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72民初157号原告：孙桂兵，男，1978年8月16日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被告：王志鹏，男，1978年1月13日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林，江苏圣典（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桂兵与被告王志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9日、2020年9月2日进行了质证，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桂兵、被告王志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林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志鹏于2020年8月19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当事人申请调解和调取证据，依法扣除3个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桂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终止原、被告合伙关系；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35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24日，原告与周井贵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由原、被告合伙出资购买周井贵所有的“长海888”轮，合同价款为768,000元，实际支付766,000元。因该轮证书过期多年，该价格相当于船舶报废的价格。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口头约定原告出资三分之一，被告出资三分之二，由案外人孙九余负责经营，待船舶盈利、孙九余归还被告的借款后，由被告转三分之一合伙份额给孙九余。被告因差欠他人债务，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一直使用的是其父亲王生根的银行卡，故原告按当时预估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份额将350,000元汇至王生根账户。原告与王生根并不相识且王生根常年在家务农，没有经济实力合伙，原告是与被告合伙，并不是与王生根合伙。购船后孙九余并未参与经营，由原、被告实际在船上合伙进行水路运输，期间由被告负责记账、支付日常开支（原告亦支付了少部分费用），原告不记账，原、被告均不另外计算工资。但不久后，被告将案涉船舶隐匿变卖，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说明船舶下落，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或者返还购船款，均遭被告拒绝。为此，原告具状诉至法院。被告王志鹏辩称：1.本案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当事人王生根。王生根曾向武汉海事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涉案船舶的共有关系，武汉海事法院已经认定涉案船舶系原、被告和王生根共同出资，且原告未能提交书面合伙协议，故应按照实际出资人认定是原、被告及王生根三人合伙。2.本案实际是原告与王生根合伙，武汉海事法院认定被告出资的100,000元实际是被告归还以前欠王生根的借款。被告目前仍欠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贷款，并没有经济实力合伙购买船舶。原告和王生根合伙时口头约定各出资50%，船由孙九余管理，待收回成本后，给三分之一份额给孙九余。船买好后，孙九余并未参与经营，被告受原告和王生根的委托管理船舶，每月工资12,000元。修船和运输期间，原、被告均在船上，各自记账，王生根将钱给被告后由被告负责日常开支，船舶营运期间仅收到31,000元运费，其余运费均未收到。现涉案船舶已被王生根出售，严重亏损，目前合伙账目尚未清算，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孙桂兵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船舶买卖合同；2.原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3.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4.2018年7月30日王生根诉孙桂兵的诉状；5.（2018）鄂72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书及开庭笔录、（2019）鄂民终618号民事裁定书；6.到庭证人张明锦的证词：2018年5月份，被告打电话给我父亲张存山，让我们父子帮忙跑船，工资是由我父亲洽谈，至今王志鹏未支付工资给我父亲。我对于船舶运费情况不清楚。原、被告曾经和王生根到我家商谈卖船的事情，被告带着账本算账，其中原告一个股份，被告两个股份（算账的本子留在我家），双方协商卖船时需两人都到场。后我父亲草拟协议时，因王志鹏是黑户，其要以王生根名义签调解协议，原告不同意，致协议未能达成；7.王志鹏与王生根卖船前后码头的监控视频；8.被告书写的清算账目；9.原告与孙九余的电话录音。以上证据拟证明原告按照与被告的口头合伙协议支付了三分之一份额的出资款以及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船舶出售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王生根已对涉案船舶主张过所有权，并经法院确认了出资，应按照实际出资来确认合伙人及合伙份额。证据6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基本的工资都不清楚，却选择对原告有利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7，被告只是因买方不熟悉航道，为买方引航，船舶是由王生根经手出售的；证据8是被告书写不错，但记载的只是框算账目一部分，当时船舶并未出售，是按照508,000元计算预估售价，实际船舶出售价款并没有这么高，且当时还按照原告和王生根各占二分之一份额算了另外一个账目，双方发生分歧致协商不成；对于证据9不予认可，证人应当到庭作证。被告王志鹏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发放工资收条四张，计26,600元;2.海事行为违法通知书六张、罚没款收据五张，计28,500元；3.王生根记载的运营支出流水账；4.王志鹏与孙桂兵电话录音；5.孙九余出具的书面证明；以上证据拟证明涉案船舶系原告与王生根合伙购买以及运营期间的支出情况、原告同意卖船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其知悉证据1中涉及的人员，但具体工资数额不清楚，收支都是由被告负责；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不予认可，王生根不在船上，不清楚账目；对证据4不予认可，双方约定必须要两人均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卖船；对证据5不予认可，证人应到庭作证。本案审理过程中，王生根到庭陈述：我与原告之前并不相识，经我儿子王志鹏介绍与原告合伙购买船舶经营，当时约定我与原告一人出一半钱，购船款最终为766,000元，原告实际出资350,000元，剩余都是我出资的（因王志鹏之前欠我借款，故孙九余还给王志鹏的100,000元实际偿还了对我的借款）。我和原告委托王志鹏负责开船和日常开支，发放工资给王志鹏。船员都是由王志鹏聘请的，运输收入都打到我的卡上，我给王志鹏现金由其支出相关费用。王志鹏会向我报账，我进行记录，其提交给法庭的流水账是我家里的老账誊抄的支出账目，老账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我平时很少用卡，微信转账也不会。合伙经营过程中，双方都同意卖船，在张存山家调解时船舶尚未出售，只是对账目进行了框算，双方因为原告出资是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份额发生争执，未协商成功。之后，我与原告商量卖船事宜，原告不配合，我就做主将船以40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一个福建人。又，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王生根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2018年度交易明细单。