000元，上述抵押财产于2014年12月3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日，利时年公司作为出质人，与作为质权人的交行天津分行签订编号为A101HQ14015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其中约定；鉴于质权人（债权人）已经或将要向债务人新光恒辉公司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障质权人债权的实现，出质人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为质权人基于该等授信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设定最高额质押；出质人提供的质押财产是其持有的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75%股权；质权的效力及于质物及其从物、从权利、附着物、附合物、加工物、孳息及代位物；担保责任为出质人为质权人与债务人在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主合同是质权人与债务人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质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784300000元；质押担保范围包括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保管质物和实现债权及质权的费用；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任一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贷款、融资款本金、质权人垫付的款项或相应利息等情形时，质权人有权依法实现质权。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平分局于2014年11月7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质权登记编号为（和平）外资股权登记设字[2014]年第001号，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出质人为利时年公司，质权人为交行天津分行，出质股权数额为675万美元，质权自登记之日设立。同日，成峰公司、新光投资公司、新光海润公司、盈科公司、万恒公司、丰汇公司、幸福实业公司、奥钛公司、杨文娟、崔兆臣、孙延达、白俊燕、章赪分别作为保证人，与交行天津分行分别签订编号A101HQ14015-1至A101HQ14015-1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均约定；鉴于债权人已经或将要向债务人新光恒辉公司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债权人基于该等授信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设定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责任为保证人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主合同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784300000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偿还任一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贷款、融资款本金或债权人垫付款项或相应利息等情形时，保证人应无条件地向债权人立即支付债务人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在上述以自然人为抵押人或保证人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都由自然人本人签名，各自然人对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再查明，新光海润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软通公司。盈科公司于2016年1月11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软通（天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再变更名称为空客公司。新光投资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远航通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利时年公司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法人，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该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经一审法院释明，到庭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均明示选择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利时年公司虽未到庭参加诉讼，未选择准据法，但因涉案借款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以及借贷双方均在我国内地，故一审法院确认我国内地法律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中，交行天津分行据以主张权利的系其与新光恒辉公司签订的2015年借款合同、新光恒辉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以及交行天津分行批准的《额度使用申请书》，均符合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还款计划》《额度使用申请书》系2015年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借款合同的内容。交行天津分行依约履行了发放贷款义务，新光恒辉公司未按《还款计划》归还欠息，构成违约，且根据2015年借款合同9.1条第（5）项的规定，该情形构成“提前到期事件”。双方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交行天津分行依据2015年借款合同9.2条第（7）项单方面宣布合同项下已发放的贷款本金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新光恒辉公司立即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交行天津分行以向法院起诉作为单方面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受理其起诉，故该院认定该日为本案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提前到期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新光恒辉公司应偿还的款项范围及金额标准；二、各被告应否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一、新光恒辉公司应偿还的款项范围及金额标准根据新光恒辉公司在2015年借款合同24.1条“1.确保本笔681935213元重组贷款到期偿还全部再次重组贷款本息和以前欠息”的承诺以及2015年借款合同、《还款计划》《额度使用申请书》的约定，应当确定为：第一，2015年借款合同于2015年10月26日提前到期，新光恒辉公司应偿还该合同项下贷款本金681935213元；第二，新光恒辉公司应当支付自贷款发放日2015年6月16日起至贷款提前到期日2015年10月26日止，按照《额度使用申请书》载明的5.355%年固定利率计收的利息；第三，根据2015年借款合同10.1条“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或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贷款人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或挪用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罚息利率依合同约定调整的，计算复利的利率也相应调整”的约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结合新光恒辉公司违约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新光恒辉公司应当按照2015年借款合同项下《额度使用申请书》载明的5.355%年固定利率水平上加收30%的罚息利率，自2015年10月27日起计付利息并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第四，根据2015年借款合同24.1条“……借款人承诺‘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欠息于2014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偿，欠息金额根据相应合同条款约定计算。2.截至本次再次重组合同签订日，上述欠息的偿还金额为零，且2014年借款合同项下的2015年度第一季度已产生欠息，2015年度第二季度欠息也无力偿还，故借款人和所有相关担保方同意将上述三部分利息暂时进行挂账，由借款人负责偿还，具体按照各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予以执行”的约定，新光恒辉公司应当偿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欠息、2014年借款合同项下的2015年度第一季度和2015年度第二季度欠息，该三部分欠息的数额经2015年借款合同项下《还款计划》予以确定，《还款计划》所列应还欠息总额为77900000元。对于交行天津分行第一项诉讼请求中主张对该三部分欠息计收复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三部分欠息产生于“原8笔贷款和垫款”和2014年借款合同，2015年借款合同仅将其列入应还款事项中，但2015年借款合同及其项下《还款计划》《额度使用申请书》均未对该三部分利息可以计收复利进行约定，故交行天津分行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新光恒辉公司对该三部分欠息的偿还数额应以《还款计划》所列应还欠息总额为限。二、各被告应否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列明为交行天津分行与新光恒辉公司在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的担保，而主合同系指交行天津分行与新光恒辉公司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2014年借款合同明确约定贷款用途系用于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的欠款，结合交行天津分行在法庭作出“2014年借款合同的用途就是为了归还前面的欠款，前面的欠款都还了，但2014年借款的事实一直存在，2015年借款合同就是借新还旧”的陈述以及2015年借款合同订立时“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本金已还只有欠息的事实，能够证明2014年借款合同是《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本金已经通过2014年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予以归还。2015年借款合同在24.1条作出“……⑷就本合同下借款用途，贷款人通过《2014年借款合同》实施重组，因借款人原因致使重组目的无法实现，通过本合同再次重组”的约定，以及在2014年借款合同贷款期间内（2014年10月29日至2015年10月16日）即签订了2015年借款合同（2015年6月15日）的事实，能够证明2015年借款合同系对2014年借款合同的更新。《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人是否对更新的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应以其是否知晓并同意为更新的合同进行担保为认定标准。新光恒辉公司、万恒公司、空客公司（盈科公司）、软通公司（新光海润公司）在2015年借款合同上盖章，明确同意仍按照各自与交行天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A101HQ14015-1至A101HQ14015-21《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各自《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财产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故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抵押财产享有抵押权。在新光恒辉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交行天津分行主张在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各自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抵押财产拍卖、变卖或折价处置后的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时年公司在2015年借款合同上盖章，明确同意仍按照与交行天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A101HQ14015《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75%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办理了相应的质押登记，故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股权享有质权。在新光恒辉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交行天津分行主张在《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上述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成峰公司、远航通公司（新光投资公司）、空客公司（盈科公司）、软通公司（新光海润公司）、万恒公司、丰汇公司、奥钛公司在2015年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孙延达、白俊燕、章赪在2015年借款合同上签名，明确同意仍按照各自与交行天津分行签订的编号为A101HQ14015-1至A101HQ14015-6、A101HQ14015-8、A101HQ14015-11至A101HQ14015-1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2015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在新光恒辉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交行天津分行主张上述保证人对新光恒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但根据交行天津分行与各保证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的约定，各保证人均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天鼎司法鉴定所津天鼎[2017]文书鉴字第648号、津天鼎[2017]文书鉴字第65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015年借款合同、《还款计划》上“崔兆臣”的签名字迹与崔兆臣的样本字迹比对结果为不是同一人所写，“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印文与幸福实业公司的样本印文比对结果为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在此情况下，交行天津分行对于崔兆臣和幸福实业公司同意为2015年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其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文娟在2015年借款合同、《还款计划》上只盖有名章而无其本人签名，不符合银行在处理个人业务时的操作规范，亦不符合涉案其他合同中已经形成的抵押人或担保人为自然人时需由本人签名的交易习惯，故不能确认杨文娟个人同意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2015年借款合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和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交行天津分行针对杨文娟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新光恒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交行天津分行偿还Ａ101ＨＱ1506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本金681935213元;二、新光恒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交行天津分行支付自2015年6月16日至2015年10月26日的利息（以681935213元为基数，按《额度使用申请书》约定的5.355%年固定利率标准计算），以及支付自2