原告对王生根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从王生根的银行卡交易流水可以看出该卡绑定微信和支付宝，应一直由被告使用，但流水不能反映船舶出售的实际价格，可能存在其他支付情况。被告对王生根的陈述请求法庭核实；从王生根的交易流水可以看出船舶购买方为郑光明，2018年7月5日收到预付款40,000元，2018年7月27日收到尾款405,000元，均与被告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5、7、8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中证人陈述的关于被告进行账目估算得到了被告的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其他陈述因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认定；证据9因证人未到庭作证，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2，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系王生根誊抄，且未完整记录收入和支出情况，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虽然可能系原、被告之间的电话录音，但双方并未达成确定的卖船方案，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证人未到庭作证，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原、被告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24日，原告与案外人周井贵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周井贵将“长海888”轮（该船系干货船，于2004年12月24日建成，检验证书于2008年12月24日过期失效，国籍证书于2013年5月21日过期失效）以768,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原、被告一同前往买卖合同的签订现场，当日王志鹏的债务人孙九余通过吴磊账户向原告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100,000元，由原告支付给周井贵作为船舶买卖合同的定金。2018年3月2日，原告向被告王志鹏的父亲王生根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汇款350,000元。2018年3月4日，被告通过网银将王生根该农行账户中的666,000元转账给周井贵，支付购船余款。购买涉案船舶时，该船正进行维修，原、被告均在修理现场。船舶修理完工后，原、被告用涉案船舶从事货物运输，由被告招募船员、支付日常开支、记载账目。在经营过程中，原、被告发生矛盾终止运输。被告曾在其聘用的船员张存山家中与原告协调矛盾，进行了账目的计算,预估船舶出售价款为508,000元。2018年7月26日左右，被告及其父亲在响水码头将涉案船舶出售交付给他人。2018年7月30日，王生根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按实际出资额确认王生根对“长海888”轮占有56.87%的份额。2018年8月29日，被告作为王生根的代理人参加了该案的庭审，称船舶仍在王生根控制之下。武汉海事法院于2018年10月13日作出（2018）鄂72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驳回王生根的诉讼请求。王生根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其未在规定时间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鄂民终618号民事裁定，按上诉人王生根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具有合伙关系。首先，合伙关系具有很强的人合性，本案的合伙涉及到船舶经营管理、盈利分配、风险承担等方面，往往需要合伙双方存在良好的相互信任基础，原告和王生根在购船时并不相识，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且年龄差距较大，而原告与被告早已相识，对被告的经济状况如孙九余欠被告借款、被告未归还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贷款等有一定的了解，原告与被告合伙有一定的基础。其次，从船舶购买经过看，原、被告双方一起去实地查看船舶，且签订合同时双方都在场，王生根并不在现场，虽然有部分购船款是从王生根银行账户支付给卖方，但是根据王生根陈述其并不会使用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而以其名义转账支付购船款的银行账户绑定了支付宝和微信，且有多笔支付往来记录，可以认定该银行卡账户实际为被告控制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相应购船款亦是由被告通过网银操作支付。被告辩称武汉海事法院已认定涉案船舶系原、被告及王生根三人出资，孙九余归还的10万元是归还其欠王生根的欠款、应认定为王生根的出资，鉴于被告与王生根的亲属关系，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款的时间、给付情况等，对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武汉海事法院生效判决关于船舶由原、被告、王生根出资的认定仅指资金流向，对三人是否存在合伙法律关系未作评判和认定，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购船款虽是由王生根账户转出，但实际出资人为被告。再次，从船舶经营情况看，无论船舶在修理期间还是船舶运输期间，原、被告均在船上，且被告直接负责船员招募、支付日常开支、记账，实际执行合伙事务，被告抗辩称是受王生根委托管理船舶、每月收取12,000元工资，因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又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最后，从船舶出售情况看，被告抗辩2018年7月26日左右其出现在码头是应王生根的要求为买家引航，船舶是由王生根出售的，对买方是谁并不清楚，本院认为该抗辩与被告于2018年8月29日在武汉海事法院庭审时陈述船舶仍在王生根控制之下明显不符，系虚假陈述，故本院认定船舶是由被告出售。综上，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虽未订立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有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等行为，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原、被告合伙经营的载体为涉案船舶，现船舶已于2018年7月26日左右被被告私自出售，自出售时起原、被告之间合伙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合伙关系已终止。合伙关系终止或一方退伙时,全体合伙人应对合伙的财产、生产成本、债权债务、盈利亏损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合伙期间的盈亏、债权债务做出合理公平的分配。本案原、被告合伙期间，被告负责记录运营的账目，但其却拒绝向本院提交持有的合伙经营账目，也拒绝向本院披露船舶买家信息以核实船舶出售价格，导致无法进行合伙账目的清算，则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投资的35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孙桂兵与被告王志鹏之间的合伙关系终止；二、被告王志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桂兵支付3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被告王志鹏负担（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原告预交的受理费6550元由本院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童德清审 判 员 高 佳审 判 员 孔玲玲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法官助理 钱 菲书 记 员 汪 俐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5.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