015年10月27日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复利（以681935213元为基数，按《额度使用申请书》载明的5.355%年固定利率水平上加收30%的罚息利率，计付利息；并按该罚息利率，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三、新光恒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交行天津分行偿还《还款计划》下欠息77900000元；四、新光恒辉公司以其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对该判决前三项给付事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该抵押物拍卖、变卖或折价处置后的所得价款在13329360元的最高债权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五、软通公司分别以其坐落于天津空港经济区空港经济区安和路21号3幢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对该判决前三项给付事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抵押物拍卖、变卖或折价处置后的所得价款分别在32329605元、150926490元的最高债权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六、万恒公司分别以其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开区怀安环路17号2层、南开区怀安环路17号3层、南开区怀安环路17号4层、南开区怀安环路17号5层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对该判决前三项给付事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抵押物拍卖、变卖或折价处置后的所得价款分别在41818950元、29136870元、22893255元、18730845元、16649640元的最高债权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万恒公司分别以其坐落于天津市河西区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对该判决前三项给付事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抵押物拍卖、变卖或折价处置后的所得价款分别在141605550元、1456913.76元、1700622.56元、1727256.75元、1482662.1元、1802499.05元、1817854.5元、1690282.8元、1150608.96元的最高债权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七、空客公司分别以其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湖村大街35号301、南开区西湖村大街35号401、南开区西湖村大街35号501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对该判决前三项给付事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抵押物拍卖、变卖或折价处置后的所得价款分别在41265700元、32423050元、26527950元、19821000元的最高债权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八、利时年公司以其持有的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75%的股权对该判决前三项给付事项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交行天津分行对上述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784300000元最高债权额度内优先受偿；九、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成峰公司、丰汇公司、远航通公司、奥钛公司、孙延达、白俊燕、章赪对该判决前三项给付事项在784300000元最高债权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被告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新光恒辉公司追偿；十、驳回交行天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68939元，由新光恒辉公司、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成峰公司、丰汇公司、远航通公司、奥钛公司、孙延达、白俊燕、章赪、利时年公司共同负担。鉴定费400000元，由交行天津分行负担。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杨文娟、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的判决内容；2.依法改判杨文娟、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对A101HQ1506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杨文娟以其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抵押的房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3.请求杨文娟、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一、原上诉人交行天津分行与新光恒辉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签订2014年借款合同，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2015年借款合同及《还款计划》，为保证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交行天津分行与杨文娟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杨文娟以自有房地产为2014年12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2014年12月3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时交行天津分行与杨文娟、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2014年12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在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杨文娟、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依然知悉并同意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最高额担保期限内签订的全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最高额担保责任。在2014年借款合同与2015年借款合同贷款用途一致的情况下，杨文娟、幸福实业公司及崔兆臣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二、在上述合同的签订中，杨文娟均有以其个人人名章签订合同的习惯，因此其个人人名章的使用是可以体现杨文娟保证担保的意愿；崔兆臣、幸福实业公司在办理时均认可承担责任，并且印章是对方提供，原上诉人交行天津分行有理由相信其为本人意愿。三、在《还款计划》对意思表示的外观无约定时，应参照交行天津分行与杨文娟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有关公章/签字的交易习惯认定个人人名章的使用能体现杨文娟代表本人的抵押担保意愿。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重新审理此案，并予以改判。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杨文娟答辩称：原上诉人交行天津分行与新光恒辉公司签订了新的借款协议后，新福实业公司、崔兆臣、杨文娟没有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判决已查明，幸福实业公司的印章及崔兆臣签字为伪造，杨文娟的名章亦不是其本人加盖，即使加盖了名章也不是代表其本人，而是代表其负责的公司。因此，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新光恒辉公司答辩意见同幸福实业公司、崔兆臣、杨文娟。软通公司、空客公司、万恒公司、成峰公司、丰汇公司、远航通公司、奥钛公司、孙延达、白俊燕、章赪、利时年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为支持其上诉主张，二审期间提交了新光海润（天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签字样式》《股东决议》《承诺书》，以及杨文娟本人出具的《承诺书》。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主张杨文娟在2014年及2015年贷款过程中，都是以个人名章作为签字习惯，且向银行预留了盖章样式，进一步证明杨文娟对2015年借款合同知悉且愿意承担担保责任。杨文娟质证认为该证据形式及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且无法证明上述文件系杨文娟在银行当面面签。因该证据原件存于交行天津分行且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当庭出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其证明目的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文娟、崔兆臣以及幸福实业公司是否应对新光恒辉公司与原上诉人交行天津分行签订的2015年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杨文娟作为抵押人与交行天津分行签订五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中第二条均约定：“抵押人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明确约定前款所称主合同是指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之后，杨文娟就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登记的期限为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另，杨文娟、崔兆臣、新福实业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交行天津分行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中第1.1条均约定：“保证人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明确解释前款所称主合同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第1.2条均明确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784300000元。关于最高额担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五十九条规定：“本法所称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因此，最高额担保是指债权人与担保人约定，就债权人与主债务人之间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务，预定最高限额，由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形式。从最高额担保的定义及相关法律规定可知，最高额担保的债权为不特定债权，其性质决定了担保人对其所担保的债权不必然明确地知悉及掌控，即只要债务人在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内向债权人借款，担保人便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担保人并不一定要对未来发生的债务进行逐项审核及授信。因此，最高额担保人一旦作出授信允诺，就应当预见到未来不确定债权所存在的风险及隐患，担保人自身应当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在对债务人资质审核、未来债务的监控及自身风险的防范方面承担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杨文娟、崔兆臣以及幸福实业公司在其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预设的担保期间均为2014年10月29日至2016年10月28日，且承诺所担保的主合同是指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在主合同符合上述条件下，杨文娟、崔兆臣及幸福实业公司应在担保合同中约定的限额内对主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且不应以其是否知晓主合同的变化作为其是否承担责任的前提。原判决认为本案中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担保人是否对更新的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应以其是否知晓并同意为更新的合同进行担保为认定标准，缺乏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主债务人新光恒辉公司与债权人交行天津分行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2015年借款合同第16.2条明确了额度用途为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额度金额为681935213元。同时，双方在合同24.1条作如下约定：1.借款人承诺（1）确保本笔681935213元重组贷款到期偿还全部再次重组贷款本息和以前欠息，再次重组期为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5日。……(4)就本合同下借款用途，贷款人通过《2014年借款合同》实施重组，因借款人原因致使重组目的无法实现，通过本合同再次重组，本合同与2014年借款合同借款用途一致。因此，2015年借款合同的用途与2014年借款合同一致，均是因归还“原8笔贷款和垫款”项下欠款及利息而签订的借款合同。因此2015年借款合同应属于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范围，且2015年借款合同发生于《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内，因此相应担保人均应在承诺担保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长城公司天津分公司上诉请求，理据充分，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二、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第十项；三、杨文娟分别以其坐落在天津市南开区的房产及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给付事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在上述抵押物拍卖、变卖或折价处置后的所得价款分别在2930000元、2610000元、2270000元、2610000元、2930000元的最高债权额度内优先受偿；四、杨文娟、崔兆臣、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四初字第00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给付事项在784300000元最高债权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被上诉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新光恒辉石油机械销售（天津）有限公司追偿。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68939元，由新光恒辉石油机械销售（天津）有限公司、软通旭天供应链管理（天津）有限公司、空客太古（天津）无人机销售有限公司、天津万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成峰基业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天津丰汇延展科技有限公司、远航通（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奥钛芯光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杨文娟、崔兆臣、孙延达、白俊燕、章赪、香港利时年有限公司共同负担。鉴定费400000元，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68939元，由天津幸福实业有限公司、杨文娟、崔兆臣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桂顺审 判 员 奚向阳审 判 员 郭载宇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马晓旭书 记 员 房建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